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15民初3025号原告：浦江县恒洋工艺品厂，住所地浙江省。投资人：花海蓉，厂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晓伟，浙江弘哲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东方国际集团上海家纺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法定代表人：孙威，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嘉戍，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秦嘉奎，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第三人：上海新仁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虹口区凉城路XXX弄XXX号XXX室。法定代表人：李辰生，经理。原告浦江县恒洋工艺品厂与被告东方国际集团上海家纺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6日立案。后本院依法追加上海新仁贸易有限公司为本案的第三人参加诉讼。审理期间，因疫情原因，本案中止审理。本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分别于2020年4月13日、5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晓伟、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嘉戍、第三人的法定代表人李辰生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浦江县恒洋工艺品厂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货款人民币214,920元；2、判令被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以214,920元为基数，从2019年9月5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计算)；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07年开始，被告多次向原告购买垫被。到2016年1月4日止，被告欠原告货款274,920元。被告在2016年4月21日支付了60,000元，还欠214,920元。之后原告多次向被告催讨该笔欠款，但被告至今未付。原告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诉至来院。原告提供如下证据材料：1、原告开具给被告的增值税专用发票5张、外销发票2张。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同时证明被告欠原告货款214,920元。2、装箱单4张。证明原告按照被告的要求发货，完成了交货义务。3、电子邮件、附件及U盘。证明(1)被告承认欠原告货款214,920元的事实。(2)原、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4、李辰生下的订单3页。证明被告向原告购买垫被的事实。被告东方国际集团上海家纺有限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原告所谓的原、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完全是由原告炮制的旨在转嫁其商业风险，侵害国有资产的恶意诉讼。1、原、被告之间不存在买卖法律关系。原告向被告主张货款支付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双方之间从无缔结买卖合同的意思表示，双方就买卖标的的规格、材质、质量、数量等合同要素均没有进行过任何形式的磋商，更没有达成过任何形式的一致协议，原告也不存在向被告履行所谓买卖合同项下义务的具体行为，即不存在有关货物试样、验收、交付、对账等任何具体履约行为。2、就涉案货物的出口，被告与第三人及原告系出口代理合同关系，被告为受托方、原告与第三人为共同的委托方，三方之间分别签订有代理协议和出口供货总协议。3、涉案出口供货的结算条件在代理关系下，也并未成就。根据各方签署的代理协议和出口供货总协议的约定，在被告未收到外汇之前没有义务向委托方结算相应的货款。原告涉案买卖关系的相对方应当为第三人，第三人也就是涉案货物的委托方之一，代表原告与被告进行联络。4、原告诉请的债权已超过诉讼时效，假设原告与被告间的买卖合同成立且原告付款条件成就，该等债务也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不应当得到法律的支持。被告提供如下证据材料：1、《委托协议书》(编号：14FBD00006、17FBD00003)、第三人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1)被告与第三人从2000年起即建立代理出口合同关系，由第三人委托被告向第三人选定的客户代理出口货物；(2)出口货源由第三人自行组织。被告根据第三人提供的资料，缮制出口报关所需的文件；(3)就涉案货物，也系第三人具体安排原告供货用于出口；(4)第三人与原告共同委托被告代理出口；(5)涉案货物买卖合同关系建立在第三人与原告之间。2、《出口供货总协议》(编号：13FGH10324)。证明(1)就涉案货物的供货和出口，在第三人的安排下，原告与被告签订了《出口供货总协议》，以明确各方之间的合作关系，确定原告提供货物委托被告出口至原告指定外商的代理业务项下的双方权利义务关系；(2)协议约定，结汇前，被告不承担向原告支付结算金额的义务；(3)原告、第三人与被告间系出口代理合同关系，被告为受托方、原告、第三人为共同委托方；(4)涉案诉讼系原告为转嫁经营风险而恶意发动的。3、第三人出具的《材料提供的情况说明》及附件其与原告就涉案货物买卖的往来资料及翻译件。证明(1)原告直接与第三人就涉案货物开展买卖合同的谈判、合同缔结以及履行等事宜；(2)第三人在与原告联系时，均明确其主体身份，原告对于其合同相对方为第三人的情况自始明确；(3)原告诉称买卖合同的相对方实为第三人，涉案诉讼系原告为转嫁经营风险而恶意发动的。第三人上海新仁贸易有限公司述称，1、2004年前后日本公司需要委托中国厂家生产相关货物出口到日本，故第三人将原告介绍给了日本公司，并与原告共同商定委托被告代理出口相关产品。原告同意直接与被告签订《出口供货总协议》，这样的生意往来共持续了11年之久，直到原告的货物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再加上其他因素，日本公司在2016年5月宣布破产倒闭。2、本案与被告没有任何关系。被告只是一家代理公司，被告既不认识日本公司也不认识原告。本案实际上是第三人与原告之间存在的买卖关系。是被告代理原告将货物出口至日本的。第三人提供如下证据材料：1、照片一组。证明原告生产的产品存在质量问题，日本公司在日本进行了返工，产生了费用，造成日本公司的损失。2、日本公司发送给第三人的电子邮件。证明日本公司每次来国内都会到原告公司去的。经当庭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对增值税专用发票，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可，但对于原告提出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该等材料均系基于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代理出口协议书以及与原告签订的《出口供货总协议》而形成的代理出口业务项下的结算行为，并非原告所谓的其与被告间的买卖合同关系的证明。对外销发票，对证据来源有异议，被告从未向原告交付或者出示过该等文件，且该等文件的内容不完整。该等文件中所显示的传真号码也非被告的号码，而系第三人的传真号码。因此被告认为该组证据不能支持原告的证明内容，相反进一步说明原告与第三人之间就涉案业务存在直接的联系；对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被告从未向原告提供过该等文件，该等文件中所显示的传真号码同样是第三人的；对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从电子邮件的内容来看，也是由第三人发送给原告的，被告没有发送过该等材料；对证据4，经与第三人法定代表人李辰生核实过了，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确认，但对于原告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组证据恰恰证明第三人与原告之间购买垫被的事实，该组证据上的传真号码也是第三人的传真号码。第三人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对增值税专用发票，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外销发票，真实性没有异议，是第三人传真给原告的；对证据2，真实性没有异议，这些装箱单是第三人发送给原告的；对证据3，对电子邮件及附件、U盘，真实性没有异议，这些电子邮件及附件是第三人发送给原告的。对原告陈述电子邮件及附件的往来过程，这是对的，第三人发送了这些邮件后，原告没有回复，也没有寄出来；对证据4，真实性没有异议，这些订单是第三人发送给原告的。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对《委托协议书》，真实性均不清楚，因为原告不清楚被告与第三人之间的《委托协议书》，原告从来没有看到过《委托协议书》，第三人无法代表原告办理代理出口货物的委托。对于《情况说明》，真实性不清楚，这是第三人单方面的陈述，原告没有委托被告代理出口货物的情况，也不存在原告与第三人共同委托被告代理出口的事情；对证据2，真实性没有异议，原告从来没有委托被告出口过任何货物；对证据3，对被告编号第5页，这是否是第三人出具给被告的，原告对此不清楚。对被告编号第6页至44页，真实性均没有异议，进一步证明涉案的买卖货物是真实存在的，原告已经完成了交货义务。在被告提供的第5页的材料中也说明了原告与日本公司不存在买卖关系。第三人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至证据3，均没有异议，予以认可。原告对第三人提供的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无法证明照片上的货物是原告的货物，原告提供的货物不存在质量问题；对证据2，这是第三人与日本公司之间的电子邮件，与原告无关。日本公司来原告公司都是第三人陪同过来的，并不能证明原告与日本公司存在买卖关系。被告对第三人提供的证据1至证据2，均与被告无关，真实性无从确认，但从该等材料上可以反映，涉案货物的买卖关系与被告无涉。在整个交易过程中都没有被告的参与。基于上述证据和当事人的陈述，本院确认如下事实，2014年1月2日、2017年1月1日，被告作为乙方(受托方)与作为甲方的第三人(委托方)分别签署了两份《委托协议书》(编号分别为：14FBD00006、17FBD00003)。上述两份协议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甲方委托乙方以乙方名义与外商签订售货确认书，与供方签订出口供货合同。销售确认书上列明的卖方(即乙方)的权利和义务均由甲方享受和承担(其中包括产品质量、交期等)。出口供货合同中列明需方(即乙方)的权利义务均由甲方享受和承担；甲方负责提供有效增值税发票、出口供货合同(需加盖甲方公章)，如甲方自行办理托运手续的，甲方还需负责提供报关单退税联、核销单、提单等其他必须返回乙方的单据，以便乙方办理退税。2013年1月1日，原告作为乙方(供货企业)、被告作为甲方(出口企业)，双方签订《出口供货总协议》一份。该协议约定，依据《合同法》等有关法律的规定，双方就乙方提供货物委托甲方出口至乙方指定外商的代理业务，……；甲方负责报关、托运、结汇及申报出口退税等手续；结算金额最终以实际收汇金额为依据。结汇前，甲方不承担向乙方支付结算金额的义务；本协议自订立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一年，自签订之日起计。期满后，双方均未提出终止协议的，协议自动延期。协议到期，任何一方不愿再继续履行本协议的，必须在协议到期日前30天内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否则另一方有权认为合同自动延期等内容。2019年11月2日，第三人出具《情况说明》。该说明主要内容为，其与被告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始于2000年。第三人与原告之间的采购关系发生于2007年，在相关业务开展之初，原告即对共同委托被告代理出口的业务安排和操作流程清楚了解。为进一步明确被告出口代理的身份，以及原告开具发票和被告结算货款的业务基础关系，在2013年1月1日，在第三人协调下，由原、被告签署了《出口供货总协议》，确定了第三人与原告为委托方、被告为受托方开展代理出口合作的关系。就本案所涉货款结算，原告应根据与第三人间具体业务合作关系，直接与第三人沟通、处理，与作为出口代理的被告无涉。庭审中原告确认，涉案所有的业务都是与李辰生联系的，由李辰生下订单。原告安排生产，生产后由李辰生验收、运输货物，货物出去后，李辰生将开票信息传真给原告，原告按此信息开票，然后将发票邮寄给被告，被告再将款项转账到原告账户上。被告确认，所有出口所需的信息都是第三人提供给被告的，货代公司也是由第三人找的，被告将出口所需的材料制作好后给到货代公司出口。被告收到外商的货款，并收到厂方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之后，被告再支付相应的货款给原告。第三人对原、被告上述的陈述基本无异议。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出口供货总协议》及《委托协议书》，是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规定，故上述协议均依法成立并生效。上述协议均约定了由原告及第三人委托被告出口相关涉案货物的内容，因此被告与原告及第三人之间的关系应为委托关系，不是买卖关系。被告接受原告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系为了出口退税，及收取外商货款后向原告支付相应的货款，故不能依据被告接受了原告的发票而认定原、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关系。综上，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涉案货款及相应利息的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浦江县恒洋工艺品厂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524元，减半收取计2,262元，由原告浦江县恒洋工艺品厂负担(已预交)。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张瑞明二〇二〇年六月九日书记员  张 怡附：相关法律条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