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110民初1217号原告：台州市椒江区泰来文化课补习学校，住所地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回浦村长丰路72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3310027470426128。法定代表人：林文祥，校长。委托代理人：黄侃，浙江海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杭州子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大关西八苑3幢三层308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5MA2BOW8Y7R。法定代表人：张钟涛，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被告：张钟涛，男，1977年3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两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林洪春，浙江龙剑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台州市椒江区泰来文化课补习学校（以下简称原告）诉被告杭州子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子良公司）、张钟涛（以下合称两被告）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钟其炳独任审判。因2020年1月23日浙江省人民政府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本院依法裁定本案中止诉讼。2020年2月21日本案恢复审理，并于2020年3月3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法定代表人林文祥及其委托代理人黄侃和两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林洪春到庭参加诉讼。庭审中，两被告申请延期举证。本院于2020年5月25日再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法定代表人林文祥及其委托代理人黄侃和被告杭州子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即被告张钟涛及两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林洪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起诉称：2019年6月6日，原告与被告子良公司签订了《高复培训项目合作协议书》（下称案涉协议书），双方约定在杭州范围内合作开办高复培训项目（下称案涉项目）。案涉协议书约定：被告子良公司负责与杭州师范大学校方沟通落实办学资质并负责办理该高复培训项目在杭州师范大学的相关报批流程；原告负责教学、管理、招生等；原告需向被告子良公司支付保证金60万元；协议签署后，被告子良公司需确保已落实确定杭州师范大学的宿舍和配套教师。同日，原告按照案涉协议书的约定向被告支付了保证金60万元。此后，原告亦完成了招生以及教师的录用工作。然而直至2019年7月31日开学前，被告子良公司一直未能落实该高复培训项目在杭州师范大学的报批流程，未能取得约定的宿舍床位及配套教室，最终导致该高复培训项目失败，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以及声誉损失。根据案涉协议书约定，如果被告子良公司最后未能从杭州师范大学拿到目标床位，应当退还原告保证金60万元以及其他原告已经汇入被告方的所有费用，还应当赔偿原告损失150万元并且需在学员离开7天内把赔偿金打到原告指定账户（每拖欠一天按未付金额的0.3%每天支付额外滞纳金）。自2019年8月8日起暂算至2020年1月8日止期间的滞纳金按照150万元＊0.3%每天的标准计算，金额为69.3万元。因此，暂算至2020年1月8日止，被告子良公司需向原告支付的款项合计为“60万＋150万＋69.3万＝279.3万元”。同时，根据案涉协议书约定，公司法定代表人被告张钟涛对上述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诉讼请求：1、被告子良公司向原告返还保证金60万元。2、被告子良公司赔偿原告各项损失150万元，并且支付自2019年8月8日起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的按照150万元＊0.3%每天的标准计算的滞纳金，暂算至2020年1月8日滞纳金69.3万元；3、被告张钟涛对上述两项金额合计279.3万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第一次庭审时原告补充陈述，因案涉项目约定7月31日开学，但当天没有落实，没有学生，也没有向原告交付一间学生的宿舍配套教室和办公室，根据协议约定，学生离开学校7天内，保证金以及赔偿的150万元要汇入原告账户，所以滞纳金从8月8日开始主张；协议书是原告提供，被告如果认为担保这条款毫无意义，就根本不需要选上，且公司法人在民间的说法就是法定代表人，协议书前面写了公司，再写公司法人承担范围有矛盾，不合理，故从文意上来看，前面讲的是公司的责任，后面是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责任，被告张钟涛应当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第二次庭审时，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要求确认合同于2019年8月9日已经解除，并补充陈述，原告本身有资质，杭州办学需要资质的落实，责任在被告；原告从来没有以杭州师范大学的名义进行招生，根据被告提供的协议，杭州师范大学是禁止被告子良公司以公司进行宣传；因为教学场地在杭州师范大学，大家也抱着这样的名义来报名，这个也是需要被告来落实；被告未给这个项目取得教室、宿舍，没有取得相应的资质，没有与杭州师范大学处理好，所以原告认为被告违约了。原告为支持其诉请主张，在庭审中出示并陈述了下列证据：（一）《高复培训项目合作协议书》一份，证明：1、原告与被告子良公司于2019年6月6日签订案涉协议书的事实。2、案涉协议书约定由被告子良公司负责与杭州师范大学校方沟通落实办学资质并负责办理该高复培训项目在杭州师范大学的相关报批流程的事实。3、案涉协议书第3条第2款约定：案涉协议书签订后，被告子良公司需确保已落实确定杭州师范大学的宿舍和配套教室，并且应在2019年7月10日前一期交乙方学生宿舍300床、配套教室6间和配套办公室2间，以及嗣后被告子良公司未能提供杭州师范大学的宿舍、教室、办公室的行为已经构成根本违约的事实。4、案涉协议书约定如果被告子良公司最后未能从杭州师范大学拿到目标床位，应当退还原告保证金60万元以及其他原告已经汇入被告方的所有费用，还应当赔偿原告损失150万元并且需在学员离开7天内把赔偿金打到原告指定账户（每拖欠一天按未付金额的0.3%每天支付额外滞纳金）的事实。5、案涉协议书约定公司法定代表人被告张钟涛对被告子良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事实。（二）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账户明细对账单一份、保证金收据（照片打印机）一份，证明原告已按照案涉协议书约定于2019年6月6日向被告子良公司支付了保证金60万元的事实。（三）微信聊天记录以及杭州师范大学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院官网截图一份，证明：本案合作项目所在地杭州市余杭区（杭州师范大学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院）的事实。（四）微信聊天记录一组，证明：1、被告子良公司在合作之初告知原告本案合作项目在3周期前就已经完成可行性调研，不属于杭州师范大学的限制项目，并且项目可在2周内明确，没有不成功的可能性的事实。2、原、被告双方确认本案合作项目原定的开学时间为2019年7月31日的事实。3、被告子良公司多次借口拖延，直至本案合作项目原定的开学日期，仍未能落实项目办学资质，未向原告交付杭州师范大学的宿舍、教室、办公室，已构成根本违约的事实。4、因被告根本违约导致案涉协议书目的无法实现，原告多次要求被告承担违约责任的事实。（五）劳务合同书十四份、微信转账凭证三份、支付宝转账凭证两份，台州银行对账单一份、结婚证（复印件）一份，证明：1、原告为本案合作项目招聘十四名老师的事实。2、因本案合作项目无法于2019年7月31日开学，原告与该十四名老师解除《劳动合同》的事实。3、原告已向该十四名老师支付解除《劳动合同》违约金共计36.45万元的事实。4、原告法定代表人林文祥与案外人陈飘飘系夫妻关系的事实。（六）《购书合同》一份、台州银行付款回单一份，证明原告为本案合作项目购买教学用书并且支付了25万元购书款的事实。（七）《购销合同》一份、浙江泰隆商业银行明细对账单一份、宣传册若干份，证明原告为本案合作项目定制宣传册并且支付了8.8万元制作费的事实。（八）台州百泰网络科技技术有限公司证明一份、发票十八份、支付宝转账凭证二份、浙江泰隆商业银行支付业务回复十四份、台州银行付款回单二份，证明2019年6月14日至7月30日期间，原告共向台州百泰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支付推广费755001元，其中316480.69元用于本案合作项目推广的事实。（九）宁波天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开具的发票一份、台州银行付款回单，证明原告为本案合作项目向宁波天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支付推广费2万元的事实。（十）宁波搜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发票1份、泰隆银行支付业务回复一份，证明原告为本案合作项目向宁波搜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支付推广费3.62万元的事实。（十一）杭州志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发票一份，证明原告为本案合作项目向杭州志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支付推广费1.18万元的事实。（十二）微信聊天记录一组，证明：因子良公司根本违约导致案涉合作项目失败，原告于2019年8月9日在合作项目微信群内通知被告解除合同并且要求返还60万元保证金，又于2019年8月16日通过微信再次通知解除合同并且要求返还60万元保证金的事实。2、因被告子良公司根本违约导致案涉合作项目失败，原告已行使合同的法定解除权，原、被告间《高复培训项目合作协议书》已经解除的事实。（十三）林文祥与张钟涛微信聊天记录一份，证明：1、子良公司将其与案外人杭州师范大学为“IT人才就业培训”于2018年8月13日签订的《杭州子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与杭州师范大学合作开展综合类培训项目协议书》发送给原告，作为开展案涉合作项目的参考的事实。2、《杭州子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与杭州师范大学合作开展综合类培训项目协议书》第三条第11款约定“甲方（子良公司）不得使用乙方（案外人杭州师范大学）的名义，进行其他项目的招生、宣传等”的事实，以及被告提出原告应当以案外人杭州师范大学的名义进行案涉合作项目的招生、宣传的主张不能成立的事实。（十四）公证书一份，证明被告未向原告提供相应的教室、宿舍，被告违约的事实。（十五）宣传册一份，证明原告为案涉合作项目制作了宣传册，没有违反子良公司对原告的要求的事实。两被告在第一次庭审时共同答辩称：1、双方都已经清楚明确必须以杭州师范大学的名义进行招生，不能以原告的名义进行招生，不然的话就不需要和杭州师范大学合作了，被告和杭州师范大学签订了一份培训项目的协议书，杭州师范大学保证提供场地和学生宿舍，原告并没有按照双方签订的高复培训项目合作协议书履行，即项目前期应该确定项目内容、周期、课程安排、学员数量、所需宿舍床位数量及详细数据完整的提供给甲方。目前，高复合作项目暂定杭州师范大学宿舍床位不少于300个，实际上一直在协商过程当中，而且，对原告方也没有提供学生的数量及身份信息，只有这个确定下来，杭州师范大学才会安排学生宿舍并且交付。原告方也没有交费，所以说这点被告不存在违约。被告申请延期举证，实际上就是想证明杭州师范大学300个宿舍床位是有的，包括教室也有的，但是原告与被告方进行合作，必须提供学员的身份以及缴费情况，这样才会给他提供一个完整的宿舍，不存在被告方没有准备好300个床位一说。2、原告在外以自己的名义进行宣传，导致被同行举报，政府下文要求杭州师范大学停止此项目，故过失方是原告。根据双方签订的高复培训项目合作协议书第3条第3项约定，被告认为这60万元应当作为赔偿。至于被告张钟涛作为连带清偿责任，因公司法人和公司法定代表人不是同一个概念，因此双方的约定实际上没有意义，违约应该由公司进行承担，不存在被告张钟涛要承担连带责任。3、至于违约赔偿的问题，由法院裁决。被告认为赔偿金额远远大于了原告的损失。原告诉讼请求第1项，因是原告违约，要求是以杭州师范大学的名义，但是被告以个人的名义导致同行的举报，被告认为这60万元不应当返还。第2项诉请，认为这个损失不存在，也谈不上违约赔偿损失。第3项诉请，合同约定是公司法人承担连带责任，并不是公司法定代表人，不是同一个概念，原告的诉请没有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第二次庭审时，两被告补充答辩称，1、合同到目前为止不存在解除，原告通过微信向被告要60万元，是原告违约。2、原告存在伪造证据，请法院核实。被告方没有违反合同的规定，相反原告知道这是挂靠的行为，在协议的第5条第1项有明确约定。被告一直强调该项目是子良公司和杭州师范大学进行合作，由原告进行管理，因为杭州师范大学有这个资质，只有以它的名义才能举办。原告不可能在杭州申请办学，只能挂靠在杭州师范大学，所以合同里面明确说明8300元，子良公司跟杭州师范大学签订的协议是8000元，300元是子良公司的收入，收费标准一共是3万元。两被告为证明其抗辩意见，在庭审中陈述并出示了下列证据材料：（一）高复培训项目合作协议书（复印件）、综合培训协议书（复印件）各一份，证明原告违约的事实。（二）微信聊天记录一份，证明原告伪造证据，许多学科老师在项目开展之前就存在的事实。（三）微信聊天记录一组，证明原、被告双方协商项目，原告同意以杭州师范大学名义展开合作，但原告以自己名义进行宣传，被告不存在违约事实。（四）微信截图一份，证明被告被举报的事实。上述证据材料，经对方当事人质证，本院作如下认证：原告出示的证据，两被告对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证明对象有异议，认为被告和杭州师范大学签订的协议具有合法性，但要以杭州师范大学的名义举办培训班，就是杭州师范大学的资质，且学生宿舍已经落实，具体分配要提供名单且交纳每人8300元的费用，而协议书第5条没有意义，要求被告张钟涛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依据；对证据2、3的三性没有异议；对证据4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系原告以自己的名义宣传才导致项目停止；对证据5的三性有异议，认为即使签订了劳动合同，不能证明这些老师是为本项目准备；对证据6的三性有异议，不能证明是为本案项目准备；对证据7的三性有异议，认为宣传册没有向被告发送过，也没有告知宣传册的存在；对证据8、9、10、11的三性有异议，如推广的内容是否与本项目有关，支付的费用是不是本项目的推广，发票的真实性，且推广费数额不符合常理；对证据12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微信聊天记录内容不完整；对证据13，认为该协议是2018年所签，给原告参考，约定的内容与本案无关；对证据14，真实性没有异议，关联性及证明对象有异议，认为此前已落实教室，由于同行举报，2019年7月26日被杭州师范大学叫停项目，当然不会再落实项目宿舍了，而且先要核实学生床位数量，双方没有核对数量，原告也没有按约将“高复资质挂靠费、管理费、住宿费”汇入学校账户，也没有提供完整、真实的学员名单，不有证明被告违约；对证据15有异议，系原告单方制作，不能证明原告待证事实，恰恰证明原告知道和杭州师范大学合作，包括合作的方式和款项，包括老师也是原告原来就有的。经审查，证据1、2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能否证明原告的待证事实，在本院认为部分予以阐述；证据3、4、12、13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结合被告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认定本案事实；证据5，在原告长期从事校外培训，须长年招聘教师，且此前曾聘请部分教师，亦存在该证据所涉部分教师与其提供的宣传册中教师名单不符，结合原告还存在其他培训项目的情况下，该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原告因案涉项目单独招聘教师并因此赔偿经济补偿金的事实，故本院不予确认；证据6中的购书合同系自然人之间签订的合同，真实性无法核实，虽原告提交银行交易凭证拟予以佐证，但两者是否相关联以及与本案的关联性仍不能确定，故本院不予确认；证据7和证据15拟证明原告印刷宣传册的事实予以确认，但购销合同所约定的10万册数量不符合常理，且结合原告的业务背景，不能排除同时印刷其他宣传品的可能，故不能证明原告因案涉项目支出8.8万元宣传册制作费的事实；证据8、9、10、11仅能证明原告多渠道宣传其培训项目的事实，但不能证明其因案涉项目支出的推广费金额，理由同上述证据5、6、7；证据14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并结合其他证据认定本案相关事实。被告出示的证据，原告对证据1中的高复培训项目合作协议书的合法性、真实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不能证明被告主张，反而能证明原告主张；证据1中的多学科应试综合培训班项目协议书的三性均有异议，认为没有任何信息指向本案原、被告间的高复培训合作项目，与本案纠纷无关，且进一步证明了子良公司没有为本案原、被告间高复培训合作项目落实办学资质，也没有取得相应的宿舍、教室和办公室，已经构成根本违约的事实；对证据2，原告认为不能证明其伪造的事实，因高复培训项目是一年一签；证据3，被告提交的内容是截取的；对证据4的真实性有异议，不能明确李新听是谁，不能证明被告待证事实，也没有任何教育政府部门的相应材料。经审查，证据1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能否证明被告的待证事实，结合其他证据予以认定；证据2、3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结合原告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一并认定本案事实；证据4的真实性无法核实，本院不予确认。根据到庭当事人的陈述以及本院确认的有效证据，本院认定本案的事实如下：2018年8月13日，子良公司与杭州师范大学签订《合作开展综合类培训项目协议书》，合作开展综合类培训项目（包括但不限于应用化工、制药工程、IT行业等各类人才的创新创业或就业前培训，以及儿童编程、涉外人才出国前的语言和有关知识的培训等），合作周期暂定一年（以招生时间为准）。2019年7月17日，子良公司与杭州师范大学签订《杭州子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委托举办多学科应试综合培训班培训项目协议书》，约定培训学员为年满18周岁，并且取得高中或同等学历毕业证书的人员，培训时间段2019年7月30日至2020年1月17日和2020年2月2日至2020年6月9日，每月集中培训64－80课时，杭州子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委托杭州师范大学对其学员实施培训，交纳杭州师范大学培训费用8000元/学员（不含食宿，用于支付讲课费、参考材料费）。2019年6月6日，原告（乙方）与被告杭州子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甲方）签订《高复培训项目合作协议书》，相关内容摘录如下：一、合作项目。乙方学员自愿选择在甲方组织下在杭州范围内的场地内完成前进高复培训班高复培训项目。二、合作流程。（一）高复培训项目报批。作为项目开展的前提，由甲方和乙方梳理高复培训项目相关资料，乙方需在此阶段确定项目的内容、周期、课程安排、学员数量、所需教室和宿舍床位数量等项目详细信息，并且完整的提供给甲方。由甲方办理高复培训项目在杭州师范大学的相关报批流程。目前合作高复培训项目暂定杭州师范大学宿舍床位不少于300个。（二）高复培训项目报批立项成功后操作。若双方认可项目立项的条件，则甲方将根据项目立项时与杭州师范大学的约定开展相应的高复培训项目的前期准备工作，该项目的具体操作流程将按双方在项目合作协议书中的书面约定进行。乙方应在该项目每批次学员到校前30日向甲方提交真实、完整的学员名单。（三）管理方式。1、甲乙双方组建联合项目管理小组，对合作项目共同经营管理。2、甲方负责与杭州师范大学校方沟通，是项目的安全和项目运营的监管方。负责高复培训辅导班办学资质的落实和提供，确保高复培训项目的合法性。3、乙方负责高复培训项目的具体管理和运营落实，是高复培训项目的主要运营管理方和学生安全责任方。4、收费30000元／生，具体如何向杭师大报备由甲方负责落实，乙方将给学员开具有杭州市师范大学标记和杭州子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标记以及杭州子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财务章的收据。（四）合作保证金。明确甲方可以拿到并提供给乙方高复培训办学的学生宿舍数量和配套教室数量，教室配比按50个学生一个教室配套高复培训教学需要，同时配备一个教师办公室。乙方按此预定的宿舍床位数量支付甲方合作办学保证金2000元／生，总计学员300人，合计600000元。如果甲方最后未能从杭师大拿到目标床位，应退还乙方保证金600000元以及其他乙方已汇入甲方的所有费用，学生入学后该600000元保证金转化为办学学生安全保证金，本项目顺利结束后30个工作日内退至乙方账户。该保证金的剩余部分在该项目结束，项目学员离开杭州师范大学满30个工作日内退还乙方。（五）收益分配原则。1、杭州师范大学对双方开展的高复培训项目收费如下，对于高复培训课程，杭州师范大学、甲方及高复资质挂靠费、管理费、住宿费等总金额8300元／生收取。2、其中的当期乙方学员缴纳的杭州师范大学住宿费、管理费，应按照乙方学员的完整花名册进行，由乙方付到甲方、甲方付到杭州师范大学指定账户的代收代付流程。三、合作期限。1、甲乙双方合作期限一年。2、本协议签署后，甲方需确保已落实确定杭州师范大学的宿舍和配套教室。乙方2019年6月23日前开始和甲方确认宿舍的位置和宿舍内设施的完备情况，确保甲方2019年7月10日前一期交乙方学生宿舍300床、配套教室6间和配套办公室2间。3、如因办学资质或者办学合法性等问题，导致教育主管部门禁止本高复合作项目在杭州师范大学办学，或者因建筑物消防等原因被当地政府等部门禁止本高复合作项目在杭州师范大学办学，或因甲方无法处理好跟杭州师范大学关系而导致杭州师范大学不允许本高复项目学员在杭州师范大学高复学习，则甲方退还给乙方保证金600000元以及其他乙方已经汇入甲方的所有费用，并同时赔偿给乙方150万元损失，甲方需在学员离开7天内把赔偿金打到乙方指定账号（每拖欠一天按未付金额的0.3%／天支付额外滞纳金）。四、生效。如果双方相互赔偿金额超过各自公司的赔偿范围，由各公司法人承担连带责任。同日，林文祥通过个人账户向张钟涛个人账户转账600000元，备注高复合作项目保证金。子良公司于同日开具金额600000元的收据一份，收款事由高复班合作保证金。张钟涛于2019年6月6日建立微信工作群“杭师大高复项目群”，邀请林文祥和子良公司沈伟阳、罗夏胜加入群聊，讨论“培训项目合作协议”“杭师大校区多学科应试综合培训（高复）报名单”等材料，林文祥修改“乙方将给学员开具有杭州市师范大学标记和杭州子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标记以及公章的收据”，强调“确保高复培训项目的合法性”。当月27日，林文祥发“该项目通过战略合作成立，杭州子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委托杭州市师范大学举办多学科应试综合培训班培训项目，由杭州市师范大学向杭州市教育局报备，具体项目由我想（原文）实施。”“你们看看，能不能这样说”。后又问给家长的介绍材料上写泰来的名称有没有问题，“要不要改成我们合作项目的名称”。沈伟阳回复要改成合作项目名字，Logo可以放。2019年7月4日，林文祥上传此前杭州市萧山区教育主管部门作出的《不予教育行政认可决定书》。同月7日，又上传他人转发的含有“泰来高复在杭州市教育局管辖范围内未取得办学许可证”等文字的信息截图。21日，林文祥询问“教室什么时候能定得下来？”22日，张钟涛告知林文祥“所有课桌椅都放301和105都是16号楼的”“其他教室还没搬完”。林文祥问“明天可以搬来了？”张钟涛回复“对明天联系余老师开门。”23日，沈伟阳在微信群发送了宿舍照片，张钟涛发“16号楼209、211、209”“3间大教室先开出来”“我在落实寝室教室和空调”。林文祥表示需要9个教室才能满足正常教学需要。张钟涛发送“杭师大租赁（子良）.docx”。25日，林文祥转发他人质疑项目资质的微信聊天截图，告知“还是想办法解决资质的解说问题吧，社会上太多质疑，我真的很难招生”“所以请你们无论如何去跟杭师大要点什么凭证”。后经群内人员协商，于7月26日以子良公司名义起草了一份情况说明，陈述：杭州子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与杭州师范大学有多学科应试综合培训班（高复）的委托培训项目，并于2019年7月16日签订了项目合作协议。项目计划在2019年7月31日正式开学，但在7月26日接到杭州师范大学叫停项目通知，原因是收到一封转自省政府的举报信。此前已收到类似举报多次，但经杭州师范大学的调查，发现都是谎告，希望项目能够正常开展。期间，林文祥通过微信与张钟涛沟通，如林文祥于6月6日通过微信询问张钟涛项目什么时候能明确以及杭师大对办学有什么限制等，张钟涛回复“2周内”“我这里杭师大没问题的”“杭师大对我们的限制是不能做他们已经有的项目和学历教育”“高复不包括，这属于考前培训”。另，张钟涛通过微信向林文祥发送子良公司与杭州师范大学签订的上述协议。张钟涛要求林文祥提供各科名师介绍，林文祥发送其前一年的老师介绍。后林文祥多次询问杭州师范大学回复意见，张钟涛以学校将开会讨论等予以回复，并于7月19日发“多学科应试综合培训项目（高复班）最后定址杭师大本部…”。至2019年8月9日，林文祥在微信工作群发送“我们前面的事情，先做一个了结吧，那前面60万的押金，你看什么时候方便退给我吧”。张钟涛未作明确回应。同月16日，林文祥再次要求张钟涛面对双方之间的事情，“我也没有其他的诉求，你就把我给你的60万退给我就行了”。张钟涛回复“我们按协议规定执行吧”。现原告诉至本院，请求上判。庭审中，原告陈述其为上述项目聘请教师、订购资料、印刷宣传册、推广项目投入资金达100余万元；案涉项目尚未到招生环节，其尚未收取学生费用，只是有意向。另查明，（1）原告印制宣传册“杭师大校区多学科应试综合培训（高复）”。宣传册封面印有原、被告标识，和“杭州子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台州泰来高复学校合作项目”“地点：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杭州市江干区下沙学林街16号）”等文字，内页介绍了原、被告各自特点、师资力量等，并在尾页刊登了该项目的招生简章：招生对象，应、往届高中毕业生及同等学历者，高二升高三插班生；报名时间，6月9日开始报名缴费；报名地点，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杭州市江干区下沙学林街16号）等。（2）2019年7月29日，林文祥至台州市正立公证处，与张钟涛通话。该公证处依林文祥申请，对电话通话过程以录像方式办理保全证据公证，并出具（2019）浙台正证字第2586号公证书。张钟涛在通话中表示因他人投诉，项目被杭州师范大学叫停，杭州师范大学没有给该项目宿舍。（3）原告业务主管单位台州市椒江区教育局，业务范围开展非学历文化课补习下培训工作；子良公司经营范围包括成年人的非证书劳动职业技能培训（涉及前置审批的项目除外）等。本院认为，原、被告为利用杭州师范大学资源开办高复培训项目而签订了案涉协议书，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根据约定，被告子良公司应落实高复培训项目的办学许可，但直到张钟涛在微信中所述该项目被杭州师范大学叫停，亦未获得办学许可。两被告抗辩认为因原告以原告名义对外宣传，致使案涉项目被举报，故违约责任在原告。经查，虽原告制作的宣传册以原告和子良公司的名义对外宣传招生，但该方案亦在微信工作群征求过意见，并多次询问项目资质问题，但张钟涛始终未提出异议，故该抗辩意见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庭审中，两被告虽提交了其与杭州师范大学的2019年7月17日合作协议，但该协议明确约定培训学员为取得高中或同等学历毕业证书的人员，故该证据不足以证明子良公司已履行了该义务，其仍应承担由此引起的不利后果。综上，因被告子良公司未能落实办学许可，进而项目未能开展，案涉协议书签订的目的不能实现，原告法定代表人因此于2019年8月16日明确表明自己的诉求为退回全部合作办学保证金。又因退回合作办学保证金的前提是解除案涉协议书，故上述请求本意包含了解除双方合作办学关系的意思，现原告主张案涉协议书已解除，理由成立，但解除日期应为2019年8月16日。根据法律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现原告要求被告子良公司返还保证金60万元理由充分，本院予以支持。原告要求被告子良公司承担自2019年8月8日起的滞纳金不当，且每日千分之三的标准过高，本院调整至2019年8月17日起按每日万分之六计算，其中暂计算至2020年1月8日为52200元。原告要求被告子良公司赔偿损失150万元，因原告作为专业的校外培训机构，了解案涉项目实施必须取得办学许可，但其在杭州师范大学未参与的情形下，与子良公司约定在该大学办高复培训项目，应知晓项目面临的风险。虽张钟涛曾向林文祥发送子良公司与杭州师范大学之间的2018年协议，但林文祥理应辨别该协议并不包括高复培训，原告据此主张子良公司会解决与杭州师范大学关系，取得高复培训项目办学许可，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同时，原告在尚未解决办学许可且知道以原告名义不能异地办学而被告子良公司只能开展成人非证书劳动职业技能培训的情况下，以原告和子良公司名义对外宣传招生，扩大损失，且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具体的损失数额，但考虑到原告确已为案涉项目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故本院酌情确定由被告子良公司赔偿原告损失20万元。关于被告张钟涛应否承担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虽案涉协议书在生效条款中使用的公司、公司法人等名词均指向子良公司，但结合上下文、条文的性质和目的，双方本义是设定纠纷解决机制，如按两被告解释的“子良公司为子良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则该约定失去了存在的价值，考虑到日常生活中确存在将公司法定代表人称作“法人”的现象，原告认为该条款后半句中的公司法人应理解为张钟涛，符合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本院予以采信。因案涉协议书对保证担保范围约定不明确，原告要求被告张钟涛对子良公司全部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台州市椒江区泰来文化课补习学校与被告杭州子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于2019年6月6日签订的《高复培训项目合作协议书》于2019年8月16日解除；二、被告杭州子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台州市椒江区泰来文化课补习学校合作办学保证金600000元；三、被告杭州子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台州市椒江区泰来文化课补习学校滞纳金52200元及自2020年1月9日起至合作办学保证金付清之日止的滞纳金（以所欠合作办学保证金为基数，按每日万分之六计算）；四、被告被告杭州子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台州市椒江区泰来文化课补习学校损失20万元；五、被告张钟涛对上述二、三、四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六、驳回原告台州市椒江区泰来文化课补习学校的其他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4572元，由原告台州市椒江区泰来文化课补习学校负担10126元；由被告杭州子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张钟涛负担4446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本院。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共三份，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钟其炳二〇二〇年六月十日法官助理王岩书记员吴佳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