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民终1085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郑能欢，男，1966年2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延俊，北京市中银（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凯文，北京市中银（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孙祖光，男，1963年1月5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刘卫平，男，1968年9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 上述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兴彬，金卡（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杰，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四川江瀚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都江堰市江瀚路江瀚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唐菊娣。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国跃，男，1975年6月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十堰市茅箭区。系公司员工。 原审第三人：深圳市华瀚科技控股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朗山路16号华瀚大厦A座9楼901。 法定代表人：唐菊娣，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项婧靓，女，1985年6月14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溆浦县。系公司员工。 上诉人郑能欢因与被上诉人孙祖光、刘卫平及原审被告四川江瀚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江瀚公司）、原审第三人深圳市华瀚科技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翰控股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都江堰市人民法院（2018）川0181民初26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郑能欢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郑能欢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孙祖光、刘卫平承担。主要的事实和理由是：一、一审判决对郑能欢、刘卫平、陈国明于2012年3月20日签订的《协议书》（以下简称《320协议》）中4.5亿元债权认定有误。1.《320协议》中对4.5亿元债权表述存疑，孙祖光、刘卫平并未充分举示证据证明存在4.5亿元债权。《320协议》中载明的“债权”字样，有明显涂改的痕迹，原打印文字为“债务”，“债权”二字系之后手写添加，且该添加处合同当事人并未签字。因此，一审法院不应确认该4.5亿元属于债权。虽孙祖光、刘卫平于2018年8月27日提交了4.5亿元债权存在的银行流水等证据材料，但上述证据显示转款方均非刘卫平或孙祖光，收款方也非郑能欢。金卡（深圳）律师事务所自行统计的明细表中，收款方为深圳市亿风光贸易有限公司及泰德富华科技（深圳）有限公司等收款时间均发生于本案《协议书》签署之前，且收款方公司工商登记信息目前处于吊销或拟注销状态。同时，金卡（深圳）律师事务所并非本案当事人，其与案外人的账目往来不能说明刘卫平对郑能欢存在4.5亿元债权的事实。2.郑能欢、刘卫平、陈国明于2012年3月28日再次签订《协议书》（以下简称《328协议》），《328协议》已对《320协议》中关于债权的约定作出变更，由《320协议》中“完成改组后不再追索债权”变更为20%股权的对价为“在2012年10月31日前为华瀚系融资12亿元”。二、《328协议》是刘卫平指定持股人孙祖光取得四川江瀚公司股权的依据，但刘卫平却并未履行其在《328协议》中的义务，已构成根本违约。根据《328协议》，刘卫平取得四川江瀚公司45%股权应当履行的义务是为华瀚系融资12亿元，基于此，四川江瀚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华瀚控股公司将其代郑能欢持有的四川江瀚公司20%股权以无对价的方式转让给孙祖光。但刘卫平并未在2012年10月31日前为华瀚系融资12亿元，《328协议》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按照《合同法》第九十四条之规定，郑能欢有权解除《328协议》，该协议解除后，郑能欢要求违约方返还已获取的利益，属于合同法应有之意，即刘卫平应返还案涉股权给郑能欢，包括转让给孙祖光的20%股权。同时，华瀚控股公司提交的《情况说明》也载明了郑能欢系四川江瀚公司股权的实际控制人。 孙祖光、刘卫平辩称：一、关于《320协议》中4.5亿元债权的问题。根据该协议，4.5亿元系刘卫平、陈国明对华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瀚科技公司）、郑能欢的债权。对于郑能欢提到金卡（深圳）律师事务所有部分转款记录发生在《320协议》签署之前，系因《320协议》是对郑能欢及其控制的华瀚科技公司等主体拖欠刘卫平、陈国明款项的一个总结性的债权债务安排。对于郑能欢称有两个收款单位处于吊销或拟注销状态，该状态系行政管理措施，不能否认郑能欢拖欠巨额债务。此外，金卡（深圳）律师事务所受刘卫平委托，转款给郑能欢指定的收款单位，从相关转账记录来看，款项涉及四川江瀚公司、深圳市圳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深圳市民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等主体，上述单位的实际控制人均是郑能欢，现郑能欢以直接收款人无他名字否认与其有关联，无事实依据。金卡（深圳）律师事务所所转出的款项的最终受益人系郑能欢。二、关于《328协议》中融资12亿元的问题。郑能欢称刘卫平未为华瀚系融资12亿元，但其未向法庭提交相关证据佐证，应由郑能欢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而无论是《320协议》还是《328协议》以及《改组实施方案》，涉及郑能欢转让给刘卫平、陈国明的股权，远不止孙祖光代持的四川江瀚公司20%股权。三、郑能欢称刘卫平未按《328协议》约定完成融资，应将案涉股权退还给华瀚控股公司实际控制人郑能欢，无事实和法律依据。1.郑能欢未向法庭提交证据证明刘卫平的融资情况。根据《320协议》第3条、第4条、第6条和《328协议》第4条的约定，关于融资的事情，是郑能欢与刘卫平为公司的经营发展乃至上市，二人共同为自己制定的工作安排，并非刘卫平一人的工作。因此，郑能欢若坚称刘卫平融资未到位，根据案涉协议，郑能欢应提供证据证明其已经按照协议约定及时向银行提供了融资所需的相关资料，如公司信用记录、偿还债务能力、个人信用记录、企业经营情况以及必要的担保物，但至今郑能欢并未向法庭提交其向银行提供了上述融资资料。2.刘卫平通过个人能力，积极为华瀚科技公司、四川江瀚公司等主体融到了充足的资金。如：协调处理华瀚科技公司债权人深圳市美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3.52亿元债务问题、刘卫平向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分行坪山支行融资2亿元、通过平安银行融资1亿元，刘卫平对上述部分融资提供了个人担保，此外，刘卫平还通过社会融资为华瀚科技公司及其关联公司融资近5亿元，此款用于偿还华瀚科技公司在深圳建设银行的到期贷款。后经刘卫平协调，深圳建行又向华瀚科技公司放贷近9亿元。但郑能欢将刘卫平融到的资金用于其他项目，导致华瀚科技公司及其关联公司大量债务无法偿还，对《改组实施方案》约定的股权融资造成了客观障碍。3.即使退一步讲，刘卫平未完成融资，未支付郑能欢对价，也不能否定刘卫平的代持人孙祖光在四川江瀚公司的股东资格，毕竟从2012年4月至2019年5月，长达七年之久，刘卫平、孙祖光一直是四川江瀚公司合法董事，对外具有公示公信力。若华瀚控股公司执意认为刘卫平、陈国明未支付股权对价，应另行主张支付股权转让款，而非退还股权。4.虽郑能欢自称是华瀚控股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但自然人与企业具有本质区别，则郑能欢不能诉请将案涉股权返还其个人。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四川江瀚公司述称，对郑能欢的上诉请求无异议。 华翰控股公司述称，认可郑能欢的所有上诉请求。 郑能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孙祖光在四川江瀚公司20%的股权归郑能欢所有；2.判决孙祖光协助郑能欢将其持有四川江瀚公司20%的股权登记至郑能欢名下；3.案件诉讼费由孙祖光承担。一审中，郑能欢增加诉讼请求为：解除郑能欢、刘卫平、陈国明于2012年3月28日签订的《协议书》及4月18日签订的《改组实施方案》。 华瀚控股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孙祖光在四川江瀚公司20%的股权归华瀚控股公司所有；2.判决孙祖光协助华瀚控股公司将其持有四川江瀚公司20%的股权登记至华瀚控股公司名下。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3月20日，郑能欢、刘卫平、陈国明签订《320协议》。该协议约定：经郑能欢、刘卫平、陈国明三人共同磋商，为解决华瀚科技公司与刘卫平、陈国明的“债权”问题，就对华瀚科技公司系改组管道业务及其公司上市事宜，特订立如下协议：协议第2条“刘卫平、陈国明同意将共同约4.5亿元‘债权’转成股份，完成改组后不再追索债权。华瀚科技公司在郑能欢、刘卫平、陈国明三人协议一致后进行全面改组及整体融资。改组范围包括华瀚科技公司、四川江瀚公司、深圳市华瀚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改组后将形成一个管道业务控股公司（简称管道公司）、一个物业公司（简称物业公司）”。协议第3条“郑能欢先生同意将上述改组范围内的公司在2012年4月先行进行改组；改组后管道公司将由郑能欢先生及其指定持股人共持有50%股权，刘卫平先生及其指定持股人共持有45%股权，陈国明先生持有5%的股权”。协议第4条“刘卫平先生同意在2012年10月31日前整体为华瀚系融取资金额为不低于人民币12亿元（如置换现有贷款，12亿元为新增贷款）”。 2012年3月28日，郑能欢、刘卫平、陈国明再次签订《328协议》。该协议约定：经郑能欢、刘卫平、陈国明三人共同磋商，就对华瀚科技公司系改组管道业务及其公司上市事宜，特订立如下协议：协议第2条“华瀚科技公司在郑能欢、刘卫平、陈国明三人协议一致后进行全面改组及整体融资。改组范围包括华瀚科技公司、四川江瀚公司、深圳市华瀚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改组后将形成一个管道业务控股公司（简称管道公司）、一个物业公司（简称物业公司）”。协议第3条与《320协议》第3条一致。协议第4条“刘卫平先生同意在2012年10月31日前整体为华瀚系融取资金额为不低于人民币12亿元（如置换现有贷款，12亿元为新增贷款），经郑能欢、刘卫平、陈国明三方确认，完成此笔融资，即视为刘卫平、陈国明已支付完足额的股权款给郑能欢”。 2012年4月18日，根据《328协议》，郑能欢、刘卫平、陈国明签订《改组实施方案》，就《328协议》约定的公司改组事宜制定实施方案。与本案有关的约定：第二条，管道控股公司：以四川江瀚公司为基础改组成协议书约定的“管道控股公司”，公司名称暂保持不变。“华瀚系”公司现有管道业务均统一归属改组后的“管道控股公司”，“深圳市华瀚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其全资下属企业。四川江瀚公司现有股份为：华瀚控股公司持有68.33%、郑能欢持有16.67%、唐菊娣持有15%。完成改组后，华瀚控股公司持有30%、郑能欢持有15%、唐菊娣持有5%；刘美云持有20%，刘卫平持有5%，孙祖光持有20%；陈国明持有5%。第三条，融资安排：“根据‘协议书’约定，刘卫平在2012年10月底前为公司（包括‘管道控股公司’和‘物业公司’）新增融资不低于12亿元（含出售股权融资约6亿元）”。 2012年4月18日，四川江瀚公司作出《四川江瀚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二年度股东会决议》，出席人员有华瀚控股公司、郑能欢、唐菊娣、孙祖光、刘美云、刘卫平、袁华生。出席该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7人，其代表股份占公司股份的100%。会议决议与本案有关的内容有：“1.同意公司股东华瀚控股公司将其持有的本公司68.33%股权中转让20%股权给孙祖光，转让18.33%股权给刘美云；2.同意公司股东郑能欢将其持有的本公司16.67%股权中转让1.67%给刘美云；3.同意公司股东唐菊娣将其持有的本公司15%股权中转让5%给刘卫平，转让5%给袁华生；4.转让后本公司全体股东的股权结构是：华瀚控股公司持有30%、孙祖光持有20%、刘美云持有20%、郑能欢持有15%、刘卫平持有5%、袁华生持有5%、唐菊娣持有5%。……。6.同意修改公司章程，并通过公司新章程，共十一章80条”。 2012年4月18日四川江瀚公司修改的公司章程载明：股东华瀚控股公司，认购股份1800（万元），股份比例为30%，实际出资1800万元，备注：2012年4月18日将20%股份（即1200万股）转让给孙祖光，将18.33%股权（即1100万股）转让给刘美云。股东孙祖光，认购股份1200（万元），股份比例为20%，实际出资1200万元，备注：2012年4月18日受让华瀚控股公司20%股权（即1200万股）。 一审另查明，1.深圳法院网上诉讼服务平台显示，华瀚控股公司涉及三件执行案[（2015）深中法执字第02025号、（2015）深中法执字第02026号、（2015）深中法执字第02027号]，其均作为被执行人。2.刘美云、孙祖光系刘卫平指定的持股人。 一审法院认为，1.关于郑能欢是否具有诉讼主体资格的问题。郑能欢提出本案诉讼是基于其与刘卫平、陈国明于2012年3月28日签订了《328协议》，并就四川江瀚公司的股权分配与刘卫平、陈国明进行了约定。而本案中孙祖光作为刘卫平指定的持股人取得本案争议的股权，正是基于该《328协议》关于四川江瀚公司股权分别由三人按比例持有的约定。故郑能欢的起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关于民事案件起诉条件的规定，其主体适格。 2.关于《328协议》的效力问题。郑能欢与刘卫平、陈国明签订的《328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该合同未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之规定，双方签订的《328协议》合法有效。 3.关于郑能欢、华瀚控股公司诉请判令解除《328协议》《改组实施方案》的理由是否成立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本案中，《328协议》第3条约定，改组后管道公司将由郑能欢及其指定持股人共持有50%股权，刘卫平及其指定持股人共持有45%股权，陈国明持有5%的股权。根据该协议约定，四川江瀚公司于2012年4月18日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四川江瀚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二年度股东会决议》，同意其股东华瀚控股公司将其持有的股权转让20%给孙祖光，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同时于同日修改了公司章程。为此，孙祖光完成了获得四川江瀚公司股东身份的必要程序，且孙祖光自2012年4月18日受让股份，以四川江瀚公司股东身份行使权利已近7年，其持有的股权价值亦发生了变化。同时《328协议》及《改组实施方案》既未就股权转让的对价问题作出明示约定，更未约定股权对价的金额。故郑能欢、华瀚控股公司以孙祖光未支付股权对价为由诉请解除《328协议》及《改组实施方案》并返还股权的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一、驳回郑能欢的诉讼请求。二、驳回深圳市华瀚科技控股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7600元，由郑能欢、深圳市华瀚科技控股有限公司分别承担93800元。 二审审理期间，孙祖光、刘卫平向本院提交以下新证据：1.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打印的关于刘卫平涉及到与本案有关的执行信息（共8页），拟证明刘卫平为华瀚系公司融资属实，其中经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执行到的融资金额达2.85亿元。2.中投投资咨询网打印的《怀化将建设有色冶金环保产业园项目工程》，拟证明郑能欢于2012年9月，即在《320协议》《328协议》签订后以及刘卫平为华瀚系公司融资之后，郑能欢挪用刘卫平的融资到湖南建设相关项目，以至于华瀚系公司的债务迟迟不能解决，质押给案外人的股权一直不能赎回，无法拿华瀚控股公司的股权进行融资。3.工商登记信息，拟证明在2010年9月21日起至今，华瀚科技公司股东就已变更为法人股东即深圳市立众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作为借款担保，以致2012年3月刘卫平进入华瀚系公司之后无法用华瀚科技公司股权进行融资。 郑能欢质证认为，1.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其关联性，该组证据不能证明刘卫平履行《328协议》及《改组实施方案》确定的融资义务，且该证据发生在一审起诉之前，不属于新证据。2.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3.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该组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查询主体华瀚科技公司不是本案当事人，不能达到孙祖光、刘卫平的证明目的。 四川江瀚公司、华瀚控股公司均质证认为，同意郑能欢的质证意见。 本院经审查认为，1.对证据1，虽该证据载明内容显示刘卫平系多个案件的被执行人，但并无其他证据佐证上述案件系刘卫平履行案涉协议约定义务，因此，本院不予采信。2.对证据2，该份证据所载明的内容系打印件，并无其他证据佐证该份证据载明的内容与本案的关联性，因此，本院不予采信。3.对证据3，该份证据载明的被查询对象为华瀚科技公司，孙祖光、刘卫平并未提供其他证据佐证该公司股东结构情况与本案争议事实之间具有关联性，因此，本院不予采信。 二审中，郑能欢、孙祖光、刘卫平、四川江瀚公司、华瀚控股公司对一审查明的案件事实均无异议，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各方的诉辩意见及审理查明的事实，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案涉《328协议》《改组实施方案》是否应予解除；2.若应解除，孙祖光持有的四川江瀚公司20%股权是否应确认归郑能欢所有以及孙祖光是否应协助郑能欢将案涉股权登记至郑能欢名下。本院综合分析评判如下： 郑能欢上诉认为，其与刘卫平、陈国明签订《320协议》后，又签订了《328协议》《改组实施方案》，《328协议》对《320协议》中“完成改组后不再追索债权”的约定，变更为20%股权的对价为“在2012年10月31日前为华瀚系融资12亿元”，即刘卫平取得四川江瀚公司45%股权应当支付的对价是刘卫平为华瀚系融资12亿元，基于此，华瀚控股公司才将代郑能欢持有的四川江瀚公司20%股权以无对价的方式转让给孙祖光，但刘卫平并未在2012年10月31日前为华瀚系融资12亿元，构成根本违约，《328协议》《改组实施方案》合同目的已经不能实现，因此，郑能欢有权解除《328协议》《改组实施方案》。 本院认为，首先，《320协议》第2条约定“刘卫平、陈国明同意将共同约4.5亿元债权转成股份，完成改组后不再追索债权”。郑能欢上诉认为，该条约定中“债权”二字存在修改的痕迹，“债权”原为“债务”，因此刘卫平、陈国明享有的债权不真实。本院认为，若该“债权”二字原为“债务”，则该条约定为“刘卫平、陈国明同意将共同约4.5亿元债务转成股份”，但以债务转成股份，与常理不符，且郑能欢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刘卫平、陈国明对华瀚科技公司或郑能欢负有约4.5亿元的债务。因此，郑能欢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结合《320协议》约定“为解决华瀚科技公司与刘卫平、陈国明的‘债权’问题”，故刘卫平、陈国明对华瀚科技公司享有约4.5亿元的债权。 根据《320协议》第2条和第3条约定，三方确定了改组范围以及刘卫平、陈国明在“完成改组后不再追索债权”，并约定刘卫平及其指定的持股人将持有改组后的“管道公司”45%股权，以及刘卫平与陈国明共同持有改组后的“物业公司”30%股权。由此可知，刘卫平及其指定的持股人、陈国明能参与到华瀚科技公司的改组以及持有改组后的“管道公司”“物业公司”股权，系基于刘卫平、陈国明享有的前述债权。因此，根据《320协议》约定，刘卫平及其指定的持股人持有改组后的“管道公司”“物业公司”股权所应支付的对价，包含在刘卫平、陈国明享有的前述债权中。 其次，三方在签订《320协议》后再次签订《328协议》《改组实施方案》。从《320协议》和《328协议》内容来看，《328协议》并未否认或终止《320协议》的效力，则《320协议》的约定对三方仍然具有约束力，包括“刘卫平、陈国明同意将共同约4.5亿元债权转成股份，完成改组后不再追索债权”的约定。而《改组实施方案》系基于《328协议》而制定，该方案对刘卫平及其指定的持股人持有改组后的“管道公司”股权，即四川江瀚公司股权，进行了细化和明确，包括本案争议的孙祖光代刘卫平受让华瀚控股公司持有的四川江瀚公司20%股权。由此可知，刘卫平、陈国明享有的前述约4.5亿元债权中，包含了孙祖光受让华瀚控股公司持有的四川江瀚公司20%股权所应支付的对价。 第三，《328协议》第4条约定“刘卫平先生同意在2012年10月31日前整体为华瀚系融取资金额为不低于人民币12亿元（如置换现有贷款，12亿元为新增贷款），经郑能欢、刘卫平、陈国明三方确认，完成此笔融资，即视为刘卫平、陈国明已支付完足额的股权款给郑能欢”。本院认为，如前所述，《320协议》的约定对三方仍具有约束力，且《328协议》第4条约定“视为刘卫平、陈国明已支付完足额的股权款给郑能欢”，据此，《328协议》前述约定，并未将刘卫平及其指定的持股人持有四川江瀚公司股权所应支付的对价变更为“不低于12亿元”，而系在刘卫平、陈国明对华瀚科技公司享有约4.5亿元债权，且该债权应为刘卫平、陈国明持有改组后公司股权的对价的基础上，为刘卫平、陈国明增加的一项融资义务，该义务应为刘卫平、陈国明所负股权转让款支付义务的一部分。对于该融资义务，根据《328协议》第4条约定，刘卫平是否完成“不低于12亿元”的融资义务，仅关系到刘卫平、陈国明是否足额支付股权转让款，该“12亿元”的金额并非股权转让对价。 综合上述分析及审理查明的事实，本院认为，孙祖光受让华瀚控股公司持有的四川江瀚公司20%股权，系代刘卫平持有该股权。而刘卫平指定孙祖光持有该股权，系基于刘卫平、陈国明对华瀚科技公司享有约4.5亿元债权，同时三方约定“债权转成股份”。因此，虽三方约定刘卫平需在2012年10月31日前为华瀚系融资不低于12亿元，但如前所述，刘卫平及其指定的持股人孙祖光系以“债权转成股份”的方式受让四川江瀚公司20%股权，同时三方约定刘卫平的前述融资义务仅关系到刘卫平、陈国明是否足额支付股权转让款，且对于刘卫平未完成的融资义务所对应的案涉股权对价，郑能欢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此外，孙祖光持有案涉股权长达近7年，郑能欢或华瀚控股公司在此期间并未提出任何异议。据此，即使刘卫平未能在《328协议》约定的时间内完成融资义务，其并不构成根本违约，亦不导致《328协议》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故郑能欢关于要求解除案涉《328协议》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基于此，郑能欢关于要求解除案涉《改组实施方案》以及要求孙祖光协助办理股权过户登记的上诉请求，亦不成立，本院亦不予支持。至于刘卫平是否按《328协议》的约定完成融资义务以及是否造成郑能欢或华瀚控股公司损失，郑能欢或华瀚控股公司可另行主张权利。 综上所述，郑能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3800元，由郑能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苏 展 审判员 聂彪峰 审判员 罗晓都 二〇二〇年六月四日 书记员 姚素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