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鲁03行终11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芳，女，1977年5月20日出生，汉族，现住山东省桓台县。 委托代理人罗大成，山东齐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桓台县公安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70321004221134K，住所地：山东省桓台县张北路1866号。 法定代表人孙敬双，局长。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毕文玲，女，1970年4月21日出生，汉族，现住山东省桓台县。 上诉人刘芳因诉被上诉人桓台县公安局、被上诉人毕文玲治安行政处罚一案，不服桓台县人民法院（2019）鲁0321行初50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桓台县公安局索镇派出所接处警登记表载明，“2017年11月1日7时44分许，王允常报警称其在桓台县××街道办事处刘茅村田地内与他人因水渠浇地问题发生纠纷。”“派出所民警到达现场后，经了解系王允常、毕文玲与刘玲、刘芳、刘萍、李凤梅等人因地下水渠浇地问题产生纠纷后发生打架。”2017年11月1日，桓台县公安局索镇派出所对“王允常之妻毕文玲、刘玲、刘萍、刘芳等人因浇地问题发生争执后打架”情况予以受案登记并决定调查处理。同日，桓台县公安局民警对毕文玲、刘芳以及李凤梅、刘月光、刘玲分别进行询问。2017年12月5日，桓台县公安局民警对毕文玲、刘芳分别进行询问。同日，桓台县公安局作出桓公（索）行罚决字[2017]10438号行政处罚决定，认定2017年11月1日7时许，在桓台县××刘茅村，刘芳因琐事与毕文玲发生争执，刘芳踹毕文玲上身一脚，刘芳殴打他人的违法行为成立。桓台县公安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第（二）项之规定，决定给予刘芳行政拘留十日并处罚款伍佰元的行政处罚。桓台县公安局2017年11月1日上午对毕文玲的询问笔录中毕文玲提到“这时刘世用的三个女儿把我按倒在地上撕扯我，她们三个有揪我头发的，有扯我衣服的，还有一个人用脚踢了我的肚子一下”、“刘世用的三个女儿把我按到地上撕扯我，我不知道是刘世用的二女儿还是三女儿用脚踢了我的肚子一下”、“刘世用的二女儿……穿什么衣服我记不清了；刘世用的三女儿……穿什么衣服我记不清了”。桓台县公安局2017年11月1日对刘芳的询问笔录中刘芳提到“我用脚踹了王允常老婆的上半身一下”、“王允常的老婆还在骂，我过去踹了王允常老婆的上半身一下”、“后来王允常的老婆在骂，我用脚踹了王允常老婆的上半身一下”。桓台县公安局2017年12月5日对刘芳的询问笔录中刘芳提到“我就是当时想踹了毕文玲胸口一脚，但没踹着被她一把抱住”。2017年11月1日处警民警**波书写的处警情况说明载明：“刘玲的妹妹刘芳在拉架时，刘芳踹了毕文玲身上一脚。”刘芳不服桓公（索）行罚决字[2017]10438号行政处罚决定，于2018年1月5日向桓台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桓台县人民政府于2018年3月22日作出桓政复[2018]第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对桓公（索）行罚决字[2017]1043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予以维持。2018年4月8日，刘芳以桓台县公安局、桓台县人民政府为被告向桓台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后桓台县人民法院依职权追加毕文玲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桓台县公安局在举证期限内向桓台县人民法院提交如下证据：1、刘芳第一次询问笔录；2、刘芳第二次询问笔录；3、毕文玲第一次询问笔录；4、毕文玲第二次询问笔录；5、毕文玲第三次询问笔录；6、处警民警情况说明；7、毕文玲鉴定告知；8、受案登记表；9、刘芳行政处罚告知笔录；10、行政处罚审批表；11、行政处罚决定书；12、家属通知书。桓台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桓台县公安局在作出桓公（索）行罚决字[2017]10438号行政处罚决定时，掌握毕文玲的陈述，刘芳、刘萍、刘玲的陈述和申辩，证人证言，鉴定意见，视频资料，情况说明，户籍证明，办案说明等证据，但其未向法院提交刘萍、刘玲的陈述和申辩，证人证言，鉴定意见，视频资料、办案说明等证据，视为没有以上证据。桓台县公安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据此认定构成殴打行为，桓台县公安局对该案调查事实不清，作出处罚主要证据不足。桓台县人民政府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后，未通知毕文玲作为毕文玲参加复议，违背程序正当原则，属违反法定程序。桓台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12日作出（2018）鲁0321行初27号行政判决书，判决：一、撤销桓台县公安局作出的桓公（索）行罚决字[2017]10438号行政处罚决定；二、撤销桓台县人民政府作出的桓政复[2018]第5号行政复议决定；三、限令桓台县公安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对刘芳涉嫌殴打他人一案重新作出处理。桓台县公安局、毕文玲对该判决不服，向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桓台县公安局对其在行政处罚决定书及行政复议答复书中提到的刘某一、刘某二的陈述和申辩，证人证言，鉴定意见，视频资料、办案说明等证据，未向原审法院提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之规定，视为没有以上证据，符合法律规定。桓台县公安局在原审中仅用毕文玲的陈述、在案发当日对刘芳询问笔录、处警民警于案发当日出具的案情说明等证据来证明刘芳确实踹到了毕文玲上身一脚的这一殴打情节，在各方当事人对这一情节陈述不一致的情况下，上述证据不足以达到证据确凿的标准，桓台县公安局作出桓公（索）行罚决字[2017]10438号行政处罚决定主要证据不足。桓台县公安局对刘芳提出的陈述和申辩的复核情况，亦未提交证据证明。2019年1月28日，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鲁03行终221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9年2月15日、18日、21日，桓台县公安局民警先后对原桓台县公安局索镇派出所辅警王新皓、苏源、张光新、何晋炜进行询问。2019年2月18日，桓台县公安局民警对王允常、王允庆、刘茂让、刘茂齐、刘长法分别进行询问。2019年2月22日，桓台县公安局对刘芳进行行政处罚告知。2019年2月25日，刘芳向桓台县公安局提出陈述和申辩。2019年2月26日，桓台县公安局民警告知刘芳对其陈述和申辩的复核意见并听取其意见。2019年2月27日，经内部逐级审批，桓台县公安局作出桓公（索）行罚决字[2019]64号行政处罚决定，认定2017年11月1日7时许，在桓台县××街道办事处××东北角的耕地内，因浇地纠纷，刘芳用脚踹了残疾人毕文玲一脚，刘芳殴打他人的违法行为成立。桓台县公安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第（二）项之规定，决定给予刘芳行政拘留十日并处罚款伍佰元的行政处罚。桓台县公安局在本案举证期限内，向桓台县人民法院提交了其在（2018）鲁0321行初27号案中未提交的李凤梅、刘月光询问笔录以及2017年11月1日现场处警录像，并向桓台县人民法院提交了重新处理过程中对原桓台县公安局索镇派出所辅警王新皓、苏源、张光新、何晋炜的询问笔录以及对王允常、王允庆、刘茂让、刘茂齐、刘长法的询问笔录。桓台县公安局对王新皓的询问笔录中王新皓提到：“我看到这一脚确实踹到了毕文玲的上身了。”“从我的视线角度，我能够确定的就是看到了刘芳跑过去踹到了毕文玲的上身部位一脚。”桓台县公安局对苏源的询问笔录中苏源提到：“在拉架的过程中，我看到一名女子飞快地跑到残疾人毕文玲身边用脚踹了毕文玲腹部一脚，当时毕文玲在地上坐着，我看到这一脚确实踹到了毕文玲身上。后来经过现场登记核实，我确定了踹人的这名女子就叫刘芳。”“我负责录像工作，我在录像的过程中看到了刘芳飞快地跑到毕文玲身边用脚踹了毕文玲腹部一脚。我看的非常清楚，这一脚踹在了毕文玲的腹部。其他打架的情况我没有看清楚。”桓台县公安局对张光新的询问笔录中张光新提到：“在我们拉架的过程中，刘芳突然从我的身体右侧冲到毕文玲身边踹到了毕文玲腰腹部一脚。当时刘芳挨着我最近，毕文玲就在蹲在我脚的位置，我看到刘芳踢到了毕文玲腰腹部一脚后就拉着刘芳把刘芳给拉开了。”“当时毕文玲就在我的脚部坐着，刘芳从我的身体右侧跑到毕文玲身边踹到了毕文玲腰腹部一脚。我挨着毕文玲和刘芳最近，我看到这一脚确实踹在了毕文玲的腰腹部。随后我就拉着刘芳把刘芳给拉到一边了。”桓台县公安局对何晋炜的询问笔录中何晋炜提到：“当时那个瘸腿的女子已经坐在地上了，在我拉架的过程中，我看到了刘世用的一个女儿快速冲到这个瘸腿女子身边用脚踹到了这个瘸腿女子的上半身，她的动作很快，具体踹到了上半身哪个部位我没看清楚，但是我看到刘世用的女儿确实踹到了瘸腿女子身上。之后我们就把她们拉开了，后来经过我们现场询问登记，踹人的女子叫刘芳。”“其他细节我没有看清楚，但是刘芳踹到了瘸腿女子的上身一脚我看的很清楚。”桓台县公安局对王允常的询问笔录中王允常提到：“当时毕文玲已经坐在地上，刘芳站在毕文玲东边，我站在刘芳的身后看着，刘芳突然就冲到了毕文玲身边用脚踹了毕文玲一脚，踹的具体哪个位置我没看清，刘芳打的动作比较迅速，但我确定刘芳这一脚踹到了毕文玲的上半身上。随后刘芳就被民警拉开了。”桓台县公安局对王允庆的询问笔录中王允庆提到：“刘世用其中一个闺女就快速的跑到毕文玲身边，踹了毕文玲一脚，具体踹到毕文玲哪个部位我没有看清，当时处警的人员都在拉架，他们拉开后我就走了。”“当时踹毕文玲一脚的那个闺女我也记不清是谁，我也忘记她的穿着和特征了，我也没法辨认，但是我能确定其中一个闺女快速跑过去踹了毕文玲一脚这个细节，具体踹到毕文玲哪个部位我没看清楚。”本案庭审中，王允庆、王允常作为证人出庭作证。王允庆作证时，毕文玲问：“案发现场，刘芳踹了我一脚，你看见了吗？”王允庆答：“我看见一个女人跑过去的，但看不清楚是谁。跑过去以后就开始。”毕文玲问：“跑过去的那个人踹了我一脚，你看见了吗？”王允庆答：“是踹了一脚，但是看不清楚谁。”刘芳问：“在哪踢了一脚？”王允庆答：“三个人摁着一个人，一个人跑过去踢了一脚。”刘芳问：“踢了很多脚吗？”王允庆答：“踢了一脚，派出所的人就拉开了。”王允常作证时，毕文玲问：“刘芳踹了我一脚，你看见了吗？”王允常答：“看见了，刘芳从东面快速跑过去，踢了毕文玲一脚。”王允常与毕文玲系夫妻关系，王允常与王允庆系兄弟关系。桓台县公安局对刘茂让的询问笔录中刘茂让提到：“我到地里的时候正好看到毕文玲要关电闸，刘芳想着去踹毕文玲，刘芳快速走过去踹毕文玲的时候被毕文玲报住了脚，然后毕文玲脱下刘芳的鞋子扔到一边了。当时我隔着她们有20米远，我看到刘芳没踹到毕文玲。”桓台县公安局对刘茂齐的询问笔录中刘茂齐提到：“毕文玲光关水井的开关，刘芳烦了，刘芳便不慢不快地走到了毕文玲前面想用脚踹毕文玲。刘芳刚一抬脚便被毕文玲抱住了脚，毕文玲使劲一抬刘芳的脚，便把刘芳掀倒在地上，随后毕文玲把刘芳的鞋子脱了下来扔到北边了。”“毕文玲老是关上水井开关，刘芳烦了，刘芳便不慢不快地走到毕文玲前面想用脚踢毕文玲。刘芳刚一抬脚，毕文玲一下子抱住了刘芳的脚使劲往上一掀，毕文玲便把刘芳掀倒在地，刘芳的整个身体，包括后背、屁股都倒在地上了。然后毕文玲把刘芳的鞋子脱下来扔在地上了。所以刘芳没有踢着毕文玲。”刘茂让、刘茂齐均曾在（2018）鲁0321行初27号案中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刘茂齐当时陈述：“没有踢到毕文玲，毕文玲抱住你的腿了，把你掀翻了，鞋子跟眼镜也掉了。”“我站在机井上，距离就是三四米左右，前面没有阻挡我视线的，我没有花眼的情况，当时刘芳走过去想踢毕文玲，被她拽倒。”刘茂让当时陈述：“我看到刘芳想去踹毕文玲，毕文玲当时坐着，刘芳一抬腿，毕文玲抱着刘芳的腿，把她拽倒了，当时刘茂齐离得最近。”“刘芳是走着过去十几米踢了毕文玲，我光看到毕文玲脱了刘芳的靴子。”桓台县公安局2019年2月22日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载明，桓台县公安局“将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公安机关查明，2017年11月1日7时许，在桓台县××街道办事处××东北角的耕地内，因浇地纠纷，刘芳用脚踹了残疾人毕文玲一脚。以上事实有你的陈述和申辩，毕文玲的陈述，处警民警**波的现场情况说明，处警队员张光新、王新皓、苏源、何晋炜的陈述，在场人员李凤梅、刘月光、刘玲、王允常、王允庆、刘茂让、刘茂齐、刘长法的证人证言，接处警现场同步录像，户籍证明、办案说明等证据证实。你的行为已构成殴打他人，公安机关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第（二）项之规定，对你进行处罚。” 另查明，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于2015年3月12日为毕文玲签发肢体残疾人残疾人证。 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一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据此，桓台县公安局有权管辖桓台县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本案各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在于刘芳是否殴打毕文玲。处警现场录像显示，录像5分31秒左右，刘芳离开画面，离开时与毕文玲相距约5至6米。5分48秒左右，刘芳快速冲入画面，作出抬腿踢腿动作，因现场人员遮挡录像视线，无法看清抬踢腿后情况，随后画面显示5分50秒左右毕文玲抱住了刘芳的腿。另外，案发时在场的原桓台县公安局索镇派出所辅警王新皓、苏源、张光新、何晋炜以及毕文玲的丈夫王允常在桓台县公安局进行询问时均确认看到刘芳踹到了毕文玲，其中，王新皓、何晋炜、王允常称踹到了毕文玲上半身，苏源称踹到毕文玲腹部，张光新称踹到毕文玲腰腹部。同时，毕文玲在询问笔录中提到“我不知道是刘世用的二女儿还是三女儿用脚踢了我的肚子一下”，处警民警**波在处警情况说明中提到“刘芳踹了毕文玲身上一脚”，王允庆在询问笔录及庭审作证时提到刘世用的一个闺女踢了毕文玲一脚。刘芳在询问笔录中也有“我用脚踹了王允常老婆的上半身一下”、“王允常的老婆还在骂，我过去踹了王允常老婆的上半身一下”、“后来王允常的老婆在骂，我用脚踹了王允常老婆的上半身一下”的陈述。虽然刘芳在桓台县公安局2017年12月5日对其询问时提到“我就是当时想踹了毕文玲胸口一脚，但没踹着被她一把抱住”，其在庭审及质证处警现场录像中均称在现场没有殴打毕文玲，其提交的《法庭辩论重点》提到“刘芳实施用脚踹毕文玲的行为，也没有踹到她的上身，没有损害后果”，刘茂齐、刘茂让在询问笔录也陈述刘芳没有踢到毕文玲，王允常与毕文玲系夫妻关系，王允常与王允庆系兄弟关系，但是综合考量在场各人与刘芳、毕文玲所处位置距离，各人描述与接处警录像显示的现场情况，王新皓、苏源、张光新、何晋炜、王允常询问笔录及**波处警情况说明与接处警录像可以相互印证，可以认定刘芳踹到了毕文玲腹部。刘芳认为其对毕文玲采取的行为是制止毕文玲正在实施的破坏农业生产的合法行为，不属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属于正当防卫的合法行为，不应当受到行政处罚。但在本案中没有毕文玲已被有关权威机关确认实施了破坏农业生产行为的有效证据，故对刘芳以上主张，不予支持。刘芳认为桓台县公安局在桓公（索）行罚决字[2017]10438号行政处罚决定被撤销后，重新作出的桓公（索）行罚决字[2019]6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与桓公（索）行罚决字[2017]1043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结果相同，只是增加了几份证据，所作具体行政行为依据的主要事实和主要理由没有改变，属于以同一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具体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具体行政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一条“人民法院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被告不得以同一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具体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具体行政行为”的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三款：“行政机关以同一事实和理由重新作出与原具体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具体行政行为，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七十一条的规定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处理。”桓台县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处罚程序违法，行政处罚依法不成立。实际情况是，桓台县公安局作出桓公（索）行罚决字[2017]10438号行政处罚决定，认定刘芳殴打毕文玲的违法行为成立主要证据不足，无法充分证明刘芳实施了殴打毕文玲的行为，亦即桓台县公安局根据当时掌握的证据，应当认定的事实为刘芳殴打毕文玲行为不成立。本案中，在（2018）鲁0321行初27号行政判决书生效后，桓台县公安局对刘芳涉嫌殴打他人一案重新处理，此时（2018）鲁0321行初27号案已结，桓台县公安局有权依法进行调查取证，且其调查取证发生在作出桓公（索）行罚决字[2019]64号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并不违反相关规定，其掌握的证据可以证明刘芳实施了殴打毕文玲的行为，此时认定的事实为刘芳殴打毕文玲行为成立。故桓台县公安局作出的桓公（索）行罚决字[2019]64号行政处罚决定并非以同一事实和理由重新作出与原桓公（索）行罚决字[2017]10438号行政处罚决定基本相同的具体行政行为。对刘芳提出的以上主张，不予支持。刘芳认为桓台县公安局在行政处罚前告知过程中没有告知要处罚几天，罚款多少元，具体数字没有，属于告知程序缺陷。《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公安机关作出治安管理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作出治安管理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违法嫌疑人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违法嫌疑人依法享有陈述权和申辩权。单位违法的，应当告知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者其授权的人员。适用一般程序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采用书面形式或者笔录形式告知。”桓台县公安局在行政处罚前告知时以笔录的形式告知了刘芳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履行了调查、告知、作出处理决定、送达等法定程序，故对刘芳关于桓台县公安局告知程序缺陷的主张，不予支持。刘芳实施了殴打残疾人毕文玲的行为，桓台县公安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第（二）项之规定，给予刘芳行政拘留十日并处罚款伍佰元的行政处罚，适用法律正确。综上，桓台县公安局对刘芳作出桓公（索）行罚决字[2019]64号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办案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刘芳撤销桓公（索）行罚决字[2019]6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00元，由刘芳负担。 上诉人刘芳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称:毕文玲实施的破坏农业生产的违法行为，被上诉人桓台县公安局对此不立案、不调查，就不能得出上诉人因“浇地纠纷”殴打毕文玲的结论。在没有调查毕文玲停电阻挡浇地的事实，对其行为的性质不能定性的情况下，对上诉人作出行政处罚，属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上诉人制止毕文玲正在实施的违法犯罪的行为，不属于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行为，不应当受到行政处罚。一、被上诉人桓台县公安局认定上诉人因“浇地纠纷”殴打毕文玲，认定事实错误。被上诉人把本案的起因简单地认定为“浇地纠纷”，没有证据支持。按照刘茅村委的规划安排，案外人刘月光的承包地正常使用刘茅村28号机井浇地，该28号机井就坐落在毕文玲的承包地里。2017年10月21号，刘月光使用28号机井通电浇水后，毕文玲把若干个地下防渗渠的出水口拧开放水、电闸也关闭了。刘月光交涉时，毕文玲提出的理由是:你浇地到我的承包地里去开机就不行。这个理由是无理取闹的。机井属于农民共用的水利设施。此28号机井在毕文玲的承包地中，毕文玲有义务给刘月光提供浇地便利，更不能阻挡浇地。毕文玲把这本来就不存在的民事争议问题，故意找茬，阻扰浇地。刘月光在万般无奈之下，就借用了相邻一道之隔的位于刘世用承包地的25号机井浇地(刘月光从地下接通了两边的防渗渠)。2017年11月1日早上，刘月光使用25号机井通电浇地时，毕文玲又先后两次把25号机井的电闸关闭了，并且坐在电闸旁边不让任何人继续通电浇地。毕文玲针对25号机井停电提出的理由是:这个机井有毕文玲流转的其他农户的份子，虽然我把流转的土地交换给刘世用耕种了，但是我和其他农户签订的土地流转合同没有变。把机井使坏了刘世用还是找我出钱维修。这是毕文玲编造的将来也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作为阻挡刘月光浇地的理由。由此可见:毕文玲挖空心思找理由、找借口，千方百计停电、阻挡刘月光浇地。对于上述事实，刘月光已经报警，但是被上诉人桓台县公安局对此不予理睬，没有进行调查。如果被上诉人把上述事实调查清楚了，就不会得出“浇地纠纷”的结论了。上诉人认为:毕文玲是破坏农业生产，不存在被上诉人认定的“浇地纠纷”问题，被上诉人桓台县公安局有义务进行查处。二、毕文玲正在实施破坏农业生产经营罪的行为。本案中，毕文玲与刘月光之间确确实实在此前存在个人恩怨。因毕文玲的丈夫王允常损害刘月光的农业机械，刘月光报警后王允常被行政处罚。毕文玲由此怀恨在心。毕文玲阻挡了刘芳等人给小麦浇“出苗水”，属于侵害了非常重要的农业生产活动。毕文玲切断抽水机电源的结果，阻挡了上诉人浇地，小麦因此干枯死亡，损失惨重。毕文玲破坏农业生产经营的行为，导致刘月光30亩小麦种子田绝产，损失金额10万元以上，达到了破坏生产经营罪的追诉标准。被上诉人毕文玲具有查处破坏农业生产经营罪的法定职责。但是，被上诉人桓台县公安局对此不立案、不查处，而是简单的认定为“浇地纠纷”，是以民事纠纷代替了刑事犯罪案件。三、上诉人的行为依法不应当受到行政处罚。上诉人所采取的言语斥责、撕扯拖拉等行为，其目的是为了制止毕文玲正在实施的停电、阻挡浇地的违法犯罪行为，没有殴打毕文玲的主观故意。《公安机关执行有关问题的解释》规定:一、关于制止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法律责任问题。为了免受正在进行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侵害而采取的制止违法侵害行为，不属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据此，上诉人认为:毕文玲正在实施的破坏农业生产行为的侵害程度，比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侵害程度还要严重，上诉人的行为更不属于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因此，被上诉人依法不应当处罚上诉人。四、被上诉人桓台县公安局对上诉人据以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不清。毕文玲的行为完全符合破坏农业生产经营罪的犯罪特征。被上诉人具有调查、立案追究该罪的法定职责。上诉人是否违反了治安管理行为，应当从毕文玲在先实施的破坏农业生产经营罪的行为和上诉人后续实施的制止犯罪的行为，进行综合判断;而不能从整体的、连贯的行为中，抽出一个片段，独立的、片面的判断。因此，被上诉人未对毕文玲破坏生产经营的行为进行调查，导致本案行政处罚的事实不清。五、上诉人没有殴打毕文玲。2017年11月1日早上，上诉人等家人在麦田里给刘月光承包地浇小麦“出苗水”。发现麦田中的水断流了，原因是毕文玲及其丈夫王允常把机井上抽水机电闸关了。上诉人就赶到机井处与毕文玲交涉。这时，毕文玲坐在机井电闸旁边护着电闸，不让任何人通电浇水。上诉人先是劝说毕文玲离开电闸，不要妨碍刘月光浇地。在上诉人劝说无效的情况下，上诉人言语斥责、用手拖拉毕文玲，要求其离开抽水机电闸，不要继续阻挡上诉人通电浇水。毕文玲“要赖”不走，嘴里还骂上诉人的母亲;上诉人抬起脚后，毕文玲用手抱住了上诉人的脚;不但没有踢到毕文玲身上，反而被毕文玲掀了一个跟头，鞋子、眼镜都掉了。这就是被上诉人处罚上诉人所谓的“殴打”事实。被上诉人桓台县公安局没有提交毕文玲的伤情鉴定意见书作为证据。对于处警民警**波的说明，处警队员张光新、王新皓、何晋炜的陈述，在本案中，他们都是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采信。因此，被上诉人认定上诉人殴打毕文玲不符合事实。被上诉人在作出处罚决定前，不告知拟作出行政处罚拘留的天数、罚款金额，没有充分保障上诉人的陈述权、申辩权。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2、依法撤销被上诉人桓台县公安局作出的桓公(索)行罚决字[2019]第6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桓台县公安局、被上诉人毕文玲未提供答辩意见。 经过审理，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规定，殴打、伤害残疾人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并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本案的审理重点是被上诉人桓台县公安局对上诉人刘芳作出桓公（索）行罚决字[2019]64号行政处罚是否正确，亦即对桓台县公安局认定刘芳殴打被上诉人毕文玲事实是否清楚，适用法律是否正确，处罚程序是否合法。桓台县公安局根据处警情况说明、有关警察的询问笔录、当事人的询问笔录和有关在场人员的询问笔录、接处警录像可以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链，可以认定刘芳踹了作为残疾人的被上诉人毕文玲一脚的事实。上诉人刘芳认为其对毕文玲采取的行为是制止毕文玲正在实施的破坏农业生产的合法行为，但在本案中没有有关机关已确认毕文玲实施了破坏农业生产行为的有效证据，即使如刘芳所言其目的是制止毕文玲正在实施的破坏农业生产行为，也不应采取殴打残疾人毕文玲的违法行为。因此，桓台县公安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对刘芳作出行政处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对刘芳的相关上诉理由，不予采信。《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公安机关作出治安管理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作出治安管理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违法嫌疑人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违法嫌疑人依法享有陈述权和申辩权。单位违法的，应当告知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者其授权的人员。适用一般程序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采用书面形式或者笔录形式告知。”桓台县公安局在行政处罚前告知时以笔录的形式告知了对刘芳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刘芳的相关上诉理由，不予采信。同时，桓台县公安局履行了调查、告知、作出处理决定、送达等法定程序，其作出的本案行政处罚程序合法。综上，上诉人刘芳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审判程序合法，本院依法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00元，由上诉人刘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房 鹏 审 判 员  卢长普 审 判 员  张 丽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王敬波 书 记 员  亓钰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