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1民终592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曲靖。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敏，辽宁瀛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邢小龙，辽宁瀛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住所地沈阳市沈河区大西路291号。负责人：叶青，该分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海保，上海市海华永泰（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元元，上海市海华永泰（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市分公司，住所地沈阳市和平区云集街5甲3号。负责人：于学民，该分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勇军，辽宁华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辽宁弘扬共享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顺通路56-1号6-8-4。法定代表人：兰志佳。原审被告：袁中华。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羽佳，辽宁申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野，辽宁申胜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曲靖与被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市分公司、被上诉人辽宁弘扬共享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原审被告袁中华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2019）辽0102民初89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曲靖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保险合同最后一项不是上诉人本人签字，一审中没有认真审查，可能是保险公司后期伪造。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为无效条款，属于格式条款，没有加重提示或书面告知。即使是上诉人本人签字，车辆也非运营性质，并不能证明投保车辆危险程显著增加，不能成为拒赔的理由。上诉人与辽宁弘扬共享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中约定，上诉人告知其保险为家庭用车保险，如因承租人使用性质导致保险不能理赔由公司承担一切责任。保险代位权行使对象为实施侵权行为的袁中华。根据《保险法》第六十条规定，保险代位求偿权的行使须同时满足以下四个条件：一是发生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二是保险事故的发生系保险合同以外的第三者的损害行为造成的；三是被保险人对实施损害行为的第三人有请求赔偿的权利；四是保险人已向被保险人支付赔偿金。本案中，由于袁中华驾驶案涉车辆造成交通事故致他人车辆受损，该车辆承保的平安保险公司在承担赔偿责任后，有权向实际侵权人袁中华主张代位追偿权。袁中华通过租车APP租赁案涉车辆使用，并在使用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应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作为案涉车辆使用人袁中华承担赔偿责任。即：袁中华作为实际侵权人应当承担自己侵权行为造成的法律责任，在平安保险公司承担保险责任后，应当向实际侵权人袁中华追偿。袁中华与弘扬公司通过“用户注册协议”对袁中华应当对外承担的赔偿责任进行了限制，但是该赔偿责任的限制仅仅约束袁中华和弘扬公司，不能约束合同之外的当事人，更不能成为袁中华免除对外责任的依据。如果该合同有效，也应该是袁中华在承担责任以后依据该协议向弘扬公司进行追偿，该限制袁中华责任的协议并非是本案审理范围，但一审判决以该协议限制了袁中华的赔偿责任为由，免除了袁中华绝大多数赔偿责任，一审判决显然是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认为人民财产保险公司对于超出交强险部分损失，理应由商业三者责任险赔偿，在商业三者责任险不应赔偿的情况下，应该由上诉人承担部分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无法定或约定义务为案涉车辆投保运营商业三者责任险。上诉人将案涉车辆出租，虽然获利，但没有任何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上诉人需要对案涉车辆投保运营商业三者责任险，更不能认为上诉人未投该保险就应该由上诉人承担他人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赔偿责任。上诉人未为案涉车辆投保运营商业三者责任险情形下，应该依据侵权行为法的规定由实际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在商业三者责任险拒绝赔偿以及上诉人未投保营运车辆商业三者责任险的情况下，应该依据侵权行为法的规定，由侵权行为人袁中华承担赔偿责任，不能要求没有投保义务的上诉人承担责任。上诉人未将案涉车辆投保运营车辆商业三者责任险，并不构成过错，不应对袁中华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根据上诉人与弘扬公司相关协议，已经告知案涉车辆未投保营运车辆商业三者责任险，上诉人对于出租案涉车辆没有任何过错。案涉车辆作为上诉人财产，有权使用、收益，也有权进行出租。在上诉人将车辆向弘扬公司出租时，已经明确告知案涉车辆投保情况，弘扬公司没有提出任何异议，上诉人对于出租案涉车辆没有任何过错。上诉人对于案涉车辆未投保运营车辆商业三者责任险没有任何过错。在没有法律明确规定或合同约定要求上诉人出租自己所有车辆需要投保运营车辆商业三者责任险的情况下，上诉人未投保运营车辆商业三者责任险并将该车辆出租没有过错。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出租未投保运营车辆商业三者责任险车辆存在过错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上诉人未对案涉车辆投保运营车辆商业三者责任险不能成为袁中华免责的事由。给车辆投保商业三者责任险并非是车辆所有者的强制性义务，在车辆所有者未为车辆投保商业三者责任险的情况下，交通事故侵权人就应该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袁中华作为交通事故的肇事方，在案涉车辆未投保运营车辆商业三者责任险的情况下，应当依法承担侵权责任。上诉人没有义务为案涉车辆投保运营车辆商业三者责任险。互负连带责任容易形成新的诉讼。连带责任的确定必须有法律的明确规定或者当事人的明确约定。但本案中，上诉人与弘扬公司存在合同关系，与其他主体没有任何法律关系，也并非是交通事故的肇事者，不应对袁中华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由于给出租车辆投保运营车辆商业三者险并非是上诉人义务，不能仅仅因为上诉人未对车辆投保运营车辆商业三者险就认定上诉人存在过错，更不能认定上诉人与弘扬公司存在共同过错而承担连带责任。一审判决上诉人与弘扬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没有法律依据。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市分公司辩称，上诉人车辆在我公司按照家庭自用投保，但在事故发生时从事营运活动属于保险法第52条规定的风险程度显著增加，依法我公司不应承担本案交通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上诉人已在投保单及投保人声明等材料中签字认可免责条款的法律效力，免责条款生效，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辩称，坚持原判。袁中华辩称，我通过软件租的车，租的时候有保险，应由保险公司赔付。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判决被告袁中华向原告支付所垫付的赔偿款47,500元，被告曲靖、被告弘扬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请求法院判决被告人保沈阳市分公司在保险责任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3、诉讼费用由四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曲靖系车牌号辽Ａ×××××车辆的车主。2017年11月25日，被告曲靖（被保险人）就该车辆在被告人保沈阳市分公（保险人）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及机动车商业保险（后附保险条款），不计免赔，其中第三者责任保险金额67,000元。保险单最后一页，投保人声明载明‘保险人已通过上述书面形式向本人详细介绍并提供了投保险种所适用的条款，并对其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包括责任免除条款、免赔额、免赔率等免除或者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及本保险合同中付费约定和特别约定的内容向本人作了书面说明，本人已充分理解并接受上述内容，同意以此作为订立保险合同的依据。本人自愿投保上述险种。’被告曲靖亦在该页亲笔‘保险人已明确说明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内容及法律后果’，并签名予以确认。保险条款第二十五载明下列原因导致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三）被保险机动车被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被保险人、受让人未及时通知保险人，且因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导致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2017年11月29日，欣瑶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甲方/出租方）与被告弘扬公司（乙方/承租方）签订《车辆租赁合作协议》，约定乙方负责运营共享汽车网络服务平台，甲方向乙方提供符合乙方共享汽车平台要求的品牌、车型和标准的车辆用于平台转租营运。甲方提供的车辆应为新车或距车辆上牌之日不满两年且行驶里程不超过三万公里的车型，车辆租赁合作期限自2017年12月4日起至2018年12月4日止，租赁费为2600元/辆/月。该协议第三条第3款载明，甲方已告知乙方甲方提供的车辆保险为家庭用车保险，非营运性质保险，如因乙方使用性质导致保险不予理赔的由乙方自己负责事故引发的一切责任。该协议后附车辆订单，其中包括涉案车辆。庭审中，被告曲靖称其通过欣瑶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与被告弘扬公司签订的该租赁合作协议。2018年11月6日，被告袁中华通过被告弘扬公司APP租赁平台租赁辽Ａ×××××车辆（订单号：150594923520045003，被告袁中华已支付车辆租赁费93.78元），驾驶该车行至沈阳市和平区仙岛北路长白三街韩式洗浴停车场，倒车时与邓成浩驾驶的车牌号为辽Ａ×××××车辆相撞。经沈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和平区二大队认定，被告袁中华负全部责任，邓成浩无责任。邓成浩因其驾驶的车牌号为辽Ａ×××××车辆受损，在辽宁之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维修，发生车辆维修费47,500元。又因该车辆在原告平安保险辽宁分公司投保机动车商业保险，原告平安保险辽宁分公司支付了该笔赔偿款。2018年11月15日，邓成浩与原告平安保险辽宁分公司签署了《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辆索赔权转让书》，将其向被告袁中华、被告曲靖的代位求偿权转让给原告平安保险辽宁分公司，故原告平安保险辽宁分公司向本院提起诉讼。另，被告弘扬公司APP租赁平台的用户注册协议对租车费用（包括租车费用、租车保证金和用户因使用车辆产生的各项费用）、租赁车辆运营辖区等均进行了约定，协议第7.1.1条约定：“弘扬共享向用户提供使用的租赁车辆已经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车损险、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第8.5条约定：“车辆出险后，承租车辆及三者车辆以及物损定损金额超过1000元以上的需要保险公司进行理赔的，用户需要承担1000元，超过1000以上部分按10%赔付到‘弘扬共享’。”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有答辩并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本案被告弘扬公司经本院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未到庭应诉，视为其放弃了答辩和质证的权利。一审法院根据原告平安保险辽宁分公司与被告袁中华、被告曲靖、被告人保沈阳市分公司提供的证据及其当庭陈述，对本案事实予以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条规定：“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本案中，在原告平安保险辽宁分公司投保的车牌号为辽Ａ×××××车辆因事故受损，原告平安保险辽宁分公司履行了赔偿保险金之义务，根据该条法律规定，有权在赔偿金额47,500元范围内向第三者/侵权人进行追偿。关于被告人保沈阳市分公司是否应当在商业三者险赔偿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保险人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被保险人未履行前款规定的通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首先，保险合同是双务合同，保险费与保险赔偿金为对价关系，保险人依据投保人告知的情况，评估危险程度而决定是否承保以及收取多少保险费。保险合同订立后，如果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保险事故发生的概率超过了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对事故发生的合理预估，如果仍然按照之前保险合同的约定要求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对保险人显示公平。其次，在当前车辆保险领域中，保险公司根据被保险车辆的用途，将其分为家庭自用和营运车辆两种，并设置了不同的保险费率，营运车辆的保费接近家庭自用的两倍，这是因为相对于家庭自用车辆，营运车辆的运行里程多，使用频率高，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也自然增大，这既是社会常识也是保险公司对风险的预估，车辆的危险程度与保险是对价关系，家庭自用车辆的风险小，支付的保费低；营运车辆风险大，支付的保费高。以家庭自用名义投保的车辆，从事营运活动，车辆的风险显著增加，投保人应当及时通知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可以增加保费或者解除合同并返还剩余保费，投保人未通知保险公司而要求保险公司赔偿营运造成的事故损失，显示公平。再次，营运活动与家庭自用区别在于：第一、营运以收取费用为目的，家庭自用一般不收取费用；第二、营运的服务对象是不特定的人，以车主没有特定的关系，家庭自用服务对象一般为家人、朋友或与车主具有特定关系的人。本案中，被告曲靖系车牌号辽Ａ×××××车辆的车主，其与被告弘扬公司签订《车辆租赁合作协议》，将该车辆提供给被告弘扬公司负责运营的共享汽车网络服务平台，用于平台转租营运，并收取租金，首先，被告曲靖有收取费用的意图；其次，通过被告弘扬公司APP租赁平台下订单获取车辆的人为不特定的人，驾驶人员的情况以及使用车辆的目的无法预估，车辆的运行里程、使用频率也增高，车辆的风险亦显著增加，符合营运的特征。被告曲靖未向被告人保沈阳市分公司履行告知义务，故被告人保沈阳市分公司对涉案事故的发生在商业三者险内不负赔偿责任。关于赔偿责任主体。被告袁中华通过被告弘扬公司APP租赁平台租赁辽Ａ×××××车辆，并按协议支付了车辆租赁费93.78元。根据用户注册协议第7.1.1条“弘扬共享向用户提供使用的租赁车辆已经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车损险、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之约定，被告袁中华所支付的租金中应涵盖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车损险、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被告袁中华驾驶该车辆时发生交通事故致三者车辆受损，并产生车辆维修费47500元，根据用户注册协议第8.5条“车辆出险后，承租车辆及三者车辆以及物损定损金额超过1000元以上的需要保险公司进行理赔的，用户需要承担1000元……”之约定，被告袁中华应承担1000元的赔偿责任，对于超过1000元的部分（即46500元），鉴于该车已在被告人保沈阳市分公司投保交强险，可由被告人保沈阳市分公司在交强险财产保险限额2000元内予以赔偿。对于不足部分的损失（即44500元），理应由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因车主即被告曲靖改变该车的使用用途使其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未向被告人保沈阳市分公司履行告知义务，导致该部分损失不能在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内获得赔偿，对此，被告袁中华并无过错，故对该部分损失不承担赔偿责任。被告弘扬公司作为共享汽车网络租赁平台，属于社会公共服务机构，有责任保障其提供的服务符合有关安全规范，有义务向注册用户保证其出租的汽车符合上路行驶的条件，并披露车辆投保信息。被告弘扬公司明知该车辆投保的是家庭用车保险，而非营运性质保险，应预测车辆肇事后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拒赔的后果。被告弘扬公司仍用该车从事网络运营活动，侵害了公众的信赖利益，主观上存在过错，对该部分损失应承担60%的赔偿责任；被告曲靖作为车主，出于牟利而改变车的使用用途，且未告知保险公司，其行为亦存在过错，对该部分损失应承担40%的赔偿责任。同时，被告弘扬公司与被告曲靖对该部分损失互负连带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袁中华赔偿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车辆损失1000元;二、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市分公司赔偿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车辆损失2000元；三、剩余赔偿金额44,500元，由被告辽宁弘扬共享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承担60%即26,700元，被告曲靖承担40%即17,800元，赔偿给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并互负连带责任；上述一、二、三项，均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四、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88元，由被告袁中华负担21元，被告曲靖、被告辽宁弘扬共享汽车租赁有限公司负担925元，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市分公司负担42元；公告费800元（两次），由被告袁中华负担17元，被告曲靖、被告辽宁弘扬共享汽车租赁有限公司负担749元，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市分公司负担34元。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各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为：上诉人曲靖租赁车辆的行为是否构成保险标的风险程度显著增加，应否承担保险赔偿责任。关于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导致的免责约定属法定情形，且本案中也是双方在保险合同中明确约定的免责条款。上诉人在一审中已认可其签字的真实性，二审中并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推翻其此前陈述，根据禁止反言原则确认该合同约定条款的有效性。基于保险标的的特点，上诉人在投保时对于车辆的维护使用具有一定的范围限制，仍然属于家庭自用车辆的范畴。而上诉人将车辆用于出租收益后，车辆的使用人范围就明显扩大为不特定的承租人，也导致对车辆的使用情况无法完全掌控，因此车辆发生保险理赔事故的风险必然显著增加。车辆的风险显著增加，投保人应当及时通知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可以增加保费或者解除合同并返还剩余保费，投保人未通知保险公司而要求保险公司赔偿营运造成的事故损失，显示公平。上诉人投保的险种为家庭自用车辆，在承保范围上应予以了一定限制，相应缴纳的保费也与运营车辆不同。上诉人出租收益的行为已超出家庭自用范畴，属于明显的车辆运营行为，因此其保险公司适用免责条款在商业三者险内不予理赔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与辽宁弘扬共享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关于租赁事项的相关约定，包括保险种类的确定属于双方之间合同约定内容，并不能因此对抗合同以外的当事人，更不能因此做为上诉人对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免赔的事由。而对于车辆承租人袁中华而言，其正常在租赁车辆时明确与出租方约定了相应的保险事项，并交纳了包括保险费用在内的租赁费用，在此基础上进行的租赁行为，对于投保事项并不存在过错，因此不应对租赁过程中发生的事故承担保险范围内的赔偿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88元，由上诉人曲靖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侯 杨审判员 张维佳审判员 刘 波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贺菲书记员陈俊舟本案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