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6民终532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楼德裕，男，1956年5月29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振邦律师事务所，住所地诸暨市浣东街道东二路107号万达财富大厦16楼。 负责人：李乐敏。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渝佳，浙江振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楼德裕因与被上诉人浙江振邦律师事务所诉讼、仲裁、人民调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2019）浙0681民初12566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3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后因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止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楼德裕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毁灭、隐匿上诉人提交的从张渝佳电脑上打印出来的和解协议书。该证据能证明涉案和解协议书是张渝佳制作、签署的。该协议书第一条、第三条的约定造成了上诉人61万元人民币的损失，该损失应由被上诉人承担。2、一审法院偷换诉讼主体。一审法院事实认定中的主体是霍建良，却未传唤霍建良参与本案诉讼，违反法律规定。如果一审法院认为诉讼主体是霍建良，则上诉人起诉的诉讼主体不适格，应驳回上诉人的起诉。3、被上诉人认为是上诉人的家属参与谈判，则被上诉人需要提交相应证据，如果不能提交证据，则说明是张渝佳一人去谈判的，是张渝佳恶意造成了上诉人的损失。被上诉人认为和解协议书是上诉人同意签订的，却不能拿出上诉人同意的证据，一审法院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作出本案事实认定，错误。4、上诉人二年“取保候审”的损失应由被上诉人承担。张渝佳作为上诉人的代理人，既未为上诉人申请取保候审，在相关部门决定不起诉上诉人时又未为上诉人取消取保候审，不符合法律规定也不符合双方合同的约定。5、涉案的和解协议书如果是刑事上的和解协议，则是违法的，如果是民事上的和解协议，则张渝佳没有权限制作、签订。6、当时张渝佳说律师费是一万元，放人前付三万元，放人后付三万元，该收费不符合收费标准，同时存在开票时间延后，收款人姓名是空白的等情形。被上诉人提交的关于收费标准的证据没有经过上诉人质证。一审法院审查收费标准依据的规定与涉案委托合同中约定的收费标准不一致。重大非法证据被排除是上诉人自己努力的结果，与张渝佳无关，被上诉人收取律师费不合理。7、一审法院对上诉人提出的二年取保候审的损失未予评判，属于漏判。8、涉案和解协议书是一份严重违法且无效的和解协议。9、一审法院随意调换开庭法庭，剥夺上诉人依法享有的权利，未在三个月法定审限内审结，程序违法。10、一审法院适用民诉法解释第九十条属适用法律错误。 被上诉人浙江振邦律师事务所答辩称：1、无论从法律上还是从常理上或事实上来说，承办律师都不应对签署和解协议承担责任。从法律上讲，律师起草协议只是代书行为，家属不认可即不具有法律效力，家属签字即表示认可协议书内容。从常理上讲，和解是上诉人取保候审的前提，为此上诉人家属只能与永成公司谈判，最终的和解书是根据谈判结果签订的，律师不可能也无权强迫家属签字。从事实上讲，谈判是上诉人家属与律师一起参与的，和解书内容是几轮谈判的结果，永成公司也放弃了一部分最初的要求，谈判是有成果的。上诉人提供的三份协议书反映了律师尽职的过程。最初永成公司要求上诉人赔偿五、六十万及放弃剩余工资时，上诉人即表示同意。上诉人取保候审出来后很长一段时间未对协议书提出过异议。2、取保候审期限12个月，到期可自动解除。上诉人涉及的刑事案件因证据不足，检察院决定不起诉，办案单位未放弃继续侦查的权利。现有法律未规定，双方的委托合同也并未约定不诉之后律师有解除取保候审的义务。3、一审期间，考虑向看守所调查取证的时间较长，被上诉人申请延长审理期限，一审法院并无程序违法的情形。4、承办律师向检察院提交了相对不诉的法律意见书，该意见书经过上诉人同意，检察院当时也表示可以考虑相对不诉，承办律师并无过错。上诉人排除非法证据是瞒着律师通过信访、控告达成的，律师并无过错，承办律师收取律师费，没有违规。 楼德裕一审起诉请求：一、判令被告浙江振邦律师事务所返还原告楼德裕350000元；二、判令被告浙江振邦律师事务所返还2017年1月-10月的工资260000元；三、判令被告浙江振邦律师事务所赔偿原告按两年年薪计算的损失700000元；四、判令被告浙江振邦律师事务所返还原告收取的律师代理费42000元。 一审法院认定：原告楼德裕自2006年开始为浙江永成机械有限公司工作。2017年10月，原告因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被诸暨市公安局立案侦查。2017年10月13日，楼德裕妻子杨建英与浙江振邦律师事务所签订刑事辩护委托合同，委托浙江振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张渝佳、丁天甲担任楼德裕在一审阶段的辩护人，刑事辩护费用为70000元，合同有效期为自签订合同之日起至一审阶段终结时止，原告实际向被告交纳了50000元，被告在公安侦查阶段及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阶段为原告提供了律师服务。2017年11月5日，为取得永成公司谅解，原告连襟霍建良与永成公司达成和解协议，约定：永成公司同意自协议签订之日起解除与楼德裕的劳动关系，楼德裕放弃要求永成公司支付工资、薪酬，双方基于劳动关系所产生的一切经济问题均已结清；楼德裕同意补偿永成公司350000元，款在协议签订之日起当天一次性支付；楼德裕作出如下承诺：自愿竞业限制三周年（自协议签订之日起计算），期间不到与永成公司业务有竞争关系的单位就业，竞业限制期间，楼德裕不要求永成公司支付相应竞业限制补偿金，对永成公司的商业秘密，楼德裕永久保证不泄露，如违反承诺，楼德裕自愿承担违约金1000000元；基于上述约定及承诺，永成公司对楼德裕的行为表示谅解，并在收到上述款项后出具谅解书，同意公安机关对楼德裕取保候审，并放弃追究楼德裕的其他责任。永成公司于同日向诸暨市公安局出具了谅解书。2017年11月7日，诸暨市公安局决定对楼德裕取保候审，期限从2017年11月6日起算，犯罪嫌疑人楼德裕应当接受保证人霍建良的监督。2018年9月17日，诸暨市人民检察院认为该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遂作出诸检刑不诉[2018]311号不起诉决定书，决定对楼德裕不起诉。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原、被告争议焦点主要在于：一、2017年11月5日原告连襟霍建良与永成公司签订的和解协议是否应由被告承担责任；二、被告浙江振邦律师事务所接受原告妻子杨建英委托为原告提供律师服务的收费是否合理。争议焦点一，被告浙江振邦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张渝佳、丁天甲为原告提供律师服务，原告在庭审中陈述的确就取保候审事宜与永成公司有过协商，张渝佳作为委托律师，针对案件向原告提出见解或建议属正常履行职责，但其在没有得到原告方委托授权的情形下并没有代表原告签署和解协议书并对原告的重大财产事项作出处理的权利。为取得永成公司的谅解，张渝佳参与与永成公司的协商事宜，并草拟和解协议书的行为系张渝佳作为委托律师履行职责行为，和解协议书实际由原告连襟霍建良（为楼德裕取保候审的保证人）代表原告签字，支付给永成公司的赔偿款350000元据原告陈述系由原告妻子交给霍建良再支付给永成公司，张渝佳并未对原告的财产及财产权利作出相应处分，原告也并未举证证明支付给永成公司的赔偿款350000元及放弃原告在永成公司的劳动报酬的决定为张渝佳作出，故指派张渝佳为原告提供律师服务的浙江振邦律师事务所无须就2017年11月5日与永成公司签订和解协议的行为承担责任。二、被告浙江振邦律师事务所接受原告妻子杨建英委托为原告提供律师服务的收费是否合理。根据浙价服[2011]212号《浙江省物价局浙江省司法厅关于制定律师服务收费标准的通知》，“代理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由律师事务所按不超过标准上限5倍的幅度与委托人协商确定具体收费”。《浙江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规定，代理刑事案件收费标准：侦查阶段1500-8000元/件，审查起诉阶段1500-10000元/件，一审审判阶段2500-25000元/件。浙律协[2011]36号《浙江省律师服务收费中重大、疑难、复杂诉讼案件认定标准计适用办法》规定，符合下列情形的，属于疑难、复杂的刑事案件：……3.存在检察机关决定不起诉可能的案件……。原告所涉刑事案件最终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诸暨市人民检察院决定对原告不予起诉，该刑事案件应认定为疑难、复杂案件，原告方实际向被告缴纳的50000元律师费并未超过收费标准，收费应为合理。综上，原告诉请要求一、判令被告浙江振邦律师事务所返还返还原告楼德裕350000元；二、判令被告浙江振邦律师事务所返还2017年1月-10月的工资260000元；三、判令被告浙江振邦律师事务所赔偿原告按两年年薪计算的损失700000元；四、判令被告浙江振邦律师事务所返还原告收取的律师代理费42000元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该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楼德裕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968元，依法减半收取8484元，由原告楼德裕负担。 二审中，上诉人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1、《关于申请庭外和解的报告》一份，证明张渝佳超越权限制作无效协议；证据2、微信聊天记录一份（打印件），证明张渝佳恶意串通、超越权限制作无效协议，且知晓上述行为的法律责任；证据3、声明人落款为霍建良的《我的声明》一份，证明涉案协议违法且无效；证据4、微信聊天记录一份（打印件），证明涉案协议违法且无效；证据5、上诉人的自述状、控告材料、申诉书一组，证明在检察院审查案件期间，是上诉人自己在努力申诉，张渝佳没有参与；证据6、传唤证、拘留证、释放证明书、释放通知书、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浙江永成机械有限公司营业执照、采购合同等材料（均为打印件），证明张渝佳违反保密制度的规定，涉嫌犯罪。被上诉人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与质证。本院认证认为，上诉人提交的证据1、证据2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提交的证据3本质上属于证人证言，证人应出庭接受质询，上诉人提交的声明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本院不予确认。上诉人提交的证据4、证据5、证据6均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申请法院调取：1、向诸暨市看守所调取2017年11月2日上诉人与张渝佳就涉案和解协议的沟通、谈话的全程录音、录像，证明涉案和解协议的内容没有经过上诉人同意；2、向诸暨法院调取2019年9月6日上午9时诸暨法院第十五法庭的全程录音、录像，证明一审法官枉法裁判；3、向诸暨市越兴律师事务所调取2017年11月16日上诉人签订的和解协议书，证明张渝佳威胁、恐吓上诉人前去签订该份协议，该份协议是无效的。本院认为，上诉人的调查取证申请与本案的争议焦点无关联性，本院均不予准许。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一致。 本院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与理由审理认为,2017年11月5日，上诉人连襟霍建良与永成公司达成的和解协议约定，永成公司同意自协议签订之日起解除与上诉人的劳动关系，上诉人放弃要求永成公司支付工资、薪酬，双方基于劳动关系所产生的一切经济问题均已结清，上诉人同意补偿永成公司350000元，款在协议签订之日起当天一次性支付。现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返还上述350000元及2017年1月至10月的工资260000元，无事实依据，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并无不当。上诉人主张该和解协议系由张渝佳制作、签订并提交了一份其称自张渝佳电脑中打印出来的和解协议书，但该份和解协议书中甲方不明确，亦无双方签字盖章，协议内容与霍建良与永成公司达成的和解协议亦不完全一致，故对上诉人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主张张渝佳未为其取消取保候审，造成其700000元损失，但上诉人并未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其损失的存在及具体数额，也未举证证明张渝佳的行为与其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故对上诉人的该项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应返还其律师费42000元，然根据现有证据及双方的庭审陈述，张渝佳作为上诉人在刑事案件中的代理人，参与了上诉人刑事案件的前期工作，就刑事案件向上诉人提出了见解、建议，被上诉人实际向上诉人收取50000元律师费亦未明显超出相关部门的收费标准，应属合理，对上诉人的该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并无不当。上诉人主张律师服务收费标准未经质证，无事实依据。上诉人主张一审法院调换开庭法庭，属程序违法，无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因被上诉人在诉讼过程中申请调取新的证据故而依法延长审限一个月，未见程序不当。上诉人未能就其主张提供相应有效证据，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并无不当。上诉人主张一审法院隐匿了其提交的从张渝佳电脑中打印出来的一份和解协议书，经查，该协议书已在一审中由上诉人出示、被上诉人质证，但确未载入一审判决书。二审中本院再次组织双方当事人对该协议书进行了质证，双方的诉讼权利得到充分保障，且该协议书就证明内容来说，尚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不足以否定一审判决的事实认定及实体处理。 综上所述，上诉人楼德裕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6968元，由上诉人楼德裕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赵启龙 审判员  韦 玮 审判员  姚 瑶 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 书记员  余建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