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冀0403行初54号 原告孙立萍，女，1973年8月7日出生，汉族，住邯郸市邯山区。 委托代理人李海鹏，河北十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邯郸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邯郸市人民东路508号。 法定代表人殷立君，局长。 委托代理人李传，男，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石胜利，北京德和衡（邯郸）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邯郸市华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邯郸市107国道三堤桥南一公里处。 法定代表人暴鑫，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李勇庆，男。 原告孙立萍不服被告邯郸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冀伤险认决字（2017）04056612号（重）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20年5月20日立案后，于2020年5月21日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等法律文书。因邯郸市华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与本案所诉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6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孙立萍及其委托代理人李海鹏、被告邯郸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委托代理人李传、石胜利、第三人邯郸市华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委托代理人李勇庆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邯郸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20年1月15日作出冀伤险认决字（2017）04056612号（重）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认为刘国鹏受到的事故伤害，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认定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决定不予认定或者视同工伤。 原告孙立萍诉称，原告亲属刘国鹏系第三人公司职工，工作岗位为门卫，刘国鹏在2017年8月19日上夜班，工作时间是下午19点至次日早8点（夜班），每班二人，其中北门岗一人，西门岗一人。当晚刘国鹏在北门岗上班，原告于2017年8月19日20点左右接到刘国鹏电话说感到不舒服让原告送药，原告及女儿到刘国鹏单位时见刘国鹏大汗淋漓，躺在值班门卫室的床上，手按胸腹部疼痛难受，误认为是胃痛（实际上是心口痛）喝了几粒治胃病的药。后原告及女儿不放心在门卫室陪着刘国鹏，当时，工友张玉海也在跟前，还建议刘国鹏到医院治疗。至到当晚11点左右原告及女儿见刘国鹏表情不在痛苦难受时，才离开刘国鹏单位回家。原告及女儿离开后，刘国鹏一人在门卫室，病情加重的情况下刘国鹏离开门卫室向东走去邯郸市人民医院就诊。在去医院的路上病情加重失去知觉，经120急救送到邯郸市人民医院救治并于次日(2017年8月20日)凌晨3时30分抢救无效死亡。第三人（用人单位）在法定期限内依法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被告故意违背客观事实，违法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原告提出行政复议，后又提起行政诉讼，对丛台区法院行政判决书不服提起上诉，邯郸市级人民法院判决撤销《行政判决书》及《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行政复议决定书》，责令邯郸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60日内对刘国鹏的工伤认定申请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被告依据同一事实和理由，再次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现原告不服，理由如下：一、被告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五条“人民法院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被告不得以同一的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具体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具体行政行为”的规定，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生效后，被告以同一的事实理由仍然作出了对刘国鹏不予认定工伤的认定，明显违法。二、被告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适用法律错误。被告认定刘国鹏“工作期间突发疾病”而亡，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第15条之规定，明显错误。1、《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一）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从2017年8月19日20时至23时左右刘国鹏感到身体不适“突发疾病”到2017年8月20日凌晨3点30分经抢救无效死亡不超过48小时，显然应当依法认定视同工伤。2、刘国鹏在去医院就诊的路途（属于工作岗位的延续）中病情加重摔倒在地而导致抢救无效死亡。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三、被告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违背了保护劳动者权利的基本宗旨，确立的劳动者利益优先保护原则。1，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两部法律确立了保护劳动者权利的基本宗旨。然而，被告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显违背了保护劳动者权利的基本宗旨。严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和《工伤保险条例》确立的以认定工伤为原则不认定工伤为例外的基本原则；也违反了《宪法》、《劳动法》和《工伤保险条例》确立的劳动者利益优先保护原则。四、被告认定刘国鹏“突发疾病抢救无效死亡”不属于工伤的证据不足，没有法律依据。被告认为刘国鹏死亡不是工伤，被告有义务说明自己不认为是工伤的举证责任。无论是第三人还是被告都无法举证推翻刘国鹏是在工作期间感到身体不适（突发疾病）的事实，无法举证推翻刘国鹏在8月20日凌晨1时左右病情加重后去医院就诊事实，也无法举证否认刘国鹏身体不适与突发疾病抢救无效死亡之间的必然联系，显然，被告认定刘国鹏不属于工伤证据不足，没有法律依据。五、被告没有依法调取当晚刘国鹏离开门卫室去医院就诊途中病情加重而摔倒的全部监控录像，而仅以片段情形主观推断是不能否认当晚刘国鹏“突发疾病”的事实。六、刘国鹏“突发疾病抢救无效死亡”符合工伤认定的条件，应依法认定为工伤。（一）、有足够证据证实“刘国鹏系上班期间突发疾病”的事实及“在去医院就诊途中病情加重而摔倒，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事实。（二）、刘国鹏工作期间身体不适与突发疾病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明确。刘国鹏在上班期间身体不适（突发疾病）打电话让妻子（原告）送药，这已经说明刘国鹏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上开始发病，感到身体不适（突发疾病）是发病后正常人的生理感知，而且病情严重到刘国鹏不能继续工作被迫去邯郸市人民医院就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八条第一款第（一）、（五）项的规定，“下列事实法庭可以直接认定：（一）众所周知的事实；……（五）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的事实。”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的事实法庭可以直接认定，突发疾病前身体不适符合常理，从身体不适到发病死亡符合疾病发展规律，故刘国鹏工作期间身体不适与突发疾病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明确，无需举证证明。（三）刘国鹏“突发疾病而亡”不存在《工伤保险条例》第16条规定的认定工伤的排除条件，应当认定为工伤。综上所述，请求法院撤销被告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冀伤险认决字（2017）04056612号（重），重新作出工伤认定决定书。 原告孙立萍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一、孙立萍身份证复印件、孙立萍与刘国鹏（已故）结婚证复印件。证明：孙立萍具有原告诉讼主体资格。二、邯山区公安分局刑警六中队证明，证明：刘国鹏系猝死（突发疾病而亡），排除他杀及其他原因造成的死亡。进一步证实刘国鹏在去邯郸市人民医院看病途中突发疾病倒地而亡。三、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证明：刘国鹏在工作时间内突发疾病而死亡，但对该医学证明表述“救前死亡”有异议，其表述不准确，邯郸市人民医院抢救记录表述“患者抢救无效，宣告临床死亡”。而并不是“救前死亡”。四、关于2017年8月19日值班情况说明（张玉海）。证明：刘国鹏在工作时间内突发疾病的事实。五、关于2017年8月20日值班情况说明。证明：刘国鹏在工作时间内突发疾病的事实。六、邯郸市人民医院抢救记录、临时医嘱单、化验粘贴单。证明：1、刘国鹏抢救时间2017年8月20日2时40分；抢救无效，宣告临床死亡时间2017年8月20日3时30分；进一步证明刘国鹏在工作时间内突发疾病48小时内抢救无效死亡的事实；七、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证明：刘国鹏在工作岗位“突发疾病”的事实及刘国鹏死亡符合视同认定工伤的情形，应予以认定工伤。八、《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冀伤险认决字（2017）04056612号】。证明：被告仍以同一的事实理由作出了对刘国鹏不予认定工伤的认定，属于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九、《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冀伤险认决字（2017）04056612号（重）】。该决定书表述是推测，没有依据。以此确定刘国鹏没有“突发疾病”的情形，显然是与事实不符。进一步证明：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依法撤销。 被告邯郸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辩称，刘国鹏系邯郸市华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的门卫。2018年6月19日受理刘国鹏的工伤认定申请后，根据提交的材料调查核实如下：2017年8月19日19时许，刘国鹏到单位门岗值班，20日早上，其同事发现刘国鹏未在门岗值班室内。后经邯郸市公安局邯山区公安分局刑警大队证明：2017年8月20日凌晨2时许，刘国鹏被发现死于邯山区邯山街劳动路交叉口东10米的路上。根据调取的事发当日道路监控录像显示：2017年8月20日1时49分许，刘国鹏在工作时间离开其工作岗位门岗值班室，外出并在出门时从胸前处掏出烟，点着后向东行走，举止神态正常，无异常情况。因此，刘国鹏同志受到的伤害，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认定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现决定不予认定或视同工伤。针对原告的起诉以及(2019)冀04行终304号行政判决书本院认为部分，作如下解释；l、根据调取的事发当日道路监控录像显示，离开单位时刘国鹏举止神态正常，可以排除刘国鹏系因病情加重而去医院的路上猝死。(2019)冀04行终304号判决书认定“无确切证据证实刘国鹏系因病情加重而去医院的路上猝死”属于明显偏袒原告的说辞。2、对于(2019)冀04行终304号判决书认定刘国鹏在工作期间突发疾病的事实不予认可。突发疾病强调的是因病情紧急须立即送往医院治疗或直接导致当场死亡；而根据证据显示，刘国鹏仅是在当天感到身体不适。(2019)冀04行终304号判决书认定“在工作期间突发疾病”与事实不符，且具有主观臆断性。3、(2019)冀04行终304号判决书认为“刘国鹏在工作期间突发疾病，于8月20日凌晨3点30分经抢救无效死亡不超过48小时，虽然无确切证据证实刘国鹏系因病情加重而去医院的路上猝死，也符合视同认定工伤的情形，应予以认定工伤”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行申3687号裁定书以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法规司《关于如何理解（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的复函》，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突发疾病、径直送医院抢救四要件并重，本案刘国鹏是在工作岗位之外死亡，不符合认定工伤情形。4、《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规定，本就是对不属于工伤的情形纳入到工伤的范围中来，将其视同为工伤。在《工伤保险条例》立法时已经充分考虑了职工的权益，因此对视同工伤的情形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任何人不能对其进行扩大解释。不能以“同情劳动者”、“保护劳动者”的借口，无视事实和法律，将工伤保险基金作为“唐僧肉”任意分割。综上，刘国鹏并非在工作岗位突发疾病，不符合工伤认定条件。答辩人在受理了刘国鹏的工伤认定申请后，依法向当事人各方送达了相关的法律文书，故答辩人认定程序合法有效。综上所述，答辩人依法作出的冀伤险认决字(2017)04056612（重）《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是正确的，应当依法予以维持。 被告邯郸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交以下证据及依据：1、刘国鹏身份证复印件；2、孙立萍身份证复印件；3、结婚证复印件；4、邯运（2006）12号通知；5、全员劳动合同书；6、情况说明；7、急救记录单；8、诊断证明书；9、病历；10、居民死亡医学证明；11、殡葬证；12、邯山分局刑警6中队证明；13、华通公司关于工伤职工刘国鹏死亡的情况说明；14、李宣亮证明及身份证复印件；15、张玉海证明及身份证复印件；16、考勤表；17、公示；18、关于刘国鹏工伤申报公示报告；19、工伤认定调查笔录（张红静、张玉海）；20、情况说明；21、事发现场道路监控视频；22、（2019）冀04行终304号行政判决书；23、工伤认定申请表；24、补正告知书；25、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26、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27、送达回执两份；28、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重）；29、送达回证（单位）；30、邮寄查询单。法律依据：《工伤保险条例》。以上证据1-21证明被告作出的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证据22-30证明被告作出决定书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 第三人邯郸市华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述称，同被告的意见一致，请依法判决。 第三人邯郸市华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未提交证据。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邯郸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证据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6、8、9、11-18、22-25、27、29、30没有异议。证据7有异议，不真实，与抢救记录不符，抢救记录说明是3点30分抢救无效宣告临床死亡，医务人员为四人，该证据为1人，证据效力应以抢救记录为准。证据10，对该医学证明表述“救前死亡”有异议，其表述不准确。证据19，张红静证言有异议，该人不具备鉴别录像真假的资格，其证言所述刘国鹏离开门卫室的情形不准确。证据20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该证据没有单位负责人签字，形式不合法，所述关于刘国鹏离开门卫室神态正常不属实，该录像没有经过专家鉴定，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证据26、28，不认可。录像的真实性无异议，可以看出刘国鹏出来以后，长时间手捂着胸口走路，其身体异常。他摔倒前的走势证明是其突发疾病导致的摔倒。 第三人对邯郸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所举证据无异议。 邯郸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原告证据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6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证据可以证明刘国鹏在工作岗位之外突发疾病死亡的事实。证据7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有异议。证据8、9无异议。 第三人对原告证据无异议。 经原告申请，本院依法调取了（2019）冀0403行初93号行政案件庭审笔录及存放于邯山区公安局刑警队事发当晚各路口监控视频。 经质证，原告认为庭审笔录中张玉海及原告女儿证明了刘国鹏在工作时间突发疾病的事实。被告认为对证据形式和来源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身体不适不同于突发疾病，刘国鹏系在工作岗位之外突发疾病死亡，没有证据证明刘国鹏从单位离开是前往医院。第三人对笔录无异议。对于视频，原告认为，该视频多处显示刘国鹏在病态状态下行走，从前后时间来判断，刘国鹏有突发疾病的迹象，同时，根据刘国鹏是猝死造成死亡，在猝死发病前，无特别特征，对此认为刘国鹏是突发疾病在去医院的路上死亡。被告质证意见为，上述证据仅能刘国鹏是在工作岗位之外突发疾病死亡，不能证明其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第三人对视频无异议。 经审理查明，原告孙立萍丈夫刘国鹏系第三人邯郸市华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门卫。2017年8月19日19时许，刘国鹏在单位门岗值班。期间，刘国鹏因身体不适，由原告孙立萍及女儿送药至刘国鹏工作处。孙立萍于当晚23时许离开，刘国鹏继续在单位门岗值班。对此，当晚同值班工作人员张玉海亦出具证明。2017年8月20日凌晨1时50分许，刘国鹏离开门岗向东慢行，凌晨1时56分跌倒。后刘国鹏被发现死于邯山区邯山街劳动路交叉口东10米的路上。邯郸市公安局邯山区分局刑警六中队2017年8月21日出具证明，证实刘国鹏系猝死等。就刘国鹏的死亡，第三人邯郸市华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于2017年9月19日向被告邯郸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工伤认定。邯郸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受理后于2018年6月22日作出冀伤险认决字（2017）04056612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决定对于刘国鹏受到的伤害不予认定或者视同工伤。孙立萍对此决定不服，向邯郸市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申请。邯郸市人民政府经审理于2019年5月21日作出邯政复决（2019）2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了邯郸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冀伤险认决字（2017）04056612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孙立萍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经审理，本院作出（2019）冀0403行初93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孙立萍的诉讼请求。孙立萍不服向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经审理，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冀04行终304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本院（2019）冀0403行初93号行政判决；撤销邯郸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冀伤险认决字（2017）04056612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撤销邯郸市人民政府作出的邯政复决（2019）2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责令邯郸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60日内，对刘国鹏的工伤认定申请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2020年1月15日，邯郸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冀伤险认决字（2017）04056612号（重）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认为刘国鹏在工作时间离开其工作岗位门岗值班室，外出并在出门时从胸前掏出烟，点着后向东走，举止神态正常，无异常情况。对于刘国鹏受到的事故伤害决定不予认定或者视同工伤。孙立萍对此决定不服，遂向本院提起本次诉讼。 另查明，从各个监控视频显示刘国鹏从值班岗位出来后，短短几分钟内不断用右手捂其胸部，直至踉跄跌倒。 本院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之规定，被告邯郸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原告与被告作出的行政行为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原告有权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这里的“突发疾病”包括各类疾病。本案中，刘国鹏系在工作岗位突感身体不适，在此期间通知原告前来送药，原告并从当晚7点一直陪伴刘国鹏至晚11点方才离开，对此事实，相关证人亦可证明。从监控视频可看出，刘国鹏从单位门岗出来后其右手不停抚捂其胸部，这与被告认定刘国鹏举止神态正常，无异常情况不符。身体不适应为疾病发作的表象，刘国鹏表现出身体不适后虽经吃药并不意味着其身体已恢复正常，而是疾病持续发作直至死亡。被告将刘国鹏工作时所表现出的身体不适排除在死亡原因之外，既不符合医学常理也不符合事实，系认定事实错误。被告并以此认定刘国鹏不属于工伤，与《工伤保险条例》的立法精神相悖。综上，被告邯郸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所作冀伤险认决字（2017）04056612号（重）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撤销。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被告邯郸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冀伤险认决字(2017)04056612号（重）《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 二、责令被告邯郸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60日内对刘国鹏的工伤认定申请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被告邯郸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袁晓军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八日 书记员  王佳琪 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主要证据不足的； 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 违反法定程序的； 超越职权的； 滥用职权的； 明显不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