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粤01民终1017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杰艺，男，1988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婉莉，女，1988年4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上诉人（原审被告）:谢坚智，男，1954年11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花都城镇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花城街建设北路188号恒昌商务大厦8楼809室。法定代表人：梁丽甜。上诉人陈杰艺、陈婉莉、谢坚智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市花都城镇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花都城镇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4民初7725号之二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由审判员叶建伟独任审理，现已审理终结。陈杰艺、陈婉莉上诉请求：撤销一审裁定，指令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审理本案。事实理由：一、本案中，我方请求花都城镇公司承担表见代理的民事责任，与谢坚智因该事件涉嫌犯罪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民刑案件应当分别审理。根据“九民纪要”第128条的规定，行为人以法人非法人组织或他人名义订立合同的行为涉嫌刑事犯罪或刑事裁判认定其构成犯罪的，合同相对人天高云淡该法人非法人组织或者他人承担民事责任的，民商事案件与刑事案件应当分别审理。故受害人仍可追究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民事侵权责任。本案刑事犯罪认定与民事行为效果判断应分别依据刑法和民法处理，二者并行不悖。至于可能的双重受偿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在（2018）最高法民终778号民事判决中也表达了不应以可能的双重受偿抑制程序同时推进、而且互相协调衔接观点。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刑事诉讼中的责令退赔程序解决的是被害人与犯罪行为人之间的财产返还问题，并不影响被害人通过民事诉讼程序向犯罪行为人之外的其他民事主体主张民事权利。至于被害人可能面临的双重受偿问题，可通过执行程序中协调刑事退赔责任与民事责任等方式加以解决，不能以刑事案件尚未审结或执结为由，否定民事诉讼程序正常推进的必要性。”即使谢坚智构成合同诈骗罪，亦不能否定该认购书的合同效力，该认购书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合法有效。二、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涉案房屋的销售对我方而言是否构成表见代理，花都城镇公司是否具有明显过错。我方作为普通的购房者，在现场售楼部销售人员的指引下签订《认购书》并刷卡付款，使得本案具有表见代理的权利外观。虽然《认购书》、P0S机回单、收据均为谢坚智私刻的“荣翠轩项目部”的盖章，但是对于我方而言，该盖章唯一所指向的客体就是花都城镇公司。同时，谢坚智在庭审中也指出，荣翠轩l至4栋的楼房均是以这样先签认购书再签正式合同的方式售楼，根本不可能存在花都城镇公司在答辩状中所述的没有授权刻章情况，花都城镇公司对于此印章的使用以及涉案房屋的销售至少是默认的，有过错的，才能使得涉案楼房得以长时间地对外销售，造成大批业主权益受损。但是，花都城镇公司在案发后一直在逃避责任，在一审中只提交了答辩状，没有提交任何证据，也没有参加庭审，应视为其放弃所有诉讼权利我方作为一名普通的购房者，在交易中处于弱势，已经尽了理性谨慎的义务，不存在任何过错。相反，花都城镇公司作为项目的被挂靠方，没有尽到合理的管理义务，在项目认购完后，在完全具备网签的条件下，不配合业主网签，造成大批业主财产利益受损，维权困难。花都城镇公司与谢坚智等几个股东之间的合作内部纠纷，不能对抗我方所产生的恶果也不应由普通购房者承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2款：“行为人私刻单位公章或者擅自使用单位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的犯罪行为，单位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应由花都城镇公司承担赔偿义务，其再根据合作内部关系相互追责，更符合公平与效率的要求。三、一审法院无视本案民事法律关系的存在，作出同案不同判的处理结果，严重影晌我方维护正当权益。退一步而言，即使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因涉嫌经济犯罪，民事案件的审判需要以刑事审判结论为依据，本案亦只应先行中止审理，不应草率驳回起诉。本案发生后，涉案多名业主长期来回奔波于住建局、信访局、公安等多个职能部门进行维权信访，均无疾而终，给的答复只有等待刑事案件处理。根据公安的答复结合谢坚智的经济状况，能够追缴到所有涉案金额的可能性极低，并且过程十分漫长。根据现有的法律关系，我方起诉至法院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实属无奈。据了解，在本案起诉前，同案的另一名受害人梁新娣亦曾以相同诉请起诉至法院，案号为（2019）粤0114民初4435号，该案以调解结案，并无剥夺购房人的诉权。谢坚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裁定，指令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审理本案。事实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基于我涉嫌合同诈骗罪就认定本案不属于经济纠纷案件而裁定驳回起诉，属于本案法律关系定性错误。首先，在一审中，主张本案涉嫌刑事犯罪而中止本案审理的是花都城镇公司，花都城镇公司在一审期间从未到法庭参与一审庭审，花都城镇公司对于自己提出的主张从未到庭进行抗辩，视为放弃抗辩。一审法院不能基于花都城镇公司城镇公司提交的书面答辩状就认定本案涉嫌经济犯罪。花都城镇公司之所以提出涉及刑事犯罪的抗辩，实质上是为了荣翠轩项目的第5栋房屋不被法院依法处理，从而达到利用花都城镇公司已违法办理荣翠轩项目初始登记的便利转移或出售第5栋房屋。其次，我只是涉嫌合同诈骗，为犯罪嫌疑人，而刑事案件仍处于侦查阶段。至今没有人民法院或者检察院认定或指控我构成合同诈骗罪，也没有认定我所涉嫌的合同诈骗与本案有关。一审法院只是出示检察部门同意批准逮捕我的通知书。该通知书不能作为定罪的依据。现一审法院代替刑事案件的审理法院，直接认定与本案同一性质的法律关系为刑事犯罪，实质上是未审先判，直接认定我构成刑事犯罪，也违反疑罪从无的原则。最后，陈杰艺、陈婉莉提出的诉讼请求均是请求花都城镇公司承担责任。本案的争议焦点应为花都城镇公司是否应承担陈杰艺、陈婉莉的经济损失，即花都城镇公司对于陈杰艺、陈婉莉无法办理涉案房屋的网签、产权证是否应承担责任。无论是我还是陈杰艺、陈婉莉均已举证大量证据证明涉案房屋无法网签以及办证的原因在于花都城镇公司，与我是否构成合同诈骗罪没有直接关系。一审法院应首先重点审查花都城镇公司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但一审法院只是以我涉嫌合同诈骗就驳回陈杰艺、陈婉莉的起诉，没有对案件的事实进行实质审查，属程序严重错误。二、已有生效的(2014)穗花法民三初字第1805号民事判决及(2015)穗中法民五终字第1991号民事判决认定我方为“荣翠轩”房地产项目的实际投资开发人，有权自行对外销售房屋。花都城镇公司从未为荣翠轩项目支付分文。相反，我投入大量款项建设涉案楼盘，并且在人民法院即将拍卖涉案第5栋房屋，是我对外筹两干多万元偿还法院的执行款，涉案房屋才被解封，避免强制拍卖。花都城镇公司在荣翠轩项目不享有任何的权益。早己在2017年，我在法院起诉请求确认陈映山未经我同意下私自对外售楼的行为无效。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粤01民终24217号民事判决书己认定我、陈映山是涉案用地的实际合作开发方，三方签订的《合作开发房地产协议》第八条第4点约定本房地产开发项目具备销售条件时，我、陈映山各自应得的物业有权销售，决定自有物业的销售方案和定价。我现就是依照上述生效法律文书的判决内容以及《合作开发房地产协议》第八条第4点的约定，自行决定物业的销售方案和定价。（2017）粤01民终24217号案件审理查明的事实与本案涉及的房屋销售是同一法律事实，既然人民法院认定陈映山自行对外售楼是合法有效，那么我自行对外售楼的行为与上述判决书认定的行为同一性质，应合法有效，不构成犯罪。上述判决书我以及陈杰艺、陈婉莉作为证据提交给一审法院。但一审法院没有依法进行审查生效法律文书的认定。一审法院作出的裁定书无疑否认上述生效法律文书的认定，否认我作为荣翠轩项目的实际出资人、开发方的该享有的权益，实质上将“第5栋房屋进行确权，将花都城镇公司确认为荣翠轩项目房屋的权属人”，这显然与大量生效判决书认定：花都城镇公司不是权益人，无权享有荣翠轩项目利益，谢坚智等人对于荣翠轩的建筑费、违约金等承担支付责任等内容相违背。因此，一审裁定书明显存在错误，二审法院应予以撤销。三、在此之前，一审法院对于与本案相同的购房者起诉的案件认定为民事案件，已作出生效的民事调解书。一审法院审理的案外人提起的（2019）粤0114民初4435号案件与本案的案件基本一致，只是购买的房屋不同。一审法院认定4435号案件为民事案件，并作出(2019)粤0114民初4435号民事调解书结案。(2019)粤0114民初4435号民事调解书为生效的法律文书，即人民法院认定与本案同一性质的案件属于民事案件。但一审法院对于同一性质的法律关系，却作出截然不同的处理结果。因此，人民法院应对本案进行实体审查，而非驳回陈杰艺、陈婉莉的起诉。四、如人民法院对于本案不进行实体审查，会损害广大购买荣翠轩项目5栋房屋的业主。我涉嫌合同诈骗的刑事的侦查、审查起诉以及起诉的时间是漫长的，业主不知等到何年何月才有结果。陈杰艺、陈婉莉在庭审均坚持其诉讼请求，本案已进行两次庭审，相关的案件事实已比较清楚，人民法院应直接审查陈杰艺、陈婉莉的诉讼请求是否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同一公民、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因不同的法律事实，分别涉及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嫌疑的，经济纠纷案件和经济犯罪嫌疑案件应当分开审理”以及第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现我是否涉及刑事犯罪没有盖棺定论，但合同诈骗是否成立与陈杰艺、陈婉莉向花都城镇公司主张退款是不同法律事实。但一审法院直接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导致陈杰艺、陈婉莉既没有途径退款，也没有途径取得涉案房屋，只能等待漫长的刑事案件处理，广大业主的利益无法得以保障。被上诉人花都城镇公司没有提出答辩意见。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谢坚智因本案涉嫌经济犯罪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并已被批准逮捕，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的规定，一审法院裁定如下：驳回陈杰艺、陈婉莉的起诉。本院认为，根据一审法院之前审理并生效的民事判决认定，谢坚智等人与花都城建公司以挂靠经营的方式合作开发“荣翠轩”项目，该事实可以确认。在此之前，已有购房人以谢坚智、花都城建公司为被告提起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之诉，一审法院曾作出民事判决或民事调解。本案中，陈杰艺、陈婉莉主张与房地产开发商签订了买卖“荣翠轩”房产的认购书，因对方没有履行网签手续而要求谢坚智、花都城建公司承担退还购房款的责任，与此前发生的民事纠纷法律关系相同，符合民事案件的立案条件，应作为民事案件受理。至于公安机关对谢坚智销售行为是否涉嫌刑事诈骗进行立案侦查，涉及的法律事实与本案有所牵连，但并不涉及对房产合作开发人内部责任及其对外承担合同违约责任的认定，故一审法院以本案不属经济纠纷而有经济犯罪嫌疑为由，裁定驳回陈杰艺、陈婉莉的起诉，适用法律不当，处理有误，应予纠正。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4民初7725号之二民事裁定；二、本案指令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审理。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员  叶建伟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蔡奕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