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2民终440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南通华荣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江苏省南通市。法定代表人：张进荣，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陆新华，江苏钟山明镜(南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金耘实业有限公司，住所上海市普陀区。法定代表人：张燕芳，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戴建庭、吴康康，浙江思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瞿啸，男，1971年1月9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江苏省通州市。上诉人南通华荣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荣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上海金耘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耘公司)、瞿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2018)沪0107民初286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华荣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法院(2018)沪0107民初28697号民事判决,改判华荣公司不承担责任。事实与理由：瞿啸与金耘公司是以各自自身名义达成买卖合同的合意,华荣公司与金耘公司之间从未达成买卖合同的合意,也从未签订过任何关于案涉钢材方面的书面买卖合同。瞿啸在涉案《销售确认单》上加盖“南通华荣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浙江石化3,000吨/年炼化一体化项目(一期)2标工程项目部”章,该印章表明“仅用于工程资料”,应属于项目部资料专用章。在瞿啸未提供介绍信、书面委托书等其它资料让金耘公司有理由相信其有权代表或有权代理华荣公司的情况下,金耘公司应尽到充分注意义务来判断瞿啸的行为是否对华荣公司具有约束力,而项目部资料专用章表明“仅用于工程资料”,普通人都能判断该印章不能作为结算和签订合同之用,金耘公司理应注意到瞿啸用该章签订合同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对华荣公司不具有约束力。且案涉《销售确认单》上所盖之项目部资料专用章并非是华荣公司刻制的案涉项目部资料专用章。华荣公司在原审期间已申请鉴定印章真伪,但原审法院始终未置可否,直至判决时才不予采纳。华荣公司将案涉工程发包给南通非攻建设劳务有限公司后,并未在案涉工地上设立过项目部。而案涉工地的项目部实际是由瞿某某组建的,瞿某某是案涉工地上面项目部的实际负责人,项目部的组成人员也是瞿某某雇佣的。金耘公司在原审中表示其与华荣公司还未签订任何案涉钢材方面的买卖合同时,只因为其业务经理和瞿啸之前有业务来往,比较熟悉,就向案涉工地一次性供应了数量为176,284吨的钢材,即金耘公司明知瞿啸不能代表或代理上诉人华荣公司签订案涉买卖合同时,就向案涉工地一次性供应了数量为176,284吨的钢材。从该事实可以分析得出,金耘公司明显不属于善意且无过失的相对人。其明显是信任瞿啸个人,才向瞿啸的案涉工地供货的。关于发票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的规定,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无法单独证明买卖关系的成立,也无法单独证明交付的事实。金耘公司在原审多次庭审时都表示,瞿啸所购之案涉钢材已向瞿啸个人交付,并没有向华荣公司交付。且金耘公司在第一次庭审时表示,其是在本案诉讼过程中才知道该税款抵扣的情况,在买卖行为发生时,并不存在能够让金耘公司有理由相信瞿啸有代理权的客观表象形式要素,另,从证据上分析,增值税发票的出具及抵扣与金耘公司和华荣公司之间是否发生交易行为并无直接、必然的因果关系,故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无法证明金耘公司和华荣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金耘公司在一审多次庭审时都表示,瞿啸所购之案涉钢材已向瞿啸个人交付，而瞿啸个人与华荣公司之间既没有行政隶属关系,也没有直接的承包关系。瞿啸的行为既不构成表见代理,也不构成职务行为。应由其个人承担无权代理的行为后果。原审判决既没有认定瞿啸是否构成职务行为,也没有认定瞿啸是否构成表见代理,也不考虑瞿啸所用的案涉项目部资料专用章的真伪,更没有查清金耘公司是否已将案涉钢材向瞿啸交付。只从工程款结算和工程地点的角度出发,就直接认定华荣公司是案涉买卖合同的出卖方,进而直接判决上诉人华荣公司承担各项付款,原审判决在法律思维方面较混乱,令人无法苟同,适用法律也错误。对于送货次数这种最基本的事实,金耘公司和瞿啸陈述不一,原审法院在判决书中却只字未提。虽然华荣公司财务人员由于审查不仔细,向税务部门抵扣了案涉增值税专用发票,但华荣公司在发现案涉增值税发票抵扣错误以后,已经及时向所属税务机关进行了情况反馈,并且于2019年8月对案涉进项税额作出了转出调整,向所属税务机关补缴了相应税款。鉴于金耘公司未能举证证实其与华荣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其关于支付案涉货款及其它款项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驳回。被上诉人金耘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判决公正。金耘公司按照《销售确认单》的约定及时向华荣公司交付了案涉的钢材。该事实系由华荣公司在一审时确认的实际施工人以及瞿啸的确认，又有华荣公司在工地上实际使用项目公章予以确认。华荣公司在收到金耘公司的钢材后，金耘公司向华荣公司出具了相应的增值税发票，华荣公司已经向税务机关申报抵扣，证明华荣公司已经对与金耘公司之间的钢材买卖关系事实予以确认。华荣公司所谓其财务人员工作不仔细，将金耘公司向其开具的值税专用发票抵扣错误的说法，纯粹是发现这个事实对其不利，为了逃避相应的责任而做出制造伪证的行为，该行为明显违背了民事活动最基本的诚实信用原则，也挑战了国家税收管理的严肃性，更是破坏了商业活动最基本的贸易预期。华荣公司的上诉事实与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依法驳回。金耘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华荣公司支付金耘公司货款人民币823,102.17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二、判令华荣公司按月利率2%的标准支付金耘公司上述款项的利息损失(自2018年7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三、判令华荣公司支付金耘公司律师费50,000元、保函费1,500元。被上诉人瞿啸未作答辩。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一、2018年6月8日，金耘公司作为“销售方”出具《上海增值税专用发票》两份，No.XXXXXXXX发票联记载的“购买方”为“华荣公司”，“货物或应税劳务、服务名称”为“*黑色金属冶炼压延品*螺纹钢HRB400E，规格型号25mm、22mm、20mm，数量为38.441吨、30.044吨、20.958吨”、“*金属制品*螺纹钢，规格型号为20mm、16mm、14mm、12mm，数量为30.015吨、3.982吨、19.6吨、5.994吨”，金额为595,402.73元，税额为95,264.44元，价税合计为690,667.17元。No.XXXXXXXX发票联记载的“购买方”为“华荣公司”，“货物或应税劳务、服务名称”为“*黑色金属冶炼压延品*线材，规格型号为10mm、8mm，数量为14.665吨、12.585吨”，金额为114168.10元，税额为18,266.90元，价税合计132,435元。以上两份发票联备注栏处均注明送货地址为“浙石化工程”。二、“江苏税务数据情报管理”平台网页截屏显示：No.XXXXXXXX发票(开票日期为2018年6月8日，金额为595402.73元)和No.XXXXXXXX的发票(开票日期为2018年6月8日，金额为114,168.10元)均于2018年8月21日向国家税务总局南通市港闸区税务局申报认证。原审审理中，一、金耘公司提供《南通华荣舟山渔山岛项目销售确认单》一份，表示该确认单系金耘公司送货至华荣公司承建的“浙石化工程”工地时，由该公司盖章、瞿啸签名确认，证明金耘公司向华荣公司供货的事实。该确认单位中甲方为华荣公司，乙方为金耘公司，其中品名为HRB400E，规格分别为直径25mm、22mm和20mm，数量为38.441吨、30.044吨和20.958吨；品名为HRB400，规格分别为直径20mm、16mm、14mm、12mm、10mm和8mm，数量为30.015吨、3.982吨、19.6吨、5.994吨、14.665吨和12.585吨。以上货物合计总价为823,102.17元(含税价)。确认单备注栏中记载：送货地点为“浙石化工程”，项目负责人为瞿啸。确认单细则栏中记载：付款方式为当月货款，次月月底前全部付清。若有逾期付款，甲方则需每天补贴乙方应付金额的万分之七，直至付清货款为止，最长延期付款时间不可超过约定日期30天，超过30天则视甲方违约，除承担垫资费用外，还须承担违约责任，并由甲方承担乙方实现债权的所有费用(含律师代理费等)。确认单左下角，甲方处盖“南通华荣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项目(一期)2标工程项目部”章，落款日期为2018年5月3日。瞿啸在该份确认单下方手写添加“本人瞿啸XXXXXXXXXXXXXXXXXX代表南通华荣公司完全接受本价格确认单上的内容，因签订正式合同需要时间走流程，故对此价格确认单签字确认作为结算本批供货的依据”，落款日期为2018年5月4日。被告“华荣公司”对上述证据表示不予认可，称瞿啸在确认单上签字确认的行为系其个人行为，与华荣公司无关。同时，华荣公司表示确认单上所盖的“南通华荣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项目(一期)2标工程项目部”章与华荣公司实际使用的印章不相符，申请对该印章的真伪进行司法鉴定。被告瞿啸对《南通华荣舟山渔山岛项目销售确认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表示手写部分内容确系其在验收货品并确认价格无误后在确认单上添加。因金耘公司坚持要求由华荣公司在甲方处盖章，瞿啸找到当时在工地上负责管理后勤、资料的工作人员刁建民，由其在甲方处盖章后，再将确认单返还金耘公司。二、华荣公司在原审法院组织的第一次证据交换时表示，其系“浙石化工程”承建商，将该工程中的一个项目发包给瞿啸，瞿啸为该项目实际施工人。公司有明确规定，若工程项目实际施工人以华荣公司名义对外签订合同，需先行向公司申请，获批后才可以公司名义签订合同。瞿啸在与金耘公司发生买卖过程中，未向公司履行申请、报备手续，本被告对此并不知情。本案所涉买卖合同系瞿啸个人与金耘公司签订，与华荣公司无关。金耘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后，其工作人员曾找到华荣公司希望协商处理涉案货款之事宜，但最终未协调成功。三、华荣公司提供《工程施工劳务合作协议》一份，甲方为华荣公司，乙方为南通非攻建设劳务有限公司，双方约定：乙方向甲方提供劳务，劳务的内容包括“浙石化工程”图纸范围内的所有土建、水电安装、分项劳务承包施工，劳务协议工期为460(天)，自2018年3月28日起至2019年4月15日止。华荣公司另提供《工程施工承包责任书》一份，甲方为南通非攻建设劳务有限公司，乙方为瞿某某，双方约定：甲方将“浙石化工程”交由乙方承包施工，工程名称为“浙石化工程”，承包范围为工程量清单及图纸所示内容。“华荣公司”提交上述两份证据证明“华荣公司”将其承建的“浙石化工程”相关劳务施工发包给南通非攻建设劳务有限公司，南通非攻建设劳务有限公司将相关劳务施工项目转包给瞿某某，瞿啸与华荣公司无合同关系，亦非公司员工，瞿啸无权代表华荣公司确认收取系争货物和货品总价，其在《销售确认单》上所做承诺对华荣公司无约束力。金耘公司表示对上述两份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称华荣公司在承认瞿啸系“浙石化工程”实际施工人后又予以否认，其陈述前后矛盾，故对上述两份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瞿啸对华荣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表示瞿某某确系“浙石化工程”劳务承包人之一，但瞿某某又将其承包的部分工程项目分包给瞿啸，并与瞿啸签订《工程施工承包责任书》，约定将空分空压装置项目转包给瞿啸。本案所涉货物均系“浙石化工程”工程之用，且已收货并实际使用于“华荣公司”承建的“浙石化工程”，相关收货单也已向工地项目部报备并记录在册，系争货款理应由华荣公司支付。四、华荣公司提交案外人瞿某某出具的《承诺书》一份，证明华荣公司曾出具工程项目部资料章两枚，均与金耘公司提供的确认单上所盖的“华荣公司”工程项目章有差异，存伪造之嫌。工程项目章主要专用于项目部与建设方(监理方)工程资料，不得用于项目部与材料供应商或与劳务班组、分包项目的签约。金耘公司对该份证据不予认可。瞿啸表示《销售确认单》上的工程项目章确实由“浙石化工程”工地项目部工作人员所盖。之后，工地项目部曾更新了一枚印章并将旧章收回，确实可能存在新旧两枚印章不一致的情形，但其没有经手印章，不存在伪造印章的行为。五、华荣公司提供纳税人名称为南通华荣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增值税纳税申报表(一般纳税人适用)》，证明其已于2019年8月对涉案发票进项税额向所属税务机关补缴了相应税款。六、瞿啸提供由其作为乙方与甲方瞿某某签订的《工程施工承包责任书》一份，证明其系“浙石化工程”的实际承包人之一。其中，双方约定：甲方将“浙石化工程”交由乙方承包施工，工程地点：舟山市岱山县鱼山岛，工程内容：工程量清单及图纸所示内容，承包范围：工程量清单及图纸所示内容。金耘公司对该份证据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表异议。华荣公司对上述证据的三性均不予认可，表示华荣公司与瞿某某之间并无直接的承包关系，瞿啸表述的分包项目与其提供《工程施工承包责任书》内容不一致。七、金耘公司为本次诉讼支出律师代理费50,000元。原审法院认为，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诚信原则。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与金耘公司发生涉案钢材买卖关系的相对方。首先，“浙石化工程”由华荣公司承建，工地在舟山市岱山县鱼山岛，金耘公司将涉案货物送至上述工地，瞿啸在《销售确认单》上签名确认。其次，华荣公司承建“浙石化工程”后发包给案外人南通非攻建设劳务有限公司，该案外人又将工程分包给案外人瞿某某，华荣公司认可瞿某某是其承包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之后，瞿某某将“浙石化工程”中空分空压装置项目发包给瞿啸，双方为此签订《工程施工承包责任书》。再次，华荣公司已向税务机关申请认证的No.XXXXXXXX和No.XXXXXXXX两张发票中，销售方和购买方均分别为金耘公司和华荣公司，其中载明的货物的名称、规格型号、单位、数量、单价和价税合计金额等内容均与金耘公司提供的《销售确认单》中载明的货物品名、规格、数量、单价和合计货款金额等一一对应。而《销售确认单》中载明甲方为华荣公司，乙方为金耘公司，与上述两张发票联中的销售方、购买方亦相符。上述两张发票联和《销售确认单》中载明的送货地址均为“浙石化工程”，即由华荣公司承建的工程项目。结合华荣公司在法院组织的第一次证据交换时对瞿啸是项目实际施工人身份的确认，金耘公司提供的证据尚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根据高度盖然性规则，法院依法确认金耘公司与华荣公司之间关于涉案货物买卖合同关系成立。基于华荣公司并未提供“浙石化工程”的发包单位已与其结算工程款，及华荣公司已与其分包单位结算工程款的相关证据，同时，华荣公司未就其陈述的已至税务部门办理退还发票税款提供有效证据，法院认为金耘公司作为买卖合同供货方已经履行了向华荣公司提供涉案货物的义务，华荣公司作为买卖合同相对方，即购买方理应履行支付货款的义务。金耘公司要求华荣公司支付涉案货款823,102.17元的主张，并无不当，可获支持。关于华荣公司提出的对《南通华荣舟山渔山岛项目销售确认单》中工程项目章的真伪进行司法鉴定的申请，由于华荣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提供的印章样本具有排他性，对华荣公司的申请，法院难予采纳。金耘公司参照民间借贷利率标准向华荣公司主张利息损失，于法无据，法院予以调整。另，金耘公司主张的律师代理费与《销售确认单》约定相符，可获支持。而其主张的保函费，并非金耘公司实现债权的必要费用，法院难予支持。原审法院据此判决：一、华荣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金耘公司货款823,102.17元；二、华荣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金耘公司上述货款的利息损失(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2018年7月1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三、华荣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金耘公司律师代理费50,000元；四、对金耘公司其余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案件财产保全费5,000元(金耘公司预付)，由华荣公司负担。案件受理费13,354元(金耘公司预付)，由华荣公司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审理过程中，华荣公司确认，其将涉案工程发包给南通非攻建设劳务有限公司，南通非攻建设劳务有限公司再分包给瞿某某，瞿某某与华荣公司之间有间接的关系。施工过程中，瞿某某不是纯粹的劳务分包，只是挂了劳务分包的名义。华荣公司允许瞿某某采购部分钢材，瞿某某有资金时就自己结算，如果他资金不够的话由华荣公司垫付。案涉的两张发票是瞿某某交给华荣公司财务人员。本院认为：华荣公司上诉主张瞿啸用项目章签订合同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对华荣公司不具有约束力，华荣公司与金耘公司之间没有买卖的合意。问题在于，原审法院并非是根据表见代理的相应规定判令华荣公司承担责任，华荣公司关于表见代理的上诉主张在原审法院的裁决理由中并无体现，本院因此也无法予以评判。针对涉案《销售确认单》上项目章的记载内容以及当事人关于合同需要走流程的陈述，可以确认瞿啸在涉案《销售确认单》签字之时，其授权依据并不充分。如后续不能获得华荣公司的确认，金耘公司可能会承担相应的交易风险。金耘公司针对涉案交易行为开具了相应的增值税发票，该增值税发票也通过实际施工人交付给华荣公司，华荣公司也以相应发票向税务机关申报认证。前述行为，足以认定华荣公司对瞿啸以华荣公司名义与金耘公司发生的买卖行为予以追认。虽然华荣公司称系财务人员认识错误导致申报认证的结果，并且已经纠正。对此，本院不能认同。华荣公司在承接工程后，违法分包给实际施工人，也允许实际施工人对外订购相应钢材。实际施工人将销售发票交付财务人员，其目的就是申请相应材料款。如果仅仅是垫付钢材款，则不应发生发票的交接及入账行为。华荣公司将前述发票予以抵扣税款，实际是对实际施工人代为购买钢材行为的认可。由此引发的争议，应当由华荣公司与实际施工人联系依法解决。华荣公司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原审判决可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354元元，由上诉人南通华荣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法官助理冯则煜审判长 汪 毅审判员 郑 璐审判员 黄 亮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王一飞附：相关法律条文附：相关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