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7民终243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南有线公司新乡市延津分公司，住所地河南省新乡市延津县平安大道北侧电力宾馆东侧。负责人：魏涛，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谭森，河南诚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霞，河南豫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满常，男，1974年6月20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延津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邢爱红，女，1980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延津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亚轩，男，2006年4月6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延津县。法定代理人：邢爱红，女，1980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延津县。系李亚轩母亲。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亚芳，女，2004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延津县。法定代理人：邢爱红，女，1980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延津县。系李亚芳母亲。以上四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勤勇、张豪（实习）河南众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任卓仓，男，1965年12月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延津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程太波，男，1958年4月9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延津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智聪，男，1996年1月21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延津县。系程太波儿子。上诉人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南有线公司新乡市延津分公司（以下简称移动延津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满常、李亚轩、李亚芳、邢爱红、任卓仓、程太波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延津县人民法院（2020）豫0726民初3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移动延津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谭森、孙霞，被上诉人李满常、邢爱红、李亚轩、李亚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勤勇、张豪，被上诉人任卓仓，被上诉人程太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智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移动延津分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2、改判为上诉人承担事故10%的责任，支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共计52,390.086元。事实与理由：1、一审判决上诉人应承担50%的责任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本案事故发生与上诉人无直接因果关系，上诉人仅应承担10%的责任。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未尽到维护管理责任，导致线杆因不能承受李晶的体重而翻倒，上诉人存在明显过错”，据此判决“上诉人应承担50%的责任”无事实与法律依据。通常线杆的稳定主要受到三个力的作用：一是线杆自身的重力；二是杆上负载（光缆、杆上钢绞线及杆上抱箍其他附件）的向下重力支撑；三是长距离钢线和光缆四方(前后左右）拉力的连贯固定支撑力。一旦线杆上抱箍连同其他负载在无保护情况下突然去掉，线杆由于受到钢绞线及杆上负载远方不均衡的拉力的作用会引起线杆断裂或倾覆，与线杆埋深并无直接因果关系。一审判决无视客观情况，忽视其他外力的作用，人为地认定电杆翻倒是因为埋深不足不能承受李晶体重导致，故而判决上诉人承担50%的责任，于法无据。本案中系李晶将固定光缆的抱箍解开，造成线杆失去受力支撑而倒塌，其行为是导致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上诉人即使应承担责任，也仅应承担事故10%的责任。2、李晶本人擅自挪动上诉人的电信线路，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李晶未经上诉人同意，擅自挪动上诉人架设的电信线路，其行为已经违反了《电信条例》第四十八条：“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擅自改动或者迁移他人的电信线路及其他电信设施；遇有特殊情况必须改动或者迁移的，应当征得该电信设施产权人同意。”以及《河南省通信基础设施建设与保护办法》第二十条：“禁止下列危及通信基础设施安全的行为：（二）擅自改动或者迁移他人通信线路及其他通信基础设施。”的规定，属违法行为。另外，根据《电信条例》第四十九条：“从事施工、生产、种植树木等活动，不得危及电信线路或者其他电信设施的安全或者妨碍线路畅通；可能危及电信安全时，应当事先通知有关电信业务经营者，并由从事该活动的单位或者个人负责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程太波、任卓仓二人为伐树需要，雇佣李晶去挪动上诉人的线路，但其三人均未事先通知上诉人，也未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最终才造成事故发生，其三人应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3、李晶本人不具备相关作业资质，其在挪线过程中并未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也未配备相应的安全防护装备，其自身存在重大过错。4、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应由程太波、任卓仓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李晶承担次要责任。本案中程太波、任卓仓与李晶系雇佣关系，其二人作为雇主，在李晶从事相关作业时本应提供符合安全生产的作业环境和条件。但其二人未审查李晶的资质，也未给李晶提供符合作业规范要求的设施及设备，其二人存在重大过错。根据《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十一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其二人应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本案中李晶作为雇员，其挪线行为本身就违反相关法律规定，而且其在挪线过程中也未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自身亦存在过错，可以减轻或者免除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其应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5、退一步说，即使按照一审判决认定的50%的责任，也应在计算三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精神抚慰金时将李晶本人承担责任比例部分扣除。按照一审判决对上诉人50%责任的认定，上诉人应承担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应为李亚芳3,848.66元、李亚轩9,621.655元、李满常55,805.615元，合计69,275.93元，上诉人应承担的精神抚慰金应为25,000元。相比之下一审判决对上述两项费用多计算了6,282.9元，依法应予改正。李满常、李亚轩、李亚芳、邢爱红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责任比例适当，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及请求不能成立，二审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扶养人生活费一审计算正确，本案发生时由于上诉人的电线杆存在质量问题及施工问题，如我方有证据证明是经过上诉人同意上诉人是要承担全部责任的，本案的发生是由于埋深不够及电线杆原出现过断裂，受害人系了安全带，正常情况下不可能出现电线杆倒塌的情况，电线杆在树林旁边设置，伐树时肯定会影响线路安全，把线路临时挪动是为了上诉人的利益，我方认为受害人在该过程中没有任何过错，受害人是受雇佣挪动线路，所受到的伤害应当由雇主承担。上诉人电线杆埋深不符合规定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上诉人电线杆倒塌正是由于埋深不足导致。事故发生时没戴安全帽。李晶平时从事通信线路的架设维修，没有固定单位，打零工，有电工操作证，干了好多年了。程太波辩称,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理由：1、一审判决中,最终认定程太波、任卓仓与李晶存在雇佣关系,对该认定是有异议的,事实上,程太波仅仅是向李晶打听了一下他是否具备电工操作能力，是否有能力承担这个解线的任务,但考虑到与李晶从未合作过,对其实际的技术和水平并不十分了解,程太波当即表示要考虑一下,并一再强调,程太波没到场前,不要自己单独行动,这才导致事发之时,无论是程太波,还是任卓仓,两人均不在现场。这也是导致李晶在没有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单独匆忙上杆,最终发生不幸。一审判决后,尽管程太波、任卓仓二人对此认定均存在严重的异议,但考虑到李晶一家毕竟在此次事故中,损失巨大,其家人的生活的确比较困难,大家又都是乡里乡亲,所以,我们才没有提上诉。2、李晶身为电工,却没有采取任何安全措施,甚至连安全帽都没有戴,导致事发时当场身亡。一审法院仅仅判决李晶一方象征性的承担10%的责任,从严格的事实和发生事故的因果关系来看,该判定比例确实过低,但还是基于上述原因,虽然对该比例分担有异议,程太波还是选择了接受。如果二审过程中,认为应当加大李晶的责任承担比例,亦应当将相应的比例所减少的赔偿范围归属于程太波、任卓仓。3、关于上诉人移动延津分公司应承担的责任比例，正如一审已经查明的事实,导致本次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就是由于上诉人移动延津分公司所属的通信电线杆存在严重的产品质量、施工质量问题,从而导致电线杆不当倾倒伤人,涉事电线杆之前已经断裂过一次,有关断裂的痕迹清晰可见,上诉人作为有关通信运营商,理应对其所述的通讯设施、设备善尽维护保养义务,在已经发生断裂的情形下,更加应该采取妥善的维修手段,对已经断裂的电线杆进行及时更换,重新予以栽种,但由于其对此严重的安全隐患的漠视,导致之前发生断裂后,居然再次使用该电线杆。甚至在二次栽种电线杆过程中,居然仅仅开挖了不足三十公分左右的深度,草草掩埋了事,这才导致李晶刚刚爬上该电线杆,便发生了严重的倾倒伤人事故。任卓仓辩称,同程太波答辩意见。应当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邢爱红、李亚芳、李亚轩、李满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要求任卓仓、程太波、移动延津分公司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等各项费用共计598,949.82元（庭审中诉讼请求变更为：要求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等各项费用共计505,446.87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任卓仓、程太波、移动延津分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20年3月4日上午7点多，程太波因伐树需要找到受害人李晶，让其去延津县僧固乡西竹村北地把涉案电杆上的电缆解下。当天上午李晶到达现场，李晶身上绑着安全带和脚蹬攀爬到电杆顶部，在解吊线抱箍的操作过程中，电线杆发生侧歪并翻倒砸到李晶，致使李晶当场死亡。事故发生后，程太波、任卓仓共向邢爱红、李亚芳、李亚轩、李满常支付现金30,000元。另查明，程太波和任卓仓在本案中系合伙伐树卖树。案涉电杆在本次事故发生前曾断裂过一次，断裂后未更换电杆又进行了载埋，事故发生时案涉电杆杆洞深度不足50厘米。还查明，受害人李晶出生于1981年10月5日，于2020年3月4日因此次事故死亡。2018年5月29日，受害人李晶领取特种作业操作证，准操项目为高压电作业，有效期限为2018年5月29日至2024年5月29日。李晶为农村居民。又查明，受害人李晶的父亲于1995年去世，××，申诉荣在本案开庭前去世。邢爱红系受害人李晶之妻。李亚芳系李晶长女，2004年11月20日出生。李亚轩系李晶儿子，2006年4月6日出生。李满常出生于1974年6月20日，其与受害人李晶成年前在一起生活并尽到了扶养义务。李满常于2019年3月7日被中国××人联合会评为肢体贰级××。李满常无妻子也无子女，现有一个姐姐李少青。本案中，李满常要求按照李晶承担二分之一的被扶养人份额主张被扶养人生活费。最后查明，河南省2019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每年15,163.75元，2019年河南省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每年11,545.99元，河南省2019年度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每年64,148元。一审法院认为，一、程太波和任卓仓与受害人李晶之间是何法律关系及是否应承担责任。综合全案证据，受害人李晶系接受程太波指示去事发地解电杆缆线的，双方虽未明确约定劳务报酬数额，但在2020年3月4日延津县公安民警对程太波的询问笔录中显示：“问：你找少群去干这件事，你承诺给他什么报酬了吗？答：我和少群说这事的时候，我说的是以前我也找过其他人干过这种活儿，人家咋着咱回来咱着，意思是不会让他白干，但是并没有明白的给他说这事给他多少钱。”可以看出，李晶为程太波并非无偿提供劳务，故一审法院认定李晶与程太波之间构成雇佣关系。因程太波和任卓仓系合伙伐树卖树，虽然任卓仓辩称其未指示李晶去干活，但鉴于受害人李晶系为程太波、任卓仓合伙事务提供劳务，程太波、任卓仓系合伙事务的受益人，故任卓仓与程太波应共同承担责任。二、受害人李晶的死亡原因及移动延津分公司是否承担责任。关于李晶死亡的直接原因，从公安机关的现场勘验、询问笔录及现场照片等证据反映出李晶系案涉电杆翻到砸到李晶致使其当场死亡。经公安机关现场勘验，案涉电杆系曾经底部断裂（断裂面在地面以上）后又进行了载埋，重新载埋杆洞深度不足50厘米。在李晶攀爬到电杆上将电杆电缆吊线抱箍解除后，电杆不能承受李晶体重而翻到砸到李晶致其当场死亡。移动延津分公司作为案涉电杆的产权人及管理人，其对案涉线路电杆的管理维护明显不到位，且对案涉电杆的重复使用、载埋等违反相关国家标准，对事故的发生明显存在过错。理由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联合发布的《通信线路工程验收规范》（GB51171—2016）中“3.4电杆检验3.4.1环形钢筋混凝土电杆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2混凝土电杆外观质量应符合下列规定：1）预应力混凝土电杆、部分预应力混凝土电杆表面不得有环向和纵向裂缝。钢筋混凝土电杆不得有纵向裂缝，环向裂缝宽度不应大于0．05mm。2）电杆的磨边合缝处、钢板与杆身结合处不应有漏浆。3）电杆不应有局部碰伤。4）电杆内外表面不得漏钢筋，内表面不得有混凝土塌落，外表面不得有蜂窝。5）电杆表面不应有麻面、粘皮。6）预留孔（件）四周的混凝土不应有损伤”。该规范的5.1.2电杆洞洞深应符合下列规定：架空光（电）缆电杆洞洞深规定，水泥电杆最低杆长6米的电杆要求洞深为：普通土1.2m，硬土1.0m，水田、湿地1.3m，石质0.8m，且洞深允许偏差为±50mm。本案案涉电杆系从底部（出土部分以上）断裂，依国家标准不应再重复使用，且移动延津分公司在重复使用后载埋电杆洞洞深不足500mm，严重低于国家标准，明显存在严重安全隐患。依据一般常规，移动延津分公司如果严格按照国家标准对案涉电杆尽到了管理维护责任，即使在李晶解除电杆顶端的吊线抱箍后，仅李晶自身的体重也不会导致电杆翻倒从而酿成此次事故，故移动延津分公司推脱不了自身的责任。三、关于责任的承担及责任大小的划分。受害人李晶在解除案涉电杆吊线电缆时采取了一定的防护措施（配备安全绳等），但未佩戴安全帽（虽然从本案实际情况来看，即使佩戴安全帽不一定能完全避免死亡事故的发生，但也不能排除不会减轻造成的后果），故李晶本身有一定的过错，根据本案实际，酌定李晶自己承担10％的责任。程太波、任卓仓合伙采伐案涉电杆附近的树木，因怕伐树损坏通信线路，其二人完全可以采取其他措施（可采取搭设防护网、牵引拉绳等方法避免对通信线路造成危害或通知通信公司，由通信公司按照规定采取措施等）避免对通信线路产生危害，但程太波却让受害人李晶一人前往解除电杆吊线电缆，也未采取其他防范措施，故作为合伙人的程太波、任卓仓明显存在过错，根据本案实际，酌定程太波、任卓仓共同承担40％的责任。移动延津分公司在自己所有和管理使用的电杆出现严重损坏时并未按照相关规定予以更换，且重复使用的电杆载埋杆洞深度严重不符合相关国家标准，虽然在相邻电杆和吊线电缆的作用下暂时未出现倾倒情况，但已埋下严重的安全隐患，不但对相邻电杆和吊线电缆造成潜在危害，也对周围从事生产生活的人员等构成了潜在的安全威胁。如移动延津分公司能对案涉电杆按照规定尽到管理养护责任，本案的死亡事故也许就可以避免，故根据本案实际，酌定移动延津分公司承担50％的责任。四、按照上述责任的划分比例，赔偿义务人应向赔偿权利人赔偿的合理合法损失的项目、数额如下：1、死亡赔偿金，按照2019年度河南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标准计算20年为303,275元。按照程太波、任卓仓承担40％的责任为121,310元，移动延津分公司承担50％责任为151,637.50元；2、丧葬费，按照河南省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计算六个月为32,074元。按照程太波、任卓仓承担40％的责任为12,829.60元，移动延津分公司承担50％责任为16,037元；3、被扶养人生活费，因李晶父亲去世和母亲患精神类疾病时李晶未成年，其哥李满常尽到扶养义务，且李满常身体肢体××为贰级，在目前情况下已实际上没有了劳动能力，在李满常未有其他法定扶养人的情况下，李满常主张其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依法应得到支持。至于李晶的女儿和儿子均未成年，故其被扶养人生活费也应得到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按照责任比例，程太波、任卓仓（40％）应向李亚芳赔偿被扶养人生活费为3,848.66元／年×2年×4／9＝3,421.03元，移动延津分公司（50％）应向李亚芳赔偿被扶养人生活费为3,848.66元／年×2年×5／9＝4,276.29元。程太波、任卓仓（40％）应向李亚轩赔偿被扶养人生活费为3,848.66元／年×2年×4／9＋11,545.99元÷2×2年×40％＝8,039.43元，移动延津分公司（50％）应向李亚轩赔偿被扶养人生活费为3,848.66元／年×2年×5／9＋11,545.99元÷2×2年×50％＝10,049.29元。程太波、任卓仓（40％）应向李满常赔偿被扶养人生活费为3,848.66元／年×2年×4／9＋11,545.99元÷2×2年×40％＋11,545.99元÷2×16年×40％＝44,986.60元，移动延津分公司（50％）应向李满常赔偿被扶养人生活费为3,848.66元／年×2年×5／9＋11,545.99元÷2×2年×50％＋11,545.99元÷2×16年×50％＝56,233.25元；4、精神抚慰金酌定程太波、任卓仓赔偿20,000元，移动延津分公司赔偿30,000元。综上，扣除程太波、任卓仓已支付的30,000元，程太波、任卓仓应向李满常、李亚轩、李亚芳、邢爱红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抚慰金合计124,139.60元，应赔偿李亚芳被扶养人生活费3,421.03元，赔偿李亚轩被扶养人生活费8,039.43元，赔偿李满常被扶养人生活费44,986.60元。移动延津分公司应向李满常、李亚轩、李亚芳、邢爱红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抚慰金合计197,674.50元，应赔偿李亚芳被扶养人生活费4,276.29元，赔偿李亚轩被扶养人生活费10,049.29元，赔偿李满常被扶养人生活费56,233.25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程太波和任卓仓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向邢爱红、李亚芳、李亚轩、李满常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抚慰金合计124,139.60元；二、程太波和任卓仓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向李亚芳赔偿被扶养人生活费3,421.03元；三、程太波和任卓仓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向原告李亚轩赔偿被扶养人生活费8,039.43元；四、程太波和任卓仓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向李满常赔偿被扶养人生活费44,986.60元；五、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南有限公司新乡市延津分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邢爱红、李亚芳、李亚轩、李满常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抚慰金合计197,674.50元；六、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南有限公司新乡市延津分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李亚芳赔偿被扶养人生活费4,276.29元；七、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南有限公司新乡市延津分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李亚轩赔偿被扶养人生活费10,049.29元；八、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南有限公司新乡市延津分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李满常赔偿被扶养人生活费56,233.25元。如果债务人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8,855元，由邢爱红、李亚芳、李亚轩、李满常承担886元，程太波和任卓仓承担3,542元，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南有限公司新乡市延津分公司承担4,427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关于本案责任承担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第四十八条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擅自改动或者迁移他人的电信线路及其他电信设施；遇有特殊情况必须改动或者迁移的，应当征得该电信设施产权人同意，由提出改动或者迁移要求的单位或者个人承担改动或者迁移所需费用，并赔偿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本案中，程太波和任卓仓作为受害人的雇主，在未经过电信设施产权人移动延津分公司的同意下，指示受害人擅自迁移移动延津分公司的电信线路，对本次事故的发生存在较大的过错，本院酌定由程太波和任卓仓承担60%的责任；移动延津分公司作为该电信设施的产权人，其所使用的电杆不符合相关国家标准，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且未能及时对案涉电杆按照相关国家标准进行维修或更换，酌定由其承担30%的责任；本案受害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提供劳务的过程中未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一审酌定由其承担10%的责任并无不当。李满常、李亚轩、李亚芳、邢爱红的具体损失为：1、死亡赔偿金为303,275元；2、丧葬费为32,074元；3、被扶养人生活费：李亚芳赔偿被扶养人生活费为7,697.32元（11,545.99元÷3×2年），李亚轩赔偿被扶养人生活费为19,243.31元（11,545.99元÷3×2年＋11,545.99元÷2×2年），李满常赔偿被扶养人生活费为111,611.23元（11,545.99元÷3×2年＋11,545.99元÷2×2年+11,545.99元÷2×16年）；4、精神抚慰金50,000元。以上损失共计523,900.86元，由移动延津分公司承担157,170.26元（523900.86×30%）；由程太波和任卓仓承担284,340.52元（523900.86×60%—30000）。综上所述，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南有线公司新乡市延津分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河南省延津县人民法院（2020）豫0726民初346号民事判决；二、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南有线公司新乡市延津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李满常、李亚轩、李亚芳、邢爱红损失157,170.26元；三、程太波和任卓仓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李满常、李亚轩、李亚芳、邢爱红损失284,340.52元；四、驳回李满常、李亚轩、李亚芳、邢爱红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8,855元，由李满常、李亚轩、李亚芳、邢爱红负担1,151元，由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南有线公司新乡市延津分公司负担2,542元，由程太波和任卓仓负担5,16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538元，由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南有线公司新乡市延津分公司负担2,224元，由程太波和任卓仓负担2,314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孙 峰审判员 高凤娜审判员 张国飞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王 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