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6民终77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楚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襄阳市樊城区长虹路与建设路交汇处东南侧。法定代表人：郭继发，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侯翔宇，湖北周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庞春文，男，1969年11月18日生，汉族，住襄阳市襄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华建，襄阳市襄州区鹿门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彭春生，男，1965年2月12日生，汉族，住襄阳市襄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政，襄阳市樊城区牛首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楚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庞春文、彭春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襄阳市襄州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1月8日作出（2019）鄂0607民初3680号民事判决，宣判后，楚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楚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上诉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将上诉人楚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认定为案涉借款的还款义务人，毫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庞春文并不认识，也没有任何业务和资金往来，上诉人从未向被上诉人庞春文借款并出具借条，也从未收到过案涉借款，对案涉借款的发生亦不知情，案涉借款根本未用于襄阳市公安局襄州分局消防大队迁建项目，一审法院未查明其真实用途和去向。案涉借款真实用途和去向的举证责任在于被上诉人庞春文，而被上诉人庞春文在一审庭审中，并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仅凭被上诉人彭春生提供的一份银行交易明细，不能够证明案涉借款用于襄阳市公安局襄州分局消防大队迁建项目。金钱系种类物，在被上诉人庞春文将78000元转入被上诉人彭春生账户时，便与被上诉人彭春生的个人财产混同；并且被上诉人彭春生在收到78000元转款的3天时间内，均是以提取现金的形式，共计取出7万余元，这取出的7万余元现金，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用于襄阳市公安局襄州分局消防大队迁建项目。如果真的用于项目资金周转，为什么都要以现金形式，而不是以更安全快捷的银行转账形式。上诉人楚天公司有理由怀疑，这取出的7万余元现金，又由被上诉人彭春生转交给被上诉人庞春文，或者由被上诉人彭春生个人使用。本案存在虚假诉讼之嫌疑，被上诉人庞春文与被上诉人彭春生存在恶意串通，损害上诉人利益的重大嫌疑。退一步讲，即使项目需要借款，因项目资金投入巨大，上诉人也会通过金融机构融资，或者向资金实力雄厚的企业拆借或者公司股东借款，怎么会通过被上诉人彭春生向被上诉人庞春文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打工者仅仅借款10万元用于项目资金周转？被上诉人彭春生并非襄阳市公安局襄州分局消防大队迁建项目的实际负责人。2、一审判决将被上诉人彭春生的行为认定为职务行为，以此判令上诉人对此承担法律责任，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被上诉人彭春生既不是上诉人的工作人员、股东或者领导；也不是受上诉人委托的项目实际负责人；被上诉人彭春生到项目上工作，也不是受上诉人的指派；被上诉人彭春生也并不受上诉人的管理；上诉人也从未向被上诉人彭春生发送任何指示命令。被上诉人彭春生所谓的履行职务行为，只是为了推卸个人法律责任的狡辩。一个跟上诉人没有任何事实或者法律关系的自然人的民事法律行为，绝不能视为履行职务行为。3、一审判决仅以一份与本案无关的2018年4月的委托书，认定是上诉人对于被上诉人彭春生2014年9月的借款行为的追认，从而认定彭春生2014年9月的借款行为系职务行为，由上诉独立承担还款责任。严重违背客观事实和法律依据，证据严重不足。案涉借款发生时，被上诉人彭春生并未获得上诉人楚天公司的任何授权或委托，被上诉人彭春生与上诉人之间不存在任何代理或委托关系；被上诉人彭春生也非上诉人的工作人员。所以，被上诉人彭春生的行为既不构成表见代理，更构不上职务行为。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庞春文提供的委托书，在借款之时根本不存在，而是在2018年4月才出具的，况且该份委托书与本案无关。一审法院却毫不综合查证，仅仅凭该份委托书，便在一审判决中，将该份委托书视为上诉人对被上诉人彭春生2014年9月借款行为的追认，这是错误的认定：首先，案涉借款完全由被上诉人彭春生个人使用，根本没有用于襄阳市公安局襄州分局消防大队迁建项目；其次，追认的前提在于知情，上诉人对于被上诉人彭春生的借款行为根本不知情，何谈追认？再者，该份委托书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4、在案涉借条上使用项目部公章亦不产生法律效力。案涉借款发生时，案外人黄仁龙系襄阳市公安局襄州分局消防大队迁建项目的实际负责人，被上诉人彭春生根本无权接触、使用项目部公章。因被上诉人彭春生无权接触、使用项目部公章，他到底如何得到并使用项目部公章的，不得而知，考虑到被上诉人彭春生与案外人黄仁龙有亲戚关系，很有可能是从黄仁龙处获取。而案外人黄仁龙于2013年12月25日签订的承诺书第1、2条明确载明：“本印章对外不代表楚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只能用于工程资料上盖章，不能在任何借据上使用。”通过该承诺书可以看出，项目部公章只是为了方便项目推进而启用的，当然也只能用于与该项目有关的工程资料盖章。因此，如果是黄仁龙将盖公章交给被上诉人彭春生使用，则被上诉人彭春生也必须在承诺书规定的范围内代为使用，现在盖公章被用在借据上，显然已经超过其使用范围，除非构成表见代理，否则不产生法律效力。5、案涉借款发生时，被上诉人庞春文没有理由相信被上诉人彭春生有代理权，被上诉人彭春生以项目部的名义对外借款亦不构成表见代理。被上诉人彭春生并非上诉人的员工或领导，亦非襄阳市公安局襄州分局消防大队迁建项目的实际负责人。并且，被上诉人彭春生在此之前也并未以上诉人或者项目部的名义与被上诉人庞春文有过任何往来接触。一审中，被上诉人庞春文仅仅提供一份2018年4月的委托书复印件，以此证明被上诉人彭春生有权代表上诉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并且，该委托书出具时间为2018年4月12日，故，在被上诉人庞春文提供借款时的2014年9月17日，根本不存在该份委托书。既然不存在委托书，仅凭一个项目部公章，无法使被上诉人庞春文相信被上诉人彭春生有权对外代表上诉人或者项目部进行借款。被上诉人庞春文既然主张其在该项目工地干活，就应当明知该项目实际负责人系案外人黄仁龙，并且项目部公章也一直由案外人黄仁龙保管使用，被上诉人彭春生根本无权代表上诉人或者项目部（一审庭审中，原告庞春文陈述：其一直向案外人黄仁龙催要借款，这点也说明被上诉人庞春文明知被上诉人彭春生不是该项目实际负责人，无权代表项目部，更无权代理上诉人）。仍然将案涉借款出借给被上诉人彭春生，供其个人使用。但一审判决中，却错误地将被上诉人庞春文认定为善意相对人。故，被上诉人彭春生给被上诉人庞春文出具借条，虽加盖项目部公章，但该行为并不构成表见代理，其法律后果应该由被上诉人彭春生个人承担。6、被上诉人庞春文与被上诉人彭春生相互勾结，恶意串通，虚构债权债务，共同损害上诉人楚天公司利益。如果本案债权债务真实存在，上诉人庞春文没有任何理由在借款到期5年之后才提起诉讼。一审法院对于案涉借款的真实用途和去向根本未予查明。被上诉人庞春文和被上诉人彭春生作为对立方，但在一审中却出奇一致地将矛头均指向上诉人。而实际上，上诉人对于被上诉人庞春文和被上诉人彭春生根本不认识。在根本不存在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庞春文提供的委托书之时的2014年、2015年、2016年、2017年、2018年，被上诉人庞春文为何不向法院起诉要求归还借款，而偏偏在一份与本案无关的委托书出具之后不久，便将上诉人作为共同被告诉至法院。二、一审判决错误地将案涉借款本金认定为10万元。案涉借条约定借款本金为10万元，但被上诉人庞春文向被上诉人彭春生账户实际转款金额为78000元，这点在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庞春文和被上诉人彭春生均予以认可。借款合同属于实践性合同，故，案涉借款本金应当以实际转款金额为准，即案涉借款本金为78000元。被上诉人庞春文扣除其在上诉人襄州消防大队迁建工程项目部工地干活及供货应当取得的报酬及材料款22000元后，将其余78000元转账汇入被上诉人彭春生账户。此系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庞春文的单方陈述，其并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但一审法院却毫不加以查证，将被上诉人庞春文的单方陈述，直接作为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认定，违背司法公正。上诉人有充分理由怀疑，22000元报酬及材料款系被上诉人庞春文和被上诉人彭春生恶意串通，虚构事实，以达到共同损害上诉人利益的目的。被上诉人庞春文主张其在襄州消防大队迁建工程项目部工地干活及供货，却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对此上诉人不予认可。三、案涉借款诉讼时效也早已届满，单凭此点，一审法院便应当依法判决驳回被上诉人庞春文的诉讼请求。但一审法院却避重就轻，对于诉讼时效问题，在一审判决中只字未提。案涉借款到期之日为2014年11月17日，被上诉人庞春文起诉之日为2019年5月3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案涉借款应当适用《民法通则》规定的两年诉讼时效。被上诉人庞春文认为上诉人应当承担归还借款，支付利息的法律责任，但被上诉人庞春文从未向上诉人主张过任何权利，直至上诉人收到起诉状之日，才知晓案涉借款和被上诉人庞春文本人的存在。被上诉人庞春文在一审庭审中主张，其一直向案外人黄仁龙催要借款，但案外人黄仁龙并非本案当事人，向案外人黄仁龙催要借款并不能导致本案诉讼时效中止或者中断。并且对于被上诉人庞春文的主张，其并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仅凭口述。同时，被上诉人庞春文也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向被上诉人彭春生、上诉人主张过其所谓的法律权利；也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本案存在其他诉讼时效中止或中断的情形。本案不存在诉讼时效中止或中断的情形，诉讼时效早已届满。综上，请求依法撤销原审判决；2、请求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庞春文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3、请求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彭春生自行承担本案法律责任；4、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庞春文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被上诉人彭春生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庞春文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二被告连带偿还原告借款100000元，并按月息3分从借款之日至还请之日计算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2014年9月17日，被告彭春生找到原告称其是楚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襄州区消防大队迁建工程项目部负责人，并称楚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襄州区消防大队迁建工程项目部需要100000元资金周转两个月，月息按3分计算。原告同意借给被告100000元后，被告彭春生出具了字据并加盖了项目部公章。该借款到期后经原告多次催要未果，故请求判决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审判决认定：被告楚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原名称为楚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楚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于2013年1月21日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由楚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变更而来。2014年6月10日，楚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股东会决议将公司名称变更为楚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2017年8月25日，楚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股东决议中有“同意将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杨卫东”的内容。2013年12月25日，案外人黄仁龙签署了一份关于预启用“楚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襄州消防大队迁建工程项目部”专用印章的承诺书，主要内容为：该印章对外不代表楚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只能用于该项目相关工程资料上盖章，不能用在任何合同、协议以及文件、票据、借据等上；印章每次使用都必须做好专门记录，随时接受楚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检查；楚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有权核实工程的安全状况及质量状况，工程中所有法律责任由本人承担；若因该项目或印章使用不当引发针对楚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诉讼或造成楚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损失，本人承担全部赔偿责任。2014年9月17日，被告彭春生在受案外人黄仁龙雇请中给原告庞春文出具借条，在借条上签名并加盖“楚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襄州消防大队迁建工程项目部”印章。该借条内容为“今借庞春文现金10万元壹拾万元整按月息3分计算时间2个月（2014年9月17日-2014年11月17日）”。被告彭春生给原告出具借条后，原告庞春文扣除其在楚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襄州消防大队迁建工程项目部工地干活及供货应当取得的报酬及材料款22000元后，将其余78000元转账汇入被告彭春生账户，由被告彭春生支配该款。借款到期后，因被告彭春生未能向原告偿还借款，原告向被告彭春生、楚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催要借款未果。为此，引起诉讼。另查明：2018年4月12日，被告楚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给襄阳市公安局襄州区分局消防大队出具了一份委托书及一份证明。委托书的主要内容为“玆委托彭春生为本单位的代理人，代为办理楚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办施工的襄州消防大队新营房建设工程所有相关事宜。受委托人在上述权限范围内进行的代理活动、办理的有关事项、签署的有关文件本公司均予以承认。委托期限自2013年4月1日至2019年12月1日止”；证明的主要内容为“今证明委托人杨卫东系我单位法定代表人，上述委托书确系其亲自出具”。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交的借条、银行转账记录、楚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被告彭春生提交的个人活期存款明细、楚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委托书及证明的复印件，被告楚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提交的承诺书，当事人的庭审陈述及本院到襄阳市公安局襄州区分局消防大队调查核实的材料等在卷证实。原审判决认为：执行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对执行其工作任务人员职权范围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被告楚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给襄阳市公安局襄州区分局消防大队出具的委托书中载明，对彭春生的委托权限为代为办理楚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办施工的襄州消防大队新营房建设工程所有相关事宜，委托期限自2013年4月1日至2019年12月1日止。被告彭春生2014年9月17日在借条上加盖“楚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襄州消防大队迁建工程项目部”印章向原告庞春文借款100000元，属彭春生执行工作任务职权范围内的事项，应当由被告楚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担责任。因被告楚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对被告彭春生承办施工襄州消防大队新营房建设工程所有相关事宜进行了追认，原告请求被告彭春生承担连带责任不符合法律规定，原审法院对该请求不予支持。案外人黄仁龙签署的预启用“楚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襄州消防大队迁建工程项目部”专用印章的承诺书，实质是被告楚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对执行其工作任务人员职权范围的限制，该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被告彭春生持“楚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襄州消防大队迁建工程项目部”印章向原告庞春文借款，原告有理由相信被告彭春生在执行工作任务，故原审法院对被告楚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辩称本案借款与其无关的意见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原告庞春文与被告楚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之间的借贷关系明确，被告楚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应当履行偿还原告借款本息的义务；但借条上约定按月息3分计算利息的标准超出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年利率24%的限度，原审法院对原告主张的利息按年利率24%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据此判决：一、被告楚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庞春文偿还借款本金100000元；并对该款从2014年9月17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24％支付利息;二、驳回原告庞春文对被告彭春生的诉讼请求；三、驳回原告庞春文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218元，由原告庞春文负担218元，被告楚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1000元。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二审除对本案的借款本金应认定为78000元以外，其他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中，彭春生向被上诉人庞春文出具100000元借条时，虽加盖有“楚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襄州消防大队迁建工程项目部”的公章，但彭春生在借条上未注明其是经办人或代理人，且78000元的款项也转入彭春生个人账户；虽然上诉人楚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于2018年4月12日给襄阳市公安局襄州区分局消防大队出具的《委托书》上载明：“兹委托彭春生代为办理楚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办施工的襄州消防大队新营房建设工程所有相关事宜。委托期限自2013年4月1日至2019年12月1日止”。但该委托书是针对襄州消防大队的委托，不能扩大使用到襄州消防大队以外的其他主体，原审判决以该“授权委托书”系楚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对彭春生承办施工襄州消队大队新营房建设工程所有相关事宜进行了追认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因此，本案应认定楚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彭春生为共同借款人，上诉人楚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上诉称彭春生的借款行为不是履行职务行为及“授权委托书”并不是对该借款行为追认的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由于“楚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襄州消防大队迁建工程项目部”系楚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内部机构，既未领取营业执照也不具备法人资格，对外不能独立承担民事义务和民事责任，其行为后果应由楚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担。故上诉人楚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上诉称其不应对案涉借款承担还款责任以及被上诉人庞春文与彭春生恶意串通、虚构债权债务的理由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虽然案涉借条约定借款本金为100000元，但被上诉人庞春文向被上诉人彭春生账户实际转款金额为78000元，被上诉人庞春文主张其在襄州消防大队迁建工程项目部工地干活及供货，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也未提供双方的结算依据，故本案的借款本金应认定为78000元，原审判决将案涉借款本金认定为100000元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本院应予纠正。因此，上诉人楚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上诉称案涉借款本金应当以实际转款78000元予以认定的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由于上诉人楚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在一审时并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二审期间才提出，对此请求本院不予审查。因此，上诉人楚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上诉称案涉借款诉讼时效早已届满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导致实体处理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襄阳市襄州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鄂0607民初3680号民事判决；二、楚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彭春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向庞春文偿还借款本金78000元及利息（利息从2014年9月17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三、驳回庞春文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21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000元，共计3218元，由楚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1109元，彭春生负担1109元，庞春文负担1000元。审判长  史建东审判员  李沈岐审判员  王明兰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肖 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