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15民终112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和成，男，汉族，1968年5月15日出生，住河南省潢川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中江，河南天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闫立新，男，汉族，1964年4月5日出生，住安徽省阜南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阮祥忠，河南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和成因与被上诉人闫立新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潢川县人民法院（2019）豫1526民初49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和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中江、被上诉人闫立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阮祥忠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和成上诉请求：1.一审判决多计算上诉人应还借款本金295147元明显错误；2.本案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首先，上诉人从未认可月息超过2％的计算标准。其次，被上诉人在起诉状中明确承认“2014年被上诉人借给上诉人现金100万，约定月息2%”。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辫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虽然被上诉人当庭反悔并陈述年利率为36%，但并没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其在起诉状中承认月息2％的事实。最后，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对2014年4月至2016年4月两年期间的利息约定为80万元。二、上诉人剩余应还本金为50.32万元，具体计算标准如下：2014年3月31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借款100万元，约定月息2%，上诉人分别于2016年4月5日还款80万元（银行转账），于2017年4月1日还款34万元（银行转账）。其计算方式为100万元（本金）＋48万元（二年利息）（即2014年3月31日至2016年3月31日，年利率24%）－80万元（已还款）＝68万元（尚欠借款）；68万元（本金）＋16.32万元（利息）（2016年3月31日至2017年3月31日，年利率24%）－34万元（已还款）＝50.32万元（截止2017年3月31日尚欠借款）。上诉人提供的银行还款证据足以证明，其还款在先偿还利息后偿还本金的前提下，尚欠本金50.32万元，原判决认定上诉人尚欠借款798347元。三、一审判决对书证“124万元借据”复印件、证人证言《证明材料》进行确认明显错误。（1）涉案借款无论按年利率为24%、还是按年利率36％计算，结算金额至2017年3月31日不可能为124万元；（2）该借条复印件的形成是2017年3月31日上诉人拟向被上诉人再借款100万元，借款期限为一年，年利率为24%，上诉人当时将本息124万元向被上诉人出具借条，因其后该借款被上诉人未支付，被上诉人将借条原件退还给上诉人，被上诉人持有的124万元借条复印件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3）从现有证据看，2017年3月31日上诉人出具的借条90万元与其还款金额不符，且上诉人2017年4月1日的还款亦不可能在2017年3月31日借条中提前扣除，故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既不符合常理也有违交易习惯，明显错误。对于被上诉人提供的证人欧某出具的《证明材料》，该证言无证明力，其一证人欧某与被上诉人系亲戚关系又是涉案借款的担保人，其证言真实性无法确认；其二、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第（五）项规定，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一审判决采信不具有证明力证人证言有悖证据规则。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导致判决错误，敬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闫立新辩称，本案的基本前提是上诉人对借款事实和经过结算后出具的90万元借条都没有异议，现在又辩解说实际上欠本金50.32万元。上诉人不同于普通的民事主体，是一名多年在信用社的金融工作人员，对其所出具借条的含义和应当承担的后果都非常清楚。从总体上可以看出上诉人的辩解理由不能成立。2014年上诉人从事房地产开发需要资金，上诉人通过其领导也是担保人的欧某找到答辩人借款100万元，约定使用两年，给付80万元的利息，这在民间借贷中是常见现象，就是一定数额的资金使用固定的时间，给付固定的利息或好处。两年到期后，2016年4月上诉人如约支付了80万元利息，并协商本金继续使用，但不再像之前那样支付利息，按月息2％支付。一年后上诉人未能按时偿还本息，仍由欧某出面担保，上诉人给答辩人出具了一张124万元连本带息的借条。几天后上诉人给答辩人转款34万元，答辩人到潢川县上诉人重新结算并更换借条，24万元作为一年的利息，10万元作为偿还本金，因此上诉人仍按借款的时间节点出具了一张90万元的借条，欧某作为担保人。答辩人保留了124万元借条的复印件，来说明这一结算过程。上诉人当初出具124万元借条是对所借本金和一年利息的认可，之后上诉人偿还34万元，按照正常习惯，偿还债务不是30万元不是40万元等整数字，而恰恰是34万元，重新出具的借条又与扣除24万元利息和10元本金之后的90万元吻合，这是一个十分清晰的还款结算过程。因此上诉人就应当按照最后出具借条的金额和约定的利息履行偿还义务。最后，答辩人认为上诉人将100万元使用两年所给付的80万元是一次性的。既然已经实际履行，且进行了结算并重新约定利息，上诉人也没有证据证明此80万元是按什么利率所作的支付，因此只能算作答辩人一次性利益所得。答辩人认为本案借款过程应当以2016年4月支付80万元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的行为已经结束，后期就应当以上诉人出具的条据为依据，履行还本付息的义务。上诉人在原审中没有请求返还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人民法院不应主动干预。对超出部分的利息即使返还，也不应在本金中扣除，而应当在之后应支付的利息中扣除，而原审判决直接在本金中扣除后，重新确定一个本金数额，是不当的。对此，答辩人本着息事宁人的态度，考虑扣除后仍有79万余元的本金，损失也不是很大，就没有提出上诉，可上诉人对与其有利的判决仍不满意，因此答辩人只有请求二审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闫立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90万元及利息；2.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3、4月份，被告王和成因工程建设需要资金，经欧某介绍向原告闫立新借款100万元，原告闫立新于2014年3月31日和2014年4月8日通过银行分两次分别汇款50万元整，合计100万元整，由欧某为被告王和成提供担保。约定借款期限为二年，利息80万元整。2016年4月4日，被告王和成通过银行支付原告闫立新利息款80万元整。后被告王和成以利率过高，无能力偿还借款本金为由，延期偿还本金，并重新约定了借款利率为月息2分。被告王和成向原告闫立新出具借据，载明：“借条今借到闫立新现金壹佰贰拾肆万元整（￥1240000.00元）借款人王和成2017年3月31日担保人欧某2017年3月31号”。2017年4月1日，被告王和成通过银行向原告闫立新转账支付本息34万元整，又重新向原告闫立新出具借据，仍由欧某提供担保，载明：“借条今借到闫立新现金计玖拾万元整（￥900000.00元）月息贰分借款人王和成2017年3月31日号担保人欧某2017年3月31号”。后原告闫立新向被告王和成催要借款本息无果后于2019年11月6日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一审法院认为，原告闫立新提供的借据、银行转账凭证等证据可以证明与被告王和成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成立。由于双方未约定还款期限，原告闫立新可以催告被告王和成在合理期限内返还借款并按照约定支付利息。借贷双方约定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无效。原告闫立新称，被告王和成未向出借人即本案原告闫立新请求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应尊重当事人意愿，不应主动干预，该院认为，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六条之规定，“无效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且被告王和成请求全部借款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已明确表达了返还超过法律规定利息的真实意思。据此，对原告闫立新该主张，该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第二十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被告王和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偿还原告闫立新借款本金798347元（截止至2016年4月4日，按年利率36%计息720000元，已还本金80000元，截止至2017年4月1日，按年利率24%计息，应为218347元。同日还款340000元，已结算本金121653元，剩余本金798347元）及利息（以798347元为基数自2017年4月1日按年利率24%计算至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原告闫立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书指定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800元，减半收取6400元，由被告王和成负担。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对100万元借款以及上诉人王和成两次还款均无异议，上诉人王和成亦认可2017年3月31日其本人出具的90万元借条，对上述事实本院予以确认。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一审法院按年利率36%计算案涉借款2016年4月5日之前的利息是否适当。本案中，上诉人王和成于2014年3、4月份向被上诉人闫立新借款100万元，于2016年4月5日还款80万元。上诉人主张该两年借期的利息应按被上诉人在一审起诉状中自认的月息2%计算，一审法院按月息3%系认定错误。经查阅一审卷宗，被上诉人一审起诉状“事实与理由”部分虽写有“原告陆续借给被告现金100万元，约定月息2%”的内容，但双方当事人在借期内对借款进行过结算，并由上诉人出具了借款90万元月息贰分的借条，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也是以该借条为据向上诉人主张权利，且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陈述及代理意见中均主张80万元系两年期满的一次性利息，之后的借期才以月息2%计息。其次，上诉人主张在2017年3月31日尚欠本息为84万余元，但该主张与上诉人在同一天出具90万元借条的行为相互矛盾，亦表明双方当事人并非按月息2%进行结算。故上诉人关于本案应按被上诉人自认的月息2%计息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认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条明确了法定利率的司法红线，对突破年利率36%的利息依法不予支持。因80万元明显超出72万元（100万×36%×2年）的法定利息上限，上诉人一审期间关于全部借款利息按月息2%计算的主张也明确表达了对超限利息进行调整的意思表示，故一审法院对超限利息8万元予以抵充本金，符合上诉人清偿行为的本意，也有利于减轻当事人诉累，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王和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上诉人王和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买戈良审判员  付 巍审判员  周振力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七日书记员  艾津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