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民终519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强，男，1978年1月23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青羊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代红梅，四川润森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洁，四川润森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涛，男，1977年11月6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武侯区。 上诉人李强因与被上诉人赵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2019）川0105民初25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强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支持李强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赵涛承担。事实和理由：1.2017年5月3日赵涛向李强出具《借条》一份，载明借款40万元，当日李强在中华名园街私家车内以现金方式支付赵涛26万元，2017年5月9日通过转账方式支付14万元，共计40万元。因双方系朋友关系，未约定利息。2．赵涛未按期还款后于2018年3月14日向李强出具《承诺书》再次对借款金额进行了确认并对第一期逾期借款20万元约定月息3%，上述《借条》以及《承诺书》系赵涛的真实意思表示，其作为成年人，应当知晓出具债权凭据所产生的法律后果。3．赵涛抗辩称借款用于工程项目，考虑效益好给予李强20万元的项目收益，仅收到6万元现金的说法完全不符合常理。其一，20万元并非小数目，稍具法律常识的人不会将可能会产生的20万元收益写成借款；其二，赵涛对于项目的信息未作任何陈述，不能证明项目存在；其三，赵涛陈述拿到6万元现金后即存入了自己的银行卡，该说法本身就不合常理，李强为何不直接将该借款转入赵涛的银行卡而采用极不安全的现金交付方式，且在庭后面对李强的质问，赵涛对此回避拒不作答。综上，李强就其与赵涛的关系，李强的出借能力，现金交付的时间、地点均作了详细的说明，且从2017年开始李强即一直不断的在向赵涛催要借款，赵涛也未予否认，李强主张借贷事实的真实性已经达到了高度可能性标准，上诉请求应予支持。 赵涛辩称，1．李强并没有交付现金26万元，2017年5月3日李强在中国银行中华名园分理处取了6万元现金交给赵涛，赵涛在银行向李强出具了《借条》。此后李强于2017年5月9日通过银行转账14万元，总共收到的借款是20万元。2.2018年3月14日的《承诺书》确实由赵涛所写，但是签名与赵涛平时的签名不一样，且没有按捺指印。3.案涉借款用于了未成年教管所空调工程，李强表明不管最后收益多少他要20万元，鉴于双方系多年的同学关系，所以当时在没有收到任何借款的情况下出具了40万元的借条，其中包含了20万元的投入回报。从双方之间往来邮件也可以看出对项目有沟通，并非如李强所说项目不存在。4．赵涛收取6万元现金是因为赵涛没有中国银行的银行卡，转账后取款要收取服务费，所以赵涛让李强提供的现金，赵涛收到款后即到逸都路的光大银行分6次用ATM机存入了自己账户。 李强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赵涛偿还借款本金422000元及利息（计算方式：以借款本金20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3月1日起按年利率24%计算利息；以借款本金20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5月1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利息；以借款本金22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6月1日起按年利率24%计算利息，上述利息均计算至欠款实际还清之日止）；2．判令赵涛承担本案诉讼费。 李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当事人身份信息、《借条》、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个人客户境内人民币汇款申请书、交通银行个人客户交易清单、转账记录查询单、微信聊天记录及转账截图、《承诺函》等证据。因赵涛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对本案的举证、质证，一审法院对前述证据经审查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5月3日，赵涛出具《借条》，载明：“借到李强40万元，该借款无利息，分别于2018年2月28日前归还20万元，剩余20万元于2018年4月30日前归还”，赵涛在借款人处签字并按捺手印。 2018年3月14日，李强作为被借款人、赵涛作为承诺人共同出具《承诺函》，载明：“1．本人于2017年5月借款22000元，按月息3%支付，该借款于2018年5月20日前归还。2．本人于2017年5月3日借款40万元，其中20万元原定于2018年2月28日归还，现该20万元于2018年3月21日前归还，逾期21天按月息3%计算到天支付利息4200元，剩余借款20万元于2018年4月30日前归还”。李强、赵涛分别签字确认。 一审另查明，2017年5月9日，李强通过其卡号为62×××47的中国银行账户向赵涛卡号为62×××14的中国光大银行账户转账汇款14万元。2017年5月15日，李强通过其卡号为62×××41的交通银行账户向赵涛卡号为62×××41的银行账户转账汇款19870元。 一审审理中，李强陈述，1．其于2017年5月3日在武侯立交中华名园街，在私家车内以现金方式交付赵涛26万元，并提交其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公司营业执照信息，以佐证其具备借款能力。2．《承诺函》记载的借款22000元，实际出借21870元。其中于2017年5月15日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19870元；2017年9月27日、2017年11月5日以微信转账方式共计支付2000元。3．认可赵涛于2018年2月8日还款2000元；2018年3月14日还款25000元；2018年4月10日偿还借款5万元；2018年4月16日偿还3万元；2018年4月30日偿还3万元；2018年9月11日偿还2万元；2019年2月3日偿还1万元，上述共计还款16.7万元。4．依法主张逾期还款利息。 一审庭审后，赵涛到庭陈述，李强实际出借给自己的款项为221870元，其中通过银行转款共计159870元，微信转款2000元，现金交付6万元。现金是李强于2017年5月3日从银行取款然后直接交付的。其已向李强偿还款项共计16.7万元。另，自己之所以出具40万元的《借条》系因当时是先出具的《借条》，后李强才去银行取款。当时借款用于工程项目，考虑如果项目效益好，给予李强20万元的收益，因此40万元的《借条》中实际包含了承诺给李强的该笔收益。对于《承诺函》中约定的应于2018年2月28日还款的20万元是李强银行转款的14万元和以现金方式出借的6万元构成，因该笔借款实际发生，故在《承诺函》中约定了还款利息。 另，为查明20万元的现金出借情况，一审法院通知李强补充提交了其在中国银行的账户流水明细，该账户流水明细中载明，2017年5月3日14：40：22，李强在中国银行成都中华名园支行，通过其卡号为62×××47的中国银行账户现金取款6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实际出借金额。根据李强出具的《借条》《承诺函》，结合双方当事人的到庭陈述，一审法院认定李强与赵涛之间形成了借款合意，李强履行了借款出借义务，双方民间借贷关系成立。至于实际出借金额，一审法院认为，李强主张其出借金额为421870元，其中银行和微信转款共计161870元（140000元＋19870元＋2000元），现金交付26万元。但对以现金方式出借的26万元，赵涛抗辩称其实际仅收到6万元，其余20万元系因双方有合作关系而承诺给予李强的投资收益，并对6万元系由李强当天在位于中华名园的银行取款并现场交付的经过进行了描述。而其描述与李强提交的自己中国银行账户信息能够相互印证。虽然李强称该取款与当日自己出借给赵涛的26万元现金无关，但其未进一步举证证明该现金出借的事实，故其应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于此，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实际借款金额为221870元。二、关于利息及还款抵充顺序。根据李强与赵涛签订的《承诺书》及双方的当庭陈述，李强现主张借款于2018年5月20日前归还的三笔借款（19870元、1000元、1000元）分别从每笔借款实际出借之日起，和约定于2018年2月28日前归还的20万元借款从2018年3月1日起，均按年利率24%为标准计算利息，符合双方约定，且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债务人的给付不足以清偿其对同一债权人所负的数笔相同种类的全部债务，应当优先抵充已到期的债务；……”和第二十一条“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之规定，本案中，20万元借款先于其余三笔借款到期，故赵涛向李强的还款应按照借款到期顺序先后并以利息、借款本金的方式予以抵充，综上，截止2019年2月3日，赵涛尚欠李强借款本金72602.86元（50732.86元＋21870元）（详见附件《还款抵充表》）及利息（具体计算方式为：1．以借款本金19870元为基数，从2017年5月15日起以年利率24%为标准计算至19870元清偿之日止；2．以借款本金1000元为基数，从2017年9月27日起以年利率24%为标准计算至1000元清偿之日止；3．以借款本金1000元为基数，从2017年11月5日起以年利率24%为标准计算至1000元清偿之日止；4．以借款本金50732.86元为基数，从2019年2月4日起以年利率24%为标准计算至50732.86元清偿之日止）。综上，对于李强主张赵涛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的主张，一审法院予以部分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缺席判决：一、赵涛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李强借款本金72602.86元及利息（具体计算方式为：1．以借款本金19870元为基数，从2017年5月15日起以年利率24%为标准计算至19870元清偿之日止；2．以借款本金1000元为基数，从2017年9月27日起以年利率24%为标准计算至1000元清偿之日止；3．以借款本金1000元为基数，从2017年11月5日起以年利率24%为标准计算至1000元清偿之日止；4．以借款本金50732.86元为基数，从2019年2月4日起以年利率24%为标准计算至50732.86元清偿之日止）；二、驳回李强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904元，由李强负担6601元，赵涛负担1303元。 二审中，李强、赵涛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举证和质证。李强向本院提交证据：1.2017年6月27日至2019年5月22日李强和赵涛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李强11次向赵涛催收借款，赵涛对借款事实及数额并未提出异议还进行了确认，甚至多次对李强表示感谢。2．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信息，拟证明赵涛涉执行案众多，其中有一件执行案件于2016年1月21日就已立案，执行标的22万元，赵涛就提出让李强以现金交付的方式借款26万元，并让李强将剩余14万元转账给赵涛。赵涛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不认可证据的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李强多次在微信聊天中提及借款42万多元，但是因不愿意与李强产生冲突，所以没有对金额作出明确的回应，只是说借多少还多少，该承担的利息也会承担。 赵涛向本院提交证据：赵涛与李强之间的3个邮件往来，拟证明借款用于的工程项目是存在的，并非李强所说的工程项目不存在。李强质证意见：真实性予以认可，不认可关联性及证明目的。该邮件仅仅是关于未成年教管所工程内容，并不能说明是双方合作或项目投资。 本院认为，对李强提交证据的真实性赵涛予以认可，本院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予以采信，但仅从聊天记录尚不足以认定现金交付的事实，故对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赵涛提交证据的目的系证明确实存在未成年教管所工程项目的事实，李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故本院对赵涛提交证据的三性均予以采信。 本院除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外，另查明：关于款项的来源以及出借经过，一审中李强陈述：2019年11月1日开庭笔录载明：“审：26万元的资金来源？原：家中带出。审：为什么家中存放巨额现金？原：收工程款，收后就没有存放银行。”2019年11月27日工作笔录载明：“审：原告明确现金出借方式。原：我当时随身携带26万元，后确实在2018年5月3日从银行取出6万元，但是这6万元不是出借给赵涛的。” 二审中李强陈述：“我和赵涛系同学且关系比较好。2013年还是2014年时赵涛向我借了10万元，也是无息，后来已经还款。所以赵涛提出借40万元时我就同意了，在借钱时我也向赵涛说明了我的情况，我当时准备盖房子，所以筹备了一些现金，赵涛提出如果有现金就给他现金。当时建房子手续未批，预估年底时能批下来，所以现金就留在家里了。审：现金是之前就准备好了吗？怎么准备的？李强：是的，我家里有一部分现金，因为要盖房在亲戚朋友处借了一部分现金。审：现金向谁借的？李强：是我妈和老婆向亲戚借的钱，大概一、二十万，然后一起交给了我。审：借条是交钱之前还是交钱之后出具的？李强：我把钱给了赵涛后他点了之后，赵涛又提到了其他的项目，他钱不够让我跟他一起做。单独谈到的项目需要6万元，然后我们就去银行取了6万元，赵涛在银行出具了40万元的借条。”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在于案涉借条载明的其中20万元是否实际交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出借人应当对借贷关系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出借人依据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当借款人抗辩借贷行为未实际发生并作出合理说明时，出借人应当对借贷是否真实发生进一步举证证明。本案中，赵涛陈述出具40万元借条实际仅收到现金交付的6万元以及转账支付的14万元，其中20万元系承诺支付给李强的工程投资回报。二审中赵涛提交的双方往来邮件能够证明与李强讨论过的工程项目确实存在，在明明可以转账支付的情形下以大额现金出借，且在借款之初对于大额款项没有约定利息那么以借条的形式约定投资回报并不排除存在的可能性，因此综合各方陈述，能够确认赵涛所陈述事实虽不能直接否定李强未向其交付现金20万元的主张，但应当认定其已对自己的抗辩作出合理说明，该说明足以使审判人员对债权记载借贷事实是否真实发生产生怀疑。在此种情况下，李强除了提交作为债权凭证的借条外，还应当对借贷合意、款项交付等事实进一步举证证明。具体到本案，根据李强在一、二审中的陈述，首先，关于款项的来源，一审中李强陈述系存放于家中的工程款，二审中又陈述系因修建房屋除了自有资金外另有一、二十万向亲戚朋友所借；其次，关于2017年5月3日李强在中国银行成都中华名园支行现金取款6万元。赵涛在一、二审中均陈述李强取款6万元由赵涛在银行向其出具了40万元的借条，而李强在一审中陈述取款的6万元并不是出借给赵涛的款项，二审中又陈述“现金交付26万元后单独谈到的项目需要6万元，然后我们就去银行取了6万元”。很明显，针对款项的来源本来确定的事实李强的陈述却存在前后不一致的情形，而对于交付中的6万元，李强在一审中陈述并非出借给赵涛，二审中又称系单独的项目需款，其陈述的两笔款项在同日交付，一笔出具借条，一笔不出具凭据显然也不符合常理，故此，李强所举证据并不足以证明现金交付20万元的事实。 综上，出借人李强对款项的交付应当承担证明责任，但其提供的证据未能形成优势证据，对款项的交付未能形成高度盖然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之规定，一审法院对李强主张现金交付20万元的事实不予确认正确。 综上，李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904元，由李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龙 小 丽 审判员 胡张映雪 审判员 傅  敏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五日 书记员 杜 俊 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