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浙1002行初10号原告徐夏建，男，1982年7月18日出生，汉族，住台州市路桥区。委托代理人管优优、罗琼琼，浙江海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台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住所地台州市市府大道468号。法定代表人黄伟军，局长。委托代理人徐钟亚健、陈明，浙江海贸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政府路北办事处，住所地台州市路桥区腾达路1999号。法定代表人余宇环，主任。委托代理人陈正观、陈一涵，浙江晓法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台州市路桥新城开发管理委员会，住所地台州市路桥区腾达路2129号路桥广电大楼。法定代表人陈晓彤，主任。委托代理人陶星希，台州市路桥新城开发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江志东，浙江海贸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徐夏建为与被告台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下简称市自规局）行政协议行为一案，先以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政府为被告于2019年11月1日向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经该院释明后，变更为本案被告，经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浙10行初249号行政裁定书裁定由本院管辖。本院于2020年1月17日予以立案受理，依法组成合议庭，依原告申请追加了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政府路北办事处（以下简称路北）、台州市路桥新城开发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新城管委会）为第三人参加诉讼。2020年5月27日，本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徐夏建及其委托代理人管优优，被告市自规局的应诉负责人杨正敏及委托代理人徐钟亚健，第三人路北的委托代理人陈正观、陈一涵，第三人新城管委会的委托代理人陶星希、江志东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徐夏建诉称，2012年4月18日，原告与第三人新城管委会、路北签订《房屋拆迁安置补充协议书》，约定双方2006年5月30日签订的拆迁安置协议及已建一间立地房安置面积调整到与前蔡村享有相同安置政策，原告共需安置套房面积210㎡，已在碧波家园安置套房120㎡，现需在改造后的和平苑小区安置套房面积90㎡，根据套型设计超出安置面积部分按收购价2600元／㎡结算，地下车位价格按600元／㎡结算，具体面积待套式安置房抽签分房后按实结算。因和平苑小区未按时建设后又调剂到洋洪小区，现原告于2018年12月11日已完成在洋洪小区抽签确定的拆迁安置房屋，即位于路桥区洋洪小区4-1-503及搭配的地下车位号为169号的不动产系原告所有，房屋面积约为120㎡、地下车位约为30㎡（上述均已含公摊面积）。原本应按协议书约定支付给被告房屋超出安置面积部分的收购价为30㎡×2600元／㎡﹦78000元，车库收购价为30㎡×600元／㎡﹦18000元，共计96000元。现被告却无故提出要求原告房屋超出安置面积部分的收购价按30㎡×7600元／㎡﹦228000元、车库收购价按6万元一个车库计收，共计288000元。两者之间差距192000元。现被告以原告不按他们的方案支付就拒不交付房屋，无奈涉诉。综上所述，原告认为被告无故提出收购价并拒不交付房屋的行为已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起诉请求判令被告按《房屋拆迁安置补充协议书》第二条价格核算原告在洋洪小区4-1-503的安置房价格。原告徐夏建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房屋拆迁安置补充协议书、公证书，拟证明双方存在拆迁安置关系。2.分房大会，拟证明安置房分配通过抽签并公证确认的事实。3.政府信息公开，拟证明路桥区洋洪小区4-1-503及搭配的地下车位号为169号的不动产系原告所有。被告市自规局辩称，2006年5月29日，原告与台州市路桥区远东商贸广场管理委员会即现新城管委会、路北签订了［2006］第10号《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该协议书第二条约定：“乙方（指原告，下同）已有立地式住宅壹间，套式安置建筑面积120㎡，其他60㎡。”即按“部分立改套”安置政策对原告实行安置。该协议书第五条约定：“乙方套式安置房坐落在碧波家园小区内，具体位置、幢号、楼层待安置房屋建成后抽签确定。乙方套式安置面积及套型：大套（120㎡）壹套，小套（60㎡）壹套。”据此约定，原告可按“部分立改套”安置政策享受120㎡和60㎡安置房各一套。由于原三角陈村（撤扩并后更名为“和兴村”，下同）享受“部分立改套”安置政策的被征收人要求与前蔡村享受相同安置待遇以及碧波家园小区房源不足等原因，新城管委会和路北同意，在已给予原告碧波家园120㎡套型安置房的基础上，再给予原告“在改造后的和平苑小区安置套房面积90㎡”。与原《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对比，原告享受的安置房建筑面积增加了30㎡。2012年4月18日，新城管委会和路北共同与原告签订了［2012］第8号《房屋拆迁安置补充协议书》。后因和平苑小区未启动建设，原三角陈村享受“部分立改套”安置政策的被征收人多次通过和兴村村委会向新城管委会和路北要求尽快落实安置房。和兴村村委会于2018年11月5日向新城管委会和路北提交的申请书提出“将这部分村民在自愿的前提下安置到路北范围内的其他安置小区，可在剩余房源中进行选择确定。若安置套型不足，建议升级套型，但对超过协议套型安置的面积部分，要求按路新城（2018）26号文件中确定的7600元／㎡结算”。新城管委会和路北于2018年11月29日召开对接会，经充分讨论后同意，“和兴村（原三角陈村）44户村民在洋洪小区、景都佳苑、双水名苑等三个安置小区余房中进行安置，需安置的套型分别为90㎡、120㎡、150㎡、180㎡。由于已建成的安置房中没有90㎡和150㎡的房源，明确安置90㎡的户选择120㎡套型安置，安置150㎡的户选择180㎡安置，超出协议安置面积的30㎡按路新城（2018）26号文件第八条确定的市场价7600元／㎡结算。”2018年12月11日，新城管委会和路北在路北××××楼会议室举行分房抓阄仪式，原告参与抓阄并分得洋洪小区4-1-503。后因部分90㎡套型升级为120㎡套型村民提出配置车位的要求，新城管委会和路北于2019年2月21日召开会议讨论，确定车位按照6万元／只的市场价进行结算。根据原告与新城管委会和路北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第一条约定“原告除在碧波家园安置套房120㎡外，需在改造后的和平小区安置套房面积90㎡大型且不含车位的安置待遇”。所以，超出房屋拆迁安置补充协议书约定的面积30㎡及车位不属于原告原本应享受的安置待遇。针对上述超出约定的30㎡及车位，原告所在的和兴村村委会申请书中，对超出部分面积要求按照路新城（2018）26号文件中确定的7600元／㎡计算，后新城管委会和路北召开会议，同意和兴村村委会提出的要求，并确定车位按照6万元／只的市场价计价。被告认为，新城管委会和路北对原告超出的30㎡及车位分别按照7600元／㎡、6万元／只的市场价计算，不违反法律规定。《房屋拆迁安置补充协议书》第二条第二款约定：“根据套型设计超出安置面积部分按收购价2600元／㎡结算。”该条是在原享受的“安置大型面积”为90㎡的中套套型前提下所做的约定，并且根据《房屋拆迁安置补充协议书》第三条第二款约定，可以大型为大套120㎡、中套90㎡，小套60㎡。因此，2600元／㎡是在90㎡的中套套型下，对超出90㎡的极小部分面积的收购结算价，并非是由中套升级为大套之间的面积差设定的收购价，原告对该条款理解不当。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市自规局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2006]第10号《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2012]第8号《房屋拆迁安置补充协议书》，拟证明原告所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事实和内容。2.《申请书》，拟证明和兴村村委会要求易地安置的事实。3.《新城路北对接会会议纪要》，拟证明易地安置房屋和车位价格。4.《路北洋洪安置小区分房统计表》，拟证明原告参与抓阄及所得安置房屋的事实。5.路新城[2018]26号关于要求明确《路桥区新城、飞龙湖区域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结算办法（试行）》第三人路北述称，一、原告现在安置的房屋位于洋洪小区，而非《房屋拆迁安置补充协议书》中约定的和平苑小区。根据《房屋拆迁安置补充协议书》（以下简称《补充协议》〉第三条之约定“1、乙方套式安置房屋坐落在改造××××村和平苑小区内，具体位置、幢号、楼层待安置房屋建成后抽签决定。2、乙方套式安置面积及套型：乙方应安置面积共90㎡。套型：大套（120㎡）,中套（90㎡），小套（60㎡）。”但依据原告提出的事实与理由及相应证据，可以确定现在的套式安置房为路桥区洋洪小区4-1-503，房屋面积为120㎡，地下车位30㎡。原告实际安置的房屋地点、面积均与《补充协议》中的原约定不符，原告理解的《补充协议》的标准确定其多出的面积与车位的结算价，完全是一个误解。二、原告对《补充协议》第二条第2款理解与适用不当。据《补充协议》第二条第2款约定，“根据套型设计超出安置面积部分按结算价2600元／㎡结算，”以及第三条第2款约定：安置的房型为：大套（120㎡）,中套（90㎡），小套（60㎡），可以确定2600元／㎡是在原告享受的“安置套房面积”为90㎡的中型套型的前提下所做的约定，针对的是超出90㎡极小部分设定的结算价，并非是由中套升级为大套之间的面积差设定的结算价，原告对该条款的理解不当。三、原告超出《补充协议》安置面积的30㎡应当按照7600元／㎡、车位6万元／只的市场价结算，于法有据，合法有效。针对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事项，路桥区人民政府根据《台州市路桥区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实施办法》制定路新城［2018］26号文件，对相关房屋安置的结算方法做出了详细的规定并依法进行了公示。而和兴村村民委员会根据该文件规定，代表原告等44户提出申请，并在申请书中明确要求“安置至其他小区，若安置房型不足，建议升级套型，对超出协议套型安置的面积部分按照路新城［2018］26号文件中确定的7600元／㎡结算“。在收到上述申请后，新城管委会和路北召开会议，对申请事项进行讨论，并制作相应的会议纪要，同意了申请书中的申请事项。在原告提出要配套车位后，新城管委会和路北亦及时召开会议，制作相应会议纪要，确定车位按照6万元一只的市场价进行计价，该价格也符合路新城［2018］26号文件中确定的车位价格。四、原告对超出《补充协议》安置面积的30㎡和车位按照市场价支付相应的结算款，合情合理。根据相关安置政策及安置协议的约定，原告仅能享受安置套房90㎡的安置待遇，现在安置的房屋面积为120㎡，并配备一个30㎡的车位，所超过的30㎡及车位并不包括在安置政策中，必然不能享受安置政策的优惠价格。且7600㎡的结算价也明显低于正常的市场价。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路北在开庭前提交了和兴村村民委员会的《申请书》、两份会议纪要及路新城［2018］26号文件，拟证明系在因和兴村村民委员会代表44户被拆迁村民申请下，被告对原告变更了安置地点、安置套型，并言明了超出面积部分的结算价格，该结算价格并无不当。第三人新城管委会述称，2006年5月29日，原告与现第三人新城管委会的前身台州市路桥区远东商贸广场管理委员会、第三人路北签订了《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约定对原告实行“部分立改套”安置政策进行安置，在碧波家园小区内安置原告120㎡和60㎡安置房各一套。后由于碧波家园小区房源不足，在碧波家园小区安置了原告一套120㎡套房的基础上，两第三人又与原告于2012年4月18日签订了《房屋拆迁安置补充协议书》，约定在改造后的和平苑小区给原告安置套房90㎡，增加了30㎡。由于各种原因，和平苑小区未启动建设。享受“部分立改套”的村民多次通过和兴村村委会要求两第三人尽快落实房屋安置。和兴村村委会于2018年11月5日向两第三人提交了《申请书》，表达了“部分立改套”村民愿意在洋洪小区、景都佳苑、双水名苑等三个安置小区余房中进行安置，由于三个小区中没有90㎡和150㎡的房源，可上调一个档次的套型，即原安置90㎡的选择120㎡套型，原安置150㎡的选择180㎡套型。两第三人于2018年12月11日在路北××××楼会议室举行了分房抓阄仪式，原告参与抓阄并分得洋洪小区4-1-503房屋。按照前述协议和补充协议，原告尚能享受90㎡的安置房屋，由于变更后的安置小区没有90㎡的房源，所以经村委会对接沟通，选择120㎡套型的面积安置，该120㎡大型房型超出了补充协议约定的安置套型，该超出的30㎡面积和车位均不属于原告应享受的安置待遇，应该按照路新城（2018）26号文件第八条确定的市场价7600元／㎡结算，原告另行购买的车位也应按相应的市场价结算。原告要求按照补充协议第二条第2款结算不当，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新城管委会在开庭前向本院提交了和兴村村民委员会的《情况说明》、附表,拟证明原告对变更原协议的安置地点、安置套型和超出面积部分的结算标准是明知并接受的。经庭审质证，原告及两第三人对被告所举的［2006］第10号《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2012］第8号《房屋拆迁安置补充协议书》、《路北洋洪安置小区分房统计表》等证据无异议，本院对该三份证据予以采信。原告对被告所举的两份会议纪要及和兴村村委会出具的《申请书》的证明对象有异议，认为该三份证据不能证明原告知道并接受变更安置地点、安置面积后的结算价格；两第三人对该组证据无异议。本院认为，该三份证据来源真实，但是否能证明被告的证明目的，还需要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证。原告对被告所举的路新城［2018］26号关于要求明确《路桥区新城、飞龙湖区域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结算办法（试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本案拆迁安置协议签订于2012年之前，文件明显晚于协议签订时间，不适用于本案。两第三人对该文件无异议。本院认为，该文件来源真实，但是否适用于本案，尚需结合其他证据定。原告对第三人新城管委会提供的《情况说明》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和兴村村委会确实组织召开过被拆迁村民会议，只有原告和部分被拆迁村民参加，会议仅告知在洋洪小区、景都佳苑、双水名苑三个小区安置，原安置90㎡套型的可选择120㎡套型，什么时间分户抓阄等问题，并未告知超出安置面积差价的结算价格，不能证明第三人新城管委会的证明目的。被告和第三人路北对该证据无异议。本院认为，该证据来源真实，但并不能据此证明原告在该次会议知晓了面积差的结算价格并予以接受，故对该证据的证明对象本院不予采信。根据上述采信的证据，结合庭审中各方当事人的陈述意见，本院确认如下事实：原告系原台州市路桥区路北三角陈村村民，撤扩并后，现属和兴村村民。2006年，原三角陈村进行整村立改套拆迁，原告代表该户与原台州市路桥区远东商贸广场管理管委会（现更名为新城管委会）、路北签订了［2006］第10号《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约定应在碧波家园小区为原告安置120㎡和60㎡套房各一套，协议签订之后三年内交付使用。因碧波家园小区房源不足，原告仅在碧波家园安置了一套120㎡大型的房屋，尚有60㎡面积尚待安置。2012年，经原告和原三角陈村共44户村民同意，未安置房屋变更到拟改造的和平苑小区安置，原告因此和两第三人签订了《房屋拆迁安置补充协议书》，约定在改造后的和平苑小区安置套房面积90㎡，以1100元/㎡的优惠价结算。其中第二条第2款规定：“根据套型设计超出安置面积部分按收购价2600元/㎡结算，具体面积待套式安置房抽签分房后按实结算。”该条第3款规定：“确保大套以上有一个地下车位，地下车位价格按600元/㎡结算。具体面积待套式安置房抽签分房后按实结算。”结合该协议第三条第2款，对原告安置面积为90㎡，属中套套型。2018年11月5日，路桥区路北和兴村村民委员会向两第三人提交申请，主要内容是：要求对原安置在碧波家园小区、后改到拟建的和平苑的原三角陈村44户村民，安置到路北的其他安置小区，可在剩余房源中进行确定选择。若安置套型不足，建议升级套型，但对超出协议大型安置的面积部分要求按路新城［2018］26号文件中确定的7600元／㎡结算。2018年11月29日，经两第三人讨论后，同意了该方案。因90㎡升级为120㎡套房后，120㎡套房搭配的车位价格未作明确，两第三人于2019年2月21日再次进行讨论，决定120㎡套房搭配的车位按6万元／只进行结算。2018年12月11日，原告参加了120㎡套型的分房抽签，抽得洋洪安置小区4-1-503室，搭配的车位为169号。因对90㎡套型升级为120㎡套型产生的30㎡面积差和多安置的车位结算价格产生争议，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认为，原告的诉讼请求是要求在原拆迁安置协议、补充协议以外的安置地点及超过原约定的安置面积，对因之产生的差额面积按照原拆迁安置协议、补充协议约定的价格结算，该诉讼请求，涉及到对原拆迁安置协议、补充协议的变更问题。对原拆迁安置协议、补充协议的变更，需要原协议相对方当事人的合意，也即原告和代表被告的两第三人双方的合意。根据原告之前与两第三人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房屋拆迁安置补充协议书》以及协议的执行情况，被告尚应在和平苑小区安置给原告90㎡套型的房屋。现因和平苑小区建造无法启动，原房屋拆迁安置协议及补充协议无法实现，故原协议相对方可以就原协议达成的内容进行变更或撤销，或被告基于行政优益权进行变更或解除。但纵观全案证据和当事人陈述，就案涉协议执行的安置地点、安置套型变更及超出原安置面积的结算价格，双方均未进行过协商并形成合意，被告也未单方作出关于上述内容的变更决定，原协议未经变更或解除，双方仍应予以执行。和兴村村委会非拆迁安置协议的合同相对人，未经原告有效授权，其申请对包括原告在内的44户村民进行异地安置，不能视为是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告参加异地安置分房抓阄，亦不能视为原告接受了被告主张的协议变更内容。故对被告提出的和兴村村委会代表原告等44户表达了变更协议的请求、原告明知面积差结算价格并接受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同样，原告经抓阄后确定的房号和车位号，在原、被告未达成变更协议合意前仅是一种权利预设，只有在双方达成变更合意后，原告才能根据变更协议获得该房屋和车位的安置。原告当庭陈述其抓阄后，拒绝了两第三人要求在变更协议上签字，可见原、被告双方并未达成变更原拆迁安置协议的合意，原协议约定的面积差结算价格并不必然推及新安置地点、安置户型的结算。因此，原告直接起诉要求被告在协议以外的安置地点、超出协议约定的安置面积、按原协议的面积差价格进行安置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因情势变更，本案涉行政协议已然无法在约定的和平苑小区实现安置，如何解决原协议的执行问题不属本案处理的范围，但被告应及时、主动和协议相对方进行协商以寻求解决途径；协商不成的，亦应本着诚信、负责的态度，以其他方式公平、合理地予以落实安置，履行行政机关应尽的法定职责以及合同义务,对此本院予以指正。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徐夏建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徐夏建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邵 丹审 判 员  陈欢欢人民陪审员  刘志江二〇二〇年六月三日书 记 员  杨 萍附：本案判决所依据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