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3民终375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德隆，男，1971年5月2日出生，汉族，住遵义市红花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耀，贵州山一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榜炼，男，1984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住遵义市红花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凡小会，贵州于道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任鸿飞，贵州于道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遵义市红花岗区新蒲街道办事处新蒲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遵义市红花岗区新蒲街道办事村新蒲村红中组。法定代表人：万廷荣，该村委会主任。原审第三人：遵义市红花岗区新蒲街道办事处。住所地：遵义市新蒲新区新蒲镇老管委会。法定代表人：冉剑波，该街道办事处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勇，该街道办事处征拆办主任。上诉人李德隆因与被上诉人孙榜炼及原审被告遵义市红花岗区新蒲街道办事处新蒲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新蒲村委会）、原审第三人遵义市红花岗区新蒲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新蒲街道办）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法院（2019）黔0302民初112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德隆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耀、被上诉人孙榜炼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凡小会、原审被告新蒲村委会委托诉讼代理人万廷荣、原审第三人新蒲街道办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勇到庭参加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德隆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孙榜炼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2005年上诉人被诊断为“智力低下，中度智残”，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2012年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判决中以该理由认定执行和解行为无效。同理，案涉《鱼塘承包合同》签订于2010年，即上诉人智力受损之后，应为无效合同。2.孙榜炼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承包经营鱼塘。2017年7月之前，案外人侵害鱼塘的行为就已经开始，如果孙榜炼系实际承包人为何既不向上诉人主张权利，也不向侵权方主张权利，而是在上诉人起诉2年后才向上诉人主张权利。由此可见，孙榜炼并非真实承包鱼塘，也未实际经营。上诉人提交的《承诺书》反映的才是真实情况，即当时上诉人与孙榜炼签订《鱼塘承包合同》的本意并非为了承包经营鱼塘，而是另有他用。如果人民法院认定该合同有效，亦应认定《承诺书》有效。3.如果《鱼塘承包合同》有效，孙榜炼亦未支付承包费，该笔费用应当扣减。孙榜炼辩称，1.答辩人系案涉鱼塘的实际经营者，依法享有案涉鱼苗搬迁费及损失赔偿款202368元。2.答辩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未逾诉讼时效。3.承包费问题应另案解决。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新蒲村委会述称，对原判没有意见，请依法判决。新蒲街道办述称，对原判没有意见，请依法判决。孙榜炼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分割李德隆因鱼塘被征收的补偿款，并由新蒲村委会支付鱼苗搬迁费及损失赔偿款共计202368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李德隆、新蒲村委会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9年6月13日，李德隆通过竞买的方式与新蒲村委会签订《小微型水利水电工程设施经营管理权出让合同》，约定李德隆从新蒲村委会处取得位于的罗家堰山塘（性质为集体所有）经营管理权，出让期限为1999年6月13日至2044年6月13日止，出让金为5800元等内容，该合同附件中的四至界限地形图载明罗家堰塘占地面积为4.5亩。上述合同在遵义市红花岗区公证处予以公证。2010年1月5日，李德隆（甲方）与孙榜炼（乙方）签订《鱼塘承包合同》，约定甲方将位于新蒲镇新蒲村罗家堰塘面积12亩的鱼塘承包给乙方；承包经营期限为15年，从2010年1月5日至2025年1月4日止，乙方一次性付清承包金180000元；如遇国家征用，在合同签订期以内投放的鱼苗、搬迁、修复的房屋以及造成的经济损失赔偿费用全部归乙方等内容。2010年1月7日，孙榜炼出具《承诺书》一份，载明：关于我承包李德隆的新蒲镇新蒲村罗家堰塘，为利益签了鱼塘承诺合同，如今后发生任何争执，此前签的合同无效。孙榜炼提交的有遵义市新蒲新区组团开发建设指挥部新蒲征拆处、遵义市红花岗区新蒲街道办事处新蒲村村民委员会盖章的《建投大厦项目鱼苗搬迁赔付清册》载明：新蒲村红中组集体的鱼苗搬迁（面积为10.88亩）赔付金额为202368元。李德隆对此不予认可，陈述并未与相关部门签订拆迁补偿合同。李德隆认可《鱼塘承包合同》签订后至被征用时孙榜炼在经营管理案涉鱼塘。现孙榜炼以其为涉案鱼塘的实际经营人，按照承包合同依法应享有202368元鱼苗搬迁补偿款为由提起诉讼。一审法院另查明，孙榜炼未向李德隆支付山塘承包金18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及所举证据，本案争议焦点是：1.承诺书的效力如何认定；2.李德隆鱼塘征收时所得的补偿项目和款项中原告孙榜炼应得款项；3.承包金孙榜炼应否支付；4.新蒲村委会是否承担本案责任。关于原告孙榜炼出具的承诺书，李德隆以承诺书抗辩合同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之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合同的生效，原则上是与合同的成立一致的，合同成立就产生效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自批准、登记时生效。当事人只能就合同附条件生效或解除，孙榜炼关于发生任何争执合同无效的承诺，系约定不明的承诺，双方发生争执不能必然导致合同无效，合同已实际履行，合同的效力不是当事人约定，而应当按法律的规定，只要双方签订的合同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合同无效的情形，该合同即为有效合同，故李德隆依据孙榜炼出具的承诺书关于合同无效的辩解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关于李德隆承包经营鱼塘征收时所得的补偿项目和款项中孙榜炼应得款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七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在为公共利益需要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时，国家不仅应当足额补偿集体土地的所有权人，还应当足额补偿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孙榜炼与李德隆签订的《鱼塘承包合同》合法有效，在其承包经营期间山塘被征收，孙榜炼有权主张并获得相应的补偿。遵义市新蒲新区新蒲组团开发建设指挥部新蒲拆迁处根据拆迁安置补偿的相关标准，于2018年5月28日根据前期采集的数据制作了《建投大厦项目鱼苗搬迁赔付清册》和《建投大厦项目附属设施赔付清册》，涉案堰塘鱼苗搬迁费按6900元/亩计算，10.88亩为75072.00元，鱼苗损失费按每亩468公斤，每公斤25.00计算为127296元，共计202368元，附属设施补偿款中堡坎570立方米按130元/立方米计算为74100元，坝坎375立方米按280元/立方米计算为105000元，水泥踩底1575.8㎡按45元/㎡计算为70956元，混凝土踩底2240㎡按45元/㎡计算为100800元，附属设施赔付共计350856元，以上鱼苗搬迁和附属设施赔付共计553221元。这其中涉及孙榜炼承包经营的鱼塘应得的征收补偿款为鱼苗搬迁费按6900元/亩计算10.88亩为75072元，鱼苗损失费按每亩468公斤，每公斤25计算为127296元，共计202368元，该补偿款可从李德隆应得的征收补偿款中支付。关于孙榜炼承包经营期间的承包费，李德隆与孙榜炼签订《鱼塘承包合同》中约定了承包期限为15年，承包费为180000元，平均每年12000元。本案审理过程中李德隆未向孙榜炼主张支付承包经营期间的承包费，孙榜炼也不同意从应得的补偿款中扣除，根据“不告不理”的诉讼原则，对双方承包经营期间的承包费本案中不予处理，李德隆可以另行提起诉讼主张权利。关于新蒲村委会是否承担本案责任，新蒲村委会不是合同的相对方，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不应承担本案的责任。但因李德隆承包的山塘的拆迁补偿款已由遵义市新蒲新区新蒲组团开发建设指挥部新蒲拆迁处拨付到新蒲村委会帐上，在本案纠纷终结前，为确保孙榜炼诉请的实现，新蒲村委会有保证补偿款项在孙榜炼应得的数额内不得支付的义务，届时根据生效法律文书的判决内容进行支付。综上所述，孙榜炼与李德隆之间签订的《鱼塘承包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双方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的规定和诚实信用原则，严格履行合同约定各自的权利义务。遵义市新蒲新区新蒲组团开发建设指挥部新蒲拆迁处根据拆迁安置补偿的相关标准制作《建投大厦项目鱼苗搬迁赔付清册》和《建投大厦项目附属设施赔付清册》载明的补偿款，包含了孙榜炼承包经营期间的损失即鱼苗搬迁费75072元，鱼苗损失费127296元共计202368元，该款项应由孙榜炼享有，应从李德隆应得的罗家堰塘被征收的赔偿款中予以支付。李德隆依据孙榜炼出具的承诺书主张合同无效的辩解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据此，判决：李德隆在本判决生效后立即支付孙榜炼鱼苗搬迁费和鱼苗损失费202368元（从李德隆应得的罗家堰塘被征收赔偿款中予以支付）。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340元，由李德隆负担。本案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举证质证。李德隆提交本院作出的（2012）遵市法民再字第18号民事判决书，证明上诉人“智力低下，中度智残”，案涉《鱼塘承包合同》无效或者效力待定。孙榜炼质证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新蒲村委会、新蒲街道办质证认可证据三性。本院认为，该证据与本案不具关联性，不予采信。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一审法院于2019年1月23日受理本案后作出（2019）黔0302民初1244号民事判决，驳回了孙榜炼的诉讼请求。孙榜炼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审理后作出（2019）黔03民终4329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本院前次审理时，李德隆陈述：“鱼塘承包合同签订后，2010年把鱼塘拿给上诉人使用，一直到鱼塘被占用，但是我没有收到过承包费”“孙榜炼确有出资购买鱼苗，但具体出资不清楚。2010-2017年都是孙榜炼买鱼苗、卖鱼、供人垂钓。”本次一审庭审中，在法庭调查和辩论阶段，李德隆陈述：1.“审：李德隆，根据村委会和办事处的答辩，原告主张202368元的鱼苗搬迁费是原告的，对于这个你是什么意见？”“被李：我不回答这个问题。如果这个钱该他的就领去，这些事情我不清楚。”；2.“审：李德隆，拆迁前鱼塘是否一直是原告在经营？”“被李：是的。”；3.“被李：我的鱼塘给原告喂了几年给自己惹了很多麻烦，对我来说很痛苦，鱼塘该是谁的就是谁的，鱼苗的事我不好说。”二审庭审中，合议庭要求孙榜炼、李德隆陈述案涉鱼塘经营情况，双方作如下陈述：“孙：2010年签订合同之后就开始养鱼，专门供游客钓鱼。一直拖到2017年。”“李：是这样的。”“李：鱼塘里有我养的一些鱼。”“孙：2010年我签订合同后把鱼塘清了之后才开始养鱼的。”“李：不是这样的，原来的鱼没有清。有些鱼被他用来给游客钓了，他收益了，另外一些就死了。”本院认为，案涉鱼苗搬迁费及损失赔偿款202368元的权利归属问题是本案的争议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本案涉及的鱼苗搬迁费及损失赔偿款的法律性质与青苗补偿费性质相类似，均系征收部门向权利人的特定动产作出的专项补偿。孙榜炼能否享有该笔款项，关键在其是否属于案涉鱼塘的实际经营者而非其与李德隆签订的《鱼塘承包合同》是否有效，故该合同以及《承诺书》的效力问题不是本案审理范围，本院对此不作定论。从李德隆在前次二审以及本次一审、二审期间所作相关陈述可知，案涉《鱼塘承包合同》签订后，自2010年起至鱼塘被征占的数年间皆由孙榜炼出资购买鱼苗、经营管理鱼塘。李德隆辩称其亦有养鱼，但一方面未举证证实，另一方面依其二审所述即便养鱼，业已灭失久矣。现鱼塘被征占，孙榜炼作为实际经营者、管理人依法享有鱼苗专项补偿权益，既不受制于新蒲村委会与李德隆之间的合同关系，亦不受其与李德隆签订的《鱼塘承包合同》的效力影响。据此，李德隆的相关上诉理由因与其自认事实相悖，故本院不予采纳。至于承包费问题，李德隆可另案主张权利。综上所述，李德隆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340元，免予收取。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露露审判员  李玉振审判员  罗小龙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六日法官助理禹欣书记员吴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