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9民终31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郑木昌,男,1944年5月26日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甘海英，湖北国涵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余福玲，女，1958年12月8日生，汉族，住湖北省汉川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皓，湖北松竹梅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郑木昌与上诉人余福玲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湖北省汉川市人民法院（2019）鄂0984民初36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郑木昌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湖北省汉川市人民法院(2019)鄂0984民初360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内容。二、改判余福玲向郑木昌支付货款104000元及利息(以104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从2016年3月16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三、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郑木昌所提交之证据能充分证实：余福玲向郑木昌购买史丹利复合肥的总金额应为204000元，余福玲已支付100000元，尚欠104000元。1.郑木昌提交的武汉市富地豪农资有限公司《证明》及《提货单》，其中，《提货单》是确定货物权利人的唯一证明，该《提货单》中虽然有3张记载提货对象为“汉阳”，但郑木昌持有《提货单》原件，且武汉市富地豪农资有限公司认可并已按《提货单》予以发货，故该《提货单》已能够充分证实郑木昌与武汉市富地豪农资有限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且上述证据证实郑木昌已将60吨共l200袋史丹利复合肥委托他人送到了余福玲的承包地。2.余福玲在与郑木昌代理人的《短信》及《通话录音》中明确认可已支付的10万元只是一半的货款，余福玲辩称的另一半货款应由其合伙人周利支付，但余福玲没有提供证据予以印证。一审法院仅仅提出“在录音中余福玲也并未认可收到60吨复合肥的事实”，而对该通话录音和短信内容全盘否定。3.余福玲出具的两张“欠条”上虽各记载欠200袋，34000元，但余福玲在与郑木昌代理人的《通话录音》中明确表明，后两车因郑木昌不在场所以未打欠条。4.一审法院未综合、全面认定证据。郑木昌提交的《证明》、《提货单》、《录音》、《短信》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但一审法院却将该证据孤立开来并逐一驳斥，只做了片面解读。余福玲辩称，郑木昌诉称余福玲向其购买化肥1200袋与客观事实不符。1.余福玲仅向郑木昌购买400袋化肥，且均出具了欠条。2.关于武汉市富地豪农资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真实性存疑，且仅能证明郑木昌向其购买1200袋化肥配送至孝感，不能证明余福玲收到该化肥。3.关于郑木昌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与通话录音，其本身具有明显的威胁和诱骗成分，且在上述通话中余福玲从未认可收到60吨复合肥。4.郑木昌所述向余福玲交付1200袋复合肥与常理不符，按郑木昌陈述是多次向余福玲送货，为何开始及最后都没有要求余福玲出具欠条，而在中间要求余福玲出具欠条与常理不符。余福玲上诉请求：一、撤销汉川市人民法院(2019)鄂0984民初3600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内容；二、改判郑木昌立即向余福玲返还32000元及利息(以32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7年1月1日起计算至款项还清之日止)；三、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郑木昌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余福玲的请求权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完全错误，余福玲提出的反诉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余福玲因向郑木昌购买史丹利复合肥400袋，故在2016年3月14日和2016年3月15日分别向郑木昌出具各欠货款34000元的欠条一份，共计欠货款68000元，因余福玲考虑到承包田亩较多，化肥用量较大，加之应郑木昌的请求，故余福玲在2016年3月17日向郑木昌银行卡转款100000元以支付所欠货款，余款32000元作为今后再次购买化肥的预付款。此后，由于余福玲承包经营亏损，承包田亩减少，故未再向郑木昌购买过化肥，余福玲多次要求郑木昌退还欠条及余款32000元，但郑木昌一直未退还，由于余福玲对郑木昌并不熟悉，对其身份情况及家庭地址等情况均不清楚，加之其年岁大且身体不好，故暂未起诉，而此次因郑木昌起诉，余福玲因此提起反诉。余福玲在2016年3月17日向郑木昌多支付的款项32000元系作为今后再次购买化肥的预付款。其性质并非欠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而余福玲虽在2016年3月17日向郑木昌多支付了32000元作为今后再次购买化肥的预付款，但在2017年后才决定不再向郑木昌购买化肥而要求退款，因此，应从2017年起计算诉讼时效期间，一审判决从2016年3月17日起计算诉讼时效期间错误。郑木昌辩称，余福玲在上诉中所述，2017年后决定不向郑木昌购买化肥要求退款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诉讼时效是根据当事人客观行为定的，不是依据当事人的主观意思而中断或计算起止时间，其上诉没有依据，应予驳回。郑木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余福玲立即向郑木昌支付货款107000元；2.判令余福玲向郑木昌支付利息（以107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从2016年3月16日计算至付清之日止）；3.诉讼费用由余福玲承担。余福玲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判令郑木昌立即向余福玲返还32000元，并支付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7年6月17日起计算至判决还款之日止；2.诉讼费用由郑木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余福玲因承包经营某河滩荒地，于2016年3月14日、3月15日分别从郑木昌处购买史丹利复合肥各200袋，约定价格为170元/袋，余福玲并分别出具了欠款34000元的欠条二张，合计欠款68000元。同年3月17日，余福玲向郑木昌转账支付10万元。此后双方再无购销往来。2019年10月25日，郑木昌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余福玲支付下欠货款107000元。诉讼中，余福玲提起反诉，要求郑木昌返还其多付的货款32000元。一审法院认为，郑木昌提交的证据不能形成完整证据链，其对自己是否购进60吨复合肥、以及60吨复合肥是否全部运送给余福玲之事实均不能证明，郑木昌现提交的证据只能证实余福玲收到复合肥二次共400袋，价款68000元。郑木昌主张的送货1200袋、余福玲欠货款及运费207000元的事实无充分证据证明，不予认定，其要求余福玲支付下欠货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余福玲既认为自己超额支付了货款，从其付款后至今已逾三年，无证据证明期间其曾向郑木昌主张过权利，余福玲的请求权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不予保护。判决：一、驳回郑木昌的诉讼请求；二、驳回余福玲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440元由郑木昌负担，反诉费300元由余福玲负担。本院二审期间，郑木昌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关于郑木昌是否向余福玲送60吨复合肥的事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本案中，郑木昌二审申请证人尉敬良、张于朋、张中义证明其向余福玲送60吨复合肥的事实，余福玲对上述三位证人的证言均不予认可，而郑木昌又未能提交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余福玲收到60吨复合肥的事实，因此，一审法院未予认定该事实并对郑木昌要求余福玲支付下欠货款的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余福玲要求郑木昌返还其多付的货款32000元的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余福玲上诉称其于2017年后才决定不再向郑木昌购买化肥而退款，诉讼时效应从2017年起算的理由，因其未提交证据证明时效中止、中断的事实，故余福玲的上诉主张无事实根据，不能成立。一审法院认定余福玲的请求权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正确。综上所述，郑木昌、余福玲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740元，由郑木昌负担2440元，由余福玲负担3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 伟审判员 戴 捷审判员 鲍 龙二〇二〇年六月九日书记员 胡羽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