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15民终393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孙先洋，男，汉族，1994年11月10日生，住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宏，江苏法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六安建银海康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六安市集中示范园区胜利南路西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502MA2Q3G3U9C。 法定代表人：李业利，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江涛，该公司职员。 上诉人孙先洋因与被上诉人六安建银海康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皖1502民初45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孙先洋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请;2、一审、二审诉讼费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姚宇作为被上诉人公司销售人员,在销售车辆范围的具有代理权限,姚宇与上诉人就涉案车辆的年款确认应当认定为涉案合同的组成部分。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及新车买卖交易惯例、习惯,消费者购买汽车均是与汽车经销商销售人员洽谈合同实质内容,销售人员代表公司与客户确定具体合同内容,属于代理行为,因此销售人员与客户之间的沟通内容应为合同的组成部分。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销售姚宇洽谈之后,在微信上表示“那个18款的我要了”,这显然是一个带有明确指向的意思表示承诺。上诉人作出这样一个承诺是基于被上诉人销售已经向其介绍了车辆的年款等基本信息,合同的实质内容已经确定。基于该意思表示,可以认定上诉人要求购买的就是2018款林肯大陆。同时,上诉人发现车辆存在质量问题后到被上诉人处向姚宇确认车辆信息,姚宇再次明确表示上诉人购买的就是17年生产的2018款林肯大陆。两组证据首尾呼应,明确指向上诉人购买的就是2018款林肯大陆,但根据货物进口证明书显示,被上诉人交付的是2017款林肯大陆,据此,被上诉人已经构成消费欺诈。一审法官关于要约承诺的说理未依据证据及事实且明显违反生活常识,认定被上诉人销售不具备签订合同权限,仅构成磋商,令人匪夷所思。一审开庭时,上诉人将手机原件提交法庭及对方全面核查,上诉人提交的与姚宇聊天记录是完整的,客观真实的。再者,聊天记录姚宇手机上亦有完整内容,如果有对被上诉人有利内容,完全可以作为证据向法庭提供,但被上诉人并未提供。二、上诉人庭后获取了新的证据,同时认为该证据对查清案件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故立刻向一审法院提交,遗憾的是,一审法院不仅对上诉人补充提交关键性的新证据未予理涉,甚至采纳被上诉人提交的虚假证据,因此,上诉人对一审法院判决的公信力不服。2019年8月22日庭审结束后当日,上诉人致电林肯金融客服询问自己签订的《汽车抵押贷款合同》中所购车辆细节型号一栏就是指CON20180030尊享版2.0L代表含义,客服明确答复该组编号就是指林肯大陆2018款。那么被上诉人向法庭提供的福特金融出具的说明真实性,因此该情况说明显然是虚假证据(因上诉人无法确认情况说明印章既可能是福特金融提供的虚假证言,也有可能是由被上诉人伪造印章,伪造证据)。上诉人将询问林肯金融客服的电话录音提交一审法官，并请求依法对被上诉人处罚,一审法官对此不予处理，并在判决中无视上诉人提交的林肯金融客服录音,采纳被上诉人提交的虚假证据(即:福特汽车金融(中国)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该证据用于证明上诉人签订的《汽车抵押贷款合同》中所购车辆细节型号一栏CON20180030尊享版2.0L前驱无选配仅是用于确认和区分不同车型的贷款产品,不与厂家车型配置及年份代码对应。福特金融对于同一个问题给出了截然不同的回答，这足以证明该份证据的虚假性。鉴于一审法院未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上诉人将该组证据作为新的证据向二审法院提交，希望能查清案件事实。综上,为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上诉人针对一审法官不予处罚被上诉人提交虚假证据一事,依据相关法律规定请求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检察院、六安市金安区人大常委会依法履行监督职能,并将被上诉人提交虚假证据相关材料提供至上述监督部门。福特汽车金融(中国)有限公司是被上诉人的关联服务机构,福特汽车金融(中国)有限公司拟定合同所需的汽车买卖合同基础条款必然是由被上诉人提供且办理贷款均由被上诉人员工全程陪同,因此福特汽车金融(中国)有限公司在《汽车抵押贷款合同》上登记的型汽车型号即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达成合约的汽车型号,同时该登记号与上诉人要求购买的型号一致,也映证了被上诉人销售姚宇在录音证据中所陈述的型号。因此,上诉人完全有理由相信被上诉人对上诉人谎称涉案车辆是2018款,实际交付的却是2017款林肯大陆,这无疑是消费欺诈。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六安建银海康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辩称，一、孙先洋与被上诉人的微信记录不构成要约和承诺，在微信中的表述是那个18款我要了，而被上诉人的回答是你啥时候回来，通过联系上下文可以明显的看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并未就买卖合同的主要条款达成约定，微信聊天记录并不是要约和承诺的过程。二、关于庭后获取新证据的录音，根据相关规定，在一审举证期届满后新发现的证据为新证据，而上诉人在庭后提交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范围，同时民事证据规则也有规定，应当在开庭前或开庭审理时提出，而上诉人明显的违反了证据举证的相关规定，而在结束后向一审法院提交，从证据的性质来看不属于新的证据，同时依据该规定的第43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不予采纳。三、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是一个买卖合同关系，本案的争议焦点应当集中在买卖关系当中，而上诉人始终把焦点放在贷款金融合同上面，请上诉人回归本案的根源。四、上诉人在上诉状中一审诉说车辆存在质量问题，但是到目前为止，一直没有提交相应的证据支撑，所以上诉人应当承担不利的后果，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孙先洋向一审法院诉讼请求：1、判令撤销原告与被告签订的汽车买卖合同；2、判令被告退还原告购车款302000元、咨询服务费10000元、上牌公证抵押费2000元，GPS费用5000元，共计：319000元；3、判令被告赔偿原告购置税31800元；4、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车辆赔偿金906000元；5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与理由：原告于2019年5月在被告处订购2018款林肯大陆2.0T尊享版一台（下称涉案车辆），车架号为1LN6L9S96H5636031，购车款为302000元，另外向被告缴纳了10000元咨询服务费，上牌公证抵押费2000元，GPS费5000元，购置税31800元。涉案车辆交付使用后一个月左右陆续出现一些质量问题，如车窗一键升降部分车窗无法升降，显示屏乱码，车辆无法点火等，最为严重的是一次在高速上正常行驶，车辆突然熄火。鉴于上述质量问题，原告遂查询该车的详细信息，发现该车并非原告要求购买的2018款林肯大陆尊享版而是2017款林肯大陆尊享版。原告认为，原告在订购车辆时明确要求订购2018款，被告销售人员作为汽车销售的专业人员在对汽车年款、型号均是明知情况下，故意隐瞒交付车辆的实际年款，恶意出售有问题车辆显然已经构成了消费欺诈。涉案车辆在刚交付一个月左右就出现如此之多的质量问题更加映证了被告存在欺诈故意的主观动机。综上，原告有权要求撤销与被告之间的汽车买卖合同，并要求被告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55条之规定向原告承担退一赔三的惩罚性赔偿责任。现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特向贵院提起诉讼，恳请判如所请！ 六安建银海康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辩称：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原告与被告签订汽车买卖合同不存在欺诈行为，整个销售过程公开透明，为此我们认为，被告的销售行为不存在欺诈，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查明：2019年5月3日，原告到六安建银海康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销售点看车，由被告员工姚宇接待了解情况。2019年5月11日原告第二次到被告销售点，被告员工姚宇接待，因价格超出原告的预算，由姚宇向原告推荐特价车并予以现场观看及试驾，后原告与姚宇通过加入微信方式商谈购车事宜。2019年5月12日，原告在微信中表示“那个18款的我要了”。2019年5月15日原告再次到店，原告认可姚宇推荐的特价车（林肯大陆2.0T尊享版），双方未就车辆的年代款项作明确特别约定，于同日原告与姚宇草签《汽车订购合约书》并交付定金10000元。次日，原、被告双方签订正式《汽车订购合约书》，合同约定；“原告购买车名为林肯、车型为大陆2.0T尊享版、车身号码1LN6L9S9GH5636031、引擎号码H56360319、颜色为黑色；车辆总价287080元、增选配置项目（全车贴膜、镀晶、划水膜、底盘装甲、行车记录仪、脚垫、杯子、伞）14920元，价款总计302000元，备注：代收咨询服务费12000元；上牌、公证、抵押2000元；GPS5000元”，上述各项费用合计321000元。原告于2019年5月16日实际向被告缴纳首付款81000元，支付各项费用现金14920元及14000元，余款240000元由原告及其母亲蔡正勤于2019年5月17日与福特汽车金融（中国）有限公司签订《汽车抵押贷款合同》，约定：“原告及其母亲蔡正勤共同向福特汽车金融（中国）有限公司贷款240000元；贷款期限36个月，自贷款实际放款日起计算；所购车辆品牌为林肯CONTINENTAL，型号CON20180030尊享版2.0L前驱无选配；车架号1LN6L9S96H5636031;发动机号H56360319;抵押人孙先洋等内容”，及《车辆最底保值金额协议》，约定：“借款人孙先洋；共同借款人蔡正勤；经销商六安建银海康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车辆细节：品牌林肯CONTINENTAL，型号CON20180030尊享版2.0L前驱无选配；车架号1LN6L9S96H5636031;发动机号H56360319；贷款期限36个月；尾款金额140896元；限定里程：36期贷款产品，限定里程75000公里等内容”。福特汽车金融（中国）有限公司收到原告的申请贷款后，于同日将240000元支付于被告。被告于收到全部款项后将车辆交付原告并由原告本人当日提走车辆。2019年6月23日，原告在高速公路上行驶过程中出现乱码启动不能，遂以车辆质量存在问题、所购车辆非本意订购的2018款林肯尊享版、被告存在欺诈为由与被告进行交涉，经双方协商未果，遂致原告诉讼来院，请求判如所请。 另查明，2017年12月18日，被告与福特汽车金融（中国）有限公司签订《汽车贷款服务协议》及《汽车贷款服务协议》之补充协议，被告受福特汽车金融（中国）有限公司的委托，为消费者购买福特旗下品牌车辆提供代理办理车辆贷款业务。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1、原告与被告员工姚宇的微信沟通买卖的信息，是否构成合同上的要约与承诺；2、原告在购买车辆的过程中，被告是否存在欺诈，构成双方买卖合同的撤销、退还购车款、购置税及三倍赔偿损失的问题；3、被告提供的车辆是否存在质量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员工姚宇的微信聊天，原告提供的不完整，其截取的对原告有利的证词，仅仅有原告的表述“那个18款的我要了”，另外没有就合同必备的主要条款（式样、数量、价款等）内容作出明确约定，且被告员工姚宇也没有被告出具签订合同的授权，故被告员工姚宇作为营销人员与原告微信商谈购车的事宜，仅属于双方磋商的意思表示，不构成合同上的要约承诺；对于焦点2，原告虽在签订合同前提出欲购18款林肯大陆尊享版的意向，但在随后由被告员工姚宇推荐特价车的过程中，双方对此未作进一步的明确表示，被告所推的特价车，经过了原告选看及试驾，其在随后与被告员工姚宇草签《汽车订购合约书》和与被告正式签订《汽车订购合约书》的过程中，虽约定了车辆为大陆2.0T林肯尊享版，但均未有约定哪一年的款式，且在签订正式的《汽车订购合约书》中，双方也未再明确约定车辆的年代款项，仅明确约定了车身号码及引擎号码和相应的价格，被告实际交付给原告的车辆就是原告所选并试驾后认可的该合同约定的车辆。在后续原告办理按揭贷款手续签订《汽车抵押贷款合同》及《车辆最底保值金额协议》上，双方再次对原告购置车身号码及引擎号码予以了确认。由此可以认定，原告对所购车辆属于认货卖货的行为。即对车辆的情况是知悉并认可的，诉称被告存在欺诈，缺乏事实和依据，不予采信；双方在《汽车抵押贷款合同》及《车辆最底保值金额协议》上虽有“型号CON20180030尊享版2.0L前驱无选配”字样，但福特汽车金融（中国）有限公司作出了情况说明，该字样仅用于确认和区分不同车型的贷款产品，不与厂家车型配置及年份代码对应，在实践操作中其是根据《汽车抵押贷款合同》中“所购车辆细节”所述的“车架号”、“发动机号”与车辆销售发票来确定客户申请的贷款车辆并进行的放款。针对此，原告未有有力的证据反驳该项说明，即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CON20180030尊享版2.0L前驱无选配”就是双方约定被告应交付的车辆系2018款林肯尊享版；对争议3，原告提供节录的视频，不能证明被告所售的车辆存在质量问题，原告欲达到证明车辆存在质量问题，尚需提供证据佐证。综上，原告针对诉请，其所提供的证据证明力不足，本院依法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孙先洋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830元，减半收取计9415元，由原告孙先洋承担。 二审中，孙先洋、六安建银海康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均向本院提交了新的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举证、质证。对二审中双方提交的证据，结合本案查明的事实予以论述。 二审查明的本案基本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认定。 二审另查明，本案一审庭审后，孙先洋致电福特汽车金融（中国）有限公司，要求确认解释贷款合同上“CON20180030”代码含义，福特汽车金融（中国）有限公司客服人员称该代码含义为“林肯2018款”，后福特汽车金融（中国）有限公司出具情况说明称案涉车辆信息以贷款合同中所述的车辆识别号和发动机号为准，不以“CON20180030”为准。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审理的焦点问题是六安建银海康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在本案车辆销售过程中是否存在欺诈行为。 经查，孙先洋与六安建银海康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销售人员姚宇在商谈购车事宜时，孙先洋通过微信的方式向姚宇表示“那个18款的我要了”，后孙先洋于2019年5月15日签署《六安银建汽车订购合约书》一份，该份合约书约定车名为林肯，车型为大陆2.0T尊享版，注明了定金10000元，但未注明车身号码及引擎号码及具体款式。2019年5月16日，孙先洋又签署一份《六安银建汽车订购合约书》，该份合约书完善了车身号码及引擎号码等信息，但仍未有具体款式的约定。从以上的查明的事实看，孙先洋虽提出2018款我要了，但最终双方签订的合约书上没有约定所购车辆的款式为2018款，而是将孙先洋提车前已看过的案涉车辆的相关信息填写在合约书中，车身号码及引擎号码信息具有唯一性，也与案涉车辆信息一致，故孙先洋提出其在微信中表示“那个18款的我要了”因未在双方后续签订的合同中予以明确，不能视为孙先洋在合同签订时有购买2018款的意思表示，本案合同的履行应当依照双方签字确认的2019年5月16日《六安银建汽车订购合约书》为准。 至于《汽车抵押贷款合同》中代码问题，孙先洋在一审庭审后，咨询福特汽车金融（中国）有限公司客服就“CON20180030”代码含义进行咨询，福特汽车金融（中国）有限公司客服人员称该代码含义为“林肯2018款”，后福特汽车金融（中国）有限公司出具说明对该说法予以否认。结合《汽车抵押贷款合同》的约定看，除型号问题双方有争议外，车架号、发动机号均与案涉车辆一致，故不能仅依照该份抵押合同证明孙先洋系具有购买2018款车辆的意思表示。 孙先洋称本案六安建银海康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在销售时存在欺诈行为的证据不足，一审不予支持其诉讼请求正确。至于案涉车辆的质量问题，本案中不做评判，孙先洋可以依法另行主张权利。因六安建银海康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在处理案涉争议时亦有不当之处，应对本案诉讼费用予以分担。 综上，孙先洋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18830元，减半收取9415元，由孙先洋负担5000元，六安建银海康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负担441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8830元，由孙先洋负担10000元，六安建银海康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负担883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顾德明 审判员  卢文乐 审判员  丁志欢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九日 法官助理鲍芳 书记员朱雪芬 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