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09民终30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朱后生，男，1986年10月4日出生，汉族，江西省高安市人，住高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邹国华，高安市筠兴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罗新元，男，1960年1月17日出生，汉族，江西省上高县人，住上高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玲，江西崇文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朱后生与被上诉人罗新元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上高县人民法院（2019）赣0923民初23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了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后生上诉称：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罗新元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罗新元承担。事实和理由：第一，一审法院错误分配举证责任。罗新元主张朱后生欠其货款224866元，则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但罗新元自己所写的“往来清单”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特别是“往来清单”上的签字“朱浩生”与朱后生名字不一致。一审法院错误的向朱后生发出通知，限朱后生到庭接受询问，这一做法严重违反了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一审法院不能以朱后生未按时到庭接受询问，即推定罗新元主张的事实成立。第二，一审判决所认定的事实是无证据证明的事实。朱后生代理人在庭审质证时对“往来清单”以姓名不符为由而予以否认，罗新元应当补充相关证据包括鉴定等加以证实，但罗新元无其他证据加以证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包括违约金是否约定、具体数额如何、2019年1月19日以后罗新元是否发货等都是无证据证明的事实。第三，即使认定“朱浩生”签名就是朱后生所签，罗新元也遗漏扣减了朱后生已付款35580元（2018年1月30日转款15580元、2018年9月25日转款20000元），该款应冲减欠款。第四，一审判定朱后生于2019年1月19日后收货56430元，即无证据证明也计算错误。罗新元2019年1月19日后继续向朱后生供货4次计46780元，而不是56430元。这几次饲料是否送货给朱后生，罗新元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朱后生于2018年6月30日向罗新元转款20000元，但罗新元直接在账本上扣减10000元。按照上述情况计算，朱后生实际欠罗新元124786元（224866元-35580元-10000元-54500元=124786元）。罗新元答辩称，原审法院认定案由正确，适用法律并无不当，请求驳回朱后生的上诉请求。2018年2月11日开始与朱后生进行记账交易。截至2019年1月19日朱后生签字“朱浩生”确认欠饲料款224866元。2018年1月30日罗新元确认收到朱后生15580元的货款，但该货款是双方第一次交易所产生的货款，采用的是付款交货的模式。2018年2月11日开始，罗新元同意朱后生进行记账交易。况且若将15580元理解为预付款，该金额既不凑整也不是打折金额，时间也相差十天，不符合交易习惯。2018年6月30日朱后生向罗新元转款20000元，而罗新元又在账本上扣减10000元的原因是，朱后生提出借款一万元用于购买母猪，罗新元向其出借了现金10000元，所以扣减了10000元。2018年9月25日朱后生向罗新元转款20000元后，朱后生找到罗新元称其要支付猪栏出租款，向罗新元借款20000元，所以罗新元没有在账本上做任何备注。如果认定该20000元是饲料款，也应当认定罗新元和朱后生对账时亦漏记的货款20454元。2019年1月19日之后双方进行现金交易，罗新元不同意给朱后生赊购饲料。罗新元一共向朱后生提供56280元饲料，朱后生付款54500元。综合整个案件过程，朱后生本人在诉讼过程中明显不诚信，对亲笔签名不认可，在一审提交的录音中，朱后生明知自己欠款20多万元的事实，本案所涉欠款是对账后的实际欠款，朱后生二审提供的材料与本案无关。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罗新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依法判决朱后生支付罗新元饲料贷款224866元，及从起诉之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逾期违约金；2、该案诉讼费由朱后生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2月起，朱后生因饲养生猪陆陆续续在罗新元处购买猪饲料，期间，朱后生陆陆续续支付部分饲料款，2018年8月6日，罗新元根据供货账本核算，朱后生共欠罗新元饲料款153900元，朱后生在账本上签名“朱浩生”确认。之后，朱后生继续在罗新元处购买猪饲料，也会陆陆续续支付部分饲料款，2019年1月19日罗新元根据供货账本核算，朱后生共欠原罗新元饲料款224866元，朱后生在账本上签名“朱浩生”确认。双方再次对账后，2019年1月20日至2019年3月22日，朱后生又陆续罗新元处购买饲料，合计货款56430元。期间，朱后生通过银行分别于2019年1月21日转账10000元、2019年1月31日转账13000元、2019年2月17日转账9500元、2019年3月3日转账12000元、2019年3月21日转账10000元给罗新元，共计货款54500元。因罗新元多次催促朱后生支付饲料款未果，遂导致纠纷。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罗新元与朱后生的买卖合同关系，罗新元提供了饲料，朱后生应该按约支付饲料款。该案中，虽然供货账本上签的名字是“朱浩生”，但综合分析朱后生购买饲料的周期、饲料品种，及朱后生承认系本人2019年1月21日至2019年3月21日转账给罗新元的银行记录，且该转账的货款金额54500元与朱后生2019年1月20日至2019年3月22日期间所购买饲料价款的金额得以印证的事实，可认定“朱浩生”确系朱后生本人，而2019年1月21日后朱后生转账的54500元货款系支付其2019年1月20日至2019年3月22日所购买饲料的款项，故该院对朱后生辩称“朱浩生”不是朱后生本人、其2019年1月21日之后支付的54500元货款需扣减的意见不予支持。该案开庭审理时，因朱后生本人未出庭，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否定朱浩生就是朱后生。鉴于该案情况，为查明事实，该院依法告知朱后生本人必须到庭，就案件有关事实接受询问，并告知无故缺席的相应法律后果，但朱后生本人经传票传唤后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接受询问，应承担不利后果。综上，朱后生欠原告饲料款224866元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故对罗新元要求被告支付224866元饲料款的诉讼请求，该院依法予以支持。罗新元同时要求朱后生从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逾期违约金，符合相关法律规定，该院亦予支持。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朱后生自该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罗新元支付饲料款224866元，并支付该款自2019年8月2日起至付清款项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的逾期违约金。案件受理费4673元，减半收取2336.5元，由朱后生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质证。本院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综合认证如下：1．朱后生提交的证据：银行转款业务凭证复印件9页，具体情况为：朱后生向罗新元转款情况为，2018年1月30日15580元、2018年2月23日10000元、2018年6月30日20000元、2018年7月30日20000元、2018年9月23日10000元、2018年9月25日20000元、2018年10月3日5000元、2018年10月23日30000元、2018年11月9日19000元、2018年11月26日10000元、2018年12月4日10000元、2018年12月5日9000元、2019年1月8日8000元、2019年1月14日7000元、2019年1月21日10000元、2019年1月31日13000元、2019年2月17日9500元、2019年3月3日12000元、2019年3月21日10000元。合计转款支付248080元，另有罗新元自己记载的付现金款项2018年3月22日10000元、2018年5月24日45000元、2018年12月20日10000元、2018年12月27日11600元计76600元，朱后生总计向罗新元付款324680元。拟证明：2018年1月30日15580元、2018年9月25日20000元计35580元属于漏记应予抵扣、2018年6月30日20000元罗新元只记账10000元，尚有10000元应予抵扣，2019年1月21日10000元、2019年1月31日13000元、2019年2月17日9500元、2019年3月3日12000元、2019年3月21日10000元计54500元应予抵扣，合计应抵扣款项为100080元（35580元+10000元+54500元=100080元），朱后生只欠罗新元124786元（224866元-100080元=124786元）。罗新元质证称，15580元是第一次交易的货款，双方钱货两清，不属于记账中的债务，不应抵扣。2018年6月30日的10000元、2018年9月25日20000元属于朱后生向罗新元转款后，朱后生又向罗新元借款计30000元，所以没在账本上记载，不应抵扣。2019年1月19日双方对账后的5笔计54500元，罗新元已向朱后生提供了56280元饲料，不应抵扣已对账的债务，要求与朱后生当面对质。本院对银行转款业务凭证复印件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予以确认，该组证据可以证明朱后生向罗新元支付过饲料款的事实。2．罗新元提交的证据：罗新元销售饲料流水账本四本及其复印件、罗新元送货朱后生付款明细表一份，拟证明：截至2019年1月19日朱后生签字“朱浩生”确认欠饲料款224866元的事实。双方对账时罗新元亦漏记的货款20454元的事实。2019年1月19日后罗新元已向朱后生提供了56280元饲料，朱后生亦付款54500元的事实。朱后生委托诉讼代理人质证称，漏记的款项罗新元均认可朱后生的转款，但对未记账的原因罗新元军给出了不同的辩解，应提供相应的证据，否则应承担不利后果。对罗新元提交的54500元记账凭证因没有朱后生的签字，也无其他证据证明确实发生了真实交易，对该记账凭证不予认可。朱后生只认可欠款124786元，至于“朱浩生”签字是否是朱后生签字不重要。本院对罗新元销售饲料流水四本账本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结合一、二审审理情况确认双方在2019年1月19日对账后饲料款金额为224866元的事实。3．罗新元提交的证据：罗新元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玲对邓加花、罗牛生、汪爱香作的调查笔录。拟证明：2019年1月19日后罗新元已向朱后生提供了56280元饲料的事实、下货工人下车费10元/吨的事实。朱后生委托诉讼代理人质证称，对该证据三性均不认可，系对方代理律师一人记录制作，没有证据效力，不能证明2019年1月19日后供货的真实情况。该调查笔录系罗新元一方单方制作，本院不予确认。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2018年1月30日朱后生向罗新元转款15580元如何认定的问题。朱后生主张该款是向罗新元预付的款项，应当用于抵扣欠款。罗新元主张由于是双方第一次进行交易，故要求朱后生支付现款15580元，而不是采取记账的交易方式。双方记账的交易方式从2018年2月11日开始，15580元不是用于支付后面的记账欠款的。通过一、二审查明的情况，双方均不否认发生了饲料交易的事实，结合双方长期形成的交易习惯，2018年1月30日朱后生支付15580元，罗新元分别在2018年2月4日、2月10日向朱后生运送了两批饲料。罗新元将这两次送货记录在其全部客户的送货流水账中，2018年2月11日以后的送货情况则记录在朱后生名下的单独记账流水中。而且从逻辑上而言，朱后生主张15580元是2018年2月11日以后饲料的预付款，则在双方自2018年2月11日至2019年1月19日期间的交易过程中，双方在数次对账过程中就应当指出该款用于抵扣，朱后生对双方对账汇总的金额也会有异议不予认可。本案中由于双方当事人未能充分收集、留存相应的证据,致使部分案件事实细节难以准确查明，本院只能在综合考虑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并结合相关事实的基础上,根据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进行判断,本院认为15580元是双方第一次交易的直接付款更具有可信度，故本院对朱后生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关于2019年1月19日对账金额224866元如何认定的问题。结合一、二审审理情况可以确认双方在2019年1月19日对账后饲料款金额为224866元的事实。朱后生主张2018年6月30日20000元罗新元只记账10000元，尚有10000元应予抵扣、2018年9月25日20000元属于漏记应予抵扣。一审已查明2018年8月16日双方对账确认欠饲料款金额为153900元、2019年1月19日双方对账金额确认欠饲料款金额为224866元。对于自2018年2月11日至2019年1月19日期间的交易金额应以双方对账金额为准，本院对朱后生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关于2019年1月19日之后朱后生支付的54500元如何认定的问题。朱后生主张罗新元没有证据证明朱后生在2019年1月19日之后继续收到了饲料，且该笔款项朱后生已支付，应予抵扣欠款。罗新元主张在2019年1月19日对账后，由于朱后生欠款太多，不同意继续赊购。要求朱后生现款购买饲料。朱后生支付的54500元是用于购买2019年1月19日后的56280元饲料，54500元与对账后的欠款无关。由于双方的主张截然相反，本案中双方提供的证据致使该部分案件事实细节难以准确查明，具体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且罗新元一审起诉的仅是2018年2月11日至2019年1月19日期间的饲料欠款。本院不宜处理，朱后生可另行主张权利。综上所述，朱后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673元由上诉人朱后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涂青达审判员  袁飞云审判员  杨耀星二〇二〇年六月三日法官助理杨金斗书记员吴晓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