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14民终176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南荣成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郑州市金水区。法定代表人：白山林，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朕生、孙红义，北京华泰（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商丘顺通专车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商丘市睢阳区。法定代表人：王鑫磊，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庆国，河南京港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河南荣成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商丘分公司，住所地商丘市梁园区。负责人：王鑫磊，总经理。上诉人河南荣成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商丘顺通专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通公司)及原审被告河南荣成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商丘分公司（以下简称荣成公司商丘分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2019）豫1402民初67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王朕生，被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孟庆国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经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荣成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2019)豫1402民初6768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指定他院重审;2、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一、本案被上诉人顺通公司法定代表人为王鑫磊,也是唯一的股东,与原审被告荣成公司商丘分公司负责人王鑫磊为同一人,根据《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的规定,该顺通公司和荣成公司商丘分公司相当于公司高管与本公司的签订合同,属于明确禁止的,其法理是这种合同会损害公司的利益,因此,本案所涉合同属于无效合同。并且本案庭审中,顺通公司提供的证据,多数是属于荣成公司商丘分公司和上诉人所有的材料(上诉人已经在第二次庭审时报警),但是却在顺通公司手里,这也可以说明顺通公司和荣成公司商丘分公司串通,损害上诉人利益,根据一审质证可以发现被上诉人和荣成公司商丘分公司是在同一地点办公,人员混同。本案中,对于该合同的效力,法院并未予以明确确认,属于事实没有查清。二、关于一审认定15万元保证金和押金,存在严重的错误。首先,一审中,顺通公司的诉状及举证,均主张的是保证金,庭审中也未提及押金,一审法院在被上诉人主张保证金的情况下认定其为押金,存在不当。其次,虽然签订的《网络预约出租车服务合作协议》约定了收款账户为张英华中国工商银行郑州东区支行的账户,但是并没有约定要求支付保证金,该账户是双方开展合作后收益分割时使用的账户。最后,一审中顺通公司提供了案外人刘明起向张英华转款7万元的凭证,但并未证明该款项就是刘明起代其支付的,刘明起本人也未到庭,而一审法院就直接认定该费用是顺通公司支付的,对于上述的质证意见置若罔闻。其中一万元的微信转款,仅仅是截屏打印件,对于真实性就不能认定,并且无法说明谁转的,也不是转到合同约定的指定账户,一审法院也予以认定是顺通公司支付的保证金,让人难以信服。剩余7万元是王鑫磊向荣成公司商丘分公司对公账户的付款,但是王鑫磊不仅仅是顺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还是荣成公司商丘分公司的负责人,如果王鑫磊是代表顺通公司向荣成公司商丘分公司付款,那么就应该将钱支付到张英华账户中,庭审中,王鑫磊拒不到庭,因此该证据不能证明是顺通公司付款,对此一审法院也予认定是顺通公司的付款。这样一来,不管是谁支付给约定的付款账户的钱,还是谁支付给约定付款账户所有人张英华的钱,亦或是支付到荣成公司商丘分公司账户的钱,统统是顺通公司支付的保证金,这样的认定让人难以信服。三、关于认定由我方承担的房租6万元,更没有事实和法律根据。首先,通过庭审,可以发现,租赁房屋的位置是荣成公司商丘分公司的注册地,也就是说,顺通公司是在荣成公司商丘分公司办公,顺通公司庭审中的证人说不清楚自己公司的名字,庭审中说是滴滴顺通荣成公司,这可以看出,顺通公司和荣成公司商丘分公司虽是两个公司,但是一个办公地址,已经相互混同,相互串通。其次,合同是顺通公司成立之后才签订的,成立公司,租赁办公场所,是公司经营必不可少的,一审中我方也提出,顺通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专车网络预租、专业客运、道路普通货物运输、代驾服务、汽车租赁、汽车销售,但是和我方的合作业务仅仅是网络约车,不能认定其公司成立仅仅就是为了或只能和上诉人合作,不能证明顺通公司除了和上诉人合作之外就不能进行其他经营了,因此一审判决上诉人承担房屋租金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四、一审对于被上诉人主张的房屋装修,购买办公家具、雇佣人员工资等损失不予处理,存在不当。一审判决第7页,记载“关于原告主张的房屋装修,购买办公家具、雇佣人员工资等损失,因原告系在庭后提交证据,被告荣成公司拒绝质证,对该部分法院不予审理,原告可另案进行诉讼”,在第7页倒数第2行又写明“原告为了实现合同目的租赁并装修了房屋,雇佣了人员”,既然对装修及员工工资部分一审法院已经不在审理,那为何又认定被上诉人为了实现合同装修房屋和雇佣员工等事实,不得不让上诉人怀疑一审法院的公正性。一审中,上诉人共三次根据开庭传票到庭,第二次庭审(2019年12月24日)荣成公司针对装修、购买办公家具、雇佣人员工资等损失提供了证据及证人出庭,并且上诉人予以质证,但其证据不充足,漏洞百出。庭审结束后,上诉人一直在等待判决,但是在2020年3月份,上诉人又收到了一审法院的开庭传票,原来是顺通公司在庭审结束后,又申请法院调取了证据,上诉人在第三次到庭时看到的调取证据为上诉人的工商登记信息,我方按照开庭时间到达庭审现场,向一审法院提出异议,既然已经庭审结束,为何一审法院还接受顺通公司的调查证据申请,并且该证据是律师可以调取的,不符合法院调取证据的条件。因此一审法院未正式开庭,让顺通公司撤诉后再起诉。然而,上诉人在等待撤诉裁定的时候,等到了一审判决。判决对于装修、购买办公家具、雇佣人员工资等损失不是证据不足不予支持,反而成了我方不予质证,给予顺通公司再诉的权利。五、本案上诉人共三次到庭,第一次庭审,我方说明顺通公司法定代表人和荣成公司商丘分公司负责人为同一人,质证结束后,主审法官要求荣成公司商丘分公司负责人王鑫磊到庭,否则就让荣成公司商丘分公司王鑫磊承担责任，但是2019年12月24日开庭时,王鑫磊仍未到庭,一审法官对于第一次庭审时提出王鑫磊必须到庭的要求也不再提及。2020年3月31日又以顺通公司提交法院调取的新证据为由再次开庭,我方提出意见后,承办法官要求顺通公司撤诉,顺通公司也答应了,然而不但没有撤诉,对于顺通公司无理无据的诉求,又以我方拒绝质证为由(其实第二次庭审已经充分举证质证)赋予顺通公司再诉的权利。六、关于违约认定,根据《网络预约出租车服务合作协议》的预定,顺通公司需要提供车辆,并向上诉人报送信息,截止到一审庭审,顺通公司名下无车辆登记。一审法院让上诉人举证顺通公司未向上诉人报送信息,属于举证责任划分错误,应该由顺通公司证明其报送了车辆信息。七、本案一审法官系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若将本案发回原审法院审理,上诉人有理由怀疑重审的公平公正性会受到影响,希望二审能够将本案指定其他法院重审。二审庭审中补充：关于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房屋租金6万元。根据一审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被上诉人2016年9月20日开始租赁房屋，2016年10月24日被上诉人成立，2016年10月25日，荣成公司商丘分公司成立，2016年12月13日被上诉人与荣成公司商丘分公司签订的协议，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为了履行协议，租赁房屋装修房屋、招纳员工，属于认定错误。因为被上诉人租赁房屋时，合同尚未签订，被上诉人及荣成公司商丘分公司都没有成立，被上诉人租赁房屋不可能是为了履行尚未成立的两个公司尚未签订的合作协议。顺通公司辩称，第一点，关于合同，在一审判决书中已经明确合同有效，我们可以请求上诉人承担违约责任，合同无效，依据合同法也应当予以返还。判决明确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驳回上诉。第二点，关于15万的保证金或押金，不论是保证金还是押金，被上诉人均已经支付给了上诉人及商丘分公司，而接受保证金或押金的一方是商丘分公司及上诉人派驻上就办理此事的张英华，这一点在上诉人的法人白山林及前法人**的录音中已经明确表示出来，款项已经支付到位是毋庸置疑的。因此上诉人承担返还义务，符合法律规定，也符合相应的实际情况。至于说押金只是被上诉人在存款时，就是存的有一个7万元的存款时，备注中备注的是押金，不管是押金还是保证金都是被上诉人已经实际支付给上诉人的，未履行合同所交付的金钱均应当予以返还。对房租，在被上诉人其所提供的上诉人法人白山林和其前法人**的录音中，可以看到双方早在商丘分公司成立和顺通公司成立之前就已经对此协议进行洽谈，也已经达成了一个初步的合作意见，那么就是基于初步的合作意见，我方开始租赁了房屋，该房屋因为有一个较大的停车场，可以免费使用，所以租金较贵，并且我们也已经支付了房租，一审中提供有租房协议以及房屋支付的收款凭证，结合后续荣成公司商丘分公司的成立，和顺通公司成立以及双方协议的签订，足以说明我们租赁房屋是在前期与张英华、白山林、**协商之后开始准备事实。双方后续的协议和计划所租赁的房屋，并不是说需要等到两个分公司和顺通公司成立之后，再去租赁房屋履行协议，同时在白山林和**的录音中，对方一再承认我们已经投资了31万，并且多次承诺愿意退还21万，只是因为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因为我们要23，他们愿意退21，所以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最终导致双方通过诉讼来解决这个问题。上诉人的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顺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二被告退还保证金170000元及利息，并赔偿因被告违约给员工造成的经济损失180000元，两项合计350000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0月份，荣成公司在商丘市成立荣成公司商丘分公司，并任命王鑫磊为分公司经理。2016年12月13日，原告顺通公司（乙方）与被告荣成公司商丘分公司（甲方）签订了一份网络预约出租车服务合作协议。协议第一条合作方式约定，甲方接受个人或企业用户的委托，为其代订车辆，接受用户需求信息并通过合作方优步用车平台与乙方进行预约信息交互，向乙方提供汽车租赁需求并代理乙方接受汽车租赁业务订单。乙方根据确认接受的订单信息向客户提供车辆并完成租车服务。合同签订后，被告荣成公司要求原告交保证金，原告于2016年12月26日将70000元保证金转账到荣成公司商丘分公司指定的张英华账户，当天又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转给张英华10000元。2017年12月1日，原告又将70000元现金存到了被告荣成公司商丘分公司的对公账户上，作为分公司与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合作的平台押金，以上原告共向被告交纳押金或保证金150000元。后因被告违约，不给上车，导致原告无法正常经营，原告要求被告退还所收取的保证金及押金，并赔偿成立分公司所花费的房屋租金、房屋装修、购买办公家具、雇佣人员工资等损失，但被告一直未予退还或赔偿。原被告由此形成纠纷。另查明：成立荣成公司商丘分公司，及顺通公司与荣成公司商丘分公司合作，均是通过荣成公司时任高管张英华办理。一审法院认为，原告顺通公司与被告荣成公司商丘分公司之间系合同关系。荣成公司在商丘市成立荣成公司商丘分公司，任命王鑫磊为分公司经理，并与顺通公司合作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拓展在商丘的业务。因为公司的服务平台由荣成总公司在控制，通过分公司签订的合同，分公司要落实合同义务，还需总公司配合进行。合同签订后，原告按被告荣成公司商丘分公司的要求缴纳了保证金和押金后，被告荣成公司却不在其服务平台上登记并开放原告提供的车辆，致使原告一直无法经营业务。鉴于此，被告荣成公司商丘分公司从根本上违反了合同约定，故原告要求其退还保证金（其中一部分应为押金）并赔偿相应损失的诉讼请求依法应予支持。根据原告提交的证据，原告向被告方实际支付的保证金金额和平台押金的数额为150000元，故被告荣成公司商丘分公司应退还的保证金及押金的数额为150000元。关于原告要求被告退还保证金利息的诉请，因双方对保证金利息未作约定，依法不予支持。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房屋租金损失70000元，依据原告提交的房屋租赁协议及租金收据，本院对已经缴纳的三年租金共计60000元依法予以确认，该部分损失被告荣成公司商丘分公司应予赔偿。对于已经缴纳的押金10000元，应向房东主张退还，不予支持。因荣成公司商丘分公司无独立法人资格，其责任依法应由被告荣成公司承担。关于原告主张的房屋装修、购买办公家具、雇佣人员工资等损失，因原告系在庭后提交证据，被告荣成公司拒绝质证，对该部分不予审理，原告可另案进行诉讼。被告荣成公司辩称原告与荣成公司商丘分公司签订的《网络预约出租车服务合作协议》应为无效合同。原审认为在合同有效的情况下，原告可依法要求被告承担违约责任。即使合同无效，原告也可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要求合同的相对方返还财产，并要求过错方赔偿损失，故被告荣成公司的该抗辩意见不予采信。被告荣成公司辩称因为原告未将车辆信息向其报送，才导致其不能履行合同的约定，并非其违约，而是原告违约。原审认为，原告为了实现合同目的租赁并装修了房屋，雇佣了人员，并缴纳了保证金和押金，付出了大量财力，在各项投入已经就位的情况下，不向荣成公司报送车辆信息，明显不符合常理，且被告荣成公司未对该抗辩意见举证证明，故对该抗辩意见依法不予采信。被告荣成公司辩称合同并未约定要求被答辩人支付保证金，答辩人也未收到被答辩人缴纳的任何保证金。合同签订后，原告通过银行和微信转账，实际向合同约定的被告方收款人员张英华转账共计80000元，并向荣成公司商丘分公司账户转账70000元，荣成公司答辩意见与事实不符，依法不予采信。鉴于上述案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河南荣成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原告商丘顺通专车服务有限公司保证金及押金共计150000元；二、被告河南荣成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商丘顺通专车服务有限公司房屋租金损失60000元；三、驳回原告商丘顺通专车服务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275元，由原告商丘顺通专车服务有限公司承担1050元，被告河南荣成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承担2225元。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关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发生争议的原因，根据顺通公司对上诉人荣成公司法定代表人白山林的通话录音，能够证明因荣成公司不能给顺通公司办理网络预约平台开户上车引发纠纷。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相同。另查明，顺通公司于2016年10月24日成立，法定代表人为王鑫磊，住所地为睢阳区师范家属院10号楼1单元5楼西。荣成公司商丘分公司于2016年10月25日成立，负责人为王鑫磊，住所地为睢阳区师范家属院10号楼1单元5楼。因荣成公司不能给顺通公司办理网络预约平台开户上车引发纠纷。本院认为，荣成公司商丘分公司是荣成公司在商丘设立的分公司，荣成公司商丘分公司是荣成公司的附属机构，在人事、业务、资金等方面受荣成公司的管理，故任命王鑫磊为荣成公司商丘分公司负责人是荣成公司的管理行为。顺通公司于2016年10月24日成立，法定代表人为王鑫磊。荣成公司派遣其公司人员张英华来商丘负责商丘业务拓展，荣成公司商丘分公司的合作平台收款账户是张英华的银行账户，结合顺通公司提供的荣成公司法定代表人白山林的录音，能够证明荣成公司对王鑫磊为顺通公司法定代表人是明知的；根据顺通公司及荣成公司商丘分公司注册成立时间、注册住所及荣成公司任命王鑫磊为荣成公司商丘分公司负责人的行为，能够证明注册公司前期系基于对荣成公司合作的信任而实施的。通过张英华的实际收款行为，可以证明荣成公司对顺通公司与荣成公司商丘分公司签订《网络预约出租车服务合作协议》是明知的，亦是荣成公司的意思表示，但因荣成公司不能给顺通公司办理网络预约平台开户上车引发纠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禁止性规定，对上诉人关于顺通公司与荣成公司商丘分公司2016年12月13日签订的《网络预约出租车服务合作协议》无效的请求予以支持，原审未明确合同的效力存在判决瑕疵，本院二审予以纠正。综上，本院认为导致合同无效的过错在于荣成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故原审判决荣成公司向顺通公司返还所交费用、赔偿房租损失符合法律规定。关于原审判决返还的15万元保证金及押金问题。顺通公司向荣成公司商丘项目负责人张英华通过银行、微信方式共计转账8万元，对此上诉人无证据能够推翻；顺通公司向荣成公司商丘分公司账户转账7万元时注明是平台押金，上述款项总计15万元，合同未对该款的性质进行明确，原审根据当事人汇款备注和该款的用途定性为保证金、押金并无不当。关于原审判决赔偿房租损失问题。根据顺通公司及荣成公司商丘分公司注册成立时间、注册住所及荣成公司任命王鑫磊为荣成公司商丘分公司负责人的行为，能够证明公司注册前期系基于对荣成公司合作的信任而实施的行为。根据网络约车业务开展需要购买车量，进而需要停车场放置车辆的实际情况，顺通公司租赁能够停放一定车辆的办公场所是公司经营网络约车需要，顺通公司原审提交了交纳租金的相关票据和房屋租赁协议，上诉人无有效证据能够推翻，原审予以采信并无不当。双方合作不能及合同无效的过错在于荣成公司，故原审判决荣成公司赔偿顺通公司基于对荣成公司合作的信任造成的房租损失并无不当。原审在释明“原告主张的房屋装修,购买办公家具、雇佣人员工资等损失,因原告系在庭后提交证据,被告荣成公司拒绝质证,对该部分法院不予审理,原告可另案进行诉讼”的同时又认定“原告为了实现合同目的租赁并装修了房屋,雇佣了人员”是错误的，本院二审对该部分内容予以纠正。原审多次组织开庭，说明原审承办法官对案件的审理是尽责的，上诉人无有效证据证明原审违反法定程序。原审时虽然王鑫磊未到庭参加诉讼，但从本案现有证据看并未影响案件具体事实的认定。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五条规定，上诉人无有效证据证明原审存在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故上诉人关于本案发回重审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就合同效力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故对荣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定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450元，由荣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学朋审判员  王晓辉审判员  牛 杰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彭 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