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4民终76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东欣望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望牛墩镇杜屋西区6-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900MA4UNP4355。法定代表人：赵占祥，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文泽、谢煜豪，广东天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恒仁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滕州市东郭镇辛绪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4811698985734。法定代表人：张建涛，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昌德、邱士云，山东赞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东欣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欣望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山东恒仁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仁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滕州市人民法院（2019）鲁0481民初68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欣望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山东省滕州市人民法院（2019）鲁0481民初6818号民事判决，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欣望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恒仁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中“原告被告之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原告向被告汇出的967,680元汇款，是被告购买448吨淀粉的货款，不属于不当得利给付，原告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不属不当得利”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本案中恒仁公司不能举证证明其与欣望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首先，关于欣望公司与恒仁公司双方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举证责任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恒仁公司主张其与欣望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因而收到的案涉款项不属于不当得利。对此，恒仁公司应对其与欣望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关系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恒仁公司仅提交增值税专用发票，显然不足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真实、合法的交易事实，恒仁公司还应进一步举证证明其实际向欣望公司交付货物，但是，根据恒仁公司提交的由日照恒利物流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显示，案涉货物的接收人是第三方徐润成并非欣望公司，恒仁公司与欣望公司之间却没有交易事实，故恒仁公司仅以向欣望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为由而主张双方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证据显然不足。其次，根据恒仁公司提交的其公司业务员张西晋与徐润成的短信交流截屏显示，虽然徐润成屡次以其他公司的名义向恒仁公司购买淀粉，但徐润成与张西晋一开始接洽时，徐润成就表明其是东莞市康丰贸易有限公司人员的身份，且根据短信内容可知，恒仁公司的员工张西晋后续也曾与徐润成当面进行过接触，由徐文杰作为法定代表人的东莞市增丰贸易有限公司也曾与恒仁公司进行过交易，结合日照恒利物流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显示案涉货物的收货人为徐润成，已足见自始至终与恒仁公司进行接洽、沟通乃至达成交易的一方仅是徐润成或徐润成父子及其两人的企业，却没有任何资料能证明徐润成父子及其企业的行为是代表欣望公司的职务行为或是有权代理欣望公司进行交易或收取货物。诚然，徐润成父子及其相关企业与欣望公司是完全独立的民事主体，不能以徐润成收取货物为由便认定恒仁公司与欣望公司之间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二、一审判决书以“徐润成为法定代表人的东莞市康丰贸易有限公司工商信息以及恒仁公司与广东相关企业的交易记账凭证证明恒仁公司与徐润成的业务习惯”，从而认定欣望公司与恒仁公司之间的买卖关系成立，也系认定事实错误。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交易习惯指的必须是买卖双方之间的交易习惯。具体到本案中，恒仁公司主张其与欣望公司之间建立买卖合同关系，因此法院着重审查的必须是恒仁公司与欣望公司之间的交易习惯。然而，除了增值税专用发票外，恒仁公司所提交的其他证据均未能显示其与欣望公司有任何更多的其他交易或直接关联，双方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交易习惯。一审法院将恒仁公司与徐润成之间的业务习惯或交易习惯，直接“套用”在恒仁公司与欣望公司之间，将恒仁公司与徐润成的交易习惯，直接等同于恒仁公司与欣望公司的交易习惯，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此外，恒仁公司与徐润成之间的业务习惯毫无合理性可言，且存在明显的、重大的可疑性，一审法院并未对此进行仔细审查和判断，导致认定事实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七条规定，欣望公司为从事生产净水材料的企业，却向恒仁公司购买448吨价值967,680元的淀粉，这与欣望公司的主营业务严重不匹配，不具备合理性。不仅如此，根据恒仁公司所提交的证据显示，其系通过徐润成与广东省内众多企业达成交易，但几乎所有的买方均与欣望公司一样，公司的主营业务均与购买玉米淀粉严重不匹配，进项严重不符，且涉及交易的数量巨大，均为几百吨至一两千吨不等。按照司法解释及日常理解，恒仁公司作为淀粉销售方（供方），其所交易的对象（需方）普遍应当为相关食品行业或农副产品加工行业，若本案中欣望公司以及恒仁公司所提交的短信交流内容所显示的广东企业，系为经营食品或农副产品的公司，则恒仁公司与徐润成之间的业务习惯尚有合理性可言。然而，本案中恒仁公司通过徐润成所“交易”的对象，均为环保、化工等相关企业，该些企业每次单次购买动辄几百上千吨的淀粉明显欠缺合理性，结合本案欣望公司与恒仁公司“货物买卖”中所涉及的货物最终是由徐润成所接收的事实，恒仁公司与这些环保、化工企业之间交易的真实性及其与徐润成之间业务习惯的合理性、合法性均存在重大可疑，绝不能成为原审法院认定欣望公司与恒仁公司成立买卖关系的依据，原审法院据此认定事实显属错误。三、本案确系不当得利纠纷，广东欣望科技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具有充分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应当予以支持。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可知，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有四：（1）一方（恒仁公司）获利；（2）他方（欣望公司）受损；（3）一方获利与他方受损之间具有因果关系；（4）一方获利无合法依据。本案中，欣望公司与恒仁公司之间的纠纷显然已符合前三个构成要件。而对于“无合法依据”的主张，系对消极事实的主张，从欣望公司举证责任角度分析，欣望公司对于消极事实通常无法直接予以证明，则需要从相关事实中予以推导判断，而恒仁公司的抗辩则会成为认定消极事实主张是否成立的直接证据。具体到本案而言：一方面，结合本案所有的证据材料已足以查明和认定恒仁公司并没有真正把任何“货物”交付给欣望公司，那么，不论欣望公司当初究竟是因为何种原因导致从欣望公司账户向恒仁公司账户转入案涉款项，恒仁公司收取该笔款项的行为都已经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另一方面，根据前文分析，恒仁公司主张其与欣望公司存在真实、合法的买卖合同关系的抗辩显然已不能成立。因此，恒仁公司获得案涉款项确实没有合法依据，构成不当得利，应依法返还。综上，恒仁公司不能举证证明其与欣望公司之间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以及交易事实，恒仁公司获得案涉款项没有合法依据且导致欣望公司损失，应依法返还。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存在重大错误，且未能合理分配举证责任，从而导致适用法律错误，应予以纠正。恒仁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恒仁公司与欣望公司间存在合法有效的买卖合同关系，不存在欣望公司主张的不当得利关系，查明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理由如下：一、恒仁公司为合法成立且经营多年的淀粉生产及销售企业，其生产的淀粉销往全国各地。恒仁公司在广东地区通过中间人徐润成与多家公司建立买卖合同关系，此事实一审已举证证实。恒仁公司的业务员张西晋与徐润成多次短信、电话联系沟通，一审中恒仁公司提供的短信记录、货物出库单、发货证明、收款凭证、增值税发票等已构成完整的证据链，证实恒仁公司与欣望公司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因此恒仁公司主张不当得利关系不成立。二、欣望公司以其公司业务范围、内部管理、审计问题作为起诉恒仁公司不当得利的理由，不成立。首先，淀粉作为普通流通商品，作为出卖人的恒仁公司没有义务审查购买方的业务范围与事实用途，买方支付货款、卖方交付货物系买卖关系的基本规则，对于此交易规则恒仁公司已客观完成亦已举证证明。其次，既然欣望公司一审中提交了恒仁公司向其出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就已表明欣望公司已认可买卖合同关系。因发票本身就是买卖合同关系的一种凭证。该买卖合同关系发生在2016年11月，近三年之后现欣望公司因其公司内部人员变动问题、管理问题而否认其与恒仁公司的买卖合同关系，不符合客观逻辑，其主张于情、于理、于法均不成立。退一步讲，即使欣望公司内部审计存在问题，也应从其内部找原因，追究相关责任人，而不应起诉恒仁公司不当得利。恒仁公司收取货款支付相应货物，不存在不当得利。三、针对欣望公司的上诉请求，恒仁公司不予认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欣望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不当得利款967,680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利息139,426.56元（以967,680.56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从2016年11月2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暂计至2019年10月30日为139,426.56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举证的张西晋与徐润成的短信聊天记录证明徐润成于2016年11月1日通过短信通知被告方原告购买淀粉448吨；被告的收款凭证（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证明原告于2016年11月2日向被告汇款967,680元，附言为货款；出库单证明被告于2016年11月2日出库淀粉448吨，购货人为原告；原告举证的记账凭证证明其将被告出具的增值税发票入账，付款目的为货款；徐润成为法定代表人的东莞市康丰贸易有限公司工商信息以及被告与广东相关企业的交易的记账凭证证明被告与徐润成的业务习惯，对原被告买卖关系成立予以佐证。上述各证据相互证明，足以证明原被告之间成立了买卖合同关系，原告向被告汇出的967,680元汇款，是给付被告购买448吨淀粉的货款。一审法院认为，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原因取得利益致使对方受损的事实。本案中，原被告之间已成立买卖合同关系，原告向被告汇出的967,680元汇款，是向被告购买448吨淀粉的货款，不是不当得利给付，原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不属不当得利。此案在审理中，一审法院通过电话告知原告可以变更诉讼请求，且对坚持诉讼请求的后果向原告予以释明，但原告电话回复坚持原诉讼请求。综上所述，原告以其向被告汇出的967,680元汇款为不当得利为由，要求被告返还汇款及利息。经审查，原告举证的证据不能证明被告对原告构成不当得利，因此，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广东欣望科技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760元，减半收取计7，380元，由原告广东欣望科技有限公司承担。二审中，当事人均没有提供新证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相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是恒仁公司收到欣望公司汇款967，680元是否系不当得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不当得利构成要件有四个：一方获有利益；他方受到损失；获利与受损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没有法律根据。根据查明的事实，2016年11月2日欣望公司通过本公司账户向恒仁公司汇款967，680元，附言为货款，恒仁公司主张该款系欣望公司向其公司购买448吨淀粉款，为此向法院提供其公司员工与案外人徐润成的微信记录、产品出库单、日照恒利物流有限公司证明，结合欣望公司提交的记账凭证及增值税发票，能够证实恒仁公司收取该款项系货款、恒仁公司亦已将448吨淀粉发出的相关事实，从而说明恒仁公司收取该笔货款具有法律根据，能够阻却不当得利的成立，故在恒仁公司已发出448吨淀粉，亦未有证据表明恒仁公司因此获得不当利益的情况下，欣望公司主张恒仁公司收取该笔货款构成不当得利的依据不足，一审法院对其该项诉讼主张未予支持，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对于欣望公司上诉主张案外人徐润成是否有权代理欣望公司进行交易或收取货物以及货物的交付行为等项事实，所指向的诉讼主体及法律关系与本案均属不同法律关系，当事人因此所产生的纠纷均可另案予以解决。欣望公司主张追加案外人徐润成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的请求，因其所涉法律关系与本案属不同法律关系，本案处理结果与其亦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的必须参加诉讼的第三人，欣望公司的该追加第三人申请，本院不予准许。综上，上诉人广东欣望科技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760元，由上诉人广东欣望科技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永恒审判员  朱海燕审判员  赵 慧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六日书记员  李 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