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京02民申246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被告）：有法（北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法定代表人：付晓君，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泽强，北京中简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侯烁，北京中简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原告）：曾健，女，汉族，1976年12月31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光（曾健之兄），汉族，1975年7月4日出生。一审第三人：北京中简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外大街168号朗琴国际B座1115A。负责人：王旭，该所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敏，该所律师。再审申请人有法（北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有法公司）因与被申请人曾健以及一审第三人北京中简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中简律所）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2民初446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有法公司申请再审称，一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且再审申请人有新证据证明再审申请人早已向被申请人支付过解除劳动合同补偿款，争议事实根本不存在，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亦存在错误。（一）再审申请人从未解除与被申请人之间的劳动关系，亦未曾辞退被申请人，而是一直要求被申请人继续履行劳动合同，一审认定再审申请人辞退被申请人无事实依据和证据支持。2018年7月初，再审申请人发现被申请人工作期间发生工作失误，再审申请人对被申请人的工作进行适当性调整，双方就被申请人是否继续履行劳动合同进行协商，并非辞退被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交接资料的原因为其在工作上发生重大失误，将资料交接给其他同事有助于挽回再审申请人损失，工作交接与是否辞退被申请人无直接因果关系。再审申请人提交的新证据王旭与被申请人微信聊天记录也已在时间顺序、事件性质上充分证明“曾健交接工作”只是正常工作调整，与其离职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另被申请人在公安机关笔录里已明确承认是其离职而非被再审申请人辞退。一审认定再审申请人辞退被申请人与事实不符。再审申请人坚持认为，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劳动关系的解除属于被申请人主动辞职所致，从事实及证据上根本不存在再审申请人主动与被申请人解除劳动关系的情况，更不存在违法解除的情形。（二）再审申请人未曾违法解除与被申请人之间的劳动合同，一审法院错误认定再审申请人违法解除与被申请人劳动合同的事实，且在对曾健的工资的认定、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计算上存在错误。首先，再审申请人未曾辞退被申请人，也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能够证明再审申请人违法解除与被申请人的劳动关系，一审认定违法解除缺乏依据。其次，被申请人的固定月工资应为4500元，400元为交通补助而非工资，该部分需要被申请人根据实际出勤情况提供相应发票向财务部门申请报销，如未提供票据则不予报销，因此不应视为每月工资部分，另根据《国家统计局〈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若干具体范围的解释》第四条规定，上下班交通补贴不属于工资范畴，因此被申请人的月工资应为4500元而非4900元。再次，被申请人工作年限为2年5个月零29天，根据劳动合同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一般的补偿金标准应支付2.5个月工资，若按照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双倍计算所获赔偿金应为5个月工资，一审按照被申请人月工资4900元计算6个月工资，判令再审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计算存在明显错误。（三）一审判决错误认定被申请人加班及休假情况，再审申请人不应支付被申请人加班费及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被申请人不存在加班的事实。被申请人提供的证明其2016年12月24日加班的微信记录，无法证明被申请人实际到岗情况及存在加班的事实；被申请人的上班考勤以再审申请人提交的指纹考勤记录为准，且员工进行加班需要审批，被申请人既没有按照再审申请人要求到岗上班，也未提供加班审批证据，且其指纹考勤记录明显与其主张的加班事实不符，不应视为其存在加班事实；另鉴于被申请人未到岗上班期间再审申请人按正常出勤全额支付其工资，在其工作时间远低于正常出勤标准的情况下，依然获得全额工资，其主张加班费更是无从谈起，缺乏依据；一审判令再审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支付加班费1000元，但未明确该笔加班费所对应的具体加班时间及计算依据，属于认定事实不清、判决事项不明。关于休假问题，根据《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四条的规定“职工请事假累计20天以上且单位按照规定不扣工资的”则不再享受当年的年休假待遇。被申请人请事假累计早已超过20天且中简律所及再审申请人均足额发放了其事假期间的工资，因此被申请人不应再享受年休假待遇，再审申请人不应再向其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四）再审申请人早已在劳动争议发生前就已经向被申请人支付补偿款，且金额远高于一审认定的所谓“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数额，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事实上已经终结，再审申请人不应为本不存在的“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一事向被申请人支付任何款项。2020年4月14日，再审申请人向王旭女士了解本案情况时，王旭女士反映在2018年7月11日其本人已经代表再审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支付了5万元的离职补偿款，也就是解除劳动合同补偿款，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的劳动关系在事实上已终止，且该款项数额远高于一审判决中载明再审申请人应支付被申请人的总金额。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劳动关系已终结，不再有任何纠纷，被申请人申请劳动仲裁及起诉要求再审申请人赔偿，存在明显恶意，应予驳回。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之规定申请再审，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曾健提交意见称，认可一审判决，对再审申请人提出的申请理由不认可。被申请人在一审提交的证据，可以形成证据链，证明再审申请人违法解除与被申请人之间的劳动合同。一审经过两次庭审，再审申请人和中简律所都参加了庭审。再审申请人提交的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兴丰派出所对被申请人的询问笔录，是一审法院从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兴丰派出所调取材料中的一部分，已在一审开庭时向再审申请人、被申请人及中简律所出示过，各方都已确认过了，对此次再审申请人提交该证据的证明目的及关联性均不认可。对再审申请人提交的王旭向被申请人转账汇款5万元补偿款的凭证及汇款电子回单的证明目的不认可，事实是，2018年7月10日因王旭与被申请人发生争执，曾健报警，在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兴丰派出所调解下，王旭愿意向被申请人支付5万元补偿款，曾健撤销案件，公安机关的职权是调解治安案件，不解决劳动争议案件，该笔款项并非再审申请人所称的离职补偿款或解除劳动合同补偿款，且被申请人现有录音证据证明王旭知道一审判决结果后，王旭和再审申请人对一审判决结果是接受的，愿意把判决的款项支付给被申请人，如果再审申请人已经支付过解除劳动合同补偿款了，为何又愿意支付一审判决的款项，显然是矛盾的，另本案从仲裁开始到现在历时这么长时间，再审申请人称2020年4月14日才从王旭处了解到这5万元补偿款的情况，被申请人认为王旭作为当事人中简律所负责人，不可能没有把支付5万元的事情告知再审申请人，被申请人对再审申请人的该陈述真实性不予认可。还有，被申请人请假有员工请假确认单，王旭对员工的请假情况不清楚，相关证据在一审中已经进行提交；王旭和被申请人有微信联系，也不存在联系不上被申请人的情况。被申请人在再审申请人处工作时，认真负责，从未出现过任何差错，被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通过法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被申请人不存在恶意诉讼。综上，再审申请人有法公司的再审申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予以驳回。中简律所提交意见称，再审申请人的再审请求，于法有据，其所述与客观事实相符，对再审申请人审查中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认可，同意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申请。本院经审查认为，综合审查本案一审及再审审查中双方提交证据以及各方陈述，一审关于劳动关系的认定、对曾健工资的认定、关于有法公司属于违法解除，应支付曾健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认定及核算的数额、关于对曾健2016年7月20日至2018年7月9日期间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予以支持及核算的金额，以及一审对曾健要求支付2016年1月11日至2018年4月30日期间平日延时加班费及休息日加班费的诉讼请求，根据证据情况酌情予以确定的数额等，本院认为，一审上述事实认定及处理结果均无不当。另，本案审查中，有法公司称王旭在2018年7月11日已经代表有法公司向曾健支付了5万元离职补偿款即解除劳动合同补偿款，有法公司与曾健之间的劳动关系在事实上已终止，且该款项数额远高于一审判决判项载明有法公司应向曾健支付的总金额，有法公司不应再向曾健支付任何款项，并提交5万元的转账汇款凭证及汇款电子回单，其上附言“补偿款”，但考虑双方对该笔款项性质的陈述及一审判决中相关事实的认定，结合有法公司、中简律所参加一审诉讼情况及有法公司提交该证据的时间等，本院认为，现仅凭该转账汇款凭证及汇款电子回单，尚不足以证明有法公司上述主张。综上，有法公司提出的再审申请理由及提交的相关证据材料，尚难以推翻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及处理结果。有法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有法（北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左颖星审判员  孙 波审判员  佘 卫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程欢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