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2民终529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航英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虹口区。法定代表人：蔡英炯，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龙晓莉，高朋(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涛，男，1982年9月2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梁维维，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旭东，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上海电力环保设备总厂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宝山区。法定代表人：吕建南，执行董事。上诉人上海航英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英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涛、原审第三人上海电力环保设备总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力公司”)其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2019)沪0109民初248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航英公司上诉请求：依法撤销或改判一审判决第一、二项内容。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导致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结算协议》中航英公司向李涛支付55万元款项(合伙清算财产)的条件尚未成就。1、一审法院以“其他非正常费用部分”未经航英公司与电力公司共同确认,即认定为双方之间没有“其他非正常费用部分”,与事实不符,与常理相悖。2、“运费”应为涉案物流项目中产生的一切费用,不仅包括电力公司应付航英公司的约定合同价款,也应包括电力公司违约行为给航英公司造成的实际损失,这两项义务是在履行同一合同过程中所产生的,密不可分。3、航英公司并没有怠于向电力公司主张应付的所有款项。航英公司在电力公司支付最后一笔款项的一年内也委托律师向电力公司发送律师函以主张其违约而给航英公司造成的实际经济损失,航英公司并未怠于向电力公司主张权利。4、航英公司履行《结算协议》第2、3项,是为了使李涛更积极、更有动力的向电力公司催要涉案物流项目的款项,并无任何不合常理之处。5、航英公司法定代表人蔡英炯系在被威胁、逼迫的情况下签署案涉《结算协议》，非其真实意思表示。综上，航英公司与李涛系合伙关系,在合伙事务尚未了结、合伙财产尚未清算前即判令航英公司支付李涛合伙财产55万元于事实不符，请求二审法院支持其上诉请求。李涛辩称：不同意航英公司上诉请求。理由如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涉案《结算协议》约定的支付条件已经成就。1、航英公司与电力公司之间的协议合法有效，电力公司也确实并不认可存在其他未结算的费用。2、《结算协议》约定的运费即为合同项下的费用，而不是航英公司凭空捏造出来的额外费用。3、航英公司在本案一审审理前一直怠于主张额外费用，在李涛提起诉讼之后，航英公司不断通过短信、信件、微信、电话的方式威胁电力公司的工作人员，要求其说服李涛撤诉，而从未向电力公司主张所谓的额外费用。4、航英公司履行了《结算协议》的第二、三项义务，现又主张该协议履行条件未成就，就如一审法院所认定的属于明显不合常理。5、至于《结算协议》签订是否存在胁迫的情况，在一审审理时候已做陈述，可以参见当时开庭的笔录，并非事实。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电力公司未作陈述。李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航英公司返还李涛垫付费用55万元；2.航英公司赔偿李涛以55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自2019年6月19日起计算至航英公司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损失；3.航英公司赔偿李涛财产保全担保服务费损失2,000元。一审审理中，李涛变更诉讼请求为：1.航英公司退还李涛垫付费用55万元；2.航英公司赔偿李涛律师代理费损失3万元、财产保全担保服务费损失2,000元；3.航英公司赔偿李涛以55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6月20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种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以及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航英公司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损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0月25日，航英公司与电力公司签订《斗轮堆取料机马来西亚关丹港门到门物流承包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约定电力公司委托航英公司安排出口斗轮堆取料机设备的门到门物流运输服务，合同报价为固定报价，分2批次运输，所有价格(含全程保险费)均在内，其他非正常费用(包括滞期费、目的港超期堆存费)，航英公司与电力公司双方共同确认后，由责任方根据对方发票金额支付到指定开户行和账号，未经电力公司确认的费用，电力公司可不予承认。同日，航英公司与电力公司签订合同号为运17第78号(综合)合同一份，载明全程运费3,177,504元。2017年11月7日，航英公司与电力公司就《框架协议》未尽事项签订《斗轮堆取料机马来西亚关丹港门到门物流承包补充合同》。2017年11月24日，李涛向航英公司转账50万元，2018年4月2日，李涛向航英公司转账30万元。2018年4月20日，航英公司与电力公司就新增1批次运输签订《斗轮堆取料机马来西亚关丹港门到门物流承包补充合同二》，约定增加费用40万元，合同总价为3,577,504元。2018年4月27日，航英公司向李涛转账20万元，2018年5月4日，航英公司向李涛转账5万元。2018年5月29日，航英公司法定代表人蔡英炯向电力公司项目负责人张旭鲲发送微信称“今天在律师行，他太太先到了，带了三个五大三粗的同事来……李涛不来就让律师之间谈吧，我也不便讲话了……我感觉得到人身安全有问题，事情弄大了我肯定要报警的”，张旭鲲回复称“我跟李涛也说过了，我跟蔡总这里，我也说过了，我不希望再参与你们这个事，这个事和我没什么关系，我总包方，你们坐下来好好谈”。蔡英炯又向李涛发送微信称“你搞一堆你人干吗呢”，李涛回复“保护我老婆受欺负”，蔡英炯又发送微信称“李涛，我想你最好也是签个名吧，完了再把，我不需要那个原件，你就拍张照片给我好吧，大家有一个留底”。同日，李涛作为甲方，航英公司法定代表人蔡英炯作为乙方，签订《结算协议》一份，载明：根据双方合作项目最后达成共识，待客户结算清楚全部运费后，乙方应对以下款项与甲方结算。1.人民币55万元预付款退还；2.甲方承担的国内运费人民币22万元，按开具的运费发票付入甲方指定账户；3.另分配的18万元人民币扣税后以现金形式汇入李涛指定账号。审理中，李涛、航英公司均表示《结算协议》主体系李涛、航英公司，蔡英炯系基于航英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于协议上签字。2019年1月30日，航英公司向李涛指定的上海虎马物流有限公司账户转账142,250元，2019年6月13日，李涛指定的上海虎马物流有限公司兑付出票人为航英公司的银行承兑汇票255,000元，李涛、航英公司均认可该两笔款项系航英公司用于履行《结算协议》约定的第2、3项付款义务。2020年4月14日，航英公司向电力公司发送《律师函》要求电力公司于2020年4月22日前向航英公司支付实际损失514,382.57元。一审法院另查明，电力公司出具《马来西亚斗轮堆取料机运输项目费用支出情况说明》一份，载明电力公司自2017年12月13日起至2019年6月19日止向航英公司共计支付案涉物流项目运费3,577,504元。一审审理中，经李涛申请并提供担保，一审法院依法裁定冻结航英公司银行存款55万元或查封、扣押其相等价值的财产。一审法院认为：案涉《结算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虽航英公司辩称该协议系其法定代表人蔡英炯受胁迫签订，然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故本案争议焦点在于《结算协议》的履行条件是否成就。《结算协议》约定的履行条件为“待客户结算清楚全部运费后”，即电力公司向航英公司支付案涉物流项目全部“运费”后。李涛认为“运费”即航英公司与电力公司签订的货运合同约定的运费价款3,577,504元，故《结算协议》履行条件已成就；航英公司认可电力公司已支付完毕合同约定运费3,577,504元，但“运费”还包括了电力公司在履行货运合同过程中因违约给航英公司造成的损失，该损失尚未结算清楚，故《结算协议》履行条件尚未成就。一审法院认为，《结算协议》所附履行条件已经成就，航英公司理应按约返还李涛垫付费用55万元。首先，从航英公司与电力公司签订的《框架协议》及相关合同约定来看，案涉物流项目约定运费价款为3,577,504元，而航英公司主张因电力公司造成的损失实际为《框架协议》载明的其他非正常费用部分，该部分需航英公司与电力公司共同确认，然现电力公司未与航英公司就该些损失费用共同确认，故《结算协议》涉及的“运费”即为3,577,504元。其次，从款项性质来看，运费系货运合同约定价款，航英公司主张的码头服务费等费用系违约损失赔偿额，支付运费及赔偿损失系不同的合同义务，两者应予以区分，“运费”结算应为合同价款结算，若航英公司认为电力公司在合同履行中存在违约行为造成航英公司损失可另行主张。再次，从实际履行上看，航英公司在本案诉前未积极向电力公司主张损失而是履行了《结算协议》项下第2及第3条约定的付款义务，现再辩称履行条件未成就与常理不符。因此，《结算协议》履行条件自电力公司向航英公司付清最后一笔运费即2019年6月19日成就，现李涛要求航英公司履行《结算协议》返还垫付费用55万元并赔偿自2019年6月20日起算的利息损失，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律师代理费及财产保全担保服务费损失，李涛、航英公司对此并无约定，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电力公司经一审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不影响本案的审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百四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航英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李涛垫付费用55万元；二、航英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李涛利息损失，以55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6月20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种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2019年8日19日止，及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三、驳回李涛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9,620元，减半收取4,810元，由李涛负担264.47元，航英公司负担4,545.53元；财产保全申请费3,270元，由航英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航英公司虽在一审审理期间以及本案上诉期间多次提及其法定代表人蔡英炯系在被威胁、逼迫的情况下签署案涉《结算协议》，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但其并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佐证，更何况若上述情况属实，蔡英炯应该做的是尽快报警或要求撤销该协议，然而事实上是航英公司并未作出上述行为反而嗣后又依约履行了《结算协议》中的第2、3项付款义务，故本院对航英公司该节上诉主张难以采信。案涉《结算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当属合法有效，航英公司理应按约履行相应的付款义务。现航英公司提出《结算协议》中的“运费”应为涉案物流项目中产生的一切费用,即应包括电力公司违约行为给航英公司造成实际损失的赔偿费用,因电力公司尚未赔偿该费用则运费并未结清，航英公司付款条件未成就。对此，本院认为，首先，从航英公司与电力公司签订的《框架协议》以及相关合同约定来看，案涉物流项目约定运费价款为3,577,504元，该运费金额的确定在涉案《结算协议》签订之前；其次，涉案《结算协议》系在航英公司已履行其与电力公司物流承包协议之后签订，即当时已存在航英公司所称的电力公司违约行为以及产生的相应损失，但在《结算协议》中并未有任何体现和提及，况且就该部分损失航英公司直到李涛提起诉讼、本案一审审理期间的2020年4月14日才向电力公司发出要求赔偿的《律师函》，因此，对于航英公司坚持认为《结算协议》中的“运费”应包括违约损失赔偿金的说法，依据不足，本院亦不予采纳。一审法院认为支付运费及赔偿损失系不同的合同义务，两者应予以区分，“运费”结算应为合同价款结算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同。涉案《结算协议》履行条件已自电力公司向航英公司付清最后一笔运费即2019年6月19日成就，航英公司理应按约返还李涛垫付费用55万元并赔偿相应利息损失。综上所述，航英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620元，由上诉人上海航英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非易审判员  沈 俊审判员  岳 菁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书记员  张婷婷附：相关法律条文附：相关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