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民终1071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1，女，2004年3月3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下城区。 法定代理人：杨某2（系杨某1姑妈），女，1971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下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海明，浙江永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一军，男，1974年2月17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下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韦杭，男，1966年9月11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江干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建江，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杨某1因与被上诉人杨一军、韦杭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3民初51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1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某1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支持杨某1的一审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杨一军、韦杭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原审判决未完全查明本案事实，对杨某1作为未成年人来说不公平，也不合理。首先，案涉房屋杭州市下城区朝暉五小区45幢603室（即杭州市下城区朝晖五区100号603室，是杨某1的外公陈知华和外婆陈桃仙因为其女儿陈蓉即杨某1亲生母亲在2009年12月13日因病去世遗留个人遗产），是通过法定继承诉讼程序，在2011年1月18日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以（2010）杭下民初第1728号民事调解书确认归杨某1和杨一军共同所有。现在证据表明杨某1在其不知情下，杨一军伙同韦杭在2019年3月11日签订了两份《抵押借款合同》。两份合同总金额为250万元，两份合同均谎称杨某1教育或者医疗和教育名义。借款期限均是2019年3月11日至2019年9月10日，只不过一个金额150万元，另一个金额是100万元。事实表明都没有用于杨某1教育和医疗。但原审判决对杨一军和韦杭签订另一份《抵押借款合同》以及借款用途的事实和杨某1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事实却避而不谈，系认定事实不清。杨一军和韦杭签订两份《抵押借款合同》，并利用其中一份《抵押借款合同》办理了他项权证。表明韦杭明知案涉房屋有杨某1的份额，关系到杨某1的财产合法权益。本案证据证明存在法律规定的合同无效或者可撤销的情形，若不及时诉讼，杨某1则有可能失去涉案房屋。其次，原审庭审中，杨某1提供杭州坤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坤航公司）《抵押借款合同》和《融资协议书》各一份，证明本案涉及“套路贷”情形，有非法放贷嫌疑。本案实质是制作“阴阳”合同，引人陷进“套路贷”。杨一军和韦杭签订了两份《抵押借款合同》，杨一军只实际借款100万元，如此操作，跟社会上流行“套路贷”几乎如出一辙，而且韦杭一开始就要收取“砍头”利息1.5万元打入其银行账号，而保证金2万元和中介费2.3万元打入坤航公司银行账号。事实证明韦杭只是是个代理人，该100万元实际出借者也是坤航公司，只不过以韦杭的名义借款给杨一军，是否真正完成借款行为，不得而知。但其结果侵害了杨某1（未成年人）财产权益是不争事实。事实表明韦杭所履行的《抵押借款合同》中出借义务150万元只履行了100万元，未履行的50万元显然是这笔借款中“砍头”息。同时也是杨一军和韦杭互相串通侵害杨某1房屋所有权的合法权益的铁证。原审判决没有深入查明，认定事实不清。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有悖司法精神。原审判决已查明杨某1并非合同当事人，且杨某1明确在原审庭审中指控杨一军和韦杭恶意串通，利用“抵押借款合同”的形式共同侵吞杨某1位于杭州市下城区房产的份额权益，故原审法院根据合同法第54条的规定处理本案显然适用法律错误。杨某1在原审中始终强调本案应适用合同法第59条的规定。因为，该条明确规定，合同双方当事人不能利用合同条款侵犯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的利益；再则，由于本案中杨某1并非合同当事人且被案涉合同侵害了财产权益，作为第三人的杨某1在整个一审案的审理中，杨某1只能行使的是撤销合同权利，并非合同解除权。最后，杨某1是个未成年人，根据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6条和第50条均有明确的规定，全社会包括司法结果都有义务重点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这当然也包括未成年人的财产权益。我国民法总则第35条也明确规定：“监护人除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案涉合同理由在一审庭审中已经查明是由韦杭利用其长期放贷的专业知识自己杜撰的事实。这既是双方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证据，也是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的证据，因此，原审法院应该适用合同法第59条之规定，同时应当适用保护未成年人的特别法即“未成年人保护法”和民法总则的相关规定。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请求。 韦杭答辩称：一、本案事实清楚。1、杨某1所称的两份《抵押借款合同》是同一借款项下的合同。2019年3月11日，韦杭和杨一军、杨某1签订《抵押借款合同》一份，其中借款人为杨一军，抵押权人为韦杭，抵押人为杨一军、杨某1。该合同约定，主债权数额为150万，抵押人同意将坐落于朝晖五小区45幢603室的房屋抵押绐抵押权人。同日，通过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就约定房产办理了房产抵押登记，韦杭领取了浙（2019）杭州市不动产证明第0024302号不动产登记证明。该份协议被收入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档案。该协议用于政府部门抵押登记备案。同日，根据出借人和借款人实际商量的情况，杨某1就同笔借款与杨一军、王亚琦签订另一份《抵押借款合同》。约定借款人杨一军、王亚琦向韦杭借款，借款的时间、用途、利率、担保方式与上一份《抵押借款合同》一致。根据借款的实际磋商情况，约定的借款金额为100万元。同日，韦杭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分两次各打入杨一军帐户50万元，实际借款100万元。为此，杨一军、王亚琦出具收到100万的《借款借据》一份。两份《抵押借款合同》是同一借款项下的合同。即因房产抵押部门需要一份备案的格式《抵押借款合同》，完成抵押后，双方再根据约定另行签订《抵押借款合同》，这是民间借贷的惯常做法，韦杭一直按借款金额的100万元主张自己的权利，杨某1在一审中称的250万完全是主观臆想。2、杨某1称的“套路贷”等没有事实依据，更无相关证据。杨某1称“阴阳”合同，实际上是不了解民间借贷流程；称“套路贷”没有事实依据，更无相关证据；韦杭将100万元出借，借款人已经收到，不存在“砍头”利息之说。该借款有借款合同，出借的100万元打款凭证，借款人确认的收据为凭，事实非常清楚，杨某1又以损害未成年人利益为由，主张抵押合同无效或可撤销，属恶意抗辩，有违诚实信用原则。二、本案适用法律正确，《抵押借款合同》合法有效，不存在可撤销的情形。《抵押借款合同》合法有效，一审已详细论述，并在判决书中全文引用，在此不再赘述。杨某1一审的诉讼请求是“依法撤销杨一军、韦杭于2019年3月11日在不动产登记部门签订的《抵押借款合同》”，但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存在合同法54条规定的可撤销的情形，一审适用法律正确。上诉状中杨某1又引用合同59条，本案无该条适用的余地。首先，杨某1并无证据证明存在“恶意串通”。其次，杨某1并非“第三人”，而是一方当事人。本案抵押的效力基础源于法定代理制度，法定代理人代为意思表示，并代受意思表示，直接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杨一军的代理行为的效力及于被代理人即杨某1，杨某1是一方当事人而非第三人。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杨一军答辩称：杨一军在杨某1不知情、不同意的情况下将案涉房屋作了抵押，对杨某1的生活和学习有了很大困扰。杨一军在2018年9月12日通过坤航公司的操作第一次用朝晖五区的房子作了抵押，第二次通过坤航公司向韦杭借款100万。两次都是在对方打入50万的情况下向坤航公司支付了押金、保证金、中介费，也向出资方提前支付了第一个月的利息，然后收到借款人尾款。2019年7月份，杨一军也因此让杨某1的外婆和舅舅得知为抵押借款事情后非常气愤。杨一军配合韦杭、中介公司积极处理，但对该两次借款杨一军无力承担。同意杨某1的上诉请求。 杨某1向一审法院诉讼请求：1、依法撤销杨一军、韦杭于2019年3月11日在不动产登记部门签订《抵押借款合同》；2、本案诉讼费用由杨一军、韦杭承担。 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杨某1系杨一军与陈蓉（已死亡）之女。因杨一军向韦杭借款，杨一军同时作为杨某1的监护人将案涉位于杭州市下城区房屋（系杨一军和杨某1共有）设立抵押权，抵押权人为韦杭，债权数额为1500000元，抵押方式为一般抵押，约定期限为2019年3月11日至2019年9月10日，抵押登记日期为2019年3月11日。 2019年8月13日，经大多数亲属同意，杨某1的法定监护人杨一军侵犯其合法权益，故杨某1爷爷、奶奶指定其姑妈杨某2为其法定监护人，杭州市下城区长庆街道吴牙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证明予以确认。现杨某1认为杨一军、韦杭在杨某1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其拥有的房产擅自抵押，侵犯了杨某1的合法权益，要求撤销《抵押借款合同》。 一审法院认为，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本案中，杨一军作为杨某1的法定代理人，其当然有权代理杨某1对外签订合同。即便2019年8月13日杨某1的监护人变更为杨某2亦不能以此否定之前杨一军同时作为杨某1的法定代理人对外签订的《抵押借款合同》。现杨某1并未举证证明韦杭在签订案涉《抵押借款合同》时存在法律规定的合同无效或者可撤销的情形，因此，若杨某1认为案涉《抵押借款合同》侵犯其利益，应向杨一军主张损害赔偿。因此，该院对于杨某1的诉请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二款之规定，判决：驳回杨某1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40元，由杨某1负担。 二审期间，杨某1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坤航公司工商登记信息，证明杨一军与坤航公司签订了一份融资合同。2、韦杭与杨一军之间的通话记录，证明韦杭是职业放贷人，只关注利息不关注本金，其资金来源存疑。以上证据经质证，杨一军无异议。韦杭对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待证事实，即使杨一军与坤航公司签订了融资合同，也与本案无关；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证明目的，通话中韦杭表明不了解借款人与中介是如何认识的，没有去过所谓坤航公司，不清楚杨一军与坤航公司之间是如何约定的，韦杭和杨一军借款约定月息1.5，如果韦杭只主张利息，则100万本金可能要四年多才能全部归还，没有只要求利息不要求本金的出借人。本院认为，证据1与本案无关，证据2不足以证明待证事实，均不予确认。 杨一军向本院提交其与坤航公司员工之间的通话记录一份，拟证明中介公司即坤航公司在案涉借款中的操作是存在问题的。上述证据经质证，杨某1无异议。韦杭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杨一军与中介公司发生的关系与韦杭无关。本院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不予确认。 韦杭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二审期间，杨某1向本院提交调查申请书，申请本院调取韦杭名下的案涉转账账户的资金明细，拟证明本案出借资金并非韦杭所有。经审查，本院认为，上述调查取证并无必要，不予准许。 经审理，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当事人一方有权撤销因重大误解、显失公平或以欺诈、胁迫、乘人之危等订立的合同。本案中，杨某1诉讼请求撤销杨一军、韦杭于2019年3月11日在不动产登记部门签订《抵押借款合同》。经查，杨一军以其个人名义并作为杨某1的监护人与韦杭签订《抵押借款合同》将案涉房屋设立抵押权，故针对杨某1的诉讼请求，原审适用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进行审理正确。经审理，杨某1的诉讼请求并不符合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情形，原审判决予以驳回并无不当。对于杨某1上诉称本案应适用合同法第五十九条，本院认为，合同法第五十九条规定的是当事人恶意串通签订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在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被确认无效后，因此取得的财产收归国家或者返还集体、第三人，本案中，杨某1并非请求确认《抵押借款合同》无效，故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从杨某1诉称事由来看，杨某1主张韦杭、杨一军未征得其同意将案涉房屋抵押借款，侵犯了其房产所有权，而杨某1在二审中亦主张适用合同无效后的法律后果条款，故退一步说，即使杨某1诉讼请求撤销《抵押借款合同》的本意是要求确认《抵押借款合同》无效，但本院认为，杨一军以监护人身份代杨某1与韦杭订立《抵押借款合同》并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强制规定，本案也没有证据证明杨一军与韦杭恶意串通损害杨某1的利益。此外，杨一军系以教育用途为由抵押借款，此系为了杨某1的利益，韦杭已向杨一军交付借款100万元，杨某1上诉主张本案存在“套路贷”，依据不足。在获得借款后，即便杨一军确实未将借款用于教育，杨某1在变更监护人之后又以损害未成年人利益为由主张《抵押借款合同》无效，理由也不能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十四条第三款规定“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即便杨一军订立《抵押借款合同》的行为确实损害了杨某1的利益，法律也仅规定由监护人承担相应责任，而非由此否定《抵押借款合同》并由合同相对人承担责任。综上，杨某1上诉主张《抵押借款合同》无效的理由亦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杨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杨某1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夏明贵 审判员  程雪原 审判员  张 敏 二〇二〇年六月九日 书记员  边佳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