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民终369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军，男，1978年3月2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苗旺河，男，1978年7月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由北京市海淀区四季青镇玉泉村民委员会推荐。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伟，男，1984年5月3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上诉人刘军因与被上诉人刘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8民初508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6日立案后，由法官梁志雄独任审判，于2020年5月22日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刘军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苗旺河，被上诉人刘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军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刘伟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或者发回一审法院重审。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刘军只有小学学历，是个法盲，在没有收到刘伟出借款项的情况下就签订了《借款合同》及《还款承诺书》。二、刘伟在一审程序中提交的证人证言不符合常理。（一）证人卢某、陶冶系无业人员，二人向一审法院陈述称，二人借给刘军的是大额现金，且未与刘军签订任何的书面文件。但是，二人与刘军非亲非故，向刘军出借大笔款项且未让刘军出具借款手续，有悖常理。（二）卢某称，其在刘军50万元欠款尚有1万多元未偿清，且不清楚刘军是否向刘伟借款用以偿还其50万元借款的情况下，即将刘军向其出具的50万元借条交给了刘伟，此不符合常理。而且，刘伟也未能提交卢某所称的刘军给卢某开具的50万元借条。三、因刘军不懂法，故在一审程序中未对证人宋某、卢某和陶冶的证言进行质证。四、涉案的款项是刘军欠刘伟、卢某和陶冶的赌债，《借款合同》和《还款承诺书》也是在三人威逼利诱下写的，属于无效合同。综上，判为所请。刘伟二审辩称：一、在刘伟给付刘军涉案款项后，刘军才签订的《借款合同》并出具的《还款承诺书》，这与刘军的文化水平无关。双方都是生意人，刘军不会在未收到出借款项的情况下就签订上述文件。二、证人卢某和陶冶均系拆迁户，卢某还承包了工程，几十万元是拿得出来的。所以，陶冶、卢某分别向刘军出借10万元、50万元是很正常的。三、卢某如果没有收到刘伟替刘军偿还的借款，卢某是不可能把刘军出具的借条给刘伟的，卢某为了尽快从刘军处收回50万元借款，在借款本金还差1万多元未还的情况下，把借条交给刘伟也很正常。四、刘伟拿着刘军给卢某开具的借条是没有用的，所以刘伟已将借条给了刘军，然后就代偿款项与刘军签订了《借款合同》。五、一审程序中，法官已经询问过刘军是否对证人进行质询，是刘军自己放弃了对证人进行质询的权利。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刘伟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刘军偿还借款本金40万元。二、刘军支付借款利息、逾期利息及违约金（以借款本金40万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自2017年4月25日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三、刘军支付刘伟因本案而委托律师发生的律师费2万元。四、诉讼费用由刘军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4月24日，刘伟（甲方）与刘军（乙方）签订《借款合同》，约定：乙方刘军因急需资金向甲方借款，乙方向甲方借款金额为40万元，甲方采取部分转账部分现金支付的方式给乙方。借款期限自2017年4月24日起至2017年7月24日止；乙方已收到甲方借款40万元；乙方应按照本协议规定的时间主动偿还给甲方欠款及利息，到期还清本协议规定的款项后将借据交给乙方；自乙方借款之日起，按借款金额计算利息，在合同第三条约定的借款期内利息为银行最高利率的四倍，利息按月结算；乙方如果不按期还款付息，则每逾期一日按欠款的每日银行最高利息的四倍加收违约金；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当事人对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协商或调解不成的，甲方有权在甲乙双方任何一方的法院起诉，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费用一切均由乙方承担。同时，刘军向刘伟出具《还款承诺书》，承诺于2017年7月24日前一次性还清。当日，刘伟通过微信转账向刘军支付2000元，并依照刘军的指示通过银行转账分别向闫守峰支付3万元，向陶冶支付10万元，向宋某支付15万元，通过现金交付的方式向卢某支付118000元。上述款项，刘军至今未偿还。刘伟为提起本案诉讼与北京铭旭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并实际支付律师费2万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双方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刘军辩称签订《借款合同》及《还款承诺书》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依照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刘军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系在受胁迫情况下签订《借款合同》及《还款承诺书》，且其认可除刘伟签字外，其他手写部分均为其书写，其辩称与常理不符，故对其该项辩称，该院不予采信。因此，刘伟提交的证据以及双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能够证明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该民间借贷关系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刘伟作为贷款方，虽未将贷款直接支付到刘军账户，但其已依照刘军指示向案外人支付涉案借款，履行了出借义务。刘军辩称其未收到上述款项，但是在借款合同中其确认收到借款40万元，且该部分款项部分转账部分现金方式支付，故对其辩称，该院不予采信。因此刘军作为借款方，应履行按期还款义务。现涉案借款的还款期限已经届满，刘军至今尚未偿还借款，其行为已构成违约，应立即将借款还给刘伟。故对刘伟要求刘军立即偿还借款本金40万元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该院予以支持。关于刘伟主张的利息一节，该院认为，涉案《借款合同》约定借款期内利息为银行最高利率的四倍，利息按月结算。因双方并未确定银行最高利率是何时期的何种银行利率，故涉案《借款合同》对利息的约定属于约定不明，且双方并未对利息进行补充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故对刘伟主张刘军支付借款期内利息的请求，无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关于逾期利息及违约金，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借贷双方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法院应予支持；第三十条规定：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法院不予支持。具体到本案，双方并未约定逾期利息，仅约定：每逾期一日按欠款的每日银行最高利息的四倍加收违约金。但该违约金条款亦属于约定不明，且刘伟亦未举证其除资金占用损失外还存在其他损失，故对于刘伟主张借款违约金部分，该院不予支持。对于刘伟主张的借款逾期利息部分，未超出法律规定部分，该院予以支持，超出部分，该院不予支持。关于刘伟主张的律师费一节，双方在《借款合同》中约定，借款人将承担出借人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费用，且刘伟已经实际支付律师费2万元，故刘伟该项诉讼请求，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该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三十条，判决如下：一、刘军向刘伟偿还借款本金40万元及逾期利息（逾期利息以40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7月25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刘军向刘伟支付律师费2万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三、驳回原告刘伟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800元（刘伟已预交），由刘军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本院二审期间，刘军提交单永海、刘宝盈、李科的书面证言，内容：“1、刘伟、卢某、陶冶是线上百家乐的组织者；2、刘军是刘伟、卢某、陶冶线上百家乐的参与者。”证明目的：涉案借款系赌博债务，因此属于无效借款。刘伟质证意见：对上述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理由：一、证人未到庭；二、李科、刘宝盈均有前科，证言不应采信。三、不认识单永海。本院认定，鉴于：一、证人未出庭作证；二、证言真实性无其他证据佐证；三、刘伟、卢某和陶冶是否为线上百家乐组织者，刘军是否为线上百家乐参与者，与涉案款项是否就是刘军欠刘伟的赌债无必然的因果关系。据此，上述证言因不具备证据的合法性、关联性特征而不作为二审新证据收入本案。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第一、依据刘伟在一审程序中提交的《借款合同》、《还款承诺书》、刘伟的转款凭证、证人证言以及当事人在一、二审程序的陈述，本院足以确信双方就涉案的40万元设立了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且已经实际履行。刘军作为40多岁有生活阅历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清楚自己所签《借款合同》和《还款承诺书》而必然产生的法律后果，其关于上述民事法律行为系重大误解所致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第二、刘军在一审法院充分释明的情形下，未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且如上所述，本院是综合上述书证和证人证言对借款事实的存在作出的认定，故刘军对证人证言的异议不足以推翻本案法官已形成的上述内心确信。第三、刘军关于《借款合同》和《还款承诺书》之签署系受胁迫以及涉案债务系赌债的上诉理由，因无证据支持，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刘军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600元，由刘军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梁志雄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张晓伟书 记 员 张雪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