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195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魏建新，男，1970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诸暨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铿枫，浙江腾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建明，男，1956年1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惠芬，女，1961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小霞,浙江钱江潮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魏建华，女，1972年6月2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诸暨市。 原审被告：戚来炯，男，1968年2月2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诸暨市。 上诉人魏建新因与被上诉人赵建明、李惠芬及原审被告魏建华、戚来炯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9民初61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魏建新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赵建明、李惠芬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由赵建明、李惠芬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案涉还款承诺书系魏建新向出具给赵建明、李惠芬的，魏建新系本案适格被告，是认定事实不清。2017年2月22日，魏建新出具案涉还款承诺书。2018年2月24日，魏建华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萧山支行（以下简称北京银行）签订《个人经营性贷款借款合同》一份，借款金额200万元，并由赵建明、李惠芬为该笔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从还款承诺书中最后一句表述内容来看，如魏建华不能归还则由我魏建新负全责归还借款，该句明显表迗的是如果魏建华无法归还北京银行的借款，则由魏建新向北京银行归还该笔借款。而根据《担保法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三人单方以书面形式向债权人出具担保书，债权人接受且未提出异议的，保证合同成立”，本案中魏建新出具的还款承诺书之时向北京银行作出的承诺，而在北京银行的诉讼案件中，北京银行并没有将魏建新列为被告，由此可见债权人北京银行并没有接受魏建新出具的承诺，该承诺书也属于无效合同。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该承诺书系魏建新出具给赵建明、李惠芬系认定事实不清。二、即使案涉还款承诺书成立，该承诺书表述的内容也是一般保证。《担保法》第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由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为一般保证，一般保证的保证人在主合同纠纷未经审判或者仲裁，并就债务人财产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债务前，对债权人可以拒绝承担担保责任”。本案中魏建新出具的承诺书，从性质上看仅仅属于一般保证，而作为一般保证，北京银行通过诉讼的方式已经就相应的贷款获得了清偿，也不存在要求魏建新履行保证的情形，明显是北京银行放弃了对魏建新的保证，因此即使认定还款承诺书有效的情况下，赵建明、李惠芬在没有与魏建华的纠纷经审判或仲裁并就魏建华的财产依法强制执行的情况下，也不能将魏建新列为被告要求承担责任。三、赵建明、李惠芬认为魏建新出具的承诺书系债务加入的话，无权要求魏建新承担责任。如上所述，魏建新出具还款承诺书的时间在2017年2月22日，北京银行的贷款时间在2018年2月24日，而魏建华出具借条的时间为2017年2月23日，赵建明、李惠芬代偿借款的时间在2018年12月6日之后，这些都表明出具承诺书时间在前，而作为债务加入，首要就需要明确存在真实的债务，那么在这些债务都没有产生之前，是无法认定该承诺书是债务加入，没有债务也就不存在偾务加入一说。因此从这些时间上也可以表明本案的承诺书性质并不是债务加入，即使承诺书有效也仅仅是前面陈述的一种一般保证，赵建明、李惠芬在一审民事起诉状以及庭审中表明魏建新系债务加入人的说法都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 赵建明、李惠芬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案涉《还款承诺书》是魏建新出具给赵建明、李惠芬的，表明其在魏建华不能偿还北京银行贷款及其他借款时，由其负责归还，其毫无疑问是本案适格的被告。一、魏建华因为资金需求向北京银行申请贷款，请求赵建明、李惠芬以其房产提供担保。在魏建新向赵建明、李惠芬出具了《还款承诺书》以后，赵建明、李惠芬同意担保。于是在2017年2月22日，魏建新向赵建明、李惠芬出具了《还款承诺书》，同日，魏建华与北京银行签订了最高限额为200万元的《个人授信合同》，同日。赵建明、李惠芬与北京银行签订了《最高额抵押合同》，以其所有的萧山区品公寓《个人授信合同》项下最高额本金200万元的债务提供担保。按照《个人授信合同》约定在200万元的授信额度内，借款人随时可以要求发放借款，可以循环使用，按照北京银行的贷款操作流程，借款人具体使用授信额度时要另外签订借款合同，这些借款都在赵建明、李惠芬抵押担保的范围之内。具体在2018年2月24日，魏建华与北京银行签订了200万元的借款合同，该笔借款魏建华到期不还，导致萧山区人民法院判决赵建明、李惠芬承担担保责任。担保人为了避免抵押的房产被拍卖，凑钱清偿了北京银行的本金、利息等款项。二、《还款承诺书》是出具给赵建明、李惠芬的，而不是出具给北京银行的。另外一个理由是魏建新承诺归还的借款不仅涉及了北京银行200万元的借款，还包括了魏建华向赵建明、李惠芬借的其他借款，所以魏建新的还款承诺明显是向赵建明、李惠芬作出的，《还款承诺书》毫无疑问也是出具给赵建明、李惠芬的。因此，魏建新的上诉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魏建新的上诉请求。 魏建华、戚来炯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赵建明、李惠芬向一审法院诉讼请求：魏建新、戚来炯共同归还代偿款2100238.65元，并支付该款自2018年12月6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魏建华支付赵建明、李惠芬以2100238.65元为基数自2018年12月6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赵建明、李惠芬当庭变更上述诉请中的利息起算点为赵建明、李惠芬最后一笔代偿款支付之日即2019年2月13日起。事实与理由：2017年2月22日，北京银行签订最高限额为200万元的《个人授信合同》。2018年2月24日，魏建华向北京银行借款200万元，赵建明、李惠芬为该笔借款向北京银行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并以其所有的萧山区房屋为贷款提供抵押担保。因魏建华未按约支付利息，北京银行宣布借款提前到期并诉至原审法院。2018年11月28日，该院判决魏建华归还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及律师代理费损失，北京银行对抵押物以折价或拍卖、变卖所得款项优先受偿，赵建明、李惠芬对魏建华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赵建明、李惠芬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就承担部分向魏建华追偿。2018年12月6日起，赵建明、李惠芬分期向北京银行归还本金200万元，支付利息、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共计100238.65元。在此之前的2017年2月22日，魏建新向赵建明、李惠芬出具一份《还款承诺书》，其作为债务加入人承诺，包括赵建明、李惠芬提供抵押担保的200万元贷款在内的借款债务，如果魏建华不能归还，则由其承担还款责任。2017年2月23日，魏建华、戚来炯共同向赵建明、李惠芬出具借条一份，说明是其两人共同向北京银行贷款，并由赵建明、李惠芬房产抵押，两人保证按时归还贷款和利息。虽然与北京银行签订借款合同的是魏建华一人，但实际上是魏建华、戚来炯两人借款。 一审法院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告主张的事实一致。另查明，2017年2月22日，魏建华与北京银行签订了《个人授信合同》。为了获得银行授信，赵建明、李惠芬同时与北京银行签订了该《个人授信合同》项下担保最高本金限额为200万元的《最高额抵押合同》，并于2017年2月23日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为了顺利让魏建华取得上述银行授信并办妥抵押担保手续，魏建新同时出具了案涉《还款承诺书》，承诺如魏建华不能归还上述银行贷款债务包括之前魏建华向赵建明、李惠芬的个人借款，由其负全责归还。2017年2月23日，魏建华与戚来炯共同向赵建明、李惠芬出具借条一份，载明因业务发展需要向北京银行贷款200万元，并以赵建明、李惠芬地处萧山建设一路东方一品公寓的房产（权证号：杭房权证萧移字第××号、14××91号）作抵押，魏建华、戚来炯保证按期归还北京银行贷款和利息，待贷款本息清偿后保证“归还房屋产权”（即为涂销抵押登记）。后因魏建华未按约归还上述银行利息，北京银行起诉至原审法院，该院作出判决的判项包括就案涉赵建明、李惠芬的抵押房产享有优先受偿权。赵建明、李惠芬为了确保其抵押房产不被处置，自2018年12月6日至2019年2月13日分三次偿还了判决确定的银行全部债权金额，包括贷款本金、利息、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合计2100238.65元。 再查明，魏建华与戚来炯是诸暨市腾阳服装有限公司的股东，该公司为魏建华、戚来炯于2017年2月23日共同向赵建明、李惠芬出具的案涉借条提供保证担保。 一审法院认为，其一，魏建新出具案涉《还款承诺书》，为其自己设定民事义务即明确表示在魏建华不能偿还以赵建明、李惠芬房产作抵押担保的北京银行的贷款债务时，由其负全责归还，该意思表示真实，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不违背公序良俗，具有法律约束力。该承诺是赵建明、李惠芬愿意为魏建华获得北京银行授信和贷款提供房产抵押担保的前提条件，在魏建华不能清偿银行贷款债务时，魏建新必须依承诺代偿。只有在魏建华依约偿还银行债务，及若魏建华不能清偿银行债务，由魏建新代偿的条件下，赵建明、李惠芬的抵押房产才得以不被法律处置。故在保全房产目的逻辑前提下，赵建明、李惠芬才愿以其房产为魏建华的银行贷款提供抵押担保。本案中，魏建新应在银行向魏建华及赵建明、李惠芬提出偿债主张时起即应按承诺负责向银行偿还，但其并没有偿还，在银行起诉并在法院作出生效判决后，赵建明、李惠芬的抵押房产处于被法律处置的急迫危险中，魏建新应因其违背承诺使赵建明、李惠芬产生相应的财产损失承担责任。赵建明、李惠芬向银行的代偿款项损失，为此有权向魏建新主张。此外，该承诺与北京银行应无关联，若北京银行作为专业经济人放弃将魏建新列为共同被告一并主张贷款债权，必然降低其债权的实现能力，这显然不符合生活常理。需特别注意的是，该承诺指向的对象除以赵建明、李惠芬房产抵押的案涉200万元银行贷款债务外，还包括魏建华向赵建明、李惠芬个人所借的272万元借款债务，故应系魏建新向赵建明、李惠芬出具，因为并没有必要将个人借款的偿还向银行进行承诺。现赵建明、李惠芬持有该《还款承诺书》向魏建新主张违背承诺所产生的相应后果即代偿款项损失的责任，理据充足。另经检索，包括本案及北京银行起诉的该院（2018）浙0109民初20182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以及在诸暨市人民法院审理的数十件债务纠纷案件，显示魏建华、魏建新并无偿债能力，且有执行失信记录，无论系魏建华还是魏建新，案涉《还款承诺书》中的“不能归还”的条件均已成就。综上，魏建新的辩称理据不足，该院不予采信。赵建明、李惠芬要求魏建新支付相应款项的诉请，有理有据，该院予以支持。其二，魏建华、戚来炯向赵建明、李惠芬出具案涉借条，明确魏建华向北京银行的贷款实际系魏建华与戚来炯共同经营的公司业务发展需要而所作的共同借款行为，该魏建华、戚来炯并保证会按期归还北京银行的贷款本息并涂销赵建明、李惠芬提供的房产抵押登记。故在魏建华未按约清偿北京银行贷款债务时，赵建明、李惠芬为了抵押房产不被依法处置，自觉履行判决确定的义务，即清偿了魏建华对北京银行的贷款债务，赵建明、李惠芬依判决书确定的追偿权可直接申请强制执行，鉴于执行依据尚无代偿款项利息损失的主张，现赵建明、李惠芬要求魏建华支付赵建明、李惠芬以代偿款2100238.65元为基数自2019年2月13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相应利息损失，符合法律规定，该院予以支持。其三、戚来炯向赵建明、李惠芬出具借条明示为案涉银行贷款的共同借款人，基于其共同借款人的法律地位，赵建明、李惠芬有权就代偿款项及其利息损失向其行使追偿权。故赵建明、李惠芬向戚来炯主张案涉代偿款债务的诉请，符合法律规定，该院亦予支持。魏建华、戚来炯经该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对赵建明、李惠芬主张的事实理由及诉讼请求自行放弃抗辩的权利。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魏建新、戚来炯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赵建明、李惠芬代偿款2100238.65元，并支付该款自2019年2月13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二、魏建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赵建明、李惠芬以2100238.65元为基数自2019年2月13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602元，由魏建华、魏建新、戚来炯负担。 二审期间，各方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经审理，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魏建新出具案涉《还款承诺书》是赵建明、李惠芬愿意提供房产抵押担保为魏建华获得北京银行授信和贷款的前提条件，且该《还款承诺书》为赵建明、李惠芬持有，故《还款承诺书》系魏建新向赵建明、李惠芬出具。《还款承诺书》载明如魏建华不能归还银行贷款债务，由其负全责归还。本院认为，该约定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因魏建华未按约归还银行贷款，原审判令魏建华归还借款本息并由赵建明、李惠芬承担连带责任。在魏建华未能履行生效判决，以及赵建明、李惠芬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后，赵建明、李惠芬要求魏建新支付垫偿款及相应利息，符合双方约定。综上，魏建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3602元，由上诉人魏建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夏明贵 审判员  程雪原 审判员  张 敏 二〇二〇年六月八日 书记员  边佳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