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340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1，男，1991年4月16日出生，汉族，北视英特维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职员，住北京市大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华宾，北京市宝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2，男，1948年8月29日出生，汉族，退休职工，住北京市大兴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3，女，1983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中安卫士（北京）安全防范技术有限公司职员，住北京市大兴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安某（兼王某3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女，1956年10月5日出生，汉族，退休职工，住北京市大兴区。上诉人王某1因与被上诉人王某2、王某3、安某分家析产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5民初16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某1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我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王某2刑满释放后，没有经济基础，在北京市大兴区也没有宅基地。一审判决中认定王某2名下原有宅基地一处是错误的。根据相关规定，宅基地是一户为单位使用的，只要是家庭成员都有使用权，因此我也对宅基地有使用权。根据北京市一贯的拆迁政策，只要有农村户口在此处，就是被安置人，有拆迁利益。即使没有房屋，只要有宅基地使用权就应该被安置。该宅基地上的房屋是用王某1、王某2、王某3、安某四口人承包地的征地补偿款所建，因此我对被拆迁房屋有改、扩建等贡献，一审法院对此未作认定是错误的。二、在签订分家协议时，我正在读大学，签该协议的时候我认为我与父亲王某2、母亲安某是一个整体，仅是把姐姐王某3的分出去。何况我也未明确表示放弃回迁安置房屋，因此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我都不可能放弃安置房屋。三、在被拆迁房屋建造过程中，我虽未成年，但通过体力劳动对家庭各项支出作出了贡献。王某2、安某在当时没有正式工作，日常生活靠倒卖蜂窝煤和村里的各项补贴为主，我在上学之余也参与了装卸蜂窝煤的体力劳动，且我也享受村中的各项补贴。故一审法院认定没有证据证明我对被拆迁房屋改、扩建等贡献是错误的。王某2未到庭参加诉讼，其向法院提交了书面答辩意见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王某1的上诉意见。2014年，王某2、安某、王某3、王某1签订了一份分家协议，协议中明确约定，×室及所得拆迁款归父母王某2、安某所有，故×室系王某2与安某的夫妻共同财产，与王某1没有关系。安某、王某3辩称:不同意一审判决，但是没有上诉。同意王某1的上诉请求。我与王某2结婚的时候，王某2没有婚前个人财产。我户口迁到北京后，王某2仍在河北居住。2002年我们回京，以四人名义要的宅基地，准建证上写的是安某，拆迁前王某2打骂逼我，把宅基地证改成王某2的名字；回迁安置房屋是王某2、安某、王某1及王某3四人的共同财产，并非夫妻共同财产。签订分家协议，是王某2和王某3商量写好并找人打印后，拿回家让我和王某1签的字，当时只是为了解决给王某3的房子的事，没有让王某1放弃的意思。王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确认位于北京市大兴区×镇×园×里×号楼×单元×室（以下简称：×室）的房屋权利由王某1享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某2与安某原系夫妻关系，王某1、王某3系安某与前夫所生之子，安某与王某2结婚后，王某1、王某3随安某、王某2共同生活。王某2名下原有宅基地一处，位于北京市大兴区×镇×村×路×号内×号，2002年，王某2夫妇在院内建造房屋10间，2008年，二人在一层的基础上建造二层房屋。王某1、安某称建造房屋期间，王某3、王某1都参与建房，建造房屋时家里还借了钱，后来一家四口的地被征了，才将建造房屋所借的钱还上。王某2对二人陈述不予认可，称2002年建房时的钱是自己挣的，2003年的征地补偿用于王某1上学、日常生活和建造河北的房，而河北的房在离婚诉讼中已经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分割了。2010年7月，该院落被拆迁，王某2与北京经济技术投资开发总公司签订了《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补充协议）》以及《定向安置房买卖合同》，确认宅基地面积为305.61平方米，房屋合法建筑面积305.61平方米，应获得的房屋拆迁补偿款为1306503元、拆迁补助奖励及其他费用134515元、周转费183366元，王某2选购定向安置房4套，分别是“×-×-×-×”（建筑面积90平方米）、“×-×-×-×”（建筑面积86平方米）、“×-×-×-×”（建筑面积62平方米）、“×-×-×-×”（建筑面积87.5平方米），扣除购房款，王某2剩余款金额798389元。2014年4月，王某3起诉王某2、安某、王某1分家析产纠纷，经法院调解，双方当事人达成一致协议，确定“北京经济技术投资开发总公司与王某2于2010年7月8日签订的定向安置房买卖合同（编号：×村-×-×）中位于×地块×号楼×单元×层×号安置房屋（现名为北京市大兴区×镇×园×社区×号楼×单元×室）归王某3所有，在该房屋办理产权证时，王某2应配合将该房屋的产权登记在王某3名下”。2018年9月，王某2起诉安某离婚纠纷，要求与安某离婚，并要求分割上述回迁安置房等财产，法院经审理认为回迁安置房可能涉及第三人利益，对分割回迁安置房的诉求未予处理，并判决准予王某2和安某离婚，同时对位于河北保定的宅基地房屋进行了分割。王某2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经询问，×室已经办理不动产登记手续，登记在王某3名下，由王某3居住使用，剩下3套回迁安置房尚未办理不动产登记，×室由安某、王某1居住使用，×室由王某2居住使用，×室空置。庭审中，王某2提交2014年分家析产诉讼档案中备存的分家协议一份，证明王某3、王某1均认可剩余3套回迁安置房及拆迁款归王某2、安某所有。该协议载明：“原有平房坐落在大兴区×镇×村×路×号内×号共有北房四间，东厢房二间，南房四间属2002年父母王某2、安某和女儿王某3共同建造，北房西起第一、二间归女儿王某3所有。后以上所述十间平房于2010年7月4日经北京经济技术投资开发总公司协议拆迁，获得4套楼房，经家庭成员协商现将坐落于大兴区×镇×园×里×号楼×单元×此套楼房给女儿王某3所有。×园×里×楼×单元×，×园×里×楼×单元×，×园×里×楼×单元×，此三套楼房及所得拆迁款归父母王某2，安某所有”。王某1、安某、王某3对该分家协议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当时仅是将王某3的份额分出去，剩下的王某1、王某2、安某是一个整体。同时，王某1认为拆迁时是按户口进行安置的，拆迁利益应当有王某1的份额，分家协议不是王某1的真实意思表示，王某1不可能放弃拆迁利益。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分家析产纠纷是指家庭财产的共同共有人因家庭财产利用的需要要求分割家庭财产而产生的纠纷，而家庭共有财产是指家庭成员在家庭共同生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创造、共同所得的财产。北京市大兴区×镇×村×路×号内×号两次建造时，王某1均未成年，并无证据证明王某1对于被拆迁农房有改、扩建或装饰装修等贡献，其所主张的拆迁按照人口进行安置亦无充分证据证明，并且王某2、安某、王某3、王某1于2014年签订了分家协议，明确约定剩余3套回迁安置房及拆迁补偿款归王某2、安某所有，该协议应当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故王某1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判决：驳回王某1的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庭审中，王某1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关于王某2名下原有宅基地一处提出异议，其认为王某2名下原来并无宅基地，本案中的宅基地是王某2、安某、王某1及王某3来北京之后村里给四人批的。除此之外，各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均无异议。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王某1是否对×室享有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现王某1上诉主张其对被拆迁房屋作出了贡献，其作为被安置人应当享有相应的拆迁利益。对此本院认为，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其上述主张，且即使其享有相应的拆迁利益，根据查明的事实及王某2提交的2014年分家协议，×室等3套回迁安置房归王某2、安某所有。王某1在签该协议时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签该协议所带来的法律后果应当知晓。现王某1称该协议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但并未举证证明签该协议时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亦未在法定除斥期间申请撤销，故根据上述规定，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王某1的上诉主张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王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928元，由王某1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屠 育审 判 员  李 珊审 判 员  刘保河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九日法官助理  李靖元书 记 员  段 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