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358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蒋加良，男，1969年3月12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富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倪俊卿，浙江富春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盛向明，男，1966年8月28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富阳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市富阳区公路管理段（杭州市富阳区公路路政管理大队），住所地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横凉亭路109号。 法定代表人李宇飞，段长。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来庆元，浙江首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程立军，浙江杭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蒋加良因与被上诉人盛向明、杭州市富阳区公路管理段（以下简称富阳公路管理段）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2019）浙0111民初82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3日受理后，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由审判员周志军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一、1992年4月16日，在富阳觃口线18KM+710M，原富阳县石井畈地方，蒋加良（蒋家良）驾驶的三卡（音）车辆与盛向明驾驶的浙0.102570号手扶拖拉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一人重伤，一人轻伤，直接经济损失400元。该事故经原富阳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盛向明负主要责任，蒋加良负次要责任。后于1995年经协商，盛向明、富阳公路管理段共应赔付蒋加良款项88600元，且已履行完毕。二、“赔偿清单”载明赔偿项目共11项（其中包括截肢等费、伤残费、一次性补助等）及最终确定赔偿金额88600元等事项。三、2016年6月1日，曾处理本次交通事故的民警汪关炎对上述“赔偿清单”出具一份“关于赔偿清单的说明”，该说明载明案涉交通事故发生的简要经过及双方的责任；1995年蒋加良治疗终结后，经交警队主持调解，根据当时蒋加良的病情后遗症，按蒋加良左小腿截肢残疾等总费用的主次责任分担，盛向明应赔偿蒋加良88600元并明确具体是按上述“赔偿清单”结算调解、处理赔偿事项。杭州市公安局富阳区分局交通警察大队在该说明上盖章确认。另查明，盛向明系富阳公路管理段的职工。 蒋加良一审诉讼请求：盛向明、富阳公路管理段共同赔偿蒋加良损失共计598868.48元。一审审理中，蒋加良变更诉请为：盛向明、富阳公路管理段共同赔偿蒋加良损失共计651295.35元。 原审法院认为，公民的健康权、身体权依法受法律保护，侵害他人上述合法权益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蒋加良、盛向明、富阳公路管理段均确认1995年盛向明、富阳公路管理段已赔偿蒋加良款项共计88600元，故原审法院对该节事实予以认定。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一、案涉“赔偿清单”是否系蒋加良、盛向明、富阳公路管理段于1995年协商本次交通事故时的赔偿清单？二、1995年协商的88600元赔偿款是否系一次性赔偿？三、1995年蒋加良、盛向明、富阳公路管理段协商后，蒋加良能否可就继续治疗骨髓炎及鉴定了伤残而继续向盛向明、富阳公路管理段主张赔偿？对于上述争议焦点，原审法院具体评析如下：针对争议焦点一：盛向明、富阳公路管理段认为案涉“赔偿清单”系蒋加良、盛向明、富阳公路管理段于1995年协商时制作，蒋加良认为非1995年协商时的清单，协商时另有清单。该院认为，首先，曾办理本次交通事故的民警汪关炎出具“关于赔偿清单的说明”一份，明确了当时蒋加良、盛向明、富阳公路管理段就是按照案涉“赔偿清单”进行结算调解、处理赔偿事宜的；其次，该“赔偿清单”中最终计算出的赔偿金额88600元与蒋加良、盛向明、富阳公路管理段确认的赔偿金额一致；再次，蒋加良虽陈述协商时另有协议，赔偿款项中也未包括伤残及截肢等费用，但其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反驳，且一审庭审中始终无法明确88600元的组成，故该院认定该“赔偿清单”系蒋加良、盛向明、富阳公路管理段在1995年协商时的赔偿清单，并包含了伤残费、截肢等费、一次性补助等赔偿项目。针对争议焦点二：1995年协商的88600元赔偿款项是否系一次性赔偿？蒋加良认为不是一次性赔偿，盛向明、富阳公路管理段认为系一次性赔偿。该院认为，首先，蒋加良在一审庭审中陈述，协商后其开始认为后续产生的治疗等费用不能再向盛向明、富阳公路管理段主张了，所以没有保存开始治疗时的医疗费发票；其次，从“赔偿清单”载明的11项赔偿项目、赔偿计算方式显示，交通事故可得到赔偿的项目基本已包括在内，不存在遗漏赔偿项目的问题，亦符合双方的责任承担比例，同时“赔偿清单”中的伤残费等的赔偿费用与蒋加良的病情及当时的赔偿标准基本相符，并包括了“一次性补助”的项目。即虽蒋加良、盛向明、富阳公路管理段均未提交1995年的赔偿款系一次性赔偿的明确的书面协议等证据，但根据蒋加良1995年的伤情及自己对1995年协商后结果的认知、“赔偿清单”中载明的赔偿项目及赔偿金额等，该院可认定1995年双方协商的赔偿金额88600元应为一次性赔偿。针对争议焦点三：1995年蒋加良、盛向明、富阳公路管理段协商后，蒋加良能否因鉴定了伤残等级及需继续治疗骨髓炎而继续向盛向明、富阳公路管理段主张赔偿？蒋加良认为协商时未包括伤残的费用且治疗骨髓炎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并存在后遗症的问题，即使1995年的赔偿款是一次性赔偿，其仍可向盛向明、富阳公路管理段继续主张赔偿。盛向明、富阳公路管理段认为，即使1995年的赔偿款项非一次性赔偿，但双方协商的赔偿项目中包括截肢等费、伤残费，故蒋加良以此向盛向明、富阳公路管理段主张赔偿，不应支持。该院认为，第一，该院在上述争议焦点评析中已认定1995年的88600元为一次性赔偿款，故蒋加良再行主张相关赔偿，无相应依据。第二，即使1995年的88600元赔偿非一次性赔偿，但从该院认定的“赔偿清单”上载明的赔偿项目显示，蒋加良、盛向明、富阳公路管理段曾约定了赔偿款项中包括伤残费，即对蒋加良存在伤残等级予以了考虑并赔偿，不存在重大误解的问题。虽当时蒋加良未进行实际的伤残鉴定，但双方是在交警队的主持下自愿达成的协议，蒋加良未提交证据证明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第三，蒋加良协商时已经取得了截肢等费的赔偿，后因自己原因未截肢，导致骨髓炎发作需继续治疗的不利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即产生的相关费用应由其自行承担。综上，蒋加良因鉴定了伤残等级及需继续治疗骨髓炎而有权向盛向明、富阳公路管理段继续主张赔偿的依据不足，该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蒋加良提交的证据不足以支持其诉讼请求，故对蒋加良的诉请，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蒋加良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313元（预交9789元），减半收取5156.50元，由蒋加良负担。蒋加良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审法院申请退费。 宣判后，蒋加良不服该判决，提出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认为本案1995年已“一次性赔偿”的认定是错误的。而作出这种认定的关键证据、也是唯一的证据是一份原处理民警的“赔偿清单说明”和一份涉嫌伪造的“赔偿清单”。事实情况是，1995年上诉人左下肢慢性骨髓炎相对稳定，但大面积皮肤溃疡缺损并流血水，医生交代尚需择期做几次大的“皮瓣转移术（植皮）”，以保护感染区。因此，多年医疗已倾家荡产的上诉人到交警队要钱，交警汪关炎处理，核实了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和预估几次手术费用，共给了八九万元（精准数据已记不清）。上诉人当时确实签过一份材料，但并未涉及伤残费用赔偿，更没有这份被上诉人25年后开庭时突然提交的所谓“赔偿清单”。当时，民警没有告知可以评残，上诉人也不知道可以评残。上诉人拿到钱后，部分归还给了别人，部分用作生活开支，也就没有多余的钱去做大面积“皮瓣转移术”。拖到1998年再次发作，也主要用土方法控制。直到2013年因偶然轻微碰擦激活病灶，再次住院治疗。若不是这次大复发花费巨额药费，上诉人也不至于再起诉。因此，一审法院认为的1995年已“一次性解决”的判定，与上诉人当时尚须进一步治疗的实际病情不符合，也与慢性骨髓炎易反复发作的医学常规相背离。1992年因骨髓炎在医院曾做过小皮瓣转移术，但病情仍反复发作不愈。上诉人之所以一直未再去交警队交涉后续赔偿，只因上诉人当时的确拿了部分持续手术费而未去手术，一拖再拖，又拿不出发票而犹豫不决。二、定案的唯一关键证据“赔偿清单”涉嫌造假。第一，一审判决后，上诉人找到当时处理民警汪关炎核实情况。据汪陈述，当时处理时另有清单，但不是这份盖有交警队公盖的这一份。这份“赔偿清单”不是他写的，也不是1995年调解时他所制作的那一份清单。2016年做笔录时交警没有出示该份“赔偿清单”，也从未见过这份清单。而关于他在情况说明书一文中所说的“具体是按这份清单赔偿”的意思，是指原调解书上的清单，而不是一审中二被上诉人提交的盖有交警队公章和骑缝章的这一份清单。对此汪关炎表示愿意出庭作证，解释清楚。第二，清单数据也明显涉假。既是清单，特别是医疗费清单精确到了个位数，但却没有小数，这不符合一般情况下的客观事实。当时情况下，小数后面数据的钱，对当时上诉人来讲不可能忽略不计，至少清单会如实反映；另一个可疑处，除了一次性补助5000元外，包括医疗费、护理费等其他10项共计总数刚好10万元总数。上诉人认为，这是被上诉人根据赔偿总额组合而成的，不是原始数据。第三，所谓伤残赔偿18056元、截肢费18000元的内容是编造的。据了解，当时伤残赔偿不分城乡，都是按照行政工伤人员抚恤金制度赔偿的。因此，就算按被上诉人提供的赔偿清单给了伤残费，但上诉人小腿截肢为6级伤残，赔偿数据也不是18056元。据查，1995年浙江省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221.36元，10级伤残为12442.72元。6级伤残的残疾赔偿金应为62213.6元，就算赔一半也有3万多，无论怎么计算都得不出18056元这个数字。第四，后据了解，1995年富阳公安局交警队有交通事故伤残评定委员会在进行伤残评定工作，主要业务科负责人为汪建忠、章富华、潘永伟等人。涉及截肢6级伤残这么严重的后果，理应交代、指导上诉人去评残，而不可能自作主张写个18056元伤残费了事。而且，既给了截肢费18000元，伤残达6级，涉及护理依赖、假肢费用等后续，均未列入，也与当时“一次性处理情形”不符。因此，尽管上诉人现在仍然拿不出当时的真实“清单”，但一审法院不加调查甄别就认为原处理民警汪关炎出具的关于“赔偿清单的说明”中的“赔偿清单”，就是二被上诉人在幵庭时提交的该份“赔偿清单”，无疑是错误的。三、一审法官主观臆断，判决显失公平公正。事实上，虽然上诉人长期患慢性骨髓炎从此一辈子拄着拐杖走路，历经沧桑，数度复发并四处求医，但医生从未建议截肢，而是要求择期作“皮瓣转移术”，当时预估费用约3万。上诉人当时虽得到了部分医疗费、误工及护理费赔偿和预付款，后因长期无生活来源，妻离子散，最终也没有钱再去做“皮瓣转移术”。就算按照一审法院认为的1995年已经一次性“协议”处理，但上诉人后来慢性骨髓炎大复发并花去巨额费用，也完全出乎当初“一次性处理”的认知之外，也是一个存在重大误解和显失公平的协议。综上，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盛向明、富阳公路管理段共同答辩称：一审认定的事实是正确的，不存在上诉人所述的问题。第一，关于一审判决中的赔偿清单的真伪问题。原审庭审中，双方均认可二被上诉人支付给上诉人合计费用是88600元，这份赔偿清单就是将88600元是如何计算的以及如何分担责任进行了详细的说明。但是在一审中，上诉人既然承认收到了88600元款项，却对于款项怎么组成说不清楚。上诉人称另外还有一份清单，但整个审理过程中，也没有向法庭提交。再结合其他证据，特别是这份清单由办案民警签字以及办案单位盖章，被上诉人认为赔偿清单的真实性是没有问题的。第二，关于再次损伤。就上诉人再次损伤是否由二被上诉人来承担责任问题。原审审理中及上诉状中，上诉人均承认当时是收到过被上诉人支付的后续手术费，这一点双方是没有争议的，也是因为上诉人自己的原因，没有进行手术。所以造成上诉人的不利后果，应该由上诉人自行承担。第三，关于上诉状中提到的重大误解和显失公平问题。二被上诉人认为，本案中不存在的重大误解和显失公平的情况。1992年发生的交通事故，1995年时被上诉人赔偿了共计8万多元。其实算一下相当于现在800多万都不止，被上诉人盛向明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且因显失公平行使撤销权，是有一定的时间限制的。第四，原审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适当，原审法院就赔偿清单的真伪，是否是一次性赔偿，上诉人的后续费用是否能得到赔偿，都已经作了非常详细的分析，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 上诉人蒋加良在二审中提供如下证据： 1.事故处理时在场人村主任骆志凡、新关乡办事处工作人员蔡永生书面证词，欲证明1995年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赔偿的款项中不包括残疾赔偿的费用，这次调解不是一次性处理赔偿事宜，而仅仅就当时已经产生的费用和后续治疗费用的赔偿。 2.《浙江居民收入分配问题与宏观调控政策》、国家统计局浙江调查总队官网发布的《改革开放四十年浙江农村居民生活实现质的飞跃》各1份，欲证明1995年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为2966元/年，参照该标准，截肢造成6级伤残，伤残赔偿金按农村标准计算应达到29660元。而据上诉人了解当时未区分城农标，按照城镇标准计算应为6万余元。 3.杭州市富阳区大源镇秦骆村村委会及大源派出所出具的证明、户口本，欲证明当时上诉人是有被扶养人的，如果按照截肢调解，当时的赔偿款项中应包括被扶养人生活费，以此说明一审中的赔偿清单与事实是不符的，是事后伪造的。 被上诉人盛向明、富阳公路管理段未提供新证据。 对于上诉人蒋加良提供的证据，被上诉人盛向明、富阳公路管理段认为三组证据均不是新证据，不符合举证规则。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不确定证明是签字人本人所签，该两人是否与本次交通事故的处理存在关联关系被上诉人不清楚。该证据属证人证言范畴，尽管在两份材料上有载明因各自生病原因无法出庭，但该证据不符合证人证言应由证人出庭作证的法律规定。证据2，因是打印件，其真实性不予确认。上诉人要提供相应的数据，应由统计局提供，不能以学者的文章来证明上诉人的相应主张，该证据也无法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且上诉人直接将本次事故判断为6级伤残，没有相应的证据支撑。即使6级伤残应当赔偿29000元，但是双方当事人一致同意用18000元来进行赔偿，不违反法律相关规定。故该证据法院应不予采纳。证据3，派出所的证明因没有原件，真实性无法确认，户口本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证据无法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以没有支付相应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来否认其他已达成协议的十一项赔偿，这是不合理的。在赔偿清单中载明第十、十一项分别为其他费用2271元、一次性补助5000元，这两部分的费用是其他费用的兜底约定，上诉人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实际在本次事故处理中已经得到了赔偿。 本院经审核认为被上诉人盛向明、富阳公路管理段的质证意见成立，对上诉人蒋加良提供的证据1、2的证据效力不予确认。证据3中村委会及派出所出具的证明，蒋加良已在一审中提交，不属于二审新证据，对户口本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蒋加良在1992年时因案涉交通事故受伤，其与盛向明、富阳公路管理段是否已于1995年时对事故赔偿协商处理完毕是本案讼争所在。盛向明、富阳公路管理段一审中提供的赔偿清单无案涉双方当事人签字，但负责处理案涉交通事故的交警汪关炎及杭州市公安局富阳区分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的《关于赔偿清单的说明》明确当时具体是按该份赔偿清单调解、处理赔偿事项的。上诉人蒋加良称当时协商时另有一份协议，并未举证予以证明。其主张当时协商确定的赔偿款项仅包括了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等，并不包括残疾赔偿金。并自述在1995年、1996年左右其左脚就已有走路跛脚现象，但直至2014年才知道可以进行伤残评定。对此，本院认为，蒋加良既然认为1995年时的赔偿处理并非终局性赔偿，又称其多年来因生活拮据，没有多余的钱去做大面积的“皮瓣转移术”，且自1995年、1996年左右起即存在跛脚现象，其更应意识到自己的伤情存在构成伤残的可能，却经过了近二十年才进行伤残评定，其解释明显不符合常理。据此，本院对于蒋加良提出的1995年时双方协商处理结果并非一次性赔偿的主张不予采信。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313元，由蒋加良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周志军 二〇二〇年六月八日 书记员  王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