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224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吉杨，男，汉族，1956年6月27日出生，住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玲宵，浙江弘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高盛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清远里1号4单元第一层107室。 法定代表人：李士和，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红燕，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来杨，该公司员工。 上诉人刘吉杨因与被上诉人杭州高盛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盛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3民初68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7日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由审判员睢晓鹏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于2020年6月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刘吉杨及其委托代理人张玲宵、高盛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吴红燕、来杨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2009年8月，刘吉杨进入高盛公司处工作，从事非机动车管理的物业服务岗位。2017年6月27日，刘吉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2017年8月1日，刘吉杨与高盛公司签订了一份《退休返聘（聘用）协议》，该协议约定期限从2017年8月1日起至2019年7月31日止，高盛公司返聘（聘用）刘吉杨为物业服务工作。协议到期后，刘吉杨继续在高盛公司处工作。2019年9月9日，因双方就工资和调整岗位未能达成一致，刘吉杨向高盛公司提交了离职申请，高盛公司同意，双方解除了劳务关系。在审理过程中，双方一致确认2009年8月起至今，高盛公司未为刘吉杨缴纳社会保险。刘吉杨于2019年9月24日向杭州市下城区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要求高盛公司向刘吉杨支付2009年至2019年9月9日加班工资共计330682.68元；高盛公司支付刘吉杨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27300元；高盛公司为刘吉杨补缴2009年8月1日至2019年9月9日止的社会保险费。2019年11月4日杭州市下城区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浙杭下城劳仲案（2019）1247号仲裁裁决书，裁决驳回刘吉杨的所有仲裁申请。刘吉杨不服该裁定书，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诉讼请求为：1.判令高盛公司支付刘吉杨加班工资共计330682.68元；2.判令高盛公司支付刘吉杨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27300元；3.判令高盛公司为刘吉杨补缴2009年8月1日至2019年9月9日止的社会保险费。 原审法院认为：刘吉杨于2009年8月1日入职高盛公司处，于2019年9月9日从高盛公司处离职的事实双方均无争议，主要争议的焦点在于高盛公司是否应支付刘吉杨加班工资；截至2016年6月27日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是否终止；之后至2019年9月9日期间双方系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合同终止，其中第二项规定“劳动者开始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第六项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七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其招用的已经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或领取退休金的人员发生用工争议，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按劳务关系处理。”现刘吉杨以上述规定为由认为2016年6月27日其虽已达法定退休年龄但未依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高盛公司仍按约定支付工资，故刘吉杨与高盛公司仍构成劳动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合同终止”，该条例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六）项的授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其他项的规定并不抵触。本案刘吉杨于2016年6月27日已年满60周岁，与高盛公司之间的劳动合同终止，刘吉杨与高盛公司在此后形成的是劳务关系而非劳动关系，故刘吉杨要求高盛公司支付2016年6月27日后的加班工资、经济赔偿金以及补缴社会保险费的请求，于法无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刘吉杨要求高盛公司支付2009年至2016年6月27日的加班工资、补缴此期间的社会保险费显然已经超过仲裁时效，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六）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刘吉杨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缓交），减半收取为5元，由刘吉杨负担，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审法院缴纳。 宣判后，刘吉杨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本案刘吉杨到达法定退休年龄后，刘吉杨与高盛公司的劳动合同便终止，刘吉杨认为一审法院错误理解法律，无视法律的立法目的，适用法律错误。对于《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和《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的理解，从法律位阶和法律解释的角度来看，《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作为《劳动合同法》的下位法，相关规定应是对《劳动合同法》的补充，故《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应理解为权利性规范。而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七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其招用的己经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或领取退休金的人员发生用工争议，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按劳务关系处理。”，虽然《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赋予了用人单位对劳动关系的终止权，但到达法定的退休年龄，并不意味着劳动关系就自动终止，因为法律没有禁止劳动者的年龄高于法定退休年龄。因此，只要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有劳动能力的人员，均能成为劳动关系中的劳动者。此外，从立法目的来看，该制度主要基于公共政策的考虑，劳动者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后，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在法律上设定其劳动者资格终止的制度，系对劳资双方利益的平衡。但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却未能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其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仍然是以劳动收入作为主要生活来源，不宜简单认定劳动者资格终止。但一审法院错误理解法律，没有考虑法律条文之间的关系，没有考虑法律条文的内在含义和价值，仅以刘吉杨到达法定退休年龄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劳动关系终止，系适用法律错误，以此做出的超过仲裁时效的认定也就是错误的了。二、一审判决认定2016年6月27日后，刘吉杨与高盛公司系劳务关系，该认定缺乏依据，与事实不符。虽然，刘吉杨曾在《退休返聘协议》上按了手印，但是该《退休返聘协议》不是刘吉杨意思表示，退休返聘协议的前提是刘吉杨已退休，但是事实上刘吉杨尚不符合退休条件、无法办理退休，也就是说该协议的前提就是错误的。同时，签订所谓的《退休返聘协议》完全是高盛公司推卸自己责任的一种行为，是不合法的。在2016年6月27日时，虽然刘吉杨年满60周岁，但是刘吉杨根本不符合退休的条件，根本无法领取退休金，仍然需要为了以后的生活劳动，确保之后年老体弱时能享受到政府的养老政策确保自己的基本生活，而高盛公司作为刘吉杨的用人单位，明知从刘吉杨入职后未曾缴纳社会保险，根本无法办理退休，为了推卸作为用人单位的责任，让刘吉杨签订了所谓的《退休返聘协议》，这完全侵害了刘吉杨作为一个劳动者根据我国法律享有的权利，是无效的。此外，虽然双方签订了所谓的《退休返聘协议》，但是事实上高盛公司一直以劳动者这样一种身份来对待刘吉杨的，高盛公司仍按约定支付工资、支付年终奖。而且刘吉杨作为一名识字不多的劳动者，在其到达退休年龄后，刘吉杨的工作没有任何变动，高盛公司的管理也没改变，刘吉杨认为只要在高盛公司处上班，双方就一直是劳动关系。即，高盛公司与刘吉杨之间在双方劳动合同到期后实质上是一种事实的劳动关系，该劳动关系的终止是在2019年9月。所谓的双方签订的退休返聘协议中，仅有刘吉杨的一个按手印，是在不知道合同内容的情况下，高盛公司诱使了按手印，字不是刘吉杨签的。综上，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刘吉杨的全部诉讼请求，并由高盛公司承担诉讼费用。 针对刘吉杨的上诉，高盛公司答辩称：仲裁中对方就笔迹鉴定已经提出，但后期仲裁庭告知其法律后果后对方撤回了鉴定。对方自认是他人代签的字。 二审中，双方均未向本院提交属于二审程序的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认定的“2017年6月27日，刘吉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应为“2016年6月27日，刘吉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首先，关于刘吉杨与高盛公司法律关系的性质。2009年8月，刘吉杨进入高盛公司工作，双方之间成立劳动合同关系，2016年6月27日，刘吉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双方并于2017年8月1日签订《退休返聘（聘用）协议》，刘吉杨虽不认可该协议上的名字系其本人所签，但认可捺印系其本人所捺。刘吉杨本人二审中陈述其捺印时为一张白纸，字系后期打印，该陈述显有悖于一般生活经验法则，本院难以采信，刘吉杨上诉状中陈述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高盛公司诱使其按手印，亦缺乏证据支撑。刘吉杨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之后，与高盛公司签订《退休返聘（聘用）协议》，系其对自己权利的安排和处理，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的情形，刘吉杨关于该协议无效的主张，本院认为依法不能成立。即使刘吉杨上诉所称因其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或领取退休金，双方劳动合同并未于其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之时终止的主张成立，根据上述协议，亦可以认定自2017年8月1日起，双方之间建立的法律关系的性质为劳务合同关系。 其次，关于刘吉杨的各项请求。基于以上所述，即使采纳刘吉杨关于劳动合同并未在其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终止的意见，2017年8月1日之后，双方之间也系劳务合同关系，其要求该时间之后的加班工资、经济赔偿金以及补缴社会保险的请求，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用人单位应当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并支付加班工资，其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还应当支付经济赔偿金，但劳动者的上述权利，也应当依照法律规定行使。本案中，双方的劳动合同关系至迟于2017年7月31日解除，并无证据证实系高盛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劳动争议仲裁时效为一年，而刘吉杨要求高盛公司支付2009年7月31日的加班公司、补缴该期间的社会保险已经超过了一年的仲裁时效，本院亦难以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刘吉杨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睢晓鹏 二〇二〇年六月五日 书记员  姚丽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