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0）琼民终189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海南福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省文昌市文城镇清澜文清大道381号第8间铺面。   法定代表人：左某，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四川长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某，四川长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海南舍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省文昌市清澜文清大道381号第四间铺面。   法定代表人：郑某，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某，海南川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某，海南川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郑某，男，1982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文昌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某，海南川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某，海南川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文昌市文城镇星火村民委员会溪田丁村民小组，住所地海南省文昌市文城镇星火村民委员会溪田丁村民小组。   负责人：丁某，组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某，海南川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海南帝邦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省文昌市文城镇星火村民委员会溪田丁村民小组。   法定代表人：丁某，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某，海南川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海南福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华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海南舍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舍得公司)、郑某、文昌市文城镇星火村民委员会溪田丁村民小组(以下简称溪田丁村)、海南帝邦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帝邦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作出的（2019）琼96民初302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福华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朱某；被上诉人舍得公司、郑某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某；被上诉人溪田丁村组长、帝邦公司法定代表人丁某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福华公司上诉请求：一、依法维持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三项、第五项；二、依法改判舍得公司返还福华公司已付款项2625万元及利息（利息分段计算，以900万元为基数，从2017年4月18日起按月息2%计算至2017年10月13日;以2150万元为基数，从2017年10月14日起按月息2%计算至2017年11月29日;以2625万元为基数，从2017年11月30日起按月息2%计算至付清时为止)；三、改判郑某、溪田丁村、帝邦公司对本案全部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本案一审、二审诉讼、保全等费用由舍得公司、郑某、溪田丁村、帝邦公司承担。   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未对溪田丁村与郑某之间委托法律关系进行实质审查，导致本案部分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郑某（舍得公司）涉案的全部代理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其权利义务及法律后果均应由委托人即溪田丁村承担。本案郑某（舍得公司）的代理行为属于法律规定的非典型代理，即郑某（舍得公司）本应以委托人的名义签订合同，但却以受托人自己的名义签订了涉诉相关协议。依据法律规定和法学理论，只要受托人是在委托人授权范围内处理的，履行了告知义务，则其法律后果自应由委托人承担。郑某的全部代理行为是在溪田丁村授权范围内与福华公司订立联合开发相关协议及《股权收购合同》，福华公司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溪田丁村民小组村长及其成员也是知晓涉案合同，故涉案合同合法有效并直接约束委托人溪田丁村和福华公司。本案的涉诉股份转让款2625万元，福华公司按照《股权收购合同》约定已实际支付，溪田丁村称没有收到款项不符合客观事实，从福华公司提交的录音证据也可以直接证明溪田丁村收到了部分股权转让款，至于舍得公司、郑某收款后未将其余股份转让款交付给溪田丁村，是委托人溪田丁村与受托人郑某之间的另案法律关系。首先，福华公司正是基于郑某持有溪田丁村出具的《授权委托书》，相信郑某作为受托人有代理权；其次，授权委托书内容载明“委托郑某办理：1.留用地涉及政府相关的一切手续及办理该留用地至委托人成立的帝邦公司名下；2.引进房地产开发公司对该地块进行流转；3.确保村民小组该留用地纯收益70万元/亩事项，特此授权，权限范围：全权委托，委托期限：贰年”，郑某以其自己的名义和其实际控制的舍得公司与福华公司签订的《股权收购合同》，显然郑某的代理行为就属于典型的以自己名义在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合同。一审判决却仅以《授权委托书》未载明授权签订合同为由，判决溪田丁村不承担责任，明显属于事实认定不清。再次，《股权收购合同》签订后，实际履行过程中溪田丁村对于授权郑某的代理行为均明知、认可，并积极主动办理相关手续履行合同义务，如成立帝邦公司、帝邦公司60%股权前后变更登记事宜、将帝邦公司80%股权质押给福华公司、收取了部分股份转让款等行为，均能证实《股权收购合同》能直接约束溪田丁村。福华公司一审提交的录音可以证明溪田丁村的法人代表明确其收到40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因此，依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溪田丁村依法应当对福华公司的全部主张承担清偿责任。二、一审判决关于利息部分的认定错误，未客观公正的查明该部分事实。郑某、舍得公司、溪田丁村、帝邦公司应当返还福华公司已付款项即2625万并按月息2%分段计付利息。1.舍得公司、郑某、溪田丁村、帝邦公司按照月息2%标准计付2625万元资金利息有明确的合同约定。《股权收购合同》第四条违约责任第2点约定：“若由于甲方的过错造成（包括但不限于因该宗地存在的债务纠纷、权属纠纷、用地性质等）无法将本文所涉宗地100%股权在文昌市工商局办理注册至乙方名下时，乙方有权要求甲方继续履行合同或选择终止本合同，若乙方选择终止合同时，甲方应向乙方双倍返还乙方之前已经支付给甲方及丙方的款额，另将所付款额按月息贰分计付息，同时造成乙方其他经济损失，甲方应如数负担赔偿”。2.郑某、舍得公司于2018年6月14日向福华公司出具《担保保证书》，再次明确郑某、舍得公司对福华公司《股权收购合同》等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的范围包括舍得公司履约不能或违约应退还的股权转让款、主合同约定的逾期利息、违约金、福华公司为实现债权而产生的所有费用。3.从实际履行情况上看，郑某2018年12月25日向福华公司法人代表支付52.5万元，该款项刚好与以2625万元为本金按照月息2%计息的数额一致，2019年3月13日支付55万元，2019年1月26日、2月1日均支付利息15万元，从款项支付的时间、金额上也能印证郑某、舍得公司前期已经按照月息2%向福华公司支付了部分款项。三、一审判决第五项的表述在执行阶段可能产生理解的歧义，建议变更为：福华公司对于帝邦公司80%公司股权在舍得公司履约不能的4500万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综上，一审判决存在部分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清本案事实，依法改判。   舍得公司发表答辩意见称，福华公司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一、舍得公司与福华公司于2017年4月11日签订的《股权收购合同》无效。首先，《股权收购合同》名为股权收购，实为是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的买卖交易，且所涉宗地用于房地产开发，已经违反相关强制性法律、行政法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海南省征地安置留用地管理办法》第十二条“有关批准文件的规定进行开发利用，集体土地性质的留用地应当根据城乡规划、但不得用于商品住宅建设”及第十四条第2款、第3款“国有土地性质的留用地因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自身条件限制等原因难以自主开发利用的，经依法批准后可以作价入股、联营合作、转让、租赁等方式进行开发利用；国有划拨留用地以作价入股、联营合作、转让、租赁等方式进行开发利用的，应当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并经乡（镇）人民政府和市、县、自治县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报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按规定办理相关手续。”之规定，在该留用地性质没有确定，政府审批相关手续没有办理通过的前提下，双方便签订了所涉宗地的《股权收购合同》，并将该合同所涉留用地性质约定为“商住”明显违反了上述强制性规定。另依照《海南省征地安置留用地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第4款“国有划拨留用地以作价入股、联营合作、转让、租赁等方式进行开发利用的，应当进入土地有形市场公开交易。”之规定，本案所涉土地没有经过招拍挂形式进入土地市场公开交易，也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其次,舍得公司无权处置涉案土地。涉案土地位于海南省文昌市××路东侧[土地权证号为文国用（2012）第W0304305号、文国用（2012）第W0304306号，土地面积为25亩]，所有权人为溪田丁村，溪田丁村出具的委托书中载明的受托人为郑某而非舍得公司，且该授权书并非授权舍得公司或郑某处置涉案土地，仅授权其办理相关手续及招商引资，故舍得公司无权处置涉案土地。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及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双方2017年6月15日签订的《股权收购合同》系属无效合同。二、一审法院关于利息的计算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审判决将郑某已经支付的202.5万元利息款予以抵扣的认定正确。一审庭审查明本案纠纷因政府原因导致，舍得公司不存在过错。自2018年12月25日起舍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郑某开始向福华公司法定代表人左某转账，共计支付利息款202.5万元。三、一审判决舍得公司支付律师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律师费是福华公司为了本案所实际支付的费用，其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实际产生的费用，但一审中福华公司并未提供相应的发票以及转账凭证等证据予以证明。   郑某发表答辩意见称，福华公司的上诉请求明显缺乏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一、同意舍得公司的答辩意见。舍得公司与福华公司于2017年4月11日签订的《股权收购合同》无效。溪田丁村出具的委托书并非授权郑某处置涉案土地，仅授权办理相关手续及招商引资，故郑某无权处置涉案土地。二、一审判决郑某对舍得公司与福华公司之间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案所涉的主合同《股权收购合同》系属无效合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二条第一款“设立担保物权，应当依照本法和其他法律的规定订立担保合同。担保合同是主债权债务合同的从合同。主债权债务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担保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之规定，郑某于2018年6月14日基于主合同而与福华公司签订的《担保保证书》也属于无效合同。   溪田丁村、帝邦公司共同发表答辩意见称，请求二审法院驳回福华公司对溪田丁村及帝邦公司的诉讼请求。一、福华公司与舍得公司于2017年4月11日签订的《股权收购合同》为无效合同，不存在合同解除的情形。（一）舍得公司未享有涉案股权的处分权。从涉案《股权收购合同》的内容来看，涉及的股权实质价值是涉案溪田丁村名下国有土地使用权。虽然合同签订时约定成立溪田丁村全体村民所有的公司（即帝邦公司）尚未依法设立，但溪田丁村是拟定的公司的法定股东主体，并非舍得公司，舍得公司不享有涉案股权的处分权。且涉案合同的授权委托人是郑某本人而非舍得公司。（二）涉案股权的转让行为未经溪田丁村追认，系无效民事行为。福华公司在明知舍得公司不具有涉案股权处分权的情形下仍然与舍得公司签订《股权收购合同》，且该行为未经溪田丁村追认，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一条及五十二条的规定，涉案《股权收购合同》签订的行为系无效的民事行为，涉案《股权收购合同》为无效合同。（三）涉案《股权收购合同》名为股权收购，实为划拨国有土地使用权的买卖，违反了国家法律关于划拨土地转让的管理性规定，且在起诉前未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系无效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四十条规定：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房地产时，应当按照国务院规定，报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审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土地使用权人未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与受让方订立合同转让划拨土地使用权的，应当认定合同无效。但起诉前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办理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的，应当认定合同有效；《海南省征地安置留用地管理办法》（琼府办[2012]97号）第十四条第2、3、4款规定：国有土地性质的留用地因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自身条件限制等原因难以自主开发利用的，经依法批准后可以作价入股、联营合作、转让、租赁等方式进行开发利用；国有划拨留用地以作价入股、联营合作、转让、租赁等方式进行开发利用的，应当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并经乡(镇)人民政府和市、县、自治县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报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按规定办理相关手续；国有划拨留用地以作价入股、联营合作、转让、租赁等方式进行开发利用的，应当进入土地有形市场公开交易。从涉案《股权收购合同》及《土地使用权转让补充协议》的内容来看，《股权收购合同》虽名为股权收购，但实为划拨国有土地使用权的买卖，且是用于房地产开发。涉案土地是政府征用溪田丁村集体土地后安排给溪田丁村的留用地，根据上述规定，涉案留用地为划拨性质的国有土地，福华公司与舍得公司未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审批签订实为买卖涉案土地的《股权收购合同》，且在起诉前未取得批准手续，该合同应为无效合同。福华公司作为专业的房地产开发公司，对相关的法律法规熟知，应当有所预见。二、不存在溪田丁村及帝邦公司对《担保保证书》中舍得公司的债务承担约定或法定的连带责任情形，一审判决溪田丁村及帝邦公司对舍得公司的债务不承担连带责任，判决正确，应予以维持。首先，溪田丁村出具给郑某的《授权委托书》并未委托郑某签订合同，溪田丁村及帝邦公司对于福华公司与舍得公司、郑某之间签订的合同以及合同的履行完全不知晓。其次，溪田丁村及帝邦公司未在涉案合同及《担保保证书》中签章，亦未收取过福华公司支付的任何款项，对福华公司与舍得公司之间具体是否存在合作关系或其他关系均不清楚。三、帝邦公司80%股权的质押虽然有溪田丁村村民大会签名同意并经质押登记，但福华公司与溪田丁村签订的《股权质押协议》中约定质押担保的债权是福华公司依贷款合同向溪田丁村发放贷款4500万元，福华公司未向溪田丁村支付贷款4500万元，即《股权质押协议》约定担保的债权是虚假、不存在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十四条、第七十四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二十六条的规定，帝邦公司80%股权的质押没有相应的合法债权同时存在，该质押为无效的质押，一审判决福华公司对该质押的股权在4500万元变现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四、关于一审的录音问题，溪田丁村认可郑某个人支付400万元定金，当时是分两笔支付的，总共49亩土地，这是溪田丁村与海南亿得房地产开发公司签订合同的定金，该定金与福华公司无关。   福华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解除福华公司与舍得公司于2017年4月11日签订的《股权收购合同》及2018年1月23日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补充协议》；2.判决舍得公司双倍返还福华公司已付定金即1200万元；3.判决舍得公司返还福华公司已付股权转让款2025万元及利息(利息分段计算，以300万元为基数，从2017年4月18日起按月息2%计算至2017年11月29日，以1250万元为基数，从2017年10月14日起按月息2%计算至2017年11月29日，以2625万元为基数，从2017年11月30日起按月息2%计算至付清时为止)，利息暂计至2019年4月30日，利息为：974.2万，并计算至付清时为止，合计：2999.2万元；4.判决郑某、溪田丁村、帝邦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判决福华公司对帝邦公司质押的80%公司股权变现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6.本案诉讼费、保全费5000元、律师费520000元、公告费用由舍得公司、郑某、溪田丁村、帝邦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3月25日，文昌市人民政府以文府函（2011）150号《关于同意安排村集体建设用地的批复》，同意位于××路，作为村集体建设用地。   2011年8月22日，溪田丁村与海南世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隆公司）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约定溪田丁村以25亩集体预留地每亩125万元、合计3125万元包干转让给世隆公司。在世隆公司办理土地使用证过程中，溪田丁村应无条件协助世隆公司，并提供办理集体自留地建设用地转化为国有建设商住出让用地及政府减免的各项有关证明手续。经庭审查明，上述转让合同并未实际履行，世隆公司为郑某实际控制的公司。   2014年4月9日，舍得公司注册成立，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法定代表人为郑某，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经营。   2017年4月10日，舍得公司出具《说明》，表述为“舍得公司委托海南世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溪田丁村委会签署购买25亩留用地合同，真实有效，若出现任何产权、经济纠纷，舍得公司全权负责处理及赔偿一切经济损失”。   2017年4月11日，溪田丁村向郑某出具《授权委托书》，载明委托郑某办理：1.留用地涉及政府相关的一切手续以及办理该留用地至委托人成立的海南帝邦置业有限公司名下；2.引进房地产开发公司对该地块进行流转；3.确保村民小组该利用地纯收益70万元/亩。权限范围为全权委托，委托期限为贰年。同日，福华公司与舍得公司签订《股权收购合同》，双方约定鉴于1.舍得公司拥有海南文昌市××镇留用地的处置权，舍得公司同意将该留用地作价以股权收购方式转让给福华公司，供福华公司进行房地产开发；2.溪田丁村开具的舍得公司代为处置留用地委托书，就福华公司收购村民留用地使用权作价股权事宜达成合同。合同约定：本合同所涉宗地面积16666.69平方米，折合25亩，股权转让包干总价为4500万元、每亩180万元。付款方式为：签订合同后五个工作日内，福华公司向舍得公司支付600万元，作为履行合同的定金；收到定金后60个工作日内，舍得公司协助成立全体村民所有的新公司（暂定名为帝邦公司），将25亩土地使用权，并将两块留用地登记于帝邦公司名下，待产权办妥，接到舍得公司通知5个工作日内，乙方收购帝邦公司50%股权，并向帝邦公司支付1725万元股权认购款；福华公司支付1725万元后，最迟90日内，舍得公司办好25亩土地出让手续，福华公司收购帝邦公司剩余50%股权并变更法定代表人为福华公司指定人员，保管公章、法人章和营业执照等后，5个工作日内支付1725万元股权收购款(其中1300万元直接交至文昌市政府有关账户)；舍得公司办理完25亩署名帝邦公司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清理平整、修好围墙、交齐发票后，5个工作日支付剩余450万元。关于违约责任，双方约定：双方应严格履行本合同约定的义务，任何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若由于舍得公司的过错造成(包括但不限于因该宗地存在债务纠纷、权属纠纷、用地性质纠纷等)无法将本文所涉宗地100%股权在文昌市工商局办理注册至福华公司名下，福华公司有权要求甲方继续履行合同或选择有权终止本合同，若福华公司选择终止合同时，舍得公司应向福华公司双倍返还福华公司之前已经支付给舍得公司及帝邦公司的款额，另将所付款额按月息贰分累计付息，同时由此而造成福华公司其他经济损失，福华公司应如数负担赔偿”。同时，合同还约定了另24亩地的股权收购相关事宜。   2017年4月17日，福华公司向舍得公司共计转账900万元，舍得公司向福华公司出具收款收据。   2017年5月3日，溪田丁村成立帝邦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丁某。   2017年10月13日，福华公司通过左乔生、岳金华的账户向郑某账户共计转账1250万元，舍得公司向福华公司出具收款收据。   2017年10月23日，帝邦公司股东从溪田丁村占股100%变更为福华公司占股60%、溪田丁村占股40%；企业类型从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变更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从1000万元变更为2500万元。   2017年11月29日，福华公司向舍得公司转账475万元，舍得公司向福华公司出具收款收据。同日，舍得公司向福华公司出具《承诺书》，承诺舍得公司负责在2017年12月8日准时拿到帝邦公司名下25亩国有土地划拨土地使用证，如舍得公司未按时办理，则逾期每天五万元支付违约金给福华公司。   2018年1月22日，帝邦公司以划拨方式取得25亩土地的不动产权证书，证号为琼（2018）文昌市不动产权0020105号和琼（2018）文昌市不动产权0020106号。   2018年1月23日，福华公司与舍得公司就设定公司办理福华公司收购帝邦公司100%股权事宜订立《土地使用权转让补充协议》，约定自补充协议签订之日90个工作日，舍得公司将帝邦公司名下25亩开发建设用地国土出让金事项办理完毕并缴清土地出让金、并平整好场地、修好围墙后交福华公司进行房地产开发；并约定舍得公司负责办理福华公司收购帝邦公司100%股权即所属25亩开发用地等事项过程中的一切手续及税费。关于违约责任，双方约定若舍得公司办好国土出让金缴纳及股权转让事项，但不能按约定时间及形式交地、足额交付发票，福华公司除拒付当阶段款额外，可按月息2.0分追收福华公司付舍得公司各期款额的资金利息，时间从福华公司支付各期款额之日起至达到交地和交发票时为止进行计算。同时约定补充协议与原合同不一致的，以补充协议为准。   2018年6月14日，帝邦公司企业类型从其他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股东从福华公司占股60%、溪田丁村占股40%变更为溪田丁村占股100%。   2018年6月14日，舍得公司、郑某向福华公司出具《担保保证书》，明确郑某、帝邦公司对福华公司依据《股权收购合同》及《土地使用权转让补充协议》而对舍得公司所享有的债权出具不可撤销的保证书，作为舍得公司的保证人向福华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的主债权为福华公司依据主合同而对舍得公司所享有的债权，担保的范围包括：舍得公司履约不能或违约而应退还的股权转让款、主合同约定的逾期利息和违约金、对主合同进行修改或补充的其他文件的约定的义务和相关费用、福华公司为实现债权而产生的所有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财产保全、执行、评估、拍卖、律师、差旅等费用）。但该保证书签字盖章处仅有舍得公司和郑某本人签字。   2018年10月29日，帝邦公司将其80%股权质押给福华公司，质权数额2000万元，被担保债权数额为4500万元，该股权质押经溪田丁村村民小组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签字。   2018年12月25日，郑某向福华公司法定代表人左某个人账户转账52.5万元；2019年1月26日，郑某按左某的指示向王志均个人账户转账10万元；2019年2月1日，郑某向左某个人账户转账15万元；2019年3月13日，郑某向左某个人账户转账55万元；2019年9月5日，案外人吴坤均代郑某向左某个人账户转账20万元；郑某分别于2019年6月21日、2019年6月30日、2019年8月1日按左某的指示，共向左某的司机王昂支付利息50万元。综上，郑某共向福华公司支付202.5万元。   2019年3月30日，福华公司与四川长松律师事务所签订《法律事务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四川长松律师事务所指派李茂华、王某、朱某组成律师团队为福华公司提供法律事务委托服务，律师费及差旅费共计人民币52万元。   福华公司起诉之前，于2019年5月6日向一审法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并于2019年5月22日补齐材料，一审法院于2019年5月6日作出（2019）琼96民初302号民事裁定，裁定：冻结、扣划被申请人郑某、海南舍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文昌市文城镇星火村民委员会溪田丁村、海南帝邦置业有限公司在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存款人民币4199.2万元或查封、扣押、冻结其相应价值的财产。同时，一审法院作出相应协助执行通知书，查封了帝邦公司名下证号为琼（2018）文昌市不动产权0020105号和琼（2018）文昌市不动产权0020106号的两块土地。2019年5月13日，福华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如所请。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合同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双方签订的《股权收购合同》、《土地使用权转让补充协议》应否解除；2.福华公司各项诉求是否有事实根据与法律依据。   一、关于争议焦点一，首先，福华公司与舍得公司签订的《股权收购合同》、《土地使用权转让补充协议》是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主体适格，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故上述两份协议合法有效，可以作为审理本案的依据。其次，双方当事人签订上述两份协议的目的在于转让项目公司帝邦公司的股权，并对帝邦公司名下的25亩土地进行房地产开发，在双方合作过程中，福华公司在成为帝邦公司60%股权的股东之后又退出帝邦公司，福华公司以舍得公司、郑某、溪田丁村违约导致开发涉案土地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为由主张解除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的规定，本案中，根据2017年4月11日溪田丁村向郑某出具《授权委托书》，留用地办理手续由郑某负责，虽然在办理程序上有所迟延，但最终25亩土地也办理至帝邦公司的名下，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涉案25亩土地无法办理变性手续及福华公司无法成为帝邦公司的股东的真正原因在于政府的政策。因此，福华公司与舍得公司签订上述两份协议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福华公司要求解除合同的主张，应予支持。最后，舍得公司抗辩主张上述两份协议因违反了关于划拨土地转让的管理性规定，且在起诉前未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系无效合同，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规定，结合上述两份协议的内容，双方当事人签订协议的目的在于对涉案土地进行开发利用，并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涉案土地已经登记在帝邦公司名下，现为国有土地，且根据《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海南省征地安置留用地管理办法的通知》的规定，可以在法定程序下对留用地进行作价入股、联营合作、转让、租赁，如违反程序对留用地进行处置，应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现无证据证明溪田丁村对留用地的处置违反程序或受到行政处罚等。因此，舍得公司关于上述两份协议无效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纳。   二、关于争议焦点二。如前所述，福华公司与舍得公司于2017年4月11日签订的《股权收购合同》、于2018年1月23日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补充协议》应予解除。合同解除之后，合同各方的权利义务应按照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予以处理。根据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的规定，福华公司请求解除合同的主张得以支持之后，可以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   1.关于返还已付股权转让款及利息的问题。根据查明的事实，截至2017年11月29日，福华公司共向舍得公司及郑某共计转账2625万元，合同解除之后，舍得公司应向福华公司返还。至于2625万元的利息问题，虽然舍得公司在履行两份协议的过程中存在部分违约情况，但双方无法实现合同目的导致合同解除的主要原因在于不可归责于双方的政府政策原因，且《土地使用权转让补充协议》中约定的是“如舍得公司不能按约定时间及形式交地、足额交付发票，福华公司除拒付当阶段款额外，可按月息2.0分追收福华公司付舍得公司各期款额的资金利息……”，因福华公司要求的利息并非源于舍得公司不能交地及交付发票的违约责任，故福华公司要求按照《土地使用权转让补充协议》中的月息2.0分追收福华公司付舍得公司各期款额的资金利息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但同时，合同解除之后，福华公司作为无过错方，可以要求赔偿损失，鉴于舍得公司在两份协议的履约过程中，确实也存在超过期限办理土地使用权证的违约情况，故在返还福华公司已支付转让款2625万元的基础上，应支付各期款额的资金利息，即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各期款项支付之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项还清之日止。此利息亦为福华公司的合理损失。   2.关于定金600万元应否双倍返还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约定一方向对方给付定金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履行债务后，定金应当抵作价款或者收回。给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收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的规定，适用定金罚则需具备以下条件：一是定金合同有效；二是主合同有效；三是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债务；四是不履行债务的一方当事人不具有法定或者约定的免责事由。结合上述双方解除合同的原因，可知主合同无法履行的主要原因不可归责于舍得公司。且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并未明确600万元定金作为债权的担保或直接约定适用定金罚则，故福华公司再主张对舍得公司适用定金罚无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3.关于舍得公司应否支付福华公司律师费、差旅费52万元的问题。根据双方当事人在《担保保证书》的约定，担保的主债权包括福华公司为实现《股权收购合同》及《土地使用权转让补充协议》两份协议的债权而产生的所有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财产保全、执行、评估、拍卖、律师、差旅等费用），该保证书签字盖章处有舍得公司和郑某本人签字。因此，应视为双方对于福华公司为实现债权而产生的律师费、差旅费进行了约定，该约定对福华公司和舍得公司均是有合同效力的，故福华公司要求舍得公司承担该公司为实现债权而产生的费用包括律师费有事实根据。舍得公司、郑某以双方合同没有约定及没有律师费相关票据作为抗辩理由，经查，福华公司与四川长松律师事务所签订的《法律事务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律师费，并未超过四川省律师法律服务收费标准，委托事项也不违反法律规定，因此，福华公司诉请要求舍得公司承担本案律师费、差旅费共计52万元的主张，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4.关于郑某、帝邦公司、溪田丁村对舍得公司的债务应否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问题。首先，郑某作为舍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不仅在两份协议中签字确认，且以个人账户收受了福华公司的转让款项，还在《担保保证书》签字确认，故郑某对舍得公司的债务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次，虽然《担保保证书》约定了帝邦公司对福华公司依据《股权收购合同》及《土地使用权转让补充协议》而对舍得公司所享有的债权出具不可撤销的保证，但帝邦公司并未在《担保保证书》上签字，故帝邦公司不应承担担保责任。最后，关于溪田丁村应否承担委托人或保证人的责任问题，根据查明的事实，溪田丁村在出具给郑某的《授权委托书》中载明委托事项并未包含签订合同，福华公司在履约过程中支付的款项也未直接转账到溪田丁村的账户上，且溪田丁村并未在《担保保证书》上签章确认，故溪田丁村不应对舍得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福华公司关于郑某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福华公司关于帝邦公司、溪田丁村对舍得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5.关于帝邦公司80%股权质押的问题。根据工商部门登记的股权出质材料，帝邦公司将其80%股权质押给福华公司，质权数额2000万元，被担保债权数额为4500万元，该股权质押经溪田丁村村民小组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签字，且在涉案两份协议的履行过程中，帝邦公司对于福华公司、溪田丁村的股权占比变化是明知且配合的，帝邦公司为福华公司设立股权质押，应视为福华公司、舍得公司履行两份协议提供担保。因此，福华公司对于帝邦公司80%公司股权在舍得公司履约不能而导致的4500万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帝邦公司以双方没有质押合同为由主张免责，鉴于帝邦公司对于办理质押手续时明知且配合的，该质押已经经过主管部门的批准和登记，帝邦公司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故对于帝邦公司的免责主张，不予采纳。   6.关于郑某返还202.5万元应如何扣减的问题。如前所述，在舍得公司因为政策原因，无法履行两份协议后，福华公司为保证己方利益，在退出帝邦公司股东身份的同时，要求帝邦公司、溪田丁村用帝邦公司80%的股权为其债权出质。根据庭审双方当事人陈述，各方就解除合同进行过口头协商，但因利息问题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之后，2018年12月25日起，舍得公司法定代表人郑某开始向福华公司法定代表人左某转账，郑某的转账是代表舍得公司还款的行为，此时舍得公司已对福华公司的股权转让款负有偿还本金及支付利息的义务，且在舍得公司举证的收据中，明确转账为利息，同时，舍得公司应返还款项所产生的利息已超过郑某偿还的款项数额，因此，郑某的偿还款项，应视为利息，故202.5万元应从舍得公司应偿还的利息中予以抵扣。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一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款，第七十八条第三、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零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海南福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海南舍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17年4月11日签订的《股权收购合同》、于2018年1月23日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补充协议》；二、海南舍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海南福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625万元及利息（利息分段计算：以900万元为本金，从2017年4月1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自2019年8月20日起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项还清之日止；以1250万元为本金，从2017年10月14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项还清之日止；以475万元为本金，从2017年11月3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自2019年8月20日起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项还清之日止。郑某已经偿还的202.5万元予以抵扣利息。三、海南舍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海南福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支付本案律师费、差旅费52万元。四、郑某对本判决第二、三项所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五、海南福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海南帝邦置业有限公司质押的80%公司股权在4500万元的变现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六、驳回海南福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66800元、诉前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海南福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111175.56元、海南舍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郑某负担160624.44元。   二审庭审中，福华公司提交了三份证据：1.文昌市人民政府2018年8月24日向文昌市国土资源局作出的文府函[2018]901号《关于同意文城镇溪田丁村民小组征地安置留用地补办出让手续的批复》；2.帝邦公司关于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补办出让手续的申请；3.关于申请补办出让手续公告书。证明：1.涉案土地并非溪田丁村主张的没有办理建设用地的相关手续，事实上涉案土地正在办理土地出让手续申请、公告，且文昌市人民政府已对涉案安置留用地作出批复，相关手续按照规定办理，不存在划拨土地未经批准合同无效的情形，涉案合同没有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2.一审法院认定的因政府原因导致《股权收购合同》不能履行错误，不能履行是舍得公司没有按照《股权收购合同》约定履行合同义务，缴纳相关税金等原因所致。   郑某、舍得公司及溪田丁村、帝邦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二条的规定，虽然福华公司逾期提交上述证据，但上述证据与本案基本事实有关，且各方当事人均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采纳。该三份证据可以证明溪田丁村及帝邦公司共同向文昌市国土资源局申请补办涉案地块出让手续,文昌市人民政府批复同意涉案地块补办出让手续的事实。   舍得公司、郑某、溪田丁村及帝邦公司均未提交新证据。   对一审查明的案件事实，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1.2018年8月溪田丁村及帝邦公司共同向文昌市国土资源局申请补办涉案地块出让手续,文昌市人民政府批复同意补办涉案地块出让手续；2.《股权收购合同》第四条违约责任第2点约定：“若由于甲方（即舍得公司）的过错造成（包括但不限于因该宗地存在的债务纠纷、权属纠纷、用地性质等）无法将本文所涉宗地100%股权在文昌市工商局办理注册至乙方（即福华公司）名下时，乙方有权要求甲方继续履行合同或选择终止本合同，若乙方选择终止合同时，甲方应向乙方双倍返还乙方之前已经支付给甲方及丙方的款额，另将所付款额按月息贰分计付息，同时造成乙方其他经济损失，甲方应如数负担赔偿”。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本案《股权收购合同》《土地使用权转让补充协议》的效力；二、舍得公司应否按照合同约定的计息方式向福华公司支付利息；三、溪田丁村及帝邦公司应否对舍得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关于本案《股权收购合同》《土地使用权转让补充协议》的效力问题。福华公司基于溪田丁村向郑某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与舍得公司签订涉案《股权收购合同》《土地使用权转让补充协议》。上述协议名为股权转让合同，实为福华公司通过受让帝邦公司股权的方式取得涉案两地块使用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土地使用权人未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与受让方订立合同转让划拨土地使用权的，应当认定合同无效。但起诉前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办理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的，应当认定合同有效”的规定，结合2018年8月文昌市人民政府批复同意涉案地块补办出让手续的事实，本院认为，涉案《股权收购合同》《土地使用权转让补充协议》约定福华公司通过受让帝邦公司股权的方式取得涉案两划拨地块使用权，未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且涉案地块在福华公司起诉前已经取得文昌市人民政府的批准，应为有效合同。   关于舍得公司应否按照合同约定的计息方式向福华公司支付利息的问题。福华公司主张根据双方《股权收购合同》第四条违约责任第2点的约定，由于舍得公司的过错造成合同无法履行，舍得公司应按月息两分向福华公司支付已付款项的利息，且实际上郑某也按照两分月息向福华公司法定代表人支付了部分利息。本院认为，根据《股权收购合同》第四条违约责任第2点的约定，只有在因舍得公司的过错造成无法将帝邦公司100%股权办理至福华公司名下时，舍得公司才应按照两分月息的计息方式向福华公司支付利息。虽然舍得公司履行《股权收购合同》约定义务的时间有所延迟，存在超期办理土地使用权证的违约情形，福华公司二审也提交证据证明文昌市人民政府已经批复同意补办涉案地块出让手续，但土地出让及过户涉及多项规定及流程，仅凭文昌市人民政府同意涉案地块补办出让手续的批复尚不足以证明帝邦公司的股权具备全部过户至福华公司名下的条件，也不能据此认定股权未能过户的过错均在于帝邦公司。因此，对于福华公司主张舍得公司应按照月息两分向其计付利息，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舍得公司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各期款项支付之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项还清之日止向福华公司支付利息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郑某、溪田丁村、帝邦公司应否对舍得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   关于郑某应否对舍得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郑某作为舍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两份协议中签字确认，以个人账户收受了福华公司的转让款项，且作为保证人向福华公司出具《担保保证书》确认其对舍得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的规定，郑某对舍得公司的债务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郑某关于《股权收购合同》无效，《担保保证书》也无效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溪田丁村应否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问题。福华公司主张其基于溪田丁村出具给郑某的《授权委托书》签订本案涉案合同，且溪田丁村对涉案合同知情并在合同履行过程中配合办理相关手续，根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的规定，郑某代理行为的全部权利义务应由委托人溪田丁村承担。本院认为，首先，溪田丁村出具给郑某《授权委托书》委托事项并未包含签订合同。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仅凭福华公司代理人与溪田丁村组长丁某的录音也无法证明溪田丁村收到福华公司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其次，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若福华公司主张适用该条规定，那么涉案合同应直接约束福华公司和溪田丁村，但福华公司却诉求溪田丁村承担连带责任，福华公司的诉讼请求与其法律依据相互矛盾，福华公司主张溪田丁村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帝邦公司应否对舍得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虽然《担保保证书》约定了帝邦公司作为舍得公司的保证人对其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但帝邦公司并未在《担保保证书》上签字，帝邦公司不应承担《担保保证书》约定的担保责任。对福华公司关于帝邦公司对舍得公司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诉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66800元，由海南福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109130元，海南舍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郑某负担15767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钱志勇   审判员 邢 君   审判员 詹润红     二○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法官助理 王宇婷   书记员 符玉影   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