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372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国强,男，1958年1月20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拱墅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叶英珠，女，1957年3月24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拱墅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菲，女，1984年9月14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拱墅区。 三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胡增冬、詹奇超，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红英，女，1956年3月22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委托代理人马超，杭州市拱墅区广和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代理人孙迪君，浙江君策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张水英，女，1951年2月24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拱墅区。 原审被告张国英，女，1952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拱墅区。 上诉人张国强、叶英珠、张菲因与被上诉人张红英、原审被告张水英、张国英分家析产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5民初80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3日受理后，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由审判员孔文超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判，于2020年5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国强及张国强、叶英珠、张菲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增冬、詹奇超，被上诉人张红英委托代理人马超、孙迪君，原审被告张水英、张国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张国强与张水英、张国英、张红英均为李阿大及张阿狗之子女。张阿狗于2005年1月8日去世，李阿大于2016年1月22日去世。1995年12月2日，杭州市房地产管理局对部分房屋产权进行审核登记，并在杭州日报进行了异议公告，其中涉及崇盛里36号房产，公告载明产权人为李阿大。公告期满后未有人申报异议，后于1995年12月20日完成产权登记，登记产权人为李阿大。1998年崇盛里36号因拱墅区旧城改造工程而被列入拆迁范围。7月30日，李阿大作为被拆迁人与杭州市拱宸桥地区旧城改造工程指挥部签订了《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协议确定崇盛里36号产权性质为“私”，产权人为李阿大，具有正式户口的实际使用者为5人。张国强在协议上签字，李阿大加盖了私章。2000年5月23日，李阿大与杭州市拱宸桥地区旧城改造工程指挥部签订《私房回迁协议》，安置房屋为蚕花园永庆坊11幢2单元104室、蚕花园永庆坊×幢×单元×室。安置房屋均登记于李阿大名下。另，在签订回迁协议之前，李阿大、张国强向安置单位提交了《分户分住扩面申请报告》，申请“分房屋所有权，并分户分住”，同时明确了具体分住的房型要求等。2002年7月24日，张国强、张红英、张水英、张国英及李阿大签订《协议书》，载明：“母亲李阿大，现居住在永庆坊11幢2单元104室，母亲提出要到儿子张国强的永兴坊×幢×单元×室居住，经与姐妹商量，同意母亲到永兴坊×幢×单元×室居住，同时经母亲及姐妹商量，同意今后两套房子的房产权均属儿子张国强所有，签字后不得有任何的争议。”后蚕花园永庆坊11幢2单元104室被出售。现张国强、叶英珠、张菲主张案涉房屋系归属三人共有，故而各方之间发生争议。张国强、张菲、叶英珠的一审诉讼请求为：杭州市拱墅区房产归张国强、叶英珠、张菲所有，并过户至三人名下。 原审法院认为，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登记。崇盛里36号房屋登记产权人为李阿大，该产权在1995年登记之前已经进行了产权审查并登报公告，未有人提出异议，而当时张阿狗尚在世，故该房产应归属于李阿大及张阿狗夫妻共有。张国强主张其对崇盛里36号房屋进行了扩面建造，并据此主张对崇盛里36号房屋享有产权，原审法院认为，首先张国强并未提交充分依据证明扩面建造的事实及建造行为的合法性，其次，在1995年产权登记当时，并未因此而发生产权人的变更，也未有人申请异议，故原审法院对此主张不予采信。后房屋拆迁，在拆迁过程中发生产权置换，回迁房屋应归属于原房屋产权人，即回迁房屋仍为张阿狗、李阿大夫妻共有。张国强、张菲、叶英珠主张在回迁之前提交的分户分住的申请，认为该申请为析产的一种方式。原审法院认为分户分住的申请，仅为一方申请意愿，不能作为最后产权认定的依据。在房屋回迁之后，案涉房屋仍登记在李阿大名下，而析产是指在共有人之间进行产权的分割明晰，但在房屋回迁之后，张国强、张菲、叶英珠三人并未被作为产权人进行登记，此后也没有通过其他方式进行产权的变更，三人主张缺乏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采信。另2002年由张国强、张红英、张水英、张国英及李阿大签署的协议书，一来缺少了张阿狗的签字确认，二来该协议并非产权确认依据，仅表示了产权人之一的李阿大对“今后”产权归属的意愿，而关于案涉房屋作为遗产继承问题，需在另案中予以处理。综上，张国强、张菲、叶英珠主张其为案涉房屋的所有人，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条、第七条、第九条、第十七条、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张国强、叶英珠、张菲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7800元，由张国强、叶英珠、张菲负担。 宣判后，张国强、叶英珠、张菲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存在错误，应依法予以改判。一、上诉人系被拆迁房屋崇盛里36号的共有权人，原审在未结合时代背景以及政策原因的基础上就认定拆迁房屋属于李阿大一人所有，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首先，上诉人在1983年即通过自筹资金、建材等方式将原崇盛里36号房屋由一层平房扩建为两层混合结构房屋，建筑面积由原来的40多平方米扩大为89.57平方米。上诉人与李阿大、张阿狗自此之后便分户居住，各自拥有编号为50500439及50500455号的户口簿。崇盛里36号二层房屋事实上归属于上诉人所有，这既符合当时的政策规定，也符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各方之间的约定。其次，1998年被拆迁房屋崇盛里36号89.57平方米的拆迁面积系基于上诉人在1983年的扩建行为，如若没有上诉人的扩建行为，被拆迁面积将仅限于原崇盛里36号的平房面积，李阿大也仅将获得相应面积的回迁房，而并非如现在的永庆坊11幢2单元104室及永兴坊×幢×单元×室两套房屋。再次，案涉房屋仅登记于李阿大一人名下系各种因素综合造成，而非对房屋实际所有权的真实表示。李阿大作为家庭的户主，为免去各种证件办理手续的繁琐，以及维护家庭内部关系的和谐，故而在对外签订文件的时候仍延用李阿大的名义进行。然而，原审法院没有注意到的是，李阿大本人为文盲，其连自己的名字都无法书写，更何况要阅读、签署各种内容复杂的文件材料。因此，除了在原房产证上仅登记了李阿大一人名字之外，在最为重要的《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上，为表明上诉人张国强的所有权人的地位，除了李阿大一人盖章之外，张国强也同样进行了签字确认。综上，关于原崇盛里拆迁房屋及案涉回迁房屋的所有权归属，原审法院仅从表面的产权证书登记权人来推定案涉房屋所有权归李阿大所有，与事实严重不符，有失公平，也完全违背了实质正义的法律精神。二、2002年所签协议书系张国强、张红英、张水英、张国英及李阿大、张阿狗的真实意思表示，案涉永兴坊×幢×单元×室房屋确系归属于上诉人所有。《协议书》载明：“母亲现提出要到张国强的永兴坊........单元×室居住，经与姐妹商量”，由此可见，当时被上诉人及李阿大对于案涉房屋实际归属于上诉人的事实均不存在任何争议，张阿狗也系文盲，且张阿狗与李阿大为夫妻，房屋产权登记人又仅为李阿大一人，故而由李阿大一人在协议书签字并代表张阿狗的意思，符合情理。退一步讲，即使按照一审法院认定的当时张阿狗并未签字，但是在2005年1月8日张阿狗去世后，张阿狗的法定继承人即订立合同的各方当事人均已获得了处分权。根据《合同法》第51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该协议在张阿狗去世后已属有效合同，各方均应按此履行。因此，本案的被上诉人张红英当时并未对权属提出异议，案涉房屋的实际产权人各方完全知情且无争议，如今被上诉人反悔并提出要求主张房屋权利有违诚实信用原则。三、原判决根据《物权法》第七、九条作出判决，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的规定：“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的，应予支持。”本案中上诉人已有明确证据证明了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而原审法院却不予认定。物权法第七、九条的规定是关于物权取得及登记的一般规定，其适用的前提是物权登记人为真实权利人，而本案中，上诉人也是真实权利人，原审法院适用法律存在明显错误。综上，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未细研房屋扩建及拆迁安置时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和房屋产权的真实约定，在认定事实与适用法律上均存在错误，故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予以改判并支持上诉人全部诉请。 被上诉人张红英答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显然不能成立。一、上诉人称崇盛里36号房产属于其与李阿大夫妇共有的表述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崇盛里36号房产登记的所有权人系李阿大，其后期扩建费用均由李阿大夫妇承担的，且扩建后的面积在1995年12月经杭州市房管局登报公告确认为李阿大所有，根据《物权法》第十四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该房产归李阿大所有，不存在上诉人为共有权人的事实。2、上诉人混淆了户主与房主的概念。房主，即房屋权利人，是指依法享有房屋所有权和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房地产他项权利的法人、其他组织和自然人。而房屋所有人的证明凭证即为房产证。户主，指户籍上一家之主，户籍上一户的负责人。两者享有的权利完全不同，且户主与房主可以分别为不同的人，因此上诉人以张国强与李阿大各自拥有不同编号的户口簿来确认其享有房屋所有权，显然违背了《物权法》的规定，偷换法律概念。3、上诉人故意混淆所有人与代理人的概念。1998年7月30日的《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明确崇盛里36号房产产权人为李阿大，且协议相对方也列明为李阿大，因李阿大为文盲，故由上诉人张国强作为代表签字并加盖李阿大的私章，这显然是上诉人张国强的一个代理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也由李阿大承担，因此，不产生上诉人所述的确认其为所有人的法律效果。其故意混淆所有人与代理人的概念。4、上诉人的前后表述自相矛盾。上诉人先是陈述永兴坊×幢×单元×室系其作为崇盛里36号所有人拆迁安置的，后又称该房产系根据2002年的协议确认其所有。从该表述也可以明确上诉人自认其并非为崇盛里36号房产的所有人，真正的房屋所有人为李阿大夫妇。二、2002年7月24日的协议书没有经过权利人张阿狗的确认，不发生法律效力。虽然张阿狗死亡后签协议的主体分别予以继承，但从该协议内容看也仅仅是李阿大拟对其所有房产份额的一个处分意向，退一万步说属于赠与行为，但根据《物权法》及《合同法》的规定，房产物权的取得应当办理变更登记，且赠与人在赠与前可以撤销赠与。从2007年3月19日李阿大公证的遗嘱内容可以得出其撤销将涉案房产赠与上诉人张国强的意思表示，因此上诉人错误的引用了《合同法》51条的规定，本案应适用《合同法》第186条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因此案涉房产永兴坊×幢×单元×室的所有人仍为李阿大。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全部诉请。 原审被告张水英、张国英均答辩称认可上诉人的上诉意见。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上诉人张国强、叶英珠、张菲向本院提交调查令申请一份，要求向杭州市拱宸桥地区旧城改造指挥部调取：1、崇盛里36号房屋搬迁产权调换协议及附件清单等拆迁资料；2、杭房局拆字（98）第63号拆迁许可证下的《拱宸新村旧城改造房屋搬迁公告》、《拱宸新村旧城改造房屋搬迁补偿安置方案》等相关拆迁政策材料。关于该调查取证申请是否予以准许，本院将在论理部分一并阐述。 本院经审理查明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关于张国强主张其出资翻建案涉被拆迁房屋崇盛里36号一节，仅有张国强个人陈述及两原审被告认可，被上诉人张红英对此不予认可，张国强亦未提供其他有效证据佐证其翻建房屋的事实，且在1995年被拆迁房屋经产权审查并登报公告之时，上诉人张国强等三人并未就产权归属提出异议，该房屋的产权最终亦登记在李阿大名下，故原审法院对张国强的该节主张未予采信，并无不当。关于张国强等三上诉人主张三人为安置人口，且在《分户分住扩面申请报告》中已就被拆迁房屋进行析产分割一节，本院认为，在无充分证据显示张国强通过翻建方式取得被拆迁房屋所有权的情况下，其并非被拆迁房屋的所有权人。被拆迁房屋属于李阿大和张阿狗的共有财产，案涉安置房屋的取得是由该被拆迁私房经产权调换、扩面而来，三上诉人并不因安置人口身份而享有对安置房屋的所有权，且案涉安置房屋产权亦登记在李阿大名下。故张国强关于其与李阿大提交的《分户分住扩面申请报告》系双方作为共有权人对被拆迁房屋进行了析产分割的主张不能成立，据此相关的拆迁政策材料亦无调取必要，对上诉人的调查取证申请本院不予准许。关于各方2002年签订的《协议书》，对于协议书中所载“今后”的意思各方理解不一，如“今后”意指父母过世之后的，则该协议性质为遗嘱，应由各方在继承纠纷中另行解决，如指协议签订之后的，则其性质为赠与行为，因《协议书》签订后蚕花园永兴坊×幢×单元×室产权并未变更登记至张国强名下，故张国强以该赠与合同直接要求确认该房屋所有权的，依据不足，原审法院未予支持，亦无不当。综上，张国强、叶英珠、张菲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600元，由张国强、叶英珠、张菲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孔文超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二日 书记员  毛胜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