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380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传阳，男，1983年10月6日出生，汉族，住址北京市丰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苑晓波，北京市闻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欣怡，北京市闻泽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志勇，男，1974年9月26日出生，汉族，住址北京市房山区。原审被告：鼎和谦胜（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法定代表人：魏淑珍。上诉人张传阳因与被上诉人吴志勇、原审被告鼎和谦胜（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和谦胜公司）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6民初125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传阳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吴志勇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吴志勇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张传阳未缴纳出资即转让股权且未收取相应对价的行为并违反法律规定属适用法律错误。根据张传阳一审到庭亲自陈述可知，张传阳认可出任公司股东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且《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也均不禁止未实际出资的股东转让其所持有的股份。因张传阳未实际缴纳出资故未收取股权转让款也符合等价有偿的民事法律原则。因此张传阳的上述行为并无违法之处，不应承担不利法律后果。二、一审法院认定鼎和谦胜公司股东会变更出资时间的行为损害了吴志勇的信赖利益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根据本案一审中查明的事实“鼎和公司成立于2014年12月2日。成立时投资人为江洋、张传阳，江洋出资额为22．5万元，张传阳出资额为77．5万元，出资时间均为2019年5月15日”可知吴志勇在投资时就已知晓张传阳认缴出资期限尚未届满，进而应该预见到张传阳存在在认缴期限届满前就转让出资的可能性。因此张传阳在2019年5月15日前转让股权的行为并不会损害吴志勇的信赖利益。至于魏淑珍受让股权后又将认缴出资时间变更为2030年12月31日是否损害吴志勇信赖利益，均已经与张传阳无关。三、一审法院依据《公司法》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规定》）第十七条、第十九条判令追加张传阳为被执行人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无论是《公司法》第二十八条，还是《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规定》第十七条、第十九条均要以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为前提。承前所述，张传阳在认缴出资期限届满前即转让了所持有的股权，且从张传阳未收取股权转让对价可知，受让人魏淑珍对于张传阳未缴纳出资应属明知，因此出资义务应随着股权转让行为转移至受让人一方，即使现在鼎和谦胜公司设立时确认的认缴出资期限已经届满，也不能因此判定张传阳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从而适用上述法条。四、一审法院遗漏判项，未对张传阳需承担的责任范围予以明确。退一步讲，即使一审法院判令追加张传阳为被执行人不存在错误，那么也应明确张传阳在未出资范围内承担责任，否则即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承担有限责任的根本原则相违背，相当于加重了张传阳的民事责任。五、根据最高院发布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九民会议纪要》)第6条之规定，吴志勇的诉讼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该条规定，“在注册资本认缴制下，股东依法享有期限利益。债权人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为由，请求未届出资期限的股东在未出资范围内对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当然，第6条还有两项例外规定，很明显本案中张传阳也不符合这两项例外规定。六、一审法院判决张传阳承担责任的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认为，张传阳的行为“违反了公司法的相关规定”，但具体是违反的是哪条规定，一审法院并没有讲，判决书引用的法律条文并没有相对应的规定。且一审法院否定了“股东会关于变更出资时间的决议的效力”，没有依据。首先吴志勇并未对股东会决议的效力问题提出异议；其次，没有任何法律程序否定股东会决议的效力；再次，一审法院否定股东会决议的效力的理由只说“证据不足”，这种说法不成立，也违反了公司意思自治。股东会决议既然已经形成，就已经合法有效，若要否决该股东会决议的效力，应通过诉讼解决；法院无权直接认定股东会决议的效力，况且本案也并未调查股东会决议形成的事实经过等等，法院的认定缺乏事实依据；最后，从结论上看，一审法院认为“认缴出资时间变更不足以对抗发生在此前的本案债权人的利益”，该结论完全没有法律依据。七、一审判决和丰台法院的执行裁定书相矛盾。在吴志勇向丰台法院执行局申请追加张传阳为被执行人的案件中，丰台法院最终认定，因张传阳的“出资期限为2019年5月15日”，截至股权转让时，无法认定张传阳“未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执行裁定书》适用法律是正确的，一审判决和丰台法院的执行裁定书相矛盾。《变更、追加当事人规定》第19条不适用于本案。《变更、追加当事人规定》第19条规定仅适用于“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的情形，因出资期限尚未届满，所以出让股东并不构成对出资义务的违反。九、张传阳曾于2015年出资14万元，即便是如一审认定事实正确，也应当扣除已认缴出资。吴志勇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张传阳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九民会议纪要》第6条规定的除外情形包括：（1）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人民法院穷尽执行措施无财产可供执行，已具备破产原因，但不申请破产的。很明显，本案完全符合这项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张传阳承担责任的理由成立。张传阳并没有见过魏淑珍本人，魏淑珍出生于1951年5月26日，系户籍位于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市土们岭镇二道沟村3组的农民，转让时为64周岁且为外地户籍，有违常理，且股东变更出资时间的决议上没有日期，涉嫌虚假转让，逃避法律制裁。正因为一审判决和丰台法院的执行裁定书相矛盾，所以吴志勇才提起本案执行异议之诉，张传阳把这条作为上诉意见没有根据。本案符合《变更、追加被执行人规定》第17、19条规定的情形，应追加张传阳为被执行人。一审法院的判决是完全正确的。如果张传阳确实出资14万元，对于剩余的款项其仍应该承担责任。吴志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6执异199号，追加张传阳为被执行人。2．本案公告费、诉讼费由张传阳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6、7月间，吴志勇与鼎和谦胜公司等发生合同业务关系。后双方因该合同发生纠纷，2017年9月，吴志勇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于2018年5月29日作出的（2017）京0106民初24457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该判决书确定：一、鼎和谦胜（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吴志勇39000元；二、驳回吴志勇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1750元，减半收取计875元，由原告吴志勇负担437元（已交纳），由被告鼎和谦胜（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负担438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后鼎和谦胜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30日作出（2018）京02民终897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50元，由鼎和谦胜（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吴志勇于2018年9月14日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一审法院依法受理，执行案号为（2018）京0106执8965号。执行过程中，一审法院依法采取相应执行措施，未发现鼎和谦胜公司名下的财产信息，鼎和谦胜公司已不在注册经营地经营，暂时下落不明。在案件执行过程中，吴志勇申请追加张传阳为该案的被执行人。2019年3月，一审法院作出（2019）京0106执异199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吴志勇追加张传阳为被执行人的请求。鼎和谦胜公司成立于2014年12月2日。成立时投资人为江洋、张传阳，江洋出资额为22．5万元，张传阳出资额为77．5万元，出资时间均为2019年5月15日。张传阳提交的鼎和谦胜公司章程载明由江洋、张传阳等2方共同出资设立鼎和谦胜公司，章程落款处全体股东亲笔签字、盖公章处有“江洋、张传阳”签字。2015年8月2日，张传阳将77．5万元股权转让给曾锡卫，鼎和谦胜公司股东变更为曾锡卫、江洋。张传阳提交的鼎和谦胜公司章程修正案载明：股东江洋、张传阳变更为江洋、曾锡卫，法人签字、盖章处有“曾锡卫”签字。2016年6月20日，曾锡卫将77．5万元股权转让给魏淑珍，江洋将22．5万元股权转让给魏淑珍，鼎和谦胜公司的企业性质变更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魏淑珍，出资时间为2030年12月31日。张传阳提交的鼎和谦胜公司章程载明由魏淑珍一人出资设立鼎和谦胜公司，章程落款处法人签字、盖公章处有“魏淑珍”签字。张传阳到庭称：章程和出资转让协议书都不是我本人签字，不知道由谁代签，但是是我的意思表示。我原来公司领导找的我，说成立个公司做生意，让我当股东，不用出资，用我的身份信息，我没有盈利过。77．5万元我肯定没出，我转让了股权，受让方没有把钱给我。只是纸面上的钱，不涉及金钱，我没有交过钱，他也不用给我钱。我是挂名股东，没有参与公司经营管理。一审法院认为，张传阳称其系鼎和谦胜公司的挂名股东，其无需出资，也不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其不知道公司的股权转让之事，亦不收取相应的对价，公司章程亦非其签字，张传阳的行为违反了公司法的相关规定。而目前鼎和谦胜公司下落不明，无可供执行的财产，张传阳作为股东，未缴纳出资且转让股权，其应在未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另双方业务发生时间在认缴出资时间变更备案之前，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股东会关于变更出资时间的决议的效力，故基于交易的信赖利益保护，本案的认缴出资时间变更不足以对抗发生在此前的本案债权人的利益。所以，吴志勇要求追加张传阳为被执行人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一审法院应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判决：追加张传阳为（2018）京0106执8965号案件的被执行人。二审中，张传阳新提交了两份证据：1．《招商银行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表》一份，显示2015年3月23日张传阳向鼎和谦胜公司转账40000元，客户摘要为“股东入资”；2．《客户交易详细信息》一份，证据来源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广渠门内大街支行，显示2015年5月14日张传阳向鼎和谦胜公司转账100000元，摘要为“转账支取”。张传阳提交以上两份证据证明其曾向鼎和谦胜公司出资140000元。吴志勇对张传阳出资140000元的事实表示认可。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补充查明，一审法院作出的（2017）京0106民初24457号民事判决书查明，2016年1月20日，北京市金融工作局出具了京金融信字[2016]47号《信访办理意见书》，意见书中认为金马甲公司现有交易品种，未按照《北京市交易场所管理办法（试行）》（京政发[2012]36号）第十一条的规定履行审批程序，属于未经批准上线交易，已要求金马甲公司进行整改。吴志勇是“金马甲高端商品交易平台名茶交易”的交易用户。吴志勇曾于2016年将金马甲公司、鼎和谦胜公司、盈福公司共同诉至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要求三公司向其赔偿投资损失。本院另查明，一审法院作出的（2019）京0106执异204号执行裁定书中载明，第三人魏淑珍，女，1951年5月26日出生，汉族，鼎和谦胜公司法定代表人，户籍地吉林省九台市土们岭镇二道沟村3组；一审法院在执行吴志勇与鼎和谦胜公司合同纠纷一案过程中，吴志勇向该院申请追加魏淑珍为该案被执行人；魏淑珍经一审法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谈话并答辩，亦未提交相应证据材料；一审法院裁定：一、追加魏淑珍为（2018）京0106执8965号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二、魏淑珍应于该裁定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2017）京0106民初24457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鼎和谦胜公司应向吴志勇履行义务的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院还查明，吴志勇在本案一审期间提交过一份鼎和谦胜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显示鼎和谦胜公司实际出资14万元。张传阳在二审期间表示这14万元出资额的实际出资人是其本人。二审期间，张传阳就上述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过程出具书面情况说明称，与曾锡卫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因时间久远无法确认是否为其本人签字，但确认该股权转让协议为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认可该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张传阳在庭审中表示其为鼎和谦胜公司的挂名股东，从来没有参与鼎和谦胜公司的经营，也从来没有在鼎和谦胜公司拿过钱。张传阳在庭审中认可其与曾锡卫是朋友关系，其本人未参与股权转让过程，也未签署过股权转让协议，对于曾锡卫受让股份的原因亦不清楚。本院认为，吴志勇作为（2017）京0106民初24457号生效民事判决的申请执行人，因被执行人鼎和谦胜公司无可供执行的财产，在执行过程中，申请追加鼎和谦胜公司的原股东张传阳为（2018）京0106执8965号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张传阳抗辩称，其在认缴出资期限届满前已经转让了其持有的鼎和谦胜公司的股权，故不属于未依法缴纳出资的情形，其不应对鼎和谦胜公司的债务承担法律责任。对此，本院认为，根据《公司法》第二十八条规定，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张传阳虽然在诉讼中主张其仅是鼎和谦胜公司的挂名股东，但不能免除其所负有的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其所认缴出资额的法定义务。在我国现行公司法的框架下，股东的出资方式实行认缴制，但根据权利义务对等性原则，股东在享受出资期限利益的同时，也要承担相应的义务，即至少要保证公司不沦为股东转嫁经营风险的工具，不能危及与公司从事正常交易的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股东认缴出资所体现的公司注册资本金是公司经营的经济基础，是交易相对方判断公司资信水平、偿债能力和衡量交易风险的重要依据。公司债权人对公司股东已认缴出资所对应的公司偿债能力产生合理信赖和可预见的期待。认缴出资的股东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权，不仅仅是股权交易双方内部的权利分配和义务负担，还关系到股东对公司所负的出资义务能否按期履行，影响到公司债权人的债权实现。因此，认缴出资的股东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权，应当出于善意，并且持谨慎态度。在本案中，张传阳表示其与曾锡卫系朋友关系，其本人未参与股权转让过程，亦未与曾锡卫签订过股权转让协议，也不清楚曾锡卫为何受让相关股份。由此可见，张传阳对于其转让曾锡卫股份的具体情况及曾锡卫受让该股份的原因及目的均不了解，故张传阳对于曾锡卫是否具备相应的出资能力以及公司能否继续正常经营持完全放任的态度。另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曾锡卫在受让张传阳股份后，其在对受让方不认识、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情况不清楚的情况下又将该股份转让给魏淑珍，且魏淑珍在受让曾锡卫的股权之后，并未按照原公司章程规定的出资期限履行出资义务，而是通过股东会决议变更其出资时间为2030年12月31日。后吴志勇向一审法院申请追加魏淑珍为（2018）京0106执8965号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在案件审理过程中，魏淑珍经一审法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谈话并答辩。在一审法院裁定追加魏淑珍为该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后，魏淑珍亦未在鼎和谦胜公司应向吴志勇履行义务的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在客观上损害了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基于上述事实，应当认定张传阳与曾锡卫之间的股权转让并非出于善意，张传阳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因此，一审法院判决支持吴志勇要求追加张传阳为被执行人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另，依据本案已查明事实，张传阳在其担任鼎和谦胜公司股东期间，已履行140000元的出资义务。张传阳作为鼎和谦胜公司的原股东，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在其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鼎和谦胜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综上所述，张传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处理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张传阳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曹 欣审 判 员  王 楠审 判 员  王 朔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苏琪越书 记 员  梁艺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