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金融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74民终5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法定代表人：王军民，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斗星，安徽国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孟娣，安徽国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市分公司，营业场所安徽省合肥市。负责人：朱文东，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秀红，安徽华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卫新，男，1962年4月7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溧阳市。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江苏万远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溧阳市。法定代表人：潘志荣，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郑州市。法定代表人：方胜利，董事长。上诉人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路公司”)、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合肥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卫新、被上诉人江苏万远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远公司”)及被上诉人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建七局”)因申请诉中财产保全损害责任纠纷、责任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2019)沪0151民初18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鸿路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一、二、三项，改判鸿路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2.一、二审费用由被上诉人王卫新承担。事实和理由：1.王卫新并非本案适格主体，本案为财产保全损害赔偿纠纷和责任保险合同纠纷，王卫新既非财产保全标的的所有人，也非责任保险合同的当事人。2.上诉人鸿路公司系上海中呈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呈公司”)的债权人，2017年，鸿路公司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发现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泗阳法院”)(2016)苏1323民初4165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驳回了中建七局请求撤销与中呈公司、万远公司签订的《三方协议》的诉讼请求，鸿路公司方知晓《三方协议》的存在，鸿路公司认为该《三方协议》系中呈公司无偿转让资产、侵害债权人利益，故向原审法院提起(2017)沪0151民初4387号债权人撤销权纠纷案(以下简称“4387号撤销权案”)，要求撤销《三方协议》。同时，由于了解到泗阳法院已强制执行到中建七局对万远公司的工程款，即将对万远公司放款，鸿路公司遂在4387号撤销权案中提出财产保全申请，要求止付款项。鸿路公司在申请保全时主观上不存在故意和重大过失，客观上还提供了诉讼保全担保，鸿路公司并不知晓被上诉人王卫新是实际施工人，因为王卫新实际施工人的身份是要在4387号撤销权案中才得以认定。王卫新的损失与上诉人鸿路公司的保全行为没有因果关系。3.原审法院对王卫新遭受损失的认定数额有误。王卫新在原审中提交的证明其垫付材料费和劳务工资损失的证据前后矛盾，其主张的对外借某而产生的损失缺乏事实依据，原审法院将扣除劳务、材料费等的余额以17%年利率计算损失没有法律依据，支持王卫新领取到执行款后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年利率15%利息损失没有法律依据。上诉人人保合肥分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王卫新原审中的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王卫新承担。事实和理由：1.王卫新不具有本案的诉讼主体资格。2.鸿路公司的诉讼保全行为并无不当，鸿路公司在申请财产保全时主观上没有过错，也没有给中建七局、中呈公司和万远公司造成经济损失。3.人保合肥分公司向人民法院出具的《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诉讼保全保险保单保函》(以下简称《保单保函》)中的财产保全申请人是鸿路公司，财产保全被申请人是中建七局。承保范围是如因申请人(鸿路公司)财产保全申请错误致使被申请人(中建七局)遭受经济损失，由申请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保险人在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因此人保合肥分公司仅在被申请人中建七局遭受损失的情况下才进行保险理赔。4.原审法院判决认定王卫新错误保全期间的损失为人民币859,079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并按照按年利率15%的标准计算解除保全后(2018年5月8日)到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损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被上诉人王卫新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王卫新是泗阳雨润广场工程项目的实际施工人，万远公司是其挂靠企业，《三方协议》的内容实际是将王卫新原先挂靠企业由中呈公司转移为万远公司，实际施工人王卫新没有变化。中建七局向万远公司支付的工程款，实际收款人应当是王卫新。2.王卫新全程参与了一审为泗阳法院(2015)泗民初字第2191号，二审为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苏13民终1430号的建筑工程分包合同纠纷案件；泗阳法院(2016)苏1323民初4165号中建七局起诉万远公司、中呈公司撤销《三方协议》纠纷案；一审为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2016)皖0102民初8589号、二审为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皖01民终1323号鸿路公司诉万远公司、中呈公司、中建七局等三公司确认《三方协议》无效纠纷案等案件，上诉人鸿路公司对其工程实际施工人的身份早就明知，鸿路公司在另案诉讼已经败诉的情况下仍恶意提起4387号撤销权案，申请保全，且无故不肯解除查封，造成其损失。3.王卫新在4387号撤销权案期间，由于近七百万元工程款被无故查封，导致其工程劳务费、材料费等无法正常开支，需要对外借某，王卫新在此过程中经历了经济非常困顿的情况，损失重大。据此，被上诉人王卫新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中，被上诉人王卫新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鸿路公司承担错误保全期间的损失1,216,566.01元，以及以该损失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的损失；2.判令人保合肥分公司对鸿路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一、与涉争财产保全有关的事实原审法院于2017年6月1日受理4387号撤销权案，即鸿路公司起诉中呈公司、万远公司、中建七局债权人撤销之诉，鸿路公司于2017年7月27日提出财产保全措施的申请，载明申请事项为：请求依法责令中建七局暂停支付涉案泗阳雨润广场工程项目的未支付的工程款700万元。人保合肥分公司于2017年8月3日向法院出具涉案《保单保函》一份，全文载明：一、财产保全申请人鸿路公司；二、财产保全被申请人中建七局；三、责任限额700万元；四、保险责任：“申请人鸿路公司与被申请人中建七局因债权人撤销权纠纷案(案号：(2017)沪0151民初43871号)，向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申请依法责令被申请人暂停支付涉案泗阳雨润广场项目的未支付工程款700万元。如因申请人财产保全申请错误致使被申请人遭受经济损失，经法院判决由申请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保险人在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五、保险期间2017年8月3日时起至2019年8月24日止；六、保全标的：被申请人暂停支付涉案泗阳雨润广场工程项目的未支付工程款700万元；七、其他事项：1.非经人民法院同意，本保险合同投保人不得退保；2.保险期间为自被保险人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财产保全申请之日起两年，或者对保全损害之债诉讼时效届满或生效法律文件执行完毕时终止以期间较长者为准；3.保险期限届满之后，续期时不再收取保险费。并记载“附：《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条款》及保险单”。法院在收到上述《保单保函》的同时，还收到《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诉讼保全责任保险条款》一份，其上载明：第一条本保险合同由保险条款、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以及批单组成。第二条本保险合同中的诉讼保全，包括诉前、诉中、执行程序及仲裁程序中的财产保全、行为保全、证据保全和先予执行。第三条本保险合同中的被保全人，是指被人民法院依法采取保全措施的诉讼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第四条向人民法院提出保全申请的诉讼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均可作为本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第五条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保全申请并经人民法院裁定同意，但因申请错误造成被保全人或利害关系人遭受经济损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经人民法院判决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第十四条订立保险合同前后，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应及时提供和补充提供涉及保险单载明的争议案件的相关材料但不限于：(一)起诉书、立案通知书；(二)保全申请书(副本)；(三)相关证据及鉴定文件；(四)相关判决书、调解书或裁定书。第二十条被保险人违反第十五至十九条或保险法规定的义务而导致的损失，保险人应当向被保全人或利害关系人先行赔付，但保险人有权向被保险人追偿。该条款还对“保全损害之债”进行释义：指在诉讼保全中被申请人针对申请人错误保全造成的损失而享有的损害请求权。崇明法院于2017年8月8日作出(2017)沪0151民初4387号民事裁定，裁定查封、冻结被申请人中建七局应向被申请人中呈公司、万远公司支付的泗阳雨润广场工程项目工程款700万元。2017年8月15日向泗阳法院发出公函，并附致中建七局协助查封中建七局应向中呈公司、万远公司支付的泗阳雨润广场工程款700万元的执行通知书，请求暂缓处理上述款项。嗣后，崇明法院经审理，追加王卫新为该案的第三人。在该案中，鸿路公司诉称，中呈公司、万远公司、中建七局签订《三方协议》时，中呈公司尚欠鸿路公司到期债务，中呈公司放弃到期债权的行为，严重损害了鸿路公司的合法权益，故请求撤销《三方协议》。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三方协议》签订的相关事实是：上海浦朝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浦朝公司”)于2015年11月13日更名为中呈公司。2015年4月10日，中呈公司向中建七局华东公司安装事业部寄送了《关于浦朝公司在中建七局华东公司安装事业部的债权债务变更的函》(以下简称《债权债务变更函》)，函的主要内容为：由于中呈公司法人史永美于2015年2月12日意外身亡，导致公司无法变更法人，经营陷入危机，基本账户被冻结，公司于2015年4月9日宣布停业，并已申请于2015年4月14日在文汇报上发布暂停经营公告，浦朝公司与贵公司签订的工程合同现已无法履行，浦朝公司同意《泗阳雨润方块工程的安装工程劳务分包合同》在原合同内容和本工程具体责任人不变的基础上变更到新单位即万远公司，具体工程项目的合同履行事宜及债权债务一律由新单位负责，望同意变更手续等内容。在该函件的落款处，由浦朝公司在“原单位”项下盖章，由万远公司在“新单位”项下盖章。2015年8月20日，中建七局合肥分公司为甲方，中呈公司为乙方，万远公司为丙方，签订《三方协议》，其上载明：一、甲方与乙方于2012年3月26日在中建七局华东公司安装事业部签订《安装工程劳务分包(泗阳雨润)合同》。该合同附于后页(简称“既有合同”)；二、本协议各方同意丙方取代乙方成为既有合同一方，同时，各方友好协商如下：1.既有合同结算及工程款支付情况：截止2015年6月23日乙方累计中间结算款为14,085,064.42元，甲方累计支付款为9,283,780元，待最终结算办理完成，甲方按最终结算款减去已付款后余款付给丙方……2.自2015年6月23日起，丙方取代乙方承担既有合同项下乙方承担的各种义务和责任，并按照既有合同约定改造乙方未履行的责任和义务，并享有既有合同自变更之日起乙方未享受的权利。债权债务包括维修均由丙方全部承担；3.鉴于乙方为合同签订时甲方考察认可的合同主体，乙方在合同变更后，如丙方无力履行既有合同各项条款，应由乙方自动接替履行未完成合同，并对合同履行不力及违约承担连带责任；4.本协议附件：丙方企业资质。在该《三方协议》落款处由甲乙丙三方加盖公章，丙方盖章处有王卫新的个人签字。一审法院还对于王卫新在涉案工程中的身份问题，综合认定：第一，王卫新是涉案工程中现场负责人；第二，王卫新与中呈公司系挂靠关系；第三，在涉案工程中，由王卫新先行自筹资金垫付施工费用；第四，在中呈公司发生法定代表人死亡的突发事件后，在实际施工人王卫新不发生变动的情况下，王卫新为涉案工程与万远公司签订协议，相应的涉案工程《劳务分包合同》的相对人由中呈公司变更为万远公司。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该条赋予了债权人的撤销权。债权人撤销权得到法院支持的条件是：1.原告系债权人的身份成立；2.债务人存在放弃到期债权或无偿转让财产的行为；3.债务人的前述行为给债权人造成损害；4.债务人主观上对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害有过错。结合案件的实际，首先，各方当事人对于鸿路公司系中呈公司债权人的身份均无异议，对此，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其次本案的关键在于中呈公司签订《三方协议》的行为是否构成放弃到期债权或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三方协议》系《劳务分包合同》项下当事人处理内部关系时所形成的法律文件，在形式上系将涉案《劳务分包合同》项下原中呈公司的权利义务转让于万远公司，从王卫新就同一涉案工程的具体施工先后与中呈公司、万远公司签订有关挂靠内容的两份协议来看，《三方协议》的内容实质是将实际施工的挂靠单位进行变更，对于三方当事人而言，均知晓涉案《劳务分包协议》项下形式上由原中呈公司应取得的结算款权利最终应当根据双方之间有关挂靠的协议约定确定实际权利人属于王卫新，因此，《三方协议》中约定的结算款对内而言实质上并非中呈公司的到期债权，转让的行为未对中呈公司对外偿债能力造成影响。另外，三方当事人签订《三方协议》的原因在于客观上中呈公司发生原法定代表人死亡的事件，而法定代表人属公司的领导核心，其死亡必然对公司的经营活动产生负面影响。鉴于该事件的存在，使《三方协议》的存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难以因此推断中呈公司具有通过《三方协议》以逃避债务的目的，从而主观上存在过错。综上，一审法院认定，鸿路公司提出债权人撤销的理由不符合法定的条件，相应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故于2017年12月28日判决对鸿路公司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一审判决后，鸿路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进一步认为，该案系债权人撤销权之诉，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主要争议的问题是中呈公司与万远公司、中建七局签订《三方协议》的行为是否构成放弃到期债权或无偿转让财产，对作为中呈公司债权人的鸿路公司是否造成损害。该案中，各方当事人一致确认王卫新是涉案工程的现场负责人。根据王卫新提供的《责任协议书》、收付款凭证等证据可以反映涉案工程的合同签订及施工事务均由王卫新负责，中建七局支付的工程款也由王卫新支配，并且王卫新还先行自筹资金垫付施工费用。审理中，中呈公司认可王卫新的陈述意见，承认没有派人参与工程施工，也没有为涉案工程垫付过资金。一审法院认定王卫新与中呈公司之间存在挂靠关系，并且王卫新是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和投资人合法有据，予以支持。据此，《安装工程劳务分包合同》项下名义上原由中呈公司取得的结算款权利最终应当属于实际权利人王卫新。由于中呈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突然死亡，而且中呈公司对外宣布暂停经营，王卫新为维稳，与万远公司签订新的挂靠协议，并且通过签订《三方协议》将工程分包主体变更为万远公司，具有合理性。基于《三方协议》中约定的结算款实际属于王卫新所有，故该款并非是中呈公司的到期债权，相应的转让行为也不会对中呈公司对外偿债能力造成影响。虽然鸿路公司和中建七局否认王卫新为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和垫资人，并且认为中呈公司为逃避债务而与员工王卫新制作挂靠证据以及签订《三方协议》，但是并未提供证据佐证其主张，故对两方所提异议，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不予采信。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9日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判决后，经王卫新申请解除保全措施，一审法院于2018年5月7日裁定解除上述案件的财产保全措施，并于2018年5月9日向泗阳法院发出解除冻结函。泗阳法院于2018年5月16日将中建七局在2017年8月8日支付到法院的执行款6,859,469.63元中在扣除执行费61,319元后的余额6,798,150.63元按照万远公司的要求直接发还给王卫新。二、与涉争《三方协议》有关的相关诉讼事实诉讼一，即万远公司作为原告诉中建七局为被告、泗阳雨润中央购物广场有限公司为第三人的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审法院为泗阳法院，案号为(2015)泗民初字第2191号，于2017年1月24日判决；中建七局不服一审判决上诉，二审法院为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案号为(2017)苏13民终1430号，于2017年7月2日作出终审判决，部分改判一审判决结果。该案认定如下事实：2012年1月6日，中建七局与泗阳雨润公司签订《泗阳雨润广场施工合同》，约定泗阳雨润公司将泗阳雨润广场工程发包给中建七局施工。2012年3月26日，中建七局下属的华东公司安装事业部与中呈公司签订《安装工程劳务分包合同》，约定中建七局华东公司安装事业部将泗阳雨润广场工程1#、2#、3#、7#商住楼、S1商业楼及地下室的水电安装工程分包给中呈公司施工……在泗阳雨润公司未向中建七局华东公司安装事业部支付工程款和垫资款时，中呈公司不得向中建七局华东公司安装事业部要求支付工程款和垫资款。合同签订后，中呈公司完成泗阳广场工程1#、2#、3#楼水电安装工程，并完成竣工验收。并认为，中建七局与中呈公司签订的《安装工程劳务分包合同》有效，中呈公司可以将该合同的权利转让给万远公司，中呈公司将权利转让给万远公司以出具书面函的形式通知了中建七局华东公司安装事务部，且中建七局合肥分公司、中呈公司与万远公司于2015年8月20日签订《三方协议》，约定万远公司对中建七局华东公司安装事业部与中呈公司签订《安装工程劳务分包合同》将权利义务概括承受，故万远公司有权要求中建七局给付工程款等，由此，作出一审判决。一审判决后，中建七局不服提出上诉，二审经审理进一步认为，中建七局曾向泗阳法院起诉，以其签订《三方协议》存在重大误解为由要求撤销该协议，法院作出(2016)苏1323民初4165号民事判决，驳回中建七局的诉讼请求，该判决已生效；中建七局在一审中以鸿路公司提出要求确认《三方协议》无效的诉讼，已被相关法院作出驳回起诉的生效裁定，中建七局在二审中以鸿路公司提出撤销《三方协议》的诉讼，要求中止案件审理的请求不能成立；《三方协议》合法有效，对协议当事人三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并判决中建七局支付万远公司工程款6,092,317.44元，并分别以3,785,902.82元为基数，自2014年10月2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6个月以内的贷款利率计付利息至2016年5月31日，以5,323,512.58元为基数，自2016年6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6个月以内的贷款利率计付利息至2016年9月29日，以6,092,317.44元为基数，自2016年9月3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6个月以内的贷款利率计付利息至付清款之日止；中建七局返还万远公司履约保证金5万元。该案二审判决生效后，中建七局未自动履行，万远公司申请泗阳法院强制执行，泗阳法院于2017年8月8日将中建七局6,859,469.63元强制执行至法院账户。该案一、二审程序中，万远公司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为江苏同盛律师事务所的苏强华律师。诉讼二，即中建七局起诉万远公司、中呈公司撤销《三方协议》纠纷案：一审法院为泗阳法院，案号为(2016)苏1323民初4165号，于2016年8月11日判决，判决后无人上诉。在该案中，中建七局以重大误解中呈公司无法继续履行2012年3月26日签订的《安装劳务分包》为由，请求撤销由中建七局、万远公司、中呈公司共同签订的《三方协议》。中呈公司和万远公司在该案中均辩称：中建七局和万远公司之间的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案件当时正在法院审理，《三方协议》也在该案中作为诉讼证据，中建七局的起诉违反“一案不二理”的原则；《三方协议》是三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应当受到法律保护，涉案工程的合同主体及权利义务已经归属万远公司；实际施工人和负责人王卫新也已经转归万远公司，并由其履行了《三方协议》的全部事务，包括维修、结算等工作，涉案工程与中呈公司无关；中建七局述称的误解是错误的，《三方协议》经过中建七局的管理流程审核等。法院经审理认为，中建七局提出撤销的理由不符合法定的撤销事由，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故判决驳回中建七局的诉讼请求。该案中，中呈公司和万远公司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为江苏同盛律师事务所的苏强华律师。诉讼三，鸿路公司诉万远公司、中呈公司、中建七局等三公司确认《三方协议》无效纠纷案：一审法院为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16日立案受理，案号为(2016)皖0102民初8589号，于2016年12月7日作出驳回裁定；鸿路公司不服上诉，二审法院为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案号(2017)皖01民终1323号，于2017年3月13日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的终审裁定。在该案中，鸿路公司认为，《三方协议》将中呈公司对中建七局享有的到期债权转让给万远公司，系中呈公司为逃欠鸿路公司债务而与万远公司串通的恶意转让行为，损害了鸿路公司的合法权益，故请求确认上述协议无效。一审法院以鸿路公司不是该协议的合同主体，协议与鸿路公司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为由，裁定驳回鸿路公司的起诉。鸿路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进一步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合同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在此情形下，受损害的第三人作为直接的利害关系人有权提起确认合同无效之诉的权利。合同之外的第三人应承担其是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第三人的初步举证义务，以证明其与涉案合同之间有直接利害关系，不仅要证明合同损害了其利益，还应证明该损害结果是合同当事人恶意串通所致。鸿路公司作为《三方协议》当事人之外的第三人未能举证证明万远公司、中呈公司、中建七局有损害鸿路公司利益而恶意串通签订合同的事实，故鸿路公司不是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的第三人，与案件无直接利害关系，不是适格原告，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在该二审判决中，同时还查明泗阳法院(2016)苏1323民初4165号中建七局诉万远公司、中呈公司撤销《三方协议》纠纷案判决书的基本情况。该案一、二审程序中，中呈公司和万远公司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为江苏同盛律师事务所的苏强华律师。三、关于4387号撤销权案保全期间的认定王卫新主张涉案损失期间自4387号财产保全裁定作出之日即2017年8月8日起至泗阳法院在解除保全措施后执行款发放日即2018年5月16日止，共计281天。对此，原审法院认为，涉案作出采取保全措施的裁定和解除保全措施的裁定均为裁定作出之日立即开始执行，故根据前述所查明的事实，自原审法院于2017年8月8日做出保全裁定至2018年5月7日作出解除保全裁定之时，应为保全期间。王卫新主张保全期间略有不合理，应当予以调整，原审法院认定4387号撤销权案的保全期间为2017年8月8日至2018年5月7日，共计273天。四、关于被上诉人王卫新在4387号撤销权案保全期间的损失认定王卫新主张在4387号撤销权案保全期间损失额为1,216,566.01元，包括以下5类：1.拖欠工程材料款而支付的违约损失；2.拖欠劳务费而支付的利息损失；3.筹措工程款而对外的借某利息损失；4.律师费损失；5.保全措施期间的损失在解除保全后产生的资金占用损失。原审法院作如下分析和认定：1.王卫新主张材料款损失共6笔，即欠杜如兵、泗阳县汇通水暖建材批发部的薛海艳、刘庆树、潘海、刘绪军和刘厚思的工程材料款，其中，欠杜如兵、泗阳县汇通水暖建材批发部的薛海艳、刘庆树的材料款合计495,000元，按年利率15%、保全期间为281天，计损失57,162.33元，王卫新提供《采购协议》、还款协议及收条之外，还包括大量的交接货物的销货清单和收据；另潘海、刘绪军和刘厚思的工程材料款分别为6万元、8万元、4万元，合计18万元，分别按年利率19%、19%和17%、以保全期间为281天，计损失分别为8,776.44元、11,701.92元和5,235.07元，王卫新提供3张收条。人保合肥分公司与鸿路公司对上述损失不予认可。对本节事实，原审法院作如下考虑：第一，上述材料款用于涉案工程，根据万远公司诉中建七局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案一、二审的生效判决书认定，涉案工程总价为16,049,073.49元，而王卫新主张的欠付六个材料商的材料款总仅为675,000元。按一般常识而言，这部分的材料款仅为涉案工程总采购材料款中的小部分欠付余额，尚在合理范围之内。第二，对于前三笔材料欠款，王卫新提供了《采购协议》、还款协议及收条之外，还包括大量的交接货物的销货清单和收据，其上记载内容虽各不相同，但均与本案相关联，其上笔墨粗细不一的显示可以反映证据在不同时间形成，且经手人的名字也与本案其他证据中显示的涉案项目现场多名劳务人员的名字相符，原审法院认为本组证据具有可靠性；根据《采购协议》中有诸如“甲方拖欠材料款的，应向乙方支付每日千分之一计算的违约金”等类似措词的高额违约金之约定，若王卫新存在恶意提供不真实的证据，那么王卫新根本无须提供有关调低违约金计算标准到年利率15%的协议以减少主张赔偿的金额，更无须在收条上记载部分工程款至今未结清的内容以暴露王卫新经营流动资金不足的窘况，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原审法院有理由相信上述材料反映了客观的现实；且从证据记载的时间上，基本反映王卫新采购材料订立合同，经过催要建设工程款的诉讼案之二审终审程序后被保全期间，王卫新与材料商进行协商调低违约金计算标准，在解除保全措施后及时与材料商进行结算的整个过程，符合时间逻辑；在人保合肥分公司与鸿路公司虽抗辩上述事实和证据不具有真实性，但并未提供任何反证以反驳王卫新主张的事实和证据。因此，原审法院鉴于上述考虑，认定王卫新提供的上述材料款损失的证据具有真实性，赋予相关证据证明效力。由此，从上述欠付材料证据显示，王卫新与材料商在保全期间进行协商，以协议的方式确定截止签订日的欠款，并将逾期支付的货款违约金标准有所调低，在收到法院发放解封的工程款后与材料商结清了货款和利息，现王卫新以调低后的违约金标准向人保合肥分公司与鸿路公司主张保全期间的损失，对此，人保合肥分公司与鸿路公司辩称只能按上述调低违约金标准的协议签订之日起至王卫新在收到解封工程款后向材料商结清货款和利息之日止的期间利息计算损失。对上述争议，原审法院认为，王卫新对于前三笔材料款损失，均提供三类证据：一是，其与材料商建立买卖关系的《材料采购协议》，在该证据中显示双方约定的逾期付款违约金标准较高；二是，其在工程款被冻结期间，与材料商协商，又签订《协议》，该协议性质是属于《材料采购协议》的补充协议，确认了截止该补充协议签订之日欠材料款的金额，并约定之后的计算违约金的利率予以调低至年息15%；三是，其在收到法院发放的解封的工程款后及时与材料商进行了部分的结算，尚欠部分材料款未还清。其中补充协议能够反映出王卫新与材料商之间的结算过程，且该结算过程与采取查封的保全措施在时间上相契合，但无法清晰地反映在补充协议签订之日是否有归还一部分的货款、是否支付过利息以及利息支付的标准，而上述的要素对于证明本案的事实有意义，但这份补充协议并非为本案的索赔而制作，而是王卫新和材料商之间的约定，上述在本案中需要清晰反映的事实却在王卫新和材料商之间的结算中是没有必要存在的要素，由此，恰能够反映出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和原始性的特征；从《材料采购协议》和《协议》两份证据结合起来，能够推导的、具有概然性的事实是王卫新与材料商之间约定的逾期付款违约金标准至少达到年利率15%。因此，原审法院认为王卫新就前三笔材料款主张在保全期间的逾期支付材料的损失合理，认定王卫新在保全期间所遭受的该部分材料款损失为55,942元，计算方法为：拖欠材料款495,000元×年利率15%÷365天/年×273天=55,535元(小数点后四舍五入)。第三，对于王卫新主张的后3笔材料款，虽然总金额只有18万元，但只有三张收条为证，证据显得单薄，尽管如此，虽有人保合肥分公司与鸿路公司的否认，但并没有证据加以反驳，故原审法院亦予以认定，即王卫新在保全期间所遭受的该部分材料款损失为：(6万元＋8万元)×年利率19%÷365天/年×273天=19,895元，4万元×年利率17%÷365天/年×273天=5,086元，合计王卫新在保全期间的后三笔材料款损失为24,981元。上述六笔材料费损失之和即为王卫新在保全期间的损失。由此，原审法院认定如下：王卫新在保全期间材料欠款的损失为80,516元。2．王卫新主张在保全期间欠付劳务费2,957,914元，保全期间的损失为387,891.92元。人保合肥分公司与鸿路公司对王卫新的上述损失均不予认可。原审法院认为，王卫新主张的劳务费产生的形式也有二种，第一种是王卫新外聘其他劳务班组人员进行施工而产生的劳务费，第二种是王卫新自有施工人员进行施工而产生的劳务费。人保合肥分公司与鸿路公司对第一种外聘班组中王卫新欠徐启国班组劳务费提出质疑，认为，本案中该部分的证据与王卫新在4387号撤销权案中提交的证据相矛盾。对该节事实，原审法院认为，第一，人保合肥分公司在庭审中辩称，根据常规和代理人的经验，从来没有为农民工劳务费约定违约金的，劳务费何时支付由业主方确认从而否定劳务费。这种说法，违背我国民事法律最基本的平等原则，农民工的权利平等受法律保护，延期支付劳务费的理应对农民工承担逾期付款的责任，不能因为债权人是农民工而当然否定逾期付款责任的存在。第二，根据涉案工程建设工程分包合同案的生效判决书中认定，涉案工程最迟在2014年9月29日竣工，在4387号撤销权案中王卫新提供证据显示徐启国班组劳务费全部结清的时间为2014年12月8日，而在本案中，王卫新提供徐启国出具的收条中显示，截止2016年10月26日止，王卫新还欠徐启国班组57万元。由上述证据可见，既然在2014年已经结清了全部劳务费，那么就不可能在2016年还有结欠的事实，显然这两份证据存在矛盾。因此，原审法院亦认同人保合肥分公司与鸿路公司的辩称意见，认定该笔劳务费的债务不合理。第三，同样，王卫新主张的欠陈金林班组劳务费15万元的事实与欠徐启国班组的情形类似，因此，原审法院亦认为王卫新主张的该笔劳务费不合理。第四，在4387号撤销权案中，王卫新在证据清单上明确表明其欠民工工资213万元。若在王卫新主张的295万元劳务费中扣除徐启国班组劳务费57万元、陈金林班组劳务费15万元以后，欠劳务费总额为223万元，与4387号撤销权案中王卫新自认的欠劳务费213万元趋近。原审法院还注意到，王卫新还主张第二类自有劳务工工资的债务，提供的证据均由自有的劳务工出具收条1张予以证明，证据具有不可靠性。若考虑这部分自有劳务工欠款中的不可靠因素，那么，能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王卫新在4387号撤销权案中陈述欠民工工资213万元更符合客观实际，且该陈述构成自认。由此，原审法院认为，王卫新在保全期间欠付劳务费为213万元，并结合其他证据上反映的利率水平，酌定按年利率17%计算认定劳务费损失，即劳务费213万元×年利率17%÷365天/年×273天=270,831元(小数点后四舍五入)。由此，原审法院认定王卫新在保全期间的劳务费损失为270,831元。3．王卫新主张涉案工程中对外借某而产生的损失，包括两类：第一类是向亲戚和朋友借某210万元，另一类是除材料欠款、劳务欠费和借贷资金以外的其他资金被占用的按24%计算的利息损失。人保合肥分公司与鸿路公司认为第一类均缺乏出借资金的证据，故借某事实不能成立。对本节争议事实，原审法院认为，王卫新对于上述主张提供还款凭证和借某人的收条，缺乏出借某项的相关证据，从处理民间借贷的角度，王卫新的借某事实难以成立。然而，王卫新在涉案工程中垫资施工的事实在相关的案件中业已查明，且在4387号撤销权案中，王卫新已陈述工程前八个月的资金均是由其王卫新和彭晓兰夫妻向亲戚、朋友处借某施工，且有银行往来显示，在涉案工程初期，发包方无预付工程施工的资金，而由王卫新之妻彭晓兰账户支出大量款项，王卫新在收到解封后发放的工程款后确有大量资金转给其妻彭晓兰，并向各出借人支付款项，直至4387号撤销权案解除保全措施时，尚未支付的工程款还达600多万元。所有上述事实的存在，原审法院若断然认定王卫新在面临工程总额达1,600万元的情况下不会出现对外融资借某用于垫资施工的情形，显然不符合客观实际：王卫新提供与杜如兵、薛海艳、刘建树之间的补充协议和结算的收条等证据，王卫新以上述证据仅证明保全期间的材料欠款损失，但从上述证据可见，王卫新在收到解除保全后的工程余款后，仍然欠付一部分的材料款，可见王卫新在经营中存在一定的资金缺口，其通过欠付材料商的货款以达到借某的目的，逾期资金成本约为15%；从王卫新提供的《材料采购协议》《工程保修合同》《劳务班组分包合同》中约定的逾期付款违约金为“每日千分之一”“每日万分之五”“年利率20%”等，即使在本案中通过王卫新协商，将逾期付款的计算标准降低为年利率15%-19%不等，也并不代表所有的人会同意降低违约金，当然也可能存在实际不收取违约金的情形，但纵观上述三类合同中的约定，可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王卫新在经营中逾期付款责任的成本水平；另外，王卫新还提供了在解除保全措施后，向他人借某，借某利率为24%，也能对王卫新的对外借某成本有所反映，但并不能以此作为王卫新对外借某利率计算的唯一依据；同时，结合现阶段个人向金融机构借贷的可能性，以及民间借贷水平的社会现状等因素进行综合考虑，对于解除保全后王卫新收到的法院发放款项总额6,798,150.63元扣除材料欠款675,000元、劳务费2,130,000元的余额3,993,150.63元(即：发放总额6,798,150.63元-拖欠的材料款675,000元-拖欠的劳务费2,130,000元=3,993,150.63元)在保全期间给王卫新所造成的损失，原审法院酌情按年利率17%的标准计算，即其他保全余款3,993,150.63元的损失计算方法为：3,993,150.63元×年利率17%÷365天×273天=507,732元(小数点后四舍五入)。由此，原审法院认定：对4387号撤销权案中扣除材料欠款、劳务费欠款后的保全余额3,993,150.63元在保全期间给王卫新所造成的损失为507,732元。4.王卫新主张律师费损失为30万元，人保合肥分公司与鸿路公司均不予认可。对此，原审法院认为，王卫新提供的2015年12月20日、2018年1月4日与江苏同盛律师事务所(签约律师为苏强华律师)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两份、2018年5月30日的《律师费结算说明》以及付律师费凭证等证据，与相关法院生效裁判文书上的记载相吻合，原审法院确认上述证据的证明力，并据以认定如下事实：王卫新聘请江苏同盛律师事务所的苏强华律师进行与泗阳雨润广场安装工程合同纠纷案及附带系列诉讼案，共涉及四个诉讼案件，支付律师费总额为50万元，分别是：1.万远公司作为原告诉中建七局为被告、泗阳雨润中央购物广场有限公司为第三人的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案；2.中建七局起诉万远公司、中呈公司撤销《三方协议》纠纷案；3.鸿路公司诉万远公司、中呈公司、中建七局等三公司确认《三方协议》无效纠纷案；4.鸿路公司作为原告诉中呈公司、万远公司、中建七局等被告、王卫新为第三人债权人撤销权纠纷案。根据王卫新与江苏同盛律师事务所苏强华律师于2015年5月12日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中约定，上述案件1的律师费先付5万元，2016年3月15日前再付5万元，如上诉，二审付3万元；协议风险代理费按胜诉后，本金在650万元以内，不再收任何律师费，超出部分按30%支付律师费，违约金部分按50%奖励律师，律师的代理义务至执行终结。2018年1月4日，王卫新和江苏同盛律师事务所苏强华律师于2015年5月12日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中约定，上述案件4的代理费无，风险代理费在上述案件1中一并支付。2018年5月30日，王卫新和苏华强律师共同签署《律师费结算说明》，载明：万远公司王卫新有关代理泗阳雨润广场安装工程合同纠纷案及附带系列诉讼案，目前已结案并执行到位，根据双方合同及与王卫新商谈，律师费结算如下：全部纠纷案按50万元了结，扣除已付10万元，下欠40万元一次性支付到律师事务所，上述款项汇入后，全部案件，包括中呈公司的代理案全部代理事项了结。2018年6月1日，王卫新向江苏同盛律师事务所汇入40万元。在上述认定事实的基础上，根据王卫新和委托律师的相关约定，4387号撤销权案而支出律师费已涵盖在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案的代理费之中，没有产生新的律师费用，因此，原审法院认定王卫新因4387号撤销权案而产生的律师费为0元。综上，原审法院认定王卫新在保全期间的损失为859,079元。5.王卫新主张保全解除后至实际损失清偿日止的按年利率24%计算的损失资金占用损失。人保合肥分公司与鸿路公司对此损失不予认可。对此，原审法院认为，迟来的公正并非公正。客观上王卫新的上述损失，只有经过漫长的复杂的诉讼程序终结之时才能得到赔偿，因此，王卫新主张的这部分损失客观存在，也应当属于应由侵权人和保险人承担的责任范围。但王卫新仅提供解除保全后向案外人借某的借条及资金流水等证据证明其经营中融资的利率达24%，但该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不够充分，原审法院结合王卫新签订相关协议中约定的利率水平、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水平、个人向金融机构借贷的实际可能性以及民间借贷利率水平等因素，酌情以保全期间的损失为基数、按年利率15%认定保全期间之后至实际清偿日止的资金占用损失，王卫新主张这部分损失的计算标准过高，原审法院予以调整。由此，对本节争议事实，原审法院认定王卫新在保全期间之后至实际损失清偿日止的损失资金占用损失为以保全期间的损失859,079元为基数，自2018年5月8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15%计算。五、其他相关事实原审中，万远公司出具书面答辩书，其上载明：万远公司作为泗阳法院(2017)苏1323执3193号执行案件的申请执行人，法院扣划到账执行款的所有权应当属于万远公司，但实际该款应当向工程的实际施工及垫资人王卫新支付，现实际给王卫新造成了损失。如果法律上认为应由万远公司向错误查封执行款的侵权人主张权利的话，万远公司申明，将该权利全部转让给王卫新，相关的赔偿权益也全部归属于王卫新。庭审中，鸿路公司述称：其于2017年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发现泗阳法院的(2016)苏1323民初4165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中建七局请求撤销《三方协议》的诉讼请求，才知道存在《三方协议》，于是向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决《三方协议》无效，在此次整个诉讼中从没有披露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是王卫新，直到4387号撤销权案申请法院采取保全措施时也不知情王卫新是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1.王卫新是否具备起诉人保合肥分公司与鸿路公司的诉讼主体资格；2.鸿路公司在4387号撤销权案中申请采取的保全措施是否应对王卫新在保全期间的损失承担侵权赔偿责任；3.人保合肥分公司是否应承担保险理赔责任。针对本案的争议焦点1，原审法院认为，诉讼主体是否适格之争，从法律性质上属于程序上的诉权问题。王卫新在本案中曾经根据人保合肥分公司与鸿路公司的辩称意见变更过一次诉讼请求。起诉时，王卫新直接要求人保合肥分公司承担保险责任，初步的证据是4387号撤销权案中人保合肥分公司向法院出示的《保单保函》及《诉讼保全责任保险条款》，主张的是责任保险合同关系项下受害第三方的权益。虽然王卫新并非鸿路公司和人保合肥分公司之间所确立的诉讼保全责任保险合同关系项下的合同相对方，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直接规定在责任保险合同中受害的第三方可以直接向保险公司主张权利，即这是在责任保险合同关系项下第三方的法定诉权，无论该诉权是否能够得到实际上的支持，受害人可以直接向保险公司主张理赔，另一方面，若损害事实成立，保险人亦有法定义务直接向第三方赔偿。因此，本案中王卫新虽然不是涉案诉讼保全责任保险关系中的合同相对方，但享有法定的受害第三方向保险人直接主张赔偿的诉讼权利。在本案审理中，王卫新根据人保合肥分公司与鸿路公司的辩称意见，申请追加鸿路公司作为一审案件中的被告，并变更诉讼请求，请求鸿路公司赔偿王卫新保全损失，并要求人保合肥分公司对鸿路公司的赔偿责任承担保证清偿责任。变更后的诉讼请求使得本案的诉由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责任保险合同关系，变为保全损害赔偿责任纠纷为主、责任保险合同纠纷为从属的复合法律关系，其主纠纷在性质上属侵权赔偿诉讼，而非合同之诉，并不要求王卫新和人保合肥分公司与鸿路公司存在事先达成一致意见的合同关系为起诉的前提条件，只要在起诉时，王卫新的起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条件，王卫新即为诉讼适格的主体。综上，原审法院认为，无论王卫新在起诉之时，还是变更诉讼请求后，均为本案适格的主体。故对于人保合肥分公司与鸿路公司上述的辩称意见原审法院不予支持。针对争议焦点2，王卫新主张鸿路公司通过相关诉讼明知《三方协议》有效，涉案工程的工程款属于王卫新而非中呈公司，采取保全存在错误的前提下，仍然向法院申请保全，致使王卫新无法及时结清拖欠的劳务工资、材料款以及对外的借某，也造成王卫新无法及时拿到工程的利润部分投入新的业务中而又产生对外借某融资的利息损失。鸿路公司辩称，申请保全的对象并不包括王卫新，在保全时，并不知道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是王卫新，经过两审终审后才确认王卫新是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因此，鸿路公司并无过错，不应当赔偿王卫新的损失。人保合肥分公司关于本争议焦点的意见与鸿路公司基本相同。对上述争议，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规定，“人民法院对于可能因当事人一方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使判决难以执行或者造成当事人其他损害的案件，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可以裁定对其财产进行保全、责令其作出一定行为或者禁止其作出一定行为”；第一百零五条规定，“申请有错误的，申请人应当赔偿被申请人因保全所遭受的损失。”财产保全制度的目的在于保障将来生效裁判文书的执行，申请财产保全是当事人重要的诉讼权利。依当事人申请裁定的财产保全，虽系人民法院对申请进行形式审查后作出的司法措施，但其前提和基础是当事人的财产保全申请。如因申请保全人权利行使不当造成他人财产损失的，应由保全申请人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侵权责任的认定，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规定。根据上述的规定，反映出申请保全人承担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1.申请保全人实施了与权利人财产或人身损害有关的行为；2.权利人的财产或人身遭受损害，包括财产损害或非财产损害；3.上述的行为和权利人的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4.申请保全人主观上存在过错。针对上述构成要件，原审法院认为，1.鸿路公司存在申请法院冻结实际属于王卫新工程款的诉讼中保全行为，即鸿路公司在4387号撤销权案诉讼过程中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措施，使得中建七局被法院执行到案的应向万远公司支付的工程款在采取查封的保全措施过程中延迟支付，而这工程款虽然在该执行案件中属于万远公司，但实际属挂靠在万远公司的实际施工人王卫新所有，这一点，不但有生效判决书加以认定，而且在4387号撤销权案判决生效后，原审法院向相关的执行法院发出解除冻结的公函后，执行法院按万远公司的要求直接将解封后的工程款发还王卫新的事实所进一步得到证实，也就意味着鸿路公司申请法院采取保全的财产属于王卫新，且财产保全行为客观上使得王卫新延迟收到应得的工程款。2.关于王卫新在诉讼保全期间产生逾期支付货款、劳务费和借某的利息损失，原审法院已予以认定。在审理中，人保合肥分公司与鸿路公司提出王卫新并非4387号撤销权案财产保全的被申请人，无权提出损害赔偿之诉。对此意见，原审法院认为，一方面，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五条规定，“申请有错误的，申请人应当赔偿被申请人因保全所遭受的损失”，该规定并未表明，申请保全有错误，给被申请人以外的人因保全所遭受的损失，不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予以赔偿。因此，原审法院认定作为涉案工程款的实际权利人的王卫新有权以一般侵权责任的受害人身份向鸿路公司主张赔偿因保全措施而延迟收到工程款的损失。另一方面，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业有生效判决认定是涉案工程款的实际权利人，其取得该权利的事实基础是涉案工程均由王卫新施工和垫资，而王卫新施工和垫资的合同基础则是先后挂靠于中呈公司和万远公司，在签订《三方协议》后，万远公司根据中呈公司和中建七局之间的《劳务分包合同》，万远公司在其挂靠人王卫新完成了劳务分包的义务后，中建七局理应向万远公司及时支付工程款，而万远公司在收到工程款后亦应及时转付挂靠人王卫新。由上述事实可见，《劳务分包合同》在万远公司和中建七局之间签订，万远公司和王卫新之间的挂靠关系对《劳务分包合同》所确立的法律关系而言是内部关系，王卫新履行劳务分包合同法律关系下合同义务的行为，均应视为万远公司的行为，王卫新在履行劳务分包合同而对外产生的债务应视为万远公司的债务，王卫新并无独立的依据《劳务分包合同》直接主张权利的法律地位，对外的权利义务均应由万远公司行使和主张，在万远公司主张了相关的权利后再依据挂靠关系与王卫新进行内部结算。在本案中，王卫新在鸿路公司申请对涉案工程款进行财产保全措施冻结期间造成对外逾期付款的损失，应视为万远公司的损失，万远公司有权作为4387号撤销权案财产保全程序中的被申请人向鸿路公司主张损害赔偿。万远公司在书面答辩书中明确表明其向错误查封执行款的侵权人主张的权利全部转让给王卫新，以及获得的赔偿权益全部归属于王卫新。该权利转让行为并不为法律所禁止，原审法院确认该意思表示有效。并认定，在此情形下，王卫新代位取得了保全被申请人万远公司的索赔权利人地位，有权向保全申请人鸿路公司主张损害赔偿。3.鸿路公司的申请保全行为与王卫新延迟收到工程款而遭受的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即王卫新遭到在保全期间的利息损失的原因是由于鸿路公司申请诉讼中财产保全而查封了属于王卫新的工程款。4.鸿路公司在申请保全的过程中主观上存在重大过失的过错。对此，原审法院认为，认定申请保全人是否有过错，不仅要看其诉讼请求最终是否得到支持，还要看其是否存在过错。这种过错主要表现为主观上是否存在故意或过失，即要根据其诉讼请求及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考察其提起的诉讼是否合理，或者结合申请保全的标的额、对象及方式等考察其申请财产保全是否适当。本案中，首先，根据鸿路公司以债权人身份主张撤销《三方协议》的诉讼，经过二审终审后的诉讼结果是其诉讼请求未得到法院的支持。其次，鸿路公司要求撤销的《三方协议》，系其债务人与案外第三方之间的协议，鸿路公司未参与协议所涉的交易，并不清楚协议产生的背景、原因以及形成的过程，向法院提出债权人撤销之诉，本身就存在较大的诉讼风险，而且一旦《三方协议》被撤销，将对协议各方权益造成重大的影响，因此，鸿路公司按照一般市场主体在向法院提出对《三方协议》中所提及的工程款采取保全措施的决定前对于上述的风险和后果应当可以预见；鸿路公司自述其于2017年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发现泗阳法院的(2016)苏1323民初4165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中建七局请求撤销《三方协议》的诉讼请求，才知道存在《三方协议》，于是向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决《三方协议》无效。在法院未支持鸿路公司该诉讼请求后，鸿路公司提起了4387号撤销权案之诉讼。这整个过程中，鸿路公司所诉的《三方协议》无效之诉前，已了解到《三方协议》中作为签约主体的中建七局主张协议应撤销之诉未得到法院支持，无视相关法院已认定《三方协议》有效的前提下，仍以协议当事人之外的第三人之身份提起了《三方协议》无效之诉讼，该无效之主张未得到法院的支持，法院明确指出：“鸿路公司作为涉案合同当事人之外的第三人，未能举证证明万远公司、中呈公司、中建七局有为损害鸿路公司利益而恶意串通签订合同的事实”。在该涉《三方协议》无效之诉判决生效后，鸿路公司随即向崇明法院提起的4387号撤销权案中以债权人的身份提出撤销《三方协议》的诉讼请求，虽然债权人撤销之诉与第三人确认合同无效之诉，属于鸿路公司享有的两种不同的诉讼权利，但这两类诉讼的构成要件上均需要签订《三方协议》的行为给鸿路公司造成损害，以及鸿路公司的债务人中呈公司主观上存在过错，然而，鸿路公司在收到涉《三方协议》无效之诉的生效判决书后，没有取得新的证据以证明签订《三方协议》的行为给鸿路公司造成损害、鸿路公司的债务人中呈公司主观上存在以转让债权的方式逃避债务的恶意之前提下，贸然以类似的理由再次向原审法院提起债权人撤销《三方协议》之诉，显然败诉风险极大。在此情形下，原审法院认为，鸿路公司对该案会遭遇败诉风险极大的后果应当能够预见。鉴于4387号撤销权案的诉讼结果并非由鸿路公司所主导，不能当然认为鸿路公司的过错表现为明知而为之的故意，而应客观地认定其主观上存在应当能够预见大概率的败诉风险但期待侥幸胜诉的重大过失。第三，在4387号撤销权案生效后，鸿路公司在明知败诉的结果后，并未及时向法院申请解除保全措施，也一定程度反映出鸿路公司放任保全错误结果的延续，主观上也存在过错。第四，鸿路公司和人保合肥分公司均辩称，鸿路公司在4387号撤销权案提起财产保全申请时并不知晓王卫新是涉案工程的实际权利人。对此，原审法院认为，此辩称意见与事实不符，理由如下：第一，在4387号撤销权案一审判决书中认定，涉案《三方协议》落款的丙方(即万远公司)盖章处有王卫新的个人签字，而该《三方协议》是4387号撤销权案的关键证据，由鸿路公司向法院提交；第二，鸿路公司在本案中自述其通过网上查到泗阳法院(2016)苏1323民初4165号民事判决书知道存在《三方协议》，才向法院起诉4387号撤销权案。而在该判决书中中呈公司和万远公司的辩称意见中均披露，涉案公司实际施工人和负责人是王卫新。第三，在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皖01民终1323号民事裁定书中再次查明泗阳法院(2016)苏1323民初4165号案件的相关事实，该案的原告系鸿路公司参加了整个诉讼活动。上述三个案件均发生于4387号撤销权案起诉立案之前。由上述事实表明，鸿路公司在4387号撤销权案起诉立案之前就已经了解王卫新是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和负责人。鉴于上述理由，原审法院认定，鸿路公司在4387号撤销权案中保全错误，应当对王卫新承担损害赔偿责任。针对争议焦点3，王卫新主张人保合肥分公司应当对鸿路公司的赔偿责任承担连带清偿的保险责任。而人保合肥分公司认为，其仅对保全被申请人中建七局因保全错误而造成的损失承担保险责任。鸿路公司认为其投保时要求人保合肥分公司对三被申请人因保全错误所造成的损害承担保险责任。该节争议之实质系责任保险条款适用的问题，原审法院作如下分析和认定：第一，人保合肥分公司向法院提交的《诉讼保全责任保单保函》在内容上存在诸多错误，例如，将4387号撤销权案的案号错误记载为“(2017)沪0151民初43871号”，而庭审中，人保合肥分公司对于上述的函件针对的是4387号撤销权案并无异议，显然上述案号的记载属于文字错误；上述函中，在括号这个标点符号的使用上仅有左括号而缺少右括号的现象在中文语法也是一个小错误。由上述的现象可见，上述函件只是人保合肥分公司单方制作的不够严谨的文字材料，其上对于“财产保全被申请人”仅写为中建七局的文字表达，是否存在遗漏的错误，首先从函中诸多其他错误的存在，可以断定这种错误的存在具有一定的可能性；其次，从鸿路公司向人保合肥分公司进行投保的合同目的分析，鸿路公司为4387号撤销权案向法院提出的采取保全措施如果申请有错误而应对被申请人承担的赔偿责任而向人保合肥分公司提出投保申请，在该案财产保全被申请人有三方的前提下，鸿路公司仅为可能对其中一方被申请人即中建七局的赔偿责任进行投保，而对其他两方被申请人即万远公司、中呈公司可能产生的赔偿责任不进行投保的可能性极小，而且也不合常理；第三，原审法院欲通过投保人鸿路公司的投保行为查明投保内容的真实意思而要求人保合肥分公司提供鸿路公司为4387号撤销权案向法院提出的财产保全申请而向其提供的投保单，但届本案判决前，人保合肥分公司也未向原审法院提交。但庭审中鸿路公司和人保合肥分公司共同确认，人保合肥分公司承保前鸿路公司所提交的材料可见，人保合肥分公司对于鸿路公司的诉讼内容、财产保全申请的被申请人和申请内容是不但明知，而且充分了解。在此前提下，上述函中将4387号撤销权案件的被申请人以单方发函的形式表达为中建七局，显然不符合投保人鸿路公司的本意。第四条，原审法院注意到，在上述函件之后，人保合肥分公司还随函附《诉讼保全责任保险条款》，其中第五条有明确的保险责任的条款。本案中在缺乏投保人鸿路公司和保险人人保合肥分公司共同达成合意的书面保险合同，且对于保险责任范围的约定存在争议情况下，原审法院认定，作为专业的保险人，对涉案财产保全申请可能错误而产生损失的主体也应当是可预见到的，应当适用上述《保单保函》所附同时寄给法院的《诉讼保全责任保险条款》有关保险责任条款的约定确定人保合肥分公司的保险责任范围更为合适。根据上述《诉讼保全责任保险条款》第三条中载明的被保全人的内涵和第五条保险责任的内容，也明确了被保险人因申请保全错误造成被保全人或利害关系人遭受经济损失，依照法律，经人民法院判决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保险人负责赔偿。根据上述条款中的约定，原审法院认定，人保合肥分公司的保险责任范围是因鸿路公司在4387号撤销权案中申请财产保全申请错误致使被申请人中建七局、中呈公司、万远公司遭受经济损失，经法院判决由申请人鸿路公司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人保合肥分公司在700万元的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在本案中，4387号撤销权案所采取保全措施的工程款是法院将中建七局账上的款项扣划至法院账上作为万远公司的执行款，虽然在实际将上述执行款发还给万远公司之前，该款的所有权属于中建七局，但以法院的公信力保证了上述执行款毫无风险地依生效法律文书支付给万远公司或其指定的人。现因鸿路公司的错误保全，不仅损害了中建七局的利益，更是对万远公司造成实质性损害。现万远公司以答辩书的形式明确将应由其向错误查封执行款的侵权主张的权利和相关赔偿权益属王卫新。因此，王卫新代位取得万远公司的权利要求鸿路公司对4387号撤销权案中的保全申请错误所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经原审法院审查认为应当支持王卫新的上述请求，故原审法院依照《保单保函》及《人保诉讼保全责任保险条款》的约定，认定鸿路公司对4387号撤销权案中的保全申请错误所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属于人保合肥分公司保险责任的范围。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为，鸿路公司在4387号撤销权案中申请财产保全存在错误，应当赔偿被申请人万远公司因保全所遭受的损失。鉴于万远公司与王卫新系挂靠关系，王卫新系涉案工程中的实际施工人和垫资人，即万远公司所遭受的损失实质上就是王卫新的权益，故现万远公司明确表示将上述保全错误进行侵权主张的权利和相关赔偿权利授权归属于王卫新，这种权利的授权并未违反法律的规定，原审法院确认该行为有效，认定王卫新有权要求鸿路公司和人保合肥分公司赔偿因4387号撤销权案中财产保全而遭受的损害。原审法院经审核，认定王卫新在4387号撤销权案保全期间的损失为859,079元，并酌定王卫新在保全期间之后至实际损失清偿日止的损失资金占用损失以保全期间的损失859,079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5%计算。对于上述两部分损失均应由鸿路公司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人保合肥分公司接受鸿路公司的投保申请，以向法院出具《保单保函》和《诉讼保全责任保险条款》的形式，承诺对因4387号撤销权案鸿路公司的保全错误致使被申请人遭受经济损失，经法院判决由申请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由人保合肥分公司在700万元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对此，原审法院确认鸿路公司和人保合肥分公司之间的诉讼保全责任保险关系成立并合法有效，虽然双方对于该保险关系项下的被申请人存在争议，经原审法院审核认定人保合肥分公司承保的被申请人应当确认为中建七局、中呈公司和万远公司。现万远公司将涉案保全错误进行侵权主张的权利和相关赔偿权利授权归属于王卫新，原审法院亦确认王卫新有权向鸿路公司主张权利，并认定鸿路公司应承担的赔偿责任。因此，原审法院认定鸿路公司上述应承担的赔偿属于人保合肥分公司的保险责任范围。在4387号撤销权案中，人保合肥分公司以《保单保函》的形式为鸿路公司的保全申请提供保证担保，故王卫新请求人保合肥分公司对鸿路公司的赔偿责任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符合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一百零五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一、鸿路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王卫新错误保全期间的损失859,079元；二、鸿路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王卫新自2018年5月8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错误保全期间的损失859,079元基数，按年利率15%计算的损失；三、人保合肥分公司对判决主文第一条、第二条所确认的鸿路公司的赔偿责任在700万元的保险责任限额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对王卫新其他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案件受理费15,750元，由人保合肥分公司与鸿路公司共同承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除损失金额认定的部分外，其余均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属因申请诉中财产保全损害责任纠纷和责任保险合同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上诉人鸿路公司是否需要承担申请诉讼保全错误的侵权赔偿责任；二、被上诉人王卫新是否具备诉讼主体资格；三、本案是否符合系争诉讼保全责任保险的承保范围，人保合肥分公司是否需要承担保险理赔责任；四、本案若构成因申请诉中财产保全侵权责任，损失金额应如何认定。一、上诉人鸿路公司是否需要承担申请保全错误的侵权赔偿责任。本院认为，因错误申请保全造成他人损失的行为，系一般民事侵权行为，应符合一般民事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上诉人鸿路公司在4387号撤销权案中申请财产保全，该申请指向具体明确：要求中建七局暂停支付泗阳雨润广场项目的未支付工程款700万元。保全裁定作出后，本来已被泗阳法院强制执行到的6,859,469.63元执行款暂停发放给万远公司。后因上诉人鸿路公司在4387号撤销权案中诉讼请求未获支持，经王卫新申请，原审法院于2018年5月7日解除保全措施，泗阳法院向权利人万远公司发放款项。由此，鸿路公司申请财产保全错误导致上述执行款延期发放，造成万远公司及其他利害关系人资金占用损失的事实客观存在。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对一般民事侵权行为适用过错责任归责原则，故本案中认定上诉人鸿路公司是否构成侵权还应当分析其主观上是否存在过错，是否因其过错造成被侵权人的损失。对此，本院分析如下：首先，上诉人鸿路公司在提起4387号撤销权案时，其在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提起的认定《三方协议》无效之诉已经二审终审败诉。在安徽法院的诉讼中，上诉人鸿路公司提出的诉讼理由主要是“《三方协议》系中呈公司为逃欠鸿路公司债务而与万远公司串通的恶意转让行为，损害了鸿路公司的合法权益”，而在4387号撤销权案中，鸿路公司提起债权人撤销之诉的理由是“中呈公司通过《三方协议》放弃到期债权，损害鸿路公司的合法权益”。两起诉讼的案由虽然不同，但鸿路公司主张的基本事实是相同的。鸿路公司在已被安徽法院终审认定“并未举证证明恶意串通行为”情况下，没有新的证据和理由又贸然提起4387号撤销权案件，对其面临的诉讼风险应有所预见。其次，上诉人鸿路公司在4387号撤销权案中申请保全时，多起另案诉讼已经终结。2016年8月11日，泗阳法院作出(2016)苏1323民初4165号民事判决驳回中建七局以“重大误解”为由要求撤销《三方协议》的诉讼请求。2017年7月2日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苏13民终1430号民事判决认定《三方协议》有效，就泗阳雨润广场的工程款，中建七局应当向万远公司支付。上述案件诉讼过程各方均曾反复提及《三方协议》约定的债权债务从中呈公司向万远公司的转移仅仅是变更了“挂靠方”，泗阳雨润广场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和负责人没有变化，相应工程款始终不应由中呈公司所得。鸿路公司作为中呈公司的债权人，在对上述案件反映的客观事实应有充分了解和基本判断的情况下，依然直接申请对特定工程款项的支付保全，存在过于随意、无视他人权利之嫌。再次，相应保全措施作出后，上诉人鸿路公司在明知接受工程款一方利益面临受损的情况下，并未审慎对待他人权利，及时申请解封止损，防止损失扩大。上诉人鸿路公司提起的4387号撤销权案件中，通过各方举证，特别是被上诉人王卫新的加入，对中呈公司和万远公司之间签订《债权债务变更函》《三方协议》的事实经过、泗阳雨润广场工程施工主体、垫资主体、工程款的最终归属等事实越来越明晰，鸿路公司就其财产保全对合法权利人造成的影响也应有所预见。但无论是在该案诉讼过程中，还是一审或二审判决作出后，上诉人鸿路公司始终未有任何主动申请解除财产保全，防止受害人损失扩大的行为。上诉人鸿路公司应对其滥用诉讼权利，主观上放任工程款项接受方权益受损的行为承担责任。综上所述，上诉人鸿路公司错误申请财产保全，未合理审慎对待他人权利，导致他人资金长期被占用，最终造成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责任。二、被上诉人王卫新是否具有诉讼主体资格。本院认为，被上诉人王卫新向上诉人鸿路公司提起因申请诉中财产保全损害责任纠纷，属于一般侵权损害赔偿之诉，并无特殊主体要求，王卫新系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符合原告资格。被上诉人王卫新起诉要求上诉人人保合肥分公司承担保险责任，系基于人保合肥分公司所承保的诉讼保全保险。诉讼保全保险属于责任保险，以被保险人鸿路公司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规定，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损害，被保险人怠于请求的，第三者有权就其应获赔偿部分直接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本案中，王卫新以系争诉讼保全责任保险的受害第三者身份提起诉讼，符合法律规定，不存在不享有诉权之情形。三、本案是否符合系争诉讼保全责任保险的承保范围，人保合肥分公司是否需要承担保险理赔责任。上诉人人保合肥分公司认为其仅承保因申请人(鸿路公司)财产保全申请错误致使被申请人(中建七局)遭受经济损失，依法应由鸿路公司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其他主体的损失不属于承保范围。对此，本院认为，根据本案《保单保函》和保险条款，系争诉讼保全责任保险承保的是被保险人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保全申请并经人民法院裁定同意，但因申请错误造成被保全人遭受经济损失，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本案中，被保险人鸿路公司向人民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是财产保全申请人，其申请保全的内容只有一项，即“要求中建七局暂停支付泗阳雨润广场项目的未支付工程款700万元”，《保单保函》亦就该申请事项作为唯一的承保风险。由于上述保全内容是止付款项，属于行为保全，虽然指向的是中建七局的行为，但实际利益受到影响的却是接受款项一方即万远公司，更何况当时泗阳法院已经将中建七局的款项划至法院账户，此时是否暂停支付仅会影响万远公司的利益，已与中建七局无关。上诉人人保合肥分公司坚称其仅承保中建七局作为被申请人利益受损的风险，不包括万远公司及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受损之风险，明显不符合当事人订立该责任保险的目的，其观点本院不予采信。根据对系争保险全面的文义理解，该《保单保函》中的被申请人应当系指被人民法院依法采取保全措施，相应财产权利受到限制的当事人，本案中，被申请人应当系指万远公司。被保险人鸿路公司错误申请财产保全，导致被申请人万远公司延期获得款项造成经济损失，人保合肥分公司应对鸿路公司的赔偿责任按《保单保函》约定向万远公司理赔。本案中，被申请人万远公司自愿让渡权利给被上诉人王卫新，于法不悖。因此，本案符合系争诉讼保全责任保险的承保范围，人保合肥分公司需要对王卫新的损失承担保险理赔责任。四、财产保全侵权责任的损失金额应如何认定。本院认为，上诉人鸿路公司申请财产保全，导致原本应于2017年8月8日发放给万远公司的6,859,469.63元执行款项延期到2018年5月16日支付。现上诉人鸿路公司被认定为申请财产保全错误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故其应就上述款项被占用期间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上诉人鸿路公司申请财产保全时，万远公司是系争执行款项的合法受领方。虽然被上诉人王卫新曾在各种诉讼中表示其为工程款项的实际受领人，但毕竟其实际受领人身份系在4387号撤销权案二审终审后才最终确立，因此，上诉人鸿路公司的过错在于明知款项受领一方将因资金被占用而受损仍漠视其权利，但对王卫新实际遭受的损失，鸿路公司不知情也无法预见。原审法院根据被上诉人王卫新提供的一系列欠付材料款、垫付劳务费等证据核定其实际损失，该损失的形成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王卫新本人对工程款项的实际运用、补救措施的选择等个性化、偶发性因素，此类损失若均由侵权方承担，不够公允。本院认为，上诉人鸿路公司因申请财产保全错误造成的损失应为系争款项在保全期间内的资金占用损失，由于系争款项为建筑工程分包工程款，本院综合考虑建筑工程领域资金利用成本、短期融资可能性、受害人损失程度等因素，酌情认定上诉人鸿路公司应按日万分之五的标准赔偿资金占用期间损失。王卫新可获赔偿的损失期间，应自4387号撤销权案财产保全裁定作出之日即2017年8月8日起至泗阳法院在解除保全措施后执行款发放日即2018年5月16日止，共计281天。至于王卫新主张的2018年5月16日款项实际到帐后前述损失产生的利息，本院认为，损失的利息系属间接损失，由于损害赔偿是否构成及损失的认定须经法律程序，故难以认定侵权方应承担损失的利息，鉴于本院已经充分考虑保全期间内受害人的资金占用成本，故对于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鸿路公司错误申请财产保全造成他人损失，且对此存在过错，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上诉人人保合肥分公司对上诉人鸿路公司依法应当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应按诉讼保全责任保险约定理赔。上诉人鸿路公司、上诉人人保合肥分公司请求不承担赔偿责任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本院对原审判决关于损害赔偿损失认定的金额予以调整。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2019)沪0151民初1856号民事判决；二、上诉人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被上诉人王卫新支付赔偿款人民币963,755.48元；三、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市分公司对上诉人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第二项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被上诉人王卫新原审中的其余诉讼请求。五、驳回上诉人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市分公司的其余上诉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5,7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2,390元，共计人民币28,140元，均由上诉人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市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单素华审判员  朱颖琦审判员  张 聪二〇二〇年六月二日书记员  印 铭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