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380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江洋，男，1990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住址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苑晓波，北京市闻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志勇，男，1974年9月26日出生，汉族，住址北京市房山区。原审被告：鼎和谦胜（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法定代表人：魏淑珍。上诉人江洋因与被上诉人吴志勇、原审被告鼎和谦胜（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和谦胜公司）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6民初125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江洋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吴志勇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吴志勇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江洋未缴纳出资即转让股权且未收取相应对价的行为并违反法律规定属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江洋一审到庭亲自陈述可知，江洋认可出任公司股东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且《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也均不禁止未实际出资的股东转让其所持有的股份。因江洋未实际缴纳出资，故未收取股权转让款，也符合等价有偿的民事法律原则。因此，江洋的上述行为并无违法之处，不应承担不利法律后果。二、一审法院认定鼎和谦胜公司股东会变更出资时间的行为损害了吴志勇的信赖利益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本案一审中查明，“鼎和谦胜公司成立于2014年12月2日。成立时投资人为江洋、张传阳，江洋出资额为22．5万元，张传阳出资额为77．5万元，出资时间均为2019年5月15日。”根据上述事实可知，吴志勇在投资时就已知晓江洋认缴出资期限尚未届满，进而应该预见到江洋存在在认缴期限届满前就转让出资的可能性。因此，江洋在2019年5月15日前转让股权的行为并不会损害吴志勇的信赖利益。至于魏淑珍受让股权后又将认缴出资时间变更为2030年12月31日是否损害吴志勇信赖利益，均已经与江洋无关。三、一审法院依据《公司法》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十九条判令追加江洋为被执行人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无论是《公司法》第二十八条，还是《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十九条均要以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为前提。承前所述，江洋在认缴出资期限届满前即转让了所持有的股权，且从江洋未收取股权转让对价可知，受让人魏淑珍对于江洋未缴纳出资应属明知，因此出资义务应随着股权转让行为转移至受让人一方，即使现在鼎和谦胜公司设立时确认的认缴出资期限已经届满，也不能因此判定江洋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从而适用上述法条。四、一审法院遗漏判项，未对江洋需承担的责任范围予以明确。退一步讲，即使一审法院判令追加江洋为被执行人不存在错误，那么也应明确江洋在未出资范围内承担责任，否则即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承担有限责任的根本原则相违背，相当于加重了江洋的民事责任。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九民会议纪要》）第6条之规定，吴志勇的诉讼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该条规定，“在注册资本认缴制下，股东依法享有期限利益。债权人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为由，请求未届出资期限的股东在未出资范围内对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当然，第6条还有两项例外规定，很明显本案中江洋也不符合这两项例外规定。六、一审法院判决江洋承担责任的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认为，江洋的行为“违反了公司法的相关规定”，但未明确具体违反的是哪条规定，一审判决引用的法律条文并没有相对应的规定。且一审法院否定了“股东会关于变更出资时间的决议的效力”，没有依据。首先，吴志勇并未对股东会决议的效力问题提出异议；其次，没有任何法律程序否定股东会决议的效力；再次，一审法院以“证据不足”为由否定股东会决议的效力，该说法不成立，也违反了公司意思自治。股东会决议既然已经形成，就已经合法有效，若要否决该股东会决议的效力，应通过诉讼解决，法院无权直接认定股东会决议的效力，况且一审法院并未调查股东会决议形成的事实经过等，该认定缺乏事实依据；最后，从结论上看，一审法院认为“认缴出资时间变更不足以对抗发生在此前的本案债权人的利益”，该结论完全没有法律依据。七、一审判决和一审法院的执行裁定书相矛盾。在吴志勇向一审法院执行局申请追加江洋为被执行人的案件中，一审法院作出（2019）京0106执异197号执行裁定书，认定因江洋的“出资期限为2019年5月15日”，截至股权转让时，无法认定江洋“未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该执行裁定书适用法律是正确的。一审判决和该执行裁定书相矛盾。《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不适用于本案。《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规定仅适用于“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的情形，因出资期限尚未届满，所以出让股东并不构成对出资义务的违反。吴志勇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江洋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九民会议纪要》第6条规定的除外情形包括：（1）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人民法院穷尽执行措施无财产可供执行，已具备破产原因，但不申请破产的。很明显，本案完全符合这项规定。一审法院判决江洋承担责任的理由成立。江洋并没有见过魏淑珍本人，魏淑珍出生于1951年5月26日，系吉林省九台市土们岭镇二道沟村3组的农民。其与江洋签订《出资转让协议书》时已经64周岁，且为外地户籍，有违常理，且股东变更出资时间的决议上没有日期，江洋涉嫌虚假转让，逃避法律制裁。吴志勇正是因为不服一审法院作出的（2019）京0106执异197号执行裁定书，所以才提起本案执行异议之诉。本案符合《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十九条规定的情形，应追加江洋为被执行人。一审法院的判决是完全正确的。吴志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6执异197号执行裁定书，追加江洋为被执行人。2．本案公告费、诉讼费由江洋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6、7月间，吴志勇与鼎和谦胜公司等发生合同业务关系。后双方因该合同发生纠纷，2017年9月，吴志勇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于2018年5月29日作出的（2017）京0106民初24457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该判决书确定：一、鼎和谦胜（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吴志勇39000元；二、驳回吴志勇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1750元，减半收取计875元，由原告吴志勇负担437元（已交纳），由被告鼎和谦胜（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负担438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后鼎和谦胜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30日作出（2018）京02民终897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50元，由鼎和谦胜（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吴志勇于2018年9月14日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一审法院依法受理，执行案号为（2018）京0106执8965号。执行过程中，一审法院依法采取相应执行措施，未发现鼎和谦胜公司名下的财产信息，鼎和谦胜公司已不在注册经营地经营，暂时下落不明。在案件执行过程中，吴志勇申请追加江洋为该案的被执行人。2019年3月，一审法院作出（2019）京0106执异197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吴志勇追加江洋为被执行人的请求。鼎和谦胜公司成立于2014年12月2日。成立时投资人为江洋、张传阳，江洋出资额为22．5万元，张传阳出资额为77．5万元，出资时间均为2019年5月15日。江洋提交的鼎和谦胜公司章程载明由江洋、张传阳等2方共同出资设立鼎和谦胜公司，章程落款处全体股东亲笔签字、盖公章处有“江洋、张传阳”签字。2015年8月2日，张传阳将77．5万元股权转让给曾锡卫，鼎和谦胜公司股东变更为曾锡卫、江洋。江洋提交的鼎和谦胜公司章程修正案载明：股东江洋、张传阳变更为江洋、曾锡卫，法人签字、盖章处有“曾锡卫”签字。2016年6月20日，曾锡卫将77．5万元股权转让给魏淑珍，江洋将22．5万元股权转让给魏淑珍，鼎和谦胜公司的企业性质变更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魏淑珍，出资时间为2030年12月31日。江洋提交的鼎和谦胜公司章程载明由魏淑珍一人出资设立鼎和谦胜公司，章程落款处法人签字、盖公章处有“魏淑珍”签字。江洋到庭称：章程和出资转让协议书我从未签过字，工商注册时我也未签过字。我原来公司领导找的我，说他有个朋友开设公司，需要用我身份证，我碍于领导面子给了他身份证，我不知道这公司是干什么的，没人告诉我转股份的事，转股份这个事我压根不知道。我只提供了身份证复印件，原件提没提供我记不清了，只是说拿我身份证注册公司，股东形式和出资比例什么的我都不知道，没人告诉我。我从未出过钱，从没给公司打过钱。我没有参与过公司经营，没有收到过任何盈利，没有从公司受益。一审法院认为，江洋称其系鼎和谦胜公司的挂名股东，其无需出资，也不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其不知道公司的股权转让之事，亦不收取相应的对价，公司章程亦非其签字，江洋的行为违反了公司法的相关规定。而目前鼎和谦胜公司下落不明，无可供执行的财产，江洋作为股东，未缴纳出资且转让股权，其应在未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另双方业务发生时间在认缴出资时间变更备案之前，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股东会关于变更出资时间的决议的效力，故基于交易的信赖利益保护，本案的认缴出资时间变更不足以对抗发生在此前的本案债权人的利益。所以，吴志勇要求追加江洋为被执行人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一审法院应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判决：追加江洋为（2018）京0106执8965号案件的被执行人。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补充查明，一审法院作出的（2017）京0106民初24457号民事判决书查明，2016年1月20日，北京市金融工作局出具了京金融信字[2016]47号《信访办理意见书》，意见书中认为金马甲公司现有交易品种，未按照《北京市交易场所管理办法（试行）》（京政发[2012]36号）第十一条的规定履行审批程序，属于未经批准上线交易，已要求金马甲公司进行整改。吴志勇是“金马甲高端商品交易平台名茶交易”的交易用户。因主张投资遭受损失，吴志勇曾于2016年将金马甲公司、鼎和谦胜公司、盈福公司共同诉至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要求三公司向其赔偿投资损失。本院另查明，一审法院作出的（2019）京0106执异204号执行裁定书中载明，第三人魏淑珍，女，1951年5月26日出生，汉族，鼎和谦胜公司法定代表人，户籍地吉林省九台市土们岭镇二道沟村3组；一审法院在执行吴志勇与鼎和谦胜公司合同纠纷一案过程中，吴志勇向该院申请追加魏淑珍为该案被执行人；魏淑珍经一审法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谈话并答辩，亦未提交相应证据材料；一审法院裁定：一、追加魏淑珍为（2018）京0106执8965号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二、魏淑珍应于该裁定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2017）京0106民初24457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鼎和谦胜公司应向吴志勇履行义务的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院还查明，2016年6月20日，江洋与魏淑珍签订《出资转让协议书》，约定江洋将其在鼎和谦胜公司中的出资22．5万元，以货币方式转让给魏淑珍；自转让之日起，转让方不再享有其权利和承担股东的义务，受让方以其出资额在企业内享有股东的权利和承担股东的义务。该协议中未约定江洋转让出资的对价。二审期间，江洋就上述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过程出具书面情况说明称，其与魏淑珍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并非其本人签字，但其认可该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其为鼎和谦胜公司的挂名股东，从来没有参与鼎和谦胜公司的经营，也从来没有在鼎和谦胜公司拿过钱。本院认为，吴志勇作为（2017）京0106民初24457号生效民事判决的申请执行人，因被执行人鼎和谦胜公司无可供执行的财产，在执行过程中，申请追加鼎和谦胜公司原股东江洋为（2018）京0106执8965号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江洋抗辩称，其在认缴出资期限届满前已经转让了其持有的鼎和谦胜公司的股权，故不属于未依法缴纳出资的情形，其不应对鼎和谦胜公司的债务承担法律责任。对此，本院认为，根据《公司法》第二十八条规定，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江洋虽然在诉讼中主张其仅是鼎和谦胜公司的挂名股东，但不能免除其所负有的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其所认缴出资额的法定义务。在我国现行公司法的框架下，股东的出资方式实行认缴制，但根据权利义务对等性原则，股东在享受出资期限利益的同时，也要承担相应的义务，即至少要保证公司不沦为股东转嫁经营风险的工具，不能危及与公司从事正常交易的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股东认缴出资所体现的公司注册资本金是公司经营的经济基础，是交易相对方判断公司资信水平、偿债能力和衡量交易风险的重要依据。公司债权人对公司股东已认缴出资所对应的公司偿债能力产生合理信赖和可预见的期待。认缴出资的股东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权，不仅仅是股权交易双方内部的权利分配和义务负担，还关系到股东对公司所负的出资义务能否按期履行，影响到公司债权人的债权实现。因此，认缴出资的股东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权应当出于善意，并且持谨慎态度。本案中，早在2016年1月20日，北京市金融工作局即出具了《信访办理意见书》，认为鼎和谦胜公司参与合作的金马甲高端商品交易平台茶叶交易属于未经批准上线交易，已要求金马甲公司进行整改。申请执行人吴志勇与被执行人鼎和谦胜公司之间在2016年已经发生纠纷并诉至法院。江洋明知鼎和谦胜公司可能对外承担法律责任，在尚未履行任何出资义务的情况下，于2016年6月20日将其持有的全部股权以零对价的方式转让给案外人魏淑珍。诉讼中，江洋表示其与魏淑珍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并非其本人签署，其本人并不认识魏淑珍。由此可见，江洋对于魏淑珍是否具备相应的出资能力以及公司能否继续正常经营持完全放任的态度。另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魏淑珍在受让江洋的股权之后，并未按照原公司章程规定的出资期限履行出资义务，而是通过股东会决议将其出资时间变更为2030年12月31日。后吴志勇向一审法院申请追加魏淑珍为（2018）京0106执8965号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在案件审理过程中，魏淑珍经一审法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谈话并答辩。在一审法院裁定追加魏淑珍为该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后，魏淑珍亦未在鼎和谦胜公司应向吴志勇履行义务的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在客观上损害了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基于上述事实，应当认定江洋与魏淑珍之间的股权转让并非出于善意，江洋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因此，一审法院判决追加江洋为（2018）京0106执8965号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并无不当。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江洋应当在其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鼎和谦胜公司所负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综上所述，江洋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江洋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曹 欣审 判 员  王 楠审 判 员  王 朔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苏琪越书 记 员  梁艺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