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海事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72民初557号 原告：叶星权，男，1969年3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青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光强，男，1968年7月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 被告：叶伟东，男，1977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松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温莉，北京大成（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瑶，北京大成（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叶星权与被告叶伟东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同年5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叶星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光强，被告叶伟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温莉、孙瑶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叶星权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原、被告间的海上货运代理合同，被告叶伟东返还原告叶星权已支付的海上货运代理费用；2、判令被告叶伟东赔偿原告叶星权货物被海关没收灭失经济损失792509.8元（除特别说明外，货币单位均为人民币元，下同）；3、判令被告叶伟东承担海关罚款218326.44欧元（折合1478703.14元）。诉讼中，原告叶星权增加诉讼请求，要求一并解除原、被告间的外贸买卖合同关系。 事实与理由：叶星权在波兰华沙中国城经营日用百货商品。2015年5月，叶星权与叶伟东达成出口外贸买卖合同及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叶伟东以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浙江易斯特实业有限公司（ZhejiangEasternIndustrialCo.,Limited，以下简称易斯特公司）名义，向叶伟东任法定代表人的QooproPolandSp.z.o.o（以下简称Qoopro公司）销售由其向下游经销商组织采购的外贸产品，并代理该批货物的海上货运代理业务，双方约定货品接收目的地为波兰华沙市。 同年5月29日，叶伟东以传真方式向叶星权发送出货清单，载明了货号、品名、件数、装箱量、总数量、单价等事项。该批货品共计702件，价值792509.80元，由叶伟东负责办理出口报关手续等相关事宜，并于同年6月1日在宁波港装船出运，货物集装箱号为PCTU83866116，叶星权已向叶伟东支付了海运费和货运代理费。同年7月，上述货柜运抵德国后，被汉堡海关查扣，汉堡海关以该批产品存在侵犯第三人商品商标权、质量严重瑕疵等事项予以没收销毁，并处以21万欧元的行政罚款。 涉案集装箱货物在德国被查扣期间，叶星权曾多次与叶伟东进行沟通，要求叶伟东提供海运单、易斯特公司相关资质证书及该批出口商品的商标授权、合格证书、出口报关清单等证明文件，配合叶星权妥善处理产品商标权侵权、质量瑕疵及海关罚款等事项，但叶伟东一直搪塞推诿，拒不配合处理。鉴于叶星权已经支付货物价款，且支付了海运费及货运代理费，但却未实际收到商品；叶星权又因产品侵权、质量不符合欧盟标准，缴纳了应由叶伟东承担的海关罚款。叶星权认为，其上述经济损失与叶伟东违法出口侵权产品，无证、无照经营海上货运代理业务，隐瞒产品重要信息，向宁波海关进行非法报关等行为存在重大因果关系，叶伟东应当承担由此给叶星权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故提起诉讼。 被告叶伟东辩称：1、叶伟东系接受叶星权委托，代为办理涉案集装箱货物的出口运输等事宜，该批货物均是叶星权自行在义乌市场下单采购，故本案双方间仅存在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关系，并不存在叶星权所称的外贸买卖合同关系，况且外贸买卖合同纠纷也不属于海事法院受案范围；至于易斯特公司，仅仅是叶伟东为办理涉案货物出口手续而引用的抬头，与本案纠纷没有任何关联；2、叶伟东已根据叶星权的指示，将涉案集装箱货物运送至指定地点，因此涉案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已履行完毕，不存在解除合同并返还货运代理费的问题；3、涉案货物被汉堡海关罚没的主要原因是侵犯商标权，与叶伟东的代理行为不存在任何关联，根据叶星权提供的海关处罚文件，处罚的对象是Qoopro公司，而非叶星权，叶星权作为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无权以个人名义提出赔偿主张；4、叶星权连涉案货物的货款都未实际支付，其后续的所谓罚款和经济损失也根本不存在。综上，请求驳回叶星权的全部诉请。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 经当庭质证，对原告叶星权提供的证据，被告叶伟东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至证据8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其中证据1出货清单上加盖的易斯特公司印章，仅仅是叶伟东为了办理涉案货物出运所采用的出口抬头，实际上该批货物系叶星权自行在义乌市场采购，各商铺后续将叶星权采购的货物送到叶伟东处，叶伟东再根据商铺名称制作出货清单，统一安排货物出运，因此出货清单并不能证明双方间存在外贸买卖合同关系；证据2订货单上的签名是叶伟东作为货运代理人代收性质签字，并非叶星权所主张的冒签；证据3系叶伟东在义乌市人民法院所审理的黄小龙与叶星权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中，以货运代理人身份出具的证明，义乌市人民法院在该案中认定叶星权与黄小龙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证据4义乌市市场监管局回复信息恰恰可以证明叶星权在办理涉案货物出运过程中不存在任何违法行为；证据5商品标签系叶星权发送给叶伟东，不能证明涉案货物系叶伟东向义乌商家采购；证据6海运提单将易斯特公司记载为托运人仅仅是为了方便办理出运手续，至于将Qoopro公司记载为收货人则系叶星权指定，该证据恰恰可以证明叶星权与叶伟东之间存在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关系；证据7海关处罚文件载明处罚原因是侵犯商标权，鉴于涉案货物系叶星权自行在义乌市场采购，由此产生的罚款与作为货运代理人的叶伟东之间没有关联。 对被告叶伟东提供的证据，原告叶星权质证意见如下：证据一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不能确认，即便真实，也不足以推翻叶伟东向叶星权出具出货清单的事实；证据二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仅涉及叶星权与叶伟东之间的货运代理合同，且特别指出若叶星权与叶伟东存在其他的货品侵权或者买卖合同纠纷，叶星权可以另案提起诉讼；证据三义乌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跟涉案货品侵权之间不存在关联。 本院经审查认为，原告叶星权提供的证据1至证据8，被告叶伟东对真实性无异议，均予以认定。被告叶伟东提供的证据一微信聊天记录，已经过公证，予以认定，原告叶星权否认该证据的真实性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依据上述认定的证据，结合叶伟东提供的证据二和证据三，能够证明叶星权委托叶伟东办理自义乌出运一票货物至德国汉堡港的事实，双方之间成立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关系，至于双方间是否还成立外贸买卖合同关系，另作分析。 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以及本院确认的有效证据，认定下列事实： 2015年5月，叶星权通过微信方式，委托叶伟东办理自义乌出运一票货物至德国汉堡港事宜。叶伟东接受委托后，完成了收货、内装、拖卡、订舱及出口报关等货代业务。叶伟东于同月29日向叶星权出具出货清单，显示货物包括直发夹、灭蚊灯、音箱、充电器、话筒、转标头等共计702件小商品，总金额792509.80元，集装箱号PCIU8386116，封签号码W653766，出货清单落款处加盖有易斯特公司的印章。涉案货物于同年6月1日装船出运，据太平船务有限公司签发的编号为NHAM15902339的海运提单记载，涉案货物为1个40尺高箱，集装箱编号为PCIU8386116，据称内装702个纸板箱，托运人为易斯特公司，收货人及通知方为Qoopro公司，起运港宁波，目的港德国汉堡，运输条款CY/CY。同年7月，涉案货物运抵目的港，经目的港清关公司JBC贸易有限公司（JBCTradingLtd）邮件通知Qoopro公司，涉案货柜被汉堡港城瓦特斯霍夫海关查验发现其中直发夹、灭蚊灯、音箱等货物侵犯了商标权，被处以16万欧元的罚款，另有话筒、转标头等货物因严重质量瑕疵被罚没，并处以5万欧元的罚款；此外，还因翻倒销毁涉案集装箱、拆卸和打开货物等，产生了8326.44欧元的目的港费用。叶星权认为涉案货物被目的港海关查扣罚没系因叶伟东非法经营货运代理业务所致，在向义乌市市场监管局举报未果后，向本院起诉要求解除合同并赔偿经济损失。 另查明，Qoopro公司系在波兰注册登记的有限责任公司，叶星权是该公司董事长。 本院认为，本案系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根据双方诉辩意见，本院归纳以下争议焦点并分别进行评析。 一、叶星权与叶伟东之间的法律关系 叶星权委托叶伟东办理涉案货物从义乌自宁波港出运至德国汉堡港事宜，双方成立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关系。叶星权主张其与叶伟东之间还成立外贸买卖合同关系，本院不予支持，理由如下：第一，叶星权的该项主张既缺乏外贸买卖合同及货款支付等证据证明，也与涉案微信聊天记录中有关其已在义乌市场订货的意思表示相悖。第二，出货清单是货运代理人缮制的货运单证之一，并不能成为外贸买卖合同的证明，出货清单虽加盖易斯特公司印章，叶伟东对此已解释称个人没有进出口经营权，因此借用易斯特公司作为出口抬头。至于涉案货物系配送至叶伟东指定的位于义乌的仓库，以及叶伟东代叶星权签字确认收货，均是叶伟东履行货运代理人义务的行为，不能据此认定双方间成立外贸买卖合同关系。第三，义乌市人民法院（2016）浙0782民初00214号民事判决书所认定的事实，及叶伟东向该院出具的证词均显示，涉案货物系叶星权自行在义乌市场采购。故此，叶伟东在本案中仅为货运代理人而非出口贸易商。 二、叶星权要求解除双方之间的合同关系并返还货运代理费、赔偿损失的主张能否成立 本院认为，叶星权与叶伟东之间的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应确认合法有效，双方均应妥善履行各自的义务。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叶伟东接受委托后，已完成了收货、内装、拖卡、订舱、出口报关等货代业务，并向叶星权交付了海运提单。鉴于海运提单记载的运输方式为场至场（CY/CY），叶星权在庭审中同样确认，双方口头约定叶伟东负责将涉案货物运送至目的港，后续清关由叶星权委托的JBC贸易有限公司负责，故在涉案货物运抵目的港后，叶伟东相关货运代理事宜及义务即已履行完毕。叶星权现要求解除双方之间的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并返还货运代理费，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叶星权还主张，其经济损失与叶伟东违法出口侵权产品，无证、无照经营海上货运代理业务，隐瞒产品重要信息，向起运港海关进行非法报关等行为存在重大因果关系，叶伟东对此应当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对此本院认为，首先，涉案货物系因侵犯商标权及质量瑕疵而被汉堡港城瓦特斯霍夫海关处罚，该货物系叶星权自行采购，与叶伟东的货运代理行为之间没有任何关联。其次，叶星权主张叶伟东非法经营货运代理业务，并向义乌市市场监管局进行了举报，但未获受理，在本案中也未提供任何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最后，汉堡港城瓦特斯霍夫海关系将处罚决定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给JBC贸易有限公司，JBC贸易有限公司再将该邮件转发给Qoopro公司，叶星权虽系Qoopro公司的董事长，但JBC贸易有限公司索要罚款的对象是Qoopro公司而非叶星权个人，两者均为独立主体，不能混为一谈，故即便Qoopro公司实际承担了罚款费用，所造成损失的对象也应是Qoopro公司，而非叶星权个人。 综上，原告叶星权的诉请，证据及理由均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叶星权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5114元，减半收取12557元，由原告叶星权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吴胜顺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八日 书记员  朱丹莹 【附录一】证据目录 原告叶星权提交的证据 1、出货清单； 2、署名为叶星权的订货单及浙江中和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 3、叶伟东出具的证明； 4、义乌市市场监管局回复信息； 5、涉案货物商品标签； 上述证据1至5用以证明涉案货物系叶伟东以虚构的易斯特公司名义向经销商组织收取并供应给叶星权，故叶伟东与叶星权之间存在出口外贸买卖合同关系； 6、编号为NHAM15902339的海运提单，用以证明叶伟东向叶星权交付涉案货物的提单； 7、汉堡港城瓦特斯霍夫海关发给JBC贸易有限公司，及JBC贸易有限公司发送给Qoopro公司有关涉案商标侵权罚款、海关没收货物罚款的邮件及发票，以及目的港相关费用发票，用以证明涉案货品因侵犯商标权而被销毁罚款的事实； 8、易斯特公司工商登记信息，用以证明叶伟东系以公司名义发货； 9、Qoopro公司登记信息，用以证明叶星权系该公司法人。 被告叶伟东提供的证据 一、原、被告间微信聊天记录； 二、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浙民终1717号民事判决书； 三、义乌市人民法院（2016）浙0782民初00214号民事判决书。 以上证据用以证明涉案货物均是由叶星权自行采购的，原、被告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 【附录二】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