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520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钟育军，男，1970年7月27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松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文，上海君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包莹，上海君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计强，男，1954年1月23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松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松年，上海李东方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刘廷祥，男，1950年10月13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松江区。上诉人钟育军因与被上诉人计强及原审第三人刘廷祥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7民初198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钟育军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其原审诉请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计强将上海市松江区XX村XX号XX室房屋（以下简称涉案房屋）卖给钟育军，刘廷祥将其购置的位于松江区大涨泾地区面积约80平方米的房屋（以下简称大涨泾房屋）卖给计强，且钟育军将房款直接交付刘廷祥，只需发生两次房屋交易行为，这是最合理、成本最低的方式，也最接近事实。计强陈述其与刘廷祥进行房屋交换使用，且刘廷祥又私自卖了涉案房屋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一审判决未能正确理解交易行为之间的逻辑关系，认为钟育军所主张的事实，除了刘廷祥的陈述，没有其他证据，一审判决忽略了交易各方之间的关系。被上诉人计强辩称，不同意钟育军的上诉请求，要求维持原判。计强与钟育军之间没有房屋买卖关系，其也没有委托他人出售涉案房屋。钟育军所称的与计强关于涉案房屋的买卖关系没有证据证明。原审第三人刘廷祥述称，钟育军与计强之间就涉案房屋存在买卖关系，计强对此是明知的。钟育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计强将涉案房屋过户登记到其名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涉案房屋现登记于计强名下。计强配偶刘某与刘廷祥系兄妹关系。关于涉案房屋的房产证持有情况。钟育军持有的涉案房屋上海市房地产权证，登记日期为2005年3月15日，编号为沪房地松字（2005）第XXXXXX号。计强持有的涉案房屋上海市房地产权证，登记日期为2009年8月16日，编号为沪房地松字（2009）第XXXXXX号。关于房屋买卖合意的形成。计强称其从未与钟育军达成就涉案房屋的买卖合意，其仅同意刘廷祥将涉案房屋交给朋友居住，因为其也使用了刘廷祥的大涨泾房屋，故没有收费，其后要求刘廷祥返还涉案房屋遭到拒绝，但因为工作、生病等原因未向刘廷祥及时行使权利。钟育军除诉状中已经陈述的事实外，另在一审庭审中陈述，其通过刘廷祥购得涉案房屋，其和刘廷祥达成三方交易的共识，但不清楚刘廷祥与计强之间如何协商，交易时钟育军见过计强配偶刘某，也取得了涉案房屋钥匙和房产证，曾在2007年前往大涨泾房屋处要求计强配合办理涉案房屋过户遭拒。关于购房款的支付。钟育军称通过现金方式分三次向刘廷祥支付共计12万元购房款，分别为50,000元（无收据）、40,000元、30,000元，并提供了由有刘廷祥提供的落款时间为2006年1月27日、2007年12月28日的收据两张，内容分别为“今收到钟育军付来购房款人民币肆万元整”及“今收到钟育军付来购房款人民币叁万元整。购房款已结清”。计强不认可收据的真实性与关联性，并表示收据没有显示出为购买涉案房屋，其从未收取过购房款。关于涉案房屋的交付及占有使用。钟育军称，自三方达成协议后，其于2004年底在涉案房屋内自刘廷祥处取得房屋钥匙后占有使用涉案房屋至今，交付钥匙时涉案房屋除空调外已经搬空，其后有人自行进入涉案房屋取走空调，涉案房屋自此之后的水电费及物业费均由其或实际使用人支付。计强则称其并未将涉案房屋出售给钟育军，计强一家于2005年1月3日自涉案房屋搬离，并和计强的岳父即刘廷祥的父亲一同搬至大涨泾房屋居住，搬离后因刘廷祥陈述说有朋友借用涉案房屋而计强予以了同意，其后未搬回涉案房屋，而之所以提供房产证是刘廷祥称其朋友子女读书需要办理居住证，而非由计强将房产证交付给钟育军，此后计强向刘廷祥要求返还房产证遭到拒绝，故计强在2009年重新补办了房产证。计强又称在岳父去世后，其向刘廷祥要求换回房屋，刘廷祥不同意。一审另查明，2019年10月10日，计强报警称在涉案房屋内与钟星宇之间发生争吵。计强称，其在2019年前往同小区的哥哥家中方被告知，有人说计强将涉案房屋出售他人，但是计强表示不知情。关于大涨泾房屋的情况。计强称，其于2011年搬离大涨泾房屋后入住女儿家中，计强已经将搬离的事实告知刘廷祥，刘廷祥在2015年告知计强大涨泾房屋将拆迁。刘廷祥称，大涨泾房屋在2017年至2018年间因属于违章建筑而被拆除，是否签订补偿协议不清楚，但是计强始终占有大涨泾房屋，计强也曾将大涨泾房屋作为仓库使用。一审法院认为：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则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钟育军与计强之间就涉案房屋是否存在买卖的合意。在认定本案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上，本案将分别在合意的成立、房屋交付及占有、房款的支付、所有权转移等方面进行综合认定。第一，钟育军未能提供其与计强之间就买卖涉案房屋已达成合意的书面或者口头协议的证据，房屋买卖特别是计强名下唯一住房的买卖对于钟育军、计强以及有关的刘廷祥而言都是一项慎重的交易，而除刘廷祥的陈述外，在案没有任何其他证据可以显示钟育军与计强之间达成了买卖合意，有违常理。第二，关于涉案房屋购房款的支付，一则钟育军提供的收据仅仅有刘廷祥的签收，且未注明为何笔购房款，二则该购房款按照钟育军所述应为向计强支付的涉案房屋购房款，在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合同的情况下，钟育军不将房款支付给涉案房屋产权人且没有计强作出任何确认的做法，亦不符合常理。第三，钟育军确实占有涉案房屋及持有房屋产权证，但是计强对此作出解释，虽则计强的解释存在一定的矛盾之处，如为何多年不以诉讼或者其他合法方式向刘廷祥主张返还涉案房屋，但是一则计强持有的房地产权证系在2009年即已补办，二则考虑到计强及其配偶与刘廷祥之间存在亲属关系，计强客观上亦认可占有使用大涨泾房屋，而根据钟育军自述在2007年即已得知计强拒绝过户的事宜，其亦未在合理期限内向计强主张权利亦不符合常理。故钟育军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基于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占有涉案房屋。综上，钟育军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计强之间就涉案房屋存在买卖的合意，钟育军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对于钟育军基于房屋买卖合同关系要求计强配合办理涉案房屋过户的主张，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四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五条、第一百三十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钟育军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钟育军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审理过程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钟育军主张其与计强之间就涉案房屋成立买卖关系，并据此提出要求判令计强将涉案房屋过户登记到其名下的请求。计强否认与钟育军之间就上述房屋存在买卖关系，不同意办理房屋过户手续。双方的争议焦点如一审法院归纳的钟育军与计强之间就涉案房屋是否存在买卖的合意。在计强否认与钟育军就涉案房屋存在买卖的合意的情况下，钟育军应当就其提出的主张进行相应的充分举证。从钟育军目前的举证看，仅有的佐证买卖合意的证据为其及刘廷祥对购房合意的陈述、刘廷祥出具的房款收据两张、其持有登记日期为2005年3月15日、编号为沪房地松字（2005）第XXXXXX号的涉案房屋上海市房地产权证，以及其对涉案房屋长期占有使用的事实等。在计强否认存在买卖合意以及钟育军与计强之间没有书面或口头的房屋买卖合同，钟育军也未曾向计强支付过房款的情况下，难以认定钟育军目前的举证已经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对此，一审判决也已从买卖合意的成立、房款的支付、房屋的占有使用及房产证的持有等方面作了较为详尽的分析，本院认同一审的分析与认定。另外，本院需要指出的是，钟育军在一审庭审中曾陈述，其通过刘廷祥购得涉案房屋，其和刘廷祥达成三方交易的共识，但不清楚刘廷祥与计强之间如何协商，该陈述亦与其现主张的与计强达成关于涉案房屋买卖合意的意见不符，故钟育军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据此，一审遂对于钟育军基于与计强房屋买卖合同关系要求计强配合办理涉案房屋过户的主张不予支持，并无不当之处。上诉人钟育军的上诉请求，缺乏充分的依据，本院难以支持。一审在其举证不能的情况下驳回其诉请并无不当，一审判决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3,800元，减半收取6,900元，由钟育军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3,800元，由上诉人钟育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凌 捷审判员 翟从海审判员 蒋辉霞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五日书记员 周 益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