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正安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黔0324民初1342号 原告：万英，女，汉族，1966年2月12日出生，贵州省正安县人，住正安县。 原告：唐启伟，男，汉族，1968年6月12日出生，贵州省正安县人，住正安县。系万英之丈夫。 委托诉讼代理人：万英，本案原告。 被告：万军，男，汉族，1978年7月14日出生，贵州省正安县人，住正安县。 被告：万宇，男，汉族，1980年12月13日出生，贵州省正安县人，住正安县。 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德学，男，汉族，1958年5月8日出生，贵州省遵义市人，住遵义市汇川区。与二被告系表叔侄关系。 原告万英、唐启伟与被告万军、万宇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袁定刚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万英、唐启伟，被告万军、万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德学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万英、唐启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二被告按份偿还原告垫付的由原、被告三方共同合伙经营的“顺发快运货运部”2015年的损失85,003元，并请求法院依法判决二被告赔偿原告的该笔垫资利息（从2015年计算至今）；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万英与二被告系堂弟兄姊妹关系。被告万军在原告家中做客时谈到物流生意有收益可以做，就邀请原告万英一起做生意，万英在家闲着无事，就同意了。原告积极去办理了营业手续，成立“顺发快运货运部”，原告投资70,000元，万军投资54,300元，唐晓投资20,000元，杨远雄投资50,000元。后来万宇也参与合伙投资了52,500元。合伙经营物流货运部后，一直亏损。杨远雄就退出合伙，唐晓也表示不参与了，其投资款由我自行安排，盈利了可以拿部分利润给他。后因物流部一直亏损，至2015年10月1日，亏损了133,460元，该亏损是原告垫付，但二被告签字认可，由原、被告共同承担。后继续经营，到2015年12月31日，又亏损57,558元，亏损已达到191,018元。由于一直亏损，无法继续经营下去，原告多次通知二被告，但二被告不管不问，并且不接原告电话，后来只好将物流部转让给了他人。对2015年12月31日前的亏损，按照出资比例，二被告应当承担85,003元。为此，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 被告万军辩称，我们与原告合伙开设经营货运部是原告首先提出，被告只是投资，具体经营管理是原告夫妻俩，从开业到2015年10月1日亏损133,460元，是合伙人共同合伙签字认可属实，自2015年10月后，唐启伟提出要被告二人不要扰乱了他的运营思路，让我们不要参与管理，因此后来我们没有参与管理，被告万军已于2016年1月1日退出合伙。原告主张的2015年12月31日前的亏损，因我们投资了资金，购买了车辆和办公设备，货运部的一切财产属于原、被告共同所有，但原告在答辩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将该货运部转让给了他人，被告近期才知晓原告夫妻获得了18万元转让费，原告主张的亏损没有减除我们共同投资的固定资产。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请。 被告万军辩称，除了同意万军的答辩意见外，被告万宇自2015年10月起由于原告唐启伟不让参与经营，所以后来一直未参与经营，包括后来原告将货运部转让给他人也没经被告同意，但被告万宇一直没有退伙，原告也不和被告结算，转让费也被原告占有。因此，原告的主张无任何理由，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请。 经审理查明如下事实：原告二人系夫妻，原告万英与二被告系亲堂姊妹。2013年3月，二原告与二被告协商达成口头协议，共同出资合伙经营物流货运，其中万英出资139,500元，万军出资59,300元，万宇出资52,500元。2013年3月10日，万英申请注册了正安县顺发快运货运部，经营者为万英，为个人经营（个体工商户）。口头协议达成后双方开始经营，至2015年10月5日，原、被告签订一份《顺发股东合作协议》（万英、唐启发为甲方，万军为乙方，万宇为丙方），协议明确了各自的出资金额和赢利分配、各自的分工责任，协议同时载明了“从开业至今（指2015年10月5日）共亏损133,460元”的内容。2016年5月29日，因王世江、顾克忠加入合伙，万军、万宇出具委托书一份，内容为“因万军、万宇没时间和精力经营管理顺发快运货运部，特委托王世江、顾克忠、万英、唐启伟全权负责，他们对顺发的决策措施、经营方案和任何事情的处理等，一致赞同、无异议”。2018年4月21日，万军出具一份标题为“顺发快运货运部股东解除协议”，内容为“本人自愿解除顺发快运货运部股东，同时与顺发快运货运部签订的股东协议合同作废，本人自愿放弃所有投资资金，从2016年元月1日起所有赢亏与本人无关，所有债权债务与我无关”。 另查明，原、被告合伙并出资后，购买了大小共四车辆货车用于经营。2018年10月10日，万英和王世江、顾克忠以股东的名义签订一份书面的股东入股资金书面依据和收支结算书面依据。股东入股资金书面依据载明了万英16.95万元、万宇7.75万元、顾克忠8万元、王世江10.7万元，但该依据没有万宇签名；收支结算书面依据没有万宇签名。同日，万英和王世江、顾克忠代表顺发快运货运部（甲方）与万晓艳（乙方）签订《顺发快运转让合同》，将顺发快运货运部转让给万晓艳经营，转让金额为80,000元，转让财产包括大小三辆货车。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的陈述和答辩以及原告提供的《顺发股东合作协议》、万军书写的《股东解除协议》、2015年10月份支出账、《委托书》、《顺发快运转让合同》等证据予以佐证。上述证据，经审查，符合证据的“三性”，本院予以确认。对原告提供的2015年10月至2015年11月份的账目单据（包括手写清单），因只是原告单方的记账账目，没有证据证明原、被告对该期间的收支账目进行了结算，不能证明二被告认可该期间的亏损金额，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纳；对原告提供的2018年10月10日的收支结算总账，因该结算单据只体现股东万英、顾克忠、王世江三人进行结算，而没有被告万宇、万军的签名，因此，不能证明原告认为二被告应当支付2015年12月30日前的亏损的事实，对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二原告与二被告最初达成口头协议，共同出资合伙开设并经营物流（快运货运），口头协议达成后各自出资并成立了正安县顺发快运货运部开始经营，根据原、被告2015年10月5日签订的《顺发股东合作协议》，双方的合伙关系成立。双方签订的《顺发股东合作协议》表明二原告共出资139,500元，万军出资59,300元，万宇出资52,500元；同时证明自开始经营到2015年10月5日期间亏损133,460元，二被告对此也认可。二原告在本案中主张除了上述亏损的133,460元外，从2015年10月6日至2015年12月31日，再次亏损了57,558元，以上共计亏损191,018元，二被告应当按出资比例承担85,003元。根据查明的事实，被告万军、万宇于2016年5月29日出具了《委托书》，该《委托书》表明万军、万宇委托二原告及顾克忠、王世江全权负责“顺发快运货运部”的经营，二被告对其处理的一切事务予以认可，同时证明二被告此时并未退出合伙。2018年4月21日，万军出具《顺发快运货运部股东解除协议》，该证据表明万军退出合伙，协议载明了从2016年元月1日起所有赢亏及债权债务与万军无关。因此，对万军来说，其于2016年元月1日已退出合伙，退出合伙后应当对合伙期间的债权债务承担责任，但双方并未对期间的合伙账务进行结算，一是2015年10月5日的《顺发股东合作协议》只能证明双方各自出资的多少以及自开始经营到此时亏损了多少，二是对2015年10月5日以后到2015年12月31日的账目，只是原告方的记账账目，并未经二被告核实确认，三是对合伙期间的盈亏的结算应当包括亏损和固定资产，亦即结算是否盈利或亏损，除了收支上的负债外，还应当计算固定资产，双方出资后购置了车辆和部分办公用品，均应当计入固定资产进行结算，但原告主张的亏损并未计算固定资产，因此，原告不能只要求万军承担2015年12月31日前的经营业务亏损。本案中，没有证据体现万宇已退伙，虽然万宇与万军于2016年5月29日出具了委托书表明不具体参与经营管理，但并未表明退出合伙，而原告万英于2018年10月10日与顾克忠、王世江进行的结算，万宇并未参加，同时，万英、顾克忠、王世江与万晓艳签订转让合同也没有万宇的签名，其获得的转让金也未与万宇结算，更没有与万宇的结算协议，因此，原告不能仅以2015年12月31日前的经营情况要求被告万宇承担亏损。综上，二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自己的主张，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对二原告要求二被告支付合伙期间的亏损85,003元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万英、唐启伟的诉讼请求。 本诉案件受理费1,920元，减半收取960元，由原告万英、唐启伟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则发生法律效力。 审 判 员 袁定刚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日 法官助理 王 静 书 记 员 骆海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