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东阳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783民初12169号 原告（反诉被告）：任元利，男，1985年8月2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长兴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陶丽，浙江湖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邵德财，男，1968年2月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东阳市。 被告：邵旦伟，男，1990年7月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东阳市。 被告：东阳市南马鼎腾木工艺品厂，经营场所浙江省金华市东阳市南马镇花园村新园路。 经营者：邵旦伟，男，1990年7月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东阳市。 三被告及反诉原告邵德财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葛俊明，浙江德当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任元利与被告邵德财、邵旦伟、东阳市南马鼎腾木工艺品厂（以下简称鼎腾木工艺品厂）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被告邵德财于2019年12月25日向本院提出反诉，本院依法进行合并审理，并于2020年1月16日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因案情复杂，本案于2020年1月16日依法转为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并于2020年4月10日进行开庭审理。任元利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陶丽，邵德财、邵旦伟、鼎腾木工艺品厂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葛俊明到庭参加第一、二次庭审。任元利申请的证人饶某出庭陈述。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任元利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解除任元利与邵德财、邵旦伟、鼎腾木工艺品厂之间的买卖合同；2.判令邵德财、邵旦伟、鼎腾木工艺品厂共同返还任元利货款375800元，并双倍返还定金20000元，同时自2019年10月21日起，以3758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向任元利支付资金占用利息至全额返还货款之日止；3.判令被告邵德财、邵旦伟、鼎腾木工艺品厂支付任元利为实现债权支付的律师代理费20000元，保险费500元。案件审理过程中，任元利增加判令邵德财、邵旦伟、鼎腾木工艺品厂支付任元利支出的财产保全案件申请费2770元的诉讼请求并将第一项诉讼请求变更为依法解除任元利与邵德财、邵旦伟、鼎腾木工艺品厂之间的定作合同。事实和理由：2019年9月29日，任元利在鼎腾木工艺品厂住所地与邵德财约定购买家具若干，并于当日支付定金20000元给邵德财，双方约定15日发货。2019年10月16日，任元利到邵德财、邵旦伟家中要求发货，直到10月19日，邵德财、邵旦伟要求任元利另行支付部分款项后再发货，任元利即于当日分三次打款合计355800元，其中115800元打款给邵旦伟，240000元打款给鼎腾木工艺品厂。期间邵德财多次同意发货又反悔。待任元利打款共计375800元并由邵德财出具收条并同意尾款30000元货到付款。邵德财组织货车司机将案涉家具全部装车并发往长兴。然，待任元利回到长兴并等候多时，货始终未到。期间任元利分别与邵德财以及货车司机联系，邵德财均以各种理由推脱。就此，任元利与邵德财、邵旦伟、鼎腾木工艺品厂多次协商，邵德财、邵旦伟、鼎腾木工艺品厂始终拒绝发货，至今未果。为维护任元利的合法权益，特向法院起诉，望判如所请。 邵德财答辩称，根据本案的事实，双方产生纠纷的根本原因是任元利违约不付货款，任元利应支付的货款已经付了绝大部分，就是赖着不付尾款30000元。任元利请求解除合同没有事实根据，也不符合法律规定解除合同的条件。我国合同法当中，解除合同有明确法律规定的，任元利的诉请不符合合同法关于解除合同的相关条件，因此任元利诉请邵德财返还货款，双倍返还定金并计算利息，要求支付实现债权的费用，也就是律师费等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请求法庭依法判决驳回任元利对邵德财的全部诉讼请求。 邵旦伟、鼎腾木工艺品厂共同答辩称，通过任元利提供的证据三，也就是两张收条可以证明案涉家具交易的收款人是邵德财。虽然任元利曾经根据邵德财的指示，向邵旦伟、鼎腾木工艺品厂的账户转账付款，但邵旦伟、鼎腾木工艺品厂系受委托被动收款。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本案交易主体系任元利与邵德财之间，邵旦伟、鼎腾木工艺品厂在本案实质交易中没有任何意思表示。邵旦伟、鼎腾木工艺品厂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任元利诉请邵旦伟、鼎腾木工艺品厂承担合同责任及实现债权等费用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请法庭依法判决驳回任元利对邵旦伟、鼎腾木工艺品厂的全部诉讼请求。 邵德财向本院提出反诉诉讼请求：1.判决确认邵德财与任元利于2019年9月29日签订的家具买卖合同合法有效；2.判令任元利继续履行合同，支付货款30000元，赔偿运费损失7000元，并赔偿货款及运费的利息损失（从2019年10月21日起，以37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案件审理过程中，邵德财将第二项诉讼请求变更为判令任元利继续履行合同，支付货款50000元，赔偿运费损失7000元，并赔偿货款及运费的利息损失（从2019年10月21日起，以57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事实与理由：2019年9月初，任元利因酒店陈设需要，向邵德财定制家具，先由邵德财根据任元利家具使用的房屋结构、装饰风格等实际需要制作样品成品，经任元利确认满意后，邵德财与任元利于同年9月29日签订家具买卖合同，合同约定了货物名称、大小规格、单位数量、合同价款、运费承担等，并列明销售货物清单，合同总价405800元，约定付款（带款提货），任元利自负运费。合同签订后，邵德财根据合同约定的家具要求，立即组织技术人员、生产工人，进行采购木料、筹划设计、生产制作家具。期间任元利因情况变化，还进行了部分修改，邵德财都满足了任元利的变更需求。邵德财在2019年10月中旬前已完成家具生产，但因任元利资金紧张，货款都是小额多次支付，也迟迟未付清，直到2019年10月20日装车发货，运货车辆已抵达湖州市地界，任元利还有30000元货款未付，在多次催促任元利付款无果的情况下，邵德财不得已指示运货车辆折返东阳市，邵德财为此支付运费7000元。邵德财认为邵德财与任元利签订的家具买卖合同合法有效，任元利拖欠货款直到交货的最后时限都没有付清，属于违约行为，任元利应依法承担违约责任，继续履行合同，支付剩余货款并赔偿邵德财的损失。但是任元利不顾客观事实，把定制交易当儿戏，明知案涉家具系针对特定酒店的个性化需求而定制，居然先行起诉，要求与邵德财解除合同，是不符合法理的。如果解除合同，案涉家具将一文不值，连在乡村市场上，即使作为处理品都无法成交出售，这是谁的错？损失由谁承担？案件审理过程中，邵德财变更以下事实：因为任元利申请的证人饶某当庭陈述证人饶某支付给邵德财的20000元并非替任元利支付给邵德财的货款定金20000元，故实际上任元利尚拖欠邵德财货款金额为50000元，而非邵德财诉状中记载的30000元货款。为此，邵德财根据有关法律规定，特向法院提起反诉，请求判如诉请。 任元利答辩称，一、邵德财反诉所称的“因任元利资金紧张，货款都是小额多次支付，迟迟未付清”的说法既不符合客观事实也不符合逻辑。任元利在第一次向邵德财支付20000元定金后，通过提交的付款凭证可知，此后的355800元是在2019年10月19日也就是发货当天分三次打给邵旦伟、鼎腾木工艺品厂的，这属于正常的资金调度。首先，在发货当天，任元利其中一个银行账户上就有二十多万元的存款，不可能出现邵德财所称的资金紧张的情况。其次，关于任元利与邵德财之间的货款，一开始由于任元利代邵德财向第三方垫付了100000元，双方原本约定405800元的货物，任元利只需支付305800元，另100000元货款从第三方款项中抵充。后邵德财等人反悔，不同意将100000元进行抵扣，在双方再次协商后确定这100000元由任元利支付，不从第三方抵充。这部分内容在双方均提交的2019年10月19日录音中能够反映出来。关于这100000元的支付方式是支付70000元后发货，30000元尾款货到付清，在此基础上邵德财将货物发出，任元利等人返回长兴。整个付款过程是在双方均同意的情况下一笔笔支付的，并不存在任元利资金紧张的情况。邵德财所说的双方约定货到湖州青山服务区没有任何证据，完全是临时编造的理由。 二、任元利与邵德财至今的纠纷并非因30000元尾款而起，邵德财擅自将家具叫回，其行为构成违约。在任元利等人回到长兴后又迟迟未收到货的情况下于10月20日凌晨与邵德财电话联系交涉，通过20号的录音表明，双方是约定好30000元尾款货到付款的，货物发送途中邵德财仍说货是能发到的。并且在整个交涉过程中，双方均未对尾款支付事宜起过任何争论，对方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当时邵德财要求任元利立即支付剩余尾款才能让司机继续发货，而是直接将货车叫回。事实上，邵德财擅自将货物拉回是想通过这种方式让任元利帮助他协调与第三人石总间的纠纷，这部分内容在19日及20日的录音中均能够反映出来。录音中，邵德财等人多次提及“如果让石总打电话你有没有方案”、“问题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你跟石总打来电话怎么弄？你讲过了”、“这样子你问问石总看”、“我可以给你个建议，让你们石总打电话过来就好”、“既然是朋友，那你们帮我一把，给石总打个电话”、“你们就说：我们货压牢了，因为之前的事情处理不好”无论我方还是对方提供的录音都反映出来，邵德财等人希望任元利出面让石总给他们打电话处理之前的事。邵德财将货物拉回也是邵德财等人为了通过压货的方式达到这个目的。即使退一步讲，如果没有录音证明双方对交付期限有约定，合同法第六十一条以及第六十二条第四项的规定，履行期限不明确的，根据交易习惯，任元利也有权要求邵德财履行交付义务。在本案这种双方当事人互负债务的双务合同中，通常情况下，要么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要么是一方支付定金或部分款项后，另一方在收货并验收合格后再支付剩余款项。更何况本案涉及的交易金额较大，在任元利已履行大部分付款义务的情况下，不可能无任何保障地全额支付货款后才交付货物，这显然是不符合常理更是不符合交易习惯的。 三、由于邵德财违约造成的货物滞销等责任不能由任元利承担。案涉家具数量众多，任元利将其买回并不是为了自用，而是要卖给第三方。邵德财诉称“如果解除合同，案涉家具将无法出售”，由于邵德财自身的恶意违约行为，致使任元利无法在约定时间内将货物交付给第三方，所产生的后果理应由邵德财承担。同时，通过庭审情况可知，该批货物至今仍放在邵德财仓库，并未毁损、灭失，何来无法出售之说。试问如果这批家具连邵德财这样专业卖家具的都无法出售，那么任元利作为一个非专业人士，拿着这批家具该如何是好？ 四、关于定金。邵德财向任元利共出具两张收条，一张是2019年10月19日出具的240000元的收条有240000元转账凭证佐证，一张是135800元的收条，具体组成是2019年9月29日通过证人饶某支付的20000元以及10月19日支付的45800元和70000元，所说邵德财在20出具收条时特意注明包括定金共计135800元，这说明在当时双方明确该20000元属于定金性质。在2020年1月16日的庭审上，虽然邵德财在知道定金的法律性质需要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时，改口认为20000元是预付款，但其对于已收款共计375800元是确认的，同时邵德财在案发后、提起反诉时直至庭审时都认可尚欠尾款金额为30000元。却在证人饶某被邵德财的询问技巧激怒，导致其思绪不清前后言辞矛盾后，又否认这20000元是支付案涉货款，邵德财将反诉诉讼请求变更为任元利拖欠尾款50000元，这显然是前后矛盾的。同时，邵德财在庭审中对证人饶某的证人证言发表质证意见时，认为证人的证言前后不一，不具备可信度，对于证人关于双方约定尾款货到付清的说法是不予认可的，却单单认可证人对于这20000元部分的说法，这也是互相矛盾的。如果邵德财认可证人所述的20000元不是支付案涉货款，那么同时也应当认可证人关于双方约定尾款是货到验收后付款部分的证言。邵德财一系列行为均显示出其想要逃避法律责任的意图。任元利认为双方在买卖过程中经过核对确认收款后由邵德财亲笔书写的收条以及案发当时双方的录音是最能反映客观事实的，不能仅凭庭审时有外在因素影响导致的前后反复的证人证言就选择性否认或承认部分客观事实。更何况证人饶某和邵德财间的经济纠纷也有相应的凭证，邵德财可以通过合法途径向证人主张权利。 综上，邵德财主张的事实与理由不符合客观事实，本案完全是邵德财恶意违约导致的。因此，为维护任元利的合法权益，更是为了维护法律的公正，请求法院驳回邵德财的全部反诉诉讼请求。 任元利与邵德财、邵旦伟、鼎腾木工艺品厂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经审理，本院认定事实如下：邵德财、邵旦伟系父子关系。邵德财系个体工商户东阳市南马汇丰红木家具厂的经营者。邵旦伟系个体工商户东阳市南马鼎腾木工艺品厂的经营者。任元利与饶某系同学关系，两人经常在一起。饶某当庭陈述其本人全程参与任元利向邵德财购买案涉家具过程。2018年12月5日，饶某曾向邵德财购买缅花转角沙发、大红酸枝餐台、非花床、电视柜、换鞋凳，合计价款为79800元，邵德财将上述家具送货给饶某，货款除双方有争议的20000元外其余货款至今未付清。2019年9月份，因饶某曾与邵德财有过家具买卖业务，且与邵德财系朋友关系，故陪同任元利向邵德财购买2米＊2.2米大床和2米＊1.2米大床以及配套的床头柜。2019年9月11日，邵德财按照要求将规格为2米＊2.2米大床和2米＊1.2米大床的样品床送到饶某处，饶某到样品床后在合计价款为39200元的样品销货清单底部上签署“饶”，同时，该销售清单上注明“样品成品大货带款提货”。对于样品家具的货款39200元，饶某陈述尚未支付，邵德财主张的涉案货款405800元也未涉及案涉样品家具39200元的款项。2019年9月29日，饶某陪同任元利在东阳市南马镇花园村向邵德财购买合计价款为405800元的大床和床头柜，具体家具规格和价格如下：2米＊2.2米大床（包括高拼1片、低拼1片、床档5根、床拼2根、床板2块）合计61张，每张床配套两个床头柜，合计122个床头柜。一张床搭配两个床头柜合计价款为5700元每套，61套共计价款为347700元；1.2米＊2米大床（包括高拼1片、低拼1片、床板1块），每个房间2个床、1个床头柜。一套为两张床搭配一个床头柜，合计价款为8300元每套，7套共计价款为58100元。同日，饶某通过微信转账方式向邵德财支付10000元、10000元，合计支付20000元。对于该20000元款项的性质，饶某出庭作证时陈述如下：“先是表示该20000元是帮任元利支付用于向邵德财购买家具的定金，后又陈述该20000元反正是饶某本人付的钱，至于说邵德财说算这批东西还是怎么样，其不知道邵德财怎么想。2019年9月11日样品家具的钱当时没有付过，后面就付了20000元给邵德财，邵德财当时也没说清楚到底是付的哪个钱，是我家里家具的钱还是样品家具的钱，我本身还差了邵德财钱。这20000元是支付样品家具的货款一部分，与任元利没有关系。关于20000元的性质，邵德财要扯订金也好，扯付的钱也好，邵德财自己去考虑，当时邵德财跟饶某，饶某跟邵德财是怎么说的，饶某也记不清楚了。”任元利认为系支付涉案家具的定金、邵德财方认为系支付饶某支付2019年之前拖欠邵德财的货款，且即使是支付本案货款，性质也是预付款，不是定金的性质，双方之间至今未达成一致意见。2019年10月18日，任元利在货拉拉ＡＰＰ上叫一辆7米6长的货车车用于运输涉案家具并自行支付运费1427元，运输起点为东阳市新中华大酒店新园路北，终点为浮霞路与震泽路交叉口。后因该货车无法装载涉案家具等原因，任元利取消该货运订单。2019年10月19日，饶某通过刷本人银行卡方式代任元利支付货款240000元，款项支付至鼎腾木工艺品厂账户。对于该笔240000元，饶某陈述系以出借给任元利的方式替任元利支付本案货款。2019年10月19日，因双方对于发货和付款问题产生纠纷，在邵德财家中，任元利、饶某、邵德财、邵旦伟、邵旦伟妻子陈巧玲、邵德财妻子邵发光交谈过程中形成一份录音，该份录音中邵旦伟问饶某“听我说一句，这批货如果是你们个人定的，你们是不是应该把货款打足，是不是应该打足，我就问一句是不是应该打足。”饶某回答“另外说一句话啊，如果当时你当时跟我说货款打足，拿10万你不肯的，那公司再跟你们协商，跟我们不搭嘎”。陈巧玲说“关键问题是钱也没有到啊”。“不是，我们的要求是这批货全款”。任元利说“我做生意，我怎么卖，跟你们卖家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吧”。陈巧玲回答“那我们是要全款呀，那你为什么又扯公司呢”“现在这种情况，货肯定不会运，钱不搞清楚，要么你们去法庭告”饶某说“现在等于说全款付清货拉走？”陈巧玲回答“对”。饶某说“还是这么说，再给你10万，你要这么说，我马上打电话借钱。”“一句话讲一句话么，你要这么讲，ＯＫ，我马上打电话借钱，我今天看到100%给你到位，我要不到位，我饶姓倒挂。”饶某说“所以货我先拉走，我再给你十万，也是一个解决方法”“反正你考虑一下”。任元利说“那就这样，我们最大最大的能力就是差十万块钱吧，想办法把你这十万块钱补上，你把货给我，这是我们最大的能力，我没办法让石总打电话给你们，我们也没这个能力。同日，任元利向邵旦伟账户转账70000元和45800元。同日，邵德财向任元利出具收条一份，收条的内容为“今收到任元利现金240000元正大写（贰拾肆万元正）家具款。”2019年10月20日，邵德财向任元利另行出具收条一份，收条的内容为“今收到任元利人民币转账款家具货款包括定金共计135800元正￥大写（壹拾叁万伍仟捌佰元正）”。2019年10月19日，邵德财通过微信支付方式向微信名为捷诚物流大件运输李勇的司机转账支付运费1000元，又于2019年10月20日另行支付运费6500元，合计支付运费7500元。任元利与邵德财一致确认邵德财曾在2019年10月19日收到货款355800元后将涉案家具装车发出东阳，任元利、饶某自称跟随货车去长兴，后来没有跟上货车的节奏，跟车失败。但是对于货物从东阳发出后到达何方又因何种原因导致货车折返东阳，任元利、邵德财各有说法，未达成一致意见，且均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任元利为实现债权支出财产保全申请费2770元，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费500元，律师代理费20000元。证人饶某出庭作证时陈述，2019年9月11日，涉案家具样品看到并收到家具样品后再给邵德财打定金，并由其在样品销售清单上签字确认。如果饶某不认可样品的话，任元利也不会付这么多钱去买这些活。饶某在回答任元利代理人“这个东西跟本案的就是任元利采购的家具是同一批货么？”询问时回答“是同一批的样品”。在回答审判员询问时又陈述“2019年9月11日的样品家具是饶某本人买的，跟任元利没有关系，我自己签的字我买的东西”。邵德财在庭审中自认涉案家具（含家具样品）的木材材质为红榉木。上述事实，由任元利提供的2019年9月29日的销货清单、打款凭证、微信转账凭证、饶某的工商银行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任元利的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农商银行交易凭证、收条、通话录音、委托代理合同、律师代理费发票、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发票及保险单明细表、货拉拉订单、通话录音，邵德财、邵旦伟、鼎腾木工艺品厂提供的时间为2019年9月11日的样品销货清单、东阳市南马汇丰红木家具厂营业执照、2019年10月19日的现场对话录音、2018年12月5日的销货清单、货运司机运费微信支付凭以及任元利、邵德财、邵旦伟、鼎腾木工艺品厂在庭审中的一致陈述予以佐证。任元利提供的证人饶某出具的情况说明，本身属于证人证言，证人饶某已经当庭作证，情况说明内容与当庭陈述一致的部分即2019年9月29日饶某向邵德财微信合计转账20000元以及2019年10月19日刷卡支付给鼎腾木工艺品厂240000元的事实，对于款项支付与收取情况，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对于该事实予以认定、至于2019年9月29日饶某向邵德财微信合计转账20000元款项的性质，本院将在本院认为部分予以认定。证人饶某的证人证言，基于证人饶某与任元利系同学且平时关系密切，饶某基本全程参与了任元利与邵德财之间的买卖业务，饶某自认出借240000元款项给任元利支付涉案货款，在双方发货与付款沟通过程中更是全程参与，虽然证人饶某与邵德财也存在家具买卖业务及欠款纠纷，但是结合本案案情来判断，证人饶某与任元利之间的关系较证人饶某与邵德财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其作为由任元利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在庭审中作出的于任元利不利的证言和对邵德财不利的证言相冲突或者矛盾时，本院优先采纳证人饶某作出的可以与其他证据相佐证的证人证言内容为本案定案依据。证人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本院结合饶某出具样品家具收货单，代为支付货款以及沟通发货等事宜予以综合认定案件事实。对于南京林业大学木材科学研究中心出具的认定证书及相应的材质认定查询结果，因邵德财、邵旦伟、鼎腾木工艺品厂明确否认系由其去做认证并交付给任元利，任元利也没有证据证明该事实，另外，案涉家具多达68套却只有三份认证证书也不符合常理；其中一份认定证书认定时间为2019年9月10日，早于样品交付时间，不合常理；另外两份认证时间临近发货日期且三份认定证书上载明的家具生产单位为“邵府红木”，与邵德财经营的东阳市南马汇丰红木家具厂和邵旦伟经营的鼎腾木工艺品厂均不是同一生产厂家，如该三份证书确系邵德财或邵旦伟、鼎腾木工艺品厂出具给任元利的，任元利作为买受人应当注意到该证书记载的生产厂家与实际出卖厂家不符的情况，任元利接受证书却没有提出任何异议，更是有违常理。综上，本院对于该组证据不予采纳。任元利提供的4月14日的手机照片，无法确定是否系案涉家具的一部分或者样品，且时间远远早于样品家具交付的时间，也早于任元利及邵德财双方诉状中自认的涉案家具交易开始时间，且邵德财、邵旦伟、鼎腾木工艺品厂明确否认与涉案家具有关，综上，本院对该组证据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如下：焦点一，本案案由应当认定为买卖合同纠纷还是定作合同纠纷？以及合同双方当事人应当如何认定？焦点二，任元利是否履行完毕定金交付义务？未履行定金交付义务的情况下，邵德财可否以此理由拒绝或者延迟发货？焦点三，案涉合同是否应当解除还是继续履行，邵德财已经支付的货物运费应当由谁承担？对于上述焦点问题，本院分析如下： 焦点一，定作合同系承揽合同中的一种，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1、签订合同的目的不同。买卖合同在订立时是以发生标的物所有权的转移为目的。而承揽合同在订立时是以获得特定的工作成果为目的。2、标的物是否具有特定性。买卖合同的标的物一般是种类物，具有通用性；而承揽合同的标的物则是按照定作人的特殊要求，为满足定作人的特殊需要而专门制作的，往往具有特殊用途，具有特定性，通常只能为定作人所使用，不能在市场上流通，即使能够在市场上买卖，也会失去其应有的价值。3、承揽合同具有较强的人身性。在承揽合同中，定作人往往会对承揽人的资质能力、技术水平、设备条件非常关心。而买卖合同则无此种要求，买受人主要关注的是取得标的物所有权，对标的物的制作人、制作条件、制作过程并不关心。4、定作人对于产品生产过程有一定的控制力。承揽人负有接受定作人监督检查的义务，而买卖合同一般无此种要求，买受人一般只需对交付的标的物是否符合其质量要求进行检验，而不具有对产品生产过程进行监督检查的权利。5、合同价款的性质不同。买卖合同中约定的价款是标的物本身的价值，而承揽合同中约定的价款是对承揽人完成特定工作成果后支付的劳动报酬。从本案上述已经查明的事实来看，涉案家具产品不具有定作性、案涉家具作为酒店所用的家具属于酒店行业通用尺寸，案涉家具在酒店行业具有流通性，任元利对涉案家具的设计、生产、质量控制等过程不具有实际控制和监督的权利，与承揽合同定作人对于工作内容进行监督检查的特征不符。邵德财按照样品尺寸及材质加工制作家具，属于履行凭样品买卖合同义务的方式，不属于承揽合同中由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专门制作的情形。任元利支付的是家具本身的价值，而非劳动报酬。综上，本案案由应当定为买卖合同纠纷，实质上为凭样品买卖合同纠纷，而非任元利认为的定作合同纠纷。任元利在诉状中同样认可系买卖合同纠纷，并要求解除涉案买卖合同，邵德财对双方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亦无异议，且纠纷性质与经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相符，任元利方为取得承揽合同中定作人任意解除权而临时变更并撤销其自认的买卖合同纠纷案由，给对方当事人造成诉讼突袭，给本院审理案件增加工作量和负担，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和诚信诉讼原则，结合本案事实和法律规定，本院依法认定案由为买卖合同纠纷。 关于买卖合同中买受人和出卖人如何认定问题，本院认为，结合双方诉状内容、自认及辩称意见、证人饶某的证人证言内容等来看，任元利自认其系案涉家具的买受人，证人饶某认可其出借给任元利240000元用于支付涉案家具货款，邵德财出具的收条也载明收到任元利的货款，邵德财也认可任元利系买受人，虽然邵德财在庭审中认为实际上饶某系实际买受人，但是该辩称与本案查明事实不符，故本院认定案涉家具的买受人系任元利。关于出卖人的认定，结合任元利、邵德财诉状内容，邵德财出具收条内容，以及关于发货和付款双方协商的过程中，本院认定出卖人系邵德财，邵旦伟、鼎腾木工艺品厂的账户作为收款人收取货款的行为，结合邵德财、邵旦伟父子关系，以及邵德财出具了货款收条的事实，应认定为代邵德财收取涉案货款，而非代表邵旦伟、鼎腾木工艺品厂系涉案家具的出卖人。 焦点二，根据邵德财于2019年10月20日出具的收条记载收取定金的事实，从收条字面上看，约定的是定金，但是从收条出具日期已经超过涉案家具发货之日，更是晚于买卖合同签订时间2019年9月29日，结合样品销货清单上记载的“样品成品大货带款提货”内容，且任元利自认双方约定15日发货，但是实际上任元利在合同签订后十五日内除了有争议的20000元外，对于其他货款分文未付。故不排除邵德财作为收取“定金”的一方当事人有将其作为买卖合同预付款的意思表示。另外，邵德财在其2019年10月20日出具的收条中记载“包括定金”共计135800元，邵德财自认该款项系由2019年9月29日由饶某通过微信支付的20000元、2019年10月19日由任元利分别支付的70000元、45800元组成。对于该20000元款项，饶某对于款项性质作出的陈述“先是表示该20000元是帮任元利支付用于向邵德财购买家具的定金，后又陈述该20000元反正是饶某本人付的钱，至于说邵德财说算这批东西还是怎么样，其不知道邵德财怎么想。2019年9月11日样品家具的钱当时没有付过，后面就付了20000元给邵德财，邵德财当时也没说清楚到底是付的哪个钱，是我家里家具的钱还是样品家具的钱，我本身还差了邵德财钱。这20000元是支付样品家具的货款一部分，与任元利没有关系。关于20000元的性质，邵德财要扯订金也好，扯付的钱也好，邵德财自己去考虑，当时邵德财跟饶某，饶某跟邵德财是怎么说的，饶某也记不清楚了。”，证人的当庭陈述前后互相矛盾，且饶某本人在2018年就拖欠邵德财的货款，2019年9月11日的涉案样品货款尚未支付，饶某也表示20000元的性质要看邵德财如何看，现邵德财明确否认该20000元系支付涉案家具的定金。证人饶某的陈述虽然存在多处前后矛盾之处，但是结合样品清单上的家具尺寸、付款方式约定、货款情况以及任元利若不认可样品、不知晓家具材质的情况支付了大部分货款有违常理以及355800元货款系在邵德财即将发货的当日才支付的事实，在该种情况下，本院不予认定该20000元系支付涉案405800元家具货款或者涉案家具的定金。至于该20000元是支付2019年9月11日的样品货款还是2018年饶某本人拖欠邵德财的货款，因与涉案货款支付无关，可由证人饶某与邵德财另行处理。即使认定其为合同担保形式的定金，该定金条款也并非完全脱离买卖合同的另一合同，而只是买卖合同这个主合同的从合同。定金合同应从实际交付之日起生效。然而定金合同未生效并非对买卖合同的主合同的履行毫无影响。定金合同作为担保合同，其目的在于担保主合同的履行，其功能在于分配交易的风险和平衡当事人的利益。从任元利与邵德财订立合同时的意思表示看，在买卖合同中负有先履行义务的一方即任元利与邵德财订立定金合同的目的也是为了促使任元利履行付款义务以降低交易风险，邵德财在本案中仅仅收取了有争议的20000元款项情况下即准备好了价值405800元的家具，若买方违约，邵德财作为卖家的交易风险极高。因此定金合同的生效、履行与买卖合同中邵德财的交货义务具有对价和牵连关系。定金合同的生效、履行是邵德财履行交货义务的前提。任元利诉状中自认其在签订买卖合同的当日即交付定金20000元给邵德财，但是根据本案事实及担保法第九十条关于定金应当以书面形式约定的规定，任元利逾期在2019年10月19日才向邵德财交付所谓的“定金”，邵德财于次日出具收条确认收到定金，任元利逾期无正当理由拒不按时履行交付定金的义务，又违反了带款提货的约定，加大了邵德财的交易风险，因此，邵德财为保护自身的利益，有权以拒绝交货为之抗辩，任元利逾期交付定金并违反带款提货的约定，邵德财可以以拒绝发货的方式行使合理的履行抗辩权。 焦点三，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来看，案涉家具的交货方式为带款提货，即任元利付清全款的同时上门自提货物，运费由任元利自负。任元利违反双方关于提货方式的约定逾期未付清货款，邵德财有权拒绝发货以维护其合法权益。虽然邵德财在和饶某的通话录音中曾经口头对付款方式做了协商，但是基于被告邵德财基于自认饶某系买受人的身份发生错误认识，以及案涉买卖合同对付款方式有明确书面约定，双方曾就货款付款及发货问题数次发生纠纷，期间任元利及饶某也作出了付清货款再要求发货的承诺，故在没有充分证据足以推翻付款方式约定的情况下，双方应当按照书面约定付款方式履行各自义务。邵德财的拒绝发货行为并非违约行为，也不符合合同解除的构成要件。另外，本案中，任元利自称购买家具系用于出卖给第三方，因邵德财的延期发货行为导致任元利无法按期向第三方履行交货义务，无法实现任元利与第三方之间的合同目的，对此，应当由任元对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因此，任元利主张因卖方迟延履行交货义务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要求解除合同的，应当对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承担举证责任。但是结合本案事实，任元利未能提供任何关于其购买案涉家具用于出卖给第三方的依据，且任元利对于案涉家具的木材材质直到庭审前都无法明确，在其本人已经支付三十余万货款的情况下却不知晓家具材质，明显违背其作为买受人或者出卖人应当承担的注意义务。故任元利要求解除合同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邵德财已经支付的7500元运费，因没有证据证明邵德财已经将涉案家具送货至任元利指定的地点，也没有证据证明系任元利要求邵德财方代为发货，故对邵德财自行发货产生的运费损失应当由邵德财方自行承担。 综上所述，任元利与邵德财于2019年9月29日签订的买卖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各自履行己方义务。 任元利尚拖欠邵德财货款50000元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任元利逾期未履行完毕付款义务，除应支付尚拖欠的货款外，尚应赔偿逾期付款损失。任元利对于邵德财的全部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邵德财关于确认合同有效及继续由任元利支付货款50000元并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反诉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其他反诉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第二百五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条、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原告（反诉被告）任元利与被告（反诉原告）邵德财于2019年9月29日签订的买卖合同合法有效。 二、原告（反诉被告）任元利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被告（反诉原告）邵德财货款50000元并赔偿逾期付款损失【自2019年10月21日起以货款50000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被告（反诉原告）邵德财应在原告（反诉被告）任元利履行完毕上述付款义务的三日内向原告（反诉被告）任元利履行案涉家具【2米*2.2米大床（包括高拼1片、低拼1片、床档5根、床拼2根、床板2块）合计61张，每张床配套两个床头柜，合计122个床头柜；1.2米*2米大床（包括高拼1片、低拼1片、床板1块），每个房间2个床、1个床头柜。一套为两张床搭配一个床头柜，合计为7套，家具木材材质均为红榉木】的交货义务，运费由原告（反诉被告）任元利自行承担。若被告（反诉原告）邵德财逾期未履行完毕交货义务，则应返还已收取的货款并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损失【自实际收取货款之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 三、驳回原告（反诉被告）任元利的全部诉讼请求。 四、驳回被告（反诉原告）邵德财的其他反诉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 本诉案件受理费7544元，由原告（反诉被告）任元利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1025元，减半收取计512.5元，由原告（反诉被告）任元利负担450元，由被告（反诉原告）邵德财负担62.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判决生效后，如义务人拒绝履行，权利人可在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本院或者与本院同级的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审 判 长  胡金冰 人民陪审员  丁星华 人民陪审员  黄福仁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五日 代书 记员  张 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