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民终11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濮韶华。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巍，北京市汉坤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利锋，北京市汉坤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上海外经贸国际货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徐炜。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健，上海市光大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明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上海外经贸国际货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外经贸公司）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海事法院（2018）沪72民初42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20年5月1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光明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利锋，被上诉人外经贸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光明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产品贬值损失客观存在，且与外经贸公司逾期履行包装置换服务直接相关，一审判决未判定外经贸公司的赔偿责任，存在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错误。理由是：首先，澳优产品作为常温牛奶产品，其市场价值与使用期限之间直接关联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结合光明公司提交的其与商场超市之间的供销协议与部分澳优产品的赠送记录，完全可以证明外经贸公司逾期履行包装置换服务实际已经导致了澳优产品无法通过正常渠道销售，只能作为赠品赠送，产品贬值损失客观存在。一审判决存在事实认定错误的情况;其次，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光明公司多次催促外经贸公司尽快完成产品包装置换工作，对于产品贬值损失的发生和扩大，光明公司已履行了必要的减损措施。自第一批涉案货物到港开始，光明公司便开始提醒外经贸公司按照涉案两份补充协议约定的速度完成包装置换工作，而且，在外经贸公司翻箱工作严重滞后的情况下，光明公司亦多次召开协调会，要求外经贸公司尽快完成包装置换工作。由此，一审法院关于光明公司未采取合理减损措施的认定亦与客观事实不符;最后，退一步而言，即便光明公司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确实未履行必要的减损措施，对产品贬值损失的发生或扩大存在一定的过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条的规定，外经贸公司仍应当就其逾期履行包装置换服务的违约行为所造成的产品贬值损失承担相应比例的赔偿责任。综上，请求二审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五项判决内容，依法改判外经贸公司赔偿因其迟延履行包装置换服务所造成的产品贬值损失1,829,873元，并承担前述款项自2017年4月17日起算的利息损失；外经贸公司承担本案一审、二审全部案件受理费与保全申请费。外经贸公司答辩称：一、光明公司所谓的“贬值损失”并不存在。只要该牛奶仍处在保质期以内，它就是处于可以食用的状态，其商品的价值就没有发生减损。光明公司提供了与商超之间的相关协议来证明其遭受了相关损失，但此些协议并不完整，赠送的记录只是部分产品而且包含了大量的非澳优产品。因此，对其是否赠送以及赠送的数量均无从查证，即便光明公司愿意以一定价格或者赠送的方式将其产品给到商超，完全系其自身的商业行为，其不应将其自愿并主动放弃的收入而转嫁给外经贸公司承担;二、光明公司对其自身产品极其疏忽和懈怠，其应为此承担法律后果。从2016年3月29日第一批集装箱到港，到2016年10月23日最后到港的五箱，当中的跨度时间将近半年，光明公司对于外经贸公司无法按照原定进度完成包装置换是明知的，但就在这样一种明知的状态下，光明公司并未采取任何补救措施。光明公司于2017年1月与4月分别召开了两次协调会，但协调会上也未有任何实质的举动来避免损失的发生，而且两次协调会居然间隔三个月之久，直至2017年4月外经贸公司为了避免损失的扩大，要求光明公司提取全部货品之后，光明公司才分批次提货。由此可以看出，光明公司作为专业的乳制品生产销售者，对于自己的权利保障或事务管理有明显的疏怠，其对自身产品的保质期与交付时效负有注意义务，但光明公司却盲目的放任产品滞留在外经贸公司仓库中而不闻不问。因此，光明公司应为此承担法律后果;三、即便光明公司的贬值损失存在，该损失也是光明公司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而导致的扩大损失，光明公司无权要求外经贸公司赔偿。综上，光明公司所谓的贬值损失不仅没有事实依据，也没有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光明公司的全部上诉请求。光明公司在一审中诉称：光明公司于2013年12月起委托外经贸公司为光明公司进口的澳优牛奶产品提供进口代理与包装置换服务。涉案两份《光明优+项目外高桥自贸区进口代理及置换协议补充协议》分别针对后期进口的40个集装箱和85个集装箱进行了补充约定。两份补充协议明确约定，外经贸公司应当按照每个工作日一个集装箱的速度完成澳优产品的包装置换。在两份补充协议项下，光明公司实际共委托外经贸公司处理89个集装箱，但外经贸公司并未按照约定速度完成包装置换，其中有2,904,560包澳优产品，外经贸公司在完成包装置换，交付光明公司时，保质期已不足4个月，低于保质期的一半，只能以赠品形式处理。同时还有1,653,270包澳优产品未完成包装置换，均已过期或临近保质期，光明公司提取后不得不进行了销毁。综上，外经贸公司迟延履行以及后续拒绝履行包装置换服务的行为已经构成对两份补充协议的根本性违约，应就未翻箱的澳优产品1,653,270包按照成本每包人民币2.55元计算承担全部损失，对于2,904,560包以赠品形式处理的澳优产品，贬值损失按照每包人民币1.26元计算，外经贸公司应就贬值损失承担50%的赔偿责任。故请求判令：1.解除双方签订的两份《光明优+项目外高桥自贸区进口代理及置换协议补充协议》；2.外经贸公司赔偿光明公司因其拒绝提供包装置换服务所导致的产品损失人民币4,215,838.50元，以赠品形式处理的产品贬值损失人民币1,829,872.80元，以上两项共计人民币6,045,711.30元，并承担前述款项自2017年4月17日（即外经贸公司拒绝提供置换服务的时间）起至实际给付之日的利息，利息按一年期人民币同期贷款利率计算；3.外经贸公司赔偿光明公司为销毁过期产品而支付的公估费人民币70,000元、仓储及移库装卸费用人民币79,635元及销毁费用人民币159,743元；4.本诉案件受理费及诉讼保全费由外经贸公司承担。外经贸公司辩称：第一，外经贸公司与光明公司自2014年起开始合作，光明公司对其承诺了每年的保底箱量，外经贸公司为此在仓储场地、装卸设备以及操作工人上作出额外的储备，后由于箱量不足导致工人长期闲置，双方就箱量不足纠纷曾进行诉讼，外经贸公司在和解金额上作出很大让步，本案损失均发生在箱量不足纠纷之前，而光明公司从未在所谓损失发生之后向外经贸公司发送过任何形式索赔函，在箱量不足纠纷案件中也从未提出此节抗辩。本案诉讼应是光明公司针对箱量不足纠纷的报复性诉讼。第二，外经贸公司系因为光明公司迟迟拒付相关服务费用，被迫暂停置换，系行使同时履行抗辩权的行为。第三，因光明公司进口货物的申报数量与实际数量不符，为配合海关和商检部门复查手续，导致置换被迫停止40天，故光明公司对置换服务的暂停也负有责任。第四，光明公司完全有能力采取替代的置换方法，但没有及时采取有效措施避免损失的发生和扩大，对自己产品的交付时效持放任态度，对产品过期漠不关心，其实是将滞销风险转嫁给了外经贸公司。第五，贬值损失于法无据，外经贸公司并未对交付产品的保质期进行承诺，且光明公司称其以赠品形式处理无证据佐证。第六，光明公司提供的公估报告存在诸多瑕疵，缺乏公信力，不应被采信。第七，涉案两份补充协议中第一份补充协议已经履行完成并自动解除，同意解除第二份补充协议。外经贸公司反诉称：涉案两份补充协议项下，光明公司仅向外经贸公司支付了物流费用与置换费用，而根据补充协议特殊情况下报价的约定，光明公司还应向外经贸公司支付爆仓相关费用。同时因光明公司申报货物数量不实，导致置换工作停滞，光明公司还应按照约定向外经贸公司支付误工费。故反诉请求判令：1.光明公司向外经贸公司支付爆仓移库仓储等费用人民币526,701.47元；2.光明公司向外经贸公司支付误工费人民币759,360元；3.反诉案件受理费由光明公司承担。光明公司反诉辩称：外经贸公司由于其自身单方违约行为，导致大批货物积压，所产生的爆仓费用应由其自行承担。外经贸公司曾承诺不再收取新的仓储费用，其所称的货物申报数量不实导致包装置换停工也没有证据证明。一审法院查明：光明公司于2014年4月与澳大利亚Pactum乳业集团签订采购协议，约定自2014年开始，以0.265美元一包的价格采购250毫升利乐砖包装的澳优牛奶，该牛奶的保质期为9个月。为此，光明公司于2013年12月1日与外经贸公司签订了《光明优+项目外高桥自贸区进口代理协议》、《光明优+项目外高桥自贸区仓库包装置换服务协议》，委托外经贸公司为光明公司进口的澳优牛奶产品提供进口代理与包装置换服务。包装置换服务具体为将进口的36入规格普通装澳优牛奶，翻箱为10入的礼盒装，同时6提礼盒需要装一个周转箱。置换结束后，外经贸公司有义务及时通知光明公司就提货时间事宜进行商议。光明公司提货时需要提前2个工作日告知外经贸公司，双方确认后才能提货，光明公司必须对所提货物作出签收，货物经光明公司或光明公司指定人员签收后，货物风险责任转由光明公司承担。在签订上述两份协议后，2014年7月左右，光明公司又与外经贸公司签署了《光明优+项目外高桥自贸区进口代理协议补充协议》，在原协议基础上调整了外经贸公司的计费方式，并增加了关于外经贸公司完成清关、包装置换及移库工作的时间约定，约定“外经贸公司在换单完成后19个工作日完成货物的清关、置换、移库，如由于外经贸公司原因导致延后，双方协商外经贸公司赔偿光明公司相应损失（但由于光明公司或者其他不可抗力造成无法按照规定时间内完成相关业务，外经贸公司不负责赔偿）”。其后，双方根据实际业务需要，于2016年3月17日和2016年6月7日，又续签了两份《光明优+项目外高桥自贸区进口代理及置换协议补充协议》（《关于原合同短期延续补充协议》及《关于原合同短期延续补充协议二》），约定由外经贸公司为光明公司处理后期进口的40个集装箱和85个集装箱的澳优产品的进口代理与包装置换工作。并约定价格与相关特殊问题的价格按照新报价为结算依据。协议附件“澳洲优+进口项目置换时间价格统计”约定：“集装箱牛奶数量为不超过98,064包250毫升，置换时间为一天，置换产线一条费用为9,036元，贴标费用一张0.25元，放广告卡费一张0.10元。以上置换费用包括原包装拆除、新包装折叠、牛奶换包装、装手提、入箱10包一提、激光喷码、打托盘（贴标，放卡等附加项目根据实际情况另行收费），以上报价为一个集装箱包装费用”，并备注：“以上时间均为工作日，且均为理想状态时间预计，不排除特殊情况下的天数增加或者减少（置换时间与申报时间同步进行）”。协议附件“特殊情况下报价”约定：“在非外经贸公司原因造成的货物在库时间超过20天或者20个集装箱，产生的爆仓移库进出库费为25元/立方，爆仓仓储费为2元/天/立方，爆仓运输费为15元/立方；非外经贸公司原因造成的误工情况（原计划安排产线工人无法生产）的误工费标准为1,130元/每小时/一条产线（最低按一小时计算）”。两份协议均约定外经贸公司置换速度调整为每个工作日1个箱子,可根据实际情况经双方协商书面确认后作出相应调整。第一份补充协议有效期为：自本合同双方签字盖章生效之日起至外经贸公司完成40个集装箱的量，外经贸公司在完成40个集装箱的代理服务并且与光明公司结算完成后，此补充协议自动解除。第二份补充协议有效期为：自本合同双方签字盖章生效之日起至外经贸公司完成85个集装箱的量，外经贸公司在完成85个集装箱的代理服务并且与光明公司结算完成后，此补充协议自动解除。两份补充协议均约定，除本补充协议对原合同相关条款的变更外，原合同其他条款仍然有效。签订上述两份补充协议后，光明公司实际委托外经贸公司代为处理9份提单下89个集装箱澳优产品的进口代理与包装置换。一审庭审中，双方均确认进口的前40个集装箱是第一份补充协议项下，余下49个集装箱是第二份补充协议项下。涉案集装箱2016年3月14日到港10箱，4月24日到港10箱，5月22日到港10箱，5月30日到港9箱，6月19日到港10箱，6月26日到港10箱，7月24日到港20箱，9月11日到港5箱，10月23日到港5箱。根据进口KPI登记系统数据，涉案澳优产品的总数量为8,700,588包。2016年3月29日，第一批集装箱到港后，光明公司发邮件向外经贸公司询问前期库存牛奶及新进口牛奶翻箱时间，外经贸公司次日回复邮件“首先对于目前我司人员调动上的恢复给贵司带来工作时间上的影响表示歉意，由于之前的合同关系我司发生了部分人员调动，目前正在陆续解决中，也请贵司谅解……目前在我司仓库的库存未置换数量为24个集装箱加上今明两天会入库的10个新到的集装箱，总共34个。这些箱子将在4月清明节过后的第二个工作日开始每天完成一个箱的量开始置换”。2016年9月22日，海关和商检查验时发现部分涉案货物存在数量申报不符，外经贸公司与光明公司经协商确认由光明公司对不符问题进行确认及说明，外经贸公司就不涉及到相关问题的批号正常发货，涉及数量不符问题的相关批号暂不发货。10月31日，外经贸公司通知光明公司，称经过其与海关和商检部门沟通解释，部分批次数量不符的问题已经基本处理完成，相关产品无需返回商检和海关。双方在一审庭审中确认，在此期间外经贸公司对不涉及不符问题的批次进行了翻箱，光明公司也多次提取了翻箱好的货物。2017年1月5日，光明公司与外经贸公司召开协调会议，根据光明公司会后发送会议纪要，载明“针对澳洲优+在外经贸仓库滞留16年6-9月大量批号产品未置换，我司与外经贸人员进行沟通……会上达成一致意见：1.目前，电商部门要货9月批次1,050大箱，外经贸先对9月批次进行置换，1月6日前给到交货时间。2.针对6月已完成的置换产品尽快交货，否则该批产品（9个月保质期）交货时将已经过保质期，我方要对外经贸对置换滞缓造成的损失给予解决方案。3.针对外经贸反映前期与营运部约定在16年12月31日前完成全部库存的置换工作，因我司付款问题，外经贸自行延迟翻箱时间一事宜，外经贸提出库存置换于17年1月24日完成。鉴于以上批号到达我司已近保质期，我方要对外经贸对置换滞缓造成的损失给予解决方案。”协调会议召开后，光明公司多次通过邮件催促外经贸公司提供翻箱结束时间表和成品的提货计划。1月19日，外经贸公司回复“之前所提到的相关问题目前确认如下：1.9月批次1,050箱，目前已经在置换中，贵司在1/13日提货时应该可以提到9月批次的货物。2.我司已经加快了翻箱置换的速度，并且没有都在向贵司发货。3.贵司询问的是否可以接下来的货物不置换直接出运，就此问题，在海关方面已经审批通过，我司已经向商检提出申请，预计在下周一会有审批结果，在出结果前不改变置换速度和形态，保持发货。4.请贵司确认贵司余款如何结算（考虑到进口的集装箱数量有限以及时间跨度比较长，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工费用，所以之前和贵司的运营部门和采购部门会议沟通中已经确认，以及新的补充协议中都注明置换时间为每天一个集装箱）”。2月6日，光明公司发送邮件向外经贸公司询问：“在贵司库内所有已经出具海关商检证书的未翻箱产品，是否可以提货出关，并在上海区域经由我司经销商进行翻箱操作工作，翻箱成现有1*10礼盒箱产品。”同日，外经贸公司回复邮件“可以出关，确认我司将向海关正式申请，由于和原来的商检证书外包装不一致，无法36入销售，需要更换原包装销售，其他处理请贵司自行定夺。”光明公司一审庭审陈述认为该方案不可行，故未采取。外经贸公司一审庭审陈述该方案可行，但光明公司没有给外经贸公司进一步指示。2017年3月3日，光明公司与外经贸公司召开第二次协调会议，根据会后光明公司发送会议纪要，载明：“针对澳洲优+在外经贸仓库滞留2016年6-9月批号产品，我司与外经贸人员进行沟通，会上外经贸上报的澳优产品库存情况如下：……8、9月批次产品的翻箱工作已经完成，6月份批次产品目前还剩2个集装箱的量未进行翻箱。会上达成一致意见：1.针对8、9月批次产品已经完成了翻箱工作，光明需要尽快将8/9月所有批次产品提前出售，外经贸公司将在下周一（3月6日）告知光明物流的提货时间。2.针对剩余批次产品，外经贸和光明先查阅双方合作合同，并根据合同条款约定进行商议处理。3.针对外经贸反映与我司存在账目费用未结算的情况，需要外经贸就相关费用清理出明细，双方根据合同的条款进行审核结算。”3月7日，外经贸公司发邮件给光明公司，邮件内容“目前贵司的货物在我司的8月和9月的批次，我司已经向领导提出无论费用问题如何结算，先行发货，避免大家更多的损失，我司也在考虑到由于费用未清算前的发货风险问题，所以需要一定的手续申请公司确认，申请通过后，正常情况下应该在2-3天完成，届时贵司可以来我司提取8月和9月批次的货物。另外有关目前未结算的费用，请参阅邮件附件清单。也希望贵司能就此费用做一个确认。”其中邮件附件清单中载明，就全部滞留澳优产品，截至2017年2月28日，尚未结算的费用包括2016年9月22日至2016年11月30日之间的移库运输及仓储费人民币178,371.96元以及2016年12月1日至2017年2月28日之间的仓储费人民币51,814.72元。一审庭审中，外经贸公司确认上述费用均是适用补充协议中特殊情况下报价所计算的爆仓相关费用。3月15日，光明公司发送邮件给外经贸公司，询问“贵司能否告知一下我司物流预计何时能够至贵司仓库提货，因产品已经滞留在库内很长时间，为了避免产品损失，望能尽快安排提货。请今日邮件告知一下进度情况。”4月1日，光明公司又发邮件给外经贸公司，询问“关于我司澳优产品提货事宜，如之前贵司邮件沟通回复，告知我司已经可以去贵司仓库提货，但时至今日，已经过去快一个月的时间，之前电话沟通，也答复是可以安排提货。目前我司物流一直未接到贵司的提货通知。麻烦请告知我司何时才能提货。产品一直滞留在贵司，已经严重影响我司的正常销售工作。”4月11日，光明公司发送邮件给外经贸公司，称“接我司物流通知，关于澳优产品已经于上周开始提货工作，但是在提货过程中发现，贵司仓库将未翻箱的9月份批次产品一并给到我司物流了。请确认下情况。针对于未翻箱的产品，前期会议沟通是需要贵司翻箱完成到给我们，目前还有未翻箱的产品存在，请贵司完成翻箱工作，并给出翻箱时间表，若因此造成损失，将由贵司承担。”4月17日，外经贸公司回复“由于贵司货物因为费用问题在我司长时间滞留，同时因为费用问题，置换也一度停止，所以目前就置换重新开始，新工人的到位存在一定的问题和需要一段时间调配工人。目前考虑到货物的保质期将近，也考虑到我司实际的库存问题，我司将作出如下协商处理：1.对于贵司目前新产生的仓储费用我司将不再收取（已经账单贵司的费用望贵司尽快给予回复确认支付）。2.贵司目前在我司仓库的货物随时可以提货，无论置换是否完成。3.已经向商检和海关申办了贵司目前36入包装的出关以及商检备案。4.贵司可以针对36入货物直接按包定价进行销售。望贵司知晓后尽快与我司协商解决此滞留库存问题。”4月18日，光明公司回复“为尽快将我司产品从贵司仓库中提出，经沟通确认：1.请将所有未过期还能正常销售的产品（8、9月批次翻箱成品和未翻箱产品），通知我司物流部门提货。2.请提供最终产品的库存明细清单。”2017年4月19日至21日，光明公司前往外经贸公司仓库提取了718,164包未翻箱的澳优牛奶。根据光明公司统计，均为2016年8月及9月批次生产牛奶，其中8月批次421,308包，剩余保质期为半个月，9月批次296,856包，剩余保质期为2个月。外经贸公司其后将更新至4月28日的库存记录发送给光明公司，根据记录显示，库存总数为935,106包，其中6月批次769,728包，8月批次62,496包，9月批次102,882包。6月27日，外经贸公司发邮件催促光明公司提取所有货物并确认支付已发送的费用账单，“目前贵司的货物在我司仓库处于不收费状态，请贵司尽快安排车辆提货，我司将从6月份起对贵司在我司仓库未提走的货物收取仓储费用和移库费用，全部费用标准按照以前协议报价计费。”7月10日至29日，光明公司前往外经贸仓库提取了最后一批澳优牛奶，双方均未对提取数量进行记录统计，提货时剩余牛奶均已过保质期。2018年1月至3月，经上海弘盛保险公估有限公司公估师现场查勘及清点，共有1,415,580包牛奶在河北省石家庄市高邑县被销毁，均为光明公司2017年4月及7月提取的牛奶。就销毁数量与2017年4月份提取数量及库存数量之和之间的差异，光明公司认为应有部分产品遗留在外经贸公司仓库未提取，外经贸公司认为所有产品最后均已提取，仓库无遗留。光明公司于2018年4月9日向上海杰隆物流有限公司支付物流辅助服务及仓储费用人民币79,635元，5月28日向山东边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支付过期食品处置费用人民币161,223.26元，其中包含涉案牛奶处置费用人民币159,743元，11月12日向上海弘盛保险公估有限公司支付公估费人民币70,000元。根据光明公司提供的延期交付统计表，外经贸公司完成包装置换并交付的产品中有2,904,560包在交付时保质期已不足4个月，低于保质期的一半。光明公司陈述，根据其与商超之间的供销协议，剩余保质期不足一半的牛奶无法进入商场或超市销售，均以赠品的形式进行处理。根据光明公司提供的澳优产品成本-配方表，澳优产品价格的标准成本为人民币2.55071元，包括原材料及加工费。其中原材料包括进口单价1.76490元、关税0.26474元、1*10进口礼盒费0.25214元、1*10*6进口礼盒费0.05812元、进口封口贴0.00171元、小上提手白0.00427元、胶带0.00016元，合计人民币2.34603元，加工费包括代理费0.04206元、分装费0.16262元。光明公司证据交换时陈述加工费是按照已支付的代理费和分装费除以所有的产品数量计算得出，礼盒、封口贴、胶带、手白等包装材料均已交付给外经贸公司用于分装，且均为定制，无法用于其他产品，故损失实际发生。根据外经贸公司提供的费用清单，外经贸公司就涉案89个集装箱共已收取进口代理费用人民币730,416元、置换费用人民币804,204元、超期超额移库费用及误工费人民币770,725.63元，合计人民币2,305,975.63元。就2014年至2015年度外经贸公司实际操作的集装箱量与光明公司承诺的保底箱量之间的差额纠纷，外经贸公司于2017年8月14日诉至上海海事法院。经上海海事法院主持调解，双方就两案于2018年1月31日达成调解协议，上海海事法院据此作出（2017）沪72民初2430号和2431号民事调解书。光明公司一审当庭表示对不良品索赔损失不再主张，一审法院对此节事实不做审理。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因履行进口货物置换包装服务引起的合同纠纷。光明公司与外经贸公司签订了《光明优+项目外高桥自贸区进口代理协议》、《光明优+项目外高桥自贸区仓库包装置换服务协议》、《光明优+项目外高桥自贸区进口代理协议补充协议》及两份《光明优+项目外高桥自贸区进口代理及置换协议补充协议》，约定了双方的权利义务，双方均应恪守，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双方对进口代理履行无争议，主要争议焦点在于:一、外经贸公司履行包装置换服务是否构成违约。二、如构成违约，赔偿责任如何认定。三、反诉损失应如何认定。四、涉案两份补充协议如何解除。一、外经贸公司履行包装置换服务是否构成违约。根据涉案两份补充协议，外经贸公司应当按照每个工作日一个集装箱的速度完成包装置换。涉案89个集装箱，分9批到港，到港时间大致为每月一批，第一批10个集装箱于2016年3月14日到港，最后一批5个集装箱于2016年10月23日到港。外经贸公司在第一批集装箱到港后承诺将从2016年4月6日开始按照上述速度开始包装置换，在第一次协调会议上又承诺于2017年1月24日前完成所有产品的包装置换，但至2017年4月17日发邮件表示不再置换时，仍未完成所有产品的包装置换，在光明公司多次催促下，仍不能向光明公司交付，大量未置换产品滞留该司仓库，致使光明公司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外经贸公司已经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外经贸公司对上述事实并不否认，但其主张其系针对光明公司未支付相关费用而行使同时履行抗辩权。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互负债务，没有先后履行顺序的，应当同时履行。一方在对方履行之前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一方在对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时，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光明公司有大量产品在外经贸公司仓库之中，外经贸公司如认为光明公司欠付其服务费用，完全可以通过留置相应产品等合理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且根据外经贸公司发送的费用明细，截至2017年2月28日，外经贸公司主张的费用也仅有人民币230,186.68元，外经贸公司滞缓大量产品不予翻箱与争议的欠付费用相较，不能认为是合理的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外经贸公司另主张，置换期间有40天系因产品存在数量不符问题导致海关和商检查验，置换被迫停止。一审法院认为，在上述期间，双方一直持续发货提货，且发生数量不符的集装箱仅是部分批号，并不影响其他批号的货物进行翻箱，故上述主张不能成立。外经贸公司主张本案诉讼是光明公司针对箱量不足纠纷的报复性诉讼，光明公司在另案箱量不足纠纷中并未提出本案损失的抗辩，而外经贸公司在该案调解金额上作出很大让步，已包含对本案损失的考虑。一审法院认为，另案箱量纠纷为其他年度，并非涉案补充协议项下，调解协议及调解书亦未明确此节问题，光明公司对此亦不予确认，故对此项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外经贸公司还主张在本案业务发生时，大量前期业务的集装箱滞留在外经贸公司仓库，导致无法实现合同约定的置换速度。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如果外经贸公司认为人手不够、工期约定不合理，可以与光明公司根据合同约定，进行协商，作出相应调整，但在案无证据证明外经贸公司就约定的置换速度提出过异议或与光明公司进行过相应协商，对此主张亦不予采纳。外经贸公司还主张，光明公司因产品滞销故未及时采取自行置换等有效措施避免损失发生和扩大。一审法院认为涉案产品滞销无证据证明，关于自行置换问题，双方在2017年2月虽有邮件往来问询，但并未就此达成有约束力的协议，不能以此认定免除了外经贸公司合同项下的包装置换义务，关于光明公司是否未尽适当减损义务，一审法院在损失认定部分将另行论述。综上，外经贸公司未按合同约定，履行包装置换服务，显属违约，应就此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二、关于外经贸公司的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光明公司诉请主张外经贸公司赔偿未置换的已过期产品的损失、为销毁过期产品而产生的费用、已置换的产品贬值损失，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就未置换的已过期产品的损失，光明公司就其所主张的产品单价损失每包人民币2.55元，能够举证证明价格组成，该价格组成未包含产品利润，金额亦属合理，外经贸公司未提出相反证据予以反驳，故一审法院对此亦予以认定。光明公司主张货损数量为1,653,270包，即2017年4月提取数量加上提货后外经贸公司统计库存数量，虽与公估报告所清点的销毁数量有所差别，但考虑到7月份最后一次提货时，双方均未进行记录统计，且即使涉案产品有少部分未提取，提货当时亦已过期，故一审法院对货损数量予以确认。就上述产品，外经贸公司违反合同约定不予置换，致使产品滞留并过期，由此造成光明公司损失应承担赔偿责任。外经贸公司主张光明公司与其商议过自行置换事宜，光明公司可自行置换，但未尽减损义务。一审法院认为，光明公司主张的已过期产品包含2016年6月批次、8月批次及9月批次。2017年1-2月份，双方对于是否可不置换直接出关，由光明公司自行置换的问题确有过商议，但其后的3月3日协调会议及3月7日邮件中，外经贸公司均告知光明公司，8、9月批次产品的翻箱工作已经完成，会尽快告知光明公司提货时间，但直至4月初，光明公司才接到通知开始提货，且发现所提产品中有未翻箱的9月批次产品。根据上述事实，一审法院认为，即使光明公司在2017年2月份决定自行翻箱，当时2016年6月批次的产品已经濒临过期，8、9月份批次产品尚有减损可能，但考虑到采取各项措施的准备时间及由此产生的费用，且外经贸公司在其后也一再告知光明公司8、9月批次产品已经翻箱完成，等待通知提货即可，故光明公司选择继续等待月余，直至外经贸公司明确不再置换，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不属未尽减损义务。但光明公司在2017年4月18日邮件中要求外经贸公司将所有未过期还能正常销售的产品（8、9月批次翻箱成品和未翻箱产品），通知该司物流部门提货，其后光明公司在4月19日至21日提取了8、9月批次产品，且未提取的库存中除6月批次产品外，还余有部分8、9月批次产品，其中8月批次产品剩余保质期半个月，9月批次产品剩余保质期2个月。对于这两个批次的产品，光明公司虽在4月18日邮件中称之为未过期可正常销售之产品，但在诉讼中主张均已濒临过期，不具销售价值，故进行了销毁处理。对此，一审法院认为，8月批次产品在提货时保质期仅余半月，可视作过期处理，9月批次产品，光明公司虽进行了销毁，但与其邮件中所述尚能正常销售相矛盾，故不能按全损进行认定。鉴于对该部分产品，即使进行销售，仍需更换原包装，考虑到合理更换时间及必然产生的费用，一审法院酌定外经贸公司对9月批次产品399,738包承担50%的赔偿责任，即人民币509,665.95元。综上，外经贸公司应承担的产品损失为人民币3,706,172.55元。光明公司还主张从2017年4月17日即外经贸公司停止置换时起算相应利息损失。一审法院认为，外经贸公司虽于2017年4月17日起停止置换涉案产品，但其时损失尚未确定，在案也无证据证明光明公司在本案起诉之前向外经贸公司明确提出过上述主张，故应从光明公司提起本案诉讼之日即2018年9月17日起起算利息。同时，因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标准已经取消，故相关利率标准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付。就为销毁过期产品而产生的公估费、仓储费、移库装卸费用及销毁费用，合计人民币309,378元，有证据予以佐证，费用的发生具有必要性及合理性，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就已置换的保质期不足4个月的产品贬值损失，光明公司主张2,904,560包产品以赠送形式处理，要求外经贸公司对贬值损失承担50%的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为，涉案产品由光明公司进行销售或处理，其对销售或处理情况应能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但其提供的与商超之间的协议，仅为部分，内容不完整，商超拒收记录中很多并非涉案产品，赠送记录实际为部分产品的送货单或出库单，均为自行制作，也无法证明是否确系赠送，外经贸公司对此亦不予确认。在案也无证据证明光明公司在合同履行期间曾告知外经贸公司涉案产品以赠品形式处理及相应损失情况，且即使上述产品不能进入商超销售，并不能证明不能通过其他渠道进行销售。同时，光明公司在2017年4月18日邮件中还要求外经贸公司将所有未过期还能正常销售的产品（8、9月批次翻箱成品和未翻箱产品），通知该司物流部门提货。当时，8、9月批次产品保质期已所剩不多或濒临过期，这与光明公司诉讼所主张的剩余保质期不足4个月则无法销售只能以赠品形式处理相矛盾。故光明公司就贬值损失举证的证据证明力较弱。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退一步说，即使该贬值损失客观存在，一审法院认为，虽然损失产生是外经贸公司违约所引起，但与光明公司对自己权利保障或事务管理的疏怠亦有直接关系。光明公司作为专业的乳制品生产销售者，对自身产品的保质期及交付时效负有注意义务，不应盲目等待而放任违约状态的持续以及违约损失的逐步扩大，即使选择等待外经贸公司按期履约，也不应超过涉案产品的性质所允许的商业上的合理时间。光明公司从2016年5月至2017年1月间大量多次地提取了剩余保质期不足4个月的牛奶，占其所统计的已置换交付数量的近51%，无证据证明在上述期间光明公司曾经就置换速度或保质期等问题提出过异议。光明公司在一审庭审中陈述其是在2017年1月5日协调会议上才第一次正式向外经贸公司提出延迟置换交货的问题。光明公司对合同履行的异常情况和外经贸公司实际置换的速度应该知晓但长期未向外经贸公司指出、督促或提醒。外经贸公司认为光明公司对自己产品存在懈怠和放任行为，该说法具有合理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即使涉案贬值损失客观存在，光明公司在明知其产品保质期日益临近，所主张的损失持续大量发生的情况下，不及时向外经贸公司提出，或根据情况采取进一步的合理的减损措施，既不具有合理性，也不属全面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综上，光明公司贬值损失缺乏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难以支持。三、反诉损失的认定及承担。外经贸公司反诉的爆仓移库、运输及仓储费用，该费用系外经贸公司根据补充协议关于“特殊情况下报价”的约定而主张，该“特殊情况下报价”适用的条件为“非外经贸公司原因造成的货物在库时间超过20天或者20个集装箱”。关于2016年9月23日至2017年2月28日的费用人民币230,186.68元，双方就此费用多次协商，且外经贸公司也按照光明公司要求以邮件形式发送过相应费用清单，光明公司承诺对此会进行确认，却迟迟不予确认及支付，故对该部分费用一审法院予以认定。关于2017年2月28日至7月28日的费用人民币296,514.79元，因收取费用的合同依据不足，且外经贸公司在2017年4月17日及6月27日致光明公司邮件中均承诺不再收取新的费用，故对该部分爆仓费用，一审法院不予认定。关于误工费，合同约定非外经贸公司原因造成的误工情况（原计划安排产线工人无法生产）的误工费标准为人民币1,130元/每小时/一条产线（最低按一小时计算）。外经贸公司未提供误工的具体时长以及存在三条产线都误工的情况，且涉案仅部分批号的货物存在数量不符问题，双方在处理不符问题的期间，就不涉及到相关问题的批号仍可正常置换及发货，实际上在外经贸公司主张的误工期间，双方也一直在发货并提货，庭审中双方对此也确认，故误工费主张缺乏证据支撑，一审法院对此不予认定。四、涉案两份补充协议如何解除。双方在诉讼中一致同意第一份补充协议即《关于原合同短期延续补充协议》项下40个集装箱箱量已经完成，实际履行完毕并自动解除。第二份补充协议即《关于原合同短期延续补充协议二》自外经贸公司收到法院邮寄的应诉材料之日即2018年10月12日起解除。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确认第一份《光明优+项目外高桥自贸区进口代理及置换协议补充协议》（《关于原合同短期延续补充协议》）已经履行完毕，自动解除。确认第二份《光明优+项目外高桥自贸区进口代理及置换协议补充协议》（《关于原合同短期延续补充协议二》）于2018年10月12日起解除；二、外经贸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光明公司赔偿货物损失人民币3,706,172.55元及利息（利息以人民币3,706,172.55元为基数，支付自2018年9月17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2019年8月19日之前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计付；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三、外经贸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光明公司赔偿为销毁过期产品而产生的公估费、仓储费、移库装卸费用、销毁费用合计人民币309,378元；四、光明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外经贸公司支付爆仓移库、仓储费用人民币230,186.68元；五、对光明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六、对外经贸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6,286元，诉讼保全申请费人民币5,000元，由光明公司负担人民币22,561.48元，外经贸公司负担人民币38,724.52元。反诉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人民币8,187.28元，由外经贸公司负担人民币6,722.58元，光明公司负担人民币1,464.70元。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应予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因履行进口货物置换包装服务引起的货运代理合同纠纷。光明公司与外经贸公司签订了《光明优+项目外高桥自贸区进口代理协议》、《光明优+项目外高桥自贸区仓库包装置换服务协议》、《光明优+项目外高桥自贸区进口代理协议补充协议》及两份《光明优+项目外高桥自贸区进口代理及置换协议补充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光明公司与外经贸公司均应恪守合同约定行使合同权利、履行合同义务。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光明公司主张就已置换的保质期不足4个月的产品以赠品方式予以处理产生贬值损失，要求外经贸公司承担50%的赔偿责任，是否应得到支持。本院认为，第一，光明公司主张贬值损失，没有相应依据。理由是：首先，根据之前光明公司与外经贸公司签订的涉案一系列协议，双方并未就已置换如保质期不足4个月会产生贬值损失及贬值损失由谁来承担，在协议中予以明确;其次，在案也无证据证明光明公司在合同履行期间曾告知外经贸公司涉案已置换剩余保质期不足4个月的产品以赠品形式处理、相关损失情况、责任承担以及与外经贸公司协商达成一致;最后，在光明公司于2017年4月18日发给外经贸公司的邮件中要求外经贸公司将所有未过期还能“正常”销售的产品（8、9月批次翻箱成品和未翻箱产品），通知光明公司物流部门提货。而当时，8、9月批次产品保质期已所剩不多或濒临过期，既然光明公司自身主张还能“正常”销售，现又主张剩余保质期不足4个月则无法销售只能以赠品形式处理产生贬值损失，两者相互矛盾。第二，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光明公司对其主张的“贬值损失”有责任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涉案产品根据双方协议，外经贸公司只进行翻箱置换，光明公司进行销售或处理。故对于已置换的保质期不足4个月的产品涉及2,904,560包以赠品方式予以处理继而产生贬值损失的主张，光明公司有义务承担举证责任。但从一审乃至二审来看，光明公司未尽到举证责任，理由是：首先，光明公司就已置换的保质期不足4个月的产品涉及2,904,560包为何以赠品方式予以处理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且现代市场经济下，同类商品销售竞争日趋激烈。有时，附加赠品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下不失为一种销售策略。故在光明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因为已置换的产品剩余保质期不足4个月只能以赠品方式予以处理的情况下，光明公司无理由就已置换的保质期不足4个月的产品以赠品方式予以处理主张贬值损失并要求外经贸公司赔偿；其次，在光明公司自行制作的送货单上写有“拒收”或“退货”，但未注明拒收或退货的原因是否因产品保质期不足4个月。退货单上亦未注明退货的原因系产品保质期不足4个月；第三，本案中，光明公司提供了与商超之间的相关协议来证明其遭受了相关损失，但这些协议仅为部分，内容并不完整;第四，光明公司提供的赠送记录，只有部分产品而且包含了大量的与本案无关的非澳优产品;第五，在光明公司认为是部分产品的赠送记录，表现形式是光明公司自行制作的送货单，无收货单位人员的签收记录，无法证明是否确系光明公司赠送。综上，本院认为，在涉案包装置换业务履行过程中，光明公司主张就已置换的保质期不足4个月的产品以赠品方式予以处理产生贬值损失，要求外经贸公司承担50%的赔偿责任，但没有提供相应依据，对这一事实主张，光明公司本身未尽到举证责任。因此，本院对光明公司的上诉主张依法予以驳回。综上，光明公司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1,268.86元，由上诉人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董 敏审判员 高明生审判员 胡海龙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五日书记员 朱静怡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