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231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浙江工人日报社，住所地杭州市西湖区学院路107号。 法定代表人：郦卓均，总编辑。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浩明、林璐，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明亚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西湖区学院路70号2楼219-220室。 法定代表人：王艳，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斌，浙江乾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浙江工人日报社（以下简称工人日报社）因与被上诉人杭州明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亚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6民初85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工人日报社系杭州市天目山路160号国际花园501室、502室房屋所有权人，因案涉房屋的出租事宜，工人日报社于2014年2月、7月、2015年2月分别在钱江晚报、都市快报、浙江工人日报、浙江工人日报网站多次刊登、发布公开招租招标公告。2015年9月，工人日报社收到明亚公司、杭州康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仁公司）、杭州庆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三家单位的投标材料。2015年9月23日，经现场评标，确定由明亚公司中标。三家公司租金报价分别为：杭州庆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每平方米1.65元/天，明亚公司每平方米1.7元/天，康仁公司每平方米1.62元/天。工人日报社、明亚公司于2015年10月10日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并履行至今。 另查，明亚公司成立于2007年5月23日，法定代表人及股东为王艳。康仁公司成立于2012年3月21日，2014年5月9日股东由王艳变更为王欢。2019年4月18日，康仁公司监事由王艳变更为占中伍。 工人日报社的诉讼请求为：1、确认工人日报社、明亚公司于2015年10月10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无效；2、明亚公司将杭州市天目山路160号国际花园501室、502室房屋使用权腾退归还给工人日报社；3、租金（房屋占有使用费）参照原合同约定的标准结算至腾退归还日止。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焦点问题为案涉招投标行为是否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参加投标。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标段投标或者未划分标段的同一招标项目投标。违反前两款规定的，相关投标均无效。”经庭审查明，明亚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股东为王艳，2014年5月9日康仁公司股东由王艳变更为王欢，2019年4月18日康仁公司监事由王艳变更为占中伍。但上述情形并不符合《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的投标无效的情况。同时，工人日报社亦未提供证据证明案涉招投标存在其他无效的情形。故案涉房屋招投标合法有效的情况下，工人日报社、明亚公司基于招投标而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亦合法有效。综上，工人日报社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工人日报社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40元，由工人日报社负担。 宣判后，工人日报社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本案房产招租信息自2014年2月起为不断公告，明亚公司2015年后才知晓本案房屋招租信息的辩解违反常理。自2014年10月起，明亚公司即承租上诉人的另一处房屋（文三路404号），双方存在合作关系。而为广泛告知，本案房屋的招租信息工人日报社从2014年2月开始不断进行公告，按照常理明亚公司必然会马上知晓本案房屋招租的事实。因此，明亚公司2015年后才知晓的辩解违反常理，应该是对时间顺序的掩饰（先知晓招租招标信息，后王艳脱离康仁公司的股东身份）。分析起来，王艳脱离康仁公司的股东身份的行为极有可能是为后来的共同投标、串标预作准备。二、明亚公司与康仁公司已构成公司法上的关联公司，共同投标的行为不能排除串标的可能性，投标行为应认定无效。1、王艳一直担任明亚公司的控股股东、法定代表人；同时，其从康仁公司2012年设立始担任股东至2014年5月9日，且一直担任康仁公司监事至2019年4月18日。以王艳为纽带，明亚公司与康仁公司间构成《公司法》规定的关联关系，此种密切关联不能不使人合理怀疑存在串标的可能。2、《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三十四条立法宗旨在于禁止“可能影响招标投标公正性的利害关系、关联关系”，其第二款规定的三类关系只是对关联关系的列举性规定。完整认定关联关系应适用《公司法》二百一十六条的相关规定。只要存在关联关系，就不能排除关联企业间的串标可能，不能排除对招投标公正性的损害，本案投标行为应认定无效。综上，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工人日报社的一审诉讼请求。 针对工人日报社的上诉，明亚公司发表答辩意见称：一审判决对本案的基本事实认定是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应当予以维持。工人日报社所提出的两点理由，在事实上不足以采信。在法律的适用上，工人日报社存在适用法律错误，工人日报社提出的上诉理由不足以支持其要求撤销一审判决，并进行改判的上诉请求。理由：第一、工人日报社意断的明亚公司知悉房屋租赁招租信息。这个时间来推断明亚公司存在串标的预谋和准备的推论，是无端的臆想。首先工人日报社以2014年10月份与明亚公司之间建立的另外的合作关系，也就是其他的租赁关系来推定认为明亚公司必然或者应当明知涉案房屋租赁信息的事实，在逻辑上以及在事实上是不能够成立的。其这两个租赁关系之间，本身是没有任何的关联性的。明亚公司与工人日报社之间建立的10月份的租赁关系，实际上也并不是从报纸等相关的信息当中得知的，而是有他人介绍以后才知道情况参与招租的。工人日报社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明亚公司对于该10月份的租赁项目建立合作关系之前就明确知道工人日报社其他租赁的相关信息。其二，如果按照工人日报社的逻辑，工人日报社在2014年2月份就发布了相关的招租信息，明亚公司在2014年的5月份进行了股权转让是为后面的串标作准备。若明亚公司意图取得租赁权，那在转让之后本就可以直接参与招租了，但明亚公司并没有参与该项目的招租。说明明亚公司2014年5月份的股权转让的行为，并不是为实现这个涉案的招租项目所做的预谋串标的行为。同时，在2014年的10月份，明亚公司与工人日报社之间另外建立了租赁关系，那也就更加意味着明亚公司当时并不知情本案涉案的招租信息，而且也没有任何意愿和目的要来参与涉案的招租项目。所以工人日报社以另外合作的租赁关系来推断明亚公司知道涉案的信息，并且为此作准备从事实上、逻辑上都是不能够成立的。第二、工人日报社提出，在2014年2月份以后就不断的在发布招租信息这一事实实际上和工人日报社在一审起诉的时候提交的证据是有所出入的。工人日报社在一审起诉状当中提到的招租信息的时间点是在2014年的2月份、4月份、7月份，以及2015年的2月份，证据也是如此显示，我们从该时间点结合工人日报社的推断来看，也就意味着明亚公司在股权转让之前，就应该知道招租信息，但是从事实情况来讲既没有参与，而且在10月份另外建立的租赁合同关系，更加说明工人日报社推断是无法成立的，逻辑也是不通的。退一步讲，即便按照工人日报社的推断，其在不断的发布招租信息，也就意味着工人日报社对涉案房屋的租赁，以及相关的招租的目的和意愿是十分急迫或强烈的，只要在满足条件之下，随时都是可以进行招投标的。按照工人日报社的该论断，明亚公司在2014年的5月份股权转让是为此做准备的话，2014年2月份发布到2014年5月份期间明亚公司是如何能够断定工人日报社的租赁项目是不能完成的，招投标是无法进行的，只有在明确确定有该情况之下，明亚公司才有可能会去做准备。从2014年的5月份到2014年的10月份期间，明亚公司与工人日报社建立了另外的租赁关系，在这个过程当中，明亚公司又如何能够准确地判断出在时间段工人日报社仍然没有能够将房屋出租，仍然不能够进行招投标。换句话说，明亚公司在取得了另外一处房产租赁权以后，还想取得涉案的招租的租赁权的话，是无法判断出在这个期间工人日报社是否能够完成招投标，完成房屋出租。在2014年的10月份到2015年的9月份将近一年的时间当中，明亚公司又如何能够准确的预估，在如此长的期限里面，工人日报社仍然不能够将房屋进行出租，仍然不能够进行招投标。所以按照工人日报社的论断，在如此长的时间之内，明亚公司要做各项准备，为最后的串标来实现涉案房屋的租赁权，至少需要三个很大并且很难实现的前提：第一个要在很长的时间之内，从2014年的二月份到2015年的9月份期间之内，明亚公司都能够准确的预估出工人日报社不可能将房屋进行出租，不可能进行招投标，明亚公司要做如上准备的话，至少要有未卜先知的能力，而且也要广大的潜在的投标人有共同的串联性，因为工人日报社发布信息是向全社会发布的。但是这些条件是极其苛刻的，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所以这也说明工人日报社的论断是无法成立的。第三，根据工人日报社的论断，明亚公司是有预谋的商业违规活动，我们认为在本案当中，就不可能出现本案的争议。因为在2014年的5月份，明亚公司进行股权的转让，到2015年的9月份投标，明亚公司是完全有时间、有条件与康仁公司去做更完整、更彻底的切割，而不可能还留下尾巴，但是形式上监事的职务，不符合有预谋有长远打算的商业行为的特征。所以从工人日报社推断的事实，从招投标过程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来看，都是逻辑不通，不能够成立的。二、工人日报社所提出的法律适用问题存在引用不当和错误理解的。首先，《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规定的关联关系和关联企业还是有差异的。根据公司法的关联关系，虽然从形式上看明亚公司法定代表人王艳与康仁公司存在形式上的监事职务的关联关系，但是公司法当中并没有明确的关联公司的规定，招投标法也并没有明确限制关联公司进行共同投标的规定。关于关联公司，在税务总局相关规范文件当中都有这方面的规定。但是从这些规定当中可以看到明亚公司与康仁公司之间的关系不属于关联公司关系，而且这些规范明确关联关系必须是实际上的共同利益关系。其次，从本案的所有的招投标的整个过程来看，一审也有详细的认定，整个招投标过程当中所体现出来的形式特点都不符合串标的事实，不能因为某种形式上的关联，就认为投标无效。第三，关于工人日报社提出的适用的实施条例第34条的规定，首先这一条的规定的宗旨并不是禁止，而是对投标人的限制，是在排除特定利害关系以外，对招投标人的一种限制。招投标法的本质是鼓励竞争，而不是扼杀竞争，所以不能做错误的解读。根据立法本意结合条款来看，第34条分两款、第一款限制的是招标人和投标人之间的关系范围，主要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有利害关系，同时还有基于利害关系对招投标有公正性的影响，也就意味着并不限制有关利害关系的公司进行招投标。同理，第二款界定的是投标人之间的限制关系，仅限制负责人为同一人、存在控股关系及存在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进行共同投标的限制范围。并不限制除此关系之外的其他关联关系的公司进行共同投标。第四，招投标实施条例第34条的第二款的规定，它本身就是对招投标法的细化或者明确，在该条款当中，明确的就是三类关系，而并不是如工人日报社所提出的这三类只是列举式的，条文并没有分项列示，而且在条文当中，也并没有兜底条款，条文的字面上也没有等关系的表述。法无禁止即为许可在民商事活动的法律调整范围之内是基本的原则。最后，工人日报社将公司法的关联关系与招投标实施条例第34条的范围混同，是完全错误的，公司法规定的关联关系调整的是关联公司之间的问题，而招投标法调整的是投标人与招标人之间限制范围的关系，这是由两部法律的立法本意和调整关系不同所导致的。如果按照工人日报社的论断，只要投标人有关联关系，就有可能串标，就有可能影响招投标的公正性，从这个角度出发，等于说是在追求绝对的公平之下，过度的扩大招投标公正性的可能性的前提之下所作出的论断，这明显不符合招投标法的立法本意和调整关系，所以根据本案的相关事实。一审在法律适用上是十分准确的，工人日报社提出的两点理由是不能够成立的。希望法庭驳回工人日报社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二审举证期限内，明亚公司未提交属于二审程序的新的证据。工人日报社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材料： 1、房屋租赁合同一份； 2、付款凭证一份； 上述证据拟共同证明：除了本案所涉的房屋以外，双方之间还存在另外租赁关系，而且两个租赁关系磋商的时间是相同的，明亚公司就在2014年2月就应当知晓本案的招租的信息。 上述证据材料经出示，明亚公司发表意见称：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与本案项目无直接关联。证明目的不认可。该合同项目是人家介绍的，而不是通过看报纸知道的。 本院经审核认为，该证据难以达到工人日报社的证明目的，故对上述证据材料，本院均不予确认。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案涉招租招投标发生于2015年9月，明亚公司法定代表人虽曾为康仁公司的股东，但2014年5月9日康仁公司的股东已由王艳变更为占中伍，此时虽然王艳仍为康仁公司监事，但仅凭此项事实尚难以认定两公司之间存在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工人日报社以此为由要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三十四条的规定认定案涉租赁合同无效的请求，本院难以支持。基于以上认定，其要求明亚公司腾退房屋、结算租金的请求，亦依法予以驳回。 综上，工人日报社的上诉依法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浙江工人日报社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睢晓鹏 审判员  陈 艳 审判员  金瑞芳 二〇二〇年六月四日 书记员  姚丽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