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1521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侯超，男，1987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响水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章洪春，浙江泽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顾金龙，浙江泽汉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杨永刚，男，1978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大庆市龙凤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利锋，浙江宜景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广雷，浙江宜景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第三人：王海龙，男，1988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 一审第三人：王坤，女，1982年4月10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泾阳县。 上诉人侯超为与被上诉人杨永刚、一审第三人王海龙及王坤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浙0102民初67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于2020年4月20日组织当事人进行了二审调查，上诉人侯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章洪春、被上诉人杨永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利锋到庭参加。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侯超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驳回杨永刚的一审诉讼请求；2.判令一审和二审诉讼费用由杨永刚承担。事实和理由如下：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1.2016年5月1日，侯超在案涉《债权(抵、质押权)转让协议书》上签字系作为杭州懒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懒人公司）业务员履行职务的行为，系在懒人公司的授权下为杨永刚办理业务手续，虽然合同落款处没有加盖公司公章，但不能因此否定侯超作为懒人公司员工的履职行为。杨永刚因案涉《债权(抵、质押权)转让协议书》而产生的损害后果应由懒人公司承担。侯超在本案诉讼中不具备主体资格，不应承担责任。2.一审第三人王海龙、王坤在一审案件审理过程当中自始至终未到庭，致使案件相关事实不能查清。3.案涉车辆被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人民法院查封扣押，说明案涉纠纷远不止表面上的所谓合同关系，还牵扯到其他法律关系和其他法院正在审理的案件。一审判决仅审查表面法律关系，未依法查明案件事实。4.案涉款项的收款人是俞秋峰，而非侯超。一审法院并未查明俞秋峰的身份。二、一审判决审查证据不规范，致使主要事实未查清。杨永刚在一审中提交的电子银行回单无法证明侯超与王海龙有任何关联，反而能看出付款方为俞秋峰。俞秋峰在2016年1月13日至2017年3月30日期间系懒人公司的高管和公司监事，直接反映案涉抵押物是懒人公司的车辆，相应获益归属于懒人公司。杨永刚在一审中提供的“收据”也表明案涉款项系转入俞秋峰账户。案涉《债权(抵、质押权)转让协议书》系格式合同，该合同系懒人公司办理相同业务给员工提供的统一格式合同。杨永刚明知或应知侯超为懒人公司员工。侯超签订案涉合同的行为与其工作内容,工作职责具有关联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六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工作人员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该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当事人。”一审法庭未查清事实，判决侯超承担责任，实在有失公平。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一审判决认定案涉合同系虚假意思表示，但未明确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究竟为何，也未对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进行评判，单一认定案涉合同关系无效，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如果案涉纠纷中隐藏着其他民事法律行为的话，应该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来裁判。即使按照隐藏的民事法律关系来处理，侯超也不是适格的被告。综上，侯超提起上诉，望判如所请。 对侯超的上诉，杨永刚答辩称：一、侯超与杨永刚签署《债权（抵、质押权）转让协议书》的行为系个人行为，非职务行为。杨永刚不知悉懒人公司的存在，案涉合同系以侯超个人名义签订，非以懒人公司名义签订。如果是职务行为，应当以公司名义签订。涉案交易并非懒人公司的法定经营范围，不属于候刚的业务工作范畴，亦未发生在懒人公司的经营场所。在案并无证据显示侯超签订案涉合同的行为经过懒人公司授权，或涉案交易的利益归属懒人公司。侯超与俞秋峰之间的业务往来不能直接断定为懒人公司的业务行为。懒人公司事后也未对案涉交易进行追认。二、即使候刚进行案涉交易确实经过懒人公司的授权。其行为也不属于职务行为，而应当认定为间接代理行为。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权利，但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本案中，杨永刚自始至终不知道侯超与懒人公司之间的关系，案涉纠纷应当适用前述法律规定。直至一审审理期间，侯超才向杨永刚披露了其是懒人公司的员工以及其签订合同的行为是履行职务行为，但杨永刚作为善意相对人，确定选择由候刚承担案涉法律责任。三、案涉车辆被扣押只能反映出杨永刚所购车辆已经无法继续占有。案涉购车款收款人为俞秋峰，是侯超指定的收款账户，当时杨永刚并不知道俞秋峰是谁。因此，双方之间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一审判决事认定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杨永刚请求维持原判。 第三人王坤、王海龙均未在二审中答辩。 杨永刚向一审法院请求判令：一、确认杨永刚与侯超于2016年5月1日签署的“债权（抵、质押权）转让协议书”无效；二、侯超立即归还杨永刚款项680000元，并支付款项利息损失，以680000元为基数，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4倍，自杨永刚起诉之日计算至实际归还之日止；三、一审案件受理费由侯超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案涉路虎牌汽车，号牌为：陕Ａ×××××车辆登记车主为第三人王坤。2016年4月18日，王海龙（甲方）与侯超（乙方）签订《债权（抵、质押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甲方将债权及该债权项下的抵押（或质押）权等一并转让给乙方，抵押物为路虎牌汽车，号牌为：陕Ａ×××××，车主姓名：王坤；但协议书中对债务人及债权方式未作明确载明。同日，王海龙向侯超出具收据，载明将款项665000元已划入指定账户，并备注：欠条原件以照片形式发送，现无原件。2016年5月1日，侯超与杨永刚签订《债权（抵、质押权）转让协议书》，协议中约定侯超将债权及该债权项下的抵押（或质押）权等一并转让给杨永刚，抵押物为路虎牌汽车，号牌为：陕Ａ×××××，车主姓名：王坤。同日，杨永刚向侯超转账680000元，侯超也随之出具相应的收据，但在收据上无任何备注。2015年12月22日，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秦执字第01080-1号执行裁定书，载明冻结、划拨被执行人陕西御胜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王坤、张宏、郑克斌、陕西融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郑牛娃、高学政、西安融信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李娜、杨杰银行存款7654397.5元（利息算至2015年12月22日），或者扣留、提取其收入、查封扣押、拍卖、变卖其相应价值的财产。2018年10月15日，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陕0402执01080号，对案涉路虎牌汽车，号牌为：陕Ａ×××××车辆查封、扣押。现双方对《债权（抵、质押权）转让协议书》发生争议，遂成讼。 一审法院认为：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杨永刚和侯超签订的《债权（抵、质押权）转让协议书》对拟转让的债权未明确约定，侯超未向杨永刚出具相应的债权凭证，双方就债权转让行为均为虚假的意思表示。故杨永刚主张《债权（抵、质押权）转让协议书》无效，该院予以支持。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根据（2015）陕0402执01080号，案涉车辆已经被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人民法院查封、扣押，属于返还不能。另，杨永刚和侯超在签订《债权（抵、质押权）转让协议书》时，杨永刚和侯超对合同的无效具有同等过错，均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故杨永刚请求判令侯超完全归还杨永刚680000元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该院根据双方过错，酌定侯超归还杨永刚340000元。综上，一审法院于2019年10月9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判决：一、杨永刚和侯超签订的《债权（抵、质押权）转让协议书》无效；二、侯超返还杨永刚340000元；三、驳回杨永刚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侯超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0600元，由杨永刚和侯超各负担一半。 二审中，侯超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 一、劳动合同原件一份。 二、名片、工作牌原件各两份。 三、证历本封面原件两份。 证据一至三拟共同证明：侯超在案涉合同签订时间即2016年4月18日前后为懒人公司的员工。 四、工资明细清单原件一份、借记卡明细清单原件一组、社会保险参保证明原件两份。拟共同证明：案涉“收据”和“协议书”上的银行卡号为懒人公司专款专用账户。 五、懒人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复印件一份。拟证明：俞秋峰于2014年11月至2017年3月期间分别担任公司的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股东、监事等职务。 六、广西领佳投资有限公司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复印件一份。拟证明：懒人公司已于2018年7月30日迁出并更名为广西领佳投资有限公司。 七、农业银行个人交易明细原件一组。拟证明：侯超与俞秋峰素有业务上的往来，可以印证侯超给杨永刚办理业务是在懒人公司授权的情况下进行的。 八、债权（抵、质押权）转让协议书复印件两份。拟证明：侯超在办理案涉业务时出具的合同系懒人公司提供的统一合同，其签订合同的行为系履行职务行为。 九、微信截图打印件一份。拟证明：侯超、俞秋峰、林苗系同事或领导关系。 十、证据清单及转款凭证复印件各一份。拟证明：俞秋峰从王海龙处受让了主债权和车辆质押权，并向王海龙支付了转让款664000元。 十一、债权（抵、质押权）转让协议书复印件两份、收据复印件一份、打款凭证复印件一份。拟证明：案涉合同系侯超为懒人公司办理业务而使用的由公司提供的统一格式合同，案涉款项实际获利方为俞秋峰。 十二、证人唐某的证言一份。拟证明：侯超签订案涉合同的行为是职务行为，案涉合同上指定的账号系懒人公司指定的俞秋峰、冯迪（音）的账号。 对上述证据，杨永刚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杨永刚非该劳动合同的当事方，对真实性无法确认，候刚在案涉交易过程中从未向杨永刚出示过该合同，案涉交易系个人之间的交易，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不排除侯超事后补制该工作牌或名片的可能；对证据三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即使该证据是真实的，也仅能反映出2017年3月和9月的情况，无法证明在其他时间段是否实际存在劳动关系；对于证据四中的工资明细单、借记卡账户明细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案涉交易早于侯超提供工资明细表中记载的最早一笔工资，侯超与俞秋峰之间的款项往来性质无法确认，不能排除其个人之间存在经济往来；对证据四中的社会保险参保证明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开始参保的时间为2016年9月份，迟于案涉交易发生时间2016年5月；对证据五、证据六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俞秋峰在懒人公司的任职情况与本案无关，懒人公司目前的公司信息亦与本案无关；对证据七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体现的俞秋峰与侯超个人之间的交易，其中显示的西安提车款也无法证明系针对案涉车辆；对证据八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林苗的身份无法确认，不能证明其待证事实；对证据九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无法证明其待证事实；证据十系侯超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已在一审中陈述过质证意见；证据十一系杨永刚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对其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十二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无法证明其待证事实，唐某出庭作证时陈述劳动合同是一年一签的，与侯超提交的劳动合同的签订习惯不一样。经审查，本院认为：证据一、证据二真实性无法确认，本院不予采信；证据三系医疗保险证历本，无法证明其待证事实，本院不予采信；证据四系原件，且杨永刚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本院对其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可以证明侯超在2017年9月至2018年3月期间在懒人公司参保社会保险；证据五、证据六系网上打印的企业公示信息，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五的证明力大小综合全案判断，证据六的待证事实与本案争议无关，故本院对证据六的证据效力不予确认；证据七系原件，且杨志刚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证据仅能证明侯超与俞秋峰之间存在款项往来，不足以证明侯超是在懒人公司的授权下签订案涉合同；证据八系复印件，本院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证据九系复印件，且无法证明其待证事实，本院对其证据效力不予确认；证据十系侯超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已经一审法院举证质证，本院对该证据不再重复认证；证据十一系杨永刚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证据不足以证明侯超提交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证据十二系唐某当庭陈述的证言，根据其证言内容，唐某并未经手案涉业务，其证言不足以证明侯超签订案涉合同的行为是职务行为。 杨永刚、王海龙、王坤均未向本院提交证据，王海龙、王坤未对侯超提交的证据陈述质证意见。 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案涉《债权(抵、质押权)转让协议书》系侯超以其个人名义与杨永刚签订，款项接受账户由侯超指定并出具《收据》，案涉车辆亦由侯超经手交付。从杨永刚提交的证据来看，案涉车辆的前手交易也是由侯超以个人名义签订合同。在案并无证据证明侯超在与杨志刚签订案涉合同时曾向杨永刚明确告知其系代表懒人公司进行交易，现杨永刚主张案涉交易发生在其与侯超个人之间，合理有据。侯超上述主张其签订案涉合同系作为懒人公司员工履行职务行为，其个人并非案涉交易主体，该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侯超与懒人公司之间就案涉交易若存在其他权利义务关系，应与懒人公司之间另行解决。从本案实际情况来看，案涉《债权(抵、质押权)转让协议书》对拟转让的债权并未明确约定，也无证据表明侯超实际向杨永刚交付了具体债权转让凭证，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之间的债权转让系虚假意思表示，并据此认定《债权(抵、质押权)转让协议书》无效，处理并无不当。根据双方陈述，双方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系车辆买卖合同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根据该法律规定，本案应当按照买卖合同法律关系来处理双方之间的权利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出卖人因未取得所有权或者处分权致使标的物所有权不能转移，买受人要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侯超作为出卖人未取得案涉车辆的所有权或者处分权致使杨志刚失去对案涉车辆的占有，杨志刚作为买受人有权要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或要求解除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故杨志刚诉请要求返还购车价款，于法有据。虽然一审法院未查明双方以虚假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关系性质，存在不当，但一审判决酌定侯超返还杨永刚款项340000元，实体处理上并无不妥。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基本恰当，但一审判决主文未对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确定履行期限，存在不当，本院对相应判决主文予以变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2民初679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三项； 二、变更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2民初679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侯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杨永刚返还款项340000元”。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0600元，由杨永刚负担5300元，由侯超负担53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400元，由侯超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谢银芝 审判员  李洁瑜 审判员  章保军 二〇二〇年六月三日 书记员  潘丽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