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85刑初486号 公诉机关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周光来，男，1965年7月6日出生，汉族，厦门金龙联合汽车工业有限公司员工，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因本案于2019年4月27日被杭州市公安局临安区分局刑事拘留，于同年5月31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杭州市临安区看守所。 辩护人张舒霞、张云容，安徽金华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亿朝辉，男，1982年5月11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汝州市。因本案于2019年5月24日被杭州市公安局临安区分局取保候审。 辩护人陆德强、蒋秋松，福建邦司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周美钊，男，1971年9月2日出生，汉族，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员工，户籍所在地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因本案于2019年5月20日被杭州市公安局临安区分局取保候审。 辩护人俞艺，浙江律匠律师事务所律师。 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检察院以杭临检公诉刑诉[2019]496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周光来、亿朝辉、周美钊犯串通投标罪，于2019年11月27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2019年12月16日转为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胡秋玲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周光来及其辩护人张舒霞、张云荣，被告人亿朝辉及其辩护人蒋秋松、周美钊及其辩护人俞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批准，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现已审理终结。 公诉机关指控，2016年7月，被告人周光来在代表厦门金龙联合汽车工业有限公司参与“临安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8.5米级纯电动公交车辆采购项目”招投标过程中，采用事先串通报价手段让参与投标的杭州厦龙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代表、被告人亿朝辉在竞标时报价不超过自己报价，最终让周光来代表的厦门金龙联合汽车工业有限公司以4406.8万元的价格中标。 2017年5月，被告人周光来在代表厦门金龙联合汽车工业有限公司参与“临安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12米级纯电动公交车辆采购项目”招投标过程中，联系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代表、被告人周美钊来参与投标，并要求在竞标时报价不要过低，最终让周光来代表的厦门金龙联合汽车工业有限公司以1308万元的价格中标。 针对上述指控，公诉人当庭出示了中标通知书、邀请投标文件、竞争性谈判纪要、评标报告、竞争性谈判文件模板、营业执照、公司章程、工商登记资料、招标代理委托合同、户籍证明，证人黎某、姚某、斯某、潘某、陆某的证言，抓获经过、搜查笔录、扣押清单及图片、扣押笔录、扣押清单及图片，被告人周光来、亿朝辉、周美钊的供述等证据，据此认定被告人周光来、亿朝辉、周美钊串通投标，损害招标人及其他投标人利益，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串通投标罪。本案系共同犯罪，其中被告人周光来系主犯，被告人亿朝辉、周美钊系从犯。被告人亿朝辉经公安机关电话通知后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系自首。被告人周光来、亿朝辉、周美钊均如实供述，自愿认罪认罚，建议分别判处被告人周光来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万元；判处被告人亿朝辉有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判处被告人周美钊拘役六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 被告人周光来、亿朝辉、周美钊对指控事实、罪名及量刑建议没有异议且签字具结，在开庭审理过程中亦无异议。 被告人周光来的辩护人提出认定被告人周光来串通投标的证据尚不确凿充分，具体理由：一、没有证据证明周光来与亿朝辉、周美钊有共同串通的主观故意，不符合主观构成要件；周光来仅与亿朝辉、周美钊有简单电话沟通，且亿朝辉和周美钊没有做出意思表示和回应。二、客观方面没有实施起诉书指控的串通行为；周光来在开标条件不够的情况下推荐过亿朝辉所在的公司，并未通知，另打电话给周美钊只是确认其是否来投标，没有协商报价，没有给予任何好处费，亿朝辉和周美钊也没有高价投标，均以最低价报价。三、周光来代表的公司中标没有给招标人和其他投标人造成任何损害，也没有侵害正常的招投标市场秩序，不符合本罪的构成要件。四、周光来的“通知”行为对于最终“中标人”的确定没有任何作用，决定权在于评委的各项综合评价，周光来代表的公司能够中标也是因为质量和价格优势。五、认定涉案金额应为3964万元，因为两起指控事实中均有部分车辆未实际供货。六、周光来打电话的行为不符合“陪标”的条件。七、没有证据证明周光来与周美钊存在串通投标的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应根据疑罪从无对该部分作无罪判决。周光来打电话给周美钊的目的是想确认他来，他不来就开不了标了；而周美钊来是因为想进入临安市场，如果这次邀请不来，下次就不会再邀请了；周光来虽然说了“价格不要报的太低”，但双方并未就具体价格进行沟通，各自报价是不清楚的，周美钊报的价格也是公司给的最低价；获知招标信息是从周莉平处得知，邀请是临安公交公司发的，标书也是周美钊公司制作，周光来没给周美钊任何好处。综上，周光来和周美钊不存在串通投标行为。八、如果法院认定周光来构成犯罪，周光来具有坦白、认罪认罚、初犯偶犯、认罪悔罪态度好等从轻处罚情节，请法庭在刑期和罚金上给与最大幅度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被告人亿朝辉的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以及自首、从犯的定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被告人亿朝辉情节较轻，中标项目并未交易，属于犯罪未遂，其自愿认罪认罚，参照周美钊的量刑，明显偏重，应当适当从低调整主刑和罚金额。 被告人周美钊的辩护人对指控的主要事实没有异议，但按证据标准无法做到排除合理怀疑。周光来电话说“价格不要报的太低”，周美钊无意思表示认可，后期周美钊也是根据公司的底价进行的报价，两人意思联络证据不足。周光来和周美钊无共同的犯罪故意，公诉人不能根据结果来倒推有意思联络。周光来没有给予周美钊钱财，周美钊没有理由冒着犯罪的法律风险无偿帮助周光来，周光来公司是基于价格、技术优势导致中标，与串通投标无客观因果联系。周美钊到了临安之后才知道只有三家单位参与投标。如果周美钊这次不来，根据行业惯例，以后临安公交公司不会再通知周美钊公司了，临安市场就会丢失，其之前多次来临安，目的就是做客车生意，因此周美钊来临安参与投标并非周光来驱使和要求，完全是来与临安公交做生意。投标的标书和报价都是公司决定的，周美钊没有权限修改，也没必要冒着自己贴钱的风险去报超出底价范围的价格。周美钊公司客车慢充技术成本比周光来公司价格高，零部件系德国进口，并非故意报高价。所以周光来打电话对于周美钊是否投标和报价没有起到作用的合理怀疑不能排除。被告人认罪态度、一贯表现较好，无犯罪违规前科，恳请法庭考虑予以从宽处罚。 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公诉机关指控事实一致，证明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被告人周光来的供述，称其串通投标有两次，第一次是2016年7月份，临安公交公司需要采购8.5米纯电动客车46台，要求具备快充功能，具备该技术的其他生产商不多，其公司和汪宜生代表的苏州金龙公司有的。临安公交副总斯某经向其和汪宜生了解后，知道其客车技术较好，并告知其邀请单位不够三家，让其联系一家来，其为了和斯某搞好关系，也为了中标，就联系了杭州夏龙的亿朝辉来参加投标。亿朝辉所在的杭州夏龙是其公司的代理商，有很多业务需要其和总公司沟通的，其直接和亿朝辉说让他来陪标，亿朝辉同意的，然后其让斯某把杭州夏龙邀请进来，并把亿朝辉的名字和电话告诉斯某，这样临安公交确定下来邀请其、汪宜生、亿朝辉三家公司来投标。后来阳光代理公司通知三家报名、购买标书，其让陪标的亿朝辉报名后由他自己制作了标书并参与投标，最终其公司中标4406.8万，实际供应30台客车，还有16台因政策和股东原因没有供货。 其不需要和亿朝辉说明价格的，投标需要三轮报价，前两轮的价格都是公开的，亿朝辉肯定不会低于其的报价，报很低的价需要向厦门金龙申请的。其也不需要给亿朝辉费用，亿朝辉很多业务需要其支持的，其叫他帮忙肯定会帮的，他也不会向其要好处费的。 第二次是2017年5月，临安公交公司需要采购12米级电动客车12台，过程和之前这次一样，斯某了解其和汪宜生之后，问其能不能联系一家来，其推荐安凯公司的周美钊，不过他没有快充技术。斯某说周美钊也到临安跑过业务的，如果邀请不到其他快充公司就他好了。其便和周美钊联系，告诉其临安公交本次招标情况，并告诉他招标公司数量不够，让其来陪标，并告诉其价格不要报的太低，周美钊答应参加这次的招投标的。其知道周美钊公司没有快充技术，慢充价格也比较贵，肯定竞争不过其，最终来参加投标的是其、汪宜生和周美钊三家公司。其中标的，中标金额为1380万元，但只供应了10台，还有2台因为线路规划的原因还没供应。其不需要和他说明投标价格，因为技术原因，按照正常报价的话，周美钊公司肯定竞争不过其公司的。临安公交斯某对具有快充技术的公司不熟悉的，想在其和汪宜生中选一个，但招标要求原因，必须邀请三家来投标，所以让其帮忙联系或推荐，最后临安公交确定名单交由阳光代理中心通知，他们也知道其叫来的公司肯定中不了标的。 2．被告人亿朝辉的供述，称周光来是厦门金龙的区域经理，其所在的杭州夏龙公司是代理销售厦门金龙的客车，周光来算是其的领导。2016年天气比较热的时候，周光来告诉其临安公交公司采购客车要招标，公司不够，让其去陪标，因为很多业务需要周光来签字的，所以他让其过来配合投标其肯定会参加的，其来了之后发现只有其在内的三家公司。现场投标报价进行三轮，其前两轮价格是一样的，第三轮价格是要高于周光来的，其是来配合周光来投标的，来凑数的，目的是为了让周光来中标，最终也是周光来中标的，他也没有给其好处费的。其没有和杭州夏龙的负责人说过，他们和周光来关系不好的，公司应该不知道其参加的这次投标。 3．被告人周美钊的供述，称其参加过临安公交公司2017年5月份12米纯电动客车的招投标项目。其2016年开始就和临安公交的人打交道了，来过好多次，其主要是和总经理章某和副总斯某联系的，还邀请过章某等人参加过合肥新能源推荐会。其大概知道有这个项目之后，周光来打电话给其问要不要去参加这个招投标项目，其说要参加的，之后原安凯客车代理商周莉平给其转发了招标文件，其就准备标书了，来参加投标向公司副总周某汇报过的。快到投标时候，周光来又打电话给其，再次确认其去不去的，其说要去的，周光来还跟其说让其按正常报价，价格不要报的太低，其当时没有给他明确回复。其报名时候没有来，报名费和购买招标文件的费用是后期来投标的时候补缴的。到了投标现场，才知道只有其、汪宜生和周光来三家公司参与投标。递交标书后临安公交公司才知道其公司没有快充技术的，但已经来了，退出的话招标就不能进行了，便让其写了承诺书。本次招标采用谈判性招标，进行三轮报价，有专门评分的，价格分占比较高，基本上谁价格低就由谁中标。这次投标前周光来打电话给其说过让其不要把价格报的太低，其前两轮价格都是按照最高限价报的，周光来第一轮的价格就比其底价还低，其知道肯定不会中标了，最后一轮时其就把底价报出来了，只比限价低一点点，这个底价是公司给的底价。其在接到邀请函和招标文件时就知道这个项目中标的希望是比较小了，最后也是周光来中标的，标的1000多万。周光来知道其想把业务做到临安来，也知道其价格高，竞争力没他强，他在临安业务多，关系好，这么积极的确认其要不要参加，是为了提高他的中标机率。其也知道按照正常报价是竞争不过周光来他们的，能不能中标是不抱多大希望的，但招标单位发函了，不来也不好的。 4．证人黎某的证言，证明其是厦门金龙公司的工作人员，周光来是厦门金龙在杭州市场部的员工，2012年开始负责临安、建德、桐庐、淳安四处的客车销售，其是2013年担任市场部经理的，负责杭州市场部和总公司的协调、沟通等工作。招投标的流程一般是业主方把招标要求发到网上，或者通过招标公司，然后由业主方或招标代理公司通知公司或者具体负责人来参加投标。通知谁来参加招投标一般是业主方定的，但是具体是业主方还是代理公司通知不一定，关系好一点的，业主方直接通知业务员的也有。其自己不知道周光来有无串通投标的行为。 5．证人姚某的证言，证明其是杭州夏龙工作人员，公司于2007年成立，是厦门金龙在杭州及周边地区的销售代理商，亿朝辉在杭州夏龙工作有十多年，2016年年底离职。他主要负责嘉兴等地区，临安这边应该是没有业务的，其公司一般不做公交公司的客车采购项目，承担不起分期的费用，而且厦门金龙的业务员在做这块业务，其公司竞争不过的。亿朝辉在2016年7月份参加临安公交公司8.5米级46台公交车招投标项目其不知情，公司也没有制作过标书。 6．证人斯某的证言，证明其是临安公交公司的副总，2014年至2016年间负责公司的招投标工作，招投标采取邀请投标的方式，厦门金龙、苏州金龙以及宇通都有业务员来联系过业务的，一般有车辆采购招投标项目他们会来报名，其中厦门金龙的周光来和苏州金龙的汪宜生参与的比较多。在报名不足三家的时候，其公司不会主动的联系其他公司来报名的。安徽安凯公司是周莉平作为代表来公交公司联系业务的，其不认识周美钊，且安徽安凯公司的客车每台价格都比厦门金龙、苏州金龙等贵一、两万。 7．证人潘某的证言，证明2012年2月到2016年7月，其负责过临安公交公司的公交采购，招标代理公司是阳光代理公司，招标方式是竞争性谈判。2012年通过公开招标，2013年就改为邀请招标，参加投标的单位需要满三家，要符合招标配置和技术要求的才能报名。其公司不会提供生产商和代理商的名单给阳光代理公司的，一般都是这些公司知道项目之后自己到阳光代理公司报名，阳光代理公司再发招标邀请书给这些公司的。其经手过的项目是没有报名单位少于三家的情况的。经过几年的招投标之后，一些小的生产商知道竞争力不够，就不来参加投标了。安徽安凯公司是周莉平来联系业务的，周美钊其不认识。 8．证人陆某的证言，证明其是阳光代理公司的工作人员，临安公交公司的公交采购招投标是阳光代理公司操作的，一般都是公交公司将需要招标的公交车辆的参数配置交给阳光代理公司，其公司编写招标文件，招标是采取竞争性谈判的方式，因为生产商不多，所以是邀请投标的。有些情况是公交公司在了解和考察生产商相关配置、技术之后，确定下来拟邀请的生产商名单、联系方式交给其公司，由其公司根据名单去联系。被邀请的公司来报名并购买招标文件，参与投标。 9．证人章某证言，证明其是公交公司的总经理，2012年至2014年3月，其担任临安公交公司的副总经理，2014年3月至2016年7月担任临安公交公司总经理。安徽安凯公司是周莉平联系业务的，周美钊可能来过，其没有印象了。 10．证人周某证言，证明其2013年到2017年担任安徽安凯公司浙江和福建的销售总监，一般车辆小型的招投标都是业务经理直接参与的，其也是事后才知道周美钊参与了临安公交的招投标项目。从安徽安凯公司与其他公司的价格相比，因为每个区域、每个客户的价格都不一样，基本上价格不会相差太大，贵太多客户也不会买。其不记得周美钊在临安公交公司12米级纯电动公交12台招投标项目有没有向其申请过底价的，不过这个车型公司给业务员两年内付清的最低价是122.2万元，另外其还有5到6个点的优惠，其都是将这个权利下放给业务员的。从该项目周美钊114.5万元报价来看，基本上是业务员能报的最低价了，其他除非关系特别好，公司才会再降价。 另外还有2016年7月8.5米纯电动公交车辆采购项目资料、2017年5月12米级纯电动公交车辆采购项目资料、中标通知书、邀请投标文件、竞争性谈判纪要、评标报告、竞争性谈判文件模板、营业执照、公司章程、工商登记资料、招标代理委托合同、劳动合同、厦门金龙公司在临安投标级中标的项目清单、情况说明、餐旅费报销凭证、产品推荐会相关资料、临安公交公司文件资料、户籍证明、抓获经过、搜查笔录、扣押清单及图片、扣押笔录、发还清单等证据在卷证实，足以认定。 上述证据经当庭举证、质证，形成了完整的证明体系，三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均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 关于被告人周光来的辩护人提出的认定被告人周光来串通投标证据不充分的无罪辩护意见以及被告人周美钊的辩护人提出的无罪辩护意见。经查，第一节事实，有在案的被告人周光来、亿朝辉的供述共同证实，周光来联系亿朝辉让其来陪标，双方进行了事前意思联络，亿朝辉代表的公司有业务需要通过周光来与总公司对接，且双方对于相互价格比较了解，亿朝辉供述“其前两轮报价是一样的，第三轮价格是要高于周光来的，其是来配合周光来投标的”，最终也实现了周光来中标4406.8万元。双方主观上有明显串通报价意思联络，并在客观行为上实施了配合投标报价的行为，最终让周光来实现中标，主客观相一致，符合串通投标罪的构成要件。 第二节事实，根据被告人周光来、周美钊的供述，周光来明知周美钊代表的安凯公司在本次招标项目中不符合快充技术要求，且价格明显高于其公司价格，肯定中不了标的情况下，为了提高中标机率而向公交公司推荐邀请周美钊前来参与招标，并事先通知联系周美钊确认其是否前来，在电话中告知周美钊价格不要报的太低。而周美钊明知其公司在本次投标项目中不具有竞争力，招标项目也是周光来电话预先告知，并告知其价格不要报的太低的情况下，已经预判到周光来通知其参加投标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其陪标，以提高周光来的中标机率。结合证人斯某、潘某、章某、陆某的证言，可知临安公交公司对于周美钊并不熟悉，周光来供述的其向公交公司推荐安凯公司前来投标的可能性更大。另周美钊供述“报名时没来，报名费和购买招标文件的费用是后来投标的时候补缴的”，“到了现场才知道只有三家公司，其公司没有快充技术，但已经来了，退出的话招标就不能进行了，便让其写了承诺书”可以认定，周美钊对于被通知的本次招标项目是非正常的，系周光来让其来陪标的事实是清楚的，但未拒绝周光来的“价格不要报的太低”的要求，也未向公司汇报上述情况，依然答应前来投标，主观上具有默许配合投标的意思表示。其供述“这次投标前周光来打电话给其说过让其不要把价格报的太低”，其前两轮价格都是按照最高限价报的，在“周光来第一轮的价格就比其底价还低”的情况下，“其知道肯定不会中标了，最后一轮就把底价报出来了”。足以证实，其客观上也实施了周光来要求的“报价不要太低”的行为，以配合提高周光来中标机率，最终实现周光来中标的结果。即使被告人周美钊主观上具有想来参与投标的意愿，但根据在案证据可以证实临安公交公司采购客车主要根据价格，而安凯公司的客车在价格上是不具有优势的，临安公交公司也从未邀请过安凯公司。本次通过周光来寻找“陪标人”的方式被邀请前来参与投标，对于周美钊来说，其是明知的，本次能参与投标了解临安客车市场，即是陪标的利益所在和交换条件。因此其主观上想参与投标与其配合周光来要求的陪标行为并不矛盾，而是相互佐证。综上，被告人周光来、亿朝辉、周美钊相互串通投标报价，中标项目金额较大，情节严重，严重侵犯了其他投标人公平、合法竞争权，破坏了市场经济的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的秩序，符合串通投标罪的构成要件，被告人周光来、周美钊的辩护人所提不构成犯罪的辩护意见，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另被告人周光来辩护人提出可以适用缓刑的意见，结合被告人周光来的犯罪情节、作用、社会影响，不符合缓刑适用的法定条件，不予采纳。两辩护人其他量刑意见予以采纳。 关于被告人亿朝辉辩护人提出的犯罪未遂的意见，经查，被告人周光来、亿朝辉经事前意思联络，亿朝辉配合报价进行陪标，最终实现周光来中标4406.8万元，两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均已完成，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其他投标人公平、合法竞争权，以及招投标市场公平竞争的秩序，至于后续实际交付的数量，并不影响本罪的既遂认定，因此该意见不予采纳。其他量刑情节予以采纳并在量刑时予以考虑。 本院认为，被告人周光来、亿朝辉、周美钊串通投标，损害招标人及其他投标人利益，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串通投标罪。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本案系共同犯罪，被告人周光来系主犯，被告人亿朝辉、周美钊系从犯，对于从犯依法予以从轻处罚；被告人亿朝辉经公安机关电话通知后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自首，本院依法予以从轻处罚；被告人周光来、周美钊系坦白，均自愿认罪认罚，本院依法予以从宽处罚。结合三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作用大小，对社会的危害程度，本院认为，公诉机关量刑建议适当，应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四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一、三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七十二条第一、三款、第七十三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周光来犯串通投标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万元（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4月27日起至2020年8月26日止，罚金限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 二、被告人亿朝辉犯串通投标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缓刑考验期限，自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缴纳）。 三、被告人周美钊犯串通投标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缓刑考验期限，自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冯伟强 人民陪审员  马德胜 人民陪审员  李光明 二〇二〇年六月八日 书 记 员  孙雨婷 附：相关的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二十三条【串通投标罪】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报价，损害招标人或者其他投标人利益，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 第二十五条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故意共同犯罪。 …… 第二十六条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 …… 对于第三款规定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 第二十七条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 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第五十二条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 第五十三条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 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等原因缴纳确实有困难的，经人民法院裁定，可以延期缴纳、酌情减少或者免除。 第七十二条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对其中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 (一)犯罪情节较轻; (二)有悔罪表现; (三)没有再犯罪的危险; (四)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 …… 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如果被判处附加刑，附加刑仍须执 行。 第七十三条…… 有期徒刑的缓刑考验期限为原判刑期以上五年以下，但是不能少于一年。 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十五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愿意接受处罚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