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528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1，男，1986年8月22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2，女，1954年9月29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侯年春，北京兴开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蕊，北京兴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3，女，1983年6月2日出生。原审被告：张某4，女，1983年10月1日出生。原审被告：张某5，女，1962年9月27日出生。原审被告：张某6，女，1965年6月11日出生。原审被告：张某7，女，1968年7月30日出生。上诉人张某1因与被上诉人张某2、张某3，原审被告张某5、张某6、张某7、张某4分家析产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5民初176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某1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2012年3月3日张某8及三个女儿所签协议不属于双务协议，协议中提到的拆迁利益部分，只是张某8单方承诺赠与大儿子、大儿媳妇，而该赠与承诺张某8有权撤销并期望撤销且已经实施撤销；2.由于一审法院对上述协议的认定错误，且据此判决案涉房屋份额张某2享有58%，张某3享有42%，并进一步得出2018年9月发放的入住结算差价149872.3元由张某2、张某3各获得50%不合理；3.一审对于部分证据认定存在严重错误。张某2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一审我们提供的证据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已经进行了说明，上诉人断章取义。关于14余万元的差价，虽然发放时间是2018年，但是系基于2015年17号院拆迁获得的补偿，不是超出17号院获得的利益。张某3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张某4述称，不同意一审判决，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张某5、张某6、张某7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应诉，亦未提交书面意见。张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我对位于北京市×××1001室、×××901室、×××1401室、×××302室共四套房屋拥有使用权，对方待房屋具备产权登记手续时协助我办理产权登记手续；2.分割编号为05553063的张某9名下的存单内的存款149872.3元，判决74936.15元归我所有（该款项为回迁安置房办理入住时的结算款）；3.本案诉讼费由对方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张某8（2016年11月去世）与李某（1983年2月去世）系夫妻关系，二人共育有二子三女，即长子张某9（2015年11月去世）、次子张某10（2012年1月去世）、长女张某5、次女张某6、三女张某7。张某9与张某2原系夫妻关系，二人于1978年登记结婚、于2015年7月登记离婚，婚姻期间育有一女即张某3。张某10与孙某系夫妻关系，二人共育有一子一女，即张某1、张某4。1984年4月15日，张某9、张某10兄弟二人在亲属李某1、王某以及族人张某11、张某12等人的中保下，由张某13代笔，订立分家单，该分家单约定有“前院北房5间、东房三间、围墙等归张某10所有，北院北房5间、东房2间及现有檩条补给归张某9所有；张某10再补给张某9人民900元，盖房时再补给张某9350斤小麦；前院房后有两米阴地，现有林木随房基地走；承包队里的口粮地按七人均分，张某9、张某10各分两口半人的地，每年各交给其父张某8口粮小麦300斤，每年每月交养老金5元；两妹出阁，每一个姑娘出阁，兄弟二人各摊现金400元，结婚办事时的吃喝宴席，二姑娘由张某10负责，三姑娘由张某9负责，大账收的分子钱谁办归谁所有，家具及零星用具当场分清本单不列；电视机一台、缝纫机一台、自行车一辆、大缸一口、小推车一辆、猪圈一个仍为公有归其父使用，北院轧水机归张某9所有；老人的针线活在那院住，那院给做。”等内容。张某9另申请获得宅基地一处，并于1988年10月19日获得了大兴县南各庄乡人民政府签发的房屋准建证，该院落被编排为北京市×××17号院（以下简称：17号院）。该17号院内相继建成一排北房（131.26平方米）、一排东厢房（51.26平方米）、一排西厢房（51.26平方米）、两排南房（南数第一排为124.14平方米、南数第二排为123.12平方米）。张某3、张某2主张案涉院落内的房屋均系张某2、张某9建造，其中北房、东厢房的建造时间为1988年，其余房屋的建造时间记不清。张某7主张所有房屋均系张某8、张某9、张某2三人共同建造，其余原审被告均表示不清楚房屋建造人。2015年7月9日，张某9、张某2协议离婚，双方在离婚协议中约定：×××17号平房最南排6间与西房3间归女方张某2所有，其余房屋归男方张某9所有。张某2主张其与张某9在离婚后继续共同居住生活，并向法院提交了村委会证明、张某9的丧葬费用票据及遗体火化证用以证明，该村委会证明载明有“张某9与张某2一直在本村共同居住生活直至张某9去世”等内容，除张某3认可该项主张外，其余原审被告均表示称不清楚该项事宜。2015年8月，案涉17号院被征地拆迁。拆迁之时，17号院的农业户籍在册人口有张某8（户主）、张某9、张某2三人，非农业户籍在册人口有张某3、赵某（张某3配偶）二人；17号院被分成3户，张某7、张某9、张某8作为被拆迁人与北京新航城控股有限公司签订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17号院所对应的定向安置房指标为按照宅基地面积确定的600平方米，统一由张某9使用进行选房；扣除购房款后的剩余拆迁补偿款2112035元统一支付到张某9名下的中国农业银行存单内（账号为：×××）。2018年9月，定向安置房入住结算的差价149872.3元亦统一支付到张某9名下的中国农业银行存单内（账号为：×××1）。根据拆迁档案及入住结算单，17号院所对应的拆迁利益包括：宅基地区位补偿款2524773元、房屋补偿款845443元、宅基地内未建房奖励358336元、资源节约和垃圾减量奖励148336元、创业补助10000元、工程配合奖270000元、房屋周转费725880.2元、搬家补助费25557元、设备迁移补助1380元、厨卫补贴68480元，扣除以张某9名义选购的榆330-3-2-1401（112.56平方米、522278元）、榆330-2-2-1001（89.56平方米、404811元）、榆330-2-2-901（89.26平方米、403020元）、榆330-2-2-902（79.23平方米、356535元）、榆330-1-2-301（88.22平方米、389932元）、榆330-3-2-302（55.04平方米、243277元）、榆330-1-2-201（88.22平方米、389841元）等七套定向安置房（总面积为602.39平方米、购房总价款为2709694元）购房款以及公共维修基金6023.90元、房屋登记费560元，剩余拆迁补偿款为2261907.3元。关于剩余拆迁补偿款，10万元取出支付给张某7，一万多元取出用于张某9、张某8、张某2的共同生活花费，200万元在张某3、张某8之间的（2016）京0115民初2375号民事案件中经调解由张某3继承，149872.3元尚在张某9名下的存折内未被取出。另查：张某9于1984年通过分家获得的院落在拆迁之时被编排为北京市×××6号院，该6号院以张某3、赵某二人的名义进行拆迁。经核算：该6号院的拆迁补偿安置利益包括：宅基地区位补偿款936083元、房屋补偿款317637元、宅基地内未建房奖励131650元、资源节约和垃圾减量奖励56952元、工程配合奖90000元、搬家补助费10375元、其他10000元、房屋周转费204488元、弃楼款1500元，扣除以张某3名义选购的榆330-1-1-403（87.12平方米、386803元）、榆330-3-2-301（112.38平方米、496720元）等2套定向安置房（总面积为199.5平方米、购房总价款为883533元）购房款后，尚剩余拆迁补偿款为875152元。拆迁之时，张某7并非案涉17号院的户籍在册人员。张某7与张某9就因使用张某7户口而获得的拆迁利益达成协议，张某9一次性给予张某710万元作为补偿，其余的拆迁利益包括楼房全部归张某9所有。2015年9月10日，张某7向张某9出具一张“今收到给张某9背户款壹拾万元整”的收条。张某2另提交有张某9、张某8签字的协议一张用以证明张某8已放弃17号院的拆迁利益，该协议载明有“张某9因17号院的拆迁使用张某8户口占用房屋的4分地得楼200平方米及4分地补偿款，经双方协定，张某8分得的楼房200平方米及4分地补偿款全部归张某9所有，张某9负责照顾张某8日常生活。”张某3对该份协议没有异议，其余原审被告均以张某8不会写字为由否认该份协议的真实性。关于张某8生活事宜，张某8在分家后即跟随张某10、张某9轮班居住生活。张某10去世后，张某8跟随张某9居住生活。关于张某8在张某9去世后的生活事宜，张某2、张某3主张张某8跟随其二人居住生活、丧葬事宜亦由其二人办理，并提交了村委会证明、开庭笔录复印件、张某8的住院病历复印件、张某3的银行卡交易明细复印件、老年护养院入院协议复印件、死亡医学证明、遗体火化证、丧葬费票据等证据予以证明。该村委会证明载明有“张某9去世后，张某8跟随张某2、张某3一起生活，由该二人照顾张某8的日常生活及办理丧葬事宜”等内容，其余当事人均称不清楚该村委会证明的真实性。2018年11月20日的开庭笔录显示：张某6、张某5、张某7均认可：在张某9去世后，张某8跟随张某2、张某3一起生活，其余当事人对该笔录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另，张某6、张某5、张某7均主张，在张某9去世后对张某8进行了照顾（跟随张某6居住生活一个月、跟随张某7居住生活两个月），但未提交相应证据证明。住院病历显示：2016年10月19日至2016年11月1日，张某8因急性ST段抬高性心肌梗死等疾病在北京市仁和医院住院治疗，住院病案显示的联系人为张某3，其余当事人均对该住院病历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张某3的银行卡交易明细显示：在张某8住院期间，张某3支出了多笔费用，其余当事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老年护养院入住协议显示：2016年11月1日，张某8入住北京市大兴区虹枫老年护养院，张某3为服务内容监督人及服务费用承担人，其余当事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2016年11月16日，张某8因呼吸衰竭在虹枫老年护养院去世。死亡医学证明、遗体火化证、丧葬费票据均由张某2掌握，死亡医学证明书家属姓名处的签字人、遗体火化证的开具人均显示为张某3，其余当事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张某2、张某3主张，张某9、张某6、张某5、张某7、张某8在张某10去世后均同意张某8名下的拆迁利益全部归张某9、张某2所有，并提交了落款日期为2012年3月3日的协议书及协议签订之时的光盘用以证明，该协议书载明有“我叫张某8，身份证号×××，家住北京市×××17号。膝下有两个儿子三个女儿，大儿子张某9，二儿子张某10。2012年1月份二儿子张某10因病去世，三个女儿已出嫁。我原来是在大儿子和二儿子两家轮班吃住，每月15日过班，二儿子去世后，2012年2月15日我去二儿子家吃住，二儿媳对我不好，每天吃凉馒头，不给菜吃。喝凉水，睡凉炕，每天都骂我并且所有屋子的门都锁上（除了我自己睡觉的屋子除外）。甚至把厕所门也锁上，尽管这样，我都忍受着。到第十天大女儿来看我，给我拿了十斤鸡蛋，后来二儿媳把这十斤鸡蛋都摔在了我的炕上。2012年2月28日大女儿又来看我，看见鸡蛋都摔了，问我怎么回事，我把事情都告诉了她，大女儿很伤心，也很生气。没多会二儿媳回来了，因大女儿去隔壁邻居家借火给我烧热水的事，二儿媳就与大女儿发生争执，大女儿不忍心看我受这样的虐待，就把我带到大儿子家，哭着拜托大儿子一个人赡养我。大儿子和大儿媳都同意了，大儿子和大儿媳一直对我很好。我不愿意再轮班，也不再跟二儿媳家有任何关系，日后如遇拆迁，我所有的拆迁补偿（包括拆迁款和回迁房）都归我大儿子和大儿媳所有。我现在意识清醒，特立下此协议，日后不再更改。”等内容，协议下方有张某5书写的“以上父亲所说属实并同意父亲决定大女儿张某5”、张某6书写的“我同意父亲所做决定并愿意放弃继承权张某6”、张某7书写的“我同意父亲所做决定并愿意放弃继承权三女儿张志红”、以及张某8的签字及捺印。光盘显示有协议的签订过程。其余当事人均认可张某8的捺印系本人所捺，但均不认可合法性。张某2、张某3另主张张某8在张某9死亡后以书面形式放弃继承张某9的遗产，并提交了落款日期为2016年2月1日并有张某8签字捺印的放弃继承权声明书一份，并有证人吕某、李某出庭作证。该放弃继承声明书载明有“声明人：张某8，男，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五日出生，身份证号×××，现住址：北京市×××101。我（张某8）的儿子张某9死亡后遗留有北京市×××902室，建筑面积：78.68平方米，合同编号为：榆330-2-2-902；北京市大兴区安置房项目×××302室，建筑面积：54.53平方米，合同编号：榆330-3-2-302；北京市大兴区机场安置房项目×××901室，建筑面积89.26平方米，合同号：榆330-2-2-901，北京市大兴区机场安置房项目×××1401室，建筑面积：112.38平方米，合同编号：榆330-3-2-1401，北京市×××301室，建筑面积：87.12平方米，合同编号：榆330-1-2-301，北京市×××201室，建筑面积：87.12平方米，合同号：榆330-1-2-201，北京市×××1001室，建筑面积：89.26平方米，合同编号：榆330-2-2-1001，共房屋七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六条定，上述房屋为儿子张某9的遗产，我是儿子张某9上述遗产的法定继承人之一，现我声明放弃对上述遗产的继承权，永不后悔。”等内容，下面声明人处有张某8的签字及捺印。其余当事人均认可张某8的捺印系本人所捺，但均不认可合法性。一审法院认为，农村宅基地系宅基地使用权人有权利用建造住宅及其附属设施从而保障户内家庭成员基本居住需求的农村集体土地，是保障农民安居乐业和农村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享有宅基地使用资格的人应具有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实践中，宅基地使用权人的认定标准通常为该宅基地所对应户的户内农业家庭成员。具体到17号院拆迁之时，该院落的宅基地使用权人应为张某2、张某9、张某8三人，该三人均有权享有相应的拆迁安置补偿利益。本次拆迁实行“分院原则”，被搬迁腾退人年满18周岁的直系血亲可参与分院并作为被搬迁腾退人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张某7作为被搬迁腾退人参与了分院并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但其并非案涉17号院的宅基地使用权人，其以被搬迁腾退人身份参与拆迁的行为应属于促使拆迁利益最大化的“背户情形”，其所签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下的利益并不必然归其所有。具体拆迁补偿安置利益的划分，应在拆迁政策的基础上，结合分项补偿款项的来源及定向安置房的选购方式、是否存在拆迁利益分割约定等实际情况，予以公平认定。张某7已在拆迁之时就其享有的背户报酬与张某9达成约定，该约定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法院依法予以确认。现张某7已经收到约定的10万元拆迁补偿款，其无权再依据“背户”行为主张其他拆迁安置补偿利益。关于张某8所应享有的拆迁补偿安置利益，张某2、张某3主张张某8曾同意该拆迁利益应归张某9、张某2所有，其余当事人均不予认可。张某2、张某3二人为此提交的证据为落款日期为2012年3月3日的关于“张某8由张某9、张某2赡养，其日后的拆迁补偿（包括拆迁款和回迁房）都归张某2、张某9所有”协议，其余当事人均认可张某8的捺印系本人所捺，但均不认可合法性。法院认为该协议虽系他人代笔书写，但协议下方有张某8的捺印以及三个女儿的签字，并有协议签订之时的视频佐证，可以证明该协议系张某8与张某9、张某2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除张某2、张某3外的其余当事人虽不认可该协议的合法性，但其并未提交相应证据证明。结合张某8有多位子女的现状，该协议应属双务协议，即张某9、张某2此后承担对张某8的全部赡养义务、张某8的期待拆迁利益全部归张某2、张某9所有。综上，张某8名下的拆迁安置补偿利益是否归张某9、张某2所有的关键应为张某9、张某2是否履行了协议中约定的全部赡养义务。根据双方当事人陈述、张某8的就医住院、护养入院、死亡医学证明、遗体火化证、丧葬费票据均由张某2、张某3掌握以及相应的住院丧葬手续办理人均为张某3的现状，张某8在张某10去世后跟随张某9一家共同生活、在张某9去世后跟随张某2及张某3共同生活、并由张某2及张某3负责就医住院、丧葬事宜办理的事实应可以得到确认。张某6、张某5、张某7虽主张亦对张某8进行了赡养，但其三人均未提交相应证据证明，且其三人在之前案件中均自认张某8跟随张某2、张某3共同生活事实，故对其三人的该项主张，法院依法不予采信。现张某9、张某2对张某8的约定赡养义务已经得到全部履行，张某8所应享有的拆迁补偿安置利益应全部归属张某2、张某9共有。综合考虑该协议于2012年3月达成、张某9与张某2于2015年7月登记离婚、张某9于2015年11月去世、张某8于2016年11月去世等事实，法院依法认定张某2所尽到的约定赡养义务较多，其有权多分张某8名下的拆迁安置补偿利益。在张某9去世后，张某9名下的拆迁安置补偿利益（包括从张某8处获得的）应由其在世继承人张某3、张某8共同继承。对于定向回迁安置房，张某2、张某3主张张某8曾明确作出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其余当事人均不予认可。张某2、张某3二人为此提交的证据为落款日期为2016年2月1日的关于“张某8放弃继承以张某9名义选购的七套回迁房”放弃继承权声明书，其余当事人均认可张某8的捺印系本人所捺，但均不认可合法性。法院认为该声明书虽系打印件，但声明书下方有张某8的签字及捺印，并有证人出庭作证证明签字过程，可以证明该声明书系张某8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除张某2、张某3外的其余当事人虽不认可该协议的合法性，但其并未提交相应证据证明。据此，法院依法认定在张某9去世后，案涉7套定向安置房的权益享有人为张某2、张某3二人。经核算，对于定向安置房，张某2所依法享有的份额为58%，张某3所依法享有的份额为42%。现张某2诉求的四套回迁安置房的总面积（346.42平方米）未超出其所依法享有的份额，法院依法认定该四套定向安置房所对应的相应权益归张某2享有，其余的三套定向安置房所对应的相应权益应归属张某3享有。对于剩余拆迁补偿款，其中的10万元已依约支付给“背户人”张某7，其中的1万多元用于张某8、张某2、张某9三人的共同生活花费，其中的200万元在（2016）京0115民初2375号案件中经调解由张某3继承，对上述三部分款项，法院依法不予处理。现尚未分割的拆迁补偿款仅为2018年9月发放的入住结算差价149872.3元，该入住结算差价中所涵盖的房款差额、房屋周转费差额、厨卫补贴、公共维修基金支出、房屋登记费支出均系基于定向安置房而产生，理应由定向安置房权益享有人享有和负担。现张某2诉求分得入住结算差价款的一半，未超出其依法享有的份额，法院依法不持异议，另一半应归张某3所有。据此，一审法院判决：一、张某9（身份证号×××）与北京新航城控股有限公司签订的合同编号为榆330-2-2-1001的《定向安置房买卖合同》中记载的位于北京市×××1001室（现为施工楼号，正式名称以竣工后地名办和公安机关批准的小区名称、楼号为准）房屋权利由张某2享有，张某3协助办理上述房屋入住手续及在具备办理不动产权证条件时协助将房屋登记于张某2名下；二、张某9（身份证号×××）与北京新航城控股建设有限公司签订的合同编号为榆330-2-2-901的《定向安置房买卖合同》中记载的位于北京市大兴区机场安置房项目×××901室（现为施工楼号，正式名称以竣工后地名办和公安机关批准的小区名称、楼号为准）房屋权利由张某2享有，张某3协助办理上述房屋入住手续及在具备办理不动产权证条件时协助将房屋登记于张某2名下；三、张某9（身份证号×××）与北京新航城控股建设有限公司签订的合同编号为榆330-3-2-1401的《定向安置房买卖合同》中记载的位于北京市大兴区机场安置房项目×××1401室（现为施工楼号，正式名称以竣工后地名办和公安机关批准的小区名称、楼号为准）房屋权利由张某2享有，张某3协助办理上述房屋入住手续及在具备办理不动产权证条件时协助将房屋登记于张某2名下；四、张某9（身份证号×××）与北京新航城控股建设有限公司签订的合同编号为榆330-3-2-302的《定向安置房买卖合同》中记载的位于北京市大兴区机场安置房项目×××302室（现为施工楼号，正式名称以竣工后地名办和公安机关批准的小区名称、楼号为准）房屋权利由张某2享有，张某3协助办理上述房屋入住手续及在具备办理不动产权证条件时协助将房屋登记于张某2名下；五、张某9（身份证号×××）与北京新航城控股建设有限公司签订的合同编号为榆330-2-2-902的《定向安置房买卖合同》中记载的位于北京市×××902室（现为施工楼号，正式名称以竣工后地名办和公安机关批准的小区名称、楼号为准）房屋权利由张某3继承；六、张某9（身份证号×××）与北京新航城控股建设有限公司签订的合同编号为榆330-1-2-301的《定向安置房买卖合同》中记载的位于北京市×××301室（现为施工楼号，正式名称以竣工后地名办和公安机关批准的小区名称、楼号为准）房屋权利由张某3继承；七、张某9（身份证号×××）与北京新航城控股建设有限公司签订的合同编号为榆330-1-2-201的《定向安置房买卖合同》中记载的位于北京市×××201室（现为施工楼号，正式名称以竣工后地名办和公安机关批准的小区名称、楼号为准）房屋权利由张某3继承；八、张某9名下账号为×××1的中国农业银行存单内存款149872.3元及利息，由张某3、张某2各自享有50%；九、驳回张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各方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经查，本院二审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相同，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各方诉辩情况，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审法院对于17号院拆迁利益的分割是否妥当的问题。根据查明的事实，17号院被拆迁时，张某2、张某9、张某8三人为该院的农业户籍在册人口，因此该院落的宅基地使用权人应为张某2、张某9、张某8，一审法院认定张某2、张某9、张某8三人均有权享有相应的拆迁安置补偿利益并无不妥。关于张某8所应享有的拆迁补偿安置利益的继承分割问题，张某2、张某3提交了2012年3月31日的关于“张某8由张某9、张某2赡养，其日后的拆迁补偿（包括拆迁款和回迁房）都归张某2、张某9所有”的协议，该协议系张某8本人捺印，且有张某5、张某6、张某7三个女儿的签字，同时还有视频佐证，故在此情况下应认定该协议真实有效。另根据双方当事人陈述、张某8生前的生活医疗费用支出以及死后的安葬情况，可以认定张某9、张某2履行了上述协议中约定的对张某8的赡养义务，依据上述协议，张某8所应享有的拆迁补偿安置利益应全部归属张某2、张某9共有。关于张某9所应享有的拆迁补偿安置利益的继承分割问题，张某2、张某3提交了张某8放弃对以张某9名义选购的七套回迁房的继承权利的证明，该证明有张某8的签字及捺印，证人亦出庭作证，故应认定该声明书系张某8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上述继承情况以及拆迁安置的实际情况，一审法院对于定向安置房中张某2及张某3所依法享有的份额所作认定并无不妥，根据张某3所主张权利情况对七套定向安置房所作分割亦无不当。对于尚未分割的拆迁补偿款，因该部分款项仅为2018年9月发放的入住结算差价，其中所涵盖的房款差额、房屋周转费差额、厨卫补贴、公共维修基金支出、房屋登记费支出均系基于定向安置房而产生，故一审法院在认定张某2及张某3系定向安置房权益享有人的基础上，根据张某2的诉求确定入住结算差价款由张某2、张某3各享有一半并无不妥。综上所述，张某1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3298元，由张某1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广辉审 判 员 宋 光审 判 员 张 鹏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 张 科书 记 员 毕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