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2民终643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青岛常顺劳务有限公司，住所地青岛市黄岛区红柳河路575号417室。 法定代表人：黄政荣，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永军，山东敏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青岛亿林森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青岛市李沧区湾头社区东500米。 法定代表人：郑金梅，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冠英，山东海利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杰生，山东海利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青岛常顺劳务有限公司高新区分公司，住所地青岛市红岛经济区红岛街道东大洋社区大洋一路165号。 负责人：黄军，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永军，山东敏洋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青岛常顺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顺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青岛亿林森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林森公司）、被上诉人青岛常顺劳务有限公司高新区分公司（以下简称常顺高新区分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青岛市李沧区人民法院（2019）鲁0213民初6108号民事判决，于2020年1月9日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2日立案受理后，由审判员冯梅担任审判长，审判员曲波主审，与审判员胡金鳌共同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常顺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并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事实与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且违反法定程序。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存在许多明显错误。被上诉人举证的许多证据仅为其单方口述或单方打印资料，且显然违背常理，存在明显疑问，甚至存在与案外人马光洪串通诈骗上诉人的可能，但在上诉人明确不认可这些证据并提出异议后，原审法院却拒绝调查，而是完全凭法官个人的自由心证和想象，甚至为了在判决中自圆其说，还编造了本案各方均未说过的话“马光洪自称项目负责人”，随意认定证据作为判决依据，且对上诉人已明确不予认可的竟然颠倒黑白，称上诉人未提出异议。具体如下：1、认定事实错误: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交了一份“购销合同”,该合同显示其由被上诉人和上诉人签订,并加盖有上诉人名义的公章,合同签订人署名“马光洪”,合同指定的收货人为何礼艳、张宗明,以及数张何礼艳、张宗明签名的送货单。在一审中,上诉人明确回答对上述购销合同和送货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并称马为洪、何礼艳、张宗明三人均非上诉人的工作人员,上诉人也不知道其签名真伪,因此没有能力也没有义务落实这三人签字的真实性。然而一审法院却称上诉人未对该三人签字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因此认定涉案合同是由马光洪以上诉人委托代理人名义签订,且被上诉人已按约定将货物交给了上诉人。一审法院的上述认定事实显然错误,上诉人已明确不认可上述购销合同和送货单的真实性,这就包括对购销合同和送货单上公章、签字真实性的异议,更何况马光洪、何礼艳、张宗明均非上诉人的员工，上诉人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其真实签名是何种,且上述购销合同和送货单均由被上诉人单方制作和提交法院,在此种情况下,对该三人签名真实性，一审法院应要求被上诉人证明,而不是要求上诉人提出异议和证明。在上诉人根本不知道这三名人员真实签名是何种的情况下,如何对上述购销合同和送货单上的签名真实与否提出异议?2、一审法院对许多存在明显疑问的证据均未进行调查,在上诉人明确不认可这些证据并提出本案可能是被上诉人捏造证据诬告上诉人以获得上百万元巨额利益或是被上诉人与马光洪串通以对上诉人进行诈骗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依拒绝进行任何调查:(1)上诉人承揽了东大洋工地的部分劳务工程(该工地除了上诉人作为劳务分包商外,还有其他诸多劳务分包商),也有安排名为“马光洪”的人员作为现场施工管理人员,但在该购销合同上签字的“马光洪”是否是作为现场施工管理人员的马光洪，无证据证明。(2)被上诉人称将货物交给了涉案购销合同上指定的签收人“何礼艳、张宗明”,这二人是何人、被上诉人将货物交付何人、涉案送货单上签字人是何人，这也存在疑问。(3)被上诉人称马光洪已支付40万元货款,因此只向上诉人索要剩余的108万元。马光洪是否支付了40万元还是支付更多以及其以何种方式支付，这也存在疑问。(4)被上诉人称涉案购销合同上签字的“马光洪”是通过朋友认识,有其电话号码,其完全可找到被上诉人所说的“马光洪”此人,在这种情况下,一审法院完全可以也应该要求被上诉人提供马光洪作为证人,或依职权向马光洪调查,然而一审法院却拒绝作任何调查,而是凭想象进行认定。二，原审法院在本案中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认定，“马光洪”作为现场施工管理人员，对外自称项目负责人进行采购并加盖上诉人名义的公章，交付的货物亦由“马光洪”管理的工地人员予以收取，足以形成使被上诉人相信其具备代理权的合理理由，因此依据《合同法》第49条认定“马光洪”的行为已构成表见代理。一审法院上述法律适用显然错误：1、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35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告知当事人可变更诉讼请求。本案中，被上诉人并未主张“马光洪代表上诉人签署合同”的民事行为是“表见代理”，如果一审法院认定其为表见代理，应告知被上诉人变更诉讼请求，因此，一审法院直接认定“表见代理”是适用法律错误；2、退一步说，一审法院认定的“表见代理”本身也是错误的，我国《合同法》第49条规定“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然而本案的种种事实都证明被上诉人不应有任何理由相信行为人“马光洪”有代理权：(1)首先明确的是，“马光洪自称项目负责人进行采购”，这句话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在一审中都没有说过，这句话是一审法院为了在判决中能自圆其说而虚构杜撰的，对此可查阅一审开庭笔录；一审中，被上诉人陈述的是“购销合同由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由上诉人工作人员马光洪签字确认”，而上诉人对此予以否认。(2)本案中，被上诉人陈述的是“被上诉人通过朋友介绍认识马光洪，马光洪自称其是上诉人的工作人员，持有上诉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以上诉人名义与被上诉人签订合同，然后加盖公章返回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将材料送到东大洋安置房工地，由合同上指定的人员在送货单上签字”。被上诉人的以上陈述存在诸多荒谬和不合常理之处，任何一个正常的生意人在此种情况下都不会有任何理由相信马光洪有代理权：1)被上诉人在一审开庭时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上加盖的上诉人公章，与涉案购销合同上的上诉人公章完全不相同，在此种情况下，任何一个生意人都会立即提出质疑，拒绝签署合同，更不要说赊账发货，而被上诉人却未提出任何疑问，还坦然将上百万元货物赊销出去，这显然不合理；2)被上诉人称“马光洪”是朋友介绍，但竟然不向其朋友核实马光洪的身份，也不与上诉人联系核实，也不收取定金或要求其他担保，就可以相信该人能代表上诉人，就能与其签订价值上百万的赊销合同，而且将供货价格提高，比市场价格高出60%，这显然没有任何合理性，任何正常的商家都不会这样签署合同，更不要说以这种方式签署对外赊销上百万元的合同；3)上诉人仅为东大洋安置房工地上众多劳务分包商中的一个，工地上也没有任何上诉人的标志，东大洋安置房工地也不是上诉人注册地址，所谓的签收人也没有其是上诉人工作人员的证明，被上诉人也没有对签收人的身份进行任何查验。在这种情况下，被上诉人是如何确认送到的工地就是上诉人的工地?如何确认收货人就是上诉人的人员?不要说这是价值上百万的货物，即便是送一份外卖，也没有任何商家会这样送货。4)关于一审法院认定的上诉人的分公司有向被上诉人的员工支付名为“工资”的款项，以此证明上诉人对马光洪代表上诉人签订合同是知情的。但结合一审已查明的证据，更能看出这个认定完全不合理。按被上诉人主张，其与上诉人签订了购销合同，供货140多万元，但收到了40万元款项，而这40万元款项均不是上诉人支付，只有4万元由上诉人的分公司支付给被上诉人的员工，支付时还注明是“工资”，如果上诉人知晓马光洪代表上诉人签订了合同，需要向卖家支付款项，上诉人怎么可能会由分公司付款，而且在付款时还备注为工资(这样付款，卖家将有权要求买家再支付材料款项)，在实践中卖家也不会接收这样的款项。但本案中的被上诉人却没有提出任何异议，而且被上诉人主张已支付的40万元款项中其余36万元是以何种方式支付，被上诉人甚至拒绝说明。三，原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匆忙结案：1、原审法院对本案适用简易程序，而依据法律规定，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应当是事实清楚，争议不大，而本案双方对涉案“购销合同”的真实性存在巨大争议，在此种情况下，完全不应适用简易程序；2、简易程序的审理期限为3个月，被上诉人在2019年9月20日起诉，应在2019年12月19日前审理完毕，然而一审法院到2020年1月6日(上诉人收到一审判决)才审理完毕。3、在涉案购销合同上签名的“马光洪”，不仅在购销合同上签字，且指定收货人员，被上诉人还称其支付了40万货款，其是本案的关键人员，将其追加为本案当事人可轻易查明事实。在这种情况下，一审法院应将其追加为本案被告或第三人，以便查清本案相关事实。但原审法院却违反法定程序，未予追加，匆忙结案。按一审判决的理由，只要知道任何一家公司的一位员工或与此公司有关系人员的姓名，就可伪造一份合同，再随意填写几张送货单，任意找人在合同上和送货单上签名，法院无须查实盖章和签名真伪以及送货与否，就可直接判决该公司还款，则任何一家公司都可能随时背负巨额债务。 亿林森公司答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上诉人应向被上诉人支付货款。1、涉案《购销合同》针对的项目是红岛东大洋安置项目,被上诉人按合同履行,将货物送至此项目工地,上诉人已使用,被上诉人已履行完合同供货义务,上诉人应履行付款义务。2、马光洪系上诉人东大洋安置房工地的施工管理负责人,且上诉人也认可马光洪系其东大洋安置房工地施工管理负责人。3、被上诉人签订合同和供货时也了解过涉案项目,马光洪系代表上诉人入驻此项目的负责人,涉案项目总包系中建八局第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劳务分包系上诉人,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上诉人向马光洪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显示马光洪系上诉人驻工地现场代表(理)人,代理权限基本上涵盖全权代理,此份授权书虽为打印件,但显示为“附件1之授权委托书”,结合上诉人认可涉案项目系其分包项目,此授权委托书应是东大洋项目总包单位中建八局第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与上诉人分包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上诉人持有此证据,上诉人应提交其同中建八局第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分包合同，此分包合同应显示上诉人项目经理是马光洪，且约定马光洪必须常驻现场，是分包合同执行责任人。4、上诉人在一审中均称其与被上诉人和郑金梅、游树木无业务往来，但有转款事实。实际上，上诉人如此付款是其要求的。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其他买卖合同，也基本上是个人对个人，很不规范。上诉人已付40万元均如此支付。上诉人对涉案购销合同不仅知情且是合同履行者。 亿林森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常顺公司和常顺高新区分公司支付货款1,081,341元并支付以1,081,341元为基数，自送货之日第76天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日千分之三计算的违约金。事实与理由：2019年3月，本案双方签订产品购销合同，常顺公司开始购买亿林森公司各种建筑材料，截至起诉之日尚欠货款1,081,341元，亿林森公司多次催要无果。 常顺公司和常顺高新区分公司在一审中共同答辩称：常顺公司和常顺高新区分公司从未与亿林森公司签订购买木方大板的产品购销合同，亿林森公司起诉依据的产品购销合同系虚假合同，常顺公司和常顺高新区分公司也未从亿林森公司购买过任何产品，本案与常顺公司和常顺高新区分公司无任何关系，因此，常顺公司和常顺高新区分公司不应向亿林森公司承担任何支付货款、利息或违约金的责任。 原审查明，2019年3月12日，马光洪以常顺公司委托代理人的名义与亿林森公司签订《产品购销合同》，约定常顺公司自亿林森公司处购买建筑胶合板、木方若干，用于红岛东大洋安置房工地，结算方式为收到货物之日起75日内付清，指定签收人员为何礼艳、张宗明，违约责任为逾期付款按日千分之三计算违约金，双方另对其他权利义务事项进行了约定，合同尾部亿林森公司委托代理人游树木签字并加盖亿林森公司公章，马光洪以常顺公司委托代理人及项目负责人名义签字并加盖“青岛常顺劳务有限公司”字样公章予以确认。一审庭审中，常顺公司称马光洪不是其工作人员，并称其未授权马光洪对外购买材料，仅安排其负责东大洋安置房工地现场施工管理工作。上述合同签订后，亿林森公司依约履行了供货义务，经涉案购销合同约定的收货人员何礼艳或张宗明签收确认，收取木方、木胶板等货物价值共计1,481,341.5元，载明收货方为常顺公司（大洋一路）。常顺高新区公司曾分别于2019年7月15日、2019年8月2日及2019年9月9日向亿林森公司法定代表人郑金梅账户转账共计5万元，另于2019年7月16日向亿林森公司员工游树木账户转账2万元，常顺公司、常顺高新区公司称2019年7月15日、2019年9月9日系根据马光洪提供的模板向农民工“郑金梅”发放工资，称其与亿林森公司、郑金梅或游树木均无业务往来。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因买卖合同引发的纠纷，争议焦点为：马光洪以常顺公司委托代理人的名义与亿林森公司签订《产品购销合同》并加盖“青岛常顺劳务有限公司”字样公章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本案中，常顺公司不认可马光洪系其员工，但认可其系无对外购买材料权限的现场施工管理人员，马光洪作为现场施工管理人员，对外自称常顺公司项目负责人进行采购并在采购合同中加盖“青岛常顺劳务有限公司”字样公章，亿林森公司交付的货物亦由马光洪所管理工地指定人员收取，足以形成使亿林森公司相信其具备代理权的合理理由。本案中如“青岛常顺劳务有限公司”字样公章系常顺公司真实公章，则证明涉案《产品购销合同》系本案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常顺公司应依约支付货款；如上述“青岛常顺劳务有限公司”字样公章不是常顺公司真实公章，则马光洪的行为已构成表见代理，其代理行为有效，亦应由常顺公司依约支付货款。常顺公司、常顺高新区公司均称与亿林森公司、郑金梅或游树木无业务往来，这与常顺高新区公司曾向亿林森公司法定代表人郑金梅及员工游树木转账共计7万元的事实相矛盾，两公司称支付亿林森公司法定代表人郑金梅4万元为农民工工资亦不符合常理，结合其他证据足以认定常顺公司对马光洪以常顺公司委托代理人名义与亿林森公司签订《产品购销合同》的事实是知情的。一审审理过程中，常顺公司申请对涉案《产品购销合同》尾部“青岛常顺劳务有限公司”字样公章的真实性进行司法鉴定，但结合前述认定，该公章真实与否均不影响常顺公司承担依约支付货款的责任，为减少当事人诉累，节约司法资源，原审法院对常顺公司的鉴定申请不予准许。综上所述，常顺公司应支付亿林森公司货款1,081,341.5元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亿林森公司仅主张1,081,341元系对其部分诉讼权利的放弃，原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亿林森公司的违约金主张计算标准明显过高，原审法院酌情支持以1,081,341.5元为基数，自2019年9月20日（本案立案之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1.95倍计算。常顺高新区公司并非涉案合同当事人，亿林森公司主张其支付货款于法无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一、青岛常顺劳务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青岛亿林森商贸有限公司货款1,081,341元及该金额为基数，自2019年9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1.95倍计算的违约金；二、驳回青岛亿林森商贸有限公司对青岛常顺劳务有限公司高新区分公司的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4,532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7,266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12,266元，由青岛常顺劳务有限公司负担。 本院经审理查明，上诉人称其承揽的红岛东大洋安置房工程所用建筑胶合板、木方是其他工程余留和其向常年合作供应商所采购，但称其供货商未向其开具发票，且称其与供货商之间也无送货单和收料单，还称其在一审中已提交相关采购合同和付款凭证予以证明。 再查明，上诉人在一审中所提交付款凭证均是自然人之间的款项划转，而其在一审中所提交采购合同均是上诉人与法人企业之间所签订。上诉人称其系应供应商的要求，将货款通过吕董慧、黄政荣的个人账户汇至供应商指定账户，并称其将于2020年6月16日之前向本院提交其向吕董慧、黄政荣个人账户打款的证据，否则由其承担不利法律后果，但上诉人却至今未向本院提交。 又查明，在原审法院于2019年11月8日就本案进行第一次开庭审理时，被上诉人曾明确表述马光洪自称是涉案红岛东大洋安置房工程项目负责人。 还查明，上诉人称其将于2020年6月24日前提交其与涉案红岛东大洋安置房工程发包单位签订的合同，并称其届时若未提交，则由其承担不利法律后果。而上诉人至今并未提交其与涉案红岛东大洋安置房工程发包单位签订的合同。 本院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事实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上诉人的上诉主张不应予以采纳，具体理由如下：首先，上诉人虽称其承揽的红岛东大洋安置房工程所用建筑胶合板、木方是其他工程余留和其向常年合作供应商所采购，但其并未提交相关送货单或收料单予以证明，而其在一审中提交的两份买卖合同即使属实，也仅可证明其曾与其所称的供应商签订过合同，并不能有效证明其所签合同已获实际履行；且其在一审中提交的付款凭证均是自然人之间的款项划转，而其虽称其系应供应商的要求，将货款通过吕董慧、黄政荣的个人账户汇至供应商指定账户，但其并未提交其向吕董慧、黄政荣个人账户打款的证据，故其提交的付款凭证也不能有效证明吕董慧、黄政荣的付款是支付涉案红岛东大洋安置房工程所用建筑胶合板和木方款，因此，上诉人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次，上诉人自认其曾安排马光洪负责涉案东大洋安置房工地现场施工管理工作，且由其高新区分公司按马光洪提供的收款账户对外付款，据此可知马光洪并非上诉人的普通员工。即使马光洪与上诉人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其也至少属涉案东大洋安置房工地的现场负责人。而上诉人并未举证证明涉案东大洋安置房工地的实际负责人或项目经理另有他人，则马光洪以涉案东大洋安置房工地现场负责人的身份与被上诉人签订涉案采购合同，足可使被上诉人相信马光洪拥有上诉人的代理权，原审法院认定马光洪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并无不当。最后，上诉人虽明确表示不认可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所提交购销合同和送货单的真实性,但在其未能提交有效证据证明涉案红岛东大洋安置房工程所用建筑胶合板、木方是向案外人采购的情形下，上诉人作为安排马光洪负责涉案东大洋安置房工地现场施工管理工作的承建施工单位，其有义务通知马光洪到庭对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所提交购销合同和送货单的真伪进行辨别，但上诉人却以其无法联系马光洪为由，未通知马光洪到庭以便原审法院查明案件事实，原审法院认定应由上诉人就此承担不利法律后果并无不当。至于上诉人称本案存在被上诉人与马光洪串通诈骗的可能，系其单方揣测，上诉人对此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因此，原审法院对被上诉人所举证据予以采信，并认定上诉人欠付被上诉人1,081,341元材料款，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532元，由上诉人青岛常顺劳务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冯 梅 审判员 曲 波 审判员 胡金鳌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纪雪 书记员彭晓凤 书记员刘欣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