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907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薛玉玲，女，1980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址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雪，广东威法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凯佳，广东威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易联支付有限公司，住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融和路15号一楼。法定代表人：谭威强，总经理。原审被告：易联支付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住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28号23层。负责人：农光泽，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严兵，广东宏安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文拓，广东宏安信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薛玉玲因与被上诉人易联支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联公司）、原审被告易联支付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以下简称易联广州分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6民初214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薛玉玲一审的诉讼请求：1.易联广州分公司、易联公司向薛玉玲支付经济补偿金210666元，自2019年1月8日起按年利率6%计至支付经济补偿金止；2.易联广州分公司、易联公司向薛玉玲支付绩效工资差额544324元，自2019年1月8日起按年利率6%计至支付拖欠奖金止；3.本案诉讼费由易联广州分公司、易联公司共同承担。一审法院判决：一、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易联公司支付薛玉玲2017年绩效工资差额139920元；二、驳回薛玉玲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0元，由易联公司负担。判后，薛玉玲不服，提起上诉。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2.依法改判易联公司支付薛玉玲经济补偿金210666元及利息（以年利率6%为标准，从2019年1月8日计算至易联公司实际偿还之日）；3.依法改判易联公司支付薛玉玲绩效工资差额544324元及利息（以年利率6%为标准，从2019年1月8日计算至易联公司实际偿还之日）；4.依法判决易联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上诉理由：一、本案中薛玉玲所主张2016年、2017年及2018年绩效工资是属于个人绩效工资，与按公司部门规章制度考核发放的年终绩效工资及其他项目完全不同，该部分工资应当及时发放，一审法院对此未予以充分认定进而判决易联公司无需支付，明显错误，应当予以纠正。（一）关于劳动合同中“绩效工资”特别约定的背景说明和正确理解。易联公司是通过高薪挖人的方式邀请薛玉玲入职，当时约定每月工资6万，年薪72万，是先谈好工资待遇，后面在人力资源签订劳动合同时提出月工资过高，不利于统一管理，所以将工资构成作了一些划分，其中约定绩效工资为每月不少于人民币2.5万元。薛玉玲起诉主张的就是薛玉玲在2016年度、2017年度和2018年度应得的绩效工资的问题。（二）一审法院对于2016年的绩效工资未给予审查和支持是错误的，给出的理由仅仅是薛玉玲和易联公司陈述过的当时易联公司没有给薛玉玲明确的考核指标，以此为由否决薛玉玲2016年的绩效工资。第一，是否给薛玉玲个人考核指标是易联公司的义务和职权，薛玉玲无权干涉；第二，关于2016年度绩效工资，在实际履行中是易联公司提出根据2017年的绩效情况一并给予发放，在双方邮件中以及薛玉玲因此因绩效工资没有足额发放而辞职的信中有提到这一事实，原审法院支持了薛玉玲2017年的绩效工资30万元，却对应当一并发放的2016年的绩效工资不予审查和支持是错误的，易联公司以邮件人员变动无法确认为由是不符合事实的，因为这个邮件是易联公司的工作人员发送给薛玉玲并且抄送给了公司的相关领导，不可能不知情也不可能无法确认。我方认为2016年的绩效工资应该予以支持。（三）对于2018年的绩效工资，一审查明错误，因为双方劳动合同第五条所约定的绩效工资针对的是公司单独给薛玉玲下达的考核指标，与公司给全体员工下发的提成和年度绩效工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事项，原审法院最终依据公司额外的年度绩效工资标准否决薛玉玲所主张的绩效工资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根据。易联公司的工作人员向薛玉玲出具的工作邮件中对薛玉玲2018年的个人绩效情况有明确的统计，完成率达到93.4%，易联公司应当按照个人的完成率支持薛玉玲的绩效工资。至于整个公司的业绩不达标和亏损最终导致无法享受公司的年终绩效工资这与本案没有关系，原审不支持薛玉玲请求的2018年的绩效工资是错误的。二、易联公司无故拖欠工资的事实非常明确，薛玉玲据此主张易联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具有充分的事实及法律依据。（1）易联公司作为工资核算、统计方，掌握着劳动者各项工资数据，在劳动合同约定的工资支付周期内未依法足额发放工资，且未向薛玉玲明确声明未能足额及时发放工资的理由，应当属于“无故”拖欠支付工资。（2）易联公司事实上已经告知了应当支付的绩效工资数额，薛玉玲对此也无异议，在此情况下，易联公司仍然拖欠发放，明显属于“无故”拖欠支付工资。（3）易联公司未能举证确因公司客观经营不善且已事先向薛玉玲告知并得到薛玉玲谅解这一情形，其逾期、长期拖欠发放工资，属无故拖欠发放。（4）仲裁及一审经过审判均认定易联公司拖欠工资，却否定薛玉玲依法享有的经济补偿金诉求，极其自相矛盾，对薛玉玲极其不公。综上所述，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予以纠正，恳请二审依法支持薛玉玲的上诉请求。易联公司答辩：一、薛玉玲的第二项上诉请求没有依据，薛玉玲是自行离职，且所有待遇已经发放完毕，不存在拖欠绩效工资的情形。二、针对薛玉玲的第三项上诉请求：1.薛玉玲2016年不存在绩效待遇。因为薛玉玲是2016年7月份进入易联公司，该年度只有几个月的时间，无法依据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进行相应的绩效考核，薛玉玲也表示同意。而且，薛玉玲在提起劳动仲裁及诉讼时，并没有要求2016年绩效待遇，都是要求2017年和2018年的绩效待遇，薛玉玲上诉过程中，提出主张不应当在审理范围，况且2016年的绩效待遇早已过了仲裁时效。2.薛玉玲2017年的绩效待遇已经发放完毕。易联公司共计向薛玉玲发放绩效待遇326840元，分别是2018年5月25日通过工资方式支付了145000元（扣除个人所得税，实际发放109755元）、2018年8月23日通过报销款方式支付145000元以及通过奖金方式分别在2017年1月发放6680元、2017年5月发放15080元和2017年6月发放15080元，故2017年的绩效待遇已经全部发放完毕。况且，2017年的绩效待遇的追索实际也已经过了仲裁时效。3.薛玉玲2018年的绩效待遇不应发放。首先，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第5.1.3条约定，薛玉玲绩效待遇的发放条件是，易联公司每年根据薛玉玲的工作目标和易联公司不时公布的有关薪酬待遇规章制度对薛玉玲进行绩效考核，在薛玉玲完成易联公司制定的预算和经营目标条件下，薛玉玲绩效待遇不低于人民币2.5万元；劳动合同第5.1.5规定，除正常工作时间工资外，易联公司有权根据薛玉玲的专业技术能力、工作岗位、考核结果、自身的经营效益等决定向薛玉玲发放奖金，奖金发放根据易联公司内部规章制度执行；劳动合同第5.1.6规定，易联公司发放的各类津贴、补贴、奖金均不属于正常工作时间工资。所以，薛玉玲主张2018年绩效待遇应当提供其已经完成易联公司指定的预算和经营目标的证据，但薛玉玲并未举证。其次，2018年4月13日，易联公司公布了“2018年绩效考核方案（试行稿）”，该文件有薛玉玲签名确认，明确表示相关条款内容已经详细阅读过、无异议，并愿意遵照执行。该考核方案针对易联公司全体员工，考核目标为公司全年净利润为人民币6589元，但审计报告显示易联公司2018年的净利润为负数，因此，国内业务部门所有员工都没有绩效工资。同时，该方案第二章第二条第4点也规定，是否给易联公司造成重大影响作为考核标准。再次，2018年4月13日易联公司同时实施了“2018年销售部门提成管理办法（试行稿）”，规定销售部门获得提成的毛利门槛值。根据易联公司制定以及有薛玉玲签名确认的“2018年绩效考核”单，不论薛玉玲还是其所在部门都没有达到提成的毛利门槛值，所以薛玉玲所在国内业务部门的所有员工都没有2018年绩效待遇；并且，该考核单明确，出现重大风险事件及合规事件的情况下，绩效待遇也不予发放。最后，薛玉玲的大象客户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相关人员被批捕，易联公司也接受公安机关的协助调查，该案至今都未结案，属于典型的重大风险事件及合规事件，其名下的业绩不得计算在绩效考核中。综上，易联公司不存在拖欠支付绩效待遇情况，恳请驳回薛玉玲的上诉请求。易联广州分公司意见：我方与薛玉玲没有劳动关系，本案与我方无关。对于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对其主张的绩效工资544324元的具体构成和计算，薛玉玲在起诉状的附件中明确，包括2016年至2017年共18个月的绩效工资和2018年共12个月的绩效工资，其中2016年至2017年的绩效工资为：450000元×0.84-15080元-109755元（税后）/145000(税前)=252724元（税后）/217479元（税前），2018年绩效工资为：300000元×0.972=252724元。薛玉玲一审庭审中陈述，其主张2016年7月至2017年年绩效工资为税前362479元（45万元×0.84-15080元），是其与易联公司人力总监在2018年2月10日核对后的数额，扣减易联公司在2018年5月已经发放的第二笔145000元（税后为109755元）后，易联公司还应支付217479元。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绩效工资和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关于绩效工资问题。双方在2016年7月1日签订的《劳动合同》第五条明确约定，薛玉玲的劳动报酬包括绩效工资，由易联公司每年根据薛玉玲的工作目标任务和易联公司不时公布的有关薪酬规章制度对薛玉玲进行绩效考核，在薛玉玲完成易联公司制定的预算和经营目标的条件下，薛玉玲绩效工资每月不少于人民币25000元。（一）2016年至2017年绩效工资。首先，不管是劳动仲裁还是一审起诉，薛玉玲请求支付的2017年绩效工资，均是从2016年7月1日入职起算，即实际包括了2016年和2017年的绩效工资。而且，作为劳动报酬组成部分的绩效工资，其仲裁时效是从劳动关系终止时起算，本案双方劳动关系于2019年1月8日结束，薛玉玲于2019年3月13日申请仲裁请求2016年绩效工资并未超过一年仲裁时效。因此，易联公司以2016年绩效工资超过请求范围以及超过仲裁时效为由主张不应支付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其次，就2016年是否有绩效工资。薛玉玲提交了易联公司工作人员在2018年2月9日、10日向其发送的工作电子邮件，其中9日的邮件内容有“Mia于2016年7月1日入职，2016年7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绩效薪资合计45万，约定2016年绩效根据2017年完成情况予以发放”；10日的邮件内容为“如刚才电话沟通，您的17年税前绩效奖金部分计算方式如下：450000*0.84-15080=362479。……”易联公司对此不予确认，但在该邮件有抄送人的情况下，易联公司仅以发送邮件的人员已经离职不确认邮件真实性的理由不成立。而且，对薛玉玲进行绩效考核并发放相应的绩效工资是易联公司的合同义务，因没有考核指标而造成无法考核的后果理应由易联公司自行承担，易联公司认为2016年没有考核指标故也没有绩效工资的主张，缺乏理据。总之，易联公司作为用人单位，未能对薛玉玲2016年的绩效工资进行任何举证，也未能提交证据推翻薛玉玲的举证，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故本院采信薛玉玲的证据和主张，确认2016年的绩效工资根据2017年的完成情况予以发放。最后，根据易联公司工作人员与薛玉玲在2018年2月10日的核对结果，薛玉玲在2016年7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税前绩效薪资合计45万，根据2017年完成情况核算后扣除已经发放的部分，剩余部分为362479元。易联公司虽然主张其还向薛玉玲支付了其他多笔绩效工资，但原审法院认为易联公司未能证明其他款项属于绩效工资故不予认定并扣除的处理，合法有据，易联公司亦未对此提出上诉，本院予以确认。薛玉玲确认易联公司在2018年5月25日向其发放了税前145000元绩效工资，故对此应予以扣除，薛玉玲主张易联公司还需向其发放2016年至2017年的税前绩效工资217479元（362479元-145000元），有理有据，本院予以采纳。原审法院对此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二）2018年绩效工资。易联公司主张薛玉玲2018年绩效工资不应发放，理由是易联公司2018年净利润为负数、薛玉玲所在销售部门实际完成的毛利没有达到门槛值、薛玉玲个人的业务毛利目标没有完成以及其所负责的客户涉嫌集资诈骗属于重大合规事件，不符合易联公司2018年4月13日公布的绩效考核方案和销售部门提成管理办法中规定的绩效工资发放条件。为此，易联公司提交《2018年绩效考核方案（试行稿）》、《2018年绩效考核》、《2018年销售部门提成管理办法（试行稿）》、《易联支付有限公司2018年度审计报告》以及《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关于协助调查有关涉案资金情况的函》等证据。薛玉玲认为，上述绩效考核和提成管理办法是针对本案绩效工资之外的额外年终奖金及其他项目，与本案绩效工资无关，即公司整体是否有稳定收益或业绩，并不影响其根据目标任务完成情况继续获取每月25000元的固定绩效工资。对此，本院分析如下：第一，双方在《劳动合同》第5.1.3中已经明确约定，绩效工资是易联公司每年根据薛玉玲的工作目标任务和易联公司不时公布的有关薪酬规章制度对薛玉玲进行绩效考核，在薛玉玲完成易联公司制定的预算和经营目标的条件下进行支付。易联公司在2018年4月13日公布的《2018年绩效考核方案（试行稿）》和《2018年销售部门提成管理办法（试行稿）》理应属于双方劳动合同约定的“不时公布的有关薪酬规章制度”，且薛玉玲亦有在《2018年绩效考核方案（试行稿）》和2018年绩效考核目标单上签名，该考核方案亦明确说明销售人员的绩效考核详见《2018年销售部门提成管理办法》。因此，易联公司按照上述考核方案和提成管理办法对薛玉玲进行2018年绩效考核，合法合理。薛玉玲认为其2018年绩效工资不适用上述考核办法、其个人绩效工资与公司利润和部门业绩无关，应按照2017年的计算方式进行支付的主张，既不符合双方劳动合同约定，也有悖常理，本院不予采纳。其次，根据双方陈述以及《易联支付有限公司2018年度审计报告》和《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关于协助调查有关涉案资金情况的函》等证据显示，易联公司2018年净利润为负数、薛玉玲所在销售部门的2018年毛利未达到奖金提成的门槛值、薛玉玲的客户亦因涉嫌刑事犯罪被立案侦查，因此，不符合上述考核办法规定的绩效工资发放条件。至于有关2018年业务数据统计的电子邮件，也只是提及薛玉玲尚未确认的KPI指标完成率，并未确认2018年绩效工资的考核办法要沿用2017年，更未明确应发放绩效工资及数额。总之，薛玉玲关于2018年绩效工资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的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易联公司应向薛玉玲支付税前绩效工资差额217479元。关于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问题。薛玉玲主张因易联公司拖欠绩效工资故于2018年10月25日通过电子邮件向易联公司提出辞职，但从该邮件内容来看，薛玉玲只是表示“写这封信之前，其实我是有很多不舍得，也犹豫了很久，……经过认真考虑，我打算辞去公司目前的职务……”，之后内容都是关于工作交接的事宜，并未表明是因拖欠绩效工资而离职。即使是人事部门收到离职信询问其有何具体要求时，薛玉玲也并未提出是因拖欠绩效工资而离职，其关于绩效工资的回复，应属于劳动合同解除后的结算问题。总之，根据薛玉玲辞职时的表述，无法得出其是因易联公司拖欠绩效工资而离职，故其在离职后以此为由主张被迫解除的经济补偿金，依据不足，原审法院驳回其该项请求的处理，结果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6民初2145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6民初2145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易联支付有限公司支付薛玉玲绩效工资差额217479元。三、驳回薛玉玲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受理费10元、二审受理费10元，均由被上诉人易联支付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婷审判员 乔 营审判员 黄小迪二〇二〇年六月三日书记员 黄笑芬书记员 李颖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