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民终172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衣爱军，男，1962年9月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山东省招远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魏耀华，山东齐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永东，男，1971年2月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建文，女，1972年4月29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招远市。二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向前，北京市新元律师事务所律师。二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叶萌，北京市新元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衣爱军因与被上诉人李永东、刘建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7民初199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衣爱军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判令李永东、刘建文返还200万元借款，垫付的利息33910元以及相应的利息490564元（以200万元本金为基数，按照北银消费金融有限公司贷款合同约定的利息为准，自2017年1月7日暂且计算到2019年7月7日，后期利息一直计算到李永东、刘建文实际偿还全部本金及利息为止）；2.李永东、刘建文承担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以及财产保全费用。事实和理由：一、案件事实。2015年衣爱军与李永东打算一起合伙做苹果生意，因为李永东当时是公职人员，逐以其父亲李克刚的名义与衣爱军合作。在双方合作之前，衣爱军就有一个招远市衣鑫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衣爱军为唯一股东，认缴出资50万元。双方就用该合作社作为从事苹果生意的平台，具体的生意就是从农户或者冷库购买苹果送到北京超市。由于做生意需要资金，衣爱军与李永东约定，由衣爱军负责融资，李永东负责开拓市场。李永东提出其与北银消费金融有限公司的人员熟悉，让衣爱军在附近村里找几个熟悉的农民，从北银消费金融有限公司取得贷款。衣爱军于是找了14个人，加上自己，以15个人的名义从北银消费金融有限公司贷款300万元，贷款的最初目的用于苹果生意，贷款下来后，由于苹果生意根本不需要这么多的启动资金，这时李永东提出自己使用200万元。衣爱军同意借给李永东使用。衣爱军在2015年4月24日将200万元汇到李永东指定的刘建文账户。衣爱军持有15个人的银行卡，每月从15个卡上按时支付15人借款（300万元）的利息。因为借款期限为一年，2016年3月为归还借款本金以及最后一期利息的时候，李永东提出续借，这样就需要李永东将200万元返还给衣爱军，然后由衣爱军从15个人的卡中分别将本金20万元以及最后一期利息还上。这样李永东委托刘建文汇给衣爱军250万元，其中200万元是归还的借款本金，20万元是偿还衣爱军代偿的利息，30万元是临时借李永东的资金。李永东当时与衣爱军关系还融洽，自己使用200万元炒股将近一年，不好意思让双方的生意承担200万元的利息成本。由于衣爱军拿着15个人银行卡，200万元（相当于10个人的借款）的利息平时都是衣爱军垫付的。李永东提出续借200万元有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届时250万，届时回划把20万利息留下，打回230吧，仍续借200万”。2016年3月8日刘建文分三次汇给衣爱军共计250万元。衣爱军通过15个人的银行卡归还了北银消费金融有限公司的300万元借款及最后一期利息，然后以14个自然人的名义再次向该公司借款280万元。2016年3月14日以及2016年3月17日衣爱军向刘建文账户汇款230万元，其中200万元是李永东续借的200万元，其中30万元是归还对李永东的借款。衣爱军还是拿着14个人卡按月归还利息。2016年6月衣爱军与李永东的关系开始出现矛盾，李永东让衣爱军把全部账册以及银行卡交给李永东妹妹李永华，双方合作结束。衣爱军不与李永东合作后，陈忠旭代替衣爱军与李永东合作，这样衣爱军在2016年6月还清了80万元的借款（4个自然人的借款）以及利息，其余的10个人的银行卡交给陈忠旭由其交利息。2016年10月1日衣爱军与李永东开始算账，衣爱军把代理财务的滕科远叫来一起算账，双方算账的净利润是59万元。2016年10月10日李永东纠集10多名非法分子逼迫衣爱军以及滕科远在备好的《2016年内5月底利润》等表格上签字，并以衣爱军偷藏成品苹果为由“造出利润”160多万，逼迫衣爱军给李永东的父亲李克刚签署160万元的借条。2016年10月12日衣爱军向招远市毕郭镇派出所报案，派出所没有刑事立案。衣爱军不服，一直告到山东省公安厅，山东省公安厅指示招远市公安局对本案进行调查。该局调查后认为本案源于经济纠纷，无法排除160万元的借条债务的合法性，该局要求李永东提供财务资料进行审计，但是李永东没有提供，该局认为无法认定李永东等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故意，因而无法认定李永东等人构成敲诈勒索罪。同时，李永东以其父亲李克刚的名义在招远市法院向衣爱军提起诉讼，要求衣爱军支付160万元借条中的债务。该案最初以借款名义起诉，法院审理后改成合伙协议纠纷，在衣爱军不知情的情况下缺席判决，招远市法院支持了李克刚的诉讼请求。衣爱军上诉后，衣爱军要求调取招远市公安局对涉案人员的调查笔录证实李永东纠集非法人员逼迫衣爱军及滕科远在《2016年内5月底利润》《失踪财产价值表》上签字，以及逼迫衣爱军签署160万元借条，然而二审法院不同意调取。《招远市公安局不予立案通知书》就说明不存在胁迫事实，所以二审法院做出了（2019）鲁06民终959号判决，维持了一审判决，该案目前已经申请再审。李永东纠集的部分社会人员继续对衣爱军非法讨债，其中5人已经被法院判处非法拘禁罪入狱。本案的借款本来与合伙生意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借款的事实非常清楚，但是李永东为达到不归还借款，把（2019）鲁06民终959号判决执行与该借款相抵的目的，故意把水搅浑。二、衣爱军提交的系列证据，环环相扣，共同印证涉案争议的200万元为借款事实。1.本案存在三个层次的借贷法律关系。第一层次的借贷关系是14个顶名的自然人与北银消费金融有限公司的借款关系；第二层次是13个自然人与衣爱军之间的借贷关系，280万元贷款下来后，衣爱军将13个自然人贷下来款项转给自己，这些款项由衣爱军处分，衣爱军与13个自然人之间形成借款关系；第三层次是衣爱军与李永东之间形成借款关系，衣爱军将通过上述途径取得280万元中的200万元转而借给李永东，双方形成了借款关系。本案需要认定的是第三个层次，衣爱军与李永东之间是否存在借款关系。2.衣爱军与李永东的聊天记录中，李永东明确向衣爱军表达“续借200万”，交谈主体明确，意思明确，不存在任何歧义，然后衣爱军转给李永东200万元，这是本案最基本的事实及法律关系。3.本案的聊天记录表明，李永东非常关注200万元的还款以及利息的支付情况。在第一次借衣爱军的200万元到期前，李永东积极凑集还款，同时还给衣爱军垫付的20万元利息。在衣爱军与李永东合作结束衣爱军要求李永东归还200万元或者让其重新找10个自然人把衣爱军找的10个人换下来情况下，李永东一方面告诉衣爱军将原来10个自然人名字及卡交给陈忠旭，由陈忠旭代替衣爱军帮助李永东还200万元的利息，并且李永东以及陈忠旭自2016年7月到2017年1月6个月的期间一直在还200万元的利息，后由于衣爱军与李永东发生矛盾，李永东转而想占有该笔资金不想归还给衣爱军，拒绝继续支付利息，也不还款。2017年2月以后北银消费金融有限公司在没人归还200万元利息的情况下，开始找10个顶名自然人要求还款，10个自然人转而找衣爱军还款，引起本诉讼。三、李永东主张涉案争议的200万元是衣爱军应该缴纳的投资款，但是该主张与本案有关事实存在逻辑上的矛盾。1.李永东主张涉案的200万元是衣爱军与李克刚（实际是李永东）成立的招远市衣鑫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投资款。该合作社成立于2014年4月25日，衣爱军是法定代表人。衣爱军与李克刚合作开始于2015年3月，所以，双方合作之前，该合作社已经存在。假如真的如李永东所称是投资款，那么投资款也应该注入合作社账户并由衣爱军掌握，而不是转给李永东让其自己控制使用，衣爱军不仅是苹果生意的管理人，而且是该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2.假如李永东主张涉案200万元是投资款说法成立，衣爱军投入招远市衣鑫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资金就是300万元，该事实与李永东主张的衣爱军应投资200万元的说法矛盾。3.假如200万元是衣爱军应缴纳的投资款，那么投资风险应该由衣爱军自行承担，李永东完全没有必要理会200万元的利息问题以及何时归还银行。然而李永东在200万元借款到期后主动想办法自己凑集资金还旧借新，并且还转给20万元利息作为补偿，这些与李永东主张的投资款从逻辑上是矛盾的。4.李永东在第二次开庭时提交了一份由衣爱军签字的利润表，该份利润表以及同时签署的160万元的借条正在再审之中，衣爱军同时向省公安厅以及省检察院要求追究李永东等7人敲诈勒索罪的刑事责任。李永东根据该利润表主张20万元的利息是衣爱军对刘建文借款，但是无论聊天记录还是利润表中都明确记载是“20万利息”，既然李永东主张200万元是衣爱军应该交付的投资款，投资款交付后属于企业的财产，然而利息是借款的衍生物，李永东主张“投资款”与“20万利息”不能够兼容。5.一审判决将《2016年内5月底利润》中的“支付烟台利息20万元”以及“陈忠旭垫付的37360元”作为证据，首先该证据是衣爱军在被胁迫的情况下签署的。其次，从事实来说，衣爱军与李永东关系好的时候，李永东自己使用200万元炒股，他不好意思让双方的生意承担利息成本，后来双方撕破脸了，李永东就变得好意思了，就把先前还给衣爱军20万元利息再重新要回来，把陈忠旭垫付的37360元利息让合伙生意承担也是基于相同的道理。但是李永东将《2016年内5月底利润》作为证据与其主张背道而驰的，因为李永东主张200万元是投资款，既然是投资款，肯定会有财务支出，但是在双方合伙生意的账目中，根本就没有体现该200万元。一审判决从裁判文书的角度是不符合要求的，该判决中衣爱军举证、证明目的以及对方质证意见都没有记录在判决书中，代理意见也没有得到体现。李永东、刘建文辩称，不同意衣爱军的上诉请求，同意一审判决。1.衣爱军与李永东、刘建文如果是借贷关系，200万元数额巨大，没有借条。2.通过李永东、刘建文提供的证人以及衣爱军自己提供的证据，两位证人的证言可以证明200万元是衣爱军投入的投资款。3.200万元利息是由衣爱军和李克刚合作社共同支付的，后续的是由陈忠旭来支付的，李永东并未支付任何利息，如果双方存在借贷关系，必然应由李永东来支付。4.根据烟台中院的判决确定了衣爱军应当出资200万元，本案现在没有其他证据证明有另外的200万元存在，所以打给刘建文的200万元就是衣爱军的出资。衣爱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李永东、刘建文返还200万元的借款及相应利息490564元及应该支付相应的利息、罚息20万元（利息罚息按照北银消费金融有限公司贷款合同约定以200万元为基数自2007年1月11日暂且计算至2019年7月31日），后期利息罚息按照上述标准计算到李永东、刘建文实际还清本金、利息及罚息为止；2．李永东、刘建文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保全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衣爱军系招远市衣鑫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2014年10月，其与李克刚（系李永东之父）商定合伙共同经营，向北京物美公司销售苹果。2015年3月，衣爱军联系15位村民，每人向北银消费金融有限公司借贷20万元。2015年3月9日至3月11日，14位村民将借到的共计280万元打款到衣爱军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尾号2779账户。2015年4月24日衣爱军向刘建文工商银行尾号4792账户汇款200万元。刘建文与李永东系朋友关系，李永东指定衣爱军将此笔款项汇款到刘建文账户。李永东称，此200万元系衣爱军对于衣爱军和李克刚双方共同经营的苹果合作社的衣爱军的出资款，因李克刚年龄较大，对银行业务不熟悉,故打到李永东朋友刘建文账户。为证明此主张，李永东提供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06民终字959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载明：“1、李克刚负责（通过其孩子）联系到北京物美公司，双方去物美公司商谈苹果供货，若谈判成功则开展合作。2、衣爱军负责出资200万（或以200万资产折抵）作为启动资金和运营资金。3、双方同意以衣爱军的合作社（招远市衣鑫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为平台开展业务，合作利润五五分成。为此，衣爱军须在2015年上半年完成合作社出资人变更和章程修改。4、衣爱军家里的原化肥农药业务纳入合作范围，统一进合作社账内。5、衣爱军全面负责经营管理，聘任会计建账并按季度报账给对方，合作社资金不外借给其他人”。衣爱军未提供其除上述打给刘建文账户200万元外，向苹果合作社有其他打款投资200万元的证据。衣爱军提交与李永东微信聊天记录，其中，2016年3月8日，李永东在微信中陈述：“届时共250万，届时回划把20万利息留下，打回230万，仍续借200万吧。本意是为合作社节约利息成本，没料到反而被扣进去”。2016年3月9日，刘建文通过其工商银行尾号4792账户向衣爱军中国农业银行尾号2779账户打款250万元。2016年3月14日至3月17日，衣爱军向刘建文汇款230万元。衣爱军称，此续借为李永东向其续借200万元，双方系借贷关系。李永东称，微信聊天记录为截取，且整个微信聊天记录多次提到李克刚与衣爱军合伙的合作社。此续借意为要求衣爱军继续向村民借款补足合伙合作社投资款。因为衣爱军承诺投资200万元，但实际是通过村民向金融机构贷款，贷款到期后，只能将款项打回衣爱军，由衣爱军返还村民，由村民向金融机构续借然后再借给衣爱军由衣爱军打给刘建文200万元，继续作为衣爱军的苹果合作社投资款。刘建文账户向衣爱军账户打款250万元，其中200万为村民向金融机构借款本金，用于归还金融机构，20万元用于归还金融机构利息，进入苹果合作社账中，由苹果合作社最后承担，30万元系衣爱军向李永东的临时借款。李永东提供《2016年4月底利润表》，该表为双方苹果合作社项目结算表，有衣爱军签字，衣爱军主张该表为胁迫取得，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其中，上述利息20万已作为苹果合作社欠款在《2016年4月底利润表》中进行记账。2016年6月7日，李永东在与衣爱军的微信内容陈述：“质保金你跟文成交接，银行利息若卡没有放老爷子那里，你从别的卡里先垫付一下，若在老爷子那里，先取回交完利息。关于贷款，利息你们合作社先缴到这月10日，之后不交了，由忠旭代缴，本金80万你就还了吧，另200万等贷款下来后再说”。忠旭名为陈忠旭，为接替衣爱军与李克刚合作继续经营此苹果生意者。陈忠旭承担了2016年5月、6月10位村民向金融机构借款的利息34000元，并计入《2016年4月底利润表》中。陈忠旭支出37360元，其中，上述两月利息34000元，李某两个月工资3360元。一审庭审中，衣爱军申请证人刘某出庭作证，刘某称：自己及其他村民2015年帮衣爱军顶名借款，2016年3月份又给衣爱军顶名借款，借款用于合作社装修。李永东申请证人李某出庭作证，李某称：我是合作社的员工，合作社的老板是李克刚、衣爱军，当事人应是与李克刚之间的。因为2016年年初的时候，我之前在物美工作过，通过朋友介绍给李总认识，负责在北京市场的管理和销售，尝试下苹果是否可以做，后来没有启动资金，听说李克刚的孩子在北京，可以贷款，找14个门户贷款但是主体应是李克刚，李总没有对账，到2016年5月底李总说不做了，200万元是启动和运营资金用于市场推广。衣爱军贷款200万元资金进来，后弄回来280万元。合作社需要启动运营资金，衣爱军说要做但没有钱，后2015年的时候找15个社员贷300万元。进了合作社，结果贷款利息反而由合作社来承担。衣爱军打给刘建文的200万是启动运营资金，投资款。刘建文通过其账户打款给合作社20万元的利息，后合作社还给刘建文，进入合作社的账目。陈忠旭接手合作社后还了两个月的利息加上工资37360元亦进入合作社账目。另，除此微信和打款记录外，衣爱军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借款合意。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衣爱军与李永东、刘建文是否形成借款合同法律关系。首先，衣爱军、李永东、刘建文如是借贷关系本案涉案标的额为200万元，如此大额款项双方未形成书面的借款合同，亦无借条、收条等与常理不符，有违交易习惯。其次，通过二位证人证言中的内容，可以认定诉争的200万元为衣爱军投入苹果合作社的投资款。再次，如果是衣爱军、李永东、刘建文之间的借款，为何利息计入由衣爱军与李克刚合作的苹果合作社账目中，且由接替衣爱军经营此项生意的陈中旭偿还部分利息，衣爱军在双方结算的《2016年4月底利润表》中签字。最后，衣爱军投资苹果合作社200万元，而衣爱军并未举证证明，除诉争的其打款给刘建文的200万元外另有其他投资打款。故而，一审法院认为诉争的打给刘建文的200万元为衣爱军之投资款，无法认定为借款。综上，本案李永东、刘建文所述情形更符合在案证据指向。衣爱军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李永东、刘建文存在借贷法律关系。关于诉争标的，衣爱军可另行诉讼解决。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衣爱军的诉讼请求。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补充认定如下事实：在案证据《2016年5月底利润表》，一审法院错误表述为《2016年4月底利润表》，本院予以纠正。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衣爱军与李永东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即案涉200万元款项的性质问题。首先，依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能够认定案涉200万元系在衣爱军与李永东之父李克刚之间合伙经营期间产生，而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06民终字959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就衣爱军与李克刚之间合伙销售苹果事宜，衣爱军有出资200万元（或以200万元资产折抵）作为启动资金和运营资金的合同义务，合作社资金不外借给其他人，而本案中，衣爱军未提供证据证明除案涉200万元外，其另行向苹果合作社出资200万元的证据。其次，上述判决书认定“李克刚负责（通过其孩子）联系到北京物美公司”，通过衣爱军与李永东的陈述以及微信往来等证据，能够证明李永东实际参与了其父李克刚与衣爱军之间的合伙经营，因此，仅依据2016年3月8日李永东在微信中有关“届时共250万，届时回划把20万利息留下，打回230万，仍续借200万吧。本意是为合作社节约利息成本，没料到反而被扣进去”的陈述，并不能证明李永东与衣爱军之间的款项往来完全与合伙经营无关。再次，有衣爱军签字确认的《2016年5月底利润表》中，已将上述20万元利息作为合伙经营的苹果合作社欠款予以记账，虽衣爱军对该利润表不予认可，主张其签字系受胁迫，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因此，依据该利润表能够认定20万元利息应由衣爱军、李克刚在合伙经营中共同承担。另，该利润表中亦载明，接替衣爱军与李克刚继续合伙经营的陈旭忠承担了部分利息，而非李永东承担。综合上述情况，李永东、刘建文虽就200万元及利息与衣爱军进行过款项往来，但衣爱军并未提供李永东、刘建文认可案涉200万元系其本人借款并承担利息的直接证据，因此，一审法院关于李永东、刘建文所述情形更符合在案证据指向，衣爱军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李永东、刘建文存在借贷法律关系的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可。衣爱军关于本案的借款与合伙生意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其提交的证据环环相扣，共同印证涉案争议的200万元为借款事实，李永东主张涉案争议的200万元是衣爱军应该缴纳的投资款，该主张与本案有关事实存在逻辑上的矛盾等上诉理由，均未提供直接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均不予采信。综上所述，衣爱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4672元，由衣爱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 利审 判 员  黄占山审 判 员  甄洁莹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郭 帅书 记 员  亢 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