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2民终145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我趣信息科技（厦门）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下堡路168号台商总部大厦18层09E单元。 法定代表人：崔海霞，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章琭楷、苏燕茹，福建世礼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中国国旅（厦门）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会展北路5号23层2302-2304。 法定代表人：曾旭，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叶裕建，北京盈科（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原审反诉第三人）：李丽惠，女，1987年9月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石亭镇蔡前村竹仔围51号。 原审被告:厦门昌衡商务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育秀里40号1601室。 法定代表人：李丽惠，总经理。 上诉人我趣信息科技（厦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趣公司）与被上诉人中国国旅（厦门）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旅公司）、原审被告李丽惠、原审被告厦门昌衡商务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衡公司）旅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19）闽0203民初132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我趣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改判为支持我趣公司的全部反诉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反诉诉讼费、二审诉讼费用由国旅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方面均存在错误，应予以纠正。理由如下：一、事实认定方面。1.一审法院认为，我趣公司客户在旅游过程中并没有被地接社强制消费、强制购物的事实认定是错误的。具体理由如下：强制旅游购物不是以全部旅游者均有购物作为判断依据，而是根据旅行社是否实施强制旅游购物的行为进行判断。本案中，导游通过言语对旅游者的人身进行威胁，并实施强迫购物的行为，应当被认定为“强制旅游购物”。其次，地接社导游强制旅游者进行色情消费。2019年3月10日，导游将三车旅游者从曼谷带到芭提雅成人场所进行色情消费，并强制要求全部旅游者消费。3月10日，导游将旅游者从曼谷带到芭提雅成人场所，并以安排“自费项目”名义告知旅游者必须全部都参加。在旅游者提出不参加的情况下，导游不同意并且不提供返程回酒店的车辆，变相将旅游者限制在芭提雅成人场所。而该场所的治安环境明显低于一般旅游景点的环境，旅游者在人生地不熟的情况下独自滞留在成人场所附近明显不安全，旅游者只能听从导游的安排进行消费。导游将旅行者带到消费场所却不提供返程车辆的行为，明显是利用旅游者身处异国他乡的弱势心态，达到变相胁迫消费的目的，导游的行为应属于变相强迫旅游者消费。另外，我趣公司在订立合同时，从不知晓国旅公司会安排自费项目，且自费项目还是成人项目。本案旅游者中有儿童、妇女、年长者明显不适合参加成人项目，国旅公司以及其合作的地接社不仅不考虑客户的年龄层结构，还通过变相强迫的手段迫使旅游者进行成人项目消费。2.一审法院认为，国旅公司在旅游最后一日安排住宿绿景酒店没有降低服务标准的事实认定是错误的，具体理由如下：国旅公司变更了行程中关于入住酒店的标准，却未完成提示和说明义务。首先，2019年2月期间，我趣公司当时的法定代表人章艳与国旅代理人李丽惠磋商过程中，商讨入住的酒店都是国际五星级别的酒店，并多次确认曼谷入住铂尔曼酒店或同级别、芭提雅入住LK系列酒店，未曾讨论过入住网评五星酒店。2019年3月2日，李丽惠通过微信向章艳发送《定制会议团》等文件，李丽惠仅表示“前后行程有调整而已”，由于时间紧迫，且之前商讨已久，故章艳让李丽惠告知调整明细，而李丽惠仅告知“D5：芭提雅，住曼谷”，却未告知第五日入住曼谷的酒店已变更为“网评五星酒店”。国旅公司未曾进行说明告知，未将变更明细准确告知我趣公司，同时国旅公司也未对“国际五星酒店”和“网评五星酒店”的差距向我趣公司进行说明。其次，李丽惠直到2019年3月11日（即第五日）晚上才告知旅游者将入住绿景酒店，而绿景酒店虽然网评五星，可网络评价不到4分（满分5分）与国际五星酒店甚至一般的网评五星酒店相去甚远，导致旅游者对入住的酒店十分不满。3.国旅公司还存在诸多违约行为，具体如下：首先，与国旅公司合作的地接社以及地接社导游强制旅游者购物，且购物时间均长达数个小时，完全超出《会议定制团》中提到的60分钟。其次，因三处购物时间长达数个小时，导致旅游者在旅游景点观赏的时间被严重压缩，甚至出现遗漏旅游景点的行为，本次旅游者未曾参加项目有“龙湖园”、“三大奇观”、“九世皇庙”、“蜡像馆”等项目。二、法律适用方面。由于一审法院在事实认定上存在错误，导致其适用法律存在错误。根据前揭事实，国旅公司明显存在强制消费、强制购物的行为，且在旅游最后一日降低住宿标准，国旅公司的行为已经构成违约，我趣公司有权根据《旅行社服务质量赔偿标准》第八条和第十条的规定，要求旅行社承担违约责任。 国旅公司答辩称：一、国旅公司不存在强迫消费及购物的行为，一审法院认为没有证据证明地接社存在严重的人身威胁、强迫消费及购物的行为，据以认定我趣公司主张按照旅游费用总额的20%要求国旅公司赔偿损失没有依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二、一审法院认定国旅公司在旅游最后一日安排住宿酒店为绿景酒店，符合国旅公司在行程单中的约定，我趣公司主张国旅公司降低服务标准要求赔偿损失没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三、在本案二审诉讼期间，我趣公司主张国旅公司安排旅游者购物时间超时、压缩旅游景点观赏时间、遗漏旅游景点等，其在一审中并未提出，属于我趣公司二审新的诉讼请求，不属于本案二审审理范围。四、国旅公司并无违约，我趣公司按《旅行社服务质量赔偿标准》的规定要求国旅公司承担违约责任没有事实依据，法律依据亦不足。 李丽惠、昌衡公司辩称：我趣公司提出的要求偏高，不合理；强制消费是有的，规格也达不到所谓的五星级，但不建议提那么高的索赔。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 我趣公司成立于2012年6月11日，章艳为公司股东及原法定代表人，2019年8月12日，公司法定代表人由章艳变更为崔海霞，案涉旅游合同履行期间我趣公司法定代表人为章艳。李丽惠系昌衡公司法定代表人，昌衡公司对外经营旅游咨询预订服务，李丽惠与章艳系朋友关系，昌衡公司与国旅公司存在旅游业务合作和代理关系。 2019年2月，我趣公司拟安排客户到泰国商务旅游，时任法定代表人的章艳联系李丽惠洽谈合作及旅游行程，并由李丽惠先行订购至泰国曼谷的机票，双方通过微信方式确认出席人员的名单、机票、会议、住宿、旅游等行程内容。在李丽惠与章艳商洽泰国商务旅游行程的同时，李丽惠与国旅公司职员李成德通过微信就昌衡公司与国旅公司合作承接我趣公司泰国游的报价、行程等也进行了同步商洽。泰国商务旅游行程中，李丽惠随团至泰国，并与我趣公司及国旅公司分别协调旅程事宜。因行程中又有临时新增人员，李丽惠与国旅公司就新增酒店房间、房间房型变更、补差价等问题不断通过微信进行确认和核对。 2019年3月4日，国旅公司与我趣公司签订编号为C0039018的《团队出境旅游合同》（以下简称旅游合同），由国旅公司作为出境社，为我趣公司章艳、崔峰等158人旅游者（名单可附页，需出境社和旅游者代表签字盖章确认）提供团队出境旅游服务，旅游合同约定：旅游费用包括必要的签证／签注费用（旅游者自办的除外）；交通费（含境外机场税）；住宿费；餐费（不含酒水费）；出境社统一安排的景区景点的门票费；行程中安排的其他项目费用；导游服务费；边境旅游中办理旅游证件的费用；出境社、境外地接社等其他服务费用。出境社应当提供带团号的《旅游行程单》（以下简称《行程单》），经双方签字或者盖章确认后作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旅游者应当认真阅读本合同条款和《行程单》，在旅游者理解本合同条款及有关附件后，出境社和旅游者应当签订书面合同，由旅游者的代理人订立合同的，代理人需要出具被代理的旅游者的授权委托书。出境社应按照合同和《行程单》约定的内容和标准为旅游者提供服务，不擅自变更旅游行程安排，不降低服务标准；不以不合理的低价组织旅游活动，诱骗旅游者，并通过安排购物或者另行付费旅游项目获取回扣等不正当利益；组织、接待旅游者，不指定具体购物场所，不安排另行付费旅游项目，但是，经双方协商一致或者旅游者要求，且不影响其他旅游者行程安排的除外；出境社应积极协调处理旅游行程中的纠纷，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扩大。旅游者有权自主选择旅游产品和服务，有权拒绝出境社未与旅游者协商一致或者未经旅游者要求而指定购物场所、安排旅游者参加另行付费旅游项目的行为，有权拒绝出境社的导游、领队强迫或者变相强迫旅游者购物、参加另行付费旅游项目的行为。旅游者应按照合同约定支付旅游费用。出境社与旅游者双方协商一致，可以变更本合同约定的内容，但应当以书面形式由双方签字确认，由此增加的旅游费用及给对方造成的损失，由变更提出方承担；由此减少的旅游费用，出境社应当退还旅游者。出境社未按合同约定提供服务，或者未经旅游者同意调整旅游行程（本合同第九条第3款规定的情形除外），造成项目减少、旅游时间缩短或者标准降低的，应当依法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出境社有以下情形之一的，旅游者有权在旅游行程结束后30日内，要求出境社为其办理退货并先行垫付退货货款，或者退还另行付费旅游项目的费用：(1)出境社以不合理的低价组织旅游活动，诱骗旅游者，并通过安排购物或者另行付费旅游项目获取回扣等不正当利益的；(2)未经双方协商一致或者未经旅游者要求，出境社指定具体购物场所或者安排另行付费旅游项目的。协议条款约定：出发时间2019年3月7日01时，结束时间2019年3月12日24时，共六天，饭店住宿五夜；旅游费用合计664200元，旅游费用支付时间2019年3月6日；成团最低人数150人，如不能成团，旅游者不同意拼团或转团；旅游者可以自主决定是否参加出境社安排的购物活动、另行付费旅游项目；出境社可以在不以不合理的低价组织旅游活动、不诱骗旅游者、不获取回扣等不正当利益，且不影响其他旅游者行程安排的前提下，按照平等自愿、诚实信用的原则，与旅游者协商一致达成购物活动、另行付费旅游项目协议；购物活动、另行付费旅游项目安排应不与《行程单》冲突；地接社及其从业人员在行程中安排购物活动、另行付费旅游项目的，责任由订立本合同的出境社承担；购物活动、另行付费旅游项目具体约定见《自愿购物活动补充协议》（附件3）、《自愿参加另行付费旅游项目补充协议》（附件4）。章艳在合同尾部“旅游者代表签字”处签名并加盖了我趣公司盖章。旅游合同附件1为《出境旅游报名表》，该表载明：旅游线路及编号为CH20190307泰国，旅游者出团意向时间2019年3月7日，姓名章艳，其他补充约定“3月9日会议一天，含午餐、下午茶点、晚餐；礼仪小姐4人；签到墙+红地毯；主持人、开场表演、摄像；行程：含曼谷、芭提雅旅游，行程中进三个购物店+皇权免税，可推自费；余其团员以所附名单表为准”。服务网点名称为昌衡商务，李丽惠在出境社经办人处签名。 2019年3月7日至3月12日，国旅公司组织我趣公司客户在泰国旅游。3月11日晚入住绿景酒店。 根据李丽惠与章艳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双方出行前确认该团不含机票款的团费包干价为29万元，机票单算。微信中章艳对人员出席数字及酒店不断进行新的确认。2月27日，李丽惠向章艳发送《定制会议团76+1》及《台湾泰国4天18大3小》的行程文件，并告知章艳已购买了73张机票。3月1日，李丽惠告知章艳机票已购买厦门77张，澳洲2张，共计200500元，已付150000元，未付50500元，章艳随后回复“已付清”。同时，章艳表示“你叫他把行程和会议细节列一份来，我申请款项，先付70，另外30要结束的时候付，如果不满意公司会扣款的”。3月2日，章艳要求李丽惠提供行程细节清单，李丽惠随即发送了文件，并告知“行程还是原来的行程，就是前后行程有调整”。《定制会议团》行程文件显示最后一天住宿为“曼谷网评五星酒店”，备注处提示“东南亚酒店没有官方公布的星级标准，没有挂星制度，行程中所标明的星级标准为泰国当地行业参考标准，普遍比国内同级酒店略差一点”，购物项目安排为皇家珠宝中心、乳胶工厂及毒蛇研究中心。3月3日，李丽惠告知章艳机票预订新增的上海15人、深圳10人共59240元。同日，章艳支付了该款，告知李丽惠“机票清完了”，并表示“深圳还有几个”、“目前4个，还有几个”，李丽惠回复“那估计预算又要超了”、“目前这个航班的价格还有4个位置，再多又是高一点的价格”，章艳回复“这能定的先定咯”。3月4日，章艳告知李丽惠行程人员“合计125个，参加会议123个，晚宴125个”，“以这个为准”。3月5日，李丽惠发送草稿的29万费用清单，并拍照微信发给章艳，该草稿记载“900*81=72900，（30+2）*900=28800，18大3小9间1800*21=39900，加1间房2200，会议120*900=108000，美国3间6600、韩国5间11000……”等内容。3月6日，李丽惠告知章艳“陆妍君不能参加团，她的时间不够”，章艳回复“我问下她怎么安排，不改的话也许李娜也不报团了”、“你订房确认先出”，李丽惠随即回复“那就她们让她们自由行，你这边费用已经超了”。之后，章艳说“进行泰国活动横幅追加酒店客房：1名翻译，职员2名”。3月10日下午，李丽惠告知章艳“导游说要去就统一去看，成人秀+东方公主号，总共600元/人”，章艳回复“那是不是不去就统一都不去？导游说必须参加的”，李丽惠说“你们那车应该有儿童，儿童和阿姨成人秀就不要去了”，章艳说“你到底安排的是怎么回事”，李丽惠说“你就让他们想去看的就去看，成人秀不想去的就换其他项目”。晚上，李丽惠问章艳“你之前是跟所有参团人员说是商务考察+旅游，没有购物吗”。3月12日，李丽惠在微信中告知章艳新增费用“3月7日铂尔曼酒店850*7+1700*2=9350元；参团实到人数127人，原定113人，14*900=12600元；会议900元/人*6=5400元，合计27350元，余款90000元，未付117350元”，章艳于3月13日回复“先转1万给你，其他等忙完坐下来算”。3月18日，李丽惠与章艳商谈尾款，章艳表示“我按照你给我的11万申请了，直接被否了，就回了我一句，客户投诉率89%”。 根据李丽惠与国旅公司李成德及其他国旅公司对接人员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9年3月1日下午，李丽惠跟李成德表示“他们公司要压30%，你这边又得全款”。3月6日，国旅公司对接人员告知李丽惠“确认件增加7号9间铂尔曼，主持人、礼仪小姐、开场舞、摄影师”，“还有21万多，明天必须到位”。3月7日，李丽惠告知国旅公司对接人员“要再增加3间房”并发送了《20190307泰国新增名单6人》的文件，国旅公司对接人员问“走5晚6天的行程吗”，李丽惠回答“是的”。国旅公司对接人员告知“现在就是多了你早上发的这6个人，地接今天晚上在酒店前台直接给客人房间了，费用要加上”并催促李丽惠付款。3月11日，国旅公司对接人员告知李丽惠“刚刚地接说还有增加6个工作人员，费用还有增加”，李丽惠回复“费用清单要列清楚”，国旅公司对接人员告知“目前这个团的总团款是524150元，已经支付29万元，还有尾款234150元”，李成德说“按90先给，你要先付我47万，你才来29万，还差23万多”、“多久可以给款”，李丽惠说“我说过你这边的账我会认。但你得让我把这边钱收到了才有钱给你”。此外，国旅公司对接人员及李成德多次在微信中要求李丽惠付清款项，李丽惠表示还未收到我趣公司全部款项。8月16日，李成德向李丽惠催款，李丽惠回复“我不是按照你们要求的，把该签的担保书都签了吗”。 泰国商务旅游出行前，国旅公司与李丽惠、昌衡公司四次就机票、团队定位的费用等进行书面确认，四份确认书中均有李丽惠的签名及昌衡公司盖章。最后一份《团队定位确认书》载明：费用合计501550元，包含：6天5晚120+2的地接结算价900*120地接费=108000元，泰航机票款2050*79机票=161950元，台北18大3小10间3晚酒店加一日游结算价1800*21-1000一个不占床=36800元，6个老板皇权铂尔曼单订房4晚850*9间+850*7大床*3晚+3700套房*3晚=36600元，会议一天（包含一天会议中心，中餐，下午茶和晚宴）147*900=132300元，操作费147*100=14700元，6人开场舞6200元/场，主持人7200元/天/人，礼仪小姐1200*4人=4800元，摄影师2600元/人，优惠9600元，报价不含提前签，不含落地签通关小费、不含导服小费20元/晚/人，老人小孩价格另议，酒店房型以酒店实际给到的为准。请在收到此合约书于2019年3月6日11:00前确认回传；已转定金29万，尾款211550元请在3月7日12:00前支付，逾期未到，我司将依据法律采取相应措施；合约书一经回传确认，不得擅自取消，否则由此产生的违约金将由贵司承担。 旅程结束后，国旅公司向昌衡公司发送《团队定位确认书》，主张案涉旅程费用合计524400元，其构成为：6天5晚120+2的地接结算价900*120地接费=108000元，泰航机票款2050*79机票=161950元，台北18大3小10间3晚酒店加一日游结算价1800*21-1000一个不占床=36800元，6个老板皇权铂尔曼单订房4晚850*9间+850*7大床*3晚+3700联通套房*3晚=36600元，会议一天（包含一天会议中心，中餐，下午茶和晚宴）147*900=132300元，操作费147*100=14700元，6人开场舞6200元/场，主持人7200元/天/人，礼仪小姐1200*4人=4800元，摄影师2600元/人，优惠9600元，晚宴增加一桌3500元，饮料200元，啤酒4900元，红酒3000元，签到处支架2100元，增加何菁菁6人只收房费850*3间*3晚+500*3间=9150元，报价不含提前签，不含落地签通关小费、不含导服小费20元/晚/人，老人小孩价格另议，酒店房型以酒店实际给到的为准。请在收到此合约书于2019年3月6日11:00前确认回传（国旅公司主张该处3月6日系笔误，双方是在3月17日对账的）；已转定金29万，尾款234400元请在3月22日18:00前支付，逾期未到，我司将依据法律采取相应措施；合约书一经回传确认，不得擅自取消，否则由此产生的违约金将由贵司承担。国旅公司在该确认书上加盖国旅公司泰新马旅游业务专用章，昌衡公司加盖昌衡公司业务专用章，该份《团队定位确认书》无李丽惠的签名。 因李丽惠未支付款项，国旅公司委托北京盈科（厦门）律师事务所向其发送《律师函》，《律师函》载明：2019年3月7日，你将泰国6日会议团交给我当事人操作，你应向我当事人支付总团款524400元，其中，已支付290000元，剩余应付款项234400元。你承诺在2019年3月25日中午12点前付清，但承诺的付款期限届至，你没有向我当事人还款。敦促你在三日内付清234400元。 一审法院庭审中，国旅公司、李丽惠均确认李丽惠仅支付29万元给国旅公司。2019年2月26日至3月13日，我趣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章艳共计向李丽惠转账支付机票款259740元及曼谷团款21万元。根据章艳与李丽惠的微信记录，机票款为200500+59240=259740元，章艳也已实际支付259740元，我趣公司及李丽惠在庭审中确认机票款为259240元，少算500元，应系双方计算有误。李丽惠主张机票款中的67240元系其个人为我趣公司购买机票的款项，与国旅公司无关。此后，我趣公司未再向李丽惠、国旅公司、昌衡公司支付过任何款项。 此外，我趣公司申请证人田某、颜某出庭作证，二人均作为我趣公司的客户参加了案涉泰国旅游团。田某陈述：其与章艳认识，参团到泰国考察，旅行社有安排购物店，去了免税商场、珠宝店、蛇药、乳胶中心，其有进购物店，在珠宝店、蛇药店有购物，买了几千块人民币的东西，不买东西不让离开。旅行社有安排看夜秀，导游说要交钱参加，其不参加，导游说下车人员的人身安全就不保障了，其所在车辆大概有四、五人没参加，要回酒店也不知道酒店在哪。颜某陈述：其是章艳的朋友，有参团到泰国旅游，旅行社有安排三个购物店，一早出门在珠宝店停留到快中午，1号车的导游骂章艳为何整个团购物那么少？威胁说不买就不让他们好过。旅行社也有安排参加夜秀，一人600元，其没有去观看夜秀，就问李丽惠能不能先走，李丽惠说可以，其就准备离开，此时2号车的导游说共同出游不能私自行动，还指着其鼻子骂，威胁他。最后一天住的酒店连牙刷都没有，标准相当于二、三星，非常差。其没有观看夜秀，也没购买珠宝，有去乳胶中心。 一审庭审中，国旅公司举示了李丽惠、昌衡公司作为保证人向国旅公司出具编号为DB20190304的《连带保证责任函》，该函中李丽惠、昌衡公司自愿共同为我趣公司履行案涉旅游合同项下的全部义务向国旅公司提供连带保证责任，保证责任期限两年，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保证责任范围包括主合同下的款项本金、利息、费用、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实现债权的费用等（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函件落款时间为2019年3月4日，落款时间为打印的。李丽惠主张该函件是事后补签，并非3月4日所签。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旅游合同纠纷，国旅公司为旅游机构，我趣公司客户为游客。李丽惠、昌衡公司为承接我趣公司客户的旅游业务，与国旅公司合作，以国旅公司作为承接社为我趣公司提供旅游服务，案涉旅游合同由国旅公司与我趣公司签订。国旅公司在签订合同及履行合同过程中均明确知道我趣公司客户是旅游合同对应的游客，其将盖有国旅公司公章的空白旅游合同交给李丽惠对外签订合同，合同上李丽惠在经办人，昌衡公司在服务网点上签字，故应视为国旅公司认可李丽惠、昌衡公司以国旅公司名义对外承接和处理旅游业务，在外部关系上李丽惠系国旅公司的代理人。李丽惠、昌衡公司与国旅公司签订的《团队定位确认书》系双方之间的内部结算。因此，案涉旅游合同的双方应认定为国旅公司与我趣公司，李丽惠、昌衡公司并非合同的相对方。国旅公司主张李丽惠、昌衡公司系合同相对方的主张不能成立。我趣公司与国旅公司自愿签订《团队出境旅游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合法有效。合同签订后，国旅公司依约组织我趣公司客户前往泰国旅游，我趣公司理应按照合同约定支付服务费用。李丽惠、昌衡公司向国旅公司出具《连带保证责任函》，李丽惠抗辩该函件系事后补签，一审法院认为，李丽惠并未提交足以证明该函件系事后补签的证据，即便存在事后补签，李丽惠、昌衡公司对签字的真实性并未否认，故亦应认定李丽惠、昌衡公司对我趣公司案涉旅游合同服务费用等作出自愿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意思表示。因李丽惠、昌衡公司系基于保证自愿承担连带责任，国旅公司无权要求李丽惠、昌衡公司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李丽惠、昌衡公司与国旅公司系内部法律关系，不在本案处理范围，国旅公司应另行主张权利。 关于旅游服务费用的认定。在协商过程中，我趣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章艳与李丽惠确认除机票外的团费包干价为29万，李丽惠发送了计算草稿给章艳，该草稿记载的信息体现参团人员113人，台湾18大3小9间加1间房，会议120人，美国3间房、韩国5间房等内容。之后，因参加人数、酒店房间、会议内容（出席人数、晚宴）等情况仍有变化和调整，李丽惠在微信中告知章艳新增人员、酒店、参团等行程费用会超过29万预算。该次旅游最终参团人员127人，参会150多人。在行程结束后，李丽惠告知章艳新增费用金额27350元，我趣公司未付款项为117350元。通过微信记录可知，章艳对于会超出预算费用是明知的，但仍要求李丽惠继续履行，在行程结束后也表示要对新增部分对账，之后更是以李丽惠计算的金额向上级公司请款。该系列行为表明，我趣公司主张的29万团费包干价是在出行前我趣公司原本的预算费用，对于之后新增加和产生的费用不应计算在该包干价内，我趣公司法定代表人章艳也以自己的行为认可了新增费用需要另行计算。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该次旅程存在新增费用27350元。 因李丽惠系国旅公司代理人，国旅公司对李丽惠收取我趣公司款项后再支付给国旅公司，以及李丽惠与我趣公司进行行程确认、款项核对的行为知情，且其也是与李丽惠进行内部结算，因此，李丽惠对外与我趣公司进行款项确认、核对及收款的行为对国旅公司具有约束力。根据李丽惠与章艳的微信可知，双方对于结算旅游服务费用的构成为团费29万元加机票款加新增费用并无异议，故一审法院认定我趣公司对李丽惠主张的旅游费用为577090元（290000+259740+27350）并无异议，扣除李丽惠自付的机票款67240元，我趣公司应支付给国旅公司的费用为509850元。国旅公司主张按照《团队定位确认书》确认的524400元计算旅游服务费用超出李丽惠与我趣公司核对的509850元，一审法院认定国旅公司可向我趣公司主张的总旅游服务费用为509850元，对于超出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我趣公司支付给李丽惠的469740元扣除李丽惠自付机票款67240元后的402500元应视为已支付给国旅公司。根据上述论证，我趣公司未支付给国旅公司的旅游服务费用为509850-402500=107350元。至于李丽惠收取我趣公司款项后未付给国旅公司的部分及国旅公司与李丽惠、昌衡公司的内部结算问题，国旅公司可依据内部法律关系另行主张。 我趣公司反诉主张国旅公司在承接旅游活动中，地接社存在强制购物和强制看夜秀的行为，且最后一晚严重降低服务标准，给我趣公司造成损失。一审法院认为，从我趣公司提交的录音资料、微信聊天记录及证人证言来看，该证据多为言辞证据，带有较强的个人主观性，虽然可以体现我趣公司客户在旅行过程中确实因购物、住宿等问题而与地接社导游及人员产生冲突，部分客户较为不满，旅游感受不佳，但从双方举示的证据情况来看，案涉旅游活动人数达一百多人，并非全部人员都参与购物、观看夜秀及乘坐东方公主号，两位证人均未参加观看夜秀活动，购物店也并非均有购物，而调查表显示团员对于行程满意度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因此，我趣公司的举证不足以证明地接社存在严重的人身威胁、强迫消费及购物的行为。我趣公司主张按照旅游费用总额的20%要求国旅公司赔偿损失没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国旅公司在旅游最后一日安排住宿酒店为绿景酒店，该酒店为网评五星酒店，符合国旅公司在行程单中的约定，且行程单对于东南亚酒店无星级评价及普遍标准低于国内已进行充分提示，因此，我趣公司主张国旅公司降低服务标准要求赔偿损失亦无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国旅公司已提供了约定的旅游服务，我趣公司理应按合同约定在行程前付清全部旅游服务费用，我趣公司未支付全部费用，已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故，国旅公司要求我趣公司支付尚欠的旅游费用及利息损失的要求，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酌情予以支持。我趣公司的反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我趣信息科技（厦门）有限公司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中国国旅（厦门）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支付旅游团款107350元及利息损失（按年利率6%，自2019年3月22日起计算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驳回中国国旅（厦门）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驳回我趣信息科技（厦门）有限公司的全部反诉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审理中，我趣公司、国旅公司、李丽惠、昌衡公司对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均表示没有异议。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依法予以确认。 二审中，我趣公司提供如下证据：1.聊天记录（2019年2月20日），拟证实国旅公司向我趣公司明确表示，曼谷入住铂尔曼酒店，芭提雅入住LK酒店；2.聊天记录（2020年3月2日），拟证实我趣公司向国旅公司索要行程细节时被告知有调整。因时间紧迫，我趣公司要求明确告知变更的明细，但国旅公司未向我趣公司告知入住酒店出现重大变更；3.聊天记录（2019年3月11日），拟证实国旅公司任意安排旅游者入住的酒店而非事先安排，且安排时间太晚，导致旅游者只能在其他地方等待；4.定制会议团（行程单），拟证实：国旅公司安排的购物点滞留时间约为60分钟但实际远超过60分钟，导致其他旅游景点的游玩时间被严重压缩甚至取消；5.泰国旅游过程陈述，拟证实：旅游者对国旅公司的服务十分不满意，意见反馈表在泰国时涂写，不能代表旅游者的真实意思表示；6.个人陈述与聊天记录，拟证实：旅游者并不想进行成人秀消费，但不得已只能听从导游的安排，旅游者在被指定的消费场所长时间滞留且被强迫要求消费。对此，国旅公司质证认为：其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这些不属于新证据，证据形成于2020年5月，在一审判决之后，且这些出具情况说明的人都是我趣公司的朋友或客户，与其有利害关系，具有较强的个人主观性，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从内容、形式上看是证人证言，证人需要按照法律规定出庭接受法庭询问。李丽惠、昌衡公司的质证意见同国旅公司。 本院认证如下：我趣公司提交的聊天记录（2019年2月20日）、聊天记录（2020年3月2日）、聊天记录（2019年3月11日）、泰国旅游过程陈述、个人陈述与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未经国旅公司、李丽惠、昌衡公司认可，相关聊天记录的人员及陈述人均未到庭接受询问，本院对其证据效力不予认可，而定制会议团（行程单）来源于国旅公司，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证据并无其他证据加以佐证以证实其拟证明的内容，本院对其证明对象不予认可。 本院认为，本案系旅游合同纠纷，国旅公司为旅游机构，我趣公司客户为游客。李丽惠、昌衡公司为承接旅游业务以国旅公司作为承接社为提供旅游服务，案涉旅游合同应认定为国旅公司与我趣公司签订。讼争的《团队出境旅游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严格履行自身义务，国旅公司依约组织我趣公司客户前往泰国旅游，我趣公司理应按照合同约定支付服务费用。现双方争议焦点为：1.旅游过程中的住宿标准是否降低；2.是否存在强制消费的情形。 旅游过程中的住宿标准是否降低。我趣公司在一审中举证的录音资料、微信聊天记录及证人证言多来源于我趣公司的客户或者朋友，其言辞带有较强的个人主观性，体现出我趣公司客户在旅行过程中确因购物、住宿等问题而与地接社导游及人员产生冲突而致旅游感受不佳，但结合客观事实，国旅公司在旅游最后一日安排住宿的绿景酒店为网评五星酒店，符合国旅公司在行程单中的约定，且行程单对于东南亚酒店无星级评价及普遍标准低于国内已进行充分提示，一审法院据此认定我趣公司主张国旅公司降低服务标准要求赔偿损失无事实依据，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我趣公司提交的聊天记录、泰国旅游过程陈述等证据亦来源于我趣公司客户，陈述人亦未到庭接受质询，我趣公司亦未能提交其他证据足以证实其主张，本院对其上诉意见不予采信。 2.是否存在强制消费的情形。我趣公司主张在旅游活动中，地接社存在强制购物和强制看夜秀等行为，但结合在案证据可见讼争旅游活动达百余人，旅游者人数众多而并非都参与购物、观看夜秀及乘坐东方公主号，一审审理过程中出庭的两位证人均未参加观看夜秀活动，购物店也并非均有购物，而调查表显示团员对于行程满意度的评价褒贬不一，虽然我趣公司主张调查表不能反应旅游者真实意思但其亦未能提交充分证据加以证实，故我趣公司的举证不足以证明讼争旅游活动存在强迫消费的情形，本院对其该项主张不予认可。 综上所述，我趣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法应当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当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4057元，由我趣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池 审判员 孙 仲 审判员 师 光 二〇二〇年六月一日 书记员 崔新建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