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皖11民终128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跃文，男，1964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来安县。上诉人（原审原告）：黄传红，女，1964年5月28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来安县。上述两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施学斌，江苏钟山明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超，男，1987年8月6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来安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童孝艳，女，1987年9月7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来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史灏，北京市盈科（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跃文、黄传红因与被上诉人李超、童孝艳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来安县人民法院（2020）皖1122民初172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跃文、黄传红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来安县人民法院(2020)皖1122民初172号民事裁定,指令来安县人民法院继续审理本案；2.确认一审裁定对案件受理费的处理方式违反规定。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裁定超越本案审理范围,认定李跃文、黄传红不具有本案原告的主体资格错误。1.本案李跃文、黄传红请求确认的是李超、童孝艳将案涉房屋作为其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处置的民事行为无效。尽管该处置行为是以《离婚协议书》的形式对外表示的,但是,该处置行为首先是一种民事行为,应受民事法律、法规的约束。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不适用《合同法》进行调整,这是法律适用的原则,但是,《离婚协议书》有关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处置约定,与协议双方的身份关系无关。因此,《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应当可以适用于本案。2.一审阶段,李跃文、黄传红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证明,争议房屋为其2010年7月5日支付相应对价后继受取得。房屋买卖后至今,房屋买卖双方以及原始房主均未对其依据买卖合同取得案涉房屋的行为提起过异议。在其房屋买卖合同未经依法确认无效之前,李跃文、黄传红依据房屋买卖合同以及实际占有、使用近十年的事实,应当对案涉房屋享有实体权利。李跃文、黄传红依据买卖合同向李超、童孝艳主张权利并请求确认俩人对案涉房屋的处理行为无效,显然有权利依据。3.诚然,李跃文、黄传红作为城镇常住人口,购买集体土地上房屋后,能否最终取得该房屋的产权证书,需要行政机关予以决定。但是,其所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在被依法确认无效之前,对合同当事人应当具有约束力。即使房屋买卖合同被依法确认无效,李跃文、黄传红也是享有该合同项下的相关合法权益的。无论如何,有权提起确认案涉房屋买卖合同效力的主体只能是房屋买卖合同的当事人或者是房屋的所有权人,本案李超、童孝艳是无权提起案涉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主张的。无论如何,俩人不享有案涉房屋的任何权益,其无处置权。4.一审裁定要求李跃文、黄传红提供证据证明其房屋购买行为合法,并要求提供该房屋的产权证书,该裁定理由显然超越了本案的审理范围。李跃文、黄传红提供了房屋买卖合同,已经证明了其对案涉房屋享有权益。房屋买卖行为是否合法，显然不属于本案的审理的范围,且即使买卖合同无效,李跃文、黄传红也是享有该无效合同项下的相关法定权益的。案涉房屋为农村集体土地上建造的房屋,在来安辖区尚未进行集体土地上的房屋产权登记工作,案涉房屋本身就未取得相应的产权证书,案涉房屋因建造事实而原始取得房屋的所有权,没有登记取得产权证书,不能否认权利人对该房屋享有所有权。一审裁定要求李跃文、黄传红提供产权证书,显然违背客观事实。5.李跃文、黄传红购买案涉房屋后,依据买卖合同的约定,对案涉房屋享有相应的权益。基于父母子女关系,李超、童孝艳婚后与李跃文、黄传红居住在案涉房屋的事实,不能得出案涉房屋为李超、童孝艳购买,案涉房屋是俩人夫妻共同财产这一结论。李超、童孝艳将案涉房屋作为其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处置的行为,显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是无效行为。6.按照一审裁定的理由,显然会形成一个荒唐的逻辑。那就是,不管李跃文、黄传红是否有房屋买卖合同,是否为此支付过对价,因为其购买案涉房屋的行为是否合法无法确定,所以,李超、童孝艳不需要提供任何权利凭证,就可以宣称并主张案涉房屋为其夫妻共同财产并进行处置,李跃文、黄传红均无权对李超、童孝艳的行为提出异议。这样的逻辑与常理显然不符。7.国家为了土地管理的需要,目前只是在政策层面上禁止城镇人口去农村购买宅基地,并没有禁止购买农村的房屋。行政管理上采取的控制性措施就是城镇人口购买农村住宅的,不予办理产权过户手续,购房者不能取得《物权法》意义上的产权登记证书,不能确认《物权法》意义上的物权。这些规定均不是法律层面上的强制性规定。司法实践中,对于此类的房屋买卖合同,并不一律认定为无效,依据公平、公正、诚实信用原则以及维护民事流转的稳定性、有效性原则,此类合同被认定为合法有效的司法实践比比皆是,这些司法实践在目前阶段体现了国家法律与政策的共同价值,维护了社会的共同价值观。因此,司法实践基本上是认可此类房屋买卖合同当事人的合同权利和义务的。8.李跃文、童孝艳依据房屋买卖合同取得了案涉房屋的“占有、使用、处分、收益”的所有的所有者权益,与本案争议的案涉房屋具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李跃文、童孝艳完全有权依据该合同权利提起本案诉讼,是本案的适格诉讼主体。一审裁定认定李跃文、童孝艳与案涉房屋无直接的利害关系,显属主观臆断。因此,在李跃文、童孝艳依据合同权利提出本案诉讼请求的情况下,一审裁定认定其诉讼主体不适格,显然与客观事实不符。二、一审裁定违反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对李跃文、童孝艳人为增加了本案审理范围之外的举证义务。1.本案的争议焦点应该是案涉房屋是否是李超、童孝艳的夫妻共同财产,其处置行为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本案李超、童孝艳无证据证明案涉房屋为其夫妻共同财产,无证据证明其处置行为是有权处置行为。3.一审裁定的结果就是,因为李跃文、童孝艳购买案涉房屋的行为违法,所以,案涉房屋就归李超、童孝艳所有,俩人就有权进行处置。这样的处理结果显然错误。4.李跃文、童孝艳已经就案涉房屋所享有的权利范围履行了举证义务。李超、童孝艳应当就其合同无效的主张提供证据证明。一审裁定将该证明责任分配给李跃文、童孝艳显属不当。实际上,案涉房屋买卖合同是否有效,均不影响本案对李超、的处置行为的合法性的审查。在李超、童孝艳无权提出房屋买卖行为效力审查诉请的情况下,一审裁定超越本案审理范围进行举证责任分配,有滥用职权之嫌。三、本案案件受理费的处理方式错误。本案裁定结果为驳回起诉,不管该裁定是否错误,依据国务院第481号令颁布的《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八条的规定,本案应当不需要交纳案件收费的。但是,本案在作出驳回起诉的裁定时,却按照简易程序的收费标准,减半收取本案的案件收费,该处理方式显然无法律依据,应予纠正。李超未予答辩。童孝艳辩称，一、依据《合同法》第二条的规定，涉及婚姻人身关系，不适用合同法。离婚协议中对财产的分割处置，是基于人身关系的调整而产生的。李跃文、黄传红无权请求其与李超之间的离婚协议无效。二、第三人申请确认合同无效，应当满足第三人与合同约定事项有直接利害关系。本案李跃文、黄传红作为李超父母，且无法证明与离婚协议约定事项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情况下，请求确认合同无效，显然不是适格原告。三、李跃文、黄传红为城镇户口，依据《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指定意见》第十三条的规定，城镇居民购买农村集体所有土地上建设房屋，签订房屋买卖合同认定为无效合同。李跃文、黄传红不是房屋的所有权人，其请求确认离婚协议无效没有法律基础，若将离婚协议约定确认无效，会出现李跃文、黄传红可能获取某些非法权利，而其本身又非房屋物权人的尴尬场景，导致司法代替行政。四、离婚协议书中约定房屋归李超所有，而李超为李跃文、黄传红儿子，童孝艳没有享有案涉房屋的相关权益。李跃文、黄传红请求确认合同无效，没有实际意义，浪费司法资源。综上，本案起诉不符合法律规定，李跃文、黄传红无起诉主体资格。请求二审维持原裁定。李跃文、黄传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李超、童孝艳于2019年9月3日签订的《离婚协议书》中“位于来安县新安镇瓦岗小学附近两上两下楼房,此房产权归男方所有”的约定无效；2.案件受理费由李超、童孝艳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跃文、黄传红系李超父母亲。李超与童孝艳于2011年5月12日登记结婚。2019年9月3日，李超与童孝艳在来安县婚姻登记机关办理了离婚登记，双方签订了离婚协议，主要内容如下：“……二、共同财产分割：1.位于来安县新安镇瓦岗小学附近两上两下楼房,此房产权归男方所有……”。另查明：涉案房屋位于来安县新安镇（原双塘乡瓦岗村新华队），系该队村民江记荣在宅基地上翻建的房屋，江记荣办理了相关审批手续。后李跃文、黄传红从他人处购买该房屋，双方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李超与童孝艳结婚后，在该房屋居住生活。同时查明：李跃文、黄传红系城镇居民。上述事实，有原、被告当庭陈述，原告提交的其结婚证复印件、李超、童孝艳离婚协议书复印件等，被告提交的户口本复印件、（2019）皖1122民初4769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在卷佐证，予以认定。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案由为确认合同无效纠纷，关于合同以外的第三人提起确认合同无效之诉，应当满足第三人与合同约定事项有直接利害关系这一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规定，李跃文、黄传红应当是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李超与童孝艳因夫妻感情破裂，双方通过婚姻登记机关签订了离婚协议，对子女的抚养、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等进行约定，签订离婚协议后，办理了离婚登记。李跃文、黄传红以李超与童孝艳协议离婚时，将其所有的“位于来安县新安镇瓦岗小学附近两上两下楼房”当作夫妻共同财产进行了分割处置，侵犯了其合法财产权利为由诉至一审法院，要求确认该约定无效，系第三人申请确认合同无效，应当满足第三人与合同约定事项有直接利害关系这一条件。涉案房屋使用的土地性质为集体所有，系集体组织成员在宅基地上翻建的房屋，李跃文、黄传红主张该房屋系其出资购买，其享有该房屋所有权。因李跃文、黄传红系城镇居民，房屋买卖行为是否合法，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是否合法有效，对此，其未能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同时也未能提供其取得该房屋所有权的证据，从而证明李超与童孝艳侵犯其合法权益。综上，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认定李超与童孝艳协议约定的事项与李跃文、黄传红存在直接利害关系，李跃文、黄传红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李跃文、黄传红不具有本案原告的主体资格，一审法院依法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国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李跃文、黄传红的起诉。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40元，由原告李跃文、黄传红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供新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中，李超、童孝艳离婚时，虽将案涉房屋作出约定，即房屋所有权归男方（李超）所有，但案涉房屋并无相应的房屋产权证书，并未确定产权人。李超、童孝艳上述的约定并非系对案涉房屋所有权作出的处分，亦不导致案涉房屋权属变更效果，即归李超所有。李跃文、黄传红上诉称李超、童孝艳无权处分案涉房屋，俩人处分行为无效，其系权利人。李跃文、黄传红在一审时虽举证了房屋买卖合同等证据，但截止目前为止，李跃文、黄传红并未能取得案涉房屋的所有权，对案涉房屋不享有物权，即非房屋所有权人。另，李跃文、黄传红即便系案涉房屋利害关系人，但根据李超、童孝艳一审陈述，俩人在案涉房屋共同生活、居住多年，俩人在离婚时对案涉房屋的约定，根据上述分析，并非真正意义上对房屋权属的处分，李超、童孝艳俩人的约定依旧系由李超对案涉房屋居住使用，未改变案涉房屋居住使用状况。况且根据合同相对性，李超、童孝艳的约定仅对其有约束力，并不影响李跃文、黄传红基于购房合同等可能享有的相关权益，也就是说李超、童孝艳的约定与李跃文、黄传红不存在直接利害关系。因此，李跃文、黄传红以案涉房屋所有权人身份提起诉讼，主张确认李超、童孝艳对案涉房屋的约定无效，确属诉讼主体不适格，一审以其不具有本案原告的主体资格，裁定驳回其起诉，符合法律规定。李跃文、黄传红上诉称一审对案件受理费处理方式错误。经审查，一审已于2020年3月19日作出补正裁定，对作出的案件受理费处理方式予以纠正，对李跃文、黄传红预交的案件受理费予以退回，已自行纠正。综上所述，李跃文、黄传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夏 根审判员 贺 斌审判员 张立涛二〇二〇年六月二日书记员 宗 娟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