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民终4157号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窦某，男，1992年2月10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邓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秦丹，北京市威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葛某，女，1948年12月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某（葛某之女），1983年6月1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昌平区。原审被告：边某，女，1986年2月1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振标，北京市铭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董某，男，1965年10月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昌平区。上诉人窦某因与被上诉人葛某、原审被告边某、董某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4民初63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9日立案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之规定，合议庭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后，不开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窦某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葛某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由葛某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且对合同无效的效力性规定理解有误。边某、董某、窦某的行为即符合合同法又符合婚姻法，且被税务政策允许。一审判决错误理解及适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属司法权利强行干预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属适用法律不当。边某与窦某的情况属于婚姻法容许的情形，双方结婚的目的是快速办理房屋过户手续，并且也符合法律规定，婚姻的目的各有不同，法律并未禁止此目的不允许结婚，因此不是“非法目的”。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中认定“由三人当庭陈述，其后应由第三方操纵，因此恶意应当可以认定，而损害葛某利益的事实显而易见”毫无事实依据。窦某与董某并不认识，窦某是一个善意的购房人。三、本案事实就是争议房产属于被董某一房二卖，即卖给了葛某，又卖给了边某。窦某从边某手中依法购买房屋并取得了房产证，符合法律规定。窦某取得房屋所有权证是符合法律规定。四、葛某不具有提起本案诉讼的主体资格。葛某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窦某的上诉请求和理由。边某、董某、窦某为了房屋买卖、避税、尽快过户办理的结婚和离婚，损害了葛某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经适房要5年之后才可以上市，国家需要严格的审查。婚姻法规定结婚双方应当有一定的感情基础，但他们没有感情。边某述称，不同意一审判决，但是没有上诉，同意窦某的部分上诉请求和理由。窦某与边某之前确实不认识，在买房的时候相识。认识之后，窦某、边某、董某并没有相关恶意沟通的行为。房屋买卖关系与他们二人的婚姻关系并不矛盾，双方离婚协议中关于房屋权属的约定是有效的。董某未向本院答辩。葛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董某与边某在离婚协议中约定的无偿转让北京市昌平区沙阳路某号院某号楼某层某单元某号房产（以下简称某号房屋）给边某的行为无效，并予以撤销离婚双方就该房产在二人之间分割的约定。事实与理由：董某于2015年3月13日与葛某签订《房屋买卖协议》，将北京市昌平区沙阳路某号院某号楼某层某号房产卖给葛某。葛某于2015年4月30日付清全款600000元，并在此前对房屋进行了装修，居住至今。董某承诺在该经济适用住房满五年后为葛某办理过户手续。2018年8月13日，法院向葛某送达（2018）京0114执行5744号裁定书称，由于董某欠他人款项，而董某通过离婚的方式将前述房产转让给边某减少了其偿债能力，所以查封了前述所售房屋。之后，葛某得知，董某通过挂失补发房产证、结婚离婚等一系列行为，将已经卖给葛某的房产又无偿转让给边某。严重损害了葛某的利益。边某向一审法院辩称，不同意葛某的诉讼请求。边某通过结婚的形式依法取得涉案房产，边某没有故意损害葛某权益的行为。边某对葛某与董某之间的房屋买卖关系不知情，其也向董某支付了房款。葛某不是适格的诉讼主体。合同法并不约束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因此边某与董某之前的房产过户并不适用合同法关于合同无效的相关规定。不动产以登记为准，葛某没有权利主张，房产是董某的。葛某与董某之间是债务关系，房屋是否与葛某有关，是否是葛某的，还未确定。董某向一审法院辩称，葛某陈述的基本是事实。同意葛某的诉讼请求，认可无效，同意撤销。窦某向一审法院述称，不同意葛某的诉讼请求。董某与边某之间并非是无偿转让房产，而是边某有偿购买。葛某所依据的合同法不适用本案。葛某主张的民法通则条文也不适用本案。边某在购买房产前，与葛某并不相识。双方无恶意串通的行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5月4日，董某签约购得坐落于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镇沙阳路某号院某号楼某层某单元某号经济适用住房一套，建筑面积59.81平方米。2015年3月13日，董某（卖方，甲方）与葛某（买方，乙方）签订《房屋买卖协议》，约定：甲方将其坐落于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镇沙阳路某号院某号楼某层某单元某号房屋一套作价600000元转卖给乙方，房屋价款一次性支付；甲方在当年4月底前将该房屋原始材料转交乙方；五年以后，甲方应尽快积极主动把房产完全过户给乙方，过户所需费用由乙方承担；房屋所有权证书由乙方保管。之后，葛某依约向董某交付了全部购房款，并入住该房屋至今。董某亦将该房屋所有权证书交付葛某保管。2017年9月25日，董某向相关行政部门申请称前述房屋所有权证书丢失，要求补办。其于当年11月27日领取了新的所有权证书。2018年1月10日，董某与边某签订离婚协议书称：双方于2018年1月4日登记结婚，婚后无子女；并约定，离婚后，董某名下坐落于北京市昌平区沙阳路某号院某号楼某层某单元某号房屋归边某所有。当日，双方在北京市办理了离婚登记，并向相关行政部门申请办理该房屋的所有权转移登记。之后，该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至边某名下。2018年8月20日，边某与窦某签订离婚协议书称：双方于2018年8月17日登记结婚，婚后无子女；并约定，离婚后，边某名下坐落于北京市昌平区沙阳路某号院某号楼某层某单元某号房屋归窦某所有。当日，双方在山西省办理了离婚登记。当月24日，双方向相关行政部门申请办理该房屋的所有权转移登记。之后，该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至窦某名下。之后，窦某以房屋所有权人身份向居住于该房屋内的葛某主张腾退。审理过程中，经法院向边某本人询问，其述称：董某找到她，要求其配合，通过结婚、离婚的方式将前述涉案房产所有权转移登记至窦某名下。董某认可三人通过此种方式转移涉案房屋所有权的事实，但否认是其找到边某办理的。边某同时认可，其在办理前述房屋所有权变更时，不具备北京市购房资质。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应当依法行使其民事权利，不得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亦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否则应当认定为无效。对于董某与边某在离婚协议中以处理财产的方式转移涉案房屋所有权的行为是否有效，应从以下几点进行分析：1.董某与边某在双方离婚协议中就涉案房屋权属的约定应当适用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婚姻的缔结与解除是双方在其感情基础之上作出的民事法律行为。婚姻首先是一种身份关系，但是不可避免的涉及双方的子女抚养及财产归属等一系列法律关系。而我国《合同法》仅排除了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的适用。依据我国婚姻法的规定，男女双方自愿离婚的，必须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男女双方可以就孩子抚养问题、财产争议问题达成离婚协议。根据民政部2003年7月发布的《婚姻登记条例》的规定，婚姻登记部门在为婚姻关系当事人办理离婚手续时，仅审查其是否自愿离婚并是否已就财产或子女抚养问题作出了安排，而不对财产分割条款或协议作实质性审查，即男女双方在婚姻登记机关自愿离婚时达成的离婚协议的内容并非当然合法有效。离婚协议是关于夫妻离婚、子女抚养、财产分割、债权债务分担等综合性的一揽子约定，既有普通的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也有婚姻、抚养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所以，离婚协议中关于婚姻、抚养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内容不适用《合同法》，而是适用《婚姻法》的相关规定。而离婚协议有关财产分割、债权债务分担等约定则与普通的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无异，应适用《合同法》的规定。如果该离婚协议违反了《合同法》关于效力的强制性规定，协议仍然无效。2.董某与边某在双方离婚协议中就涉案房屋权属的约定违反了《合同法》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如果离婚协议中对财产的分割存在下列情形的，应属无效：一是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是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是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是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边某主张其是由董某处购买涉案房屋，并支付了相应对价，双方之间既是买卖合同关系，又是婚姻关系。但边某与董某对于双方通过结婚的方式转移涉案房屋所有权的行为均予以认可。无论边某与董某之间是否存在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双方之间的房屋所有权变更并非依据买卖合同而为。在相关行政部门，双方是以夫妻离婚协议为依据变更了涉案房屋的所有权。此种所有权转移登记方式，首先，双方恶意串通，规避了正常房屋买卖交易应当承担的税费，造成了国家税收的流失；其次，边某在不符合购房资质的情况下，规避了北京市当时的房屋限购政策，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宏观调控，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同时，董某与边某转移登记期间，涉案房屋尚不符合经济适用住房入市的规定，也没有变更房屋性质而补交土地出让金，亦损害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最后，由边某本人的陈述可知，董某通过边某将涉案房屋转移登记至窦某名下是实现共谋的，边某及窦某称其进入过葛某长期居住涉案房屋勘查过房屋亦与常理不符，且由三人当庭陈述，其后应有第三方操纵，因此，其恶意应当可以认定，而损害葛某利益的事实显而易见。综上，董某与边某在双方离婚协议中就涉案房屋权属的约定违反了《合同法》关于效力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合同无效是自始无效，无效合同无从谈及撤销。故对于葛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婚姻是自由的，婚姻也是神圣的。本案当事人可以自由行使自己的民事权利，但并不是随意而为！当事人行使自己的权利，必须要在合法的，不侵害他人和公众利益的基础上作为或不作为。自由是相对的，如果人人都要绝对的自由，必然会妨碍他人的自由，那大家就更不自由了。在不影响他人、社会的情况下，每个人都尽享自由，才是真正能达到、持久的相对自由。切勿以“自由”之名，行污浊之事。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八条之规定判决:一、董某与边某于2018年1月10日签订的离婚协议书中就坐落于北京市昌平区沙阳路某号院某号楼某层某单元某号房屋所有权归边某所有的约定无效；二、驳回葛某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经审查，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综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董某与边某于2018年1月10日签订的离婚协议书中就某号房屋所有权归边某所有的约定是否有效。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不得滥用民事权利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无效的或者被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公序良俗包括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两个方面，其中公共秩序是指法律秩序，善良风俗指的是法律秩序之外的道德。公序良俗主要包括基本权利之维护、弱者利益之保护、经济社会管理秩序之维护、婚姻家庭秩序之维护以及伦理道德之维护五大类。本案中，为达到转移房屋所有权的目的，2018年1月4日董某与边某登记结婚，1月10日董某与边某签订离婚协议；2018年8月17日边某与窦某登记结婚，8月20日边某与窦某签订离婚协议，最终将房屋过户至窦某名下。首先，董某与边某、窦某恶意串通，利用婚姻的形式达到转移房屋所有权的目的，属于对婚姻家庭秩序的严重破坏，系对善良风俗的严重违背；其次，董某与边某、窦某恶意串通，规避了正常房屋买卖交易应当承担的税费，造成了国家税收的流失；再次，边某与董某转移登记期间，涉案房屋尚不符合经济适用房入市的规定，边某和窦某在不符合购房资质的情况下取得房屋所有权，违背社会经济管理秩序，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亦属于违背公序良俗；最后，董某、边某和窦某三人两次变更房屋所有权登记，而没有变更房屋性质并补交土地出让金，亦损害了国家利益。综上，董某与边某、窦某恶意串通，利用婚姻的形式，最终将经济适用房登记至不具有购房资质的窦某名下，属滥用民事权利，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第三人利益，违背公序良俗。葛某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由于董某、边某和窦某的民事法律行为严重侵害了葛某的利益，葛某有权提起诉讼维护其合法利益，窦某关于葛某不具有提起本案诉讼主体资格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论理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综上所述，窦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1000元，由窦某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国庆审 判 员 赵懿荣审 判 员 范红萍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 谷文博书 记 员 张丽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