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嵊州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683民初1786号 原告：黄成义，男，1969年3月18日出生，汉族，住嵊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惠东，男，住嵊州市，由嵊州市长乐镇鹿苑村村民委员会推荐。 被告：刘建平，男，1977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住嵊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则群，浙江海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黄成义与被告刘建平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1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5月13日、5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第一次庭审中原告黄成义及其诉讼代理人袁惠东，被告刘建平及其诉讼代理人马则群到庭参加诉讼。第二次庭审中原告黄成义及其诉讼代理人袁惠东，被告刘建平的诉讼代理人马则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黄成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决被告支付原告自2019年5月份至2019年12月份的二倍工资41403元；2.依法判决被告补缴原告自2019年5月份至2019年12月份社会保险；3.依法判决被告支付原告自2019年5月份至2019年12月份的经济补偿金6000元；以上合计人民币47403元。庭审中，原告对第二项诉讼请求变更为判决被告因未缴原告2019年7月份至2019年11月份期间的社会保险所造成损失4179.70元、对第三项诉讼请求变更为判决被告支付原告自2019年7月份至2019年11月份的经济补偿金3000元。事实与理由：1.原告黄成义自2019年4月至2019年12月在被告所注册的单位嵊州市昊兴毛衫加工厂(现己注销）担任烫工。被告（原单位）自2019年4月用工之日起未与原告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书，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据此，被告（原单位）应当向原告支付二倍工资，即额外再支付自2019年5月份至2019年12月份的工资，共计人民币41403元。2.原告黄成义自2019年4月份至2019年12月份工作期间，被告（原单位）未给予原告参加社会保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相关规定，被告（原单位）应当履行法定义务，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据此，被告（原单位）应当为原告补缴自2019年5月份至2019年12月份的社会保险，现因嵊州市昊兴毛衫加工厂已注销，该费用应由被告刘建平支付给原告。3.被告（原单位）因未与原告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也未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因此被告（原单位）应支付原告一个月的经济补偿金3000元。综上，为保障原告合法权益，维护法律尊严，请求法院依法判决。 被告刘建平辩称，1.原告黄成义与嵊州市昊兴毛衫加工厂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被告刘建平系嵊州振兴针织服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兴公司”）的毛衫加工承包人，在振兴公司提供的场地（嵊州市领带园二路8号）从事毛衫加工工作，一直以来刘建平都是以个人身份承包相关工作，并未以嵊州市昊兴毛衫加工厂名义承包过任何订单。嵊州市昊兴毛衫加工厂在注册过程中，毛衫加工进入一年中的淡季，故还未经营就申请了注销。刘建平接到振兴公司的外包业务后，要对毛衫进行熨烫、修剪线头、贴商标、整理装包等五道细分工序，刘建平把其中的熨烫工作分包给了周某，由周某自行招用烫工完成相关工作。因此，刘建平直接与周某进行结算，周某在刘建平处领取了相关承包款后签字确认，但对于黄成义的工作报酬，刘建平并不清楚。所以，黄成义也未向刘建平领取过所谓的“工资”。据刘建平回忆，黄成义曾向刘建平个人借款2000元。2.原告黄成义与嵊州市昊兴毛衫加工厂之间无建立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双方无任何工作上的管理关系，原告黄成义在2019年4月至2019年9月期间还去其他单位工作，并领取报酬。3.原告黄成义无证据证明与嵊州市昊兴毛衫加工厂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原告黄成义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被告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质证。 证据1，原告申请证人周某出庭作证，用以证明原告与嵊州市昊兴毛衫加工厂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事实。证人周某当庭作证陈述：1.其于2019年3月进入嵊州市昊兴毛衫加工厂工作，在该厂担任烫工组长；2.嵊州市昊兴毛衫加工厂老板让其负责招录烫工，黄成义由其于2019年4月底招用进厂，在厂里工作至2019年12月28日止，黄成义等四人固定在嵊州市昊兴毛衫加工厂从事烫工工作，厂里忙的时候最多有十来个烫工，工作量由黄成义等自己填写，工资由其核算后上报财务并从财务领取，然后分发给黄成义等人；3.厂里与其及烫工没有谈过休息时间，有活干的时候上班，没活的时候休息，有时候休息一星期。 证据2，原告申请证人马某出庭作证，用以证明原告与嵊州市昊兴毛衫加工厂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事实。证人马某当庭作证陈述：1.其于2019年6、7月份被周某叫去嵊州市昊兴毛衫加工厂从事烫工工作，工作至2019年12月28日止；2.其工资由周某上报并发放；3.厂里对请假无规定，周某叫其来做就做，没活干的时候也去其他厂干过活。 原告对证据1、2质证称，两证人的证言证实了原告自2019年4月24日至2019年12月28日期间在被告处上班，工资是由被告发放，周某只不过代领代发。被告对证据1、2质证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周某及马某的证言只能证明黄成义曾到过嵊州市领带二路8号工作，并不能证明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周某招用人员的工资待遇、工作报酬、休假福利等都是招用人员与周某直接协商，刘建平对周某招了多少人、具体工作量和工作报酬等均不知情。按照两证人的证言可以看出，周某最多的时候招用了十几名烫工，刘建平只是把工作任务分包给周某，至于周某如何完成、找几个人完成均不在刘建平的管理范围，而且刘建平也未对黄成义等人进行过工作上的约束和制度上的管理。 证据3，原告提供的原告与被告原单位财务人员谢霞丽微信聊天截屏图以及几段语音通话聊天记录，用以证明原告工资由被告原单位财务人员发放的事实。被告经质证认为，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有异议，根据庭审语音播放，该语音无上下文内容，仅短暂的两个对话片段，被告无法判断语音中对话的是何人，也不清楚双方阐述的“5000元”、“1500元”是什么性质的款项，故对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认可。 证据4，原告提供的由周某记录的原告所烫衣服款式型号、工价的统计清单及日工资清单、月工资单的工资账单三本，用以证明原告工作是被告原单位业务组成部分以及原告月工资组成等事实；被告经质证认为，对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此工资账本系本案证人周某所写，并无刘建平或者嵊州市昊兴毛衫加工厂签字盖章。关于工价如何计算、每个烫工完成多少工作量被告都不知情，故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 证据5，原告提供的原告于2020年3月10日向嵊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交的申请仲裁书及嵊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向原告出具收件回执各一份，用以证明本案已经过仲裁前置程序的事实。被告质证称，没有收到过该组材料。 证据6，被告提供的个体户登记基本情况表一份，用以证明嵊州市昊兴毛衫加工厂的经营者系刘建平，该厂成立于2019年7月4日、注销于2019年11月26日的事实。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 证据7，被告提供的嵊州市银利制衣有限公司2019年4月、5月工资结算清单二份，用以证明原告黄成义及证人周某于2019年4月、5月在嵊州市银利制衣有限公司上班的事实。原告黄成义质证称，对该二份工资结算清单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结算清单上无任何人签名及盖章，不符合证据构成要件，且工资结算清单的工资系2019年4月24日以前在嵊州市银利制衣有限公司上班的工资，原告自2019年4月24日以后一直在嵊州市昊兴毛衫加工厂上班。 证据8，被告提供的月份工资表8页，用以证明原告工资由周某领取和发放的事实。原告2019年11月、12月的工资是在劳动监察大队介入后，且周某在场确认的情况下，由原告本人直接从财务领取。原告黄成义质证认为，其工资只不过由周某代领，该证据恰恰证明了其工资是由嵊州市昊兴毛衫加工厂发放、双方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事实，且工资表上的注明的“劳务承包款”系被告事后添加。 本院认证认为，对于证据1、证据2证人证言内容，能够证明原告于2019年4月24日至2019年12月28日期间在被告厂内从事烫工工作的事实，至于是否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将结合其他证据在下文另行阐述。对于证据3，虽能证实原告从嵊州市昊兴毛衫加工厂财务领过款项，但从谢霞丽微信内容“你拿去能不能算数，成义，你一个人的工资你来拿就立即给，问题是你们这么多人不知道怎么弄，……”。从该微信内容意思可知，关于熨烫工的工资应当一起领取，原告个人工资不能从嵊州市昊兴毛衫加工厂直接领取。对于证据4，能证实原告工资报酬由周某负责计件考核计算的事实。对于证据8，被告虽承认工资表上的“劳务承包款”系其事后自行添加，但工资表上工号及姓名栏上并无原告黄成义的名字，黄成义的工作报酬计算在周某名下，该证据进一步证实原告黄成义的工作报酬由周某负责计件考核并发放，与被告刘建平及嵊州市昊兴毛衫加工厂不发生直接关系的事实。因此，证据3、证据4、证据8可以形成证据链，原告的工资周某结算发放具有高度盖然性。对于证据5，属公文书证，被告亦未提出实证性反驳意见，本院对其证明力依法予以认定。对于证据6，双方均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采信。对于证据7，因其真实性无法认定，本院不予采信。 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被告刘建平系嵊州市昊兴毛衫加工厂个体经营者，嵊州市昊兴毛衫加工厂成立于2019年7月4日，经营场所位于嵊州市，于2019年11月26日注销。原告黄成义在嵊州市昊兴毛衫加工厂成立前由周某招用，于2019年4月24日起在嵊州市从事毛衫熨烫工作，工作量由周某负责考核计算，后因周某、黄成义与被告刘建平在熨烫工作中产生矛盾，2019年12月28日后，周某、黄成义不再在嵊州市工作。原告黄成义自2019年4月至10月期间的工资由周某从刘建平（嵊州市昊兴毛衫加工厂）领取后直接发放给原告黄成义。黄成义2019年11月、12月的报酬7020.10元在劳动监察部门介入后于2020年1月从刘建平（嵊州市昊兴毛衫加工厂）直接领取。期间，黄成义曾向被告刘建平预领现金2000元，也从嵊州市昊兴毛衫加工厂工作人员谢霞丽处通过微信方式预领到部分报酬。 另查明，2020年3月11日，原告以要求确认被告嵊州市昊兴毛衫加工厂存在劳动关系为由向嵊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请仲裁。同日，嵊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出具收件回执一份，原告于2020年4月17日向本院起诉，双方遂成诉讼。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原告与嵊州市昊兴毛衫加工厂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据此，本院对该诉争焦点分析如下，劳动关系是指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在劳动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关系。在劳动关系中，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形成稳定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劳动者应当遵守用人单位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接受用人单位管理，同时获得用人单位支付的相应劳动报酬。本案中黄成义在嵊州市昊兴毛衫加工厂内从事烫工工作，且烫工为嵊州市昊兴毛衫加工厂业务的主要组成部分，以上事实双方均无异议。但评判双方是否构事实劳动关系，还须从以下两个要件进行考量，1.黄成义是否受嵊州市昊兴毛衫加工厂管理，嵊州市昊兴毛衫加工厂的各项规章制度是否适用于黄成义。2.黄成义的报酬计核、发放主体是否为嵊州市昊兴毛衫加工厂。对于第一个问题，从查明的事实看，黄成义工作具有较大的独立性，嵊州市昊兴毛衫加工厂对黄成义考勤未做考核性规定，有工作时来厂里上班，没有工作可不来。而且，结合证人马某的证言，马某在嵊州市昊兴毛衫加工厂从事烫工期间，也到其他单位工作，并获取报酬。可以应证嵊州市昊兴毛衫加工厂与黄成义之间不存在劳动规章制度管理关系。对于第二个问题的认定从以下两个方面予以分析：首先，从原告提交的计件簿看，黄成义完成的工作量由周某负责核定，且该计件簿至今由周某保管，并非由嵊州市昊兴毛衫加工厂保管，从常理分析，如由嵊州市昊兴毛衫加工厂放发原告等人的工资，即使周某为嵊州市昊兴毛衫加工厂烫工班组长，负责对原告等烫工的工作计件考核，在考核后，相关的考核计件簿也应交由嵊州市昊兴毛衫加工厂保管，而不应由其个人保管。其次，从被告提供的月份工资表看，工资表上工号及姓名栏上并无原告黄成义，且从周某每月领取的工资金额看，黄成义等人的工作报酬均计算在周某名下，由周某从嵊州市昊兴毛衫加工厂领取后负责发放给各烫工。上述两个事实可推断周某与黄成义之间存在劳务关系，而非原告所说的工资代领关系。故黄成义的报酬计核、发放系由周某负责而非嵊州市昊兴毛衫加工厂。至于周某与嵊州市昊兴毛衫加工厂之间属何种法律关系，不属本案审理范围，故本案对此不作评判。对于刘建平个人及嵊州市昊兴毛衫加工厂支付给黄成义的款项是否属工资的问题，本院认为，嵊州市昊兴毛衫加工厂财务人员及刘建平虽以微信和现金形式支付过黄成义部分报酬，但与工资发放形式不同，将其认定为工资发放也不符常理。对于黄成义2019年11月、12月的报酬7020.10元虽从嵊州市昊兴毛衫加工厂直接领取，但该报酬系在劳动监察部门介入后、周某在场认可的情况下领取，故该支付行为也不宜认定为嵊州市昊兴毛衫加工厂支付黄成义工资。该支付行为并不能成为确定劳动关系的主要依据。 综上，黄成义与嵊州市昊兴毛衫加工厂之间不符合事实劳动关系成立的构成要件。故对原告基于与嵊州市昊兴毛衫加工厂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而提起的诉请，于法无据，本院均不予支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黄成义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由黄成义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张洪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骆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