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10民终51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某1，男，1970年7月19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乐安县。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女，1972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乐安县。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某2，女，1995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乐安县。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金明，江西民鉴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琳，江西民鉴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曾某1，男，1973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乐安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洪某，女，1974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乐安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曾某2，男，1994年1月11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乐安县。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乐安，江西国赣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杨某1、李某、杨某2因与被上诉人曾某1、洪某、曾某2婚约财产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乐安县人民法院（2020）赣1025民初1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某2及杨某1、李某、杨某2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金明、赵琳，被上诉人曾某1、洪某及曾某1、洪某、曾某2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乐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某1、李某、杨某2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曾某1、洪某、曾某2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曾某1、洪某、曾某2负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充分，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判决错误。一、一审判决认定杨某1、李某、杨某2收到彩礼，明显是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一)曾某1、洪某、曾某2的证据大多为间接、传来、言词证据，不足以作为本案直接证据。曾某1、洪某、曾某2并未提供杨某1、李某、杨某2得到彩礼的直接证据，一审法院以证人黄某1、黄某2、曾某3、谢某的证言作为判决的主要证据，认定曾某1、洪某、曾某2已支付彩礼16.8万元，明显证据不充分。上述四人的证言为言词证据、传来证据、间接证据，具有明显主观臆断性，证人与曾某1、洪某、曾某2是亲戚关系，他们的证言明显存在利害关系，并且黄某1当时根本不在现场，已醉酒，其证言明显失真，不能作为证据采纳。另外礼单、彩礼明细仅是双方为杨某2与曾某2能达到缔结婚姻关系目的而拟定的，曾某1、洪某、曾某2应当提供已交付礼单所载物品给杨某1、李某、杨某2的证据，存折取款凭单也仅能说明曾某1、洪某、曾某2取了款，并不能直接证明杨某1、李某、杨某2得到了该款项。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曾某1、洪某、曾某2未完成其举证责任，二审法院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二）一审法院应当向本案关键证人杨某3核实主要事实，而一审中未依法核实，明显损害杨某1、李某、杨某2的诉讼权益。曾某1、洪某、曾某2申请的三位证人均陈述杨某3收到的彩礼16.8万元后交给杨某1，那么在杨某1、李某、杨某2提出未收到彩礼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应当向杨某3核实或要求曾某1、洪某、曾某2继续提供证据证明彩礼已经实际支付，否则应当要求曾某1、洪某、曾某2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判令驳回其诉讼请求。但在一审庭审中，杨某1、李某、杨某2要求杨某3出庭作证，但因证人杨某3未携带身份证，故一审法院未向关键证人杨某3核实本案主要事实，导致错误认定曾某1、洪某、曾某2已支付彩礼。综上，曾某1、洪某、曾某2在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彩礼已支付的情况下，唆使证人作伪证，谎称看到彩礼支付给了杨某1、李某、杨某2，一审法院采纳虚假证据，认定杨某1、李某、杨某2得到彩礼明显错误。二、倘若一审法院认为杨某1、李某、杨某2收到彩礼事实有足够证据证实，一审判决杨某1、李某、杨某2返还彩礼数额及返还彩礼比例明显不当。（一）确定彩礼数额错误。本案中倘若曾某1、洪某、曾某2有充分证据证明其支付了彩礼，彩礼数额应为16.8万元，根据婚姻法规定，杨某1、李某、杨某2的见面礼、打发钱等不属于彩礼范畴，一审认定彩礼为18.624万元错误。（二）杨某2与曾某2共同生活过，不应当返还彩礼。杨某2与曾某2虽然因为务工地点不一，但是逢年过节均会共同生活，一审判决陈述“原被告虽各自外出务工，未长期共同生活，但双方在春节、清明节等时间系同居生活”明显矛盾，同居生活亦是一种共同生活的形式，根据当地生活习惯，二人对外已成为夫妻关系，只是类似于结婚后的两地分居，故一审法院认定杨某2与曾某2有同居生活却不是共同生活，明显系认定事实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二项规定及《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婚姻家庭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答》规定，订婚后同居生活满两年的，不应当返还彩礼。（三）倘若有证据证明彩礼为16.8万元，一审判决杨某1、李某、杨某2返还比例明显过高。根据《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婚姻家庭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答》第十七项、第十八项规定及司法实践，杨某2与曾某2已同居生活2年，加之曾某2存在过错行为，倘若二审法院认为杨某1、李某、杨某2应当返还彩礼，一审法院判决返还彩礼65%明显过高。在司法实践中订婚后共同生活两年的，返还比例在30%左右，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减少返还比例。曾某1、洪某、曾某2辩称：一、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认定事实清楚，杨某1、李某、杨某2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予以驳回。二、通过一审的证据以及证人证言可以证实杨某1、李某、杨某2在谈婚期间收取了曾某1、洪某、曾某2彩礼16.8万元以及收受了一审认定的其他见面礼、打发钱，总计18.46万元。杨某1、李某、杨某2无论在一审中还是二审上诉状中都做了虚假的陈述，应依法对其进行处罚。三、杨某2与曾某2共同生活时间非常短暂，只有十几天。从2018年2月21日谈婚到曾某1、洪某、曾某2起诉到一审法院的时间2020年2月4日，持续的时间也未超过两年，杨某2认为双方共同生活同居满两年没有事实依据。四、基于杨某2不同意结婚的事实，结合双方共同生活的时间非常短暂，一审法院判决杨某1、李某、杨某2返还65%的比例过低，而非过高。基于以上事实，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杨某1、李某、杨某2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曾某1、洪某、曾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要求杨某1、李某、杨某2返还彩礼共186,240元；二、诉讼费由杨某1、李某、杨某2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曾某1、洪某系曾某2父母，杨某1、李某系杨某2父母。2018年农历正月，曾某2和杨某2经媒人介绍谈婚，男方媒人为黄某1，女方媒人为杨某3，正月初六，杨某2方到曾某2家中谈婚，曾某2付给杨某2见面礼12,000元，正月初九，杨某2方按风俗到曾某2家中看门景，双方议定礼金188,000元，曾某1将168,000元交到女方媒人杨某3手中，杨某3当场将该款转交给杨某1手中。此外，曾某1还付给杨某2打发钱2,200元，付给杨某1打发钱1,200元，付给李某打发钱1,200元，还付给杨某2的爷爷、弟弟打发钱各820元，其余在场亲属打发钱不等，当日按习俗办理了订婚酒席。此后，杨某2与曾某2除过年和清明节等节日在一起共同生活外，其余时间杨某2在福建省泉州市务工，曾某2在广东省东莞市务工。杨某2在此期间未曾怀孕。双方均陈述是对方不配合去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杨某2在2019年12月左右发现曾某2在订婚后与另一女性存在暧昧亲密关系的情况。双方因此产生分歧未能缔结婚姻关系，因协商返还彩礼未成，曾某2、曾某1、洪某于2020年2月18日诉至一审法院，要求返还彩礼人民币186,240元。另查明，曾某2收取杨某2赠予的一枚黄金戒指，现存放在曾某2家中。一审法院认为,我国法律主张婚姻自由，结婚以自愿为原则，以感情为基础，禁止借婚约索取财物。本案曾某2与杨某2经人介绍相识，双方以结婚为目的谈婚，曾某2一方按农村风俗给付了杨某2一方礼金、见面礼、打发钱等共184,600元（包括：杨某2的见面礼12,000元、礼金168,000元、杨某2的打发钱2,200元、杨某1的打发钱1,200元、李某的打发钱1,200元）。杨某2爷爷、弟弟的打发钱各820元属于曾某2一方赠予杨某2亲属的小额红包，不属于本案彩礼返还范围。此外，曾某2收取了杨某2赠予的一枚黄金戒指。曾某2与杨某2在交往过程中产生分歧，未缔结婚姻关系，现曾某2一方要求杨某2一方返还彩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却未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适用前款第（二）、（三）项的规定，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本案中，曾某2与杨某2未依法定程序缔结婚姻关系，故曾某2、曾某1、洪某要求杨某2、杨某1、李某返还彩礼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曾某2与杨某2自2018年农历正月初九按农村习俗订婚后，曾某2与杨某2虽各自外出务工，未长期共同生活，但双方在春节、清明节等时间系同居生活，且自双方订婚后至今已逾两年，杨某2作为生活在农村的女性，在解除婚约关系后更容易受到他人的负面评价，对其今后的生活、声誉均有一定的影响，故应相应减少礼金返还数额。此外，曾某2在与杨某2订婚后仍与其他女性存在暧昧亲密交往的情况，该行为是双方未能缔结婚姻关系的重要原因，亦有违社会道德，其请求彩礼返还的金额亦应酌情减少。因此，一审法院酌定由杨某2、杨某1、李某返还其所收礼金的65%即119,990元（184,600元×65%）给曾某2、曾某1、洪某。此外，曾某2收取杨某2赠予的一枚黄金戒指，杨某2未在本案中主张返还，一审法院建议曾某2返还给杨某2。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第八条、第一百七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之规定，判决：一、杨某1、李某、杨某2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返还给曾某1、洪某、曾某2彩礼119,990元；二、驳回曾某1、洪某、曾某2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4,025元，减半收取2,012.5元，由曾某1、洪某、曾某2负担704.5元，由杨某1、李某、杨某2负担1,308元。二审期间，杨某1、李某、杨某2申请证人杨某3出庭作证，杨某1、李某、杨某2认为杨某3的证言可以证明杨某3没有转交168,000元礼金钱，也未看到曾某1、洪某、曾某2交付给杨某1、李某、杨某2168,000元礼金钱，且双方约定礼金支付时间为办理结婚证时，该证人证言真实，应当采信。曾某1、洪某、曾某2质证认为，杨某3的证言属于虚假陈述，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本院认定意见：证人杨某3系上诉人杨某1的弟弟，是近亲属关系，其陈述与一审中黄某1、黄某2、曾某3、谢某四位证人的陈述相反，但黄某1与双方均无近亲属关系，且为男方媒人，黄某1的证言真实性较杨某3证言的真实性更高，且黄某1的证言能够与曾某1、洪某、曾某2在一审中提交的存折取款记录等其他证据相吻合。并且曾某2与杨某2系经媒人介绍相识谈婚，而非自由恋爱，双方按照农村习俗举行订婚仪式后，双方在春节等节日期间便共同生活在一起，根据农村习俗，认定已给付彩礼也更为合理，因此也可以印证给付彩礼的事实。综上，本院对证人杨某3的证言不予采信。曾某1、洪某、曾某2未向法庭提交新证据。杨某1、李某、杨某2对一审查明的以下事实有异议：“曾某1将168,000元交到女方媒人杨某3手中，杨某3当场将该款转交给杨某1手中”，认为杨某3没有经手彩礼，也未看到曾某1、洪某、曾某2携带大额现金到订婚现场，杨某1也未收到彩礼。对上述事实异议，因本院对杨某3的证言不予采信，且杨某1、李某、曾某2无其他证据予以证明，因此对其该异议，本院不予采纳。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案经调解，未能达成调解协议。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一是曾某1、洪某、曾某2是否已支付杨某1、李某、杨某2彩礼及彩礼数额；二是如已支付彩礼，是否应当返还及返还的数额。关于争议焦点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本案中，一审时男方媒人黄某1的证言具有较高的真实性，且有证人黄某2、曾某3、谢某的证言，以及双方订婚礼单、存折取款记录等证据相印证，可以证明曾某1、洪某、曾某2已经支付杨某1、李某、杨某2礼金168,000元。对一审查明的曾某1、洪某、曾某2支付杨某2的见面礼12,000元、打发钱2,200元，杨某1的打发钱1,200元，李某的打发钱1,200元，合计16,600元，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以结婚为目的，于婚前给付给对方的财产，可以视为彩礼，一审法院认定彩礼总金额为184,600元并无不当。对杨某1、李某、杨某2提出见面礼、打发钱不属于彩礼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争议焦点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却未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适用前款第（二）、（三）项的规定，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杨某2与曾某2订婚后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因此已给付的彩礼应当返还。至于彩礼返还的数额主要考虑双方共同生活的时间长短、给付方的经济状况、双方的过错程度等因素，并兼顾公平原则来评判。本案中，首先杨某2与曾某2从订婚时至双方产生纠纷诉至法院时已有近两年时间，时间较长，但二人订婚后仅在春节等节日会共同生活在一起；其次基于现有证据可以证实，杨某2未与曾某2办理结婚登记的主要原因是曾某2在订婚后与其他异性保持暧昧关系，双方未登记结婚曾某2具有较大过错。综合以上原因，本院酌定杨某1、李某、杨某2按50%比例返还曾某1、洪某、曾某2彩礼，即92,300元（184,600元×50%）。综上所述，杨某1、李某、杨某2上诉理由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原审认定事实清楚，但酌定比例不当，本院予以调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江西省乐安县人民法院（2020）赣1025民初103号民事判决；二、杨某1、李某、杨某2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返还给曾某1、洪某、曾某2彩礼92,300元；三、驳回曾某1、洪某、曾某2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受理费4,025元，减半收取2,012.5元，由曾某1、洪某、曾某2负担1,006.25元，由杨某1、李某、杨某2负担1,006.2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699.8元，由上诉人杨某1、李某、杨某2负担2,076.8元，由被上诉人曾某1、洪某、曾某2负担623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俐审判员  王琳审判员  范宣二〇二〇年六月三日法官助理周超书记员杨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