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229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聪爱，女,1939年8月27日出生。上诉人(原审原告)：梁京艳，女,1958年8月9日出生。上诉人(原审原告):梁京芬,女,1962年12月28日出生。上诉人(原审原告):梁京红,女,1964年11月9日出生。上诉人(原审原告)：梁京平（兼刘聪爱、梁京艳、梁京芬、梁京红委托诉讼代理人），女，1960年7月28日出生。上述五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谢辉，北京德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梁立伟，男,1971年12月27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毅恒，河北张国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新峰，男，1973年6月29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明宇，北京市达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聪爱、梁京艳、梁京芬、梁京红、梁京平、梁立伟因与被上诉人张新峰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2民初280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聪爱、梁京艳、梁京平、梁京芬、梁京红上诉请求：一、撤销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2民初28026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二、一、二审诉讼费由张新峰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遗漏诉讼请求,适用法律错误,违反法定程序,依法应予撤销、改判或发回重审。具体理由如下:一、一审法院未查明刘聪爱等五人是否为本案适格原告,系认定基本事实不清。1.一审法院未查明刘聪爱等五人的原告诉讼主体资格,便对实体权利和要件进行审查,且对于刘聪爱等五人第一、第二两项诉请的处理方式自相矛盾,违反了法定程序。(1)一审法院未查明刘聪爱等五人的原告诉讼主体资格是否适格。在与本案同一法庭、同一法官、同一时间并案审理的(2019)京0112民初29194号郭意凤诉张新峰、梁立伟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的裁定载明:“现法院生效判决已经确认梁自明与梁立伟之间的《房地产转让合同》无效,法院未处理物权转移登记系因案涉房屋过户至张新峰名下,从法律逻辑上讲,梁立伟取得案涉房屋物权的合同基础已经丧失,郭意凤不能因此成为案涉房屋的法定共有人,故其与本案无直接的利害关系,其作为原告主体不适格。”既然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合同基础丧失,郭意凤和梁立伟不是涉案房屋法定共有人,那么可以得知梁立伟转让涉案房屋的行为构成无权处分,其处分了梁自明与刘聪爱的夫妻共同财产。本案中梁京艳、梁京平、梁京芬、梁京红是以涉案房屋法定继承人的身份提起诉讼,刘聪爱则是以涉案房屋共有人(涉案房屋系梁自明与刘聪爱夫妻共同财产)和涉案房屋法定继承人的双重身份提起诉讼。刘聪爱等五人在起诉时提出了两项诉请,第一要求确认张新峰与梁立伟就涉案房屋签订的两份《房地产转让合同》无效,第二要求将涉案房屋回转登记至刘聪爱等五人名下。对于刘聪爱等五人的第二项诉请,一审法院以刘聪爱等五人及梁立伟能否以涉案房屋共有人身份追回涉案房屋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为由,未予处理。一审判决表述将刘聪爱等五人均冠以“涉案房屋共有人身份”,未作任何区分,显然一审法院并未认真核实刘聪爱等五人的原告诉讼主体资格。(2)一审法院在未查明刘聪爱等五人的原告诉讼主体资格的情况下,有选择性地处理刘聪爱等五人的两项诉讼请求,且处理方式相互矛盾,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根据判决书上的表述为“能否以涉案房屋共有人身份追回涉案房屋”,很明显一审法院是对刘聪爱等五人的原告主体资格“存疑”,即刘聪爱等五人是否有权追回涉案房屋。既然一审法院认为刘聪爱等五人的原告诉讼主体资格有问题,就应当中止程序,暂不对实体权利和要件进行审查和处理,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19条规定之规定,审查刘聪爱等五人是否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待查明刘聪爱等五人的原告诉讼主体资格后,一并处理刘聪爱等五人的第一、二项诉请,或裁定驳回起诉或继续审理。一审法院在未查明刘聪爱等五人是否系本案适格原告的情况下,有选择性地处理刘聪爱等五人的两项诉请,对于刘聪爱等五人要求确认合同无效的第一项诉请直接作出了裁决,判决确认合同有效;而对于第二项要求追回涉案房屋的诉请未作处理,其处理方式自相矛盾,严重违反了法定程序。第一、刘聪爱系本案适格原告。根据法院生效判决已经查明的事实,本案涉案房屋系刘聪爱与梁自明婚姻存续期间参加房改购得,虽然登记在梁自明名下,系其二人夫妻共同财产,刘聪爱为涉案房屋共有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106条,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刘聪爱作为涉案房屋共有人理所当然有权追回涉案房屋,系本案适格原告。同时,因梁自明已于2014年1月7日去世,涉案房屋作为梁自明的遗产应由其法定继承人继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规定,配偶、父母、子女为遗产的第一顺序继承人,上诉人刘聪爱作为梁自明的配偶系第一顺序继承人有权继承涉案房屋,故上诉人刘聪爱以涉案房屋法定继承人的身份亦有权追回涉案房屋。第二、梁京艳、梁京平、梁京芬、梁京红亦为本案适格原告。如上所述,梁自明去世后涉案房屋应由其法定继承人继承。梁京艳、梁京平、梁京芬、梁京红系梁自明之女,为涉案房屋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因此,梁京艳、梁京平、梁京芬、梁京红作为涉案房屋的法定继承人有权追回涉案房屋,亦为本案适格原告。二、一审判决遗漏诉讼请求,对于刘聪爱等五人要求将涉案房屋回转登记至刘聪爱等五人名下的诉讼请求未作处理。1.一审判决避重就轻,故意回避本案双方争议焦点问题—张新峰取得涉案房屋是否构成善意取得。如上所述,一审法院已在与本案并案审理的(2019)京0112民初29194号裁定中认定梁立伟取得涉案房屋的合同已经丧失,那么梁立伟将涉案房转让给张新峰的行为构成无权处分。刘聪爱等五人在起诉状中已经明确提出追回涉案房屋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部分也提出张新峰不构成善意取得,并且张新峰及其代理人在本次庭审及过去多次诉讼中均辩称张新峰取得涉案房屋系善意取得。本案上诉人刘聪爱经法院生效判决确认系涉案房屋共有人有权追回涉案房屋。一审法院应在本案中查明张新峰是否符合善意取得的要件,是否能够取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对于本案如此关键的争议焦点问题——张新峰是否构成善意取得,一审判决居然以刘聪爱等五人及梁立伟能否以涉案房屋共有人身份追回涉案房屋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本案不宜一并处理为由搪塞过关,甚至在判决书主文中对于张新峰是否构成善意取得的问题只字未提。2.张新峰取得涉案房屋不符合善意取得的要件。(1)张新峰受让涉案房屋时非善意,其已知梁立伟无权处分,存在重大过失。一审证据证明,张新峰在2005年9月12日办理涉案房屋抵押登记时就已经知道梁立伟配偶郭意凤为涉案房屋共有人。2006年1月12日,张新峰与梁立伟签订涉案合同办理涉案房屋过户手续时理所当然知道郭意凤系涉案房屋共有人。根据1994年《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七规定,本案涉诉共有房地产,未经其郭意凤书面同意不得转让。本案涉案合同以及涉案房屋办理过户时留档的北京市房屋产权登记申请书上仅有梁立伟一人签字,并无郭意凤签字,且张新峰在本案庭审明确承认办理过户时郭意凤并未到场。因此,张新峰受让涉案房屋时已经明确知道梁立伟无权处分,存在重大过失。(2)张新峰受让涉案房屋时未支付合理对价。根据一审法院调取的张新峰配偶张伟的银行卡明细以及警察对张新峰的询问笔录,梁立伟在2005年10月11日通过银行汇款方式向张伟账户还款2.25万元。该笔2.25万元系梁立伟用偿还其于2005年9月12日向张新峰借款的18万元(还款期限为2005年12月11日)。张新峰用以证明其与梁立伟借贷关系、日期为2005年12月12日的欠条未将该笔2.25万元还款扣除。按照张新峰以房抵债的主张,且假设26万元欠条是真实的情况下,根据清算结果,两套涉诉房屋抵偿的债务应为18万元-2.25万元+8万元=23.75万元。经评估得知,两套涉诉房屋的实际价值为36.35万元,抵债金额与涉诉房屋实际价值的比例为23.75万元/36.35万元=65%。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19条,转让价格达不到交易时交易地的指导价或者市场交易价百分之七十的,一般可以视为明显不合理的低价。两套涉案房屋抵偿债务的金额显然没有达到合理价格的最低限70%,因此应当认定张新峰未支付涉案房屋合理对价。三、一审遗漏了诉讼当事人,未追加梁立伟的配偶郭意凤为本案第三人,违反法定程序。在与本案同一法庭、同一法官、同一时间并案审理的(2019)京0112民初29194号郭意凤诉张新峰、梁立伟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一审法院以郭意凤作为原告主体不适格为由裁定驳回郭意凤的起诉。郭意凤起诉状中的第二项诉求为将涉案房屋回转登记至刘聪爱名下。本案的审理结果关系到郭意凤第二项诉求是否得以实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56条，本案处理结果与郭意凤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一审法院应追加郭意凤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另,追加郭意凤作为本案第三人更有利于查明张新峰是否构成善意取得这一关键事实。四、一审判决仅以合同和欠条简单认定债务清偿期限届满后,梁立伟与张新峰签订房屋买卖合同，购房款折抵债务系双方对债务履行方式的变更显然是错误的,未查明张新峰与梁立伟之间真实的法律关系。1.张新峰多次自认其与梁立伟之间不存在房屋买卖关系,涉案房屋过户至自己名下系由于以房抵债。在(2015)通民初字第6113号张新峰起诉梁立伟等排除妨害纠纷一案中,梁立伟在开庭时陈述其与张新峰之间并不存在房屋买卖关系(2015年8月4日普通开庭笔录第4页)，张新峰辩称梁立伟欠其26万元，以房屋做抵押了,后来梁立伟还不上钱了,就将涉案房屋过户到其名下(2016年10月13日普通开庭笔录第5页)。在(2015)通民初字第08091号案件中，张新峰在开庭时陈述其与梁立伟没有买卖合同关系，是梁立伟抵债将房屋过户给自己(2015年5月15日开庭笔录第2页),且张新峰的该主张已载明在生效判决书中。由此可知,购买涉案房屋是张新峰的虚伪意思表示,其隐藏的真实意思表示是以房抵债。张新峰在两次诉讼中均自认其与梁立伟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一审法院没有以当事人自认的事实为判决基础，作出与该自认事实相反的认定—涉案合同为买卖合同，购买涉案房屋系张新峰的真实意思表示,系认定事实错误。2.张新峰与梁立伟之间就涉案房屋的买卖交易过程不符合一般房屋买卖交易习惯。从本案中张新峰与梁立伟于2006年1月12日签订的两份《房地产转让合同书》来看,涉案合同仅约定了涉案房屋坐落、建筑面积及成交价格,双方未在合同中约定价款支付、违约责任等内容,且合同约定签订合同当日梁立伟腾空并交付房屋,上述一系列行为均有违常理。在涉案合同履行过程中,张新峰未经看房,也未能举证证明其已向梁立伟支付了合理对价,且双方之间没有实际的房屋交付行为。张新峰在涉案房屋产权过户至其名下长达近9年多的时间内从未提出要求梁立伟交房，刘聪爱和梁京艳,以及梁立伟一家三口至今仍正常居住在涉案房屋内。张新峰在取得涉案房屋所有权的过程中出现诸多不合常理、不符合正常买房人之处。由此可知,张新峰与梁立伟之间并不存在房屋买卖关系。3.房屋买卖合同与以房抵债合同两者在法律概念上的内涵和外延完全不同,不能互相替代。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后,张新峰与梁立伟并未达成以房抵债的合意,更没有就变更债务履行方式达成任何合意。房屋买卖合同属于法律规定的有名不要式合同,指出卖人向买受人出卖并转移房屋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交易双方的目的,一方目的是房屋所有权,另一方目的是获得房屋对价。以房抵债合同属于以物抵债或代物清偿,是法律没有规定的无名要式合同。交易双方必须基于债的存在才能签订该合同,而且交易目的相同,均是消灭债务。张新峰与梁立伟于2006年1月12日签订的涉案《房地产转让合同书》备注处载明:此房地产转让合同是依据“北京市城市房地产转让管理办法第十七条规定”所拟定;本合同填写内容如有不实,转让人、受让人承担一切责任。根据2001年《城市房地产转让管理规定》第三条第一款规定,“本规定所称房地产转让,是指房地产权利人通过买卖、赠与或者其他合法方式将其房地产转移给他人的行为。前款所称其他合法方式,主要包括下列行为……(四)以房地产抵债的……”因此,房地产转让中买卖与以房抵债是并列的交易方式,不能等同或相互替代。并且,根据2003年《北京市城市房地产转让管理办法》第17条规定,通过以房抵债方式转让房地产的,在转让合同书上应当写明清偿债务的金额。本案中两份涉案合同未约定是通过以房抵债方式转让房地产,在合同中也未写明清偿债务的金额。同时,2003年《北京市城市房地产转让管理办法》实施意见规定,《北京市城市房地产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转让合同或者与转让有关的法律文件”包括:1.以买卖方式转让房地产的,提交买卖合同……、以房地产清偿债务的,提交清偿债务合同;…通过一审法院调取的涉案房屋过户留档的资料,张新峰与梁立伟办理过户手续时并未提交清偿债务合同。因此,无证据证明张新峰与梁立伟达成了以房抵债的合意。此外,在(2017)京0112民初27968号案件中,张新峰与梁立伟均认可日期为2005年12月12日的26万欠条原件在（2015)通民初字第6113号卷宗中(2017年11月16日询问笔录第1页),该欠条原件是张新峰作为证据提交给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参见(2015)通民初字第6113号案件2015年8月4日普通开庭笔录第6页)。如按照张新峰所说,其与梁立伟达成以房抵债的合意后将涉案房屋过户至自己名下。既然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已经结清,那么26万元欠条的原件理应交给梁立伟或予以销毁。而该欠条原件一直在张新峰处保管,显然不符合常理。综上,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后,张新峰与梁立伟并未达成以涉案房屋抵偿债务的合意,双方更没有就变更债务履行方式达成任何合意。张新峰与梁立伟之间的真实法律关系为借贷关系。4.张新峰及其代理人多次虚假陈述,一审法院独断采信其自相矛盾的陈述,认定梁立伟向张新峰借款总额为26万元以及双方约定的房屋交易价款并未明显低于当时涉案房屋的市场价格系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判决错误地认定梁立伟与张新峰之间的欠款金额为26万元。本案中张新峰用以举证其与梁立伟之间借款金额的证据仅有一张日期为2005年12月12日的26万元欠条,对于该26万元借款是否交付给梁立伟,张新峰未提供任何证据加以证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通知》指出,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规定,对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及银行流水等款项交付凭证进行审查外，还应结合款项来源、交易习惯、经济能力、财产变化情况、当事人关系以及当事人陈述等因素综合判断借贷的真实情况。对于梁立伟与张新峰的债务金额,张新峰及其代理人前后矛盾。在(2015)通民初字第6113号案件(2015年5月8日谈话笔录第1页、2015年6月17日谈话笔录第2页)、(2015)通民初字第08091号案件(2015年5月15日开庭笔录第7页)和(2017)京0112民初27968号案件(2017年9月19日庭前质证笔录第3页)均陈述其与梁立伟之间的债务金额仅26万元。而在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刑侦支队的问询笔录中,张新峰称梁立伟向其还款的2.25万元偿还的并非是26万元借款,而是其他零星借款。即,除欠条上的26万元借款外,梁立伟与张新峰之间还存在其他借贷关系,但张新峰对于该主张未提供任何证据加以证明。一审法院仅凭欠条和张新峰及其代理人的陈述,错误地认定梁立伟欠张新峰借款金额为26万元。（2）张新峰虚假陈述故意隐瞒梁立伟已经还款2.25万元的事实。关于梁立伟于2005年10月11日向张新峰配偶张伟账户汇款的2.25万元，张新峰及其代理人在(2015)通民初字第08091号案件中否认梁立伟曾经向张伟账户汇款2.25万元偿还借款(2015年5月15日开庭笔录第8页、2016年11月23日开庭笔录第10页)，在(2017)京03民终6810号案件中亦否认梁立伟曾向其偿还借款的事实(2016年6月6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二审询问笔录第12页)，在(2017)京0112民初27968号案件中又称梁立伟偿还的2.25万元是作为租金给付的(2017年10月16日询问笔录第2页)。此处需要着重说明的是,梁立伟于2005年10月11日向张新峰配偶张伟账户汇款2.25万元,而涉案房屋于2006年1月12日才过户至张新峰名下,房屋尚未过户何来租金?而后对于法官的追问张新峰含糊其辞,称其记不清是否给过自己,也记不清给了多少钱,给的是什么钱(2017年10月16日询问笔录第2页)。张新峰故意隐瞒梁立伟曾于2005年10月11日汇款至张伟账户用于偿还18万元借款的事实。此次调取的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刑侦支队的问询笔录中,张新峰又狡辩称梁立伟向其还款的2.25万元是其他零星借款。张新峰及其代理人多次虚假陈述,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无视法律威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应予以罚款、拘留。一审法院独断采信张新峰及其代理人与以往庭审陈述自相矛盾的陈述,以梁立伟偿还张新峰2.25万元的转账日期系在欠条日期之前为由,错误地认定该2.25万元并非偿还26万元的债务。(3)张新峰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取得涉案房屋。假设张新峰与梁立伟之间26万元欠条是真实的,由于梁立伟已经偿还了2.25万元,其与张新峰的债务应为22.75万元。经评估得知,两套涉诉房屋的实际价值为36.35万元。按照张新峰以房抵债的主张,抵债金额与涉诉房屋实际价值的比例为23.75万元/36.35万元=65%。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19条,转让价格达不到交易时交易地的指导价或者市场交易价百分之七十的,一般可以视为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因此,张新峰是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取得涉案房屋。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对于张新峰与梁立伟之间的债务金额以及双方约定的房屋交易价款并未明显低于当时涉案房屋的市场价格系认定事实错误。五、一审法院作出了“虽然签订合同时,梁立伟的配偶未到场签字,但亦无法认定张新峰与梁立伟之间存在恶意传串通的情形”的认定是错误的。1.张新峰受让房屋时已经明确知道梁立伟无权处分涉案房屋,主观上存在损害梁立伟配偶郭意凤利益的恶意,梁立伟故意隐瞒郭意凤处分涉案房屋也存在主观恶意。涉案房屋在办理抵押登记时,张新峰要求梁立伟提供结婚证(伪造的)、户口簿(伪造的)、梁立伟配偶身份证(伪造的),并要求梁立伟配偶(假郭意凤)到场且在抵押登记共有权人上签字同意。即使按照张新峰的主张,其在办理抵押时不知以上证件是伪造的,也不知道办理抵押时梁立伟身边的配偶并非郭意凤本人。但可以肯定的是,张新峰在涉案房屋抵押时就知道了梁立伟有配偶且涉案房屋为梁立伟与其配偶郭意凤的夫妻共同财产。张新峰与梁立伟签订涉案合同办理涉案房屋过户手续时理所当然知道郭意凤系涉案房屋共有人。在未经郭意凤书面同意的情况下,张新峰仍与梁立伟签订涉案合同,主观上存在损害郭意凤权益的恶意。梁立伟明知涉案房屋是其采用欺骗手段过户至自己名下,且未经郭意凤同意无权处分的情况下,故意隐瞒其配偶郭意凤与张新峰签订涉案合同。张新峰与梁立伟明知双方之间不存在房屋买卖关系,但为了各自的目的,签订了虚伪意思表示的涉案合同,构成恶意串通。2.按照张新峰以房抵债的主张,其与梁立伟约定以梁立伟郭意凤的夫妻共同财产抵偿梁立伟个人债务,严重损害了郭意凤的合法权益。办理抵押时留底的借款协议书以及日期为2005年9月12日的借条上仅有梁立伟一人签字,其配偶郭意凤(包括郭意凤本人和冒充郭意凤的女人)签字。那么张新峰与梁立伟之间的借款18万元性质如何?是梁立伟个人债务还是梁立伟与郭意凤夫妻共同债务?假设26万元欠条是真实的,该欠条上仅有梁立伟一人签字,那么新增的8万元借款性质又如何?是梁立伟个人债务还是梁立伟与郭意凤夫妻共同债务?如张新峰以假郭意凤作为涉案房屋共有人在抵押登记申请书上签字同意在涉案房屋设定抵押为18万元借款提供担保为由,认为该18万元借款系梁立伟与郭意凤夫妻共同债务。但对于新增的8万元借款,张新峰并无证据证明该借款为梁立伟与郭意凤夫妻共同债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该笔新增的8万元债务应为梁立伟个人债务。按照张新峰以房抵债的主张,张新峰在明知未经郭意凤同意梁立伟无权处分的情况下与梁立伟签订涉案合同,以梁立伟与郭意凤的夫妻共同财产(涉案房屋)抵偿梁立伟个人债务。梁立伟隐瞒郭意凤向张新峰借款且该款项并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应为梁立伟个人债务,现梁立伟以夫妻共同财产抵偿个人债务,损害了郭意凤的合法权益。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遗漏诉讼请求,适用法律错误,违反法定程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64条之规定上诉至贵院,恳请贵院根据事实和法律,作出公正裁判。梁立伟辩称，同意刘聪爱等五人的上诉意见。梁立伟上诉请求：1.裁定撤销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2民初28026号民事判决书,并发回原审法院重审；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张新峰、梁京艳、梁京平、梁京芬、梁京红承担。本案与(2019)京0112民初29194号案(以下称29194号案)同一法庭、同一时间、同一法官并案审理。但是梁立伟认为,本案与29194号案关于诉讼主体资格的认定,存在双重标准,且说理相互矛盾,迳行判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同时,一审法院对本案基本事实认定不清,且存在错误。事实和理由详述如下:一、本案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应当发回重审。首先,在29194号案中,一审法官以冒梁自明之人与梁立伟签订的合同被判无效为时点,从法律逻辑上认为梁立伟已丧失取得涉案房屋物权的合同基础,故认定梁立伟与郭意凤不能成为涉案房屋共有权人。那么关于本案，依据一审法官的法律逻辑应当认定如下事实:1.因合同无效,梁立伟转让涉案房屋应属无权处分:2.涉案房屋为刘聪爱和梁自明夫妻共同财产,因此刘聪爱必定是房屋原权利人之一;3.梁自明于2014年去世,但涉案房屋已于2006年1月转移登记在张新峰名下,故涉案房屋在未返还之前，暂不能认定为梁自明的遗产，因此梁京艳等四人不能以原告主体资格身份提起诉讼；4.仅刘聪爱一人有权利主张梁立伟与张新峰签订的合同无效。若合同判决有效,必须对张新峰是否符合善意取得构成要件进行认定。其次,本案梁京艳等四人一审以涉案房屋共有权人身份提起诉讼的法律基础是基于梁自明去世后的继承法律关系。但是,判决书(第8页)载明“至于原告(刘聪爱等五人)及梁立伟是否以涉案房屋共有权人身份追回涉案房屋,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本案不宜一并处理。”按照一审法官前文所述法律逻辑，一审法官本当在本案中主动释明并查明涉案房屋是否为梁自明遗产,梁立伟处分的是否为梁自明的遗产,梁京艳等四人是否为继承人身份参与诉讼的程序性问题，但是一审法官并未主动履行以上法定程序，反而默认梁京艳等四原告具备主体适格,径行实体判决驳回刘聪爱、梁京艳等五人诉讼请求，却又同时对梁京艳等四原告是否作为合法继承人身份参与诉讼提出疑问。第三,一审法官犯了一个自我否定、自相矛盾的致命逻辑错误。如果一审法官认为涉案房屋暂无法确定为梁自明遗产,那么其也暂不能确定梁京艳等四原告是涉案房屋的法定继承人。因此,一审法官应当在本案中解决主体资格程序问题，而不是对梁京艳等四人作出实体判决同时又认为他们主体资格存疑。由上可知,根据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规定,一审法官本末倒置，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本案应当发回重审。二、一审法官基本事实认定不清,张新峰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存在虚假陈述。(一)抵押借款《借条》不具备真实性和合法性,该条记载的内容与张新峰在历次庭审中关于借款的陈述相互矛盾。2005年9月12日《借条》记载:“今向张新峰借现金拾捌万整(￥180000元)，用于经商全部款已收到，定于2005年12月12日前归还。”该条显示梁立伟一次性向张新峰借款18万元,并一次性当天全部收到。但是,《借条》表现的内容与张新峰在历次庭审中陈述的内容自相矛盾。张新峰具体陈述的事实如下:1.(2015)通民初字第08091号卷第29、30页庭审笔录清楚记载法官对张新峰借款的询问:“?如你所述梁立伟提出借款多少钱:好像是15、18万元,具体数额多少钱?你共借给梁立伟多少钱:分三次借款,共计同欠条的金额(注26万)?如你所述每次借款的时间是否清楚:记不清楚了?你提交的欠条为何载明共借款二次:有一笔18万元分两次给的,第一次给了15万元,后又追加了3万元。”从以上张新峰的答复可以看出,其都不清楚抵借出15万元,还是18万元,而且关于二次借款15万元、3万元凑成18万元借款的陈述与《借条》记载一次性收到18万现金的内容也不相符合。2.(2015)通民初字第08091号卷第52页庭审笔录记载法官对张新峰借款的询问:“当时借给梁立伟多少钱:第一次借给15万元,约定利息2分,即10万元每个月2000元利息,在房产抵押那儿给的现金,给了15万元；后来梁立伟又找我借了3万元，这个时间记不清了,再后来又借了8万,是2005年12月借的,当时梁立伟写了我方提交的欠条,约定到期一并还,还不上把房屋给我，8万元是在新华联物美给的现金,给15万元时我和一个朋友还有梁立伟和一个女的在场,梁立伟说那女的是他媳妇。”张新峰再次陈述其分15万元和3万元两次,不同时间借给梁立伟,该陈述与《借条》记载的内容自相矛盾。3.(2017)京0112民初27968号卷第34页庭审笔录记载法官对张新峰借款的询问:“?张新峰,就上述欠条情况向法庭说明:起初梁立伟通过刘彬找我,想借钱,第一次跟我借款15、18万元,具体数额记不清楚,我对借款不放心,怕没有保障,梁立伟表示有房本,梁立伟带着他爱人到房屋交易中心做了抵押登记,我为抵押权人,期间梁立伟表示搞南水北调工程,又向我借款8万元及3万元,后期梁立伟无法如期还款,但是2005.12.12当日给我书写钱款26万元的欠条。”“?张新峰,对于原告梁立伟陈述的上述事实什么意见:我不认可,我分三次借给梁立伟15万、3万、8万元,一共借给梁立伟26万元,并不存在利息的情况。”张新峰仍然记不清抵押借款的数额是15万，还是18万,但是坚持说分三次借给梁立伟15万、3万、8万元,这与《借条》上记载的一次性全部收到18万元的内容相抵触。4.通州区刑侦支队询问张新峰笔录(该笔录一审法院禁止复印)记载,当侦查人员询问张新峰,梁立伟向其抵押借款多少钱时,张新峰回答两套房子抵押借给梁立伟15万元。这显然与《借条》上记载的18万元借款完全不能自圆其说。由此可见,张新峰的陈述和《借条》记载的内容不具有真实性,也无法令人相信其合法性。(二)张新峰关于梁立伟还款的陈述,前后自相矛盾,不足采信。通州区刑侦支队调取梁立伟向张新峰指定的账号(张新峰妻子张伟账户)还款记录,证实梁立伟曾于2005年10月11日还款2.25万元。但是,张新峰对该笔还款在历次庭审及警察询问过程中的陈述前后矛盾,具体陈述如下:1.(2015)通民初字第08091号卷第52页庭审笔录记载法官对张新峰借款的询问:“?梁立伟是否给你还过钱:没有。梁立伟:我还过两次,一次10000元,一次22500元。均为工商银行汇款,是从我用现金在柜台汇出去的,对方账号户名是张伟,账户是张新峰提供的?张新峰,是否给梁立伟提供过张伟的账户:没给过,我认识张伟,她是我媳妇。”以上证明张新峰完全在撒谎。2.(2017)京03民终6810号卷第119页庭审笔录记载法官对张新峰借款的询问:“?:办理到张新峰名下什么情况?张新峰:当时梁立伟没有还钱,把房子按照当时的房价折抵给我的。?:过户之后又给了多少钱?张新峰:忘了。(注:证明还过钱,只是记不清多少了。)?:还了多少?被上(梁立伟):一次给了2.25万,还有一次给了1万元。?:何时还的?18万元还完了吗?被上:2005年9月份到12月份之间还的。没有还完。?:还多少钱?张新峰:没有还过。(注:刚说忘了还多少钱,又说没有还过。)?:怎么还的?被上:银行汇款。”张新峰的庭审陈述再次证明其故意撒谎。3.（2017）京0112民初27968号卷第34、35页庭审笔录记载法官对张新峰借款的询问:“?梁立伟表示之前向你偿还过22500、10000元,是否认可:房屋过户后,但由于梁立伟一家还在居住,我们口头约定房屋以出租的方式给梁立伟一家居住,此二笔钱是作为租金给得我,对于梁立伟陈述的上述二笔钱具体数额我记不清楚了,但是确实给了我钱了。”(注:承认还了这两笔钱,但又说租金,房子是抵押状态,还没有过户,何来租金之说?)“?张新峰,上述陈述是否认可:不认可,就是欠条约定的具体数额(注:26万元),有利息,当时口头的约定每月利息4500元,对于其陈述给付我的22500元、1万元,我记不清是否给付过我,我也记不清楚给了多少钱,给的是什么钱我也记不清楚了。”(注:刚说给钱了,又说记不清给了没有,给了多少钱,给的什么钱,统统又记不清了。)可见,张新峰的陈述总是飘忽不定,令人无法相信。4.通州区刑侦支队询问张新峰笔录(该笔录一审法院禁止复印)记载,当侦查人员询问张新峰是否收到梁立伟2.25万元和1万元还款时,他答复收到了,但又说是梁立伟归还的零星借款。张新峰在警察面前的陈述又与其多次庭审的陈述大相径庭。(三)26万元《欠条》不具备真实性和合法性,原审法院对《欠条》内容的基本事实认定错误。1.梁立伟在历次庭审和警察询问过程中均承认仅收到12.75万元借款,后归还借款3.25万元。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2.18万元借款作为26万元《欠条》的内容组成部分。前文已述18万《借条》的借款金额及收到款项情形与张新峰的陈述借款金额及过程相互矛盾,证明该《借条》的内容已不完全真实。《欠条》上的借款8万元是不存在的,因为梁立伟根本没有向张新峰借款8万元,张新峰也没有证据证明梁立伟收到其8万元的借款证据。因此,《欠条》的内容不具备真实性,26万欠款纯属虚增借款,目的就是骗取梁立伟父母的房屋财产。3.即使《借条》、《欠条》是真实的,原审法官也认定事实错误,因为18万元借款是26万欠款的组成部分,18万元借款在先,随后还款2.25万元,欠条最后,另外张新峰对于18万借款和还款的庭审陈述自相矛盾,所以应当认定梁立伟的2.25万元还款抵偿了18万元借款,也就是抵偿了26万元的借款。关于以上借款、还款、欠条的论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规定,张新峰在庭审中承认的对其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并作为对梁立伟有利的证据予以采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第十六条、二十七条规定,应当认定梁立伟已偿还张新峰2.25万元借款。三、一审法官将《房地产转让合同》认定为买卖合同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已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张新峰在（2015）通民初字第08091号卷宗第24页答辩:“?被告张新峰答辩:原告(指刘聪爱)陈述事实系张新峰欺骗取得房屋的事实不认可,我方与梁立伟没有买卖合同关系,是梁立伟折抵将房屋过户给张新峰,……。因此,张新峰的答辩承认其与梁立伟签订的《房地产转让合同》为以房抵债合同。综上所述,根据《民事诉讼法》之相关规定,特向贵院提出上诉,恳请贵院支持梁立伟之上诉请求,以维护梁立伟之合法权益。刘聪爱等五人同意梁立伟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张新峰辩称，同意一审法院判决，不同意刘聪爱、梁京艳、梁京平、梁京芬、梁京红、梁立伟的上诉请求。刘聪爱、梁京艳、梁京平、梁京芬、梁京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梁立伟、张新峰于2006年1月12日就北京市通州区XXXX号XX号楼231号、232号房屋（以下简称案涉房屋）签订的两份《房地产转让合同书》无效；2.判令张新峰协助将案涉房屋转移登记在刘聪爱、梁京艳、梁京平、梁京芬、梁京红名下；3.本案诉讼费用由张新峰、梁立伟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聪爱与梁自明系夫妻关系，梁自明于2014年1月7日去世，刘聪爱与梁自明育有五个子女，分别为梁京艳、梁京平、梁京芬、梁京红和梁立伟。1993年，梁自明参加房改，从其单位购买了案涉房屋，案涉房屋登记在梁自明名下。2005年8月29日，案外人持梁自明的委托书，代梁自明与梁立伟签订《房地产转让合同书》，将案涉房屋转移登记至梁立伟名下。2005年9月12日，梁立伟以案涉房屋设立抵押登记，抵押权人为张新峰，抵押期限为三个月，抵押权利价值为18万元，后双方于2006年1月12日注销抵押登记。2006年1月12日，梁立伟与张新峰签订《房地产转让合同书》，梁立伟将案涉房屋出售给张新峰，其中231号房屋价款约定为150009元、232号房屋价款约定为111991元，案涉房屋于2006年1月24日转移登记至张新峰名下。案涉房屋中的231号房屋一直由刘聪爱、梁自明居住使用，232号房屋一直由梁立伟及其妻子居住使用。2015年3月，张新峰要求刘聪爱腾退案涉房屋，刘聪爱将梁立伟、张新峰诉至法院，要求确认梁自明与梁立伟之间、以及梁立伟与张新峰之间的《房地产转让合同书》无效。法院经审理认为梁自明与梁立伟之间签订的《房地产转让合同书》并非梁自明的真实意思表示，于2017年4月13日作出（2015）通民初字第08091号民事判决书，确认梁自明与梁立伟之间的《房地产转让合同书》无效，该判决同时认为两次房屋买卖行为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故对于梁立伟与张新峰之间的合同效力问题未作处理。后刘聪爱、张新峰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30日作出判决，维持原判。2017年8月，刘聪爱、梁京艳、梁京平、梁京芬、梁京红将梁立伟、张新峰诉至法院，要求确认梁立伟与张新峰之间签订的《房地产转让合同》无效，在该案审理过程中，依当事人申请，法院委托评估机构对案涉房屋于2006年1月12日的市场价值进行司法评估，经评估，231号房屋于评估时点的市场价值为20.86万元、232号房屋于评估时点的市场价值为15.49万元。2019年4月，刘聪爱、梁京艳、梁京平、梁京芬、梁京红自愿撤回了对梁立伟、张新峰的诉讼。经询问，张新峰表示其与梁立伟签订的《房地产转让合同》中约定的购房款262000元系以之前梁立伟对其的欠款260000元进行的折抵，剩余的款项是当场支付的现金。经查，在梁立伟与张新峰于2005年9月办理案涉房屋抵押登记时，梁立伟曾向张新峰出具一份《收条》，载明：“今向张新峰借现金180000元，用于经商全部款已收到，定于2005年12月12日之前归还。”2005年12月12日，梁立伟签署一份《欠条》，载明：“因工程启动资金不足，向张新峰借现金80000元，加之前所借180000元，共计260000元，用期一个月，到2006年1月11日一次性还清，如到期不还，之前所押两套房屋归张新峰所有，借款人协助过户，并在半个月内搬出两套房屋。”梁立伟表示该《欠条》并非由其书写，其只是签字。经询问，张新峰表示其借给梁立伟的资金全部为现金支付；梁立伟主张其实际仅从张新峰处借款150000元，但张新峰只借给其127500元，为现金支付。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法院依当事人申请自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刑侦支队调取了张新峰、梁立伟的询问笔录，在笔录中，张新峰认可梁立伟曾向其还款22500元，但偿还的并非是上述260000元，而是其他零星借款。经查，梁立伟的上述还款22500元系转账至张新峰妻子账户，转账日期为2005年10月11日。另查，2005年9月，梁立伟与张新峰办理案涉房屋抵押登记时，在登记部门留存的梁立伟之妻郭意凤的身份证复印件、梁立伟与郭意凤的结婚证复印件确与开庭过程中刘聪爱等人提供的原件不符。梁立伟表示系张新峰向其提供的假证件。张新峰表示在办理抵押时，登记部门要求梁立伟的配偶到场，当时梁立伟带着一名女性及相关证件到场，其并未怀疑相关证件及人物的真实性，其对证件造假一事不知情。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主张依法成立的合同无效的，应当举证证明该合同符合无效的法定要件，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梁立伟向张新峰出具过相应的借条和欠条，借款总额为260000元，虽梁立伟否认借款的数额，但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佐证，故二人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2006年1月12日，在上述债务清偿期限届满后，梁立伟与张新峰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以购房款折抵债务，系双方对债务履行方式的变更，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关于刘聪爱、梁京艳、梁京平、梁京芬、梁京红主张梁立伟与张新峰之间的合同系通谋虚伪行为的意见，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梁立伟作为原告的利益相关方，其无证据佐证的陈述法院不予采信，购买案涉房屋系张新峰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存在虚假表示的情形。刘聪爱、梁京艳、梁京平、梁京芬、梁京红及梁立伟主张梁立伟已经偿还张新峰22500元，但该款项的转账日期系在梁立伟出具欠条之前，故无法证明该22500元系偿还260000元的债务。双方约定的房屋交易价款并未明显低于当时案涉房屋的市场价值，虽然签订合同时，梁立伟的配偶未到场签字，但亦无法认定梁立伟与张新峰之间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故梁立伟与张新峰之间就案涉房屋签订的《房地产转让合同》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也不存在其他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应属合法有效，关于刘聪爱、梁京艳、梁京平、梁京芬、梁京红及梁立伟要求确认上述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至于刘聪爱、梁京艳、梁京平、梁京芬、梁京红能否以案涉房屋共有权人身份追回案涉房屋，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本案不宜一并处理。据此，一审法院于2019年12月判决：驳回刘聪爱、梁京艳、梁京平、梁京芬、梁京红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刘聪爱等五人提交了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证据一）:证据一、郭意凤诉梁立伟和张新峰的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2民初29194号民事裁定书。证明：一审法院否定郭意凤涉案房屋法定共有人身份，承认梁立伟转让涉案房屋的行为构成无权处分，其处分了梁自明与上诉人刘聪爱的夫妻共同财产。第二组证据（证据二到证据五）:证据二、（2015）通民初字第6113号案件2015年8月4日普通开庭笔录第4页；证据三、（2015）通民初字第6113号案件2016年10月13日普通开庭笔录第5页；证据四、（2015）通民初字第08091号案件2015年5月15日开庭笔录第2页；证据五、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5）通民初字第08091号民事判决书第2页；第二组证据证明：张新峰与梁立伟均承认双方之间不存在房屋买卖关系。第三组证据（证据六到证据七）：证据六、（2017）京0112民初27968号案件2017年11月16日询问笔录第1页。证据七、（2015）通民初字第6113号案件2015年8月4日普通开庭笔录第6页。第三组证据证明：如果通过以房抵债方式，张新峰与梁立伟之间的债务已经结清，欠条原件仍由张新峰保管不符合常理，故张新峰与梁立伟并未就以房抵债达成合意。第四组证据（证据八到证据十五）：证据八、（2015）通民初字第6113号案件2015年5月8日谈话笔录第1页。证据九、（2015）通民初字第6113号案件2015年6月17日谈话笔录第2页。证据十、（2015）通民初字第08091号案件2015年5月15日开庭笔录第7页。证据十一、（2017）京0112民初27968号案件2017年9月19日庭前质证笔录第3页。证据十二、（2015）通民初字第08091号案件2015年5月15日开庭笔录第8页。证据十三、（2015）通民初字第08091号案件2016年11月23日开庭笔录第10页。证据十四、（2017）京03民终6810号案件2016年6月6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二审询问笔录第12页。证据十五、（2017）京0112民初27968号案件2017年10月16日询问笔录第2页。第四组证据证明：在通州刑侦支队询问前，张新峰均主张其借给梁立伟的借款金额为26万元。而在通州刑侦支队的问询笔录中，张新峰称除26万元借款外，其与梁立伟还存在其他借贷关系。关于梁立伟借款的陈述，前后自相矛盾。第五组证据（1-4）：1.（2015）通民初字第08091号案件（52页）。2.（2017）京0112民初27968号案件（31页）。3.（2017）京0112民初27968后案件（34页）。4.（2019）京0112民初28026号（8页）。第五组证据证明：张新峰关于2005年12月12日欠条上新增的8万元借款产生时间前后陈述不一致，对于欠条如何形成的陈述也前后不一致，构成虚假陈述。第六组证据（5-9）：5.（2015）通民初字第08091号（30页）。6.（2015）通民初字第08091号（52页）。7.（2017）京03民终6810号（119页）。8.（2017）京0112民初27968号（34页-35页）。9.（2017）京0112民初27968号（60页）。第六组证据证明：张新峰故意隐瞒梁立伟还款事实，其关于梁立伟还款的陈述，前后自相矛盾，构成虚假陈述。第七组证据（10-16）：10.（2015）通民初字第08091号（30页）。11.（2015）通民初字第08091号（52页）。12.（2017）京0112米处27968号（34页）。13.（2017）京0112民初27968号（55页）。14.（2017）京0112民初27968号（62页）。15.（2017）京0112民初27968号（63页）。16.（2019）京0112民初28026号（8页）。第七组证据证明：张新峰在办理涉案房屋抵押登记时已经知道梁立伟已婚有配偶，其配偶是涉案房屋共有人。张新峰在班里涉案房屋过户时明知梁立伟配偶系涉案房屋共有人的情况下，却未要求梁立伟配偶到场签署过户材料。因此，张新峰取得涉案房屋不构成善意取得。第八组证据（17-22）：17.（2015）通民初字第6113号（92页）。18.（2015）通民初字第08091号（24页）。19.（2015）通民初字第08091号（38页）。20.（2017）京0112民初27968号（31页）。21.（2017）京0112民初27968号（55页）。22、（2019）京0112民初28026（3页）。第八组证据证明：关于张新峰与梁立伟之间的《房地产转让合同书》，张新峰此前明确表示双方没有买卖合同关系，双方系以房抵债。此后，张新峰又变成双方将借贷关系转化为买卖关系。第九组证据（1-2）：1.任景海与梁京平、梁京芬于2015年3月22日的通话录音的光盘一张及文字材料3页、关于任景海送欠条的说明2页；2.任景海于2015年3月25日出具的收条复印件一张、梁立伟于2014年14月9日出具的借条复印件一张。第九组证据证明：本案涉嫌套路贷诈骗，任景海、张新峰、高云龙、贾三、刘卫兵（音）涉嫌诈骗，并且任景海起到关键作用，通过虚增债务诈骗了上诉人的两套房屋。梁立伟对刘聪爱等提交的证据表示认可。张新峰对刘聪爱等五人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第一组到第四组证据，不属于二审证据，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是法院出具的材料，只能作为法庭参考。属于对方的人为判断和推定，是对他们有利的结果。对第五组到第八组证据，质证意见同第一组到第四组证据的质证意见。对第九组证据，真实性无法确认，因为没有参与这件事，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任景海和梁立伟之间也有一笔债务，但是9-10年都没有要过，笔录上也有体现。案涉房屋也找人去了很多次，都是没有找到梁立伟，当时家里刘聪爱还在居住，所以不可能强迫她搬出去，这也是为什么没有提起诉讼要求返还房屋的原因。任景海跟张新峰以前根本不认识，后来是通过梁立伟介绍才认识的，如果前面的笔录中有陈述，以张新峰的陈述为准。梁立伟提交了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1.（2015）通民初字第6113号卷宗第54页、第92页；2.（2015）通民初字第08091号卷宗第29页、第30页、第52页；3.（2017）京0112民初27968号卷宗第31页、第34页；4.刑侦笔录；5.（2019）京0112民初28026号卷宗第7页，第一组证据证明张新峰关于2005年9月12日借条的产生时间、形成过程、款项支付等事实前后陈述不一致，已构成虚假陈述；18万元借条系张新峰等人为了实现将案涉房屋据为己有的目的而实施的套路中的一环；第二组证据：张新峰排除妨害案中的民事起诉状，证明张新峰在起诉状中自认8万元是2005年12月12日出借的，是新增的债务，梁立伟并未收到8万元，张新峰也没有证据证明梁立伟收到，印证了8万元借款系张新峰虚增的债务。刘聪爱等五人对梁立伟提交的证据表示认可。张新峰对梁立伟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涉及到法院的庭审笔录和相关判决的真实性均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不属于二审新证据。对于18万元的借条，该证据以前出现过，以张新峰本人陈述的意见为准，不属于二审新证据，证明目的不认可。对于起诉书，真实性认可，不属于二审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梁立伟确曾向张新峰借过款，虽然梁立伟否认借款的数额，但二人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2006年1月12日，双方约定的债务清偿期限届满后，梁立伟与张新峰签订《房地产转让合同书》，约定梁立伟将案涉房屋出售给张新峰，其中231号房屋价款约定为150009元、232号房屋价款约定为111991元，案涉房屋于2006年1月24日转移登记至张新峰名下，《房地产转让合同书》实质上属于以房抵债协议，性质上属于债务履行方式的变更，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关于刘聪爱、梁京艳、梁京平、梁京芬、梁京红主张梁立伟与张新峰之间的合同系通谋虚伪行为的意见，本院认为，通谋虚伪行为是指行为人与相对人通谋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本案中，梁立伟与张新峰签订的《房地产转让合同书》实质上就是以房抵债协议，不存在伪装行为与隐藏行为之分，刘聪爱、梁京艳、梁京平、梁京芬、梁京红主张梁立伟与张新峰之间的合同系通谋虚伪行为的意见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刘聪爱、梁京艳、梁京平、梁京芬、梁京红及梁立伟上诉主张的无权处分问题，不是合同无效的理由。本案系刘聪爱、梁京艳、梁京平、梁京芬、梁京红提起的确认合同无效纠纷，关于刘聪爱、梁京艳、梁京平、梁京芬、梁京红及梁立伟上诉主张的已还款数额，本案中不作认定。刘聪爱、梁京艳、梁京平、梁京芬、梁京红要求张新峰协助将案涉房屋转移登记至其名下的请求，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本院不宜处理。综上，刘聪爱、梁京艳、梁京平、梁京芬、梁京红及梁立伟上诉主张合同无效，理由不成立，对其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刘聪爱、梁京艳、梁京芬、梁京红、梁京平、梁立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0元，由梁立伟负担70元（已交纳），由刘聪爱、梁京艳、梁京芬、梁京红、梁京平负担70元（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玉娜审 判 员 贾 旭审 判 员 沈 放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单海涛法官助理 马文远书 记 员 陈 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