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津行申196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天津国商人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和平区承德道与张自忠路交口西北侧港湾中心605。法定代表人林谷春，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潘强，天津击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孙言，天津击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天津市和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天津市和平区南马路11号。法定代表人张月田，该局局长。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天津市和平区建设路18号。法定代表人杨光，该局局长。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王凯，男，1986年7月31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汉族，住天津市红桥区。再审申请人天津国商人集团有限公司因诉被申请人天津市和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和平区人社局）劳动、社会保障及被申请人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市人社局）行政复议一案，不服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9）津01行终842号行政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天津国商人集团有限公司申请再审称：（一）两审判决遗漏重要事实，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1.死者王金鸣系死于家中，其治疗记录、死亡证明等资料中并未有关于抢救无效死亡的相关记载。在王金鸣的病例材料中存在较多对于时间的修改和与事实不符、存疑之处。1.一审法院认定2018年4月22日上午9时许，王金鸣在再审申请人处工作时突发疾病，被申请人王凯及其母亲将王金鸣从再审申请人处送至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经急诊诊断考虑为“脑出血”，建议到综合医院治疗，依据“天津市环湖医院挂号凭条”显示，急诊挂号时间为2018年4月22日11时05分。但两审法院认定王金鸣是当日12时53分，由被申请人及其母亲拨打120将王金鸣转至天津市环湖医院。2.依据王金鸣妻子口述，患者王金鸣2018年4月22日入院后于下午2至3点钟之间就及时在“天津市环湖医院”进行了手术，而天津市环湖医院的输血记录单显示时间是2018年4月22日晚上19:04分，天津市环湖医院的首次病程记录时间显示为4月22日19时，但天津市环湖医院手术记录中的手术日期为2018年4月23日0时，术中输血800ml,并且天津市环湖医院的24小时内入出院记录中也显示行手术时间为4月23日。而后，院方又将手术时间更改为2018年4月22日。3.天津市环湖医院24小时内入出院记录显示，患者王金鸣手术顺利，安返监护室。2018年4月23日下午17时10分“处于深昏迷状态，呼吸机辅助呼吸，双侧撞孔左：右=5:5mm,对光反应消失。左肢刺痛届曲伸直，右肢不动，双侧巴氏征（+）。患者家属商议要求自动出院，已告知家属风险及后果，并签署自动出院告知书。而后、医院医政科却又将病例更改为2018年4月23日12:10分。综上疑点，再审申请人向二审法院申请调取“天津市环湖医院对死者王金鸣接受治疗的完整病例材料以及2018年4月23日12时05分死者家属拨打120急救电话时的通话记录”以查明案件事实，但二审法院却不予准许，无事实及法律依据。2.《天津市环湖医院住院病案首页》《天津市环湖医院24小时内入出院记录》显示，死者王金鸣离院方式为“患者家属商议要求自动出院，已告知患者家属风险及后果，并签署自动出院告知书”，《天津市环湖医院住院病案首页》患者离院医嘱为“医嘱转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乡镇卫生院”，由此可见死者王金鸣的出院为家属主动放弃治疗出院，且医生并未认为王金鸣已无治疗意义，否则也不会医嘱转社区卫生医院继续治疗。另外，二审法院认定死者王金鸣“在生命体征不平稳的情况下，其家属按风俗将病人接回家亦符合常情常理”无相关事实依据。《天津市环湖医院24小时内入出院记录》显示，死者王金鸣出院前状况为“深昏迷状态，呼吸机辅助呼吸，双侧撞孔左：右=5:5mm,对光反应消失，左肢刺痛届曲伸直，右肢不动，双侧巴氏征（+）”，再审申请人经过查询大量文献及病案发现，以上描述在经历开颅大手术后是较普遍的病情表现，无法就此认定死者王金鸣已无治疗可能，本应在生命体征不平稳的情况下继续抢救治疗。3.死者王金鸣患大脑中动脉瘤，导致颅内出血，行开颅手术，在经过如此之大手术的治疗，就算是年轻人也需要一段较长久的恢复期，更何况是年近六十的死者了，在经过如此之大手术后，进行呼吸机辅助呼吸是极为正常的医疗方式。家属在死者仅仅做完手术几个小时候就主动申请出院，撤掉了死者王金鸣的呼吸机及一切辅助设施，这无疑是将王金鸣推向了死亡的边缘。由于两审法院对上述事实或遗漏、或有意回避，导致两审判决缺乏公正性。（二）两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两审判决认定死者王金鸣的死亡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但死者实际情况却是家属在死者仅仅做完手术几个小时候就主动申请出院，撤掉了王金鸣的呼吸机及一切辅助设施。本应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第四十二条第三款之规定：“工伤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停止享受工伤保险待遇：（三）拒绝治疗的。”1.从王金鸣的病例中并无看到关于死者王金鸣无继续治疗必要的相关医嘱，反之，医生在家属主动申请出院的情况下，医嘱告知家属转至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乡镇卫生院。2.王金鸣在经过重大开颅手术后，手术顺利，安返监护室。其于2018年4月23日出现的相关症状大多也是开颅手术后脑损伤的正常表现，但家属在术后仅几个小时的时间内便撤掉了王金鸣的一切辅助医疗设施，明显是出于家属的主观意愿放弃了对王金鸣的继续治疗。3.王金鸣是死于家中，在出院后王金鸣又经历了什么无从得知，直接将王金鸣的死亡结果认定为抢救无效死亡过于牵强。再审申请人提出的观点和疑问事关案件真相，调取相关病例后，如果证明王金鸣的死亡时间并非为2018年4月23日13:30分，那么对于王金鸣的死亡时间就属存疑，举证责任则应归与被申请人一方，但两审法院对上述观点视而不见，错误分配举证责任，导致判决结果没有公正性。（三）司法机关对于“视同工伤”以及“主动放弃治疗”的具体认定应当从立法角度出发，更为严谨的保护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再审申请人对于王金鸣先生的死亡也感到万分遗憾，王金鸣先生在再审申请人处工作期间，与公司相关领导沟通表示因为家庭困难，希望再审申请人将本应为王金鸣先生缴纳的社保费用以现金形式发放给王金鸣先生，以补贴家用。再审申请人出于对王金鸣先生窘迫困境的理解和对于王金鸣先生为公司贡献的认可，同意了王金鸣先生的请求，但没想到王金鸣先生却不幸离世。作为王金鸣先生所服务的公司，再审申请人出于人道也会对王金鸣先生家属致以救济与慰问，但将王金鸣先生的离世认定为工伤，这对再审申请人是不公的。1.《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规定的“视同工伤”情形，在适用时应当严格依据法条规定，不宜再作解释。2.对放弃治疗行为进行审查，在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形下，应当首先符合社会整体的道德观念。再审申请人认为应是在医院经过诊断确定了病人确实没有继续存活的可能性，只有在此种情形下家属才可以作出放弃救治的决定，此种情形下家属的放弃治疗可以认定属“经抢救无效”。而本案中，死者王金鸣的病例中却从未出现过关于“经抢救无效”等类似表达，即便在家属要求出院的情况下，医生的出院医嘱也是“转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乡镇卫生院”，由此可见，王金鸣的死亡结果与家属为王金鸣办理出院撤掉一切辅助医疗设施具有紧密且直接的联系。综上，两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第（一）、（三）、（五）项规定的再审事由，请求依法再审本案，撤销两审判决，改判支持再审申请人的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本院认为：再审申请人对于二被申请人依法具有本案行政执法主体资格和法定职权以及所履行的行政程序均无异议，对于死者王金鸣在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突发疾病送医院进行抢救以及王金鸣在突发疾病后28小时死亡的事实亦不持异议。本案复查焦点是，再审申请人主张王金鸣的死亡系其家属放弃治疗所致，不属于《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关于“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法定情形，是否成立。经审查，王金鸣突发疾病送至医院时，因病情危重医院已向家属告知病危，家属决定进行手术治疗。王金鸣行开颅手术进入监护室，医院确认王金鸣“处于深昏迷状态，呼吸机辅助呼吸，双侧瞳孔左：右＝5:5ｍｍ，对光反应消失，左肢刺痛屈曲伸直，右肢不动，双侧巴氏症（＋）”，对其诊断为“1.左侧大脑中动脉瘤2.蛛网膜下腔出血3.颅内出血4.脑疝5.高血压Ⅲ级（极高危）6.吸入性××7.电解质紊乱8.呼吸衰竭”。医院告知家属王金鸣病情危重，生命体征不平稳，家属经商议后要求自动出院，王金鸣出院后因脑出血死亡。纵观王金鸣从突发疾病、送诊、转院抢救到手术、死亡的整个过程，王金鸣家属在医院多次告知病危的情况下仍积极对王金鸣进行救治，天津市环湖医院《病程记录》亦记载“向患者家属交待病情，家属仍决定进行手术治疗”。但是，王金鸣术后状况未能好转，术后七、八个小时，医生向家属详细说明了病情危重、生命体征不平稳、没有抢救意义等情况，家属经商议提出自动出院实属无奈，符合常情常理。王金鸣手术前医院已告病危，一审第三人关于王金鸣手术后医院未下病危通知，医生口头与家属沟通王金鸣术后病情危重、没有抢救意义等情况的诉讼陈述，与医疗机构的实际做法并不相悖。再审申请人仅以王金鸣的治疗记录、死亡证明等资料中没有关于抢救无效死亡等相关记载为由，主张医院并未确认王金鸣已无治疗意义、家属自动出院系放弃治疗，该主张理据不足。王金鸣的家属主观上不存在主动放弃救治的意思，客观上其拨打120急救中心电话呼叫救护车将王金鸣送回家，其不存在以消极方式放弃抢救甚至拒绝接受治疗的违背伦理情况。结合王金鸣从突发疾病至死亡仅28小时，以及王金鸣出院后不足2个小时即在家中死亡的情况，没有证据显示王金鸣经抢救有继续存活的可能性，亦无法得出王金鸣不出院就不会在突发疾病48小时之内死亡的合理推断。再审申请人主张王金鸣死亡系因其家属放弃治疗所致，但再审申请人未能提供佐证否定被申请人经调查取证所证明的案件事实，两审法院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对再审申请人关于王金鸣死亡不构成工伤的意见不予采纳，再审申请人主张两审法院错误分配举证责任，缺乏法律依据。关于再审申请人主张在王金鸣的病例材料中存在较多时间修改和存疑之处的问题。被申请人和平区人社局提交的天津市环湖医院住院病案中的时间修改之处，均有病案中载明的主治医师签名及天津市环湖医院医政科盖章，修改后的时间与天津市急救中心《证明信》中记载的报警时间、天津市红桥区西沽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出具的《说明》及《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中记载的王金鸣死亡时间相互印证，亦与再审申请人所属麦谷项目工程部出具的《麦谷项目工程部王金鸣突发疾病后死亡的经过》中记载“第二天（4月23日）下午，当项目王飞宇、刘钺到环湖医院探望王金鸣时…告知已出院，下午4点多项目得到噩耗王金鸣去逝”的时间吻合，两审法院据此认定再审申请人该异议主张不成立正确。实际上，再审申请人所主张王金鸣病历时间修改、存疑之处的时间相差几个小时，因王金鸣从突发疾病至死亡的时间仅为28小时，与法定“48小时”相差20小时，故再审申请人关于王金鸣入院、救治过程中具体时间的异议主张，对证明本案待证事实没有意义。关于再审申请人申请调取证据的问题。再审申请人向本院递交《调取证据申请》，请求：1.向天津市环湖医院调取死者王金鸣于2018年4月22日在天津市环湖医院接受治疗的完整病例材料；2.向天津市120急救中心调取2018年4月23日12时05分死者王金鸣家属拨打120急救电话时的通话记录及录音；3.向天津市和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调取被诉《认定工伤决定书》的相关材料、卷宗。再审申请人上述调取证据的申请事项已向二审法院提出，二审法院作出《决定书》、《复议决定书》对其申请不予准许。再审申请人的上述调取证据申请，实际是对二审法院作出的《决定书》、《复议决定书》不服。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关于当事人申请调取证据应当在法定举证期限内提出的规定，二审法院对再审申请人调取证据的申请不予准许于法有据。综上，被申请人和平区人社局认定王金鸣的死亡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规定，予以认定为工伤并无不当。被申请人市人社局作出被诉《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被诉《认定工伤决定书》亦无不当。两审法院判决驳回再审申请人的诉讼请求，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和审判程序上，并无不妥。再审申请人的再审请求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天津国商人集团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天津国商人集团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王雅晶审判员  李 瑾审判员  刘 琳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焦阳书记员牛丽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