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宜君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陕0222民初140号 原告：焦某锋，男，汉族，1970年9月25日出生，住陕西省宜君县西村综合服务中心西村X组X号。公民身份号码：61022219700925XXXX。 被告：杨某玲，女，汉族，1970年10月23日出生，住陕西省宜君县西村综合服务中心石堡村X组X号，村民。公民身份号码：61022219701023XXXX。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小青，北京浩天信和（银川）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谢某江，男，1970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宜君县西村综合服务中心石堡村X组X号，村民。公民身份号码：61022219701112XXXX。系杨某玲丈夫。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小青，北京浩天信和（银川）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刘某勤，男，1968年6月21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渭南市白水县尧禾镇满义村X组，村民。公民身份号码：61213019680621XXXX。 原告焦某锋与被告杨某玲、谢某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13日立案受理，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本案在审理过程中杨某玲、谢某江分别于2020年4月19日、2020年5月7日提出追加第三人、被告的申请，对追加第三人的申请本院经审查无法律依据依法驳回，对追加刘某勤为被告的申请，经本院审查依法追加刘某勤为共同被告。本案于2020年6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焦某锋，被告杨某玲及谢某江和杨某玲的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小青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刘某勤经本院依法传唤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焦某锋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苹果款792.2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7年9月下旬至11月上旬，原告将苹果卖于被告，被告向原告出具收购苹果凭证（欠条），苹果款792.2元。后经原告数次催要果款，被告均以种种理由拖欠原告果款。原告当庭表示不向刘某勤主张权利。 被告杨某玲、谢某江辩称，原告诉被告杨某玲、谢某江主体不适格，杨某玲谢某江并不是买卖合同的买受人，原告在诉前对这一情况是了解的，并在诉状中知道果商即买受人刘某勤的存在，并和刘某勤多次进行协商处理，杨某玲谢某江仅为刘某勤雇佣的人员，现场仅负责核对，刘某勤验收果的数量，由刘某勤向果农支付果款，杨某玲及谢某江并未向原告出示过欠条，原告在诉状中陈述向果商要果款，只是误信果商，声称将果款支付杨某玲处，杨某玲、谢某江不是买卖合同的一方，不应当承担支付果款的义务，请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请。 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就诉讼双方均无异议的证据本院在卷佐证，对有异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 对原告提供的证据：收款收据一张，原告提供该证据为证明被告欠付苹果款792.2元的事实，被告质证为，对焦忠峰收款收据三性不认可，该收据仅注明苹果的大小，在收据的右下角注明单位名称为谢振金，并不是本案的杨某玲及谢某江。 经查，该证据“名称为收款收据，编号模糊不清，末尾三位隐隐约约可见748,，客户名称焦某锋，项目：可见“70#以上13件×30+5斤下方可见65#16”右侧备注无内容，收款人：谢振金”，对该证据，经核查（2019）陕0222民初311号案卷，杨某玲诉刘某勤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杨某玲向刘某勤主张苹果款时提供的自己收购果农苹果形成收款收据第一联中存在一张收款收据为第一联，编号为3743748，客户名称焦某锋，项目70#以上13件×30斤+43×1.8,65#16斤×0.80元，右侧备注779.4、12.8，792.2，收款人：谢振金”，与本案原告提供的收款收据第二联能够印证，能够确定该证据的真实性，被告杨某玲据此果款凭证向作为客商的被告刘某勤在2019年主张自己的权利，现对作为果农的原告焦某锋提供该金额一致收款收据却予以否定，故对被告的质证意见不予采纳，对该证据予以确定，作为定案证据使用。 对杨某玲提供的证据：证据1、刘某勤在宜君县人民法院的谈话笔录，该证据真实性予以确定，该谈话笔录为（2019）陕0222民初311号案件调解书生效后，刘某勤未按照约定向杨某玲履行，杨某玲申请执行，本院执行局对刘某勤的谈话笔录，对该谈话笔录中刘某勤说自己为收货老板，杨某玲是我的“代办”的内容，杨某玲、谢某江据此主张刘某勤应向果农给付苹果款自己只是代办赚取劳务费，显然为咬文嚼字、混淆非之，该案中杨某玲向刘某勤主张权利时在诉状中陈述即是主张苹果款亦主张代办费，而其苹果款的权利来源即为收购的当地果农苹果，杨某玲、谢某江是为宜君当地民间称呼的“大包代办”，现原告向其主张权利，自己又成了仅仅是提供劳务的代办人，前后矛盾，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对证据2、被告提供的支付宝截图，内容不全，不予确定；苹果纸箱与本案无关联性，不能从该纸箱判断债权债务归属，销货清单，被告陈述为刘某勤的发货清单，经查该清单无任何当事人签字或刘某勤签字，真伪难辨，即使是刘某勤的发货清单，从该清单记载内容来看为收购苹果的大小型号、箱数、件数等内容，而该发货清单为被告持有，恰恰印证了刘某勤与其合作过程中，只是和杨某玲、谢某江统计交付的苹果大小型号，数量，并不一一对应果农进行结算，同时印证了果农的苹果款结算为杨某玲或者谢某江或者两人共同进行，结合本次诉讼中，其他同类另案原告提供的收款收据有杨某玲出具，也有谢某江出具，而两人为夫妻关系，恰恰也说明两人共同为刘某勤“代办”收购苹果，而此所谓代办实际为转售，即以杨某玲、谢某江之名义对外收购苹果，然后又转售刘某勤，刘某勤和杨某玲、谢某江结算，杨某玲、谢某江对应果农结算出具收购凭据，向果农承担责任的事实。对五里镇石堡村村委会证明，为杨新孝出具，结合杨新孝的出庭证言，杨云平的出庭证言亦只能证明杨某玲、谢某江与刘某勤合作作为“代办”在石堡街道设点收购苹果的事实，而其对所谓“代办”的法律关系并不清楚，而该证言亦不能推翻作为果农的原告唯一且重要的债权凭证“收款收据”，故对被告方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对被告提供的张军仓、杨虎勤、吴小勇、杨寇军、田进生、杨小红的书面证明，一是上述证人无正当理由未出庭接受质询，二是上述证言结合杨新孝、杨云平的出庭证言亦不能达到被告方之证明目的，故不予采信。关于证据三、赵卫民，杨晓辉，赵文鹏，焦军民，焦军权，焦朋等人的苹果购销合同共55份，经查与本案无关联性，不予确定。关于杨某玲和杨晓辉2020年5月1日通话录音一份，该录音内容为杨晓辉与杨某玲在通话中说到刘某勤找杨晓辉商议由其直接支付杨晓辉苹果款，杨某玲从执行款中予以扣除，杨某玲陈述只要刘某勤解决果农苹果款，剩下代办费都好说的内容，并不能证明为刘某勤应当承担原告杨晓辉的苹果款责任，若断章取义理解视为刘某勤同意给原告苹果款即认为刘某勤应当承担给付果农苹果款责任，那么该通话中杨某玲又同意从其申请执行刘某勤案件扣除苹果款，并陈述只要给果农付了苹果款，其主张的代办费都好说，是否亦能理解杨某玲认可自己应该给果农付苹果款，对双方为解决矛盾，沟通协调过程中的陈述且未能达成一致的协商意见不能作为责任主体认定的依据，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 对本院依职权调取的（2019）陕0222民初311号案件中的民事起诉状、欠条、调解协议，予以确定，作为定案证据使用，该三份证据亦能证明，杨某玲作为原告向刘某勤、刘玉芳（刘某勤之妻）主张苹果款及代办费时，双方已经结算截止到2018年10月20日，能够证明杨某玲、谢某江与刘某勤、刘玉芳在收购苹果过程中形成的法律关系，即杨某玲为“大包代办”即按照宜君当地苹果交易习惯，其应当对果农承担支付苹果款之义务，客商即本案中的刘某勤只对杨某玲结算。 就本案争议事实，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2017年9月-11月，秋收季节，原告焦某锋将其自家栽种苹果收获后，出售给杨某玲，谢某江，谢某江出具“收款收据”一张，确定金额为792.2元，杨某玲与其丈夫谢某江为刘某勤的“代办”，即杨某玲、谢某江负责对外从果农处收购苹果，再转售刘某勤，赚取苹果差价，同时也为客商刘某勤提供一些其他的劳务。现原告自苹果出售后，多次向被告杨某玲、谢某江索要，均未果。另查明，杨某玲曾于2019年在本院以其本人为原告向刘某勤、刘玉芳提起诉讼，主张苹果款及代办费，在审理过程中双方协商确定苹果款及代办费共计821450元，达成调解协议，刘某勤、刘玉芳分期向杨某玲给付，至今未给付。 本院认为，本案事实清楚，法律关系明确，原告方的债权凭证虽存在瑕疵，但考虑到宜君当地收购苹果的交易习惯和“代办人”出具债权凭证的常用票据，能够确定原告焦某锋与被告杨某玲、谢某江之间形成买卖关系，杨某玲、谢某江夫妻在当地设点收购苹果并转售刘某勤从中赚取差价，其在享有向刘某勤主张权利的同时，亦肩负向果农承担给付苹果款之义务，现证据证明，被告杨某玲、谢某江欠付原告苹果款792.2元，原告向其两人主张苹果款事实充分，法律依据明确，应予以支持。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六十一条、第一百五十九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杨某玲、谢某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支付焦某锋苹果款792.2元； 刘某勤不承担支付义务。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原告已预交）、由杨某玲、谢某江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陕西省铜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武文璋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张 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