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辽民终45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田才发，男，1968年11月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宣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波，辽宁弘鼎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苑佳奇，辽宁弘鼎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辽宁中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新华二路3-1号北侧。法定代表人：胡军泽，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杰，辽宁程众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抚顺中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抚顺市新抚区浑河南路中段28-1。法定代表人：徐伟，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罗静，该公司职员。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冰，该公司职员。上诉人田才发因与被上诉人辽宁中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宁中伟公司）、原审第三人抚顺中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抚顺中通集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辽04民初80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田才发上诉请求：撤销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辽04民初80号民事裁定，指令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实体审理。事实和理由：田才发与辽宁中伟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补充合同2号》中对于仲裁委员会约定不明，仲裁条款无效。本案依法应由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2014年5月28日，田才发与辽宁中伟公司签订《建设工程补充合同2号》，约定“……本合同未尽事宜，需经双方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双方均可向合同签署地的仲裁部门申请仲裁”。但该合同中未明确约定合同签署地，双方对合同签署地又均无证据证明，故该约定属于对仲裁委员会约定不明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八条之规定，该仲裁条款无效。本案应向具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因不动产纠纷提起的诉讼，由不动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按照不动产纠纷确定管辖”。案涉工程所在地为抚顺市顺城区。依据辽宁省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本案诉讼标的额在3000万元以上且田才发住所地不在本辖区，故本案应由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并且，在辽宁中伟公司与其他实际施工人的涉诉案件中，辽宁中伟公司以同样的补充协议中的仲裁条款及理由提出管辖权异议，该补充协议与本案的补充协议系基于同一份合同签订的，内容相同。抚顺市顺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辽0411民初1311号民事裁定书，驳回了辽宁中伟公司的管辖异议请求。辽宁中伟公司对此提起上诉，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维持了原裁定内容。因此本案中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裁定与该院作出的其他生效裁定相互矛盾，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辽宁中伟公司辩称：应驳回田才发的上诉请求，维持(2019)辽04民初80号裁定书。事实和理由：田才发上诉没有事实依据。2014年4月1日，辽宁中伟公司为甲方与田才发为乙方，双方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约定签订地点“甲方办公室”。为完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履行，2014年5月28日签订《建设工程补充合同2号》，约定：本协议未尽事宜，需经双方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双方均可向合同签署地的仲裁部门提出申请仲裁。合同签订地点：甲方办公室。田才发上诉称合同没有约定签订地点及仲裁条款无效，没有事实依据。辽宁中伟公司与田才发约定仲裁条款不违反国家强制法律规定，应合法有效。抚顺中通公司述称，同意田才发的上诉意见，本案仲裁条款属于约定不明，应该由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管辖审理。田才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辽宁中伟公司向田才发支付拖欠的工程款暂计人民币3000万元(最终以工程审计报告确认的金额为准)；2.判令辽宁中伟公司向田才发支付上述款项利息(以3000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75%为准，从2016年-1-11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截至起诉之日利息暂计4212534.25元；3.判令辽宁中伟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鉴定费等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为，2014年5月28日，辽宁中伟公司作为合同甲方与田才发作为合同乙方抚顺中通集团的委托代理人签订了《建设工程补充合同2号》，该补充合同明确约定：“……为进一步明确甲、乙双方的责任、权利和义务，保证工程的顺利实施，在双方已签订的建设工程合同及建设工程补充合同的基础上，结合本工程的实际情况，签订工程补充合同2号。本合同与建设施工合同及建设工程补充合同具有同样法律效力，如与上述两份合同不同，以本合同为准。……本协议未尽事宜，需经双方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双方均可向合同签署地的仲裁部门提出申请仲裁。”经一审法院向三方当事人调查核实，可以认定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补充合同》的签署地点均在抚顺市，而抚顺市解决经济纠纷的仲裁机构只有一个机构，不存在双方合同签署地点不明确和仲裁机构约定不明确的情形。因此，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建设工程补充合同2号》中约定的仲裁条款合法有效，人民法院应当尊重当事人的仲裁意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二)项规定：“人民法院对于下列起诉，分别情形，予以处理：。(二)依照法律规定，双方当事人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申请仲裁，不得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告知原告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田才发应依照仲裁条款的约定，就本案纠纷向抚顺市仲裁机构申请仲裁解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二)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本院审理查明，2014年5月28日，发包方辽宁中伟公司（甲方）与承包方抚顺中通集团（乙方）签订了《建设工程补充合同2号》，双方均加盖了合同专用章，田才发作为乙方的委托代理人签字。该补充合同中约定：“……为进一步明确甲、乙双方的责任、权利和义务，保证工程的顺利实施，在双方已签订的建设工程合同及建设工程补充合同的基础上，结合本工程的实际情况，签订工程补充合同2号。本合同与建设施工合同及建设工程补充合同具有同样法律效力，如与上述两份合同不同，以本合同为准。……本协议未尽事宜，需经双方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双方均可向合同签署地的仲裁部门提出申请仲裁。”一审中，田才发、抚顺中通集团分别提供了《建设工程补充合同2号》原件，辽宁中伟公司提供了《建设工程补充合同2号》复印件，三份合同的签订日期一致，两份原件上无“签订地点：甲方办公室”字样，辽宁中伟公司承认合同的签订日期和签订地点是其填写。关于合同的实际签署地点，田才发陈述主合同是在辽宁中伟公司的办公室签订的，补充合同1和补充合同2是在辽宁中伟公司的工程地点签订的；抚顺中通集团称记不清了，是田才发拿给其盖的章；辽宁中伟公司也称记不清了，但认为合同的签订地为抚顺市，工程地点也属于抚顺地区。本院认为，《中国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八条规定：“仲裁协议对仲裁事项或者仲裁委员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当事人可以补充协议；达不成补充协议的，仲裁协议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仲裁协议约定的仲裁机构名称不准确，但能够确定具体的仲裁机构的，应当认定选定了仲裁机构。”本案中，抚顺中通集团、田才发与辽宁中伟公司于2014年5月28日签订的《建设工程补充合同2号》约定：“……本协议未尽事宜，需经双方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双方均可向合同签署地的仲裁部门提出申请仲裁。”各方在合同中对签署地没有约定，在诉讼中对合同签订的具体地点陈述不一，但所指的辽宁中伟公司的办公地点及工程地点、抚顺中通集团的住所地均在抚顺市，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补充合同》的签署地点为抚顺市，并无不当。而抚顺市解决经济纠纷的唯一仲裁机构是抚顺仲裁委员会，故抚顺仲裁委员会应视为双方约定的仲裁机构。田才发提到的其他案件的裁判结果不能作为本案审理的依据。因此，双方在《建设工程补充合同2号》中约定的仲裁条款合法有效。田才发关于双方在合同中未明确约定合同签署地、对仲裁委员会约定不明确、仲裁条款属于无效的诉讼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田才发应依照仲裁条款的约定，就本案纠纷向抚顺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解决。综上所述，田才发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孙维良审判员  郭玉兰审判员  唐云涛二〇二〇年六月二日书记员  李丹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