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晋11民终50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孙×，山西省交城县人，住交城县。上诉人（原审被告）：崔×，山西省交城县东坡底乡马安坪人，现住交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贺×，山西翰儒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任×，山西省交城县人，现住交城县。上诉人孙×与上诉人崔×、被上诉人任×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山西省交城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26日作出（2018）晋1122民初968号民事判决书，崔×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23日作出（2019）晋11民终787号民事裁定书，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山西省交城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11日作出（2019）晋1122民初937号民事判决书，孙×、崔×均不服，均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公开询问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上诉请求：1.撤销山西省交城县人民法院（2019）晋1122民初937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改判崔×、任×立即返还孙×295000元整；2.判令崔×、任×承担一、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错误，仅依据崔×、任×自己内部的记录作出判决明显错误。孙×一审提交了295000元的借据，崔×、任×也认可借到了该款，则孙×的举证责任已完成。只是崔×以其内部记录辩称已还款145000元，并未提供证据，未能完成举证。一审仅以此作出判决错误。综上，请求二审查明事实依法予以改判。崔×辩称，该259000元无论孙×是否承认款项的性质，孙×还是投资人，任×对他们双方内部合伙财务的记载，对还向是不清楚的，证据应由任×提供，不是崔×提供，该145000元不是作为借款返还的，而是任×夫妻作为投资款返还的。任×辩称，无异议。崔×上诉请求：1.撤销山西省交城县人民法院（2019）晋1122民初93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并依法以合伙出资纠纷为由驳回孙×的起诉；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孙×、任×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未透过民间借贷的表面现象而发掘出本案系合伙纠纷的实质。本案的特殊性在于孙×、任×虽为对立主体，但系母女关系，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孙×、任×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恶意串通诈骗崔×。任×作为其女儿孙×相对方却拒绝提供合伙全部完整账目，以及其漏洞百出的陈述可看出，孙×、任×一唱一和，恶意将合伙纠纷以民间借贷起诉，请求驳回孙×的起诉并移交司法机关严厉追究孙×、任×涉嫌诈骗的刑事责任。综上，请求二审查明事实，撤销一审判决不当部分，支持崔×的上诉请求。二审公开询问时，崔×补充称，1.259000元虽然是有任×和孙×出具的一个借条，实际上并没有支付给崔×，对这个款项不知道，这笔款项是直接合伙期间支付给了购买车辆的人，该259000元不管是投资款还是借款，偿还过程崔×完全不知情，认为借条是一个借款合同，只能证明崔×为明确保障孙×和任×投资款能返还出具的，实质是投资款。孙×辩称，1.崔×所述出具的借条不清楚去向，崔×肯定是清楚的，购车5800000元就包括这259000元。2.259000元偿还情况不清楚，不清楚对方知不知道，该借条只能证明投资款，崔×说跟孙×是合伙人，也没提供过证据。任×辩称，是其和崔×购车时不够向孙×出借的，5800000元里就有这259000元，怎么能说不知道，是买车用了。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崔×、任×偿还借款本金295000元；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孙×是被告任×的女儿，被告崔×是被告任×的姑舅外甥，2014年10月份，二被告合伙经营交城到太原的客车运营，被告崔×负责客车运营，被告任×负责账务管理，2015年1月24日，二被告向原告孙×借款295000元，双方未约定利息，二被告共同给原告出具了借条，借条上未载明还款期限。后二被告在合伙过程中产生矛盾，合伙账务至今未作清算。原告凭二被告打的借条诉于原审，要求判令二被告偿还其借款295000元。庭审过程中，二被告均认可向原告借款295000元的事实，但被告崔×主张该笔借款他于2015年4月23日向案外人二梅（侯三财之妻）借款300000元后，全部交于被告任×，任×将其中的150000元归还了原告，2015年3月5日，被告任×还了原告孙×100000元，2016年4月，被告任×又还了原告孙×45000元，至此借原告的295000元全部还清，对此主张，被告崔×向原审提供了被告任×作出的收支表，还款清单表明2015年3月5日、2016年4月归还原告145000元，但对其主张的用借款300000元中的150000元还了原告孙×，但未向本庭举证。原告和被告任×对此否认。被告任×承认被告崔×向原审提供的收支表，还款清单是她作出的，但主张这145000元实际上是归还了他们向别人的借款，并不是归还了孙×，对此主张，原告及被告任×未向原审举证。在重审过程中，被告崔×主张本案不是民间借贷纠纷而是合伙纠纷，理由是：1、从任×的丈夫孙纯亮与崔×的合伙参股协议书可以看出，双方的合伙开始时间为2015年2月20日，本案原告提供的所谓借条时间为2015年1月24日，由此可见本案根本不是民间借贷纠纷而是典型的合伙纠纷；2、2018年6月7日凌晨，任×、孙纯亮夫妇，孙晓斌、孙×兄弟俩，孙×的儿子洋洋等人因合伙纠纷一案，强行将正在运营的五辆客车的车牌全部撬走，为此孙×的父母曾被公安机关罚款200元，任×则不承认她是二人合伙的会计和出纳，只是根据崔×的口述记录过一些账目，都没有原始凭证，不能作为还款的依据，对任×向原审提供了十余份“车辆管理后勤工资”表，表明“会计”为王文陆，“出纳”为张向红，崔×则主张张向红、王文陆为“大股”雇佣的工作人员，与他和任×的合伙无关。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二被告给原告出具的“借条”以及被告崔×向原审提供的“2014年-2017年3月收支表”，“2014年-2016年7月还款清单”可以看出，二被告收取原告295000元时，给原告出具的是“借条”给付原告145000元时记载为“还本金”并且二被告在当庭陈述时也承认，向原告借款的事实（只是崔×主张借原告的钱已全部还清），因此原审认定二被告与原告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至于原、被告之间是否合伙关系，因法律并不禁合伙人之间互相拆借，故与原审无关，关于该笔借款是否已经归还的问题，从被告任×给崔×的“收支表”和“还款清单”可以看出，已经归还原告孙×145000元。原告和被告任×主张的这145000元归还了案外人张×，未向原审举证，原审不予认定。被告崔×主张的他从案外人二梅借款300000元用于归还原告孙×，因其未向原审举证，原审不予认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之规定判决：（一）由被告崔×、任×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偿还原告孙×借款150000元；（二）驳回原告的孙×的其他诉讼请求。诉讼费5725元，由被告崔×、任×负担2862.5元，原告自行负担2862.5元，原告预交5725元。二审审理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上诉人孙×与上诉人崔×之间是否存在合伙关系；2.上诉人崔×与上诉人孙×争议的借款已还金额如何认定。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规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人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一条规定，合伙应当对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订立书面协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五十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伙协议，又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但具备合伙的其他条件，又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有口头合伙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伙关系。再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规定，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崔×与孙×并没有签订任何合伙协议，也没有其他证据能够证明两人之间存在合伙关系，应当由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对于崔×主张与孙×存在合伙关系，二审不予采信。一审认定崔×与孙×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并无不妥，应予确认。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根据被上诉人任×和崔×的“收支表”和“还款清单”可以看出，给付孙×145000元时记载为“还本金”，虽然该还款清单是内部记录，但该清单是任×所制作，任×作为孙×的母亲，为了孙×的利益计算，不可能在崔×没有偿还孙×145000的情况下作出此记载，因此一审认定崔×已经归还孙×145000并无不当，二审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孙×、上诉人崔×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均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诉人孙×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3200元，上诉人崔×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3300元，由其各自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晓瑜审判员 张晓艳审判员 李高峰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八日书记员 刘艳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