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民终22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林达，男，1982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南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荣华，福建尚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陶德贤，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男，1973年1月12日出生，住香港特别行政区，香港永久（2）。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伟，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友平，北京竞天公诚（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林达因与被上诉人陶德贤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2018）京04民初3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3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林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荣华，被上诉人陶德贤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林达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为驳回被上诉人陶德贤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审与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陶德贤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并不是股东协议纠纷，这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当事人双方也分别签订了两份合同。一审法院将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混在一起审理是错误的。一审法院只能审理双方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无权审理股东协议纠纷，按照《群斯德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股东协议》（以下简称《股东协议》）的约定，所涉股东协议纠纷只能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管辖。2.双方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约定：“借款汇入乙方（林达）的账户之日作为利息起算日期。”陶德贤于2017年11月9日将人民币100万元汇入其本人账户，并未按照合同约定汇入林达的账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之规定，林达本人从未收到过本案借款，故本案的借款事实并未实际发生。至于林达本人是否按照《股东协议》的约定出资以及用何种方式出资，并不在本案的审理范围之内，应该另案解决。3.林达本人对其开立的中国银行账户有着实际的支配管理权，虽然陶德贤将银行卡及密码交与了林达，但陶德贤仍然可以通过网上银行或手机银行对该账户进行操作，实际上陶德贤也一直在管理和支配着该账户，一审法院对此事实并未认定。4.根据《银行账户管理协议》的约定，林达从陶德贤的账户内每月最高提取人民币10万元作为公司的业务开支。而根据陶德贤在中国银行的账户记载，陶德贤于2017年11月9日存入人民币100万元后，仅在2017年11月份就支取共计人民币74万元，足以证明陶德贤对该账户有实际支配的权利，一审法院对上述事实未进行认定。5.关于陶德贤提交的2017年度11月份和2017年度12月份的“流动现金明细”,林达并不认可其本人签名的真实性，而且林达认为其是否出资是群斯德管理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群斯德公司）内部股东之间的纠纷，与本案无关。一审法院却以林达不能提供相反证据为由未采纳林达的抗辩。6.陶德贤向一审法院提交的《群斯德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股东协议》、《群斯德管理顾问有限公司2017年度11月份流动现金明细》、《群斯德管理顾问有限公司2017年度12月份流动现金明细》，是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形成的证据，陶德贤未履行相关的证明手续，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陶德贤针对林达的上诉请求辩称：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第一，一审判决对于本案的基本事实进行了准确认定。《个人借款合同》并未对借款的汇入账户作出特别约定。借款到期后，林达未能依约偿付借款本息。第二，一审判决并未对林达所谓的股东协议纠纷进行审理。一审判决在认定基本事实的基础上，对与本案相关联的部分事实进行了认定，该等事实认定仅限于《股东协议》的约定，而并未对《股东协议》项下的纠纷作出判定。陶德贤在本案中的诉讼请求仅限于《个人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本息，完全没有涉及《股东协议》项下的任何纠纷，双方在一审审理中也从未就股东协议纠纷提出过任何本诉、反诉或主张，故林达关于一审判决对股东协议纠纷进行审理的主张，无事实依据。第三，一审判决无需对与案件争议无关的事实进行审查。就本案而言，争议焦点有两个，一是陶德贤与林达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借款关系，二是陶德贤是否向林达提供了借款。一审法院已进行了全面、正确的认定，且根据其所查明的案件事实，对本案纠纷作出了客观公允的判决。林达上诉所称本案应查明的内容，与本案争议焦点无关，故一审判决不构成认定事实不清。第四，在陶德贤已提供相关证据原件的情况下，林达不认可证据的真实性，却又不能提供相反证据证明，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2.一审判决法律适用正确。故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陶德贤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林达向陶德贤偿还借款人民币100万元。2.林达自2017年11月9日起以人民币10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标准向陶德贤支付借款利息直至本息全部清偿之日止[暂计算至2018年7月31日（含），林达所应偿付的借款利息为人民币44166.67元]。3.林达自借款逾期之日即2018年5月9日起以人民币10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4%标准向陶德贤支付违约金直至本息全部清偿之日止[暂计算至2018年7月31日（含），林达所应偿付的违约金为人民币9333.33元]。4.本案诉讼费用由林达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1月9日，出借人陶德贤（甲方）与借款人林达（乙方）在见证人的见证下签订《个人借款合同》，约定：甲方向乙方提供借款人民币100万元，借款期限6个月，自2017年11月9日起至2018年5月8日止。第三条约定，借款利率为年利率6%，以借款汇入乙方账户之日作为利息起算日期。第七条第二款约定，若乙方未按本合同的约定按期向甲方偿付借款本息，逾期期间除按本合同约定计算利息外，每迟延一天，还应另按应付金额的年利率4%（按每天算）向甲方支付违约金。第八条约定，本合同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管辖。陶德贤与林达以及见证人分别在该协议上签名。同日，陶德贤从其名下招商银行的个人账户（账号为×××）向其名下中国银行的借记卡（卡号为×××）分别转账人民币10万元和人民币90万元。群斯德公司2017年度10月份资产负债表显示，截至2017年10月31日，林达总出资人民币509717.15元，其中包括存入中国银行的人民币10万元。群斯德公司2017年度11月份、2017年度12月份流动现金明细（均载明为“群斯德管理顾问有限公司”流动现金明细。本院二审庭审中，林达称一审判决对此未予区分，但其认可群斯德管理顾问有限公司与群斯德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实为同一公司）中均显示，新增林达出资人民币100万元（11月存入中国银行），两份明细上均有陶德贤和林达的签名。另查明，2017年6月16日，包括陶德贤、林达在内的五人签订《股东协议》，约定：五人共同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投资设立群斯德公司，股份分配为陶德贤持A股200股，B股250股；林达持A股650股，B股750股。协议第3.2条约定，B股股东需以股东贷款的方式各自向公司支付8万美元作为首次营运资金。2017年9月21日，群斯德公司（甲方）、陶德贤（乙方）和林达（丙方）在见证人的见证下签订《银行账户管理协议》，约定：因甲方暂未于中国境内设立企业银行账户，为方便甲方能尽快拓展其在中国业务，乙方同意授权丙方管理及使用其个人银行账户，包括该账户的银行卡及密码（账户名称：陶德贤；开户地址：中国银行北京建国路支行；账号：×××），乙方确认于本协议订立日转交丙方银行卡及密码。协议第1条约定，除非本协议第9条或第10条较早发生，否则本协议的有效期由订立日起至2018年12月31日止。第4条约定，该账户在本协议订立日的存款总额为人民币240万元；根据各方签订的《股东协议》第3.2条，本条中的人民币240万元为乙方借给甲方的股东贷款中的一部分用于甲方在中国境内的营运资金。第5条约定，丙方按《股东协议》第3.2条提供人民币110万元给予甲方作为丙方股东贷款的一部分用于甲方在中国境内的营运资金，该贷款将分为两部分：于2017年9月30日前把人民币10万元存入本协议约定的账户；于2017年10月31日前把人民币100万元存入本协议约定的账户。第9条约定，本协议第4条及第5条合计人民币350万元属于乙方及丙方按《股东协议》第3.2条借给甲方额外增加的股东贷款的部分，甲方须优先偿还本协议内的股东贷款，本协议的安排将在甲方对所有股东贷款偿还后取消。第10条约定，除非三方另外书面同意，如在本协议限期（2018年12月31日）前甲方累计营业额未达1000万港元及未完成偿还股东贷款，则本协议的乙方银行账户于2018年12月31日的任何结余将按上述第4条及第5条的股东贷款按比例退还乙方及丙方，丙方并须在5天内向乙方归还该账户的银行卡及相关资料。再查明，陶德贤于2017年9月5日向中国银行申请开立个人账户，账户名称：陶德贤，对应活期一本通账号：×××，借记卡卡号：×××。一审法院认为，陶德贤系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本案属于涉香港特别行政区民事纠纷案件。关于法律适用中的准据法适用，本案双方当事人在《个人借款合同》中约定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关于“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之规定，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作为处理本案纠纷的准据法。关于法律适用问题中的程序法律适用，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五十一条，并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九条之规定，本案的程序法应适用民事诉讼法第四编关于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以及该法其他有关规定。本案中，陶德贤与林达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未违反现行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陶德贤是否按照约定将人民币100万元借款实际出借给林达。在案的《股东协议》、《银行账户管理协议》、个人转账汇款业务受理回单和陶德贤的存折，以及群斯德公司2017年度11月份、2017年度12月份流动现金明细等证据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证明陶德贤于2017年11月9日向由林达管理和使用的群斯德公司账户（原为陶德贤个人账户）转账人民币100万元，用于林达履行其在《银行账户管理协议》中作为群斯德公司的股东向群斯德公司出借人民币100万元的义务，该笔款项以林达出资的形式记载于群斯德公司账目。陶德贤虽未按《个人借款合同》第三条约定将该笔借款汇入林达的账户，但对于陶德贤已将该笔借款实际出借给林达的事实并不构成影响。林达否认陶德贤实际出借了人民币100万元，但不能提供相反证据证明记载于群斯德公司账目的人民币100万元的来源，其关于本案的借款事实没有实际发生的抗辩意见，没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合法的借贷关系应受法律保护。鉴于本案没有证据证明林达已向陶德贤偿还过涉案借款，陶德贤关于林达应向其偿还人民币100万元借款的诉讼请求，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双方在《个人借款合同》第三条明确约定，借款利率为年利率6%。本案没有证据证明林达向陶德贤支付过借款的利息，因此，陶德贤关于林达应向其支付借款期限内即自2017年11月9日起至2018年5月8日止，以人民币10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的利息的诉讼请求，符合合同约定，亦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逾期利息和违约金。《个人借款合同》第七条第二款约定，“若乙方未按本合同的约定按期向甲方偿付借款本息，逾期期间除按本合同约定计算利息外，每迟延一天，还应另按应付金额的4%年利率（按每天算）向甲方支付违约金”。陶德贤向林达主张自借款逾期之日即2018年5月9日起至本息全部清偿之日止，以人民币100万元为基数分别按照年利率6%和年利率4%计付逾期利息和违约金，符合双方上述约定，亦符合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二十九条第一款以及其他相关法律的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陶德贤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五十一条之规定，判决：1.林达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陶德贤借款本金人民币100万元；2.林达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陶德贤支付上述借款本金产生的利息、逾期利息和违约金（其中利息自2017年11月9日起至2018年5月8日止，以人民币10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逾期利息和违约金均自2018年5月9日起至本息全部清偿之日止，以人民币100万元为基数，分别按照年利率6%和年利率4%的标准计算）。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林达围绕其上诉请求向本院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群聊（4）]、微信聊天记录[群斯德集团事项（3）]，证明：1.陶德贤要求彭艳玲将相关费用单据发给香港裕发秘书服务有限公司的陈烈生进行做账；2.裕发秘书服务有限公司负责制作、管理群斯德公司的流动现金明细表、资产负债表等账目信息；3.群斯德公司是一家成立于英属维尔京群岛（BVI）的境外公司；4.陶德贤在一审审理中提交的群斯德公司2017年11月和2017年12月相关财务报表系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形成的证据。本院二审庭审中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质证，林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荣华当庭未能出示上述微信聊天记录的林达手机原始截屏。陶德贤对林达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表示无法确认，并认为上述证据与本案事实无关。退一步讲，即便上述证据真实，其可以体现出群斯德公司是一个实际存在且实际进行经营管理的公司，故涉案借款实际是陶德贤借给林达用于林达向群斯德公司提供的股东贷款。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一审判决关于本案程序法的适用及准据法的适用均正确；关于本案所涉《个人借款合同》合法有效的认定亦正确，本院不再赘述。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仍为陶德贤是否依约将人民币100万元借款实际出借给林达。第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19年修正）》第十六条第三款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的证据是在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形成的，应当履行相关的证明手续。”第八十七条规定：“审判人员对单一证据可以从下列方面进行审核认定：（一）证据是否为原件、原物，复制件、复制品与原件、原物是否相符；”第八十八条规定：“审判人员对案件的全部证据，应当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另根据相关规定，对于涉外、涉港澳台当事人提交的身份证明之外的其他证据，无论是否办理了公证认证手续，人民法院均应组织当事人进行质证，并根据质证情况结合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对其证明力作出认定。对方当事人仅仅根据2001年制定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19年修正）》第十六条]的规定拒绝质证或者否认该证据证明力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一审审理中，陶德贤向一审法院提交了《群斯德管理顾问有限公司2017年度11月份流动现金明细》、《群斯德管理顾问有限公司2017年度12月份流动现金明细》的原件，一审法院已予以核查并依法进行认定。上述两份流动现金明细与《股东协议》、《银行账户管理协议》、个人转账汇款业务受理回单和陶德贤的存折等证据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足以证明陶德贤于2017年11月9日向由林达管理和使用的群斯德公司账户（原为陶德贤个人账户）转账人民币100万元，用于林达履行其在《银行账户管理协议》中作为群斯德公司的股东向群斯德公司出借人民币100万元的义务，该笔款项以林达出资的形式记载于群斯德公司账目中等事实。虽然林达否认其本人在上述两份流动现金明细上签名的真实性，并以上述两份流动现金明细系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形成的证据，陶德贤未履行相关的证明手续为由主张陶德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但其未能提交相反的证据予以证明。第二，一审判决针对本案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所涉《个人借款合同》的效力及履行事实进行了认定，其对与《股东协议》相关的事实进行的查证，亦是为了查明涉案款项的划转去向，以此综合判断认定本案借贷事实是否实际发生，而并未涉及《股东协议》法律关系中的有关公司内部经营管理的事实。第三，陶德贤款项具体划转方式、其账户具体管理支配情况，对查证认定陶德贤已将人民币100万元借款实际出借给林达的事实并无实质性影响，且林达未能提交证据证明陶德贤私自支取款项的事实。据此，林达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林达的上诉请求及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4282元，由上诉人林达负担（已交纳）。二审财产保全费人民币5000元，由上诉人林达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红英审判员  夏林林审判员  魏 欣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闫 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