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民终16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富之洋机电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狮南路306号（湖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内）。法定代表人：李杰，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蒋虚怀，该公司员工。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杰，男，1975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洪湖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蒋虚怀，武汉富之洋机电工程有限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伙生（曾用名刘勇），男，1969年1月1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付辉章，湖北斯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丹，湖北斯洋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武汉富之洋机电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之洋公司）、李杰因与被上诉人刘伙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8）鄂0191民初40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因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富之洋公司、李杰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判，改判驳回刘伙生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刘伙生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刘伙生的诉讼主体与其提交的证据不一样。本案原告为刘伙生，但借条上写的是“刘勇”，关于其曾用名的陈述应当成为一审开庭之初就优先审查的问题，一审对此没有查清。二、一审判决法律关系混乱。本案原告主张双方成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但实际上又说涉案款项系因双方合伙完成电梯工程结算工程款而来，其相当于自己推翻了“借条”的真实性，一审对两种法律关系未予界明就作出认定，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三、一审法院未同意富之洋公司的反诉属于程序违法。四、一审判决支持刘伙生的利息要求是枉法裁判。刘伙生在一审期间就存在证据不足、诉讼诚信以及被提起反诉等问题，其提出的利息要求更是一项无理的过分要求，一审支持其利息主张显失公平。刘伙生辩称，一、关于诉讼主体资格的问题，一审中，刘伙生提交了户口本原件证明自己曾用名是刘勇。二、关于一审判决法律关系混乱的问题，我方认为一审适用法律正确，因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5条规定得很清楚。双方经过结算对涉案款项金额达成了一致，因此应该以民间借贷为案由进行审理。三、关于反诉的问题，一审适用法律正确，没有受理的处理符合法律规定。四、关于一审判决支持刘伙生利息的诉讼请求，也有法律依据，符合法律规定。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伙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富之洋公司、李杰共同向刘伙生偿还本金132,000元及逾期还款利息（以132,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8年5月12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富之洋公司、李杰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伙生曾用名为刘勇，李杰系富之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伙生在本案中提交借条一张作为向富之洋公司、李杰主张涉案款项的主要依据。该借条载明：“今借刘勇人民币壹拾叁万贰仟元整，此款为九真山转账后李杰立马转账刘勇！”借条落款处有李杰的签字和富之洋公司的印章，且李杰的名字签在富之洋公司的印章上，落款时间则为2018年5月3日。2018年5月11日，李杰通过支付宝向刘伙生转账三笔款共计30,000元。2018年5月7日，案外人武汉大好河山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向富之洋公司转账支付工程尾款156,843元。刘伙生认为富之洋公司、李杰就借条上所载款项至今未进行过清偿，故起诉至一审法院，请求依诉予判。就本案所涉基础法律关系、前述借条产生的原因、过程及前述30,000元转账的原因、用途，双方当事人分别陈述如下：刘伙生称，2014年富之洋公司经其介绍从武汉大好河山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处承接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九真山大好河山接待中心电梯设备买卖安装、电梯钢构施工工程；该工程由富之洋公司与刘伙生合伙实施，其中刘伙生按照富之洋公司要求带领工人参与了该工程辅助性工作并购买部分辅助性材料；2018年5月3日，刘伙生、李杰及随行司机一并到大好河山接待中心与建设方结算尾款，与建设方结算完后，富之洋公司与刘伙生就刘伙生基于该工程应得的工作报酬、刘伙生垫付的工人报酬及材料款进行结算（不包括两名被告所称的该工程介绍费），确定富之洋公司应向刘伙生支付132,000元，因建设方需晚几天支付款项，富之洋公司、李杰称无钱支付，遂当场向刘伙生出具涉案借条，承诺建设方转账后即付款；涉案借条系就前述基础法律关系进行结算后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并非富之洋公司、李杰所说的介绍费，富之洋公司、李杰在得到该项目时未曾告知刘伙生有项目介绍费；2018年5月7日，建设方向富之洋公司支付工程尾款，2018年5月11日，李杰向刘伙生支付30,000元，并未告知具体款项用途，刘伙生认为，李杰称该款为项目介绍费，则该款与借条上款项性质不同，不应从132,000元中进行扣减。富之洋公司、被告李杰则称：刘伙生提出以介绍费132,000元为富之洋公司从武汉大好河山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处承接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九真山大好河山接待中心电梯设备买卖安装、电梯钢构施工工程时，富之洋公司认为，该工程的合同价款为700,000元余，扣除高额税费及刘伙生要求的132,000元后，则缺乏利润空间，本可能不接受该项目，但因刘伙生承诺可以以较低税款42,000元开具该项目发票，富之洋公司遂同意由刘伙生为其承接该项目并承诺给予刘伙生提成132,000元，故李杰事后代表富之洋公司按照承诺向刘伙生出具了涉案借条；本案基础法律关系为口头的居间合同关系；富之洋公司将税款交给刘伙生后，刘伙生为富之洋公司代开了税票，富之洋公司遂通过李杰向刘伙生支付部分介绍费30,000元，但刘伙生代开的发票被税务部门发现系假票，导致富之洋公司重新开具税票再次支出税款并被处以罚款。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刘伙生以借条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但通过双方的陈述可判断，本案纠纷并非因民间借贷行为引起，而是有着另外的基础法律关系，而刘伙生就其提出的涉案借条系经过结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的主张并未提供证据证实，故本案仍应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处理，而不应按民间借贷案件处理。但对于涉案款项的基础法律关系，双方陈述不一，且均未能充分举证证实各自主张，故涉案款项的基础法律关系目前无法查清。目前可确定的事实有：1、刘伙生与富之洋公司基于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九真山大好河山接待中心电梯设备买卖安装、电梯钢构施工工程产生了某项法律关系，其中该法律关系的主体为刘伙生与富之洋公司。2、涉案借条并非因为借款事宜产生，而是以借条形式对刘伙生与富之洋公司基于前述法律关系产生的债权债务进行确认。3、涉案借条上同时有李杰的签字和富之洋公司的印章，李杰系富之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这些事实结合李杰签名的位置可以认定，李杰系代表富之洋公司在借条上签字，对债务金额为132,000元予以确认。4、涉案借条上所载的由李杰向刘伙生转账的内容，应属刘伙生和富之洋公司之间达成由李杰代为履行涉案款项的约定。5、李杰在涉案借条出具的时间之后向刘伙生转账30,000元，刘伙生认为该款并非偿还的涉案借条上所载的款项，但其并未提供证据证实该转账系因其他事由发生，故可认定该30,000元款项即偿还的涉案借条上的款项。在是否存在欠款、欠款金额等核心事实已清楚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为，基础法律关系事实尚无法查清的问题并不影响本案最终的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亦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其中一部分事实已经清楚，可以就该部分先行判决。故结合前述已确定的事实，即可认定富之洋公司欠刘伙生债务款项132,000元，已由李杰代为履行30,000元，仍有102,000元未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五条规定，当事人约定由第三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的，第三人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债务人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本案中，在李杰未代为完全履行涉案款项的情况下，应由富之洋公司向刘伙生履行剩余款项，李杰个人则无须对刘伙生承担违约责任。故富之洋公司应向刘伙生支付剩余欠款102,000元。刘伙生对李杰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刘伙生主张富之洋公司支付剩余欠款102,000元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欠款实际给付之日止的逾期还款利息，实为要求富之洋公司支付欠款的资金占用利息损失，一审法院对此予以支持，其中的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应为一至五年（含五年）的贷款基准利率即年利率4.75%。对于利息的起算时间，借条载明涉案款项应在“九真山”即工程发包方案外人武汉大好河山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向富之洋公司转账支付工程款后立即支付，故刘伙生主张自2018年5月12日起计算，并无不当。综上，富之洋公司应向刘伙生支付欠款102,000元及其资金占用期间利息损失（以102,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4.75%的标准自2018年5月12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六十五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武汉富之洋机电工程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刘伙生支付欠款102,000元（此款已扣除李杰于2018年5月11日向刘伙生支付的30,000元）及其资金占用期间利息损失（以102,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4.75%的标准自2018年5月12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二、驳回刘伙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义务人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940元，由刘伙生负担668元，由武汉富之洋机电工程有限公司负担2,272元。本院二审期间，武汉富之洋机电工程有限公司及李杰提供了六组新证据。证据一、刘伙生开的假发票三张（复印件），原件在刘伙生手中，拟证明刘伙生违法开具假发票给我方带来了巨大的损失。证据二、我方支付给刘伙生的正常税金及业务费转账记录。拟证明刘伙生贪污我方正常税金5万元和开具假发票是刘伙生个人牟利行为。证据三、武汉大好河山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的赵会计通知我方税票有假的微信记录截屏。拟证明武汉大好河山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收到刘伙生送去的发票是假的。证据四、我方向税务稽查的报案材料。证明刘伙生制造假发票给我方造成巨大经济损失。证据五、我方与武汉大好河山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的会计电话录音文字整理（三张及U盘）。拟证明刘伙生提供的是假发票。证据六、真发票八张，拟证明刘伙生导致我方的经济损失真正存在。刘伙生质证认为，该六组证据与本案无关，且是富之洋公司提供的，不是刘伙生提供的。本院经审查认为，富之洋公司提供的发票复印件真实性无法核实，且该证据与本案债权债务纠纷并无直接关联，即使假发票系刘伙生提供，也不足以完全否定双方当事人在九真山大好河山接待中心电梯施工工程中可能存在的合作关系，故本院对该六组证据不予采信。刘伙生在二审中未提交新证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刘伙生与李杰、富之洋公司之间是否成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本案中，刘伙生主张富之洋公司及李杰向其偿还借款本金132,000元及逾期还款利息，并提交了李杰、富之洋公司签字盖章的借条及30,000元的转账记录予以佐证。虽经一、二审调查询问，双方当事人就本案所涉借条的用途及转账的原因均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导致本案所涉基础法律关系无法查清；但李杰、富之洋公司于2018年5月3日向刘伙生出具借条，可以认定系双方就之前的全部债权债务关系（无论是合伙建筑施工关系还是居间介绍关系）进行了清算，并最终以借条形式对尚未结清的债权债务金额进行了确认。因此，一审以借条和双方之间往来资金流水认定李杰、富之洋公司的尚欠借款本金及相应利息，并无不当。另外，李杰、富之洋公司辩称刘伙生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但刘伙生在一审中即提交了其户口本，证明其曾用名系刘勇。李杰、富之洋公司在一审中提起的关于假发票的反诉与本案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一审未予合并审理并无不当。故李杰、富之洋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富之洋公司及李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940元，由武汉富之洋机电工程有限公司及李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申斌审判员  潘捷审判员  张剑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朱越书记员钟家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