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剑河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黔2629民初219号 原告：姜格报，女，1965年3月7日出生，苗族，贵州省剑河县村民，住剑河县。 被告：李代生，男，1967年12月1日出生，苗族，贵州省剑河县村民，住该村。 被告：陶帅，男，1969年5月25日出生，苗族，贵州省剑河县村民，住该村。 原告姜格报诉被告李代生、陶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03月2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5月22日、6月12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姜格报，被告李代生、陶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姜格报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被告李代生与被告陶帅签订的《转让合同书》无效；2、判令被告实际履行承诺，把摆伟林场钩藤基地转让给原告经营四年；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李代生因离婚纠纷一案，经黔东南州中级人民法院（2018）黔26民终2250号终审判决。2019年3月17日，原告向剑河县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过程中，在县法院的主持执行和解下，被告李代生承诺到2019年4月25日前还清原告执行款90000元，否则用摆伟林场钩藤基地转让给原告经营4年。在已经超过承诺的还款期限后，被告李代生不仅没有履行承诺还所欠的90000元，还出示了落款为2019年3月1日的假合同和假收款收条，用以欺骗剑河县人民法院、欺骗原告。经剑河县人民法院执行局到现场调查已经证实以上转让合同是假的。被告李代生行为涉嫌转移财产，侵害原告合法权益，故请求支持原告所求。 被告李代生辩称：法院判我赔偿原告我认可，但是原告也答应我拖欠员工的劳务费由原告负担，本来我的基地能够有收入的，但是原告来捣乱，导致我经营的基地一点收入都没有，我没得办法只有转给陶帅得88000元的转让费，我才能够支付民工工资，我跟原告的哥哥姜政明之间共有100000元的债权，执行局执行得100000元之后被原告的哥哥领走了，我一分钱都没得，我现在没有钱支付给原告。原告提供记录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欠民工工资146000元，2018年我请民工收割钩藤的工资44000元也还要我支付。 被告陶帅辩称：一、我是看到被告李代生提供的（2018）黔26民终2250号判决书后，应李代生要求，才与李代生签订转让合同，接手经营摆伟林场钩藤基地，是合法经营；二、原告与被告李代生2018年10月30日已离婚，我跟被告李代生转让钩藤基地是2019年3月1日，与原告无关。原告与被告李代生产生的婚前经济纠纷与我无关，我与被告李代生签订的合同应当受法律保护。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2月15日，原告姜格报因与被告李代生离婚纠纷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2019年3月19日，本院主持执行和解，形成《剑河县人民法院执行和解笔录》，达成和解协议内容如下：1、被告自愿于2019年4月25日前支付原告执行案款90000元及执行费1250元；2.如未按时履行义务，被告自愿将其管理的位于摆伟林场约1000亩钩藤基地交付原告管理4年（2019年至2022年）。约定履行期限到期后，被告李代生未履行执行和解内容第1项，本院执行和解内容第2项时，被告李代生出示与被告陶帅签订的《转让合同书》，言明已于2019年3月1日以转让费88000元将其经营的摆伟林场钩藤基地经营权转让给被告陶帅，经营期限从2019年3月1日至2023年3月1日。因被告李代生无可执行财产，本院于2019年8月13日作出(2019)黔2629执46号执行裁定书，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将被告李代生列入失信人名单并对其发出限制消费令。 另查明，原告与被告李代生夫妻关系存续期间钩藤基地尚欠民工工资，民工多次到久仰镇政府反映，后在镇综治办主持下，2018年12月28日，摆伟村村委会代表李文清（原村主任、已故、甲方）与被告李代生（乙方）签订《协议书》，协议商定2018年钩藤收割收入由甲方摆伟村委会代表李文清管理并支付乙方（李代生）所欠2018年民工工资（乙方认可部分）。镇综治办对原告姜格报提供记录未支付的民工天数及工资统计共计146230元。协议商定后，李代生以每斤1.5元的价格组织民工收割钩藤出售，所得款65542元转入久仰镇财政所账户。2019年1月29日，被告李代生和李文清到镇财政所办理取款手续，李文清领取65542元支付姜格报提供名单中李代生认可的农民工工资45840元，李代生本人领取剩余的19702元。后李代生又支付名单中白索民工工资男工1200元，女工960元，现原告姜格报、被告李代生均认可实际欠民工工资除4人未支付外，已经支付完毕。李代生提供民工收割钩藤记录，共支付收割民工工资24823元。李代生提供因姜格报扰工务工民工人员名单统计，但未提供支付民工工资记录。 同时查明，被告陶帅前妻王某某2019年2月10日起诉离婚[(2020)黔2629民初312号]分割财产时，夫妻共同财产中并无债权或大额银行存款，判决后王某某申请强制执行期间，2019年12月9日被告陶帅向本院申报个人财产时，并未有争议的钩藤基地。第一次庭审时，被告陶帅对转让费88000元的来源，辩称自有78000元，签订合同当天向其堂弟陶光情借款10000元，但二人均未能提供取款凭据或款项的来源。第二庭审，陶帅又辩称向陶光情借10000元，向陶光耀借46000元，向其母亲借7000元，自有25000元。当庭打电话向陶光耀询问时，陶光耀证实五六年前仅借款3000元给陶帅，现在尚未归还，再无其他借款。听到电话后，陶帅又称自有50000元，向陶光情借10000元，向其母亲借7000元，剩余的是向陶光耀借的。 原告姜格报认为钩藤基地每年可赢利7到8万元，被告李代生认为钩藤基地每年可赢利约50000元。 以上事实有原、被告的陈述，原、被告提供的书证，本院生效民事判决书，证人证言，本院依法调取的书证佐证。 本院认为，《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被告李代生与被告陶帅签订的《转让合同书》是否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被告陶帅未能对支付的转让款88000元说明来源。第一次庭审时，陶帅称自己自有78000元现金，10000元是当天跟其堂弟陶光情借的，共计88000元，但陶帅和陶光情均不能提供该现金取款凭据。第二次庭审时，陶帅又辩称，自有78000元中向陶光耀借款46000元，经当庭电话向陶光耀求证已被否认。另，被告陶帅与其前妻王某某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除夫妻共有位于农村的木房外，并无债权或大额银行存款，且尚有24000元银行贷款未归还，被告陶帅主张自有78000元现金证据不足；第二，被告李代生未能说明该转让款的使用情况。被告李代生称转让款用于支付所欠民工工资，经庭审查明，当年李代生需要支付的民工工资有2项，1项是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未支付的民工工资，1项是2018年底请民工收割钩藤需要支付的民工工资。被告李代生与原告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实际未支付的民工工资已从久仰镇政府管控的2018年钩藤收入款65542元中支付45840元，李代生自己支付2160元；被告李代生提供的笔记本记录请民工收割钩藤共支付24823元。上述费用除村委会代为支付的民工工资外，需要李代生自己支付的民工工资为当年收割钩藤民工工资24823元，尚欠白索民工工资2160元，共计26983元。可用从村主任李文清处领取现金19702元支付后，仅余7281元需要从转让费中列支。被告李代生主张转让款用于支付民工工资的理由不成立；第三，被告李代生与被告陶帅签订《转让合同书》，是在原告姜格报因与被告李代生离婚纠纷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期间，有签订虚假转让合同转移财产规避执行的嫌疑。综上所述，被告李代生和被告陶帅对转让金的来源及使用情况均不能说明，且被告陶帅在向本院申报个人财产时，并未对该钩藤基地的经营权进行申报，本院认定被告李代生有通过签订虚假转让合同转移财产规避执行的故意，其与被告陶帅签订的《转让合同书》并非实际转让，是虚假转让合同，故原告请求确认被告李代生与被告陶帅2019年3月1日签订的《转让合同书》无效的诉请，本院予以支持。原告请求判令被告实际履行承诺，把摆伟林场钩藤基地转让给原告经营四年的诉请，系原告姜格报与被告李代生在（2019）黔2629执46号案件执行中达成的执行和解事项未履行完毕，应当继续履行，姜格报应通过申请本院继续采取执行措施解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李代生与被告陶帅2019年3月1日签订的《转让合同书》无效； 二、驳回原告姜格报其余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60元，减半收取30元（原告已预交30元），由被告李代生、陶帅共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陶国蕙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二日 书记员  杨长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