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鲁03行终9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凤梅，女，1963年7月10日出生，汉族，住淄博市淄川区。 委托代理人张岩，山东法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翟玮玮，山东法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淄博市淄川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70302004216079D。住所地：淄博市淄川区般阳路266号。 法定代表人张伟，局长。 委托代理人周玲，淄博市淄川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法规科科长。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淄博市淄川保安服务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302864110899X。住所地：淄博市淄川立交桥东。 法定代表人孙鸿仙，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李昌浩，淄博市淄川保安服务公司工作人员。 上诉人王凤梅因诉被上诉人淄博市淄川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行政确认一案，不服淄博市淄川区人民法院（2020）鲁0302行初12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岳公标、郑兆亮、司志宜、司衍锋均系淄博市淄川保安服务公司职工，被派往淄川区龙泉镇华龙陶瓷厂从事保安工作，其职责范围是在华龙陶瓷厂门口值班，负责厂里及厂外围的安全工作，但不允许进入厂内部车间。2019年9月30日7点左右，岳公标和郑兆亮共同上班，2019年9月30日11时许，岳公标在华龙陶瓷厂从高处坠落身亡。2019年10月7日，王凤梅向被告提出工伤认定申请，2019年10月10日被告受理王凤梅工伤认定申请，2019年10月11日向淄博市淄川保安服务公司发出限期举证通知书，2019年11月14日被告作出川人社工决不认字[2019]7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原告不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被告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另查明，原告于2020年3月24日庭审结束后指出被告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中载明的申请人王凤梅的身份证号码错误，法院责令被告进行改正，被告于当日作出关于对川人社工决不认字[2019]7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部分信息进行更正的说明，将王凤梅身份证号改为，并于2020年3月26日邮寄送达原告。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的规定，被告淄博市淄川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被告负有作出工伤认定决定的法定职权。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和《工伤认定办法》的相关规定，工伤认定一般应当经立案、调查核实和作出决定等程序。本案中，被告在作出不予认定工伤的过程中履行了申请、受理、核实、不予认定、送达的程序，因此，被告作出的该《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程序合法。“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工作原因”是构成工伤的三个基本要件。工作场所的认定应当考虑职工从事职业活动的区域，而工作原因是指职工受伤与从事本职工作之间要存在因果关系，即职工系因从事本职工作而受伤。本案中，岳公标死亡系2019年9月30日上午11点属于工作时间内，但是岳公标从事保安巡逻工作的场所不包括厂房房顶和进入厂内车间，也无相关证据证明其到房顶进行巡逻是受公司指派，即岳公标死亡不属于在合理的工作场所和工作原因。其高空坠落死亡与本职工作之间不存在直接因果关系。本案中，原告亦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岳公标的死亡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的规定中的其他情形，因此，原告主张“岳公标死亡应当被认定为工伤”理由不成立，法院不予采纳。据此，被告根据第三人举证及调查、死亡现场照片、勘察照片，认定岳公标系高空坠落身亡，不应被认定为工伤，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因此，本案中岳公标死亡的情形不属于《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的应当认定为工伤或视同工伤的情形。综上，本案被告所作行政行为符合法定职权，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王凤梅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00元，由原告王凤梅负担。 宣判后，原审原告王凤梅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改判责令被上诉人限期重新作出新的行政行为，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首先，对第三人提供的工伤事故报告表的证明内容不予认可，该报告表仅为第三人自述，没有证据足以证明岳公标的死亡与工作职责无关。此事件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发生的死亡事件，由于岳公标已死亡，难以核实其死因是否与工作有关。原告认为岳公标是在履行其保安职责，是在对其厂区域内进行巡逻、安全检查，是在履行保安岗位职责。其次，第三人提供的淄博市淄川区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的说明认为岳公标的死亡不构成刑事案件，这说明已经排除了自杀与他杀的情节。第三人的三位员工的询问笔录，因其存在利害关系，不能证明所述的真实性，且前后存在矛盾。在被上诉人及第三人没有其他证据足以证明其死因与工作职责无关的前提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职工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受案伤害，用人单位或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没有证据证明是非工作原因导致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认定为工伤。在被上诉人与第三人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岳公标的意外死亡系非工作原因即所称的盗窃导致的之外，就应推定为工伤。原告提供的死者生前书写的纸条也说明死者工作场所有被他人偷拿管道的事实，而被上诉人与第三人当庭对该纸条不认可，但未提供相反证据。再次，第三人所称不允许保安进入厂房车间及顶部的事实，第三人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对其管辖的保安尽到明确告知义务，也未发现存在禁止进入车间驻地的禁止性标志，第三人主张的禁止进入厂房等主张不成立。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请二审法院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被上诉人淄博市淄川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二审期间未提交答辩意见。 被上诉人淄博市淄川保安服务公司辩称，第一，岳公标的死亡不是因工作原因。岳公标系高坠意外，其私自到废弃厂房房顶的行为与工作没有任何关系，不属于其岗位职责范围。华龙建陶厂已经停产多年，厂区内房屋、设备年久失修，公司严令保安队员只在门口守卫，不得进入办公楼、车间等地点。现场死者高坠的车间为封闭场所，楼梯已经封堵，任何人无法通过正当路径到达房顶。死者虽在工作时间但不是工作原因登上房顶意外坠落死亡，不予认定工伤正确。第二，岳公标死亡不是工作范围和工作场所。根据《保安公司管理规章制度》的规定和保安队员上岗时的承诺，岳公标的工作任务是守卫大门、定时巡逻，阻止驻守企业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受到非法侵害，更不能借工作之便谋取不当钱财。根据公安部门调查的材料，死者生前擅自前往废弃车间的房顶，不属于其工作范围和工作场所。相反其行为存在不当，影响了保安这个行业的廉洁性，给公司的声誉和业务造成了恶劣影响。第三，公安机关对案件进行的调查材料和调查结果系本案客观证据，系公安机关为侦破刑事案件所作调查，不是针对工伤作出的，因此可以证明岳公标是到房顶私拆废弃水管等客户物资时失足坠落而亡。第四，被诉不予认定工伤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一审法院审判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正确，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 各方当事人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和依据已随卷移送本院。上诉人王凤梅二审提交村委会证明一份、死者生前档案一宗以及死者战友联系方式两份，拟证明死者岳公标道德品质优秀，但该宗材料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二条所规定的“新证据”，本院不予接纳。本院经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本案进行了书面审理。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本案中，岳公标系被上诉人淄博市淄川保安服务公司职工，2019年9月30日，其在工作时间因高坠死亡，各方当事人对该事实均无异议。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岳公标是否在工作场所因工作原因高坠死亡。被上诉人淄博市淄川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交的岳公标同事在公安机关所作的询问笔录以及现场照片、勘察照片等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足以证明岳公标从事保安工作的场所系一停产多年的厂区，厂区内的闲置车间已年久失修，且车间内楼梯口处被有意封堵，并可以证明被上诉人淄博市淄川保安服务公司鉴于上述情况不允许保安人员进入车间，也即岳公标等人从事保安工作的一般场所不包括厂房房顶和车间内部。在岳公标同班同事向公安机关陈述岳公标系非工作原因进入车间的情况下，上诉人并无相反证据证明岳公标进入车间内部以及从高处坠落与其工作具有充分合理的关联性。因此，岳公标从高处坠亡不符合合理的工作场所，不能与“工作原因”形成紧密的联系，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应予认定工伤的条件，亦不存在应予认定工伤或视同工伤的其他情形。被上诉人淄博市淄川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岳公标系高空坠落身亡并决定不予认定工伤，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此外，被上诉人淄博市淄川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受理本案工伤认定申请后，履行了调查核实、作出决定以及送达等程序，符合法定程序。 综上，原审法院判决驳回王凤梅的诉讼请求，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审判程序合法，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上诉人王凤梅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00元，由上诉人王凤梅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商利群 审 判 员 荣明潇 审 判 员 陈 磊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八日 法官助理 吴 昊 书 记 员 冯 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