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03民终93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燕西，男，1964年11月15日生，汉族，农民，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龙能强，广西灵湖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廖墨雍，男，1972年10月6日生，汉族，农民，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全州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付华东，广西利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永吉，广西利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审第三人：彭书广，男，1963年6月4日生，汉族，农民，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县。 上诉人张燕西因与上诉人廖墨雍、原审第三人彭书广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全州县人民法院（2019）桂0324民初17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燕西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龙能强，上诉人廖墨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付华东、唐永吉，原审第三人彭书广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燕西上诉请求：撤销广西壮族自治区全州县人民法院（2019）桂0324民初1727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张燕西的诉讼请求，即判令廖墨雍赔偿张燕西经济损失178435元（其中猪仔209头，价值144490元，信息费1045元，运输费2600元，猪场租金7500元,治猪病医药费3000元,猪饲料19800元），并判决原审第三人彭书广对上述赔偿款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无公害化处理费55000元，该费用包括人工、机械设备、掩埋场地费等费用，可由社会上任何人处理，该费用归处理人，养殖者可享有优先处理权，不是损失补偿费。2.彭书广有过错。彭书广在兴安县动物卫生监督所询问笔录中明确陈述猪仔是希望公司的猪仔，是有检疫合格证的，因当时太晚没有出具。彭书广长期从事猪仔贩卖，明知异地运输生猪必须要有检疫合格证。张燕西向彭书广要检疫合格证，彭书广称在大桂林市范围不需要。因此，彭书广对居间介绍张燕西购猪仔的行为有重大过错，故意隐瞒了涉诉猪仔无检疫合格证的事实。3.张燕西与另二人一共支付354000元购猪款，其中张燕西购猪209头，款项为144490元。廖墨雍并未提出相反的证据证明张燕西的购猪款不是144490元。4.一审判决对张燕西的猪场租金、医药费、猪饲料费不认可，是错误的。张燕西2019年1月10日就开始租用的猪场，依据养殖习惯，租用养殖场的前两个月不计入租期，是给承租人进场建设、消毒等宽限期。张燕西将场地建设好消毒后，尚在宽限期便购猪，而所购猪仔就养在租用的这个场地。场地租赁费是张燕西实际存在的经济损失。医药费、饲料费也是确实存在的，猪仔在购回后至无害化处理期间一直需要药物治疗和喂养，不能因为张燕西未提供票据就否认，法院可以酌情支持上诉人合理的费用。二、一审判决责任划分错误。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动物运输至外地应当进行检疫，该检疫责任在于出卖人，出卖人应当在出售猪仔时交付检疫证明。一审法院认定了出卖人应提供检疫证明的责任，但认定张燕西所在地出现了疫情，不排除运输不当、喂养不当、病菌感染等原因导致死亡。一审法院主观上认定张燕西有过错是错误的判断，猪仔的病因经检疫，是外来输入性传染性疾病，与本地是否有疫情没有任何关系，完全可以排除运输不当、喂养不当。一审判决廖墨雍承担百分之二十的赔偿责任，该判决显失公平。在司法实践中，承担百分之二十以内的损失额只适用于没有过错的补偿责任，而不适用于有过错的赔偿责任。 廖墨雍辩称，张燕西的上诉请求和事实理由均不能成立，请求二审驳回张燕西的全部上诉请求。 彭书广述称，张燕西没有理由要求彭书广承担责任。 廖墨雍上诉请求：1.撤销广西壮族自治区全州县人民法院（2019）桂0324民初172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张燕西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张燕西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举证责任分配错误，依法应当予以改判纠正。一、上诉人只是从事生猪买卖的中介，属于居间人，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形成买卖合同关系，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首先，张燕西等人委托彭书广介绍小猪猪源，彭书广联系同为平时做生猪买卖中介服务的廖墨雍。廖墨雍联系到案外人冯瑜辉，从冯瑜辉处得知荔浦某养殖场有小猪可以出售。在廖墨雍与彭书广的介绍下，包括张燕西在内的四户养殖户才到荔浦市的某养殖场看猪、购猪。其次，廖墨雍等人带领包括张燕西在内的四户养殖户看猪，张燕西等人对所卖的小猪不属于廖墨雍是事先知情的，廖墨雍并没有任何隐瞒。再次，在生猪正式交易当天，廖墨雍并不在场，由养殖户与张燕西等人完成了选猪、过磅、运输等买卖生猪的交易。按照常识及交易习惯，如果廖墨雍是生猪的货主，交易当天肯定在场。最后，张燕西支付到廖墨雍处的购猪款，廖墨雍在扣除从冯瑜辉处应得的佣金后，全部转给了冯瑜辉。廖墨雍之所以讲购猪款支付到其银行卡上，一个方面是出于信任，另一方面是其之前与冯瑜辉协商过，从本次生猪买卖过程中收取一定的介绍费用，廖墨雍为了便于收取佣金，才同意张燕西将款项打入其卡上。由此可见，廖墨雍在涉诉此次生猪买卖过程中，只是提供了荔浦有生猪出售的信息，并带张燕西等人查看了猪源，廖墨雍从冯瑜辉处得到了一定的佣金。张燕西所购入的生猪并不是廖墨雍养殖的，也不是廖墨雍购买回来转售的，是张燕西直接从养殖场购买的，张燕西与廖墨雍之间不存在直接的买卖合同关系。二、张燕西所购的生猪在购入的第二天并未出现病死情况，崔家乡水产畜牧兽医站2019年5月20日出具的《证明》是虚假的，依法不应当采信，一审法院采信该份证据导致认定事实错误。第一，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只有单位和个人才能作证，崔家乡水产畜牧兽医站只是兴安县农村农业局的派驻机构，不是一个单位，其出具证明的主体不符；而且单位作为证人时，依法应当派人出庭作证。第二，崔家乡水产畜牧兽医站不是本案张燕西等人生猪死亡、扑杀的调查、主办的部门，并不了解相应的情况，不属于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或个人，证人主体不适格；根据张燕西提交的证据二可知，具体调查、处理的部门是兴安县动物卫生监督所。第三，证明前后表述内容矛盾，第一段的内容与第二段的内容不一致，根据第二段的表述，包括张燕西在内的养殖户是在2019年3月13日（猪仔买回来第六天）才向崔家乡水产畜牧兽医站报告，因此崔家乡水产畜牧兽医站在此之前对包括张燕西在内的养殖户的生猪的情况不可能了解。经从崔家乡水产畜牧兽医站询问得知，《证明》中的第一段内容是根据包括张燕西在内的养殖户的陈述书写，并没有相应证据予以证实。第四，该份证明上载明的“购入后第二天三养猪户所购仔猪便出现不同程度的发病死亡”与事实不符，实际上包括张燕西在内的其他养猪户的仔猪在购入后第二天并没有出现任何不良反应，更没有出现发病死亡。三、张燕西的生猪是购买后在运输、养殖过程中感染疾病具有高度的盖然性，现有证据无法证明经过廖墨雍居间买卖的生猪在购买前就感染疾病。首先，冯瑜辉出卖给张燕西等人的生猪，经过双方现场确认不存在瑕疵后交付的，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生猪在交付时存在瑕疵、感染疾病。而且与张燕西等人同一天同一猪场同时购买的同一批猪，也就是养猪户唐安荣所购买的生猪，在购买后没有出现病死的情况。兴安县动物卫生监督所的相关工作人员与包括张燕西在内的养殖户还亲自到唐安荣的养猪场核实过。这足于说明荔浦市养猪场的生猪在出售时没有感染疾病。其次，在全国大范围爆发非洲猪瘟疫情的大环境下，生猪在运输、喂养、人员接触、场地带毒等多种情况下都可能感染导致死亡，而且上述环节感染的概率达80%,远远高于买卖环节。张燕西所在地兴安县，包括崔家乡，在案发前后均大量出现病死猪的情形，购猪户唐某的养殖场在2019年2月份就出现病死猪的情形。并且唐某等人所购买的生猪在运输过程中，相应的车辆并未消毒；张燕西的养猪场原来就存在生猪，生猪在3月10日后存在换栏的情形，通过车辆传播、原来的生猪接触传播、食物场地传播而感染疾病的可能性极大。再次，从张燕西的生猪病死及被捕杀的时间而言，也可以推断是在购买后感染疾病具有高度的盖然性。虽然张燕西生猪的具体死亡原因无法查明，但就与目前最为常见，也最为肆虐的猪瘟与非洲猪瘟来判断，是张燕西购买后感染疾病的可能性更大。理由一：猪瘟的潜伏期约为5-7天，非洲猪瘟的湛伏期约为5-9天，严重病例一般在感染后1-2天死亡，甚至无症状突然死亡。原告在购买生猪后第六天（3月13号）才向崔家乡水产畜牧兽医站报告，生猪在购买后第11天（3月18号）才被捕杀，同一批购买的赵世源的生猪在购买后17天后（3月24号）才被捕杀。购买后到被捕杀的该段时间都超过了潜伏期。理由二：赵世源的生猪在3月24日才被捕杀，而根据双方的陈述可知，生猪在3月6号查看的时候都是好的，3月6号-3月24日刚好19日，已经严重超过了猪瘟、非洲猪瘟的潜伏期。理由三：唐某、张燕西、赵世源购买的是同一批生猪，发病时间、被捕杀的时间存在先后顺序，间隔最长达8天，间隔时间都超过非洲猪瘟的潜伏期。从常理上讲，三个人的生猪感染疾病的时间应该有先后顺序。完全有可能是唐某原来的生猪先感染，后来传播给张燕西的生猪，再传播给赵世源的生猪。四、办理生猪运输检疫手续的义务方为货主（张燕西），廖墨雍没有任何过错，生猪在买卖时是否办理检疫手续与本案没有因果关系。1.办理生猪检验检疫手续的义务方为货主（张燕西），并非上诉人。首先，对生猪饲养办理检验检疫手续的义务方是养殖者，并非廖墨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十四条的规定，廖墨雍并非张燕西所购买的养猪的饲养人，关于养殖场所是否办理检验检疫手续的责任不在廖墨雍。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张燕西要从外地购入生猪到兴安县饲养，在生猪购买后，应当办理检疫。2.张燕西、唐某从事养猪养殖十几年，之前也多次从事过生猪的买卖，知晓生猪运输需要办理检验检疫手续，其也知晓检验检疫手续如何办理。生猪交易当天廖墨雍并没有在场，而且不办理检验检疫的主要原因是张燕西等人并不主张办理。张燕西等人直接将生猪运输回兴安，并没有将生猪运输至检验检疫所在的单位，因此无法办理检验检疫。也就是说，张燕西等人在知道如何办理检验检疫手续的情况下，自己放弃了办理检验检疫。3.涉案生猪是否办理检验检疫手续与生猪是否死亡没有因果关系。办理检验检疫时，相关工作人员也只是通过观察、从表面判断后就可以办理。不能认定生猪是否存在疾病。实际上，涉案的生猪已经经过了买卖双方的当场查看，而且双方都是从事生猪养殖、买卖十几年以上的人，具备相应的经验和知识。如果当时双方申请办理检验检疫，按照常理，应该是可以办理到。即使办理了，也不能避免涉案生猪死亡结果的发生，因此，可以认定是否办理检验检疫与生猪是否死亡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4.根据法律的规定和司法实践经验，违反行政管理的行为，依法不影响合同的效力，依法也不应当作为民事责任承担或者免除责任的依据。生猪运输需要办理检验检疫是法律规定的义务，但是上述的规定是管理性的规定，并不是效力性的规定，因此买卖合同是合法有效的。违反行政管理法律规定的行为，依法应当由行政机关处理，与司法无关。民事纠纷中应当根据民事法律及双方合同履行的情形来判断、审理。5.本案的案由是买卖合同纠纷，不是侵权责任纠纷，依法不适用过错责任。本案的核心问题在于唐某等人购买的生猪在交付前是否存在感染疾病等质量问题，该质量问题是否导致了生猪的灭失。但是张燕西所举证据均无法证明生猪在交付前就已经感染疾病并导致了生猪死亡。五、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当改判纠正。根据案件事实可知，本案属于买卖合同纠纷，并且属于动产买卖，动产已经交付给张燕西。其并未举证证明廖墨雍介绍买卖的生猪在交付前存在感染疾病等质量问题。在此情况下，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合同合同法》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认定标的物在交付时灭失的风险已经转移给张燕西；张燕西无法举证证明标的物交付前存在质量问题，根据举证责任，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等相关法律规定，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一审法院应当适用上述法律规定判决驳回张燕西的全部诉请。六、张燕西在从事生猪养殖，其在经营过程中的风险应由其个人承担。生猪的养殖、买卖、运输等相关商业行为存在在巨大的风险，同时也存在着巨大的商业利益，从事与生猪相关商业行为的人对此应当充分了解，并应当自行承担相应的风险。综上所述，廖墨雍认为张燕西所举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从廖墨雍处购买了生猪，更不能证明其养殖生猪的死亡与所购买生猪的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张燕西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人民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张燕西的全部诉讼请求。 张燕西辩称，廖墨雍的上诉事实和理由不成立，其应对本案买卖合同承担违约责任，其没有保障标的物的质量，应对张燕西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彭书广述称，同意廖墨雍的上诉。 张燕西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78435元（其中猪仔209头，价值144490元，信息费1045元，运输费2600元，猪场租金7500元，治猪病医药费3000元，猪饲料19800元）；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张燕西在兴安从事生猪养殖已有十几年。第三人彭书广为常年从事生猪买卖的中间人。原告为扩大养殖，找到第三人彭书广表示要购买猪仔养殖，第三人彭书广联系被告廖墨雍，告知了原告购买生猪仔意向，被告廖墨雍回复在荔浦有猪仔可卖。2019年3月6日，原告、被告、第三人以及其他养殖户唐某等一起相约去荔浦查看猪仔情况。在荔浦某处猪场区，经查看猪仔情况，原告2019年3月6日同意购买猪仔，经协商每个30斤猪仔价格为560元，在30斤上下正负1斤，每斤以5元再结算。每个猪仔给付第三人彭书广5元劳务费，由第三人彭书广负责联系车辆，运输费由原告支付。当日，原告伙同其他养殖户向被告支付50000元定金。2019年3月7日，原告伙同其他养殖户将猪仔装车并称重，原告所购生猪仔共计209头。支付彭书广劳务费1045元，支付运费2600元。因被告当天有事，未在现场称重。在称重完成后，并告知被告称重数量。原告累计共给付唐某货款150000元，实际货款为140000元之多。在2019年3月6日至3月7日，原告、唐某与其他养殖户为在荔浦购买猪仔，通过唐某账户累计共转款354000元给被告。被告于2019年3月7日转款301200元给案外人冯瑜辉。原告在购进猪仔第二天，猪仔出现不同程度发病死亡，用抗菌素治疗无效，后由兴安县崔家乡水产畜牧兽医局协助县主管部门对存栏猪实施捕杀。原告获得无害化处理补偿费等55000元。另查明，原告从荔浦购回的生猪仔无检疫证明，原告也未向被告索要和查看相关证明。2019年2月1至2月28日期间，在兴安县崔家乡范围内已经出现了病死猪的现象，且已经捕杀了部分生猪。庭审中，第三人彭书广确认买卖合同与被告廖墨雍协商。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原告张燕西与被告廖墨雍是否形成买卖合同关系？二、如果原告张燕西与被告廖墨雍买卖合同成立，在双方的交易行为中是否存在过错？第三人彭书广是否承担赔偿责任？三、原告要求赔偿经济损失178435元是否有事实依据？关于争议焦点一。该院认为，买卖合同是指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而本案中，原告与被告协商了交易价格，被告接受了货款，在其不论猪仔是谁的情况下，交易在原、被告之间发生，双方在协议下履行了双方约定的义务。对于被告辩称其仅仅是居间人意见。该院认为，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而证人唐某总计给付被告货款354000元，被告转给冯瑜辉为301200元。转款差额远大于第三人彭书广获得的报酬，第三人及证人唐某确认双方协商买卖合同的出售方为被告廖墨雍，原告与被告之间形成的法律关系不符合居间合同构成要件，也无证据证明被告向原告披露了冯瑜辉为出卖人。因此，原、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依法成立，受法律保护。被告辩称与原告未成立买卖合同关系，无证据予以证明，该院不予以采信。关于争议焦点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十七条之规定，从事动物饲养、屠宰、经营、隔离、运输以及动物产品生产、经营、加工、贮藏等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依照本法和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的规定，做好免疫、消毒等动物疫病预防工作。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动物防疫条例》第二十二条“对动物、动物产品检疫实行报检制度。饲养、经营动物及生产、经营动物产品的单位、个人，在动物、动物产品离开饲养、生产地前应当按规定向所在地县级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或者其派驻乡、民族乡、镇的动物检疫员申报检疫。动物检疫员应当到动物饲养场、点、户进行检疫。经检疫合格的，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出具检疫证明；经检疫不合格的，应当在动物检疫员的监督下进行无害化处理。”。根据该规定可知，动物运输至外地应当进行检疫，该检疫责任在于出卖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六条，出卖人应当按照约定或者交易习惯向买受人交付提取标的物的单证，并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义务。而本案中，被告未向原告提交相关的检疫证明，进而证实不可排除因被告的猪仔本身存在质量问题导致猪仔死亡。故被告辩称猪仔死亡与其猪仔本身质量情况无因果关系的意见，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采纳。对于被告认为交付转移动产风险的意见。该院认为，交付转移风险应当建立在产品质量合格基础上。因此，该院对此辩称意见不予以采纳。而原告作为买受人，在其明知道其养殖范围内出现了大批量生猪死亡事件，仍从外地购置猪仔养殖，并未提高风险防范意识，不能当然的确定不是原告当地病菌导致猪仔死亡。而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原告实地察看了猪仔情况，其也具有十几年养殖经验，在现今因病菌导致大规模猪仔死亡的情况下，原告未查看相关检疫证明，也未尽谨慎义务。况且根据相关科学理论，动物饲养可能会因运输不当、喂养不当、病菌感染等原因导致死亡，不能全部认定由被告承担过错。因此，原、被告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均存在过错。该院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且原告也获得一定的补偿，认定被告承担20%的赔偿责任。对于第三人彭书广的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五条“居间人应当就有关订立合同的事项向委托人如实报告，居间人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损害委托人利益的，不得要求支付报酬并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该院认为，第三人彭书广帮原告联系了被告，原告与第三人彭书广一起查看的猪仔的情况，第三人不是专业的动物医生，也无法判断生猪仔的健康与否，原告无证据证明第三人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故第三人彭书广不承担赔偿责任。该院对第三人彭书广已履行完合同义务的意见予以采信。关于争议焦点三。该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对于本案的实际损失问题。该院认为，原告在买卖合同过程中，虽然支付了150000元给证人唐某，但唐某确认货款为140000多元，原告无具体单据确认物品重量和金额，故该院对原、被告货款金额认定为140000元。信息费1045元，运输费2600元，该款经证人唐某、第三人认可，本院予以认定。上述款项共计143645元，该款为发生的直接损失，应计入原告损失。被告辩称损失不确定的意见，无事实依据，该院不予以采信。对于原告请求的猪场租金7500元问题。该院认为，该费用租赁期限发生在2019年3月10日，而买卖合同发生在2019年3月6日，与客观实际不符合，且无其他证据证明发生该批费用，该院不予支持。对于原告请求给付治猪病医药费3000元，猪饲料19800元，无证据予以证明该费用实际发生，该院不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二十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三十六条、第四百二十四条、第四百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十四条、第十七条的规定，判决：一、由被告廖墨雍赔偿原告张燕西经济损失28729元（143645元×20%）；二、驳回原告张燕西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收案件受理费3868元，由原告张燕西负担3094元，被告廖墨雍负担774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和本案事实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依法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廖墨雍提交的证据为：证据1.唐某与彭书广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2019年3月10日猪仔情况是好的，一审认定购进的猪仔在第二天出现发病死亡不是事实；证据2.购猪仔当天即2019年3月7日猪仔的现场照片，证明猪仔是健康完好的事实。张燕西的质证意见为：证据1，真实性认可，证明内容不认可，从内容可知，在微信聊天前就已经通过电话，聊过猪仔的病情。且从聊天记录可证明唐某的猪仔已经发病，唐某和张燕西是同一批猪，病的程度是不一样的；证据2无异议。彭书广的质证意见为：对两份证据均无异议。本院认为，廖墨雍提交的证据1、证据2真实、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依法予以采纳。 经二审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综合诉辩双方的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廖墨雍是否是本案买卖合同的卖方；2.廖墨雍是否应为本案经济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如果承担责任，其应赔偿张燕西的经济损失数额是多少。 关于廖墨雍是否是本案买卖合同卖方的问题。廖墨雍主张其在涉诉交易中是居间人的角色，并不是买卖合同的相对人。经查明，2019年3月6日，张燕西、唐某等养殖户与廖墨雍一起前往猪场查看猪仔情况、商谈猪仔价格，同日向廖墨雍支付定金50000元。次日，选购称重完成后，张燕西等养殖户通过唐某账户将总价款354000元转给廖墨雍。涉诉交易期间，廖墨雍并未表示其不是卖方，亦未向张燕西等养殖户披露真正的卖家。本院认为，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而本案中，廖墨雍的行为不符合居间合同的构成要件，廖墨雍与张燕西等养殖户实质形成买卖合同关系。故，一审判决认定廖墨雍与张燕西形成买卖合同关系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廖墨雍是否应为本案经济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如前所述，廖墨雍与张燕西已形成买卖合同关系，双方应按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廖墨雍对交付的猪仔依法承担瑕疵担保责任。本案交易的猪仔在出售前是否已经感染疾病。本院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考量：第一、上诉人廖墨雍上诉认为崔家乡水产畜牧兽医站出具的《证明》不应被采信。但崔家乡水产畜牧兽医站是国家在基层专门设立的乡镇一级畜牧兽医站管理机构的全民所有制事业单位，其主要业务包括畜禽疫病免疫接种、检疫、消毒、化验诊断、监督、检查等，其就涉诉猪仔死亡原因进行调查并得出结论是法律授予的行政权力。故，崔家乡水产畜牧兽医站出具《证明》，本院予以采纳。从崔家乡水产畜牧兽医站提供的《证明》可知，涉诉交易购买的猪仔是输入性传染性疾病，猪仔买回后从发病到批量死亡期间较短，对涉诉交易购买的猪仔中病死猪进行解剖，初步诊断该批购进的猪为输入性传染性疾病。张燕西等养殖户购买的猪仔是由四辆不同的车辆运回，运回后分别在各养殖户的猪栏饲养，运输、饲养过程同时出现相同感染性疾病导致猪仔死亡的可能性不大。但张燕西等养殖户购买的猪仔都在购买后短短2-3日内就开始死亡，并在短期内因同一病因被无害化处理；第二、廖墨雍提交交易当天猪仔的照片证明在交易当日猪仔看起来是健康的，张燕西亦认可交易当日猪仔表面看起来是健康的。但未发病的猪仔看起来健康也属正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屠宰、出售或者运输动物以及出售或者运输动物产品前，货主应当按照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的规定向当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申报检疫”，动物出售应当进行检疫，该检疫责任在于出卖人。廖墨雍作为卖方应按上述规定为涉诉交易的猪仔申报检疫，经检疫合格取得检疫证明后交付健康的猪仔给张燕西。廖墨雍称未办理检疫证是由于张燕西未主张办理，且张燕西有十几年的养殖经验，其应该主动要求办理检疫证。本院认为，根据前述规定，申报检疫是出卖人的法定义务，不能因为买方未要求就不办理。廖墨雍未按法律规定对涉诉交易的猪仔申报检疫，猪仔表面看起来健康，并没有检疫报告证明猪仔本身是健康不存在质量问题的；第三、廖墨雍提交的唐某与彭书广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2019年3月10日，唐某、张燕西等养殖户购买猪仔已出现发病、死亡情况，此时，距交付猪仔的时间只经过2-3天，如果买回后在运输或饲养过程中才感染病菌，并在2-3天就已经经过潜伏期发病期并死亡的可能性不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第二款：“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的规定，本院认定本案交易的猪仔在出卖前已存在质量问题，并导致猪仔全部被无害化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五条“出卖人交付的标的物不符合质量要求的，买受人可以依照本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要求承担违约责任。”的规定，本案经济损失应由廖墨雍承担。 关于廖墨雍应赔偿张燕西的经济损失数额是多少的问题。一审判决根据证据确认张燕西为购买本案猪仔所支付的款项共计为143645元，张燕西对此提出异议，但其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异议成立，本院对一审确定的该金额予以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张燕西称无害化处理支出了人工费、机械设备费及掩埋场地费等费用，但其未提交证据材料予以证实，本院不予采信。故，本院认为，张燕西已获得无害化处理补偿费等55000元，廖墨雍应赔偿张燕西的经济损失为88645元（143645元-55000元）。 综上所述，廖墨雍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张燕西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相应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但处理结果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判决如下： 一、变更广西壮族自治区全州县人民法院（2019）桂0324民初172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由上诉人廖墨雍赔偿上诉人张燕西经济损失88645元”； 二、撤销广西壮族自治区全州县人民法院（2019）桂0324民初172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三、驳回上诉人张燕西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3868元（上诉人张燕西已预交一审法院），由上诉人张燕西负担1851元，上诉人廖墨雍负担201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386元（上诉人张燕西已预交3868元、上诉人廖墨雍已预交518元），由上诉人张燕西负担1851元，上诉人廖墨雍负担2535元。 上述应付款项，义务人应于本案判决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逾期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权利人可在本案生效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本院或者与本院同级的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罗小兰 审 判 员 朱孟儒 审 判 员 王 艳 二〇二〇年六月四日 法官助理 唐 静 书 记 员 聂思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