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212民初4029号 原告：朱华文，男，1979年5月6日出生汉族，宁波市博驰劳保用品有限公司股东，住宁波市鄞州区；法律文书送达地址：宁波市鄞州区鄞县大道1357号广博国贸中心402。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依杰，浙江共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银薇，浙江共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章洁琼，女，1990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个体户，住宁波市鄞州区；法律文书送达地址：宁波市和济街180号国际金融中心Ｅ座10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缇莹，北京大成（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奋超，北京大成（宁波）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告朱华文诉被告章洁琼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2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陈雯雯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6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朱华文及代理人郑依杰、王银薇，被告章洁琼及代理人王缇莹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朱华文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1.被告立即向原告返还货款87780元（380元/把×231把）；2.被告立即向原告返还代售的货款6460元（380元/把×17把）。事实与理由：因为新型冠状病毒的爆发，单位复产复工需要额温枪，原告看到额温枪的市场需求，故急需采购一批额温枪用以出售后谋取差价。2020年2月21日,原告得知被告有一批额温枪共计829支,同时被告承诺下单后5日左右就能达到宁波。为此,原告才下单向被告购买该批额温枪，当时双方确定的单价为380元/把。同年2月25日，原告经被告指示收到一批额温枪共计208支，但款式并非原告下单时指定的型号。之后被告又于2月28日、3月5日、3月9日分3批各交付额温枪66把、53把、271把，共计390支；期间被告替原告代卖额温枪17把。后原告多次向被告催讨交付额温枪，这时被告才告知原告其于2020年2月25日才邮寄额温枪，而该邮寄时间已远远超过了原、被告双方约定的交货期间。原告因为被告明确告知下单后5日左右能交付货物才向被告购买额温枪，现因被告迟延履行导致额温枪的市场价格急速下降以致原告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故2020年3月13日,原告明确告知被告要求解除合同,并返还未交付的231支额温枪的货款,但被告拒不归还货款。原告认为被告迟延履行交货义务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原告可以依法行使法定解除权。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为此原告依据上述事实及相关法律规定,依法提起诉讼。 被告章洁琼辩称，1.双方实为委托合同关系而非买卖合同关系，被告不存在过错。被告2020年2月期间出国度假，原、被告系朋友关系，因国内防疫物资紧张，原告委托被告帮其采购一批红外线温度计，被告收到原告支付的代购费用后，即向国外的供应商支付了货款和运费，马上安排快递公司运回中国。期间被告也花费了大量人力财力将800多件额温枪一件件拆电池，并为降低查验风险而通过七个包裹分别发送国内。被告并非在国外屯货后在国内进行现货销售，原、被告行为符合依委托方指示购买、代购方收取代理报酬两个特征，双方并非买卖合同关系而是委托合同关系。2.原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主张被告根本违约，要求解除合同不成立。被告作为受托人积极履行义务，且在履行过程中没有过错，疫情期间国际快递速度降低、快递航班减少不能归责于被告。疫情期间，各种防疫物资价格波动巨大，原告作为一家专业销售防疫物资、劳保用品的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更应对其有所预见，原告应承担正常的商业风险，不能因额温枪价格降低主张不能实现合同目的。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告朱华文（以下简称朱）和被告章洁琼（以下简称章）在2020年1月通过买卖口罩认识。2月8日－26日期间，章在土耳其。2月15日，双方开始磋商额温枪，朱问章“这发到宁波的话大约要多少一把几号可以到”；章回复“要的话我今天就可以给你发TNT”“一共有4000把”；朱问“如果今天买下寄出的话，大概几号可以到”；章回复“4天左右可以到发TNT”。双方在庭审中均认可该4000把不是本案所涉的额温枪。期间双方也在磋商口罩事宜。2月21日晚上19时10分，章找到额温枪货源，告诉朱有“800多现货”；朱回复“好的给我好了”，并问章价格“能不能再少点”“少10元一把吧我打包啦”；章回复“没有利润”“我帮你带的”，并将价款380×829＝315020发给朱。朱将地址、收件人、电话发给章，支付价款315020元，并询问章“今天帮我寄出是吧几号可以到宁波”；章回复“我把电池拆出来就去寄”“5天左右”；朱要求“单号有了第一时间发我”；章随即发给朱3个单号，称“用了不同的地址”“都到宁波”“我给你829个额温枪看哪个地址先到你就去拿每个地址只能发104个一箱发多了容易被扣”；朱问“会通知我吧上面没我号码”；章回复“都是我妈的联系方式”“我会通知你的”。该段聊天至2月22日凌晨0时6分结束。2月22日晚上20时10分，章发给朱一个单号，称“这个单里面有200把额温枪你先去卖，收件地址是雅戈尔，清关了我和你说”“先给你去发财去”“本来给别人的，他没有催我，就先给你了”“到时候我们算总数”；朱回复“好的谢谢”。当日晚上21时35分，章又发给朱一个单号，称“这个单号也到中国了”“昨天刚寄的”。2月24日晚上21时44分，朱问章“你那两百把枪到了吗”；章回复“我没有拿到我给你的单号，你查一下”“我如果有收到了，我会打电话给你的，叫你去拿，因为我每一把每一个地址就分了180左右，我分了很多个地址一起发的，不管宁波哪里收到了我会打电话叫你拿的”；朱说“好的好的我马上去查”。2月25日凌晨0时10分，章发给朱一个快递信息，说“这个快递在我妈妈的工厂里工厂在洞桥明天收到了你去洞桥拿行吗”；朱回复可以。2月25日下午13时33分，双方就先到的是谁的货略有分歧。2月26日，章告诉朱一件快递被扣。2月27日12时17分，双方再次就哪几件快递是朱的发生分歧，朱要求章发送朱的货物单号，章发给朱7个TNT的快递面单。15时38分，朱质疑“我这批货25才发的吗”；章回复“这些原来发UPS，然后发UPS的时候被退回去了，又发了TNT，换了一个快递公司发”“这些应该已经在欲清关了，清关公司早上给我打过电话的”“明天来我家拿65把”；朱回复好。2月28日，朱拿到66把。章说“你到时候跟郑少算一下上次的那些你拿了几把，然后我就从你给我的钱829把里面减，我还要给你多少把那我就知道啦”。下午15时26分，章告诉朱又一件被扣。17时42分，朱说“本来是说这七件都是我的货，是吧”；章回复“那我有一些不是已经给你了吗？你把那个数量给减掉啊我给了你多少今天66然后郑少那天给了你多少啊那减掉的呀，因为我都是有人要的，只是别人没有催我这么着急，我东西先给你啦”；朱说今天跟郑志浩对过账了，今天66把，上一次66把，一共132把，章还要给其697把，并称“希望这些货快点到，快点到我手上，那我早点能把它卖出去还能赚几块钱越往后的话价格会越来越低下来”。晚上21时26分，朱告章“7个件我都查了一遍都在清关没有被扣的提示”；章说“你觉得价格跌了，你不要也没有关系哒”；朱回复“我没有说要退款……关于亏不亏我是越早拿到才能赚钱现在你也知道行情一天不如一天了目前拿到还是能赚钱再过几天就不知道了”。后朱继续催货，章分别于3月5日、3月9日交付朱53把、271把。3月9日白天，朱问后面的货“能不能退给你”“价格一天一个价接下来要亏了”；后双方就能不能退、章拿去的17把额温枪和郑世浩拿去的额温枪怎么算发生分歧。晚上20时27分，朱称：“我们谈好是5天左右到宁波我拿现货订的829把额温枪到目前为止拿了448把还有381目前还没有到货也无法交货给我所以这没到的381把额温枪我不能要了已经完成超出我们约的交货时间了”。3月13日，章告诉朱额温枪到了，问送到哪里；朱回复“这个枪我现在肯定不能要了你把381支枪的钱退我吧共144780元”；章告知东西放在店里了。后双方协商未成。 另查明，章收款后于2月22日、23日分别向案外人俞跃仙支付243034元、40900元，章称系货款和运费。货物被扣期间，章一直有和清关公司联系，并支付清关费用。朱3月9日在朋友圈发布“进口额温枪宁波现货35把，打包400单买440”等动态。 以上事实有双方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被告提交的银行流水、TNT快递面单，以及原、被告双方的陈述予以证明。 本院认为：诚实信用是民法的基本原则。原、被告间不论是原告主张的买卖合同关系还是被告主张的委托合同关系，均不存在法律关系无效的情形；如有约定，双方均应按照约定履行；如无约定，双方均应本着诚信原则履行合同。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原、被告是否约定了交货期限、被告拿去的17把额温枪是否属于代售。对此，本院认为，2月21日晚，原告虽问过几号可以到宁波，被告也回复了“我把电池拆出来就去寄”“5天左右”，但该询问发生在双方谈妥价格和数量、原告支付价款、确定交易之后，结合当时防疫用品供不应求、现货难寻、不确定因素很多的局面，本院认为5天左右的时间只是原告预测收货的时间，并非被告必须交货的时间。在当时的局面下，如果原告必须要求明确的交期，极大可能没有人愿意供货，原告买不到货。否则，原告不会在2月28日（距21日已7天）被告告诉原告又一件快递被扣后，还明确表示“我没有说要退款”，直到3月9日才提出退款。纵观原告微信聊天的内容，其都是以盈、亏为是否退款的标准，在前期明显可以赚钱时积极要货催货，在中期价格略有下跌但还能盈利、被告询问是否要退款时明确表示不退款，在后期价格明显下跌、可能发生亏损时坚决要求退款。原告作为理性经济人，应当可以预测市场风险；其既然想享受低买高卖带来的盈利，也应当承担价格下跌带来的亏损。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的合同应当继续履行，原告基于合同部分解除而主张被告返还货款，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被告拿去的17把额温枪，原、被告虽然在交易过程中有过分歧，但之后在3月9日20时27分，原告自认拿了448把，还有381把没拿，且在3月13日时再次明确要退款的数量是381把，之后也无变更记录，故本院认为原、被告已对额温枪的数量进行了结算，数量分歧已厘清，被告已交付原告的数量是448把，未交付的数量是381把。原告并未提供相反证据证明被告拿去的17把额温枪是替原告代售、未包含在结算中，故对原告要求被告返还代售货款646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朱华文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156元，减半收取1078元，由原告朱华文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陈雯雯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三日 代书记员 朱梦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