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2民终325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金一黄金珠宝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嘉定区。法定代表人：王石栋，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炳锋，广东大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市东旭律师事务所，住所地上海市普陀区。负责人：孙旭东，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岱泓，上海博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上海金一黄金珠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一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上海市东旭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东旭律师事务所)诉讼、仲裁、人民调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2019)沪0107民初214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3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的规定，依法由法官一人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金一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金一公司依据《上海市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在67万至127万元范围内支付东旭律师事务所律师费用，相应付款利息自一审法院立案受理本案之日起计算。事实和理由：金一公司与东旭律师事务所在签订的《聘请律师合同》中未就委托案件是否属于重大、疑难、复杂案件作出任何约定，只有在合同中约定属于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件,才能在按照《上海市律师服务收费政府指导价标准》的规定，在标准5倍之内(含5倍)确定收费金额。我国法律没有规定发回重审即为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系争案件的一审管辖法院为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嘉定法院),并非中级人民法院,因此不属于重大、疑难、复杂案件，上述一、二审法院均未认定系争委托案件属于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因此，系争案件应按照一般案件进行收费。根据《上海市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律师事务所应在政府指导价标准的范围内与委托人协商确定收费金额，在67万元至127万元的范围内收取费用。东旭律师事务所在委托案件中仅是代理出庭工作,并未付出足够的工作量以获得200万元的律师费用，且金一公司员工柴慕秋一直作为案件的一审、二审和发回重审诉讼中的代理人，做了很多工作。《聘请律师合同》中未约定律师费用支付的时间,因此，东旭律师事务所逾期付款应当以一审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算。东旭律师事务所辩称，根据《上海市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案不属于第六条所规定的必须采用政府指导价的三类案件，所谓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标准也是针对该三类案件设定的标准，本案不在三类案件的范围之内，不应按政府指导价收费。上述收费办法第七条中明确除该三类案件以外的案件提供给法律服务实行市场调节价，只要双方达成合意即可。本案中，双方在《聘请律师合同》中约定的代理费为200万元，该费用系综合考虑案件的难度及可能的法律后，经综合计算后确定，符合《上海市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的规定，双方在签订合同时明确知晓该规定的内容，不存在误解或者显失公平等情况，双方应按约履行各自的义务。东旭律师事务所请求维持一审判决，驳回金一公司的上诉请求。东旭律师事务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金一公司向东旭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代理费2,000,000元；2.判令金一公司支付逾期利息(自2018年1月29日起算,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为标准,暂计200,000元)；3.本案所有诉讼费用由金一公司承担。一审审理中，东旭律师事务所将诉讼请求2变更为：请求判令金一公司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2,00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1月29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1月20日，东旭律师事务所(乙方)与金一公司(甲方)签订《常年法律顾问合同》，约定乙方接受甲方的聘请，指派孙旭东律师担任金一公司的常年法律顾问；乙方代理甲方参与诉讼、调解或仲裁活动以及办理见证事项的，另订委托合同；本合同为常年合同，自合同签订之日起生效；任何一方需解除合同，应在三个月前书面通知另一方，本合同即告终止。2018年1月5日，东旭律师事务所(乙方)与金一公司(甲方)在签订的《聘请律师合同》中约定，乙方接受甲方委托，指派孙旭东律师(以下简称承办律师)为甲方与沈某某买卖合同纠纷案的一审、二审代理人；根据《上海市律师业务收费标准》的规定，甲方应向乙方缴纳办案手续费人民币/元，标的费贰佰万元整；本合同有效期限，自签订日起至本案审理终结(判决、调解、案件和解及撤销诉讼)止。同年2月26日，东旭律师事务所向金一公司开具了总计2,000,000元的上海增值税普通发票。2015年8月11日，嘉定法院受理案外人沈某某与金一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东旭律师事务所指派孙旭东律师作为金一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出庭参加诉讼。经审理，嘉定法院于2016年4月12日作出(2015)嘉民一(民)初字第6348号民事判决，判令金一公司向沈某某支付欠款20,000,000元及相应滞纳金。一审判决后，金一公司向本院递交上诉状，要求撤销上述民事判决。东旭律师事务所再次指派孙旭东律师作为金一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参与该案件二审。经审理，本院于2017年6月15日作出(2017)沪02民终137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嘉定法院作出的(2015)嘉民一(民)初字第6348号民事判决，发回嘉定法院重审。2017年7月3日嘉定法院立案后，东旭律师事务所指定孙旭东律师作为委托诉讼代理人参与诉讼。2018年1月24日，案外人沈某某向嘉定法院提出撤诉申请，同年1月29日，嘉定法院作出(2017)沪0114民初902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沈某某撤诉。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2月8日受理案外人沈某某与金一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并于2019年3月5日作出(2018)浙0103民初1118号民事判决书，判令金一公司向案外人沈某某支付欠款20,000,000元及违约金。该判决尚未生效。一审法院认为，东旭律师事务所、金一公司签订的《聘请律师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东旭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参与了金一公司与案外人沈某某的诉讼，直至该案外人撤回起诉，合同终止为止。金一公司应根据《聘请律师合同》的约定向东旭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费。金一公司抗辩称东旭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费应符合《上海市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的规定。一审法院认为，第一、《上海市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律师事务所依法提供下列法律服务实行政府指导价：(一)担任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人以及刑事案件自诉人、被害人的代理人;(二)担任公民请求支付劳动报酬、工伤赔偿，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代理人，以及担任涉及安全事故、环境污染、征地拆迁赔偿(补偿)等公共利益的群体性诉讼案件代理人;(三)担任公民请求国家赔偿案件的代理人。本案系一般财产案件，不适用政府指导价而适用市场调节价，且双方当事人已经自愿就本案律师费金额形成合意，金一公司应按照该金额支付律师服务费。第二、《上海市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实行政府指导价的律师服务收费标准按照《上海市律师服务收费政府指导价标准》执行。政府指导价标准需调整的，由市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市司法行政部门按规定程序制定并发布。律师事务所应在政府指导价标准的范围内与委托人协商确定具体案件的收费标准。代理重大、疑难、复杂诉讼案件认定办法，经律师事务所与委托人协商一致，可以在规定标准5倍之内(含5倍)协商确定收费标准。本案历经一审、二审及上级法院发回重审，参照适用政府指导价中关于重大、疑难、复杂诉讼案件的标准，亦不属于畸高。故东旭律师事务所要求金一公司按照合同约定支付2,000,000元律师费的请求于法有据，应予以支持。关于迟延履行的利息损失，合同未明确约定律师费的付款日期，但东旭律师事务所陈述其向金一公司开具发票系根据金一公司指示符合常理，应予以认可。一审诉讼中，东旭律师事务所将迟延履行利息损失的起算时间调整为开具发票后的一个月，即2018年3月26日，应予以支持。金一公司的其他抗辩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难以支持。综上，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判决如下：一、金一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东旭律师事务所律师费2,000,000元；二、金一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东旭律师事务所赔偿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2,00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3月26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2019年8月19日之前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计付；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付)。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减半收取计11,400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16,400元，由金一公司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金一公司是否应按约定向东旭律师事务所支付代理费200万元，以及逾期付款的利息应如何计算。根据《上海律师收费管理办法》《上海市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律师事务所依法提供下列法律服务实行政府指导价：(一)担任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人以及刑事案件自诉人、被害人的代理人;(二)担任公民请求支付劳动报酬、工伤赔偿，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代理人，以及担任涉及安全事故、环境污染、征地拆迁赔偿(补偿)等公共利益的群体性诉讼案件代理人;(三)担任公民请求国家赔偿案件的代理人。该办法第七条中明确，律师事务所提供除本办法第六条规定以外的法律服务实行市场调节价。而本案所涉委托案件系当事人之间的经济合同纠纷案件，不属于《上海市律师业务收费标准》中实行政府指导价的案件范围，其法律服务应实行市场调节价。该办法明确应由律师事务所与委托人协商确定，协商收费应当考虑耗费的工作时间、法律事务的难易程度、委托人的承受能力、律师事务所、律师可能承担的风险和责任以及律师事务所、律师的社会信誉和工作水平等因素。实行市场调节价的律师服务，可采取计件收费、按标的额比例收费、计时收费以及其他收费方式，具体收费方式，由律师事务所和委托人依照本办法协商确定。本案中，双方于2018年1月5日签订的《聘请律师合同》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效力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履行。根据该合同约定，东旭律师事务所接受金一公司委托，指派孙旭东律师为金一公司与沈某某买卖合同纠纷案的一审、二审代理人，代理费为200万元，合同有效期限自签订日起至本案审理终结(判决、调解、案件和解及撤销诉讼)止。后东旭律师事务所指派孙旭东律师作为金一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出庭参加了案件的一审、二审以及发回重审后的一审诉讼。2018年1月24日，案外人沈某某向嘉定法院提出撤诉申请，同年1月29日，嘉定法院裁定准许沈某某撤诉。金一公司认可东旭律师事务所参与了上述诉讼过程，确认东旭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参与了该案的相关庭审活动。因此，东旭律师事务所已经履行了《聘请律师合同》中约定的合同义务，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故金一公司应按照约定金额向东旭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服务费。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并无不当。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上诉人上海金一黄金珠宝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法官助理马颖裔审判员  肖光亮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书记员  郑文浩附：相关法律条文附：相关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