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3民终223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余吉发，男，汉族，1971年6月30日出生，贵州省桐梓县人,住桐梓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玉梅，桐梓县官仓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原审被告）：涂富莉，女，汉族，1979年6月28日出生，贵州省桐梓县人，住桐梓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肖静君，系涂富莉之亲戚。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旭，男，汉族，1969年12月9日出生，贵州省桐梓县人，住桐梓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缪进贵，贵州崇遵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缪越，贵州崇遵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波，男，汉族，1970年8月5日出生，贵州省桐梓县人，户籍地桐梓县，现住桐梓县。原审第三人：陈德交，男，汉族，1973年5月25日出生，贵州省桐梓县人，住桐梓县。原审第三人：邹小东，男，汉族，1975年4月24日出生，贵州省桐梓县人，住桐梓县。原审第三人：成克霜，女，1975年11月6日出生，贵州省桐梓县人，住桐梓县。上诉人余吉发、涂富莉因与被上诉人吴旭、赵波、原审第三人陈德交、邹小东、成克霜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桐梓县人民法院（2019）黔0322民初32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余吉发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吴旭、涂富莉、赵波赔偿余吉发合伙份额损失168000元及利息(按资金占用年利率6%计算利息从2016年4月8日起至还清之日)止。事实及理由：一审认定事实不清，判决错误。1、一审认定为股权转让法律关系错误。本案是合伙份额受到损害，其法律关系是侵权损害赔偿纠纷，转让行为是实施侵权行为的手段。上诉人在文家湾采石场7%的合伙份额被吴旭、涂富莉、赵波侵权损害，上诉人提起损害赔偿诉讼，整个侵权过程，上诉人不知情，并没有参与，故认定股权转让法律关系错误。2、一审认定2016年4月8日涂富莉将余吉发在文家湾采石场的合伙份额转让给吴旭的协议认定为有效错误。一方面涂富莉没有获得转让授权，其转让行为侵犯了上诉人的合伙份额权益，文家湾采石场的流转过程为：2011年6月24日文成祥流转给赵波、陈德交、陈颖的价格是160万元，7%计算是11.2万元；2011年6月28日流转给李雪、涂富莉、张光志、赵波、陈德交、李琴的价格是176万元，7%计算是12.32万元；2013年6月16日流转给涂富莉、赵波、陈德交、成克霜、邹小东的价格是240万元，7%计算是16.8万元；2014年9月25日成克霜以16.8万元的价格将其在文家湾采石场7%的合伙份额转让给余吉发；2016年4月8日涂富莉将文家湾采石场以75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吴旭，余吉发在文家湾采石场的份额因被涂富莉与吴旭的侵权损害消失，民法总则、民法通则规定了损害他人的行为无效，故一审认定涂富莉转让上诉人在文家湾采石场的合伙份额给吴旭的协议有效错误。3、一审认定吴旭受让转让文家湾采石场属不知和尽到了审慎义务错误；转让协议中注明要提供全部合伙人的授权手续，说明吴旭知道文家湾采石场有7%无授权而受让，一审认定吴旭受让文家湾采石场属不知是错误；4、一审认定吴旭受让文家湾采石场属善意取得错误。吴旭只支付75万元的价款，并没有支付等值对价且属明知，该采石场在2011年6月24日的交易价格是160万元；2011年6月28日是176万元；2013年6月16日是240万元时，按市场价格在2016年4月8日应为300万元，2017年5月19日有陈德交、赵波出具给余吉发的通知，机械设备为31万元，吴旭应当支付价款为209万元（240-30）以上方为支付对价，故一审认定吴旭受让文家湾采石场属善意取得错误。5、一审认定赵波无责错误。赵波系合伙人之一参与侵权转让并收取受让款，是侵权损害的受益人之一，故一审认定赵波无责错误。6、一审认定没有约定不支持利息错误。本案是被上诉人涂富莉、赵波与被上诉人吴旭在上诉人不知的情况下，共同以转让手段直接使上诉人在文家湾采石场7%的份额凭空消失，故一审认定没有约定不支持利息错误。7、一审判决仅支付损失52500元失当。上诉人支付了在文家湾采石场的合伙份额受让款16.8万元，合伙人之间并没有提出异议，矿产资源的价格逐年上升，吴旭侵权获得该厂后新石场市场价也在2000万以上。16.8万元现金判赔5.25万元不及三分之一的损失，相当不对等。故一审判决仅支付损失52500元失当。涂富莉辩称，涂富莉及赵波等人有权处分合伙股份，并未对余吉发实施侵权行为，侵权损害不存在。赵波、涂富莉、陈德交、邹小东、成克霜签订的有关合伙协议第9条约定，对重大事件的决定，由五个股东共同商议决定，如有争议按股东所持股份份额少数服从多数决定，任一股东不得争议。如遇双方份额相等，按合同法有关规定执行，任一股东不得争议。余吉发同成克霜协商，以16.8万元的价格购买桐梓县燎原镇石门文家湾采石场7%合伙份额，并承担成克霜在合伙协议中所有条款约定。2015年，因桐梓县人民政府对中小型石场进行整合，桐梓县燎原镇石门文家湾采石场在整合关停范围之内，要求在规定时间内整合到吴旭的石场当中，在前期的商谈中，赵波作为石场实际经营人与吴旭进行了商谈，开始谈的价格64万元，后来谈到75万元，在谈判期间，均告知采石场所有股东，并都分别签定委托书给赵波全权负责此事，由涂富莉作为法人代表进行签约。在签约当天，赵波、陈德交、余吉发、涂富莉、吴旭、肖静君等人都在现场。因此，余吉发说赵波、涂富莉、吴旭背着他将其7%股份转让并不属实。即使余吉发说他未写委托书，但据合伙协议第9条规定，为了石场大多数股东利益，对重大事件的决定上，由五个股东共同商议决定，如有争议，按股东所持股份份额少数服从多数决定，任一股东不得争议。因此，赵波与涂富莉、陈德交、邹小东等股东所作出的转让决定是合法有效的，余吉发作为小股东不得损害大多数股东利益，对决定不得争议。因此，所有股东未对其实施侵权行为，侵权损害不存在。同时，在石场整合后开采期间，余吉发购买挖机投入厂中使用长达1年多之久，说他对石厂整合不知情纯属诬陷，完全不符合事实常理。余吉发购买桐梓县燎原镇石门文家湾采石场7%股份共同经营石厂为其个人自愿行为，应按比例承担石场全部权利义务。涂富莉为法人代表但并不参与实际经营。石场整体处于亏损状态，所有股东在公安局经侦大队对石场所有账务进行了清算，结果为石场亏损达70多万元，所有股东对此不存在任何异议。余吉发在上诉中只字未提企业亏损是故意回避，实属胡搅蛮缠，桐梓县燎原镇石门文家湾采石场的亏损非答辩人个人行为，余吉发的亏损不管多少都应由其个人承担与答辩人无关。一审中，涉案75万元被认定为涂富莉个人获得利益对余吉发进行赔偿有误，无事实依据。建议指定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清算后再对企业盈亏情况进行认定。吴旭辩称，1、涉案采石场的转让是政府要求进行的，不存在私下恶意串通损坏上诉人的利益；2、本案的采石场登记的是个体工商户，余吉发的合伙份额不具有对外的效力，余吉发在合伙份额中应该享有权利和分担亏损；3、涂富莉的答辩是正确的，应该进行合伙的清算，没有清算一审就作出判决是错误的；4.吴旭受让的采石场是整体的，各合伙人的清算和吴旭无关。赵波辩称：石场转让是政府的政策，石场必须整合。其余与涂富莉的答辩意见一致。陈德交陈述：涂富莉没有参与管理，是赵波在管理；当时商量75万转让给吴旭是听赵波讲过，余吉发是否在场原审第三人不清楚。涂富莉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余吉发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原审法院重审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余吉发负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涉案75万元系吴旭通过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转给桐梓县燎原镇石门文家湾采石场对公账户，而不是转入涂富莉个人账户，一审认定75万元转入涂富莉个人账户无事实依据，认定事实错误。2、75万元转让款系赵波支取后用于偿还马晓晓30万元及利息13万余元，偿还小额贷款20万元（其中本金14.8万，利息5.18万），还有本金5.19万元及利息未付，用于偿还2015年交纳矿山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在张莉处借款15万本息16.2余万元。75万元用于偿还债务后，现仍欠有债权人大量欠款，因此一审对涉案75万元转让款用途并未查清，现上诉人有新证据足以证明该事实，而且经手偿还债务系赵波经办，涂富莉并没有使用该笔资金。因此一审认定上诉人手中有168800元错误。由于一审对采石场转让款由谁支配未查清，且涉及采石场所有账务均不是上诉人经管，上诉人只是挂了法人代表名义，因此要认定采石场转让款去向，举证责任应当由实际经手人赵波承担举证责任，而一审主观认定75万元的7%即52500元应由上诉人支付给被上诉人余吉发判决错误，一审明知上诉人手中并无75万元的事实而判决由上诉人支付明显错误，显失公正，该判决损害了上诉人合法权利。二、一审程序违法。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余吉发、第三人系合伙关系，在合伙企业未进行清算时，应当由合伙人进行清算，合伙人不能清算的，应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清算后才能确定企业盈亏情况，而一审以股权判决显然违背《合伙企业法》的规定，程序违法。余吉发答辩称，一、1、善意取得不成立，转让不合法无效应返还余吉发7%合伙份额16.8万元及赔偿损失。2、文家湾采石场从2011年到2014年文家湾采石场时值逐年上升是客观事实。二、涂富莉与吴旭的转让协议是涂富莉、赵波经办，在授权上，文家湾采石场内部协议上没有授权涂富莉转让合伙人的合伙份额，涂富莉吴旭转让合伙人的合伙财产份额需得到全体合伙人的授权。吴旭、涂富莉在没有余吉发授权，也没有委托的情况下转让余吉发7%的合伙财产份额造成侵权。2016年涂富莉与吴旭转让行为与合伙人的职务行为无关，是假借合伙人的名义获利，75万元是涂富莉、赵波在支配，是不是对公账户，那是涂富莉的事与余吉发无关。涂富莉、赵波75万元用途是什么不影响涂富莉、赵波、吴旭对余吉发侵权的事实。采石场差多少钱是另一个法律关系，余吉发没有起诉合伙纠纷，与本案侵权纠纷没有关系。采石场的盈亏问题，是另一法律关系另案处理问题，答辩人保留追偿权利。综上所述：涂富莉、赵波与吴旭明知属于余吉发合伙份额的情况下以极低价格转让，将余吉发合伙份额全部侵吞，涂富莉、赵波获利5万元，吴旭获利12万元，其行为属于恶意串通，侵害余吉发合伙份额的行为，属于侵权行为，不能认定为善意取得行为。吴旭、赵波辩称，认可涂富莉的答辩意见。陈德交陈述：一直要求赵波算账，但从未算过，第三人在银行贷款有15万，还了12万多，厂里还了几万。原审第三人邹小东、成克霜未作陈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6月24日，案外人李琴及涂富莉从案外人文成祥处受让文家湾采石场，后于2013年6月16日与赵波、陈德交、邹小东、成克霜签订《合伙协议》，协议第4条约定：赵波占25%股份，涂富莉占25%股份，陈德交占25%股份，邹小东、成克霜共占25%股份（邹小东占18%，成克霜占7%），各股东共同承担签约之日起桐梓县燎原镇油草村文家湾采石场相关债权债务。签约前石厂债权债务由原股东赵波、涂富莉、陈德交负责；第9条约定：对重大事件决定上，由五个股东共同商议决定，如有争议，按股东所持股份份额少数服从多数决定，如遇双方股东份额相等时，按合同执行，任一股东不得争议；第13条约定：全体合伙人决定，涂富莉为企业法人，权限为：对外代表合伙企业执行合伙事务，管理合伙企业财产，支付合法债务，每月向其他合伙人报告事务执行情况及合伙企业的经营和财务状况。2014年9月25日，成克霜经全体合伙人同意以168000元的价格将其7%的股份转让给余吉发，余吉发作为乙方与甲方成克霜签订《合伙股份权转让协议》，其中第二条约定：乙方获得甲方转让的股权后，甲方曾在该采石场与其他合伙人签订的协议权利、义务、内容沿用不变；第三条约定：乙方获得甲方上述股权转让后，乙方即参与该采石场及其他股东的盈亏利润风险，其盈亏由乙方自行承担。2016年4月8日，涂富莉作为甲方与乙方吴旭签订《桐梓县燎原镇石门文家湾采石场转让合同》，合同第一条约定：甲方法人代表桐梓县燎原镇石门文家湾采石场所有股东转让桐梓县燎原镇石门文家湾采石场全部股份给乙方，转让后甲方不得有任何异议；第二条约定：甲方全权承担桐梓县燎原镇石门文家湾采石场转让前的全部债权债务、对内对外任何纠纷及原厂所有遗留问题；第三条约定：转让金额及付款：桐梓县燎原镇石门文家湾采石场转让金额为人民币柒拾伍万整（小写750000元），乙方壹次付清转让费至甲方对公账户。”赵波在转让协议的证明人一栏签字。2016年4月13日，吴旭通过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向桐梓县燎原镇石门文家湾采石场电汇750000元，现余吉发以涂富莉、赵波与吴旭恶意串通侵占其财产为由诉至法院，要求判决如前诉请。另查明：2015年7月4日，邹小东、陈德交向赵波出具一份特别授权委托书，内容载明：“本人因不能亲自参与非煤矿整合相关事宜，特别授权委托赵波先生处理代办事项，委托人在权限范围内签署的一切有关文件，我均承认。由此所造成的一切责任均由本人承担。”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第三十一条“合伙人应当对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订立书面协议”之规定，余吉发基于2014年9月25日与成克霜签订的《合伙股份转让协议》受让成克霜在文家湾采石场的份额，成为文家湾采石场的合伙人之一，余吉发即按合伙协议的约定对采石场享有权利并承担相应义务。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吴旭与涂富莉间转让采石场的行为是否构成恶意串通，双方签订的《桐梓县燎原镇石门文家湾采石场转让合同》是否合法有效？二、余吉发主张的股份损失及资金占用利息应否支持？对于争议焦点一，余吉发主张涂富莉与吴旭存在恶意串通行为，其理由为吴旭与涂富莉签订的《桐梓县燎原镇石门文家湾采石场转让合同》中明确约定签订该合同时涂富莉需要提供全体股东的委托协议书，委托其代表全体股东签订合同，吴旭明知余吉发系采石场的合伙人，且涂富莉尚未取得余吉发授权的情况下还与其签订合同，同时，合同约定的转让价款75万元明显过低，远远低于余吉发入伙时的价格和涂富莉从文成祥处受让采石场时的价格。吴旭与涂富莉签订的《桐梓县燎原镇石门文家湾采石场转让合同》第四条约定桐梓县燎原镇石门文家湾采石场法人代表在签订合同的同时需要提供全体股东的委托协议书，委托法人代表全体股东签订合同；但吴旭在受让该采石场前，并未参与采石场的经营管理活动，其对采石场的合伙事务不知情在所难免，余吉发主张吴旭对合伙人的组成情况知情，但未提供证据予以佐证，吴旭与涂富莉签订合同时已经明确约定要求涂富莉提供其他合伙人的授权委托书，其已经尽到审慎义务，涂富莉作为采石场的经营者，在签订合同时有义务主动告知吴旭采石场合伙人的情况，并出具所有合伙人的授权委托书，但未主动告知吴旭关于余吉发的合伙人身份，也未取得余吉发的授权，责任不在吴旭，故余吉发关于吴旭明知余吉发系采石场股东且涂富莉未取得余吉发授权的情况下签订转让合同的行为系恶意串通的主张不成立；关于转让价款的问题，余吉发主张750000元的转让价款明显过低，但该价格并不包含机械设备的价值，虽然余吉发系以168000元的价格从成克霜处受让的采石场7%的份额，但该金额系余吉发与成克霜之间的交易价，而不是指其在采石场中的合伙出资，并不等于采石场当时的市场价值就是以168000÷7%得出，涂富莉从文成祥处受让该采石场的价格为1600000元，但该价款包含了采石场的机械设备在内，且涂富莉受让时间是在2011年6月24日，距吴旭受让采石场时间5年，余吉发受让成克霜合伙份额的时间是在2014年9月25日，距吴旭受让采石场时间1年有余，采石场的经营系市场经济中的行为，价值随市场波动，余吉发未提供证据证明吴旭受让采石场时的市场价值远远高于750000元，综上，本案中无证据证明吴旭与涂富莉间存在恶意串通行为，吴旭善意取得属于余吉发的合伙份额，吴旭与涂富莉签订的《桐梓县燎原镇石门文家湾采石场转让合同》约定的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合法有效，对各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对于争议焦点二，因无证据证明吴旭与涂富莉间存在恶意串通行为，吴旭善意取得属于余吉发的合伙份额，但涂富莉作为采石场的负责人和合伙人，其明知余吉发系采石场的合伙人且无余吉发授权的情况下处分余吉发在采石场的份额，属无权处分，因无权处分给余吉发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对于余吉发的损失，其自行主张为股份本金168000元及资金占用费，但该168000元系其从成克霜处购买合伙份额的交易价格，涂富莉将采石场转让给吴旭获得的价款为750000元，以此价格计算，余吉发所占7%份额折算后的价值为750000元×7%=52500元，根据现有证据，余吉发所应获得的利益即为所占合伙份额取得的价款52500元，余吉发未提交证据证明涂富莉无权处分原其合伙份额后给其造成了其他损失及损失的具体情况，故涂富莉应支付余吉发的金额为52500元。涉案采石场转让后，合伙人应当对采石场的财产及债权债务进行清算，对剩余的资产按照合伙比例进行分配，按约定或法律规定承担采石场产生的债务。赵波非采石场的转让人，仅作为证明人在转让合同中签字，故不应对涉案款项承担责任。对于余吉发主张的利息，因双方对此无约定，法律亦未明文规定本案符合支付利息的情形，故对余吉发要求涂富莉支付利息的请求不予支持。成克霜经依法传唤后，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的解释》第二百四十条之规定，不影响本案审理。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百四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涂富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原告余吉发人民币52500元；二、驳回原告余吉发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164元，减半收取2082元，由原告余吉发负担1516元，被告涂富莉负担566元。本院二审期间，涂富莉提交借款合同、转让合同、借条、保证金缴付凭证，农村商行银行流水、收条、电汇凭证，证明75万元用于石场开支和偿还债务，涂富莉不存在欺诈行为。余吉发质证认为以上证据与本案无关。75万汇款的事实是存在的，但达不到对方证明目的。吴旭、赵波对上述证据无异议。陈德交对上述证据无异议，但认为涂富莉没有提供出卖设备31万、退还的治理保证金37万余元、安监局30万风险保证金等证据。本院认为，上述证据只能表明转让款项及借款，不能证明涂富莉不应承担责任的目的。吴旭二审期间提交桐梓县人民政府于2015年6月24日发布的桐梓县砂石土矿山兼并重组整顿关闭方案，证明本案采石场属于必须兼并重组对象，吴旭与涂富莉签订转让协议世间是2016年4月8日，是按照政府的规划要求进行的采石场兼并。余吉发认可证据的真实性，但认为该证据达不到对方证明目的，政府没有让低价转让采石场。涂富莉、赵波、陈德交对该证据无异议。本院认为，该证据表明涉案采石场确属应兼并重组对象。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2016年4月14日，以桐梓县燎原镇石门文家湾采石场作为汇款人向收款人马晓晓汇款30万元，汇款用途：货款；4月15日向肖静君汇款36.88万元，汇款用途：材料款。2015年6月24日，桐梓县人民政府作出桐府办发（2015）96号桐梓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桐梓县砂石土矿山兼并重组整顿关闭工作方案》的通知，该方案附表2载明桐梓县燎原腾飞采石场与燎原镇石门文家湾采石场、天门河水库砂石厂整合兼并，整合后的采石场办理了新的营业执照及采矿权证。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一、双方争议的法律关系的性质；二、涂富莉转让采石场的行为是否有效，转让行为是否导致余吉发损失。关于双方争议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的问题。从余吉发诉讼主张及所依据的事实理由来看，是以其与涂富莉、赵波系合伙人，涂富莉、赵波未经其同意，擅自转让采石场，与受让人吴旭恶意串通为由，主张转让行为无效，并由此要求涂富莉、赵波、吴旭赔偿其合伙份额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关于“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受让人依照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原所有权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赔偿损失。当事人善意取得其他物权的，参照前两款规定”之规定，余吉发享有涉案采石场7%的份额，涂富莉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转让采石场包含余吉发的份额得到了余吉发的授权，应认定涂富莉的行为侵害了余吉发的知情权。因此，本案双方法律关系的性质应为财产损害赔偿。关于涂富莉转让采石场的行为是否有效，转让行为是否导致余吉发损失的问题。首先，涂富莉、余吉发等人在合伙协议中约定了在采石场的重大事项中由全体合伙人共同协商，如有争议，按所持份额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决定，除余吉发外，其余合伙人均授权赵波代为处理转让事宜。因此，即便涂富莉转让采石场未告知余吉发，也未得到余吉发的同意，但不影响绝大多数合伙人均同意转让采石场的意思，涂富莉为合伙事务的执行人，且得到绝大多数合伙人同意的情况下，该转让行为有效。其次，双方的转让是基于当地政府的相关要求进行的，余吉发也没有证据表明转让的价格不符合当时的市场价格以及涂富莉与吴旭之间有恶意串通的情形，且采石场整合后，成立了公司，办理了采矿权证，故余吉发以涂富莉未经其同意，涂富莉与吴旭恶意串通主张该转让无效，不能得到支持。依照上述物权法的规定，余吉发有权请求赔偿损失，但余吉发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表明涂富莉的转让行为给其造成了损失，一审以转让金额按余吉发的份额确认其损失，该计算方式并非余吉发的损失，而是在采石场转让之后，合伙人按照合伙份额分配转让款，但双方未就合伙期间的债权债务进行结算，表明合伙所有债权债务已经清结，仅有此笔转让款未进行分配。因此，在双方未就合伙期间债权债务进行结算时，不能以此方法明确余吉发的损失。同时，余吉发在不能提供证据表明转让价款存在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时，也不能认定涂富莉的转让行为给其造成了损失。故涂富莉上诉认为一审认定75万元的7%由涂富莉支付给余吉发错误的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综上所述，涂富莉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采纳；余吉发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不当，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贵州省桐梓县人民法院（2019）黔0322民初3226号民事判决；二、驳回余吉发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164元，减半收取2082元，由余吉发负担1516元，涂富莉负担56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328元，由余吉发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田 滔审判员 胡晓波审判员 袁晶晶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七日法官助理李艳丽书记员饶正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