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吉民申1278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敏，男，1957年3月8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敦化市。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代方群，男，1963年1月18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敦化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星，吉林敖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刘艳霞，女，1962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敦化市。 再审申请人**敏、代方群因与被申请人刘艳霞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9）吉24民终2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敏申请再审称，（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案涉的大棚及生产用房属农业设施，不是物权法和房地产管理法意义上的房屋，不需要建设部门的建设审批，且后期被拆除亦与建设审批手续无关。二审法院以此为由判决**敏构成根本违约属认定事实错误，也违反了法律的相关规定；2.**敏建造的温室大棚及附属生产用房无论是土地的取得还是地上附属物的建造均有合法的手续和有关部门的批准，相关材料和证据均已向二审法院提供，二审法院不予采信直接导致案件事实认定错误。（二）二审判决结果错误。1.案涉生产用房建造手续齐全，审批程序合法，双方的互易合同已实际履行完毕，合同标的亦实际交付代方群，物权所有权发生转移，其后产生的标的物损毁和灭失的风险亦随之转移，因此，后期生产用房被拆除与**敏无关，应由代方群责任自负；2.生产用房被拆除，但温室大棚仍然存在，无论从双方互易合同的性质，互易的目的，还是大棚与生产用房的价值比例来看，温室大棚都是合同主标的物，生产用房只是生产附属设施，因此生产用房的拆除不构成根本性违约，二审判决认定根本性违约与本案事实不符；3.生产用房之所以被拆除完全是由于国家政策变更所导致的，该情形按照民法总则及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应属不可抗力，非**敏的主观原因，因此二审法院认定**敏违约，并进而判决解除双方的合同是完全错误的；4.退一万步讲，假使双方合同解除，也应适用公平原则，由双方分担损失方为公正，二审判决由**敏承担全部责任显失公正，严重损害了**敏的合法权益；5.既然双方是互易合同，如果合同解除，那么双方互相返还，**敏只能返还代方群红砖，而不可能给付欠款，二审判决返还价款显然错误且有倾向代方群利益之嫌。综上，请求撤销二审错误判决，并再审改判驳回代方群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代方群承担。 代方群申请再审称，（一）二审判决认定52万元价款系**敏欠代方群的红砖款，与刘艳霞无法律上的关系，虽然刘艳霞在《田园新墅农业设施销售合同书》（以下简称《合同书》）上签字，但案涉生产用房及温室大棚产权属于敦化市大德润鑫果树种植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合作社），该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是**敏，刘艳霞对外与该合作社无直接的法律关系，缺乏证据证明。1.根据代方群与**敏、刘艳霞签订的《合同书》第一条约定，案涉生产用房及温室大棚产权属于出卖人，而非合作社，二审判决认定该事实没有任何依据，**敏是否是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刘艳霞对外与该合作社有无直接的法律关系，均与本案无关；2.代方群与**敏、刘艳霞签订《合同书》，双方之间就产生了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由于**敏、刘艳霞违约，导致合同解除，二人就有义务返还52万元，这是基于合同产生的法定义务。刘艳霞是合同当事人，依法应承担责任。一审判决认定该52万元价款系**敏欠代方群的红砖款，与刘艳霞无法律上的关系，明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规定相悖。另外，在合同签订后，代方群继续供砖给**敏、刘艳霞，第二次结算的砖款明显与刘艳霞有直接的法律关系。刘艳霞在合同上签字，说明刘艳霞对该笔砖款已经认可，视为债的加入。（二）二审判决认定根据《合同书》约定，代方群购买案涉生产用房及温室大棚价款的支付方式是以**敏欠代方群的红砖款52万元进行抵扣没有依据。《合同书》根本没有约定该内容，二审判决纯属法官主观臆断，故意歪曲事实。（三）二审判决认为合同解除后，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恢复到合同签订前的状态，返还价款的义务仅为**敏，而非刘艳霞的观点不能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的后果主要对已经履行或未履行财产如何处理问题，并没有规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恢复到合同签订前的状态，更没有规定当事人免责问题。退一步讲，即使刘艳霞没有亲自收到红砖，出售的房屋与刘艳霞没有任何关系，但其在《合同书》上签字，视为债的加入，依法也要共同承担合同责任。综上，刘艳霞作为合同当事人，依法承担合同义务，天经地义，符合法律明确规定。二审判决以种种毫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的理由，判决刘艳霞不承担返还52万元价款义务，天理难容，严重违法。请求依法撤销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9）吉24民终263号民事判决第三项，改判**敏和刘艳霞共同返还价款52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诉讼费用由刘艳霞、**敏承担。 本院经审查认为，针对**敏的再审申请，（一）关于案涉合同是否应予解除的问题。代方群与**敏、刘艳霞于2016年8月1日签订的《合同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1.根据该合同约定，出卖人应在2016年10月30日前将符合约定交付标准的生产用房及温室大棚交付买受人，且出卖人有义务向买受人提供土地使用权合法取得的《土地转让协议书》及建设审批手续，并保证所建设的生产用房及温室大棚所有权有效转移至买受人。但**敏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在建造案涉生产用房时已依法取得建设审批手续，且其建设的生产用房已被依法拆除，故案涉合同事实上已不具有履行的可能性。二审法院因此解除双方之间的《合同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的合同法定解除的情形，并无不当之处；2.原审时，**敏辩称其已将案涉生产用房及温室大棚交付给了代方群，交付后的风险应由代方群承担，代方群对此不予认可，**敏亦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抗辩的事实成立，且**敏原审时亦陈述称案涉温室大棚尚未安装门和窗户，故二审法院对**敏的该项抗辩主张未予支持，亦无不当；3.案涉的生产用房及温室大棚系一个整体，无主次之分，生产用房被拆除，必然严重影响代方群购买温室大棚的合同目的的实现，故二审将案涉合同整体解除，亦无不当。（二）关于合同解除后的法律后果问题。1.如前所述，向有关行政部门申请获取案涉生产用房及温室大棚的建设审批手续系出卖人的义务，但**敏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已依法取得案涉生产用房的建设审批手续，其建设的生产用房因违反相关行政法律法规的规定而被依法拆除，并非如其所辩称的系由于国家政策变更所导致的，故该种情形并不属于民法意义上的不可抗力。原审认定系**敏违约，并判令其全额返还价款，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并无不当之处；2.根据双方签订的《合同书》第三条内容可知，双方对于案涉生产用房及温室大棚总价款数额的约定是明确的，即52万元。代方群作为买受人已按照合同约定的付款方式支付了价款，即将价值520020元的红砖送到工地。现因**敏违约，未能将符合合同约定的生产用房交付给代方群而至合同解除，故原审判令**敏返还代方群价款52万元及利息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亦无不当之处。 针对代方群的再审申请，（一）关于本案事实认定的有关问题。代方群与**敏、刘艳霞在《合同书》第三条中明确约定“买受人以材料（建筑用红砖：240×115×53规格），0.38元／块，送达工地价格，以双方小票（即：收货单）数据为准，互相抵扣”。代方群按照合同约定将价值520020元的红砖送到工地后，**敏接收并出具了两张《欠据》。故二审认定代方群购买案涉生产用房及温室大棚价款的支付方式是以**敏欠代方群的红砖款52万元进行抵扣，证据充分，并无不当之处。同时，案涉生产用房及温室大棚系建造于敦化市站北村草莓生态园内，生态园属于合作社的产业，代方群亦未能提供任何证据予以反驳，故二审认定案涉生产用房及温室大棚的产权属于合作社，与刘艳霞无直接的法律关系，亦无不当之处。（二）关于案涉价款的返还主体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本案中，刘艳霞虽然在《合同书》上签字，但其在原审时辩称当时仅是与**敏有合作意向，之后并未实际进行合作，故其未参与《合同书》的实际履行，亦不应承担返还责任。**敏对此予以认可，代方群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刘艳霞参与了该《合同书》的实际履行或从中获取了利益，代方群交付的红砖也是由**敏接收的。故二审判定返还52万元价款的义务主体仅为**敏，不包括刘艳霞，亦无不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敏、代方群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刘陆璐 审 判 员 常文敏 审 判 员 陆海权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日 法官助理 蔺 宇 书 记 员 金 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