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湘07民再52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徐长媛，女，1955年9月14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绪龙（系徐长媛丈夫）。委托诉讼代理人：全建国，常德市武陵区洞庭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徐长林，男，1962年2月2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诚，湖南五湖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徐长媛因与被申请人徐长林所有权确权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8）湘07民终2222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9年7月2日作出（2019）湘07民申32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徐长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全建国、刘绪龙，被申请人徐长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诚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徐长媛再审请求：1、依法撤销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湘07民终2222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徐长媛二审时提出的全部上诉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徐长林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徐长媛有新的证据证明《德宇商贸城一楼门面产权出让协议书》无效，足以推翻该二审判决认定的有效。理由为：1、常德市德宇商贸城开发总公司（以下简称德宇公司）是一家全民所有制企业，其资产应属国有。2、依据(2003)22号《国有企业资产处置暂行办法》第四条规定：“资产处置应遵循合法、自愿、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依法保护交易双方及债权人、企业职工的合法权益”；第八条规定：“资产处置机构，是具有法定资格的拍卖、产权交易中心及市场中介机构。资产处置活动一般在中介机构进行；中介机构应当提供交易场所，发布交易信息；协助交易双方办理有关交易手续”。3、在2003年6月10日德宇公司与常德弘盛拍卖有限公司订立了《委托拍卖合同》，该《产权出让协议书》中所出让的资产属于公开拍卖的范畴。因此，该《产权出让协议书》是德宇公司与徐长林、徐长媛私下的行为，违反了《国有企业资产处置暂行办法》的相关条款。二、因徐长媛未提交授权委托书，二审判决认定其与徐长林之间不存在委托代理合同关系，属认定事实错误。1、由于委托合同并不是要式合同，只要口头委托的事实成立，委托合同关系就能成立。在德宇公司门面产权出让前，将7#门面租赁给徐长林使用这一事实，徐长林予以认可，且有证人徐某、谢某的证言证实。徐长媛因身体原因将门面购买事宜委托正在使用该门面的自己亲弟弟（徐长林）代为办理，符合常理，且证人谢某当庭证实了这一点。2、《产权出让协议书》签字订立前，德宇公司收到了7#门面的首付款51万元，其中包含了徐长媛的35万元补偿款。正是由于徐长林是购买人，所以在德宇公司收到首付款后，在其出具的《往来结算统一凭证》上出现的是徐长林的名字。3、在2003年9月30日，徐长林向德宇公司出具了一张领条，载明“今领到德宇公司收回8#门面一次性补偿款叁拾伍万元”，其可证明徐长林不是7#门面的原经营业主，无权领取门面补偿款，德宇公司向其支付该款项，也认为徐长林与徐长媛之间是一种委托关系。4、徐长林对“共同购买”的主张没有提供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规定:“主张法律关系成立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的责任”。徐长林举证不能，应承担败诉的法律后果。三、二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一条以徐长媛、徐长林共同将房屋出租、收租就认定双方对财产享有共同的处分权与收益权，根据《民诉法解释》第三百九十条第（五）项的规定，违反法律适用规则。徐长媛与徐长林之间是委托合同关系，应适用委托合同的规定。四、徐长媛在二审中提出了请求返还被徐长林隐瞒的出租收益68万元的上诉请求，并提出了相关证据，但二审判决只字未提，未作任何审理，显然有违程序，应依法予以纠正。徐长媛经查证，第一个合同年度每年的租金实际是20万元，徐长林向徐长媛只报了15万元。第二个合同年度的后两年每年租金应是49万元，徐长林向徐长媛又只报30万元，先后隐瞒租金合计68万元。徐长林辩称，一、关于徐长媛有新证据证明《德宇商贸城一楼门面产权出让协议书》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1、根据民诉法司法解释的规定，新证据是指：（一）在原审庭审结束前已经存在，因客观原因于庭审结束后才发现的；（二）在原审庭审结束前已经发现，但因客观原因无法取得或者在规定的期限内不能提供的；（三）在原审庭审结束后形成，无法据此另行提起诉讼的。由于徐长媛提供的所谓新证据系徐长媛及其代理人于2018年在武陵区人民法院就提供过的证据，所以该证据依法不能认定为新证据。2、该申请理由实际已经构成一个独立诉讼请求，即请求人民法院确认《产权出让协议书》无效，但徐长媛在原一、二审中均未提出该诉讼请求，且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在合同当事人一方德宇公司未参与诉讼的情况下，人民法院不能对该项诉求进行审理。3、《产权出让协议书》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徐长媛主张该协议违背了《国有企业资产处置暂行办法》第八条规定，但该暂行办法究竟是哪个部门哪个机构颁发不得而知，且该第八条规定根本不属于强制性规定。二、徐长媛申请再审的第二大点理由不能成立。徐长媛作为原审原告应该对自己的主张负有举证义务，其主张案涉房产应该归其所有的理由系徐长林在签订产权出让协议和办理相关手续过程中利用徐长媛的信任和委托关系将房产非法登记在自己名下，但迄今为止，徐长媛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种委托关系的存在。在原二审过程中，徐长媛在事实面前不得不承认所谓徐长林仿冒其在一系列法律文件上签名就是一个谎言。徐长媛总是亲自在办理各种手续的现场，委托一说也不成立。三、原二审判决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适用法律关系并无不当。四、原二审判决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确认案涉房屋归徐长媛和徐长林共同所有，因此，徐长媛在原一审中提出所谓返还财产的诉讼请求属于无本之木。徐长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座落于德××商贸城××楼（××大道与人民路交汇处）编号为7号（原出让协议上面积为72.93平方米，后买卖契约、产权登记为70.95平方米）的门面归徐长媛一人所有，该门面产生的收益亦归徐长媛一人所有；2、徐长林返还门面出租收益90万元给徐长媛；3、由徐长林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及其他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德宇公司于1994年3月28日成立，2007年2月28日被吊销。1997年8月8日，徐长惠（徐某代）与德宇公司签订《投资补偿合同书》，协议约定徐长惠出资60000元，其享有德宇公司一楼8#门面的经营权十年零三个月，并由湖南南天门律师事务所出具见证书。其后，双方签订《补充协议》，协议约定徐长惠补交投资款55000元，在原经营权十年零三个月的基础上再延长五年的经营权，即1997年9月28日至2012年底止。上述投资款的实际出资人为徐长媛。1999年12月31日，徐长媛与李建芬签订《转让协议》，协议约定徐长媛以49000元的价款受让李建芬在德宇公司一楼7-1#摊位的经营权。2002年1月1日，徐长媛与德宇公司签订《补充协议》，协议约定徐长媛向德宇公司补充投资款30000元，将原经营权十年零三个月再延长，即1998年10月1日至2012年底止。2000年6月1日，徐长惠、徐长媛分别与徐某签订《转让协议》，约定将以上8#门面、7-1#摊位的经营权转让给徐某，以便徐某向银行贷款，上述协议亦由湖南南天门律师事务所出具公证书。2000年6月1日，徐某、徐长媛、徐长惠（系徐长林代签）三人共同承诺，上述二份转让协议系无偿转让，待2000年12月底徐某还清银行贷款后，所签《转让协议》作废。同日，徐某出具证明，即徐长林将徐长惠原合同和发票拿走，合同、发票暂作贷款依据，贷后合同、发票物归原主，证明人徐某。上述承诺书原件在徐长媛处，其复印件一份在德宇公司处留存（具体经办人李建琴）。其间，上述8#门面、7-1#摊位实际由徐长林使用，并由其经营床上用品，后做皮鞋生意。2003年6月，德宇公司为积极稳妥地推进企业“两个置换”工作、理顺债权债务关系，该公司公布了德宇商贸城一楼首期部分资产处置方案，即坚持原始拥有临街单独门面部分使用权经营业主优先获得产权的原则，若经营业主放弃购买的，其他人应在经营业主买断产权价的基础上加价10%，其业主含徐长惠（实际为徐长媛），并确定徐长媛因经营权未履行年限的补偿款为350000元。其后，徐长媛因身体或做生意太忙的原因，将德宇公司的8#门面、7-1#摊位（后并称为7#门面）的买卖和产权过户等事宜口头概括委托徐长林办理，以便办理上述7#门面的买卖及过户事项。2003年5月，徐长媛向徐长林给付300000元购房款。2003年6月8日，德宇公司向徐长林开具510000元的收据，注明系购7#门面的房款。2003年6月22日，徐长林（并代徐长媛签名）就7#门面的买卖事项签收变卖须知及拍卖成交确认书，确认7#门面的成交价为1093950元。2003年6月26日，徐长林（徐长媛之名由徐长林代签）与德宇公司签订《产权出让协议书》，协议确认7#门面价款1093950元、面积72.93平方米（最终产权证登记面积为70.95平方米）、补偿款350000元作为购买门面产权的定金、签订协议十天内付扣除已付定金后门面价款的50%，即371975元、余款371975元在取得产权证复印件后两个月内全部付清。同日，徐长林（徐长媛之名由徐长林代签）向常德市房地产管理处申请7#门面办证。2003年8月30日，德宇公司向徐长林开具90000元的收据，注明系购7#门面的房款。2003年9月，该7#门面登记在徐长林名下，徐长媛系共有人，各占50%份额。2003年9月27日，徐长林就7#门面向中国农业银行常德市江北支行（以下简称农行江北支行）办理抵押贷款460000元，贷款期限十年，月利率5.04‰。同年9月30日，徐长林将所贷款项用于支付剩余门面款，即2003年9月30日德宇公司向徐长林开具的464250元收据，注明系购7#门面的房款。2003年6月17日，徐长林向其中国农业银行常德中山分理处存折上分三次存入200000、44000元、106000元，以上共计350000元。2003年6月18日，徐长林将以上存折中的350000元汇入德宇公司账户，但德宇公司并未开具收据。2003年9月30日，徐长林向德宇公司出具领条，注明领到商贸城收回8#门面一次性补偿款350000元。其后，徐长林、徐长媛与益丰公司签订多份《房屋租赁合同》及《补充协议》，约定第一个合同年度（即2003年-2009年），其年租金为150000元；第二个合同年度（2009年-2014年），其年租金为300000元；第三个合同年度（2014年9月15日-2019年9月14日），其年租金为510000元。其间，以上租金均由徐长林收取，部分偿还了银行贷款460000元的本息，部分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给了徐长媛，即2012年9月9日转账190000元、2013年9月14日转账245000元。2016年3月11日，因租金的收取问题徐长媛与徐长林产生争执，徐长媛向益丰公司出具书面函，要求取消徐长林收取租金的委托，该公司租金从2016年9月开始由徐长媛本人收取（款入建行银行卡62×××85）。2016年9月8日，徐长林、徐长媛共同承诺，该公司2016年-2017年9月的租金510000元打给徐长媛，2017年-2019年9月的租金分开各一半。2016年9月12日，益丰公司向徐长媛上述银行卡转账支付510000元租金。其后，徐长媛、徐长林因7#门面的产权归属及租金的收取产生争议，双方未能协商一致，徐长媛诉至法院，提出前列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徐长林就争议的7#门面是否系买受人及是否支付了相应的价款？二、7#门面的租金收取及分配情况。一、关于7#门面买受人资格及价款支付情况。依查明的事实，首先在德宇公司处置资产时，徐长媛系7#门面，即原8#门面、7-1#摊位的实际经营户，按德宇公司的资产处置方案，徐长媛才具有买受人资格，若徐长林要成为买受人须与徐长媛一起购买，但庭审时，徐长媛否认是与徐长林一起购买7#门面，而是委托徐长林办理7#门面的买卖及过户事项，并将原8#门面及7-1#摊位的合同及发票交付给徐长林，以便办理该门面的买卖及过户事项。因徐长林称的一起购7#号门面并无证据支撑，从常理推断，徐长媛的委托一说更具有客观性；其次，关于门面款1064250元的组成及支付情况，该门面单价15000元/㎡、面积70.92㎡，总价款实际为1064250元，而非原合同约定的1094250元；另德宇公司分别于2003年6月8日、8月30日、9月30日分三次向徐长林出具510000元、90000元、464250元门面款收据，以上共计1064250元。关于2003年6月8日的510000元门面款收据，与徐长媛所说的其2003年5月向徐长林转交300000元的购房款，加上德宇公司应补偿其350000元，共计650000元与该收据开具的时间吻合，且金额差异不大；而徐长林主张的其2003年6月18日向德宇公司账户汇入350000元，因该公司并未在收款后出具门面款收据，亦与上述三份门面款收据的时间不一致，且金额差异较大，与交易习惯不符；同时，该350000元于2003年9月30日被徐长林以补偿款为由领回。综上，关于价款的支付徐长林并未支付门面款350000元，全部的门面款由徐长媛支付，即补偿款350000元、现金300000元、银行抵押贷款460000元（实际付464250元）；最后，徐长媛与徐长林就7#门面的归属，双方均没有提及赠与一说，即7#门面双方的说法始终系委托一说和共同购买一说。综上，对徐长媛要求判令7#门面归徐长媛一人所有的诉请，予以支持。二、关于7#门面的租金收取及分配情况。依查明的事实表明，该门面的抵押贷款及出租后的租金收取一直由徐长林打理，且关于租金一直由双方各50%的分配一说，直到2017年-2019年9月的二年才有证据支撑，而以前的租金一直由徐长林收取并支配，但现在徐长媛主张徐长林返还租金收益900000元，亦不能举证证明，且基于姐弟亲情，亦有赠与的内在意思表示。对徐长媛该诉请，因证据不足，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座落于常德市××大道与人民路交汇处德宇商贸城一楼的7#门面归徐长媛一人所有；驳回徐长媛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2900元，由徐长林负担100元，由徐长媛负担12800元。徐长媛上诉请求：维持常德市武陵区人民法院（2018）湘0702民初368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撤销第二项，改判徐长林向徐长媛返还房屋租金68万元。徐长林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驳回徐长媛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二审审理查明，徐长媛与徐长林是姐弟关系。徐长媛系原德宇公司一楼7-1#摊位及8#门面的实际承租人，租赁期限于2012年年底届满，租金全部付清。租赁期间，7-1#摊位被改建，与原8#门面打通，成为一个整体（即7号门面），由徐长林实际经营。2003年6月，德宇公司为推进企业“两个置换”工作、理顺债权债务关系，对德宇商贸城一楼首期部分资产进行处置。根据处置方案，原始拥有临街单独门面部分使用权经营业主可以优先获得产权，若经营业主放弃购买的，其他人应在经营业主买断产权价的基础上加价10%。由于徐长媛的租赁期限尚未届满，确定对徐长媛因经营权未履行年限的补偿款为35万元。2003年6月26日，德宇公司作为甲方，徐长媛、徐长林作为乙方，签订《产权出让协议书》。双方约定，乙方自愿购买德宇公司德宇商贸城一楼现编号为7号的门面，面积72.93平米（以产权证登记的面积为准），每平米1.5万元，总价款109.375万元（以产权证上的面积乘以每平米单价所得价款为准）。付款方式为：乙方领取35万元，作为购买门面的定金；签订协议十天内，乙方付清余款的50%；乙方取得产权证复印件后两个月内付清全部购房款。德宇公司在该合同上加盖印章，徐长媛、徐长林签名。因门面实际面积为70.95平米，双方在房产部门又重新签订了《房地产买卖契约》。该《房地产买卖契约》上载明，甲方为德宇公司，乙方为徐长林，购房面积为70.95平米，购房款为106.425万元。徐长媛、徐长林签名，德宇公司加盖印章。同日，徐长林、徐长媛共同与常德市康达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达公司），签订《物业管理协议书》，将案涉门面委托康达公司进行物业管理。徐长媛、徐长林在该协议上共同签名。2003年6月8日、8月30日，德宇公司分别向徐长林出具收条，收到购房款51万元、9万元。2003年9月27日，徐长媛、徐长林共同与农行江北支行签订《个人住房按揭合同》，由徐长林向银行借款46万元支付购房款。徐长媛、徐长林在按揭合同上签名。同年9月30日，农行江北支行将46万元转账给德宇公司。同日，德宇公司向徐长林出具金额为46.425万元的收款收条，徐长林向德宇公司出具领取门面一次性补偿款35万元的收条。至此，德宇公司向徐长林出具收条共收到购房款106.425万元。2003年9月1日，常德市房地产管理局颁发产权证号为00××58号的房屋产权证，载明房屋所有权证持有人为徐长林，徐长媛为共有人，共有权人所占份额50%。自2003年9月开始至今，徐长林、徐长媛与益丰公司签订多份租赁合同及补充协议，将诉争房屋租赁给益丰公司用于经营。其中2003年至2009年的租赁合同由徐长林经手与益丰公司签订，2009年以后的租赁合同由徐长媛、徐长林共同与益丰公司签订。双方约定，第一个合同年度（即2003年-2009年）年租金为15万元；第二个合同年度（2009年-2014年）年租金为30万元；第三个合同年度（2014年9月15日-2019年9月14日）年租金为51万元。收取的租金除偿还银行贷款46万元本息外，徐长林向徐长媛以转账的方式分别于2011年9月10日支付15万元、2012年9月9日支付19万元、2013年9月14日支付24.5万元、2014年9月9日支付51万元。2016年3月11日，徐长媛因租金问题与徐长林产生争执，向益丰公司出具书面函，要求该公司从2016年9月开始将租金全部转给徐长媛。同年9月8日，徐长林、徐长媛共同出具书面承诺，要求益丰公司将2016年-2017年9月的租金51万元打给徐长媛，2017年-2019年9月的租金分开各一半。2016年9月12日，益丰公司向徐长媛支付租金51万元。另查明，对于购房款的交纳过程，徐长媛、徐长林存在较大分歧。徐长媛陈述，106.425万元购房款全部由其支付。其付款过程为：第一期为德宇公司支付的35万元租金补偿款；第二期为2003年5月，徐长媛用塑料袋装30万元现金交付给徐长林，委托徐长林交付给德宇公司；第三期为2003年9月30日向银行按揭贷款46万元。对于30万现金给付过程，徐长媛提供了证人徐某（徐长媛之弟，徐长林之兄）的证言。徐长林陈述，106.425万元购房款由徐长媛与徐长林共同支付。其付款过程为：第一期为德宇公司支付给徐长媛的35万元租金补偿款；第二期为2003年6月18日徐长林通过农业银行尾号8404的账户向德宇公司转账35万元；第三期为2003年9月30日向银行按揭贷款46万元，三笔共支付了116万元。房屋的总价款为106.425万元，因多支出了9.575万元，德宇公司于2003年9月30日当天通过转账的方式向徐长林退还9.575万元。至此，徐长林、徐长媛交纳的购房款刚好为106.425万元。徐长林提供了2003年6月18日的向德宇公司的转账35万元的凭证及2003年9月30日德宇公司向徐长林转账9.575万元的凭证。本院二审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是否超过诉讼时效；2.是否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3.诉争房屋归谁所有。一、关于诉讼时效。本案中，徐长媛的第一项诉讼请求要求确认房屋归自己所有，系确认物权请求权，不应当适用诉讼时效。徐长媛的第二项诉讼请求要求返还租金，系债权请求权，应当适用诉讼时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当事人在一审期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在第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对于徐长媛要求返还租金的诉讼请求，徐长林在一审中没有提出诉讼时效的抗辩，在二审中提出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法律适用。《物权法》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本法自2007年10月1日施行。本案房屋买卖行为及产权证的办理均发生在2003年，根据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对于2007年10月1日以前发生的事实和行为应当按照《民法通则》及其司法解释中所确定的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原则作为处理本案的基本原则。一审法院适用《物权法》处理本案，适用法律错误。徐长林认为一审适用法律错误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三、关于所有权的确认。根据民法理论，因房屋买卖而导致的物权变动，属于典型的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在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的框架内，原因行为（即基础法律关系房屋买卖行为是否有效）和登记行为（即是否在房产部门进行登记）是构成物权变动生效的要件。本案房屋所有权的确认，应当从以上两个构成要件进行分析。第一，《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成立。本案中，德宇公司在处置方案中虽然明确了原承租人享有优先购买权，并没有排除原承租人之外的其他人购买的资格。处置方案是德宇公司向原承租人发出的邀约，徐长林不是原承租人，与徐长媛要求共同购买，则构成新的邀约；德宇公司没有提出异议，与二人签订《产权出让协议书》，构成承诺。《产权出让协议书》上明确载明出售方为德宇公司，购买方为徐长媛、徐长林，德宇公司在合同上加盖有印章，徐长媛、徐长林在合同上亲笔签名。双方签字盖章之时合同成立。徐长媛主张《产权出让协议》是其委托徐长林签订，没有提交授权委托书，不能证明二者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合同；且徐长媛亲自到场签名，也不需要委托他人代签合同。对该诉讼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徐长媛还主张《产权出让协议》上徐长林的签名是自己签名之后，趁自己不在场之际补签的，其并不知情。由于徐长媛没有对签名的时间顺序申请笔迹鉴定，结合在签订《产权出让协议》的当日，徐长媛、徐长林又共同与康达公司签订《物业管理协议书》、此后又共同向银行办理按揭贷款等事实，本院对《产权出让协议》是徐长林事后补签、徐长媛不知情的主张不予采信。一审认定徐长媛之名系徐长林代签，认定事实错误。徐长媛还主张徐长林与德宇公司恶意串通，损害自己合法权益，没有提交证据佐证，本院不予采信。德宇公司与徐长媛、徐长林签订的《产权出让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没有违反法律强制性、禁止性规定，是有效合同。第二，徐长媛、徐长林共同办理了房屋产权登记，诉争产权被登记在徐长林、徐长媛名下，各占50%的份额。徐长媛主张办理产权登记时，其并未到场。根据1997年建设部《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的规定，共有房屋，应当由共有人共同申请。当事人不能亲自到场的，应当提交授权委托书和身份证明。但房屋登记资料中，并没有徐长媛的授权委托书，相反留有徐长媛亲自签名并加盖指模的《房地产买卖契约》及附件。故对徐长媛没有亲自到场的诉讼主张，本院不予采信。至此，诉争房屋已经完成了物权变动的全部要件。第三，《民法通则》第七十一条规定，财产所有权是指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由此可见，对财产的处分和收益是所有人最重要的权能。本案中，徐长媛、徐长林共同将房屋出租、收取租金的事实，充分显示了所有权人的这两项权能。尤其是在二人对房屋租金发生纠纷之后，二人又共同向益丰公司承诺，要求益丰公司将2016年-2017年9月的租金51万元打给徐长媛，2017年-2019年9月的租金分开各一半的事实，进一步印证了诉争房屋系徐长媛、徐长林共有的事实。基于上述三点理由，本案诉争房屋应归徐长媛、徐长林共有。徐长媛要求确认诉争房屋为其单独所有的诉讼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同时应当指出，对于购房款的支付问题，双方各执一词，均存疑点。徐长媛就2003年5月给徐长林30万元现金的事实，仅有一个证人证言，系孤证，且没有提交30万元资金的来源、银行取款证明等证据予以佐证，与日常生活经验严重相悖；徐长林陈述其向德宇公司转款35万元的资金来源为向案外人何某借款。根据何某的证言，其借给徐长林的借款有现金，也有银行转账。但从徐长林提交的证据反映，该35万元全部系现金存入，并无何某转款的记录。同时，二人陈述的付款时间、金额，与德宇公司开具的收款收据均不能吻合。因此，就购房款的支付问题，不能排除由徐长媛全部支付，亦不能排除由徐长媛与徐长林共同支付。但是，购房款的支付，只是对《产权出让协议》的履行。德宇公司作为出售人，只要收到了106.425万元，即认可购买方对购房款的给付义务履行完毕。至于购房款是徐长媛全部支付还是与徐长林共同支付，二者分摊的比例如何确定，均是购买方内部的行为，并不能影响合同的效力。徐长媛、徐长林在购房款的支付上存在分歧，只能说明二者之间可能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也并不能否认徐长媛、徐长林是诉争房屋的共有人这一物权法律关系的效力。本院二审判决：撤销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人民法院（2018）湘0702民初3680号民事判决；驳回徐长媛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29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3500元，共计36400元，由徐长媛负担。本院再审期间，当事人围绕再审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徐长媛向本院提交了如下新证据：1、常德弘盛拍卖有限公司与湖南德宇实业集团的《委托拍卖合同》，拟证明诉争房屋属于应当拍卖的财产，《产权出让协议》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即《国有企业资产处置暂行办法》。2、《拍卖德宇商贸城一楼经营场地收入情况明细表》，拟证明诉争房屋未明确系徐长媛与徐长林共有的事实。3、《德宇商贸城一楼分块处置价格换算示意图》，拟证明诉争房屋未明确系徐长媛与徐长林共有的事实。对徐长媛提交的上述证据1、2、3，因徐长媛未提交原件核对，徐长林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该三份证据真实性不能确认，也不能达到徐长媛的证明目的，故本院不予认定。再审查明：1.《拍卖成交确认书》上徐长媛与徐长林的签名均为徐长林所签；《产权出让协议书》、《房地产买卖契约》上的签名系徐长媛、徐长林亲自所签；《申请办理房屋所有权证的报告》上的签名及申请表均不是徐长媛、徐长林本人所签。除《申请办理房屋所有权证的报告》上明确徐长媛、徐长林两人各50%的产权外，其他均未明确。2.二审庭审中，徐长媛认可在2013年拿到涉案房屋的产权证。3.2003年6月8日，德宇公司开具湖南省常德市往来结算统一凭据记账联（地税），载明付款人徐长林，购买德宇商贸城七号门面购房款51万元。同年6月18日，徐长林通过农行常德市分行营业部的账户转账给德宇公司35万元。同年8月30日，德宇公司开具湖南省常德市往来结算统一凭据记账联（地税），载明付款人徐长林，购买德宇商贸城七号门面购房款9万元。同年9月27日，徐长媛、徐长林共同与农行江北支行签订《个人住房按揭合同》，由徐长林向银行借款46万元支付购房款，徐长媛、徐长林在按揭合同上签名。同年9月30日，农行江北支行将门面按揭贷款46万元转账给德宇公司。同年9月30日，德宇公司转账给徐长林9.575万元，载明用途为付收回门面一次性补偿款。同年9月30日，德宇公司开具湖南省常德市往来结算统一凭据记账联（地税），载明付款人徐长林，购买德宇商贸城七号门面购房款46.425万元。同年9月30日，徐长林出具领条，载明领到德宇商贸城收回8号门面一次性补偿款35万元（其中含奖金优惠款2万元），加盖现金付讫印章，并签有“同意张权10.23”字样（说明：徐长媛、徐长林与德宇公司签订的《产权出让协议书》第四条约定，按时交清所购门面优惠2万元，以应付门面办证费用抵付）。同年10月24日，德宇商贸城开具收条，载明“今收到徐长林银行按揭抵付购买门面多余款95750元。经办：熊敬华2003.10.24”。以上往来结算统一凭据、收条、领条和转账凭证，均系复印自常德市鼎城区档案馆。徐长林也提交了关于2003年6月18日35万元的转账凭证。至此，德宇公司开具的往来结算统一凭据记账联载明共收到徐长林交来购房款106.425万元（即51万元+9万元+46.425万元），以徐长林、徐长媛名义共向德宇公司付款和转账共116万元［即35万元（系徐长媛门面补偿款）+35万元+46万元］，德宇公司转账给徐长林9.575万元（应为116万元-106.425万元）。徐长林二审庭审中陈述该9.575万元用于交按揭及门面的整改，徐长媛不认可。4.自2003年9月开始至今，徐长林、徐长媛与益丰公司签订多份租赁合同及补充协议，将诉争房屋租赁给益丰公司用于经营。其中2003年至2009年的租赁合同由徐长林经手与益丰公司签订，2009年以后的租赁合同由徐长媛、徐长林共同与益丰公司签订。双方约定，第一个合同年度（即2003年-2009年）年租金为15万元；第二个合同年度（2009年-2014年）租赁期为2009年9月15日至2014年9月14日，前三年租金每年30万元整，后两年的租金为每年49.5万元；第三个合同年度（2014年9月15日-2019年9月14日）年租金为51万元。收取的租金除偿还银行贷款46万元本息外，徐长林向徐长媛以转账的方式分别于2011年9月10日支付15万元、2012年9月9日支付19万元、2013年9月14日支付24.5万元、2014年9月9日支付51万元。第一个合同年度2003年9月15日至2009年9月9日的租金合计90万元，第二个合同年度2009年9月15日至2014年9月14日的租金为189万元。5.再审期间，徐长林陈述涉案房屋2003年-2009年的租金是益丰公司打到徐长林账上。徐长林、徐长媛均认可2003年—2006年的租金由徐长林支配，徐长林交按揭；2006年—2009年租金由徐长林转给徐长媛，徐长媛交按揭。2012年9月15日、2013年9月15日益丰公司两次均转账给徐长林49.5万元租金。再审对二审期间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涉案房屋产权应如何确定；二、徐长林是否隐瞒了应分给徐长媛的68万元租金。关于焦点一，徐长媛、徐长林与德宇公司就涉案房屋签订的相关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德宇公司将涉案房屋出让给徐长媛、徐长林的行为合法有效。涉案房屋的产权在发生争议时登记在徐长媛与徐长林两人名下，产权登记体现出徐长媛与徐长林各占一半的产权份额。产权份额来源于产权取得的原因行为。涉案房屋产权原属德宇公司，因德宇公司推进企业“两个置换”工作、理顺债权、债务关系的需要进行处置涉案房屋。涉案房屋的产权登记在徐长媛、徐长林名下是因德宇公司的转让行为形成，相关转让资料来看，涉案房屋的《拍卖成交确认书》上徐长媛与徐长林的签名均为徐长林所签；涉案房屋的《产权出让协议书》《房地产买卖契约》上的签名系徐长媛、徐长林亲自所签；涉案房屋《申请办理房屋所有权证的报告》上的签名均不是徐长媛、徐长林本人所签。可见部分关键转让资料确实系徐长媛与徐长林两人共同所签，虽在转让资料中双方并未明确各自在涉案房屋中所占份额，但本院二审认定双方系共同办理登记涉案房屋所有权并确认双方各自享有50%的产权份额正确。同时，从涉案房屋的产权证来看，该产权证在2013年就交由徐长媛见过并长时间持有，现徐长媛认为其并未仔细查看该产权证的内容，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虽然徐长媛主张其委托徐长林代为签订涉案房屋相关合同、涉案房屋全部是徐长媛所购买，但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本院对徐长媛的该再审主张不予采信。从资金来看，徐长媛与徐长林各自对购房资金的组成和如何交纳购房资金的陈述均还存在一些矛盾无法排除或不能证明的情况。徐长媛虽然提供了证人徐某、谢某的证言，但谢某陈述是听徐长媛讲述的情况，系传来证据，不能采信，徐某与双方均有利害关系，徐长媛也没有证据证明30万元的资金来源和取款证明，徐长媛陈述的30万元与德宇公司开具的往来结算统一凭证和转账凭证均不吻合。而徐长林提供的证人何某的证言与徐长林取款35万元的来源记录亦不吻合。故徐长媛、徐长林关于购房资金交纳的陈述和证据均不能证明交纳购房款项的情况，也不能以此为据证明双方所占产权份额。徐长林从德宇公司领回9.575万元，其陈述用于交按揭和门面整改，并无证据证实，应认定该9.575万元已由徐长林自己使用。因徐长媛、徐长林应各享有50%的产权份额，故该款亦应由双方各分割一半，徐长林应支付徐长媛4.7875万元和相应利息。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８条“借贷双方对有无约定利率发生争议，又不能证明的，可参照银行同类贷款利率计息”，徐长林应从其收到德宇公司退回的9.575万元即2003年9月30日开始至2019年8月19日，以4.7875万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利息；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清偿之日，应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利息。因该部分无当事人诉讼请求，故在本案中不能作出判决，应由双方另行解决。关于焦点二，徐长媛主张徐长林隐瞒租金收益68万元，其构成为第一个合同年度每年租金少报5万元，则该六年共计少报30万元，第二个合同年度的后两年每年租金少报19万元，则该两年共计少报38万元。经核实，对涉案房屋第一个合同年度（合同上写为2003年9月15日至2009年9月9日，按合同开始年份实为2003年至2008年这六年）年租金，徐长媛没有提交证据证明每年租金为20万元，依现有证据应认定年租金为15万元。故对徐长媛所说的第一个合同年年度内徐长林隐瞒租金30万元的主张因无充分证据不予支持。对于第二个合同年度即2009年9月15日至2014年9月14日的年租金，根据现有证据，前三年每年租金为30万元，后两年（2012年9月15日至2014年9月14日）每年为49.5万元。据益丰公司的证明，2012年9月15日至2014年9月15日，益丰公司将每年租金49.5万元转账给徐长林。徐长林已经转账43.5万元（即19万元+24.5万元）给徐长媛，但对徐长媛应得的6万元租金（即49.5万元-43.5万元）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徐长林仅陈述是在徐长媛买车库时将5万元现金交付给徐长媛，因徐长媛不认可此事，故本院不予采信。徐长林应承担偿还徐长媛6万元租金的责任。综上所述，徐长媛的再审请求部分成立，予以支持。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六条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本院（2018）湘07民终222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撤销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人民法院（2018）湘0702民初3680号民事判决；二、撤销本院（2018）湘07民终222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驳回徐长媛的全部诉讼请求；三、徐长林支付徐长媛租金6万元，限本判决送达后十五日内履行完毕；四、驳回徐长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29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3500元，共计36400元，由徐长媛负担30000元，徐长林负担6400元。保全费2720元由徐长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文国银审判员  李 雪审判员  金春明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书记员  余贵媛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六条由于当事人的原因未能在指定期限内举证，致使案件在二审或者再审期间因提出新的证据被人民法院发回重审或者改判的，原审裁判不属于错误裁判案件。一方当事人请求提出新的证据的另一方当事人负担由此增加的差旅、误工、证人出庭作证、诉讼等合理费用以及由此扩大的直接损失，人民法院应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