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20）晋05民终24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晋城市报废汽车回收拆解有限公司，住所地晋城市城区陵沁路以南郑太铁路以东北环街666号。法定代表人：韩某，任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某1，山西昌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晋城市保福康鑫农牧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泽州县高都镇保福村。法定代表人：高某，任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薛某、王某，山西华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晋城市国泽经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晋城市城区泽州路1278号。法定代表人：赵某2，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某，山西昌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晋城市报废汽车回收拆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报废汽车回收公司）、上诉人晋城市保福康鑫农牧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福康鑫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晋城市国泽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泽经贸公司）企业公司制改造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泽州县人民法院（2018）晋0525民初8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报废汽车回收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某1，上诉人保福康鑫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被上诉人国泽经贸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某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报废汽车回收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泽州县人民法院（2018）晋0525民初840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2.被上诉人保福康鑫公司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往来款及利息计算方式错误，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归还了110万元的利息，在数额和性质上均有错误。首先，根据双方往来票据，上诉人认为其与保福康鑫公司之间的往来款为1079500元，该款已经在双方终止股份合作意向前进行资金债务结算时归还977200元，有上诉人提供的保福康鑫公司所书收据证明，目前尚未归还的款项仅为102300元。其次，利息的计算问题，两份“协议书”分别签署于2016年7月28日、2016年12月28日，截止2016年4月6日上诉人共归还保福康鑫公司往来款977200元。上诉人认为，协议签订之时约定的利息等内容仅对未归还的往来款有效。上诉人在协议签订之前归还的977200元往来款已经同被上诉人销账，不应继续计算利息，一审法院计息的逻辑存在错误。最后，归还款项的定性问题，根据上诉人提供的收据可知，保福康鑫公司认可上诉人归还的款项为“往来款”，即保福康鑫公司的投资款本金，一审法院却认定为利息，明显不妥。二、东属场地和保福场地支出费用计算错误。山西晋城陈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鉴证报告第八条鉴定意见第二项的结论部分明确无法确认应由上诉人承担的投资金额。一审法院机械地按照53亩摊销确认上诉人承担的费用与情不合、于法无据。首先，鉴证报告“东属村委证明”确认上诉人占用东属场地53亩土地，该证明在一审中保福康鑫公司未提交，未进行质证，而该证据却作为鉴证报告的重要证据，上诉人不认可。该证明中提到保福康鑫公司在东属村委审批用地60亩，但未提交相应的审批手续；且该60亩土地是保福康鑫公司的关联企业育华驾校在2012年之前租用办驾校的，当时上诉人与保福康鑫公司之间并无联系，平整土地费804423.93元、土地占用费275717.77元，线路、电杆移动费179960.91元等费用应计入育华驾校成本费用，不应由上诉人负担。其次，摊销方式不合理。上诉人与保福康鑫公司的关联企业育华驾校共用东属场地，企业性质不同，对土地的要求不同，育华驾校作为一个驾校，需要进行地面硬化，场地绿化、修建房屋，大批学员学车水电的使用明显更大，而上诉人所用场地无任何改造，仅为荒地；鉴证报告机械地以总花费除以亩数确认摊销费用，违背实际情况，一审以此为据进行裁判完全不合理。最后，一审法院认可鉴证报告，但是在裁判中，又将鉴证报告中未明确结论的“部分数据”作为裁判依据，上诉人对此不认可。三、一审判决上诉人支付东属场地拖车费132900元无依据，鉴证报告对该部分费用并未确认，一审法院在判决中引用此条判决由上诉人承担该部分拖车费明显错误，无依据。四、高都保福场地费用不应由上诉人承担。鉴证报告中明确指出勘察时发现我公司已撤出该场地，且双方均未提供我公司占用该场地的具体时间，故无法确认应由我公司承担的投资金额和相应利息损失。但一审法院判决该费用全部由上诉人承担，没有依据。高都保福场地是保福康鑫公司采用非法手段封堵上诉人在巴公等各个经营网点大门，导致报废汽车不能正常回收，之后被上诉人自行设立场地回收报废汽车，上诉人为了在2016年底完成省市下达的关于黄标车老旧车提前淘汰的报废任务，不影响办理黄标车老旧车领取补贴资金手续，上诉人毫无办法的情况下派一名员工去保福场地整理车辆相关手续，而这部分车辆上诉人没有管理权和使用权，都由保福康鑫公司的门卫职工管理，之后放置在此地的所有车辆的处置、收益都是保福康鑫公司掌握，与上诉人没有关系。保福康鑫公司辩称：1.我公司的请求均是在双方已经确认费用存在的前提下起诉的，双方在2016年的两份协议中明确约定了报废汽车回收公司应该承担的费用，说明当时双方已经承认费用的存在，且报废汽车回收公司同意进行支付，故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2.一审审计时，报废汽车回收公司并未提交任何关于已经支付了相关费用的单据或者账目，导致审计的结果仅是我方提供的证据予以审计，结果对我方极其不利，对于违约金和利息的计算根据协议约定，我方的诉请并不重复，且我方实际发生的损失远大于我们的请求，投资过程中大量是通过现金交易的，需要报废汽车回收公司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其已经支付，在其未提供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我方提供的单据足以证明我方的投资，而鉴定意见以及一审法院未对我方提供的单据进行认定是错误的，我方的请求应得到支持。国泽经贸公司对报废汽车回收公司的上诉无意见。上诉人保福康鑫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付上诉人的原审诉讼请求，包括：（1）改判被上诉人报废汽车回收公司依照合同约定向上诉人清偿上诉人为报废汽车回收公司的注资及投资的各项费用共计4952298.64元，并判令被上诉人国泽经贸公司承担连带责任；（2）改判被上诉人报废汽车回收公司依照合同约定向上诉人支付注资及投资费用的利息2686512.35元，被上诉人国泽经贸公司承担连带责任；（3）改判被上诉人报废汽车回收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向上诉人支付违约金1145821.65元，被上诉人国泽经贸公司承担连带责任；（4）改判被上诉人报废汽车回收公司私自处置回收车辆的行为给上诉人造成的损失1857111.99元（自2017年1月8日止起诉时即2018年3月8日，按照月息2.5%支付利息），被上诉人国泽经贸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以上四项共计10641744.6元。2.本案诉讼费由二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审法院查明事实存在错误，认定上诉人注资、投资的金额错误，相应利息计算错误，违约金依法应当支付。1.认定上诉人注资、投资的数额，不能仅仅依据司法审计结果，还应当依据证据规则，在一般情况下的普通收据、收条、证明等，也应认定为出资的证据。上诉人自2013年1月起，先后以改制资金的形式注入资金1129500元，不是1079500元。对于投资建设场地和场地维护支出，在审计中，未对收据、证明等形式的证据予以采信，单纯考虑财务记录、银行收支等，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报废汽车回收公司协议期间因未走公司账目情形的证据一律排除在外，是不科学的。上诉人的支出，有收款人的，可以联系收款人核实，因二被上诉人的违约，导致证据灭失，无法进行客观全面的审计，该结果不应由守约守信的上诉人一方来承担。2.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利息约定并非因借款而产生，而是投资合作。被上诉人对于其违约行为签订协议来约定利息符合合同法公平、诚信原则，该利息计算不应当受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的约束，而应当以合同约定为准。而且利息计算的基数依据合同约定包括注资和为合同履行投资的资金，而非仅仅是注资款来计算利息。原审法院仅仅计算了注资112万余元的利息，而对于投资建设高都场地和保福场地的投资利息并未依照合同约定计算。3.合同约定的违约金和利息并不冲突，可以同时主张，违约金是一次性的对于违约行为的补偿，而利息计算有时间限定，随着时间增加会增加，违约金不会增加，性质不同。4.被上诉人国泽经贸公司是报废汽车回收公司的直接领导，二者有监管关系，且上诉人2013年-2015年的管理费都是直接支付国泽经贸公司，国泽经贸公司应对合同违约责任承担连带的赔偿责任。报废汽车回收公司辩称，保福康鑫公司的上诉意见没有遵照基本的事实和法律规定。107万是经过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的数额，97万多元的往来款是在2016年的两个协议之前就已偿还，两份协议显失公平，我方不认可。按合同约定违约金不超过实际损失的130%，按照民间借贷利息不能超过24%，上诉人的主张远超过这个标准，法院不应支持。国泽经贸公司是报废汽车回收公司的管理公司，但两个公司是各自独立的主体，不能由国泽经贸公司承担报废汽车回收公司的债务。国泽经贸公司辩称：1.我公司不是适格的诉讼主体，没有参与到保福康鑫公司与报废汽车回收公司之间的纠纷中，不应当作为本案的被上诉人。2.上诉人所讲的管理费在票据上明确表明了是代替报废汽车回收公司缴纳的，缴纳管理费不足以否认报废汽车回收公司是一个具有法人资格，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公司的本质。3.我公司对报废汽车回收公司没有监管责任，二公司是两个独立运行的公司，双方应以各自的财产独立对外承担责任，两个民事主体不存在互相监管的责任。保福康鑫公司一审诉讼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报废汽车回收公司依照合同约定向原告清偿原告为被告注资及投资的各项费用共计4952298.64元，并判令被告国泽经贸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判令被告报废汽车回收公司依照合同约定向原告支付注资及投资费用的利息2686512.35元，并判令被告国泽经贸公司承担连带支付责任；3、判令被告报废汽车回收公司依照合同约定向原告支付违约金1145821.65元，并判令被告国泽经贸公司承担连带支付责任；4、判令被告报废汽车回收公司私自处置回收车辆的行为给原告造成的损失1857111.99元（自2017年1月8日至起诉时即2018年3月8日，按照月息2.5％支付利息），并判令国泽经贸公司承担连带支付责任；（以上1-4项共计10641744.6元）5、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一审法院查明，被告报废汽车回收公司系全民所有制的国有企业，被告国泽经贸公司系其主管单位。因需进行改制，2012年12月3日，报废汽车回收公司与原告保福康鑫公司签订协议，双方约定：甲方（报废拆解中心）因经营体制落后，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决定于2012年12月进行企业改制，以如期完成报废汽车拆解企业升级改造目标。乙方（保福康鑫公司）于2013年初陆续投入甲方资金，作为甲方前期改制费用（具体金额以后附票据为准）。该部分资金日后在企业改制完成后作为乙方的实际投资款额。协议签订后，2013年元月22日双方又签订协议，约定由原告借给被告报废汽车回收公司人民币50万元，用于解决2012年度拖欠职工工资、养老保险等项事宜。公司改制后，以库存物资按略低于市场价格偿还原告。2013年至2015年原告又多次给被告报废汽车回收公司垫付管理费、职工工资等各项费用全部共计1079500元。并将所征用和租用的东属村53亩土地和高都保福村场地作为第一被告改制后回收拆解场地无偿使用至被告报废汽车回收公司撤出时。2015年12月26日，被告报废汽车回收公司向晋城市国有企业改革办公室递交《关于市报废汽车回收拆解中心改制方案的请示》，2016年5月18日，被告报废汽车回收公司又向国泽经贸公司递交《改制方案》的请示，并附《晋城市报废汽车回收拆解中心改制预案》。原被告双方签订了《整体转让意向书》。但改制方案未获得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及其他相关部门的批准，双方因经济问题产生纠纷。2016年6月18日，国泽经贸公司向报废汽车回收公司下发《关于尽快解决与康鑫公司经济往来纠纷工作的通知》。要求报废汽车回收公司尽快理清与原告之间的经济纠纷。2016年7月28日，双方签订协议书，约定对原告保福康鑫公司三年来所有注资给被告报废汽车回收公司的资金予以清算，在清算完成、新公司注册前，双方共同参与拆解中心的经营管理。报废汽车回收公司对金村镇东属村场地存放的报废车辆进行适当处置，所留资产作为日后升级改造费用留存。因协议签订后双方未按协议履行，2016年12月7日双方再次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协议签订之日起一个月内结清原告自2013年以来为被告报废汽车回收公司注入的股资、投资场地及相关费用，不再拖欠。并确认了东属场地和高都保福场地支出费用的计算标准。另约定，因原告合作期间为被告注入大量股资、投入了大量资金，给原告造成巨大损失。被告要尽快进行改制，未改制前，双方共同经营管理方式不变（依据2016年7月28日协议）。在2016年年底前，双方要达成可行的经济管理方案。否则，原告有权干涉被告的经营与销售。该补充协议签订后，被告在晋城市商务粮食局相关人员的见证下取回存放在育华驾校东属训练场办公室的相关物品及资料等。2017年2月13日，被告报废汽车回收公司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原、被告于2016年7月28日和2016年12月7日签订的两份协议，经两级法院审理后，均判决驳回被告报废汽车回收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在审理过程中，经原告保福康鑫公司申请，申请依法对申请人与报废汽车回收公司、国泽经贸公司协议合作期间在泽州县高都镇东属村和保福村场地建设的投入资金状况进行司法审计。本院依法委托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鉴定中心进行审计，经晋城市陈明会计事务所有限公司鉴定，一、截止2016年8月31日，原告晋城市保福康鑫农牧发展有限公司账上列示应收第一被告晋城市报废汽车拆解有限公司往来款1079500.00元，可以确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按年利率24%计算，自款项支付日至2016年8月31日，该往来款应收利息740427.62元；自2017年1月8日至2018年3月8日，该往来款应收利息301668.49元；共计应收第一被告本息合计2121596.11元。依据原告民事诉状中所述，截止原告起诉时，被告已陆续支付原告110万元。被告尚应支付原告往来款及利息余额为1021596.11元。二、原告保福康鑫公司及其关联单位晋城市育华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2013年至2016年在泽州县高都镇东属村和保福村场地建设的投入资金部分支出情况确认如下：1、东属村按53亩土地摊销可确认支出804426.93元；2、东属村土地占用费按53亩摊销可确认支出275717.77元；3、东属村场地水、电费用，按53亩摊销可确认支出18638.33元；4、东属村青苗补偿款按53亩土地摊销可确认支出12484.44元；5、东属村场地线路、移电杆按53亩土地摊销可确认支出179960.91元；6、东属村房屋补偿款按53亩土地摊销可确认支出70666.67元；7、出差会务费用6800元可确认；8、东属村拖车费132900元可确认。三、高都保福场地支出费用可确认2016年至2017年场地支出329571.80元。以上原告在东属场地和保福村场地共计支出费用为1831166.86元。原告诉请的其他费用因未见账面支出记录、未见付款凭证，无法确认。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保福康鑫公司与被告报废汽车回收公司在改制过程中为被告的注资及投资的费用应该得到保护。根据晋城市陈明会计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鉴定报告可知：被告报废汽车回收公司尚应支付原告往来款及利息余额为1021596.11元；原告在东属场地和保福村场地共计支出费用为1831166.86元，以上共计2852762.97元，应由被告报废汽车回收公司向原告予以支付。本案中，审计部门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相关规定，对原告支付的相关款项已按年利率24%计算了相关利息及损失，原告又要求被告支付违约金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要求被告报废汽车回收公司支付被告私自处理车辆给原告造成损失的诉讼请求因无相关证据支持，对该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国泽经贸公司系被告报废汽车回收公司的主管单位，其并没有参与原、被告双方之间的合同纠纷，故其不应承担相应责任。原告要求被告国泽经贸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晋城市报废汽车回收拆解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晋城市保福康鑫农牧发展有限公司为被告注资及投资费用及利息共计2852762.97元。二、驳回原告晋城市保福康鑫农牧发展有限公司对被告晋城市国泽经贸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三、驳回原告晋城市保福康鑫农牧发展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上诉人报废汽车回收公司以及被上诉人国泽经贸公司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以下事实有异议：1.对报废汽车回收公司占用东属场地53亩土地的面积有异议；2.对保福康鑫公司与报废汽车回收公司分别于2016年7月28日和2016年12月7日签订的两份协议的效力有异议；3.对审计报告中利息的计算方式以及两个场地的使用情况有异议；4.对报废汽车回收公司已支付保福康鑫公司110万元有异议，认为其公司实际支付保福康鑫公司977200元。上诉人保福康鑫公司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以下事实有异议：1.对上诉人2013年至2015年给报废汽车回收公司垫付的各项费用1079500元有异议，应为1129500元；2.对于东属场地53亩土地由报废汽车回收公司占用有异议，认为报废汽车回收公司实际占用土地面积大于53亩。本院对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报废汽车回收公司原名为晋城市报废汽车回收拆解中心，系全民所有制企业；2017年11月21日变更为晋城市报废汽车回收拆解有限公司，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法人独资）”，其股东为国泽经贸公司。本院认为，关于2016年7月28日和2016年12月7日签订的两份协议书的效力问题。报废汽车回收公司对两份协议书的效力持有异议，但经本院查明的事实，该两份协议书签订后，报废汽车回收公司诉讼撤销两份协议，经法院审理驳回了报废汽车回收公司要求撤销协议的诉讼请求，因此，报废汽车回收公司的主张不能成立。关于保福康鑫公司与报废汽车回收公司之间的往来款问题。第一，保福康鑫公司主张2013年至2015年间其陆续支付报废汽车回收公司1129500元，根据保福康鑫公司提交的上述款项的支付凭证，其中2013年11月6日的两支收款收据，票号均为3001299，一支系①存根，一支系②收据，该两支票据应为同一笔款项，不应重复计算，一审认定保福康鑫公司实际支付报废汽车回收公司的款项为1079500元正确，本院予以确认。第二，关于报废汽车回收公司2015年返还保福康鑫公司的费用数额，报废汽车回收公司提交支付凭证，证明其公司实际返还保福康鑫公司977200元，而保福康鑫公司坚持主张收到报废汽车回收公司款项110万元，保福康鑫公司的主张系对自己不利的事实的自认，因此，对报废汽车回收公司返还保福康鑫公司的款项，本院以110万元为准认定。第三，关于报废汽车回收公司返还的110万元系偿还主债务还是利息的问题。报废汽车回收公司主张该110万元应为归还本金，不应认定为利息，即使支付利息，应以未返还的主债务为基数计算利息。本院认为，首先，2016年12月7日的《协议书》对利息的起算时间进行了明确约定，“利息以票据实际付款时间算起”，该协议对合同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其次，该协议中未对报废汽车回收公司已归还的款项性质予以明确，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因此，一审法院将报废汽车回收公司已归还的110万元认定为利息予以抵充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报废汽车回收公司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第四，对于一审法院调整按年利率24%计算利息是否适当的问题。保福康鑫公司主张以结算总金额15%计算违约金，并以每月2.5%计算利息，一审法院以1079500元为基数，在双方协议书约定的基础上，将其调整至按照年利率24%进行计算，符合法律规定，故一审法院认定报废汽车回收公司欠付保福康鑫公司往来款本金及利息1021596.11元，本院予以确认。关于保福康鑫公司主张的东属场地的投入费用问题。第一，关于东属场地的投资面积问题。保福康鑫公司提交的东属村委的证明以及场地租赁合同、勘测定界报告等可以相互印证，可以认定东属场地的投资面积为53亩。第二，关于东属场地投资费用的摊销方式是否合理的问题。报废汽车回收公司主张其公司所用场地无需改造，育华驾校需要进行地面硬化、场地绿化、修建房屋、使用水电费等，鉴定报告机械适用总花费除以亩数确认摊销费用不合理。本院认为，2016年12月7日的协议书上对东属场地的支出项目进行了明确：“东属场地：土地租金、场地回填平整费、水电架设、青苗补偿、电信因移动高压移杆、煤矿房屋赔偿、国家再生利用会议费、拖车费、看场人员工资、板房款、厕所修建费、拦网、消防演练、现场会等费用”，从合同约定中可以看出报废汽车回收公司的该陈述与合同约定不相一致，因此，在东属场地存在上述项目支出的情况下，一审法院采信鉴定意见的摊销方式确定报废汽车回收公司应支付的东属场地的费用并无不当，报废汽车回收公司的主张不予支持。第三，关于拖车费132900元的问题。鉴定意见中明确该项目虽无账目支出记录，但有明细表和晋城市迅捷汽车维修救援有限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结合2016年12月7日合同约定的东属场地的拖车费项目，考虑到报废汽车回收公司主要业务系回收报废汽车，拖车费可以和协议约定以及报废汽车回收公司的主要业务相关联，因此，一审法院将拖车费132900元予以认定并无不当。关于保福场地的投入费用问题。同东属场地一致，协议书对保福场地的支出项目亦予以列明，报废汽车回收公司主张不应支付保福场地费用，与协议约定相矛盾，其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主张，故一审法院依鉴定意见进行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关于被上诉人国泽经贸公司应否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本案是2012年至2016年保福康鑫公司参与报废汽车回收公司改制过程中产生的经济纠纷。而报废汽车回收公司系2017年11月21日变更为一人有限公司，发生在双方产生经济纠纷之后，故保福康鑫公司依照《公司法》第五十七条第二款要求被上诉人国泽经贸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报废汽车回收公司和上诉人保福康鑫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85650元（晋城市保福康鑫农牧发展有限公司预交28550元，缓交57100元），由晋城市报废汽车回收拆解有限公司和晋城市国泽经贸有限公司连带负担22960元，由晋城市保福康鑫农牧发展有限公司负担6269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5944.87元（其中晋城市报废汽车回收拆解有限公司预交29622元，晋城市保福康鑫农牧发展有限公司预交5000元、缓交61322.87元），由晋城市报废汽车回收拆解有限公司负担29622元，由晋城市保福康鑫农牧发展有限公司负担66322.87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艳丽                         审 判 员 王灵丽                         审 判 员 焦瑛琴.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日                         法官助理 陈文泽                         书 记 员 张智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