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1002民初2384号原告：向顺华，女，1972年1月28日出生，汉族，住荆州市荆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汤运芝，湖北楚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卜诗成，湖北博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张春丽，女，1979年2月1日出生，土家族，住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石先鹏，湖北思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向顺华与被告张春丽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向顺华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汤运芝、卜诗成，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石先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顺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告解除与被告签订的《股东协议合同书》合法有效，该合同于2019年7月5日起解除；2、被告返还原告人民币50万元，并按照年利率6%支付自2018年7月9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占用资金期间的利息；3、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8年7月8日，原、被告双方签订了《股东协议合同书》，约定原告以50万元购买被告经营的“胖妹土家菜便河店”49%的股份。合同签订后的第二天，原告即向被告支付了全部款项，但被告时至今日也办理不了相关股东转让手续，致使原告无法成为实际股东。原告也从未接到过被告参与企业相关重大决策的通知，无法对他人转让股份。原告因此曾多次当面要求被告退还全部款项，被告却不予同意。2019年7月4日，原告以邮寄方式向被告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通知被告立即解除双方签订的《股东协议合同书》，返还原告50万元，被告仍不予理睬。原告认为，原告发出的《解除合同通知书》，被告已于2019年7月5日收到，被告理应返还原告50万元，并应支付占用原告资金期间的利息，被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故而成讼。被告张春丽辩称：1、本案案由错误，不是合同纠纷，而应为合伙协议纠纷，原告诉请实质是退伙，涉及退伙结算。2、本案主体欠缺，因为本案实为退伙结算纠纷，原被告双方作为合伙人合伙经营的实体字号为“沙市区胖妹土家菜便河店”，结算主体应为“沙市区胖妹土家菜便河店”，虽然该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被告，但程序上作为个体工商户的“沙市区胖妹土家菜便河店”有参与清算的义务，所以“沙市区胖妹土家菜便河店”应当作为诉讼主体参加诉讼。3、《解除合同通知书》不具备合同解除的程序和实体要件，通知书是“要求立即解除，如果被告认真考虑，原告深以为谢”，由此可看出该通知书并非解除通知书，而是要求协商退伙的意思表示，不具备解除的实体要件。该通知书不能证明被告收到，不能产生通知的法律后果。即使按照合同解除，原告提出的事由均不属于法定解除事由，所以该通知书不具备解除的效力。4、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名为“股东协议合同书”，实为原告参与被告独立经营的个体经营实体“沙市区胖妹土家菜便河店”的合伙经营，且对于合伙经营的事务管理、利润分配、出资比例及出资转让均进行了约定。合同签订后，被告积极履行全部义务，原告违反合同约定义务，不履行后续投资，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5、根据原被告双方的合伙经营情况看，原告投资的真实目的并非与被告经营“沙市区胖妹土家菜便河店”，而是利用参加合伙在被告个人经营的“沙市区胖妹土家菜”分店销售其酒类产品，以及通过被告个人平台销售其产品，并且是在被告不同意新增“沙市区胖妹土家菜”新店情况下提出的退伙要求。所以被告认为原告起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同时希望原告积极履行合伙人的义务，对“沙市区胖妹土家菜便河店”的二次升级改造费用按比例承担出资义务。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及就真实性不持异议的证据，来源合法，与本案具关联性，予以采信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对其它有争议的证据分析认定如下：原告提交的证据4《解除合同通知书》及运单详情，运单详情系原件，真实性予以确认，本院依此认可原告邮寄该通知书及被告收到该通知书的事实。经审理查明：个体工商户“沙市区胖妹土家菜便河店”经营者为被告张春丽，注册日期为2012年5月11日。2018年7月8日，原告向顺华与被告张春丽签订了《股东协议合作书》，约定：“第一条，合作项目。乙方（即原告向顺华，下同）采用购买方式与甲方（即被告张春丽，下同）共同投资经营项目为于便河东路，注册全称为胖妹土家菜便河店。第二条，乙方以现金人民币伍拾万元购买百分之四十九的股份，胖妹土家菜便河店二次升级后，乙方根据股份占比承担费用。第三条，合作期间，所有经济利益为合作企业财产，其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第四条，盈亏分担。合作经营的利润分配形式：风险与利润共同承担。第五条，权利与义务。甲方为实际经营负责人，全权处理该项目的所有事务。甲方品牌为独立个人所有，该项目享有使用权，并按2000元每年缴纳品牌使用费。甲方所有用于经营及配送等应产生的管理费用，该项目应按2%进行计提。乙方为投资人，享有该项目的知情权，重大决策的表决权，并可随时查阅或审核财务支出。第六条，本项目为甲乙双方共同所有，不得引进第三方。如甲乙双方需转让其名下所有权益，需经对方同意，对方享有优先权购买权，否则无效。”次日，原告向被告方转款50万元，被告向原告开具了《收据》。此后，从原、被告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双方就“沙市区胖妹土家菜便河店”有过沟通。2018年12月2日，原告向被告发微信要求被告将50万元退给原告，该条中与本案审理有关的内容为“关于7月份那个资金的事情至今已有半年了，我这边年底要备货确实需要大量资金。因为我没考虑周全，也给你带来不便在此表示歉意！我是这么想的，原资金你退我，针对这几个月的经营情况，赢利我不要了。另外之前说送100件酒你的事情算数，后期有招待需求针对胖妹店我还是一如既往支持！希望张总尽快答复，感谢了！”当日被告回复“对于购买股份事情我认为合同为准，这是做生意的原则！我也开店再次投入了！”之后双方微信一再就此进行沟通，未达成一致。2019年7月4日，原告向被告邮寄了《解除合同通知书》，内容如下：“关于我2018年7月8日与您签订的《股东协议合作书》，因您至今无法按照协议向我转让‘胖妹土家菜便河店’49%的股份，办理不了相关股东转让手续，致使我无法成为实际股东，也从未接到您的通知，参与企业相关重大决策，又无法对他人转让股份。为了这件事我已多次与您协商，口头要求解除与您签订的上述协议，退还我的购股款50万元，一直没有得到您的明确答复。我们一直是朋友，真心不希望为了这件事而影响到大家的友情，我现在再次从朋友的友情出发，正式书面通知您，要求立即解除上述《股东协议合作书》。如果您在收到此函后，能够认真考虑我的要求，我将深以为谢。”该邮件详情单显示收件方于次日已签收，但被告否认收到该《解除合同通知书》。现原告主张解除《股东协议合作书》及返还投入资金50万元本息成讼。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签订《股东协议合作书》、原告投入50万元的事实清楚，争议焦点在于双方签订的《股东协议合作书》是股份转让协议还是入伙协议？本院认为，其一，《股东协议合作书》从字面上看，多处出现“股东”、“股权”字样，但在实际生活中，亦不乏将个人合伙中的份额占有表述为“股东”、“股权”，不能因为有此冠名就完全排除双方签订《股东协议合作书》是为了原告入伙被告经营的“沙市区胖妹土家菜便河店”的可能。其二，《股东协议合作书》明确了“共同投资经营项目为于便河东路，注册全称为胖妹土家菜便河店”，该名称明显不是有限责任公司，原告应对此明知。其三，一般情况下股份转让协议的签订，会就股份转让变更工商登记进行明确的约定，纵观本案《股东协议合作书》，并无此约定。其四，原告作为有从商经历、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在签订《股东协议合作书》并投入50万元资金时，理应对投资对象作应尽的注意义务，考察了解经营实体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公司，以及实际份额如何存在，现原告陈述，对“沙市区胖妹土家菜便河店”是个体工商户一无所知，原告甚至去过“沙市区胖妹土家菜便河店”实体店，仍未能发现店面悬挂的营业执照上显示该实体店为个体工商户，以上陈述难以让人信服。综上本院认定，《股东协议合作书》实为合伙协议，原告已然入伙成功，原告现以不知“沙市区胖妹土家菜便河店”是个体工商户，无法实现股权转让登记，以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为由主张解除合同无充分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还认为，其从未接到过参与企业相关重大决策的通知，对此本院认为，其一、双方当事人在《股东协议合作书》中约定了“甲方（被告张春丽）为实际经营负责人，全权处理该项目的所有事务”，由此可看出，双方约定了原告入伙但其并不享有实际经营权；其二，从原、被告双方微信记录来看，被告向原告发出的微信有“我们便河店见！顺便会把便河店未来和你沟通一下”、“还有一个事情，见面汇报便河店情况”等，此记载与原告认为其从未接到过参与企业相关重大决策的通知不符；其三，若在合伙期间被告存在违约行为，亦应按合伙法律规定和双方合伙约定处理，并非合同解除理由。庭审中释明原告，确认本案诉求是解除合同还是退伙？原告回答诉求不变。又问，如果合同解除，期间的盈利、亏损和其他结算如何解决？原告回答由于根本不存在转让股份，也无法转让股份，“沙市区胖妹土家菜便河店”的相关经营无论盈亏与原告无关。因此，基于原告对自身诉权的确认，以及原告主张的解除条件不成就，原告诉请应予驳回。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向顺华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原告向顺华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 华人民陪审员  肖忠莉人民陪审员  严慧玲二〇二〇年六月五日法官助理毛冰超书记员徐雪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