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6民终2045号上诉人（一审被告）：刘成超，男，1985年2月1日出生，汉族，住烟台市芝罘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泽辉,北京市尚公(烟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孙秋美，女，1977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烟台市芝罘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增超，山东同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聂玮，山东同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成超因与被上诉人孙秋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2018）鲁0602民初9830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刘成超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审认定上诉人欠付被上诉人转让款15万元，属于认定事实不清，现分述如下：一、案涉合同为股权转让合同，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的30万价款的对价为对烟台祥运货运代理公司权利人义务的概括承受(包括标的公司所拥有的上海韵达货运有限公司烟台分公司的相关权利义务)，30万元的转让价款包括了标的公司在转让前向上海韵达货运有限公司缴纳的加盟押金15000元、网络建设费1万元及上海韵达总公司应返还给标的公司的派件保证金19360元。通过合同文本可知，案涉合同为100%股权转让合同，暨烟台祥运货运代理公司的整体转让。未在涉案合同上签字的标的公司的另一名股东徐强杰在向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出具的情况说明中也确认是“将其和孙秋美所持有的标的公司全部股权以30万元的价款转让给刘成超”。而股权转让并非单纯的资产购买合同，案涉股权转让合同项下刘成超所负义务是向孙秋美(包括徐强杰)支付3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孙秋美(包括徐强杰)所负义务是将标的公司所享有的一切权利义务向受让方刘成超概括转移(包括协助刘成超完成相关变更登记)。此外，案涉合同中对剩余面料、辅料等消耗品需要刘成超另行付款购买做了明确约定；而对标的公司在上海韵达总公司交的押金、账务、费用则只是约定由刘成超一次性交接清楚，毋庸讳言，交接账务属于权利义务概括转移的一部分。因此，案涉30万元的转让价款包括了标的公司在转让前向上海韵达总公司缴纳的加盟押金15000元、网络建设费1万元及上海韵达总公司应返还给标的公司的派件保证金19360元。否则，如果仅仅是资产转让，30万元的转让价款明显高于市场价格，不合常理。二、上诉人已经完全履行案涉合同项下的义务，向被上诉人支付了股权转让款项30万元、房屋租金及面单等消耗品2万元，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在案涉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均已了结。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实际支付款项是分四次，分别为：2014年12月22日合同签订时以现金方式支付5万元；2015年1月17日支付15万元，其中通过银行转账5万元，以现金方式支付10万元；2015年5月1日通过银行转账支付5万元；2015年6月15日通过银行转账支付7万元(其中2万元为面单等辅料及嗣后口头协商需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的房屋租金)。2、被上诉人对2015年1月17日上诉人曾以现金方式向被上诉人支付过10万元不认可，对上诉人于2015年6月15日通过银行转账向其支付的7万元的款项性质不认可。1)针对2015年1月17日以现金支付10万元的事实，上诉人经多方查找在原审程序中提供了由被上诉人亲笔签名的收条，被上诉人也承认收条上的签名为其本人所签，只是否认收条上的内容，但无法提供相关证据来佐证自己的观点。并且，被上诉人也承认：对于上诉人以现金方式支付的款项，她都向上诉人出具收据，包括2014年12月上诉人向其支付的5万元现金。但上诉人最终只找到2015年1月17日被上诉人向其出具的10万元收条。对包括在2015年1月17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的10万元现金在内的转让款项，都在上诉人的筹划与掌控之中，因此，10万元现金的具体来源并不是认定被上诉人收到该款项事实的重要因素。通过收条并结合被上诉人关于收条的相关陈述，足以认定2015年1月17日上诉人以现金方式向被上诉人支付10万元的事实。2)对于上诉人2015年6月15日通过银行转账向被上诉人支付的7万元的款项性质，在本上诉状第一条已经论述。关于被上诉人主张的属于7万元款项构成部分的房屋租金，被上诉人在原审中主张：年租金16705元，原告承担了2015年1月份1335元的房租，上诉人应支付剩余租金为14740元。而被上诉人在原审中提供的《租赁合同》载明：年租金为13200元，与被上诉人主张的金额不符。对于被上诉人主张的另一属于7万元款项构成部分的物料金额，被上诉人在原审中只是单方面出具了价格及明细清单，并没有经上诉人签字确认。首先，年租金数额精确到人民币元这一事实明显不合常理，其次，物料明细及价格清单为被上诉人单方面提供，由此可知：被上诉人单方面提供的7万元款项构成明细，只是人为的想凑出7万元款项的金额。还有，案涉合同约定：剩余的面单、辅料等消耗品是在所有交接完毕后，才由上诉人按照市场价买下，而在上诉人尚有15万元转让款尚未支付的情况下，直接向被上诉人支付该等尾款性质的款项，明显有悖常理。而上诉人主张的，当时双方口头确认剩余的面单、辅料等消耗品价值在四、五千元、加上年租金13200元，租房押金2000元，在扣除一个月的租金1200元，双方最后确认最终由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2万元的主张，明显符合常理。因此，可以确认：上诉人于2015年6月15日通过银行转账向被上诉人支付的7万元款项，5万元为转让款，2万元为剩余面单、辅料等消耗品及房屋租金。三、原审仅凭几份不完整的录音材料认定上诉人欠付被上诉人15万元的转让款，属于断章取义、选择性认定。原审认定上诉人欠付被上诉人转让款的主要依据是：1、2018年9月21日上诉人在录音中“你找王兆祥你找不找我”的陈述，但同时上诉人在该通话录音中也表明“你跟我说不着，我也不欠你钱”。通过丢失被上诉人向其出具的收条这一事实，可以知道，上诉人属粗心大意、健忘之人，法律意识也淡漠，说话口无遮拦。加上案涉转让合同对于加盟押金、网络建设费等事项的描述存在被被上诉人利用的可能，才有了上述的通话录音。被上诉人在2018年9月21日录制通话录音前的7月27日就已和山东同济律师事务所办理了委托代理手续，其录音具有恶意性、诱导性。调解时的陈述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但原审中，该等录音成为院方认定案件事实的主要依据。四、原审存在程序瑕疵。本案原审第一次开庭适用简易程序，后转为普通程序审理，但在由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时没有下达相关民事裁定；2019年十月二十三日九时宣判时，均未通知原被告到庭，宣判笔录没有原被告的签字，存在多处程序瑕疵。属于程序严重违法，理应发回重审。上诉人在2018年9月21日的录音中已经明确表明不欠被上诉人款项的事实，而2018年10月16日的录音内容通篇也没有上诉人关于欠被上诉人款项的表述。几份录音的内容根本不构成法律上的自认。被上诉人孙秋美答辩称，一审法院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适当，请依法驳回上诉。1、上诉人认为本案作为股权转让合同，涉案的加盟押金、网络建设费、保证金应包含在30万元转让款中，并且认为30万元的转让费高于市场价格，不合常理，该部分主张没有事实依据，仅是其个人主观判断，并且双方之间所签订的《幸福片区韵达快递转让买卖合同》转让合同中已明确约定如何承担，双方之间所签订的该合同也是基于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应受该合同约束，各自履行相应的义务。2、上诉人在上诉状主张30万元转让款已经支付完毕，以及认为一审法院在认定上诉人欠付被上诉人15万元转让款属断章取义、选择性认定，据此罗列的种种理由均是上诉人站在其自身角度做出的单方辩解，其辩解没有证据支撑。一审原告孙秋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转让款15万元，并自2018年9月25日起至被告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告与其丈夫徐强杰共同投资开办烟台祥运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祥运公司）。2014年12月底，原、被告签订《幸福片区韵达快递转让买卖合同》，约定原告将祥运公司整体作价30万元转让给被告。合同签订时被告以现金方式支付原告5万元定金。合同签订后，原告于2015年1月9日协助被告在工商部门将祥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被告，将祥运公司股东由原告及其丈夫徐强杰变更为被告及被告之妻刘颖。被告分别于2015年1月17日、2015年5月1日通过银行转账支付原告转让款各5万元，共计10万元。此后被告未再支付原告转让款。转让合同中约定公司剩余的面单、辅料等消耗品由被告按市场价格折价支付给原告，经双方确认上述消耗品市场价格为8900元；原告多支付的房租14740元及原告向出租人交纳的租房押金2000元；公司经营期间原告还向上海韵达总公司交纳了加盟押金15000元及网络建设费1万元；上海韵达公司应返还给原告的账号内派件保证金返款19360元；上述共计7万元。根据转让合同约定，上述7万元应由被告支付给原告。被告于2015年6月15日通过银行转账将上述7万元支付给原告。现被告尚欠原告转让费15万元，经原告多次向被告催要未果。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祥运公司系原告与其丈夫徐强杰共同投资开办。2014年12月份，原告与被告签订《幸福片区韵达快递转让买卖合同》，约定原告自愿将韵达幸福分公司（以下简称祥运公司）一次性转让给被告，原告保证3年内不再涉足快递行业；转让费30万元，其中包括附带3.8米厢式货车一辆（车牌号为鲁Ｙ×××××）、手持终端6把（新枪2把、旧枪4把）、蓝牙秤2台、联想台式电脑1台；被告分别于2014年12月22日交付原告5万元，于2015年1月5日之前交付原告15万元，于2015年1月31日交付原告5万元，于2015年4月1日交付原告5万元；被告支付第一笔定金5万元之后，双方不得随意终止合同，原告终止此合同双倍返还被告定金10万元，被告终止此合同，5万元定金不予退还；被告支付第二笔转让费15万元，上海韵达总公司所有资料、变更负责人、变更上海韵达内部窗口、交接与上海韵达总公司所有的账务、财务并手持终端需更换的双方一起交接清楚；原告剩余的面单、辅料等消耗品最后清点，于所有交接完毕后按市场价由被告买下；原告在上海交的押金15000元及账务内的所有原告账务、押金、费用，全部由被告一次性交接清楚。诉讼中，原告丈夫徐强杰向法院出具情况说明，称其对上述转让事实知情且同意。合同签订当日，被告支付原告5万元定金（现金）。2015年1月9日，原告及其丈夫徐强杰配合被告在工商机关办理了祥运公司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变更手续，将祥运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被告，将祥运公司股东变更为被告及其妻刘颖。2015年1月17日，被告通过银行转账支付原告转让费5万元。2015年5月1日，被告通过银行转账支付原告转让费5万元。2015年6月15日，被告又通过银行转账支付原告7万元。（二）原告针对其上述诉讼主张向法院提供下列证据材料：1、2018年7月21日、2018年10月16日原、被告的通话录音光盘及书面整理材料一份，2018年9月3日原、被告及诉前调解人员之间的通话录音光盘及书面整理材料一份。用以证明被告所辩称的其于2015年1月17日以现金方式支付原告转让费10万元与事实不符。其中2018年7月21日的录音中，原告称“你买我韵达快递幸福公司的转让费怎么一直不给我”，被告称“你找王兆祥，我俩合伙买的，现在他自己干，你找他去，跟我一点关系没有”。2018年9月3日双方在诉前调解阶段的录音中，原告称“签协议时我收了你5万元定金（现金），然后打给我两个49999元，后期又打了一个7万元，这是附加费用，我的15000元公司押金及房租、保证金、派件费这些都是我公司的返款”，被告称“我不承认，我不欠你钱，你记不记得有一天冬天我拿报纸包了20万元给你”、“我给的现金，没有证据”。其中2018年10月16日的录音中，原告称“我转让给你的包括车和扫描枪，然后我其他这些东西我的12月份、1月份返款、物料、我交的房租，还有公司的保证金加盟费，这些钱是要另算的，这个当时合同上写的清楚明白的”，被告称“是，我记得咱俩签合同、口头协议也是，这30万元包括你的货车，包括电脑、扫描机、过磅称这些都包括了吧”。被告质证称，对2018年7月21日录音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原告只录了其中一部分通话，被告在该录音中明确提出“你跟我也说不着，我也不欠你钱”，该录音能够证明被告已经付清涉案转让费；2018年9月3日的通话录音听不清，无法确定谈话主体和内容，如果录音与书面整理材料一致，能够证明被告第二次以现金方式支付原告转让费20万元的事实，该录音中所提到的20万元现金应当是指签订合同时支付的5万元(定金)现金及2015年1月17日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的5万元及现金方式支付的10万元，因被告在诉前调解时未找到2015年1月17日原告出具的10万元现金的收条，再加上时间过长，被告记不清上述20万元的支付方式；对2018年10月16日录音真实性没有异议，被告是在诉前调解之后打电话给原告，当时被告已找到上述10万元现金收条，为防止原告开庭时主张10万元收条是指5万元定金及2017年1月17日银行转账5万元的总收条，被告才故意打电话给原告，让原告确认上述付款的次数和数额，因被告一直没找到之前已付的5万元定金和银行转账5万元的凭据，还得让原告承认和避免冲突，通话时故意不提支付10万元现金的事实。2、租赁合同、房租收据、租房押金收据、加盟押金收据、网络建设费收据、物料清单各一份。用以证明祥运公司剩余面单、辅料等消耗品的市场价值为8900元；原告已支付祥运公司承租房屋2015年的年租金16075元，原告于2015年1月份将房屋交接给被告，扣除原告应承担的2015年1月份房租1335元，余下房租14740元及原告交纳的租房押金2000元应由被告承担并支付给原告；祥运公司在经营期间向上海韵达总公司交纳了加盟押金15000元、网络建设费1万元；根据双方签订的转让合同约定上述费用共计50640元应由被告支付给原告。原告称被告于2015年6月15日支付的7万元中除包括上述50640元外，还包括上海韵达总公司应返还的账号内派件保证金返款19360元，因祥运公司负责人已变更为被告，上海韵达总公司已将该笔返款返还至祥运公司账户内，双方签订转让合同时约定该笔返还应由被告返还给原告。被告质证称，对租房合同、房租收据、租房押金收据的真实性有异议，租房合同系复写件，没有出租人的身份证明，出租人也未出庭作证；对加盟押金收据、网络建设费收据真实性没有异议；物料清单系原告单方制作，对真实性不予认可；原告只要求被告支付物料消耗品折价及多付的房租共计20000元，并未要求被告支付租房押金2000元，转让合同并未约定被告将加盟押金15000元及网络建设费10000元返还给原告，该两笔费用应由原告持收据向上海韵达总公司主张返还；被告并未收到原告所述的上海韵达总公司返还的账号内派件保证金返款19360元，原告对此应提供证据佐证。（三）被告针对其辩解向法院提供下列证据材料：1、落款时间为2014年1月17日的收条一张。该收条载明：山东烟台市韵达幸福公司（烟台祥运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转让费于1月17号交付十万元整，由刘成超交付孙秋美。付款人：刘成超、收款人：孙秋美”。被告称该收条主文由其工作人员书写，收款人处的签名是原告本人所签，收条出具时间是2015年1月17日，被告工作人员误写成2014年1月17日。用以证明被告于2015年1月17日以现金方式支付原告转让费10万元。原告质证称，该收条收款人处的签名是原告本人所签，但该收条的内容是被告伪造的，事实上被告从未向原告一笔支付10万元现金，原告从事快递行业杂事较多，习惯性在材料右下方签字，然后再看内容，材料内容与原告签名之间留在大面积空白，该收条应该是原告先在被告提供的空白纸上签字，被告为本案诉讼在空白纸上伪造的内容，被告除支付5万元定金是现金外，其他几笔都是通过银行转账支付，10万元现金数额较大，被告以现金方式支付不符合常理，被告应针对该10万元的来源提供证据佐证，另外从该收条落款处的时间来看，与被告所述的10万元现金付款时间不符。2、上海韵达总公司向被告出具的网点转让费收据、网络建设费、加盟押金各一份。用以证明被告向上海韵达总公司支付网点转让费2万元、网络建设费1万元、加盟押金5000元。原告质证称，对证据本身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网络建设费的收款时间为2015年3月17日，该费用是被告受让原告转让的公司之后，按照上海总公司的要求另行交纳的网络建设费，与原告主张的网络建设费不存在冲突，网点转让费与本案无关，加盟押金是在原告支付了15000元的基础上增加的，由上海韵达总公司另行向被告增收的，该5000元押金与原告主张的15000元押金也不冲突。3、2015年1月16日原、被告签订的合同书一份。被告称该合同内容也是由被告工作人员书写，原告审查后在合同右下方签字，合同中间也留在大面积空白，该合同与原告于2015年1月17日出具的收条的书写和布局相同，用以佐证2015年1月17日收条是真实的。原告质证称，该合同书落款处的“孙秋美”三个字是本人所签，但对其他内容没有印象。4、烟台理想私宅商贸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被告做生意手头上经常有现金周转，有能力向原告支付10万元现金。原告质证称，对证据本身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营业执照上显示的公司成立时间为2019年4月4日，无法证明被告在2015年时有现金10万元的支付能力，该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向原告支付10万元现金的事实。5、2018年10月16日原、被告的通话录音光盘及书面整理材料。被告称原告提供的2018年10月16日的通话录音只是双方通话中的一部分，录音整理材料中把问话整理成陈述语句，恶意改变句中意思，如“就给你这5万”，根据上下句意思应当是问话，而不是肯定陈述。原告质证称，对录音真实性没有异议，双方整理的内容都是在录音基础上归纳整理，都不是原话，表达的意思是一致的，该录音材料不能否认被告拖欠转让款15万元的事实。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转让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形式要件齐备，权利义务约定明确，且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原告已按转让合同约定履行全部合同义务，包括交付祥运公司资产、办理各项交接手续、办理祥运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变更手续等，被告应按合同约定向原告支付转让费。关于焦点1：被告是否于2015年1月17日以现金方式支付原告10万元转让费？被告辩称其于2015年1月17日以现金方式支付原告10万元，并对此提供落款时间为“2014年1月17日”的收条一张。原告虽认可收条上其签名的真实性，但称该收条内容系被告为本案诉讼伪造的，落款时间“2014年1月17日”也并非笔误，被告并未以现金方式支付该10万元。为此，原告向法院提供三份录音证据材料。从2018年7月21日的录音内容看，被告并没有否认其欠付原告转让费的事实，只是以祥运公司现在由案外人王兆祥自己经营为由拒绝向原告支付转让费。从2018年9月3日的录音内容看，被告提到“有一天冬天我拿报纸包了20万元给你”、“我给的现金，没有证据”。该录音中被告称其以现金方式一次性支付原告20万元，这与被告在本案庭审中所述的分两次以现金方式支付原告共计15万元不一致，且在该录音中被告明确表示对此没有证据佐证，而被告在本案庭审中提供了所谓的10万元现金的收条。该收条的内容并非被告本人所书写，落款时间“2014年1月17日”也与被告所述的2015年1月17日的时间不符，被告虽称落款时间为笔误，但原告对此予以否认，被告亦未能提供证据佐证。从2018年10月16日的录音内容看，被告并未提出其已向原告付清全部转让费。而且，被告针对10万元现金的来源并未能提供直接有效的证据予以佐证。综上，法院认为该收条的效力不能对抗被告在起诉前与原告沟通过程中对案件事实的自认。被告的关于其于2015年1月17日以现金方式支付原告10万元的辩解不成立，法院不予采信。关于焦点2：被告于2015年6月15日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给原告的7万元款项具体包括哪些费用？原、被告签订的转让合同约定“原告在上海交的押金15000元及账务内的所有原告账务、押金、费用，全部由被告一次性交接清楚”。结合原告提供的2018年10月16日的录音内容看，原告提出30万元转让费包括车和扫描枪，物料、房租、加盟费、返款等要另算，被告对此并未予以否认。据此，法院认定转让合同约定的“由被告一次性交接清楚”是指由被告承担上述费用，并由被告支付给原告。再结合原告提供的第2组证据材料，基本能够证明被告于2015年6月15日支付给原告的7万元应该包括物料折价款、原告多付的房租、租房押金、原告向上海韵达总公司交纳的加盟押金15000元及网络建设费1万元、上海韵达公司应返还给原告的账号内派件保证金返款。被告关于该7万元中有5万元是转让费的辩解不成立，法院不予采信。综上，原告主张被告欠付其转让费15万元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原告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转让费15万元，并自2018年9月25日起至被告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支付利息，与约相合，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十条第一款、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19年10月17日判决：限被告刘成超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偿付原告孙秋美转让费15万元，并自2018年9月25日起至被告刘成超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支付利息给原告孙秋美。如果被告刘成超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给原告孙秋美。案件受理费3300元，由被告刘成超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2014年12月份，本案当事人双方签订的买卖合同中约定，被上诉人剩余的面单、辅料等消耗品最后清点，于所有交接完毕后按市场价由上诉人买下；被上诉人在上海交的押金15000元及账务内的所有被上诉人账务、押金、费用，全部由上诉人一次性交接清楚。现上诉人主张交接账务属于权利义务概括转移的一部分，案涉30万元的转让价款包括了标的公司在转让前向上海韵达总公司缴纳的加盟押金15000元、网络建设费1万元及上海韵达总公司应返还给标的公司的派件保证金19360元。一审中上诉人主张上述费用不应由其承担，其主张前后矛盾，且一审法院认定合同约定的“由被告一次性交接清楚”是指由被告承担上述费用，并由被告支付给原告，该认定并无不当。结合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材料，一审法院对该7万元的性质和内容认定，并无不当。上诉人上诉称，落款时间为“2014年1月17日”的收条是于2015年1月17日以现金方式支付被上诉人10万元，落款时间系笔误。而在2018年10月16日上诉人打给被上诉人的电话录音中，上诉人明确自认从银行转账给被上诉人共两次分别为5万元，算上以现金形式给付定金的5万元共15万元，现金共给被上诉人5万元。即，并无上诉人上诉称的2015年1月17日方式支付被上诉人10万元现金。并且，从收条的内容及格式等角度看，上诉人主张该收条是被上诉人出具的，但收条主文及落款时间却是上诉人的工作人员书写，仅收款人处的签名是被上诉人本人所签，不符合常理；且收条落款处还载明“付款人刘成超”，即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出具的收条落款处签名，亦不合常理；还有，收条落款时间为2014年1月17日，并非2015年1月17日。除了存在着上诉人写该落款时间不合常理之外，还有，如果确为2015年1月17日所写收条时间，一般很难在年度上出现错误。综合上述情况并结合本案有效证据，一审法院对该证据不予采纳，并无不当。关于依法由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审理，一审法院已在第二次庭审时向当事人宣布。未送达民事裁定及宣判时被告未到庭均不是案件发回重审的法定理由。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300元，由上诉人刘成超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尹鹏亮审判员  杨忠霞审判员  王天松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八日书记员  郭春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