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内01民终67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内蒙古绿蒙国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光明路2号楼1013、1023号。法定代表人：邹小华，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杰，男，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历满国，男，住呼和浩特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温寓婷，内蒙古陀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呼和浩特市回民区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住所地呼和浩特市回民区教导大队东路1公里。法定代表人：李文广，该办公室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文利，慧聪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春林，男，该办公室工作人员。上诉人内蒙古绿蒙国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蒙国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历满国、原审第三人呼和浩特市回民区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回民区征收办）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呼和浩特市回民区人民法院（2019）内0103民初13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绿蒙国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杰，被上诉人历满国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温寓婷，原审第三人回民区征收办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文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绿蒙国泰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呼和浩特市回民区人民法院（2019）内0103民初1396号民事判决书；改判驳回历满国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均由历满国负担。事实与理由：第一、一审未查清案件事实，适用案由错误，所做出的判决错误。绿蒙国泰公司与历满国之间并不存在拆迁补偿合同关系。本案历满国诉称绿蒙国泰公司于2016年对其房屋进行拆迁，这与事实不符。绿蒙国泰公司系房地产开发企业，所开发地产项目位于回民区巴彦淖尔北路以西，光明大街以北地块，绿蒙国泰公司并不直接实施房屋拆迁。2016年历满国的房屋拆迁是由回民区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进行，相关拆迁合同的订立以及拆迁款项发放均由该拆迁办公室同被拆迁户直接协商确定。历满国已于2016年1月18日与拆迁办经协商签订了《拆迁房屋补偿安置协议书》并于2016年10月21日全额领取拆迁补偿款及奖励共计2972594元整，至此，其作为被拆迁人的权益已经得到完全满足，并无额外款项。因此，绿蒙国泰公司并非拆迁主体，并不直接针对历满国进行补偿。一审将案由确定为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不正确。第二、绿蒙国泰公司并不欠历满国任何债务，历满国所举证据形式、内容均不真实合法，不能作为定案依据。1、绿蒙国泰公司经查，并无给历满国出具过任何书面承诺，历满国一审举证的承诺书、欠条上面“内蒙古绿蒙国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章并非绿蒙国泰公司加盖，且该两份盖章文件历满国不能说明合法来源以及是谁给他出具的，绿蒙国泰公司申请对公章进行鉴定，但一审法院称鉴定机构退回鉴定的原因是“绿蒙国泰公司无法提供刻章发票（收据）无法鉴定”，绿蒙国泰公司认为这一理由明显违背了“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原则”，把本应属于历满国的举证责任强加给绿蒙国泰公司，程序违法。因为绿蒙国泰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孙瑞杰在2016年间因为涉嫌刑事案件一直被羁押在看守所，公司的相关账簿、财务资料均无法找到，刻章收据确实无法提供，再说是否有收据以及收据本身和本案并无任何关系，更不能够阻却鉴定。历满国应该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2、历满国已经从拆迁办领取了合法的拆迁款297万余元（其中包括奖励款），其他主体没有义务再对其进行补偿，绿蒙国泰公司也不会欠其所谓的220562元，这个主张没有法律依据。况且这个金额是依据什么如何计算出来的，历满国拒绝解释，另外也没有指出这两份文件公司的经办人是谁。综上，本案一审判决存在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的严重问题，特提出上诉，请求改判。历满国辩称，一、绿蒙国泰公司向历满国以《欠条》、《承诺书》的方式做出意思表示，合同关系就此设立，基于合同产生的原因是补偿拆迁的性质，因此，一审认定补偿合同事实无误。1、本案中，绿蒙国泰公司事实上参与了拆迁工作，历满国举出的另一份与拆迁办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上，绿蒙国泰公司加盖了本公司的公章，可以证明该情况，其实际上也支付了被拆迁户补偿款。绿蒙国泰公司为了尽早启动建设而决定加快拆迁速度对历满国做出的额外补偿的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欠条》和《承诺书》是双方存在补偿合同关系的证据。2、绿蒙国泰公司与历满国设立的额外补偿独立于历满国与拆迁办所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是另外的法律关系，历满国仅就该法律关系起诉，绿蒙国泰公司上诉状中所称其并非拆迁主体不应补偿是试图混淆两个法律关系，其理由不能成立。二、历满国对法律关系的举证充分，足以证明案涉补偿关系，绿蒙国泰公司因反驳而申请鉴定，却未能按鉴定要求举证，其对历满国诉请的反驳缺乏证据，不能成立。1、历满国与绿蒙国泰公司之间存在补偿合同关系的证据是连续的，2016年1月17日绿蒙国泰公司出具《欠条》、历满国于2016年1月18日与拆迁办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2017年6月7日绿蒙国泰公司出具《承诺书》，在当时绿蒙国泰公司作出意思表示的习惯是加盖公章，绿蒙国泰公司在《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上对其应当交付安置房就以加盖公章的方式确认的，此类协议数量很大，均只有公章而无其他签字，绿蒙国泰公司否定当年的习惯行为应当举证，其未能举证则其观点不能成立。2、历满国在本案中申请对持有的另一份《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原件当中绿蒙国泰公司加盖的公章与《承诺书》的公章进行一致性鉴定，结论是公章是一致的。因该份《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内容是绿蒙国泰公司在房屋建设完成之后交付回迁房，协议亦有拆迁办盖章并且在拆迁办留有相同底档，绿蒙国泰公司无法反驳其真实性。3、绿蒙国泰公司申请对公章进行鉴定的原因是在本案中形成反驳，这一反驳的前提是认可绿蒙国泰公司加盖公章作出意思表示是其惯常行为，只是不认可历满国持有的《欠条》和《承诺书》的公章是真实的，而对于其真实的公章却不能按要求举证，并非法官分配举证错误，是鉴定程序法律规定的举证责任绿蒙国泰公司自己不能完成。综上，绿蒙国泰公司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理由支持，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其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回民区征收办述称，回民区征收办只与历满国签订过补偿安置协议，该协议书已经全部履行完毕，不存在未了结的事项。本案的历满国一审时并未向回民区征收办提出任何的诉讼请求，绿蒙国泰公司在上诉时也没有对回民区征收办提出任何的请求，本案的绿蒙国泰公司与历满国均认为他们争议的事实与回民区征收办无关，尤其是绿蒙国泰公司代理人在答辩时明确提出了本案所诉争的法律关系与历满国与回民区征收办之间的法律关系是两个法律关系。历满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绿蒙国泰公司支付历满国鼓励款220562元、违约金11000元以及利息（利息以220562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自2016年1月17日起计算至本息全部清偿之日止，暂算至2019年4月30日为176303元），共计407865元；2、判令由绿蒙国泰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1、2001年10月11日，呼和浩特市房产管理局作出呼房权证回民区字第XXXX号房屋所有权证，载明：“房屋所有权人历满国；房屋坐落回民区巴彦北路2号楼6号；建筑面积152.2平方米。”2016年1月18日，第三人回民区征收办与历满国签订《拆迁房屋补偿安置协议书》，约定：“被拆迁人姓名历满国；拆迁地址：××区；结算后补（退）总金额2972594元。”历满国于2016年10月21日领取拆迁补偿款2972594元。2、2016年1月17日，绿蒙国泰公司向历满国出具《欠条》，载明：“今欠历满国人民币220562元，于2016年5月30日前全部还清。”并加盖绿蒙国泰公司印章。2016年11月15日，绿蒙国泰公司向历满国出具《承诺书》，载明：“绿蒙国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16年1月17日欠历满国人民币220562元，应在2016年5月30日前全部还清，至今未还款。经双方协商，绿蒙国泰公司承诺欠历满国人民币220562元于2017年5月30日前必须全部还清，如到时不还，双倍赔偿。”并加盖绿蒙国泰公司印章。3、2017年6月7日，绿蒙国泰公司向历满国出具《承诺书》，载明：“2016年我公司投资建设位于呼和浩特市××区的绿蒙商业楼（暂定名），历满国系该项目所占土地上的商用房屋所有权人。为了推进项目建设，我公司于2016年11月15日向历满国出具承诺书，承诺我公司自愿在政府拆迁补偿安置之外，支付220562元鼓励款。原承诺于2017年5月30日前付清上述鼓励款，但我公司未能按期付款，因我公司承诺的逾期双倍赔偿过高，我公司现作出如下承诺：一、2017年11月1日前，我公司保证付清上述220562元鼓励款。二、鉴于我公司违反原承诺的期限付款，我公司愿额外支付11000元作为逾期付款的违约金。三、我公司如不能在2017年11月1日前付清上述两笔款项，愿从2016年1月17日起按月利率2%向历满国支付220562元的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直至付清为止。四、原2016年11月15日我公司出具的《承诺书》与本承诺书不一致的，以本承诺书为准。”并加盖绿蒙国泰公司印章。此后绿蒙国泰公司未履行《承诺书》约定义务。4、诉讼过程中，绿蒙国泰公司提出鉴定申请，要求对历满国出具的《欠条》及《承诺书》中加盖的绿蒙国泰公司公章真伪进行鉴定。因绿蒙国泰公司无法提供刻章发票（收据），无法进行鉴定，遂被鉴定机构退回。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法律关系，绿蒙国泰公司与历满国签订的《欠条》、《承诺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各方应依约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绿蒙国泰公司应当按照《欠条》及《承诺书》内容承担给付义务，故对于历满国要求绿蒙国泰公司支付鼓励金220562元、违约金11000元及利息（以220562为基数，按月利率2%，自2016年1月17日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绿蒙国泰公司辩称，历满国持有的《欠条》及《承诺书》中加盖的公章并非其公章，但其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佐证，其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故一审法院对于绿蒙国泰公司的辩称意见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被告内蒙古绿蒙国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历满国鼓励金220562元；二、被告内蒙古绿蒙国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历满国违约金11000元；三、被告内蒙古绿蒙国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历满国利息（以220562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自2016年1月17日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绿蒙国泰公司二审中新举示了在逃人员登记信息表（网页图片）和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回民区分局逮捕告知书，拟证明签订欠条和承诺书时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孙瑞杰被羁押，公司处于停摆状态，故对此过程中和被拆迁户所签协议及盖章表示不认可。历满国认为在逃人员登记信息表（网页图片）真实性无法核实，形式不合法，对逮捕告知书真实性认可，对上述两份证据的关联性均不认可。回民区征收办对上述证据不发表意见。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绿蒙国泰公司是否应承担一审判决所确定的债务。关于绿蒙国泰公司是否应受案涉欠条和承诺书的约束，该欠条和承诺书盖有绿蒙国泰公司印章，经二审询问，绿蒙国泰公司一审申请鉴定系要求对欠条和承诺书上所加盖的印章和绿蒙国泰公司现在使用的印章进行比对，而绿蒙国泰公司称其现使用的印章系2018年之后刻制，而欠条和承诺书落款时间均为2016年，故若按其要求进行比对并不能达到其否定印章真实性的证明目的。故由于绿蒙国泰公司未完成举证责任，应当对案涉欠条和承诺书真实性予以确认。绿蒙国泰公司虽非拆迁主体，但其向历满国出具欠条和承诺书系民事主体的意思表示行为，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绿蒙国泰公司应受欠条和承诺书的约束。绿蒙国泰公司二审新举示的在逃人员登记信息表（网页图片）和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回民区分局逮捕告知书不属于法定的新证据，且其原法定代表人是否被羁押与所盖印章是否真实没有直接关系，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绿蒙国泰公司应当依照欠条和承诺书向历满国给付鼓励款220562元、违约金11000元。就欠款利息问题，虽然绿蒙国泰公司承诺“我公司如不能在2017年11月1日前付清上述两笔款项，愿从2016年1月17日起，按月利率2%向历满国支付220562元的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直至付清为止”，但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鉴于本院已支持绿蒙国泰公司因其未于2017年5月30日前向历满国支付220562元产生的违约金11000元，故本院支持利息以242561为基数，按月利率2%，自2017年5月30日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另外，一审判决确定本案案由有所不当，二审将案由确定为合同纠纷。综上所述，一审判决不当之处予以变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呼和浩特市回民区人民法院（2019）内0103民初139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二、变更呼和浩特市回民区人民法院（2019）内0103民初1396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为“内蒙古绿蒙国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历满国利息，该利息以220562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自2017年5月30日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三、驳回历满国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7420元，由内蒙古绿蒙国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6834元，历满国负担58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770元，由内蒙古绿蒙国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4393元，历满国负担377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白 雪 松审 判 员 鄂 晓 红审 判 员 额日德尼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一日法官助理 曹 文 婷书 记 员 王  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