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民终96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执行案外人）：杨向远，男，1970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海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浩，北京大成（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宁，北京大成（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申请执行人）：国泰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颖秀路1237号奇盛数码一期办公楼。 法定代表人：尹鹏，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国岗，山东海之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梓赫，山东海之诺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审第三人（被执行人）：滨海县远大水运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滨海县八滩镇八滩村。 法定代表人：陈勇。 上诉人杨向远因与被上诉人国泰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公司）、第三人滨海县远大水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大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青岛海事法院（2019）鲁72民初11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3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向远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远大5”轮系杨向远实际所有，国泰公司不得申请对“远大5”轮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并解除对“远大5”轮查封扣押措施；一、二审诉讼费由国泰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1.杨向远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远大5”轮系由杨向远全部出资。“远大5”轮系杨向远委托浙江博海船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海公司）建造，实际价款为1680万元，于2008年10月20日完成建造。2008年11月4日，该船舶由宁波海事局颁发了《船舶国籍证书》，杨向远为船舶所有权人。因船舶建造款系从2008年开始支付，时间较长，杨向远未能提供全部的付款凭证。故杨向远申请博海公司法定代表人胡某出庭对付款事实作证，胡某在庭审中证实了该船舶建造款全部由杨向远支付。在没有其他方对该船舶主张所有权的情况下，依据付款凭证和胡某的证言足以证实杨向远系涉案船舶的实际所有人。2.“远大5”轮虽挂靠在远大公司名下，但实际由杨向远经营、收益。因经营需要，该船舶于2009年挂靠在远大公司名下。从杨向远提交的《租船合同》、银行水单等证据可以证明，2010至2016年是由杨向远实际经营该船舶，对外签订租船合同、收取运费、支付油款等。远大公司也证明该船舶系挂靠关系，因经济危机持续影响，杨向远一直拖欠挂靠费。3.国泰公司并非“善意第三人”，其享有的债权不能对抗杨向远享有的物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的特殊动产登记对抗制度的基本价值主要是保护交易安全，保障物权转移时第三人信赖利益。从法律目的、体系来看，所谓的第三人应指对同一标的享有物权的人，或至少对该特定物享有给付请求权的人，债务人的一般债权并不包括在内，故国泰公司并非“善意第三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能否对挂靠且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营运的船舶予以强制执行的请示》作出（2013）执他字第14号批复：在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船舶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前，要查明船舶是否另有实际所有人；如果有证据证明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船舶系基于船舶实际所有人与被执行人的挂靠经营关系，实际所有人与船舶登记所有人即被执行人不一致的，不宜对船舶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故涉案船舶在挂靠第三人的情况下，杨向远系实际所有人，不宜对该船舶采取强制执行措施。 国泰公司辩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的规定，杨向远应举证证明其原始取得“远大5”轮的所有权，并实际运营和享有全部“远大5”轮的收益，在此情况下才具有排除国泰公司强制执行的可能。1.杨向远未尽到证明其原始取得船舶的举证责任。远大公司是“远大5”轮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上记载的船舶所有权人。关于船款部分，共有两份船舶建造合同书，价款分别为2200万元和1680万元，互相矛盾；关于支付船款的事实，杨向远未尽到合格的举证义务，支付船款的时间、金额与合同以及证人胡某的陈述相互矛盾。2.杨向远未尽到证明其实际运营和收益的举证责任。杨向远提交的船舶签证簿、船员工资支付凭证不能相互印证，其中，船员工资支付凭证中除向储红卫、杨小参和杨凌云支付16万的款项外，其他支付凭证与本案无关联。航次租船合同、水路货物运单、货物交接清单中的出租人或者承运人处多是加盖的远大公司的公章，保险单及相关发票处的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也是远大公司。3.本案一、二审受理费应由杨向远承担。如果涉案船舶实际所有人确为杨向远，本案纠纷也系杨向远和远大公司合意将“远大5”轮违法挂靠并登记在远大公司名下从事经营活动所致，其对因此产生的风险应当有所预见，对该风险产生的法律后果（包括案件受理费）应当自行承担。在（2016）鲁72民初1046号船舶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中，根据国泰公司的申请，一审法院根据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的记载，扣押登记在被告之一远大公司名下的船舶“远大5”轮，完全合理合法，国泰公司作为善意的债权人不存在任何过错。因此，本案无论判决结果如何，因本案产生的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都应由杨向远承担。综上，负有举证责任的杨向远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原始取得、实际运营与收益涉案船舶，一审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杨向远上诉请求没有任何依据，依法应予驳回。 远大公司述称，2008年，涉案船舶登记在杨向远名下，后因金融危机，该船不能运营，转到远大公司进行贷款。涉案船舶的所有权一直是杨向远的，杨向远为了贷款把船挂靠在远大公司名下。贷款是以杨向远的名义办理的，远大公司仅作为担保人。后金融危机持续发展，到2011年时，贷款到期，又办理了第二次贷款。因为还不起本金、利息，银行对船进行扣押、起诉，直到2016年还清款项。 杨向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登记在远大公司名下的“远大5”轮系杨向远实际所有；2.判令国泰公司不得申请对“远大5”轮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并解除对“远大5”轮查封扣押措施。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杨向远提交其与博海公司签订的船舶建造合同。依据该合同，杨向远委托该公司建造船舶一艘：总长96.9米，型宽15.8米，型深7.4米，载重量约为5000吨；船舶总价2200万元。杨向远述称，在履行合同过程中，船舶总价款变更为1680万。就价款支付，杨向远述称，除以抵押方式取得600万元之外，其余款项均由杨向远个人自有资金支付，支付方式包括银行转账和现金付款两种方式。杨向远向法庭提交的转账记录显示，自2009年12月至2010年7月，其共向胡某付款240万元。 胡某出庭作证。就造船合同的约定价款，陈述：约定的价款自始至终为1680万元，但为杨向远贷款和向海事局报批，其与杨向远另有一个价款为2200万元的合同。就价款的支付，陈述：只有杨向远本人支付价款；杨向远通过转账方式支付的船款多，但未提交银行转账记录——银行流水明细没有“名字”（备注），不知道哪一些转账是杨向远的；通过现金方式支付的价款少，大概100多万元；所有价款均已付清；之所以在没有银行流水、也记不清现金付款金额的情况下能够确定杨向远已经付清了船款，是因为船造好后，账就清了。另陈述，2008年交船。 杨向远于2008年10月23日被登记为“永耀5”轮船舶所有权人。 自2009年2月12日起，“远大5”轮（“永耀5”轮是曾用名）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记载的船舶所有权人是远大公司，杨向远没有提交进行如此登记的依据。2009年10月30日，杨向远和远大公司签订运输船舶委托经营管理合同，根据该协议，杨向远委托远大公司作为“远大5”轮船舶经营人，远大公司负责取得船舶合法营运资格、进行船舶经营管理并承担船舶安全管理责任、配备船员、交纳税费、办理船舶保险等，委托经营管理期限自该船取得合法营运资格之日起至2014年12月31日止。同日，杨向远和远大公司签订船舶安全和防污染管理协议，根据该协议，杨向远每年向远大公司支付管理费8万元整，远大公司负责对船舶进行SMS培训、检查等事项，远大公司对该船舶的管理期限自2009年10月30日起至2014年10月30日，杨向远每年向远大公司支付管理费8万元。杨向远述称，二份协议签订后均没有实际履行。 杨向远提交2009年至2016年间“远大5”轮租船合同、水路货物运单、货物申报单、货物交接清单、保险单及付费凭证、油料合同及收据、材料款收据、检查及维修记录、中国农业银行金穗借记卡明细对账单等若干材料以证明其在此期间实际控制并经营“远大5”轮。上述材料对“付款人”的记载分别为远大公司、杨向远和“远大5”轮等。杨向远述称，船员均由其个人雇佣并支付工资，并提供了28名船员的名单；杨向远提供的船员工资支付凭证显示，自2010年至2014年，杨向远共向13人次支付工资共计656253元，其中，杨向远作为收款人收款429000元；杨向远对此并未作出合理解释说明。杨向远提交其与案外人徐胜军于2017年10月25日签订的船舶租赁合同、银行转账记录等以证明杨向远将船舶对外出租并收取租金的事实。 国泰公司于2016年5月30日向一审法院提起对泰州市金泰船务有限公司、远大公司、江苏亚欧船业有限公司、张克意、张军船舶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一审法院于2016年6月2日作出民事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对远大公司所属的“远大5”轮采取保全措施，对该轮不予办理抵押、过户及光租手续。上述保全措施后转为执行保全，案号为（2018）鲁72执676号。杨向远对执行裁定书及扣押命令不服，向一审法院提出异议。一审法院于2019年5月6日作出（2019）鲁72执异9号执行异议裁定，驳回杨向远的异议请求。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关于杨向远对远大公司的主张。首先，关于船舶价款的支付，杨向远向法庭提交的转账记录显示，自2009年12月至2010年7月，其共向胡某付款240万元；杨向远述称，其以抵押方式取得600万元；杨向远不能陈述并证明另外50%的船舶价款，即840万元的支付情况，且证人陈述的现金付款金额与上述资金缺口尚存在很大差距，因此，杨向远不能证明全部船舶价款均由其本人支付。其次，关于涉案船舶的实际运营和收益。1.杨向远在5年时间内仅向13人次发放工资656253元，其中429000元的收款人是杨向远，这与杨向远提供的28人船员名单的情况不能相互印证，杨向远未能进行合理解释。2.杨向远提供的租船合同、水路货物运单、货物申报单、货物交接清单、保险单及付费凭证、油料合同及收据、材料款收据、检查及维修记录、中国农业银行金穗借记卡明细对账单等若干材料中记载的“付款人”主体有3个，不能证明所有的营运成本均由杨向远对外实际支付。3.就船舶的收益，杨向远提供的收入记录不能与船舶营运信息对应，且收入次数明显少于营运次数，故不能证明涉案船舶的全部收益均由杨向远享有。综合涉案船舶的取得、营运和收益情况，杨向远不能证明其支付全部船舶建造价款和享有全部船舶收益。另外，虽然远大公司主张杨向远系“远大5”轮的实际所有人，但是，1.远大公司陈述的运输船舶委托经营管理合同签订日期晚于远大公司被登记为船舶所有权人的日期；2.远大公司陈述的挂靠费金额与合同记载管理费金额不相同；3.杨向远主张该船舶委托经营管理合同并未实际履行。在存在上述矛盾的情况下，因远大公司是被执行人，其与本案的处理结果存在重大利害关系，因此，不能单独依据远大公司的陈述认定船舶的实际所有权人是杨向远。综上，不能认定杨向远实际享有涉案船舶所有权。因此，该院对杨向远提出的确认其对“远大5”轮享有实际所有权的请求不予支持。二、关于杨向远对国泰公司的诉讼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因此，杨向远需举证证明其对涉案船舶享有的民事权益足以排除申请执行人的强制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四条规定：“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依据该条的规定，船舶物权的权利人只有经过登记才得以对抗善意第三人。涉案船舶被扣押时，远大公司是“远大5”轮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上记载的船舶所有权人，国泰公司依赖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上的记载而认定远大公司是“远大5”轮船舶所有权人，杨向远未举证证明国泰公司在申请扣押船舶时知道船舶的实际所有权情况与登记所有权情况不符，因此，国泰公司是善意第三人。因杨向远并非“远大5”轮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上记载的船舶所有权人，故杨向远不得对抗国泰公司的强制执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综上所述，杨向远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杨向远对国泰公司、远大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1800元，由杨向远负担。 本院二审中，杨向远提交了11组证据。证据1.银行现金存款及转账凭证原件18份，用以证明2007年10月14日至2011年4月17日，杨向远通过银行现金存款或者转账方式共向胡某支付船舶建造款810万元，加上一审提交的转账凭证240万元，目前能找到的支付凭证显示，杨向远已支付造船款1050万元。 证据2.中信银行《个人船舶抵押贷款借款合同》《个人船舶抵押贷款抵押合同》及《银行汇票》复印件各一份，用以证明杨向远为偿还造船欠款，用“远大5”轮做抵押，向银行贷款600.8万元，并于2009年5月4日将贷款支付到博海公司账户，共计向博海公司支付船款1650.8万元。结合胡某出庭证实“远大5”轮价款为1680万元的事实，杨向远已支付了全部购船款。 证据3.中信银行还款凭证原件一宗，用以证明涉案贷款600.8万元由杨向远本人偿还。 证据4.《海上船舶吨位证书》原件一份，用以证明“远大5”轮的龙骨安放时间为2007年11月16日，该轮从2007年开始建造。胡某出庭证实仅为杨向远建造过一条船舶。故杨向远从2007年10月陆续向胡某支付的款项系“远大5”轮的建造款。 证据5.《运输船舶委托经营管理合同》原件，用以证明因远大公司不能继续管理船舶，杨向远于2015年7月18日以远大公司名义与宁波利佰达海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伯达公司）签订《运输船舶委托经营管理合同》，约定将“远大5”轮委托利佰达公司管理经营，每年收取管理费6万元。经营所得收入在扣除管理费及其他船舶运营费用后，剩余运费由利佰达公司负责人薛程红支付给杨向远。 证据6.“远大5”轮航海日志原件一宗，用以证明“远大5”轮约从2009年7月投入营运，由于诸多原因导致多次停航，进而说明杨向远提供的财务凭证、租船合同以及银行流水等证据不连续的原因。 证据7.“远大5”轮月报表，运输情况汇总表，运输收入支出明细，杨向远、林小再、船员手写关于船舶加油、维修、船上费用支付以及船员工资发放等记录原件一宗，用以证明“远大5”轮运营期间，由杨向远实际经营收益。 证据8.航次租船合同、水路货运单、货物交接清单、船舶载运货物清单、购油合同书、船员工资发放凭证、船舶购油单据、船舶维修单据原件一宗，用以证明“远大5”轮运营期间，由杨向远实际经营收益。 证据9.《船舶租赁合同》、工商银行收款账户明细、《情况说明》原件，用以证明杨向远于2017年10月25日将“远大5”轮租赁给徐胜军使用，截止2018年8月24日，徐胜军向约定账户支付租金174.9万元，进而证明杨向远系船舶实际所有人，享有船舶收益。 证据10.宁波海事法院（2020）浙执恢57号执行通知书及诉讼案件卷宗原件一套，用以证明杨向远于2017年10月17日以“远大5”实际所有人身份在宁波海事法院调解笔录中签字确认承担还款责任，因未及时还款，被强制执行，进而证明“远大5”轮由杨向远实际营运。 证据11.船舶建造合同书，用以证明涉案“远大5”轮船舶的建造合同系2007年9月28日杨向远与浙江博海船业有限公司签订，船舶的实际价款为1680万元。 国泰公司对杨向远提交的上述11组证据质证意见，关于证据1，对该证据形式上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和证明内容有异议。首先，从转账凭证的记载，看不出杨向远转账款项与涉案建造款有关；其次，杨向远提交的船舶建造合同落款日期为2008年2月10日，合同约定的第一笔船舶支付日期为合同签订后7日内，因此，转账凭证中的2008年2月10日之前的转账与涉案船舶款无关。最后，胡某一审作证时称“钱付清了才能开船，2008年钱付清就开走了”，而杨向远转账凭证显示的2008年支付的款项没有合同约定的2200万元或者杨向远主张的1680万元，杨向远主张2009年至2011年也支付了船舶款，与胡某的陈述矛盾。关于证据2，该证据为复印件，对真实性不予认可，对关联性和证明内容有异议。2009年4月21日，涉案船舶名字已经是“远大5”轮，但借款合同并没有写购买“远大5”轮，而记载的是“购买船舶一艘”，因此，借款合同和转账凭证都看不出与涉案船舶以及船舶款有关。胡某作证时陈述“没有款项到我们公司账户，都是交给我个人账户”，但该证据显示的收款账户为博海公司账户，两者矛盾，可以认定杨向远向银行借款并支付给博海公司的600.8万元与涉案船舶无关。关于证据3，对该证据形式上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证据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杨向远系涉案船舶的出资人和实际所有人。关于证据4，对该证据形式上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远大5”轮2007年11月16日安放龙骨，并不能证明杨向远在2007年就已经向胡某支付过涉案船舶船款，毕竟船舶建造合同显示的落款日期为2008年2月10日。关于证据5，对该证据形式上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远大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的船舶委托管理协议，恰恰证明涉案船舶所有人为远大公司。关于证据6，对该证据形式上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只能证明船舶停运具体时间，无法证明杨向远实际经营船舶。关于证据7，该证据为杨向远单方制作，不能以此证明“远大5”轮系杨向远实际经营收益。2012年1月6日的调解协议书中，加盖的是远大公司的船章，杨向远仅为远大公司的签字代表。关于证据8，对该证据形式上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证据中的出租人、承运人或购油方处加盖的是远大公司的章，这更加证明远大公司是涉案船舶的实际所有人。关于证据9，对该证据形式上的真实性没有异议，租金支付时间、金额、收款对象都与合同约定不一致，看不出租赁合同实际履行，情况说明系证人证言，因未出庭作证，不具备证据效力。关于证据10，对真实性没有异议，杨向远在另案中的陈述不足以证明其为船舶所有人。关于证据11，对证据形式上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该船舶建造合同约定的船舶款支付时间、支付方式以及收款账号与杨向远其他证据、胡某证言相互矛盾。 远大公司对杨向远提交的上述11组证据质证意见，证据及证明内容全部认可。 本院对杨向远提交上述证据的认证意见，因国泰公司、远大公司对杨向远提交的证据1、3、4、5、6、8、9、10、11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故本院对上述9份证据予以采信。关于证据2，杨向远虽提交的是复印件，但综合借款合同、抵押合同以及银行汇票所载内容，可以证明杨向远为支付造船款，以“远大5”轮作抵押，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泰州分行贷款700万元，并向博海公司实际支付款项600.8万元。关于证据7，杨向远提交了“远大5”轮月报表、运输收入支出明细等资料的原件，国泰公司虽不予认可，但没有提交相反的证据，结合本案其他证据，该组证据能够证明杨向远对“远大5”轮实际经营收益。综上，本院对杨向远提交的10组证据均予以采信。 本院二审查明，2007年9月28日，杨向远与博海公司签订船舶建造合同书，博海公司为杨向远建造一艘船舶，总造价1680万元。胡某作为博海公司法定代表人在合同上签字。 2007年10月14日至2011年4月17日，杨向远通过银行现金存款或者转账方式共向胡某支付船舶建造款1050万元。 2008年10月23日，博海公司向杨向远交付船舶，杨向远取得“永耀5”轮船舶。 2008年11月4日，宁波海事局颁发070××××0260号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记载船名“永耀5”，船舶所有权人杨向远。 2015年7月9日，盐城海事局颁发061415000041号（初次登记号码070××××0260）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记载船名船名“远大5”，曾用名“永耀5”，船舶所有权人远大公司，取得所有权日期2009年2月12日。 2009年4月21日，杨向远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泰州分行签订《个人船舶抵押贷款借款合同》《个人船舶抵押贷款抵押合同》，杨向远用“远大5”轮作抵押，借款600.8万元。2009年5月4日，杨向远将该款付到博海公司账户。 博海公司已收到杨向远支付的造船款。 2009年10月30日，杨向远和远大公司签订运输船舶委托经营管理合同，挂靠经营。杨向远委托远大公司作为“远大5”轮船舶经营人，远大公司负责取得船舶合法营运资格、进行船舶经营管理并承担船舶安全管理责任、配备船员、交纳税费、办理船舶保险等，委托经营管理期限自该船取得合法营运资格之日起至2014年12月31日止。同日，杨向远与远大公司签订船舶安全和防污染管理协议，根据该协议，杨向远每年向远大公司支付管理费8万元整，远大公司负责对船舶进行SMS培训、检查等事项，远大公司对该船舶的管理期限自2009年10月30日起至2014年10月30日，杨向远每年向远大公司支付管理费8万元。 2015年7月18日，杨向远以远大公司名义与利佰达公司签订《运输船舶委托经营管理合同》，杨向远将“远大5”轮委托利佰达公司管理经营，杨向远向利佰达公司每年支付管理费6万元。 杨向远挂靠利佰达公司期间经营所得收入，利佰达公司在扣除管理费及其他船舶运营费用后，剩余款项，利佰达公司支付给了杨向远。 宁波海事法院（2020）浙执恢57号执行通知书，杨向远在运营“远大5”轮期间因购买燃油，拖欠宁波市北仑宁舟燃料有限公司油款，宁波海事法院审理该案中，杨向远于2017年10月17日以“远大5”轮实际所有人身份在调解笔录上签字确认承担还款责任，因未按民事调解书约定时间付款，宁波海事法院强制执行。 杨向远提交的2009年至2016年间“远大5”轮租船合同、航海日志、月报表、水路货物运单、运输收入支出明细、货物申报单、货物交接清单、保险单及付费凭证、船舶加油合同及收据、材料款收据、检查及维修记录、支付船员工资发放记录、中国农业银行金穗借记卡明细对账单等证据，证明其在此期间实际控制并经营“远大5”轮。 本院认定的其他事实同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 本院认为，本案系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本案当事各方争议的焦点问题：杨向远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杨向远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其是案涉“远大5”轮的所有权人。杨向远提交了其与博海公司之间的船舶建造合同书，证明其委托博海公司建造案涉船舶。杨向远通过直接付款及贷款方式向博海公司支付了船款，博海公司收到船款。船舶交付杨向远后，登记的船舶所有人为杨向远。杨向远挂靠远大公司，签订了挂靠经营合同，船舶登记的所有权人变更为远大公司。远大公司确认与杨向远之间存在的挂靠经营关系，确认船舶的实际所有权人为杨向远。后杨向远以远大公司名义与利佰达公司签订挂靠经营合同，另行挂靠经营。杨向远提交了实际经营“远大5”轮的有关合同、凭证等证据。在宁波海事法院审理的杨向远与宁波市北仑宁舟燃料有限公司在运营“远大5”轮期间因购销燃油欠款案中，杨向远以“远大5”轮实际所有人身份参加诉讼。杨向远作为“远大5”轮的所有权人实际进行了经营。杨向远的上诉有证据支持，能够证明其诉讼请求。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规定，对案外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不得执行该执行标的。案外人同时提出确认其权利的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中一并作出裁判。故杨向远主张改判实际所有“远大5”轮符合法律规定。对于国泰公司辩解其为善意第三人问题，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四条规定是保护交易安全，保障物权转移时第三人信赖利益，从法律目的来看，所谓的第三人应指对同一标的享有物权的人，债务人的一般债权并不包括在内，故国泰公司并非该法律规定意义的善意第三人。 综上所述,杨向远对“远大5”轮享有所有权，足以排除该案的强制执行。一审判决部分事实认定错误，判决结果不当，应当予以纠正。杨向远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依法予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及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青岛海事法院（2019）鲁72民初1107号民事判决； 二、确认“远大5”轮系杨向远实际所有； 三、国泰公司不得申请对“远大5”轮采取强制执行措施。解除对“远大5”轮强制执行措施。 一审案件受理费818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1800元,均由国泰租赁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宫恩全 审判员  董 兵 审判员  冯玉菡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九日 法官助理刘福贵 书记员高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