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津0106行初19号原告刘宗江，男，1953年1月28日出生，汉族，公民身份号码×××0039，天津市北辰区天穆镇西于庄农工商联合公司退休职工，住天津市红桥区。被告天津市红桥区住房和建设委员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120106MB1562531E，住所地天津市红桥区邵公庄大街5号。负责人李冬，该委主任。委托代理人韩广泉，该委干部。委托代理人纪连伟，天津天永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1201201610996243。第三人天津市红桥土地房屋征收中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06239137156W，住所地天津市红桥区煤建东大道2号。法定代表人刘家友，该中心主任（自2020年6月1日起暂停职务）。委托代理人李杰，天津天永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12012011200293。原告刘宗江请求确认与被告天津市红桥区住房和建设委员会（以下简称：红桥住建委）委托的天津市红桥土地房屋征收中心（以下简称：征收中心）订立的房屋协商搬迁补偿协议违法一案，于2020年1月15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于2020年1月20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等诉讼材料。因征收中心与本案具有利害关系，本院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6月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刘宗江，被告红桥住建委的委托代理人韩广泉、纪连伟，征收中心的委托代理人李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诉行政行为是，2019年1月13日，被告红桥住建委委托第三人征收中心与原告刘宗江订立的No.jly031038《天津市红桥区住宅房屋协商搬迁补偿协议》。原告刘宗江诉称，2018年12月31日，被告实施对金潞园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征收，原告所有的房屋坐落在该片区，被告在征收过程中，在没有将房屋征收分户评估报告转交给原告的情况下，造成原告与征收中心签订的被诉《天津市红桥区住宅房屋协商搬迁补偿协议》中房屋价值补偿金额项目中少给付原告6357元。对此原告认为，被告没有将原告的征收评估分户报告转交给原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反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第十七条和《天津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规定》第三十七条的规定，给原告造成直接财产损失。依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五条、第七条、第三十条，以及被诉协议第七项的规定提起诉讼。原告当庭明确对被诉协议的订立行为不服。请求：确认被告在房屋征收行为中委托第三人与原告签订的NO.jly031038《天津市红桥区住宅房屋协商搬迁补偿协议》违法。原告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No.jly031037《天津市红桥区住宅房屋协商搬迁补偿协议》。该协议与被诉协议房屋面积相同，但房屋价值补偿金额是679072元，而被诉协议房屋价值补偿金额是672715元，证明签订被诉协议财产受到减损。被告红桥住建委辩称，一、合同双方签订协议系真实意思表示，原告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对自己所签订的协议内容、补偿金额等与协议另一方已达成合意，协议双方签订本案涉诉协议，不存在违法或合同法上的解除或无效事由。二、协议双方已经达成合意并签订了协议，即协议双方均已认可了该协议中房屋补偿价值的金额，按照第三方评估公司出具的初步分户评估结果进行计算。评估公司的评估有专业性与复杂性，有其专业的评估方法。涉诉协议双方在征收公告作出前即签订，且已履行完毕，故原告要求确认违法的理由不能成立。三、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七）项，关于行政协议的订立应理解为相关行政机关及受托人应当与原告订立行政协议而未订立的情况，被诉协议已履行完毕，不存在与原告再订立新的协议的情形，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四、被诉协议于2019年1月13日签订，原告于2020年1月15日起诉，原告起诉已超过法定一年的起诉期限，请求驳回原告起诉。被告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及依据：1.原告身份证、户口本。证明协议签订人的身份信息；2.津（2017）红桥区不动产权第××号房产证。证明协议中涉案房屋信息；3.房屋面积核准单及地形图。证明协议中安置面积认定的情况；4.拆除自建生活附属用房补助费申请表。证明安置补助费的情况；5.上交房屋验收单。证明原告主动上交房屋的情况；6.分户评估结果明细表。证明协议中双方认可的房屋评估价格，是签订该协议的参考依据；7.补偿明细表。证明具体补偿的金额明细；8.安置结算单。证明协议内容经过原告确认；9.红桥政房征字（2019）第3号《房屋征收决定》、红桥政房征公字（2019）第3号《房屋征收公告》《关于金潞园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住宅房屋协商搬迁补偿方案》（以下简称：《协商搬迁补偿方案》）《关于金潞园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住宅房屋征收补偿方案》（以下简称：《征收补偿方案》）。证明协议双方按照《协商搬迁补偿方案》进行签订，且比《征收补偿方案》更优惠；10.2020年2月3日，天津倚天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对房屋评估价格进行说明；11.《房屋征收委托书》。证明委托实施单位的情况。依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天津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规定》。第三人征收中心述称，与被告答辩意见一致，第三人的行为都是由被告委托实施，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由被告承担。第三人未提交证据材料。经庭审举证、质证，原告对被告所举证据材料及依据，提出质辩意见如下：（一）证据1-5、7、8，真实性无异议，但与被告没有将分户报告转交原告的行为无关。（二）证据6，原告认为系伪证，不能反映公告时间、地点、周期和必要的公告情况说明，不符合《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的相关规定》，没有录制公告现场情景，此明细表有事后伪造痕迹，有为此次诉讼加粗的情形，系后期制作，因原件不可能存在特定的指向，所以为伪证。（三）证据9，征收决定与公告均在被诉协议之后公布，从时间上与本案无关。征收决定、公告、协商搬迁方案都没有授权被告违反程序不将分户报告转交给原告。本案所诉协议先签订、履行，征收决定与公告在后发布，违反《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规定》。（四）证据10，原告认为系伪证，违反法定程序，不能成为被告不履行法定程序的依据。（五）证据11，证明被告依据的是《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天津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规定》，没有受托方，也不能成为被告不履行法定程序的依据。（六）被诉协议及被告所举证据中所有“刘宗江”签名是原告本人签名及捺手印。被诉协议双方均在2019年2月底前履行完毕。（七）原告在2020年1月初到法院申请立案，但因起诉状不符合标准，多次修改后才立案。（八）因征收行为是政府行为，被诉协议是行政协议。分户报告依法转交给原告是强制性法律规定和必经程序，没有将分户报告转交给原告，使原告误认为补偿结果是相同的，属于误导，造成签订后才发现是不同的，导致利益受损。（九）被告不能提供可以在征收决定前实施征收的法律依据，也不能提供在征收决定前实施征收可以不履行法定程序的依据，被告没有如实向原告告知分户评估报告的差异，造成被诉协议的财产损失，应属故意欺骗原告。被告对原告所举证据材料提出质辩意见如下：（一）原告证据与被诉协议签订的基础条件不相同，不可对比。本案评估公司确于2018年12月13日对涉案房屋进行查勘，相关情况说明系应第三人要求对涉案协议中房屋价值差异的解释。（二）分户评估结果明细表不是评估报告，也不是分户评估报告，只是初步分户结果，是第三人委托评估公司对相关区域进行逐一查勘，作出的初步评估结果明细，目的是按照这个数额确定第三人与对方协商的数额，这个行为与征收决定公布后的分户评估不是同一行为。该表加粗是对本案的提示。本案中不存在原告所称分户评估报告。（三）相关证据中原告亲笔签名，表示原告对于涉案协议和房屋价值是完全认知的，并未提出异议，是在认知自愿的情况下与第三人进行了相关的房屋交接及清算工作。被诉协议双方均在2019年2月底前履行完毕。（四）因事后进行了征收行为，依据征收方案的补偿比协商搬迁低很多，第三人与原告协商，从原告利益出发签署相关协议，保证原告在本次协商搬迁中的利益最大化。原告若对相关房屋价值不认可，完全可以拒签搬迁协议，而等待房屋进入征收补偿。（五）相对于60余万元的房屋价值，原告主张6000余元的权利减损，不属于重大误解，原告也没能提供重大误解导致其重大损失的证据。协议订立过程中不存在欺诈、胁迫的情况。第三人对被告所举证据材料无异议，对原告所举证据材料提出质辩意见如下：（一）原告证据与被诉协议签订的基础条件不相同，不可对比。（二）搬迁协议是协议双方自愿、平等、有偿的情况下签署的协议，并没有损害原告的利益。本院认证如下：（一）原告证据、被告证据1-9、11，具备证据属性，本院予以采纳。（二）被告证据10，系被告在收到起诉状后收集的证据，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该证据属于针对原告提出主张的抗辩证据，具有真实性及合法性，与本案待证事实相关联，可作为参考。经审理查明，2018年12月1日，红桥住建委（原天津市红桥区房地产管理局）与征收中心签订《房屋征收委托书》，委托征收中心作为实施单位，具体实施天津市红桥区金潞园片区棚户区改造（旧城区改建）项目工程。之后，征收中心开始进行该片区的现状调查及测算等工作，并出台《协商搬迁补偿方案》。《协商搬迁补偿方案》中，房屋价值补偿37,000元/㎡，自行购房搬迁奖励费25,000元/㎡，自行拆除生活附属用房补助费5000-8000元/㎡，清院奖励费每自然间50,000元等。红桥区西于庄红安里十一条1号有相同面积房屋两间，房屋所有权人均系原告刘宗江，该房屋坐落于上述预征收范围内。征收中心在征收前期工作中参考评估测算结果，按照《协商搬迁补偿方案》与刘宗江就房屋价值等补偿进行协商，于2019年1月13日订立两份《天津市红桥区住宅房屋协商搬迁补偿协议》，内容均包括：协商搬迁部门、被协商搬迁人、被协商搬迁房屋地址、房地产权证号、面积、补偿方式、补偿及奖励费金额、搬迁期限、争议解决方式等。其中，津（2017）红桥区不动产权第××号房地产权证房屋，双方协商房屋补偿单价37565元／㎡，订立的Ｎｏ.ｊｌｙ031038《天津市红桥区住宅房屋协商搬迁补偿协议》约定被协商搬迁房屋价值补偿金额672715元；津（2017）红桥区不动产权第××号房地产权证房屋，双方协商房屋补偿单价37920元／㎡，订立的Ｎｏ.ｊｌｙ031037《天津市红桥区住宅房屋协商搬迁补偿协议》，约定被协商搬迁房屋价值补偿金额679072元。截至2019年2月底，协议已履行完毕。2019年3月5日，红桥区人民政府作出红桥政房征字（2019）第3号《房屋征收决定》并公告。被诉协议所涉房屋拆除前，坐落于征收范围内。《征收补偿方案》中，房屋价值补偿依据分户评估报告单确定，无自行购房搬迁奖励费、自行拆除生活附属用房补助费及清院奖励费等。2020年1月初，刘宗江以签订被诉协议前未送达分户评估报告，导致相同面积被协商搬迁房屋价值补偿金额同比No.jly031037《天津市红桥区住宅房屋协商搬迁补偿协议》减少6357元为由，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No.jly031038《天津市红桥区住宅房屋协商搬迁补偿协议》违法。本院于2020年1月15日立案受理。诉讼过程中，评估公司出具情况说明，解释被诉协议所涉房屋补偿金额略低于原告所有的相同面积另一房屋补偿金额的原因是，该房屋无南向门窗。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被诉协议是否属于行政协议；二、送达分户评估报告是否为订立被诉协议应当履行的法定程序；三、原告是否因订立被诉协议导致损失；四、被诉协议的订立是否存在民事合同法律规范规定的可撤销情形。本院分析如下：一、被诉协议的性质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行政机关为了实现行政管理或者公共服务目标，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属于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行政协议。”行政协议的核心特征是实现行政管理或者公共服务目标，形式上由行政机关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签订。本案中，被诉协议签订主体征收中心虽不是行政机关，但其接受行政机关的委托，作为征收实施单位开展具体工作，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委托的行政机关承担。因此，本案被诉协议的实质签订方是红桥住建委和刘宗江，符合行政协议的形式要件。被诉协议订立后不足两个月，人民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所涉房屋拆除前坐落于征收范围内，可以推断本案被诉协议的签订是为了嗣后即将开展的房屋征收工作做基础，与房屋征收行为目的一致，符合行政协议的行政管理目标。综上，本案被诉协议可视为行政协议。二、征收决定公告前，订立协商搬迁补偿协议应当履行的程序问题。《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是规范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活动的行政法规，第一条规定，为了保障国家安全、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等公共利益的需要，确需征收房屋的，由市、县级人民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房屋征收决定》是房屋征收行为开始的标志。有权机关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并公告后，即进入房屋征收程序，房屋征收部门和实施单位必须依照法定程序履行职责。本案中，《房屋征收决定》于2019年3月5日作出并公告，对征收范围内的房屋开始征收。自此，房屋征收部门及实施单位等均应履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等规定的程序，包括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向房屋征收部门提供委托评估范围内被征收房屋的分户评估报告，以及房屋征收部门向被征收人转交分户评估报告。但是，本案被诉协议订立于2019年1月13日，2月底前已履行完毕。彼时，房屋征收尚未开始，尚未进入制作及送达分户评估报告程序的阶段。故原告提出应当适用《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的规定，在签订被诉协商搬迁补偿协议前向原告送达分户评估报告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三、被诉房屋协商搬迁补偿协议的合法性及原告主张的损失问题。被诉协议内容，与适用《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订立的征收补偿协议内容基本一致。被告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第三人征收中心与原告刘宗江进行了充分协商，刘宗江本人签字认可房屋价值补偿费等各项补偿、奖励项目及具体金额，在双方自愿的前提下，订立了被诉协议，各项补偿金额符合《协商搬迁补偿方案》。双方也于征收决定公告前将该协议履行完毕，符合自愿、有偿原则，被诉协议合法。从被诉协议的补偿结果看，被告提交了作为协商依据的初步分户评估结果明细表，案涉房屋评估结果为37,565元/㎡，高于协商搬迁补偿方案中37000元/㎡，且因朝向因素低于其他面积相同房屋的补偿价值，该协商价格具备合理性。经比对《协商搬迁补偿方案》与《征收补偿方案》，原告签订被诉协议所获补偿远高于按照《征收补偿方案》所获补偿。综上，原告的利益未因订立被诉协议受损。故原告提出其利益受损的主张，缺乏事实基础，本院不予支持。四、被诉协议的订立是否存在民事法律规范规定的可撤销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协议案件，可以参照适用民事法律规范关于民事合同的相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了可撤销合同的情形，包括因重大误解订立合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合同。本案中，被诉协议的订立经过双方充分协商，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的结果，不存在法律规定的可撤销合同情形，原告刘宗江亦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存在上述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的规定，本案原告刘宗江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被诉协议亦不存在因订立人行为能力欠缺导致的可撤销情形。房屋被征拆，无论是补偿金额的协商、补偿协议的签订还是收到补偿款的数额，均是生活中重大事项，理应高度重视，原告在收到全部补偿款后近一年，才意识自己两间房屋补偿款相差6000余元，不符合正常逻辑。因此，本院参照民事合同的相关规定，对原告诉请亦不予支持。综上，本案被诉NO.jly031038《天津市红桥区住宅房屋协商搬迁补偿协议》系双方协商后自愿订立，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履行程序并无不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宗江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刘宗江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陈强审 判 员  郎蕊人民陪审员  侯静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法官助理张松书记员张颖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