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9民终119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邓会英，女，1974年8月1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海县*******白*1组13号，公民身份号码为432************121。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玮，广东顺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顺，男，1963年6月23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号码为R259663（5），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号码为H04394724。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沁妮，广东法仪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峰，广东法仪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邓会英因与被上诉人**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2018）粤1973民初216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邓会英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顺向邓会英支付人民币1000000元及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顺承担。事实与理由：邓会英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理由如下：本案中，**顺确认收到1000000元的事实，双方的争议焦点为该1000000元是否为借款。一、**顺主张案涉款项为补偿款，没有事实依据。**顺主张补偿款的主要依据，是一份其与广东粤林电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粤林公司）签订的《备忘录》。根据该《备忘录》，在粤林公司挂牌前**顺可以自行购买粤林公司40万股的股份，如果粤林公司三年内未完成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以本金加年息百分之十利息回购**顺持有的公司股份。即便该约定真实，也无法得出邓会英需要向**顺支付1000000元补偿款的结论。按照《备忘录》，补偿的前提是：其一，**顺自行购买挂牌前的40万股粤林公司的股份；其二，粤林公司三年内未完成上市。但本案中，**顺从未出资购买过挂牌前的40万股粤林公司的股份，而粤林公司在《备忘录》记载的三年时间届满前已经完成上市。因此，即便按照《备忘录》，粤林公司或是其实际控制人均无义务向**顺支付任何补偿。二、案涉款项是**顺以举报粤林公司存在违规相要挟，以投资困难需要资金收转为借口向邓会英借款。**顺应当对否认借款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粤林公司上市之初，由于对于上市公司制度不了解，仍援用一些旧的财务做法，与国家当时对上市公司的要求存在差距。**顺当时是粤林公司的董事会秘书，在财务方面拥有丰富经验，在发现粤林公司存在上述漏洞后，其向与粤林公司申请离职时，就以投资遇到困难为由提出要求，让粤林公司向其借款1000000元，并称如果粤林公司不同意，就向相关部门检举揭发。邓会英无奈之下就向**顺支付案涉借款1000000元。因为案涉借款是要挟的结果，故邓会英在支付借款时也不敢让**顺出具借条。事后邓会英要求**顺还款被拒绝后，尝试报警处理，但公安一直未给予处理结果。关于要挟的证据，有**顺与童劲松的短信记录为证。**顺答辩称：一、**顺主张案涉1000000元为相关公司的补偿款有理有据。**顺原在中银（香港）有限公司任职。2012年7月初，邓会英与其丈夫田永超为促成粤林公司上市，经人介绍邀请**顺加盟。2012年7月9日，**顺与粤林公司签订《备忘录》，约定**顺任职后粤林公司同意**顺以截至2012年6月30日公司每股净资产的价格，自行购买公司40万股的股份，如果公司在协议生效之日起三年内未完成上市，粤林公司实际控制人田永超会以本金加年息百分之十利息回购**顺持有的公司股份。随后，**顺正式入职粤林公司并担任董事会秘书。2014年12月12日，粤林公司开始在新三板交易系统挂牌转让，根据挂牌信息，如果粤林公司依约允许**顺购买40万股，**顺在离职时卖出则可获得456万元的毛利收入。**顺更是专门设立公司准备受让股份，经**顺多次要求，邓会英夫妇仍未依约安排股份让**顺购买。以至后来在2015年4月18日的董事会上，**顺对2014年度报表合规性提出质疑并投出反对票，并于2015年4月19日通过券商传递系统将此次董事会会议记录及决议发给督办券商。粤林公司在4月21日发出公告变更原董事会会议记录及决议、董事会秘书由**顺变更为朱金强。4月20日上午，邓会英夫妇逼迫**顺辞职，后经粤林公司另一股东童劲松的协调达成解决方案，粤林公司同意支付1000000元给**顺作为补偿，并结清3月份及4月份工资及支付相应补偿金，**顺同意将《备忘录》原件交回粤林公司。4月22日，邓会英代粤林公司向**顺支付1000000元补偿金。同日，朱金强在**顺交回的《备忘录》复印件上签下“原件已收回”，要求**顺在工资单和离职补偿金上签字，从而办理完离职手续。对此，**顺已在一审期间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实。二、邓会英主张**顺要挟其出借款项，没有相应证据。邓会英引用**顺一审提供的证据，断章取义编造事实。**顺与童劲松的短息记录，双方谈论的实际上是让邓会英重新签署一份新的备忘录，以解决原备忘录约定的购买公司股份的问题。邓会英作为粤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其夫妻及其控股的粤林公司与**顺关系恶化的情况下，在未签订任何书面协议的情况下，甚至在付款凭证上不注明“借款”或“往来款”的情况下就“出借”1000000元给**顺，有违常理。邓会英在起诉前从未要求**顺还款，亦有违常理。邓会英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顺向邓会英清偿借款人民币1000000元，并支付借款利息（利息按照年利率6%，从2018年12月21日起计算至**顺实际清偿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顺承担。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一、邓会英与**顺之间款项往来情况2015年4月22日，邓会英向**顺转账1000000元。二、各当事人陈述情况邓会英陈述，邓会英向**顺转款系借款，是借给**顺因投资困难暂时周转所用。**顺陈述，其于2015年4月22日收到的转款为补偿款，是**顺入职粤林公司之前，邓会英及其丈夫承诺在粤林公司挂牌前让**顺购买粤林公司的股份，但直到粤林公司挂牌，邓会英还没有将股份卖给**顺，双方产生争议，**顺在粤林公司第四届三次会议时投了反对票，并将该情况反应给督办券商，后粤林公司与**顺达成协议，向**顺支付1000000元作为补偿，**顺将2012年签订的“备忘录”原件交回给粤林公司，该款项是粤林公司法定代表人即本案邓会英代粤林公司向**顺转账的。对此，**顺提供了一份落款日期为2012年《备忘录》，《备忘录》中载明在粤林公司挂牌前**顺可以自行购买粤林公司的400000股股份，如公司在协议生效之日起三年内未完成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田永超）会以本金加年息百分之十利息回购**顺持有的公司股份。另，上述“备忘录”复印件，其上有“朱金强”字样签名，并注明“原件已收回”。邓会英与**顺均确认，朱金强系粤林公司股东、董事，**顺陈述朱金强系田永超表哥。同时，**顺提交与案外人的短信记录，显示案外人在2015年4月22日，发送短信给邓会英“您尾号8946的理财卡4月22日16时6分向**顺转账支取支出人民币1000000元”，另发送“您末四位为0925的企业账户于22日17：46分支出人民币46455元（代发工资）”，**顺提供了工资签收条，证实离职时领取工资为46455元，短信中提及“尾号8946”与邓会英转账账户尾号相符。**顺陈述，信息发送人为朱金强，因邓会英与**顺关系恶化，故邓会英转账后将转账短信发给朱金强后，朱金强转发给**顺。三、邓会英和**顺的身份概况邓会英及其丈夫田永超系粤林公司的大股东，**顺曾任职于粤林公司，至案涉转款发生时，**顺已从粤林公司离职。原审法院认为，**顺系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本案为涉港民间借贷纠纷，参照涉外案件处理。关于准据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之规定，本案中，双方在法庭辩论终结前一致选择适用内地法律，因此应确定内地法律作为准据法。关于邓会英主张的借款关系是否成立，原审法院分析如下：第一、邓会英与**顺之间的转账均无备注用途；第二、邓会英也未提供《借款合同》或《收据》等证实1000000元转款的性质；第三、邓会英在未约定还款期限，未约定利息，未要求任何担保的情况下，且在**顺已从粤林公司离职后，出借大额借款不合常理；第四、邓会英与**顺之间无任何关于沟通出借款项的记录，无催收款项的证据；第五、邓会英转账后，通过案外人在转账当天，发送转账短信给**顺，也与正常借款不符；第六、**顺陈述案涉转账的性质并非借款，并提供了“备忘录”以及短信记录、微信记录等证据，综上，根据现有证据并结合双方陈述，原审法院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案涉款项并非借款。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邓会英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审受理费13800元，由邓会英负担。二审期间，双方向本院提交的证据如下：邓会英向本院提交粤林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用以证明**顺未曾实际购买过粤林公司的原始股，未曾拥有过粤林公司任何形式的股份，故认为**顺以拥有四十万股原始股，进而获得1000000元补偿款无事实依据。对此，**顺认为，对《情况说明》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顺确实没有实际购买原始股，但并非是由于**顺不愿意购买。此外，邓会英还申请本院前往东莞市清溪镇三中派出所调取粤林公司的报警记录及相关笔录和证据，拟证明**顺以举报粤林公司存在违规相要挟的方式要求邓会英借款，粤林公司的董事长秘书朱金强、股东田永超曾于2017年12月29日报警并说明情况。**顺向本院提交《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经营场所证明信》《税务登记证》《生产、经营所得投资者个人所得税年度汇算清缴申报表》《营业执照》《核准注销登记通知书》，拟证明**顺曾专门设立公司为受让约定股份做准备。邓会英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顺所主张的证明内容有异议，认为上述证据与本案事实无关。对一审法院所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因**顺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故本案具有涉港因素。原审法院对本案行使管辖权及适用内地法律处理涉案争议，符合法律规定，各方亦未提出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本案二审程序中针对邓会英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结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院归纳二审争议焦点为：案涉1000000元款项的性质是否属于借款。邓会英依据其向**顺转账支付1000000元人民币的银行转账凭证提起本案民间借贷诉讼，**顺抗辩称该转账1000000元人民币是基于其从粤林公司离职，双方为解决《备忘录》约定事项而支付的补偿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顺提供了《备忘录》、短信及微信记录等证据，对此本院分析如下：首先，《备忘录》末页有粤林公司董事朱金强的签字并注明“原件已收回”的字眼，虽然邓会英称无法确认《备忘录》内容的真实性，但邓会英作为粤林公司的总经理，在确认已收回原件的情况下未在本院指定的期限内提交其认为真实的《备忘录》，故本院认定**顺提交《备忘录》所约定内容为真实。根据《备忘录》约定，**顺任职后，粤林公司同意**顺以截至2012年6月30日公司每股净资产的价格，自行购买公司40万股股份的相关约定。其次，结合短信及微信记录，在2015年4月21日及4月22日**顺从粤林公司离职前，**顺与粤林公司人员商讨《备忘录》的处理方案、剩余工资及离职补偿的发放，2015年4月22日**顺即收到邓会英转账支付的案涉1000000元，以及粤林公司发放的剩余工资及离职补偿，同日粤林公司的董事朱金强从**顺处收回《备忘录》原件。因此，上述证据已形成较为完整的证据链条，可以初步证实邓会英向**顺转账支付的案涉1000000元，是基于**顺从粤林公司离职，双方为处理《备忘录》事宜协商作出的补偿款。邓会英未能提供任何借据、欠条或收据，亦未能进一步举证证明双方借贷关系的成立，其主张因胁迫出借款项更是没有任何确切证据予以证实，邓会英向本院申请调取公安资料，但其未能提供任何报警回执，且其自称的报警时间与出借时间相隔数月，故本院对邓会英的调查取证申请不予准许。综上，对邓会英主张该1000000元款项性质为借款并要求**顺予以偿还，缺乏理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邓会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受理费13800元，由邓会英负担（邓会英已预缴）。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郭婧儿审判员  何玉煦审判员  殷莉利二〇二〇年六月五日书记员  卢敏怡赵志鹏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