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558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立强，男，1974年8月2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显军，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明汝，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炎晖，女，1975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忠华，广东卓展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小玉，广东卓展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立强因与被上诉人黄炎晖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6民初2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王立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显军、陈明汝，被上诉人黄炎晖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忠华、黄小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立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黄炎晖的诉讼请求；2.黄炎晖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涉案股权转让合同的合同主体合计四个人，转让方有黄炎晖及黄金忠两人，受让方有王立强及彭珺两人，但本案参与诉讼的主体只有王立强和黄炎晖，一审法院在不追加诉讼当事人、未通知合同主体到庭或说明情况的情形下，无法查明合同各方的签字情况、合同履行情况、真实意思表示，无法保障合同各个主体的诉讼权利，连合同的成立生效都无法明确查明，如此径行审理判决严重违反诉讼程序。（二）、王立强本人从未签署《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所以才会主动申请笔迹鉴定，王立强对于鉴定认为是王立强本人签名有强烈异议，亦要求对笔迹进行重新鉴定以证清白，一审的鉴定对“强”存在明显不一致解释为签名多样性并不符合事实。（三）、《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是工商代办人员单方制作，即使法院推定是王立强默许工商代办人员制作，也并未由王立强向黄炎晖发出要约，黄炎晖亦未作出承诺；且黄炎晖明确并未签字，故《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并未成立，更未生效。（四）、合同中的签名目前只有鉴定认为受让方中的王立强签字了，而转让方中的王立强明确表示其未签名，转让方中的黄金忠未参与本案诉讼，事实上更是从未签名，受让方中的彭珺是王立强的侄子更明确表明其从未在合同上签名。合同第九条对合同的生效条件作出特别的约定，即合同在全部转让方和受让方签字之日起生效，本案《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的约定生效条件未成就，合同依法未生效。（五）、《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并非转让方及受让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的真实意思是无偿转让，仅仅是工商代办人员为了办理工商变更单方制作，转让方及受让方都没有以股权变更而支付合同对价的意思表示，王立强与黄炎晖离婚后曾口头约定公司一人一个，其中广州市润萱服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萱公司”）无偿归黄炎晖，而广州市启瑞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瑞公司”）则无偿归王立强。双方同意无偿办理工商变更，王立强方才委托工商代办人员办理工商变更手续。工商代办人员因为需要用到股权转让合同而直接制作了合同并找了他人代签，王立强对此并不具体知悉或同意，而黄炎晖及黄金忠、彭珺更未在合同上签名，并非合同各方真实意思表示。根据《合同法》第32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黄炎晖、黄金忠、彭珺未在合同上签字，表明合同内容并非合同各方真实意思表示。所以在合同形成后一年都没有付款履行或付款履行催促的事实，而黄炎晖事后在工商档案发现合同并利用合同起诉索要60.6万即不信守承诺更是虚假诉讼。（六）王立强二审补充提交的《离婚协议》及其他证据，能够证实双方明确约定启瑞公司归王立强所有，已经对该属于双方共同所有的夫妻财产进行了分割。双方在离婚诉讼中，并未要求对启瑞公司进行分割，而是以实际行动延续了《离婚协议》的约定。黄炎晖注销了润萱公司，其无权再就启瑞公司要求补偿，王立强更加不需要支付股权对价。黄炎晖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一）、股权转让合同是双务实践合同，王立强已经变更为启瑞公司的股东，受让股权支付对价是其义务。（二）、根据合同相对性以及不告不理的民事处理原则，本案双方之间形成了诉讼，其他转让方以及受让方不参与本案诉讼，不影响本案双方权利义务的解决。（三）、双方在婚内共成立了三家公司，一个是启瑞公司，有较多的业务和价值，另一家是润萱公司，开业后没有经营，没有价值，第三家是广州市阜纳泽安防科技有限公司，这三间公司其中两间归王立强所有，润萱公司归黄炎晖。双方已经按婚内离婚协议的意愿对上述公司作出了分配，根据财产价值王立强愿意支付受让启瑞公司的股权款价格60.6万。黄炎晖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王立强支付给黄炎晖股权转让款60.6万元；本案诉讼费用由王立强承担。一审认定的事实：黄炎晖与王立强于1998年4月8日登记结婚。2017年1月13日，黄炎晖向一审法院提起离婚诉讼，一审法院以（2017）粤0106民初2243号立案受理。案件审理过程中，黄炎晖与王立强明确仅要求分割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永和荔湖城半山院五街一号101房，其他财产、债权债务无需一审法院处理。2017年11月15日，一审法院作出（2017）粤0106民初2243号民事判决，准许黄炎晖与王立强离婚，该裁判文书已于2018年1月2日发生法律效力。启瑞公司成立于2006年11月8日，设立时的股东为黄炎晖及其父亲黄金忠。黄炎晖提供了从工商部门调取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其中载明黄炎晖、黄金忠与王立强、彭珺于2017年10月31日签订该合同，各方约定黄炎晖将原出资60.6万元的全部转让给王立强，转让金60.6万元。黄金忠将原出资40.4万元中的10.1万元转让给王立强，转让金10.1万元，黄金忠将原出资40.4万元中的30.3万元转让给彭珺，转让金30.3万元。2017年10月31日前，受让方需将转让金全部付给转让方。转让方处有“黄金忠、黄炎晖”的签名，受让方处有“彭珺、王立强”的签名。2017年11月1日，启瑞公司的股东由黄炎晖、黄金忠变更为王立强、彭珺。王立强主张其委托财务公司办理的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对该合同书并不知情，合同书中其与黄炎晖的签名均非本人所签，并向一审法院申请对其自身的笔迹进行鉴定。一审法院依法委托广东天正司法鉴定中心对《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受让方处“王立强”签名（检材）的真伪进行鉴定，广东天正司法鉴定中心于2019年11月15日作出粤天正司鉴中心[2019]文鉴字第04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为上述检材与王立强在一审法院签署诉讼文书的笔迹（样本共七份）是同一人所写。王立强不认可该鉴定结果，坚持称检材的签名不是其本人所签，但对鉴定程序无异议。关于《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上“黄炎晖”的签名，2019年4月25日一审法院第一次开庭审理本案时，黄炎晖先否认是其本人所签，后改口称像其本人签名但不确定。2020年1月13日一审法院第二次开庭审理本案时，黄炎晖称《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虽不是其本人所签，但是其真实意思表示。黄炎晖还称双方曾口头约定启瑞公司给王立强，在办理完工商变更手续后王立强应支付款项。根据黄炎晖提供的聊天记录反映，2017年10月黄炎晖告知王立强启瑞公司更名需在下周内完成，王立强回复“好”。2017年11月，黄炎晖与王立强就公司法人章、财务章事宜进行了沟通。2018年1月3日，黄炎晖告知王立强在更名后拍照给她，并询问是否还需要其他材料。2018年10月，黄炎晖要求王立强向其发送已过户的营业执照，王立强予以发送。2018年11月，黄炎晖询问王立强对于启瑞公司有何打算，王立强表示正在办理、佛山账户已销户，后黄炎晖表示“那你是准备给我钱咯”。另外，黄炎晖称王立强办理的过户手续是非法的，要求其将启瑞公司还回，王立强未同意。一审法院认为：黄炎晖确认《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是其真实意思表示，该《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上王立强的签名经一审法院依法委托鉴定系王立强本人所签，王立强不认可该鉴定结果，但并无充足证据推翻鉴定结论，故《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合法有效的合同，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王立强辩称该合同是为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所签，但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晓签订《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的法律后果；王立强还辩称启瑞公司是空壳公司，但并无证据足以反驳《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载明的王立强负有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义务。因此，黄炎晖起诉主张王立强支付股权转让款606000元，合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作出判决如下：王立强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黄炎晖支付股权转让款606000元。如果未按判决所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9860元、鉴定费13448元，均由王立强负担。经审查，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王立强补充提交如下证据：1.王立强与黄炎晖2016年10月17日签署的《离婚协议》，其中第一条明确约定，启瑞公司归王立强经营，离婚后该公司所有的债务与黄炎晖无关；润萱公司归黄炎晖经营，离婚后该公司所有的债务与王立强无关。2.聊天记录，主要内容为黄炎晖催促王立强尽快进行启瑞公司的变更登记，否则将直接注销，但未提及王立强需支付股权转让对价。3.广州精顺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内容为王立强委托其公司办理启瑞公司过户手续，其中的股权转让协议是按当时工商部门的标准模板填写，仅用于工商过户流程，也仅有一份。经质证，黄炎晖对证据1、2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认为《离婚协议》有就双方婚内成立的公司归属进行分配，但启瑞公司归属于王立强是附条件，王立强需要支付股权转让对价。现启瑞公司已经做了工商变更登记，付款条件已经成就。对证据3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不予认可，认为该《证明》属于证人证言，而证人未出庭作证，故证人证言不应得到采信。本院认为，本案为股权转让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问题为：涉案《股权转让出资合同书》关于股权转让对价的约定，是否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王立强应否按《股权转让出资合同书》约定向黄炎晖支付股权转让款60.6万元？本院分析认定如下：第一，双方在2016年10月17日签署《离婚协议》，明确启瑞公司归王立强经营，离婚后该公司的所有债务与黄炎晖无关。之后，在双方离婚诉讼中，双方也明确与启瑞公司有关的财产不作为要求法院进行分割的夫妻共同财产。双方签署的《离婚协议》中关于启瑞公司归属的约定，实际上是王立强、黄炎晖协商一致后，对作为夫妻共同财产的启瑞公司进行的财产分割。而在《离婚协议》中，各方并无约定王立强取得启瑞公司的权属，需要对黄炎晖进行金钱补偿或者是以有偿受让股份的方式实现。黄炎晖称双方口头约定以有偿方式转让启瑞公司股权，但未能提交证据证实，本院对此不予采信。第二，对于涉案《股权转让出资合同书》签订前及签订时的情况，黄炎晖完全不知情，其也不持有该合同书原件。黄炎晖是在2018年查询启瑞公司信息时，才知晓该《股权转让出资合同书》的存在及相关内容。在此层面上，黄炎晖即使对《股权转让出资合同书》的代签行为进行追认，也不足证实该合同书是双方在协商一致基础上达成的真实意思表示。此外，在双方2018年11月之前的聊天中，黄炎晖也仅是催促王志强尽快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全部手续，并未就股权转让款支付的问题作出任何主张和催促。从现有证据来看，黄炎晖是在2018年11月8日最早提出“那你是准备给我钱啰”的主张，而王立强回复“什么意思”。该微信聊天能够进一步看出，王立强对于黄炎晖提出的取得启瑞公司股权需要支付对价是不清楚的，且并未表示同意。第三，综合上述证据，在双方早已于《离婚协议》中对于启瑞公司的归属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王立强再以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形式获得启瑞公司权属，明显不合常理。王立强称《股权转让出资合同书》仅是为配合办理工商变更登记而出具，更具有可信性。《股权转让出资合同书》关于股权转让款的约定，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黄炎晖以此主张王立强支付股权转让对价，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王立强提出对《股权转让出资合同书》中其签名进行重新鉴定，以及追加彭珺为本案当事人的申请，与本案事实查明并无直接影响，本院不予准许。综上所述，王立强上诉请求成立，一审法院对于《股权转让出资合同书》的认定有误，本院予以更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6民初239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黄炎晖的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9860元，鉴定费13448元，均由被上诉人黄炎晖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汤 瑞审判员 国平平审判员 易超前二〇二〇年六月三日书记员 林燕贞梁惠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