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3民终234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家勇，男，1968年11月14日出生，苗族，贵州省凤冈县人，住务川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邹建忠，贵州远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鲍福伟，贵州远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淑容，女，1963年5月15日出生，仡佬族，贵州省务川自治县人，住务川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涂小波，贵州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定艳，贵州行泰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王家勇因与被上诉人朱淑容确认合同有效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7）黔0326民初21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家勇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原判，并依法改判;2.本案的诉讼费、鉴定费由朱淑容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对于王家勇与朱淑容之间合伙事实认定不清导致适用法律错误，二审应予撤销并依法改判。一、一审认定案涉关键证据《合资新建校区协议》不是双方建立合伙关系的书面合同，因此没有认定该合同的真实性系认定事实错误。首先，根据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两份《司法鉴定书》中的鉴定意见可以明显的证明《合资新建校区协议》、《补充协议》、《资料、证件、印章移交清单》中“朱淑容”私章印文系朱淑容本人加盖。其次，在一审庭审过程中查明的事实可以说明双方签订《合资新建校区协议》、《补充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二、本案案由应为合伙纠纷，并非单纯的确认合同有效纠纷，除开对于合同效力的审理外，还应当对双方是否存在合伙事实，合伙双方中履行自身义务时是否违约等事实进行审理，一审仅以王家勇无法证明合同有效忽略了朱淑容违约的事实。三、本案不宜发回重审，应当改判。朱淑容辩称，一、本案焦点在于双方是否真实签订过《合资新建校区协议》、《补充协议》、《资料、证件、印章移交清单》，而不是双方是否存在合伙事实。二、朱淑容从未与王家勇签订过任何书面的合资新建校区协议》、《补充协议》、《资料、证件、印章移交清单》，案涉上述三份材料系王家勇在双方因合伙分歧加大，无法就继续就合伙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利用与朱淑容合伙的机会，控制朱淑容喜洋洋幼儿园的公章，并私刻朱淑容的私章，于2017年7月左右单方伪造而成，依法不具有合同效力。王家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请求确认王家勇、朱淑容于2016年4月4日签订的《合资新建务川自治县喜洋洋幼儿园新校区的协议》有效；二、判令朱淑容将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喜洋洋幼儿园工商营业执照、民办学校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变更登记至王家勇名下；三、判令朱淑容解除务川自治县喜洋洋幼儿园在贵州务川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城区支行的对公银行账户（账号：2321026001201100010588）的挂失；四、判令朱淑容以25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赔偿王家勇从2017年7月6日起至务川自治县喜洋洋幼儿园的对公银行账户（账号：2321026001201100010588）解除挂失之日的经济损失；五、本案诉讼费由朱淑容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务川自治县喜洋洋幼儿园系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朱淑容，2019年3月28日务川自治县喜洋洋幼儿园名称变更为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喜洋洋幼儿园。为新建幼儿园新校区，2016年7月26日，务川自治县人民政府向务川自治县喜洋洋幼儿园颁发务国用（2016）第050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坐落务川自治县都濡镇新城区兴之柯背后、使用权类型出让、使用权面积6666.7㎡），2016年7月19日、2016年10月27日，务川自治县喜洋洋幼儿园分别取得务川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颁发的“地字第520000201430675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字第52000020162351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在新校区建设过程中，朱淑容邀请王家勇投资与其共建新园，王家勇也实际组织资金进行建设，截止本案受理前该园区工程项目基础、主体均已竣工验收完毕。2017年8月30日，朱淑容在《今日务川》报纸上刊登如下《遗失启示》：兹有务川自治县喜洋洋幼儿园不慎遗失土地使用证书一本，证号为52520326308824735J；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书一本，证号为520000201430675；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书一本，证号为520000201623511；人防易地建设许可证书一本，证号为人防易字[2016]19号；务川自治县喜洋洋幼儿园财务公章一枚；务川自治县喜洋洋幼儿园行政公章一枚。朱淑容持遗失启事告知银行不能支取账户为“务川自治县喜洋洋幼儿园”账户上款项。同日，王家勇持转账支票到银行支取款项，因朱淑容未在银行作出书面变更，银行只能认定朱淑容挂失，未将款项支取给王家勇。经查，该银行账户内资金现有400余万元。另查，2017年7月6日，王家勇向案外人王建国出具250万元借条，约定年利率36%，计息日以资金汇入王家勇账户时起算，王建国于同日转账25万元、75万元，2017年9月18日转账45万元、55万元，2017年10月9日转账32万元、18万元。本案审理过程中，王家勇提交了2016年4月4日《合资新建校区协议》、2016年8月28日补充协议、2016年4月4日《资料、证件、印章移交清单》，以此证明与朱淑容就合资兴办幼儿园达成了协议。朱淑容认为前述三份证据无朱淑容本人签名确认，协议中只有朱淑容、务川自治县喜洋洋幼儿园及王家勇的印章，系王家勇伪造，不是朱淑容的真实意思表示，否认前述证据的真实性。为此，王家勇、朱淑容先后对涉案证据中的印章、公章等申请一审法院委托司法鉴定。2018年5月9日，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受理王家勇委托鉴定事项，2018年11月30日，该鉴定机构作出“西政司法鉴定中心[2018]鉴字第2182－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送检“2016年4月4日”的《合资新建校区协议》、落款协议签订时间为“2016年8月28日”的《补充协议》、落款时间为“2016.4.4”的《明细分类帐》、落款时间为“2016年6月14日”的《保元.城市广场商铺租赁合同》上的“务川自治县喜洋洋幼儿园”红色印文与供比对同名公章印文样本是同一枚公章所盖；落款时间为“2016年4月10日”的《建设工程勘察合同》上的“务川自治县喜洋洋幼儿园”红色印文与供比对同名公章印文样本不是同一枚公章所盖；但不能确定上述共5枚“务川自治县喜洋洋幼儿园”红色印文的形成时间。2.上述《合资新建校区协议》、《补充协议》、《明细分类帐》上“朱淑容”红色印文与供比对同名私章印文的形成时间。2018年5月9日，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受理朱淑容委托鉴定事项，2018年11月30日，该鉴定机构作出“西政司法鉴定中心[2018]鉴字第2182－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送检落款协议签订时间为“2016年4月4日”的《合资新建校区协议》、落款协议签订时间为“2016年8月28日”的《补充协议》、落款移交时间为“2016.4.4”的《资料、证件、印章移交清单》上的“朱淑容”红色印文与供比对同名私章样本印文是同一枚私章所盖。2.送检落款时间为“2016.4.4”的《明细分类帐》原件第1页落款“移交人”处“朱淑容”署名字迹红色押名指印不是朱淑容指纹所留。3.送检落款时间为“2016.4.4”的《明细分类帐》原件第1页与《明细分类帐》彩色图片中的相同内容部分具有同源性；《明细分类帐》原件上的右上方书写内容书写“因新园待建在即…融资等事项。”字迹内容及“务川自治县喜洋洋幼儿园”红色印文、右中部书写“此款全部付清。”字迹内容、右下方移交人“朱淑容”签名字迹部位的押名红色指印是添加书写、盖印和捺印形成；《明细分类帐》原件上的《明细分类帐》原件上的原有内容与上述添加内容不是同时形成。4.不能确定送检标称日期为“2017年8月30日”、编号为“40205220、04683820”的《农村信用社转账支票》的形成时间。2019年7月3日，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受理朱淑容如下委托鉴定事项：1.检材1“2016年4月4日”《合资新建校区协议》尾页落款法定代表人（签章）处、检材2“2016年4月4日”《资料、证件、印章移交清单》落款移交人（签章）处、检材3“2016年8月28日”《补充协议》尾页落款法定代表人（签章）处及检材4“2017年8月30日”《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转账支票》落款处“朱淑容印”名章印文与样本1.2.3.4.5.6名章印文是否为同一枚印章盖印；2.检材2“2016年4月4日”《资料、证件、印章移交清单》落款处“2016年4月4日”印刷体文字及检材3“2016年8月28日”《补充协议》尾页落款处“2016年8月28日”印刷体文字的形成时间。2019年10月11日，该鉴定机构作出“粤南[2019]文鉴字第48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检材1“2016年4月4日”《合资新建校区协议》尾页落款法定代表人（签章）处、检材2“2016年4月4日”《资料、证件、印章移交清单》落款移交人（签章）处及检材3“2016年8月28日”《补充协议》尾页落款法定代表人（签章）处“朱淑容印”名章印文与样本1.2.4.5.6名章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检材4“2017年8月30日”《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转账支票》落款处“朱淑容印”名章印文与样本1.2.4.6名章印文是同一枚印章盖印，而与样本5名章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2.检材2“2016年4月4日”《资料、证件、印章移交清单》落款处“2016年4月4日”印刷体文字及检材3“2016年8月28日”《补充协议》尾页落款处“2016年8月28日”印刷体文字均应形成于2017年7月前后。一审法院认为，关于王家勇主张的第一项诉讼请求，王家勇应首先证明该《合资新建校区协议》的真实性，并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围绕《合资新建校区协议》的真实性，双方各持一辞，并各自申请就“务川自治县喜洋洋幼儿园”的印章及朱淑容的私章等进行了司法鉴定，前述“务川自治县喜洋洋幼儿园”的印章及朱淑容的私章不具有唯一性，至少存在前述幼儿园的印章及朱淑容的私章原本不只一枚；其次即使前述幼儿园的印章及朱淑容的印章客观真实，《合资新建校区协议》也应是王家勇、朱淑容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即朱淑容需认可协议的内容，并且朱淑容自己在《合资新建校区协议》加盖幼儿园的印章及朱淑容本人的私章，根据庭审王家勇、朱淑容的陈述，王家勇陈述签订《合资新建校区协议》时只有王家勇、朱淑容双方在场，朱淑容陈述另有其丈夫在场；其三，王家勇陈述2016年4月4日，双方签订《合资新建校区协议》后，朱淑容将幼儿园印章等交付给了王家勇，但根据朱淑容申请所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资料、证件、印章移交清单》印刷体文字形成于2017年7月前后，另根据朱淑容代理人庭审中的陈述，《合资新建校区协议》及《补充协议》是王家勇以办事的名义从朱淑容处借走幼儿园的印章及朱淑容的私章后单方伪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第一款“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在确认”、第二款“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决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的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的规定，关于朱淑容本人是否在《合资新建校区协议》加盖幼儿园印章及本人私章，存在诸多疑点，根据民事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规则，王家勇应就朱淑容本人在《合资新建校区协议》加盖幼儿园印章及朱淑容私章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因王家勇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王家勇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故对王家勇的第一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虽然王家勇另外提供了大量与朱淑容合资建园的证据，但这只能证明王家勇、朱淑容确实存在合伙关系，不能证明涉案《合资新建校区协议》是双方建立合伙关系的书面合同依据。关于王家勇的第二项诉讼请求，该项请求权的基础是建立在王家勇主张的涉案《合资新建校区协议》合法有效的基础上的，因此，王家勇的该项请求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王家勇的第三项诉讼请求，经查，“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喜洋洋幼儿园”工商登记为个体工商户，其变更登记前的名称为“务川自治县喜洋洋幼儿园”，朱淑容为“务川自治县喜洋洋幼儿园”在银行开设账户，依照法律规定个体工商户的银行账户其支配权属经营者，根据国务院《储蓄管理条例》的规定，储户对其在银行账户内的款项有支取、挂失、查询和过户等权利。本案王家勇、朱淑容在合伙合资新建幼儿园新校区的过程中，双方产生争议，致使务川自治县喜洋洋幼儿园在银行账户内资金因朱淑容采取挂失措施而王家勇无法支取，王家勇提出要求判决解除朱淑容对银行账户的挂失，该请求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朱淑容挂失账户内资金的所有权归属等争议，王家勇可依法另案主张。关于王家勇的第四项诉讼请求，本案王家勇主张的第一项诉讼请求是其他几项诉讼请求的基础，其基础是建立在《合资新建校区协议》合法有效之上的，从王家勇主张的几项诉讼请求可见，王家勇是要求朱淑容按《合资新建校区协议》及2016年8月28日《补充协议》的内容履行，并要求朱淑容承担违约损害赔偿责任，但鉴于本案王家勇、朱淑容双方已失去合伙信任的基础，王家勇、朱淑容在客观上已无法继续合伙经营幼儿园，即事实上王家勇、朱淑容面临合伙终止的结果，鉴于王家勇第一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未予以确认成立，即一审法院未确认王家勇、朱淑容签订书面合伙协议，王家勇、朱淑容面临合伙终止时合伙财产处理等法律后果，包括王家勇主张的第四项诉讼请求是否成立，不宜在本案中处理，王家勇、朱淑容可对散伙事宜协商处理，协商不成，王家勇、朱淑容均可另案主张。综上所述，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家勇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16元，由王家勇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证据。本院另查明，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粤南[2019]文鉴字第48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载明，2.检材2“2016年4月4日”《资料、证件、印章移交清单》落款处“2016年4.4.”印刷体文字及检材3“2016年8月28日”《补充协议》尾页落款处“2016年08月28日”印刷体文字均应形成于2017年7月前后。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余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院二审各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为：涉案《合资新建校区协议》是否成立的问题。本院认为，涉案《合资新建校区协议》首先是是否成立的问题，而不是合同效力问题。在双方当事人就涉案《合资新建校区协议》是否成立存在争议和朱淑容又对该协议予以否认的情况下，根据法律规定，应由主张该协议成立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另一方面，涉案《合资新建校区协议》中“务川自治县喜洋洋幼儿园”的印章及朱淑容的私章经现有证据证明不具有唯一性，朱淑容将幼儿园印章等交付给了王家勇，而根据朱淑容申请所作出的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粤南[2019]文鉴字第48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检材2“2016年4月4日”《资料、证件、印章移交清单》落款处“2016年4.4.”印刷体文字及检材3“2016年8月28日”《补充协议》尾页落款处“2016年08月28日”印刷体文字均应形成于2017年7月前后。因上述证据的落款时间早于落款时间的印刷体形成时间，《合资新建校区协议》、《补充协议》、《资料、证件、印章移交清单》不能相互印证，不能达到王家勇的证明目的，且王家勇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合资新建校区协议》的成立，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诉讼后果。故王家勇请求确认王家勇、朱淑容于2016年4月4日签订的《合资新建务川自治县喜洋洋幼儿园新校区的协议》有效的诉讼请求，因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一审判决对该请求予以驳回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对王家勇的其余诉讼请求，一审判决已经进行分析论述，本院认为有理，对此不再赘述。至于双方的合伙纠纷，可另行主张权利。另外，关于本案一审当事人双方交纳的司法鉴定费问题，《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规定诉讼费用由败诉方负担，因本案王家勇的诉讼请求被驳回，理应由王家勇负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包括司法鉴定费，但朱淑容并未就此提起上诉，在二审亦未要求王家勇负担司法鉴定费，故本院不予明确本案司法鉴定费的负担。综上所述，王家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16元，由王家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蔡一雷审判员  李玉振审判员  罗小龙二〇二〇年六月十日法官助理陶晓梅书记员黎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