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安县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321刑初120号公诉机关台安县人民检察院。被告人王荣洋，男，1978年10月31日出生于辽宁省台安县，汉族，小学文化，农民，户籍所在地台安县，捕前住鞍山市铁西区。因涉嫌犯敲诈勒索罪于2020年4月9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29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台安县看守所。辩护人刘学明，系辽宁平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台安县人民检察院以台检刑检二部刑诉（2020）99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王荣洋犯敲诈勒索罪，于2020年6月1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审查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台安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史力、检察官助理李鸣夏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王荣洋及辩护人刘学明到庭参加了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台安县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2012年11月至2018年5月，牛某2、徐某2（二人均已判决）为勒索周边棚菜收购人员钱财，合谋共同出资成立“台安县黄沙坨镇国斌蔬菜收购站”，网罗徐某3、牛某3（二人均已判决）等人，在台安县周边区域形成“恶势力”犯罪集团，采用恶意抬高蔬菜收购价格，堵截、跟踪收菜车辆，打骂、威胁棚菜收购人员及阻止菜农向棚菜收购人员出售蔬菜等手段，先后多次向棚菜收购人员马某、佟碧等人强行索要“代收费”人民币71.82万元。2017年8月，徐某2将其“台安县黄沙坨镇国斌蔬菜收购站”的经营权以人民币5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被告人王荣洋。2017年底至2018年3月，被告人王荣洋伙同牛某2、牛某3在未对台安县周边棚菜收购人员担供任何服务的情况下，采用威胁、恐吓、滋扰等方式向马某、佟碧、谢某1、樊某1、陈某、姜某、遇林、曹某、董某2、郭某1、朱某1、徐某1、董某3、杨某、牛某1、田某1、朱某2、刘某等18名棚菜收购人员强行索要“代收费”共计人民币7万余元，王荣洋从中分得人民币1.6万元。2020年4月9日，被告人王荣洋到公安机关投案。公诉机关为上述指控向法庭举证，即有牛某2、徐某2经营的收菜点、地磅、办公室以及现场概貌照片，刑事判决书，刑事裁定书，在逃人员登记表，证人董某4、黄某、孙某1、董某1、王某1、魏某、郭某2、门长满、郭某3的证言，被害人马某、佟碧、谢某1、樊某1、陈某、姜某、遇林、曹某、董某2、郭某1、朱某1、徐某1、董某3、杨某、牛某1、田某1、朱某2、刘某的陈述，同案人牛某2、徐某2、牛某3的供述和辩解，被告人王荣洋的供述，户籍证明，无犯罪记录证明，案件来源及到案经过等证据材料。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王荣洋为谋取非法利益，以牛某2、徐某2等“恶势力”犯罪集团成立的蔬菜收购站为依托，伙同他人采用滋扰、纠缠、威胁等手段多次强行索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以敲诈勒索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王荣洋否认指控敲诈勒索的事实。辩护人认为，王荣洋系自首，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经审理查明，2012年11月，为攫取经济利益，同案人牛国伦与时任台安县党支部书记、村主任的同案人徐某2借用营业执照，合谋共同出资，在台安县建立了“台安县黄沙坨镇国斌蔬菜收购站”（以下简称菜站），开始对周边棚菜收购人员实施勒索钱财的违法犯罪活动。至2018年5月的6年间，牛某2、徐某2以血缘、家族关系为纽带，网罗、组织、指挥有前科人员徐某3、徐某4，社会闲散人员牛某3、王某2及牛某4等人，在台安县周边区域逐步形成了以牛某2、徐某2为首要分子，徐某3、牛某3为骨干成员，徐某4、牛某4、王某2为积极参加者，人员固定、分工明确、配合协作，有组织的“恶势力”犯罪集团，该犯罪集团通过长期的恶意抬高蔬菜收购价格，跟踪、堵截收菜车辆，故意伤害、打骂、威胁棚菜收购人员及阻止菜农向棚菜收购人员出售蔬菜等暴力、威胁手段，为非作恶、欺压百姓，对黄沙坨镇下薄村及周边区域棚菜收购行业实施非法控制，给从业人员及周边群众造成较大的心理威慑，致使人民群众安全感下降，扰乱当地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2012年11月至2018年5月，该犯罪集团以收取“信息费”、“代收费”、“保护费”、“保价费”为名，以每斤1分、2分、5分等不同标准多次向被害人马某、佟碧、谢某1、樊某1、陈某、姜某、遇林、曹某等18名棚菜收购人员强行索要人民币718200元。期间，牛某4辅助牛某2恶意抬高菜价。2017年8月，徐某2将其菜站的经营权以人民币5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被告人王荣洋。2017年底至2018年3月，被告人王荣洋伙同牛某2、牛某3在未对台安县周边棚菜收购人员提供任何服务的情况下，采用威胁、恐吓、滋扰等方式向被害人马某索要人民币3200元，被害人佟碧索要人民币3200元，被害人朱某1索要人民币6000元，被害人牛某1索要人民币1714元，被害人谢某1索要人民币6000元，被害人董某2索要人民币5714元，被害人陈某索要人民币6000元，被害人姜某索要人民币1600元，被害人遇林索要人民币4000元，被害人曹某索要人民币4000元，被害人郭某1索要人民币4285元，被害人徐某1索要人民币6000元，被害人董某3索要人民币4000元，被害人杨某索要人民币5714元，被害人田某1索要人民币2285元，被害人朱某2索要人民币5142元，被害人刘某索要人民币1142元，被害人樊某1索要人民币3714元。2020年4月9日，被告人王荣洋到公安机关投案。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1、被害人马某陈述证明：2011年11月，牛某2把我们收菜的车主朱某1等人找到大张街里一家饭店吃饭，告诉我们他成立收菜站了，要求我们收菜后必须到他的菜站过磅，以每斤2分钱的价格收费。如果谁不去他就抬高菜价，还扬言不交钱就砸车。从2012年12月到2013年12月，牛某2不让我们自己开车到大棚收菜，车必须停到他的菜站，雇三轮车到大棚收菜，收完拉回菜站统一过磅交钱，每月交1500元至2500元。从2014年开始不用过磅，每月直接去菜站交800元至1200元不等。牛某2不出具收据，自己有帐本。这几年，我大约交了40000元“保护费”。收钱人员有牛某2、王某2。菜站是牛某2和徐某2合伙经营的，我没看到过徐某2。牛某2没有提供任何服务。牛某2的儿子“二双”、侄子“大双”、徐某4、徐某3，还有几个小痞子帮他收钱。谁要是不交钱他就让手下的人砸谁收菜的车，我的车在菜站被徐某4砸过。2013年，刘某和他姨夫因过磅交钱的事被徐某3打了。朱某1的收菜车因收菜的事被牛某2雇的徐某3、“大双”、还有一个我不认识的人开着老普桑追过。我们收菜的车主不给牛某2交钱，大棚的菜农都不敢卖我们菜，害怕牛某2这伙人破坏他们的大棚。我收的菜销往沈阳盛发批发市场，卖给谁记不清了。2、被害人佟碧陈述证明：我干收菜这一行已经九年，开始在下薄村收菜时，牛某2没要钱。2012年，牛某2成立菜站前，把我们这些收菜的车主找到大张饭店，吃饭时他提出要成立菜站，要求我们这些车主到他的菜站检斤，然后按重量每斤提1分钱的“税钱”。当时包括我在内很多车主没去，不想给他钱，他就挨个给我们打电话催要，也给我打电话了，我看大部分人都去交钱了，不想找麻烦，所以才给他这份钱。2012年菜站成立至2018年中旬，我向菜站交50000元“代收费”。开始两年去菜站过磅，按每斤2分钱或5分钱收，后几年不去菜站过磅，按每月800-1000元交钱，这些年，我交了大约50000元钱。牛某2根据我们每人收多少棚子，每月拉多少斤菜，向我们要钱，后几年每年大概交8000元。每个菜季从每年的12月到第二年的6月，正常情况每年向菜站交7个月“代收费”，我们在沈阳批发市场租的车位都是到6月末。钱交给牛某2、牛某5、牛某3。牛某2没有给我出具凭证。如果不交钱牛某2就会抬高菜价，增加收菜成本，但牛某2没有提供什么服务。听说菜站是牛某2和徐某2合伙经营的。3、被害人樊某1陈述证明：2012年至2018年，牛某2大约收我“保护费”39000元。牛某2没提供什么服务，如果不交钱就不让收菜。他收了20多人的“保护费”。菜站是牛某2与徐某2合伙经营的，“代收费”的标准由牛某2定。4、被害人陈某陈述证明：我是2009年开始收菜的，那时就向牛某2交钱，每月收300元至500元。2012年他在村上开个菜站后就收得多了。2012年至2013年，牛某2按每斤2分钱收“保护费”，2013年至2017年，每月固定收1500元，2018年1月，每斤2分钱，2月到5月每月收1500元。收钱人员有牛某2、王某2。这些年，大约收我“保护费”50000元。我们交“代收费”的标准都是牛某2定的。菜站是牛某2和徐某2合伙经营的。牛某2雇了牛某3、徐某4、徐某3、黄某及姓孙的小伙。牛某3开票收钱，谁不过磅交钱，就打电话催要，有时帮助牛某2给收菜车过磅，有时开车溜道看哪台车没过磅，徐某4、徐某3及姓孙的小伙和牛某3干一样的活，黄某打扫卫生。牛某2没有向我们提供服务，如果不交钱就不让收菜，或者让他儿子牛某4抬高菜价。我们交“代收费”的标准都是牛某2定的。我收的菜销往沈阳盛发批发市场，卖给谁记不清了。5、被害人姜某陈述证明：我报案是因牛某2恶意抬高菜价，在我们收菜车上收取费用。我从2014年开始交钱，2018年年前每收一车菜就去牛某2菜站称重，每车5000斤，交100元。2018年年后，按月收费，我交了2个月，一个月900元，一个月700元。这些年，我大约每年被敲诈5000元，共交了约20000元，收钱人员有牛某2、徐某3、“大双”等。我们不敢不交钱，如果不交钱，牛某2就让他儿子牛某4抬高菜价，我们就没有利润了，还有牛某2雇佣的牛某3、徐某3等几个人，我们都挺害怕的，谁也不敢不交钱。6、被害人遇林陈述证明：我从事收菜行业10多年，一直自己收菜。我们收菜的车主每年给牛某2交钱，他就不抬高菜价，我们正常收菜，不交钱，他就抬高菜价，从而影响我们收菜，我们不收菜了，他也不收菜，从而影响菜农。我从2012年年底菜站成立到2018年向菜站交了5年钱，徐某3承包那年，我没交钱，共计交了40000元。每年按月交钱，每月交钱不等，年前交800元，年后交1000元。钱交给牛某2、王某2、王荣洋，都是现金交付。我知道有大约20人向牛某2交钱。菜站是由牛某2与徐某2合伙经营的。我收的菜销往沈阳盛发批发市场，没有固定买家。7、被害人谢某1陈述证明：2015年年底至2018年我自己在蔬菜大棚收菜到市场卖菜。2018年，每月收1500元-1800元不等的“保护费”。这些年，我大约交了20000元的“保价费”，钱给过牛某2、牛某3，2018年时还有个男的收钱。有时是出车就给钱，有时是按月交钱，牛某2按我在大堑村有多少个棚子向我要钱，不固定。刚开始我不想交这份钱，牛某2天天打电话，告诉我去他的菜站唠唠，我没去，也没搭理他。牛某2的儿子牛某4就在我收菜的村抬高收菜价格，目的是让我收不到菜，连续两个月，我提高收菜价格2、3毛某收到菜，成本提高了很多。这时牛某2还是给我打电话让去他菜站谈谈，我被迫去了，见面后他让我交“保价费”，不交钱就让他儿子抬高菜价，我被迫同意交钱。2017年年底至2018年年初，我没给牛某2“保价费”，“大双”多次到我收菜的棚户，要求棚户将菜拉到牛某2的菜站，称牛某2的收菜价格比我的高，不让我收菜，逼我去给牛某2交“保价费”。我收的菜销往沈阳盛发批发市场，没有固定客户。8、被害人曹某陈述证明：我们收菜的车主每年给牛某2交钱，交钱他就不抬高菜价，我们正常收菜，否则他就抬高菜价，从而影响我们收菜，我们不收菜了，他也不收菜，从而影响菜农。2012年菜站成立我就交钱。交了6年左右，每年按月交钱，每月到菜点交1000多元。这些年交大约40000元。钱给过牛某2、牛某3、王某2、徐某3。2018年时，我看到过王荣洋的车，没见过他人。我知道大约20人向牛某2交钱。菜站是牛某2与徐某2合伙经营的。我收的菜销往沈阳盛发批发市场，没有固定买家。9、被害人董某2陈述证明：2011年至2018年，我在蔬菜大棚收菜去市场卖。2012年菜季（11月至次年6月中旬），牛某2等人采用过磅收费的方式，每斤菜1分钱，我交了12000元。2013年菜季也是过磅收费，每斤5分钱，我交了10000元左右。2014年菜季、2015年菜季、2016年菜季按重量估价收费，没有固定收费标准，我分别交了10000多元。2017年菜季是徐某3承包，我交了4500元。2018年菜季是牛某2承包，我交了10000多元。牛某2没有给我提供任何服务。每拉一车菜都到菜站用现金结算，钱交给王某2、牛某2、牛某3、王荣洋。谁不交钱，牛某2就让他儿子牛某4抬高菜价，不让正常收菜。开始徐某4在菜站干一阵。徐某3干了几年，后他承包这活一年。牛某3一直帮牛某2收钱。牛某2刚开始收钱时，有些人不交钱，他雇佣的人就开车追到大棚去阻止菜农将菜卖给收菜车主。我知道的有谢某1、马某。我知道牛某2收了22人的“保护费”。2012年至2015年我和我前妻董玲一起收菜，我去菜站交钱。我收菜运到沈阳盛发市场批发给不固定的客户。10、被害人郭某1陈述证明：我2009年开始和我妻子一起收菜、卖菜。2012年年底牛某2和徐某2成立菜站，让我们这些车主都去菜站过磅检斤交费。2012至2013菜季，我向菜站交了大概13000元。2013年至2014年菜季，我大概交了10000元。前两年都是按斤收费，每斤2分钱或4分钱，之后不去菜站过磅了，估重按月交钱，我每年大概交7500元，如谁报少了，牛某4在盛发市场看我们实际装了多少货后向牛某2报数，牛某2会打电话问我们到底拉了多少货。徐某3和徐永爽承包那年，我交了4000多元。从2012年至2018年共交了50000多元。钱给过牛某2、牛某3、徐某3、王某2、王荣洋、牛某5。牛某2雇佣一些人开车溜道，如果我们直接到大棚收菜，这些人就吓唬菜农，菜农害怕这些人，担心大棚被放火。2012年至2013年间，我经常少给牛某2过磅的钱，牛某2就让徐某3、“大双”给我打电话，让我去菜站过磅。有一次在菜站，因牛某2收钱太多，我跟他吵吵起来，过几天晚上，我家玻璃被人砸了。我问牛某2是不是他干的，他不承认。牛某2雇佣的这些人经常溜道，看见有人直接到大棚收菜就骂骂咧咧不让收，让把菜送到菜站。牛某2一共收了20人“保护费”。我收的菜都在沈阳盛发批发市场销售，没有固定客户。11、被害人朱某1陈述证明：2012年年底时，牛某2他们的菜站成立后，牛某2让我们这些车主都去菜站交“税钱”，他不让我们开车到大棚收菜，收菜车必须停在菜站，我们雇三轮车到大棚收菜，称重后到菜站再过磅一次，他还雇佣几个人开车在村里溜道看着收菜车，不让直接到大棚收菜。开始按每斤2分钱收费，11月、12月每月交1000多元，1至4月每月交2000元，这段时间下来的菜多，所以交的钱也多，5、6月菜量又小了，所以每月交1000多元。2014年1月，牛某2不用我们过磅，每月直接交1500元的费用，从11月到次年6月，每年交8个月。2016年11月到2017年6月，归徐某3收钱。2017年11月，牛某2又开始收费，一直到2018年6月。后来不称重的几年里，钱数也没什么变化。总体算下来，每年得交他们12000元左右。我共向牛某2等人交70000元左右。我在我亲哥哥朱某3、侄子朱明家收的菜都要向牛某2交钱，甚至在辽中收的菜，也要向他交钱。如果收菜车主不交钱，牛某2就联系大棚菜农，抬高菜价，菜农都害怕他们，他不让菜农把菜卖给我们，菜农也不敢卖，害怕大棚着火。我有几次直接去大棚收菜，牛某2雇佣的人就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不能“偷税漏税”，不要破坏规矩，徐某3也打电话告诉我，别自己收菜了，影响大伙不好。牛某2雇佣的人有徐某3、“大双”、徐某4及一个小伙。我知道有20多人给牛某2交钱。有一年徐某3干的时候，钱都给了徐某3。12、被害人徐某1陈述证明：从我开始收菜，牛某2就向我要钱，从11月到第二年6月。2016年菜季交给牛某27000元“代收费”，没称重。2017年菜季交徐某36500元。2018年1月到4月，每月收1500元，5月交1000元。这些年共交了20000多元，每次都是现金交付。如果不给钱，牛某2就在我收的几个大棚抬高菜价，菜农都害怕他。牛某2不让菜农把菜卖给我，谁都不敢卖，都害怕自己的大棚着火。我听说大堑有一个收菜的因没给牛某2钱，在朱家房被牛某2雇佣的几个人打了。牛某2雇佣的人有徐某3、“大双”及几个不认识的小伙。我知道有15人向牛某2交钱。大家都不想给牛某2交钱，但没办法，不交钱收不了菜。菜站是由牛某2与徐某2合伙经营的。我和妻子肖群英一起收菜和交钱，菜运到沈阳盛发蔬菜批发市场批发给不特定买家。13、被害人董某3陈述证明：下薄村的村民都叫我董某6。我在下薄村从事收菜行业7、8年了。2012年年底，牛某2把我们收菜的车主找到大张街里的饭店吃饭，跟我们说他在大堑成立菜站，让我们收完菜都去他的菜站过磅交钱。开始牛某2不让我们大车到大棚收菜，雇佣小车去大棚收菜，然后把菜拉回菜站过磅交钱。后来让我们直接到大棚收菜，但也得去菜站过磅交钱。大约2014年，我们就按月交钱，我给牛某2每月1000元。这些年我共交了40000元左右，都是把钱送到牛某2菜站。如果谁不交钱，牛某2就让他儿子牛某4抬高菜价。牛某2雇佣了徐某3、牛某3、徐某4。我听说，徐某3把董某1砍了。牛某2除了报个菜价，别的没有什么服务。菜站是牛某2和徐某2经营的。我自己拉菜，将菜拉到沈阳盛发市场摆摊出售，没有固定客户。14、被害人杨某陈述证明：我与丈夫牛某6都是收菜车主，我家从事收菜行业20多年了。在我拉菜期间，牛某2强行收过我的钱，他刚成立菜站时，打电话告诉我们所有收菜的车到菜站收菜过磅交钱，收费标准为每斤2分至5分不等。过了一年，就让我们按月交钱，记得有一年被敲诈约14000元，还有一年被敲诈约10000元。收钱人员有牛某2、徐某3。这些年，我共交了60000多元。如果谁不交钱，牛某2就让他儿子“二双”抬高菜价。有一次，朱某2没交钱，牛某2给我打电话说：“让你小姑子（朱某2媳妇）赶紧交钱，不交钱就让你小姑子没有菜收”。因车主都怕没菜收，所以就给牛某2交钱。有时我们交钱了，第二天，牛某2还抬价让“二双”收菜，让我们车主赔钱。我收的菜销往沈阳盛发批发市场，卖给谁记不清了。15、被害人牛某1陈述证明：我在下薄村的大棚收了20年菜。2012年年底，牛某2把我们下薄村的收菜车主找到大张街里的饭店吃饭，说他在大堑成立菜站，让我们收完菜都要去他的菜站过磅检斤。开始牛某2不让我们的车直接到大棚收菜，必须雇佣小车去大棚收菜，然后把菜拉回菜站。2012年11月至2013年5、6月，我交了6000元左右，按每斤0.02元收钱。第二年往后，我陆续给的少了，每年大约3000元左右。黄瓜下来少时是淡季，即11月、12月和次年的4、5、6月，1、2、3月都是旺季，开始收钱按菜重，后来按月收钱，没有固定数。这些年我共给他们20000元左右“代收费”或“税钱”，基本上都是现金，有时钱给“大双”，有一年王某2干时，他收钱，有时给牛某2。牛某2以提高菜价的方式威胁我们，要是按牛某2等人提高的价格收菜，我们都得赔钱，所以只能每个菜季给他交钱。牛某2雇佣的人员有徐某3、牛某3、徐某4、王某2。16、被害人田某1陈述证明：我和我媳妇吴某从2009年开始收菜。刚开始收菜时，牛某2就让我交钱，那时交的少，每年给他2000元至3000元。我们收菜车主统一把钱交给曹红岩，他再给牛某2。到2011年，我共交了8000元左右。2012年冬天，牛某2将20多个收菜的车主找到大张街里的饭店吃饭，告诉车主他成立菜站，让大伙去他的菜站收菜，每斤菜他提2分“税钱”。因车主们都交过钱，大伙被迫同意。我也去他的菜站称重，每次都给他200元到300元不等，每月交给他2000元至3000元。2018年牛某2等人承包，我交了4000元，每次都是现金交付王某2和牛某3。这些年我共给牛某2、徐某353000元左右。徐某3、“大双”、徐某4都在菜站工作，专门负责开车跟着没按时交钱的收菜车主，发现哪个车主没交钱，直接找车主，或去大棚区堵车主的车，逼着车主要钱。2012年，菜站刚开业后，我去辽中于某收菜时，徐某3、“大双”就跟着我的车到于某找我，说我在下薄村收菜时没去菜站称重交钱，让我把“税钱”补上，因自家有大棚，再加上牛某2菜站开业时，下薄村有好几家大棚被点着了，徐某3、“大双”在村里挺横的，我担心大棚被点着，被迫去交钱。有车主不交钱牛某2就让他的儿子“二双”抬高菜价，车主没有生意做，被迫交钱。牛某2、“二双”、“大双”、还有个50多岁的男的，都收过我的“保护费”。我听说徐某3在菜站将刘某的姨夫用刀砍伤。“二双”在菜站收过“税钱”、检斤，配合他父亲抬高菜价，逼迫车主交钱。有时“二双”还到沈阳市场看车主都拉多少菜，跟他父亲对账，发现少报重量的车主，汇报给牛某2，牛某2打电话给车主要“漏税”的钱。后来的几年里，如我没按月交钱，牛某2给我打电话催要。菜站是牛某2和徐某2经营的。我和我媳妇将菜运到沈阳盛发批发市场批发，没有特定客户。17、被害人朱某2陈述证明：2012年11月，牛某2将我们收菜车主找到大张饭店吃饭，告诉我们他成立菜站，让我们收菜去他的菜站，不让我们直接到大棚收菜。开始大伙以为他会将蔬菜从棚户手里收上来，我们直接去菜站拉就行。后来才发现是我们正常到棚户手里收菜，交易完到菜站再次称重，他按每斤2分钱收“代收费”。实际上他什么服务也不提供，就是变相敲诈钱财。开始没有车主愿意称重交“代收费”，牛某2就挨个车主打电话，让我们赶紧去菜站称重交钱，不交钱就别在下薄村收菜了。怕找麻烦，我交了几回，每次200元左右。2014年左右，牛某2每台车按月收钱，每月1500元到2000元，这2年我交了12000元左右。2016年、2017年、2018年上半年，牛某2按3分钱的标准，这3年给他25000元。2013年3月，我联系好棚户，先每家少装菜，剩下的菜等从菜站称重后再继续装车，我去菜站称重后，按照当时的斤数给了“代收费”，牛某2说我给得少，实际上收了很多菜，但大部分都没装车，我知道被人跟踪了，后来知道跟踪我的人是“大双”。牛某2说剩下的菜不过来称重，他就让人高价收走。牛某4跟他父亲牛某2抬高物价，逼我们车主到他家菜站称重交钱。18、被害人刘某陈述证明：我10年前开始收购大棚蔬菜，就是跟棚户谈完价钱，直接交易。2012年冬天，牛某2将我们收菜的20多名同行找到大张街里的饭店，他说要在下薄村建个收菜站，要求大伙再收菜时去菜站过称，他收点“代收费”。后我们在棚户收菜称重后都得去菜站过磅交钱，实际上菜站啥作用没起，整个收菜过程跟菜站一点关系都没有，他收的就是“保护费”。当时徐某3在菜站上班，他开着车天天在村里转悠，发现有车主收菜后不去菜站称重，就开车去大棚区不让车主装菜，逼着车主去菜站交钱。这种情况我遇见过，因徐某3是“进去过”的人，我怕过后遭报复，不想惹麻烦，装完车就去菜站称重交“代收费”。后又按每斤菜2分钱收取“代收费”，不交就采取上述手段让车主交，后徐某4也到菜站上班，听说他和徐某3一样都挺横，大家图消停，就更不能差牛某2的“代收费”了。再后来，牛某2就按月收钱。我在下薄村和3、4个棚户交易，牛某2按每年3000元左右收取“代收费”，2018年菜季牛某2承包，我给他2000元。都是给的现金，交给牛某2和徐某3。从2012年菜站成立开始，我被牛某2等人敲诈勒索“代收费”共计10000元左右。2013年春节后，我在五间房收完菜走到菜站时，徐某3要求我上磅称重，我说菜不是从下薄村拉的，他说必须称重，我没称，他回到车里拿把片刀，直接奔我砍去，我吓得躲到车里，正好董某1来给我送菜，问他为啥砍人，他转手用片刀砍董某1后背一刀，董某1被砍倒，后牛某2出面说啥条件都答应，不报案就行。后牛某2跟董某4去董某1家给了20000元。事后，大家对牛某2、徐某3他们更害怕了。我再也没因收菜和牛某2他们争论过，因担心被打。开始没人听牛某3的，后哪个车主不交钱，他和徐某3就开车跟在收菜车后面，并到大棚区堵截正在收菜的车主，后来大家就怕他了，他主要是在前期经常开车跟着车主、威胁车主，不让没交钱的车主去大棚收菜。因怕牛某2他们报复，破财免灾，这些年被他们吓怕了，所以大多数人不敢报案。19、证人孙某1证言证明：2013年，我外甥牛某3找我去菜站做饭，我比黄某晚去一阵，干到2013年大棚的黄瓜结束。牛某2雇佣的人有徐某3、牛某3、徐某4、王某2、黄某。徐某3、牛某3、徐某4经常去大棚看收菜情况，督促车主回来过磅检斤，王某2开具记帐小票、收钱，黄某收拾卫生。20、证人黄某证言证明：2013年1月2日开始，牛某3找我到牛某2的菜站工作2年，负责打扫卫生，每个月给我1500元，每年大概干5、6个月。菜站还雇佣了徐某3、“大双”、徐某4、王某2、孙某1。孙某1和我主要做饭，徐某4没干多长时间，他在菜站看着车过磅，大多数是王某2过磅收钱，他要是不在，就“大双”、徐某3帮着代收，收完的过磅小票和钱每天晚上结算时给牛某2，牛某2不去菜站由“大双”带回去。21、证人董某1证言证明：我是刘某的舅舅。牛某2要求拉菜的车主到他的菜站收菜，并要求我们棚户用小车将菜运到菜站装车。刘某是收菜的车主之一。2013年4月的一天，我把菜运到菜站，正往车上装菜，听到刘某跟徐某3在那吵吵，徐某3手里拿把一米左右的砍刀，刘某吓得跑到车里，我问徐某3咋回事，他也没说啥，拿着砍刀突然砍到我的右后背，当时我就直不起腰，蹲在一边说不出话。后牛某2和“大双”送我去医院。2013年5月1日，我去恩良医院做检查发现有根肋骨被徐某3砍折了。后牛某2给我20000元医药费。因害怕我家大棚被烧，就一直没报警。下薄村的大部分村民都知道我被徐某3砍伤。从牛某2的菜站成立后，到下薄村拉菜的车主都要给牛某2交钱，否则不能在下薄村收菜。这个收菜站对我们菜农没起到什么好作用，我们还得搭上车脚钱。有时牛某2控制菜价，把菜价压低，有时抬高菜价，逼迫其他车主交钱，老百姓没受益。22、证人王某1证言证明：我是下薄村的村民，牛某2菜站刚成立，他让我帮着收钱。王某2负责开票、收钱，开的是两联单，把其中一个票和钱给我，晚上我给牛某2送去对账。后因牛某2给我1500元太少，我也觉得收费不怎么合理，干1个月就不干了。我在菜站那个月，因黄瓜没下来，收入比较少，能收10000多元。我在菜站时，徐某3、牛某3、徐某4、王某2也在那，孙某1做饭，黄某打扫卫生，牛某2不经常在那。23、证人魏某证言证明：2013年前后，徐某3介绍我在牛某2菜站工作过一段时间。徐某3在收菜站开个饭店，让我帮忙送餐，平时没事帮着看看哪台车进收菜站过磅，告诉徐某3，他给我工资3000元。牛某2不怎么来菜站。24、证人门长满证言证明：牛某2从2012年开始租用我家的土地经营菜站，每年租金5000元。我与牛某2有书面协议，现在找不到了。第一年牛某2开车带我到徐某2的木材厂，给徐某2打电话后，给我拿5000元钱，以后每年我都去菜站取钱。菜站是牛某2和徐某2合伙经营的，是牛某2找我谈的。2014、2015年分地时，徐某2整事儿，把我的地分到别的地方，想不给我地租钱，我和他吵了一架，他又把地还给了我。25、证人郭某3证言证明：我在下薄村种了两栋大棚。三年前，因周边的大棚有被人损坏或者着火等情况，我们6组组长徐士发组织棚户安装监控设备，硬盘安装在我家。安装一年左右，摄像头陆续被人偷走。26、证人郭某2证言证明：我是牛某4的妻子，牛某2是我公公。地利超市是沈阳的一家超市，牛某4在2018年4、5月往这家超市送黄瓜。27、证人董某4证言证明：2013年的一天，我收完菜回来，听说董某1被徐某3砍伤了。过了几天，我到收菜站闲坐，我提到我和董某1有亲戚关系，牛某2一听就让我帮忙说说情，给拿俩钱拉倒得了。经过我的调解，最后牛某2给董某120000元，董某1同意和解了。28、同案人牛某2供述证明：2012年，我和徐某2去周边市场考察，在我们村棚区附近建立个蔬菜收购点，我俩共投了450000元左右，每人投一半，收益一人一半。我和徐某2合伙干菜站的目的就是想借着他在下薄村的声望，他和这些车主说话比一般老百姓好使。菜站的土地是门长满家的，给门长满7000多元，徐某2允许我用那块地建菜站，地磅、房子是徐某2找人建的。菜站成立时，我和徐某2商量人员安排和经营模式，菜站的各项制度都是他制定的，收费标准是我俩想出来的，菜站有什么事，如哪些车主不想交钱，我就给他打电话，他说让大车进来收。徐某2督促徐某3、牛某3、徐某4溜道。菜站的人员职务分工板是徐某2做的，我是总经理，王某2是副总经理。徐某3他们应该听王某2安排。因我高价收购棚户家的蔬菜，拉菜的车主利润就没平时多了，他们集体找到我不让我从外界找买主，他们给我一些“代收费”或“信息费”等无实质性服务的费用。2012至2013年菜季，我让车主到菜站过磅，按每斤1分钱收费，参与人有我、徐某2、牛某5、徐某3。徐某3每月工资3000至4000元，牛某5每月1000元，黄某打扫卫生从2013年1月至5月，每月1500元。2013年至2014年菜季，我让车主到菜站过磅，按每斤5分钱收费，菜站参与人员有我、徐某2、徐某3、徐某4、牛某3、王某2。徐某3每月4000元，徐某4参与1个月，每月3000元，牛某3每月3000元，王某2每月3000元，打扫卫生的黄某、做饭的孙某1每月分别1500元和2000元。2014年至2015年菜季，菜站参与人员有我、徐某2、徐某3、牛某3。徐某3每月4000元，牛某3每月3000元。2015年至2016年菜季，菜站参与人员有我、牛某3，牛某3在菜站打更，没给工资。2016年，菜站承包给徐永爽和徐某3。2017年至2018年菜季，菜站参与人员有我、王荣洋、牛某3。2017年年底，徐某2给我打电话说咱把菜点包出去，他说今年他包给王荣洋了。2018年1月末，王荣洋和下薄村9组的张立到菜点来了，王荣洋正式在菜点干活，他和牛某3一起在菜点办公室收钱。车主将钱交到菜点，王荣洋、牛某3写一份复写的小票，牛某3拢一份，王荣洋拢一份。每天晚上，他俩谁有时间就把钱和小票送到我家。月末我和王荣洋对账分钱，他每月大概分3000元，牛某3每月3000元，王荣洋参与4个月，牛某3参与4个月。最后一年我和王荣洋共收30000多元。我建菜站，向朱某1、郭某1、董某2、马某、陈某等人索要“代收费”共计400000元左右。收菜车主月初或月末交钱，没交的，我打电话让他们来交钱。今年过年前，我跟杨某的小姑子（朱某2家）说过，如果她小姑子不交“信息费”，我就让别的车收菜，别的车收菜行高，他们就没有生意做了。徐某3有一次在菜站用刀把董某1砍伤了，我打电话给徐某2，他让我从菜站拿出20000元给董某1。今年收菜快结束时，我联系东北地利超市和内蒙古的一家超市，直接到棚户手中收菜，我不再收取收菜车主的“信息费”，这些车主和我产生矛盾，才举报我。牛某3一直在我的菜站，他大部分工作是收“信息费”。徐某4、徐某3、王某2是徐某2找的，徐某3、王某2都给徐某2送过小票。徐某4、徐某3、牛某3都负责检斤。牛某4是我儿子，他也是收菜人员，没参与我菜站的事。29、同案人徐某2供述证明：我2010年任下薄村副书记主持工作，2012年任书记，2013年至2018年任村主任、书记。我是台安县第十八届人大代表，中共党员。2012年冬天，牛某2找到我，想成立个蔬菜市场，方便棚户卖菜。我刚刚进入村委班子，一心想为村上做点事，就和牛某2去古城子市场考察了两次。回来后给牛某2拿了120000元左右，让他组建市场，菜站是2012年冬天筹建，2013年建完，2014年又建个房子。菜站给我留个办公室。菜站的承包土地、手续、采购都是牛某2自己办的。菜站成立之初，老百姓把菜送到菜站公开交易，海拉尔的几台收菜车来菜站收菜一个月，收不到菜就不来了。周边的车主来收菜，我们收取“代收费”，我和牛某2说收个三分、二分不赔钱就行。菜站的规章制度是牛某2定的，标准是我俩定的。牛某2让下薄村的收菜大车在菜站等着，小车到大棚收菜运到菜站，给大车装车。菜站按每斤收取1分钱或2分钱的“代收费”。我不知道谁出雇佣小车拉菜的费用，都是牛某2安排的。我跟牛某2合作三年，2015年后我就退出了。菜站的帐目都是牛某2管理，我不知道他收取多少“代收费”，王某2、徐某3给我送过小票，徐某3给我送过“代收费”，我都给李凤满了，李凤满有帐。牛某2是否给我送过，记不清了。牛某2和我说过用菜站收益平息徐某3砍人的事，我让他自己拿主意。我听本村的老百姓反映过牛某2在不提供任何服务的情况下，收取车主费用。2015年，我听说车主直接把钱给牛某2，菜站不运营了，我便找牛某2说把菜站兑出去得了。2016年承包给徐某3一年，我在合同上签字是因我的投入还没有收回。我听说徐某3给牛某250000元，但肯定没给过我钱。王荣洋给我开了一年的车，我没给他工钱，2017年年底至2018年上半年，我把菜站的股份当50000元顶给他。菜站雇佣了徐某3、牛某3、徐某4、王某2。王某2是李凤满找的，其他人都是牛某2找的。30、同案人牛某3供述证明：牛某2是我二叔。菜站由牛某2和徐某2合伙，但牛某2安排工作，徐某2是否安排不清楚。菜站开设第一年我没去。2013年至2014年菜季，我在菜站上班4个月，牛某2每月给我3000元工资，我在菜站帮着过磅、装车，督促过收菜车主去交“代收费”，按每斤2分钱交费。同时在菜站上班的还有徐某3、徐某4、王某2，徐某3每月3000元，徐某4干了1个月，工资3000元，徐某4、徐某3和我干一样的活，谁找的不知道。王某2在磅房负责开票收钱，工资不知道。还有打扫卫生的黄某，工资1500元，做饭的孙某1工资1500元。2014年至2015年菜季，我在菜站干4个月，每月工资3000元，帮着过磅。同时上班的还有徐某3，工资3000元，不知道他负责什么。2015年至2016年菜季，菜站没有工作人员，我在菜站住，顺便打更，牛某2每月给我1000元生活费。这年车主不到菜站过磅了。2016至2017年菜季，我去广州打工，没在菜站干活，菜站的事不清楚。2017至2018年菜季，我在菜站干4个月，每月工资3000元，这年车主不到菜站过磅，我和王荣洋负责在菜站收钱、开票，我给牛某2和王荣洋各一份小票。我在菜站工作期间，不知道每年收车主多少钱，最后一年收的少，每天300元左右。我在菜站大约赚了48000元。雇佣三轮车的费用都是车主出。我看过菜站有个公示板，内容不知道。我在菜站几乎没看见过徐某2。我听说有人因收菜的事在菜站打起来过。35、被告人王荣洋供述证明：2016年，徐某2喝多酒就让我送他回家，我知道徐某2在下薄有一个收菜点。2017年，徐某2主动找我，说平时我总帮他开车，家里有事我也帮忙，徐某2就想把下薄村收菜点的股份给我顶5万元，我同意了。2017年中旬，我跟徐某2签订一份收菜点股份转让合同，每月收菜点的收入去掉必要的费用，我跟牛某2一人一半。2018年1月，我到收菜点后牛某2让我给牛某3打个替班。我每天中午11点多到收菜点，牛某3回牛某2家吃饭，等到下午2点回来，我就回家了。车主来交钱，我就写一张一式两份的复写小票，一份给牛某3，一份我自己留着，月底我跟牛某2对账分钱。车主有时到菜点过磅，有时不过磅按每斤2分收钱。我在收菜点大概干了3个多月，后去鞍山做大理石装修的生意。我在菜点领了4个月钱，共16000元，菜点每月能收车主15000元的费用。车主不按时到菜点缴费，牛某2让我给车主打电话，我没有对车主有恐吓、辱骂等行为。我们收取的“代收费”就是给车主提供蔬菜的价格服务。我不知道牛某2及徐某2的经营模式，徐某2没跟我说过菜站的经营模式。36、收菜站、地磅、办公室以及现场概貌照片证明：收菜站的现场情况。37、刑事判决书、刑事裁定书证明：牛某2、徐某2、徐某3、牛某4、徐某4、王某2等人已经法院做出生效判决。38、户籍证明、无前科劣迹证明：王荣洋具有刑事责任能力，无前科劣迹。39、案件来源及到案经过证明：王荣洋于2020年4月9日到公安机关投案。本院认为，被告人王荣洋为谋取非法利益，以牛某2、徐某2成立蔬菜收购站为依托，从徐某2处获取菜站的经营权，与牛某2共同经营菜站，采用威胁、恐吓、滋扰等手段多次强行索要他人财产，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敲诈勒索罪，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被告人王荣洋关于其行为不构成敲诈勒索罪的辩解意见，因被告人王荣洋明知牛某2、徐某2等人强行向收菜车主索要“代收费”，仍从徐某2处承包蔬菜收购站，并伙同牛某2共同经营蔬菜收购站，在未对台安县周边棚菜收购人员提供任何服务的情况下，强行收取被害人费用，从中获取收益，故对被告人王荣洋的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信。被告人王荣洋的辩护人关于王荣洋应构成自首的辩护意见，因王荣洋到案后没有如实供述犯罪事实，故对该项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十五条、第四十七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王荣洋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20年4月9日起至2023年4月8日止。罚金限判决生效后5日内缴纳。）二、依法追缴被告人王荣洋违法所得人民币73710元。返还被害人马某人民币3200元，被害人佟碧人民币3200元，被害人朱某1人民币6000元，被害人牛某1人民币1714元，被害人谢某1人民币6000元，被害人董某2人民币5714元，被害人陈某人民币6000元，被害人姜某人民币1600元，被害人遇林人民币4000元，被害人曹某人民币4000元，被害人郭某1人民币4285元，被害人徐某1人民币6000元，被害人董某3人民币4000元，被害人杨某人民币5714元，被害人田某1人民币2285元，被害人朱某2人民币5142元，被害人刘某人民币1142元，被害人樊某1人民币3714元。同案人牛国伦、徐状与被告人王荣洋在返还财产范围内负连带赔偿责任。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十一份。审 判 长  王 颖人民陪审员  孟淑菊人民陪审员  赵晓丹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书 记 员  袁 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