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191民初22号原告（案外人）：朱绪龙，男，1960年10月9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原告（案外人）：荆全梅，女，1965年1月1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沿沿，河南泓升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权限：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玲玲，河南普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权限：特别授权。被告（申请执行人）：河南海王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郑东）康宁街96号2单元20层2001、2003-2006、2009-2012。法定代表人：朱静玉，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孟祥征、蔡佳，北京安理（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权限：特别授权。被告（被执行人）：国欣健康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密云区十里堡镇燕落寨老京密路南1幢202室、101室、102室。法定代表人：宋贤华。原告朱绪龙、荆全梅与被告河南海王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王公司”）、国欣健康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欣公司”）执行异议之诉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朱绪龙、荆全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沿沿、陈玲玲，被告海王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孟祥征、蔡佳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国欣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朱绪龙、荆全梅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１、请求停止对被告国欣公司名下河南天鸿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价值600万元股权的执行，解除对该股权的冻结措施；２、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认为贵院作出的（2019）豫0191执异750号执行异议裁定书违反法定程序、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1、本案中，原告荆全梅、朱绪龙与第三人之间系股权代持的法律关系，属于案情复杂，争议较大的案件，根据相关规定，应进行听证。但贵院并未依该法律规定举行听证，在没有查明本案客观事实的情况下，即直接裁定驳回了原告荆全梅、朱绪龙的异议申请。因此，贵院作出的执行异议裁定书违反法定程序。2、根据二原告提交的天鸿公司的章程、股东会决议、证明、出资凭证等相关证据，完全可以证明国欣公司与二原告之间系股权代持法律关系，国欣公司代二原告代持股权之前，原告荆全梅持股89.35%、原告朱绪龙持股10.65%；二原告于2014年10月11日之前已将全部投资款向天鸿公司支付完毕；2016年8月30日，因国欣公司发展需要，经各方共同协商同意，原告荆全梅、朱绪龙分别同意将自己持有天鸿公司42.02%的股权、8.98%的股权共计天鸿公司51%股权由国欣公司代持，后因天鸿公司减资，国欣公司所代持的股权比例调整为51.86%。实际上，国欣公司与原告荆全梅、朱绪龙之间没有转让股权的真实意思表示，国欣公司从未向二原告支付过任何股权价款，二原告也从未向国欣公司主张过任何股权价款；国欣公司从未向天鸿公司进行过任何形式的投资，也从未参与过天鸿公司任何经营、收益分配、管理、业务等；天鸿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及实际股东为原告荆全梅、朱绪龙，国欣公司仅为名义持股人，不享有任何股东权益。3、根据法律规定，法院执行针对的财产对象应当是属于被执行人所有的财产。而本案中，登记在国欣公司名下的天鸿公司股权，实际所有人为原告荆全梅、朱绪龙，贵院对实际为原告所有的案涉股权采取冻结措施、进行执行，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在外观权利与实际权利不一致的情况下，根据《公司法规定三》第二十五条规定，名义股东将登记于其名下的股权进行民事法律行为之处分的，实际出资人以其对股权享有实际权利为由，请求认定关于善意取得无效的，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关于善意取得的规定处理。该条规定旨在保护善意第三人基于权利外观的信赖与名义股东进行的股权交易行为。本案中，从权利形成时间上来看，二原告实际出资、作为隐名股东取得案涉股权等事实均发生在国欣公司代持股权之前，更是发生在据以查封案涉股权的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判决书形成之前，虽然国欣公司代持的天鸿公司的股权并未登记在二原告名下，但其对于案涉股权享有的权利在查封前即取得。从权利性质上来看，被告系基于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中形成的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一般债权而对案涉股权采取查封措施，二原告系基于物权的所有权而对案涉股权执行提出异议，被告的权利主张不能优先于二原告的权利主张。事实上，被告与国欣公司之间并未就被查封执行股权建立处分性法律关系，故被告不属于因信赖权利外观而需要保护的民事法律行为之善意第三人，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之相关规定。综上，贵院作出（2019）豫0191执异750号执行异议裁定书违反法定程序、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恳请贵院在依法查明本案客观事实的基础上，判如所请。被告海王公司辩称，一、原告荆全梅、朱绪龙与国欣健康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之间签订的是《合作协议书》并非是股权代持协议，三者之间为达成特定合作目标达成协议，并不是所谓“股权代持”。该协议约定了双方的合作方式、合作期限、权利义务、违约责任、争议解决等事项，是原告及国欣公司为促成公司上市，而私下达成的某种交易。且股权转让款也不一定就是现金形式出资，也可能是以其它某种合作形式来履行义务，作为股权转让的对价。上述协议明显仅是合作协议，非代持协议。二、即使原告荆全梅、朱绪龙与国欣健康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之间存在所谓股权代持关系，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和商法的外观主义原则，名义出资人和实际出资人（又称隐名股东）之间的股权代持协议，也只能约束签订协议双方，对于合同以外的第三人没有约束力。第三人有权信赖工商登记对股东的形式记载，并据此请求法院强制执行登记在股东名下的股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规定中的“第三人”应当包括名义股东的债权人。本案中，海王公司作为善意第三人，签订涉案买卖合同时正是基于国欣公司工商登记、信赖国欣公司履约偿债能力才与之订立合同；且在订约及案件执行中，债权人对名义股东的财产判断只能通过外部信息、股权信息查询获得，内部代持关系很难知悉，也不可能知悉，属于债权人根本无法预见的风险，我们不能苛求债权人尽此查询义务。故从交易秩序性和公平性的角度考虑，隐名股东所谓投资权益也不得对抗善意债权人。另外，依据商事外观主义原则，法定事项一经登记即产生公信力，登记事项被推定为真实、准确、有效，善意第三人基于对登记的信赖而实施的行为，受到法律保护，只要第三人的信赖合理，第三人的信赖利益就应当受到法律的优先保护。再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也已明确意见，人民法院判断申请人是否系权利人的标准就是“股权按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登记和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的信息判断”。故海王公司根据工商登记信息，以生效判决请求法院执行登记于被执行人名下的股权，符合交易秩序和市场公平，且于法有据。三、依据《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25条，实际出资人请求认定名义股东处分股权行为无效的，参照善意取得制度，名义股东处分股权造成实际出资人损失，实际出资人有权请求名义股东承担赔偿责任。即使荆全梅、朱绪龙认为是实际出资人，主张其权益因名义股东的处分行为受到损失，应通过其他救济途径维权，而不是提起本案诉讼。结合涉案《河南天鸿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可知，对涉案股份的执行并未超过原告订立协议时的心理预期，实际出资人在显名为股东之前，其心理预期或期待的利益仅仅是得到合同法上的权益，而并非期待得到公司法上的保护。本案荆全梅、朱绪龙作为实际出资人因其商业利益考虑选择隐名，既然通过股权转让或代持关系获得了这种利益，就应承担相应的风险。综上，原告荆全梅、朱绪龙提起执行异议之诉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海王公司作为合法债权人，依据生效判决申请执行债务人国欣公司名下股权符合法律规定和市场规则。恳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维护债权人海王公司的合法权益。被告国欣公司未到庭，未答辩、未举证。经审理查明：海王公司申请执行国欣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执行依据为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9）豫0191民初23668号民事判决书。2019年8月5日，本院以（2019）豫0191民初23668号民事裁定书查封了国欣公司持有的河南天鸿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鸿公司”）价值600万元的股权。2019年11月1日，本院立案执行，执行案号为（2019）豫0191执16692号。在执行过程中，荆全梅、朱绪龙以其为被查封股权的实际所有权人为由向本院提出执行异议，2019年12月13日，本院作出（2019）豫0191执异750号执行裁定书，驳回了其异议请求。荆全梅、朱绪龙不服该裁定，向本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另查明：2016年8月30日，被告国欣公司及其股东与天鸿公司及其股东签订《合作协议书》一份，该协议主要约定，双方合作期间，天鸿公司的全部资产权属不变；国欣公司占有天鸿公司51%的股权并进行股权工商变更登记，该股权仅作为国欣公司筹备上市前的资本运作、上市使用，天鸿公司股权名册记载的股东不发生变化。如企业上市目的不能实现，国欣公司投资的资金及收益转出给天鸿公司，该股权应重新工商变更登记恢复原状，具体股权变更双方另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合作期间，国欣公司将新开发的业务并入天鸿公司运营，并负责筹集用于天鸿公司向医院投融资以及双方共同开发新业务所需的资金；天鸿公司原有业务及其开展的新业务产生的收益归天鸿公司，因国欣公司并入天鸿公司的业务和国欣公司开展的新业务收益归国欣公司；合作期限为五年，自2016年9月1日至2021年8月31日。2016年9月5日，原告荆全梅、朱绪龙分别与被告国欣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各一份，约定，荆全梅、朱绪龙同意将其名下持有的天鸿公司42.02%、8.98%的股权分别以2526.12万元、54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国欣公司，股权转让后，其在天鸿公司原享有的权利和应承担的义务随股权转让而转由国欣公司享有与承担。国欣公司认可天鸿公司的章程，保证按章程规定履行义务和责任。当日，天鸿公司就上述股权转让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天鸿公司的《股东会决议》显示，自2016年12月10日至2018年11月3日，国欣公司以股东身份参与股东会并作出相应决议。又查明：2011年6月15日，天鸿公司注册成立，公司原名称为新乡市天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注册资金为800万元，股东荆晓玉出资640万元、占股80%、原告荆全梅出资160万元、占股20%，二股东均于2011年6月13日完成了对天鸿公司的出资义务。2012年4月7日，公司名称变更为河南省天鸿医药物流有限公司。2012年4月16日，股东荆晓玉将其所持公司80%的股权全部转让给原告朱绪龙，此次转让后，朱绪龙持股80%、荆全梅持股20%。2012年7月25日，经过股东会决议，天鸿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3,800万元，其中荆全梅出资额增加至3,160万元（于2013年8月1日向天鸿公司支付增资款3,000万元），持股比例变更为83.16%，朱绪龙出资份额不变，持股比例变更为16.84%。2014年8月26日，天鸿公司再次增加注册资本至6,012万元，新增加的2,212万元由荆全梅以货币形式在两年内完成增资；荆全梅分别于2014年9月22日、2014年10月11日向天鸿公司增资1,212万元、1,000万元；此时，荆全梅持股89.35%、朱绪龙持股10.65%。2016年8月1日，天鸿公司名称变更为河南天鸿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以上事实有《合作协议书》、《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章程修正案、现金存款凭证、银行记账回执单、（2019）豫0191执异750号执行裁定书及当事人陈述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本案系案外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对案外人的异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标准判断其是否系权利人：股权按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登记和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的信息判断。本案中，被告国欣公司作为天鸿公司工商登记对外公示的股东之一，本院执行局依据生效法律文书冻结其名下股权的行为并无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依据上述规定，依法登记的股东对外具有公示效力，隐名股东在公司对外关系上不具有公示股东的法律地位，其不能以其与显名股东之间的内部约定为由对抗外部债权人对显名股东主张的正当权利。本案中，二原告与国欣公司之间签订的《合作协议书》仅对其合同双方产生效力，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且二原告当庭称国欣公司系代持其股权的陈述与庭审查明的事实不符，被告海王公司基于对国欣公司公示权利的外观产生信赖而与其合作从而产生债权债务关系，该债权应受到法律的优先保护。因此，二原告是否为隐名股东不影响被告海王公司实现其对国欣公司债权的强制执行；故二原告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鉴于被告国欣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对其诉讼权利的放弃，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由其自行承担。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荆全梅、朱绪龙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3,800元，由原告荆全梅、朱绪龙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一式十份，上诉于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于上诉之日起七日内向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上诉费，并将缴费凭证交本院查验，逾期视为放弃上诉。审 判 长  李 华人民陪审员  连秀芳人民陪审员  朱海英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刘莹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