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374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吾某，女，1951年1月7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许某1，男，1954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谢某1，男，1956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谢某2，女，1964年11月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 四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楼杭炜，浙江好阳光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谢某3，男，1970年7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谢某4，男，1967年7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周振洪，浙江五勤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吾某、许某1、谢某1、谢某2因与被上诉人谢某3、谢某4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2019）浙0111民初75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4日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李国标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一、谢雪根（1928年5月11日出生，2009年12月12日去世），孙玉英（1932年3月15日出生，2017年8月27日去世），两人于××××年××月××日登记结婚，婚后育有子女谢某2、谢某4、谢某3。孙玉英系再婚，再婚前育有子女吾某、许某1及谢某1，其中吾某、许某1由他人抚养，并跟随他人姓，谢某1跟随孙玉英带至谢雪根家生活。二、案涉房屋于1990年左右建成。建房时，谢某1已另立户并申请宅基地建房，谢某2因招工于1983年底将户口迁出，谢某4因招工于1986年5月将户口迁出。根据当时《城东村宅基地分配条例》规定，农业人口在4、5人以上（含4、5人）可分大户，3.5人至4人可分中户，2人至3人则分小户；凡因征地招工而迁出的人，可算半个农业人口。1990年5月，谢雪根、谢某3出具保证书一份，载明：兹因我户的申请和要求，村委会已于1990年5月15日分给我户宅基地，分宅基地人口已包括谢雪根、孙玉英、谢某3、谢某4共计4人，按3.5人计算农业人口。1990年6月，富阳县私人建房用地申请审批表载明申请户主为谢雪根，全家人口为4人。1998年，以谢雪根名义申请补办房屋所有权登记手续并交纳相应配套费。2006年7月1日，因撤村建居，案涉房屋登记于谢雪根名下，土地用途变更为城镇单一住宅用地。房屋建成以后，由谢雪根、孙玉英夫妻及谢某3、谢某4使用，1994年后，谢某4因外出未再居住在案涉房屋中。2018年，谢某3、谢某4对案涉房屋进行出资修缮。案涉房屋除部分用于自住外，其他用于出租，对于房屋出租租金，吾某、许某1、谢某1、谢某2均未主张过。三、经原审法院向苏州市公安局姑苏分局白洋湾派出所核查，许某1户籍信息为：户主许金根，妻孙妹妹，子许某1。经原审法院向苏州市公安局相城分局中心商贸城派出所核查，该所回函载明：吾某出生于相城区，13岁左右跟随其生母孙玉英到相城区，吾某16岁时寄养给吾阿兴、陈小媛夫妇，19岁嫁到现户籍所在地，经核查户籍系统，未见收养手续。吾某身份信息为：户主吾阿兴，妻陈小媛，次女吾某。吾某、许某1、谢某1、谢某2于2019年12月5日起诉请求判令：1、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北门北路44号房屋的五分之三为吾某、许某1、谢某1、谢某2所有（暂估价1500000元）；2、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城东股份经济合作社的股份73125.57元由吾某、许某1、谢某1、谢某2继承五分之三并分割（43875.42元）；3、孙玉英的遗产5880元中的三分之二由谢某3、谢某4交付给吾某、许某1、谢某1、谢某2；4、孙玉英的丧葬费10560元中的三分之二由谢某3、谢某4付给吾某、许某1、谢某1、谢某2。原审审理中，吾某、许某1、谢某1、谢某2变更第1、2项诉讼请求为：1、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北门北路44号房屋的三分之二为吾某、许某1、谢某1、谢某2所有（吾某、许某1、谢某1、谢某2各自的份额由法院依法确定）；2、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城东股份经济合作社的股份146251.14元中的三分之二即97500.76元归吾某、许某1、谢某1、谢某2所有（吾某、许某1、谢某1、谢某2的份额由法院进行确定）；同时撤回第3、4项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一为吾某、许某1、谢某1、谢某2的主张是否已过诉讼时效。虽谢雪根于2009年过世，但此时遗产尚未分割，吾某、许某1、谢某1、谢某2的权利尚未受到侵害，孙玉英于2017年去世后，因吾某、许某1、谢某1、谢某2、谢某3、谢某4对于遗产存在争议，吾某、许某1、谢某1、谢某2提起诉讼，故吾某、许某1、谢某1、谢某2的起诉尚未过诉讼时效。本案争议焦点二为许某1、吾某是否享有继承权。许某1、吾某自孙玉英结婚后从未与谢雪根、孙玉英共同生活，由他人抚养，姓氏也变更为随抚养家庭姓氏。根据当地派出所的户籍信息，也确认许某1父母、吾某父母也已变更为他人。当时收养法及收养登记办法均未颁布实施，故未办理正式收养手续，但其收养关系已事实成立。根据相关规定，养子女与生父母及其他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收养关系的成立而消除。故许某1、吾某对于谢雪根、孙玉英的财产不享有继承权。本案争议焦点三为案涉房产是否为谢雪根、孙玉英的遗产。因案涉房产审批宅基地时有谢雪根、孙玉英、谢某3及谢某4四人，结合房屋建成后由该四人居住，吾某、许某1、谢某1、谢某2均未就房产提出过异议，可确认房屋为谢雪根、孙玉英、谢某3及谢某4四人共同所有。1990年建房时，谢雪根为62岁、孙玉英58岁、谢某423岁、谢某320岁，此时谢雪根、孙玉英年龄较大，没有工作收入，而谢某4、谢某3已参加工作，可以认定谢雪根、孙玉英对于房屋出资及偿付因建房所欠款项能力不如谢某4及谢某3，因双方均未举证证明各方的出资情况，结合案涉房产宅基地审批情况及当时农村的一般习俗，原审法院酌情确认谢雪根、孙玉英对案涉房屋各享有15%份额，谢某3、谢某4对于房屋享有70%的份额。故本案案涉房产30%的份额为谢雪根、孙玉英的遗产。本案争议焦点五为各继承人之间的继承份额。谢某1虽非谢雪根所生，但其与谢雪根已经形成继子女关系，故谢某1与谢雪根其他子女均享有继承权。继承权男女平等，故谢某2亦享有继承权。因谢雪根、孙玉英生前与谢某3共同生活，其身后事亦由谢某3主要处理，故对于谢雪根、孙玉英的遗产，谢某3可以适当多分。综合上述因素，原审法院酌情确定，谢某1、谢某2、谢某4、谢某3可继承的遗产份额分别为20%、20%、20%、40%，故谢某1、谢某2对于案涉房屋的份额各为6%（20%×30%）。对于案涉房屋，因建造年代较久，且双方均认可已在2018年由谢某3、谢某4进行过重新修缮，故本案中可继承份额仅为房屋部分，不含装修。对于城东股份经合社谢雪根、孙玉英的股份各73125.57元合计146251.14元，谢某1、谢某2、谢某4、谢某3可继承的份额分别为20%、20%、20%、40%。对于谢某3、谢某4主张案涉房屋全部由谢某3、谢某4出资建造的抗辩意见，原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二十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谢某1对于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北门北路44号房屋享有6%的份额；二、确认谢某2对于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北门北路44号房屋享有6%的份额；三、确认谢某1对谢雪根、孙玉英在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城东股份经济合作社的人口股146251.14元享有20%的继承权；四、确认谢某2对谢雪根、孙玉英在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城东股份经济合作社的人口股146251.14元享有20%的继承权；五、驳回吾某、许某1、谢某1、谢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9177.50元，减半收取9588.75元，由吾某、许某1、谢某1、谢某2负担8138.75元、谢某3、谢某4负担1450元。 宣判后，吾某、许某1、谢某1、谢某2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关于吾某、许某1的继承权。一审法院认定吾某、许某1系被他人收养是错误的。吾某、许某1应当系第一继承人。吾某、许某1并非是他人的养子女，而是由孙玉英委托其亲属帮忙抚养，如果是被他人收养的应当通过民政部门办理相应的手续。吾某、许某1在谢雪根、孙玉英健在时也都会到富阳看望谢雪根与孙玉英，吾某、许某1符合继子女条件，不属于被他人收养，并且在吾某16岁时孙玉英才到富阳，而被收养人一般是14周岁以下。户籍信息之所以将许某1写做是许金根及孙妹妹的子及将吾某写做是吾阿兴及孙妹小媛的次女是由于当时入户的需要，而不能以此来认定吾某、许某1系他人的养子女。关于姓氏。201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二条的解释》。其中明确指出：公民依法享有姓名权。公民行使姓名权，还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公民原则上应当随父姓或者母姓。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在父姓和母姓之外选取姓氏：（一）选取其他直系长辈血亲的姓氏；（二）因由法定扶养人以外的人扶养而选取扶养人姓氏；（三）有不违反公序良俗的其他正当理由。少数民族公民的姓氏可以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就本案而言，吾某、许某1的姓氏并不能证明其是被他人所收养的。吾某、许某1在本案中系第一继承人。二、关于案涉房屋的所有权。1、一审法院认定案涉房屋为谢雪根、孙玉英、谢某3、谢某4四人共同所有，是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的。上诉人所提供的证据《杭州市不动产权属信息查询记录》、《浙江省私有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书》、《介绍信》、《收费统一票据》及《分幢调查表》等均可以证实案涉房屋为谢雪根建造并所有，谢雪根与孙玉英系××××年××月××日申请结婚，案涉房屋系谢雪根与孙玉英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建造，故案涉房屋系谢雪根与孙玉英夫妻共有财产，不动产权应当以不动产权属登记为准。一审法院自行所调取的《保证书》与上诉人所提供的《浙江省私有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书》《房屋分幢调查表》及《不动产权属信息查询记录》是不一致的。不动产登记信息是国家不动产登记机关制作的作为不动产物权公示方法的证明文件，记载着不动产物权的权利状态。登记信息具有官方性、统一性、公开性和持久性的特点，是实现物权公示原则的载体，是不动产物权状态最具权威性的证明文件，具有最高的证据效力，也是不动产物权登记公信力的实现途径。房屋的所有权应当以不动产权属信息为准。2、一审法院认定谢雪根、孙玉英对房屋出资及偿付因建房所欠款项能力不如谢某4及谢某3是完全错误的。在1990年建房时，谢雪根为62岁，孙玉英为58岁，谢雪根、孙玉英此时具有完全的劳动能力，当时谢雪根是在承包蔬菜地种菜并将蔬菜进行出售的，而孙玉英也在从事工作，且按常理62岁、58岁的人会比较节约，开支也比较少，并且这个年龄的人肯定会有一定的积蓄。造房的部分款项是谢雪根、孙玉英向许某1、谢某1、谢某2借的钱，其中向许某1借款3万元，向谢某1借款1万元，向谢某2借款5000元，之后也是由谢雪根、孙玉英偿还给许某1、谢某1、谢某2的。而谢某4是在1986年参加工作的。谢某3系1987年参加工作，案涉房屋1990年建造，此时谢某423岁参加工作才4年，谢某320岁，参加工作才3年，都是刚参加工作不久，收入也肯定是比较少的。且当时谢某3、谢某4均未结婚，正是需要用钱的时候。从常理分析谢某3、谢某4也不可能具有建造房屋的能力。一审认定谢雪根、孙玉英对房屋出资及偿付因建房所欠款项能力不如谢某4及谢某3是完全没有事实依据也是不符合常理的。案涉房屋应当为谢雪根、孙玉英所有，一审法院认定谢雪根、孙玉英对案涉房屋各享15%份额，谢某3、谢某4对房屋享有70%的份额是完全错误的。三、关于各继承人的份额一审法院认定谢雪根、孙玉英生前与谢某3共同生活，其身后事亦由谢某3主要处理是完全错误的。谢某3自从结婚后一直不和谢雪根、孙玉英共同生活，谢某3结婚也是在外面租房结的婚，谢某3结婚后其老婆一直是住在娘家的，谢某3根本不是和谢雪根、孙玉英他们居住的。谢雪根、孙玉英的后事都是兄弟姐妹一起操办的丧事。谢某3只是去孙玉英那里揩油去的，孙玉英烧好饭，谢某3去吃点饭，晚上是回自己家的。谢雪根身体不好的时候，谢某3、谢某4也是没有来照顾的。孙玉英身体不好在家的时候，谢某3、谢某4也不管的，谢雪根、孙玉英年老的时候，都请保姆照顾，保姆工资都由谢雪根、孙玉英自己提供。孙玉英病重住院时只有谢某3偶尔去一趟，一切都由谢某1、谢某2照顾陪夜。孙玉英住院时都是谢某1和谢某2照顾的，谢某3并未尽到赡养义务，原审法院认为谢某3适当多分是完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综上，上诉人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为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北门北路44号房屋的三分之二为吾某、许某1、谢某1、谢某2所有（吾某、许某1、谢某1、谢某2各自的份额由法院依法确定）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城东股份经济合作社的股份146251.14元中的三分之二即97500.76元归吾某、许某1、谢某1、谢某2所有（吾某、许某1、谢某1、谢某2各自的份额由法院进行确定）或发回重审。 被上诉人谢某3、谢某4答辩称：一、上诉人吾某和许某1不具有继承权。上诉人吾某和许某1与案外人建立了事实收养关系，吾某和许某1与孙玉英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已经消除。一方面，吾某出生于1951年，许某1出生于1954年，1963年，母亲孙玉英仅带7岁的谢某1来到富阳，此时吾某为12岁，许某1为9岁均系未成年人，如未被收养无法独立生活，此二人被收养符合事实和逻辑。另一方面，根据《户口登记条例》的规定，姓名的变更需父母或收养人申请，吾某和许某1未跟随父母姓氏是不争的事实，足以证明系收养人申请更改了姓氏，根据当地派出所的户籍信息，也确认许某1父母、吾某父母变为他人，当时《收养法》和《收养登记办法》均未颁布实施，这两点非常清楚的说明吾某和许某1已与案外人建立了事实收养。二、涉案房屋系被上诉人审批建造，根本不属于谢雪根与孙玉英的遗产，上诉人要求继承房产违背公序良俗和当地的文化背景。1990年以前，父母谢雪根、孙玉英居住，根据“一户一宅”和城东村宅基地分配条例（1990年修订稿）的规定，父母谢雪根、孙玉英无权再申请宅基地，而且父母只能跟随成年子女一起立户审批。1990年，谢某4因结婚需要，与谢某3共同向城东村委申请宅基地建造北门北路44号房屋。当时，谢某1在城东村已经单独立户并申请宅基地建有房屋，谢某2于1983年将户口迁出城东村至富阳环卫所，并结婚分得公有住房一套。所以根据规定，当时父母的户口是和二被上诉人户口放在一个户口内，加上父亲谢雪根年迈，其他非婚生子或外嫁女不会抚养或者共同生活，二被上诉人作为亲生儿子，长期与父母共同生活，感情深厚，承担起了赡养父母的义务，故父母随二被上诉人作为户内人员向城东村委提出私人建房用地申请。涉案房屋建造时，父亲谢雪根退休、务农；孙玉英家庭妇女，无经济能力建房。谢某4于1983年开始工作，谢某3于1987年开始工作，被上诉人用尽了工资收入及通过向谢某4的配偶的亲戚借款、借砖瓦、钢筋、木材等建筑材料的方式，出资、出力非常艰难的建造了案涉房产。此外，房屋建造的结构是按被上诉人两兄弟各占一半的实际情况建设的，有别于常规的宅基地房屋建造模式，房屋的装修费用也均系二被上诉人出资。该建造结构、分配模式、装修情况能客观地反映出涉案房屋所有情况，建造完毕后，东侧归谢某4所有，西侧归谢某3所有，父母及上诉人未曾提出异议。可见，父母谢雪根、孙玉英及上诉人对案房屋所有权属两被上诉人一直以来是明确、认可的。反之，如谢某1审批房屋时父母户口跟随谢某1，被上诉人起诉要求去继承谢某1自己出资建造的房屋，所以，这显然是不公平的。完全违背公序良俗和当地的文化传统。三、被上诉人出资建造案涉房屋和父母共同生活的事实清楚。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城东股份经济合作社作为谢雪根和孙玉英所在地的基层主管单位，该单位的陈述对还原事实具有重要意义，该单位在一审中提供《证明》一份，证明了当时村里是同意将宅基地审批给谢某3、谢某4，谢雪根夫妻不享有审批宅基地权利。谢雪根夫妇经济条件十分困难，涉案房屋由谢某4、谢某3出资建造，建造的结构为被上诉人两兄弟一人一半，东侧属谢某4、西侧属谢某3，谢雪根夫妻去世前均是与谢某3共同生活的，由谢某3赡养等事实。一审中，审判人员也前往城东股份经济合作社对被上诉人、谢雪根与孙玉英的经济状况及共同生活的情况进行了深入的了解，并形成《询问笔录》作为证据材料，证明被上诉人出资建造房屋和父母共同生活的事实。综上，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谢某1系谢雪根的继子，谢某2早已迁户出嫁，吾某和许某1已被人收养，与生母孙玉英权利和义务已消除。父母谢雪根、孙玉英，系居住在被上诉人建造的房屋与亲生儿子共同生活由被上诉人赡养送终，符合儿子养老的中华传统，现四上诉人基于经济利益，无视亲情，歪曲事实，要求分割属于被上诉人的财产，严重违背公序良俗。请求查清事实，正确适用法律，依法裁判。 上诉人吾某、许某1、谢某1、谢某2在二审期间提供调查笔录、证明信及证人许某2证言各1份，欲证明案涉房屋系由谢雪根、孙玉英夫妻出资建造的事实，且谢雪根、孙玉英老年时，由谢某2、谢某1抚养较多的事实。 被上诉人谢某3、谢某4的质证意见为：证人证言的三性均有异议，证人和上诉人谢某2关系密切，存在利害关系，通过询问证人，证人并没有参加两老的大寿和白某，从社会关系上说关系是不密切的，所以其在调查笔录中提到的孙玉英和他说的家庭私密的事可信度非常低；对证明信的三性均有异议，证明信本身就是上诉人自书的，其他案外人也属于证人证言，没有出庭作证，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从证明信的形成，被上诉人表示怀疑，签字页和内容页是分开的，签字和内容的形成时间前后也无法确定，对该证据不予认可。 被上诉人谢某3、谢某4在二审期间提供富春街道城东股份经济合作社的证明1份，欲证明谢雪根、孙玉英生前和谢某3共同生活，反驳证人证言中两老是由谢某2照顾，谢某3没有和两老生活的事实，同时结合一审中城东村出具的证明，可以证明被上诉人陈述的事实成立。 上诉人吾某、许某1、谢某1、谢某2的质证意见为：对该证据形式上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但对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城东股份经济合作社不具有出具该证明的资格，其内容中陈述的谢某3负责两老的生活起居并不是事实，谢某32012年就住到天时苑，并且根据风俗，作为女儿谢某2作为女儿不可能不去照顾父母，所以证明中陈述谢某2没有照顾父母不是事实。 本院的认证意见为：上诉人提供的证人证言缺乏其他有效证据予以佐证，不能证明其待证目的；证明信系当事人本人的陈述，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对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的形式真实性予以确认。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公民的继承权受法律保护，同时，养子女与生父母及其他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收养关系的成立而消除。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的规定，收养应当符合一定的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但由于历史传统原因，我国民间将子女委托他人抚养但未办理收养登记手续的情况普遍存在，因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颁布之前的收养关系，应视具体情况区分是否构成事实收养关系。本案中，许某1、吾某自孙玉英结婚后从未与谢雪根、孙玉英共同生活，由他人抚养，姓氏也变更为随抚养家庭姓，许某1、吾某与其生母孙玉英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亦因事实收养关系的成立而消除。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许某1、吾某对谢雪根、孙玉英的遗产不具有继承权，并无不当。案涉房产虽然登记在谢雪根名下，但根据案涉房产审批、建造及居住使用情况，原审法院确认案涉房屋为谢雪根、孙玉英、谢某3及谢某4四人共同所有，并酌情确认谢雪根、孙玉英对案涉房屋各享有15%份额，谢某3、谢某4对于房屋享有70%的份额，亦无不当。因谢雪根、孙玉英生前与谢某3共同生活，其身后事亦由谢某3主要处理，故对于谢雪根、孙玉英的遗产，谢某3可以适当多分，因此原审法院酌情确定谢某1、谢某2、谢某4、谢某3对谢雪根、孙玉英可继承的遗产份额分别为20%、20%、20%、40%，并不违反法律规定。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和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678元，由上诉人吾某、许某1、谢某1、谢某2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李国标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日 书记员  徐亚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