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皖11行终6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安徽省皖东车辆股份有限公司（原安徽省皖东车辆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明光市城西街道办事处蔡岗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100529000594（1-1）。法定代表人孙世连，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周永，江苏昊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国家税务总局明光市税务局，住所地安徽省明光市龙山路2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41182MB1903025L。法定代表人柳新武，该局局长。出庭负责人翟三兵，该局副局长。委托代理人杜其广，该局公职律师。委托代理人赵天广，安徽赵天广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安徽省皖东车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皖东车辆公司）与被上诉人国家税务总局明光市税务局税务管理行政强制一案，不服安徽省明光市人民法院（2019）皖1182行初26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4年7月7日，原安徽省明光市地方税务局稽查局作出明地税稽处〔2014〕26号税务处理决定书，并于2014年7月21日送达。该决定书认定皖东车辆公司在2004年9月13日至2013年12月31日间存在少缴税款、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的情况，对皖东车辆公司作出限期缴纳税费2600851.86元（其中税款为2599895.61元）的处理决定。2017年8月22日，原安徽省明光市地方税务局稽查局向皖东车辆公司发出明地税稽催〔2017〕2号催告书并送达。该催告书就皖东车辆公司未履行明地税稽处〔2014〕26号税务处理决定书所确定的义务进行催告，要求皖东车辆公司自收到催告书之日起十日内履行缴纳税款2599895.61元及滞纳金，并将加收滞纳金。该催告书同时告知了如逾期仍未履行，将强制执行及进行陈述及申辩的权利。2015年5月6日，原安徽省明光市地方税务局稽查局作出明地税稽罚〔2015〕1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皖东车辆公司进行虚假申报的手段，导致不缴或少缴相关税款2599895.61元的行为，作出处以不缴或少缴税款一倍罚款（计2599895.61元）的行政处罚并送达。2017年7月7日，原安徽省明光市地方税务局稽查局作出明地税稽催〔2017〕1号催告书并送达。该催告书就皖东车辆公司未履行明地税稽罚〔2015〕1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所确定的义务进行催告，要求皖东车辆公司自收到催告书之日起十日内履行缴清罚款2599895.61元，并将加处罚款。该催告书同时告知了如逾期仍未履行，将强制执行及进行陈述及申辩的权利。2018年5月8日，明光市地方税务局征收管理分局作出明地税征强催〔2018〕26号催告通知书，要求皖东车辆公司自收到催告书之日起十日内履行缴纳2014年7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的应缴纳税款1302217.02元，并告知如逾期仍未履行，将强制执行及进行陈述及申辩的权利，该通知书于2018年5月16日送达。根据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工作部署，原明光市国家税务局、明光市地方税务局合并为国家税务总局明光市税务局，于2018年7月20日正式挂牌运行。2019年3月18日，国家税务总局明光市税务局作出明税强扣〔2019〕1号税收强制执行决定书并送达。该决定书决定从2019年3月18日起从皖东车辆公司在中国银行明光支行营业部的存款账户扣缴税款3902112.63元、滞纳金3318665.14元、罚款2599895.61元，合计9820673.38元，缴入国库。2019年3月26日，国家税务总局明光市税务局作出明税扣通〔2019〕1号扣缴税收款项通知书，要求中国银行明光支行营业部按金额2024893.21元，从皖东车辆公司在其处的存款账户扣缴入库。2019年4月10日，国家税务总局明光市税务局作出明税扣通〔2019〕2号扣缴税收款项通知书，要求中国银行明光支行营业部按金额5602850.00元，从皖东车辆公司在其处的存款账户扣缴入库。上述两笔款项均于通知书下发当日扣缴入库，总计金额为7627743.21元。原审法院认为，国家税务总局明光市税务局对明地税征强催〔2018〕26号催告通知书载明的1302217.02元税款是否有权强制扣划，以及国家税务总局明光市税务局在2019年3月26日及2019年4月10日扣划皖东车辆公司相关款项之前，是否已合法有效向皖东车辆公司送达强制执行决定书并告知救济途径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对皖东车辆公司关于国家税务总局明光市税务局作出的明地税征强催〔2018〕26号催告通知书，要求缴纳税款1302217.02元。国家税务总局明光市税务局在此之前没有作出任何行政处罚决定或处理决定，国家税务总局明光市税务局对这部分款项没有取得强制执行依据，因而无权强制扣划的主张。国家税务总局明光市税务局出示的税务事项通知书能够证明，国家税务总局明光市税务局在向皖东车辆公司发出明地税征强催〔2018〕26号催告通知书前，已告知皖东车辆公司存在少缴税款的行为，并限期缴纳，故皖东车辆公司此项主张不能成立。对皖东车辆公司关于国家税务总局明光市税务局在作出强制执行措施之前，没有向皖东车辆公司送达强制执行决定书并告知相关救济途径，国家税务总局明光市税务局的行为违反法律规定，属于程序违法的诉称，经庭审查明，国家税务总局明光市税务局在实施行政强制措施之前，已按照法律规定履行了送达及告知救济途径等相关义务，皖东车辆公司所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综上，皖东车辆公司在2004年9月至2018年3月间，欠缴税款2599895.61元、少缴税款1302217.02元，共计有3902112.63元税款未缴入国库。国家税务总局明光市税务局针对皖东车辆公司存在欠缴、少缴税款的行为，依照法律规定，按照法定程序作出了税务处理决定、行政处罚决定、催告、催告通知等文书。至此，皖东车辆公司有义务将9820673.38元款项缴入国库（其中税款3902112.63元、滞纳金3318665.14元、罚款2599895.61元）。皖东车辆公司在规定的期限内未能履行相关义务，国家税务总局明光市税务局作出税收强制执行决定，决定从皖东车辆公司在中国银行明光支行营业部的存款账户扣缴9820673.38元，并实际扣缴入库7627743.21元。国家税务总局明光市税务局的行政强制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安徽省皖东车辆股份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安徽省皖东车辆股份有限公司负担。上诉人皖东车辆公司上诉称，一、国家税务总局明光市税务局强制扣划其银行存款抵扣税款、滞纳金及罚款的强制执行行为违法。国家税务总局明光市税务局在2014年7月7日作出明地税稽处〔2014〕26号《税务处理决定书》,要求其自收到决定书之日起5日内缴纳所欠税款2599895.61元。2015年5月6日作出明地税稽罚〔2015〕1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其罚款2599895.61元。国家税务总局明光市税务局分别于2019年3月26日、4月10日从其银行账户扣划2024893.21元和5602850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经催告,当事人逾期仍不履行行政决定,且无正当理由的,行政机关可以作出强制执行决定。”国家税务总局明光市税务局在采取上述强制执行措施前并未向其进行催告,属于程序违法。原审中，国家税务总局明光市税务局提交了明税强扣〔2019〕1号《税收强制执行决定书》及送达回执、电话录音,用以证明在强制执行前履行了催告义务。通过电话录音虽然能够证明国家税务总局明光市税务局工作人员与其法定代表人在电话中联系送达相关材料的情况,但实际联系时间与送达回执上的签收时间是不一致的,是国家税务总局明光市税务局事后补充。另国家税务总局明光市税务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条规定扣划其银行存款抵扣罚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该法第四十条规定“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缴纳或者解缴税款,纳税担保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缴纳所担保的税款,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缴纳,逾期仍未缴纳的,经县以上税务局(分局)局长批准,税务机关可以采取下列强制执行措施:(一)书面通知其开户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从其存款中扣缴税示人;(二)扣押、查封、依法拍卖或者变卖其价值相当于应纳税款的商品、货物或者其他财产,以拍卖或者变卖所得抵缴税款。税务机关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时,对前款所列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纳税担保人未缴纳的滞纳金同时强制执行。”根据上述规定,税务机关强制执行权仅限于税款和滞纳金,因而国家税务总局明光市税务局无权依据上述规定强制扣划其银行存款抵扣罚款；二、国家税务总局明光市税务局对2014年7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其应缴纳税款1302217.02元采取强制扣划的强制执行行为违法。1、自2014年11月4日开始国家税务总局明光市税务局向其发出多份《税务事项通知书》,要求其缴纳所欠税款。其中明地税征通〔2014〕174号通知书、明地税征通〔2015〕112号通知书、明地税征通〔2015〕197号通知书、明地税征通〔2016〕37号通知书、明地税征通〔2016〕197号通知书、明地税征通〔2016〕270号通知书、明地税征通〔2016〕421号通知书均是在国家税务总局明光市税务局的办公场所送达,签收人均为武妮。国家税务总局明光市税务局没有证据证明武妮是其工作人员且有权代收相关法律文书。而且从武妮的签名笔迹来看,多份送达回执上也不是同一人笔迹。2018年5月8日作出的明地税强催〔2018〕26号《催告通知书》,该分通知书是采用挂号信函的形式向孙世连送达,但在国内挂号信函收据上并没有受送达人或其授权人员的签字,也没有是否送达的相关说明。因而不能证实国家税务总局明光市税务局向其送达了以上通知书。2、对其自2014年7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应缴纳税款1302217.02元,国家税务总局明光市税务局没有做出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执行依据,强制执行行为违法。国家税务总局明光市税务局提交的向其送达的《税务事项通知书》以及明地税征强催〔2018〕26号《催告通知书》均是行政强制法规定的程序类文书。该《通知书》告知的仅是其享有进行陈述和申辩的权利,其本身不具有强制执行效力。对于自2014年7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其应缴纳税款1302217.02元,国家税务总局明光市税务局没有作出任何行政处理决定或行政处罚决定,仅凭《催告通知书》就直接作出《强制执行决定书》属于程序违法。综上，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其在原审中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国家税务总局明光市税务局答辩称，一、皖东车辆公司在上诉中提出的事实和理由并非针对原审判决，其并没有指出原审判决书中有任何错误之处。皖东车辆公司实际上是对其原审起诉的事实与理由作出了变更，这种做法没有法律依据，也超出了上诉范围和二审的审理范围。皖东车辆公司在原审时仅仅是主张“国家税务总局明光市税务局在作出强制执行措施之前，没有向其送达强制执行决定书并告知救济途径，属于程序违法”，因而应当撤销，但上诉时皖东车辆公司却撇开其原审的主张和原审判决，新提出了其他的自认为的其所谓违法。其认为，这是超出原审范围的新的主张，不应当在二审中审理，皖东车辆公司应当另行提起诉讼。二、皖东车辆公司在二审中新提出的其行政违法的事实都是不成立的，既没有事实依据也没有法律依据。其严格按照税收征管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对皖东车辆公司予以执行，该行政行为在程序和实体上都完全合法。综上，原审判决正确，皖东车辆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二审依法驳回其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国家税务总局明光市税务局在举证期限内向原审法院提交了下列证据：一、明地税稽处〔2014〕26号税务处理决定书及送达回证、明地税稽罚〔2015〕1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及送达回证，证明该生效文书是其强制执行的依据；二、明地税稽催〔2017〕1号催告书及送达回证、明地税稽罚〔2017〕2号催告书及送达回证，证明其在作出决定书后履行了催告程序；三、税务事项通知书及送达回证各十份，证明其对皖东车辆公司的应缴税款依法通知其限期缴纳；四、明地税征强催（2018）26号催告通知书（行政强制执行适用）及送达回证，证明被告在强制执行前再次催告；五、明税强扣〔2019〕1号《税收强制执行决定书》及送达回证，证明其在强制执行前向皖东车辆公司送达了强制执行决定书并且告知了相关救济途径；六、录音光盘一件，证明其单位税务工作人员张友山电话联系皖东车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孙世连，孙世连要求将法律文书送达给公司门卫。皖东车辆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交了下列证据材料：一、（2017）皖1182刑初183号刑事判决书，证明涉案税款数额、公司法定代表人被刑事处罚的事实，虽然国家税务总局明光市税务局在此之前向原告做出了行政处罚和行政处理决定，单位犯罪在法院刑事判决处理后，没有执行的与该刑事判决性质相同的行政处罚，不应再重复执行；二、扣缴通知书银行凭证，证明2019年3月16日及2019年4月10日国家税务总局明光市税务局从其银行账户强制扣款的事实；三、营业执照，证明其诉讼主体适格。上述证据均已随案移送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一致，对原审查明的案件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税务行政强制纠纷。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二审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国家税务总局明光市税务局于2019年3月26日及2019年4月10日实施的扣划皖东车辆公司相关款项的行政强制执行行为是否合法。行政强制执行，是指行政机关或者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对不履行行政决定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依法强制履行义务的行为。《行政强制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依法作出行政决定后，当事人在行政机关决定的期限内不履行义务的，具有行政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依照本章规定强制执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条规定，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缴纳或者解缴税款，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缴纳，逾期仍未缴纳的，经县以上税务局（分局）局长批准，税务机关可以采取相应的强制执行措施，但税务机关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时，仍应依照《行政强制法》的相关规定执行。本案中，皖东车辆公司认为国家税务总局明光市税务局在作出本案被诉强制执行措施之前，没有向其送达强制执行决定书并告知相关救济途径，亦未根据《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向其进行催告，故本案强制执行措施程序违法。关于执行依据问题，国家税务总局明光市税务局在原审审理中提供了其于2019年3月18日作出的明税强扣〔2019〕1号《税收强制执行决定书》、于当日向皖东车辆公司进行送达的送达回证及2019年1月通话录音资料等证据予以证实。该税务文书送达回证地址为皖东车辆公司，签收为“江坤”。通过录音资料显示，皖东车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国家税务总局明光市税务局工作人员向该公司送达税务文书材料时曾要求将税务文书材料送给门卫姓“江”的签收。2019年3月19日，国家税务总局明光市税务局在向皖东车辆公司送达明税强扣〔2019〕1号《税收强制执行决定书》时，该文书材料由“江坤”代为签收。在二审审理，经向江坤本人核实，其承认2019年3月19日送达回证处的“江坤”系由其本人经与孙世连联系后签收。由此，江坤的代收行为合法有效，应视为皖东车辆公司已经签收了本案执行依据，即强制执行决定。而《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七规定的催告前置程序，是指作出强制执行决定需要经催告，而非在针对强制执行措施。故皖东车辆公司提出的本案强制执行措施程序违法的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关于罚款能否强制划扣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十八条第三款规定，当事人对税务机关的处罚决定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的，作出处罚决定的税务机关可以采取本法第四十条规定的强制执行措施，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原安徽省明光市地方税务局稽查局于2015年5月6日对皖东车辆公司进行虚假申报的手段，导致不缴或少缴相关税款2599895.61元的行为作出明地税稽罚［2015］1号税务行政处罚，并将相应的处罚决定书予以送达。处罚决定生效后，皖东车辆公司至今未履行，国家税务总局明光市税务局由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条的规定采取从其开户银行从其存款中进行扣缴，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皖东车辆公司认为国家税务总局明光市税务局无权强制划扣其银行存款抵扣罚款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皖东车辆公司又提出国家税务总局明光市税务局对2014年7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其应缴纳税款采取强制扣划行为无执行依据，强制划扣行为违法。本案国家税务总局明光市税务局在作出明税强扣〔2019〕1号《税收强制执行决定书》前，对于2014年7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欠缴的税款已经向皖东车辆公司送达了相应的税务事项通知书及催告通知书。皖东车辆公司认为对其应缴纳税款1302217.02元国家税务总局明光市税务局没有作出任何处理决定或处罚决定，仅凭《催告通知书》及直接作出《强制执行决定书》违法。经审查，国家税务总局明光市税务局作出的《税务事项通知书》虽然文书抬头为通知书样式，但是根据该文书载明的内容，对权利义务作出了明确规定，也告知了相关救济途径，具有行政决定的性质。国家税务总局明光市税务局在履行行政决定及相关催告程序后作出的强制执行决定具有合法性。故皖东车辆公司提出该项主张，亦无事实依据。综上，皖东车辆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国家税务总局明光市税务局依据明税强扣〔2019〕1号《税收强制执行决定书》作出的强制划扣行为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判决结果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安徽省皖东车辆股份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宋珺梅审判员  王忠良审判员  苏春琴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王俊计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