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昌市三峡坝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591民初147号原告：吴某1，男，汉族，1963年6月18日出生，住枝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凤梅，女，汉族，1965年11月26日出生，住枝江市，系吴某1之妻，一般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华琴，枝江市马家店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特别授权代理。原告：吴某2，男，汉族，1973年4月2日出生，住荆州市荆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肖万进，女，汉族，1973年6月17日出生，住枝江市，系吴某2之妻，特别授权代理。被告：吴某3，男，汉族，1966年4月22日出生，住枝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林，湖北西陵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晓国，湖北西陵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告吴某1、原告吴某2与被告吴某3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吴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凤梅、陈华琴，原告吴某2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肖万进，被告吴某3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林、杨晓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吴某1、吴某2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依法分割原、被告父母亲死亡后所遗留的房屋拆迁款199759元；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吴发友与刘心秀夫妻二人育有三子，系两原告与被告三兄弟。于1976年做瓦房四间，1986年7月涉案房屋首次确权登记，共有人为吴发友、刘心秀及两原告与被告，土地使用证号7702号，登记在谁的名下已经无从查证。1992年换证时，此涉案房屋登记在被告吴某3名下，土地证号为（1992）0401201，面积180平方米。此次换证，相关产权共有人没有变，只是以证换证。1999年1月18日，原告吴某1、被告吴某3与吴发友、刘心秀夫妻二人签订《生养死葬协议书》中的第七条载明“目前老人住的、用的财产问题（即屋2间半，风头等）属于公共，待双老百年以后平分财产，”这说明涉案房屋是吴发友与刘心秀夫妻二人的。2003年12月10日，吴发友与刘心秀因年老体弱与原告吴某1、被告吴某3签订赡养协议，第五条载明“两原告的房屋维修及园田耕种由吴某1及吴某3轮流承担。2004年由吴某1承担，2005年由吴某3承担，以此类推”进一步证明涉案房屋是吴发友与刘心秀二人的。2006年5月，因被告履行2003年12月10日签订的协议有变，吴发友与刘心秀夫妻将两原告及被告起诉至枝江人民法院，（2006）枝民初字第947号民事判决书的第五项载明“两原告的房屋维修及园田耕种由吴某1及吴某3轮流承担。2004年由吴某1承担，2005年由吴某3承担，依此类推”。从此判决书可以证明涉案房屋为两老人所有，并得到了三兄弟的认可。吴发友于2008年8月去世，2011年涉案房屋要被征收，刘心秀在生前与征收方就相关问题全部谈妥，并委托原告吴某1代签协议，得到征收方的认可，刘心秀于2012年1月去世，2012年1月18日枝江市国土资源局顾家店国土资源所与刘心秀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协议》（由原告吴某1代签），补偿金额为25709元，因补偿款的分配产生纠纷，2013年11月经多方调解达成协议，在总房屋补偿款金额中提5000元给被告吴某3，余下的平均分摊，即各人50%。因多种原因，此次征地没有完成，相应的补偿款也没有发放。2019年8月，涉案房屋被征收，2019年8月2日枝江市白洋镇李家湾与被告吴某3签订《房屋征收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确定补偿款为199759元，因被告主张房子登记在自己的名下，所有补偿款由被告所得。两原告与被告对补偿款如何发放发生争议，经多方多次调解无效，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原告吴某1、原告吴某2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证据一、原、被告身份信息，用于证明当事人主体资格。证据二、1986年7月《个人建房用地清理登记表》，用于证明房屋是吴发友和刘心秀于1976年新建的，建房时两原告和被告均未成年。证据三、1992年《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用于证明土地使用权登记在被告名下。证据四、1999年1月18日《吴某1、吴某3父母生养死葬协议书》，用于证明房屋系原、被告父母所有。证据五、2003年12月10日《关于吴某3与吴某1两兄弟赡养老人的协议》，用于证明房屋系原、被告父母所有，约定两老的房屋维修和园田耕种两兄弟一人一年，没有赠与给被告。证据六、2006年5月10日吴发友和刘心秀的《民事诉状》，用于证明老人在起诉时提条件，房屋需要进行维修，涉案房屋是属于两老人的。证据七、2006年6月2日枝江市人民法院第一次《开庭笔录》，2006年6月12日枝江市人民法院第二次《开庭笔录》，用于证明房屋属于两老人。证据八、枝江市人民法院（2006）枝民初字第947号《民事判决书》，用于证明房屋属于两老人。证据九、2012年1月18日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协议》，用于证明涉案房屋第一次补偿协议。证据十、2013年11月27日《调解记录》，用于证明老人房屋一共是四间，口头约定给三兄弟一人一间，老人一间，被告在调解过程中自认老人出钱买了被告应有份子一间屋，证明该房屋不是被告答辩所称赠与被告了。证据十一、2019年8月2日签订的《房屋征收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白洋镇土地、房屋征收补偿费领取凭证，用于证明补偿款是199759元。证据十二、李家湾委会的《告知书》，用于证明拆迁款的分配要求原、被告协商。被告吴某3辩称，一、本案所涉被拆迁房屋系原、被告父母生前赠与答辩人，不属于遗产范围。父母分别于2008年、2012年逝世，而早在1992年本案所涉的被拆迁房屋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已登记在答辩人名下。被拆迁房屋由父母所建，属原始取得。但随后，原告吴某1于1988年已分家立户，原告吴某2于1990年已投亲靠友；答辩人当时与父母共同居住在一起，基于血缘关系的共同居住行为，已表明父母完成了赠与财产的交付，结合原、被告父母将被拆迁房屋变更登记在答辩人名下等行为综合来看，应视为父母生前赠与答辩人被拆迁房屋。依照《继承法》第三条的规定，本案所涉的被拆迁房屋不属于遗产范围。二、答辩人持有被拆迁房屋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证，符合“一户一宅”的政策和法律规定，合法有据。1、农村宅基地，是农村的农户或者个人用作住宅基地而占有、利用本集体所有的土地。一户一宅是我国农村宅基地利用、分配、使用的一项基本政策。结合本案情况来看，原告吴某1已由村集体另行安排、分配了宅基地，原告吴某2已将其户口迁移，故二原告均不具有使用被拆迁房屋宅基地的成员资格，只有被告及其父母有分配、使用被拆迁房屋宅基地的成员资格。2、被告与父母基于血缘关系，共同成立为“一户”，享有该宅基地的使用权。如宅基地仍然登记在父母名下，则被告分家后，势必会再申请一处宅基地，不符合土地法关于“一户一宅”的相关规定，不利于宅基地的集约使用和总体规划，也容易造成宅基地的浪费。按照长幼生死的自然规律，当父母自然故去后，被告理所当然成为该宅基地的使用权人，故将该宅基地变更登记在本案被告名下，符合“一户一宅”的政策和法律规定，合法有据。三、原、被告父母生前赠与答辩人被拆迁房屋，符合当地农村的风俗习惯、乡规民约，合乎情理。除非当事人之间有特别的约定，按照当地农村的风俗习惯、乡规民约，当长子分家析产，三子上门入赘，只有次子与父母共同居住时，父母的财产理应全部归于同住的次子享有，这是乡规民约、约定俗成的风俗习惯。假设被拆迁房屋仍归原、被告父母所有，也就意味着被告未分得任何财产，明显与风俗习惯不符，也与基本的常理相悖。四、原、被告父母生前赠与答辩人被拆迁房屋后，又给予原告吴某1一定的金钱补偿，符合公平原则。五、原告无证据证明答辩人持有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证，系名义上代父母持有或变更（确权）登记错误。六、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否定答辩人持有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证的物权效力，按照物权法定的原则，被拆迁房屋的权利人应为本案被告。原告提供的两份赡养协议和枝江法院《民事判决书》，其中，1999年的赡养协议涉及到被拆迁房屋的条款，不是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确认财产归属的协议，而仅仅是当事人之间对财产处分的约定，只对将来发生合同效力，不发生物权效力；2003年的赡养协议表述的“老人的房屋”，实际上是老人居住的房屋，而未表明为“老人所有”，老人因居住而产生的维修义务，是原、被告应履行赡养义务的题中之义，而非确认该拆迁房屋属于其父母所有的条款和约定，故，此二份证据皆不足以否定答辩人持有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证的物权效力。同样，枝江法院的《民事判决书》也不是物权确权的判决，其针对赡养纠纷作出判决，引用的赡养协议的条款，法院未查明也不需要查明该拆迁房屋归谁所有，判项中也无确认物权的判决内容。七、本案原告吴某1与被告吴某3就处分被拆迁房屋产生了新的意思表示，应视为吴某3撤销了赠与。2011年，原告吴某1与被告吴某3就被拆迁房屋的处分产生了新的意思表示，明确表示被拆迁房屋全部归吴某3所有，由此表明本案被告吴某3撤销了之前的赠与，原告吴某1亦丧失了相应的合同请求权。八、即使被拆迁房屋认定为遗产，原告吴某2因未履行赡养义务，应不分或少分遗产。九、按照房地一体的原则，房屋所有权也应归本案被告所有,房屋拆迁所产生的利益原告无权进行分割。吴某2所谓的分得一间房屋没有任何证据予以证实，其不享有相关财产的相应份额。原告提到2013年11月27日所签的《调解记录》“现在的老屋应属三兄弟共有”是吴某1的个人陈述，没有相应的证据证实，其提到的吴某3承认当时父母出钱买了应得的房屋，是被告在人民调解过程中妥协和让步承认的案件事实，不得作为自认事实。因拆迁补偿协议未履行，人民调解协议未发生任何效力，被告所作陈述不能作为自认事实。被告吴某3为支持其抗辩理由，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证据一、《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用于证明被告持有土地使用证，户主为被告，用途为居住。证据二、《房屋测算表》，用于证明房屋拆迁补偿测算明细包括房屋价值、货币化补偿、奖金等项目。证据三、《承诺书》，用于证明被告向村委会承诺进行货币化一次性补偿，不享受安置房的事实。证据四、《情况说明》，用于证明枝江市国土资源局顾家店分局在丈量该拆迁房屋时，未核实房屋土地证，与吴某1误签补偿协议。证据五、《农业人口迁出登记表》，用于证明原告吴某2因投亲于1990年11月2日将户口从李家湾迁至荆州的事实。证据六、《备忘录》，用于证明顾家店镇政府出台文件，基本拆迁户若不要求分配屋基，一次性给予货币安置费。证据七、《存单》，用于证明原、被告父母将房屋赠与被告，又给予原告吴某1一定的金钱补偿。证据八、《申请书》，用于证明李家湾委会及参与房屋丈量的村民代表一致同意将误登刘心秀的房屋拆迁协议更正为吴某3。证据九、《证明》，用于证明原告吴某1与被告吴某3于2011年1月9日形成了新的协议，双方确认老人所有的属吴某3。证据十、《户口簿》，用于证明吴某3曾用名吴启付。证据十一、理赔单，用于证明被告对拆迁房屋进行了管理。经庭审质证，被告吴某3对原告吴某1、吴某2所举证据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一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二真实性无异议，但我方认为这样一份登记表不是一个确权证据，当时农村还没有物权登记制度，也就不能实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三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登记户主就是本案被告吴某3，性质是居住，并非原告所说以证换证。对证据四真实性也没有异议，但同样不能实现原告的证明目的，这样一份生养死葬协议根本没有说房屋维修的事情，只是对相关财产的一种约定，因此不能证明该房屋是属于原、被告父母的。对证据五2003年的《赡养协议》真实性也不持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协议最后一条写明两老的房屋，但并未表明是老人所有的房屋，这样一个条款是针对维修义务来进行约定的，不能推断出被拆迁房屋是原、被告父母所有。1999年和2003年的两份协议都没有刘心秀和吴发友的签字，即便两老人是权利人，没有权利人签名是没有法律效力的。对证据六至证据七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诉状和两次开庭笔录均未涉及被拆迁房屋的权属问题，谈的都是赡养方面的义务，涉及到房屋的顶多是房屋维修义务，因此同样不能实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八真实性不持异议，我方认为不是确权判决，解决的主要是赡养纠纷，法院在事实查明部分也未查明房屋归谁所有，其判项也未有该房屋归谁所有的判决内容，因此同样不能实现原告的证明目的。证据九真实性无异议，但房屋拆迁协议是违法签订的，刘心秀已经死亡，原告吴某1没有资格代刘心秀签订协议，不能实现原告证明目的。证据十调解记录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我方认为房屋四间每人一间均是吴某1的自述，且被告在调解笔录中明确表示该房屋已办证在自己名下，调解所承认的事实不构成被告的自认事实。证据十一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协议是有缺损的，还有附页，包括相关房屋明细，领取凭证的真实性也没有异议。证据十二真实性没有异议，宅基地使用证需要使用人向村委会申请，由乡镇审批。原告吴某1对被告吴某3所举证据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一真实性不持异议，是换证登记过来的。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持异议。对证据三真实性不持异议，但对待证事实持异议，是吴某3一厢情愿跟村委会承诺，其个人行为不能代表财产共有人。对证据四的三性有异议，没有负责人、经手人签名，第一次谈征地补偿时刘心秀尚未去世，是吴某1和刘心秀与村里谈判的，最后签协议时刘心秀才去世。对证据五的三性不持异议，但并非吴某2的户口迁走了就表示吴某2放弃该财产。证据六复印件无法辨认该证据的真实性。证据七也均为复印件，无法辨认真实性，即使存单是真实的，也是吴某1的存款，与本案争议的房屋无关联性，也不能证实被告所称系两位老人赠与给吴某1的。证据八《申请书》不是一份证明，土地使用权不是靠村民代表大会确认的，村民代表大会不能说明土地和房屋变更或赠与，他们不知情，不能证明被告待证的事实。对证据九三性均持异议，证人必须出庭接受双方质证。证据十无异议。证据十一与本案诉争房屋没有关联性。原告吴某2对被告吴某3所举证据质证意见同吴某1的质证意见。本院对上述原、被告就真实性不持异议的证据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于有争议的事实和证据，将结合其他证据在事实及评析中综合分析认定。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吴发友、刘心秀夫妻二人育有三子，吴某1（有时写为吴启金）、吴某3（曾用名吴启付）和吴某2（有时写为吴启兵）。吴发友于2008年8月死亡，刘心秀于2012年1月死亡。吴发友和刘兴秀于1976年在李家湾宅基地建房，建房时原、被告均未成年。原告吴某1于1988年单独立户，原告吴某2于1990年将户口迁至荆州。经过土地证换证，1992年该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登记在被告吴某3名下。2019年8月2日，吴某3与李家湾民委员会签订《房屋征收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2019年9月19日，吴某3领取了房屋征收补偿款199759元。吴某1与吴某3为赡养父母和拆迁补偿款的分配曾多次协商。本院认为，一、关于被拆迁房屋是否为原、被告父母之遗产问题。被拆迁房屋系1976年原、被告父母在宅基地上所建，属原始取得。当时，原、被告均未成年，对建房未有资金投入，故房屋应属吴发友和刘心秀所有。被告称自己因父母赠与而继受取得，但仅以集体土地建设使用权证于1992年登记在其名下为证，证据不足，且与其在调解笔录中陈述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被告以集体土地建设使用权证登记在其名下、房地一体为由主张被拆迁房屋属其个人财产，也不成立。我国宅基地针对“户”，而非个人，而房屋所有权则精确到“人”。本案中，宅基地因换证登记在吴某3名下，但宅基地上房屋并不变更为其所有，房屋谁出资修建归谁所有。结合双方在历次协商中的表述，本院认为，案涉被拆迁房屋系吴发友、刘心秀的遗产。二、拆迁款199759元均为对被拆迁房屋的补偿，不涉及土地的补偿项目。关于拆迁款的分配比例，综合考虑农村习俗、对老人尽赡养义务的程度、包括共同生活的时间、为尽赡养义务对房屋管理维修的投入、为遗产变现价值最大化所作出的努力和贡献，本院酌定吴某1、吴某2、吴某3的分配比例为3：1：6，即吴某1继承59927.70元、吴某2继承19975.90元、吴某3继承119855.40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三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房屋拆迁款199759元由原告吴某1继承59927.70元,原告吴某2继承19975.90元,被告吴某3继承119855.4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148元，由原告吴某1负担644.40元、原告吴某2负担214.80元、被告吴某3负担1288.8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娄晓春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六日书记员  黄 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