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苏11民终205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阎颖，女，1973年6月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建平，江苏普善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贺毅辉，江苏普善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江苏申华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镇江市润州区檀山路8号申华国际冠城63幢第2至4层201室。法定代表人：殷闻军，该公司董事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镇江冠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镇江市丹徒新城金谷东路5号207室。法定代表人：殷闻军，该公司董事长。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广洲，江苏如炬律师事务所律师。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仇明芳，江苏申华置业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上诉人阎颖因与被上诉人江苏申华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华公司）、镇江冠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冠城公司）信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镇江市润州区人民法院（2017）苏1111民初1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6月8日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殷建平、审判员程刚、审判员杜静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7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因本案审理与阎颖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一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于2018年8月28日裁定中止本案诉讼。2019年12月12日，申华公司、冠城公司申请审判员殷建平回避，本案依法由审判员程刚、审判员杜静、审判员朱云云另行组成合议庭。本院2020年1月20日恢复本案诉讼，并于同日第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阎颖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江苏振泽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小兵、刘乐悦到庭参加第一次庭审，后阎颖变更委托诉讼代理人，江苏普善律师事务所律师周建平、贺毅辉到庭参加第二次庭审。被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广洲到庭参加两次庭审，被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仇明芳到庭参加第二次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阎颖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其一审中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阎颖系被润州公安分局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采取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在受到胁迫的情况下，由戴晨灿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涉案《协议》。2、协议违反刑事诉讼法规定，协议约定如果阎颖履行协议项下的义务，两被上诉人可以放弃对阎颖的民事诉求和刑事控告。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不属于刑事自诉案件范围，被害人不能以放弃诉讼权利为由，谋取不当利益。协议违反法律规定应属无效。3、戴晨灿签订案涉协议没有经过授权，阎颖也不予认可。4、一审没有审查案涉协议项下款项性质等因素，没有审查案涉款项形成的基础因素，仅凭协议字面内容认定阎颖向两被上诉人支付1300万元款项，严重侵害阎颖合法权益。申华公司、冠城公司辩称，1、涉案协议合法有效。上诉人称自己是被胁迫的，但始终未能向法庭提供有效的证据加以证明。其在庭审中所提出的观点或者陈述均系主观推定，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上诉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协议并没有违反法律规定，是上诉人的意思表示。同时，法律并不禁止当事人之间通过协商的方式对自身的权利进行处分。退一步讲，即使第三条被确认为无效，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六条规定也并不当然影响其他条款的效力。2、关于戴晨灿授权问题，戴晨灿的代理行为在上诉人明确的授权范围之内。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一百六十五条的规定，代理人在得到委托人特别授权的情况下，依法代理与被上诉人签订相关协议法律后果当然及于上诉人。3、一审判决上诉人返还被上诉人1300万元事实依据充分。公安机关作为国家机关，其办理任何案件是以法律为依据，不存在上诉人陈述的被上诉人在遭到阎颖拒绝后利用公安机关逼迫的事实。从公安机关的讯问笔录中可以看出，上诉人已经就相关事实进行了确认，并愿意退还被上诉人相关款项，这是双方达成协议的前提和基础。同时，在一审庭审中其代理人也向法庭确认上诉人收取的被上诉人的款项，虽然总额没有予以确认但其当庭确认不低于1300万元。在双方签订的协议中，上诉人承担的合同义务包括第一条和第二条，被上诉人是根据合同第一条的约定向上诉人主张权利的，对于协议第二条被上诉人在本案一审中已经明确保留权利另案主张。综上，被上诉人认为根据有约必从的原则，既然已经达成协议，那么协议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一审判令上诉人按照协议向被上诉人履行合同义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申华公司、冠城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阎颖立即支付1000万元；2、立即配合两原告办理阎颖名下的、坐落于镇江市丹徒区冠城商业中心8号150室及坐落于国际冠城33幢107室两套房产的产权变更手续。后将第二项诉讼请求变更为要求阎颖支付300万元的款项。阎颖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依法撤销其与申华公司、冠城公司之间于2016年12月23日签订的《协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1月8日，新华信托公司（甲方）与申华置业公司（乙方）签订《特定资产收益权转让合同》《特定资产收益权转让合同补充协议》。同日，新华信托公司（甲方）与申华置业公司（乙方）签订《冠城国际金融街信托融资合同》。后新华信托公司与申华置业公司先后签订《冠城国际金融街信托融资合同补充协议》《冠城国际金融街信托融资合同补充协议（二）》《冠城国际金融街信托融资合同补充协议（三）》《冠城国际金融街信托融资合同补充协议（四）》。申华置业公司与新华信托公司于2013年11月8日签订两份《抵押合同》，后又分别于2014年10月16日、2015年2月4日签订两份《抵押合同》。2013年11月8日，仇明芳与新华信托公司签订《保证合同》，约定仇明芳为本案中新华信托公司享有的债权提供保证担保。2015年2月4日，冠城房地产公司与新华信托公司签订《抵押合同》，约定冠城房地产公司以其所有的房屋为新华信托公司的债权提供抵押，并办理了抵押登记。在上述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双方发生争议，新华信托公司将申华置业公司、冠城房地产公司、仇明芳诉至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后，申华置业公司、冠城房地产公司、仇明芳不服，上述至最高人民法院。在该案件的审理中，申华置业公司主张其向南昌通江商务服务有限公司、南昌鄱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江西通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南昌通赣商务服务有限公司、郑州润东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等单位以财务顾问费名义支付的1578.73万元，是根据新华信托公司工作人员阎颖安排，应视为申华置业公司归还借款本金的组成部分，从欠付本金中予以扣除。新华信托公司则认为阎颖无权代表公司。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终30号民事判决书认为，在新华信托公司和申华置业公司签订的《特定资产收益权转让合同》《冠城国际金融街信托融资合同》《抵押合同》及系列补充协议中，阎某（即阎颖）均列为新华信托公司的联系人，阎某也没有在相关合同上签字，合同尾部均由公司印章加法定代表人名章或签字确认，说明阎某并不是新华信托公司的代表人或者代理人，无权代表新华信托公司处置权利义务，双方对此均应明知。对于最高法院调取的刑事案件材料，申华置业公司、冠城房地产公司、仇明芳认可真实性、合法性，认为可以证明阎某代表新华信托公司，新华信托公司认可真实性，但认为不能证明阎某有权代表公司。最高法院认为，从刑事案件材料（镇江市公安局润州分局立案侦查的阎颖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相关材料）的内容看，新华信托公司和阎某均未认可阎某系受新华信托公司委托或指示，要求申华置业公司向案外人支付财务顾问费，该证据不能达到申华置业公司的证明目的。申华置业公司也未提交新华信托公司收取了该项费用的证据。因此，申华置业公司主张1578.73万元应作为已向新华信托公司归还本金的理由依据不足，其要求从欠付本金14420万元中扣减1578.83万元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最高法院不予支持。另查明，2016年11月30日，镇江市公安局润州分局对申华置业公司、冠城房地产公司举报阎颖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决定立案，并对阎颖采取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刑事强制措施。2017年1月11日，阎颖取保候审。在公安机关的讯问笔录中，阎颖供述“这些（推介费）都是我的个人行为。我就是想把这部分钱作为个人的利润收下来”、“我愿意主动退出多收的一千多万元推介费”、“我跟申华公司的总经理王露萍开口要了112.5万元，这笔钱我私自拿了，用来买了冠城的别墅，门牌号码我现在也记不得了，房产证就办在我的名下”等。申华置业公司向南昌通江商务服务有限公司、南昌鄱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江西通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南昌通赣商务服务有限公司、郑州润东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等单位以财务顾问费名义支付的1578.73万元即为阎颖所称推介费。被公安机关认定的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的阎颖用来购买别墅的112.5万元包含在上述总金额中，该112.5万元系通过郑州润东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账户被阎颖实际占有和使用。2016年12月22日，阎颖向江苏江成律师事务所律师戴晨灿出具授权委托书，授权其“代表委托人与镇江冠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江苏申华置业有限公司达成和解，代表委托人签署相关协议并确认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代收相关协议、文书等特别授权代理”。2016年12月23日，申华置业公司（甲方）、冠城房地产公司（乙方）与阎颖（丙方）就新华信托申华·冠城金融街和冠城商业中心两项目有关费用的争议达成了《协议》，戴晨灿作为阎颖的特别授权代理人签字确认。协议第一条：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5日内，丙方将现金￥1000万元汇入甲、乙双方指定的银行账户（户名镇江新区天慧房产咨询有限公司，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丹徒支行，账号11×××85）；同时以其名下的、坐落于冠城丹徒商业中心的8号150室及坐落于国际冠城33幢107室两套房产抵偿￥300万元（税费买卖双方各自承担），并承诺积极配合甲方、乙方办理产权变更及房屋处分手续。第三条：如丙方已经完全履行了本协议项下其应当履行的各项义务，甲方、乙方放弃对丙方的民事诉求和刑事控告。审理中，原告将其诉请中要求被告配合原告变更两套房产产权的诉请变更为要求被告支付300万元的款项。对于财务顾问费的总金额，双方意见不一。申华置业公司、冠城房地产公司称总金额3058万元，被告方称总金额没有进行统计，3058万元也未得到双方的确认，但认可总金额不低于130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订立的合同，内容并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应当认定为合法有效，对双方都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均应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撤销。申华置业公司、冠城房地产公司与阎颖于2016年12月23日签订《协议》，阎颖认为签订协议时存在胁迫的情形，但未提交证据证实，且协议由阎颖委托的代理人代为签署，本人并未到场，阎颖亦认可协议签订前多次磋商，故对其主张胁迫的事实，不予采信。此外，根据阎颖的授权，代理人签署协议并未超出授权范围。故阎颖要求撤销协议的理由不能成立。但对于协议第一条中以两套房产抵偿300万元的约定属代物清偿。代物清偿属于要物行为（实践行为），仅有抵债合意尚不足够，还须履行物权转移手续方成立。本案中两套房产尚未办理物权转移手续，应视为抵债行为未成立。申华置业公司、冠城房地产公司主张要求阎颖继续履行300万元的债务，应予支持。据此，阎颖应当依约向申华置业公司、冠城房地产公司支付1300万元。判决：一、被告（反诉原告）阎颖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反诉被告）江苏申华置业有限公司、镇江冠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支付13000000元款项；二、驳回被告（反诉原告）阎颖的反诉请求。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戴晨灿与阎颖的通话录音，拟证明阎颖是受到戴晨灿的欺骗和胁迫才同意戴晨灿处理阎颖与两被上诉人之间的纠纷。对此，申华公司、冠城公司质证认为，录音经过介质转换，不能确定录音材料的真实性；即使是真实的，也属于非法取证；录音内容主要涉及阎颖涉嫌的刑事犯罪问题，并没有对协议本身效力或签订过程有无被胁迫进行明确，不具有关联性，不能达到证明目的；该份录音材料形成时间是2017年4月11日和2018年2月4日，一审中未提交，应当对逾期提供证据的行为予以处罚。本院认为，录音材料形成于协议签订之后，内容主要涉及通话双方的观点意见等，不能证明阎颖受到胁迫的事实。一审法院已查明但未载明的事实，润州公安分局对新华信托公司稽核部经理肖磊的询问笔录内容：肖磊陈述“……结合阎颖报告公司的《推介费情况表》，冠城公司应该向鄱江公司支付90.75万元的推介费……这一块推介费实际上比报表数据多支付了11643429.2元。”“……申华公司向上述四家公司支付了共计1466.23万元的推介费，远远超出阎颖报告公司的196.98万元的推介费数额，比报表数据多支付了1269.25万元……”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另，本院依法调取润州区人民法院审理的阎颖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一案中润州公安分局2016年11月24日对胡美强的询问笔录。胡美强陈述“……我记得是扣除税金，剩余的钱给了阎颖1000万左右”。上诉人代理人认为，胡美强的陈述需要相应证据证明，胡美强陈述阎颖组织了一部分资金，胡美强支付的资金是劳务费用，应是阎颖的合法收入。被上诉人认为，胡美强的陈述与阎颖2016年12月4日在公安机关的供述基本一致，可以证实阎颖取得相关款项的事实。本院将结合全案证据，在说理部分综合予以评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一、《协议》签订是否存在胁迫；二、代理人签署《协议》有无超出授权范围；三、《协议》签订有无事实基础。一、关于是否存在胁迫的问题。案涉《协议》虽系阎颖在被监视居住期间形成，阎颖认为其受到胁迫，《协议》内容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但并没有提交相关证据证实。本院（2019）苏11刑终77号生效刑事裁定中已经驳回阎颖提出排除其在侦查阶段所有供述的申请。《协议》系由阎颖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代为签署，阎颖亦认可《协议》签订前多次磋商，因此其主张受到胁迫，依据不充分。《协议》第三条中关于放弃刑事控告的约定，本院认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不属于刑事自诉案件的范围，当事人无权自由处分，该约定违反法律规定应属无效。合同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本案《协议》中第三条约定无效，不影响《协议》中当事人约定的其他条款的效力。据此，上诉人主张《协议》违反法律规定应属无效的意见，法律依据不充分，不予支持。二、关于是否超出授权范围的问题。阎颖于2016年12月22日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戴晨灿的代理权限“特别授权”，即“代为处理委托人与镇江冠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江苏申华置业有限公司之间就信托合同的履行存在的纠纷，代表委托人与镇江冠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江苏申华置业有限公司达成和解，代表委托人签署相关协议并确认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代收相关协议、文书等特别授权代理”。据此，委托代理人戴晨灿代为签署《协议》并未超出授权范围。三、关于《协议》签订有无事实基础的问题。第一，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终30号民事判决认为，“阎颖并不是新华信托公司的代表人或者代理人，无权代表新华信托公司处置权利义务。”“新华信托公司和阎颖均未认可阎颖系受新华信托公司委托或指示，要求申华置业公司向案外人支付财务顾问费”。据此，最高人民法院判决认定，南昌通江商务服务有限公司等案外人收取顾问费的行为不是新华信托公司的公司行为。第二，2016年12月4日阎颖在镇江市公安局润州分局的讯问笔录中承认收取顾问费的行为系个人行为，“愿意主动退出多收的一千多万元推介费”。第三，结合润州公安分局对新华信托公司稽核部经理肖磊的询问笔录内容，明确案涉信托融资项目应当收取的费用数额；润州公安分局对胡美强的询问笔录，以及一审庭审中阎颖的代理人认可“费用总额未确定，但认可总额不低于1300万元”等事实，本院认为上述事实能够形成较为完整的证据链，构成诉讼双方签订《协议》的事实基础。综上所述，上诉人阎颖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会议讨论决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1800元，由上诉人阎颖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程 刚审判员 杜 静审判员 朱云云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徐文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