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新市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新0104民初11511号 原告：邢军胜，男，1930年5月29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原告：邢秀兰，女，1957年12月1日出生，汉族，退休职工，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原告：邢国京，男，1960年3月2日出生，汉族，退休职工，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原告：邢新民，男，1963年4月2日出生，汉族，公司职员，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奎屯市。原告：邢新钢，男，1974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单位职工，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庞志敏，新疆万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苏州东街789号。法定代表人：王喜艳，系该院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江，男，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胃肠外科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峰，北京盈科（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邢军胜、邢秀兰、邢国京、邢新民、邢新钢与被告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以下简称肿瘤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2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5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邢秀兰、邢国京、邢新民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庞志敏、被告肿瘤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江、王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邢军胜、邢秀兰、邢国京、邢新民、邢新钢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共计426,502.44元，包括：医疗费136,223.85元、丧葬费38,354.5元、死亡赔偿金173,320元、交通费2,000元、陪护费18,369.56元、处理丧事人员误工费8,234.53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万元。事实与理由：2014年2月7日，患者孙惠英（已故）因腹胀伴恶心呕吐前往被告处就诊，被诊断为“胃恶性肿瘤”，遂住院治疗。2014年2月26日，患者在全麻下行胃窦癌根治术，术后患者间断发热。2014年3月24日，患者出现呕血不适，诊断为肺部感染，上消化道出血等，于2014年7月1日经抢救无效死亡。原告认为，患者孙惠英（已故）入院时只是诊断为胃恶性肿瘤，经过被告根治性远端胃大部切除术可解除、减轻患者疾苦，但因被告治疗方案不当且手术操作失误，使用了不合格血液制品（感染丙肝）等诊疗行为给患者身体造成了更大的损害，加重恶化了病情，导致最后死亡。被告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庭审中，原告明确表示不追加血液提供方即昌吉回族自治州红十字会中心血站（以下简称昌吉中心血站）为本案被告。被告肿瘤医院辩称，我方严格按照标准进行手术，术前准备即操作符合临床规范，患者术后多脏器功能衰竭死亡的原因是其自身疾病发生、发展以及并发症所致，与患者输血感染丙型肝炎无关，我方在诊疗过程中无医疗过错，与患者死亡不存在因果关系。患者最终死亡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心衰、呼衰引起，并非因输血感染丙型肝炎导致肝脏功能衰竭所致，且患者出现丙肝后我方也及时对其进行了治疗。我方诊疗操作规范，在通知、诊疗中已尽到高度注意义务，无任何过错和不当，请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提供以下证据：证据一、常住人口登记表、常住人口登记卡、死亡证明，欲以此证明原告是本案适格主体，死者孙惠英系非农业家庭户口，应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被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可，认可原告主体身份及死者的城镇户口。证据二、住院病案首页、2014年2月26日手术记录、死亡通知单，欲以此证明死者与被告存在医疗服务关系，死者入院诊断为胃窦癌幽门阻梗，治疗方案是根治性远端胃大部切除术，死者是2014年2月7日入院，2014年7月1日经抢救无效死亡，共计住院144天。被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认可，对住院时间及医患关系认可。证据三、2014年3月26日手术记录、2014年4月9日和4月14日影像报告单，欲以此证明第二次手术前诊断胃窦癌幽门阻梗根治术后腹腔感染残胃漏出血，并实施了残胃切除术，全胃切除术后食管-空肠吻合口瘘。被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对关联性不认可，认为病历不完整，这是第二次手术的材料，是片面的证据不能反映全部诊疗过程。证据四、2014年2月7日检验报告单、2014年3月25日免疫三项检验报告、2014年3月25日输血检验报告单、2014年4月21日HCV检验报告单、2014年4月21日丙型肝炎RNA测定检验报告单，欲以此证明死者在2014年2月7日入院时未患肝炎，是住院诊疗期间感染的肝炎，死者住院期间患肝炎是被告的原因造成的。被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认为患者入院前未患丙肝，但不排除其潜在的丙肝及其他病因，死者在治疗中一共进行6次输血，被告采取了积极救助义务，丙肝和死亡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是原发性疾病导致死亡。证据五、医疗费发票4张，欲以此证明死者住院治疗期间产生的医疗费是335,279.17元，其中统筹支付是199,895.32元，个人自付是135,383.85元，另行购买保肝药是840元，我方在本案中只主张个人支付部分费用。被告对其中1张医院发票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对关联性不认可，认为这是患者在医院治疗原发疾病产生的全部费用，不能认定为我方对死者医疗事故造成的损害；对其余3张药店发票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认为与本案无关。证据六、原告邢国京的误工证明（复印件）及工资条、电话费补助（复印件）、原告邢新民工资证明，欲以此证明近亲属在死者住院期间产生的陪护损失和处理丧事产生的误工损失。被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认为与本案无关，是原告照顾自己的母亲所产生的误工。证据七、2014年7月1日血清检验报告单，欲以此证明患者死亡时肝脏受损严重，患者是吻合口瘘及治疗期间感染丙肝造成患者死亡。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对关联性不认可，认为这是死亡当天的检验单，患者表现为肝功能受损，也可能是其他情况，疾病发生到这种程度本身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关于原告提供的证据一、二、三、四、五、七，结合被告的质证意见和相关证据，本院予以采信，但对其证明的具体事实，本院将综合全案证据予以认定。关于原告提供的证据六，因其中的误工证明、电话费补助均为复印件，无法核实其真实性，故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工资证明，因该份证据系单位出具，依法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但该份证明仅有单位印章，不符合法定证据形式要求，故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工资条，本院予以采信。被告提供以下证据：证据一、医疗纠纷终止调解通知书、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我院医疗纠纷办的情况汇报，欲以此证明被告在死者诊疗中不存在过错，与死者死亡无因果关系，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原告对医疗纠纷终止调解通知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认为我方没有在医调委的组织下参与调解；对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对关联性不认可，认为不构成医疗事故不代表被告不存在过错，吻合口瘘与医疗行为无关，我方认为不是完全可以避免就是可以避免，吻合口瘘造成感染及病情加重，对于丙肝的分析，在报告中未否定传染不是血液及医院侵入性原因，这是被告的举证责任；对医疗纠纷办的情况汇报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认为这是被告内部向医院领导的汇报材料。证据二、《输血科关于孙惠英输血情况的说明》、《关于丙肝感染手术室自查报告》、《关于丙肝感染供应室自查报告》、《患者孙惠英内镜室内镜清洗消毒情况说明》、昌吉州中心血站与被告肿瘤医院签订的《供血协议》、昌吉州中心血站《关于“患者孙惠英输血后患丙肝的公函”的回复函》、输血治疗患方知情同意书，欲以此证明被告在输血中已经严格按照操作规范进行操作，所输血液不存在质量问题，在输血前尽到向家属的告知义务。原告对《输血科关于孙惠英输血情况的说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认为这是被告自己单位输血科向医院的情况说明，没有具体日期；对《关于丙肝感染手术室自查报告》、《关于丙肝感染供应室自查报告》、《患者孙惠英内镜室内镜清洗消毒情况说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认为日期有改动，字面内容有改动，这是内部自查，病历中没看到具体消毒操作的清单；对《供血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对关联性不认可，认为有协议不代表原告使用的血液是血站供应的，协议中无法判断；对回复函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因为这是被告肿瘤医院申请后回复的公函，是对14位献血者的血样标本进行封存，该过程原告未参与、不知情，无法确认，并且14位献血者是不是就是给本案死者供应血液我方无法确定；对输血治疗患方知情同意书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对关联性不认可，这只是患者同意输血，但是告知后不能免除损害责任；证据三、昌吉中心血站出具的血液质量合格说明及血液的完整记录，欲以此证明血液质量合格。原告对血液质量合格说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认为不能直接反应献血者就是给死者输血的献血者，如果按照被告逻辑，在5月13日对献血者检验，也不能否认其在窗口期；对中心血站血液记录资料不予认可，认为这是血站对医院的回复，无法反映出给患者输血的献血者的情况，很多报告都是2013年的，对献血者是哪些人无法判断，反映不出输血前血液是否合格，是否存在问题。关于被告提供的证据一，医疗纠纷终止调解通知书，因其是由社会组织针对原、被告的案外调解单方出具，不具有鉴定意见性质，本院不予采信；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系本院委托出具，程序合法，且原告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反驳，故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情况汇报属被告内设机构的说明材料，本院对其证明效力不予认定。关于证据二中的《输血科关于孙惠英输血情况的说明》、《关于丙肝感染手术室自查报告》、《关于丙肝感染供应室自查报告》、《患者孙惠英内镜室内镜清洗消毒情况说明》，均属被告内设机构的说明材料，本院对其证明效力不予认定。关于证据二中的《供血协议》、《关于“患者孙惠英输血后患丙肝的公函”的回复函》、输血治疗患方知情同意书以及证据三中的昌吉中心血站出具的血液质量合格说明、血液的完整记录，结合全案证据，本院认为各证据之间能够相互印证，故本院均予以采信。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患者孙惠英（已故）于1937年2月15日出生。原告邢军胜系患者孙惠英丈夫，原告邢秀兰、邢国京、邢新民、邢新钢均系患者孙惠英子女。2014年2月7日，患者孙惠英以“腹胀伴恶心呕吐、消瘦半月余”为主诉入住被告肿瘤医院胃肠外科。初步诊断为胃恶性肿瘤（胃窦癌、幽门不全梗阻）。完善相关检查并抗感染治疗后，2014年2月25日的术前诊断为：1.胃窦癌cT4aN2M0BorrmannⅣ型完全幽门梗阻；2.十二指肠憩室；3.左肾上腺脂肪瘤；4.右侧额骨骨瘤；5.肺部感染。被告肿瘤医院认为患者孙惠英的病情已达到手术指征，征得患者孙惠英家属同意后，于2014年2月26日在全麻下行“胃窦癌根治术（根治性远端胃大部切除术、毕Ⅱ式吻合）”。术后病理为：胃窦浸润型中-低分化腺癌（肠型及弥漫性腺癌），部分为黏液腺癌，肿瘤最大径7cm，肿瘤侵及浆膜下脂肪组织，神经可见癌侵犯，脉管内可见癌栓，上下切缘及网膜均未见癌组织，大小弯侧淋巴结可见癌转移（10/15），另送（12P淋巴结）淋巴结未见癌转移（0/1）。2014年3月24日，患者孙惠英出现呕血不适，诊断为：1.胃窦癌cT4aN2M0BorrmannⅣ型完全幽门梗阻；2.十二指肠憩室；3.左肾上腺脂肪瘤；4.右侧额骨骨瘤；5.肺部感染；6.上消化道出血；7.吻合口瘘。2014年3月26日，在全麻下行“残胃切除术食管空肠R-Y吻合”。2014年4月9日，行上消化道造影检查提示：全胃切除术后视观-空肠吻合口漏。术后11天出现二次术后吻合口瘘。在治疗期间，患者孙惠英出现肝功异常，保肝治疗效果欠佳，行丙肝抗体检查为（+）。经外院感染科专家会诊制定保肝治疗方案，肝功有所好转。2014年5月12日，患者孙惠英病情的阶段小结诊断为：1.胃窦癌cT4aN2M0BorrmannⅣ型完全幽门梗阻；2.十二指肠憩室；3.左肾上腺脂肪瘤；4.右侧额骨骨瘤；5.肺部感染；6.上消化道出血；7.吻合口瘘；8.二次术后吻合口瘘；9.丙型病毒性肝炎。患者孙惠英在恢复过程中出现进食后恶心、呕吐不适，行上消化道造影示近端空肠多发粘连。经治疗，患者孙惠英渐出现颜面部及四肢水肿，精神、体力差，进食出现恶心、呕吐不适。后因患者孙惠英病情变化，出现呼吸及循环功能不全，于2014年6月30日转重症医学科监护治疗，于2014年7月1日经抢救无效死亡。死亡诊断为：1.胃窦癌pT4aN3M0术后完全性幽门梗阻吻合口瘘肺部感染脓毒血症多脏器功能衰竭（呼吸、循环、肾脏）；2.十二指肠憩室；3.左肾上腺脂肪瘤；4.右侧额骨骨瘤；5.丙型病毒性肝炎。2014年2月7日至2014年7月1日期间，患者孙惠英在被告肿瘤医院共住院治疗144天，产生住院医疗费33,5279.17元，其中个人支付135,383.85元。原告邢国京在2014年2月至2014年7月期间，出勤天数为0天、5天、16天不等，且存在工资扣款。2016年12月20日，本院曾根据原告的申请委托新疆衡诚司法鉴定中心对被告肿瘤医院提交的病历中《住院患者知情谈话记录》、《特殊情况患方知情同意书》、《输血治疗患方知情同意书》等材料上原告邢新民、邢国京的签名进行鉴定。2017年1月4日，该鉴定机构因原告申请撤销鉴定而退案。根据原、被告的申请，经本院委托，乌鲁木齐市医学会于2017年3月30日出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形成分析意见：（一）肿瘤医院在患者治疗过程中无违法、违规事实。患者入院后临床诊断为幽门梗阻、胃癌。手术适应症明确，无手术禁忌症，手术经过顺利,术后病理确诊为胃癌。术后出现吻合口漏，经再次手术，行残胃切除，再次出现吻合口漏。吻合口漏属不能完全避免的手术并发症。患者的死亡与乙方的诊疗行为无因果关系。（二）患者在住院期间诊断为丙型肝炎，因丙肝有多种感染途径。专家组根据目前资料无法确认或无法排除输血、患者处潜伏期、侵入性医疗为该患者丙肝的感染途径。最终鉴定结论为本病例中肿瘤医院、昌吉中心血站均不属于医疗事故。另查明：（一）被告肿瘤医院于2014年2月26日、2014年2月27日、2014年2月28日、2014年3月25日、2014年3月26日、2014年4月4日出具的《输血治疗患方知情同意书》中，对于输血可能发生的主要情况说明：1.过敏反应；2.发热反应；3.感染肝炎（乙肝、丙肝等）；4.感染艾滋病、梅毒；5.感染疟疾；6.巨细胞病毒或EB病毒感染；7.输血引起的其他疾病患。上述《输血治疗患方知情同意书》的患方签名处分别有原告邢新民、邢国京、邢秀兰同意输血治疗的签名。（二）被告肿瘤医院与案外人昌吉中心血站签订《供血协议》，被告肿瘤医院自2012年9月1日至2015年8月31日期间由昌吉中心血站供血。案外人昌吉中心血站曾于2014年5月4日根据被告肿瘤医院的要求，提供了患者孙惠英在该院诊疗期间输注血液及血液制品相关献血者丙肝抗体检测结果，均为阴性。2014年6月30日，昌吉中心血站向被告肿瘤医院出具《关于“患者孙惠英输血后患丙肝的公函”的回复函》，该函内容为：我站自2014年4月29日收到你院“关于患者孙惠英输血后患丙肝”的公函后，对患者所输“去白悬红8人份，新鲜冰冻血浆6人份”共14名献血者的献血档案资料及检测过程进行了调查和追溯。14名献血者均为自愿无偿献血者，档案资料齐全；检测过程原始记录完整，具有可追溯性。检车结果均为阴性。丙型肝炎检测方法符合《血站技术操作规程》（2012版）的要求。在卫生厅医政处的监督下，我们对以上14位献血者的原始检测标本进行了封存。同时，我们用了两个月时间对以上14位献血者进行了追踪调查，找到了其中13位，13位献血者均无任何丙型肝炎症状。我们同时抽取了13位献血者的血样进行了丙型肝炎抗体检测（ELISA法），结果均为阴性。另有一位献血者，因居住地及手机号均已更换，无法取得联系，但该献血者所献血液已同时分离成血浆和红细胞悬液，血浆用于贵院该患者，红细胞悬液于2013年10月1日用于昌吉州中医医院另一患者，该患者经调查无任何异常情况。综上所述，基本可以排除献血者献血时处于丙型肝炎感染“窗口期”的可能。（三）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明确表示不要求新疆医学会针对乌鲁木齐市医学会的医疗事故鉴定进行再次鉴定，也不要求进行因果关系、医疗过错等医疗损害司法鉴定。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原、被告双方对于患者孙惠英（已故）曾在被告肿瘤医院就诊以及于2014年7月1日经抢救无效死亡的事实均无异议。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告肿瘤医院的诊疗行为与患者孙惠英的死亡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以及被告肿瘤医院在诊疗活动中是否存在过错。《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据此，在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中除《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的三种情形外，均适用一般过错责任原则，即原告在本案中应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存在过错。但根据原告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肿瘤医院在针对患者孙惠英（已故）进行的诊疗活动中存在过错。同时，被告肿瘤医院为了反驳原告的主张提供了乌鲁木齐市医学会作出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该鉴定认为：被告肿瘤医院在对患者孙惠英的治疗过程中无违法、违规事实，患者的死亡与肿瘤医院的诊疗行为无因果关系；患者孙惠英在住院期间诊断为丙型肝炎，因丙肝有多种感染途径，而根据目前资料无法确认或无法排除输血、患者处潜伏期、侵入性医疗为该患者丙肝的感染途径。该鉴定的最终鉴定结论为：在本病例中被告肿瘤医院、案外人昌吉中心血站均不属于医疗事故。此外，被告肿瘤医院还提供了案外人昌吉中心血站出具的《关于“患者孙惠英输血后患丙肝的公函”的回复函》及相关输注血液及血液制品献血者的有关资料等证据用以证明其在诊疗、输血过程中不存在过错。综上，基于医疗科学的疑难复杂性和医疗行为存在的合理风险性，综合分析原、被告的举证情况，本院认为原告针对要求被告肿瘤医院对患者孙惠英（已故）的死亡后果承担赔偿责任的主张，未能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故对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邢军胜、邢秀兰、邢国京、邢新民、邢新钢对被告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555.04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邢军胜、邢秀兰、邢国京、邢新民、邢新钢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 莉人民 陪 审员   魏占社人民 陪 审员   王晓岭二 Ｏ 二 Ｏ 年 六 月 十 六 日书  记  员   李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