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浙民申864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上海中一纸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区九亭子久富路65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7703204122P。法定代表人：陈显英，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建明，浙江金九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蕴，浙江金九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嘉兴市江南纸张有限公司。住所地：嘉兴市秀洲区工业园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11256486200U。诉讼代表人：浙江兴嘉律师事务所，系嘉兴市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小燕，浙江兴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帆，浙江兴嘉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上海中一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一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嘉兴市江南纸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南公司）破产债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浙04民终11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中一公司申请再审称：原审在申请人已充分举证，足以证明债权人缪金松与被申请人借贷关系成立、借贷事实发生的前提下，仅凭被申请人的无任何证据佐证的抗辩即认定借贷债权不成立，及在无该债权消灭的证据的情况下，依所谓的举证责任规则直接推定该债权不存在和缪金松实际控制下造成公司账册不全的事实认定，构成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款第二项之“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情形；由此，原审所谓的举证责任规则即法官自由心证，令申请人负债权不消灭举证责任，本质是关于股东对于公司、债权人忠诚、勤勉责任构成要件及责任认定法律适用，适用于债权法律关系认定法律适用，构成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款第六项之“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情形。且申请人现搜集提供新的证据可佐证原审所谓债权不成立、债权消灭基本事实认定错误。（一）关于借贷事实实际发生的事实认定。第一，无锡农村商业银行业务凭证，落款2012年1月18日的借条，两份书证之直接证据、原始证据属性，决定了该组证据具有证明效力，足以证明借贷关系成立。第二，户名王丽勤卡号62×××30银行交易查询明细、户名朱桂英卡号80×××78银行账户明细，及其证人证言，和两人的时任被申请人出纳、业务员身份，足以证明申请人出纳（王丽勤）接受了来自债权人缪金松款项金额4343984元，并最终处分给了被申请人的债权人嘉兴市南湖区隆源小额贷款有限公司金额300万元，用途还款，嘉兴市嘉房地产有限公司金额50万元、用途还款。余款844600元直接汇入被申请人江南公司银行账户。第三，2011年10月28日，被申请人与嘉兴市嘉房地产有限公司签署的《借款协议书》书证，可证明被申请人与嘉兴市嘉房地产有限公司存在着民间借贷关系及嘉兴市嘉房地产有限公司系被申请人债权人的事实。结合王丽勤的证言，可确信嘉兴市南湖区隆源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债权人资格的事实成立。以上证据，足以证明债权人缪金松与被申请人2012年1月28日之民间借贷关系成立。（二）关于财产混同。根据原审认定，可概括原审指控的是公司资金与个人资金混同。大量使用现金、账目不清、财务账册下落不明、公司持续使用同一个人账户，归纳起来，就是要令债权人缪金松负实际控制人、高级管理人员的责任，即举证说明朱桂英个人卡资金的使用情况及700多万元负债的资金去向，并在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涉案借贷债权消灭事实的情况下，为适用法官自由心证找理由，以举证责任分配规则，推定该债权消灭。（1）嘉兴市公安局秀洲区分局书面回复书证，可证明被申请人确实存在由朱桂英签署现金白条用作做平当月现金账的现象。公安机关之“通过调查，无证据证明朱桂英将公司资金占为自有”结论，足以证明该欠债事实不存在。（2）浙江中铭会计师事务所浙中会专（2018）第1674号《关于江南公司财产状况的报告》书证，结合朱桂英、王丽勤证言，可证明朱桂英个人卡由江南公司使用的事实成立。该组证据同时可证明，该资金往来的客观实在性由银行流水保障，无法审计与其说是江南公司账册不全、企业关于该部分自己收支未进行会计记账，不如说是找不到相应的会计记账凭证。（3）关于朱桂英之负债，除了能说明被申请人违反财务凭证管理问题外，恰证明该财产制度健全和公、私财产相分离的事实。（4）江南公司账册不全，情况属实，但责任不在缪金松。江南公司自2015年至法院受理期间公司实际经营人、实际控制人及账册几度易手等事实，足以证明账册丢失非缪金松所为，其也不是或不一直是公司实际控制人，也没有丢失账册的主观动机和过失。（5）江南公司大量使用现金，与公司财产是否混同无关联性。综上，没有证据指向缪金松侵占公司财产，并存在与公司财产混同的事实。（三）关于举证责任分配及缪金松承担相关责任。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同时，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了股东、实际控制人、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的行为禁止及其责任。对照上述法律规定，原审在公司账册丢失与缪金松关联关系事实未查清的情况下，将朱桂英卡内以银行流水形式体现的公司账目因账册不全无法审计的责任，以公司勤勉责任规则，分配给缪金松，并对抗申请人的主张。无论事实认定还是法律适用，均错误或不当。综上，申请人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款第二、六项规定，提起再审申请。再审申请人向本院提交了新证据材料：（1）江南公司工商核准材料及破产管理人管理报告，拟证明2015年11月26日，胡学军任江南公司法定代表人和2017年江南公司向破产管理人移交印章、账册凭证事实，可以证明自2015年11月起江南公司先后由胡学军、张万成实际控制的事实。（2）接处警证明，拟证明江南公司原由缪金松经手的账册，在胡学军、张万成实际控制公司时有交接和封存手续的事实及缪金松于2018年8月31日发现封存账册被（毁）灭失有报警的事实。（3）支付凭证（现金支出），拟证明该现金支出（支付）凭证，与朱桂英出具给江南公司出纳的欠款（领款）凭证相对应，结合江南公司时任出纳王丽勤的证言，可以证明朱桂英并未侵占或结欠江南公司债务的事实。（4）会计科目及资金往来凭证，拟证明朱桂英名义银行卡项下的资金往来款，包括收、付款，江南公司均由原始财务账册，同时证明该银行卡均由江南公司在使用的事实。（5）嘉兴市商业银行汇票申请书，拟证明朱桂英名义交付江南公司拍卖款，可进一步证明前款以朱桂英的名义开设的银行卡由公司使用，及间接证明2011年1月16日江南公司通过朱桂英的卡将借入款用于还欠隆源公司借款的事实成立。关于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这一再审事由包括两个要件：一是当事人申请再审提交的新证据必须符合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的再审新证据的标准；二是若构成再审新证据，该证据的证明力必须达到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程度。再审申请人并没有明确这一再审事由，且这些材料均早已存在，不符合新证据的形式要件，再审申请人亦应在原审中即予以提交。本院认为，一、再审事由是指当事人据以提出再审申请，请求法院通过再审撤销或者变更生效裁判所必须具备的事实和理由。当事人必须按照再审事由范围提出原判决应予再审的理由，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进行审查。本案中，中一公司提出的申请再审事由为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和第六项，即“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和“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这两种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严格按照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规定，对再审事由进行审查。二、原一、二审认定的基本事实一致，案件的争议焦点在于缪金松对江南公司是否拥有7272046.52元（借款本金4343984元及利息2928062.52元）的债权。中一公司的债权系受让缪金松的债权而来，借条落款日期对应的时间，缪金松系江南公司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结合审计机构的审计情况、江南公司的财务账册等，原审法院认为“缪金松和朱桂英均是原江南公司的管理人员，在江南公司财务状况混乱、账目不清，江南公司的财产与管理人员个人名下的财产混同的情况下，不能认定缪金松对江南公司的基础债权即借款本息债权成立，从而无法支持作为债权受让人的原告的诉讼请求”，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同时，本院在审查中也注意到：缪金松于2018年8月14日向管理人申报债权7272046.52元（4343984元及利息2928062.52元），管理人核查后，于2018年9月14日通知缪金松，不予认定。2018年10月1日，中一公司与缪金松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一份，约定：缪金松对江南公司的破产债权4343984元及利息2928062.52元，合计7272046.52元转让给中一公司，并协助中一公司向江南公司实现破产债权；债权转让价即为（2014）嘉秀商初字第159号民事判决确认债权，进行债务抵销，等。其中特别约定，“若非乙方（中一公司）自身原因，致乙方受让债权未获实现，含不完全实现，则甲方（缪金松）相应债务清偿责任不（相应）免除。”即中一公司亦已对受让债权未获实现的风险作了相应安排。综上，申请人中一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和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海中一纸业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此页无正文）审判长  王雄飞审判员  梅 冰审判员  王晓波二〇二〇年六月一日书记员  吕 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