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京民再62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郭擎，女，住北京市大兴区。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杨钰晖，男，住北京市大兴区。二再审申请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宋中清，北京众再成律师事务所律师。二再审申请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剑，北京众再成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北京医院，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法定代表人：王建业，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亚光，北京市华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智君，北京市华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郭擎、杨钰晖因与被申请人北京医院医疗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9）京02民终8000号民事裁定，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9年11月29日作出（2019）京民申5023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郭擎及郭擎、杨钰晖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宋中清，被申请人北京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智君接受了质询。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郭擎、杨钰晖申请再审称，1．原裁定认定事实错误，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本案只存在一个医疗服务合同，一个合同法律关系。本案的医疗服务合同目的是申请人之子的平安出生、新生儿平安存活、孕产妇的平安分娩。所有的产前、产中和产后医疗服务行为，全是为了这个相同的合同目的。申请人之子平安出生、平安存活的合同行为不可能只局限于出生后。在一个法律关系中，医疗服务合同的委托方就是两申请人。2．原初审裁定适用法律错误，原终审裁定未予纠正。请求：撤销一、二审裁定，发回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重审，或判决被申请人承担单方违约的全部赔偿责任：死亡赔偿金1355120元、丧葬费72883元、医疗费61604．02元，合计1489607．02元。北京医院辩称，原裁定认定事实清楚，不存在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再审情形。原审法院认定为本案存在两个合同关系，是正确的。患者痊愈是医疗服务合同的最高价值追求，但并不是合同目的。医疗服务合同并非委托合同，不存在委托方。原裁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予以维持。原审法院充分行使了释明权，再审申请人应承担相应后果。郭擎、杨钰晖起诉至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请求：1．判令北京医院赔偿死亡赔偿金1248120元、丧葬费50799．5元、医疗费61604．02元；2．由北京医院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2017年9月20日，郭擎至北京医院孕检，后又按北京医院要求多次进行孕检，但北京医院均未告知有何异常。2018年5月13日，郭擎因“孕足月，见红伴下腹隐痛半天”至北京医院住院。入院初步诊断：孕1产0孕38周+3周头位，孕足月先兆临产。2018年5月14日，北京医院给郭擎做了内检、B超检查、10分钟胎心监护，未告知任何异常，未诊断、未告知巨大儿。2018年5月15日，郭擎侧切自娩一男活婴。诊断：孕38+5周孕1产1ROA自娩，肩难产，产后出血（550ml），继发宫缩乏力，胎盘粘连，脐带过度扭转，宫颈裂伤，胎儿宫内窘迫，新生儿窒息，巨大儿，足月男活婴。新生儿窒息复苏后3小时54分，北京医院安排新生儿转院至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新生儿监护室，住院3天进行亚低温治疗。出院诊断：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HIE），中度，新生儿惊厥，新生儿肺炎，代谢性酸中毒，已纠正，Ⅱ型呼吸衰竭，心肌损伤，巨大儿。患儿后入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北京松堂关怀医院，于2018年5月20日死亡。死亡原因：新生儿窒息、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郭擎、杨钰晖认为，北京医院产前未告知郭擎、杨钰晖巨大儿、脐带过度扭转等医学含义、顺产风险；分娩过程中胎心减慢，北京医院不提供剖宫产服务导致新生儿宫内窘迫、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最终死亡。综上，北京医院未依约依规保护好郭擎及新生儿的健康安全，反而给郭擎及新生儿造成损害，故诉至法院。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郭擎、杨钰晖在本案中提起的诉讼请求涉及两个独立的法律关系。首先，郭擎、杨钰晖主张的北京医院未告知巨大儿、脐带过度扭转，涉及的是北京医院是否侵犯郭擎、杨钰晖知情权、选择权，这是一个独立的法律关系；其次，郭擎、杨钰晖主张的北京医院不提供剖宫产最终导致婴儿死亡，涉及的是北京医院是否侵犯郭擎、杨钰晖之子的生命健康权，这是另一个独立的法律关系。经法院释明，一案不能同时解决两个法律关系的争议，要求郭擎、杨钰晖选择一个法律关系的争议在本案进行审理，郭擎、杨钰晖拒绝做出选择，坚持要求在本案中一并处理。故郭擎、杨钰晖的起诉不符合法律规定。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30日作出（2018）京0101民初14429号民事裁定：驳回郭擎、杨钰晖的起诉。郭擎、杨钰晖不服一审裁定，上诉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另查明：郭擎、杨钰晖诉讼请求中的医疗费包括郭擎及郭擎、杨钰晖之子（新生儿）的医疗费。郭擎、杨钰晖在一审法院申请进行北京医院的诊疗服务与新生儿死亡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的司法鉴定。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本案涉及侵权与合同的竞合。虽然郭擎、杨钰晖选择了合同之诉，但本案存在两个合同关系：一个合同的主体为郭擎；另一合同的主体为新生儿，郭擎、杨钰晖作为其父母在新生儿死亡后有权提起诉讼。两个合同的主体及诊疗行为均有不同。经法院释明，郭擎、杨钰晖坚持认为本案只存在一个合同关系，故其起诉不符合法律规定。郭擎、杨钰晖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30日作出（2019）京02民终8000号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与原一、二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再审认为，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合同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法律的规定，当事人可以选择合同或者侵权进行诉讼，但并不意味着二者可以随便混用。本案中，郭擎、杨钰辉虽然以医疗服务合同起诉，要求北京医院承担违约责任，但是其诉讼请求、诉讼依据以及事实理由均是按照侵权之诉来进行，将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混用，不符合法律的规定。其次，因为医疗活动本身就具有不确定性和高风险性，要受医学发展水平的限制，故医疗服务合同系特殊的合同，双方虽以战胜疾病为宗旨，以患者病愈为最高价值追求，但不能将其约定为合同目的，也不能简单地以治疗后果作为认定医方承担违约责任的依据。当然，如果确因医院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导致患者受到损害的，则可以根据侵权责任法的规定追究医院的医疗损害责任。本案中，新生儿平安出生、新生儿平安存活、孕产妇的平安分娩这是医疗的追求效果，不能作为合同的目的。第三，医疗服务合同，是指由医疗机构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患者接受医疗服务并支付医疗费用的合同。医疗服务合同的一方当事人是接受服务的患者，另一方是医疗机构，患者家属不是医疗服务合同的主体，只能是患者的代理人。本案中，郭擎作为产妇接受医院的治疗，是一方当事人，杨钰辉作为患者的家属，不是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另外，由于新生儿已经出生，按照法律的规定，其已经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其在医院接受治疗，也是合同一方当事人，新生儿死亡的，郭擎和杨钰辉可作为其法定继承人继承相关权利义务。因此，从合同看，本案涉及两个合同关系。申请人主张本案只存在一个医疗服务合同，一个合同法律关系，混淆合同双方当事人，把两个诉讼主体的合同混淆在一起诉讼。一、二审裁定驳回申请人的起诉正确，本院再审予以维持。另外，裁定不予受理、驳回起诉的案件，原告再次起诉，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故郭擎、杨钰辉可根据法律、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另行起诉。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维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9）京02民终8000号民事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陶志蓉审 判 员 张学梅审 判 员 李 晓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陈 瑶书 记 员 陆芊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