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1民初3384号原告：候春连，女，壮族，1972年12月28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西南宁市邕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晓峰、李慧敏，广东理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蔡卫东，男，汉族，1967年12月12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常德，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蔚来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太和镇米龙大丰埔路10号201房。法定代表人：张文芳，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常德，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孙仕伟，男，汉族，1978年2月5日出生，居住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第三人：吴天硕（曾用名：吴天石），男，汉族，1993年4月28日出生，住址广西藤县。第三人：柴小林，男，汉族，1971年4月1日出生，住址湖北省浠水县。第三人：曾华，男，汉族，1982年6月9日出生，身份证住址贵州省仁怀市。第三人：林志刚，男，汉族，1979年1月5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原告候春连与被告蔡卫东、广州蔚来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蔚来公司）及第三人孙仕伟、吴天硕、柴小林、曾华、林志刚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1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候春连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晓峰，被告蔡卫东及其与蔚来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常德，第三人曾华、林志刚，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孙仕伟、吴天硕、柴小林经本院依法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候春连诉称：被告蔚来公司于2018年1月23日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张文芳，股东为孙兵和张文芳。2019年1月26日，原告与被告蔡卫东及第三人林志刚、柴小林、曾华、孙仕伟、吴天硕签订《股东合作协议书》，约定：各方共同投资设立被告蔚来公司，总投资额为200万元，其中甲乙（实际为被告蔡卫东）以现金出资60万元，原告以现金15万元出资。签订协议后，原告于2019年1月27日以银行转账形式向被告蔡卫东转账5万元，于2019年1月29日以银行转账形式向被告蔡卫东转账10万元，被告蔚来公司向原告出具收据，确认收到原告投资款15万元。2019年5月8日，孙仕伟、吴天硕及原告三人与两被告达成口头协议：孙仕伟、吴天硕、原告与两被告解除投资关系，两被告按照10%亏损率退回孙仕伟、吴天硕、原告投资款，即两被告应退回原告投资款13.5万元。被告蔡卫东于2019年8月21日通过微信转账向原告退回投资款2万元，于2019年10月14日通过银行转账向原告退回投资款2万元，剩余9.5万元投资款经原告多次催讨，两被告拒不退还。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确认原告与被告蔡卫东签订的《股东合作协议书》于2019年5月8日解除；2、两被告连带返还原告投资款9.5万元；3、两被告连带赔偿原告资金占用期间利息损失，以9.5万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5月8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4、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其后，原告候春连主张被告仅于2019年8月21日退还投资款2万元，并将诉讼请求变更为：1、确认原告与被告蔡卫东及本案五个第三人签订的《股东合作协议书》于2019年5月8日解除；2、两被告连带返还原告投资款11.5万元；3、两被告连带赔偿原告资金占用期间利息损失，以11.5万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5月8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4、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被告蔚来公司与蔡卫东共同答辩称：原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与被告达成了退出公司股东的事实和具体内容，原告无权要求被告退回投资款。被告分两次向原告转账，属于原告向被告借款4万元。原告主张与被告达成退股协议，但没有获得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的意思表示，应属无效。综上，原告没有任何证据支持其与被告达成股权转让协议，即使存在转让行为和转让协议，由于原告与被告的行为违反公司法和股东合作协议的有关规定，应属无效。由于股权转让协议应当采用书面形式约定双方的权利义务，故原告的主张不能成立，无权要求被告退回投资款，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曾华陈述称：同意两被告的答辩意见。第三人林志刚陈述称：同意两被告的答辩意见。第三人孙仕伟陈述称：无陈述意见。第三人吴天硕陈述称：无陈述意见。第三人柴小林陈述称：无陈述意见。经审理查明：被告蔚来公司于2018年1月23日经核准登记成立，登记的股东为案外人孙兵、张文芳两人，登记注册资本为2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张文芳。2019年1月26日，原告候春连（戊方）与被告蔡卫东（甲方）及第三人林志刚（乙方）、柴小林（丙方）、曾华（丁方）、孙仕伟（己方）、吴天硕（庚方）签订《股东合作协议书》，约定：七方因共同投资设立广州蔚来服饰有限公司事宜，达成协议；拟设立的公司名称为广州蔚来服饰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00万元；七方各以其注册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公司由甲、乙、丙、丁、戊、己、庚七方股东共同投资设立，总投资额为200万元注册资金；甲、乙、丙三方均应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日内将各应支付的启动资金转入专用账户；甲乙以现金作为出资，出资额6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30%；乙方以现金作为出资，出资额6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30%；丙方以现金作为出资，出资额3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5%；该注册资本主要用于公司注册时使用，并用于公司开业后的流动资金，股东不得撤回；七方均应于公司账户开立之日起日内将各应缴纳的注册资金存入公司账户；公司设董事会，设执行董事和监事；甲方为公司的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乙方担任公司的监事；公司不设股东会，遇有重大事项，须经七方达成一致决议后方可进行；利润和亏损，七方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享和承担；一方股东，须先清偿其对公司的个人债务且征得另一方股东的书面同意后，方可退股，否则退股无效，拟退股方仍应享受和承担股东的权利和义务。庭后，经与原告候春连、被告蔡卫东及第三人曾华、林志刚电话核实，均确认该协议中关于股东出资条款所另外约定的：“丙方以现金作为出资，出资额15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7%”；“丙方以现金作为出资，出资额10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5%”，系属于笔误，实际上是指丁方、戊方均现金出资15万元，各占注册资本的7%，己方、庚方均现金出资10万元，各占注册资本的5%。庭审中，被告蔚来公司、蔡卫东及第三人曾华、林志刚表示，各方签署前述协议是因为各方当事人一致同意来经营被告蔚来公司，被告蔚来公司在成立时是没有任何资产的，张文芳与孙兵并未对公司进行实际投资，蔚来公司是在案涉协议签订且合同各方投资之后才开始租赁经营场所，购买设备并变更营业执照地址。2019年1月27日，原告候春连以银行转账形式向被告蔡卫东转账5万元；2019年1月29日，原告候春连再以银行转账形式向被告蔡卫东转账10万元。而被告蔚来公司则向原告候春连出具了收据，确认收到候春连投资款15万元。诉讼中，原告候春连主张其与被告蔚来公司及蔡卫东在2019年5月8日达成了退出协议，两被告同意向其退还90%的投资款13.5万元，但两被告对此并不予认可。诉讼中，原告候春连为证实其主张，提交了如下证据：1、2019年5月8日会议录音：该会议与会人员有蔚来公司股东孙兵、原告候春连以及第三人曾华、柴小林、吴天硕、孙仕伟六人。该录音显示，录音中的前一两分钟孙兵表示蔡卫东原本要到会的，但因看到报表心情不好而让他过来看看大家的意见，综合各方在录音中的陈述，可以证实协商的是撤资或继续增资等事宜，但孙仕伟与吴天硕明确不同意继续增加投资，最后谈及的则是候春连、孙仕伟与吴天硕三人的退出方案，且表示退出后仍可继续在公司工作。而各方当事人最终同意按10%的亏损率退还退出人员的投资款，但在候春连就退款时间提出意见后，各方未能达成一致。2、原告候春连与被告蔡卫东的微信聊天记录：该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9年5月24日原告向蔡卫东表示“我这边您也得找人接手了，我也要考虑自己的出路了”，蔡卫东回复“好的”“尽快”；被告蔡卫东在2019年6月1日表示“你手上的东西怎么交接，交接到什么时候，交接完是吧，上次也是给你们说得很清楚了，交接完半个月内退钱给你们”；2019年7月底，原告向被告蔡卫东催款“东哥，又月底了，我那投资款要想办法了吧！说了6月底，现在7月底”，被告蔡卫东称“我一直在催呀”“下周应该会有”；2019年8月，原告再次问被告蔡卫东“能给个时间吗”，蔡卫东则表示现在手上没钱，如果有钱进账到账可以安排点给原告；之后原告在微信中仍多次向蔡卫东追要款项。而根据该微信聊天记录显示，蔡卫东于2019年8月21日通过微信转账向原告支付2万元，于2019年10月14日通过银行转账向原告支付2万元。对蔡卫东支付的该4万元，原告候春连在庭后提交的代理词中，最终确认均为蔡卫东返还的投资款，而非蔡卫东出借的借款。被告蔡卫东对原告所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抗辩称其并未参加2019年5月8日的会议，未与原告候春连协商同意其退出，并表示其向候春连支付的4万元均属于出借给候春连的款项。为此，被告蔡卫东与蔚来公司提交了如下证据：1、蔡卫东与候春连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在2019年8月21日蔡卫东向候春连微信转账2万元前，候春连催款时称其小孩要开学了开支大，“我儿子学费还真要求您呢”，而蔡卫东在2019年8月19日称“先把话说清楚，我没有欠你钱”，候春连回复“你是没欠我钱，但当初开会叫我们三退出的时候是说了，我们出来15天内退钱的”“您也答应6月底退钱我的呀”；2019年9月和10月期间，候春连要求蔡卫东“9月底那边帮我弄个5万可以吧”，“能否先借个5万周转下”，“借个2万顶下吧”，“15号，投保到期，帮我想想”，“东哥，今天11号，15前帮凑下2万，15号自动扣款，帮我凑下，想想办法”，被告蔡卫东则于2019年10月14日银行转账2万元给了候春连。2、蔚来公司股东张文芳与候春连的微信聊天记录：2019年5月30日张文芳询问候春连下午来不来上班；之后截止至2019年7月底，张文芳还就相关的工作事宜向候春连进行咨询和询问，但根据双方在2019年6月11日的聊天往来显示，张文芳称“你的邮件里面也没有找到，所以跟你对一下，交接这些都要交接清楚”，候春连称“本来我要多带两天的，见你不放心我教她做事，所以我交接完就走了”，张文芳称“我也不想骚扰你的生活，但是这些都是你经手的，她把你交接的给我看了，我也看不懂，所以还是得要问你”。3、“广州蔚来服饰会议群”聊天记录：显示原告候春连一直在该会议群中，且在2019年8月5日其还将孙仕伟、吴天硕拉入了该会议群。原告候春连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并无异议，但对被告蔡卫东、蔚来公司的抗辩主张不予认可。庭审中，原告候春连与被告蔡卫东、蔚来公司及第三人曾华、林志刚均确认，原告候春连在蔚来公司时是负责跟单，并从蔚来公司处领取工资。另查，2019年12月14日，被告蔡卫东、第三人曾华、林志刚召开会议，原告候春连亦到会。对此，原告候春连解释称系被告通知其开会，由于其投资款迟迟未能退还，故其担心能不能退款才决定到会了解情况而已。被告蔡卫东、蔚来公司提了资金明细及款项明细等，拟证实该日会议确认了蔚来公司的投入、应收、应付及亏损情况，但上述明细表并无与会人员的签名确认，原告候春连对此不予确认。另，在本案第一次庭审时，本院当庭拨打了第三人柴小林的手机号码并与其进行了通话。在通话中，柴小林表示：2019年5月初，各方当事人之间确实有协商同意按10%的亏损率向原告及孙仕伟、吴天硕退回投资款，同意该三人退出，但是记不清到会的人员情况，也不清楚有无签订退出协议；2019年12月14日，包括原告在内的股东有召开会议，商议亏损承担问题，但柴小林本人并未到会，也未见到任何的书面文件和决议，也没有见到盈余亏损表。再查，被告蔡卫东、蔚来公司及第三人曾华、林志刚均确认，第三人孙仕伟、吴天硕已经退出投资，由被告蔡卫东按照每人投资款少1万元向该两第三人返还投资款的方式退出。但被告蔡卫东、蔚来公司在第一次庭审时陈述孙仕伟、吴天硕的退出时间为2019年6月，但在第二次庭审时则陈述是在2019年4月底退出。而原告候春连则表示该两第三人是在2019年5月8日退出的。在第二次庭审时，被告蔡卫东还表示蔚来公司在2019年6月即已经停止经营了，之后则是处理结算和盘点事宜，对此原告候春连表示其并不了解蔚来公司在其退出之后的经营情况。被告蔚来公司、蔡卫东与第三人曾华、林志刚则明确表示并未同意原告候春连退出。上述事实，有工商登记信息、股东合作协议书、转账凭证、收据、微信聊天记录、录音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本院认为：关于原告要求确认案涉《股东合作协议书》解除的问题。案涉《股东合作协议书》是原告候春连与被告蔡卫东及第三人曾华、林志刚、柴小林、孙仕伟、吴天硕共同所签署，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并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各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该《股东合作协议书》虽然名为股东合作协议，且在协议中明确了关于拟设立公司的名称、公司的注册资本及各股东的认缴出资额和对应的出资比例、公司治理结构、股东退股及转股条件等内容，但各投资人拟设立的公司即被告蔚来公司在案涉《股东合作协议书》签订之前就已经登记成立了，而协议中的七方投资人均不是被告蔚来公司登记的股东，该公司的股东为案外人张文芳、孙兵两人。因此，案涉的《股东合作协议书》并非公司法意义上的公司发起人就投资设立公司达成的协议，协议的各方主体亦非被告蔚来公司的股东，该《股东合作协议书》应属于原告候春连与被告蔡卫东及第三人曾华、林志刚、柴小林、孙仕伟、吴天硕之间的内部投资合作协议。由于该协议系由七方当事人共同签署，即使如原告候春连所主张的其与被告蔡卫东等达成了退出协议，由于该协议尚有其他当事人仍在继续履行，故原告候春连要求确认该协议已经解除的请求，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候春连是否与被告蔚来公司、蔡卫东达成了退出协议的问题。原告候春连主张其与第三人孙仕伟、吴天硕于2019年5月8日一并与案涉《股东合作协议书》的其他当事人达成了退出协议，但被告蔡卫东及第三人曾华、林志刚对此明确表示否认。原告候春连为证实其主张，提交了2019年5月8日的会议录音，虽被告蔡卫东在该日会议中并未出席，但在会议录音中已经显示与会人员中有代表其出席的人员，而在该会议中明确提及到三个人退出的事宜，且其中孙仕伟与吴天硕的退出，各方在本案中均无异议。根据该会议录音可以证实，退出的三个人中除了孙仕伟及吴天硕之外，剩余一人即为候春连，此事实在原告候春连所提交的其与被告蔡卫东的聊天记录中也可得到印证。在原告候春连与被告蔡卫东的聊天中，当候春连向蔡卫东表示“我这边您也得找人接手了，我也要考虑自己的出路了”时，蔡卫东回复“好的”“尽快”，且蔡卫东表示“你手上的东西怎么交接，交接到什么时候，交接完是吧，上次也是给你们说得很清楚了，交接完半个月内退钱给你们”；之后候春连向被告蔡卫东催款“东哥，又月底了，我那投资款要想办法了吧！说了6月底，现在7月底”，被告蔡卫东称“我一直在催呀”“下周应该会有”，候春连问被告蔡卫东“能给个时间吗”，蔡卫东则表示现在手上没钱，如果有钱进账到账可以安排点给原告。同时，在本院向第三人柴小林电话询问时，柴小林确认2019年5月初，各方当事人之间确实有协商同意按10%的亏损率向原告及孙仕伟、吴天硕退回投资款，同意该三人退出，但是记不清到会的人员情况，也不清楚有无签订退出协议。而被告蔡卫东、蔚来公司所举证的原告候春连与蔚来公司登记股东之一张文芳的微信聊天也显示，张文芳对候春连说“你的邮件里面也没有找到，所以跟你对一下，交接这些都要交接清楚”，候春连称“本来我要多带两天的，见你不放心我教她做事，所以我交接完就走了”，其后张文芳向候春连表示“我也不想骚扰你的生活，但是这些都是你经手的，她把你交接的给我看了，我也看不懂，所以还是得要问你”，从张文芳与候春连对话中关于交接，以及“我也不想骚扰你的生活”等字眼，也可以看出原告候春连已经退出的事实。综合上述微信聊天内容以及第三人柴小林的确认，足以证明就候春连、孙仕伟、吴天硕的退出，案涉协议各方已经进行过磋商并最终接受了该三人的退出，且结合原告候春连向被告蔡卫东追讨投资款时蔡卫东所作的“交接完半个月内退钱给你们”“下周应该会有”，以及如果有钱进账到账可以安排点给原告的表述内容，以及孙仕伟、吴天硕的投资款由被告蔡卫东个人退还的事实，又可以证实原告候春连与孙仕伟、吴天硕的投资份额系由被告蔡卫东受让并由蔡卫东承担投资款的返还责任。即使第三人曾华、林志刚不同意原告候春连退出，但根据案涉协议的约定，在被告蔡卫东已经同意的情况下，原告候春连的退出即符合了协议关于退出投资的约定条件。然而，根据现有证据，则不能证明被告蔚来公司与蔡卫东一并与原告候春连进行过协商，蔚来公司开具投资款收据的行为并不代表其应当与蔡卫东一并承担向原告候春连返还投资款的责任，故本院对原告候春连要求被告蔚来公司承担责任的请求，依法不予支持。而根据会议录音可以证实，对于退出的条件最终协商的结果是按10%的亏损率向退出方退回投资款，由于原告候春连实际向被告蔡卫东支付了投资款15万元，因此按照该方案原告可获得投资款返还13.5万元。根据原告候春连与被告蔡卫东微信聊天记录显示，被告蔡卫东在2019年8月21日通过微信转账向原告支付2万元，在2019年10月14日通过银行转账向原告支付2万元。原告候春连最终确认上述4万元是被告蔡卫东向其退还的投资款，虽被告蔡卫东抗辩称系其出借给原告候春连的款项，但并未提交借条等证据予以佐证，而在原告候春连多次向其催款未果的情况下，候春连以小孩学费紧张的事由让被告蔡卫东帮忙凑款的陈述，并不能认定为是向蔡卫东借款，也不能证实双方存在借贷的合意，因此，本院对被告蔡卫东的抗辩主张不予采纳，并对原告候春连的投资款返还意见予以接纳。故被告蔡卫东尚应向原告候春连返还投资款9.5万元。由于在2019年5月8日的会议中，各方对于投资款的返还期限并未达成一致。而在原告候春连与被告蔡卫东的催款往来中，在候春连询问蔡卫东给出一个时间时，蔡卫东并未给出明确的答复，即双方始终未就投资款的给付期限达成一致，在此情形下，原告候春连主张自2019年5月8日起计算投资款利息损失，本院不予支持。但被告蔡卫东仍应当在原告候春连催告后的合理期间内将款项返还给候春连，然其至今仍未向原告候春连返还剩余款项，故本院酌情认定原告候春连所主张的利息应自起诉之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至投资款返还之日止。第三人孙仕伟、吴天硕、柴小林经本院依法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被告蔡卫东向原告候春连返还投资款9.5万元及利息（该利息以9.5万元为本金，自2020年1月19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至本金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候春连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2246元，由原告候春连负担66元，由被告蔡卫东负担218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白 亮人民陪审员  叶晓敏人民陪审员  张 涛二〇二〇年六月九日书 记 员  陈芷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