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2民终474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福玉，男，汉族，户籍所在地吉林省集安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在吉，男，朝鲜族，户籍所在地吉林省龙井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显龙，青岛城阳大成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石凤顺，女，朝鲜族，户籍所在地吉林省龙井市。 上诉人张福玉因与被上诉人李在吉，被上诉人石凤顺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2018)鲁0214民初99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福玉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李在吉、石凤顺股权转让行为无效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对方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未充分理解股权转让背景、虚假承诺、修改章程、聘任法人等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当主观心理状态是故意时，不敢认定为恶意；还有举证责任分配不当，以至于做出错误判决。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二）项规定，李在吉与石凤顺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张福玉利益情形。一、从股权转让协议(证据二)签订时间看，李在吉与石凤顺的股权转让协议签署于2017年4月11日，而早在2016年10月28日青岛市城阳区人社局对李在吉的一人制公司斯顿呢公司下达了《劳动监察处理决定书》(青城人社监理决字[2016]第133号)(证据一)，“限3日内为张福玉、张翠华各缴纳社会保险费58517.53元。如不服本决定可60日内申请行政复议或六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但不得停止本行政决定，逾期不复议也不起诉又不履行行政决定，将向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从中可以看出六个月的申请强制执行期限是2017年4月28日，而股权变更登记时间是2017年4月19日(证据三)，可见李在吉因为惧怕日益逼近4月28日强制执行日才仓皇转让公司股权的，其目的是逃避缴纳保险费。李在吉是斯顿呢公司唯一股东，其持有的100%股权是斯顿呢公司的财产，转让即将被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斯顿呢公司股权应属于带有故意的恶意行为。二、股权转让协议(证据二)内容第1项，李在吉将拥有的斯顿呢公司100%的股权(计30万元)以303000元转让给石凤顺，价格明显偏低。第4项“出让方对拟转让的股权拥有完全、有效处分权。并免遭第三人追索，否则应由出让方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而事实上斯顿呢公司早已被追索社保费，李在吉的股权属于斯顿呢公司财产，是可以用以清偿债务的，可见李在吉的承诺是虚假并有欺骗性质。其真实目的有两方面：1.想证明石凤顺对斯顿呢公司欠债不知情，石凤顺是善意取得股权。在(证据十二)行政起诉状中，斯顿呢公司法定代表人是石凤顺，落款日期为2017年4月18日，而股权转让正式完成登记时间为2017年4月19日，足以证明石凤顺在股权受让前对斯顿呢公司所欠社保费被追索知情，明知有债务还故意受让股权为恶意。一个正常的股权转让，当出让方隐瞒公司有巨额债务且正在被追讨实情，受让方一经发现被骗，理应果断终止股权交易，而石凤顺却是继续完成股权转让登记并接力提起诉讼。石凤顺对自己利益重大损失表现为“不在乎”、“无所谓”、“事不关己”，说明石凤顺很清楚自己不会真的有损失。若要石凤顺“无损失”除非其未出资，即李在吉和石凤顺股权转让是策划好的，以逃避债务为目的虚假转让，是一种恶意串通行为。所谓“虚假”是指只完成法律规定的书面手续无真实的资金交易。2.李在吉对工商登记机关隐瞒欠债实情，是为后来获批简易注销程序做准备，是带有不可告人目的故意隐瞒行为即恶意。注销公司分为简易注销程序和普通注销程序两种，简易注销程序是自行清算的一种解散方式，只适用于无债权债务的公司注销。普通注销程序要依据《公司法》规定，由专业会计师事务所或法院参与清算，最后凭清算报告才能批准注销。在《公司注销登记申请书》(证据八)中，斯顿呢公司正是以无债权债务获得工商登记机关批准适用了简易注销程序，也正是因为简易程序的自行清算成功逃避了债务。试想，如果当初李在吉转让股权协议中如实告知债务，且正在被行政机关追讨，后期石凤顺想注销斯顿呢公司不可能批准简易注销程序。三、李在吉和石凤顺是亲属关系，与尹练锡的关系也非同寻常。一审诉状中张福玉已经明确表明李在吉、石凤顺为亲属关系，李在吉与石凤顺也并未否认。李在吉的公司在青岛城阳，而受让方石凤顺户籍是吉林龙井市三合镇，千里迢迢怎么联系上的？经仔细回忆想起来李在吉和石凤顺都是龙井市三合镇人(一审判决书中李在吉户籍地龙井市之前不符有待于查证)，且都是少数民族朝鲜族，亲属概率极大。张福玉去找石凤顺时走访了一小卖部，得知李在吉、石凤顺为亲属关系。如需要书面证据法院需要给户籍地协查函。另外李在吉、石凤顺在股权转让过程的表现也反映出非同一般。石凤顺在受让股权时明明被“欺骗”，二人不仅未反目却是一团和气。石凤顺接手斯顿呢公司后李在吉仍在斯顿呢公司工作，斯顿呢公司变身为石凤顺名下查尔顿，也是由李在吉、金某某夫妇分别在负责管理和财务工作。视频证据十六、十七和照片证据十八三组一审法院认可的证据可以证明李在吉、金某某在查尔顿上班的事实。此外在一审写诉状时无法找到李在吉地址时，正是通过石凤顺的查尔顿意外发现了李在吉夫妇，一次还因为录像被发现和李在吉发生冲突。张福玉和城阳区法院涉外法庭于鑫法官曾两次到查尔顿送传票给李在吉和石凤顺，始终未找到石凤顺人影，李在吉找代理到庭了，这说明是李在吉在实际经营查尔顿。查尔顿门卫录音(证据十五)也说不认识石凤顺，但却认识金今春(李在吉妻子)，一审法院虽不认可该证据，但从中可以看出，查尔顿门卫的录音在完全不知情情况下是真实可信的。从石凤顺接手斯顿呢公司到注销斯顿呢公司变身查尔顿，先后的门卫都不认识石凤顺，法官亲自去厂也找不到石凤顺，这是极其反常的，自己投资开厂却不管经营，也不到厂，完全由李在吉、金某某经营，也证明了石凤顺的股权受让是虚假的，李在吉才是真正老板，只是假借石凤顺之名，幕后操纵逃避债务。就在一审诉讼期间，2019年5月9日查尔顿又被注销。原本无法查找的石凤顺，传票、判决都需要公告送达，怎么会突然回来注销查尔顿，分明是李在吉通知石凤顺来青岛注销的，既然李在吉能够联系到石凤顺，为何不通知其到庭？可见是李在吉把石凤顺当棋子指挥。四、从合同履行上看，李在吉、石凤顺是恶意串通的。一审中，张福玉就质疑股权转让虚假。石凤顺是56岁农村妇女，无退休金，其收入微薄，既无经济能力又不懂工艺品行业，不可能购买巨额股权。李在吉、石凤顺都无法提供股权转让对价303000元交易流水，这是判断涉案股权转让是否真实、是否恶意最重要的，直观书面证据。依据证据规则，交易流水证据是由李在吉掌握，张福玉不可能获得，在举证分配上应该由李在吉负责举证。一审法院采用了“谁主张，谁举证”规则，应为举证分配不当。五、石凤顺股权受让恶意表现还有以下证据。1.(证据四)查尔顿注册信息，注册日期为2017年5月2日，刚刚在2017年4月19日才花巨资买下斯顿呢公司，完全没有必要注册与斯顿呢公司同行业资金数额1万元的查尔顿，显得如此紧迫，其真实目的是要用查尔顿转移斯顿呢公司财产。为了表明查尔顿和斯顿呢公司没有关联，尽可能地将斯顿呢公司注销时间和查尔顿成立时间拉长。查尔顿门卫提到的崔某某、王某、金某某等是斯顿呢公司的原班人马。斯顿呢公司位于富民路的租房是11月20日，提前搬家会损失房租，所以才等到6个月极限时间将至，于2017年4月18日提起行政诉讼拖延时间，避免2017年4月28日的强制执行。从2017年4月18日行政诉讼到城阳区法院做出行政裁定(证据十三)2018年1月26日，用时九个多月时间。可见石凤顺注册查尔顿为恶意行为。2.查尔顿登记地址城阳区流亭街道洼里社区居委会北1000米，与查尔顿真实地址洼里工业园富强路美缔可旁严重不符，这个地址距离洼里社区居委会北只有200米，如何解释？张福玉调取石凤顺租房合同时，流亭工商所告知没有租房合同，个体户注册完全凭业户自行申报。这样的不规范被石凤顺利用，查尔顿为转移斯顿呢公司财产而注册，斯顿呢公司的房租未到期又不可能搬家，为查尔顿空租厂房显然是损失，因此在注册查尔顿时并没有租房，注册地址按照斯顿呢公司地址写的。查尔顿门卫录音告知查尔顿2017年10月1日装修的，这也就能合理解释地址不符，石凤顺险恶用心暴露无遗。3.章程修正案(证据六)，石凤顺2017年5月9日修改公司章程，将“执行董事由股东认命产生，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执行董事执行。!”改为“执行董事由股东聘任产生，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执行董事执行。”，两个字的差别就有不同的操作了。任命：是上级对下级的委任。聘任：是两个平等主体通过和平协商招聘。回到本案，“任命”只能是在斯顿呢公司内部股东之间产生，“聘任”则可以招聘一个斯顿呢公司以外的人，石凤顺目的就是招聘一个外人做执行董事兼法人。在2017年5月17日企业变更登记信息查询结果(证据七)中，法人由石凤顺变更为非股东尹练锡，企图让近70岁同样无经济能力的尹练锡顶包。4.2018年5月28日石凤顺签署《全体投资人承诺书》，虚假承诺“未被行政调查或行政强制，无债权债务，无第三方关系人投诉举报，无不适用简易注销程序登记情形”，主观恶意极深。六、关于徐某某录音证据是否应采纳。2016年7月，张福玉与斯顿呢公司因劳动纠纷申请仲裁[青城老人仲案字(2016)第1430号]，并依法申请向徐某某取证。徐某某和张福玉同为斯顿呢公司门卫，工作中虽有小摩擦，但张福玉还是笃信徐某某说真话的，万没想到因受到斯顿呢公司挑拨做了不利于张福玉的伪证，否认门卫双休日上班、否认张福玉兼职食堂，直接导致张福玉输了官司。可见徐某某是站队斯顿呢公司李在吉一方的。时间过去三年，当张福玉再次找到还在原厂地当门卫的徐某某，打听“斯顿呢公司搬走时间、石凤顺情况、厂房空了多久、现在的服装厂搬来多久”，这些无关紧要的内容不会设防的，应为真实的。请注意一个细节，当打听“斯顿呢公司搬到哪里去了”这个敏感问题引起警觉，回答“不知道”。斯顿呢公司没有搬远，还在洼里工业园，不可能不知道。综合考虑张福玉与徐某某的恩怨，其录音应当采信，何况徐某某也不可能为张福玉出庭作证。七、李在吉和石凤顺先后向工商管理管理机关做了虚假承诺和保证，骗取简易注销程序，未清偿张福玉的社会保险费就注销斯顿呢公司，后石凤顺躲藏且其名下无财产。这些不法行为直接导致法院强制执行无法进行，严重损害张福玉合法利益，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的构成要件，应属于无效合同。纵观全过程，李在吉逃避缴费的脉络清晰：李在吉把股权假转让给石凤顺，石凤顺注销斯顿呢公司藏匿，名下无财产，法院无可奈何，石凤顺为李在吉顶包。整个过程李在吉都在继续经营，石凤顺只是帮凶。从股权转让到注销藏匿都是李在吉借石凤顺之手完成的。综上，一审法院因举证分配不就当、忽视李在吉、石凤顺的众多恶意串通表现，导致误判，请求依法改判。 李在吉辩称，张福玉上诉无法律依据，李在吉股权转让是依法经过主管部门及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审批许可后办理的，是合法有效的，故其诉请不符合法律规定，且一审查明事实清楚，判决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 石凤顺未到庭。 张福玉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李在吉、石凤顺股权转让行为无效；2.本案诉讼费用由对方承担。 原审法院查明，一、青岛市城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6年10月28日出具青城人社监理决字[2016]第133号《劳动监察行政处理决定书》，限斯顿呢公司收到处理决定书之日起3日内为张福玉缴纳2013年4月22日至2016年6月27日社会保险费合计58517.53元，其中本金47033.06元、滞纳金11484.47元（以上金额计算时间为2016年10月15日，正式缴费时金额以缴费凭单为准）。 二、2017年4月11日，李在吉（出让方）与石凤顺（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李在吉将其拥有100%股权的斯顿呢公司以303000元价格转让给石凤顺，协议第四条约定出让方保证对其拟转让给受让方的股权拥有完全、有效的处分权，保证该股权没有质押，并免遭第三人追索，否则应由出让方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同日石凤顺签订了《股东决定》，免去李在吉执行董事职务，并不再担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任命石凤顺担任公司执行董事并为法定代表人。 2017年4月19日，斯顿呢公司进行企业变更登记，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均由李在吉变更为石凤顺。 2017年5月9日的《股东决定》中，决定聘任尹练锡担任斯顿呢公司执行董事及法定代表人，但股东成员处签名为尹练锡。2017年5月17日，斯顿呢公司进行企业变更登记，法定代表人由石凤顺变更为尹练锡。 2018年5月25日石凤顺签署《全体投资人承诺书》，向登记机关申请简易注销登记，并承诺斯顿呢公司申请注销登记前未发生债权债务，不存在未结清清算费用、职工工资、社会保险费用、法定补偿金和未交清的应缴纳税款及其他未了结事务，清算工作已全面完结，并承诺申请注销登记时不存在以下情形：有正在被立案调查或采取行政强制、司法协助、被予以行政处罚等情形的……。全体投资人对以上承诺的真实性负责，如果违法失信，则由全体投资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和责任，并自愿接受相关行政执法部门的约束和惩戒。2018年7月16日，斯顿呢公司在《公司注销登记申请书》上加盖公章，并由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尹练锡签字，该公司称无债权债务。同日该公司注销。 三、2017年5月2日，石凤顺注册名称为城阳区查尔顿工艺品加工的个体工商户。 四、2017年4月18日，斯顿呢公司提交行政起诉状，该起诉状中斯顿呢公司法定代表人为石凤顺，被告为青岛市城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第三人为张福玉及张翠华。经一审法院核实，斯顿呢公司后撤诉。 2018年1月26日，一审法院出具（2017）鲁0214行审156号行政裁定书，裁定对青岛市城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执行的青城人社监理决字[2016]第133号《劳动监察行政处理决定书》准予强制执行。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张福玉主张李在吉、石凤顺的股权转让行为无效，但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股权转让行为违反法律规定，存在恶意串通，逃避债务的目的，故张福玉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对该主张，不予支持，应予驳回。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张福玉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公告费600元，合计700元，由张福玉负担。 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与质证。 张福玉提交证据一：斯顿呢公司租房合同，时间是2013年4月18日。拟证明斯顿呢公司租房合同到期时间为每年4月17日，与查尔顿注册时间吻合，查尔顿是斯顿呢公司的变身。李在吉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是2013年4月18日斯顿呢公司成立时签订的租赁合同，无法证明张福玉所主张的事项。该证据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 证据二：裁判文书网参考案例: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2019）辽0204民初6004号案件。拟证明该案例与本案极为相似，故应认定李在吉、石凤顺恶意串通，损害张福玉利益，合同无效。李在吉对真实性不认可，且我国不是判例法国家，因此与本案无关。本院将根据查明的事实做出判决，对该判决不予采信。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虽在李在吉转让斯顿呢公司股权时，斯顿呢公司存在欠缴张福玉社会保险费的诉讼，但张福玉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李在吉与石凤顺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张福玉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张福玉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张福玉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琳 审判员 朱见晓 审判员 刘歆鑫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六日 法官助理 韩晓琪 书记员李德军 书记员隋欣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