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205民初3911号 原告：余志孟，男，1968年10月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龙海市。 原告：洪和平，男，1960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 原告：林亚英，女，1963年2月2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上列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芬，北京盈科（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列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庄伟鹏，北京盈科（厦门）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庄云生，男，1968年2月1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 被告：孙声毅，男，1975年9月2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劲超，福建远大联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王岩，男，1964年6月1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力宁，福建远大联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余志孟、洪和平、林亚英（以下简称“余志孟等三原告”）与被告庄云生、孙声毅、王岩（以下简称“庄云生等三被告”)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2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余志孟及余志孟等三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芬，被告孙声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劲超，被告王岩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力宁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庄云生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余志孟等三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庄云生等三被告向余志孟等三原告支付履行漳州鹭云升电子有限公司借款的执行款项7421991.48元（人民币，下同）及利息（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自起诉之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2.判令庄云生等三被告向余志孟等三原告赔偿因漳州鹭云升电子有限公司国有土地使用权被查封导致转让价款减少的损失6430000元。事实与理由：庄云生等三被告原系漳州鹭云升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漳州鹭云升公司”，现更名为漳州传龙工贸有限公司）的股东。2011年12月6日，余志孟、洪和平与庄云生等三被告分别签署三份《股权转让协议》并办理公证。协议约定庄云生向洪和平转让60%股权，孙声毅向余志孟转让20%股权，王岩向余志孟转让20%股权。由于漳州鹭云升公司拖欠龙海市角美镇政府的土地款未及时缴交，被镇政府限制办理土地使用证，经多方努力才于2014年3月成功办理土地使用证。2014年4月23日，角美工商局将原股东即庄云生等三被告变更为余志孟等三原告。 2010年1月13日，庄云生等三被告签订《协议书》，约定庄云生欲以166.8万元受让孙声毅、王岩所持有的公司股权，并约定在此期间孙声毅及王岩仍须配合公司正常运作的相关工作。2011年12月6日签署的三份《股权转让协议》中声明在之前产生的债务均由庄云生负责，孙声毅及王岩对此类债务不承担相应责任。 2009年11月17日，庄云生用厦门市鹭云升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鹭云升公司”）向案外人刘峰辉借款320万元，由漳州鹭云升公司作保证人，庄云生夫妇签名，并由孙声毅加盖公章。后经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思明法院”）作出（2012）思民初字第1248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漳州鹭云升公司对厦门鹭云升公司向刘峰辉借款的320万元本金及利息、主张债权费用40050元承担连带责任。思明法院于2013年7月30日查封、冻结漳州鹭云升公司名下址在漳州台商投资区宗地（以下简称“涉案企业用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上述信息庄云生等三被告在股权转让前并未告知余志孟等三原告。 2016年5月因资金周转问题，洪和平、林亚英与案外人李奇宝约定将漳州鹭云升公司以3343万元转让，并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按照约定李奇宝支付600万元定金后，当年7月洪和平要求李奇宝尽快办理股权过户手续，后经李奇宝在工商局查询到漳州鹭云升公司股权以及案涉企业用地因刘峰辉案件被冻结。同年10月李奇宝便以欺诈的名义在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集美法院”）起诉并冻结了余志孟等三原告的产权及银行账户。经协商，资金周转困难的余志孟等三原告只能以低于市场价643万元的价格将股权转让与李奇宝、陈传义，交易价格为2700万元，并预留1100万元于陈传义处用于处理刘峰辉案件。其中，思明法院查封、冻结的案涉企业用地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解押款是由陈传义通过个人或他人支付，共计7421991.48元，因此该款项实际是余志孟等三原告所支付。 2018年10月15日，漳州传龙工贸有限公司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2）思民初字第12488号民事判决书向思明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请求执行厦门鹭云生公司借款320万元及利息等。2018年11月6日，厦门鹭云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庄云生到庭报告财产时表示，厦门鹭云生公司已于2016年停止营业，对外债务3000多万元，没有还款能力。2018年12月4日，思明法院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余志孟等三原告受让漳州鹭云升公司股权时，庄云生等三被告应披露公司所负债务及应承担的相应法律责任，但庄云生等三被告并未将漳州鹭云升公司为厦门鹭云生公司所作的连带保证责任情况告知余志孟等三原告，使得余志孟等三原告未能对该股权的价值作出正确的判断，导致后来案涉企业用地被查封、冻结。余志孟等三原告只得以低于市场价格643万元将股权转让，对于庄云生等三被告未如实告知情况导致余志孟等三原告的损失，庄云生等三被告理应作出相应的赔偿。同时，因庄云生等三被告未如实告知债务情况，并且未履行法院的判决而导致案涉企业用地被查封、冻结，进而余志孟等三原告为此支出解押款7421991.48元，实际是代庄云生等三被告履行债务，余志孟等三原告有权向庄云生等三被告追偿代为履行的债务。 庄云生未提交书面答辩状，亦未到庭。 孙声毅、王岩共同辩称：一、本案共计涉及6份股权转让协议：1.孙声毅、王岩分别持有的漳州鹭云升公司股权于2010年3月13日转让给庄云生；转让价格均为83.4万元，因庄云生无法及时支付，则约定了利息，后来由余志孟垫付；2.2011年10月19日，庄云生即以漳州鹭云升公司100%控股股东的身份将其中68.33%的股权以700万元转让给余志孟，用以抵偿庄云生所欠余志孟的工程款；同日，余志孟又将该部分股权以977万元转让给了洪和平及林亚英；3.2012年1月17日的两份经过公证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基于孙声毅、王岩已将股权转让给了庄云生，而应庄云生的要求与余志孟所办理的程序性的文件，在当天由余志孟代庄云生支付的转让款。 二、余志孟等三原告混淆本案的法律关系，余志孟等三原告与孙声毅及王岩均无法律关系。受让孙声毅、王岩持有的漳州鹭云升公司股权的仅为庄云生，在庄云生与余志孟的《股权转让协议》中也明确标注了庄云生出让给余志孟的股权中“含庄云生收回孙声毅及王岩原有股份”，2012年1月17日所公证的股权转让协议，仅仅系孙声毅、王岩为履行出让义务，应庄云生、余志孟之要求所办理的法律文件，并非真实股权交易的体现；同理，洪和平、林亚英系从余志孟处受让的股权，孙声毅、王岩与洪和平、林亚英亦不存在股权转让法律关系。 三、根据孙声毅、王岩与余志孟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的约定，二人无需承担本案的法律责任。1.孙声毅、王岩已于2010年1月13日将所持的漳州鹭云升公司股权转让予庄云生，并签订相关协议，约定自2010年1月13日起，有关漳州鹭云升公司自设立以来的一切债权债务，均由庄云生承担，孙声毅、王岩不负任何法律责任。该协议已生效并实际履行。2.余志孟知晓且认可孙声毅、王岩与庄云生签订的协议。孙声毅、王岩与余志孟签署的《股权转让合同》（编号（2012）闽龙证内经字第026号），明确约定“乙方（余志孟）知悉并承认漳州鹭云升电子有限公司于2010年1月13日达成的内部协议，自2010年1月13日起该公司的一切经营活动及债权、债务（包括之前的债务）均由股东庄云生全部承担并对该公司发生的一切损失负全部责任。如今后乙方对股权转让前公司的债权、债务有异议可直接与股东庄云生协商解决，甲方孙声毅不负任何责任。”该免责条款的设定，可以证明余志孟已知晓孙声毅、王岩所持有的股权已于2010年1月13日转让给了庄云生，孙声毅、王岩受庄云生指示与余志孟办理股权变更手续，即余志孟实际上受让的是庄云生的股权；而基于前述原因，余志孟与孙声毅、王岩约定了一条特殊条款，即孙声毅、王岩不对公司自设立以来的任何债务负责，该类债务均由庄云生承担。3.洪和平同样知晓且认可孙声毅、王岩与庄云生所签订的《协议书》，其亦无权向孙声毅、王岩主张讼争诉求。三份《股权转让合同》均系同一天签署并且使用的是同一个合同模板，更重要的是，三份合同均是同一天在同一家公证处由同一个公证员办理的公证事宜。可见，当时余志孟、洪和平及庄云生等三被告共五人是一同办理讼争《股权转让合同》的公证，洪和平对于孙声毅、王岩、庄云生于2010年1月13日签署的协议书以及余志孟与孙声毅、王岩之前约定的特殊的免责条款显然是知晓的，并且洪和平对此并未提出任何的异议。因此，虽然洪和平与孙声毅、王岩不存在合同关系，但洪和平事实上也知晓并认可了孙声毅、王岩、庄云生于2010年1月13日签署的协议书的内容，即洪和平已知晓并认可了孙声毅、王岩不对公司自设立以来的任何债务负责，该类债务均由庄云生承担。4.对比三份《股权转让合同》，可印证本次关于漳州鹭云升公司的股权转让，实际转让方系庄云生一个人。在孙声毅、王岩与余志孟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中，对于公司债务承担的事项设定了孙声毅、王岩的免责条款。而在庄云生与洪和平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中，则设定了相反条款，即“甲方（庄云生）作为漳州鹭云升公司的股东，知悉该公司的债权、债务情况，如因甲方在签订本合同时，未如实告知乙方（洪和平）有关该公司在股权转让前所负债务，致使乙方在成为公司股东后遭受损失的，乙方有权向甲方追偿。”本案三份《股权转让合同》系同时签署且为同一模板，但是在对公司债务承担的事项上，却约定了不一致的条款。可见，在本次股权转让的过程中，庄云生才是真正的股权转让方，而孙声毅、王岩应视为是受指示转让，为避免介入到庄云生、余志孟等人的纠纷中，特设了孙声毅、王岩的免责条款。5.假如确有存在余志孟等三原告所主张的损失，余志孟应向庄云生追偿，洪和平、林亚英应向余志孟追偿。 四、余志孟等三原告主张的损失没有法律依据。1.余志孟等三原告主张的7421991.48元并非其实际损失。根据其提供的（2012）思民初字第12488号民事判决书，在与刘峰辉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思明法院最终认定厦门鹭云升公司系该笔借款的债务人，庄云生、徐丽影、漳州鹭云升公司承担该笔借款的连带担保责任。漳州鹭云升公司在承担了债务人与刘峰辉借款的清偿义务后，有权向厦门鹭云升公司以及庄云生、徐丽影追偿。余志孟等三原告代漳州鹭云升公司清偿债务后，其即成为漳州鹭云升公司的债权人，余志孟等三原告有权向漳州鹭云升公司追偿该笔款项，同时余志孟等三原告亦可以通过代位求偿向庄云生、徐丽影、厦门鹭云升公司追偿。这些均为余志孟等三原告的法定权利。本案中，余志孟等三原告并未证明其已穷尽行使了相关的法定救济途径，在此情况下就无法确定其实际损失。换言之，假如余志孟等三原告可向上述主体追回部分款项，则其损失就不应当以7421991.48元计算。2.余志孟等三原告主张的643万元损失款没有法律依据。首先，本案中余志孟等三原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案外人李佳奕、陈家福等人关于股权定价的依据，亦未提供证据证明该份股转合同已经履行完毕。其次，思明法院查封并未使漳州鹭云升公司名下案涉企业用地的价值受到贬损。通过对比余志孟等人向庄云生收购股权时的价格，以及余志孟转让股权时的价格可知，漳州鹭云升公司名下的案涉企业用地事实上不但没有因为查封而受到贬损，在查封期间价格还有大幅度的增长。最重要的是，不管是余志孟还是洪和平、林亚英在2011年10月份即已接管了漳州鹭云升公司（在余志孟与洪和平、林亚英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甲方保证在本协议签订之日将漳州鹭云升电子有限公司的资产及所对应的包括土地立项批文、土地协议书等所有文件资料、公章、财务专用章……等移交给乙方”）。而刘峰辉于2013年2月25日申请强制执行。也就是说，最迟在2013年2月份期间，思明法院已经查封了漳州鹭云升公司名下的土地。因此，余志孟等三原告显然知道土地被查封的事情。而余志孟等三原告与案外人李奇宝、陈传义于2016年5月12日已经签署过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书》，而后又重新签署一份《股权转让协议》。显然是因为余志孟等三原告在2016年5月12日签署协议时，并未如实向股权受让方披露案涉企业用地被查封的事实，而后才导致双方重新调整股权作价。因此该643万元的损失，实际上是余志孟等三原告自身原因引起的。另外，余志孟等三原告以名为股权转让实为土地转让的方式，以977万元的价格受让了漳州鹭云升公司的股权，之后以2700万元的价格转让，已获得巨大的利益，要求孙声毅、王岩承担该类损失没有法律依据。值得说明的是，余志孟等三原告与李奇宝、陈传义之间实际上是关于漳州鹭云升公司名下案涉企业用地的交易。如果不是该案涉企业用地被刘峰辉申请思明法院查封，亦不存在李奇宝、陈传义代为向刘峰辉偿付欠款的情况。因此，归根结底系因为余志孟等三原告向李奇宝、陈传义隐瞒了土地被查封的事实，而导致一系列的交易问题。余志孟等三原告不应将自身的过错强加于无关的第三人。 综上所述，余志孟等三原告向孙声毅、王岩主张的诉求没有事实及法律的依据，应予以驳回。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供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一、庄云生等三被告系漳州鹭云升公司的原股东。2010年1月13日，庄云生等三被告签订一份《协议书》，约定庄云生受让孙声毅、王岩持有的漳州鹭云升公司各20%的股份，转让款1668000元于2010年3月13日支付，逾期支付则按2%的月息自2010年3月13日起计算利息；自2010年1月13日起漳州鹭云升公司的一切债权、债务由股东庄云生全部承担并对该公司发生的一切损失负全部责任，2010年1月13日之前的一切债务亦由庄云生一并承担，孙声毅、王岩对公司一切经营活动不承担任何责任；股权转让以股权转让协议书签署并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后方为生效。 2011年10月19日，庄云生和余志孟签订编号为漳鹭云升11-02《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庄云生所欠余志孟的工程款一部分以股权转让形式支付，其余由庄云生贷款后支付。关于股权转让部分，约定：1.庄云生转让案涉企业用地51.22亩中的35亩予余志孟，占公司总股份的68.33%（其中含庄云生回收孙声毅及王岩原有股份），转让后余志孟占公司68.33%股份，庄云生占31.67%股份；2.庄云生承诺在余志孟进入公司之前的所有债权债务由庄云生负责，协议签订后庄云生负责3天内将孙声毅、王岩的股权收回并公证授权至庄云生名下，庄云生委托余志孟办理该股权变更手续；3.回购孙声毅、王岩股份的费用......暂由余志孟代垫；4.本协议签订后双方移交漳州鹭云升公司的所有公司资料，以便余志孟办理变更手续，庄云生应积极配合办理股权变更手续。 同日，余志孟与洪和平、林亚英签订编号为漳鹭云升11-03《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余志孟将其持有的漳州鹭云升公司35亩企业用地以每亩20万元的价格计700万元转让洪和平、林亚英（其中洪和平占60%、林亚英占40%），连同其地上约定2000平方米的框架厂房200万元、委托变更手续费、土地使用税等，共每亩2.2万元，以上合计每亩22.2万元，总计977万元。双方约定:1.余志孟保证漳州鹭云升公司未将公司资产设定抵押或向他人作任何其他担保，否则由此引起的所有责任，由余志孟承担，厦门鹭云升公司对本股权转让前的漳州鹭云升公司所产生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余志孟于协议签订之日转移公司全部资料；3.余志孟负责办理漳州鹭云升公司的股权变更手续；4.余志孟负责将案涉35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于90日内办理至漳州鹭云升公司名下。 2011年12月2日，庄云生、余志孟、洪和平签订编号为漳鹭云升11-04《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庄云生将漳州鹭云升公司名下涉案企业用地转让100%给余志孟（其中含庄云生收回孙声毅及王岩各20%的股份）；余志孟受让后，将其中35亩土地股权变更为洪和平；回购孙声毅、王岩股份的费用共计...万元；本协议作为11-02《股权转让协议》的补充，股份比例以本协议为准。 2011年12月6日，余志孟分别向孙声毅、王岩账户转账1030680元、1028680元。 二、2011年12月6日，庄云生与洪和平还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合同》，约定庄云生将其持有的漳州鹭云升公司60%股权作价200万元转让予洪和平，同时约定庄云生对未如实告知洪和平该公司股权转让前所负债务致使后者遭受损失的，洪和平有权向庄云生追偿。该协议经龙海市公证处公证，并出具（2012）闽龙证内经字第024号公证书。 同日，余志孟分别与孙声毅、王岩签订两份《股权转让合同》，约定孙声毅、王岩分别转让其持有的漳州鹭云升公司20%的股权作价40万元转让予余志孟。该二份协议均约定：余志孟知悉并承认漳州鹭云升公司于2010年1月13日达成的内部股东协议，自2010年1月13日起该公司的一切经营活动及债权、债务（包括之前的债务）均由股东庄云生全部承担并对该公司发生的一切损失负全部责任；如今后余志孟对股权转让前公司的债权、债务有异议可直接与股东庄云生协商解决，孙声毅/王岩不负任何责任。该二份协议亦经龙海市公证处公证，并分别出具（2012）闽龙证内经字第026号、第028号公证书。 三、2014年4月23日，漳州鹭云升公司的股东由庄云生等三被告变更为余志孟等三原告。 四、2016年5月12日，余志孟等三原告（甲方）与案外人李奇宝、陈传义（乙方）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甲方将漳州鹭云升公司全部股权转让予乙方。协议约定了转让款3343万元的支付方式及交易流程等；甲方承诺漳州鹭云升公司在完成股权变更前没有对外担保；合同还约定了各方的其他权利义务关系。 2017年1月16日，余志孟等三原告（甲方）与案外人李佳奕、陈家福（乙方）等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合同书》，约定鉴于甲方与李佳奕之父李奇宝、陈家福之父陈传义于2016年5月12日就甲方持有的漳州鹭云升公司股权转让予李奇宝、陈传义的事项达成《股权转让协议书》。在该协议书基础上，经协商甲方同意将漳州鹭云升公司持有的100%股权及该公司所有的全部财产的转让价格由3343万元调整为2700万元转让给乙方。 2017年2月20日，漳州鹭云升公司的股东由余志孟等三原告变更为李佳奕、陈家福；2017年9月8日，漳州鹭云升公司变更企业名称为漳州传龙工贸有限公司。 五、余志孟等三原告主张因涉案企业用地被司法查封，其三人被李奇宝、陈传义起诉至集美法院。后因资金周转困难，洪和平、林亚英、余志孟约定前述股权转让价格由3343万元变更为2700万元，并预留1100万款项用于处理刘峰辉案件。对此，其提供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2016）闽0211民初2569号之二民事裁定书，及漳州传龙工贸有限公司出具《情况说明》，该《情况说明》与余志孟等三原告的上述主张一致。 六、2009年11月17日，厦门鹭云升公司与案外人刘峰辉签订《借款合同》，漳州鹭云升公司、庄云生、徐丽影为该借款提供担保。合同约定借款金额为320万元，期限自2009年11月17日至2009年12月7日，月利率为3.5%；担保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范围包括借款本金、利息......实现债务和担保权利的费用及所有其他应付费用。 2012年12月10日，刘峰辉向思明法院起诉要求厦门鹭云升公司偿还前述借款等债务，漳州鹭云升公司、庄云生、徐丽影承担连带责任。思明法院作出（2012）思民初字第1248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厦门鹭云升公司偿还借款本金320万元及利息，并支付主张债权费用40050元；漳州鹭云升公司、庄云生、徐丽影对前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2013年8月26日，思明法院出具《查封财产通知书》，告知刘峰辉已于2013年7月30日查封漳州鹭云升公司名下涉案企业用地。 2017年3月至2017年8月期间，漳州鹭云升公司向刘峰辉支付7421991.48元，分别为：2017年3月1日由案外人陈传义向刘峰辉支付200万元，2017年4月1日由案外人陈传义向思明法院账户支付3652225.48元，2017年8月2日由案外人陈小萍向思明法院账户支付1769766元。对此，漳州传龙工贸有限公司的《情况说明》载明上述款项系漳州鹭云升公司向刘峰辉清偿的债务，属于前股东余志孟、洪和平、林亚英所有。之后，漳州鹭云升公司名下涉案企业用地解除查封。 八、2018年4月18日，庄云生向孙声毅、王岩出具《说明函》，陈述案涉股权转让流程、余志孟代庄云生支付孙声毅、王岩股权转让款等情况，并承诺本案项下的债务由庄云生承担，若给王岩、孙声毅造成损失，庄云生愿意承担。 洪和平、林亚英、余志孟主张该证据形成时间为2018年，目的性强，对三性均不予确认。 九、2018年12月4日，思明法院出具（2018）闽0203执6979号民事裁定书，该裁定书载明申请执行人为漳州传龙工贸有限公司，被申请执行人为厦门鹭云升公司，因本案被申请执行人厦门鹭云升公司名下暂无可供执行财产，漳州传龙工贸有限公司同意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因此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上述事实，有《协议书》、漳鹭云升11-02《股权转让协议》、漳鹭云升11-03《股权转让协议》、漳鹭云升11-04《股权转让协议》、转账凭证、（2012）闽龙证内经字第024号、026号、028号公证书、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股权转让协议书》、（2016）闽0211民初2569号之二民事裁定书、《情况说明》、（2012）思民初字第12488号民事判决书、《查封财产通知书》、《说明函》、（2018）闽0203执6979号民事裁定书等证据以及法庭笔录等在卷材料予以佐证，足以认定。 本案争议焦点为余志孟等三原告与庄云生等三被告之间的股权转让交易流程及案涉各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 余志孟等三原告主张依（2012）闽龙证内经字第024号、026号、028号公证书所载之三份《股权转让协议》之约定，系庄云生向洪和平转让60%股权，孙声毅及王岩分别向余志孟转让20%的股权。 孙声毅、王岩主张案涉股权转让流程为孙声毅、王岩向庄云生转让股权后，庄云生再将其所持有的股权全部转让予余志孟，余志孟随即将其中的35亩企业用地对应之股权转让予洪和平与林亚英。 庄云生提交的《说明函》所述与孙声毅、王岩所述一致。 本院认定如下，孙声毅、王岩及庄云生的主张应予采信，理由如下：1.庄云生和余志孟签订的漳鹭云升11-02《股权转让协议》明确载明余志孟受让庄云生的股权“包含庄云生收回孙声毅及王岩的原有股份”，并约定回购孙声毅、王岩股份的费用“由余志孟代垫”；2.庄云生与余志孟、洪和平签订的漳鹭云升11-04《股权转让协议》明确载明庄云生将其持有100%股权转让予余志孟，且再次重申了“包含庄云生收回孙声毅及王岩的原有股份”，并约定余志孟将其中35亩企业用地所占股权变更为洪和平，还再次确认了回购孙声毅及王岩的股权价款；且该协议明确系漳鹭云升11-02《股权转让协议》的补充，即三人知悉并认可漳鹭云升11-02《股权转让协议》；3.余志孟等三原告签订的漳鹭云升11-03《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余志孟转让35亩企业用地股权予洪和平、林亚英，余志孟对股权项下债权债务承担责任，该协议约定的余志孟与洪和平之间的股权转让标的、份额等与漳鹭云升11-04《股权转让协议》均一致；4.（2012）闽龙证内经字第026号、028号公证书所载的两份股权转让协议再次强调余志孟“知悉并承认漳州鹭云升公司于2010年1月13日达成的内部股东协议”；5.余志孟于2011年12月6日分别向孙声毅、王岩转让支付的股权转让款项与（2012）闽龙证内经字第026号、028号公证书所载的两份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款项不一致，与庄云生等三被告签订的《协议书》中关于股权转让款及逾期利息计算所得的欠款更为一致。 综上，案涉当事人签订了多份股权转让协议，（2012）闽龙证内经字第024号、026号、028号公证书所载之三份《股权转让协议》与漳鹭云升11-02、11-03、11-04三份《股权转让协议》项下之标的物一致，即均为庄云生等三被告所持有之漳州鹭云升公司股权，但交易相对方及交易价款均有冲突，故其中有一组协议系各方基于虚假之意思表示所签订，并不反映真实交易情况。根据前述分析，本院认为（2012）闽龙证内经字第024号、026号、028号公证书所载三份《股权转让协议》系案涉原、被告之虚假意思表示，并非真实意思表示，其隐藏的是漳鹭云升11-02、11-03、11-04三份《股权转让协议》所体现的真实股权交易行为。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关于“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之规定，（2012）闽龙证内经字第024号、026号、028号公证书所载三份《股权转让协议》不能作为认定案涉股权转让交易流程的依据。 本院认为，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漳鹭云升11-02、11-03、11-04三份《股权转让协议》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其形式与内容均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之规定，合法有效。根据该三份协议，余志孟受让股权的相对方系庄云生，而洪和平、林亚英受让股权的相对方为余志孟；即孙声毅、王岩与余志孟等三原告之间均不存在股权转让合同关系，洪和平、林亚英与庄云生亦不存在股权转让合同关系。余志孟等三原告基于股权转让关系向孙声毅、王岩主张相应损失，以及洪和平、林亚英基于股权转让关系向庄云生主张相应损失均无合同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根据漳鹭云升11-02及11-04两份《股权转让协议》之约定，庄云生转让其持有的漳州鹭云升公司名下100%的股权予余志孟，并承诺对余志孟进入公司之前的所有债权债务承担责任。根据在案证据可以证实，余志孟等三原告事实上承担了漳州鹭云升公司于2009年因担保所负的债务，即7421991.48元，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该款项应由庄云生向余志孟承担，余志孟与洪和平、林亚英之间再另行处理。余志孟所主张该部分损失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还款日止的利息于法有据，应予支持。关于余志孟等三原告等主张股权转让差价损失643万元，本院认为交易差价取决于交易双方的磋商行为，主要系基于商务判断及交易需要，并非司法查封导致股权价值贬损，故以差价认定损失并不可靠且无法律依据。此外，余志孟等三原告作为出让方，负有知悉并告知标的瑕疵之义务，其作为股东不知案涉股权存在司法查封不合常理、亦不可归责他人，其在此情况下被诉并果如其所称不得不折价出售股权亦是其自身之过错，故余志孟等三原告主张的该部分差价损失，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庄云生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视为放弃抗辩的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庄云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余志孟7421991.48元及利息（以7421991.48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标准，自2019年10月28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 二、驳回原告余志孟、洪和平、林亚英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被告庄云生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04912元，由原告余志孟、洪和平、林亚英承担41158元，由被告庄云生承担63754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颜思远 人民陪审员  吴金叶 人民陪审员  高延毅 二〇二〇年六月三日 法官助理  张玲玲 代书 记员  蒋书砚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第一百四十六条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执行申请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