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790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高伟明，男，1957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从化区。上诉人（原审被告）：肖焕明，男，1957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从化区。上诉人（原审被告）：肖灼基，男，1961年11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从化区。上列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国昌，男，1970年7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从化区，由广州市从化区温泉镇卫东村民委员会推荐。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邱惠富，女，1944年8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从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明，广东政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广州市从化区温泉镇卫东村红锋经济合作社，住所地广州市从化区温泉镇卫东村红锋经济合作社。负责人：高燕光，该社社长。上诉人高伟明、肖焕明、肖灼基因与被上诉人邱惠富及原审第三人广州市从化区温泉镇卫东村红锋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红锋经济社）土地承包经营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7民初40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9日立案后，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庞智雄独任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高伟明、肖焕明、肖灼基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国昌、被上诉人邱惠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明律师、原审第三人红锋经济社的负责人高燕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伟明、肖焕明、肖灼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邱惠富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1981年红锋队落实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政策，邱惠富家庭共有6人参与分配水田，共分得责任田5.488亩。1986年邱惠富携带子女落户广州市黄埔区工作生活，于是在红锋队社员会议上表示无力耕作和无法完成粮食任务，提出把其及子女四人的责任田退回给生产队，由生产队重新发包，其家庭只保留其家婆和叔叔两份责任田。经红锋队社员会议决定，将邱惠富退回的土地重新发包给高观祥、肖焕明、高伟明、高榕波、高志财5位社员接手承包。邱惠富家庭的承包责任田数额也由5.488亩变更为2.734亩。也就是说邱惠富退回给生产队并重新发包给其他5位社员的土地并不包括在邱惠富家庭承包的责任田2.734亩，而正是5.488亩与2.734亩的变更差额。至1998年落实第二次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政策，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时，邱惠富及其子女4人都没有参与分配，其家庭只有其家婆及叔叔2人按其家庭当时实际承包经营的面积2.734亩进行落实确认。也就是说，邱惠富《土地承包合同》内的2.734亩责任田从1986年至1998年直到现在，一直都在邱惠富家庭的承包经营中，不存在他人代耕或者生产队重新发包给其他社员的情况。邱惠富及其子女是在1999年生产队完成了第二次土地承包责任制时才迁移户口回到红锋生产队的，所以签订《土地承包合同》的户主是其家婆肖柳先而不是1981年分田时的“卫付”。因此，近年来邱惠富家庭仍然以现有的经营责任田领取国家耕地保护补贴。在邱惠富提供的《补贴资金分配明细表》中清晰显示面积为2.00亩。在2018年红锋队进行的承包土地确权政策落实中，邱惠富家庭获得国家确权的承包土地为1.56亩。二、邱惠富故意隐瞒其家庭一直经营占有《土地承包合同》内的2.734亩责任田的重要事实，向法庭提供伪证，误导一审法院作出错误的事实认定。邱惠富提供的《土地承包合同》的田亩数字多次被修改并互不一致；单位盖章处是先盖章后标注文字说明，顺序倒置；在生产队分田底册的“领田人”页故意加注文字说明进行伪造证据，造成法庭误以为是原始记录进行采信。三、从邱惠富提供的证据分析，从分田底册中最初分得的责任田是5.488亩，到第二次分田变更为2.734亩，再到《耕地补贴资金分配明细表》中注明的面积2.00亩，到最后有实测面积1.56亩得到国家的确权并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户名是高建斌，证书号440184103202090028J），都足以说明邱惠富是一直经营承包《土地承包合同》里的2.734亩责任田，并没有存在交由他人代耕或者被侵占的事实，也足以说明高伟明、肖焕明、肖灼基等5人在1986年得到生产队重新分配的责任田是邱惠富最初的5.488亩与1998年的2.734亩之间的变更差额，高伟明、肖焕明、肖灼基不存在代耕邱惠富责任田事实。综上所述，恳请支持高伟明、肖焕明、肖灼基的请求事项。邱惠富辩称，一、邱惠富家庭在第一轮土地承包时向红锋经济社承包的责任田为5.488亩，红锋经济社在第二轮土地发包时仍然沿用第一轮承包合同，并没有进行调整。高伟明、肖焕明、肖灼基在上诉状确认在第一轮承包时邱惠富户内承包责任田为5.488亩，但其称邱惠富承包的土地有调整与事实不符。红锋经济社在一审庭审确认本集体在第一轮承包时没有调整过土地。高伟明、肖焕明、肖灼基所称的调整其实是邱惠富承包的土地拿出来给集体成员代耕。到第二轮土地承包时，整个从化地区的第二轮土地承包也是沿用第一轮承包，法庭可以核实。高伟明、肖焕明、肖灼基称邱惠富隐瞒了2.734亩的承包土地，但该2.734亩的土地位置在哪？高伟明、肖焕明、肖灼基也可以向土地所有权人红锋经济社调查了解，邱惠富隐瞒耕种的2.734亩土地具体在什么位置？二、高伟明、肖焕明、肖灼基认为涉案土地是其自愿调整由其合法经营的土地，应提交证据核实。但一、二审邱惠富未见有相关证据。三、邱惠富在一审时提交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是广州市从化区农业局在从化区国家档案馆复印出来的，盖有从化区档案馆、农业局、温泉镇人民政府的公章，如果高伟明、肖焕明、肖灼基认为是虚假证据，可以到从化区档案馆调查。高伟明、肖焕明、肖灼基提及邱惠富提交的的分田底册故意修改，其实是邱惠富在红锋经济社复印底册后交由政府部门，政府部门人员书写的，其实该书写完全就是引用底册已经记载的地名和面积数，不存在修改。四、邱惠富在一审时提交的《耕地补贴资金分配明细表》主要是证实家婆肖柳先去世后，户内的土地由邱惠富继承耕作，耕种补贴是由邱惠富领取，也就是说邱惠富作为承包经营者的地位没有变。至于该明细表记载全部农户的土地面积数只是由经济社的财务上报的大概数字，从全部是整数可以看出并不是真正承包土地面积的土地，高伟明、肖焕明、肖灼基自己也很清楚，法庭也可找政府农业部门及明细表的农户进行核实。综上所述，涉案土地是高伟明、肖焕明、肖灼基代耕邱惠富的土地，请求驳回高伟明、肖焕明、肖灼基的上诉请求。红锋经济社述称，一、1981年红锋队落实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政策，邱惠富家庭共有6人参与分配水田，共分得责任田5.488亩。1986年邱惠富携带子女落户广州市黄埔区工作生活，于是在红锋队社员会议上表示无力耕作和无法完成粮食任务，提出把其及子女四人的责任田退回给生产队，由生产队重新发包，其家庭只保留其家婆和叔叔两份责任田。经红锋队社员会议决定，将邱惠富退回的土地重新发包给高观祥、肖焕明、高伟明、高榕波、高志财5位社员接手承包。邱惠富家庭的承包责任田数额也由5.488亩变更为2.734亩。也就是说邱惠富退回给生产队并重新发包给其他5位社员的土地并不包括在邱惠富家庭承包的责任田2.734亩，而正是5.488亩与2.734亩的变更差额。二、至1998年落实第二次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政策，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时，邱惠富及其子女4人都没有参与分配，其家庭只有其家婆及叔叔2人按其家庭当时实际承包经营的面积2.734亩进行落实确认。也就是说，邱惠富《土地承包合同》内的2.734亩责任田从1986年至1998年直到现在，一直都在邱惠富家庭的承包经营中，不存在他人代耕或者生产队重新发包给其他社员的情况。三、在2018年红锋队进行的承包土地确权政策落实中，邱惠富家庭获得国家确权的承包土地为1.56亩（实测面积）并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证书号440184103202090028J，登记户名是高建斌）。邱惠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高伟明、肖焕明、肖灼基立即将承包权权属邱惠富的位于广州市从化区温泉镇卫东村红锋经济合作社土名“塘下圳”的土地1.568亩返还给邱惠富承包经营。一审法院查明事实：邱惠富、高伟明、肖焕明、肖灼基原来均系红锋经济社的社员。1980年代，红锋经济社将其土名“塘下圳”（1.568亩）在内的18块土地发包给邱惠富家庭经营，邱惠富为家庭承包户户主，户内成员有家婆肖柳先、三叔高柏洲、大女儿高少英、儿子高永光、三女儿高玉常。因邱惠富丈夫在广州市黄埔区工作，邱惠富于1986年携小孩将户口迁到广州市黄埔区，随后将上述土地交由高伟明、肖焕明、肖灼基代耕，双方没有约定代耕期限。现邱惠富将户口迁回从化。1998年该社开展第二轮土地承包，肖柳先（乙方）与红锋经济社（甲方）于1998年1月1日签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约定：“根据中央和省市有关规定，把本社集体土地分包给各农户经营，并订如下协议，双方共同遵守。一、乙方承包甲方水田面积2.734亩，具体土名、四至范围等见附表。二、承包年限一定三十年，即从1998年1月1日起至2027年12月31日止。三、承包款每年每亩水田5元。乙方每年交甲方承包款11.87元，在当年十二月底前交清。乙方要依时完成国家、集体粮食任务。四、乙方承包土地权属甲方，乙方只有经营权和收益权。乙方不得擅自转包、转让或调换承包地，更加无权出卖承包土地。五、允许土地合理流转，乙方可以承包地参股，也可以转包、转让承包地。但须经甲方同意，并到镇合同管理部门办理转包、转让手续。六、乙方所承包的土地不得丢荒弃耕，如连续丢荒两年以上的，甲方收回另行发包。如需要改变耕地用途的，必须按规定办理审批手续。七、如遇国家征用乙方承包地，乙方应服从。征地款属甲方，地面附着物补偿费归乙方。八、承包期三十年内，如遇乙方亡故，其合法继承人可以继续履行本合同。没有合法继承人的，由集体收回另行发包。九、本合同期满后，由发包方重新组织发包，重新签订合同。十、本合同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及村、镇各存一份。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内附《乙方承包土地明细表》，该表没有记载具体土地名，类别：水田。红锋经济社土地承包底册显示：“卫付”土地18块，反面记载：“有效期三年，领田人惠富，塘下圳面积1.568，产量1255……”等文字。红锋经济社至今仍有发放种粮补贴给邱惠富。邱惠富原承包户内成员高柏洲于2016年前已故，且未有婚姻登记档案，家婆肖柳先亦于1998年6月去世。原户内其他成员包括高少英、高永光、高玉常，三人在本案诉讼期间分别向一审法院出具《声明》，表示放弃对涉案土地主张权利，土地由邱惠富一人承包经营并且诉请高伟明、肖焕明、肖灼基返还代耕土地。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土地代耕产生的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条规定：“农村土地承包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邱惠富所在家庭户以家庭承包责任制形式向红锋经济社承包涉案水田，享有承包经营权。肖柳先与红锋经济社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符合法律的规定，系有效合同，肖柳先家庭承包经营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依法受到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剥夺和非法限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承包土地的权利。”第二十七条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国家保护进城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得以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农户进城落户的条件。承包期内，承包户进城落户的，引导支持其按照自愿有偿原则依法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或者将承包地交回发包方，也可以鼓励其流转土地经营权。承包期内，承包方交回承包地或者发包方依法收回承包地时，承包方对其在承包地上投入而提高土地生产能力的，有权获得相应的补偿。”邱惠富虽未提交其作为户主与红锋经济社签订有土地承包合同，但从红锋经济社土地承包底册、邱惠富领田地的登记表（红锋经济社承认该社没有姓名为“卫付”的人，因“卫付”与邱惠富名字“惠富”同音，可确认“卫付”即为邱惠富）等证据证明涉案水田在第一轮、第二轮发包给邱惠富家庭后，除因邱惠富户口迁往外地因而户主登记为肖柳先外，土地承包权没有重新作出调整。况且，根据肖柳先与红锋经济社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第八条“承包期三十年内，如遇乙方亡故，其合法继承人可以继续履行本合同”的约定，邱惠富及其子女作为肖柳先合法继承人，依法应有涉案争议土地承包经营权。除邱惠富外，高少英、高永光、高玉常均已明确表示放弃对涉案土地主张权利，土地由邱惠富一人承包经营并且诉请高伟明、肖焕明、肖灼基返还代耕土地。高伟明、肖焕明虽辩称涉案水田系在邱惠富弃耕后经济社重新发包给高伟明、肖焕明、肖灼基承包的，但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故一审法院不予采纳。邱惠富作为肖柳先合法继承人有权主张本案权利，鉴于涉案土地交予高伟明、肖焕明、肖灼基代耕时，双方对代耕期限并未进行过约定，经邱惠富多次催告返还后，高伟明、肖焕明、肖灼基仍拒绝返还，故邱惠富诉讼请求高伟明、肖焕明、肖灼基返还位于广州市从化区温泉镇卫东村红锋经济合作社土名为“塘下圳”，面积1.568亩水田的土地的诉求有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肖灼基经一审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条、第五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五条、第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高伟明、肖焕明、肖灼基应于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将位于广州市从化区温泉镇卫东村红锋经济合作社土名“塘下圳”的土地（面积1.568亩）返还给邱惠富。案件受理费100元，由高伟明、肖焕明、肖灼基负担。本院二审期间，高伟明、肖焕明、肖灼基提交以下证据：1、红锋队1981年分田底册，拟证明分田事实，该证据背面与邱惠富一审提交的相同证据的背面不同，邱惠富在证据背面左上角所写的数字及右下角所写的新杖扶、塘下圳、芒果树及该三处的土地面积数在原件中是没有的，是邱惠富自己填上去的；2、唐昔琼的证人证言，拟证明退田事实；3、红锋经济社土地承包经营权颁证清册，拟证明现在责任田，其中邱惠富的银行卡复印件和高建斌的身份证复印件是该清册的附件。邱惠富对上述证据的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意见，邱惠富提交的分田底册背面多了的数字是邱惠富向政府部门反映，政府人员在上面加了一些字，邱惠富再复印，不是邱惠富涂改的，面积数5.488亩是没有任何修改的；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证人证言不符合事实，证人所称的高观祥是不会骑自行车的；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意见，高建斌领的1.56亩是没有争议的，不包括在本案诉讼请求范围内，高建斌是邱惠富的孙子，如果法庭支持邱惠富的请求，本案土地是确权在高建斌名下的。红锋经济社对上述证据没有意见。经审查，上述证据均可以在一审中提供，故不属于二审新的证据；上述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认定，但邱惠富在一审中提交的相同证据的背面与上述证据1的背面相比，左上角多出的数字及右下角多出的文字和数字，不影响上述证据1所证明的事实，故不足以证明高伟明、肖焕明、肖灼基主张邱惠富伪造证据的事实；上述证据2仅系个人陈述，没有其他证据佐证，故本院不予采信；上述证据3不能反映高建斌领取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与本案讼争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关联性，故本院不予采纳。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邱惠富与高伟明、肖焕明、肖灼基就本案讼争土地（土名“塘下圳”，面积1.568亩）承包经营权归属产生纠纷，故本案案由应当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确认纠纷。邱惠富在一审中提交的红锋经济社的土地承包底册证明邱惠富家庭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取得本案讼争土地承包经营权，提交的红锋经济社与其家婆肖柳先于1998年1月1日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证明在开展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因邱惠富户口迁出，其家庭承包户户主改为肖柳先。因此，在高伟明、肖焕明对其主张本案讼争土地系红锋经济社分配给其的事实没有举证证明，肖灼基对邱惠富主张享有本案讼争土地承包经营权没有提出抗辩，红锋经济社仅提出社员有交换田地耕地情形，不了解具体情况的意见，没有证据证明邱惠富迁出户口后本案讼争土地承包经营权有重新作出调整，以及肖柳先的其他继承人放弃本案讼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根据邱惠富提交的上述证据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相关规定，认定邱惠富享有本案讼争土地承包经营权，高伟明、肖焕明、肖灼基系代耕本案讼争土地的事实，并作出高伟明、肖焕明、肖灼基返还本案讼争土地给邱惠富的判决，理据充分，符合逻辑，本院予以认同。高伟明、肖焕明、肖灼基上诉主张本案讼争土地系在邱惠富迁出户口后退回给红锋经济社，由红锋经济社重新发包给其承包，不存在其为邱惠富代耕本案讼争土地的事实，高伟明、肖焕明、肖灼基应当提供证据证明。但高伟明、肖焕明、肖灼基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上诉主张的事实。红锋经济社在二审中陈述的事实虽然与高伟明、肖焕明、肖灼基上诉主张的事实相同，但与其在一审中陈述的意见不同，故红锋经济社就其在二审中陈述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证明。但红锋经济社在二审中并无提交证据，故其在二审中陈述的事实，本院不予采信。高伟明、肖焕明、肖灼基在二审中提交的红锋经济社的土地承包底册虽与邱惠富在一审中提交的同一证据有不符之处，但不影响邱惠富取得本案讼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事实认定，故不足以认定邱惠富伪造红锋经济社的土地承包底册的事实；邱惠富在一审中提交的上述《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系广州市从化区农业局复印自广州市从化区国家档案馆，高伟明、肖焕明、肖灼基没有证据推翻其真实性、合法性，故高伟明、肖焕明、肖灼基提出该《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系邱惠富提供伪证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因此，高伟明、肖焕明、肖灼基上诉主张其享有本案讼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事实依据不足，上诉主张邱惠富故意隐瞒重要案件事实，伪造修改重要证据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均不予采纳。综上所述，高伟明、肖焕明、肖灼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0元，由上诉人高伟明、肖焕明、肖灼基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庞智雄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法官助理江亭利书记员林美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