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6民终124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国弥，女，1971年7月21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沈玲娟，女，1959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两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华良，浙江中圣律师事务所律师。两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金法，绍兴市越城区东方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玉英，女，1963年1月5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诸张荣，男，1964年7月7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两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志庆，浙江震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陈国弥、沈玲娟因与被上诉人李玉英、诸张荣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602民初83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及询问当事人，决定不开庭进行审理。上诉人陈国弥、沈玲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华良、陈金法，被上诉人李玉英、诸张荣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志庆到庭应询。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国弥、沈玲娟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李玉英、诸张荣立即归还陈国弥350万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支付自2016年12月3日起至实际付清日止的相应利息，改判李玉英、诸张荣立即归还沈玲娟350万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支付自2016年12月3日起至实际付清日止的相应利息。事实和理由：一、2015年以来，李玉英、诸张荣以工程招标、项目投资、临时周转等需要资金为由向陈国弥、沈玲娟多次借款，截止2016年11月，共计有1000万元本金未归还。在陈国弥、沈玲娟多次催讨后，李玉英、诸张荣以资金都用于周虹，且周虹涉嫌犯罪为由与陈国弥、沈玲娟签订《协议书》一份，三方约定：1.李玉英向陈国弥、沈玲娟各支付壹佰伍拾万元整，于2016年12月6日前一次性转到指定账户；2.周虹涉嫌刑事案件被公安机关立案调查，待周虹所涉刑事案件结案，根据办案机关追回款项的不同情况，李玉英同意：办案机关追回款项后，若退还给陈国弥、沈玲娟的总金额等于100万元整，李玉英无需再支付任何费用；若小于100万元的，李玉英予以补足；办案机关追回款项后，若退还给陈国弥、沈玲娟的金额大于100万元整，超过部分陈国弥、沈玲娟各拿30%，李玉英拿40%。现周虹已被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根据判决书记载，李玉英并不是周虹案件中的受害人，上述协议是李玉英隐瞒或虚构事实的产物，严重损害了陈国弥、沈玲娟的合法权益。二、一审审理违反法定程序。一审法院未法调取（2018）浙06刑初8号刑事案件中公安机关对周虹、李玉英的相关询问笔录以及资金往来记录，导致本案事实未查清。三、陈国弥、沈玲娟在借钱给李玉英、诸张荣时，根本不知道周虹这个人，也不知道李玉英将钱借给周虹的事实，而是周虹涉嫌诈骗被羁押后，李玉英才告知陈国弥、沈玲娟，李玉英又事先拟定好协议书，以“如果不签就不给一分钱”为由要求陈国弥、沈玲娟签订。在一审中李玉英说自己是做资金生意的，需要大量现金，从而进行集资活动，并且将陈国弥、沈玲娟的钱提供给周虹，帮助周虹从事诈骗活动，这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是严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四、李玉英陈述，根据公安机关的侦查，李玉英交付给周虹的钱与周虹还给李玉英的钱相当，在周虹案件中李玉英不存在损失。五、在微信聊天中多次提到的“贴已汇”就是指的利息，这是双方当时的真实意思，且李玉英在微信中明确对沈玲娟说“利息除掉是500万”。六、在双方涉及金钱往来期间，李玉英、诸张荣是夫妻关系，双方共同做资金生意，并以此为业；夫妻双方利用所集资金购买房产、汽车等，周虹案发生后，李玉英、诸张荣进行了资产切割与转移。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属于委托理财合同纠纷，却不依委托合同的法律关系进行审理明显违法。另外，本案在一审中陈国弥、沈玲娟主张的是合同关系，无论是民间借贷或是委托理财合同等都没有超越合同关系范畴。李玉英、诸张荣辩称：一、一审审理程序合法，符合法律规定。二、一审法院已经查清了本案事实，陈国弥、沈玲娟所主张的上诉理由和事实并不成立，具体如下：1.陈国弥、沈玲娟与李玉英之间不是民间借贷关系；2.陈国弥、沈玲娟知道周虹有资金需求，也知道周虹这个人，但是因为与周虹不熟，所以委托李玉英向周虹投资，出借资金并收取回报，这个时间长达将近两年，陈国弥、沈玲娟陈述根本不知道周虹这个人与事实不符；3.关于协议书的签订，陈国弥、沈玲娟主张是受李玉英的胁迫签订，这与客观事实相违背，这份协议书的签订意味着李玉英要赔偿陈国弥、沈玲娟300万元，根据常理判断，就不存在要挟别人让自己赔钱的可能，实际上是李玉英受到了陈国弥、沈玲娟的胁迫，当时陈国弥、沈玲娟将李玉英控制起来，所以双方才签订了这份协议；4.根据该协议书能够得到一个确定的事实，甲、乙、丙三方之间不是民间借贷关系而是委托投资理财的关系；协议的当事人不包括诸张荣，且在签订协议书之前其与李玉英已经解除了婚姻关系，因此陈国弥、沈玲娟要求李玉英、诸张荣承担责任不符合法律规定。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后发现双方是委托合同关系，经一审法院释明后陈国弥、沈玲娟仍以民间借贷主张权利，因此一审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陈国弥、沈玲娟于2019年8月22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决李玉英、诸张荣立即归还或赔偿陈国弥人民币350万元，并按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支付自2016年12月3日起至实际付清日止的相应利息；二、判决李玉英、诸张荣立即归还或赔偿沈玲娟人民币350万元，并按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支付自2016年12月3日起至实际付清日止的相应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陈国弥、沈玲娟与李玉英自2015年起有资金往来。2016年12月3日，甲方李玉英、乙方陈国弥、丙方沈玲娟签订协议书一份，内容为：2016年，周虹（身份证号：3306021981××××××××）有招投标项目需要资金，甲、乙、丙三方都有投资意愿，应乙方、丙方要求，通过甲方其个人账户汇款给周虹人民币贰仟万元整（其中甲方壹仟万元整，乙方伍佰万元整，丙方伍佰万元整）共同投资有关招投标项目。现因周虹涉嫌刑事犯罪造成甲、乙、丙三方财产损失，为了减少乙方、丙方损失，甲方同意对乙方、丙方壹仟万元作出一定补偿，经甲、乙、丙三方多次协商，达成如下协议内容：一、甲方向乙方、丙方合计支付补偿款人民币叁佰万元整（具体乙方壹佰伍拾万元整，丙方壹佰伍拾万元整），于2016年12月6日前一次性转账至乙方，丙方指定银行账户。二、因周虹涉嫌刑事案件被公安机关立案调查，待周虹所涉刑事案件结案（若为判决，则为判决生效之日），根据办案机关追回款项的不同情况，甲方同意：1、办案机关追回款项后，若退还给乙方、丙方的总金额等于壹佰万元整，则甲方无需再支付乙方、丙方任何费用；2、办案机关追回款项后，若退还给乙方、丙方的总金额小于壹佰万元整，不足部分由甲方予以补足，补足部分款项自周虹所涉刑事案件结案之日起（若为判决，则为判决生效之日）分五年平均支付，从刑事案件结案之日（若为判决，则为判决生效之日）开始起算一年，每年的最后一日为支付日，分五次付清；3、办案机关追回款项后，若退还给乙方、丙方的总金额大于壹佰万元整的，超过壹佰万元部分，乙方和丙方拿60%（其中乙方30%，丙方30%），甲方拿40%。三、支付方式：1、乙方指定将前述款项打至陈国弥、沈玲娟银行账户；四、因甲方也是受害方，本协议签订后，乙方、丙方承诺自愿放弃以任何形式、任何方式要求甲方承担刑事责任、民事责任等其他责任；五、本协议签订后，乙方、丙方不得自行或者委托他人以任何方式打扰、影响甲方及其家人正常生活、工作，不得以任何方式侵害甲方及其家人人身、财产安全，不得就本协议所涉款项及相关事宜向有关部门反映、报案，否则甲方有权解除本协议，并要求乙方、丙方归还已支付款项；六、本协议履行完毕后，甲方与乙方、丙方再无任何经济纠纷；七、乙方、丙方对外债务与甲方无关。李玉英、诸张荣按约支付了款项。李玉英、诸张荣于2016年10月26日登记离婚。2019年3月28日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8）浙06刑初8号中周虹犯集资诈骗罪，但李玉英、诸张荣不是受害人。2016年10月31日，案外人周虹之夫靳理平向李玉英出具保证书，内容为“因周虹欠李玉英人民币2000万元，经双方协商，归还李玉英人民币600万元（每10天一次，三次付清）”。陈国弥与李玉英的微信聊天内容有：李玉英“7月26日到8月5日是10天，8月5日开始。贴已汇。因这个月31号”“190万贴9天11970元已汇了。从今天开始230万”陈国弥2016年10月“玉英，现在怎么回事？怎么这么麻烦？会不会出…要不要紧啊？”李玉英“钱没问题。出钱很慢”“我也不知道这么慢”沈玲娟与李玉英的微信聊天内容有：李玉英“2016年7月20日539+380+101=1020”沈玲娟“2016年7月22日有70万还要吗”李玉英“2016年10月1日850*5=4250元105*7=735元，贴已全部汇出，补加一天”“2016年11月10日利息除掉是500万”“2016年11月12日我也是受害者，都被小周骗去了……我也一分钱没有，我们合伙做你们都知道的，招投标，你们的钱也没有用都周虹骗走了”。2015年11月19日陈国弥汇给诸张荣200万元（账号62×××20），2015年11月25日陈国弥汇给诸张荣43万元。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民事主体依照法律规定和当事人约定，履行民事义务，承担民事责任，故各方均应按约履行。本案争点为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协议书的效力、诸张荣应否担责。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原告倾向于是民间借贷关系、被告开始倾向于合伙关系，后偏向于委托关系。该院认为，尽管原告最终选择的案由为合同纠纷，但合同纠纷属于一级案由，且双方均有倾向性意见，故有必要予以分析。第一、是否民间借贷。原告认为是民间借贷关系的主要依据是微信中的“贴息”与李玉英微信“2016年11月10日利息除掉是500万”。根据原告提供的微信，内容中没有使用“贴息”二字，均是使用“贴”字，从文意分析，贴含有补偿的意思，但补偿不仅包含了利息方面的补偿，也包含了投资收益方面的补偿，故单凭“贴”字难以判断是民间借贷关系。“2016年11月10日利息除掉是500万”确有民间借贷的含义，但2016年12月3日协议书明确“甲、乙、丙三方都有投资意愿，应乙方、丙方要求，通过甲方其个人账户汇款给周虹人民币贰仟万元整，共同投资有关招投标项目”表达的是共同投资，而非民间借贷，根据意思表示的时间先后应以最后的意思表示为准，即双方最后确定的是共同投资，如果原告与被告之间是民间借贷，则只能是被告一个人投资，而不是共同投资；如果是民间借贷，则原告无需对被告的资金使用风险担责，然原告明知有1000万元未收回，而在2016年12月3日协议书中对未收回款项承担风险。综上，对原告主张的民间借贷关系该院不予采纳。第二、是否合伙。被告庭审中认为是合伙关系，但被告同时又称“利息所得按各自比例分配，我只拿自己本金对应的利息那一部分”，说明彼此之间不存在收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伙实质，且原告也不认同合伙关系，故目前证据难以证明是合伙关系。第三、是否委托。被告最后偏向于委托关系。该院认为，根据双方的协议书内容“甲乙丙都有投资意愿”“共同投资”，以及微信内容沈玲娟“2016年7月22日有70万还要吗”,说明双方内部之间有委托投资的意向，也印证了协议书上“应乙方、丙方要求”的委托投资意愿。结合事后原告的损失由双方分担的事实，该院认定为合同纠纷中的委托关系。协议书的效力。原告认为无效的理由是李玉英不是周虹案的受害人，其没有损失，协议书上李玉英主张的“现因周虹涉嫌刑事犯罪造成甲、乙、丙三方财产损失”系李玉英故意隐瞒事实，欺诈原告，有刑事诈骗之嫌疑，故协议书无效。该院认为，第一、欺诈不是合同无效的法律理由。第二、陈国弥2016年10月微信“玉英，现在怎么回事？怎么这么麻烦？会不会出…要不要紧啊？”以及庭审中原告称“陈国弥、沈玲娟跟随第一被告去找过周虹讨债”，说明双方签订协议前原告知晓其投资款去向；第三、尽管李玉英不是周虹案的受害人，但根据银行明细及保证书可知被告汇给周虹的款项确实有2000万元没有收回；且靳理平出具保证书后，被告称靳理平没有支付600万元，且原告也无证据证明靳理平根据保证书支付了600万元。第四，公安部门是否把李玉英归入受害人不是李玉英所能把握的。综上，该院认定该协议书合法有效。诸张荣应否担责。原告要求诸张荣担责的理由是民间借贷发生于李玉英与诸张荣夫妻存续期间，以及陈国弥的243万元汇入了诸张荣账户，以及诸张荣的银行账户给李玉英使用。该院认为，第一、因2016年12月3日协议已明确当事人只有陈国弥、沈玲娟与李玉英三人，诸张荣不是协议当事人；第二、案涉款项不是民间借贷；即使是民间借贷，因陈国弥汇给诸张荣的款项时间是2015年11月，金额243万元，根据庭审原告称“不是一次给，是对账确认其欠账500万元，具体给了李玉英多少不清楚，无法计算，资金往来1年多，往来几十笔”，以及先借先还的习惯，该243万元也已还清；第三、李玉英使用诸张荣的银行账户，不能得出诸张荣是合同当事人，进而不能得出诸张荣与李玉英是共同责任人；第四、原告无证据证明其汇给诸张荣的款项用于家庭生活。综上，对原告要求诸张荣担责的诉请不予支持。合并审理的问题。被告提出本案不是必要共同诉讼，应当分别诉讼的抗辩，因李玉英同意2016年12月3日协议的当事人为陈国弥、沈玲娟、李玉英三方，而没有分别签订协议，故以该协议为基础的诉讼可以合并诉讼，故对被告的抗辩，不予采纳。综上，因案涉协议书合法有效，对陈国弥、沈玲娟的诉请该院不予支持。至于有效合同中的权利，该院释明后原告不变更诉请，可另行主张。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陈国弥、沈玲娟的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陈国弥、沈玲娟提交李玉英、诸张荣的离婚协议书，证明案涉纠纷发生在李玉英、诸张荣婚姻存续期间，李玉英在知道周虹案件事发后可能产生一系列的问题，因此以离婚为手段，转移资产、逃避债务。李玉英、诸张荣经质证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诸张荣不是本案的责任主体，协议中提到的房子李玉英已经卖掉用于归还协议书中的300万元债务，不存在逃避债务的情形。本院认证认为，该证据与本案处理缺乏关联性，具体在裁判理由中阐述。李玉英、诸张荣向本院申请调取（2018）浙06刑初8号刑事判决书、公安机关对周虹的相关询问笔录、李玉英与周虹之间的款项往来记录。经审查，（2018）浙06刑初8号刑事判决书、李玉英与周虹之间的款项往来记录，当事人在一审已作为证据提交，无需调取，对调取公安机关询问笔录的申请，本院不予准许，具体在裁判理由中阐述。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查明的“李玉英、诸张荣按约支付了款项”不予确认，对其他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李玉英已支付陈国弥、沈玲娟2016年12月3日协议项下款项300万元。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中的争议焦点在于以下两个方面：一、双方之间法律行为性质如何认定以及案涉协议书的效力问题；二、诸张荣是否系责任主体的问题。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双方在交易过程中并未订立书面合同，但2016年12月3日订立的协议书对双方交易方式和交易过程有较为明确的描述，即陈国弥、沈玲娟与李玉英都有投资意愿，应陈国弥、沈玲娟的要求，通过李玉英的账户汇款给周虹，共同投资有关项目，结合协议书有关损失分担的约定，可以确认双方之间不是民间借贷的关系，其中包含有委托合同的因素，本案案由宜定为合同纠纷。李玉英并未被列入周虹集资诈骗案的犯罪嫌疑人，目前缺乏证据证明本案双方交易涉嫌违法或存在其他无效事由。陈国弥、沈玲娟主张2016年12月3日协议涉嫌欺诈，本院认为依据并不充分。从李玉英提交的银行明细来看，李玉英与周虹之间确实存在大量的款项往来，协议书所谓通过李玉英汇款、投资周虹的项目，有较充分的依据；陈国弥、沈玲娟作为商个人，应当具有通常的谨慎和理性，两人也曾与李玉英一道向周虹讨债，合理推断两人对投资损失情况有所了解，在此情况下，其与李玉英签订了协议书，在本案诉讼中再行主张受到欺诈、陷入意思表示错误，依据不足。周虹所犯罪行为集资诈骗，其构成要件之一是当事人固有财产受损，李玉英未被列入受害人范围，只能说明“整体”而言李玉英的固有财产没有受损，但通过李玉英进行投资的并不只有陈国弥、沈玲娟，不能说明本案所涉资金没有损失，因此仅凭此一事实不足以推论李玉英存在隐瞒事实、虚构损失的问题。特别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即欺诈事实的证明标准为排除合理怀疑，而非高度盖然性，本案中，有关李玉英欺诈的证据显然并不足以达到此一程度。陈国弥、沈玲娟又主张是在李玉英要挟“如果不签就不给一分钱”的情况下，被迫签订案涉协议。首先，该事实没有证据证明；其次，即使该陈述属实，这种程度的、单纯言语上的施压，也达不到法律规定的胁迫的标准。陈国弥、沈玲娟申请调取公安机关对周虹的询问笔录，但周虹的询问笔录所涉及的是其犯罪过程的陈述，而本案争议的是陈国弥、沈玲娟与李玉英之间的交易关系，两者并没有直接的关联，故对其申请不予准许。综上，本院认为，目前证据不足以认定李玉英具有欺诈、胁迫的事实，案涉协议有效，各方应按约履行。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本案双方之间的交易与诸张荣的连接点较少，除了陈国弥曾向诸张荣的账户汇付了部分款项，基本没有其他连接点，至于诸张荣与李玉英之间的款项往来，系其内部关系，而且陈国弥、沈玲娟在结算案涉交易时，也是选择与李玉英订立协议，没有与诸张荣订立协议，印证诸张荣不是案涉交易相对人，不应承担相应责任。至于陈国弥、沈玲娟主张的，诸张荣与李玉英转移财产、逃避债务的问题，即使属实，也应通过债的保全解决，不能据此推论诸张荣系案涉交易相对人。相应的陈国弥、沈玲娟二审提交的证据与本案处理没有关联，本院不予认定。鉴于双方已就行为性质、协议效力展开充分辩论，基于一次性解决纠纷的原则，可以根据查明的情况作出实体处理。本院认为，案涉协议合法有效，各方均应按照协议履行，现李玉英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陈国弥、沈玲娟300万元款项；协议同时约定，若公安机关给陈国弥、沈玲娟退赃不足100万元的，由李玉英补足相应金额，现李玉英以及陈国弥、沈玲娟未被列为周虹案受害人，不存在退赃的问题，该100万元款项应由李玉英负责清偿，据此李玉英应当按约支付陈国弥、沈玲娟各50万元。协议对于付款期间的约定是基于李玉英或陈国弥、沈玲娟被列为周虹案受害人、公安机关退赃的前提下，现其未被列为受害人，相应的付款期限起算点变得约定不明；协议虽约定李玉英分五年支付款项，但在周虹案结案后，李玉英对其补偿义务持消极态度，在本案诉讼中又主张其不应承担委托人陈国弥、沈玲娟的损失，实际上拒绝支付补偿款，其行为构成预期违约，在此情况下，本院确定李玉英应自本案起诉之日起按照同期银行间贷款报价利率计付逾期付款损失。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基于一次性解决纠纷的原则，应当根据查明的情况作出实体处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602民初8320号民事判决；二、李玉英支付陈国弥50万元，款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并赔偿该款自2019年8月22日起至付清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逾期付款损失；三、李玉英支付沈玲娟50万元，款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并赔偿该款自2019年8月22日起至付清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逾期付款损失；四、驳回陈国弥、沈玲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0800元，由李玉英负担13800元，由陈国弥、沈玲娟负担47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0800元，由李玉英负担13800元，由陈国弥、沈玲娟负担470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董 伟审判员 **斌审判员 杨 华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俞 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