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琼01民终154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何某，女，1993年6月13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儋州市，公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某，海南白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海南白驹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某，男，1988年1月5日出生，住海南省万宁市，公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符某，北京大成（海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苗某，北京大成（海口）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某，女，汉族，1988年11月2日出生，住海口市，公民身份号码：×××。上诉人何某因与被上诉人吴某、孙某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2019)琼0107民初70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何某上诉请求：1.撤销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2019）琼0107民初7079号民事判决中第二项、第三项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孙某的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诉讼请求，或者二审法院查清事实认为遗漏当事人的话，撤销原判发回重审；2、判令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吴某、孙某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一审法院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认定何某与吴某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契约》和《海口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无效，认定错误。恶意串通首先需要有双方损害第三人的恶意，恶意是相对于善意而言的，即明知或应知某种行为会造成国家、集体或第三人的损害，而故意为之。如果双方当事人或一方当事人不知或不应知道其行为的损害后果，不构成恶意。首先，何某是出于自身住房需要和涉案房屋较为方便日常生活，才与吴某签订《房地产买卖契约》《海口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其次，在实地看房过程中，因敲门未有人开门，杨仁丽称案房屋有租户居住，不配合看房，可以看楼下相应同房号的户型，何某依次看了四户同户型的房子。在合同签订过程中，何某自始至终从未得知吴某将涉案出售给孙某。房屋过户到何某名下后，何某于2019年8月1号要求孙某搬离时才得知吴某将涉案房屋一房二卖。另外，更重要的是何某与吴某签订合同过程中，涉案房屋的产权一直登记在吴某名下。何某基于不动产登记的公信力，与吴某签订《房地产买卖契约》《海口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何某不应知道吴某将涉案房屋出售给孙某。二、恶意串通需要双方事先存在着通谋，这首先是指当事人具有共同的目即串通的双方都希望通过实施某种行为而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者的利益。何某是出于自身生活需要的目的而购买涉案房屋，何某直到要求租户搬离时才得知有另一个购房人。何某从未有损害第三人利益的目的，不存在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情形。三、一审法院认定何某在交易过程中违背常理，认定错误。首先何某实地看房时虽未进入涉案房屋，杨仁丽称涉案房屋有租户居住，不配合看房，但何某依次查看了4户同户型的房屋，且基于对不动产登记的公信力，何某才签署的购房合同，不违背常理。其次，何某与吴某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契约》是房管局的模板合同，同孙某与吴某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契约》整体一致。因涉案房屋产权人要求一次性付款，何某与丈夫钱香霖便开始筹措买房资金。出于交易安全的考虑，2019年7月25日过户当天何某才向出售方支付了50000元定金。办完过户手续后，何某又支付了购房尾款420000元，不违背常理。另外，《公证书》中虽未直接载明代理人杨仁丽有收取房款的权限，但在上诉人购房过程中都是直接与杨仁丽接触，杨仁丽参与了整个过程，且《公证书》的代理事项中载明“办理与转让上述房屋相关的其他事项”，何某基于此规定以及杨仁丽全程参与了整个交易过程，才将购房款交付给杨仁丽，不违背常理。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之规定，何某与吴某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契约》和《海口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应当属于合法有效的合同。合同有效或者无效都不能解除或者变更不动产的登记。合同的效力问题属于债权行为的效力问题，解除或者变更不动产的登记属于物权行为的范畴。权利人或者利害关系人认为登记有误的，应当对物权登记进行起诉，而不能反过来确认合同的效力。本案中，涉案房屋已变更登记至何某名下，被上诉人孙某认为物权登记行为有错误的，应该对物权登记行为提起诉讼，而不能针对合同的效力问题提起诉讼，合同是否有效与解除或者变更不动产的登记无关。四、本案遗漏了关键当事人，应当发回重审。在一审判决书第3页吴某辩称部分，其称之所以为杨仁丽办理委托公证手续是因为有45万元的借款，在判决书第7页人民法院查明部分并未就45万元的借款事实以及为何作委托公证手续进行查实，就径行认定何某存在恶意串通，是不合适的。经何某代理人一审后调查发现吴某于2019年4月19日向杨仁丽借款45万元并且约定在2019年7月18日时吴某如不能按期全额归还欠款，吴某就同意将本案所涉房屋交由杨仁丽代为出售，所得房款用于扣除本息后如数还给吴某。根据这样的描述和事实，所涉房屋从法律上并不是由吴某直接销售给何某的，而是杨仁丽基于欠款不能归还的事实，为了保证其债权的实现而进行的销售行为。何某就是基于对杨仁丽的信任和房价较为便宜，所以就出资购买。基于以上情况，本案确实遗漏了关键当事人，即杨仁丽、陈冯就和吴挺良，这三人是公证委托书上载明的受托人，吴挺良是吴某的胞弟。在本案一审判决书的第3页孙某诉称部分，其称向吴挺良支付了2万元。由此可见，吴挺良是既知道孙某所谓购买又知道与杨仁丽之间的所谓欠款，同时其又是办理房屋委托过户的受托人。一审法院没有追加吴挺良，遗漏了关键当事人。一审判决是以何某恶意串通勾结吴某作为审判依据，但却没有直接证据证明何某和吴某发生串通或者勾结。上述事实反而证明何某没有串通的故意或者主观故意，甚至是杨仁丽和陈冯就也没有想损害孙某利益的主观故意，本案中最大的过错就是出在吴某。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吴某辩称，吴某与何某之间不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涉案房屋是在吴某不知情的情况下，由案外人杨仁丽过户给何某的。基本的事实和何某的陈述一致，确实系吴某向杨仁丽和陈冯就借款45万元后，向杨仁丽、陈冯就和吴挺良出具了公证委托手续，其中包括了有权处分涉案房屋。孙某辩称，一、何某、吴某主观恶意明显。1.2016年9月28日吴某就已与孙某签订《房地产买卖契约》，约定将涉案房产卖给孙某，并承诺办理银行解押手续后过户到孙某名下。2019年4月19日在明知有前面的买卖契约在先的情况下，仍然与案外人杨仁丽到公证机关公证委托杨仁丽代为买卖、涉案房产，故吴某的行为明显是恶意的。2.何某丈夫钱香霖从事过房产中介工作，但凡从事房产中介的人，对房产交易规则及我省政策规定的漏洞都是非常专业清楚的。何某交易房产与孙某交易房产的经验是无法相比的。何某与房产中介行业有充分的沟通资源、有经验、信息灵的特点，且是第二次购房，对购买二手房游刃有余。而孙某只是出于自身生活需要第一次交易购买，毫无购房经验。从这一点上看，何某是明知交易可能有陷阱，为了与吴某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而为之的，是恶意串通的。3.2019年7月22日吴某的受托人杨仁丽与何某签订《房地产买卖契约》，契约中载明吴某已收到何某的购房定金5万元，但是何某于签订合同时并没有将定金5万元交付给吴某以及其受托人杨仁丽，而是在2019年7月25日签订《海口市存量房买卖合同》时，一次性将5万元定金、余下房款42万元转至受托人杨仁丽的帐户上，并于同日将涉案房产过户至何某名下。这种不交定金，在一日内将定金、房款、过户完成的房产交易，其顺序有违常理，很是蹊跷。4.何某购买涉案房产，按正常交易来说，应该到涉案房产小区物业部门询问产权是否属实、是否欠缴水电费、涉案房产是否存在债权债务等基本信息进行核实，并对涉案房产无法进入看房、对户型、屋内设施、装修情况等房屋情况毫无了解的情况下就与受托人杨仁丽（并不是真正的房屋所有人）签订购房合同，并不将购房款交给涉案房屋的真正权利人吴某，也是明显不合常理，与通常的交易规则不一致。5.受托人杨仁丽的受托权限只有代为办理买卖、过户，并无明确的代收房款的授权，属无权代理。综上，何某、杨仁丽、吴某的交易行为是非常诡秘的，有违常理的。因此可以判断是有明显主观恶意的，目的是侵吞涉案房产，侵害孙某的合法权益。二、出卖人吴某违反诚实信用及公序良俗原则。1.2016年9月28日吴某就已与孙某签订《房地产买卖契约》，约定将涉案房产卖给孙某，并承诺办理银行解押手续后过户到孙某名下。孙某按合同约定全额付清房款给吴某，吴某就有义务及时协助孙某办理涉案房屋的过户手续。但吴某却违反交易规则，背信弃义，于2019年4月19日在明知有前面的买卖契约在先的情况下，与案外人杨仁丽到公证机关公证委托杨仁丽代为买卖、涉案房产，企图将涉案房屋进行第二次买卖，从中谋利，吴某的行为明显违背了民法总则的基本原则，即没有履行诚实信用的交易原则。2.另外，吴某将涉案房屋一房二卖，也是违背民法总则中公序良俗的基本原则的，其与杨仁丽、何某运用其熟悉房产中介经验，恶意合伙串通，将已经合法交易给孙某的涉案房屋第二次出卖并过户至何某的名下，其险恶用心是有违于公序良俗的。三、何某与杨仁丽签订《房地交买卖契约》《海口市存量房买卖合同》是无效合同。理由：1.2016年9月28日吴某与孙某签订《房地产买卖契约》，是经琼山区法院（2018）琼0107民初77号民事判决书确认的有效合同，且该判决已生效。2.涉案房屋过户至何某名下不是吴某的真实意思表示。吴某在一审时坚称其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是杨仁丽将涉案房屋过户给何某的。既然涉案房屋权利人吴某没有出卖、过户房屋给何某的真实意思表示，杨仁丽在吴某作为权利人不知情的情况下，与何某签订房屋此房屋买卖，自然是无效合同，它违背了房屋权利人的真实意思表示。3.杨仁丽并无房屋权利人吴某明确委托代收购房款，其代收购房款属无权代理，其无此项代理权的情况下代为办理的房屋交易是有瑕疵的，是无效买卖。4.房屋交易过户，必须是涉案权利人亲自到场的，而杨仁丽欺骗房产登记机关，在无全权代理情况下，擅自作主将吴某房屋过户至何某名下，是欺诈行为。其交易合同是无效的。四、吴某、杨仁丽与何某的交易是以合法形式掩盖其非法目的。表面上看，吴某说不知情杨仁丽与何某的交易合同，但事实上，吴某说的是真话吗？其真的是不知情吗？吴某明知涉案房屋已出卖给了孙某，仍与杨仁丽到公证机关委托杨仁丽第二次代为买卖、过户涉案房屋，其险恶用心可见一斑，明显是会侵犯第一次买卖房屋权利人孙某的合法权益而为之。吴某表面上说自己不知情，推卸责任，暗中却是与杨仁丽、何某钩连，以似乎合法的形式掩盖其非法转让房屋的目的。五、何某上诉称本案为合同纠纷，而涉案房产已以房产证公示方式取得物权，应以物权纠纷起诉登记机关，以物权纠纷起诉，而不是以合同纠纷起诉，其理由是于法无据的。1.根据《民法总则》的相关规定，不管是合同纠纷还是物权纠纷，都是民法调整的范围，适用民法总则的基本原则规定。2.涉案房屋目前已过户至何某名下,是吴某、杨仁丽、何某串通欺骗房屋登记机关错误登记造成的，因为不是房主（权利人）吴某的真实意思。既然不是涉案房屋权利人真实意思表示，就应依法予以纠正。综上，无论从上述哪个角度来说，受托人杨仁丽与何某签订《房地交买卖契约》《海口市存量房买卖合同》都属无效合同，其欺骗房屋登记机关错误登记在何某名下的房屋应予纠正，由吴某、杨仁丽、何某协助房屋登记机关过户房屋给孙某。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驳回何某的上诉请求。孙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孙某与吴某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契约》《补充协议》合法有效；2.确认吴某与何某就海口市府城镇龙昆南路港苑小区A栋2606房房产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协议即《海口市存量房买卖合同》无效；3.吴某、何某协助孙某办理海口市府城镇龙昆南路港苑小区A栋2606房产权过户；4.本案的全部费用由吴某、何某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0月22日，吴某取得海口市府城镇龙昆南路港苑小区A栋2606房的产权证书，涉案房屋建筑面积49.96平方米。2016年9月28日，孙某与吴某签订《房地产买卖契约》，双方约定主要内容如下：吴某自愿将海口市府城镇龙昆南路港苑小区A栋2606房的房地产出售给孙某，成交价格为27.5万元，2016年9月28日将房屋正式交付给孙某，过户时间定于2017年2月1日。协议签订后，吴某于2016年10月1日将上述房屋交付给孙某使用，孙某一直居住至今。2018年1月2日，孙某以吴某为被告，以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行为第三人诉至一审法院，案号为(2018)琼0107民初77号，要求吴某协助过户该房产。因该涉案房产已抵押给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了孙某的诉讼请求。同时判决认为孙某与吴某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契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是合法有效的合同。2018年7月8日，孙某与吴某签订《补充协议》，该协议确认孙某已经向吴某支付了9.5万元购房款，同时约定了剩余购房款如何支付等问题。孙某于2016年9月28日向吴某支付购房款9.5万元，2018年7月9日向吴某支付购房款9万元，2018年9月6日向吴某支付购房款9万元，2018年9月27日通过吴某的胞弟吴挺良向吴某支付2万元，共计支付29.5万元（含办证等费用2万元）。吴某于2019年4月19日向案外人杨仁丽、陈冯就、吴挺良出具委托书并经公证，授予以上三人均可就涉案房屋单独办理买卖、过户等权限，并可以转委托，没有授予以上三人有代收购房款的权限。2019年7月22日，何某在未进入涉案房屋现场查看房屋状况的情况下与吴某的委托代理人杨仁丽就上述涉案房屋签订《房地产买卖契约》。双方在合同中主要约定：由于吴某已收到何某的购房定金50000元整，双方同意就下列房地产买卖事项，订立本契约。房屋成交价格为470000元，何某于2019年7月28日前壹次付清给吴某，购房定金将在最后一次付款时冲抵；吴某过户给何某出受理单后何某于当日支付剩余房款420000元；交房时间为2019年7月30日。2019年7月25日，杨仁丽代表吴某与何某在海口市政府服务中心签订《海口市存量房买卖合同》，主要内容为涉案房屋总价款为470000元，一次性付款。同日10:41:32何某交通银行账户收到案外人赵锦城汇款50000元，何某于同日10:45:29将此款转账至杨仁丽账户；同日14:42:31何某收到案外人赵锦城汇款420000元，同日15:41:08何某将此款转账至杨仁丽账户。同日杨仁丽以吴某名义向何某分别出具收到定金50000元、购房款470000元的收据各一张。同日涉案房屋过户至何某名下，后孙某得知遂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何某称42万元购房款是其丈夫的父亲钱自兵向赵锦城借的；其有经济能力交定金；5万元定金是其自己的钱，是谁转的其记不清了，后又记起5万元是其丈夫的父亲给的；其名下有一套位于海口市西海岸秀山观海苑的房产，也是其丈夫的父亲出钱买的；夫妻二人月收入15000元；当时其夫妻二人和杨仁丽去看涉案房屋，敲门没有人开门，其就看了楼下相同户型的房，相中了就决定买涉案房屋，没进过涉案房屋，也没有到小区物业核实涉案房屋是否欠缴物业费、水电费等情况；其丈夫钱香霖从事过中介工作。一审法院认为，孙某与吴某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契约》《补充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缔约主体适格，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孙某已向吴某支付了全部购房款并收到吴某交付的房屋，于2016年至今占有使用多年，经一审法院(2018)琼0107民初77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双方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契约》合法有效，故孙某与吴某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契约》《补充协议》合法有效，对孙某提出确认其与吴某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契约》《补充协议》合法有效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吴某与何某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协议是否无效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吴某辩称，其给案外人杨仁丽出具委托书并不是让杨仁丽卖房，只是当时共向杨仁丽借款45万元，杨仁丽要求的，杨仁丽转让涉案房产其不知情。吴某于2019年4月19日向案外人杨仁丽、陈冯就、吴挺良出具委托书并经公证，授予以上三人均可就涉案房屋单独办理买卖、过户等权限，并可以转委托。吴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晓其为杨仁丽出具委托书的法律后果，且公证书上也载明：“吴某在公证员面前委托书上签名，并表示知悉委托的法律意义和法律后果”，故杨仁丽代理其和何某签订《房地产买卖契约》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在孙某与吴某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契约》《补充协议》合法有效的情况下，吴某再次将涉案房屋向何某出卖，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其主观恶意明确。何某在购买涉案房屋时，在无法进入涉案房屋内看房，对自己所购买的房屋户型、屋内设施、装修情况、屋内设施是否有损坏等均不了解的情况下，以及不到小区物业核实涉案房屋相关人员是否欠缴物业费、水电费等情况下，就与杨仁丽签订《房地产买卖契约》《海口市存量房买卖合同》，明显不符合常理。杨仁丽代表吴某与何某于2019年7月22日签订《房地产买卖契约》，契约中载明吴某已收到何某的购房定金50000元整，但何某于合同签订时并没有将定金50000元交付给杨仁丽，违反常理。同年7月25日何某向杨仁丽分别交付50000元、420000元，并于同日在房产部门过户，而经过公证的委托书上杨仁丽并无收取购房款的权限，何某直接向杨仁丽交付购房款亦违背常理。综上，吴某、何某签订《房地产买卖契约》《海口市存量房买卖合同》时，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孙某利益的情况。吴某、何某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契约》《海口市存量房买卖合同》，均是无效合同，故孙某提出确认吴某、何某就海口市府城镇龙昆南路港苑小区A栋2606房房产签订的《海口市存量房买卖合同》无效的主张，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孙某主张吴某、何某协助办理涉案房屋产权过户的问题，涉案房屋已经由吴某过户至何某名下。因吴某、何某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契约》《海口市存量房买卖合同》均是无效合同，故二人负有协助孙某将涉案房屋不动产权证过户至孙某名下的义务。孙某提出的产权过户主张，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第五十八条、第五十九条、第六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孙某与吴某于2016年9月28日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契约》、于2018年7月8日签订的《补充协议》合法有效；二、确认吴某与何某于2019年7月25日签订的《海口市存量房买卖合同》无效；三、吴某与何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共同协助孙某将位于海口市××镇房的不动产所有权转移登记至孙某名下，上述办证税费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由各自承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713元，由吴某、何某共同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何某提交了三份申请追加第三人的证据：证据1、《借款合同》拟证明：杨仁丽与吴某之间存在借款关系，吴某向杨仁丽借款45万元；证据2、《借款协议书》拟证明：杨仁丽有权将涉案房屋代为出售；证据3、《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建设银行客户交易详细信息》、收款确认书拟证明：吴某已收到杨仁丽支付的45万元借款金额。经质证，吴某对上述三份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内容无异议。孙某认为没有原件，且借款和公证只有吴某一个人的名字，无其妻子的名字，不认可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因上述三份证据体现的是吴某与杨仁丽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非本案审理范围，杨仁丽在本案中对于何某而言，仅为受托人身份，故本院对上述三份证据的关联性不予确认。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是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本案涉及“一房二卖”，各方当事人争议焦点是：1、本案应否追加杨仁丽、陈冯就和吴挺良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2、吴某和何某是否属于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3、两份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以及吴某、何某应否将涉案房屋过户至孙某名下。对此，本院分别评析如下：关于应否追加第三人的问题。本案审理的是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杨仁丽、陈冯就和吴挺良与吴某之间的借贷关系非本案审理范围。杨仁丽、陈冯就和吴挺良对于本案购房者而言，就是中介的地位，三人的行为代表的是吴某。故三人不是必须参加本案诉讼的当事人，本院不予追加。关于吴某和何某是否属于恶意串通的问题。吴某明知涉案房屋已经出售给孙某，收取了孙某的全部购房款，并将房屋交付给了孙某占有使用，还将该房屋再次出售给何某，存在明显的主观恶意。而对于何某而言，第一，购买涉案房屋需要47万元，可谓重大财产利益，理应对房屋的状态进行必要的实地调查和了解。但何某却在未查看涉案房屋状况，未去物业处核实水电费、物业费并交割清楚的情况下就很快签订了买卖合同，明显不符合常理。况且何某的丈夫在购买涉案房屋之前还做过一段时间的房产中介，相对一般购房者而言，更应该清楚购房时应重点注意的问题。第二，何某2019年7月22日签订买卖合同时，无论是吴某还是杨仁丽均未收到何某支付的购房定金5万元，但该合同上却载明已收到，明显不符合常理。第三，公证委托书中，杨仁丽并没有收取定金和房款的权限，但何某却将全部房款支付给了杨仁丽。其称作为普通人，法律意识还无法理解到该层面。本院认为，何某丈夫是做过房产中介的，是可以注意到这个问题的，故该行为亦不符合常理。第四，公证委托书上有三个受托人，均可单独办理受托事项，而何某接触的只是其中一个即杨仁丽。何某在购房时未核实清楚其他两个受托人是否已经出售了涉案房屋，且何某的丈夫做过房产中介，更应注意到该问题。第五，何某购房时，杨仁丽告知涉案房屋居住的是租户，但何某并未核实是否为租户。何某丈夫作为从事过房产中介的人，理应注意到这个问题。综上，何某丈夫作为有房产中介经验的人员，在陪同何某购买二手房时未进行实地看房，未进行水电物业费交割，未核实其他两个受托人是否已将涉案房屋出卖，未核实房屋权属情况及当时的居住使用等情况，就在短短四天之内签订了买卖合同，支付了全部款项，并办理了过户，明显不符合日常购房逻辑，何某并非善意第三人。关于两份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以及协助过户的问题。吴某与孙某签订的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杨仁丽代吴某与何某签订的合同，吴某存在主观恶意，何某亦非善意第三人，双方构成恶意串通，损害了孙某的合法权益，应属无效。孙某购房在前，支付全部房款在前，占有使用在前，且已居住了三年多，而且未及时办理过户的的责任也并非孙某导致。一审判决吴某和何某协助孙某将涉案房屋过户至孙某名下，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何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426元，由上诉人何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慧审判员 杜 蕾审判员 何 静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七日书记员 陈麒吉速录员 黄 丽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