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177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邱晓（CHARLESCHIU），男，1951年10月20日出生，美利坚合众国公民，山东聊城大学教授，住山东省聊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坤乾，北京润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邱梅芬（MEIFENQIU），女，1953年1月6日出生，加拿大籍公民，住加拿大蒙特利尔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邱旭东（MICHAELXUDONGCHIU），男，1955年10月26日出生，美利坚合众国公民，马萨诸塞州失业署退休人员，住美利坚合众国马萨诸塞州。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智，北京群益律师事务所律师。徐敏如、邱晓（CHARLESCHIU，以下称邱晓）诉邱梅芬（MEIFENQIU，以下称邱梅芬）、邱旭东（MICHAELXUDONGCHIU，以下称邱旭东）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作出（2018）京0101民初16171号民事判决，徐敏如、邱晓不服该判决上诉至本院。徐敏如在上诉期间去世，除同为本案当事人的邱晓、邱梅芬、邱旭东外，徐敏如无其他继承人。本院于2020年3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邱晓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确认2007年9月1日邱庆铭、徐敏如与邱晓签订的《房屋租赁协议》有效。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用或然性的想象代替客观事实，认定事实错误，裁判文书掩盖了法庭调查真相，表现为法律文书制作不符合裁判文书制作规范的要求。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法律关系要件及其成立在于合同主体是否有民事法律行为、合同的内容是否合法、当事人意思表示是否真实，本案邱庆铭在签约时神志清醒，将自己的房屋出租不损害他人利益，符合法律规定，依据合同法的规定，应当依法确认合同成立有效。一审判决逻辑错误。合同法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身份高的长者认为用章庄严、有品位，立法规定用章是合法的，法官不宜认为邱庆铭盖章构成法律上的瑕疵。一审以邱庆铭在对涉案房屋的权属作出处分并公证后，时隔不久又就相关权益再次作出处分等为由，未认定《房屋租赁协议》的真实性，对此：一审法官对证人证言是否采信未作出说明；民法的原则是尊重意思自治，法律允许当事人改变先前的决定，且房屋产权和租赁权是两个不同的权属；邱庆铭改变意思与邱梅芬抢财产等行为有关；徐敏如于2014年7月被认定为限制行为能力人，此前未确定邱晓系其监护人，一审法官不应主观臆断；证据认定、事实认定应在法庭；一审法院没有说清哪些证据能推翻书证和邱晓方的证人证言。邱梅芬、邱旭东不能提供证据证明《房屋租赁协议》是虚假的，应承担举证不能的结果。邱庆铭对徐敏如的养老问题担忧，对邱旭东不辞而别而失望，觉得其遗嘱对邱晓不公平，对邱晓有亏欠，为对邱晓垫付房款补偿、弥补亏欠，与邱晓签订了《房屋租赁协议》。邱庆铭不爱按手印，从未按手印，签字手发抖。邱梅芬、邱旭东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邱晓的上诉请求。邱晓、徐敏如（已于2020年2月去世）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2007年9月1日邱庆铭、徐敏如与邱晓签订的《房屋租赁协议》有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邱庆铭与徐敏如共同生育了两儿一女，即邱晓及邱梅芬、邱旭东。坐落于北京市东城区东四西大街2号楼6单元103号房屋（简称103号房屋）和东四西大街4号楼3门402号房屋（简称402号房屋）原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所有的房产，房屋的承租人为邱庆铭。1998年，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与邱庆铭签订《住宅楼房买卖契约》，约定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将上述两套房屋卖予邱庆铭。其中103号房屋总售价人民币12590.35元；402号房屋总售价人民币10673.44元。1999年4月，邱庆铭取得了上述两套房屋的所有权证。2007年7月17日，邱庆铭出具遗嘱，并经北京市方圆公证处公证，内容为402号房屋属于他的份额部分由邱梅芬继承，103号房屋属于他的份额部分平均分配给邱晓、邱旭东个人所有。2007年8月7日，邱庆铭因重症肺炎到北京市隆福医院急诊治疗。2007年10月6日，邱庆铭去世。2014年6月30日，徐敏如被宣告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2014年7月15日，北京市东城区东华门街道多福巷社区居民委员会指定邱晓为徐敏如的监护人。2015年12月，徐敏如、邱梅芬取得了402号房屋的所有权，二人各占50%的所有权。现徐敏如、邱晓持诉称理由诉至一审法院。一审诉讼中，邱晓表示103号房屋及402号房屋系其出资为父母购得，邱庆铭与徐敏如为弥补其购房出资及财产分配少的感情愧疚，在邱庆铭住院期间，其与邱庆铭与徐敏如于2007年9月1日（其于2007年8月31日回国）签订了一份《房屋租赁协议》，内容为“甲方邱庆铭、徐敏如，乙方邱晓。乙方为了让甲方安度晚年，于1993年出资为甲方购买位于北京市东四西大街6门103和3门402的房屋两套。上述两套房屋系乙方出资为甲方购买。但甲方一直念想着偿还乙方购房款。现由于甲方将祖传黄金赠与了次子邱旭东，以遗嘱公证的形式将东四西大街3门402由女儿邱梅芬继承，将6门103由长子邱晓、次子邱旭东共同继承。为了实现甲方多年来偿还乙方购房款的愿望，现甲方自愿并主动与乙方达成以下协议：1、上述两套房屋的产权份额依照遗嘱进行分配，但本协议签订之日起20年内以租赁的形式由乙方占有、使用；2、因上述两套房屋由乙方出资购买，甲方以乙方当年的购房款来折抵乙方20年的房屋租金；3、在20年的租赁期内，乙方可自用，也可转租给乙方信任的人占有、使用，租金收益为乙方所有；4、本协议签订之后，甲方如果选择上述任何一处房屋继续居住，则乙方的租赁期限顺延。如果乙方不愿意顺延，则乙方有权要求以房屋相应产权折抵相应租金，同时乙方与邱梅芬、邱旭东应对甲方尽子女赡养义务。5、本协议一式三份，甲方两份，乙方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该《房屋租赁协议》由徐敏如书写，甲方处显示“徐敏如”签名并捺印，无“邱庆铭”签名，加盖有“邱庆铭”的印章；乙方处显示“邱晓”签名并捺印。诉讼中，邱梅芬、邱旭东对该份协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该协议与事实不符，且该协议明显存在瑕疵，邱庆铭没有在协议上签字、捺印，该协议系邱晓伪造，因徐敏如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且邱晓系徐敏如的监护人，该协议是邱晓伪造后让徐敏如誊抄而来。庭审中，邱晓、徐敏如申请证人钱某、杨某1（邱家的朋友）出庭作证，证明邱晓与邱庆铭、徐敏如在2007年9月1日签订《房屋租赁协议》的情形；申请证人杨某2（邱晓的兵团战友）出庭，证明其曾经帮助邱晓照看徐敏如，在徐敏如的家里见过本案诉争的《房屋租赁协议》，并当庭描述了协议的主要内容。对此，邱梅芬、邱旭东均不予认可三位证人的证言，认为证人所述不符合逻辑，钱某、杨某1到医院探病，在探病过程中，邱家不可能当着他们的面宣读诉争协议，杨某2既然帮忙照看邱家，其不了解房屋出租的事情，却知道协议的内容，该证言逻辑不通。同时，邱梅芬申请证人李某（徐敏如的保姆）出庭，证明其在照看徐敏如期间没有见过诉争协议。对此，邱晓、徐敏如表示证人隐瞒相关事实，对其证言不认可。对于邱晓表示103号房屋和402号房屋均由邱晓出资购买一节，邱梅芬、邱旭东对此亦不认可，称父母当年退休后均是高干待遇，家中有不少存款，不可能让邱晓出资购房，而且购房款的数额亦不高，作为子女，给父母钱很正常，不能认定给钱就是代父母支付购房款。邱晓、徐敏如还提交供暖协议、业主公约等证据证明邱庆铭有使用公章的习惯。邱梅芬、邱旭东则称邱庆铭使用公章不是邱庆铭的唯一习惯，其在其他文件中也有签名及签名和印章同时使用的习惯。另查，徐敏如、邱晓于2014年3月20日与案外人吕小东及北京链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签订《北京市房屋租赁合同》，徐敏如、邱晓将103号房屋出租给吕小东。2016年3月，邱旭东起诉至一审法院要求确认该合同无效。一审法院经审理，依法驳回了邱旭东的诉讼请求。宣判后，邱晓提出上诉。后其在二审审理期间，撤回上诉。2015年12月，邱晓与邱梅芬就402号房屋出租一事产生纠纷，后经东华门派出所调解，双方达成协议。庭审中，邱梅芬、邱旭东表示邱晓、徐敏如在出租103号房屋过程中，未向承租人吕小东出示过本案诉争的《房屋租赁协议》，在与邱梅芬就402号房屋出租一事产生纠纷过程中亦未出示该份协议。对此，邱晓表示在东华门派出所调解期间，邱晓的代理人曾经提及过该份协议。为此，一审法院到东华门派出所核实相关情况。东华门派出所的工作人员告知一审法院当时确实就邱晓与邱梅芬的纠纷出过警，但具体情况记不清楚了，邱晓到派出所做过三次笔录，现只找到2016年1月28日的笔录。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合法权利受法律保护。根据已查明的事实，邱晓、徐敏如主张本案诉争的《房屋租赁协议》系邱晓、徐敏如及邱庆铭的真实意思表示，要求确认该协议有效。诉讼中，邱梅芬、邱旭东对此不予认可，认为该协议系伪造。应当指出，该协议落款处有邱晓、徐敏如的签字捺印，但没有邱庆铭的签字捺印，仅加盖印章，在庭审过程中，邱晓虽然举证称邱庆铭有使用印章的习惯，但邱梅芬、邱旭东亦称邱庆铭并非在签署所有文件时只使用印章。考虑到徐敏如的身体状况，其与邱晓的监护关系，以及邱庆铭在2007年7月才对103号、402号房屋的权属作出处分并公证，时隔不久，针对前述房屋的相关权益再次作出处分决定，而诉争协议中仅加盖印章，再结合本案现有其他证据，综合考量，法院无法认定该份《房屋租赁协议》的真实性。故邱晓、徐敏如要求确认《房屋租赁协议》有效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徐敏如、邱晓（CHARLESCHIU）的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邱晓提交北京市行政事业单位统一银钱收据4张，拟证明购买涉案房屋系邱晓出的钱，印证《房屋租赁协议》中1993年购房系邱晓出资的内容，驳斥邱梅芬、邱旭东在一审中所述的购房时间为1998年。上述收据上显示交款人为邱庆铭，房号分别为涉案两套房屋，收款时间分别为1993年10月13日、1994年5月5日。邱梅芬、邱旭东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不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且认为该证据不属于二审的新证据范畴。邱梅芬、邱旭东提交2008年徐敏如所做遗嘱复印件两份，拟证明租赁协议不是真实的，系邱晓为占有资产而虚构的。邱晓称遗嘱是其另案提供的证据，与本案无关，对徐敏如公证处的文书的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认为租赁协议成立在先，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该证据进一步证明租赁协议系当事人的意思。邱晓提交山东省聊城市人民医院出具的的诊断证明书，其上载明徐敏如于2020年2月10日在该院检查结果如下：因脑卒中、呼吸衰竭死亡。邱梅芬、邱旭东对该证据予以认可。邱晓提交其从网上打印的北京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1978年-2018年），拟证明1978年-1992年累计工资总和为21926元，还要生活消费，邱晓父母买房时知道邱晓1993年的4000美元的价值，结合邱旭东的自认，驳斥法院认定部分“父母退休后均是高干待遇，家中不少存款，不可能让邱晓出资购房”。邱梅芬、邱旭东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不认可证明目的和关联性，并称该证据并非邱庆铭和徐敏如的工资状况。邱晓还提交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的笔录两页，其上显示有“潘世云印”字样的印章。邱晓称该证据为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潘世云法官的两次庭审笔录，潘世云法官也只盖了章，拟证明公民有签字的，也有盖章的，签字亦被模仿，印章则具有唯一性，在文件中陈述是手写名字，在承诺处盖章更显庄严，古代字画、政府文书、民间契约、律师函等都如此，法律规定在协议上盖章即符合法律要求，是否必须签字不是合同生效的必要条件。邱梅芬、邱旭东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不持异议，但不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认为法官用印鉴是跟单位备案过的，并且复印的材料有复印的档案章予以确认，诉争《房屋租赁协议》上的印鉴没有任何备案证明，不能作为认定邱庆铭真实意思表示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无异。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邱晓、徐敏如起诉要求确认邱晓与徐敏如、邱庆铭就涉案房屋所签《房屋租赁协议》有效，故其对该协议的真实有效性负有举证证明责任。根据查明的事实，邱庆铭在2007年7月通过公证遗嘱的方式,将402号房屋属于其的份额部分由邱梅芬继承，103号房屋属于其的份额部分由邱晓、邱旭东继承。邱庆铭采用公证遗嘱的方式表明其对自身财产的处分的审慎与严谨。邱晓、徐敏如提交的《房屋租赁协议》的内容系赋予邱晓前述两套房屋长达20年的使用收益等相关权益，该租赁协议上载明的日期距离前述公证遗嘱日期不到2个月，而该租赁协议却仅加盖了邱庆铭的人名章，无公证、无签名、亦未捺印，与邱庆铭之前表现出的严谨性不符，且该协议上另两方均有签名有捺印。综合本案上述情况，考虑到单位公章系在政府相关主管部门备案，且单位对其公章的管理和使用一般亦有相应的制度规定，而私人人名章的刻制、存放、使用等一般缺少严格的规定和管理，结合徐敏如、邱晓与邱庆铭之间的家庭关系等因素，一审法院认为无法认定上述租赁协议的真实性，进而驳回徐敏如、邱晓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邱晓上诉要求确认前述《房屋租赁协议》有效，但其上诉理由及提供的证据均不足以让法院确信该协议的真实性，故对其上诉主张，本院难以支持。综上所述，邱晓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邱晓（CHARLESCHIU）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佳审判员 刘丽杰审判员 陈雨菡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孙 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