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鄂0683民初3965号原告：襄阳三川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枣阳市内关台南阳路一号。法定代表人：黄明德，系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任青山，男，1969年5月16日出生，户籍地址：枣阳市，系该公司业务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舒东波，湖北平长（武当山旅游经济特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武汉新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新洲区旧街街道办事处康裕街。法定代表人：张文俊，系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占武、刘海涛，湖北胜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襄阳今润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枣阳市西城前进路88号。法定代表人：胡先平，系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斌，湖北高见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襄阳三川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襄阳三川公司）诉被告武汉新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新宇公司）、襄阳今润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襄阳今润泽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首先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因案情较为复杂，双方争议较大，遂依法转为普通程序，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襄阳三川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任青山、苏东波，被告武汉新宇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占武，被告襄阳今润泽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斌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襄阳三川公司向本院提出的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租金及装拆费、损失等各项费用共计2152000元；2、二被告对上述款项承担共同还款责任；3、本案诉讼费及其他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审理中，经本院释明，原告明确其第1项诉请中，租金为2014年7月9日协议约定之前应当支付的42万元租金中下欠的12万元加上此日之后至2017年10月31日期间拖欠的租金共计2032000元；装拆费和损失是实际估算，装拆费为4万元，其他损失指包括塔机的零件丢失、损坏所造成的损失总计8万元。第2项请求中关于二被告如何承担共同还款责任问题，原告又当庭明确被告武汉新宇公司是债务人，襄阳今润泽公司是连带责任人，应对武汉新宇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事实与理由：2012年12月5日，被告武汉新宇公司与原告签订《塔式起重机租赁合同》，合同约定原告将3台塔机租赁给武汉新宇公司使用，每台塔机每月租金16000元，二层以下工程结构施工完毕后付清所欠租金，三层以上每月20日原告凭结算收据结算租金。2014年7月9日，第二被告襄阳今润泽公司、武汉新宇公司代表罗金华、襄阳三川公司达成《协议书》，该协议约定襄阳今润泽公司在未付工程款范围内愿与武汉新宇公司共同承担偿还总租金及损失共计42万元整。《协议书》第四条明确约定：“丙方同意继续出租塔吊供本项目建设使用，甲方协调丙方与施工方另行签订《租赁合同》，租赁费由施工方承担，甲方在未付工程款范围内对丙方承担责任”。该协议签订后，襄阳今润泽公司仅支付30万元款项，剩余款项拒不支付。2014年7月21日，在襄阳今润泽公司的协调下，武汉新宇公司与原告重新签订租赁合同。2017年10月，襄阳今润泽公司发函给原告洽谈复工事宜。2017年11月14日是，该公司再次发函给原告洽谈结算、复工及整改相关事项。2017年11月17日，襄阳今润泽公司孙光永确认总欠款为125万元整。2017年11月21日，襄阳今润泽公司安排不相干人员将原告的塔吊等相应的设备拆除。截止2017年12月21日，二被告共欠原告租金及装拆费、损失等各项费用共计2152000元。原告多次找被告索要，被告均以各种理由予以拒绝。为此，特依据《合同法》及相应法律法规之规定，诉至贵院，请依法支持原告诉请。被告武汉新宇公司辩称：1、2012年12月5日以武汉新宇公司名义与原告签订的一份《塔式起重机租赁合同》并非武汉新宇公司枣阳分公司原负责人罗金华与原告签订，而是案外人张红伟与原告方签订，原告应证明张红伟有权代表武汉新宇公司或枣阳分公司签订合同。同时，该合同约定的12个月期限早已到期，不存在解除问题，而根据原告方自认，该合同在2013年7月31日以前的租金已付清，此后，本公司从未与原告签订过任何合同。2、罗金华在2013年5月2日已被本公司免除了枣阳分公司负责人的职务，并于同年6月4日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2014年7月9日由三川公司、今润泽公司、杨幼平签订的三方协议，明确说明2012年的塔机租赁合同系罗金华冒用新宇公司名义所签，原告对此是明知的，本公司不应对之前的塔机租赁合同承担责任。而本次三方协议确载明乙方是罗金华个人，而非武汉新宇公司，原告此次是与罗金华个人达成合同意向，而非武汉新宇公司；同时协议还明确之前所欠租金及造成的损失等42万元由今润泽公司向三川公司支付，并由今润泽公司协调另行寻找其他施工队，与原告另行签订租赁协议。3、涉案工程项目于2013年7月31日被枣阳市建筑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责令停产后就已停工，本公司及枣阳市政府各级部门多次要求原告撤离相关的机械设备，但原告拒不撤离，此部分损失属于原告故意扩大的损失，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由原告自行负担。综上，本公司与原告不存在租赁合同关系，也不欠原告租金，请求依法驳回原告对本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今润泽公司辩称：1、对原告诉称与武汉新宇公司在2012年12月5日签订《塔式起重机租赁合同》，实际出租3台塔吊；2014年7月9日今润泽公司、罗金华、三川公司又签订三方协议，约定本公司自愿与武汉新宇公司共同承担之前所欠租金及损失42万元，实际已支付30万元的基本事实，本公司认可。但原告诉称2014年7月21日本公司又协调武汉新宇公司与原告重新签订租赁合同，以及给原告发函洽谈结算、复工及整改事项，本公司孙光永确认总欠租金125万元等事实，与实际不符，本公司没有协调武汉新宇公司与原告再次签订租赁合同。2、本公司与原告从始自终没有租赁关系，仅仅是在2014年7月9日参与了租赁双方结算租赁费问题，并达成三方协议，本公司仅以此协议为依据，对剩余未付的12万元承担垫付责任，但必须在约定的工程封顶后一个月内支付，除此之外，我方与原告没有任何其他的合同关系，也不存在合同解除问题。审理中，原告襄阳三川公司和被告武汉新宇公司为证明和支持自己的主张，均举出了相应证据，被告襄阳今润泽公司未提交证据，结合双方所举证据及相互质证意见，本院作如下事实认定：被告襄阳今润泽公司是枣阳“大润发”汽车新城项目的开发商，2012年7月21，该公司与被告武汉新宇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将该汽车新城项目建设工程发包给武汉新宇公司建设。同月26日，武汉新宇公司与案外人罗金华签订建筑工程内部承包合同，约定罗金华以内部承包方式对武汉新宇公司承接的“大润发”汽车新城建设施工工程组织施工。同年8月6日，武汉新宇公司发文任命罗金华为枣阳分公司负责人，同月16日，武汉新宇公司在工商部门登记成立枣阳分公司，负责人为罗金华，此后，罗金华开始以武汉新宇公司枣阳分公司名义在该项目工地组织施工。在此期间，案外人张红伟受罗金华委托，于2012年12月5日以武汉新宇公司名义，同襄阳三川公司签订了一份《塔式起重机租赁合同》，合同约定武汉新宇公司为承租方（即甲方），襄阳三川公司为出租方（即乙方），由襄阳三川公司提供型号为QTZ6010的塔式起重机（以下简称塔机）4台，租赁给武汉新宇公司在枣阳前进路“大润发”汽车新城项目工地使用，每台塔机租金为16000元/月，每月15－20日结算上月租金，不足一月的按天计算；装拆费用为25000/台，包括塔机的运输费、装卸人工费及安装、附着、顶升、拆除、报验取证、第一套预埋螺栓费用；每台租期暂定12个月，租期不足10个月按10个月计算租金，超过10个月按实际租期计算，租赁期满后如甲方（即承租方）需续租，应提前30天通知乙方，并签订相关续租合同；使用过程中，若因甲方或建设方的原因工程停工而造成塔机停用，停机期间按月租金的50%计算租金，停机超过3个月则由甲方（即承租方）提供拆除塔机退场吊车与作业场地等条件，以便乙方拆塔退场；双方在合同中还对其它事项及各自的权利、义务进行了详细约定。案外人张红伟作为甲方（即武汉新宇公司）代表在合同落款处签名，并加盖了“武汉新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枣阳分公司合同专用章”。被告襄阳今润泽公司作为项目建设方，对该合同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被告武汉新宇公司虽未否定该合同的真实性，但表示原告襄阳三川公司不能证明张红伟系受罗金华委托，而且其公司虽成立枣阳分公司，并任命罗金华为枣阳分公司负责人，但从未授权其以枣阳分公司名义雕刻过任何印章，枣阳分公司也未雕刻过任何印章。由于被告武汉新宇公司在审理中举出了一份张红伟出具的书面情况说明，明确说明其在2012年下半年开始受罗金华委托担任枣阳今润泽大润发汽车新城项目负责人，与襄阳三川公司签订了一份《塔式起重机租赁合同》及《补充协议》，而该书面说明系武汉新宇公司举证，对上述说明情况，构成了其公司的自认，故本院对张红伟在2012年12月5日以武汉新宇公司名义与襄阳三川公司签订前述塔机租赁合同系受罗金华委托的事实予以确认。合同签订后，襄阳三川公司实际提供了3台塔机给罗金华负责的承建方使用。根据襄阳三川公司在庭审中自认，三台塔机在2013年7月31日之前的租金已由实际施工人罗金华全部结清。在此期间，武汉新宇公司为该项目工程建设开工事宜，曾于2013年4月9日给襄阳今润泽公司发《联系函》，明确说明截至目前，因襄阳今润泽公司原因，该项目未达整体开工条件，也未给其公司下达书面开工令，在此情况下，襄阳今润泽公司要求其公司部分提前开工，双方应另行签订补充协议，明确双方权利义务；另要求襄阳今润泽公司必须将所有工程款以转账方式转入武汉新宇公司的农行武汉徐东支行账户。但该项目建设工程实际已由罗金华以武汉新宇公司枣阳分公司该工程项目部名义组织人员施工。根据武汉新宇公司提交的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法院已生效的刑事判决书（案号为（2015）鄂新州刑初字第00069号）显示，2013年4月至5月期间，罗金华未经新宇公司同意，私刻了一枚“武汉新宇公司枣阳分公司大润发汽车新城项目部”印章，并使用该印章在襄阳今润泽公司申报工程进度以便领取工程款，罗金华因此犯伪造公司印章罪，被该院判处有期徒刑。2013年5月7日，武汉新宇公司因发现罗金华存在冒用其公司名义进行违法活动的嫌疑，遂向罗金华发出《解除内部合同通知书》，同时还一并向襄阳今润泽公司送达，明确说明解除与罗金华所签订的《建筑工程内部承包合同》，并要求罗金华停止对其公司的一切违法侵权行为。同月13日，武汉新宇公司将枣阳分公司负责人工商登记信息由罗金华变更为张扬昉。但罗金华仍然继续组织人员施工至2013年7月30日，当日，其手下的一名工人爬至主塔吊臂上索要拖欠的工资，为此，枣阳市建筑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所向武汉新宇公司下达《暂停施工整改通知书》，武汉新宇公司接到通知后遂依法向襄阳今润泽公司发《联系函》，明确说明截止目前该项目工地因襄阳今润泽公司原因未达开工条件，其公司并未安排任何人员施工，但在其公司多次派员或书面形式说明后，襄阳今润泽公司仍将该项目违规发包给罗金华个人施工，与其公司无关，要求襄阳今润泽公司尽快撤离罗金华全部违法施工人员及机械设备，处理好各类矛盾。襄阳今润泽公司则向武汉新宇公司复函，明确表示其公司委派罗金华实际施工大润发汽车新城项目纯属其公司与罗金华个人往来，与武汉新宇公司无关；关于停工整改通知一事，其公司已按要求整改，撤离了罗金华组织的全部施工人员，施工机械及设备的撤离已全部协商并妥善处理，也与武汉新宇公司无关。此后，该项目工地因开发商原因从2013年7月30日停工后，一直到2014年7月才复工，但复工不久又再次停工，原告襄阳今润泽公司出租的3台塔机也一直处于停用状态。2014年7月9日，为妥善处理塔机租赁问题，确保工程早日复工，襄阳今润泽公司作为甲方，罗金华个人作为乙方，襄阳三川公司作为丙方，三方共同签订了一份协议，协议内容为：“2012年7月21日，乙方（即罗金华）借用武汉新宇公司的资质，以新宇公司名义承包了甲方（即襄阳今润泽公司）开发的枣阳“大润发汽车新城”建设施工项目。就该项目的施工事宜，乙方又以新宇公司的名义与丙方签订了《塔式起重机租赁合同》，该项目于2013年7月31日停工至今。现甲方为确保工程早日复工，经与乙方、丙方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协议：一、甲、乙、丙三方确认：截止2014年6月30日，乙方下欠丙方租赁费、装拆费合计206587元、因停工给丙方造成的各项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停工期间的塔吊租赁费等）合计213413元，二者共计42万元。二、上述费用均由甲方先行垫付，具体支付条件和期限为：1、甲方于该项目复工之日起三日内，支付丙方30万元；2、剩余12万元，甲方于工程封底之日一个月内付清；三、就乙方下欠的206587元租赁费，甲方垫付后，冲减应付乙方工程款，就因该项目停工给丙方造成的损失213413元，甲乙双方另行协商承担比例。四、丙方同意继续出租塔吊供本项目建设使用，甲方协调丙方与施工方另行签订《租赁合同》，租赁费由施工方承担，甲方在未付工程款范围内对丙方承担责任。五、本协议签订后，丙方不得再以该项目前期停工为由，向甲、乙双方主张其他任何权利。……”，三方在协议中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甲方由汪攀锋代表今润泽公司签字，该公司在庭审中对此认可；乙方（即罗金华）则由案外人杨幼平签字，三川公司在庭审中表示杨幼平也是该项目建设方经理；丙方三川公司则由业务经理任青山签字。协议签订后，襄阳今润泽公司依约向三川公司支付了前期罗金华所欠的塔机租赁费及停运损失30万元，之后，该项目建设复工后不久又再次停工，塔机也一直处于停运状态。审理中，原告襄阳三川公司还举出一份由案外人王文涛于2014年7月21日代表甲方（即承租方）与其公司签订的一份《塔式起重机租赁合同》复印件，内容与2012年12月5日张红伟以武汉新宇公司名义同襄阳三川公司所签订的《塔式直重机租赁合同》相同，但合同中甲方（即承租方）为空白，合同落款签字处也仅有王文涛签名，未加盖任何单位印章。原告襄阳三川公司据此主张系武汉新宇公司该工地项目部经理王文涛代表该公司与其公司再次签订了《塔式起重机租赁合同》。被告武汉新宇公司对此坚决不予认可，由于原告所举的这份合同系复印件，无原件，无法确认其真实性；同时也未举证证明王文涛的身份以及是否有权代表武汉新宇公司在该工地项目部签订合同，而且合同中承租方明显空白，并未填写武汉新宇公司为承租人，不能达到原告方证明目的，故本院对原告该份证据不予采信。2015年4月25日，武汉新宇公司发现该项目开发商实际控制人王华志在不具备复工条件的情况下，频繁要求其公司复工，遭拒绝后，又盗用武汉新宇公司名义私自组织人员违法施工，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情况，遂向枣阳市政府书面报告，强烈要求拆除该项目的违法施工部分。2016年7月25日，襄阳市安全站召开了枣阳市凯旋城（即大润发汽车新城）建设工程项目排除重大隐患专题约谈会，明确指出该项目因长期停工，存在6处重大安全隐患，其中第1处是该项目共安装5台塔机，1台物料提升机，长期停工，无人维护保养，塔吊基础长期积水，各部件不断风化锈蚀，随时有倾覆的可能性。建设单位襄阳今润泽公司负责人孙光永、合同施工方武汉新宇公司负责人翁子龙、设备安装单位襄阳三川公司负责人任青山，以及其它相关公司或单位负责人等到会接受了约谈。2016年7月26日，枣阳市城乡建设局根据市政府关于限期清除凯旋城项目重大安全隐患专题会议和襄阳市城乡建设委员会约谈会议精神，向襄阳今润泽公司、武汉新宇公司、襄阳三川公司等与项目建设有关的各方下达了《关于限期消除枣阳市凯旋城项目重大安全隐患的函》，其中，第1条内容为：由襄阳今润泽公司抓紧督办，相关企业配合，脚手架和5台塔吊必须于2016年8月10日前拆除完毕。第2条内容为：如果未在规定时限内完成拆除工作，我局将组织专业队伍进行强拆，所产生的费用通过法律途径向相关责任主体追缴。原告襄阳三川公司在庭审中承认收到了该函，但涉案的三台塔机并未按期拆除。2017年11月，襄阳今润泽公司根据前述限期消除重大安全隐患函，自行组织人员将涉案塔机全部拆除，襄阳三川公司后来将拆除的3台塔机设备运回。审理中，原告襄阳三川公司还主张襄阳今润泽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孙光永在2017年11月17日向其公司确认总欠款金额为125万元（指停工期间的损失），另主张拆装费4万元以及拆除塔机造成的构件损坏或丢失损失8万元，为此举出了今润泽公司发送的《停工塔吊整改邀约函》、其公司法定代表人黄明德与金润泽公司实际负责人许志胜的微信通话纪录、塔机租赁费对账表、经枣阳市公安局西城派出所组织与今润泽公司达在的调解协议书、塔机丢失和损坏估价清单等证据。由于原告所举的《邀约函》不能提供原件，负责人之间微信通话纪录不能提供相应原始载体予以核实；而对账表、调解协议和估价清单无任何单位加盖印章，也无任何人员签名，不符合证据最基本的形式要件，故本院不予采信，对相关事实主张，本院也不予确认。以上事实，有原、被告所举证据材料、当庭自认，以及本院开庭笔录等在卷证实。本院认为：本案原告襄阳三川公司主张与被告武汉新宇公司存在塔机租赁关系，新宇公司拖欠其公司塔机租赁费及停运损失等，主要依据是2012年12月5日由案外人张红伟以武汉新宇公司名义与其公司签订的塔机租赁合同、2014年7月9日其公司与罗金华的代表杨幼平以及襄阳今润泽公司签订的三方协议，及2014年7月21日王文涛与其公司另行签订的塔机租赁合同等三份合同。根据被告武汉新宇公司所举的张红伟出具的书面情况说明，虽然可以证明张红伟与原告签订塔机租赁合同是受新宇公司枣阳分公司时任负责人罗金华委托，而合同上又加盖了该分公司合同专用章，足以认定张红伟签订该合同构成表见代理，但在2014年7月9日，项目开发建设者襄阳今润泽公司为妥善解决施工方拖欠三川公司的塔机租赁费及停工损失，争取早日复工，而与三川公司及罗金华共同签订的三方协议中，列明的乙方当事人（实为塔机承租方）明确为罗金华而非武汉新宇公司，而协议第一条也明确载明“甲、乙、丙三方确认：截止2014年6月30日，乙方下欠丙方租赁费、装拆费合计206587元、因停工给丙方造成的各项损失合计213413元，二者共计42万元”。说明原告襄阳三川公司已经认可之前的塔机租赁合同项下所欠的租赁费及停工损失等，债务人是乙方罗金华个人，而非武汉新宇司；而且，三方签订协议时，武汉新宇公司早已解除了罗金华的枣阳分公司负责人职务，并在工商部门进行了变更登记，原告也无任何证据能够证明该三方协议中乙方签字代表人杨幼平有权代表武汉新宇公司。由于原告新宇公司已在后来的三方协议中确认拖欠塔机租赁费和损失的债务人是罗金华，故其要求武汉新宇公司对三方协议中确定的债务承担责任，与其在后的合同约定不符，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三方协议第四条的约定，原告襄阳三川公司同意继续出租塔吊供案涉项目建设使用，被告襄阳今润泽公司协调三川公司与施工方另行签订《租赁合同》，租赁费由施工方承担。虽然最初是武汉新宇公司与襄阳今润泽公司签订的施工协议，但从武汉新宇公司所举证据来看，施工协议签订后，其公司因该项目工程不具备开工条件，实际并未安排人员施工，对罗金华擅自冒用公司名义组织施工的行为，也多次向今润泽公司交涉，并就该项目工程违法施工情况向政府部门举报，今润泽公司也在复函中明确表示罗金华的施工行为属其公司委派，纯属其公司与罗金华的个人往来，与武汉新宇公司无关，这也与原告在庭审中承认三方协议之前的塔机租赁费实际由罗金华交纳，并在三方协议中确认相关债务人为罗金华的实际情况相符，因此，不能仅以武汉新宇公司与开发商襄阳金润泽公司签订了施工协议即认定其公司为三方协议第四条所涉的施工方。而原告虽又举出案外人王文涛在三方协议签订不久即代表承租方与其公司签订了新的塔机租赁合同，但该合同为复印件，合同的承租方为空白，没有列明具体是何单位，原告也不能证明王文涛有权代表武汉新宇公司，因此，原告显然不能以此证明武汉新宇公司又与其公司签订了新的合同，建立了新的塔机租赁合同关系，故三方协议签订之后原告方的塔机租赁费及损失问题，均与被告武汉新宇公司无关，原告要求该公司承担在此期间的塔机租赁费及损失等，无事实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对原告在此期间的租赁费及其它损失应由谁承担责任，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作评判，原告可另行以适格的当事人主体主张权利。本案中，原告经本院释明，明确其公司对被告襄阳金润泽公司的诉讼请求是该公司应对武汉新宇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虽然襄阳金润泽公司在审理中已认可其公司按三方协议约定尚下欠12万元共同债务未支付，但此属该公司按三方协议对罗金华债务承担连带责任问题，与本案原告请求的对武汉新宇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不是同一法律关系，而本案原告主张武汉新宇公司应当承担的主债务并不成立，故其要求第二被告襄阳今润泽公司对武汉新宇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请求也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亦不予支持。对被告襄阳金润泽公司辩称剩余12万元下欠款的支付条件未成就，其公司现不应支付的理由，本院不作评判。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襄阳三川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4016元，由原告襄阳三川机械设备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彭金宏审判员  艾 斌审判员  谷中合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谢 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