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曹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721民初2117号原告：刘加贵，男，1972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住菏泽市牡丹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任爱芹，曹县青堌集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高新桥，男，1965年9月1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曹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春艳，山东邦治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任仲辉，山东邦治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刘加贵与被告高新桥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7日立案受理后，因本案与崔正魁、李绍峰、赵富金、李光刚、崔正江、刘桂荣、李同强、刘芳、李俊兰、李方明、朱更虎、王海重、刘如宾与高新桥追索劳动报酬纠纷等十三个案件具有相关性，经征询上述当事人的意见并经当事人同意，上述十四个案件本院合并审理，于2020年6月12日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之委托诉讼代理人任爱芹，被告高新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春艳、任仲辉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加贵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支付原告劳动报酬2000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9年3月至9月，被告雇佣原告安装菏泽东翼国际商贸城消防工程，约定安装完毕后结清工资。工资结算时，被告尚欠原告2000元未付，因资金紧张，被告于2020年1月1日写下欠据由原告保存，后经多次催要，被告至今未付。高新桥辩称，1、工资表中务工人员并无本案原告，原告不具有本案诉讼主体资格。2、本案应适用劳动仲裁前置程序，应驳回原告起诉。3、高新桥不是本案适格被告，高新桥与原告不存在雇佣关系，案外人袁超是原告雇主，原告应向袁超主张权利。高新桥承包案涉工程后，与袁超协商由袁超负责雇佣工人施工，工程完工后，高新桥与袁超据实结算，赔赚由二人平均分担。原告由袁超联系、雇佣，并由袁超发放工资，应追加袁超参加诉讼。4、高新桥已足额垫付工程款，不存在拖欠原告工资情况。2020年1月1日案外人袁超与原告方民工代表刘宾结算工资时，刘宾出具了“金贸城A座三、四层消防箱工人工资表”，经高新桥核实，该工资表工日有严重虚报情况。根据工资表显示的数额计算，案涉工程共应向工人支付52257.50元，高新桥已向袁超微信转账54349元，已超额支付。如袁超领取工程款后，未向工人及时发放工资，也应由袁超承担支付责任。5、本案可能涉及虚假诉讼及诈骗。工人工资表签字确认后，经高新桥与工资表中民工刘方、李同强、钟强通话时发现，此三人实际工日均比工资表记载的少，故高新桥有理由相信工资表中所有工人的工时均存在虚报的可能，这种虚报有诈骗高新桥的嫌疑，如涉嫌犯罪，应移送公安机关处理。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分析如下：1、原告提交的刘如宾持有的金贸城A座三、四层消防箱工人工资表，拟证明被告的会计根据原告出勤情况制作了工资表，该表经被告审查2019年3月份、4月份、9月份的考勤原始记录后，被告本人在该表上签字确认，被告本人亲自书写了欠该表上工人工资共计25740元，该表具有欠据的性质，被告质证后认为，该表上有虚报工时情况，被告虽在该表上签字，但不能代表被告有给付责任，应由袁超承担，该表与被告持有的工资表不一致，赵富金签名处有涂改，多了“欠25740元”字样，不具真实性，该表中欠款金额与原告起诉数额不一致，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使用。2、被告提交其持有的金贸城A座三、四层消防箱工人工资表、被告与袁超转账记录截图七张，拟证明该表上签字的袁超是雇主，工人工资由袁超发放，被告已足额支付袁超工人工资，原告质证后认为，对于袁超与被告的经济关系，原告不知情，上述转账均发生在2020年1月1日之前，与原告主张的劳动报酬无关联性，该表经原告及被告工作人员严格审核后并签字确认，被告说工日不实理由不成立。3、被告提交的其与刘方、李同强、钟强、王海重通话录音，拟证明金贸城A座三、四层消防箱工人工资表工时有虚报情况，袁超的录音拟证明被告与袁超系合伙关系，到庭人员刘芳对高新桥与刘芳的录音真实性予以认可，但称高新桥在凌晨四点多打电话，刘芳话没有说完高新桥即将电话挂了，原告质证后认为，案涉工程主张施工时间为2019年3、4月份，时隔一年被告在电话中突然询问多少工时，难以作出准确回答，应以被告签字确认的工时为准。被告认可袁超系其合伙人，二人之间的通话录音不能作为定案依据。4、被告提交工程承包合同一份、被告与袁超微信聊天截图二份，拟证明与袁超系合伙关系，袁超为本案适格被告，袁超负责劳务清包，工程款远低于工人工资，足以印证前述工资表上工人工时有虚报情况，原告质证后认为，该合同未约定施工工期，合同签订于2019年4月30日，而工程开始于2019年3月，被告提交的上述证据与本案无关。本案双方当事人主要争议事实为：1、袁超是否与被告系合伙关系，原告与被告是否具有劳务关系？被告提交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袁超系合伙关系，被告主张已支付袁超54349元工人工资，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足证明上述款项与本案的关联性。被告在本院调查笔录中及答辩中称其不认识工资表所记载的工人，但在庭审过程中，又认可刘芳系工资表上“刘方”，刘如宾系工资表上“刘宾”，其陈述前后不一致，结合其在工资表签字确认的行为，及农民工在劳务关系中较弱的举证能力，足以认定本案原告刘加贵及其余十三个案件中崔正魁、李绍峰、赵富金、李光刚、崔正江、邵朱礼、李同强、刘芳、李俊兰、李方明、朱更虎、王海重、刘如宾为高新桥提供劳务的事实。2、金贸城A座三、四层消防箱工人工资表记载的欠款数额是否属实，记载的工时是否准确？原告提交的金贸城A座三、四层消防箱工人工资表与被告提交金贸城A座三、四层消防箱工人工资表均有被告高新桥签字确认，被告高新桥亦认可工资表系其打印的工资表，两份工资表显示的欠款数额一致，上述工资表载明十七名工人记载的应发工资总额为64750元，该十七名工人已领工资总额为38400元，下欠数额为26350元（64750元-38400元），李同强、崔正魁、刘加贵、李绍峰、李光刚、崔正江、刘桂荣、赵富金、刘芳、李俊兰、李方明、朱更虎、王海重、刘如宾等十四人起诉的总金额为24630元，该数额小于下欠数额26350元，故该工资表足以认定被告高新桥欠付工资款的事实。被告提交刘方、李同强、钟强、王海重通话录音等，内容不完整，其证明力不足以反驳原告提交的本证，对被告提交的上述录音，本院不予采信。综合以上有效证据，结合原、被告陈述，本院认定以下法律事实：2019年3月份，被告高新桥承包河北盛淼安全技术工程有限公司菏泽公司的“东翼国际”项目一期消防工程，李同强、崔正魁、刘加贵、李绍峰、李光刚、崔正江、邵朱礼、赵富金、刘芳、李俊兰、李方明、朱更虎、王海重、刘如宾等十四人为被告高新桥提供劳务，2020年1月1日，被告高新桥、刘如宾与案外人袁超共同结算，被告打印金贸城A座三、四层消防箱工人工资表，被告、刘如宾、袁超均在工资表上签字，后工资表被告与刘如宾各持一份。原告刘加贵应系工资表中的“刘家贵”，工资表显示被告欠原告工资3300元。2020年5月7日原告诉至本院，自认刘如宾已转交给其1300元，被告尚原告工资2000元，请求判决被告支付原告劳动报酬2000元。本院认为，本案有以下三个争议焦点，1、本案是否应当适用劳动争议前置程序？2、是否应当追加袁超为本案被告？3、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劳动报酬，是否应予支持？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劳动争议仲裁前置程序适用范围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发生劳动争议，本案中，原告与被告之间系个人劳务关系，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的规定，原告诉请不涉及劳动关系其他争议，仅主张劳动报酬，故被告主张本案适用劳动争议仲裁前置程序，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被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袁超与被告系合伙关系，且被告主张已支付袁超54349元，被告提交的微信截图显示上述款项均于2020年1月1日本案金贸城A座三、四层消防箱工人工资表制作前支付袁超，该工资表显示已支付工人工资38400元，被告主张支付袁超的工资数额与该表显示已支付工资数额差距较大，若被告已支付袁超的钱款与工资表上工资有关，而被告又在工资表签字确认的行为则与常理不符，原告不认可被告与袁超系合伙关系，且经本院征询意见，原告以不清楚被告与袁超关系为由不同意追加袁超为本案被告，故对于被告申请追加袁超为本案被告或申请本院依职权追加袁超为本案被告，事实依据不足，本院不予准许。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原告刘加贵为被告高新桥提供劳务，后经双方结算，被告欠原告工资3300元未付，原告自认刘如宾已转交给其1300元，被告尚欠其工资2000元并请求判决被告支付，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高新桥支付原告刘加贵工资款20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付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被告高新桥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闫 鹏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李芳芳附：判决生效后，原告自应判决书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内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