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428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谢奎奇，男，1940年4月3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保定市定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琼伟格，辽宁新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谢淑英，女，1968年4月8日出生，汉族，北京市乐游饭店职工，住北京市丰台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首开天鸿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沙滩后街22号。法定代表人：阮庆革，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春玉，北京市中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谢奎奇因与被上诉人谢淑英、北京首开天鸿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开天鸿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6民初144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谢奎奇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谢奎奇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诉讼费由对方承担。事实和理由：位于北京市西城区XXX59号的涉案被拆迁房屋系谢奎奇之母谢李氏的房产，拆迁时，该房产应当作为谢李氏的遗产由谢奎奇等人依法继承，根据法定继承的规定，谢奎奇的女儿谢淑英对该房屋没有产权份额，因此，谢淑英无权处分上述房屋。本案拆迁协议的被拆迁人为谢奎奇，但是拆迁利益却归谢淑英所有，一审法院对此未予审查。谢奎奇没有签订过涉案拆迁协议，谢淑英主张拆迁协议有效，该协议系由谢奎奇本人签名，对此，谢淑英应当承担举证责任。谢淑英与首开天鸿公司应当提供涉案拆迁协议，并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错误。案涉事实发生在1992年，一审法院适用合同法审理本案，系适用法律错误。无论是谢奎奇还是谢淑英，均无权处分涉案被拆迁房屋，故本案拆迁协议应属无效。谢淑英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谢奎奇的上诉请求。首开天鸿公司辩称，拆迁距今已27年，天鸿集团现有档案未查到相关拆迁协议，且现在已经无法得知当时的拆迁政策。拆迁协议中约定被拆迁房屋有正式户口壹人，应安置人口壹人谢淑英。拆迁协议中写明委托代理人为谢奎奇，该协议由谢奎奇代签，谢奎奇在签订协议时就知道该协议存在。谢奎奇主张拆迁协议无效已经超出诉讼时效。拆迁协议是签约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法律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谢奎奇对本案安置情况长达27年未提出异议。拆迁发生在1992年，应适用当时的法律法规。一审法院举证分配并无不当。拆迁时，谢李氏的子女对被拆迁房屋的产权分割问题曾经达成一致意见，在此情况下，首开天鸿公司对包含本案9.57平方米在内的被拆迁房屋进行了拆迁。谢奎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谢淑英与首开天鸿公司于1992年12月9日签订的有关西城区xxx59号《北京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以下简称《拆迁协议》）无效；2.本案诉讼费用由对方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谢李氏系谢奎奇之母，谢奎奇系谢淑英之父。1992年12月9日，拆迁人（甲方）西城危改桃园改建处与被拆迁人（乙方）谢奎奇（谢淑英）签署《拆迁协议》，约定如下：一、甲方拆迁依据西城房地产管理局核发的《房屋拆迁许可证》，文号（92）56号。二、乙方住址xxx59号，在拆迁范围内有正式住房壹间，居住面积9.57平方米。有正式户口壹人，应安置人口壹人，分别是：谢淑英。三、直接安置：地址西罗园xxx-316，房屋壹间……四、甲方支付给乙方补助费：搬家补助费100元。《拆迁协议》落款乙方委托代理人处签署“谢奎奇代”。双方均认可上述《协议书》的真实性，但双方均未提交《协议书》原件。双方均认可签订《拆迁协议》时，谢淑英户口落在被拆迁房屋。关于被拆迁房屋所有权人，双方存有争议。1998年9月3日北京市房地产开发经营总公司名称变更为北京天鸿集团公司，2007年6月6日北京天鸿集团公司名称变更为北京首开天鸿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市房地产开发经营总公司的权利义务现由首开天鸿公司承继。一审庭审中，谢奎奇提交1984年9月3日房产证复印件和被拆迁房屋平面图，证明xxx59号房产属于谢李氏所有以及房屋情况，谢奎奇基于继承取得被拆迁人身份。谢淑英、首开天鸿公司质证均表示不清楚房屋产权情况且无法核实。谢奎奇称谢李氏去世后，谢李氏的继承人，包括谢奎奇等众子女来到首开天鸿公司对案涉房屋进行析产继承，谢奎奇本人没有签署拆迁协议，没有被安置房屋。谢淑英表示当时谢奎奇的户口已迁回老家河北，所以谢奎奇没有被安置房屋。谢淑英提交公有住宅租赁合同复印件、房屋买卖合同书原件、北京市交通运输业、建筑业、销售不动产和转让无形资产专用发票、房修一物业收费专用收据以及丰台区西罗园三区316号房屋房产证原件，证明签订《拆迁协议》后谢淑英取得安置公租房一套，后谢淑英根据房改政策出资购买，取得房屋所有权。谢奎奇对上述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与本案无关，该证据无论面积、位置都与涉案协议书不符，不能证明被拆迁房屋原所有权人为谢淑英，恰恰是谢淑英、首开天鸿公司恶意串通私自转移谢奎奇房产。首开天鸿公司表示上述证据与本案无关。关于《拆迁协议》中被拆迁人（乙方）处载明的“谢奎奇（谢淑英）”的具体含义，谢奎奇称不清楚，不能确认协议书签订的主体是何人，存在意思矛盾。谢淑英、首开天鸿公司均表示不清楚原因。但谢淑英表示《拆迁协议》是父亲谢奎奇代理谢淑英签署，谢奎奇户口于1992年7月份从北京迁走，1992年12月份谢奎奇从老家赶来代理谢淑英签订《拆迁协议》。关于《拆迁协议》中乙方委托代理人处签署的“谢奎奇代”，谢奎奇表示并非其本人签署，谢淑英表示为谢奎奇代谢淑英办理手续时由谢奎奇本人签署。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谢奎奇以谢淑英、首开天鸿公司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以及谢淑英无权处分为由主张1992年12月9日签订的《北京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无效。关于是否构成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就本案而言，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考量：首先，《拆迁协议》中，乙方委托代理人签字处签有“谢奎奇代”，谢奎奇虽主张非本人签署，但未能提供证据予以佐证。其次，《拆迁协议》签署于1992年，谢奎奇称其2018年得知拆迁事宜，距房屋拆迁已事隔二十余年，谢奎奇从未主张权利，与常理不符。再次，谢奎奇仅提供其母谢李氏的房产证复印件，证明其为被拆迁房屋所有权人，证据不足。最后，签订《拆迁协议》时，谢淑英户口登记在被拆迁房屋，而谢奎奇户口迁出至河北，且《拆迁协议》明确载明有正式户口壹人，应安置人口壹人谢淑英，故以谢淑英名义签署《拆迁协议》有一定的合理性，不能证明谢淑英与首开天鸿公司恶意串通。综上，谢奎奇主张谢淑英与首开天鸿公司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不能成立。关于无权处分，谢奎奇主张谢淑英签订《拆迁协议》系无权处分证据并不充分，且无权处分并非确定合同无效的法定理由，谢奎奇以此确认《拆迁协议》无效，该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于2019年判决：驳回谢奎奇的诉讼请求。二审中，各方当事人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修改稿）》第95条规定“共同共有人对共有财产享有共同的权利，承担共同的义务。在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一般认定无效。其他共有人明知而未提出异议的，可以认定有效。”本案中，谢奎奇上诉主张本案拆迁协议比照上述“在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一般认定无效”的原则，因存在无权处分的情形应被认定为无效。就其上诉意见，本院认为，首先，本案拆迁协议的签订距今已近二十八年，各方当事人均无法提交该协议原件，谢奎奇主张该协议非其本人签署，但未能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其次，涉案拆迁距今近二十八年之久，谢奎奇称被拆迁房屋系其母亲的遗产，并未向本院提交证据证明涉案房屋在拆迁时系共同共有状态，且其未能举证证明其所称的共有人（包括谢奎奇本人在内）就涉案房屋的处分曾经在合理期限内提出过异议。综上，谢奎奇的上诉请求，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谢奎奇在二审中申请本院调取北京市西城区xxx59号房屋档案，以查明该房屋权属及产权变更情况。另，谢奎奇为证明上述房屋权属变动和拆迁安置情况，还申请谢宝珍作为证人出庭。鉴于谢奎奇的上述申请不影响本院对本案作出实体处理，故本院均不予准许。综上，谢奎奇的上诉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修改稿）》第9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谢奎奇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姚 颖审判员 霍翠玲审判员 王金龙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孙辰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