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辽民终33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大连诚信橡塑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大连湾镇毛营子村。法定代表人：刘明章，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蓝永山，辽宁伯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兰兰，辽宁伯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嘉美达橡塑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保税区市场大厦301A-52-8。法定代表人：刘丹，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琨，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于环，辽宁和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大连诚信橡塑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诚信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大连嘉美达橡塑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美达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辽02民初1858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诚信公司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2019）辽02民初1858号民事裁定，指令一审法院对本案进行实体审理。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规定裁定驳回起诉，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该条款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诚信公司的一审起诉符合第四项起诉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条：“人民法院受理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以及他们相互之间因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提起的民事诉讼，适用本法的规定。”本案中，诚信公司与嘉美达公司是法人之间因财产关系提起的民事诉讼，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八条：“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民事案件：（三）最高人民法院确定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法发[2015]7号），辽宁所辖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3000万元以上一审民商事案件。本案诉讼标的额为54,510,760.37元，属于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综上，诚信公司的一审起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起诉条件，人民法院必须进行实体审理。一审法院依照此条裁定驳回起诉，明显违反该条规定。二、一审法院以本案属于同类法律关系应一案一立，分别审理，属于认定错误。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诉的合并：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被告提出反诉，第三人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可以合并审理。此条规定了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对于诉的客体，可以进行合并审理。其次，本案中，诚信公司提供的451份购销合同，虽不是同一法律关系属于同类法律关系，但同类法律关系一并审理属于诉的客体的合并，法律是有明确规定的，并不一定要一案一立。再次，本案451份同类购销合同出卖方均是诚信公司，买受人均是嘉美达公司，双方是长期合作关系，由嘉美达公司接揽订单，诚信公司加工产品，双方结算账款也是按期结算，并非按照单个合同结算，诚信公司认为合并审理比一案一审更有利于查清双方之间的账目关系，减少双方当事人的诉累，人民法院一次性解决也能节约司法资源。再次，中国裁判文书网公示的最高人民法院多份案例均支持了同类法律关系应合并审理的观点。如（2016）最高法民辖终302号、（2019）最高法民辖终425号、（2016）最高法民申2058号。因此，诚信公司将多份合同一并向一审法院起诉，一审法院应依据诉的客体的合并一案进行审理。综上所述，请求贵院查明事实，支持诚信公司的上诉请求。嘉美达公司辩称，不同意诚信公司的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一审裁定。诚信公司企业信息未变更前股东为刘丹、夏艳丽、张文喜，刘丹与夏艳丽系夫妻关系，夏艳丽系张文喜妻子的妹妹，而嘉美达公司的股东为刘丹、夏艳丽、张文喜、夏元都、夏艳云，夏元都与夏艳云、夏艳丽系兄妹关系，这足以证明诚信公司与嘉美达公司是存在关联关系的企业。在2020年1月7日以后,诚信公司在上诉期间变更了企业登记信息，变更后的法定代表人刘明章是刘丹父亲刘明堂的大哥，变更后的股东为刘峰、刘革，此二人系刘丹的弟弟，而该变更系在股东夏艳丽、张文喜不知情的情况下，且在诚信公司的股权转让纠纷（刘革诉刘丹、夏艳丽、张文喜）审理期间进行的违法变更，据此可知，无论变更后还是变更前，诚信公司与嘉美达公司之间是存在关联关系的企业；其二，诚信公司单方提供的审计报告结果不具有法律效力，诚信公司依据该证据向嘉美达公司所主张的标的额也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基于诚信公司与嘉美达公司的关联企业关系，据此适用法律驳回诚信公司的起诉是适用法律正确,因此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诚信公司的上诉。诚信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嘉美达公司偿还诚信公司欠款54,510,760.37元，并赔偿诚信公司逾期付款损失以54,510,760.37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至欠款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嘉美达公司负担。一审法院审查认为，首先，审判实践中法院受理案件通常为“同一法律关系”，同类法律关系与同一法律关系是不同的法律概念。本案中，诚信公司起诉依据基础事实为“原被告自2012年1月1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止签署的451份购销合同及运输协议”，依据诚信公司提交证据可以初步确认“451份购销合同买卖的标的物并不相同，且合同中有关运输方式、验收标准、结算方式及期限等基础条款存在较大差异”，故诚信公司、嘉美达公司基于451份购销合同形成的法律关系属于“同类法律关系”，而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一审法院无据在同一案件中审查该451份购销合同的签订及履行情况。其次，依据诚信公司、嘉美达公司提交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可以确认诚信公司、嘉美达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人，基于诚信公司、嘉美达公司的关联关系，人民法院查清事实的难度会高于一般案件，在同一案件中审查该451份购销合同的签订及履行亦有不妥。基于诚信公司起诉依据的“451份购销合同”各自独立，法律关系并非同一法律关系，且诚信公司、嘉美达公司为关联企业，诚信公司提起本案诉讼不符合审判实践中的通常受理条件，应“一案一立，分别审理”为宜。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规定，裁定：驳回诚信公司的起诉。案件受理费314,354元，退还诚信公司；保全费5000元，由诚信公司承担。本院认为，诚信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时，诚信公司与嘉美达公司两个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原为刘丹一人，二审期间诚信公司虽然变更法定代表人为刘明章，但不能否认两公司之间为关联公司的事实。经查，双方当事人之间签订的案涉451份《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其履行时间跨度自2012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长达七年，现嘉美达公司对诚信公司单方委托作出的中喜大连专审字[2019]第941号《审计报告》提出异议，对涉案合同履行方式存有争议，对尚欠款项金额亦不认同。一审法院认定涉案451份合同的法律关系应属同类法律关系，对涉案合同分别审查更有利于查清案件事实的观点并无不当。同时，因诚信公司与嘉美达公司为关联企业，其股东之间、以及股东与公司之间可能存在其他利害关系，确认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应对双方之间涉案合同是否实际履行、尚欠款项金额等事实做出准确认定，防止出现损害第三方权益的情形发生，一审法院认为对涉案合同分别审理为宜更符合客观实际。且，一审法院基于诚信公司与嘉美达公司为关联企业，案涉451份购销合同的签订及履行情况应分别审查的决定，并未剥夺诚信公司提出的，其与嘉美达公司是法人之间因财产关系提起民事诉讼的诉权，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对于个案的审理，其诉讼标的额显然不能满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法发[2015]7号），一审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3000万元以上一审民商事案件规定的要求，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规定裁定驳回诚信公司起诉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诚信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裁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三条第（一）项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薛 宁审判员 苏本营审判员 蒋 策二〇二〇年六月八日法官助理肖利剑书记员张博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