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6民终129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姜云霞，女，1982年2月18日出生，汉族，住莱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广磊，山东鑫士铭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谭维国，男，1968年7月4日出生，汉族，住莱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曲斌，山东高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英娟，山东高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姜云霞因与上诉人谭维国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莱州市人民法院（2019）鲁0683民初56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姜云霞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谭维国偿还姜云霞垫付的赔偿款230000元、车辆停运损失56970元及鉴定费用4000元，以上共计290970元；3、谭维国承担一、二审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谭维国作为姜云霞的员工，在本案中存在明显故意和重大过失，应当承担姜云霞因此形成的全部损失：首先，谭维国作为具备驾驶资质的驾驶员，违反交通法规导致事故发生，承担全部事故责任，对于本案损失的产生存在重大过失；其次，谭维国肇事后逃逸，导致姜云霞投保的保险公司拒绝赔偿事故损失，直接造成姜云霞需要垫付本案费用，因此产生本案诉讼，其逃逸行为属于明显故意。谭维国的行为与姜云霞损失之间存在直接和完全的因果关系。因此，一审判决在没有查清全部事实的情况下，仅以“酌情”出具裁判，明显缺乏事实依据，也违反相关法律的规定。恳请二审法院予以改判，由谭维国承担姜云霞的全部损失。庭审中，姜云霞补充事实和理由如下：一、一审法院认为姜云霞作为雇主应当承担管理责任，没有事实依据。姜云霞作为雇主，提供了运行良好的车辆、雇佣了符合资质要求的驾驶人员、依规充分甚至超额投保保险、为车辆和驾驶人员提供后勤保障等，已经充分、完善地履行了其雇主责任。谭维国作为接受了严格训练的有资质的驾驶人，但在事故中却违规停车、违规不开灯光，甚至肇事后逃逸，这些是作为一般社会大众都明知不可为的行为，要求姜云霞对此承担管理责任属于过分扩大管理人义务，这不是公平原则的体现，恰恰是对公平原则的背离。二、一审法院认为“一般来说，雇主的收入是远远大于雇员的”，因此判定谭维国只承担极少的停运损失。该认定没有事实依据、法律依据，也不符合法律原则。首先，一审法院认为雇主的收入远远大于雇员，仅仅是一审法官的个人生活经验，不能作为严肃的裁判依据，且实际上在很多行业中，雇主只是收取雇员实现的价值的小部分，只是当雇员人数较多时，雇主收入才有保障，但在每一个单独的雇佣关系里，雇员都可获得其生产价值的大部分。因此，即便雇主收入高于雇员，也不宜用其他雇员为雇主产生的剩余价值来对某一个雇员的行为进行补偿。其次，一审判决提到了“合同权利与义务相适应的角度”，但按照该角度，更应当维护合同守约方的合法权益。民事合同都是平等的，任何一方违约，都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和守约方损失，不能因为合同一方从合同中获取的利益小于另外一方，就在其违约后让守约方承担大部分损失。在本案雇佣合同中，谭维国的合同义务就是依法依规完成自己的驾驶职责，但其故意违约，引发大量人员财务损失，却让守约方的雇主承担大部分责任，并不符合“合同权利与义务相适应”的标准。三、本案情况不同于一般的雇员重大过失，谭维国的故意行为是引发本案的原因，应给予充分的负面评价，并为类案提供既判支持。如果谭维国仅是因为违法停车、违规未开启灯光等重大过失，造成了事故发生，没有其他情节，那么一审法院酌定雇主与雇员分担损失，虽无明确法律依据，但尚有一定的合理性，也是处理此类纠纷的一般做法。但本案与一般情况有重大差异：本案中，谭维国在重大过失导致事故发生后，又故意驾车逃逸，正是谭维国在事故已经发生后的恶劣的故意行为，使保险公司免于赔付，姜云霞购买的商业保险完全失效，否则，保险公司正常赔付受害人损失，本案纠纷其实可以避免。因此，本案的追偿权在其一般涵义之外，其实还包含了另一层权利基础，即谭维国侵犯了姜云霞的保险理赔权利，姜云霞得向其索赔。法律维护的是社会基本的公平正义，人们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体现在本案中，就是谭维国应当为其故意行为承担全部赔偿责任。通观全案可以发现，姜云霞雇佣了有资质的驾驶人员，也按照规定足额投保了保险，尽到了善良主体的全部责任；而谭维国经过了严格的驾驶训练取得驾驶证，却接连违反基本的驾驶人义务，最后更是弃受害人于不顾驾车逃逸——这样自始至终的错误，法律如不能给予充分的负面评价，将违反基本的正义理念。凡裁判均有其公示效果和既判力，一审判决的“酌定结果”已经不完全符合法律的公平正义原则，幸得二审有此纠正的机会，可以以合法适当的裁判为后来的同类案件提供正确有力的支持。谭维国辩称，一、关于姜云霞所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的雇员存在重大过失雇主的追偿权。该解释只规定雇员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他人伤害的情况下，雇主可以追偿，并未规定具体的追偿数额比例。雇主对雇员负有指示、管理的职责，雇员出卖劳动力获得劳动报酬，姜云霞作为雇主获得利益，雇主的收益要超过雇员的劳动报酬。即便谭维国存在逃逸行为但最终的受益人也是作为雇主的姜云霞，参照雇主和雇员的收益对比，根据公平责任原则雇员承担的部分不宜超过二人赔偿总额的30%，谭维国已经赔偿了受害人家属100000元，其承担的部分已经超过了30%，不应再支付姜云霞应承担的部分。二、关于停运损失。现有法律并没有规定雇主可以就自己停运损失对雇员进行追偿。谭维国作为雇员出卖劳动力为雇主创造收益，姜云霞作为从事高危运输行业的雇主，其应当预见和承担为此造成的停运损失。该追偿缺乏法律依据，应由姜云霞自己承担。综上所述，姜云霞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姜云霞的上诉请求，支持谭维国的上诉请求。三、其他补充：案发当天发生的交通肇事是受害人撞上了停在路边的谭维国驾驶的车辆，谭维国在事故发生后下来询问受害人，受害人称没有事，谭维国才驾车离开，当然，因为受害人死亡，谭维国没有及时报警，最后交警认定谭维国肇事逃逸，有当时的监控可以还原事情的本来面目，谭维国并不否认其交通肇事逃逸，但谭维国并非恶意逃逸。如果姜云霞能够及时交纳保证金，那么停运不会那么长时间，所以，要求谭维国承担停运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谭维国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查明事实依法改判谭维国不应支付姜云霞102000元；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姜云霞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判决不当，有失公正。一、一审法院将谭维国于2018年7月19日赔付给受害人王某亲属100000元认定为非法定民事赔偿是错误的。谭维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的规定赔偿了被害人家属的物质损失，该笔款项就是民事赔偿款。涉案交通事故受害人王某的亲属将谭维国和姜云霞一同作为被告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请求赔偿其经济损失，在谭维国赔付100000元后，撤回了对谭维国的起诉，谭维国作为雇员已经履行附带民事赔偿的部分义务，所以受害人亲属才撤回了对谭维国的附带民事赔偿诉讼。依据《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第三条第十三款“对于被告人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的……”也可以看出该100000元是民事赔偿款，一审法院对该100000元认定为非法定民事赔偿显属认定事实不清。二、谭维国与姜云霞赔付总额合计330000元，谭维国赔付的100000元已经履行了其作为雇员应当承担的份额。谭维国自愿赔偿100000元，姜云霞自愿赔偿230000元，都是基于自愿的基础上对受害人亲属的附带民事赔偿，而一审法院却仅仅对谭维国赔偿的100000元不予认定，在谭维国已经赔偿的基础上再让谭维国支付姜云霞自愿赔偿的230000元的40%，已严重超出了谭维国作为雇员应当承担的份额。如果一审判决得以执行，那么谭维国作为雇员承担了20余万元的附带民事赔偿，而姜云霞作为雇主却仅承担了10万余元，这与一审法院认定谭维国占40%的赔偿比例相互矛盾，严重损害了谭维国的合法权益，有失公正，一审法院也认定雇主负有管理责任，雇员只宜承担与享有权利相对等的风险责任。故谭维国认为扣除谭维国已经赔付给王某亲属的100000元后，不应再支付姜云霞102000元。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判决不当，有失公正，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作出公正裁决，维护谭维国的合法权益。姜云霞辩称，谭维国以其刑事赔偿抵顶民事赔偿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谭维国赔付给事故受害人的款项非法定民事赔偿款，而是谭维国为取得受害人谅解、减轻刑罚的付款，于法有据，应予维持。1、谭维国在肇事后涉嫌交通肇事罪被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其为减轻刑罚、取得被害人谅解，向被害人家属付款以取得谅解书。该行为符合刑事案件的一般处理规则，谭维国付款行为的对价就是其刑事处罚的降低。2、在一审中，谭维国提交了其与受害人家属的赔偿协议。该协议第一条明确说明了谭维国的付款并非受害人的“法定损失”，与一审认定相一致；第二条则明确说明了谭维国付款的对价就是被害人向司法机关出具刑事谅解书。由于该证据系谭维国提供，该证据对谭维国的不利记载应当得到法院认定。3、在谭维国与受害方协议中，谭维国在其付款达到“取得谅解书”的程度后，企图逃避责任，刻意将剩余赔偿责任转嫁给姜云霞和保险公司，具有明显恶意。一审法院对其进行否定性评价确属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4、谭维国在上诉状中引用的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和《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也充分说明了其款项的作用是在定罪量刑时的考量依据，而非作为民事侵权的赔偿款项。因此，谭维国的上诉请求应予驳回。姜云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谭维国偿还姜云霞垫付赔偿款230000元及车辆停运造成的经济损失100000元，共计330000元；2、诉讼费由谭维国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谭维国受姜云霞雇佣，驾驶姜云霞所有的鲁Ｆ×××××/鲁Ｆ×××××号重型半挂车（登记车主为烟台交运集团货运有限公司）从事运输业务。2018年6月30日3时50分许，王某驾驶电动自行车沿下小路由北向南行驶至8KM+400M路口南侧处时，与谭维国驾驶停放在路边的鲁Ｆ×××××/鲁Ｆ×××××号重型半挂车碰撞，致王某受伤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车某。事故发生后，谭维国驾车逃逸。2018年7月13日，昌邑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具事故认定：谭维国违法停车、未按规定开启灯光的违法行为是该次事故发生的全部原因，且发生事故后逃逸，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王某无责任。2018年8月9日，王某的继承人郭翠竹、王暖暖、王晓庆诉至山东省昌邑市人民法院，要求姜云霞、烟台交运集团货运有限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市分公司共同赔偿三人因王某死亡造成的各项经济损失400000元。该案查明，事故车辆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市分公司投保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有效期间内。郭翠竹、王暖暖、王晓庆因王某死亡造成的经济损失为：医疗费28170.57元、护理费170.54元、住院伙食补助费60元、死亡赔偿金302360元、丧葬费34652.5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处理丧事人员误工费1000元、交通费1000元、车损1230元、评估费100元，以上损失共计378743.61元。双方当事人经法院主持调解，于2018年9月11日达成调解协议：“一、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市分公司赔偿郭翠竹、王暖暖、王晓庆因本次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120000元，于2018年10月14日前一次性付清。二、姜云霞赔偿郭翠竹、王暖暖、王晓庆因本次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230000元，于2018年10月14日前一次性付清。三、烟台交运集团货运有限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四、郭翠竹、王暖暖、王晓庆自愿放弃其他诉讼请求。”姜云霞于2018年9月11日交付上述案件赔偿款230000元。另查一，谭维国于2018年6月30日3时50分许发生交通事故驾车逃逸，五六天后，经公安机关电话通知，其驾驶肇事货车送至昌邑市公安局交警大队被扣押。死者家属郭翠竹等人向昌邑市人民法院起诉一案，昌邑市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18出具民事裁定，查封了肇事货车，查封期间，未经法院书面准许，不得提车。姜云霞根据调解协议于2018年9月11日向死者家属郭翠竹等人给付赔偿款后，从交警大队将案涉货车提走。另查二，谭维国因该次交通事故涉嫌犯罪，在刑事案件处理中，其与死者家属达成协议书一份，协议载明：“一、乙方谭维国一次性补偿甲方损失十万元，于本协议签订时一次性付清。甲方法定损失由甲方向乙方单位和事故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要求赔偿，乙方不再赔偿。二、甲方收到乙方的十万元补偿款后，对乙方的行为予以谅解，向有关司法机关出具刑事谅解书。”当日，谭维国交付了上述补偿款。审理中，姜云霞主张，案涉货车自发生肇事之日起至提车停运两个月零十天，提车后进行检修花了十几天，共停运三个月，停运损失按十万元计算。谭维国主张，从证据中反映，姜云霞的停运时间没有三个月，姜云霞案涉货车一年的净利润在20万元左右。在双方对停运损失数额不能协商一致的情况下，经姜云霞申请，一审法院委托山东恒信价格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进行评估，该鉴定机构于2019年11月4日作出评估结论：案涉货车单日停运营运损失于价格评估基准日2018年6月30日的评估价值为633元。姜云霞为此交纳评估费4000元。经质证，姜云霞无异议。谭维国有异议，认为其在刑事案件中给付死者家属的补偿款应抵顶姜云霞的停运损失。另外，姜云霞提出如下意见：一、案涉货车投保有商业险，因谭维国肇事逃逸，导致商业险不能理赔，造成姜云霞直接经济损失，对该损失谭维国应全部赔偿。二、姜云霞依据调解协议赔偿死者家属的款项，从调解书的内容反映都是依照法律规定计算，没有超出法律规定的范围。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追偿权纠纷法律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第一款）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第二款）前款所称‘从事雇佣活动’，是指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雇员的行为超出授权范围，但其表现形式是履行职务或者与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的，应当认定为‘从事雇佣活动’”。姜云霞雇佣谭维国驾驶案涉货车从事运输业务，谭维国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发生肇事，从公安机关出具的事故认定书载明的谭维国在交通事故中的违法行为可以看出，谭维国对交通事故的发生存在重大过失。姜云霞已经赔偿了死者家属的经济损失，由此向谭维国进行追偿该项损失，于法有据，理由正当，予以支持。姜云霞根据法院调解协议给付死者家属的赔偿款，具有证明力，予以认定。姜云霞认为因谭维国肇事逃逸行为导致商业险不能理赔，造成姜云霞直接承担民事责任，谭维国对此负有重大过错，应对该款全部赔偿。一审法院认为，雇主对雇员从事的雇佣活动负有指示、管理的责任，姜云霞对案涉交通事故的发生负有一定管理责任，应自担部分风险，根据公平原则，一审法院酌情确定由谭维国赔偿姜云霞该230000元经济损失的40%为宜。关于姜云霞主张的停运损失。停运时间，根据案件事实，一审法院合理认定为80天。姜云霞案涉货车营运的净利润由相关评估机构作出，对该评估结果依法予以采纳。经计算，姜云霞停运损失为50640元。姜云霞主张的停运损失系姜云霞自身经营活动的损失，而非法律规定的雇主赔偿第三人因损害产生经济损失而行使追偿权的损失范围，谭维国对此是否应当赔偿，法律并无明确规定。从公平原则及民事合同权利与义务对等原则分析，姜云霞雇佣谭维国驾驶案涉货车从事运输业务，谭维国获得劳动报酬，姜云霞获得营运利润。谭维国在驾驶营运车辆过程中面临着行车安全风险，一旦发生，谭维国在负有重大过错的情况下，造成姜云霞自身经营损失，该损失如果全部让姜云霞承担，那么一方面不利于约束谭维国尽职尽责，谨慎履行雇佣义务，另一方面也有失公允。因此，谭维国应承担姜云霞适当的停运损失。从合同权利与义务相适应的角度考虑，一般来说，雇主的收入是远远大于雇员的，因此雇员只宜承担与享有权利相对等的风险责任。从本案案情考虑，酌定谭维国赔偿姜云霞停运损失10000元为宜。谭维国主张其在案涉交通事故刑事案件中已给付死者家属的补偿款100000元应抵顶姜云霞主张的停运损失，一审法院认为，从谭维国与死者家属签订的协议书内容看，谭维国给付的100000元系补偿款，而非法定民事赔偿款，是谭维国为取得死者家属谅解、减轻刑事处罚所付，与本案姜云霞追偿的经济损失之债不属于同一性质，谭维国该主张缺乏依据，不予采纳。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五条第一款（六）项、第十六条、第十九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谭维国给付姜云霞垫付款92000元及停运损失10000元，共计102000元，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250元，减半收取计3125元，由姜云霞负担1955元（已交纳），谭维国负担1170元，限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评估费4000元，由姜云霞负担2764元，谭维国负担1236元，此款姜云霞已交纳，限谭维国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将款1236元直接付给姜云霞。二审中，姜云霞提交如下证据：一、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商业保险保险单及保险投保单，证明涉案车辆及挂车投保交强险、商业险，其中交强险承担死亡及医疗赔偿限额12万元，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承担赔偿限额共计250万元。经质证，谭维国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该组证据中的保险单抄单和保险单副本均没有保险人的签章，真实性无法核实。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第三者责任险保险条款，证明保险条款是双方保险合同的组成部分，其中第三部分“责任免除”第五条约定，以下情况保险公司不负责赔偿：（六）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逃离事故现场，或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结合一审判决及山东省昌邑市人民法院受理的死者家属诉保险公司及姜云霞的另案审理情况可知，正是因为谭维国的驾车逃逸行为，使得保险公司拒绝赔付第三者责任险，从而不得不由姜云霞垫付，且垫付额度在国家对于死亡赔偿的标准范围内。经质证，谭维国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从姜云霞提交的投保单中的特别约定项及保险条款责任免除部分可以看出，并非只有逃逸一种情形会导致保险公司拒赔，且根据该保险条款第十六条约定的“（四）对于不属于保险责任的，保险人应自作出核定之日起三日内向被保险人发出拒赔通知书，并说明理由”，姜云霞只提交了保险条款并未就保险公司拒赔的理由提交证明予以证实，故该条款对该证明对象不具有证明力。即便是因为逃逸导致的拒赔，那么谭维国作为雇员也已经在自己的过错责任范围内赔偿了受害人王某家属10万元，不应再重复向姜云霞支付。谭维国提交如下证据：一、山东省昌邑市人民法院（2018）鲁0786民初2317号案的民事起诉状、送达回证。证明郭翠竹、王暖暖、王晓庆（以下简称王某家属）将谭维国及姜云霞等一同作为民事赔偿诉讼的被告，起诉的损失是40万元。经质证，姜云霞对该组证据没有异议。二、山东省昌邑市人民法院（2018）鲁0786民初2317号案的撤诉申请书、调查笔录。证明因谭维国积极赔偿王某家属10万元，王某家属撤回了对谭维国的民事赔偿诉讼。上述证据可以证实谭维国先赔偿了王某家属10万元，后姜云霞又与王某家属调解赔偿23万元，正是因为谭维国先赔偿了10万元，姜云霞才能在王某家属起诉40万元损失的情况下以23万元的数额和王某家属达成调解，所以谭维国作为雇员已经履行了其因重大过失而应承担的赔偿部分，不应再承担姜云霞作为雇主应当承担的部分。经质证，姜云霞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撤诉申请书中已明确说明了王某家属撤回对谭维国起诉的原因是“已与谭维国达成赔偿协议”，该协议对价并非民事赔偿，而是谭维国的刑事处罚，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同时，该协议只能约束谭维国和受害人，并不能限制姜云霞的追偿权，受害人虽然不再直接向谭维国追索，但在其从姜云霞处取得赔偿后，姜云霞可依据法律规定向谭维国追偿。调解笔录与本案也没有关联关系，不应采纳作为定案依据。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同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为：一、谭维国应否给付姜云霞垫付的赔偿款230000元；二、谭维国应否赔偿姜云霞车辆停运损失及鉴定费、损失如何认定；三、谭维国已经赔偿的100000元是否属于法定民事赔偿。一、关于谭维国应否赔偿姜云霞垫付的赔偿款230000元。本案中，谭维国作为姜云霞的雇员驾驶涉案货车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发生交通事故并肇事逃逸，其对交通事故的发生存在重大过失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姜云霞已向受害者家属赔偿了经济损失230000元，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判决姜云霞对此有权向谭维国进行追偿，但该条并未规定具体的追偿数额比例，一审法院认定姜云霞作为雇主对涉案交通事故的发生负有一定的管理责任，根据公平原则酌情确定姜云霞有权向谭维国追偿其已垫付的230000元赔偿款的40%于法有据，理由充分，本院予以确认。二、关于谭维国应否赔偿姜云霞车辆停运损失及鉴定费、损失如何认定的问题。本案中，因涉案货车停运给姜云霞造成的经济损失不属于法律规定的雇主赔偿第三人因损害产生经济损失而有权行使追偿权的损失范围，该停运损失应由谁来承担并无相关法律的明确规定，一审法院根据公平原则及民事合同权利与义务对等原则，并以山东恒信价格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涉案货车单日停运营运损失的评估价值633元为准，综合本案案情，酌定谭维国承担姜云霞停运损失10000元，并无不当，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在此不再赘述。一审法院根据双方应承担的责任比例合理分配鉴定费用的承担比例，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三、关于谭维国已经赔偿的100000元是否属于法定民事赔偿的问题。谭维国与受害人家属达成的赔偿协议中明确载明，谭维国向受害人家属给付的100000元是对受害人家属的补偿款，目的是取得受害人家属谅解、减轻对其的刑事处罚，并非法定民事赔偿款，故对谭维国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姜云霞、谭维国的上诉主张均不成立，本院依法不予采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04.55元，由姜云霞负担5664.55元，由谭维国负担234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守远审判员  李 安审判员  杨 霞二〇二〇年六月八日书记员  孙嘉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