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9）粤刑终269号 原公诉机关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余泽军，男，1968年9月19日出生，汉族，文化程度初中，户籍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捕前住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因犯假冒注册商标罪于2010年4月8日被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因犯走私普通货物罪于2013年3月12日被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决撤销前罪宣告的缓刑后并罚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2014年3月16日刑满释放。因本案于2017年2月8日被刑事拘留，同年3月17日被逮捕。现押于广州市第一看守所。 辩护人蒋雪琴，广东南方福瑞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何永忻，男，1978年7月22日出生，汉族，文化程度大专，户籍地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捕前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因本案于2017年1月3日被取保候审，同年3月17日被逮捕。现押于广州市第一看守所。 辩护人何永琦，男，1975年3月29日出生，系上诉人何永忻的胞兄。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曾昭添，男，1984年9月17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程度，户籍地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花城街石岗村上升二队五巷6号，捕前住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三东大道西保利花城19栋1504房。因本案于2017年1月3日被取保候审，同年3月17日被逮捕。现押于广州市第一看守所。 辩护人张泰峰、江春赏，广东汇俊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人廖秋红，女，1983年9月28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程度，户籍地广东省韶关市武江区工业中路11号603房，捕前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凤凰城凤泉苑31街20号。因本案于2017年1月3日起被取保候审。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余泽军、何永忻、廖秋红、曾昭添犯走私普通货物罪一案，于2018年12月13日作出（2017）粤01刑初497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人余泽军、何永忻、曾昭添不服，均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决定以不开庭方式进行审理。通过阅卷、讯问上诉人、听取辩护人意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2015年初，被告人余泽军联系被告人廖秋红为其包税进口汽车配件并提出少缴税款的要求，廖秋红又联系到被告人何永忻、曾昭添。经商议，约定余泽军以货物价值12%左右的包税费用委托廖秋红，廖秋红又以货物价值10%左右的包税费用转手委托何永忻和曾昭添，何永忻、曾昭添又采用少报多进的方式通过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报关进口汽车配件报关。何永忻负责根据货物清单确定向海关申报的货物、制作虚假报关单证、应对海关查验等，廖秋红负责安排货物的运输等。余泽军、廖秋红均明知上述包税费用明显低于货物正常进口应缴税额。 经海关关税部门计核，余泽军、何永忻、廖秋红、曾昭添于2015年2月至2016年11月通过上述方式走私进口汽车配件计133票，偷逃应缴税额计人民币（下同）13556737.45元。 2016年12月20日，廖秋红接通知后到广州白云机场海关缉私分局接受调查。同月22日，何永忻主动到广州白云机场海关缉私分局投案。同月23日，曾昭添接通知后到广州白云机场海关缉私分局接受调查。2017年2月8日，余泽军被抓获归案。 原判认定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实： 1.侦查机关调取的个人信息及前科材料，证明：上诉人余泽军、何永忻、曾昭添及原审被告人廖秋红的出生日期等个人身份信息及余泽军的前科情况。其中，余泽军因犯假冒注册商标罪于2010年4月8日被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因犯走私普通货物罪于2013年3月12日被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决撤销前罪宣告的缓刑后并罚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2014年3月16日刑满释放。 2.侦查机关出具的抓获经过，证明：广州白云机场海关缉私分局在侦办一宗走私汽车配件案时发现余泽军、何永忻、廖秋红、曾昭添有重大走私嫌疑。侦查人员多次调查未发现余泽军行踪，多次通过其家属动员到案未果。2016年12月，侦查人员先后通知廖秋红、曾昭添接受调查，廖秋红、曾昭添先后到该局并承认了参与走私汽车配件的相关事实，期间何永忻主动到该局投案并供认了参与走私汽车配件的相关事实。该局于2016年12月28日立案侦查本案，后于2017年2月8日在广州市新塘镇新沙大道30号锦绣天伦三街14号2704房将余泽军抓获归案。 3.侦查机关制作的扣押笔录、扣押清单及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1）侦查机关在广州市白云区体育馆对面乾通物业仓库A5-102仓库查扣了余泽军的汽车配件一批，在广州市新塘镇新沙大道30号锦绣天伦三街14号2704房查扣了余泽军的联想手提电脑1台；查扣了廖秋红主动提供的白色U盘1个；暂扣了何永忻分两次主动退缴的款项人民币80万元、廖秋红主动退缴的款项人民币40万元、曾昭添主动退缴的款项人民币20万元。 （2）侦查人员经比对在扣汽车配件零件号和实际进口汽车配件零件号，认定扣押清单中汽车配件零件号与实际进口汽车配件零件号一致的为走私货物。 4.侦查机关调取的进口报关单、合同、发票、装箱单等涉案报关材料，证明：涉案汽车配件的进口报关情况（2015年2月至2016年11月计174票）。 何永忻经辨认后签名确认上述材料是他受廖秋红委托报关进口汽车配件的报关材料，其中的合同、发票、装箱单等材料均由他制作。 5.侦查机关从廖秋红U盘中提取的实际进口汽车配件清单，证明：涉案汽车配件实际进口的情况。 廖秋红经辨认签名确认相关清单是余泽军通过电子邮箱发给她的实际进口的汽车配件清单，她于2015年2月至2016年11月帮余泽军清关汽车配件计174票，备份保存进口汽车配件清单计134票。她按照实际进口汽车配件清单向余泽军收取进口汽车配件货值12%的清关费用，再支付给曾昭添、何永忻进口汽车配件货值10%的清关费用。何永忻具体实施申报，决定清单中哪些向海关申报、哪些不申报。 曾昭添经辨认签名确认2015年2月28日、3月3日、3月7日和2016年1月5日的4票实际进口汽车配件清单是廖秋红通过电子邮箱发给他的，清单上的货物由何永忻决定哪些向海关申报、哪些不向海关申报，他根据清单上的价格制作收费单向廖秋红收取按货值10%计算的清关费用。 何永忻经比对侦查机关调取的进口报关单等报关材料及提取的实际进口汽车配件清单（2015年2月至2016年11月共141票）后在相关报关单上签认实际进口汽车配件清单中哪些项目已向海关申报、哪些项目未向海关申报。 6.侦查机关提取的廖秋红（邮箱yuki19791010@qq.com）与余泽军（邮箱wx_qpgs@sohu.com）的往来邮件（2016年11月15日），证明：廖秋红与余泽军通过电子邮箱传送实际进口汽车配件清单的情况。 7.侦查机关调取的涉案银行账户交易记录，证明：（1）廖秋红名下农业银行账户（账号622XXXXXXXXXXXXX579）的资金交易记录。 廖秋红签认相关记录是她收取余泽军进口汽配清关费、支付余泽军进口汽配押金、支付曾昭添清关费、支付刘某善及黄某明运费的银行记录。 何某林签认其名下与廖秋红上述银行账户发生资金往来的银行账户（账号622XXXXXXXXXXXXX372）是余泽军借其身份证开立且一直由余泽军使用。 钟某娇签认其名下与廖秋红上述银行账户发生资金往来的银行账户（账号622XXXXXXXXXXXXX171）是余泽军、龚某凤借其身份证开立且一直由他们使用。 麦某会、黄某景签认麦某会名下与廖秋红上述银行账户发生资金往来的银行账户（账号622XXXXXXXXXXXXX806）从2010年开立后一直由黄某景用于收取余泽军通过廖秋红名下银行卡转账过来的押金。 （2）曾昭添名下建设银行账户（账号621XXXXXXXXXXXXX779）的资金交易记录。 曾昭添签认上述账户与廖秋红名下银行账户（账号622XXXXXXXXXXXXX579）之间的资金往来（2014年10月11日至2016年12月8日）是其收取廖秋红进口汽车配件清关费的转账记录。 何永忻签认上述账户与白某玲名下银行账户（账号622XXXXXXXXXXXXX408）之间的资金往来是其使用其妻白某玲的银行账户收取曾昭添转来的帮廖秋红进口汽车配件清关费的转账记录。 白某玲确认其名下银行账户（账号622XXXXXXXXXXXXX408）是其丈夫何永忻使用。 （3）余泽军名下邮储银行账户（账号621XXXXXXXXXXXXX877）的资金交易记录。证明：余泽军与廖秋红之间的资金往来情况。 （4）刘某善名下银行账户（账号622XXXXXXXXXXXXX496）的资金交易记录。证明：廖秋红向刘某善支付运费的情况。 （5）林某强名下银行账户（账号621XXXXXXXXXXXXX086）的资金交易记录。证明：该账户于2015年3月6日曾转账48133元给余泽军。 8.侦查机关提取的廖秋红微信转账记录，证明：廖秋红于2016年6月、7月和11月收到余泽军支付的部分汽配清关费的情况。 9.侦查机关提取的部分曾昭添与廖秋红的对账单。 廖秋红签认相关对账单是曾昭添制作并发给她的进口汽车配件的收费单。 曾昭添签认相关对账单是其制作并发给何永忻、廖秋红的对账单。 10.侦查机关提取的汽配装车清单及装车图片。 黄某明签认相关装车清单是他帮廖秋红从香港运输汽车配件到广州机场的装车情况。 廖秋红签认相关装车图片中的货物是她帮余泽军进口的汽车配件。 11.侦查机关调取的海关行政处罚材料及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2016年11月15日，威盛运输企业有限公司的粤ZGXXX港车承运一批进口汽车配件从皇岗口岸进境时被皇岗海关查出重量申报不符，申报货物总重量1438KG，实际货物总重量3438KG。之后何永忻持深圳市盛德辉贸易有限公司的授权委托书及相关材料前往海关处理相关事宜。同月29日，皇岗海关对威盛公司作出警告及罚款人民币5万元的行政处罚，同日深圳海关将案件线索通报广州白云机场海关。 12.中国检验认证集团深圳有限公司出具的检验报告，证明：侦查机关查扣的涉案汽车配件的品名、品牌、型号/规格、产地、新旧程度、数量等情况。 13.广州海关缉私局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电子证据检验报告，证明：侦查机关查扣廖秋红的U盘内存储的信息的情况。 14.广州海关出具的偷逃应缴税款核定证明书，证明：经计核，涉案货物、物品偷逃应缴税额计人民币13556737.45元。 15.侦查机关出具的核税说明，证明：侦查机关根据廖秋红提供的实际进口汽车配件清单，结合余泽军、廖秋红、何永忻、曾昭添涉案银行账户流水记录，认定廖秋红提供的进口汽车配件清单为实际进口货物清单。何永忻通过比对报关单与实际进口货物清单，指认出实际进口清单中哪些货物已向海关申报、哪些未向海关申报并在对应证据作出签认。侦查机关对实际进口清单中未向海关申报部分进行归类统计，经海关关税部门审核后计核本案偷逃税额。 16.证人农某达（广州龙兴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员工）的证言，证明：我在龙兴公司负责进出口报关业务及管理。我司从2014年开始进口汽车配件，都是“大志”（手机号码135XXXXX431，QQ号23XXXXXX82，又称“大只佬”）和我联系并提供报关单证，他搞好报关手写单、装箱单、发票后给我司录入发给海关报关，收发货人的名称都是他提供。我司每票收费500元，基本通过微信转账给我。这些汽配都从香港过来。 我办理货物通关手续后由司机去货仓提货，货车有3台即粤AD8XXX、粤AB4XXX、粤AM6XXX货车，其中粤AM6XXX车装的次数最多。装货时由“大志”提供货车司机车牌给我，我不知司机谁请，不知货运到哪里，不知货主是谁。“阿秋”（手机号码135XXXXX396）联系过我问汽配是否放行的情况。我司报关进口的汽配有150票左右，重量不清楚。 17.证人刘某善（货运经营者）的证言，证明：我有4台货车在白云机场附近从事运输。廖小姐从2015年底开始要我帮她运输进口汽车配件，我按她要求派一或两台货车去白云机场海关综合楼二楼找龙兴报关行“肥达”拿提单办进场IC卡，到海关监管区提货后送到广园路云台花园附近仓库或外语学院附近仓库，收货联系人“余生”（手机号码137XXXXX045）。我派车进场时“大只佬”（广州柏川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原员工，手机号码135XXXXX431）会到海关监管区帮忙提货，安排哪件货装哪台车并在车厢内换货物标签。“大只佬”除在装货时换标签，还在装完货的送货路上换。装卸货时我看到好像是二手汽配。我帮廖小姐运过的汽配约50票，有4、5票被海关扣过，但一般一个星期左右廖小姐告诉我搞定。收货货主是“余生”和“李生”，“李生”的货很少，“余生”的货仓在广州市白云区白云大道南1088号之101，货物全是进口汽配，每次都是“余生”接货，我估算共拉货200车左右。运费由廖小姐支付。 海关需要查验货物时“大只佬”指挥我们装货。 经辨认照片，刘某善指认出余泽军（“余生”）、何永忻（“大只佬”）、廖秋红（“阿秋”），还签名确认了余泽军的汽配仓库和仓库内的汽车配件。 18.证人刘某杰（货运经营者）的证言，证明：我在白云机场从事运输服务，货车牌号是粤AD8XXX。廖秋红从2015年年中起找我运货，持续近一年，有时找我和王某均（货车车牌粤AM6XXX）一起去，每次都是廖秋红打电话给刘某善约车，刘再通知我找“大只佬”提货并运到“余生”指定的白云山脚下仓库，运的都是汽车配件。同样多的货海关需查验时就叫两辆车，不查验就叫一辆车。钱由廖秋红付给刘某善。 经辨认照片，刘某杰指认出余泽军（“余生”）、何永忻（“大只佬”）、廖秋红，还签名确认了余泽军的汽配仓库及仓库内的汽车配件。 19.证人王某均（货车司机）的证言，证明：我从2015年底被刘某善雇请做货车司机，按他安排运货。“大只佬”的货放在机场保税区万国仓库，清关后他会叫我将货运到白云山脚附近仓库或石马一马路边。如果需海关查验，他就叫我和刘某杰驾驶两辆货车（粤AM6XXX、粤AD8XXX）到万国仓库提货，装车时“大只佬”会先分拣货物，要查验的装一辆车，余下装另一辆车，货物装车后他把标签粘在需查验的货物上，之后我或刘某杰驾驶装着提供给海关查验货物的货车到海关查验中心给海关查验，另一辆装着不提供给海关查验货物的货车停在海关监管区内，查验完毕放行后我们就开车把货送到指定地点。送货前刘某善会叫我先联系“余生”送到哪里，我估计“余生”是货主。 经辨认照片，王某均指认出何永忻（“大只佬”），还签名确认了余泽军的仓库及仓库内的汽车配件。 20.证人黄某明（货运经营者）的证言，证明：廖秋红从2015年2月至2016年案发先后委托我运输汽车配件170多票，其中“粤ZGXXX港”货车运输约96票。廖秋红和我谈好包车价，由她汇到我银行卡上（工行622XXXXXXXXXXXXX864）。2016年11月有一次被深圳海关查到重量与申报不符，廖秋红给我货物资料并和何永忻到皇岗口岸办理处理工作。 21.证人黄某明（货车司机）的证言，证明：我从2003年起在香港威盛运输企业有限公司做货运司机，公司从2015年11月起安排我驾驶“粤ZGXXX港”货车，配备我和陈某两名司机。我运过进口货物到广州白云机场，全是汽车配件，我运出皇岗口岸后将车及单证交给陈某跟进处理。2016年11月15日我驾驶“粤ZGXXX港”货车装着一批汽车配件在皇岗口岸时被海关人员查货发现申报重量与实际重量不符，公司派员处理发现少报4票货物的重量。 22.证人陈某（货车司机）的证言，证明：我在深圳市威盛运输公司做货运司机，和黄某明驾驶“粤ZGXXX港”货车，我是内地司机，黄是香港司机。黄某明驾车在香港装货，出深圳皇岗口岸后由我接车运货到广州白云机场监管区万国仓库卸货，运的货物全是汽车配件。 23.证人吴某鹏的证言，证明：我是深圳万国集通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经理。2016年3月31日至11月10日，黄某明委托我司代理监管仓库临时仓储业务，共65车次，均是进口汽配。货物运输由黄某明操作，车辆也是他安排。我司按体积重向黄某明收取仓储费用。 24.证人陈某胜（广州乾通物业管理公司职员）的证言，证明：我司从2016年1月起将A5-102仓库租给何某林用于存放汽车配件，他的合伙人是“余生”。 经辨认照片，陈某胜指认出余泽军（“余生”）。 25.证人何某林（余泽军员工）的证言，证明：我从2016年初起在白云体育馆对面仓库帮余泽军干活，负责进货、卸货、拣货、发货。货物进仓时大部分时间余泽军都在场，货都是汽车配件。货到时余泽军会通知我去卸货，仓库是余泽军让我去签约租用的。龚某凤负责档口的财务。我开立的银行卡（账号622XXXXXXXXXXXXX372）一直是余泽军在使用。 经辨认照片，何某林指认出余泽军。 26.证人钟某娇（余泽军员工，联系电话183XXXXX881）的证言，证明：我从2010年起在广州市越秀区衡星汽配商行工作，负责做饭及货物打包工作，商行老板是余泽军，老板娘是龚某凤。以我名义开立的银行卡（卡号622XXXXXXXXXXXXX171）是龚某凤借我身份证开的，一直是龚某凤、余泽军使用。 经辨认照片，钟某娇指认出余泽军。 27.证人胡某儿的证言，证明：2015年开始，何永忻要求我帮忙使用我名下中国银行账户(账号621XXXXXXXXXXXXXX456)接收款项并转到龙兴公司的账户。 28.证人黄某景（长荣行汽配经营部经营者）的证言，证明：我开设了广州市越秀区长荣行汽车配件经营部。我和余泽军有生意往来，我将需要进口的货交给余泽军上货，由他从香港进口到内地。我把货交到余泽军指定的香港仓库后会收取余泽军转账的押金，一般是货值的一半，约一个星期后余泽军会将货送到我仓库。我使用麦某会的银行卡收取余泽军通过廖秋红账户转来的押金，收到货后我通过麦某会的银行卡将押金和16-18%货值的费用转回给余泽军。我不知余泽军通过什么方式上货，没见过进口货物报关单、税单。我不认识廖秋红。我会把香港供应商给我的货物清单交给余泽军，清单内容有箱号、零件号、车型、零件名称、单价、总价等内容，余泽军按清单上的货物总价计算我要付多少钱。我从2015年10月至2016年11月和余泽军做了20票左右的生意，每票约10万元，共约200万元货值。 经辨认照片，黄某景指认出了余泽军。 29.证人麦某会的证言，证明：我名下卡号为622XXXXXXXXXXXXX806的银行卡是2010年我在交通银行办理的，当时我工作的长荣行汽配店老板黄某景让我办给公司使用，卡里没有我个人的资金进出。我不认识余泽军和廖秋红。 30.证人朱某彬、钟某平（长荣行汽配经营部员工）的证言，证明：我们于2015年底到2016年多次按黄某景安排在广州市白云区石井塘阁村附近的路边向余泽军接收汽车配件。 经辨认照片，朱某彬、钟某平均指认出余泽军。 31.证人高某（廖秋红丈夫）的证言，证明：2015年年初，廖秋红让我陪她和余泽军吃饭谈代理进口汽配的事，龚某凤也参加了，廖秋红和余泽军谈的代理费点数是进口货值的12%，廖还要求余泽军进口的汽配要按她的要求打包。廖秋红帮余泽军进口汽配每次都要转账给余泽军押金，基本在10万元以上。 经辨认照片，高某指认出余泽军。 32.原审被告人廖秋红的供述和辩解，供称：我从2010年开始在广州白云机场海关做汽车配件代理报关业务，主要做戴姆勒奔驰配件进口。2013年底左右，余泽军问我可不可以帮他代理进口汽车配件，我说可以，之后我帮他代理进口了一些汽车配件。2015年年头，我和余泽军吃饭时他说要少交税进口汽配，我找曾昭添说货主要求少交税，能不能找人做。少交税就是低报或瞒报。曾昭添过段时间回复说可以，最后谈好包税价格是进口货值的10%，我考虑到运输成本，报了12%给余泽军。具体流程是：余泽军通过邮箱将要进口的汽配预归类清单发给我，我通过邮箱发给曾昭添，曾昭添将向海关申报的用黄色标记出来，其他都不向海关申报，几个月后我才知道是何永忻负责标记这些汽配清单，标记好清单后通过曾昭添的邮箱发给我并要求我让余泽军按清单将要向海关申报的包装在一起（一般标注“B**”），包装好后我会通过邮箱将标好箱号的进口汽配清单发给曾昭添，然后由我安排黄某明的中港车以卡车航班的形式将货物包车运到白云机场海关监管区仓库，装车后我将实际装车的汽配清单发到曾昭添邮箱（实际装车时余泽军可能会加装一些货），清单内容有汽配的品名、价格、型号等，我按清单的价格收费。做几个月后，我通过邮箱直接发给何永忻上述资料。汽配到白云机场海关监管区后，我将提单号告诉曾昭添和何永忻，由他们办理报关手续，他们清关后会告诉我要提货，我就请刘某善去联系龙兴报关行“肥达”安排办卡提货并把余泽军的手机号码发给刘，要刘按余泽军的要求将清关后的汽配送到仓库。如海关要查货，我就让刘某善联系何永忻并安排两台车去提货查验，一台车装的货是给海关查的，另一台车不给海关查。之后他们怎么应付查验我不知情。查验完成后，请刘某善将放行的汽配送到余泽军那里。因为我和余泽军做生意时按货值收取报酬，怕货主报低价格给我，所以我在我的手提电脑中留存了实际进口汽配清单备查，后来因手提电脑屏幕坏了，换电脑时我朋友用U盘帮我备份了这些资料（我已将备份的实际进口汽配清单打印好提供给侦查机关）。我备份时每和余泽军做一票汽配就会建一个文件夹，文件夹名就是进口时间左右的日期，文件夹里存放实际进口汽配清单，清单内容有汽配的名称、零件号、数量、单价、总价、箱号等，一个文件夹的实际进口汽配清单就是一票实际进口的货物，我会根据这些清单总价按当天汇率折合成人民币后收取12%的费用，然后将10%给曾昭添和何永忻。我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卡（卡号622XXXXXXXXXXXXX579）收取余泽军的报关费用，也用这张卡付给黄某明中港运输费用、刘某善国内运输费用及曾昭添10%货值的清关费。2015年2月开始，我通过曾昭添、何永忻帮余泽军以瞒报方式代理进口汽车配件共100多票，我主动提供的实际进口汽配清单共140多票。我用来传递资料的邮箱账号是16969279@163.com。余泽军对我们瞒报是知情的，在要求曾昭添和何永忻对汽配清单归类时我告诉过他将要向海关申报的货包装在一起，且是余泽军自己编的箱号，2016年他曾要我在装车时多装些货，说货装得少，要装多些，反正不用报。曾昭添和我基本一个星期结一次数，他会根据实际进口汽配清单制作收费单，每票都有。除了以卡车航班中港运输的形式进口汽配外，部分通过空运直接进口到白云机场，操作起来就是我把实际进口汽配清单发给何永忻处理，没有预归类这个步骤，由何永忻决定哪些向海关报、哪些不报，其他与卡车航班进口货物相同。余泽军会告诉我香港联系人（好象叫迈克）的电话和香港仓库的地点（好像是香港上水和新蒲江），我通知黄某明安排司机提货运输过境。通过代理余泽军进口汽配，我共赚了40多万元。 每一批货看货值，余泽军要我押给他几十万元，如果出问题我的钱就收不回来。余泽军用户名为余泽军、钟某娇、龚某凤、何某林、麦某会、广州越秀区衡星汽配商行的账号转钱给我或用上述账号收取押金（对保费）。余泽军除付报关费给我，还要付给我货物从香港运到广州白云机场的费用。根据我银行卡622XXXXXXXXXXXXX579的银行记录和我提供的帮余泽军进口的实际汽配清单，按12%货值的清关费用及每公斤2元的运费可以将银行记录和进口汽配清单对应。余泽军大部分通过银行转账向我支付清关费，曾有一次给我2万元现金，还有大约2票货的清关费（5-6万元）用微信转账给我。我不需将报关单、税单给余泽军，他从没向我要过，我也从没向曾昭添和何永忻要过。我不需帮余泽军付汇到境外。余泽军用来和我传递进口汽配单证的邮箱是wx_qpgs@soho.com,我的邮箱是yuki19791010@qq.com。137XXXXX045是余泽军平时和我联系进口汽配的电话号码，另外一个手机号码是139XXXXX842。 曾昭添、何永忻和余泽军没有见过面，也没有电话联系。 余泽军交给我进口的汽车配件我都交给曾昭添和何永忻在白云机场口岸申报进口。 2016年11月，我代理报关的汽车配件因实际重量比报关重量超很多被深圳海关查出。同年12月20日我从韶关返回广州途中接到黄某明的电话说缉私局找我，我在当日下午6时左右主动到缉私局自首并如实交代了我代理余泽军进口汽车配件的情况。 经辨认照片，廖秋红指认出余泽军、何永忻、曾昭添。 33.上诉人余泽军的供述和辩解，供称：我因假冒其他汽配品牌于2009年被法院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2013年，我因将汽配交给天津一家公司包税进口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罪名是走私普通货物罪。 我在2012年认识廖秋红，让她进口过两三次汽配。约2015年中，我和廖秋红吃饭，谈好在香港交给廖秋红汽配后运到我仓库的事，廖提出收取的总费用是货值的28-29%，我知道进口汽配的税费是货值的27%，我觉得便宜，就将货交给她进口。我通过银行转账、现金、微信等途径付给廖秋红钱，以现金为主。有时我会向她借钱，一般不超十天就会还给她。我会将货物价格、清单通过QQ邮箱给廖秋红，有时拿电脑U盘给她。我进口的汽配品牌有Jeep、道奇、克莱斯勒。货到仓库时我有时间就去验货，没空就由仓管员何某林验货。汽配进库有记录。侦查人员在我仓库里扣的汽配部分是廖秋红进的，部分是我找其他人进，部分是找同行调的货。我找廖秋红进的货全是我的货，基本通过衡星商行卖出去了。我不认识黄某景。 2016年11或12月，我有一票货没收到，打电话问廖秋红时她说货被深圳海关扣了，后来货物退回香港仓库。 我按我档口的需要及香港行家手上的现货向香港的陈生、罗某远及美国的赖某立订购汽配，订好后他们会将汽配放在香港上水或新浦江的仓库，然后我通知廖秋红找人运到广州白云机场报关，之后的事情我不知道。我没见过报关单和税单。清完关后廖秋红会找司机将汽配运到我在广园中路白云体育馆对面的仓库。我收货后两三天会将报关费用给廖秋红，有时转账，有时拿现金。香港的陈生和罗某远在我订货后会通过电子邮件将汽配的明细清单发给我，我通过邮箱发给廖秋红，还有部分是美国的赖某立从美国空运发到香港新浦江仓库或直接空运到白云机场，我将货款以现金形式给廖秋红，由廖秋红付汇给香港或美国。我不记得我用来收发进口汽车配件清单的邮箱账号了。我将汽配交给廖秋红报关做了几十票，每票货值一两万美金。廖秋红自己报关。我不需廖秋红给我押金。 我用过钟某娇的银行卡转报关费给廖秋红，还使用过钟某娇、我、广州越秀区衡星汽配行、龚某凤的账号。 34.上诉人何永忻的供述和辩解，供称：我从2015年开始和廖秋红、曾昭添以包税形式走私进口汽车零配件，瞒报、低报货物数量及金额。廖秋红有一个客户经营进口汽车零配件，想少交进口环节税，要求廖秋红帮手。廖秋红委托曾昭添报关，曾昭添因不熟悉进口报关流程找我帮忙，我要求曾昭添提供货物清单，廖秋红提供货物清单后我将可向海关申报的货物统计出来，按可申报货物的货值计算，进口环节税约占总货值8%。经磋商后，我与曾昭添接受廖秋红提出的按载货清单总货值10%收取清关费用。廖秋红收到货主的货物清单后（简称归类清单，内容只有货物品名、型号及个数）通过电邮发送给曾昭添，曾昭添再转发给我，我收到后统计出将向海关申报的货物并标注出来后通过曾昭添发回给廖秋红，廖秋红收到后按清单中的标注安排货主在香港仓库分别打包装箱（向海关申报的打包在一起并编注箱号为“B”开头，不申报的打包在一起并标注箱号为“A”或其他字母），货主重新打包后将打包好的清单发送给廖秋红（简称在港货物清单，内容包括品名、型号、计价个数、单价、总价、产地），廖秋红再通过曾昭添转发给我。我收到清单后进行统计，按归类清单中标注向海关申报的部分货物筛选计算出如遇查验向海关申报的箱数、可拆分的件数，并根据过往查货经验提供一个可申报的提单的件数、重量范围供廖秋红安排中港货运公司制作提单，并以此标准增加不向海关申报的货物的装载。廖秋红后来觉得曾昭添作为中间人传递清单麻烦，改为与我直接沟通。我收到装车清单后结合提单数据制作向海关申报的报关单证（包括发票、装箱单、合同、报关委托书），自己去龙兴公司打单上传报关资料、发送报关单并垫付进口环节税。在通关过程中，如果直接放行，我会通知廖秋红和曾昭添安排车辆提货，分工廖秋红安排提货车辆，曾昭添安排农某达帮手打印进入海关监管区的入场纸，然后司机提货出监管区。如果海关要求查验货物，我会通知廖秋红和曾昭添安排两部车提货，一部装向海关申报的货物，一部装未向海关申报的货物，我在装有申报货物的车上分拆货物使其可以对应提单数据的件数并重新粘贴运输标签，之后标上箱号交农某达帮忙查货，海关查验放行后我通知廖秋红和曾昭添安排司机将两部车驶出海关监管区。货物离开监管区后由曾昭添按与廖秋红约定的收费标准制作收费对账单并与廖秋红核对收取费用。曾昭添收到费用后扣除税金及报关环节的杂费得到实际净利润，我和他各占50%，他将我所得净利润及我垫付的税金转账到我指定的账户。从2015年1、2月到2016年11月，我们三人向海关申报进口了100多票汽车零配件。 我套用之前客户发给我的模板来制作装箱单、发票、合同等资料。我向海关申报的价格不是廖秋红发给我的清单上的价格，而是在汽配官网上查找零售价后转换成港币向海关申报，这个价格比清单上的价格高一点，但我按清单上的价格收费。廖秋红、曾昭添知道进口的汽车配件有些没向海关申报。 我用来接收曾昭添、廖秋红汽配清单的邮箱是saccoho@163.com。我做完一票收完钱就删一票，案发后将邮箱的资料全部删除并重装了系统。采取少报方式及拆包、重新贴换标签应付查验的手法是我提出来的。 我参与走私汽配非法获利约100万元，愿意退缴，已通过律师退赃80万元。 经辨认照片，何永忻指认出廖秋红、曾昭添。 35.上诉人曾昭添的供述和辩解，供称：2014年初，廖秋红说她有个客户要做汽配进口业务，问我做不做包税进口，之后通过邮箱发给我一批汽配资料（zorro84k@126.com）,我转发给何永忻，何永忻看后说我可做一票试试。我和何永忻与廖秋红最终商定按总货值的10%向廖收取费用。报关费用由何永忻垫付，通关后我根据廖秋红给的货物清单计算货物总价并制作收费账单发给廖秋红和何永忻，廖秋红汇款到我的建行账户（621XXXXXXXXXXXXX779），我把实际产生的费用支付给何永忻，再和何永忻对半分利润。具体流程是：货物从美国到达香港，货主把货物清单发给廖秋红，廖秋红发给我，我发给何永忻，何永忻把货物清单分成进口中报关的部分和不报关的部分，重新分类后的清单发给我，我再发给廖秋红，廖秋红安排货物在香港按分类后的清单重新打包，报关和不报关的部分分别打包，分别打包后全部货物都装进中港两地车运到白云机场入仓，报关部分会在报关资料中申报，不报关部分一同进口但不申报。报关和通关由何永忻负责，他向海关提供报关资料，货物不需查验就通知我，我再通知廖秋红把货提走，如需查验他告知我需要两辆车，我通知廖秋红安排两辆车配合何永忻提货，报关部分装一辆车，另一辆车装不报关部分，何永忻会把报关部分重新拆分件数和报关件数一致后贴上事先准备的标签，报关部分接受检查，另一辆车不检查，海关检查后两辆车一起出海关监管区，廖秋红安排运给货主，我不知货主是谁。每次确认好最终货物清单后廖秋红会发一份给我和何永忻，过程中有时廖秋红和何永忻直接联系，但最终的货物清单廖秋红必须要发一份给我，我依据最终货物清单的内容统计总价制作账单给廖秋红。 我从开始就知道是走私，廖秋红给我们的包税费用是货值的10%，只能走私才有钱赚，且何永忻告诉我有些不报关。货值10%的包税费包括关税、报关费（每票500元）、我和何永忻的利润。我分到100多万元利润。我不知廖秋红向货主收多少包税费。我们大概从2015年2月开始走私汽配。我和廖秋红、何永忻之间基本通过银行转账，小部分现金支付。我向廖秋红收取包税费的银行账户是我名下的建行账户。 经辨认照片，曾昭添指认出廖秋红、何永忻。 原判认为，被告人余泽军、何永忻、廖秋红、曾昭添的行为均已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余泽军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何永忻、廖秋红、曾昭添犯罪后自首，主动退缴违法所得，且何永忻、廖秋红积极配合侦查机关，均可减轻处罚。廖秋红可宣告缓刑。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的规定，作出判决：（一）被告人余泽军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万元。（二）被告人何永忻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五十万元。（三）被告人曾昭添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四）被告人廖秋红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五）扣押的汽车配件一批，依法予以变卖，所得价款列入判决第（一）项的罚金执行。(六)被告人何永忻退缴的人民币八十万元、被告人廖秋红退缴的人民币四十万元、被告人曾昭添退缴的人民币二十万元均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上诉人余泽军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余泽军是从犯，原判量刑过重。请求对余泽军减轻处罚。 上诉人何永忻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何永忻在本案中的地位和作用远低于余泽军、廖秋红和曾昭添，有自首情节和主动退赃表现，原判量刑过重；请求对何永忻减轻处罚。何永忻的辩护人还提出何永忻已退缴的80万元款项中有30万元系何永忻向其母亲李某碧借用的，请求改判返还给李某碧。 上诉人曾昭添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曾昭添是从犯，到案后积极配合侦查机关侦办案件，原判量刑过重。请求对曾昭添减轻处罚并宣告缓刑。 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余泽军、何永忻、曾昭添伙同原审被告人廖秋红走私进口汽车配件，偷逃应缴税额计13556737.45元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本院予以确认。 对于上诉人余泽军、何永忻、曾昭添上诉及其辩护人所提意见，综合评析如下： 关于主从犯区分问题。经查，根据在案证据和查明事实，余泽军是组织进口涉案货物的货主，向廖秋红提议以包税方式代理进口涉案汽配以偷逃应缴税款，提供准备进口的货物清单并根据何永忻分类标注的清单（准备向海关申报和不向海关申报）重新包装准备进口的汽配，销售走私进口的汽配，直接获取走私利益；何永忻参与商定包税价格，根据余泽军提供的货物清单确定向海关申报的具体汽配，制作虚假报关单证并办理进口申报手续，重新分拆汽配、换贴标签以应对海关查验，主导安排整个走私通关流程，与曾昭添平分本环节的走私利润；曾昭添参与商定包税价格，在何永忻与廖秋红之间传递走私汽配清单，计算、核对并收转走私费用，与何永忻平分本环节的走私利润；廖秋红参与商定包税价格，在余泽军和曾昭添之间传递走私汽配清单，安排运输走私汽配，计算、核对并收转走私费用，从中赚取走私利润。可见，在涉案走私共同犯罪中，作为货主的余泽军和作为通关环节实施者的何永忻所处地位、所起作用基本相当，而主要发挥居间联络作用的廖秋红和曾昭添所处地位、所起作用亦基本相当，前两人的地位和作用均明显高于或大于后两人，依法应认定余泽军和何永忻是主犯，廖秋红和曾昭添是从犯。因此，原判未区分认定主从犯有所不当，何永忻上诉辩称其在本案中的地位和作用远低于其他同案被告人、余泽军上诉辩称其是本案从犯理由不成立，均不予采纳；曾昭添上诉辩称其是本案从犯理由成立，予以采纳。 关于量刑问题。经查，余泽军、何永忻、曾昭添、廖秋红相互勾结，共同走私进口汽车配件，偷逃应缴税额特别巨大，依法本均应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并处偷逃应缴税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余泽军、何永忻是主犯，依法均应按其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曾昭添、廖秋红是从犯，依法均应从轻或减轻处罚。余泽军是累犯，依法应从重处罚；且归案后至一审庭审时拒不认罪，未退缴违法所得，酌情应从重处罚。何永忻、曾昭添、廖秋红犯罪后均能投案自首，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积极配合案件侦查工作，主动退缴违法所得，认罪悔罪表现好，依法均可减轻处罚。综合而言，原判根据上述四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对上述四人判处的刑罚适当，余泽军、何永忻、曾昭添上诉辩称原判量刑过重理由不成立，均不予采纳。 关于何永忻退缴违法所得的处理问题。经查，何永忻归案后稳定供认其通过参与走私汽配非法获利约100万元且在侦查阶段通过律师向侦查机关主动退缴80万元，原判据此判决将其退缴的80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依据充分。因此，何永忻的辩护人请求返还何永忻退缴款项中的30万元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上诉人余泽军、何永忻、曾昭添及原审被告人廖秋红为牟取非法利益，违反海关法规，逃避海关监管，结伙走私进口汽车配件，偷逃应缴税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在共同犯罪中，余泽军、何永忻各起主要作用，均是主犯，依法均应按其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曾昭添、廖秋红各起次要作用，均是从犯，依法均应减轻处罚。余泽军前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和走私普通货物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刑罚执行完毕后在五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的本案走私犯罪，是累犯，依法应当从重处罚。何永忻、廖秋红、曾昭添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自首，依法均可减轻处罚。何永忻、曾昭添、廖秋红归案后均能积极配合侦查工作，主动退缴违法所得，均可酌情从轻处罚。廖秋红犯罪情节较轻，有悔罪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在判处三年有期徒刑的同时可以宣告缓刑。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唯未区分认定主从犯不当，应予纠正。余泽军、何永忻上诉请求减轻处罚，曾昭添上诉请求减轻处罚并宣告缓刑理由不成立，均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及第三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及第四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一款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吴铭泽 审判员  王晓文 审判员  邓敏波 二〇二〇年六月一日 书记员  谢瑞仪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一百五十三条走私本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三百四十七条规定以外的货物、物品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走私货物、物品偷逃应缴税额较大或者一年内曾因走私被给予二次行政处罚后又走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偷逃应缴税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 (二)走私货物、物品偷逃应缴税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偷逃应缴税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 (三)走私货物、物品偷逃应缴税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偷逃应缴税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对多次走私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走私货物、物品的偷逃应缴税额处罚。 第二十六条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 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是犯罪集团。 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 对于第三款规定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 第二十七条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 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第六十五条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五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但是过失犯罪和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除外。 前款规定的期限，对于被假释的犯罪分子，从假释期满之日起计算。 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六条走私普通货物、物品，偷逃应缴税额在十万元以上不满五十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偷逃应缴税额较大”；偷逃应缴税额在五十万元以上不满二百五十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偷逃应缴税额巨大”；偷逃应缴税额在二百五十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偷逃应缴税额特别巨大”。 走私普通货物、物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偷逃应缴税额在三十万元以上不满五十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偷逃应缴税额在一百五十万元以上不满二百五十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一）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 （二）使用特种车辆从事走私活动的； （三）为实施走私犯罪，向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贿的； （四）教唆、利用未成年人、孕妇等特殊人群走私的； （五）聚众阻挠缉私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三十六条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 (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 (三)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原审人民法院对于依照前款第三项规定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作出判决后，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或者裁定，不得再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