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尉犁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新2823民初1019号   原告：刘祥金，男，1955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会东县。   原告：邵啟芬，女，1959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会东县。   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毛疆鸿，新疆天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李红昌，男，1971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新疆尉犁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社区推荐公民）：畅彬，男，1962年9月12日出生，回族，住新疆和静县。   原告刘祥金、邵啟芬与被告李红昌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2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因被告李红昌提出管辖异议，本院于2019年11月15日裁定驳回被告李红昌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被告李红昌不服，提出上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18日裁定驳回上诉人李红昌的上诉，维持原裁定。经当事人同意、本院院长批准，本案继续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原告刘祥金、邵啟芬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毛疆鸿，被告李红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畅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祥金、邵啟芬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赔偿两原告各项损失1032345元，其中死亡赔偿金776840元、丧葬费38354元、被抚养人生活费169578元、住宿费3500元、交通费9780元、餐费4293元、精神抚慰金30000元。事实和理由：2019年3月，受害人普国贵受雇于被告为其进行棉花种植的田间管理工作。2019年7月30日，受害人按照被告的××排处进行水泵安置工作时意外溺水死亡。受害人的死亡给两原告及其他亲属造成了巨大物质和精神损失。两原告也与被告就赔偿事宜进行过协商，最终未达成一致意见。两原告为维护合法权益，诉诸法院。   被告李红昌辩称，两原告诉称系被告安排受害人普国贵去安装水泵时发生意外溺水身亡无事实依据。在受害人身亡后，通过受害人生前所在第二师33团连队领导和司法调解员等人居中调解，系普国贵私自下水与被告无关，死者父亲、哥哥及其他十几位亲属与被告达成调解协议，由被告从人道主义出发支付受害人家属111255元了结此事。现受害人家属在收到赔偿后，两原告又将被告诉诸法院是不道德的。受害人系兵团连队在职职工，应按照兵团连队职工标准计算各项赔偿，对于原告主张计算标准不认可。请求依法驳回两原告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供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   原告刘祥金、邵啟芬围绕其诉讼请求,提供如下证据：   1.两原告的户口登记簿、户籍地乡镇人民政府及村委会出具的《证明》。用以证明：两原告与受害人普国贵系父母子女关系，两原告系受害人第一顺位继承人，诉讼主体适格，两原告生育两子，分别为受害人普国贵和长子普万云。   2.死亡证明和户口注销证明。用以证明：受害人于2019年7月30日溺水死亡，死亡地点为塔里木河主河道。   3.派出所对李红昌、杨立安、吴兵制作的询问笔录。用以证明：2019年7月30日，受害人受被告雇佣的××排安装水泵进行倒水，给被告棉田浇水，受害人在安装水泵的水坑内溺亡，溺亡地点与安装水泵地点一致。   4.经两原告申请调取的第二师33团派出所调取的视频材料。用以证明：受害人溺亡地点就是安置水泵的地方，此处与杨立安和吴兵在公安机关所做陈述一致，受害人是因为安装水泵来到出事地点。   5.受害人户口登记簿及2018年度国家统计局新疆兵团调查总队《证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统计调查检测分局《证明》。用以证明：受害人在第二师33团居住，按照兵团城镇居民计算死亡赔偿金。   6.住宿费、交通费、餐费票据若干。用以证明：受害人家属处理丧事支出住宿费2600元、交通费9780元、餐费4293元。   以上证据，被告李红昌质证意见：对证据1证明的问题不认可，无邵啟芬与刘祥金的结婚证明和公安局的户籍证明不能证明刘祥金与普国贵系父子关系。对证据2无异议。对证据三证明的问题不认可，杨立安、吴兵所述不属实，刘玉栓开着拖拉机与塔里木河边去安装水泵时没有普国贵，当时车上只有刘玉栓、方第鸿和吴大军，其他人包括普国贵是后面自己陆续去的，带班人刘玉栓的带领方第鸿和吴大军安装好了水泵。对证据4证明的问题不认可，吴大军、杨立安游泳的地方在水坑上游，普国贵是在水坑的下游游泳，打捞尸体时将尸体带到管子的地方，离抽水口就接近了。对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普国贵是兵团连队居民，其赔偿计算应按连队居民标准而不是按兵团城镇居民标准，被告给受害人家属支付的款项中包含了丧葬费，也不应支付被扶养人生活费。对证据6不认可，在受害人所在的连队指导员和司法所干部进行调解处理过程中，计算了受害者家属的住宿费、生活补助费不足5000元，被告已当场支付5000元，也包含在给付的110000元中。   被告李红昌为支持其抗辩主张提供如下证据：   1.《土地管理合同》。用以证明：2019年3月22日，被告与其所有管理棉花地的用工人员签订合同，规定管理人员的权利义务和管理范围，管地人员不得私自开拖拉机，未经被告允许，不得在管理期间下河洗澡，否则被告不负责任，虽然受害人未与被告签合同，也是按此合同办理。   2.2019年7月30日《证明》一份。用以证明：受害人出事后，被告支出拉运和清洗尸体的费用2400元，应抵扣原告的诉请。   3.2019年8月7日收条一份。用以证明：2019年8月7日，经调解，被告给付原告方家属5000元，给付了餐费、住宿费。   4.2019年8月11日收条一份。用以证明：2019年8月11日，经调解，受害人哥哥普万云收到被告支付现金10000元后同意将尸体火化，双方对受害人的事情调解处理。   5.2019年8月14日收条。用以证明：2019年8月14日，加上2019年8月11日支付的10000元，被告给原告家属支付了剩余3万元赔款。   6.账本。用以证明：被告雇佣受害人后，每月按合同约定给普国贵预支生活费1000元合计3000多元。   7.电子保单若干份。用以证明：受害人的意外保险是被告在保险公司投保，缴费100元，保障60000元，被告与受害人家属达成调解协议后，由家属普万元领取了该保险金60000元。   原告对以上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的问题不认可，与本案无关。对证据2不认可，应该由收款人作为证人出庭作证，且原告未主张该费用。对证据3的真实性不认可，收款人并非是受害人的直系亲属。对证据4、证据5真实性予以认可。对证据6账本的真实性不认可，上面无普国贵的签字，且即使记录真实也应作为李红昌支付给普国贵的劳务费，与本案的赔偿无关。对证据7不认可，据说是普国贵自己投保。   经原告申请，本院调取了新疆乌鲁克垦区公安局库孜来可派出所2019年7月31日调查普国贵死亡案件的调查笔录，其中包括对刘玉栓、李红昌、方第鸿、杨立安、吴兵、吴大军的询问笔录。庭审中给双方出示上述证据，双方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   对双方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认定，对于有异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   一、对原告提供的证据。   1.两原告提供了两人的户籍证明显示双方系夫妻关系，普国贵的户籍登记卡显示其系2017年6月12日从原籍招工，户籍迁出地与两原告的户籍地相同，虽未提供结婚证，结合两原告原籍的村委会和乡镇人民政府加盖公章的《证明》显示两原告夫妻关系，普国贵和普万云系两原告的儿子，故本院对原告邵啟芬和刘祥金之间系夫妻关系予以认定。   2.两原告提供了派出所对李红昌、杨立安、吴兵所作的询问笔录，其中李红昌不在现场。在现场的杨立安陈述，早上我和吴大军走路去的堤坝，到的时候刘玉栓、普国贵、吴兵和方第鸿刚把水泵装上车，刘玉栓、普国贵、吴兵、吴大军、方第鸿和我六人把水泵安装好后，我和吴大军下水矫正水管的摆放方位，我和吴大军刚下水，普国贵就跟着下水了，普国贵在离他俩约20至30米的地方洗澡，普国贵溺水时刘玉栓和吴兵开着铲车挖水槽，我和吴大军上岸后背对着普国贵与方第鸿抽烟，过了三分钟左右方第鸿对我和吴大军说普国贵不见了，时间是中午14点；在现场的吴兵陈述，他和刘玉栓在河边干活，普国贵也在河边，我干活干累了准备休息一会，就看见方第鸿、吴大军和杨立安在抽烟，他去找他们去玩，过了一会，方第鸿把烟抽完了，发现普国贵不见了，他们就下水就找，头天晚上带班的刘玉栓告诉了普国贵去干活，吴大军和杨立安下水是放水泵的，没有一会就起来了，普国贵是一个人在游泳。本院调取派出所案卷中还有对在场的吴大军、刘玉栓、方第鸿所作的询问笔录。方第鸿陈述，我看见普国贵、杨立安、吴大军在河边玩，过了一会他们三个人先后下水，杨立安、吴大军在塔里木河坝体的上游，普国贵在下游，他们三个人游了一会我叫他们上来抽烟，杨立安、吴大军就上来和我抽烟，普国贵看了我一眼身体就慢慢往下沉，我以为普国贵在试水深浅就没在意，等抽完烟发现普国贵还没有上来，发现不对就马上去河边找普国贵，我就给带班的刘玉栓说了情况，刘玉栓、杨立安和吴大军就下水去找，结果水太深没有找到，就开始用水泵抽水，从14点抽到18点，发现普国贵的尸体在水坑里，刘玉栓就报警了，一直等警察来。吴大军陈述，中午14点许，我和方第鸿、杨立安在主河道旁边抽烟，方第鸿一转头说普国贵不见了，普国贵游泳的地方离我们游泳的地方有40米左右，普国贵溺亡的地方距离我们抽烟的地方大约有20米远，普国贵不见后，我和杨立安、方第鸿、刘玉栓就开始在水里找普国贵，没找到，就开始用水泵抽水，直到下午6点，看见水坑里普国贵的尸体；塔里木河断流，在弯道处形成了水坑，水坑长约70米，宽约5～6米，深3～4米，周围是沙包，当时我和杨立安正在河道里准备把泵上的管子拉直，我看见普国贵在河道水较浅的地方洗澡，然后方第鸿叫我和杨立安去抽烟，一会儿方第鸿发现普国贵的衣服在岸上，但人不见了，就赶紧通知了带班的刘玉栓。原告提供的2019年8月11日乌鲁克垦区公安局出具的《死亡证明》反映“经乌鲁克垦区公安局法医对尸表进行检验，结合现场勘察和走访情况，初步分析死者普国贵系意外溺水死亡”。   结合以上证据，本院认定死者普国贵溺亡的地点在安装水泵的河道的水坑内。   二、对被告李红昌提供的证据。   1.被告提供的证据1《土地管理合同》上无普国贵的签名，原、被告双方均对普国贵与被告之间的劳务合同关系无异议，本院认定普国贵与被告之间存在劳务合同关系。被告提供的证据2《收条》的2400元尸体拉运费用，该费用系丧葬的合理费用，本院予以认定。   2.被告提供的证据3即2019年8月7日收条，系其垫付受害人家属的餐费、住宿费，结合双方的陈述及原告提供的食宿费票据等证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   3.被告提供证据4、证据5和证据7即2019年8月11日收条一份、2019年8月14日共计40000元、保险电子保单，两份收条显示被告给原告家属普万云于8月11日支付现金10000元、8月14日支付了安葬费30000元，其中2019年8月14日30000收条显示“此款为2019年8月11日双方当事人约定的余款”，结合双方当事人陈述，本院认定对以上证据的真实性和关联性予以认定，认定被告以其雇佣的人员包括普国贵等10人名义投保了100元的意外伤害险，保额60000元，普国贵家属收取了被告支付的5000元食宿费、赔款40000元和领取保险金60000元。被告提供的证据6账本，与本案无关，本院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定。   综合以上认定，本院查明如下事实：原告刘祥金、邵啟芬系四川省会东县淌塘镇麦地村农民，普万云系两原告长子，普国贵系两原告次子。普国贵1984年9月20日出生，2017年2月因招工将其户籍从其原籍四川省会东县淌塘镇麦地村3组10号迁移至兵团第二师33团建设西街10号德福苑小区40号楼1单元203室。   2019年3月，被告李红昌雇佣普国贵给其位于第二师34团管辖范围内塔里木河流域的土地进行棉田管理。   2019年7月30日上午，被告雇佣的带工刘玉栓带领普国贵、杨立安、吴大军、方第鸿、吴兵到××里处架设柴油机、水泵、水管，再从河道内的水坑中抽水以倒水浇灌土地。当日中午14时，在河岸上的方第鸿发现之前在河道水坑中游泳的普国贵不见了，随后方第鸿通知了刘玉栓，刘玉栓便与杨立安、吴大军、方第鸿等人下水寻找普国贵，找不到后刘玉栓安排在场人员抽水至18时发现普国贵在水坑中溺水死亡，报警后乌鲁克垦区库孜来克派出所出警。经乌鲁克垦区公安局刑警大队调查，该公安局于2019年8月11日出具《死亡证明》，初步分析普国贵系意外溺水死亡。   2019年8月1日，原告刘祥金及普国贵的哥哥普万云等亲属从四川成都乘飞机来新疆和其他亲属一起处理普国贵后事及赔偿事宜。经普国贵生前所在连队领导王某和司法所调解，被告于2019年8月7日为普国贵家属垫付了5000元食宿费，之后被告按照与普国贵家属达成的协议于2019年8月11日、2019年8月14日先后给普万云支付40000元赔偿款，此后普国贵家属领取了被告以普国贵名义投保的意外保险的保险金60000元。   本院认为，被告李红昌与受害人普国贵之间存在劳务合同关系，本案系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被告对受害人普国贵的死亡应当承担何种责任？二、是受害人普国贵本人还是由被告为普国贵投保了意外伤害保险？三、两原告主张的赔偿是否应当适用兵团城镇标准计算？四、受害人普国贵家属在起诉前与被告是否就普国贵的受害达成了调解协议？该调解协议的效力如何？   针对焦点一、本院认为被告李红昌对受害人普国贵的死亡承担的责任为过错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35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   被告作为接受劳务一方，在普国贵溺亡当日不在现场，系其带班的刘玉栓负责带人在塔里木河河道内的水坑安装水泵、水管等进行抽水，两原告主张普国贵在进行水泵安置时意外溺亡，提供了派出所民警对当时在场的杨立安、吴兵所作的询问笔录作为证据，上述笔录反映他们两人为矫正安置在水泵上的水管下水，此时普国贵也下水是在游泳，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充分证明普国贵溺亡时是在安置水泵，本院结合公安机关对其他在场人所作的询问笔录认定，其他人陈述也反映是普国贵在游泳时溺亡，原告提供的公安机关出具的《死亡证明》初步认定普国贵系意外溺亡，故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充分证明被告对普国贵溺亡存在过错。   针对焦点二、本院认为系被告给受害人普国贵投保了意外保险。   原告称其受益的6万元意外保险金是普国贵投保但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被告提供了普国贵等10人的名义给其雇佣的人员投保了100元的意外伤害险的证据，故本院对被告给投保的意外保险的事实予以认定。   针对焦点三、原告主张的赔偿应当按城镇标准计算。   原告提供的证据表明受害人普国贵的户籍地和居住地为第二师33团居民小区，原告主张按照兵团城镇居民计算死亡赔偿金，其主张不违反法律规定。   针对焦点四、本院认为受害人普国贵的家属普万云与被告达成了调解协议，该调解协议应认定有效。   原告认为被告未提供就受害人的赔偿与受害人家属达成调解协议的证据，实际受害人家属并未与被告达成一致意见，但被告提供了2019年8月11日、2019年8月14日由受害人普国贵的哥哥普万云出具的合计4000元收条和此前参与调解的王某2019年8月7日出具的收到被告垫付的食宿费5000元的收条等证据，其中普万云2019年8月14日出具的收条显示为“安葬费30000元，此款为2019年8月11日双方当事约定的余款”。本院认为，结合双方经过了普国贵生前所在的连队的领导和司法所的调解的事实和原告提供的公安机关出具的《死亡证明》、被告提供的收条等证据，本院认定普万云作为受害人普国贵的亲属已接受了普国贵生前所在连队领导和司法所进行调解的协议方案，即扣除被告已支付的食宿费等费用外再接受余款40000元和领取保险理赔金60000元以了结普国贵死亡的赔偿事宜。   对于调解协议的效力，原告刘祥金及普万云作为受害人普国贵的亲属前来处理后事，普万云作为两原告长子的特殊的身份，普万云可以代表两原告接受赔款，普万云在2019年8月14日给被告出具的30000元收条表明该款系当事双方约定的余款，普万云出具收条的行为系其真实表示意思，该行为应当认定系其代表包括两原告的死者亲属的行为，被告支付普万云的款项系双方经调解后的赔偿数额，双方的行为不违反法律规定，应当认定有效，其效力及于两原告。在普万云代表死者亲属收到赔款后，两原告又作为死者父母提出1032345元赔偿的诉讼主张，在诉讼中两原告提供的证据亦不能充分证明被告对普国贵的死亡存在过错，应当承担不利的后果。   综上所述，对两原告的诉讼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刘祥金、邵啟芬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4092元，减半收取7046元，由原告刘祥金、邵啟芬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曾静   二 〇 二 〇 年 六 月 四 日   书  记  员   郭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