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豫行再16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黄鑫,男,汉族,1985年7月8日出生,住长沙市开福区。委托代理人贺成生,开封市杞县公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委托代理人左风磊，开封市杞县公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再审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郑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住所地郑州市金水区三全路66号。法定代表人窦立勇,支队长。委托代理人贾岛，郑州交警支队民警。委托代理人张彦峰，郑州交警支队民警。再审申请人黄鑫因诉被申请人郑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以下简称郑州交警支队）车辆转移登记一案,不服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豫01行终340号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9年12月23日作出（2019）豫行申1344号行政裁定，对本案进行提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申请人黄鑫的委托代理人贺成生、左风磊，被申请人郑州交警支队的委托代理人贾岛、张彦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本案被诉行政行为：2015年12月22日，黄鑫购买陈威所有的车牌号为豫Ａ×××××号轿车，黄鑫委托他人向郑州市车辆管理所办理了车辆转移登记申请、办理机动车迁出手续，其后，黄鑫向长沙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管所办理车辆转入时因车辆属于查封状态，而不能办理入户和上牌手续。黄鑫认为郑州市车辆管理所在其购买车辆过程中计算机系统未显示查封信息的过错行为，致使其车辆不能上牌而不能使用，提起本案诉讼。请求确认转移登记行为违法并赔偿其经济损失。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2013年12月22日，陈威以446,000元价格购买梅赛德斯奔驰轿车一辆，并在郑州交警支队处办理新车入户手续。2015年11月18日，杞县人民法院向郑州市车辆管理所发出（2015）杞民初字2577—1号民事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因邢晓玉诉陈威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根据邢晓玉的保全申请，裁定对陈威所有的车牌号为豫Ａ×××××号轿车一辆予以查封，查封期限从2015年11月18日至2016年11月17日。郑州交警支队于2015年11月18日受理机动车查封，并办理查封档案（档案编号：410105360903）和信息系统录入。2015年12月22日，登封市诚新二手车交易市场在黄鑫、车主陈威买卖双方均不到场情况下，开出“卖方陈威、买方黄鑫买卖梅赛德斯奔驰牌小轿车，车牌号豫Ａ×××××，车价6,600元”的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2015年12月23日，黄鑫委托孙利阳向郑州市车辆管理所提出车辆转移登记申请、办理机动车豫Ａ×××××号车的迁出手续。郑州交警支队因计算机故障系统未显示查封信息，在按要求对申请方提交的各项材料和车辆查验后同意转出，并发给黄鑫有效期至2016年1月22日的豫Ａ×××××临时行车号牌。2016年1月20日郑州交警支队收到长沙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管所的退办函称，豫Ａ×××××号车在办理转入业务时经核档发现该车2015年11月18日办理了车辆查封，查封期限1年没有解封资料，故不能办理该车转入手续。郑州交警支队收到退办函后及时向杞县人民法院进行了通报。2016年杞县人民法院经调查了解后作出情况说明：“杞县人民法院（2015）杞民初字2577—1民事裁定书已生效，查封期限截止时间到2016年11月17日，在此期间，你单位仍应继续查封，在此期间郑州交警支队陈威转移车辆的行为后果应由其本人承担。”2016年8月5日，杞县公安局对陈威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立案并拘留。现涉案车辆已转出注销仍在查封锁定中。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七条第二款规定，申请机动车转移登记，当事人应当向登记该机动车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交验机动车，并提交以下证明、凭证：（二）机动车所有权转移的证明、凭证。《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条规定，国家对机动车实行登记制度。机动车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后方可上路行驶。由以上规定可知车辆所有权转移在前，车辆转移登记行为在后，车辆所有权转移的条件是交付，而不是登记；郑州交警支队并不经手车辆交易行为。本案购车行为发生于2015年12月22日，车辆转移登记行为发生于2015年12月23日。车辆登记并不是原告造成损失的原因。车辆登记的法律意义是为了便于对机动车进行统一管理，为机动车管理提供基础信息和依据。原告称购车前曾咨询过郑州交警支队车况信息，但没有相应证据。原告诉称以36.8万元购车，而购车发票显示只有6,600元，所诉损失未提交相应证据。根据《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第十七条，二手车卖方应当向买方提供车辆的使用、修理、事故、检验以及是否办理抵押登记、交纳税费、报废期等真实情况和信息。买方购买的车辆如因卖方隐瞒和欺诈不能办理转移登记，卖方应当无条件接受退车，并退还购车款等费用。故黄鑫的损失如客观存在可以通过其他程序解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郑州交警支队2015年12月23日为黄鑫办理车辆转移登记手续，黄鑫2017年1月4日首次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已过法定起诉期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二）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黄鑫的起诉。该裁定经二审撤销指令原审法院审理，原审重审后认为，黄鑫的车辆交易行为是当事人之间的自主行为，登记前行为，误导之说不能成立。涉案车辆所有权的转移在登记前已完成，与郑州交警支队转移登记无关。郑州交警支队因计算机故障致车辆转移登记出现差错，但不构成行政违法。黄鑫的损失没有相应证据，且是自身和登记前不正常行为造成，与郑州交警支队行政行为无关。黄鑫所述事实相互矛盾，诉讼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黄鑫的诉讼请求；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针对本案的争议问题分述如下：一、涉案车辆转移登记涉及转出、转入两个环节，车辆过户行为未最终完成。《机动车登记规定》第十三条规定，机动车所有人的住所迁出车辆管理所管辖区域的，车辆管理所应当自受理之日起三日内，在机动车登记证书上签注变更事项，收回号牌、行驶证，核发有效期为三十日的临时行驶车号牌，将机动车档案交机动车所有人。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在临时行驶车号牌的有效期限内到住所地车辆管理所申请机动车转入。申请机动车转入的，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填写申请表，提交身份证明、机动车登记证书、机动车档案，并交验机动车。机动车在转入时已超过检验有效期的，应当在转入地进行安全技术检验并提交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合格证明和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凭证。车辆管理所应当自受理之日起三日内，确认机动车，核对车辆识别代号拓印膜，审查相关证明、凭证和机动车档案，在机动车登记证书上签注转入信息，核发号牌、行驶证和检验合格标志。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现机动车所有人住所不在车辆管辖区域内的，车辆管理所应当按照本规定第十三条的规定办理。从上述规定可推出，对于机动车主住所不在车辆管辖区域的，办理转移登记需要经过转出、转入两个环节才能完成转移登记行为。涉案车辆经过转出、转入地退办、注销转出登记，过户手续未完成，黄鑫称郑州交警支队办理了过户手续，理解有误。二、涉案车辆因涉查封依法不能办理转移登记。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第九条第八项及第二十条第四款规定，机动车被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行政执法部门依法查封、扣押的，不予办理转移登记。涉案车辆在黄鑫申请转出登记之前已被杞县人民法院查封并在郑州交警支队处办理了查封登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无论怎样，黄鑫都不可能办理过户手续，涉案车辆在转出后，长沙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管所依法给予退办符合上述规定。三、郑州交警支队作出转出登记属于计算机系统原因造成，不构成行政违法。郑州交警支队提供的证据显示，在黄鑫申请涉案转移登记前已经办理了查封登记，有机动车登记受理凭证为据，郑州交警支队提供的计算机业务流水查询单可以确定交易申请转移登记时系统确实未能显示“锁定业务”，属于计算机系统原因，并非人为因素造成。且后续转出登记已注销，车辆已经恢复至原车主陈威名下并处于查封锁定状态，郑州交警支队已经自我进行了纠正，该转出登记未对涉案车辆应有的法律状态造成实质影响，黄鑫要求确认郑州交警支队转移登记行为违法，缺乏值得法律保护的合法利益，其请求不予支持。四、黄鑫的赔偿请求能否成立问题。其一，涉案车辆为法院查封车辆，原车主陈威在明知的情况下仍进行交易，存在主观恶性；其二，黄鑫在历次审理中对车辆交易地点、付款方式、付款金额的陈述不一，涉案车辆从陈威到王永到左风雷到毛会有最终到黄鑫的交易过程，各方陈述的交易时间、地点、数额等细节存在重大矛盾之处，不能互相印证；其三、黄鑫提供的付款证明系复印件，既与其在一审询问中陈述转账至车行的陈述相左，也不能证明系付涉案车辆交易款项；其四、其提供的交易税票是在双方不到场、无交易情况下开具且金额仅有“6,600元”，与车辆实际价值严重不符，在现有证据条件下，黄鑫买受涉案车辆的事实无法排除合理怀疑。黄鑫所诉损失系因车辆交易本身而产生，车辆被查封，标的物禁止买卖，在此情形下的买卖风险源于交易本身，黄鑫所诉的损失在其交易完成时就已经形成，黄鑫起诉称其是在向郑州交警支队查询过之后才进行的交易，既没有证据证明，也不符合本案事实。黄鑫所诉的损失与郑州交警支队办理的转出登记行为之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故其赔偿请求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黄鑫再审称：原审认定事实错误。郑州交警支队作为政府的职能部门，对车辆的公示信息具有公信力，基于对郑州交警支队电脑登记信息查询结果的信任，并经颁发临时牌照才进行车辆购买的交易，所以一审法院认定黄鑫造成损失的行为，只是和其他交易人之间的自主行为，是错误的认定。因为计算机是人操作的不能以计算机出故障，就认定不是郑州交警支队的行政违法行为。请求撤销原审，改判支持其诉讼请求。郑州交警支队答辩称：一、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第18条、19条之规定，黄鑫只有在机动车所有权转移完成后持机动车转移的证明凭证，也就是俗称的二手车交易发票，才能到郑州交警支队办理转移登记，财产转移行为是在办理转移登记前已经完成的，因此黄鑫所称的是因为郑州交警支队电脑登记信息的原因造成财产损失与事实不符。二、黄鑫称其在二手车交易前到车管所查询了机动车的档案信息情况，这也与事实不符。因为在机动车产权发生转移前，黄鑫并非机动车的法定车主，没有任何权利查询登记在其他人名下的机动车的信息。三、颁发了临时号牌才发生了车辆交易这一理由不成立。因临时号牌是在车辆交易后现机动车所有人（黄鑫）申请转移登记过程中才会发放的。如没有发生交易和产权转移，临时号牌是不发放的，和产权交易无关。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请求：驳回再审申请。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1、涉案车辆的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是否属于法定的“机动车所有权转移的证明、凭证”，即郑州市车辆管理所履行的转移登记材料的形式审查行为是否合法。2、郑州市车辆管理的车辆管理计算机系统中，对涉案车辆被司法查封的登记录入问题，即限制交易事项未及时录入或未显示与黄鑫的车辆交易损失之间是否构成直接的因果关系。一、涉案车辆的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属于法定的“机动车所有权转移的证明、凭证。”的范畴，郑州市车辆管理以该发票作为权属凭证办理转移登记的行为未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七条第二款规定，申请机动车转移登记，当事人应当向登记该机动车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交验机动车，并提交以下证明、凭证：（二）机动车所有权转移的证明、凭证。郑州市车辆管理所主张“二手车交易发票”已经完全证明了车辆的交易行为、交易纳税行为，属于该“证明、凭证”的范畴。黄鑫主张“二手车交易发票”仅证明了交易纳税行为，但不足以证明车辆所有权，按照一般交易原则，还应当有《买卖合同》或者款项支付凭证。经审查，现行法律法规对“机动车所有权转移的证明、凭证”的具体形式并没有进一步细化或特指，根据民事行为中买卖法律行为的一般性特征和表现形式，买卖合同或支付凭证等材料虽然能够清晰明确的证明权属转移，但在实践中，车辆权属转移还存在赠与、债务债务抵销、继承等等无穷尽的情形，立法时并不能对所有情形提前予以涵盖。故车辆管理机关对交易和权属转移仅负有形式审查的义务，对车辆交易行为不具有裁判职责，如就交易行为发生争议的法律已经设定了司法救济途径，当事人可依法另行解决。本案中，“二手车交易发票”的开具，已包含了车辆买卖行为和交易纳税的事实，如增加车辆管理机关对交易和权属转移的实质性审查义务，则与备案制度和行政许可制度的便捷、效率原则不符，将增加市场交易成本，降低市场经济效率，与备案登记制度、形式审查方式的设立初衷不符，故黄鑫的该项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二、郑州市车辆管理所的车辆管理计算机系统中，对涉案车辆司法查封事项的登记录入存在违法情形。黄鑫提取车辆档案过程中，限制交易事项在车辆管理计算机系统中未显示，郑州市车辆管理所存在管理过错。行政管理信息化和网络化是行政机关提高管理效率的管理方式，但就所依托的计算机系统及其内容，是行政行为的延伸，其负有对计算机和网络系统的维护和保障正常运作的义务，如因该系统故障造成行政相对人不利后果的，除不可抗力情形外，应视为行政行为的过错。故郑州市车辆管理所以计算机故障为由的抗辩理由，没有提交属于不可抗力情形的证据，该理由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原审认定因计算机技术故障属于郑州市车辆管理所行政管理的免责事由，该认定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三、黄鑫因车辆交易而发生的经济损失，主要原因是车辆出卖方的违约行为和其未尽到交易安全的合理注意义务。黄鑫、陈威均通过委托他人的形式，在登封市诚新二手车交易市场进行车辆交易，但黄鑫、陈威买卖双方均未到场，同时，车辆6600元的交易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值，就车辆权属交易限制的核实问题，黄鑫负有合理注意义务。虽然在民事买卖交易过程中，黄鑫的损失可依据违约责任全额向陈威主张，但在本案的行政诉讼中，黄鑫对其未尽合理注意义务的损害后果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四、黄鑫的车辆交易经济损失与被诉行政行为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其赔偿请求不成立。1、涉案车辆为法院司法查封车辆，属于禁止交易的法定情形，该车辆交易行为自始无效，即属于交易不能的情形。原车主陈威实施的车辆出卖行为存在主观恶意，黄鑫可依法另行主张。2、黄鑫在历次审理中对车辆交易地点、付款方式、付款金额的陈述不一；对交易时间、地点、数额等细节的表述存在重大矛盾之处，不能互相印证。3、黄鑫在购买涉案车辆时，双方不到场、交易金额与市场价值严重不符、属禁止买卖标的物、出卖方没有提供或出示权属状态查询凭证，上述情形下，该交易存在高风险，黄鑫的购车款损失系因车辆交易本身而产生，损失在其交易完成时就已经形成，后继发生的转移登记不是交易的前置环节，不是导致交易风险的原因，故黄鑫主张的行政过错与其经济损失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证据不足，本院不应支持。五、关于黄鑫在本次诉讼中所提交证据材料的证据效力问题。在本次再审诉讼中，黄鑫提交其交易委托人用手机对电脑查询页面翻拍的照片复印件一张，主张其交易委托人在办理买卖交易时查询了车辆管理计算机系统，系统没有显示司法查封的登记事项，才使其作出支付购车款的决定。郑州市车辆管理所质证意见为该照片复印件没有原始载体和形成时间，不能证明是在车辆交易过程中所拍摄。经审查，根据行政诉讼证据规则，当事人提交复印件或电子证据的，应当提交原件或电子原始载体予以核实。黄鑫主张在交易之前已对车辆权属状态查询，举证责任应当由黄鑫承担，并就举证不能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黄鑫提交的翻拍电脑屏幕的照片复印件，不能提供原始载体，对照片复印件的形成时间、制作或经办人等均不能提交相应的证据佐证，故黄鑫的该项主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理由阐述部分的计算机技术故障属于行政管理免责事由的理由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但适用法律正确，裁判结果适当，为减少当事人诉累，本院对原审裁判结果予以维持，黄鑫的再审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维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豫01行终340号行政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太键审判员  肖贺伟审判员  段励刚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唐雅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