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7民终25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方小刚，男，汉族，1976年10月12日出生，鄂州市人，住鄂州市鄂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方生，男，汉族，1966年1月10日出生，鄂州市人，代理权限：一般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鄂州国贸支行，住所地：鄂州市文星大道36-1号。负责人：魏国华，该支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军，男，汉族，1971年10月15日出生，鄂州市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鄂州国贸支行工作人员，代理权限：一般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戴汉波，男，汉族，1964年8月25日出生，黄冈市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鄂州国贸支行客户经理，代理权限：一般代理）。原审被告：程冬姣，女，汉族，1976年10月8日出生，鄂州市人，住鄂州市鄂城区，原审第三人：卢玲，女，汉族，1980年5月6日出生，鄂州市人，住鄂州市鄂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邱锋，女，汉族，1986年3月13日出生，鄂州市人，住鄂州市，代理权限：特别代理）。上诉人方小刚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鄂州国贸支行（以下简称农行国贸支行）、原审被告程冬姣、原审第三人卢玲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鄂州市鄂城区人民法院（2019）鄂0704民初13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方小刚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方生，被上诉人农行国贸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军、戴汉波，原审被告程冬姣，原审第三人卢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邱锋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方小刚上诉请求：将该案发回鄂州市鄂城区人民法院重审或中止诉讼。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涉案440万元借款既未汇入借款人方小刚的账户，亦未汇入合同约定的鄂州市古城路鸿福服装店王建兵的账户，却违规汇入与上诉人毫无关联的“卢玲”账户。第三人卢玲称系其朋友借用其账户操作，究竟谁借用卢玲账户，该笔贷款谁是实际使用人，被上诉人与该人恶意串通，使上诉人丧失对借贷资金440万元的支配权，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一审未查清事实，却片面强调所谓“常理”分析得出结论，即上诉人收到上述借贷资金，另一方面忽视被上诉人利用银行的强势地位与他人恶意串通，以合法的形式掩盖其帮助他人收款、谋利的非法目的。2、一审法院程序违法。贷款银行在审批涉案借款以及发放借款过程中存在违规、违法情形，该情形与本案处理结果有因果关系。贷款银行的违规违法行为导致上诉人不能控制自己的借款，损害了上诉人的借款利益，本案应作裁定中止诉讼，待有关部门查清事实后继续审理。但一审判决对该情形仅以可通过其他途径主张，本案不作处理带过，有失司法公正。综上，请求二审法院结合当事人关系以及当事人陈述等因素综合判断借贷的真实情况，避免司法裁判成为谋取不当利益的工具。农行国贸支行辩称：被上诉人农行国贸支行将贷款汇入上诉人方小刚指定的账户符合相关规定，并有相应变更说明，农行符合放款条件，且合规合法。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程冬姣辩称：其认同上诉人方小刚的上诉意见。卢玲辩称：上诉人方小刚的上诉意见不真实，方小刚欠邮政银行贷款好几年，一直没有归还，而且欠农行国贸支行的贷款是从欠邮政银行那边的贷款挪过来的，另外，方小刚如果认为未在农行国贸支行贷款就不可能归还利息。农行国贸支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方小刚、程冬姣立即偿还原告借款本金440万元，利息105088.74元，合计本息人民币4505088.74元（利息暂计算至2019年1月20日，后段利息按借款合同约定据实结算，至本贷款还清之日止），并承担原告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2、请求法院判令原告优先行使抵押权；3、判决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共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8月22日，方小刚、程冬姣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鄂州康城支行（以下简称农行康城支行）提交《个人信贷业务申请表》，申请贷款金额440万元，用于经营活动。同时，方小刚、程冬姣向农行康城支行提交《共同还款承诺书》、《同意房产抵押承诺书》，承诺共同还款以及用其名下商用房为贷款提供抵押担保。2017年11月7日，农行康城支行与方小刚、程冬姣签订《个人担保借款合同》（编号42020120170126303），合同约定，借款金额440万元；借款用途生产经营周转；借款期限12个月，实际借款期限和具体起止日期以借款凭证为准；受托支付信息：收款人户名鄂州市古城路鸿福服装店；按月结息，到期还本；借款担保方式为保证、抵押；合同还就其他事项作出约定。农行康城支行作为贷款人，方小刚作为借款人、抵押人，程冬姣作为保证人、抵押人在合同上签名捺印。同日，程冬姣与农行康城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程冬姣自愿为农行康城支行与方小刚间的自2017年11月7日起至2020年11月6日止形成的债权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担保的债权最高余额折合人民币陆佰万元整；所担保债权同时存在物的担保（含债务人或第三人提供）和保证担保的，债权人可以就物的担保实现债权，也可以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程冬姣、方小刚与农行康城支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程冬姣、方小刚以其名下位于鄂州市××城区××中××国威世纪商城商业用房××底层××号、××底层××号、××等三间商铺为农行康城支行与方小刚之间的自2017年11月7日起至2020年11月6日止形成的债权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担保的债权最高余额折合人民币陆佰万元整。合同签订后，农行康城支行与方小刚、程冬姣办理不动产抵押登记手续。2017年11月13日，鄂州市九润商贸行（个体工商户，经营者：方小刚）作为需方（借款人），鄂州市古城路鸿福服装店（个体工商户，经营者：王建兵）作为供货方（收款人）共同向农行康城支行出具一份《贷款受托支付收款人变更情况说明》，“因王建兵个人网银遗失，无法保障账户安全，与我单位协商，特申请将贷款受托支付变更，变更货款收款人为鄂州市古城路鸿福服装店业务经理卢玲个人账户，收款人信息为：户名：卢玲，账号：收款账号62×××72，开户行：工行鄂州交通支行。本人方小刚同意变贷款受托支付收款人为卢玲个人账户。…由此引导起的一切法律与经济纠纷全部由本人及鄂州市九润商贸行与鄂州市古城路鸿福服装店共同承担”，方小刚、王建兵签字捺印，并加盖鄂州市九润商贸行、鄂州市古城路鸿福服装店印章。2017年11月16日，方小刚在一份《个人贷款资金支付授权委托书》上的授权人（借款人）处签名捺印，该委托书载明“本人根据《最高额担保个人借款合同》（编号42020120170126303）约定，向贵行申请发放贷款，并不可撤销地委托贵行将贷款资金（大写）肆佰肆拾万元进行如下支付：收款人名称卢玲，收款账号62×××72，开户行工行鄂州交通支行，金额440万元，用途购货”。委托书同时载明“本人承诺：…二、贵行将贷款资金支付到上述账户，则视同贵行已依据合同约定发放贷款。本人了解并自愿承担与贷款资金支付到上述账户相关的所有风险。三、本授权委托书中的授权与承诺均不可撤销。”同日，农行康城支行向上述账户发放贷款440万元，到期日期2018年10月6日，执行利率6.7425%，逾期利率10.11375%。方小刚在借款凭证的借款人处签名捺印。此后，方小刚偿还部分利息，截止至2019年1月20日，涉案借款下欠本金440万元，下欠利息105088.74元。因被告未按约定偿还借款本息引起纠纷。一审庭审结束后，方小刚提交了一份由鄂州市公安局作出的《关于方小刚反映王军违规、渎职问题的回复》，在该回复上陈述王军在办理方小刚贷款中主要存在审核把关不严的问题。一是对贷款用途审核时，没有查清方小刚在申报贷款用途时存在虚假申报，鄂州市古城路鸿福服装店实为方小刚所有，故贷款时方小刚称贷款系为从鄂州市古城路鸿福服装店进货实为虚假申报；二是对卢玲的身份没有进行审查，卢玲非鄂州市古城路鸿福服装店业务经理。建议王军所在单位主管部门进行查处。一审另查明，从2014年起，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鄂州分行进行营业机构组织架构优化调整，农行国贸支行下辖农行康城支行等3个营业网点。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印章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农银鄂州发（2017）84号]的规定，各营业机构网点的行政印章不再保留使用，统一使用各自隶属的支行行政印章，其对外诉讼事务均以隶属一级支行名义进行，加盖一级支行行政印章。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依法应予保护。农行康城支行与方小刚、程冬姣签订的《个人担保借款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均是合同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没有违反法律相关规定，合同有效，双方当事人应按合同约定履行各自义务。农行康城支行因机构调整不再对外使用印章，而改由以农行国贸支行的名义主张权利，并未损害借款人的利益，故农行国贸支行作为本案原告主张权利，主体适格。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涉案贷款是否已实际发放给方小刚。方小刚、程冬姣认为涉案借款440万元未发放其账户，故案涉借款合同未实际履行，不应承担偿付责任。一审认为理由不成立。理由一，方小刚未对《贷款受托支付收款人变更情况说明》、《个人贷款资金支付授权委托书》中涉及的签名持异议，440万元借款已发放至指定的第三人卢玲账户，尽管方小刚提出收款人的变更是银行工作人员强行的要求，但从常理上分析，借款金额高达440万元，作为借款人的谨慎程度可想而知，不可能仅因银行人员的要求就将款项汇入一个不知晓情况的陌生人个人账户；理由二，涉案借款汇入卢玲账户后，方小刚偿还借款利息20余万元，如其未认可收到借款，又因何履行还款义务；理由三，第三人卢玲提供证据证实方小刚曾向他人借款410万元用于偿还其他银行贷款，方小刚在庭审时未对该事实予以否认，尽管方小刚对卢玲陈述的涉案借款偿还了他人借款410万元的事实予以否认，但综合案件事实，卢玲陈述更符合客观事实；理由四，从2017年11月签订案涉的借款合同至今已近2年，方小刚在没有收到440万元贷款的情况下，在其名下资产办理抵押登记的情况下，甚至在其已偿还了20余万元贷款利息的情况下，从未向银行主张权利，不符合常理。综上所述，无论是从事实上分析，还是从常理上分析，方小刚以其本人未收到涉案借款款项为由认为其不承担责任的理由不成立。农行国贸支行以方小刚未依约偿还涉案借款本息为由，要求其履行偿付义务的请求，依法予以支持。借款发生在方小刚与程冬姣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内，且程冬姣出具了共同还款承诺书，故涉案借款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程冬姣与方小刚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同时，方小刚、程冬姣以其所有的房产为上述借款提供抵押担保，并进行了抵押登记，抵押担保关系成立，农行国贸支行要求对处置抵押物的价款在抵押范围内优先受偿贷款本息的请求，应予支持。关于原告要求被告负担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其未提供证据证实具体数额和项目，不予支持。至于农行国贸支行在审批涉案借款以及发放借款过程中是否存在违规违纪情形，方小刚、程冬姣可通过其他途径主张，本案不作处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一条、第二百零四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方小刚、程冬姣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原告农行国贸支行借款本金4400000元，下欠利息105088.74元（计算至2019年1月20日，此后利息依据双方借款合同约定据实结算），合计4505088.74元；二、原告农行国贸支行对涉案抵押合同项下抵押财产即被告程冬姣、方小刚以其名下位于鄂州市鄂城区百子畈村二组中鼎国威世纪商城商业用房A座底层A号、A座底层A1号、C座一屋一号等三间商铺，折价或拍卖、变卖的价款在被告方小刚、程冬姣不能清偿本判决主文第一项所确认的债务范围内优先受偿；三、驳回原告农行国贸支行其他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42842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47842元，由被告方小刚、程冬姣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方小刚提交证据一组如下：1、关于农行康城支行与方小刚门面抵押贷款一案的陈述；2、举报材料；3、关于对方小刚反映王军违规渎职问题的回复；4、贷款委托支付收款人变更情况说明；5、方小刚与邱锋所签补充协议；6、卢玲工行卡440万元进账流水；7、方小刚与汉口银行风控经理焦涛微信聊天记录；8、方小刚与邱锋微信聊天记录；9、方小刚与邱锋短信聊天记录；10、方小刚与邱锋通话录音记录；11、方小刚与廖萌通话录音记录；12、方小刚与汉口银行焦涛通话录音记录；13、方小刚与农行王军手机短信聊天记录；14、方小刚、王军、邱锋、卢玲在市公安局询问笔录；15、举报材料两份；16、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四十六条处罚案例一份。用以证明：该笔贷款农行违规违法发放的事实。上述证据经庭审质证，农行国贸支行对方小刚提交上述证据均不予认可，对上述证据中第2项举报材料，农行国贸支行已收悉，但农行国贸支行未发现该笔贷款中存在违规违法的问题，农行国贸支行查明方小刚指定账户是卢玲，并在个人贷款资金支付授权委托书中有方小刚签字，且贷款发放后方小刚支付了利息，说明方小刚对贷款进行了认可，农行国贸支行是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发放贷款的。另外，方小刚与邱锋的补充协议与农行无关，上述证据不能达到上诉人方小刚的证明目的。程冬姣对方小刚提交的证据予以认可。卢玲对方小刚提交的证据不予认可，其认可农行国贸支行的质证意见。卢玲在庭审后提交证据一份如下：廖萌银行流水一份，用以证明：农行康城支行于2017年11月16日发放440万贷款后，其将410万元支付了邮政储蓄银行的贷款，并支付资金过桥费用以及收取居间费用后，于同年11月19日将余下61000元通过廖萌账户支付给方小刚。经质证，方小刚、程冬姣对卢玲提交的证据认为，其收到该笔资金61000元，但该笔款项的用途不同，该笔款项不是农行康城支行发放贷款440万元的组成，是邱锋承诺的1000万元额度及三年循环贷里面预支60000元进行周转，另外的1000元是40000元过桥包干费中退还的平台费用。农行国贸支行对卢玲提交的证据认为，440万元贷款已汇入卢玲账户，通过卢玲再转给其他人的资金应该是该笔贷款中的资金。农行国贸支行、程冬姣在二审法定期限内均未提交新的证据。对上述方小刚提交的证据，本院认为：方小刚提交的证据一组16项，其证明目的均为农行国贸支行下辖的农行康城支行在向方小刚发放440万元的贷款过程中存在违规违法的情形，该情形经鄂州市公安局侦查，认定“该行为不涉嫌公安机关管辖的犯罪，建议王军所在单位主管部门进行查处，如王军涉嫌违规发放贷款、渎职等犯罪由其所在单位主管部门依法向纪检监察部门进行移送”，依据公安机关查明的情况以及认定，方小刚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农行康城支行在发放该笔贷款中存在违规违法的情形，故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对上述卢玲提交的证据，本院认为：方小刚认可2017年11月19日收到资金61000元，但对该笔资金的性质不予认可，该笔资金是否为农行康城支行发放贷款440万元的组成部分，现无其他证据予以证据，故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经审理查明：原审认定的事实属实。本案争议的焦点：1、案涉贷款440万元，方小刚是否接收；2、一审程序是否合法。本院认为：（一）关于案涉贷款440万元，方小刚是否接收的问题。首先，方小刚对《贷款受托支付收款人变更情况说明》、《个人贷款资金支付授权委托书》中其签名盖章表示认可；其次，《贷款受托支付收款人变更情况说明》中变更贷款合同约定的收款人王建兵为卢玲，并注明卢玲为货款收款人鄂州市古城路鸿福服装店业务经理，该说明中加盖了服装订购合同的双方即鄂州市古城路鸿福服装店、鄂州市九润商贸行的公章以及方小刚的签名，同时，根据王建兵在公安机关笔录反映，鄂州市古城路鸿福服装店实际控制人为方小刚，且该服装店的公章由方小刚保管，而鄂州市九润商贸行的经营者亦为方小刚，虽然王建兵表示其签名并非其所签，但方小刚作为鄂州市古城路鸿福服装店实际控制人在该说明上加盖公章，从该行为判断方小刚对该变更收款人的内容是明知以及认可的；其三，《个人贷款资金支付授权委托书》中方小刚同意将其贷款440万元支付至卢玲账户，并承诺“贵行将贷款资金支付到上述账户，即视为同贵行已依据合同约定发放贷款，本人了解并自愿承担与贷款资金支付到上述账户相关的所有风险。本授权委托书中的授权与承诺均不可撤销”。虽然方小刚认为该授权委托书系按农行康城支行工作人员要求签署的，但方小刚作为成年人，长期从事经济活动，其并非初次与金融机构接触，其自身应当明知签字认可行为将引起的法律后果，且该授权委托书中明确说明了贷款440万元资金支付至卢玲账户即视为农行康城支行依据合同约定发放了贷款，现农行康城支行已按该授权委托书将贷款440万元汇入卢玲账户，应当认定农行康城支行履行了合同义务；其四，2017年11月16日农行康城支行在向卢玲账户支付贷款440万元的同日，方小刚在440万元的借款凭证上签字认可，并于同日出具《个人贷款资金支付授权委托书》，同意将440万元贷款汇入卢玲账户；其五，根据《个人贷款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贷款人受托支付是指贷款人根据借款人的提款申请和支付委托，将贷款资金支付给符合合同约定用途的借款人交易对象”，本案中，方小刚既是借款人，又系服装交易对象鄂州市古城路鸿福服装店实际控制人，现查明卢玲并非鄂州市古城路鸿福服装店业务经理，故农行康城支行在对卢玲的身份问题上存在审查不严的情况，但农行康城支行系依据借款人方小刚的委托以及交易对象鄂州市古城路鸿福服装店的盖章确认，从而将贷款汇至卢玲的个人账户；其六，农行康城支行向卢玲账户支付440万元款项后，方小刚每月按期支付贷款利息，截止2018年9月共支付利息20余万元，该支付利息的行为虽然方小刚认为系为确保其征信信誉而支付，但其上诉又认为未收到440万元贷款，如其未收到贷款情况的情况下，为何支付贷款利息，该行为与一般认知相驳；其七，方小刚、程冬姣以其所有的门面房为该笔贷款提供抵押担保，并进行了抵押登记，且方小刚、程冬姣还向农行康城支行出具了共同还款承诺；其八，方小刚曾作为担保人为鄂州市晏霖工贸有限公司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贷款提供担保，且方小刚在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陈述，其收到张淑文汇款410万元，并将该款转至鄂州市晏霖工贸有限公司账户，用于偿还鄂州市晏霖工贸有限公司所欠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贷款，而张淑文所转款的银行卡系由其儿媳席静实际使用，且张淑文或席静与方小刚并非相识，系通过邱锋向席静联系而出借的资金410万元，卢玲的工商银行卡实际为邱锋所使用，因此，农行康城支行支付的贷款440万元进入卢玲账户后，该账户实际为邱锋控制，邱锋又从该笔贷款中偿还了张淑文（或席静）向方小刚出借的资金，张淑文（或席静）向方小刚退还了其借据。方小刚认为其未收到农行康城支行贷440万元，仅认可下欠张淑文款项，但方小刚如在未偿还张淑文借款的情况下，张淑文正常情况下不会将借据退还，且席静在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认可410万元款项方小刚已清偿，上述情况说明方小刚向农行康城支行贷款的目的之一就是为鄂州市晏霖工贸有限公司偿还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的逾期贷款，而并非采购服装所需；其九，参考方小刚与邱锋2017年11月6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中表述“甲乙双方因农行康城支行门面贷款440万元”、“其中邮政过桥包干4万元整”，该表述说明方小刚存在借新还旧的意思表示，至于该协议中约定的其他事项是否成就系另一法律关系，本案未涉及。综合上述分析，本院认为方小刚已实际接收到农行康城支行发放的440万元贷款，对其上诉认为未收到440万元贷款的请求不予支持，予以驳回。（二）关于一审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经庭审询问上诉人方小刚，其认为该笔贷款在存在违规、违法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应中止审理，等待相关部门查清事实后继续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中止诉讼：（一）一方当事人死亡，需要等待继承人表明是否参加诉讼的；（二）一方当事人丧失诉讼行为能力，尚未确定法定代理人的；（三）作为一方当事人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尚未确定权利义务承受人的；（四）一方当事人因不可抗拒的事由，不能参加诉讼的；（五）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六）其他应当中止诉讼的情形。中止诉讼的原因消除后，恢复诉讼”，上述法律条文中规定的中止诉讼的情形本案并不具备，而且公安机关在对方小刚的回复中明确说明农行康城支行工作人员王军的行为不涉嫌公安机关管辖的犯罪，建议由王军所在单位主管部门查处，如涉及违规发放贷款、渎职等犯罪由其所在单位依法向纪检监察部门移送。故本案不符合中止审理的情形，一审法院程序合法，对上诉人方小刚上诉认为一审程序违法的请求不予支持，予以驳回。综上，上诉人方小刚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以驳回，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恰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2842元，由上诉人方小刚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齐志刚审判员  缪冬琴审判员  张 开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九日法官助理金燕玲书记员彭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