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青民终12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案外人)：张宝正，男。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祎辰，青海齐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得兰，青海齐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申请执行人）：刘海义，男。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丽，青海德坤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建文，青海德坤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被执行人）：西宁九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 法定代表人：王九生，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龙，男，该公司副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鲁国铭，男，该公司法务。 上诉人张宝正因与被上诉人刘海义、原审被告西宁九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海公司）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青海省海东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海东中院）（2019）青02民初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5月2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张宝正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卢祎辰、李得兰，被上诉人刘海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丽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九海公司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宝正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刘海义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刘海义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认定拆迁补偿协议存在瑕疵，张宝正主张产权调换补偿安置方式的事实理由不成立，从而判定张宝正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错误。首先，该拆迁补偿协议是真实有效的，张宝正用自己的宅基地去置换房屋，这是客观事实；其次，与张宝正相同情况的村民有64户，一审法院没有深入调查作出的判决将导致64户村民无家可归，严重影响一方的安定团结。2.一审只是从合同个别条款和存在的瑕疵就认定张宝正的主张证据不足，并未对合同的效力作出认定。张宝正与九海公司签订合同是响应政府号召，张宝正将原庄廓和房屋交付九海公司进行拆迁，九海公司已将所盖房屋交付张宝正，实际已完成了拆迁合同的主要内容，一审判决结果将导致64户村民无家可归。3.一审判决忽视了九海公司行为的合法性。九海公司关于返迁房的交付问题已和村民闹了很多年，九海公司已无权将返迁房进行任何方式的交易和抵押或担保行为。九海公司与乐都区国土资源局合谋欺骗拆迁户，在征用土地和附着物拆迁补偿费发放明细表上，将张宝正及众多村民补偿办法写成货币安置，完全是弄虚作假，九海公司的行为已构成犯罪。九海公司与被上诉人刘海义所进行的所有抵押担保行为均是无效的，自然其执行也认定为无效。综上，一审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改判。 刘海义辩称，拆迁补偿协议中没有明确房号、位置，不享有排除执行的民事权益。上诉人张宝正不存在查封前已经交付房屋的事实，听证时张宝正自述房屋系在2018年交付，而查封是在2017年，交付在后，查封在前，九海公司与刘海义签订的担保合同是合法有效的，请求二审维持原判。 刘海义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准许执行九海公司名下位于乐都区东门巷景都乐苑1号楼103、104、204号商铺，共计729675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8月14日，刘海义向该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该院作出（2017）青02财保02号民事裁定书，查封九海公司名下以《商品房屋买卖合同（预售）》方式为刘海义提供担保的乐都区东门巷景都乐苑1号楼102、103、104、105、106、107、204、205号商铺；2号楼104号商铺；住宅楼5号楼1114、1094、1034号和6号楼2164、2054号住宅并续封至今。刘海义起诉九海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该院于2018年1月3日作出（2017）青02民初49号民事判决。九海公司不服，提起上诉。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25日作出（2018）青民终70号民事调解：一、九海公司偿还刘海义借款本金及利息23031000元，其中1500万元于2018年9月30日前支付，余款8031000元于2018年12月30日前一次性付清；二、如上述任何一笔款项未按期足额支付，则双方当事人按一审判决执行；三、九海公司偿还刘海义借款每达到100万元以上，刘海义协助解封相应价值的房产。因九海公司未履行民事调解书确定的义务，刘海义于2018年11月5日向该院申请强制执行财产保全被查封的上述房产，该院于2018年11月5日立案。在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张宝正于2019年10月10日对执行标的提出执行异议。该院于2019年10月31日作出（2019）青02执异8号执行裁定：中止对被执行人九海公司名下位于乐都区东门巷景都乐苑1号楼103、104、204号商铺的执行。申请执行人刘海义遂提起执行异议之诉。 另查，张宝正与九海公司于2011年6月13日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书》，但双方在协议书第二条中未确定安置补偿方式。刘海义与九海公司于2015年5月20日就案涉景都乐苑1号楼103、104、204号商铺签订三份《商品房预售合同》，并在海东市乐都区房地产管理局办理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登记。 一审法院认为，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本案中，张宝正作为案外人，应对执行标的案涉1号楼103、104、204号商铺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执行异议规定）第二十四条“对案外人提出的排除执行异议，人民法院应当审查下列内容：（一）案外人是否系权利人；（二）该权利的合法性与真实性；（三）该权利能否排除执行”的规定，本案应审查张宝正是否系案涉103、104、204号商铺合法、真实的权利人。张宝正在庭审中虽提供了2011年其与九海公司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书》，但双方在该协议书中第二条并未确定房屋搬迁补偿安置方式，据此第二条选择补偿安置方式为空白未填写，可以认定张宝正2011年签订该协议书时并未选定补偿安置方式，其以此协议书主张与九海公司系以房换房的产权调换补偿安置方式的事实理由不能成立。其提交的《分房凭据》从证据形式及载明的内容均不能反映其与九海公司达成了以房换房补偿安置方式的合意及九海公司向其分配了案涉景都乐苑1号楼103、104、204号商铺的意思表示，其以此证据主张对案涉景都乐苑1号楼103、104、204号商铺享有合法权利的证据不足，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张宝正提供的现有证据无法证实其对案涉景都乐苑1号楼103、104、204号商铺享有足以排除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 其次，九海公司在该院审理的（2017）青02民初49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认可其与刘海义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系其为借款提供的担保，并已在海东市乐都区房地产管理局办理了备案登记，可以认定刘海义对案涉景都乐苑103、104、204号商铺享有担保物权。而且，经刘海义申请诉前财产保全，该院于2017年8月14日已经裁定查封了九海公司名下以《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方式为刘海义提供担保的案涉商铺。现该案经刘海义申请已进入强制执行程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财产保全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进入执行程序后，保全措施自动转为执行中的查封、扣押、冻结措施。故应准许执行九海公司名下位于海东市乐都区东门巷景都乐苑1号楼103、104、204号商铺。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三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财产保全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判决：“准许执行西宁九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位于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东门巷景都乐苑1号楼103、104、204号商铺。案件受理费62877元，由被告张宝正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张宝正提交三组证据： 证据一：《拆迁补偿协议书》《西宁九海房地产开发房屋铺面置换拆迁户名单》，拟证明2011年6月13日张宝正与九海公司签订《拆迁补偿协议书》后确定房屋搬迁补偿安置方式为产权调换形式，张宝正的置换总面积为2667平方米，包括2007平方米的房屋置换面积和667平米的铺面置换面积，九海公司支付过渡费一直到九海公司交付房屋为止。 证据二：《现金支出凭单》，拟证明九海公司支付了2012年7月至2015年7月的过渡费，之后再未支付过过渡费，也证明2015年7月以后是九海公司交付商铺的时间。 证据三：分房凭证、《委托书》、（2019）青01执异184号案调查笔录、（2019）青01执异184号裁定书（以下简称执异184号裁定）和《青海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拟证明张宝正与九海公司就拆迁安置房确定了具体的房号并于2016年交付于张宝正，目前案涉商铺已经由张宝正实际占有使用。 被上诉人刘海义质证认为，1.证据一的《拆迁补偿协议书》，并未约定具体安置的房屋房号及面积，对其证明方向不予认可；2.证据二的《现金支出凭单》只能证明过渡费支付到了2015年7月，并不能据此推定出2015年7月就已经交付房屋，对该证据证明方向不予认可；3.证据三分房凭证中孙延霞添加的203商铺已交付的内容，系在一审执行中做出的有针对性的增补，这个分房凭证没有时间记载，也没有交房记录，且先后多次更改，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孙延霞的调查笔录中对于交付问题的回答很概括模糊，并不能证明在2015年就交付了房屋，而王龙的调查笔录中其关于“2016年左右交付的，具体时间记不清了”的陈述，明显跟客观事实有出入，系虚假陈述，故对分房凭证及孙延霞、王龙的调查笔录内容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 二审期间，上诉人张宝正申请证人张长忠、王应通、蒋涛、宋洁出庭作证，拟证明2014年九海公司就确定了张宝正置换房屋的房号并且于2016年实际交付的事实。张宝正认为，通过4名证人的陈述，可以证明九海公司和张宝正进行了两次房屋分配，张宝正的房子是原址建还，案涉的103、104、204商铺就是在张宝正原来的宅基地上建成的，约定拆迁补偿商铺660平方米。证人证言可以证明在查封之前案涉商铺房屋已经确定并分配给了张宝正。 对于证人证言，被上诉人刘海义综合质证认为，1.证人张长忠、王应通都只能证明住宅的交付情况，不能证明涉案商铺的交付时间。2.蒋涛和宋洁，他们作为九海公司曾经的职工，他们也只是证明对住宅进行了分配，均不能证明案涉商铺明确分配给了张宝正，证人证言是不确定的。3.分房凭证是宋洁出具的，其陈述出具这份凭证的时候，左边的一行关于商铺的房号不是她写的，当时没有这些内容。对于添加内容的真实性，被上诉人刘海义不予认可。4.对于协议中约定的原址还建，这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多名拆迁户的原址上会建出一栋楼，包括住宅，包括商铺，均会有多余，具体如何分都是不确定的，也即建出来的商铺不是全部归张宝正所有，买受人主张排除执行的权利，首先要有明确的权利指向，而这一点是不能得到确认的。5.上诉人张宝正主张的2014到2016年间房屋已经确定并交付的这一事实并不存在。之后有反驳证据可以确认案涉房商铺2017年查封的时候，钥匙还在九海公司手里，2018年九海公司才给他交付的房屋，系在查封之后。 对此，被上诉人刘海义提交三份反驳证据：1.2019年10月28日的《听证会笔录》，拟证明上诉人张宝正自认案涉房屋交付时间在查封之后（即2018年元月消防达标后向我交付房屋），不存在合法交付的事实；2.分房凭证，拟证明上诉人张宝正提交的分房凭证与一审庭审时提交的分房凭证不一致，在原有内容上，为了应诉做了针对性的添补，真实性存在严重问题；3.两份民事判决书，拟证明排除执行须有明确的权利指向，两份判决书均可显示拆迁户除了持有《拆迁补偿协议书》，均有《房屋回迁安置确认协议书》明确房号、面积、差价等，权利明确具体，而上诉人张宝正的情况明显与事实不符。 对于反驳证据，上诉人张宝正质证认为，1.对于《听证会笔录》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从这份笔录中可以看出2014年到2016年之前进行了两次的分房，从张宝正的陈述中也可以反映出，张宝正和九海公司在2017年之前就已经确认了房屋的具体房号和位置，因为不交房，才去闹,后来才交的房。2.分房凭证就是双方对房屋位置、房号的确认，该凭证中左边关于商铺的房号是九海公司王静写的，九海公司对此予以认可。凭证下方“以上203商铺九海房地产已交付张宝正房屋和商铺的凭证”系法院执行过程中九海公司授权工作人员孙延霞写的，据此证明住宅和商铺已交付，并不是什么人无缘无故加上去的。3.关于刘海义提到的书面确认书的问题，分房凭证就是对房屋位置、房号的确认，查封之前双方对涉案房屋回迁有明确的意思表示，可以排除强制执行。 当事人对一审认定的事实均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诉争商铺是否系九海公司明确拆迁补偿安置给张宝正”及“诉争商铺是否在查封前交付”，本院根据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及质证意见，分析认定如下： 一、关于案涉商铺是否系九海公司明确拆迁补偿安置给张宝正的问题 经查，九海公司与张宝正于2011年6月13日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书》中第一条对乙方（张宝正）的房屋、附属物确认如下：“其中铺面660平米，住宅2007平米”；第二条“房屋搬迁补偿安置方式”中列明了三项：“1.货币补偿。2.产权调换。3.拆迁补偿和产权交换相结合的补偿方式”，选项为空白；但第三条约定“经现场测量，乙方被拆迁房屋面积2667平方米。甲方同意安置乙方住宅面积2007平方米，商铺面积660平方米”。此条约定可以确定张宝正选择的“房屋搬迁补偿安置方式”应为第2项，即“产权调换”。《西宁九海房地产开发房屋铺面置换拆迁户名单》中张宝正对“房屋置换面积”和“铺面置换面积”签字摁印进行确认，再次明确“产权调换”的安置方式及安置面积。对此，九海公司职员王龙2019年12月27日的《调查笔录》中亦载明“返还的面积是按1:1.25来计算的，面积为2200平方米，当时为了拆迁，张宝正提出要增加面积，当时我们就同意了，所以就在拆迁补偿协议上写了2667平方米，张宝正一共是3层，把一楼全部建成商铺，因为我们建的是两层，所以就同时给了张宝正，张宝正的这些材料都是真实的”及九海公司原拆迁部项目部经理蒋涛二审出庭陈述称，其与王龙负责拆迁工作，张宝正是原有的拆迁户，原址还建住宅2007平方米，商铺660平方米。各方当事人对《拆迁补偿协议书》《西宁九海房地产开发房屋铺面置换拆迁户名单》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应予确认。该协议书和拆迁户名单载明内容和王龙、蒋涛的陈述相互印证，可以证实九海公司系以“产权调换”方式对张宝正补偿安置，一审法院关于“第二条选择补偿安置方式为空白未填写，则可以认定张宝正2011年签订该协议书时并未选定补偿安置方式，其以此协议书主张与九海公司系以房换房的产权调换补偿安置方式的事实理由不能成立”的认定有误，予以纠正。 关于补偿安置房屋位置、房号是否明确的问题，经查，张宝正二审提交的“分房凭证”上对于安置给张宝正的商铺房号，左边注明“1号楼，103铺、104铺、203铺、204铺”，海东中院2019年10月28日《听证会笔录》上载明，当刘海义对该“分房凭证”提出异议时，九海公司行政主管孙延霞称“住宅部分是我公司的工作人员宋洁写的，铺面部分是我公司经理王静写的，后面的签字是我公司人员加上去的。对上面的协议认可，无异议”，该陈述与二审中出庭作证的宋洁的陈述“分房凭证中住宅的房号是我写的，商铺的不是我写的”相一致，且与九海公司职员王龙“张宝正一共是3层，把一楼全部建成商铺，因为我们建的是两层，所以就同时给了张宝正，张宝正的这些材料都是真实的”及九海公司原拆迁部项目部经理蒋涛“对张宝正原址还建，分房凭证是抓完阄后形成的，应该是在2015年，商铺也是一并确认的”的陈述相互印证，应对“分房凭证”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结合九海公司已按照“分房凭证”上注明的商铺号将该商铺实际交付张宝正的事实，可以证明本案诉争商铺系由九海公司明确补偿安置给张宝正的。 二、关于诉争商铺是否系在查封前交付给张宝正的问题 经查，本案诉争商铺于2017年8月14日被查封，各方当事人对目前诉争商铺已实际由张宝正占有、使用的事实不持异议，只是双方当事人对交付时间产生争议，上诉人张宝正主张诉争商铺系于查封前交付，应予排除执行，而被上诉人刘海义则主张诉争商铺系于查封后交付，不能排除执行。对于诉争商铺实际交付的时间，上诉人张宝正提交了《拆迁补偿协议书》，其上第四条约定“乙方选择自行过渡，过渡费按有证面积每平方米每月4元的标准支付，一直支付到甲方交付房屋为止”；提交了《现金支出凭证》，其上载明自2012年7月至2015年7月，九海公司共向张宝正支付了三年的商铺拆迁过渡费，2015年7月以后九海公司就没有再支付过渡费，以此印证2015年7月以后九海公司就交付了诉争商铺。刘海义虽质证认为该《现金支出凭证》不能证明2015年7月以后九海公司没有再支付过过渡费，但其并未提交九海公司2015年7月继续支付过渡费的证据，故对九海公司与张宝正签订《拆迁补偿协议书》时约定过渡费支付至交付房屋，并实际支付商铺过渡费至2015年7月的事实予以认定。张宝正的宅基地拆迁时与九海公司约定原址安置的房屋除了商铺，还有住宅，住宅在商铺上面，均位于九海公司在张宝正原有宅基地上所建的1号楼上。住宅和商铺的过渡费均约定支付至交付房屋时，住宅和商铺的过渡费均实际支付至2015年7月。对于住宅的交付时间，证人蒋涛作为当时九海公司负责分房的工作人员述称张宝正的住宅是在2015年分配完成并交付的，商铺也一并确认后交付，商铺和住宅交付时间大概间隔1个月；九海公司出具分房凭证的工作人员宋洁称2014年-2015年就将房屋交付完了，其本人亦系回迁户，她是2014年装修，2015年搬进去的；证人张长忠和王应通均证明他们2016年从张宝正处买受房屋后，2017年就入住了，该证人证言之间相互印证，且与《拆迁补偿协议书》《现金支出凭证》形成证据链，可以认定住宅于查封前交付的事实，而商铺系和住宅同时作为张宝正的补偿安置房，位于同一栋楼，按照常理，住宅和商铺应同时分配、交付，证人蒋涛“住宅2015年分配完成并交付的，商铺也一并确认后交付，商铺和住宅交付时间大概间隔1个月”的证言和王龙“商铺已经交付，2016年左右，具体时间记不清了”的陈述相互印证，符合常理，可以认定诉争商铺亦于查封前交付。刘海义主张诉争商铺交付于查封之后的证据系2019年10月28日的《听证会笔录》，其上载明张宝正自述“因九海公司一直不交房，2017年我闹的时候才拿到钥匙，2018年元月消防达标后向我交付该房屋”，认为张宝正自述2018年交付房屋，在查封之后。同时认为2017年8月法院查封时钥匙还在九海公司。对此，本院认为，案涉商铺系九海公司拆迁张宝正的房屋后依照国家相关规定给予张宝正的实物补偿，实质为张宝正原房屋产权调换而形成的财产，相较于普通房屋买卖合同中买受人对房屋的物权期待权，被拆迁人对安置房屋享有的权利更值得优先、特别保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商品房买卖解释）第七条：“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按照所有权调换方式订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明确约定拆迁人以位置、用途特定的房屋对被拆迁人予以补偿安置，如果拆迁人将该补偿安置房屋另行出卖给第三人，被拆迁人请求优先取得补偿安置房屋的，应予支持”的规定，被拆迁人对拆迁安置房屋的权利应优先于普通债权。张宝正与九海公司签订合法有效的拆迁补偿协议，约定了安置用房的位置、用途，该房屋已经特定化。基于拆迁安置房屋特殊性质及特殊法律地位，法院对异议人所提异议是否成立进行审查时，不应过苛，其审查标准应低于执行异议规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张宝正以其所有的房屋以产权置换补偿的形式取得了案涉房屋并实际占有使用该房屋，张宝正实际占有该房屋是否系在查封之前不影响其享有排除执行的权利，且本案中，对于诉争商铺是否在查封前交付的问题，如前所述，张宝正提交的证据已形成证据链条，可以证明诉争商铺于查封前交付，张宝正自述所称因九海公司不交房，去闹时于2017年拿到钥匙，拿到钥匙即可视为对不动产的占有，该陈述与张宝正关于诉争商铺于查封前交付的主张并不矛盾，对此，九海公司亦是认可的，刘海义仅以此自述内容来否定商铺于查封前交付的事实，其证明力明显小于张宝正提交证据的证明力，故应对“诉争商铺于查封前交付”的事实予以认定。 综上，本院认为，张宝正享有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首先，按照执行异议规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九海公司与张宝正于2011年6月13日签订《拆迁补偿协议书》时即约定以产权置换方式对张宝正予以补偿安置，2015年对商铺进行分配，明确案涉商铺补偿安置给张宝正，系在查封之前；案涉商铺已实际交付张宝正占有使用，刘海义虽对交付时间有异议，但结合本案证据及证人证言可以认定案涉商铺已于查封前交付张宝正占有使用；案涉房屋系张宝正以产权置换方式取得，且其已按照约定履行了原房屋产权交付手续，应视为已经履行了全部价款支付义务；案涉商铺在查封前未办理过户登记的原因不能归责于张宝正。且综合现有在案证据，未发现张宝正与九海公司之间就案涉商铺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书》《西宁九海房地产开发房屋铺面置换拆迁户名单》、分房凭证、《现金支出凭单》等民事行为存在规避执行或逃避债务、侵害第三人权益的情形，故应确认张宝正对案涉商铺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其次，按照商品房买卖解释第七条第一款的规定，也应保护张宝正对案涉商铺的物权期待权。根据查明的事实，张宝正以所有权调换形式签订《拆迁补偿协议书》取得案涉商铺属于拆迁安置的性质，九海公司将案涉商铺另行担保处置，亦不能损及张宝正作为被拆迁人对补偿安置房屋享有的物权期待权，张宝正应优先取得安置房屋。一审法院以刘海义对案涉商铺享有担保物权并已申请诉前财产保全，现该案已进入强制执行程序为由判令准许执行案涉商铺，属适用法律错误，予以纠正。本案中，九海公司在已将案涉商铺补偿安置给张宝正的情况下，又与刘海义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将该商铺作为其为借款提供的担保，对本案的发生具有明显过错，亦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故结合本案实际情况由其承担部分诉讼费用，以示惩戒。 综上所述，张宝正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青海省海东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青02民初68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刘海义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62877元,刘海义负担12575元，西宁九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5030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2877元,刘海义负担12575元，西宁九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50302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 玉 静 审 判 员 索 晓 春 审 判 员 马  威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 法官助理 祁选姐措 书 记 员 马 乾 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