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7民再15号 抗诉机关：浙江省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再审申请人）：陈文伟，男，1980年3月7日出生，汉族，住东阳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晖，浙江泽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被申请人）：虞炳新，男，1956年6月18日出生，汉族，住东阳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熊砚芳，浙江长虹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原告陈文伟与原审被告虞炳新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东阳市人民法院于2018年2月7日作出（2017）浙0783民初11297号民事判决，陈文伟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8年5月18日作出（2018）浙07民终1307号民事判决。陈文伟不服，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24日作出（2018）浙民申3753号民事裁定，陈文伟不服，向检察机关申诉。浙江省人民检察院于2019年10月29日作出浙检民监[2019]33000000222号民事抗诉书，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2月17日作出（2020）浙民抗8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于2020年3月23日立案再审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指派浙江省金华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金全出庭。申诉人陈文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晖、被申诉人虞炳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熊砚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并无证据证明案涉税款应由陈文伟承担，根据现有证据，应当由虞炳新缴纳。（2018）浙07民终1307号民事判决认定的部分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理由如下：1.案涉税款由陈文伟承担缺乏依据。二审判决相关主要依据是《股权转让瑕疵声明》、《股东会决议》和《股权转让协议》。其中，虞炳新提交的《股权转让瑕疵声明》、《股东会决议》均系复印件，不符合有效证据的形式要件，虞炳新亦未提供相关文件原件予以印证，时任该公司股东也未全部在两份文件上签字确认。同时，上述两份文件签署和形成时间均早于陈文伟与虞炳新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的2014年7月28日。即使该两份文件是真实的，也只系公司股东内部约定，不能约束本案股权转让合同双方当事人。《股权转让协议》第三条规定：“本公司规定的转让费用由乙方承担。”二审判决认为该“转让费用”包含转让手续费和相关税费。国家税务总局《股权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管理办法（试行）》第四条第一款、第二款分别规定：“个人转让股权，以股权转让收入减除股权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按财产转让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合理费用是指股权转让时按照规定支付的有关税费。”可见，根据该办法，个人所得税不在合理费用范围之内。因此，本案股权转让双方在《股权转让协议》中并未明确界定转让费用的具体内容。二审判决认定转让费用包含案涉税款，导致案涉税款由陈文伟承担，缺乏根据。2.根据法律规章和现有证据，案涉税款应由虞炳新承担。《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规定：“个人所得税，以所得人为纳税义务人，以支付所得的单位或者个人为扣缴义务人。”国家税务总局《股权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管理办法（试行）》规定：“个人股权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以股权转让方为纳税人，以受让方为扣缴义务人。”本案中，东阳市地方税务局出具的相关《税收缴款书》中明确纳税人为虞炳新。因此，案涉税款应由股权转让方即虞炳新负担。2017年，陈文伟将2014年转让取得的相关股权再次转让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求先缴纳2014年虞炳新的相关税款，否则不予变更股权登记。故陈文伟代缴相关税款后，有权要求虞炳新予以返还。本案二审中，陈文伟提交了2014年8月6日陈文伟父亲陈正德作为受让方与虞炳新等相关转让方签订的《股权转让交接路线图》，该证据系原件，二审判决已确认其真实性。《股权转让交接路线图》第5条约定：“股份转让中产生的股份增值部分的税金在2014年9月底前交纳，由受让方代为缴纳或委托一个人代为办理。”根据上述约定，可以明确陈文伟代缴或代办虞炳新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而非由陈文伟负担虞炳新的纳税义务。 陈文伟再审请求：1.撤销原一、二审判决，依法改判。2.判令虞炳新承担原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恒达公司根本就没有关于对股权转让费用承担的规定，因此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第三条的约定属于没有约定。双方对恒达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中第三条“费用”一词的解释有歧义，属于约定不明。原一、二审依据《股权转让协议》作出判决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2.恒达公司的《股权转让瑕疵说明》、《股东会决议》均为复印件，一审时经过质证，对该两份证据没有采纳，说明这两份复印件不具备证据的三性，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3.二审中陈文伟提交的《股份转让交接路线图》，经庭审质证系真实，但二审没有将其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反而将一审质证存疑，没有采信和认可的复印件作为定案依据有违法律规定。对此，检察机关已提出抗诉意见。4.当时定下的《股权转让协议》，对费用承担实际并未明确约定，为了明确，双方在2014年8月6日签订了《股份转让交接路线图》，该文本写明了受让人只是代缴和代办。现陈文伟已经代付了上述款项，依据《股份转让交接路线图》中的约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股权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管理办法（试行）》相关规定，虞炳新应承担645582.92元的税款。 虞炳新辩称：1.原一、二审查明的关于双方股权转让的事实清楚，本案涉及的股权转让不是虞炳新个人和陈文伟之间的转让，而是恒达公司和陈文伟之间进行的转让。一审中虞炳新提交的《股权转让瑕疵声明》、《股东会决议》复印件，只是证明当时的交易是以公司的决议为前提对外招标，与陈文伟父子形成的交易。根据一审中查明的事实，陈文伟支付给虞炳新503.5万元，而陈文伟提供的股权转让协议是151.05万元，交易价格并不不符，虞炳新转让的股权实际上也不是49万元出资额，而是53万元出资额，从而印证了陈文伟和虞炳新实际的交易不是按照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只是为了提供到工商部门办理手续。恒达公司当时一共是316万股，每股9.5元，《股东会决议》上写明的转让净价3000万元正好能够印证。2.陈文伟提供的《股权转让协议》，系陈文伟制作，并由陈文伟父子操办，协议明确转让费用由陈文伟承担。虞炳新已提交《股权转让瑕疵说明》、《股东会决议》两份文件，在原一、二审时，作为恒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和总经理的陈文伟父子，提供不出相反的证据。3.陈文伟主张双方早就约定了虞炳新的个人所得税由虞炳新承担，按照正常交易习惯，陈文伟应当会把支付税款的钱扣下来，但是实际并没有。4.2017年3月9日，虞炳新收到了缴纳税款单，陈正德也准备把股权卖出去，就写了《合并、退股起草方案》，并承诺会处理好。该方案第四条中清楚表明虞炳新的税费是由公司（接收人）支付。陈文伟和虞炳新之间是按照恒达公司《股权转让瑕疵声明》、《股东会决议》来进行交易，陈文伟父子对此是清楚的。5.纳税由陈文伟承担符合常理。陈文伟是股权转让之后的代缴义务人，税法的主要职能是保障国家的税收，是规范税收的行为，并不是虞炳新本人才可以缴纳，本案中虞炳新的税费已经缴纳，没有违反法律规定。检察机关抗诉书中明确陈文伟是案涉税款的代扣代缴义务人，陈文伟在代缴之前有法定的义务，在2014年8月6号作出的《股份转让交接路线图》中，陈文伟父子是明确知道自己要代缴的，陈文伟支付给虞炳新503.5万元就是税后的转让款。6.交易双方约定过户的交易税费由一方承担，百分之九十以上这些费用都是由买方来承担，包括法院拍卖的所有税费都是由买方承担，因此本案中约定的税费由买方承担并未违反法律规定。 陈文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虞炳新支付陈文伟代为缴纳的税款645582.92元并支付利息（利息自2017年8月23日开始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7月28日，陈文伟（乙方）与虞炳新（甲方）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一份，约定：甲方将持有恒达公司16.333%股权共计49万元出资以1510500元价格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购买上述股权，转让款于2014年8月30日前付清，本公司规定的股份转让费用由乙方承担。2014年7月30日和8月15日，陈文伟向虞炳新支付股权转让款1510500元和3524500元。东阳市地方税务局于2014年10月24日出具一份税费审核内部传递单1份，部分内容为：2014年8月7日股东华惠国（0.67%）将持有全部股份以60000元价格转让给陈正德，赵巧萍（16.67%）将所持有全部股份以1500000元价格转让给陈正德，胡某（4.33%）将所持全部股份以390000元价格转让给陈正德，虞炳新（16.33%）将所持全部股份以1510500元价格转让给陈文伟，蔡晓光（10.67%）将所持全部股份以1030000元价格转让给陈正德（蔡晓光与陈正德交易于2014年8月13日中止）。根据市局有关规定，对自然人股权转让按所有者权益净增额、土地增值额之和与股权转让价格孰高原则确定计税依据。该公司于2004年3月受让取得东阳市西城工业区7271.6平方米的工业用地，其中土地成本为957263元，契税28717.89元。根据中介机构华宇评字（2014）字第933号资产评估报告，该处土地使用权现评估价9816700元，土地增值8830719.11元。企业2003年9月无土地使用权，也无法提供当时财务报表。根据税友龙版和纳税人提供的资料，2014年7月财务报表所有者权益净增额为10910533.89元。虞炳新应交个人所得税644749.32元（197××××3×16.33%×20%）、印花税833.63元［（156750＋1510500）×0.05%］。2017年6月8日和7月13日，陈文伟交纳了虞炳新的个人所得税644749.32元和印花税833.6元。 一审法院认为，陈文伟与虞炳新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根据该协议的第三条规定“本公司规定的股份转让费用由乙方（即陈文伟）承担”。从该条的文义上理解，本应由虞炳新承担的股份转让费用由陈文伟承担，个人所得税和印花税也应包含在股份转让费用中。陈文伟的诉讼请求不成立，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陈文伟的诉讼请求。 陈文伟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予以改判，由虞炳新承担诉讼费用。 本院二审经审理，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认为，综合本案当事人提交的《股权转让瑕疵说明》（复印件）、《股东会决议》（复印件）、当事人庭审陈述、特别是《股权转让协议》第三条的约定等本案的客观情况，陈文伟要求虞炳新承担本案的税费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驳回并无不当。陈文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陈文伟申请再审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并改判。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查认为，原审生效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理程序及实体处理均无不当，陈文伟所提出的再审申请事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驳回陈文伟的再审申请。 再审中，陈文伟提交工商营业执照信息一份，证明虞炳新主张恒达公司系整体转让与事实不符，陈正德当时只是受让了部分的权益而不是全部，并在2014年8月退出，转让给其他人，陈文伟掌控恒达公司与事实不符。 虞炳新质证意见：对工商营业执照信息的真实性无异议，2014年陈正德正是恒达公司法人，虞炳新离开恒达公司后，还有几个恒达公司原来的股东在留，具体股份结构不清楚。 本院认为，虞炳新对工商营业执照信息的真实性无异议，对真实性予以确认。该份证据能够证明恒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在2014年8月7日由虞炳新变更为陈正德，在2017年9月11日由陈正德变更为腾某。 虞炳新提供下列证据及申请证人胡某、腾某、申某出庭。 1.《股东会决议》原件一份，证明2014年7月，恒达公司的股权转让是整体转让行为，恒达公司明确规定所转让产生的税费由受让方承担，陈正德、陈文伟对恒达公司股权的整体受让，是按照《股权转让瑕疵声明》、《股东会决议》履行的。需要说明的是《股东会决议》原件系恒达公司文件，陈正德、陈文伟一直不肯提供，这次再审中，才在恒达公司里找到。 2.华惠国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华惠国在2004年已将其在恒达公司的股权转让给楼亮明，但在工商登记上没有变更过，因此股东会决议上没有华惠国的签字。 3.胡某出庭作证陈述，其在2014年是恒达公司股东，当时在非洲工作，因《股东会决议》要签字，回来过一次。《股东会决议》是股东一起讨论过的，内容是恒达公司整体股份净值3000万元的转让，是税后价，个税由受让方承担，最后卖给了陈正德。开股东会的时候陈文伟父子也在场，当天晚饭还是陈文伟父子请的客。《股权转让瑕疵声明》签字的时候胡某不在场，但是有电话告诉过胡某。 4.腾某出庭作证陈述，其在2014年是恒达公司股东，《股权转让瑕疵声明》、《股东会决议》的签字都参加过，签字的时候还不知道卖给谁，是股东张振东介绍的陈正德。腾某在2016年从陈正德手上购买过公司股权，是自己交的税，不清楚虞炳新有无把开股东会的内容告知过陈正德。华惠国的2万元股权卖给了楼亮明，但工商登记上没有去变更过。恒达公司一共有虞炳新、腾某、蔡晓光、张振东、腾孝平、楼明亮、胡杭健、吴立明、包金文、申某、赵治芳等十一个股东。 5.申某出庭作证陈述，其在2014年是恒达公司股东，也是恒达公司总经理，《股权转让瑕疵声明》、《股东会决议》上的签字都签过的，《股权转让瑕疵声明》是《股东会决议》的基准，《股权转让瑕疵声明》大约是在2014年1月签的，说好股份转让税款是买方交的。听陈正德讲过《合并、退股起草方案》，但大家没有同意。当时公司具体几个股东记不清了，以章程为准，开会的时候是符合法定人数的。华惠国的股权早几年就卖给了楼亮明，不用到场。 虞炳新质证意见：对三名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能够证明案涉股权转让交易，是恒达公司的整体转让，交易条件是遵照恒达公司指定的《股权转让瑕疵声明》、《股东会决议》，陈文伟父子以该条件共同收购了虞炳新等人的股份，且对案涉税款由股权受让方即陈文伟父子承担是知情、认同的。 陈文伟质证意见：对证据1和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股东会决议》中股东名单与工商登记中的股东名字不一致，且无股东签署的落款日期。华惠国在工商登记中是股东，作为股东必然要在决议上签字。对胡某、腾某、申某三名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申某虽非本案直接利害关系人，但其与虞炳新系恒达公司创业发起人，有间接利害关系；腾某作为陈文伟后续股权转让的受让方，双方存在纠纷，有利害关系；胡某的陈述前后矛盾，不能证明其在《股东会决议》签过字，也无法证明案涉税费应由陈文伟承担。 本院认为，胡某、腾某、申某三名证人的证言基本一致，可以相互印证。《股东会决议》虽无股东签署的落款日期，但决议台头已注明是20140709，结合陈文伟未能提供与《股东会决议》内容相反的证据，本院对《股东会决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再审经审理，对原一、二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2014年7月9日，恒达公司形成的《股东会决议》约定：股东一致同意公司整体股份转让，转让净价为3000万元整，转让中所有费用由受让方承担。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中认定事实的关键证据是《股权转让协议》，而不是《股权转让瑕疵声明》及《股东会决议》。原审认为《股权转让瑕疵声明》、《股东会决议》复印件中所体现的内容能够与《股权转让协议》、以及当事人的庭审陈述相互印证，并没有将《股权转让瑕疵声明》、《股东会决议》直接作为认定事实的证据。再审中出现的《股东会决议》原件能够证明，2014年7月9日形成的《股东会决议》约定转让中所有费用由受让方承担，与虞炳新和陈文伟2014年7月28日达成的《股权转让协议》第三条约定“本公司规定的股份转让费用由乙方（即陈文伟）承担”能够相互印证。从《股权转让协议》第三条约定的文义上理解，“转让费用”应当理解为股份转让过程中发生的所有费用，即包括个人所得税、印花税等相关税费。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九条规定：“个人所得税，以所得人为纳税义务人，以支付所得的单位或者个人为扣缴义务人”，即本案中纳税主体为虞炳新，但股权转让的当事人陈文伟、虞炳新以合同的形式来约定该税款的最终承担主体，并未损害国家税务机关对案涉税款的收取，应当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从《股份转让交接路线图》第5条约定的文义上看，由陈文伟承担虞炳新应缴纳的税款更符合客观意思表示，如果由转让方虞炳新缴纳承担，无需写“由受让方代为缴纳”，直接表述为由转让方承担或者缴纳更为清楚。另陈文伟于2014年7月30日向虞炳新支付股权转让款151.05万元，而《股份转让交接路线图》系2014年8月6日形成，此后陈文伟又于2014年8月15日向虞炳新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352.45万元。如果税款由虞炳新承担，陈文伟在《股份转让交接路线图》形成后，向虞炳新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时应将其垫付缴纳的税款扣除，而事实上并没有，不符合交易常理。原审判决认定由股权受让方即陈文伟负担在股权转让过程中产生的案涉税款并无不当。综上，陈文伟的再审请求和抗诉机关的抗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本院（2018）浙07民终1307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诸葛美龙 审 判 员 梁  立 审 判 员 马 美 华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五日 代书记员 张 超 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