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20）粤刑终463号 原公诉机关广东省珠海市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黄建伟，化名童金阳，男，1962年1月14日出生，汉族，文化程度高中，台湾地区桃园市居民。因犯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于2006年7月31日被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万元，2007年3月22日刑满释放。因本案于2018年6月9日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13日被逮捕。现押于珠海市第一看守所。 指定辩护人朱鹏，广东朗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陈寿清，男，1984年8月7日出生，汉族，文化程度初中，户籍地福建省罗源县。因犯抢劫罪于2004年1月14日被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元，2004年9月15日刑满释放；因犯贩卖毒品罪于2006年9月5日被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元，2007年2月20日刑满释放；因犯故意伤害罪于2009年11月17日被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2011年1月6日刑满释放。因本案于2018年10月17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1月7日被逮捕。现押于珠海市第一看守所。 指定辩护人黄凯欢，广东定海针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王正雄，男，1958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文化程度初中，台湾地区云林市居民。因犯非法拘禁罪于2012年8月20日被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年，2013年4月21日刑满释放。因本案于2018年7月12日被刑事拘留，同年8月17日被逮捕。现押于珠海市第一看守所。 指定辩护人杨玲，广东国硕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黄尚礼，男，1974年5月2日出生，汉族，文化程度初中，台湾地区屏东县居民。因犯故意伤害罪、私藏枪支、弹药罪于1999年11月17日被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2017年7月9日刑满释放。因本案于2018年6月17日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13日被逮捕。现押于珠海市第一看守所。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简永盛，化名宋柒，男，1967年9月10日出生，文化程度高中，台湾地区南投县居民。因犯非法持有枪支罪于2006年7月31日被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2006年11月22日刑满释放。因本案于2018年8月1日被刑事拘留，同年8月31日被逮捕。现押于珠海市第一看守所。 指定辩护人高兰，北京大成（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人邱俊荣，男，1970年4月15日出生，汉族，文化程度高中，台湾地区桃园市居民。因本案于2018年6月9日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13日被逮捕。现已取保候审。 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广东省珠海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黄建伟犯入境发展黑社会组织罪、绑架罪、非法拘禁罪、故意毁坏尸体罪、被告人王正雄犯绑架罪、非法拘禁罪、被告人黄尚礼犯非法拘禁罪、敲诈勒索罪、寻衅滋事罪、被告人邱俊荣犯非法拘禁罪、被告人陈寿清犯绑架罪、被告人简永盛犯买卖身份证件罪、故意毁坏尸体罪一案，于2019年12月31日作出（2019）粤04刑初86号刑事判决。宣判后，被告人黄建伟、陈寿清、王正雄、黄尚礼、简永盛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提讯上诉人、听取辩护人意见，认为案件事实清楚，决定以不开庭的方式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2002年，被告人黄建伟从台湾来到大陆后，长期居住在广东省东莞市，先后拉拢、召集被告人简永盛、王正雄、邱俊荣、黄尚礼等人，以台湾“某帮伟董”等身份招揽非法追债业务，并采用暴力、暴力威胁、恐吓等手段强行索取债务以此获利。被告人黄建伟等人在广东省中山市、东莞市、珠海市等地多次实施绑架、非法拘禁等犯罪活动，严重扰乱社会秩序，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具体犯罪事实如下： （一）入境发展黑社会组织的犯罪事实 被告人黄建伟是台湾地区“某帮”领导者之一，在台湾涉命案被通缉后潜逃至大陆境内。2008年以来，黄建伟以东莞作为据点，炫耀自己台湾“某帮”领导者的身份和在台湾杀人、逞凶等经历，以此在广东台商圈中招揽非法追债业务。在此期间，被告人黄建伟拉拢简永盛、王正雄、黄尚礼、邱俊荣加入台湾“某帮”作为“小弟”，自己是理所当然的台湾“某帮伟董”，并指使简永盛等人以台湾“某帮”的名义，采用暴力、暴力威胁、恐吓等方式强行索取债务以此获取暴利。在东莞台商圈中成为令人闻之色变的“江湖大哥”。 （二）绑架、杀害被害人魏某1及故意毁坏尸体的犯罪事实 2007年至2008年初，被告人黄建伟打听到台湾“某帮”成员魏某2与其兄魏某1在台湾诈骗获利颇丰，加之其与魏某2有旧怨，于是与王正雄多次密谋绑架魏某1以勒索财物，如勒索不成便杀害魏某1。2008年年中，黄建伟与王正雄商定通过许某鸿（在逃），以参加张某某钦生日会的名义将魏某1约到张某某钦位于中山市南朗镇的农庄内实施绑架。2008年9月17日许某鸿与魏某1一起驾车从珠海去到上述农庄。随后在该农庄内，黄建伟安排王正雄、陈寿清、张某强、吕某扬（在逃）等人将被害人魏某1以铁丝捆绑手脚的方式控制起来，并禁锢在农庄里的一间房屋内，由陈寿清、吕某扬负责看守，第二天黄建伟、王正雄、陈寿清、吕某扬等人将魏某1塞在汽车后备箱内转移至东莞市大岭山一别墅内。其间，黄建伟要求魏某1写家书要求在台湾的亲人筹集赎金，由于黄建伟与魏某1就赎金金额未达成一致，加上与魏某1有旧怨，于是安排吕某扬、陈寿清将魏某1杀害，并分尸冷藏于该别墅一楼由黄建伟事先准备好的冰柜内，随后黄建伟安排简永盛、陈某强等人将藏尸冰柜搬到一出租屋内，并与简永盛、陈某强一起，通过肢解、烹煮、搅碎、抛弃的方式将魏某1的尸体毁尸灭迹。 （三）绑架、非法拘禁被害人李某某、曾某某的犯罪事实 2017年至2018年期间，被告人黄建伟伙同吴易霖（另案处理）等人多次在广东东莞等地密谋绑架台湾人李某某以勒索财物。2018年4月17日上午，在得知李某某当天从台湾到广东珠海的准确消息后，黄建伟指使吴易霖以帮忙追债为名纠集马友富、钟堂、熊长玺（三人均另案处理）驾车来到珠海，同时黄建伟指使王正雄、黄尚礼、邱俊荣驾车来到珠海市拱北口岸，由王正雄在澳门机场、黄尚礼在拱北口岸分别盯梢李某某，将李某某当天的行踪通报给在珠海守候的吴易霖等人。当日下午14时许，吴易霖、马友富、钟堂、熊长玺见到李某某、曾某某到达珠海市华发广场的住处后，即伙同黄尚礼直接闯入房间，冒充警察将李某某、曾某某押上汽车带到东莞市厚街镇某村台菜馆后，吴易霖安排人员用铁链锁住该二人双脚，由马友富、钟堂、熊长玺等人负责轮流看守。当晚，黄建伟以杀害相威胁，向李某某勒索台币1亿元赎金。4月18日，黄建伟、吴易霖又强逼李某某签下面额为台币5000万元的本票及《投资分红还款协议书》，同时威逼李某某录制筹钱求救录音并通过手机向其亲友播放。李某某的亲友林某辉等人因担心李某某的人身安全，四处紧急筹款并于4月20日将台币1000万元的赎金在台湾桃园市交付给黄建伟指定人员，当日下午，黄建伟、吴易霖将被害人李某某、曾某某释放。黄建伟通过地下钱庄兑换上述台币1000万元，实际收取人民币2,164,502元后，其支付给同案人吴易霖人民币32万元、王正雄人民币1万元作为报酬。 （四）敲诈勒索被害人伍某某的犯罪事实 2015年，台湾地区居民王嘉吉（另案处理）与台湾同乡在广东省惠东县某镇经营某农场的负责人伍某某约定合作种植水果获利分成，由于王嘉吉的种植基本无收成导致无法分红，但伍某某在生活方面还时常接济王嘉吉。2017年期间，王嘉吉因生病没有得到照顾，而对伍某某产生怨恨，遂借口与伍某某是雇佣关系，向其索要工资但被拒绝。2017年8月，王嘉吉经人介绍认识了吴易霖等人，双方合谋以索要工资为借口向伍某某勒索财物。2017年10月13日下午，吴易霖纠集马友富、钟堂、熊长玺、黄尚礼等人，在王嘉吉的引领下，前往惠东县某农场找到伍某某，以帮助王嘉吉追讨工资的名义用手铐拷住伍某某，并用电击枪电击其身体，强迫其承认拖欠工资，向其索要人民币100万元现金，被害人伍某某因恐惧，被逼无奈同意交付30万元现金。当晚18时许，伍某某电话通知司机送来人民币10万元现金交给王嘉吉，后又于10月24日安排他人将人民币20万元现金转交给对方。吴易霖从中收取人民币12万元报酬，支付黄尚礼人民币8000元、支付马友富、钟堂、熊长玺每人人民币5000元作为报酬。 （五）非法拘禁被害人吴某某的犯罪事实 2012年3月，简某某、马某某委托黄建伟处理吴某某（马某某表弟的合作伙伴）签署某电子（惠州）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合同一事。2012年4月21日14时许，黄建伟指使王正雄驾车（粤ST×）搭载曾某杰、方某仁到东莞市石排镇赤坎村万丰广场，将吴某某强行拉上车，吴某某在反抗过程中遭到三人殴打。后三人将吴某某强行带至东莞市长安镇锦厦村锦江路×号店铺内关押。黄建伟、马某某、简某某随后赶到上述关押地点。马某某将某电子（惠州）有限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的合同提供给黄建伟，由黄建伟强迫吴某某在该合同上签字确认。随后马某某、简某某、黄建伟携带合同离开现场。4月22日凌晨5时许，东莞市公安局通过技术手段解救吴某某。 （六）使用虚假身份证件的犯罪事实 2012年开始，被告人简永盛使用姓名为“宋柒”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办理建设银行储蓄卡两张、入住酒店58次。 （七）寻衅滋事的犯罪事实 2017年10月，东莞寮步镇某皮具厂负责人张某某与某皮具厂老板冼某某因劳务加工有关货物质量问题产生赔偿及债务纠纷。张某某经人介绍，请托吴易霖与冼某某请托的“东北帮”人员商谈相关债务事宜。后“东北帮”因一方被吴易霖一方揭露私自吞掉追讨的钱款5万元，意图找吴易霖寻仇报复，并与吴易霖电话约定斗殴的时间地点。2017年12月的一天晚上，吴易霖带领被告人黄尚礼以及马友富、钟堂、熊长玺等人驾车来到东莞市厚街镇锦豪酒店附近，与“东北帮”十余人发生相互追逐打斗，吴易霖持钢笔枪朝对方击发数枪，“东北帮”人员持砍刀追砍其驾驶的汽车。2018年1月，“东北帮”指派的三人又在某皮具厂追债闹事，吴易霖立即带领被告人黄尚礼以及马友富、钟堂、熊长玺等人手持组装好的枪支及仿真枪支威慑并殴打驱赶对方，此后“东北帮”不敢再来追债闹事。事后，张某某支付人民币3万元给吴易霖作为酬劳。 原判认定上述事实，有被害人陈述、书证、物证、搜查及现场勘验检查工作笔录、证人证言等证据证实，各被告人亦供述与辩解在案。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黄建伟系台湾“某帮”成员，到大陆境内发展多名黑社会组织成员，以勒索财物及绑架他人作为人质为目的绑架并杀害他人、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为索取债务非法拘禁他人，其行为分别构成入境发展黑社会组织罪、绑架罪、非法拘禁罪。被告人陈寿清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并杀害他人，其行为构成绑架罪。被告人王正雄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为索取债务非法拘禁他人，其行为分别构成绑架罪、非法拘禁罪。被告人黄尚礼为索取债务非法拘禁他人、敲诈勒索他人财物数额巨大、为非法追债随意殴打他人且情节恶劣，其行为分别构成非法拘禁罪、敲诈勒索罪、寻衅滋事罪。被告人简永盛明知是尸体而予以肢解、烹煮、搅碎；在应当提供身份证明的活动中，使用伪造的身份证件，其行为分别构成故意毁坏尸体罪、使用虚假身份证件罪。被告人邱俊荣为索取债务而非法拘禁他人，其行为构成非法拘禁罪。被告人黄建伟、王正雄、黄尚礼、简永盛犯数罪，应当数罪并罚。被告人黄建伟在绑架并杀害被害人魏某1、绑架被害人李某某、曾某某、非法拘禁被害人吴某某的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是主犯，应当按照其参与的或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被告人王正雄在绑架被害人魏某1的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是主犯，应当按照其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在非法拘禁被害人李某某、曾某某的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黄尚礼在非法拘禁被害人李某某、曾某某、敲诈勒索被害人伍某某、为非法追债随意殴打他人的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应当按照其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被告人陈寿清在绑架并杀害被害人魏某1的犯罪中是主犯，应当按照其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被告人简永盛在故意毁坏魏某1尸体的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是主犯应当按照其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被告人邱俊荣在非法拘禁被害人李某某、曾某某的共同犯罪中所起作用较小，是从犯，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黄建伟、王正雄、简永盛、黄尚礼、陈寿清曾因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在刑罚执行完毕后五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之罪，故被告人黄建伟、陈寿清在绑架杀害被害人魏某1、被告人简永盛在故意毁坏尸体、被告人王正雄、黄尚礼在非法拘禁被害人李某某、曾某某、被告人黄尚礼在敲诈勒索伍某某、寻衅滋事的犯罪中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被告人黄尚礼归案后检举、揭发同案人及其他犯罪集团的相关犯罪事实，并经查证属实，应认定为重大立功，可以减轻处罚；其归案后如实供述了侦查机关尚未掌握的寻衅滋事的犯罪事实，对该犯罪应认定为自首，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王正雄、黄尚礼、陈寿清、简永盛、邱俊荣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并当庭表示愿意认罪认罚，可以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二款、第二百三十九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百零二条、第二百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二百七十四条、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百八十条之一、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二款、第三款、第六十八条、第四十八条、第五十条第二款、第五十七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六十九条、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之规定，作出判决： （一）被告人黄建伟犯入境发展黑社会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犯绑架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二）对被告人黄建伟限制减刑。 （三）被告人陈寿清犯绑架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二十万元。 （四）被告人王正雄犯绑架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七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六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 （五）被告人黄尚礼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五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六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 （六）被告人简永盛犯故意毁坏尸体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犯使用虚假身份证件罪，判处拘役三个月，并处罚金五千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 （七）被告人邱俊荣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七个月。 （八）被告人黄建伟、王正雄、黄尚礼、邱俊荣与同案人吴易霖、马友富、钟堂、熊长玺（均另案处理）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向被害人李某某退赔人民币2,164,502元；被告人黄尚礼与吴易霖、马友富、钟堂、熊长玺向被害人伍某某返还人民币30万元。 （九）扣押在案的各被告人犯罪所用财物，予以没收（详见清单），其余物品由扣押机关依法处理。 黄建伟上诉提出：（1）其从台湾到大陆之后一直低调，尽量隐瞒真实身份、减少与外界接触，不存在宣扬自己在“某帮”身份非法追债的行为，同案人亦否认被吸收到“某帮”，不能以侦查期间的不实供述作为认定其入境发展黑社会组织的依据；（2）认定其绑架罪没有证据；所谓绑架并杀死魏某1，既没有尸体、工具、现场，也没有信件、录音，也不能确定魏已经死亡；而原判认定其与李某某不存在债务纠纷，仅听信一面之词。（3）一审法院没有坚持疑罪从无的原则，在证据不足之下对其定罪，并受到公诉机关引用台湾媒体片段的误导，先入为主地认为其属于十恶不赦之徒，从而对其作出过重的量刑。请求二审予以改判。 黄建伟的辩护人提出：（1）黄建伟离开台湾多年，与“某帮”已无联系，不再是帮主，不属于境外黑社会组织人员；其没有为“某帮”扩充势力的意图，也不存在宣扬和拉拢行为，其所结成的仅为一般团伙；即便其利用曾经的身份和影响力使人产生畏惧心理，也不能认定其有发展黑社会组织成员的主观目的；如果其行为构成犯罪，应当以相应的罪名追究刑事责任，不能简单认定其构成入境发展黑社会组织罪。（2）在魏某1案中，认定黄建伟构成绑架罪的证据不充分，表现在：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本案中黄建伟存在向魏某1以外的其他人索取赎金等不法要求；仅有言词证据指向黄建伟，同案人之间的供述无法相互印证，存在诸多疑点；缺乏凶器、其他作案工具以及被害人尸骨等证明被害人死亡的物证等直接证据。（3）李某某案中黄建伟不构成绑架罪，两人中间存在债务纠纷，黄建伟只是默认吴易霖以非法拘禁的方式索债，表现在：黄建伟供述其与李某某存在债务纠纷，同案人吴易霖、钟堂也供述李某某被拘禁期间承认其欠黄建伟的钱；黄建伟只是在吴易霖主动提出帮其处理债务时予以同意，其本人没有参与对李实施非法拘禁；在李某某被拘禁后，黄建伟到场与李沟通债务解决方案，收到首期款后即释放被害人，没有造成更严重后果。（4）同意一审对黄建伟非法拘禁吴某某的认定。请求二审对黄建伟的定罪量刑予以重新考虑。 陈寿清上诉提出：（1）其虽然参与绑架杀害魏某1的犯罪事实，但不是主犯，而是在黄建伟威逼下，在自身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才无奈实施犯罪行为。（2）其归案后如实供述，认罪态度好，认罪悔罪，请求二审予以改判，使其可以早日回归社会，照顾家属。 陈寿清的辩护人提出：陈寿清没有参与绑架的预谋，是在受蒙蔽之下参与了犯罪；其在被黄建伟威胁不动手杀人就要杀他等威胁之下才被迫参与杀害魏某1，应当认定为胁从犯；陈寿清归案后认罪态度好，悔罪态度诚恳，且其作为家庭支柱，被抓之后家庭陷入困难，请求二审对其改判，在十五年有期徒刑以下量刑。 王正雄上诉提出：其没有参与绑架，只是由于法律意识淡薄而在李某某案中到澳门机场察看李某某的航班是否到达。其有罪供述是由于文化程度不高、身体不好之下，在办案单位长时间审讯后连哄带骗而糊里糊涂签字的，全无事实。请求二审撤销一审判决或依法改判。 王正雄的辩护人提出：对原判认定王正雄参与绑架、非法拘禁的事实不持异议；王正雄只是在黄建伟安排下听从其指令参与犯罪行为，不知道黄建伟要杀害魏某1，对绑架后续的杀人行为不知情、未参与，不应对魏某1死亡的结果承担责任，原判认定王正雄为主犯是错误的；王正雄归案后如实供述，主动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有重大立功表现。请求二审予以改判，对王正雄从轻判决。 黄尚礼上诉提出：（1）对其随吴易霖到惠东县帮助王嘉吉追收工资款的行为，原判认定其构成敲诈勒索罪，且与吴易霖同为主犯，依据不足，定性不准。（2）原判虽然认定其有重大立功表现，但在量刑时对其多个立功情节没有充分体现。请求二审改判较轻刑罚。 简永盛上诉提出：魏某1被绑架案是其首先交代，有重大立功；其毁坏尸体行为亦是其主动交代，应认定为自首，且该行为是在黄建伟胁迫之下而实施。对这些情节原判均未予以体现。请求二审予以改判。 简永盛的辩护人提出：简永盛因涉嫌买卖身份证被立案后主动供述毁坏尸体行为，对该罪存在自首和主动供述情节；且在毁坏尸体中，简永盛被动参与，处于从犯地位，事后极其害怕和后悔，认罪、悔罪态度良好；原判对其重大立功表现亦未认定及体现。请求二审对简永盛从轻处理。 经审理查明： 2002年，上诉人黄建伟为逃避台湾警方通缉来到大陆，居住在广东省东莞市。在此期间，黄建伟为获取非法利益，先后拉拢、纠集上诉人简永盛、王正雄、黄尚礼、原审被告人邱俊荣等人，以台湾“某帮伟董”等身份招揽非法追债业务，采用暴力、暴力威胁、恐吓等手段强行索取债务，在广东省中山市、东莞市、珠海市等地多次实施绑架、非法拘禁等犯罪行为。具体犯罪事实如下： （一）黄建伟入境发展黑社会组织的事实。 上诉人黄建伟是台湾桃园黑社会组织“某帮”领导者之一。2008年以来，黄建伟以东莞作为据点，炫耀自己作为“某帮”领导者、“精神领袖”的身份和曾在台湾杀人、逞凶的经历，在广东台商圈中扩大影响，招揽非法追债业务。在此期间，黄建伟以“某帮伟董”拉拢来自台湾的简永盛、王正雄、黄尚礼、邱俊荣作为“某帮”的“小弟”，指使上述人员以“某帮”的名义，采用暴力、暴力威胁、恐吓等方式强行索取债务以此获取非法利益，对在广东省东莞等地经商、亲属和部分产业仍在台湾的台商造成巨大的危害。 认定依据： 1.书证。 （1）广东省公安厅港澳台事务工作办公室出具的《关于核查四名台湾籍犯罪嫌疑人背景资料的复函》。主要内容：黄建伟在台有不良帮派背景，是台湾桃园地区“某帮”的前任帮主，并因涉嫌杀人等罪于2003年、2005年、2012年6月29日被台湾司法部门通缉；邱俊荣无帮派列管资料，在台因涉嫌违反毒品防治条例于2013年6月28日被台湾司法部门通缉；黄尚礼无帮派列管资料，因涉嫌强盗罪于1998年7月24日被台湾司法部门通缉。 （2）广东省公安厅港澳台事务工作办公室鉴证的《桃园某帮之成立经过、经营行业等情资》，证实“某帮”的成立和发展过程。 （3）广东省公安厅港澳台事务工作办公室鉴证的《被告黄建伟等人帮派背景情资》，证实黄建伟在“某帮”的一些恐吓、勒索等违法犯罪行为的情况。 （4）广东省公安厅港澳台事务工作办公室出具的《关于提供台籍犯罪嫌疑人黄建伟在台涉案相关资料的函》及《黄建伟刑案记录》，证实广东省公安厅港澳台办将黄建伟在台有杀人、枪炮、组织犯罪等重大刑事案件的刑案记录、起诉书、判决书等资料转送省公安厅扫黑办。黄建伟在台刑案记录共5宗，其中杀人案件2宗，枪弹刀械案件3宗。 2.证人证言。 （1）证人吴某昌的证言。主要内容：我在台湾坐牢时认识了黄建伟，2005年左右我和黄建伟、陈某剑一起做普洱茶生意，最后生意赔了，但黄建伟要我还他7万元的损失。2009年的时候他到东莞来要这7万元，我无奈将我的一辆蓝色320型号的奔驰车给他，两个月后他还车给我，但还是要我还那7万元。2018年二三月份的时候，黄建伟的一个小弟（经辨认为黄尚礼）带着一帮人来到我在樟木头的钓鱼场找到我，说他是黄建伟某帮的小弟，黄建伟让他来收7万元的钱，他还当面打电话给黄建伟，我后来通过电话跟黄建伟谈每个月还他3000元，之后还了两个月听说黄建伟出事了。我知道黄建伟是台湾桃园人，是“某帮”的人，听说是“某帮”的一个大佬，“某帮”在台湾桃园是黑道社团，就会打杀什么的。大约是在2005年左右黄建伟在台湾犯了事逃到大陆来，然后就打着“某帮”的旗号去帮人收数，收取分成，之前我还听说有些人被黄建伟勒索过。 证人吴某昌辨认出黄建伟、黄尚礼。 （2）证人池某荣的证言。主要内容：2014年初，我承包张某在番禺海鸥岛一个工程项目，完工后张某没有给我钱，写了份《工程款支付承诺书》确认欠我工程款人民币4717364.71元，并承诺支付我误工费30万元。但是他没有履行承诺，我就一直催他还，但张某一直以各种借口推脱。到了2017年尾，我就向法院起诉张某，后有一天我跟朋友李某超喝茶时，提起了这件事，李某超说他有个朋友阿辉认识一帮催收工程款的人，我同意找他帮忙。几天后李某超、阿辉及另几名男子就来到我办公室，期间我写了一份《委托书》委托阿辉带来的一名男子去向张某收工程款，并注明要合法，不能使用暴力。第二天我带这名男子和几位兄弟去张某的住处，找到张某我就离开了。过了几天后我问李某超这件事怎么样了，阿超说他们找了张某两次都没有找到，他们没有办法了，事情就是这样。我不知道阿辉和被委托人的信息，李某超应该知道。 证人池某荣提供《工程款支付承诺书》并签名确认。 （3）证人李某超的证言。主要内容：2018年1月份左右，我、阿辉、池某荣有一次一起喝茶，池某荣说起他帮海鸥岛的开发商张某做了四五百万的工程，但张某不给工程款的事情，阿辉就说认识一个叫阿龙的，是专门帮人要债的，池某荣就说把阿龙介绍给他认识，后来我就让阿辉把阿龙约去池某荣在广州荔湾区的办公室里介绍阿龙给池某荣认识，阿龙了解事情后就让池某荣拿了份委托书给他。阿辉，全名侯某辉，47岁左右，住广州市白云区，池某荣、阿辉都是我多年的朋友。听阿辉说阿龙手下有一帮人很有势力的，具体是什么势力，什么背景，用什么手法收债我就不知道了。 证人李某超辨认出黄尚礼就是其所说的阿龙。 （4）证人张某的证言。主要内容：我之前在广州某海洋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开发一个“番禺海鸥岛某工程”项目，该项目承包给了广东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当时我们签合同规定是不能分包的，工程做到800万进度我们就付款，但是广东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层层分包，一个叫池某荣的包工头带领工程队做了100多万的工程虚报做了500多万工程就来要钱，我以没有按照合同履行为由拒绝付款。池某荣曾多次找我催收，要500多万人民币，我一直拒绝，只有一次看到工人实在辛苦就给了50多万给工人工资。后来他带着一帮人直接到我家小区门口拦住我，当时池某荣说已经委托这帮人向我追讨工程款了，以后就由这帮人找我谈，并出示了委托书，我就把他们带到我的办公室，后来因为他们太吵了我就把他们带到附近的茶馆商谈。商谈期间他们一直威胁我，说我不给钱就对我家人不利，我自始至终都没给，他们就来了一次，后面不知什么原因就没有来了。我不认识这帮人，应该是债务公司里专门帮人追债的人。我之前有去过洛溪新城派出所但是未果，后来我也没去了。 证人张某辨认出黄尚礼、吴易霖是带头追债威胁的人员之一。 （5）证人侯某辉的证言。主要内容：2017年8、9月份的时候，我到东莞玩时遇见了黄尚礼，他是我前些年认识的一位狱友，就互留了电话开始有互动，并在2018年春节时一起到广西桂林玩。过年后的一天，我和李某超一起喝茶时听说池某荣在海鸥岛的工程被拖了几百万工程款要不回来了，我就说我认识一个台湾人在东莞开财务公司的，专门帮人收债的，可以帮忙。之后李某超就跟池某荣讲，池某荣也同意让黄尚礼帮忙。隔了几天我约黄尚礼到池某荣在广州西湾路的办公室见面，见面后池某荣就把基本情况介绍给黄尚礼听，之后黄尚礼就要池某荣给他写了份委托书。这次见面后我还见了黄尚礼几次面，后来就听说他被抓了。黄尚礼是台湾人，之前听他说他曾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刑，我知道他有个财务公司，但是没去过，具体是什么业务也不清楚，具体怎样帮别人收债我也不清楚。 证人侯某辉辨认出黄尚礼。 （6）证人谢某泽的证言。主要内容：2002年我来大陆深圳做生意，2004年经朋友介绍认识了台湾人许某宏。2008年左右，许某宏引荐他的大哥“伟董”给我认识。认识之后，黄建伟经常约我喝咖啡，某的老大突然对我这个普通人这么好，我感到受宠若惊。一次他让我帮他从深圳买了六部手机（每部500元），合计3000元人民币，没过几天他就说手机有问题要退货，但我又无法退货，黄建伟就以此为由让我跟他做事，我知道他心狠手辣，迫于无奈开始做他小弟。2009年初我跟黄建伟跑到福州一个酒店房间内，他拿出翡翠杂志，特意翻到登他照片的那一页，说要我们看看他以前的事迹，我们就轮流翻看了。 2009年，许某宏接了一个委托收账的，对方是一个叫“阿根”的台湾人。许某宏与简永盛商量怎么去收，简永盛说他不想让黄建伟插手（因为他会拿大头），于是他们决定委托当地的一帮东北人去收，把收账委托书给了东北人，后来黄建伟知道了这事，而且去找债主收回了10万元，黄建伟把这10万元分给了简永盛1万元，许某宏5000元，还有5万元给了“阿根”。当时简永盛没敢收，因他还委托了东北人去收，怕两边不是人，没多久东北人还是知道了，他们把我、许某宏、“阿根”绑到了大岭山镇的一家西餐厅谈，当时外围有两三百都是东北人。据我了解，黄建伟很霸道，他说这是我们台湾人的债务凭啥给大陆人收，另外他对简永盛、许某宏私自背着他去收账很生气，后来简永盛也因为这笔账的事情与黄建伟闹翻了。 我经常在简永盛的餐厅吃饭，听他抱怨过黄建伟让他做了一些非常棘手的事情，但黄建伟只给了他5000元人民币就打发了。他说黄建伟当时命令他处理一个用铁链捆绑着的冰箱，他当时没说里面装着什么，但我和许某宏都听出来了里面是尸体，简永盛对黄建伟只给他5000元很不满。 我知道黄建伟手下有“马沙”、简永盛、许某宏、“旺旺”，另外还有一个叫“阿酷”的人给黄建伟当司机，还有一个叫“阿布”的大陆人，后来离开了。我知道他都是接受委托去帮台湾人收账的，因为黄建伟在台湾有命案，所以名气在外，委托他收账的数额都不小，他收账都打着“某”帮主的名号。 证人谢某泽辨认出黄建伟，马沙（王正雄），简永盛。 （7）证人罗某金的证言。主要内容：我2001年就回到大陆，在东莞做生意，2008年我生病中风之后，回台湾治疗以后又回东莞一直至今。我大约在2013年通过一个叫小许的朋友介绍认识黄建伟。认识之后，黄建伟和他的一些朋友常来我这喝茶聊天，他们称黄建伟为“伟董”，也提到“某帮”，所以我渐渐了解到黄建伟就是“某帮”的帮主。后来我从台湾新闻媒体报道中才了解到黄建伟在台湾犯案在逃了。黄建伟在东莞有几处物业出租，其中有两间是铺头，另一处是住宅。 在日常生活中，黄建伟身边关系近的有两个台湾人，一个年纪比较大叫“马沙”，另一个年纪比较轻叫“阿俊”的男子，这两人平时经常跟着黄建伟，“阿俊”为人很客气，做事很勤奋，黄建伟很多事情都让“阿俊”去办。但那个叫“马沙”的男子经常打着黄建伟的名头在外面任意妄为。一个叫张某平的台湾男子经常从台湾过来找黄建伟，我看黄建伟对他非常尊重。 （8）证人谢某裕的证言。主要内容：2014年左右，黄建伟在我的茶庄对面开了一家牛排馆。有次他走进我的茶庄自我介绍说“我是桃园黄建伟”，我一听就知道他是什么人了，因为他在台湾很出名，新闻经常会播他的恶行，听朋友说了很多他的事迹。后来听说黄建伟在东莞帮人收账，就是对在东莞做生意的台湾人敲诈勒索，比如我知道的两件事，一件是去年九月底，我朋友王嘉吉（台湾人）委托黄建伟帮他追债，王嘉吉和黄建伟是在罗某金的“饺世界”说的，但王嘉吉跟我很好，他告诉我他在农场打工，老板欠了他几年工钱，三十多万，后来黄建伟安排了几个“马仔”帮他要回来了，但由黄建伟先保管着。还有一件事是大约2012年的时候，黄建伟指使“马沙”带着他的几个“马仔”在东莞绑架了一个叫吴某某的台湾老板，目的是帮人追债，这个事情是曾某杰告诉我的，他就是当时绑架吴某某的人之一。我们在东莞的台湾人都很怕黄建伟，怕哪天也被他绑架了，听说他被抓我们还是很高兴的。 （9）证人骆某泉的证言。主要内容：我认识黄建伟、“阿明”等人，两年前，他们主动来到我公司，目的是向我讲讲他们的势力和背景，以方便他们以后做违法的事情。大概两年前，我当时是东城区台商协会的会长。那天我在办公室，来了七、八名陌生男子，为首的当时有三名男子说来拜访我。我的一个叫“三哥”的台湾朋友和我相约说来我办公室坐坐，之后就有七八名男子和“三哥”一起来到我的办公室，为首的有三个人，一个自称叫“伟哥”，一个叫“明哥”，还有一个叫萧某兴，他们说来拜访一下我这个会长，当时我就感觉不对，我觉得有些来者不善，他们是押着“三哥”过来的，我听说“三哥”欠他们一笔赌债，“三哥”和他们过来是向我借点钱还给他们，于是我就借了5000元给三哥还给他们。之后“伟哥”就直接向我示威性介绍自己，说他是台湾“某帮”的老大，他在台湾已经有好几条命案在身，现在他什么事情都不怕，什么违法犯罪的事情他都敢做。接着“明哥”也自我介绍，他说他在厚街一带的实力也很强，当时看他带着几个大陆小弟，“明哥”说以后有什么债收不回来可以找他，他是犯过事的人，有人有枪的，而且枪支要多少有多少，“伟哥”还特地对“明哥”说，“阿明，你拿出两只枪给会长看看，”当时我很害怕，就很客气地和他们聊天，没有看枪，一起来的还有一个叫萧某兴的台湾人，他就说他是厚街做生意的，没说什么背景，后来经过和其他台胞了解，我感觉萧某兴像是这些人的金主。之后“伟哥”约了我好几次，我害怕得罪他，表面上也和他接触，慢慢的知道他叫黄建伟，他还特地带我去东莞市公安局附近一座东升大厦认识一个叫“杨董”的台湾人，在那里开设赌场以后，我就感觉黄建伟会常带一些台商到这些赌场赌博，从中产生赌债，从而他们可以为由追债等。“三哥”可能就是这样的例子。 证人骆某泉辨认出黄建伟、吴易霖（“阿明”）。 （10）证人严某章的证言。主要内容：黄建伟是台湾“桃园某”的帮主，平常就靠绑架、勒索台湾的商人，放高利贷为生，反正东莞的台湾人都怕他。我一个姓郑的朋友因为在餐厅吃饭提起黄建伟时说“伟哥”，被传到黄建伟手下“马沙”那里去了，“马沙”说他不尊敬黄建伟，不称呼“伟董”，要修理他，除非他摆酒道歉。后来姓郑的摆了三围酒才把这事摆平。我还听说黄建伟绑架过吴某某，“玛莎”还因此坐了牢，还有“玛莎”曾经打着“某伟董”的名号去惠州农场追讨过工钱。反正我知道黄建伟是混黑道的，平常不敢惹他。 （11）证人黄某彦的证言。主要内容：我是东莞市常平镇土塘某塑料厂董事长，是台湾人。大约是2009年的时候，一个名叫陈某吉的台湾人来我厂里找我喝茶，“阿伟”带着三四名男子进来说陈某吉欠了他们80万元人民币，要把他带走，我把他们拦下一起坐下来谈，协商第二天陈某吉带50万到我厂里给他们来取。第二天陈某吉带了50万元过来给了“阿伟”他们。过了半年，“阿伟”带了两名男子来厂里找我说陈某吉欠了他们80万元，还了50万元，剩下的30万元要我补上。我拒绝了，几天后一天早上我骑单车从厂里出门，一辆蓝色的别克车把我拦下并拿球棍打我，我跑回厂里并报警了，当时我打给一个派出所工作人员，不是110。第二天一名叫“水仙”的人来做说客，但我也拒绝了，后来“阿伟”他们几次托人来找我要钱，我都拒绝了。我被打后“阿伟”没有上门来找过我，“阿伟”外号叫“矮子伟”，真名我是后来才知道的，叫黄建伟，我能辨认出他，“阿伟”带来的人我不一定能认出。我不知道陈某吉为何要把50万给“阿伟”，我也没有陈某吉的联系方式，“阿伟”当时找我要钱的时候没有其他人在场，“水仙”当时来找我说客的时候说过是“阿伟”找人打我的，但“水仙”现在已经死了。关于“阿伟”，据一些在东莞的台商说接到阿伟的电话问要50万，不给就在台湾绑架、殴打他的家人，“阿伟”就是靠到处恐吓别人弄钱的。 证人黄某彦辨认出黄建伟。 （12）证人林某辉的证言。主要内容：我在东莞长安镇做五金生意，在2000年的时候，我在东莞长安镇经营某五金制品有限公司，黄建伟、王正雄和一个叫“水仙”的人在长安镇一个楼盘那里开设赌场，我认识了他们，我当时听说黄建伟这群人经常打着某帮、某帮的名义勒索财物，而且黄建伟身上有命案，就一直躲着他们。大概2016年底的时候，我在长安镇一家卤肉店招待台湾朋友，黄建伟、王正雄一伙人十多个来到卤肉店，其中两个黄建伟的小弟走过来一左一右用手押着我说老大要找我谈谈，我当时身边也有七八个朋友，就帮我拦住了黄建伟那群人，我挣脱控制后从饭店的侧门离开了，之后我就再也没见过黄建伟他们了。他们当时应该是要绑架我勒索钱财，因为他们通常都是这种手段，当时我有去长安的派出所备案，但因为我提供的证据和线索不够，派出所没有立案。当时在场的人都回台湾去了，联系不上他们了。黄建伟一伙人其中“水仙”是台湾桃县人，60多岁，已经死了。王正雄，60多岁，也是台湾人。 证人林某辉辨认出黄建伟、王正雄。 3.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 （1）上诉人黄建伟的供述和辩解。主要内容：台湾“某帮”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开始创帮会，有七批成员，每一批相隔3至4年。第七批是我、吴某国、“阿鹿”。我二十多岁时，我在“某帮”里的威望日益提升，帮派里的人都尊我为“某帮”的“精神领袖”，地位与教主相当。我在“某帮”里最顶峰时期，我的手下有几十个堂口，帮派的小弟共有几千人，我们帮派涉猎的行业很多，包括了夜总会、赌场、电玩城等等，还承办一些演出、赛事。大约1995年至1998年间，台湾当局对台湾所有帮派进行了一次整治。当时我也以“某帮”帮主的身份被抓了起来，还给我加了很多罪名，如：毁损、枪击、组织帮派犯罪等。当时我被送到台湾台东绿岛监狱羁押，我被判无罪后被释放。到了2002年，我沾上了几件事情，被迫潜逃至大陆。我到大陆后没有参与管理“某帮”的事情，“某帮”表面上现在是李某某做帮主。但是我的江湖影响力还是有的，虽然我到了大陆来，但是他们还是很尊重我的为人和江湖地位，我有事情也会有人帮忙，帮会别人有事也会给我电话，我也有帮忙调解处理。 我到东莞后，台湾那边的“某帮”社团的许某宏、许某鸿找过我，还有三个台湾的生意人张某平、谢某、川哥找过我，他们知道我在台湾出事了，过来大陆玩顺便看看我。我从福建偷渡台湾时是林某榕帮我联系介绍的，后来到东莞长安又联系到他。我因偷渡被判刑出狱后自己一个人又回东莞，认识了我女朋友戴某英，通过“小黑”认识王正雄（“马沙”）、“阿酷”是“马沙”的亲戚、于某展（“旺旺”）、简永盛、吴易霖、邱俊荣、黄尚礼、许某鸿，迈克。“马沙”年纪比我大，我叫他“马沙哥”，他是台湾台北人，他是承包集体食堂做餐饮的，有时调解纠纷他会出面处理。邱俊荣是台湾的“某帮”社团的，他的老大是我们社团第五代的成员。“旺旺”是台湾的生意人，简永盛也是我们“某帮”社团的。吴易霖是我到大陆这边才认识的，他是台湾地下“某队”的成员，专门抢赌场的。黄尚礼是台湾高雄平东地区社团成员，之前是在东莞监狱坐牢认识吴易霖，出来后投靠吴易霖，迈克是简永盛的朋友，不知道他是做什么的。简永盛、邱俊荣、徐世宏、许彦宏和吕某国都是“某帮”的人，其中我只在中山见过许彦宏一次。 我在大陆也帮人处理一些经济纠纷或者追债之类的事情，但是我很少亲自出马，很多时候都是介绍其他人去帮忙。具体是：①2008年“马沙”叫我帮忙处理“大象”哥哥尸体那件事情，我就找了简永盛帮忙，简永盛又找来“胖子”帮忙；②2008年以后，有一次徐世宏找我帮忙处理“阿根”和他表弟的那个涉及60万元人民币的纠纷，当时我帮忙收回了10万，但是因为分成的问题和简永盛发生了误会，之后简永盛就开始对我有意见了；③2012年，简某某找我帮忙处理他女朋友马某某和吴某某的经济纠纷，当中涉及公司更名的问题和8000多万台币，那时我和简某某在电话里谈论这件事的时候刚好王正雄在我身边，王正雄就叫我交给他去办，我就介绍王正雄给简某某认识，让王正雄自己去帮简某某，王正雄又找了“阿杰”和“何仁”帮忙，后来他们抓了吴某某，犯了非法拘禁罪被判了刑。④2016年还是2017年，在广州花都有两个台湾人之间发生了经济纠纷，其中一方找我帮忙解决，我就找了吴易霖去，吴易霖还签了委托书去帮忙处理，但后来没有处理好；⑤2018年我找吴易霖帮忙向李某某追债这件事。 （2）上诉人黄尚礼的供述和辩解。主要内容：我在2017年7月出狱之后先是投靠了吴易霖，经吴易霖介绍认识了台湾“某帮”的帮主黄建伟，黄建伟知道我被限制出境一年，又刚出狱没有什么经济收入，于是叫我跟着他做帮人追债的事，他让我出去收债的时候，用他“某帮”的旗号（但也不会要我搞什么仪式入会）。他还让我去帮他招兵买马收小弟一起做他追债的“单子”，所以后来黄建伟算是我老大，我跟着他听他安排做事，做成事后会给我分三成作为我的好处。黄建伟接的委托很多，有绑人的，也有杀人的，接到委托之后会叫我和吴易霖跟他见面商量，他只对我们这条线，我们下面的小弟不能直接跟他有联系，以免被警察抓了之后这些小弟会供他出来。他会把本票或者收据给我们，让我们去帮他把人绑了，用黄建伟台湾“某帮”主的旗号告知对方是“伟哥”要追的钱，并且让我们用被绑的人自己的手机录音，比如花都那个姓蔡的老板，黄建伟给了我们一张纸，纸上大概内容是：“XX我们做人要讲良心，不该我们得的钱就不要得，还给人家，按照对方说的去做……”，让我们绑了人之后让对方按照这些内容去说，然后录音交给邱俊荣，再由邱俊荣交给他，他会找人去台湾那边把录音给这个老板的儿子听，然后收钱。一般据我所知，黄建伟绑过的台湾老板都知道台湾某“伟哥”，一说“伟哥”的名字他们都很害怕。 我看过黄建伟身边比较固定的成员有邱俊荣、“马沙”，还有一些从台湾过来的他的小弟，比如“阿堂”。帮黄建伟干过最多绑人的事情的是吴易霖，吴易霖手下有好多内地马仔，另外黄建伟还有一些我没见过的其他小弟。我也很快找到可以跟我一起帮黄建伟做事的人，比如“阿木”（四川人），“阿达”（台湾人），我也拉了一些吴易霖的小弟来帮黄建伟做事。 黄建伟让我安排人做过一些委托的单子，具体为：1、2018年2月份左右，黄建伟接了个台湾蔡老板（家住花都龙泉西路）欠人两千万人民币的委托，他叫我和“阿堂”带人去绑人，让我将蔡老板绑到他在一龙路据点的那个仓库，但是我装了GPS在这个老板的车底下跟踪了一下一直没有机会；2、黄建伟同时还叫我和“阿堂”去珠海夏湾新村绑架台湾某不倒会的会长，这个会长在珠海开了家融资公司，而且他在台湾也逼死了七、八个人，台湾那边黑帮老大“典哥”出资一千万找他，我和“阿堂”、黄建伟、“马沙”、“典哥”还有几个大哥级别的台湾人都来过珠海踩点，但还没机会下手；3、黄建伟让吴易霖策划实施绑架李某某，还安排了我、邱俊荣和“马沙”和吴易霖一起做。 我加入到某之后，黄建伟对我们也没有提过什么要求，但要求讲排场，吃饭人多或者走路的时候，我和邱俊荣都在他身后，像保镖一样，他讲话的时候，其他人不能插嘴，不然就会挨骂。黄建伟对帮派的小弟很严，如果乱做事或做错事，就被黄建伟骂。但像对吴易霖这些不是他本人小弟的，黄建伟的态度就会很好，跟对方有商有量。一般黄建伟召集我们处理事情都会通知我们去邱俊荣的汽车美容店内，平时会叫大家一起吃个饭，没有所谓的重要的节假日或者纪念日。 我还听邱俊荣和“阿堂”说过，2008年，黄建伟还将一个人分尸，他们还说黄建伟说过找到尸体就是谋杀罪，找不到尸体最多就是失踪案。 （3）上诉人简永盛的供述和辩解。主要内容：我在台湾时就被黄某义发展成为“某帮”的成员，具体帮“某帮”做了如下事情：①我加入某大约一年左右，黄建伟叫我去桃园清理门户杀一个小弟，我没砍死那个小弟，还在台湾判了七年刑罚，但实际只坐了两年十个月就出来了，黄建伟让我做了南投地区某的堂主。②我做了南投堂主后不久（当时我应该是34岁），黄建伟又要我和黄某义带着另外两个小弟游某益、邱某胜去杀某的叛徒王某成和台湾立委李某南，黄建伟跑来大陆之后就用电话遥控指挥黄某义操作某的事情，他在电话里面跟黄某义说，他来大陆之后身边需要小弟继续帮他在大陆这边做事，后来游某益拿着一把92式手枪，15发子弹都打光打死了王某成，然后就一直躲在台湾继续等机会枪杀李某南，我们动过两次手，但没有成功，我觉得在台湾呆不住了，就和黄某义先跑来大陆投靠了黄建伟，大约在2005年左右，黄建伟又安排我和李某龙偷渡回台湾枪杀李某南，但因为偷渡被抓，这事也不了了之。③来了大陆之后黄某义跟黄建伟闹了些矛盾就离开了黄建伟去柬埔寨贩毒了，而我投靠黄建伟之后，黄建伟让我帮他做着追债的事情，但因为当时我们没什么帮手，追不到钱，黄建伟小气，也不给我钱用，我只能自己在外面找事做，比如做做导游，和在朋友的餐厅里打打工。④到了2008年或2009年初，黄建伟绑架了“大象”的哥哥魏某1，后来把人弄死了，让我和陈某强帮他一起处理掉了魏某1的尸体。⑤2009年的时候帮派里的许某宏拿了一个追债的委托给黄建伟，黄建伟又让我去追，后来我找了东北人帮忙把钱追到了，黄建伟又不给人家分钱，因为这件事我跟黄建伟就闹翻了，跑去福建躲开黄建伟了。 2004至2005年期间，黄建伟会偶尔找我一起，与其小弟出去收债，到2007至2008年下半年，我在东莞生活，此时与黄建伟接触频繁，这段时间帮其收债较多。黄建伟的职业主要就是接受其他台湾人的委托，向在大陆生活的欠下债务的台湾人讨债。2004至2005年间，跟着黄建伟的小弟有许某宏、“马沙”、“阿欢”（黄建伟的司机，2005年离开了大陆）、“阿酷”（顶替“阿欢”做黄建伟的司机）、“米高”、“阿国”及我。2007至2008年间，跟着黄建伟的“小弟”只剩下许某宏、“马沙”、“阿酷”、“旺旺”、陈某强和我。我们这些跟着黄建伟的“小弟”都是台湾人。许某宏、“马沙”、“阿欢”、“阿酷”、“阿国”、“旺旺”都是台湾“某”的成员，因在台湾犯事、或被警方通缉，从而潜逃回大陆投靠黄建伟的。而我、陈某强没有台湾黑道背景，只是因在大陆混的不好，于是被黄建伟收纳旗下，跟着黄建伟，或者帮其前去收取一些在大陆台湾人的债务，从而获取一些经济利益。 黄建伟让我去收债的时候都是要我打着他“某帮主伟董”的旗号去跟别人说的，他要我们跟对方说：“现在这个钱是台湾某的老大‘伟董’要我们来收的，你可以去打听一下黄建伟这个名字，你就知道他是什么人了。”由于黄建伟收数的对象几乎都是台湾人，这些老板都听过黄建伟的事，因为黄建伟在台湾做的事情都是轰动全岛的。 黄建伟和我及其他帮派成员说过，如果背叛帮派、不服从帮主就视为违反帮规，违反帮规的就要被做掉（杀掉）。比如王某成和“大象”的哥哥魏某1就是某的人，因为出卖了黄建伟所以黄建伟要杀掉他们。黄建伟过来大陆之后曾跟我们说过，要许某宏在台湾那边帮他安排一些在台湾犯了事的人过来投靠他帮他做事，我见过过来投靠他的有“阿杰”、“迷糊”、“阿酷”、“旺旺”还有一些我记不住称呼的都有好几个。这些人都是“某帮”的，黄建伟在这边也是让他们帮他去追债。另外黄建伟在内地也有收小弟，我和他一起的时候他身边也常常会有带过几个内地的小弟，但是黄建伟不会介绍这些人，因为这些人的辈分不足以上台面，也没资格在台面上说话。 （4）上诉人王正雄的供述和辩解。主要内容：我在2007年认识黄建伟，我跟黄建伟从相识到深交，成为好朋友，并经常帮他做事。黄建伟在台湾做坏事很出名的，在台湾的警网上都会有他的名字，在道上混的人都知道他，他的名气在我们台湾人当中还是很出名的，在东莞黄建伟也是最有名气最高调的，很多台湾老板会找他去帮忙追讨债务。黄建伟接到委托之后就会安排给手下的人去做。 2009年，黄建伟曾跟我、曾某杰、小谢、方某仁去说他接了“阿根”的亲戚委托找人砸“阿根”的公司，黄建伟那次第一次明确说要我们说自己是“某帮伟董”的人，是“伟董”接受了他人委托要我们去砸的。我们当时都同意了，按照黄建伟的安排，方某仁和曾某杰、小谢上去公司砸，我负责开车接送他们。只是这次公司没人，所以我们没干成。但是黄建伟从这次的事看我们都同意按照他的安排做事，就认为我们是他某的马仔了。所以到了2012年，他又接了简某某的委托，要绑吴某某回来追债，他约了简某某、马某某、我、曾某杰、方某仁在长安迪欧咖啡厅谈这件事。我同意加入某有两个原因，一是担心违背黄建伟的意思会遭到他报复；二是打着某的名义去帮黄建伟追债有底气，因为在台湾人来说，有帮派身份的人一般他们都会比较害怕，容易办成事。 黄建伟让我称呼他“同学”，这是做给外面人看的，就是想让别人觉得我背景清白，不容易被警方盯上。事实上我只是他手下的一个小弟，做什么事都是他来安排，我要提出一下自己的意见就会被他训斥：“你懂还是我懂，你是大哥还是我是大哥。”然后我就不敢再出声了。 我在黄建伟手下具体做的事：①在黄建伟的指使下，打着“某”的名头参与实施相关的讨债活动；②大概2010年，一个叫“阿根”的台湾人可能跟他亲戚在生意上有冲突，导致那位亲戚对“阿根”很不满，于是那位亲戚就叫黄建伟去教训一下“阿根”，黄建伟就叫了曾某杰、方某仁、小谢去深圳“阿根”的公司里，如果见到“阿根”在公司，就砸他的公司，由我开着别克商务车载曾某杰、方某仁、小谢过去深圳，后来曾某杰、方某仁、小谢上去公司里，没有发现“阿根”，所以就没有砸；③2012年，我参与对吴某某的非法拘禁案，这件事是马某某、简某某找到黄建伟帮忙，当时他们在咖啡馆商量如何处理这件事情时，我也是看见过黄建伟拿出那本有报道他“某帮”的台湾杂志给马某某他们看，黄建伟安排了曾某杰、方某仁以及我去抓吴某某；④在李某某绑架案中，我帮黄建伟到澳门机场看李某某等人是否已到达，然后把信息告诉给邱俊荣。但后来事情发生完之后，我听邱俊荣说，黄建伟与吴易霖因为分赃的事情闹得不愉快。 黄建伟手下的“马仔”有“阿酷”（司机）、“阿呆”、邱俊荣、许某宏、方某仁、“小谢”、“旺旺”、“永盛”、“阿龙”（黄尚礼）及我。这些人都是台湾人。我们这些“马仔”对黄均尊称“伟董”。如果他们不听黄建伟的指挥或办事不利，黄建伟会骂下面“马仔”，我听过黄建伟直接用台湾话骂邱俊荣，内容大约是：说好几点来，你不来，是不想混了，想找死是吗，他下面的“马仔”都必须听他的。黄建伟还拿过一些报导他在台湾“某帮”所犯下的违法犯罪事迹的台湾杂志给大陆的台湾人看，就是为了让人怕他。 （5）原审被告人邱俊荣的供述和辩解。主要内容：2012年我从台湾来东莞，2014年通过吴易霖的介绍认识黄建伟，当时在场的还有黄尚礼。熟悉了之后，黄建伟对我说，你一个台湾人在这边万一有什么事情怎么办，不如过来跟我，帮我做事，我好照应你。当时我也觉得自己主动不欺负人，但也希望不被其他人欺负，而且帮黄建伟做事也有些好处，所以同意了。黄建伟在别人面前都会介绍我是他的小弟，他比较信任我，一般认识不久的人要找黄建伟，都会先找到我，黄尚礼（也叫“阿龙”）也跟着黄建伟做事，另外还有“马沙”、郑某堂、还有一个在厚街开旅行社的叫“阿水”的台湾男子，我做事做得不好，就会被黄建伟骂。我应该是2017年7、8月份答应帮黄建伟做事时，就已经算是“某帮”的成员。虽然黄建伟没有很明确叫我加入“某帮”，但他是很明确地叫我去帮他做事，也跟别人说我是他“公司”的小弟，我也承认了，黄建伟指“公司”的意思也就是大家都知道他的“某帮”，因为他没有开名义上的公司，他在别人面前都说自己是“某帮”的帮主、“精神领袖”，况且我们每次出去帮黄建伟收数，黄建伟都要让我们这些小弟跟对方说是“台湾的伟董”或者“台湾某帮的伟董”叫我们来收数，不能打着其它旗号去收数，因为“台湾某帮黄建伟”的名气在大陆东莞那一带的台湾人里都非常有知名度，知道黄建伟是怎样的一个狠角色，收数起来都很方便，所以从这几个方面来看，尽管黄建伟没有明确说是加入“某帮”，但其实从我答应帮他做事那天起，黄建伟就把我当做是“某帮”的人，我也觉得无所谓。 我帮黄建伟做过以下事情：①2018年3、4月份的时候，黄建伟的一个叫“山东哥”的台湾朋友，他委托黄建伟去珠海收数，后来黄建伟、我、“山东哥”等人去珠海认人，但后来事情没办好，“山东哥”没付钱给黄建伟，自然我们做小弟也不可能收到报酬，但是这次的车费、油费是黄建伟出的；②2018年3、4月黄建伟说他有个叫“国昌”的朋友欠了他七万元，于是就叫我和“阿龙”去东莞樟木头向这名台湾人收数，我们找到“国昌”，他让“阿龙”打电话给黄建伟，接通后“国昌”就拿着阿龙的电话跟黄建伟谈，之后谈好每个月还给黄建伟2000至3000元人民币，以转账方式给黄建伟，事后每次“国昌”还钱给黄建伟，我和阿龙都能获取报酬，其中阿龙500元，我400元；③2018年3月底的时候，一个姓“孙”的台湾人委托黄建伟向广州花都的一名台商收一笔大概2000万台币的账，黄建伟就叫我和“阿龙”负责这件事，但这件事折腾了好几回，还是未能把人绑回来，所以这笔债暂时还没有能收到；④还有就是今年（2019年）3、4月份绑架李某某的事情，前期是黄建伟安排我和“阿龙”去珠海踩点，到实施绑架的当天，是由我开车载着“阿龙”、“马沙”到珠海拱北地下停车场，“马沙”过关去了澳门确认李某某的航班信息，后黄建伟或是“马沙”发了信息给我说李某某已经到达，再后来黄建伟叫我接上马沙一起回来，但“马沙”说在珠海跟朋友一起，之后“阿龙”打电话给我，叫我开车到珠海的竹林酒店，我在酒店等了一个多小时，“阿龙”说他们已经把人押走，目前在高速公路上，我就自己叫了一部滴滴回东莞，让朋友帮忙付了300多块的车费。事后，我才从吴易霖那里分得2万元人民币；⑤去年年底，黄建伟受委托要向一个叫“中裕”的台湾人收大概20万人民币的账，当时就问我有没有认识“中裕”这个人，刚好我的朋友“阿达”在旁边，就说认识这个“中裕”，于是黄建伟就让阿达负责收这笔账，后来阿达说这个“中裕”是住在东莞常平一带，还说“中裕”身材高大，不好对付，就叫黄建伟借一把枪给他用来防身，黄建伟就通过我把枪交给了阿达，我记得当时黄建伟叫我到南栅公园，然后把一个装有90制式手枪、6颗子弹的黑白色相间电脑手提袋交给我，我就再转交给阿达，不过后来阿达也是因为找不到人，所以这次收数也是不成功。 黄建伟管理我们也没有什么要求，就是明确叫我们不要沾毒品，怕我们被抓，然后对于我们这些小弟，他会比较严，做错事会被他骂，不能迟到，吃饭的时候要他先动筷子，我们才能跟着吃，当然黄建伟作为我们的老大，我们都是很敬重他，也知道他在“某帮”里是个狠角色，又有命案在身上，如果反抗他，可能会有不好的下场，所以也不会随便跟黄建伟对着干，反正他叫我们做的事都是收数比较多，我也无所谓。至于像“阿达”、“阿明”只是帮黄建伟做事，也算是合作关系，所以黄建伟跟他们都是有讨论商量的。在日常应酬中，黄建伟带我们出来时，没有提出什么要求，但是与委托人吃饭的时候，我们都会被安排坐在另外一桌吃，黄建伟与委托人一桌，我们都不能插话的。 （二）绑架、杀死魏某1及故意毁坏尸体的犯罪事实。 2007年至2008年初，上诉人黄建伟打听到台湾“某帮”成员魏某2与其兄魏某1在台湾诈骗获利颇丰，加之其与魏某2有旧怨，于是与上诉人王正雄多次密谋绑架魏某1以勒索财物，如勒索不成便杀死魏某1。2008年年中，黄建伟与王正雄商定通过许某鸿（在逃），以参加张某某钦生日会的名义将魏某1约到张某某钦位于中山市南朗镇的农庄内实施绑架。2008年9月17日，许某鸿与魏某1一起驾车从珠海去到上述农庄。在该农庄内，黄建伟安排王正雄、陈寿清、张某强、吕某扬（在逃）等人将魏某1以铁丝捆绑手脚的方式控制起来，并禁锢在农庄里的一间房屋内，由陈寿清、吕某扬负责看守。第二天黄建伟、王正雄、陈寿清、吕某扬等人将魏某1塞在汽车后备箱内转移至东莞市大岭山一别墅内。其间，黄建伟要求魏某1写信给台湾的亲属筹集赎金，但未能就赎金金额达成一致，黄建伟于是安排吕某扬、陈寿清将魏某1杀害，并分尸冷藏于该别墅一楼由黄建伟事先准备好的冰柜内。随后黄建伟安排简永盛、陈某强等人将藏尸的冰柜搬到一出租屋内，并与简永盛、陈某强一起，通过肢解、烹煮、搅碎、抛弃的方式将魏某1的尸体毁尸灭迹。 认定依据： 1.现场勘验笔录及现场照片。侦查机关对东莞市大岭山镇元岭村香园街二巷18号别墅进行现场勘验及提取了可疑斑迹，但对可疑斑迹联苯胺检测均为阴性。 2.魏某2提交的彭某融写给其的信件及魏某1的户籍资料。主要内容为：“另有一事告知，但因无法证实我没有告诉伯母。本月24号赵某打电话给我说大哥人还在。她在电话里听到大哥求救的声音，然后他应对方要求付出一万元，之后到指定地点却没有见到大哥的人。对方电话是13799×，是福建漳州的，当时先打075682×座机，这是办网络时送的，大哥一直记得。之后汇款用的电话是15819×。汇款地点是在免税商场旁边的建设银行，户名刘富业，账号43674231221×。因为赵某的话疑点太多又不想管这件事情了也不想去报案，我打电话给小罗他没接，后来我又发信息给小罗，他说会处理此事。” 3.证人证言。 （1）证人魏某2的证言。主要内容：我的哥哥叫魏某1，他在台湾是没有进帮派的，他做土木工程的生意，大约是2006年生意亏了2个亿台币的债务，便从台湾逃到珠海。2008年1月我因为绑架案被抓，他就帮我的案子在外活动，期间认识了罗某。我不清楚我哥哥在大陆这边是否还有其他身份，彭某融在信里曾和我说大陆的人叫我哥哥“老蔡”。 大概是2008年9月份的时候我在监狱，朋友彭某融写信告诉我说我哥魏某1出事那天，一个叫许某鸿的台湾男子骗我哥开车去拱北鸿都酒店接上他，然后去中山后被黄建伟、简永盛等人绑架了，期间魏某1的女朋友自称曾接到绑匪的电话并应要求汇款一万元。2008年5月左右我在珠海看守所，魏某1写信给我说他女朋友怀孕了，我才知道他有女朋友，直到2009年4月彭某融写信给我，我才知道魏某1的女朋友叫赵某。后来我出狱回到台湾，从家人那里看到魏某1曾经发回去的两人的合照照片才知道赵某的模样。我朋友彭某融向赵某了解到的情况是，赵某向对方账号（建设银行43674231221×，开户名是刘富业）汇了1万元，对方联系电话13799×、15819×，据赵某说她当时在电话里听到了魏某1的求救声。 彭某融认识魏某1的一个朋友叫做罗某，罗某通过自己的关系去查过魏某1失踪的事情，魏某1在失踪前那天曾经开着他女朋友的车粤C92×去过拱北银都酒店旁边的一间鸿都酒店，在中山下高速，之后不清楚去哪儿了。彭某融写信告诉我魏某1失踪以后，我就写了一份检举揭发材料，材料内容是魏某1失踪可能是被黄建伟绑架的。没多久派出所就来了两个民警找我讯问关于魏某1失踪的情况，我记得来了两次，有一次拿着汽车粤C92×的照片给我辨认，我看到照片里许某鸿坐在副驾驶上，驾车的是魏某1，这与彭某融在信里告诉我的大致相符，所以我判定是许某鸿骗我哥哥去中山的。 2008年10月份的时候我知道哥哥出事后一个月，曾经亲笔写信给黄建伟。先是给了彭某融，让他去中山三乡找一个叫大树林餐厅的老板，外号“老K”，通过他去联系黄建伟，后来黄建伟把信拿走了。没多久彭某融就接到黄建伟的电话，黄建伟在电话里没否认把魏某1抓走了，只是说拿钱来说话，另外彭某融也接过简永盛的电话。 我在大陆这边坐牢时，还拜托台湾一个叫做“阿明”的朋友去向许某鸿了解情况，许某鸿承认把魏某1带到中山的一间酒店，但是他离开后再回去酒店时就发现魏某1已经不见了，而酒店里只留下了魏某1的钱包、手机等个人物品，当时他很害怕就离开了。 2017年2月我从东莞监狱刑满释放以后，还去找许某宏了解过情况。他和我说起简永盛跟他聊电话抱怨过黄建伟对他苛刻的事情，其中就谈到了我哥哥魏某1的事情，简永盛说他帮黄建伟把魏某1杀了，把尸体砌到墙里，黄建伟只给了5000块钱，简永盛对收到的报酬不太满意。简永盛前些年在给许某宏说这件事情的时候，也没有告诉许某宏是什么时候杀的人。另外许某宏还告诉我一件事情，许某宏和简永盛、“小谢”一共三人，曾经瞒着黄建伟接了私活去追债，但是被黄建伟发现了，所以黄建伟把许某宏和简永盛以及“小谢”绑架了，勒索了他们几万元人民币才把他们三人放走，所以许某宏、简永盛和黄建伟是有矛盾的。“小谢”还在东莞大岭山的一个猪肚鸡餐厅向简永盛抱怨过，黄建伟老是叫简永盛处理一些棘手的事情，其中一个就是帮黄建伟处理尸块的事情，当时尸块用冰柜装着，黄建伟要简永盛用铁链捆绑，准备沉入大海或者河里，许某宏也跟“小谢”提过黄建伟有把人杀了，把骨头砌在墙里。许某宏还说他有一次来大陆找过黄建伟，当面问过黄建伟是不是把我哥杀掉了，黄建伟当时没有否认也没有承认。 许某宏、彭某融现在台湾，我可以带他们过来，我一直有保存其中一封信到现在。我怀疑此事和黄建伟有关，黄建伟曾来过珠海，说台湾有人来向魏某1追债，先来知会我一声，我当时就说直接来找我好了。另外2008年4月左右，我让魏某1通过朋友把台湾房子卖了后陆续汇了300万左右人民币给魏某1，不排除黄建伟也知道这个事情。后来我被抓了，我哥哥就失踪了。 黄建伟是台湾人，我们自小和他认识，当年我和黄建伟、许某鸿、许某宏等人都是台湾“某帮”派的成员，如果从帮派内部的管理来说，黄建伟是第三代帮主，从辈分来说是第七批进入帮派的，像我和许某鸿、许某宏属于第十一批参与帮会的成员，另外之前提到的简永盛、郑某堂等人都不属于真正的核心成员，是属于外围的马仔。以前跟在黄建伟身边做事的主要有简永盛、许某鸿、郑某堂、吕某国、张某平、许某宏等。在70年代到90年代，经济来源都是各行业保护费，到20世纪后帮派大部分核心成员都在黄赌毒方面进行经营，所得的钱都会交给帮主一份，而帮主通过成立一个公司有专门的财务收取各笔交来的钱。然后，各个小老大和外面帮会有冲突的时候，帮主就会看平时他们交上来钱多少，再出面处理这些冲突纠纷的。 据说他逃回大陆的时候还找了一个“马沙”的人帮他做事，他在大陆以童金阳的身份活动，在厦门的时候因为协助他人偷渡回台湾就被判了一年多，在牢里他认识了一帮狱友，大约是2007年黄建伟就带着他那帮狱友来珠海，那次是我接待了他们，他们来了三部车共有十几个人，场面还挺大的，我安排了他们吃饭和上夜总会，他们在酒店住了一晚就走了。据我了解，他逃回大陆以后，主要通过张某平帮他完成跟台湾方面的联络。 证人魏某2辨认出简永盛、许某鸿、黄建伟、郑某堂。 （2）证人赵某的证言。主要内容：魏某1是我前男友。2008年八、九月份的一天，魏某1从我们租的地方外出，一两天后我突然接到魏某1男性友人罗某的电话说魏某1失踪了，叫我去报警。我才发现我的车也不见了，当时我去了拱北派出所报警，先报人失踪，再报车丢失，还去派出所卡口的监控照片，看到我的车从珠海去了中山，后来警察叫我回家等消息，但一直没有消息了。 魏某1平时很少出去，但他弟出事以后他就经常出去吃饭喝酒，找彭某融、罗某帮他弟弟。在他失踪前两个月左右吧，我听他说过可能有一天他会突然消失，当时我并没有在意这话，还有一次让我学会做饭这样他不在我身边了我也会照顾好自己。我的车可能是魏某1开走的，车牌号粤C92×，平时这个车我们两个人都在开。2009年4月的一天，我在吉大新家打扫卫生的时候座机电话响起来了，我就接了是一个男子的声音，应该是魏某1的声音，但是是录音，我和他说话他都不回应我，只听他说“妈，出事了”之类的话。又听到他说“不要打我”之类的话，还有他的哭声，当时我还说他不要哭，还骂他一顿，他都没有回应我。之后电话一头变成另外一个男的声音说叫我给钱，他们把魏某1绑架了，他们逃跑需要钱，还告诉我一个银行账号汇款，我说我要见到魏某1才能汇钱，他们告诉我汇完钱在吉大海滨公园等魏某1。当时我也不太清醒，按照对方的意思，到吉大的一间银行给对方汇钱，具体是什么银行我记不清楚了，只记得当时我还是借了朋友的钱，在银行柜台给对方汇了一万块现金到对方提供的账号。汇钱以后我去海滨公园找魏某1，但没有找到，再打对方手机对方关机了。后来我才想到我可能遇到电信诈骗，但是我确实听到了魏某1的声音，就相信对方，抱有一丝希望，不知道对方为什么会有魏某1的录音。对方打座机以后叫我回电话给他，我当时用的什么手机号我不记得了。被骗以后我也没有再用这个手机号了。对方当时说了一个较大的数目但是我没有那么多钱就说先汇一万，对方就让我先汇一万。对方还说如果不给钱就把魏某1随便推下车。我把这些情况告诉了彭某融和罗某。我发现魏某1最后的几个通话记录有和罗某联系过，还有其他几个号码。但我之后问罗某，他说没有，我不知他为什么要骗我。我曾经在彭某融的协助下给了二十万元人民币给罗某，叫他找人帮忙处理魏某1和他弟弟的事情，不过这钱是魏某1家里出的。 （3）证人罗某的证言。主要内容：十年前，我认识的一个台湾人“老蔡”失踪了，陈某廷和小施这两个台湾人介绍“老蔡”给我认识，是因为“老蔡”的弟弟被公安机关抓了，叫我帮忙找关系。“老蔡”那段时间几乎天天和我在一起，但是有一天突然联系不上了。他消失那天我从中午开始就联系不上了，关机了，于是我就联系“老蔡”的女朋友，他女朋友告诉我“老蔡”早上接了一个电话匆匆开着她的车走了，她也不知道“老蔡”去了哪儿。过了几天，我还是联系不上“老蔡”，他女朋友也联系不上。“老蔡”失踪以后，我还记得叫一个警察朋友帮我查过，说是车子去了中山，还给我发了一个“老蔡”开着车的图片，我就把这个图片发给了“老蔡”的女朋友。老蔡比我大两三岁，戴眼镜，人长得斯斯文文的，体型比较胖，皮肤比较白，身高约1米8左右。当时他戴劳力士、大钻戒，花钱比较大方，感觉比较有钱。 他失踪约半年，我有一次和小施、陈某廷他们一帮台湾人吃饭，听其中一个说，“老蔡”因为在台湾骗了一个黑社会老大一笔钱，那个黑社会老大就把“老蔡”杀了。“老蔡”在珠海没有什么朋友，换人民币都是找小施帮忙办的。 证人罗某辨认出“老蔡”即是魏某1。 （4）证人彭某融的证言。主要内容：大约是2008年中秋节后的两天，魏某1的女朋友赵某通知我，我才知道魏某1失踪的。听赵某说找了罗某帮忙，罗某找交警查了魏某1失踪前开的那辆车的行车轨迹，发现车辆走粤海路到了海边，后在唐家上了高速，之后在中山某个出口下了高速就再没有信息了。 在魏某1失踪后不久，应该是不到一个月时间，我接到简永盛的电话，他就问我“大象”哥哥是不是不见了，我说是呀，他就问我有没有钱，如果给他钱他就可以帮我找到人。我当时很奇怪为啥他会知道，我和他不熟，所以也没给他打钱，他也没再给我打过电话。我把这个事情写信和“大象”说了，后来“大象”叫我回台湾找一个叫“阿敏”的，让他帮忙查魏某1失踪的事情。“阿敏”说这个事情不是我能处理的，让我别再管了。“大魏”失踪后几个月的某天，赵某和我说有人给她打电话说只要一万元就可以救出魏某1，本来我是不相信的，但是赵某相信，于是我就给了她一万元并让她把转账记录给我，结果后来她只给我转发了一个农行账户却没有把转账记录给我，魏某1也没有被救回来。 简永盛是在“大象”被关进牢里之前，“大象”介绍给我认识的。当时和简永盛一起的有一个叫“伟哥”的我印象很深刻，“大象”向我介绍说这是他以前的江湖大哥，大象称呼他为“伟董”，这个“伟哥”出来派头很大，有一次我在珠海莲花路看到他时，他的前后都有小弟把他围在中间，简永盛就是其中一个。 （5）证人张某某钦的证言。主要内容：我于2007年开始经营中山某农庄，我跟王正雄有生意往来，我认识王正雄二十几年了。我的生日是9月17日。我只记得生日当天印象比较深刻的有王正雄、王正雄女朋友、“伟哥”、“伟哥”女朋友，还有我经营代理剑南春酒公司的员工，我还记得当时王正雄介绍“伟哥”时，说“伟哥”是比较大的人物，当时他女朋友还怀孕了。 当天我到农庄的时候，王正雄他们已经先到农庄了，我和他们打过招呼以后，就让工作人员安排当天的宴会，吃完饭大约是晚上8点左右，后来我还和王正雄、王正雄女朋友、“伟哥”、“伟哥”女朋友等人去了中山三乡的百乐城卡拉OK玩，之后我就直接回家了。王正雄第二天中午过后就跟我电话联系说他们已经离开农庄。印象中“伟哥”就这一次去过农庄，我也不认识“大魏”。 证人张某某钦辨认出王正雄、黄建伟。 （6）证人李某元的证言。主要内容：2003年时我认识了王正雄，后来他成为我男朋友。我们在东莞长安的时候，他台湾的一个朋友“伟哥”跟他女朋友“阿英”暂住我家。2008年时我们去中山一个农庄参加王正雄朋友“阿钦”的生日宴会后，过了至少一个礼拜后“伟哥”跟王正雄在咖啡厅见面，我和“阿英”也去，“阿英”觉得无聊就让我陪她逛一下，途中她突然对我说，大致意思是有一个人欠了“伟哥”好多钱，那个人不承认，伟哥让那个人写了一个证明，现在人没了。我就把这个事情告诉王正雄，王正雄让我别听别人胡说。 证人李某元辨认出王正雄、黄建伟、戴某英、陈寿清。 （7）证人戴某英的证言。其证明了2008年的一天，其与其老公（黄建伟）租住的别墅被盗，其老公就带其到中山一农庄散心吃饭，是和“马沙”他们两人去的，期间也没有发生什么特殊和异常的情况，“阿酷”是平时帮其老公开车的人。 （8）同案人张某强的证言。主要内容：我与黄建伟相识于2007年，但很少来往。大约是2008年的八、九月份的一天，我接到朋友“马沙”的电话，问我能不能配合他去绑架欠债的人，我没想太多就答应了。但“马沙”说欠债的人还没约到，过了几天“马沙”又给我电话说是要被绑架的人欠黄建伟的钱，绑人是黄建伟的主意。“马沙”还说他们缺人手，要我给他找两个帮手和绑人用的手铐。“马沙”在电话里和我提过，如果成功从被绑的人手里要回钱就分给我一些。我想到邓某伟手下养了一帮小弟，而且平常我们也看见过邓某伟拿出过手铐和电棍等，就去找邓某伟要了两个小弟和一副手铐。后来到了绑人那天，“马沙”给我打电话说被绑的人约出来了，叫我带上帮手和手铐开车去中山翠亨高速路口，到那里会有人给我们带路，我开着自己的现代伊兰特小车喊上邓某伟的两个小弟，但我不确定当天有无带去手铐，我们在翠亨高速路口等人来接，并跟着他们的车去了中山南朗的一个农庄。 我们到农庄的时候已经快中午饭点时间，看见黄建伟和他女朋友、“马沙”还有两三个中年男子已经到了农庄。坐了一会，黄建伟就跟“马沙”、先前到的两三个男子、我及我带去的两个小弟说，等下欠债的人过来后他会把人约到农庄上面的茶房喝茶，到时他示意就动手把他绑了。具体计划是黄建伟约他到上边的茶房喝茶，等黄建伟起身走出茶房门口就是我们几个要动手绑人的信号，我们几个就围住欠债的人，把他控制住关在小房间内。当我们吃完午饭，一起吃饭的年轻男子叫我们上去茶房，围着茶几坐的有“胖子”、“马沙”和黄建伟，而且我记得“胖子”坐在进门对面的位置上，在场的两三个年轻男子和我以及我同去的两个年轻小弟一起上去围住那个“胖子”，抓住他的手把他按在地上，那个“胖子”惊慌地喊“你们干什么干什么”并且拼命挣扎，那两三名男子有人用铁丝去捆绑“胖子”的。我在那个男子的右后方，我应该是抓着他的右手从后边把他按倒在地上的。把“胖子”捆绑住双手后我们就架着他，把他推到旁边的小房间。在小房间里，我不清楚是谁用透明胶把“胖子”的嘴巴封住，然后我和两个小弟从小房间里出来，小房间里后来发生什么我就不清楚了。事后黄建伟交给我500块现金和车钥匙，要我帮忙把车开回去东莞的宏远酒店斜对面一家猪肚鸡店的停车场，500块是给我加油和交过路费的。后来过了六、七天，我在东莞长安锦厦新村碰到“马沙”和黄建伟，黄建伟对我说不好意思，事情已经处理好了，但是没有拿到钱，当时黄建伟的女友也在。没要回欠的钱，也就没钱给我分。 张某强辨认出黄建伟、王正雄（“马沙”）、黄建伟的女朋友。 （9）同案人陈某强的证言。主要内容为：2008年我在猪肚鸡饭店工作的时候认识了简永盛。大约是北京奥运会结束后过了几个月，简永盛跟我说“伟董”要我们去帮他做些事，说是搬冰箱。然后他打的带我去东莞大岭山别墅区，在别墅区外边“盛哥”叫了一辆货车跟着我们的士进去别墅区，进去别墅后在客厅靠近楼梯的地方有一个白色的大冰柜，冰柜里边用透明胶封好柜门的。我和“盛哥”两人把冰柜推到别墅外边，然后货车司机帮我们一起把冰柜抬上车，还搬了一个沙包。“盛哥”让车开到他租的皇都酒店背后的一个出租屋，我们又把东西搬进屋，冰柜抬到客厅放好插好电，沙包放在厅里。过了一两天，“伟董”过来猪肚鸡饭店找我们，“盛哥”带我们到了出租屋，“伟董”从自己车上带了好多饭盒拿进屋里，然后他打了电话给了一个人，这个人没进屋里，我印象不深刻，这个人开了一辆车过来我们三人从车上搬了一个煤气瓶，一个单灶的煤气炉，一个高约一米、直径六十厘米的不锈钢颜色的大锅，几把刀，有杀猪刀还有一个也是用来杀猪用的工具，一两块砧板，一两根磨刀棍，一个不锈钢颜色的个很大的电动绞肉机，八角调料，酱油，还有一个20公斤的塑料桶，里边装着一些透明液体，不知道是什么液体。 东西搬进来以后，我忘了是谁把透明胶撕掉，一打开冰柜我先看到冰柜里放了几箱鱼，鱼拿出后我才看到冰柜里有三段人体尸块，头是单独砍下来的，身体躯干一块，腰以下一块，一共三块，这些尸块是一个很壮的男性，没有伤痕。现场的事情都是“伟董”安排我和盛哥一起做的，他让我们和他一起把尸块拿出来，分开后放到大锅里用水煮化，但是腰以下那段太长了，放不下锅，我们三个人把尸块的下半身又肢解了一次砍短一些好放进锅。我们把尸块放进锅里煮熟以后再捞出来，我们三人都有用刀把肉剔下来，肉都是“伟董”用电动绞肉机绞碎随手就装到饭盒里。骨头我们就用杀猪刀敲碎，也装进饭盒里。这当中“伟董”让“盛哥”处理这个尸块的头部，“盛哥”敲了一会儿说敲不动然后“伟董”就自己动手去敲那个头，不知道他怎么敲就敲开了然后就放进了饭盒。这些装着骨头、肉的饭盒都是“伟董”带出去扔的，我和“盛哥”没有参与。我听“盛哥”说“伟董”怕现场留下一些头发在厕所，用这个水冲一下，我也有见到我们弄完尸块以后“伟董”有用这桶液体冲下厕所的蹲厕坑，但没什么味道。那个冰柜后来是“盛哥”找了收二手货的来收的，其他东西是“伟董”之前叫送这些东西来的人负责处理的时候，“伟董”让“盛哥”给了我们五千元人民币。 听简永盛说“伟董”是“某帮”的帮主，刚认识“伟董”的时候他身边有两个小弟，一个叫“阿酷”，一个是内地男子，我怕自己如果不一起处理尸体，黄建伟会弄我台湾的家人。“伟董”还让简永盛带着我去过长安的一家鞋厂收债。 在最后一次跟“阿酷”喝酒前几天，盛哥有一个晚上带我喝完酒，他让我去看一辆停在猪肚鸡窗外的一辆白色无尾小汽车，让我看看里边有没有放什么东西还让我把车把手的手指纹擦一下。于是我去那台车看了一下，车是锁着的，我隔着窗看到没什么异常，我用自己的衣服擦了一下主驾驶座的门把手。过了一两天，“盛哥”说这台车的主人可能被“伟董”他们抓走了。后来过了很久时间记不起来了，这台车就不见了。 简永盛在处理尸体前几天说过这个人是被“伟董”、“阿酷”和一个内地的小弟杀掉的，盛哥说这个人是“伟董”叫别的人约出来在珠海见面的，后来我们到别墅的时候，“盛哥”发现白色墙面上有血迹，然后自己去擦掉的。 陈某强辨认出黄建伟、简永盛。 4.上诉人的供述和辩解。 （1）上诉人黄建伟的供述和辩解。主要内容：（关于想杀害魏某1的原因）：①当年我在台湾的时候，我把一个叫“小小”的男子交给“大象”（魏某2）处理，“小小”也是“某帮”的，但是他背叛了我，我就让“大象”来处理“小小”。结果“大象”把“小小”放了。后来我安排“阿呆”去找“小小”出来，“阿呆”就找到“小小”的舅舅，结果把“小小”的舅舅搞死了，就因为此事我逃到大陆；②2005年我因犯组织偷越国边境罪被抓，“大象”却打着帮我搞关系办取保的名义，从中空抬人情费，本来10万元能办的事，“大象”却向我哥要45万元，后来我哥知道了没给这笔钱，“大象”知道事实败露了，便向福建的办案部门举报我的真实身份是黄建伟，当时我是被台湾警方因命案被通缉的要犯，我被抓住的时候身份是童金阳，如果我的真实身份暴露就要被遣送回台湾我有可能被判死刑；③2008年初，“马沙”跟我说他大哥张某政受人委托要去追“大象”哥哥“大魏”两亿台币的债务时，我就跟“马沙”说明了，如果“大魏”能拿出一至二千万元台币的话，那就算了，这件事就等于我来帮忙他追债，但如果他拿不出这个数目，那他追债的事也就不用办了，交由我来杀了“大魏”作为报仇，那就等于“马沙”来帮我办报仇的事了。 2008年9月份，在庆祝“阿钦”生日前约一周左右，许某鸿来到大陆，说要来拜会我。阿钦生日前一天，我到“马沙”家里喝茶，“马沙”说“阿钦”要在中山南朗开生日会请吃饭，我同意了，并打电话给许某鸿，问他明天有没有空来中山吃饭并问他来大陆干什么，他说有点生意的事情，还要捞“大象”，“大象”因为绑架被大陆的警察抓了，他这么一说我就知道他跟“大魏”在一起，在旁边的“马沙”也听出来了，就问他能不能把之前的事情处理一下，我就明白指的是“大魏”、“大象”骗别人钱的事情，于是我问许某鸿明天怎么来，他说坐车也可以，“大魏”开车送他过来也可以，还省钱。当时我和许某鸿约好两点左右，和许某鸿通完电话以后我和“马沙”说，如果明天许某鸿他们来两个的话，我就会把许某鸿引开，处理他说的事情，并说好他唱黑脸我唱白脸，如果来的人多的话就再找机会处理。计划前一天，“马沙”说人不够，还找来了张某龙来帮忙，张某龙过来以后听了我和“大魏”、“大象”之间的矛盾，答应帮忙，还问我需要几个人，我说两个人就可以了。许某鸿是被我利用骗“大魏”过来，他不知道我和“马沙”的计划。 2008年9月17日中午前，我和“马沙”各自开自己车前往中山农庄，我开我的墨绿色奔驰带上我女友戴某英，“马沙”开他的面包车，出发之前我让“马沙”把铁丝、钳子、胶布以及手铐装载一个袋子里边，然后让“阿酷”拿着上了我的车，这些工具都是从“马沙”家里拿过来的，其中手铐是张某龙帮忙买的。至于“阿清”坐哪台车我不清楚，总之我、戴某英、“马沙”、“马沙”女友、“阿清”、“阿酷”六人是坐两台车去的。 下午两点左右我们到了“阿钦”的农庄时，在“马沙”带我、“阿酷”、“阿清”到了茶房以后过了十几分钟，张某龙就带了两个小弟过来，我就让“阿酷”、“阿清”、张某龙听“马沙”安排，并交代了茶房里不要那么多人，让张某龙先带着小弟躲起来，等我把许某鸿带出来之后，张某龙再看时机进去查房内，要抓人的时候就帮忙抓。我和他约好，我和许某鸿走出茶室以后，张某龙带他两个小弟进去。如果人抓了就让张某龙把“大魏”的车开到皇都酒店门口的停车场，因为那里摄像头比较少。 我们六人到农庄的时候许某鸿还没到，到了农庄以后我和许某鸿通了电话，他已经下高速了，我就把电话给“马沙”让他指路。我到农庄口接他们，来的是两个人。我在农庄口看到许某鸿坐在一台车的副驾驶位上，车停下来我上车，许某鸿就向我介绍开车的是“大象”的哥哥“大魏”，并向“大魏”介绍我是他的董事长，之后“大魏”开车进了农庄。我那天看到“大魏”带了很少的个人物品，觉得他是有备而来，这次如果不处理就找不到他了。 我们进了农庄下了车，我和许某鸿、“大魏”三人一起走进农庄的一个套间，这个套间有三间睡房一个厅，厅里有摆茶桌和冲功夫茶的茶具，当时这个茶房里有我、“马沙”、“阿清”、“阿酷”、许某鸿、“大魏”六个男人，我的女友戴某英、“马沙”的女友在另外一间茶房，我们六人坐下来喝茶，大约半小时，一泡茶的时间许某鸿跟我说有事情和我说，于是我就借机和许某鸿离开茶房，让“马沙”他们先处理“大魏”的事情。 我和许某鸿走到茶房外农庄里的小路上散步边走边聊，他问我有没有捷径搞到毒品K粉弄到台湾，我拒绝了他，因为我从来不碰毒品，我和许某鸿大概聊了两小时一直不见“马沙”他们来电，我们也就回到了茶房，茶房里只看到“马沙”一人，“阿清”、“阿酷”、“大魏”都没有看到，许某鸿问我怎么不见了“大魏”的车，“马沙”说“大魏”接了一通电话说有急事先走了，许某鸿继续问为什么“大魏”不给他打电话，“马沙”说不清楚，之后我、“马沙”、许某鸿坐在茶房里继续喝茶。大约下午五点半左右，我、许某鸿下去餐厅，我们聊了一会，许某鸿说肚子疼，我说给他找点药，他说这是老毛病，要回去打点滴，于是我就找“马沙”让“阿钦”找了一台车送许某鸿回珠海。其实我和许某鸿回到茶房，看不到“大魏”就猜到他已经被“马沙”抓起来了。 2008年9月18日早上九点左右，在我们喝茶的房内，我看到一封“大魏”写的信，信上的内容是委托我去他妈妈那里取他放在那里的300万新台币来处理他的这笔债务，于是我问“马沙”300万新台币接不接受，“马沙”说不接受。然后我说既然不接受那干嘛写信给我，我就说债务不处理就不处理了，我就报仇了。当时“阿清”、“阿酷”都在场，我对“阿清”、“阿酷”说如果报仇就要把“大魏”杀死，并以杀鸡杀鸭的方式做例子，先放血再分尸、煮的处理过程说了一遍，之后不记得是“马沙”还是我把我的奔驰开到茶房门口，车尾对着门口，“阿酷”、“阿清”将捆绑在茶房茶桌后面房间的“大魏”扶出来，当时“大魏”的手脚都是用铁线捆绑着的，眼睛、嘴巴都是封着的。 十点左右我们从某农庄出发，我、戴某英、“马沙”、“马沙”女友由马沙开他的面包车回东莞，“阿酷”开奔驰和“阿清”拉着“大魏”回大岭山，奔驰车的后尾箱就装着“大魏”，我和“马沙”四人坐的面包车先走，“阿清”、“阿酷”走在后边，我们都是从大岭山的出口下的高速，下了高速后“马沙”、戴某英、“马沙”女友三人回“马沙”家。我在路边下了车等“阿清”、“阿酷”他们，几分钟以后他们到了，我上车之后我们三人就回到大岭山两层半的出租屋，这个出租屋是我把钱交给“阿酷”，以“阿酷”的名义租的，我没见过房东。我们回到出租屋那会儿大概是中午十一二点左右。 我们三人回到后把奔驰车开到出租屋的院子内，关上院子大门，之后打开了车尾箱，“阿清”、“阿酷”把捆绑“大魏”双脚脚踝的铁线放松一点儿，让“大魏”双脚可以小步走路的程度，之后“阿清”、“阿酷”两人扶着“大魏”进屋。我问过“阿酷”要不要我留下来和他们一起，他说不用。当时出租屋内有菜刀、电动碎肉机、煤气快速炉、不锈钢铁桶、砧板等，这些是我之前做厨具生意时收购的旧货。 我离开大岭山出租屋后就去了“马沙”家，当晚我和戴某英就住在他家。2008年9月19日早上八点多我从“马沙”家前往大岭山出租屋，路程大概20分钟左右，本来我想在半路给他们买早餐的，但是还没有到买早餐的地方，“马沙”给我打电话说“阿酷”没接电话，我立即给“阿酷”、“阿清”打电话，两人都没接，于是我就直接往大岭山出租屋去。到了以后，我直接上二楼，发现“阿清”还在睡觉，我问他“阿酷”去哪了，他说“阿酷”还在睡觉，但“阿酷”并不在房内，而他的手机、钥匙还有几百块就放在他桌边的凳子上，其他东西都不在了。于是我就叫“阿清”把他的东西收拾收拾，并把“阿酷”留下的钥匙和手机钱拿起来，把“阿酷”留下的几百块钱给了阿清。我们到了一楼后，我到房里打开冰箱，看到里边有黑色的塑料袋，并闻到一股酸臭味，我知道里边装的是“大魏”的尸块，这时我正好看到旁边有一卷冰箱胶带，我就顺手拿起胶带把冰箱的门封上一道，之后我和“阿清”出门并把门锁上，由我开车去“马沙”家。 大约上午十一、二点，我到“马沙”家，我、“马沙”、“阿清”三人一起喝茶谈话。我问“阿清”，“阿酷”是什么时候走的，“阿清”说不知道，然后还说了杀死“大魏”的过程。他是这么说的：“阿酷”问他敢不敢动手杀“大魏”，并说我们在台湾都是有几条命案在身的，杀人是很简单的事情。“阿清”说当然敢。然后“阿清”就用刀割开了“大魏”的脖子，“大魏”的血就流了出来，“大魏”对“阿清”说兄弟麻烦你给个痛快，“阿清”说好之后拿刀捅“大魏”，但是“阿清”没有说用刀捅哪个部位，“阿清”说杀大魏的时候“阿酷”就在门边看着，“大魏”死了以后，他们如何将“大魏”分尸和煮尸的过程“阿清”没有说，我也没有问，但是我离开大岭山两层半出租屋的时候一楼已经全部清洁干净了，我也用冰箱胶带把冰箱门封了一道。 当时我们三人经过商量，决定先让“阿清”回家避几天风头，看看“阿酷”有没有举报我们杀人的事情。我也去厦门看看我姑姑，留“马沙”在东莞，如果事发了就通知我们，当时我拿了六千、“马沙”拿了两千共八千给“阿清”。 当日我和“阿清”等到戴某英下班就开着“马沙”的面包车一起往厦门方向走，第二天早上八、九点左右到厦门长途汽车站，“阿清”就自己下车买车票回福清了。我和戴某英在厦门逗留了六、七天，期间我都是住在厦门的亲戚家，包括我姑姑、阿姨，在厦门的第五天左右我给“阿清”打电话问他什么时候回东莞继续处理，“阿清”说家里有事暂时回不了，之后两三天以及我和戴某英回到东莞之后我也给“阿清”打过电话，但“阿清”都说家里的事还是没有处理好，于是我就把和“阿清”联系的手机丢了。 我和戴某英重回东莞之后，把面包车还给“马沙”，之后开我的车回到在虎门金茂商城我和戴某英租的房子处。我还告诉“马沙”，“阿酷”走了要有人处理“大魏”的尸体，“马沙”叫我找人处理，我听得出他不想亲自动手做这个事情，但是我也不想让他置身事外。 后来我叫简永盛租了一间出租屋，简永盛知道这个房子租来是用作处理尸体的，后来他找了陈某强帮忙。我对他说这个租的房子要求是一楼的，方便搬运冰箱等东西，还要求排水方便，方便冲走碎肉等东西。房子就在距离简永盛工作的皇都酒店一楼的猪肚鸡餐厅几百米远。这个房是一房一厅的布局，房子里边能看到一条小的排水沟，房子外边还有一条大的封闭式的排水沟，在我的印象里房子是一层的，水泥顶，不是瓦顶，是村民房，看过房子以后我觉得可以就给钱简永盛，让他把房子租下来。 租好房子的第二天，我、简永盛、陈某强（胖子）三人去搬的装有“大魏”尸体的冰箱。我开着“马沙”的面包车在东莞南城上接上简永盛和胖子，接到他们后就让简永盛开车，我指路，到了大岭山两层半的出租屋的小区我就下了车，让他们去搬。因为我曾经住过那儿，如果发生警察检查或者别的状况，就不好说了，所以我没有进入出租屋，在小区后门等他们出来。我和“马沙”把面包车车厢内的两排座椅拆了一排，以便放冰箱，拆下来的椅子当时就放在“马沙”住的那栋楼里的楼梯间。 不到半个小时，他们就出来，也是简永盛开着车，接上我之后我们一行人前往刚租的房子，大约二三十分钟我们就到了，之后我们三人将车上的装有“大魏”尸体的冰箱及以前各种工具搬到出租房，将冰箱插上电，之后我们三人离开了出租房。我开着“马沙”的面包车回到“马沙”家，我跟“马沙”说好第二天早上八点他到虎门接我。 简永盛、陈某强在搬装有“大魏”尸体的冰箱之前我已经告诉他们要处理大魏的尸体，要把“大魏”尸体碎了，而且要煮过才好处理，而且我也告诉了他们出租屋一楼有厨房的用具，要他们用的上都拿过来，所以简永盛、陈某强从一楼搬出了有一台碎肉机、约三四个快速炉、两大瓶煤气、三四个大的不锈钢桶，约三块砧板、七八把刀，当中有一般的菜刀和砍骨刀等东西，具体的我记不大清，大概就是这些东西了。 第二天早上“马沙”就来虎门接我，之后“马沙”载着我到了南城，我在简永盛租的房子巷子外边下车，“马沙”就离开了，我到了出租房简永盛和“胖子”（陈某强）已经到了，但是还没有开始处理尸体。之后我们开始用快速炉、大不锈钢桶煮水，然后把“大魏”的尸体从冰箱里拿出来放进桶里煮，煮到冰融了，肉可以用钩子钩进去就将尸块勾出来剔肉，剔出来的肉放进电动碎肉机绞碎，绞碎的肉从绞肉机里出来时就用盆子装着，装满了就拿到排水口冲到外边的排水渠去。骨头再用砍骨刀敲碎，再装进饭盒里边，“大魏”的人头是我处理的，简单来说就是肉绞碎冲掉，骨头敲碎打包丢掉。处理尸体的时候有异味，我准备了两大块姜和一把葱，在煮“大魏”的尸块时放了进去，但是我不记得是从哪里买的或者哪里拿的。我们在南城的出租屋里处理“大魏”尸体一共用了两天半。“大魏”的尸骨都是我一个人开着“旺旺”于某展的白色面包车到江边扔掉的，扔到了沙田珠江的一条支流。我扔尸块一共扔了4次。“旺旺”（于某展）没有在案件任何环节给我提供帮助，他和这个事情没有关系，就是装“大魏”尸体的冰箱和绞肉机是从“旺旺”（于某展）那里买回来的。处理完后冰柜给了“旺旺”（于某展），绞肉机给了猪肚煲鸡。 上诉人黄建伟辨认出陈寿清（“阿清”），辨认出被害人魏某1（“大魏”），张某龙、王正雄（“马沙”）、简永盛、于某展（“旺旺”）；指认了简永盛上班的猪肚鸡餐厅，指认了关押“大魏”的大岭山别墅。 （2）上诉人王正雄的供述和辩解。主要内容：2007年中，我认识了黄建伟，到了2007年9月底黄建伟来向我打听是否认识台湾的“大魏”、“小魏”两兄弟，并告诉我说他听闻这两兄弟在台湾骗了别人两三亿元台币，我表示没听说过。后来我朋友张某政从台湾过来找我，在一次饭局里，黄建伟又向张某政打听这件事情，张某政就说有听说过这个事情，但具体情况不清楚，也不知道这两兄弟是谁。2007年底至2008年9月初的时候，有一次我和黄建伟在迪欧咖啡厅喝咖啡的时候，黄建伟说想抓住“大魏”搞点钱。从黄建伟提起这事到实施前那段时间，差不多有大半年。直到动手绑架“大魏”前两个月左右，黄建伟就告诉我，他已经查清楚“大魏”身份，并知道他住在珠海，现在在等机会找人把他骗出来。恰巧这个时候我朋友张某某钦在中山南朗承包了一个山头搞了个农庄，邀请我去吃饭，因为黄建伟之前也认识张某某钦，所以我和黄建伟就一起去那个农庄吃饭，这次吃饭时张某某钦说一个月后他生日，到时邀请我和黄建伟两人一起再去吃饭。 这次吃饭回来后，黄建伟就说那个农庄很适合绑“大魏”，那个农庄距离珠海比较近，比较容易骗他出来，但是他没说具体找谁把“大魏”骗出来。按照黄建伟的说法，他是想将“大魏”绑了，以黑吃黑的方式强迫“大魏”交出他骗别人的钱占为己有，他觉得在江湖上黑吃黑很正常，时有发生。 动手绑架前十天左右，有一次黄建伟跟我喝茶时又聊起来要绑“大魏”，说他人手不够，他知道我认识张某龙，就问我张某龙是否可靠，我说可以，他就当场要我联系张某龙过来。当时我们就是在东莞长安的迪欧咖啡厅里谈的，张某龙过来后黄建伟就问他愿不愿意帮他绑一个人，因为张某龙也知道黄建伟的黑道背景所以就答应了。接着黄建伟就让张某龙帮忙找两副手铐，到时候绑人用，我不清楚张某龙找了没有，最后在绑“大魏”的时候我看到黄建伟拿了一副手铐出来。我不清楚黄建伟和张某龙有没有谈报酬，但是黄建伟没有和我谈报酬，因为他之前答应过帮我将我的连襟刘某弘绑来我面前，让我报当年的辱妻之仇，所以我才答应帮黄建伟的。 大概在“阿钦”生日的前几天，黄建伟又过来跟我说已经通过一名信任的小弟把“阿魏”约到了“阿钦”的生日会里，叫我记得把我女友李某元带上，早点过去。到了绑架前一天，黄建伟打电话给我，说他找人约到“大魏”了，准备在张某某钦的生日会上绑“大魏”，要我给张某龙打电话通知他明天去农庄帮忙绑人。 在“阿钦”生日当天，我开着银色的小面包车到达“阿钦”的中山农庄，这时我看见黄建伟、“阿酷”、“大陆仔”、戴某英也已经在农庄吃饭的大厅。然后我给张某龙打电话，告诉张某龙农庄的名字和位置、时间。快中午的时候张某龙打电话给我问了一下路，然后我开车出去接应他，张某龙开着他自己的一辆日产小汽车带了一个（或两个）男子也到了。我和黄建伟靠近先聊了会儿，那会儿还没上菜，黄建伟准备带我们上去小茶房踩点看看，就叫我跟朋友张某某钦打好招呼，先把农庄小茶房的门打开。我让农庄经理拿着钥匙上去把小茶房的门打开。我和黄建伟、农庄经理走在前面，张某龙、“阿酷”和“大陆仔”等人跟在我们后边，黄建伟跟我们交代一会儿以亮手铐作为动手绑“阿魏”的信号，还要我们表现得正常一点儿，免得被“大魏”看穿。在小茶房安排了绑架的计划后，我们就下去大厅吃饭了。 大概到中午一两点的时候，“阿酷”带着“阿魏”和一名瘦子回来了，“大魏”在大堂饭桌看见黄建伟的时候很惊讶，黄建伟还和我们介绍说这是台湾过来的“大魏”，是“大象”的哥哥。“大魏”他们说自己吃过饭了，过了10分钟左右黄建伟提议到上面的茶房继续聊，带着我、“阿酷”、“大陆仔”、张某龙、“大魏”以及和他一起来的瘦子走上去斜坡往茶房的方向走，在走路的过程中我走到黄建伟的身边小声问瘦子是谁，黄建伟说是自己人。 我们进去茶房后，大家都围着客厅的茶几坐下来，黄建伟跟“大魏”说他在台湾骗钱的事情，后黄建伟突然说“大魏”在台湾骗了别人一两个亿，“大魏”脸色变得很不好。接着，黄建伟从他挂包里拿出了一副手铐，见到黄建伟掏出的手铐信号后，坐在大魏旁边的“阿酷”、张某龙、“大陆仔”以及带“大魏”来农庄的那个男子就一起上去按住“大魏”并抓住他的双手，我把黄建伟的手铐递给他们，最后不知道是谁铐住了“大魏”的手。“大魏”被张某龙、“阿酷”、“大陆仔”和那名带大魏来农庄的男子一起抬进了里面的小房间，他们用铁丝把“大魏”的手脚捆绑起来并用封口胶封住了“大魏”的嘴巴。我就在客厅继续跟黄建伟泡茶，黄建伟让我等下进去房间唱白脸，劝劝“大魏”要听话，不要自讨苦吃，并从他从挂包内拿出纸、笔、印油交给我，让我把这些东西拿进房间内让“大魏”写家书筹钱，我从黄建伟手中接过笔纸印油的时候，我还看见黄建伟的包里有一本台湾的本票。我进去后看见“大魏”双脚已经被铁丝捆住，嘴被封箱胶纸封住，双手还是被手铐烤住，旁边有一把钳子，我把纸、笔、印油交给了“阿酷”，并对“大魏”说，你要听话，现在你都被控制了，别自讨苦吃，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大魏”当时听了这些话也不能有什么反应，因为他被捆着侧躺在房间里的床上，嘴巴也是被封住的，黄建伟只要求我把话说给大魏听就行了，之后我就离开了房间。在控制好“大魏”并把他关在小房间后，那个瘦子从小房间走出来和黄建伟很有默契地往茶房外走，他们两个在农庄周围逛了大约二十几分钟，期间我不时地在茶房里泡茶或在门口转悠，怕有外边的人进来茶房而不敢走远。黄建伟和瘦子逛完后回到茶房，黄建伟叫张某龙把“大魏”的车开到黄某忠的猪肚鸡门口停着，张某龙说没钱交过路费，黄建伟从他包里拿出三千多块钱给张某龙，说这些钱是“大魏”身上的，张某龙收了这些钱以后就走了，之后我也没看见过张某龙。这些绑人的手铐、铁丝、钳子、胶带应该是黄建伟事先准备好并带过去的。 吃完饭后，“阿钦”说去唱K，黄建伟叫我去，他就不去了。我就和“阿钦”去活动了。大概过了两三个小时，我回到中山农庄，进去茶房后看见黄建伟还在客厅坐着，我便跟黄建伟聊天，这时我看见茶几摆着本票以及两页家书，我就随手拿起来，但具体内容我就没有看，黄建伟就说这些家书安排人到台湾送给“大魏”的家属，后来黄建伟又跟我说明天让我在前面开车，负责开路，以防有警察临检，交代完这些事之后，我就去休息了。我不清楚本票、家书的内容，我认为以黄建伟的为人，估计会向“大魏”索要至少5000万台币，家书的内容应该是“大魏”写给他的家属，让他家属给他拿钱。我不认识“大魏”、“小魏”，也没有人委托我解决与“大魏”的债务问题。 第二天早上8点半左右，我看见关押“大魏”的房间房门已经打开，茶房的门口旁停放着黄建伟的那辆墨绿色奔驰车，接着黄建伟、“阿酷”、“大陆仔”以及“瘦子”抬着“大魏”出来，这时“大魏”的双手用铁丝捆绑着，眼睛也被封箱胶纸蒙住了。由于“大魏”的体型较壮，我也上去帮忙了一下，我们把“大魏”放进黄建伟的那辆墨绿色奔驰车的车尾箱后，我就去房间把李某元叫出来，黄建伟也把戴某英喊出来，他们两个女人和黄建伟上我的银灰色面包车离开农庄。我没有听到黄建伟是否有跟“阿酷”、“大陆仔”交代如何处理“大魏”，只是听到黄建伟嘱咐“阿酷”，说不要开快，时速在90到100公里左右，而且在我出发了5分钟再出发，如果在前面有警察设卡查车，他就会立即通知“阿酷”。 之后我就开车上高速负责前面探路，“阿酷”开墨绿色奔驰车跟在我后面，途中我听到黄建伟在打电话，大概的内容就是到了没有，他也很快就到。我开车到东莞大岭山高速路附近，便停在路边等押着人的奔驰车过来，大概了五分钟左右，“阿酷”开车跟我会合，戴某英和黄建伟就到奔驰车上去。我就带着李某元开车回长安镇的家。 当时我并不知道黄建伟要怎样处理“大魏”，他并没告诉我。在“大魏”被带回大岭山后，过了约差不多一个星期，“阿酷”打电话给我，他说实在太可怕了，他待不下去要走了，他就说绑回来的“大魏”已经死了，可是“阿酷”并没有说“大魏”是怎么样死的，也没有说谁动手，还说了一句“煮的时候还会动”，我想“阿酷”应该是指“大魏”尸体还会动，但尸体究竟是怎么样的状况，“阿酷”也没有说清楚。我就问“阿酷”要不要过来，他就说已经去漳州路上了，说完他就挂了电话。后来我曾给他拨过电话，但是电话是关机。 “阿酷”跑了以后，黄建伟曾带“大陆仔”来过我家。我从中山回东莞后，黄建伟没有向我借过面包车。有一天黄建伟找我说，他让“旺旺”从广州过来，他来不及去接，让我先去接待“旺旺”，我就跟“旺旺”在东莞长安迪欧咖啡厅见面，见面时我就问“旺旺”怎么有空过来，“旺旺”说黄建伟要他处理抛尸的事情，还说以前帮黄建伟处理过。说完没多久，黄建伟在咖啡厅出现，但我们没有再谈到“大魏”的事，后“旺旺”和黄建伟一块离开了。又过了没多久，黄建伟约我在长安迪欧咖啡厅聊天，他说让“大魏”写的东西，现在人被弄死了，写的东西也没用，至于黄建伟跟我说这些东西，估计是知道我早就知道“大魏”已经死了。后来过了两三个月，许某宏就从台湾来到东莞长安单独找我聊天，就说台湾那边很多人都已经知道老板把“大魏”杀了，还分尸了，所以许某宏心里很担忧，也叫我小心黄建伟，怕哪天黄建伟翻脸就把我们做了。我通过以上这些事情，我才知道黄建伟把“大魏”杀了。过了很长时间，李某元和我说过，说戴某英和她说那次从中山农庄回来，黄建伟绑了一个人，那个人已经死了，我当时很害怕，并告诉李某元不要听戴某英乱说，我也不敢和黄建伟说这个事情。 上诉人王正雄辨认出张某龙、魏某1（“大魏”）、吕某扬（“阿酷”）、许彦宏（“瘦子”）、简永盛。 （3）上诉人简永盛的供述和辩解。主要内容：我大约是2008年去东莞跟着“忠哥”做猪肚鸡生意，“忠哥”跟黄建伟的哥哥“矮仔华”熟，所以黄建伟经常来我们猪肚鸡饭店吃饭，那时黄建伟总要我跟着他的一个“小弟”去绑架一个在台湾欠了钱跑来大陆的老板，但我没同意。 过了大约几个月，帮黄建伟开车的“阿酷”来饭店告诉我，黄建伟之前绑架了“大象”的哥哥，让他和一个内地男子杀了“大象”的哥哥，还让他们把尸体处理掉，他很害怕，我让他跑路。 大概在“阿酷”跑掉后的两三天，黄建伟在白天来到猪肚鸡饭店找我，说他住处的冰柜里有个尸体要处理。我说一个人做不来，需要找陈某强过来帮忙，黄建伟就把租房子的钱交给了陈某强。 我和陈某强一起乘出租车到黄建伟的别墅。由陈某强叫了一辆货车，我与陈某强、货车司机把冰柜抬上车，最后把冰柜运到租的房子里。“旺旺”驾驶一辆白色的面包车将烹煮尸体所使用的工具运送到了出租屋，我们把工具搬到出租屋内，旺旺就驾车离开了。我和陈某强、黄建伟三个人就一起处理尸体，为了壮胆一边喝酒。我和陈某强只敢处理尸块的身体部位，头部就让黄建伟处理。 处理完尸体后的两三天，黄建伟来我餐厅，说在皇都酒店的停车场里停着一辆白色无尾巴的小车，从我餐厅望出去就可以见到，因为我餐厅也是在皇都酒店楼下一楼，然后黄建伟说这辆车就是死者的小车，假如有警察过来查这辆小车，就肯定知道警察查这件事情。黄建伟没有叫我处理这辆车，只是叫我注意这辆车，我也不知道是谁把这辆车开过来，后来这辆车停得太久了就被皇都酒店的人叫人拖走了。 在我处理完尸体以后，“大象”在珠海的一个朋友找到我，说“大象”因为涉嫌绑架被抓，然后写了一封信给那个朋友，然后让那个朋友把信交给我，再让我把信交给黄建伟，我看过信的内容，大概就是“大象”怀疑是被台湾在大陆的黑帮绑了，需要黄建伟去找“大象”的哥哥帮忙，我拿到信以后，也没有和大象的朋友说他哥哥已经被处理了，而是把信交给了黄建伟。 我大概在2007年以我本人简永盛的名义开了一张农业银行储蓄卡，到了2012年我拿到了一个假的身份证，在2018年的时候以“宋柒”这个名字在福建漳浦分别开了中国银行卡和中国建设银行卡，在东莞厚街开了一张某国工商银行卡。 关于魏某1是怎么死的，我想起来“阿酷”跟我说过，说黄建伟是找人把魏某1骗到中山的一个农庄，然后在农庄的停车场就把魏某1给绑了，当时就把魏某1两只手铐起来，眼睛蒙起来，嘴巴也蒙起来，然后拉回大岭山黄建伟自己住的那个别墅，然后让“阿酷”和那个河南男子看守。黄建伟跟魏某1谈过要钱的事情，说要两百万就放了他。魏某1说只有放了他才能拿到钱。后来因为谈不拢，又因为魏某1在台湾的时候是“某帮”的人，把黄建伟出卖了，黄建伟本来就是要清理门户把魏某1弄死的。“阿酷”说他们把魏某1绑到黄建伟别墅后是有看管过魏某1一段时间的，后来有一天黄建伟把魏某1整个人放倒在地上，然后用刀捅魏某1把魏某1杀死了，然后叫他们把魏某1的尸体处理掉。“阿酷”就是因为不敢处理魏某1的尸体所以才跑来找我，说想要跑路。他来找我说这个事情是想要我帮他出主意跑去哪儿，并且希望我给他寄钱，因为他说黄建伟只给了他和那个河南男子6000元，一人三千，不够他跑路。于是我叫他去福建漳州投靠我朋友阿泉，并且答应给他寄钱。 上诉人简永盛辨认出陈某强（“胖子”）、许彦宏、黄建伟、于某展（“旺旺”）。指认出与陈某强、黄建伟搬运尸体与碎尸的地方。 （4）上诉人陈寿清的供述和辩解。主要内容：我外号“阿清”。2005年我与童金阳（黄建伟）在看守所认识。2008年天气还很热的时候，一天早上七、八点钟童金阳和我、“阿酷”说带我们去一个农庄吃饭，大约上午十点左右，童金阳开着他那辆墨绿色奔驰轿车载着我、“阿酷”、他女朋友从东莞大岭山别墅出发，经过两三个小时到了一个农庄吃饭，吃饭的时候饭桌上有童金阳、他女朋友、我、“阿酷”、一个老头还有一个女人，另外还有两三个年轻男子。饭后童金阳带着我们去餐厅的一个茶房，童金阳和阿酷、老头还有两三个年轻男子进了茶房里面准备泡茶，我和童金阳女朋友就去茶房旁边的鱼池看鱼去了。大约半个小时，我自己回到茶房找童金阳他们。我进去的时候看到童金阳、“阿酷”、老头、“大块头”、还有一个年轻的男子一起喝茶，一开始童金阳和那个大块头男子还有说有笑的，聊了大约十几分钟，突然童金阳和那个大块头男子说话的语气不是很好，声音也大了起来，这时童金阳左边手坐着的那个老头站了起来，手里拿出一副手铐（这副手铐应该是童金阳的，我有一次看到童金阳拿出来给“阿酷”看过），“阿酷”、年轻男子一起帮老头把大块头男子给铐了起来，是双手扳到身后铐的，这个被铐的男子一脸惊愕也没反抗和挣扎就被推到了茶房门口正对着的一个小房间了。没一会儿年轻男子喊我递胶带给他，我拿给他时看到大块头被放倒在床上。过一会儿“阿酷”、老头还有年轻男子出来了厅里，这时小房间里有声音，“阿酷”又进去看了一下说没有绑好，童金阳让我进去。我进去以后“阿酷”让我用铁丝把人捆紧一点，还有用封箱胶带封住了那人的嘴巴。然后童金阳和老头在茶房里商量了一会儿后，就出来拿出一张纸，让“阿酷”进去房间里给那个大块头签什么，过了一会儿“阿酷”拿着纸出来了，童金阳看了一会儿以后就把纸收起来了。然后童金阳还让“阿酷”交还了那个大块头的手机，他和老头先走了。他们走了以后就剩下我和“阿酷”看守这个大块头，到了晚上我们听到小房间有声响，“阿酷”进去看了一下，然后让我拿着水和火腿肠让那个大块头吃下。出来后我就来客厅看电视，“阿酷”中途还在我旁边吃零食，整晚其他人没进来过。 第二天一大早，“阿酷”把我叫醒，我见到童金阳和一个年轻男子刚进来茶房，童金阳就叫我们把大块头抬上车，然后我、“阿酷”、年轻男子和老头就一起把大块头弄到了童金阳停在门口的车尾箱。我看到童金阳倒了几粒小药片给“阿酷”，“阿酷”把药片塞到了大块头嘴里后去开车，然后“阿酷”载着我和大块头就走了，然后我们就一直开到了童金阳住的别墅。 到了别墅门口我看到童金阳、年轻男子和老头已经到了，老头的那辆面包车也停在别墅院子的外面。“阿酷”把车倒到了别墅院子里，车尾箱对着别墅客厅大门，然后我、童金阳、老头、年轻男子和“阿酷”一起把车尾箱的那个大块头抬进别墅客厅放在地上，童金阳和老头就和这个大块头说了半小时的话。然后我、童金阳、“阿酷”把他抬到了厨房，童金阳出去了一次又回来和大块头说了几句，大约是钱什么的，具体内容我听不懂。然后就叫我和“阿酷”把大块头杀了。我和“阿酷”站着没动，童金阳就叫我把人拖到洗碗盆那里，头靠着洗碗盆的一个洞旁边。童金阳又叫我们把人杀掉，不然我们都得死。他在厨房刀架上拿了一把生铁菜刀递给“阿酷”，“阿酷”用刀割了几下，童金阳也让我割，我接过刀蹲下的时候大块头用普通话说“要杀我就给我一个痛快”，然后我就用菜刀割了几下，“阿酷”又把刀接过去割了几下，过了一会儿这个人就不动了。这时童金阳叫我们把人分解了。 在农庄绑架那个大块头男子的有童金阳、老头、我、“阿酷”还有两三名我不认识的年轻男子，我们把人绑了在农庄关押一晚上后第二天一大早我、童金阳、老头、“阿酷”、还有一个年轻男子就把这个人抬上童金阳的车尾箱。杀人是童金阳逼着我和阿酷杀的，绑架、杀人、分尸、煮尸都是童金阳主使的。 上诉人陈寿清辨认出黄建伟（童金阳）、王正雄（老头）、吕某扬（“阿酷”）、魏某1（大块头男子）。指认了其与“阿酷”、童金阳、老头等人在中山绑架“大块头”的农庄、杀“大块头”的别墅。 （三）绑架、非法拘禁李某某、曾某某的犯罪事实。 2017年至2018年期间，上诉人黄建伟伙同吴易霖（另案处理）等人多次在东莞等地密谋绑架台湾人李某某以勒索财物。2018年4月17日上午，在得知李某某当天从台湾到珠海的准确消息后，黄建伟指使吴易霖以帮忙追债为名纠集马友富、钟堂、熊长玺（三人均另案处理）驾车来到珠海，同时黄建伟指使王正雄、黄尚礼、邱俊荣驾车来到珠海，由王正雄到澳门机场、黄尚礼在拱北口岸分别盯梢李某某，将李某某当天的行踪通报给在珠海守候的吴易霖等人。当日下午14时许，吴易霖、马友富、钟堂、熊长玺见到李某某、曾某某到达珠海市华发广场的住处后，即伙同黄尚礼冒充警察直接闯入房间，将李某某、曾某某押上汽车带到东莞市厚街镇某村台菜馆后，吴易霖安排人员用铁链锁住该二人双脚，由马友富、钟堂、熊长玺等人负责轮流看守。当晚，黄建伟以杀害相威胁，向李某某勒索1亿元台币赎金。4月18日，黄建伟、吴易霖又强逼李某某签下面额为台币5000万元的本票及《投资分红还款协议书》，同时威逼李某某录制筹钱求救录音并通过手机向其亲友播放。李某某的亲友林某辉等人因担心李某某的人身安全，四处紧急筹款并于4月20日将赎金台币1000万元在台湾桃园市交付给黄建伟指定人员，当日下午，黄建伟、吴易霖将李某某、曾某某释放。黄建伟通过地下钱庄兑换上述台币1000万元，实际收取人民币2164502元后，其支付给吴易霖人民币32万元、王正雄人民币1万元作为报酬。 认定依据： 1.现场勘验笔录及现场照片、现场简易记录表。证实广东省东莞市厚街镇某商业街一湾店渔蓁美餐厅的餐厅结构及家具摆放情况;证明绑架现场即珠海市香洲区拱北粤海东路华发广场×座小区的相关状况。 2.调取证据通知书、调取证据清单、录像说明。珠海市拱北粤海东路华发广场调取到的视频监控资料显示2018年4月17日14点37分，被害人曾某某被熊长玺、黄尚礼从小区×座楼上带到楼下，14点37分36秒被带出小区大门。2018年4月17日14点59分26秒，被害人李某某被吴易霖、钟堂、“阿富”从小区×座楼上带到楼下，15点05秒被带出小区大门。 3.扣押决定书、扣押笔录、扣押清单。证实：1.侦查机关扣押了一辆银色日产天籁（扣押时无牌，车架LGBFICE024R×）小轿车、一本机动车驾驶证（车牌粤SW92N20，所有人为祝飞雄，型号为天籁牌EQ×）、一条钥匙（黑色方形，边角可插一条车钥匙）；2.侦查机关扣押了王正雄一部粉色OPPO手机。 4.调取证据通知书、调取证据清单、调取证据报告。证实：戴某英兴业银行62290939791×的账户于2018年4月25日存入25万元，于18年4月26日存入75万元，其中银行监控录像由于超出三个月，已无法调取。 5.本票七张、汇款申请书、《投资分红协议书》、《借据》等，证实其被绑架后，在黄建伟、吴易霖等胁迫下，其出具的相关“凭证”。 6.被害人李某某提供的花旗银行跨行汇款申请书1张（编号01×）、证人曹某平签字确认的4张转账照片。证实李某玲、林某辉等人筹集赎金的情况。 7.《车辆转让协议》，证实2017年12月21日邱俊荣以3万元向张建明购买牌照为粤SW×的日产天籁车一辆。 8.《商铺租用合同》，证实2012年5月1日起陈某波将其所有的位于某步行街旁空地上用铁硼临时搭建的商铺出租给卢明炯使用。 9.《房屋租赁合同》，证实戴某英和杜某锐于2018年8月28日签订的聚和广场天景阁×的租赁合同，租期自2017年9月5日至2018年9月4日。 10.被害人陈述。 （1）被害人李某某的陈述。主要内容：大约几年前黄建伟找过我一次麻烦。当时他叫“马沙”来台湾找我，黄建伟在电话里说他在大陆生活得不好，让我给他一百万元台币，如果我不给他就会找我麻烦。我没答应。后来张镇平让我给五十万台币，他帮我摆平。我妥协了，将五十万台币现金给了张镇平，他拿去给黄建伟了。“某帮”都是各自做各自生意的，没有集体经营生意的事，不存在黄建伟在我这里投资200万的事情，我与黄建伟从来没有矛盾纠纷，也没有经济上的来往。 2018年4月17日下午14时30分，进来几名男子说是公安，让曾某某不要动，其中一个男子就拿出一个公安证件，他又将衣服下摆拉开，露出一把类似手枪的东西，我看他们有证件还有枪就相信他们是公安了。然后那个光头男子将曾某某押到客房里看着，另外的人在客厅，其中一名戴墨镜的男子说有人举报我们洗钱和贩毒，然后就开始搜查房间，之后戴墨镜男子说经请示领导，要把我们带回总部做笔录。光头男子和戴帽子男子就先将曾某某押下楼，随后另外三名男子就将我带下楼分别上了两辆车。我上车以后他们就用手铐将我铐住并且带上头套，在前面开车的那名戴墨镜的男子还转过身来用一带电的东西戳我的手臂和大腿，我能听到啪啪作响的声音，戳到我身上很麻很痛。我从华发广场被带走时乘坐一辆车的车牌号为粤AR×，后来经查发现这是一辆套牌车，该车牌下登记的是一辆五菱车。 我被带到关押地点后，被他们带上头套、脚镣关在小屋子里，大概到了晚上有人把我带到客厅，有人过来把我头套拿开，我看是黄建伟。他说起二十多年前的一件事情并且要把200万和这20多年的利息算在我头上，我不认可，黄建伟就打了我一个耳光。当时我们谈话的时候只有一个负责看押我的年轻人在旁边，戴墨镜的男子没有在场。在客厅聊了一会儿以后我就被带回小屋子，我见曾某某也在那里，黄建伟又继续跟我谈债务问题，我还是不承认欠他钱。黄建伟说自己在台湾已经背了两条人命了，现在也不差我们这两条命，之后他就离开了。 第二天早上，戴墨镜的吴姓男子给我聊天说让我给他一千万台币，帮我摆平，我当时同意了，于是写下了三张本票，额度分别是300万元台币、300万元台币、400万元台币。另外，他还让我再写一张我向他借款一千万元台币的借据，但写到向谁借款的地方就空着，那借据是吴写好后让我抄的，写好后，吴说了一句“以后你们就算去报案，也是债务纠纷了”。到了晚上黄建伟过来时，否定了我和吴的约定。 第二天晚上，黄建伟又逼我录音，录音内容是“阿辉，我是某某，赶紧给我筹两千万。”录完音以后黄建伟就说可以了，其他的他自己会说。接着他又逼我写了五张面额分别为一千万台币的本票，还逼我写了一份合股协议书，证明这5000万台币是合伙做生意的。到了第三天，那个在华发广场把我们押走的负责人就跟我们说他们已经收到钱了。明天就可以放我们走了。到了4月20日下午17时许，我们就被一辆车带到高速公路出口，然后我们下车之后对方就要求我们不要回头，直接让我们坐上前面一辆出租车，出租车就把我们送到东莞厚街的喜来登酒店门口。随后我们就从东莞喜来登酒店自己包车回珠海。 我们从4月17日晚上一直被人绑架到4月20日晚上，具体关押在何处不清楚。我的朋友阿辉在台湾桃园把2千万台币现金拿给黄建伟的手下。 被害人李某某辨认出熊长玺是参与绑架的人；辨认出钟堂就是那名出示证件说自己是公安并表示自己有枪的人；辨认出黄建伟，简某某；从监控视频里辨认出绑架他的几名男子。 （2）被害人曾某某的陈述。主要内容：2018年4月17日14时30分许，我和我老板李某某在我租住的珠海市香洲区拱北粤海东路华发广场×座×房搞卫生，大门是开着的，我在厨房搞卫生，李某某在大厅。来了五名戴着鸭舌帽的男子冲入我们的房内，自称是公安局民警，并称有人举报我们有洗钱和贩毒，要我们出示证件，我们出示了台胞证等证件，他们就把我们的证收走了，并对我们的房间进行了搜查，后来其中一名男子对我们说经请示上级领导，要带我们回总部做相关的笔录，我就先被他们带到楼下，我被带到楼下二十分钟后我老板李某某才被他带到楼下。我被带上了一部米黄色纳智捷小汽车上，车牌号码我记不清楚了。我双手被铐上手铐，头被黑色的头罩罩上，走了几个小时以后到达了目的地。 绑我们的五人有二个较壮，身高约1.70米，都戴鸭舌帽。一个较瘦，短头发，没有戴帽，身高约1.70米，另外两个身高约1.65米，中等身材。 我被两名男子押上一辆汽车后，对方就给我上了手铐，还给我带了头套，我不敢反抗，他们就开车将我带走了。后来他们将我带到东莞的一处铁皮屋，进去后我就见到我老板了。但我很快就被带到了后面的一个房间。当时黄建伟就带着押我回来的那两名男子来见我的，黄建伟先开口问我认不认识他，我想了一下，就问他是不是“阿伟”，站在他旁边那个身材较高，押我回来负责开车的那个男子就拍了一下我的脑袋对我喊“阿伟是你叫的吗，叫伟哥”。之后黄建伟就说“阿水，要押两个一起押，不可能放你一个人走的，认命吧，要不你帮你老板想办法凑钱”，我说我没钱的，他就没说什么了。我当时提出来要见一下我老板李某某，黄建伟同意了，我到了前面房间见到了李某某，李某某说自己被修理了，被电击了手臂和大腿，我们还没聊几句，对方又将我拉到后面的房间，给我戴上了头套。我听到那个戴墨镜的男子对另外的人说“去拿铁链过来”，过了一会儿他们就拿铁链将我的脚也锁上了，我看那铁链和锁头都是新的。到了晚上，李某某也被关到我房间了，我们二人坐在一张床上，一人待一个角，都是被锁住手脚的。黄建伟离开以后李某某和我聊天时用闽南话对我说“阿瑞，我们两个要死在这里了”，他说这话时离我很近，我看见他眼泪都流出来了，我安慰说应该不会的，他们想要钱。 第二天早上（18日早上），对方看押我们的人给我们提供了早餐，我和李某某吃完早餐不久，那名之前在珠海住处带头进屋并自称是公安的男子进来了，他对李某某说出一千万帮他摆平这件事情。李某某听后答应了他的要求，接着戴墨镜的男子拿出一份事先拟好的借据样板和几张空白本票，提供了纸张和笔，让李某某签下了三张本票和一张借据。当时李某某由于有些老花眼，签的过程中还叫我帮忙看看写的对不对，所以我知道整个签的过程和内容，我记得李某某当着戴墨镜的男子的面签下了两张三百万和一张四百万台币的本票还有一张借据，我记得本票上的指定人和借据上被借款人一栏是空白的，李某某问要不要写，戴墨镜的男子说空着不用写。另外，李某某发现借据样板和本票上的落款日期提早了，李某某问怎么回事，戴墨镜的男子说照着写好了，李某某就只能按照戴墨镜的男子的要求全部写好交给他，戴墨镜的男子拿着三张本票和借据在离开时，还说了一句话“你们去报案好了，签了这些就是债务纠纷了”。 18日晚上，黄建伟和戴墨镜的男子一起来到关押我们的小屋子，当时屋子里还有一名带着口罩负责看押我们的男子（我不能确定与上午签本票时是否同一男子）站在门口，黄建伟进来后要求李某某录音给台湾的朋友。录好音以后，黄建伟对李某某说上午签的三张本票和借据全部作废，要求李某某重新签五张金额各一千万的本票和一份“投资分红还款协议书”，戴墨镜的男子就拿出已经写好的“投资分红还款协议书”样板和空白支票让李某某写。李某某只能照着写，抄了一份“投资分红还款协议书”，写了五张金额各一千万台币的本票，其中有一张写错作废了，写的过程中我记得本票及投资分红还款协议书上的指定人和被还款人一栏都是空着的，李某某问为什么是空着的，黄建伟要求不用管空着就行了，落款日期也提早了。全部写好以后黄建伟和戴墨镜的男子就拿着李某某录好音的录音器以及本票、“投资分红还款协议书”离开了。 黄建伟没有说李某某欠他钱的事情，逼李某某写本票是为了手里那凭据，这个本票在我们台湾比支票还好用，我们那里的法院认这个东西，只要有这个本票，家里的财产法院都可以来执行，所以黄建伟也说了我们报警也没有用，签了这个本票，那就是个经济纠纷，但我可以证明当时李某某是被黄建伟逼着签本票的。 到了第四天上午，戴墨镜的男子进来说我们已经收到五百万了，你们下午可以走了。到了下午戴墨镜的男子带着两名戴口罩的男子将我和李某某带上头套及手铐从屋里带出来押上车，开车送到一处地方，将我们头套拿下来及解开手铐后让我们下车离开，并吩咐不要回头。 被害人曾某某辨认出熊长玺、钟堂是参与绑架其与李某某的人；辨认出黄建伟；辨认出黄尚礼就是绑架他的人；从监控视频里辨认出绑架其与李某某的人。 11.证人证言。 （1）证人马某香（钟点工）的证言，陈述2018年4月17日下午14时左右其去李某某家搞卫生，5名陌生男子持警察证、带有枪形物自称“珠海市公安局刑警队的”将其与李某某、“水哥”控制了、随后将李某某、“水哥”带走的经过。其证言与李某某、曾某某的陈述一致。 证人马某香辨认出当天腰间别类似手枪的男子是熊长玺，辨认出当天亮警察证件的人是钟堂，辨认出当天戴鸭舌帽的人是黄尚礼。 （2）证人曹某平的证言：其知道李某某在4月17日或18日要到珠海，但到了时间没联系上，后来找保安翻看监控发现李某某、曾某某分别被几名男子带走，保安说是被警察带走，其看保安发的两张李某某、曾某某被警察带走的照片，认为是假警察，但李某某的女儿李某玲说先不报警，19日晚23时左右，李某玲说李某某被人绑架，对方要求支付2000万元新台币现金，卢某渊已经借给她350万元新台币。其委托台湾的朋友李某文汇给李某玲提供的林某辉账号350万元新台币。听说20日交完钱以后放的人。4月24日左右其返回台湾见到李某某，听李某某说是黄建伟绑票的。据其所知他们之间没有债务。 （3）证人卢某渊的证言，陈述其与李某某是生意合作伙伴，2018年4月18日晚上得知李某某和“阿水”被绑票了，对方要求2000万新台币赎金，其帮忙筹措，并于20日下午在东莞市厚街喜来登酒店接到李某某、“阿水”两人，第二天返回台湾；后来我李某某说是黄建伟绑的。 （4）证人高某宗的证言，陈述李某某失踪后，其经许某宏告知李某某被黄建伟绑架，从许带来的录音中听到李某某请求林某辉、卢某渊（阿城）、曹某平帮助凑2000万元台币交给黄建伟，于是大家分头凑钱，将2000万元台币装到两个行李箱里交给黄建伟派来的两个专门做地下汇水的男子拿走的经过。其还反映李某某和黄建伟之间不存在债务问题，李某某在“某帮”的辈分要比黄建伟高很多，只听说李某某照顾黄建伟，没听说李欠黄建伟的钱。 （5）证人许某宏的证言，陈述黄建伟通过微信声称李某某被其带走、并提供李某某请林某辉帮忙筹款台币2000万元的录音后林某辉等人筹钱以及根据黄建伟的要求从东莞拿两张本票到台湾交给林某辉的情况；并陈述其也是“某帮”的，从小跟着黄建伟，都怕他，所以按他的要求做。 （6）证人林某辉的证言，陈述2018年4月18日得知李某某找不到之后，黄建伟通过许某宏联系后在电话里说让其听到李某某的求救录音“阿辉，我是李某某，我与黄建伟讲好了，要还他新台币2000万，你先帮我筹这一笔钱，拜托你，谢谢，我回来再跟你算”，随后其便多方筹钱，按照黄建伟电话中的要求交给两不认识的男子，以及后来许某宏交给其两张李某某开的本票的经过，与许某宏陈述相一致。 （7）证人吴某哲、张某豪、李某斌、刘某文、黄某安、曾某仁等陈述涉案2000万元台币收取及流转的情况。 （8）同案人吴易霖的证言：吴易霖陈述根据黄建伟的要求找李某某“讨债”的经过。主要内容：2018年4月份我去珠海市帮台湾人“伟哥”追讨的债务，我们一行六个人都是男的，其中熊长玺、钟堂、“小荣”是我叫过去的，另外两个都是“伟哥”的人，其中一个叫“阿俊”。当时是“阿俊”微信发给我地址的，我导航过去的。 2017年间黄建伟说李某某是他朋友，只要他与李某某见面就可以收到钱。黄建伟告诉我李某某每个月都会过来珠海找女人。 今年（2018年）黄建伟告诉我李某某要来珠海了，希望我这次把握机会把李某某带回东莞与他见面，他收到的钱会分给我三成。2018年4月17日“阿俊”或者黄建伟告诉我李某某从台湾坐飞机到珠海，要求我将李某某带回东莞与他处理债务问题。 我与熊长玺、钟堂、“阿富”一起开着我自己的车到珠海情侣路，我把车停好以后，按“阿俊”发的手机位置到该小区与“阿俊”、“阿龙”他们会合。他们开了两部车。我们在小区门口吃了面，“阿俊”告诉我李某某要到了，他还告诉我李某某住在15楼，除了“阿俊”，其他人跟我一起进房时，李某某房门是打开的。我先走进去，李某某坐在沙发上，我说“你是不是叫李某某，台湾黑社会老大”，他说是，然后我说“你涉嫌毒品和洗钱，跟我协助调查一下”，黄建伟让我把李某某和“阿瑞”带走。“阿龙”和熊长玺一起带李某某保镖先走，我和钟堂、“阿富”和李某某一起下楼。途中我告诉李某某要回东莞与黄建伟处理债务后，李某某要跳车，所以用手铐将他铐上，给他戴上头套，按黄建伟指示到台菜馆。到台菜馆后李某某与其保镖被安排坐在一个小房间床上，那天晚上我准备了食物给他们，并问李某某是否有欠黄建伟钱款。李某某告诉我说有。等到黄建伟过来我就按照黄建伟要求把李某某带到办公室让他们商讨债务，我就先到客厅等待。后来听到有吵架的声音，我就进去看究竟，但黄建伟告诉我没事，之后他们继续谈。我在旁边听到李某某承认有几千万台币的欠款，最后他们达成以五千万台币处理这事并写了借款单据。后来李某某告诉黄建伟他没有那么多现金，只能让他慢慢借，提出先还五百万台币，黄建伟答应了。李某某打电话给“阿城”让他借五百万。 那时我与李某某谈了很多事，包括向他道歉，并告诉他先还五百万，给黄建伟有个交代就可以，如黄建伟对他不利我会保护他。我与他谈话时得知他已经过70岁，又因为口腔癌开了两次刀，吃不了饭，只能喝粥和牛奶，且晚上需要安眠药才能睡觉。这些事情黄建伟事先都没告诉我，否则我也不可能绑架一个病危的老人收账，所以我早上天天买皮蛋瘦肉粥还有最好的安眠药给他服用，他留了他和保镖的电话号码给我，让我有空的时候可以去找他们。 两天后黄建伟说已经收到钱了，并说李某某的朋友从台湾过来到厚街喜来登大酒店接他，叫我安排的士送他过去。我很奇怪李某某为什么会报警，后来我才知道黄建伟拿了两千万台币，而且要把我杀掉灭口，他开出条件是死亡一百万，重伤八十万，轻伤六十万。后来黄建伟说收到五百万，过十天左右他拿了三十二万元到虎门，扣掉给黄尚礼3万，“阿俊”2万，熊长玺、钟堂、“阿富”各2.5万，我实际拿了19.5万，如果是绑架，不可能是那么少的钱，没有人会去做。 （9）同案人钟堂的证言：2018年4月17日下午，我在珠海市华发广场将两名台湾受害人带回东莞厚街，当时参与的有我、“阿俊”、“小熊”、老板吴易霖、“阿龙”、“阿富”共六个人。 4月17日出发之前吴易霖把我、阿富和“小熊”都叫到店里和我们说，李某某欠了黄建伟的钱，让我们帮黄建伟收债。接着他给我们三个人一人一个类似警察证的证件，还给我一个袋子，里面有两副手铐，两个黑色头套。之后我就去帮老板遛狗，老板就在店里面交代“小熊”和“阿富”到了以后怎么做。到了上午大概10点多的时候我们就乘坐老板的丰田SUV出发去珠海，去到珠海一个小区门口我们就停车去附近吃面，在吃面的时候老板就接到“阿俊”的电话，说李某某就快回家了，老板让我们快点吃完回去，吃完面后我们回到小区门口，“阿俊”已经在小区门口等着了，然后我们就在车里等李某某回来，“阿俊”提供一辆出租车车牌说是李某某和“阿水”坐的，让我们留意那辆出租车有没有回来。到了下午我看到那辆出租车进了小区，我们在车上等了半个多小时，这时候看到“阿龙”走到小区门口，老板就叫我们三个下车跟着“阿龙”上楼。之后“阿龙”带着我们步行上了其中一楼，然后有一间房门是打开的，我们四个就进去了，进去之后看到“小熊”将那个假的警察证件挂在胸口，我进去之后“阿富”叫我去其中一间房间看着“阿水”，“阿龙”、“阿富”、“小熊”和李某某在客厅，我不清楚具体他们说什么。大概半小时后“阿富”就敲门让我和他一起带着李某某下楼。我们把李某某带回老板车上以后，老板就开车搭着我们回厚街。在路上李某某反抗说要下车，我们就用手铐把他铐住，并且给他戴上了头套。（绑架时我戴了一张假的警察证，上面写着刘波的名字，单位写的广东省珠海市公安局，照片是我本人的。这张证件是吴易霖给我的。） 我们把李某某带到台菜馆的包间，让他坐凳子上，吴易霖让我拿手铐把李某某双手铐上，我看见包间的桌子上有一副手铐就拿来把李某某双手铐在身前。“阿水”被关在另外一间包间，后来李某某和“阿水”关在一个包间。我跟“小熊”、“阿富”三个人轮流看着李某某和“阿水”。我没有看到有人用铁链锁他们。 到了晚上20时许，“伟哥”过来了。他过来后用闽南话和李某某聊天，在聊天过程中还打了李某某一巴掌。不久后“伟哥”离开，之后“伟哥”过来了三次左右，每次来了都有和“阿水”、李某某聊天。 到了21日（后又称19日）下午吴易霖就过来店里叫我们放李某某和“阿水”离开，我和吴易霖就开他的丰田车将“阿水”和李某某送到沙溪水库一个路口，然后“小熊”找了一辆出租车过来将他们送走了。 钟堂辨认出邱俊荣（“阿俊”）、黄尚礼（“阿龙”）；指认了将李某某、“阿水”被带走的地方，指认了将李某某带走的车以及将李某某、“阿水”关押的地方。 （10）同案人马友富的证言：2018年3、4月份左右，我和吴易霖、钟堂、“小熊”、“阿俊”和“阿龙”六人在珠海，具体位置不清楚，以向他们收钱的名义将两个60岁左右的台湾人带至东莞，之后将这两人关了两天多，之后我们收到消息说放人，我们就放人了，当时是“阿俊”负责联系的，他是负责人，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之后我听说他们被警察带走了，我先躲起来，我在今晚打了110自首了。我一共分了2.5万，除了我们六人参与还有一个叫“伟哥”的男子。 2017年底，“伟哥”和吴易霖商量说，有一个台湾人欠债，要吴易霖帮忙去要，这个欠债人在珠海有住处，已经派台湾人“阿俊”等人摸清了地址。 今年4月一天上午，吴易霖在他的台菜馆召集我、钟堂、“小熊”共四人开一台白色越野车出发来珠海找欠债的台湾人要债。一路上是吴易霖指挥路线，并与“阿俊”联系，到了珠海拱北一处小区外，我们等了一段时间，期间“阿俊”和“阿龙”都出现与吴易霖会合。之后由“阿俊”带路，我、吴易霖、钟堂、“小熊”、“阿龙”一共六人进入一栋楼，走的楼梯，一共上到十几楼。到了后，阿俊就指了欠债的台湾人的房门，当时凑巧该户房门开着（在搞卫生），吴易霖就带着我、钟堂、“小熊”、“阿龙”冲进去了，“阿俊”没有进去，钟堂和“小熊”有佩戴伪造的假警察证。我们进去后里面有两名年纪五六十岁的男子在客厅，吴易霖跟对方说我们是派出所的，有人举报你们贩毒，要带回调查。接着我们分头装作进行搜查的样子，里面还有一名搞卫生的阿姨。在屋里呆了五到十分钟左右，吴易霖安排“小熊”和“阿龙”将年纪轻点的台湾人带下楼，之后我和吴易霖、钟堂带着年纪大点的台湾人坐电梯下楼。到楼下后，“小熊”和“阿龙”开着“阿俊”的车将年纪轻点的台湾人带回东莞，我和吴易霖、钟堂押着年纪大点的台湾人开白色的越野车回东莞。我们的车先回到吴易霖的台菜馆，另外一台车稍微晚点到。到了后我们先将两名台湾人放在大厅看押，过了一段时间“伟哥”也来了，他和这两名台湾人谈了半小时左右然后叫吴易霖把他们关起来。我们就把两人转移到台菜馆中的其中一个小房间里关押，“伟董”让我们用铁链将他们脚锁住，防止逃跑，然后吴易霖交代我、钟堂和小熊负责轮流看押。在关押期间，“伟哥”来过两次找台湾人谈话，我记得是关押了两个晚上以后，吴易霖将两名台湾人放掉了。 马友富辨认出黄尚礼（“阿龙”）、黄建伟（“伟哥”）、邱俊荣（“阿俊”）。 （11）同案人熊长玺的证言：2018年4月17日上午，吴易霖电话通知我跟着他去珠海帮黄建伟要100多万的账，打完电话后我去楼下榕树头等他。很快吴易霖开车来了，车上还有钟堂和“阿富”。到后吴易霖叫我来开车往珠海方向，上了高速以后吴易霖问钟堂“东西（指的是手铐、电击棍、头套）带了没有”，钟堂说“带了在车后备箱里”。大约两小时左右我们到了那名台湾人住的小区外边，之后吴易霖频繁打电话与别人联系，到了中午我们四人在附近小店一起吃了面，然后再次回到车上等。期间“阿俊”过来了，与吴易霖聊了一会儿又走了，我们继续等，我无聊就玩手机，不知何时吴易霖已经不在车上了。这时钟堂接到吴易霖的电话，说叫我们上楼，地址是进入小区左手边第一栋。钟堂带路我们三人进入小区左边第一栋楼，我们走的时候是楼梯上去的，我记得到了五楼还是六楼，一间房门是开着的，我们进去后吴易霖和“阿龙”在客厅里，还有两名台湾人。在屋里吴易霖用台湾话与对方谈话，期间吴易霖把“阿富”叫到身边说了几句，之后“阿富”与钟堂出去了，没一会儿他们两个就把装有手铐、电棍、头套的白色袋子拿上来。又过了一会儿，吴易霖吩咐我与“阿龙”把其中稍胖的台湾人押下楼，并叫我把车钥匙给“阿富”，我下楼的时候好像是钟堂叫我把这个袋子顺便拿下去。我提着袋子与阿龙一起押着胖台湾人出门乘坐电梯下楼，出了电梯再次回到车附近，“阿龙”叫我看着胖台湾人在原地等，他去取车。过了一会儿，“阿龙”驾驶一台日产小汽车回来，我就押着台湾人坐后排，“阿龙”开车回东莞，开了一段时间，“阿龙”边开车边从手边拿了一个黑色头套给我，叫我给台湾人带上，我照做了。后来我们带着胖台湾人回台菜馆，吴易霖他们已经开车把另一名瘦一些的台湾人带回来了。我和“阿龙”把胖台湾人带进台菜馆里的一间办公室，里边瘦台湾人已经在那儿了，“伟哥”也在。然后“伟哥”用台湾话跟他们聊，聊了很久，之后吴易霖叫我、“阿富”、钟堂把两个台湾人换到另一间房看好。接下来两天，吴易霖吩咐我们三人轮流看押这两名台湾人，我记得是在第三天也就是19日中午左右，吴易霖开车带着我、钟堂、“阿富”将两名台湾人带到厚街沙溪水库附近释放。 在我和阿龙带另外一名台湾男子回东莞的路上，我曾经打开过白色袋子看，发现里边只有一副手铐和一副黑色头套，没有电击棍，我猜测可能是被人拿去用了。 事后吴易霖一直说“伟哥”没有付报酬给他，所以我到被公安机关抓获以前，吴易霖没有支付我任何报酬。 熊长玺辨认出钟堂、邱俊荣（“阿俊”）、吴易霖（吴老板）。 12.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 （1）上诉人黄建伟的供述和辩解：大约四五年前，我叫“马沙”回台湾找李某某，让他找李某某接我的一通电话。那次我把李某某在台湾的地址给了“马沙”，他去到那里以后就打电话说李某某在楼上睡觉，楼下有很多小弟，身上都有纹身，他很害怕。我当时叫他不要担心，那些都是以前跟着我的小弟，只要知道是我的事，他们都不敢管的。“马沙”才敢进去，他等李某某睡醒下来后就让他接我的电话，后来听“马沙”说当时李某某很吃惊，拿着电话到屋外边跟我通话。我当时在电话里就让李某某说还钱，他在电话里承认欠了我一个亿，并答应陆续还我，后来马沙就离开了，马沙不知道我们通话的内容。事后李某某找了他的同学张镇平拿了50万元台币给我。这之后，李某某再也没有还钱给我，于是在2017年7月左右，我就跟吴易霖（小明）聊到李某某欠我钱的事情，吴易霖主动跟我讲，要帮我追讨这笔1亿台币的欠款，但是事成之后我要按实收的钱给他30%的佣金。 在案发前的七八个月前，我委托吴易霖去做这件事，期间我曾经提供过五六次李某某、曾某某的航班信息和他们的照片给吴易霖，至于他有无安排其他人去踩点我就不清楚了。曾某某答应做的内应，要求我分给他20%，他负责把李某某来珠海的消息透露给我朋友“詹仔”，然后再由“詹仔”传递给我。 2017年11月左右，吴易霖自己摸索出住址，并把照片发给我。我看到李某某在珠海的住处的楼梯口对面有个凉亭，就和吴易霖商量说到时候把人带到凉亭然后让李某某听电话，我会向李某某说明我委托吴易霖讨债的情况。 2018年4月17日之前一个星期左右，我获知李某某、曾某某要从台湾来珠海后，就把消息提供给吴易霖，由他策划安排。吴易霖说人手不够，要求我安排“马沙”、邱俊荣、黄尚礼参与，我就说既然已经委托你去处理该事，其它问题我就不管了。你可以自己去找他们，他们同意了我是不会干涉的。 2018年4月17日吴易霖电话里告诉我说是骗“阿水”和李某某到厚街他的餐厅（他家附近的一间蒸汽锅养生店），让我过去和李某某谈。我没想到吴易霖直接把人带到东莞厚街镇某丽湖山庄一间名叫竹林蒸汽锅养生馆的店里。 当天傍晚我就去到吴易霖的餐厅，在那里见到李某某，但没见到曾某某，我跟李某某谈起要他还钱的事情。李某某就坐在办公室里由吴易霖的小弟钟堂和“小熊”看守着。我没见到他被上锁或者捆绑着。 我当天谈了一次，第二天又谈了一次。我当时没有恐吓李某某说不给钱就杀死他和曾某某的，当天和他谈的时候因为我父亲当时在台湾车祸急救的事情我生气打了他一巴掌。我当时列举了当年和他合作的项目，以及那些项目的收益，还有我自己借给他的两百万（每天三分利息等）。 李某某说没有那么多钱，所以我们最后谈好5000万新台币作为了结。他写5000万的本票给我，由林某辉做担保，先支付2000万新台币现金，他还要跟我合作其他在台湾的生意，有利润就分给我一半，在他的一半中再扣除一半作为偿还我的债务，如果没有合作的事情他就每个月还10万新台币给我，直至还完3000万新台币的余款为止。 当时我和李某某是在台菜馆的客厅里谈好的，谈好后李某某被吴易霖带进一间房间里写的，我没有在房间，后来吴易霖把李某某写好的5000万本票拿给我时我发现是4张1000万、2张300万、1张400万。李某某在东莞台菜馆被关押期间，吴易霖单独见李某某并要求其写下欠款1000万的新台币本票，吴易霖解释说李某某当时没有这么多钱，后来我和李某某谈好5000万新台币作为了结后，我向他要回1000万借条时吴易霖不肯给我，我猜他是想要独吞，有了借条以后就不是绑架，他要自我保护。这1000万新台币的借条大概内容是李某某向债权人借款1000万新台币，但债权人姓名和借款日期都是空白了。 2018年4月19日我联系人找到林某辉，让联系人把录音给林某辉听，林某辉说一下子筹集不到那么多钱，我就通过联系人的微信和林某辉说如果他和“阿成”肯认下这笔债务，就有多少给多少，但是不能少于五百万。 4月20号上午11点多，我和林某辉说让“阿成”来东莞厚街喜来登酒店接人，并且电话通知吴易霖放人，等“阿成”到了之后就把李某某送去喜来登酒店，下午3点多“阿成”说到了虎门大桥，我就通知吴易霖说人已经到了虎门大桥，让他把李某某和阿水送去喜来登酒店，至于怎么送的我不知道。 2018年4月20日我找了台湾地下钱庄去找林某辉收钱，林某辉当时只是给了五百万新台币，21日钱庄在东莞的人就给了我三十七万人民币，原本就应该给我一百零七万的，因为我有欠钱庄的钱，就扣掉了部分，其中三十二万多现金我大概两三天后就坐车去吴易霖的餐厅把这三十多万的现金给他为报酬。 （2）上诉人黄尚礼的供述和辩解：2017年10月左右一天，黄建伟约吴易霖去东莞虎门一家叫“金锅”的台菜馆吃饭，吴易霖就开车带我、“阿富”、钟堂去赴宴。黄建伟好像也叫了邱俊荣，期间黄建伟说李某某欠他钱，并委托吴易霖要债，事后分给吴易霖追回数额的三成报酬。回来路上，吴易霖就让我、“阿富”、钟堂做好准备。 2017年11月左右，黄建伟在东莞市虎门公安局对面的黄建伟朋友“某某”的汽修厂办公室约吴易霖带着我们讨论向李某某收账的事情。在场有黄建伟、吴易霖、我、邱俊荣（“阿俊”）、钟堂、“阿富”，黄建伟和吴易霖在商量，我们在旁边听。他们商量了很多方案，吴易霖说要当场处理，黄建伟说当场处理李某某拿不出那么多钱，最后商量是从珠海绑回厚街处理。隔了没几天吴易霖接到黄建伟的通知说李某某从台湾经澳门到珠海拱北，让我们来珠海认人，于是吴易霖开着他的丰田车载“阿富”、钟堂、黄建伟一辆车，邱俊荣开他的车载我，“马沙”以及“马沙”女友到珠海拱北。“马沙”过去澳门机场等，李某某和他的小弟“阿水”到以后，“马沙”就打电话告诉黄建伟说人到了，黄建伟就通知我们，李某某他们到拱北海关后“马沙”的女友就帮我们指认谁是李某某，我们都记住了，后来我们回到东莞。 2018年3月，经吴易霖通知，邱俊荣开车拉着我按吴易霖的定位又来珠海拱北，这次是看李某某有无在租住的地方，我和邱俊荣在李某某租住的花园下凉亭等了一早上，也没有看见李某某，我们就回厚街了。 2018年4月15日，黄建伟约我们在东莞市虎门公安分局对面的黄建伟朋友“某某”的汽修厂办公室约吴易霖带着我们谈，在场的有黄建伟、吴易霖、我、邱俊荣四个人，黄建伟说李某某会在4月17日到珠海，让我和邱俊荣听吴易霖的安排，当时商量好由吴易霖全程做主，包办一切事情，时候黄建伟会给他收款额的30%，吴易霖让我和邱俊荣到东莞长安镇接“马沙”来珠海拱北，由“马沙”去澳门机场等李某某出现，由我在拱北等李某某出现，由吴易霖开着他的丰田车载着“阿富”、钟堂、“小熊”到李某某租住的小区等李某某出现，由邱俊荣和吴易霖会合。 2018年4月17日那天，邱俊荣就开着他的丰田车载着我、“马沙”先来珠海望风，吴易霖开着他的丰田车载着“阿富”、钟堂、“小熊”来到珠海，然后马沙通知黄建伟说李某某到了，黄建伟又通知我，我看到李某某后通知吴易霖和邱俊荣人到了，后来我就打车跟着李某某的出租房，我本来在楼下等，吴易霖打电话让我上去支援，他下楼等我，带我走楼梯到那栋楼房的15楼，说是电梯有监控要避开，我们上去后就到15楼的楼梯口等，过了十分钟左右，李某某出来倒垃圾，阿富和钟堂、“小熊”就冲过去，“阿富”和钟堂就拿出假公安证冒充说“公安！”把李某某推进屋内，“小熊”、我、吴易霖依次进入屋内，吴易霖就跟李某某谈，我们就在旁边充场面，吴易霖就对李某某说“我们是公安局的，有人举报你们涉嫌贩毒，要把你们带回公安局配合调查”。“阿富”、“小熊”就装作检查在屋内转来转去，我和钟堂站在客厅充场面，谈了有半小时左右，李某某就同意跟我们走，吴易霖让我和“小熊”带“阿水”先回分局，我们下楼后我先让邱俊荣上车，开车拉着“小熊”带阿水回到厚街镇万达广场，等到吴易霖他们到了厚街台菜馆安排好李某某后，接吴易霖通知也回到台菜馆，送完人以后我就走了。 2018年4月24日我们约在汽修厂，黄建伟说李某某还了500万新台币，他拿了34万人民币左右给吴易霖，二人还为给我的费用还争吵了一架，二人都不愿意出这个钱，我表达不满后吴易霖才给我3万人民币，吴易霖还给邱俊荣2万元人民币。我在整件事情里负责踩点、望风看水、充场面、开车拉人。“小熊”在车上给“阿水”一副手铐让他自己铐自己，还给他一个黑色头套自己套上，我知道邱俊荣车上也有一副手铐，回到台菜馆我看到李某某也戴了一副手铐，头上戴着头套蒙着眼睛。这些工具都是吴易霖他们准备的，具体情况我也不知道，邱俊荣车上本来就有一副手铐和一根电击棍，应该是黄建伟给他的。 （3）上诉人王正雄的供述和辩解：十年前，黄建伟找到我说某某（李某某，下同）欠了他一笔钱没有还，没有说具体钱数，打电话给对方也不接听，托我回台湾的时候找一下某某。黄建伟安排了一个台湾的小弟许某宏带着我到台湾桃园市某某的家门口，我独自一人找到某某，说明来意后我用手机拨通了黄建伟的电话，他们两人就在电话里讲了不少于半个小时，我不知道他们讲了什么，讲完电话以后我和某某寒暄几句就离开了。 2018年4月中旬，黄建伟来东莞找我，要我帮个忙。他要我到澳门机场看看某某有没有来澳门，我因为欠他人情，就答应他。过了几日，2018年4月17日早上，黄建伟安排“阿龙”和“阿俊”开车到长安接上我直接开车到珠海拱北关口。17日10时，我从珠海拱北关口出境到澳门，11时坐澳门机场大巴到达澳门机场。我在澳门机场旅客入境厅出口守着，因12时许我看到某某走出机场，就用微信告诉阿俊，某某下飞机了，坐上巴士。然后我坐澳门机场大巴去关口过关到拱北找朋友聊天，19时许，我到珠海香洲汽车总站坐车回东莞长安。 我到澳门踩点都是黄建伟吩咐的，两次都是黄建伟知道李某某要坐飞机到澳门，让我在澳门的航空出关口位置，因为见过李某某本人，所以让我看看他有没有出关，再向这次一起行动的邱俊荣汇报。第一次我去澳门踩点时，也见到李某某出关，我向邱俊荣汇报后他们不知为何没有行动。第二次我也去澳门踩点了，也是澳门航空出口的位置，这次他们直接在李某某家里把李某某绑架后直接带回东莞。 今年4月份从珠海绑李某某回东莞以后，大概过了一周时间，邱俊荣就通过微信转账给我人民币5000元，大约过了两天又微信转给我人民币5000元，前后两次总共微信收款了人民币1万元，邱俊荣转账给我时都有微信或电话跟我说这是“伟董”让他转给我的，跟我提到这是我帮忙他们绑架李某某，黄建伟给的好处费。 （4）原审被告人邱俊荣的供述和辩解：今年三四月份左右，黄建伟叫我和黄尚礼去珠海帮他收一笔账，让我和黄尚礼开车去珠海踩点。我开着自己的日产天籁和黄尚礼根据黄建伟发来的地址到了珠海市香洲区拱北竹林酒店旁边的华发广场小区踩点，我们拍了照发给黄建伟。回到东莞后，我听黄建伟说对方是李某某，后来黄建伟委托吴易霖去收这笔账。黄建伟知道了李某某4月17日同“阿水”从台湾过来珠海，回到华发广场的住处。因为吴易霖当时手下马仔只有“小熊”和钟堂，怕人手不够，于是黄建伟说希望能支援一下。黄建伟就叫我、黄尚礼和“马沙”开车去珠海帮忙收这笔账。 4月17日上午9时许左右从东莞虎门出发，我开着自己的日产车带上黄尚礼和“马沙”去珠海，11时左右我就到了珠海市拱北口岸地下停车场，“马沙”和黄尚礼下车，我知道“马沙”是准备过去澳门确认李某某的航班消息。黄尚礼下车去跟吴易霖碰面会合，我自己在附近吃午餐等消息，大概过了两个小时左右，黄尚礼给我电话让我开着车去竹林酒店找他，在竹林酒店门口他叫我下车然后开着我的车走了。我在竹林酒店的大堂又坐了一个多小时以后打电话给黄尚礼，黄尚礼说他们已经押了人，在高速路上了，还叫我自己打车回去。 黄建伟只是交待我们三人在珠海要随时配合吴易霖的计划，在整个过程中要听从吴易霖的指挥，目的就是把李某某押回东莞给他施加压力，把他欠的台币2000万要回来。吴易霖手下的“小熊”、钟堂参与了这件事情，我在珠海拱北也没和他们见面，事后我听黄尚礼说小熊在东莞倒车时把我的日产车的右后角撞坏了。我自己的车没有带工具，我也不知道吴易霖车上有哪些工具。 当时我们开了两台车去，一部我的日产车（粤SW×），另一部是吴易霖自己的车。他们把人带回东莞以后关押在吴易霖在厚街的公司。回来东莞后第二天，我开车带黄建伟去过那里，黄建伟去见李某某要钱，我就带了黄建伟去过一次，当时下车跟着黄建伟进去，只见吴易霖他们出来了，没看到李某某。我不清楚李某某和“阿水”怎么被关押的，据我所知是关押了一周左右。我听黄建伟和吴易霖讲，让李某某带话给台湾的人，把赎金台币500万交给黄建伟台湾的朋友代收，再让该朋友转账给黄建伟。听黄建伟他们说只要回台币500万，后来人怎么放的我不清楚。吴易霖事后给了我人民币2万（包含我的修车费用），给黄尚礼3万，“马沙”是黄建伟给的，黄建伟两次通过微信各转账给我人民币5000元人民币，让要我转给“马沙”，然后我均通过微信转账给了“马沙”。 后来吴易霖听说黄建伟实际收回的赎金是台币2000万，而对外说是台币500万，实际给吴易霖的分成也是以台币500万给的。所以吴易霖觉得很不服气，一天吴易霖在他公司的小房间要我和黄尚礼给黄建伟带话，要黄建伟把多余收回来的钱吐出来分给吴易霖。当时吴易霖很气愤，还把自己的一把黑色手枪拿出来当着我和黄尚礼的面放了一枪，说他吴易霖也不是好惹的，我把话带给了黄建伟，黄建伟当时没有说什么。我因为整个过程没有参与多少，不敢提太多要求，黄尚礼对分得的三万块不是很满意，他当着我的面抱怨过几回，迫于吴易霖和黄建伟的做事手段，也不敢去找黄建伟他们要更多，“马沙”收的更少，应该也不服。这笔账首先是黄建伟统筹的，他委托吴易霖去收，才有了后面从珠海绑架李某某回东莞，跟李某某谈要回赎金的事情。我、黄尚礼、“马沙”都是听黄建伟的，是黄建伟的马仔。 黄建伟让我们去收账准备的工具主要有定位器、手铐、伸缩铁棍，其中伸缩铁棍和手铐是黄建伟提供的，定位器是从吴易霖处借来的，望远镜是我购买的。 （四）敲诈勒索伍某某的事实。 2015年，台湾人王嘉吉（另案处理）与在广东省惠东县某镇经营某农场的台湾人伍某某约定合作种植水果，由于王嘉吉的种植基本无收成无法分红，伍某某在生活方面时常接济王嘉吉。2017年期间，王嘉吉因生病没有得到照顾，而对伍某某产生怨恨，遂借口与伍某某是雇佣关系，向其索要工资，被拒绝。2017年8月，王嘉吉经人介绍认识了吴易霖等人，双方合谋以索要工资为借口向伍某某勒索财物。2017年10月13日下午，吴易霖纠集马友富、钟堂、熊长玺和上诉人黄尚礼等人，在王嘉吉的引领下，前往惠东县某农场找到伍某某，以帮助王嘉吉追讨工资的名义，用手铐拷住伍某某，并用电击枪电击其身体，强迫其承认拖欠工资，向其索要人民币100万元现金，伍某某无奈同意交付30万元现金。当晚18时许，伍某某电话通知司机送来人民币10万元现金交给王嘉吉，后又于10月24日安排他人将人民币20万元现金转交给对方。吴易霖从中收取人民币12万元报酬，支付黄尚礼人民币8000元、支付马友富、钟堂、熊长玺每人人民币5000元作为报酬。 认定依据： 1.接受证据材料清单、证人刘某提供的借据照片打印件、工资条复印件。证实被害人伍某某在被绑架当场被迫写了借据及工资条中未显示有王嘉吉的工资。 2.接受证据材料清单、证人陈某达提供的《中国银行存款历史交易明细清单》。证实2017年10月13日，陈某达从中国银行取了现金人民币316,580元。2017年10月24日，陈某达从中国银行取了现金人民币200,000元。 3.惠东县某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所回函。主要内容：2017年8月份左右，一名自称王嘉吉的台湾籍男子前来该所反映某农场拖欠其两三年工资，后该所工作人员前往该农场了解，农场方反映王嘉吉不是农场的工人，是看其可怜收留其在农场吃住，平时给一点生活费，让其在农场帮忙种果树花草。王嘉吉当时回应说是其台湾证件遗失，身体又有疾病，想让农场老板帮忙办理证件并支付其回台湾的费用。经该所进一步调解协商，农场方表示同意，该所登记后给农场方制作笔录，但因王嘉吉思维混乱、表达不清，不肯做笔录，后其自行离开。后王嘉吉又来该所要求帮忙办理台湾证件，但并未提及工资的事，该所通知农场方带其找台办解决，后其自行离开。 4.现场勘验笔录、现场照片。证实：2017年10月15日，惠东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民警对某农场后山种植园进行勘验，第一现场位于惠东县某镇湖球村委某农场后山种植园，种植园铁皮房内中部摆放有一张独椅，在该躺椅扶手处可疑斑迹上使用棉签擦拭提取生物检材1份（擦拭提取，提取序号①）。第二现场位于惠东县某镇楼角村琛厦铁路北面后山，在深厦铁路北面500米后山地面上实物提取无牌烟头1枚（实物提取，物证编号②）。第三现场位于惠阳区沙田镇耀裕工业园西侧人行道，未发现可疑痕迹物证。 5.鉴定意见。 （1）广东省惠州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惠市公（司）鉴（法物）字[2017]10112号检验报告。证实：在深厦铁路北面500米后山地面上实物提取无牌烟头1枚（A201710112001号检材）的STR分型来自1名未知名男性个体；在种植园铁皮房内躺椅扶手处可疑斑迹上使用棉签擦拭提取生物检材1份（A201710112002号检材）未检见有效STR分型。 （2）广东省惠州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惠市公（司）鉴（法物）字[2018]10058号检验报告。证实：A201710112001号检材与A201810058002号检材（嫌疑人黄尚礼血样滤纸）在D3S1358等18个基因座检测结果相同，计算似然率为9.53×1026。即在深厦铁路北面500米后山地面上实物提取的无牌烟头上检出黄尚礼的基因。该鉴定意见已告知黄尚礼。 6.被害人伍某某的陈述。主要内容：我于2017年10月13日15时许，在某镇湖球村委某龙农场内被绑架。绑架的人中有一名台湾籍人王嘉吉（男，约64岁，台湾嘉义，原某农场工人）及五名中年男子（详细情况不清楚，其中有一名有台湾口语，一个是福建口音）。 我认识王嘉吉大概有三四年了，当时王嘉吉来我农场跟我说他有种植水果盆栽的技术，想在我的农场种植，然后就一直在我的农场内工作到2017年7月初才离开。他离开后没有打过电话给我，我知道他来农场找过我几次，但我都不在。王嘉吉没有要求我支付给他工资，他吃住在我农场，平时他开口向我要钱我会给几百块作为生活费。平时王嘉吉要求我购买植物种子给他种植，收成后去除成本就给他四成利润，但种植的果实收成少，连成本都收不回来。之前在我农场内有因生活上的问题和王嘉吉发生过矛盾，其余没什么。我和王嘉吉不存在经济纠纷，王嘉吉一直都是吃住在我农场，而王嘉吉就在我农场内打点事物，有时我也会给生活费用给他。 2017年10月13日14时30分许，我驾驶（车牌号码粤L0×，东风日产逍客，咖啡色）到某镇湖球村委某农场内，在农场后山干活，突然王嘉吉及一名台湾中年男子（台湾口音，约30岁，戴眼镜，身高约170cm，短头发）在我身后，王嘉吉说来找我算账，他们两人把我夹住，并使用警用手铐把我的手反铐在背后，这时我看见有一部咖啡色四轮轿车开过来，车内下来四名中年男子（约20多岁，其中一个讲福建口音，其余都是说普通话，听不出是哪里的，其中一个手拿电击棒）来到我面前，他们把我带到我农场的搭建的铁皮房内。在房内，王嘉吉说他在农场工作三年多，要我按照一天一千元的标准向他补偿，我没有同意，并向他说不同意的原因，但我还没有说完，其中一名青年男子就用电击棒点击我的后背，王嘉吉接着就继续向我解释、抱怨。约十分钟后，我被他们几人架起，拖进他们驾驶来的车辆（咖啡色，东风日产，车牌粤S）然后沿村道往霞涌方向行驶，在上坡路段就拐入山路内，而我驾驶来的车辆（粤L0×）也被其中一个人驾驶一块来到山上。在山上的时候，王嘉吉等人就把我带出车外，并对我进行拍照，突然其中一名男子拿出一把手枪（黑色短枪，长约20cm）在我面前走来走去，此时我更加担心生命安全，接着戴眼镜台湾口音的男子开始和我谈补偿给王嘉吉的钱，在谈判期间，我一直没有妥协，其中一名青年男子用电击棒点击我，最后协商的是30万，并要求我当日要支付一部分。王嘉吉和戴眼镜的台湾口音男子拿出信纸及台湾本票，让我在信纸上签下欠王嘉吉20万人民币，还有一份好像是协议书，具体内容记不清楚，还有四张台湾本票（一张台币25万，兑换合计人民币20万），17时我就用我的手机（13809×）打电话给我公司的总务刘某叫他帮我准备10万元人民币，后王嘉吉等人带着我驾驶车辆到惠阳区沙田高速入口旁，期间我外甥陈某达打电话给我，问我为什么突然要这么多钱，我说急用，我外甥就没有再问什么。后来我的司机叶某霞到了，他将一个印有“中国银行”字样的塑料袋交给我，袋内装有10万人民币现金，我把钱交给王嘉吉，他们其中一人就把我的车开回给我，18时20分左右我开自己的车离开了，他们也离开了。在等钱的时候，戴眼镜的台湾籍男子对我说，委托他的人要60万，现在他要30万算是少的了，对我很仁慈了，他还警告我不能报警，否则会死得很难看，肯定不会像这次这么简单。由于我害怕直到今天我才来派出所报警。我被王嘉吉等人控制的时间从2017年10月13日15时至18时20分左右，我一共被拿走10万元人民币现金，及签了20的欠条，四张25万的台湾本票，签下的欠条期限是在本月的20日，也就一周的期限。 在山上期间，我被他们用电击棒点击了很多次，具体次数不记得，及被打了三四拳，现在头部左边耳后疼痛，现伤势并无大碍。其中一名用电击棒连续点击我多次，一名就用拳头打了我三四拳，还有一名拿着一把短枪在我面前走来走去。 一周的期限到了的时候，王嘉吉打电话问我钱筹到了没有，我说没筹到，我问我姐要钱，我姐说要钱的话叫他们去某镇找她，王嘉吉就把电话挂了。过了一会他们又打电话过来，但是换了一个男子说话，对方男子说他们不可能去某镇。我由于害怕，所以将叫让我的司机和刘某将筹到的现金人民币20万元送过去，他们把钱送去了，并取回了我写的本票和欠款协议，我当时就把本票和欠款协议撕了。 被害人伍某某辨认出黄尚礼、吴易霖（绑架时的负责人）、熊长玺、王嘉吉。 7.证人证言。 （1）证人刘某（伍某某公司的员工）的证言。主要内容：2017年10月13日下午15时左右，我接到总经理伍某某的电话，他说他急用10万元，而且让我不要多问，我说没有这么多，我给经理陈某达打电话说了这件事，陈某达就和伍某某他沟通。一直到晚上，伍某某给我打电话说下午向我借钱是因为他被“阿吉”找的人绑架了，借的10万元钱是赎金。晚上他回来之后我才知道是经理陈某达让公司司机叶某霞给送了10万元，对方收到钱之后总经理才被放了回来。 我听伍某某说10月13日的时候，他在农场时，有四五个男子围住了他，并驾着他把他带到了农场后山上一间简易房子里，在房间里用手铐把他的双手扣在椅子后面，还有人打了他几个耳光，他还看到有人拿着手枪指着他的头让他拿钱，后来他和对方讨价还价，最后决定给绑架他的人人民币30万元，但是伍某某说他没有那么多钱，最后商定就是先支付给对方人民币10万元，然后其他人民币20万元写借条和本票，对方拿到人民币10万元现金之后就先将他放了。伍某某还说绑架他的人在台湾很有势力，无论他跑到哪，对方都会找到他的家人，他们是台湾黑社会，心里十分害怕，也担心家人的安危，而且对方让他签欠条的时候还逼他写了他在台湾家庭的地址，所以不敢不按他们说的做。 10月24日下午的时候，伍某某让我去东莞帮他送人民币20万元过去，并让我把他写的借条和本票拿回来，于是我就和我们厂的保安杨某—起去东莞送钱。我和杨某和“阿吉”联络，这时候就有一个男子开着一台棕色的日产阳光汽车带着我们在四处转，最后带我们到了东莞南城横南路叶屋水库附近的一片空地，我在那里见到了“阿吉”和一名30多岁的男子（身高大约180cm，体型微胖），我们把装有人民币20万现金的袋子给了那名陌生男子，他把借条和本票给了我们，那张借条我当时拍了照片，我已经提交给了公安机关了。我们当时核实了借条之后，我们就开车离开了。 王嘉吉是2015年来到农庄的，期间走了几个月，在农庄干了大概两年。那时有个台湾的朋友说他很可怜，孤身一人，没有收入和住处，让我们帮忙收留他，伍总看他可怜就收留了他，并管吃管住，平常会给他些生活费。当时伍总跟他谈好让他看一下农庄里的果树、花草，王嘉吉自称会打理花草果木，伍总和他说如果他能种出什么东西卖钱，去掉成本四六分成，王嘉吉拿四成。可是两年多来王嘉吉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什么东西都没有种出来，王嘉吉严格说不属于公司的员工。 伍总和王嘉吉从来没有谈过工资的事，只是说种东西卖了钱可以分成。平时伍总还给他零用钱和生活费，过年还给几千的红包利是，这些钱都是经过我手的，王嘉吉还经常问我要钱吃饭买烟。 2017年8月份的时候，某镇劳动部门说有个叫王嘉吉的工人在他们那里，要让伍总付他50万元工资，我作为公司负责人去处理此事。我去的时候王嘉吉没有给我提什么工资的事，他只说要看病，还要给他办证件回台湾，我当时就骂他，说他良心被狗吃了，伍总对他那么好，他有事不跟我们沟通而去劳动部门投诉，让我们很没脸面。王嘉吉就没由来的跟我吵，后来劳动部门协调好让我带王嘉吉去台办咨询办证的事情，我和王嘉吉刚出劳动部门的门，王嘉吉就问我要一百元现金就走了，我搞不清楚他怎么想的。 农庄工人每天工钱人民币80-100元，半天工资40-45元，每月月初发上个月工资，一个人一个月工资大概有2500元。这些工人都没有五险一金。 （2）证人张某品的证言。主要内容：王嘉吉大概是2013-2014年间到某农场工作的，2017年8月份离开农场。王嘉吉在农场时跟老板提出过种植西红柿，老板负责种子、肥料，王嘉吉负责种植管理。但是几次下来王嘉吉种植的西红柿都不成功，也没有卖到钱。之后王嘉吉就没有固定做什么种植项目了，就是时不时做一些除草、浇水、施肥、打药的农活。 我每天下午都会陪伍总去农庄，所以我对农庄的工人考勤情况比较了解。王嘉吉是没有固定工资的，严格来说不算农场的员工，只是他的吃住由农场负责，老板平时会给他零花钱。老板给他的零花钱是不定时的，有时是老板主动给，有时是王嘉吉没钱了跟老板拿，每次给多少钱我不知道。 王嘉吉在农场工作都是懒懒散散的，生活习惯也不好，经常在某镇和莆田村委的一个村玩，平时花销也很大。他大概离开过某农场两三次，有时离开两三天就回来，有时离开一个多月才回来，最后一次离开是在2017年8月份。 （3）证人叶某霞的证言。主要内容：2017年10月13日17时许，我在合唐鞋厂上班时接到老板陈某达（伍某玲的儿子）电话说董事长伍某玲（伍某某姐姐）叫我送钱给我们总经理伍某某，我接完电话后我就赶到办公楼，看到陈某达在车前面等我，他拿了一包钱给我，说这是人民币10万元，叫我送到惠阳区沙田镇钱给伍某某，说他会跟我联系。我到淡水后就接到伍某某的电话，他让我把钱送到沙田镇高速路口对面的路口，我到时就看见伍某某和一名叫“阿吉”的台湾人在一起，我把钱交给伍某某，伍某某又把钱交给“阿吉”，之后我就开车走了，走到一半的时候我感觉不对劲，就打电话问伍某某是不是有事，他说没事，叫我走，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交钱的现场有我和总经理伍某某及“阿吉”和一部蓝色货车和一部小车（颜色不详，我只看到粤S），我不知道伍某某当时是否被人挟持。 后来我才听伍某某说被绑架了，我就和伍某某一起去惠东县公安局白花分局白花派出所报案。我听伍某某说10月13日，他在农场那里，有四五个男子围住了他，并把他带到了农场后山上一间简易房子里，在房间里用手铐把他的双手扣在了椅子后面，他说他还看到有人拿着手枪指着他的头让他拿钱，最后伍某某和他们商定是先支付给对方10万元，然后其他20万写借条和本票，对方拿到10万元现金之后就先将他放了。 “阿吉”真名叫王嘉吉，是台湾人，之前一直在我们老板的农场里面做点杂工。据我们总经理伍某某说“阿吉”让人绑他是因为“阿吉”说没有支付欠他的工资。 我还听刘某说过，绑伍某某的人说他们在台湾也有势力，无论他跑到哪里，对方都会找到他在台湾的家人，而且对方让他签欠条的时候还逼他写了他在台湾家庭的地址，还有家里人的情况，不敢不按他们说的做。 （4）证人陈某达的证言。主要内容：伍某某是我的舅舅，曾经一直担任我们合唐鞋厂的总经理，2017年10月份退休了。他现在在台湾生活。 2017年10月13日下午，我正在中国银行取工厂要发放的工资，一共有30多万元。这时我接到伍某某的电话，说要我拿10万元现金给他送过去，口气很着急，他让我不要问为什么他要钱，还说不要我跟董事长讲。于是我就把刚取钱中拿了10万元委托司机叶某霞给伍某某送去。晚上19点钟左右伍某某回来后，我才听他说他被“阿吉”叫人绑架了。到了10月24日，伍某某又让我取20万现金给他，他委托我们厂的员工刘某和保安杨某将钱送去东莞给了那些绑架他的人。 之前本来己经给了对方十万元，但是当时伍某某在他们的威逼之下写了20万元的借条和本票，还说他们在台湾也很有势力，无论他跑到哪里，如果他不给钱的话，就去找他的家人。伍某某十分害怕，担心他们会伤害他的家人，所以才又让我取了20万给他的。 本来我和我的家人都认为人既然己经放回来了，就不应该再给对方钱了，但是我舅舅伍某某说当时对方用枪抵着他逼他在欠条上写下了家庭地址，他内心惧怕这些人去台湾找他家人的麻烦，还是让我取了20万元现金给他。 （5）证人杨某的证言。主要内容：合唐鞋厂的董事长是伍玲玉，总经理是伍某某，他是我们董事长的弟弟（从2017年10月份之后回台湾至今没有回来）。2017年10月24日的下午，我老乡刘某让我开车和他一起去东莞办点事，在去东莞的路上，刘某对我说了总经理伍某某10月13日曾经被人绑架的事情。他说10月13日己经给了对方10万元，但是当时伍总被逼签下了20万的欠条和本票，这次过去东莞是给对方拿过去20万现金换回欠条和本票。 2017年10月24日的下午，我和刘某带着20万现金去东莞和“阿吉”接头，这时有一个男子开着一台棕色的日产阳光汽车带着我们在四处转，最后带我们到了东莞南城三横南路叶屋水库附近的一片空地。我在那里见到了“阿吉”和一名30多岁的男子（身高大约180cm，体型微胖），刘某就把装有20万现金的袋子给了那名陌生男子，他就把借条和本票给了我们，之后我们就开车离开了。 伍某某被绑架的事情我主要是听刘某给我讲的。绑架伍某某的人我只认得“阿吉”，其他人我都不认识。 （6）证人谢某裕的证言。主要内容：我大约2014年认识黄建伟，有次他来我的茶庄喝茶，介绍自己“我是桃园黄建伟”，我一听就知道他是什么人了。因为黄建伟在台湾很出名，新闻上经常报道他的恶行。我对黄建伟是很害怕的，在东莞的台湾人没人不怕他，听说黄建伟被抓了我们都很高兴。 我认识黄建伟的时候只知道他在我对面开了一间牛排馆，但是后来听在长安的台湾朋友说黄建伟在东莞是专门帮台湾那边追数的，就是对在东莞这边做生意的台湾人敲诈勒索。比如我知道的有两件事： 去年9月底，我朋友王嘉吉来找黄建伟帮忙追债，我和王嘉吉的关系比较好，这件事他曾经告诉我。王嘉吉说他在惠州农场打工，老板欠了他几年工钱，三十多万。后来黄建伟安排了几个马仔跟他去惠州把工钱都追回来了，但是工钱先由黄建伟保管。 大约2012年的时候，黄建伟指使王正雄，外号“马沙”带着黄建伟的几个马仔在东莞绑架了一个叫吴某某的台湾老板到东莞厚街，目的是要帮人向吴某某追债。这件事是我朋友的儿子曾某杰和我说的，曾某杰也参与了这次绑架，他坐牢出来后和我说的。 证人谢某裕辨认出黄建伟、黄尚礼、邱俊荣、王正雄。 （7）同案人吴易霖的证言。主要内容：2017年夏天的一天，黄建伟约我到他那谈一件收账的事情。他介绍了在场的一个台湾老头给我，说该老头委托黄建伟向其之前的雇主追讨工资。老头说他之前在惠州一家农庄帮老板种树打工，老板也是台湾人，工作了三年，没有拿到工资。我听后同意接受黄建伟和老头的委托去帮他们要债，商定要回工资后，先将工资全部给老头，我再与黄建伟结算报酬，我要拿到工资的40%。一天，我带着马友富、熊长玺、钟堂、黄尚礼（“阿龙”）开两台车到惠州那家农庄。见面后我们表明要帮老头追讨工资，农庄老板开始不承认这笔数，不愿意拿钱给老头。在场的“阿龙”就拿出电击棍电了老板身上一下。我怕有人发现，就提议把农庄老板带到别的地方。我们就到了一处偏僻的地方继续谈数，最后确定支付老头30万元工资，老板同意先期支付10万元人民币，剩余20万元一个月后支付。当场我们拿出笔和纸，要求老板写了一份还款协议，写明了上述内容。老板电话联系了他公司负责财务的员工，叫对方拿10万元送过来交给了老头。后来，我听说农庄老板把剩下的人民币20万派他司机从惠州拿到东莞赤岭交给了老头，老头把之前老板写的还款协议书还给了司机。我后来分两次从黄建伟那里拿到了我的四成报酬，即12万元。我拿到钱后，拿出6万元分两次分给了马友富、钟堂、熊长玺和黄尚礼。 （8）同案人王嘉吉的证言。主要内容：2014年4月中旬左右，我又去找“伍总”，说我有种植水果盆栽的技术，可以跟他合作，最后我们谈好由他投资，我出技术种植篆、檀香、沉香、樱花等植物，等有收成卖掉后我们六四分成，他六我四，他负责我的吃住，不发我工资，平时我只从他那里拿生活费，每月二、三百元人民币。如果没有收成，他要给我折算工资，就不按六四分成了，每天工资三百到四百元，每月工资一万二左右。我在“伍总”的农场里干到2017年下半年才离开，这期间我没有领取过工资。我因为生病了要离开农场，便问“伍总”要钱看病，但他不给钱，也没有跟我结算工资。如果按照每月工资人民币12000元计算，三年三个月的工资应该是人民币468000元。我离开后没几天去找劳动局，劳动局协商也没有结果，伍总还是不给我发工资。 2017年6、7月份，我通过一个叫“阿田”的台湾朋认识了黄建伟，“阿田”说黄建伟在台湾也是通缉犯，有能力帮我追这笔数。“阿田”带我去东莞长安镇见到了黄建伟，我就和他谈了自己的情况，想委托他帮忙向“伍总”追讨这笔工资，我和他谈了几次，后来黄建伟答应我会安排人去办这件事，追到工资后，他拿六成我拿四成来。 2017年下半年，黄建伟先让我回去惠东等他安排，顺便让我了解清楚“伍总”什么时候会在农场，有一天他通过微信让我发微信定位给他，说会有人过来找我，让我听安排。后来对方开了两辆汽车过来，在惠东县模岭村接我上车，我就把他们带去到某镇湖球村的农场找老板“伍总”，去到那里下了车才知道是来了五个男子，黄建伟不在，都是他安排的人。我只知道有一个带头的男子叫“阿明”，不清楚其他人叫什么。这个带头的男子让我听他安排，于是我带他们进农场的铁皮屋里找到了“伍总”。五个人中有人拿出来手铐把“伍总”的手铐起来，我先说话表明来意，是找他要工资和医药费的，我说过来农场工作三年左右，每天工资1000元人民币，一共是100万元人民币，但“伍总”不答应，在谈的过程里，他们其中一个人还拿出录音机来录我们谈话的过程，然后那个带头的男子“阿明”说我这样谈不下来的，就从身上拿出一根电击棒出来电了“伍总”一下，刚好农场里又有其他工人出入，于是我们把“伍总”带上车，开车去附近的山里一个空地继续谈，这个过程中，他们电击棒电过“伍总”，“伍总”被电得哇哇大叫，后来“伍总”答应给30万元人民币，先给10万，“伍总”拿电话联系安排人拿钱过来，另外带头男子拿出台湾那边的本票，让“伍总”签下20万的本票，又拿出白纸让“伍总”写了一张还钱的协议，相当大陆这边的借条。然后我们又开车带着“伍总”一起去到惠阳的沙田高速出口路边等，过了一会，就有人拿钱过来给“伍总”，于是带头的男子让“伍总”开他自己的车回去，我们也开着两辆车也回长安了。 当天晚上，黄建伟联系我，让我去长安一个阿里山茶庄等他，我到的时候，“阿田”也在，过一会黄建伟也到了，他拿出1万2千元左右的现金给我，我分了人民币5000元给“阿田”作为介绍费，另外阿里山茶庄的老板“小谢”帮我出过房租，我给了人民币1000元给他，我就剩下人民币6000元。接着，大概过了20天左右，“伍总”答应还人民币20万的时间到了，黄建伟又安排我跟着他的四个小弟开车去东莞厚街某个鱼塘附近（具体地点我不知道），具体他们是怎样联系的我不清楚，“伍总”农场的一个叫“刘生”的人和一个保安送钱过来的，当时他们把一个购物袋交给我，里面有两捆人民币现金，每捆人民币10万元，一共20万元，然后这钱我又交给“阿明”拿走了，我们一起回长安后分开。到了当晚，黄建伟又联系我在阿里山茶庄见面，当时阿田也在，这次黄建伟给我1万5千元左右的现金，我又给了“阿田”人民币7500元，我剩下人民币8000元左右。两次我共拿到人民币1.4万元左右，除了给“阿田”的介绍费，都是黄建伟拿着了，黄建伟分给我的钱我都花完了。 按照之前和黄建伟谈好的四六分账，我应该拿人民币12万，但黄建伟在茶庄的时候问过我，说我有没有其他花钱的地方，如果没有就先把钱存在他那里，等于帮我保管，我本来不想这样，但是通过帮我追债这件事情觉得他们手段很厉害，心里害怕黄建伟，是被逼同意的，于是黄建伟就帮我保管。但是后来我有急用向他要钱，向他要人民币1000元却给我500元，所以到了后来我感觉他是想吞掉我的钱，但是我也拿他没办法，一直到今年我联系不上他了，前几个月听说他被大陆警察抓走了。 我跟黄建伟谈的时候说“伍总”欠我工资，工资按照每天人民币三百到四百元计算，“伍总”应该给我人民币三、四十万，差不多有人民币四十一万左右，黄建伟说按照人民币四十多万的数额，他要收六成酬劳，我就同意了。关于说“伍总”欠我人民币100万元工资的说法是黄建伟叫来的“阿明”提出来的，（从我们找到“伍总”到最后让他离开）这个过程大概有两个多小时。 我没有与种植有关的技术职称，我是靠在台湾种田的经验。我也没有种植方面的资质认定，我只有干苦活，打工挣钱。我会搞嫁接和花树造型，我认为我的工作是比农场的其他工人有技术含量，我在“伍总”的农场做事时，农场是有收成的，2017年我快走的时候帮“伍总”卖檀香都卖了1万多块钱。种植的东西一般是观光客自己上门采购，但是这期间我没有领过正式的工资。 2017年6月底7月初的时候，我因患痛风、高血压、糖尿病在深圳市宝安区松岗医院住了五天没钱交医药费就出院了，出院后我就去某镇劳动局投诉了二次，要求劳动局帮我问“伍总”要住院的医药费和生活费及将近五十万工资，劳动局问我要台湾居民到大陆工作的劳工聘请书，还问我有没有证件，我说没有聘请书并且之前丢失了台湾身份证和护照，没有相关证件，劳动局就说没办法受理。 王嘉吉辨认出黄建伟、吴易霖、钟堂、熊长玺。 （9）同案人马友富的证言。主要内容：2017年年中，我大哥吴易霖告诉我要去收数，追讨工资，当时在场的人有我、“阿龙”、钟堂、“小熊”。委托人是一个台湾人，说是他在农场打工了六年，要帮他去收30万元的工资。这个委托是“伟董”也就是黄建伟转给吴易霖的。 于是我们五个人乘坐一台车来到惠州下面的一个县城的一个农场，车是“阿龙”的，东风日产桥车，没有找到农场老板，但见到了委托我们追讨工资的台湾老头。 隔了半个月左右，吴易霖告诉我，委托追讨工资的老头见到了他老板，需要我们前往，这个台湾老头找到黄建伟，黄建伟就找到吴易霖，然后还是我们五个人乘坐由“阿龙”驾驶的他本人的汽车来到惠州下面的一个县城的农场，由台湾老头带着我们去见他老板，这个老板也是台湾人，50多岁。我们找到这个台湾老板后，从这个老板的身上找出他的汽车钥匙，我和钟堂开着他的车，吴易霖和“小熊”押着台湾老板到“阿龙”车上，一起开了大概5分钟，就到了另外一座山上，台湾老头就跟这个台湾老板说要工资，吴易霖也一起要，台湾老板说没钱，没法给工资，听到这“阿龙”从吴易霖随身携带的包内拿出一支仿真手枪在这个台湾老板面前比划，（“阿龙”还从他车内拿出一根电击棍）吓唬这个台湾老板，我们还通过恐吓这个老板，让他很害怕。之后这个台湾老板开始打电话借钱，然后吴易霖和“阿龙”、小熊、台湾老板、台湾老头、钟堂先乘坐由“阿龙”开的车离开，我一个人开着这个台湾老板的车跟着他们，不久之后，我就见到钟堂回来我驾驶的车路边，车就由钟堂驾驶，我们到了他们拿钱的地方，我听到现场有人说拿到了30万元人民币，于是我们还了车给这个台湾老板，这个台湾老头没有乘坐我们的车，我们五个人就上了阿龙的车，我在车上就问了一句拿到钱没有，吴易霖就回答说拿到了，我当时也看到吴易霖坐在副驾驶，装钱的手提袋就在车上，具体位置我记不清了。我明确看到了手提袋内有三梱现金人民币，我们在车内的都明确看到是三捆现金人民币，我感觉像是三十万元现金人民币，当然我没数过，我也没问过在车内的人是否是三十万元现金人民币。 晚上黄建伟联系了吴易霖，然后还是我们五个人来到东莞虎门金锅台菜馆，见到了黄建伟和这个台湾老头，吴易霖当场就给了黄建伟这三捆现金人民币，黄建伟就给了吴易霖一捆现金人民币，另外还打开了另外一捆人民币，将这一捆的人民币一部分给了吴易霖，剩下的就由黄建伟拿着。我觉得一捆是10万元人民币，那吴易霖得到一捆多人民币现金，我就自己认为吴易霖得了十几万元人民币，具体数额我不清楚。我听吴易霖说这单是人民币三十万。吴易霖给我现金人民币16000元，我留下来人民币6000元，另外的人民币1万元，我就各给了钟堂和小熊人民币5000元。我留下来的人民币6000元我已经花完了。 我不知道这笔债务是否合法。我跟着吴易霖去追数是不管这些东西的，只要有委托人委托去收账，我就跟着吴易霖去收就行了。 （10）同案人熊长玺的证言。主要内容：2017年10月左右的一天，我接到马友富电话叫我过去台菜馆与他们一起出发去惠州市惠东县收数。我到达这里后就与“阿龙”、马友富、钟堂、吴易霖一起出发，我们到了惠东的一个不知名字的农场，在农场外面路口见到委托人（台湾男子），之后委托人带着我们在农场没有找到他老板，委托人又带着我们到深圳的一个工厂，仍没有找到他老板。 大概一个星期之后的一天，马友富又打电话给我叫我过去台菜馆，我到了这里之后，也是跟着吴易霖、钟堂、马友富、“阿龙”一起出发，在东莞长安接到这个委托人台湾男子。我们五个人带着委托要债的老头（台湾人）到达农场之后，在委托人带领和指认下找到正在干活的农场老板，马友富和钟堂就先冲过去抓住他，一人一边夹住农场老板胳膊，然后架着他往旁边的铁皮房里带。老板开始还问干什么，但当他回头看到委托要债的台湾老头在场就明白了。农场老板被架进铁皮房后坐在一张凳子上，这时好像是钟堂拿出一副手铐给老板拷上了，台湾老头跟进来也搬了一个凳子坐在他前面，然后用台湾话与农场老板谈话，内容我听不懂，我们其他人都围在旁边。他们两人谈的过程中，“阿龙”也不时用台湾话插话。在看到农场老板表现出不是很愿意承认欠钱的时候，“阿龙”从口袋里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电击棍过去朝农场老板颈部电了一下，农场老板躲了一下不知有否电到。吴易霖用普通话插话说欠人家几年工资不给，搞得人家饭都没得吃。这时，我们发现有农场工人朝铁皮房走来，吴易霖觉得不安全怕对方报警，就指挥我们把农场老板带出来，上了车离开农场，带到距离铁皮房两、三公里的一处空地，周围没有建筑物和行人。在空地上，农场老板坐在地上想了想就答应还钱，并联系人凑钱。现场我看到这个农场老板写了东西，但不清楚具体写了什么。接着吴易霖带着这个农场老板下山去收钱，我也跟着下山。再之后我们就在山脚高速路口见到吴易霖他们，吴易霖就说收到钱了，最后我们就离开了这里。期间委托人台湾男子一直都在场，这个委托人台湾男子没有阻止我们辱骂、殴打欠钱的农场老板。 我收到马友富分给我的现金人民币2000元，钟堂也收到马友富分给他的现金人民币2000元。 （剩余的贰拾万元后来有收到。）过了一段时间后，我陪同钟堂、“阿龙”在东莞厚街一个地方收钱，我和钟堂没有过去见对方的人，是由“阿龙”过去收钱的。之后马友富分给现金人民币5000元，钟堂也分到现金人民币5000元。 我没有明确看到（委托人与他老板）发生工资纠纷的任何有关数据，所以我不能确定这个委托人台湾男子有与这个农场老板发生工资纠纷。 我去农场要债之前，不清楚双方债务关系及来源，当时出发前是马友富叫我跟着去的，他只是叫我去帮忙要债。这次也是我第一次跟着吴易霖去要债。 在农场要债过程中，我不清楚双方所谓债务的金额，因为委托要债的台湾老头与农场老板用台湾话交谈，我听不懂，所以没有听清楚债务的金额。事后，马友富有支付我协助要债的报酬，农场老板第一次支付吴易霖人民币10万元后，马友富给了我人民币2000元报酬，第二次支付人民币20万元人民币后，马友富又给了我人民币5000元报酬。 （11）同案人钟堂的证言。主要内容：2017年下半年的一天，吴易霖告诉马友富要去惠州一个农场收一个涉及到工资的账，马友富告诉我这个事情，据说对方是欠了三年的工资，我们这趟就是要去收取委托人三年的工资。之后我、吴易霖、马友富、熊长玺、阿龙一起从东莞出发前往惠州的农场，我们在农场门口附近见到了一个委托人台湾男子，但这次我们没有找到农场老板。 隔了一段时间，马友富再次说吴易霖叫我们过去惠州农场收数。于是我、吴易霖、马友富、熊长玺、“阿龙”，这次我们是开了两台车出发，一台是“阿龙”的，一台是熊长玺的。这次我们在虎门接到委托人台湾男子一起出发，我们到惠州这个农场后，委托人台湾男子带我们进去农场，我们看到农场老板正在劳动，于是吴易霖和农场老板用普通话谈，委托人台湾男子问农场老板要这三年工资，农场老板便说这几年效益不好，接着我看到马友富上前打了农场老板一巴掌，并用他随身携带的手铐将农场老板铐上，“阿龙”用他随身带的电击棍电了这个农场老板，接着我们将农场老板带到农场内的铁皮房，我在铁皮房外看风，其他人都在里面，当我们看到附近有工人做工，吴易霖就说换个地方，于是委托人台湾男子就带我们开车去旁边的一座山上的空地，到了空山上的空地，吴易霖和农场老板用台湾话谈话，我听不懂，之后我看到农场老板用笔写了东西，我也不清楚具体写了什么，后来我们就在附近见到对方有人送钱过来，我不清楚对方是谁，也不清楚送了多少钱，农场老板将这笔钱交给委托人台湾男子。再之后我们就返回到东莞。 我不能确定委托人台湾男子有与农场老板发生工资纠纷。当然我没有明确看到他们发生工资的任何有关数据，我记得我当时是听到委托人台湾男子口头说过有欠工资一事，我不能确定这个委托人台湾男子与这个农场老板发生工资纠纷。 8.上诉人的供述和辩解。 （1）黄建伟的供述和辩解。主要内容：我认识一名叫“阿吉”的台湾人，“阿吉”说是之前雇佣他的一个台湾老板，在广东开了一个农庄，而“阿吉”自称是农业的专家，他帮那老板忙打理农庄里的花木，但却被那老板欠下很多工钱，数额大约有一、两百万元人民币。当“阿吉”得知吴易霖平时可以帮人收账时，他就请吴易霖帮忙去收这笔工钱，吴易霖答应了，但我不清楚他们是怎么谈分成。这件事与我无关，是“阿吉”委托吴易霖去追讨。后来“阿吉”追到人民币12万元工钱，他来找我还欠我的租金。后来我给他个建议，让他将这些钱放到我这里帮他保管，当他确需要用钱时再向我拿，“阿吉”便放了大约人民币8、9万元在我这里，现在应该还剩四万多元存在我这里。 （2）黄尚礼的供述和辩解。主要内容：大概就是2017年的夏天的某一天，吴易霖打电话叫我一起去惠州收数，当时一起去出发的有我、吴易霖、钟堂、马友富，另外还有一个小弟。我们出发前有在餐厅见过黄建伟，黄建伟告诉吴易霖有一个叫“阿吉”的台湾男子被人欠了三年工资，但没说具体数额，当时黄建伟答应追到钱后，分给吴易霖三成。这个单是黄建伟委托吴易霖去收数的。吴易霖带我们来到惠州的一个农场，在这里我们见到了这个委托人台湾男子“阿吉”，然后我们在农场找了一圈并没有见到这个欠钱老板，于是我们和“阿吉”一起离开了农场，来到深圳的一个工厂（“阿吉”称这个工厂也是农场老板的），但也没有找到。 相隔一个月左右，吴易霖打电话告诉我之前我们去惠州农场的债主出现了。接着我、吴易霖、钟堂、马友富及另外一个小弟一起出发来到这个惠东农场，并在门口见到“阿吉”，“阿吉”带吴易霖在农场里找这个欠钱的人，接着吴易霖说找到了让我们过去，我们过去的时见到吴易霖一直在动手想将这个欠钱的人反押在后面，就等于是擒拿，但这个欠钱的人一直在反抗，所以吴易霖擒拿这个欠钱的人不成功，接着我看到马友富冲上去帮吴易霖押着这个欠钱的人，由于我当时是开车过去的，没法听清楚他们双方之间交谈的内容。吴易霖和马友富将这个欠钱的人押在农场内的铁皮房后，我也下车了，我们全部人都进了这个铁皮房，我见到马友富用手铐反铐这个欠钱的人，让他坐在凳子上，“阿吉”说他三年的工资都没拿，欠钱的人说这三年对“阿吉”也不薄，也有给过很多费用给“阿吉”，并且说“阿吉”这三年在农场什么也没干。马友富见他们都很激动，就动手打了这个欠钱的人一巴掌，这个欠钱的人还一直在说，具体说话的内容我不记得了，接着吴易霖也对我使眼色，因为我们出发前有分工的，吴易霖知道我有电击棍，于是我就拿出我随身携带的电击棍朝这个欠钱的人的脖子位置电了一下。不久，我们见到农场有工人来上班，吴易霖说把这个人带走。于是吴易霖就在现场分工，由马友富及钟堂押着欠钱的人上了这个人的车，当时吴易霖也上了车，我负责驾驶我们自己的车跟着他们，大概5里左右，我看到前面的车停在了另外一座山上，我也停了下来，都下了车。吴易霖和这个欠钱的人用普通话谈，大概意思是反正欠“阿吉”的工资，不管什么时候都要还，不如现场趁早还，“阿吉”之前说需要支付他1000元工资，三年就是壹佰万元人民币，当然这个人就不答应，明确表示不可能支付壹佰万元人民币，“阿吉”就说每天只需要支付工资人民币500元，要不就一刀切，只需要人民币30万元，然后这个欠钱的人也就答应了，之后吴易霖在现场写了欠条和本票。当时这个欠钱的人说他现在只能筹到十万元人民币，剩余的以后再想办法还，吴易霖也同意了，这个欠钱的人就当着我们的面打电话给他们公司的财务，很快我们就约好这个财务在山下交钱。之后我们在山下见到财务，她将一沓东西交给这个欠钱的人后就离开了，欠钱的人就将这沓东西交给“阿吉”，然后这个欠钱的人也离开了。之后我们回到东莞，吴易霖载着“阿吉”去找黄建伟，钟堂、马友富及另外一个小弟就坐着我的车回到东莞。我们当时开了两台车去现场，一台是我的，另外一台是吴易霖的。我的车是我出钱以钟堂的名字买的土黄色日产尼桑牌三厢小轿车，号牌我只记得是“粤S3K”开头的，尾数我不记得了，我买的是新车，刚买不久的；吴易霖的车是本田牌汽车，那是一辆旅行车，尾箱盖是斜的，车身是白色的，号牌也是“粤S”开头的，尾数我也记不得。当天晚上吴易霖分給我现金人民币8000元。 （五）非法拘禁吴某某的事实。 2012年3月，简某某、马某某委托上诉人黄建伟处理吴某某（马某某表弟的合作伙伴）签署某电子（惠州）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合同一事。2012年4月21日14时许，黄建伟指使上诉人王正雄驾车（粤ST×）搭载曾某杰、方某仁到东莞市石排镇赤坎村万丰广场，将吴某某强行拉上车，吴某某在反抗过程中遭到三人殴打。后三人将吴某某强行带至东莞市长安镇锦厦村锦江路×号店铺内关押。黄建伟、马某某、简某某随后赶到上述关押地点。马某某将某电子（惠州）有限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的合同提供给黄建伟，由黄建伟强迫吴某某在该合同上签字确认。随后马某某、简某某、黄建伟携带合同离开现场。4月22日凌晨5时许，东莞市公安局通过技术手段解救吴某某。 认定依据： 1.现场勘验检查工作记录、现场照片。证实：2012年4月10日，东莞公安局石排分局刑侦大队民警对东莞市石排镇赤坎村委会万丰广场附近路段进行现场勘查，现场未见异常；被害人吴某某被非法拘禁在东莞长安镇美丽华时装店铺，其被拖上车牌为粤ST×的小车上。 2.同案人马某某、简某某、曾某杰、方某仁及上诉人王正雄对现场的指认照片。 3.股权转让协议书。证实：吴某某于2011年3月3日将某国际股份有限公司50%的股权转让给杨某钧；吴某某同意自2011年3月15日某电子（惠州）有限公司及NcwlineUniversalCorp.负责人变更为杨某钧。 4.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2）东一法刑初字第1164号刑事判决书、释放证明书等该案件相关证据材料。证实：2012年8月20日马某某、简某某、曾某杰、王正雄、方某仁因非法拘禁被害人吴某某被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判处刑罚。 5.被害人吴某某的陈述。主要内容为：大概2012年4月21日下午14时30分许，我在东莞市石排镇赤坎村万丰广场的福建沙县小吃店和员工胡学邦吃面，吃完后我刚走出门口时，突然有一名男子叫我的姓名，我转头一看即冲上前3名男子，其中两人强行架着我的肩膀，一个拖着我的双腿，就差没把我抬起来，我现场反抗，胡学邦也上前阻止，但他们还是强行把我拖到约10多米开外的一辆银色的别克牌商务车前，我的头部撞到车上，他们还用拳头打我头部，我被强行拉上了车，他们其中一人开车，两人坐在我两边，让我趴在他们的腿上，用衣服盖住了我的头部。我被拉上车后，期间我们没有多说话，他们曾问我有没有欠债，我说没有。车一直开了约1小时后，开到了一间店内，他们把我押下车后即把铁门关上了，我们等了约10多分钟后，进来了一名年约50多岁的男子，头戴着帽子，身材矮小，他上前质问我，说我的某电子厂己经转让了其他股东，并且我也收到了钱，问我为什么不更换法定代表人，并说他是受人委托来处理这件事。我向他解释后，那名带帽矮小的男子拿出一份在工商部门变更法人代表的资料给我签，我看过后就签名了。这份转让协议书和我之前向当地工商部门咨询时看到的内容基本一致，我当时觉得他们处理股权或者债务纠纷挺专业的。签完名后我问他可以放我走了吗，对方说他是受人委托处理这件事，对方答应给他钱，但他还未收到钱，所以我不能走，还说委托他的股东会过来和我见面，因担心我逃走，就给了两颗半的安眠药给我，让我吃后在车上睡觉等，我就吃下并上车睡觉了。后来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等我醒来的时候己经躺在东莞石排人民医院了。 我当时不知道被对方关押的位置，后来才知道那个地方是长安镇锦厦村一个商铺。我被拖上车时，车上三名男子没有殴打、恐吓我。他们没有持有工具，那名戴帽矮小的男子也没有殴打、恐吓我，因为我现场就按他的要求签名了，也和他说了需要我签名变更没必要这样，所以他们没有伤害我。这几名男子都是台湾人。 被害人吴某某辨认出黄建伟就是让其签下变更法定代表人合同的人。 6.上诉人的供述和辩解 （1）上诉人黄建伟的供述和辩解。主要内容：大概在2012年6、7月份（具体时间记不清了），我在东莞接到简某某的电话，他在电话里说要处理一笔债务，并问我能不能帮他介绍几个人，我同意了。大概过了一周左右，我和简某某约到东莞长安的一间上岛咖啡店见面，当时简某某和他女朋友马某某（音）及他女朋友的表弟杨姓男子来的，我和王正雄（“马沙”）一起去见面的，我们一共是5个人。简某某说女朋友的表弟（杨姓男子）与人合伙开了一家电子公司，公司办公点在台湾，生产车间设在惠州，后被合伙人吴某某在经营中吃掉了8000多万台币，杨姓男子已经到台湾法院起诉吴某某，但为了防止吴某某再以公司的名义欠外债，杨姓男子与吴某某协商好要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过户给杨姓男子，条件是杨姓男子给吴某某1000万台币。杨姓男子已经在台湾将钱给吴某某了，但是吴某某一直拖着没去办理过户手续，已经拖了一年，后来杨姓男子通过其表姐介绍委托简某某想办法让吴某某配合办理公司法定代表人过户手续，但简某某在大陆这边没有人脉，所以简让我找几个人帮忙，催吴某某办过户手续。我介绍了“马沙”给他认识，让“马沙”再找几个人帮他。在咖啡厅谈好之后简某某等三人就回惠州去了。 过了一两天，我、“马沙”、“阿杰”、“阿林”一起去到惠州一间酒店找简某某，我们在酒店旁边的一间餐厅吃中午饭，我就告诉“马沙”他们配合简某某做好这件事。之后我一个人回东莞了。后来简某某和马沙他们把吴某某抓走并关了起来，事情闹大了，简某某和马沙等人都被警察给抓了，后来他们都因犯非法拘禁罪被判刑了。 简某某没有正式工作，他在台湾桃园夜市一带混社会的。因为我和简某某在台湾从小就认识了，他和我一起是国中毕业，他知道我潜逃的事，他也一直有我的联系方式，所以就打电话给我了。以前年轻时打架他都有帮过我，他到大陆这边来不认识人，就找到我了，我就答应帮他的忙。 这件事是简某某承办的，“马沙”他们都要听简某某的指示去做事，马沙找了“阿杰”和“阿林”，但这两人都是台湾人，经常和“马沙”在一起的。 吴某某的资料都是简某某从台湾带过来的，他拿给我看过。“马沙”他们就是根据简某某提供的资料去到吴某某的工厂里找到吴某某。“马沙”他们抓走吴某某可能是他们在吴某某的厂里没谈妥，都是简某某在处理的，我没在场。是后来出事了我才知道他们把吴某某关到“阿杰”爸爸在东莞长安的一个做早餐的小店里，并让吴某某当场在转让合同上签字。我还知道他们给吴某某吃了安眠药。因为让吴某某签合同时，应该是周末，办理过户公证的单位要到周一上班才能办理，所以他们就想让吴某某好好休息一下。“马沙”他们将吴某某抓到东莞时没有给我讲，我也没有问他们。 我介绍“马沙”他们这次帮简某某是没有好处的，要等简某某合同顺利过户后，吴某某吃掉公司8000多万元的事简某某还要“马沙”他们帮忙，然后追回欠款的3成作为好处费给“马沙”他们，至于我自己没有收报酬的，如果事情办得顺利了，估计简某某会给我包个红包，“马沙”之前也是欠我钱的，如果“马沙”赚到钱了，我也好向他要债。 吴某某被抓之后我没有在现场，我管不了其他人怎么说。 （2）上诉人王正雄的供述和辩解。主要内容：大概是2012年春节过后（具体的时间记不清了），当时曾某杰叫我去东莞长安镇的一间咖啡馆店，我到之后，除了曾某杰外，还有一个叫马某某（我们都称呼她“马姐”）的女人和叫简某某的男人在场，他们都来自台湾桃园。简某某说马某某与另外一名台湾人吴某某在大陆做生意，后来马某某退出，而吴某某要给她一笔钱，这些事情已经在台湾法院公示过，但吴某某一直没有支付这笔款，现在先去了解一下吴某某在哪里开厂。 大概过了四、五天，曾某杰又打电话让我开车过去接他，于是我就开着一辆银色的别克商务车（车牌尾号是121），来到曾某杰位于东莞长安街的住处楼下接上曾某杰、方某仁，接着我们又去到一间酒店接上了马某某、简某某，之后我们开车去到东莞石排找到了吴某某的工厂，确定了地方之后我们就回去了。大概又过了十几天，曾某杰又打电话约我去咖啡馆碰头，去到咖啡馆之后又见到马某某、简某某，还见到黄建伟、曾某杰、方某仁，黄建伟在咖啡馆跟马某某他们说，要让他们继续搜集多一点关于吴某某工厂的事情，看吴某某的工厂盈亏究竟怎么样，这才能安排好工作去收数，之后马某某把手机上吴某某的照片给我们看过确认后，就没有再安排其它工作了。 大概过了一个星期，曾某杰就叫上我和方某仁，说“伟董”（黄建伟）交代现在有空就去石排镇看一下吴某某是否在工厂、宿舍里，因为吴某某的工厂、宿舍都是同一个大门进去，如果在看见吴某某在公司里，就进去找吴某某问他与马某某的事情，由于当时一直没有见到吴某某，所以我们那几天去找吴某某至少三次，最后一次是在一天下午我们去吴某某的工厂时，见到吴某某与一名男子从工厂门口走出来，走到一个商场处，曾某杰就打了一个电话，至于是打给谁，我不清楚，我记得大概的内容就是说发现了吴某某，现在要怎样办，电话里的人可能就叫曾某杰想办法拉上车，之后我记不清楚是谁先过去抓吴某某，我只记得最后是我们三个人拉吴某某上车，吴某某在反抗，我们就强行把他拉进车内，由我负责开车，曾某杰、方某仁就负责在后排看管吴某某。我们把吴某某拉到东莞长安镇步行街一间方某仁租的商铺里关起来。 我们把吴某某关在商铺里，没有对吴某某进行殴打。我记得把吴某某带到商铺里后，曾某杰就打了一个电话，没过多久，马某某跟简某某就来到商铺里，然后我也看见黄建伟当时开着的那辆红色铃木，但没有看见黄建伟。之后马某某就拿了一叠文件给曾某杰，至于曾某杰有没有拿这些文件给吴某某签名，我没有留意。由于怕吴某某会在商铺里大吵大闹，引起周围的人注意，所以就给了吴某某一些安眠药吃，至于是谁给吴某某吃这些安眠药，我记不清楚了，后来吴某某吃了药之后就在别克商务车里睡着，我大概在凌晨1点多离开现场，回到住处睡觉，到了半夜被公安机关抓获。这件事我出狱后听曾某杰跟我说我走了之后黄建伟、简某某和马某某去到租的那个房子和吴某某谈，逼吴某某签了一份合同。 让吴某某吃安眠药是黄建伟安排的，我记得黄建伟曾经在咖啡馆里说过，如果真的要抓人，防止对方反抗，就给对方吃安眠药，还让简某某从台湾带安眠药过来。 这次非法拘禁，当时没有谈过事成之后我与曾某杰、方某仁是如何分成。 （六）简永盛使用虚假身份证件的事实。 2012年开始，上诉人简永盛使用姓名为“宋柒”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办理建设银行储蓄卡两张、入住酒店58次。 认定依据： 1.搜查证、搜查笔录、扣押决定书、扣押笔录、扣押清单、扣押物品照片。证实：2018年8月1日，侦查机关依法对简永盛的住所进行搜查并扣押了简永盛的黑色华为手机一部（手机号15759×）、简永盛证件号为054133×往来大陆通行证一本、宋柒的居民户口簿一本（户号431124151×）；宋柒的居民身份证一张（身份证号4329231967×）、U盘一个、建设银行卡二张（卡号分别为621700185000×/62170033900×）；白色粉末一袋净重18.83克、白色三星手机一部、笔记本电脑一台。 2.调取证据通知书、调取证据清单、银行流水。证实宋柒（简永盛）、王正雄、沈晓琳的银行流水情况。 3.宋柒人口基本信息、简永盛台湾居民往来大陆通行证签发信息。证实简永盛的基本信息及出入境记录。 4.简永盛使用宋柒身份证住店情况表。证实简永盛使用宋柒身份证住店58次，时间从2013年3月28日至2018年6月30日。 5.上诉人简永盛的供述和辩解。主要内容：我来大陆时用的台湾居民往来大陆通行证只有10年有效期。我怕证件到期后无法在大陆逗留，一直想买个大陆身份证。我于2012年在广西桂林打工时，在一次和朋友吃饭喝酒时，认识一名大陆的男子，说能帮我办大陆的身份证，后来我把我的手机号留给他。后来他打电话给我，说可以帮我办大陆身份证，要我给他人民币2万元，并叫我到当时的照相馆照几张证件照片给他。我当时搞好照片后，和那名男子约在桂林的瓦窑市场那里见面（具体日期、地点不记得了），我将照片和一万元预付金交给那名男子，他还问了我的出生年月日，我告诉了他后，他就拿去帮我办了。过了一、两个月，他打电话给我，说证件办好了，叫我去取，还是约好在瓦窑市场那里见面，他把一本户口薄和一张居民身份证给我，就是我现在用的这个叫宋柒的大陆身份，我把一万元的余款给他。之后我拿着这张大陆的身份证去桂林的一家银行开了个帐户，具体哪个银行我不记得了，现在那张银行卡也没有再用了，发现这张身份证是可以使用的。之后我就一直用这张身份证在大陆使用至今。我曾用宋柒的身份证买过火车票、开过银行账户、买过一辆汽车、入住过酒店。我一共用这张身份证开过五个银行账户，还用宋柒的身份证购买的汽车是一辆国产皮卡车，车牌是闽DJ×。 简永盛指认了户口簿、身份证、银行卡。 （七）寻衅滋事的事实。 2017年10月，东莞寮步镇某皮具厂负责人张某某与某皮具厂老板冼某某因劳务加工有关货物质量问题产生赔偿及债务纠纷。张某某经人介绍，请托吴易霖与冼某某请托的“东北帮”人员商谈相关债务事宜。后“东北帮”因一方被吴易霖一方揭露私自吞掉追讨的钱款5万元，意图找吴易霖寻仇报复，并与吴易霖电话约定斗殴的时间地点。2017年12月的一天晚上，吴易霖带领上诉人黄尚礼以及马友富、钟堂、熊长玺等人驾车来到东莞市厚街镇锦豪酒店附近，与“东北帮”十余人发生相互追逐打斗，吴易霖持钢笔枪朝对方击发数枪，“东北帮”人员持砍刀追砍其驾驶的汽车。2018年1月，“东北帮”指派的三人又在某皮具厂追债闹事，吴易霖立即带领黄尚礼以及马友富、钟堂、熊长玺等人手持组装好的枪支及仿真枪支威慑并殴打驱赶对方，此后“东北帮”不敢再来追债闹事。事后，张某某支付人民币3万元给吴易霖作为酬劳。 认定依据： 1.张某某提供的现金支出证明单。证实2017年12月9日张某某以业务费用为名支付给厚街“明哥”（吴易霖）3万元人民币。 2.被害人冼某某的陈述。主要内容：2017年9月份，我经营的某皮具厂承接了某皮具厂的一批4000多件加工皮包的订单。某皮具厂接收了我们的货物却说我们将他们的货物做坏了，某皮具厂不仅不给我们支付谈好的人民币11万多元加工费，还扣下来上一批货物的人民币3万多元加工费。我们谈了几次都没谈成。后来我认识一个叫李峰的“东北帮”老大，我和他谈好，委托他帮我向某皮具厂的张某某收人民币13万多元的账，李峰可以从中拿到三成的报酬。大概2017年11月份的一天，对方有个戴眼镜的男子说是台湾某帮的老大，他说是张某某委托他处理纠纷的，随后该男子从衣服里露出半截枪杆给我看。他带了人民币3万元现金给我，让我在收据上签字，我不同意。他们把我放了。之后“东北帮”打电话和我说他的兄弟们去找了张某某，但张某某不讲信用，本来答应给人民币5万元的，只给了人民币3万元，李峰他们嫌钱少就把钱退了。过了几天一个姓刘的台湾人将一个“东北帮”数钱的视频发给我，和我说“东北帮”那边已经拿到了张某某给的5万元人民币。我就将这个视频转发给了李峰。李峰说他是数了钱但因钱数不够，就退回对方了。之后李峰就一直没和我联系了。2018年1月的一天，某皮具厂联系我叫我拿着加工订单合同、收据等材料一起去该厂对账。我去到后，会议室里站了10多个人，里面有两伙人，其中一伙只有三个人，3人中的一个头部受伤了。人数较多那伙人声称是张某某委托的人。他们有五六人拿着长刀。有个操台湾腔的男子上来用普通话说我们大陆人就是不要脸，已经给了我们人民币5万元了还来要钱。我就反驳说没拿到钱。他说钱已经给了“东北帮”那边。我不承认拿钱，对方台湾腔男子就上来打了我四巴掌。我就不敢说话了。他们就把我带的单据、合同之类全拿走了。3个人中的人就对我说，李峰拿了钱还让他们来收账，搞得有人受伤了，这个事情要由我来负责，让我签了3万元的欠条作为补偿他们的医药费。之后我也不敢联系张某某要钱了。 被害人冼某某辨认出黄尚礼是在张某某办公室打了其几巴掌、并骂其的台湾男子；辨认出吴易霖就是第一次带几名台湾男子到其办公室向其露出包里的枪及迫使其答应将债务降为人民币3万元私了的男子。 3.证人证言。 （1）证人常某的证言。主要内容：2017年10月的一天，我表姐夫冼某某帮台湾人开的某皮具厂加工产品，但加工后对方拖欠了13万的货款，多次讨要对方都没给。我老乡阿森就说将这事交给他朋友李峰去做。事成给他们些辛苦费就行。李峰是东北人，在厚街混的，可能有些势力。我听冼某某说最后也没拿到钱，那个欠他钱的台湾老板把钱给了李峰他们，但李峰又把货款退了说没拿到钱。后来我才知道冼某某被“阿森”和李峰他们坑了，他们已经收了货款谎称没有收到，私吞了货款。 （2）证人张某某的证言。主要内容：我是东莞寮步某皮具厂老板，台湾人。我们将一批皮具交给了某皮具厂加工。2017年10月份结账的时候，因某皮具厂将产品加工坏了。我就和对方负责人冼某某协商，对方提出要将生产坏的产品和原料退给他们，另付4万人工费。我本来答应了。但对方小舅子有天到我办公室提出要付4.5万人工费给他们。我觉得对方态度不好就不同意了。过了两天，五名持东北口音男子来我办公室，为首的自称“猴子”的男子张口就要我拿十万，说是某皮具厂委托他们收账的，还威胁我今天不拿十万，明天就是十三万。我跟人聊天时听黄某隆介绍了个吴易霖的台湾人，说吴易霖是专门负责帮人解决债务纠纷的。吴易霖有一帮小弟，他本人是坐过牢的，他手下“阿龙”也是因杀人被判过刑，一般人听这样的情况都会怕，对方也会给面子。而且他在厚街很长时间了认识很多人，应该可以帮我处理此事。我就委托了吴易霖。之后吴易霖怎样和对方谈我不是很清楚，只知道他们大约谈了两次，最后通过他和对方谈好我们支付5万元人工费。我同意了。支付完后，我给了吴易霖3万元作为辛苦费。 因为当时这事是张某国去处理的，我已经给了5万元。据我所知，对方“东北帮”的人没有交给冼某某，我听说后来冼某某还问了这事。吴易霖他们听说“东北帮”私吞的事情还和“东北帮”打了一架，后来也没人来我公司闹事了。 客观上讲，吴易霖为我处理了这次债务，但我了解他确实不是善良之辈，我听说他是台湾某盟的人。某盟是台湾的一个组织，分布很广，就是从事一些违法行为，包括绑架、敲诈勒索等，说白些就是黑社会组织，老百姓比较怕的一类。听说吴易霖还想绑架“某帮”的黄建伟。黄建伟因小弟和他的女人乱搞，他将人家淋了硫酸。如此心狠手辣的人，吴易霖都敢去绑架，说明吴易霖很有实力和影响力。 （3）证人黄某隆的证言。主要内容：张某某和我是多年的好朋友，他跟我说起冼某某叫了一群“东北帮”的人上门要债，那帮人将本来只有4、5万元人民币的债务纠纷哄抬到13万元人民币，否则不肯罢休。我忽然想到吴易霖是专门帮人要债的，就推荐了吴易霖，说他有实力可以解决“东北帮”来要债的事情。张某某厂里的副经理张某国将5万元给了冼某某。张某某给了吴易霖3万元现金的报酬是我经手转交的。张某某付钱给了冼某某后，“东北帮”的又来张某某厂里闹事，张某国当时给我打了电话，我打电话给了吴易霖让他去看看。吴易霖在东莞厚街的台湾人圈子里混得比较好，说起他的名字，很多台湾人都认识。所以大家都会给他面子，他给人一种很有实力、很有手段的感觉。吴易霖手下有一帮人，在东莞厚街要债很厉害，别人要不到的债，他都能要到。我知道他手下有“小熊”、钟堂、“阿龙”。“阿龙”是台湾人，曾在东莞因杀人被叛过刑，吴易霖本人也进过监狱，我个人感觉东莞厚街的人会比较害怕吴易霖他们。他们应该是靠从帮他人要债得来的报酬作为经济来源。我还听说吴易霖是台湾“某盟”的人，“某盟”是台湾一个组织，像“某帮”、“某帮”一样，这些组织都是些违法组织，从事一些政府禁止的违法犯罪活动，包括敲诈勒索、绑架、寻衅滋事、暴力追债等，就是老百姓口中的黑社会组织，但具体我没接触过。 证人黄某隆辨认出黄尚礼（“阿龙”）。 （4）证人毛某金的证言。主要内容：我是东莞某皮具厂的员工。大约是2018年1月份，我在采购部办公室见到有十几名陌生男子来会议室，可能是两帮人在会议室谈事，不知道聊什么。后来他们很大声吵起来，会议室那边还响起了啪啪打架的声音，我就赶紧离开办公室了。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打架。 （5）同案人吴易霖的证言。主要内容：2017年底，我认识了东莞日荣皮具厂的老板张某某，张老板说之前提供原料委托另一家皮具厂加工了约4000多件皮包，完工后发现存在质量问题，就没给加工费。对方就找了一批“东北帮”的人上门来催要加工费。还恐吓张某某要尽快支付货款。张某某就想请我出面帮忙与对方“东北帮”谈数。先约在一家酒吧见面谈，后在张某某工厂谈，再到厚街新城一家饮品店谈，最后谈好我代表张某某支付对方5万元加工费了结此事。我当场筹了5万元现金给了对方一名较胖的东北人，我还叫钟堂秘密录下了支付货款的视频。事后，我将还钱视频发给了张某某。过了几天，东北人“阿峰”质问我为何把视频发给皮具厂老板，我说这样很正常，说明我们支付了加工费。对方骂了我一顿。当天晚上12时许，我和黄尚礼从台菜馆出发，叫上马友富、钟堂、熊长玺到了新城88附近，对方“东北帮”大约有30多人在那里等我们，看到我们后就持刀冲了过来，我下车拿发令枪开了两枪，对方继续冲过来砍，我就上车黄尚礼驾车逃离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听张某某说对方东北人再次来到皮具厂索要加工费，我就带着马友富、黄尚礼等人到皮具厂办公室见到三名东北人，我对对方说加工费已经给了，为什么还来，双方互相推搡了几下，对方后来就离开了。我拿了张某某3万报酬。 （6）同案人熊长玺的证言。主要内容：2017年12月份，在东莞寮步有个张姓台湾老板开皮具厂的，欠另一个加工厂老板的钱，加工厂老板委托一帮东北人向张老板收账。东北人要8万元逼着张老板给钱，张老板就找吴易霖帮忙。有一天，吴易霖就带着我、钟堂、马友富、“阿龙”、“面线”一起去了张老板办公室，后又约到东北人在厚街新城88咖啡店谈，最后谈好张老板给对方5万元，张老板司机拿了5万过来，“阿龙”录下了东北人收钱的过程。后来东北人把这5万元私下吞了，没有给加工厂老板。加工厂老板找张老板对质，张老板拿出吴易霖发给他的给钱视频。东北人知道后下不来台，就给吴易霖打电话约架。吴易霖从台菜馆里拿了枪由阿龙开车拉他去新城88咖啡店门口，我和马友富、钟堂后面另开车跟着。到后，我看见好多东北人手里拿着东西冲过来。吴易霖和阿龙就开车跑了，对方三十几个人拿着砍刀、钢管朝吴易霖的车砍，我们也走了。后来东北人又去张老板办公室收账，吴易霖叫上我、马友富、钟堂、“面线”、“阿龙”，分别他们一人一支枪，分给我一把藏刀去到张老板办公室。对方有三个人在里面。吴易霖拿出手枪用枪托打了对方三个人，我拿着刀守门，黄尚礼用脚踹对方一带头男子，马友富用拳头和枪柄打对方一名男子，“面线”用枪柄打对方一名男子，我和熊长玺也殴打对方。那三个人有受伤，吴易霖把加工厂老板叫过来签了一个已还款的和解协议，我们就撤了。事后我分了1000元人民币。 跟东北人打架是不涉及到钱的问题，主要是吴易霖的委托人受骚扰，吴易霖没有面子，就是说吴易霖以后在这块没有用，所以吴易霖要带着我们挣回面子，巩固吴易霖的势力，扩大影响，这是吴易霖带着我们找东北人打架的具体原因。 （7）同案人钟堂的证言。主要内容：2017年国庆左右的一天，吴易霖说绰号“猴子”为首的十几个东北人经常到一个台湾老板开的厂里找借口搞事。台湾老板找到吴易霖帮他摆平这件事。吴易霖带着我和马友富、熊长玺、“阿龙”等人去到对方台湾人开的工厂里。吴易霖与“猴子”谈判，吴易霖这边的台湾老板答应赔偿5万元人民币了结此事。后来吴易霖就将五万元给了对方绰号“阿森”的男子，要他写收条时“阿森”不同意，吴易霖就叫“阿龙”将交钱的过程偷拍了下来。后来这帮东北佬又与吴易霖因为偷拍视频的事情翻脸了，想敲诈吴易霖的钱。2018年春节前的一天，吴易霖带着我和马友富、熊长玺、“阿龙”等人开了两部车到新城88步行街附近，吴易霖阿龙上去找东北佬谈判，对方人多，吴易霖拿出枪吓唬他们，但没有吓唬到就被他们砍了，吴易霖、“阿龙”上车逃走了。我听到有好像放鞭炮的声音。事后“阿龙”说车都被砍了好多刀印。之后，那帮东北佬又去台湾老板工厂搞事，吴易霖就叫上我和马友富、熊长玺、“阿龙”、“面线”六人拿了四支手枪、一支微冲到台湾老板工厂办公室。进去看到三个东北佬，其中一个是大哥，我们把枪拿在手上吓唬他们，吴易霖说我们已经给过钱了为何还来收钱，对方东北大哥说不知道已经给过钱了，并答应以后都不来闹事了。之后他们就离开了。 吴易霖带着我们找东北人打架时为了挣回面子，以维护和巩固吴易霖的社会地位，假设吴易霖不带着我们去和东北人打架，那吴易霖带着我们在社会上肯定生活不下去，就没面子，所以吴易霖一定要带着我们去找这帮东北人打架，从而扩大吴易霖的社会影响力。 （8）同案人马友富的证言。主要内容：有一次一帮东北人找台湾人的麻烦，台湾人找到吴易霖，吴易霖就带着我和马友富、熊长玺、“阿龙”等人来到东莞寮步对方台湾男子的工厂谈判。最后谈妥在厚街新城88咖啡厅还钱。我们几个人来到这里找到东北人，给了对方5万元现金人民币。之后一天，台湾人又告诉吴易霖说这帮东北人又来收数了，但我们之前已经给了钱。东北人就在电话里约吴易霖打架。当时吴易霖就叫我和马友富、熊长玺、“阿龙”等人一起出发，吴易霖拿了一支钢笔枪，我、钟堂、小熊、“阿龙”分了两部车出发。我们到了约架地点后，我听到有开枪的声音，应该是吴易霖开枪了，我看到一帮人追吴易霖、“阿龙”。“阿龙”的车被他们砍了一刀。后来我们都离开了。过了一段时间，吴易霖说这帮东北人又去找台湾老板麻烦，我们就一起去到台湾老板办公室，吴易霖当时分给我一把枪，吴易霖没拿枪。外号面线的台湾男子拿着一把枪，“阿龙”（黄尚礼）手里拿着一把枪，钟堂手里拿着一把枪，熊长玺手里也拿着一把刀，我们六个人拿了四把枪，“小熊”拿了一把砍刀。当时冲进办公室见到对方三个东北男子，吴易霖就质问对方，对方解释说没收到钱，我们让他们抱头蹲下，他们三个见我们手上有枪就听话了，我们拿枪顶着他们的头威胁他们是不是找死。我还拿枪柄打了对方一个男子的头。其他人也有用脚踢了对方男子。对方说误会了，以后再也不来了。后来我收到8000元红包现金，我、钟堂、“小熊”各2000元人民币，自己留了4000元人民币。 4.上诉人黄尚礼的供述和辩解。主要内容：2017年12月时，吴易霖带着我和马友富、熊长玺、钟堂等人去东莞寮步帮一个做皮具的台湾老板与要账的“东北帮”谈数。当时吴易霖就拿主意让台湾老板给了对方5万元人民币，对方就回去了，但对方没有将那5万元交给他们的委托人。债权人还是向我们这边的委托人追账。我们这边的台湾老板就将当时给东北人钱的视频发给对方债权人看了。这事搞得“东北帮”的人很没面子，“东北帮”的人就约吴易霖打架。吴易霖带了几把钢笔手枪，我们去到锦豪酒店外面，还没下车，对方就有三十多个东北佬拿着砍刀冲上来，当时我是负责开车的，马上调头就走，吴易霖拿出钢笔手枪打了几枪，对方也不害怕，我的车还被砍了一刀，我们就逃跑了。经过这次事件，吴易霖发现钢笔枪没有威慑力，吴易霖就在2018年年初，从台湾让人走私了一批枪支通过惠州运达他的台菜馆。过后不久，台湾老板又来电话说对方债权人又雇了另一帮东北人来收账。吴易霖就带着我和马友富、熊长玺、钟堂、面线（陈某宪）等人去到台湾老板办公室。当时我们四人各拿一把90式手枪。当我们亮出枪时，对方都惊呆了，我们就打了对方三个带头的男子，用枪头砸了对方的头部。对方也不敢还手。后来对方就回去了。事后台湾老板给了吴易霖3万元作为酬劳，吴易霖分了我8000元。 吴易霖持有的那种钢笔枪可以把房门都打穿，当时我还看他试过。那个子弹很小，比一般制式手枪的子弹小很多，但形状都差不多。因为那种钢笔手枪每支只能打一发子弹，所以那次吴易霖带了几支去。 其实我们第二次和第三次接触东北人都是为了争一口气。吴易霖是带着我们一帮人去打架的，他的势力就在东莞厚街，假如他不与这帮东北人打架，他是没法生活下去的，所以他要通过这次与东北人打架巩固自己的势力。 同案人黄尚礼辨认出侯某就是“东北帮”成员的“猴子”，打架过程中拿了一把吴公刀；辨认出黄某申是“东北帮”成员，收款当天数钱并在打架过程中拿吴公刀砍了他的车一刀；辨认出外号“面线”的同伙陈某宪（陈某丞）的照片。 全案综合证据： 1.指定管辖决定书、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证实：2018年7月24日珠海市公安局决定对魏某1被绑架案立案侦查；7月13日本案由广东省公安厅指定珠海市公安局管辖；8月15日珠海市公安局拱北口岸分局决定对王某资、许某忠、简永盛等人伪造、变造、买卖身份证件案立案侦查；9月11日珠海市公安局拱北口岸分局决定对蔡灿煌被绑架案立案侦查；9月17日珠海市公安局拱北口岸分局决定对黄建伟入境发展黑社会组织案立案侦查；10月16日惠东县公安局对伍某某被绑架勒索案立案侦查。 2.抓获经过。证实：公安机关于2018年6月9日在东莞市黄江镇南城路抓获邱俊荣、同日在东莞市虎门镇南栅村冲元新村×巷×号外抓获黄建伟、于6月16日在潮州市一咖啡厅抓获黄尚礼、于7月12日在东莞市长安镇锦厦新村锦华街10巷×号×房抓获王正雄、于8月1日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县石榴镇抓获简永盛、于10月17日在福州市罗源县罗昌苑×期地下停车场抓获陈寿清。 3.拘留证、采取强制措施情况通报表、拘留通知书、变更羁押期限通知书、提请批准逮捕书、批准逮捕决定书、逮捕证、采取强制措施通报表、提请批准延长侦查羁押期限意见书、批准延长侦查羁押期限决定书、变更侦查羁押期限通知书。证实采取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的时间及相关手续。 4.检验报告 （1）珠海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珠公司法物鉴字[2018]241号检验报告。对扣押的本案的手机提取并恢复与案件相关的微信聊天记录，对提取到的案件相关内容已保存至编号为“珠公司法物鉴字[2018]241号”U盘中。 （2）由珠海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珠公司法物鉴字[2018]184号检验报告。对在宋柒（简永盛）处查获的中柏笔记本电脑一台、三星手机一部、华为手机一部、U盘一个进行提取并恢复与案件有关的内容。在三星手机、华为手机中提取到了案件相关信息，并保存到文件名为“珠公司法物鉴字[2018]184号”的U盘中。 5.户籍证明。证实黄建伟、邱俊荣、王正雄、黄尚礼、简永盛等人在台湾地区的身份资料、违法犯罪前科、通缉记录、帮派背景的详细情况。 6.（2006）仓刑初字第127号刑事判决书、（2006）榕刑终字第478号刑事裁定书及释放证明、（1999）粤高法刑终字第1018号刑事裁定书、（1998）东中法刑初字第182号判决书、（2012）东一法刑初字第1164号刑事判决书复印件及释放证明、（2004））晋刑初字第14号刑事判决书及释放证明、（2006）台刑初字第268号刑事判决书、（2006）榕刑终字第667号刑事裁定书及释放证明、（2009）鼓刑初第693号刑事判决书、（2009）榕刑终字第1162号刑事裁定书及释放证明。 证实黄建伟于2006年7月31日因犯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王正雄于2012年8月20日因非法拘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黄尚礼于1999年11月17日因犯故意伤害罪、私藏枪支、弹药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简永盛于2006年7月31日因犯非法持有枪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陈寿清于2004年1月14日因犯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元、于2006年9月5日因犯贩卖毒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元、于2009年11月17日因犯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的前科、累犯情况。 7.珠海市公安局拱北口岸分局案件审查大队出具的情况说明、珠海市公安局案审监管支队二大队出具的关于黄尚礼等检举揭发线索查证情况的复函及相关讯问笔录。证实黄尚礼的自首、立功情况。 以上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资认定。 关于上诉人黄建伟、陈寿清、王正雄、简永盛上诉及其辩护人所提辩护意见以及上诉人黄尚礼上诉所提意见，评析如下： 1.关于上诉人黄建伟是否入境发展黑社会组织的问题。在案证据反映，台湾“某帮”为当地不良社团，应认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规定的“境外的黑社会组织”。上诉人黄建伟原为“某帮”的骨干分子，因在台湾涉及严重案件逃到大陆之后，继续宣扬自己在“某帮”的“精神领袖”地位及以往在台湾所实施的不法行为，利用“某帮”在台湾民间的影响及对在大陆经营、工作人员所产生的威慑作用，纠集同案人等人员追随自己以“某帮”“伟董”等名义，包揽非法索债等非法业务，表明其主观上有扩大、利用“某帮”的影响为自己谋取非法利益的目的，客观上以此扩大了“某帮”在大陆台湾居民中的影响力。虽然如辩护人所言，黄建伟的所为未必真正出于“为某帮扩充势力的意图”，但其在大陆利用扩大“某帮”力量及其在大陆台湾居民中的影响，为自己谋取不法利益提供支持却是不争的事实。无论其动机如何，其行为已经符合入境发展黑社会组织罪的构成要件。黄建伟上诉提出其“低调”、“隐瞒身份”、辩护人提出黄建伟已经与“某帮”不存在联系、没有发展该组织意图的意见与查明的事实不符，不予采纳。 2.关于上诉人黄建伟是否犯绑架罪的问题。一方面，虽然黄建伟上诉否认与魏某1案有关，且由于其指使同案人将魏某1杀死并毁坏尸体，在时隔多年案发之后无法提取被害人尸骨及凶器和其他作案工具等物证、痕迹以及其他客观性证据，但是黄建伟密谋、实施绑架魏某1以及将其杀死并分尸、碎尸、抛尸的各个环节，分别有可以互相印证的证人证言、同案人供述所证实，并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黄建伟本人在侦查阶段对此过程亦供述在案，且所供述的主要环节均得到其他证据的印证。证据还证明，黄建伟的目的主要在于通过绑架魏某1从而向其亲属索取财物，而并非仅限于控制魏某1，只不过由于魏某1不妥协而被黄建伟指使陈寿清等人将其杀死，没有机会进一步向魏某1的亲属索取财物，并非辩护人所提出的“没有直接证据”反映黄建伟勒索财物、不符合绑架罪的特征。另一方面，虽然黄建伟一再声称与李某某存在债务纠纷，却无法提供任何证据或线索，也得不到其他证据的证实，表明其以自己虚构的债务为由授意吴易霖等人劫持李某某，就是利用追债之名行绑架勒索之实。上述事实，原判已经列举充分的证据并作了详尽的分析阐述，黄建伟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所提意见无法提出有力的理据予以否认，其意见不能成立。 3.关于上诉人陈寿清的量刑问题。上诉人陈寿清受黄建伟纠合参与绑架魏某1，且在黄建伟授意下伙同他人杀死魏某1，是导致魏某1死亡的直接凶手之一，原判认定其为该宗绑架犯罪的主犯并无不当。陈寿清受黄建伟纠合而积极参与犯罪，虽然杀死魏某1未必符合其本意，但亦在其参与共同犯罪的概括故意之下，陈寿清以受到胁迫作为推卸自己剥夺他人生命的理由，并主张自己属于胁从犯的意见不能成立。陈寿清还以家庭成员需要照顾等理由请求从轻处罚，但其在参与本案之前三度被判刑，即便在杀人后害怕而潜逃，但不久又因故意伤害被判刑一次，长期无视国法，主观恶性大，前科累累，从未考虑家庭成员感受，在被再一次判刑时才以此请求从宽处理，该上诉意见明显无理。诚然，陈寿清归案后认罪态度较好，始终如实供述并指证黄建伟，有从轻处罚的情节，但其又属于累犯，依法应当从重处罚，原判根据其犯罪事实、情节判处其无期徒刑没有不当，请求二审改判不予采纳。 4.关于上诉人王正雄否认犯罪的问题。上诉人王正雄以其侦查阶段所作供述受到办案人员误导等理由否认全部犯罪事实，但是原判认定其参与的犯罪，除了其本人供述外，有证人证言、同案人供述等证据相印证，其辩称自己“糊里糊涂签字”的理由不能成立。王正雄不但受黄建伟纠合而参与绑架魏某1的犯罪，事先还与黄建伟密谋策划、帮助黄建伟物色张某强为帮手，虽然地位作用次于黄建伟，但仍属主犯。至于王正雄与黄建伟地位作用不同，在挟持李某某过程中与黄建伟主观目的不同、所起作用较小，原判已经予以认定并在量刑时予以相应的体现。辩护人提出王正雄有重大立功表现的问题，一审已经充分阐明不足以认定的理由，二审再提，理据不足，故王正雄上诉否认犯罪以及辩护人请求对王正雄从轻改判的理由不成立。 5.关于上诉人黄尚礼上诉否认其敲诈勒索伍某某、提出在多宗作案中不属于主犯，这些意见其在一审已经提出，原判已经充分阐述其裁判理由，符合法律规定。黄尚礼虽有重大立功表现，但其在犯罪中积极主动，原判结合其冒充警察控制李某某，用电棍击打伍某某等情节，对其判处的刑罚适当，上诉要求改判不予采纳。 6.关于上诉人简永盛提出其具有自首等情节没有证据所证实。上诉人简永盛毁坏尸体行为虽听命于黄建伟，但辩称受黄建伟胁迫的依据不足。简永盛明知黄建伟杀害魏某1仍协助其分尸，毁坏尸体情节恶劣，上诉请求二审改判不予采纳。 综上，上诉人黄建伟、陈寿清、王正雄、简永盛上诉及其辩护人所提辩护意见以及上诉人黄尚礼上诉所提意见经查均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改判较轻刑罚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上诉人黄建伟到大陆发展台湾黑社会组织“某帮”，以勒索财物及绑架他人作为人质为目的绑架并杀害他人、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为索取债务非法拘禁他人，其行为分别构成入境发展黑社会组织罪、绑架罪、非法拘禁罪。上诉人陈寿清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并杀害他人，其行为构成绑架罪。上诉人王正雄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为索取债务非法拘禁他人，其行为分别构成绑架罪、非法拘禁罪。上诉人黄尚礼为索取债务非法拘禁他人、敲诈勒索他人财物数额巨大、为非法追债随意殴打他人且情节恶劣，其行为分别构成非法拘禁罪、敲诈勒索罪、寻衅滋事罪。上诉人简永盛明知是尸体而予以肢解、烹煮、搅碎；在应当提供身份证明的活动中，使用伪造的身份证件，其行为分别构成故意毁坏尸体罪、使用虚假身份证件罪。原审被告人邱俊荣为索取债务而非法拘禁他人，其行为构成非法拘禁罪。上诉人黄建伟、王正雄、黄尚礼、简永盛犯数罪，应当数罪并罚。上诉人黄建伟在绑架并杀害被害人魏某1、绑架被害人李某某、曾某某、非法拘禁被害人吴某某的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是主犯，应当按照其参与的或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上诉人王正雄在绑架被害人魏某1的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是主犯，应当按照其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在非法拘禁被害人李某某、曾某某的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可以从轻处罚。上诉人黄尚礼在非法拘禁被害人李某某、曾某某、敲诈勒索被害人伍某某、为非法追债随意殴打他人的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应当按照其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上诉人陈寿清在绑架并杀害被害人魏某1的犯罪中是主犯，应当按照其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上诉人简永盛在故意毁坏魏某1尸体的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是主犯，应当按照其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原审被告人邱俊荣在非法拘禁被害人李某某、曾某某的共同犯罪中所起作用较小，是从犯，可以从轻处罚。上诉人黄建伟、王正雄、简永盛、黄尚礼、陈寿清曾因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在刑罚执行完毕后五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故黄建伟、陈寿清在绑架杀害被害人魏某1、简永盛在故意毁坏尸体、王正雄、黄尚礼在非法拘禁被害人李某某、曾某某、黄尚礼在敲诈勒索伍某某、寻衅滋事的犯罪中是累犯，依法应从重处罚。上诉人黄尚礼归案后检举、揭发同案人及其他犯罪集团的相关犯罪事实，并经查证属实，有重大立功表现，依法可予减轻处罚；其归案后如实供述了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寻衅滋事的犯罪事实，对犯该罪应认定为自首，可予从轻处罚。上诉人黄尚礼、陈寿清、简永盛、原审被告人邱俊荣能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并当庭表示愿意认罪认罚，可以从轻处罚。对上诉人黄建伟，根据其犯罪情节，对其犯绑架罪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同时决定对其限制减刑。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二款、第二百三十九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百零二条、第二百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二百七十四条、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百八十条之一、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二款、第三款、第六十八条、第四十八条、第五十条第二款、第五十七条、第六十九条、第六十四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本裁定并为核准以绑架罪，判处被告人黄建伟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入境发展黑社会组织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五年，以非法拘禁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限制减刑的刑事裁定。 审判长  吴铭泽 审判员  陈亦光 审判员  蒋倩倩 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 书记员  林俊达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十六条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 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是犯罪集团。 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 对于第三款规定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 第二十七条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 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第四十八条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二年执行。 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都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缓期执行的，可以由高级人民法院判决或者核准。 第五十条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二年期满以后，减为无期徒刑；如果确有重大立功表现，二年期满以后，减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如果故意犯罪，情节恶劣的，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后执行死刑；对于故意犯罪未执行死刑的，死刑缓期执行的期间重新计算，并报最高人民法院备案。 对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累犯以及因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犯罪分子，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对其限制减刑。 第五十七条对于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应当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在死刑缓期执行减为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的时候，应当把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期限改为三年以上十年以下。 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 第六十五条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五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但是过失犯罪和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除外。 前款规定的期限，对于被假释的犯罪分子，从假释期满之日起计算。 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第六十八条犯罪分子有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查证属实的，或者提供重要线索，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等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第六十九条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的，除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以外，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但是管制最高不能超过三年，拘役最高不能超过一年，有期徒刑总和刑期不满三十五年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年，总和刑期在三十五年以上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五年。 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拘役的，执行有期徒刑。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管制，或者拘役和管制的，有期徒刑、拘役执行完毕后，管制仍须执行。 数罪中有判处附加刑的，附加刑仍须执行，其中附加刑种类相同的，合并执行，种类不同的，分别执行。 第二百三十八条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具有殴打、侮辱情节的，从重处罚。 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使用暴力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为索取债务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依照前两款的规定处罚。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犯前三款罪的，依照前三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第二百三十九条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的，或者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较轻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犯前款罪，杀害被绑架人的，或者故意伤害被绑架人，致人重伤、死亡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以勒索财物为目的偷盗婴幼儿的，依照前两款的规定处罚。 第二百七十四条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敲诈勒索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第二百八十条之一在依照国家规定应当提供身份证明的活动中，使用伪造、变造的或者盗用他人的居民身份证、护照、社会保障卡、驾驶证等依法可以用于证明身份的证件，情节严重的，处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二百九十三条有下列寻衅滋事行为之一，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一）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 （二）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的； （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 （四）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 纠集他人多次实施前款行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处罚金。 第二百九十四条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积极参加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其他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可以并处罚金。 境外的黑社会组织的人员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发展组织成员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包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或者纵容黑社会性质的组织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犯前三款罪又有其他犯罪行为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应当同时具备以下特征： （一）形成较稳定的犯罪组织，人数较多，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 （二）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以支持该组织的活动； （三）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 （四）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包庇或者纵容，称霸一方，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 第三百零二条盗窃、侮辱、故意毁坏尸体、尸骨、骨灰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 （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 （三）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原审人民法院对于依照前款第三项规定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作出判决后，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或者裁定，不得再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