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8民终131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聂广才,男，1950年6月1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焦作市解放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申超超，男，1987年6月20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焦作市山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云云，河南正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聂广才因与被上诉人申超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焦作市解放区人民法院（2020）豫0802民初1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聂广才、被上诉人申超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云云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聂广才向本院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被上诉人诉讼的依据即上诉人书写的欠条已经作废,双方之间的债务业已终结,被上诉人的请求没有事实依据。1、2018年2月6日签订的合同解除证明专门注明:聂广才与2016年9月17日分别给刘冬生、申超超、葛连杰打的欠条同时作废中“作废”包括了整个欠条中的全部内容，既包括欠条部分,也包括增补的部分。2、增补的内容是因为欠条中约定的还款时间为“2017年3月18日”,该还款期限到时上诉人没有归还欠款,被上诉人讨要时,上诉人在此条据上增补了分期还款时间,即2018年2月6日付XX元,下欠XX元2018年4月15日付清，增补的时间是在2017年3月18日之后的几天内。3、增补的内容是在双方签订的“合同解除证明”之前,即先增补了内容,后签订的“合同解除证明”，增补的时间是在2017年3月18日之后的几天内,并非“合同解除证明”当天增补。“合同解除证明”是上诉人无责任,增补内容系上诉人有责任,在上诉人签署了无责任的证明后,又签署上诉人有责任的增补,不符合惯例。4、为了促使上诉人还款,冯国瑞(包括被上诉人)承诺上诉人2018年2月6日还款到位,各方的事情全部解决,即合同解除证明中所说的“房屋租赁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义务均已履行完毕”,这才有了“不存在其它未解决争议纠纷,针对该租赁合同与其他方的争议纠纷,均由冯国瑞独立负责”以及“聂广才于2016年9月17日分别给刘冬生、申超超、葛连杰打的欠条同时作废”约定。5、被上诉人擅自对上诉人进行了录音,录音的时间绝非在“合同解除证明”之后,一定是在签署增补内容后、“合同解除证明”之前的时间段。由于被上诉人提供的录音证据没有录制时间,该证据不能证明时间事实。二、上诉人在一审中已经答辩该款应由冯国瑞承担责任,一审法院应当追加冯国瑞为被告。合同解除证明已经明确了责任承担的主体,且冯国瑞和案件有利害关系,应当追加冯国瑞为被告。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程序错误,应当予以撤销,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申超超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与一审法院被上诉人提交证据查明的事实自相矛盾故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申超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欠款90000元及利息（利息从2016年9月17日开始计算至归还全部欠款之日止，以90000元为基数，按月息1分计算）；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申超超、葛连杰、刘冬生三人合伙出资欲开办幼儿园，其中申超超出资200000元，葛连杰出资110000元，刘冬生出资100000元。三人因缺乏相关经验，遂共同委托冯国瑞、刘慧、史海霞负责开办幼儿园的相关工作。2015年9月12日，冯国瑞、刘慧、史海霞三人（承租人／乙方），与焦作市飞宇工贸有限公司（出租人／甲方）协商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租赁合同约定，甲方将飞宇一号东栋楼第一、二、三层，包括楼北前室外场地出租给乙方使用，租期15年（2015年10月1日至2030年10月1日），租金为220000元／年。冯国瑞、刘慧、史海霞在合同落款乙方处签名并按手印，焦作市飞宇工贸有限公司在合同落款甲方处加盖公章，聂广才在甲方法定代表人处签名。合同签订后，申超超三人向聂广才支付租金220000元并进场装修，准备开设幼儿园。之后，因涉案出租房屋无法办理相关手续，导致幼儿园无法开办。申超超三人遂与聂广才协商解除合同，返还租金并赔偿损失。2016年9月17日，聂广才向申超超出具欠条，欠条载明“今欠到申超超现金贰拾万元（200000元），利息1分，归还时间2017年3月18号”，聂广才在欠条落款处签名。同日，聂广才还分别向葛连杰、刘冬生出具了欠条，内容如下：“今欠到葛连杰现金壹拾壹万元正（110000元），利息1分，归还时间2017年3月18号前”，“今欠到刘冬生现金壹拾万元正（100000元），利息1分，归还时间2017．3．18号”。2017年3月18日，聂广才并未按时偿还欠款。2018年2月6日，申超超三人与聂广才签订合同解除证明。该证明载明，“针对……（本案）房屋租赁合同，因客观原因并经双方协商一致，同意解除上述房屋租赁合同，焦作市飞宇工贸有限公司于签字后向冯国瑞退还房屋租金贰拾贰万元整（小写220000元），退款由黄静账户转账到指定账户刘冬生建设银行62×××36，除以上约定外，双方基于房屋租赁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义务均已履行完毕，不存在其他未解决争议纠纷，针对该租赁房屋与其他方的争议纠纷，均由承租方冯国瑞独立负责，与出租方焦作市飞宇工贸有限公司无关。聂广才于2016．9．17分别给刘冬生、申超超、葛连杰打的欠条同时作废”，冯国瑞在该证明落款处签名并按手印，证明落款日期为2018年2月6日。在该解除证明落款日期下方，冯国瑞手写“收到退回房款220000元整”字样并签名、按手印，日期为2018年2月6日。2018年2月6日19时许黄静的交通银行账户按照上述解除合同证明的内容，向刘冬生建设银行账户62×××36转入220000元。刘冬生收到该笔220000元后，分别支付申超超110000元，葛连杰60000元，自留50000元。在申超超所持2016年9月17日欠条的落款日期下方，聂广才经与申超超协商一致，手写添加如下内容，“139××××0012，身份证号，申超超自愿放弃所有利息，2018年2月6号付110000元（退幼儿园房租款），下欠90000元大写玖万元正，在2018年4月15号付清”，聂广才在上述手写内容下方签名，但没有注明日期。与之相同，葛连杰所持欠条落款日期下方聂广才手写注明，“139××××0012，身份证号，2018年2月6号付60000元大写陆万元正退幼儿园租款，下欠50000元大写伍万元正，在2018年4月15号付清，自愿放弃所有利息”，聂广才在上述手写内容下方签名，同样没有注明日期。刘冬生所持欠条也有聂广才手写增补内容，但与上述内容不完全一致：“139××××0012，身份证号，2018年2月6日付退房50000元（三人安”，在该内容下方无签名，无日期。2018年4月16日，申超超、聂广才、刘冬生三人找到聂广才追讨债务。聂广才在谈话中多次表示“你本金拿走了，还差19万本金没拿走”“你要理解别人，19万块钱，你们晚一两月，我想办法给你们转借转借，就给你们弄开”“十天八天不中，你必须超过四月五月，我都记得天天，我知道4月15号到了”。庭审过程中，聂广才认可录音是其本人说的话，但主张所说内容是别的事情，具体是什么事情，记不清了。另查明，葛连杰、刘冬生以其所持欠条分别向本院提起了民事诉讼，本院已经立案受理，案号分别为（2020）豫0802民初174号、（2020）豫0802民初155号。葛连杰案件正在审理，截止庭审调查结束，暂未审结；刘冬生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向本院提出撤诉申请，案件已经审结。再查明，焦作市飞宇工贸有限公司于2019年11月13日进行变更登记，法定代表人由聂广才变更为聂平平。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应为合同纠纷。首先，本案房屋租赁合同载明的出租人为焦作市飞宇工贸有限公司，承租人为冯国瑞、刘慧、史海霞。根据庭审查明情况可知，冯国瑞、刘慧、史海霞系申超超三人雇佣开办幼儿园的人。申超超三人是本案房屋租赁合同权利义务的承担主体，是实际上的承租人。合同签订后，申超超三人向聂广才支付了220000元租金，并进场装修，准备开办幼儿园。之后，房屋租赁合同无法履行，申超超三人与聂广才协商退还租金并赔偿损失。2016年9月17日，聂广才分别向申超超三人出具了欠条，载明欠申超超200000元，欠葛连杰110000元，欠刘冬生100000元。聂广才作为焦作市飞宇工贸有限公司当时的法定代表人，自愿就焦作市飞宇工贸有限公司所负合同之债以其个人名义向申超超三人出具欠条，应视为其自愿加入焦作市飞宇工贸有限公司与申超超三人的债权债务关系，依法应当按照欠条载明的内容，向申超超三人承担还款责任。其次，本案最关键的问题在于，2018年2月6日申超超三人与聂广才签订了合同解除证明，该证明载明“针对……（本案）房屋租赁合同，因客观原因并经双方协商一致，同意解除上述房屋租赁合同，焦作市飞宇工贸有限公司于签字后向冯国瑞退还房屋租金贰拾贰万元整（小写220000元），退款由黄静账户转账到指定账户刘冬生建设银行62×××36，除以上约定外，双方基于房屋租赁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义务均已履行完毕，不存在其他未解决争议纠纷，针对该租赁房屋与其他方的争议纠纷，均由承租方冯国瑞独立负责，与出租方焦作市飞宇工贸有限公司无关。聂广才于2016．9．17分别给刘冬生、申超超、葛连杰打的欠条同时作废”。申超超三人主张先签订上述解除合同证明并支付220000元，随后聂广才在欠条上手写添加了“2018年2月6号付110000元，下欠90000元，在2018年4月15号付清”等内容，手写添加的内容是解除合同的补充，聂广才应当继续承担还款责任；与之相反，聂广才主张先在欠条上手写添加增补内容，随后协商一致签订了解除合同证明，解除合同证明所载明的“聂广才于2016．9．17分别给刘冬生、申超超、葛连杰打的欠条同时作废”对增补内容同样有效，聂广才无须继续承担还款责任。对于各自主张，双方均未提交有效证据予以证明。本院经审查认为，双方当事人系先行签订解除合同证明，随后聂广才在申超超三人所持欠条上手写添加了增补内容，增补内容系解除合同证明的补充，聂广才应当按照增补内容的记载，继续向申超超三人承担还款责任。理由如下：第一，2016年9月17日，聂广才已经向申超超三人出具了欠条，所载金额分别为200000元、110000元、100000元，双方债权债务关系明确具体，且申超超三人已分别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聂广才继续履行还款义务，故聂广才主张双方经协商一致欠条内容全部作废，申超超三人自愿放弃剩余债权，显然不合常理；第二，欠条增补内容注明2018年4月15日偿清剩余款项，2018年4月16日申超超三人即向聂广才追讨债务，聂广才在当天的谈话录音中并未否认190000元债务的存在，多次表示想办法转借凑钱偿还申超超三人，如果聂广才所述属实，欠条内容已全部作废，在申超超三人向其追讨债务时，应明确否认债务存在才合乎情理，但从聂广才的谈话内容明显认可债务存在，与其主张自相矛盾；第三，解除合同证明仅约定向刘冬生账户支付220000元，对于该笔220000元如何分配并未约定，而欠条增补内容直接注明2018年2月6日支付申超超110000元，支付葛连杰60000元，支付刘冬生50000元，该增补内容显然是在刘冬生收到220000元后，经与申超超、葛连杰协商确定二次分配方案后，才做出的表述，故可以确定双方应先签订解除合同证明，后书写欠条增补内容。据此，本院确认申超超三人与聂广才系先行签订解除合同证明，随后聂广才在申超超三人所持欠条上手写添加了增补内容，增补内容系解除合同证明的补充，聂广才应当按照增补内容的记载，继续向申超超三人承担还款责任。第三，关于原告申超超的诉讼请求。如前所述，本案欠条下方聂广才手写的增补内容系解除合同证明的补充，聂广才应当按照增补内容的记载，继续向申超超三人承担还款责任。故聂广才应当按照增补内容约定，继续偿还原告申超超欠款90000元，原告申超超的该项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利息，解除合同证明明确约定2016年9月17日欠条作废，且增补内容也明确约定申超超自愿放弃所有利息，故可以确认双方当事人已经协商一致废除了原欠条约定的利息，故原告申超超主张按月息1分计算利息没有合同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欠条增补内容载明，2018年2月6号付110000元，下欠90000元，在2018年4月15号付清。对于剩余90000元，聂广才承诺于2018年4月15日偿清，但并未按照约定期限偿还债务，本院酌定聂广才应按年利率6％向原告申超超支付逾期利息。一审法院判决：一、被告聂广才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支付原告申超超90000元及利息（利息以9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还款）；二、驳回原告申超超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1392元，由被告聂广才负担，暂由原告垫付，待执行时一并结算。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经本院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一致。本院认为，一审根据2016年9月17日欠条下方的“增补内容”、合同解除证明、谈话录音等有效证据，确定双方系先签订合同解除证明，后书写该欠条下方的“增补内容”，符合本案实际。聂广才称增补的内容是在双方签订的“合同解除证明”之前，该增补内容被2018年2月6日的合同解除证明同时废除。从上述合同解除证明及“增补内容”看，2018年2月6日的合同解除证明废除的只能是2016年9月17日的欠条，不可能对未发生的事实（即对下欠的90000元于2018年4月15日付清）予以废除，此不符合常理，故该“增补内容”只能是对2016年9月17日欠条内容的替代。申超超持该“增补内容”的欠条主张债权，符合法律规定。聂广才关于该增补内容被2018年2月6日的合同解除证明同时废除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综上，上诉人聂广才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784元，由上诉人聂广才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胜利审判员  杨 柳审判员  范炳鑫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郭海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