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91民初13741号 原告：四川澳铭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高新区九兴大道6号A幢8层801号。 法定代表人：唐茂然，系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岷，四川公生明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键枭，四川公生明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人。 被告：保山市飞龙誉力矿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兰城街道同仁街140号。 法定代表人：李小龙，系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施英东，福建远大联盟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人。 原告四川澳铭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澳铭农业公司）与被告保山市飞龙誉力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龙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3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黄穗独任审理，诉讼中，被告飞龙公司向本院提出管辖异议，本院裁定驳回后，被告提起上诉，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案于2020年5月6日、2020年5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澳铭农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岷、杨键枭、被告飞龙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施英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澳铭农业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借款1110000元；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5000元及保全担保费2000元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4年12月18日，被告因经营需要向原告借款10000000元，原告当日即向被告公司账户转款10000000元。2015年1月23日，被告向原告还款8600000元，2015年2月6日，被告向原告还款290000元。剩余1110000元被告至今未还，故原告诉至法院。 被告飞龙公司辩称，1.澳铭农业公司所提供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飞龙公司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其诉求不应得到支持；2.澳铭农业公司在《股权转让合同》中已承认飞龙公司对外不负有债务，其与飞龙公司不可能存在借款纠纷，澳铭农业公司转款给飞龙公司，系两家公司的控制人唐某对飞龙公司的投资款而非借款。根据交易惯例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双方未签订借款协议，发生时间已经经过六七年，飞龙公司与澳铭农业公司不可能发生讼争借贷；3.本案已过诉讼时效；4.本案系恶意诉讼。 经审理查明，2014年12月13日，案外人德昌县蔬菜藏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蔬菜公司）、原告澳铭农业公司作为借款人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城南支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成都城南支行）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借款2亿元，其中1.2亿元用于蔬菜公司经营周转，8000万元用于澳铭农业公司经营周转。同日，浦发银行成都城南支行与飞龙公司、保山市潞江联胜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潞江矿业公司）签订了若干《采矿权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飞龙公司、潞江矿业公司以其名下五个矿权作为前述贷款担保财产。 2014年12月18日，原告澳铭农业公司向被告飞龙公司转款10000000元。2015年1月23日，被告飞龙公司向原告澳铭农业公司转款8600000元，摘要：往来款。2015年2月6日，被告飞龙公司向原告澳铭农业公司转款290000元。 2016年9月21日，唐某（甲方）、厦门市立达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达信公司）（乙方）、唐茂然（担保方、丙方）、飞龙公司（目标公司）以及潞江矿业公司（目标公司）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对股权转让的相关事宜进行了约定，其中第八条：“截至本合同签署之日，甲方与丙方保证蔬菜公司仅向浦发银行成都城南支行贷款共计壹亿贰仟万元，截至本合同签署之日，澳铭农业公司仅向浦发银行成都城南支行贷款共计捌仟万元。”第二十七条第一步第1项：“在乙方向甲方支付了5000万定金后7个工作日内，由甲方、乙方、丙方和浦发银行成都城南支行签订《银行协议书》，《银行协议书》具体约定还清蔬菜公司与澳铭农业公司贷款本金与利息、解除飞龙公司股权质押和潞江矿业公司股权质押、解除两家目标公司名下全部矿权抵押担保、甲方应将飞龙公司51%股权变更登记到乙方或乙方指定的第三方名下。《银行协议书》签订后由乙方在浦发银行成都城南支行开立四方共同监管银行账户。”第二十七条第三步第2项：“甲方同意用上述25000万元款项替蔬菜公司和澳铭农业公司偿还这两家公司在浦发银行成都城南支行的贷款本金和利息。”第二十七条第三步第3项：“甲、丙双方保证飞龙公司已全部偿还所有直接或间接举债用于飞龙公司经营的债务并完全解除飞龙公司及其名下资产和解除潞江矿业公司及其名下资产所有保证担保责任。否则，甲丙双方愿承担所有由此引起的包括但不限于飞龙公司及乙方一切损失并按本合同约定标准向乙方支付违约金。”第三十二条：“甲方保证飞龙公司和潞江矿业公司除本合同所提及的债务和担保之外，甲方在将飞龙公司股权转让给乙方时，飞龙公司及名下矿权和潞江矿业公司名下采矿权已不存在任何债务、抵押、质押、担保和保证责任，否则，甲方应当按本次股权转让款总价的一倍向乙方支付违约金……” 2016年9月22日，浦发银行成都城南支行（甲方）、唐某（乙方）、立达信公司（丙方）以及唐茂然（丁方）签订《资金监管四方协议书》，其中约定：“鉴于：1.现有乙方实际控制而以丁方为法定代表人的蔬菜公司和澳铭农业公司在甲方银行有额度分别为蔬菜公司1.2亿元贷款（其中：唐某、唐茂然、龚焕艳分别承贷400万元，共计1200万元）、澳铭农业公司8000万元贷款，两家公司共计2亿元的贷款。其中蔬菜公司、澳铭农业公司贷款乙方用于潞江矿业公司从干树金矿投资建设……” 2016年10月8日，唐某向立达信公司出示《转款指示》，主要载明：根据唐某与立达信公司2016年9月2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及《资金监管四方协议书》约定，立达信公司给唐某的股权款25000万元已按唐某指定直接支付到四方监管银行账户，现唐某拥有的51%飞龙公司股权已按《股权转让合同》约定于2016年9月30日过户到立达信公司名下，股权过户手续已经完成。根据《股权转让合同》及《资金监管四方协议书》约定，监管账户中的25000万股权转让款中的205125494.44元按唐某指定用于归还蔬菜藏业1.2亿元、澳铭农业8000万元贷款及利息外，剩余资金44874505.56元请支付到唐某指定的账户。 原告在庭审中陈述，案涉借款的资金来源为浦发银行成都城南支行于2014年12月13日于蔬菜公司、澳铭农业公司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中的借款。 以上事实，有原、被告的当庭陈述以及原告提供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采矿权最高额抵押合同》《询证函》、转款凭证以及被告提供的《股权转让合同》《资金监管四方协议书》《转款指示》、进账单、其他案件的诉讼材料等证据在案佐证，经本院审查认为，上述证据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但是否能够证明本案待证事实，将在下文予以综合阐述。对于证人唐某的证言，由于唐某系原告关联方，其证言的证明力本院不予认可。 本院认为，原告澳铭农业公司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并称案涉10000000元来源于浦发银行成都城南支行贷款给原告的80000000元。从形式上看，原告未能举证证明被告向其出具过涉案争议借款的借条、借款合同或者欠条，不能直接证明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从实质意义上看，原告也未能举证证明原告与被告就诉争10000000元款项达成过借贷的合意。被告飞龙公司抗辩转账系投资款，并提供《资金监管四方协议书》《股权转让合同》《转款指示》等证据证明浦发银行成都城南支行的贷款，唐某用于潞江矿业公司从干树金矿投资建设，且由唐某使用自有资金归还，进一步证明案涉款项为投资款，被告的举证已经达到使原告主张的事实存在与否不能确定、真伪不明时的程度，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结合原被告双方之间的关系，资金金额，根据《股权转让合同》的约定，唐某作为当时飞龙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承诺飞龙公司及名下矿权已不存在任何债务，以及被告飞龙公司于2015年1月23日向原告澳铭农业公司的转款8600000元，摘要为往来款等查明的事实，能够证明双方之间确有其他业务往来，因此本院认为原告诉讼主张与被告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证据不足，借款关系不能成立，双方之间客观存在的钱款往来可能涉及其他合同关系。对于是否涉及恶意诉讼，涉及到原告是否对被告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不在本案的诉请范围，应另案进行诉讼查明相关事实。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四川澳铭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7395元，由原告四川澳铭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黄穗 二〇二〇年六月九日 书记员  白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