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8民终182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兖州工务段，住所地济宁市兖州区东环城路117-5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882788458729Q。负责人：常世广，段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亚珍，女，汉族，该段行政办公室职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柳俊巧，男，汉族，该段劳动人事科职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景东，男，1973年8月2日出生，汉族，住曲阜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国祥，曲阜国强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关于上诉人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兖州工务段（以下简称兖州工务段）因与被上诉人吴景东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人民法院（2019）鲁0812民初38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兖州工务段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上诉人解除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劳动合同合法有效，无须继续与被上诉人履行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对本案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一、一审法院对案件事实认定不清，因被上诉人自休病假之日起一年内已休病假累计超过6个月，上诉人于2010年5月6日向被上诉人下达关于其病休的人事通知，迄今为止，被上诉人一直处于病休状态，并未实际继续为上诉人工作，虽被上诉人与其所在车间主任每月均有联系，但车间主任在例行询问其日常表现时，被上诉人均回答“表现很好”，刻意隐瞒其被判故意伤害罪的事实，仅通过被告口述，上诉人无法掌握其真实生活状态，用工企业已经对劳动者实施了一定的管理责任，上诉人对单位刻意隐瞒，过错责任应当是被上诉人大于上诉人。二、《济南铁路周劳动合同管理办法》中第四章第十七条载明，上诉人单位行政负责人受上级单位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委托与本单位职工签订劳动合同。上诉人在进行解除劳动合同的流程中，第一会填写《职工处分呈报表》，上面有上诉人单位劳人科同意开除的盖章、上诉人单位工会同意开除的盖章以及经过上级单位授权的上级单位济南局集团公司劳卫部门代表上级单位济南局集团公司同意开除处分的盖章；第二会有加盖上级单位公章的《解除劳动合同证明》，证明是上级单位济南局集团公司与被上诉人解除劳动合同；第三由上诉人代表用工单位下发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和开除处分决定。故实际上，上诉人有权代表其上级单位与被上诉人签订劳动合同，解除劳动合同时仍是有上诉人上级单位济南局集团公司与被上诉人解除劳动合同，上诉人只是作为具体用工单位，在上级单位同意后，向被上诉人下发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和开除处分决定，解除劳动关系的主体与签订劳动合同的主体一致，合理合法。综上，一审法院对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请求二审法院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吴景东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兖州工务段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确认原告作出的兖工劳人字【2019】128号《关于给予吴景东开除处分的决定》及兖工劳人字【2019】129号《关于解除与吴景东劳动合同的通知》合法有效。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原告名称原为济南铁路分局兖州工务段、济南铁路局兖州工务段；济南铁路局现更名为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原告是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的分公司、分支机构。1997年12月1日，原告兖州工务段与被告吴景东签订了自1997年12月1日至2017年12月1日止的劳动合同。期间，2010年5月6日，原告向被告下达兖工人发【2010】56号《关于吴景东同志病休的通知》，双方均认可：在吴景东病休期间，其所在兖北线路车间的主任每月均与被告联系，并将车间员工考勤情况报表给兖州工务段（劳动人事科）。2017年12月6日，双方又签订了自2017年12月1日起至法定终止情形出现时止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该合同第二十六条规定：“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甲方依法解除劳动合同：6.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原告当庭自认于2018年4月12日，经原告的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孙素军取证，调取了曲阜市人民法院（2016）鲁0881刑初45号《刑事判决书》，知晓被告曾于2016年6月3日因犯故意伤害罪被曲阜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2019年7月22日，原告以被告曾被曲阜市人民法院追究刑事责任为由，作出兖工劳人字【2019】128号、129号文，开除吴景东、解除与吴景东签订的劳动合同，并于同日向吴景东送达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吴景东从通知上签字，但不服。2019年11月8日，被告向济宁市兖州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申请劳动仲裁，申请裁决原告继续履行与被告于2017年12月6日签订的劳动合同。2019年11月28日，济宁市兖州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作出仲裁裁决，支持被告的请求。原告不服仲裁裁决，向法院提起上述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原告开除及解除与吴景东的劳动合同是否合法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了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其中第（六）项为“劳动者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五条规定：“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期限届满当事人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第五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当事人自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根据合同法和民法总则的立法精神，上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的解除劳动合同，在法律性质上为解除权的一种，有其行使的合理期限，如果权利人超过合理期限不行使，则解除权灭失；即便原告以被告不履行报告义务，欺诈原告为由行使撤销权，应在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此一年系除斥期间。原告自认于2018年4月12日取得、知晓吴景东犯罪的刑事判决，而作出开除、解除劳动合同决定的时间为2019年7月22日，超出了一年的除斥期间，所以，原告开除及解除吴景东劳动合同，违反以上法律规定要求。而且，吴景东病休、不实际参加劳动是经原告单位批准同意的，与开除、解除劳动合同无法律关联。原告在其诉状中自认病休期间定期与被告联系，当庭双方均认可：被告与其所在车间主任每月均有联系，车间每月均向该段劳动人事科报送管理考勤情况。而且老员工与企业续签合同，法律并无明文规定要求劳动者要如实告知自己行为表现。但用工企业要对劳动者实施一定的管理职责，故原告继续与被告签订劳动合同，相对而言，过错责任原告大于被告。另外，即使《济南铁路局劳动合同管理办法》中载明原告有权代表济南铁路局与被告签订劳动合同，并不必然推理出原告兖州工务段有权代表济南铁路局与被告解除劳动合同。原告提出可推定有权代表济南铁路局解除劳动合同的观点，不予采纳。综上，原告要求依法确认其作出的兖工劳人字【2019】128号《关于给予吴景东开除处分的决定》及兖工劳人字【2019】129号《关于解除与吴景东劳动合同的通知》合法有效，于法无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第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条第二款、第三十九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兖州工务段的诉讼请求，原告与被告吴景东继续履行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5元，由原告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兖州工务段负担。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兖州工务段作出的对于吴景东的开除处分决定和解除劳动合同通知是否合法有效。兖州工务段与吴景东于2017年12月6日签订了自2017年12月1日起至法定终止情形出现时止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兖州工务段自认于2018年4月12日即已知道吴景东犯罪的刑事判决，但其作出开除、解除劳动合同决定的时间为2019年7月22日，已超出了一年的除斥期间，兖州工务段并未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撤销该劳动合同。双方签订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中对于可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其中第六项是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吴景东被追究刑事责任在前，双方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在后，在该劳动合同履行期间吴景东没有发生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故兖州工务段作出开除决定、解除双方的劳动合同没有事实依据，其主张开除处分决定和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有效，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兖州工务段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兖州工务段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朱壮男审判员  史宝磊审判员  张 芳二〇二〇年六月十日书记员  金广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