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554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周炳权，男，1962年7月26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国治，男，1976年9月23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瀚，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佘涵，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被告：黄广宜，男，1970年7月27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原审被告：骆国伟，男，1989年10月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上诉人周炳权因与被上诉人王国治及原审被告黄广宜、骆国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6民初204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周炳权、王国治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瀚、黄广宜到庭参加了诉讼。骆国伟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二审未到庭应诉答辩。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炳权上诉请求：不服一审判决，请求二审查明事实后予以改判。事实和理由：第一，周炳权与黄广宜是亲戚关系，但并没有合作关系。黄广宜的所有签名或给王国治的承诺，与周炳权无关。周炳权从未授权黄广宜签名或作出承诺，故不应为黄广宜的行为负责。第二，黄广宜是经营多种商品的中间商。对于黄广宜提供的煤，除了周炳权使用外，六甲洞石灰窑的其他投资人也使用，故黄广宜签名的单据不应由周炳权负责。周炳权与黄广宜达成口头交易协议，黄广宜找人送煤过来，同时再从周炳权处运走石灰，以石灰款抵煤款的方式进行结算。黄广宜从周炳权处运走价值共13万多元的石灰，至今未跟周炳权结清。第三，王国治送来的煤，先经过黄广宜，再送到周炳权处由周炳权确认签收。送货单都是一式二份，周炳权留下一份，送货人拿走一份，黄广宜当时以对账所需为由将留下的那一份全部拿走，周炳权当时出于对黄广宜的信任，没有留底就全部交给了黄广宜。第四，王国治提供的《清远浸潭六甲洞灰窑黄广宜、周炳权、骆国伟对账单》上捺有三个手印，上面的签名及手印都是伪造的，与周炳权及骆国伟无关，如有存疑，可做指纹鉴定。第五，王国治称其提供的送货单上的内容是在同一天分两次用不同的笔书写形成的，在骆国伟签名之前已完成，周炳权对此不予确认。该送货单上有多处涂改，骆国伟表示其当时只是随便签名，签名时送货单上没有那么多字，收货单位是空白的，只写有地址“清远六甲洞”。骆国伟只是打工的，其无权签署大额的对账单，故应追究王国治伪造证据的法律责任。周炳权只应与黄广宜结算货款，王国治应与黄广宜结算煤款。周炳权只应向黄国治支付其实际使用的煤款，另因煤的质量差，当时双方口头约定每吨煤的价格从840元降至750元，王国治已运走了5车煤，还有约5吨没有运走。周炳权在二审庭审后提交书面意见称，有其签名的送货单显示的煤总净重200.88吨，按每吨840元计，合计168740元，扣减被退回的煤款76759元及王国治运走2车石灰的款7668元，周炳权还应向王国治支付煤款84313元。另外还有约5吨价值4200元的煤王国治不愿拉走。王国治辩称：首先，王国治供煤的对象是周炳权、黄广宜、骆国伟三人，三人均曾作为代表在有关单据上签名，应承担共同付款责任。王国治每次送煤过去，都是由三人中的一人作为代表签署的，三人是亲戚关系，任一人签署的单据对三人均有约束力，三人应共同承担责任。其次，周炳权清楚并认可与王国治之间的交易，其称与黄广宜、骆国伟是彼此分开的个体，与客观事实及证据不符。无论是黄广宜签名的对账单，还是骆国伟签署的送货单，均载明交易对象是周炳权、黄广宜、骆国伟三人，该三人是共同的交易对象。综上，周炳权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黄广宜辩称：同意一审判决的意见。骆国伟二审未到庭应诉答辩。王国治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周炳权、黄广宜、骆国伟立即向王国治支付货款213896元；2.周炳权、黄广宜、骆国伟向王国治支付利息（按月2.5%的标准，从2016年7月1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3.周炳权、黄广宜、骆国伟向王国治支付差旅、住宿等费用共计49480元；4.周炳权、黄广宜、骆国伟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国治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向一审法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清远浸潭六甲洞灰窑黄广宜、周炳权、骆伟对账单》，表头手写有“收货三人共同账目”的字样，并捺有手印，内容是关于2016年4月29日至2017年9月15日的送货及货款支付情况，其中，最后一次送货时间为2016年5月31日，至2016年11月19日时所欠货款为249564元，扣除黄广宜女儿黄某欣2017年支付的两笔货款后，至2017年9月15日尚欠货款226564元。对账单下方文字部分载明：约定收货45天内付清货款，否则其滞纳金、利息和管理费分别按总货款的2.5%/月收取。收货人（即欠款人）确认处有黄广宜的签名捺印，对账时间为2017年9月16日。2.2016年6月4日的送货单，载明收货人为周炳权、黄广宜、骆伟，货物为两批次山西无烟煤410.46吨，单价840元，总金额344786.40元，备注栏中另有“货到30天内付清货款，超期付款，利息及管理费分别按2.5%月收取”的内容，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有“骆伟”的签名，王国治在送货单位处签名。3.17张地磅单及2016年5月31日的送货单（18张单总重量410460KG），其中，2016年4月29日至5月25日的8张地磅单有黄广宜的签名，2016年5月26日至5月31日的9张地磅单由周炳权签名确认（其中4张亦有黄广宜的签名），17张地磅单中有13张均印有“清新县浸潭镇六甲洞石场”的字样。2016年5月31日的送货单记载的收货单位为六甲洞黄广宜，所运货物为山西无烟煤，并写明了货物重量，由“骆伟”签名确认。王国治称当时是因为磅单坏了，就写在了送货单上。4.《王国治送货到六甲洞的个人费用支出》，列明了自2016年4月29日至2018年1月22日的交通、住宿等费用支出，合计49480元。清单下方有黄广宜的签名捺印，确认为王国治送货及追款发生的费用。5.2张收据，抬头印制了“周炳权石灰厂出厂单收据”的字样，地址为清远××××甲洞，拟证明王国治从周炳权处拉回2车货物合计7668元抵扣货款。经质证，周炳权表示：对证据1不予确认，周炳权并未签名也未确认该对账单的数据；对证据2亦不确认，周炳权并未参与，且送货单中的有关利息、管理费的约定是王国治事后添加的；对证据3，仅确认有周炳权签名的地磅单，其他单据不予确认；未见过证据4，也未就费用作出约定，故不予确认；对证据5无异议。黄广宜称：对账单是黄广宜的签名，但其只是中间人，是应王国治要求签名的，煤是周炳权用的，黄广宜确实支付过两笔货款，但也是按周炳权的指示支付的；没见过证据2的送货单；对证据3的真实性予以确认，黄广宜当时签名后就交给周炳权确认，后来未再代签，就全部交给周炳权签名，但未见过2016年5月31日的送货单，不确认其真实性；证据4的签名属实，但是王国治要求签，黄广宜作为中间人就签了，未见过有关单据，购煤时仅约定了840元的单价，未约定其他费用；至于证据5，黄广宜不清楚。对上述证据2的送货单，王国治解释称该单上的内容是其在同一天分两次用不同的笔书写而成的，但均在骆国伟签名之前已完成，第一次书写的内容主要是收货人、电话、名称及规格、单位、数量、单价、金额，后来又加上了银行账号。周炳权亦提供了一份《证明书》及有关短信记录，拟证明王国治提供的煤存在质量问题。对此，王国治以无证人出庭且与现有证据矛盾为由，均不予确认。黄广宜虽确认部分煤存在质量问题，且有退货，但其同时表示因未参与，不清楚退货情况。王国治称，周炳权、黄广宜、骆国伟是亲戚且在本案交易中为合作关系，亦签收了相应单据，应共同承责，现主张的货款是以对账单中的金额减去黄广宜另支付的5000元和拉回的货值7668元得出。周炳权虽确认骆国伟是其女婿，其本人是通过黄广宜买煤，但否认三人之间存在合作关系。对于其与黄广宜在地磅单上的签名，周炳权称解释称因其不直接认识王国治，只对黄广宜，故货物是由黄广宜先签收，过了一段时间后，才将地磅单交给周炳权签名的。黄广宜一直称其是王国治与周炳权交易的中间人，只是代收了部分货物并按周炳权的指示支付了部分货款，不应承责。至于“骆伟”的签名，黄广宜称该签名即是骆国伟。一审庭审中，周炳权确认一审法院寄往骆国伟户籍地址的应诉材料均已由其代收，且已告知骆国伟，一审法院亦通过电话及短信的方式多次通知骆国伟有关开庭信息，要求其到庭，骆国伟均确认收到，但仍未到庭。一审法院认为：王国治主张与黄广宜、周国权、骆国伟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理应就该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现从王国治所提交的证据分析：1.王国治持有由黄广宜、周炳权签字确认的地磅单，记载有关运货量，虽然部分地磅单上仅有黄广宜的签名，但所涉单据大多印有“六甲洞石场”的字样，说明货物运往同一地点，且对于黄广宜、周炳权同时在地磅单上签字一事，周炳权的解释也是称交易是由黄广宜与王国治联系，周炳权只与黄广宜对接，该解释与地磅单上最初仅有黄广宜签名的情况相符。2.从王国治提交的退货收据显示，周炳权石灰厂即位于清远××××甲洞，该地址与前述送货地址一致，亦与“骆伟”签名的送货单地址一致。3.对于两张送货单中“骆伟”签名的问题，一方面，两张送货单的地址均写明为六甲洞，“骆伟”在2016年5月31日签收了收货人为“六甲洞黄广宜”的货物后，在2016年6月4日再次对收货人为周炳权、黄广宜、骆伟的送货单予以确认，应认定骆伟与周炳权、黄广宜之间在本次交易上存在一定关系。另一方面，从黄广宜和周炳权的陈述来看，骆国伟确为周炳权的女婿，在一审法院已通过多种方式通知骆国伟到庭的情况下，骆国伟仍拒不到庭对收据中“骆伟”的签名予以解释或提出异议，应视为放弃抗辩的权利，故一审法院有理由相信该“骆伟”即是骆国伟的签名，骆国伟理应对其在2016年6月4日送货单上签名的行为承担责任。4.现黄广宜已在《清远浸潭六甲洞灰窑黄广宜、周炳权、骆伟对账单》上收货人（欠款人）处签名确认，视为对欠款事实的认可；该对账单上虽无周炳权的签名，但从周炳权有关“不直接认识王国治，只与黄广宜对接”的陈述，及黄广宜代收货物并支付货款的行为来看，王国治有理由相信黄广宜的确认行为亦代表周炳权，故该确认行为亦对周炳权发生法律效力。由于骆国伟、周炳权均未对其在交易中的关系作出合理解释，结合以上论述，现王国治要求周炳权、黄广宜、骆国伟共同承责并无不当，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据已查明的事实，王国治确认对账后另收到黄广宜支付的5000元货款，并需扣除拉回的货物款项7668.20元，故尚欠的货款为213895.80元（226564元-5000元-7668.20元）。王国治主张周炳权、黄广宜、骆国伟清偿该货款有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鉴于对账单上已载明收货45天内付清货款，逾期则利息按总货款的2.5%/月收取，黄广宜作为交易的对接方已签名确认，则该违约责任应由周炳权、黄广宜、骆国伟共同承担。由于每月2.5%的利息标准明显过高，在无证据证明王国治有关实际损失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将该标准酌情调整为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利息应按上述标准自2016年7月16日起计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王国治主张利息超出上述标准的部分缺乏理据，一审法院予以驳回。至于有关差旅费、住宿费等费用，因王国治提供的《王国治送货到六甲洞的个人费用支出》仅证明黄广宜确认有关费用的发生，但无法证明双方对该费用的承担已作出明确约定，现王国治要求黄广宜、周炳权、骆国伟承担该部分费用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骆国伟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逾期未到庭应诉，本案依法可作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于2019年7月23日判决：一、周炳权、黄广宜、骆国伟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王国治支付货款213895.80元；二、周炳权、黄广宜、骆国伟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王国治支付逾期利息（以213895.8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自2016年7月16日起计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三、驳回王国治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所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7175元，由王国治负担1375元，周炳权、黄广宜、骆国伟负担5800元；财产保全费1590元，由周炳权、黄广宜、骆国伟共同负担。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周炳权是否应与黄广宜、骆国伟一起向王国治支付货款问题。经查明，王国治主张向周炳权、黄广宜、骆国伟出售煤，周炳权、黄广宜、骆国伟拖欠货款，为此提供了由黄广宜签名的对账单及多份显示由周炳权、黄广宜、骆国伟分别签名或共同签名的地磅单、送货单，且送货地址基本都是周炳权经营石灰窑厂的“六甲洞石场”。周炳权也确认其向王国治购买了煤，并确认有其签名的单据应由其向王国治付款，虽其主张不应对黄广宜与骆国伟签名的单据负责，但其并未举证证明黄广宜、骆国伟存在独立经营行为并需向王国治买煤，也未对部分地磅单显示由周炳权、黄广宜同时签名的原因作出合理解释。周炳权另对煤的数量、价格和质量提出异议，但其也未就此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其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结合周炳权在一审述称的案涉交易由黄广宜与王国治联系，周炳权与黄广宜对接，骆国伟是周炳权的女婿且其在周炳权经营的石灰窑厂工作的事实，一审判决认定周炳权、黄广宜、骆国伟三人是案涉交易的共同买方，应共同向王国治支付货款，有事实依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一审判决已对此进行了详细分析论述，此不赘述。黄广宜在二审中表示同意一审判决的意见。骆国伟也未针对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应视为其同意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至于周炳权另主张与黄广宜或王国治存在买卖石灰的法律关系问题，与本案纠纷的处理无关，周炳权可另依其他法律途径解决，本院在此不予调处。综上，周炳权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另需说明的是，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标准已经取消。故本案中周炳权、黄广宜、骆国伟应向王国治支付逾期利息的方式为：以213895.80元为基数，从2016年7月16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计付，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付。综上所述，周炳权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但鉴于上述说明的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标准已经取消的原因，二审对一审的判项亦作相应调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6民初20497号民事判决第一、三项；二、变更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6民初2049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周炳权、黄广宜、骆国伟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王国治支付按下列方式计算的逾期利息：以213895.80元为基数，从2016年7月16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计付，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付。如果未按判决所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周炳权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徐玉宝审判员  杨 凡审判员  邓 娟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徐琳琳张丽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