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1民初1218号公益诉讼起诉人：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住所地重庆市渝北区新南路179号。法定代表人：戴仕俸，检察长。出庭人员：刘昌强。出庭人员：余友前。被告：杨春田，男，1969年1月9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合川区，因犯滥伐林木罪现在垫江监狱服刑。委托诉讼代理人：官建，重庆康渝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吉昌金，男，1968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合川区，因犯滥伐林木罪现在垫江监狱服刑。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磊，重庆康渝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程，重庆康渝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吉昌海，男，1967年3月16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合川区，因犯滥伐林木罪现在垫江监狱服刑。委托诉讼代理人：莫华林，重庆康渝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庞烨，重庆康渝律师事务所律师。公益诉讼起诉人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以下简称“市检察一分院”）与被告杨春田、吉昌金、吉昌海侵权责任纠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8日受理后，依法将案件受理情况书面告知了对三被告行为负有生态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重庆市合川区林业局，并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公益诉讼起诉人市检察一分院指派的检察员刘昌强、检察官助理余友前，被告杨春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官建，被告吉昌金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磊、李程，被告吉昌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莫华林、庞烨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公益诉讼起诉人市检察一分院向本院起诉请求：一、判令被告赔偿生态服务功能损失费274.46万元；二、判令被告修复被破坏的森林植被或承担林地森林恢复投资概算费用8.77万元；三、判令被告支付鉴定费用2万元；四、判令被告在省级以上媒体公开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事实及理由：2016年9月，杨春田、吉昌金、吉昌海共同出资购买徐强承包的重庆市合川区小顶山上种植的巨桉树，徐强委托徐明河与杨春田等人签订《巨桉树砍伐协议》《补充协议》。2017年4月起，三被告雇佣工人在大小顶山进行砍伐作业。吉昌金负责现场安排、监督砍树，吉昌海负责联系货车运输树木，杨春田负责木材销售。2017年7月至9月，杨春田先后在合川区林业局办理了林木采伐许可证，获准采伐上述地点原木材积436立方米的桉树（折合活立木蓄积545立方米），采伐方式为渐伐。但实际采伐过程中，三人违反许可的方式和限额，对大、小顶山上的巨桉树进行大规模的砍伐。2017年11月，三被告的违法采伐行为被发现制止。经鉴定，三人采伐活立木蓄积共计6072.599立方米，超出审批采伐许可限额5527.599立方米。2018年10月22日，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渝0112刑初1301号刑事判决书认定了上述事实，并以滥伐林木罪判处杨春田、吉昌金、吉昌海有期徒刑各四年，分别并处罚金5万元、2万元、5万元，该刑事判决现已生效。2019年6月，重庆市林业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市林科院”）出具《合川区钱塘镇大小顶山砍伐桉树林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主要损失量测算及森林恢复投资概算》（以下简称“林科院测算报告”）认定，在恢复期间与续存森林相比，合川区钱塘镇507.7亩被砍伐桉树林5年恢复期内累计损失生态服务价值274.46万元，森林恢复投资概算费用合计8.77万元。市检察一分院认为,三被告直接实施了超出采伐许可范围砍伐林木的行为，违反了我国《森林法》（2009年版）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破坏了森林资源和生态环境，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且被侵害的社会公共利益尚未得到有效修复，依法应当承担民事侵权责任。市检察一分院在依法履行诉前公告程序后，无适格主体提起诉讼，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审理中，市检察一分院明确诉讼请求：1.结合测算报告补充说明，第一项诉讼请求金额变更为2744569.49元；2.第二项诉讼请求变更为由杨春田、吉昌金、吉昌海自行修复林地，如不能履行修复义务，则承担8.77万元恢复投资概算费用；3.第三项诉讼请求鉴定费用即为技术服务费2万元。被告杨春田、吉昌金、吉昌海辩称：同意市检察一分院提出的第三、四项诉讼请求，对第一、二项诉讼请求持有异议。一、被告认可本案双方的诉讼主体身份，虽然三被告构成滥伐林木罪，其实施的滥伐林木行为和损害后果的发生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但并不必然推定出三被告就是承担侵权责任的唯一主体。案外人徐强系被伐林场的林业权人，对林场负有管护责任，其与被告签订砍伐协议后，未对被告砍伐林木的过程进行监管，亦应当作为本案被告并承担责任。二、被告对林科院测算报告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能以此作为认定本案损害后果的依据。1.市林科院不具有林业司法鉴定的主体资格，其出具的测算报告不能作为定案依据；2.即便林科院测算报告能够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但恢复期内累计损失生态服务价值被评定为274.46万元明显过高，且金钱赔偿并非挽回损失的唯一方法。（1）三被告滥伐的对象是巨桉树，该树种的再生能力很强，目前伐桩的长势很好，已经成林；（2）林权业主徐强领取了2010年至2018年的退耕还林补贴和种植管护补贴，可以间接证明滥伐的林木范围已基本成林；（3）刑事判决书认可三被告实施侵权行为后进行了林木管护工作，但因大、小顶山有土质肥沃、贫瘠之分，导致部分林木管护成效不明显，但并非三被告不尽力。因此,本案被伐林木经被告家属全力以赴培护,能够使生态环境完全恢复到被损害时的状态。三、三被告的家庭生活困难，无力承担巨额赔偿，愿意以实际养护等付出劳力的方式弥补损害。经审理查明：2009年初，徐强通过合川区钱塘镇政府获得大、小顶山森林工程项目，并向该镇的村集体经济组织租赁农民承包经营的土地用于栽植巨桉树。后该租地造林项目被政府纳入退耕还林的异地造林，徐强在2009-2018年期间均按标准享受了退耕还林补贴。因徐强长期在外地经商，故委托其兄徐明河和护林员负责森林的日常管护。2016年9月，杨春田、吉昌金、吉昌海拟共同出资购买徐强在合川区小顶山上租地造林种植的巨桉树。2016年9月13日，在外地经商的徐强委托徐明河（甲方）与杨春田、吉昌金、吉昌海（乙方）签订《大、小顶山巨桉砍伐协议》，约定：乙方应当充分了解政策后再签订协议，砍伐许可证及相关手续由乙方负责办理，甲方配合协助；砍伐期限从合同签订后，砍伐证及相关手续办好后第五天开始计算，共计12个月；丈量方式为直径在十公分以上，从地面上一米丈量树子外周围长计算，每寸1.75元，双方每次丈量完后三日内付清当次丈量款项；乙方砍伐未经甲方丈量的需扣罚押金，损害其他树木需赔偿。同年9月20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将整个林场分四部分进行砍伐，第一部分45万元，共计180万元；先转款后砍伐，在第一部分未砍伐完之前十天支付第二部分款，以后同样；此补充条款和原合同一起使用才能生效，具体区分由双方现场商定。协议签订后，杨春田、吉昌金、吉昌海向徐强支付了部分桉树款和砍伐保证金，并从2017年4月起雇佣工人在大、小顶山进行砍伐作业。2017年6月28日，徐强向杨春田出具委托书，就大、小顶山租地造林砍伐申请的相关事项，特委托杨春田负责，其书写的砍伐申请书由徐强承担法律责任，委托期限从2017年6月28日至上述事项办完为止。随后，经杨春田申请，合川区林业局分别于2017年7月10日、2017年7月20日、2017年9月26日向杨春田颁发了渝11×××××、渝11×××××、渝11×××××三张林木采伐许可证，许可采伐蓄积分别为145立方米、145立方米、292立方米，采伐类型为渐伐。但实际采伐过程中，杨春田、吉昌金、吉昌海并未按照许可采伐的方式和限额进行采伐。2017年11月，三人违法采伐的行为被民警发现，并被责令停止采伐。2017年12月25日，经重庆市林业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合川区小顶山涉嫌滥伐林木的砍伐区面积共计345167平方米（合计507.7亩），涉及20个伐区地块，采伐林木总蓄积共计6072.599立方米，扣减已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活立木蓄积545立方米，超出审批采伐许可限额5527.599立方米。2018年7月3日，合川区林业局向杨春田、吉昌金、吉昌海发出《责令补种树木通知书》，由责令补种滥伐林木株数5倍的林木变更为责令营造滥伐面积5倍的新林。2018年10月8日，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检察院以渝北检刑诉（2018）1271号起诉书指控杨春田、吉昌金、吉昌海犯滥伐林木罪，向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该案经过审理，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29日作出（2018）渝0112刑初1301号刑事判决书，以滥伐林木罪判处杨春田、吉昌金、吉昌海有期徒刑各四年，分别并处罚金5万元、2万元、5万元。该刑事判决书认定，案发后杨春田、吉昌金、吉昌海对砍伐后的巨桉树进行了管护，现刑事判决书已经生效，三人在垫江监狱服刑。2019年6月，市林科院受合川区林业局委托，针对三被告砍伐合川区钱塘镇退耕还林地块的桉树行为出具林科院测算报告，结论为：在恢复期间与续存森林相比，合川区钱塘镇大小顶山507.7亩砍伐桉树林5年恢复期内累计损失生态服务价值274.46万元，森林恢复投资概算费用合计8.77万元。林科院测算报告还反映了以下内容：一、砍伐林地是合川区钱塘镇2009年实施的退耕还林地块，由于桉树为速生树种，接受委托时萌蘖生长恢复较好，桉树砍伐后树桩保留，地表植被破坏较轻，因此本次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主要损失量仅包括固碳释氧、积累营养物质、净化大气环境三个方面，未把涵养水源、保育土壤、生物多样性保护、森林游憩等价值纳入测算范围。生态服务测算主要参照重庆市2017年合川区退耕还林工程生态效益监测结果，采用数据以2017年社会公共数据为基础，森林恢复投资仅测算直接投资费用。二、桉树为速生树种，轮伐期为5-8年，本报告中砍伐桉树林地的生态服务功能损失量按最低轮伐期5年计算，森林投资恢复概算以重庆市林业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2017）林检字第029号司法鉴定书中的鉴定面积、小班、树种作为概算依据。三、释氧的五年损失量为1406737.10元，依据为中国供应商网（××）2017年重庆市医用氧气市场价格。40Ｌ规格储气量为5800升，氧气密度为1.429克／升,零售价格为30元，2017年制造氧气价格为3619.60元／吨。四、吸滞ＰＭ10和ＰＭ2.5的五年损失量分别为35354.53元和1254531.78元，依据为Ｄａｖｉｄ等2013年《ＭｏｄｅｌｅｄＰＭ2.5ｒｅｍｏｖａｌｂｙｔｒｅｅｓｉｎｔｅｎＵ.Ｓｃ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ｈｅａｌｔｈｅｆｆｅｃｔｓ》中对美国十个城市绿色植被吸附ＰＭ2.5及对健康价值影响的研究，其中价值贴现至2017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按照2013年平均汇率6.2897计算，2017年ＰＭ10和ＰＭ2.5所造成健康危害经济损失分别为32.14元／千克和4942.02元／千克。市林科院出具本次测算报告所产生的技术服务费为2万元。2019年6月20日，市检察一分院就杨春田、吉昌金、吉昌海滥伐林木的行为在《重庆晚报》上予以公告，至公告期满，未有法律规定的其他机关或组织提起诉讼。2019年11月26日，合川区钱塘镇梨子村、猫岩村、学堂村三个村民委员会共同出具证明，证实杨春田、吉昌金、吉昌海于2018年10月服刑后，三人的家属于2018年11月至今对砍伐的巨桉树进行了认真细致的管护，现大、小顶山的巨桉树已成林，生长情况较好，植被生态恢复良好。2019年11月28日，杨春田、吉昌金、吉昌海的家属向本院出具《护林承诺书》，表达了对家人滥伐林木行为的愧疚，因生活困难无法承受高昂赔偿金，介绍了事发后杨春田、吉昌金、吉昌海三人及其家属对滥伐的巨桉树进行有效管护的情况，并承诺今后将继续承担养护桉树林的职责，直至恢复到砍伐前的状态。审理中，杨春田、吉昌金、吉昌海除了提出市林科院不具备鉴定资质的异议外，还针对林科院测算报告内容的科学性、合理性提出如下异议：一、对于2017年至2022年的五年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损失并未说明具体每年的数据是如何累加计算的，数据来源的合法性及关联性值得怀疑。二、释氧的五年损失量根据2017年重庆市医用氧气的市场价格计算，令人疑惑。一是出具报告的时间为2019年6月，此时已经无法在中国供应商网站上查询到2017年价格，二是医用氧气的价格包含生产、销售等多环节成本，氧气使用不同规格的包装，价格差异巨大，且包含利润在内，因此植物释氧不能简单等同于医用高浓度纯氧，报告采用医药氧气价格计算释氧损失不具有说服力。三、吸滞PM2.5和PM10的五年损失量分别为1254531.78元和35354.53元，依据为美国的一篇学术研究报告中的数据，而该报告并非国际标准，数据采集地环境与本地环境相差甚远，时间距今已近七年，我国也有可供参考的文献，不应当采纳测算报告中的美国数据。针对杨春田、吉昌金、吉昌海就林科院测算报告提出的异议，市林科院于2020年1月作出《关于合川区钱塘镇大小顶山砍伐桉树林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主要损失量测算及幼林抚育投资测算报告的补充说明》（以下简称“测算报告补充说明”），载明以下方面的内容：一、测算依据。涉及本报告的调查和测算内容均全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和林业行业标准及技术规范，其中包括《退耕还林工程生态效益监测与评估规范》（ＬＹ／Ｔ2573-2016）、《森林生态系统长期定位观测方法》（ＧＢ／Ｔ33027-2016、ＬＹ／Ｔ1952-2011）、《国家森林资源连续清查技术规定》（2014版）。二、评选指标及选取原则。根据ＬＹ／Ｔ2573-2016标准，退耕还林工程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体系包含7个类别15个评估指标，结合涉案区域的实际情况，本报告仅选取了其中发挥生态系统服务主导功能的3个类别9个指标进行评估测算，并非测算全部指标。三、价格参数来源说明。本报告中价格参数采用权威机构、部门和组织等公布的社会公共数据，此外还主要参考了重庆市退耕还林工程生态效益监测年度报告（2017年度）中价格参数，目的是为测算结果的合理性和可比性。价格参数选取原则是：参照《退耕还林工程生态效益监测与评估规范》附录Ｇ“退耕还林工程生态效益评估社会公共数据表（推荐使用价格）”中的数据来源及依据，可查到重庆地区当年现价则采用现价，查不到则采用表中推荐数值。其中：1.报告中所采用毁林年份（2017年）的价格参数参考重庆市林业局《2017年度重庆市退耕还林工程生态效益监测年度报告》，均为报告编制时期所查当年现价；2.关于制造氧气价格，选取依据为ＬＹ／Ｔ2573-2016附录Ｇ中第11项，采用医用氧出厂价格，而非工业用氧，数据来源为重庆市医用氧2017年当年市场现价，此价格不包含氧气容器瓶和管阀等材料价格；3.关于ＰＭ10和ＰＭ2.5所造成的健康危害经济损失价格，选取依据和来源为ＬＹ／Ｔ2573-2016附录Ｇ中第17项和第18项即《ＭｏｄｅｌｅｄＰＭ2.5ｒｅｍｏｖａｌｂｙｔｒｅｅｓｉｎｔｅｎＵ.Ｓｃ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ｈｅａｌｔｈｅｆｆｅｃｔｓ》，再通过贴现率计算至2017年当年价格。在国内还未制定由于人体吸入颗粒物造成健康损害的经济价值相关标准的前提下，参考国际通用指标和学术成果是确定参数的主要手段。四、测算方法。所有指标测算方式详见《退耕还林工程生态效益监测与评估规范》（ＬＹ／Ｔ2573-2016），本部分内容仅对本次报告中所涉及指标的测算方法进行详细说明（含计算公式、公式函数说明、实测数据说明）。具体包括：1.固碳释氧：（1）固碳指标：①植被和土壤年固碳量；②年固碳价值；（2）释氧指标：①年释氧量；②年释氧价值；2.积累营养物质：（1）林木年营养物质积累量；（2）林木年营养物质积累价值；3.净化大气环境：（1）提供负离子指标；①年提供负离子量；②年提供负离子价值；（2）吸收污染物指标：①吸收二氧化硫：ａ.二氧化硫年吸收量；ｂ.年吸收二氧化硫价值；②吸收氟化物：ａ.氟化物年吸收量；ｂ.年吸收氟化物价值；③吸收氮氧化物：ａ.氮氧化物年吸收量；ｂ.年吸收氮氧化物价值；（3）滞纳ＰＭ10：①年滞纳ＰＭ10量；②年滞纳ＰＭ10价值；（4）滞纳ＰＭ2.5：①年滞纳ＰＭ2.5量；②年滞纳ＰＭ2.5价值。此外，各项指标在计算的过程中引入了森林生态功能修正系数和贴现率。五、测算结果。通常情况下，森林生态系统中乔木林龄达到中林龄以上可发挥稳定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按照《国家森林资源连续清查技术规定》（2014版），乔木龄组划分标准中，南方人工桉树林5年以上为中林龄，因此确定为5年恢复期。各项指标分年度生态服务物质量和价值损失量详见表3所示，合川区小顶山砍伐桉树林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主要损失量测算结果合计2744569.49元。六、编制单位重庆市林业科学研究院简介。市林科院是集科学研究、成果推广、技术开发和咨询、司法鉴定、技术培训和生产经营为一体的综合性林业科学研究机构。院内设森林生态研究所、科技咨询所、司法鉴定所等11个所室，同时下辖重庆市林业科学研究院博士后工作站、重庆市林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重庆市林业司法鉴定中心等14个机构，拥有林业调查规划设计证书（乙级）、园林施工资质证书（三级）、林业司法鉴定证书等。七、编制工作开展情况。八、参与编制人员简介。何邦亮系重庆市林业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专家、林业工程师；薛兰兰、师贺雄均为博士、林业高级工程师。九、附件。针对市林科院出具的测算报告补充说明，杨春田、吉昌金、吉昌海提出如下异议：一、国家林业行业标准《退耕还林工程生态效益监测与评估规范》附录G“退耕还林工程生态效益评估社会公共数据表（推荐使用价格）”表G.1（2015年）中的数据，与重庆市退耕还林工程生态效益评估社会公共数据表（2017年）中的固碳价格和制造氧气价格差异悬殊，即使后者数据是来源于重庆市林业局发布的2017年度报告，但价格差异的程度超出几倍甚至十几倍的悬殊幅度，令人对重庆市地方数据的科学性和严谨性有合理怀疑。二、测算报告补充说明第16页至第17页载明的5年恢复期内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主要损失量测算结果（表3），与林科院测算报告中第7页的损失量测算数据存在一定出入。被告认为，重庆市退耕还林工程生态效益监测年度报告（2017年度）反映的数据以及据此得出的林科院测算报告和测算报告补充说明中的同一数据项目在科学性、合理性及准确性方面都严重存疑。在无法确信该数据的前提下，为确保被告获得公平公正的裁判结果，应当采用权威性的国家林业行业标准中距今最近的2015年推荐数据作为计算依据，即固碳价格917.18元/吨，制造氧气价格1392.93元/吨。根据该数据计算后，得到五年固碳价值为9883.74元，五年释氧价值为546279.30元，固碳释氧价值合计为556163.04元。审理中，市林科院专家何邦亮、师贺雄出庭参加诉讼，针对杨春田、吉昌金、吉昌海就林科院测算报告和测算报告补充说明提出的异议作如下说明：一、关于合川区小顶山被砍伐的桉树林在五年期间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损失。为了方便当事人理解，市林科院在测算报告补充说明中更加直观的展示了每个年度的损失量，由于计算演示的路径不同，各年度分项目的数据会有细微差异，但损失总量与林科院测算报告是相同的，经过分年度细致测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损失量测算合计2744569.49元。二、关于释氧和吸滞ＰＭ2.5、ＰＭ10的五年损失量。评估的主要依据是国家林业局发布的《退耕还林工程生态效益监测与评估规范》（ＬＹ／Ｔ2573-2016），该规范的附录Ｇ有相应规定。1.关于为何采用医用氧价格。第一，根据ＬＹ／Ｔ2573-2016规范的附录Ｇ表Ｇ.1“退耕还林工程生态效益评估社会公共数据表（推荐使用价格）”第11项中的“数值来源及依据”，明确了制造氧气价格采用卫生部网站2007年春季氧气平均价格，即推荐采用的是医用价格；第二，植物光合作用所产生的氧气可以供人直接呼吸，而工业氧气不能，因此采用医用氧价格更为合理。关于氧气的浓度问题，与本案测算固碳释氧损失量关系不大，植物通过光合作用所产生的氧气在空气中与其他气体发生混合，其氧气浓度与医用氧气的浓度更为接近；第三，医用氧气在出厂时通常带有包装瓶，包装瓶的价格没有包含在测算的氧气价格里。2.关于为何采用美国学术研究报告中的数据。第一、根据ＬＹ／Ｔ2573-2016规范的附录Ｇ表Ｇ.1“退耕还林工程生态效益评估社会公共数据表（推荐使用价格）”第17项和第18项，明确了由ＰＭ2.5、ＰＭ10所造成的健康危害经济损失“数值来源及依据”为《ＭｏｄｅｌｅｄＰＭ2.5ｒｅｍｏｖａｌｂｙｔｒｅｅｓｉｎｔｅｎＵ.Ｓｃ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ｈｅａｌｔｈｅｆｆｅｃｔｓ》；第二、尽管目前国内和国际的期刊中均有其他相关的研究性文章，但是其研究结果均未被写入我国国家行业标准中，而上述美国学术研究报告被写入了通过全国专家审查并经过国家林业局认可的行业标准，故应予采用。三、根据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价格参数选取原则：可查得重庆地区当年价格则采用当地现价，查不到可参考《退耕还林工程生态效益监测与评估规范》附录Ｇ“退耕还林工程生态效益评估社会公共数据表（推荐使用价格）”中推荐数值。具体到代理人所提意见，1.固碳价格方面没有选取《退耕还林工程生态效益监测与评估规范》中推荐价格的原因包括：（1）规范中采用的是瑞典碳税价格，而目前可以查到重庆当地碳交易价格；（2）规范中采用的是2013年贴现至2015年价格，贴现是采用经济学手段做理论计算，不如直接查得重庆碳交易价格现价精确。2.氧气价格方面没有选取《退耕还林工程生态效益监测与评估规范》中推荐价格的原因包括：（1）规范中采用的是卫生部网站发布价格，而随着我国市场行为的不断深化，目前已经无法直接从政府网站或统计年鉴中查得某一商品的价格，因此采用当地氧气供应商提供的医用氧出厂价格；（2）规范中价格出处年份为2007年，与本案中涉及的年份2017年相差久远，在可查得现价的情况下予以摒弃。四、《重庆市退耕还林工程生态效益监测年度报告》（2017年）是在重庆市林业局领导下，由重庆退耕还林工程管理中心和市林科院组织实施开展调查和编写的研究成果，不仅通过了林业局组织的专家论证评审，而且报送国家林业局审查和备案，其内容和结果科学、合理、准确，可以作为编制测算报告的依据。被告代理律师计算的五年固碳释氧价值合计556163.04元，其计算依据采用错误。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市林科院的专家意见以及当事人向本院举示的下列证据在卷佐证，本院予以采信：一、市检察一分院举示的证据：1.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2018）渝0112刑初1301号《刑事判决书》；2.林科院测算报告及编制说明、测算报告补充说明、技术服务合同及说明、合同费用说明、《合川区钱塘镇人民政府关于暂缓徐强退耕还林直补金发放的说明》《重庆市退耕还林工程2016-2018年度延长补助期财政资金直接补贴退耕户兑付清单》《责令补种树木通知书》及送达回证、市检察一分院对合川林业局造林绿化科负责人宋远银、合川区钱塘镇政府农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唐春兰的询问笔录；3.公安机关及检察机关对杨春田、吉昌金、吉昌海的讯问笔录和询问笔录、对案外人徐强的询问笔录、《大、小顶山巨桉砍伐协议》及《补充协议》（附委托书、银行转账凭证、收条）；4.渝检一分院民公立[2018]2号立案决定书、《重庆晚报》刊发渝检一分院民公[2019]50810000008号公告。二、杨春田、吉昌金、吉昌海举示的证据：1.被伐林木照片4张、合川区钱塘镇猫岩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合川区钱塘镇梨子村村民委员会、猫岩村村民委员会、学堂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2.杨春田家属杨剑波、熊茂芬出具的《护林承诺书》1份、吉昌海家属李英、吉成林出具的《护林承诺书》1份、吉昌金家属吉鑫、陈锡红出具的《护林承诺书》1份。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第二款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经公告程序后，在法律规定的其他机关和组织未提起诉讼的情况下，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案中，市检察一分院针对辖区内发生的破坏生态环境行为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且履行了诉前公告程序，公告期满后,法律规定的机关和组织未提起诉讼,故市检察一分院提起本案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符合法定的程序要件,其具备诉讼的主体资格。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侵权责任的承担主体；二、林科院测算报告能否作为认定损害后果的依据；三、侵权责任的承担方式和范围。一、侵权责任的承担主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2009年版）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九条的规定，采伐林木必须申请采伐许可证，按采伐许可证的规定进行采伐。滥伐森林和其他林木，由林业主管部门责令补种树木并处以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本案中，杨春田、吉昌金、吉昌海超出林业主管部门审批的林木采伐许可证范围，违法采伐林木活立木蓄积达5527.599立方米，其行为已构成滥伐林木罪，相关犯罪事实已经生效的刑事判决书认定，杨春田、吉昌金、吉昌海对此亦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八条的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杨春田、吉昌金、吉昌海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在明知采伐林木需要获得行政审批的情况下仍然超出许可范围实施滥伐林木的违法行为，导致森林生态系统遭受破坏，其行为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应当依法承担侵权责任。因三人共同实施滥伐林木的行为构成共同侵权，应当对损害后果承担连带责任。关于杨春田、吉昌海、吉昌金认为案外人徐强作为林木的出卖人，未对其三人砍伐林木的过程进行监管，亦应当作为本案被告并承担责任的问题。首先，在徐强与杨春田等三人签订的砍伐协议中明确约定，杨春田等人应充分了解政策后再签订合同，由杨春田等人负责办理砍伐许可证，该协议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合法，属于有效协议。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经杨春田申请，三张采伐许可证均实际办理至杨春田名下，按照合同法的信赖利益保护原则，徐强有理由相信合同的相对方会遵守合同约定，如要求徐强对杨春田等人违反约定而实施的滥伐林木侵权行为承担责任，缺乏相关法律依据。其次，徐强并未实施滥伐林木的行为，尚无充分证据证明徐强主观上明知且放任杨春田等人违反合同约定实施滥伐林木的行为，故徐强对杨春田等三人的行为不构成共同侵权。因此，本院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徐强存在侵权的行为和过错，不应当追加其为被告并承担责任。二、林科院测算报告能否作为认定损害后果的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的规定：“当事人申请通知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就鉴定人作出的鉴定意见或者就因果关系、生态环境修复方式、生态环境修复费用以及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恢复原状期间服务功能的损失等专门性问题提出意见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前款规定的专家意见经质证，可以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首先，虽然市林科院不具备司法鉴定资质，但该院是重庆市权威的林业研究机构，参与编制林科院测算报告的人员均具备林业方面的专业知识，其中一人为林业工程师并具有司法鉴定资质，另二人均为林业高级工程师，且编制人员就本案森林生态受到损害的服务功能损失和修复费用等专门性问题提出意见，故林科院测算报告可以作为专家意见供审理参考。其次，林科院测算报告的编制过程严谨，经过了院内专家反复论证，测算编制依据权威规范，并且已经充分考虑到了巨桉树的属性特征和被告滥伐林木的实际情况。例如：对于生态服务价值损失的评估采用最低轮伐期五年并逐年递减的方式计算；按照退耕还林工程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体系本应包含7个类别15个评估指标，但考虑到桉树为速生树种，加之现场查看发现桉树砍伐后对地表植物破坏较轻等实际情况，最终仅选取了其中发挥生态系统服务主导功能的3个类别9个指标进行评估测算。针对杨春田、吉昌海、吉昌金就林科院测算报告和测算报告补充说明提出的异议，市林科院的专家已经从专业角度逐一解释说明，而三被告并未举示充分证据反驳专家意见。因此，林科院测算报告的编制科学、合理、公平，并且经过了庭审质证，可以作为认定本案生态服务功能损失和恢复费用的依据。三、侵权责任的承担方式和范围关于生态服务功能损失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规定：“原告请求被告赔偿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恢复原状期间服务功能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以支持。”森林生态系统是森林生物与环境之间、森林生物之间相互作用并产生能量转换和物质循环的统一体系，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在全球生态系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不仅能够为人类提供生产、生活所需要的木材、薪林、药材、油料、食品、花卉等有形的物质产品，还提供着涵养水源、保育土壤、固碳释氧、积累营养物质、净化环境、维持生物多样性、森林游憩等多项生态服务，森林生态系统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着重大作用。本案中，杨春田、吉昌海、吉昌金滥伐林木的行为导致森林生态系统遭受破坏，造成森林生态系统原本具有的固碳释氧、积累营养物质、净化大气环境等服务功能大大减弱，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根据林科院测算报告并结合测算报告补充说明，杨春田、吉昌海、吉昌金应当依法赔偿森林生态受到损害至恢复原状期间的服务功能损失费2744569.49元。关于森林生态损害修复及费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被告修复生态环境的同时，确定被告不履行修复义务时应承担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也可以直接判决被告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用。”本案中，杨春田、吉昌海、吉昌金滥伐的林木均为桉树，属于速生树种；生效的刑事判决书认定，三被告在案发后对砍伐后的巨桉树进行了管护；相关村民委员会在审理中出具证明，证实三被告服刑后其家属积极履行管护义务，现大、小顶山的桉树生长情况较好，植被生态恢复良好；三被告当庭表示对承担修复责任的方式无异议，且其家属均向本院递交《护林承诺书》。本院认为，本案判决由杨春田、吉昌海、吉昌金自行履行修复森林生态的义务，既符合桉树的生长特性，又尊重了当事人及其家属护林的真实意愿，如不能履行修复义务，则由三被告按照林科院测算报告承担森林恢复投资概算费用8.77万元。关于技术服务费和赔礼道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已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行为，原告可以请求被告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恢复原状、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第二十二条规定：“原告请求被告承担检验、鉴定费用，合理的律师费以及为诉讼支出的其他合理费用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以支持。”本案中，市检察一分院对此两项请求举示了充分证据，且杨春田、吉昌海、吉昌金均表示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支持。综上，杨春田、吉昌海、吉昌金滥伐林木的行为造成社会公共利益受损的事实清楚，其应当依法承担侵权的民事责任。市检察一分院的诉讼请求成立，本院依法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2009年版）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第二款、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杨春田、吉昌金、吉昌海赔偿生态服务功能损失费2744569.49元，此款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付至本院指定账户（开户行：华夏银行重庆分行江北支行，账号：ＸＸ×××ＸＸ）；二、被告杨春田、吉昌金、吉昌海自行修复位于合川区小顶山的桉树林地，如不能履行修复义务，则承担8.77万元恢复投资概算费用,此款付至本院指定账户（开户行：华夏银行重庆分行江北支行，账号：ＸＸ×××ＸＸ）；三、被告杨春田、吉昌金、吉昌海支付技术服务费2万元，此款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付至公益诉讼起诉人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指定账户；四、被告杨春田、吉昌金、吉昌海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在省级或以上媒体向社会公开发表经本院审核认可的赔礼道歉声明。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8916元，由被告杨春田、吉昌金、吉昌海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廖鸣晓审 判 员  张 力审 判 员  李立新人民陪审员  岳学柏人民陪审员  张庆玉人民陪审员  肖游妹人民陪审员  邓倩华二〇二〇年六月四日法官 助理  黄 琦书 记 员  陈 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