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皖01民终394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合肥城市通卡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淮河路200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6694531593（1-1）。法定代表人：秦震，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智伟，上海锦天城（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上海锦天城（合肥）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长丰县城乡公交集团有限公司（原长丰县城乡公交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安徽省长丰县水湖镇站前路县城公交停保场综合办公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21MA2T7AUDXC（1－1）。法定代表人：谷彬，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承国，安徽金的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陶波，安徽金的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闫玉亮，男，1943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长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卜寿丰，安徽天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丰支行，住所地安徽省长丰县水湖镇长寿路55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217049052033。负责人：袁四新，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江龙兵，安徽华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松，安徽华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长丰县水湖镇翰林社区居民委员会，住所地安徽省长丰县水湖镇翰林社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5340121MEA39124XR。法定代表人：杨维多，居民委员会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祥，安徽进行时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合肥城市通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市通卡公司”）、长丰县城乡公交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丰县公交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闫玉亮、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丰支行（以下简称“建设银行长丰支行”）、长丰县水湖镇翰林社区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翰林社居委”）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长丰县人民法院（2019）皖0121民初36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城市通卡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第一项，依法驳回闫玉亮对城市通卡公司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闫玉亮承担。事实与理由：城市通卡公司不是案涉办卡活动的组织者和管理者，仅为案涉活动提供设备和卡片，不参与现场办理。根据一审中提交的长丰县交通运输局《情况说明》可以明确案涉办卡活动的组织者是长丰县交通运输局，各乡镇政府负责辖区内的场地落实和管理现场秩序。因此，城市通卡公司既不是案涉办卡活动的组织者，也不是管理者，不是本案的适格诉讼主体和责任承担主体。闫玉亮针对城市通卡公司的上诉辩称：长丰县公交公司、城市通卡公司都是本案侵权人，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翰林社居委针对城市通卡公司的上诉辩称：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长丰县公交公司针对城市通卡公司的上诉辩称：同我方上诉意见。建设银行长丰支行针对城市通卡公司的上诉辩称：我行不承担责任。长丰县公交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第二项，改判长丰县公交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闫玉亮、城市通卡公司、建设银行长丰支行、翰林社居委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不清，程序不当，责任划分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具体理由如下：（一）本案老年卡办理活动的组织者应该是长丰县水湖镇人民政府，而不是长丰县公交公司，长丰县公交公司在本案中无任何过错，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长丰县公交公司发函申请城市通卡公司于4月19日在水湖镇安排一次便民服务，为广大居民提供优质高效的办卡、充值和咨询服务。因此认定长丰县公交公司是该活动的组织者，未在办卡之前对办卡需要注意事项进行提醒告知，在来办卡的人员进场时，未安排工作人员在场维护秩序，也未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保障来办卡的人员人身安全。故对闫玉亮被挤倒、踩踏受伤存在一定的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此认定的事实与本案的实际事实不符。本案系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纠纷，根据侵权责任法相关规定，闫玉亮要求承担损失赔偿的主体应该是群众活动的组织者，并且组织者在组织活动中存在过错，而长丰县公交公司既不是在水湖镇办理老年卡活动的组织者，也不是现场秩序的维护者，在本案中没有任何过错，因此不应该承担任何法律责任。长丰县交通运输局出具的《情况说明》已经明确，为了促进长丰县县域公交健康发展，保障广大乘客合法权益，根据合肥市物价局(合价服(2018)19号）有关规定，七十周岁以上老年人持有效证件办理优惠卡后享受免费乘车。长丰县公交公司在长丰县交通运输局的指导和协调下，联系了城市通卡公司为全县符合条件的老年人办理免费乘车卡。为了方便各乡镇老年卡办理，由各级乡镇政府负责本辖区办卡时间通知、场地落实或现场秩序的组织和维持，长丰县公交公司仅仅负责联系合肥城市通卡确定时间。在长丰县交通局与长丰县水湖镇协商确定后（经水湖镇领导同意后），长丰县公交公司于2019年4月16日发给城市通卡公司《在长丰县办理“合肥通”卡有关事宜的函》也明确申请城市通卡公司于4月19日在水湖镇安排一次便民服务，《函》并未明确办卡地点是翰林社居委。同时在《函》中也明确此次便民服务活动主要是水湖镇政府组织并安排人员维持现场秩序。2019年4月19日在长丰县水湖镇翰林社区居民委员会办理公交老年卡事宜之前，已经在义井乡、罗塘乡、造甲乡等乡镇成功举办多次老年卡办卡活动（均是由各乡镇人民政府负责确定办卡地点和维持现场秩序），基于以上的证据与事实相互印证，足以证明水湖镇办理老年卡活动组织者系长丰县水湖镇人民政府。（二）一审法院遗漏当事人，存在程序不当的情形。本案在一审法院审理中，长丰县公交公司提供长丰县交通运输局出具的《情况说明》、建设银行长丰支行提供的《在长丰县办理合肥通卡有关事宜的函》、闫玉亮提供的询问笔录（顾玉琴、杨梅），以上三组证据之间可以相互印证，证明在水湖镇办理老年卡活动的组织者应该是长丰县水湖镇人民政府，但一审法院并未审查将长丰县水湖镇人民政府追加为被告，以至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做出错误判决。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因此，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本案事实，依法将该案发回重审。（三）一审法院认定长丰县公交公司承担25%赔偿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第三人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闫玉亮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事发时发生踩踏事件，其受伤并不是拥挤导致的，不能排除是其自身疾病（股骨头坏死）而导致摔伤，也不能排除因第三人原因导致受伤，故本案闫玉亮受伤原因不明确，也无法证明活动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四）一审法院认定闫玉亮是在办卡时进入办公大门时因人多被挤倒、踩踏受伤无事实依据。根据闫玉亮提供的司法鉴定意见书，闫玉亮存在股骨头坏死的疾病，该疾病为其原有疾病与外伤无关。一审庭审中，闫玉亮提供的照片和视频都无法看出事发当天因人多发生过踩踏事件，更无法看出闫玉亮的受伤是踩踏造成的，一审法院对此事实认定存疑，没有事实依据。此外，一审法院审理中，闫玉亮提供了住院医药费报销发票明确写明“医保已报销”，根据医保报销的相关规定，只有自身疾病才能进行社会医保报销，外伤是不能通过社会医保报销的。因此闫玉亮的受伤应该系自身疾病造成的，而不是因人多发生踩踏事件造成的。二、一审法院核定闫玉亮的赔偿金额存在计算错误。鉴定结论明确载明，闫玉亮存在股骨头坏死的疾病，该疾病与外伤无关，同时也载明其右侧股骨粉碎性骨折是由原有疾病与外伤共同作用造成的，其外伤参与度为50%。一审法院在核定闫玉亮赔偿金额时未考虑自身疾病造成其伤残的50%原因，造成核定的赔偿金额过高，存在计算错误。闫玉亮针对长丰县公交公司的上诉辩称：长丰县公交公司、城市通卡公司都是本案侵权人，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翰林社居委针对长丰县公交公司的上诉辩称：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城市通卡公司针对长丰县公交公司的上诉辩称：同我方上诉意见。建设银行长丰支行针对长丰县公交公司的上诉辩称：我行不承担责任。闫玉亮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城市通卡公司、建设银行长丰支行、长丰县公交公司、翰林社居委赔偿闫玉亮医疗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116956.34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城市通卡公司、建设银行长丰支行、长丰县公交公司、翰林社居委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1月8日，长丰县公交公司对外发布“合肥通”卡办理通知，内容如下：经与合肥通卡公司商定，于2019年1月18日和2019年2月15日上午10点至下午3点在长丰县办理“合肥通”优惠卡（敬老卡、学生卡）。普通卡常年在长寿路建行一楼大厅办理等。2019年3月15日开始办理，因办卡的老年人多，当天办理结束之后，建设银行长丰支行与长丰县交通局联系要求下次办理换个地点。后长丰县交通局告知建设银行长丰支行办卡地点换到翰林社居委并让银行通知过来办卡的人。2019年4月2日，建设银行长丰支行在门口张贴了一张公交卡办理公告，告知办卡时间、地点以及办理相关卡所需的材料（办理时间是2019年4月19日，地点是长丰县水湖镇长合路翰林苑社居委）。长丰县人民政府信息网、“幸福长丰”微信号、长丰报均通知于2019年4月19日在水湖镇翰林社居委办理合肥通卡优惠卡。2019年4月16日，长丰县公交公司向城市通卡公司发函，申请其于4月19日在水湖镇安排一次便民服务，为广大居民提供优质高效的办卡、充值和咨询服务。2019年4月19日，闫玉亮到翰林社居委办理城市通卡公司公交老年卡，进办公大门时因人多被挤倒、踩踏受伤。闫玉亮受伤后在长丰县中医院住院治疗，住院17天，花去医疗费72064.61元，医保统筹支付41077.57元，个人账户支付1115.55元，个人支付现金29871.49元。2019年8月15日，经安徽正邦司法鉴定所鉴定：（一）被鉴定人闫玉亮系外伤致右侧股骨粗隆下骨折（自身原存在右侧股骨头坏死），临床行右人工全髋节置换手术后，并遗留右髋关节活动功能丧失50％以上，综合评定为九级伤残（外伤参与度为50％）；（二）给予被鉴定人伤后护理期180日，营养期180日。一审认为：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长丰县公交公司申请城市通卡公司于4月19日在水湖镇安排一次便民服务，为广大居民提供优质高效的办卡、充值和咨询服务。其作为活动的组织者，在计划活动时，应考虑到办卡人员特殊性，集中办理会造成人员聚集，预测可能存在的风险，与相关部门协商选择合适的时间、地点。办卡时要到现场加以组织和管理。而长丰县公交公司向城市通卡公司提出申请后，未在办卡之前对办卡需要注意事项进行提醒告知。在来办卡的人员进场时，未安排工作人员在场维护秩序，也未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保障来办卡的人员人身安全。其对闫玉亮被挤倒、踩踏受伤存在一定的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城市通卡公司应预知集中办卡过程可能存在的风险，按时到达办卡现场，做好准备工作，维护好秩序。而在来办卡的人员进场时，城市通卡公司却无人在场。其对闫玉亮受伤也存在一定的过错，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闫玉亮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明知自己年龄和身体状况，在参加办卡活动时没有对自己的人身安全尽到谨慎注意义务，以致被挤倒、踩踏受伤。其自身存在较大的过错，应承担主要责任。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长丰县公交公司对本案的损害后果应承担25％的责任，城市通卡公司对本案的损害后果应承担15％的责任，闫玉亮对本案的损害后果应承担60％的责任。故对闫玉亮因此产生的损失，长丰县公交公司、城市通卡公司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闫玉亮的各项赔偿费用核定如下：医疗费30987.04元、护理费22226.3元（123.48元/天×180天）、交通费3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850元（50元/天×17天）、营养费9000元（50元/天×180天）、残疾赔偿金34393元（34393元/年×5年×20%）、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鉴定费1700元，合计104456.34元。城市通卡公司应赔偿闫玉亮医疗费30987.04元、护理费22226.3元、交通费3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850元、营养费9000元、残疾赔偿金34393元、鉴定费1700元，合计99456.34元的15％即14918.45元。城市通卡公司应赔偿闫玉亮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元。城市通卡公司总共应赔偿闫玉亮16918.45元（14918.45元+2000元）。长丰县公交公司应赔偿闫玉亮医疗费30987.04元、护理费22226.3元、交通费3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850元、营养费9000元、残疾赔偿金34393元、鉴定费1700元，合计99456.34元的25％即24864.09元。长丰县公交公司应赔偿闫玉亮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长丰县公交公司总共应赔偿闫玉亮27864.09元（24864.09元+3000元）。有关当事人的其他主张和辩解，因无证据证明，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一审判决:一、城市通卡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闫玉亮16918.45元；二、长丰县公交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闫玉亮27864.09元；三、驳回闫玉亮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85元，由闫玉亮负担225元，由城市通卡公司负担300元，由长丰县公交公司负担300元。二审期间，长丰县公交公司提供证据如下：1、长交办［2020］67号《关于在长丰县卡的情况说明》、证人陶波的证言，证明长丰县公交公司并非老年卡办理活动的组织者、管理者，对本案事故发生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长丰县交通运输局系长丰县公交公司的主管单位，长丰县公交公司不是长丰县交通运输局的二级机构，办理具有社会福利性质的老年卡系政府发起组织，并非长丰县公交公司组织；2019年4月19日老年卡办理事宜是长丰县水湖镇政府负责组织、维持办理秩序，该起事故的活动组织者应该是长丰县水湖镇政府。闫玉亮针对长丰县公交公司提供的证据质证如下：对三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长丰县公交公司系本次活动的组织者、安排者。翰林社居委对长丰县公交公司提供的证据质证如下：同意闫玉亮的质证意见。长丰县公交公司系长丰县交通运输局的二级机构，公交公司系国有公司，现在的法定代表人谷彬也是长丰县交通运输局的党组成员，交通运输局出具的相关说明与本案承担责任的主体有利害关系，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经我单位了解，事发当天，由于发布信息不准确，导致全县老年人涌入事发地，不是仅限于村干部办理，水湖镇也没有告知、安排翰林社居委对全县老年卡的办理做好接待、安排等工作。长丰县交通局对办卡事宜没有发函给乡镇，虽然交通局工作人员与镇政府人员对接了办卡工作，但没有明确安排翰林社居委为办卡地点，故翰林社居委不是本案承担责任的主体。城市通卡公司对长丰县公交公司提供的证据质证如下：对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我单位不承担责任。建设银行长丰分行未对长丰县公交公司提供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本院对长丰县公交公司提供的证据认定如下：鉴于《关于在长丰县卡的情况说明》的经办人谷彬是长丰县交通运输局的党委委员，同时也是长丰县公交公司筹备组的负责人，现在长丰县公交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且长丰县公交公司筹备组是由长丰县交通运输局牵头成立的；另，证人陶波是长丰县交通局运输管理所副所长，同时也是长丰县公交公司筹备组的副组长。说明长丰县交通运输局、证人陶波与长丰县公交公司存在利害关系，故长丰县交通运输局出具的《情况说明》及证人陶波的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其中有其他证据佐证的部分，本院予以确认，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部分，本院不予确认。二审查明：2018年10月18日长丰县人民政府向所属各乡、镇人民政府，双凤开发区管委会，县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下发《批转县交通运输局关于长丰县城乡公共交通一体化改造实施方案的通知》：“一、根据长丰县域公共交通专项规划…在2018年12月31日前，完成全县客运公交一体化改造。…三、（一）南部片区的运营主体，长丰县政府和合肥公交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协议，将南部片区公交路线统一交由合肥市公交集团有限公司运营…（二）中北部片区的运营主体。由合肥北城建设投资（集团）公司组建成立长丰县城乡公交有限责任公司，负责运营中北部片区公交路线…”。2018年10月12日，长丰县交通运输局向局属各单位下发了《关于成立长丰县中北部片区（县城）城乡公交一体化改造暨长丰县城乡公交有限责任公司筹备组的通知》：“为加快推进我县城乡公交一体化改造，经研究，决定成立长丰县中北部片区（县城）城乡公交一体化改造暨长丰县城乡公交有限责任公司筹备组，谷彬同志任筹备组组长，陶波和邱勇同志任副组长…”。后长丰县城乡公交有限责任公司成立。2020年3月17日长丰县城乡公交有限责任公司更名为长丰县城乡公交集团有限公司。二审期间，长丰县公交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谷彬（兼长丰县交通运输局党委委员）称：“…2018年在长丰县全县推进城乡公交一体化建设，有长丰县政府下发的书面文件，成立了长丰县城乡公共交通一体化改造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即我本人，办公室设在交通局，文件提到组建长丰县城乡公交集团有限公司，负责运营城乡公交一体化及为了与合肥对接，需要与合肥使用一致的交通卡即“合肥通”卡，后不断收购原城乡线路车辆并确定了“合肥通”卡在长丰县邮政储蓄网点办理，但因为长丰县内老年卡等优惠类卡片没有网点可以办理，长丰县交通运输局就与合肥通卡公司的钱枫联系，确定了在每个乡镇的办卡时间、地点。在本案事发前，下塘等地已经办理了类似的优惠卡，长丰县交通运输局从中联系属地的乡镇政府、城市通卡公司为符合条件的人员办理优惠卡。本案事发的办卡事宜，一开始交通局是与建行联系的，建行也希望部分普通卡能够在建行开卡办理就主动提供地点。后建行被上级机构要求整改，不允许其继续提供场地办理交通卡，我就代表长丰县交通局与水湖镇政府分管负责人程长春联系，程长春称他负责协调办卡地方，我当时考虑到此前办理优惠卡出现过人多拥挤的事实，故提了对场地的要求‘场地要大、宽，能够联网’，后在案涉办卡前几天，长丰运管所分管副所长陶波带着长丰县城乡公交公司负责信息化的人员应我的要求去找程长春对接工作，他们商议后定在翰林社居委，我是城乡公交一体化建设筹备组负责人，这个工作是我统一安排的，为了提高效率就发了函，让城市通卡直接与当地联系沟通。案涉老年卡办卡组织者、承办者都是水湖镇政府，长丰县交通运输局就是在该起活动中负责协调安排、联系办卡事宜的角色，长丰县交通运输局并非办卡活动的组织者…”。长丰县交通局运输管理所副所长陶波称：“…长丰县交通运输局分管领导谷彬让我去和水湖镇政府程长春对接，联系办理：１、让水湖镇政府安排办理优惠卡地点（场地要求：有网络）；２、水湖镇政府安排人员现场维持秩序，后我找到程长春，程长春称没有问题，程长春答应我后，我就回单位了”。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谁是案涉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现分析如下：首先，从长丰县人民政府下发的《批转县交通运输局关于长丰县城乡公共交通一体化改造实施方案的通知》及长丰县交通运输局下发的《关于成立长丰县中北部片区（县城）城乡公交一体化改造暨长丰县城乡公交有限责任公司筹备组的通知》可以看出，长丰县进行“城乡公交一体化”改造，拟成立长丰县公交公司作为县中北部片区的运营主体。长丰县交通运输局牵头成立长丰县公交公司筹备组，长丰县交通运输局党委委员谷彬为该筹备组组长，现在长丰县公交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结合谷彬的陈述，为长丰县的老百姓办理“合肥通”卡（包括老年卡等优惠卡）属于“城乡公交一体化”改造的工作范畴。其次，长丰县公交公司向城市通卡公司发函，申请其在水湖镇安排一次办卡、充值、咨询的便民服务。再次，谷彬称其代表长丰县交通运输局和长丰县水湖镇政府的分管领导程长春联系办卡场地，且程长春答应负责现场维持秩序工作。陶波亦称程长春答应负责现场维持秩序工作。鉴于谷彬、陶波与长丰县公交公司均存在利害关系，仅凭其单方陈述不足以证明长丰县水湖镇政府负责案涉活动的安保工作。故一审确认长丰县公交公司为案涉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并无不当。长丰县公交公司称长丰县水湖镇人民政府系该活动的组织者并要求追加其为本案当事人等，依据不足，本院对此不予采纳。长丰县公交公司应当对其组织的群众性活动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鉴于本次便民活动的服务对象系老年人，长丰县公交公司应当针对服务对象的特殊性，避免集中服务容易造成人员聚集等可能存在的风险，提前准备相应的活动预案，并在活动现场加强组织和管理，维持现场秩序。从活动现场出现人员拥挤、踩踏及闫玉亮因此而受伤的事实反映，长丰县公交公司未尽到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另，城市通卡公司系受到长丰县公交公司邀请前来提供便民服务的，其并非案涉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一审确认其对闫玉亮承担安全保障责任，依据不足，本院予以纠正。建设银行长丰支行、翰林社居委，亦无证据显示系案涉群众活动的组织者。因此，考量上述案件事实及案涉便民服务属于公益性活动，而闫玉亮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对其自身安全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及经安徽正邦司法鉴定所鉴定闫玉亮的损伤系其自身疾病与外伤共同作用的结果，本院确认长丰县公交公司对闫玉亮的损失承担30%的赔偿责任，即赔偿32836.9元（医疗费30987.04元+护理费22226.3元+交通费3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850元+营养费9000元+残疾赔偿金34393元+鉴定费1700元）×30%+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酌定）。综上所述，长丰县公交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城市通卡公司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不当之处，本院予以纠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安徽省长丰县人民法院（2019）皖0121民初3653号民事判决；二、长丰县城乡公交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闫玉亮32836.9元；三、驳回闫玉亮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885元，由闫玉亮负担619元，由长丰县城乡公交集团有限公司负担26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00元，由长丰县城乡公交集团有限公司负担300元，合肥城市通卡股份有限公司负担3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程 镜审判员 王养俊审判员 于海波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崔 阳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