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9民终7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新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旧街街道办事处康裕街。法定代表人：张文俊，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皓，湖北松竹梅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佘仁喜，男，1962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系公司党委书记。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显贵，男，1972年2月22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丰都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世国、夏明亮，重庆洪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余新民，男，1967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阳新县。原审被告：佘仁喜，男，1962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原审被告：佘红喜，男，1973年1月13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原审被告：佘建功，男，1990年8月1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原审被告：湖北华云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汉川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法定代表人：王煜龙，该公司执行董事。上诉人武汉新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宇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何显贵、余新民、原审被告佘仁喜、佘红喜、佘建功、湖北华云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云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汉川市人民法院（2019）鄂0984民初3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新宇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湖北省汉川市人民法院（2019）鄂0984民初326号民事判决，驳回何显贵的原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何显贵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依法应当在查清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作出合法判决。案涉领条上的“证明人”佘红喜作为项目部负责技术工作的临时聘用人员，已于2016年9月辞职并办理了工资结算手续。而领条的落款时间是2017年1月11日，此时佘红喜并非公司的聘用人员，无权代表项目部与何显贵出具该存在非法目的的领条。针对该项事实，一审判决并未作出任何说明，一审法院在未查明案件事实的情况下作出判决。2.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依法不应得到支持。本案中新宇公司与“施工人”余新明签订劳务协议，2016年6月公司完成了涉案工程后即与余新明进行了结算：公司应付工程款140.788万元，至2016年6月完工时余新明分6次共计领取工程款108.5万元；余新明将公司价值26.5万元的施工电梯一台拖走，经双方协商抵扣余新明违规施工安全事故导致公司的损失。此后余新明以可返还电梯为由，向公司借款16万元并要求公司直接向何显贵个人账户转款，用于支付其所欠何显贵的工程款。余新明实际上已经从新宇公司超额领取涉案工程款，新宇公司已经尽到了支付义务，何显贵不应当再以新宇公司未支付工程款为由向新宇公司主张任何款项，而应当向其合同相对人余新明主张权利。本案中新宇公司从华云公司承包涉案工程后，与余新明建立劳务分包关系，随后余新明与何显贵个人之间签订劳务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合同的相对性原则，何显贵只应当向与之建立劳务关系的余新明主张权益，而不得突破合同相对性直接向新宇公司主张权利。一审法院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作为本案裁判的依据，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何显贵辩称，一、原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二、本案余新民、何显贵与新宇公司项目实际负责人佘红喜于2017年1月11日就何显贵劳务工程量及工程款进行结算，确认余新民应付何显贵劳务款321200元。另，新宇公司增补何显贵人工费44600元，上述费用即领条上所载明的应付何显贵的劳务工程款，该领条出具后，新宇公司支付了何显贵工程款160000元，后新宇公司、余新民均未再支付何显贵工程款。上诉人提出的佘红喜2016年9月办理离职是不属实的，该项目竣工后佘红喜于2017年3月3日代表施工单位参与了项目竣工验收的相关工作，因此，佘红喜代表公司与何显贵就欠付工程款进行结算符合客观实际。原审判决参照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判决新宇公司在欠付余新民工程款范围内对何显贵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适用法律正确。余新民未向本院提交答辩意见。佘仁喜述称，佘红喜不是新宇公司的人，他写的条子签的字不能代表公司只能代表其个人，公司未授权，公司有项目公章所有结算都会加盖公章，领条公司不认可，公司也不欠余新民钱。佘红喜、佘建功、华云公司未陈述意见。何显贵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由余新明、佘仁喜、佘红喜、佘建功和新宇公司连带支付何显贵劳务费205800元，并从2017年1月11日起至清偿日止按银行同期同类商业贷款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损失；2.由华云公司在欠付新宇公司建设工程款的范围内对何显贵承担给付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余新明、佘仁喜、佘红喜、佘建功、新宇公司、华云公司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审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因到庭的被告均对何显贵举证的证据一即涉案工程施工合同、证据二即建筑工程质量监督资料复印件、证据三即涉案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复印件、证据六即涉案领条、证据七即佘建功向何显贵转账16万元的银行卡交易明细单、证据八即新宇公司与华云公司的企业法人年度报告打印件的真实性无异议；何显贵对新宇公司举证的证据二中有银行印章的交易流水单的真实性、证据三即佘建功向何显贵转账16万元的银行卡交易明细单的“三性”均无异议。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无异议的部分及主张的相应事实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其一，关于新宇公司是否欠余新明工程款项的问题。何显贵认为，公司欠余新明321200元工程款恰好就是余新明应付何显贵的劳务余款，故佘红喜代表项目部承诺由项目部直接向何显贵支付该款；公司则认为，公司应付余新明工程款1407880元，至2016年6月完工时余新明六次共领款108.5万元，余新明以物抵款拖走公司26.5万元的施工电梯一台，公司代余新明向何显贵支付工程款16万元，故余新明实际已超额领取了工程款。一审法院认为，新宇公司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以电梯抵扣工程款，即使双方之间存在电梯纠纷，也与涉案工程款无关，依法认定公司还下欠余新明工程款162880元（1407880元-1085000元-160000元）。其二，关于华云公司是否承担清偿何显贵涉案工程款责任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因发包人华云公司与承包人新宇公司对双方已结清合同工程款均无异议，本案已不具备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关于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的前提条件，故何显贵诉请华云公司的主张不能成立。其三，关于新宇公司是否承担清偿何显贵涉案工程款责任的问题。因华云公司已结清对新宇公司的全部工程款，而新宇公司尚欠余新明工程款162880元，余新明仍下欠何显贵161200元（321200元-160000元）。虽然何显贵只与余新明存在合同关系，与新宇公司没有合同关系，但从立法目的及公平角度考虑，既然上述司法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允许实际施工人突破合同的相对性向发包人主张权利，一审法院也应参照该款规定判令新宇公司在下欠余新明工程款范围内对何显贵承担相应的清偿责任。另外，新宇公司还应支付何显贵44600元增补人工费的款项。其四，关于佘仁喜、佘红喜、佘建功是否承担本案责任的问题。因新宇公司与佘仁喜否认挂靠且何显贵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本案存在挂靠关系，一审法院依法认定佘仁喜、佘红喜、佘建功不承担本案的清偿责任。一审法院认为，新宇公司从华云公司承包涉案工程后，将部分工程分包给不具有相应资质的余新明、后者又将相应的劳务工程再分包给同样不具备资质的何显贵施工，该两个分包合同均属无效。何显贵作为涉案劳务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其与余新明及新宇公司项目部结算后，有权取得相应的劳务款项。余新明对其下欠何显贵的161200元劳务款，应依法承担清偿责任。新宇公司应在下欠余新明162880元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对其应增补给何显贵的44600元劳务款（人工费）承担清偿责任。关于何显贵所主张的逾期付款资金占用损失，酌定从起诉之日即2018年12月1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标准支付。对何显贵的其他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判决：一、余新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何显贵支付下欠的劳务款161200元，并从2018年12月1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标准支付资金占用费；二、武汉新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在162880元范围内对前项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武汉新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何显贵支付44600元劳务款，并从2018年12月1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标准支付资金占用费；四、驳回何显贵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387元，由余新明负担3524元，武汉新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863元。何显贵垫付的4387元，由余新明、武汉新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在执行中按各自负担的金额一并支付给何显贵。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关于案涉领条应否采信的问题。二审中，新宇公司向本院提交佘红喜通过微信向佘仁喜发的1张领条照片。该照片与何显贵一审提供的领条有明显不同，一审领条有3处明显添加和1处涂改。证明在一审中何显贵所提供领条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都存在重大疑问，依法不应当采信。何显贵经质证称，对该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该证据不是原件且无法清晰识别与何显贵在一审中出示的原件内容存在不一致的情形，应当以何显贵一审举示领条内容为准。该证据不能达到上诉人证明目的，另佘仁喜在庭审中提出佘红喜不是公司的员工，与举示该证据的代理人发表的意见不一致，何显贵举示的领条依法应当认定佘红喜代表公司出具。何显贵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在查看上诉人提交的手机上存储的图片时，发现手机图片2张，第1张不清晰无法识别内容，且该领条不是佘红喜出具给何显贵的，对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第2张图片系本案何显贵举示的领条，其内容也是一致的，因此，该图片应当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本院认为，佘仁喜手机中储存的2张手机图片上显示的拍照时间，第1张图片为上诉人新举证的图片拍照时间为2017年1月11日，第二张图片拍照时间为2017年1月12日为何显贵一审提交的案涉领条，从内容、来源及拍照时间上看何显贵提交的案涉领条系在新宇公司上诉提交领条的基础上修改形成。新宇公司提交的领条照片具有真实性，但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依法不予采信。一审法院对案涉领条予以采信并无不当。关于新宇公司上诉提出佘红喜已于2016年9月辞职并办理了工资结算手续，其2017年1月11日无权代表项目部与何显贵出具领条的主张，本院认为，新宇公司并未举证证明佘红喜离开项目部事宜已告知工程相关人员的事实。故新宇公司该上诉理由无事实依据，本院依法不予采信。关于新宇公司上诉称余新明将公司价值26.5万元的施工电梯一台拖走抵款以及余新明向公司借款16万元的事实，因新宇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上述事实，本院依法不予采信。本院认为，新宇公司从华云公司承包涉案工程后，将部分工程分包给不具有相应资质的余新明、余新明又将相应的劳务工程再分包给同样不具备资质的何显贵施工，该两个分包合同均属无效。余新明及新宇公司项目部结算后，何显贵有权取得相应的劳务款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明确规定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对实际施工人向与其没有合同关系的转包人、分包人、总承包人提起的诉讼，要严格依照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进行审查，不能随意扩大上述规定的适用范围。本案中何显贵的相对方为余新明，何显贵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请求无合同关系的总包人新宇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法律依据不足，一审判决实体处理不当，应予纠正。综上所述，新宇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湖北省汉川市人民法院（2019）鄂0984民初32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三项。即一、余新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何显贵支付下欠的劳务款161200元，并从2018年12月1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标准支付资金占用费；三、武汉新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何显贵支付44600元劳务款，并从2018年12月1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标准支付资金占用费。二、撤销湖北省汉川市人民法院（2019）鄂0984民初32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四项。三、驳回何显贵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387元，由余新明负担3524元，武汉新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863元。何显贵垫付的4387元，由余新明、武汉新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在执行中按各自负担的金额一并支付给何显贵。二审案件受理费4387元，由何显贵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 伟审判员 戴 捷审判员 鲍 龙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八日书记员 胡羽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