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民终1043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井维水，男，1983年1月6日出生，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临桂区。 委托代理人：余宝，浙江君策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曲红玲，女，1977年7月1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石景山区。 上诉人井维水因与被上诉人曲红玲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8民初37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于2020年5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井维水的委托代理人余宝到庭参加诉讼，曲红玲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杭州聚禾时空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禾公司）成立于2018年3月9日，注册登记地址为杭州市滨江区，井维水为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唯一股东。2018年11月30日该公司经登记机关核准注销。摩卡时空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注册登记地在新疆伊犁州霍尔果斯市，井维水为该公司的监事。曲红玲在聚禾公司从事培训部讲师工作。2018年8月10日，聚禾公司发出通知，内容为：“因公司经营不善，宣布解散，请各部门、各员工整理好个人物品，到人力资源部于天骄处办理离职手续”。曲红玲等数十人在该通知上签名表示已收到通知。曲红玲在聚禾公司工作期间的工资，主要由井维水通过其个人银行账号向其支付，也有部分通过聚禾公司出纳的个人银行账号向其支付。但曲红玲至今未收到2018年6月至8月的工资47552.33元。另，霍尔果斯摩卡时空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摩卡公司）在一工作微信群中上传加盖其公司公章的欠条一张，内容为欠员工曲红玲6、7、8月份工资47552.33元，出具时间为2018年10月8日等。 曲红玲催讨未果，于2018年11月8日以聚禾公司为被申请人向杭州高新开发区（滨江）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5月23日作出了仲裁决定书，以被申请人已于2018年11月30日注销，主体消亡为由决定该案终止审理。为此，曲红玲诉至原审法院，请求：1.井维水支付曲红玲2018年6月1日至2018年8月15日的欠发工资47552.33元；2.井维水支付曲红玲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123191元。本案诉讼过程中，曲红玲撤回第二项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认为：曲红玲一直在聚禾公司的注册登记地址即杭州市滨江区工作；该公司在注销前向员工发出的通知也送达到了曲红玲，且该通知上也有曲红玲签名；曲红玲的大部分工资系通过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个人账号支付；本案中，曲红玲一直主张自己系与聚禾公司建立劳动关系而非与出具欠条的摩卡公司建立劳动关系，综合上述因素，原审法院确认聚禾公司系本案曲红玲的用人单位，应支付曲红玲欠发的工资。因聚禾公司系在曲红玲提起仲裁申请后才注销，曲红玲与聚禾公司仍存在劳动争议。聚禾公司注销后，井维水作为其唯一的股东，在本案中未提交其公司已依法进行清算的证据，故应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综上，原审法院对曲红玲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井维水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曲红玲工资47552.33元。 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0元，由井维水负担。 宣判后，井维水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曲红玲与聚禾公司之间根本不成立劳动关系，井维水作为聚禾公司的显名股东不应当承担支付曲红玲工资的责任，原审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予以撤销并改判。曲红玲是摩卡公司的员工，而不是聚禾公司的员工。曲红玲主张其于2017年12月19日进入聚禾公司工作，然而聚禾公司于2018年3月9日才成立，曲红玲根本不可能在2017年时就进入聚禾公司工作，原审法院已查明聚禾公司的成立时间却错误地依照曲红玲的片面之词认定曲红玲是聚禾公司的员工，导致错判。摩卡公司成立于2017年11月17日，摩卡公司的股东（发起人）丁玉琲是曲红玲的母亲，2017年12月曲红玲借助母亲丁玉琲的关系进入摩卡公司工作，曲红玲与摩卡公司之间建立了劳动关系。井维水也只是摩卡公司的一名员工。聚禾公司实际上是摩卡公司设立在杭州的子公司，只不过因为当时摩卡公司刚成立不久，无法以全资控股的形式在杭州设立子公司或分公司，故摩卡公司借用员工井维水的名义于2018年3月9日设立了一家名为井维水独资实为摩卡公司独资的聚禾公司，并委派了曲红玲、井维水等员工到聚禾公司所在地进行工作，但仍然由摩卡公司保留与曲红玲等被委派员工的劳动关系。井维水只是摩卡公司的员工，且只是聚禾公司的显名股东，应当由摩卡公司承担本案支付工资的责任，而不是井维水。原审法院以曲红玲工作地点在杭州市滨江区为由认定曲红玲与聚禾公司成立劳动关系，于法无据。曲红玲的工资都是来源于其用人单位摩卡公司，而不是聚禾公司，更不是来源于井维水。因此，原审判由井维水支付工资是错误的，应改判为驳回曲红玲的原审诉讼请求。二、曲红玲提供的摩卡公司加盖公章的欠条，足以证实曲红玲与摩卡公司之间成立劳动关系，拖欠曲红玲47552.33元工资的用人单位是摩卡公司，而不是聚禾公司，更与井维水无关，应当驳回曲红玲对井维水的诉讼请求。摩卡公司于2018年10月8日向曲红玲出具一张《欠条》，《欠条》内容为“本单位摩卡公司由于资金周转所需，亏欠员工曲红玲6、7、8月份工资共现金47552.33元人民币”，《欠条》中的工资金额与曲红玲诉求的工资金额完全一致，曲红玲依照此《欠条》结欠的工资数额起诉，说明曲红玲也确认《欠条》内容是真实的，但曲红玲却没有起诉欠款人即用人单位摩卡公司，而是主张其与聚禾公司之间成立劳动关系，曲红玲的主张是自相矛盾的，应当不予采信。原审法院仅听取曲红玲的单方、片面的陈述，未按照书面证据认定摩卡公司才是曲红玲的用人单位，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严重错误，应当撤销原判，进行改判。曲红玲在工作期间都是听从摩卡公司的指挥，接受摩卡公司的管理并从事摩卡公司安排的职务，有微信聊天记录为据，足以证实！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并改判支持井维水的上诉请求。三、聚禾公司已经过依法清算并注销，井维水作为显名股东，不应承担该有限公司的任何债务，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撤销并改判。综上，请求撤销原审判决，驳回曲红玲的原审诉讼请求。 针对井维水的上诉，曲红玲未发表答辩意见。 二审举证期限内，井维水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材料： 1、曲红玲与摩卡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微信聊天对话截图，拟证明：曲红玲接受摩卡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工作指示向其汇报工作；曲红玲向摩卡公司法定代表人请假，接受摩卡公司的考勤管理，二者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 2、外派规划书，拟证明摩卡公司保留了委派员工曲红玲的劳动关系。 3、摩卡公司高层群聊记录，拟证明摩卡公司高层领导商量裁员为员工出具工资欠条。 4、摩卡公司盖章的工资欠条，拟证明曲红玲一直在为摩卡公司工作，其劳动报酬由摩卡公司负责。 5、摩卡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证人证言，拟证明曲红玲不是聚禾公司的员工，与摩卡公司有事实上的劳动关系。 6、聚禾公司的清算报告与注销信息，拟证明聚禾公司已经经过合法清算，即使曲红玲主张的劳动关系成立，曲红玲在法定期限内怠于行使自己的权利，应自行承担不利的后果。 本院经审核认为，曲红玲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不当庭，视为其放弃质证的权利。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是否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于本院认为部分阐述。 二审审理过程中，本院收到落款打印为“曲红玲”的“陈诉”及“新增证据”等材料，本院将上述“新增证据”出示后，井维水以该证据缺乏原件为由，三性均不认可。故上述“新增证据”，本院均不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井维水上诉认为曲红玲与聚禾公司之间根本不存在劳动关系，此与本案在案的微信聊天记录、支付宝付款记录等证据材料不符。井维水二审中提出曲红玲是摩卡公司的员工，聚禾公司系摩卡公司设立的子公司，摩卡公司系借用其名义设立了聚禾公司以及其仅为聚禾公司的显名股东等主张，但其在原审中经原审法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放弃对曲红玲提交的证据材料进行质证的权利，原审法院根据在案证据及曲红玲的陈述作出的处理符合法律规定。井维水提出上诉后，经本院依法传唤其调查亦未到庭，后经开庭审理，井维水陈述摩卡公司对欠条上所载的6-8月工资无异议，对数额是知情的，但认为应由摩卡公司支付。本院认为，上述欠条虽系摩卡公司出具，但根据井维水的陈述，聚禾公司系摩卡公司设立的项目公司，井维水对欠条的数额知情且不持异议，且并未提交证据证实其所支付的工资系受摩卡公司指示所为且曲红玲知情，亦未举证证明曲红玲在原审法院认定的与聚禾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期间，摩卡公司向曲红玲发放过工资，故其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原审法院以案涉欠条作为本案的处理依据并无不当。基于以上所述，对井维水二审提交的证据材料，本院均不予采信。聚禾公司在曲红玲提出仲裁后申请注销，井维水作为其唯一股东，当然应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 综上，井维水的上诉理由依法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由上诉人井维水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睢晓鹏 审判员  陈 艳 审判员  金瑞芳 二〇二〇年六月一日 书记员  姚丽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