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洲坝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592民初31号原告：朱华钢，男，1978年6月23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户籍地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现住同前。原告：王某，女，1952年1月12日出生，汉族，退休职工，户籍地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现住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华钢，男，1978年6月23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户籍地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现住同前。系王某之子，特别授权。二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晓国，湖北西陵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告：朱某1，女，1969年2月10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户籍地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玉林，湖北希文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刚，湖北希文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特别授权。原告朱华钢、王某与被告朱某1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2日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牟立萍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由于案情复杂，本院将本案转为普通程序，由审判员郑雄心、牟立萍、人民陪审员杜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暨原告王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华钢、二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晓国、被告朱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玉林、黄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某2、王某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1.确认朱某2、王某享有宜昌市××街××号产权证号为宜市房权证西陵字第××号房屋六分之五的产权；2.本案诉讼费由朱某1承担。事实与理由：宜昌市××街××号产权证号为宜市房权证西陵字第××号的房屋（以下简称“涉案房屋”）原为朱某2的祖父朱开春与祖母赵玉秀共有，朱开春与赵玉秀生育有朱圣全、朱某1一子一女，朱开春于1980年去世，朱开春去世后，涉案房屋于2007年10月9日登记为赵玉秀、朱圣全、朱某1共有。2000年5月12日，赵玉秀、朱圣全将共有的六分之五的产权赠与给朱某2。2004年8月20日，赵玉秀又立遗嘱，其房屋由朱圣全继承。朱圣全是朱某2的父亲，朱圣全与王某生育有一个儿子朱某2，朱圣全于2016年9月10日去世。2015年6月20日，宜昌市西陵区人民法院作出（2014）鄂西陵民初字第00007号民事判决，宣告被告朱某1死亡，因朱某1重新出现，2019年10月21日，宜昌市西陵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鄂0502民特20号判决，撤销（2014）鄂西陵民初字第00007号民事判决。因涉案房屋面临拆迁，为明确各方权利，亦为配合拆迁，朱某2、王某具状人民法院，请依法判决。朱某1辩称，1.该房屋应当属于家庭关系的共同共有。涉案房屋最初是因朱某1父母因搬迁至宜昌修建的，后朱某1父亲于1980年去世后，朱某1全家对该房屋进行了改建，在1991年办证时朱某1母亲、哥哥及朱某1商量后，将该房屋登记为其三人共同所有。因此，该套房屋系家庭共同财产，按照《民法通则》及现行《物权法》规定，应当认定为家庭关系的共同共有，而非按份共有。即在办理房产证时，赵玉秀、朱圣全和朱某1各占有三分之一的份额。2.赠与并未生效，朱某2、王某不应当以此为由来主张权利。赠与合同系实践性合同，作出公证后，朱某2在赠与之后一直到赠与人赵玉秀死亡，期间一直没有要求赠与人赵玉秀给其办理过户手续。且赵玉秀于2004年又订立了新的遗嘱，将该套房屋全部给朱圣全继承，这表明赠与人赵玉秀撤销了之前的赠与行为。同时，该“遗嘱书”不符合法律所要求的代某遗嘱的形式要件，并且在遗嘱书中处分了他人所有的财产部分，但是可以认定该遗嘱对上述的公证文书的实质要件做出了更改，上述公证文书也没有任何法律效力，故也应当认定为赠与合同未生效。综上，本案应按照法定继承来处理，应当由朱某2和王某拥有涉案房屋二分之一的份额，朱某1占有二分之一的份额。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予以认定。本院认定事实如下：朱开春与赵玉秀夫妇生育有朱圣全、朱某1，朱圣全、王某夫妇生育一子朱某2。朱开春与赵玉秀于1980年购买位于宜昌市××街××号房屋一套，于1981年初改建。1986年12月20日，赵玉秀等人向宜昌市房地产权监理处申请为该房屋产权、土地使用权登记，申请书中载明“原产权人朱开椿于1986年11月病故，此房现由其妻赵玉秀、其子朱正全、其女朱正年等人共同所有。”1991年7月5日，宜昌市房地产权监理处为该房屋颁发房屋所有权证（宜房字第××号），产权人为赵玉秀、朱某1、朱圣全共同所有，建筑面积为82.58平方米。后因该房屋所有权证遗失，赵玉秀于1995年向宜昌市房地产权监理处补办房屋所有权证（宜市房证字第××号），产权人为赵玉秀、朱某1、朱圣全共同所有。2004年9月17日，朱圣全、赵玉秀、朱某1委托宜昌市崇信房地产测绘有限公司对该房屋的建筑面积进行测量，经实测，原面积有误，确定涉案房屋面积为82.65平方米。2004年9月28日，赵玉秀、朱圣全、朱某1向宜昌市房地产管理局申请办理该房屋权属登记。2004年10月14日，宜昌市房地产管理局颁发该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证号：宜市房权证西陵字第××号），房屋所有权人为赵玉秀、朱圣全、朱某1。同时查明，2000年5月12日，赵玉秀、朱圣全与朱某2签订《房屋产权赠与协议书》，2000年5月16日宜昌市西陵区公证处对前述协议书办理了公证。2004年8月20日，赵玉秀在宜昌市葛洲坝法律事务所陈林、张文莉的见证下，立下一份《遗嘱书》，载明：新兴街26号房屋，全部由儿子朱圣全继承。2007年3月20日，赵玉秀死亡；2016年9月24日，朱圣全死亡。本院认为，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本案中，赵玉秀对涉案房屋曾作出两次处理，分别是2000年5月12日《房屋产权赠与协议书》、2004年8月20日的《遗嘱书》。关于《房屋产权赠与协议书》的效力，该协议书是一份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虽然该赠与的财产未办理登记手续，但不影响赠与合同的效力。关于《遗嘱书》的效力。遗嘱属于遗嘱人处分个人财产的单方民事法律行为。判定民事法律行为是否有效，主要看其是否违反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原则和违反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只有违反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或违反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才能确定为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规定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代某遗嘱由见证人代某，但只要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都应当认定为有效的法律行为，且《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也未明确禁止采取打印的方式立遗嘱。本案中，2004年8月20日赵玉秀委托宜昌市葛洲坝法律事务所所立的见证遗嘱，虽然遗嘱内容是打印的，但遗嘱上有两个见证人的签名，注明年、月、日，并有立遗嘱人赵玉秀的签名，虽然朱某1对遗嘱中赵玉秀的签名提出质疑，但未向法院提交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因此，本院认定该《遗嘱书》确系赵玉秀的真实意思表示。同时，由于该遗嘱中处分的房屋为赵玉秀、朱圣全、朱某1共同共有的财产，因此，该遗嘱中涉及赵玉秀处分属于其个人所有的遗产份额应认定为有效，但其中涉及处分共有财产中其他共有人的份额应认定为无效。在《房屋产权赠与协议书》、《遗嘱书》均有效的情况下，朱某2自愿放弃接受赠与，主张按《遗嘱书》继承涉案房屋份额，不违反法律规定，故本案按《遗嘱书》对涉案房屋进行分割。关于共有房屋的分割。从查明的事实可知，涉案房屋为赵玉秀与朱开春的夫妻共同财产，朱开春死亡后，赵玉秀在申请办理涉案房屋的产权登记时申请登记为赵玉秀、朱圣全、朱某1共同共有，该房屋的产权登记应认定是基于继承所形成的共同共有关系。朱某1主张涉案房屋为家庭共有财产，虽然朱某1与赵玉秀、朱开春共同生活，但其并未举证证明该房屋为朱某1与赵玉秀、朱开春共同劳动、共同创造的财产，故本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共同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共同享有所有权，共同共有人在共有的基础丧失或者有重大理由需要分割时可以请求分割。本案中，涉案房屋的共有人赵玉秀、朱圣全死亡，朱某2、王某作为朱圣全的继承人请求对涉案房屋进行分割符合法律规定。涉案房屋为朱开春与赵玉秀的夫妻共同财产，朱开春死亡后，赵玉秀依法享有涉案房屋的六分之四份额，朱圣全、朱某1各享有该房屋的六分之一份额；赵玉秀死亡后，依据《遗嘱书》，其享有涉案房屋六分之四的产权份额应由朱圣全继承，即朱圣全享有该房屋六分之五的产权份额；朱圣全死亡后，依照法定继承，其享有涉案房屋六分之五的产权份额应由其妻王某、其子朱某2继承。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百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十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五条、第九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位于宜昌市新兴街26号、房屋所有权证号为宜市房权证西陵字第××号房屋一套，由朱某2、王某继承该房屋六分之五的产权份额。案件受理费8376元，由朱某2、王某负担6980元、朱某1负担1396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郑雄心审 判 员  牟立萍人民陪审员  杜 昕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书 记 员  朱 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