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411民初117号原告：浙江中厦钢结构有限公司。住所地：绍兴市袍江工业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6007498447904。法定代表人：吴志伟，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童顺根、陈建煜，浙江尹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陈永利，男，1953年5月26日出生，汉族，住嘉兴市秀洲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张文良，浙江秀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黄伟，浙江子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浙江中厦钢结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厦公司）为与被告陈永利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于2019年10月12日向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在下简称越城法院）提起诉讼。陈永利在答辩期间提出管辖异议，越城法院作出（2019）浙0602民初9760号民事裁定书，将案件移送本院处理。本院于2020年1月7日立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因本案与本院（2019）浙0411民初5490号案件（陈永利诉中厦公司股权转让纠纷案）系双方基于同一事实发生的纠纷分别向法院起诉，本院依法通知双方当事人合并审理。2020年5月28日，本院公开开庭审理上述两案件。本案中厦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童顺根以及陈永利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文良、黄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中厦公司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双方在2017年4月2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于2018年4月2日解除；2.判决陈永利向中厦公司支付违约金1044万元；3.判决陈永利承担中厦公司实现债权的费用375800元。事实与理由：2017年4月21日，中厦公司与陈永利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中厦公司将所持有的绍兴市嘉达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达公司）90%的股权转让给陈永利。协议约定：陈永利支付股权转让价格1800万元（股权变更登记之前作为履约保证金）；2.3条：陈永利承担嘉达公司3420万元债务（扣除直接支付给债权人后的剩余部分，应支付给中厦公司）；3.2条：陈永利应当在协议签署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支付1800万元履约保证金到双方的共管账户；7.1条：“如发生以下任何一事件则构成该方根本性违约：（1）股权受让方未按本协议第3.2条之约定缴纳履约保证金和支付保证并承诺的款项且超过15日的；…”；7.2条约定：“如一方根本性违约，守约方有权即时终止本协议，…或要求违约方承担股份转让款总额的违约金或因此造成的损失。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承担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代理费）。”2017年5月23日，中厦公司法定代表人吴志伟短信通知陈永利事务代理人谭沉浮向债权人履行（2017）浙0602民初423号民事案件的25569416.83元（3420万元之部分）。陈永利未履行。2017年6月12日、6月20日、7月25日、9月7日，陈永利以200万元、100万元、900万元和400万元四次向中厦公司支付了合计1600万元的履约保证金。2017年7月21日、7月23日，吴志伟电话通知谭沉浮要求支付股权转让的付款义务。陈永利未履行。2017年11月17日，吴志伟、陈永利、谭沉浮、张文良（陈永利的代理律师）协商股权转让付款事宜，吴志伟要求陈永利付款，陈永利未履行。2018年1月29日，陈永利提起（2018）浙0411民初619号诉讼。2018年10月12日，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以中厦公司隐瞒（2017）绍仲字第037号案件在审理的事实，认定陈永利未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支付履约保证金和支付其他款项的行为系行使不安抗辩权、中厦公司无权依照合同法规定通知解除协议，《股权转让协议》应继续履行为由判决：中厦公司在陈永利履行股权转让对价义务后三个工作日内，配合陈永利按2017年4月21日《股权转让协议》将中厦公司名下90%的股权变更登记至陈永利名下。中厦公司依法上诉，指出事实认定错误，判决结果错误且违法。经审理，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嘉兴中院）在2019年1月11日作出（2018）浙04民终2753号民事判决，以与一审同样的理由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9年3月12日，中厦公司依法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省高院）提起再审申请。经审查，省高院在2019年6月19日作出（2019）浙民申956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2019年9月30日，经开庭审理，省高院作出（2019）浙民再319号民事判决：撤销（2018）浙0411民初619号和（2018）浙04民终2753号民事判决，驳回陈永利的诉讼请求。中厦公司认为：一、陈永利未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在2017年4月27日之前支付1800万元的履约保证金，构成根本性违约；未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在接到中厦公司通知时及时支付（2017）浙0602民初423号民事案件的25569416.83元款项属于收到履约通知后拒不履行合同义务，构成根本性违约。中厦公司有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合同约定解除权。二、中厦公司在2017年5月23日、7月21日、11月17日多次通知陈永利要求履行付款义务（3420万元部分），陈永利没有任何回应。中厦公司有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三）项规定的法定解除权。三、中厦公司在（2018）浙0411民初619号一审答辩时（2018年4月2日）已经通知陈永利解除《股权转让协议》。按照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规定，解除通知已有效到达，《股权转让合同》在2018年4月2日起即告解除（法定解除权和约定解除权）。综上，陈永利违约行为给中厦公司造成重大损失，中厦公司依法起诉要求解除合同并根据合同约定要求陈永利承担违约责任，于法有据，望判如所请。被告陈永利答辩称：中厦公司在2018年4月2日庭审中向法庭提出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的口头抗辩不具有法律效力，中厦公司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法庭驳回其全部诉请。理由为：一、陈永利与中厦公司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中厦公司存在隐瞒退地仲裁的违约行为。《股权转让协议》第6.2条约定是中厦公司对陈永利所作的承诺，但中厦公司故意隐瞒向仲裁机构调查，只授权陈永利向法院进行调查，故尽职调查的范围只是有关法院。吴志伟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每次与陈永利协商均录音，导致现在陈永利连与吴志伟见面都怕了。2018年6月9日陈永利与吴志伟在派出所调解、协商过程中再次使用偷录套取陈永利的谈话，有违诚信，而且该谈话中陈永利并未明确说明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是知晓退地仲裁这一事情的，只说起诉时说不知道是假的等。中厦公司在2018年4月2日庭审过程中口头提出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只是抗辩行为，陈永利没有收到过中厦公司的解除通知，而且中厦公司在庭审过程中口头提出《股权转让协议》时该违约行为仍然存在，故中厦公司提出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的行为不具有法律效力。陈永利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已明知嘉达公司除名下一块土地外无其他财产，也明知嘉达公司存在经营困难再加上大量债务的情况下仍受让中厦公司持有嘉达公司90%的股权，其目的就看中嘉达公司名下的土地使用权，但中厦公司在2017年4月21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向陈永利隐瞒了嘉达公司于2017年2月13日向绍兴仲裁委申请退地的仲裁，致使陈永利存在无法实现合同目的的风险。而且该违约行为持续，直到2018年5月3日嘉达公司才撤回仲裁。陈永利认为：依照九民会纪要第48条规定，在该退地仲裁这一违约行为消除前，违约方不享有单方解除合同的权利。陈永利还想说明：中厦公司法定代表人吴志伟是嘉达公司法定代表人马国英的儿子，嘉达公司股东中厦公司占90%股份，马国英占10%股份，而中厦公司的股东是吴汉忠和吴志伟，吴汉忠是吴志伟的父亲，故中厦公司与嘉达公司是关联企业，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前，嘉达公司就已经是困难帮扶企业，中厦公司与嘉达公司当时均已无力开发该块土地。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中厦公司已告知陈永利嘉达公司名下的土地抵押给了工行，中厦公司要求陈永利支付工行债务，中厦公司支付建行债务，为了涤除工行的抵押权，陈永利同意了中厦公司的要求由陈永利归还工行债务。但如果陈永利知道嘉达公司的退地仲裁就不可能在未撤回退地仲裁的情况下同意偿还工行债务，理由是：如果嘉达公司土地有抵押的情况下，绍兴市国土资源局不可能同意嘉达公司的退地请求，但陈永利偿还了工行债务后，该块土地就无抵押，给退地造成便利，故在此情况下如果陈永利归还工行债务将给自己造成极大的法律风险，更不可能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只字未提。至于中厦公司所称的只是为了政府补贴的意见，显然与仲裁申请书中的仲裁请求不符，而且在2018年5月3日撤裁前未变更过仲裁请求，所以中厦公司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二、不安抗辩权适用于合同的履行过程中，也就是说在陈永利知道中厦公司的退地仲裁后，要求中厦公司撤回退地仲裁，中厦公司拒不撤回导致陈永利无法实现合同目的的风险时，陈永利有权行使不安抗辩权。本案中，陈永利与中厦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在履行协议过程中，中厦公司提出变更履约保证金的支付方式，要求陈永利直接将该款项支付给中厦公司，陈永利于2017年5月初得知中厦公司的退地仲裁申请后，曾多次要求中厦公司撤回仲裁，并通知中厦公司在撤回仲裁前中止履行，在得到中厦公司口头撤裁承诺后支付少量款项（分两次支付了300万元），在2017年7月6日看到嘉达公司给绍兴市越城区镜湖管委会、绍兴市规划局镜湖分局的书面撤回退地仲裁申请的承诺后，才又支付了1300万元。但实际均未撤回，而该仲裁案件的处理结果将直接影响嘉达公司是否享有该土地使用权，进而影响陈永利订立股权转让协议、受让中厦公司股权的目的。在中厦公司虽承诺撤回却无实际撤回退地行为的情况下，有导致陈永利无法实现合同目的的风险，而实际上陈永利已支付了1600万元到中厦公司的账户，只剩200万元履约保证金未付，但中厦公司仍未撤回退地的仲裁申请，所以，陈永利有确切的证据证明中厦公司有丧失或者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情形，故依据合同法第六十八条第（四）项的规定暂停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义务，是行使不安抗辩权。三、依据《股权转让协议》前言第4条约定：根据目标公司所在地地方政府规定，目标公司因涉诉不能办理股权、法定代表人变更手续，在涉诉案件全部履行完毕后，才允许办理股权、法定代表人等变更手续。故《股权转让协议》3.2约定在陈永利支付工商银行贷款的同时，中厦公司也需同时归还建设银行贷款[（2016）浙0602民初10944号案件确定的债务]，而中厦公司实际也并未按照协议的约定履行义务，依据合同法第六十六条的规定：当事人互负债务，没有先后履行顺序的，应当同时履行。一方在对方履行之前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一方在对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时，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陈永利享有同时履行抗辩权。陈永利已于2019年3月7日还清了工行债务，但中厦公司直到2019年6月后才通过法院拍卖房产还清建行债务，中厦公司的延期履行行为构成违约。四、中厦公司提出的要求陈永利支付违约金和律师代理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陈永利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退一步说，假设陈永利有违约行为中厦公司也未提供造成其实际损失的证据予以证明。再退一步说，即使出现过陈永利一开始的违约行为，也不是根本违约（需要首次付款逾期15天，陈永利已经知道退地仲裁的事项）。更何况，中厦公司接受陈永利的付款行为，就是实际变更履行并放弃协议解除权、追究违约责任的权利。综上，陈永利认为中厦公司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隐瞒退地仲裁这一事实，在履行《股权转让协议》过程中一方面承诺撤回退地申请却无实际行动，另一方面又催促陈永利支付股权转让款项，陈永利享有不安抗辩权和同时履行抗辩权，在中厦公司违约及不安事由未消灭的情况下，中厦公司于2018年4月2日的庭审过程中提出解除《股权转让协议》作为抗辩不能产生解除协议的法律效果，中厦公司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法庭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陈永利与中厦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纠纷，经本院（2018）浙0411民初619号案件审理，又经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04民终2753号案件二审，再经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浙民再319号案件再审，相关事实基本清楚。本案审理中，双方当事人对本院（2018）浙0411民初619号案件认定的基本事实无争议。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对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均发表了书面的质证意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重大争议的证据（中厦公司提供的录音），将在下文中重点分析评判。结合本院对（2018）浙0411民初619号民事判决的执行程序及执行回转程序，本院认定本案的基本事实如下：嘉达公司成立于2012年9月24日，注册资本2000万元，公司股东为中厦公司、马国英，双方各占股90%、10%，法定代表人为马国英，公司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经营。嘉达公司名下有6805㎡的土地使用权［位于绍兴镜湖新区，权证号为绍市国用（2013）第252号］，2017年2月15日，嘉达公司向绍兴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请，请求解除该地块的出让合同，由绍兴市国土资源局返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5550万元，并补偿相关损失。2018年5月3日，因嘉达公司仅预交仲裁费6万元，未在规定的补充费用期限内预交剩余仲裁费，且提出撤回仲裁申请，绍兴仲裁委员会决定该案按撤回仲裁申请处理，已预交的仲裁费6万元由嘉达公司承担。2017年4月21日，陈永利（股权受让方）、中厦公司（股权出让方）及吴志伟、张雁、马国英（均为担保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中厦公司将所持嘉达公司（以下又称目标公司）90%的股份转让给陈永利。《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了如下条款：前言之2.…目标公司名下有一块使用权面积为6805平米的土地[绍市国用（2013）第252号]…前言之3.目标公司涉诉案件均已在法院审理或执行过程中，目标公司和股权出让方已书面授权受让方进行尽调，且目标公司所拥有的土地使用权已向工商银行提供抵押担保；股权出让方保证：目标公司除为中厦公司向工商银行、建设银行贷款提供借款本金5400万元担保外，再无其他担保，除本协议附件已披露的债务外，对外无其他债务。前言之4.根据目标公司所在地地方政府规定，目标公司因涉诉不能办理股权、法定代表人变更手续，在涉诉案件全部履行完毕后，才允许办理股权、法定代表人等变更手续。（以下为第二章股权转让）2.2股权受让方收购股权出让方“转让股份”的转让价为：人民币1800万元。2.3…确定该转让价的前提是股权受让方确认由目标公司承担3800万元的债务，其中3420万元的债务股权受让方保证并承诺由其负责按本协议第3.2条之约定及时归还，另380万元债务由股东马国英负责归还，其余已披露和未披露的债权债务全部由股权出让方承受。（以下为第三章付款）3.2股权转让款共计1800万元，股权受让方应在本协议签署之日三个工作日内支付履约保证金1800万元（该履约保证金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三天内由股权出让方和股权受让方共同到嘉兴银行绍兴分行开设以股权受让方名义的共管账户，并由股权受让方按本协议约定缴付入该账户内），该履约保证金由股权出让方和股权受让方共同管理，只有在办理完毕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后，股权出让方才能取得该笔履约保证金（但经双方协议同意可支付工行和建行贷款）。应由股权受让方负责归还的3420万元债务和180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股权受让方应按股权出让方的要求，并在接到股权出让方付款要求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由股权受让方直接还清工行绍兴袍江支行的贷款[依据越城法院（2017）浙0602民初423号民事判决]，同时股权出让方负责还清建行绍兴分行的贷款[依据越城法院（2016）浙0602民初10944号民事调解书]，在还清该两行全部贷款本息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股权受让方向股权出让方全额付清余款（扣除履约保证金）。（以下为第六章陈述和保证）6.1本协议一方现向对方陈述和保证如下：…（6）据其所知，不存在与本协议规定事项有关或可能对其签署本协议或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义务产生不利影响的悬而未决或威胁要提起的诉讼、仲裁或其他法律、行政或其他程序或政府调查；（7）其已向另一方披露其拥有的与本协议拟订的交易有关的任何政府部门的所有文件，并且其先前向它方提供的文件均不包含对重要事实的任何不真实陈述或忽略陈述而使该文件任何内容存在任何不准确的重要事实。6.2股权出让方向股权受让方作出如下进一步的保证和承诺：（1）除于本协议签署日前已涉诉的案件外（已由股权出让方、目标公司书面授权股权受让方向有关法院进行了尽职调查），目标公司没有其他任何重大诉讼、仲裁或行政程序正在进行、尚未了结或有其他人威胁进行；…6.3股权出让方就目标公司的行为作出的承诺与保证真实、准确，并且不存在足以误导股权受让方的重大遗漏。6.5除本协议约定外，倘若股权出让方尚有其他任何保证和承诺被确认为不真实、误导或不正确，或尚未完成，并足以造成股权受让方有重大损失的情形且股权出让方无法提供相应担保的，则股权受让方可在收到前述通知或知道有关事件后14日内给予股权出让方书面通知，撤销购买“转让股份”而无须承担任何法律责任。7.1如发生以下任何一事件则构成该方根本性违约：（1）股权受让方未按本协议第3.2条之约定缴纳履约保证金和支付保证并承诺的款项且逾期超过15日的；（2）股权出让方违反其在本协议中作出的任何陈述、保证或承诺，或任何一方在本协议中作出的任何陈述、保证或承诺被认定为不真实、不正确或有误导成分，并因此可能给股权受让方造成重大损失超过200万元以上，同时无法向股权受让方提供足额担保的；…（4）股权出让方未按本协议第3.2条的约定归还建行绍兴分行的贷款本息逾期超过15日的或在符合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之日起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逾期超过15日的。7.2如一方根本性违约，守约方有权要求即时终止本协议，由股权出让方和目标公司共同归还股权受让方已付的股份转让款和债务及/或要求违约方承担股份转让款和承诺归还债务总额20%的违约金或赔偿因此而造成的损失。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承担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代理费等）。关于《股权转让协议》3.2中涉及的双方须向第三人履行的债务，经核实，分别为：1.由越城法院（2017）浙0602民初423号民事判决书确认的债务，该案系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袍江支行（本判决中表述的工行、工商银行、工行袍江支行，均指该行——承办人注）诉中厦公司、嘉达公司、吴志伟、张雁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判决结果为：中厦公司归还工行袍江支行借款23966696.14元及自2015年9月21日起至实际付清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相关规定及合同约定计算的利息、律师代理费35000元，并对抵押物（嘉达公司名下绍兴洋江西路3-3号土地使用权）变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吴志伟、张雁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诉讼费168854元由四名被告负担，等。2.由越城法院（2016）浙0602民初10944号民事调解书确认的债务，该案系中国建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本判决中表述的建行绍兴分行、建行均指该行——承办人注）诉中厦公司、吴志伟、张雁、中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嘉达公司金融借款合同案，法院确认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中厦公司于协议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建行绍兴分行借款本金合计2900余万元及利息；建行绍兴分行就其享有的上述债权，对绍房他证袍江字第××号、第××号他项权证项下的抵押物的相应变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其余被告分别承担相应的连带清偿责任；等。2017年5月23日，中厦公司法定代表人吴志伟向谭沉浮（受原告委托处理股权转让事务）发送手机短信，要求陈永利向华融公司支付25569416.83元，以履行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的偿债义务。2017年6月16日-9月7日，陈永利开具银行本票4份，向中厦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1600万元，其中6月16日200万元、6月20日100万元、7月25日900万元、9月7日400万元。在本院（2018）浙0411民初619号案件受理前，中厦公司曾要求陈永利及时依约支付转让合同项下的款项，但陈永利未支付剩余款项。另可认定，2017年5月，工行袍江支行与华融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将对中厦公司的债权[即上述《股权转让协议》3.2条约定的越城法院（2017）浙0602民初423号民事判决确认的债权]转让给华融公司，并在2017年5月2日的《浙江日报》刊登转让公告。此后，华融公司与霸翔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将上述债权以3050万元的对价转让给霸翔公司，并在2018年6月22日的《浙江日报》刊登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2018年5月7日-6月8日，霸翔公司分四次履行了支付转让款3050万元的义务。2018年6月22日，陈永利与霸翔公司签订《协议书》，霸翔公司同意，若2018年12月31日前中厦公司根据《股权转让书》将持有的嘉达公司90%股权转让到陈永利名下，则视作陈永利替中厦公司、吴志伟、张雁承担上述欠霸翔公司债务，所有债务由陈永利个人承担，债务抵押物为绍兴市洋江西路3-3号土地使用权；若2018年12月31日前上述股权无法转让到陈永利名下（以公司股权信息正式变更登记为准），本协议作废，霸翔公司依法向中厦公司等债务人主张债权，等。陈永利为与中厦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于2018年1月向本院起诉，本院于2018年1月29日立案受理，案号为（2018）浙0411民初619号。本院于2018年4月2日及同年7月19日两次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在2018年4月2日的庭审中，中厦公司提出口头答辩：双方于2017年4月21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属实，因陈永利未按合同约定履行相关付款义务，构成根本性违约，因此通知陈永利方解除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本院于2018年10月12日作出（2018）浙0411民初619号民事判决，认为：陈永利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知悉嘉达公司向绍兴仲裁委提起的仲裁事项并停止履行合同不属违约行为，而是依法行使不安抗辩权，中厦公司以陈永利未按协议约定履行义务为由通知解除《股权转让协议》不符合我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不能产生解除的法律效果，现陈永利请求继续履行《股权转让协议》，并且协议也具备继续履行的条件，应当予以支持，但前提是陈永利应履行协议约定的先履行义务，遂判决：中厦公司在陈永利履行股权转让对价义务[支付未付的股权转让款200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赔偿股权转让款1600万元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清偿越城法院（2017）浙0602民初423号民事判决项下的债务]后三个工作日内，配合陈永利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中厦公司名下90%股权变更登记至陈永利名下。陈永利不服，向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经审理，于2019年1月11日作出（2018）浙04民终2753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判决作出后，陈永利陆续履行（2018）浙0411民初619号确定的义务。2019年2月11日，陈永利向本院执行款专户转账2268804元，后又向本院转账83431.77元，履行给付未付的股权转让款200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的义务。目前，上述两笔款项记载在本院（2018）浙0411民初619号案件项下。2019年3月1日，在越城法院（2017）浙0602民初423号民事判决的恢复执行过程中[执行案号为（2019）浙0602执恢142号]，执行人员告知双方当事人拟拍卖该案中的抵押物，中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吴志伟称：“我认为根据（2018）浙0411民初619号判决书，应该是陈永利来付（2019）浙0602执恢142号案件的执行款。”为履行越城法院（2017）浙0602民初423号民事判决项下的债务，陈永利于2019年3月7日申请转账3400万元至越城法院执行款专户，并支付了诉讼费用259956元（91402+168554）。2019年3月14日，越城法院出具结案通知书，通知中厦公司、嘉达公司、吴志伟、张雁：“关于申请执行人霸翔公司与被执行人中厦公司、嘉达公司、吴志伟、张雁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审判案号：（2017）浙0602民初423号，原执行案号：（2018）浙0602执4044号]，经执行，被执行人中厦公司已向申请执行人支付执行款3400万元，并已缴纳相应费用，剩余款项申请执行人均已放弃，到此，该案件现已执行完毕。”陈永利同时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2018）浙0411民初619号民事判决，本院立案执行，案号为（2019）浙0411执809号。经强制执行，2019年3月19日，中厦公司名下的嘉达公司90%股权过户到陈永利名下。中厦公司对上述一、二审判决仍然不服，向省高院申请再审，省高院于2019年6月19日作了（2019）浙民申956号民事裁定，提审该案，并于2019年8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经再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省高院认为：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再审的主要争议是陈永利诉请中厦公司协助其办理股权转让手续是否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但经审查，及至一、二审判决作出时，陈永利均未完成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故协议约定的办理股权变更手续的条件并未成就。陈永利再审中主张其在原审判决生效后，已按照判决要求履行了股权转让的对价义务，省高院认为：该履行的依据和内容是原审判决，属于执行判决行为，而非履行协议约定义务，故不能促成协议约定的办理股权变更手续的条件成就。2019年9月30日，省高院作出（2019）浙民再319号民事判决：一、撤销嘉兴中院（2018）浙04民终2753号民事判决和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2018）浙0411民初619号民事判决；二、驳回陈永利的诉讼请求。再审判决作出后，2019年12月24日，经执行，陈永利名下的嘉达公司90%的股权重新过户到中厦公司名下。又查明：越城法院（2016）浙0602民初10944号民事调解书生效后，各债务人未能履行。越城法院于2019年5月19日作出（2018）浙0602执6253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裁定拍卖中厦公司名下的不动产。2019年7月15日，越城法院出具（2018）浙0602执6253号之二执行裁定书，确认拍卖标的归买受人所有等。本案庭审中，法庭辩论终结前，陈永利方向本院明确表示：现一、二审判决已被撤销，其依据被撤销的判决履行的义务，均作为履行《股权转让协议》中的给付义务。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对2017年4月2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无争议，本院确认该合同合法有效。现中厦公司以陈永利有违约行为，于2018年4月2日通知陈永利解除《股权转让协议》，请求本院确认该解除通知的效力。从中厦公司提供的证据以及本院查明的事实看，在2018年4月2日中厦公司提出解除合同通知之时，陈永利并未依《股权转让协议》第3.2条的约定履行支付股权转让对价的义务：其一，《股权转让协议》第3.2条约定陈永利应于协议签署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支付1800万元履约保证金至双方共管账户，实际履行中陈永利直接给付中厦公司1600万元，（该1600万元的给付虽有一定迟延，但考虑到双方变更了履行方式，且中厦公司也予以接受，故对该部分给付，不应认为陈永利违约），但仍有200万元未给付或未存入双方共管账户，至本院（2018）浙0411民初619号案件受理之日仍未支付，不符合合同约定；其二，在接到中厦公司方的通知[2017年5月23日，中厦公司法定代表人吴志伟向谭沉浮（受原告委托处理股权转让事务）发送手机短信，要求陈永利向债权受让人华融公司支付25569416.83元]后三个工作日内未履行代为清偿越城法院（2017）浙0602民初423号民事判决确认的债务。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第7.1、7.2之约定，陈永利确未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或履行义务不符合合同约定，中厦公司在本案中以上述事实作为其行使法定解除权、约定解除权的依据。陈永利抗辩称其依法行使不安抗辩权和同时履行抗辩权（详见其答辩陈述），因而中厦公司的解除通知不发生合同解除的效果。因此，本案的主要争议是陈永利的抗辩理由是否成立。依照合同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对不安抗辩权的行使，陈永利应当有确切证据。本院认为，陈永利的抗辩理由与本院认定的案件事实相匹配，其抗辩的基本逻辑成立，即：目标公司的土地使用权对陈永利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决定有重大影响，而中厦公司在签订合同过程中未披露退地仲裁事项，陈永利在签订合同后知道上述仲裁事项后，有理由认为对方有丧失或者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情形，从而中止履行合同约定的给付义务。陈永利希望嘉达公司撤回退地仲裁，相当于要求对方提供适当担保，但直至本院（2018）浙0411民初619号案件于2018年4月2日庭审之时，退地仲裁程序仍在持续之中。本院认为，陈永利的上述行为，符合合同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属于行使不安抗辩权；又因为中厦公司未按期履行清偿建行债务的义务，陈永利也拒绝履行相应的代为偿还工行债务的义务，本院认为，陈永利的该行为符合合同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属于行使同时履行抗辩权。中厦公司针对陈永利的抗辩进行了反驳，主要理由为：陈永利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已经明知退地仲裁案件存在，主要证据是录音资料；且嘉达公司只是想通过退地仲裁事项来获取一些政府补贴，故嘉达公司、中厦公司没有必要、也不可能隐瞒退地仲裁。对此，本院作如下分析评判：（一）中厦公司提供了2018年6月9日，因吴志伟举报陈永利私刻嘉达公司印章一事，陈永利、吴志伟等人在绍兴市越城区稽山派出所的谈话录音，由吴志伟录制并整理成文字，以证明陈永利在签订合同时知晓退地仲裁事项。经审查，吴志伟提供了录音的原始载体即其手机，陈永利并无证据推翻录音的真实性，应当认定录音是真实的。上述录音是吴志伟在陈永利不知情的情况下所录，录音的背景是在本院（2018）浙0411民初619号案件审理期间，双方因为与本案股权转让相关的其他事宜发生纠纷，对话中涉及股权转让一事的沟通与交涉。中厦公司称在录音中，陈永利说“退地的事情起诉时说不知道是假的”及“现在起诉你说因为你退地所以不付款，这也是为了拖延付款时间，这个我和你讲真话”等表述，证明陈永利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明确知道退地仲裁事项存在，且（2018）浙0411民初619号案件的起诉，只是为了拖延时间。经审查，上述语句并不能确切地表明陈永利知道退地仲裁事项的时间是在签订合同时；从录音中陈永利的“你知道我几千万钱扔下去，这个东西弄不起来我全部扔掉了呀”、“我几千万扔下去，如果做不起来我全部泡汤的呀。我总要拖一拖再说的吧”等表述分析，上述表述虽非法言法语，但其含义恰恰表明陈永利确实因对退地仲裁一事感到不安，其提起（2018）浙0411民初619号案件诉讼之理由虽由省高院最终判决为不能成立，但其表明的起诉目的是拖延付款时间（中止履行合同义务），恰恰表明陈永利是在行使不安抗辩权。况且，《股权转让协议》中披露了嘉达公司涉及的已经审结的越城法院的两件诉讼案件，协议第6.1之（6）、（7）（详见前文叙述）中双方均向对方保证：不存在与本协议规定事项有关或可能对其签署本协议或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义务产生不利影响的悬而未决仲裁等。在存在上述承诺条款的情况下，作为缔约一方的中厦公司理应仔细审阅合同文本，是否遗漏记载或披露相关事实，否则将导致对自己不利的评价，而退地仲裁事项与上述诉讼案件一样，均是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而言十分重要的事实，将之载入合同条款亦非难事，但合同条款中却并未发现相关记载。总之，中厦公司称其在签订合同时仅口头告知陈永利退地仲裁事宜并不符合常理，对中厦公司主张的上述事实，本院不予采信。（二）中厦公司又称嘉达公司只是想通过退地仲裁来获取一些政府补贴，其没有必要，也不可能隐瞒退地仲裁事项。主要理由为：退地仲裁请求总金额为5763万余元，而当时该土地使用权的估价应远超6000万元，并且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中厦公司可得到的对价，退地显然对中厦公司不利，因此，退地明显不是仲裁的真实目的。本院认为，嘉达公司的仲裁目的究竟为何，有无隐瞒退地仲裁的必要，退地是否对中厦公司有利，他人均难以作出确切判断，但对陈永利而言，根据嘉达公司的仲裁请求的内容来判断嘉达公司的仲裁目的，属于正常的逻辑思维。综上，中厦公司的反驳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此外，在本院（2018）浙0411民初619号案件于2018年4月2日的第一次开庭审理中，中厦公司（通过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通知陈永利解除《股权转让协议》，但经法庭释明后其未就该主张提出反诉，故本院、嘉兴中院及省高院均对该反诉依法不予审理。相反，在2019年3月越城法院恢复执行该院（2017）浙0602民初423号民事判决确定的义务过程中，中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吴志伟表示应由陈永利来履行判决义务，陈永利也实际履行了判决义务。上述事实表明中厦公司仍要求陈永利继续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义务，而陈永利也同意继续履行。因此，即使中厦公司2018年4月2日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的通知生效，中厦公司此后的行为表明其已撤回了上述解除通知，现中厦公司又以其曾于2018年4月2日通知陈永利解除《股权转让协议》请求本院确认，与其此后的相关意思表示相悖。综上，在2018年4月2日前，陈永利行使不安抗辩权、同时履行抗辩权，中止或暂停履行《股权转让协议》中的义务，理由正当，中厦公司的解除通知不符合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不能产生合同解除的法律效果，陈永利不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故中厦公司的诉讼请求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六条、第六十八条、第九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浙江中厦钢结构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43347元，由原告浙江中厦钢结构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后附页）审判员  吴海峰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沈月勤1、如当事人不服本院判决提起上诉的，需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案件的案件受理费由上诉人向人民法院提交上诉状时预交。逾期不交纳诉讼费用又未提出司法救助申请，或申请司法救助未获批准，在人民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未交纳诉讼费用的，按自动撤诉处理。2、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规定的义务，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当事人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上述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