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158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福瑞至控股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20号楼10层1002单元。法定代表人：唐闻，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冯越洋，北京清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彬炎，北京清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市国际生态经济协会，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18号恒基中心一座16层。法定代表人：李军洋，副会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晅，北京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福瑞至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瑞至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市国际生态经济协会（以下简称国际生态协会）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1民初74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福瑞至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以上诉人未能证明2016年3月24日及2016年4月12日的电子邮件的接收方的真实身份为由不认可该证据真实性系错误；2.一审判决以证人未出庭作证为由，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不予确认系错误；3.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仅负有接受捐赠款项，根据捐赠共识使用捐赠款，并依法出具相应票据的义务是错误的；4.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未作出撤销赠与的意思表示是错误的；5.一审判决认定即便被上诉人违反捐赠义务，上诉人也无权撤销赠与系严重错误。国际生态协会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上诉人曾经和我协会协商过成立公司的事情，因为成立公司的事情不符合当时民政局、财政局的相关规定，因此双方后来并未就出资的事情进行协商，最后确定的是上诉人向我协会捐赠800万元用于环保事业，捐赠的性质是非限定性的性质，捐赠协议上没有约定800万元的具体用途。捐赠完成后，双方作了新的协商，2016年10月我协会和上诉人共同设立了某公司（以下简称某公司），开展相关的环保事业，我协会认缴出资800万元，上诉人认缴出资1200万元，之后我协会出资了600万元，之后上诉人一直没有实际出资。某公司运营了半年，上诉人将600万元花掉不少，2017年4月底某公司就终止运营，我协会要求提交财务资料和审计结果，但是上诉人一直没有提交。捐赠的800万元与向某公司投资的600万元没有必然联系。福瑞至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国际生态协会向福瑞至公司返还800万元；2.判令国际生态协会承担因本案产生的诉讼保全责任保险费3480元、公证费1420元；3.判令国际生态协会承担本案诉讼费、财产保全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4月15日，国际生态协会作出《关于合作项目及运营主体的文件》，该文件载明：“福瑞至公司为我会理事会员企业，经过近一年多时间对该企业的背景考查和承担能力调研论证，我会秘书处组织专家和副会长、监事长、秘书长等多位专家领导共同听取了合资合作情况汇报后，一致同意该企业和我会联合设立合资企业承担中韩生活领域温室气体减排和绿色消费金融机制模式创新领域合作项目及运营主体。本社会团体正式决定与福瑞至公司共同设立合资企业，合资企业注册资本金为人民币2000万实缴资本，双方占股比例为我会40%，福瑞至公司60%，双方共同提名执行董事、总经理和监事人选，共同组建管理团队，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完善合资企业治理结构，按照政府主管和民政部门要求规范企业运营，为社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同日，国际生态协会作出《关于同意福瑞至公司向我会提供增资款的复函》，该文件载明：“福瑞至公司为我会理事会员企业，经申请向我会提供增资款人民币800万元；经研究决定，报政府主管单位审批，同意福瑞至公司向我会对公账户以“增资款”科目转入人民币800万元，经民政部门指定的第三方会计事务所出具检验报告，社团资本金备案后，用于股份投资合资企业，承担中韩生活领域温室气体减排和绿色消费金融机制模式创新领域合作项目及合资企业运营。”2016年4月29日，福瑞至公司向国际生态协会支付800万元。2016年7月22日，甲方（捐赠单位）福瑞至公司与乙方（受赠单位）国际生态协会签订了《捐赠协议书》，该协议书载明：福瑞至公司作为北京市国际生态经济协会会员单位为进一步促进协会发展，更大程度为国家绿色低碳发展，发挥出社会团体的作用和价值，根据规划，双方将在促进生态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开展务实合作，加强推进生活领域温室气体减排项目推广，通过切实可行的方式服务于国家和社会的绿色低碳发展事业。以上双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捐赠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有关规定，订立协议如下：一、捐赠义务：甲方根据国际生态协会社会团体章程业务范围，向乙方捐赠人民币捌佰万元整，并提供合法的所有权凭证。二、捐赠方权利：以受赠方合议后，在不违反法律、法规，不危害公共利益前提下，符合乙方政府核准的业务范围，用于推进生活领域温室气体减排等公益事业，并遵守章程规定使用。三、受赠方权利：接受捐赠并查验所有权凭证。四、受赠方义务：接受捐赠款项，根据捐赠达成共识使用捐赠款，并依法出具相应接受捐赠款的票据。2016年10月25日，福瑞至公司与国际生态协会共同设立了某公司，该公司的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其中福瑞至公司认缴出资1200万元，国际生态协会出资800万元。2016年12月8日，国际生态协会向某公司缴纳了出资款600万元。国际生态协会作出的《服务于国家和社会的绿色低碳发展事业推进生活领域温室气体减排项目捐赠信息公示》载明：“2016年7月22日，双方在北京签订并落实捐赠款；2016年10月13日，经北京市民政局、工商管理局批准，我会出资成立北京全球指数科技有限公司，根据捐赠方推动生活领域低碳减排公益事业的共识，我会将上述捐赠款在用于筹备公益事业成本费用（大约每年85万，我会和福瑞至董事长及福瑞至筹办负责人会议纪要达成共识，应由福瑞至另行提供，以保障全额用于公益事业的承诺）列支后，先期出资600万持有北京全球指数科技有限公司40%资本金，福瑞至公司承诺并保证出资1200万持有北京全球指数科技有限公司60%资本金，双方共同为推进生活领域温室气体减排项目推广，通过切实可行的方式服务于国家和社会的绿色低碳发展事业而成立独立法人实体。”福瑞至公司主张国际生态协会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义务的行为包括两项，第一项是国际生态协会应将全部合作资金800万投入到某公司，但国际生态协会只投入了600万。第二项是国际生态协会应负责自韩国无偿引进碳排放指数交易系统，这是800万的对价，也是双方合作的基础，但是国际生态协会没有做到。其中第一项义务的合同依据体现在证据《关于合作项目及运营主体的文件》、《关于提供增资款的复函》及李军洋、王胜男的2016年12月16日电子邮件的内容中；第二项义务从证据国际生态协会网页截图、2016年3月24日福瑞至公司发送给国际生态协会的电子邮件、2016年4月12日国际生态协会发送给福瑞至公司的电子邮件可以推断出来。福瑞至公司称，其是在2017年3月3日国际生态协会向福瑞至公司发送电子邮件时知道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的，但称2017年4月25日双方法人的聊天记录可以反映福瑞至公司的真实意思就是要撤回赠与，只是没有明确表达。国际生态协会认为，如果存在撤销赠与的事由，福瑞至公司也是2017年4月25日知道撤销事由的，撤销赠与的起算时间应该从2017年4月25日起算，截止到福瑞至公司起诉之日，已经超过一年。一审法院认为，福瑞至公司、国际生态协会双方签订的《捐赠协议书》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本案争议的焦点可以归纳为：福瑞至公司能否撤销涉案赠与。《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受赠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一年内行使。福瑞至公司依据《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主张撤销赠与，诉请返还800万元是撤销赠与的后果。福瑞至公司主张国际生态协会不履行合同约定义务包括两项，一是国际生态协会应将全部合作资金800万投入到某公司，但国际生态协会只投入了600万。二是国际生态协会应负责自韩国无偿引进碳排放指数交易系统，这是800万的对价，也是双方合作的基础，但是国际生态协会没有做到。对此法院认为，根据双方签订的《捐赠协议书》，受赠方国际生态协会的义务仅为接受捐赠款项，根据捐赠达成共识使用捐赠款，并依法出具相应接受捐赠款的票据。福瑞至公司主张的国际生态协会上述两项义务没有合同依据，且福瑞至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国际生态协会负有上述义务。即使国际生态协会违反了上述义务，法院做如下分析，第一，福瑞至公司称其在2017年3月3日已经知道国际生态协会不履行约定义务的行为，在2017年4月25日双方的聊天记录福瑞至公司的真实意思就是要撤回赠与，但是没有明确表达，对此，法院认为2017年4月25日聊天记录的内容不能体现福瑞至公司撤销赠与的意思表示，故对福瑞至公司的意见不予采纳。故即使国际生态协会违反上述义务，其主张撤销赠与已经超过一年，法院不予支持。第二，涉案《捐赠协议书》中明确约定了“以上双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捐赠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有关规定，订立协议如下……”《公益事业捐赠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受赠人未征得捐赠人的许可，擅自改变捐赠财产的性质、用途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经征求捐赠人的意见，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将捐赠财产交由与其宗旨相同或者相似的公益性社会团体或者公益性非营利的事业单位管理。依据该条规定，即使国际生态协会违反捐赠的用途，追究法律责任的主体也应该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后果是将捐赠财产交由与其宗旨相同或者相似的公益性社会团体或者公益性非营利的事业单位管理，而不是返还给福瑞至公司。综上，法院对福瑞至公司撤销赠与的主张不予支持，返还800万元系撤销赠与的法律后果，故法院亦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判决：驳回福瑞至控股有限公司全部诉讼请求。二审中双方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二审认定的案件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国际生态协会应否返还福瑞至公司捐赠款800万元的问题。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2016年4月15日福瑞至公司与国际生态协会曾就共同设立合资企业有过意向性协议，约定由福瑞至公司向国际生态协会增资800万元用于上述合作项目；但此后，福瑞至公司与国际生态协会又签署了《捐赠协议书》，约定福瑞至公司向国际生态协会捐赠800万元，国际生态协会根据协议约定出具了相应的接受捐赠款的票据；现福瑞至公司起诉要求国际生态协会返还捐赠的800万元款项，由于双方的赠与协议已经履行完毕，福瑞至公司要求撤销赠与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关于此后福瑞至公司与国际生态协会共同设立某公司以及国际生态协会缴纳出资款600万元一节，因此系双方就合作运营企业而发生的另一法律关系，若双方就此存在纠纷，可依法另行解决。据此，一审法院驳回福瑞至公司要求国际生态协会返还捐赠款800万元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67800元，由福瑞至控股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左 峰审 判 员  陈广辉审 判 员  屠 育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  张 科书 记 员  韩京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