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城市城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0）晋0502民初895号   原告：高某，女，汉族，1956年9月10日生，河北省定兴县人，无业，现住晋城市。   原告：毋某1，女，汉族，1980年11月12日生，河南省焦作市人，现住晋城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男，汉族，1974年8月28日生，山西省阳城县人，现住晋城市。   原告：毋某2，男，汉族，1993年7月19日生，河南省焦作人，现住晋城市。   原告一、二、三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某，山西弘毅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晋城蓝焰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凤凰山矿。   住所地：晋城市城区北石店镇。   法定代表人：王某，矿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某1，女，汉族，1985年6月18日生，身份证号码：×××，系公司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某2，男，汉族，1971年9月11日生，身份证号码：×××，系公司员工。   原告高某、毋某1、毋某2诉被告晋城蓝焰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凤凰山矿(以下简称“凤凰山矿”)生命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1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高某、毋某1、毋某2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何某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某1、郭某2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高某、毋某1、毋某2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毋某3死亡赔偿金847180元；2、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毋某3丧葬费33834元；3、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被抚养人生活费457735.2元；4、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10000元；5、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原告于2020年4月28日增加诉请，请求判令原告的诉讼代理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高某系死者毋某3的妻子，原告毋某1系死者毋某3的女儿，原告毋某2系死者毋某3的儿子。毋某32012年1月于凤凰山矿洗煤厂退休，本人热心公益，退休后积极参加各种社区服务活动。2020年正月，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社区和物业承担的工作压力急剧增加，在部分社区工作人员由于小区封闭不能及时到岗情况下，毋某3帮助凤矿东区办公室人员以及门岗执勤人员办理人员及车辆出入登记，从正月初四（1月28日）至正月十二（2月5日），其一直协助社区工作人员从事义务执勤、办理出入登记、测量体温等疫情防控工作。正月十三（2月6日），应东区办公室的要求，其又与妻子高某逐门逐户的统计了东区四座楼88户居民的家庭人员健康状况以及域外人员接触情况。由于疫情防控需要，社区继续招募小区楼道消毒打药人员，但从2月4日开始一直未招募到合适人员。在东区办公室闫区长询问毋某3是否愿意从事这份工作时，他慨然应允，他的工作是每天六个单元的楼道消毒灭菌任务。自正月十四（2月7日）至正月十六（2月9日），他背着沉重的药箱，每天坚持六个单元的楼道（没有电梯）消毒灭菌工作，正月十七（2月10日）早上九点，他在东区二号楼进行消毒灭菌工作时，被住户居民发现倒在二楼楼道，9点10分他被送往凤矿医院，经抢救无效不幸身亡。经查，凤矿东区办公室属于被告凤凰山矿内设机构，相应法律责任应由被告承担。虽然毋某3老人与被告属于雇佣法律关系，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伤保险条例》的相关规定，一般情况在工作过程中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才能认定工伤，但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从事抢险救灾、见义勇为等公益性活动引起的伤害，即使不在工作过程中，也不是因工作原因，超出了工伤范围，也应视同工伤对待。这体现了对为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勇于奉献之人的一种法律上的鼓励和保护。毋某3老人在疫情期间为了维护公共利益，背着沉重药箱，连续工作数日最终在工作岗位上累倒并不幸身亡，该事实不仅发生在工作期间、工作岗位上，更是为了抗疫救灾的公共利益，因此，原告要求被告参照工亡的标准对原告进行赔偿合情、合理、合法。综上所述，毋某3老人退休后原本可以在家安享天年，但他自身无私无畏、热心公益的品质促使他成为疫情防控斗争中的逆行者，他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倒下，其属于因公（工）死亡，被告理应积极宣传、表彰，以告慰逝者，传递正能量。但被告至今未能正视原告合理诉求，为维护原告权益，特向贵院提起诉讼，望贵院能查明事实，依法作出判决。原告委托律师代理该案件，代理费为13000元。根据法律、法规及相关司法解释，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所产生的律师费用是法定赔偿项。原告因本案聘请律师花去13000元的律师费用，该笔费用属于已经发生的实际损失，且金额没有超出山西省律师服务行业指导收费标准，是合理损失，特此增加诉请。   被告凤凰山矿答辩称：一、被告不应对毋某3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原告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首先，根据医院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毋某3的死亡原因是其冠心病引发的猝死。虽然毋某3与被告系雇佣关系，但其死亡是因自身疾病所导致，与所从事雇佣活动无关。因此，毋某3死亡与被告雇佣活动没有因果关系，被告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其次，死者毋某3在参加社区疫情防控工作之前就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其明知自身条件不适合从事体力劳动，但仍积极主动报名参加，且在报名时没有告知社区工作人员其身体状况，虽然其精神可嘉，但实则应对自身行为承担过错责任。此外，原告作为死者家属，在明知死者毋某3患有严重心脏病，也明知楼道消毒杀菌岗位需要上下楼不适合心脏病患者的情况下，没有及时劝阻其参加社区防疫工作，存在较大过错。最后，被告不存在过错。被告安排的工作量是正常的、工作时间也是合理的，不存在工作过度或工作事故等不合理的情形。此外，毋某3突发疾病晕倒后，社区区长和干事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立即拨打了医院急救电话，在救护车赶到之前，区长一直为毋某3进行人工呼吸心肺复苏。整个过程尽职尽责，没有任何延误和过失。综上，毋某3死亡原因为其自身疾病导致，与被告雇佣活动无关，且毋某3本人及原告存在重大过错，因此，被告不应对毋某3死亡承担赔偿责任。二、原告主张毋某3死亡应视为工伤并参照工亡标准进行赔偿的要求没有法律依据。首先，死者毋某3参加社区防疫工作时已是被告单位的退休职工，已开始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劳动者开始依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劳动合同终止。因此毋某3与被告不存在劳动关系，其死亡不属于工亡，没有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伤保险条例》的基础。且《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句即已指明“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毋某3不是被告单位的职工，当然不能适用该条规定。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七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其招用的已经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或领取退休金的人员发生用工争议，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按劳务关系处理。因此毋某3与被告系雇佣关系，其死亡不能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伤保险条例》视同工伤的相关规定，不属于工亡，不能参照工亡标准要求被告进行赔偿。三、原告请求赔偿数额过高，没有法律依据。（一）死亡赔偿金。即使原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九条：“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标准为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之规定计算死亡赔偿金，其请求赔偿数额也远远超出法律规定标准。根据《山西省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公布数据，死亡赔偿金的总额应为33262元*20=665240元，原告请求数额高达847180元，远远高于法定标准。且毋某3死亡不属于工亡，按照工伤保险条例计算死亡赔偿金于法无据。原告死亡赔偿金的诉求既不合理也不合法。（二）丧葬费，同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九条“（一）丧葬补助金为6个月的统筹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之规定计算丧葬费，其请求数额与法定标准相比较高。根据“晋城市调整2019年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和缴存比例的通知”中引用数据，2018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为5402元（2019年数据尚未公开），以此估算丧葬费为5402*6=32520元，原告主张数额高出了法定标准。且毋某3死亡不属于工亡，按照工伤保险条例计算丧葬费于法无据。（三）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原告毋某1及毋某2均已成年，原告高某虽然没有固定收入，但也没有证据证明其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因此，原告三人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被扶养人”条件，其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没有法律依据。此外，被告不存在侵权行为，也不应当承担此部分费用。（四）精神损害赔偿金及诉讼代理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被告不存在侵权行为，死者毋某3的死亡也并非从事雇佣活动所导致的，因此，精神损害赔偿金的赔偿请求没有法律依据。同理，被告不存在侵权行为，代理费应由原告自行承担。综上，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查清事实，驳回原告不合理的诉讼请求。   原告高某、毋某1、毋某2围绕诉讼请求向本院举证并陈述：1、原告户口本及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的诉讼主体适格，系死者毋某3的妻子、女儿、儿子。2、死者生前打药期间的工作照片，证明毋某3生前参与社区防疫工作，身背沉重药箱在社区打药消毒的事实。3、居民死亡医学证明，证明其死亡的事实。4、关于毋某3报酬发放情况说明，被告内设机构在立案后由社区居委出具，证明双方是雇佣关系的事实。5、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单，证明其生前的月工资为5609.64元。6、代理费的收据复印件。我们起诉的所有赔偿金都是参照工亡标准计算的。根据国发明电（2020）第8号文件，上面明确说明了在疫情期间，防疫工作人员受伤属于工伤人员范围内。   被告凤凰山矿质证并举证称：对证据1无异议。证据2真实性有异议，因为都带着口罩，所以不能确认是死者本人。对证据3、4无异议。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与本案没有关系。从原告提供的文件的规定可以看出来，死者不属于城乡社区工作者，所以不能按文件的要求对待。对原告提出的赔偿计算方式同答辩意见。对代理费收据真实性认可，但是不应当由我们负担。提供证据：1、证明一份，证明死者是我们单位的退休职工，与被告不存在劳动关系。2、居民死亡医学证明，证明其死亡的原因是冠心病引发的猝死。3、住院病案，证明当时其参加社区工作之前有严重的心脏病。4、山西省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证明201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3262元，原告主张的赔偿数额过高。5、申请证人闫某出庭作证。   原告高某、毋某1、毋某2质证称：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对被告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这是个推断书，不是死亡原因证明，当时写的猝死，不是写的心脏病。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对被告的主张不认可，从上面可以看出入院的情况是一般，不是严重的，上面也没有建议死者不能工作，只是说要适当休息。对证人证言，没有证据佐证证明其曾经劝说过老人，对于证人证言中说死者在工作死亡的时间地点等情况认可。   经审理查明：原告高某系死者毋某3的妻子，原告毋某1系死者毋某3的女儿，原告毋某2系死者毋某3的儿子。毋某3系凤凰山矿洗煤厂退休职工。2020年正月，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为了疫情防控需要，凤矿东区办公室招募小区楼道消毒打药人员。后毋某3于2020年正月十四（2月7日）开始从事这份工作，工作任务是每天六个单元的楼道消毒灭菌。正月十七（2月10日）早上九点，毋某3在东区二号楼进行消毒灭菌工作时，晕倒在二楼楼道，随即被送往凤矿医院，经抢救无效不幸身亡，死亡原因为冠心病猝死。   另查明，凤矿东区办公室属于被告凤凰山矿内设机构。死者毋某3生前患有冠心病。   本院认为，本案侵权事实清楚。关于被告对原告死亡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期间，原告受被告所雇佣从事打药消毒，并承诺给予一定的劳动报酬，毋某3并实际从事了社区的打药消毒工作，因此原被告双方成立雇佣法律关系。根据法律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死者毋某3是在从事雇佣工作时猝死，被告作为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告称毋某3死亡的直接原因是其自身冠心病引发的猝死，与所从事的雇佣活动无关，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对此，本院认为，被告招募打药人员时并没有具体明确对身体状况的要求，也未明确患何种病的人员不得招募，后将毋某3招募并安排其从事打药消毒工作，可视为被告认为毋某3是可以从事该工作的。被告明知毋某3是老年人，对其身体状况并未尽到完全的审慎注意义务，而是觉得毋某3能从事这份工作才给其安排。且毋某3面对疫情防控需要，积极踊跃参加抗疫救灾，为了社区的公共利益勇于奉献的精神值得鼓励和保护。虽被告称毋某3死亡是因自身疾病引发的猝死，但是毋某3因冠心病引发的猝死与其从事的打药工作具有一定程度的因果关系。因此对于死者毋某3在工作中不幸身亡，被告应当承当全部的赔偿责任。   关于原告诉请赔偿损失问题。首先，死者毋某3的赔偿标准是否应参照工亡的标准。根据国发明电【2020】8号第二条规定：“城乡社区工作者在疫情防控期间发生事故伤害或患病，符合《工伤保险条例》认定情形的，应依法认定为工伤…”文件中所称的“城乡社区工作者”是与社区具有劳动关系的工作人员，而死者毋某3只是被告临时招募雇佣人员，其与社区没有劳动关系。因此死者毋某3与被告双方为雇佣法律关系，不能适用工伤认定的标准予以赔偿。其次，关于原告主张的赔偿项目，本院逐一认定如下：1、死亡赔偿金：原告系城镇户口，按照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3262元为标准计算，按20年计算，但因死者毋某363岁，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因此死亡赔偿金计算为33262元*17年=565454元；2、丧葬费：按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本院认可原告主张的丧葬费计算为5639元/月*6月=33834元；3、被扶养人生活费：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原告毋某1和原告毋某2均已成年，也未丧失劳动能力，不属于被扶养人。原告高某并未举证证明其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不属于被扶养人。因此原告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4、精神损害抚慰金：本院酌情认定原告主张的10000元；5、律师费：律师费属于原告向法院起诉自担风险的损失，不属于本案侵权事实所引起的直接损失，因此对原告主张的律师费，本院不予支持。以上各项损失共计609288元。   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六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晋城蓝焰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凤凰山矿赔偿原告高某、毋某1、毋某2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损失共计609288元，于本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支付。   驳回原告高某、毋某1、毋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8470元，由原告高某、毋某1、毋某2共同承担4644元，由被告晋城蓝焰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凤凰山矿承担3826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张晋林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宋 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