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114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唐振政，男，1949年1月1日出生，汉族，大件诚信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住北京市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文（唐振政之妻），1963年11月6日出生，退休人员。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市华晨化工设备检修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房山区燕山高家坡路11号。法定代表人：宋光明，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彬，北京市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唐振政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市华晨化工设备检修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晨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区西城人民法院（2019）京0102民初372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唐振政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华晨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2010年3月15日，唐振政经营的北京大件诚信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大件公司）与华晨公司签订租赁合同，华晨公司租赁大件公司的车辆及设备，租金每月10万元，租期5年。华晨公司的负责人王永刚不懂运营车辆的经营，口头聘请唐振政为华晨公司的管理人员，每月给唐振政顾问费2万元。在双方达成口头协议后的一年多内，我一直在华晨公司上班，为华晨公司在大兴的租地盖了30间房子，用于职工住宿、浴室、食堂、卫生间等。自2010年4月19日至2012年7月16日，华晨公司每月按期支付顾问费2万元，与其他职工工资一起发放。故华晨公司向我支付的是我的合法劳动报酬，并非不当得利。华晨公司辩称:同意一审法院判决，不同意唐振政的上诉请求。唐振政作为大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将公司整体租赁给了华晨公司，其在经营中对其原来职工的管理，属于其履行大件公司的职务行为，并不是为华晨公司服务，华晨公司也未口头约定再向其支付顾问费，而是唐振政要求将租赁费中的一部分直接支付到其个人帐户，故一审法院认定其构成不当得利，应当返还，符合法律规定，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维持。华晨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唐振政返还华晨公司不当得利51万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自2018年1月1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唐振政系大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大件公司与华晨公司素有业务往来。2016年6月，大件公司将华晨公司诉至法院，要求华晨公司支付租金及滞纳金并支付车辆、设备使用费，返还车辆、设备。华晨公司提起反诉，要求大件公司赔偿损失。该案件经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审理，于2017年12月作出（2016）京0111民初8744号民事判决，判决华晨公司给付大件公司2571400元并支付迟延履行滞纳金，驳回大件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驳回华晨公司的反诉请求。华晨公司不服判决提起上诉，后于2018年4月10日申请撤回上诉。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其中判决中对华晨公司2010年4月19日至2012年7月16日期间向大件公司法定代表人唐振政个人账户转账25笔共计51万元，华晨公司主张该款为向大件公司支付的租赁费，大件公司主张该款系华晨公司在租赁大件公司车辆、设备后，聘请唐振政作为其顾问，支付给唐振政的劳务费，并非合同产生的租赁费，系另一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对此，法院认为，华晨公司向大件公司账户转账6笔共计409500元、向大件公司法定代表人唐振政个人账户转账25笔共计51万元均系在《华晨公司付大件公司款项清单》载明的付款期间内，华晨公司在付款清单中，并未将上述款项计入，其称系其疏忽所致，但其未举证予以证明，法院不予采信，故对华晨公司主张该409500元、51万元系其已支付的租赁费的主张，法院不予支持。在该案件中，王永刚以华晨公司总经理的身份作为委托诉讼代理人出庭参加诉讼。现华晨公司以不当得利为由，要求唐振政返还51万元。唐振政持答辩意见不同意华晨公司的诉讼请求并提供转账凭证，证明华晨公司给其员工包括唐振政在内发放工资的情况，唐振政的工资2万元就是王永刚承诺的顾问费。王永刚还承诺给唐振政一辆小车，没有兑现。华晨公司对转账凭证认可，但称王永刚并非华晨公司的员工。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依据，取得不当得利，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返还不当得利。”具备以下四个条件即构成不当得利：1、一方受益；2、他方受有损失；3、一方受到利益与他方受损之间有因果关系；4、没有合法根据。其中没有合法根据是构成不当得利的实质性条件。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唐振政收到华晨公司支付的51万元是否具有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上述规定确立了民事诉讼的基本举证责任。不当得利案件的举证责任应遵循此举证规则，尤其在给付型不当得利案件中，作为给付钱款的一方，应承担证明接收钱款一方没有合法依据的举证责任。接受给付一方应承担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即应对给付人诉讼请求依据的事实提供相反的反驳证据。本案中，唐振政收取华晨公司支付51万元的事实存在，该款项经法院审理不能认定为华晨公司支付给唐振政的租金。现华晨公司以不当得利起诉要求唐振政返还钱款。唐振政作为反驳不当得利一方，应对华晨公司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提供相应反驳证据。唐振政提供的转账凭证证明华晨公司给其员工包括唐振政在内发放工资的情况，唐振政的工资就是王永刚承诺的顾问费，唐振政仅凭该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王永刚之间存有口头协议，该款项就是顾问费的主张，唐振政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唐振政取得上述款项没有合法依据，华晨公司要求唐振政返还不当得利的主张，理由正当，法院予以支持。华晨公司要求唐振政支付利息的主张，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应当指出，华晨公司于2018年4月10日撤回上诉后，一审判决即生效，华晨公司主张的利息应从2018年4月11日起算，法院予以更正。据此，一审法院判决：自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唐振政支付北京市华晨化工设备检修有限责任公司51万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自2018年4月11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唐振政申请证人于某、王某出庭作证，欲证明唐振政在华晨公司工作的情况。证人于某、王某均陈述唐振政在大件公司出租给华晨公司后，到华晨公司租赁的地方办公，为华晨公司盖了30多间房屋，用于工人的宿舍、食堂、浴室等。但对于华晨公司是否向唐振政支付工资，证人均表示不清楚。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无异。本院认为：给付型不当得利的举证应当适用一般证据的规则，即首先应当由付款人针对付款的事实及理由举证。在大件公司与华晨公司的租赁纠纷中，华晨公司即举证证明给唐振政付款的事实，并主张该钱款系租金的一部分，但唐振政予以反驳，并主张该钱款系华晨公司向其支付的劳务费。应当认定，唐振政的意见并非反驳收款事实，而是对已收款项基于新的法律关系提出的主张。为此，其应当就新的主张，即其与华晨公司之间存在劳务费的约定进行举证。二审中，唐振政的证人虽证明唐振政负责华晨公司使用的房屋建造，但仍未能证明唐振政将大件公司租赁后，其从事的建房等工作另行约定了劳务费的事实。唐振政作为大件公司的法人，其已将公司整体租赁给了华晨公司，但作为公司股东，其当然享有相应的利益。唐振政对于大件公司人员、设备包括提供劳动条件的管理工作，是其履行大件公司的管理行为，如其不能提供与华晨公司之间存在另行支付顾问费的约定，对于其主张与华晨公司之间存在劳务关系，本院依然无法认定。综上所述，唐振政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900元，由唐振政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屠 育审 判 员  李 珊审 判 员  刘保河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九日法官助理  李靖元书 记 员  段 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