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3民终393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廉红林，男，汉族，1965年8月14日出生，住洛阳市西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司马争，河南焦点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海侠，女，汉族，1972年2月2日出生，住洛阳市西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乙妃，河南翰法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廉红林、李海侠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均不服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2019）豫0303民初20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廉红林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并依法改判为：李海侠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廉红林借款本金95万元并支付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起诉之日起开始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李海侠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廉红林所主张的95万元并非借款，主要是采纳了李海侠提供的证人证言，该认定显属错误，应予纠正，具体理由如下：1.李海侠所提供的两名证人均与李海侠存在直接的经济往来，这一事实从李海侠自己提供的银行转账凭证即能够予以证明。由于李海侠及其证人所主张的“炒股投资”没有任何的书面证据或者通话记录、聊天记录等电子证据来作为直接证据予以证明，单从所谓的转账记录来看，该转账可以是证人向李海侠出借的款项，还可以是证人向李海侠归还款项，也可以是其他等等用途，总之，在缺少其他证据进行佐证的情况下，一个转账记录可以作多种解释，但是至少有一点能够确定，即李海侠与证人之间确实因该交易记录而存在经济往来，在此情况下，证人与李海侠之间也就不可避免的存在利害关系，基于该客观事实，其证人证言就不能采纳。2.李海侠及其证人主张款项系用于委托武智理进行投资炒股，对此，武智理本人没有到庭，无论是基于什么原因未能到庭，关于本案所涉款项是否系委托武智理进行投资炒股，尤其是廉红林本人是否委托武智理炒股，在缺少武智理本人就这些关键的事实问题进行陈述的情况下，仅凭李海侠及其证人的陈述，明显依据不足。3.无论是本案，亦或是与本案相关联的另一案件（黄卫红诉李海侠一案），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来看，李海侠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向法庭作出了各种虚假的陈述，正是基于此，法院出具了多张调查令，其最终调取的证据足以能够证实李海侠隐瞒事实、虚假陈述。结合廉红林对李海侠提供的证人的种种合理性质疑，廉红林亦为其提供的证人证言与待证事实（即“炒股投资”）之间缺乏充分有效的证明力。4.在李海侠提供的证人证言不予采纳的情况下，廉红林主张该95万元的转款系借款，符合双方之间基于亲戚关系而未出具书面借款合同的往来交易习惯，应当予以认定。综上，一审判决部分有误，应予纠正，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李海侠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项,依法改判驳回廉红林要求李海侠偿还50万元本金及利息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廉红林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加重了李海侠的举证责任,减轻了廉红林的证明责任。廉红林主张李海侠于2013年12月借款50万元,李海侠提供了银行流水用于证明2015年8月4日转账给廉红林50万元,对2013年12月的50万元借款已经清偿完毕。廉红林认为该50万元偿还的是2015年7月3日李海侠所借的48万元,而证据只有一张48万元银行转账流水。廉红林的这一说法不符合常理，也没有其他证据佐证,不能成立。在存在多笔借款的情况下,肯定是先偿还借款时间较长的,以免增加更多的利息,这才是常理,而48万元是2015年7月3日出借,2015年8月4日偿还50万元,一个月多偿还了2万元,而且放着2013年12月的借款不偿还,这明显不符合交易习惯,在廉红林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予以采信,还以李海侠对48万元的归还情况不能做出合理说明为由支持了廉红林的诉求,违背了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而且加重了李海侠的举证责任,在廉红林主张李海侠偿还的50万元是偿还其他款项时,应当让其提供充分证据证实,而不应该让李海侠去做出合理解释。二、一审法院以“不符合常理”、“利率不对等”为由不采信李海侠已经偿还完毕的辩解,违背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裁判规则。在廉红林提出李海侠于2015年8月偿还的50万元是偿还2015年7月的48万元借款,一审法院要求李海侠对该48万元做出合理解释时,李海侠提出双方还有其他债权债务关系,并且向一审法院做出说明,一审法院却认为李海侠欠廉红林钱,廉红林再向李海侠出借款项不符合常理,而且彼此约定的利息不对等,以此为由不采信李海侠已经偿还完毕的主张。法律和习惯均没有禁止债权人对债务人产生债务,否则就不会存在互负债权债务的情况,约定的利息是双方的意思自治,这都不是裁判的理由。在廉红林无有效证据证明李海侠偿还的50万元是还48万元借款,而且对借款期限仅为一个月就多还了两万元没有做出说明的情况下,不让其进一步举证,反而以李海侠的理由不符合常理、利率不对等做出裁判,严重违背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民事诉讼裁判原则。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审理,支持李海侠的上诉请求。针对廉红林的上诉请求，李海侠的答辩意见与上诉意见相同，另补充：李海侠在一审时向法庭不仅提供了证人证言还提供了银行转账流水予以补证，廉红林起诉的100万元是其个人的投资款项，而并非借款。一审时的证人均是包括廉红林在内的具体投资人，而且并非是本案存在投资的情况，在廉红林的妻子黄卫红起诉李海侠的另外一个案件中也存在这样的情况。一审时李海侠代理人已经向洛阳市公安局安乐派出所查询，包括廉红林在内的五人投资股票的代理人武智理涉嫌诈骗属于在逃人员，在此情况下李海侠已经给予最大的努力完成了举证责任。一审提交的证据已经能够说明该100万元并非借款，因此廉红林的上诉没有法律依据，该笔款项也不应由李海侠承担还款责任。针对李海侠的上诉，廉红林辩称，廉红林从未向李海侠借过款，二人之间自始至终都是廉红林向李海侠出借款项，具体理由如下：一、按照李海侠的说法，其在2014年10月10日向廉红林出借了30.9万元，该数字有零有整，即使认为扣除了砍头息，也无法得出砍头息是按什么利率标准扣除的，与常理不符。二、李海侠拿这30.9万元凑数，无非是想将该30.9万元当作借款本金，在借款利息一直累计的情况下，得出一个本息数额与48万元接近的数字，这才有了李海侠所说称的“30.9万元借款自2014年10月10日一直计息至2015年2月10日（共计28个月），本息共欠付482040元”的主张，李海侠的这一解释纯属在凑数字，李海侠说该30.9万元的利息不低于3分，但是其实际计算得出的482040元是按2分息计算（30.9万×0.02×28＋309000＝482040），并非是3分息。三、李海侠把利息计算到2017年2月10日，而不计算到2015年7月3日转款的当天，仍然是为了凑够接近48万元的数字，如果利息计算到2015年7月3日，按月息2分计算，本息合计为511704元，这一数字又超过了48万元。四、事实上，2014年10月10日贺永勇转给廉红林的30.9万元实际上是与2014年9月5日的20万元一起用于归还2014年7月19日廉红林出借给郑震、由李海侠提供担保的该笔借款。但李海侠不提2014年9月5日贺永勇转给廉红林的该20万元，还是为了凑数，如果连这20万元也算作是其借给廉红林的款项，那么李海侠在既有本又有息的情况下，就很难凑够接近48万元的数字。五、廉红林于2013年12月12日向李海侠出借50万元，按正常人的逻辑，如果2014年10月10日李海侠手中恰好有这么一笔30.9万元的闲余资金，从出借人廉红林的角度来讲，肯定是要用这30.9万元清偿50万元借款中部分本息，不可能在李海侠欠着廉红林50万借款未清偿的情况下以李海侠出借给廉红林30.9万元的名义来转该笔款，而且还要计算利息，换句话说，这30.9万元不算还款，反而算作是借款，而且长期累计利息，本息越滚越多，最终来冲抵债务，显然是不合常理的。六、李海侠在一、二审中多次强调“48万元借款是2015年7月3日出借，2015年8月4日偿还50万元”，对此，廉红林已经就双方往来的多笔借款给予了详细解释，从廉红林与李海侠的往来借款来看，不难发现，廉红林所诉的该50万元借款发生在2013年12月，属于长期借款，其他的借款均为短期借款（1个月），出借给郑震、由李海侠担保的50万元也未超过3个月，也就是说，李海侠拖欠廉红林2013年12月的50万元借款未清偿的情况，不影响其后续多次向廉红林短期资金拆借的行为，而且从事实上来讲，除了本案廉红林诉争的50万元和100万元，其余的短期拆借行为均已及时归还，正是因为李海侠短期拆借确实能做到随借随还，所以才会产生多笔的短期拆借行为。而且，廉红林手中仍然持有该50万元的借款合同及借据的原件，也印证了该笔借款未清偿的事实。通过上述分析，结合一审所举证据来看，廉红林能够就双方之间因借贷产生的银行交易流水、本金支付、利息支付、本金归还等情况作详细完整的陈述，并能够提供具体的列表明细。反之，李海侠在一审抗辩及举证过程中，根本无法就双方之间的整个借贷往来作出完整合理的解释，凡遇到对李海侠不利的事实时，则以代理人不清楚或与本案无关、亦或是举证责任在一审原告等为由一推了之，拒绝解释，其完全是拿双方之间的流水在凑数，而其就转款给出的解释也是前后矛盾，不符合常理与事实。综上，李海侠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驳回。廉红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李海侠立即向廉红林偿还借款本金50万元并支付利息(按月息2分,自2016年10月28日起开始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截止2019年1月27日所欠利息已达27万元);2.判令李海侠立即向廉红林偿还借款本金100万元并支付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起诉之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李海侠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2013年12月12日,李海侠向廉红林借款50万元,双方口头约定月息2分,李海侠按月支付利息1万元。2014年7月11日,双方将上述借款延期一年,并签订了《借款担保合同书》(编号:SX借字第201400181号),主要约定:李海侠(乙方)向廉红林(甲方)借款50万元,借款期限12个月,从2014年7月11日起至2015年7月10日止,借款利率为月息20‰。廉红林、李海侠分别在合同尾部甲方、乙方处签字,嵩县宏鹏矿业有限公司在合同丙方(担保方)处加章。同日李海侠出具借据一份,显示今收到出借人廉红林人民币50万元整。借款人李海侠作为债务人承诺:借款人有义务按《借款担保合同》(编号:SX借字第201400288号)约定的还款方式偿还借款本息。该《借款担保合同书》内附2014年11月23日的收据一份,显示今收到廉红林借款50万元整,上面加盖李海侠印章,贺勇在收款人处签字。该《借款担保合同书》内附付息还款计划表一份,显示2014年7月至2015年6月每月的11日付息1万元,2015年7月10日归还本金50万元。廉红林认可2014年7月11日至2015年8月11日,李海侠每月向其付息1万元,共计14万元;2015年9月11日至2017年2月12日,李海侠每月向其付息7500元,共计13.5万元。李海侠认为上述50万元借款,其于2015年8月4日转账50万元已清偿完毕。廉红林认为李海侠于2015年8月4日转账的50万元并非偿还本案50万元借款,而是偿还2015年7月3日其另外出借给李海侠的50万元,并提供2015年7月3日其向李海侠转账48万元的银行流水。李海侠认为2015年7月3日其向廉红林借款48万元,约定每月利息7500元,其每月付息,同时廉红林于2014年10月10日向其借款30.9万元,口头约定利率不低于月息3分,计至2017年2月廉红林欠付482040元,双方约定该款与48万元借款的抵充。廉红林认为2014年7月19日其通过李海侠向郑震出借款项50万元,实际转款47.5万元,李海侠为担保人,后李海侠通过贺永勇于2014年9月5日还款20万元,于2014年10月10日还款30.9万元,两笔款项系归还郑震所借款项,廉红林从未向李海侠借过款。2.2015年8月6日,廉红林向李海侠转帐95万元。廉红林称该转账系李海侠向其借款100万元,支付时提前扣除利息5万元。李海侠对此不予认可,称该款系因廉红林、黄卫红、李海侠、李某、焦某共同合伙委托武智理投资炒股款,其中廉红林、黄卫红、李海侠每人100万元,其余二人每人50万元,共计400万元,提前扣除一个月的利润按月息2分共计8万元后为392万元。李海侠提供除其与廉红林外其余3人于2015年9月2日的转款记录,以及其于同日将392万元转给武智理的转款记录,并申请证人李某、焦某出庭作证,二证人亦证明廉红林、李海侠等五人共同出资投资股票的事实。另本案审理中,廉红林提出财产保全申请,该院作出(2019)豫0303财保8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冻结李海侠银行存款190万元,如存款不足,查封、扣押其相应价值的财产,并依据裁定对李海侠名下位于洛龙区牡丹大道246号院国宝花园3-19幢108、负08的房产及李海侠名下豫Ｃ×××××号、豫Ｃ×××××号车辆予以查封、对银行存款112681.56元、9172.50元予以冻结。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民间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关于廉红林诉求的借款50万元的问题。李海侠向廉红林借款,有双方签订的《借款担保合同书》及转款明细为证,该院予以认定,双方存在合法有效的民间借贷关系。根据借款合同约定,本金为50万元,利率为年利率24%,借款期限自2014年7月11日至2015年7月10日。李海侠主张于2015年8月4日转款50万元清偿完毕借款本息,但该笔款项廉红林另行提供2015年7月3日李海侠借款48万元的银行流水证明系偿还该笔借款,同时对该48万元借款归还的情况李海侠不能作出合理说明,第一,李海侠2014年10月10日之前尚欠廉红林借款未清偿的情况下,廉红林又向其借款30.9万元,不符合常理;第二,廉红林出借给李海侠款项在前约定利率为年利率24%,但李海侠后借给廉红林款项又约定利率不低于年利率36%,利率不对等。根据以上理由,对李海侠已清偿完毕50万元本息的辩解理由,该院不予采信。廉红林主张李海侠偿还50万元本金,并支付欠付利息及逾期利息,予以支持。截止2017年2月10日,李海侠应付利息为31万元,实付利息为27.5万元,欠付利息3.5万元。关于2015年8月6日,廉红林向李海侠转帐95万元的性质认定。廉红林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李海侠抗辩转账系双方之间的其他账务往来,并提供相应银行流水予以证明,同时李海侠申请的证人证言亦证明该款并非借款,此时廉红林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但其并未提交相关证据就其与李海侠之间借贷关系的成立予以证明,故对廉红林的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判决：一、李海侠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廉红林借款本金50万元及截止2017年2月10日欠付的利息35000元;二、李海侠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廉红林借款50万元的利息(利息以5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自2017年2月11日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三、驳回廉红林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730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25730元,由廉红林负担14537元,李海侠负担11193元。二审中，廉红林提交了新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当庭进行了质证。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本院认为，本案廉红林起诉李海侠要求其偿还两笔借款，一笔是2013年12月12日的50万元借款，一笔是2015年8月6日廉红林向李海侠转账的95万元。（一）关于2013年12月12日的50万元借款，李海侠对该笔借款的发生不持异议，但认为其已将该笔借款已于2015年8月4日清偿完毕，但通过双方一审提交的证据，廉红林与李海侠之间有多笔经济往来，李海侠主张的还款，廉红林均能举出其出借相应款项的证据，因此，李海侠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该50万元借款其已清偿完毕，一审法院按《借款合同》的约定判决由李海侠还本付息无不当之处。（二）关于2015年8月6日廉红林向李海侠转账的95万元能否认定为借款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款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廉红林主张该95万元系借款，其仅提交银行转款凭证，无借条等其他证据佐证，李海侠对此不认可，称该款系廉红林与李海侠等五人合伙委托武智理炒股款，并提交其与其他三名合伙人的转款记录，还申请合伙人李某、焦某出庭作证，但廉红林未能就该95万元系借款进一步举证证明，故根据证据优势原则，廉红林所称95万元系借款的证据不足，一审法院对其该项诉求未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廉红林与李海侠的上诉请求理由均不充分、依据不足，不予支持；一审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300元，由廉红林负担9150元，李海侠负担415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丽娜审判员  王 鹏审判员  王茂兵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七日法官助理郭富林书记员卫淑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