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7民终89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孙相民，男，1964年2月16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长垣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佳秀，河南富豪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峰杰，男，1970年8月6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范一帆、杜社磊，河南弘治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崔利，男，1950年5月8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长垣县蒲北区，现羁押于河南省焦南监狱。上诉人孙相民因与上诉人杨峰杰、被上诉人崔利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长垣市人民法院（2019）豫0728民初48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孙相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佳秀，上诉人杨峰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范一帆、杜社磊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崔利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相民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杨峰杰赔偿损失343857.91元，崔利对孙相民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杨峰杰、崔利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认为崔利虽然受雇于杨峰杰，但事故发生于工地停工期间，由此判决杨峰杰承担20%的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在一审提交的刑事判决书中，法院已经审理查明事故发生时，崔利正在工地施工，这也是由崔利的供述和在场的证人来证实的。一审法院对此惘然不顾，仅仅以崔利在一审庭审中自认停工和证人程某的询问笔录来认定，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七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就数个证据对同一事实的证明力，可以依照下列原则认定：（一)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的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根据该条规定崔利的自述和程某的证言不能推翻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从另一方面来说，即便是工地停工，也不能否认崔利的伤害行为不是发生在雇佣活动当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二款，前款所称“从事雇佣活动”是指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雇员的行为超出授权范围，但其表现形式是履行职务或者与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的，应当认定为“从事雇佣活动”。结合到本案，本案发生在正常上班时间，地点在雇员崔利的工作场所——施工工地，崔利的职责是推土机司机，其在工作时间出现在施工工地，不管是推土，还是挪车，亦或修车，均是在雇主杨峰杰的授权或指示范围内，也就是在“从事雇佣活动”二、一审判决程序违法。一审法院在庭审结束后，违法调查取证，对证人程某作询问笔录，剥夺了孙相民的当庭质证权利，并且在一审判决中采纳了该证据，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和第十九条的规定。三、一审判决对案件受理费的承担分配不公，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诉讼费用由败诉方负担，胜诉方自愿承担的除外。部分胜诉、部分败诉的，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当事人各自负担的诉讼费用数额。一审判决由孙相民承担3728元的案件受理费于法无据。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支持孙相民的诉请。杨峰杰辩称，1、孙相民受伤不是发生在雇佣期间，也不是杨峰杰通知崔利前往现场，孙相民受伤时杨峰杰并非崔利的雇主。2、崔利的犯罪行为不可能是履行职务，或与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的行为，崔利的犯罪行为不是从事雇佣活动。3、在犯罪行为中，受害人的赔偿范围仅限于直接发生的物质损失，并不包含伤残赔偿金及被扶养人生活费。4、本次事故的发生，杨峰杰无过错，孙相民自身存在明显过错。5、孙相民在一审中提交判决书所认定的基本事实是崔利实施的犯罪行为导致了孙相民受伤，而崔利的犯罪行为是否发生在雇佣期间，是否属于雇佣活动，并非刑事案件审理的重点，并不是刑事判决所认定基本事实，结合在案证据，孙相民仅依据该判决要求杨峰杰承担雇主责任的依据不足。6、询问笔录在本次一审中已经双方进行质证，程序合法。杨峰杰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驳回孙相民对杨峰杰的诉讼请求，不服数额为68771.58元。2、上诉费用及一审诉讼费用全部由孙相民、崔利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孙相民的受伤是因为崔利的犯罪行为导致的，崔利犯故意伤害罪一案已由长垣县人民法院审理后作出（2018)豫0728刑初267号刑事判决书，判决崔利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零六个月。孙相民作为该刑事案件的被害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未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另行提起民事诉讼，根据《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六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可以进行调解，或者根据物质损失情况作出判决。因此，本案在案件性质上仍属于刑事附带民事纠纷，应当适用刑事诉讼法以及刑事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在上述司法解释第一百五十五条已经明确赔偿范围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仍坚持适用侵权责任法及其他民事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超出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确定的物质损失，判决杨峰杰及崔利承担伤残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等赔偿项目，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二、杨峰杰在本案中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在案涉工地于2017年11月14日停工以后，杨峰杰雇佣工人杨国付在现场负责看场，在临近的工区内仍有杨峰杰的工人继续施工；涉案的二手推土机过于破旧，时常出现问题，在购买时车门就坏了，也就不需要用钥匙。杨峰杰作为车辆的所有人，已经尽到了车辆管理义务，对本案事故的发生不存在过错，亦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三、孙相民对事故的发生有明显的过错。根据在案证据，以及刑事案件卷宗材料，可以确认对于事故的引起，孙相民是有明显过错的。因此，对于其损害后果孙相民也应当承担部分责任。综上，杨峰杰对本案事故的发生不存在任何过错，崔利在非雇佣活动期间故意伤害他人，所造成的后果应当由其自行承担，且孙相民要求伤残赔偿金及被扶养人生活费等赔偿项目无任何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孙相民对杨峰杰的诉讼请求。孙相民辩称，1、本案是由刑事案件引起的民事赔偿，属于民事诉讼，适用侵权责任法及其他民事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首先，从本案的事实和相关法律规定看，崔利的故意伤害行为致孙相民构成伤残。我国侵权责任法第四条和第十六条分别规定，侵权人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行政责任或刑事责任的，不影响依法承担侵权责任；侵权行为造成受害人残疾的，侵权人应当赔偿受害人残疾赔偿金。根据上述事实和法律规定，孙相民关于残疾赔偿金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次，从公平的角度看，犯罪行为对受害人造成的伤害甚至比纯粹的民事侵权造成的伤害更大，如不予支持残疾赔偿金，会导致受害人因遭受犯罪行为侵害得到的赔偿较少，遭受纯粹民事侵权行为的侵害得到的赔偿相对较多，对受害人不公平，支持残疾赔偿金更符合公平原则。再次，从残疾赔偿金的性质看，因侵权行为造成受害人残疾的，必然会对受害人今后的生活和工作造成影响，造成受害人的生活成本增加或者劳动能力下降，进而变相的减少了受害人的物质收入，残疾赔偿金应属于物质损失的范畴。2、杨峰杰在本案承担的是雇主责任，与其本身有无过错没有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本案中，崔利受雇于杨峰杰，在杨峰杰的工地开推土机，其致人损害的行为发生在雇佣活动中，杨峰杰就应当对孙相民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3、受害人孙相民在这次事故中的行为仅是一般过失，不足以减轻侵权方的赔偿责任。根据(2018)豫0728刑初267号刑事判决书查明的事实，孙相民仅仅因为和崔利发生口角，就被崔利用推土机压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受害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故意、过失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但侵权人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受害人只有一般过失的，不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4、孙相民在一审中提交的刑事判决书已经明确的认定崔利是在施工当中导致孙相民受伤。这个事实的认定是依据刑事案件中的证人证言，因此崔利是在雇佣当中致伤孙相民，杨峰杰应承担雇主责任。综上，伤残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属于物质损失，杨峰杰应对孙相民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崔利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意见。孙相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崔利、杨峰杰赔偿343857.91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1月20日15时左右，在长垣县327至留晖中环道路（浦北办事处程庄村）施工工地上，崔利驾驶推土机时与孙相民发生口角，后孙相民阻挡崔利驾驶的推土机前进并站在推土机推板前土堆上，崔利在明知会造成伤害后果的情况下仍驾驶推土机前进，并在此过程中将孙相民右脚致伤。经法医鉴定，孙相民右脚第1-5趾骨缺如，第1-3趾骨部分缺如，临近软组织增厚，损伤程度属于重伤二级，崔利的行为已构成刑事犯罪。一审法院已于2018年8月6日作出（2018）豫0728刑初267号刑事判决，判处崔利有期徒刑四年零六个月，崔利现羁押于河南省焦南监狱。孙相民受伤后被送往河南省人民医院住院治疗。经诊断，右足远端撕脱离断伤，后于2017年12月11日出院。当天下午又二次出院，于2017年12月26日出院，2017年12月29日三次入院，于2018年1月15日出院，三次住院共计53天，花去医疗费共计104546.58元，后孙相民诉讼来院。诉讼中，一审法院委托新乡医学院司法鉴定中心对孙相民的伤残等级、护理期限进行鉴定。经鉴定，孙相民右足缺失的伤残程度为八级，皮肤癫痕形成的程度为十级。出院后需部分护理，期限为90日，护理人数为1人。另查明，崔利所驾驶的推土机系杨峰杰所有，崔利受雇于杨峰杰在工地上开推土机推土，但事故发生当天，崔利自认系放假停工期间。因车经常出问题，程某让崔利去修车（修车的配件款由杨峰杰支付程某），并将车挪到程某家。另查明，孙相民户籍所在地长垣县××区××村，为居民家庭户口，从事的职业为养蜂。其父孙计华，生于1936年10月6日，孙计华生育七个子女，长子孙法仁已去世。一审法院认为，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本案中，崔利故意伤害孙相民致其受伤，应对孙相民的损害进行赔偿。孙相民要求崔利赔偿的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崔利虽然受雇于杨峰杰，但其开推土机致孙相民受伤害的行为发生在停工期间，且其犯罪行为超出了雇佣活动的范围。孙相民要求杨峰杰按雇佣关系承担雇主的赔偿责任，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但杨峰杰系推土机的所有人，对推土机存在监管责任，由于其监管不力，致使崔利驾车故意伤害孙相民。对此，杨峰杰存在一定的过错，对崔利造成的后果应承担20％的责任。崔利本人承担80%的责任，孙相民受伤所产生的合理费用有：医疗费104546.58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650元（50元×53天）、营养费1590元（30元×53天）、护理费9893.1元（河南省居民服务业和其他服务业职工平均工资36848元/年，即100.95元/天。100.95元×53天＋100.95元×90天×50%）、误工费33862.08元（2017年度农林牧渔行业标准36789元/年÷365×336天）、残疾赔偿金183258.73元（按2017年度河南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9557.86元/年计算，29557.86元×20年×31%）、伤残鉴定费1900元、检查费14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5017.42元（按2017年度河南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9422.27元计算，孙相民其父亲已超过75岁，生育了七个子女，长子已去世，故19422.27元×5年÷6×31%）、交通费一审法院酌定为1000元，合计343857.91元。崔利承担275086.33元、杨峰杰承担68771.58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二款之规定，原审判决：一、崔利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孙相民275086.33元。二、杨峰杰赔偿孙相民68771.58元。三、驳回孙相民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735元，由杨峰杰、崔利承担3007元，孙相民承担3728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关于原审程序问题。本次一审中，对程某的询问笔录已经各方质证，原审程序并无其他不当，孙相民的该项上诉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杨峰杰是否应当承担责任及承担责任比例问题。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孙相民受伤是崔利开推土机所致，原审认定崔利应承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崔利开推土机致孙相民受伤害的行为并非发生在崔利从事雇佣活动期间，且其犯罪行为超出了雇佣活动的范围。孙相民要求杨峰杰按雇佣关系承担雇主的赔偿责任依据不足。但杨峰杰系推土机的所有人，对推土机监管不力，致使崔利驾车故意伤害孙相民。对此，杨峰杰存在一定的过错，原审认定杨峰杰对孙相民的损失承担20％的责任并无不当。杨峰杰并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孙相民具有明显的过错。因此，原审对各方责任承担的认定并无不当，孙相民及杨峰杰的该项上诉理由均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残疾赔偿金及被扶养人生活费是否应予赔偿问题。本案中因杨峰杰并未被追究刑事责任，杨峰杰作为车主对孙相民的损失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应按照《侵权责任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予以认定，杨峰杰称不应承担残疾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的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崔利应承担的责任。本案是因崔利故意伤害犯罪行为所引发的民事纠纷，系在刑事案件判决生效后另行提起的民事诉讼，但本案仍应适用《中国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刑事司法解释的规定予以裁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五十五条规定“对附带民事诉讼作出判决，应当根据犯罪行为造成的物质损失，结合案件具体情况，确定被告人应当赔偿的数额。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付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被害人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等费用；造成被害人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等费用……”根据上述规定，孙相民向崔利主张的残疾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不属于孙相民因崔利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的物质损失范畴，因此应不予支持。综上，结合一审法院的认定，孙相民的损失有：医疗费104546.58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650元、营养费1590元、护理费9893.1元、误工费33862.08元、伤残鉴定费1900元、检查费140元、交通费1000元、残疾赔偿金183258.73元、被扶养人生活费5017.42元，合计343857.91元。以上损失由杨峰杰承担20%的赔偿责任，为68771.58元，由崔利对孙相民除残疾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外的其他各项损失承担80%的赔偿责任，为124465.41元。综上所述，孙相民及杨峰杰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长垣市人民法院（2019）豫0728民初483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二、变更长垣市人民法院（2019）豫0728民初483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崔利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孙相民各项损失124465.41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735元，由孙相民承担2963元，由崔利承担3018元，由杨峰杰承担75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977元，由孙相民承担6458元，由杨峰杰承担1519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田泽华审判员  温双双审判员  刘 辉二〇二〇年六月八日书记员  孙成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