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4民终42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鲍美菊，女，1954年6月1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攀枝花市西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余支康，男，1972年3月2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攀枝花市西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余支还，女，1973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攀枝花市西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余三笑，女，1976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攀枝花市西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余佳玲，女，1995年2月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攀枝花市西区。 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国强，四川森焱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104199310665181。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攀枝花市西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机构地址四川省攀枝花市西区格萨拉大道3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10302008331592H。 负责人：黄敏，该局局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攀枝花市西区大宝鼎街道办事处，机构地址四川省攀枝花市西区宝鼎北路97-2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10302008331576U。 负责人：兰孝辉，该街道办事处主任。 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琨，四川智达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104200410725506。 上诉人鲍美菊、余支康、余支还、余三笑、余佳玲因与被上诉人攀枝花市西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下简称住建局）、攀枝花市西区办）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攀枝花市西区人民法院（2019）川0403民初10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6月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鲍美菊、余支康、余支还、余三笑、余佳玲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国强，被上诉人住建局、大宝鼎街办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琨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鲍美菊、余支康、余支还、余三笑、余佳玲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在一审中的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对余洪标的死亡无过错并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错误的。一、被上诉人在堪称废墟的拟拆迁房处未设置硬质围栏和警示标志是造成余洪标死亡的重要原因。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颁布的《建筑拆除工程安全技术规范JCJ147-2016》第4.0.3条规定：“对拆除工程施工的区域，应设置硬质围栏（不低于1.8m高）及安全警示标志。”而事故现场（含整个拆迁区域）无硬质围栏，也没有警戒线和警示牌（事故发生后补设了警示牌和警戒线）。设置警示牌和警戒线是补充措施，关键是要设置硬质围栏，让非工作人员无法进入拆迁现场。拆迁现场设置硬质围栏是拟拆迁对象管理者的义务和责任，被上诉人不履行义务和责任，应当承担法律责任。二、攀枝花市公安局西区分局的证据不应当作为判案依据。一审法院完全采纳了攀枝花市公安局西区分局作出的证据材料，而攀枝花市公安局西区分局作出的证据材料不真实，倾向性严重，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一）攀枝花市公安局西区分局拍摄的现场照片显示事故现场有警示牌和警戒线，现场勘验时间为事故发生当天20时11分至21时20分。当时天已经黑了，而有警示牌和警戒线的照片都是在阳光充足的白天拍摄，是事后补拍的，在补拍前被上诉人补设了警示牌和补拉了警戒线；（二）一审法院将攀枝花市公安局西区分局提供的证人证言作为判案依据是不妥的。攀枝花市公安局西区分局提供的证人证言倾向性严重，其做法完全相当于是被上诉人聘请的律师，且证人中有几个人本身就是被上诉人的领导和工作人员。综上，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合理诉求。 被上诉人住建局、大宝鼎街办共同辩称：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程序合法，法律适用正确，应予维持，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被征收房屋是否需要拆除是由征收人决定，没有任何法律规定强制要求征收人拆除被征收房屋。没有相关规定对在被征收房屋范围内是否需要设置警示标志、拉警戒线或者采取其他措施进行了规定。即便要设置也是根据具体情况而定，怎样设置没有具体规程。上诉人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规范适用范围是拆除工程施工过程中应如何进行操作，而不是针对没有实施拆除的工程范围；二、证据只要符合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就可以作为证据出示、审核、认定，公安机关基于自己独立的地位进行了现场勘验，收集相应证据。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公安机关的取证行为受到了第三方或者被上诉人的干预。现场勘验和照片形成的时间不一致，是公安机关自行调查做出的安排，这种安排并不等于照片或勘验笔录是假的。对于几份调查笔录，内容基本一致，应予以采纳。 鲍美菊、余支康、余支还、余三笑、余佳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住建局和大宝鼎街办赔偿鲍美菊、余支康、余支还、余三笑、余佳玲353086元(其中死亡赔偿金：33216元/年×8年=265728元，丧葬费：5393元/月×6个月=32358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亲属处理丧事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合计5000元)；2.诉讼费由住建局和大宝鼎街办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编号0000019）载明：“死者姓名：余洪标……死亡日期：2019年5月26日，死亡原因：失血性休克。……”。 攀枝花市公安局西区分局宝鼎中路派出所的《接（报）处警登记表》记载：“……接警内容：2019年5月26日20时11分接市局110指令称：在大宝鼎沿江矿，一老人被石头压住。值班民警接到指令后立刻赶到现场，到达现场后看见一老人被压在倒塌的墙体石板下，值班民警配合119专业施救队伍将老人从墙体下抢救出来，经现场120急救医生确认已无生命体征。死者叫余洪标，男，72岁，身份证：5104031947××××××××，现住攀枝花市西区附21号，系攀煤集团花山矿退休职工。死者儿子余支康对其父死因无异议，此情况已回复110。……”。 攀枝花市公安局西区分局刑事侦查大队的《现场勘验笔录》载明：“……勘验事由：2019年5月26日20时11分，在攀枝花市西区有房屋垮塌，请刑大派人勘验现场。现场勘验开始时间：2019年5月26日20时11分，现场勘验结束时间：2019年5月26日21时20分……现场勘验情况：现场位于攀枝花市西区废弃棚屋区域。该区域东侧20米为通往大宝鼎社区，南侧2公里为新厂湾，西侧100米为通往大宝鼎沿江公路，北侧200米东西走向金沙江。中心现场位于攀枝花市西区废弃棚屋外空坝。该空坝西侧可见一排由废弃木头制作的栅栏，该栅栏北端可见一通路。该空坝南侧面为一陡坡。东侧为一废弃棚屋，该棚屋西墙北端为一破烂木门，该木门与棚屋外空坝相连。该棚屋西墙外侧东南角可见一高约2.5米、宽约0.8米的整块墙体竖立放置，墙体西端墙面为红砖墙面，东端墙面刷有墙灰，在墙体西端红砖墙面上有一处可疑血迹，该墙体四周散落有若干破碎石块及砖块等。其中在墙体西侧地面，由（有）一块断裂墙体，该墙体刷有墙灰面上有若干点状打击痕迹。在该断裂墙体南侧23ｃｍ处由（有）一块破碎石棉瓦，石棉瓦上沾附由（有）可疑血迹。墙体南侧可见一滑坡带，在滑坡带地面有一把铁锤，铁锤长63ＣＭ。滑坡带南端是一废弃棚屋。棚屋北端墙体有缺失。棚屋东侧1.8ｍ是另一个棚屋，两棚屋之间有一条南北走向土沟，在土沟南端竖立有一根螺纹钉柱，螺纹钉柱一端插入泥土中，螺纹钉柱高度为48ｃｍ，该螺纹钉柱西北端为棚屋墙体缺失处，距离为1.6ｍ。现场勘查至此结束，其余未见异常。现场勘验制图2张；照相30张；录像0分钟；录音0分钟。……”。现场照片30张中的一张现场概貌照片显示距离中心现场（余洪标死亡地点）很近的墙体上有红色字“此处危险”。安全巡查记录照片载明：2019年2月26日上午9时30分左右，社区工作人员郑晓冬、**到达74片区，对辖区内已经收取的棚改房屋进行安全巡查，在巡查到辖区74号1栋楼房（老门牌××楼）时发现余洪标正在锯水管子。同时，发现一名收破烂的男子，经询问，收废品的人刚刚收到余洪标卖给他的废铁，已将收废铁的费用给余洪标本人了，他正准备离开，没有和余洪标一起锯水管。另有一张照片显示墙体上有“棚改房屋、禁止入内”的字样。 2019年3月25日的《搬迁通知》记载：损害情况（无）、房屋内已腾空处打“√”，若未腾空，征收人不负责保管，被征收人同意由征收人任意处置处打“√”。2019年3月25日住建局和大宝鼎街办验收房屋，并已封房（所附照片为宝鼎北路91号附12号袁国付封房照片）。住建局和大宝鼎街办庭审中认可该房屋由其管理。 2018年10月至2019年6月的《沿江社区巡查台账》和部分会议记录记载了沿江社区开展老旧危房及棚改房屋安全巡查，宣传工作，告知居民不要到老旧危房、棚改房屋周围活动，对部分人员告知、劝导或安全教育，在棚改区喷了警示标志，拉警戒线。 另查明，2019年9月23日，攀枝花市公安局西区分局宝鼎中路派出所出具的《亲属关系证明》载明：“余洪标和鲍美菊为夫妻关系，余洪标和余支康为父子关系，余洪标和余支还为父女关系，余洪标和余佳玲为养父女关系，余洪标和余三笑为父女关系”。2019年9月24日，盘州市刘官街道高官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载明：“兹有我村村民余国华，男，生于1930年7月19日（于1971年4月7日病故）与卢左仙，女，生于1931年6月8日（于2001年6月30日病故）两人为夫妻。余洪标，男，身份证号码：5104031947××××××××，系余国华与卢左仙婚生长子。……”。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六条“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的，它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但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的规定，余洪标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也是居住在棚改房区域周边的居民，余洪标在进入棚改房区域拾荒时可以充分预见到相应的危险，但余洪标自行进入棚改房区域，从攀枝花市公安局西区分局刑事侦查大队的现场照片显示余洪标被倒塌的墙体石板压住，余洪标失血性休克死亡。2019年3月25日住建局和大宝鼎街办接管案涉棚改房屋时无损坏情况，已在棚改房屋区域周围设置了警示标志、警戒线，对棚改区域进行日常巡查，也对周围群众进行了安全宣传等，现有证据证明住建局和大宝鼎街办不存在过错，故鲍美菊、余支康、余支还、余三笑、余佳玲提出的要求住建局和大宝鼎街办赔偿各项费用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九十一条的规定，判决：驳回鲍美菊、余支康、余支还、余三笑、余佳玲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596元，由鲍美菊、余支康、余支还、余三笑、余佳玲承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审查确认的证据与一审审查确认的证据一致。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案件事实如下： 2017年，攀枝花市西区人民政府颁发《2017年攀枝花市西区人民政府危旧房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征收补偿货币化安置实施方案》。根据该方案，袁国付位于攀枝花市西区的自建房屋被纳入2017年棚改计划。2019年3月25日，袁国付完成搬迁并将房屋交付给住建局和大宝鼎街办。同日，住建局和大宝鼎街办的工作人员对袁国付交付的房屋进行了验收，并对该房屋进行了“封房”处理。“封房”后，该房屋由住建局和大宝鼎街办进行管理。 2019年5月26日19时许，居住于攀枝花市西区附21号的余洪标外出拾荒未归，其妻鲍美菊在寻找时发现余洪标在攀枝花市西区处被一块倒塌的水泥墙压住。后经鲍美菊呼救，居住于附近的黄德昌听到呼救声后赶到现场，立即用其手机拨打了110报警电话和120急救电话。随后，得到通知的余支康、110接处警的警察，以及120急救的医护人员赶到了现场，但因现场墙体还有可能垮塌，到场人员都不敢进场进行施救。后经联系119专业救援人员到现场施救，才将余洪标从倒塌的墙体下救出，经现场120急救医生确认余洪标已无生命体征。 攀枝花市公安局西区分局宝鼎中路派出所就本案事故处警后形成《接（报）处警登记表》，该登记表的接警内容载明：“2019年5月26日20时11分接市局110指令称：在大宝鼎沿江矿，一老人被石头压住。值班民警接到指令后立刻赶到现场，到达现场后看见一老人被压在倒塌的墙体石板下，值班民警配合119专业施救队伍将老人从墙体下抢救出来，经现场120急救医生确认已无生命体征。死者叫余洪标，男，72岁，身份证：5104031947××××××××，现住攀枝花市西区附21号，系攀煤集团花山矿退休职工。死者儿子余支康对其父死因无异议，此情况已回复110”。 同日，攀枝花市公安局西区分局宝鼎中路派出所将情况报告给攀枝花市公安局西区分局刑事侦查大队，请攀枝花市公安局西区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对现场进行勘验。攀枝花市公安局西区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勘验现场后作出《现场勘验笔录》，该笔录载明：“……勘验事由：2019年5月26日20时11分，在攀枝花市西区有房屋垮塌，请刑大派人勘验现场。现场勘验开始时间：2019年5月26日20时11分，现场勘验结束时间：2019年5月26日21时20分……。现场勘验情况：现场位于攀枝花市西区废弃棚屋区域。该区域东侧20米为通往大宝鼎社区，南侧2公里为新厂湾，西侧100米为通往大宝鼎沿江公路，北侧200米东西走向金沙江。中心现场位于攀枝花市西区废弃棚屋外空坝。该空坝西侧可见一排由废弃木头制作的栅栏，该栅栏北端可见一通路。该空坝南侧面为一陡坡。东侧为一废弃棚屋，该棚屋西墙北端为一破烂木门，该木门与棚屋外空坝相连。该棚屋西墙外侧东南角可见一高约2.5米、宽约0.8米的整块墙体竖立放置，墙体西端墙面为红砖墙面，东端墙面刷有墙灰，在墙体西端红砖墙面上有一处可疑血迹，该墙体四周散落有若干破碎石块及砖块等。其中在墙体西侧地面，由（有）一块断裂墙体，该墙体刷有墙灰面上有若干点状打击痕迹。在该断裂墙体南侧23ｃｍ处由（有）一块破碎石棉瓦，石棉瓦上沾附由（有）可疑血迹。墙体南侧可见一滑坡带，在滑坡带地面有一把铁锤，铁锤长63ＣＭ。滑坡带南端是一废弃棚屋。棚屋北端墙体有缺失。棚屋东侧1.8ｍ是另一个棚屋，两棚屋之间有一条南北走向土沟，在土沟南端竖立有一根螺纹钉柱，螺纹钉柱一端插入泥土中，螺纹钉柱高度为48ｃｍ，该螺纹钉柱西北端为棚屋墙体缺失处，距离为1.6ｍ。现场勘查至此结束，其余未见异常。现场勘验制图2张；照相30张；录像0分钟；录音0分钟。……”。同时，《现场勘验笔录》附有的现场照片显示事发地点现场概貌状况为：房屋的房顶和墙体存在不同程度的垮塌、移位、缺失，墙体四周散落有若干破碎石块及砖块，大量木支架掉落，存在陡坡、滑坡带。其中有三张现场照片注明：“掉落支架情况”“现场倒塌的围墙”和“断裂的围墙”。其中有一张照片显示距离余洪标死亡地点附近房屋一侧的墙体上用红色颜料喷有“此处危险”字样，字体因长期风化略显模糊，且部分字体有遮挡。 攀枝花煤业（集团）公司总医院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编号：0000019）载明本案死者余洪标的死亡日期为2019年5月26日，年龄为72岁，死亡原因为失血性休克。该《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加盖有攀枝花煤业（集团）公司总医院及攀枝花市公安局西区分局宝鼎中路派出所公章。 2019年5月27日，攀枝花市公安局西区分局就事故调查对报案人黄德昌作了《询问笔录》。黄德昌在该《询问笔录》中陈述：“……当时我看到余叔（余洪标）被一块倒塌的水泥墙压住了，脸色苍白，也不知道还活着没有。……120急救医生和公安民警赶到现场组织施救，因墙体有二次倒塌的可能，等到119来了之后将压在倒塌墙体下的余叔（余洪标）抢救出来，在场的医生当时就确认余叔（余洪标）已经走了。……只有拆迁楼房有禁止进入的通知，后面山坡上没有看到通知，但社区的工作人员宣传过拆迁区域危险不允许进入。……”。 2019年6月3日，攀枝花市公安局西区分局就事故调查对大宝鼎社区事务办主任、沿江社区第一书记周杰作了《询问笔录》。周杰在该《询问笔录》中陈述：“……因为余洪标家也在棚改房范围内，周围都是危房，之前我们曾多次上门劝余洪标家搬走，甚至让水电公司停了91片区的水电，但是余洪标家都还是没有搬走，找物业重新接通水电，继续在哪（那）里居住。……当我们巡查到余洪标被砸死的上方时，遇到了曾衍学家老伴付秀芳，付秀芳正在那里用水浇菜。因为付秀芳种的地也在棚改范围内，我们劝她不要进入这里，这里是棚改范围，里面的房子都是危房，非常危险。……”。同时，公安机关对余洪标死亡地点周围附近部分居民就事故调查作了《询问笔录》，居民表示社区工作人员宣传过棚改房区域的危险性。 另查明，《沿江社区巡查台账》、《沿江社区安全工作记录》、照片显示2018年10月至2019年6月期间，住建局和大宝鼎街办的工作人员对部分老旧危房、棚改房周围居民开展了安全巡查及宣传工作，在部分老旧危房、棚改房设置有“危险地段，禁止通行”的警示牌，拉有警戒线。2019年8月，事发地点的房屋被相关单位进行了拆除。 再查明，四川渡口矿务局沿江煤矿1985年11月25日填写的余洪标的《职工登记表》载明余洪标的文化程度为“无”，余洪标家户口本载明余洪标的文化程度为“文盲或半文盲”。 余洪标生前系“攀煤集团花山矿”的退休职工，四川省201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3216元，城镇全部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64717元。 2019年9月23日，攀枝花市公安局西区分局宝鼎中路派出所出具的《亲属关系证明》载明：“余洪标和鲍美菊为夫妻关系，余洪标和余支康为父子关系，余洪标和余支还为父女关系，余洪标和余佳玲为养父女关系，余洪标和余三笑为父女关系”。2019年9月24日，盘州市刘官街道高官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载明：“兹有我村村民余国华，男，生于1930年7月19日（于1971年4月7日病故）与卢左仙，女，生于1931年6月8日（于2001年6月30日病故）两人为夫妻。余洪标，男，身份证号码：5104031947××××××××，系余国华与卢左仙婚生长子。……”。 本案一审、二审中，住建局和大宝鼎街办就其二者对本案棚改房屋区域具有共同管理责任无异议。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二审中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住建局和大宝鼎街办是否应当承担侵权责任；2.如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侵权责任比例划分及赔偿金额确认问题。 关于住建局和大宝鼎街办是否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问题。公民的生命权依法受法律保护。本案中，根据上诉人一审起诉状的陈述，攀枝花市公安局西区分局宝鼎中路派出所《接（报）处警登记表》载明的接警内容，以及公安机关的《现场勘验笔录》和《询问笔录》，能够证实余洪标的死亡系因其进入住建局和大宝鼎街办共同管理的房屋内拾荒时被倒塌的水泥围墙压住，引发失血性休克死亡，案涉房屋围墙倒塌与余洪标的死亡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以及第八十五条“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及其搁置物、悬挂物发生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规定，本案系建筑物倒塌而引发的侵权责任纠纷，适用过错推定原则，管理人住建局和大宝鼎街办在不能举证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情况下，依法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本案中，结合案涉房屋属于危旧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的事实，攀枝花市公安局西区分局对事故调查所作的《询问笔录》，以及公安机关《现场勘验笔录》的现场勘验图片显示的现场概况，能够证实余洪标死亡地点的房屋系危房，该危房存在随时倒塌、倾覆的安全隐患。案涉房屋事发时是开放性的场所，余洪标进入案涉房屋拾荒的行为并未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住建局和大宝鼎街办作为倒塌房屋事发时的管理人，明知其管理的案涉房屋属于危旧房，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应当及时采取隔离、拆除、加固等有效的措施以排除安全隐患，但因疏忽大意，管护之责未尽到位，致使案涉房屋围墙倒塌造成余洪标死亡的损害后果，存在管理上的过错。虽然住建局和大宝鼎街办对棚改区域存在的安全隐患对附近居民采取了巡查、宣传、劝导的措施，但就本案而言，从公安机关现场勘验的照片上看，案涉房屋周围并未拉有警戒线，且管理人住建局和大宝鼎街办在明知上述措施效果不佳的情况下，也未进一步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以排除安全隐患，存在管理上的过错。此外，虽然倒塌房屋附近墙体上设置有“此处危险”的标语，但因长期风化导致部分字迹模糊，且部分字体有遮挡。综上，住建局和大宝鼎街办作为案涉房屋的共同管理者，对案涉房屋存在管理上的过错，致使案涉房屋缺乏所应当具备的安全性，引发本次安全事故，依法应当共同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对于住建局和大宝鼎街办关于余洪标的死亡系因其撬铁引发墙体倒塌所致，住建局和大宝鼎街办不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辩解意见，因未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纳。上诉人鲍美菊、余支康、余支还、余三笑、余佳玲上诉主张住建局和大宝鼎街办存在过错，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侵权责任比例划分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的规定，本案中，余洪标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以及长期生活居住在事发地点附近的居民，对案涉房屋存在的安全隐患应当能够了解或充分预见，且住建局和大宝鼎街办的工作人员对于棚改区域存在的危险进行过宣传。在此情况下，余洪标任由自己进入案涉危险区域拾荒，放任危险发生，最终因房屋围墙倒塌致其受到损害，其自身对该损害后果的发生存在重大过错，应承担主要责任，从而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综合考虑住建局和大宝鼎街办的管理过错程度，死者余洪标自身的过错程度，本院认为，住建局、大宝鼎街办与余洪标的责任承担比例以4:6为宜，即住建局和大宝鼎街办承担40%的责任，余洪标本人承担60%的责任。 关于赔偿金额确认的问题。1.对于死亡赔偿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的规定，以及四川省201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3216元，余洪标死亡时72岁的情形，本院依法确认为265728元【33216元/年×（20年-12年）】。2.对于丧葬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的规定，以及四川省城镇全部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64717元，余洪标生前系“攀煤集团花山矿”的退休职工的情形，本院依法确认为32358.50元（64717元/年÷12个月×6个月）。3.对于精神损害抚慰金。住建局和大宝鼎街办的管理过错致使余洪标死亡，给余洪标的近亲属造成了精神上的痛苦，应当予以抚慰，结合住建局、大宝鼎街办与余洪标的过错程度，以及本地区的生活水平，本院酌定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为10000元。4.对于亲属处理丧事的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余洪标的亲属办理余洪标的丧事必然会产生一定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属于合理支出费用，且符合法律规定，结合住建局和大宝鼎街办与余洪标的过错程度，以及本地区的生活水平，本院酌定支持5000元。综上，本院确认鲍美菊、余支康、余支还、余三笑、余佳玲主张的各项费用金额合计为313086.50元（死亡赔偿金265728元＋丧葬费32358.5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亲属处理丧事的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5000元），根据本院划分的责任比例，住建局和大宝鼎街办应当赔偿鲍美菊、余支康、余支还、余三笑、余佳玲各项费用金额合计为125234.6元（313086.50元×40%）。 综上所述，上诉人鲍美菊、余支康、余支还、余三笑、余佳玲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对成立部分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八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四川省攀枝花市西区人民法院（2019）川0403民初1009号民事判决； 二、由攀枝花市西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攀枝花市西区大宝鼎街道办事处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鲍美菊、余支康、余支还、余三笑、余佳玲支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亲属处理丧事的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 共计125234.6元； 三、驳回鲍美菊、余支康、余支还、余三笑、余佳玲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6596元，由攀枝花市西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攀枝花市西区大宝鼎街道办事处共同负担2638元，由鲍美菊、余支康、余支还、余三笑、余佳玲共同负担395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156元，由攀枝花市西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攀枝花市西区大宝鼎街道办事处共同负担862元，由鲍美菊、余支康、余支还、余三笑、余佳玲共同负担1294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饶庆华 审 判 员 胥 军 审 判 员 李 涛 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 鲁 艳 书 记 员 刘 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