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辽06民终67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翟新平，男，1981年10月7日出生，住凤城市鸡冠山镇。 委托诉讼代理人暨上诉人（原审被告）：杜太云，男，1960年5月31日出生，住凤城市鸡冠山镇。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松，男，1986年10月12日出生，住凤城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明久栋，辽宁瞰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杜太云、翟新平因与被上诉人李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凤城市人民法院（2019）辽0682民初37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翟新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暨上诉人杜太云、被上诉人李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明久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杜太云、翟新平共同上诉请求：一、撤销（2019）辽0682民初3754号民事判决（一）（二）项内容；二、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偿还责任或发回重审；三、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被上诉人提供法庭的条据不应作为被上诉人主张的证据，该条无效。1、被上诉人提供的条据是被上诉人所书写，上诉人签字，签字时被上诉人答应上诉人将案外人杜某办出来（当时羁押），否则不承担责任。依法上诉人这一行为属于附条件的签字行为，条件成就时方可生效，否则条据不生效。但在办理过程中，被上诉人并没有将杜某办出来，这一事实说明条件不成就，该条不生效，不应作为被上诉人的证据使用，原判错误。2、该笔债务是被上诉人与案外人杜某之间的债务，被上诉人提供给法庭的条据是被上诉人诱骗上诉人所打，属于乘人之危所打，该条不生效。3、被上诉人是乘人之危让上诉人所打条据，即当时儿子杜某因与被上诉人李松之间有债务没有及时偿还，李松便控告杜某涉嫌诈骗罪被羁押在凤城市看守所，上诉人儿子杜某面临判刑，基于此，上诉人出于救子心切才为被上诉人打条。该条据完全是被上诉人乘人之危而打，不应作为被上诉人证据使用。二、此案债务是案外人杜某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债务，与上诉人无关，上诉人不应承担责任。三、上诉人杜太云在一审前还给被上诉人1.5万元，一审庭审时被上诉人陈述该1.5万元是赔偿被上诉人的经济损失费，该款应该从案涉欠款中扣除，杜某实际欠被上诉人14.5万元。 李松辩称，一、关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案外人杜某涉嫌诈骗犯罪的刑事案件在进入审判环节以后，两名上诉人作为杜某的亲属，意欲通过取得被害人谅解的方式，达到对刑事被告人杜某从轻判处刑罚的目的，因此，一方面上诉人杜太云向作为被害人的被上诉人赔付1.5万元；另一方面，两名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承诺由其二人赔偿被上诉人所遭受的损失。被上诉人才向人民法院出具了书面《谅解书》，人民法院也据此作出了对杜某相应刑事处罚判决。针对双方签订的还款协议，则应依法认定为在二名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形成了新的债权债务关系，其内容是：上诉人杜太云自愿替其子杜某偿还所欠被上诉人的款项、上诉人翟新平对此债务承担担保责任。那么，该二方三人作出的意思表示完全系出于自愿，且二名上诉人均具有相应的行为能力，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是合法有效的。二名上诉人作出的意思表示，应认定为债务加入或者债务承担，即二名上诉人取代原债务人的地位向被上诉人承担责任。另外，在协议达成后，杜太云已按约定向被上诉人履行了一次给付义务，对剩余没有继续履行的部分应属违约，当然应当由杜太云承担偿还剩余款项的责任，翟新平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上诉人的主张无事实依据。上诉人在一审答辩和二审上诉中均提到，诸如：二名上诉人系在被上诉人作出将杜某放出来、办出来、弄出来等承诺的前提下，被诱骗、被乘人之危才为被上诉人签订了《还款协议》，这种主张既不符合客观，也不符合逻辑，更没有任何证据支持。当然，被上诉人既没有也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被上诉人是一名普通公民，作为刑事被害人可以表达对加害人的谅解，但绝对没有指挥司法机关的权力，所以上诉人的主张没有事实根据。 李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依法判令被告立即给付原告款项177500元及利息（利息自2019年3月16日起按年息6%计付至全部付清之日止）；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杜太云与案外人杜某是父子关系。凤城市人民检察院于2018年11月5日向一审法院提起公诉，指控案外人杜某犯诈骗罪，在审理中查明事实如下：“2016年间，被告人杜某负债60万余元，欲获取资金偿还个人债务。2016年10月31日，被告人杜某通过伪造其与东港市居民徐玉健的挖掘机买卖协议，对被害人李松谎称该挖掘机为其本人所有，与李松签订买卖协议，将其从徐玉健手中租赁的现代牌R225LC-7型挖掘机以25.7万元的价格出售给李松，从李松处骗得人民币14.5万元,所获赃款被其用于还债及个人花销。” 为获得原告谅解，被告杜太云赔偿原告人民币15000元，原告于2019年2月20日出具《谅解书》一份，内容为：“谅解人李松因被杜某诈骗钩机一案，凤城市人民检察院已将杜某起诉至凤城市人民法院，现杜某的家属答应分期赔偿我的损失，现杜某已赔偿我15000元，有悔罪表现，故我对被告人杜某给予谅解，请求凤城市人民法院依法对杜某从轻判处，适用缓刑。”2019年2月21日，原告与二被告签订《还款协议》一份，内容为：甲方（出借人）李松，乙方（借款人）杜太云，因甲方借给乙方180000元整（拾捌万元整）人民币，现双方达成一致，乙方承诺每月15号还款给甲方人民币2500元（一年总还款不低于40000元）。被告杜太云在借款人处签字捺印，被告翟新平（曾用名翟明利）在担保人处签名捺印。 2019年2月27日，一审法院作出（2018）辽0682刑初386号刑事判决，判决书中写明“被告人杜某的家属已赔偿被害人李松经济损失人民币15000元，并与被害人达成分期赔偿协议，被害人李松对被告人的行为表示谅解”。 2019年3月14日，被告杜太云通过现金汇款的方式偿还原告2500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被告杜太云与原告李松就案外人杜某的欠款签订还款协议，该还款协议系原告与被告杜太云之间新的债权债务关系的确立，是被告杜太云自愿代替案外人杜某偿还欠款的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属于免责的债务承担，即被告杜太云同意取代原债务人杜某的地位而承担全部债务。因此，被告杜太云应当依约承担还款责任。被告翟新平作为担保人在还款协议中签名捺印，应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的规定“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原、被告签订的还款协议中未约定利息，被告杜太云于2019年3月14日偿还原告2500元，从2019年4月16日起开始逾期，故原告请求被告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有期间利息的主张，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逾期利息起算时间应为2019年4月16日。 一审法院判决：一、被告杜太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偿还原告李松欠款人民币177500元及利息（利息自2019年4月16日起至借款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二、被告翟新平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910元，减半收取1955元，由被告杜太云、翟新平承担。 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上诉人杜太云与被上诉人虽然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但上诉人杜太云之子案外人杜某与被上诉人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在杜某涉嫌犯罪的情况下，上诉人为在刑事案件中取得被上诉人对杜某谅解，其与被上诉人达成案涉协议，承诺杜某所欠债务由其偿还，该协议不违反法律规定应为有效，当事人应按协议约定履行。故一审法院依据该协议作出判决并无不当。关于上诉人提出签订案涉协议时被上诉人答应将杜某放出，该协议是附条件协议及该协议是被上诉人诱骗、乘人之危签订的，应无效的主张，因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存在上诉人提出的上述情形，故对上诉人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另外，上诉人虽然提出其已给付被上诉人1.5万元，应从案涉欠款中扣除，但该1.5万元系在案涉协议签订之前上诉人给付被上诉人的，故上诉人给付该1.5万元不能证明系偿还案涉协议的款项。故上诉人的该主张，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杜太云、翟新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910元，由杜太云、翟新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沈维刚 审判员  曹立新 审判员  姜艳艳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于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