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7民终177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柴学刘，男，1966年10月31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桂生，河南恒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卫辉市支行，住所地：卫辉市建设路中段，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78117319448011。法定代表人：娄武超，该支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金勇、孙梦雅，河南宁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新乡好运农牧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卫辉市孙杏村镇汲城工业园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7007167642092。法定代表人：王泽营，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泽政，男，汉族，1967年5月6日出生，住新乡市，该公司股东。原审被告：韩金改，女，1970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上诉人柴学刘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卫辉市支行（以下简称“农行卫辉支行”）、新乡好运农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好运公司”）及原审被告韩金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卫辉市人民法院（2019）豫0781民初31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柴学刘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桂生，被上诉人农行卫辉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梦雅，被上诉人好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泽政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韩金改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柴学刘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还款责任。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按“简易程序”审理本案明显错误。1、本案是一起涉及42名农户的群体性“借名”贷款合同纠纷案件，借款总数额达1000多万元，出借人是农行，实际借款人是好运公司，名义借款人是42名农户，且出借人明知实际借款人是好运公司。审理中名义借款人不同意还款，实际借款人同意承担全部债务。本案属于事实不清、案情复杂、争议较大、权利义务关系不明确的民事案件，不应适用“简易程序”审理。2、一审在审理中应主动依法将“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3、在当事人提出异议的情形下，一审法院应按“普通程序”审理本案。二、一审未依法调取申请人申请调取的关键证据。因本案是典型的“借名借款”纠纷，虽农行在庭审中否认明知是“借名借款”，但作为出借人其在签订合同之前的对“名义借款人”的《征信调查报告》档案材料中的虚构事实可以印证农行明知上诉人是名义借款人、好运公司是实际借款人。因《征信调查报告》档案材料存放于农行处，上诉人不能自行收集，向一审法院申请调取，但一审法院对上诉人的申请未做任何处理，程序违法。三、本案还款义务不应由上诉人承担。1、本案借款合同中“名义借款人”是上诉人本人，但根据以下一审查明事实，可以印证“实际借款人”是好运公司：借款支付当日即由上诉人账户转入公司账户，由公司实际使用；公司是已偿还部分借款本金、利息的还款人；收取借款款项的银行卡及密码由公司控制和使用；公司一审明确认可其是“实际借款人”。2、农行出借款项时明知“实际借款人”是好运公司：农行明知上诉人不符合借款条件；被上诉人参与伪造上诉人征信资料；农行明知出借款项由公司占有使用；农行一直向公司催要到期借款，还与公司达成《还款协议》。3、本案债务的还款义务不应由上诉人承担。四、当庭补充上诉意见：1、本案所涉贷款有违诚实信用原则。2、上诉人在贷款合同上签字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3、上诉人是名义贷款人，农行明知实际贷款人和用款人是好运公司，上诉人与好运公司系委托代理关系，还款责任应由好运公司承担。4、上诉人还款责任已超诉讼时效，应驳回农行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农行卫辉支行辩称：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2、上诉人与农行之间存在借款关系，农行在一审中已经提供了贷款业务申请表、贷款合同、贷款明细交易表等有效证据证实。上诉人作为借款人应当承担还款责任。3、关于诉讼时效，银行提供的交易明细表显示上诉人在每年及各月的还款记录，产生了诉讼时效的中断，故本案并未超过三年诉讼时效。被上诉人好运公司辩称：好运公司认可五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认可好运公司是实际借款人，上诉人个人是名义借款人，实际就是借用个人的名义去贷款，让个人和农户签了虚假的合同，然后贷款就直接转到公司了，还款是公司去还的，公司与农行还签有还款计划，贷款应由公司来承担。一共42户贷款合同基本一致，有一户贷款合同到第二年换手续续签合同时个人已经死亡了，但换的手续仍是两人签名。贷款2014年就开始了，2015年续签了合同。原审被告韩金改未到庭发表陈述意见。农行卫辉支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柴学刘、韩金改共同偿还连带偿还农行卫辉支行借款本金260726.88元及利息129798.78元共计390525.66元。（利息计至2018年12月21日，自2018年12月22日之后的利息按合同约定另算计增直至本息清偿完毕之日止）；2、要求柴学刘和韩金改共同向农行卫辉支行支付律师费10000元；3、好运农牧股份有限公司对前述借款本息及律师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本案诉讼费用由柴学刘、韩金改、好运农牧股份有限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6月24日新乡好运农牧股份有限公司为柴学刘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卫辉支公司签订了一份《农户贷款借款合同》。合同主要条款约定：一、借款1、借款金额为贰拾捌万元整。2、用款方式。借款按1：1约定的借款金额一次性发放，借款期限为12个月，实际借款期限和具体起止日期以借款凭证为准。3、借款用途：有机生猪养殖。4、借款提取及还款帐号62×××11二、借款利率1、本合同项下借款执行利率以借款发放当日中国人民银行同档次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上（上下）浮40％确定。三、还款按季度结息，到期还本。结息日为季度的20日。借款人须于每一结息日前将应付利息存入约定的帐户。如本金偿还日不在结息日，则未付利息应利随本清。四、借款担保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五、违约责任借款人未按约定期限归还借款本金的，贷款人对逾期借款从逾期之日起在借款执行利率基础上上浮50％计收罚息，直至本息清偿为止。借款人未按约定用途使用借款的，贷款人对违约使用部分从违约使用之日起在借款执行利率基础上上浮100％计收罚息，直至本息清偿为止。对应付未付利息，贷款人依据中国人民银行规定计收复息。合同签订后，农行卫辉支行依约将借款本金280000元打入柴学刘的帐户。2014年6月24日，柴学刘给农行卫辉支行出具了借款280000元的借款凭证，利息为年利率8.4％，逾期年利率为12.6％。柴学刘收到该笔贷款后，将银行卡交付给了新乡好运农牧股份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借款后，柴学刘分别于2016年9月30日还本金10000元，2017年3月28日还本金1000元，2017年5月22日还本金1000元，2017年8月28日还本金1000元，2017年9月29日还本金1000元，2018年1月3日还本金5000元，2018年3月31日还本金273.12元；在2014年9月21日还利息5810.08元，2014年9月22日还利息4.59元，2014年12月21日还利息5945.33元，2015年3月21日还利息5880元；2019年11月27日还复利0.02元。新乡好运农牧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于2017年8月23日、2018年7月20日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卫辉市支行签订了代偿计划、分期还款协议。该笔借款截止至2018年12月21日，柴学刘尚欠农行卫辉支行借款本金260726.88元，利息129798.78元，本息合计为390525.66元。之后的借款本息未予支付。一审法院认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柴学刘、新乡好运农牧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农户贷款借款合同》，符合法律规定，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应当严格依约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合同签订后，农行卫辉支行依约向柴学刘支付了借款，柴学刘收到该借款后，陆续偿还了农行卫辉支行借款部分本息。柴学刘截止2018年12月21日尚欠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卫辉市支行借款本金260726.88元，利息129798.78元，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予偿还。新乡好运农牧股份有限公司为柴学刘该笔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应依约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农行卫辉支行主张该笔借款为柴学刘夫妻共同债务，要求柴学刘与韩金改共同偿还，缺乏事实根据，该院依法不予支持。另农行卫辉支行主张的第二、三项诉讼请求，证据不足，该院不予支持。柴学刘主张该借款实际用款人为新乡好运农牧股份有限公司，其应履行还款义务，来对抗农行卫辉支行之诉请，因柴学刘收到农行卫辉支行该笔借款后，将案涉贷款银行卡交付给了新乡好运农牧股份有限公司，其为实际用款人，应履行该借款的还款义务，来对抗农行卫辉支行之诉讼请求，因柴学刘将案涉交付给新乡好运农牧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属于另一个民事法律关系。根据我国合同法规定的合同相对性原则，合同相对人彼此之间应相互履行合同义务。该抗辩理由于法无据，依法不能成立。柴学刘、新乡好运农牧股份有限公司主张该案已超过诉讼时效，证据不足，该抗辩理由亦不能成立。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二百零五、二百零六、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之规定，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一、柴学刘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卫辉市支行借款本金260726.88元及利息129798.78元（利息截止到2018年12月21日，之后的利息按合同约定另算计增直至该借款本息清偿完毕止）；二、新乡好运农牧股份有限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卫辉市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照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308元，减半收取3654元，由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卫辉市支行承担100元，柴学刘、新乡好运农牧股份有限公司承担3554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被上诉人农行卫辉支行提交的证据有：第一组证据：农行卫辉支行信贷卷宗一份，包括：1、《关于农户柴学刘办理农村个人生产经营贷款28万元人民币的法律审查意见》，2、《农村个人生产经营贷款业务申请表》，3、《中国农业银行农村个人生产经营贷款业务调查表》，4、《中国农业银行农村个人生产经营贷款面谈记录》，5、农户在养殖基地的现场照片，6、柴学刘的中国农业银行卡，7、柴学刘、韩金改的身份证及户口本复印件，8、柴学刘、韩金改的《个人征信业务授权书》，9、柴学刘、韩金改的《个人信用报告》，10、《借款人柴学刘及其配偶韩金改信用查询情况》，11、《农户财产状况简表》及说明，12、柴学刘的《贷款用途声明》，13、《关于对农户柴学刘办理农村个人生产经营贷款28万元的调查报告》，14、好运公司的《企业信用报告》，15、《信贷查询审核认定意见》，16、好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泽营的《个人信用报告》及《信用查询情况》，17、《农户养殖基地面积情况说明》，18、好运公司的《股东会决议》，19、好运公司的《保证担保承诺书》，20、《新乡好运农牧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卫辉市支行提供担保的农户推荐名单》，21、《“公司+农户”担保三方协议》，22、《新乡好运农牧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农户”业务合作情况说明》，23、《新乡好运农牧股份有限公司有机生猪定向收购协议》，24、《新乡好运公司销售收据》23张；证明目的：农行卫辉支行对该笔业务的管理规范、严谨，从贷款的申请、审批、发放、催缴，都有严谨的流程和记录，贷款的申请是由本人申请，农行派员工至现场实地勘察、了解项目，并且询问本人情况后发放的贷款，贷款发放至本人事先开户的农行卡中。第二组证据：包括：1、银行卡存款凭条，2、银行卡存款凭条（银行打印），3、联网核查凭证，4、业务回单（消息服务），5、客户资料登记/变更表（银行打印），6、银行卡取款凭条（银行打印），7、进账单；证明目的：2014年4月10日，柴学刘本人持本人身份证至农行柜台开卡，在银行卡存款凭条（银行打印）、业务回单（消息服务）、客户资料登记/变更表（银行打印）、多份资料上均有本人签名。在2013年底，农行身份识别系统升级，可在银行端刷身份证，直接识别身份信息，不再需要客户提供身份证复印件，并且开卡不需要提交申请，直接办理开卡业务。第三组证据：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发送的催收贷款的短信通知，证明目的：农行卫辉支行向上诉人主张权利未超过诉讼时效。第四组证据：《中国农业银行金穗惠农卡业务管理规定》、《中国农业银行农村个人生产经营贷款管理办法》，证明目的：农行卫辉支行按照中国农业银行的相关规定办理的贷款手续。经质证，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提交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签字是上诉人本人所签，上诉人配偶的签字也是上诉人本人代签；对证据的证明目的有异议，上述证据能够证明被上诉人明知贷款人是好运公司，上诉人只是作为贷款人在贷款人处签字，在短期内好运公司签订了大量贷款担保合同，且贷款人均是好运公司员工或亲戚，而非真正的养殖户，按照银行贷款规定，贷款合同必须面签，而不能让配偶代签，被上诉人认为是好运公司贷款才违规让配偶代签，为上诉人办理的农行卡均在好运公司会计手中，密码是好运公司统一设定的密码，该事实可以在好运公司查证，进一步说明，好运公司是实际贷款人，根据还款记录，还款基本都是同时还款，说明是由好运公司在统一还款，并不是农户零星还款，对农户的实地考察，也是在好运公司进行的，也可以证明被上诉人明知是好运公司贷款，上诉人签字不是其本人真实意思表示，被上诉人明知是好运公司贷款而让农户个人签字也不是被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上诉人签字行为无效，款应由好运公司偿还。好运公司同上诉人的质证意见。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农行卫辉支行提交的证据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结合案涉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评判。本院对一审查明的相关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1、二审中，柴学刘陈述称：“我和王泽营是亲戚，让我帮忙贷款，公司和农行信贷员都说只需要我签个名，还款责任不让我承担。签合同是在好运公司猪场签的，签名时很多人在场一起签。”经法庭询问如何确认农行信贷员身份，其称“他自己说是农行的人，好运公司也是这么说的。”“当时在银行领了表，大厅里签好字然后交过去，核对身份信息。”2、二审中，好运公司陈述称：“一共有50多户贷款，目前剩余42名农户的贷款没有还清，农行卫辉支行一共起诉42个案件，11个案件因被告找不到一审裁定驳回起诉，一审判决了31个案件，21个因疫情导致超期没有上诉，上诉的10个有5个没钱交上诉费按撤诉处理，目前生效的判决有26个。包括本案正在审理的5个案件都是好运公司交的上诉费和律师费。”“当时跟农户说公司用农户的身份证贷款，款由公司偿还，只是用农行的名义，没有给农户好处，大多数农户是在公司上班的，剩下的也都是亲戚朋友。”“公司会计通知农户到公司签合同，农行的业务员也在场，农行放款时农户再到农行柜台办储蓄卡，然后把款打到储蓄卡上，储蓄卡由公司保管，由公司统一设立相同的密码，一种是农行放款到储蓄卡后，公司会计从储蓄卡转到公司账户，一种是会计直接取现再存入公司账户。”“办理贷款的两名会计已经离职”“交给农行的财务收据是好运公司造的假”“《定向收购协议》是农行和好运公司的财务一起做出来的，好运公司的会计是王守强，办理具体事项的是李晓亮。”3、上诉人开卡的《银行卡存款凭条（银行打印）》、《业务回单》、《客户资料登记/变更表（银行打印）》、银行卡取款凭条（银行打印）上的签字系上诉人本人所签。4、《农村个人生产经营贷款业务申请表》、《中国农业银行农村个人生产经营贷款面谈记录》、《个人征信业务授权书》、《贷款用途声明》、《“公司+农户”担保三方协议》、《新乡好运农牧股份有限公司有机生猪定向收购协议》上的签字均为上诉人本人所签；养殖基地的现场照片系上诉人本人照片；上诉人及其配偶的身份证及户籍证明系上诉人本人向农行卫辉支行提交。5、农行卫辉支行在二审中提交《关于42个农户贷款的前期申请流程及办理情况的说明》，对贷款前期申请流程及办理情况进行说明：“农行在办理42名农户贷款期间，严格按照银行《农村个人生产经营贷款管理办法》要求的操作规程办理，具体流程为：第一、农户在农行办理惠农卡，惠农卡均由农户本人持其本人身份证、户口本在柜台办理，密码由农户本人设置，贷款发放后，由客户自行支取；第二、农户向农行提出农村个人生产经营贷款业务申请，并填写申请表；第三、农行2名客户经理对农户进行实地调查，调查了解农户家庭情况和经营情况，并在经营场所借款人与农行2名客户经理照相存档，并制作面谈记录；第四、农行进行农户贷款内部审批；第五、农行与农户签订《农户贷款借款合同》并发放贷款。还款时，由客户提前将应还款金额足额存入惠农卡，在贷款约定还款日由系统自动扣除贷款账户资金。42户农户贷款逾期以来，农行逐月按农户所留存电话发送短信催收。6、《关于对农户柴学刘办理农村个人生产经营贷款28万元的调查报告》第四条借款用途及资金运作计划载明“由于该客户与农副产品收购企业和我行签订有《“公司+农户”担保三方协议》，我行依据《中国农业银行河南省分行“公司+农户”保证担保管理实施细则》之有关规定，同时也为了确保我行信贷资金安全，我行信贷资金将实行封闭运行，贷款由农副产品收购企业负责提供客户种植所需的仔猪、饲料、兽药，为了确保我行信贷资金安全，贷款发放后，先将贷款划入该客户惠农卡中，再由该客户依据收购企业所提供的生产资料清单，从惠农卡中将信贷资金（以预付款形式）一次性划入农副产品收购企业，用于采购饲料和防疫疫苗，防范农户将信贷资金挪作他用；该客户销售生猪后，由收购企业将销售资金划入该客户的惠农卡中，用于归还我行信贷资金。”7、中国农业银行河南省分行办公室文件农银豫办发[2013]542号《转发总行关于印发和的通知》第二条载明“……向有产业依托、有龙头企业或合作社带动的地区集中，向我行网点辐射范围内的乡镇集中，集中连片发展农户贷款业务……重点支持‘五户’即：……从事粮食种植、畜牧业养殖、工业加工中具有较大规模的‘规模户’……”8、本院对农行卫辉支行办理案涉贷款的经办人员段志伟、牛红利进行询问，该二人陈述称：“案涉贷款是有国家政策支持的，我行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对贷款进行审核和放贷”、“我们不可能和好运公司造假，当时好运公司有贷款意向，我行有政策，双方是正常业务，我行把贷款所需的相关材料告知好运公司，好运公司向我行提供农户推荐名单、《收购协议》、收据等材料，证明他们双方的经营模式，然后我们去好运公司那的农户的经营或生产场地实地调查”、经询问是否向农户作出不需要承担责任的承诺，其二人陈述：“不可能，当然不会说这种话，如果当时农户说不是他的经营生产场地，不是他们贷款，我们马上就把资料退回，不给他们办贷款了。”“《贷款业务申请表》、《面谈记录》、《征信业务授权书》、《贷款用途声明》是在现场签的。”、“借据是放款时本人在柜台签的。”经询问上诉人配偶的签名情况，其二人陈述称：“农村妇女不认字的多，因为借款是农户本人，就让农户代签，让他们配偶按手印，我们调查时都得夫妻双方到场。”本院认为，一、关于本案能否认定上诉人与农行卫辉支行存在借款合同关系，上诉人是否应当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首先，综合上诉人与好运公司之间的关系及各自陈述内容，以及农行卫辉支行提交的一系列关于上诉人贷款的相关审查资料，可以确认上诉人明知并参与了开卡、申请贷款的具体办理过程。案涉贷款符合借款合同的形式要求。此外，上诉人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能力的成年人，其应理解自己行为的相应法律后果，案涉贷款申请表、借款合同、面谈记录、贷款用途声明、开卡手续等均系其本人签名，其与其配偶的身份证件均系其本人提供，实地调查照片系其本人照片，上诉人以个人名义与农行卫辉支行签订借款合同，农行卫辉支行依据借款合同约定向上诉人履行了借款的支付义务，案涉贷款打入了上诉人个人的惠农卡账户。上诉人取得借款后将其交给好运公司使用，是上诉人支配其款项的行为，系双方之间对贷款用途的约定，但不能以此否定上诉人以借款人身份与农行卫辉支行签订借款合同的事实。其次，上诉人抗辩与好运公司的陈述均认为，“双方约定以上诉人名义向农行卫辉支行贷款实为好运公司使用，上诉人不是借款人，借款应由好运公司偿还。”但双方的该约定系两者之间的协议，不能对抗农行卫辉支行。上诉人抗辩“农行卫辉支行明知本案实际借款人为好运公司，上诉人只是名义借款人，款项是好运公司使用，还款是由好运公司统一还款，对农户的考察是在好运公司进行”，好运公司庭审中亦陈述交给农行卫辉支行的财务收据是好运公司造的假。但根据案涉《农户养殖基地面积情况说明》、《新乡好运农牧股份有限公司有机生猪定向收购协议》、《贷款用途声明》、养殖基地的现场照片、《关于对农户柴学刘办理农村个人生产经营贷款28万元的调查报告》，可以确认上诉人、农行卫辉支行、好运公司的相关经营模式和信贷资金的使用方式为“由好运公司负责提供客户所需的仔猪、饲料、兽药，贷款发放后，将贷款划入上诉人惠农卡中，再由上诉人依据好运公司所提供的生产资料清单，从惠农卡中将信贷资金（以预付款形式）一次性划入好运公司，用于采购饲料和防疫疫苗；上诉人销售生猪后，由好运公司将销售资金划入上诉人的惠农卡中，用于归还农行卫辉支行信贷资金。”农户与好运公司约定的合作模式符合农行相关贷款管理规定和政策中“有产业依托、有龙头企业带动”的要求，符合农行为农户提供贷款资金的业务形式，故案涉贷款的发放、使用、还款，具有合理性，上诉人无证据证明农行卫辉支行明知案涉贷款为“借名贷款”或与好运公司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再次，好运公司签订的《贷款担保代偿计划》、《分期还款协议》系其因承担担保责任而向农行卫辉支行作出的代偿行为，该行为并非认定其以借款人身份承担责任的依据。因好运公司认为其系实际用款人，故即使存在所谓“借名贷款”，亦不影响上诉人作为借款人承担还款责任后，向实际用款人追偿的权利。综上，上诉人以其在相应借款手续上的签名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其并非实际借款人、应由好运公司承担还款责任的上诉请求，不符合本案实际，不能成立。二、关于农行卫辉支行向上诉人主张权利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根据上诉人的还款情况及农行卫辉支行提交的向上诉人催收款项的短信通知，可以证明本案农行卫辉支行就案涉贷款向上诉人主张权利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上诉人的该项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柴学刘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158元，由柴学刘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冯卓群审判员  浮代飞审判员  冯艳婷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张永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