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荣成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1082民初6517号 原告：朱汝珍，女，住江阴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安玉滨，山东华夏明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于子文，男，住荣成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莉艳，湖南志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郇永青，男，住荣成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毕诗宏，男，住荣成市。 被告：张永进，男，住荣成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红，女，住荣成市。 第三人：于海成，男，住荣成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曲卫东，山东秦帅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术亮，山东秦帅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朱汝珍与被告于子文、郇永青、张永进及第三人于海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朱汝珍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安玉滨、被告于子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郑莉艳、被告郇永青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毕诗宏、被告张永进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红、第三人于海成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曲卫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朱汝珍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依法确认位于荣成市亩育苗场属于原、被告按份共有，原告占有50%的份额。后又变更为：认定位于荣成市亩育苗场拆迁补偿款的50%归原告所有。其诉称的事实与理由：2003年3月19日，郇永青与荣成市××村民委员会签订了《合同书》，取得了东墩村委75亩虾池的使用权。2015年5月29日郇永青将该虾池转让给了于子文。2015年6月3日，于子文与张永进签订了《合作协议》，由于子文与张永进共同将该虾池扩建成135亩育苗场(含原有的参池80亩，实际改造后约160亩)，张永进超额投资，于子文投资不足。张永进可占50%的股份，2017年6月28日张永进又将自己占有的该育苗场的全部财产份额转让给了原告。现该育苗场面临拆迁，但是被告自己与街道政府交涉，也不通知原告，现双方对原告所应得的补偿款数额不能达成一致，故提起诉讼。 诉讼过程中，本院向原告释明：1、由于案涉参池实际并没有与相关部门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原告主张的拆迁补偿款事实并不存在。2、由于郇永青与于子文签订的参池租赁合同在先，对参池将来的拆迁补偿利益划分已经进行了约定，原告若要继续主张权利，须在该约定的基础上，对剩余部分利益进行主张。于是原告再次变更诉讼请求，请求依法确认位于荣成市案涉虾池所改建成的育苗场去除郇永青所得份额外，余下份额的50%归原告所有。 被告于子文辩称，一、于子文与张永进于2015年6月3日的《合作协议》不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对双方不具有约束力，且该协议没有实际履行。1、该协议签订的初衷是张永进为了给于子文向宁津农村商业银行贷款使用。2、从该合作协议的内容来看，于子文出资800万，张永进出资400万，却各占50%的股份，显失公平，也不符合常理。3、从该合作协议的内容来看，和于子文与郇永青于2015年5月29日签订的《参池租赁合同》雷同，其中第六条更是只字未改，协议中根本没有提及租金，却用租金作为违约条款,足见该《合作协议》签订时双方是敷衍的，对协议的各条款没有仔细协商，不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4、张永进也未按《合作协议》的约定足额支付投资款，该协议没有实际履行。二、根据于子文与郇永青于2015年5月29日签订的《参池租赁合同》的约定，租赁期间，于子文无权向第三方转让或转租，否则转让行为无效。三、即便于子文与张永进签订了《合作协议》，该协议是基于合伙的法律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1条的规定，在合伙经营过程中增加合伙人，书面协议有约定的，按照协议处理；书面协议未约定的，须经全体合伙人同意，未经全体合伙人同意的，应当认定入伙无效。张永进与朱汝珍签订的《合伙份额转让协议》及与于海成签订的《合作协议》既没征得于子文同意，于子文也从未在该转让协议上签字确认，于子文一直到本案诉讼时才知晓，显然该入伙无效，该转让协议均属无效协议。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郇永青辩称，一、原告对郇永青提起诉讼属于诉讼主体错误，郇永青不应当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应裁定驳回对郇永青的起诉。理由是：1、原告做主张的合同关系系原告与张永进之间形成的，与郇永青无关。郇永青根据与宁津镇东墩村村委会所签订的合同、协议约定享有该村135亩养殖场地，其中包括80亩参池的租赁经营权。2015年5月29日，郇永青与于子文就涉案的养殖场地及参池签订了租赁合同，根据该合同约定，于子文在经营期间不得对外转租转包，如果经营期间被征用，所得补偿款80亩育苗场的补偿部分优先支付给郇永青750万元，余下补偿款郇永青分得30%，于子文分得70%。于子文如果所建的育苗场超过80亩，则超过部分所产生的补偿款全部归于子文所有。因此，二被告之间属于参池租赁合同的相对方，原告提起本案之诉，与二被告均没有关联，属于没有明确的被告，法院不应当予以立案受理。2、原告诉请的所谓共有产权明显没有事实根据与法律依据，根据二被告签订的合同约定，租赁标的物为80亩参池及场地共计135亩，并不存在所谓的160亩。其次根据原被告间的协议约定，被告于子文享有的权益只是对该135亩养殖场地及参池的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并非所有权，不属于物权法规定的财产共有关系，根据物权法第94条规定，按份共有是指按份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是动产按照其份额享有所有权，故原告主张其对二被告租赁合同的标的物享有所谓的物权份额没有任何事实根据。3、对于原告主张其与张永进之间所签订合同及产生的其他债权债务应当属于其双方之间的债务纠纷，没有理由将被告郇永青作为本案的被告提起诉讼，明显属于乱诉。二、原告主张份额所依据的基础法律关系不成立。二被告之间明确约定不得将租赁的标的物转租转包以及转让，而原告所主张的事实是张永进将其合同权利转让给了原告，应当属于无效的约定。原告主张其享有50%的份额也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如前所述涉案参池已经由于政府征用租赁关系终止，政府部门已经核补了相关的补偿款，对于补偿款如何分配的问题，根据租赁合同的相对性政府部门已经将被告郇永青作为补偿款的受益人，与原告没有任何关系，因此原告主张的享有财产份额没有合同依据与法律依据，即使原告与张永进之间签订了相关的转让合同，也属于无效的合同。 被告张永进辩称，原告支付给张永进800万元属实，修建育苗场张永进出资大约423万元。 第三人于海成述称，对原告主张郇永青应得的份额没有异议。2015年7月10日，于海成与张永进签订了合作协议，由于海成提供参池改造建设所需的混凝土等材料，该材料费用张永进同意用其在育苗场股份的50%抵顶。第三人主张依据该合作协议，除郇永青应得份额之外，张永进所享有权利的50%归于海成所有。 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03年3月18日被告郇永青租赁宁津街道办事处东墩村75亩虾池，后经改造成80亩参池。2015年5月29日，被告郇永青（甲方）与被告于子文（乙方）签订参池租赁合同，约定乙方租赁甲方80亩参池及周边场地共计135亩建育苗场，租赁期限自2015年6月1日至2038年3月17日止。并约定乙方在租赁期内有权对参池进行改造，乙方改造投资完全由乙方负责与甲方无关，乙方租赁期间无权向第三方转让或转租，如乙方擅自转让或转租，甲方有权直接通知乙方解除本合同，无偿收回租赁物，乙方的投资损失由乙方自负，甲方不予赔偿。合同期内如因国家或地方政府征用、租赁该参池，导致本合同无法履行，甲乙双方均应服从，不属于违约。产生的补偿以甲方原80亩参池为基准，80亩育苗场的补偿款优先支付给甲方750万元，余下补偿款甲方分得30%、乙方分得70%。乙方所建育苗场超过80亩以外部分所产生的补偿全部归乙方所有。 2015年6月3日，被告于子文（甲方）与被告张永进（乙方）签订合作协议，约定乙方自愿入股于子文所租赁的参池及周边场地的育苗场建设，租赁期限自2015年6月1日至2038年3月17日止。甲方出资人民币800万元，乙方出资人民币400万元，共同修建育苗场，甲乙双方各占50%股份。签订合同之日甲方支付400万元，乙方支付200万元，余款于2015年6月30日前付清。甲、乙方自主经营，经营期间产生的债权债务由甲、乙方共同负责，甲方参池交付之前的债权债务由甲方负责。甲、乙方双方合作期间无权向第三方转让或转租，如甲方擅自转让或转租，乙方有权直接通知甲方解除本合同，无偿收回投资，甲方的投资损失由甲方自负，并且赔偿乙方所有的经济损失。合同期内如因国家或地方政府征用。租赁该参池，导致本合同无法履行，甲乙双方均应服从，不属于违约。产生的补偿以甲方原80亩参池为基准，80亩育苗场的补偿款优先支付给甲方750万元，余下补偿款甲方分得30%，余下的70%甲乙双方各占50%。甲乙双方所建育苗场超过80亩以外部分所产生的补偿全部归甲乙双方所有。其他与补偿有关的任何纠纷与费用全部由甲方协调并承担。合同生效后，甲乙双方均应严格履行，如有一方违约导致本合同无法履行，应按尚未履行期间租金总额的30%向对方支付违约金，违约方对自己的损失自负，与对方无关。对该份合同的真实性于子文不予认可，称签订该份合同的目的是为了申请银行贷款，张永进只是承揽了育苗场的施工建设，其并没有占有股份。对此于子文提供了与张永进的微信对话记录及证人谭某出庭作证，证人证明2018年3月20日前后，一个叫许红霞的朋友要带一个姓肖的人来购买张永进的育苗场股份，于子文告诉证人他与张永进签订的合作协议是虚假的，后姓肖的人就没买。于子文同时主张张永进确实没有按约定向他支付400万元。对此，张永进提供了2014年8月至2015年4月的银行付款明细，主张向于子文付款388.8万元。对该证据于子文则质证称该明细中的收款人大部分不是于子文，于子文并没有收到该款项，且付款时双方的合作协议并没有签订，所付款项与合作协议无关。对张永进主张的育苗场改造建设费用423万元于子文并无异议，但称其已向张永进支付了267万元的建设费用，并提供了相关的汇款凭证予以证明。对此张永进则称于子文与张永进之前有经济往来，该款项是于子文偿还张永进的款项，但张永进并没有提供有效的证据证明其主张。另外，于子文主张其向育苗场的总投入为700余万元，包括支付给张永进的267万元、支付郇永青的租金120万元、参苗170万元及其他施工建设费用。 2017年6月28日，被告张永进（甲方）与原告朱汝珍签订合伙份额转让协议，约定：2015年6月3日甲方与于子文合作租赁并改建宁津街道办事处东墩村75亩虾池，改造后面积约160亩左右（具体以测量数为准），甲方占50%的财产份额（详见甲方与于子文签订的原始协议），现因甲方缺乏资金周转，将其占有的全部财产份额转让给乙方。转让价格为800万元，合伙期限为2015年6月1日至2038年3月17日。合作期间因国家或地方政府征用、租赁合作项目的场地，导致本合同无法履行，不属于违约，甲、乙双方均应服从，由此产生的拆迁补偿款归乙方所有。由于案涉的育苗场土地可能面临被征用，为征用补偿的利益各方当事人发生纠纷，遂成诉。原告提供了原告之女许红霞向张永进的银行付款明细，证明其已实际向张永进支付了转让款项，张永进对原告主张表示认可，第三人于海成则认为原告付款的次数过多，不符合正常的交易习惯，对协议的真实性提出质疑。通过对原告提供的交易数额进行计算，该数额明显超过800万元。 案件在审理过程中，第三人于海成要求参加诉讼，其主张：2015年7月10日，于海成（甲方）与张永进（乙方）签订了合作协议，约定：乙方与于子文承包了位于亩参池一处，由于乙方资金因难，特请甲方投资加入乙方股份中，基于2015年6月30日乙方与于子文签订的合作协议，实施参池改造建设所需材料费用和该工程建设所用的混凝土方量2708方，单价280元每方，袋装水泥280吨，每吨260元，材料费用共计831040元投入乙方股份中。甲方占乙方与于子文签订的合同中乙方股份的50%，所得利润甲方亦应得50%，其中包括该参池被征用后赔偿费在50%。依据该协议，于海成应分得张永进所享有权利的50%。 另查，原告提交了一份2017年3月3日于子文与原告之女许红霞签订的转让合同，约定于子文将案涉育苗场股份的2%以1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许红霞。 本院认为，本案各方当事人的诉讼目的在于案涉育苗场将来被征用后补偿款项的分配。各方对被告于子文与郇永青签订的参池租赁合同的真实均无异议，本院对该合同所确定的事实予以认定。本案要确定的首要问题是于子文与张永进签订的合作协议是否真实有效。一是根据该协议的内容来看，是由张永进和于子文共同出资建设育苗场，双方对育苗场享有均等的股份，该合作协议并非租赁合同，但协议的违约条款却约定“如有一方违约导致本合同无法履行，应按尚未履行期间租金总额的30%向对方支付违约金”，该条款与合同其他约定明显不符。另外合同的出资数额为于子文出资800万元，张永进出资400万元，双方拥有相同的股份，出资与收益明显不对等，该合同的签订有悖常理；二是张永进于2015年7月10日已经因欠付于海成材料款83万余元将其享有的育苗场股份的50%转让给了于海成，而其又于2017年6月8日以800万元将其与于子文所签协议项下所享有的全部份额转让给原告朱汝珍，而并没有去除已经转让给于海成的部分，该两份协议内容明显相抵触。结合证人谭某的证言，张永进于2018年在已经将全部股份转让他人的情况下，还要向许红霞介绍的姓肖的朋友转让案涉育苗场股份，如果上述事实真实存在，则张永进有利用案涉育苗场进行诈骗的嫌疑。另外，张永进因欠付于海成材料款80余万元将自己拥有的50%股份转让给了于海成，而全部股份转让给朱汝珍时却是800万元，转让价格差距悬殊，亦不符合常理；三是张永进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其按协议向于子文支付了400万元投资款项。该协议的签订时间为2015年6月3日，而张永进提供的付款时间均在合同签订以前，有悖常理。另外收款人大部分不是于子文，在张永进不能提供其他证据的情况下，无法认定张永进向于子文支付了投资款项。但于子文提供的证据则能够证明其向张永进支付了267万元款项，在张永进不能证明该款项是用于其他经济往来的情况下，应认定为于子文支付给张永进用于案涉育苗场建设的款项。综上所述，张永进与于子文签订的案涉合同有悖常理，有恶意串通之嫌疑，且未实际履行，对其真实性本院不予认定。 分析原告与张永进签订的份额转让协议，以及原告之女许红霞与于子文签订的股份转让合同，该两份合同亦存在有悖常理之处。如果如张永进所述其与于子文各占育苗场股份50%，那么许红霞购买于子文2%的股份就花费了100万元，而朱汝珍购买张永进全部股份仅花费800万元，价格相差也是非常悬殊。再结合证人谭某的证言，如果张永进于2017年已经将其全部股份已经转让给了朱汝珍，朱汝珍的女儿许红霞应当知道此事，而许红霞却于2018年又介绍的姓肖的朋友来购买张永进案涉育苗场的股份，明显不符合常理。从许红霞支付张永进的款项情况来看，自2017年6月至2018年8月长达一年多的时间内分多笔零碎支付，不符合案涉合同的支付常理，不能排除许红霞与张永进存在其他业务往来的可能。综上，原告与张永进之间合伙份额转让协议的真实性也是值得怀疑。 再来分析张永进与第三人于海成签订的合作协议，首先，如上述分析转让价格与其他股份转让合同相差悬殊。其次，合作协议的签订不符合常理，该协议签订时于海成的混凝土供应才刚开始不久，在供应没有结束无法确定最终供应量的情况下便与张永进签订以股份抵债的协议与常理不符，该协议的真实性亦存在可疑之处。 综上，原告及第三人之诉请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本院无法支持，原告和第三人可在证据完善后另行主张。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驳回原告朱汝珍的诉讼请求。 二、驳回第三人于海成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1800元，由原告朱汝珍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建军 人民陪审员  滕学策 人民陪审员  杜玲玉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郝军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