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2民初1119号 原告：厦门港务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厦门现代物流园区长岸路海天港区C2（联检大楼）13层。 法定代表人:胡煜斌，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毅斌、梁衍清，福建瀛坤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徐剑，男，1961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恩接、郭晋杰，福建鼓浪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厦门阿凡帝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禾祥西路585号B幢608室。 法定代表人:张顺，执行董事。 原告厦门港务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务公司）与被告徐剑、第三人厦门阿凡帝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凡帝公司）保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2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港务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毅斌、梁衍清、被告徐剑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恩接、郭晋杰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阿凡帝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拒不到庭应诉，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港务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一、徐剑就阿凡帝公司对港务公司所负的债务（货款本金9750750元及违约金，违约金自2017年3月17日计算至阿凡帝公司、徐剑实际还清款项之日，其中：2017年3月17日至2017年9月15日的违约金为5978781.9元；2017年9月16日至自2019年8月14日的违约金为25092343.73元；2019年8月15日起至阿凡帝公司、徐剑实际还清款项之日的违约金以975075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违约金暂计至2019年10月22日为435978.74元；上述违约金合计31507104.37）承担连清偿任；二、本案的诉讼费（包括案件受理费、保全费5000元）、财产保全担保保险费82000元由徐剑承担。事实和理由：2017年3月29日，港务公司与阿凡帝公司、徐剑、案外人卢木协、案外人厦门鑫齐贸易有限公司就港务公司与阿凡帝公司间买卖合同项下阿凡帝公司未付款项事宜，签订《还款协议书》；同日上述各方还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各方同意共同向厦门市公证处申请赋予《还款协议书》强制执行力。上述协议签订后,经港务公司与阿凡帝公司、徐剑、案外人卢木协、案外人厦门鑫齐贸易有限公司申请，厦门市公证处于2017年6月29日出具（2017）厦证内字第19386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赋予了《还款协议书》强制执行力。后，因各债务人未能按《还款协议书》约定付清款项，经港务公司申请，厦门市公证处于2018年12月7日出具编号为（2018）厦证执字第18号的《执行证书》，确认港务公司对前述债权的强制执行力，确认执行标的为：1.货款本金54750750元以及自2017年3月17日至2017年9月15日所欠利息5978781.90元；2.2017年9月16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应付的利息（以货款本金54750750元为基数，按日千分之一利率计算，但不得超过年利率24%）；3.公证费及保管担保财产和为实现债权和抵押权发生的费用（包括不限于律师费、评估费、拍卖费、诉讼费、保全费、差旅费等）。被申请执行人为：1.债务人：阿凡帝公司；2.抵押财产担保人：徐剑以厦门市思明区的房产作为抵押财产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保证人：徐剑、案外人卢木协、案外人厦门鑫齐贸易有限公司对债务人阿凡帝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港务公司已据此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19年8月13日及14日经协商，徐剑同意将抵押物出售给厦门希拉贸易有限公司，并以获得的房屋价款4500万元清偿债务。2019年9月16日厦门市公证处出具编号为（2018）厦证执字第18号补的《公证书》，对《执行证书》进行补正，删除了赋予徐剑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强制执行力的事项。据此，港务公司认为本案主债权已经公证机关确认并由法院强制执行，为维护港务公司的合法权益，港务公司现提起本案诉讼。同时，因徐剑同意将抵押物出售给厦门希拉贸易有限公司，并以获得的房屋价款4500万元清偿债务，但该清偿行为尚未完成，港务公司本次起诉时将暂扣除该笔款项并且将根据实际清偿情况再行确定是否确实扣除该笔款项。 被告徐剑答辩称，一、《还款协议》是徐剑基于重大误解签订的合同，请求法院予以撤销。徐剑对签订《还款协议》这一行为的性质存在错误认识，错误地认为只是房产出售后的“协助行为”而非保证行为，该行为的后果与徐剑的真实意思相悖，并将给徐剑带来倾家荡产的重大损失，依法应认定为重大误解。（一）徐剑对签订《还款协议书》的行为性质存在重大误解。首先，徐剑始终认为签订《还款协议书》是协助处置房产的行为。理由是：第一，从交易背景上看。徐剑通过中介介绍将涉案房产出售给厦门阿凡帝公司及案外人曾艺强，但因未办理过户，徐剑作为名义权利人须要协助实际权利人厦门阿凡帝公司处置涉案房产，属实合理且系合同义务。第二，从行为习惯上看。在2016年7月5日至2017年6月7日期间，徐剑及配偶甘利萍共四次前往公证处协助厦门阿凡帝公司处置涉案房产，包括公证处之外各种协助出租、收租、转账的行为，所有行为的边界都以涉案房产为限而不涉及其他责任。徐剑就是在此思维惯性下才签了《还款协议书》。第三，从签订《还款协议书》当日的情况来看。签订《还款协议书》之前的2017年6月7日，徐剑及配偶甘利萍应通知到厦门市公证处签署了一份《具有强制执行效力债权文书公证笔录》，该笔录特别注明：“徐剑夫妻以厦门市思明区的房产为限，承担担保责任。”笔录签完后过几天，案外人曾艺强又通知徐剑去公证处补一个手续，徐剑到场后应公证员陈某要求在《还款协议书》上签字，陈丹解释这是前次公证笔录的配套文件，并且还在《还款协议书》上“丙方（徐剑）自愿以其所有的位于思明区东浦路30号地下一层之十二单元为乙方（厦门阿凡帝公司）向甲方（厦门港务公司）承担抵押担保责任，抵押已办理抵押登记，甲方享有抵押权及优先受偿权”的文字上划线，徐剑仍然把它当成是一个以涉案房产为限的协助行为，才在《还款协议书》上签字。其次，徐剑没有提供连带保证的真实意思。第一，从动机上看。徐剑与厦门阿凡帝公司的人员非亲非故，双方仅是房屋买卖关系，在早已收到全部购房款的情况下，徐剑没有理由为厦门阿凡帝公司提供保证担保。第二，从缔约的角度看。债务人厦门阿凡帝公司、债权人厦门港务公司从未向徐剑提出保证担保的要约，缺乏缔结协议所要求的要约与承诺过程，违背常理。后公证处复查纠正错误，也说明各方都没有缔结保证合同的真实意思。第三，从行为一致性的角度看。徐剑在签订《还款协议书》之前的一系列行为都属于协助处置房产，在缺乏明确的意思转变之事实情形下，签订《还款协议书》也应认定为协助行为而非担保行为，才符合一般人的行为一致性。第四，从公证处的纠错行为来看。厦门市公证处于2019年9月16日出具了补正公证书，删除了（2018）厦证执字第18号《执行证书》中徐剑的保证人身份，该《执行证书》所依据的债权凭证就是《还款协议书》，这也印证了徐剑并没有提供连带保证的真实意思。再次，徐剑对签订《还款协议书》的误解是重大的。如果认识到签订《还款协议书》是一个保证行为，徐剑作为一个理性自利且从商多年的商事主体，是不可能去签订的。如此违背常理的行为，就是重大误解所致。最后，《还款协议书》的履行将给徐剑造成倾家荡产的后果。（二）徐剑主张撤销《还款协议书》，并未超过法定期间。首先，《还款协议书》签订于《民法总则》实施前的2016年6月份，以重大误解为由主张撤销合同应适用《合同法》关于“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一年内”行使的规定。其次，在《执行证书》中将徐剑列为被执行人系厦门市公证处的失误所致，厦门市公证处在2019年9月16日出具了补正公证书后，原本以为厦门港务公司将尊重事实，不会向徐剑主张保证责任。徐剑在2019年11月初收到本案的起诉材料后，才知道重大误解的事由，而后在本案中以抗辩方式提出撤销合同，符合法律规定且未超过法定期间。综上所述，徐剑系基于重大误解才签订《还款协议书》，请求法院依法撤销《还款协议书》。合同撤销后，自始无效，厦门港务公司要求徐剑承担保证责任没有依据。二、厦门港务公司与厦门阿凡帝公司之间进行的是“名为贸易、实为借贷”的融资性贸易，依法无效。在案证据显示，集中在2016年8月份几天内，针对同一批4000吨天然橡胶，厦门金圆公司作为卖方与买方厦门港务公司订立了买卖合同关系，厦门港务公司作为卖方与买方厦门阿凡帝公司订立了买卖合同关系，厦门阿凡帝公司作为卖方又与买方厦门金财公司订立了买卖合同关系。每个交易环节的交易标的都是4000吨天然橡胶，质量标准都是“上海期货交易所天然橡胶标准仓单”，交割方式都是“通过上海期货交易所电子仓单系统将仓单转移至需方名下”，整个交易链条中采取“走单、走票、不走货”方式，并无真实货物存在和实物交割流转，仅有资金流转。厦门金圆公司与厦门金财公司都是厦门金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4000吨天然橡胶在2016年月23、24日从厦门金圆公司高价“卖出”后，通过厦门港务公司、厦门阿凡帝公司的中间环节后，同日再由厦门金财公司低价“买进”，四方之间在短期内形成了闭合式循环合同关系，是“自买自卖”的循环贸易，有悖贸易惯例。同时，厦门阿凡帝公司以5475万元的价格向厦门港务公司买进4000吨天然橡胶，却在同一天以5200万元的价格售出4000吨天然橡胶，这种“高价买、低价卖”的行为亦有悖商业常理。结合《购房合同书》中关于涉案房产用于“贸易融资”的约定，以及公证处的公证笔录及公证书均把涉案款项写成“借款”的事实，可以推断涉案所有的产品购销合同虽然形式上为买卖合同，但实质上是为厦门阿凡帝公司向厦门港务公司借款所设计。因此，厦门阿凡帝公司与厦门港务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是名为买卖实为借贷。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本案中厦门阿凡帝公司与厦门港务公司之间签订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及由此延伸的《还款协议书》系虚伪行为，依法无效。因此，即便将徐剑签订《还款协议书》的行为认定为保证行为且不予撤销，因保证合同系从合同，在买卖主合同无效的情况下，从合同亦无效，厦门港务公司不得依据无效合同向徐剑主张担保责任。综上所述，《还款协议书》无效或被撤销后，厦门港务公司要求徐剑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厦门港务公司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阿凡帝公司未陈述意见。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据此查明如下事实： 2016年7月4日，徐剑（甲方）与阿凡帝公司、曾艺强（乙方）签订《购房合同书》，约定：“甲方自愿将位于厦门市思明区商业地产……出售给乙方。……上述房产的交易价格为2880万元。……甲乙双方共同到银行办理同解同抵手续，把上述房产抵押给港务公司取得贸易融资款。乙方把取得的融资款付清甲方转款余额2180万元后，乙方同时拥有该房产处理权，甲方需按乙方的要求重新办理该房产的全权委托公证书交给乙方……”。 2016年7月5日，福建省市鹭江公证处于2016年7月5日作出（2016）厦鹭证内字第24731号公证书，证明徐剑、甘利萍向2016年7月5日在公证员面前出具《委托书》，其内容载明：委托人二人系夫妻，座落于厦门市思明区系以徐剑的名义登记权属的房产。委托人委托受托人（卢木协、叶恒隆）代为办理该房产的相关事务，具体代理权限及范围如下：“一、代为向银行、担保公司或其他金融机构、个人，申请还贷，代为办理提前还贷手续、抵押登记注销手续、保险退保手续。二、受托人有权以上述房产作为抵押担保物为阿凡帝公司向港务公司的借款提供抵押担保，并以此为限与港务公司签订《抵押合同》、《工矿产品购销框架协议书》、《购销合同》及相关协议。三、受托人有权代为办理抵押借（贷）款手续，……”。 2016年8月1日，港务公司、阿凡帝公司、卢木协签订编号XMPT07B201608《工矿产品购销框架协议书》，约定港务公司自2016年8月1日至2018年7月31日止的期间内向阿凡帝公司销售工矿产品。卢木协代表徐剑作为合同相对方在合同上签字，承诺“自愿以其所有的位于思明区东浦路30号地下一层之十二单元为乙方履行本协议项下的义务及就每批货物签订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项下义务向港务公司提供抵押担保。本协议签订后，徐剑应与港务公司另行签订抵押合同，及时无条件地办妥抵押登记手续，所需的全部费用由徐剑承担。同时，徐剑为阿凡帝公司全面履行本协议及其项下具体购销合同向港务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责任期间四年”。 2017年3月29日，港务公司与阿凡帝公司、徐剑、卢木协，厦门鑫齐贸易有限公司签订《还款协议书》，合同载明：鉴于港务公司与阿凡帝公司、徐剑、卢木协于2016年8月1日签订编号为XMPT07B201608《工矿产品购销框架协议书》，港务公司与阿凡帝公司2016年8月签订三份《工矿产品购销合同》，港务公司已按合同约定完成全部交货义务。……截止2017年3月16日，阿凡帝公司尚欠货款本金54750750元，阿凡帝公司将于2017年9月15日向港务公司清偿全部欠款，包括货款本金5470750元及还款期间所应向港务公司支付的利息。徐剑自愿以其所有的位于思明区东浦路30号地下一层之十二单元为阿凡帝公司履行上述还款义务向港务公司承担抵押担保责任，抵押已办理抵押登记，港务公司享有抵押权及优先受偿权。同时，徐剑为阿凡帝公司全面履行上述还款义务向港务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责任期间为四年。同日，港务公司与阿凡帝公司、徐剑、卢木协签订《还款协议书》的《补充协议》，约定：一、自愿接受强制执行条款。上述合同经公证赋予强制执行效力。若债务人未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债权人有权直接向厦门市公证处申请出具《执行证书》，并持该《执行证书》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四、本补充协议作为上述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上述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上述合同相关条款约定与本补充协议内容相抵触的，以本协议为准。该份补充协议在抬头和落款处均明确载明：“保证人：卢木协、厦门鑫齐贸易有限公司”、“抵押人：徐剑”。 2017年6月6日，福建省厦门市公证处向阿凡帝公司、徐剑、甘丽萍（徐剑配偶）、卢木协、厦门鑫齐贸易有限公司询问形成了《具有强制执行效力债权文书公证笔录》，各方向在笔录中陈述“……徐剑夫妻以厦门市思明区的房产为限，承担担保责任。卢木协、厦门鑫齐贸易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责任期间为四年”。 2018年12月7日，福建省厦门市公证处出具（2018）厦证执字第18号《执行证书》，内容载明：“申请执行人港务公司于2018年11月21日向本处申请出具港务公司与被申请执行人签订的具体强制执行效力的《还款协议书》、《补充协议》的执行证书。港务公司称：……但在合同履行期间，借款人未按合同约定归还欠款本金和利息，因此，出借人决定依合同规定向本处提出出具执行书申请。经查，《还款协议书》、《补充协议》经本处公证赋予强制执行效力，详见编号为（2017）厦证内字第19386号的《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各方当事人在上述合同中约定：……2、抵押人徐剑自愿以其名下的位于思明区东浦路30号地下一层之十二单元的房产为阿凡帝公司履行还款义务承担抵押担保责任，同时，徐剑、卢木协、厦门鑫齐贸易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公证书第2页第11行）……被申请执行人为：……（3）保证人卢木协、厦门鑫齐贸易有限公司、徐剑为阿凡帝公司履行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公证书第3页第36行）。 2019年9月16日，福建省厦门市公证处出具（2018）厦证执字第18号补《公证书》，载明：本处于2018年12月7日出具了（2018）厦证执字第18号《执行证书》，经复查，该执行证书中关于债权债务的表述及徐剑的担保范围的表述有误，现作如下补正：……5、删除执行证书第2页第11行“同时徐剑、卢木协、厦门鑫齐贸易有限公司”中的“徐剑、”二字及标点符号。6、删除执行证书第3页第36行“保证人卢木协、厦门鑫齐贸易有限公司、徐剑”中的“、徐剑”二字及标点符号。同日，福建省厦门市公证处还出具了《关于（2018）夏证执字第18号补的说明》，就前述执行证书补正说明如下：……虽然《还款协议书》中规定“徐剑为阿凡帝全面履行上述还款义务向港务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责任期间为四年”，但因徐剑及其配偶甘利萍向我处申请办理该公证时在我处《具有强制执行效力债权文书公证笔录》所作的明确意思表示为“徐剑夫妻以厦门市思明区的房产为限，承担担保责任”，未涉及其愿意承担“连带责任保证”的意思表示，故我处认为徐剑夫妻仅对房产抵押担保责任作出了自愿接受强制执行的意思表示，因此我处在“强执公证书”中对徐剑的身份定性为抵押人。……根据“强执公证书”所证明的徐剑夫妻在办理公证时对担保财产范围的意思表示及其愿意接受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的承诺，我处认为对被申请执行人徐剑的执行范围应以其所有的厦门市思明区的房产为限，故我处出具了（2018）厦证执字第18号补《执行证书》予以补正。 以上事实，有港务公司提交《还款协议书》、《补充协议》、（2018）厦证执字第18号《执行证书》、（2018）厦证执字第18号补《公证书》，以及徐剑提交的《购房合同书》、（2016）厦鹭证内字第24731号《公证书》、《工矿产品购销框架协议书》、《具有强制执行效力债权文书公证笔录》为证。 本院认为，虽然讼争《还款协议书》明确约定徐剑应对阿凡帝公司的负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但纵观案涉合同签订、债务确认、公证强执过程，各方形成了多份看似统一，却内容矛盾的书面协议及笔录，应当综合判断徐剑的缔约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具体如下：一、徐剑向阿凡帝公司出售案涉房屋并签订《购房合同书》，为顺利获得房屋转让对价，徐剑承诺负担将案涉房屋抵押给港务公司的协助义务，并未承诺为阿凡帝公司向港务公司提供连带保证。二、2016年8月1日签订的《工矿产品购销框架协议书》中约定徐剑应向港务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但是根据（2016）厦鹭证内字第24731号《公证书》的内容，卢木协仅仅有权办理抵押事宜，并无权代表徐剑对外作出保证承诺，由此可以认定徐剑在案涉合同缔结之初也未作出连带保证承诺，该份协议书的连带保证条款对徐剑没有约束力。三、各方当事人于2017年3月29日的签订《补充协议》系《还款协议书》的附件，该份协议在抬头和落款处均明确载明：“保证人：卢木协、厦门鑫齐贸易有限公司”、“抵押人：徐剑”，可以证明各方认为徐剑的身份仅为“抵押人”。《还款协议书》中关于徐剑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条款与《补充协议》的约定内容相抵触，根据《补充协议》第四条的约定，应当以《补充协议》的约定为准，即徐剑的身份为抵押人而非保证人。四、2017年6月7日，在厦门市公证处主持下形成的《具有强制执行效力债权文书公证笔录》中，徐剑、阿凡帝公司、卢木协等主张“徐剑夫妻以案涉房产为限，承担担保责任。卢木协、厦门鑫齐贸易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可以认定在案涉债权进行强制执行公证之时，徐剑也无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意愿。五、2019年9月16日，福建省厦门市公证处经徐剑申请，复查出具了（2018）厦证执字第18号补《公证书》，补正删除了（2018）厦证执字第18号《执行证书》中关于徐剑“保证人身份”、“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表述，可以认定徐剑在案涉债权进行强制执行程序之时也否认曾作出连带保证责任承诺。综上，本院认为徐剑抗辩其对《还款协议书》的连带保证条款存在错误认知，重大误解的理由成立，徐剑从始至终确未作出承担的连带保证责任的真实意思表示，而且各方当事人通过《补充协议》已经变更了《还款协议书》约定的内容，并有《具有强制执行效力债权文书公证笔录》、（2018）厦证执字第18号补《公证书》予以佐证。港务公司基于《还款协议书》中连带保证责任条款，请求徐剑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此外，第三人阿凡帝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拒不到庭应诉，视为其放弃相应诉讼权利义务，本院依法缺席判决。 综上所述，港务公司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厦门港务贸易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48089元，由原告厦门港务贸易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孙仲） 审 判 员 （师光） 审 判 员 （苏鑫）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郑国辉） 附：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七十七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