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680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游富新，男，1991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龙川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晓竹，广东骏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艾建波，男，1980年6月1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天门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娜，广东理奥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原告：于俊波，男，1979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天门市。原审原告：**容，女，1982年1月14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天门市。上述两原审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娜，广东理奥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赵桂坚，男，1967年1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原审被告：赵端龙，男，1988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汕头市潮南区。原审第三人：广州国投贸易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广州大道北62号101铺、201号铺、301号铺的201之一。法定代表人：吴辉明。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杰，系该公司职员。上诉人游富新因与被上诉人艾建波、原审原告于俊波、**容、原审被告赵桂坚、赵端龙、原审第三人广州国投贸易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投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6民初100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游富新代理人郭晓竹、被上诉人艾建波代理人李娜、原审原告于俊波、**容代理人李娜、原审被告赵桂坚、赵端龙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国投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游富新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2.驳回艾建波全部诉讼请求；3.上诉费由艾建波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仅以《特别声明》认定游富新与赵端龙存在委托关系依据不足。游富新为证明其从未委托过赵端龙将涉案档口对外放租，提交了该档口往年的租赁合同，证明该档口2015年至2018年期间，均是由游富新本人与案外人陈翠旋签订的。虽然《特别声明》中提到“以上档口一直以来委托赵端龙打理出租”，但从游富新提交的往年租赁合同可知，涉案档口的出租情况与《特别声明》所描述不一致。因此法院应当以档口的实际出租情况认定游富新是否委托赵端龙出租涉案档口。赵桂坚一直以来将档口委托赵端龙出租，因赵端龙以低价向任意第三人出租档口并私吞租金，故赵桂坚、游富新、许思娜等人一同出具《特别声明》，以避免潜在商户与赵端龙签订租赁合同。另，从赵桂坚诉赵端龙委托合同纠纷、赵桂坚诉赵端龙侵占罪两案也可印证，一直以来仅赵桂坚委托赵端龙出租档口。若游富新将涉案档口委托赵端龙出租，在没有收到赵端龙收取的租金的情况下，游富新不可能不向赵端龙追讨。综上，游富新从未委托过赵端龙。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的规定，赵端龙在没有取得代理权的情况下将涉案档口出租给艾建波，未得到游富新的追认，其该行为不对游富新产生法律效力，所产生的后果不应由游富新承担。三、艾建波没有合理理由相信赵端龙享有档口的出租权，代理行为无效。艾建波在此之前未在国投网络服装市场承租过档口，更未与赵端龙签订过其他档口的租赁合同，其没有理由相信赵端龙享有档口的代理出租权。艾建波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向他人承租档口时，未审查赵端龙是否享有代理权，未看过合同条款，也未亲自签署租赁合同，就将一年的租金转给赵端龙，且租金低于同期档口的租金，不符合正常的交易行为模式。赵端龙与艾建波的行为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的规定。四、游富新未委托赵端龙出租涉案档口，更没有收取艾建波向赵端龙支付的档口租金，故不存在向艾建波返还租金款项的基础。五、不管艾建波是否属于善意相对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三、四款的规定，艾建波只能向赵端龙主张权利。六、一审应当审查游富新在2019年以后签订的合同是否经过原承租人国投公司同意，否则游富新的任何转租行为是无效的。七、赵端龙告知游富新其已经向**容返还了152档口20万元。艾建波二审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当予以维持。游富新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应当予以驳回。1.一审认定游富新与赵端龙属于委托关系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当予以维持并驳回游富新的上诉请求。2.赵端龙对涉案档口具有委托代理权，游富新的上诉请求无事实与证据证明，并且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当予以驳回，维持一审判决。3.艾建波有充分及合理的理由相信赵端龙享有档口出租权，代理行为有效。4.游富新作为出租人拒绝向艾建波履行交付档口的合同义务，游富新作为委托方，应当向艾建波返还租赁款项。5.赵端龙在游富新的授权范围内，以自己的名义与艾建波签订租赁合同，同时**容、于俊波也知道游富新与赵端龙之间的代理关系，本案的租赁合同直接约束艾建波与游富新。于俊波、**容二审述称其同意艾建波的答辩意见。赵桂坚二审述称其没有答辩意见，不清楚艾建波为何列赵桂坚为一审被告，赵桂坚并未锁住艾建波等人承租的档口。至于照片，事实上赵桂坚也承租了一个档口在路边上，赵桂坚是经过152、153档口的时候被拍到了照片。赵端龙二审述称其对152、153两个档口没有出租代理权。因赵端龙在沙河商场里比较熟悉，故经常有人询问赵端龙有无档口可承租。2018年年底，因需要资金周转，而赵端龙也在市场中作为中介帮助承租人租赁商铺，当**容询问赵端龙有无商铺承租时，赵端龙答应去了解，其后，赵端龙向**容谎称有编号152、153的档口可以出租。事发后，赵端龙为了躲债，在本案一审诉讼中并未到庭，现赵端龙认为损害了**容和许思娜、游富新的权益，愿意自己承担责任。至于20万元，该20万元是赵端龙与**容沟通好后退还152档口的承租费。另，**容承租另一个档口的租金，赵端龙也有证据在手上，也有打印租金的流水记录。国投公司述称：国投公司从头到尾不知悉艾建波、于俊波、**容与游富新等人的纠纷，也并未同意游富新将涉案档口转租给艾建波等人。国投公司与许思娜于2015年3月21日签订了《租赁合同书》约定，甲方将服装城53号铺出租给乙方；未经甲方同意，乙方不得转租、转让。合同签订后，国投公司依约向游富新交付了涉案的档口。同日，国投公司与游富新签订了《租赁合同书》约定，甲方将服装城52号铺出租给乙方，未经甲方同意，乙方不得转租、转让。合同签订后，国投公司依约向游富新交付了涉案的档口。2015年至2019年间，许思娜与陈翠饕之间，游富新与陈翠旋之间分别连续签订了《档口租赁合同》，并将上述合同交到国投公司处备案，总租赁期限为：2015年4月1日至2019年2月4日，但国投公司完全不清楚许思娜及游富新将涉案档口转租给艾建波等人，许思娜与游富新是在未经国投公司同意的情况下将涉案档口转租给艾建波等人的。国投公司根本不认识赵端龙，更未与其签订过任何的委托文件，也从未授权任一原审被告以国投公司名义与第三人签订《租赁合同》。《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根据上述规定，国投公司与赵桂坚、游富新、赵端龙之间均不构成表见代理。艾建波、于俊波、**容于2019年3月22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艾建波、于俊波、**容与赵桂坚、赵端龙、游富新于2019年1月31日签订的租赁合同；2.赵桂坚、赵端龙、游富新退还艾建波、于俊波、**容国投服装市场152号档口租赁费320000元并支付利息（以320000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标准，从支付之日即2019年1月31日起计至实际付清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律师费由赵桂坚、游富新、赵端龙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天河区先烈东路东街6号登记权属人为广州市白云兴食品有限公司。艾建波、于俊波、**容现以赵桂坚、游富新委托赵端龙与其签订租赁合同并收取租金后，未向其交付作为租赁标的的商铺为由提起本案诉讼。本案审理过程中，艾建波、于俊波、**容为证明其相关主张向一审法院提交如下证据：1、显示由赵端龙（出租者，甲方）与艾建波（承租者，乙方）于2019年1月31日签订的《租赁合同》[复印件，内容为甲方将国投1楼52档口（以下简称涉案商铺）同意出租给乙方使用，年租金310000元，租期在农历2019年1月1日至农历2019年12月30日止，押金10000元，合同期满后，交还钥匙，一切事宜后退回押金等]，关于该合同的签订情况，艾建波、于俊波、**容表示《租赁合同》末尾甲方签名及乙方签名处的签名均由赵端龙书写，赵端龙签名后通过微信将合同拍照发送给艾建波、于俊波、**容，因为合同的签订时间已经临近新年，所以艾建波、于俊波、**容没有到赵端龙处领取合同原件，过年后因为双方发生矛盾，所以艾建波、于俊波、**容一直未取得合同原件；2、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原件，客户姓名为**容，显示于2019年1月30日向赵端龙转账支付10000元，于2019年1月31日向赵端龙转账支付290000元）及支付宝转账电子回单（网络打印件，显示付款方为**容，收款方为赵端龙，付款时间为2019年1月30日，付款金额为20000元）；3、显示由赵桂坚、游富新等于2019年3月1日出具的《特别声明》[复印件，内容为本人赵桂坚、游富新、许春波、许思娜拥有B21、B22、B23、B24、A01、218、249、253、106、130、150、152、153等档口，以上档口一直以来委托给赵端龙打理出租，现由于赵端龙个人原因无法打理以上档口，因此本人赵桂坚、游富新、许春波、许思娜等人自2019年3月1日开始委托授权赵容萍签订2019年档口到期后的合同，以上档口出租或续租必须经过授权人赵容萍，私自与他人签订的合同一概无效（包括原委托人赵端龙），期间的经济纠纷概由承租人自行负责，与本人无关]；4、显示由赵端龙（出租者，甲方）与**容（承租者，乙方）于2017年3月8日及2017年12月30日签订的《租赁合同》（原件，内容为甲方将国投2楼253档同意出租给乙方使用等）；5、《委托代理合同》及律师费发票（均为原件）。经质证，赵桂坚、游富新对上述证据1的真实性不予确认，认为即使为真实，也系艾建波、于俊波、**容与赵端龙自行签订，与其无关，且该合同并未到国投公司处备案，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认为如果是真实的其确认艾建波、于俊波、**容向赵端龙支付了相应的款项，但其并未收取艾建波、于俊波、**容支付的上述款项，且证据也并未显示艾建波、于俊波、**容支付款项的性质和用途，对于证据3则确认其中赵桂坚、游富新的签名为当事人亲笔签署，对于证据4其表示2015年赵桂坚以游富新的名义向国投公司承租广州市先烈东路东街6号国投网络服装城第二层自编53号档口，2016年至2018年期间赵桂坚委托赵端龙对外出租该档口，由赵端龙以自己的名义直接与商户签订租赁合同并收取租金，赵端龙再将租金转给赵桂坚，由于赵端龙与赵桂坚为亲属关系，所以赵桂坚充分信任赵端龙，至于该档口的租赁情况赵桂坚并不清楚，从2018年开始赵端龙未向赵桂坚交付该档口及其他档口的租金，赵桂坚便终止了对赵端龙的委托，对于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存在异议，相关合同对于律师费的承担并未进行约定。国投公司对上述证据1、2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证据3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但确认253号档口由艾建波、于俊波、**容在使用，对证据5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赵桂坚、游富新为证明涉案商铺系由游富新向国投公司承租，且承租后一直都由游富新本人直接向商户出租，其从未委托赵端龙对外出租档口，向一审法院提交如下证据：1、显示由国投公司（出租方，甲方）与游富新（承租方，乙方）于2015年3月21日签订的《租赁合同书》（原件，内容为乙方承租甲方物业为涉案商铺，租赁期限自2015年4月1日起至2020年3月31日止等）；2、显示由游富新（出租方，甲方）与案外人陈翠旋（承租方，乙方）签订的《档口租赁合同》（四份，均为原件，显示甲方将涉案商铺出租给乙方使用，租赁期自农历2015年二月十三日至农历2018年十二月三十日等）。经质证，艾建波、于俊波、**容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不予确认。国投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一审法院另查明，2019年5月5日，赵桂坚向一审法院起诉赵端龙[案号（2019）粤0106民初15497号，以下简称15497号案]，赵桂坚于该案中表示其自2016年起便口头委托赵端龙将档口以不低于指定价格对外放租，后赵端龙为提前收取租金而提前半年或一年时间以低于其指定出租价与商户签订租赁合同并直接收取租金，收取的租金未能及时交还赵桂坚，赵桂坚发现上述情形后双方就租赁情况和租金数额进行清点，赵端龙并出具欠条，赵桂坚认为其委托赵端龙代为出租档口，赵端龙接受委托，双方间形成委托代理关系等。赵桂坚于该案中诉请要求赵端龙一次性补偿租金差额1174900元。赵桂坚并于该案中向法院提交《2019年租赁合同明细表》，赵桂坚、游富新表示该案所涉及的商铺即为明细表中的商铺，并未包括本案涉案商铺，因为在国投服装市场中的大部分商铺为赵桂坚承租并以其亲戚名义与市场签署合同，但还有部分商铺为游富新自行承租的商铺，对外签署合同时亦是以其自身名义签署。艾建波、于俊波、**容表示赵桂坚于15497号案中仅起诉部分，赵桂坚应为涉案商铺的实际控制人。国投公司对明细表的真实性无异议，对于赵桂坚的身份，国投公司仅能确认与其签订租赁合同的为游富新本人。该案审理过程中，国投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显示由其作为承租方与广州市白云兴食品有限公司（出租方）签订的《租赁合同》，约定房屋地址为广州市天河区先烈东路东街6号及6号之一白云酒店整栋，租赁期限自2014年11月1日起至2024年10月31日止等。2019年3月22日，艾建波、于俊波、**容提起本案诉讼。另，本案审理过程中，国投公司就艾建波、于俊波、**容与赵桂坚、游富新、赵端龙之间就涉案商铺租赁事宜产生的纠纷作出如下陈述：在2019年新年过后，我方回去上班时，涉案商铺的承租人游富新到国投网络服装城市场准备放租商铺时，发现商铺已经由艾建波、于俊波、**容占有使用，双方产生纠纷，到国投网络服装城市场管理处协调时，艾建波、于俊波、**容向我方出示了显示由赵端龙与艾建波签署的《租赁合同》的照片，艾建波、于俊波、**容表示其向赵端龙承租了商铺，并支付了租金，游富新则表示商铺由赵端龙在过年前在游富新不知情的情况下自行出租给了艾建波、于俊波、**容，但游富新并不同意赵端龙擅自出租，因为游富新并未与艾建波、于俊波、**容签订正式的合同，游富新也没有收到艾建波、于俊波、**容支付的租金，所以游富新不同意我方对商户进行租赁登记备案并要求我方对商户进行封铺处理。根据我方与游富新签订的租赁合同约定如商铺的经营产生纠纷，为避免影响市场经营秩序，我方有权对商铺进行封铺处理。对于国投公司上述陈述，艾建波、于俊波、**容认为国投公司应当知晓赵桂坚、游富新委托赵端龙出租涉案商铺的情况，并且在国投网络服装城市场管理处协调时，国投公司也是建议艾建波、于俊波、**容向赵端龙追讨款项，剩余部分由赵桂坚补足，也是因为上述纠纷赵桂坚、游富新才出具了特别声明，服装城中的很多合同都没有进行备案。赵桂坚、游富新对国投公司上述陈述予以确认。艾建波、于俊波、**容及赵桂坚、游富新亦就相关问题发表如下意见：1、艾建波、于俊波、**容表示《租赁合同》虽由艾建波签署，但实际承租人为艾建波、于俊波、**容三人。2、关于涉案商铺的使用情况，艾建波、于俊波、**容表示其于2019年2月25日进入涉案商铺，2019年2月26日赵桂坚将涉案商铺大门锁闭；赵桂坚、游富新表示艾建波、于俊波、**容并未实际进入涉案商铺，其曾对涉案商铺进行锁门，锁门时间记不清楚；国投公司则表示艾建波、于俊波、**容进入涉案商铺直至双方达成协商由管理处锁闭涉案商铺大门之间时间不超过7天。3、艾建波、于俊波、**容表示其系基于租赁合同关系提起本案诉讼，合同相对方为赵桂坚、游富新，实际控制人为赵桂坚，只是以游富新的名义签订合同，赵端龙系接受赵桂坚、游富新的委托对外签订合同，赵桂坚、游富新则认为合同的相对方仅为赵端龙，游富新并未委托赵端龙出租涉案商铺。一审法院认为：关于《租赁合同》的合同相对方的问题，《租赁合同》中约定的承租人为艾建波，根据合同相对性的原则，于俊波、**容与艾建波共同提起本案诉讼主体不适格，一审法院对于俊波及**容的起诉予以驳回，关于艾建波、于俊波、**容所称其三人均为涉案商铺的实际承租人的问题为其内部关系，应由其另行处理。至于该合同约定的出租方的问题，艾建波虽主张赵桂坚为涉案商铺的实际控制人，但对此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赵桂坚及游富新对其该主张亦不予确认，故艾建波主张要求赵桂坚承担《租赁合同》项下的责任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可知，涉案商铺系由游富新从国投公司处承租，虽游富新表示其从未委托赵端龙对外出租涉案商铺，但结合游富新及其他众出租人出具的《特别声明》的内容可知，游富新作为涉案商铺的出租方一直以来委托赵端龙打理出租涉案商铺的事宜，其自2019年3月1日开始才委托案外人处理商铺出租事宜，故对于游富新上述辩称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另艾建波明确表示其认为赵端龙系接受游富新的委托签订《租赁合同》，其该主张与一审法院上述查明事实相符，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即《租赁合同》实际约束的双方当事人应为游富新及艾建波，至于游富新及赵端龙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不属于本案审处范围，游富新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结合艾建波及游富新关于涉案商铺交付使用情况的陈述，游富新作为出租方以实际行为表示其不欲继续履行《租赁合同》及向艾建波交付涉案商铺，艾建波签订涉案《租赁合同》的合同目的已无法实现，现艾建波诉请要求解除《租赁合同》并无不当，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艾建波依据《租赁合同》支付的租金310000元及押金10000元系其为占有使用涉案商铺所支付的对价，在其无法取得涉案商铺占有使用权利的情况下，理应由款项占有方予以返还，经本案查明，赵端龙系接受游富新的委托签订《租赁合同》并收取租金，在艾建波已明确得知赵端龙与游富新之间代理关系存在的前提下，游富新作为委托方，应承担合同解除所导致的法律责任，艾建波诉请要求游富新返还已支付的租金和押金，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赵端龙作为游富新的受托人，其代理行为所产生的后果应由游富新承担，艾建波诉请要求赵端龙返还租金、押金及支付相应利息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迟延返还上述款项的利息问题，结合案件审理情况，从公平原则出发，该款项利息应自艾建波提起本案诉讼之日（即2019年3月22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标准计至其实际支付之日止，对于艾建波超出上述部分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艾建波主张的律师费，因《租赁合同》对此并无约定，其该项诉讼请求缺乏合同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赵端龙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七条、第四百零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于2019年11月13日作出判决：一、解除原告艾建波与被告赵端龙于2019年1月31日签订的《租赁合同》；二、被告游富新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艾建波返还租金310000元、押金10000元及支付迟延返还上述款项的利息（以320000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标准，自2019年3月22日起计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三、驳回原告艾建波的其它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100元，由原告艾建波负担50元，被告游富新负担6050元。经查，一审查明的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期间，赵端龙向本院提交转账记录一份，证明赵端龙已向**容还款20万元。游富新质证认为赵端龙自认所还的20万元是还了**容152档口的费用。艾建波、于俊波、**容质证认为该20万元是赵端龙归还其与**容签订253档口的租金。赵桂坚对赵端龙提交的证据没有意见。国投公司未到庭发表质证意见。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针对游富新的上诉请求与艾建波的答辩意见及于俊波、**容、赵桂坚、赵端龙、国投公司的陈述意见，分析如下：根据艾建波提交的证据显示，2019年1月31日，赵端龙（出租者，甲方）与艾建波（承租者，乙方）签订了《租赁合同》，将国投1楼52档口出租给艾建波使用。再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可知，涉案商铺系由游富新从国投公司处承租，游富新上诉虽表示其从未委托赵端龙对外出租涉案商铺，但结合游富新及其他众出租人出具的《特别声明》的内容可知，游富新作为涉案商铺的出租方一直以来委托赵端龙打理出租涉案商铺的事宜，其自2019年3月1日开始才委托案外人处理商铺出租事宜，故对于游富新上述抗辩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并无不妥。因赵端龙与艾建波签订《租赁合同》在前述《特别声明》之前，该《特别声明》亦可视为游富新对赵端龙代理出租涉案商铺的追认，涉案《租赁合同》实际约束游富新及艾建波。赵端龙二审虽到庭陈述其出租涉案商铺给艾建波实属其个人行为，且已将20万元返还**容，但因前述《特别声明》显示，赵端龙与游富新存在利害关系，本案本院不予采信。至于游富新及赵端龙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不属于本案审处范围，游富新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因本案游富新作为出租方以实际行为表示其不欲继续履行《租赁合同》及向艾建波交付涉案商铺，艾建波所签订涉案《租赁合同》的合同目的已无法实现。艾建波在无法取得涉案商铺，行使占有使用权利的情况下，其要求解除《租赁合同》及返还租金310000元及押金10000元合理合法，应予支持。游富新作为委托出租商铺一方，应承担合同解除所导致的法律责任。如上所述，赵端龙系接受游富新的委托签订《租赁合同》并收取了租金，艾建波诉求游富新返还已支付的租金及押金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可。至于迟延返还上述款项的利息问题。一审法院结合案件审理情况，从公平原则出发，认定该款项利息应自艾建波提起本案诉讼之日起计并无不妥，该利息自2019年3月22日起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2019年8月19日止，自2019年8月20日起应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对于艾建波超出上述部分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无误，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游富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七条、第四百零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050元，由游富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郑怀勇审判员  何 佐审判员  闫 娜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颜旭怀徐毅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