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455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女，1954年6月26日出生，住北京市通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1（刘某之女），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彭艳军，北京市常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2，女，1976年3月22日出生，住北京市通州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3，男，1998年4月16日出生，住北京市通州区。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久林，北京腾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某因与被上诉人王某2、王某3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2民初39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日立案后，适用独任制，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1、彭艳军，被上诉人王某3及被上诉人王某2、王某3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久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某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北京市通州区×号院（以下简称×号院）内所有房屋使用权及收益归刘某所有；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王某2、王某3承担。事实及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涉案诉争院落内房屋并非全部系王某4个人财产转化。原房屋拆迁款共25万元，有18万用于购买保险，仅剩7万元用于建造房屋及生活开销。建造房屋费用20万由刘某原有积攒10万元、向其女儿借款4万元及王某4购买保险后部分剩余拆迁款组成。刘某从未认可涉案房屋院落内所有房屋均属于王某4遗产。原代理律师关于法官询问“遗产范围”的回答表述并非是对涉案诉争院落内房屋是个人财产还是共有财产的定性。2.王某4所立自书遗嘱系其真实意思表示，本案应该按照遗嘱继承。一审认定遗嘱效力举证责任分配有失公允，刘某提交自书遗嘱，已经完成举证责任。王某2、王某3对其反驳意见负有举证责任，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判决对自书遗嘱创设过高规范标准，没有法律依据。遗嘱中已明确提到“所有财产归刘某继承”，且根据房屋面积信息可以确定涉案遗嘱遗产的指向是明确具体的。3.即使涉诉院落全是王某4遗产，即便自书遗嘱无效，一审法院也未依法考虑刘某与王某4共同生活、长期照顾王某4和其父亲，以及刘某年老体弱、无经济收入等实际情况，应给刘某多分遗产的问题。王某2、王某3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刘某的上诉请求。刘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位于×号院内南排正房4间、北排正房4间、西厢房1间归刘某继承所有；2.本案诉讼费由王某2、王某3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继承人王某4与案外人闫某原系夫妻关系，二人婚后共生育子女两名即长子王某5、长女王某2。1989年5月12日，王某4与闫某协议离婚，二人离婚协议约定1.婚生子王某5、婚生女王某2均由闫某自行抚养；2.闫某与王某4夫妻共同财产中的房产即位于×镇×村的房屋，西边新房归闫某所有，东边正房归王某4所有；3.离婚协议还对其他事宜进行了约定。2000年12月20日，王某4与刘某登记结婚，双方均为再婚，婚后未生育亦未收养有子女。2015年4月14日，被继承人王某4去世。×号院房产为被继承人王某4的遗产。经现场勘验，×号院内格局为：分为前后两个院落，前后两个院落相对独立，分别设有大门以供通行；其中前院有正房一排4间，在走廊西侧设有卫生间一处，前院朝南设有大门一处；后院有正房一排3间（3大间，4间房的地）、西厢房2间，后院设有东大门一处。经核实，前述×号院院落目前由刘某实际控制、使用。另查：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6）京0112民初40999号民事判决书确认，被继承人王某4之子王某5与郝某原系夫妻关系，王某3系二人之子。2006年，郝某将王某5诉至一审法院要求离婚，经审理、调解双方达成协议，一审法院于2006年2月7日作出（2006）通民初字第02031号民事调解书，确认了以下协议内容，一、郝某诉王某5离婚；二、男孩王某3由王某5自行抚养；三、个人衣物归个人所有，自调解书送达后三日内执行清。2007年8月27日，王某5与贾某登记结婚，婚后王某5与贾某未生育或收养、领养、抱养子女。2015年3月26日，王某5因病去世。在审理过程中，刘某向一审法院提交“遗嘱”一份，主张该份遗嘱系被继承人王某4自书遗嘱，根据该遗嘱被继承人王某4的遗产应当归属于刘某继承所有。经查阅，该份“遗嘱”书写内容如下：“王某4，65周岁，汉，北京市通州区×镇×村，身份证×××。我立此遗嘱，自愿对我名下所有财产遗留给刘某，房产证书号：×××，房产证地址×镇×村，面积196平方米，遗留给刘某的财产属于刘某个人所有。其他财产：不管以后有多少财产归刘某所有。立遗嘱人王某4，2013年2月23日。”此外，在文尾签字处“王某4”的签名上捺印有指纹一枚。对此，王某2、王某3不予认可，并就该份遗嘱的真实性提出笔迹鉴定申请。依据王某2、王某3的申请，一审法院经征询双方当事人意见，先后两次选定并委托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北京民生物证科学司法鉴定所对王某2、王某3的申请事项进行鉴定；一审法院亦在双方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依据双方当事人提供的线索调取了相应时间段内（2013年6月等时间段）“王某4”在相关银行办理银行业务留下的签章作为比对样本。但，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北京民生物证科学司法鉴定所在审查相关材料后，均指出依据现有材料，无法完成委托的鉴定事项，故均将该案的委托鉴定事宜做退案处理。在审理过程中，刘某向一审法院提出证人出庭作证申请，申请证人赵某出庭作证。经审查，一审法院准予证人出庭作证。证人赵某向一审法院提供主要证言内容如下：1.证人赵某之夫与刘某次女的前夫系同事关系，双方因此相识。2.赵某系专科学历，后自修完成本科学业，赵某专科及本科所攻读专业均为法学，刘某提交涉案遗嘱即系赵某于2013年2月下旬左右指导被继承人王某4在王某4的居住地即×镇×村的房屋内书写形成，经观察，王某4当时的状态正常；此前，刘某之次女曾将一份据说是王某4书写的材料（遗嘱）交给赵某查看，该份材料被否决后，赵某应刘某次女请求书写了一份范本，并让王某4进行了抄写，王某4第一次抄写成文的材料比较混乱，有较多涂改，之后又再写了一次，至此成文；王某4书写涉案遗嘱时，刘某、刘某之次女、赵某及赵某之夫等人均在场，因孩子淘气，所以在王某4尚未书写完成（大概仅写了一行左右）的情况下，赵某便离开室内到院内照顾孩子去了。3.在指导书写涉案遗嘱时，赵某并不确定涉案房屋的实际所有人，也没有见过房屋产权证明，但，为了确保稳妥，赵某告诉刘某之次女遗嘱上应当写上房屋产权证件的证号。刘某对证人证言予以认可。王某2、王某3对证人证言则不予认可并表示，1.自书遗嘱应当是立遗嘱人自己真实意思的表示，由立遗嘱人独立、自主完成，如果在他人指导下完成则失去了自书遗嘱的意义；根据证人证言，涉案遗嘱系由证人书写完成后交由立遗嘱人抄写，相关人员是否就抄写的内容、法律后果向其进行了详细说明，无法确定，结合立遗嘱人在此前曾经走失的情况，立遗嘱人对抄写内容是否有判断能力，却严重存疑，故难以判断是否系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愿，该种情况也不符合自书遗嘱的法律规定。2.根据法庭查证的证人身份信息，所谓的出庭证人明显系受刘某之女委托，故证人与刘某之间存在利害关系，所谓证人证言不足为信。3.证人自认其并没有见证王某4完成书写全部内容及捺印指纹，且从其证词中可知房本证号在最初时是空白的，且其自认不知道是否有房本，不清楚涉案房屋的实际所有人，由此可知证人陈述的过程、信息混乱，未能善始善终，该种情况与担任遗嘱指导人的身份及应当具备的能力明显冲突，故对于证人所谓指导立遗嘱人书写遗嘱的整个事件王某2、王某3均不予认可。4.法庭询问中，证人刻意回避关键环节，且在录影录像已经十分普遍的条件下，相关人员没有采用视频方式保存证据，对整个过程予以记录，亦不符合常理。5.此外，所谓遗嘱约定的房产内容早就已经因此前的拆迁、征占行为灭失，与当前存在的客观财产状态即本案诉争遗产并非同一标的，不能据此认定该份遗嘱的约定适用于诉争遗产；而且，诉争遗产事实上没有取得宅基地使用权证或其他不动产登记，从法律角度而言不具备完整的所有权。在审理过程中，王某2、王某3向一审法院提出证人出庭作证申请，申请证人顾某出庭作证。经审查，一审法院准予证人出庭作证。证人顾某向一审法院提供主要证言内容如下：1.证人顾某系被继承人王某4兄弟的儿媳，王某4在到顾某公公家串门时曾说过，王某4名下财产没谁的都有王某4之孙即王某3的。2.王某4曾在2012年秋后走失，到了河北省三河市，可能是患有抑郁症。3.自2000年起至被继承人王某4去世前，王某4确实与刘某共同居住、生活。对此，王某2、王某3认可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并表示被继承人王某4此前多次表示要将财产留给王某3继承。刘某对有关遗产分割、继承及被继承人走失时间的相关内容不予认可，并表示即使王某4此前曾有过相关口头意思表示，其相关表示亦已经被书面遗嘱取代，应当以书面遗嘱为准。在审理过程中，王某2、王某3表示此前被继承人在2012年秋后曾有走失的经历，故王某2、王某3不认为被继承人王某4有完成自书遗嘱的能力，该份遗嘱亦非被继承人的真实意思，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涉案遗嘱系王某4书写形成。对此，刘某认可王某4曾经存在走失的事实且共计两次，分别发生于2013年夏天、2014年下半年，并非王某2、王某3主张的2012年秋后。在审理过程中，双方均认可涉案诉争房产系王某4原有房屋因2008年修建道路被征占，置换取得新宅基地于2009年新建形成，刘某所提交的“遗嘱”上记载的所谓房产证书号系原有老宅的宅基地使用权证书的证号，诉争房产所在土地及房屋目前尚未取得新的宅基地使用权证。在审理过程中，刘某表示，涉案诉争院落共计花费约20万元，其中刘某出资约10万元，对于原有房屋拆迁所取得款项均由王某4实际控制，刘某并不清楚相关款项去向。对此，王某2、王某3不予认可，认为涉案院落内全部房屋均系王某4生前财产转化形成。后，在后续谈话中，刘某亦认可涉案诉争院落所有房屋均属于被继承人王某4名下遗产。在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就涉案诉争遗产的继承、分割事宜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调解，但最终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一审法院认为：按照法律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继承开始后，有遗嘱的按遗嘱继承，没有遗嘱的按法定继承。在依法继承分割遗产过程中，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均等。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子女的晚辈直系血亲代位继承。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根据查明的事实，诉争的×号院落内对应房产系被继承人王某4原有房屋因被政府征占、拆迁后置换取得土地而新建形成，双方亦均认可涉案院落及该院落内的所有房屋均属于被继承人王某4的遗产，故相关财产在被继承人王某4去世后，应当依法分割处理。现，刘某向法庭提交“遗嘱”一份，主张系被继承人王某4生前自书遗嘱，要求依照遗嘱内容继承全部涉案房屋，对此王某2、王某3不予认可，并指出被继承人王某4曾多次表示要将遗产留给被继承人之孙即被告王某3继承。根据查明的事实，结合双方当事人的意见，一审法院认为，涉案被继承人王某4名下遗产，应当按照法定继承依法处理。具体分析如下：第一、涉案自书遗嘱的效力问题分析。（一）刘某向法庭提交由其持有、保管的涉案遗嘱，主张涉案遗嘱系被继承人王某4自书遗嘱，并据此要求继承全部房屋；遗嘱属于私文书证，从书证证明内容的利益归属和对真实性证明能力来看，应当由持有遗嘱并主张遗嘱真实一方承担举证责任，由遗嘱持有人举证证明相关遗嘱真实、合法、有效；但是，就本案现有证据而言，并不能证明涉案遗嘱系王某4本人独立、自主书写、捺印完成，更不能确定系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愿。（二）根据涉案遗嘱落款标称的时间（刘某亦予以认可），在该时间节点，摄像、视频存证等方式已经较为普及，相关条件较为成熟，实施门槛不高、难度系数不大，但立遗嘱人及刘某均没有采取诸如拍照、摄像等其他方式以辅助证明涉案遗嘱真实性或对立遗嘱之过程进行存证与常理不符。（三）根据刘某意见，可知涉案遗嘱系其在咨询他人并在他人的指导下完成，据此可知，包括刘某及立遗嘱人王某4在内的相关人员对合法遗嘱的形式要件、内容要件均有一定的了解，已经注意到了法律对遗嘱的严格要求；但是，从刘某陈述的遗嘱形成过程以及涉案遗嘱展现的内容而言，均存在严重瑕疵，即遗嘱持有人不能证明遗嘱系由立遗嘱人独立、自主完成，亦不能证明遗嘱约定财产与涉案诉争房产系同一房产。（四）庭审中双方均认可涉案诉争房屋系2008年王某4名下原有房产被拆迁后于2009年左右新建形成，涉案遗嘱中记载的宅基地使用权证对应房屋在涉案遗嘱书写形成时早已灭失，换言之涉案遗嘱处分之财产客观上并不存在，对此包括刘某、立遗嘱人王某4在内的相关人员应当清楚的知悉；依据该份遗嘱的内容，并不能推论得出立遗嘱人存在将原有财产的转化形式即本案诉争房屋指定交由继承人即刘某继承，该份遗嘱中亦没有对涉案房屋的实际坐落位置等进行表述；在此种情况下，即使假设涉案遗嘱系立遗嘱人自行书写形成，也不能排除立遗嘱人故意错误记录相关信息致使遗嘱无效的可能。故，刘某提交的涉案遗嘱真实性不能认定，该份遗嘱约定的内容亦不够明确，刘某要求按照遗嘱约定内容继承全部房产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能支持。二、关于王某2、王某3主张被继承人王某4曾表示将房产交付王某3继承的意见，其并没有就此提交充足证据，刘某亦不予认可，一审法院对此不予采纳。综上，涉案诉争院落房产应当由被继承人王某4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即双方依法分割继承。关于具体份额的分配事宜，一审法院综合涉案院落的当前格局、前后院落面积比例、使用情况，双方当事人与被继承人王某4的共同生活、帮助情况等因素，并本着尽可能发挥诉争财产使用效能，方便当事人，减少潜在纠纷的原则，酌情予以确定。此外，结合双方的自认及查明之情况，涉案诉争房屋均尚未取得乡村建设规划审批手续，故目前无法确定涉案房屋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及《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的相关规定，故其建造人不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条之规定，而当然取得房屋的所有权，建造人的继承人当然亦不能通过继承直接取得所有权。一审法院结合当前城乡发展的实际情况，仅就诉争房屋的使用权等相关权益进行处理，待取得宅基地使用证或规划审批手续后，相关当事人可另行主张。需要明确指出的是，本案裁判文书并不妨碍相关国家机关或政府主管部门依职权对涉案诉争房屋的合法性进行认定（是否属于违法建筑等），亦不能作为抗拒相关部门执法和处罚的依据。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位于北京市通州区×号院内前院北房四间（含前院走廊尽头的卫生间）的使用权及相关权益均归刘某继承享有；二、位于北京市通州区×号院内后院北房三间中东数第一间、第二间房屋的使用权及相关权益归王某3继承享有；三、位于北京市通州区×号院内后院北房三间中东数第三间、西厢房两间的使用权及相关权益归王某2继承享有；四、驳回刘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刘某围绕其上诉请求依法向本院提交两份调查取证申请，调查取证申请1，申请法院向北京农商银行总行调取王某4所有账号详细流水明细；调查取证申请2，申请法院向中国人寿保险通州分公司调取王某4、刘某2008年购买理财类保险的所有资料。上述两份调查取证申请均用于证明,2008年王某4取得25万元拆迁款后取出其中的18万元用于给王某4、刘某各自购买9万元保险，该保险兼具保险和理财功能，进而证明涉案院落及房屋并非全部由王某4婚前财产转化，涉案院落并非全部属于王某4的遗产。王某2、王某3围绕其答辩意见依法向本院提交具状人处签名为“刘某”，落款日期为2017年2月15日的民事起诉状一份，用以证明刘某自认涉案院落内9间房屋属于王某4的遗产。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刘某对王某2、王某3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认为该份证据与其向法院提交的起诉状不一样。王某2、王某3对刘某申请法院调查取证的事项不予同意，认为该调取事项没有必要。本院经审查认为，王某2、王某3提交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本院不予采信。对于刘某提交的两份调查取证申请是否准许，本院将在本院认为部分结合查明的事实一并予以论述。本院二审期间补充查明以下事实，关于涉案宅基地的置换情况，刘某称王某4原有宅基地被拆除，通过置换取得196平方米新宅基地，并取得25万元建房款用于建房。王某2、王某3对原有宅基地置换一事表示认可，但对具体给多少面积、多少钱不清楚。关于新建房屋用款，刘某表示新建房屋大概建于2009年，建造价格大概20万，其中6万元来源于25万中的6万元，10万元来源于王某4和刘某的原有积蓄，4万元来源于向王某1借款。刘某另主张王某4用25万元中的18万元为王某4、刘某购买两全保险。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的相关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办理。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对被继承人进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子女的晚辈直系血亲代位继承。代位继承人一般只能继承他的父亲或者母亲有权继承的遗产份额。本案中，根据刘某的上诉请求及理由，争议焦点有以下三点：焦点一，王某4遗产范围的确定。根据查明的事实，涉案宅基地系王某4与刘某婚前原有宅基地置换而来，在置换中，王某4取得25万元建房款。由此可见，该25万元的用途明确，应用于建造新宅基地上房屋。根据刘某的陈述，新建房屋建于2009年，实际建房款约20万元，新建房屋时间距离取得25万元建房专款的时间相近，扣除王某4、刘某合理生活需要，王某4获得的建房专款足以覆盖建房所需。至于刘某所称王某4将25万元中18万元用于为王某4、刘某购买保险，并用王某4、刘某原有积蓄及向案外人借款用于建房，即使该情形存在，亦属于王某4将建房专款用于夫妻共同其他需要，并将夫妻共同其他财产、债务用于建房，系其对资金的安排使用，而不能就此改变25万元应用于建房的专款性质。综上，可以认定涉案房产系王某4婚前财产经拆迁后置换取得，应属于王某4的遗产范围。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19年修正）》第三条规定“在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于己不利的事实，或者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在证据交换、询问、调查过程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当事人明确承认于己不利的事实的，适用前款规定。”第五条“当事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的，除授权委托书明确排除的事项外，诉讼代理人的自认视为当事人的自认。当事人在场对诉讼代理人的自认明确否认的，不视为自认。”根据一审卷宗记载，在2019年8月16日法庭询问过程中，刘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稳波亦陈述“所有房屋均属于遗产范围”，郭稳波的代理权限包括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故依照上述规定，应视为刘某自认“所有房屋均属于遗产范围”，亦能进一步印证涉案房产均系王某4的遗产范围。根据前述论述，刘某的两份调查取证申请所申请调取的证据对待证事实无意义，并无调查收集的必要，本院不予准许。综上，本院亦对于刘某有关涉案房产并非全部系王某4的遗产的上诉意见不予采信。焦点二，刘某所提交的遗嘱的效力。本案中，刘某提交遗嘱一份，并认可该遗嘱中的全部内容均为王某4书写，故该遗嘱应属自书遗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现刘某主张存在王某4的自书遗嘱，王某2、王某3对该遗嘱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刘某作为持有遗嘱的一方，应对该遗嘱的真实性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一审法院在双方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依据双方当事人提供的线索调取了相应样本，并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但因依据现有材料，无法完成委托的鉴定事项，被做退案处理，故鉴定不能的不利后果应当由持有遗嘱的一方即刘某承担。在涉案遗嘱的真实性不能确定的情形下，刘某要求按照遗嘱继承全部房产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本院亦对于刘某有关王某4的自书遗嘱应为有效的上诉意见不予采信。焦点三，王某4的遗产应采取何种方式继承，以及一审法院对遗产的处理是否适当。本案中，王某3主张王某4曾表示涉案房产由王某3继承，但其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本案中，因不存在合法有效的遗嘱，故应按照法定继承的方式由王某4的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王某4的遗产，即由刘某、王某2、王某3继承，其中王某3代位继承其父亲王某5的份额。关于具体份额的分配，一审法院根据涉案房产的当前格局，前后院落、房产面积比例，考虑生产生活的需要，考虑刘某与王某4共同生活等因素，酌情确定刘某实际分得的院落及房产略多于王某2、王某3分得的部分，该分割方案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本院亦对于刘某有关本案应按遗嘱继承的上诉意见，以及一审法院未充分考虑刘某的具体情形分配遗产的上诉意见不予采信。综上，刘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刘某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张 慧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魏 举法官助理  徐军军书 记 员  陈 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