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205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唐天，女，1980年5月21日出生，汉族，北京天美茗茶业有限公司经理，住北京市朝阳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瑞兰，女，1951年1月6日出生，汉族，奥士凯旅游服务公司退休职工，住北京市朝阳区。二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劲松，北京市鼎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唐庆利，男，1950年9月29日出生，汉族，金冠制衣有限公司退休职工，住北京市朝阳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唐庆林，男，1952年12月21日出生，香港居民，香港殡仪馆职员。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恕，北京市博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唐天、刘瑞兰因与被上诉人唐庆利、唐庆林用益物权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5民初27886号民事判决，向一审法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2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独任制，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唐天及其与上诉人刘瑞兰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劲松、被上诉人唐庆利、被上诉人唐庆林之诉讼委托代理人刘恕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唐天、刘瑞兰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支持唐天、刘瑞兰的一审诉讼请求；诉讼费用由唐庆林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以唐天、刘瑞兰主张对北京市朝阳区xx房屋（以下简称涉案房屋）拥有长期居住使用利益无事实、法律依据为由，驳回其诉讼请求，与事实不符。涉案房屋系原唐士峩(唐天、刘瑞兰祖父、公公)承租的位于东城区南衣袍胡同的公房拆迁安置所得。1992年该公房拆迁，拆迁时唐天、刘瑞兰被拆迁房屋实际居住人口，在拆迁范围内有常住户口且为被拆迁房屋承租人唐士我的家庭共同生活成员。根据交通部与唐士峩签订的《北京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明确记载了拆迁安置人口包括唐天、刘瑞兰，被安置人毫无疑问应享有拆迁安置利益。刘瑞兰、唐天不仅户口登记在涉案房屋，且本人亦长期在此居住。涉案房屋从拆迁前的36平方米增加至78.43平方米也是依据北京市实施《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细则(1991年9月16日市政府令第26号发布)第二十八条之规定,在计算了唐天、刘瑞兰等人原居住现状后扩大的安置利益。唐天、刘瑞兰系涉案房屋的拆迁安置人口，依法对涉案房屋享有拆迁安置利益，应当享有居住使用房屋权利和利益。一审法院认为唐天、刘瑞兰主张对涉案房屋享有居住使用的权利的理由是“购买房屋时考虑了家庭人口情况使得可购房面积增加”，但该理由并非唐天、刘瑞兰主张对涉案房屋享有权利的相应基础，唐天、刘瑞兰主张相应权利的理由最原始最根本为基于1992年拆迁后依照法规作为被安置人被安置于涉案房屋的居住权利。而2001年购买房屋时考虑了家庭人口的情况使得可购房价格降低、面积增加仅是原始安置权益的延伸和扩张，唐天、刘瑞兰除安置利益赋予的房屋使用权外并未主张其它权益。对于拆迁安置的公有房屋,虽然承租人为唐士峩,但唐天、刘瑞兰作为被拆迁安置人对涉案房屋有居住使用的权利不可动摇。2001年,涉案房屋进行房改后,虽然权属性质产生变化,但唐天、刘瑞兰对于涉案房屋的居住使用权利并没有被消灭,相关登记文书也明确记载居住人包括刘瑞兰、唐天。北京市高院也作出支持被安置人享有对被安置房屋的居住使用权的裁判。而一审法院忽略无视唐天、刘瑞兰的安置利益，认定唐天、刘瑞兰对涉案房屋没有居住使用权益。违反了法律和拆迁安置协议中被安置人权利的基本保障，使原本生活安定的唐天、刘瑞兰面临居无定所，严重损害了唐天、刘瑞兰的合法权益，严重背离客观事实及法律公正。2．一审法院依据《物权法》第五条作出判决系适用法律错误，涉案房屋是2002年购买早于2007年物权法颁布的时间。唐庆利辩称，不同意一审判决，同意唐天、刘瑞兰的上诉意见。唐庆林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唐天、刘瑞兰的上诉意见。1．唐天、刘瑞兰认为其享用拆迁安置利益就应享有房屋居住使用权属错误。原房屋拆迁后的租赁人中没有唐天和刘瑞兰，说明当时原房屋所有人没有基于拆迁确认唐天和刘瑞兰的用益物权，因此即使进行了拆迁，唐天和刘瑞兰对涉案房屋也无用益物权。2．唐士峩依法取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后也没有设立新的用益物权，唐天和刘瑞兰依据其与原所有权人基于拆迁所产生的人口安置权利已灭失。3．用益物权的法律依据是《物权法》，但本案事实均发生在该法颁布的2007年前，依法不应得到该法保护。唐天、刘瑞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确认唐天、刘瑞兰享有唐士峩名下涉案房屋长期居住使用的利益。事实与理由：唐天系唐庆利之女，唐士峩之孙女。刘瑞兰系唐庆利之妻，唐士峩之儿媳。唐庆利系唐士峩与刘彤菲婚生子。唐士峩生前与妻子刘彤菲、儿子唐庆利、儿媳刘瑞兰、孙女唐天5人共同居住于北京市东城区xxx的单位公房（居住面积为36平方米）。1992年该房屋拆迁安置于涉案房屋，由唐士峩继续承租。2002年住房制度改革时，家庭集体决定购买了该公房。唐天、刘瑞兰自出生、结婚至拆迁、房改直到目前，一直在承租房、拆迁房和购买后的私房内实际居住。根据《北京市实施细则》、《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和《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等条款和规定，拆迁和购买公有住房时应当充分考虑共同居住人和家庭成员的实际情况，充分保障上述主体的生存利益。因此，唐天、刘瑞兰作为拆迁的被安置人和购买公房时的家庭成员，应当对该房屋享有居住使用的核心利益。综上，恳请法院查明事实，维护唐天、刘瑞兰的合法权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唐士峩与刘彤菲系夫妻，育有唐庆利、唐庆林二子。唐庆利与刘瑞兰系夫妻，育有一女唐天。唐士峩于2008年1月27日去世，刘彤菲于2015年3月30日去世，生前均未订立遗嘱。1992年，拆迁人（甲方）交通部与被拆迁人（乙方）刘彤菲签订《北京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约定：甲方拆迁乙方位于东城区南衣袍胡同21号房屋3间，居住面积36平方米，应安置人口分布为刘彤菲、唐士峩、唐庆利、刘瑞兰和唐天，直接安置在xx号和xxxx号。为购买涉案房屋，唐士峩于1998年12月9日向交通部支付购房款30516元及基金1838元，于2002年6月19日由唐庆利代收退房价款1939元。唐庆利称上述购房款30516元实际由其支付。唐庆林对此不认可。2001年8月31日，卖方（甲方）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与买方（乙方）唐士峩签订的《房屋买卖契约》，约定：甲方将涉案房屋出售给乙方，房价款为28816元。该房屋《单位出售公有住房房价计算表》，显示使用唐士峩工龄41年，使用刘彤菲工龄36年。涉案房屋于2001年12月25日登记在唐士峩名下，建筑面积78.43平方米。2002年5月16日，交通部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向唐士峩发出的《1997年房价付款通知单（领取产权证用）》，其中记载“房价计算有关数据如下：共居人口：5人；夫妇折扣工龄和：77年”、“总建筑面积（不含阳台）：78.429平方米；核准建筑面积：74.579平方米；标准内核定建筑面积：74.579平方米；超标部建筑面积：0平方米”。一审庭审中，唐天、刘瑞兰称涉案房屋购买时之所以超标面积为零元，是因为购房过程中把唐庆利、刘瑞兰夫妇和唐天计算在内，根据北京市政府于1992年5月30日发布，于1992年7月1日实施的《北京市职工购买公有住宅楼房管理办法》，其中第四条规定：“职工购买公有住宅楼房实行限量。购房人新购住房与原住房（包括承租公房、自有私房）建筑面积数额相加，按家庭人口计算，一般掌握在人均19平方米。特殊情况放宽到30平方米。”故如果只是唐士峩、刘彤菲夫妇购买，最多只能购买38平方米，因为共居人为5人，才没有超标；另外，根据相关规定，被拆迁房屋使用人原住房严重拥挤，按原住房面积安置确有困难的，可以按被拆迁房屋使用人家庭人口构成情况，适当增加安置面积予以照顾。唐庆利对此不认可，称从实际购买情况显示折抵的是唐士峩、刘彤菲夫妇的工龄。以上事实，有《北京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房屋买卖契约》、《1997年房价付款通知单（领取产权证用）》、房屋所有权证、户口簿、死亡医学证明书等书证及当事人庭审陈述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因合同纠纷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被告提起的诉讼，如果合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签订或者履行，或者诉讼标的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或者被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有可供扣押的财产，或者被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设有代表机构，可以由合同签订地、合同履行地、诉讼标的物所在地、可供扣押财产所在地、侵权行为地或者代表机构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本案诉讼标的房屋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故一审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唐天、刘瑞兰主张对涉案房屋享有长期居住使用的利益，所持理由是购买该房屋时考虑了家庭人口情况使得可购房面积增加。首先，并无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购房时的家庭人口情况是否涉及相关物权主体的认定。其次，涉案房屋为唐士峩、刘彤菲的共同财产，登记在唐士峩名下，从房屋权属登记情况看并无对该房屋的物权进行限制。再次，本案中唐天、刘瑞兰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具有在涉案房屋居住的其他法定事由。综上，唐天、刘瑞兰单纯以上述理由主张居住使用权益，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唐天、刘瑞兰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用益物权系指以一定范围内的使用、收益为目的而在他人之物上设立的定限物权。唐天、刘瑞兰主张对涉案房屋享有的使用权为用益物权，但不能说明该用益物权的来源和取得过程。诉讼中，唐天、刘瑞兰强调其二人在原北京市东城区南衣袍胡同21号房屋居住的事实。根据在案证据，该房屋系唐士峩所在单位租赁给唐士峩夫妻使用，唐天、刘瑞兰在该房屋内居住使用的事实，不能对该房屋产生物权上的设定。唐士峩所在单位向唐士峩出租房屋，具有福利的性质。单位向职工以租赁方式分配住房时，该职工的家庭共居人情况可以成为考虑的因素，但该因素的存在不能改变福利分配的性质和对象。各方确认，唐士峩夫妇承租原房屋、承租房屋变更为涉案房屋及取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权，系唐士峩所在单位向唐士峩夫妇提供的福利。根据涉案房屋承租权及所有权取得的原因，本院确认该房屋为唐士峩夫妇所有，并无用益物权的设定。单位分房（出租公房）与拆迁安置具有本质的区别：前者是单位向职工提供的福利，对象为单位职工；后者是基于占地确保原居住人的居住条件，安置对象为所有原居住人。唐天、刘瑞兰将单位分房、调房及出售公房理解为拆迁安置，是对案件事实的误解。唐天、刘瑞兰上诉主张对涉案房屋享有拆迁安置利益,应当享有居住使用房屋权利和利益，缺乏事实依据。该上诉主张也与其所坚持的用益物权概念相冲突。对唐天、刘瑞兰的该项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信。唐天、刘瑞兰上诉提出涉案房屋购买时间早于物权法颁布时间，认为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该上诉意见是对法律适用问题的误解所致，本院亦不予支持。需要明确，父母对子女有抚养义务；子女成年后与父母继续共同居住并非子女的权利，子女的配偶及子女当然也不存在因共同居住事实即对父母所有的房屋限定物权的权利。唐天、刘瑞兰的诉讼请求并无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唐天、刘瑞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0元，由唐天、刘瑞兰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谷绍勇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杨 扬法官助理  黄 璐法官助理  何 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