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鄂托克前旗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内0623民初338号原告：内蒙古沙头酒业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某，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内蒙古赛吉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陶某，内蒙古赛吉荣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王某，现住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霍某、赵某，内蒙古京蒙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内蒙古沙头酒业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王某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内蒙古沙头酒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陶某，被告王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霍某、赵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内蒙古沙头酒业有限责任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因委托销售拖欠我公司的酒款202608元（贰拾万零贰仟陆佰零捌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7年以来，原告委托被告销售原告公司生产的白酒，后经双方结算，被告共拖欠原告的委托销售酒款202608元（贰拾万零贰仟陆佰零捌元），有被告签订的《内蒙古沙头酒业出库单》为据。但到2018年以来，此款经原告多次催要，被告不能偿还，原告只好诉至法院，请求支持原告的诉讼，保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王某辩称，本案不符合受理立案的条件，依法应当驳回起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1、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2、有明确的被告；3、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4、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一）本案原、被告之间没有直接的法律关系。原告沙头酒业是一个独立的法人主体，其在经营过程中产生众多纠纷，无法通过原告账户进行经营行为。因此原告的实际控制人又出资设立了“鄂尔多斯市过家家科技网络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过家家”），将其作为原告在康巴什地区的办事处，实际销售原告公司生产的酒。被告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过家家公司的员工，从未与原告建立委托合同关系，双方之间没有直接的法律关系。（二）本案被告并不明确。原告提供的民事起诉状中列被告信息多处不符合事实，并不明确。原告起诉的被告是“42岁”家住“鄂前旗敖镇蒙小家属区”的“鄂前旗人”。但事实上，王某于1970年出生，现已50岁，更是从未在鄂托克前旗居住或购买、租赁房产。户籍所在地为东胜区。因此，原告起诉的被告提供年龄、住址、户籍所在地均系错误的信息，且原告并未提供身份证号以唯一确定被告身份。其列被告并不明确。因此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起诉条件。（三）原告诉请被告支付拖欠酒款的事实理由并不属实。如前所述，被告是原告关联公司过家家的员工，与原告并无委托销售的法律关系。双方更未进行过所谓的结算拖欠酒款202608元。原告提供的出库单是在原告经由过家家销售其生产酒，将酒运输至过家家公司时，被告作为过家家员工签字确认过家家收到酒的过程中所形成，并非原告所述的双方结算。并且被告签字的行为是其代表过家家公司作出的履行职务的行为。其诉请的事实理由并不属实。综上所述，原告起诉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有明确的被告、有具体属实的诉讼请求的法定条件，应当依法驳回其起诉。庭审中，原告提供的证据和被告质证情况：第一组证据：内蒙古沙头酒业出库单三张，证据内容为被告在原告处共计提走红色记忆系列白酒三十件，单价1280元一件，共计38400元；提走私藏沙头系列白酒274件，单价252元一件，共计69048元；提走旗酒系列白酒244件，单价390元，共计95160元；以上合计202608元，该证据用以证明被告从原告处提酒，酒款共计202608元的事实存在；证明原被告形成合法的委托销售关系，被告的答辩意见不能成立。被告质证认为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该证据显示的是原告与过家家公司之间的供货关系，与被告无关；合法性不认可，“李先峰记过家家”、“李先峰挂帐”、“李先峰记王某”的内容是原告自己记账的用语，且原告不能说明上述字样代表的含义，不符合企业帐务要求；证明目的不认可，该证据为原告提供，证据显示所有内容是原告认可的。其中原告认可出库单针对的对象，即客户名称是“过家家”，是原告公司向过家家公司提供酒。并不是向被告王某个人提供酒，王某在出库单上签字只是其作为过家家公司的员工做出的职务行为，其在“提货人”处签字的行为后果是由过家家公司承担。如果原告公司认为只要在“提货人”处签字的人就是实际拿酒的主体，那么原告公司应当将张军也列为被告。原告在事实和理由部分，诉称出库单是双方结算的依据。但是该三张出库单分别形成于2017年8月20日、8月21日和9月1日。根据常理结算是指对一段时间内双方产生的多次经济往来进行的汇总结算。但是该三张结算单却是在连续的两天和9天后形成，并非原告所述的所谓的“结算”。原告公司在客户名称相同的出库单上作出“李先峰记过家家”、“李先峰挂帐”和“李先峰记王某”不一样的标注，恰证明原告混淆过家家公司与其职工王某在法律上不同的主体地位，其提起本案诉讼是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119条规定的起诉条件的。三张出库单右上角处分别有李先峰记过家家“李先峰挂帐”和“李先峰记王某”，这笔货物的产生，提货进货都有李先峰的参与，内蒙古沙头酒业和过家家是关联企业，实际控制人是李先峰本人，沙头酒业和过家家公司的财务是混同的，人员也是混同的。第二组证据：《沙头酒业责任确认书》原件一份，该确认书是被告王某与内蒙古沙头酒业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其中第一条约定货物管理责任以公司实际出库单签字为准，如到康巴什办事处，货物由办事处负责人管理，第五条约定，货货物欠款责任，办事处欠款行为均为办事处行为，由负责人负责。证明目的：原被告系委托关系，被告作为负责人销售原告的产品，应承担回收货款的责任，被告王某即过家家办事处的负责人。被告质证认为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被告是过家家公司的员工。过家家和沙头酒业是两个独立的法人主体。过家家并不是沙头酒业在康巴什的办事处。沙头酒业不能约束管理过家家的员工。即使因为原告管理混乱，造成原告的自我误解，该份责任书也是企业法人的内部管理制度，不能对外产生效力，更不能形成公司委托员工销售酒的法律关系；合法性不认可，办事处是非独立核算的非法人机构，不可以有购销行为，不缴纳税款。但是该份责任状却要求办事处回款50％，即要求办事处销售货物，更要求办事处负责人负责公司员工招聘、工资发放和办事处欠款，违反《公司法》、《税法》和《劳动法》的规定。因此该份责任确认书的内容规定违反法律规定，属于无效约定，并且原告自认被告是作为过家家办事处的负责人销售原告的产品，即被告代表过家家公司销售原告的产品，不是个人销售原告产品，未形成委托销售的关系。《沙头酒业责任确认书》是一个内部管理性文件，是过家家公司为了简便管理，采用的包干到户的考核办法，为了对被告等几个销售负责人考核而签订的。过家家入库出库是由库管负责，进账出账是由会计负责，被告王某作为过家家的副经理，只负责销售等业务工作，对过家家是否向沙头酒业打款、是否欠款等财务方面工作并不知情，也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即使有账目不清的问题，也应该由过家家向王某主张，与沙头酒业无关系。庭审中，被告提供的证据及原告质证情况：证据一：《鄂尔多斯市过家家网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企业信息公示报告》打印件一份。证明过家家网络公司是一个独立的法人，其有与被告建立劳动关系主体的资格。李先峰是过家家的实际控制人。原告质证认为过家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边林盛，而李先峰仅仅是一个股东，因此，该证据并不能排除被告王某与沙头酒业有限责任公司构成委托销售关系，故对该证据的关联性不予认可。证据二：《鄂尔多斯市过家家网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决定》一份。证明目的：李先峰为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原告质证认为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无论李先峰是不是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都不影响沙头酒业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王某的委托销售关系。证据三：工资表一张、会议纪要一份。证明目的：1．被告在2017年时是鄂尔多斯市过家家网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员工；2．被告在出库单上的签字时作为过家家员工的职务行为。3．李先峰实际控制沙头酒业和过家家公司。原告质证认为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因为被告王某即过家家的负责人，管理公章，所以具备伪造相关信息的可能，如果李先峰是实际控制人，那么应该在工资表上签字，可上面是空白的，没有签字，作为会议纪要，应由全部的参会人员签字表决才能形成会议纪要，本案只是盖了公章，没有任何人的签字，所以我认为是伪造的。证据四：《内蒙古沙头酒业有限责任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打印件一份，证明目的是：1．李先峰是原告2017年时的法定代表人；2．出库单中李先峰签字是代表原告沙头酒业签字。原告质证认为王某作为过家家的员工，但是他完全可以用其他身份或者以其他单位负责人身份和沙头酒业签订相关的委托销售合同。本院经审查认为，从原告提供的主要证据即三份出库单来看，客户均为“过家家”，无法体现原、被告之间发生了直接的法律关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内蒙古沙头酒业有限责任公司的起诉。案件受理费2169.56元，予以退还。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周 青二〇二〇年六月九日法官助理  王洪英书 记 员  贾 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