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91民初1664号原告：绮丽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青岛市南京路2号。法定代表人：赵明耀，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传国，北京市盈科（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增宝，北京市盈科（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敖放，男，汉族，1961年9月3日出生，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星儒，北京金诚同达（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梦丹，北京金诚同达（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绮丽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敖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2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4月13日、2020年5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增宝、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星儒、田梦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所签订的《合作意向书》；2.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将持有的30%的香港绮丽时装有限公司的股份过户给原告并协助办理过户手续；3.请求依法判令被告返还原告股权转让款150万美元；4.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偿还投资款1,767,473.09美元、5,175,002.53港元，并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自原告起诉之日至判决生效之日的利息，判决生效之日至实际履行之日的利息另行计算；5.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等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为了拓展海外生产基地，以满足国际市场需求，于2015年6月3日与被告签订《合作意向书》一份，共约定9条内容，其中包括：1.双方重组香港绮丽时装有限公司，原告投入现金150万美元，占香港绮丽时装有限公司70%的股份；被告将奥仕（香港）有限公司100%股权转让给原告，同时占香港绮丽时装有限公司30%的股份；2.双方一致同意香港绮丽时装有限公司为投资奥仕（越南）有限公司【重组后改名为绮丽（越南）时装有限公司】的唯一投资主体并全资收购拥有奥仕（越南）有限公司；3.被告负责尽快完成绮丽（越南）时装有限公司的名称变更等手续，该项工作应不迟于2015年7月1日完成……6.香港绮丽时装有限公司尽快完成改组、注册、变更股东和公司章程等。协议签订之后，原告依照《合作协议书》的约定于2015年7月13日支付被告150万元美元的股权转让款，并陆续投资4,622,928.52美元、5,175,002.53港元给被告用于设备采购、订单生产以及作为流动资金，至原告起诉时，尚有1,767,473.09美元、5,175,002.53港元未返还。同时原告也按约定将香港绮丽时装有限公司30%股份变更到了被告名下。原告依照约定履行了所有义务，但是被告却迟迟不履行协议义务，故意拖延阻挠奥仕（越南）有限公司的股东变更登记、更名以及法人变更，并且也未将奥仕（越南）的经营管理权以及财务权交给原告。更为恶劣的是被告撕毁《合作意向书》，将原告派到奥仕（越南）有限公司的相关工作人员赶出了越南的生产基地，使原告彻底失去了奥仕（越南）有限公司的全部控制权。被告的重大根本性违约导致双方合作协议无法继续履行，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导致原告合同目的根本无法实现，并给原告造成了重大损失。故原告恳请人民法院查清事实真相，依法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答辩意见如下：一、双方的交易已完成，原告的合同目的已实现，原告诉请解除《合作意向书》的本质是将合作经营的损失以及造成经营亏损的责任全部推卸至被告身上，不仅严重违约，亦缺乏基本的诚信。1.从原告提交的《合作意向书》可知，原告的合同目的在于以重组的香港绮丽时装有限公司收购奥仕（香港）有限公司100%股权的方式收购奥仕（越南）有限公司【奥仕（香港）有限公司持有奥仕（越南）有限公司100%股权】。而从被告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我方证据1、证据4）以及奥仕（香港）有限公司周年申报表（我方证据2、证据5）可知，香港绮丽时装有限公司与被告已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奥仕（香港）有限公司100%股权已变更至香港绮丽时装有限公司名下，即原告《合作意向书》附页中的交易目标——集团组织架构已完成。2.原告已完成对奥仕（越南）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首先，从我方提交的奥仕（香港）有限公司证书、印章、财务的交接材料（我方证据3、证据6）以及奥仕（越南）有限公司财务交接记录（证据7）可知，被告已完成公司证书、印章、财务的移交工作；其次，根据我方提交的原告派驻员工的记录（证据8）、绮丽（越南）时装有限公司会议纪要（证据10）可知，原告的法定代表人赵明耀亲自委派管理层进入越南公司，并全面组织工作，听取包括被告在内的员工进行汇报；再次，越南公司的员工管理和工资发放均经过原告派驻的管理层审批确认，原告还直接协调越南公司与其青岛公司之间用工的调配，原告已全面控制越南公司。3.被告已按照原告要求完成越南公司的更名工作。从我方提交的证据12《绮丽（越南）时装有限公司企业登记内容变更通知》以及证据13《绮丽（越南）时装有限公司企业登记内容变更确认书》可证明奥仕（越南）有限公司已按约定申请更名为绮丽（越南）时装有限公司。兴安省计划投资厅商业登记署已于2016年11月3日同意了该更名申请。综上所述，原告已完成对越南公司的股权收购以及实际控制，被告在《合作意向书》项下内容已履行完毕，不存在任何违约。事实上，原告主张解除合同的根本原因是由于越南公司发生了亏损和陷入困境。原告将其对越南公司的全部投入声称为对被告个人的“借款”，并诉请被告返还香港绮丽时装有限公司30%股权，同时刻意隐瞒其已获得了越南公司控制权并导致越南公司产生巨额亏损的事实。原告的诉讼请求无疑是要求“无过错方”“净身出户”，此恰恰证明原告推卸、抵赖投资损失的极不诚信行为，依法不应得到支持和保护。二、原告无权要求被告返还股权转让款150万美元。1.该150万美元是香港绮丽时装有限公司向被告支付的奥仕（香港）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款，该款项由原告向香港绮丽时装有限公司出借。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告只能向香港绮丽时装有限公司追偿，而无权向被告主张。根据原告自行提交的香港绮丽时装有限公司《股东协议》（原告证据3）第4.1条约定，“签署本协议后，绮丽集团和敖先生应当分别向公司提供股东出资贷款1,500,000美元和642,900美元，目的是根据《买卖协议》认购奥仕（香港）有限公司的全部已发行股本”，而该《股东协议》形成于《合作意向书》之后，并经过原告、被告以及香港绮丽时装有限公司三方签署，对三方均有约束力。因此，原告无权就该150万美元向被告主张任何权利。2.原告提供的证据亦不能证明150万美元已由其实际支付。从原告提交的证据2《收购奥仕股权付款单》可知，150万美元由三笔款项构成，均由案外人支付，但原告并未提供任何代付款的凭证，无法核实该款项与原告的关联性，亦无法证明该150万美元已由原告实际承担和支付。三、被告与原告之间不存在任何投资关系，原告第4项关于返还投资的诉讼请求没有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1.有关款项实为案外人香港绮丽时装有限公司作为越南公司股东对公司的经营投入，与原告无关。如上所述，香港绮丽时装有限公司已通过持有奥仕（香港）有限公司100%股权的方式100%控股越南公司。而在原告的起诉状和证据清单中亦承认其所诉请的款项用于“设备采购、订单生产以及作为流动资金”、“产品生产、工人工资发放、原料费用”、“设备款”等用途使用。而根据原告自行提交的证据4《付款凭证》可知，所有的款项均是以越南公司的名义申请，并通过书面、邮件等原告内部审批程序，由原告授权代表“宋维生”（原告的副总裁、香港绮丽时装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审批指示，最终用于越南公司的生产经营。因此，原告及案外人香港绮丽时装有限公司对款项的用途以及使用人是非常清楚的，该款项与被告无关，更不可能是借款。纵观全案，被告在《合作意向书》项下义务已履行完毕，原告所提及的争议实为双方关于越南公司内部经营的争议，应按照公司章程和有关途径解决，根本不是本案的审理范围。因此，原告的诉请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请依法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详见附录的证据目录清单），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6月3日，原告与被告签订《合作意向书》一份，约定：一、双方重组香港绮丽时装有限公司，原告投入现金150万美元，香港绮丽时装有限公司70%的股份；被告以奥仕（香港）有限公司100%股权并入新公司，占香港绮丽时装有限公司30%的股份。二、双方确认奥仕（越南）有限公司评估净资产为214.29万美元，双方一致同意，香港绮丽时装有限公司成为投资奥仕（越南）有限公司的唯一投资主体并全资收购奥仕（越南）有限公司。三、被告负责尽快完成绮丽（越南）时装有限公司的名称变更等手续，所需的清理债务资金，原告在投资到位后，可以预付的方式支付，具体金额有待双方进一步商定。该项工作应不迟于2015年7月1日完成。四、为保障绮丽（越南）时装有限公司正常资金周转和添置所需生产设备，原告承诺继续再注入150万美元的后续资金。五、若公司经营资金超出第四条所述的150万美元，超出部分由原被告双方融资借款，共担权利义务。六、香港绮丽时装有限公司尽快完成改组、注册、变更股东和公司章程等，公司董事名单待进一步磋商，董事成员一般由原告出任2名，被告出任一名。七、绮丽（越南）时装有限公司应于2015年7月1日开始运作，运作之前的历史遗留问题(含债权债务问题）由被告全权负责。八、双方约定尽快签订正式协议和转让合同，确定香港绮丽时装有限公司的公司章程、董事名单、绮丽（越南）时装有限公司新的关联架构等。九、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双方确认，签订上述《合作协议书》之前，原告是香港绮丽时装有限公司的100%股东，被告是奥仕（香港）有限公司的100%股东，奥仕（香港）有限公司是奥仕（越南）有限公司的100%股东。《合作协议书》签订后，原告将香港绮丽时装有限公司的30%股份转让给了被告。2015年7月10日，被告与香港绮丽时装有限公司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被告将其持有的100%奥仕（香港）有限公司股份转让给香港绮丽时装有限公司。2015年8月18日，经香港商业登记署登记，奥仕（香港）有限公司的唯一股东由被告变更为香港绮丽时装有限公司。即原告通过持有香港绮丽时装有限公司70%的股份，而香港绮丽时装有限公司全资控股奥仕（香港）有限公司、奥仕（香港）有限公司全资控股奥仕（越南）有限公司的间接控股方式，享有了奥仕（越南）有限公司的控制权。同时被告也持有香港绮丽时装有限公司的30%股份。双方作为香港绮丽时装有限公司的股东，通过子公司全资控股的方式，共同对奥仕（越南）有限公司进行经营。2015年9月1日，奥仕（香港）有限公司将包括公章、证照、支票等在内的全部经营凭证移交给了香港绮丽时装有限公司。被告并主张在此之前，原告在2015年7月14日已经派发了奥仕（越南）有限公司的员工工资，奥仕（香港）有限公司在2015年7月31日已经将财务进行了交接。2016年10月4日，原告委派的总裁赵明耀、被告及双方委托的其他人员召开了会议，签订了《绮丽（越南）时装有限公司会议纪要》。2016年11月3日，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兴安省计划投资厅商业登记署确认，奥仕（越南）有限公司已经更名为越南CHERRY（绮丽）时装有限公司。原告不确认该文件为已经更名完成的文件，主张属于申请文件。关于《合作协议书》约定的原告出资150万美元投资款，被告已经确认收到。但被告主张，付款主体不是原告，而是香港绮丽时装有限公司，原告则主张是其委托该公司付款。原告另主张依据《合作协议书》的约定，陆续投资了4,622,928.52美元、5,175,002.53港元给被告用于设备采购、订单生产以及作为流动资金，至原告起诉时，尚有1,767,473.09美元、5,175,002.53港元未返还。原告提交的证据中有7份原件，其中4笔汇给某青岛公司、2笔汇给奥仕（越南）有限公司、1笔汇给生产拉布机器的生产企业，金额合计86万美元。被告则主张付款人是香港绮丽时装有限公司不是原告，收款人也不是被告，不能证明原告的待证目的。原告提交的其他证据为复印件，被告均不予认可。2017年7月31日，被告在微信聊天中给原告发通知称：“绮丽集团有限公司、绮丽时装（香港）有限公司：赵明耀总裁：我正式通知由于贵方单方面违反双方在转让股份时已经达成的条款，双方的合作到今天为止即到2017年7月31日终止，在2017年7月31日之前（包括31日）的盈亏贵方承担70%我承担30%。相关股份转让款在双方确认最终亏损数据后我会退给贵方。我已决定贵方派出人员全部退出工厂。特告。敖放”本院认为，本案为合同纠纷，原告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涉案标的公司在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本案具有涉外、涉港因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之规定，本案当事人可以依法选择本案适用的法律。因当事人对法律适用未进行约定，原告所诉的合同履行义务均在被告方，而被告为我国内地居民，本案依法以我国内地法律为本案准据法。原告与被告于2015年6月3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书》，涉及多家公司的股权转让，其实质是通过相关股权转让的方式，让原告对目标公司即奥仕（越南）有限公司享有70%的控制权、被告享有30%，达到重组的目的。现原告委托香港绮丽时装有限公司投资了150万美元，对奥仕（越南）有限公司持股70%，因奥仕（越南）有限公司的评估净资产为214.29万美元，故相当于被告也投资了64.29万美元，持股30%。被告已经完成了协议约定的系列股权转让，原告已经成为香港绮丽时装有限公司70%的股东。而香港绮丽时装有限公司全资控股奥仕（香港）有限公司，奥仕（香港）有限公司全资控股奥仕（越南）有限公司，并且奥仕（香港）有限公司已经将奥仕（越南）有限公司的公章、证照、支票等在内的全部经营凭证移交给了原告控制的香港绮丽时装有限公司，该公司名称已经办理了更名手续（无论更名申请是否通过，被告均履行了合同义务而不是违约未办理），原告也委派了董事长赵明耀进行经营管理。即该《合作协议书》约定的重组目的已经达到，原告对目标公司享有了控制权，双方可以通过该方式共同对目标公司进行经营。2017年7月31日，被告在微信聊天中通知原告，双方的合作到2017年7月31日终止，在2017年7月31日之前（包括31日）的盈亏原告承担70%被告承担30%，相关股份转让款在双方确认最终亏损数据后会退给原告，原告派出人员全部退出工厂。可见在此之前双方正常合作了两年，被告在单方提出终止合作时声明双方在清算后按投资比例退回原告投资款。而原告主张被告收取原告投资款后，故意拖延阻挠奥仕（越南）有限公司的股东变更登记、更名以及法人变更，并且也未将奥仕（越南）有限公司的经营管理权以及财务权交给原告，与本案查明的基本事实不符。原告的主张证据不足，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予以驳回。原告另主张被告撕毁《合作意向书》，将原告派到奥仕（越南）有限公司的相关工作人员赶出了越南的生产基地，使原告彻底失去了奥仕（越南）有限公司的全部控制权，被告的重大根本性违约导致双方合作协议无法继续履行。对此本院认为，涉案《合作协议书》的主要合同权利义务是股权投资重组，该合同内容已经履行完毕。而双方在后续的合作过程中，合作破裂，则应对两年合作期间的盈亏进行清算，按投资比例处理双方的投资。现原告否认双方共同合作经营了两年的事实，以被告没有完成股权转让义务为由请求被告直接返还其投资款150万美元，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还主张被告应返还其余的投资款。一方面因其证据中大部分为复印件，本院无法采信，另七份的转账凭证原件也因收款人非被告、原告未提交完整证据链而不能证明为本案的投资款。另一方面如前所述，原告为目标公司投入的款项在合作两年后应依法清算后有盈余才能退回。现原告主张全部退回，违背基本事实，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被告于2015年6月3日签订《合作协议书》后，已经完成对目标公司的投资重组，原告对目标公司已经享有了70%的控制权，之后双方合作了近两年。原告主张被告违反《合作协议书》的义务构成根本性违约，要求解除原告《合作意向书》、股权回转登记并直接返还全部投资款依据不足，本院对其全部诉讼请求予以驳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二百五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绮丽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3,752元，由原告绮丽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彭 亮人民陪审员 同 峰人民陪审员 何奕龙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七日法官助理瞿德雄法官助理张怡扬书记员丘丽丹附：一、原告证据目录清单：证据1.《合作意向书》；证据2.收购奥仕股权付款单；证据3.绮丽时装制衣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英文和中文译本；证据4.付款凭证一宗（共计90笔）；证据5.微信聊天记录；证据6.证明书《公司董事决议证明》（关于受让AOCC100%股权）；证据7.证明书《公司董事决议证明》（关于转让香港绮丽30%股权）；证据8.证人证言；证据9.证人证言。二、被告证据目录清单：证据1.奥仕（香港）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证据2.奥仕（香港）有限公司周年申报表；证据3.奥仕（香港）有限公司交接签收单；证据4.《买卖协议》（即被告证据1《股权转让协议》中文译本）；证据5.香港公证转递《证明书》；证据6.香港奥仕公司交接签收单；证据7.越南奥仕公司财务交接记录；证据8.原告派驻员工记录；证据9.青岛绮丽佳荣制衣有限公司企业信用公示信息；证据10绮丽时装越南公司会议纪要；证据11.绮丽时装越南公司员工工资发放表；证据12.绮丽时装越南公司企业登记内容变更通知；证据13.绮丽时装越南公司企业登记内容变更确认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