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11民终96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镇江加勒智慧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镇江市新区大港银河路1号。法定代表人：马见雄，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冰，江苏德升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伟，男，1984年5月19日生，汉族，住江苏省扬中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鹏，江苏江洲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镇江加勒智慧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加勒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陈伟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扬中市人民法院（2019）苏1182民初10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加勒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本案依法改判；2.由陈伟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2015年1月6日至2015年12月底，陈伟系加勒公司员工，在该劳动合同期间，加勒公司无必要与其签订任何形式的代理协议，且陈伟提供的销售代理协议载明其为加勒公司和客户的代理人，此为双方代理，不发生法律效力；2.案涉销售代理协议并非真实协议，协议上所加盖的公章系陈伟私自刻印并加盖，加勒公司已就该协议伪造情况向公安机关报案；陈伟向公安机关提供的销售代理协议与其向法院提供的不一致，故该销售代理协议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被上诉人陈伟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陈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加勒公司立即支付委托费用294100元并承担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上浮50%计算的利息（合同超价部分的费用陈伟将另案主张）；2.本案诉讼费用由加勒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本案中，陈伟主张委托费用与加勒公司同湖南六建联发安装施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湖南六建公司）和一汽丰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汽丰田公司）两家公司签订的合同有关，故在审理查明部分，一审法院将分别予以阐述。一、关于湖南六建公司部分2014年9月11日，加勒公司就深福保产业园项目低压母线槽定作供应及调试事宜（以下简称深福保项目）与湖南六建公司签订《低压母线槽合同书》一份，合同暂估价为390万元。2015年1月21日，加勒公司同湖南六建公司签订《结算确认书》一份，载明加勒公司供货总价为3929186.15元，最终结算总价为3929186.15元。2015年11月15日，加勒公司同湖南六建公司就母线槽增补事宜又签订《低压母线槽合同书》一份并于2017年9月8日签订《结算确认书》一份，确认增补结算总价为1045000元并注明实际结算后应扣除插接箱开关15107元。陈伟为证明其应得深福保项目合同本价范围内业务报酬384100元，向一审法院提交加盖有加勒公司公章（该公章加勒公司于2015年启用）、落款时间为2014年9月9日的《备忘录》复印件一份，载明诉讼双方就深福保项目达成一致意见，约定项目合同金额为390万元，加勒公司将支出384100元收益给陈伟，合同金额如有增加则收益按照比例进行调整；约定如本批次执行合同再超390万元，则超价利润部分陈伟可得利润的60%，加勒公司得40%；该备忘录有马见雄、郭春松、沐燕签字确认。庭审中，陈伟陈述备忘录上印章系2015年新的公章启用后补盖；加勒公司认可项目履行情况及备忘录真实性，并陈述加勒公司已根据深福保项目实际履行情况及备忘录约定向陈伟结算全部该项目业务费用591200元，该款项包括陈伟陈述所欠加勒公司的580000元及陈伟在加勒公司处支取的现金11200元。一审审理中，一审法院工作人员于2017年7月19日到位于北京市通州区建公司北京分公司办公地点对该公司商务经理武玉厚进行了调查，并制作了调查笔录、复印了相关资料。武玉厚称：1.关于合同签订。陈伟系代表加勒公司同湖南六建公司北京分公司签订低压母线槽合同的经办人，合同从洽谈、签订到催收货款的全过程都由陈伟操办。2.关于合同履行。第一份合同履行金额是3929186.15元，陈伟、加勒公司分家后，双方也发生了一些业务量，其中增补产品中加勒公司与湖南六建公司单独发生的业务量是42710.74元，其余都是陈伟经办，只是后来加勒公司向湖南六建公司发函称陈伟、加勒公司已分家，另派孔勇来进行增补部分的结算。3.关于增补结算。2017年9月8日的《结算确认书》的104.50万元款项还要扣除15107元的插接箱开关款项和15300.35元的母线退货款项。4.关于付款。截止2018年3月19日，湖南六建公司北京分公司已付款400万元。一审法院从湖南六建公司处调取的证据包括：1.湖南六建公司北京分公司天津深福保材料商母线付款表，载明截止2018年3月19日，湖南六建公司北京分公司已付款400万元；2.2016年7月6日的发货清单、结算清单，总金额为42710.74元，湖南六建公司北京分公司主张该金额是其与加勒公司单独发生的业务量；3.加勒公司与湖南六建公司于2017年10月9日签署的《退货母线结算确认书》，载明母线退货总计15300.35元（该款项应从104.50万元中扣除）；4.加勒公司于2017年9月22日发送给陈伟的告知函，内容为天津深福保项目，原联系人陈伟已撤销，不再负责该项目任何事宜，请湖南六建公司与加勒公司授权人孔勇联系；5.加勒公司于2018年4月26日出具给陈伟的对账单，载明深福保产业园项目结算金额为4943778.80元，加勒公司已收到货款370万元，4月28日，湖南六建公司在该对账单回执上确认，结算金额为4943778.80元，湖南六建公司已付款400万元。一审法院经查，误差的30万元即为陈伟庭审中认可收到的30万元承兑汇票。陈伟、加勒公司对一审法院的调查情况并无异议，加勒公司表示陈伟擅自支取的30万元承兑汇票与本案诉请属不同法律关系，不应在本案中合并处理。二、关于一汽丰田公司部分2015年5月20日，加勒公司以投标人的身份向天津国际招标公司递交了一份《投标书》，标书中载明加勒公司授权陈伟为全权代表，参与一汽丰田公司（FTRD）研发基地母线采购项目（以下简称一汽项目）的招标活动，招标货物的总投标价为2922288元。2015年5月29日，加勒公司同一汽丰田公司正式签订了合同，2016年1月11日，双方又签订了一份《合同修改书》，将合同金额由2922288元修改为实际履行金额3935780.54元。陈伟为证明其应得一汽项目合同本价范围内业务费用100万元，向一审法院提交加盖了加勒公司公章、落款时间为2015年5月20日的《销售代理协议书》一份，该份协议约定加勒公司授权陈伟作为自己在天津一汽丰田公司研发中心项目的代理商，陈伟以加勒公司代理商名义开展母线槽业务，并作为加勒公司的销售代表签订并执行合同，全权负责该项目母线槽产品的销售和商务谈判工作；约定加勒公司在合同签订且预付款（合同总额的30%）到账七个工作日内向陈伟支付30万元（税后）的委托费用，在项目结算总额确认后，收到进度款（合同总额的60%，即合同总额的90%）七个工作日内向陈伟支付剩余70万元（税后）委托费用，陈伟提供的协议另注明“此费用系加勒公司按投标价结算，实际执行过程中如超出投标价，超价部分的利润70%归陈伟所有（税后）”。对于该份协议书，加勒公司认为协议书加盖印章为陈伟私刻印章，故对协议真实性不予认可；陈伟陈述自己当时是加勒公司在京津冀地区的区域经理，出于对外签订合同需要且经过加勒公司总经理同意授权后确实雕刻了一枚行政章，加勒公司亦知道陈伟雕刻了一枚印章，但该销售代理协议上是由加勒公司按用章流程加盖的公章。庭审过程中，陈伟多次陈述如加勒公司对销售代理协议书印章真实性存在异议，可向一审法院提起司法鉴定，加勒公司未对陈伟该点陈述作出正面回应。一审审理中，一审法院工作人员于2017年7月19日到一汽丰田公司就加勒公司同一汽丰田公司履行合同的实际额度和已付款额度进行了调查，2018年7月22日，一审法院收到一汽丰田公司寄回的“答复函”，载明一汽丰田公司与加勒公司于2015年5月29日签订采购合同，合同金额2922288元，2016年1月11日变更合同金额为3935780.54元，截止2017年9月20日，一汽丰田公司已付清全部3935780.54元款项。在（2018）苏1181民初1193号案件审理过程中，对于一汽丰田公司的回函，陈伟表示无异议，加勒公司表示其与一汽丰田公司的合同尚未完全结算，该回函不能证明陈伟应从中得到所谓的业务费，一审法院要求加勒公司于庭审后一周内提供一汽丰田公司向其付款情况的相关证据，加勒公司未能提供。另查明，2015年元月，诉讼双方签订了《区域经理绩效协议书》、《全日制劳动合同书》，陈伟成为加勒公司的销售人员并担任负责京津冀区域的北京区域经理职务，上述文件还对陈伟的区域订单任务、货款回笼率、利润率、薪酬等作了约定。加勒公司据此辩称陈伟系其员工，而非销售代理商，加勒公司也已按时向陈伟支付了工资、报酬，陈伟应按照《区域经理绩效协议书》的规定来计算一汽丰田公司和深福保两个项目其应得的报酬。一审法院认为，诉讼双方均认可深福保项目的履行及备忘录的真实性，且深福保项目实际履行金额已超过项目本价金额，加勒公司应支付陈伟深福保项目本价范围内委托费用384100元的事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陈伟提供的2015年5月20日与加勒公司签订的销售代理协议书是否合法有效。本案中，陈伟依法向一审法院提交加盖有加勒公司公章的销售代理协议书，加勒公司对该协议书真实性不予认可，其抗辩理由有三：1.该协议书上公章系陈伟私刻印章加盖；2.加勒公司已对该协议书的伪造情况向公安机关报警处理；3.陈伟向公安机关提供的协议书与其向法院提供的协议书不一致。一审法院认为，针对加勒公司的第一点抗辩意见，陈伟在庭审过程中陈述其确实因职务需要曾私刻一枚印章，但协议书上印章系其与加勒公司签订协议书时加勒公司沐燕加盖，并在庭审中多次提出如加勒公司对印章真实性存在异议可申请司法鉴定，陈伟的陈述存在合理性且加勒公司始终未对司法鉴定一事作出正面回应，一审法院对加勒公司的第一点抗辩意见不予支持；针对加勒公司的第二点抗辩意见，加勒公司未能向一审法院提供自己就销售代理协议书伪造一事向公安机关的报警材料，亦未能提供公安机关对此印章案件的处理意见（是否立案或撤销案件、是否进入刑事诉讼程序、是否最终认定该销售代理协议书上加盖印章为陈伟私刻印章）等相关证据，一审法院对加勒公司提出的第二点抗辩意见不予采信；针对加勒公司提出的第三点抗辩意见，经一审法院审查，陈伟向公安机关提供的销售代理协议书与其向一审法院提供的销售代理协议书不同之处在于向一审法院提供的销售代理协议书上存在注明部分“此费用系加勒公司按投标价结算，实际执行过程中如超出投标价，超价部分的利润70%归陈伟所有（税后）”，其余条款及签字盖章等均为一致，陈伟在庭审中已对注明部分作出合理解释，且其在本案中所提出的诉讼请求与销售代理协议书注明部分无关，一审法院对加勒公司提出的第三点抗辩意见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对陈伟提供的销售代理协议书真实性予以认可，诉讼双方签订的销售代理协议书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履行各自义务。加勒公司提出陈伟当时身份系加勒公司员工的抗辩意见，一审法院认为，陈伟当时虽为加勒公司员工，但双方就一汽项目单独签订销售代理协议书应视为对该项目中诉讼双方权利、义务的特殊约定，应当按此执行，根据一汽公司向一审法院邮寄的答复函，应当认定一汽公司向加勒公司支付的金额已超过合同本价金额2922288元，陈伟有权要求加勒公司按销售代理协议书约定向其支付一汽项目委托费用1000000元。综上，加勒公司应按备忘录、销售代理协议书约定向陈伟支付项目本价范围内委托费用合计1384100元，陈伟自认欠加勒公司货款210000元并已向加勒公司借款580000元，加勒公司亦同意该两笔款项可在委托费用中扣减，扣减后，加勒公司尚欠陈伟委托费用594100元，现陈伟要求加勒公司给付其中294100元委托费用并承担自起诉之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上浮50%计付的利息，其主张的欠款本金及利息计算起始时间符合法律规定，但利率应参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陈伟主张剩余的300000元委托费用可由其在湖南六建公司处支取加勒公司的300000元承兑汇票直接抵扣，加勒公司陈述该款项与本案属不同的法律关系且加勒公司已就该款项报案处理，双方未能对加勒公司结欠陈伟的剩余300000元委托费用是否进行抵扣达成一致意见，本案对此不予理涉，陈伟可就加勒公司所欠剩余300000元委托费用另行主张权利。判决：镇江加勒智慧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应给付陈伟委托费用本金294100元，并承担利息（自2018年3月16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本院二审期间，加勒公司提交《区域经理绩效协议书》，以此证明陈伟系该公司员工，陈伟除领取工资外，还通过业绩领取绩效，加勒公司不应再另外支付报酬。陈伟质证认为，对《区域经理绩效协议书》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绩效协议书与《销售代理协议书》并不冲突，均具有法律效力。此外，该绩效协议书并未规定加勒公司与陈伟不可再结算委托费用。二审中，加勒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当庭陈述以下内容：1.郭春松是加勒公司原总经理，其与陈伟是亲戚关系，《销售代理协议书》上的备注是后来添加的，该协议书与加勒公司在公安机关所看到的协议书不一致；2.陈伟只负责一汽项目前期部分，同时因该项目亏本，按照双方签订的绩效协议书约定，加勒公司不需要向陈伟支付奖金。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陈伟确因工作需要雕刻一枚印章，但不能由此当然得出案涉《销售代理协议书》上“镇江加勒母线有限公司”印章系陈伟私自刻印并加盖的结论。加勒公司亦未通过申请司法鉴定或将《销售代理协议书》上印章与该公司持有的印章进行比对等方式，以证明《销售代理协议书》上的印章确系陈伟所雕刻的印章，故加勒公司认为《销售代理协议书》上的印章为陈伟私自刻印并加盖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加勒公司上诉称其已就案涉《销售代理协议书》伪造情况向公安机关报案，但未能提供公安机关对该报案事宜的处理意见，且报案行为亦不能证明《销售代理协议书》上印章系虚假。陈伟向法院提供的《销售代理协议书》与其向公安机关提供的《销售代理协议书》相比，不同之处在于陈伟向法院提交的《销售代理协议书》上有郭春松所作备注：“此费用系甲方按投标价结算，实际执行过程中如超出投标价，超价部分的利润70%归乙方所有（税后）”，其余条款及签字盖章均为一致；加勒公司在二审诉讼中亦陈述该备注系后来添加的，与陈伟在一审诉讼中所作陈述相一致，且在本案中陈伟并未主张超价部分委托费用，另郭春松系陈伟签署该《销售代理协议书》时加勒公司的总经理，故加勒公司认为案涉《销售代理协议书》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加勒公司与陈伟虽然签订了《全日制劳动合同书》，陈伟成为加勒公司员工，但是加勒公司与陈伟就一汽项目签订《销售代理协议书》与陈伟的员工身份并不冲突，双方可就该项目作特别约定。加勒公司与陈伟签订的《区域经理绩效协议书》并未约定陈伟只能根据业绩领取绩效奖金，不能就双方另外特别约定的项目取得委托费用，且在一汽项目中加勒公司亦未向陈伟支付奖金，因此，加勒公司以其与陈伟之间存在该绩效协议书为由而拒绝支付委托费用的理由不能成立。在《销售代理协议书》中，甲方系镇江加勒母线有限公司、乙方系陈伟，陈伟以镇江加勒母线有限公司名义与一汽丰田公司签订合同，且该协议中并未载明陈伟同时代理镇江加勒母线有限公司与一汽丰田公司，故加勒公司认为陈伟系双方代理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所述，加勒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712元，由上诉人镇江加勒智慧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黄 甦审 判 员  冷德华审 判 员  杨道骏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六日法官助理  王 伟书 记 员  连绍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