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6民终107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绍兴市水富纺织器材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绍兴市袍江工业区外谷社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6007539662804。 法定代表人：诸水夫，系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幸福，浙江朋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剑英，浙江朋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叶后良，男，1966年7月12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江陵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方荣，北京京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绍兴市水富纺织器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富公司）因与上诉人叶后良劳动争议一案，均不服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602民初114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3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询问，本院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水富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剑英、叶后良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方荣两次到庭应询。一审法院受理叶后良的反诉违反法定程序，本院另行裁定驳回叶后良的反诉。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水富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水富公司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导致适用法律错误。水富公司与叶后良在2004年8月1日至2014年11月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仅凭叶后良提供的一份“任职受雇信息”及2009年2月9日双方签订为期三个月的劳动合同不能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本案事实系叶后良在2004年8月份起断断续续为水富公司提供劳务，因水富公司成立于2003年，作为民营企业在创业初期对员工管理方面存在不规范之处，且企业在创业初期业务量不多，又存在淡、旺季，叶后良在业务量多的时候为水富公司提供劳务，业务量少的时候，叶后良就离开水富公司。直至2014年12月开始，双方才确定长期、稳定的劳动关系。当时叶后良还以在老家己参加养老保险为由不愿意再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目的是为了多获取劳动报酬，水富公司遂将社保的费用算在叶后良的工资中予以发放。后叶后良于2019年8月在没有与水富公司办理相关离职手续的情况下擅自离开。为此，水富公司无须向叶后良支付任何经济补偿金。2018年、2019年水富公司按国家规定给予职工休假，休假期间依法向叶后良支付了工资，一审判决水富公司向叶后良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7130.11元，无事实与法律依据。 叶后良答辩称，不认可水富公司的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审理，驳回水富公司的上诉请求。 叶后良上诉请求：撤销原判第三项，改判支持叶后良的全部反诉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对于一审判决水富公司支付叶后良拖欠工资，扣除水富公司为叶后良缴纳社会保险中叶后良应缴费用，欠缺相关依据。本案劳动仲裁及一审法院均确认双方之间形成的事实劳动关系自2004年8月1日至2019年8月6日，而在该期间水富公司仅支付叶后良工资至2019年7月25日，也就说还有2019年7月26日至2019年8月6日（实际工作到8月6日）未支付，甚至在仲裁前后，水富公司拒绝向水富公司支付该部分应得工资2090.60元（叶后良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实，水富公司无法予以反驳）。然，一审以水富公司为叶后良缴纳2019年5月-8月养老保险及2019年8月失业保险，故将叶后良应得工资扣除叶后良该应缴部分。一审法院该认定和处理不合理，更不合法。叶后良的工资系叶后良的劳动报酬，受法律保护且不可剥夺，该工资与社保缴纳相混同和折抵势必对叶后良严重不公，并严重侵害叶后良正当权益。从叶后良提供的社保证明可以看出，2019年5月-8月养老保险系水富公司为叶后良代缴，且为补缴（除去2019年8月，因双方就劳动关系发生纠纷），水富公司为叶后良补缴近四个月的养老保险系存在不当目的，即为规避水富公司未能给叶后良依法缴纳基本社会保险的客观事实。况且，水富公司未在劳动仲裁中提出主张叶后良基本社会保险中个人应缴纳部分，所以，一审法院仅以水富公司的答辨意见支持其个人应缴社会保险费用应从叶后良的工资报酬中扣除，也超出一审法院审理的范围并违背法院审判规则。二、法院审理应该是解决纠纷，而不是增加纠纷和搁置纠纷，从而增加三方诉累。叶后良在劳动仲裁中提起要求水富公司为叶后良补缴工作期间（2004年8月1日至2019年8月1日）的社会保险，如遇不能补缴，按应补缴标准进行补偿。绍兴市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2019）597号仲裁裁决第三项，裁决水富公司为叶后良补缴该工作期间的养老保险。裁决后水富公司不服，提起诉讼，而叶后良在收到水富公司提起的一审诉讼后，也依法提出反诉申请，反诉中也主张对双方的社会保险补缴或赔偿事宜申请作出判决。然，一审法院在受理后，并未就双方争议的社会保险纠纷事宜作出判决结果，仅认为“叶后良主张的社会保险补缴尚未执行完毕，现尚未能确定上述社会保险无法完全补缴，叶后良的申请损失赔偿数额也尚不能完全确定”。一审法院未就相关情况依法进行审理。首先，叶后良的社会保险补缴事宜，完全可以在本案一审中得以明确落实（客观事实上能否进行补缴？双方各应当缴纳多少？），而不是一审认为的不确定；其次，按照一审法院不予处理原则，能补缴方可以申请强制执行，若客观事实上不能补缴，叶后良势必还将就不能补缴遭受损失提起补偿或赔偿之诉，后续还将经过仲裁、诉讼，甚至还需经过一审、二审并作出判决，无疑会增加叶后良、水富公司和仲裁委、法院的诉累，甚至浪费诉讼资源。最后，从一审法院将叶后良应得的劳动报酬扣除水富公司为叶后良补缴社会保险个人部分，证实法院对社会保险纠纷是可以进行审理并作出处理的，但最终却对叶后良提出的社会保险补缴问题均以不确定予以规避。显然这两种不同的处理相互矛盾，一审法院对于处理双方的社会保险纠纷问题不合理，不适当。 水富公司答辩称，职工养老保险由单位与员工共同缴纳、共同负担，员工缴费部分应当由员工自己负担。关于补缴社保的问题，叶后良已经在仲裁程序中提出，仲裁委已经作出裁决，叶后良并未在裁定书指定期限内起诉，叶后良在一审中以反诉方式提出已经超过起诉期限。 水富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水富公司、叶后良在2004年8月1日至2014年11月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2.判决水富公司无需补缴叶后良2004年8月至2019年7月期间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单位缴纳部分；3.判决水富公司无需支付叶后良经济补偿金62400元；4.判决水富公司无需支付叶后良2018年及2019年度未休年休假工资7133.38元。 叶后良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依法判决水富公司支付叶后良工作期间拖欠的工资（即2019年7月25日至2019年8月6日）2090.6元；2.因水富公司未依法为叶后良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导致叶后良不能依法享有基本养老保险待遇，请求赔偿水富公司养老保险损失共计168532.32元；3.因水富公司未依法为叶后良缴纳基本医疗保险，导致叶后良不能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待遇，请求赔偿叶后良基本医疗保险损失100000元。 一审法院查明事实：2004年8月1日起叶后良进入水富公司处工作，工资为现金发放，工作期间水富公司未依法为叶后良缴纳社会保险，同日水富公司为叶后良在个人所得税系统中办理入职登记，此后一直未进行离职操作。2009年2月9日，水富公司、叶后良签订了一份为期三个月（2009年2月9日至2009年5月10日）的劳动合同。2019年5月10日水富公司、叶后良又签订了一份合同期限为2019年5月10日至2021年5月4日的劳动合同。2019年8月6日，叶后良向水富公司寄送《被迫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一份，内容为因水富公司未与其签订劳动合同及未缴纳社会保险，叶后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三款之规定向水富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关系，水富公司于2019年8月14日收到该份通知。叶后良于2004年8月1日进入水富公司处工作，于2019年8月6日离职，2018年依法可享受10天带薪年休假，2019年依法可享受5天带薪年休假，叶后良离职前十二个月平均工资为5169.33元。叶后良向绍兴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后该委于2019年9月26日作出浙绍劳人仲案（2019）597号仲裁裁决书，因水富公司不服该裁决，向该院提起诉讼。另查明，水富公司已为叶后良缴纳2019年5月-8月养老保险及2019年8月失业保险，其中个人缴费部分合计1611.01元，水富公司自述已将叶后良2019年8月未结工资支付了上述个人缴费部分。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本诉部分，该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水富公司认可双方自2014年12月起存在劳动关系，对此前仅认为叶后良陆续提供过劳务，不存在劳动关系，但根据2004年8月1日水富公司为叶后良在个人所得税系统中办理入职登记，此后一直未进行离职操作，以及2009年2月9日水富公司、叶后良签订的为期三个月的劳动合同等情况来看，水富公司、叶后良在2004年8月至2014年12月间存在过劳动关系，而叶后良对此未提交任何证据证实此期间内双方仅存在陆陆续续的劳务关系的事实，应承担举证不利后果。故对水富公司请求确认双方在2004年8月1日至2014年11月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的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关于水富公司无需补缴叶后良2004年8月至2019年7月期间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单位缴纳部分的诉讼请求，不属于民事审理范畴，该院不予支持。关于水富公司无需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诉请，该院认为，叶后良在水富公司处工作期间，水富公司一直未为叶后良缴纳社会保险，叶后良以此为由提出解除劳动关系并请求水富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故对水富公司该项诉请，该院不予支持，同时对经济补偿金金额依法予以调整。关于水富公司认为无需支付2018年、2019年未休年休假工资的诉请，该院认为，水富公司未能提供已为叶后良安排过年休假或已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的相关证据，该院对水富公司该项诉请不予支持，同时对未休年休假工资金额依法予以调整。关于反诉部分，该院分析如下：一、叶后良主张的2019年7月25日至2019年8月6日工资2090.60元的诉讼请求，该院认为，该项诉讼请求仅系请求支付劳动报酬，不涉及劳动关系等其他争议，该院可依法受理审查。关于劳动报酬金额，叶后良提供了2019年8月工资结算表打印件予以证实，水富公司认可存在8月未结工资，但已将未结工资款用于补缴叶后良2019年5-8月社会保险的个人补缴部分，因水富公司未能提供相应的工资结算单予以否定，该院对水富公司主张的2019年8月未支付工资2090.60元扣除叶后良已支付2019年5-8月社会保险的个人补缴部分1611.01元，即尚有479.59元工资尚未支付予以认定。二、叶后良主张的第二、三项关于赔偿未缴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的损失的诉请，该院认为，对案涉劳动仲裁裁决书认定的上述社会保险补缴尚未执行完毕，现尚未能确定上述社会保险无法完全补缴，叶后良的申请损失赔偿数额也尚不能完全确定，故该院对叶后良该项诉请不予处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第三十条、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第五十条、《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三条、第五条、《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十条、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水富公司与叶后良在2004年8月1日至2019年8月1日存在劳动关系；二、水富公司与叶后良于2019年8月6日依法解除劳动关系；三、水富公司应支付给叶后良经济补偿金77539.95元、2019年7月25日至2019年8月6日工资479.59元（已扣除水富公司支付个人补缴社会保险部分）及未休年休假工资7130.11元，合计85149.65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履行；二、驳回水富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叶后良的其他反诉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应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元，由水富公司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元，由水富公司负担，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结清。 二审中，水富公司向本院提交了证据1.叶后良个人所得税基础信息表（共计7页），以证明水富公司为叶后良自2009年2月份开始申报个人所得税，与2009年的劳动合同吻合，入职信息表不是认定劳动关系的有效依据，可以在个人所得税APP中进行改动；证据2.协议书一份，双方于2019年7月25日已经达成协议，由水富公司为叶后良补缴2014年之后的社保，2014年之前的社保费用由水富公司协助叶后良办理补缴手续，不管是单位负担部分还是个人负担部分都由叶后良负担。经质证，叶后良认为，证据1载明的任职受雇日期为2004年8月1日，水富公司自2009年2月为叶后良申报个人所得税，不能证明叶后良入职时间和建立劳动关系的时间，与本案无关联；对于证据2，协议书是叶后良提起劳动仲裁之前与水富公司签订，后来告知不能补缴，社保部门告知必须有仲裁裁决书才能补缴，这是附条件的协议书。两份证据均不能达到水富公司的证明目的。 经审查，本院认为水富公司提交的个人所得税基础信息表仅反映水富公司为叶后良申报个人所得税的情况，不足以证明双方建立劳动关系的时间，且该信息表亦载明叶后良的任职受雇日期为2004年8月1日，不能达到水富公司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认定；双方签订的协议书涉及社保费用补缴问题，不属于人民法院审理范畴，本院不作审查。 叶后良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相一致。 本院认为，围绕水富公司的上诉理由，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一是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存续期间应当如何认定；二是水富公司应否支付叶后良经济补偿金以及相应的带薪年休假工资。首先，水富公司主张双方在2004年8月至2014年11月期间存在劳务关系并未建立劳动关系，二审中又变更主张为双方在2004年8月至2009年1月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显然与水富公司于2004年8月1日为叶后良办理入职登记的事实相悖，且双方一致陈述水富公司以现金方式支付工资，不能苛求叶后良进一步提交可以证明2004年8月至2009年1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据，而水富公司关于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陈述前后不一，有违诚信，本院对水富公司关于2004年8月1日至2009年1月期间双方为劳务关系的主张不予采纳。其次，水富公司又主张因叶后良已经在老家参加职工养老保险、不愿意参加而未给其缴纳职工养老保险，但叶后良予以否认，即使如此，也不能免除水富公司为叶后良缴纳社会保险的法定义务。叶后良据此提出解除劳动关系并要求水富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合法有据，水富公司主张系叶后良主动离职而无需支付经济补偿金，与事实相悖，本院不予采纳。最后，水富公司主张其在2018年、2019年已经安排叶后良休假并依法支付工资，但水富公司并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已为叶后良安排过年休假或已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现水富公司主张不需再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本院不予采纳。鉴于水富公司对一审核算的叶后良离职前12个月平均工资5169.33元无异议，本院对一审核算的经济补偿金及未休年休假工资予以确认。 至于叶后良的上诉请求，系针对其反诉请求所提起，鉴于本院另行裁定驳回叶后良的反诉，故本院不再审查。 综上所述，水富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受理叶后良的反诉存在程序不当，致使判决结果有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602民初11406号民事判决第一、二项； 二、撤销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602民初11406号民事判决第三、四、五项； 三、绍兴市水富纺织器材有限公司应支付给叶后良经济补偿金77539.95元及未休年休假工资7130.11元，合计84670.06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天内履行； 四、驳回绍兴市水富纺织器材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绍兴市水富纺织器材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绍兴市水富纺织器材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瑜 审判员 梅 云 审判员 张百元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叶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