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2民终328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史定刚，男，1944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上诉人(原审被告)：史菊仙，女，1946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上诉人(原审被告)：史凤仙，女，1950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上列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建轶，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抒清，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史高富，男，1952年2月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燕青(系史高富之妻)，女，1953年3月16日出生，户籍地上海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建轶，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史定海，男，1942年11月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俞雪芬，女，1946年1月1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史训博，男，1979年4月1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上列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马骏，上海欧瑞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永茜，上海欧瑞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盛子明，男，1948年7月23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盛绮芸，女，1979年2月1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史高骏，男，1954年8月2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史梅仙，女，1956年1月2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史霞仙，女，1959年10月3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仪宝，男，1948年9月1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原审第三人：上海市闸北第一房屋征收服务事务所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法定代表人：周昕。上诉人史定刚、上诉人史菊仙、史凤仙、史高富因与被上诉人史定海、俞雪芬、史训博、盛子明、盛绮芸、史高骏、史梅仙、史霞仙、周仪宝及原审第三人上海市闸北第一房屋征收服务事务所有限公司共有物分割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2019)沪0106民初275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史定刚、上诉人史菊仙、史凤仙、史高富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支持一审原告史定刚的一审全部诉请；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史定海、俞雪芬、史训博、盛子明、盛绮芸、史高骏、史梅仙、史霞仙、周仪宝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上海市静安区东新民路XXX弄XXX号房屋(以下简称“东新民路房屋”)内18.17平方米房屋(以下称“前半间房屋”)征收补偿款应属于史习忠及周桂珍的遗产,应按法定继承。根据《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征收编号：丁-7-099)及相关资料,前半间房屋的征收对象为史习忠(故)，史定海仅仅是作为史习忠的代理人签署了征收协议,史习忠从未将前半间房屋的任何权利让渡与史定海,史定海既非前半间房屋的所有权人,也非征收对象。因此,前半间房屋的征收补偿款当属史习忠及其妻子周桂珍所有。鉴于史习忠及周桂珍均已逝世,故前半间房屋的征收补偿款均应作为二人的遗产进行继承。而史习忠、周桂珍均未留下遗嘱,该遗产应按法定继承进行继承。二、史定海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前半间房屋系其赎回,且前半间房屋权属人登记于史习忠名下,故前半间房屋并非是史定海的个人财产,而《确认书》所载赎回内容为史定海虚构,《确认书》不改变房屋的遗产性质,亦不影响法定继承人对遗产的继承。首先,《确认书》载明：前半间房屋系由史定海从外人处赎回,因此各方确认放弃对该房屋主张权利。史定刚在签署《确认书》时并不清楚房屋实际状况(甚至连房屋实际面积大小等信息均不知晓),而其之所以签署《确认书》,是为维护亲属关系的稳定,又听信史定海所称前半间房屋系由其出钱赎回而本身就系史定海的财产(而非史习忠及周桂珍的遗产),才确认对该房屋无权利。但事实上,该等房屋赎回的事由纯属史定海所编造,史定海至今也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从他人处购买前半间房屋。而根据史定刚于2019年才了解的情况,与前半间房屋地址相同的同一楼面26.98平方米房屋的被征收人为史定海,而前半间房屋确定的被征收人实为史习忠。由此可知,史定海如果前后房屋均已买下,那么房产部门绝不会只给予登记后半间房屋,而史定海没有办理前半间房屋登记的事实是其没有购买的凭证,所以前半间房屋的性质仍应是史习忠及周桂珍的遗产,而史定海是利用史定刚等人对房屋状况的不甚了解而编造其赎回前半间房屋的内容引人误解。其次,如确按《确认书》所言,则前半间房屋由史定海赎回后也应登记于史定海名下(26.98平方米后半间房屋的被征收人已是史定海),但事实并非如此。并且史习忠逝世前也从未向儿女交代关于前半间房屋权属的事情。因此,《确认书》并不能使史定海虚构的房屋赎回的内容成为真实事实,前半间房屋为史习忠及周桂珍的遗产,而史定刚、史定海等人签署《确认书》自然也不能使属于史习忠及周桂珍遗产的房屋变为是史定海赎回的个人财产。《确认书》也并非各方对遗产放弃继承的声明,各方仍有权对遗产进行继承。现原审判决直接按照《确认书》对前半间房屋的权利进行处置,未将前半间房屋的征收补偿款作为史习忠及周桂珍的遗产,显属错误。三、原审判决的错误：其一,原审判决片面的使用《确认书》中史定刚、史菊仙、史凤仙、史高富对所征收利益的放弃,却忽视史定刚、史菊仙、史凤仙、史高富对放弃权益的前提条件,是史定海必须有出资购买的事实为前提。这在法律上属于附条件的民事行为,当该条件的事实没有发生,其附的行为也就不产生效力。本案史定海没有提供向谁购买、支付多少资金、出售人收款的凭证等,就仅凭史定海自己书写的一段“过程”,原审判决就认定事实已经发生,免除史定海的举证责任,将附条件的民事行为变成有利于对书写方的确认行为,这是明显偏袒不能举证的史定海。其二,原审判决违法剥夺史定刚、史菊仙、史凤仙、史高富继承的权利。本案前半间房屋是在史习忠的名下,1980年10月3日史习忠去世,无遗嘱。此时,史定刚、史菊仙、史凤仙、史高富作为法定继承人已经依法取得了该房屋的部分所有权。该房屋动迁后,将因分得的部分房屋转变为货币,其属性还是法定继承。只要史定刚、史菊仙、史凤仙、史高富没有书面明确放弃继承权,史定海作为全体继承人的代理人必须把基于遗产分得的权益部分归还史定刚、史菊仙、史凤仙、史高富。其三,史定刚、史菊仙、史凤仙、史高富没有赠与史定海的真实意思，史定刚、史菊仙、史凤仙、史高富依法继承遗产的权利必须得到保护。史定海、俞雪芬、史训博辩称：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适用的法律均是正确的，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与理由：一、前半间房屋不是史习忠的遗产，是属于史定海夫妇的房屋。1、系争房屋是1972年史定海夫妇花费两百多元从马玉英处赎回的，赎回后前半间房屋就一直由史定海夫妇居住，并且史定海的户口于1972年赎回前半间房屋时就迁入，俞雪芬的户口随后于1973年迁入，史训博于1979年出生报户口在该房屋内。2、《确认书》是在母亲周三媛在世的时候签署的，母亲是知道前半间房屋是属于史定海夫妇的，所以母亲在确认书上签名。史定刚、史菊仙、史凤仙、史高富在一审中均陈述《确认书》是在史高骏的家里签字的，事后对于提出的鉴定申请也予以了撤销。因此,史定刚、史菊仙、史凤仙、史高富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3、史习忠是1980年去世的，至提起一审诉讼长达39年的时间，这期间从来没有人对上半间房屋的权属或者是继承提出过诉讼、异议。那么从常理上来看，正因为大家都一致确认上半间房屋是属于史定海夫妇的，不是史习忠的遗产，所以从来没有人主张过权利。4、上诉状上也写明，史习忠在去世以前从未向儿女们交代过关于前半间房屋权属的事情。从这句话也可以说明史习忠正是因为知道前半间房屋不是他的财产，所以从来没有向子女提出过房屋权属的问题，这也印证了前半间房屋的权属就是属于史定海夫妇的，否则不可能老人在生前从来绝口不提房产一事。二、一审审理期间，史定海、俞雪芬、史训博除了《确认书》之外，还提供了东新民路房屋的《国有土地使用证》、1972年从马玉英处赎回前半间房屋时马玉英和史习忠均签字盖章的原始收据、以及当时支付给马玉英前半间房屋火表的相关费用票据、户籍于1972年迁入前半间房屋的相关凭证。这些证据可以证明史定海于1972年从马玉英处赎回上半间房屋的事实，并且两百多元的钱款是史定海支付的。三、动迁安置征收补偿协议之所以记载的权利人仍是史习忠，是因为历史的原因上半间房屋没有去办理产权证，所以依然按照最原始的登记在协议上写史习忠的名字，并不代表史定海以代理人的名义签署协议，就改变了《确认书》认定的事实。史高骏辩称：上半间房屋是属于史习忠的遗产，应该进行遗产分割。盛子明、盛绮芸、史梅仙、史霞仙、周仪宝及上海市闸北第一房屋征收服务事务所有限公司未作述称。史定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前半间房屋的征收补偿款3,708,127元为被继承人史习忠与周桂珍的遗产；2、依法分割被继承人史习忠与周桂珍在前半间房屋中的征收补偿款3,708,127元，并判令史定海向史定刚支付499,014元。一审庭审中，史定刚撤回第二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史习忠(1980年10月3日去世)及周桂珍(1952年4月24日过世)为夫妻，二人育有史定刚、史定海、史菊仙、史水仙(2003年7月3日去世)、史高富、史凤仙。周桂珍过世后，史习忠与周桂珍之妹周三媛(2013年2月15日去世)结婚，生育史霞仙、史高骏、史梅仙及史长春(1958年12月12日去世)。史定海与俞雪芬系夫妻，二人育有史训博。史水仙与盛子明系夫妻，二人育有盛绮芸。周仪宝系周三媛与案外人之子。因北站新城旧改项目，上海市人民政府决定对东新民路房屋进行征收。2017年12月16日，史定海作为史习忠(故)的代理人与相关单位签订《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以下简称协议一)，协议确认房屋性质为私房，房屋用途为居住，认定建筑面积一层18.17平方米，房屋价值补偿款为2,289,375.64元，装潢补偿为5,451元，其他各类补贴、奖励费用(其中搬家费补贴为800元、家用设施移装费补贴为2,500元、居住协议签约奖励为380,000元、早签多得益奖励为30,000元、居住均衡实物安置补贴800,000元、限定选房补贴200,000元)合计1,413,300元，上述款项合计3,708,126.64元。此外，根据1994年的沪国用(闸)字第00151号国有土地证记载，土地使用者为史定海，土地坐落为东新民路XXX弄XXX号，用地面积为23平方米。史定海于2017年12月16日作为被征收人就上海市静安区东新民路XXX弄XXX号内26.98平方米房屋(以下简称后半间房屋)与相关单位签订第二份《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以下简称协议二)，协议确认房屋性质为私房，房屋用途为居住，认定建筑面积26.98平方米。一审法院又查，前半间房屋未办理国有土地证，协议内建筑面积为18.17平米，而东新民路房屋被征收时，史定海、俞雪芬、史训博户籍在东新民路房屋内。庭审中史定刚及其他主张相应遗产份额的当事人表示，征收时其并未在东新民路房屋内居住，而史定海、俞雪芬、史训博则表示其居住到2000年后便对外出租予案外人使用。一审法院再查，周三媛、史定刚、史菊仙、盛子明、史高富、史凤仙、史高骏、史梅仙、“史雅仙”、史定海签有确认书一份，明确：“坐落在东新民路XXX弄XXX号房屋前半间(12平方)及天井于解放初由父亲史习忠卖出。但未曾办理过户手续。1972年在父亲的授意下由长子史定海出资将其赎回，为使下一代子女不至产生误解以及保证同胞手足亲情的延续，在母亲的认可下将该房屋的情况向全家成员作了说明，经母亲及全体子女的认可，确认该房屋是由史定海赎回无异议，故房屋为史定海所有，今后房屋处理及动迁补偿由史定海自由支配。其他子女同意放弃对该房屋权利主张。”盛绮芸于2017年12月25日书写承诺书：坐落于东新民路XXX弄XXX号房屋前半间及天井，该房屋是由史定海赎回无异议，故房屋为史定海所有，我承诺此房屋处理及动迁补偿由史定海自由支配，我放弃对该房屋权利主张。史霞仙2018年1月6日承诺：坐落东新民路XXX弄XXX号房屋前半间及天井，该房屋是由我哥哥史定海赎回，无异议，故房屋为史定海所有，我放弃对该房屋的权利主张。我在2011年7月5日确认上签字，由于我学校读书时错写为史雅仙，所以当时签字习惯性写了史雅仙的名字，我承诺史霞仙和史雅仙是同一人，身份证号：XXXXXXXXXXXXXXXXXX。另，2019年7月18日法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时，史菊仙表示：“确认书上的名字是我签的，在史高骏家写的，但是我上面没有签日期，具体签订的日期忘记了”；盛子明表示：“确认书上的名字是我签的，在史高骏写的，我女儿是后来补的，字是她签的”；史凤仙及史高富表示：“确认书上的名字是我签的，在史高骏家写的，但是我上面没有签日期，具体签订的日期忘记了”；史高骏表示：“确认书上的名字是我签的，在我家写的，应该是2011年5月1日签订的，我只签过一份材料”；史梅仙表示：“确认书上的名字是我签的，我和史霞仙在周三媛家里签的，我当时不同意签署，但是母亲周三媛让我签的”。后，史定刚、史菊仙、史凤仙、史高富表示其并未在确认书上签字，并于2019年8月21日向法院提出鉴定申请，史定刚及史菊仙申请对确认书上的签名是否本人所签、确认书是否进行拼接进行鉴定，史凤仙及史高富申请对确认书是否进行拼接进行鉴定。法院根据上述四人的申请于2019年9月3日委托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进行鉴定，同年10月25日，史定刚撤回鉴定申请，第二日其余三人亦撤回鉴定申请。2019年9月3日，史高骏来信表示确认书针对的是史定海的产权房屋而非针对史习忠的前半间房屋，其不认可史定海提供材料的真实性，确认书不能作为本案证据。一审法院认为，民事主体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犯。前半间房屋为私房，相应的征收利益应当归于产权人及实际居住人。根据上海市闸北第一房屋征收服务事务所有限公司提供的资料，史定刚诉请依据的协议一对应的是前半间房屋的征收利益，而关于前半间房屋的利益分配，史定海、俞雪芬及史训博已在庭审中提供证据，证明家庭内部曾以确认书及承诺书的形式认可前半间房屋【即确认书中所载房屋前半间(12平方)及天井】的所有征收利益归于史定海，其他人放弃相应的权利主张。史定刚及其他主张遗产份额的当事人虽然对于上述事实及证据不认可，但并未提供相反的证据材料，庭审中亦撤回了对确认书的鉴定申请，其应当承担相应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结合本案中史定刚、史菊仙、盛子明、盛绮芸、史凤仙、史高富、史高骏、史梅仙于2019年7月18日证据交换中曾明确表态其在确认书中签字，故法院认为史定海、俞雪芬及史训博提出的证据，时间上相互吻合，内容上相互印证，应当予以采信，即前半间房屋的征收利益应归史定海所有。考虑到征收时东新民路房屋内仅有史定海、俞雪芬、史训博三人户籍且史定刚及其他主张相应份额的当事人并未居住及控制前半间房屋，而史习忠、周桂珍及周三媛在系争房屋征收前即已去世，故史定刚要求确认前半间房屋的征收补偿款3,708,127元为被继承人史习忠及周桂珍遗产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史梅仙、史霞仙、周仪宝、上海市闸北第一房屋征收服务事务所有限公司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己方相应诉讼权利。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史定刚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案件受理费36,465.02元，减半收取计18,232.51元(史定刚已预缴)，由史定刚负担。二审审理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史定海、俞雪芬、史训博在一审审理期间提供如下证据：1、《国有土地使用证》、《土地使用证附图》，证明东新民路房屋的土地证记载的土地使用人为史定海；2、《收据》(落款日期为1972年7月22日，署名史习忠、史定海、马玉英)、署名马玉英与史定海的“字条”，证明1972年史定海支付马玉英220元房款购买东新民路房屋底层前客堂和天井，同时史定海支付马玉英上址房屋的小火表、地产税、修理费及其他费用共计106.06元；3、《上海市公安局户籍证明》，证明史定海购买上半间房屋后于同年1972年9月5日将户籍迁入，俞雪芬于1973年3月1日将户籍迁入，史训博于1979年4月23日报出生；4、《历史户籍摘录(70－80年代)》，证明马玉英、傅照侯夫妻1955年购买东新民路房屋全部底层部位，马玉英将户籍迁入。史定刚对《收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涉案《确认书》已确认上半间房屋由史定刚出资赎回并所有，今后动迁补偿由史定海自由支配，其他子女同意放弃对该房屋权利主张，史定刚、史菊仙、史凤仙、史高富等均在该《确认书》上签名，结合史定海、俞雪芬、史训博在一审期间提供的相关证据，已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一审法院鉴于史定海、俞雪芬、史训博提供的证据在时间上相互吻合，内容上相互印证，认定应当予以采信，前半间房屋的征收利益应归史定海所有，并无不当。现史定刚、史菊仙、史凤仙、史高富否认其已在《确认书》上签字认可的有关上半间房屋系史定海赎回之事实，对此负有举证证明责任。但史定刚、史菊仙、史凤仙、史高富并未能提供有效证据加以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史定刚、史菊仙、史凤仙、史高富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6,465.02元，由史定刚负担18,232.51元，由史菊仙、史凤仙、史高富共同负担18,232.51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季 磊审判员 范勇刚审判员 杨 俊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二日书记员 闵嘉阳附：相关法律条文附：相关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