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民终430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姚伟，男，1963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邢亚静，女，1984年8月6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廊坊市固安县。上诉人姚伟因与被上诉人邢亚静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8民初495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3日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董伟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姚伟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邢亚静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姚伟与邢亚静的买卖合同中的货物价格标准，应以双方磋商时邢亚静(供货方)向姚伟(购货方)提供的报价为准。一、邢亚静的诉讼主张及庭审中的陈述前后矛盾。邢亚静在起诉状中明确姚伟已经向其支付152000元，仍差133750元未支付。但是，在庭审中姚伟主张已经支付了182000元，邢亚静也认可。另外，邢亚静明确其诉讼主张的133750元中包括9084元的货款，该价款系邢亚静与案外人买卖合同关系项下货款。退一步说，即便是以邢亚静主张的欠款为基础，姚伟也不应承担一审判决中的欠付金额。一审法院认定邢亚静提供的虚假的供货单价格(125025元)作为双方的合同价是错误。二、邢亚静提供的证据有多处伪造和不实之处，一审法院认定邢亚静的“证据链较为完整”，实属枉顾事实。首先，邢亚静在庭审中提供的《沙阳路部队网络布线施工》系其单方伪造。其次，邢亚静在后期提供的进货单位所谓的收据均未提供其向进货单位支付货款的相应凭证、银行流水等确切证据予以证实。邢亚静提供的收据日期皆有前后矛盾与实际不符之处。为邢亚静开具“出库证明”及“收据”的北京凯瑞尚城科技有限公司早于2018年11月份被吊销营业执照，其为邢亚静出具盖有公司财务专用章的证明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最后，在一审法院核实价格时以邢亚静提供的网络截图价格作为对比基础，网络价格本就是零售价格，邢亚静作为产品供应商均是批发购货，二者当然不具有可比性。三、姚伟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证实涉案买卖合同价格标准应以邢亚静最初向其提供的报价单为准。首先，根据最初邢亚静向姚伟提供报价清单与邢亚静提起诉讼时提供的清单对比，可以发现清单形式内容不同。2018年9月，邢亚静向姚伟提供的《采购清单》中列明的是其需要提供的设备名称、数量及价格，尾部也是其个人习惯落款方式；而邢亚静起诉提供的《报价一览表》中列明的设备不仅包括其需要提供的内容，还包括了其他单位需要提供的设备内容,落款也是涉案项目的总包方。邢亚静的报价文件却以姚伟的总包方的名义落款，于情于理都无法解释。其次，姚伟在庭审中也提交了涉案工程的《采购合同》以及开具的发票，并且做出了承包工程的成本说明，姚伟的投标价格系在设备采购成本基础上计算的，设备采购预算应占投标总价的56%。邢亚静单方提供的报价明显畸高。最后，姚伟向法庭提交了在其与邢亚静磋商时期，第三方公司向其提供的报价单。姚伟曾因涉案项目向其他公司和邢亚静分别询价，但因其他公司提出的报价比邢亚静提供的报价多出8581元，所以姚伟选择从邢亚静处购货。从其他公司的报价与邢亚静起诉时所用的报价对比可看出二者相差甚大。综上，邢亚静方提供的报价系其单方制作，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基础，而姚伟所提供的报价单系双方磋商后的货物价格标准。邢亚静辩称：同意一审判决，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邢亚静一审诉讼请求：1.判令姚伟偿还欠款13375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姚伟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邢亚静向姚伟提供电脑、音响、服务器、监控、显示器、电脑配件等记载于《报价一览表》与《工程物品》的货物。邢亚静提供的《报价一览表》与姚伟提供的《军综网学习室硬件设备采购清单》中的货物名称、数量一致，邢亚静提供的《工程物品》与姚伟提供的《工程量清单》中的货物名称、数量一致。双方对上述货物的价格，除《报价一览表》中货物名称为“机柜1、机柜2、话筒”的三项以及《工程物品》中货物名称为“机柜、HDMI分配”的两项外，其他的货物项单价均存在争议。邢亚静主张《报价一览表》中的货物总价为136455元、《工程物品》中货物总价为170570元，姚伟则主张上述两表中货物总价分别为99655元、136315元。姚伟主张已向邢亚静支付货款182000元，邢亚静予以认可。诉讼中，一审法院组织双方就存在争议的货物项逐一进行了举证、质证以及对账，邢亚静就存在争议的货物项单价提供了与姚伟的短信/微信聊天记录、进货收据、网上市场报价截图等证据予以佐证，姚伟称其系依据邢亚静向其提供的报价文件确定争议货物项单价，未就如何确定其主张的存在争议货物项单价提供进一步证据。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依据当事人的陈述及其提供的证据，一审法院确认邢亚静与姚伟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买卖合同关系，邢亚静依约向姚伟提供了货物，姚伟应当按照约定支付相应货款，姚伟未支付剩余货款的行为已构成违约，应当立即向邢亚静履行付款义务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故邢亚静要求姚伟支付剩余货款的诉讼请求，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邢亚静就其主张的争议部分货物项单价提供了报价单、聊天记录、录音、进货收据、网上市场报价截图等证据，证据链较为完整；姚伟主张的争议部分货物项单价依据的系《军综网学习室硬件设备采购清单》、《工程量清单》中的报价，但该两份报价文件并未经双方签字确认，姚伟亦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双方就此达成一致，故一审法院对姚伟的该部分答辩意见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姚伟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邢亚静支付货款125025元；二、驳回邢亚静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邢亚静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姚伟向本院提交两份新的证据：证据1、姚伟与尹志通（微信名备注为“中关村视频”）的微信聊天记录和《解决意见》。用以证明姚伟威胁证人，存在用不正当方法取得利益的倾向。证据2、《采购合同》。该合同附件1《合同设备及配套明细》记载：货物名称计算机主机；单价（含税）3861.84元。用以证明邢亚静提供的《工程物品》清单中计算机主机单价4980元与合同单价不符，邢亚静单方面提高价格获取不正当利益。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于姚伟提交的证据1，邢亚静认为微信聊天记录和《解决意见》提及的金额为另一项目的款项，与本案无关，并且该款项已经解决。对于姚伟提交的证据2，邢亚静认为《采购合同》及其附件1《合同设备及配套明细》详细写明是计算机主机，未包含显示器。《工程物品》清单中有显示器一栏，但显示器未标注价格，可以明显看出《工程物品》清单中计算机主机单价4980元包含显示器的价格。本院经审查认为，姚伟提交的证据1的内容是邢亚静和案外人之间的纠纷，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纳。虽然姚伟提交的证据2可以证明计算机主机的单价是3861.84元，但《工程物品》显示计算机主机单价4980元系包含显示器的价格，因此姚伟主张邢亚静单方面提高价格获取不正当利益缺乏依据，且该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一审法院认定邢亚静与姚伟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买卖合同关系合法有效正确，本院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定邢亚静依约向姚伟提供了货物、姚伟未支付剩余货款，双方对此不持异议。根据当事人的上诉理由和答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邢亚静与姚伟之间买卖合同项下的货款金额如何确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针对双方争议的货款金额问题，邢亚静提供的《报价一览表》显示金额为136455元，《工程物品》清单中显示金额为170570元，两项合计307025元。邢亚静和姚伟均认可姚伟已支付货款182000元，由此计算出姚伟未支付货款应为125025元。根据邢亚静提供的欠款录音显示，姚伟认可未支付货款12万元左右，两者相互印证。姚伟称该录音中确认的欠款数额并非最后的结算结果，但其对此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故对其主张应不予采信。而且，邢亚静于2019年2月15日向姚伟一方发送《报价一览表》和《工程物品》，作为双方货款金额的对账单。姚伟一方收到《报价一览表》和《工程物品》后，长时间未对货款金额表示异议，迟至2019年8月份才在本案一审诉讼时提出异议，认为欠款金额仅为53970元，其做法与常理不符。综上，一审法院认定邢亚静就其主张的争议部分货物项单价提供的证据形成完整证据链、姚伟未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其主张的争议部分货物项单价，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姚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结果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976元，由姚伟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董 伟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胡保峰书 记 员  张 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