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289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朱建方，男，1957年7月13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松鸿，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建国，男，1959年8月30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方静华，女，1960年3月29日出生。上诉人朱建方因与被上诉人朱建国、方静华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5民初105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建方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一审诉讼请求；2．诉讼费由朱建国、方静华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朱建国一家三口系安置对象缺少法律和事实依据。根据《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以下简称《拆迁协议》）第2条，朱建国一家只是在册人口、并非安置对象；协议第3条约定被拆迁房屋是按照面积补偿，而被拆迁房屋系承租公房，拆迁补偿款应归承租人朱会来个人所有。2．一审判决认定朱会来仅享有房屋四分之一份额缺乏依据。购房款项全部来源于拆迁款、取自朱会来名下存折，并未使用朱建国一家份额，北京市大兴区××家园×号楼×层××房屋（以下简称讼争房屋）应属朱会来所有；朱建国购买讼争房屋并登记为产权人，应视为朱会来的委托，不能证明二人达成合意。朱建国、方静华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朱建方的上诉请求。1．北京市崇文区×××号房屋(以下简称被拆迁房屋)拆迁时，其一家三口与朱会来居住在被拆迁房屋内，户口也在房屋内，根据2000年3月发布的《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北京市加快城市危旧房改造实施办法的通知》（以下简称《危旧房改造实施办法》）第6条，“本办法所指危旧房改造安置对象为，在危改区内有本市常住户口和正式住房，并且长期居住的居民”的规定，其一家属于安置对象。2．被拆迁房屋不是朱会来的私有财产，是其一家与朱会来共同承租的公房，其一家与朱会来享有共同安置利益，即使按建筑面积计算补偿款，也是四人享有拆迁安置利益的具体化。3．讼争房屋是朱建国、方静华婚后财产，不是产权调换所得，并非朱会来个人财产；购买讼争房屋时，朱会来知情并陪同办理。综上，拆迁系货币补偿、没有安置房屋，讼争房屋是朱建国购买，朱会来不享有所有权。2019年4月，朱建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确认坐落于北京市大兴区××家园×号楼×层×的房屋属于朱会来的遗产；2．案件诉讼费用由朱建国、方静华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朱会来与王玉华系夫妻关系，二人育有二子朱建方、朱建国，方静华系朱建国之妻，二人育有一女。2000年3月29日，王玉华去世。2001年12月17日，朱会来承租的被拆迁房屋拆迁，朱会来（被拆迁人，乙方）与北京长城裕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拆迁人，甲方）签订《拆迁协议》，协议载明：乙方在拆迁范围内居住非成套正式住宅房屋1.5间，建筑面积23.41㎡，乙方现有在册人口4人，实际居住人口4人，分别是户主、之子、之儿媳、之孙女；甲方应支付乙方补偿款200400元，其中包括被拆除房屋所在地补偿价格为5900元/㎡，经济适用住房均价3500元/㎡，应补偿建筑面积24㎡，应补贴建筑面积16.8平方米，甲方应支付乙方房屋拆迁补偿款200400元；甲方支付乙方拆迁补助费共计26385元，其中包括搬家补助费450元、提前搬家奖励费25000元、其他补助费935元。被拆迁房屋拆迁时，朱建国与方静华及女儿、朱会来共4人共同居住在被拆迁房屋内，朱建方不在被拆迁房屋内居住。朱建方主张被拆迁房屋是按照房屋面积补偿，无论有多少人居住，均是固定的拆迁款。2001年12月26日，朱建国（买受人）与北京万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卖人，以下简称万和地产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朱建国购买万和地产公司名下的讼争房屋，该商品房建筑面积共61.57平方米，其中套内建筑面积55.79平方米，公共部位与公用房屋分摊建筑面积5.78平方米。按建筑面积计算，该商品房单价为每平方米2450元，总金额为150846元。上述合同签订后，朱建国支付了购房款150846元。再后，朱建国取得了讼争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书，并于2015年8月13日将讼争房屋过户至妻子方静华名下。关于为何过户至方静华名下的问题，朱建国解释称是因为方静华的单位可以报销取暖费。朱建方称：朱建国购买讼争房屋时其并不清楚，后来曾询问朱会来和朱建国，二人均称讼争房屋系登记在朱会来名下。此外，朱建方表示其对朱建国将讼争房屋过户至方静华名下的事情亦不清楚。另查，朱建国支付的上述购房款，全部来源于拆迁款，朱建国称购买讼争房屋时朱会来知情并和其一起办理交款等手续，朱会来知道讼争房屋登记在了朱建国名下。朱建国还称被拆迁房屋拆迁时，安置人口为4人，拆迁款应该每人五万元，因此其是使用自己家里的拆迁款购买了讼争房屋，剩余的拆迁款都给了父亲朱会来。经询，朱建国陈述收房后至朱会来去世前，朱会来一直与朱建国一家三口共同居住在讼争房屋内，现讼争房屋由朱建国、方静华占有使用。2010年10月14日，朱会来去世。朱建方向法院提交了日期为2003年3月5日的《遗嘱》一份，载明：“我有房产一处，在大兴区××小区×号楼×单元×号。我有两个儿子，朱建方、朱建国。为了日后方便，我决定把这房产分给两个儿子各人一半，特立此遗嘱，此遗嘱为最后遗嘱。立遗嘱人：朱会来。”对于该份证据，朱建国和方静华不认可，其主张该遗嘱是由朱建方之妻书写，不符合遗嘱的法定要件，该份证据无效。对此，朱建方认可上述遗嘱的内容系其妻书写，但称朱会来本人在下方签字捺印。朱建方还称书写遗嘱时朱建国、方静华均不在场，但家里的保姆在场，之所以提交该份遗嘱，是为了证明朱会来多年来一直认为讼争房屋的产权归其所有。另查，2000年3月23日发布的京政办发[2000]19号《危旧房改造实施办法》第六条规定：“本办法所指危旧房改造安置对象，为在危改区内有本市常住户口和正式住房，并且长期居住的居民。”在该案审理过程中，法院作出调查令，委托朱建方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调取被拆迁房屋的拆迁档案、房屋承租信息及讼争房屋的初始登记信息及产权人变更记录，但并未查询和调取到被拆迁房屋的拆迁档案以及房屋承租信息。一审法院认为，该案的争议焦点为：第一，讼争房屋是否属于朱会来的遗产；第二，该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针对焦点问题，法院认定如下：第一，讼争房屋是否属于朱会来的遗产。首先，虽朱会来作为被拆迁人与拆迁人签订了《拆迁协议》，并取得了拆迁补偿款，但被拆迁房屋拆迁时在册人口共计四人，根据实施办法的规定，该四人均应属于安置对象。事实上，朱建国一家三口在拆迁前也确实与朱会来共同生活在被拆迁房屋中。因此，在朱建方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被拆迁房屋拆迁时系按照房屋面积予以补偿的情形下，朱建国一家三口应当与朱会来共同享有安置利益；其次，虽讼争房屋系以朱建国的名义购买，起初房屋产权登记在朱建国名下，其后又变更至方静华名下，但根据查明的事实，讼争房屋系使用拆迁款购买，朱会来对此知情并参与了购房过程，且在收房后朱会来亦一直居住在讼争房屋内，直至去世。由上可见，朱建国在购房时与朱会来形成了合意，并以朱会来及其一家三口在此居住为目的。再结合房款的来源来看，购买讼争房屋实质上系被拆迁房屋的安置对象对补偿款150846元进行了共同处分，因此无论讼争房屋以谁的名义购买、登记在谁的名下，讼争房屋的产权应当由原被安置的四人享有，在朱会来去世后，讼争房屋中应有四分之一的份额属于被继承人朱会来的遗产。一审庭审中，朱建国虽主张讼争房屋是由其一家享有的拆迁利益购买，但在此之前其并未与朱会来就拆迁利益进行过分割，故对其该项抗辩意见，法院不予采信。第二，该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法院认为，朱建方要求确认讼争房屋属于朱会来的遗产，属于物权请求权范围，不适用诉讼时效规定，故法院对朱建国和方静华的此项抗辩意见，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四条、第一百零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19年12月判决：一、确认坐落于北京市大兴区××家园×号楼×层××房屋中的25%份额属于朱会来的遗产；二、驳回朱建方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审理中，朱建国自认：讼争房屋购房款系拆迁房屋拆迁款项，朱会来全程陪同签约，房款系从朱会来银行存折中取款支付；房屋交付后，其一家曾与朱会来共同居住了一段时间；其一家分房搬走后，朱会来在房屋内居住至去世；2003年，其搬走后，朱会来打电话说朱建方及爱人让他签了一份《遗嘱》，其一直不知道具体内容，现不能确认《遗嘱》上签名及手印的真实性。对此，朱建方称：根据遗嘱内容、朱建国认可朱会来曾电话告知签字过程的陈述，证明朱会来一直认为房屋归其本人所有。根据朱建国自认，本院可以认定的基本事实为：讼争房屋购房款系拆迁款，款项源自朱会来银行存折，朱会来全程陪同签约付款，并在房屋内居住至去世。朱建国认可朱会来曾电话告知其《遗嘱》签字过程。本院认为，根据双方的上诉、答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可以归纳为：《拆迁协议》的拆迁利益能否归属于朱会来一人；讼争房屋能否确定为朱会来一人财产。本案本质系证据问题，朱建方主张讼争房屋归朱会来一人所有，即应承担证明责任，并达到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根据朱建方的诉讼请求，本案本无需讨论第一个争议焦点。但因焦点一与焦点二有一定关系，且为解决朱建方的疑惑，本院一并讨论。第一，目前证据无法认定《拆迁协议》全部拆迁利益应归朱会来一人所有。首先，从《拆迁协议》内容看，被拆迁房屋的拆迁方式为货币补偿，并无房屋安置约定，亦无安置对象的约定。因此，朱建国等人是否系安置对象，并无作为本案争议焦点的必要，该协议引发的实质争议应为被拆迁人的确定、拆迁利益的归属。其次，确定拆迁利益的归属，除依据《拆迁协议》约定外，还应结合政府相关政策、拆迁项目自身政策、承租公房分配档案、被拆迁房屋家庭内部约定等证据确定。目前，本案仅有《危旧房改造实施办法》作为政府政策，但该政策并不能确定是否适用于本拆迁项目，也没有进一步查询必要。而经一审法院出具调查令，朱建方未调取到拆迁项目政策及承租公房的分配方案。朱会来已去世，亦无法作证。因此，朱建方所提供的证据，并未达到证明拆迁利益归朱会来一人所有的高度可能性。最后，退一步而言，在缺少公房分配过程及拆迁安置政策情况下，即使仅根据协议内容确定朱会来系被拆迁人，而朱建国一家作为共居人口，一般也应系被安置人，也可能会享有一定补偿利益。再退一步而言，即使拆迁权益全部归朱会来所有，因《拆迁协议》系货币补偿而非回迁安置，在使用补偿款购买房屋时的意思表示，才能决定讼争房屋的所有权归属。第二，目前证据无法认定讼争房屋归朱会来一人所有。首先，讼争房屋购买后虽登记在朱建国名下，但不能完全证实朱建国系唯一权利人，可能存在朱会来借名登记或多人共有等情况。此后，讼争房屋由朱建国转移登记至方静华名下，系二人在朱会来去世后自行变更登记行为，不能改变房屋存在其他权利人可能。因此，不能仅以物权登记为依据判断房屋所有权归属。其次，对普通家庭而言，围绕房屋产生的拆迁、购买、登记、继承系重大财产处置，尤其存在多人分配可能时，父辈一般会慎重处理，至少在去世前会做好处置。本案中，朱会来拆迁前与朱建国一家共同居住、全程参与购房、居住房屋多年。在签约、入住至去世前，均未对购房及登记主体提出异议，亦未与朱建国签订书面协议或留有合法形式的遗嘱。朱建方持有的《遗嘱》形成于2003年，距朱会来去世尚有较长时间，朱建方并未通过合法方式完善遗嘱，或要求朱会来去世前分配房屋。朱建方称系朱会来委托朱建国购房，亦未提供证据佐证。因此，朱建方提供的证据，并未达到证明讼争房屋归朱会来一人所有的高度可能性。最后，朱建国、方静华对一审法院判决并未提出上诉，应视为对该结果的认可，本院不持异议。由此，讼争房屋登记在朱建国名下的具体原因，并非本案判断朱建方诉讼请求时应查明的要件事实，故本院二审中无需作出认定。综上所述，朱建方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4040元，由朱建方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金龙审 判 员 霍翠玲审 判 员 姚 颖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李 慧书 记 员 李 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