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11民终78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山东高速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长江西路161号办公1701-171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1157975904XK. 法定代表人：张仰进，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山子，北京德恒（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任亮，北京德恒（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永祥，男，1962年1月2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莒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永发，男，1954年12月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莒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新华，男，1982年3月2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系李永发之子。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永胜，男，1969年5月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莒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永海，男，1962年1月1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莒县。 上诉人山东高速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速物流集团）因与被上诉人李永祥、李永发、李永胜、黄永海股东损害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莒县人民法院（2019）鲁1122民初42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高速物流集团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李永祥、李永发、李永胜、黄永海对原山东信达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公司）12121668.2元债务向高速物流集团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一审和二审诉讼费、财产保全费、保全担保保险费由李永祥、李永发、李永胜、黄永海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李永祥陈述的信达公司财务账册在案外人河北省第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北四建公司）将钢材抢走期间灭失具有高度可能性，从而认定李永祥、李永发、李永胜、黄永海作为信达公司股东不存在怠于履行股东妥善保管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的义务，而驳回高速物流集团要求李永祥、李永发、李永胜、黄永海对信达公司欠付高速物流集团12121668.2元的债务向高速物流集团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系滥用自由裁量权、判决错误，应予以撤销并改判。 一、李永祥、李永发、李永胜、黄永海并没有针对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即认可了一审判决所认定的高速物流集团系信达公司债权人有权提起本案诉讼、本案属于法院审查范围，最高人民法院2019年《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民商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并不是司法解释，且对之前正式的司法解释予以缩小性解读，侵害了高速物流集团作为信达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利，不能作为裁判依据适用。 二、股东责任并不以是否参与经营或者股东大小来区分或予以免除，妥善保管公司财务账册是公司全体股东的义务，并不应当以大小股东来区分责任，并且如何确定小股东也没有任何的法律依据。就本案而言，李永祥、李永发、李永胜、黄永海作为信达公司的股东，均通过工商登记在册，对外产生公示力，高速物流集团也是基于对信达公司公示的信息予以信赖而与其发生业务。在信达公司拖欠高速物流集团债务不能清偿的情况下，高速物流集团依据有关的法律规定向李永祥、李永发、李永胜、黄永海追索权利，李永祥、李永发、李永胜、黄永海均应对其作为信达公司股东向信达公司的债权人承担相应的责任，小股东并没有免责的事实和理由。 三、债的产生包括侵权之债，在高速物流集团与信达公司的强制执行案件中，信达公司不能返还特定物，理应进行赔偿，高速物流集团即对信达公司产生了金钱之债权，该债权在信达公司不能返还特定物时就已经产生，因此，本案并不是高速物流集团向李永祥、李永发、李永胜、黄永海主张物权的诉讼。 四、一审法院自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调取了案外人河北四建公司付书青涉嫌非法处置查封财产罪一案的部分卷宗，该部分卷宗全部为证人证言或询问笔录，没有任何关于信达公司会计账簿的陈述，也没有任何现场有点火焚毁信达公司会计账簿、财务账册文件资料情况的记载，河北四建公司仅是从信达公司仓库强行拉走钢材、涉嫌非法处置查封财产罪，并没有破坏信达公司的办公室和财务室，没有涉及其他罪名的情形或有其他违法行为，信达公司也从未向公安机关报案主张其财务账册资料丢失或损毁，但一审法院却采信未在现场的李永祥的主张，认为该情形具有高度可能性，毫无依据。至于在河北四建公司强行拉走钢材过程中高速物流集团是否曾采取自力救济，与信达公司股东李永祥、李永发、李永胜、黄永海本应承担的义务无关。 五、2017年11月8日，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其他债权人对信达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2018年1月30日，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宣告信达公司破产，2018年12月12日，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终结信达公司破产程序。在此期间，2018年1月24日，信达公司破产管理人给信达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永祥做调查笔录时，要求信达公司交接账册及原始会计凭证，但李永祥以账册可能均已被烧毁为由没有提供，破产管理人对不向破产管理人交接账册等资料影响清算顺利进行的法律后果进行了释明并告知了李永祥，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股东怠于履行提交有关财务账册资料影响清算的法律后果并不仅限于法院罚款且罚款也并非法院必须采取的手段，法院告知高速物流集团作为信达公司的债权人提起本案诉讼追索李永祥、李永发、李永胜、黄永海的连带清偿责任也是法律后果之一，一审法院认定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未因未收到完整的财务会计账簿而对任何人员进行任何处罚也应是考虑到李永祥、李永发、李永胜、黄永海未有怠于履行妥善保管财务账册资料的义务是错误的。 六、一审判决与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已作出的公告及生效执行裁定书相悖。 1.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年12月12日裁定终结信达公司破产程序，同日作出（2017）鲁11破5号公告，确认“管理人在与山东信达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交接时，山东信达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的财务账册未能全部交接，导致管理人无法全面核查公司对外投资状况和财产具体详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债权人对人员下落不明或者财产状况不清的债务人申请破产清算案件如何处理的批复》、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正确审理企业破产案件为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提供司法保障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十六条规定，债权人可在本案终结后在未受清偿债权范围内另行向公司实际控制人李永祥及公司股东主张权利”，该公告中已经明确由于李永祥、李永发、李永胜、黄永海未能全部移交公司账册致使破产管理人无法对信达公司的财产予以全部清点，并明确了李永祥、李永发、李永胜、黄永海应对债权人予以清偿。 2.2019年7月29日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鲁11执恢44号执行裁定书，确认高速物流集团申请强制执行信达公司案中“本案涉案标的为尚未返还的3775.2吨钢材，属于特定物，因原物已经灭失无法返还，后因被执行人进入破产程序，双方未能就折价赔偿达成一致，现被执行人已经破产注销，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九十四条的规定，高速物流公司可就尚未执行的3775.52吨钢材通过另行起诉信达公司实际控制人及股东寻求救济。” 上述公告及执行裁定书已实质上确认信达公司的股东李永祥、李永发、李永胜、黄永海怠于履行股东义务的行为导致信达公司无法依法全面清算，并告知了高速物流集团作为信达公司债权人另行起诉李永祥、李永发、李永胜、黄永海主张权利进行救济，一审法院本应根据上述公告和执行裁定书径行判决李永祥、李永发、李永胜、黄永海向高速物流集团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但一审法院却认定李永祥、李永发、李永胜、黄永海并未怠于履行股东义务、认定高速物流集团请求该四人承担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与上述公告和执行裁定书相悖。 李永祥、李永发、李永胜、黄永海辩称，高速物流集团的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 一、高速物流集团无权提起本案诉讼。 1.高速物流集团无权要求李永祥、李永发、李永胜、黄永海对其承担责任。 （1）最高人民法院明确指出，由于相关主体不配合清算导致的债务人财产灭失损失，理论上属于债务人的破产财产，应当由管理人依法追回后分配给全体债权人，不应在法院裁定终结破产程序后，由债权人个别进行追偿并用于清偿自身债权。本案中，高速物流集团并非破产案件管理人，亦没有证据证实其为全体债权人代表，高速物流集团以自己名义起诉，在起诉状中载明其要求李永祥、李永发、李永胜、黄永海对信达公司对其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即属于进行个别追偿用于清偿自身债权的情形，应予驳回。 （2）高速物流集团要求李永祥、李永发、李永胜、黄永海承担的金钱赔偿本质上是破产财产，应当依照破产分配方案进行分配，然而高速物流集团在一审中提交法院的代理词中明确陈述自己并未申报债权，根据破产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债权人未依破产法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力，故高速物流集团提起本案诉讼没有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上诉。 2.本案案由是损害债权人权益纠纷，该案件由下法律规定行使追偿权的是债权人而非物权人，而高速物流公司对信达公司享有的是物权请求权而非债权请求权，故高速物流集团提起本案债权诉讼没有任何依据。 （1）（2014）日民一初字第8号案的案由系排除妨害纠纷，该案属物权纠纷，该案中高速物流集团诉求的和法院判决的均是排除妨碍，高速物流集团享有的是物权请求权而非债权请求权。 （2）无论是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破产法及其司法解释，还是高速物流集团提起本案诉讼所依据的（2019）鲁11执恢44号《执行裁定书》，载明的追偿权行使人均是破产企业的债权人而非物权人，而高速物流集团没有任何证据证实其为债权人。 （3）对于物权人的救济渠道，破产法在第三十八条予以明确规定应向管理人主张取回，如果存在管理人阻挠取回权人行使权力的情形，应以管理人为被告而不是以破产企业为被告主张权利。但本案中高速物流集团并未举证证实其曾主张过该权利，其应对自己的怠于履行权利承担不利后果。 （4）高速物流集团系物权人而非债权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九十四条的规定，执行标的物损毁的，必须另行起诉。本案中高速物流集团没有经过任何诉讼程序，径行在起诉状中计算出标的物价值，并以此要求股东李永祥、李永发、李永胜、黄永海承担责任，违反了该司法解释第四百九十四条的规定。 二、一审时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并未出台，一审法院按照当时的法律处理亦未不可，但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出台后，根据该纪要的规定，对人民法院尚未审结的一审、二审案件根据会议纪要进行说理。故，依据破产法第十五条和民商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三款的规定，李永发、李永胜、黄永海不应承担本案责任。 1.现有证据能够证实李永发、李永胜、黄永海未参与公司管理，不是公司经营管理人员：（1）村委会出具的证明能够证实李永发、黄永海一直在农村务农，只是公司挂名股东，未参与过公司经营管理；（2）李永胜的工商登记能够证实李永胜经营管理自己的公司，未参与信达公司的经营管理；（3）破产案件中，人民法院既没有要求李永发、李永胜、黄永海提供账册等材料，也没有认为该三人违反了破产法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的配合清算义务并进行相应处罚。上述证据能够与本案一审法院的查证相互印证，证实李永发、李永胜、黄永海没有参与公司经营管理。 2.李永发、李永胜、黄永海不属于民商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三款规定的有关人员。该条规定的有关人员受破产法限制，破产法第十五条明确规定：“前款所指人员，仅指企业的法定代表人；经人民法院决定，可以包括企业的财务管理人员和其他经营管理人员。”然而在本案中，没有任何证据证实李永发、李永胜属于法定代表人、财务管理人员或者其他经营管理人员，亦没有证据证实人民法院已决定企业的财务管理人员和其他经营管理人员要承担相关义务。 三、本案不得适用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十八条第二款进行处理。在最高人民法院就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答记者问和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二款中明确指出，当破产案件中出现“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的情形时，为避免不当突破股东有限责任原则，破产程序终结后不能适用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定债务人的股东等相关主体承担民事责任，当需判定债务人相关人员承担责任时，应当依照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来确定相关主体的义务内容和责任范围。 四、账册未能移交与高速物流集团的损失没有因果关系，李永祥、李永发、李永胜、黄永海不应承担责任。 1.最高人民法院指出，不考虑债权人损失与债务人相关主体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要求相关主体对债权人的债务承担偿还责任缺乏制度前提和逻辑基础，从而导致对公司有限责任的不当突破。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民商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一百一十八条中的责任承担适用要强调因果关系理论，债务人有关人员承担责任性质上应当属于侵权案件，故债权人的损失及其范围与相关主体之间应当存在因果关系为必要条件，本案中高速物流集团在起诉状中载明其也是依据侵权法提起的本案诉讼。 2.高速物流集团未提交任何证据证实账册未能移交的侵权行为与高速物流公司的损害后果有因果关系，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2017）鲁11破5号公告载明，税务债权信达公司尚有8417361.59元没有清偿，普通债权344484946元的清偿数额为0，也就是说破产程序中尚有352902307.59元债权未获得清偿。假设信达公司的部分账册丢失给公司造成了资产减损，那么减损资产必须超过待清偿的352902307.59元，高速物流集团才有机会清偿。而破产清算中确定的信达公司资产约为七百四十八万元，那么减损的资产规模将达到现有资产规模的五十倍。如果真有如此大规模的减损，不可能在破产清算至今没有任何证据和线索，只能说明缺损的部分账册即使造成了信达公司资产减损，减损规模也远远小于352902307.59元。因此，即使信达公司的账册完整，高速物流集团的损失也无法得到清偿，账册灭失与否与高速物流集团的损失没有因果关系。 3.在最初，最大债权人山东万宝集团（以下简称万宝集团）已经因为信达公司未能还清债务而接管信达公司，后来申请信达公司破产，实际上（2014）日执字第77号执行裁定书已载明，信达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也就是说无论信达公司的账册完整与否，即使高速物流集团存在损失也无法得到清偿，故账册无法全面移交与高速物流集团的损失无因果关系。 五、账册无法全面交接系客观原因导致，与信达公司无关，李永祥、李永发、李永胜、黄永海不应承担责任。 1.2014年万宝集团接管信达公司，根据双方的《企业托管协议》，信达公司的账册资料全部由万宝集团掌管控制，直到2017年万宝集团申请信达公司破产、万宝集团没有向管理人全面移交账册、管理人要求李永祥全面移交账册时，李永祥才知道公司账册出现问题，因此账册不全与万宝集团保管不善有关。而2017年万宝集团破产后也没有把账册移交给信达公司，该事实作为无法举证的消极事实，李永祥、李永发、李永胜、黄永海不负有举证责任。 2.高速物流集团已实际控制的钢材系被河北四建公司以犯罪手段抢夺：（1）（2014）日执字第77号生效裁判文书认定“部分钢材被河北四建强行运走，公安局已立案侦查”；（2）在公安局对高速物流集团运营负责人赵小龙的讯问笔录中，赵小龙陈述称“（高速物流集团）雇佣了日照市保安服务公司东港分公司6个保安负责看管申请保全的钢材。2014年2月27日下午，我接到保安电话说有二、三百口人，穿着迷彩服，动用吊车把堵在信达公司门口的大车挪到一边，吊车和货车开进厂房……晚上8点多付书青又带着人开始拉钢材，付书青把公安民警堵到警车里面，不让下车；后来公安民警也撤离现场，他们继续用车拉钢材，一直到3月1日下午。”（3）信达办公室主任刘维全称，当时是冬天，天气很冷，办公室被抢劫，诸多文档资料、账册图纸被烧毁，物品被抢走，但是具体情况无法了解，具体可以找刘维全核实。当时，在法院和公安在场的情况下，河北四建公司仍然集结二、三百人强行哄抢持续四五天，拉起人墙并围攻公安民警，现场人员繁杂十分混乱，严重失控。该事实除上述证据外，还有公安民警的证词予以证实，高速物流集团的自述和公安民警的证言证明力都非常高，账册在此期间毁损具有高度可能性，但是到底是因为河北四建公司丢失的，还是在万宝集团托管期间丢失的，无法查清。 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之（六），当事人有足够证据时，可以推翻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定的基本事实。本案中有证据能够推翻（2014）日民一初字第8号案件认定的事实，法院判决信达公司承担3775.52吨钢材的返还义务错误。 1.高速物流集团多次自认信达公司拉走的钢材为82吨，则信达公司即使存在侵害行为，侵害的钢材数量也不可能多于82吨，该82吨是加工好的成品，不是钢材：（1）高速物流公司运营负责人赵小龙自认信达公司拉走的钢材为82吨；（2）高速物流公司在2014年5月20日提交的移送公安机关的立案侦查申请书中自认信达公司拉走钢材为82吨；（3）（2014）日民一初字第8号案件审理报告载明高速物流集团自认信达公司拉走的钢材为82吨。 2.根据日照市公安局的110报警记录，没有证据证实系信达公司妨害高速物流集团行使物权。 3.在信达公司拉走82吨钢材后，剩余钢材已经由高速物流集团控制，根据合同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标的物交付之后灭失的风险由买受人承担，在此期间被河北四建公司以犯罪手段抢夺，与信达公司无关：（1）在公安局讯问高速物流集团运营负责人赵小龙的笔录中，赵小龙自认“2014年1月14日法院对钢材进行了保全”、“我们公司用两辆大车堵在信达公司南门、西门，并雇佣了日照市保安服务公司6各保安负责看管申请保全的钢材”；（2）在（2014）日民一初字第8号案件的庭审笔录中，高速物流集团自认“货物实际交付给了高速物流公司委托的外理公司进行监管控制、实现了钢材的实际交付”、“监管公司施行现场监管，对货物进出有严格的监管义务”、“监管公司在信达公司厂区内派驻监管员，而且还安装了摄像头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管”。 4.高速物流集团已实际控制的钢材系被河北四建公司以犯罪手段抢夺，（2014）日执字第77号生效裁判文书认定的内容和公安局对高速物流集团运营负责人赵小龙的讯问笔录均能证实。河北四建公司的行为已经触犯了刑法第三百一十四条，且当时作为国家暴力机关的公安民警尚无法阻止，信达公司作为一般民众更无能力阻止，也不可能进入现场进行此期间公司账册被毁损的取证，在此情况下要求信达公司承担阻止河北四建公司暴力行为的义务、不能阻止就要承担责任，违反公平正义原则和社会常识。另外，根据民事证据规则，在双方当事人均无法提供证据证明案件事实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可以依据一般生活经验和其他案件事实，根据优势证据规则，依法认定案件事实，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案件事实正确。 5.根据物权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无权占用动产或者不动产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故高速物流集团作为物权所有人人，应当向无权占有钢材的河北四建公司主张返还权。 6.高速物流集团从信达公司拉走3443.84吨钢材，其中优质钢材应当按照市场价计算，反而应当向信达公司支付钢材款。 七、一审判决与其他生效裁判文书并不相悖。 1.一审判决与（2017）鲁11破5号公告并不相悖。人民法院的公告只是履行告知义务的一种方式，不是一种审理程序或裁判程序，高速物流集团的诉讼请求是否成立必须经过人民法院的审判程序来确定，公告不可能代替审判程序认定案件事实和分配当事人的权利义务。 2.一审判决与（2019）鲁11执恢44号执行裁定书并不相悖。审执分离是我国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执行法院的执行裁定不能替代民事审判，未经审判执行裁定不可能认定李永祥、李永发、李永胜、黄永海承担民事责任。即使执行裁定对案件事实做了认定，也并非是绝对正确，必须遵守的。根据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第六款的规定，当事人可以根据充分证据推翻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认定的基本事实，更何况执行程序替代审判程序直接认定案件事实和当事人权利义务归属本身就是违法的。 高速物流集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李永祥、李永发、李永胜、黄永海对信达公司12121668.2元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判令李永祥、李永发、李永胜、黄永海承担本案诉讼费、财产保全费、保全担保保险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 信达公司成立于2000年3月9日，李永祥、李永发、李永胜、黄永海系该公司股东，该四人的登记出资额分别为25450000元、1620000元、1620000元、1310000元。高速物流集团提供的原信达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显示：李永祥的出资义务于2010年12月27日履行完毕，其他三人均于2000年3月9日履行完毕。 2014年1月14日，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高速物流集团的诉前保全申请，依法查封了高速物流集团所有的存放于信达公司厂房内的7219.36吨钢材。2014年1月22日高速物流集团以排除妨害纠纷为由将信达公司诉至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4年3月25日作出（2014）日民一初8号民事判决，判决信达公司排除妨害将剩余7219.36吨钢材返还给高速物流集团，并承担案件受理费132040元、保全费5000元。该案生效后，2014年4月份，信达公司仅返还高速物流集团钢材共计3443.84吨，尚有3775.52吨钢材未返还。高速物流集团在催要未果的情况下依法向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信达公司申请强制执行，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9月26日依法作出（2014）日执字第77号执行裁定书认定：因法院查封的信达公司应返还给高速物流集团的钢材被案外人河北四建公司强行运走，且信达公司无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裁定终结了本次执行。 2017年8月4日，债权人山东万宝贸易有限公司以信达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为由，向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对信达公司启动执行转破产程序进行破产清算，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8日裁定受理，并于2018年1月30日以（2017）鲁11破字第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宣告信达公司破产。2018年11月22日，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2017）鲁11破5号公告，确定：自2017年11月8日裁定受理信达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后，指定山东东方太阳律师事务所为该公司管理人，本次破产财产处置总额为9406441元，扣除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后，最后分配总额为7484788.54元，其中普通债权清偿数额为0元。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12日以（2017）鲁11破5号之六民事裁定书裁定终结信达公司破产程序。同日，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于发布（2017）鲁11破5号公告，确定因信达公司管理人已经按照《原信达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的规定执行完毕，最后分配已完结。另管理人在与信达公司交接时，信达公司的账务账册未能全部交接，导致管理人无法全面核查公司对外投资状况和财产具体详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债权人对人员下落不明或者财产状况不清的债务人申请破产清算案件如何处理的批复》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正确审理企业破产案件为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提供司法保障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十六条规定，债权人可在本案终结后在未受清偿债权范围内另行向公司实际控制人李永祥及公司其他股东主张权利。 破产程序终结后，信达公司于2019年1月23日在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注销登记。高速物流集团于2019年申请恢复执行（2014）日民一初字第8号民事判决，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29日以（2019）鲁11执恢44号执行裁定书终结了（2014）日民一初字第8号案件的执行。 一审审理过程中，李永祥主张因河北四建公司曾将涉案钢材哄抢，且在该公司人员进入信达公司后除哄抢钢材还将信达公司的财务会计账簿、文件等焚毁。日照市公安局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因法院查封涉案钢材被转移一事对相关人员讯问时，相关人员多次陈述：在2014年2月底3月初时，河北四建公司以被查封财产系其所有为由，曾联合多人多次进入信达公司厂房内，法院及公安机关工作人员的阻止未果，将法院查封的存放在信达公司院内的钢材运走，现场人员繁杂，场面混乱。 经高速物流集团申请，一审法院以（2019）鲁1122民初4246号、4246号之一、4246之二民事裁定书对李永祥、李永发、李永胜、黄永海的部分财产进行了财产保全。高速物流集团支出保全费5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两个：1.高速物流集团未在信达公司破产程序中申请债权，其能否直接提起本案诉讼；2李永祥、李永发、李永胜、黄永海应否对高速物流集团主张的债权承担连带付还责任。 针对第一个焦点问题：生效判决已判决信达公司对高速物流集团负有返还7219.36吨钢材的义务，后信达公司仅返还钢材3443.84吨，剩余钢材3775.52吨未能返还。后高速物流集团申请强制执行，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涉案钢材被案外人河北四建公司强行运走，信达公司无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而终结执行，故至高速物流集团起诉时，其债权尚未实现，故高速物流集团对信达公司的债权不因破产程序终结而消灭，高速物流集团仍有权利向债务人主张。且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八条的相关规定来看，是否在破产程序中申报债权并不是债权人提起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的前置程序。 针对第二个焦点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因怠于履行义务，导致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该款规定了公司股东怠于履行义务，导致“无法进行清算”，在此情况下，有限公司的股东要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根据此条规定，股东怠于履行的有两种义务，一是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怠于履行及时启动清算程序进行清算的义务，二是公司股东怠于履行妥善保管公司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的义务。首先，本案中李永祥、李永发、李永胜、黄永海没有怠于履行及时启动清算程序的义务。清算程序分为破产清算、解散清算和其他清算，本案是破产清算，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破产程序是启动破产清算程序的标志，破产程序只能是人民法院启动，其他任何人无权启动，故李永祥、李永发、李永胜、黄永海不存在怠于履行清算义务的情形。其次，李永祥、李永发、李永胜、黄永海不存在怠于履行妥善保管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的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本案中，李永祥陈述河北四建公司将涉案钢材抢走时相关财务会计账册灭失，高速物流集团提供的执行裁定书中明确记载了涉案钢材被河北四建公司强行运走，从一审法院调取的公安机关讯问笔录也可以看出，2014年二月底三月初，河北四建公司集合多人控制信达公司并无视法院和公安机关工作人员的阻止而将法院查封的财产运走，当时场面十分混乱，现场严重失控，李永祥陈述信达公司财务会计账簿在此期间丢失具有高度可能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债务人违反本法规定，拒不向人民法院提交或提交不真实的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情况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员依法处以罚款。本案破产程序中，管理人仅通知李永祥接受询问，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从未因未收到完整的财务会计账簿而对任何人员进行任何处罚，也应系考虑该种情形。故结合本案实际，宜认定李永祥、李永发、李永胜、黄永海未怠于履行妥善保管公司财务会计账册、文件的义务。 综上，高速物流集团请求李永祥、李永发、李永胜、黄永海承担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驳回高速物流集团对李永祥的诉讼请求；二、驳回高速物流集团对李永发的诉讼请求；三、驳回高速物流集团对李永胜的诉讼请求；四、驳回高速物流集团对黄永海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7265元，由高速物流集团负担。 本院审理期间，当事人提交了新的证据，本院依法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李永祥提交企业托管协议，以证实企业被托管的事实。李永祥主张，托管协议中记载万宝集团持有信达公司70%的股权，李永祥仅持有30%的股权，李永祥对公司已经不具备控制权，该协议3.2B条中也记载了万宝集团托管信达公司的营业执照、公章及其他印鉴、文书档案资料、财务账册等，所有资料已经交给万宝集团也是既成事实。 李永发质证称，该托管协议可以证明2014年以后一直到万宝集团2017年向法院申请信达公司破产时信达公司都由万宝集团托管，信达公司的财务账册、人事档案等也都由万宝集团保管。在万宝集团托管期间，信达公司有留守人员，但该工作人员要接受万宝集团的指示安排开展工作，账册实质上由万宝集团控制，包括信达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永祥也只是行政人员按月领取报酬。万宝集团向法院申请信达公司破产时，信达公司仍然处于被万宝集团托管的状态下，账册由万宝集团提交破产管理人，破产管理人向万宝集团要求提交公司账册未果才向李永祥要求提交公司账册，李永祥才知道公司账册不完整的事实。对该事实如有异议可向破产管理人查证。 高速物流集团质证称，对托管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李永祥的证明目的有异议。首先，托管协议中的股权情况既没有股权转让协议，也没有在工商办理股权变更，不能证明李永祥的主张，并且托管协议中也明确载明该托管协议并不变更信达公司的所有主体、债权债务。其次，根据该托管协议，信达公司的财务账册由信达公司与万宝集团共同封存，存放于万宝集团指定的地方，并且由信达公司向万宝集团提供留守工作组成员，因此即便是有该托管协议，也不免除李永祥、李永发、李永胜、黄永海作为信达公司股东妥善保管信达公司财务账册等有关重要文件的义务，信达公司的股东责任并未变更，也不能以此托管协议对抗信达公司的债权人，并且李永发刚才所说的破产管理人在向万宝集团要求提供账册未果才向李永祥要求提交没有依据。最后，在一审中高速物流集团向法庭提交过破产管理人2018年1月24日对李永祥的调查笔录，笔录中破产管理人告知李永祥不履行股东妥善保管财物账册并移交该财物账册的义务将是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债权人有权单独起诉李永祥及其他股东，因此，李永祥、李永发、李永胜、黄永海作为信达公司的股东，妥善保管财物账册的义务并不能免除，该义务也并没有转嫁给万宝集团。 黄永海质证称，同意李永祥、李永发的意见。 李永胜未发表质证意见。 李永发提交莒县寨里河镇王标社区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其一直务农，没有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只是挂名股东。 黄永海提交莒县长岭镇洙流社区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其没有参与过公司经营，信达公司只是在成立时借用黄永海身份证。 李永祥质证称，其作为信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认可李永发与黄永海的证据，认可李永发、李永胜、黄永海没有参与过公司经营管理，因为公司法规定需要股东2人以上、50人以下，成立信达公司时借了他们的身份证。 高速物流集团质证称：首先，对该两份证据的证据形式有异议。根据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单位出具的书证应当有经手人的签字，但该两份证明均没有经手人签字，证据形式不合法。其次，李永发、黄永海的证明目的也不能达到，股东身份的确定是根据是否出资而不是以实际参与经营来判定。根据一审中高速物流集团提交的信达公司工商档案，信达公司的验资报告均证实了李永祥、李永发、李永胜、黄永海对信达公司出资的情况，因此，其否认股东身份不能成立。再次，信达公司自2000年3月9日成立，2019年1月23日注销，李永发、黄永海、李永胜在长达近20年的公司存续期间内从没有对其是信达公司的股东提出过任何异议，也没有要求变更，自一审至今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实其股东身份是被他人冒用，其是自愿提供身份证登记并出资成为信达公司的股东，就应该承担责任，以李永发、黄永海、李永胜仅是信达公司挂名股东予以抗辩，恰恰证明李永祥、李永发、黄永海、李永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滥用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了公司债权人利益。 李永祥、李永发、黄永海提交如下证据：1.（2014）日民一初字第8号审查报告，以证实法院已查明高速物流集团自认信达公司拉走的钢材数量为82吨；2.货物监管协议，以证实钢材由高速物流集团的委托人监管。3.河北四建公司和鸿丰公司的保全异议书、信达公司的到料单、河北四建公司的情况说明，以证实案发时信达公司的厂房内不仅有高速物流集团的钢材，还有河北四建公司和鸿丰公司的钢材。4.听证笔录，以证实河北四建公司抢夺钢材一事与信达公司无关。 高速物流集团质证称，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一审判决已经在（2014）日民一初字第8号判决中确认信达公司对高速物流集团负有返还7219.36吨钢材的义务，后信达公司仅返还3443.84吨，剩余3775.52吨未能返还，至高速物流集团起诉时该债权也未能实现，李永祥、黄永海新提交的证据并不能推翻生效判决的认定，李永祥、李永发、李永胜、黄永海也没有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提起上诉，因此该组证据欲达到的证明目的并不属于本案审查的范围。 李永胜未发表质证意见。 对于双方当事人新提交的证据，因都与本案最终判决无关，故本院对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均不予审查。具体理由将在本院认为部分进行阐述。故本院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相同。 本院认为，从高速物流集团的一审诉讼请求看，其诉求的是信达公司股东李永祥、李永发、李永胜、黄永海对信达公司欠付高速物流集团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诉求的是李永祥、李永发、李永胜、黄永海以个人资产来代替信达公司，向高速物流集团这一单独债权人清偿信达公司的债务。在信达公司已经终结破产程序且破产财产分配完毕，而高速物流集团并未申报破产债权的情况下，虽然（2017）鲁11破5号公告和（2019）鲁11执恢44号执行裁定书中均有高速物流集团可向信达公司股东李永祥、李永发、李永胜、黄永海主张权利的内容，但无论该两份文书是否符合目前的法律规定，该两份文书均没有确认高速物流集团可要求李永祥、李永发、李永胜、黄永海直接代替信达公司向其个体偿付信达公司所欠付的债务。即使高速物流集团在信达公司破产程序中已经申报破产债权，即使李永祥、李永发、李永胜、黄永海对信达公司的账册不全负有责任，即使信达公司账册不全确实导致了信达公司的资产受到损失、损害了包括高速物流集团在内的破产债权人的权益，即使李永祥、李永发、李永胜、黄永海对信达公司因此遭受的损失需要承担赔偿责任，李永祥、李永发、李永胜、黄永海支付的赔偿也是代信达公司支付的赔偿，在本质上是信达公司的资产，该部分资产应作为破产财产按照破产法规定的相关分配原则处理，而不应当单独支付给高速物流集团，否则将导致个别清偿。因此，高速物流集团要求李永祥、李永发、李永胜、黄永海向其个体进行赔付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双方当事人的其他意见，本院均不再予以审查。 综上所述，高速物流集团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4530元,由上诉人山东高速物流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田玉斌 审判员  滕聿江 审判员  田仕杰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武德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