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3民终502号上诉人（一审原告）：梁海涛，男，汉族，1973年1月9日出生，住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公民身份号码：441************019。委托诉讼代理人：邹朝贵，广东九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戴若浪，广东九韬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惠州沙琅江旅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沙琅江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博罗县长宁镇澜石管理区白云山地段。法定代表人：吴吉俊，执行董事。一审第三人：吴吉俊，男，汉族，1992年10月24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公民身份号码：440************034。被上诉人沙琅江公司和一审第三人吴吉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任丹、徐平，均系广东正大方略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第三人：陈斯萍，女，汉族，1997年5月11日出生，住广东省电白县**********，公民身份号码：440************927。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更新，广东标远（博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芮，广东标远（博罗）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梁海涛与被上诉人沙琅江公司、一审第三人吴吉俊、陈斯萍因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龙门县人民法院（2019）粤1324民初7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梁海涛上诉请求：1.撤销广东省龙门县人民法院（2019）粤1324民初736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判令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沙琅江公司负担。事实与理由如下：一、一审判决对本案基本事实认定错误，直接导致错误判决。1.一审判决认定梁海涛与陈斯萍之间没有订立股权代持合同，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一审判决认定梁海涛与陈斯萍没有订立合同，这完全是因为对合同的法律性质及订立形式缺乏基础、全面的认知而导致的片面的、错误的认定。本案中，梁海涛与陈斯萍之间已依法订立了股权代持合同或已形成股权代持合同关系，该事实毋庸置疑。首先，合同法第二条规定，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第十条规定，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从法理上讲，只要双方就相关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达成一致的意思表示，就视同已订立合同。其次，本案证据足以认定梁海涛与陈斯萍已订立合同。沙琅江公司于2016年4月28日出具的股权证明书内容为：兹证明梁海涛为沙琅江公司实际股东，由陈斯萍代持，占有公司20%股份，其有出席股东会、公司董事会的权力，有参与经营事项决策及分红等合法拥有的权利。该股权证明书除了盖有沙琅江公司的公章，还有陈斯萍、吴吉俊的签名及私章。另外，2017年8月17日，陈斯萍出具声明，主要内容为：本人陈斯萍持有沙琅江公司40%股权是本人代梁海涛持有，本人所投进沙琅江公司240万元注册资本为梁海涛所缴纳，本人对沙琅江公司所有权利由梁海涛先生享有（见一审判决第8页第3-12段）。上述股权证明书和陈斯萍声明依据合同法的规定属于要约，梁海涛因此而投资的行为属于承诺，根据合同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梁海涛作出投资的行为时，合同已依法成立，故梁海涛不仅与陈斯萍之间已成立合同，还与沙琅江公司、吴吉俊之间也就股权代持的事项成立了合同。其三，即使梁海涛和陈斯萍之间没有正式签订传统形式上的书面合同，但鉴于梁海涛实际已经履行了出资义务，且所出资的数百万元投资款项大多备注为“沙琅江公司投资款”、“沙琅江公司项目款”，对此，陈斯萍在诉讼之前均无任何异议予以接受，依据合同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双方之间的股权代持合同已成立。2.一审判决认定梁海涛作为沙琅江公司实际出资人没有得到公司其他股东吴吉俊的同意，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梁海涛提交的股权证明书能够充分证明吴吉俊同意梁海涛作为沙琅江公司实际出资人的客观事实。如前所述，股权证明书有吴吉俊的签名和私章，虽然吴吉俊否认签名的真实性，对于其私章的真实性，沙琅江公司代理人当庭承认吴吉俊曾将个人印章交给冯燕办事使用，吴吉俊本人经当庭反复询问对私章的真实性仍不明确表示承认也未否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的规定，应视为对该事实的承认，故应推定该私章是真实的，因此，该证据对吴吉俊具有法律拘束力。退一步说，即使吴吉俊对股权证明书上其签名和私章均全盘否认，基于上面盖有沙琅江公司公章及陈斯萍签名及私章等事实，其外观表象足以使梁海涛相信吴吉俊相关签名、盖章的行为人有代理权，也构成了表见代理，应保护善意第三人即梁海涛的合法权益，在法律上认定吴吉俊同意梁海涛作为沙琅江公司实际出资人的事实。故股权证明书能够充分证明梁海涛作为沙琅江公司实际出资人已得到吴吉俊的同意。特别强调的是，一审法院仅凭吴吉俊在庭审中的片面陈述就推翻上述股权证明书所证明的事实，属大错特错。吴吉俊作为本案的当事人之一，其说辞仅属于当事人陈述的证据范畴，按照常理，吴吉俊作为梁海涛诉讼的对立方，难免产生矛盾和埋怨情绪，作出对梁海涛不利的陈述是正常的，符合人之常情，故对于其在本案的陈述，应当审慎区分、客观对待，以此类证明力极低的证据推翻沙琅江公司、陈斯萍、吴吉俊共同出具的股权证明书，严重违背证据判断的常理，违背最基本的法律常识。在各方当事人对事实存在极大争议时，法院应当正本清源，不盲目听信任何一方的片面说辞，更不能以此作为判决依据，以证据说话，才是不偏不倚、公平公正的根本之道。二、一审判决对梁海涛提出的司法鉴定申请不予支持，导致关键事实没有查清。一审中，梁海涛为了查明事实提交了司法会计鉴定申请和司法笔迹鉴定申请，该两份鉴定申请对查明本案的关键事实极为重要，其中，梁海涛申请的司法会计鉴定有利于查明各方当事人对沙琅江公司投资的具体情况，由此可以认定沙琅江公司实际投资人的身份。另外，司法笔迹鉴定可以查明证据收据、股权证明书中陈斯萍的签名是否与工商备注资料一致，可据此认定陈斯萍的签名即使不是其本人签名也可构成表见代理，依法应保护善意第三人梁海涛的合法权益，对于这两份极为重要司法鉴定申请，一审法院却草率的不予支持，导致本案关键事实认定错误。被上诉人沙琅江公司、一审第三人吴吉俊答辩称：一、梁海涛主张其与陈斯萍之间存在股权代持关系的上诉理由不成立。首先，梁海涛与陈斯萍之间没有签订股权代持合同的事实，一审法院已经查明并经双方确认属实。一审法院据此认定没有订立股权代持合同完全正确。其次，股权证明书、收据形式上不具备股权代持合同的必要形式要件，吴吉俊的签名系伪造的，而且内容违背基本的客观事实。二、梁海涛没有向沙琅江公司有过任何的出资行为，一审法院也并未认定梁海涛是实际出资人。1.梁海涛提交的证据中2016年4月28日转给吴日成的中国工商银行电子回单100万元，附言“梁海涛购买罗浮山绿芙蓉休闲山庄酒店首期款”。梁海涛曾在（2017）粤1322民初4605号案主张其为博罗县罗浮山绿芙蓉渡假轩的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时，以此凭证作为对绿芙蓉渡假轩的出资，后又在冯燕提起的（2018）粤1322民初2485号案中，声称这100万元是代冯燕向绿芙蓉渡假轩出资。本案中，梁海涛首先主张该100万元是向沙琅江公司出资，后在一审庭审质证时，梁海涛的代理人面对沙琅江公司的铁证不得不当庭确认该100万元不是对沙琅江公司的出资。以上不仅证明了梁海涛没有对沙琅江公司出资，同时也足以证明了梁海涛提交的收据、股权证明书记载的梁海涛所谓出资是虚假的。2.梁海涛转账给第三人陈斯萍的款项，无论用途是什么，均只是梁海涛与陈斯萍之间的其他法律关系，与沙琅江公司和吴吉俊没有任何法律关系，沙琅江公司也没有收到过该款项。三、吴吉俊作为沙琅江公司的大股东兼法定代表人与梁海涛不相识，也从未听说过股权代持一说，更不同意梁海涛要求变更登记其为沙琅江公司股东之诉请。四、梁海涛的两份鉴定申请均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接纳完全正确。1.梁海涛与陈斯萍的资金往来，与沙琅江公司的注册资本不具有关联性，梁海涛没有出资，故无法提供实际出资的证据，其要求对沙琅江公司的全部会计账册及原始记账凭证进行司法会计鉴定无事实和法律依据。2.梁海涛经一审法院释明，仍坚持不对股权证明书、收据上陈斯萍的签名是否为本人所签进行鉴定，而坚持申请与其他文件上陈斯萍的签名是否相同进行鉴定，完全是本末倒置，对本案事实的认定毫无意义。一审第三人陈斯萍陈述称：一、陈斯萍与梁海涛之间不存在代持股协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代持股协议属于委托合同，由实际出资人要约，代持股人承诺接受实际出资人的委托代为持股，且应在公司成立前达成。惠州市罗浮沙琅江有限公司于2015年9月18日依法在博罗县**监督管理局登记设立，于2015年9月23日更名为沙琅江公司。沙琅江公司设立前及设立后至今，陈斯萍与梁海涛根本没有签订任何关于代持股的协议，梁海涛与沙琅江公司也没有任何投资关系。2.落款时间为2016年7月3日的股权证明书根本不是陈斯萍签署的，吴吉俊也确认该证明书上的签字不是其所签。梁海涛出示的《惠州沙球江旅游有限公司成本核算表》清楚证实，沙琅江公司自2015年9月15日至2016年7月22日期间的财务收支情况与梁海涛没有任何关系。3.落款时间为2017年8月17日的声明书根本不是陈斯萍真实意思表示，该声明是陈斯萍单方行为，陈斯萍已经在2019年1月23日（本案起诉前）撤销了该声明，因此，该声明在陈斯萍与梁海涛之间并不产生代持股关系。梁海涛认为该声明是陈斯萍向其发出的要约是错误的，在代持股协议中仅存在实际出资人向代持股人提出代持股要约的情形，梁海涛一方面坚持自己是实际投资人，另一方面认为上述证明是陈斯萍向其发出的要约，逻辑关系颠倒、混乱。根据梁海涛在一审出具的付款证据来看，在2017年8月17日之前，陈斯萍与梁海涛之间并无任何款项往来关系。另外，对上述声明的内容，股东吴吉俊及沙琅江公司明确表示否认。二、一审判决确认吴吉俊否认梁海涛实际向沙琅江公司出资是正确的，梁海涛认为一审判决属于事实认定错误，理由不成立。1.吴吉俊是沙琅江公司的大股东，持有该公司60%的股权，其明确不认识梁海涛，根本谈不上确认其实际出资人地位。2.梁海涛出具的银行转账凭证均不能证实其曾向沙琅江公司进行投资，其主张的出资或投资根本不成立。3.一审判决认为梁海涛关于实际出资人身份主张应得到股东吴吉俊的同意，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三）》第二十四条的规定。三、一审法院不支持梁海涛的鉴定申请是正确的。1.梁海涛申请对沙琅江公司的全部会计账册及原始记账凭证进行司法鉴定的申请涉及沙琅江公司的权益和财务秘密，与本案没有任何法律上的关联，因梁海涛根本不能举证向沙琅江公司投资的事实，不能证明陈斯萍为其代持股的事实，梁海涛的该项鉴定申请根本没有依据，一审法院予以驳回是正确的。2.关于梁海涛申请对陈斯萍的笔迹进行鉴定问题，因梁海涛并不申请鉴定股权证明书、收据中陈斯萍的名字是否系本人所签，仅是证明该两份证据与工商登记资料中签名是否一致，该申请根本背离了鉴定的目的，对查明本案事实没有任何作用。因其不能证明陈斯萍为其代持股的事实和向沙琅江公司出资的事实，该鉴定不足以推翻本案基本事实，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也是正确的。综上所述，陈斯萍与梁海涛之间不存在代持股协议，梁海涛不存在向沙琅江公司投资的事实，不享有沙琅江公司的股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梁海涛的上诉，维持原判。梁海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梁海涛为沙琅江公司的股东，持有沙琅江公司登记在陈斯萍名下的40%的股权；2.判令沙琅江公司、陈斯萍配合梁海涛到工商登记部门将陈斯萍持有的40%股权变更登记至梁海涛名下；3.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沙琅江公司和陈斯萍承担。在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并不产生代持股关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惠州市罗浮沙琅江旅游有限公司于2015年9月18日博罗县**监督管理局登记成立，经营范围：旅游项目开发；餐饮服务；酒店管理服务、酒店经营；房地产开发、销售。注册资本600万元，吴吉俊认缴出资360万元，陈斯萍认缴出资240万元，公司章程约定股东为吴吉俊和陈斯萍，股东所认缴的出资在2025年9月11日前缴足。2015年9月23日，惠州市罗浮沙琅江旅游有限公司更名为沙琅江公司。梁海涛通过银行转账8次到陈斯萍银行账户，分别是：1.2016年12月27日50万元，附言是冯燕借款；2.2017年12月8日100万元，附言是冯燕借款；3.2018年1月29日50万元，附言是沙琅江公司投资款；4.2018年2月9日附言是沙琅江公司投资款；5.2018年3月15日3万元，附言是借款；6.2018年3月21日150万元，附言是沙琅江公司投资款；7.2018年4月23日100万元，附言是转付吴日成沙琅江公司项目款；2018年5月31日1万元，无附言。2016年7月3日，沙琅江公司出具收据，内容：今收到陈斯萍交来股本金共贰佰肆拾万元，其中2015年9月15日由冯燕代付给博罗县富兴贸易有限公司购地款定金现金人民币捌拾万元，由吴日成先生代付陆拾万元（本款是向吴日成先生借用，与本公司无关），2016年4月28日，由梁海涛代付到吴日成账户壹佰万元整，至此，陈斯萍在本公司的贰佰肆拾万元股本金全部到位。收据上盖有沙琅江公司公章和财务章，陈斯萍、吴吉俊在上面签名和盖了私章。同日，沙琅江公司出具股权证明书，内容为：兹证明梁海涛为惠州沙琅江旅游有限公司实际股东，由陈斯萍代持，占有公司20%股份，其有出席股东会、公司董事会权力，有参与经营事项决策及分红等其合法拥有的权利。证明书盖有沙琅江公司公章，陈斯萍、吴吉俊在上面签名和盖了私章。2017年8月17日，陈斯萍出具一份声明，主要内容：本人陈斯萍持有沙琅江公司40%股权是本人代梁海涛持有，本人所投进沙琅江公司240万元注册资本为梁海涛所缴纳，本人对沙琅江公司所有权利由梁海涛先生享有。2019年1月23日，陈斯萍向梁海涛发出《关于撤销的通知》，内容为：2018年8月17日，本人签署了《声明》一份，内容是“本人对代梁海涛持有沙琅江公司股权事项作出如下声明（具体内容略）”，就上述声明事项本人特通知如下，因上述声明并非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至本通知发出之时，本人撤销2017年8月17日签署的《声明》。梁海涛于2019年7月23日向一审法院提出两份申请，其中一份是司法会计鉴定申请书，请求对沙琅江公司的全部会计账册及原始记账凭证进行司法会计鉴定，拟证明陈斯萍的240万元出资均是均由梁海涛出资。另一份是司法笔迹鉴定申请书，请求对本案证据《股权证明书》、《收据》中“陈斯萍”的签名笔迹和沙琅江公司工商备案资料中“陈斯萍”签名笔迹进行司法鉴定，确定是否属于同一人手写笔迹，拟证明是陈斯萍本人或者是授权他人签署。庭审中，经向梁海涛释明是否需要鉴定《股权证明书》、《收据》中陈斯萍的签名为其本人签名，梁海涛表示不需要鉴定为陈斯萍本人签名，而是申请该两份证据中的签名与工商登记的签名是否一致进行鉴定。一审法院另查明，吴日成是吴吉俊的父亲，冯燕是陈斯萍的母亲。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梁海涛是否实际持有沙琅江公司40%的股权，陈斯萍持有的沙琅江公司40%股权是否代梁海涛持有。首先，梁海涛与陈斯萍之间并没有签订合同，没有约定陈斯萍为名义股东，梁海涛为实际出资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规定，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之间须签订合同，约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而梁海涛与陈斯萍之间并没有签订合同，不符合代持股权的形式要件。第二，吴吉俊作为沙琅江公司的另一名股东，亦是公司法定代表人，表示不认识梁海涛，不认可梁海涛为公司的实际出资人，有限责任公司的成立，不仅仅是资金方面的合作，还有股东之间的相互信任，具有较强的人合性，而梁海涛与吴吉俊之间不具备人合这一条件，公司成立时公司股东与梁海涛之间没有签订协议约定梁海涛为公司的实际出资人，是公司隐名股东。第三、梁海涛提供的沙琅江公司出具的《收据》和《股权证明书》，其出具的时间是在沙琅江公司成立之后；公司成立时，公司的股权已经由陈斯萍占有40%、吴吉俊占有60%；如果梁海涛要想取得陈斯萍持有的公司40%股权，只能通过股权转让的形式取得，并要征得公司其他股东过半数的同意。如果不经过其他股东的同意，将侵犯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转让股权的行为无效。以上说明梁海涛主张的陈斯萍代其持有沙琅江公司40%的股权，其为沙琅江公司的实际出资人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因为梁海涛请求确认为沙琅江公司股东得不到支持，故请求将沙琅江公司40%股权到工商部门变更登记至其名下，亦不应支持。对梁海涛向一审法院提出的两份鉴定申请，由于鉴定结果不足以推翻本案事实的认定，因此，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梁海涛的鉴定申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作出如下判决：驳回梁海涛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6000元，由梁海涛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庭审询问时，梁海涛申请本案主审人也是本案的审判长回避。经请示院长决定后，本院以梁海涛申请回避的理由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十三条规定的情形为由，口头决定驳回梁海涛提出的回避申请，梁海涛不服向本院申请复议，理由与其申请回避时的理由一致，本院于2020年4月20日作出复议决定书，驳回了梁海涛提出的复议申请，维持原决定。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基本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一审判决书审理查明部分有三处表述有误：1.2016年10月27日，梁海涛向陈斯萍转账5万元，附言冯燕借款，一审判决书将时间写成2016年12月27日，数额写成50万元；2.2017年12月8日，梁海涛向陈斯萍转账10万元，附言冯燕借款，一审判决书将数额写成100万元；3.2018年2月9日，梁海涛向陈斯萍转账6万元，附言沙琅江公司投资款，一审判决书没有写明具体数额。2018年7月13日，案外人惠州市仁和纳德实业有限公司向詹达军转账150万元，交易用途注明代陈斯萍退返惠州沙琅江旅游有限公司合作款。本院二审查询前，梁海涛向本院提出申请，要求陈斯萍及其母亲冯燕本人到庭参与诉讼，本院对其申请不予支持并当庭向其进行了释明。本院认为，本案系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梁海涛在本案诉讼中主张，其为登记在陈斯萍名下的沙琅江公司股权实际出资人，其与陈斯萍之间为代持股关系，请求确认其为股权所有人，并请求沙琅江公司、陈斯萍配合将股权变更登记至其名下。结合各方当事人的上诉理由和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陈斯萍与梁海涛之间是否存在代持股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本案中，陈斯萍为沙琅江公司的登记股东之一，梁海涛主张其与陈斯萍之间存在代持股关系，陈斯萍对此不予认可，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梁海涛应为此承担举证责任。梁海涛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陈斯萍之间存在代持股关系，理由如下：首先，梁海涛与陈斯萍之间不存在代持股合意，也不存在代持股的事实行为。代持股关系基于委托关系形成，委托关系为双方法律行为，故代持股关系的成立需双方当事人有建立委托关系的共同意思表示，签订委托合同或者代持股协议，或虽未签订合同但双方当事人有事实行为，也可以依法认定存在委托代持股关系。本案中，梁海涛没有提交其与陈斯萍之间关于建立委托关系或者代持股关系的协议，也没有提交股东会决议、纪要或者参与公司章程制定、签署，参与公司筹备、设立、申请工商登记等事宜，参与公司实际经营管理，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等其他证据，证明其与陈斯萍之间对委托关系或者代持股关系形成了共同意思表示或者形成了事实上的代持股关系。也就是说，从沙琅江公司的设立经过及其运营过程来看，梁海涛提交的股权证明书、收据和声明等证据，不足以证明梁海涛与陈斯萍之间存在股权代持的合意和股权代持的事实行为。梁海涛上诉认为，其与陈斯萍之间已就股权代持关系形成了共同的意思表示，并成立了股权代持合同关系，没有事实根据，依法应予驳回。其次，梁海涛与沙琅江公司的大股东吴吉俊没有达成代持股的合意，吴吉俊又明确表示不同意梁海涛成为沙琅江公司的股东，梁海涛不具备成为股东的实质要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沙琅江公司的股东有两个，分别是吴吉俊和陈斯萍，其中吴吉俊持有沙琅江公司60%的股权。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即使梁海涛作为实际出资人，为了维护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及保护吴吉俊的合法利益，梁海涛要想成为沙琅江公司的股东，也必须取得大股东吴吉俊的同意。梁海涛提交的股权证明书、收据等证据，因吴吉俊在上面的签名并非其本人所签，故它们不能证明梁海涛与吴吉俊之间达成了代持股的合意，且吴吉俊在一、二审庭审中明确表示反对梁海涛成为沙琅江公司的股东。因此，梁海涛并不具备成为股东的实质要件，其主张要求确认其为沙琅江公司股东，并配合将股权变更登记至其名下，于法无据，一审判决不予支持，处理正确。再次，梁海涛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为陈斯萍所持沙琅江公司40%股权的实际出资人。本案中，梁海涛提交的其与陈斯萍之间银行资金往来凭证，虽然能够证明他们之间存在资金流转关系，但由于资金往来性质存在多种可能性，委托投资、共同投资、赠与、借款、还款等等，上述资金流转的事实无法认定当时梁海涛与陈斯萍之间实际发生的事实及其真实意思表示，故不能据此推定陈斯萍向沙琅江公司的出资系受梁海涛委托并以陈斯萍名义进行的，且从股东出资的实质要件上看也无法认定梁海涛是沙琅江公司的实际出资人。梁海涛可以依法向陈斯萍主张货币资金债权，但据此主张股权所有权，没有法律依据。最后，人合性是有限责任公司的本质属性，沙琅江公司作为一个有限责任公司，人合性对公司运营、发展而言至关重要，只有资合性远远不足以支撑一个公司存续。吴吉俊作为沙琅江公司的大股东，也是沙琅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明确表示不认识梁海涛，也不同意梁海涛作为沙琅江公司的股东，如果通过司法裁决的形式确认梁海涛的股东资格，并判令将股权变更登记至其名下，将破坏沙琅江公司的人合性。因梁海涛在本案中未能提供直接证据证明其主张，提交的间接证据未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不具有排他性，举证不具有优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梁海涛应承担由此产生的不利法律后果，故对于其在本案中提出的诉讼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梁海涛提出的对沙琅江公司的会计账册和原始记账凭证，以及对本案证据股权证明书、收据中陈斯萍的签名笔迹和沙琅江公司工商登记备案资料中陈斯萍的签名笔迹是否属于同一人的手写笔迹进行司法鉴定的申请，因不论司法鉴定结果如何，均不能证明陈斯萍与梁海涛之间存在代持股关系，一审判决对此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梁海涛上诉称，一审判决对其提出的司法鉴定申请不予支持，导致本案事实没有查清，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综上所述，梁海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6000元，由上诉人梁海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钟日红审 判 员 胡 江审 判 员 黄宇乐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刘江涛书 记 员 陈伟杰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予以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