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15民终96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宜宾学院，住所地：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酒圣路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510000450718984H。 法定代表人：王玲，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友林，系学院人事处职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串冬梅，系学院人事处职工。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蒙，男，1989年9月出生，汉族，户籍地：湖北省监利县，现住四川省宜宾市叙州区。 上诉人宜宾学院因与被上诉人王蒙人事争议一案，不服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人民法院（2019）川1502民初64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宜宾学院上诉请求：1.撤销（2019）川1502民初6419号民事判决；2.判令被上诉人先解除与上诉人和西南政法大学签订的博士研究生定向培养协议后，再解除与上诉人之间的聘用关系；3.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的依据不当。一审根据《四川省事业单位人员聘用管理试行办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判定被上诉人有权依法解除与上诉人之间的聘用合同，此判定依据不当。1.博士生培养的方式主要有定向委托培养和非定向培养两种，考取非定向培养博士的人员可以根据《四川省事业单位人员聘用管理试行办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直接解除聘用关系，而考取定向培养方式博士的人员则不能依据上述规定直接解除聘用关系，因为定向培养人员与培养单位还有其他的权益约定。被上诉人是上诉人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培养的博士研究生，定向培养协议第四条第三款明确约定“丙方（王蒙）在甲方学习期间的工资关系、人事档案、党团组织关系、户口等，仍由乙方（宜宾学院）负责管理。”第五条第一款约定：“丙方接受甲方的培养和管理，自觉遵守国家法律和学校规章制度，第一学年脱产学习，按时完成学业，并在学业结束后，回到乙方工作。”该协议对被上诉人读书期间的工资关系、人事档案等重要切身利益进行了约定，不可能避开委托培养关系直接解除聘用关系。2.三方协议是被上诉人取得入学资格的前提。上诉人、西南政法大学和被上诉人签订了《西南政法大学2019年博士研究生定向培养协议书》，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的聘用关系系被上诉人取得并保持博士生学习资格的前提条件之一，如果被上诉人与上诉人解除聘用关系，其委托定向培养就失去了依据，就没有接受西南政法大学高等学习教育的机会。被上诉人也知道这一点，所以至今未提供向西南政法大学申请撤销委托培养的证明。因此一审判决解除聘用合同不当。3.被上诉人不能单独要求上诉人解除三方协议。上诉人、西南政法大学和被上诉人三方签订的《西南政法大学2019年博士研究生定向培养协议书》，是三方真实意思表示，涉及三方利益，如果要解除，被上诉人应当先向西南政法大学申请变更培养方式，或者同时与宜宾学院和西南政法大学解除三方协议，而不是单独要求解除与宜宾学院的合同。二、一审判决事实不清。1.权利与义务关系认定不清。一审只强调了被上诉人单方面的权利，而忽视了被上诉人应尽的义务和上诉人的权利。被上诉人要解除与上诉人的聘用关系，首先应当承担起解除三方协议的责任与义务。执行一审判决，必然导致宜宾学院违反三方协议，造成宜宾学院对西南政法大学的违约，给宜宾学院其他老师报考西南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造成障碍。2.判决条件不充分。有解除聘用合同的权利是解除聘用合同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有解除合同的权利与解除聘用关系实际并不具有必然的联系，其中涉及到解除聘用关系的过程，过程不合法也会导致聘用关系无法解除。本案中，三方协议的解除就构成了聘用合同关系解除的必要条件之一。3.虽然三方协议没有约定违约责任，但是三方真实意愿的合法表达，涉及对三方合法权利的尊重，不可以忽视，应该按照程序办理解除手续。经与西南政法大学研究生院核实，截止2019年10月30日，西南政法大学未接到被上诉人更改培养方式的申请。现被上诉人不顾三方协议中的约定，单方面提出解除与上诉人的所有协议，不符合规定也缺乏契约精神。三、一审判决程序违法。本案纠纷涉及上诉人、被上诉人和西南政法大学三方当事人，对三方当事人的利益都会造成重大影响，在西南政法大学未到庭的情况下判决解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聘用合同，必然导致三方当事人之间的协议一并解除。因此，一审判决解除聘用合同，严重损害了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的合法权益，程序违法。因此，请求二审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按照程序解除聘用合同。 被上诉人王蒙辩称，第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上诉人称一审法院判决依据不当、事实认定不清，与法理、事理均不相符。如一审法院所查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岗位聘用合同》中不存在对合同解除权利的限制，也不存在服务期限的约定，被上诉人因为考取博士提出辞职，符合《四川省事业单位人员聘用制管理试行办法》第三十七条规定。虽然有三方协议，但其并无关于解除聘用合同的特别约定，且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并未签订正式的定向培养合同，故而很难认定被上诉人属于上诉人定向培养的博士，被上诉人当然享有法定解除权，只要履行书面通知义务，就可以解除聘用合同。二、上诉人称被上诉人为其定向培养的博士，非统招博士，与事实不符。西南政法大学在读证明已经清晰地表明，被上诉人系西南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国际法专业2019年全日制在读博士研究生，西南政法大学2019年博士研究生拟录取名单也足以证明被上诉人系通过统一招生考试录取的博士研究生。三方协议从整个文本内容来看，并无明确具体的权利义务约定。因此，从法律属性判断，其仅仅构成框架性协议或意向书，难以称之为一份完整的合同，尚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后续补充签订定向培养合同，就被上诉人在上诉人处工作的薪酬待遇、服务年限等进行明确约定之后，方能构成一份完整的、可供履行的合同。且三方协议载明，本协议自三方签字盖章后，丙方正式取得学籍之日起生效。而依据《西南政法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第七条规定，新生入学后，学校在3个月内按照国家招生规定进行复查报考的学历等相关信息，经过所在学校及其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完成录取、检查、审核、核验工作，并报上级主管部门复核，同时通过学信网认证之后，方能正式取得学籍。被上诉人在9月25日提出解除聘用合同时，西南政法大学尚未完成各项核验工作，也未通过学信网认证，即被上诉人未正式取得学籍。三、上诉人称被上诉人没有按照程序离职，该理由不能成立。依据《四川省省委组织部人社厅关于规范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辞聘解聘程序有关事宜的通知》的规定，被上诉人依据规定行使法定解除权，解除与上诉人的聘用合同，属于可以随时解除聘用合同的情形，只需要书面通知即可，并不要申请审批，上诉人同意与否，均不影响书面通知到达即可解除的法律效果。四、上诉人称被上诉人违约，还会造成其对西南政法大学违约，无事实依据，也与法不符。三方协议中并无明确具体的权利约定，且在尚未生效的前提下，被上诉人提出解除聘用合同，就无所谓违反三方协议构成违约，加之被上诉人并非上诉人出资引进或出资培训人员，《岗位聘用合同》中也不存在对合同解除权利的限制性规定，更不存在服务期限的约定，因此被上诉人提出辞职是属于合法行使权利。另外，西南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就业方式中明确规定：就业方式为定向就业的博士研究生，入学前须与用人单位签订定向培养合同，毕业后按定向培养合同就业，学校不负责就业派遣。定向就业研究生学习期间，由于定向就业单位变更、撤销、合并等原因，导致毕业后不能接收的情况，由该生自行与单位协商解决或自谋职业，学校不负责就业派遣。这说明对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人事纠纷关系，西南政法大学明确的态度由该生自行解决，学校不负责，就业情况由学生自己决定。五、上诉人提出的上诉请求第二项超出一审判决范围。上诉人在一审中并未提出任何反诉，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先解除定向培养协议，再解除聘用合同，不在一审法院审理范围，一审也并未对此进行审理，在二审中上诉人超出一审法院审理范围提出新的上诉请求，与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相悖。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王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确认王蒙与宜宾学院的聘用关系已于2019年9月27日解除，宜宾学院立即协助办理档案移交手续；2.宜宾学院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认定事实：2018年3月2日，王蒙（受聘人员、乙方）与宜宾学院（聘用单位、甲方）签订《宜宾学院岗位聘用合同书》,约定：甲方聘用乙方在该校法学院从事专业技术11级工作，岗位为专业技术教学；聘用时间：从签订合同书同日起至宜宾学院新一轮岗位聘任合同签订时止，其中试用期从2018年3月2日起至2018年6月2日止；聘用合同的解除中关于乙方解除合同约定：乙方解除合同，应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告知甲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乙方不得提出解除合同：1.承担国家级项目的负责人和项目组成员、承担国家其他部委项目的负责人和项目组成员、承担省部级及以上科研平台项目负责人和项目组成员以及担任市厅级科研项目负责人，工作任务尚未完成的；2.被县级以上组织、人事部门选派到其他单位支援工作，时间未满的；3.从事国家安全、机密工作，或者离开国家安全、机密工作岗位后在规定的保密期内的；4.正在接受审查尚未作出结论或者结案的；5.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规定的其他情形；6.与甲方签有服务期协议，且服务期未满的；7.与甲方有其他协议的。双方解除合同，应按照《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川人社办发[2015]172号）所规定程序执行。 2019年6月20日，王蒙被西南政法大学录取为该校2019年度国际法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同年6月11日，西南政法大学（培养单位、甲方）、宜宾学院（定向单位、乙方）和王蒙（定向研究生、丙方）共同签订《西南政法大学2019年博士研究生定向培养协议书》，约定：甲方为乙方定向培养丙方攻读国际法学博士研究生；丙方在甲方学习期间的工资、医疗费用等福利由乙方发放或按乙方与丙方的相关协议办理；丙方在甲方学习期间的工资关系、人事档案、党团组织关系、户口等，仍由乙方负责管理；丙方接受甲方培养和管理，第一学年全脱产学习，按时完成学业，并在学业结束后，回乙方工作；该协议自三方签字盖章后，丙方取得正式学籍之日起生效，至丙方毕业或中途退学时止。2019年9月初，王蒙到西南政法大学报到就读。 2019年9月20日，王蒙向宜宾学院填报《宜宾学院教职工调动审批表》，调动理由系考取博士，申请离职；宜宾学院教务处签署意见为：经查王蒙没有教学项目立项；宜宾学院科研与学科建设处签署意见为：无在研科研项目；王蒙所在的法学院签署意见为：同意。在向宜宾学院的组织、人事部门签订意见时，宜宾学院与王蒙就离职一事，无法达成一致意见。2019年9月23日，王蒙通过电子邮件向宜宾学院工作人员发送了其博士录取通知书截图。同年9月27日，宜宾学院工作人员通过电子邮件向王蒙回复，要求王蒙提供录取学校调档函及录取通知原件。2019年9月25日，王蒙向宜宾学院邮寄送达了解聘合同通知。 2019年10月，王蒙向宜宾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裁决解除与宜宾学院的聘用关系，将人事档案调至宜宾市人才交流中心。该仲裁委于同年10月16日作出宜劳人仲不[2019]43号《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以王蒙的仲裁申请不属于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的受理范围为由而不予受理。王蒙随即诉至法院，要求判如所请。 另查明，宜宾学院向西南政法大学去函请求查询王蒙报考该校博士及录取情况。西南政法大学于2019年10月30日向宜宾学院复函称，王蒙的定向培养协议书手续已办理完毕，截止同日，西南政法大学未接到该生更改培养方式的申请。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王蒙是否有权解除聘用合同。王蒙于2019年9月20日以考取博士为由，申请离职，明确提出解除聘用合同的意思表示。而宜宾学院系事业单位，按现行规定，其用人制度适用事业单位聘用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规定，事业单位与实行聘用制的工作人员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未作规定的，依照本法有关规定执行。在聘用合同期间，聘用合同可以由聘用单位或者受聘人员单方依法解除，也可以双方协商解除。《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第十七条规定，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提前30日书面通知事业单位，可以解除聘用合同。《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四川省事业单位人员聘用制管理试行办法〉的通知》(川办发[2002]40号)第三十二条规定，聘用合同可以由聘用单位或者受聘人员单方依法解除，也可以双方协商解除。第三十七条规定：“受聘人员解除聘用合同，应当提出30日以书面形式告知聘用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受聘人员可以随时告知聘用单位解除聘用合同：(五)考入教育机构接受高等学历、中等职业学历教育的”。一审法院认为王蒙有权依法解除与宜宾学院之间的聘用合同，理由如下：第一、王蒙不存在履行聘用合同期间，不得提出解除聘用合同的情形。从《宜宾学院教职工调动审批表》中教务处、科研与学科建设处以及法学院签署的意见可知，王蒙不存在《宜宾学院岗位聘用合同书》中对其合同解除权利的限制性约定。同时，作为定向单位与定向研究生，对王蒙在西南政法大学定向培养期间关于解除聘用合同也无特别约定。第二、王蒙与宜宾学院之间不存在服务期的约定。服务期是用人单位以给付一定专项培训费用为代价，要求接受对价的劳动者为用人单位相应提供服务的约定。本案中，因双方未签订服务协议，故不存在关于王蒙服务期的情形，宜宾学院也未承担专项培训费用。第三、王蒙因考取博士提出辞职，符合《四川省事业单位人员聘用制管理试行办法》(川办发[2002]40号)第三十七条“受聘人员解除聘用合同，应当提出30日以书面形式告知聘用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受聘人员可以随时告知聘用单位解除聘用合同：(五)考入教育机构接受高等学历、中等职业学历教育的”的规定。综上，王蒙在考取博士研究生后，依法向作为用人单位的宜宾学院提出解除聘用合同，符合法律规定和聘用合同的约定。因王蒙主张聘用合同于2019年9月27日解除；而宜宾学院亦认为如王蒙完善手续，同意聘用关系于2019年9月27日解除。故依法确认王蒙、宜宾学院的聘用合同关系于2019年9月27日解除。同时，宜宾学院应协助王蒙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办理档案移交手续。关于宜宾学院在解除协议后多支付的工资，因双方均未举证予以证明，故双方可另行解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九十六条，《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第十七条规定，判决：一、王蒙与宜宾学院之间的聘用合同关系于2019年9月27日解除；二、宜宾学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协助王蒙办理档案移交手续。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由宜宾学院负担。 二审期间被上诉人王蒙提交了西南政法大学研究生培养方式变更申请表，证明其已向西南政法大学申请变更培养方式为非定向，西南政法大学允许定向转为非定向。上诉人宜宾学院质证认为，变更申请表的变更理由是与原培养单位协商解除聘用合同不属实，研究生院未加盖印章，不予认可。 经审查，被上诉人王蒙提交的西南政法大学研究生培养方式变更申请表符合证据三性，本院予以采信，认定西南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培养方式经申请可以变更。 二审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在西南政法大学、宜宾学院与王蒙签订了定向培养协议的情况下，王蒙是否享有单方解除与宜宾学院之间的聘用合同的权利。 上诉人宜宾学院与被上诉人王蒙之间系事业单位人事聘用关系，根据《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第十七条规定：“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提前30日书面通知事业单位，可以解除聘用合同。但是，双方对解除聘用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四川省事业单位人员聘用制管理试行办法》(川办发[2002]40号)第三十七条规定，受聘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随时告知聘用单位解除聘用合同：(五)考入教育机构接受高等学历、中等职业学历教育的。本案中，根据上诉人宜宾学院与被上诉人王蒙签订的《岗位聘用合同书》约定内容和《宜宾学院教职工调动审批表》中教务处、科研与学科建设处、法学院签署的意见，证实被上诉人王蒙不存在不得提出解除聘用合同的情形，被上诉人王蒙因考取西南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依法可以随时提出解除聘用合同。 关于上诉人宜宾学院提出被上诉人王蒙在未解除《西南政法大学2019年博士研究生定向培养协议书》前，不得解除与上诉人宜宾学院的聘用合同的意见，本院认为，首先，上诉人宜宾学院与被上诉人王蒙及西南政法大学三方签订的《西南政法大学2019年博士研究生定向培养协议书》，并未约定被上诉人王蒙与上诉人宜宾学院在此期间不得解除聘用合同，且该定向培养协议更多的是约定上诉人王蒙在学习期间的人事关系管理及毕业后的就业去向等问题，并未约定上诉人宜宾学院应向西南政法大学履行义务。其次，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西南政法大学博生研究生的培养方式并非不可变更，可以由定向转为非定向，也可以由非定向转为定向。再者，根据被上诉人王蒙二审陈述，其以上诉人宜宾学院定向培养方式报考西南政法大学的博生研究生，所需报考条件较非定向生增加了科研成果的要求，条件当属更严苛，不存在因上诉人宜宾学院的定向培养而享受报考和录取优惠的情形。因此，被上诉人王蒙与上诉人宜宾学院的聘用关系解除后，定向培养协议中涉及上诉人宜宾学院与被上诉人王蒙的权利义务关系即无存在的基础。上诉人宜宾学院主张应先解除三方定向培养协议后才能解除双方人事聘用合同的意见，本院不予支持。西南政法大学与本案人事争议不具有关联性，上诉人宜宾学院主张本案程序违法的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宜宾学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宜宾学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唐福均 审 判 员 李红彬 审 判 员 张雪萍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 法官助理 李小莉 书 记 员 邱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