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20）粤刑终462号 原公诉机关广东省珠海市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吴易霖，曾用名吴家骏，男，1967年11月1日出生，汉族，台湾居民。因犯故意杀人罪、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于2002年6月10日被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2010年7月10日刑满释放。因本案于2018年6月9日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13日被逮捕。现押于珠海市第一看守所。 辩护人葛广波，北京德恒（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熊长玺，曾用名熊江来、熊云来，男，1989年6月7日出生，汉族，文化程度初中，户籍住址河南省。因犯抢劫罪于2009年10月29日被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2年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元，2011年4月30日刑满释放。因本案于2018年6月9日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13日被逮捕。现押于珠海市第一看守所。 辩护人董秋敏，北京大成（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钟堂，男，1997年6月16日出生，汉族，文化程度小学，户籍住址重庆市。因本案于2018年6月9日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13日被逮捕。现押于珠海市第一看守所。 辩护人苏旭梅，广东常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马友富，男，1989年1月29日出生，彝族，文化程度小学，户籍住址四川省。因本案于2018年10月8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1月7日被逮捕。现押于珠海市第一看守所。 辩护人刘玉，广东运胜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王嘉吉，男，1954年5月8日出生，汉族，台湾居民。因本案于2018年10月21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1月7日被逮捕。现押于珠海市第一看守所。 辩护人**兰，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 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广东省珠海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吴易霖犯绑架罪、敲诈勒索罪、寻衅滋事罪、招摇撞骗罪、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被告人钟堂、马友富、熊长玺犯非法拘禁罪、敲诈勒索罪、寻衅滋事罪、招摇撞骗罪、被告人王嘉吉犯敲诈勒索罪一案，于2019年12月31日作出（2019）粤04刑初85号刑事判决。宣判后，被告人吴易霖、熊长玺、钟堂、马友富、王嘉吉均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提讯上诉人，听取辩护人意见，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以不开庭方式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 （一）绑架、非法拘禁被害人李某某、曾某某的犯罪事实 2017年至2018年期间，被告人吴易霖伙同台湾“某帮”成员黄建伟（另案处理）等人多次在广东东莞等地密谋绑架台湾人李某某以勒索财物。2018年4月17日上午，在得知李某某当天从台湾到广东珠海的准确消息后，被告人吴易霖以帮忙追债为名纠集被告人马友富、钟堂、熊长玺驾车从东莞来到珠海，同时王正雄、黄尚礼、邱俊荣（该三人均另案处理）按照黄建伟的指示驾车来到珠海市拱北口岸，由王正雄、黄尚礼分别盯梢，将李某某当天的行踪通报给守候的吴易霖等人。当日下午14时许，吴易霖、马友富、钟堂、熊长玺、黄尚礼见到李某某、曾某某到达暂住地珠海市华发广场住处后，即直接闯入对方房间，冒充警察将李某某、曾某某两人强行控制并开车带回东莞市厚街镇某村吴易霖的台菜馆。吴易霖安排马友富、钟堂、熊长玺等人将李某某、曾某某关押在台菜馆房间内，用铁链锁住二人并轮流看管。当日晚上，黄建伟来到台菜馆向李某某勒索1亿元新台币赎金，并以杀害对方相威胁。4月18日，被告人黄建伟、吴易霖又强逼李某某签下四张面额为1000万元新台币的本票及虚假投资还款协议，同时威逼李某某录制筹钱求救录音并通过手机向其亲友播放。李某某的亲友因担心李某某的人身安全，四处紧急筹款并于4月20日在台湾桃园市将1000万元新台币的赎金交付给对方指派人员。当日下午，黄建伟、吴易霖在确认收到赎金后，将被害人李某某、曾某某释放。黄建伟通过地下钱庄兑换上述台币1000万元，实际收取人民币2,164,502元后，支付给被告人吴易霖人民币32万元、王正雄人民币1万元作为报酬。吴易霖从该人民币32万元中支付给黄尚礼人民币3万元、邱俊荣人民币2万元、熊长玺、马友富、钟堂各2.5万元人民币作为报酬。 （二）敲诈勒索被害人伍某某的犯罪事实 2015年期间，台湾居民王嘉吉因生活贫困，被同为台湾同乡的在广东省惠东县某镇经营某农场的伍某某收留。双方约定合作种植水果获利分成，但因王嘉吉种植基本没有收成，无法分红，伍某某经常接济王嘉吉，在农场维持基本生活。2017年期间，王嘉吉因生病时没有得到照顾而对伍某某产生怨恨，遂借口与伍某某是雇佣关系向其索要工资被拒绝。2017年8月，被告人王嘉吉经人介绍认识吴易霖等人，双方合谋以索要工资为名向伍某某勒索财物。2017年10月13日下午，被告人吴易霖纠集被告人马友富、钟堂、熊长玺、黄尚礼等人在王嘉吉的引领下前往惠东县某农场找到伍某某，以帮助王嘉吉追讨工资的名义将被害人伍某某用手铐拷住，并用电击枪电击其身体，强迫其承认拖欠工资，向其索要人民币100万现金，伍某某被逼无奈，同意交付人民币30万现金。当日晚18时许，被害人伍某某电话通知司机送来人民币10万现金交给王嘉吉，后又于10月24日安排他人将人民币20万现金转交给对方。吴易霖从中收取人民币12万元报酬，向黄尚礼支付人民币8000元、向马友富、钟堂、熊长玺各支付人民币5000元作为报酬。 （三）寻衅滋事的犯罪事实 1.2017年10月，东莞寮步镇某皮具厂老板张某某与某皮具厂老板冼某某因劳务加工有关货物质量问题产生赔偿及债务纠纷，张某某经人介绍请托吴易霖与冼某某请托的“东北帮”人员商谈相关债务事宜。后“东北帮”一方因被吴易霖一方揭露私自吞掉追讨的钱款5万元，意图找吴易霖寻仇报复，并与吴易霖电话约定双方人员殴斗的时间地点。2017年12月的一天晚上，被告人吴易霖带领黄尚礼、马友富、钟堂、熊长玺等人驾车来到约定的东莞市厚街镇某酒店附近，与“东北帮”十余人相互追逐打斗，吴易霖持钢笔枪朝对方击发数枪，“东北帮”人员持砍刀追砍其驾驶的汽车。2018年1月，“东北帮”指派的三人又在某皮具厂追债闹事，被告人吴易霖立即带领黄尚礼、马友富、钟堂、熊长玺等人手持组装好的枪支及仿真枪支威慑并殴打驱赶对方，此后“东北帮”不敢再来追债闹事。事后，老板张某某支付人民币3万元给吴易霖作为酬劳。 2.2015年至2018年期间，被告人吴易霖多次带领马友富、钟堂、熊长玺等人员为浙江老板严某某向东莞沙田镇某灯饰厂的老板王某某追讨有关债务。追债期间，被告人吴易霖等人对被害人先后实施了暴力殴打和威胁恐吓等行为。 3.2018年期间，被告人吴易霖多次带领马友富、钟堂、熊长玺等人员为老板刘某某向广州某股份有限公司的老板钟某某追讨有关债务。追债期间，被告人吴易霖等人对被害人先后实施了威胁恐吓和侮辱滋扰等行为。 4.2018年期间，被告人吴易霖多次带领钟堂、熊长玺等人员为林某某向东莞市某农庄的老板黄某某追讨有关债务。追债期间，被告人吴易霖等人对被害人先后实施了威胁恐吓等行为。 （四）招摇撞骗的犯罪事实 2018年4月，被告人吴易霖等人因在东莞台湾人圈子中形成的黑恶势力和江湖名气，为一起疑似毒品的交易提供居中介绍和资金保障，后购买的台湾方准备退货并提出赔偿要求。为误导对方以免除赔偿责任，2018年4月18日，被告人吴易霖带领马友富、钟堂身穿警察制服，携带枪支和仿真枪支，冒充警察身份将台湾方指派的马某等人驾驶的车辆拦截，以警察查案为名将对方驱赶下车并将车辆、疑似毒品、两部手机带走，后又安排熊长玺以车主身份陪同马某等人到派出所报案称汽车被抢，以此造成疑似毒品及车辆、手机被警察查获收缴的假象。 （五）被告人吴易霖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的犯罪事实 2018年6月8日和6月29日，公安机关对被告人吴易霖等人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据点东莞市厚街镇某村步行街台菜馆进行两次搜查，查获疑似枪支五支，经鉴定均不属于枪支；2018年7月13日和8月6日，公安机关在吴易霖转移藏匿违禁物品的东莞厚街镇某村×房进行两次搜查，查获疑似钢笔枪21支，经鉴定其中20支为枪支，子弹42发。2018年11月2日，公安机关在吴易霖的妻子卓某庭安排人员转移藏匿违禁物品的东莞厚街镇某新村×房查获疑似枪支四支，经鉴定其中三支为枪支，子弹12发。2019年3月14日，公安机关在吴易霖的妻子卓某庭安排人员转移藏匿违禁物品的东莞厚街镇白濠工业街×号某机械有限公司办公室查获疑似枪支四支，经鉴定其中一支为枪支，子弹85发。案发后经黄尚礼、马友富、钟堂、熊长玺、陈某助（另案处理）等人辨认和指证，上述查获的枪支、弹药均为被告人吴易霖持有、使用、保管、转移。 （六）恶势力犯罪集团的相关事实 被告人吴易霖、马友富、钟堂、熊长玺长期纠集于东莞市厚街镇某村台菜馆，以非法持有的各类枪支、仿真枪支、警察制服、警用械具为工具，以“台湾黑帮”、“地下执法队”的名义招揽非法追债业务，并采用暴力、暴力威胁、恐吓、滋扰等方式强行索取债务以此获利，在东莞市、珠海市等地多次实施寻衅滋事、绑架、非法拘禁、敲诈勒索、招摇撞骗等犯罪活动，严重扰乱社会秩序，造成恶劣社会影响。被告人吴易霖作为首要分子，被告人马友富、钟堂、熊长玺作为固定的重要组织成员，长期纠集并共同故意实施三次以上恶势力惯常实施的犯罪活动，属于恶势力犯罪集团。 原审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经庭审举证、质证的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等。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吴易霖以勒索财物为目的，使用强制行为挟持控制他人，其行为构成绑架罪，被告人马友富、钟堂、熊长玺为索取债务非法扣押、拘禁他人，其行为构成非法拘禁罪。被告人吴易霖、马友富、钟堂、熊长玺、王嘉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他人实施威胁恐吓，索取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被告人吴易霖、马友富、钟堂、熊长玺为逞强耍横，非法追债，多次随意追逐、殴打、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其行为构成寻衅滋事罪。被告人吴易霖纠集他人多次实施寻衅滋事行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予以处罚。被告人吴易霖、马友富、钟堂、熊长玺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施招摇撞骗，其行为构成招摇撞骗罪。被告人吴易霖、马友富、钟堂、熊长玺冒充人民警察招摇撞骗，依照规定从重处罚。被告人吴易霖违反枪支管理规定，非法持有枪支、弹药且情节严重，其行为构成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被告人吴易霖作为首要分子，被告人马友富、钟堂、熊长玺作为固定的重要组织成员，长期纠集并共同故意实施三次以上恶势力惯常实施的犯罪活动，属于恶势力犯罪集团。被告人熊长玺在招摇撞骗的共同犯罪中所起作用较小，是从犯，对此宗犯罪，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马友富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罪行，属自首，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钟堂案发后主动揭发他人犯罪行为经查证属实，属立功，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钟堂、熊长玺、马友富案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并当庭认罪认罚，可以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第一款、第二百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二百七十四条、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款、第二百七十九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六十八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作出判决：（一）被告人吴易霖犯绑架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犯招摇撞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犯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二）被告人熊长玺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一个月；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八千元；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犯招摇撞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八千元。（三）被告人钟堂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一个月；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八千元；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四个月；犯招摇撞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八千元。（四）被告人马友富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八千元；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一个月；犯招摇撞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八千元。（五）被告人王嘉吉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六）被告人吴易霖、马友富、钟堂、熊长玺与同案犯黄建伟、王正雄、黄尚礼共同向被害人李某某退赔人民币2,164,502元（被告人吴易霖在其非法所得人民币19.5万元范围内、被告人马友富、钟堂、熊长玺在各自非法所得人民币2.5万元范围内向被害人李某某承担退赔责任，多退赔部分可向其他同案犯追偿）；被告人吴易霖、马友富、钟堂、熊长玺、王嘉吉与同案犯黄尚礼共同向被害人伍某某退赔人民币30万元（被告人吴易霖在其非法所得人民币9.7万元范围内、被告人马友富、钟堂、熊长玺在各自非法所得人民币5000元范围内、被告人王嘉吉在其非法所得人民币18万元范围内向被害人伍某某承担退赔责任，多退赔部分可向其他同案犯追偿）。（七）扣押在案的各被告人犯罪所用财物，予以没收，其余物品由扣押机关依法处理。 上诉人吴易霖上诉提出其受黄建伟的委托帮助追讨有关债务，一审判决认定其参与绑架李某某与事实不符；王嘉吉与伍某某之间存在劳资纠纷，一审判决认定其伙同王嘉吉敲诈勒索事实错误；其帮助他人解决债务纠纷的行为是民事行为，一审判决认定其构成寻衅滋事罪不当；其没有招摇撞骗的目的；涉案枪支弹药不属于其。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后对其从轻、减轻处罚或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上诉人吴易霖的辩护人提出吴易霖等人均受黄建伟委托追讨有关债务，吴易霖的行为不构成绑架罪，应以非法拘禁罪对其定罪处罚；吴易霖帮助王嘉吉向伍某某收取工资，而不是敲诈勒索伍某某，吴易霖的行为不构成敲诈勒索罪；吴易霖虽然假冒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抢走假毒品，但没有造成任何损失也没有谋取任何非法利益，认定吴易霖构成招摇撞骗罪不符合有关立法精神；请求二审法院考虑以上意见对吴易霖从轻、减轻处罚。 上诉人熊长玺上诉提出其受邀帮助王嘉吉向伍某某追讨工资，自始至终都确信工资纠纷真实存在，其没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主观故意，其行为不构成敲诈勒索罪，应以非法拘禁罪定罪处罚；在招摇撞骗事实中其没有伙同同案人共同犯罪的的主观故意，知悉有关情况后拒绝再次提供帮助，应属于包庇行为；在寻衅滋事事实以及犯罪集团成员中其情节轻微，原审判决对其量刑过重；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后对其从轻、减轻处罚。 上诉人熊长玺的辩护人提出熊长玺在非法拘禁李某某过程中属从犯，应当对其减轻处罚；熊长玺参与帮助王嘉吉向伍某某收取工资的行为不构成敲诈勒索罪，应以非法拘禁罪的从犯从轻、减轻处罚；熊长玺在寻衅滋事、招摇撞骗过程中均属从犯，应从轻、减轻处罚；熊长玺归案后如实供述，有立功情节，悔罪态度好，请求二审法院对熊长玺从轻处罚。 上诉人钟堂上诉提出其相信吴易霖所说伍某某拖欠王嘉吉工资，导致其客观上参与限制伍某某人身自由，其没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主观故意，一审判决认定其敲诈勒索错误，且量刑过重，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后对其从轻、减轻处罚。 上诉人钟堂的辩护人提出钟堂等人均受他人纠合帮助王嘉吉向伍某某收取工资，自身并不知道王嘉吉与伍某某的债务是虚假的，没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犯罪动机和目的，其行为不构成敲诈勒索罪，应以非法拘禁罪对其定罪处罚；钟堂具有立功、如实供述、当庭认罪认罚等从轻、减轻处罚情节，一审判决对钟堂量刑过重；请求二审法院考虑以上意见对钟堂从轻、减轻处罚。 上诉人马友富上诉提出其受人纠合参与帮助王嘉吉向伍某某追讨有关工资债务，其本人不知道债务并不存在，一审判决认定其敲诈勒索的量刑过重。 上诉人马友富的辩护人提出马友富不是敲诈勒索伍某某的犯意提起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且获利较少，马友富有自首和认罪等量刑情节，请求二审法院对马友富从轻处罚。 上诉人王嘉吉上诉提出其在伍某某农场工作3年多，虽非严格的雇佣关系但伍某某没有尽到照顾、收留义务，违背基本的伦理道德，对其产生心身伤害，才导致受人鼓动进行敲诈勒索，一审判决对其量刑过重，请求二审法院对其从轻、减轻处罚。 上诉人王嘉吉的辩护人提出王嘉吉确实在伍某某农场工作并提供劳务，王嘉吉理应获取劳务报酬，伍某某确有过错，王嘉吉没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犯罪目的以及敲诈勒索的犯罪故意，其行为不构成敲诈勒索罪，应以非法拘禁罪对其定罪处罚，且王嘉吉在非法拘禁过程中属从犯、初犯、偶犯，应对其从轻处罚。 经审理查明： 一、绑架、非法拘禁 2017年至2018年期间，上诉人吴易霖伙同台湾“某帮”人员黄建伟（另案处理）等人多次在广东东莞等地密谋绑架台湾人李某某以勒索财物。2018年4月17日上午，在得知李某某当天从台湾到广东珠海的准确消息后，上诉人吴易霖以帮忙追债为名纠集上诉人马友富、钟堂、熊长玺驾车从东莞来到珠海，同案人王正雄、黄尚礼、邱俊荣（均另案处理）按照黄建伟的指示驾车到珠海市拱北口岸，由王正雄、黄尚礼分别盯梢，将李某某当天的行踪通报给守候的吴易霖等人。当日下午14时许，吴易霖、马友富、钟堂、熊长玺、黄尚礼见李某某、曾某某到达暂住地珠海市华发广场住处后，即闯入房间冒充警察将李某某、曾某某两人强行控制并开车带回东莞市厚街镇某村吴易霖所开台菜馆。吴易霖安排马友富、钟堂、熊长玺等人将李某某、曾某某关押在台菜馆房间内，用铁链锁住二人并轮流看管。当日晚上，黄建伟来到台菜馆向李某某勒索1亿元新台币赎金，并以杀害对方相威胁。4月18日，黄建伟、吴易霖强逼李某某签下四张面额为1000万元新台币的本票及虚假投资还款协议，同时威逼李某某录制筹钱求救录音并通过手机向其亲友播放。李某某的亲友于4月20日在台湾桃园市将1000万元新台币的赎金交付给对方指派人员。当日下午黄建伟、吴易霖在确认收到赎金后将李某某、曾某某释放。黄建伟通过地下钱庄兑换上述台币1000万元，实际收取人民币2,164,502元后，给付给吴易霖人民币32万元、王正雄人民币1万元作为报酬，吴易霖从中给付黄尚礼人民币3万元、邱俊荣人民币2万元、熊长玺、马友富、钟堂各2.5万元人民币作为报酬。 上述事实，有下列经原审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证据予以证明： （一）物证、书证 1.李某某提交的相关本票、汇款申请书、《投资分红还款协议书》、《借据》等，证实黄建伟、吴易霖等胁迫其签名书写出借人为空白的台湾本票7张和借据金额共计台币5000万元，以及被投资人为空白的投资分红还款协议书一份共计台币5000万元。 2.广东省公安厅港澳台事务工作办公室有关协调台湾警方移交涉案部分证据材料的函件复印件。 （二）证人证言 1.证人马某香的证言：2018年4月17日下午14时左右，李某某请我去搞卫生，我买菜去到他家楼下的时候见到几名可疑的男子，但是我没有多想就上去了。家里当时只有李某某、“水哥”和我三个人。我在房间铺床单的时候，从外面冲进来5名陌生男子，当时5名男子都戴着白手套，其中一名男子向我们亮出警察证，说“我们是珠海市公安局刑警队的”，然后将我们控制了。其中一名男子把我从房间拉到客厅，让我蹲下，我说我只是钟点工，他就让我坐在沙发上别动。这5个人中，自称队长的男子带着一副比较大的墨镜，一个男子穿深色夹克，腰间还有一把类似手枪的物体，而那个亮出警察证的男子比较年轻，还有一名高瘦的男子带着鸭舌帽，当时没说话，还有一名我的印象比较模糊了。之后他们把李某某和“水哥”分开来询问，自称队长的男子说李某某他们涉毒和洗钱，他们把所有柜子都打开搜查，没有查出什么结果，自称队长的男子就说请示一下上级领导看看他们怎么处理，然后就出去打了电话，十几分钟以后回来说经请示了市局的领导，还是要带我们回去做个笔录。我说我是钟点工，对方就说不用我跟着去了。戴鸭舌帽的男子和腰间别手枪的男子就先带水哥下楼了，剩下的三个男子就带李某某下楼了。现场这5名男子没有殴打李某某和“水哥”。 经辨认，证人马某香辨认出熊长玺系当天腰间别类似手枪的男子，辨认出钟堂系当天亮警察证件的人，辨认出黄尚礼系戴鸭舌帽的人。 2.证人卢某渊的证言：我和李某某是生意合作伙伴。2018年4月18日18时左右，李某某的公司的一个小弟“阿中”打我电话说李某某和“阿水”17日中午左右到珠海，14时许打电话给李某某还有人接听电话，之后再打李某某的电话就没人接听了。我试着拨了一下李某某的电话，确实没人接听。19日上午“阿中”打我电话说李某某的电话还是没人接听，19日下午16、17时许，我和李某玲到达澳门，当晚22时左右，“阿中”收到消息说李某某和“阿水”被绑票了，对方要求要现金2000万元新台币赎金，让我帮忙筹。我通知台湾的朋友黄某玲汇给林某辉350万元新台币。20日下午14点30分左右，“阿中”将一张筹齐2000万元新台币现金的照片发给李某玲，我通过李某玲的手机看到了这张照片。然后林某辉打电话给我说对方的人会到他公司取钱，然后对方要求我们这边只能一个人接李某某和“阿水”，见面地点是东莞市厚街镇喜来登酒店。我与李某玲商量以后，我立即从拱北口岸入境珠海，并直接打车到东莞厚街镇喜来登酒店等，大概在18时，我在喜来登等到李某某、“阿水”两人坐的车过来。我随后上车直接坐到珠海拱北口岸出境到澳门，第二天返回台湾。后来我听李某某说是黄建伟绑的。 3.证人曹某平的证言：我知道李某某4月17日或18日要到珠海。4月18日下午我打电话给李某某，电话接通了但没人说话。我委托广东朋友陈某来珠海打听情况，陈某18日晚上去南屏派出所但没收到有效信息。19日上午陈某去李某某租的地方楼下找保安了解情况，保安翻看监控发现李某某、曾某某分别被几名男子带走，听保安说是被警察带走，并发给我两张李某某、曾某某被警察带走的照片。我认定是假警察，于是微信联系李某某女儿李某玲，讲了情况并建议她们及时报警。19日14时李某玲联系我说先不报警，林某辉要来和她谈事情。当晚23时左右，李某玲联系我说李某某在大陆被人绑架了，对方要求支付2000万元新台币现金，卢某渊已经借给她350万元新台币。20日早晨我委托台湾朋友李某文汇给李某玲提供的林某辉账号350万元新台币，李某文的转账凭证截图发到了我手机上。后来李某玲还发了一张桌面上摆放了2000万元台币的照片给我，据说是钱凑齐了准备给别人。我听说20日交完钱以后放的人，具体时间我不知道。4月24日左右我返回台湾，随后见到李某某，李某某告诉我是黄建伟绑票的，据我所知他们之间没有债务。 4.证人高某宗的证言：李某某是我父亲的好朋友。今年4月17日中午，我打电话给李某某时他还正常和我通话，到了18日我再打给他电话就关机了，我联系曾某某的微信也没人接听，我意识到有问题了。于是我联系卢某渊，让他转告李某某女儿李某玲。曹某平还托人到珠海李某某的住处调查，据小区保安的说法李某某和曾某某是被警察带走了，还找到了他们被带走时的小区录像。于是曹某平又托人到当地公安机关查询，但是没有查到李某某被抓的记录。19日林某辉得知李某某失踪的情况后从宜兰县回到桃园，据林某辉讲许某宏已经联系他两天了并要求见面，后来他得知李某某和曾某某被黄建伟绑架，许某宏是来送信的。19日下午林某辉召集我们回公司，说许某宏带来一段录音并播放给我们听。我听到确实是李某某本人的声音，他在录音里请求林某辉、卢某渊（阿城）、曹某平帮助凑2000万元台币交给黄建伟，他才能回来。于是大家分头凑钱，曹某平向林某辉的账上转了350万元，由我去银行把钱取出来，卢某渊拿了350万元台币现金来到公司，林某辉也拿了1300万元台币现金回来。4月20日早上钱凑齐了都放在林某辉公司的办公室桌面上。林某辉专门让我拍了一张照片作为证明。之后林某辉就通知许某宏，让他转告黄建伟钱已经准备好了，那时是20日下午1点左右，当时我还帮忙将那2000万元台币装到两个行李箱里，把钱装好箱后我就去办其他事了，后来听林某辉说黄建伟派来了两个专门做地下汇水的男子将那两个行李箱拿走了，而卢某渊当时已经到大陆。20日傍晚18时许卢某渊在东莞接到了李某某并告知了我们。我们不认识取钱的男子，李某某和曾某某被接回台湾以后，反映黄建伟没有将其被迫签的2000万元台币的本票交还给他们，于是林某辉找到许某宏，后许某宏把那两张本票取了回来。据我了解李某某和黄建伟之间不存在债务问题，李某某在“某帮”的辈分要比黄建伟高很多，只听说李某某照顾黄建伟，没听说李欠黄建伟的钱。录音里没有说到2000万元是李某某欠黄建伟的钱，也没有其他人说过债务的事情，这2000万元只是能让李某某、曾某某回来的条件。 5.证人曾某仁的证言：我认识黄建伟，他之前给我报的名字是“郭伟”，大约在去年8月时，我看到台湾新闻报道后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是台湾的黑帮成员，真名叫黄建伟。他在去年4月在大陆绑架了一名台湾人，关于此事之前台湾警方也找过我去协助调查，我也如实交待了黄建伟地下汇兑人民币的事情。大约三年前，我和朋友合伙经营金锅花雕鸡餐厅，黄建伟时常会来餐厅吃饭，2018年4月19日下午，他向我介绍他自己在大陆做二手车买卖及汽车保修生意，他有一笔二手车买卖的货款台币1000万元在台湾，问我能不能帮他带过来，我说可以并报了一个汇率给他，他同意了。于是就用微信给我发了一个收钱地址台湾桃园市某街×号，还发了一个联系人“阿辉”的电话号码0909-26×给我。黄建伟说在2018年4月20日中午时分去这个地址收钱。我打电话联系我在台湾的合作伙伴黄某安跟他说了这件事，黄某安表示他可以安排人去收这笔钱。他让我直接联系他公司的员工“阿豪”，我就把黄建伟给我发的信息给黄某安发了过去。4月20日下午约两三点左右，我收到黄某安那边的消息说台湾那边的一千万元台币已经收到了，我通知黄建伟说他的钱已经收到了。当日下午约4点，黄建伟独自来到我物流公司的办公室，拿走了第一笔钱70多万元人民币现金。之后黄建伟还亲自来拿过一次钱，还有一次是他派了一个年约三十岁的大陆男子，穿着汽修工作服的人过来拿了钱，黄建伟的钱就这样分三次拿清了，总数我记得是人民币2,164,502元。黄某安是通过他在大陆这边的关系将相应的人民币转到我儿子在这边中国银行的账号里，我再取出现金来交给黄建伟的。这次交易之后，具体时间我记不起来了，黄建伟还来找过我一次，说还有一笔台币1000万元需要我帮忙收，但我当时问过黄某安，对方说他那段时间没办法筹集到那么多人民币，所以这一事我们就没再谈了。我帮黄建伟汇兑那台币1000万元从中获利约人民币4700元左右。虽然黄某安是用其他人的账户给我转账，根据我的回忆，我已经将相关的流水记录作了标记，经初步统计，这段时间的入账记录是人民币216,184,000元。我确定我是全额以现金方式给的黄建伟，但并不是那几天从我掌握的账户提现的，我自己店里也有部分现金，有一些是我将钱转到我工人林进兴的账户上让他帮忙提现的，所以银行账户交易流水上的提现金额不足2,164,502万元是正常的。我向黄建伟收取的是千分之二的手续费，因为我跟他不是很熟。 证人曾某仁对其取出现金交付给黄建伟的银行账户交易流水予以确认。 6.证人许某宏的证言：大概2018年4月10几号的晚上我在工厂接到黄建伟打来的微信电话，他叫我找“阿辉”即林某辉。然后我马上打电话给“阿辉”。说黄建伟要跟他通电话。“阿辉”叫我约隔天晚上6点跟黄建伟约时间通话。隔天晚上6点，我到“阿辉”办公室，黄建伟就打微信给我，我拿给“阿辉”听，这才知道李某某被黄建伟带走，黄建伟还传了李某某请“阿辉”帮忙筹钱的录音，可以救他让他先回台湾。我跟林某辉坐的比较远，所以只听到李某某被黄建伟带走。我已经将微信录音删除了。我听到录音中李某某是说要请林某辉帮忙筹款台币2000万元。筹钱那天林某辉说下午1点到他办公室集合，我到现场后有林某辉、李某某的小弟、还有一个年纪跟我相仿约50岁的身材中等的平头男子也在那边，桌上有放满了新台币，多少钱我不知道。当日1点左右，黄建伟就打微信给我，我把电话拿给林某辉，林某辉跟他说办公室的地址。然后黄建伟就派人过来拿。我跟林某辉约下午6点左右再回他办公室时，接到黄建伟微信电话说，李某某已经有人带离开了。后来黄建伟打微信电话给我让我去大陆拿东西。我10多岁的时候有跟过黄建伟，我们都是“某帮”的。我怕他，所以他叫我做事我就做。虽然现在我不跟黄建伟了，但我还是认为他是我大哥。我在2018年5月8日坐飞机到虎门，我打微信电话给黄建伟说我到了，他说他会叫人拿东西过来给我。有位大陆人就拿了一个信封袋给我，我打开看里面是两张本票，每张都记载1000万元。第二天我就坐飞机回到台湾。当晚11时许我前往林某辉位于某街×号的办公室将本票拿给他。 7.证人林某辉的证言：姚某淦在2018年4月18日打电话说李某某找不到了。当日下午，许某宏来到我办公室说要拿电话给我听，他说黄建伟要找我。黄建伟在电话里说让我听段录音，然后我听到李某某的录音，内容是“阿辉，我是李某某，我与黄建伟讲好了，要还他新台币2000万，你先帮我筹这一笔钱，拜托你，谢谢，我回来再跟你算”，之后我就跟姚某淦等人讨论钱要怎么处理。绰号“阿宗”的男子等人跟我说他们可以筹到700万元，我说我有300万元。但因为黄建伟要2000万元，我就想办法多筹了1000万元出来。当晚10时许，许某宏又来我办公室拿电话给我听，电话中黄建伟跟我说明天下午有人来跟我拿2000万，叫我把钱准备好。第二天下午2、3时许，两名我不认识的男子来到我公司拿钱，我觉得应该是地下汇兑公司的，我就把现金从房间里拿出来给他们，他们用深色袋子把钱装好后带走。因为是李某某录音中开口拜托我帮忙，也因为这些钱是救命钱，所以我才愿意帮他凑到1300万元。后来许某宏到我办公室给我两张本票，说是李某某开的本票。 8.证人张某豪的证言：我是帮香港一个汇兑店微信名为LIN×姐的女老板做账的，货币兑换都是找LIN×姐，她算是我们汇兑公司幕后出资的老板。我和李某斌、刘某文的薪水都是LIN×姐支付。李某斌、刘某文从桃园市桃园区某街×号领取2000万元后，我不知道他们如何处理这笔钱，交付何人。但我们公司有个保险箱，当日结存现金会在里面。保险箱都放在四楼，都是由李某斌自行拿取存放保险箱的现金。我做账，李某斌跑外务，所以我碰不到现金。我有换过微信名称，印象中应该有用过“豪”这个名称。 9.证人李某斌的证言：2018年4月20日下午我和刘某文受张某豪指示，从桃园市桃园区某街×号领取台币1000万元，然后北上下林口交流道，再由林口交流道南下下66快速道路返回中壢。张某豪说该笔款项是黄某安所有。我记得当时的现金是台币1000万元。我将钱带回公司给了张某豪，后来应该有交给黄某安，但我没有印象。总共交付黄某安三、四次，交付地点在台北市捷运圆山站附近、板桥高铁站及中壢区高铁南路段696号，时间不清楚，几十万到几百万都有。 10.证人刘某文的证言：2018年4月20日下午李某斌叫我陪他去林某辉的住处，我到现场才知道是去拿钱。我在客厅内的小房间有看见摆放在桌上的现金。李某斌叫我帮忙装钱，但我不清楚实际金额。那些钱是室内那个人提供给我们的，因为数量太大，于是先装入他们提供的行李箱内，其余装不下的才放在我携带的行李袋内。我不知道这些钱是不是赎金。李某斌出门前携带有背包，为何返回公司后未带在身上我也不知道。返回公司后我就将我背在身上装有现金的行李袋交给了李某斌。我不知道李某斌后续要怎么处理这笔钱。 11.证人黄某安的证言：李某斌到桃园市桃园区某街领取掳人勒赎之赎款这件事，就我所知是我朋友曾某仁联络张某豪通知李某斌去做的，我并没有通知李某斌去取款，李某斌取款之后也没有交给我本人。赎款流向要问曾某仁才会清楚。我事后听曾某仁说是他去接洽的。他通过LIN×跟“阿豪”即张某豪联系，说要处理这笔钱的。钱汇款到大陆是由曾某仁提供大陆账户收取人民币款项。 （三）被害人陈述 1.被害人李某某的陈述：黄建伟除2018年4月17日叫人将我绑架外，大约几年前还来找过我一次麻烦。当时他叫了“马沙”来台湾找我，黄建伟在电话里说他在大陆生活得不好，让我给他台币100万元，如果我不给他就会找我麻烦。当时我没答应，后来张某平找到我说让我给台币50万元，他帮我摆平。我当时妥协了，将台币50万元现金给了张某平，他拿去给黄建伟了。“某帮”都是各自做各自生意的，没有集体经营生意的事，不存在黄建伟在我这里投资的事情，我与黄建伟从来没有矛盾纠纷，也没有经济上的来往。2018年4月17日下午14时30分许，我在客厅，曾某某在厨房打扫卫生，首先进来是一个戴帽子的高个子男子，另外一个有点像光头的男子冲到厨房对曾某某说是警察，让曾某某不要动，随后又进来三名男子，其中一个男子拿出一个证件，上面没有照片，有警徽和名字，他又将他左边衣服下摆拉开，露出一把类似手枪的东西，我看他们有证件还有枪就相信他们是警察了。然后那个光头男子将曾某某押到客房里看着，另外的人在客厅，其中一名戴墨镜的男子说有人举报我们洗钱和贩毒，然后就开始搜查房间，之后戴墨镜的男子说经请示领导，要把我们带回做笔录。光头男子和戴帽子男子就先将曾某某押下楼，随后另外三名男子就将我带下楼分别上了两辆车。我上车以后他们就用手铐将我铐住并且带上头套，在前面开车的那名戴墨镜的男子还转过身来用一带电的东西戳我的手臂和大腿，我能听到啪啪作响的声音，戳到我身上很麻很痛。我从华发广场被带走时乘坐车辆车牌号为粤AR×，后来经查是一辆套牌车，该车牌登记的是一辆五菱车。我被带到关押地点后被他们带上头套、脚镣关在小屋子里，大概到了晚上有人把我带到客厅，有人过来把我头套拿开，我看是黄建伟。他说起二十多年前的一件事情并且要把200万和这20多年的利息算在我头上，我不认可。黄建伟就打了我一个耳光。当时我们谈话的时候只有一个负责看押我的年轻人在旁边，戴墨镜的男子没有在场。在客厅聊了一会儿以后我就被带回小屋子，我见曾某某也在那里，黄建伟又继续跟我谈债务问题，我还是不承认欠他钱。黄建伟说自己在台湾已经背了两条人命了，现在也不差我们这两条命，之后他就离开了。第二天早上，戴墨镜的吴姓男子给我聊天说让我给他一千万元台币，帮我摆平，我当时同意了，于是写下了三张本票，额度分别是300万元台币、300万元台币、400万元台币。另外，他还让我再写一张我向他借款一千万元台币的借据，但写到向谁借款的地方就空着，那借据是吴写好后让我抄的，写好后吴说了一句“以后你们就算去报案，也是债务纠纷了”。到了晚上黄建伟过来时，否定了我和吴的约定。第二天晚上黄建伟又逼我录音，录音内容是“阿辉，我是某某，赶紧给我筹两千万”，录完音以后黄建伟就说可以了，其他的他自己会说。接着他又逼我写了五张面额分别为一千万元台币的本票，还逼我写了一份合股协议书，证明这5000万元台币是合伙做生意的。到了第三天，那个在华发广场把我们押走的负责人就跟我们说他们已经收到钱了。明天就可以放我们走了。到了4月20日下午17时许，我们就被一辆车带到高速公路出口，然后我们下车之后对方就要求我们不要回头，直接让我们坐上前面一辆出租车，出租车就把我们送到东莞厚街的喜来登酒店门口。随后我们就从东莞喜来登酒店自己包车回珠海。除了吴和“阿龙”，其余三人加上另一个之前没出现过的戴眼镜的男子负责看守我们，他们轮流看守，每次都是一个人看守我们，约几个小时换一次班，但也不是固定的。我们从4月17日晚上一直被人绑架到4月20日晚上，具体关押在何处不清楚，我一共被迫给了黄建伟两千万元台币。我的朋友“阿辉”在台湾桃园把2千万元台币现金拿给黄建伟的手下。 经辨认，李某某辨认出熊长玺是参与绑架的男子，钟堂是出示警察证件并表示有枪的男子，辨认出黄建伟，对监控录像截图中绑架的钟堂、熊长玺，以及其签字的台湾本票复印件两张予以确认。 2.被害人曾某某的陈述：2018年4月17日14时30分许，我和老板李某某在我租住的珠海市香洲区拱北粤海东路华发广场×座×房搞卫生，大门是开着的，我在厨房搞卫生，李某某在大厅。来了五名戴着鸭舌帽的男子冲入我们房内，自称公安局民警，并称有人举报我们洗钱和贩毒，要我们出示证件，我们出示了台胞证等证件，他们就把我们的证收走了，并对我们的房间进行了搜查，后来其中一名男子说经请示上级，要带我们回总部做笔录，我就先被他们带到楼下，我被带到楼下二十分钟后李某某才被他带到楼下。我被带上了一部米黄色纳智捷小汽车上，车牌号码记不清楚。我双手被铐上手铐，头被黑色的头罩罩上，走了几个小时以后到达目的地。绑我们的五人有二个较壮，身高约1.70米，都戴鸭舌帽。一个较瘦，短头发，没有戴帽，身高约1.70米，另外两个身高约1.65米，中等身材。他们将我带到东莞的一处铁皮屋，进去后我就见到李某某。但我很快就被带到了后面的一个房间。当时黄建伟带着押我回来的那两名男子来见我的，黄建伟先开口问我认不认识他，我想了一下就问他是不是“阿伟”，站在他旁边那个身材较高，押我回来负责开车的那个男子就拍了一下我的脑袋对我喊“阿伟是你叫的吗，叫伟哥”，之后黄建伟就说“阿水，要押两个一起押，不可能放你一个人走的，认命吧，要不你帮你老板想办法凑钱”，我说我没钱的，他就没说什么了。我当时提出来要见一下我老板李某某，黄建伟同意了，我到了前面房间见到了李某某，李某某说自己被修理了，被电击了手臂和大腿，我们还没聊几句，对方又将我拉到后面的房间，给我戴上了头套。我听到那个戴墨镜的男子对另外的人说“去拿铁链过来”，过了一会儿他们就拿铁链将我的脚也锁上了，我看那铁链和锁头都是新的。到了晚上李某某也被关到我房间了，我们二人坐在一张床上，一人待一个角，都是被锁住手脚的。黄建伟离开以后李某某和我聊天时用闽南话对我说“阿瑞，我们两个要死在这里了”，他说这话时离我很近，我看见他眼泪都流出来了，我安慰说应该不会的，他们想要钱。第二天早上对方看押我们的人给我们提供了早餐，我和李某某吃完早餐不久，那名之前在珠海住处带头进屋并自称是警察的男子进来了，他对李某某说出一千万元帮他摆平这件事情。李某某听后答应了他的要求，接着戴墨镜的男子拿出一份事先拟好的借据样板和几张空白本票，提供了纸张和笔，让李某某签下了三张本票和一张借据。当时李某某由于有些老花眼，签的过程中还叫我帮忙看看写的对不对，所以我知道整个签的过程和内容，我记得李某某当着戴墨镜的男子的面签下了两张三百万元和一张四百万元台币的本票还有一张借据，我记得本票上的指定人和借据上被借款人一栏是空白的，李某某问要不要写，戴墨镜的男子说空着不用写。另外，李某某发现借据样板和本票上的落款日期提早了，李某某问怎么回事，戴墨镜的男子说照着写好了，李某某就只能按照戴墨镜的男子的要求全部写好交给他，戴墨镜的男子拿着三张本票和借据在离开时，还说了一句话“你们去报案好了，签了这些就是债务纠纷了”。18日晚上黄建伟和戴墨镜的男子一起来到关押我们的小屋子，当时屋子里还有一名带着口罩负责看押我们的男子站在门口，黄建伟进来后要求李某某录音给台湾的朋友。录好音以后，黄建伟对李某某说上午签的三张本票和借据全部作废，要求李某某重新签五张金额各一千万元的本票和一份“投资分红还款协议书”，戴墨镜的男子就拿出已经写好的“投资分红还款协议书”样板和空白支票让李某某写。李某某只能照着写，抄了一份“投资分红还款协议书”，写了五张金额各一千万元台币的本票，其中有一张写错作废了，写的过程中我记得本票及投资分红还款协议书上的指定人和被还款人一栏都是空着的，李某某问为什么是空着的，黄建伟要求不用管空着就行了，落款日期也是提早了。全部写好以后黄建伟和戴墨镜的男子就拿着李某某录好音的录音器以及本票、“投资分红还款协议书”离开了。黄建伟没有说李某某欠他钱的事情，逼李某某写本票是为了手里拿凭据，这个本票在我们台湾比支票还好用，我们那里的法院认这个东西，只要有这个本票，家里的财产法院都可以来执行，所以黄建伟也说了我们报警也没有用，签了这个本票，那就是个经济纠纷，但我可以证明当时李某某是被黄建伟逼着签本票的。到了第四天上午戴墨镜的男子进来说我们已经收到五百万元了，你们下午可以走了。到了下午戴墨镜的男子带着两名戴口罩的男子将我和李某某带上头套及手铐从屋里带出来押上车，开车送到一处地方，将我们头套拿下来及解开手铐后让我们下车离开，并吩咐不要回头。 经辨认，曾某某辨认出熊长玺、钟堂、黄尚礼是参与绑架的人，辨认出黄建伟。 （四）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 1.同案人黄建伟的供述和辩解：我被台湾警方通缉之前在“某帮”里被人尊称为精神领袖，当时帮派没有登记注册的帮主，我相当于第七代帮派精神领袖。我潜逃大陆之后李某某一直在做帮主。李某某是“某帮”第二代的领头人。后来他犯罪坐牢出来后，我就带着自己的小弟去捧他，并且开始和他合作。我们动用“某帮”的人力资源去帮那些产业摆平一些事情，那些产业每个月就将利润三成给我们两个人，我和他对半分，钱都是李某某去收，一直到2002年我被通缉离开台湾，我和他合作的那些钱他都没有给我。我回大陆这十几年没见过李某某，直至四年前，我听到其他台湾人说李某某现在花钱很大手大脚，为一个女人花了几千万，所以我当时很生气，觉得当年我为李某某办了很多事，还托起他在“某帮”的地位，他却一直没有给我关照。我就让我台湾朋友找到李某某，我在电话里跟他说不能这么对待我，还跟他算了账，说他欠我的钱累计也有1.5亿元台币了，李某某当时没有直接表态。他叫他同学张某平来大陆和我谈，带了相当于五十万元台币的人民币来给我，大约十万多人民币。2017年7月左右，我跟吴易霖聊到李某某欠我钱的事，吴易霖主动说要帮我追讨这笔一亿台币的欠款，但事成之后我要按实收的钱给他30%的佣金，我还给他写了委托书。2017年中，我通过原来在台湾的朋友获取李某某以及和他一起居住的曾某某的照片，并发给了吴易霖。我还打听到李某某和曾某某的行踪行程信息，并转告给吴易霖。大约2017年11月吴易霖通过跟踪摸清楚了李某某和曾某某的住处，并将那里的环境拍照片发给了我。2018年4月17日，吴易霖将李某某骗到东莞吴易霖开的台菜馆里。吴易霖叫我直接去跟李某某谈。当晚我去到那里办公室里见到李某某，我跟他谈起要他还钱的事情，具体还款方案是先由李某某筹集2000万元台币现金给我，剩下3000万元台币分期支付给我。吴易霖找来了一支录音笔，给李某某录了一段录音，这样方便让他的手下林某辉听，林某辉就会帮忙筹钱了。录好音后我到外边客厅等，吴易霖继续让李某某签了5000万元台币的本票，一共七张，相当于借据，以及一份投资分红还款协议书。我通过手机微信将录音转给我在台湾一个叫徐某宏的小弟，他将录音拿给林某辉听，告诉林某辉李某某在我这里，让林某辉筹2000万元台币给我。接着我还用微信跟林某辉通话，林某辉跟我说没办法一下子筹到2000万元台币，问我能不能先给我500万元台币，剩下的由他和阿成担保。后来我就让一个叫水嫂的专门做地下钱庄的女人帮我从林某辉处拿了相当于500万元台币的人民币，大约是一百多万元人民币。我给了吴易霖33万多元的佣金。我拿走了吴易霖让李某某签的七张本票和一份投资分红还款协议书及录音笔。吴易霖留了借款借据不肯给我，他说要用来自保的，万一以后警察为这事找到他，有收据的话可以说是处理债务关系就没事了。录音笔、空白本票、纸张、笔都是吴易霖在现场准备好的，投资分红还款协议上的内容是我口述的，吴易霖记录，再拿给李某某抄写的。我在东莞见到李某某的时候，他坐在办公室由吴易霖小弟钟堂和小熊看守着，我没有看到他被捆绑或上锁。我和李某某算账时讲起在1991年左右我父亲因车祸抢救时，李某某当时作为我的老大，不但不闻不问还对我处处刁难，直到2002年我出逃时他也没还我欠我的200万元台币投资款，我一激动就打了他一巴掌。我知道吴易霖是专门替人收账的，他还说他以前在台湾是做“飞虎队”专门去抢赌场，做一些“黑吃黑”的买卖的。我记得当天对李某某实施追债的行为具体由吴易霖指挥，与我无关。当天的行动是吴易霖联系王正雄、邱俊荣、黄尚礼三人过来帮手的。后来李某某还了2000万元台币后，我还给林某辉两张面额1000万元台币的本票，其余本票及投资分红还款协议我叫别人拿到了台湾保管。2018年4月17日之前，我没有向吴易霖提供过任何李某某欠款的凭证。 2.同案人王正雄的供述和辩解：我和黄建伟都是台湾人，认识了很多年，黄建伟因为犯事被台湾通缉后来到大陆。差不多十年前，黄建伟找到我说李某某欠了他一笔钱没有还，大概几百万元新台币，打电话给对方也不听，托我回台湾时当面找一下李某某，我独自一人找到李某某家，说明来意后我用我手机拨通了黄建伟的电话，他们两人就在电话里说了起来，后我跟李某某寒暄几句就离开。2018年4月17日，黄建伟再次找到我让我帮忙。他叫我一个人从珠海过关到澳门机场，他说通过朋友了解到李某某当天会从澳门机场下飞机，说会安排邱俊荣和“阿龙”去珠海。黄建伟说李某某认识我，千万不要让李某某发现，我要做的就是发现李某某后告诉他就行了，我答应了。于是邱俊荣驾车载我和“阿龙”三人来到珠海拱北关口，之后我一个人过关去澳门机场。大约中午11点半，我发现李某某在澳门机场出现就发微信给邱俊荣。大概内容是“我看到他下飞机了”，邱俊荣问我“是坐大巴还是坐的士”，我说是坐的士。之后我就自己去找朋友了。后来听说黄建伟他们被警察抓了。 3.同案人黄尚礼的供述和辩解：“阿伟”即黄建伟跟我们说李某某和他有债务纠纷，“阿伟”将这笔债务委托给吴易霖收取。这样我、“阿俊”即邱俊荣、“马沙”即王正雄同时听从“阿伟”、吴易霖两人的安排。2017年11月，“阿伟”带着吴易霖、“阿俊”、“阿富”、“马沙”、我几个人来珠海踩点并认人。“马沙”在澳门机场蹲点跟进李某某何时到达珠海。2018年3月底，“阿伟”通知吴易霖李某某到珠海，吴易霖又通知我和“阿俊”过来看看，“阿俊”和我在李某某居住的小区等了三四个小时，一直未见他出现，我们就返回东莞。2018年4月，吴易霖安排我、“阿俊”先到珠海踩点，另外“阿伟”安排“马沙”在澳门机场守候。当天下午1、2点钟，“马沙”见到李某某先通知“阿伟”，“阿伟”通知我，我看见李某某和曾某某在拱北口岸入境后又电话通知吴易霖和“阿俊”，他们在李某某楼下等。我自己打车到李某某住所。期间，吴易霖电话联系我说他们要将人带回东莞，但人手不够，叫我和“阿俊”过去支援。“阿俊”当时很不情愿，说李某某认识他和他的家人，他不能出面。之后他将他的车钥匙交给我，我跟着吴易霖一起上去李某某住处。李某某出来倒垃圾，“阿富”就冲上去，吴易霖招手叫我，我最后一个跟着他们进了李某某的家。我看到“阿富”脖子上挂了一个假的警察证，钟堂与“小熊”带着白手套。吴易霖对李某某和曾某某说“我们是警察，有人举报说你们涉嫌贩卖毒品，现在要带你们回去调查”，他们听到后也没有反抗，配合我们。我们几个就带着他们俩人上了两台车回东莞去了。“小熊”和我带着曾某某回东莞的时候，我看见他们还准备了手铐和黑色头罩。吴易霖、“阿富”、“小熊”和钟堂带李某某回东莞。回到东莞后就把他们放在吴易霖家的店里面，我就离开了。我记得小熊在车上拿着手铐将曾某某拷住并带上黑色头套，在台菜馆我看到李某某也带了一副手铐。头上戴着头套。四天后吴易霖给了我人民币3万元，给了“阿俊”人民币2万元。后来吴易霖来找我说他们让“阿伟”黑了，说“阿伟”实际拿了两千万，对我们说只收了五百万元台币，当时他还放了一段录音给我听。 4.同案人邱俊荣的供述和辩解：2018年4月17日早晨，黄建伟打我电话说今天要到珠海去找李某某收账，叫我开一部车带着“阿龙”即黄尚礼、“马沙”去帮吴老板即吴易霖他们。黄建伟本来是委托吴老板来收取这笔债务的，但吴老板他们人手不够。我开自己的车带着“阿龙”、“马沙”到珠海拱北口岸地下通道附近放下他们，其中黄建伟安排“马沙”去澳门机场看李某某、“阿水”他们的航班信息。“阿龙”在口岸出境出口处盯人。下午1、2时许，“阿龙”打我电话，叫我开车过去，并把我的车牌号改号码。我就用黄建伟之前为我准备好的数字贴，贴在原有的车牌上，就相当于改了车牌号，然后“阿龙”就把我的车开走了。“阿龙”打电话给我说他开我的车带“阿水”上高速走了，叫我自己打车回去。事后吴老板给了我2万人民币。 5.上诉人吴易霖的供述和辩解：2016年我通过台湾台中一个叫“新哥”的朋友介绍认识了黄建伟，我知道他是台湾的通缉犯。去年5月左右一天下午，我们在一起吃饭，黄建伟委托我向一个叫李某某的人追债。后来我们两个经常见面，他陆陆续续讲起他跟李某某之间的债务关系。说早些年他与李某某同在台湾北部“某帮”一起打拼，当时他是老大，李某某是跟着他做事的。黄建伟说当时曾拿钱给李某某投资赌场以及其他灰色产业，后来黄建伟在台湾犯了事跑到大陆躲藏，到现在李某某都没有主动找他结算当年投资分红的事情。听台湾朋友说李某某这几年在大陆包养情妇花了一千万元人民币，黄建伟很生气，认为李某某有钱去包养女人却不愿意找他说清楚当年投资分红的事情。他还说他认为算起来李某某到现在至少欠他几千万元台币。我听后就表示愿意帮他向李某某追债，双方谈好事后黄建伟要支付我追到债务金额三成的报酬。2017年年底，黄建伟约我和邱俊荣一起到珠海拱北对李某某的住处踩点。黄建伟通过他在台湾的朋友摸清了李某某经澳门入境珠海的行程，他负责派人在澳门机场跟踪，然后我们在珠海接应，确定李某某在珠海居住的小区位置。期间，我曾要求黄建伟来与我们一起到李某某住处当面与李某某追债，黄建伟说这样不合适，还是要求我把人带回东莞台菜馆。2018年4月17日上午，黄建伟电话通知我说李某某今天从澳门入境珠海，让我到珠海后与“阿俊”联系。我在台菜馆马上召集马友富、熊长玺、钟堂驾驶车赶往珠海。我叫钟堂带上手铐及头套。到了珠海李某某居住小区外边后，我与“阿俊”汇合，黄尚礼也跟着“阿俊”一起来了。等到中午两点左右，“阿俊”接到通知说李某某已经进入小区，然后由“阿俊”带路，我带着马友富、钟堂、熊长玺、黄尚礼进入李某某居住的那栋楼，因为怕电梯有视频监控我们是走楼梯上去的。直到15楼，“阿俊”指认的李某某房号的房门恰巧开着门，我就带着马友富、钟堂、熊长玺、黄尚礼冲了进去。进入后我见到客厅两名年老男子，我判断其中一个是李某某。我用普通话问他是不是李某某，是不是台湾黑社会大哥，他说是。我就骗李某某说我们是警察，说有人举报你贩毒和洗钱，要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马友富等人就假装在周围搜查的样子。骗他们是警察这样他们就不会在现场大吵大闹不至于乱来，我们就可以顺利把他们带回东莞。期间我打电话给黄建伟，他说只带李某某与“阿瑞”两个人。我就安排熊长玺与黄尚礼先把“阿瑞”带下楼押回东莞，过了一小会，我和钟堂、马友富押着李某某坐电梯下楼。我们将李某某带回东莞台菜馆。我安排马友富、钟堂、熊长玺等人把李某某、“阿瑞”控制在大厅。晚上黄建伟来到台菜馆与李某某、“阿瑞”面对面用闽南话谈数，我在场听。说的内容与黄建伟之前告诉我的差不多，李某某答应筹钱给黄建伟，但双方没有讲到要还的数额。谈了半个小时左右，黄建伟要求我继续关押不能放人，我说为什么还要关押，黄建伟就回了我一句“你想死啊”。我听他这么说没办法，只能安排在场小弟把李某某、“阿瑞”带进小房间关押并给他们两人带上了脚镣防止逃跑。关押期间黄建伟又来了几次跟李某某谈，大约第三天中午黄建伟电话告诉我他们谈好了可以放人了。我按黄建伟所说让李某某去厚街喜来登酒店，有他朋友来接他们。我与马友富、钟堂在从珠海押李某某回东莞路上给他戴了手铐。放掉李某某、“阿瑞”之后二十天左右黄建伟拿了人民币32万元给我，扣掉给黄尚礼人民币3万元，“阿俊”人民币2万元，熊长玺、钟堂、“阿富”各2.5万元，我实际拿了19.5万元，如果是绑架，不可能是那么少的钱，没有人会去做。 经辨认，上诉人吴易霖辨认出钟堂、邱俊荣、熊长玺。 6.上诉人马友富的供述和辩解：2018年三、四月份左右，我和吴易霖、钟堂、“小熊”、“阿俊”和“阿龙”六人在珠海，具体位置不清楚，以向他们收钱的名义将两个60岁左右的台湾人带至东莞，之后将这两人关了两天多，后我们收到消息说放人，我们就放人了，当时是“阿俊”负责联系的，他是负责人，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之后我听说他们被警察带走了，我先躲起来，我在今晚打110自首。我一共分了2.5万元，除了我们六人参与还有一个叫“伟哥”的男子。2017年底“伟哥”和吴易霖商量说，有一个台湾人欠债，要吴易霖帮忙去要，这个欠债人在珠海有住处，已经派台湾人“阿俊”等人摸清了地址。今年4月一天上午，吴易霖在他的台菜馆召集我、钟堂、“小熊”共四人开一台白色越野车出发来珠海找欠债的台湾人要债。一路上是吴易霖指挥路线，并与“阿俊”联系，到了珠海拱北一处小区外，我们等了一段时间，期间“阿俊”和“阿龙”都出现与吴易霖会合。之后由“阿俊”带路，我、吴易霖、钟堂、“小熊”、“阿龙”一共六人进入一栋楼，走的楼梯上到十几楼。到了后阿俊就指了欠债的台湾人的房门，当时凑巧该户房门开着，吴易霖就带着我、钟堂、“小熊”、“阿龙”冲进去了，“阿俊”没有进去，钟堂和“小熊”佩戴伪造的假警察证。我们进去后里面有两名年纪五六十岁的男子在客厅，吴易霖跟对方说我们是派出所的，有人举报你们贩毒要带回调查。接着我们分头装作搜查的样子，里面还有一名搞卫生的阿姨。在屋里呆了五到十分钟左右，吴易霖安排“小熊”和“阿龙”将年纪轻点的台湾人带下楼，之后我和吴易霖、钟堂带着年纪大点的台湾人坐电梯下楼。到楼下后“小熊”和“阿龙”开着“阿俊”的车将年纪轻点的台湾人带回东莞，我和吴易霖、钟堂押着年纪大点的台湾人开白色的越野车回东莞。我们的车先回到吴易霖的台菜馆，另外一台车稍微晚点到。到了后我们先将两名台湾人放在大厅看押，过了一段时间“伟哥”也来了，他和这两名台湾人谈了半小时左右，然后叫吴易霖把他们关起来。我们就把两人转移到台菜馆其中一个小房间关押，“伟董”让我们用铁链将他们脚锁住防止逃跑，然后吴易霖交代我、钟堂和小熊负责轮流看押。关押期间“伟哥”来过两次找台湾人谈话，我记得是关押了两个晚上以后，吴易霖将两名台湾人放掉了。 经辨认，上诉人马友富辨认出李某某和曾某某。 7.上诉人熊长玺的供述和辩解：2018年4月17日上午，吴易霖电话通知我跟着他去珠海帮黄建伟要100多万的账，打完电话后我去楼下榕树头等他。很快吴易霖开车来了，车上还有钟堂和“阿富”。到后吴易霖叫我开车往珠海方向，上了高速以后吴易霖问钟堂东西即手铐、电击棍、头套带了没有，钟堂说“带了在车后备箱里”。大约两小时左右我们到了那名台湾人住的小区外边，之后吴易霖频繁打电话与别人联系，到了中午我们四人在附近小店一起吃了面，然后再次回到车上等。期间“阿俊”过来了，与吴易霖聊了一会儿又走了，我们继续等，我无聊就玩手机，不知何时吴易霖已经不在车上了。这时钟堂接到吴易霖的电话说叫我们上楼，地址是进入小区左手边第一栋。钟堂带路我们三人进入小区左边第一栋楼，我们走楼梯上去的，到了五楼还是六楼，一间房门是开着的，我们进去后吴易霖和“阿龙”在客厅里，还有两名台湾人。吴易霖用台湾话与对方谈话，期间吴易霖把“阿富”叫到身边说了几句，之后“阿富”与钟堂出去了，没一会儿他们两个就把装有手铐、电棍、头套的白色袋子拿上来。又过了一会儿，吴易霖吩咐我与“阿龙”把其中稍胖的台湾人押下楼，并叫我把车钥匙给“阿富”，我下楼的时候好像是钟堂叫我把这个袋子顺便拿下去。我提着袋子与“阿龙”一起押着胖台湾人出门乘坐电梯下楼，出了电梯再次回到车附近，“阿龙”叫我看着胖台湾人在原地等，他去取车。过了一会儿，“阿龙”驾驶一台日产小汽车回来，我就押着台湾人坐后排，“阿龙”开车回东莞，开了一段时间，“阿龙”边开车边从手边拿了一个黑色头套给我，叫我给台湾人带上，我照做了。后来我们带着胖台湾人回台菜馆，吴易霖他们已经开车把另一名瘦一些的台湾人带回来了。我和“阿龙”把胖台湾人带进台菜馆里的一间办公室，瘦台湾人已经在那儿了，“伟哥”也在。然后“伟哥”用台湾话跟他们聊，聊了很久，之后吴易霖叫我、“阿富”、钟堂把两个台湾人换到另一间房看好。接下来两天，吴易霖吩咐我们三人轮流看押这两名台湾人，我记得是在第三天也就是19日中午左右，吴易霖开车带着我、钟堂、“阿富”将两名台湾人带到厚街沙溪水库附近释放。在我和“阿龙”带另外一名台湾男子回东莞的路上，我曾经打开过白色袋子看，发现里边只有一副手铐和一副黑色头套，没有电击棍，我猜测可能是被人拿去用了。事后吴易霖一直说“伟哥”没有付报酬给他，所以我到被公安机关抓获以前，吴易霖没有支付我任何报酬。 经辨认，上诉人熊长玺辨认出李某某和曾某某。 8.上诉人钟堂的供述和辩解：2018年4月17日下午，我在珠海市华发广场将两名台湾受害人带回东莞厚街，当时参与的有我、“阿俊”、“小熊”、老板吴易霖、“阿龙”、“阿富”共六个人。4月17日出发之前吴易霖把我、阿富和“小熊”都叫到店里和我们说，李某某欠了黄建伟的钱，让我们帮黄建伟收债。接着他给我们三个人一人一个类似警察证的证件，还给我一个袋子，里面有两副手铐、两个黑色头套。之后我就去帮老板遛狗，老板就在店里面交代“小熊”和“阿富”到了以后怎么做。到了上午大概10点多的时候我们就乘坐老板的丰田SUV出发去珠海，到珠海一个小区门口我们就停车去附近吃面，吃面的时候老板接到“阿俊”的电话，说李某某快回家了，老板让我们快点吃完回去，吃完面后我们回到小区门口，“阿俊”已经在小区门口等了，然后我们就在车里等李某某回来，“阿俊”提供出租车车牌号说是李某某和“阿水”坐的，让我们留意那辆出租车有没有回来。到了下午我看到那辆出租车进了小区，我们在车上等了半个多小时，这时候看到“阿龙”走到小区门口，老板就叫我们三个下车跟着“阿龙”上楼。之后“阿龙”带着我们步行上了其中一楼，然后有一间房门是打开的，我们四个就进去了，进去之后看到“小熊”将那个假的警察证件挂在胸口，我进去之后“阿富”叫我去其中一间房间看着“阿水”，“阿龙”、“阿富”、“小熊”和李某某在客厅，我不清楚具体他们说什么。大概半小时后“阿富”就敲门让我和他一起带着李某某下楼。我们把李某某带回老板车上以后，老板就开车搭着我们回厚街。在路上李某某反抗说要下车，我们就用手铐把他铐住，并且给他戴上了头套。绑架时我戴了一张假的警察证，上面写着刘波的名字，单位写的广东省珠海市公安局，照片是我本人的。这张证件是吴易霖给我的。我们把李某某带到台菜馆的包间，让他坐凳子上，吴易霖让我拿手铐把李某某双手铐上，我看见包间的桌子上有一副手铐就拿来把李某某双手铐在身前。“阿水”被关在另外一间包间，后来李某某和“阿水”关在一个包间。我跟“小熊”、“阿富”三个人轮流看着李某某和“阿水”。我没有看到有人用铁链锁他们。到了晚上20时许，“伟哥”过来了。他过来后用闽南话和李某某聊天，在聊天过程中还打了李某某一巴掌。不久后“伟哥”离开，之后“伟哥”过来了三次左右，每次来了都有和“阿水”、李某某聊天。后来吴易霖就过来店里叫我们放李某某和“阿水”离开，我和吴易霖就开他的丰田车将“阿水”和李某某送到沙溪水库一个路口，然后“小熊”找了一辆出租车过来将他们送走了。 经辨认，上诉人钟堂辨认出李某某和曾某某，对绑架李某某时带出小区现场的截图照片、关押李某某地点的照片予以确认。 （五）视听资料 拱北粤海东路华发广场视频监控资料，证明2018年4月17日下午熊长玺、黄尚礼带曾某某及熊长玺，吴易霖、钟堂、马友富带李某某分别离开的时间、经过。 二、敲诈勒索 2015年期间，台湾居民上诉人王嘉吉因生活贫困被广东省惠东县某镇经营某农场的台湾同乡伍某某收留。双方约定合作种植水果获利分成，因王嘉吉种植基本没有收成，无法分红，伍某某经常接济王嘉吉在农场维持基本生活。2017年期间王嘉吉因生病没有得到照顾对伍某某产生怨恨，遂借口与伍某某是雇佣关系向其索要工资被拒绝。2017年8月，上诉人王嘉吉经人介绍认识吴易霖等人，双方合谋以索要工资为名向伍某某勒索财物。2017年10月13日下午，上诉人吴易霖纠集上诉人马友富、钟堂、熊长玺以及同案人黄尚礼等人在王嘉吉的引领下前往惠东县某农场找到伍某某，以帮助王嘉吉追讨工资的名义将伍某某用手铐拷住，并用电击枪电击其身体，强迫其承认拖欠工资并索要人民币100万元，伍某某被逼同意交付人民币30万元。当日晚18时许伍某某电话通知人员送来人民币10万元交给王嘉吉，后又于10月24日安排他人将人民币20万转交给对方。上诉人吴易霖从中收取人民币12万元，后分给黄尚礼人民币8000元、分给上诉人马友富、钟堂、熊长玺各人民币5000元。 上述事实，有下列经原审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证据予以证明： （一）物证、书证 1.刘某提供的借据照片打印件、工资条复印件，证明伍某某所写借据以及工资条未显示王嘉吉工资内容等情况。 2.陈某达提供的《中国银行存款历史交易明细清单》，证明2017年10月13日陈某达从中国银行取现人民币316580元。2017年10月24日陈某达从中国银行取现人民币200000元。 3.惠东县某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所回函，证明2017年8月份左右一名自称王嘉吉的台湾籍男子反映某农场拖欠其两三年工资，后该所工作人员前往该农场了解，农场方反映王嘉吉不是农场工人，是看其可怜收留其在农场吃住，平时给一点生活费，让其在农场帮忙种果树花草。王嘉吉当时回应说其台湾证件遗失，身体有疾病，想让农场老板帮忙办理证件并支付回台湾的费用。经调解协商农场方表示同意，该所登记后给农场方制作笔录，因王嘉吉思维思维混乱、表达不清，不肯做笔录，后其自行离开。后王嘉吉又来该所要求帮忙办理台湾证件，但并未提及工资的事，该所通知农场方带其找台办解决，后王嘉吉自行离开。 4.现场照片，经钟堂、王嘉吉确认，证明某农场铁皮房及附近转移扣押伍某某山路现场有关情况。 （二）证人证言 1.证人张某品的证言：我是某农场工人。王嘉吉大概是2013到2014年间到某农场工作的，2017年8月份离开农场。王嘉吉在农场时跟老板提出过种植西红柿，老板负责种子、肥料，王嘉吉负责种植管理。但是几次下来王嘉吉种植的西红柿都不成功，也没有卖到钱。之后王嘉吉就没有固定做什么种植项目了，就是时不时做一些除草、浇水、施肥、打药的农活。我每天下午都会陪伍总去农庄，所以我对农庄的工人考勤情况比较了解。王嘉吉是没有固定工资的，严格来说不算农场的员工，只是他的吃住由农场负责，老板平时会给他零花钱。老板给他的零花钱是不定时的，有时是老板主动给，有时是王嘉吉没钱了跟老板拿，每次给多少钱我不知道。王嘉吉在农场工作懒懒散散，生活习惯也不好，经常在某镇和莆田村委的一个村玩，平时花销也很大。他大概离开过某农场两三次，有时离开两三天就回来，有时离开一个多月才回来，最后一次离开是在2017年8月份。 2.证人叶某霞的证言：2017年10月13日17时许我在合唐鞋厂上班时接到老板陈某达即伍某玲的儿子电话，说董事长伍某玲即伍某某姐姐叫我送钱给我们总经理伍某某，我接完电话后就赶到办公楼，看到陈某达在车前面等我，他拿了一包钱给我，说这是人民币10万元，叫我送到惠阳区沙田镇给伍某某。我到淡水后接到伍某某的电话，他让我把钱送到沙田镇高速路口对面的路口，我到时就看见伍某某和一名叫“阿吉”的台湾人在一起，我把钱交给伍某某，伍某某又把钱交给“阿吉”，之后我就开车走了，走到一半的时候我感觉不对劲，就打电话问伍某某是不是有事，他说没事叫我走。交钱的现场有我、伍某某、“阿吉”和一部蓝色货车和粤S牌的一部小车，我不知道伍某某当时是否被人挟持。后来我听伍某某说被绑架了，我就和伍某某一起去惠东县公安局白花分局白花派出所报案。伍某某说10月13日他在农场那里，有四五个男子围住了他，并把他带到了农场后山上一间简易房子里，在房间里用手铐把他的双手扣在了椅子后面，他说他还看到有人拿着手枪指着他的头让他拿钱，最后伍某某和他们商定先支付对方10万元，然后其他20万写借条和本票，对方拿到10万元现金之后就先将他放了。“阿吉”真名王嘉吉，是台湾人，之前一直在我们老板的农场里面做点杂工。据我们总经理伍某某说“阿吉”让人绑他是因为“阿吉”说没有支付欠他的工资。我还听刘某说过，绑伍某某的人说他们在台湾也有势力，无论他跑到哪里，对方都会找到他在台湾的家人，而且对方让他签欠条的时候还逼他写了他在台湾家庭的地址，还有家里人的情况，不敢不按他们说的做。 经辨认，证人叶某霞出辨认出王嘉吉是在高速路口站在伍某某旁边的人，伍某某交钱给了他。 3.证人刘某的证言：2017年10月13日下午15时左右，我接到总经理伍某某的电话，他说急用10万元而且让我不要多问，我说没有这么多，我给经理陈某达打电话说了这件事，陈某达就和伍某某沟通。直到晚上伍某某给我打电话说下午向我借钱是因为他被“阿吉”找人绑架，借的10万元钱是赎金。晚上他回来之后我才知道是经理陈某达让公司司机叶某霞送了10万元，对方收到钱之后总经理才被放了回来。伍某某说10月13日的时候他在农场时，有四、五个男子围住了他，驾着他把他带到了农场后山上一间简易房子里，在房间里用手铐把他的双手扣在椅子后面，还有人打了他几个耳光，他还看到有人拿着手枪指着他的头让他拿钱，后来他和对方讨价还价，最后决定给绑架他的人30万元，但是伍某某说他没有那么多钱，最后商定先支付给对方10万元，然后其他20万写借条和本票，对方拿到10万元现金之后就将他放了。伍某某还说绑架他的人在台湾很有势力，无论他跑到哪，对方都会找到他的家人，他们是台湾黑社会，心里十分害怕，也担心家人的安危，对方让他签欠条的时候还逼他写了他在台湾的家庭地址，所以不敢不按他们说的做。10月24日下午伍某某让我去东莞帮他送20万元过去，并让我把他写的借条和本票拿回来，于是我就和我们厂的保安杨某—起去东莞送钱。我和杨某和“阿吉”联络，这时候就有一个男子开着一台棕色的日产阳光汽车带着我们在四处转，最后带我们到了东莞南城横南路叶屋水库附近的一片空地，我在那里见到了“阿吉”和一名30多岁的男子，我们把装有20万现金的袋子给了那名陌生男子，他把借条和本票给了我们，那张借条我当时拍了照片已经提交给公安机关了。我们当时核实了借条之后就开车离开。王嘉吉是2015年来到农庄的，期间走了几个月，在农庄干了大概两年。那时有个台湾的朋友说他很可怜，孤身一人，没有收入和住处，让我们帮忙收留他，伍总看他可怜就收留了他并管吃管住，平常会给他些生活费。当时伍总跟他谈好让他看一下农庄里的果树、花草，王嘉吉自称会打理花草果木，伍总和他说如果他能种出什么东西卖钱，去掉成本四六分成，王嘉吉拿四成。可是两年多来王嘉吉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什么东西都没有种出来，王嘉吉严格说不属于公司的员工。伍总和王嘉吉从来没有谈过工资的事，只是说种东西卖了钱可以分成。平时伍总还给他零用钱和生活费，过年还给几千的红包利是，这些钱都是经过我手的，王嘉吉还经常问我要钱吃饭买烟。2017年8月份的时候，某镇劳动部门说有个叫王嘉吉的工人在他们那里，要让伍总付他50万元工资，我作为公司负责人去处理此事。我去的时候王嘉吉没有给我提什么工资的事，他只说要看病，还要给他办证件回台湾，我当时就骂他，说他良心被狗吃了，伍总对他那么好，他有事不跟我们沟通而去劳动部门投诉，让我们很没脸面。王嘉吉就跟我吵，后来劳动部门协调好让我带王嘉吉去台办咨询办证的事情，我和王嘉吉刚出劳动部门的门，王嘉吉就问我要一百元现金走了，我搞不清楚他怎么想的。农庄工人一个月工资大概有2500元，都没有五险一金。 经辨认，证人刘某辨认出王嘉吉是收取20万元赎金现场的人员之一。 4.证人陈某达的证言：伍某某是我舅舅。2017年10月13日下午，我正在中国银行取工厂要发放的工资一共有30多万元。这时我接到伍某某的电话，说要我拿10万元现金给他送过去，口气很着急，他让我不要问为什么他要钱，还说不要跟董事长讲。于是我就把刚取的钱中拿了10万元委托司机叶某霞给伍某某送去。晚上19点钟左右伍某某回来后才听他说被“阿吉”叫人绑架。到了10月24日，伍某某又让我取20万现金给他，他委托我们厂的员工刘某和保安杨某将钱送去东莞给了那些绑架他的人。之前本来己经给了对方10万元，但当时伍某某在他们威逼之下写了20万元的借条和本票，还说他们在台湾也很有势力，如果他不给钱的话，就去找他的家人。伍某某十分害怕，担心他们会伤害家人，所以才又让我取了20万给他的。本来我和我的家人都认为人既然己经放回来了，就不应该再给对方钱了，但是我舅舅伍某某说当时对方用枪抵着他逼他在欠条上写下了家庭地址，他内心惧怕这些人去台湾找他家人麻烦，还是让我取了20万元现金给他。 经辨认，证人陈某达辨认出王嘉吉。 5.证人杨某的证言：合唐鞋厂总经理是伍某某，他是我们董事长的弟弟。2017年10月24日的下午，我老乡刘某让我开车和他一起去东莞办点事。在去东莞的路上，刘某对我说总经理伍某某10月13日曾被人绑架。他说10月13日己经给了对方10万元，但是当时伍总被逼签下了20万的欠条和本票，这次过去东莞是给对方拿20万现金换回欠条和本票。2017年10月24日下午，我和刘某带着20万现金去东莞和“阿吉”接头，这时有一个男子开着一台棕色的日产阳光汽车带着我们在四处转，最后带我们到了东莞南城三横南路叶屋水库附近的一片空地。我在那里见到了“阿吉”和一名30多岁的男子，刘某就把装有20万现金的袋子给了那名陌生男子，他就把借条和本票给了我们，之后我们开车离开。伍某某被绑架的事情我主要是听刘某说的。绑架伍某某的人我只认得“阿吉”，其他人我不认识。 经辨认，证人杨某辨认出王嘉吉是收赎金的人员之一。 （三）被害人陈述 被害人伍某某的陈述：我2017年10月13日15时许在某镇湖球村委某农场内被绑架。绑架的人中有一名原某农场工人王嘉吉及五名中年男子。我认识王嘉吉大概有三四年了，当时王嘉吉来我农场跟我说他有种植水果盆栽的技术，想在我的农场种植，然后就一直在我的农场内工作到2017年7月初才离开。他离开后没有打过电话给我，我知道他来农场找过我几次，但我都不在。王嘉吉没有要求我支付给他工资，他吃住在我农场，平时他开口向我要钱我会给几百块作为生活费。平时王嘉吉要求我购买植物种子给他种植，收成后去除成本就给他四成利润，但种植的果实收成少，连成本都收不回来。之前在我农场内因生活上的问题和王嘉吉发生过矛盾，其余没什么。我和王嘉吉不存在经济纠纷，王嘉吉一直都是吃住在我农场，而王嘉吉就在我农场内打点事物，有时我也会给生活费用给他。2017年10月13日14时30分许我到某镇湖球村委某农场内后山干活，突然王嘉吉及一名台湾口音中年男子在我身后，王嘉吉说来找我算账，他们两人把我夹住，并使用警用手铐把我的手反铐在背后，这时我看见有一部咖啡色四轮轿车开过来，车内下来四名中年男子来到我面前，其中一个手拿电击棒，他们把我带到农场搭建的铁皮房内。在房内王嘉吉说他在农场工作三年多，要我按照一天一千元的标准向他补偿，我没有同意，并向他说不同意的原因，但我还没有说完，其中一名青年男子就用电击棒电击我的后背，王嘉吉接着就继续向我解释、抱怨。约十分钟后我被他们几人架起，拖进他们驾驶来的车牌粤S的咖啡色东风日产车，然后沿村道往霞涌方向行驶，在上坡路段拐入山路内，我驾驶车牌粤L0×的车辆也被其中一个人驾驶一块来到山上。在山上王嘉吉等人就把我带出车外并对我拍照，突然其中一名男子拿出一把黑色手枪在我面前走来走去，此时我更加担心生命安全，接着戴眼镜台湾口音的男子开始和我谈补偿给王嘉吉的钱。谈判期间我一直没有妥协，其中一名青年男子用电击棒电击我，最后协商的是30万，并要求我当日要支付一部分。王嘉吉和戴眼镜的台湾口音男子拿出信纸及台湾本票，让我在信纸上签下欠王嘉吉20万人民币，还有一份好像是协议书，具体内容记不清楚，还有四张台湾本票，一张台币25万，兑换合计人民币20万，17时我就用我的手机打电话给刘某叫他帮我准备10万元人民币，后王嘉吉等人带着我驾驶车辆到惠阳区沙田高速入口旁，期间我外甥陈某达打电话给我，问我为什么突然要这么多钱，我说急用，我外甥就没有再问什么。后来我的司机叶某霞到了，他将一个印有“中国银行”字样的塑料袋交给我，袋内装有10万人民币现金，我把钱交给王嘉吉，他们其中一人就把我的车开回给我，18时20分左右我开自己的车离开了，他们也离开了。在等钱的时候，戴眼镜的台湾籍男子对我说，委托他的人要60万，现在他要30万算是少的了，对我很仁慈了，他还警告我不能报警，否则会死得很难看，肯定不会像这次这么简单。我由于害怕直到今天才来派出所报警。我被王嘉吉等人控制的时间从2017年10月13日15时至18时20分左右，一共被拿走10万元人民币现金，签了20万元的欠条，四张25万的台湾本票，签下的欠条期限是在本月的20日，也就一周的期限。在山上期间我被他们用电击棒电击了很多次，具体次数不记得，被打了三四拳，现在头部左边耳后疼痛，现伤势并无大碍。其中一名用电击棒连续电击我多次，一名就用拳头打了我三四拳，还有一名拿着一把短枪在我面前走来走去。一周期限到了的时候，王嘉吉打电话问我钱筹到了没有，我说没筹到，我问我姐要钱，我姐说要钱的话叫他们去某镇找她，王嘉吉就把电话挂了。过了一会他们又打电话过来，但是换了一个男子说话，对方男子说他们不可能去某镇。我由于害怕所以让司机和刘某将筹到的现金人民币20万元送过去，他们把钱送去并取回了我写的本票和欠款协议，我当时就把本票和欠款协议撕了。 经辨认，伍某某辨认出黄尚礼、熊长玺、王嘉吉，吴易霖是绑架时的负责人。 （四）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 1.同案人黄尚礼的供述和辩解：大概2017年夏天的某一天，吴易霖打电话叫我一起去惠州收数，当时一起去出发的有我、吴易霖、钟堂、马友富，另外还有一个小弟。我们出发前有在餐厅见过黄建伟，黄建伟告诉吴易霖有一个叫“阿吉”的台湾男子被人欠了三年工资，但没说具体数额，当时黄建伟答应追到钱后，分给吴易霖三成。这个单是黄建伟委托吴易霖去收数的。吴易霖带我们来到惠州的一个农场，在这里我们见到了委托人台湾男子“阿吉”，然后我们在农场找了一圈并没有见到这个欠钱老板，于是我们和“阿吉”一起离开了农场，来到深圳的一个工厂，“阿吉”称这个工厂也是农场老板的，但也没有找到。相隔一个月左右，吴易霖打电话告诉我之前我们去惠州农场的债主出现了。接着我、吴易霖、钟堂、马友富及另外一个小弟一起出发来到这个惠东农场，并在门口见到“阿吉”，“阿吉”带吴易霖在农场里找这个欠钱的人，接着吴易霖说找到了让我们过去，我们过去的时见到吴易霖一直在动手想将这个欠钱的人反押在后面，就等于是擒拿，但这个欠钱的人一直在反抗，所以吴易霖擒拿这个欠钱的人不成功，接着我看到马友富冲上去帮吴易霖押着这个欠钱的人，由于我当时是开车过去的，没法听清楚他们双方之间交谈的内容。吴易霖和马友富将这个欠钱的人押在农场内的铁皮房后，我也下车了，我们全部人都进了这个铁皮房，我见到马友富用手铐反铐这个欠钱的人，让他坐在凳子上，“阿吉”说他三年的工资都没拿，欠钱的人说这三年对“阿吉”也不薄，也有给过很多费用给“阿吉”，并且说“阿吉”这三年在农场什么也没干。马友富见他们都很激动，就动手打了这个欠钱的人一巴掌，这个欠钱的人还一直在说，具体说话的内容我不记得了，接着吴易霖也对我使眼色，因为我们出发前有分工的，吴易霖知道我有电击棍，于是我就拿出我随身携带的电击棍朝这个欠钱的人的脖子位置电了一下。不久，我们见到农场有工人来上班，吴易霖说把这个人带走。于是吴易霖就在现场分工，马友富及钟堂押着欠钱的人上了这个人的车，当时吴易霖也上了车，我负责驾驶我们自己的车跟着他们，大概5里左右，我看到前面的车停在了另外一座山上，我也停了下来，都下了车。吴易霖和这个欠钱的人用普通话谈，大概意思是反正欠“阿吉”的工资，不管什么时候都要还，不如现在趁早还，“阿吉”之前说需要支付他1000元工资，三年就是100万元人民币，当然这个人就不答应，明确表示不可能支付100万元人民币，“阿吉”就说每天只需要支付工资人民币500元，要不就一刀切，只需要人民币30万元，然后这个欠钱的人也就答应了，之后吴易霖在现场写了欠条和本票。当时这个欠钱的人说他现在只能筹到十万元人民币，剩余的以后再想办法还，吴易霖也同意了，这个欠钱的人就当着我们的面打电话给他们公司的财务，很快我们就约好这个财务在山下交钱。之后我们在山下见到财务，她将一沓东西交给这个欠钱的人后就离开了，欠钱的人就将这沓东西交给“阿吉”，然后这个欠钱的人也离开了。后我们回到东莞，吴易霖载着“阿吉”去找黄建伟，钟堂、马友富及另外一个小弟就坐着我的车回到东莞。我们当时开了两台车去现场，一台是我的，另外一台是吴易霖的。我的车是我出钱以钟堂的名字买的土黄色日产尼桑牌三厢小轿车，号牌我只记得是“粤S3K”开头的，尾数我不记得了。吴易霖的车是本田牌汽车，那是一辆旅行车，尾箱盖是斜的，车身是白色的，号牌也是“粤S”开头的，尾数我也记不得。当天晚上吴易霖分給我现金人民币8000元。 2.同案人黄建伟的供述和辩解：我认识一名叫“阿吉”的台湾人，听说他以前跟吴易霖在台湾嘉胼监狱一起坐牢的，吴易霖称呼“阿吉”的花名叫“大牛”。“阿吉”是一名叫“阿田”的台湾男子介绍给我认识的，“阿田”说“阿吉”是他的朋友，暂时没地方住，问我能不能先让他租住在我牛排馆对面四楼的宿舍里，我们谈好让“阿吉”每月付人民币1000元作为租金，也包了水电费了。“阿吉”没有钱，他刚来那一、两个月的租金都还是由我来支付的，我还负责他吃饭，后来他追回他的工资了，就付我钱了。听“阿吉”说是之前雇佣他的一个台湾老板，在广东开了一个农庄，“阿吉”自称是农业的专家，他帮那老板忙打理农庄里的花木，却被那老板欠下很多工钱，数额大约有一、两百万元人民币。这件事“阿吉”整天在我们台湾人的圈子里讲，有一次，吴易霖来我那牛排馆的第二间铺里喝茶时认出了“阿吉”，还说“阿吉”叫“大牛”，以前在监狱里坐牢时被吴易霖打过。当“阿吉”得知吴易霖平时可以帮人收账时，他就请吴易霖帮忙去收这笔工钱，吴易霖答应了，但我不清楚他们是怎么谈分成。这件事与我无关，是“阿吉”委托吴易霖追讨。后来“阿吉”追到12万元工钱，他来找我还欠我的租金。后来我给他个建议，让他将这些钱放到我这里帮他保管，当他确需要用钱时再向我拿，“阿吉”便放了大约8、9万元在我这里，后来他来找我拿过钱，又通过谢总、严总预支过钱，因他们二人都知道“阿吉”有钱存在我这里，事后我会填数的，直至我被抓前，“阿吉”已拿回去几万元了，现在应该还剩四万多元存在我这里。 3.上诉人吴易霖的供述和辩解：2017年夏天的一天，黄建伟约我到他那谈一件收账的事情。他介绍了在场的一个台湾老头给我，说该老头委托黄建伟向其之前的雇主追讨工资。老头说他之前在惠州一家农庄帮老板种树打工，老板也是台湾人，工作了三年，没有拿到工资。我听后同意接受黄建伟和老头的委托去帮他们要债，商定要回工资后，先将工资全部给老头，我再与黄建伟结算报酬，我要拿工资的40%。一天，我带着马友富、熊长玺、钟堂、“阿龙”即黄尚礼开两台车到惠州那家农庄。见面后我们表明要帮老头追讨工资，农庄老板开始不承认这笔数，不愿意拿钱给老头。在场的“阿龙”就拿出电击棍电了老板身上一下。我怕有人发现，就提议把农庄老板带到别的地方。我们就到了一处偏僻的地方继续谈数，最后确定支付老头30万元工资，老板同意先期支付10万元人民币，剩余20万元一个月后支付。当场我们拿出笔和纸，要求老板写了一份还款协议，写明了上述内容。老板电话联系了他公司负责财务的员工，叫对方拿10万元送过来交给了老头。后来我听说农庄老板把剩下的人民币20万元派他司机从惠州拿到东莞赤岭交给了老头，老头把之前老板写的还款协议书还给了司机。我后来分两次从黄建伟那里拿到了我的四成报酬即12万元。我拿到钱后，拿出6万元分两次分给了马友富、钟堂、熊长玺和黄尚礼。 4.上诉人熊长玺的供述和辩解：2017年10月左右的一天，我接到马友富电话叫我过去台菜馆与他们一起出发去惠州市惠东县收数。我到达这里后就与“阿龙”、马友富、钟堂、吴易霖一起出发，我们到了惠东的一个不知名的农场，在农场外面路口见到台湾籍委托人，之后委托人带着我们在农场没有找到他老板，委托人又带着我们到深圳的一个工厂，仍没有找到他老板。大概一个星期之后的一天，马友富又打电话给我叫我过去台菜馆，我到了这里之后，也是跟着吴易霖、钟堂、马友富、“阿龙”一起出发，在东莞长安接到这个台湾委托人。我们五个人带着委托要债的老头到达农场之后，在委托人带领和指认下找到正在干活的农场老板，马友富和钟堂就先冲过去抓住他，一人一边夹住农场老板胳膊，然后架着他往旁边的铁皮房里带。老板开始还问干什么，但当他回头看到委托要债的台湾老头在场就明白了。农场老板被架进铁皮房后坐在一张凳子上，这时好像是钟堂拿出一副手铐给老板拷上了，台湾老头跟进来也搬了一个凳子坐在他前面，然后用台湾话与农场老板谈话，内容我听不懂，我们其他人都围在旁边。他们两人谈的过程中，“阿龙”也不时用台湾话插话。在看到农场老板表现出不是很愿意承认欠钱的时候，“阿龙”从口袋里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电击棍过去朝农场老板颈部电了一下，农场老板躲了一下不知有否电到。吴易霖用普通话插话说欠人家几年工资不给，搞得人家饭都没得吃。这时，我们发现有农场工人朝铁皮房走来，吴易霖觉得不安全怕对方报警，就指挥我们把农场老板带出来，上了车离开农场，带到距离铁皮房两、三公里的一处空地，周围没有建筑物和行人。在空地上农场老板坐在地上想了想就答应还钱，并联系人凑钱。现场我看到这个农场老板写了东西，但不清楚具体写了什么。接着吴易霖带着这个农场老板下山去收钱，我也跟着下山。再之后我们就在山脚高速路口见到吴易霖他们，吴易霖就说收到钱了，最后我们就离开了这里。期间委托人台湾男子一直都在场，这个委托人台湾男子没有阻止我们辱骂、殴打欠钱的农场老板。我收到马友富分给我的现金人民币2000元，钟堂也收到马友富分给他的现金2000元人民币。过了一段时间后，我陪同钟堂、“阿龙”在东莞厚街一个地方收钱，我和钟堂没有过去见对方的人，是由“阿龙”过去收钱的。之后马友富分给现金5000元人民币，钟堂也分到现金5000元人民币。我没有明确看到委托人与他老板发生工资纠纷的任何有关凭证。去农场要债之前，我不清楚双方债务关系及来源，当时出发前是马友富叫我跟着去的，他只是叫我去帮忙要债。这次也是我第一次跟着吴易霖去要债。在农场要债过程中，我不清楚双方所谓债务的金额，因为委托要债的台湾老头与农场老板用台湾话交谈，我听不懂，所以没有听清楚债务的金额。 5.上诉人马友富的供述和辩解：2017年年中，我大哥吴易霖告诉我要去收数，追讨工资，当时在场的人有我、“阿龙”、钟堂、“小熊”。委托人是一个台湾人，说是他在农场打工了六年，要帮他去收30万元的工资。这个委托是“伟董”也就是黄建伟转给吴易霖的。我们五个人乘坐一台车来到惠州下面一个县城的农场，车是“阿龙”的东风日产桥车，没有找到农场老板，但见到了委托我们追讨工资的台湾老头。隔了半个月左右，吴易霖告诉我，委托追讨工资的老头见到了他老板，需要我们前往，这个台湾老头找到黄建伟，黄建伟就找到吴易霖，然后还是我们五个人乘坐由“阿龙”驾驶的他本人的汽车来到惠州下面一个县城的农场，由台湾老头带着我们去见他老板，这个老板也是台湾人，50多岁。我们找到这个台湾老板后，从这个老板的身上找出他的汽车钥匙，我和钟堂开着他的车，吴易霖和“小熊”押着台湾老板到“阿龙”车上，一起开了大概5分钟，就到了另外一座山上，台湾老头就跟这个台湾老板说要工资，吴易霖也一起要，台湾老板说没钱，没法给工资，“阿龙”从吴易霖随身携带的包内拿出一支仿真手枪在这个台湾老板面前比划，还从他车内拿出一根电击棍吓唬这个台湾老板，我们通过恐吓这个老板，让他很害怕。之后这个台湾老板开始打电话借钱，然后吴易霖和“阿龙”、小熊、台湾老板、台湾老头、钟堂先乘坐由“阿龙”开的车离开，我一个人开着这个台湾老板的车跟着他们，不久之后，我就见到钟堂回来我驾驶的车路边，车就由钟堂驾驶，我们到了他们拿钱的地方，我听到现场有人说拿到了30万元人民币，于是我们还了车给这个台湾老板，这个台湾老头没有乘坐我们的车，我们五个人就上了阿龙的车，我在车上就问了一句拿到钱没有，吴易霖就回答说拿到了，我当时也看到吴易霖坐在副驾驶，装钱的手提袋就在车上。我看到了手提袋内有三捆现金人民币，感觉像是三十万元现金人民币。晚上黄建伟联系了吴易霖，然后还是我们五个人来到东莞虎门金锅台菜馆，见到了黄建伟和这个台湾老头，吴易霖当场就给了黄建伟这三捆现金人民币，黄建伟就给了吴易霖一捆现金人民币，另外还打开了另外一捆人民币，将这一捆的人民币一部分给了吴易霖，剩下的就由黄建伟拿着。我觉得一捆是10万元人民币，那吴易霖得到一捆多人民币现金，我就自己认为吴易霖得了十几万元人民币，具体数额我不清楚。我听吴易霖说这单是人民币三十万。吴易霖给我现金16000元人民币，我留下来6000元人民币，另外的一万元人民币，我就各给了钟堂和小熊5000元。我留下来的6000元我已经花完了。我不知道这笔债务是否合法。我跟着吴易霖去追数是不管这些东西的，只要有委托人委托去收账，我就跟着吴易霖去收就行了。 6.上诉人钟堂的供述和辩解：2017年下半年的一天，吴易霖告诉马友富要去惠州一个农场收一个涉及工资的账，马友富告诉我这个事情，据说对方欠了三年工资，我们这趟就是要去收取委托人三年的工资。之后我、吴易霖、马友富、熊长玺、阿龙一起从东莞出发前往惠州的农场，我们在农场门口附近见到了一个委托人台湾男子，但这次我们没有找到农场老板。隔了一段时间，马友富再次说吴易霖叫我们过去惠州农场收数。于是我、吴易霖、马友富、熊长玺、“阿龙”开了两台车出发，一台是“阿龙”的，一台是熊长玺的。这次我们在虎门接到委托人台湾男子一起出发，我们到惠州这个农场后，委托人台湾男子带我们进去农场，我们看到农场老板正在劳动，于是吴易霖和农场老板用普通话谈，委托人台湾男子问农场老板要这三年工资，农场老板便说这几年效益不好，接着我看到马友富上前打了农场老板一巴掌，并用他随身携带的手铐将农场老板铐上，“阿龙”用他随身带的电击棍电了这个农场老板，接着我们将农场老板带到农场内的铁皮房，我在铁皮房外看风，其他人都在里面，当我们看到附近有工人做工，吴易霖就说换个地方，于是委托人台湾男子就带我们开车去旁边的一座山上的空地，到了空山上的空地，吴易霖和农场老板用台湾话谈话，我听不懂，之后我看到农场老板用笔写了东西，我也不清楚具体写了什么，后来我们就在附近见到对方有人送钱过来，我不清楚对方是谁，也不清楚送了多少钱，农场老板将这笔钱交给委托人台湾男子。之后我们就返回到东莞。我不能确定委托人台湾男子与农场老板发生工资纠纷，没有明确看到他们发生工资纠纷的任何凭证，我记得我当时是听到委托人台湾男子口头说过欠工资一事。 7.上诉人王嘉吉的供述和辩解：2014年4月中旬左右，我找“伍总”说我有种植水果盆栽的技术，可以跟他合作，最后我们谈好由他投资，我出技术种植篆、檀香、沉香、樱花等植物，等有收成卖掉后我们六四分成，他六我四，他负责我的吃住，不发我工资，平时我只从他那里拿生活费，每月二、三百元人民币。如果没有收成，他要给我折算工资，就不按六四分成了，每天工资三百到四百元，每月工资一万二左右。我在“伍总”的农场里干到2017年下半年才离开，这期间我没有领取过工资。我因为生病了要离开农场，便问“伍总”要钱看病，但他不给钱，也没有跟我结算工资。如果按照每月工资人民币12,000元计算，三年三个月的工资应该是人民币468,000元。我离开后没几天去找劳动局，劳动局协商也没有结果，伍总还是不给我发工资。2017年六、七月份，我通过一个叫“阿田”的台湾朋认识了黄建伟，“阿田”说黄建伟在台湾也是通缉犯，有能力帮我追这笔数。“阿田”带我去东莞长安镇见到了黄建伟，我就和他谈了自己的情况，想委托他帮忙向“伍总”追讨这笔工资，我和他谈了几次，后来黄建伟答应我会安排人去办这件事，追到工资后，他拿六成我拿四成。2017年下半年，黄建伟让我回去惠东等他安排，顺便让我了解清楚“伍总”什么时候会在农场，有一天他通过微信让我发微信定位给他，说会有人过来找我，让我听安排。后来对方开了两辆汽车过来，在惠东县模岭村接我上车，我就把他们带去到某镇湖球村的农场找老板“伍总”，去到那里下了车才知道是来了五个男子，黄建伟不在，都是他安排的人。我只知道有一个带头的男子叫“阿明”，不清楚其他人叫什么。这个带头的男子让我听他安排，于是我带他们进农场的铁皮屋里找到了“伍总”。五个人中有人拿出来手铐把“伍总”的手铐起来，我先说话表明来意，找他要工资和医药费，我说过来农场工作三年左右，每天工资1000元人民币，一共是100万元人民币，但“伍总”不答应，在谈的过程里，他们其中一个人还拿出录音机来录我们谈话的过程，然后那个带头的男子“阿明”说我这样谈不下来的，就从身上拿出一根电击棒出来电了“伍总”一下，刚好农场里又有其他工人出入，于是我们把“伍总”带上车，开车去附近的山里一个空地继续谈，这个过程中，他们电击过“伍总”，“伍总”被电得哇哇大叫，后来“伍总”答应给30万元人民币，先给10万，“伍总”拿电话联系安排人拿钱过来，另外带头男子拿出台湾那边的本票，让“伍总”签下20万的本票，又拿出白纸让“伍总”写了一张还钱的协议，相当大陆这边的借条。然后我们又开车带着“伍总”一起去到惠阳的沙田高速出口路边等，过了一会，就有人拿钱过来给“伍总”，于是带头的男子让“伍总”开他自己的车回去，我们也开着两辆车也回长安了。当天晚上，黄建伟联系我，让我去长安一个阿里山茶庄等他，我到的时候，“阿田”也在，过一会黄建伟也到了，他拿出1万2千元左右的现金给我，我分了5000元给“阿田”作为介绍费，另外阿里山茶庄的老板“小谢”帮我出过房租，我给了1000元人民币给他，我就剩下6000元。接着，大概过了20天左右，“伍总”答应还20万的时间到了，黄建伟又安排我跟着他的四个小弟开车去东莞厚街某个鱼塘附近，具体他们是怎样联系的我不清楚，“伍总”农场的一个叫“刘生”的人和一个保安送钱过来的，当时他们把一个购物袋交给我，里面有两捆人民币现金，每捆10万，一共20万，然后这钱我又交给“阿明”拿走了，我们一起回长安后分开。到了当晚，黄建伟又联系我在阿里山茶庄见面，当时阿田也在，这次黄建伟给我1万5千元左右的现金，我又给了“阿田”7500元，我剩下8000元左右。两次我共拿到1.4万元左右，除了给“阿田”的介绍费，都是黄建伟拿着了，黄建伟分给我的钱我都花完了。按照之前和黄建伟谈好的四六分账，我应该拿12万，但黄建伟在茶庄的时候问过我，说我有没有其他花钱的地方，如果没有就先把钱存在他那里，等于帮我保管，我本来不想这样，但是通过帮我追债这件事情觉得他们手段很厉害，心里害怕黄建伟，被逼同意，于是黄建伟就帮我保管。但是后来我有急用向他要钱，向他要1000元却给我500，所以到了后来我感觉他是想吞掉我的钱，但是我也拿他没办法，一直到今年我联系不上他了，前几个月听说他被大陆警察抓走了。我跟黄建伟谈的时候说“伍总”欠我工资，工资按照每天三百到四百元计算，“伍总”应该给我三、四十万，差不多有四十一万左右，黄建伟说按照四十多万的数额，他要收六成酬劳，我就同意了。关于“伍总”欠我100万元工资的说法是黄建伟叫来的“阿明”提出来的，从我们找到“伍总”到最后让他离开这个过程大概有两个多小时。我没有与种植有关的技术职称，我是靠在台湾种田的经验。我也没有种植方面的资质认定，我只有干苦活，打工挣钱。我会搞嫁接和花树造型，我认为我的工作是比农场的其他工人有技术含量，我在“伍总”的农场做事时，农场是有收成的，2017年我快走的时候帮“伍总”卖檀香都卖了1万多块钱。种植的东西一般是观光客自己上门采购，但是这期间我没有领过正式的工资。2017年6月底7月初的时候，我因患痛风、高血压、糖尿病在深圳市宝安区松岗医院住了五天没钱交医药费就出院了，出院后我就去某镇劳动局投诉了二次，要求劳动局帮我问“伍总”要住院的医药费和生活费及将近五十万工资，劳动局问我要台湾居民到大陆工作的劳工聘请书，还问我有没有证件，我说没有聘请书并且之前丢失了台湾身份证和护照，没有相关证件，劳动局就说没办法受理。 经辨认，上诉人王嘉吉辨认出黄建伟、吴易霖、钟堂、熊长玺。 （四）检查笔录 惠东县公安局现场勘验笔录及现场照片，证明2017年10月15日惠东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对惠东县某镇湖球村委某农场后山种植园、惠东县某镇楼角村深厦铁路北面后山深厦铁路北面500米后山地面、惠阳区沙田镇耀裕工业园西侧人行道等进行现场勘验有关情况，其中在种植园铁皮房内中部摆放独椅扶手处提取可疑斑迹生物检材，在深厦铁路北面500米后山地面上提取无牌烟头1枚。 （五）鉴定意见及鉴定意见通知书 1.广东省惠州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惠市公（司）鉴（法物）字[2017]10112号检验报告，证明在深厦铁路北面500米后山地面上实物提取无牌烟头1枚的STR分型来自1名未知名男性个体，在种植园铁皮房内躺椅扶手处可疑斑迹上使用棉签擦拭提取生物检材未检见有效STR分型。 2.广东省惠州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惠市公（司）鉴（法物）字[2018]10058号检验报告，证明在深厦铁路北面500米后山地面上实物提取的无牌烟头上检出黄尚礼的基因。 三、寻衅滋事 （一）2017年10月东莞寮步镇某皮具厂老板张某某与某皮具厂老板冼某某因劳务加工有关货物质量问题产生赔偿及债务纠纷，张某某经人介绍请托吴易霖与冼某某请托的“东北帮”人员商谈相关债务事宜。后“东北帮”一方因被上诉人吴易霖一方揭露私吞追讨的钱款5万元，意图找吴易霖寻仇报复，并与吴易霖电话约定双方人员殴斗的时间地点。2017年12月的一天晚上，上诉人吴易霖带领黄尚礼及上诉人马友富、钟堂、熊长玺等人驾车来到约定的东莞市厚街镇某酒店附近，与“东北帮”十余人相互追逐打斗，上诉人吴易霖持钢笔枪朝对方击发数枪，“东北帮”人员持砍刀追砍其驾驶的汽车。2018年1月，“东北帮”指派的三人又在某皮具厂追债闹事，上诉人吴易霖立即带领黄尚礼及上诉人马友富、钟堂、熊长玺等人手持组装枪支及仿真枪支威慑并殴打驱赶对方，此后“东北帮”不敢再来追债闹事。事后老板张某某支付人民币3万元给吴易霖作为酬劳。 上述事实，有下列经原审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证据予以证明： 1.证人张某某提供的现金支出证明单，证明2017年12月9日张某某以业务费用为名支付给厚街“明哥”吴易霖3万元人民币。 2.证人常某的证言：2017年10月的一天，我表姐夫冼某某帮台湾人开的某皮具厂加工产品，但加工后对方拖欠13万货款，多次讨要对方都没给。我老乡“阿森”说将这事交给他朋友李某去做。事成给他们些辛苦费就行。李某是东北人，在厚街混，可能有些势力。我听冼某某说最后也没拿到钱，那个欠他钱的台湾老板把钱给了李某他们，但李某说没拿到钱。后来我才知道冼某某被“阿森”和李某他们坑了，他们收了货款谎称没有收到私吞了货款。 3.证人张某某的证言：我是东莞寮步某皮具厂老板。我们将一批皮具交给了某皮具厂加工。2017年10月份结账的时候，因某皮具厂将产品加工坏了。我就和对方负责人冼某某协商，对方提出要将生产坏的产品和原料退给他们，另付4万人工费。我本来答应了。但对方小舅子有天到我办公室提出要付4.5万人工费给他们。我觉得对方态度不好就不同意。过了两天五名持东北口音男子来我办公室，为首自称“猴子”的男子张口就要我拿十万，说是某皮具厂委托他们收账的，还威胁我今天不拿十万，明天就是十三万。我跟人聊天时听黄某隆介绍了吴易霖的台湾人，说吴易霖是专门负责帮人解决债务纠纷的。吴易霖有一帮小弟，他本人是坐过牢的，他手下“阿龙”也因杀人被判过刑，一般人听这样的情况都会怕，对方也会给面子。而且他在厚街很长时间认识很多人，应该可以帮我处理此事。我就委托了吴易霖。之后吴易霖怎样和对方谈我不是很清楚，只知道他们大约谈了两次，最后通过他和对方谈好我们支付5万元人工费。我同意了。支付完后我给了吴易霖3万元辛苦费。因为当时是张某国去处理的，我已经给了5万元。据我所知对方“东北帮”的人没有交给冼某某，我听说后来冼某某还问了这事。吴易霖他们听说“东北帮”私吞的事情还和“东北帮”打了一架，后来也没人来我公司闹事了。客观上讲吴易霖为我处理了这次债务，但我了解他确实不是善良之辈。 经辨认，证人张某某辨认出吴易霖是帮其处理债务纠纷的人、熊长玺、钟堂是吴易霖的小弟。 4.证人黄某隆的证言：张某某是我好朋友，他跟我说起冼某某叫了一群“东北帮”的人上门要债，那帮人将本来只有4、5万元人民币的债务纠纷哄抬到13万元人民币，否则不肯罢休。我想到吴易霖专门帮人要债就推荐了吴易霖，说他有实力可以解决“东北帮”的事情。张某某厂里的副经理张某国将5万元给了冼某某。张某某给了吴易霖3万元现金的报酬是我经手转交的。张某某付钱给冼某某后“东北帮”又来张某某厂里闹事，张某国当时给我打了电话，我打电话给了吴易霖让他去看看。吴易霖在东莞厚街的台湾人圈子里混得比较好，说起他的名字很多台湾人都认识。所以大家都会给他面子，他给人一种很有实力、很有手段的感觉。吴易霖手下有一帮人，在东莞厚街要债很厉害，别人要不到的债，他都能要到。我知道他手下有“小熊”、钟堂、“阿龙”。“阿龙”是台湾人，曾在东莞因杀人判过刑，吴易霖本人也进过监狱，我个人感觉东莞厚街的人会比较害怕吴易霖他们。他们应该是靠帮人要债获取报酬作为经济来源。我还听说吴易霖是台湾“某盟”的人，具体我没接触过。 经辨认，证人黄某隆辨认出吴易霖、熊长玺、钟堂、黄尚礼。 5.证人毛某金的证言：我是东莞某皮具厂的员工。2018年1月份我在采购部办公室见到有十几名陌生男子来会议室，可能是两帮人在会议室谈事，不知道聊什么。后来他们很大声吵起来，会议室那边还响起了啪啪打架的声音，我就赶紧离开办公室了。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打架。 6.被害人冼某某的陈述：2017年9月份我经营的某皮具厂承接某皮具厂的一批4000多件加工皮包的订单。某皮具厂接收了我们的货物说我们将他们的货物做坏了，某皮具厂不仅不给我们支付谈好的11万多加工费，还扣下来上一批货物的3万多加工费。我们谈了几次都没谈成。后来我认识一个叫李某的“东北帮”老大，我和他谈好，委托他帮我向某皮具厂张某某收13万多的账，李某可以从中拿到3成的报酬。大概2017年11月份的一天，对方有个戴眼镜的男子说是台湾某帮的老大，他说是张某某委托他处理纠纷的，随后该男子从衣服里露出半截枪杆给我看。他带了3万元人民币现金给我，让我在收据上签字，我不同意，他们把我放了。之后“东北帮”打电话和我说他的兄弟们去找了张某某，但张某某不讲信用，本来答应给5万人民币的，只给了3万人民币，李某他们嫌钱少就把钱退了。过了几天一个姓刘的台湾人将一个“东北帮”数钱的视频发给我，说“东北帮”那边已经拿到张某某给的5万元人民币。我就将这个视频转发给了李某。李某说他是数了钱但因钱数不够就退回对方了。之后李某一直没和我联系。2018年1月的一天，某皮具厂联系我叫我拿着加工订单合同、收据等材料一起去该厂对账。我去后会议室站了10多个人，里面有两伙人，其中一伙只有三个人，3人中的一个头部受伤了。人数较多那伙人声称是张某某委托的人。他们有五、六人拿着长刀。有个操台湾腔的男子上来用普通话说我们大陆人就是不要脸，已经给了我们5万元了还来要钱。我反驳说没拿到钱。他说钱已经给了“东北帮”那边。我不承认拿钱，对方台湾腔男子上来打了我四巴掌，我就不敢说话了。他们把我带的单据、合同之类全拿走了。3个人中的人就对我说，李某拿了钱还让他们来收账，搞得有人受伤了，这个事情要由我来负责，让我签了3万元的欠条作为补偿他们的医药费。之后我也不敢联系张某某要钱了。 经辨认，冼某某辨认出黄尚礼是在张某某办公室打骂其的台湾男子，吴易霖是带人到其办公室要求其答应将债务降为3万私了的男子。 7.同案人黄尚礼的供述和辩解：2017年12月时吴易霖带着我和马友富、熊长玺、钟堂等人去东莞寮步帮一个做皮具的台湾老板与要账的对方“东北帮”谈数。当时吴易霖就拿主意让台湾老板给了对方5万元人民币，对方就回去了，但对方没有将那5万元交给他们的委托人。债权人还是向我们这边的委托人追账。我们这边的台湾老板就将当时给东北人钱的视频发给对方债权人看了。这事搞得“东北帮”的人很没面子，“东北帮”的人就约吴易霖打架。吴易霖带了几把钢笔手枪，我们去到某酒店外面，还没下车，对方就有三十多个东北佬拿着砍刀冲上来，当时我负责开车，马上调头就走，吴易霖拿出钢笔手枪打了几枪，对方也不害怕，我的车还被砍了一刀，我们就逃跑了。经过这次事件吴易霖发现钢笔枪没有威慑力，吴易霖就在2018年年初从台湾让人走私了一批枪支通过惠州运到他的台菜馆。过后不久台湾老板又来电话说对方债权人又雇了另一帮东北人来收账。吴易霖就带着我和马友富、熊长玺、钟堂、面线即陈某宪等人去到台湾老板办公室。当时我们四人各拿一把90式手枪。当我们亮出枪时，对方都惊呆了，我们打了对方三个带头的男子，用枪头砸了对方的头部。对方也不敢还手。后来对方就回去了。事后台湾老板给了吴易霖3万元作为酬劳，吴易霖分了我8000元。吴易霖持有的那种钢笔枪可以把房门打穿，当时我还看他试过，子弹很小，比一般制式手枪的子弹小很多，但形状都差不多。因为那种钢笔手枪每支只能打一发子弹，所以那次吴易霖带了几支去。我们第二次和第三次接触东北人都是为了争一口气。吴易霖是带着我们一帮人去打架的，他的势力就在东莞厚街，假如他不与这帮东北人打架，他是没法生活下去的，所以他要通过这次与东北人打架巩固自己的势力。 经辨认，黄尚礼辨认出侯某、黄某申是“东北帮”成员。 8.上诉人吴易霖的供述和辩解：2017年底我认识了东莞某皮具厂的老板张某某，张老板说之前提供原料委托另一家皮具厂加工了约4000多件皮包，完工后发现存在质量问题，就没给加工费。对方找了一批“东北帮”的人上门来催要加工费，还恐吓张某某要尽快支付货款。张某某就想请我出面帮忙与对方“东北帮”谈数。我们先约在一家酒吧见面谈，后在张某某工厂谈，再到厚街新城一家饮品店谈，最后谈好我代表张某某支付对方5万元加工费了结此事。我当场筹了5万元现金给了对方一名较胖的东北人，我还叫钟堂秘密录下了支付货款的视频。事后我将还钱视频发给了张某某。过了几天东北人“阿峰”质问我为何把视频发给皮具厂老板，我说这样很正常，说明我们支付了加工费。对方骂了我一顿。当天晚上12时许，我和黄尚礼从台菜馆出发，叫上马友富、钟堂、熊长玺到了新城88附近，对方“东北帮”大约有30多人在那里等我们，看到我们后就持刀冲了过来，我下车拿发令枪开了两枪，对方继续冲过来砍，我就上车和黄尚礼驾车逃离。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听张某某说对方东北人再次来到皮具厂索要加工费，我就带着马友富、黄尚礼等人到皮具厂办公室见到三名东北人，我说加工费已经给了为什么还来，双方互相推搡了几下，对方后来就离开了。我拿了张某某3万报酬。 9.上诉人熊长玺的供述和辩解：2017年12月份在东莞寮步有个张姓台湾老板开皮具厂的，欠另一个加工厂老板的钱，加工厂老板委托一帮东北人向张老板收账。东北人要8万元逼着张老板给钱，张老板就找吴易霖帮忙。有一天吴易霖就带着我、钟堂、马友富、“阿龙”、“面线”一起去了张老板办公室，后又约东北人在厚街新城88咖啡店谈，最后谈好张老板给对方5万元，张老板司机拿了5万过来，“阿龙”录下了东北人收钱的过程。后来东北人把这5万元私吞没有给加工厂老板。加工厂老板找张老板对质，张老板拿出吴易霖发给他的视频。东北人知道后下不来台就给吴易霖打电话约架。吴易霖从台菜馆里拿了枪由阿龙开车拉他去新城88咖啡店门口，我和马友富、钟堂后面另开车跟着。到后我看见好多东北人手里拿着东西冲过来。吴易霖和阿龙就开车跑了，对方三十几个人拿着砍刀、钢管朝吴易霖的车砍，我们也走了。后来东北人又去张老板办公室收账，吴易霖叫上我、马友富、钟堂、“面线”、“阿龙”，他们一人一支枪，分给我一把藏刀去到张老板办公室。对方有三个人在里面。吴易霖拿出手枪用枪托打了对方三个人，我拿着刀守门，黄尚礼用脚踹对方一带头男子，马友富用拳头和枪柄打对方一名男子，“面线”用枪柄打对方一名男子，我和熊长玺也殴打对方。那三个人有受伤，吴易霖把加工厂老板叫过来签了一个已还款的和解协议，我们就撤了。事后我分了1000元人民币。跟东北人打架不涉及到钱的问题，主要是吴易霖的委托人受骚扰，吴易霖没有面子，就是说吴易霖在这块没有用，所以吴易霖要带着我们挣回面子，巩固势力，扩大影响，这是吴易霖带着我们找东北人打架的具体原因。 经辨认，上诉人熊长玺辨认出侯某、黄某申、李某等“东北帮”人员。 10.上诉人钟堂的供述和辩解：2017年国庆左右的一天，吴易霖说绰号“猴子”为首的十几个东北人经常到一个台湾老板开的厂里找借口搞事。台湾老板找到吴易霖帮他摆平这件事。吴易霖带着我和马友富、熊长玺、“阿龙”等人到对方台湾人开的工厂里。吴易霖与“猴子”谈判，吴易霖这边的台湾老板答应赔偿5万元人民币了结此事。后来吴易霖就将五万元给了对方绰号“阿森”的男子，要他写收条时“阿森”不同意，吴易霖就叫“阿龙”将交钱的过程偷拍了下来。后来这帮东北人又与吴易霖因为偷拍视频的事情翻脸了，想敲诈吴易霖的钱。2018年春节前的一天，吴易霖带着我和马友富、熊长玺、“阿龙”等人开了两部车到新城88步行街附近，吴易霖、“阿龙”上去找东北人谈判，对方人多，吴易霖拿出枪吓唬他们，但没有吓唬到就被他们砍了，吴易霖、“阿龙”上车逃走。我听到有好像放鞭炮的声音。事后“阿龙”说车都被砍了好多刀印。之后，那帮东北人又去台湾老板工厂搞事，吴易霖就叫上我和马友富、熊长玺、“阿龙”、“面线”六人拿了四支手枪、一支微冲到台湾老板工厂办公室。进去看到三个东北佬，其中一个是大哥，我们把枪拿在手上吓唬他们，吴易霖说我们已经给过钱了为何还来收钱，东北人的大哥说不知道已经给过钱了并答应以后都不来闹事了。之后他们就离开。吴易霖带着我们找东北人打架是为了挣回面子，维护和巩固吴易霖的社会地位，假设吴易霖不带着我们去和东北人打架，那吴易霖带着我们在社会上肯定生活不下去，就没面子，所以吴易霖一定要带着我们去找这帮东北人打架，从而扩大社会影响力。 经辨认，上诉人钟堂辨认出侯某、黄某申等“东北帮”人员。 11.上诉人马友富的供述和辩解：有一次一帮东北人找台湾人的麻烦，台湾人找到吴易霖，吴易霖就带着我和马友富、熊长玺、“阿龙”等人来到东莞寮步对方台湾男子的工厂谈判。最后谈妥在厚街新城88咖啡厅还钱。我们几个人来到这里找到东北人，给了对方5万元现金人民币。之后一天台湾人告诉吴易霖说这帮东北人又来收数了，但我们之前已经给了钱。东北人就在电话里约吴易霖打架。当时吴易霖就叫我和马友富、熊长玺、“阿龙”等人一起出发，吴易霖拿了一支钢笔枪，我、钟堂、小熊、“阿龙”分了两部车出发。我们到了约架地点后，我听到开枪的声音，应该是吴易霖开枪了，我看到一帮人追吴易霖、“阿龙”。“阿龙”的车被他们砍了一刀。后来我们都离开了。过了一段时间吴易霖说这帮东北人又去找台湾老板麻烦，我们就一起去到台湾老板办公室，我们六个人拿了四把枪，“小熊”拿了一把砍刀。当时冲进办公室见到对方三个东北男子，吴易霖就质问对方，对方解释说没收到钱，我们让他们抱头蹲下，他们三个见我们手上有枪就听话了，我们拿枪顶着他们的头威胁他们是不是找死。我还拿枪柄打了对方一个男子的头。其他人也有踢对方。对方说误会了以后再也不来了。后来我收到8000元红包现金，我、钟堂、“小熊”各2000元人民币，自己留了4000元人民币。 （二）2015年至2018年期间，上诉人吴易霖多次带领上诉人马友富、钟堂、熊长玺等人员使用暴力殴打和威胁恐吓手段，为浙江老板严某某向东莞沙田镇某灯饰厂的老板王某某追讨有关债务。 上述事实，有下列经原审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证据予以证明： 1.王某某所写欠条及对账单复印件，证明欠款有关情况。 2.证人严某某的证言：2012年我经营的浙江浦江县然晶水晶工艺品厂和王某某的某灯饰公司有业务往来。2014年10月份时王某某拖欠了我货款大概人民币107,000元，有对账单为证，还有王某某写的欠条。王某某没有按他的承诺期限还款。2014年11月我到中山谈生意时与中山古镇一个苏老板说了王某某欠款的事情，苏老板愿意帮我要债。2015年5月份苏老板又提起说帮我要债的事情还让我写了一份委托书，说让我委托他厂里一个叫吴易霖的人帮忙要债。2015年6月时王某某打电话给我说又不是不还钱，怎么让人上门收债来了。我想应该是苏老板让他工人去帮我要债了，我就说是我让人来向你要债的，你把钱给他们就行了。 经辨认，苏某成就是其所述苏老板。 3.被害人王某某的陈述：我被人上门使用暴力手段追债。第一次是2015年12月25日下午，六、七个男子直接冲进我办公室，我问他们什么人，一个吴姓男子说我欠了供应商的货款，他们受委托向我追讨欠款，由他全权负责。我对他说我不欠你们的钱，我要还钱也是给浙江水晶厂的。吴姓男子就拿出一份委托书及我厂与水晶厂的对账单给我看，吴姓男子说今天必须要还钱，最少也要拿一部分。我说一下子拿不出来。这时他带来的小弟就将手中的电话扔过来砸向我，砸到我的胸部位置，还冲过来想打我。吴姓男子的将他拉开，说“今天你不拿点钱来，我后面怎么面对我的小弟，怎么面对我的委托人，我已经答应对方收钱给他了”，他带来的好几个人就说“今天你不拿钱我就打你，一天不还钱我们就不走，你去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睡觉也要在一起”，还说有办法把我拉出去外面，把我绑起来，还说要把我吊在山上喂蚊子之类恐吓我的话。我当时看到他们的腰部鼓起来估计有带工具，我就说想办法凑一万元先给他们，吴姓男子就说剩下的欠款分期还。我到厂里向工人借了1万元现金交给了他。然后他写了一份委托书，第一段是水晶厂委托他收我们厂货款十万七千一百一十九元，第二段说当天我向他还了一万元，第三段是2016年1月12日再还两万元，不然就将我的货车作为抵押，第四段就是2016年1月28日还七仟元，剩余欠款按月归还，让我在委托书下签名了。从这之后，吴姓男子就带人经常过来找我追讨欠款，最后一次是2018年4月或5月。他们每次都说不还钱就不走，有个叫“阿富”的小弟比较凶，每次都说不还钱就打我。还有一次有个大约50岁闽南语口音的男子在我办公室当我面拿出一把黑色手枪，说“我们都是收大数目的，你那点钱我们看不上，如果欠钱人比较拽的，不配合的，你看我们还有枪”。第一次是吴易霖带人过来，之后是马友富带人来了五六次，马友富打电话威胁我说想赖账“是不是想死，信不信我弄死你”。我听后很害怕，怕他来搞我的工厂，也担心他们会伤害我的孩子。他们掌握我的车牌还有家里人信息，还恐吓我说打我，绑我上山等，还拿枪恐吓我，我害怕才答应他们还款要求。我不报警主要是担心吴易霖他们会报复我。我曾经说过叫他不要威胁我，我会报警的，但吴易霖对我说他是台湾人在厚街这边专门收债的，又不是第一次要债，从没有出过事。他是不怕我报警的，还向我挑衅说不信可以报警试一试。我感到他们心狠手辣，在厚街很有势力，我担心报警也没用，所以没有报警。还有担心报警会令我的生意名声受到影响。 经辨认，王某某辨认出吴易霖、熊长玺、钟堂、马友富、张建军、黄尚礼等。 4.同案人张建军的供述和辩解：2018年5月“明哥”叫我跟着钟堂、“小熊”、“阿军”四人到东莞沙田镇一间加工厂追债，我们到了之后见到欠债的王老板。钟堂对王老板说欠的钱很久没有给了，今天多少给一点，那老板说确实是没有钱了，后来王老板不知用什么方法微信转账了2000元给钟堂，事后“明哥”微信转了300元给我。“明哥”、阿军被抓后，我一个人又跑去找王老板问他什么时候还钱，那人说没钱，我没要到钱就走了。 5.同案人王胜先的供述和辩解：有一天我在吴易霖台菜馆喝茶时，吴易霖叫钟堂带我和熊长玺、张建军一起去某灯饰公司看看有没有人，该公司有欠款尚未还给吴易霖的委托人。这次委托所涉及的欠款，吴易霖很早之前已经在收了，而且对方答应分期付款。吴易霖将委托书给钟堂。我们就一起去了那间厂，老板王总表示最近没钱，先想办法凑4000元给我们，剩下的2万元每月还5000元，年底结清欠款。钟堂听后就骂他总喜欢骗来骗去。我就说能收多少是多少。钟堂当场通过微信收了对方转来的4000元钱。事后吴易霖微信转款给我300元。 6.上诉人吴易霖的供述和辩解：大约两年前我接受浙江一家水晶工艺品厂老板委托向东莞沙田一家灯饰厂追讨10万货款，我记得当时带了马友富以及他的一个同乡共三人到灯饰厂找到老板，谈好后我记得对方先还了几万元，剩余的分期还。我们追债过程中没有威胁恐吓对方。 7.上诉人熊长玺的供述和辩解：2018年初马友富带我去东莞沙田镇一家五金灯饰公司收账，这家厂在我认识吴易霖之前好几年就欠账了。我知道吴易霖带着人已去过多次。陆续收了一点钱，中间这家厂老板跑了又回来开厂，马友富带我只是听到消息找到这家厂，找到后我们向老板收账，老板没钱给，我们认了地方就走了，回去告诉吴易霖相关情况。 8.上诉人钟堂的供述和辩解：2017年10月份吴易霖给了马友富一个欠债人的地址，让我们过去看看能否找到欠债人收账，“阿富”叫上我、“小熊”和他的一个老乡去东莞市沙田镇。我们找到欠债人的办公室，“阿富”对那个欠债人说不要再跑了，躲到哪里都可以找到他，具体还款的细节是“阿富”与那欠债人谈的，谈好我们就离开了。后来吴易霖让我和小熊、“阿军”、“老虎”四人到沙田镇收账，我们找到那个欠债人后他说没有现金，他加了我的微信，当场通过微信转账给我2000元，我们收到钱离开。第二天他又转了2000元给我。我收到钱就将钱转给了吴易霖。我记得有一次陪吴易霖去东莞市沙田镇这家追债时，欠债人说认识很多人，意思是准备做老赖，我看到“面线”拿出一把枪在手上玩，欠债人就说他的朋友也有这种东西，意思是说不要吓唬他。 9.上诉人马友富的供述和辩解：2016年上半年东莞厚街有个灯饰厂欠浙江一个水晶厂老板人民币10多万元，水晶厂老板委托吴易霖去收账。我们几个跟着吴易霖到了灯饰厂自我介绍说是水晶厂黄老板委托来收账的，吴易霖留了自己电话给对方。然后我们收了人民币1万元。当时是给现金还是转账忘记了。之后吴易霖继续向对方老板要账，对方老板二个月分二次各转账人民币1万元。这两次吴易霖只是电话联系要钱。之后我们都找了这个灯饰厂老板多次。有一次我骂了对方老板，还用我的手机砸到对方老板身上，我们也有说过如果对方不给钱，我们就睡到灯饰厂去，不让灯饰厂正常经营。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要让灯饰厂的人害怕，这样他们就会给钱。 （三）2018年期间上诉人吴易霖多次带领上诉人马友富、钟堂、熊长玺等人员实施威胁恐吓和侮辱滋扰等手段，为老板刘某某向广州某股份有限公司老板钟某某追讨有关债务。 上述事实，有下列经原审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证据予以证明： 1.钟某某提供的付款通知书、电子回单和债权确认书，证明2018年1月25日广州某公司向东莞某五金公司委托的收债人吴易霖支付人民币34,170元货款。 2.债权确认书、对账清单，证明广州某公司欠东莞某公司债务相关情况。 3.证人刘某某的证言：我是东莞某五金有限公司负责人。我通过台湾李总委托他朋友向广州某股份有限公司追讨534170.23元的欠款。李总说有个台湾朋友是做这种事情的。我就打印了一份空的委托书连同某的债权确认书及对账单给李总。我没有见过吴易霖。我也没有收到某公司一分钱的货款。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催收、怎么催收的。 4.证人林某的证言：2018年3月份左右我到老板钟某某办公室找他报告情况，看到办公室有几名男子，听他们讲话内容是催债的，很凶的样子，威胁老板不还钱就要采取行动。我解释说公司在重组，确实没钱。台湾男子说他是某帮的、台湾黑社会，不还钱就搞我们公司，一定要给一个还款的期限。我叫他给多两个星期的期限，他看确实拿不到钱就带着几名马仔走了。这是他们第二次来催款，听老板说他们第一次来更凶，还说有枪。这次他们有四个人来。他们全是黑色衣服，身上有纹身，说话很大声，样子很凶。 经辨认，证人林某辨认出吴易霖是带头上门催债的人，并辨认出熊长玺。 5.被害人钟某某的陈述：2018年有一名台湾人带了约十名男子到我办公室找我，说东莞某五金制品公司委托他们来收货款，并出示了一份委托书。我看了说确实欠该公司货款。这带头男子说他是台湾人，不受中国法律管，叫我最好尽快还钱。我说你在中国境内肯定得按中国法律办事。他恐吓我说他不怕，他是台湾某帮的，若不还钱让他们难做就是不想活命了，他也控制不了他的手下。我说我们公司现在到了重组的结尾时段，关于欠供货商货款的事情有个统筹的安排。对方就说他是很大牌的人，在收数行业地位高，他上门了多少钱都要有交代，一定要给钱。还说我不要把他当普通黑社会。他说“台湾人是免签的，我买好机票，把你杀了，马上可以乘飞机走”，听他这样说我心里也恐惧，就答应还他们3万多元。他们留了两个人办手续，带头的台湾男子就带其他人走了。我叫财务转账到吴易霖交通银行东莞厚街支行账户，金额是34,170元。其他人来我也会还钱但没那么快。我因为怕他们才提前还钱的。他们到我办公室严重影响了办公秩序。带头男子坐在我的大班椅上，双脚抬起在大班台上，身后两侧有七、八名手下站着，这些手下都是统一黑色着装、纹身、短发，很吓唬人的阵势。他的手下还吐口水到我身上，态度十分恶劣。 经辨认，钟某某辨认出吴易霖是带头催债的人。 6.同案人王胜先的供述和辩解：我通过张建军认识吴易霖之后，就开始跟着吴易霖去收账。吴易霖本身手下有一帮小弟，只是有时候人手不够时才叫我和张建军。我记得2018年3月份左右的一天，吴易霖派马友富、张建军和我一起驾驶我的车去广州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找老板钟某某要53万多元的债务，委托方是东莞某五金有限公司。我们三人到那里找到钟总。马友富通知吴易霖，吴易霖就带着钟堂过来汇合。吴易霖与钟总谈了很久，最后钟总答应先付尾款3万多元，将钱打到东莞某公司账户，其余50万过段时间再解决。隔了一个月左右，吴易霖再次派钟堂、张建军、熊长玺和我去黄埔找钟总追数，我们发现办公区域已经转手，我们没有找到钟某某。吴易霖被抓后他老婆又拿着委托书找到我和张建军，委托我们俩去广州某公司收账，我和张建军到广州某公司没有找到负责人也没有收到钱。从我车上搜出的伸缩警棍是张建军放在我车上的，手电筒是照明用的，印有警察标志的胡椒喷雾是我在地摊上买来用于防身的。 经辨认，王胜先辨认出吴易霖、熊长玺、马友富、钟堂。 7.同案人张建军的供述和辩解：我同王胜先去过广州某公司两次，都是处理债务问题。第一次我们没有见到负责人。我见到王胜先拿了个袋子，袋子里什么东西我不清楚。一个多月后，王胜先又叫我一起过去广州某公司，我们见到公司负责人，具体叫什么名字我不清楚，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头。这次我们还是没有收到钱就离开了。我们没有恐吓殴打对方人员。 8.上诉人吴易霖的供述和辩解：2018年年初东莞某五金制品有限公司老板委托我向广州某股份有限公司追讨53万多元货款，并向我出示了货款凭证，也写了委托书，承诺要回欠款后支付我三成报酬。我记得先后带过钟堂、马友富、熊长玺、王胜先等人去广州三次，找到某公司老板钟某某后最终谈好先支付尾款3万多元，剩余50万元等将来公司有人增加投资后再还。钟某某事后转账给某五金制品公司账户3万多元。老板支付了我三成报酬。我追债时没有使用暴力威胁或恐吓手段。 9.上诉人钟堂的供述和辩解：我跟吴易霖去过广州某公司追债，具体时候不记得了。那天我们是分两批人出发，“阿军”开车载“老虎”、“阿富”、“小熊”一部车先到广州某公司，我开车载吴易霖后到广州某公司。我们见到某公司老板是一名四十多岁的男人，他知道吴易霖受委托人来追债的后就答应先汇一部分钱到委托人账户上，吴易霖就带我们离开了。 10.上诉人马友富的供述和辩解：大概是2017年上半年，我跟吴易霖、“小熊”、钟堂到广州一个某公司帮委托人收债。这次欠钱的是广州本地人，委托人是台湾人，共53万元货款。后来广州老板给了3万元人民币。这次我收到吴易霖给的1500元，是微信转账的。我们没有殴打恐吓对方。 11.上诉人熊长玺的供述和辩解：2017年年底左右，吴易霖受一家五金厂老板委托带着我、钟堂、“阿富”四人到广州黄埔区一家电器厂追讨53万元货款。到该厂后我们见到了老板。吴易霖跟对方谈了很久。最后对方老板答应只能付尾款3万多元，并让我们月底再来。我们离开后，月底我们四人再次来到电器厂见到该老板，老板当着我们的面向委托人公司账户转了3万多元货款。事后吴易霖给了我1000元酬劳。追债时我们没有使用暴力或语言威胁。 （四）2018年期间，上诉人吴易霖多次带领上诉人钟堂、熊长玺等人员以威胁恐吓方式为林某某向东莞市某农庄老板黄某某追讨有关债务。 上述事实，有下列经原审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证据予以证明： 1.黄某某提供《还款协议书》，证明黄某某2018年2月6日签下若未在规定期限还款18万元愿以某农庄90%股份抵债给吴易霖的还款协议。 2.证人林某某的证言：2012年黄某某做贸易公司时向我借了人民币5万元。后来又向我借了人民币5000元，一共是55000人民币。2017年底我去找她，算上这些年的利息要求她写欠我7万元的借条。2018年1月份一个饭局上我向朋友提起黄某某欠我钱多年不还的事情。吴易霖就主动说他可以帮我向黄某某讨债。他说他会处理好让我放心，没说具体什么方法。他写了一张委托书让我签名，意思就是委托他来全权负责讨债的事情，我还把黄某某给我的欠条也给了吴易霖。我当时承诺如果吴易霖讨债回钱的话，就按他的意思来分配，如何分配他说了算。2018年4月份吴易霖给我打电话说从黄某某那里要回来一部分钱，其中有一部分钱还给我。见面时他转了我一万四千多元，具体他要回来多少没有告诉我。我担心吴易霖讨债的时候可能会产生纠纷发生暴力冲突。吴易霖身体比较壮实，听说还在大陆因为开枪坐过牢，所以我比较担心他做违法的事情，就提醒他不要做违法的事情。他说如果黄某某拒绝还债的话他会经常去找她，在她饭店坐着、缠着她、滋扰她，逼她坐下来谈债务问题。 经辨认，证人林某某辨认出吴易霖。 3.证人陈某成的证言：黄某某向我借了11万元人民币，借了三、四年了，我之前一直催她还款，她也没说不还就是拖着。最后我也没有信心追了。我就委托吴易霖追债，抱着追回多少是多少，追不回来就算了的心态。吴易霖从追回的款项中转了大约人民币24,000元给我，他追回多少我也不清楚。我和吴易霖吃饭的时候听他说坐过牢，也能帮别人收账。我估计他不是单纯的表面和和气气这么简单的人。我还听说吴易霖是台湾某盟的一个堂主，具体我没有了解太多。 经辨认，证人陈某成辨认出吴易霖。 4.证人吴某哲的证言：2018年1月份的一天我在某农庄工作。有一帮人来找黄某某，其中有名台湾男子说是受陈某成、林某某委托来向黄某某要回欠款，总共18万元。经协商吴易霖同意给时间让黄某某筹钱就带着几名小弟离开。隔了一个多星期，他们又来了，黄某某称没有钱。他们在包厢内聊天，吴易霖说他有枪也开过枪，曾因此坐过牢。后来他要求黄某某写了一份还款协议书，当时我在场做见证人。三月初时，黄某某还了8万元。吴易霖每次都带着三、四名小弟，有些身上有图案纹身，穿黑色衣服，样子很凶。黄某某听他们说开过枪还坐过牢，有些害怕他们来搞事。 证人吴某哲辨认出吴易霖。 5.被害人黄某某的陈述：两年前我向朋友陈某成借了11万元，向林某某借了7万元。一直以来我都按约定还他们。2018年春节前一个月，吴易霖带了三个人来到我的某农庄，说陈某成与林某某委托他来收债。我确认后便对吴易霖说暂时没钱，约定过年后处理。2018年2月6日按约定吴易霖来到某农庄。经协商吴易霖说若还不了钱要我农庄90%的股份。我一听气炸了表示不同意。他在谈话过程中故意说他开枪杀人刚从监狱出来，我一听就害怕了，也不细问。最后同意他要90%股份的要求。吴易霖写了一份《还款协议书》，把原件自留，我用手机拍照留了照片。到了约定的4月15日还款日。吴易霖又带了几个人来店里，我还给陈某成6万元，林某某2万元。吴易霖被抓后王胜先来找我，说他大哥吴易霖委托他处理债务之事。因我不知道吴易霖被抓，又怕他们，在王胜先的建议下我给他写了一张8万的欠条，然后现场给他微信转了1万元。过了不久又有一名自称王胜先小弟的人来取走1万元，他自称“老虎”给我写了收条。我本意是想还钱给陈某成和林某某，加上吴易霖每次都带三个小弟过来找我，我肯定怕他们，一是怕他们影响我正常营业，二是我一个单身女人，不敢惹吴易霖他们，所以顺着吴易霖的意愿也不敢报警。他们没有殴打我及员工，恐吓是肯定有的，吴易霖向我介绍他坐过牢，开过枪，杀过人，且他们都有纹身，我每次见到他们都很烦恼，他们让我产生心理负担，担心没还清钱，不知他们会对我做出什么不利的事情来。我一共还了10万人民币给吴易霖，分两次给吴易霖6万元和2万元人民币，还给王胜先1万元，“老虎”1万元。 经辨认，黄某某辨认出吴易霖、熊长玺、钟堂、王胜先，张建军外号“老虎”。 6.同案人张建军的供述和辩解：吴易霖饭店倒闭后我就开始跟吴易霖收数。我跟他收过三次。2018年5月的时候吴易霖带我、王胜先、钟堂到黄某某的餐厅吃饭，黄某某陪我们一起吃饭。吴易霖就把黄某某拉到一边说有人委托他来收账。后来吴易霖已经被抓了，他老婆就说急需要钱，叫我和王胜先去找黄某某收钱，把委托的单子给了王胜先。后来我跟着王胜先去找某农庄的老板收过一次数。这次王胜先收到对方给的1万元，是通过微信转账到王胜先微信的，这次我没分到钱。因某农庄老板答应给2万元的，还剩1万元没给。后来我就一个人来的某农庄找对方要了9000元人民币，对方分几次通过微信转账给我的。我当时想骗骗黄某某，让他相信是吴易霖叫我去收这笔钱的，结果黄某某也不深究，也不看她之前打的借条，就同意将剩下的钱转给我去支配了。 7.同案人王胜先的供述和辩解：2018年吴易霖带着钟堂、张建军、“小熊”和我，受委托人林总委托向东莞厚街某农庄一名台湾女经营者要10几万的账，我们前后分批去过多趟，一直没有要到钱。后来吴易霖出事被公安抓走，他老婆叫我再去要，我和张建军到农庄与老板娘谈，她就用微信转给我1万元并答应当月26日再还1万元。25日我就被抓了，所以我还没来得及将收到的钱转给吴易霖老婆。 8.上诉人吴易霖的供述和辩解：2017年我与台湾朋友“林姐”和一个台湾男性朋友一起吃饭，他们说起之前二人曾借款给台湾人黄某某共计18万元，“林姐”借给黄某某6万元，另一个台湾朋友借了12万给黄某某用于开设经营某农庄，至今未还，听说最近农庄要搬迁，他们两人想委托我去要回欠款，并向我出示了黄某某写的借据，写了委托追债的委托书。我答应了他们的委托，他们答应要回来债后，“林姐”支付我四成报酬，另一个支付我五成。后来我带着钟堂、马友富等人先后去过某农庄两次，找到黄某某谈数，最终谈好黄某某先分期还8万元，剩余10万元当成是农庄的股份，后来农庄搬到别处，我就明确跟黄某某谈好欠的10万元不再当成农庄股份，还是当欠款。我对她追债时没有使用威胁、恐吓或其他暴力手段。 9.上诉人熊长玺的供述和辩解：2018年年初的时候吴易霖带着我、马友富、钟堂、“阿军”、“老虎”去东莞厚街某农庄找一个台湾女老板好几次，我记得去了有五次左右，吴易霖告诉我们说他有朋友在这家有股份，开了好久都没有分到红利，他朋友让他帮忙收股份，反正每次去我都在旁边撑场面玩手机，具体他们谈什么我不清楚，因为他们都说台湾话，我听不懂，期间也没有打对方。这件事情吴易霖没有给我钱，也就是带我们吃吃饭。 10.上诉人钟堂的供述和辩解：2018年春节的时候吴易霖带着我、“小熊”和一个男债主去东莞市某农庄向农庄的一个女老板追债，到了某农庄之后女老板把我们带到后面一间包房里，吴易霖、男债主、女老板就用台湾话在那里谈还债的事情，具体用台湾话谈了什么内容我听不懂，后来吴易霖带我们离开，之后吴易霖也多次带我们到某农庄吃饭，是否顺便追债我不清楚，后来是否还款我也不清楚。 四、招摇撞骗 2018年4月，上诉人吴易霖等人因在东莞台湾人圈子中形成的黑恶势力和江湖名气，为一起疑似毒品交易提供居中介绍和资金保障，后购买一方的台湾人准备退货并提出赔偿要求。为误导对方以免除赔偿责任，2018年4月18日上诉人吴易霖带领上诉人马友富、钟堂身穿警察制服，携带枪支和仿真枪支，冒充警察身份将台湾方指派的马某等人驾驶的车辆拦截，以警察查案为名将对方驱赶下车并将车辆、疑似毒品、两部手机带走，后又安排上诉人熊长玺以车主身份陪同马某等人到派出所报案称汽车被抢，以此造成疑似毒品及车辆、手机被警察查获收缴的假象。 上述事实，有下列经原审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证据予以证明： （一）物证、书证 1.苹果手机和华硕手机照片，经钟堂、马友富确认，证明抢台湾人毒品时扣留手机情况。 2.派出所报案监控截图，经马某确认，证明派出所报案时有关情况。 3.马某使用小汽车、出租屋内三轮车、密封袋、编织袋、真空封装机等照片，经刘某彬、马某、詹某文、钟堂确认，证明有关涉案物品具体情况。 （二）证人证言 1.证人刘某彬的证言：2018年3月底马某在见面聊天时对我说，要我和他一起到广东开车运毒品，我因为没有钱花就答应了。2018年4月4日12时许我和马某一起到东莞神州租车公司，租了一辆银白色的“大通”牌七座商务车，马某指挥我根据他手机上的导航定位开车到珠海市一个酒店的停车场。下车后马某联系对方，对方两个男子驾驶奔驰车让我们跟着他们，后到一个小店门口下车，对方男子和我们两一起从一个卷帘门内搬了六袋用浅色塑料材质编织袋装着的毒品放到车尾箱，每袋毒品约10多斤，装上车之后我开车载着马某和毒品一起回到东莞，马某指挥我根据他手机上的导航定位将车开到东莞市一个出租房楼下的仓库内，我看到仓库内放有三轮车、真空包装机等物品，之后我们回到酒店。第二天上午我和马某、“小伟”三人去放毒品的出租房内。马某指挥我和“小伟”将珠海运回的毒品分装成约5两重一袋，然后用房内真空包装机封口，我们干了三四天才把五袋装完，后来马某接了个电话说不用装了，我们又把毒品从小袋里拆出来放回编织袋内，之后我和马某将车还给神州租车公司，然后我们离开东莞从深圳坐飞机回上海。我们运输的毒品是像盐一样大小不一的小粒状晶体，有些潮湿。后来马某一个人去了一次东莞说去处理上次毒品的事情，回来后他跟我说他和“小伟”开着一台车拉着上次那批货离开藏货的出租屋不远就被冒充警察的人拦住，然后他的后背被人用枪顶住，最后连车带毒品都被那些冒充警察的人抢走了。 经辨认，证人刘某彬辨认出马某是和其一起运输毒品的人。 2.证人郑某荣的证言：2018年3月台湾朋友吴某恒找我称有一伙台湾高雄人要买毒品冰毒，要我帮忙联系陆丰人“张总”。3月13日下午吴某恒叫我将冰毒样品交给高雄人。高雄人试过后觉得可以就与吴某恒谈交易的事情。开始高雄人要50公斤冰毒，3.8万元一公斤，订金50万元。后来高雄人追加100公斤冰毒，但订金只有50万元。后谈好由吴某恒做担保先交50万元订金买150公斤冰毒，事后高雄人再把钱付清，大家谈好后定在4月初交易。2018年4月初的一天，吴某恒叫我到东莞厚街吴易霖的餐厅里看有没有一个叫“阿福”的胖胖的台湾高雄人拿钱过来。第二天我到吴易霖的餐厅看到有个胖胖的男子和吴易霖他们在一起，我就问他是不是“胖子”，我说我是“吴董”叫过来的。他就将两个编织袋打开给我看，里面都是人民币，大约50万元。过了一会吴某恒打电话给我，我说已经看到那些钱了。过了大约两个小时，那个胖胖的高雄人接到一个电话，他在电话里说那些货质量不行，之后将钱拿走，我也离开吴易霖的店回深圳。后来吴某恒告诉我高雄人将毒品拿走了，钱又没有给。他已经找了台湾一个帮派的老大去和高雄人谈了，高雄人要吴某恒赔偿200万元才将货还给他。吴某恒同意后就委托吴易霖帮忙把冰毒接回来。吴易霖提议在接货时把货抢过来，吴某恒不同意怕得罪台湾黑帮。接货那天吴易霖就带着他的小弟冒充警察将毒品抢了过来。当时我就在吴易霖的餐厅，我看到吴易霖打开车尾箱里面有五个编织袋装着的150公斤冰毒。吴易霖抢这批毒品和高雄人就可以正大光明的说没有接到“货”，并索要高雄人的赔偿，吴易霖自己可以私吞这批货卖掉换钱。后来吴易霖也向吴某恒承认是他抢了这批毒品。吴易霖就将抢回的毒品还回给“张总”，“张总”接回那批毒品冰毒后称重发现少了25公斤。叫吴易霖参与是因为吴易霖在东莞有一定势力，叫上他参与其中能保障交易顺利进行。吴易霖负责提供地方保证毒资的安全。吴某恒承诺这次毒品交易成功后，我和吴易霖每人能拿到每公斤人民币500元的提成，交易150公斤也就是我们每人能拿到人民币7.5万元。2018年4月2日毒品交易当晚，他们拿了人民币930万元到吴易霖餐厅。吴某恒和“张总”谈好冰毒的价格是每公斤人民币3.8万元，这次高雄人要买150公斤毒品冰毒，那吴某恒就要付给“张总”毒品的货款是570万元人民币；吴某恒卖给“阿福”的价格是每公斤人民币4.2万元，吴某恒每公斤赚人民币4000元，吴某恒总共分得人民币60万元。而“阿福”跟高雄买家报的最终价格是每公斤冰毒人民币6.2万元，“阿福”从中赚取每公斤人民币2万元的差价，这样“阿福”要分300万元人民币的利润。 证人郑某荣辨认出吴易霖、钟堂、熊长玺，郑某是贩卖毒品的“张总”。 3.证人王某资的证言：2018年4月的一天，我到吴易霖那间台菜馆里找他喝茶，他告诉我他绑了之前跟我说过的台湾的一个欠债五千万台币的人，是帮那个台湾的杀人魔王绑的，人就关在后面。我当时听了吓得腿都软了。我还听到吴易霖跟他小弟讲起正准备去抢一批毒品。后来吴易霖告诉我他带着小弟一起冒充警察抢了台湾高雄人一批约150公斤的冰毒。对方当时就怀疑他了。后来他告诉我他把那批毒品交还给毒品的原主了。吴易霖被抓后，我见过吴易霖老婆两次。第一次是7月初她约我到她家聊天。她说已找到枪了，我问她存放枪的地方是否安全，她说很安全。 4.证人马某的证言：2018年4月10日我从上海坐飞机到东莞，“小杰”本来让我帮他们开车到珠海取“货”，这批货事后我知道是假毒品冰毒。当时“阿杰”让我找个租车公司租车，我就找了刘某彬帮忙，以刘某彬的名义租车。我和刘某彬一起从东莞虎门出发到珠海，按照“阿杰”交代到达指定地点，然后跟着一辆奔驰车到了一条马路边的卷闸门旁，对方从里面取出6个白色编织袋装着物品放进我车后方。我们回到虎门后把车开到白沙大路那间出租屋，将6袋东西放进去。我用脚踢了一下感觉硬硬的，还有水从里面流出来。我问“小杰”是什么东西，他说是冰毒，不过是假的，让我先不要管。第二天下午“小杰”让我和刘某彬、邱某伟一起到出租屋，准备把那些假冰毒分开封装在透明密封袋里，密封袋和封装机出租房里都有，但我们装了20多袋的时候“小杰”说不用装了，我们又把装好的20多袋拆了回去。2018年4月16日晚那个叫“小杰”的台湾人又联系我，叫我帮他到虎门拉一批走私的东西。我4月17日坐飞机到虎门，联系上邱某伟。4月18日早上，我们一起打了一辆黑车到一条巷子里，他用钥匙开了一道卷闸门，我跟他进去了，那里乱糟糟的，大约有四十个平方左右，里面堆满了纸箱子，厅中间还放着一辆人力三轮车，靠墙边放着一个很大的白色蛇皮袋。邱某伟随意找来两个纸箱，将那白色蛇皮袋里的东西往箱子里装，我也帮忙了。我发现那些倒进箱子里的东西大小不一，像冰块状，也有碎末，很湿，都在滴水。我问邱某伟那是什么，他说那是违禁品，我当时就说“那是冰毒吧”，他就说“你放心，那是假的”，据他说是他老板之前向别人买了一批毒品，样品是真的，交易的毒品却发现是假的，所以这次来要把那批假的毒品退给对方。当时邱某伟装好了两个纸箱的东西，大约二十公斤左右。我们将两箱东西搬到三轮车上，我骑着三轮车到不远的路边。来了一辆白色小货车，邱某伟就把那两箱东西搬上那小货车的车箱里。中午邱某伟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说已经把车停到一个停车场了，我就和邱某伟去莱茵酒店停车场，找到一部白色雪佛兰克鲁兹的小轿车，车钥匙在前挡风玻璃外面。我们上车后，我按照邱某伟指示先回早上那卷闸门里，邱某伟将那个白色蛇皮袋大约一百多公斤的东西搬上车，然后让我把车开回莱茵酒店的停车场原来的位置。当时我很害怕，虽然邱某伟说那袋是假毒品，但我还是很紧张，我一紧张就会口渴，我将车停下来到路边买瓶水。我的车还未停好，这时一辆白色的丰田小轿车拦在我们的车前方，车上下来一个穿便衣的，两名穿着特勤制服类似警服头戴鸭舌帽的男子。那两名穿特勤制服的男子还各持一把手枪。其中有个用手枪敲了敲我的车窗，说他们是警察，我打开车窗，那男子伸手进来要拔我的车钥匙，但他的手够不着，我就主动将车钥匙拔了交给他。然后我和邱某伟被安排坐到我们车子的后排座上，先把我的一部手机和邱某伟的两部手机缴了，那名穿便衣的和其中一名穿特勤制服的人夹着我们二人，另一名穿特勤制服的男子就来开我们的车。拦住我们的白色轿车被他们的人开走了。我们的车子也开动了。那名穿便衣的男子戴着墨镜，不断跟我们说话，问我们知不知道犯了什么法了。他说我们涉嫌走私、贩毒。坐后排那名穿特勤制服的男子就一直用枪对着我们，并让我们低着头。走了一段路之后，车在一块空地停了下来。戴墨镜男子下车到车尾箱看了一眼邱某伟搬上车的那袋东西。他们几个人之间交谈了两句，大概意思是“是这东西了”。他们把我们带到一个派出所附近跟我们说，他们要抓的是我们的老板，像我们只是小鱼小虾先放我们回去，于是就赶我们下车了。我和邱某伟就下车跑了。 经辨认，证人马某辨认出钟堂是当日身穿特情制服手持手枪坐在后排的男子，熊长玺就是白色雪佛兰车车主“小熊”。 5.证人詹某文的证言：我负责租赁管理东莞市虎门白沙梁屋坊经阁×号住宅楼，该楼一楼商铺自2015年12月1日开始出租给一个台湾人用来做仓库。2018年6月10日这天他没有交租金，我就将商铺里的东西全部搬到我住的虎门白沙三村×号住宅楼一楼，包括一台“上亿”牌SY-10L型、一台SY-6L型真空包装机，一辆蓝色博技牌BJ型电动三轮车、一台大红鹰节能王HY-769型电子称、3箱铝箔密封装、1捆小透明密封袋、一筐大透明密封袋、一箱透明胶纸。除了我以外没有人碰过那间商铺里的东西。2018年4月下旬的一天，一名男子找到我说他不见东西了，这名男子胖胖高高，口音我听着像河南口音，他说×号住宅楼一楼商铺的东西不见了，但是由于我的录像坏了，就没有给他看，然后他就走了。隔了一天两名便衣警察找到我问×号一楼是不是我出租的，他们找我要×号一楼商铺里人员的资料，我提供不了这些信息。他们好像还调取了附近住户的录像，之后他们就离开了。 经辨认，证人詹某文辨认出马某是要求查监控的男子。 6.证人宗某卿的证言：熊长玺告诉我在我们公司租赁的一辆车牌为粤S2×的白色雪佛兰轿车，他借给了一名河南的朋友和一名海南的朋友用，大约一个星期前，这辆车让穿着警服的警察抢走了。后来根据GPS将这辆车找到了。 （三）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 1.同案人王胜先的供述和辩解：有一天吴易霖给我打电话，叫我一个人驾驶熊长玺的车到虎门莱茵酒店停车场。我到后吴易霖开着我的车带着钟堂、“阿富”他们也到了附近。我就回到我的车上，将熊长玺的车留在那里。我看到钟堂、“阿富”穿着冬天的警察制服。当时我以为他们可能是假扮警察收数，遇到冲突就将欠钱的人带走。熊长玺的车被吴易霖装了定位追踪器，吴易霖叫我按照定位追踪器的情况跟着那台车到虎门的白沙村，看到这台车一直在镇口方向行驶。我们追上那台车后，看到车停在路边，吴易霖让我停车，我马上向右靠边停车，将车斜停挡在熊长玺的车前面，吴易霖带着钟堂、“阿富”就下车了。我看到“阿富”与钟堂站在那辆车驾驶位那边，吴易霖一个人在副驾驶位那边，“阿富”敲了主驾驶位的车窗，开车的人打开玻璃后“阿富”就将头伸进去了，这种情况我就开车先回了台菜馆。几天后，一个台湾人“阿龙”问我是不是去抢毒品了，我说我不知道，这些事要问“明哥”即吴易霖，我才知道吴易霖抢了对方车上的毒品。我去问吴易霖，吴易霖说没搞到钱，都是假毒品，一分钱也没赚到。 2.同案人黄尚礼的供述和辩解：事后听马友富的关系人“阿木”说吴易霖带着马友富等人去抢了两百公斤冰毒的事情，对方有两个人。之后吴易霖交代说这件事不能再说出去了，不然要出人命。 3.上诉人吴易霖的供述和辩解：2018年3月份左右，有个台湾人“吴总”跟我在台湾当面说有一批假的毒品他要介绍卖，毒品是假的，但可以以假乱真，他想在交易假毒品时，请我出面帮忙在台菜馆看住交易时的钱，他还给我看过一份判决书意思假毒品不能入罪。吴总叫我帮忙看住钱是因为他们担心被人抢走。交易所说毒品时我在台菜馆里看见“阿龙”联系的人开车过来，拿了一袋钱进了台菜馆，“阿龙”说袋子里有900万人民币。我记得看钱的时候叫了钟堂和熊长玺去，不记得马友富去了没有。“吴总”说假如交易成功后给我7.5万元作为好处费，但因为没有交易成功，好处费我也没跟他们计较。我没有带同伙将毒品抢回来。实施抢劫毒品的行为是为了配合台湾的“吴总”演戏。 4.上诉人钟堂的供述和辩解：2018年3月左右“阿荣”介绍一个陆丰人贩卖毒品给一伙台湾高雄人。交易过程中台湾人将毒品抢走，陆丰人要“阿荣”赔偿，“阿荣”找吴易霖帮忙，后来抢毒品的台湾人答应把毒品还给“阿荣”，但要“阿荣”赔偿人民币200万元。2018年4月18日下午1点多，吴易霖和我、马友富开着“阿军”的车，“阿军”开熊长玺的车，我们四个人两台车到虎门莱茵酒店停车场。“阿军”将熊长玺的车钥匙放在挡风玻璃上离开并上了我们的车。过了一会有两个人将熊长玺的车开走。我们就跟在后面，到了一个说不上名字的地方。这两个人从仓库里搬出几袋东西放到熊长玺的车上，然后他们就开着这台车出来，我们这台车由“阿军”开车跟着他们，到达东莞的虎门的一个地点，对方把车停下来，吴易霖和我、马友富、“阿军”把车停在对方的前头。我、吴易霖、马友富三个人下车，“阿军”就把车开走了。我和吴易霖、马友富各持一支仿真手枪走上去，因为我和马友富是穿了保安的制服的，我们就称是警察，怀疑他们有违法的东西，要带他们回派出所调查。对方被吓唬到了，以为我们是真警察就不敢反抗。当时我们假装警察，查对方的证件看到其中一个叫马某，是安徽人，另一个是台湾人。我们开车在虎门转来转去，转了一会吴易霖对马某说，在车上发现有疑似毒品，要回去调查清楚，要马某他们回去等通知，当时吴易霖留了马某的电话，但我不记得了。马某一听到吴易霖这样说，他们就下车坐了一辆摩托车走了。我们将车开回台菜馆，我和马友富、熊长玺三个人一起将毒品从汽车后备箱里搬到台菜馆。那些毒品当时是用白色蛇皮袋装的，当时感觉一袋有20多斤，我们三个人一起搬了有5、6袋，一共100多斤。我还打开蛇皮袋看了，发现里面的是冰毒，还滴水。我们在抢这批毒品的时候还扣下来他们的两部手机。我知道马某是帮上述一伙台湾高雄人贩卖毒品的。我们抢马某的这批毒品也是台湾人的货。马某是受这伙人指使，将这批毒品还给“阿荣”的。我们抢回毒品的当天还是第二天下午我记不清了，吴易霖开车带我到离台菜馆不远的富民路，让我将一辆商务车开回台菜馆。之后我和吴易霖、熊长玺三人将抢回来的冰毒搬到商务车上。吴易霖让熊长玺将车开回富民路停下。又让我去富民路看看那台车，我看到熊长玺不在车上了，有七八个人上了这台车把车开走了。应该是“阿荣”叫陆丰人那边开走的。之后一个星期左右，吴易霖去陆丰找对方男子主动说那批毒品是他帮着抢回来的。在我们抢毒品之前，有一天有两个男子开着一辆福特轿车来到台菜馆，吴易霖跟“阿荣”和对方聊了几句台湾话。吴易霖让我和熊长玺帮着拿那辆福特轿车后尾箱里的东西，我看到有九个手提袋。等我们把这九个袋子放到台菜馆客厅后，那两个台湾人打开其中一个袋子，我看到里面都是人民币。吴易霖让我们帮忙点钱，每一袋的人民币都是10万元一摞封好的。主要是我和熊长玺点钞，我记得总共有九十三摞，也就是人民币930万元。当时我不知道这930万是干什么的，抢完那批毒品后我再回想起来，这两个台湾人应该是马某一方的，我猜这些钱就是买这些毒品的钱。 经辨认，上诉人钟堂辨认出郑某荣是外号“阿荣”的台湾男子，王胜先是外号“阿军”的男子，郑某是外号“张总”的男子。 5.上诉人熊长玺的供述和辩解：2018年3月底的一天，吴易霖在台菜馆告诉我和钟堂叫我们明天帮忙看钱，事成的话给我和钟堂每人几千元钱。我问他看什么钱，他说不关我们事看好就行了。4月1日凌晨，有辆福特牌小轿车停在台菜馆后门。车上下来两名男子，吴易霖叫我们一起帮忙从福特车后尾箱上搬袋子下来。我、吴易霖、钟堂、“阿荣”从福特车上搬了四、五个布袋子拿进台菜馆中的一间空房子里。钟堂、吴易霖及那里两名男子一起清点布袋子里面的人民币。我看到都是成捆的人民币，点好后他们在一起聊天，我和钟堂在旁边泡茶。等到天亮那两名男子离开并把钱也拿走了。4月18日下午快天黑时，吴易霖、钟堂、“阿富”“阿荣”“阿军”回到台菜馆，他们将四、五袋白色的湿漉漉的蛇皮袋搬到阿富住的房间，吴易霖还叫把地上洒出的水迹擦干净。我问“阿军”那些袋子里是什么，他事后告诉我是毒品。后来吴易霖单独跟我谈让我配合他演一场戏。他叫我送他去虎门广场见两个人，把其中一人电话号码给我，让我向他们要回我的车。见面后我向对方索要我的车，对方说被抢走了，我装作不相信，要他们和我一起去报警，他们不敢去。后来就发生了我与对方台湾人去派出所报警找回车的事情。根据吴易霖逼我再次去报案的谈话内容，以及钟堂帮助吴易霖做我工作时说的话，我大概猜出他们抢劫毒品的经过。我的理解是吴易霖从台菜馆出发抢毒品时，先在我车上安装了定位器，“阿军”也开了一台车，我的车被他们开到对方指定地点停好，然后吴易霖根据定位器跟踪我的车，再把毒品抢回来。 6.上诉人马友富的供述和辩解：我们这帮人从珠海押了两个男子回到台菜馆的第一天左右时间，吴易霖告诉我、“阿军”、钟堂还有两个台湾男子，说我们现在出去，由“阿军”将“小熊”的车开到东莞虎门一个酒店的停车场，然后将这台车借给对方，对方会用来拉毒品。这台车已经被吴易霖安装了追踪定位器。我们就冒充警察跟着去抢回对方用这台车装的毒品。在我们出发前，吴易霖叫我拿了大厅台面上的一支手枪，钟堂也拿了一支手枪，当时我从房间内出来就见到台面上有手枪，台上还放有二套警察制服。我和钟堂换上这套警察制服，并把枪别在腰上。当时在场的人都听到吴易霖交代我们去抢毒品的要求。上车后我们通过手机定位找到“小熊”的那台车。在虎门沙田，我们看到车上两个男子下了车从一栋楼一楼搬出五袋白色的类似装大米的袋子，这两个男子将这五袋东西搬到“小熊”车的后备箱。我们又开始跟着这台车。之后，对方这台车停下来，吴易霖叫“阿军”驾车拦住这台车，吴易霖从副驾驶下车，我和钟堂也跟着一起下车。我们三个下车后，靠近“小熊”这台车，叫对方驾驶员熄火下车。当时是下午三点左右，光线很好，对方能看到我和钟堂穿的警察制服。吴易霖和钟堂盘问对方车上装的什么，对方说不知道是什么。吴易霖就问对方男子是否知道他们拉的是毒品，对方男子说不知道，吴易霖就说不知道就放你一马不带去公安局。几分钟后吴易霖叫他们下车，并留下他们的手机，然后他们自己打摩的离开。他们走之后，我开着“小熊”的车回到台菜馆。我们当时将“小熊”车尾箱的五袋东西搬到台菜馆的厨房内，袋内装的是白色的东西，像一粒粒的糖精。我们中的一个台湾男子拿了一点出来放到一个密封的塑料袋内，然后让我们绑好袋子，我感觉应该是拿去化验用的。吴易霖叫我们去抢毒品的原因我感觉是黑吃黑。 （四）检查笔录 珠海市公安局拱北口岸分局现场勘验笔录、提取笔录以及现场照片，证明2018年8月22日侦查人员在东莞市虎门镇白沙三村梁屋坊经阁×号一楼房内进行勘验检查有关情况，在一台“上亿”牌SY-10L型真空包装机上盖间隙外侧和内侧发现有少许白色粉末，分别使用棉签擦拭方法各提取一份检材，同时在该真空包装机内发现有少许白色晶体等。 （五）鉴定意见 1.珠海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珠公司化鉴字[2018]1063号检验报告，证明侦查人员在东莞市虎门镇白沙三村梁屋坊经阁×号一楼房内的真空包装机上盖间隙内侧提取的棉签擦拭物和真空包装机上盖间隙外侧提取的棉签擦拭物上检出甲基苯丙胺、麻黄素、氯胺酮和大麻酚成分。 2.珠海市价格认证中心珠价认[2018]1068号价格认定结论书，证明马某、邱某伟被抢雪佛兰汽车价值人民币68800元，苹果5手机价值人民币818元，华硕手机价值人民币90元。 五、非法持有枪支、弹药 2018年7月13日和8月6日，公安机关在吴易霖转移藏匿违禁物品的东莞厚街镇某村×房进行两次搜查，查获疑似钢笔枪21支，经鉴定其中20支为枪支，子弹42发。2018年11月2日，公安机关在吴易霖的妻子卓某庭安排人员转移藏匿违禁物品的东莞厚街镇某新村×房查获疑似枪支四支，经鉴定其中三支为枪支，子弹12发。2019年3月14日，公安机关在吴易霖的妻子卓某庭安排人员转移藏匿违禁物品的东莞厚街镇白濠工业街×号某机械有限公司办公室查获疑似枪支四支，经鉴定其中一支为枪支，子弹85发。上述查获的枪支、弹药均为吴易霖持有、使用、保管、转移。 上述事实，有下列经原审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证据予以证明： 1.枪支照片，经马友富、黄尚礼、熊长玺、王某资、陈某助确认，证明照片中钢笔枪系吴易霖持有，熊长玺在吴易霖的台菜馆见过两支，王某资确认看过吴易霖拿出来玩钢笔手枪，东莞市厚街镇白濠工业区×号仓库内发现的手枪吴易霖拿给王某资见过，陈某助予以确认，黄尚礼确认吴易霖拿给其见过或组装时见过。 2.证人王某资的证言：2018年年初，据说吴易霖去帮别人收账时遇到一帮东北人，双方有打架。吴易霖有一次找我聊天时谈到他想在台湾买些仿真枪，问我认不认识卖枪的。我介绍了一个卖玩具枪的店。后来，吴易霖真去那间店买了一批枪。据我了解有915款仿真手枪两支、380款仿真手枪一支、散弹仿真枪一支，另外还买了三盒空包弹和两包装饰子弹，可以灌火药改装成真子弹。我看到吴易霖将那些枪支都拆成零件，将零件装到两个装有工业用黄油的长方体铁桶里，以寄黄油的名义寄到大陆这边。吴易霖带我和文忠到房间里试用了那把微型冲锋枪，我们用的是空包弹，吴易霖打了一枪，我打了一枪，声音很响，跟真枪的感觉一样，弹壳能自动弹出的，只是没有弹头，那两个弹壳我也捡回去放到家里了。吴易霖被抓后，他老婆联系我说找到了枪支，她问我共有几支，我说有七支。她说数量没有那么多，后来她又回去找了，找到了其他的枪支。后她联系我说想把那批枪放到我这边来，我不肯，她老婆就另外找地方放了。据说先放到一家槟榔店里，后转移到其他地方，我不清楚。我没有参与组装枪支。吴易霖曾对我说土耳其微冲是整把偷运进来的，手枪是拆成零件后偷运进大陆后重新组装的。 3.证人陈某助的证言：2018年6月中旬，卓某庭即吴易霖老婆和我在渔蓁美餐厅说“吴易霖被珠海公安抓走了，他在某社区一个出租房里有些枪支，这个出租房快到期了，你拿600元去续租下这个房间，顺便进去看看确认下这个出租房有没有枪支”，我按她的安排联系了房东，用钥匙打开某新村三区二巷6号×房。我进去发现床底下有两个工具箱，里面有一些枪支，接着我就把×房的门锁了。大约6月底的时候卓某庭把我和“阿杰”叫到渔蓁美餐厅，她说转移枪支的房间已经租好了，这个房间和之前续租的×房是同一栋楼，让我和“阿杰”去把这些枪支转移一下并把×房和×房的钥匙给了我。我和“阿杰”去到×房，“阿杰”进去后打开工具箱找到这些枪，我们简单用床单把这些枪支和工具箱包了一下，迅速地把它们拿到×房，并放到×房的床底。之后我们把×、×房的钥匙都还给了卓某庭。后来我将×房内的其中一袋枪支拿回台菜馆，到2018年9月份，卓某庭又说台菜馆租期到了，让我把那袋枪支拿走藏起来，我就将这袋枪支藏在我上班的东莞市某机械有限公司仓库我的办公桌底下。这袋枪支是用一个装鱼饲料的编织袋装着，我在外面又套了一个黑色的纸袋。 经辨认，证人陈某助辨认出卓某庭。 4.证人许某云的证言：我外号“阿杰”。吴易霖在2018年6月因涉及其他案件被外地公安机关抓获。吴易霖的老婆就给了陈某助一个押金单和房东的电话，让陈某助找到这个房东以及押金单所登记的房间。我和陈某助找到并进入房间后，陈某助在二楼房间发现一些吴易霖私藏的枪支及违禁物品。那间房间大约有十平方米。我掀开床上的被子，发现被子下面有两个纸盒，纸盒是打开的，每个纸盒里都放有一把黑色的手枪。我走到床尾，在床尾处放着一个塑料桶，塑料桶内有一些枪支的配件。在床边有一些电棍和迷彩衣等物品。老板娘让我找同事苏某景，苏某景就到了某用电话找到房东。在该房东的出租楼内苏某景在三楼租了一个房间，回来后苏某景就把三楼的出租房的押金单和房间钥匙给了我。老板娘告诉陈某助要加紧时间转移枪支，陈某助说慢慢转移。后来在吃饭的时候，我听老板娘问陈某助是否转移了枪支到三楼，陈某助说已经搬了一些，还没有完全搬完，老板娘就叮嘱陈某助尽快转移完毕，所以我估计也应该完全转移完毕了。 经辨认，证人许某云辨认出陈某助、卓某庭。 5.证人苏某景的证言：我是许某云的同事。2018年6月10日晚我在尚鲜胡椒虾餐馆的厨房里炒菜，“阿杰”即许某云过来跟我讲，他说之前的渔蓁美餐厅的老板娘告诉他吴老板被警察抓走了。第二天，“阿杰”来找我问我有没时间帮忙去某那里租个房间来处理吴老板留下的物品。他给了我一个房东电话还有500元人民币现金。后来我联系房东选了三楼的×房。租好房间后我返回餐馆把押金单和×房的钥匙连同剩下的160元一起交给了“阿杰”。2018年7月13日“阿杰”在尚鲜胡椒虾餐馆的厨房里跟我说要我去某把那个房间续租一年，说那个房间里存放了吴老板的一些文件还有枪支，因最近警察在追查那些枪支，所以不能处理，只能让那些文件和枪支锁在房间里，所以要续租一年，等风声没那么紧再作处理。 经辨认，证人苏某景辨认出许某云即“阿杰”，卓某庭是渔蓁美餐厅老板娘。 6.证人王某根的证言：2018年11月2日20时许我发现租×房的承租人有异常，我打开×房检查发现房间里有枪和子弹，我害怕就到派出所报案。当时早上10点多，我联系了租房的男子，觉得这个租客与其他租客不一样又不能肯定到底哪里有问题，我就跟我亲戚说了这个情况，后来晚上20时许，我跟某治安队也说了这个情况，他们就过来了四个人。我们一起到×房，我打开房门，在床尾位置看到一个蓝色塑料桶，桶里有个黑色塑料袋，拿走塑料袋发现桶底有类似于手枪的部件。在床底一个编织袋的被子里发现包在被子里的枪。床底还有一个黑色工具箱，里面也有两支黑色手枪，还有若干子弹。一共有一支长枪，5、6支短枪，配件有5、6块，子弹若干颗。 经辨认，证人王某根辨认出陈某助是续租×房的男子，苏某景是租×房的男子。 7.证人骆某银的证言：我是东莞某机械公司负责人。2018年8月份我公司通过一家台菜馆的老板娘介绍招聘了一名叫陈某助的台湾人在货仓做仓管，后来到11月份陈某助没有来上班，听说是被公安机关抓了。2019年3月13日，我们公司员工在仓库门口第一张桌子底下发现一个蛇皮袋，里面装着手枪和子弹之类的物品，我马上向警方报警。我想应该是前一个仓管即陈某助放在那里的。 经辨认，证人骆某银辨认出陈某助。 8.证人梁某强、聂某樵的证言：证明东莞某机械公司员工在清理仓库时在办公台底下发现一个蛇皮袋，打开发现有手枪和一些子弹。在新仓管员来之前有一名台湾男子在仓库工作了一个多月。后来老板报警由警察将枪支弹药带走。 经辨认，证人梁某强辨认出陈某助是前任仓管员。 9.同案人黄尚礼的供述和辩解：吴易霖拥有散弹枪一把、微型冲锋枪一把、90手枪四把、二十几把钢笔手枪，子弹600发左右；这些枪和子弹我亲眼见过，这些枪之前由马友富保管，后来吴易霖将枪支和子弹交给钟堂保管，钥匙只有吴易霖、钟堂有。我在吴易霖那个倒闭的饭店见过这些枪和子弹。之前是藏在靠近厨房的房间的。进入厨房后靠右边有一个比较隐蔽的小门，之前吴易霖带我进去看过。他这些枪支我听他说是从台湾拆散了走私过来的，然后拿到他店铺重新组装，组装的时候我也在场。我在我们和东北人打架的时候见过吴易霖的枪支。吴易霖还给我们拿过五支枪支。我能认出这五支枪支，我听吴易霖说过这五支枪就是他从台湾走私过来的。我还见过吴易霖的钢笔枪二十多支，不知道他怎么弄来的。 10.上诉人钟堂的供述和辩解：2018年1月份吴易霖回台湾之后又回到东莞厚街台菜馆。有一天中午我从出租房起床后去台菜馆，我敲门后是“面线”给我开的门。进到客厅，我看见吴易霖坐在地上，他面前有一堆铁和塑料做成的零部件，旁边放着两个快递纸箱。吴易霖和“面线”继续在客厅地上组装东西。过了一会马友富、熊长玺也来了。后来吴易霖、“面线”用这些零部件组装成了四支手枪和一支土耳其微冲，还有十几颗子弹。“面线”在台菜馆有时拿出来玩过。我也拿过他们组装的手枪、微冲玩过，但没有实弹射击。之后将枪和子弹都放在台菜馆的仓库里。3、4月份，吴易霖、“面线”叫我去台菜馆的仓库，说要把枪放到旁边的出租屋里。吴易霖叫我提着装有枪支的红白相间的蛇皮袋到他的车上，然后吴易霖开车带着我到某村离台菜馆有一段距离的一间出租房内，将那五支枪放在那里。后来我带警察到了这个出租房，从房间搜查出钢笔枪等物品。2018年春节左右一天白天。那帮东北佬到台湾老板工厂搞事。吴易霖知道后就叫上我和马友富、熊长玺、“阿龙”、“面线”六个人拿了四支手枪一支微冲到了台湾老板的工厂，我们把枪拿在手上吓唬他们，然后那帮人就离开了。事后我们将枪交回给了吴易霖。2017年年底的时候，吴易霖要求我帮忙想办法搞几套警察制服，于是我就上淘宝网搜索，发现与警察制服相似的黑色特勤服。我通过淘宝购买了三套特勤服。警察证是哪里来的我不清楚。我见过其中有一张警察证的姓名为“刘波”。特勤服我们只在抢毒品的时候使用过一次，手铐来珠海绑架时带来了，但没拿出来使用。警察证件在我们抢毒品及来珠海绑架时使用过。后来警察证及制服都在吴易霖放枪的出租房内被查获了。吴易霖与“阿龙”被“东北帮”砍的那天，我们从台菜馆出发前，见到过吴易霖拿钢笔型的枪和仿真枪出来带在身上。事后吴易霖也向我们讲了他在现场用钢笔枪开枪的事情。后来警察在吴易霖放枪的出租房内查获了一批钢笔枪。 11.上诉人熊长玺的供述和辩解：我记得2017年有一次我在台菜馆的时候，吴易霖叫我去把钟堂叫过来，我去到钟堂所在的屋子叫他，我进去后看到一个盒子里放有两三支不锈钢做的圆形手指粗的东西，不知道是什么。2018年春节前一天，我们和东北人打架的时候，吴易霖叫钟堂从他保管钥匙的小房间拿出五把手枪。吴易霖给我一支，所以我是见过这支手枪的。另外当时吴易霖还给过我们在场的另外四个人每人一支手枪，所以我见过吴易霖给我们的五支手枪，我不清楚五把手枪的来源。我事后曾问过吴易霖手枪哪里来的，他说是台湾弄过来的。 12.上诉人马友富的供述和辩解：我见到吴易霖的枪有钢笔枪，我见过的有五支钢笔枪，是在台菜馆见到的，枪就在吴易霖的手提包里，不知道这五支钢笔枪的来源。我还见过吴易霖有四支仿真手枪，我不清楚这四支仿真手枪的来源。 13.上诉人吴易霖的供述和辩解：黄建伟告诉我他放在我那里的东西是钢笔枪。他让我找人向“老明”的车开几枪，目的是达到恐吓“老明”的目的，让他的酒吧开不下去。我不同意黄建伟的方案，我交代“面线”把黄建伟拿来的钢笔枪扔掉但他有无扔掉我就不清楚了。过了大约一年左右，钟堂告诉我他在台菜馆发现有袋东西，像是钢笔枪并拿给我看。我当时想到这应该是“面线”没有扔掉放在台菜馆的。“面线”当时已不在台菜馆了。我告诉钟堂这些钢笔枪对我没有用，就交代钟堂把它扔掉，然后钟堂告诉我已经扔掉了。 14.珠海市公安局拱北口岸分局现场勘验笔录、现场照片、枪支照片，证明2018年6月29日13时至当日13时50分，珠海市公安局拱北口岸分局刑侦大队技术中队对绑架现场广东省东莞市厚街镇某商业街一湾店渔蓁美餐厅（台菜馆）进行搜查、勘验检查，在2号房间内一个墨色工具箱内发现一支可疑枪支、二条疑似枪支配件、一些可疑子弹和螺丝等物。在6号房间置物架上发现一支可疑枪支，在置物架南侧地面发现一个纸盒，纸盒内有一支可疑枪支。 15.珠海市公安局拱北口岸分局搜查证、搜查笔录、扣押笔录，证明2018年6月29日13时36分至14时17分，珠海市公安局拱北口岸分局刑侦大队对钟堂住处东莞市厚街镇某村步行街台菜馆宿舍进行搜查，在客厅旁边小房间内杂物架上，发现一个绿色方形小塑料盒，盒子里有一支金属黑色类似枪状物体，盒子内有30颗形状类似“六四式”手枪子弹的金属物体；养狗房旁边有一间杂物房，杂物架上有一支棕褐色的枪状物品，地上有一支黑色枪状物。上述物品均已扣押。 16.珠海市公安局拱北口岸分局搜查证、搜查笔录、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物证照片、现场照片，证明侦查人员在东莞市厚街镇某村三区二巷6号×房搜查两次，2018年7月13日在房内搜获一个纸盒，纸盒内有手枪弹物，旁边有个封口袋，装有枪弹壳；折叠台侧面有个旅行袋，内装有警用长裤、反光衣、警帽、警用武装带、警衔、手铐和警用证件套等物品；在另一边搜出一个装有发令枪子弹的盒子，在一个红色编织袋内发现一个报案用的制式上衣和帽子，旁边一个纸箱内装有钢笔枪状物和双节棍、工具盒没有弹头的发令枪弹物，在地面茶叶罐内搜出猎枪弹状物、钢珠等物；在床底地面上搜出一支塑料仿真冲锋枪和一把刀具。均已扣押。2018年8月6日在房间床边被子内发现一个布袋，内有弹壳两枚、弹头子弹14枚、一支钢笔枪、小型钻台一个，拍照45张，均已扣押。 17.东莞市公安局厚街分局搜查、扣押笔录、现场勘验笔录、照片，证明2018年11月2日21时25分东莞市公安局厚街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对东莞市厚街某新村三区二巷×号×出租房进行了勘验、检查，拍照24张，实物提取4把疑似枪支、1把发令枪、45发空猎弹枪、432个子弹弹头、414个弹壳、939个子弹底火帽、450个子弹底火火药、45发空包弹以及11发子弹。 18.东莞市公安局厚街公安分局现场勘验检查笔录、搜查扣押笔录、现场照片，证明2019年3月14日东莞市公安局厚街公安分局对东莞市厚街镇白濠工业街×号某机械有限公司办公室实施勘查检验，从该办公室落地扇旁边的编织袋内发现一组黑色疑似枪支零部件、一把标识为C225的疑似枪支物体、一把标识为ZORAKI925的疑似枪支物体、一把标识为TaurusPT911的疑似枪支物体（弹夹中有五发子弹）、八十发疑似猎枪弹，均已实物提取。 19.珠海市公安局拱北口岸分局（珠拱）公仿真枪认定字[2018]第06号鉴定书，证明2018年6月29日侦查人员在台菜馆查获第1件疑似仿真枪物品不属于仿真枪，第2件疑似仿真枪物品属于仿真枪范畴，0.3厘米的30发子弹底火未完成，属于正在改装的子弹。 20.广东省珠海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珠公司痕鉴字[2018]95号鉴定书，证明送检的类似枪支物品1支系以压缩气体为动力发射弹丸的仿真枪。 21.广东省珠海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珠公司痕鉴字[2018]102号、120号鉴定书，证明2018年7月13日，在吴易霖租的东莞某村三区二巷6号×房搜查的疑似枪支弹物，送检的笔状类枪支物品16支系以火药为动力发射弹丸的自制枪支；送检笔状枪支物品4支中的3支为以火药为动力发射弹丸的自制枪支，另1支为半成品不能击发；送检子弹7发确认为国产制式12号猎枪弹；送检子弹190发确认为国产双环牌发令枪弹；送检子弹17发确认为国产双环牌发令枪弹改装的小口径枪弹；送检子弹6发中1发子弹为空包弹，1发子弹没有底火及发射药，4发确认为自制的卢格（巴拉贝鲁姆）9mm手枪弹。2018年8月6日在吴易霖租的东莞某村三区二巷6号×房搜查的1支笔状枪支物品系以火药为动力发射弹丸的自制枪支；查获的子弹14发确认为国产双环牌发令枪弹改装的小口径枪弹。 22.东莞市公安局东公（司）鉴（痕）字[2018]11001号鉴定书，证明2018年11月2日查获送检的C201811001001物品为以火药为动力发射弹丸，能正常装填、击发制式9毫米手枪弹，是一支自制9毫米手枪，认定为枪支；送检的C201811001002物品为以火药为动力发射弹丸，能正常装填、击发制式9毫米手枪弹，是一支自制9毫米手枪，认定为枪支；送检的C201811001003物品不是以火药为动力发射弹丸，不认定为枪支；送检的C201811001004物品为以火药味动力发射弹丸，能正常装填、击发制式12号猎枪弹，是一支自制12号猎枪，认定为枪支；送检的C201811001005物品8发9毫米手枪弹、2发7.62毫米手枪弹、1发自制6.3毫米手枪弹均认定为弹药。 23.东莞市公安局东公（司）鉴（痕）字[2019]03008号鉴定意见，证明2019年3月14日13时许在东莞市厚街镇白濠工业区×号仓库内发现并送检的标识为C201903008004的PT911的疑似枪支是一支TaurusPT手枪（以火药为动力发射弹丸），认定为枪支；送检的5发Luger9毫米手枪子弹，认定为弹药；送检的80发12号猎枪弹，认定为弹药。其他疑似枪支情况：送检的C201903008001黑色疑似枪支零部件1份，认定为枪支零部件。送检的C201903008002不能确定是否为枪支；送检的C201903008003是一支道具枪，不认定为枪支。 六、恶势力犯罪集团 上诉人吴易霖、马友富、钟堂、熊长玺长期纠集于东莞市厚街镇某村台菜馆，以非法持有的各类枪支、仿真枪支、警察制服、警用械具为工具，以“台湾黑帮”等名义招揽非法追债业务，并采用暴力威胁、恐吓、滋扰等方式强行索取债务以此获利，在东莞市、珠海市等地多次实施寻衅滋事、绑架、非法拘禁、敲诈勒索、招摇撞骗等犯罪活动，严重扰乱社会秩序，造成恶劣社会影响。上诉人吴易霖作为首要分子，上诉人马友富、钟堂、熊长玺作为固定的重要组织成员，长期纠集并多次共同故意实施恶势力犯罪活动，属于恶势力犯罪集团。 上述事实，有以下经原审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证据予以证实： （一）证人证言 1.证人许某忠的证言：我在2017年通过王某资的介绍认识吴易霖，在台菜馆里喝茶时见过吴易霖及他的两个小弟。我去过两三次台菜馆，没有使用过枪支，有吸毒，但没有贩卖毒品。 2.证人骆某泉的证言：两年前我是东莞市东城区台商协会会长，我一个叫“三哥”的台湾朋友和我相约说来我办公室坐坐，问我是否方便，我同意了。之后，就有七八名男子和“三哥”一起到了我办公室，为首三个人，一个叫“伟哥”、一个“明哥”吴易霖，还有一个叫萧某兴。他们是押着“三哥”过来的，我听说是“三哥”欠他们的一笔赌账，“三哥”是和他们过来向我借点钱还给他们，我就借了5000元给“三哥”还给他们。之后“伟哥”就直接向我介绍自己是台湾“某帮”的老大，他在台湾已经有好几条命在身，在台湾杀了好几个人，现在什么事情他都不怕，什么违法犯罪的事情他都敢做。接着“明哥”自我介绍说他在厚街势力也非常强大。当时也见到他有几个大陆的小弟。“明哥”还说以后我或我身边有什么债务收不回来可以找他。他也是犯过事的人，他现在要人有人，要枪有枪，而且枪支要多少有多少。说完了之后“伟哥”叫“明哥”拿出两只枪给我看看。当时我旁边有客户，我也很害怕，就没有看他身上是不是有枪。我表面还是很客气的和他们聊天。事后我向其他台胞了解，这伙人都是做一些违法的事情，包括开设赌场、买卖毒品之类的事情，我感觉萧某兴像是这伙人的金主。“伟哥”后来约了我几次，我也害怕得罪他们，表面上愿意和他接触，慢慢知道他叫黄建伟。他说他绑架过不少人，也杀了几个人，反正是个天地不怕的人，他还特地带我到东莞市公安局附近东升大厦认识一个叫杨董的台湾人，是在那里开设赌场的。我感觉黄建伟常带一些台商到这些赌博场所赌博，从中产生赌债，从而以此为由追债。台湾“某帮”就是一个黑社会组织。从黄建伟处了解到他是一个亡命之徒，我们从事正当生意的，当然不愿意与他们接触，但没有办法，不想得罪他们，只能表面上做朋友一样。我从报纸得知这伙人很有实力，杀了几个人都没落网，估计被害人也不敢轻易反映。 经辨认，证人骆某泉辨认出黄建伟就是“伟哥”，吴易霖就是“明哥”。 3.证人黄某隆的证言：张某某和我是多年的好朋友，他跟我说起冼某某叫了一群“东北帮”的人上门要债，那帮人将本来只有4、5万元人民币的债务纠纷哄抬到人民币13万元，否则不肯罢休。我忽然想到吴易霖是专门帮人要债的，就推荐了吴易霖有实力可以帮他解决“东北帮”来要债的事情。张某某厂里的副经理张某国将5万元给了冼某某。张某某给了吴易霖现金人民币3万元作为报酬，是我经手转交的。张某某付钱给了冼某某后，“东北帮”又来张某某厂里闹事，张某国当时给我打了电话，我打电话给吴易霖让他去看看。吴易霖在东莞厚街的台湾人圈子里混得比较好，说起他的名字，很多台湾人都认识。所以大家都会给他面子，他给人一种很有实力、很有手段的感觉。吴易霖手下有一帮人，在东莞厚街要债很厉害，别人要不到的债，他都能要到。我知道他手下有“小熊”“钟堂”“阿龙”。“阿龙”是台湾人，曾在东莞因杀人被判过刑，吴易霖本人也进过监狱，我个人感觉东莞厚街的人会比较害怕吴易霖他们。他们应该是靠从帮他人要债得来的报酬作为经济来源。我还听说吴易霖是台湾“某盟”的人，“某盟”是台湾一个组织，像“某帮”、“某帮”一样，这些组织都是些违法组织，从事一些违法犯罪活动，包括敲诈勒索、绑架、寻衅滋事、暴力追债等，就是老百姓口中的黑社会组织，但具体我没接触过。 证人黄某隆辨认出吴易霖及熊长玺即“小熊”、钟堂、黄尚礼即阿龙。 （二）同案人的供述和辩解 1.同案人王胜先的供述和辩解：我不知道吴易霖具体干什么的，平时看到钟堂或熊长玺跟着他，我和他去广州某、东莞某农庄追债时都是他说了算，我和阿富、钟堂、张建军就像是他的小弟一样。有很多台湾黑帮人员都在东莞生活，他们比较怕国内的警察或保安。我看见吴易霖要钟堂、阿富两人冒充警察去抓这些台湾人收账。跟着吴易霖的有熊长玺、钟堂、马友富，我感觉钟堂、马友富是吴易霖的贴身跟班，他们两个都住在他店里面，吴易霖负责包吃住，熊长玺经常带着女朋友跟着吴易霖吃饭，住在小汴村附近，所以熊长玺、钟堂、马友富都是吴易霖的手下。 2.同案人张建军的供述和辩解：2015年我就认识吴易霖了，当时他开饭店的。他的饭店倒闭后我就开始跟着吴易霖收数了，我跟着他收过三次数。吴易霖被抓后，吴易霖的老婆需用钱，找到王胜先和我，将黄某某欠款的单据交给王胜先，叫王胜先和我凭欠条去向黄某某收款。后来黄某某手头紧，先转了1万元给王胜先。那时我手头紧，需用钱，想到了黄某某那里还有1万元欠款没有给出来，我单独去向她要这剩下的1万元钱。黄某某转给我9千多元。 3.同案人黄尚礼的供述和辩解：我和吴易霖在东莞监狱里认识的，吴易霖坐牢时用的是吴家骏的名字，吴易霖这个名字是他后来回台湾改的。我跟着吴易霖收账，从我出狱至今收了二、三单，他每次给我几千元，把我当小弟看，我觉得没意思，2018年1月我就离开他了。我跟着他时是在台湾的家人给我寄生活费，寄到吴易霖在台湾的账户，吴易霖电话核实后，就在厚街给我，平时吴易霖不给我钱花，我住的房子都是我自己租的，吴易霖只是管我吃饭。他跟黄建伟一样小器。吴易霖手下贴身跟着的小弟有马友富、钟堂、熊长玺，其他就是些外围小弟，一般都是马友富那些四川凉山西昌彝族朋友。只要是黄建伟让吴易霖去收账，吴易霖就会对欠债人说是“伟董”叫我过来收账的，只要是吴易霖自己接收账的事情，吴易霖就会用自己的名号“阿明”，基本上在东莞范围台湾人的圈子内，大家都知道“伟董”和“阿明”的名气，因为他们长期在东莞范围内收账，黄建伟以前在台湾就是桃园“某帮”的老大，手段残忍。吴易霖收账时打着黄建伟的名字，所以台湾人听到他们的名字就怕。吴易霖对手下的小弟马友富、钟堂、熊长玺要求对收账的事情要保密，不能喝点酒就乱说，要求集中住在台菜馆，有收账的事情必须参加不能请假，平常必须集中在一起不能乱跑，枪支、手铐、刀具、头套由钟堂保管，除了吴易霖回家睡觉，小弟必须跟在吴易霖身边。东莞范围内除了黄建伟、吴易霖还有“东北帮”和“湖南帮”，互相之间有划分势力范围。黄建伟、吴易霖只收有关台湾人的账，势力范围只要是大陆各地包括台湾有关台湾人的债务，他们都收。“东北帮”和“湖南帮”什么账都收。“东北帮”的势力范围在康乐南路尾端过桥以后，老大叫“阿峰”。“湖南帮”的势力范围在康乐南路头靠商业街闹市区这边，老大叫“阿辉”，也叫“湖南辉”。 （三）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 1.上诉人吴易霖的供述和辩解：台菜馆是我和姓卢的男子合伙开的，已经停止营业了，台菜馆的一部分房子是我出钱盖的，所以我的小弟钟堂和熊长玺、“阿富”三人就安排住在台菜馆。我和钟堂是朋友关系，钟堂是大陆人，有时和我一起做事。熊长玺、“阿富”有时也和我一起做事。只要是我接的追数的单，要么就是我和熊长玺、钟堂去处理比较多，要么就由我交给“阿富”或者熊长玺他们去追数。熊长玺是2018年1月开始跟着我去追数的，心眼比较多，感觉不真诚；钟堂是2017年11月开始跟着我去追数的，他是个比较简单的人，性格比较随和；马友富是2017年2月开始跟着我去追数的，他性格直爽，比较没心眼。我安排他们做什么工作的时候，我都要问他们几个的，他们愿意就去，我不勉强他们。我没有带“阿军”“老虎”去追数，但有叫他俩去追数。“阿军”即王胜先、“老虎”即张建军其实只帮我去广州追过一次数。我之前在台湾叫吴家骏，2010年刑满释放后我回到台湾将吴家骏这个名字改为现在的名字吴易霖。 2.上诉人钟堂的供述和辩解：吴易霖是台湾人，我跟着他之后就会向我们说他是台湾某帮的，有时他又说他是四海帮的，我不清楚他具体是哪个帮派。我和吴易霖等人先后在东莞、惠州、珠海等地帮人追债。吴易霖是我们的大哥，他说要干什么就要去干。我们追债时都由吴易霖组织，我和马友富、熊长玺参与。我们追债的对象有国内老板和台湾的老板。委托吴易霖追债的人也是那些台湾人，他们收不到钱时就会委托吴易霖追债。吴易霖都会有委托书，欠债的公司来往明细，以及我们要追债的具体金额。我听说多数债务都是一些生意来往中的货款结算纠纷。吴易霖会用台湾话与欠债的台湾人谈判，具体是如何谈判的我不清楚，我们就在旁边当小弟充场面，吴易霖与欠债人谈判后对方都会还钱，但具体是如何还款我就不清楚了。我们在追债过程中没有使用暴力。我们没有带枪或刀等工具。吴易霖使用台湾话与欠债人谈判时有没有威胁对方我就不清楚了。平时吴易霖带我们出去时也不会先告诉我们是什么事情，只让我们跟着听他安排就可以了，等到他下令时我们按照他的指示办就可以了。我当时失业没事做，天天跟着马友富玩在一起，后来知道他们帮人要债，就想着赚些生活费。我跟着吴易霖做事就是想着能混出个样子，所以他们叫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跟他们混熟后，就已经摆脱不掉了。我和马友富基本上天天待在台菜馆跟着吴易霖。我刚加入时，主要是马友富跟着吴易霖做事，约2个月后，马友富把熊长玺也拉了进来。后来“老虎”张建军和“阿军”王胜先也帮过吴易霖去要债，台湾人“阿龙”黄尚礼也跟着要过债。我听说吴易霖以前坐过牢，但不知道犯的什么罪。如果是吴易霖带队去要债的话，就听他安排，叫我们做什么就做什么，每次都是他与欠债人谈数，我们其他人不能插话，在旁边陪着撑场面，让对方欠债的人怕我们。如果是吴易霖派别人去要债的话，就听吴易霖安排的带队的人。我知道的就有吴易霖、我、熊长玺、黄尚礼有纹身。平时吴易霖经常出去和台湾朋友吃饭喝酒，每次出去吃饭都带上我、马友富和熊长玺，他的台湾朋友也都是开工厂当老板的。我们三个就是他的小弟，鞍前马后陪着伺候他，有人给他当司机，有人给他开门，在他台湾朋友圈子里营造出他是混社会当大哥的，手下有小弟，有实力，所以台湾人圈子里有债务纠纷都委托吴易霖去解决。我跟吴易霖做事后，没有固定报酬，他包了我的吃住，平时给个几百元的零花钱，偶尔要债成功后，分给每人几百元。吴易霖要求我们必须听他的话，服从他的安排，有收账的事情必须一起去，出发之前都要在台菜馆集中，不管到哪里收账，他要求我们他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出去办私事要给吴易霖或马友富打招呼。马友富也和我说过吴易霖不在场的话，一定要听马友富的话。最初我与吴易霖互加微信好友时，我将他的微信昵称改为“大哥”。2018年6月5日我用微信名“庄”与微信名“啊军”聊天记录中，“啊军”问我等下想去公司吗？我回答“不要来公司”，这里的“公司”指的是吴易霖开的台菜馆。王胜先与吴易霖的关系一般，没有像我和马友富、熊长玺一样紧跟着吴易霖，平时见到王胜先时都是和一个绰号“老虎”的人一起，吴易霖有事时才会叫王胜先过来帮忙。 经辨认，上诉人钟堂辨认出邱俊荣、熊长玺、吴易霖、马友富、黄尚礼。 3.上诉人马友富的供述和辩解：我知道吴易霖是台湾人，台湾人一般称他为“吴董”“明哥”，我还听说吴易霖曾经坐过9年多的牢。我跟着吴易霖主要就是收数。除了收数以外他还开过台菜馆、养生馆、卖过净水器。我跟着吴易霖期间，他有给我生活费，不是固定时间的，我问他要他就给，每次500元左右。吴易霖手下有我、钟堂、熊长玺、“阿龙”“阿军”“老虎”等几个小弟。吴易霖是老大，给我们包吃包住，他想给多少就是多少，我没有意见。我们几个在每次收数中是撑场面充当打手的角色，我们一帮人去了后一般欠债人都不敢吭声，都害怕我们。普通老百姓之间的债务一般很难解决，我们去了会用威胁、恐吓、吓唬欠债人，让他们害怕，所以能要上钱。吴易霖会提前准备好钢笔枪、仿真枪、电击枪、手铐、头套、砍刀等器械，需要时会拿出来分给我们让我们用。平时这些器械是由吴易霖保管的，收数前他会发放给我们，收数完他会收回。吴易霖让我收账时不要喝醉酒，要少喝点酒，害怕我误事。他有要求过我们必须听他的话，服从他的安排，有收账的事情必须一起去，出发之前都要在台菜馆集中，不管到哪里收账，要求我们他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出去办私事要给吴易霖打招呼。收账后吴易霖会分给我们钱，他给多少我们就拿多少，平时我们有需要时会问吴易霖要些零花钱，吴易霖会给我们钱吃饭。 经辨认，上诉人马友富辨认出黄建伟、邱俊荣、吴易霖、熊长玺、郑某荣、黄尚礼、王胜先即“阿军”、张建军即“老虎”。 4.上诉人熊长玺的供述和辩解：吴易霖没有任何工作，也没有任何正常的生意往来。吴易霖的收入是让我、钟堂、“阿富”“阿军”等人帮他收数，收数过程中有发生任何矛盾，也是叫我们和他一起处理，比如和东北人打架，比如抢毒品。我平时帮吴易霖干活他就给我一些钱。钟堂、“阿富”就住在吴易霖的台菜馆。他们是免费住的。钟堂、“阿富”帮吴易霖干活，吴易霖也会给钱他。“阿军”帮吴易霖干活，吴易霖也会给他钱。我和钟堂是有纹身的，至于吴易霖、“阿富”“阿军”是否有纹身我不敢确定，因我没有看到他们脱衣服。吴易霖的经济来源是靠帮人要债赚取提成。我认识吴易霖后，听钟堂和“阿富”聊起过他的事，他们两个告诉我吴易霖在台湾名气很大，名声不好，做人很烂，很多人都怕他。平常在台菜馆闲聊时，吴易霖也讲过他在台湾的往事。他说他从20多岁就闯荡社会，谁惹他他就干谁。谁都不怕，不管对方是谁。还说自己在台湾有个绰号叫“土匪明”。我跟他一起要债时，发现要债的对象多数也是台湾人。我想应该是对方欠债人知道吴易霖的名声，怕他做出不利的事情，所以更容易还钱。吴易霖每次要债都叫上钟堂、“阿富”和我，目的是摆场、撑场面，让欠债的人怕我们。我曾见过吴易霖的包里放有很多别人委托他去“追数”的单子，平常也经常有些台湾人来到台菜馆找吴易霖，事后我得知是来委托吴易霖去要债的。所以东莞台湾人圈子里有要债的事都来找吴易霖帮忙。因为经济纠纷派出所不受理，打官司时间长，吴易霖在东莞的台湾人圈子里名声在外，所以很多人来找他帮忙。我觉得“阿富”和钟堂与吴易霖关系最好，算是他的“头马”，钟堂平时与吴易霖形影不离，吴易霖到哪里都带着钟堂。“阿富”好喝酒，老乡多，经常喝醉。吴易霖做事不叫他的原因不是不信任他，是怕他醉酒误事。“阿龙”即黄尚礼是台湾人，开始阿龙与吴易霖走的很近，后来“阿龙”帮吴易霖要过几次债后因埋怨他给的报酬少，渐渐与吴易霖闹僵了。一般我们在追债时见到欠债人后，吴易霖与对方谈数，我们其他人在旁边撑场面，吴易霖交待过不要我们插话。我在吴易霖的台菜馆见过手铐、电击棍、钢管、长刀。吴易霖叫钟堂还保管了几套追踪器，用来放置在追踪对象车上跟踪定位。2018年4月份的时候，吴易霖带人去抢了台湾人的毒品编造了警察扣押毒品的假象，让我去报警。我当时知道他们抢回来的是毒品，不敢去报警，吴易霖就在台菜馆里当着钟堂的面用言语威胁我说，做事的时候这么胆小，如果让我做什么不做的话，就用枪崩了我。吴易霖在收账时要求我们所有人一定要听他的安排，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如果收账的时候吴易霖不在场，我就要听马友富的安排，是马友富介绍我认识吴易霖的。如果要去收账，自己私人有事一定要和吴易霖打招呼。收账的时候，出发前一般都是在台菜馆集中。有一次我们和东北人发生打架，是因为吴易霖的委托人受到骚扰让吴易霖没有面子，吴易霖觉得自己说话不算数，就没有地位，吴易霖要带我们去挣回面子，巩固他的势力，从而扩大影响力，这也是吴易霖带我们找东北人打架的具体原因。 经辨认，上诉人熊长玺辨认出陈峻丞、钟堂、邱俊荣、吴易霖、王胜先即“阿军”。 本案另有以下经原审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综合证据证明相关事实： 1.指定管辖决定书、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证实公安机关对本案的侦查有关情况。 2.抓获经过，证明吴易霖、熊长玺、钟堂、王嘉吉被抓获以及马友富投案自首的时间。经过。 3.户籍证明、台胞证签发信息，证明吴易霖、马友富、钟堂、熊长玺、王嘉吉的身份、户籍情况。 4.刑事判决书、刑事裁定书及释放证明书，证明吴易霖、熊长玺的前科记录。 关于上诉人吴易霖、熊长玺、钟堂、马友富、王嘉吉所提上诉意见及辩护人所提辩护意见，评析如下： 1.关于上诉人吴易霖及辩护人提出上诉人吴易霖不构成绑架罪的意见，经查，书证本票、投资分红还款协议书、被害人李某某、曾某某的陈述、同案人黄建伟、上诉人吴易霖的供述一致证明，李某某与黄建伟之间并无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上诉人吴易霖伙同黄建伟逼迫李某某以追讨债务的形式签署有关文件并以人身安全相威胁索要巨额赎金，与证人卢某渊、曹某平、高某宗的证言所证明事实能够相互印证，且证人马某香的证言、同案人黄建伟、王正雄、黄尚礼、邱俊荣以及上诉人吴易霖、马友富、钟堂、熊长玺等人的供述一致证明上诉人吴易霖伙同同案人冒充警察以涉嫌毒品和洗钱犯罪为由将被害人李某某、曾某某强行从珠海绑架，并对二被害人戴手铐、带头套，安排人员轮流看管并以戴手铐、脚链的方式实施人身控制，上述事实足以证明上诉人吴易霖主观上具有绑架李某某、曾某某以勒索财物的目的，客观上实施了以暴力手段挟持被害人并索要赎金的行为，其行为符合绑架罪的犯罪构成和特征，应以绑架罪对上诉人吴易霖定罪处罚，故上诉人吴易霖及其辩护人所提前述意见不成立。 2.关于上诉人吴易霖、熊长玺、钟堂、王嘉吉及其辩护人提出上诉人吴易霖、熊长玺、钟堂、王嘉吉不构成敲诈勒索罪的意见，经查，第一，证人张某品、刘某的证言、被害人伍某某的陈述一致证明，王嘉吉因为生活窘迫且与伍某某同为台胞，而被伍某某收留在农场并接济其生活，王嘉吉与伍某某之间并无雇佣关系及劳资纠纷，且与同案人黄尚礼、上诉人吴易霖供述伍某某否认拖欠王嘉吉工资能够相互印证。第二，上诉人吴易霖、王嘉吉等人要求被害人伍某某以每天1000元三年合计工资100万元标准向王嘉吉支付工资明显不符合常理常情，上诉人吴易霖、王嘉吉、马友富、钟堂、熊长玺明知上述索要工资数额超出合理范畴，仍使用暴力威胁被害人伍某某交付拖欠工资，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第三，上诉人吴易霖、钟堂、熊长玺、马友富、王嘉吉客观上使用暴力行为或威胁恐吓手段，勒索被害人伍某某并实际获取被害人伍某某指定人员交付的财物。故上诉人吴易霖、钟堂、熊长玺、马友富、王嘉吉的行为均符合敲诈勒索罪的犯罪构成和特征，应以敲诈勒索罪对上诉人吴易霖、钟堂、熊长玺、马友富、王嘉吉定罪处罚。上诉人吴易霖、钟堂、熊长玺、王嘉吉及其辩护人所提前述意见不成立。 3.关于上诉人吴易霖提出其帮助他人收取债务的行为不构成寻衅滋事罪的意见，经查，被害人王某某、钟某某、黄某某陈述、证人林某、林某某、吴某哲证言以及上诉人吴易霖、马友富、钟堂、熊长玺犯供述一致证明，上诉人吴易霖带领上诉人马友富、钟堂、熊长玺等人在追讨债务过程中，多次以台湾黑帮名义积极实施持枪追逐殴打、暴力威胁恐吓、侮辱滋扰他人等手段非法追债，以恐吓债务人归还债款并收取高额回报，其行为符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规定的的情形，应以寻衅滋事罪对上诉人吴易霖定罪处罚，且上诉人吴易霖纠集他人多次实施前述行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依法应按照寻衅滋事罪情节加重犯予以处罚。故上诉人吴易霖提出其不构成寻衅滋事罪的意见不成立。 4.关于上诉人吴易霖、熊长玺以及上诉人吴易霖的辩护人提出吴易霖、熊长玺不构成招摇撞骗罪的意见，经查，查获的枪支、假冒公安制服等照片、证人刘某彬、郑某荣、王某资、马某、詹某文的证言、同案人黄尚礼、王胜先以及上诉人吴易霖、钟堂、熊长玺、马友富的供述一直证实，上诉人吴易霖伙同上诉人钟堂、马友富等人冒充警察身份将马某等人驾驶的车辆拦截并抢走疑似毒品和车上人员随身手机，其中上诉人熊长玺按照上诉人吴易霖指示以车主身份陪同马某报案称汽车被抢，以此造成警察收缴有关涉案车辆、物品的假象。上诉人吴易霖伙同同案人使用假证件、假制服冒充警察身份招摇撞骗，上诉人熊长玺明知上述情况仍按照上诉人吴易霖的指示配合报警，共同营造警察收缴有关涉案车辆、物品的假象，上诉人吴易霖、熊长玺主客观方面均符合招摇撞骗共同犯罪的特征，应招摇撞骗罪对上诉人吴易霖、熊长玺予以定罪处罚，故上诉人吴易霖、熊长玺以及上诉人吴易霖的辩护人所提前述意见均不成立。 5.关于上诉人吴易霖提出涉案枪支系其被羁押后查获、与其无关的意见，经查，证人陈某助、许某云、苏某景、王某根的证言以及上诉人钟堂的供述一致指认查获涉案枪支、弹药系上诉人吴易霖所有，以及许某云、陈某助听从吴易霖的妻子卓某庭安排将涉案枪支进行转移后被查获，上述证据所证明事实与证人王某资的证言、同案人黄尚礼以及上诉人马友富、熊长玺的供述之间能够相互印证，足以证明侦查人员查获的涉案枪支、弹药系吴易霖实际控制和使用。故上诉人吴易霖辩称所查获枪支、弹药与之无关的意见不成立。 6.关于上诉人熊长玺、王嘉吉的辩护人提出上诉人熊长玺、王嘉吉在相关共同犯罪中系从犯的意见，经查，上诉人熊长玺在非法拘禁李某某、敲诈勒索伍某某以及寻衅滋事共同犯罪中，积极实施持假警官证将被害人李某某、曾某某带至拘禁地点并予以非法控制，伙同同案人挟持伍某某并使用手铐、电击等方式勒索被害人伍某某财物，多次伙同同案人积极实施持枪威胁恐吓或者暴力殴打行为以非法索债；上诉人王嘉吉罔顾伍某某对其提供帮助于危难，反而积极联系同案人以暴力、威胁的方式勒索伍某某财物，上诉人熊长玺、王嘉吉在各自所参与上述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积极，均非从犯，故上诉人熊长玺、王嘉吉的辩护人所提前述意见均不成立。 7.关于上诉人熊长玺、钟堂、马友富、王嘉吉及其辩护人关于量刑方面的意见，经查，上诉人熊长玺、钟堂、马友富非法拘禁他人依法应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上诉人熊长玺、钟堂、马友富、王嘉吉伙同同案人敲诈勒索他人财物数额巨大，依法应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上诉人熊长玺、钟堂、马友富犯寻衅滋事罪依法应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上诉人熊长玺、钟堂、马友富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招摇撞骗依法应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且冒充人民警察招摇撞骗的应从重处罚。原审判决根据上诉人熊长玺、钟堂、马友富、王嘉吉在各自所参与共同犯罪中所实施的具体行为和地位作用，认定上诉人熊长玺在招摇撞骗罪中是从犯并予从轻处罚，并结合上诉人马友富具有自首情节、上诉人钟堂具有立功情节、上诉人熊长玺、钟堂、马友富归案后如实供述等法定量刑情节，在法定刑幅度内对上诉人熊长玺、钟堂、马友富、王嘉吉科处相应刑罚，量刑适当，上诉人熊长玺、钟堂、马友富、王嘉吉及其辩护人要求进一步从轻、减轻处罚的意见于法无据，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上诉人吴易霖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其行为已构成绑架罪。上诉人马友富、钟堂、熊长玺为索取债务非法扣押、拘禁他人，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拘禁罪。上诉人吴易霖、马友富、钟堂、熊长玺、王嘉吉敲诈勒索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敲诈勒索罪。上诉人吴易霖、马友富、钟堂、熊长玺为逞强耍横，非法索债，随意殴打他人、多次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其行为均已构成寻衅滋事罪；其中上诉人吴易霖纠集他人多次实施寻衅滋事行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处罚。上诉人吴易霖、马友富、钟堂、熊长玺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施招摇撞骗，其行为均已构成招摇撞骗罪，且上诉人吴易霖、马友富、钟堂、熊长玺冒充人民警察招摇撞骗，依法应从重处罚。上诉人吴易霖违反枪支管理规定，非法持有枪支、弹药，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上诉人吴易霖作为首要分子，伙同上诉人马友富、钟堂、熊长玺作为固定的重要组织成员，为多次共同实施恶势力犯罪活动组成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属于恶势力犯罪集团。上诉人吴易霖、熊长玺、钟堂、马友富均犯数罪，依法应予数罪并罚。上诉人熊长玺在招摇撞骗共同犯罪中所起作用较小，是从犯，对上诉人熊长玺招摇撞骗罪依法予以从轻处罚。上诉人马友富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罪行，系自首，依法予以从轻处罚。上诉人钟堂案发后主动揭发他人犯罪行为经查证属实，属立功，依法予以从轻处罚。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审判程序合法，量刑适当。上诉人吴易霖、马友富、钟堂、熊长玺、王嘉吉及其辩护人所提相关意见经查不成立，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第一款、第二百三十八条第一、第三款、第二百七十四条、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二百七十九条、第一百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一、第三款、第六十八条、第六十九条第一、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吴铭泽 审判员  陈亦光 审判员  蒋倩倩 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 书记员  林俊达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十六条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 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是犯罪集团。 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 对于第三款规定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 第二十七条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 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 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第六十八条犯罪分子有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查证属实的，或者提供重要线索，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等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第六十九条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的，除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以外，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但是管制最高不能超过三年，拘役最高不能超过一年，有期徒刑总和刑期不满三十五年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年，总和刑期在三十五年以上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五年。 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拘役的，执行有期徒刑。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管制，或者拘役和管制的，有期徒刑、拘役执行完毕后，管制仍须执行。 数罪中有判处附加刑的，附加刑仍须执行，其中附加刑种类相同的，合并执行，种类不同的，分别执行。 第一百二十八条违反枪支管理规定，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依法配备公务用枪的人员，非法出租、出借枪支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依法配置枪支的人员，非法出租、出借枪支，造成严重后果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单位犯第二款、第三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第二百三十八条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具有殴打、侮辱情节的，从重处罚。 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使用暴力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为索取债务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依照前两款的规定处罚。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犯前三款罪的，依照前三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第二百三十九条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的，或者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较轻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犯前款罪，杀害被绑架人的，或者故意伤害被绑架人，致人重伤、死亡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以勒索财物为目的偷盗婴幼儿的，依照前两款的规定处罚。 第二百七十四条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敲诈勒索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第二百七十九条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招摇撞骗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冒充人民警察招摇撞骗的，依照前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第二百九十三条有下列寻衅滋事行为之一，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一）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 （二）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的; （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 （四）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 纠集他人多次实施前款行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处罚金。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 （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 （三）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原审人民法院对于依照前款第三项规定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作出判决后，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或者裁定，不得再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