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728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罗堃，男，1987年8月1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梁雪琴，系广东君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知星通讯器材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617号粤北大厦709室。法定代表人：马小兰。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惠州三星电子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惠州市仲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陈江街道仲恺六路256号。法定代表人：崔允范，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永富，系北京荟高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市泰龙吉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管庄乡杨闸村京通辅路南8号院F1。法定代表人：侯庆红。上诉人罗堃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市知星通讯器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知星公司）、惠州三星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州三星公司）、北京市泰龙吉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龙吉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6民初282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罗堃上诉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知星公司、惠州三星公司、泰龙吉公司向罗堃作出购买涉案手机价款的三倍赔偿，即20964元；2.依法判令本案一审及二审诉讼费用由知星公司、惠州三星公司、泰龙吉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知星公司及惠州三星公司在一审过程中，始终未对事实作出说明解释，一审法院也并未依法查明案件事实。IMEI码中文称为“国际移动设备识别码”，用于识别每一台移动电话设备，其与每一台手机设备一一对应，并且全球唯一。而OCTA码惠州三星公司自称是屏幕串码，是针对三星手机屏幕电子元器件的识别码。从一审证据8《回复函》可知，三星手机的IMEI码与OCTA码是相互对应的，即一台手机具有唯一的IMEI码，同时该IMEI码也对应唯一的OCTA码。一审证据8《回复函》证明，知星公司拒绝向罗堃履行维修义务的原因在于：其通过内部系统查询后，认为案涉手机已存在维修记录并更换手机屏幕，系统内提示OCTA码已经变更。即案涉手机在武汉曾进行维修，更换屏幕元器件导致IMEI码关联对应了一个新OCTA码。但如今在《回复函》却陈述，一样的IMEI码所对应的旧OCTA码却还在案涉手机上，未被更换。最终导致案涉手机无法享受国家规定的三包期内的免费维修服务。暂不讨论维修者在更换原有物料后都有回收物料的行业惯例，罗堃也已提供证据证明于《回复函》所述日期案涉手机不可能出现在武汉进行维修。客观上武汉维修手机与案涉手机根本不是同一台手机，那为什么在三星系统中，两者表述为同一台（即IMEI码一致）手机?这是不符合逻辑的，明显有悖常理的。另外，《回复函》内未明确于武汉更换屏幕的手机更换前的OCTA码是否与案涉手机现OCTA码一致，也未明确案涉手机的OCTA码是否就是出厂时的OCTA码。上述种种矛盾，知星公司及惠州三星公司在庭审过程中从未作合理解释。知星公司作为惠州三星公司的授权服务中心，上述信息是知星公司从惠州三星公司内部系统查询结果，这足以证明惠州三星公司生产、泰龙吉公司销售案涉手机时即存在瑕疵，案涉手机属于瑕疵品而非全新品，不能排除二手、翻新、拆件等情况的可能性。（二）惠州三星公司作为案涉手机的生产者，在庭审过程中，依然无法对上述问题予以解释，不能苛求罗堃取得惠州三星公司内部系统信息作为证据。惠州三星公司作为案涉手机的生产者，有其完整的产品及物料管理系统，应当清楚其售后流程及服务记录，也能明确知道维修产品后替换物料的去向。但在一审庭审中，惠州三星公司从来未对上述矛盾的事实予以解释说明，也未提供证据予以佐证。众所周知，一台全新的手机应当具有独一无二的IMEI码，正常情况下不会出现前述的矛盾的事实，罗堃在一审中已提供初步证据证明知星公司所拒绝维修的理由不存在的情况下，罗堃无法得知其内部系统的信息，不能苛求罗堃取得属于知星公司或惠州三星公司所掌握的三星公司内部管理系统的证据予以证明案涉手机不属于全新手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条之规定：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知星公司及惠州三星公司应当对前述的矛盾的事实予以解释说明并提供证据佐证，否则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不能的风险。罗堃作为消费者，购买手机正常使用，如今在有初步证据存有合理怀疑的情况下，坚持要求罗堃提供证据证明案涉手机并非全新品，有违公平原则。补充：1.知星公司、惠州三星公司和泰龙吉公司构成欺诈理由如下：根据《回复函》可知，罗堃的手机在2018年7月24日送到武汉维修屏幕，罗堃在一审中提交了该涉案手机绑定羊城通的消费记录证明案涉手机当时并未离开过广州，可见案涉手机的IMIE码对应两台手机，手机属于小件物品可以随时邮寄，而同一台IMIE码手机有的维修记录，其他手机即丧失了维修的权利，证明知星公司、惠州三星公司和泰龙吉公司存在欺诈。而罗堃提交了充分的证据证明知星公司、惠州三星公司和泰龙吉公司出售的案涉手机同一IMIE码存在两台以上手机来欺诈消费者，知星公司、惠州三星公司和泰龙吉公司应承担赔偿责任。综上所述，一审法院未查明事实，导致一审判决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当予以改判，以维护罗堃的合法权益。知星公司下落不明，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任何书面意见。惠州三星公司辩称，我方意见与一审答辩意见一致。在该事件中我方是生产企业，我方已经尽到了生产企业的义务。罗堃的手机没有离开过广州但是有维修记录，罗堃的问题与我方无关我方也协调了维修站和经销商等处理此事。泰龙吉公司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任何书面材料。罗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知星公司、惠州三星公司、泰龙吉公司负有对涉案手机的修理义务。由知星公司对涉案手机屏幕部件进行免费维修，恢复涉案手机原有性能；2.判令知星公司、惠州三星公司、泰龙吉公司赔偿罗堃购买涉案手机价款的三倍，即20964元；3.本案诉讼费由知星公司、惠州三星公司、泰龙吉公司承担。一审法院查明事实：罗堃提交网上购物截图，显示2017年9月19日，罗堃以分期付款的方式下单订购了三星牌GalaxyS8+G95506GB+128GB版全网通4G手机，谜夜黑，价格为6988元，收货地址为广州市天河区育蕾三街2号303房。供应商为泰龙吉公司。2017年9月21日，泰龙吉公司向广州市富士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开具了金额为6988元、货物名称为三星G95506+128GB谜夜黑。三星电子服务接收单显示，接收时间为2018年9月5日，顾客姓名为罗*，产品组为手机，型号SM-G9550ZKGCHC，故障描述为显示屏烧屏，并手写有“OCTAID不一致，显示屏不能保修，系统提示90天内重复修理，田俊填，”并盖有维修站印章，服务网点名称为广州市知星，地址为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617号。2018年9月18日，知星公司向罗堃回函称，经核查：2018年7月24日用户李女士（电话：l5l*****l40）送修该机到武汉三星授权服务中心（武汉德峰电子有限公司第三分公司），故障屏幕闪屏，更换屏幕，新屏屏码6806141A2BIB960BB40C48；2018年9月5日用户罗先生（电话：1186××××*903送修该机，故障屏幕烧屏，需更换屏幕，检测旧屏屏码671417343708BB0BB80C57。综上，用户罗先生送修的手机屏幕屏码，与上次该机在武汉三星授权服务中心维修时更换的新屏幕屏码不一致，故按照三包，无法保修。罗堃提交涉案手机内三星支付羊城通（岭南通）交通卡截图、三星支付岭南通服务条款及票卡服务清单，表示涉案手机上的羊城通（岭南通）交通卡为不可撤销，不可变更，不可迁徙的与手机安全原件绑定的电子交通卡。2018年7月24日在该交通卡广州市有刷卡记录，涉案手机并不能出现在武汉。惠州三星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庭审中，罗堃表示知星公司系三星授权服务维修中心，应当承担保修期内的维修义务。同时，根据《移动电话机商品的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第四条，本规定是执行移动电话机三包的最基本要求。国家鼓励销售者、生产者作出更有利于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严于本规定的三包承诺。承诺作为明示担保，应当依法履行，否则应当依法承担责任。根据三星的《移动电话机商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的第七条，生产者（进口者视同生产者）应承担三包有效期内的免费修理业务和三包有效期外地收费修理业务。因此根据惠州三星公司的承诺，惠州三星公司应当承担维修期内的三包有效期内的免费维修义务。泰龙吉公司作为销售者，应当承担三包有效期内的维修义务。惠州三星公司回应称，知星公司是三星授权的售后服务维修中心。根据企业的分工合作和企业经营的需要，几乎所有的厂商和品牌，不仅仅是手机，包括家电、汽车，都是生产企业负责生产，售后服务维修企业负责维修，这符合当前三包法产品质量法，消法的相应规定，案涉产品如果没有出现人身损害等特定的情况应属于质量的纠纷，属于债权相关的内容，应当由根据合同法相关规定来调整，《移动电话机商品的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中明确规定，移动电话机产品谁销售谁负责的三包原则，在该规定中，对销售者、生产者、维修者都规定了详细的义务，本案中惠州三星公司履行了所有生产者的义务，因此不应当承担任何的责任。对于罗堃所称“三星官网公示的《移动电话机商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本庭要求罗堃当庭登录该网站。经登录网站质证，惠州三星公司表示该网站并非其公司所有的网站，且在该网站所公示的《移动电话机商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其中生产企业并未作出任何超越法律规定的承诺。罗堃表示登录的网站是“三星中国”，当庭查看官网服务政策，该规定已经作出修改，与我方提交的证据不一致，庭后提交相应的时间戳予以佐证，但至今未提交。此外，罗堃明确表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的规定，主张知星公司、惠州三星公司、泰龙吉公司三倍赔偿，理由是知星公司、惠州三星公司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涉案手机在出厂时达到全新的质量标准，导致我方作出了错误的购买的意思表示及行为，构成欺诈。涉案手机在2018年9月5号送到知星公司处进行维修前从未进行过任何的维修，包括拆解手机更换原件等任何的维修行为，但知星公司拒绝向我方说明拒绝维修的理由，在我方多次与知星公司、惠州三星公司沟通的过程中，惠州三星公司对我方的辩解及提供的证据材料均不理睬，因此我方投诉到质检部门后，知星公司依据其从惠州三星公司核查到的信息向质监部门回复，回复内容称，有一台一模一样的手机，在2018年7月24日到武汉市三星授权服务中心进行维修，但关键内容并没有详细的说明，因此我方认为有可能在惠州三星公司出厂的时候给我方提供并不是全新的手机。涉案手机并非如泰龙吉公司在出售时手机的承诺是全新品，因此需要承担赔偿责任。惠州三星公司回应称，罗堃称手机在收到的时候没有进行过维修，没有进行过拆封，从这说法就足以证明，该手机本身是全新，生产企业没有过错。罗堃提到惠州三星公司向知星公司提供了案涉手机相关的数据，这本身不是欺诈的事项，案涉手机有什么样的IME号码是在生产的时候就已经固定，且在工信部备案了，惠州三星公司提供相关真实的数据不是欺诈，相反如果有证明惠州三星公司提供了错误的证据，惠州三星公司才应该承担责任。罗堃称的案涉的手机出厂时可能并非是全新的手机，首先罗堃没有任何的证据，如果生产企业真的要造假，所有的IME号码只需要备案，没有可能同时提供两个完全一模一样的IME号码出厂，所以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没有可能，罗堃仅是怀疑，没有任何的证据，综上罗堃未能指出惠州三星公司有任何的欺诈行为，惠州三星公司按照法律的规定不构成欺诈。此外，惠州三星公司表示案涉手机的OCTAID与原厂生产时的一致。庭后，广州富士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出具情况说明，表示罗堃于2017年9月19日在招商银行信用卡网上商城购买的三星GalaxyS8+G9550两台，均开具抬头为其公司的北京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该两台手机由罗堃个人使用，其购买行为是个人行为，与其公司无关。一审法院认为：罗堃提交了网上购物截图信息以及广州富士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足以反映案涉三星手机系罗堃从泰龙吉公司处购买，双方之间构成买卖合同关系。现罗堃所购手机在保修期内发生显示屏烧屏的故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四条、《移动电话机商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第三条的相关规定，泰龙吉公司理应承担对案涉手机的修理义务。惠州三星公司系手机生产企业，罗堃主张惠州三星公司承担手机维修义务缺乏合同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惠州三星公司已确认案涉手机的OCTAID与原厂生产时一致，亦不否认罗堃所购手机为其原厂生产，知星公司系三星授权维修中心，理应为罗堃提供维修服务，对案涉手机屏幕部件进行免费维修，恢复手机原有性能。知星公司出具的回函中所称的维修记录发生在2018年9月18日的武汉三星授权服务中心，虽罗堃提供羊城通（岭南通）交通卡的使用记录，证明当时手机并未离开广州，然案涉手机于2017年9月19日下单购买，该维修记录发生在罗堃购买手机之后，并非在其购买手机之前，仅有此维修记录并不足以证明其所购手机系翻新机。同时，亦无法排除武汉三星授权服务中心在维修时是否存在人为登记错误的情形。故罗堃主张知星公司、惠州三星公司、泰龙吉公司存在欺诈行为主张三倍赔偿缺乏理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九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于2019年11月14日判决：一、知星公司、泰龙吉公司负有对案涉手机的修理义务。由知星公司对涉案手机屏幕部件进行免费维修，恢复涉案手机原有性能；二、驳回罗堃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75元，由罗堃负担325元，泰龙吉公司负担50元。二审查明，《回复函》为知星公司向质监相关部门出具，而非直接出具给罗堃。经审查，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综合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为：知星公司、惠州三星公司和泰龙吉公司是否构成欺诈。罗堃主张知星公司、惠州三星公司和泰龙吉公司构成欺诈的理由是同一IMEI码对应的手机应该只有一台，但根据《回复函》的记载，该手机在2018年7月24日在武汉市三星授权服务中心中心维修，故其购买的案涉手机并非全新的手机。本院认为，首先，《回复函》是知星公司向质监相关部门的回复，在惠州三星公司不认可该函件，且知星公司未到庭的情况下仅凭该函的内容无法证实该函核查的内容是向惠州三星公司询问后的所得；其次，罗堃购买该手机是在2017年9月19日，《回复函》显示案涉手机在2018年7月24日在武汉进行过维修，但罗堃已表示该时间案涉手机处于自己的控制下，故2018年7月24日在武汉维修的手机不可能是案涉手机；再次，由于案涉手机一直在罗堃控制下，故不能排除案涉手机的IMEI码存在被错误登记的可能，且在惠州三星公司确认案涉手机的IMEI码是合法有效的情况下，仅凭《回复函》不能证实罗堃购买的手机并非全新手机；最后，罗堃认为应由知星公司、惠州三星公司和泰龙吉公司举证证实案涉手机为全新手机，罗堃应提交初步的证据证实，但并未举证其向泰吉龙公司购买时案涉手机存在任何问题或为非全新手机，《回复函》的内容也无法证实案涉手机并非全新手机。综上，罗堃认为知星公司、惠州三星公司和泰龙吉公司构成欺诈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罗堃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25元，由罗堃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曹 玲审判员 刘革花审判员 汪 毅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本书记员 黄怡斐林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