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115刑初945号公诉机关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检察院。被告人徐浩榕，男，1980年6月11日出生，原系南京市江宁高新区管委会科技创新局副局长，曾任南京江宁高新园管委会科技人才局科技科科长。因本案于2019年6月10日被留置，2019年7月5日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20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南京市江宁区看守所。辩护人徐超，北京市尚公（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范凯，男，1988年8月23日出生，原系南京江宁高新区管委会科技创新局工作人员。因本案于2019年6月10日被留置，2019年7月5日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20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南京市江宁区看守所。辩护人管晓东、王艺霏，江苏法德东恒律师事务所律师。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检察院以宁江检诉刑诉[2019]863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徐浩榕、范凯犯受贿罪，于2019年7月31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同日立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戴海琼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徐浩榕、范凯及辩护人徐超、管晓东、王艺霏均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17年至2019年间，被告人徐浩榕利用在南京江宁高新区管委会（原南京江宁高新园管委会）负责科技条口工作的职务便利，与部门下属被告人范凯共谋，与相关公司负责人确定好处费比例，共同或单独收受南京启慧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慧公司”）、江苏禾易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禾易公司”）、江苏有源有道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有源有道公司”)、南京睿之博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睿之博公司”)、江苏苏博高新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博公司”）、南京欧倍盛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倍盛公司”）、南京聚力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力创公司”）、南京博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通公司”）、南京一尘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尘公司”）、南京同方科技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方公司”）、南京天印鸿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印鸿图公司”）相关人员给予的好处费，为该些公司谋取利益。其中二人共同收取人民币（下同）152.445万元，徐浩榕分得107.3165万元、范凯分得45.1285万元，徐浩榕单独收受4.7万元，范凯单独收受7.25万元。具体事实分述如下：一、共同受贿1、徐浩榕利用负责推进园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工作的便利，与下属范凯共同收取第三方中介服务公司贿赂共计95.12万元，徐浩榕分得66.584万元、范凯分得28.536万元。(1)经徐浩榕安排，范凯于2018年12月向朱某收取启慧公司好处费10万元；于2019年5月向朱某收取启慧公司好处费5.2万元。其中徐浩榕分得10.64万元，范凯分得4.56万元。(2)经徐浩榕安排，范凯于2018年12月向冯某收取禾易公司好处费15万元；2019年1月底向冯某收取禾易公司好处费15万元；于2019年5月向冯某收取禾易公司好处费27万元。其中徐浩榕分得39.9万元，范凯分得17.1万元。(3)经徐浩榕安排，范凯于2019年1月向杨某甲收取睿之博公司好处费6万元。其中徐浩榕分得4.2万元，范凯分得1.8万元。(4)经徐浩榕安排，范凯于2018年12月向胡某收取苏博公司好处费4万元。其中徐浩榕分得2.8万元，范凯分得1.2万元。(5)经徐浩榕安排，范凯于2018年12月向李某收取欧倍盛公司好处费5万元；于2019年5月向李某收取欧倍盛公司好处费2.5万元。其中徐浩榕分得5.25万元，范凯分得2.25万元。(6)经徐浩榕安排，范凯于2019年5月收受聚力创公司杨某乙给予的好处费2万元。其中徐浩榕分得1.4万元，范凯分得0.6万元。(7)经徐浩榕安排，范凯于2018年12月、2019年3月、2019年5月，分别收取张某给予的一尘公司好处费1万元、2万元、0.42万元。其中徐浩榕分得2.394万元，范凯分得1.026万元。2、徐浩榕利用负责园区科技研发用地可分割销售项目论证工作的便利，与下属范凯共同收取第三方中介服务公司贿赂共计48万元，徐浩榕分得33.6万元、范凯分得14.4万元。(1)经徐浩榕安排，范凯于2019年4月向朱某收取启慧公司好处费6万元；于2019年4月收受朱某给予的启慧公司好处费10万元。其中徐浩榕分得11.2万元，范凯分得4.8万元。(2)经徐浩榕安排，范凯于2019年4月向王某收取有源有道公司好处费32万元。其中徐浩榕分得22.4万元，范凯分得9.6万元。3、徐浩榕利用负责实施园区内创业孵化器载体考核奖励和载体运营补贴的工作便利，与下属范凯共同收取创业孵化器载体贿赂共计9.325万元，徐浩榕分得7.1325万元、范凯分得2.1925万元。(1)经徐浩榕安排，范凯于2018年1月、2018年2月、2018年8月，2019年2月、2019年4月，分别向张某收取博通公司好处费1.075万元、1万元、1万元、2万元、2.75万元。其中徐浩榕分得6.0825万元，范凯分得1.7425万元。(2)经徐浩榕安排，范凯于2019年5月向林某收取同方公司好处费1.5万元。其中徐浩榕分得1.05万元，范凯分得0.45万元。二、徐浩榕单独受贿1、徐浩榕利用其负责园区知识产权奖补审核兑现的工作便利，于2017年左右在江宁高新区管委会附近收受睿之博公司杨某甲给予的好处费共计1万元。2、徐浩榕利用其负责园区科技研发用地可分割销售项目论证工作的便利，于2018年下半年、2019年春节前，分别收受天印鸿图公司戴某给予的好处费0.5万元、0.2万元。3、徐浩榕利用其负责科技研发用地可分割销售项目论证工作的便利，于2019年3月在其办公室收受启慧公司朱某给予的好处费3万元。三、范凯单独受贿1、范凯在受徐浩榕安排向冯某收取禾易公司好处费时，分别于2019年1月收受冯某给予好处费3万元；于2019年5月收受冯某给予好处费4万元。2、范凯在受徐浩榕安排向林某收取同方公司的好处费时，于2019年5月收受林某给予好处费0.25万元。二被告人于2019年6月10日自动至南京江宁高新区纪工委投案，到案后均如实供述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公诉机关针对上述指控向法庭提供了相应的证据，并认为被告人徐浩榕、范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索取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应当以受贿罪追究二被告人的刑事责任。二被告人共同实施受贿行为，系共同犯罪。提请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予以判处。被告人徐浩榕、范凯对于起诉书中指控收取好处费的数额及收取的对象公司无意见，对指控犯受贿罪无意见，但认为自己不具有索贿情节。徐浩榕辩护人提出如下辩护意见：1、徐浩榕具有自首情节；2、徐浩榕不具有索贿情节，不应认定为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3、指控徐浩榕受贿的部分数额证据不足，不应予以认定；4、徐浩榕主动退出赃款，可从轻处罚。范凯辩护人提出如下辩护意见：1、本案系行贿公司主动提出要给好处费，徐浩榕与公司协商约定好后，安排范凯与公司对接联系，指控范凯具有索贿情节的证据不足；2、被告人范凯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具有从属性和辅助性，应认定为从犯；3、被告人范凯系初犯，具有自首、退赃情节。经审理查明，2017年至2019年间，被告人徐浩榕利用在南京江宁高新区管委会负责科技条口工作的职务便利，与部门下属被告人范凯共谋，与相关公司负责人确定好处费比例，共同或单独收受启慧公司、禾易公司、有源有道公司、睿之博公司、苏博公司、欧倍盛公司、聚力创公司、博通公司、一尘公司、同方公司、天印鸿图公司相关人员给予的好处费，为上述公司谋取利益。其中二人共同收取152.445万元，徐浩榕分得107.3165万元、范凯分得45.1285元。此外，徐浩榕还单独收受4.7万元，范凯还单独收受7.25万元。具体事实分述如下：一、关于二被告人共同受贿的事实（一）徐浩榕利用负责推进园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工作的便利，与下属范凯共同收取第三方中介服务公司贿赂共计95.12万元，徐浩榕分得66.584万元、范凯分得28.536万元。1、经徐浩榕安排，范凯于2018年12月在竹山路地铁站附近向朱某收取启慧公司成功申报高企奖励的好处费10万元；于2019年5月在天元东路啡城雾绕咖啡馆向朱某收取启慧公司所得服务费的好处费5.2万元。其中徐浩榕分得10.64万元，范凯分得4.56万元。2、经徐浩榕安排，范凯于2018年12月在翠屏诚园小区附近向冯某收取禾易公司成功申报高企奖励的好处费15万元；2019年1月底在冯某办公室向冯某收取禾易公司成功申报高企奖励的好处费15万元；于2019年5月在冯某办公室向冯某收取启慧公司所得服务费的好处费27万元。其中徐浩榕分得39.9万元，范凯分得17.1万元。3、经徐浩榕安排，范凯于2019年1月在天元东路一蓝湾咖啡馆内，向杨某甲收取睿之博公司成功申报高企奖励的好处费6万元。其中徐浩榕分得4.2万元，范凯分得1.8万元。4、经徐浩榕安排，范凯于2018年12月在翠屏诚园小区附近，向胡某收取苏博公司高企成功申报奖励的好处费4万元。其中徐浩榕分得2.8万元，范凯分得1.2万元。5、经徐浩榕安排，范凯于2018年12月在新街口附近向李某收取欧倍盛公司高企成功申报奖励的好处费5万元;于2019年5月在江宁高新区管委会附近向李某收取欧倍盛公司所得中介服务费的好处费2.5万元。其中徐浩榕分得5.25万元，范凯分得2.25万元。6、经徐浩榕安排，范凯于2019年5月在江宁高新区管委会附近收受聚力创公司杨某乙给予的好处费2万元。其中徐浩榕分得1.4万元，范凯分得0.6万元。7、经徐浩榕安排，范凯于2018年12月、2019年3月、2019年5月，分别通过支付宝转账收取张某给予的一尘公司成功申报高企奖励、代理服务费的好处费1万元、2万元、0.42万元。其中徐浩榕分得2.394万元，范凯分得1.026万元。上述事实，有下列经法庭举证、质证的主要证据证实。1、被告人徐浩榕的供述和辩解，证实2017年上半年经朋友介绍认识了朱某。2018年2月，朱某想做园区业务，介绍了其他区的做法，其得到启发觉得设立第三方机构库的方式很好。朱某借此提出在园区多做一些高企申报业务，表示会给好处。其跟当时在北京挂职锻炼的范凯说了机构每成功申报一家高企园区补贴2万元的标准，并跟范提出按照园区补助机构50%、机构获取企业服务费净得部分30%的比例收取好处费，然后其和范凯按照7:3的比例分钱。好处费的标准是其提出的，范凯表示同意，朱某也认可了。2018年12月，园区陆续兑现了对机构的奖补款项，其让范凯找朱某沟通好处费的事，12月底，范凯说已经和朱某沟通好了。2019年5月上旬其知道高企支付给启慧公司的服务费差不多到位了，就提醒范凯找朱某对接，后范凯将从启慧公司拿到的钱按比例给了其。禾易公司的冯某希望能进入园区机构库，向其表示会给予好处费，其和冯某约定了好处费的比例，与启慧公司的一样，安排范凯与冯某对接。2018年11月补助款项兑付后其让范凯找冯某对接，2019年5月企业将服务费结算给禾易公司后其让范凯找冯某核算并收取好处费。2018年3月，睿之博公司想进入园区第三方服务机构库，杨某甲让其关照，表示会给好处费，约定了好处费的标准。睿之博公司2018年提交了6家企业的高企申报信息获得奖励12万元。其安排范凯与杨某甲对接好处费，2019年1月的一天，范凯给其4.2万元。苏博公司筹备入库阶段，胡某找其关照，并表示会给好处费，其提出了好处费的标准并让范凯对接，胡某没有提出异议。2018年11月苏博公司有效提交了4家企业获得奖励8万元，其让范凯对接，2018年12月的一天，范凯给其2.8万元。欧倍盛的李某找其帮忙入机构库，表示会给好处费，其和李某约定了好处费比例。2018年11月欧倍盛公司有效提交了6家企业获得12万元补助，其告诉范凯。2018年12月的一天，范凯说李某扣除了税点，拿到了5万多元，给了其3.5万至4万元。2019年5月其让范凯与李某对接收取服务费净得部分30%的好处费，范凯给了其一万六七千元。聚力创公司筹备入库期间，杨某乙找到其咨询高企申报流程，希望其能关照将园区一些高企业务安排给聚力创公司承接，并对其表示会给好处费。其让范凯按照之前的标准与杨某乙对接。2019年5月，杨某乙请其和范凯吃饭，其把外套落在她车上，第二天范凯去见杨某乙，回来拎着一个袋子给其，里面除了衣服还有一个信封，内有1.4万元左右。张某找其关照一尘公司获得园区奖励补贴并表示会给其好处费，其（或范凯）和张某约定了好处费标准，范凯与张某对接。2018年11月经其沟通协调，园区拨给一尘公司奖补2万元，其让范凯与张某对接。2018年12月左右，范凯转给其0.7万元。2019年1月，园区补发给一尘公司奖补资金4万元，其让范凯去对接，2019年3月左右，范凯收到2万元后转给其1.4万元。2019年5月，企业支付给一尘公司的服务费到账了，范凯找张某对接好处费，转给其0.28万元至0.3万元。2、被告人范凯的供述和辩解，证实其2015年开始在江宁高新园管委会科技创新局工作。2018年4月左右，徐浩榕打电话跟其讲启慧、禾易两家公司和他讲好了每成功申报一家高企，会从管委会奖励的2万元中拿出1万元作为感谢费，每获批一家高企，会从企业支付的代理费扣除成本后提成30%作为感谢费。徐浩榕让其具体和这两家公司对接落实感谢费的事，并提出两人按照7:3分成，其表示同意。2018年11月左右，徐浩榕跟其说园区奖励给中介服务机构的费用马上要拨付了，要其和禾易公司的冯某、启慧公司的朱某联系，叮嘱其亲自回江宁对接。2018年12月徐浩榕跟其说园区奖励费用已拨付，让其抓紧联系两家公司。12月底左右其打电话给朱某让他给感谢费。其回江宁的当天朱某到竹山路地铁站给其10万元现金，其拿了3万元，剩余7万给了徐浩榕。2019年5月上旬左右，其打电话联系朱某要高企中介代理费30%的提成。5月中旬左右，朱某在啡城雾绕咖啡馆算了中介费提成是5.2万元，其留了1.56万元，3.64万元给了徐浩榕。2018年12月底一天，其约冯某在翠屏诚园门口见面，下午冯某打电话说30万元分两批给，先给15万元，让公司员工送过来，后来一女员工给其15万元，其拿了9万元到北京用于个人开销，剩余的6万元放在家里。2019年1月中旬，徐浩榕让其尽快和冯某把好处费结清，年底前要办好。其打电话给冯让他把高企好处费剩余的15万元结清。1月底冯某在办公室给其15万元，其把15万元和上次的6万元一起给了徐浩榕。2019年4月份其问徐浩榕要不要联系代理费30%的好处费的事情，徐浩榕说需要。2019年5月初其打电话让冯某兑现30%的好处费，5月中旬左右，在冯某的办公室，冯和其核算了好处费为27万元，其拿了8.1万元，其余的给了徐浩榕。2018年12月份徐浩榕跟其讲睿之博公司提出给好处费的事情，让其联系杨某甲具体对接，其打电话找杨某甲对接此事。2019年1月初在天元东路一蓝湾咖啡馆，杨某甲给其6万元，其拿了1.8万元，剩余4.2万元给了徐浩榕。2018年12月份，徐浩榕和其讲苏博公司提出给他好处费，让其和胡某具体对接。其打电话给胡某，确认了提成好处费是4万元，过了几天，在翠屏城园门口胡某给其4万元，其拿了1.2万元，剩余2.8万元给了徐浩榕。2018年11、12月份，徐浩榕让其和欧倍盛公司总经理李某联系落实好处费的事情。其给李某打电话确认好处费是6万元。过了几天，在新街口附近李某给其5万元，其留下1.5万元，剩余的3.5万元给了徐浩榕。2019年5月份徐浩榕让其找李某联系代理费30%的好处费，其联系李某，李某说要核算一下，过了一段时间，李某说按照30%的比例支付不了，能够给2.5万元。5月中旬一天在管委会门口，李某和公司员工陈淑慧递给其一个纸袋，里面有2.5万元现金，其留了7500元，剩余1.75万给了徐浩榕。2019年5月聚力创公司的杨某乙请其和徐浩榕吃饭。过了几天，杨某乙到管委会门口让其下来，见面后杨某乙给其一个纸袋子，说上次吃饭的时候徐浩榕把衣服落下了，还说袋子里有一点心意，让其转交给徐浩榕。其拎着袋子回办公室给徐浩榕，徐浩榕让其打开袋子，看到里面除了衣服还有2万元，徐浩榕让其按照7:3分了。2018年12月，徐浩榕讲一尘公司答应给好处费，让其和一尘公司谈按照园区奖励费用的50%兑现好处费，其联系张某，张某同意了。过了几天张某通过支付宝转了1万元给其，其转给徐浩榕7000元。2019年2、3月份徐浩榕让其联系张某兑现好处费，过了一段时间，张某通过支付宝转了2万元，其将1.4万元转给了徐浩榕。2019年5月，徐浩榕让其和一尘公司联系代理费的事情，张某说能给他们4200元的好处费，张某通过支付宝把钱转给其，其转了2940元给徐浩榕。3、证人朱某的证言，证实启慧公司2015年开始承接高新园区内高企咨询申报服务工作。2018年园区主动和公司联系业务，徐浩榕跟启慧公司、禾易公司还有另一公司提出管委会优先向园区企业推荐提名帮助企业申报高企认定，让他们配合工作，管委会还会出台相应奖励政策。之后管委会和启慧公司签协议，约定启慧公司成功报送一家公司的高企申报材料，管委会奖励2万元。2018年启慧公司一共服务了10家左右企业进行高企申报，并成功报送材料。2018年10月左右，徐浩榕打电话说园区奖励费用马上要下来了，有些费用让其承担一下，具体由范凯和其联系。过了一段时间，范凯通过QQ发信息和其说每成功申报一家高企园区奖励的2万元中他们拿50%，高企中介服务费用拿30%，其当时没有多问。后其问徐浩榕费用比例为什么这么高，徐说是协调费用，其实高企申报工作由科技科负责，徐浩榕是分内工作，不应要协调费用，这协调费实际就是好处费。其同意给是因为启慧公司在园区承接业务，需要和他们打交道，公司给企业编写的材料需要他们审核把关，在园区内所有的业务开展都要经过他们，徐浩榕是负责这一块的领导，其担心他们会在工作中卡启慧公司。过了一段时间，园区把20万元奖励打到公司账户上。12月份左右，范凯打电话让其将10万元准备好，过了一两天，其在竹山路地铁站附近将10万元给了范凯。2019年4、5月份，范凯打电话让其把服务费的30%结一下，双方约在莱茵东郡附近的啡城雾绕咖啡馆见面，核算了一下除去成本，余下服务费的30%是5.2万元，其把5.2万元给了范凯。2019年6月10日，范凯到公司，临走时讲后面给其补借条。19日谈话回去后在办公室发现有范凯写的4张借条。借条、银行交易明细，证实借条内容为徐浩榕、范凯向朱某借钱的内容。银行交易明细显示朱某取款的情况。4、江宁高新区付启慧公司2018年高企培育入库奖励入账通知书、收据、服务协议、启慧科技顾问咨询合同，证实启慧公司承接高新园区内高企咨询申报服务工作并获得园区奖励的情况。5、证人冯某的证言，证实2018年12月，禾易公司代理高企申报结果出来后，徐浩榕打电话给其说高新区给的奖励马上要兑现，他要拿50%，因为评审过程中科技创新局花了不少精力和费用。其实就是他个人要好处费的借口，当时禾易公司有30家企业代理申报成功，高新园奖励60万元，要给徐浩榕30万元，徐浩榕说由范凯与其对接。过了几天徐浩榕告知其钱已经批下来了，范凯马上和其联系，让其尽快把事情办了。奖励金到账那天，范凯与其联系称自己回南京时要从其处拿现金。待范凯回南京时其想先给一部分，范凯没有同意，其让公司的陈某甲与范凯联系，陈某甲汇报说给了范凯15万元。过了半个月左右范凯打电话催要剩余的15万元，其想拖一拖，但范凯没同意。后范凯来其办公室，其拿了15万元现金给他，范凯还说自己挂职期间花销较大，其又额外拿了3万元给他。2019年春节后，徐浩榕跟其讲会从高企支付的代理服务费中收取30%的好处费，半个月后，徐浩榕让其算一下金额，其核算了一下收取的费用大约是100万元多一点，30%就是31万多，其不想给这么多就扣减了10万元，报给范凯是21万元，徐浩榕打电话说其报的数字与他们算的数字出入很大。范凯还来他们公司与其当面核算，算下来要给他们38万多。其觉得多了没有同意，范凯说给31万，其中4万元属于他个人的。其没办法只好同意，让范凯先回去等钱准备好了再过来。其准备好现金后让范凯过来拿，其将钱放在办公室的沙发上，范凯来后打电话与其联系，其让范凯自己将钱拿走了，一共是31万元。2019年6月一天，范凯拿了4张借条共31万元，说是借的钱，补个条子给其。6、奖励入账通知书、收据、服务协议、项目申报合同书，证实禾易公司代理高新园区内高企咨询申报服务工作并获得园区奖励的情况。7、证人陈某甲的证言，证实2019年1月初，冯某安排其准备15万现金，其让李鑫提现15万元，其与范凯联系后在翠屏诚园门口将钱给了范凯。没过几天，冯某让其准备15万元，其安排李鑫、蔡佳丽提现，后冯又让其准备3万元，一共准备了18万元送到冯的办公室。2019年5月中旬，冯让其准备10万元，其让李鑫提现，过了两三天冯说还需要21万元，其安排人提现凑齐了21万元给冯。8、证人杨某甲的证言，证实睿之博公司在高新园区承接了6家高企申报服务。2018年11月，公司拿到了园区补助12万元，钱下拨后不久，范凯电话联系要其将费用返一半给他们，由他们交给专家，但高企专家评审费一般都是申报企业出，其明白范凯是以此为理由找其要钱，但高企申报需要他们组织和审核，其不敢得罪他就同意了。2019年1月，范凯约其在蓝湾咖啡见面，其给范凯6万元。9、证人胡某的证言，证实2018年中拜访徐浩榕商讨苏博公司从事园区高企资质申报代理事宜。徐说每申报一家园区奖励2万元，苏博公司可以成为高新园备案代理企业，但拿到的奖励金他拿50%，还要拿代理费收入30%。公司不情愿但不好回绝，想把业务先干起来。2018年公司实际已经代理申报了4家高新企业，到了年底，其公司的8万元奖金拨付下来，徐浩榕提出他要拿4万，不然以后别想在园区做代理业务，公司不敢拒绝就同意了。徐浩榕安排范凯与其具体对接。2018年12月范凯打电话问其钱有无准备好，让其第二天去翠屏诚园。第二天其将4万元现金给了范凯。10、高企培育入库奖励到账通知书、收据及服务协议、苏博公司咨询服务合同，证实苏博公司代理高新园区内高企咨询申报服务工作并获得园区奖励的情况。11、证人李某的证言，证实2018年欧倍盛公司成功提交了6家高企申报企业，11月份拿到了园区补助12万元，徐浩榕打电话称这笔钱要返还一半给他们部门，说是请专家需要费用，其明白他是在找借口要钱，只好同意。徐还说后面的事情由范凯和其对接。过了不久，其在新街口给了范凯6万元。2019年5月初，徐浩榕打电话让其按照园区统一标准给承接业务量30%的好处费，其计算后是2.5万元，范凯同意了，后其和陈某乙到管委会停车场把钱给了范凯。当天下午，徐浩榕让其转告陈某乙说明年的高企业务不让他们公司做了。给钱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公司承接高企服务业务需要徐浩榕他们组织专家评审、审核上报材料、审批补助等。12、欧倍盛公司2018年高企培育入库奖励到账通知书、收据及服务协议、欧倍盛高企咨询顾问服务协议，证实欧倍盛公司代理高新园区内高企咨询申报服务工作并获得园区奖励的情况。13、证人陈某乙的证言，证实李某和其说园区奖励公司的12万元，徐浩榕和范凯提出要拿50%就是6万元，他们不敢拒绝就同意了，由李某经办。2019年5月初李某说徐浩榕又找他要公司收取的代理服务费的30%，并安排范凯和其对接。其和李某很气愤，但怕不答应就没法在高新园做下去了。后来核算了要给2.5万元。5月上旬的一天，李某喊其带上2.5万元一起去了管委会院子里把钱给了范凯。14、证人杨某乙的证言，证实2018年下半年其公司在争取成为高新园备案代理申报企业期间，徐浩榕和其说公司收取的代理费他个人要拿一部分，说后面由范凯和其联系。2019年4、5月份，范凯给其打电话，报了两家企业名称说公司收的代理费他们要拿30%。其核算了一下两家代理费是6、7万元，其问范凯能否少一点，范凯态度变差了，问其是否还想做业务。其怕得罪他们想发微信解释一下，发现范凯已将其微信删了。其打电话给徐浩榕约吃饭，吃完饭后其发现徐浩榕的衣服落在其车上。其最后还是决定给他们2万元。其到高新园管委会楼下将徐浩榕的衣服和2万元现金放在购物袋里交给了范凯。事后其发现范凯又微信添加其了。15、证人张某的证言，证实其是一尘公司实际负责人，2018年初，高新园确定了3家机构可以为园区提供高企资质申报服务，其打电话给徐浩榕提出一尘公司也想参与，徐浩榕称一尘公司可以参与，但申报奖励要分他们50%，收取的服务费要分他们30%，其同意了。2018年12月一尘公司代理了1家企业获得了园区奖励金2万元，其转了1万元给范凯。2019年2月左右，一尘公司代理了两家企业获得了2万元奖励，其转给范凯2万元。2019年5月，一家公司支付了代理费后其转给范凯4200元，范凯认为其没有按照约定比例来，指责了其好几回。一般是范凯和其对接，印象中徐浩榕也通过微信联系或催促过其，要其抓紧办。16、证人孔某的证言，证实其是高新区管委会科技创新局局长，科技创新局的科技条口工作由徐浩榕分管，科技条口负责推进高企申报和科技项目评审、服务孵化器载体创建申报工作。范凯是徐浩榕下面的工作人员。范凯2018年期间在北京挂职一段时间。17、证人何某的证言，证实其是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徐浩榕担任科技创新局副局长，具体负责科技条口工作，范凯2015年6月到园区上班，一直在科技条口工作，2017年以前范凯具体经办知识产权、载体和部分科技项目申报。2017年11月至北京脱产挂职，2019年1月回单位，2019年2月具体经办国家和省级创新平台、科技载体管理（包含高校和孵化器）、研发用地认定等工作，2019年3月以来新增高企申报工作。18、江宁高新园管委会《关于进一步鼓励企业和高校创新科技人才工作的奖励政策》，规定了科技人才局对获奖励单位和个人提供的证明材料予以审核；江宁高新区管委会《关于促进江宁高新区科技创新能力提升的实施办法（试行）》，规定了对推动园区内科技创新的相关奖补政策，其中规定了经园区认可备案的第三方引育高企或后备高企的，给予相关奖励：帮助园区企业申报高企，经园区审核材料符合规定的给予2万元/个的奖励；第三方培育企业培育或引进高企的给予10万/个或20万/个等。该办法由高新区管委会科技创新局负责组织实施。19、高新区2018年度执行园区科技创新能力提升进行奖补政策支出相关资金的材料（含记账凭证、付款审批、补助明细）等，证实园区支付第三方机构帮助企业申报高企奖励为6家公司，共57个企业，共114万元，其中禾易公司30个企业补助60万元，启慧公司10个企业补助20万元、苏博公司4个企业补助8万元，一尘公司1个企业补助2万元，欧倍盛公司6个企业补助12万元，睿之博公司6个企业补助12万元。高新区补发2018年高企培育入库奖补相关凭证、补助明细，证实补发禾易公司2个企业补助4万元、启慧公司2个企业补助4万元，一尘公司2个企业补助4万元。（二）徐浩榕利用负责园区科技研发用地可分割销售项目论证工作的便利，与下属范凯共同收取第三方中介服务公司贿赂共计人民币48万元，徐浩榕分得33.6万元、范凯分得14.4万元。1、经徐浩榕安排，范凯于2019年4月在江宁高新区管委会附近向朱某收取启慧公司通过科研项目评审认证的好处费6万元；于2019年4月在翠屏诚园小区附近收受朱某给予的启慧公司通过科研项目评审认证的好处费10万元。其中徐浩榕分得11.2万元，范凯分得4.8万元。2、经徐浩榕安排，范凯于2019年4月在江宁高新区管委会附近向王某收取有源有道公司通过科研项目评审认证的好处费32万元。其中徐浩榕分得22.4万元，范凯分得9.6万元。上述事实，有下列经法庭举证、质证的主要证据证实。1、被告人徐浩榕的供述与辩解，证实2019年3月，朱某告诉其自己代理的5家企业进行科研用地分割项目论证有2家没有通过，好处费可以增加到每家2万元。其跟范凯说每通过一家企业朱会给2万元，让他与朱对接。2019年3月范凯给了其好处费4.2万元，5月份一天给了其好处费大概是7万元。其将天印鸿图公司进行分割销售科技企业评审业务交给了有源有道公司，公司负责人王某提出给其好处费，其让范凯与王某对接，范凯跟其汇报说有源有道公司给予的好处费标准是通过论证的公司每家给1.5万元，有源有道公司代理的企业有24家左右通过备案。2019年4月底的一天，范凯找王某拿了35万元左右的好处费，分给其23万元左右。2、被告人范凯的供述和辩解，证实2019年3月份左右，徐浩榕和跟其说启慧公司答应按照每家企业成功通过论证给他们2万元感谢费，让其具体对接落实。4月上旬，其和启慧的朱某联系，朱某在高新区管委会门口给其6万元现金，其留了1.8万元，剩余的4.2万元给了徐浩榕。2019年4月底左右，专家评审前一天，徐浩榕说跟朱某讲好了，会提前把科研项目评审感谢费给他，其联系朱某，朱某在翠屏诚园门口给其10万元，其拿了3万元，剩下7万元给了徐浩榕。2019年1月底，有源有道公司总经理王某请徐浩榕吃饭，徐浩榕让其也参加，王某让他们介绍业务，愿意拿出50%的服务费作为好处费。2019年4月徐浩榕讲有源有道代理的企业通过专家论证，让其联系王某将之前答应的好处费给他们。4月中下旬，其打电话给王某，王某让其等通知，4月底在管委会门口王某给其34.5万元，徐浩榕让其按照7:3的比例分了。3、证人朱某的证言，证实2019年3月，徐浩榕打电话说第一批企业科研项目认证每家需要评审费1万元，从第二批开始每通过一家，评审费提高到2万元，具体由范凯和其联系。第二批启慧公司帮助5家企业申报了科技项目认证，公司给每个专家2000元评审费。4月底，范凯跟其联系说有三家企业通过认证，让其给6万元评审费，当天其在管委会门口给了范凯6万元。2019年5月，高新区开始第三批科研项目认证，启慧公司承接了7家，范凯让其把其中5家公司每家3.4万元（2万元评审费及7名专家每人2000元评审费），及之前未通过的2家公司每家1.4万元专家评审费共19.8万元一并给其。当晚其在翠屏诚园小区门口将钱送给了范凯。4、证人王某的证言，证实2019年2月有源有道公司想承接为申报科技研发用地可分割销售项目的企业提供业务咨询和编写材料的业务，其找徐浩榕帮忙，徐安排范凯和他们对接，有源有道公司承接了天印鸿图公司的分割、转让、销售业务，需向约90家企业提供咨询和申报服务，约定好申报成功的企业每家收取3万元业务费，之后陆续成功申报了60家左右，有一半的企业支付了业务费。2019年4月中旬，范凯打电话说他们前期和专家对接比较辛苦，需要其给一笔专家费由他安排，按道理其公司不应出上述专家费，其明白是对方在要钱，本不愿给，但考虑工作还需要范凯支持就没有拒绝。过了几天范凯打电话索要32万元专家费。4月下旬范凯再次打电话，其到高新园管委会路边，将钱交给了范凯。交易流水，合同，证实有源有道公司为申报科技研发用地可分割销售项目的企业提供服务及王某取款的情况。5、南京市人民政府、江宁区人民政府、高新区管委会相关文件，对科技研发用地及分割转让销售部分项目进行限制规范的相关文件，证实上述文件均要求科技研发用地及地上房屋转让销售等，需经开发区管理单位同意，对象为符合园区规定条件的科技研发企业或机构，不得转让销售给个人。其中徐浩榕是单位评审办公室主任。（三）徐浩榕利用负责实施园区内创业孵化器载体考核奖励和载体运营补贴的工作便利，与下属范凯共同收取创业孵化器载体贿赂共计9.325万元，徐浩榕分得7.1325万元、范凯分得2.1925万元。具体事实分述如下：1、经徐浩榕安排，范凯于2018年1月、2018年2月、2018年8月，2019年2月、2019年4月，分别通过支付宝转账向张某收取博通公司载体考核奖励和载体运营补贴的好处费1.075万元、1万元、1万元、2万元、2.75万元。其中徐浩榕分得6.0825万元，范凯分得1.7425万元。2、经徐浩榕安排，范凯于2019年5月通过支付宝转账向林某收取同方公司载体考核奖励的好处费1.5万元。其中徐浩榕分得1.05万元，范凯分得0.45万元。上述事实，有下列经法庭举证、质证的主要证据证实。1、被告人徐浩榕的供述和辩解，证实2017年左右，博通公司的张某找其希望在园区绩效考核、资金拨付及上级绩效考核等方面关照博通公司，并表示会给其好处费。其安排范凯与张某对接，后范凯汇报说与张某约定是按照拿到绩效金额的5%给好处费，其同意了。之后每次创客邦奖补资金下拨时，其都会告诉范凯，让范凯与张某对接，张某将好处费通过支付宝转到范凯的支付宝，范凯再转给其，前后一共转了5次。2018年下半年，同方公司负责人林某了解园区的政策后找其，希望其能在审核和兑现奖补方面给公司关照，表示会给其好处费。其安排范凯与林某对接，约定好按照奖补10%的比例给好处费。2019年3月左右，同方公司获得了15万元的奖补，其让范凯去对接，2019年4、5月的时候，范凯转给其1.05万元。2、被告人范凯的供述和辩解，证实2017年12月份徐浩榕跟其讲园区有一些奖励要兑现给创客邦，大概有21.5万元，创客邦讲好会给好处费，让其和总经理张某联系，其联系张某讲好处费为载体奖励费用的5%。12月底，徐浩榕让其和张某联系尽快兑现好处费，2018年1月，张某通过支付宝转了好处费10750元，其转了70%给徐浩榕，自己留了30%。2018年2月徐浩榕讲创客邦获得一笔20万元的载体奖励，让其联系张某，2018年2月份，张某通过支付宝将1万元好处费转给其，其转了7000元给徐浩榕，自己留了3000元。2018年8月中旬，徐浩榕讲创客邦获得一笔20万元载体奖励，让其联系张某，过了一段时间，张某通过支付宝将1万元好处费转给其，其转给徐浩榕7000元。2019年1月份徐浩榕说园区已拨付创客邦载体运营补贴，让其联系张某兑现好处费，其联系张某，张某说按照公司规定5%的比例兑付不了，自己争取了2万元转给其，其将2万元都转给了徐浩榕。2019年3月，徐浩榕说园区给创客邦有笔高企培育的奖励55万元，让其联系张某兑付好处费，4月张某通过支付宝转给其2.75万元，其通过支付宝转给徐浩榕1.93万元。2019年4月份，徐浩榕讲园区给同方公司拨付了一笔15万元载体奖励费用，对方提出给一些好处费，但没说具体数目，让其联系同方公司的总经理助理林某确认金额。其联系林某，谈好按照奖励费用的10%给好处费，就是1.5万元，其汇报给徐浩榕。过了一段时间徐浩榕让其抓紧办理同方公司好处费的事情，其联系林某，林某说正在办。2019年5月初，林某通过支付宝转给其1.75万元，其中1.5万元是之前谈好的好处费，2500元是林某单独给其的好处费，其将1.05万元转给徐浩榕。其指认了支付宝中与徐浩榕、林某、张某之间的交易情况截图。3、证人张某的证言，证实2017年底创客邦（博通公司）准备申请政府的绩效奖励，预计能获得20万左右的奖励。报送材料前一天，范凯打电话说申请绩效奖励的初审由他们局进行，徐浩榕局长希望奖金下来后公司能给他们个人一点好处费，并说以后每次类似的绩效评价都要给点好处费，其表示要和上级请示。其向副总裁请示，副总裁说可以给一点但不能超过奖励金的5%。其告诉范凯，范凯说徐浩榕同意了。后来公司获得了21.5万元，其支付宝转了1.075万元给范凯的支付宝。过了没多久又申报了一个20万左右的奖励，奖金到账后其转给范凯1万元，2018年8月公司获得区里的绩效考核奖金20万元，其转给范凯1万元。2019年2、3月份高新园给其公司的孵化载体补助100万元到账了，范凯提出按5%的比例给钱，其请示了总公司，总公司不同意说最多只能给2万元，并希望以购买礼品的形式给，其向范凯转达了公司的意见。范凯说徐浩榕同意了2万元但不要礼品，直接给现金。后其通过支付宝转给范凯2万元。2019年4月份，其公司又收到奖金55万元，按照5%的比例，其转给范凯2.75万元。印象中徐浩榕也通过微信催促其抓紧办或者抓紧和范凯对接。4、付款凭证、收款通知、收据、银行进账单，证实江宁高新区拨付博通公司相关奖励的情况。支付宝交易截图，证实张某转账给范凯的相关情况。张某与徐浩榕的聊天记录，证实2019年1月27日的聊天内容为“徐：张总，昨天拜托的事还望抓紧和范凯对接兑现，常来常往。张：我已经和领导申请，等待最终批复，徐总放心，有消息我会和范凯沟通。”5、证人林某的证言，证实其在同方公司负责项目申报工作。2017年徐浩榕来其公司办事，说公司申报的绩效考评奖金马上要下来了，到时让拿10%的钱给他，具体由范凯和其对接，其明白是徐和范二人想拿好处费，其说公司是国企，这钱没法出，徐说让他们自己想办法，还问他们想不想继续做了。其向领导汇报，领导不同意给钱。其很为难，怕后面项目申报会被刁难，自己的工资和奖金会受影响，就决定不从公司申请经费，个人先把钱付给徐浩榕他们。2019年初，区里的初创企业培育奖励下来了，大概15万元，徐和范都联系过其，让其抓紧时间把钱给他们。5月中旬一天，范凯打电话问其什么时候给钱，并提出多给2500元作为个人的辛苦费，其只好同意，隔了两天，其转给范凯1.75万元。收款回单，证实同方公司收到相关财政奖励资金的情况。6、江宁高新区付同方公司科技奖补凭据、申请等文件，证实江宁高新区拨付同方公司相关奖励的情况。二、关于被告人徐浩榕单独受贿的事实1、徐浩榕利用其负责园区知识产权奖补审核兑现的工作便利，于2017年左右在江宁高新区管委会附近收受睿之博公司杨某甲给予的高校知识产权代理好处费共计1万元。2、徐浩榕利用其负责园区科技研发用地可分割销售项目论证工作的便利，于2018年下半年、2019年春节前，分别在胜太路一饭店附近和恒安嘉园小区附近收受天印鸿图公司戴某给予的好处费0.5万元、0.2万元（苏果卡）。3、徐浩榕利用其负责科技研发用地可分割销售项目论证工作的便利，于2019年3月在其办公室收受启慧公司总经理朱某给予的科研项目评审认证好处费3万元。上述事实，有下列经法庭举证、质证的主要证据证实。1、被告人徐浩榕的供述和辩解，证实2015-2017年间，杨某甲在园区从事专利代理服务，希望其安排一些专利代理的业务让她做，表示会给其好处费。其陆续将3个高校的专利代理业务安排给她承接，杨某甲给其3-4次好处费，每次在4000-8000元之间。2018年底其认识了天印鸿图公司负责研发用地分割销售的负责人戴某，戴某希望其帮助天印鸿图公司在研发用地分割销售过程中提高专家评审通过率，尽快将房屋销售出去，加快公司回款。2018年底时给了其5000元现金，2019年春节前给了其2000元的苏果卡。其介绍朱某承接了几家欲购房企业的科技企业资质评审工作，2019年1月，朱某在其办公室给了其3万元，这是三家企业通过专家评审的好处费，每家1万元。2、证人杨某甲的证言，证实2015年左右睿之博公司在从事高新区一些高校知识产权代理业务，其认识了徐浩榕，徐推荐他们公司给一些高校从事知识产权代理工作。2017年期间，徐浩榕打电话讲需要按照代理服务费20%的比例给他好处费，其认为数额高了没有同意。后徐浩榕向其借钱，其不好推辞就同意了，陆续给他1万元。入库奖励入账通知书、收据、服务协议、高企申报代理合同，证实睿之博公司代理高新区一些高校知识产权代理业务并获得奖励的情况。3、证人戴某的证言，证实2018年下半年，天印鸿图公司准备销售部分研发楼，需要高新区相关部门组织专家对被销售企业的科技资质进行认定，其通过他人认识了徐浩榕。一天其约徐浩榕吃饭，在一饭店给了徐浩榕5000元人民币，他推辞了一下就收下了。2019年春节前其去恒安嘉园送给徐浩榕两箱水果，夹了3000元苏果卡在水果夹缝中。其送给徐浩榕钱和卡是因为徐是高新区科技人才局的领导，想让他帮忙尽快组织专家对公司意向购买企业进行科技资质认定，同时和他处好关系，方便今后工作中有所照顾。4、天印鸿图公司拟分割转让、销售对象科技研发用地项目意见申请表、专家论证意见表、承诺书等，证实天印鸿图公司承接园区科技研发用地可分割销售项目的情况。5、证人朱某的证言，证实2018年12月开始，启慧公司开始帮助企业做科技项目认证申报工作，帮助企业编写材料申报科技类型企业，园区审核认定报区科技局，这项目也是徐浩榕负责。第一批启慧公司给三家企业编写材料申报。2019年3月，徐浩榕跟其说第一批有三家公司通过论证，需要评审费，每家1万元，一共3万元，让其当天送到办公室，实际上公司已经给7个专家一个公司每人2000元的评审费了，这3万元实际上是徐浩榕以评审费的名义向其要好处费，因公司后面还要在园区承接业务，其就同意了，当晚送了徐浩榕3万元。三、关于被告人范凯单独受贿的事实1、范凯在受徐浩榕安排向冯某收取禾易公司高企申报奖励的好处费时，分别于2019年1月在冯某办公室收受冯某给予好处费3万元；于2019年5月在冯某办公室收受冯某给予好处费4万元。2、范凯在受徐浩榕安排向林某收取同方公司获取载体考核奖励的好处费时，于2019年5月通过支付宝转账收受林某给予的好处费0.25万元。上述事实，有下列经法庭举证、质证的主要证据证实。1、被告人范凯的供述和辩解，证实2019年1月底其在冯某的办公室拿高企好处费剩余的15万元时，冯某还单独给了其一个信封，对其讲在北京比较辛苦，这钱用于其个人在北京开销，信封里是3万元。2019年5月中旬其去拿27万的好处费时，冯某给了其一个信封，里面有4万元是给其个人的。2019年5月初，同方公司的总经理助理林某通过支付宝转给其1.75万元，其中1.5万元是之前谈好的园区拨付给同方公司的载体奖励费用的好处费，2500元是林某单独给其的好处费，其将1.05万元转给徐浩榕，剩余7000元自己留下了。2、证人林某的证言，证实2019年初，区里的初创企业培育奖励下来了，大概15万元，徐和范都联系过其，让其抓紧时间把钱给他们。5月中旬一天，范凯打电话问其什么时候给，并提出多给2500元作为个人的辛苦费，其只好同意，隔了两天，其转给范凯1.75万元，其中2500元是给范凯个人的。3、证人冯某的证言，证实2019年1月，范凯来其办公室收取剩余的15万元好处费时说自己挂职期间花销较大，其额外拿了3万元给他。2019年5月，范凯来收取高企支付的代理服务费中30%的好处费时，提出给31万，其中4万元属于他个人，其同意了。其准备好现金后让范凯过来拿，范凯来其办公室将钱拿走了。二被告人于2019年6月10日自动至南京江宁高新区纪工委投案，到案后均如实供述受贿的主要事实。案发后，被告人徐浩榕退出赃款人民币85.97万元，被告人范凯退出赃款人民币28.59万元。审理中，被告人徐浩榕退出赃款人民币26.0465万元，被告人范凯退出赃款人民币23.7885万元。上述事实，有下列经庭审举证、质证的主要证据证实。1、到案经过及案发情况说明，证实二被告人2019年6月10日自动至南京江宁高新区纪工委投案，同日江宁高新区纪工委将二人移交给南京市江宁区监察委员会处理。2、搜查证、搜查笔录、扣押物品清单，证实调查人员对徐浩榕办公室进行搜查，扣押人民币87.37万元（其中85.97万元为受贿赃款）。对范凯苏Ａ×××××车辆进行搜查，扣押人民币29.99万元（其中28.59万元为受贿赃款）。3、被告人户籍证明，证实二被告人案发时均已成年，具有完全的刑事责任能力。4、工作人员履历表、劳动合同书、江宁高新区关于徐浩榕、范凯的相关任职文件，证实被告人徐浩榕系江宁高新区管委会科技创新局副局长，被告人范凯系江宁高新区管委会科技创新局工作人员。5、南京江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证实南京江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的机构性质系机关。江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关于明确科技创新局、科技人才局科技科工作职责的相关文件等，证实科技人才局科技科、科技创新局的相关工作职责。针对各被告人及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本院综合评判如下：1、关于二被告人及辩护人提出的本案被告人不存在索贿情节的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徐浩榕的供述可以证实其指使范凯主动打电话向多名行贿人催要钱款，范凯的供述和证人的证言也能证实范凯向多名行贿人催要或当面核算数额的事实，证人李某、朱某、冯某、王某、杨某乙等人的证言均可证实被告人徐浩榕或范凯以需要他们承担一部分的费用或后续继续开展业务等理由向他们索要财物，张某与徐浩榕的聊天记录内容也能看出徐浩榕对他人进行暗示或者施加压力，故可以认定为本案存在多次索贿的情节。对上述辩护意见不予采纳。2、关于徐浩榕辩护人提出的徐浩榕受贿数额的辩护意见，经查，认定被告人徐浩榕受贿数额的证据有被告人徐浩榕、范凯的供述，证人的证言等，证据之间能相互印证，足以认定案件事实，故对上述辩护意见不予采纳。3、关于范凯辩护人提出的被告人范凯系从犯的辩护意见，经查，本案中范凯直接与行贿人联系，从行贿人处收取钱款，所起并非系次要或辅助作用，不宜认定为从犯，对此辩护意见不予采纳。4、二辩护人提出的二被告人具有自首、退赃情节的辩护意见成立，本院予以采纳。本院认为，被告人徐浩榕、范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索取、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行为均已构成受贿罪。二人共同实施部分受贿行为，系共同犯罪。二被告人案发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自首，依法可从轻或减轻处罚。公诉机关指控二被告人犯受贿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的罪名成立，本院予以采纳。二被告人已退出全部赃款，可从轻处罚。综合考虑二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情节、认罪悔罪态度，本院决定对二被告人减轻处罚。为了惩罚犯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徐浩榕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罚金人民币四十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6月10日起至2024年6月9日止。罚金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的第二日起十日内向本院缴纳。）被告人范凯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6月10日起至2022年9月9日止。罚金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的第二日起十日内向本院缴纳。）二、二被告人退出的受贿赃款人民币164.395万元，予以没收。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 判 长  洪超兰人民陪审员  张 竞人民陪审员  李 雷二〇二〇年六月十日书 记 员  郑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