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4民终181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群，女，1982年6月22日出生，汉族，住常州市武进区,现住武进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汉娇，江苏常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健俊，男，1979年1月15日出生，汉族，住常州市新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陆雪姣，江苏常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包怡人，江苏常武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被告：叶安，男，1984年3月16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原审被告：常州居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常州市天宁区和平国际商业街6-1100号。法定代表人：苏鑫，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汤赟昕，江苏同恒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群因与被上诉人赵健俊、原审被告叶安、常州居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居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2018）苏0402民初37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群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对王群的诉讼请求；2、一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或原审被告承担、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法院认定赵健俊支付给叶安个人的款项系用于居乐公司的生产经营属于事实认定错误。首先：盖有居乐公司印章的材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该文书材料所载内容无法核实，没有抬头，无经办人签字来源不明，不应当推定为真实，不能据此认定该笔款项系用于居乐公司。借条为叶安个人出具，借条上未约定使用用途，该笔款项转入叶安个人账户，目前居乐公司方也否认使用该笔款项，叶安个人在外负有高额的“高利贷”债务，因此该笔款项是否用于公司应当结合资金流向进行实质性审查，盖有公司印章的材料在其他相关联的案件中多次出现，与另外一个原告为王金龙的案件（原告己撤诉）的借条同一时间出具的，时间点相互矛盾，无抬头，来源不明，无经办人签字，不应当作为证据使用。其次，本案款项实际用途处于查不清的状态，不应当由上诉人因此承担不利后果。所有款项全部转入叶安个人账户，叶安目前下落不明。虽然根据“就近原则”居乐公司应当提供会计账册等有效财务凭证以供法庭核实资金使用状况，但是目前居乐公司财务账册处于失踪状况，况且消极举证责任无法有效证明，因此该笔款项的实际用途处于事实不清的状态。一审法院认定款项进入叶安个人账户视为已经进入居乐公司财产控制范围无任何法律依据。但是鉴于该举证责任始终不属于上诉人，因此不应当由上诉人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一审法院依据叶安与居乐公司的财产混同，推定进入叶安个人账户的款项系用于公司生产经营，继而推定该笔款项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行为实际上是由王群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最后，被上诉人主张该笔款项系用于居乐公司生产经营的，应当由其承担举证责任。现有的法律体系首先推定配偶一方债务为个人债务，如债权人能够证明债务系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则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因此该举证责任在出借人，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证明该笔款项系用于居乐公司生产经营的证明责任。本案之借贷非亲友之间的好意帮忙拆借，而是专业借贷，借条中约定了较高的利息。作为被上诉人既然从借贷中取得收益，就应当承担一定的风险，其有义务在出借时对借据的内容进行审查，尽到规范债权之注意义务，并在实现债权时承担举证责任以及承担因举证不能而产生的不利后果。二、一审法院认定王群参与居乐公司生产经营并以此推定王群知晓该笔借款的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和适用法律错误。夫妻共同债务在本质上是为了夫妻共同生活所负债务，包括夫妻是否有举债的合意以及夫妻是否分享了债务所带来的利益。现有的司法解释中，如债权人能够证明借款用于共同生产经营的，可以认定该笔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因夫妻双方对公司均有生产经营权，以此推定双方分享了债务带来的利益以及双方具有举债的合意。由此可见，尚且不论本案债权人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借款用途，案件事实部分对于借款的实际用途尚未查清，单论夫妻共同生产经营系指夫妻双方对方公司的生产经营事项均有决定权。一审法院仅仅依据居乐公司的部分生产经营事项有上诉人的痕迹而认定王群能够决定公司生产经营事项并因此认定居乐公司属于共同生产经营属于使用法律错误。工资卡虽然是以王群的名义办理，但是实际操作却不是王群本人。偶尔操作发工资事宜也是受到叶安的指示。通过本案的审理，可以明显看出只有叶安能够决定公司的生产经营事项，居乐公司实际由其一人经营，王群出于与叶安的夫妻关系偶尔性对其生产经营事项的帮助行为不足以认定该公司属于夫妻共同生产经营，更不足以推定举债系出于王群的合意。三、即使本案认定叶安所借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也应当判决王群以夫妻共同财产为限承担还款责任。如法院认定该笔债务系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为了夫妻共同之利益，而认定王群应当承担还款责任，也应当以夫妻共同财产为限承担还款责任，如此方能平衡各方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三、一审法院依据的是婚姻法解释二第24条规定作出的最终判决，而本案显然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债权人能够证明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产经营的可以认定为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共同生产经营是指夫妻能够共同决定生产经营事项，其与参与生产经营显然不能等同。而一审法院仅仅依据王群参与生产经营即认定本案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显然是适用法律错误。况且王群对叶安偶尔帮助行为均是受到了叶安的指示，是不足以认定王群可以决定居乐公司的生产经营事项，以及居乐公司系王群和叶安共同生产经营的，因此现有证据无法证明王群和叶安共同生产经营居乐公司，案涉借款系用于居乐公司生产经营，应当驳回对王群的诉讼请求。退一步讲，即使认定案涉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也应当以王群与叶安共同财产为限承担清偿责任。基于案涉债务被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原因，并不是由于王群与叶安共同举债的意思表示，而是基于我国婚姻法婚后所得共同制的法律规定，即夫妻一方婚后取得的财产为共同所有，对此债务承担偿还责任时，王群的责任财产范围也应该与该财产制相对应，即偿还案涉夫妻共同债务，仅因以及与叶安的共同财产为限。综上所述，本案被上诉人既无法证明款项系用于居乐公司生产经营，作为上诉人既无法证明也无需证明该笔款项并非用于居乐公司生产经营事项，更不应当因此承担举证不能之不利后果，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居乐公司系王群与叶安共同生产经营，本案之借款应当属于居乐公司和叶安个人借款，应当驳回对王群的诉讼请求。赵健俊辩称，第一，案涉借款系原审被告叶安、居乐公司共同借款，且被上诉人有充分理由相信该借款是用于这个公司经营活动。首先，叶安作为居乐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居乐公司经营周转之需，向被上诉人提出借款，借条由叶安书写并由杭某在场见证。其次，居乐公司没有单独设立对公账户，且有居乐公司财务陈燕的询问笔录、居乐公司员工流水及另案生效判决，证明居乐公司资金长期通过股东叶安、王群个人账户流转，财务账目严重不清，个人与公私财产难以区分，所以被上诉人的借款转入叶安个人账户，即视为同时进入居乐公司财产控制范围。事后由居乐公司向被上诉人出具书面说明并加盖公章是对上述债务进行确认，足以使被上诉人产生信赖，是居乐公司对借条所记载内容及形成法律关系和权利义务的确认，故案涉借款真实合法有效，应视为叶安和居乐公司的共同债务，由叶安和居乐公司共同承担法律后果。二、案涉借款发生于上诉人与叶安婚姻存续期间，且借款用于居乐公司经营活动，应属夫妻共同债务。首先，案涉借款发生在上诉人与叶安婚姻存续期间，其次，借款发生时，上诉人王群是居乐公司股东并担任居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且上诉人王群曾为居乐公司经营周转，以个人名义对外借款，长期用个人账户发放居乐公司员工工资，并负责审核公司财务账目，以上事实足以证明上诉人王群实际与叶安共同经营居乐公司并知晓居乐公司财务情况，故上诉人王群应当视为知晓该笔借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解释第三条的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共双方共同意思的除外。故该笔借款是属于上诉人王群与借款人叶安的共同经营款项，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上诉人王群亦应承担还款责任。第三，上诉人偿还案涉夫妻共同债务不应以其与叶安的共同财产为限，其个人财产亦应作为偿还案涉债务的责任财产。如上所述，案涉债务被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原因并不仅仅是基于上诉人与借款人叶安是夫妻关系，也并不仅仅是基于夫妻财产共同制的法律关系，而是因为上诉人也实际参与了居乐公司的经营活动，而且居乐公司没有单独设立对公账户，其资金是长期通过上诉人个人账户流转，股东利益与公司利益不加区分，上诉人与居乐公司存在财产混同的情形。因此上诉人个人财产亦应作为偿还债务的责任财产。最后，被上诉人认为其已完成举证责任，如上诉人认为案涉借款非用于居乐公司经营，或非夫妻共同债务，应提供反驳证据予以证明，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被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恳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依法维持原判。叶安二审未作陈述。居乐公司述称，对于是否为夫妻共同债务，由法院依法认定。另我公司是有对公账户的，而且叶安在个人借款的时候，其借条上明确写明了是其个人借款。被上诉人提交的公司说明，该说明仅有公章，并没有法定代表人的签字，而且是在借款很久之后后补。鉴于叶安本人是借款人，其本人又并未到庭，对于该说明的出具过程也存在诸多疑点，不能够仅凭上面有公章，就直接将借条上原为个人所借的借款确定为公司债务。赵健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三被告共同偿还原告借款本金50000元，并承担该款自2018年9月27日起至实际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12%计算的利息；2、诉讼费用由三被告共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王群、叶安系夫妻。居乐公司2015年成立，叶安为该公司股东，2018年7月12日至2019年2月27日期间被告王群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2019年2月27日起变更为苏鑫，苏鑫还担任被告叶安的司机工作。2018年9月25日，赵健俊通过中国工商银行手机银行跨行汇款向被告叶安交付50000元。2018年9月27日，被告叶安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到赵健俊人民币伍万元整，利息按1分计算。”上述借条上另有杭某签名。2019年1月28日，居乐公司出具说明一份，载明“我公司常州居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与股东叶安于2018年9月27日向赵健俊借款5万元，利息1分，该借款系用于我公司经营和资金周转，特此说明。”2019年6月10日，杭某出具《情况说明》一份，载明“本人杭某与叶安、赵健俊均是朋友关系，2018年9月25日，我在居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叶安又提出让我想办法借款，说供应商急需付款，不付供应商不发货了。只要借几万，很快就还。在他们一再恳求下，我就找朋友赵健俊让他帮忙。赵健俊同意后，让我直接把卡号发给他，我就把叶安的卡号发了过去，一会钱就到账。两天后，赵健俊联系我说来拿借条。赵健俊提出对这个公司不了解和叶安也不熟悉，所以要求我做见证人，我就签名了。后来我才注意到，叶安说借款用于居乐公司的，但只有叶安个人落款，在我的要求下，居乐公司出具了说明。特此说明。”此外，原被告双方另有两笔借款，2018年8月28日，赵健俊向叶安转账汇款50000元，2018年9月14日叶安归还50500元；2018年9月17日，赵健俊向叶安转账汇款50000元，2018年9月19日叶安归还50000元。2018年10月至2019年3月，王群每月通过手机转账方式向江程贤（居乐公司员工）的中国民生银行账户转款，用于支付江程贤工资。2018年6月至2019年3月，王群每月通过手机转账方式向张文科（居乐公司员工）的中国民生银行账户转款，用于支付张文科工资。另查明，根据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2019）苏0412民初4133号民事判决书，王群曾以居乐公司周转为由向他人借款，被告叶安为担保人。根据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2019）苏0402民初3392号民事判决书，叶安曾通过微信转账从个人账户支付居乐公司的空调设备款。据查，居乐公司自成立以来，未有对公账户支出，该公司支出均由叶安个人账户支付往来。一审归纳本案争议焦点：原告提供的借条是否合法有效、被告叶安的欠款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原告赵健俊与被告叶安经杭某介绍认识，借条由叶安书写、杭某在场见证，具有真实的意思表示，赵健俊已实际付款转账给叶安完成交付。叶安为居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居乐公司没有单独设立对公账户，公司资金长期通过股东个人账户流转，叶安曾用个人账户支付居乐公司设备款，将公司利益与股东利益不加区分，双方财务账目严重不清，致使叶安与居乐公司的财产难以区分，所以赵健俊的钱款转入叶安个人账户即视为同时进入居乐公司的财产控制范围。事后，居乐公司出具说明并加盖公章，是为对上述债务的确认，足以使借款人产生信赖，是居乐公司对借条所记载内容以及所形成法律关系和权利义务的确认。故借款合同真实、有效，叶安和居乐公司的借款行为应当视为共同债务，共同承担法律后果。居乐公司主张原告存在“套路贷”和虚假诉讼的可能性，但未能举证，不予确认。其次，被告王群虽在其他公司就职，但曾为公司周转以个人名义对外借款，长期用个人账户发放居乐公司员工工资，还负责财务账目审核工作，实际参与了居乐公司经营，且知晓居乐公司的财政收支情况。涉案借款发生在被告叶安与王群的婚姻存续期间，用于居乐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王群应当视为知晓存在叶安的该笔借款，故涉案借款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应当由叶安、王群共同偿还。最后，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叶安、居乐公司向赵健俊借款50000元的事实，有原告提供的借条、银行交易明细及当事人的陈述予以证实，事实清楚，予以确认。现借款已到期，赵健俊要求叶安、居乐公司归还借款本金并承担按年利率12%计算的利息，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涉案借款属于王群与叶安夫妻共同债务，应当共同清偿，故原告赵健俊要求王群共同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的要求，予以支持。被告叶安经法院合法传唤未到庭，视为放弃抗辩的权利，依法可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叶安、王群、常州居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赵健俊借款50000元及利息（自2018年9月27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12%计算）。案件受理费1050元、公告费600元，合计1650元，由叶安、王群、常州居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负担。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王群、赵健俊、叶安对一审查明事实均未提出异议。居乐公司对一审认定居乐公司无对公账户有异议。对其他各方均未提出异议的一审查明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1、根据王群一审中提交的居乐公司工商登记资料、居乐公司股东会决议等证据，2018年5月28日至2019年2月21日王群为居乐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股东（占注册资本1%），叶安为居乐公司股东（2018年5月28日前占注册资本50%，2018年5月28日后占注册资本99%）。2018年5月28日至2019年2月21日叶安为居乐公司监事。2、在一审2019年11月11日下午的庭审中，证人杭某出庭作证陈述：我是通过朋友陈涛认识的叶安，和赵建俊之前是朋友。2018年8月28日叶安向我借款用于支付供应商的钱，我就打电话给赵建俊让他帮忙想办法解决一下，之后我给了叶安卡号给赵健俊，赵健俊打款给叶安。2018年9月14日叶安还款赵健俊50500元，500元是利息。还了之后叶安又要借款，在2018年9月17日赵健俊又转给了叶安5万元，还是转给叶安的银行卡。后来过了两天，叶安又如数归还了借款。一个星期后2018年9月25日叶安又让我借款给他，我打电话给赵健俊，让赵健俊转款给叶安5万元，9月27日我让叶安在公司等我和赵健俊去公司，让叶安出具了借条。之后叶安迟迟未归还借款。当时我在借款上也签名了，因为他们二人不认识，所以我在上面签了我的名字。关于2019年1月28日居乐公司的说明一份，该说明是1月28日下午，我和叶安在叶安办公室聊到了借款，我向叶安提出借条上应该盖一个公司的公章，所以叶安在我的要求下出具了该份说明，给了赵健俊。我是出于朋友关系帮叶安借款的，还有叶安口头答应我年底有资金还款，所以我才帮他借款的。关于杭某是否知道王群日常参与居乐公司的生产经营问题，杭某陈述：王群是参与的，我几乎每天都去居乐公司，王群几乎天天都在，王群经常还要钱转给供应商付款，她后来不做法人之后减少了来公司的次数。本院认为，根据王群、赵健俊双方诉辩意见，本案二审具体争议可归纳为以下三个问题：一、赵健俊支付给叶安个人的50000元借款是否可认定为用于居乐公司的生产经营。本案2018年9月27日叶安出具的借条上有杭某签名，根据赵健俊、杭某的陈述，叶安系通过杭某向赵健俊借款，杭某与赵健俊、叶安二人均是朋友关系，杭某作为证人出庭的陈述具有证明力，杭某出庭作证陈述2019年1月28日居乐公司的说明是1月28日下午叶安在杭某的要求下出具的，且王群并未提供用以证明居乐公司该说明来源非法等相关证据，故应认定居乐公司该说明具有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同时，一审中被告叶安经法院合法传唤未到庭，视为放弃抗辩的权利，即视为叶安未对此提出抗辩。综上，一审法院认定赵健俊支付给叶安个人的50000元借款系用于居乐公司的生产经营并无不当。二、本案是否属于“夫妻共同生产经营”情形。“夫妻共同生产经营”是指夫妻共同决定生产经营事项或者一方授权另一方决定生产经营事项或者举债用于夫妻双方共同从事的生产经营事项或者夫妻另一方在生产经营中受益的情形。根据一审、二审查明相关事实，本案借款2018年9月27日发生时，王群为居乐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股东（占注册资本1%），叶安为居乐公司股东，并占注册资本99%，为居乐公司实际控制人。王群曾为居乐公司周转以个人名义对外借款，长期用个人账户发放居乐公司员工工资。叶安曾通过微信转账从个人账户支付居乐公司的空调设备款。根据以上事实，可以认定本案借款2018年9月27日发生时，叶安、王群对居乐公司属于“夫妻共同生产经营”情形。本案涉案借款发生在被告叶安与王群的婚姻存续期间，并用于居乐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涉案借款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应当由叶安、王群共同偿还。三、偿还夫妻共同债务是否应以夫妻共同财产为限。我国法律、法规及法律解释目前并无对夫妻一方偿还夫妻共同债务应以夫妻共同财产为限的规定，王群该上诉理由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另，本案应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认定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系适用法律错误，但判决结果并无不当。综上所述，王群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错误，但判决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王群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敬兵审判员  时 坚审判员  翟 翔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沈 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