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民终84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郭淑凤，女，1962年3月29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肖见草，湖北华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文谌，男，1940年1月29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建，湖北林熙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郭淑凤与被上诉人刘文谌返还原物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16）鄂0106民初58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郭淑凤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郭淑凤的一审全部诉请，一、二审诉讼费用及鉴定费用由刘文谌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郭淑凤未就借款抵押物归还提出抗辩或反诉，与事实不符。在（2008）武区民二初字第532号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郭淑凤向刘文谌提出返还鸡血石的要求，刘文谌还在庭审后就是否返还鸡血石递交《我的陈述》；此后在案件审理和执行过程中，郭淑凤多次提到返还鸡血石，因郭淑凤未提起诉讼，故相关的案卷材料中没有记载；刘文谌于2014年11月托人转交《承诺书》表达用画作抵偿鸡血石，也可以证明郭淑凤多年来一直要求刘文谌返还鸡血石。二、一审法院以郭淑凤无法说明《承诺书》来源为由，否定《承诺书》及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效力，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先后两个鉴定机构鉴定认定，2014年11月30日的《承诺书》字迹与刘文谌2008年书写的《我的陈述》字迹为同一人。司法鉴定是法院判断案件的重要依据，尤其对于法院委托的鉴定结论，按照法律规定，刘文谌没有相反证据和理由的，证明力可以认定。刘文谌辩称，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郭淑凤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刘文谌因无法返还鸡血石摆件一件而赔偿130万元；2、刘文谌承担本案案件受理费。一审审理过程中，郭淑凤将诉讼请求第一项变更为：判令刘文谌向郭淑凤返还鸡血石摆件一件，如不能返还则向郭淑凤赔偿130万元。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8年4月21日，一审法院立案受理刘文谌诉郭淑凤、杨发柱民间借贷纠纷案【案号：（2008）武区民二初字第532号】。刘文谌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杨发柱、郭淑凤偿还刘文谌借款40万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杨发柱、郭淑凤承担。在该案庭审中，刘文谌提交杨发柱、郭淑凤写的还款协议，证明杨发柱、郭淑凤欠款情况，交杨发柱、郭淑凤质证，杨发柱、郭淑凤称：“无异议，是杨发柱、郭淑凤写的，就是刘文谌方的两个人每天都到杨发柱单位去要钱”。法庭问杨发柱、郭淑凤有无证据提交，杨发柱、郭淑凤答复：“无证据提交”。该案一审法院判令“郭淑凤、杨发柱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一次性偿还刘文谌借款40万元。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杨发柱、郭淑凤共同承担”。在该案庭审后，刘文谌于2008年6月4日向一审法院出具《我的陈述》称：“我是于1998年左右与郭淑凤和杨发柱相识的。他们当时为了开画廊，经人介绍找到我。我当时是湖北美术院主管业务的副院长。他们跟我相识后，让我介绍院里其他画家为他们画廊提供画作。在近10年的交往中，我们之间关系较为融洽。2007年7月郭淑凤和杨发柱找到我，说因要投资急需周转资金，在郭淑凤和杨发柱多次恳求下，我分两次将40万元现金借给他们，当时杨发柱在我面前信誓旦旦地说，2007年9月底保证还款。由于我知道杨发柱是国家公务员，所以对他们的话深信不疑，当时也没有让他写借条。可他们承诺的2007年9月底还钱的期限到了，他们却一再以各种理由搪塞，在我多次找他们还钱的情况下，在2007年11月13日他们给我写了还款计划，承诺分两次将40万元全部还清。可还款计划的还款期限到了，他们仍没还款，故导致本次诉讼。至于郭淑凤所说用鸡血石作为借款抵押一事，纯属子虚乌有，根本不是事实”。2008年9月22日刘文谌申请一审法院对（2008）武区民二初字第532号民事判决书强制执行。一审法院2008年9月24日正式执行立案【案号：（2008）武区执字第1022号】。2012年7月23日，执行员王军制作《执行和解协议书》，称“被执行人杨发柱、郭淑凤应当偿还申请执行人刘文谌借款400,000元，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承担案件受理费7300元，承担执行费5,900元。通过一审法院执行，被执行人履行了……合计409,300元。如被执行人杨发柱、郭淑凤于2012年8月30日前再支付人民币700元（如22,000元未执行到位，或未发还，则一并发还22,700元）。申请人刘文谌放弃余款，全案执行完毕，逾期则恢复原判决的执行”。2014年8月4日，刘文谌收到最后一笔发还款22,700元。在该执行案件中，执行员王军与郭淑凤夫妇谈话4次（2009年7月24日与郭淑凤,2009年7月22日与郭淑凤，2010年7月22日分别与郭淑凤夫妇谈话），郭淑凤夫妇均未提及鸡血石问题。2008年10月11日，杨发柱、郭淑凤就一审法院（2008）武区民二初字第532号民事判决书向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2009年5月8日，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检察院向一审法院发出武昌检民行建【2009】第2号《检察建议书》，以“你院（2008）武区民二初字第532号民事判决书仅依据杨发柱、郭淑凤向刘文谌出具的‘还款计划’认定刘文谌与杨发柱、郭淑凤之间40万元的借贷关系成立，证据有所欠缺，可能导致裁判不公……就本案而言，杨发柱、郭淑凤出具的还款计划可以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关系，但仅依据还款计划确立双方的借款金额，其证明有所欠缺”为由，建议一审法院对本案进行再审。接到武昌检民行建【2009】第2号《检察建议书》后，一审法院立案对一审法院（2008）武区民二初字第532号案是否进入再审进行审查【案号：（2010）武区民监字第22号】，最终以“依据‘还款计划’认定的案件事实及作出的判决并无不妥，目前尚无充分证据证明原审认定的事实错误，同时，原审审理程序合法”为由，决定该案“不予再审”。从一审法院（2010）武区民监字第22号案卷材料显示：所有杨发柱、郭淑凤就该案向一审法院提交的书面材料及一审法院与杨发柱、郭淑凤的谈话中，杨发柱及郭淑凤均未提及鸡血石。上述书面材料及谈话记录包括：落款为杨发柱2008年1月9日的《录音材料》，落款分别为2008年6月28日及2008年6月30日的屈长金、卓军（两人均为杨发柱亲戚）证词，落款为2008年9月10日杨发柱的《关于郭淑凤向刘文谌借款实际情况的陈诉（述）》，落款为2008年10月11日杨发柱、郭淑凤的《抗诉申请书》，落款为2009年7月21日郭淑凤的《关于请求刘文谌出庭及出示原始借款证据的申请》，2010年7月14日一审法院与杨发柱、郭淑凤的谈话记录。2012年9月12日，一审法院立案受理郭淑凤诉刘文谌返还原物纠纷一案【案号：（2012）鄂武昌民初字第04930号】。该案郭淑凤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刘文谌返还郭淑凤老坑鸡血石摆件一件；2、判令刘文谌承担案件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2007年4月，郭淑凤因投资需要资金向刘文谌借款10万元，郭淑凤将收藏的老坑鸡血石摆件一件（高41公分，重3.7公斤）交刘文谌保管；郭淑凤、刘文谌一致同意郭淑凤归还10万元借款时，刘文谌将鸡血石归还郭淑凤，若有损失，刘文谌按价赔偿（估价1千万元）。郭淑凤、刘文谌就借款及鸡血石等事项共同出具书面材料一份。事后，郭淑凤因资金不足又向刘文谌借款。2008年4月，因郭淑凤未能还款，刘文谌将郭淑凤起诉至一审法院，要求郭淑凤还款。经一审法院判决，郭淑凤归还刘文谌借款40万元。判决生效后，刘文谌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现郭淑凤已偿还刘文谌的借款40余万元，但刘文谌拒将郭淑凤的老坑鸡血石摆件归还郭淑凤，故郭淑凤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刘文谌答辩称：1、刘文谌从未收到郭淑凤所谓的老坑鸡血石摆件，更未与郭淑凤签订所谓的书面材料，该书面材料上签名系仿造刘文谌笔迹的虚假签名，不是事实；2、既然郭淑凤称将老坑鸡血石摆件交由刘文谌保管，为何在刘文谌于2008年4月起诉郭淑凤偿还借款时，郭淑凤未提及此事；3、郭淑凤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且没有中止、中断、延长诉讼时效的事由，应予驳回。即使按郭淑凤提供的所谓与刘文谌双方签订的书面材料的约定，待郭淑凤将10万元借款归还时，刘文谌将鸡血石归还郭淑凤，而郭淑凤归还刘文谌借款10万元的时间为2009年1月13日，因此，郭淑凤的诉讼时效期间为2009年1月14日至2011年1月14日，在此期间，郭淑凤从未向刘文谌提出归还鸡血石主张，而其起诉的时间为2012年8月15日，显然早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应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该案审理期间，郭淑凤向一审法院提出调查取证申请，以其了解涉案鸡血石摆件由刘文谌委托北京嘉德拍卖有限公司进行拍卖为由，申请一审法院对上述事实进行调查取证。经一审法院调查，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法律事务部2012年10月18日向一审法院发函证实：该司2010年春季拍卖会第3253号拍品（昌化鸡血石摆件）的委托拍卖的情况如下：委托人信息“姓名杨荣品，身份证号码，身份证地址浙江省青田县巨浦乡长安街49号，电话138××××5155，单位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东路1区5-2问天阁。前述拍品在2010春季拍卖会上流拍，后经会下交易已出售，会下交易价格为人民币680万元”。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网上公示的2010年5月17日拍卖3253号拍品“昌化鸡血石”摆件，高31.5厘米，估价680万至880万。2012年11月5日的郭淑凤向一审法院递交《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申请将原第一项诉讼请求变更为：请求判令刘文谌返还老坑鸡血石一件，如刘文谌不能返还则赔偿人民币680万元整。郭淑凤提起该案诉讼的主要证据系一张拍摄的鸡血石摆件照片及其后的背书。该背书的内容为：“今借刘文谌人民币拾万元整装修，暂将郭淑凤收藏的老坑鸡血石摆件一件（高41公分，重3.7公斤，此照片为实物照片），暂交刘文谌保管，待我将拾万元借款归还时，刘文谌将此鸡血石归还郭淑凤。若有损失，刘文谌将按价赔偿（评估价1千万元）。双方签名为证。（此鸡血石非卖）。郭淑凤、刘文谌，2007年4月27日”。2012年10月16日，刘文谌向一审法院递交《笔迹鉴定申请书》，申请对上述背书中落款“刘文谌”是否系其本人书写进行鉴定。经一审法院委托，2013年2月28日，湖北三真司法鉴定中心向一审法院出具鄂三真司鉴中心【2013】文鉴字第W0007号《湖北三真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标称日期为‘2007.4.27、落款为郭淑凤、刘文谌’，书写在光滑的照片纸背面的条据上落款栏处‘刘文谌’签名笔迹与提供的刘文谌签名笔迹不是同一人所写”。2013年4月16日，郭淑凤就上述返还原物案申请撤诉。当日，一审法院作出（2012）鄂武昌民初字第04930号民事裁定书，准许郭淑凤撤回起诉。2015年6月29日，一审法院立案受理郭淑凤诉刘文谌返还原物纠纷一案【案号：（2015）鄂武昌民初字第02833号】。此案郭淑凤要求刘文谌返还原物的证据系落款“刘文谌2014年11月30日”的“承诺书”。该“承诺书”内容为：“2007年4月郭淑凤找我刘文谌借款壹拾万元现金，当时郭淑凤用鸡血石作为借款抵押，将鸡血石交我保管，我是画家在郭淑凤所写保管承诺中，我写了虚的刘文谌搪塞他们，由于鸡血石还不了，今年在郭淑凤多次找我的情况下，我承诺将画作抵鸡血石款。”就该“承诺书”的来源，郭淑凤称：“‘承诺书’是（聂干因老师）在他去厦门前在他家里给我的，他老婆也在场，另外四个老师也在他家。有五个美院的老师（五个画家的名字分别为聂干因、沈伟、罗彬、吕绍福、钟儒乾）可以作证”。“15年春节前，聂老师打电话我，要我过去一下，去他家里，他家里住美院，几门几号我记不清楚了，我一个人过去的，电话里面没有说什么事情，就是要我过去，我过去以后他夫人在场”。但法院要求郭淑凤请五位证人出庭作证或提交五位证人的联系办法由法庭进行核实时，郭淑凤予以拒绝。一审法院联系聂干因老师核实，且聂干因老师出庭作证时证实：没有自己在2015年年前跟郭淑凤打电话，郭淑凤到自己家取得刘文谌2014年书写的“承诺书”的事情。聂干因陈述，“我认识小郭是我一个出版社的朋友介绍的，见面是两次，一次是在郭（贺）飞白家里，还有一次在东湖，都有刘文谌和郭（贺）飞白，是八年前的事情。（后来）我们之间没有见过面，电话联系都没有。我们2010年搬去金都汉宫都有6年，我们原来住在美院，我也没有和她打过电话”。郭淑凤对聂干因的证词当庭表示：“我没有反对意见，我没有要陈述的”。由于郭淑凤对聂干因老师出庭的证词没有反对意见，一审法院反复要求郭淑凤向法院说明“承诺书”的真实来源，但郭淑凤“坚决不说，打死不说”，并坚持要求对“承诺书”进行笔迹鉴定以确认“承诺书”系刘文谌所书。（2015）鄂武昌民初字第02833号案，一审法院以郭淑凤向法院提交的落款为刘文谌2014年11月30日“承诺书”系认定该案事实的关键证据，应当对该“承诺书”来源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进行审查，郭淑凤对“承诺书”的来源负有详细说明解释的义务；郭淑凤未说出“承诺书”的真实来源，法院不能确认该“承诺书”的取得、形成合法，郭淑凤要求对“承诺书”进行笔迹鉴定的申请，法院不应予以准许；郭淑凤不能提交足以证明其因刘文谌不能返还鸡血石而应当赔偿130万元诉讼请求的证据，其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为由，判决驳回郭淑凤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2015）鄂武昌民初字第02833号《民事判决书》被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后，在一审法院第一次庭审中，郭淑凤除了申请证人赵某、张某、刘小荣作证外，还提交经北京大成（武汉）律师事务所2016年4月28日委托，做出的“湖北两江司法鉴定所【2016】文鉴字第2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复印件，证明在鸡血石摆件背面，落款郭淑凤、刘文谌2007年4月28日处的“刘文谌”签名，与刘文谌送他人雅赏在作品封面上的签名均为刘文谌本人书写。第一次庭审后，一审法院按照二审裁定，准予郭淑凤的鉴定申请，并经一审法院委托，2017年5月16日，湖北两江司法鉴定所作出“湖北两江司法鉴定所【2017】文鉴字第034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落款日期为2014年11月30日《承诺书》（“承诺书”）中字迹与样本字迹是同一人所写。对上述鉴定意见，刘文谌提出异议，并申请重新鉴定，其申请重新鉴定的理由为：1、【2017】文鉴字第034号的鉴定人于2016年4月28日接受北京大成（武汉）律师事务所委托，对落款日期为2007年4月27日的材料中“刘文谌”笔迹进行鉴定，作出【2016】文鉴字第2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人员系王小勋、尤伟，该所作出【2017】文鉴字第34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人也是王小勋、尤伟，违反《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二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并且上述两份鉴定结论“鉴定过程”、“分析说明”、“鉴定意见”等主要内容基本相同，如同一个模板复制出来的，而湖北三真司法鉴定所因曾经在2013年对落款时间为2007年4月27日的检材中刘文谌的笔迹进行过鉴定，被从对落款为刘文谌2014年11月30日的文字鉴定备选机构中剔除。2、鉴定人鉴定程序有缺陷，没有按照《笔迹鉴定规范》5.15的规定，注意分析检材是否与其他证据相互矛盾，结合案件情况，综合分析检材是否存在伪造或变造的可能。3、从该次检材样本比对看，“承诺书”是以样本《我的陈述》为蓝本模仿的，“承诺书”中有105字，有100字可以从《我的陈述》中找到相同的字样，其相似度超过80%。一审法院认为刘文谌重新鉴定申请的理由符合法律规定，应当予以准许。经一审法院委托，2019年6月10日，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向一审法院出具西政司法鉴定中心【2018】鉴字第526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在该《司法鉴定意见书》中，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选取2015年形成的文字样本4份，2012年形成的文字样本4份，2008年形成的《我的陈述》一份作为鉴定样本，并作出“标称日期为2014年11月30日、署名刘文谌的“承诺书”上的书写字迹与供检的刘文谌2008年《我的陈述》样本字迹，认定两者为同一人书写，即“承诺书”字迹是刘文谌书写。2、上述“承诺书”字迹与供检的刘文谌其他样本字迹无条件作出判断意见。对于西政司法鉴定中心【2018】鉴字第526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刘文谌要求鉴定人员出庭接受质询，并申请专家证人出庭支持刘文谌诉讼。一审法院予以准许。2019年9月4日，一审法院对本案第二次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郭淑凤，刘文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建，刘文谌聘请的专家证人胡某到庭参加诉讼。鉴定人员邹明理、邹卫东出庭接受质询。在一审庭审中，刘文谌聘请的专家证人胡某投影演示论证了2014年11月30日“承诺书”套描（套摹）于2008年6月4日刘文谌《我的陈述》的抗辩观点：1、“承诺书”没有文件抬头，字行总体呈左低右高，字行忽高忽低，行间距较大，左齐右不齐，标点符号运用不准确、语句不够通顺，其一般特征和细节特征符合套描特点；《我的陈述》文件有标题，字行总体平整，无忽高忽低，行间距较小，左齐右齐，标点运用准确，语句通顺，其一般特征和细节特征与检材“承诺书”不同，属正常书写。2、“承诺书”笔力平缓、抖动弯曲，笔迹中断，修饰重描；《我的陈述》不存在此类情况。3、检材“承诺书”中部分相同字能完全重叠（四个郭淑凤完全重叠、四个鸡血石完全重叠、三个刘文谌，重复出现的“借”、“款”、“保管”、“承诺”、“写”、“的”、“在”、“找”等字也可以重叠）;样本《我的陈述》中所有相同的字均不能重叠（五个郭淑凤、四个杨发柱、两个承诺，刘文谌2012年10月15日在法官面前自书的36个刘文谌无一重叠）。4、检材“承诺书”与样本《我的陈述》中的“刘文谌”全部完全重叠；检材“承诺书”中的4个“郭淑凤”与样本《我的陈述》中的第一个“郭淑凤”重叠，与《我的陈述》中的其余3个“郭淑凤”不能重叠；检材“承诺书”中的4个“鸡血石”与样本《我的陈述》中的“鸡血石”重叠；检材“承诺书”中其他字词“2007年4月”、“万元”、“现金”、“当时”、“作为借款抵押”、“保管”、“是画家”、“保管”、“承诺”、“写”、“虚”、“的”、“搪塞”、“情况下”、“承诺”、“画作”、“抵”，与样本《我的陈述》中相同的字词能够重叠；检材“承诺书”中只有少数几个字迹是临时写的。综上，根据《中国刑事科学技术大全文件检验》中关于“套摹笔迹的特点”描述，检材“承诺书”是从“我的陈述”样本中挑选文字套描（套摹）伪造而成。出庭的鉴定专家邹明理针对刘文谌专家证人的质疑，说明如下：这个案子，比较特殊，特殊原因一个是检材字迹比较多，书写水平比较高，字体书写风格比较特别，加上当事人检材和样本都带有书法家的字迹特点，所以鉴定起来有一定难度。检材“承诺书”字迹不是摹写字迹，所谓摹写就是套写，依照样本依样画葫芦，本案检材“承诺书”字迹不具备摹写的五个条件：一、检材纸页不透明，我们为这个案件试验过十多次，你们也可以试试，检材是打印、复印纸；二、检材字迹多、小、笔法细，没有摹写、套写的条件；三、检材字迹多、字迹小、书写速度较快，但是没有涂改、涂描的痕迹，布局很均匀；四，检材字迹字数多，结构复杂，不明显的笔法多，套写极为困难；五，检材字迹连笔、绕笔多，即使使用低倍显微镜观察套写，也未出现断笔、书写不连贯痕迹。我们经过反复鉴定，多次进行蒙写观察，不可能是套写的。检材“承诺书”中四个单字局部有停顿现象，属于正常的书写人局部异常痕迹。现行笔迹鉴定规范第九部分第4-2-1关于出具肯定同意鉴定意见的三个条件，作出肯定同意鉴定意见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第一、检材字迹和样本字迹特征符合点高，总体反映出同一个人的书写习惯；第二、检材字迹和样本字迹没有本质性的差异；第三、检材字迹和样本字迹差异点和变化的笔迹特征能够得到合理解释。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结论完全符合上述今年4月1日执行的关于笔迹鉴定的国家标准。针对邹明理提出的检材“承诺书”五个不可能是套描（套摹）的理由，刘文谌的专家证人专门进行了现场演示，用LED灯板映衬样本《我的陈述》复印件，在法庭当场取打印纸覆盖在上面进行现场套描（套摹），并明确指出：邹明理教授提出字迹多，长时间套描可能发生的抖动、运笔不稳等问题，可以通过套描部分休息后继续套描来完成和克服；“套写极为困难不是套写不能，高手在民间”；关键是这个案件大部分字迹完全重叠，百分之八、九十以上字迹完全重叠；湖北两江司法鉴定所对“承诺书”的鉴定人员现在与刘文谌的专家证人在同一个鉴定中心工作，他本人承认他参与鉴定的湖北两江司法鉴定所【2017】文鉴字第034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错误。针对刘文谌专家证人的质疑，鉴定人员邹卫东、邹明理补充：如果将这么厚的打印纸张，放一个灯箱在上面进行套描，字迹会出现条件变化字迹特征，这种字迹看起来大同但是小异，这种书写捕捉不到细微的细节特征。2008年《我的陈述》纸张是软的，如果把硬性纸张套在软性纸张上面套写会有痕迹甚至会有墨迹。套写需要选择，不可能会出现检材字迹上面的连续性。刘文谌专家证人提出的字迹重叠问题，根本不可能完全重叠；就算是重合，也是那几个字重合，不可能120个字重合。本次鉴定过程中，120多个字，一个一个套写，并且细微特征都要控制好，控制力一个讲笔迹一个讲字划，这是很困难的，这个要多强的控制力。这样书写过程中控笔力度会有变化，这个在我们鉴定过程中未发现小异。几个刘文谌名字，几个鸡血石，几个郭淑凤名字确实很相近，让我们看一下2008年的样本，刘文谌个人稳定性很好，我们也考虑了刘文谌的职业特征，刘文谌早期接受的职业训练是临帖，另外一个人要达到捕捉细微，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一气呵成写下来，还要隐藏自己的书写习惯，这种大量字迹基本上不可能实现的。在这个案件中，我们通过鉴定，我们在充分考虑检材字迹是正常字迹后，判断检材字迹和样本字迹同一的价值，特别是书写人书写过程抖动弯曲的特征。这个案件对于我们来讲，也是非常慎重的，邹明理教授一个人就看了两个月，每一个笔法都背得出来。对于法院问及为什么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选取的9个鉴定样本中，与鉴定检材2014年11月30日“承诺书”形成时间相距较近的4个2012年的样本，4个2015年的样本被认为“无条件作出判断意见”？而形成时间离检材“承诺书”较远的《我的陈述》可以作出判断意见？鉴定人员答复：第一、检材分别用两种样本比对检验，因为检材字迹和2008年《我的陈述》样本字迹，两者字体、字形、书写速度一致，两者相同单字90%以上都有，可比条件很好，所以认定检材字迹和2008年样本字迹是同一人书写，鉴定条件比较充分。第二、为什么没有认定检材和2012年、2015年刘文谌两份样本字迹不能确定为一人书写，一，两份样本字迹书体不同，是楷书体，书写速度比较慢，笔迹特征表现不一样。二，这两份样本字迹数字多，但是可比较条件差，两份样本字迹和检材相同单字只有10几个，可比条件很差，两者虽有小部分相同特征，但是这部分特征无法达到出具鉴定意见的条件；6个样本都只有刘文谌的签名，2份包括刘文谌签名的文稿和60个单字就算是完全相同，也不能确定是刘文谌书写。因此要作出第二种鉴定意见，2012年和2015年样本中刘文谌的字迹笔迹不能确定和检材字迹笔迹两者是否同一人书写，既不能肯定是刘文谌书写，也不能否定是刘文谌书写。另查，2008年7月15日，一审法院受理马黎明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武汉市武昌区鄂昌商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下称鄂昌公司）与郭淑凤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武汉楚雅贸易有限公司（下称楚雅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鄂昌公司要求法院判令解除与楚雅公司间的房屋租赁合同，由楚雅公司支付房租72,000元及滞纳金720元。2008年11月18日一审法院组织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约定双方的房屋租赁合同解除，楚雅公司支付鄂昌公司房租144,000元，鄂昌公司放弃其他诉讼请求等。2009年7月31日，一审法院受理鄂昌公司诉楚雅公司房屋腾退纠纷案，一审法院判令楚雅公司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腾退出案涉房屋，并支付房屋占用期间的使用费。2013年12月24日，一审法院受理楚雅公司诉鄂昌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楚雅公司以2008年5月17日鄂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马黎明签署的《协议书》上承诺对楚雅公司改扩建门面给予资金赔偿270万元为由，请求法院判令鄂昌公司立即补偿楚雅公司经济损失80万元。鄂昌公司否认马黎明签署过上述《协议书》，并申请一审法院就《协议书》落款处“马黎明”的签名是否为马黎明本人签署进行鉴定。一审法院准予鄂昌公司的鉴定申请，并委托鉴定后，2014年8月13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向一审法院发出《关于终止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14）鄂武昌立民鉴字第109号委托鉴定函》，以“本中心接受委托后，通知当事人将检材原件送至我中心进行审查。经审查该检材法定代表人签名处‘马黎明’的签名不是手写形成的。因此，无法鉴定”为由，将一审法院的上述委托鉴定事项退回一审法院。该案因楚雅公司申请，一审法院2014年9月3日裁定准予楚雅公司撤回诉讼。2018年1月23日，一审法院受理楚雅公司诉鄂昌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该案中，楚雅公司要求鄂昌公司赔偿其改扩建损失80万元，并提交了两份在诉讼前楚雅公司单方面委托鉴定的鉴定结论作为其主张事实的依据。其一：楚雅公司通过湖北云开泰律师事务所2014年9月23日委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于2014年10月8日-2014年10月10日作出的“中南大司法鉴定中心【2014】文鉴字第118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该《鉴定意见书》倾向性认为落款日期为2008年5月17日的落款处“马黎明”签名笔迹（非手写体）与提供样本中的马黎明签名为同一人书写。其二：楚雅公司通过北京大成（武汉）律师事务所2014年10月22日委托湖北中真司法鉴定所2014年10月22日-2014年11月3日做出的“鄂中司鉴【2014】文鉴字第073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该《鉴定意见书》认定2008年5月17日《协议书》上“马黎明”的签名为原稿（不是复印件），“马黎明”三字迹是用笔直接写在纸张。该案审理过程中，经楚雅公司申请，一审法院委托，2018年7月30日湖北三真司法鉴定中心作出“三真司鉴中心【2018】文鉴字WT06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签订日期为“2008年5月17日”的《协议书》中甲方法定代表人处“马黎明”签名是直接手写笔迹，与提供的“马黎明”样本笔迹是否为同一人书写，无结论。鄂昌公司对上述“三真司鉴中心【2018】文鉴字WT06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提出异议，申请重新鉴定后，经一审法院委托，2019年5月29日，甘肃中科司法物证技术鉴定中心出具“甘中科（WS）司鉴字2019年第2012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送检日期为2008年5月17日、甲方为武汉市武昌区鄂昌商贸发展有限公司，乙方为武汉楚雅商贸有限公司的《协议书》原件中尾部甲方法定代表人栏“马黎明”署名，不是马黎明书写。嗣后，经楚雅公司申请，一审法院2019年8月30日裁定准予楚雅公司撤回起诉。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向法院提供证据的目的，是向法院证明案件事实。证据证明待证事实，必须形成证据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下称《证据规则》）第十四条第一款关于“当事人应当对其提交的证据材料逐一分类编号，对证据材料的来源、证明对象和内容作简要说明，签名盖章，注明提交日期，并依照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的规定，郭淑凤向一审法院提交落款为“刘文谌2014年11月30日”的“承诺书”，证明刘文谌收取了其鸡血石，应当向法院说明该“承诺书”的来源；郭淑凤向法院陈述的该证据来源被出庭证人当庭否决后，郭淑凤对出庭证人的证词没有提出异议，但坚持对该证据的来源“坚决不说，打死也不说”，不符合《证据规则》第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根据《证据规则》第六十五条关于“审判人员对单一证据可以从下列方面进行审核认定：（一）证据是否原件、原物，复印件、复制品与原件、原物是否相符；（二）证据与本案事实是否关联；（三）证据的形式、来源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四）证据的内容是否真实；（五）证人或者提供证据的人，与当事人有无利害关系。”的规定，郭淑凤拒绝向一审法院说明“承诺书”的来源，一审法院无法审查该“承诺书”来源是否合法，无法确认该“承诺书”的合法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关于“证据包括：（一）当事人的陈述；（二）书证；（三）物证；（四）视听资料；（五）电子数据；（六）证人证言；（七）鉴定意见；（八）勘验笔录。”的规定，鉴定结论是证据的一种，鉴定结论必须与其他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链，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就本案而言，郭淑凤向一审法院提交的“承诺书”反映刘文谌持有郭淑凤鸡血石的原因是郭淑凤找刘文谌借款十万元，当时郭淑凤用鸡血石作为借款的抵押。但从2008年5月26日刘文谌诉郭淑凤借款纠纷开始，至该案判决执行，后因郭淑凤申请，被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检察院提出检察建议，一审法院审查是否再审并决定不予再审，时间跨度超过4年，历经4个程序的审理审查，郭淑凤都没有就借款的抵押物归还提出抗辩或反诉，直至上述各程序终结。就刘文谌而言，2014年8月4日刘文谌才收到最后一笔发还款，并且直至收到最后一笔发还款，刘文谌都没有得到法院判决给他的所有款项，该案是通过执行法官自拟的一纸执行和解协议结案，刘文谌提起借款返还之诉时没有就抵押（质押）物的拍卖、变卖提出诉讼主张，甚至在请求强制执行的艰难执行过程中，刘文谌都没有提出变卖抵押（质押）物还债的问题。2012年9月12日，一审法院受理郭淑凤诉刘文谌鸡血石返还原物纠纷一案后，郭淑凤向法院申请调查取证，称涉案鸡血石摆件被刘文谌委托北京嘉德拍卖有限公司进行了拍卖，申请一审法院对该事实进行调查。但该案卷材料显示：郭淑凤提交的鸡血石照片背面的文字说明照片显示的鸡血石高41公分，而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的郭淑凤指认的3253号拍品昌化鸡血石高31.4厘米，两者高度不一致，不具同一性，不是同一块鸡血石。经刘文谌申请，一审法院委托鉴定，确定郭淑凤提起诉讼依据的鸡血石摆件照片背面落款处的“刘文谌”不是刘文谌签署，郭淑凤为此撤回对刘文谌的诉讼。如果上述鉴定意见不能反映案件事实，郭淑凤应当可以对鉴定结论提出质疑，甚至是重新鉴定，而不是撤回诉讼了之；更不是在四年之后通过律师事务所的委托鉴定结论，来意图推翻人民法院此前就同一事项的委托鉴定结论。从2012年至今长达七年的时间，郭淑凤都在为鸡血石的返还努力，在出庭证人聂干因老师明确向法庭证实郭淑凤关于2014年11月30日刘文谌“承诺书”来源于聂干因老师的转交陈述子虚乌有后，郭淑凤对聂干因老师的证词“我没有反对意见，我没有要陈述的”情况下，对法庭关于“承诺书”来源的询问“坚决不说，打死也不说”。说明上述“承诺书”来源的合法性没有证据证实。根据《证据规则》第六十四条关于“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的规定及第六十六条关于“审判人员对案件的全部证据，应当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的规定，在上述三个与认定郭淑凤是否将鸡血石摆件交给刘文谌抵押（质押）的关键问题没有得到合乎逻辑的解释及证实的情况下，仅凭湖北两江司法鉴定所【2017】文鉴字第034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及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西政司法鉴定中心【2018】鉴字第526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郭淑凤将鸡血石交刘文谌抵押（质押）证据不足。更何况刘文谌出庭的专家证人对“承诺书”套描（套摹）于《我的陈述》的当庭演示及论证非常具有说服力。郭淑凤提起的刘文谌返还鸡血石纠纷案中，对郭淑凤提交的鸡血石照片背面落款“刘文谌”是否为刘文谌本人书写，两次鉴定结论不一致；郭淑凤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楚雅公司诉马黎明担任法定代表人的鄂昌公司房屋租赁合同损失赔偿纠纷案中，对郭淑凤提交的《协议书》落款处“马黎明”是否为马黎明本人的亲笔签署五次鉴定结论不尽相同；上述鉴定结论对同一事实的不同判断，充分说明鉴定结论对法官认定案件事实不具有唯一性。嘉德公司拍卖的鸡血石摆件高度与郭淑凤提交的鸡血石摆件高度不一致，嘉德公司拍卖的鸡血石摆件可以确定与郭淑凤无关；郭淑凤提交的鸡血石照片，又因照片背面的落款“刘文谌”经法院委托鉴定确认不属于刘文谌签署，郭淑凤提交的照片上的鸡血石目前也不能确定与刘文谌存在关联性。在此情况下，即便郭淑凤确实将鸡血石交刘文谌抵押（质押），郭淑凤也没有举证证明其提交给刘文谌的是什么性状的鸡血石，以及鸡血石的价值。更何况，该“承诺书”中“刘文谌”承诺的是对郭淑凤鸡血石以画作充抵。因此，郭淑凤要求刘文谌返还鸡血石或赔偿130万元均没有事实依据，依法不应予以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关于“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的规定，郭淑凤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刘文谌保管有郭淑凤用于抵押（质押）的鸡血石，也不足以证明郭淑凤要求返还的鸡血石性状及价值，更不能证明刘文谌应当对郭淑凤返还鸡血石，郭淑凤要求刘文谌返还鸡血石摆件或赔偿鸡血石损失130万元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驳回郭淑凤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6,500元，其他费用13,487元（湖北两江司法鉴定所鉴定费用5,000元，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费用2,000元，鉴定人员出庭费用6,487元），两项合计29,987元，全部由郭淑凤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郭淑凤向刘文谌主张返还鸡血石摆件或者赔偿损失，其应举证证明涉案鸡血石存在，证明其向刘文谌交付该鸡血石，并举证证明该鸡血石的性状、价值。郭淑凤主张鸡血石实际存在并抵押给刘文谌的主要依据是一张有背书的鸡血石摆件照片和2014年11月30日的《承诺书》，关于郭淑凤照片中鸡血石摆件，郭淑凤称与北京嘉德拍卖有限公司2010年春季拍卖会第3253号拍品（昌化鸡血石摆件）为同一件，经一审法院调查，3253号拍品的委托人并非刘文谌，且3253号拍品的高度与郭淑凤照片上的鸡血石摆件高度不一致，不能认定为同一款鸡血石；关于鸡血石摆件照片的背书内容，虽有刘文谌的签名，但是经鉴定机构鉴定，该签名并非刘文谌本人所签，故该照片及背书均不能证实鸡血石摆件存在并抵押给刘文谌。关于2014年11月30日的《承诺书》，虽然经一审法院委托，先后有两家鉴定机构鉴定认定该《承诺书》系刘文谌笔迹，刘文谌在《承诺书》中认可郭淑凤将鸡血石作为借款抵押，但是鉴定机构的鉴定意见书只是法院审理案件的依据，不具有唯一性，综合本案发生的前因后果，郭淑凤在未要求刘文谌返还鸡血石的情况下向其清偿完借款本息，有违常理，且提交的鸡血石摆件照片及背书内容真实性存疑，故仅凭《承诺书》不足以支持其诉请。即使依据《承诺书》认定郭淑凤将鸡血石作为借款抵押属实，郭淑凤要求返还或者赔偿损失，仍需要进一步证明鸡血石摆件的具体特征、性状或者价值，但是郭淑凤并未举证，其主张赔偿的对价也先后从一千万元、六百八十万元到本次诉讼的一百三十万元，均系自行推断，差额巨大，鸡血石摆件性征和价值无法确定，故郭淑凤要求刘文谌返还鸡血石摆件或者赔偿一百三十万元的上诉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郭淑凤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500元，由郭淑凤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丹红审判员  杨 玲审判员  王 阳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一日书记员  宋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