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1民终330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官扬，男，1980年9月13日出生，布依族，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贵阳世纪颐和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金阳大道北金阳新区老管委第一层楼。法定代表人：刘运东，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启亮（公司员工），男，1982年7月12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世纪金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远大路1号金源时代购物中心650号。法定代表人：黄涛，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可，贵州同越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官扬因与被上诉人贵阳世纪颐和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颐和物业公司）、世纪金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纪金源集团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人民法院（2019）黔0115民初19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官扬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判决被上诉人返还上诉人煤气安装开户费2840元、有线数字电视费420元、供电安装开户费629元，合计2889元，并自2009年4月10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利息；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颐和物业公司虽受托收取配套费，但配套费一直由颐和物业公司支配控制，故其应承担返还义务；2、国家各部委相继出台规范性文件取消供电安装管理费等基础设施费用，房开企业收取的配套费属于基础设施配套费用，应由房开企业承担。合同约定煤气、有线电视、供电等基础设施在房屋交付使用时达到使用条件，其建设费用当然由房开公司承担；3、《补充协议》是格式合同，其关于配套费的约定无效，被上诉人应返还配套费并支付利息。原判以出卖人已尽合理提示及说明义务为由，认为关于配套费的约定不是格式条款，系适用法律错误。补充协议关于配套费的约定免除了房开企业的责任，加重买房人的责任，排除买房人的主要权利，应属无效，即使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已尽合理提示和说明义务，也不必然导致格式条款有效，或者消除其效力瑕疵；4、一审判决与在先判决冲突，影响司法统一。颐和物业公司答辩称：1、配套费2009年4月10日缴纳，上诉人要求退还配套费的诉请超过诉讼时效；2、颐和物业公司系代收代缴，没有使用该费用，不应当承担责任；3、补充协议约定的并非格式条款，签订合同时曾多次告知，上诉人也签字确认。世纪金源集团公司答辩称：1.世纪金源投资公司不属于适格主体，世纪金源投资公司是在股东会决议的基础上解散的，不存在未经清算即办理注销登记的情形，故本案中世纪金源投资公司不属于适格主体。2.商品房价格不应当包含水、电等配套设施的建设安装费用。原告依据2006年2月1日起实施的《贵州省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以及2008年1月1日起执行的《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企业所得税处理办法》认为应当退还配套费，上述规定规范的是基础设施建设所产生的费用，本案燃气费、独立电表费、有线电视费是用户专有设施费用，基础设施分为公共设施和用户专有设施。公共设施由建设单位配套建设，专有设施的开通使用等相关费用由用户自己承担。3.原告诉请没有法律依据。①《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中对配套费的约定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应当予以遵守。②《被充协议》关于“配套费”的约定不属于格式条款。补充协议系房开公司与原告之间自愿协商达成，在签订该补充协议之前，房开公司与被答辩人之间签订了认购书，认购书仅仅一面，该一页纸张上面双方已经明确：房价款含买受人须承担的配套费。同时约定：原告应向房开公司支付相关配套费，原告足以注意到此项条款，并且双方在签订认购书的一定期限后，原告在《合同签约单》上进行确认，而确认的内容包含配套费，原告足以注意到此项条款。并且双方在签订认购书的一定期限后，原告在《合同签约单》上进行确认，确认的内容包含配套费。故《商品房买卖合同》收取配套费是房开公司对原告反复提醒的基础上进行的，故收取配套费条款不符合格式条款“在订立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构成要件，依法不属于格式条款。③若以2009年5月1日施行的《贵州省城镇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件》作为是否退还配套费的依据，根据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房开公司收取的配套费用发生在2009年5月1日之前，不存在返还的基础。王官扬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返还原告煤气安装开户费2,840元、有线数字电视费420元、供电安装开户费629元，合计3,889元，并自2009年4月10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4月5日，原告与贵阳世纪金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贵阳世纪城认购书（团单）》，约定原告以406,966元的总价购买贵阳世纪金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贵阳世纪城龙吉苑7幢2单元22层2号房，该认购书双方达成的认购协议包括:认购房屋及价款、付款方式、定金、其他约定四项，其他约定第4条载明“买受人在签署《商品房买卖合同》时须向出卖人支付相关配套费，计人民币3,889元”。2009年4月10日贵阳世纪金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合同签约单》，内容包括一、买受人资料；二、房屋资料；三、付款方式及情况（折扣表达式：100.00）。应在2009年4月5日之前，缴纳定金10,000元，应在2009年4月12日之前，缴付首期房款71,966元，应在2009年4月17日之前，按揭到账325,000元；四、代收费情况：预告登记费80元，公共维修基金：8,139.32元，配套费3,889元。五、签约当天付款合计等。《合同签约单》共一页，该页面除联系地址、合同号、按揭贷款到账时间、签约当天付款金额合计四项内容为手写体，其余内容均为打印体。2009年4月10日原告与贵阳世纪金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同时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由原告购买贵阳世纪金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贵阳世纪城F组团第7号楼2单元22层2号房。建筑面积141.8平方米，房屋价款406,966元。《合同补充协议》第1条约定：买受人在签署本合同时应向出卖人缴交下列费用：（1）房屋公共维修基金：合同房款的百分之二；（2）印花税：合同房款的万分之五；（3）配套费：3,889元，配套费未包含在总房价中，应由买受人另行支付。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约定支付了购房款，并于合同签订当日向颐和物业缴纳了煤气安装开户费2,840元,有线数字电视费420元、供电安装开户费629元，合计3,889元。房屋现已交付原告使用。2019年9月11日，原告以诉称事实与理由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提出如前诉请。另查明，贵阳世纪金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13年2月16日注销登记，世纪金源集团公司系其股东。2008年5月1日贵阳世纪金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委托颐和物业代收贵阳世纪城购房业主缴纳的配套费。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当事人陈述、《贵阳世纪城认购书（团单）》、《合同签约单》、《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补充协议》、《代收代办授权书》、《金源集团专用收据》等经庭审举证质证并在卷佐证的证据。一审法院认为，关于被告颐和物业受贵阳世纪金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委托代收代办配套费，其民事责任应当由委托人即贵阳世纪金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担，颐和物业在本案不承担民事责任。贵阳世纪金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13年2月16日注销登记，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条第二款之规定：“公司未经依法清算即办理注销登记，股东或者第三人在公司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时承诺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之规定，贵阳世纪金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世纪金源集团公司是本案适格被告。关于《合同补充协议》第1条的效力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亦明确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该规定虽然是针对合同无效的情形，但同样适用有效合同中的无效条款。本案中，双方签订合同并无《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前四种情形，对于该规定的第五种情形，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法律指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颁布的规范性法律文件，而行政法规指由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即国务院根据宪法和法律就有关执行法律和履行行政管理职权的问题，以及依据全国人大的特别授权所制定的规范性文件的总称。《贵州省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贵州省人民政府令第91号）《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企业所得税处理办法》（国税发[2009]31号）《贵州省城镇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既非全国人大或人大常委会制定，亦非国务院制定颁布，不得作为认定本案合同条款无效的依据；其次，《合同补充协议》第1条的约定是否为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格式条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六条“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对格式条款中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内容，在合同订立时采用足以引起对方注意的文字、符号、字体等特别标识，并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格式条款予以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符合合同法第三十九条所称‘采取合理的方式’。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对已尽合理提示及说明义务承担举证责。”。贵阳世纪城认购书（团单）仅有一页，协议内容共四项，在其他约定中载明了买受人应当支付的费用包括配套费，时隔五日签订的《合同签约单》页面同样只有一页，除了四处为手写体，其余均为打印体，足以引起买房人注意。签约当天付款合计金额为手写体，而该金额明显高于定金及首期房款的金额，买受人对多缴的部分不做了解，不过问显然不符合常理。签完《合同签约单》的当日再次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与原告购买的房屋相关的三分合同中均涉及了配套费3,889元。出卖人在短期内多次‘采取合理的方式’已尽合理提示及说明义务，原告认为关于配套费的约定系格式条款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原告的主张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王官扬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原告预交),由原告王官扬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任何证据，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判认定的事实一致。另查明，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时间为2019年3月22日，原判认定上诉人提起诉讼时间2019年9月11日错误。上述事实有当事人庭审陈述及相关证据在卷佐证，且经质证，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主张《补充协议》中三通费条款约定无效的主要理由是该条款违反了国家各部委出台的规范性文件和《贵州省城镇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对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规定，认定合同条款无效的前提必须是合同条款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规定才属无效。而我国现行的法律、行政法规对三通配套费如何收取尚无明确规定，上诉人提到的国家各部委出台的文件和《贵州省城镇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属于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并非法律、行政法规的范畴。即便该条例是针对特定领域、范围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在特定领域和范围具有一定约束力，但并不能据此来认定合同条款无效,还应结合双方当事人的合同约定作出判断。本案双方在协商购房事宜过程中形成的认购书（团单）、《合同签约单》等明确约定上诉人须向被上诉人支付相关配套费3889元，在主合同附件四《补充协议》中又再次明确配套费未包含在总房价中，应由买受人另行支付。上述认购书（团单）、《合同签约单》条款与《补充协议》意思一致，并不存在相互冲突的约定。房屋交付后，买受人交纳煤气安装开户费、有线数字电视费、供电安装开户费等有关设施开通及使用所产生的相关费用，且多年未提出异议。上诉人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能够理解上述条款的内容及履行后的法律后果。即便案涉的《补充协议》系由被上诉人提供的格式文本，但是合同内容系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且合同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等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同时案涉《补充协议》签订于2009年4月10日，配套费也于同日交纳，而《贵州省城镇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于2009年5月1日实施，上诉人认为《补充协议》应适用合同签订之后才颁布实施的《贵州省城镇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明显不当。综上，上诉人称《补充协议》条款无效的主张不能成立，对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称原判认为《补充协议》有效的认定与在先判决冲突的问题，本院认为上诉人所称的在先判决虽然也涉及三通配套费的退还问题，但两案中合同的签订时间、合同条款以及对三通费的具体约定都明显不同，上诉人以在先判决认定合同条款无效就据此认为案涉合同也无效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对该主张本院亦不予支持。关于颐和物业公司是否承担责任的问题，颐和物业公司接受《商品房买卖合同》出卖人的委托代收配套费，在出卖人不承担退还三通配套费的前提下，颐和物业公司作为受托人亦不应承担退还责任。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王官扬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符黎音审判员  黄 新审判员  邓禹雨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邹 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