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十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3民终76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袁世珍，女，1962年2月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竹溪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蒲耀林，竹溪县法律援助中心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余端凤，女，1970年5月1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为湖北省竹溪县，住湖北省竹溪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桂菊，竹溪县和谐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袁世珍与上诉人余端凤健康权、名誉权纠纷一案，均不服湖北省竹溪县人民法院（2019）鄂0324民初1369号民事判决，均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袁世珍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余端凤对袁世珍的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或者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由余端凤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依据公安机关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的事实，未经审理就径行认定袁世珍“向邻里诉说余端凤作风不正”是错误的。首先，公安机关是基于邻里关系，在平衡各方利益关系的基础上进行的处罚，对袁世珍的处罚缺乏证据支持，极不公平。在公安机关无法确认原因和理由的情况下，采取惯用的平衡双方关系手段由单方处罚变成了对双方进行处罚。袁世珍考虑到息事宁人，放弃提起行政处罚复议和行政诉讼的权利，并不等于放弃通过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的请求权。一审法院惯性思维认定“向邻里诉说余端凤作风不正”这一事实，实质上是剥夺了袁世珍的诉讼请求权。其次，行政处罚只有各方当事人的询问笔录，没有其他物证、书证等能够证明袁世珍存在向邻居广泛传播行为以及传播广度、损害名誉后果的证据，违背了重证据轻口供的原则，本案中只有询问笔录，而没有其他任何证据。最为重要的是，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可以作为民事证据来使用，但并不等于说人民法院不经过审查就照搬公安机关认定的事实作为民事案件认定事实，显然一审法院没有对证据的合法性、关联性以及待证事实相应的证据进行审查，才导致判决结果错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三条释义，“……在查处治安案件时，一定要以事实为根据，特别要重视，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陈述以外的其他证据的收集、判断和适用。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的陈述要慎重地进行查证，以确定其真伪，不能不经核实，不经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链，就轻易相信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的陈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九十三条规定“……只有本人陈述，没有其他证据证明的，不能作出治安管理处罚决定”。显然，一审法院未审查治安案件证据材料的合法性、关联性，就认定袁世珍“向邻里诉说余端凤作风不正”，属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程序违法，判决袁世珍承担40%的责任错误。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袁世珍“向邻里传播，或者广泛传播，给余端凤名誉造成严重损害的任何证据”，判决袁世珍承担40%的责任也是基于平衡各方利益的原则，严重损害了袁世珍的正当权益，余端凤在本案之前与其他人发生矛盾也曾受过行政处罚，其一贯恶习，长期欺压袁世珍是双方产生矛盾的主要诱因。一审法院对主要事实未经调查就作出判决，程序违法。三、医生出具的病情证明书合法有效，一审不予采信的理由不能成立。病情证明书诊断：1.头皮挫裂伤；2.腰部软组织损伤。病历资料也能佐证其受击打程度之严重，休息三个月正当合理，但一审法院一方面认可其客观真实性，一方面又不排除腰椎骨质增生的疾病，其实质是否认头皮挫裂伤、腰部软组织损伤需要休息。在余端凤无证据推翻医嘱的情况下，一审未认定休息三个月的误工时间错误。余端凤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余端凤对袁世珍的损害后果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2.袁世珍应支付余端凤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3.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袁世珍承担。事实与理由：1.整个事情的发生均系袁世珍的原因引起，袁世珍有重大过错，而一审法院判决余端凤承担60%的赔偿责任，明显是偏袒了袁世珍，余端凤系正当维权，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本案是袁世珍捏造事实，说余端凤在外找野男人并向周围邻居散布，无端诽谤余端凤，辱骂袁世珍，余端凤得知后，2019年8月18日7时许找到袁世珍对质此事，双方言语不合发生争吵。在争吵的过程中，袁世珍更是嚣张，就用插口锄头击伤余端凤双手臂，双方就发生了撕扯。在撕扯的过程中，余端凤见势不妙才捡来一根木棍自卫，目的是为了阻止袁世珍的不法侵害，采取自卫行为，但并没有造成恶劣后果，即使对袁世珍造成了损害，也不属于民事侵权行为，系正当维权，余端凤不应该承担民事赔偿责任。2.本次纠纷的发生是因为袁世珍多次捏造事实，诽谤余端凤并向周围邻居散布，给余端凤造成了精神和心理上的伤害，余端凤要求袁世珍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并无不当，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支持。袁世珍捏造事实，说余端凤在外找野男人并向周围邻居散布，余端凤一出门就有人指指点点，说作风不正，对其造成了不良影响，在水坪街无法立足，颜面扫尽，无法面对周围邻居及家人，给余端凤及家人造成了严重的精神和心理上的伤害，不能正常生活。故，余端凤主张20000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并无不当。针对余端凤的上诉及理由，袁世珍辩称，1.余端凤诉称袁世珍有重大过错的主张不成立，缺乏证据支持。公安机关《行政处罚决定书》所依据的事实必须要有证据，否则即使是《行政处罚决定书》有相关表述也不是客观事实。2.余端凤应当对袁世珍承担100%的赔偿责任。双方纠纷产生是由余端凤造成的，一审判决前后余端凤依然气焰嚣张，长期侮辱谩骂袁世珍，再次证明余端凤是侵权行为人，应当承担100%的赔偿责任。3.余端凤所谓“正当防卫”不成立，其该项抗辩理由并没有证据证明。余端凤身强力壮，袁世珍年老体弱，双方没有对抗的身体基础。余端凤曾多次与邻里发生纠纷，袁世珍一家是老好人，从不惹事生非，种种事实表明余端凤是恶人先告状，其目的是混淆视听，影响法官的判断。4.余端凤所谓的精神损害抚慰金2万元是其抗辩理由，并非事实。余端凤没有证据证实其精神和心灵受到伤害，一审判决后，余端凤多次侮辱谩骂袁世珍，恶习不改，认为只要公安机关没在场就可以随意侮辱谩骂袁世珍。只有身体受到伤害构成伤残的才可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显然其该项诉求于法无据。5.一审中余端凤反诉属于名誉权纠纷，与一审本诉主张的健康权纠纷不是同一法律关系，不能合并审理。针对袁世珍的上诉请求及理由，余端凤辩称，一审法院认定袁世珍“向邻居诉说余端凤作风不正”正确。本案是袁世珍捏造事实，说余端凤在外找野男人并向周围邻居散布，无端诽谤、辱骂余端凤。余端凤得知后找其对质，双方言语不合发生争吵，在争吵的过程中，袁世珍用插口锄头击伤余端凤双臂，双方就发生了撕扯，在撕扯的过程中，余端凤见势不妙才捡来一根木棍自卫，是作为受害者的正当防卫。一审法院依据公安机关处罚决定书及证人证言在判决书中认定“2019年6月的一天，袁世珍以见到某男性到过余端凤的家中而向邻里诉说其作风不正”这一事实，是正确的。袁世珍必须向余端凤承认错误、公开赔礼道歉。2.公安机关处理本案有不妥之处，从处罚决定书来看，明显的偏袒了袁世珍。余端凤才是受害者，派出所却将余端凤拘留7天、罚款200元，处理过重，实在不服。余端凤在一审中也申明了此事，公安机关的证人“沈某某”的证据系伪证，是袁世珍找到沈某某作的伪证。据说，村文书张某某到水坪派出所说情后，才对袁世珍做第二次笔录，袁世珍第一次笔录与第二次笔录明显不一致，为逃避责任做了虚假陈述，前后矛盾。一审开庭审理后，2019年11月4日晚上，余端凤从外面回家上楼时，因脚上有泥，在楼梯上蹬了一下泥巴，袁世珍就找茬辱骂余端凤，还唆使其儿子再次来打余端凤。当天因太晚了，第二天一早，余端凤来到水坪派出所报案，水坪派出所认为当时没有报案而拒不受理。3.整个事情的发生均系袁世珍引起，其有重大过错。而一审法院判决余端凤承担60%的赔偿责任，明显偏袒袁世珍。余端凤系正当维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条规定，不应该承担上诉人的赔偿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4.袁世珍开具的病情证明书明显存在蹊跷。手写部分无法证明是医生所为，真实性无法确定。无法确定究竟是软组织损伤需要休息3个月，还是腰椎骨质增生需要休息3个月，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一审法院对此判决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袁世珍的上诉请求，以维护余端凤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尊严。袁世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余端凤赔偿袁世珍各项经济损失共计24123.16元，并承担案件受理费。余端凤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判令袁世珍向余端凤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并赔偿给余端凤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袁世珍与余端凤系同住一幢楼房的邻居，2019年6月的一天，袁世珍以见到某男性到过余端凤的家中而向邻里诉说其作风不正。2019年8月18日7时许，余端凤到袁世珍家向其质问，期间双方发生争执、谩骂。当余端凤警告袁世珍不要乱说并与其撕扯，要打袁世珍嘴的时候，袁世珍拿起自己门边的一把锄头进行抵御，余端凤捡起一根木棍对袁世珍的头部击打两下，至其头皮裂伤、头皮血肿、腰部挫伤。经法医鉴定袁世珍外伤致头皮裂伤、头皮血肿，损伤程度构成轻微伤。2019年9月11日竹溪县公安局对余端凤处以行政拘留7日并处罚款200元，对袁世珍处以拘留2日并处罚款200元。袁世珍受伤后先后在水坪镇卫生院门诊及住院治疗14天。根据袁世珍提交的证据及赔偿标准，对袁世珍的损失，一审法院确认其医疗费7231.48元，住院伙食补助费560元（住院14天按40元/日计算）、营养费280元（住院14天按20元/日计算）、护理费1484元（住院14天按106元/日计算）、误工费1314.88元（住院14天按93.92元/日计算），共计10870.36元。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健康权受法律保护。余端凤得知袁世珍不负责任的言论有损其名誉后，在与其沟通过程中言语不合，双方撕扯，用木棍打伤袁世珍的头部致其健康受到损害，应承担主要责任，袁世珍不计后果的言论是导致纠纷发生的诱因，对损害的发生存在过错，可以减轻侵害人的民事责任，应对其后果承担次要责任。对袁世珍的损害，一审法院酌定由余端凤承担60%的赔偿责任，其余40%的责任由袁世珍自行承担。自然人享有名誉权、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自然人的名誉。袁世珍在邻里间散布不计后果的言论，对余端凤的人格确有损害，余端风反诉请求袁世珍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应予支持，请求赔偿20000元的精神损害赔偿金未能提供相应证据，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一条、第一百二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余端凤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袁世珍6522.22元；二、袁世珍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以书面方式向余端凤承认错误、赔礼道歉（内容须事先经一审法院审查）；三、驳回袁世珍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余端凤其他反诉诉讼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403元，减半收取201.50元，由余端凤承担100元，袁世珍承担101.5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300元，减半收取150元，由袁世珍承担100元，余端凤承担50元。二审中，袁世珍向本院提交光盘一份，内容为2019年11月4日余端凤辱骂袁世珍的视频，拟证明：余端凤主观上仍有挑起矛盾、激化矛盾的过错。经质证，余端凤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具备合法性，因为是截取的视频，未事先告知余端凤，故意挑起事端，引诱余端凤与袁世珍相互辱骂。余端凤住在袁世珍楼上，视频中是因为那天余端凤回家上楼时脚上有泥，袁世珍说不该走路就辱骂余端凤，所以才导致相互辱骂。本院认为，该份视频记载的是在一审庭审后双方再次发生的争执，与本案纠纷并无关联性。余端凤未向本院提交证据。二审查明，经查阅一审卷宗中公安机关2019年9月2日询问笔录，袁世珍陈述其“我今年2019年6月份左右，具体时间我记不清楚了，我是跟邻居沈某某说过余端凤在外面找野男人”。问：“你说余端凤在外面有野男人到她家去？你是否看到有人到余端凤家里去？是否还有其他人看到？”答：“我没有看到过，是我自己乱说的。”同月6日对沈某某的询问笔录中，问:“还有哪些人知道袁世珍说方某某找余端凤这个事？”答：“院子里很多人都知道……”。其他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一、一审法院依据《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的事实是否正确的问题袁世珍上诉认为一审法院仅凭《行政处罚决定书》查明的事实就认定其“向邻里诉说余端凤作风不正”错误。本院认为，《行政处罚决定书》属于公文书证，具有较强的证明力，如果当事人对于公文书证的证明力有异议，则应提出相反证据予以推翻，对公文书证的内容不真实负有证明责任，若不能完成前述证明责任，人民法院仍应当依据公文书证认定案件事实。本案中，公安机关是基于向双方当事人、邻居等多方调查取证的基础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而袁世珍并未提交足以推翻《行政处罚决定书》的相反证据。另，袁世珍及邻居沈某某在公安机关所做的询问笔录中也能够证明其确实向邻居说过关于余端凤作风不正的话。据此，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袁世珍的该项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依据。二、关于民事责任比例划分的问题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因袁世珍向邻里诉说余端凤作风不正，余端凤上门找其对质，因言语不合导致矛盾升级引发厮打，袁世珍头部被余端凤用木棒击打构成轻微伤，余端凤手臂受伤。后，公安机关给予袁世珍行政拘留二日并处罚款200元的处罚，给予余端凤行政拘留七日并处罚款200元的处罚。因该两份《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后，余端凤与袁世珍均未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故，两份《行政处罚决定书》均已生效，其认定的事实及对二人不同方式的处罚结果应当作为处理本案民事纠纷的重要依据。余端凤在与袁世珍发生言语争执、厮打，进而用木棒、锄头等相互殴打，余端凤用木棒打伤袁世珍的头部，其应当对袁世珍所受损害承担主要责任，但究其根源，系袁世珍的不当言论引起本案纠纷的发生，袁世珍对其所受损害亦应承担相应过错责任。双方当事人在本次事件中均未能采取克制忍让、冷静应对的态度妥善解决纷争，对袁世珍损害后果的发生均有过错。综合考虑双方纠纷发生原因、矛盾发生后处理方式以及双方对损害发生实施的行为等因素，一审法院酌定余端凤对袁世珍的损失承担60%的赔偿责任，并无明显不妥。袁世珍认为其不存在过错的上诉理由，以及余端凤认为其属于正当防卫，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上诉理由，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三、关于袁世珍误工时间的问题经查阅一审卷宗，袁世珍于2019年8月18日-9月1日住院治疗，出院诊断为：1.头皮挫裂伤；2.腰部软组织损伤；3.腰椎骨质增生。虽病情证明书建议休息3月，但该医嘱是针对出院诊断的所有疾病而开具。其中，袁世珍腰椎骨质增生系慢性退行性病变，需要长期休养，但显然不属于本案纠纷造成的疾病。而袁世珍头皮挫裂伤及腰部软组织损伤经公安机关委托鉴定仅构成轻微伤，经14天住院治疗后，若还需院外休息3个月明显与其伤情不符。故，一审仅支持住院期间14天的误工费正确，袁世珍上诉认为一审法院少计算3个月的误工时间，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四、关于余端凤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应否支持的问题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余端凤要求袁世珍赔偿其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但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袁世珍的行为已对其造成严重后果，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其精神损害抚慰金赔偿请求正确。五、关于袁世珍认为余端凤以名誉权纠纷提起的反诉不能在本案中合并审理的问题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反诉与本诉的诉讼请求基于相同法律关系、诉讼请求之间有因果关系，或者反诉与本诉的诉讼请求基于相同事实的，人民法院应当合并审理。”本案本诉为健康权纠纷，反诉为名誉权纠纷，虽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但诉讼请求之间具有一定因果关系，一审法院合并审理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适当。袁世珍、余端凤的上诉请求均不成立，本院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53元，由袁世珍负担403元，余端凤负担15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卢鸣审判员  李君审判员  张曼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法官助理柏媛媛书记员唐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