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甘07民终48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甘州区新墩镇双塔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张掖市甘州区新墩镇双塔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4620702ME09191491。 法定代表人：陈伟，该村委会主任。 上诉人（原审被告）：甘州区新墩镇双塔村三社。住所地：甘州区双塔村三社。 负责人：冯小军（该社社长），男，1981年7月18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人，住甘州，现住甘州，公民身份号码：×××。 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国钧，甘肃方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莹璐，女，1987年8月17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人，住甘州，现住甘州区润泉家园D区，公民身份号码：×××。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向前，甘肃朝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甘州区新墩镇双塔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双塔村委会）、甘州区新墩镇双塔村三社（以下简称双塔村三社）因与被上诉人李莹璐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不服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法院（2019）甘0702民初93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双塔村委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国钧、双塔村三社负责人冯小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国钧，被上诉人李莹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向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双塔村委会、双塔村三社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法院(2019)甘0702民初9386号民事判决并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由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全部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审事实认定错误。原审认定被上诉人李莹璐具有新墩镇双塔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是错误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和民法原理规定，被上诉人李莹璐不应当具有新墩镇双塔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理由如下：《最高人民法院第八次民商事审判会议纪要》第23条规定：审理土地补偿费分配纠纷时，要在现行法律规定框架内，综合考虑当事人生产生活状况、户口登记状况以及农村土地对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功能等因素认定相关权利主体。要以当事人是否获得其他替代性基本生活保障为重要考量因素，慎重认定其权利主体资格的丧失，注重依法保护妇女、儿童以及农民工等群体的合法权益。对此条文如何理解，最高人民法院杜万华主编的《最高人民法院第八次民商事审判会议纪要》理解与适用及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意见作了如下论述：如果农嫁女出嫁后即去夫家所在地生产和生活，并不以原村土地为其基本生活来源的，说明其与原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已不存在较为固定的生产和生活关系，对属此种情况的外嫁女应不再认定为该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其分配请求应当予以驳回。在现有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世代延续的传统习惯、道德风俗仍是调整社会秩序的重要依据。因此，原则上认定农嫁女丧失娘家所在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同时获得夫家所在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符合传统习惯和大众认知。《民法总则》第十条规定处理民事纠纷，应当依照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习惯，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故传统习惯和大众认知可以认定农嫁女丧失娘家所在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资格。二、原审法律适用错误。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条前段规定：“承包期内，妇女结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这一规定涉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关系问题。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主体是农户，而不是单个人，一轮承包或二轮延包分配承包地时，虽然是以该户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数为依据确定承包地数量，但这仅作为一个标准而已。实际上，每一农户内部的承包地并不在该户内实际具体分割，农户内的每一个成员不是不可逆转地按份享有相应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份额。土地承包经营权并不与农民个体发生直接的联系，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利主体是农户，农户内个人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取得与丧失，在本轮承包期内不影响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条的规定实际上也是维护嫁女农户的承包地，不得随意调整，与《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调整承包地”的规定是一致的。不得收回承包地是为了保护该嫁女农户的利益，嫁女农户的承包地并不与所嫁女性产生直接联系。承包期内不收回承包地，是针对嫁女的农户而言，与取消所嫁女性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并不矛盾。实际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只在两种情况下对个人有意义，一是分配土地补偿费或其他集体经济收益时、二是新一轮承包时。被上诉人李莹璐在出嫁后即与丈夫在甘州区城市生活，未在双塔村三社生产、生活，双塔村的土地已不是其生活的来源。根据第一条的论述可知。综上所述，被上诉人李莹璐的情况应当被认定为已丧失了新墩镇双塔村经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故应当依法撤销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甘0702民初9386号民事判决书，并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三、医疗和社保是随户口产生的，不能证明被上诉人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四、以户籍去认定被上诉人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是不符合立法原则的；原审法院没有以解决问题，化解矛盾为目的进行审理本案，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 李莹璐辩称，被上诉人仍与上诉人村、社及土地建立了紧密的联系与依赖性，应认定其具有双塔村三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有权主张分配涉案征地补偿款。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所述事实条理不清、表达含混，适用法律错误，现对本案基本事实和细节予以澄清，对相关规定与法律规定予以说明解释，请求法院依法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一、上诉人声称被上诉人自2012年出嫁后，再未在三社居住过，从未对三社尽过任何义务的说法是错误且没有任何根据的，是对事实的错误陈述。被上诉人出生于1987年8月17日，在2012年结婚时，已经25岁，25年来被上诉人在双塔村三社生活、生产、成长，作为家庭成员，与父母共同经营家庭承包的土地。多年来，按时缴纳社里按家庭人口，承包土地面积所收的各种基建、管理费用，如管道建设费、打井费、水渠建设费等。被上诉人于2012年结婚，其父亲于2012年3月因癌症去世，亲生哥哥于2015年12月初车祸意外身亡，母亲身体状况不佳，体弱多病，家庭陷入困难，经济状况恶劣。作为家中独女，母亲的生活、治病重担压在了被上诉人一个人身上，因此，在结婚后，被上诉人既未将户口迁出，也未与母亲分户，长期留在母亲身边照顾母亲的生活起居，也一直按照村社的要求，及时向村里缴纳如养老保险、合作医疗等各种社会保障费用，履行了作为村民的职责。上诉人枉顾被上诉人仍然在村社里生产生活，积极向社里履行各种义务，与村社土地具有紧密联系和依赖性的事实，只因为被上诉人结婚就认定被上诉人不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不但违反了“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基本法律原则，侵害了被上诉人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财产权利，也违反了以社会一般道德和认知为基础的善良风俗，伤害了被上诉人对村社的感情。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作为双塔村委员会主任、双塔村三社社长，不但没有积极地维护村民社民的利益，保障村民的各项基本权利，反而用错误的事实来掩盖自己的失职违法行为，我们认为上诉人的这种行为是不适当的。二、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出嫁后，婚姻正常，家庭完美，有正常的工作和收入，劳动收入可以自足，因此丧失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说法是肤浅片面的，没有证据支持，不具有说服力。上诉人的此种观点充分体现了上诉人主持认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工作单一片面、机械僵硬的标准。在认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时，应当全方面考虑被认定人的实际情况，运用多种标准，站在被认定人的角度上客观、综合考虑，而不能想当然。被上诉人在结婚后，婚姻正常，家庭幸福，主要是因为被上诉人善良淳朴，与爱人感情坚定，相处和睦。但是，如果上诉人站在被上诉人的角度客观观察，不难发现，被上诉人自结婚以来，先后失去了自己的父亲和哥哥，家庭支柱轰然倒塌，自己与丈夫的父母都需要她照料服侍，孩子需要她看护教育，丈夫需要她关心帮扶，各种家庭琐事、家务事都需要她亲力亲为，根本没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外出正常工作去获取收入支撑其生存与生活。上诉人在一审中，也没能举证证明自己所说的事实，被上诉人依然以双塔村三社的承包土地作为其基本生活来源。三、上诉人称2019年5月18日，双塔村三社召开了社民大会，根据乡政府文件（2019.271号）确定了三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形成了会议记录并签字，符合规定。上诉人提供的新墩镇新墩乡2019第271号文件规定了“在确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时，要在群众民主协商的基础上确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具体程序、标准和管理办法，成员身份的确认既要得到多数人认可，又要防止多数人侵犯少数人权益，切实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然而上诉人在确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时，未贯彻群众民主协商、公开透明的要求，在被上诉人对认定结果产生异议向上诉人提出时，上诉人多次提出“私下给予一定数目金钱，不能让其他人知道”、“给予一定补偿，私下解决”等说法，企图以此解决上诉人的合理异议，并且，村内其他与被上诉人情况相似的“外嫁女”却被认定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在被上诉人询问时，上诉人并未给出合理、合法、具有说服力的回答，只是一味地含糊其辞、推诿责任。因此，我们认为上诉人在主持确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工作中，存在重大的疏忽和许多漏洞，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27条“村民会议可以制定和修改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并报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备案。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相抵触，不得有侵犯村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违反前款规定的，由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责令改正。”、29条“村民委员会应当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决策机制和公开透明的工作原则，建立健全各种工作制度。”没能在工作中切实做到公平公正、公开透明、群众协商，损害了被上诉人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财产权利。四、上诉人以《最高人民法院第八次民商事审判会谈纪要》第23条为依据认定被上诉人不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理解和适用并不正确。《最高人民法院第八次民商事审判会谈纪要》第23条规定“审理土地征收补偿分配纠纷时，要在现行法律规定框架内，综合考虑当事人生产生活状况、户口登记状况以及农村土地对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功能等因素认定相关权利主体。要以当事人是否获得其他替代性基本生活保障为重要考量因素，慎重认定其权利主体资格的丧失，注重依法保护妇女、儿童及农民工等群体的合法利益”。在本案中，被上诉人家庭惨遭不幸，户口从出生以来一直登记在新墩镇双塔村三社，生活负担繁重，无力外出工作，无其他经济来源，农村土地是被上诉人的基本生活保障。被上诉人自结婚后，并没有加入夫家集体经济组织，也没有将自身的医疗保险等各种社会保障关系转入城市，没有获得任何替代性的基本生活保障。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第八次民商事审判会谈纪要》的规定，被上诉人应被认定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然而，上诉人截取《最高人民法院第八次民商事审判会谈纪要》只言片语，贸然认定被上诉人不具备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不但错误适用《最高人民法院第八次民商事审判会谈纪要》，而且与《最高人民法院第八次民商事审判会谈纪要》所规定的“慎重认定权利主体资格的丧失，注重依法保护妇女、儿童及农民工等群体的合法利益”，相悖而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从多方面因素综合考虑了被上诉人的家庭户籍状况、生产生活状况，适用法律准确无误，同时体现了国家各种涉农政策所传达的精神，维护了法律的权威与尊严，切实保障了被上诉人的权利与利益。对于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所说：“在现有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世代延续的传统习惯、道德风俗仍是调整社会秩序的重要依据。因此，原则上认定农嫁女丧失娘家所在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资格同时获取夫家所在的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资格，符合传统习惯和大众认识。”我们认为，在社会快速发展进步，个体的各种权利需要被着重保护的今天，用于调整社会秩序的道德和风俗也应当与时俱进，不断调整。然而，上诉人依然持着“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嫁出去的姑娘一切与娘家无关，所以当然失去娘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这种落后、固化的眼光，直接导致了上诉人错误认定被上诉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侵犯被上诉人各项权益的结果，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10条所规定的公序良俗原则公然违反。五、上诉人在上诉状中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7条、第30条的理解具有明显错误。上诉人在上诉状中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7条、第30条的理解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主体是农户而不是个人，嫁女农户的承包地并不与所嫁女性产生直接联系。承包期内不收回承包地是针对嫁女的农户而言，与取消所嫁女性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并不矛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只在分配土地补偿费或者其他经济收益时和新一轮承包时有意义。”并且因此认为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回一审判决。我们认为，上诉人的这种理解是错误的并且是十分浅薄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是指在该集体经济组织生产或生活，在该组织与该集体经济组织发生权利义务的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具有极强的身份性质，涉及到组织和成员多方面的权利与利益，不可随意剥夺。被上诉人一家以户为单位承包的土地经营权，是被上诉人一家生存生活的基本保障，虽然每一农户的承包地并不在该农户内实际具体分割，但是，对承包地的经营管理离不开每一位家庭成员的幸勤劳动和苦心经营，土地的繁荣是每一位家庭成员汗水浇灌的结果。国家对征收土地的补偿，究其根本，是对承包土地的户中每一位家庭成员土地经营权的补偿，是为了保障每一位家庭成员的基本生活。被上诉人多年来和其他家庭成员一起共同经营土地，以土地收益作为主要的生活来源，虽然出嫁，但是没有加入夫家所在的集体经济组织，仍然在双塔村三社生产，并以承包的土地收益为生活来源。如果认定被上诉人不具有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资格，使被上诉人在丧失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同时不能取得相应的补偿，那么被上诉人的生存生活应当如何保障？所以，我们认为上诉人对法律规定的理解过于的肤浅、生硬，没有探求法律规定的根本性质及其背后的社会关系基础，上诉人对一审法院法律适用的质疑缺乏有力支撑，是站不住脚的。综上所述，被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明确，适用法律准确无误，保障了被上诉人的各项权益，维护了法律的尊严和权威。被上诉人的上诉没有足以证明其所主张事实的证据，也没有充分的法律依据。因此，请求二审法庭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李莹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被告向原告支付征地补偿款82000元；2.要求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李莹璐之母王月兰系被告双塔村三社村民。原告李莹璐于1987年8月17日出生，于2003年1月16日落户于双塔村三社。2012年，原告李莹璐与案外人王学飞（系城镇户口）登记结婚。婚后，原告一直在男方家居住生活，但未将户口迁出，至今原告户口仍在双塔村三社。2018年9月，因张肃公路拓建及绿化带建设，征收被告双塔村三社土地79.84亩，共计补偿4790400元；2019年4月，因甘州区城投建设开发“丝绸之路文化村”，先后分两次征收被告双塔村三社土地200.6亩、44.39亩，合计244.99亩，共计补偿16169340元。综上，双塔村三社共计收到补偿款20959740元。2019年5月18日，被告双塔村三社召开社员会议，内容为关于三社征地地价款分配方案的初步意见，并形成《双塔村三社身份界定名单》，双塔村三社成员共58人在该名单上签字，对名单进行确认，在该名单中确定原告不予身份界定。2019年8月21日，双塔村三社形成了《双塔村三社地价款分配方案》，内容为经社员大会讨论，地价款按照221人分配，人均分配81439元，扎户时间为2018年12月30日，原告因属于外嫁女，故经社员大会讨论不予分配。2019年9月2日，甘州区新墩镇人民政府下发了新镇政发[2019]603号《甘州区新墩镇人民政府关于双塔村三社征地补偿款分配的批复》，原则上同意按照《双塔村三社地价款分配方案》分配。2019年9月20日，被告双塔村委会出具新墩镇双塔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定书一份，认定原告不具备双塔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 一审法院同时查明，1990年，张掖市土地管理局向原告父亲李玉满颁发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1998年7月6日，李玉满承包双塔三社土地4.71亩，承包人口为3人，承包期限自1996年1月1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止，并由张掖市人民政府颁发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原告李莹璐及其母王月兰的医疗保险均在被告双塔村三社办理，李莹璐再未纳入其他社会保障体系。 一审法院认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是农村土地的所有者、使用者和受益者，而户口又是确定该成员是否具备成员资格的前提和必要条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关于“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应予支持”的规定，二被告是否应向原告李莹璐发放征地补偿款，取决于李莹璐在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是否具备双塔村三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是指户籍在该集体经济组织，或生活在该组织，而对该组织的土地享有权利，负有义务的人。它可以依法定事件（如出生）而取得，也可以依合法行为（如婚姻迁入）而取得。本案中，原告李莹璐出生于双塔村三社，户口亦登记在双塔村三社其母王月兰名下，并自出生以来均在该村社生产生活，以承包地收益为主要生活来源。原告虽于2012年与他人登记结婚，但户口并未迁出，医疗保险均在被告处办理，既未纳入其他保障体系也未取得其他社会保障，且原告配偶的户口属城镇户口，原告亦未在其他居住地分配土地或享有其他福利待遇，其并未丧失该村社的成员资格。同时，二被告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原告有其他工作或经济来源，亦无直接证据证明原告李莹璐的经济来源不依附于该村社土地。综上，原告仍与被告村、社及土地建立了紧密的联系与依赖性，应认定其具有双塔村三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有权主张分配涉案征地补偿款。现原、被告均认可享有双塔村三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均已分得土地补偿款81439元，故二被告应向原告支付已分配的土地补偿款81439元。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虽赋予了农民集体对农村事务、村民管理依法享有一定的自治，也对在村民决议中有关程序性、实体性问题给予了明确的规范，但前提是不能与宪法、法律、法规相抵触。而征地补偿款的分配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的法定权利，不是约定权利，且是农民生存之基本权利，不得剥夺。本案中，原告自出生便取得了被告双塔村三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其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中的一员，享有承包集体土地的权利，在集体土地被征收后，也有权参与分配征地补偿款，被告不能仅以原告已出嫁为由就确定原告不在被告村社实际生产和生活，其生活来源不依靠本村土地为基本生活保证而剥夺或限制其合法权利。对于被告辩称的，原告无承包地，不应该享受征地补偿款分配，一审法院认为，即便原告不享有承包地，但其家庭承包地也是原告的生存来源和依靠，故对于被告的该抗辩理由，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五十九条、第一百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被告甘州区新墩镇双塔村民委员会、甘州区新墩镇双塔村三社共同向原告李莹璐支付征地补偿款81439元，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一次性付清。案件受理费1850元，减半收取925元，由被告甘州区新墩镇双塔村民委员会、甘州区新墩镇双塔村三社负担。二被告负担的受理费由二被告直接给付原告，一审法院退还原告案件受理费925元。 本案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提交2019年12月15日由村民签名的证明一份，以证明被上诉人不具有双塔村三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经质证，被上诉人委托代理人对该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认为不能证明被上诉人不具有双塔村三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也不能对抗被上诉人有权分配涉案的征地补偿款。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述证据因其真实性无从查证，且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的质询，故对上述证据在本案中的证明效力本院不予确认。 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被上诉人李莹璐是否有权分配本案涉案征地补偿款的问题。承包地征收补偿款在性质上是对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补偿，补偿款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只要具备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就应享有分配承包地征收补偿款的权利。李莹璐是否有权分配本案涉案征地补偿款取决于李莹璐是否具有该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根据查明的事实，李莹璐出生于双塔村三社，户口登记在双塔村三社其母王月兰名下，并在双塔村三社享有承包地。虽2012年与他人登记结婚，但户口并未迁出，其医疗保险仍在双塔村三社交纳，未纳入其他社会保障体系，也未取得其他社会保障，且李莹璐配偶的户籍为城镇户口，其亦未取得其他居住地分配的土地或享有其他福利待遇。故其并未丧失该村社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一审法院认定其享有分配征地补偿款的权利并无不当。上诉人虽主张李莹璐出嫁后双塔村土地已不是其生活来源，但未提供证据证明李莹璐有其他工作或经济来源，亦未提供证据证明李莹璐有其他替代性基本生活保障，其生活保障不依附于该村社土地，故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双塔村委会、双塔村三社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835元，由上诉人甘州区新墩镇双塔村委会、甘州区新墩镇双塔村三社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袁建银 审判员  岳小芸 审判员  宋力国 二〇二〇年六月四日 书记员  张远远 附【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 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