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725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江通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九佛西路广华西一街1号。法定代表人：刘永松。清算组：广东启源律师事务所。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帆，广东广颂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梅书慧，广东广颂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四海伟业纺织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广从九路马沥工业园380号101房。法定代表人：潘润华。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民能，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小雨，广东易恒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州江通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广东四海伟业纺织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海伟业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1民初60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江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梅书慧，被上诉人四海伟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民能、王小雨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江通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改判四海伟业公司向江通公司支付自2016年6月1日至2018年10月9日的机器补偿款共计800万元(计算方式：70元／台／天，共210台织布机，自2016年6月1日起计至2018年10月9日共860天)。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四海伟业公司的违约行为自2016年1月起已经存在，但因与四海伟业公司存在内部股东矛盾，导致江通公司的账册丢失，在起诉时无法举证证明四海伟业公司在该时间段的违约情形，所以江通公司才退一步从没有任何一笔订单的月份开始主张机器补偿款，但是这并不等同于要求四海伟业公司承担江通公司停产的责任，江通公司系以合同为依据主张违约责任。从四海伟业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对账单可以看出，其提供给江通公司的订单自2016年1月起开始锐减，订单的数量始终未达到合同约定的数量，说明四海伟业公司的违约行为从2016年1月起已经存在。但是因为与作为股东的四海伟业公司存在内部矛盾，导致公司财务账册丢失，江通公司考虑到2016年5月之前虽然订单数量少，但毕竟四海伟业公司还是提供了订单，而且如果严格按照约定，要求四海伟业公司承担订单不足部分的补偿款，不仅计算复杂，而且举证也存在困难，所以江通公司才从没有任何一笔订单的月份开始向四海伟业公司才主张机器补偿款。但是一审法院却错误地理解为江通公司要求四海伟业公司承担停产的责任，明显逻辑错误。江通公司认为，本案应重点审查四海伟业公司是否存在违约情形，是否需要向江通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二、《购销合作协议》约定，在四海伟业公司无法提供充足订单的情况下，向江通公司支付机器补偿款的有效期是：三年六个月，即自2015年4月9日至2018年10月9日，该约定是为了确保能够收回购买机器的成本后，并有合理的利润，否则刘永松不可能同意以远高于市场价的价格购买案涉织布机，而且江通公司并没有要求四海伟业公司无期限为江通公司提供充足订单。《购销合作协议》是在特定合作背景下签订的，而要求四海伟业公司提供三年六个月的充足订单，是为了赚回当时以高于市场价购买的涉案织布机的款项，如果没有以充足的订单作为附加条件，那么刘永松是不可能同意以远高于市场价两倍多的价格购买涉案机器。而且，该附加条件的期限是三年六个月，并没有要求四海伟业公司无期限地提供订单给江通公司。2015年4月1日，在四海伟业公司的承诺下，江通公司从四海伟业公司处购买了涉案210台织布机，成交价是800万元。2016年6月，江通公司使用了一年的时间后，经评估，涉案210台的价值为305万，据此可以看出江通公司购买的涉案织布机明显高于市场价，这也是四海伟业公司同意承诺提供充足订单给到江通公司的重要原因，所以不能只从表面上判定江通公司的损失。当时为确保购买涉案机器后能够盈利，江通公司与四海伟业公司于2015年7月8日共同出资成立了广州江通纺织有限公司(四海伟业公司占股20％，刘永松占股80％)，并签订了一系列的合同，包括本案的《购销合作协议》。因此，江通公司并非是强制要求四海伟业公司为江通公司的订单数量负责，而是因为江通公司在一开始己投入大量的成本来承接四海伟业公司的订单，并向四海伟业公司支付了高于市场价两倍的价格购买了四海伟业公司的涉案机器，正是由于前期的合作基础，所以双方才约定了三年六个月的充足订单，以确保互利共赢。而且，江通公司也没有无期限地要求四海伟业公司提供充足订单，仅仅约定了三年六个月，但四海伟业公司却只提供了不到一年的订单之后，便再未向江通公司提供任何订单，导致江通公司不仅没有获得预期合理利润，甚至连高价购买涉案机器的成本都无法收回，严重损害了江通公司的合法权益。三、一审法院没有尊重江通公司与四海伟业公司之间的约定，也没有查明双方之间的重要合作事实，认为即使四海伟业公司不能提供充足订单，江通公司也只能通过自身调整，明显认定事实错误。首先，正是因为刘永松没有能力承接到其他公司的订单，所以才会在四海伟业公司承诺提供三年六个月的充足订单的情况下，以远高于市场价两倍多的价格购买了四海伟业公司的二手机器(即涉案210台织布机)。而且，四海伟业公司还持有江通公司20％的股权，江通公司盈利之后，四海伟业公司也会有相应的分红，此举也是为了进一步巩固双方合作的诚意，希望四海伟业公司能从股东利益的角度出发，按约履行提供充足订单的义务。但是，一审法院在未查明事实的情况下，单方认为即使四海伟业公司不能提供充足订单，江通公司也只能通过自身调整解决困境，明显没有尊重江通公司与四海伟业公司之间的合同约定，属于主观臆断，完全忽略了江通公司与四海伟业公司之间的合作基础。其次，停产系四海伟业公司造成的。从四海伟业公司提交的对账单可以看出，其提供给江通公司的订单数量自2016年1月开始大幅度下降，直至2016年7月无任何一笔订单，说明江通公司是基于无订单可生产而被迫停产。此外，如果四海伟业公司按照合同约定提供充足的订单，那么江通公司完全能够维持企业的正常运转，没有任何理由停止生产。所以，对于本案而言，四海伟业公司未能提供充足订单导致江通公司被迫停产，不属于四海伟业公司支付机器补偿款的例外情形，因为四海伟业公司未提供充足订单的行为已经直接违反了双方签订的《购销合作协议》第一条第四款的约定，己构成违约，应按照70元／台机／天的标准向江通公司支付补偿款。再者，停止生产只是为了防止损失进一步扩大。没有订单就意味着公司没有营利，如不停产，将会继续支付工人工资、场地租赁费等各项开销，而且涉案机器本就是二手设备，如不及时变卖，涉案机器将会继续贬值，所以在四海伟业公司未依约提供订单给江通公司的情况下，江通公司又没有其他接单能力，只能通过停产解决问题，以防止江通公司的损失继续扩大。最后，四海伟业公司在未与江通公司进行协商的情况下，擅自停止了供应订单，明显没有恪尽合同义务。四海伟业公司作为先履行合同义务的一方，如果认为江通公司无接单能力，无法按时交货，那么四海伟业公司应当依据《合同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在中止履行提供订单的义务前，应当及时发函通知江通公司，以确认江通公司是否确实存在无法完成订单的事实，但四海伟业公司自始至终未曾发函告知过江通公司，也未与江通公司就订单问题进行过协商，而是单方停止了供应订单。如果四海伟业公司有提供订单的能力，为了避免承担违约责任，正常情况下都会与江通公司进行协商，但是四海伟业公司自始至终未与江通公司进行沟通，说明四海伟业公司实际上已经没有订单可以提供给到江通公司。四海伟业公司辩称，不同意江通公司的上诉请求，同意一审判决。一审查明事实清楚，且调取了多个关联案件的材料，认定事实清晰，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江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四海伟业公司向江通公司支付自2016年6月1日至2018年11月9日的机器补偿款，暂计至2018年11月9日为800万元（计算方式：70元/台/天，共210台机器，自2016年6月1日起暂计至2018年11月9日共891天）；2.本案全部诉讼费由四海伟业公司承担。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5年4月1日，四海伟业公司与肇庆市大旺宏大织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大公司）签订《资产转让合同》，由四海伟业公司将喷水机配小龙头203台、喷水机配多臂开口7台等机器设备实物资产转让给宏大公司。宏大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永松与四海伟业公司共同投资成立江通公司。次日，四海伟业公司与江通公司签订《购销合作协议》，协议约定：就四海伟业公司织布厂部分资产转让后的双方买卖合作业务关系，达成以下协议：一、甲方（即四海伟业公司，下同）向乙方（即江通公司，下同）购买相应数量的坯布，1.具体的订单以甲方向乙方下达的具体订单为准；2.甲方向乙方下达的购货订单，产品单价确认为每米成品坯布的原材料成本+每米成品坯布的机台费用。坯布原材料75D/72F150D/288F成本以江苏盛虹化纤原材料单价为准，其他以实际使用原材料单价为准，设定为（经纱单价+纬纱单价）1/2为材料单价（500元/吨为江苏至广东的原料运费）。另加500元/吨江苏至广东的运费。3.机台费用为A级产品、AB级产品、B级产品价格（附表《坯布等级与机台费用核定表》）；4.当甲方提供的订单不足以满足乙方产能时（本协议约定的乙方产能为甲乙双方《资产转让合同》所涉的织布机正常生产产能），甲方按70元/台机/天给予乙方补偿。但若因乙方及其他原因造成的，甲方不负任何赔偿（补偿）责任，乙方及其他原因包括但不限于机器设备故障、乙方工作人员流失、产品质量不合格、技术能力未达到行业标准等；5.甲乙双方就3和4条款有效期约定为叁年陆个月（以《资产转让合同》约定的资产交割日起）。签订协议后，四海伟业公司将订单交由江通公司生产。关于江通公司停产。双方确认江通公司于2016年5月停产，并于8月将涉案机器出售。江通公司主张江通公司停产原因是四海伟业公司交付的订单从2016年1月的80万米，下降到2月份的27万多米，因订单急剧下降导致江通公司无法维持正常的生产。所以为了防止损失扩大，江通公司在3月份开始做停止生产准备，最终于5月份停止生产。四海伟业公司提交其与江通公司自2015年5月至2016年8月期间对账单及四海伟业公司关联企业江苏奥立比亚纺织有限公司与江通公司自2015年11月至2016年8月对账单；提交四海伟业公司与肇庆市大旺高新区宏大织带有限公司、佛山市南海区西樵纯端织造有限公司自2016年3月至7月的对账单；提交四海伟业公司与肇庆市大旺高新区宏大织带有限公司自2016年7月至10月的对账单，证明其有交付订单的能力。抗辩江通公司停产是因春节过后，江通公司的工人大量流失，丧失生产能力所导致，并认为公安侦查笔录也证实江通公司法人在3月份、4月份已经联系他人出售设备。四海伟业公司另辩称其也占有江通公司股份，无理由不将订单交付给江通公司生产，是江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接收四海伟业公司及其关联企业的订单，达到自己赚钱的目的，才停止江通公司的生产。另查明，2017年5月3日，肇庆市大旺宏大织带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四海伟业公司支付机器补偿款，一审法院于2018年5月3日作出（2017）粤0111民初5692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四海伟业公司与江通公司之间的《购销合作协议》有效，驳回肇庆市大旺宏大织带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再查明，一审法院于2019年5月15日作出（2019）粤0111民初627号民事判决书，判令江通公司解散。该判决于2019年6月11日生效。判决生效后，四海伟业公司作为股东向一审法院申请对江通公司强制清算。一审法院于2019年9月27日作出（2019）粤0111强清6号《指定清算组决定书》，依法指定广东启源律师事务所为江通公司清算组。以上事实，有资产转让合同、购销合作协议、民事判决书、对账单、公安询问笔录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认为，江通公司、四海伟业公司签订《购销合作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应当严格恪守履行。关于四海伟业公司是否需要向江通公司支付机器补偿款的问题，根据《购销合作协议》第一条第四款约定“当甲方提供的订单不足以满足乙方产能时（本协议约定的乙方产能为甲乙双方《资产转让合同》所涉的织布机正常生产产能），甲方按70元/台机/天给予乙方补偿。但若因乙方及其他原因造成的，甲方不负任何赔偿（补偿）责任，乙方及其他原因包括但不限于机器设备故障、乙方工作人员流失、产品质量不合格、技术能力未达到行业标准等。”根据上述约定，一审法院认为，四海伟业公司如在江通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期间，非因江通公司本身原因，未能按约定向江通公司提供机器正常产能的订单，则必须按约定向江通公司支付相应的机器补偿款。至于江通公司停产是否属于四海伟业公司支付机器补偿款的例外情形。江通公司主张四海伟业公司从2016年6月1日起支付机器补偿款，但江通公司已于2016年5月停产，双方在《购销合作协议》中未具体明确如出现江通公司停产，四海伟业公司是否需要支付机器补偿款。庭审查明，刘永松与四海伟业公司出资成立江通公司时并未就江通公司接受业务订单及客户对象进行限制，更未明确约定江通公司必须专门承接四海伟业公司订单业务且不得承接除四海伟业公司以外的订单业务。江通公司作为一独立法人主体，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在四海伟业公司及其关联企业提供的订单无法满足其正常产能，江通公司可以通过开拓业务订单，承接其他客户订单维持正常运营。即使四海伟业公司未能提供充足订单或者正常支付货款，导致江通公司出现经营困难，江通公司作为独立法人也只能通过自身调整，处理好经营中的困难。其出现停产状态或许与四海伟业公司有关，但不应将责任归咎于四海伟业公司。因此，江通公司主张其停产责任应由四海伟业公司承担，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江通公司在其正常经营期间可以要求四海伟业公司支付未提供满足正常产能的订单而需给予的机器补偿款，但江通公司停产后再无接受订单能力，应认定江通公司已经出现“但若因乙方及其他原因造成的，甲方不负任何赔偿（补偿）责任”中的“乙方原因”情形，江通公司停产后既然无法继续为四海伟业公司进行订单生产，再要求四海伟业公司向江通公司提供订单显然不符合情理，故江通公司再要求四海伟业公司支付因未提供满足机器正常产能的订单量而需支付机器补偿款也显然有悖于常理。江通公司正常生产，是四海伟业公司履行交付订单的基础，江通公司已经停产，四海伟业公司即使交付订单，江通公司也无能力履行，故不能再要求四海伟业公司履行未交付满足机器正常产能的订单而需给予江通公司的机器补偿。综上，江通公司主张四海伟业公司支付机器补偿款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19年12月6日作出判决：驳回江通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6780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由江通公司负担。二审中，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诉辩双方的意见，本案二审审理的争议焦点为：江通公司诉请四海伟业公司支付机器补偿款是否符合合同的约定。本院对此评析如下：江通公司与四海伟业公司签订《购销合作协议》，四海伟业公司既是江通公司的股东又与江通公司存在合作关系。根据合同约定，江通公司、四海伟业公司的合作模式是由江通公司向四海伟业公司购买涉案机器，四海伟业公司在合作期限内向江通公司保证一定数量的订单。并约定当四海伟业公司提供的订单不足以满足江通公司产能时，四海伟业公司按70元/台机/天给予江通公司补偿。但若因江通公司及其他原因造成的，四海伟业公司不负任何赔偿（补偿）责任，江通公司及其他原因包括但不限于机器设备故障、江通公司工作人员流失、产品质量不合格、技术能力未达到行业标准等。可见，双方合作的基础是江通公司存在涉案210台机器并具有生产能力。而涉案机器于2016年8月由江通公司变卖，双方合作的基础已经不存在，《购销合作协议》事实上已经终止履行，故江通公司主张四海伟业公司支付2016年8月以后的机器补偿款明显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江通公司于2016年5月停产，对于停产原因双方各执一词。按照江通公司所述，是由于2016年1月开始订单锐减造成停产，而四海伟业公司认为是江通公司自身经营原因造成停产。本院认为，就2016年1月订单减少的问题，没有证据证明江通公司曾向四海伟业公司提出过异议，至2016年5月停产有四个月的时间，如因订单问题直接影响公司的经营以致停产，江通公司不可能不向四海伟业公司进行交涉，并行使其合同权利，及时向四海伟业公司主张权利。事实上，江通公司在未向四海伟业公司要求支付机器补偿款的情况下便变卖了涉案机器，可见其已经决定终止双方的合作关系。四海伟业公司辩称江通公司因自身原因停止经营并非毫无根据。现江通公司主张四海伟业公司自2016年1月开始便构成违约以致造成江通公司停产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本院认定江通公司是基于自身原因造成其停止经营，故对于江通公司要求四海伟业公司支付2016年6月至同年8月变卖涉案机器期间的机器补偿款，本院亦不予支持。至于江通公司提到其是高价向四海伟业公司购买涉案机器，不论该主张是否属实，与认定江通公司主张四海伟业公司支付机器补偿款是否符合合同约定不具有关联性。按照合同约定，对于江通公司的权益已经进行了约定，江通公司在四海伟业公司违约之时即可主张其合法权利，故该理由不足以成为四海伟业公司应支付机器补偿款的理由。综上所述，江通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7800元，由上诉人广州江通纺织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革花审判员  练长仁审判员  曹佑平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陶智斌韦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