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8民终141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吴启军，男，出生，汉族，个体，住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赛罕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泉，乌兰察布市察右后旗白音察干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世军，男，出生，汉族，农民，住陕西省定边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边庆雄，男，生，汉族，农民。 二被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磊，河北泓鹏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晓慧，女，出生，蒙古族，农民，住河北省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金玉，河北泓鹏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逯万军，男，出生，汉族，农民，住内蒙古乌兰察布市。 上诉人吴启军因与被上诉人张世军、边庆雄、张晓慧、逯万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冀0828民初21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吴启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泉，被上诉人张世军、边庆雄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磊、被上诉人张晓慧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金玉及被上诉人逯万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吴启军上诉请求：驳回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张世军、边庆雄的全部诉讼请求，上诉人不应当承担赔偿原告张世军、边庆雄经济损失人民币74652.00元。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判决，一、被告（上诉人）吴启军于本判决书生效后五日内赔偿原告张世军、边庆雄经济损失人民币74652.00元；二、被告逯万军、张晓慧不承担赔偿责任。该判决是错误的裁判，是不公正的裁判。一、一审判决书第三页中称：“既然已经达成口头协议，实际情况恰恰说明，双方的口头买卖合同已经履行”本案的第二被告张晓慧省略掉，是一审法院的故意，还是误写无法考究。上诉人在一审答辩中表述的是：“实际情况恰恰说明，原告和吴启军、逯万军、张晓慧的口头买卖合同已经履行完毕”。二、一审判决书第六页中称：即吴启军（上诉人）在围场张晓慧处购买的226商品薯……上诉人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购买了本案的被上诉人张晓慧的商品薯，标的物商品薯什么时候交给了上诉人专有使用的，上诉人是什么时候给的张晓慧商品薯价款的，这一口头合同是怎么履行的，不得而知。实际情形是：商品薯在围场，且有围场的一个中介人领本案的原告边庆雄到张晓慧处看了此商品薯，边庆雄也给付了该中介人2000元中介费，如果这一商品薯（标的物）是上诉人自己所有的，张晓慧怎么还找围场县的中介去看该标的物呢？这是一个基本常识，上诉人并未购买张晓慧的商品薯。本案的被上诉人张晓慧通过我一个土豆中介把她拥有的商品薯（标的物）卖给了买受人边庆雄。且张晓慧也收到了边庆雄给付她的商品薯（标的物）的价款。就是这么明确的摆在面前的事实，一审法院视而不见，不让张晓慧承担任何责任，于法于理无据，且一审法院在裁判文书第七页中称：“达成合意……接受吴启军的指示……认为上诉人即是出卖人，又是买受人”。上诉人作为一个土豆中介人怎么有如此之能呢？三、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给付了张晓慧的11200元，给付围场王金利的6000元，给付逯万军的5900元，一审法院对这些证据不予认可，也不否定，是错误的。本案中，上诉人只收到了被上诉人给付的48000元中介费，这48000元中，替被上诉人边庆雄给付了张晓慧11200元，围场的中介人（介绍张晓慧商品薯给边庆雄之人）王金利6000元，边庆雄又给了此人2000元，给逯万军5900元，开支费用1500元，实际上诉人挣的中介费为23350元；一审法院却判决上诉人赔偿被上诉人张世军、边庆雄74652.00元，实属冤枉。而作为商品薯的所有人张晓慧收到边庆雄的购薯款，且她和边庆雄是真正的买主和卖主，却不承担任何责任，实属是对属地公民的非法保护。四、一审判决书第8页中称：“被告虽不认可处理残薯价款为20400元，但被告未提供相反的证据予以证明，故对于原告自认为的残薯价款予以采信”。对20400元处理残薯的证据，在一审中，上诉人及被上诉人张晓慧、逯万军均予以否认。且是一个白头条子，是一个孤证，一审法院采信此证据不符合证据使用规则。一审法院仅凭借一张白头条子就采信此证据，实属不当。五、被上诉人边庆雄亲自到围场县看了商品薯，也同意降价装车购买张晓慧拥有商品薯，仅以几张照片证明该标的物有严重后果问题为由，让上诉人承担赔偿他们的“损失”实属不当。请依法驳回二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 张世军、边庆雄答辩称，一审法院判决吴启军承担赔偿责任正确。第一、答辩人张世军、边庆雄因需要226种子，经人介绍逯万军与张世军互加微信，聊天中多次提及土豆种子，逯万军也表明266土豆种子最低1.2元／斤。后吴启军、逯万军带着张世军在内蒙古集宁看226土豆种子，在答辩人相中土豆种子后，吴启军、逯万军又谎称这些种子已经卖给别人了，如果想要河北围场有两车，也是他们培育的种子，卖到了围场，这个人现在想种向日葵，这两车种子需要外卖，后答辩人按照吴启军要求，来围场购买226土豆种子。吴启军在围场张晓慧处购买的是226商品薯共计两车，其中一车是32.74吨，每斤0.73元，另一车32.36吨，每斤0.7元。吴启军在张晓慧处购买商品薯，将购买的商品薯转手以“266种子”卖给答辩人，第一车是1.1元／斤，第二车0.9元／斤。上述事实有我方提交的1号、2号证据、定边县法院对张晓慧、运输司机的调查笔录以及庭审中张晓慧自己的陈述予以充分证实，且庭审中逯万军也表明我方购买的是种子。我方按吴启军的要求支付了全部种子款128500.00元，其中4.8万元直接转入吴启军账户，剩余80500.00元转入吴启军提供的账户（该账户为张晓慧账户），但吴启军将其在张晓慧处购买的商品薯冒充种子交付给我方，吴启军故意隐瞒了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项，未按合同约定履行相应义务，存在严重欺诈行为，严重违反了诚实信用的原则，故吴启军应当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一审法院按4:6的比例划分责任，判决吴启军承担60%责任明显偏袒吴启军。第二、对于处理残值，因答辩人多次让吴启军去处理，但吴启军一直未去处理，后吴启军明确让答辩人尽量处理，因大面积腐烂，只能按残薯处理，答辩人为防止损失进一步扩大，才进行的处理，有收取残薯人证明予以证实处理残薯20400.00元。如果按照吴启军的处理方式，不对残薯进行处理，可以说现在已经全部烂成泥，毫无价值。一审法院予以认定并无不当。事实上对于我方主张的装卸费3770.00元，因种子运回后需要雇人卸车，处理残值需要雇人装车，所主张的费用符合实际支出，合情合理。对于租库费，因运回的种子存在质量问题，才租赁库房存储“土豆种子”，才会找公证处进行公证，由此产生的租库费、摄影拍照费用全部实际存在。对于交通费，因答辩人购买种子往返必然会产生交通等费用，答辩人远在陕西定边县，答辩人去内蒙集宁、河北围场，路途较远，交通费用必然存在。但一审法院对原告实际且必然发生的费用（装卸费、租库费、摄影拍照费、交通费）没有支持，明显系偏袒上诉人方。因上诉人远在陕西省，考虑到诉讼成本，故没有上诉。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毫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张晓慧答辩称，，吴启军与张晓慧联系，双方商定张晓慧将库存65.10吨冀张薯十二土豆作为商品薯卖给吴启军，当时共装了两车土豆，第一车装土豆32.74吨，每市斤0.73元，土豆价款为47800.40元；第二车装土豆32.36吨，每市斤0.70元，扣除3%的土，土豆价款为43945.00元，两车土豆总价款抹零后为人民币91700.00元。吴启军与张晓慧之间存在商品薯买卖合同关系，张晓慧将商品薯交付给吴启军，吴启军应当按照双方约定给付商品薯货款。至于张世军、边庆雄购买土豆，张晓慧不认识他们，双方之间没有土豆买卖约定，张世军、边庆雄于与吴启军联系，先是吴启军带他们看了库存的226种薯，而后双方商定了土豆单价，虽然二人到河北省围场县张晓慧的土豆储存库看了货，但张晓慧已经将库存土豆作为商品薯出售给吴启军。张世军、边庆雄看中并购买土豆完全是与吴启军之间的商定，与张晓慧没有任何关系。虽然张世军、边庆雄给张晓慧转账80500.00元，但这笔款是吴启军应当给付的货款，他们在吴启军的授意下转账给张晓慧，折抵吴启军欠张晓慧的货款，吴启军又转账给张晓慧11200.00元货款，最后张晓慧收到吴启军给付的货款总计为91700.00元。上诉人吴启军上诉称其是被上诉人张世军、边庆雄与被上诉人张晓慧之间买卖土豆的中介人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且不能自圆其说，没有提供证据支持其说辞，张晓慧在原审中提供吴启军的转账凭证和大量谈话录音等证据均证实双方之间存在商品薯买卖合同关系。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正确，张晓慧将土豆作为商品薯原包出售给吴启军，对原包土豆质量予以释明，吴启军予以验货并认可，同意购买土豆，双方之间存在商品薯买卖合同关系，而张晓慧与张世军、边庆雄没有约定土豆买卖品种、数量、单价等事宜，双方之间不存在土豆买卖合同关系，没有合同上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不享有权利，互不履行义务，张晓慧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请依法作出公正合理判决。 逯万军答辩称，通过信息部，张世军找我买土豆，是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四家村找的我，当时土豆是1.8元一斤，但张世军觉得贵，土豆属于266商品薯，当时吴启军在场，张世军跟我说太贵，让我找点便宜的，吴启军说我给你找点便宜的，后来我们三人就在乌兰察布市各自离开了，后来他们在哪买的土豆我就不清楚了。 张世军、边庆雄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令解除合同，返还已付货款128500.00元、运费13600.00元、装卸费2000.00元、租库费2000.00元，共计146100.00元，并由三被告赔偿原告一切经济损失，变更为：依法判令由三被告赔偿原告各项经济损失136390.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二原告在陕西省榆林市沙合伙种地，准备购买226种薯。2019年4月二原告通过微信和电话联系被告逯万军和吴启军，并在二被告的带领下来到内蒙古集宁市的库房看货。因集宁的货在数量、价款等方面不能完全满足二原告的需求，经吴启军联系和带领，原告最终来到围场购买所需种薯，原告对货物进行抽检，并与吴启军协商确定价款后同意装车，原告共计购买两车薯，价款（抹零后）总计128500.00元，其中第一车32.74吨，单价1.10元／斤，第一车价款72028.00元，第二车32.36吨，单价0.9元／斤（100斤扣3斤土按97斤计价），第二车价款56500.00元。原告边庆雄按照吴启军的要求，以微信转账的方式转给吴启军48000.00元又将剩余款项80500.00元转入吴启军提供的账户（该账户为张晓慧账户），至此原告给付了全部货款。庭审中，被告逯万军陈述自己与吴启军是朋友关系，不是合伙关系，二原告离开集宁市以后逯万军未参与二原告后续买卖合同，只是收取了吴启军给付的5950.00元好处费。吴启军对逯万军的陈述予以认可。与此同时，被告张晓慧是在土豆经营网上看到被告吴启军发布的需要226商品薯的信息，于是张晓慧通过电话联系吴启军看货，吴启军在张晓慧处共计购买两车226商品薯，双方协商确定原包装上车，第一车32.74吨、单价是0.73元／斤、价款47800.00元。第二车32.36吨、单价是0.7元／斤（扣3%的土）、价款43945.00元，两车总计91745.00元，抹零后收91700.00元。吴启军于分两次给张晓慧转款11200.00元，后吴启军让他人（即边庆雄）给张晓慧银行卡账户转账80500.00元，至此张晓慧实收货款91700.00元，吴启军亦完成了其与张晓慧达成的买卖合同的全部付款义务。 另查明，二原告向吴启军购买的226种薯，即吴启军在围场张晓慧处购买的围场张晓慧处购买的226商品薯，但货物确系经过原告验货后于在围场装车，于到达陕西定边。到货后二原告发现土豆腐烂严重，经与吴启军协商无果的情况下，原告于到当地公证处申请证据保全，陕西省定边县公证处工作人员于当日下午到现场进行证据保全，从现场照片看马铃薯确实存在腐烂现象，但是否带病、带菌无从判断。后二原告将剩余残薯处理掉，获得价款20400.00元。原告主张的经济损失有：土豆种子款128500.00元、运费13600.00元、装卸费3770.00元（其中残薯装卸费1770.00元）、租库费2000.00元、公证费720.007元、拍照摄影1200.00元、交通费5000.00元、代办费2000.00元，以上各项损失合计156790.00元，扣除处理残薯的费用20400.00元，剩余损失为136390.00元。 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交的录音光盘（附文字材料）、微信截图照片、公证书、转账凭证、收据、处理残薯证明等证据，被告吴启军提交的微信转账凭证，以及被告张晓慧提交转账凭证和谈话录音等证据予以证实。 一审法院认为，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关于争议焦点之一，本案当事人之间分别形成两个买卖合同，还是形成了一个以吴启军为中介人由二原告和张晓慧分别作为买卖双方的买卖合同。本案中当事人是以口头形式订立的合同，被告吴启军分别与二原告和被告张晓慧对两个内容不同的合同的主要条款（包括合同的标的物、价款、包装、数量、付款方式等）达成合意并实际履行，即使原告直接向张晓慧转账付款的部分也是接受吴启军的指示，原告与张晓慧之间未形成买卖合同的合意，双方无直接的合同关系，由此可见吴启军既是与二原告之间买卖合同的出卖人，又是与张晓慧之间买卖合同的买受人。故认为本案中形成了两个买卖合同关系，吴启军关于自己仅是中介人的辩解，本院不予采信。关于争议焦点之二，二原告的经济损失应当由谁赔偿？二原告已举证证明其在订立合同之初，明确向被告逯万军和吴启军要的是226种薯，但最终吴启军购买张晓慧的226商品薯再转卖给二原告，被告吴启军故意隐瞒了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应当对二原告的经济损失承担主要赔偿责任。被告吴启军和逯万军均表示二人不是合伙关系，逯万军仅在集宁拉着二原告和吴启军一起看货，后收取了吴启军自愿给付的好处费，未实际参与吴启军与二原告后续合同的履行，故被告逯万军对原告的经济损失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根据买卖合同的相对性，二原告与被告张晓慧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二原告的经济损失亦不应当由张晓慧赔偿。二原告作为有着多年种植马铃薯经验的种植户，在购买种薯时未选择具备生产经营种薯许可的正规企业，所购买的种薯经过原告本人验货，在对质量不太满意的情况下，自愿以降低价款的方式接受未附有标签和使用说明的标的物，二原告自身亦存在过错，应对自身所受经济损失承担次要责任。经审查，二原告合理经济损失为：土豆种子款128500.00元、运费13600.00元、公证费720.00元、给付代办费2000.00元，合计144820.00元，二原告在发现到货土豆腐烂严重且与吴启军协商无果的情况下，处理残薯的行为系为防止损失进一步扩大，其自认所得残薯价款20400.00元应当在其损失中予以扣减，被告虽不认可处理残薯价款为20400.00元，但被告未提供相反的证据予以证明，故对于原告自认的残薯价款予以采信。二原告主张的装卸费3770.00元、租库费2000.00元所提交的证据，被告均不认可，因无法核实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不予采信。另外，原告申请公证处进行证据保全，公证书中记载工作人员拍照、录像，二原告另主张拍照摄影费1200.00元，虽提交了相关票据，但该笔费用不应得到支持。二原告主张的交通费5000.00元未进行举证，二原告应依法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二原告的经济损失扣除处理残薯的费用20400.00元，剩余损失为124420.00元。本院酌定被告吴启军赔偿二原告所受经济损失的60%即74652.00元，二原告自行承担损失的40%即49768.00元。综上所述，原告要求三被告赔偿经济损失的诉讼请求，本院在分清三被告责任的基础上依法部分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二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九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吴启军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赔偿原告张世军、边庆雄经济损失人民币74652.00元；二、被告逯万军、张晓慧不承担赔偿责任；三、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吴启军提交其与边庆雄微信聊天记录一份，共12页，账单一页，拟证明，当时其就发现了土豆有问题，边庆雄也在场发现了质量问题，后来因为土豆便宜，所以边庆雄也打算要，当时还有司机在场。账单证明吴启军收到边庆雄48000元后，给了围场代办王金利6000.00元，给张晓慧11200元。被上诉人张世军、边庆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的真实性不能确定，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证明目的不认可，本案事实是上诉人在张晓慧处购买商品薯，后来以土豆种子卖给我方，这个事实不可否认。被上诉人张晓慧质证意见为，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该证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应该在一审举证期限内提出，超过该期限应承担举证不能责任，该证据和相关土豆买卖无关联性。张晓慧作为商品薯卖给上诉人吴启军，原包卖给上诉人吴启军没有经过精心挑选，对土豆质量予以示明土豆就是原包。提供说明时候，与边庆雄没有在一起，因为张晓慧不认识边庆雄，质量和单价都是跟吴启军谈的。被上诉人逯万军不发表质证意见。本院对该证据审查认为，被上诉人张世军、边庆雄、张晓慧对该证据不认可，应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该证据效力。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相一致。一审法院判决查明的事实有相应的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上诉人吴启军是否为本案“226种薯”买卖合同的中介人；2、上诉人吴启军是否应当赔偿二被上诉人张世军、边庆雄所遭受损失,被上诉人张晓慧、逮万军应否承担赔偿责任。（一）关于上诉人吴启军是否为本案“226种薯”买卖合同的中介人问题。本院经审理查明，本案真实交易关系为上诉人吴启军与二被上诉人张世军、边庆雄成立“226种薯”买卖合同关系，同时上诉人吴启军又与被上诉人张晓慧成立226商品薯买卖合同关系，二被上诉人张世军、边庆雄与被上诉人张晓慧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即，上诉人吴启军于本案存在两个买卖合同关系，其中之一即为“226种薯”买卖合同的一方当事人而非中介人，故对于其主张自己为中介人身份的诉求，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上诉人吴启军是否应当赔偿二被上诉人张世军、边庆雄所遭受损失，被上诉人张晓慧、逮万军应否承担赔偿责任问题。本院经审理认为，首先，上诉人吴启军与二被上诉人张世军、边庆雄成立“226种薯”买卖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当事人应当根据诚实信用的原则，信守承诺，严格履约，但上诉人吴启军却隐瞒了订立合同中的关键事实，将购买张晓慧的226商品薯转卖给了二被上诉人张世军、边庆雄，该行为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已构成根本违约，上诉人吴启军应当对二被上诉人张世军、边庆雄的经济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其次，考虑到二被上诉人张世军、边庆雄作为有多年种植经验的种植户，在对标的物质量不满意情况下，仍愿意降价购买，说明其自身亦存在一定过错，应对该损失的造成承担次要责任。此外，上诉人吴启军自认其与逯万军并非合伙关系，且逯万军并非合同一方当事人，其与损失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故其不承担赔偿责任。最后，被上诉人张晓慧亦非“226种薯”买卖合同当事人，根据合同相对性，其对张世军、边庆雄的损失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上诉人吴启军认为被上诉人张世军、边庆雄处理残薯价款过低，但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处理残薯的价款，本院对其上诉主张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据合同相对性及划分责任比例的基础上判决上诉人吴启军赔偿二被上诉人张世军、边庆雄经济损失的判决并无不当，应予支持。 综上所述，吴启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222.00元，由吴启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红梅 审判员  孙琳丽 审判员  钱丽艳 书记员  包居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