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443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沈聿，女，1970年11月29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住上海市浦东新区。上诉人（原审被告）：余春豪，男，1963年8月26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闵行区。上述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奕奕，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上述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邵锴，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俞向红，女，1968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虹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夏璐璐，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沈聿、余春豪因与被上诉人俞向红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2019）沪0105民初120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沈聿、余春豪共同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主要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脱离被上诉人的诉请依据，错误判决上诉人承担责任。被上诉人俞向红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俞向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沈聿、余春豪对长劳人仲(2018)办字第386号裁决书中未执行到位的上海A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所应承担的债务（261,677.83元及迟延履行期间利息）承担共同清偿责任。一审审理中，俞向红明确其上述诉讼请求为：要求沈聿、余春豪对长劳人仲（2018）办字第386号裁决书中未执行到位的上海A有限公司所应承担的债务261,677.83元及迟延履行期间利息（以261,677.83元为基数，按照日万分之一点七五的利率，自2018年7月3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承担共同清偿责任。后因俞向红确认长劳人仲（2018）办字第386号裁决书于2018年10月19日生效，遂于2020年2月19日该次庭审中，将其上述第1项诉讼请求变更为：要求沈聿、余春豪对长劳人仲（2018）办字第386号裁决书中未执行到位的上海A有限公司所应承担的债务261,677.83元及迟延履行期间利息（以261,677.83元为基数，按照日万分之一点七五的利率，自2018年10月27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承担共同清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上海市长宁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8年3月12日受理俞向红（作为申请人）与A公司（作为被申请人）因解除劳动合同等事宜发生争议所提起的仲裁申请，仲裁案号为长劳人仲（2018）办字第386号。2018年3月20日，EMS向A公司送达仲裁案件的开庭通知等材料。快递面单上收件人为人事、负责人，移动电话为1860177XXXX（系余春豪电话），地址为上海市XX路XX号XX楼，投递结果为“电联，说自己不是法人，要求退回法院”。同日，A公司向各股东发送“股东会临时会议通知”，告知临时会议定于2018年3月26日10时在XX路XX号XX楼召开，会议议题为：1.决定公司解散、成立清算组；2.其他事项。俞向红收到该临时会议通知，但未出席该次会议。2018年3月26日，沈聿、余春豪作为股东，案外人徐某作为执行董事签署股东会决议，决议如下：“一、根据本公司章程的规定，决定解散上海A有限公司。二、成立清算组，成员为余春豪、徐某、丁某，其中徐某为清算组负责人。三、清算组在成立之日起10日内应当将清算组成员、清算组负责人名单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备案。四、清算组成立之日起10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60日内在报纸上公告。在清理公司财产、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后，及时制定清算方案，报股东确认。五、清算结束后，清算组应制作清算报告，报股东确认。”2018年4月3日，A公司在青年报A14财经版刊登公告，内容如下：“经股东会决议即日起注销，特此公告。”2018年4月26日，上海市长宁区国家税务局、上海市地方税务局长宁区分局出具《清税证明》，证明A公司所有税务事项均已结清。2018年5月30日，案外人上海鋆浩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出具沪鋆专字（2018）第21018号《清算审计报告》。据该报告附件4清算事项说明记载，“一、基本概况：上海A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12月12日，系由上海B有限公司和余春豪共同出资组建，后经多次股权变更。截止2011年12月1日，实收资本为50万元，其中：余春豪49.5万元，占99%；俞向红0.5万元，占1%，上述实收资本已经上海沪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验。2012年6月经股东会决议增资200万元，其中：余春豪198万元，占99%；俞向红2万元，占1%。截止2012年7月18日，余春豪累计出资247.5万元，占99%；俞向红累计2.5万元，占1%。上述实收资本已经上海永得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验。2013年3月31日，余春豪将45%的股份转让给沈聿，将14%的股份转让给俞向红。截止清算期开始日沈聿占45%、余春豪占40%、俞向红占15%。……二、清算的会计政策：……2.清算期间为2017年3月31日至2018年5月10日。……5.剩余财产的分配方法为支付清算费用，并清偿全部债务后剩余财产，按投资者的实际出资比例分配，公司清算结束后未了的债权、债务和或有负债均由原股东按投资比例承担。三、清算情况：……截止2018年5月10日清算终结日的所有者权益为8,900.03元。四、其他事项说明：1.截止清算报告日，公司处置固定资产净损失已全额计入清算费用，尚有车牌一块未交割，已按2018年4月份单位机动车牌照拍卖结果，预估牌照收入135,000元。待实施交割后，应按实际收到的款项，对股东按比例进行调整。”2018年6月5日，A公司向各股东发送“股东会临时会议通知”，告知临时会议定于2018年6月9日13时在XX路XX号XX楼召开，会议议题为：1.公司清算报告、公司注销登记申请等事项；2.其他事项。2018年6月9日，沈聿的委托代理人案外人陈某，余春豪的委托代理人案外人常某签署股东会决议，形成决议如下：“一、因股东会决议解散，同意注销上海A有限公司。二、清算组已于成立之日起10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2018年4月3日在青年报报纸上刊登了公告。三、同意清算组出具的清算报告，并由清算组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同日，陈某、常某作为股东的委托代理人，徐某、丁某、余春豪作为清算组负责人及成员在“注销清算报告”上签字。据该报告记载，“二、清算结果：1.清算组按制定的清算方案处置公司财产，并按法律规定的清偿顺序进行清偿。2.清偿顺序如下：（1）支付清算费用；（2）职工工资、社会保险费用和法定补偿金；（3）缴纳所欠税款；（4）公司债务；（5）清偿后的剩余财产，按股东的出资比例分配。3.公司债务已全部清偿。4.公司财产已处置完毕。5.清算后剩余资产金额8,900.03元，按照股东出资比例分配如下：股东沈聿占比45%，即4,005.01元；股东余春豪占比40%，即3,560.01元；股东俞向红占比15%，即1,335.01元。股东确认上述清算报告，股东承诺：公司债务已清偿完毕，若有未了事宜，股东愿意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继续承担责任”。俞向红收到该次临时会议通知，并于2018年6月9日到场，但提前离场。当日，俞向红并未提起并告知与会人员其已提起长劳人仲（2018）办字第386号案件，且未主动申报债权。2018年6月11日，A公司前往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公司注销手续。该日，因涉未了诉讼，公司登记机关未受理其注销申请。2018年6月14日，A公司作为被申请人，委托案外人上海钧智律师事务所张劼律师到庭应诉长劳人仲（2018）办字第386号案件。2018年7月3日，上海市长宁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就长劳人仲（2018）办字第386号案件作出裁决如下：“一、被申请人应当自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申请人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贰拾陆万陆仟陆佰捌拾壹元玖角肆分；二、对申请人本案其他请求不予支持。如不服本裁决，当事人可自裁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期满不起诉的，本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2018年7月18日，A公司再次前往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公司注销手续。2018年7月20日，A公司就长劳人仲（2018）办字第386号起诉至一审法院，案号为（2018）沪0105民初14876号。2018年7月27日，A公司被准予注销登记。2018年10月19日，一审法院就（2018）沪0105民初14876号案件作出裁定，驳回A公司的起诉。裁定作出后，A公司未提起上诉。后俞向红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长劳人仲（2018）办字第386号裁决内容，申请标的为266,681.94元及延迟履行利息。2019年3月13日，一审法院出具（2018）沪0105执5226号《执行裁定书》。据该裁定书记载“执行中，经一审法院查明，被执行人（即A公司）在申请人（即俞向红）申请执行人前已注销，目前共执行到钱款8,000余元，未查实到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申请执行人亦不能提供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终结（2018）沪0105执5226号案件的执行。本裁定送达后立即生效。”该执行案件共执行到位5,004.11元，并扣划执行费3,900.23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一为沈聿、余春豪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如应承担，则争议焦点二为沈聿、余春豪应当承担责任的范围？关于争议焦点一。一审法院认为，沈聿、余春豪作为A公司股东，应当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否则应当就不当行为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本案中，沈聿、余春豪在A公司决议清算、注销过程中存在以下问题：其一，公司清算时，清算组应当按照《公司法》相关规定，将公司解散清算事宜书面通知全体已知债权人，并根据公司规模和营业地域范围在全国或者公司注册登记地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进行公告。而A公司在决议解散后，仅于2018年4月3日刊登了“经股东会决议即日起注销”的公告，并未按规定通知债权人向清算组申报债权，也未明确申报债权的时间。其二，沈聿、余春豪于2018年6月11日得知A公司尚有未了诉讼，A公司亦于2018年6月14日到庭应诉，而沈聿、余春豪身为A公司股东在明知俞向红是A公司可能的债权人的情况下却无任何应有之作为。其三，A公司于2018年7月3日收到裁定书，沈聿、余春豪在明知裁定书内容的情况下于2018年7月20日以A公司名义就裁定内容起诉至一审法院，同时又以未体现俞向红债权的清算报告办理注销手续，以致进行中的（2018）沪0105民初14876号案件因A公司已注销而被裁定驳回起诉、（2018）沪0105执5226号案件被裁定执行终结。上述问题均反映出沈聿、余春豪在A公司整个清算、注销过程中存在一定程度的恶意，且A公司有关解散公司、确认清算报告、注销登记的决议均由沈聿、余春豪分别以45%及40%的持股比例参与表决并决议通过，余春豪本身亦为清算组成员。据此，一审法院认为，沈聿、余春豪系在明知未对已知债权人俞向红清偿完毕的情况下，向公司登记机关提交与A公司实际债务负担和清偿情况明显不符的清算报告，以达到注销A公司的目的。鉴于沈聿、余春豪在其签署的清算报告中承诺“若有未了事宜，股东愿意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继续承担责任”，并在《清算审计报告》附件4中确认“公司清算结束后未了的债权、债务和或有负债均由原股东按投资比例承担”，故沈聿、余春豪理应按其自行作出的上述承诺向作为债权人的俞向红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一审法院亦注意到，本案俞向红除为A公司的债权人外，亦为A公司股东。一审审理中，俞向红确认其收到了2018年3月26日、2018年6月9日两次股东会的会议通知。然俞向红因自身原因，在明知相关会议议题为解散公司、公司清算报告及注销登记申请等事宜的情况下，仍缺席2018年3月26日该次股东会。2018年6月9日该次会议，俞向红虽到场却又因各种原因提前离场，且自始至终未主动告知沈聿、余春豪其与A公司尚存在未了诉讼，也未主动询问申报债权的时间及方式。据此，一审法院认为，俞向红本身未善尽其作为A公司股东及债权人的义务和权利，对系争损失的发生亦存在一定过错。一审法院在综合考虑损失的形成原因、各方当事人的过错大小及因果关系的基础上，酌定由俞向红自行承担系争损失的15%，沈聿、余春豪对俞向红系争损失的85%（计222,426.16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二。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九条规定“公司债务”应包括A公司依生效裁决所应负担之债务以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所应负担之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结合本案，沈聿、余春豪在承担222,426.16元连带赔偿责任的情况下，还应承担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计算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关于迟延履行债务利息，一审法院认为，其计算基数应以222,426.16元为准；其计算标准及起算日期，因各方意见一致且于法不悖，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沈聿、余春豪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俞向红222,426.16元；二、沈聿、余春豪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俞向红迟延履行债务利息（以222,426.16元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自2018年10月27日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一审案件受理费5,225.20元，由俞向红负担783.78元，由余春豪、沈聿共同负担4,441.42元。二审中，上诉人沈聿、余春豪针对其上诉请求向本院提交会议录音及文字稿一份，以证明被上诉人俞向红催促解散公司，被上诉人俞向红明知公司解散情况，不存在损害其债权的可能性。被上诉人俞向红质证认为，该证据材料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被上诉人俞向红针对其辩称，向本院提交微信聊天记录截图一张，以证明对债权登记进行申报催告。上诉人沈聿、余春豪质证认为，认可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经审核，本院认为，上诉人沈聿、余春豪提交的录音及文字稿，被上诉人俞向红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本院认为，均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属于二审程序中的新的证据，故对上述材料不予采纳。除此之外，双方均未提供其他新的证据。经本院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现沈聿、余春豪上诉认为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不存在损害债权人利益的情形。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在本案中，余春豪曾担任A公司法定代表人以及清算组成员，理应知晓公司存在劳动仲裁的事实。A公司清算之时，虽然劳动仲裁的裁决结果尚未形成，但是，余春豪作为清算组成员，负有相应注意义务，了解公司未了的债权债务。其次，《公司法》第189条第3款规定，清算组成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公司或者债权人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余春豪应当对债权人的损失承担相应赔偿责任。而沈聿作为A公司股东，在清算报告上签字确认，承诺公司债务已清偿完毕，若有未了事宜，愿意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继续承担责任。一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实际过错，判定双方承担相应责任，并无不当。再次，在本案中，从已经查明事实看，A公司清算时间在先，劳动仲裁裁决结果在后，A公司股东不存在恶意处置或虚假的清算报告骗取公司登记机关办理法人注销登记之情形。最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334条之规定，原判决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予以维持，一审法院虽然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19条的规定存在瑕疵，但判决结果正确。故沈聿、余春豪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认可。综上，上诉人沈聿、余春豪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225.20元，由上诉人沈聿、余春豪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何 建审判员 韩朝炜审判员 潘俊秀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六日书记员 赵雅丽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予以维持。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九条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以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在公司解散后，恶意处置公司财产给债权人造成损失，或者未经依法清算，以虚假的清算报告骗取公司登记机关办理法人注销登记，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