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兵05民再5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冯历，男，1979年4月3日出生，汉族，住第五师九十团。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双河市水木鲁新农资店，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双河市90团艾比湖大街116号（车站东侧）。 经营者：李洪福，男，1971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第五师九十团。 委托诉讼代理人：逯彦云，新疆鼎驰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冯历因与被申请人双河市水木鲁新农资店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8）兵05民终40号民事判决，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兵团分院申请再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兵团分院于2019年8月25日作出（2019）兵民申135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冯历，被申请人双河市水木鲁新农资店经营者李洪福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逯彦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冯历申请再审称：1、本案被申请人主体不适格。因为被申请人提供的28张供货单上，没有被申请人的任何签名，只有再审申请人的署名和“邓”、“李”（只有一张）签字署名，并不能认定就是被申请人提供的农资。故被申请人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二审法院枉法裁判；2、一、二审对本案的事实未查清楚，就盲目作出裁判，实属不公。因为再审申请人已将农资款付给姓“邓”的，货款已结清。一、二审法院未查明姓“邓”的与被申请人是什么关系，被申请人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如果姓“邓”的与被申请人之间有经济往来关系，应由姓“邓”的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并非被申请人向再审申请人追索。综上，冯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的规定申请再审。 被申请人双河市水木鲁新农资店答辩意见：一、本案主体已查明，答辩人作为本案诉讼主体适格，送货单上的署名“邓”指的是被申请人单位员工邓玉萍，署名“李”指的是被申请人单位经营者李洪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九条规定，答辩人作为有字号的个体工商户以自身持有的送货单向申请人主张权利，诉讼主体适格。其次，送货单上均有申请人亲笔签名，且申请人在庭审中明确表示收到货物的事实，仅主张货款已结清，可见双方之间虽没有书面合同，但买卖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双方的争议点在于：申请人认为买卖合同已履行完毕，货款已经结清，答辩人认为申请人未支付货款存在违约行为。在原一审卷60页申请人陈述其从2015年就开始从答辩人处拿农资，其认为邓玉萍与李洪福是合伙关系，本案中，无论邓玉萍与李洪福是申请人冯历认为的合伙关系，亦或答辩人自认的雇佣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结合答辩人提供的送货单以及申请人冯历的陈述都可作出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肯定结论。二、申请人冯历对于答辩人提供的28张中的27张真实性予以认可，27张供货单的时间系从2016年4月20日至8月27日期间，金额合计55534元，其次，其主张货款已付清，但其仅提交了时间、金额分为2016年3月4日14:01的9300元、2016年3月5日23:58的700元、2016年5月21日20:20的3400元、2016年5月6日18:31的5000元，四张转账给邓玉萍的支付宝转账记录，合计金额18400元。同时其在原一审卷61页中自认2016年5月21日支付的3400元是2015年的农资款。最后，申请人冯历未提供补充的证据证明其转账给邓玉萍的3月份的款项与本案4月20日至8月27日的农资款之间的关联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申请人冯历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已全额支付货款的事实，故应当由申请人冯历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恳请再审驳回其请求。 鲁新农资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货款56864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5402元，本息共计62266元；2.案件受理费、律师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4月底至2016年8月，被告陆续在原告处购买55534元的种子、农药、肥料等农资，被告在原告提供的送货单上签字确认，大部分送货单的送货单位及经手人处有原告的雇员邓玉萍签有“邓”字，被告至今未向原告支付上述货款。 一审法院认为,因被告对购买原告农资的事实无异议，故可以确认原、被告之间形成了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原告向被告交付了货物，被告也应按约向原告支付货款，但经庭审查明，被告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其已向原告支付了货款，故被告应承担支付货款的违约责任。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的请求，原告计算逾期利息的期限及利率均符合法律规定，但查明被告未支付的货款数额为55534元，故被告应支付逾期利息的数额为5276元。综上所述，被告冯历应支付原告鲁新农资店货款55534元，逾期利息5276元。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律师费的诉讼请求，因无事实及法律上的依据，故对该请求不予支持。据此，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被告冯历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双河市水木鲁新农资店货款55534元，逾期利息5276元，共计60810元。案件受理费1356元，减半收取计678元（已由原告双河市水木鲁新农资店缴纳），由被告冯历负担（被告冯历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双河市水木鲁新农资店678元）。 冯历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8）兵0502民初11号民事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本案被上诉人主体不适格。因为被上诉人提供的28张供货单上，没有被上诉人的任何签名，只有上诉人的署名和“邓”、“李”（只有一张）签字署名，并不能认定就是被上诉人提供的农资。故被上诉人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的依据。2、原审对本案的事实未查清楚，就盲目地作出裁判，实属不公。因为上诉人已经将农资款付给姓“邓”的，货款已结清。如果姓“邓”的与被上诉人之间有某种经济往来关系，应由被上诉人通过其他途径与姓“邓”的解决，而不是向上诉人追索。 被上诉人鲁新农资店辩称：1、被上诉人作为本案诉讼主体适格。送货单上的署名“邓”是被上诉人的员工邓玉萍，“李”即李洪福。送货单上均有上诉人冯历的签字，说明冯历已经收到货物的事实。上诉人也认可购买被上诉人农资的事实，主张货款已付清，但未能提交付清货款的证据。2、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的转账记录，仅能证明其与邓玉萍之间有经济往来，无法证明与本案货款有任何关联性。且转账的时间、货款数量与本案买卖发生时间、货款金额不符。故其认为货款已付清的主张没有证据证明。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法院对当事人争议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相同。 二审法院认为：针对双方争议的焦点，一、关于被上诉人鲁新农资店的诉讼主体问题。本案属于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关键首先确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买卖合同是否存在，其次再确定冯历作为买受人是否支付了货款。如果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实体法上具有买卖合同关系，那么被上诉人在程序法上不违反民事诉讼法关于诉讼主体资格的法律规定的情形下就具有诉讼主体的资格。在一审诉讼中，上诉人冯历承认其收到被上诉人鲁新农资店的货物，但辩称其已经支付了全部货款，不欠货款。其上诉称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与其存在买卖关系，仅与邓玉萍有买卖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从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28份送货单上看，有收货人冯历签字外均有“邓”的签字，一、二审中被上诉人均认可邓玉萍为其雇佣的店员，并且鲁新农资店持有上诉人冯历签字的送货单，应当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农资买卖合同关系。鲁新农资店向冯历主张权利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起诉条件。因此，鲁新农资店的诉讼主体适格。二、关于上诉人冯历认为其货款已付清的诉讼主张是否成立。上诉人冯历是否支付了货款的关键在于货款的支付举证责任在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买卖合同买方与卖方举证责任不同，卖方即出卖人的义务是依据合同规定提供货物，而买方的义务是依据合同规定支付货款，所以卖方对提供货物承担举证责任，相应买方则对支付货款承担举证责任。针对本案冯历是买受人，其理应对支付了相应货款承担举证责任。而冯历在一、二审中向法院提交的手机转账凭证，该转账凭证如果在其他证据比如银行交易等的证实下，可以证实其于2016年3月4日以支付宝转账支付邓玉萍9300元，同年3月5日转账支付邓玉萍700元；同年5月6日和5月21日转账方式向邓玉萍分别支付5000元和3400元。但冯历并没有提交银行流水等证据进行证实，故本院对其支付邓玉萍的行为不予确认。其次，如果支付宝转账凭证有其他证据相佐证，可以证实冯历向邓玉萍进行了转账，但该转账行为难以与冯历履行支付货款的行为之间划等号，冯历理应进一步举证证实其履行了支付货款的义务，但其在一审、二审期间并未出示足够的证据，其举证不到位的行为理应由其自身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最后，如果冯历与邓玉萍之间存在转账行为，在没有新证据证实该行为系支付货款的情形下，冯历可以就双方之间的经济纠纷向邓玉萍另行诉讼主张权利。综上所述，冯历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21元，由上诉人冯历负担。 再审期间，申请人冯历提供2020年4月12日水木鲁新农资店送货单一份，证实送货单上有该农资店的基本信息。被申请人质证时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提出因2016年使用的送货单没有“水木鲁新”字样，交易过程中出现货款无法收回引发争议的情形，被申请人近期又重新印制了送货单，该份送货单就是重新印制的。本院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根据申请人、被申请人庭审陈述本院再审确认以下事实：2016年3月至8月期间，申请人冯历在被申请人水木鲁新农资店邓玉萍处购买的农资，申请人在农资送货单上“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签名，邓玉萍在“送货单位”及“经手人”处签“邓”字。被申请人经营期间农资购买人有当场支付现金的，也有转账方式付款的，邓玉萍一般在收取现金当天晚上交给李洪福，欠账款年底李洪福负责收取，李洪福不在时，邓玉萍也收过，收到后转账给李洪福。2016年年底，邓玉萍离开本地，之后便无法查找到其下落。2017年，被上诉人重新印制送货单，注明水木鲁新农资名称、地址、联系人、联系电话。本院再审查明其他事实与二审查明事实相同。 本院再审认为，对再审中双方争议焦点：一、被申请人是否为本案适格诉讼主体问题。申请人冯历认可2016年3月至8月送货单中的农资是在被申请人水木鲁新农资店邓玉萍处购买，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形成买卖合同关系。因被申请人水木鲁新农资店是经依法登记的个体工商户，根据法律规定，依法登记的个体工商户有字号的，以字号为诉讼当事人，故被申请人要求申请人支付货款，依法有据，诉讼主体适格。申请人冯历认为其与邓玉萍形成买卖关系，邓玉萍为水木鲁新农资店的合伙人、老板，农资欠款与被申请人无关，因被申请人水木鲁新农资店登记经营者为李洪福，并非邓玉萍，无论邓玉萍是水木鲁新农资店雇员还是合伙人，均是水木鲁新农资店内部组成关系，不影响水木鲁新农资店与申请人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故申请人据此拒绝支付被申请人货款的理由不能成立。 二、申请人转账支付邓玉萍18400元是否应冲抵申请人欠付被申请人农资款。被申请人经营者李洪福庭审陈述，邓玉萍是其2015年至2016年间雇佣的店员，邓玉萍在销售农资时可以收取现金，也可以通过转账方式收取农资款，现被申请人主张的农资款均是2016年4月至8月邓玉萍签名销售，在此期间申请人转账支付邓玉萍的款应认定为支付农资款。其中虽有10000元转账发生在送货单之前，因被申请人无证据证实邓玉萍与申请人冯历之间存在除本案买卖行为外其他利益关系，故申请人转账支付邓玉萍的款，应从申请人欠付货款中冲抵，申请人实际应支付被申请人农资款应为37134元（55534元-18400元）。一审时被申请人主张逾期付款利息的期限及利率均符合法律规定，因申请人未支付的货款数额为37134元，故应支付的逾期利息数额应为3528元。 综上，申请人冯历再审理由部分成立，本院对其再审请求予以部分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九条、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本院（2018）兵05民终40号民事判决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塔斯海垦区人民法院（2018）兵法0502民初11号民事判决； 二、再审申请人冯历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被申请人双河市水木鲁新农资店欠付农资款37134元、逾期利息3528元，共计40662元； 三、驳回申请人冯历的其它再审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其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678元（被申请人已缴纳），由申请人冯历负担440元，被申请人负担23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321元（申请人冯历已缴纳），由申请人冯历负担859元，被申请人双河市水木鲁新农资店负担462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宋桂英 审判员  穆爱萍 审判员  闫保生 二〇二〇年六月三日 书记员  杨 超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