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13民终48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姜霞，女，1978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职员，住朝阳市双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华，辽宁钧鹏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树东，男，1974年11月7日出生，汉族，干部，住朝阳市双塔区。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孙树军，男，1971年1月2日出生，汉族，职员，住建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立峰，辽宁承远律师事务律师。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赵艳迪，女，1972年9月15日出生，汉族，职员，住建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立峰，辽宁承远律师事务律师。上诉人姜霞因与上诉人孙树东、孙树军、赵艳迪撤销权之诉一案，均不服建平县人民法院（2019）辽1322民初31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姜霞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华，上诉人孙树东，上诉人孙树军、赵艳迪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立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姜霞上诉请求：1、撤销建平县人民法院（2019）辽1322民初315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依法改判姜霞对孙树东赠与孙树军、赵艳迪部分房产享有权益。2、本案诉讼费用由孙树东，孙树军、赵艳迪负担。事实理由：孙树东将其所有房产份额无偿赠与孙树军、赵艳迪被撤销后，对撤销后的法律后果未有判决不妥；房产数额应为124.7平方米，不是124.1平方米，数额认定错误；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存有不当之处，望二审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姜霞的上诉请求。孙树军、赵艳迪辩称，姜霞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法院不应支持，其撤销成立，也得通过执行程序实现权利，不应该直接对房屋的产权进行变更。一审判决三等份错误。孙树东辩称，2015年执行的那个案子执行的是租赁合同并不是欠款，所以转让房产的行为没有损害姜霞的利益，2016年6月份我们才重新达成了执行和解协议，所以不存在恶意也不存在故意，当时是为了偿还银行贷款。姜霞说我享有124平方米的份额是没有依据的，应当按照土地使用证划分，到现在姜霞还仍然查封我的所有财产，我也有财产可以执行，所以不存在损害姜霞的利益，我的转让行为是正常行为。孙树东上诉请求：1、撤销建平县人民法院（2019）辽1322民初3152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姜霞的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姜霞负担。事实理由：一审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错误。一、本案不具备撤销权成立的法定要件。1、上诉人转让房产份额是有偿的，不是无偿的；2、上诉人转让房产份额没有损害姜霞的债权；3、上诉人转让房产不存在恶意。二、一审判决对第三人孙树军、赵艳迪不公平。三、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享有124.10平方米的份额错误。该房产是我和我母亲当年的共同财产，我是因继承取得了57.77平方米的份额，一审法院在撤销的案件中变更了继承的结果，直接把房产确权给我三分之一，我不能接受。孙树军、赵艳迪辩称，我同意孙树东的上诉请求。孙树军、赵艳迪上诉请求：1、撤销建平县人民法院（2019）辽1322民初3152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姜霞的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姜霞负担。事实理由：1、案涉房产虽然形式上签订了“赠与协议”，但实质是“以物抵债”。2、孙树东转让涉案财产并无恶意，一审认定恶意证据不足。3、一审判决认定孙树东转让财产“损害了姜霞的合法权益”错误。本案中，有几个关键时间节点a、2014年11月1日建平县鑫森铁选厂及孙树东与姜霞签订《租赁合同》，约定将170万元的借款转化为姜霞租赁铁选厂的租金。b、2014年12月16日姜霞起诉建平县鑫森铁选厂，要求交付租赁物。c、2015年1月21日姜霞与建平鑫森铁选厂达成调解协议，人民法院制作了《民事调解书》，确定鑫森铁选厂于2015年1月25日前按清单将租赁物交付给姜霞。d、2015年7月16日，姜霞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请求鑫森铁选厂交付租赁物。e、2015年12月17日，孙树东与第三人办理了关于案涉房屋的转移登记手续。f、2016年6月21日，在法院执行局的主持下，姜霞和孙树东达成了执行和解协议，将租赁合同的执行变更为执行现金110万元。此后只给付姜霞10万元，至今尚欠110万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规定：“被执行人一方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的，申请执行人可以申请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也可以就履行执行和解协议向执行法院提起诉讼。”故建平县鑫森铁选厂没有履行执行和解协议，姜霞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恢复《调解书》的执行，请求交付租赁物；一个是起诉鑫森铁选厂，请求付清110万元现金，然后再依据生效判决申请强制执行。当孙树东转让其与他人共有的房产份额时，姜霞当时确实对鑫森铁选厂享有债权，但不是请求给付金钱的债权，而是请求交付租赁物的债权，并没有侵犯姜霞的请求交付租赁物的债权。4、被上诉人行使撤销权超过了一年的期限。一审法院认定，姜霞可以在五年内行使撤销权，没有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属适用法律错误。5、一审法院直接推定房产三等份错误。第一，将共同共有的房产推定为等份共有没有法律依据；第二，土地档案中约定的份额才是各方真实的意思表示；第三，孙树东的份额来源于继承；第四，在本案中直接分配份额属于对房产变相确权。综上理由，请求二审直接改判。姜霞针对孙树东、孙树军、赵艳迪的上诉内容辩称，一审判决三等份是正确的。本案姜霞申请执行一个是调解书，一个是生效判决，2015年12月份的判决生效后孙树东是无偿赠与，且系恶意转移财产。民间借贷案2015年12月14日立案执行，孙树东随之于2015年12月16日将其房产赠与其兄嫂，故孙树东及孙树军他们陈述不真实。对方主张撤销权消灭是错误的，因规定一年期间不是除斥期间是诉讼时效期间，本案诉讼时效中断。对方认为产权证存在错误应该提起行政诉讼。综上，请求驳回他们的上诉请求。孙树东辩称，同意上诉人孙树军、赵艳迪的上诉请求。姜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撤销被告将房屋赠与二位第三人的赠与及受赠行为；2、判令被告赠与第三人的房产归原告享有权益；3本案全部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被告孙树东多次向原告借款，2013年12月23日被告给原告打一张总计170万的借条，被告未如期归还。就借款归还事宜，被告以自己独资的鑫森铁选厂名义，与原告又签订了《租赁合同》，但是被告未按《租赁合同》履行还款义务。原告姜霞分别起诉了铁选厂及孙树东。法律文书生效后，被告未自动履行，原告分别于2015年7月16日、2015年12月14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被告于2015年12月16日，将所有权证号：建房字第××号的房产中的个人部分赠与了其兄、嫂即两位第三人，两位第三人接受了赠与。2015年12月20日前后，原告多次找执行法官要求执行建房字第××号的房屋中被告部分即赠与部分，执行法官对原告说，此房屋的执行事宜由他们解决，并调取了该房屋赠与的转让手续。2016年6月21日法院的执行法官对原、被告作了执行笔录，笔录中被告认可欠原告款数额人民币一百一十万元整。原告多次找执行法官执行孙树东转移的房产，法官一直拖延至今，2019年6月10日，执行局又转给原告执行款十万元，现被告尚欠原告一百万元。被告拒不履行法院生效的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被告在欠原告巨额外债的情况下，把自己部分的房产赠与其兄孙树军、嫂赵艳迪的行为，属于恶意逃债行为。执行法官三年多未将被告赠与出去的房产追回抵债，致使原告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无奈，原告根据我国《合同法》等相关法律规定，提出上述诉请，请人民法院依法裁决。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末前后，被告孙树东向原告姜霞累计借款170万元，2014年11月1日，原被告签订《租赁合同》，约定孙树东用鑫森铁选厂的设备抵顶向原告姜霞的借款170万元。2012年12月16日，因被告孙树东未按约定向原告姜霞交付租赁物，原告姜霞诉至本院，经本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达成“原被告自2015年1月25日起履行2014年11月1日签订的租赁合同。在2015年1月25日前被告将租赁物清单中的球磨2台……交付给原告，以原告为被告出具收条为租赁物的接收依据，租赁费自2015年1月25日开始计算，按租赁合同执行”的调解协议，本院以（2015）建白民初字第00232号民事调解书予以确认。2015年7月16日，因被告孙树东未按调解书履行义务，原告姜霞向本院申请执行。2015年7月31日本院执行局工作人员找到孙树东，执行笔录体现，孙树东称：调解书履行不了，东西都没有了，有抵账的、有卖了还债的、有回收的、有抵押的、租赁物交付不了，承诺给付不了就退款。2015年7月28日，本院查封了调解书中所涉租赁物四辆自卸货车，后孙树东将查封的租赁物转移租赁给了他人。2016年6月21日，经本院执行局主持协商，原告姜霞、被告孙树东同意将租赁合同的执行变更为执行现金，由孙树东给付姜霞110万元。后孙树东给付姜霞10万元，现在尚有100万元未实际履行。因孙树东将部分租赁物变卖，原告姜霞在执行过程中就借款170万元向本院提起诉讼，主张孙树东还款，本院缺席审理支持了姜霞的诉讼请求，本院发现一事二理后对姜霞主张170万元借款的案件提起再审，再审过程中，姜霞撤回了该案的起诉。第三人孙树军和赵艳迪系被告孙树东的兄嫂。案涉建平县鑫森铁选厂系个人独资企业，工商登记信息显示2018年7月24日前投资人为孙树东，2018年7月24日变更登记投资人为李月新，李月新系孙树东和孙树军的母亲。建平县鑫森铁选厂在经营过程中向银行有借贷，其中，2013年9月26日，第三人孙树军以案涉房屋作抵押登记，在建平县红山银行借款130万元，该款中20万元用于建平县鑫森铁选厂偿还建平县三家信用社64,001.67元用于扣还孙树东在银行的其他贷款利息，剩余部分用于铁选厂经营。其后，建平县鑫森铁选厂对该笔借款向银行支付利息。2015年11月2日至12月16日，所涉130万元贷款本息全部还清，银行的收贷收息凭证中显示户名为孙树军。本案案涉房屋原系案外人李月新、本案被告孙树东、第三人孙树军共有，房屋所有权证号为165065号，房屋建筑面积374.10㎡，土地登记表登记的土地使用者为李月新、孙树军、孙树东，宗地发证情况登记表显示李月新对应的住户建筑面积129.85㎡、孙树军76.32㎡、孙树东57.77㎡。2015年12月16日，案外人李月新、本案被告孙树东将案涉房屋自己共有部分赠与给本案第三人孙树军、赵艳迪，并形成书面自愿赠与财产赠与书，通过公证机构进行了公证，2015年12月17日办理了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孙树军向税务部门缴纳了39,483.19元税款，税收完税证明中显示品目名称为房屋赠与。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焦点是：第一、被告孙树东的转让财产行为可否予以撤销。第二、原告对案涉财产的撤销权是否消灭。关于第一个焦点，债权人行使撤销权应当具备两个法定要件：一是债务人无偿转让财产；二是对债权人造成损害。根据原被告及第三人提供证据及庭审情况可以确认，本案具备以上两个要件。首先，案涉财产的转让系赠与。原告提供的公证书和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申请书以及第三人提供的《税收完税证明》表明，案涉财产所有权的转移是基于赠与，也就是无偿转让财产。虽然被告和第三人抗辩孙树东实际上是有偿转让财产，并提供孙树军在银行的借款还息、还款、支取赵艳迪、赵艳迪母亲和赵艳迪妹妹的定期存款等证据予以证实，但这些证据只能证明向银行借款还款的事实存在，还能够证明借款的流向，不能当然证明所发生的借款、还款即是代孙树东借款、还款，因为孙树军所借款项是用于建平县鑫森铁选厂，鑫森铁选厂为个人独资企业，当时工商登记虽然孙树东为投资人，但不排除他人有隐名投资的情形，所以本院不能确认以孙树军名义的借款即是为孙树东的顶名借款，从而也不能认定孙树东是有偿转让财产。其次，孙树东转让案涉财产存在恶意。孙树东向姜霞借款发生在孙树东转让案涉财产之前，尽管后来孙树东与姜霞就借款达成租赁协议，并且通过诉讼经本院以（2015）建白民初字第00232号民事调解书予以确认，但孙树东并未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本院执行局在2015年7月31日的执行笔录中反映出孙树东对法律文书所确认的许多租赁财产转移，导致租赁物无法交付，同时该笔录也反映出孙树军承诺“执行不了，就退款”，而此种情形下，孙树东却在不久后的2015年12月16日将案涉房屋属于自己的部分赠与第三人孙树军、赵艳迪，其行为不能不让人质疑。在执行过程中孙树东应当向执行局如实申报财产，但孙树东非但不申报，反而处分了自己的财产，这充分说明孙树东的行为是恶意逃债行为，无疑损害了原告姜霞的合法权益。关于第二个焦点，第三人孙树军、赵艳迪主张原告在知道撤销事由后未在一年内行使撤销权，应驳回起诉。原告则认为，案件一直在法院执行局执行中，原告提供了被告转让的财产，执行法官也告知原告这个事情他们解决，因至今执行法官仍未将被告所有部分的房产执行给原告才起诉，原告起诉符合《合同法》第七十五条五年内行使撤销权规定。那么，原告行使撤销权应当适用一年内行使还是五年内行使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五条“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的，该撤销权消灭。”的规定，本案原告姜霞虽然在执行过程中得知了案涉房产已转让，但被告孙树东作为被执行人一直处于被执行状态，姜霞作为申请人自然要依法交付执行局来完成对孙树东的执行，并且提供了孙树东转让的财产，全部希望都寄予了执行局，所以不能意识到撤销事由的出现，那么，此种情形下应当适用“自债务的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的，该撤销权消灭”的规定，被告孙树东转让财产时是2015年12月16日，原告起诉时是2019年6月20日，在五年内行使，所以，原告的撤销权没有消灭。综上，原告姜霞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孙树东的转让行为。撤销孙树东的转让行为涉及财产共有权人的权益，必须明确案涉财产的共有权人的份额。原告举证房屋所有权证证明案涉房产为案外人李月新、被告孙树东、第三人孙树军共有，被告举证宗地发证情况登记表证明李月新对应的建筑面积129.85㎡、孙树军76.32㎡、孙树东57.77㎡。有鉴于此，孙树东所占份额应当怎样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七条“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的证明，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事项，应当与不动产登记簿一致；记载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确有错误外，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的规定，本案被告提供的是宗地发证情况登记表，并非案涉房屋的产权登记簿，所以，应当以房屋所有权证来确认各共有人的份额。案涉房屋所有权证记载为案外人李月新、被告孙树东、第三人孙树军共有，未分份额，所以应当按三等份确认，案涉房屋建筑面积374.10㎡，孙树军享有的份额应为124.10㎡，该部分的转让行为应予撤销。原告要求判令案涉房产归原告享有权益的请求，因涉及物权，非撤销权之诉所能调整，所以本院不能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第七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撤销被告孙树东对案涉房产享有份额124.10㎡的转让行为。二、驳回原告姜霞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被告孙树东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孙树军、赵艳迪提交建平县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书（产权人李月新复印件）、建国用（1988）字第12059050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李月新、孙树军、孙树东各2页复印件各1份）二份证据证明涉案房产不是共同共有，应为按份共有。上诉人姜霞提供庞然工作记录一份，证明其行使撤销权未过时效。上诉人孙树东未提供证据。上诉人孙树军、赵艳迪与上诉人姜霞提供的证据均不属于新的证据，一审卷宗中均有体现。本院针对双方当事人争议的涉案房产是上诉人孙树军、孙树东及案外人李新月三人共同共有，还是三人按份共有这一事实，据现有证据认定该房产系当事人共同共有并无不当。综上，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给予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姜霞享有的撤销权是否消灭。一审法院撤销赠与涉案房屋124.10平米份额是否有事实依据。合同法第74条规定，“因债务人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本案中姜霞对孙树东享有债权。孙树东不履行还款义务，并将其享有所有权的房屋赠与其兄嫂，姜霞有权申请人民法院撤销孙树东的赠与行为。合同法第75条规定，“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1年内行使。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5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该撤销权消灭。”这里应明确的是撤销事由有两方面内容。一方面为无偿转让事实存在。另一方面损害债权人利益的事实存在。本案中姜霞知道赠与事实，是2016年12月20日，但因申请执行孙树东的案件持续存在，其有理由相信法院能够为其执行，其权利能够得到保护，不知道权利会受到损害。直到2019年6月20日，法院不能为其执行才意识到权利受到损害，因此提起撤销之诉。而该期间是在5年最长除斥期间内，其撤销权并未消灭。关于一审法院撤销涉案房屋124.10平米份额问题，一审法院已裁定补正为“124.70”平米。孙树东上诉主张其仅享有57.77平米份额的问题，因房屋所有权证反应是共有，所以一审法院按照1/3的比例进行分割撤销有法律依据。关于孙树军、赵艳迪上诉主张，虽然签订赠与协议实际为“以物抵债”的主张，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0元，上诉人姜霞负担100元，上诉人孙树东负担100元，上诉人孙树军和赵艳迪负担1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郭兴利审判员  袁 源审判员  王 阳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书记员  张 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