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3民终265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道真自治县东升汽车驾驶员培训学校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道真自治县上坝乡八一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3255733171446。法定代表人：冉文峰，校长。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周正超，男，1977年10月7日生，仡佬族，贵州省道真自治县人，住贵州省道真自治县。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张芳旭，男，1948年12月1日生，苗族，住贵州省道真自治县。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冉文峰，男，1971年8月24日生，土家族，贵州省道真自治县人，住贵州省道真自治县。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政友，贵州慕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胡静，男，1978年1月6日生，仡佬族，贵州省道真自治县人，住贵州省道真自治县。原审第三人：李维新，男，1970年4月9日生，苗族，贵州省道真自治县人，住贵州省道真自治县。上诉人道真自治县东升汽车驾驶员培训学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升驾校）、周正超、张芳旭、冉文峰因与被上诉人胡静以及原审第三人李维新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黔0325民初25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东升驾校、周正超、张芳旭、冉文峰上诉请求：一、撤销贵州省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黔0325民初2563号民事判决，驳回胡静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二、一二审诉讼费由胡静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以撤销。一、关于胡静对东升驾校是否享有股权、胡静主体身份及其持股是否合法的问题。1.胡静系道真自治县市场监管局执法大队公职人员，属于公务员，受《公务员法》约束和管理。但一审法院认定胡静系道真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工勤人员，系认定事实不清；2.胡静主张确认登记在周正超名下的持有东升驾校12.5%股权归其所有，实质是实际出资人（隐名股东）与名义出资人（在册股东）之间代持股合同问题，并非公司出资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胡静作为国家公职人员，与张芳旭之间的代持股协议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禁止性规定，系无效合同。结合胡静的公职人员身份，如果合同继续有效，胡静利用公职人员的特殊身份对东升驾校给予特殊照顾和帮助将自己的收入最大化，容易造成对其他经营主体不公平、损害国家形象和社会公共利益，有损公职人员的廉洁性。二、如果胡静与张芳旭之间的代持股协议存在且合法，是否应将其股份份额在道真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变更登记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第三款的规定，对胡静请求将其持有的股权份额进行变更登记不应支持。1.本案是胡静与张芳旭之间因代持股合同发生争议，该代持股协议无效，不应进行变更登记；2.即便胡静与张芳旭之间的协议合法有效，但这仅是胡静与张芳旭之间的合同关系，不能对抗东升驾校，更不能对抗合同以外的其他股东，其他股东对胡静与张芳旭之间的协议根本不知情，基于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其他股东有权拒绝隐名股东显名化；3.庭审中，周正超、张芳旭、冉文峰均不同意增加股东人数，将胡静记载于公司章程和办理公司股权变更登记并未达到法律规定的“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的条件；4.一审法院以2017年4月23日召开股东大会时胡静在场，故认定周正超、张芳旭、冉文峰认可其股东资格，与事实不符。胡静在场并不当然具有股东资格，周正超等三人的签字只是对其出席会议签字，不能确认胡静是股东，也不等于周正超等三人同意将胡静变更登记为公司股东。三、东升驾校被征收后，经驾校注册股东讨论，向胡静支付了102万元，已经解除了股东关系。综上，特提起上诉。被上诉人胡静辩称：胡静是东升驾校股东，有资格要求登记在股东名册上，至于东升驾校支付的款项，是股东应当分配的红利，并非退股的结算。原审第三人李维新未发表陈述意见。被上诉人胡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确认登记在张芳旭名下的东升驾校15%股权归胡静所有；二、判令东升驾校将登记在张芳旭名下的东升驾校15%股权变更登记在胡静名下，第三人张芳旭、冉文峰、李维新予以配合；三、判令东升驾校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胡静系道真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工勤人员。第三人张芳旭、冉文峰、周正超、李维新系道真自治县东升汽车驾驶员培训学校有限公司的共同发起人。在成立前的筹备阶段，第三人张芳旭作为共同发起人之一，于2010年12月16日向原告胡静出具《收条》一张，该《收条》载明：“收到胡静交来人民币10万元（驾校集资款）”。于2011年3月1日向原告胡静出具《收条》一张，该《收条》载明：“收到胡进（静）交来股金10万元（驾校股份金）”。于2011年3月10日向胡静出具《收条》一张，该《收条》载明：“收到胡静交来人民币16万元（驾校股份金）”。2011年5月4日，道真自治县东升汽车驾驶员培训学校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并以第三人冉文峰为法定代表人办理了《营业执照》，第三人张芳旭、冉文峰、周正超、李维新为在册显名股东，各持公司25%的股权。2011年6月10日，第三人张芳旭向胡静出具《收条》一张，该《收条》载明：“今收到胡静交来积（集）资驾校款大写人民币24万元正”。2017年4月23日道真驾校公司召开股东大会，会上第三人张芳旭、周正超、李维新、冉文峰四名在册显名股东均认可胡静为股东，由胡静管票，案外人张宇康监票，选举案外人张武洪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张芳旭为校长，冉文峰为第一副校长，李维新为第二副校长，并包括胡静在内的十名股东签名后加盖了公司印章。2019年6月21日，后因城镇建设需要，道真自治县人民政府与道真东升驾校公司达成《东升驾校征拆补偿协议》后拆迁，由政府补偿被告道真驾校公司不动产财产损失1500万元另选址重建。2019年7月29日，道真东升驾校公司作出道东升[2019]14号《关于搬迁重建驾校的相关决定》文件，决定从征拆款1500万元中拿出680万元作为各股东应得收益进行一次性分配。道真驾校公司于2019年8月1日（49万元）、8月2日（49万元）、8月6日（3万元）三次合计向胡静汇款102万元（道真东升驾校单方在结算业务申请书上载明“股份清退”字样），公司尚有征拆款820万元、教练车28台，东风客车1台等财产。从道真东升驾校公司成立至《东升驾校征拆补偿协议》达成之日止，道真东升驾校副校长李维新以个人账户先后11次累计向胡静支付红利款137万元。后因胡静和道真东升驾校及第三人对胡静在道真东升驾校公司所持有的股份产生异议，胡静提出诉讼。本院认为，公司股东在公司的合法权益应受法律保护，股东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本案诉争的焦点在于胡静是否是公司的隐名股东、持股的合法性、持股比例、股份是否被公司清退。关于胡静是不是公司隐名股东的问题，根据其提供的证据显示，胡静从道真东升驾校公司之前的筹备阶段还是在其成立之后，第三人张芳旭作为共同发起人之一，先后四次向胡静收取60万元，且明确载明为股金。胡静于2017年4月23日参加了道真驾校公司召开的股东大会，会上第三人张芳旭、周正超、李维新、冉文峰四名在册显名股东均认可胡静为股东，由胡静管票，案外人张宇康监票，选举案外人张武洪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张芳旭为校长，冉文峰为第一副校长，李维新为第二副校长，胡静以股东身份签名。被告道真驾校公司三次合计向原告汇收益款102万元，道真东升驾校单方在结算业务申请书上载明“股份清退”字样。本院确认胡静系道真自治县东升汽车驾驶员培训学校有限公司的隐名股东。关于胡静持股的合法性问题，道真东升驾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五十九条第一款第（十六）、第一百一十二条的规定，以胡静持股违反上述强制性规范不具持股的合法性导致合同无效的抗辩理由不成立，上述规范属于管理性规范，而不是效力性规范。管理性规范是指法律及行政法规未明确规定违反此类规范将导致合同无效的规范。此类规范旨在管理和处罚违反规定的行为，但并不否认该行为在民商法上的效力。效力性规定是指法律及行政法规明确规定违反该类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的规范，或者虽未明确规定违反之后将导致合同无效，但若使合同继续有效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规范。此类规范不仅旨在处罚违反之行为，而且意在否定其在民商法上的效力。只有违反了效力性的强制规范的，才应当认定合同无效。胡静系道真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勤人员，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调整范围，且该法属于管理性规范，不属于效力性规范，故对道真东升驾校的抗辩理由不予采纳。关于胡静持股比例的问题，胡静在庭审中陈述第三人张芳旭、冉文峰、周正超、李维新四位在册显名股东各持公司25%的股份，第三人张芳旭在公司成立前后收取了胡静股金60万元，占第三人张芳旭所持公司股份的60%，即胡静占公司股份的15%，道真驾校公司决定从征拆款1500万元中拿出680万元作为各股东应得收益进行分配。道真驾校公司三次合计向胡静汇收益款102万元（102÷680）=15%，也是第三人张芳旭收益170万元的60%（170万元×60%）=102万元，由此说明了胡静的持股比例。确认胡静持道真驾校公司15%的股份。关于胡静是否被公司清退的问题，道真东升驾校及第三人主张胡静的股份已经被清退，但未提交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道真东升驾校仅以分收益款给胡静汇款102万元的结算业务申请书上载明“股份清退”字样，主张胡静所持股份已经被清退的证据不足，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胡静系道真东升驾校公司的隐名股东，拥有公司15%股权（第三人张芳旭所持公司股份的60%），且所持股权不违反效力性强制规定，故对其诉讼请求予以支持。道真东升驾校及第三人以收取胡静的钱名为股金，实为借贷关系、股份已被清退、不同意成为股东等辩解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第三人李维新经送达开庭传票传唤未到庭应诉，不影响本案的审理。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一）项、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登记在第三人张芳旭名下的道真自治县东升汽车驾驶员培训学校有限公司15%股权归胡静所有;二、道真自治县东升汽车驾驶员培训学校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到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将登记在第三人张芳旭名下的15%股权变更登记至胡静名下，第三人张芳旭、周正超、李维新、冉文峰予以配合。案件受理费60元，减半收取30元，由胡静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在二审中另查明：胡静系道真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事业编制人员。本院在二审中查明的其余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一、胡静与张芳旭之间代持股的行为是否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而无效；二、东升驾校是否应承担将张芳旭名下15%的股权变更登记至胡静名下的义务。针对争议焦点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五十九条第一款第（十六）项公务员应当遵纪守法，不得“公务员应当遵纪守法，不得有下列行为：……（十六）违反有关规定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活动，在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中兼任职务”以及第一百一十二条“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中除工勤人员以外的工作人员，经批准参照本法进行管理”之规定，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事业编制人员，不能参与营利性活动或在企业、其他营利性组织中兼任职务。本案中，胡静系道真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事业编制人员，胡静通过张芳旭代持股东升驾校股权违反了前述规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五十九条第一款第（十六）项的规定系管理性规范，并非效力性强制性规范，胡静违反前述规定应由其管理机关追究其相关责任，但胡静通过张芳旭代持股东升驾校的行为并不因违反上述规定而无效。故对于东升驾校、张芳旭、周正超、冉文峰提出胡静与张芳旭之间的代持股协议无效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纳。针对争议焦点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三款“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之规定，胡静作为隐名股东要求将显名股东张芳旭所持有的东升驾校15%的股权变更登记至胡静名下，应当经东升驾校其他股东本数以上同意。本案中，胡静分别于2010年、2011年向张芳旭缴纳了入股金，在张芳旭出具的收条中，均加盖了东升驾校的印章；根据东升驾校2017年4月23日的股东大会会议记录，东升驾校的其他股东均认可胡静的股东身份；东升驾校与道真自治县人民政府签订《东升驾校征拆补偿协议》后，东升驾校从征拆款1500万元中拿出680万元作为股东应得收益进行分配，并分三次向胡静汇款102万元，足以说明东升驾校对胡静通过张芳旭代持股权的事实系明知，加之东升驾校的股东在2017年4月23日召开的股东大会中已明确认可胡静的股东身份，故东升驾校应承担将张芳旭名下15%的股权变更登记至胡静名下的义务。至于东升驾校、张芳旭、周正超、冉文峰提出已向胡静支付102万元并解除股东关系的上诉意见，虽然在东升驾校向胡静转款102万元的凭证上注明“股份清退”，但该备注信息系东升驾校单方意思表示，并不代表胡静不再享有东升驾校股权，故对该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上诉人东升驾校、张芳旭、周正超、冉文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0元，由上诉人道真自治县东升汽车驾驶员培训学校有限公司、张芳旭、周正超、冉文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胡晓波审判员  梁华勇审判员  袁晶晶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朱小燕书记员徐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