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黔0302民初5429号 原告：刘易鑫，男，1992年8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婷婷，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何东峰，男，1989年7月12日出生，汉族，住遵义市汇川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华麟，贵州子尹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刘易鑫与被告何东峰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易鑫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婷婷，被告何东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华麟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易鑫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不当得利人民币186040元；2.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应付利息人民币8992元（自2019年3月1日起暂计至2020年4月20日）此后的利息以186040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全部款项实际清偿之日止（以上暂计195032元）；3.依法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2018年10月起，原告分四次向被告借款，合计借款80000元，按照年利率36%计算利息，原告应向被告支付利息8960元，然而被告却要求原告还款275000元，原告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原告在还款的时候多支付的款项186040元属于不当得利，被告应当向原告返还。故，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提出前述请求。 被告何东峰辩称，原告罔顾客观事实，企图通过伪造证据、捏造民事法律关系提起诉讼，通过法院的裁判文书使其骗取被告的财物得以合法化。2017年5月左右，被告通过其同学微信推荐认识了自称从事香港商品代购的原告。后原告又推荐被告推荐了另一从事香港商品代购的龙苑芳（龙雁芳）。在三年中，原告编造龙苑芳在代购商品过程中被海关缉私人员行政处罚60天和处以100000元罚款为由累计向被告借款250000元。被告陆续通过微信、支付宝、银行转账等方式向原告汇款250000元。被告向原告追偿该笔款项时，被告又称需要办理贷款偿还被告为由，向被告骗取25000元，同时通过微信向被告发送了一张龙苑芳出具的250000元的《借据》。被告向原告要求借据原件时，原告称遗失，给被告一个无法接通的电话号码。期间，因龙苑芳真实身份无法确定，被告还出钱委托原告查找。 2018年期间，原告以得肾病为由向被告借钱80000余元。后被告很久无法联系原告。2019年3月，原告通过变换微信号主动联系了被告，表示愿意帮龙苑芳担保向被告偿还275000元，并要求被告去深圳完善手续。被告3月8日到达深圳，3月13日与原告一起吃过晚饭后，被告感觉头脑很不清醒，并到被告下榻酒店要求被告签订其事先准备好的文件资料，并捺印，同时要求被告手持身份证和文件拍照，被告当时意识不太清楚，只觉得文件上描述的是275000元的内容，以为是原告为该笔款项担保还款的协议，而并不清楚签署的是一张现金《收据》。被告第二天向原告要求文件时，其称只有一份，需要拿着去找龙苑芳追账（被告直至2020年5月28日接到红花岗区人民法院的传票才知道签署的是现金收据）。后找人未果，被告再次无法联系原告。2020年年后，原告再次主动联系被告，解释失联是因酒驾被拘役后刚释放，并于2020年4月18日，主动拿着准备好的法律文件飞到遵义找原告，并签署了《借据》和《欠款证明》两份文件，同时原告更改了《借据》上的时间为2019年3月13日。被告三年来只收到原告为其在香港代购的一部苹果手机，且购机款8000余元还是被告单独支付。综上，本案原告涉嫌刑事欺诈犯罪，请求驳回本案起诉并将有关案件材料移送公安。 原告围绕其诉讼请求提交了《借据》、银行转账记录、《收据》、照片、《欠款证明》、照片，被告对原告提交的第三组照片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持异议，认为系原告电脑合成，对其余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但辩解未实际收到原告的现金款项。被告围绕其抗辩意见提交了中国银行转账流水单、[2018]1086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罗湖海关行政处罚告知单》打印件、《借据》打印件、身份证图片打印件、原告微信号及其与被告的部分聊天记录、原告推荐给被告的香港代购龙苑芳所使用过的5个微信号及部分聊天记录。原告对被告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认可。根据原、被告的陈述及提交在卷佐证的证据，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 从2018年2月23日至2019年4月29日，被告共计向对方账户名为刘易鑫，账户号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XXX的账户转账236500元。其中，2019年3月18日转账的2500元附言为“数据恢复”、4月6日的转账1000元附言为“油费”、4月9日的转账5000元附言为“扫楼”。2017年12月24日、2018年1月14日、2018年1月15日、被告向对方账户名为：中移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客户备付金、对方账号为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营业部XXX的账户转账8500元、39800元、26000元。2018年1月18日、1月20日、2月3日，被告向对方账户名为（特约）中国移动湖南分公司（资金归集），对方账号为银联在线的XXX账户转账4500元、4000元、20000元。被告主张前述款项均是向原告刘易鑫的转账，之所以有些没有刘易鑫的账户名系其没有用真实姓名进行微信注册登记。 原告提供了其向被告出具的《借据》一份，载明刘易鑫因资金临时需要，借到何东峰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的人民币80000元，约定借款月息2%，逾期月利率2%，借款期限自2018年10月30日起至2019年2月30日止。《借据》上还载明了借款日期。落款时间为：2019年3月13日。被告提供的《借据》部分内容同前述原告提供《借据》内容一致，但约定借款月利息处为斜杠，且多了如下内容“以上借款本金本人确认已全部收到，并保证如期归还借款本息，如有违约，本人自愿承担出借人何东峰为实现债权所产生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财产保全担保费等）特立此据”。被告提供的该份《借据》落款时间处由2020年更改为2019年。庭审中，双方对原告向被告借款80000元的事实无异议。 2019年3月13日，被告向原告出具《收据》一份，载明，本人何东峰，已确认在2019年3月13日收到借款人刘易鑫通过现金方式支付的借款总计人民币275000元。原告同时提供了现金上放有被告身份证的照片，被告对该照片不认可，并陈述《收据》是其本人签名，但其系在与原告饭后昏沉、意识不清醒状态下签名，自认为签名的是原告为其担保案外人龙苑芳（龙雁芳）的文件。 2020年4月18日，被告向原告出具《欠款证明》一份，载明，本人何东峰在此确认，刘易鑫在2017年5月至2020年5月期间内，总共分4次向本人何东峰借款80000元，分别系借款日期为2018年10月30日、2018年10月31日、2018年11月13日、2019年1月4日的四笔借款，至于三年期间内双方之间的其他银行转账、微信转账、支付宝转账为本人何东峰与刘易鑫的其他正常经济往来，不属于借款，特此证明。 另查，被告提出其2017年通过同学推荐了自称系香港商品代购的原告，要求原告代为代购手机。2018年，原告向被告通过微信发送《中华人民共和国罗湖海关行政处罚告知单》（罗关简告字【2018】1086号），被处罚人为龙雁芳，《中华人民共和国罗湖海关行政处罚告知单》没有被处罚人龙雁芳的身份证号码，处罚内容为：根据《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十九条（二）之规定，由于涉案金额较大，拟对你作出如下行政处罚：1.涉税金额补缴税款，行政拘留60天。2.科处罚款人民币10万元整。原告告知被告龙雁芳系其叫为被告代购物品人员，被海关行拘，要求被告借款250000元用于缴纳罚金和救人。2018年7月12日，龙苑芳向被告出具《借据》一份，载明，本人龙苑芳（身份证号码：44142619880××××××××）因资金临时需要，今借到何东峰先生人民币250000元，借款期限自2018年7月12日起至2023年7月12日止。被告未能提供《中华人民共和国罗湖海关行政处罚告知单》、龙苑芳出具的《借据》原件，其称这些都是原告发给他的打印件，向原告要求《借据》原件时，原告称遗失。原告对被告的前述关于龙苑芳《借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罗湖海关行政处罚告知单》的情况均不予认可，抗辩与本案、与原告无关。 另，被告主张要求原告代为代购物品，曾经还收到过一部苹果手机，向原告支付了8000余元。原告认可与被告之间存在代购关系，并且替被告代购物品。被告陈述275000元的组成为：250000元龙苑芳差欠的处罚和救人款项，另外25000元为原告告知被告要向银行贷款归还被告250000元借款，需要先存款25000元利息进入银行。被告向原告发送如下微信聊天内容：“欠钱还钱还有什么好说的我都没要利息…打这张卡，中国银行遵义新蒲支行…加上上次的帮还利息钱，一共275000我只要本钱不收利息”、原告向被告发送微信内容：“放心吧别为这事动怒，迟早解决急不来”，被告回复：“钱不钱我都不想提了我就想跟他本人见个面聊聊或者见到龙雁芳本人”。被告向原告发送微信内容：“最近贷款的事情弄的怎么样了九月份了可以的话早一点还钱吧”，原告回复：“刚看到，这个月有结果放心”。被告向原告发送微信内容：“还是弄丢了”，原告回复“怪我刚才他不说借条的事我都忘了这事要是他真的不认，没事，我就天天去他家催债…”。2019年3月21日，被告向原告发送信息：“发个邮寄地址给我”，原告回复“地址内容，记得名字不要打我的全名，就打刘先生…你是今天给我寄手机吗”。被告向原告发送内容：“她说要帮客户垫钱买东西我都是找我朋友借的”，原告回复“这些我来说，不用你说放心”，被告回复称“总的来说，基本上借钱都是因为她的各种情况后来她进去了…把她弄出来也是我垫钱我还有一朋友找她买的奶粉也没拿到”。庭审中，法庭询问原告既然只有80000元借款，为什么向被告多支付十多万现金？原告回复称，本案有套路贷的成分，被告有强势地位，给原告造成强大心理压力，同时原告是想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被告还款的，但被告一再要求只能收现金，原告无奈向被告提供了现金。 本院认为，原告主张向被告多支付了扣除利息后的186040元，并提供了《借据》、《收据》、《欠款证明》予以佐证，被告抗辩其向原告的银行转账流水有三十多万元，且其并未收到原告向其交付的275000元的现金，《收据》是在意思不清醒状态下签订。本案案由为不当得利，即被告获得利益，原告存在损失，且原告的损失与被告的获利存在因果关系，被告获利无合法根据。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告是否向原告实际交付了275000元现金人民币。 首先，从原告主张现金交付275000元而言，被告向户名为刘易鑫的账户转账流水都有236500元，但原告对于向被告支付275000元，却主张是现金支付，这与双方之间一直经济往来的交易习惯不符合，同时也不符合生活常理，结合庭审中原告回复为什么多支付十多万元且以现金方式支付的回答为被告要求，这与被告与原告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关于被告向原告发银行卡照片，要求转账支付的事实不相符合，说明原告对支付275000元现金的陈述存在虚假。其次，从2020年4月18日，被告向原告出具的《欠款证明》内容而言，该《欠款证明》有两个内容，第一，原告向被告借款了人民币80000元；第二，原、被告双方之间还存在其他经济往来，且均属于正常的经济往来。该份《欠款证明》出具的时间是在被告向原告出具《收据》之后，那么可以认为，即使原告实际向被告交付了275000元的现金，也是属于其与被告何东峰之间的正常经济往来，不应当排除性地认为被告向原告的银行流水转账为正常的经济往来，而原告向被告交付的现金款项即为不当得利款项。第三，从双方提交的证据而言，被告提交的海关处罚单以及龙苑芳（龙雁芳）的《借据》打印件能够与其与原告之间的微信聊天内容“后来她进去了…把她弄出来也是我垫钱”、“加上上次帮还的利息钱，一共275000元”相印证。被告向原告转账的银行流水的附言内容“数据恢复、扫楼、油费”等也与双方之间的微信聊天内容“你是今天给我邮寄手机吗”、“我就想跟他本人见个面或者见到龙雁芳本人”相印证。而原告除了其本人和被告书写的《借据》、《收据》、《欠款证明》外，完全没有银行流水等第三方发生的证据。 综上所述，原告主张其向被告实际交付了275000元的现金，因与双方经济往来交易习惯不符、本院查明事实不符且原告存在虚假陈述，对原告的该主张本院不予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对原告要求被告返还不当得利的请求，因证据不充分确凿，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刘易鑫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100元（已减半收取），由原告刘易鑫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收到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还应在上诉期满后的七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案件上诉费，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则发生法律效力。 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权利人可在判决书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内向本院申请执行。 审 判 员 向小梅 二〇二〇年六月四日 法官助理 李峪锋 书 记 员 王雪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