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7民终111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军辉，男，汉族，1986年4月5日出生，住河南省卫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玲玲、赵晓云（实习），河南普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尚文霞，女，汉族，1967年4月30日出生，住河南省卫辉市北马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晓东，新乡市卫辉市铭理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审被告：郭政，女，汉族，1987年11月2日出生，住新乡市。原审被告：郭世俊，男，汉族，1961年11月20日出生，住新乡市。原审被告：高桂凤，女，汉族，1963年11月10日出生，住新乡市。原审第三人：买宝利，男，回族，1965年9月26日出生，住河南省卫辉市北马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尚文霞，女，汉族，1967年4月30日出生，住河南省卫辉市北马市街1号，系买宝利之妻。上诉人李军辉因与被上诉人尚文霞，原审被告郭政、郭世俊、高桂凤及原审第三人买宝利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卫辉市人民法院（2019）豫0781民初14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军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玲玲，被上诉人尚文霞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晓东，原审被告郭政、郭世俊、高桂凤，原审第三人买宝利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尚文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军辉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还款责任或发回重审；2、由尚文霞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尚文霞与李军辉双方间的民间借贷没有约定利息，且尚文霞也无证据证明双方存在约定利息的情形，从双方提交的银行流水明细看，印证了双方不存在利息。1、从《借条》看，没有约定利息；2、从郭世俊与买宝利的录音，证明了没有约定利息。二、李军辉向尚文霞或买宝利的转账就是偿还借款，而不是还息，从双方流水可以证实李军辉已足额还清借款77.6万元，不存在尚欠未还的事实。三、1、尚文霞向一审法院提交的2017年8月1日的《保证》及《还款计划书》均与本案无关，而是另案尚文霞、买宝利已共同起诉的民间借贷纠纷即案号为（2019）豫0781民初2360号中的2017.1.20《借条》的手续，且尚文霞也拿该证据复印件在该案中重复提交举证，去证明另案也约定有利息。在该案中，尚文霞自认2017.1.20《借条》并非是真正意义的借款，因其没有提供借款，之所以打条就是李军辉同意支付好处费，而尚文霞个人理解为是同意支付利息。2、《还款协议》同《保证》一样，是另案的证据材料，与本案无关。因本案借款数额为77.6万元，并非是100万元，尚文霞在另案中也拿该证据复印件去证明另案欠100万元，明显相互矛盾。3、本案借款用途是李军辉个人承包的工程，借条也注明了，并非用于家庭生活，且尚文霞明知，与其他原审被告无关。四、本案无其他共同借款人，仅有李军辉一人，郭世俊仅是见证人，正是基于郭世俊的介绍，才有李军辉向尚文霞借款事宜。尚文霞辩称：一、双方之间不但存在借款的事实，也存在约定利息的事实。根据双方借款的过程、转账记录以及上诉人亲手出具的保证等证据完全可以形成完整证据链，完全符合高度盖然性原则，充分证明双方借款存在约定利息这一事实。故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以借条上没有注明利息为由辩称双方借款系无息借款不属实。首先从双方借款的过程来看，李军辉、郭世俊向尚文霞借款80万，双方口头约定利息为月利率百分之三，即每月支付80万元本金的利息为24000元。李军辉、郭世俊在2014年5月21日向尚文霞出具了一张80万元的借条，尚文霞按照借条约定借给李军辉80万元借款本金时，预先扣除24000元。李军辉、郭世俊在收到776000元借款本金后既未提出异议，也没有要求按照实际支付数额更换借条。这一行为充分证明其是认可双方之间约定利息的。其次从双方转账记录看，李军辉于2014年6月至2015年9月按月持续向尚文霞夫妻支付利息。其中2014年6月至10月5个月的利息系在玉海茶社现金支付。2014年11月20日至2015年1月21日三个月的利息转账给买宝利银行账户；2015年2月16日至2015年9月21日每月按24000元转账给尚文霞的银行账户。上诉人基本上每月固定向尚文霞有规律地转款24000元。2014年12月22日两债务人向债权人丈夫买宝利账户支付的24000元，在转账记录中明确注明系转的利息。上诉人在相对固定的时间支付被上诉人等额款项，符合利息支付的规律，故应当认定双方已经口头约定了借款利息。最后从上诉人出具的保证来看，李军辉在2017年8月1日向尚文霞出具的保证中明确表示于“2017年9月27日利息付清，本金能还多少还多少，以后按时付息。”以上文字不但明确表示双方之间的借款存在利息，也表明了在2017年9月份以前，本金根本没有返还的事实。本案中双方借款金额达到80万元，且上诉人借款明确表示其系投资，根据常识即可以判断，被上诉人根本不可能向上诉人无偿提供80万元的巨额无息借款让其去挣钱，否则与常理不符。二、上诉人以郭世俊和买宝利的通话录音来证明本案没有约定利息以及借款已经返还纯属断章取义，根本不足为信。首先该段录音系郭世俊在得知被上诉人将其起诉后为了诱导买保利说出对郭世俊有利证据而录制的。录音通篇均是郭世俊自说自话，买保利一直在强调借款是他们翁婿共同借款，借款后本金未还，利息没有按时支付，郭世俊也承认没有还钱，并承诺协助买保利向李军辉要钱，这也反证李军辉、郭世俊根本没有还钱的事实。其次上诉人在上诉状中对买保利的话乱加注释，断章取义，用于证明其已经还钱和没有约定利息的说法根不值一驳。三、尚文霞的丈夫买宝利和郭世俊是发小，双方相交多年，出于对郭世俊的信任，也包括上诉人对法律知识的欠缺，在借条上没有注明利息，仅仅是口头约定，导致一审法院认定本案“约定利息不明”，被上诉人只能自咽苦果，自行承担几十万的利息损失。但是上诉人以其收到的借款系无息借款，其向尚文霞转账的每笔款项均系其还款行为，且已经多还的的辩解就实在说不过去了。如果真像上诉人所说，其已经返还借款，那么每次返还后上诉人应当向被上诉人索回借条原件，重新向被上诉人出具借条，在返还借款完毕后应收回借条原件（双方在其他借款中，上诉人非常注重收回借条）;但本案80万元的借条原件一直在被上诉人处保管，这显然说明，上诉人提出的归还借款本金的抗辩是在狡辩。且双方经济往来较多，并非只有本案这一笔80万的借款。被上诉人所提供的转账明细中既包括本案80万元支付的利息，也包括上诉人其他多笔向被上诉人借款所支付的利息，还包括双方2014年本案借款以前和借款期间长期或短期的经济来往。这种经济往来包括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提供的现金借款和转账借款，上诉人通过转账的形式归还借款后将借条抽走的情形。借条可以抽走，但转账记录无法删除，现在上诉人以每笔转账均系返还本案80万元本金，至2015年9月23日已经返还1096000元，上诉人自己也说其还款已经远远超过借款数额。已经还多，又未抽条，还继续打款，上诉人根本无法自圆其说，其行为实属为了逃避债务，完全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其说法根本不成立。本案一审法庭三次开庭，法官再三在法庭明确表示要求李军辉到庭说明情况，否则承担相应法律后果。李军辉拒不出庭，不敢面对法官和被上诉人。这充分说明其已经还款的说法是谎言，是为了逃避债务。自然人之间的借贷，未约定利息和利息约定不明两种情况，在具体案件的审理中，明确区别“未约定利息”和“利息约定不明”这两种情况，则能更好地实现个案公正。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原则，出借人证明了借贷约定有利息，仅不能证明约定的具体利息是多少，则认定该笔借贷利息约定不明。如借款人主张偿还了借款，但仅有证据证明在借款后其向出借人偿还过款项，并不能进一步证明该款项系偿还的借款本金或利息，则应由借款人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不能仅以借贷利息约定不明视为不支付利息为由，而认定借款人偿还的是借款本金，而不是借款利息。否则，借款人会出于自利的考虑，更愿意利用此规则将已清偿的利息辩解为本金。如此会诱发借款人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并能从中获益之后果，有违民事活动的基本法理，有悖于民法所倡导的诚信原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因此，在出借人证明借贷约定有利息，但利息约定不明的情况下，借款人作为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的义务人，要对其履行义务的具体情况承担举证责任，如借款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所还款项是本金或利息的情况下，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一条的规定，作为借款人的自愿处分行为，不予干涉。四、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出具的《保证》以及上诉人和郭政出具的《还款协议书》是本案有效证据的判决客观公正，应当支持。被上诉人和上诉人之间双方经济往来较多，并非只有本案这一笔80万的借款。在其出具的保证中并没有明确指明是针对哪一笔借款，而是对双方之间所有债权债务履行还款付息的保证，所以被上诉人在另外一起案件中作为证据使用并无不可。上诉人和郭政出具的《还款协议书》是针对本案借款出具的，当时双方关系尚未闹僵，同时该笔借款涉及郭政的父亲郭世俊，郭政当时为了替其父亲承担还款责任，主动在还款协议书签名。在另一起案件中出示该证据只是证明郭政对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的债权债务知道并且认可。不能说该证据就是另一起案件的证据。五、郭世俊系该笔债务的共同借款人，应承担还款责任。郭世俊作为成年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其在借条上的签字的行为是其认可本案借款事实铁的证据，郭世俊系共同借款人，应承担还款责任。上诉人认为郭世俊是见证人的说法是为了帮助其岳父逃避责任，不应支持。该借条书写正常，郭世俊和李军辉在借条上的签字并列，均在注明的日期上方，应认定为共同借款人。被上诉人并不知道所借款项实际由谁去支配，上诉人辩称该款项系自己用于工程和郭世俊无关的辩解不成立，上诉人和郭世俊之间的具体支配权和被上诉人无关，系他们之间新的债权债务关系，不影响被上诉人向李军辉、郭世俊要求还款的权利。原审被告郭政陈述称：同意上诉人李军辉的上诉意见，我与尚文霞不存在借款关系，不应承担还款责任。原审被告郭世俊陈述称：同意上诉人李军辉的上诉意见，从我提交的与买宝利的录音证据可以证明，借条是使用我签字的白纸做成的，我本人并不是借款人，尚文霞也没有向我索要过借款。原审被告高桂凤陈述称：我没有参与借款的是，对借款的情况不清楚。尚文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李军辉与郭世俊返还2014年5月21日的共同借款80万元及利息432000元（利息双方借款时口头约定为月利率百分之三，现请求按法律支持的月利率百分之二的利息自2017年2月起计算至还清欠款之日止，暂计至2019年4月份），郭政、高桂凤承担共同偿还责任。2、本案诉讼费由李军辉、郭世俊、郭政、高桂凤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尚文霞与第三人买宝利系夫妻关系。2014年5月21日，尚文霞通过案外人王福军的银行卡向李军辉银行卡转账77.6万元，同日，李军辉、郭世俊向尚文霞出具欠条一份，载明：“今借到尚文霞现金捌拾万元整（800000.00）”，李军辉在该欠条背面书写“此款用于教育部、农办工程项目上”。尚文霞自认李军辉向其借款80万元，因扣除当月利息2.4万元，实际向李军辉转款为77.6万元。2017年8月1日，李军辉出具《保证》一份，载明：“于2017年9月27日利息付清，本金能还多少还多少，以后按时付息，如不能付息，卖房还钱。”。尚文霞作为甲方、李军辉、郭政作为乙方，签订《还款协议书》一份，协议书载明：“第一条，甲、乙双方经确认乙方欠甲方（壹佰万元整）小写（1000000.00）；第二条，由于乙方资金困难一直未履行该还款义务，为了保证甲方的债权能早日实现，乙方承诺按如下方式偿还：1、乙方承诺于2018年8月10日前偿还人民币（壹佰万元整）。2、乙方未还清欠款自愿以所有房产过户给甲方。3、如果乙方有一期未按时足额给付甲方，则甲方有权就剩余借款申请强制执行。甲方因主张权利产生的各项费用由乙方承担，同时乙方还须向甲方支付所欠借款10％的违约金。”。另查明，李军辉与郭政曾系夫妻，双方于2018年10月8日登记离婚。郭世俊与高桂凤系夫妻关系。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本案中，关于借款本金的认定问题，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载明的借款金额，一般认定为本金。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实际出借的金额认定为本金。李军辉出具欠款虽载明借款为80万元，但尚文霞实际只转给其77.6万元。故借款本金应认定为77.6万元。关于借款利息问题，尚文霞诉称双方口头约定月利率为3％，但李军辉不予认可，且尚文霞未能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不予采信。李军辉辩称，双方未约定利息，所偿还钱款均为借款本金，尚文霞不予认可。且尚文霞提供李军辉出具的《保证》上载明，于2017年9月27日利息付清，本金能还多少还多少，以后按时付息等约定，可以推断双方对利息有约定，但约定利率标准不明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双方对借期内利息约定不明，对逾期利率未约定。依据上述规定，对尚文霞主张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予以支持，对超出该院确认部分利息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对于逾期利息时间的起算问题，尚文霞主张从2017年2月1日起算，无证据证明，不予支持。利息应从尚文霞起诉之日起计算，即自2019年6月17日起，以776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计算至2019年12月17日为23280元，之后利息以776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计算至还清款之日止。关于李军辉还款性质问题，李军辉主张所还钱款均为本金，且已还清借款，尚文霞不予认可，尚文霞认为所还款项均为借款利息，本金未还。依据尚文霞所提供的证据，可以推断双方之间借款存在约定利息，只是利息约定不明。另李军辉主张还清尚文霞借款本金，但尚文霞手中仍持有李军辉方出具的债权凭据，李军辉不能作出合理解释。故对李军辉主张所还钱款均为借款本金的主张不予采信。李军辉应当偿还尚文霞借款。关于郭世俊、郭政、高桂凤是否应当承担还款责任问题，郭世俊在欠条上有签名，应视为其为共同借款人。郭世俊辩称其对尚文霞与李军辉借款起证明作用，但欠条并未注明其是证明人，故对其辩称不予采信；郭政在《还款协议书》上签名，应视为其债务加入。其辩称，不知道这事，并与其无关的意见，无相反证据来推翻原告证据，不予采信。尚文霞主张高桂凤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仅以高桂凤与郭世俊系夫妻为由，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最高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李军辉、郭世俊、郭政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偿还尚文霞借款本金776000元及利息23280元，本息合计799280元（2019年12月18日之后的利息以776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计算至本判决履行完毕之日止）；驳回尚文霞的其它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888元，由尚文霞负担5580元，由李军辉、郭世俊、郭政负担10308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被上诉人尚文霞提交的证据有：1、尚文霞与李军辉的短信记录10条，证明目的：尚文霞向李军辉催要借款且李军辉认可借款并承诺还款的事实，李军辉称借款已经还清且还多的陈述不是事实；2、转款凭证3份，即2015年1月3日尚文霞向李军芳转款190000元、2015年7月22日尚文霞向李军辉转款200000元、2015年11月19日尚文霞向李军辉转款200000元，证明目的：双方还存在其他经济往来。经质证，李军辉认为：证据1不属于新证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短信内容没有载明双方约定利息，短信内容不够完整，不能客观真实反映本案借款存在利息；对证据2中前两笔款项真实性无异议，最后一笔款项有待核实，但即使所有转款真实也不能证明尚文霞的证明目的，尚文霞也无法解释李军辉转款中哪一笔是偿还证据2中所涉款项。郭政、郭世俊、高桂凤同意李军辉的质证意见。买宝利同意尚文霞的意见。本院经审查认为：对尚文霞提交的证据1、证据2的真实性、关联性予以认定。本院对一审查明的相关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1、2014年11月20日、2014年12月22日、2015年1月21日李军芳账户向买宝利账户均转款24000元，其中2014年12月22日的转款备注了“利息”二字。2、2015年2月16日、2015年4月22日、2015年5月21日、2015年6月21日、2015年8月21日、2015年9月21日李军芳账户向尚文霞账户分别转款24000元、36000元、24000元、24000元、36000元、24000元。3、尚文霞称2014年6月至10月的五个月利息共计120000元系现金支付，2014年11月20日、2014年12月22日、2015年1月21日、2015年2月16日债务人通过李军芳账户向买宝利账户均转款24000元，其中2014年12月22日转账记录注明系利息，2015年4月22日和2015年8月21日的36000元转款包括尚文霞另外出借给李军辉400000元借款的利息12000元，2015年10月之后的利息和其他借款利息整合，利息支付至2017年1月20日。4、2015年1月3日尚文霞向李军芳转款190000元，2015年7月22日尚文霞向李军辉转款200000元，2015年10月9日尚文霞向李军芳账户转款194000元，2015年11月19日尚文霞向李军辉账户转款200000元。5、尚文霞与李军辉存在多笔借贷关系，其中2015年1月23日李军辉向尚文霞出具400000元借据一份、尚文霞向李军辉转款384000元，2015年2月16日李军辉向尚文霞出具300000元借据一份、尚文霞向李军辉转款69000元，2015年3月16日李军辉向尚文霞出具400000元借据一份、尚文霞向李军辉转款380000元，2015年10月9日李军辉向尚文霞出具200000元借据一份、尚文霞向李军辉转款194000元，2016年11月30日李军辉向尚文霞出具200000元借据一份、尚文霞向李军辉转款190000元。6、二审中尚文霞、买宝利认可其在本案中提供的《还款协议书》与其在另案【（2020）豫07民终1706号】中提供的《房屋买卖协议》系同一天出具，但称双方之所以在还款协议书中确认欠款金额为100万元系因双方就房屋估算价格为100万元，该100万元并非双方对账的结果。李军辉亦主张《还款协议书》中载明的100万元并非双方对账的结果，但称该《还款协议书》系就另案【（2020）豫07民终1706号】中的2017年1月20日的“好处费”20万元出具，因尚文霞要求书写成100万元才写成了100万元。7、2017年11月至2018年4月尚文霞通过短信向李军辉催要借款，李军辉认可欠尚文霞款项未偿还。8、郭世俊称其与买宝利系好朋友关系，李军辉称李军芳系其妹妹、也系李军辉的会计。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根据本案查明事实，李军辉、郭世俊于2014年5月21日向尚文霞出具800000元借据，尚文霞于当日向李军辉账户转款776000元。尚文霞称其按照双方约定的月息3分预先扣除了第一个月的利息24000元，并称2014年6月至10月的五个月利息共计120000元系现金支付，2014年11月20日、2014年12月22日、2015年1月21日、2015年2月16日李军辉通过李军芳账户向买宝利账户均转款24000元，其中2014年12月22日转账记录注明系利息，2015年4月22日和2015年8月21日的36000元转款包括尚文霞另外出借给李军辉400000元借款【另案（2020）豫07民终1706号李军辉与尚文霞等民间借贷纠纷中所涉的其中一笔400000元借款，该案已同时作相应处理】的利息12000元，2015年10月之后的利息和其他借款利息整合，利息支付至2017年1月20日。李军辉自认双方存在多笔借贷关系，除案涉借款李军辉另多次向尚文霞借款。本院认为，根据本案查明事实，综合双方当事人的关系、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提交的银行流水所载信息显示的利息支付的时间及数额的规律性，各自的陈述，结合李军辉于2017年8月1日向尚文霞所出具的《保证》内容，及李军芳向尚文霞转款备注的“利息”，在双方还存在其他借贷关系、尚文霞仍持有借据原件的情形下，本案可以认定案涉借款双方具有利息的约定，且利息按照月息3分实际支付至2017年9月27日。其中，尚文霞的陈述与其提交的证据可以相互印证，李军辉辩称李军芳的转款备注“利息”系笔误的解释不符合常理；其以“郭世俊与买宝利的通话录音”推断案涉借款未约定利息无事实依据，亦不能成立；本案能够认定案涉借款的具体利息数额，并不属于利息约定不明的情形，李军辉以“借据未载明利息的约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认为案涉借款未约定利息，不符合本案实际，故其上诉称案涉借款未约定利息、且借款本金已清偿的理由，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认定。综上，本案李军辉应当向尚文霞偿还的借款本金数额仍为776000元，一审对案涉借款本金及欠付利息的认定无误，本院予以确认。关于李军辉上诉所称“案涉《保证》及《还款协议书》与本案无关，系为尚文霞、买宝利共同起诉的另案【（2020）豫07民终1706号】所出具的手续”，综合双方在庭审中的陈述，尚文霞关于“案涉《还款协议书》与尚文霞、买宝利在另案【（2020）豫07民终1706号】中提供的《房屋买卖协议》系为两案共同债务所出具的手续”的陈述具有合理性；李军辉主张“《还款协议书》中载明的100万元并非双方对账的结果，称该《还款协议书》系就另案【（2020）豫07民终1706号】中的2017年1月20日的‘好处费’20万元出具，因尚文霞要求书写成100万元才写成了100万元”的陈述明显与常理不符。故李军辉的该项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此外，本案郭政、郭世俊未就一审判决提起上诉，李军辉关于郭政、郭世俊不应承担还款责任的主张，不属于本院二审审查范围。综上所述，李军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793元，由李军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冯卓群审判员  浮代飞审判员  冯艳婷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六日书记员  张永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