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苏04民再9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黄春林，男，汉族，1975年3月13日生，江苏省无锡市人，住常州市天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栋，江苏博爱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娟，江苏博爱星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李连东，男，汉族，1975年12月22日生，山东省青岛市人，住常州市武进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殷力强，江苏时强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黄春林与被申请人李连东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8）苏04民终39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本院于2019年12月23日作出(2019)苏04民申183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黄春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栋、被申请人李连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殷力强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春林申请再审称，再审请求：一、李连东诉讼主体不适格。1、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2018）苏0412民初3729号民事调解书(以下简称恽海霞案件)、沈春琴的陈述不能作为认定李连东为案涉银行承兑汇票所有人的依据。恽海霞案件及沈春琴的陈述只能证明李连东曾经向其购买过案涉银行承兑汇票。一方面，与二审法院认定同理，李连东经手购买承兑汇票并不能认定其就是真正的购买人，可能他也是受他人之托购买；另一方面，李连东购买承兑汇票的目的就是转让，并不是一直持有，即使李连东自己购买，也只能证明在购买当时李连东是该承兑汇票的所有人，不能证明在案外人杨爱芹与黄春林交易时案涉承兑汇票属于李连东所有。因此，恽海霞案件及沈春琴的陈述与本案没有关联性。2、李连东单方陈述、杨爱芹在公安机关所做的询问笔录，不能作为二审法院认定两人在本案中具有委托关系的依据。二审法院认定李连东与杨爱芹为委托关系的直接证据就只有李连东的陈述，该证据为孤证，没有有效的证据予以印证，法院不应采信。询问笔录是公安机关在接到报案后对相关当事人就纠纷情况进行了解时，对当事人的单方陈述所作的记录，不同于刑事案件中经过法庭当庭质证的询问笔录，询问笔录内容不一定具有客观真实性，法院不能直接采信为定案依据。本案中，杨爱芹与李连东是情人关系（又称李连东是老板），且杨爱芹本来就是引起本案争议的关键人物，其与李连东明显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询问笔录内容与李连东所作陈述相当于同一当事人的陈述，不具有相互印证的证明效力，不能作为认定李连东与杨爱芹为委托关系的证据。二、二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二审法院根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一款规定而作出判决，但该条款第三款同时规定，委托人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的，第三人可以向委托人主张其对受托人的抗辩。即委托人取代受托人地位行使权利时，第三人享有拒绝其请求的权利。二审法院未赋予申请人抗辩权，显属适用法律不当。综上，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不能证明李连东与杨爱芹在案涉承兑汇票交易之前存在委托关系，本案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不存在承兑汇票的买卖关系，不论这种买卖关系是否具有法律效力，被申请人均不具有主张返还承兑汇票的诉讼主体资格，因此，请求贵院依法撤销本院（2018）苏04民终3956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申请人的起诉。被申请人李连东辩称，二审判决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请求驳回再审申请请求。一、1、李连东和杨爱芹之间的委托关系是真实存在的，现有证据完全可以证明李连东就是案涉5张承兑汇票的所有权人，案涉的5张承兑汇票其中2张面额均是20万元，共计40万元，这两张承兑汇票是李连东从案外人恽海霞处通过支付对价取得，后来恽海霞还把李连东诉到法院，一、二审提供了相关的法律文书。还有另外三张面额均为50万元，共计150万元是从沈春琴处支付对价取得的，到目前为止还欠165800元未支付。二审过程中，二审法官对沈春琴做了相关的笔录予以证实。所以二审关于这5张承兑汇票是归李连东享有所有权这一认定是有充分的法律事实的。2、李连东是基于对这5张承兑汇票的所有权这一前提，才将承兑汇票委托给杨爱芹进行买卖，所以李连东与杨爱芹之间的委托关系也是合法有效的，《合同法》第356条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之间的约定，由受托人来处理委托合同，因此，委托关系成立与否取决于委托人和受托人双方意思表示。本案中，综合全部证据，先有李连东和杨爱芹在公安的询问笔录，后有杨爱芹与黄春林的微信语音聊天记录，这些内容之间完全可以相互印证，并且，杨爱芹在交付5张承兑汇票的时候也明确告诉黄春林这个钱要打在李连东的卡上，票是李连东的，一、二审已提供了证据，交易时黄春林清楚李连东和杨爱芹之间的委托关系，至于黄春林认为两者之间可能存在其他法律关系，到目前为止，仅仅是主观臆断，没有任何证据来证明这个观点。二、针对法律适用问题，二审适用《合同法》第403条完全正确。1、第三人抗辩权行使的前提是有合法有效的合同，本案中二审法院认为这个汇票买卖合同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所以合同无效。这个认定是正确的。2、即使你有抗辩权，也必须是合理正当的理由，从一、二审庭审情况结合黄春林和案外人杨建民在公安机关做的笔录，对190万元汇票交易是这样阐述的，这190万元汇票交易就是2人设局，目的是杨建民想借黄春林的手来扣票，从而挽回杨建民此前和杨爱芹交易期间曾经有过200万元假的汇票的损失。本案中的黄春林是没有理由扣票的。首先，票是李连东的，扣票侵犯了李连东的合法权益；其次，即使票是杨爱芹的，有权扣票的也是杨建民，这个200万元的假票是杨建民从杨爱芹手里取得的，黄春林没有权利向杨爱芹或者李连东进行抗辩。我们认为二审对抗辩权的阐述是完全正确的。综上所述，李连东作为5张承兑汇票的所有人，当第三人黄春林拒不支付对价的时候，李连东有权行使委托人的介入权，所以二审判决关于委托事实的认定以及黄春林抗辩权的否定，都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判决结果并无不当。李连东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黄春林立即支付购买承兑汇票的对价1862800元或返还票号分别为40200051/29834870、40200051/29834871、30200053/27392674、31000051/27580467、50100051/20097322的五张银行承兑汇票，并承担自2018年5月17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损失；2、本案诉讼费用由黄春林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5月16日，黄春林电话联系案外人杨爱芹，要求向其购买190万元承兑汇票。杨爱芹随后电话联系李连东，并从李连东处取得票面金额合计190万元的承兑汇票五张。当日下午，杨爱芹携带票号分别为40200051/29834870、40200051/29834871、30200053/27392674、31000051/27580467、50100051/20097322的5张银行承兑汇票（票面金额合计190万元）到黄春林处，告知黄春林贴息数额，并与黄春林办理承兑汇票交接手续。杨爱芹在票据复印件签字并将该复印件及承兑汇票原件交付黄春林。黄春林在另一份复印件签字，认可贴息37200元，应付1862800元，并注明“原件已收”。因黄春林收到杨爱芹交付的上述五张承兑汇票后未及时付款，杨爱芹报警。双方及杨爱芹均在常州市公安局武进分局礼嘉派出所形成询问笔录。案外人杨爱芹在笔录中陈述：“我一直是做承兑贴息生意的……黄春林打电话给我让我给他送190万元的承兑，他说他要买的，我就和李连东讲了这事，他就去找了五张承兑汇票……我一个人开车到黄春林的厂里，在黄春林的办公室里谈这笔生意……我给他看了，他一边看我就一边和他讲打多少钱给我，贴多少点，讲好50万的贴2个点，20万的贴1.8个点，他喊了一个人过来把票拿去复印就没再进来……我就报警了……李连东是我的老板，我只是帮他打工的……”黄春林在笔录中陈述：“5月16日，我联系杨爱芹问她买190万元的承兑汇票，当天下午，杨爱芹带着承兑汇票到我厂里……杨爱芹把票给我，我们办完手续以后，我没有把钱付给她，我和杨爱芹说明了，去年5月23日她提供的那张200万元承兑汇票有问题，当天的190万元承兑汇票就当是换票，我把之前那张200万元的票退给她，杨爱芹不肯，我就把190万元的承兑汇票和200万元的那张都带走了……”李连东在笔录中陈述：“2017年12月，我经人介绍认识了黄春林，认识以后我们进行了几笔银行承兑汇票的交易，前天我接到朋友杨爱芹的电话，说黄春林找他买19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我将贴息点数告诉杨爱芹了，杨爱芹转告黄春林，黄春林同意的，当时我手里没有银行承兑汇票，我就向朋友购买了五张银行承兑汇票，然后都交给了杨爱芹……我是通过杨爱芹将该五张汇票交给黄春林的，购买汇票的事情也是杨爱芹与黄春林沟通的，我没有直接与黄春林协商贴息点数等情况，我是通过杨爱芹转告的，黄春林的意见也是通过杨爱芹转告给我的，我不清楚黄春林是否知道五张汇票都是我的，不知道杨爱芹有没有将汇票归属和我的贴息点数意见等告诉黄春林……我与黄春林没有纠纷，之前的交易都是当面结清的。”因催要还款未果，李连东诉至法院，提出前列诉讼请求。审理中，李连东陈述，其与杨爱芹系男女朋友关系，2017年5月两人尚未相识，杨爱芹交易的200万元的承兑汇票与其无关。黄春林陈述，五张面额合计190万元的承兑汇票已经被其用掉了，面额为200万元的承兑汇票经银行鉴定为假票，已经被银行收走了。一审法院认为，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的方式。本案中，黄春林电话联系案外人杨爱芹，要求向其购买面额190万元的承兑汇票，系要约邀请。杨爱芹携带承兑汇票到黄春林处，向黄春林出售承兑汇票，并向黄春林说明贴息点数，系要约。黄春林同意杨爱芹提出的贴息点数，愿意购买杨爱芹提供的承兑汇票，双方办理交接手续，系承诺。故黄春林与杨爱芹之间形成买卖合同关系。根据双方及杨爱芹在公安机关的陈述，黄春林向杨爱芹购买承兑汇票，杨爱芹向黄春林交付承兑汇票，现未有证据显示杨爱芹在交易过程中向黄春林披露其受李连东委托与黄春林发生买卖合同关系，黄春林亦未作出向李连东购买承兑汇票的意思表示，根据民间承兑汇票交易习惯，双方之间未有买卖合同的合意，不是买卖合同相对方，李连东根据买卖合同关系要求黄春林支付承兑汇票对价或返还承兑汇票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三条、第一百三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李连东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1566元，减半收取10783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5783元，由李连东负担。李连东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一、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二、本案诉讼费用由黄春林承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异议，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杨建明于2018年5月18日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陈述：我和黄春林商量问杨爱芹买200万元的承兑汇票，等她把票拿过来的时候再和她讲明之前200万元的承兑有问题的情况，就当是换之前200万元的承兑汇票。5月16日下午我到的时候，杨爱芹已经把190万元的承兑给了黄春林，交易手续也办的差不多了……黄春林把190万承兑汇票拿走以后，杨爱芹后来发信息给黄春林说那190万承兑是李连东的。李连东于2018年5月18日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陈述：五张银行承兑汇票是我向别人买的。再查明,2018年5月18日，恽海霞向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起诉李连东归还票号为40200051/29834870、40200051/29834871金额共计40万元的欠款。2018年7月4日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苏0412民初3729号民事调解书。审理中，法院向沈春琴询问相关情况，沈春琴陈述主要内容为，30200053/27392674、31000051/27580467、50100051/20097322的三张银行承兑汇票是李连东向我要的，李连东现还欠我165800元并向我的会计周敏芳出具了欠条。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李连东能否直接向黄春林主张权利。关于李连东是否有权以委托人身份向黄春林主张权利的问题，首先,根据(2018)苏0412民初3729号民事调解书及沈春琴的陈述，结合杨爱芹在常州市公安局武进分局礼嘉派出所询问笔录内容，可以认定涉案银行承兑汇票属李连东所有。其次，本案中,李连东与杨爱芹均认可二人系委托关系，杨爱芹接受李连东委托后，以自己的名义向黄春林交付涉案承兑汇票。第三，关于委托人的介入权，《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一款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根据该规定，隐名代理的受托人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后，委托人可以行使介入权直接向第三人主张权利。委托人行使介入权，则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与第三人，委托人代替受托人成为合同主体，受托人不能行使合同权利；委托人不行使介入权的，则合同仍约束受托人，受托人可以行使合同权利。本案中，黄春林认为涉案承兑汇票是杨爱芹交给自己的，是杨爱芹为履行与其之前200万元承兑汇票买卖的补救措施，对此陈述，黄春林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根据杨爱芹、杨建明、李连东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以及杨爱芹与黄春林的微信记录内容，可以认定杨爱芹在黄春林不履行付款义务时告知了李连东，也告知了黄春林涉案承兑汇票为李连东所有。综上，根据查明的事实，李连东虽未与黄春林直接发生买卖关系，但在杨爱芹间接代理的情况下且向李连东披露因黄春林使其未履行合同义务后,李连东即享有介入权,可以以委托人身份向黄春林主张合同权利，黄春林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受托人杨爱芹在交易时如果知道委托人是李连东就不会订立合同情况的存在，故李连东向黄春林主张权利符合我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另，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规定委托人享有介入权的同时,也赋予第三人抗辩权,是强调第三人如果知道受托人是基于委托人的委托就不会订立合同,目的是保护交易自由,但第三人行使抗辩权必须有正当、合理的抗辩理由。黄春林关于李连东无权以委托人身份向其主张权利的抗辩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李连东与黄春林之间的银行承兑汇票买卖行为,因违反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属无效。合同无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因双方约定了银行承兑汇票的转让价款,故在黄春林不能返还涉案银行承兑汇票的情况下,应以尚欠的银行承兑汇票转让价款1862800元确定李连东可获补偿的金额。综上，一审判决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二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一、撤销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2018)苏0402民初2647号民事判决；二、黄春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李连东银行承兑汇票五张（票号分别为40200051/29834870、40200051/29834871、30200053/27392674、31000051/27580467、50100051/20097322）；如逾期未返还，则黄春林应在返还期限届满后十日内补偿李连东1862800元;三、驳回李连东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上述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上述其他义务，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一审案件受理费、保全费共计1578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1566元，均由黄春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再审查明的事实与原一、二审相同。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关于票据持票人的认定。根据票据法原理，票据是一种单纯的金钱支付凭证，票据关系具有独立性和无因性。所谓无因性是指票据权利的行使只以持有票据为必要，持票人无需证明取得票据的原因。换言之，即占有票据的当事人就是票据债权人，就可以对票据债务人行使票据上的权利。至于票据权利人取得票据的原因，票据权利发生的原因等均可不问。这些原因存在与否，有效无效，与票据权利并不影响。所谓票据的独立性，是指如果在同一张票据上有数个票据行为，那么每一个票据行为各依其在票据上所载明的文义分别、独立地发生效力，其中一个行为无效，并不影响到其他票据行为的效力。这一原理旨在保障形式合法票据效力的确定性及票据流转的安全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即是对票据无因性的确认。本案中，占有票据的杨爱芹就是票据债权人,就可以对票据债务人行使票据上的权利,至于杨爱芹取得票据的原因、票据权利发生的原因与票据权利本身无关。根据票据的无因性和独立性应当认定杨爱芹系承兑汇票的持票人，依法享有相关票据权利。关于李连东的抗辩理由，首先，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2018）苏0412民初3729号民事调解书及沈春琴的陈述、杨爱芹在常州市公安局武进分局礼嘉派出所询问笔录内容仅能证明李连东曾经系案涉承兑汇票的持票人，不能认定杨爱芹向黄春林交付承兑汇票时，李连东仍系涉案银行承兑汇票的持票人，故二审法院对此事实认定错误；其次，李连东和杨爱芹之间的委托关系与票据无因性的关系，根据票据无因性，占有票据的当事人就是票据债权人，至于票据权利人取得票据的原因，票据权利发生的原因等与票据行为并不影响，本案中，李连东和杨爱芹之间是否存在委托关系属于票据关系的原因行为，对杨爱芹和黄春林之间的票据关系不产生影响，故本院对李连东和杨爱芹之间是否存在委托关系不作认定，故二审法院适用《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关于委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属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李连东并非案涉承兑汇票的持票人，李连东并非本案的适格原告，应当驳回李连东的起诉。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八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本院（2018）苏04民终3956号民事判决及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2018)苏0402民初2647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李连东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10783元，一审法院予以退还；二审案件受理费21566元，本院予以退还。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万扬飞审判员  魏雨文审判员  江 军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徐 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