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330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郑艺钊，男，1955年7月14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现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刁勇文，广东杰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萧丽仪，广东杰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增城市安达国际旅行社，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岗前西路12号101首层。法定代表人：钟健生。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文婷，广东厚载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潘小中，男，1973年2月5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上诉人郑艺钊、增城市安达国际旅行社(以下简称安达旅行社)因与原审第三人潘小中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8）粤0118民初66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郑艺钊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支持郑艺钊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安达旅行社承担一审及二审全部案件受理费。事实和理由如下：一、一审法院未查明案件关键事实，就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的借款关系错误认定为无效合同，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主要包括：1.一审法院未依法查明事实，没有对郑艺钊提交的证实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证据作出审查认定，遗漏关键证据；2.一审法院对郑艺钊从广发银行授信额度获取的款项出借给安达旅行社的行为认定为高利贷，属于事实认定错误；3.郑艺钊与安达旅行社2002年至2017年的法定代表人之间不属于法律上的近亲属关系，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有资产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的“关联方”；4.一审法院对尚欠借款本金认定错误，郑艺钊一直诉称出借给安达旅行社的款项为100万元，其中90万元系郑艺钊委托郑艺施通过向广州市增城华倡制衣厂（以下简称华倡制衣厂）转账90万元，再由华倡制衣厂转账至安达旅行社，剩余的10万元借款是由安达旅行社拖欠郑艺施的借款所转化，而郑艺钊在庭审中确认安达旅行社归还了75000元是基于100万元借款归还的，而从安达旅行社提交的《增城区民政局财监科检查报告》中也可以看到安达旅行社拖欠郑艺钊的本金金额为925000元，并非未825000元。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首先，一审法院错误引用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该司法解释是2015年9月1日生效的，但本案所涉及的借贷是在2012年发生，司法解释没有追溯力；其次，对于郑艺钊与安达旅行社在2002年至2017年法定代表人关系的错误认定，主观上将姻亲关系随意扩大理解为法律上的近亲属关系，再次，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有资产法》第四十三条及第四十五条规定，不宜直接理解为效力性强制规定，涉案借款关系并未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三、郑艺钊与安达旅行社之间存在真实合法有效的借款关系，且安达旅行社履行了出借义务。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改判支持郑艺钊的上诉请求。安达旅行社辩称：首先，检查报告是率先否认了涉案借款的合法性的，已经是指出了涉案借款是未经审批擅自签订的。其次，审查报告所依据的材料是伪造的，是根据毛带勋的陈述编造的，所以审查报告不存在真实性，跟本案事实的一个真实性，不能反映与本案的关联性。再次，安达旅行社认为出借款的权属应为郑艺施，即毛带勋的配偶，郑艺钊仅是一个挂名出借人，而非实际的出借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第七十二条，在涉及关联方交易、国有资产转让等交易活动中，当事人恶意串通的，损害国有资产权益的，该交易行为无效。其明确了涉案借款合同，是违反了效力性的强制规定，应当为无效的。安达旅行社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并改判驳回郑艺钊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郑艺钊承担一审及二审全部案件受理费。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将依法应由郑艺钊承担的举证责任强加给安达旅行社，举证责任分配错误，加重安达旅行社的诉讼义务，侵害安达旅行社的诉讼权利，郑艺钊主张已经实际交付借款90万元给安达旅行社的证据不足，事实不清，一审法院认定安达旅行社已经收到该借款的事实错误。安达旅行社虽然收到华倡制衣厂的90万元款项，但该笔借款到底属于什么形式，郑艺钊对此根本无举证说明，在郑艺钊未充分说明及举证存在巨大漏洞的情况下，华倡制衣厂未声明放弃该笔款项的权利义务的前提下，一审法院认定90万元是借款，该认定是片面武断的。郑艺钊辩称：坚持其上诉意见。潘小中辩称：同意一审判决。郑艺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安达旅行社偿还借款本金925000元及利息（从2013年1月1日起至2018年8月31日止的利息为1241634.53元，从2018年9月1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安达旅行社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郑艺钊述称安达旅行社以缴纳处罚税、注册资金审计、返还旅游费等需资金周转为由向郑艺钊及潘小中借款150万元。2012年7月3日，安达旅行社（甲方）与郑艺钊、潘小中签订《协议书》，约定：一、安达旅行社向郑艺钊、潘小中筹款150万元；二、由于公司的资金较为紧张，为了保证让借款能够归还，因此，公司将泛亚公司2012年8月1日起15年里的管理费作为抵押的保证；三、在甲方向乙方借入款项的两个月内，甲方如果向广东泛亚客运有限公司收取了延大期费，将把收到的费用的60%作为乙方的手续费（甲方保证不低于90万港币）；四、如果甲方不能在2个月内收到延大期费，乙方将从收取广东泛亚客运有限公司的管理费中支付本金及手续费；五、甲方如果不能收取到延大期费，用收取的管理费支付乙方的本金和手续费时，甲方将优先把向广东泛亚客运有限公司6年内收取到的管理费付给乙方作为本金和手续费的归还；六、如果在2个月后，甲方又收回了延大期费，乙方仍按本协议的第三条收取手续费；七、借款时间2012年7月3日至2012年12月31日；八、用港币来归还资金时，公司保证按不低于每一百元港币兑换八十元人民币的汇率来计算。协议书落款处“甲方”栏载有安达旅行社的印章以及毛带勋的签名，“乙方”栏载有郑艺钊、潘小中的签名。郑艺钊主张上述150万元借款中的100万元系由其出借，剩余50万元借款系由潘小中出借。对于借款100万元的交付事实，郑艺钊述称其中90万元因需公对公转账，故由郑艺钊委托其妹妹郑艺施从其账户于2012年7月2日先转账给广州市增城华倡制衣厂，再由广州市增城华倡制衣厂转账至安达旅行社；剩余10万元系由于安达旅行社欠郑艺施借款10万元，双方同意将该笔借款债权转让给郑艺钊，并计入涉案借款，合计100万元。对此，郑艺钊提交以下证据予以证明：1、广发银行进账单（复印件加盖银行公章）、支付截图（复印件）及账户交易历史(原件)，用于证明郑艺施于2012年7月2日转账90万元至广州市增城华倡制衣厂。对此，安达旅行社认为上述证据仅能证明郑艺施向广州市增城华倡制衣厂转账的事实，但无法证明与本案的关联性。经查，该款项是郑艺施向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增城支行贷款所得。2、郑艺施出具的《证明》，主要内容为：“2012年7月2日，安达旅行社与郑艺钊达成借款合意。本人郑艺施受郑艺钊的委托于2012年7月2日通过本人名下广发银行账户将90万元转账给广州市增城华倡制衣厂，而后通过公对公方式由广州市增城华倡制衣厂将上述90万元转账至安达旅行社。”对此，安达旅行社认为郑艺施经营泰成公司，如果采取公对公方式，可以通过泰成公司转账给安达旅行社，且泰成公司与广州市增城华倡制衣厂有业务往来，则郑艺施转账给广州市增城华倡制衣厂的款项存在其他款项用途的可能性。3、安达旅行社盖章确认的收款收据(原件)及郑艺施的账户交易流水，用于证明安达旅行社于2012年1月19日确认收到郑艺施借款10万元的事实。对此，安达旅行社认为无法确认该笔借款的真实合法，账户交易流水不能显示转账的对方信息，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该笔借款债权转让给郑艺钊并将转让情况通知给安达旅行社。经查，上述郑艺施的账户交易流水中不能显示有转账汇出10万元款项的内容。2016年1月2日，安达旅行社出具一份《收据》交由郑艺钊收执，内容为：“今收到郑艺钊先生2012年7月交来借款100万元，2016年1月还欠借款92.5万元，我司拟于2017年作出还款方案。”《收据》落款处的“收款单位”栏加盖有安达旅行社的印章，“经手人”栏载有毛带勋的签名。安达旅行社表示无法确认该《收据》的真实性。庭审中，安达旅行社提交如下证据：1、安达旅行社的利润表，用于证明安达旅行社于2011年至2013年经营状况良好，没有对外借款的必要。2、2018年4月11日由郑艺钊向安达旅行社提交的《请求解决贵司欠我个人借款的申请》，用于证明郑艺钊的出借能力可疑。该申请的主要内容为：“2012年，安达国旅经营上资金困难，由小妹郑艺施促成，提出安达国旅向本人借款，并承诺利益回赠，与潘小中合共借款150万元。2012年以来尚欠郑艺钊925280元，恳请贵司迅速按双方协商好的方案将款归还本人。”3、移交清单，用于证明暂时无法核实是否收到广州市增城华倡制衣厂的款项，也无法核实广州市增城华倡制衣厂与安达旅行社是否存在其他交易。4、大额支付入账通知书、银行进账单等，用于证明安达旅行社在2012年1月19日和7月3日分别收到广州市增城华倡制衣厂的25万元和90万元，故安达旅行社与广州市增城华倡制衣厂曾有交易往来，无法证明该笔90万元系由郑艺钊出借给安达旅行社的涉案90万元。2018年4月23日，广州市增城区财政局财监科出具《检查报告》，其中显示：“安达旅行社于2012年7月3日，与郑艺钊、潘小中签订的《协议书》未经审批违规签订，并经核实，安达旅行社账面反映：（1）“其他应付款-郑艺钊”科目余额925280元，其中：2003年12月收到郑艺钊借款25280元；2012年7月3日，郑艺钊通过广州市增城华倡制衣厂汇给增城市安达旅行社90万元，截止2017年4月30日尚未偿还；（2）潘小中于2012年7月借给安达旅行社50万元，安达旅行社于2016年2月至4月分三笔还清。截止2017年4月30日“其他应付款-潘小中”科目余额-113632.34元，是2016年11月将从泛亚公司收取的2018年第一季度管理费117895.5元支付给潘小中，抵减潘小中偿还的代付社保费4263.16元，据了解，潘小中、郑艺钊均是法定代表人毛带勋亲戚，上述借款事项按规定必须经国资办或工交经营公司审批，但安达旅行社未经报批且未规避亲属关系，擅自借款并支付高额利息支出，未经审批擅自将国有资产收益低价转让给个人，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借款后，郑艺钊述称安达旅行社在收款借款的两个月内没有收到延大期费，但安达旅行社收到了泛亚客运公司2012年10月至2016年6月的管理费2273416.5元，其中郑艺钊仅收到安达旅行社于2012年至2013年期间归还的借款本金75000元，现仍欠借款本金925000元及利息未还。本案中，郑艺钊述称其主张安达旅行社应支付利息的计算方法为：1、从2013年1月1日起至2018年8月31日止的利息：涉案《协议书》约定以6年的管理费作为本金和手续费，而郑艺钊认为安达旅行社每月可收泛亚客运公司管理费的数额为51668.55元，因郑艺钊占借款总额150万元中的92.5万元，依照该比例计算郑艺钊可从每月管理费中收取还款31862.27元，再乘以借期68个月，总计2166634.53元，减去出借本金925000元后即应付利息1241634.53元；2、从2018年9月1日起至还清之日止的利息，则诉请按年利率6%予以计算。另查，安达旅行社属全民所有制企业，毛带勋曾任安达旅行社法定代表人，任职期限为2002年3月至2017年7月。郑艺钊与郑艺施系兄妹关系，郑艺施与毛带勋系夫妻关系，潘小中是毛带勋的妹夫。庭审中，郑艺钊申请毛带勋作为证人出庭作证，经一审法院询问，毛带勋主要陈述以下事实：“签订涉案《协议书》时，是我授权办公室人员加盖公章的，当时为处理缴纳罚款及旅行社欠款，曾向上级部门反映但无果，要求安达旅行社自行借款处理，涉案借款未向相关上级主管部门上报审批或备案；对于涉案借款100万元的组成，其中90万元是郑艺施转到华倡制衣厂（郑艺钊两兄妹经营制衣厂的客户），2012年7月再由华倡制衣厂划到安达旅行社公账；剩余10万元是安达旅行社借郑艺施20万元的一部分，该20万元借款安达旅行社已归还10万元，剩余10万元就作为郑艺钊的借款；借款后，安达旅行社归还了涉案借款本金75000元。”再查，潘小中述称在其与郑艺钊出借涉案款项给安达旅行社期间，安达旅行社的很多员工也借款给安达旅行社进行周转，只是其中潘小中和郑艺钊出借的款项较大。以上事实，有当事人的陈述，以及协议书、收据、中国农业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回单、增城区民政局财监科检查报告、利润表、请求解决贵司欠我个人借款的申请、移交清单、银行进账单、支付截图及流水清单借据、借款收据及账户流水、大额支付入账通知书、银行进账单、证人证言等证据证实。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郑艺钊系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因此本案属于涉港民商事纠纷案件，应参照涉外民事案件确定法律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本案中，双方没有约定解决纠纷适用的法律，而安达旅行社的住所地、郑艺钊的经常住所地、涉案借款的出借地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故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的法律。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有：一是郑艺钊有无实际交付借款100万元给安达旅行社；二、涉案《协议书》是否应为无效；三、郑艺钊诉请安达旅行社偿还的本息数额是否应予支持。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涉案《协议书》载明安达旅行社向郑艺钊借款100万元。首先，对于其中90万元借款的交付，郑艺钊主张系其委托郑艺施将款项先转至华倡制衣厂，再由华倡制衣厂转至安达旅行社，对此提交了相应的转账凭证予以证实，且郑艺施出具的《证明》、时任安达旅行社法定代表人毛带勋出庭作证亦确认上述事实。相反，安达旅行社虽然对收款事实予以否认，但其自行提供的银行转账凭证中亦显示安达旅行社确实收到华倡制衣厂转入的90万元。同时，安达旅行社还主张华倡制衣厂转来的上述90万元并不能证实是郑艺钊出借的涉案借款，但安达旅行社不能对究竟因何事由收取华倡制衣厂的上述款项作出明确且合理的解释，也不能提交其他反证证明上述款项属于华倡制衣厂与安达旅行社之间其他的交易往来，而确与涉案借款无关。另外，安达旅行社虽然还提交2012年1月19日华倡制衣厂银行曾转账25万元给安达旅行社的银行交易凭证，但依然不能合理说明具体的收款用途或事由，凭此也不能达到推翻郑艺钊主张已交付借款的证明目的。故郑艺钊主张其通过华倡制衣厂向安达旅行社交付了借款90万元，一审法院予以认定。其次，对于剩余10万元借款的交付，郑艺钊主张系安达旅行社将其仍欠郑艺施的10万元借款转为向郑艺钊的借款而来。一审法院认为，郑艺钊提交的一张《收款收据》虽然载明安达旅行社于2012年1月19日收到郑艺施的借款10万元，但其同时提交的银行交易流水却无法与之相对应，无法证明借款的实际交付，且本案中也没有任何证据显示郑艺施、郑艺钊、安达旅行社之间就上述10万元借款的债权转让达成过一致协议，以及显示郑艺施、郑艺钊将上述债权转让的事实通知给安达旅行社，故郑艺钊主张安达旅行社将其仍欠郑艺施的10万元借款转为向郑艺钊的借款，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一审法院认定郑艺钊向安达旅行社实际交付的借款数额为90万元。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一）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五）其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国家出资企业的关联方不得利用与国家出资企业之间的交易，谋取不当利益，损害国家出资企业利益。本法所称关联方，是指本企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近亲属，以及这些人员所有或者实际控制的企业。”第四十五条规定：“未经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同意，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不得有下列行为：（一）与关联方订立财产转让、借款的协议;……。”上述规定系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强制性规定，并因涉及社会公共利益，应属效力性强制规定，违反上述规定未履行法定审批程序，擅自签订借款协议的，应导致合同无效。首先，涉案《协议书》中载明的出借人郑艺钊、潘小中与借款人安达旅行社时任法定代表人毛带勋或其配偶郑艺施为近亲属关系，属于上述法律规定中的关联方，而对于涉案《协议书》的签订，毛带勋明确表示并未向上级主管部门履行上报审批手续，而系其直接指示安达旅行社有关工作人员进行盖章签订。其次，郑艺钊出借的90万元款项实际来源于郑艺施向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增城支行的贷款所得，而郑艺钊又将上述贷款高利转贷给安达旅行社。再者，结合涉案《协议书》中对还款期限、还款方式、还款数额的约定，经计算显然大大超过法律法规规定的借款利率保护上限，严重损害安达旅行社的合法利益，如实际履行将造成国有资产的严重流失。故综上，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一审法院认定郑艺钊、潘小中与安达旅行社签订的涉案《协议书》无效。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涉案《协议书》无效，故郑艺钊有权要求安达旅行社返还因涉案《协议书》取得的财产即90万元，庭审中郑艺钊自认安达旅行社在借款后偿还了本金75000元，而安达旅行社并未提交证据证实除此之外还有其他还款事实，故一审法院认定安达旅行社应向郑艺钊返还款项825000元。至于郑艺钊主张的利息请求。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因涉案《协议书》无效，故郑艺钊无权要求安达旅行社依照《协议书》中约定的标准及数额支付利息。其次，作为时任安达旅行社法定代表人的毛带勋，理应知悉安达旅行社与作为关联方的郑艺钊、潘小中签订借款协议，依法应征得上级主管部门的审批同意，但其个人无视有关法律规定，超权限直接授权办公室人员盖章签订涉案《协议书》，而郑艺钊作为毛带勋的近亲属，对于涉案《协议书》不经有关部门审批就直接签订可能存在违法，亦应当有足够的认识，故对导致涉案《协议书》无效的过错方应为郑艺钊与毛带勋，而安达旅行社本身对此并不存有过错。第三，对于安达旅行社当时确有需要对外大额借款用于经营周转、涉案所借款项确实用于处理安达旅行社缴纳处罚税、注册资金审计、返还旅游费等事实，本案中均无确实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故涉案借款的必要性和正当性亦显然不足。综上，一审法院认为对于郑艺钊出借涉案借款所造成的利息损失，不应由安达旅行社承担。郑艺钊诉请安达旅行社支付利息，缺乏理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项、第五项、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第四十三条、第四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五项的规定，一审判决如下：一、安达旅行社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返还825000元给郑艺钊；二、驳回郑艺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2030.1元，由郑艺钊负担12557.1元，安达旅行社负担9473元。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二审中，郑艺钊提交了以下新证据：1.增城市泰成有限公司的企业信息，记载该公司于1998年12月注册登记，在2011年4月28日被吊销营业执照，股东是郑艺施和郭国群；2.郑艺施的广发银行账户交易历史，记载郑艺施于2012年1月17日向华倡制衣厂转账50万元；3.50万元银行贷款截图；4.个人额度贷款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广发银行个人贷款支付申请书；5.蓝海连的身份证复印件、社会保险缴费历史明细表以及由蓝海连出具的《证明》，记载蓝海连自2007年5月至2015年3月为华倡制衣厂员工，蓝海连曾是华倡制衣厂出纳，于2012年1月17日、2012年7月2日分别收到郑艺施的50万元和90万元到华倡制衣厂账户，并受郑艺施委托于2012年1月19日将25万元划转至安达旅行社，于2012年7月3日将90万元划转至安达旅行社；6.张妙金的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结婚证，拟证明张妙金系郑艺钊的配偶；7.张妙金以及郑艺施的银行流水，记载：张妙金于2018年5月13日向郑艺施转账140万元，于2018年5月17日向郑艺施转账30万元，拟证明郑艺钊已经向郑艺施归还郑艺施垫付给安达旅行社的借款；8.总账及科目余额表打印件；9.郑艺施归还150万元贷款的银行流水以及贷款结清证明。经质证，安达旅行社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笔钱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3的三性不予认可，认为不能证明郑艺钊向安达旅行社支付了100万元借款；对证据4的三性予以认可，但认为贷款是用于经营，而非民间借贷；对证据5，认为证人没有出庭作证，应不予采信；对证据6，请求法院核实真实性；对证据7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与案涉借款间隔时间太长，无法证明是郑艺钊向郑艺施归还款项；对证据8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并认为第五页、第六页中涉及到的款项是个人开设门市部交给安达旅行社的风险金，案涉款项并非民间借贷；对证据9的三性予以认可。二审另查明：郑艺施于2012年1月17日向华倡制衣厂转账50万元，华倡制衣厂于2012年1月19日向安达旅行社转账25万元。郑艺钊主张前述25万元系郑艺施出借给安达旅行社的借款，之后双方有借有还，结算之后安达旅行社还拖欠郑艺施借款10万元，案涉借款的另外10万元系郑艺施将其对安达旅行社的10万元转让形成，根据郑艺钊提交的2012年1月19日由加盖安达旅行社财务章的收据记载：兹收到郑艺施暂借款10万元。郑艺施作为借款人及抵押人、增城市泰成有限公司作为保证人，毛带勋作为抵押人和保证人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增城支行签订《个人额度贷款合同》，约定郑艺施向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增城支行贷款150万元用于资金周转，贷款期限为1年。郑艺施出具支付申请书，申请将其中的50万元支付给华倡制衣厂。郑艺施于2013年1月17日还清了前述贷款本金及利息。本院依法通知蓝海连出庭作证，其未到庭陈述证言。郑艺钊的配偶张妙金于2018年5月13日向郑艺施转账140万元，于2018年5月17日向郑艺施转账30万元，郑艺钊主张其委托郑艺施代为向安达旅行社垫付案涉借款100万元后，前述款项系向郑艺施归还代付费用。本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因郑艺钊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故本案属于涉港民商事纠纷，应当参照涉外纠纷处理。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借款关系合同履行地在内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应当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内地法律作为解决本案争议的准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之一是案涉借款的真实性以及借款金额。对此，本院评析如下：对于案涉款项的支付情况，有转账凭证为证，虽然案涉的90万元系由华倡制衣厂转账给安达旅行社，但是郑艺施于2012年7月2日向华倡制衣厂转账90万元，再由华倡制衣厂于2012年7月3日转账给安达旅行社，且广州市增城区财政局财监科出具的《检查报告》中也记载了该90万元借款，安达旅行社虽然提出异议，但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与华倡制衣厂存在其他业务往来而收取华倡制衣厂的款项，而对于华倡制衣厂于2012年1月19日转账给安达旅行社的25万元，郑艺钊也提交了郑艺施于2012年1月17日转账给华倡制衣厂的50万元的相应证据，故一审法院认定前述90万元系借款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对于另外10万元借款，虽然郑艺钊主张系受让郑艺施对安达旅行社的借款10万元，但既未提交债权转让及通知债务人的证据，也未说明10万元借款金额的来由，故对于该10万元属于郑艺钊出借给安达旅行社的证据不足，当事人可以另行起诉主张权利。争议焦点之二是案涉借款合同是否有效。对此，本院评析如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第四十三条关于“国家出资企业的关联方不得利用与国家出资企业之间的交易，谋取不当利益，损害国家出资企业利益。本法所称关联方，是指本企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近亲属，以及这些人员所有或者实际控制的企业”的规定以及第四十五条关于“未经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同意，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不得有下列行为：（一）与关联方订立财产转让、借款的协议;……”的规定，涉案借款的出借人虽然名义上是郑艺钊，但实际上是由郑艺施支付借款本金，而郑艺施为时任安达旅行社法定代表人毛带勋的配偶，是毛带勋的近亲属，属于安达旅行社的关联方，故涉案借款应经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同意，而安达旅行社未经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同意，向郑艺施、郑艺钊借款，违反了上述法律的禁止性规定，该禁止性规定属于效力性强制规定，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关于“违反法律、行政法律的请执行规定的合同无效”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关于“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关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规定，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借款合同无效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对于借款本金返还及利息支付，一审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提交的证据依法作出判决，合理合法，且理由阐述充分，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郑艺钊、安达旅行社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030.1元，由郑艺钊负担12557.1元，由增城市安达国际旅行社负担9473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俞 颖审判员 徐玉宝审判员 李志明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李思泳刘嘉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