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4民终98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洪，男，1988年10月6日生，汉族，住常州市新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乃盈，江苏源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文娟，江苏源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徐琴秀，女，1964年8月24日生，汉族，住常州市新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乃盈，江苏源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文娟，江苏源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常州新联铸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常州市新北区新联路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4116853020274。法定代表人：王洪，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乃盈，江苏源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文娟，江苏源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郭茹，女，1989年12月4日生，汉族，住常州市新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冯露露，江苏远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洪、徐琴秀、常州新联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联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郭茹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2019）苏0411民初75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王洪、徐琴秀、新联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民事判决，依法改判；2、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错误。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有效，但其基础法律关系则是王洪持有的股权是否属于被上诉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规定可以主张的夫妻共同财产？因此，对于该事实法院应当予以充分查明，但一审法院并未就该事实进行查明，也无视上诉人提供的充分证据（新联公司历次出资银行记录等足以证明实际出资人并非王洪，而是王晓艳和王元品），仅以“该主张无有效证据支撑且和工商登记资料相悖”为由，认定王洪实缴出资490万元，与事实不符，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其一、虽然王洪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被登记为新联公司的股东并持有一定的股权，但这只是判断名义股东的主要依据，确认股东属于实际股东还是名义股东系公司内部关系，应当从股东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角度进行判断。郭茹并未提交证据证明王洪所出资的资金来源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也无证据证明该股权系王洪父母或亲属赠与夫妻双方。相反，上诉人已经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新联公司的全部出资均非王洪，因此，王洪的股权并非夫妻共同财产，其转让行为并未侵害郭茹的合法权益，郭茹无权以此主张合同无效。其二、新联公司前身为新联机械厂，设立于2009年2月12日，股东为案外人王元品和王洪（王元品与王洪系父子关系），注册资本200万，两人各持股50%；2013年5月9日，注册资本增加至980万元，持股比例未变；2016年5月16日，注册资本增加至8000万，持股比例变更为王洪90%，王元品10%；2018年8月30日，王洪以0元对价转让80%的股份给王元品，公司股权比例变为王元品持股90%，王洪持股10%。2019年7月23日王洪与徐琴秀（二人系母子关系）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10%的股份以490万元的对价转让给徐琴秀，至此新联公司的股东为王元品和徐琴秀，分别持股90%和10%。本案中新联公司是王元品（负责公司运营等）和其妹王晓艳（王洪之姑姑，负责公司财务等）等共同创立，2009年2月公司由机械厂转制为公司时，因有限公司股东要求为至少2人，王晓艳和王元品决定登记王元品和王洪为股东，王洪出资款100万也系王晓艳出资。彼时王洪21岁，尚就读于学校（2010年7月大学专科毕业），根本无任何自有资金可供出资，其股东仅为挂名。其后2013年公司增资至980万，乃至到2016年，新联公司因业务方多为央企和国企，需要增加注册资本以便开展业务，于是王元品和王晓艳决定将注册资本增加至8000万。至2019年注册资本实际出资8000万（以王洪名义出资6318万元，以王元品名义出资1682万元），全部出资款均为王晓艳、王元品以其大部分自有资金和少部分亲戚借款出资。郭茹与王洪2013年5月28日登记结婚，在此之前的股份即便系王洪以个人财产出资，亦属于其婚前财产。王元品和王晓艳也从未对王洪婚前的股份作出赠与的意思表示，王洪持有的股份并非其个人婚前财产，而仅仅是代为持股。因此，该股份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其三、至于王洪婚后的股权变更及出资，现有证据证明所有出资全部系王晓艳、王元品以自有资金和借款出资（每次出资均有银行流水记录等一一对应），王洪或郭燕从未出资分文。另外，王洪2010年毕业后至今，除挂名法定代表人之外，并未在新联公司担任任何职务，也未从事具体工作。郭茹婚后大概5年时间内也因生育两个孩子等不曾工作，最近一年多才开始在保险公司工作，之前夫妻二人的生活费用等实际也是双方父母资助，根本不可能有任何个人资产用于出资。既然王洪所持股份并非夫妻共同或一方婚后出资，其就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王洪之转让行为便不具有任何恶意，也不侵害郭茹的任何权益，郭茹自然无权主张其无效。综上，根据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完全可以证明，王元品和王晓艳系公司实际出资人，王洪与王元品、王晓艳之间仅为股权代持关系。虽然王洪与王元品、王晓艳之间并无书面代持协议，但代持协议并非必须以书面形式存在，口头协议也无不可。民事诉讼法明确了本证的高度盖然性标准，主张隐名股东作为本证的提出者，通过举证实际出资、实际行使股东杈利等间接证据，足以让法院确信代持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则达到了其所需要的证明标准，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参考案例：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苏民终1148号民事判决书）。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股权转让协议的有效与否，应当结合公司法和合同法、婚姻法等综合判断，一审法院片面适用法律，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案涉王洪与徐琴秀之间的2019年7月23日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从事民事交易活动，其民事主体适格，意思表示真实、明确，协议内容不违反我国《合同法》、《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该股权转让协议应认定有效。第一、根据最高院一贯的判例和观点，股权作为一项特殊的财产权，除其具有的财产权益内容外，还具有与股东个人的社会属性及其特质、品格密不可分的人格权、身份权等内容。如无特别约定，对于自然人股东而言，股权仍属于商法规范内的私权范畴，其各项具体权能应由股东本人独立行使，不受他人干涉。在股权流转方面，我国《公司法》确认的合法转让主体也是股东本人独立行使，不受他人干涉。本案中，上诉人王洪因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权事宜，与徐琴秀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双方从事该项民事交易活动，其民事主体适格，意思表示真实、明确，协议内容不违反我国《合同法》、《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该股权转让协议应认定有效（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二终字第48号民事判决书和（2017)最高法民终281号民事判决书）。第二、即使案涉转让股权属于夫妻共同出资，在夫妻间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该出资款项应属夫妻共同财产，但在出资行为转化为股权形态时，现行法律没有规定股权为夫妻共同财产，其也不具有“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这样的属性。现行法律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但没有规定股东转让股权需经股东配偶的同意。因此，王洪转让其持有的新联公司股权，即使未经其配偶郭茹同意，也不影响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更没有法律依据确认其转让无效（参考案例：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谷实与赵晓娟股权转让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2015)辽民二终字第00341号])。第三、在上诉人提供了新联公司实际出资人并非王洪的充分证据后，则案涉股权并非夫妻共同财产，从而丧失了侵害夫妻一方郭茹合法权益的法律基础，更不能得出恶意侵害第三人权益的错结论。但一审法院依然忽视该事实，错误适用法律，其认为“侵害客观存在即应阻却合同效力”的结论也就没有正确的法律依据。被上诉人郭茹二审答辩称：原审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事实与理由：1、上诉人主张王洪系为其姑姑王晓艳代持股份的证据不足；上诉人提交的银行流水中，绝大多数是取现；上诉人提交的银行流水并不具备连续性、完整性，而是仅选取了表面看来对其有利的部分，故根本不能证明是王晓艳出资了全部的注册资金；2、上诉人一审庭审称“关于两次股权转让，本来就是王洪父母拿回由王洪代持的股份”，意思即是王洪是代其父母所持股份，现有证据显示王洪母亲没有任何的出资；3、上诉人在认定股权代持的逻辑上是谁出钱谁就是实际股东。王洪股权的变更仅发生于其与父母之间，足以证明是王洪及其父母是怕郭茹在离婚时要求分割股权而转移给自家人。法律以及实践中代持协议并不是认定股权代持关系成立的必须条件，但是常理上投资人都有风险意识，签订代持协议的还是多数。本案中仅仅凭上诉人提交的银行流水就足以驳斥其代持的主张，更无需说其再无其他证据。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无有效证据证明代持股份，符合事实。其次，被上诉人一审诉请要求确认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依据的是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之行为受到法律明文禁止，故此类行为通常是两方或者多方行为人共谋后秘密进行。在举证证明层面上，除非串通行为人自认相关事实，否则难以获取认定恶意串通行为的直接证据，因此恶意串通行为的举证证明一般只能通过间接证据推论认定。本案中，代理人认为根据现有事实证据足以推定王洪与徐琴秀为恶意串通。理由如下：一、王洪的母亲徐琴秀以及其父亲王元品对郭茹与王洪夫妻二人感情不和是非常清楚的。一审庭审中上诉人对此也予以了确认，明知夫妻二人感情不和仍进行股权转让，恶意明显；二、从转让的价款以及支付情况也足以证明。1、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表面显示新联公司在2019年3月15日即已完成了注册资本的实缴，王洪认缴的注册资本7200万在2018年4月24日即已经全部实缴到位。而2019年7月23日股杈转让协议上却是“实缴490万，未缴310万”，与客观事实不符，可见主观上的恶意欺瞒；2、上诉人一审庭审中陈述新联公司合作的客户多为央企和国有企业，加之代理人一审时调查确认新联公司在2018年8月购买土地34041平方米、新建厂房5层建筑面积21811.09平方米，足见新联公司资产及实力之雄厚，未来发展前景之美好。撇开协议中是800万（事实已实缴）的股权不谈即使是协议中写明实缴的490万元在现如今的发展下，仅仅作价490万元转让于徐琴秀，属于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十九条所规定的明显不合理的低价；3、事实上，徐琴秀并未支付王洪任何股权转让的对价，一审中上诉人自认未支付也表示不会再支付，徐琴秀就更不可能是善意第三人。以上足以推定徐琴秀与王洪二人有恶意转移财产的主观目的。不符合善意取得。故而，王洪与徐琴秀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违反了合同法的规定，损害了郭茹的财产权益，应当确认无效；第三，郭茹有提起诉讼的权利。一，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本案王洪与徐琴秀存在恶意串通转让股权的行为，损害了郭茹在夫妻共同财产中享有的权益。郭茹依法享有撤销权；二，根据婚姻法第十七条及婚姻法司法解释解释（一）第十七条、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十一条等对夫妻共有财产的认定标准，本案中，王洪与郭茹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在没有特别约定情形下，王洪的股份以及股份收益应当属于夫妻共有财产，夫妻一方处置夫妻共有财产，另一方认为损害其财产利益的，可以提起诉讼。三，根据上诉人已交的证据，王晓艳的女儿何梦娇，出生于1996年1月，其在江南农村商业银行有400万元的存款。何梦娇在2016年时尚不足20周岁，其名下就有存款几百万，为什么王洪就不能在大学时享有公司股权？父母在成立公司之时将股权登记在子女名下的情况比比皆是，是为对子女的赠与，该赠与行为在登记时一经公示即对外具有公信力。王洪是否有财产能力均不影响其取得新联公司的股东资格，享受资产收益的权益。法律賦予了股东参与公司决策与管理的权利并没有规定股东有必须参与公司决策与经营的义务。即使新联公司成立之初王洪实缴的100万部分系其婚前财产，但该股权在婚后产生的收益、以及婚内增资的部分及产生的收益均确为夫妻共同财产，郭茹对此享有财产权益，郭茹有权提起诉讼。郭茹一审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王洪、徐琴秀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王洪、徐琴秀及新联公司协助恢复王洪持有的原第三人之股权;2、诉讼费用由王洪、徐琴秀、新联公司承担。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如下：郭茹与王洪系夫妻关系，双方登记领证时间为2013年5月28日。徐琴秀和王洪系母子关系。新联公司成立时间为2009年2月12日，法定代表人为王洪。该企业原注册资本为200万元，于2013年5月9日变更登记，注册资本增至980万元。同时，根据该企业公司章程记载，股东为王元品、王洪，出资额为各490万元；出资方式记载为：其中王元品出资的100万元，王洪出资的100万元于公司核准登记之前出齐，增加的780万元于2013年5月8日缴足。2016年5月24日，该企业再次变更登记，注册资本增至8000万元。其中2016年5月16日的股东会决议载明，此次增资由王洪认缴6710万元，变更后王洪出资7200万元，占比90%；王元品出资800万元，占比10%，据此修改了公司章程。2018年8月30日，该公司股东会决议载明王洪将公司出资额6400万元转让给王元品，此后，王洪出资800万元，占比10%。在同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上载明：王洪作为出让方将持有的6400万元出资额（实缴0万元）以人民币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受让方。2019年7月23日，该公司股东会决议载明，王洪将其公司出资额800万元转让给徐琴秀。“股权转让协议”载明：王洪作为出让方将持有的股权800万元（实缴490万元，未缴310万元）以人民币49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受让方徐琴秀，同时约定受让方于2019年7月23日前将股权转让款以现金方式一次性交付出让方。据此，该企业变更股东为王元品、徐琴秀。经庭审确认，上述490万元至今未实际支付，徐琴秀抗辩称王洪仅是股权代持人，该款无须支付。另查明，郭茹和王洪婚姻存续期间因家庭琐事和性格不合导致矛盾，目前婚姻关系状况不佳。上述事实有结婚证、户籍证明、工商变更登记资料、工商档案查询件、股权转让协议等证据及当事人当庭的陈述、质证内容附卷佐证。一审法院认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权益的，合同无效。本案中，郭茹与王洪于2013年5月28日登记结婚，在两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新联公司逐步壮大，增资扩股。根据工商登记资料，王洪实际持有该公司股份并实缴了部分出资，且所持股权逐步增长，实缴部分达490万元，即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客观存在夫妻共同享有的股权权益及股权收益部分。按我国婚姻法之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以夫妻共同财产投资部分及一方以个人资产投资所得收益部分均为夫妻共同财产。现王洪在郭茹不知情的前提下，私自将名下股权全部转让（包括认缴但未实际出资部分），至今未有对价亦不准备再主张由对方给付对价，该行为客观侵害了郭茹的合法权益，属于我国合同法规定之合同无效情形。徐琴秀抗辩称，王洪系代持股份，无实际出资能力，该主张无有效证据支撑且和工商登记资料之公示资料相悖，一审法院对此抗辩不予采纳。郭茹以王洪、徐琴秀为被告，主张2019年7月23日之股权转让协议无效，该协议对郭茹权益造成实际侵害，应当属于无效合同。依照我国合同法之精神，恶意对第三人权益造成侵害即合同归于无效，无须考虑侵害程度或金额的大小，故王洪出资额的大小和占比多少不影响郭茹主张权利，侵害客观存在即应阻却合同效力。综上，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之规定，判决：一、王洪和徐琴秀于2019年7月23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二、新联公司配合王洪及徐琴秀将企业股权持有登记状况恢复至上述协议签订前之状态。案件受理费50元（已减半收取），由王洪、徐琴秀共同负担。上诉人王洪、徐琴秀、新联公司与被上诉人郭茹二审中均没有提供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部分事实予以确认。本院二审补充查明事实如下：王洪与郭茹两人曾是中学同学，2013年5月28日双方领证结婚。王洪结婚时25岁，郭茹24岁，王洪系技校毕业，结婚前后王洪没有具体工作，无正常工资收入，生活来源基本靠父母资助。郭茹婚后5年主要在家养育孩子，现王洪与郭茹仍是夫妻。王洪与郭茹在本院二审中均没有向法院提供证据证明王洪在新联公司的投资入股及增资入股股本金系王洪本人或者郭茹本人以及郭茹亲属代为缴纳出资。本案二审争议焦点:郭茹请求确认王洪与徐琴秀之间转让新联公司股权无效的请求是否成立。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本案中，王洪与徐琴秀之间转让新联公司的股权应按照公司法的规定程序。现有法律并没有规定公司转让股权需经股东配偶同意。股权作为一种特殊的财产权，除其具有的财产权益内容以外，还具有股东个人的社会属性及其特质、品格密不可分的人格权、身份权等内容。如无特别约定，对于自然人而言，股东权仍属于商法规范内的私权范畴，其各项具体权能应由股东本人独立行使，不受他人干涉。在股权流转方面，《公司法》确认的合法转让主体也是股东本人，而不是其所在家庭。因此，王洪作为新联公司的股东，有权按照公司法相关程序转让其股权。郭茹虽然认为王洪系无偿转让其在新联公司的股权，存有恶意转让财产行为，但郭茹并没有充分证据证明王洪在新联公司的股权系王洪本人投资入股或郭茹出资入股，相反上诉人方提供了大量的证据证明王洪在新联公司的股权并不是由王洪本人出资，更不是郭茹出资。即使王洪在新联公司的股权系王洪、郭茹夫妻出资，王洪的股权转让也应该按照《公司法》规定的程序进行，法律并没有赋予配偶可以否定股东转让股权的权利。至于郭茹认为王洪有损害其夫妻权益的行为，可以通过其他法律途径解决。综上，郭茹请求确认王洪与徐琴秀之间转让新联公司股权无效的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上诉人王洪、徐琴秀、新联公司上诉请求成立；一审法院判决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四条、第七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2019）苏0411民初7576号民事判决；二、驳回郭茹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已减半收取），由郭茹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郭茹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梅审判员 王 佳审判员 邹玉星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八日书记员 夏 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