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4民终946号上诉人（一审被告）：赖东锋，男，1990年11月3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广东省罗定市*********1*，现住珠海市唐家湾镇海怡湾畔5栋404房，居民身份证号码：445************032。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群弟，广东朗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金容，广东朗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刘峥，女，1989年12月6日出生，汉族，住珠海市香洲区***************，居民身份证号码：610************525。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奇颖，男，1963年6月5日出生，汉族，住珠海市香洲区*****************，居民身份号码610************532，系刘峥父亲。上诉人赖东锋因与被上诉人刘峥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9）粤0402民初161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赖东锋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2.一、二审诉讼费、保全费由赖东锋承担。事实与理由：一、首先，双方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合同》第三条第（二）款第2项第（1）约定：第二部分楼款中买方（赖东锋）申请银行按揭贷款165万元（具体贷款金额以银行承诺为准）；及第（2）约定：买方（赖东锋）应于2019年9月30日前付清首期款（除已付之定金外）壹佰万元（根据实际贷款金额多退少补）存入经纪方指定银行账户监管。据此可知，合同约定的买方申请银行按揭贷款金额165万元及首付款金额100万元均为暂定金额，具体实际的贷款金额或首付款金额均根据后续银行出具的承诺贷款金额再具体计算调整。其次，赖东锋向银行申请贷款时，是由赖东锋与刘峥共同到银行签字，因此刘峥明确知悉赖东锋申请银行贷款金额。经双方签字办理申请贷款手续后，银行于2019年10月9日出具《个人住房贷款同意贷款意向书》，同意向赖东锋提供商业贷款155万元，公积金贷款25万元，合计180万元，贷款期限30年。因此，综合涉案房屋交易总金额为275万元、银行同意贷款金额为180万元进行计算，可计算出赖东锋应付的首付款为95万元（交易总价275万-银行同意贷款金额180万元）。另，赖东锋已支付定金10万元转为首付款，剩余未付首付款为85万元，完全符合合同约定。刘峥坚持要求赖东锋按首付款为100万元履约无任何法律及合同依据。刘峥拒绝赖东锋按首付款金额85万元履约并最终导致了本案所涉交易无法进行，刘峥应依法承担违约责任。二、根据双方合同约定，案涉房屋首付款支付方式为支付至经纪方指定银行账户进行资金监管，但刘峥却拒绝配合办理资金监管手续，并最终导致本案所涉交易无法进行。1.合同第三条第（二）款第2项第（2）约定：赖东锋应于2019年9月30日前付清首期款（除已付之定金外）100万元（根据实际贷款金额多退少补）存入经纪方指定银行账户监管。合同第三条第（三）款第1款约定：实行资金监管的部分楼款，按监管协议约定，由监管银行放款于卖方。据此可知，首付款的支付方式为银行资金监管。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为首付款交由经纪方监管，认定事实错误。2.根据银行办理资金监管手续的规范做法及农业银行二手房交易资金监管协议格式内容（农业银行廖经理发来的）来看，资金监管协议是由售房人、购房人、银行三方共同签署。因此，资金监管是需要刘峥配合及协助才可办理，一审判决认定刘峥无配合资金监管义务错误。另，根据赖东锋于一审提交的相关证据显示，经纪方于2019年10月30日通过微信方式通知买卖双方于2019年10月31日上午10点前到农业银行唐家支行办理资金监管手续，但刘峥明确回复拒绝配合办理及再次坚称剩余首付款必须为100万，亦未于约定时间到达现场配合办理相关资金监管手续。三、刘峥逾期未办理案涉房产的解除抵押登记手续，属于违约行为。合同第二条第2款约定：刘峥应于签署合同之日起90日内还清贷款、办妥解除抵押登记手续。截至赖东锋发出解除通知书之日，刘峥仍未还清贷款，亦未办妥解除抵押登记手续，已违反合同约定。另，刘峥曾于2019年10月28日告知赖东锋称：“其于2019年11月14日就不在珠海了”，且在赖东锋追问其什么时候回来时，刘峥称“不回了”。因此，赖东锋认为，如刘峥于2018年11月初还不办理及清偿贷款与解除抵押登记手续，则2019年11月14日之后就根本无法继续交易。综上所述，由于刘峥拒绝按合同约定的剩余首付款金额85万元继续履行合——拒绝配合办理首付款资金监管手续及逾期未办理案涉房产解除抵押登记手续等违约行为，导致双方交易无法继续履行。赖东锋因刘峥前述相关违约行为而解除合同符合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根据《房地产买卖合同》第十第2款约定，刘峥应向赖东锋双倍返还定金20万元。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并作出了错误的判决。因此，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刘峥辩称，一、涉诉房屋首付款金额应为110万元（含已付定金10万元），赖东锋拒绝足额支付首付款且单方面解除合同，属于违约行为。1.赖东锋擅自将银行贷款金额增加至180万元，属违约行为。根据合同第三条的约定，“该物业转让成交价为270万元”，“定金10万元为第一部分楼款”，“265万元为第二部分楼款”，“上述第二部分楼款中买方申请银行按揭贷款165万元（具体贷款金额以银行承诺书为准）支付给卖方”，“买方须在2019年9月30日前付清首期款（除已付之定金外）100万元（根据实际贷款金额多退少补）存入经纪方指定银行账户监管”。据此，赖东锋有义务按照165万元整向银行申请贷款，并除定金外另行支付100万元作为首付款。然而，经刘峥于2020年1月银行查询，赖东锋在其向银行提交的《个人信贷业务申请表》中明确写明向该行申请房屋贷款180万元，该金额与合同约定不符。事后，该行按照赖东锋的申请金额向其出具了《个人住房贷款同意贷款意向书》。赖东锋据此要求将首付款由100万元整减为85万元整。刘峥已向法院申请调取中国农业银行高新支行该份贷款申请表。事实上，签订合同时，刘峥一再强调首付款不得低于110万元，否则刘峥考虑另寻买家。因此，首付款110万元（含定金）是刘峥签订此合同的核心要求之一，未经同意不得随意变更。赖东锋增加银行申请贷款金额并降低首付款支付金额的行为，属于对合同实质内容的变更，需经买卖双方协商一致且同意后方可生效。然而，赖东锋向银行申请房屋贷款180万元整，并以此要求减少首付款金额，既未告知刘峥，也未经刘峥同意，属于违约行为，侵犯刘峥的合法经济利益。首先，赖东锋向银行提交的《个人信贷业务申请表》仅需赖东锋（及其配偶）签字，与刘峥无关，刘峥亦无须签字，无权调取查看。其次，赖东锋向银行申请贷款时，并非与刘峥共同一起到银行签字。赖东锋签订《个人信贷业务申请表》的日期为2019年9月2日，刘峥是2019年9月4日由中介陪同至农业银行补签资料。在此期间，赖东锋并未告知贷款金额发生变化，刘峥依据二手房交易习惯及诚实信用原则，相信赖东锋会依照双方在买卖合同中的约定向银行申请贷款165万元。最后，刘峥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表明，其对赖东锋修改银行贷款金额及首付款金额不知情、不同意，多次在微信中询问赖东锋按多少金额申请贷款，赖东锋始终未予答复，且未就贷款金额的改变作出解释说明。2.首付款110万元（含定金）不可根据同贷书拟贷款金额而减少。首先，合同既然约定了明确的价款金额，则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如果合同约定的价款被理解为暂定的，可变化的，那合同便失去了其本身的意义。赖东锋所主张的“暂定金额”，是其脱离合同内容对相关条款进行单独的字面解释，违背合同本意及目的。赖东锋提出的“暂定金额”条款，应当结合其他条款来理解。银行贷款金额虽主要参考客户申请金额，但审批结果也可能少于客户申请金额，甚至是不予批准，但不会超出客户申请金额。结合买卖合同中约定的首付款110万，及向银行申请贷款165万，首付款及银行贷款的不确定性应当理解为“买方按照合同约定向银行申请贷款165万，但批贷结果可能与合同约定金额不同”，而不是像赖东锋那样曲解为“贷款申请人可以擅自改变合同约定，自行增加申请额度，减少首付款金额”，此行为的实质违反合同，侵犯刘峥利益。银行表示，如果贷款人申请贷款165万，银行不会自行决定批准贷款180万元，但可能根据实际情况，最终批准的贷款不足165万元。因此，合同之所以约定首付款“多退少补”，主要是为了避免由于银行实际贷款不足165万，给卖方造成经济损失。其次，经向中国农业银行高新支行贷款部廖经理咨询，同意贷款意向书中180万是银行拟批贷款的最高限额，如贷款申请人希望将贷款金额减少至165万，可向银行方面提出申请。通过此方式，则可以避免首付款多退少补的繁琐手续和潜在争议，但赖东锋拒不采纳，执意要求减少首付款。再次，合同第三条第（二）款第2项（2）规定了“买方须在2019年9月30日前付清首期款（除已付之定金外）100万元（根据实际贷款金额多退少补）存入经纪方指定银行账户监管”，明确首付款金额如需多退少补，应当根据“实际贷款金额”决定，而非根据同贷书中“银行同意贷款金额180万元”。一审中，赖东锋提交的中国农业银行向其下发的《个人住房贷款同意贷款意向书》中写明，“经我行审核，拟同意……。最终贷款金额、期限、利率等贷款条件及相关权利义务以双方签订的个人住房借款合同约定为准”；“贷款发放前，如……，或……，我行有权重新确认以上意向或取消向您发放贷款”。因此，同贷书中所示180万元仅是银行贷款意向，并非最终收到的“实际贷款金额”。实际贷款金额应当以正式的个人住房借款合同约定的金额为准，甚至应当以银行最终实际拨付的金额为准。如赖东锋主张减少首付款金额，应当在其与银行签订了正式个人住房借款合同，借款金额确实超过165万元后，或刘峥实际收到银行拨付的款项确实超出165万元后，向刘峥主张退回多出的金额。事实上，刘峥曾于2019年10月28日通过邮件向赖东锋发送过一份补充协议，承诺如银行实际贷款超过165万，刘峥同意及时退回多余部分。因此，赖东锋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首付款110万元（含定金），如私自减少首付款金额，属于违约。最后，银行于2019年10月9日向赖东锋出具的同贷书载明“本意向书最长有效期限为出具之日起一个月”，即该同贷书有效期仅到2019年11月08日。如按照赖东锋要求，双方于2019年10月31日办理首付款资金监管，在同贷书过期之前仅仅六个工作日内，房屋买卖程序无法全部完成。一旦同贷书过期，将无法保证刘峥是否能足额收到楼款尾款，刘峥甚至有可能面临将房屋过户给赖东锋后，银行不再批准贷款的巨大风险。在此情形下，赖东锋要求以即将过期的同贷书为准，减少首付款金额，既不符合合同约定，更不合理。二、刘峥没有办理资金监管的义务。1.赖东锋并未给予刘峥合理的履行时间。根据一审双方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赖东锋在10月28日之前从未向刘峥提出过任何于指定日期至指定银行办理何种监管手续的要求，然而，自10月29日17:50起，通过微信刷屏的方式要求刘峥在极短的时间之内至银行办理正式“资金监管”手续，并将此通知当作“多次催告”。即使刘峥需要至银行办理相关业务，按照法律规定，刘峥应当有权要求合理的履行期限。2.首付款支付方式并非银行“资金监管”，刘峥无须按照赖东锋要求履行。“资金监管”是具有特定含义的专有名词，主要用于房地产交易，是指买卖双方的交易资金不直接通过经纪公司，而是由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会同银行、具有担保资质的机构在银行开立的资金监管“专用账户”进行划转，该账户属于银行。当规定期限内购房者过户后，该资金将划转到原业主的账户下，否则将划转到购房者账户下，因此资金监管需要买卖双方都在监管银行开有账户，银行是资金的监管主体。由此可见，并不是所有对资金进行监管的行为都属于特定的“资金监管”，而资金监管的账户是属于银行，经纪方亦无权干涉。根据合同第三条第（二）款第2项（2）约定，“买方须在2019年9月30日前付清首期款（除已付之定金外）100万元（根据实际贷款金额多退少补）存入经纪方指定银行账户监管”。显然，合同中的“经纪方指定银行账户”是指由经纪方指定的、特定的、便于经纪方监管的某个银行账号。如果按照赖东锋的主张，合同应当约定为“……存入经纪方指定的银行做资金监管”。因此合同中约定的对首付款资金的监管，应理解为“买方将资金存入经纪方指定账户，并由经纪方对资金进行监管”，监管的主体是经纪方，与银行无关。因此，赖东锋有义务在经纪方的配合下，将首付款足额存入其指定的银行账户进行监管。合同并未约定刘峥应就以上资金的监管履行何种义务及应当于何时何地至何处办理何种手续。赖东锋主张合同第三条第（三）款第1项约定“实行资金监管的部分楼款，按监管协议约定，由监管银行放款于卖方”，故首付款支付方式应理解为特定的银行“资金监管”，此理解不正确。合同该约定的正确含义是，当本合同支付方式为“资金监管”时，应遵循此项规定，但不能以此据此倒推出合同支付方式为“资金监管”。况且，合同第三条第（二）款第2项（2）已明确约定，首期款支付方式为“存入经纪方指定银行账户监管”，而并非“首期款实行银行监管”。赖东锋提交的农业银行《二手房交易资金托管协议》模版与本案没有联系。如果将合同中约定的“监管”理解银行的“资金监管”业务，那么在买卖合同没有约定双方当事人“资金监管”权利义务的情形下，因为托管协议中包含了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包括托管方式、托管费用如何划分承担等，故该银行托管协议理应被作为买卖合同的附件，经赖东锋与刘峥同意后共同签署方能成立生效。赖东锋提交的空白模版，也正说明了双方从未就该类资金监管协议达成一致意见。事实上，在2019年10月28日之前，赖东锋及经纪方也从未向刘峥提及任何关于“资金监管”的内容及义务。“资金监管”是一个包含了特殊权利义务的专有名词，在缺乏明确解释说明的情况下，合同当事人很难理解该名词的专业含义。涉案买卖合同中不但没有明确使用“资金监管”这一名词，更没有明确说明卖方在资金监管程序中应当履行何种责任。如果要求刘峥在签订合同时，将合同中“存入经纪方指定银行账户监管”理解为经济学意义上的“资金监管”，并意识到自己有义务与买方共同至经纪方指定的银行办理相关手续，显然超出了法律对一般理性人的要求。而且，签订合同时，双方协商好赖东锋支付首付款给刘峥或者中介，由中介协调用于刘峥赎楼，而不是把首付款进行资金监管，否则无法办理赎楼。3.赖东锋拒绝按照合同约定的金额将首付款资金进行监管，属于赖东锋违约。赖东锋要求进行首付款“资金监管”，与修改首付款金额一样，均属于对合同实质内容的变更，需经刘峥同意方有效。但是，即使刘峥同意将首付款支付方式变更为“资金监管”，赖东锋并未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在2019年9月30日之前足额支付首付款。资金监管部分金额应为100万元，然而赖东锋始终未答复刘峥监管金额，且经纪方曾声称“不管多少钱！您应该配合去做这个事情”。在无法保证足额收取价款时，刘峥不接受变更合同首付款支付方式，双方仍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另，刘峥在一审中提供的2019年11月04日其父亲与经纪方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刘峥曾主动提出，如赖东锋按合同约定准备好首付款100万元，双方可于第二日至银行办理资金监管，但对方始终未就此做任何回复，由此证明，赖东锋所称刘峥拒绝办理资金监管与事实相悖。三、刘峥逾期未办理房屋解除抵押登记，不属于违约。1.刘峥未完成赎楼，属于不安抗辩权的行使。合同在约定刘峥赎楼义务的同时，第三条第（二）款第2项亦约定“买方须在2019年9月30日前付清首期款”。根据二手房交易惯例，标的物有抵押时，通常由买家先支付首付款，卖家收到首付款后即办理赎楼。事实上，签订合同时双方亦合意将首付款存入经纪方指定银行账户，由经纪方协调将首付款用于卖方赎楼。而赖东锋却要求刘峥在未收到首付款的前提下，自行筹备资金完成赎楼，不符合公平、诚实守信的原则。另外，根据刘峥在一审中提交的公证书及2019年9月30日至10月15日期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均表明赖东锋当时经济状况不佳，并没有能力履行合同。更重要的是，如前所述，赖东锋的同贷书于2019年11月8日到期，如果刘峥在未收到首付款的情况下，自筹资金约85万元用于赎楼，如赖东锋没有能力支付首付款，或拖延支付首付款，或其申请的银行贷款无法通过审批，则刘峥都将要面临巨大的经济损失和压力。鉴于上述交易惯例和实际情况，刘峥为保障自身合法权益，依法行使不安抗辩权，要求赖东锋先行支付首付款后办理赎楼手续，不属于违约行为。2.房屋交易不受刘峥个人行程影响赖东锋主张“如刘峥于2019年11月初还不办理及清偿贷款与解除抵押登记手续的，则2019年11月14日之后就根本无法继续交易下去”不成立。首先，在合同磋商过程中，刘峥于2019年10月28日主动通过邮件形式向赖东锋发送了一份补充协议，协议第二条第7款写明“2019年11月14日至2019年11月25日期间，不办理过户手续”，即其他时间段，即使刘峥不在珠海常住，也可以过来配合办理相关手续。赖东锋不以协议内容为准，仅对一条短信内容断章取义，并以此为借口解除合同，实属无稽之谈。其次，在2019年12月一审过程中，经法官调解，刘峥表示愿意继续交易，但赖东锋明确拒绝，理由不明。因此，赖东锋停止交易，解除合同，是出于自身原因，并非因刘峥不在本地无法办理手续。最后，如果赖东锋能按照合同约定于2019年9月足额支付首付款，房屋交易根本不会延期至11月进行。四、导致双方交易没能顺利完成的真正原因是赖东锋未按合同约定履行，先是在未经卖方同意擅自变更银行贷款金额，意图将首付款金额减少至85万，后又拖延履行，未经刘峥同意变更支付方式为“资金监管”，并不合理要求刘峥先行完成赎楼。因此，赖东锋单方面解除合同的理由既不符合同约定，也不符合法定解除情形，其无故解除合同已构成违约。自2019年8月3日买卖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19年11月6日赖东锋解除合同，刘峥仅收到定金10万元及延期履行违约金4000元，在这期间刘峥无法将房屋售予他人。赖东锋的违约行为直接给刘峥造成了巨大的实际经济损失，包括且不限于房屋出售价格下跌，275万元的利息、理财收益、投资收益，刘峥后期的置业计划、投资计划亦受到严重影响。因此，赖东锋应当承担违约责任。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恳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赖东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刘峥双倍返还购房定金20万元；2.判令刘峥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保全费。一审认定事实：2019年8月3日，赖东锋（买方）与刘峥（卖方）经经纪公司介绍，双方签订《房地产买卖合同》，约定由赖东锋购买刘峥位于珠海市香洲区*********8******，建筑面积为109.20平方米，成交总价款为275万元，该物业处于抵押状态，卖方应于签署本合同之日起90日还清贷款，办妥解除抵押登记手续。房屋价款付款方式为定金10万元作为第一部分楼款，于签署合同之日支付；265万元为第二部分楼款，由买方申请银行按揭贷款165万元（具体贷款金额以银行承诺为准），买方需于2019年9月15日前到银行申请按揭。买方须在2019年9月30日前付清首期款（除已付定金外）100万元（根据实际贷款金额多退少补）存入经纪方指定银行帐户监管。另合同最后手写部分还约定，如2019年9月30日买方延误首期款，每延误一个月按4000元支付给卖方。合同签订当日，赖东锋向刘峥支付定金10万元。2019年10月9日，农业银行珠海分行金鼎支行向赖东锋出具《个人住房贷款同意贷款意向书》，拟同意向赖东锋发放商业贷款155万元，公积金贷款25万元。2019年10月11日，赖东锋向刘峥支付4000元，作为延误支付首期款的违约金。2019年10月18日，刘峥向赖东锋发出《解除二手房买卖合同通知书》，称赖东锋未在9月30日前支付100万元首付款，已超过合同约定期限18个自然日，决定解除合同，定金不予返还。此后，双方就继续履行合同问题进行磋商，但对首付款的金额产生争议。赖东锋认为首付款因银行同意贷款意向书已确认可借款180万元，首期款应相应减少至85万元，刘峥仍坚持认为首付款仍为100万元，待银行实际发放贷款后再多退少补。由此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刘峥也以未收到首期款为由未对案涉房屋解除抵押登记。2019年10月30日，刘峥对赖东锋提起诉讼，要求继续履行合同，但因未缴交案件受理费而由一审法院裁定撤诉。2019年11月6日，赖东锋通过手机短信及微信向刘峥发出《解除房地产买卖合同的通知》，且于同月12日起诉来院，要求刘峥双倍返还定金。一审法院认为，赖东锋和刘峥订立的《房地产买卖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因双方对合同约定的首付款金额有不同的理解，导致争议发生，合同无法继续履行。赖东锋以刘峥未依约办理解除抵押登记及办理首付资金监管手续主张解除合同。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因双方未能对首付款金额达成一致意见，赖东锋未向刘峥支付首付款，刘峥基于不安抗辩权，未办理房屋抵押解除登记，具有合法性；另，合同对首期款的支付方式约定为“存入经纪方指定银行帐户监管”，其表述意思为首期款交由经纪方监管，刘峥并无对首期款进行监管的义务。故赖东锋所持的刘峥违约事实的观点并不成立，其发出的解除合同通知并不发生法律效力。赖东锋以刘峥违约解除合同要求刘峥双倍返还定金，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赖东锋的所有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150元，保全费1520元，合计3670元，由赖东锋负担。赖东锋二审提交如下证据：1.赖东锋与农业银行廖行长微信聊天记录、邮件截图以及农业银行廖行长提供的农业银行二手房交易资金托管协议格式合同，证明根据银行资金监管的业务操作流程以及资金监管协议的约定，办理案涉首付款资金监管需要刘峥配合，刘峥抗辩其无义务配合办理首付款资金监管与事实不符。2.短信聊天记录（赖东锋与刘峥），证明刘峥于2019年10月28日短信告知赖东锋称其于2019年11月14日就不在珠海了，且在赖东锋追问其什么时候回来时，刘峥称不回了，可见如刘峥于2019年11月初还不办理清偿贷款以及解除抵押登记手续，则在2019年11月14日之后交易无法继续进行，刘峥已明确表示不再履行合同。3.中介方提供的情况说明以及营业执照、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刘峥于赖东锋申请贷款时已经明确知悉具体贷款金额，并表示无异议。4.个人二手住房贷款资金划转授权委托书，证明赖东锋已向农业银行申请借款180万元，刘峥以及赖东锋均确认将该180万元的贷款转入刘峥农业银行的账户，刘峥于2019年9月2日签署该委托书时已经明确知悉贷款金额为180万元并且签字同意。刘峥二审提交如下证据：1.刘峥的父亲与中介方聊天记录，证明中介方通知刘峥2019年9月4日去农业银行签署资料。2.刘峥通过邮件向赖东锋发送的补充协议，该协议第二条第7款约定，“买卖双方同意，2019年11月14日至2019年11月25日期间不办理过户手续。第四条约定“由于买方实际按揭贷款180万元，根据双方房屋交易总价款275万，该贷款金额180万元由银行支付给卖方后，买方向卖方实际支付的款项总计达290万元，比实际交易价款多出了15万元（尾款差价）。卖方确认，卖方收到银行支付的按揭贷款（以下简称尾款）180万元后，如尾款到账时间在12:00前，卖方应在尾款到账当天内，向卖方以下指定账户退回15万元尾款差价；如尾款到账时间在12:00后，应在尾款到账后一天想买方以下指定账户退回15万元尾款差价。3.刘峥与中介的聊天记录，证明2019年10月22日，刘峥要求中介方提供赖东锋申请银行贷款的文件，可见刘峥并不知晓其在签署银行资料时贷款金额已经变更。刘峥向本院提交调查取证申请，申请调取赖东锋向农业银行提交的个人信贷业务申请表，证明赖东锋向银行申请贷款金额为180万元。因赖东锋于二审法庭调查时认可其向银行申请贷款金额为180万元，故本院无需再调取该份证据。上列证据，经双方质证，本院经审查认为，赖东锋提交的证据3属于证人证言，但刘光耀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故本院对其证言不予采信。赖东锋提交的证据1、2、4及刘峥提交的证据1、2、3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且与本案相关联和起到证明案件事实的作用，本院予以认定。本院经审理查明，2019年9月2日，赖东锋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金鼎支行出具《个人二手住房贷款资金划转授权委托书》，该委托书载明：购房人已向贵行申请借款180万元，如贵行批准发放不高于上述申请金额的借款，购房人、售房人双方均同意并授权贵行将上述贷款资金划入下述账号：……。落款处有刘峥签名。刘峥认为其签名处注明的时间“2019年9月2日”不属实，其实际是2019年9月4日签署，而且中介方没有告知贷款申请金额与合同约定不符，其签名时没有看主文内容，属于重大误解，被赖东锋欺瞒。根据赖东锋、中介方与刘峥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中介方于2018年10月29日通知赖东锋与刘峥于2019年10月31日前到银行办理资金监管手续，刘峥表示除非赖东锋同意资金监管100万元，否则不同意进行资金监管。涉案房屋买卖合同第三条约定，该物业转让成交价为275万元整。付款方式如下：（一）定金10万元为第一部分楼款。（二）265万元为第二部分楼款。支付方式为以下第（2）种……2.银行按揭付款：（1）上述第二部分楼款中买方申请银行按揭贷款165万元（具体贷款金额以银行承诺书为准）支付给卖方，办理银行按揭所需费用由买方自行承担，否则视为买方违约。买方需于2019年9月15日前向银行申请按揭，卖方需无条件配合买方提交申请按揭所需法律文书，双方均不得借故拖延，否则视为违约。（2）买方需在2019年9月30日前付清首期款（除已付之定金外）100万元（根据实际贷款金额多退少补）存入经纪方指定银行账户监管。……（三）放款时间、方式：1.实行资金监管的部分楼款，按监管协议约定，由监管银行放款于卖方……。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一致，本院对此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赖东锋应付首付款的金额，虽然涉案买卖合同约定买方申请银行按揭贷款165万元，买方需在2019年9月30日前付清首期款100万元，但该两笔金额之后均有“具体贷款金额以银行承诺书为准”、“根据实际贷款金额多退少补”的约定，因此该两笔金额并非绝对一成不变。刘峥主张签订合同时其提出首付款100万元（不含定金10万元）是其核心条款，但对此并未提供证据证明。结合2019年9月2日赖东锋向银行出具的《个人二手住房贷款资金划转授权委托书》中所载明的贷款申请金额180万元来看，虽刘峥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表明其于2019年10月22日之后多次质问中介方申请贷款金额的变化，但是刘峥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该委托书签名时受到胁迫或欺诈，亦不构成重大误解，因此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责任主体，在该委托书上签名，应视为其同意变更贷款申请金额。故在银行出具的《个人住房贷款同意贷款意向书》拟同意向赖东锋发放贷款180万元的情形下，赖东锋依据买卖合同约定相应调整首付款金额为85万元，并不违反合同约定，相反，刘峥坚持要求赖东锋首付款支付100万元，确实有悖合同约定。涉案合同第三条第（三）项约定“实行资金监管的部分楼款，按监管协议约定，由监管银行放款于卖方”，其中所涉资金监管应当是指由售房人、购房人与托管银行所签订的资金托管协议所约定的资金监管，该种资金监管应当由买卖双方协商一致共同指定特定的银行办理，而且需有购房人设立结算账户，售房人指定接收资金划转的账户，无需经纪方指定银行账户监管。而涉案合同第三条第（二）项则约定买方支付的首期款存入经纪方指定银行账户监管，也未约定买卖双方还需另行签订资金监管协议，因此该约定从文义上应当理解为是将首付款存入中介方指定的银行账户，由中介方监管，这与第（三）项所约定的资金监管并非同一概念，故2019年10月29日，中介方基于赖东锋的要求通知赖东锋与刘峥到银行签订资金监管协议，办理资金监管，明显变更了合同的约定，在买卖双方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形下，应按原合同约定履行，故刘峥不同意办理资金监管，并不构成违约。因此，虽然赖东锋主张首付款金额为85万元符合合同约定，但是其单方要求变更履行方式，并且实际也没有向刘峥或中介方支付任何首期款，明显违反合同约定，刘峥在此情形下有正当理由不解除涉案房屋的抵押，故赖东锋以刘峥不同意办理资金监管和不解除房屋抵押为由发出的解除合同通知不发生法律效力，其以刘峥违约导致合同解除为由要求双倍返还定金，理据不足，不应予以支持。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赖东锋上诉无理，本院予以驳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上诉人赖东锋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烈斌审判员  庹 佳审判员  王 芳二〇二〇年六月九日书记员  江月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