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13民终83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修亮，男，1982年6月17日出生，住江苏省泗洪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保华，江苏可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在松，男，1968年10月10日出生，住江苏省泗洪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凌梓梅，女，1965年1月1日出生，住江苏省泗洪县。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乐，江苏拓荒者律师事务所律师。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浩然，江苏拓荒者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陈修亮因与被上诉人李在松、凌梓梅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泗洪县人民法院（2019）苏1324民初46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3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并于2020年4月23日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公开听证。上诉人陈修亮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保华，被上诉人李在松、凌梓梅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乐、陈浩然参加了听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修亮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陈修亮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李在松、凌梓梅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证据规则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加大了上诉人的举证责任，导致判决错误。一、被上诉人虚假陈述，进行虚假诉讼。（一）本案事实情况是，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以及案外人孙某1等12人欲设立方城县，并设立了筹备处，主要由上诉人和孙某1等跑该项目。在项目定下后，于2017年3月4日，被上诉人及孙某1等人召开了第一次股东会，并作出了《方城县会决议》。由于土地原因，一开始各股东不同意给上诉人75万元钱款，但是在2018年8月7日，方城县股权打包转让，并制定了《方城县股权转让竞买细则》，又同意给上诉人了且也按照1：1.6比例给。可是由于上诉人没有在场就没有签订合同。上诉人多次要求被上诉人给付款项，被上诉人拖延给付，无奈，上诉人诉讼。（二）被上诉人虚假陈述，虚假诉讼。1.上诉人是和孙某1一开始跑项目的原始发起人股东，被上诉人否认基本事实，否认证据的真实性。（1）上诉人提供的2016年10月9日和方城县人民政府、方城县教育、体育局签订的方城县项目合同在方城县批复成立的2017年3月7日之前。（2）方城县会议决议时间是2017年3月4日，也是在方城县批复成立的2017年3月7日之前。（3）证人孙某1己经证明。2.方城县会议决议和方城县股权转让竞买细则已经确认上诉人75万元，上诉人无需再举证，被上诉人仍然予以否认。（1）方城县会议决议中己经确认开办费是150万元，上诉人75万元，孙某175万元，孙某1对自己的部分己经明确表示放弃。上诉人75万元算作股份和融资，18.75万元是股份、56.25万元算作融资。这些费用是在跑项目时就支出了，是股东会对上诉人钱款的确认。（2）竞买规则已经确认75万元钱款属于上诉人，且已经出资到位。一是方城县股权转让竞买细则明确包含了75万元，如没有，包括被上诉人在内的11位股东竞实时是不可能同意把空的75万元放在上面。二是开办费在方城县会议决议中是150万元，上诉人75万元，孙某175万元，孙某1的部分己经明确表示放弃。三是在孙某1和被上诉人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中明确没有这75万元，特别是孙某1出庭己经证明这75万元钱款不是孙某1的，能够证明是上诉人的。3.被上诉人已经签字认可上诉人75万元钱款，现又否认。方城县会决议、方城县股权转让竞买细则均有被上诉人在上面签字确认，均是书面证据，不可复制和伪造，特别是其认可方城县股权转让竞买细则，也证明了上诉人主张的真实性。4.从方城县会决议到方城县股权转让竞买细则的两次相同的10股东签名，证明了上诉人主张的事实。（1）方城县会决议股东有10名，在竞买细则中这10名股东都同时签名确认75万元的事实。这10名股东都是原始股东，如上诉人主张的75万元不存在、不是事实，他们不可能在方城县会决议、方城县股权转让竞买细则上两次签字确认。（2）被上诉人在两次中都签字予以确认。二、一审判决适用证据规则错误，加大了上诉人举证责任，免除了对方的举证责任，违反了民事诉讼的辩论对抗性原则，不公平、不公正，导致判决错误。（一）一审判决以上诉人没有方城县会决议原件驳回上诉人请求是错误的，不成立的。1.因该证据原件在被上诉人掌控的清华园学校，在庭审笔录的第9页1-6行，法庭要求被上诉人两日内核实真实性，被上诉人己经答应，可至今被上诉人都没有向上诉人和法庭答复。根据证据规则，被上诉人己经承认原件在其处，拒不向法庭提供，法庭应该采信上诉人提供的证据。2.该份证据有被上诉人签名，其对签名的真实性是无异议的。3.作为该证据当事人之一孙某1，孙某1己经出庭证实该证据形成过程与真实性，印证了股权会议决议的真实性。4.竞买细则是对股权会议决定的继承与发展，印证了股权会议决议的真实性。（二）是否是出资人和股东不能仅依据学校章程来认定。1.上诉人提供的方城县会议决议已经记载为股东，同时，被上诉人已经签名确认，如不是，被上诉人应该提供相反证据证明，特别是其应该提供第一次般东会会议决议来证明。而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2.学校章程仅仅是办理登记需要，不是实际情况。认定出资人应该以事实为基础，以会议决定来认定。比如说章程上投资人只有三人，实际人数为12人，章程上投资注册是20万元，实际是三、四千万元。从章程和竞买细则的对比也可以认定章程记载的情况与事实不符。3.特别提请法庭注意的是：被上诉人提供的验证报告只有三人，出资也只有20万元，这与第一次股权会议决定、竞买细则中的12人有巨大悬殊。被上诉人对竞买细则是无异议的，也印证了上诉人陈述事实以及第一次股权会议决议的真实性，不能仅仅依据章程来认定举办者、出资人、股东。（三）一审判决以上诉人提供的《方城县股权转让竞买细则》，上诉人并未与其他举办者共同往该竞买细则上签字确认同意添加“陈修亮”来否定上诉人出资人是错误的，不成立的。1.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提供的竞买细则是无异议的，只是对添加“陈修亮”字是有异议。证明竞买细则是能作为定案依据的。2.由于包括被上诉人在内的11位股东都签名确认了75万元的存在，况且被上诉人己经按照竞买规则向陈修亮以外的其他人履行了义务，也就证明了75万元的存在。3.被上诉人否认75万元存在。但证据75万元存在的证据是书证，效力比陈述的证据效力高，且被上诉人的行为违反了禁止反言的原则，应该认定75万元的存在。4.既然被上诉人否认75万元不是陈修亮的，被上诉人己经向其他人按照3400万元履行了“1：1.6”的股权款，那么根据证据规则，其应该提供相反证据证明75万元不是陈修亮的或者作出合理说明，但并没有。5.作为当时的法定代表人，孙某1是竞买细则的参与者与实施者之一，其了解事实情况，孙某1己经出庭作证75万元是上诉人的，证明了上诉人的主张。（四）上诉人勿需提供其向学校缴纳出资款的证据。1.众所周知，跑项目是需要花费的。作为原始投资者，跑项目时花费己经产生，在学校成立时，费用已经产生。2.方城县会决议、方城县股权转让竞买细则均包含被上诉人在内的11位股东签字确认75万。3.该校是2017年3月份成立，而竞买细则的日期是在2017年3月之后的2018年8月，如75万元不存在，含被上诉人在内的11位股东是不可能在竞买细则上面签字确认75万元的。（五）被上诉人提供的相关证据证明了上诉人是出资人，是75万元的享有者。1.方城县入股明细（13张），正是因为这明细因与竞买细则的3400万元相同，证明了75万元存在，证明是上诉人出资。因为这11位股东没有出资跑项目，没有产生费用，是上诉人出资跑项目，由11位股东在方城县会决议、方城县股权转让竞买细则均有被上诉人在上面签字确认。2.清华园学校补发陈修亮2016年8月到2017年6月份工资及相关开支收据领款单复印件（4份），证明上诉人是原始股东、投资者。该证据是上诉人劳务报酬所得，与投资款是不同的概念。特别是在此之后2018年8月的竞买细则，包含被上诉人在内的11位股东签字确认。3.股权转让协议（6份），证明了被上诉人应该按竞买规则向上诉人履行。该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已经依据竞买规则向其他股东履行。该证据履行是竞买细则中的3400万股权，但75万元没有履行。三、判决书中“另，被告李在松仅是代表凌梓梅签署柜应的协议，凌梓梅为股权的受让方，相应的法律责任应由凌梓梅承担。李在松并非股权受让人，故被告李在松也不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表述证明被上诉人应该承担责任。1.被上诉人是夫妻关系，债务在夫妻关系在存续期间发生，李在松以凌志梅名义行使权力，李在松是同意凌志梅的生产经营行为的，根据相关规定，这是夫妻共同债务，李在松应该承担责任。2.法庭已经意识到被上诉人应该承担责任，只是判决错误的。综上，本案应该根据《民诉法解释》第一百零五条规定以及证据规则的规定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来认定本案。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被上诉人虚假陈述、虚假诉讼,已经涉嫌虚假诉讼罪，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并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立案处理。李在松、凌梓梅二审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案外人孙某1召集多人“欲设立”方城县，此时参与会议等人员身份并非股东也未履行股东身份的手续。上诉人依据2017年3月4日的《方城县会议决议》证明其享有股份合计75万元不符合事实，也没有依据。此次会议只是召集，会议主题是意向性的，事实证明也没有按照这次会议落实，因为后来的学校股东也不全是这次参会人员。上诉人提供的《方城县股权转让竞买细则》与被上诉人提供的不一致，因其提供的证据中“陈修亮”为手写，明显是后添加的，一审庭审中已经证明该事实，上诉人也未提供出资款项的证据证明其是股东。2018年8月7日签订的《方城县股权转让竞买细则》中享有股东身份的11位股东共同在该协议书上签字确认股权转让信息，上诉人未参加也未签字，正说明其不是股东。因为该次竞买这样重大事项作为股东不可能不通知参加，再结合方城县章程登记资料，均不能证明上诉人具有股东身份。故上诉人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二、被上诉人无虚假诉讼行为，但上诉人存在虚假诉讼和虚假陈述。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均是真实合法的，如登记备案信息、学校股东出资证明等，也未出现过侵害他人利益的行为。三、上诉人不能证明75万元是股权且被转让。一审中，孙某1证明各股东对75万元开办费是存在异议的，上诉人很多事项未能完成，这也导致2017年3月4日“欲设立”方城县未成功的原因之一。意向性的方案不能作为证实决议进行实施，被上诉人也提供了几份证人证言，证明75万元不是股份更未转让。故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陈修亮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李在松、凌梓梅给付股权转让款及融资款120万元及利息（以120万元为基数，从2018年9月17日起按年息24%计算至履行完毕之日止）；2.诉讼费用由李在松、凌梓梅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3月2日，案外人孙某1、李某1、丁俊举办方城县。2017年9月1日，方城县董事会表决通过学校章程，载明举办者为孙某1、徐某1、李某2、李某1、凌梓梅、王某1、王某2、杨某、臧某、吴某2、马某1珠，开办资金340万元。2018年8月7日，孙某1、吴某2、凌梓梅（李在松代）等人共同签订《方城县股权转让竞买细则》，约定：一、标的：3400万+75万开办费。中标后，原定2017年9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的30%股息取消，原股东工资、股比工资均发至2018年8月31日。二、原股东融资款本息，股权购买方随最后一次股权转让款，全额付给股权出让方……七、本次股权转让仅限学校11位股东作为竞买代表，且在股权竞买全过程中，任何一股东在竞买结束前随时可竞买报价，报价采取书面签字报价，起拍价为原始股权的1.3倍，在1.3到1.7之间，每次报价增幅为0.1及其整数倍数字。1.7之后，每次报价为0.02及其整数倍数字，否则报价作废，重新报价。报价至少20分钟后，若无新的报价，该报价作为最终股权转让价格，经11位股东签字确认，为有效报价。股权购买人与每一个股权出让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学校11位股东共同在其转让协议书上签字确认。本次股权转让竞买报价全部原始资料在报价现场复制3份，经学校全体股东现场签字确认后股权转让双方各执一份，学校存档一份（永久保存）。由孙某1、凌梓梅等11人在该竞买细则尾部全体股东签名处签字。在竞买细则后空白纸处由“1:1.6，凌梓梅”字样，并由孙某1、凌梓梅等11名股东签字。陈修亮在竞买细则等均未签字。同日，李在松代凌梓梅分别与孙某1、吴某2、孙某2、杨某、李某1、马某2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分别约定孙某1、吴某2、孙某2、杨某、李某1、马某2将其方城县原始股500万元、300万元、400万元、200万元、300万元、200万以800万元、480万元、640万元、320万元、480万元、320万元出让给股权购买人凌梓梅。均自愿接受竞买细则所有条款约束，如有违约，自愿承担全部违约责任。2018年10月2日，方城县董事会新的学校章程载明举办者为赵某、徐某1、李某3、臧某、徐某2、凌梓梅、王某1、周某、胡某、王某310人，开办资金310万元。2019年4月30日，方城县董事会新的学校章程载明举办者为赵某、徐某1、李某3、臧某、徐某2、凌梓梅、王某1、周某、胡某、王某3、杨某、江某12人，开办资金360万元。一审法院归纳争议焦点为：1、陈修亮是否为方城县的出资人。2、方城县有无向陈修亮融资。一审法院认为，一、本案中，不能认定陈修亮为方城县的出资人身份。理由为：1、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有责任提供证据证明。本案中，陈修亮虽主张其持有方城县股权，但是通过该学校章程载明陈修亮并不是举办者，亦不能反映陈修亮出资情况；2、方城县举办者签订了《方城县股权转让竞买细则》，而陈修亮提交的竞买细则上明显后添加了“陈修亮”字样，但陈修亮并未与其他举办者共同在该竞买细则上签字确认同意添加“陈修亮”；3、陈修亮提交的方城县会议决议系影印件，亦无法认定其真实性；4、陈修亮也未提供其向学校缴纳出资款的证据。故不能认定陈修亮系方城县的出资人身份。二、方城县并未向陈修亮融资56.25万元。理由为：陈修亮仅提交方城县会议决议，该决议系影印件，亦无法认定其真实性，且陈修亮也未提交支付融资款的相应证据，陈修亮的举证不足以达到陈修亮已向方城县支付融资款56.25万元的证明目的。故对陈修亮主张股权转让款及融资款120万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另，李在松仅是代表凌梓梅签署相应的协议，凌梓梅为股权的受让方，相应的法律责任应由凌梓梅承担。李在松并非股权受让人，故李在松也不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陈修亮对李在松、凌梓梅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690元，由陈修亮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为证明其主张，上诉人陈修亮提供如下证据：1.方城县2017年9月1日章程一份，该章程载明开办资金为20万元，证明章程仅是形式上的，并非客观事实，一审判决依据章程未载明否定陈修亮的股东身份没有依据。2.马某1珠、李某2、孙某2、李某1书写的书面证言各一份，证明第一次章程协议的内容是真实的，陈修亮为股东，而且转让款项也是存在的，李某1在第一次方城县股东会议上签名确认的股东会议也是真实存在的。关于陈修亮提供的证据，李在松、凌梓梅发表质证意见：李在松、凌梓梅在一审诉讼中也提供了一份章程，该章程第一页加盖了方城县的公章，而陈修亮提供的章程第一页未加盖公章。陈修亮提供的该份章程第7条股东人员举办者、第8条开办资金和出资者、第10条董事会成员、第19条内容均与李在松、凌梓梅提供的章程内容不一致，对该份章程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于4份书面证言不予认可，4人都是学校的前任股东，但现在已经不是学校股东，与本案具有利害关系。4人认可75万元开办费用是陈修亮所有，并且作为股份和融资款项，均无法对抗学校财务账册中列举的收取股东的款项。该4人在学校的入股和融资均有学校出具的相关收据和文书，但是没有陈修亮。4人陈述75万元作为股权转让进行了竞买并且认为75万元和3400万元一起转让，缺乏事实依据，陈修亮在一审诉讼中提供的竞买细则中的“陈修亮”是后来填写，其他的竞买细则没有陈修亮的字样。综上，对4名证人的书面陈述不予认可。为证明其主张，李在松、凌梓梅提供如下证据：3.情况说明一份，证明方城县2017年3月4日股东会仅是意向性的筹备会，2018年8月7日股权转让后，学校经过核查相关票据和档案，均没有发现陈修亮和孙某1所说的开办费用，也没有显示陈修亮的75万元开办费，方城县股东入股和融资凭证中均未显示陈修亮。4.书面证人证言五份，证明2017年3月第一次筹备会参与者仅是学校邀请意向商谈，并非确认该学校股东，2018年竞买股权转让中没有陈修亮的75万元股权或者融资转让。当时提出开办费竞买细则，是孙某1想要75万元，在遭到其他股东谴责后作罢，并非是陈修亮的。关于李在松、凌梓梅提供的证据，陈修亮发表质证意见：上述证据在形式上是真实的，但其内容是不客观不合法的。李在松、凌梓梅目前是方城县的实际控制人，方城县在一审诉讼中提供的证据中包含陈修亮工资和相关费用，结合第一次股东会议决议，可以确定情况说明的内容是不真实的，第一次股东会议并非意向筹备会，方城县在2016年8月开始设立，并向陈修亮发放工资。出具书面证人证言的股东目前股份都挂在凌梓梅名下，且现在是同事，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竞买细则上3400万元加上75万元是电脑打印的，且当时相关人员都签名确认，证人证言与竞某,4，竞买细则是书证，证人明显是在虚假陈述。凌梓梅在一审诉讼中否认第一次股东会议决议的真实性，但其提供的书面证言又认可股权会议决议是真实的，仅解释为意向性协议，故凌梓梅和相关证人均存在虚假陈述。为证明其主张，证人陈修亮申请证人吴某2出庭作证。吴某2陈述，吴某2与陈修亮、凌梓梅都是方城县的投资人。2017年3月4日的股东会议决议属实，上面吴某2的签名是真实的。吴某2在方城县万元，其中股权30万元，融资是270万元，都是通过转账给孙某1账户。第一次股东会上显示是200万元，后来根据实际情况又增加了100万元投资。陈修亮是作价75万元，因为陈修亮比较特殊，项目是陈修亮牵头跑的，先前产生了相关费用。吴某2的股权和融资都转让给凌梓梅了，其他人也一并转让了。当时签了书面的股权转让协议。第一次股东会议时有12个人，和后来的股东有变化，有一个股东丁俊退出了，马某1珠进入了，王伟退出了。这个项目从无到有，陈修亮要去操作这个事情，产生的费用作价75万元给陈修亮，后续就不需要陈修亮缴纳75万元了。吴某2拿到的竞买细则上有陈修亮三个字，当时是一个股东加上去的，表示这个钱是给陈修亮而非给孙某1的。关于证人吴某2的陈述，陈修亮发表质证意见：证人证言属实，竞买细则和股权协议是一致的，证明陈修亮75万元是前期投资股权会议确认下无须再缴所谓的出资。关于证人吴某2的陈述，李在松、凌梓梅发表质证意见：证人确认了第一次股东会议的客观存在，也证实参与第一次股东会议的9人没有按照股东会议决议确定的数额进行认购，说明该决议在事后并没有实质性的实施，也印证了被上诉人所说的意向性决议。证人陈述人员发生了变化，所以该决议不能作为对股东人数和股东股份的确认。证人陈述竞买细则的75万元为陈修亮所有，与事实不符。按照孙某1一审陈述，当时竞买细则是11份，每个股东持有一份，内容都是一样的。但是被上诉人所持有的竞买细则上没有陈修亮的名字。孙某1也证实陈修亮的名字是后来添加的，只是不知道是谁加上去的。证人吴某2陈述的内容与客观事实不一致。证人认可其出资并领取过利息，但是学校出具给股东的股份和融资收据均不包含陈修亮，也进一步印证陈修亮不是学校股东，不持有股份。本院认证意见：关于陈修亮提供的2017年9月1日章程，其目的在于证明章程载明的事实与客观事实不符，故不能依据章程确认相关事实。本院认为，陈修亮主张其系方城县的股东，应当承担举证责任，故该章程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关于陈修亮提供的马某1珠、李某2、孙某2、李某1以及李在松、凌梓梅提供的5名证人书写的证词，因证人均未到庭接受质询，故对上述书面证言均不予采信。关于李在松、凌梓梅提供的方城县出具的情况说明，系单方制作，且方城县的控制人为凌梓梅，与本案当事人存在利害关系，故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关于证人吴某2的陈述，其曾系方城县的出资人，亦参与了该学校的股权竞买，并最终将股权出让给凌梓梅，故其陈述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关于其陈述的内容，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综合予以认定。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经双方当事人确认，本院归纳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一、陈修亮是否系方城县的出资人，是否享有相关权益；二、陈修亮与李在松、凌梓梅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股权转让关系，陈修亮主张股权转让款及融资款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即陈修亮是否系方城县的出资人，是否享有相关权益的问题。本院认为，陈修亮主张其系方城县的出资人，并享有相关权益，应当提供证据予以证明。首先，出资人身份一般通过公司章程记载事项以及公司向出资人出具的出资证明书予以证明，但从本案中，陈修亮未能提供相关文书，方城县章程亦未记录在案，故其主张系方城县的出资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予以证明，否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次，关于2017年3月4日的股东会议决议，吴某2到庭陈述其系在决议之后认购学校股份，协议认购金额为200万元，后实际认购300万元，且协议中参会人员并非确认的股东，在后续的认购股权过程中人员及数额均发生了变动，故该份协议即便真实，亦仅是意向性协议，是否出资，是否成为出资人，需要通过认购方式取得。故仅凭该份股东会议决议，尚不足以证明陈修亮系方城县的出资人以及出资份额。再次，虽然上述股东会议决议第四条载明“开办费150万元，其中陈修亮75万元，算作股份和融资”，但在《方城县股权转让竞买细则》中又载明“标的：3400万+75万开办费”，开办费用数额存在明显偏差，且陈修亮提供的《方城县股权转让竞买细则》中虽然存在手写体“陈修亮”，但李在松、凌梓梅提供的文本中并无上述字体，故尚不足以证明方城县全体股东一致确认竞买细则对应的75万元开办费属于陈修亮。综上，陈修亮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其系方城县的出资人。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即陈修亮与李在松、凌梓梅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股权转让关系，陈修亮主张股权转让款及融资款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的问题。本院认为，首先，方城县股权转让竞买是面向全部股东，但陈修亮未参与，亦未在竞买细则尾部的“全体股东签名”处签名，故不足以证明其存在出让或者收购方城县股权的意思表示。学校时任法人、董事长孙某1在一审庭审中亦陈述在竞买规则召开之前没有确定相关款项是否应当给陈修亮，故未通知陈修亮参与股权竞买。再次，方城县股权竞买中，凌梓梅以“1:1.6”的竞价获取收购方城县股权的资格，其他股东亦以书面签名形式予以确认，后凌梓梅分别与签字股东签订相关股权转让协议。陈修亮未在上述书面文书上签名确认，亦未与凌梓梅之间签订任何股权转让协议，故即便陈修亮存在75万元出资，其提供的证据亦不足以证明其与凌梓梅、李在松之间存在股权转让协议，故其主张凌梓梅、李在松按照1:1.6的比例支付相应价款，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上诉人陈修亮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690元，由上诉人陈修亮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朱 庚审判员 仲召虎审判员 吴雪林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六日书记员 万 岩附录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