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赔偿判决书（2020）晋05行赔初3号原告常步辉，男，汉族。委托代理人刘爱红，女，汉族。委托代理人徐国祥，北京市问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长治市潞州区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崔云峰，职务区长。出庭负责人侯敏，该区副区长。委托代理人乔海棠，山西潞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戴宇，山西隆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常步辉诉被告长治市潞州区人民政府行政赔偿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常步辉及委托代理人刘爱红、徐国祥，被告长治市潞州区人民政府出庭负责人侯敏，委托代理人乔海棠、戴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常步辉诉称：2017年5月27日，原告的农村宅基地上建筑物被非法拆除，2019年9月9日，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被告强拆原告房屋的行为违法。被告上诉后，2020年1月2日，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晋行终847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20年1月13日，原告向被告申请赔偿，但时过两个月之久，被告未予赔偿。请求：1、判令被告对原告南石槽村前街11号三层半810平方米被拆房屋恢复原状；2、判令被告承担原告房租费108000元；3、判令被告承担原告律师费29万元；4、本案一切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被告长治市潞州区人民政府辩称：本案被拆除的房屋系违章建筑，现在该违章房屋已经被全部拆除，属于全物灭失，已经不可能恢复原状。行政机关拆除违法建筑的目的就是要消除违法状态，使之不能持续违法。法律上违法房屋也不应被恢复原状。根据原告与村委签订的安置协议，房屋拆除以后宅基地已交还村委，原告也没有权利在该房屋上继续建房。违法房屋的利益不属于国家赔偿的范围，答辩人对违法房屋的强拆行为虽因程序问题被确认违法，但行政行为只有在侵犯了相对人合法权益的情况下才存在赔偿的基础，拆除违法建筑不在行政赔偿的范围。原告第二项诉讼请求房租费不属于行政赔偿直接损失的范围，根据拆迁协议村委为原告提供了安置房，被拆迁房屋不属于原告的唯一住房，也没有证明了原告有租房实际支出，故原告不存在租房的损失。关于律师费用的问题，我们认为不属于强制拆除行为所造成的直接损失，不属于赔偿法规定的行政赔偿的范围，且原告所主张的律师费也没有全部实际支出，与违法强拆之间不具有法律上的直接关系，不应在行政赔偿里面进行处理。综上，本案中，原告的请求事项均不属于国家行政赔偿的范围，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应予以支持。原告常步辉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2、南石槽村城中村改造一期工程搬迁安置协议书；3、照片6张；4、长治市国土资源局城区分局关于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回复一份；5、长治市规划勘测局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答复一份；6、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05行初72号行政判决书；7、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晋行终847号行政判决书一份；8、行政赔偿申请书一份、邮政包裹信件快递单号查询一份；9、委托代理协议四份、发票五份；被告长治市潞州区人民政府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农村宅基地使用权证无异议；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该宅基地使用证证明原告不是宅基地的合法使用权人，无权在该宅基地上建房，该房屋属于违法建筑；根据拆迁安置协议原告已经接受了安置房，宅基地已经交回村委，原告无权在该宅基地上建房，属于违法建筑；对证据3照片6张，只认可第1张照片，其余照片不认可；对证据4、证据5予以认可，都是当时没有办理过合法的证件；对证据6和证据7这两份行政判决书予以认可，两份行政判决书在查明事实部分认定被强拆的原告的房屋没有办理任何手续，证明原告的房屋属于违建，不属于赔偿的范围；咨询服务、现代服务、诉讼代理或法律顾问无法说明是案涉代理费用。被告长治市潞州区人民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南石槽村委2020年4月29日的证明材料1，拟证明现在原告全家都已经按照协议书进行了安置。2、南石槽村委2020年4月29日证明材料2，拟证明原告的母亲留下的房子本身不应该是常步辉一个人的，应该有继承，常步辉签了拆迁安置协议以后，按协议书常步辉与其妻子分别四次领取了搬迁补偿金（2013年4月8日119546元）、年租金（2013年4月8日21662元）、2014年6月6日领取租赁费21662元、2015年10月29日领取11000元（半年租赁费），共计173870元。2017年5月27日在拆除原告违建房屋前，是原告及家人将室内物品搬离的，包括窗户都是其自己拆卸下来的。这次搬迁没有人强迫，是当时有人做了工作后，原告及家人自己搬离的。3、安置协议书（2013年3月14日）。拟证明如果本村城中村改造进展不顺利，在甲方通过会议等正式形式宣布停止或搬迁工作无法向前推进，项目搁置超过2年以后，已经搬迁的搬迁户可以使用原宅基地。这个条款是有前提条件的，现在前提条件不存在，原告没有权利在上面盖房。原告要求恢复的房屋属违法建筑，没有任何手续。原告有安置房，没有房租的支出，原告所谓的房租及律师费都不属于行政赔偿的范围。4、发放补偿款明细，2013年4月8日领取搬迁补偿金119546元、2013年4月8日领取年租金21662元、2014年6月6日领取租赁费21662元、2015年10月29日领取11000元（半年租赁费），共计173870元。5、南石槽村委会议纪要2015年4月16日，拟证明常步辉开始筹备建房，针对该问题村委曾上会进行研究。6、南石槽2015年4月18日通知，拟证明下了个通知，常步辉修建楼房是违法的。7、照片3张，拟证明拆迁的时候常步辉和其爱人都在场，房子里面都已经腾空了，窗户都是他们自己拆的。原告常步辉的质证意见为：证据1南石槽村委会证明与事实不符，我们有土地使用证；证据2包含我们所领的钱是事实，只证明常步辉在重建房屋之前的行为，今天我们审理的是常步辉重建的房屋被非法拆除，与老房子没有关系。对证据3安置协议书真实性无异议，对被告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证据4发放明细是事实；证据5南石槽村委2015年4月16日会议纪要是伪造的；对证据6南石槽村委2015年4月18日通知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证据7有一张照片里面有穿着黑衣服、衣服的前面有倒三角形图案的是常步辉，另外两张照片穿白衣服是常步辉妻子，实际情况是有人拆除了他家房子的后窗子，他提出异议。对上述证据本院认证如下：对原告所举证据1、2、4、5、6、7、8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被告所举证据3、4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被告所举证据5，在本院（2019）晋05行初72号判决中，已经明确该证据因超过了法定举证期限，不予采信。本案中，对该证据本院仍不予采信。对被告所举证据6，不能证明该通知的真实性以及确实向常步辉进行过有效送达，本院对该证据不予认定。对被告所举证据7，原告认可照片中有原告常步辉及其妻的身影，本院对此予以认定。对原告在原宅基地上建房村委的态度如何，双方均未举出确实充分的证据，本院无法准确认定。对原告未办理修建住房相关手续修建住房，本院予以认定。对原告所举证据3及被告所举证据1、2，本院将综合进行判断。经审理查明，原告常步辉在长治市城区五马街道办事处南石槽村有房屋一处。2013年3月14日，原告与长治市城区五马街道办事处南石槽村村委会达成《南石槽村城中村改造一期工程搬迁安置协议书》。依据《南石槽村城中村改造一期工程搬迁安置协议书》的约定，南石槽村村委会为其安置了过渡房并将该处房屋进行了拆除，原告先后共领取了173870元相关款项。2015年，原告常步辉在未办理修建住房相关手续的情况下，又返回原处修建了房屋。2017年5月27日上午，原告的房屋被强制拆除。被告在拆除涉案房屋前，未按有关规定履行催告、告知陈述申辩权等程序，未作出行政决定并进行有效送达。本院于2019年9月9日判决确认被告强拆原告涉案房屋的行为违法。被告不服，上诉于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年1月2日，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晋行终847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20年1月13日原告向被告申请赔偿，被告在两个月内未进行赔偿，原告诉讼在案。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行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规定：“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能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案中，原告起诉要求被告恢复原状并赔偿房租费及律师费、诉讼费，但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其涉案房屋依法办理了相关手续，其合法权益受到了侵害，故其请求恢复原状或进行赔偿的基础不存在，而且涉案房屋已经被拆，无法恢复原状，其要求赔偿房租费及律师费、诉讼费的理由也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常步辉的赔偿请求。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双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先翠审 判 员 赵仁义人民陪审员 郭玉洁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二日法官 助理 杨亚锋书 记 员 石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