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民终49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西鼎邦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法定代表人：何智韬，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朱金龙，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小玲，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江西省汉威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法定代表人:陈国平，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帅国建，南昌市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审被告：周豫林，男，1956年9月14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原审被告：刘细安，男，1962年7月25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上诉人江西鼎邦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邦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江西省汉威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威公司），原审被告周豫林、刘细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赣01民初2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鼎邦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第一项中，判令鼎邦公司向汉威公司偿还借款本金2400万元及利息(利息的计算:自2017年1月2日起至付清全部借款本金之日止,按借款本金240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后期利息)的判决；2.撤销原判第二项中，判令鼎邦公司向汉威公司支付律师费11万元的判决；3.撤销原判第四项中，判令刘细安对案涉借款本金2400万元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有权向鼎邦公司追偿的判决；4.改判驳回汉威公司对鼎邦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5.改判鼎邦公司无需承担本案诉讼费与鉴定费。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判令鼎邦公司对案涉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案涉借款与鼎邦公司无关,鼎邦公司无需对案涉借款本息承担还款责任。（1）根据江西求实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文检鉴定意见，以及该鉴定中心的鉴定人员在一审法庭调查时回答的内容可知,案涉《借条》并非形成于2016年6月2日,该《借条》极有可能是人为串通以达到将债务转嫁给鼎邦公司的产物。该人为串通以期将债务转嫁给鼎邦公司的行为无效，人为串通所形成的产物不应被采信,并应由证据提供方汉威公司承担不利后果。案涉《借条》存在无法解释的问题,加之转款凭证表明所谓借款并不是给鼎邦公司,故汉威公司主张案涉2400万元借款与鼎邦公司有关，依据不足。（2）案涉2400万元借款与鼎邦公司无关。①汉威公司自己提供的,原审被告刘细安承诺承担连带责任的《承诺书》，载明“周豫林在汉威公司借款2400万元”。该《承诺书》完全没有提到鼎邦公司,未提及该借款与鼎邦公司有关。②鼎邦公司的财务账目、银行流水等相关文件上,均没有案涉借款的痕迹。③无论是中国保利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保利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通过其持股100%的国有企业—南昌瑞达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达公司）以增资扩股的方式收购鼎邦公司70%股权之时,还是汉威公司提起本案诉讼之后的2018年2月9日,周飚、周豫林及其所控制的南昌伽彧贸易有限公司，均向保利(江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瑞达公司及鼎邦公司声明、确认并承诺:案涉2400万元债务与鼎邦公司无关。上述事实与案涉2400万元借款与鼎邦公司无关之结论完全吻合，彼此印证。（3）将鉴定机构所得出的案涉《借条》极可能形成于2017年底之结论、鼎邦公司股权在2017年10月底发生被瑞达公司收购事件等案件事实串在一起，不难发现,本案存在虚假诉讼的极大可能性。再者,周飚在本案一审法院作询问笔录之时,其已不再是鼎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无权代表鼎邦公司作任何追认。故周飚在该询问笔录中所作的确认不应作为定案根据。（4）《委托书》与《借条》上所盖“江西鼎邦置业有限公司”印章的形成时间、“周飚”在《委托书》上签名的形成时并非一定没有问题,只是囿于鉴定技术的局限性而无法直接证实其问题。2.一审法院判令支持汉威公司提出的11万元律师费于法无据。（1）基于上述事实可知,案涉2400万元借款与鼎邦公司无关,鼎邦公司更无需承担律师费。（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之规定,人民法院在支持了24%的最高限年利率之后,就不应也不能再支持包括律师费在内的其他费用。综上所述，恳请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后依法改判,支持鼎邦公司的所有上诉请求。汉威公司答辩称，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鼎邦公司称案涉借款与其无关，其无需对案涉借款本息承担还款责任的观点不能成立。（1）一审法院判令鼎邦公司与周豫林承担共同偿还借款本息责任，而非其所称连带清偿责任。（2）鼎邦公司关于《借条》极有可能是人为串通以达到将债务转嫁给其的观点，属其主观臆想。①2016年6月2日，汉威公司依据《借条》、《委托书》的约定，将2400万元借款转入周豫林账户，该借款属鼎邦公司与周豫林的共同借款。②江西求实司法鉴定中心出庭人员的表述并没有得到鉴定机构的最终认可。③退一步说，即使《借条》、《委托书》形成于股权转让之后，鼎邦公司作为借款人加盖备案印章的行为，也足以证明鼎邦公司愿意作为共同借款人承担借款责任，更何况事实并非如此。且案涉出借款项系用于偿还鼎邦公司之前的债务。（3）鼎邦公司关于案涉2400万借款与其无关的观点也不能成立。①刘细安承诺为周豫林2400万元借款提供连带担保，没有提到为鼎邦公司提供连带担保，是刘细安的个人权利，并不能说明鼎邦公司非本案的共同借款人。②鼎邦公司的财务账目、银行流水等文件上均没有案涉借款的痕迹，是因为受鼎邦公司的委托，汉威公司将案涉借款转入周豫林账户。③2018年2月9日，周豫林及周飚向鼎邦公司出具《声明、确认与承诺函》，不排除他们配合出具证据，以推脱鼎邦公司债务的可能性。从其内容来看，是其转让股份之时，没有披露债务的再次披露，且系鼎邦公司当时已发现的诉讼债务。（4）鼎邦公司认为本案存在虚假诉讼可能性与事实不符。江西求实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结论没有标明出具借条的具体时间，况且样本二、样本三、样本四、样本五及样本六标称的时间确实与2016年6月2日不同。（5）虽然周飚在一审法院做询问笔录之时，已不是鼎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其只是承认案涉《借条》、《委托书》上的签名确系其本人担任法定代表人时书写，并不存在鼎邦公司所谓的追认问题。2.鼎邦公司关于一审法院支持11万元律师费于法无据的观点不能成立。（1）鼎邦公司与周豫林系向汉威公司借款的共同借款人，案涉《借条》明确约定律师费等由借款人承担。（2）律师费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规定的“其他费用”之列。律师费是出借人为了诉讼需要而支出，属出借人必然或已经支付的费用，并非出借人所得。综上，鼎邦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被告周豫林、刘细安未向本院提交答辩意见。汉威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周豫林、鼎邦公司归还汉威公司借款本金2400万元及支付利息；2.判令周豫林、鼎邦公司支付本案的诉讼代理费11万元；3.判令刘细安对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本案诉讼费由周豫林、鼎邦公司、刘细安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6月2日，鼎邦公司及周豫林向汉威公司出具《借条》，确认：今借到汉威公司2400万元，借款期限为一年，自2016年6月2日至2017年6月1日，利息按月利率2%计取，每季度付一次利息，借款方不按时支付利息承担日6‰的违约金。上述借款超过四个月未全额支付利息，则全部借款立即到期。如因借款人未履行还款义务引起诉讼，则所有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出借人律师费、差旅费等）均由借款人承担。诉讼管辖法院为出借人所在地人民法院。同日，鼎邦公司出具《委托书》，确认借款由鼎邦公司委托汉威公司转账到实际掌控人周豫林上饶银行青云谱支行（账号：62×××96）。同日，汉威公司分别转账80万元、465.5万元、100万元、1200万元、554.5万元合计2400万元到周豫林账户。2017年11月16日，刘细安向汉威公司出具《承诺书》，确认：关于刘细安对周豫林在汉威公司借款2400万元的连带担保，本人承诺延期到2017年11月30日止，如汉威公司在2017年11月30日起诉周豫林，刘细安继续承担担保责任。2016年6月2日，周豫林向刘细安转入2400万元。2016年6月3日，鼎邦公司及周豫林作为借款人出具《备望（忘）录》，载明：“向刘细安于2014年9月30日出具的600万元借条，计算至2016年5月31日，本息合计共欠936万元；于2015年5月30日出具的2151万元借条，计算至2016年5月31日，本息合计共欠2796.3万元，上述两笔借款至2016年5月31日，总计共欠本息3732.3万元。2016年6月2日，转账归还了上述借款2400万元。2016年元月1日将刘细安欠胡国辉1260万元债务转移至了我方（周豫林）名下承担，用于冲抵上述借款本息，加上该笔1260万元欠款多计算的2016年元月1日至2016年5月31日的利息157.5万元，合计共归还欠款3817.5万元（2400万元+1260万元+157.5万元=3817.5万元），多归还的85.2万元（3817.5万元-936万元-2796.3万元）用于冲抵于2015年7月2日向刘细安出具的500万元借条中的85.2万元利息。”鼎邦公司法定代表人周飚在该《备望（忘）录》上签了名。2014年9月30日、2015年5月30日，鼎邦公司分别出具《借条》，载明，借到刘细安600万元、2151万元，周飚、周豫林分别在上述欠条的法人代表及实际掌控人处签字。2014年10月30日至2016年5月30日，鼎邦公司分别出具多张《欠条》，均载明欠到刘细安借款利息金额，周飚、周豫林分别在上述欠条的法人代表及实际掌控人处签字。2016年9月28日、2016年12月29日，周豫林分别转给万菊红140万元、4万元、144万元，转账用途载明汉威利息。另查明，2017年8月11日，汉威公司与南昌市法律服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书》，约定汉威公司委托帅国建法律工作者作为汉威公司与周豫林、鼎邦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的代理人，法律服务代理费11万元。同日，汉威公司转账11万元到南昌市法律服务所，标注用途为法律服务代理费。2017年8月13日，南昌市法律服务所开具编号为22705218、22705219的江西增值税普通发票，购买方均为汉威公司，服务名称为代理费，发票价税金额分别为5万元及6万元，合计11万元。2017年11月30日，汉威公司向一审法院缴纳案件受理费186350元。再查明，鼎邦公司成立于2013年7月16日，法定代表人为周飚，投资人为周飚。2016年10月27日，鼎邦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杨建华，投资人变更为周飚和瑞达公司。一审审理期间，经鼎邦公司申请，一审法院委托江西求实司法鉴定中心对以下事项进行鉴定：1.对案涉《委托书》与《借条》上所盖“江西鼎邦置业有限公司”字样的印章与鼎邦公司在此期间（指案涉《委托书》与《借条》形成时间2016年6月2日）在公安机关备案的公章的一致性进行鉴定。2.对案涉《借条》上“周飚”签名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3.对案涉《委托书》与《借条》上所盖“江西鼎邦置业有限公司”字样的印章或印文、“周飚”签名书写字迹与案涉《委托书》与《借条》其他打印字迹的形成先后顺序（即朱墨时序）进行鉴定。江西求实司法鉴定中心于2019年8月28日出具赣求司［2019］文鉴字第0624号《文检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一）标称时间“2016年6月2日”的《借条》借款人处及标称时间“2016年6月2日”的《委托书》法人代表处留有的“江西鼎邦置业有限公司”印文，与样本一中“江西鼎邦置业有限公司”印文是同一枚印章盖印。（二）标称时间“2016年6月2日”的《借条》法定代表人（签名）处“周飚”签名字迹，与样本二、样本三、样本四、样本五及样本六中书写字迹不是同一时间段书写形成。（三）标称时间“2016年6月2日”的《借条》借款人处留有的“江西鼎邦置业有限公司”印文，与该处印刷文字的形成时序为先墨后朱，即先打印后盖印。（四）标称时间“2016年6月2日”的《委托书》法人代表处留有的“江西鼎邦置业有限公司”印文，与该处印刷文字的形成时间为先墨后朱，即先打印后盖印。（五）标称时间“2016年6月2日”的《委托书》法人代表处留有的“江西鼎邦置业有限公司”印文，与该处“周飚”签名字迹的形成时序为先朱后墨，即先盖印后书写。为此，鼎邦公司支付了鉴定费25500元。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国家法律保护。本案中，周豫林、鼎邦公司共同向汉威公司借款，有周豫林、鼎邦公司出具的《借条》、《委托书》和转款凭证为据，可以相互印证汉威公司与周豫林、鼎邦公司之间的确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现该借款期限已过，周豫林、鼎邦公司未按约归还借款并支付利息，已经构成违约，依法应当承担违约责任。鼎邦公司辩称其未向汉威公司借款，认为案涉《借条》、《委托书》的公章非其公司真实印章、周飚的签名亦为事后补签并要求做司法鉴定。经委托江西求实司法鉴定中心鉴定，确认案涉《借条》、《委托书》上所盖鼎邦公司印章，与其提交的南昌市公安局的备案印章（样本一）是同一枚印章盖印。案涉《借条》、《委托书》上均有鼎邦公司当时法定代表人周飚的签名，周飚已承认案涉《借条》、《委托书》上签名确系其本人书写。汉威公司有充分理由相信周飚作为鼎邦公司法定代表人履行职务行为的真实性，周飚的行为代表了鼎邦公司的行为，汉威公司基于对周飚的鼎邦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真实性的信赖，已尽到合理的审查义务，主观上构成善意。江西求实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文检鉴定意见书》，虽载明案涉《借条》中“周飚”的签名字迹与样本二、样本三、样本四、样本五及样本六中书写字迹不是同一时间段书写形成，但亦未明确准确的形成时间。即便按鼎邦公司所称周飚的签名及鼎邦公司印章形成于2016年10月27日之后，但《借条》、《委托书》上所盖鼎邦公司印章与其在公安机关的备案印章系同一枚。且汉威公司已将案涉借款实际交付至周豫林，周豫林并于当日将2400万元转入刘细安，并对转入刘细安的2400万元用途作出了合理说明。鼎邦公司未能举证证明案涉借款系周飚个人与汉威公司共谋的虚假意思表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周豫林、鼎邦公司应依约归还汉威公司案涉借款本金2400万元及相应利息。此外，本案系鼎邦公司申请鉴定，鉴定结果未能实现鼎邦公司的证明目的，鉴定费25500元应由鼎邦公司负担。刘细安承诺对周豫林在汉威公司2400万元的借款承担担保责任，且明确承诺连带担保延期到2017年11月30日止，如汉威公司在2017年11月30日起诉周豫林，则继续承担担保责任。因汉威公司在2017年11月30日已向一审法院缴纳案件受理费，故刘细安应对鼎邦公司、周豫林所负汉威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周豫林、鼎邦公司出具的《借条》上确认律师费应由借款人承担，汉威公司已实际支付律师费11万元，故对汉威公司要求周豫林、鼎邦公司承担律师费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周豫林、鼎邦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汉威公司偿还借款本金2400万元及利息（利息的计算：自2017年1月2日起至付清全部借款本金之日止，按借款本金240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后期利息）；二、周豫林、鼎邦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汉威公司支付律师费11万元；三、刘细安对判决第一项确定的给付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刘细安依据判决第三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有权向周豫林、鼎邦公司追偿。案件受理费186350元，案件保全费5000元，共计191350元，由周豫林、鼎邦公司、刘细安负担。鉴定费25500元，由鼎邦公司负担。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对一审法院已查明的事实，本院二审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各方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鼎邦公司应否对案涉借款本息承担清偿责任？2.汉威公司主张的律师费应否得到支持？对以上争议焦点，逐一评判如下：1.关于案涉借款本息应否由鼎邦公司承担的问题。案涉《借条》、《委托书》及银行转账凭证等证据可以证明，汉威公司、鼎邦公司、周豫林之间形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该借贷关系合法有效，各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权利义务。鼎邦公司上诉主张，案涉《借条》、《委托书》中，鼎邦公司所盖印章并非形成于2016年6月2日，案涉借款与鼎邦公司无关。本院认为，首先，鼎邦公司在一审时已向法院申请对案涉《借条》、《委托书》中公司印章的真实性及周飚签名的形成时间等内容进行鉴定。江西求实司法鉴定中心接受一审法院委托，依法出具了《文检鉴定意见书》，认定：《借条》、《委托书》中鼎邦公司所盖印章与公安机关备案印章一致；《借条》中“周飚”签名形成时间与留有周飚签名的样本二（2016年7月15日形成）、样本三（2016年7月15日形成）、样本四（2016年7月7日形成）、样本五（2016年11月28日形成）及样本六（2016年11月29日形成）书写字迹不是同一时间段书写形成。2019年10月31日，江西求实司法鉴定中心向一审法院出具《回复函》，明确：如需对《借条》盖印时间进行鉴定，必须提供《借条》落款时间段直至怀疑盖印时间段的每月一至二份真实印文样本进行比对方能判断。经一审法院通知，鼎邦公司在规定期限内未能提交司法鉴定机构所要求的样本材料。故鼎邦公司无证据证明其关于案涉《借条》所盖印章系他人恶意串通事后加盖的主张，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次，鼎邦公司作为独立的法人机构，应对其在市场交易中做出的民事处分行为承担相关法律责任。案涉借款是否实际用于鼎邦公司日常经营，不能否定其在案涉《借条》、《委托书》上盖章的法律效力。再次，鼎邦公司原股东及实际掌控人向瑞达公司、鼎邦公司、保利（江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做的个人承诺，并未得到汉威公司的认可，不能成为鼎邦公司不予承担还款责任的理由。因此，鼎邦公司关于其不应承担案涉借款清偿责任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2.关于汉威公司主张的律师费应否支持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规定的“其他费用”，通常是指借款人向出借人支付的服务费、咨询费、顾问费、管理费等。该条规定旨在防止出借人通过设立名目繁多的费用项目，用以规避民间借款利率司法保护上限，变相获取高额借款收益。而本案产生的律师诉讼代理费，系因债务人鼎邦公司未及时清偿债务，导致债权人汉威公司为实现债权而额外支出的成本，属于合理费用支出。汉威公司就本案支出的律师费数额符合市场交易行情，鼎邦公司亦未提供证据证明汉威公司有在该笔律师费中获取利益的情形。因此，鼎邦公司关于其不应承担本案律师费的上诉主张，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鼎邦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19950元，由上诉人江西鼎邦置业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段亦枫审判员  王慧军审判员  魏 巍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余晴书记员万苗苗附：本案适用的有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