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惠民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621民初902号原告：山东隆耀印刷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潍坊市奎文区潍州路1785号禾翔阳光1号楼118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102689807049A。法定代表人：崔永升，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董云峰，山东齐鲁（潍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山东国恒印务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惠民县经济开发区福田南路东侧（海华地毯院内）。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62MA3NKKFL4E。法定代表人：王汝增，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涛，山东春光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红茹，1962年3月1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河北省定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勇刚，惠民正师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山东隆耀印刷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耀公司）与被告山东国恒印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恒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12日立案受理。2020年5月11日，被告国恒公司申请追加王红茹为本案被告。2020年5月12日，本院作出（2020）鲁1621民初902号参加诉讼通知书，通知王红茹作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本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隆耀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董云峰，被告国恒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涛，被告王红茹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勇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隆耀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赔付原告财产损失100000元，并支付以100000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7月15日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的利息；2.本案一切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被告国恒公司自2019年3月份开始向我公司购买印刷耗材，截至2019年7月份经原被告对账尚欠货款10万元。原告多次向被告催款，被告均未付款。现为维护我公司的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请贵院依法支持原告诉求。国恒公司辩称，国恒公司的唯一出资人、实际控制人系第二被告，是第二被告冒用王汝增、张磊两个股东的名义在市场监管局登记，具体帮助第二被告办理国恒公司登记的是阳信的陈国强和陈某。王汝增、张磊均系农民，对国恒公司一分钱也没有投资，其二人不懂印刷业务、没参与国恒公司的任何经营，对国恒公司的场所地址在哪里都不知道，仅仅起了顶名的作用。国恒公司成立后，从缴纳场所租赁费、水电费、投入印刷设备到招募工人、会计，安排工作，发放工资，对外洽谈业务，签订协议等等均是由第二被告直接掌控处理，支付相关费用。因此，第二被告是国恒公司的实际投资控制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八十三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八之规定，应当由第二被告对公司债务承担清偿责任。对是否欠原告货款，我公司名下两个股东王汝增、张磊均不知情，其二人从未与原告有过买卖合同交易，因公司的实际经营人系第二被告，因此，无论是否拖欠原告货款，均应有第二被告承担。王红茹辩称，国恒公司在追加被告申请书上所述的内容通篇都是谎言，与事实完全不符，纯属胡编乱造、转嫁责任。就事实而言，王红茹与国恒公司之间系雇佣劳动合同关系、机器设备租赁合同关系、就75万元借款系债权债务关系三种关系，王红茹与国恒公司不存在实际控制关系，该公司实际经营者、控制人是陈某、陈国强。1.王红茹没有让陈国强、陈某帮忙注册印刷公司，更不存在“许诺给陈二人分红”这一情况，实际上国恒公司是陈国强、陈某兄弟二人所成立的一家印刷企业。2.国恒公司在追加被告申请书中所说的“公司成立后由王红茹全部出资经营、公司公章等手续在王红茹手中”的说法纯属信口编造。事实为：国恒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陈国强、陈某，陈国强和陈某成立国恒公司在惠民县开展印刷业务，陈国强、陈某实际出资、出设备，公司的事务均由陈国强、陈某说了算，陈国强、陈某是国恒公司的实际经营者、控制人。国恒公司的公章、法定代表人私章以及所有国恒公司手续都在陈国强、陈某手中，王红茹从来没有掌握过国恒公司的手续和公章、法定代表人私章。3.国恒公司的会计王新梅是张苏芹（陈某之妻，公司出纳）在58同城上雇佣来的，工人们也是陈某雇佣来的，公司的出纳张苏芹就是陈某之妻，妻子张苏芹掌管公司的钱，丈夫陈某则是公司的实际经营者、控制人。4.陈某、陈国强对国恒公司实际出资、出设备，国恒公司自有一些设备，还租赁了王红茹的机器设备，王红茹与国恒公司之间系机器设备租赁合同关系。国恒公司承租的王红茹的机器设备安放在该厂房内，国恒公司自有的机器设备也安放在该厂房内，国恒公司用这些机器设备干印刷。后来国恒公司经营状况恶化，印刷厂干不下去了，于是陈某、陈国强就安排其所雇佣的工人们将国恒公司自有的机器设备分批拆走，拆到陈某、陈国强的老家，即阳信县河流镇烟花陈村东首院内。5.王红茹是国恒公司的雇员，王红茹作为公司雇员做自己分内的工作，工作中遇事都是听从陈某、陈国强的指令。6.国恒公司承租厂房的租赁费是国恒公司承担的，虽然表面上是陈春燕（国恒公司的一名员工）打给房东的，但事实上是国恒公司承担租金。内情是：国恒公司缺乏资金，国恒公司就向王红茹借款75万元，该款的一部分用于支付公司厂房租赁费，其余部分用于公司其它开支，陈春燕将75万元中的30万元租金直接打给了房东。后来国恒公司偿还了王红茹5万元（4.6万元是陈某之妻张苏芹转账给王红茹的，另外0.4万元是张苏芹给了王红茹现金）。7.关于国恒公司追加被告申请书中所称的工人起诉王红茹之事，现予以说明：起诉王红茹的27名工人或许是不明真相，也或许是受陈国强、陈某的指使而对王红茹提起诉讼，国恒公司的真实目的是将公司拖欠工人们工资款的责任强加、转嫁到王红茹身上。工人们虽然起诉了王红茹，但是工人向王红茹追讨工资既没有事实根据也并没有证据支持。而王红茹有大量充分确凿的证据可以证实国恒公司才是拖欠工人工资的主体，国恒公司的实际经营者、控制人是陈某、陈国强，而非王红茹。8.王红茹还要另外补充说明两点：（1）在王红茹诉国恒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中，陈某为国恒公司出庭作证时称“我听说王红茹告了我们了……”，这彻底暴露出了陈某、陈国强弟兄二人就是国恒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这一真实情况；（2）在王红茹诉国恒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中，给国恒公司作证的工人当庭发表的证言中说其是由陈某雇佣的，证明国恒公司在追加被告申请书中所述“工人、会计都是王红茹所雇佣”的说法纯属编造，陈某才是国恒公司实际控制人。刚才，国恒公司在答辩意见中称王红茹冒用王汝增、张磊的名义成立了国恒公司这一说法不属实，并且国恒公司的这一主张与王红茹诉国恒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中的所谓证人（实际上是国恒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陈某、陈国强二人的出庭作证证言的内容不一致，其证言中称王汝增、张磊两股东就是陈某、陈国强找的国恒公司顶名股东。综上，国恒公司的主张既无事实根据，也没有证据支持，其主张徒有其所信口、凭空、随意编造的虚假陈述，明显苍白无力、破绽百出，根本不能成立，更完全不可能、不应该得到法庭的认定与支持。而王红茹所提出的答辩主张则是能够得到自己所提供的大量的、充分、确凿的证据予以证实。请求法院明察案情，驳回国恒公司针对王红茹所提出诉讼主张，继而在查清案件事实真相、正确认定拖欠原告款项的责任主体的基础上，判决国恒公司向原告支付欠款。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被告国恒公司自2019年3月份开始向原告隆耀公司购买印刷耗材，截至2019年7月14日，经隆耀公司与被告国恒公司对账，被告国恒公司尚欠原告货款100000元。后经原告多次催要，被告国恒公司未履行付款义务，原告诉来本院。本院认为，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并结合庭审查明的事实，被告国恒公司欠原告隆耀公司货款100000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对该笔欠款，被告国恒公司应当予以清偿。关于违约损失计算，因原被告未约定付款期限及逾期付款违约金或其计算方法，可自本案起诉之日（2020年1月8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根据被告国恒公在本案中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被告王红茹系国恒公司的实际经营人、控制人，亦没有证据证实王红茹存在滥用国恒公司法人独立地位，逃避债务，严重损害法人的债权人利益的行为，被告王红茹在本案中不应承担支付义务，故对被告国恒公司的答辩意见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八十三、第八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百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山东国恒印务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山东隆耀印刷材料有限公司支付货款100000元及利息（自2020年1月8日起至债务清偿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原告山东隆耀印刷材料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00元，减半收取1150元，保全费1020元，合计2170元，由被告山东国恒印务有限责任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贾汇泉二〇二〇年六月九日法官助理张小霞书记员谢燕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