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372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杭州宝山电光源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吴家厍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07344910214。 法定代表人：王坚，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陆大海，浙江民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余姚市环球经贸技术合作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余姚市余姚镇南滨江路11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817172413116。 法定代表人：陈志明，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沈忠华，浙江阳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杭州宝山电光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山公司）为与被上诉人余姚市环球经贸技术合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球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8）浙0110民初172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院于2020年4月29日组织各方进行庭询调查，上诉人宝山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陆大海、被上诉人环球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沈忠华到庭参加调查。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宝山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宝山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诉讼费用由环球公司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存在多处事实认定错误情形，宝山公司与环球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理应是买卖合同关系。宝山公司认为，一审法院枉顾合同的相对性、税票与合同的一致性，刻意模糊代理人与中间商的民事主体地位，强行确认环球公司的代理人身份，免除其法律风险承担责任的行为，与案件事实严重不符。（一）一审法院认为，环球公司提供的其与安特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特公司）之间的《代理合作协议》、安特公司员工与宝山公司员工之间的QQ记录、安特公司就一审案涉货物质量起诉宝山公司及环球公司就足以认定本案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系事实认定错误。事实上，本案环球公司为中间商，并非真实的代理人。结合一审过程中宝山公司提交的询证函、货物增值税发票、买卖合同、送货单及余姚法院目前就环球公司与安特公司之间的诉讼未作出生效判决的事实，本案一审法院根本没有任何理由直接认定《代理合作协议》的真实性，更不能否认宝山公司与环球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宝山公司认为，代理人与赚取货值差额的中间商存在本质区别，代理人原则上应明确向合同相对方披露自己的代理身份并以委托人名义对外实施代理权限范围内的行为，而中间商则以自己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并赚取货物的差价。具体到本案，环球公司一直以自己的名义对外签订合同、接收发票、支付款项，而没有通过委托人支付货款、接收发票。虽然少量合同中存在外贸代理人字样，但结合合同系环球公司提供且未明确委托人的情形，该合同仍应约束宝山公司与环球公司。（二）一审法院认为，宝山公司在一审过程中未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宝山公司与环球公司之间就节能灯、LED灯的生产情况进行沟通，事实认定错误。事实上，宝山公司工作人员与环球公司工作人员就货物的生产情况均进行过沟通且达成一致书面意见，这些书面意见体现在双方的买卖合同内容中。至于沟通方式，一审中宝山公司己向法院说明是通过电话沟通。法律并未对沟通方式进行限制或有明确要求，不能说未提供记录即视为毫无证据证明双方沟通过。反过来说，双方绝大部分合同并未出现在QQ聊天记录中，也能反向证明买卖双方存在线下沟通的方式。（三）一审法院认为，宝山公司与安特公司的员工就货物价格、数量、规格、下单、货物交付、技术要求等合同内容进行过沟通就足以认定宝山公司与环球公司之间是代理关系，事实认定错误。宝山公司认为，卖方应买受人的要求与其下家工作人员进行对接是正常交易行为，并非法律不允许的限制行为。一审法院据此断定交流的相对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实属主观臆断，毫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四）一审法院认为，宝山公司提供的买卖合同与安特员工在QQ中发送给宝山公司的部分合同内容一致，从而断定宝山公司与环球公司之间存在代理关系，事实认定错误。宝山公司认为，一审法院依据环球公司通过他人向宝山公司发送过买卖合同范本就认定发送者与宝山公司之间产生买卖合同关系，实属主观臆断，毫无事实依据。根据一审证据显示，宝山公司与环球公司之间的合同版本是由环球公司制作后提供给宝山公司，只有少量是委托安特公司发送，因此买卖合同还是应该约束合同中载明的主体。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宝山公司与环球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不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的全部内容。事实上，从QQ聊天记录中可以明确，本案环球公司是安特公司、肯威公司共同确认的对外采购货品的主体，该三方一致推选出由环球公司作为买受人向宝山公司采购货品。因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内容，“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因此，环球公司应向宝山公司履行货款支付义务。三、一审法院突破合同相对性，枉顾事实判决宝山公司向安特公司主张货款的行为，实际是变相剥夺宝山公司作为买卖合同关系的出卖方所享有的货款主张权利。试问，宝山公司与安特公司不存在任何买卖合同事实及证据的情况下，如何要求安特公司承担买受人的货款支付义务。现有证据不足以确认安特公司明确自己是委托人的身份，如果安特公司后期否认与环球公司之间的代理关系，拒绝向宝山公司支付案涉货款及相关损失，宝山公司将无法就货款取得救济权利。四、宝山公司认为，宝山公司与环球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有明确证据予以证明。这些证据已经构成宝山公司与环球公司之间买卖合同全部要件，且从未显示与安特公司等其他主体存在交易关系的直接证据。第一，宝山公司和环球公司签订全部16份订货合同。从2017年9月6日一直持续至2018年7月13日，均由环球公司与宝山公司签订订货合同，且都加盖了环球公司公章。第二，环球公司陆续付款387万元，从来没有安特公司付款情况。第三，宝山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均开具给环球公司，环球公司亦全部抵扣。如果环球公司不是真正的交易对象，宝山公司开票行为和环球公司抵扣行为就涉嫌违法。第四，环球公司向宝山公司出具的2018年8月2日的企业询证函中明确环球公司欠款数额。第五，所有的海关出关单入库单列明的接收单位都是环球公司，从未出现安特公司。五、一审法院以环球公司与安特公司的代理关系突破合同相对性，处理不当。（一）环球公司与安特公司之间是否为代理关系，仅凭《代理合作协议》不足以认定。《代理合作协议》不是“委托代理协议”，涉及很多内容，结合协议中本质条款来看并非委托关系。《代理合作协议》中看不出安特公司能拿多少钱，全部是由环球公司收取后付给宝山公司，从来没有提到环球公司要付给安特公司，安特公司没有任何利益可言，不符合委托代理的本质。（二）安特公司并未作为本案被告或者第三人参加诉讼，程序上违法。一审法院也未向安特公司调查取证，不足以认定《代理合作协议》的真实性。（三）即使环球公司与安特公司代理关系存在。根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的规定，只有在订立合同时宝山公司知道该代理关系的情况下，才可以突破合同的相对性。宝山公司认为，“知道”与“应当知道”是不同的。该法条中只规定“知道”而没有如其他法条规定“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而在本案中，环球公司并未明确告知宝山公司代表安特公司签约，宝山公司在签订合同时并不知道该委托，根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对事后知道委托情形的，宝山公司享有选择权，可以选择环球公司或者选择安特公司主张权利。因此，本案一审判决适用法律存在明显错误。（四）我国出口实务中，对没有自营出口权的单位，生产企业可以通过代理公司来出口。但本案中宝山公司有代理出口权，安特公司没有代理出口权。环球公司按照国家政策和规定，包括报关单等都是环球公司直接同客户沟通，款项也都从外国客户直接打给环球公司再转给宝山公司，包括质量问题也是由环球公司直接发给宝山公司。安特公司从中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与功能，实际上仅是一个外国公司代表处。本案中，宝山公司与环球公司之间合同关系非常明确，要突破合同相对性，必须严格遵守法律的规定，并且要由环球公司承担全部举证责任证明宝山公司在签约时候知道委托或者环球公司已告知。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宝山公司的全部诉请。 被上诉人环球公司二审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得当。宝山公司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一审法院认定环球公司是安特公司的代理人，宝山公司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已经知道代理关系存在，涉案合同直接约束宝山公司和安特公司，事实认定清楚。涉案16份合同直接验收也均由宝山公司与安特公司之间进行。（一）环球公司提交的《代理合作协议》、安特公司员工与宝山公司员工之间的聊天记录、安特公司就宝山公司提供的案涉合同项下货物的质量问题起诉宝山公司与环球公司的起诉状等证据足以证明宝山公司与环球公司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环球公司系以宝山公司的代理人身份，宝山公司与环球公司签订买卖合同明知系外贸代理，合同真正相对人为安特公司等事实。（1）《代理合作协议》是环球公司与安特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内容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安特公司就委托环球公司代理出口业务达成一致，双方共同在协议上签章且实际履行协议约定事项，《代理合作协议》真实合法有效。（2）环球公司一审中提交了安特公司员工与宝山公司员工之间的聊天记录，足以证明宝山公司在与环球公司签订合同时明知实际买受人为安特公司的事实。所有的聊天记录都是以买卖双方的角色磋商。特别是在第7组证据《2017年10月24日至2017年10月27日期间宝山公司跟单员殷利敏与安特公司员工陆菊、董文俊QQ聊天记录》中，2017年10月24日，陆菊：“殷小姐，要么就是我们合同重新改过，全部按照安特国贸，可以吗？”，殷利敏：“可以”。董文发送合同编号为6A183的“余姚市环球经贸技术合作有限公司订货合同”截图（右下角有“米佳”签字），并称：“另外这个是用于开票的合同，我请余姚环球盖好章，也寄给你们吧，你们收到后，麻烦将此合同也盖章，跟发票一起寄出来，可以吗”。殷利敏：“可以的”。2017年10月26日，殷利敏：“陆小姐、董小姐，贵司修改的合同和余姚环球的合同都还没收到哦”……殷利敏：“陆小姐，安特的营业执照扫描件麻烦发给我一下，我们财务需要。”后陆菊即向她发送了安特公司的营业执照。宝山公司质证时对证据的合法性和形式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却称陆菊、董文俊是以环球公司名义与殷利敏沟通，对方在合作初期从未表明其安特公司员工身份。另外对第8组证据质证时，宝山公司认为殷利敏在2018年5月底才得知安特公司与环球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但实际上从上述聊天记录中可以看出，陆菊、董文俊并非以环球公司名义与殷利敏沟通，双方在聊天中多次表述“请余姚环球盖章”，表明希望他人做事，而非代表他人。殷利敏也明确表示“贵司修改的合同与余姚环球的合同”，说明殷利敏对陆菊、董文俊并非代表环球公司有清楚的认知，且殷利敏直接向陆菊索要安特公司的营业执照，说明对陆菊是安特公司员工是明知的。上述聊天记录发生在2017年10月，订货合同最早发生在2017年9月，从时间上可以看出早在合同订立初期宝山公司已明知代理关系存在，已明知实际买受人为安特公司。（二）宝山公司称“环球公司为赚取货值差价的中间商”没有事实依据。环球公司是安特公司的代理人事实清楚，宝山公司并未能提供环球公司赚取货值差额的依据，应承担举证不能后果。首先，环球公司和安特公司之间不存在货值差额。根据《代理合作协议》第11条代理费结算条款的约定，环球公司按照报关金额每美元收取0.04元人民币作为代理费，由环球公司从出口退税款中扣减。订货合同的金额、报关单的总价均由印证。若环球公司收取费用超出《代理合作协议》约定，安特公司会主张违约责任，而安特公司起诉的案件中仅主张质量问题索赔请求并无要求返还超约定费用。其次，宝山公司主张环球公司一直以自己的名义对外订立合同、接收发票、支付款项。但实际上发票都是由宝山公司直接邮寄给安特公司。在（2019）浙余证民字第1035号公证书第8页，宝山公司员工cany：“发票看一下哦，没错的话地址给我，今天寄出”，这里的发票就是宝山公司提交的案涉增值税发票，第11页董文俊回复：“寄出来吧”。第20页董文俊发送名为6A046（2）.jpg的文件后，殷利敏：“@cany，安排开票”，cany回复“好的”。如前所述，宝山公司知晓董文俊为安特公司员工的身份，cany向董文俊索要地址以寄送发票，应是将发票寄给安特公司。宝山公司从未提供向环球公司寄送发票或者环球公司向宝山公司处接收发票的证据。再次，环球公司向宝山公司支付货款的过程，实际为宝山公司向安特公司催款后，安特公司向环球公司发出付款指令并将款项转到环球公司账户，环球公司再向宝山公司转付。根据（2019）浙余证民字第1035号公证书第14页，殷利敏：“货款帮忙早点安排啊”，陆菊回复：“已经请款了”。第16页cany：“sc971334-2的货款安排了吗”，陆菊回复：“应该明天有水单，先付一半”。第18页，陆菊：“水单，先付了部分”，cany：“剩余一半本周能付清吗？”陆菊：“好的，我们交代财务一下”。第20页殷利敏：“@陆菊-安特，陆小姐，货款帮忙安排一点，时间有点就了”，陆菊回复：“好的，看到了”。第22页殷利敏：“你们超期的货款好多好多，时间太长了，需要安排了”等等。宝山公司一直都是向安特公司员工陆菊、董文俊等人催要货款，从未向环球公司主张货款。综上，宝山公司关于环球公司一直以自己的名义对外签订合同、接收发票、支付款项的主张不能成立。宝山公司称“代理人原则上应明确向外人披露自己的代理身份并以委托人名义对外实施代理权限范围内的行为”，该主张不能成立。合同编号SC971334-2、SC181002、SC181014、SC181082-2、 SC181101-2等合同右下方均有“购货方（外贸代理方）签章”，虽然仅有部分合同而非全部如此，但已起到向宝山公司披露了代理身份的作用。因为如果环球公司自己签订合同，任何一份合同中均不应出现代理人字样。合同法也允许代理人以自己的名义订立合同。（三）一审法院根据宝山公司未与环球公司之间就货物情况进行沟通的事实，结合宝山公司与安特公司一直就合同细节及开票、对账、催账等进行沟通，作出环球公司是受安特公司的委托以自己的名义与宝山公司签订订货合同的事实认定，符合事实。首先，宝山公司主张订货合同相对人是环球公司，虽然双方存在形式上的买卖合同关系，但双方之间从未对合同项下的货物生产情况进行沟通。宝山公司主张电话沟通形成订货合同，但始终无法说清楚联络人员和具体沟通内容。虽然法律并不限制沟通方式，但结合宝山公司与安特公司频繁QQ聊天联络，显然其主张电话沟通的沟通方式不符合自身交易习惯，超出常理。涉案合同涉及款项高达596万余元，就产品数量、质量、价格、规格、交付等诸多细节的确认及开票、对账、催款的沟通，只有电话没有微信、QQ聊天记录或者邮件不能让人信服，不能认定宝山公司已完成举证。其次，合同期间，宝山公司一直与安特公司就货物价格、数量、规格、下单、交付、技术要求等合同细节及开票、对账、催账等进行沟通接洽，且沟通接洽过程中展示的合同与宝山公司提供的案涉合同基本一致，足以证明实际买受人为安特公司。宝山公司解释是应买方环球公司要求与下家对接，违反了合同相对性及常理。如果是根据环球公司指示将货物交付安特公司，仍应由环球公司履行付款义务，出现质量问题也应由买受人向出卖人主张。但本案中，宝山公司不仅向安特公司交付了货物，还向安特公司催收了货款，（2019）浙余证民字第46号公证书第11、12、13、23、30、31、50页显示，安特公司还将质量问题及客户索赔情况直接向宝山公司进行反馈，明显与一般按指示向第三方履行合同情况不符。再次，一审认定安特公司与宝山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综合了全案证据作出。环球公司并未通过他人向宝山公司发送买卖合同范本。若是仅为代为发送买卖合同，则代发者在完成发送后即应结束沟通，安特公司作为宝山公司所谓的“代为发送者”，却与宝山公司对合同项下全部事项进行沟通，宝山公司还向安特公司寄送增值税发票、催收货款，明显不符常理。何况，安特公司向宝山公司发送的并非合同范本，而是涉及到具体产品型号、规格、技术质量要求、发货时间等内容的合同。综上，宝山公司未能证明其就合同细节及履行情况与环球公司进行了沟通，反而与安特公司一直就合同细节及履行过程进行沟通磋商，结合环球公司与安特公司之间的《代理合作协议》以及早在合同订立初期殷利敏就知道陆菊、董文俊系安特公司员工的事实，足以证明宝山公司明知环球公司受安特公司委托与其订立合同，合同应当直接约束宝山公司与安特公司。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本案双方的法律关系应当适用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的规定。首先，环球公司与安特公司代理关系真实存在，环球公司与宝山公司签订的合同属于“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其次，从前述宝山公司员工与安特公司员工沟通、联络、协商的整体情况看，宝山公司在订立合同时知道代理关系的存在。再次，宝山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合同只约束其与环球公司。三、一审法院认定宝山公司可依据真实合同关系向安特公司主张权利并未剥夺宝山公司作为出卖方享有的主张货款权利。宝山公司与安特公司之间合同关系证据充分，宝山公司可以依据订货合同以及其与宝山公司员工的聊天记录主张货款。2019年1月8日，安特公司向余姚市人民法院起诉时在事实与理由部分陈述：安特公司与环球公司签订《代理合作协议》一份，约定由安特公司委托环球公司代理出口业务，并约定由安特公司确定供货工厂后，环球公司以自己的名义与供货公司签订出口货物的买卖合同。协议签订后，安特公司确定供货工厂为宝山公司，并与其开始业务往来，由环球公司出面与其签订买卖合同。环球公司购货后根据安特公司的国外客户的订单要求，将货物出口至指定国家客户处，涉交易货物主要为球泡型LED灯，后因质量问题，双方发生纠纷，涉及合同编号为SC971325、SC971344、SC181001、SC181002、SC181049，故请求法院判令宝山公司和环球公司返还货款、赔偿损失等。虽然该案尚未判决，但依据诚实信用及禁止反言原则，安特公司就此事项向法院起诉便承认了上述事实。即使安特公司后期否认与环球公司的代理关系，拒绝支付货款赔偿损失，法院也依据聊天记录、《代理合作协议》据实裁判。宝山公司如认为安特公司未能履行货款支付义务的，可以在该案中提起反诉，即使安特公司撤回起诉，也不影响反诉的审理。 环球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一、环球公司向宝山公司支付已交货部分的剩余款项984867元；二、环球公司向宝山公司支付逾期付款产生的利息损失7981.47元（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35%计，自2018年8月3日起暂计至2018年10月10日，暂共计68天，984867*4.35%/365*68=7981.47元，实际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三、环球公司向宝山公司赔偿无故解除合同产生的成品损失601083元、原材料及半成品损失102227.24元、鉴定费损失15000元，共计718310.24元；四、环球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 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2016年12月27日，环球公司作为甲方与案外人安特公司作为乙方签订《代理合作协议》一份，约定：1、甲方按乙方指令处理订单中出口货物外汇、供货工厂货款的代收代付，并代理出口货物的报关、核销、退税等事宜。2、甲方收到乙方国外账户所汇的按当天汇率结汇的水单后，扣除相关费用：如代理费、产地证费用、报关产生的费用等，然后经乙方提出付款申请支付供货工厂货款，收款方必须是真实的与增值税发票名称相一致的供货企业，不得挪作他用。……4、乙方根据国外客户订单中货物的规格、型号、质量要求，确定供货工厂后，以甲方名义与供货工厂签订出口货物的买卖合同。甲方应积极督促工厂按时交货，并承担出货时验货的监管义务。若由于甲方监管不力，导致逾期交货或出货后产品出现质量问题的，乙方有权向甲方或供货工厂进行索赔。……11、代理费结算：按报关金额每美元收取0.04元人民币作为代理费，甲方在出口退税款中扣减。协议书有效期自2017年1月1日起至2018年12月30日止，协议期满后，若需延续期限，经甲乙双方重新签约后继续执行。 2017年9月至2018年5月期间，宝山公司与环球公司签订多份订货合同（合同编号：6A183、SC971282、SC971296-1、SC971296-2、SC971289、SC971325、SC971334-2、SC971344-2、SC181002、SC181001、SC181014、SC181049、SC181055、SC181082-2、SC181101-2等），载明由宝山公司向环球公司提供节能灯、LED灯等货物，合同并记载了产品规格、数量、金额、质量及包装要求、交货地点及运输费用、交货日期及结算方式等。宝山公司联络人为殷利敏。其中，合同编号为SC971325（下单日期2017年11月16日、宝山公司确认日期2017年11月22日）、SC971334-2（下单日期2017年12月13日、宝山公司确认日期2017年12月15日）、SC181001（下单日期2018年1月9日、宝山公司确认日期2018年1月16日）、SC181049（下单日期2018年3月5日、宝山公司确认日期2018年3月16日）等合同均载明：“交货地点及运输费用：工厂负责送货至安特指定地点或者工厂负责拖柜费”。多份合同购货方签章处有“米佳”或“万历”签字。合同编号SC971334-2（下单日期2017年12月13日、宝山公司确认日期2017年12月15日）、SC181002（下单日期2018年1月2日、宝山公司确认日期2018年1月2日）、SC181014（下单日期2018年1月15日、宝山公司确认日期2018年1月15日）、SC181082-2（下单日期2018年4月20日、宝山公司确认日期2018年4月23日）、SC181101-2（下单日期2018年5月16日）等合同右下方有“购货方（外贸代理方）盖章”字样。合同期间，由宝山公司开具浙江增值税专用发票给环球公司。2018年8月2日，环球公司在宝山公司出具的《企业询证函》上盖章，确认截至2018年6月30日，环球公司尚欠宝山公司款项984867元（包括应收账款956967元及未开票欠款27900元）。上述货物以环球公司名义报关出口。 合同期间，宝山公司员工殷利敏与安特公司员工陆菊、董文俊、米佳、万历等人通过QQ、微信等就货物价格、数量、规格、下单、货物交付、技术要求等合同细节以及开票、对账、催帐等进行了沟通。2018年3月-9月，双方还就产品质量问题进行了沟通。2018年5月31日，殷利敏通过QQ告知万历等人：“沙特单全部停掉了”“不投产、材料不进来了”“质量问题先追溯清楚了才能放”。 陆菊、董文俊与殷利敏的QQ聊天记录中，2017年10月24日，陆菊：“殷小姐，要么就是我们合同重新改过，全部按照安特国贸，可以么”，殷利敏：“可以”，董文俊发送合同编号为6A183的“余姚市环球经贸技术合作有限公司订货合同”截图（右下角有“米佳”签字），并称：“另外这个是用于开票的合同，我请余姚环球盖好章，也寄给你们吧，你们收到后，麻烦将此合同也盖章，跟发票一起寄出来，可以么”，殷利敏：“可以的”。殷利敏：“董先生，余姚环球的开票合同，可否修改成单价5.9536，数量123000，总金额732292.80元，这样比你之前的总金额多2.8，我们的运费发票可以少开2.8，或者后面的开票合同调整这个金额”……董文俊：“那就请余姚环球盖章，寄出来？”殷利敏：“对的哦”。上述合同与宝山公司提交的相应编号合同一致。2017年10月26日，殷利敏：“陆小姐，董小姐，贵司修改的合同和余姚环球的合同都还没收到哦”……殷利敏：“陆小姐，安特的营业执照扫描件麻烦发给我一下，我们财务需要。”后陆菊即向其发送了安特公司的营业执照。2018年4月18日，董文俊：“这个合同是给余姚环球去退税用的，根据报关单上的内容，尽量简洁意赅”，殷利敏：“是的，明白的，但是我们财务通常都要求写清晰，所以可以帮忙改吗”……董文俊：“当时跟安特的合同里面，应该有表述过此方面的内容了吧”，殷利敏：“是的呢，但是安特合同不是跟开票的金额对不上了”。 陆菊与殷利敏的QQ聊天记录中，2017年9月27日，殷利敏截图陆菊的QQ留言，显示其为陆菊备注的名称为“上海安特陆小姐”。2017年10月24日，陆菊：“要换成肯威吗”，殷利敏：“这个抬头是安特国贸”，“是的，换肯威就可以”，陆菊：“实际上是要开给余姚环球哦”，殷利敏：“是的，不要紧的”，陆菊：“安特或者肯威要紧吗”，殷利敏：“就这份文件上面修改一下就OK”，陆菊：“没关系吧，主要是余姚环球”，殷利敏：“我们财务会核对抬头”，“是的，跟开票没关系，但是财务所有文件都留着的，所以需要修改一下，要不然财务对不上原版合同”。2017年11月8日，陆菊发送环球公司付款给宝山公司的付款单后，说：“殷小姐，水单请查收，剩下的明后天哦”，殷利敏：“好的哦，谢谢”。2017年11月16日，陆菊向殷利敏发送合同编号为SC971325的“安特贸易国际有限公司订货合同”（右下角有“米佳”签字），与宝山公司提交的合同编号为SC971325的“余姚市环球经贸技术合作有限公司”订货合同内容一致。2017年12月12日，陆菊向殷利敏发送合同编号为SC971334-2的“余姚市环球经贸技术合作有限公司”订货合同（右下角有“米佳”签字），说：“订单请看一下”，殷利敏：“是昨天报价的那个，是吧”，“好的”，该份合同与宝山公司提交的相应编号的合同在数量、金额上有所区别，其余内容均一致。 2019年1月8日，安特公司向余姚市人民法院起诉环球公司、宝山公司，事实和理由载明：2016年12月27日，安特公司与环球公司签订《代理合作协议》一份，约定由安特公司委托环球公司代理出口业务，并约定安特公司确定供货工厂后，环球公司以其自己名义与供货工厂签订出口货物的买卖合同。同时约定若由于环球公司监管不力，导致逾期交货或出货后产品出现质量问题的，安特公司有权向环球公司或供货工厂进行索赔。合同签订后，安特公司确定供货工厂为宝山公司，并与其开始业务往来，由环球公司出面与其订立买卖合同，环球公司购货后根据宝山公司的国外客户订单要求，将货物出口至指定国家客户处，涉交易货物主要为球泡型LED灯，后因产品质量问题，双方发生纠纷，涉及合同编号为SC971325、SC971344、SC181001、SC181002、SC181014、SC181049，故请求法院判令二被告返还货款、赔偿损失等，后因故撤诉。同年9月3日，安特公司再次向法院起诉二被告，事实和理由大致与前诉一致，并载明：合同签订后，安特公司确定供货工厂为宝山公司，并委托由环球公司出面与其订立买卖合同。 一审法院另查明：宝山公司就履行本案合同堆积在仓库的成品、半成品、原材料等损失申请第三方机构评估，支出评估费用15000元，并为本案财产保全向担保公司支出担保费1500元。 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2017年8月4日，殷利敏与陆菊加为QQ好友，殷利敏向陆菊介绍自己的姓名、公司名称、地址和联系方式。陆菊即向殷利敏发送合同（肯威公司订货合同），双方即进行合同细节的磋商。直至2017年10月24日，双方就抬头使用“肯威”还是“安特国贸”进行了协商沟通。 2018年7月30日，cany：“你好，那个询证函好了吗，麻烦你们寄给我们一下哦”，董文俊回复：“你不是很早之前就寄给余姚了吗，他们没回复你吗？”cany：“没有啊”，董文俊：“你发给余姚的样张还有吗，发给我们这边去问问”，cany：“样张我这边没有，抬头就是询证函的”，董文俊：“好的，那我明天问一下吧，你大概什么时候寄给余姚环球的”，cany：“好久了，10号左右寄的”。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案涉买卖合同买方主体的确定。宝山公司主张买卖合同关系成立于宝山公司与环球公司之间，并提供了订货合同、增值税发票、银行收款凭证、企业询证函等证据。环球公司抗辩买卖合同关系成立于宝山公司与安特公司之间，环球公司只是接受安特公司的委托，以环球公司自己的名义与宝山公司订立合同，宝山公司在订立合同时知道代理关系，合同应直接约束宝山公司和安特公司。本院经审理后认为，环球公司的抗辩理由成立，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的规定，认定本案买卖合同直接约束宝山公司与安特公司，宝山公司应根据真实合同关系向安特公司主张合同权利，处理正确。具体分析如下：（一）环球公司与安特公司之间的委托关系在本案中足以认定。环球公司提供了其与安特公司之间签订的《代理合作协议》，安特公司亦以另案诉讼行为既确认了其与宝山公司的买卖合同关系，同时也确认《代理合作协议》的效力。（二）环球公司以自己的名义与宝山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在环球公司与安特公司委托关系背景下，具备委托关系中“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签订的合同”之特征。根据《代理合作协议》的约定及宝山公司员工与安特公司员工之间就企业征询函的沟通内容，环球公司以自己名义签订合同、作为增值税发票主体、支付货款、出具企业询证函等行为，均在安特公司的授权范围内。体现出在通常代理出口模式下，环球公司与宝山公司遵循双方财务制度，围绕代理出口和退税目的而实施上述完备的形式行为。除前述环球公司的形式行为之外，就买卖合同关系项下实体权利义务的事前磋商及事中事后协商，均未见宝山公司与环球公司之间有任何意思联络，相反宝山公司均与安特公司全程密切联络。符合《代理合作协议》所涉“供货工厂由安特公司确定”的背景，亦再次印证宝山公司与环球公司之间合同属于“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签订的合同”的性质。（三）宝山公司自始至终均以安特公司为交易对象并接受安特公司以环球公司名义订立合同，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的“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情形。早在案涉最早一份合同签订之前的2017年8月4日，宝山公司员工与安特公司员工已经取得联系并沟通签订合同的具体事宜。虽然一开始以“肯威公司”为抬头磋商，但是2017年10月24日双方确定“合同重新改过，全部按照安特国贸”来处理。同日安特公司还向宝山公司发送落款时间为“2017年9月6日”的《环球公司订货合同》，安特公司明确该合同用于开票，需要请环球公司盖章后寄给宝山公司，要求宝山公司盖章与发票一起寄出，并得到环球公司的确认。这个过程体现出宝山公司和安特公司合意在先、环球公司盖章在后，安特公司向宝山公司披露代理关系在先，宝山公司与环球公司订立合同在后。充分表明宝山公司从一开始就与安特公司建立合同关系，且一开始就从安特公司处知道其与安特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需要由以环球公司名义与宝山公司签订合同。因委托人已直接与合同相对方协商订立合同并披露受托人，故本案不属于需要受托人再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的情形。宝山公司以环球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曾向宝山公司披露委托人安特公司，宝山公司与环球公司订立合同之后才知道代理关系为由，主张本案不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的情形，该主张与在案证据和事实相悖，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宝山公司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恰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0200元，由杭州宝山电光源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章保军 审判员  沈 斐 审判员  谢银芝 二〇二〇年六月八日 书记员  季三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