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584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财鲸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6号院8号楼5层601。法定代表人：叶燕华。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海娟，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冬梅，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蓁，男，1984年9月1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上诉人北京财鲸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鲸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蓁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5民初630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财鲸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王蓁在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2.案件受理费由王蓁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解除劳动合同时间是2018年1月11日，存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的错误。1.双方劳动合同解除时间是2017年12月12日，该事实在仲裁阶段就已经查明。仲裁中王蓁当时明确回答“2017年12月12日解除，以电子邮件形式向被申请人提出解除”，财鲸公司表示认可劳动合同解除时间。2.一审法院对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七条的解读，明显有利于王蓁。该条法律并没有规定“劳动者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必须要满足三十天，否则就不能解除劳动合同”，如果双方达成一致，完全可以将该时间缩短或延长。3.根据财鲸公司提交的考勤记录可知，即使按照王蓁自身的出勤情况看，双方劳动关系最晚也于2018年1月8日解除，而非2018年1月11日。王蓁提起仲裁的时间不应晚于2019年1月8日，而其于2019年1月10日提起仲裁，超过了仲裁时效。二、关于一审判决第一项。1.2015年8月至11月期间，王蓁与财鲸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叶鑫明确约定此期间不从公司领取劳动报酬。王蓁作为公司的创始人和股东，公司做出这样的决定不可能不通过其同意，反之如果其不同意，也不会继续与公司共同发展。2.王蓁到财鲸公司实际工作的时间是2015年10月，其公积金和社保也是10月开始缴纳的，故劳动关系实际建立于2015年10月而非2015年8月。3.财鲸公司全额发放了2015年12月的工资，10000元以报销款形式发放是当月公司发放报酬的方式，其他员工也是如此。4.2015年8月至12月期间，财鲸公司为王蓁提供租房补贴共计25000元，应当作为工资的一部分。三、关于一审判决第二项。1.财鲸公司一审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王蓁并未因财鲸公司未出具离职证明而造成其损失。即使财鲸公司未出具离职证明，也按照一定标准发放工资并缴纳社保，一审判决100000元未予考量，有失公平。四、关于一审判决第三项。双方劳动关系已于2017年12月12日解除，且财鲸公司已按合同解除日期为王蓁出具了离职证明，在二审法院作出判决前，财鲸公司无法为王蓁出具新的离职证明。五、王蓁的离职为财鲸公司造成了巨大损失。王蓁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财鲸公司的上诉请求和理由。王蓁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财鲸公司支付王蓁2015年8月1日至2017年1月31日期间未支付工资254889.85元；2.财鲸公司支付王蓁2017年4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王蓁承受的工资、五险一金及损害赔偿573959.97元；3.财鲸公司支付王蓁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100000元；4.财鲸公司支付王蓁因公司离职证明不符合法律要求，导致王蓁承受的损害赔偿3432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8月1日，王蓁与北京合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签订《员工劳动合同书》，约定合同于2015年8月1日生效，未约定合同终止时间。2016年4月27日，王蓁与北京财鲸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员工劳动合同书》，约定合同为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于2016年4月27日生效，于2020年4月26日终止。两份合同中均未约定员工工资水平。王蓁与财鲸公司一致认可北京合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与财鲸公司系同一公司，财鲸公司系北京合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更名后的公司，北京财鲸科技有限公司系财鲸公司关联公司。王蓁与财鲸公司一致认可本案劳动关系系王蓁与财鲸公司双方主体之间的劳动关系。王蓁主张其工资构成为每月税前20000元基本工资。财鲸公司在2019年11月18日庭审中主张王蓁工资构成为：2015年8月至2015年12月，王蓁在内的公司高管不发放工资。2015年12月至2017年2月每月基本工资10000元。2017年2月之后每月基本工资是18000元。财鲸公司在2019年12月3日庭审中主张王蓁工资于2017年1月1日调整为18000元，公司架构分境内与境外，部分工资境外发放，整个2016年都是通过境内与境外两个主体发放，2017年开始由国内公司统一发放。财鲸公司在2019年12月27日庭审中主张其工资发放分境内主体与境外主体，境内主体每月向王蓁发放10000元，境外主体每个月向王蓁发放10000元，从2016年10月开始境外主体向王蓁发放工资调整为8000元。从2017年1月份开始，全部调整为境内公司发放，每月发放18000元。诉讼中，王蓁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招商银行历史交易明细、发件人XXX@caigin.com向收件人XXXX.wang@caigin.com发送的工资条，时间为2016年3月至9月，其中2016年8月、9月的工资条发件时间系2016年，工资条中时间填写内容为2017年8月、9月；财鲸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招商银行历史交易明细、发件人XXX@caigin.com向收件人XXXX.wang@caigin.com发送的工资条，时间为2016年2月至2017年1月，其中2016年8月、9月的工资条发件时间系2016年，工资条中时间填写内容为2017年8月、9月。王蓁对财鲸公司所提交的工资条2016年8月、9月真实性不认可，但王蓁自己提交的2016年8月、9月工资条与财鲸公司提交的内容一致。财鲸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2016年2月18日至2017年1月22日收款方王蓁、交易卡号4214********6463的交易详情记录，其中2016年2月至2016年10月，每月转账10000元，2016年11月、12月、2017年1月，每月转账8000元。财鲸公司对该组转账记录述称：我方公司是一个创业公司，公司架构国内外都有，基于公司刚刚成立，公司为了员工利益考量，将部分工资在海外发放，从王蓁提交的工资条人民币实发部分与双方提交的银行流水能够对应。美元部分的工资基数换算成人民币是10000元，是通过公司一位叫邵希的人发放，即为该组转账记录。我方认为境外部分与国内部分不是同一个主体，事实上境外主体部分也发放了王蓁薪水，境外公司主体的名称叫香港财鲸有限公司，整个2016年是通过境外公司及国内公司两个主体发放，从2017年开始由国内公司统一发放。王蓁陈述：认可邵希个人给我发放的钱款的证据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工资条写的很清楚，应该是人民币部分20000元，邵希给我的个人打款不是工资，是不定期的补助。王蓁于2017年12月12日，通过XXXX.wang@caigin.com的电子邮箱向财鲸公司发送辞职申请，内容为：各位财鲸合伙人，经过多次公司管理层面对面沟通，以及和各位投资人分别沟通，今天（2017年12月12日），我正式向公司提出书面辞职，近期我就要正式离开财鲸，很感谢和大家一起共事的日子。希望能尽快召开董事会，商讨公司过渡事宜。我会尽快整理一个交接清单的框架发给大家。期间，我也会努力配合公司，努力协助公司平稳渡过这段时期。财鲸公司于2018年1月26日向王蓁发送《针对王蓁先生1月24日声明函的回函》，内容为：您目前已完成的交接内容远远未达到公司规定的清单内容，不符合公司对于交接的规定，交接工作尚未完成。在您未完成应有交接工作之前，公司无法对您的辞职报告予以批准。截至2018年1月25日，您与公司的劳动关系尚未解除。鉴于您自2018年1月2日起至今一直未到公司上班，故您旷工期间的劳动报酬不予发放。王蓁于2018年1月29日向财鲸公司发送《声明函》，内容为：公司已于2017年12月14日收到本人提交的正式书面辞职信，在之后一个月内，公司未提出任何阻却劳动者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定理由，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本人与公司的劳动关系已自2018年1月13日终止。有关工作交接事宜，双方目前尚有争议，但该事项不属于阻却劳动者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定理由。在本人提出离职之日后，本人已适当完成对公司相关资料、文件、物品的归还和交接，如公司仍有需交接有关工作及内容，应及时向本人提出，并提供充分的理由和证明，以表明该异议事项属于本人职责且本人持有该有关资料。王蓁于2018年3月16日向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申请：本人于2015年8月1日入职，双方签有劳动合同，本人于2017年12月12日正式提交书面辞职信，根据法律规定，提交辞职信一个月后视为解除，且无需得到公司的批准，时至今日，在我多次要求下，公司仍不出具离职证明，现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如下仲裁申请：开具离职证明。财鲸公司辩称：因王蓁未完全完成工作交接，现暂无法开具离职证明。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8年6月1日作出京朝劳人仲字[2018]第07793号裁决：财鲸公司自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为王蓁出具解除劳动合同的证明。财鲸公司不服该仲裁裁决，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于2018年12月21日作出（2018）京0105民初80338号民事判决：一、财鲸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为王蓁出具解除劳动合同的证明；二、驳回财鲸公司的诉讼请求。另查，在2019年4月15日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京朝劳人仲字[2019]第08029号的仲裁庭审中，仲裁员询问：双方劳动关系是否解除劳动关系，时间及原因。申请人：2017年12月12日解除，因公司未足额发放工资而且看不到公司发展前景，以电子邮件形式向被申请人提出解除，见证据二。被申请人：证据真实性认可，认可解除时间，不认可解除理由，是申请人个人原因离职。王蓁针对其在仲裁庭审中的陈述内容述称：之所以说这句话，是因为我对仲裁员询问理解错误，我后面补充说过在2017年12月12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向被申请人提出解除，所以我的理解那个时间提出的解除合同，我2017年提出解除合同，但真正要解除劳动关系需要用人单位同意。王蓁提交《录用通知书》、《录用通知书撤销通知》，该两份通知系案外公司清融智投资产管理（杭州）有限公司出具，《录取通知书》于2018年2月7日出具，载明录取王蓁为该公司人工智能科学家，《录用通知书撤销通知》于2018年2月28日出具，载明，因王蓁无法提供其上一家供职单位的离职证明文件，因此撤销于2018年2月7日发送的录取通知书。财鲸公司提交《公证书》，证明王蓁在离职后入职案外公司国美金融，并担任金融智能投顾事业部负责人。财鲸公司另向一审法院提交王蓁邮箱中王蓁与案外人设立深圳市一定好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相关邮件、深圳市一定好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为王蓁交纳社保的记录，证明王蓁入职深圳市一定好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王蓁提交深圳市一定好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出具的《未入职证明》，证明王蓁未入职深圳市一定好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本案王蓁对其诉讼请求作出如下明确：其主张的解除劳动合同时间为2019年4月17日，其诉讼请求第二项的补偿内容包括工资、五险一金、拒不办理离职手续、不予出具离职证明、不予社保、公积金减员导致王蓁在此期间无法寻找其他工作，无法获得工作报酬造成的经济损失。其主张的诉讼请求第四项的内容为财鲸公司在2018年12月27日开具的离职证明内容不符合法律要求导致王蓁无法正常参加工作并获得劳动报酬而产生的经济损失。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与争议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用人单位应当提供；用人单位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一、关于本案王蓁提起的仲裁申请是否超过仲裁时效。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本案王蓁于2017年12月12日向财鲸公司提出辞职申请后，财鲸公司于2018年1月26日向王蓁发送《针对王蓁先生1月24日声明函的回函》，明确对王蓁的辞职申请不予批准，该行为应系财鲸公司明确拒绝履行义务的行为，该时间点即为王蓁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故王蓁于2019年1月10日就本案提起仲裁申请，未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第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三条规定：当事人能够证明在申请仲裁期间内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申请仲裁期间中断：（一）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二）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三）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申请仲裁期间中断的，从对方当事人明确拒绝履行义务，或者有关部门作出处理决定或明确表示不予处理时起，申请仲裁期间重新计算。根据查明的事实，财鲸公司于2018年1月26日向王蓁发送《针对王蓁先生1月24日声明函的回函》，可见，王蓁于2018年1月24日曾向财鲸公司主张权利，仲裁期间依法应当中断，直至财鲸公司于2018年1月26日明确拒绝履行义务之日起，仲裁期间重新计算，同样，在2018年1月24日之前，王蓁亦通过提出辞职的方式向财鲸公司主张权利，故本案王蓁提起仲裁未超过仲裁时效。第三，本案王蓁于2017年12月12日提出辞职申请，财鲸公司一直未予认可，主张双方劳动关系未终止，京朝劳人仲字[2018]第07793号裁决及（2018）京0105民初80338号民事判决作出之前，双方劳动关系一直处于一个不确定的状态，故王蓁在（2018）京0105民初80338号民事判决作出之后的合理期限内提起要求财鲸公司支付工资、补偿、损失的仲裁并未超出仲裁时效。第四，关于双方解除劳动合同时间。王蓁于2017年12月12日提出辞职申请，财鲸公司无正当理由未批准王蓁的辞职申请，违反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劳动者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王蓁提前三十日提出辞职，符合法律规定，双方应于2018年1月11日解除劳动关系。关于财鲸公司主张的王蓁已经在本案涉案京朝劳人仲字[2019]第08029号仲裁庭审中明确表示解除时间为2017年12月12日、生效裁判文书已明确双方合同解除时间为2017年12月12日一节，经一审法院审核，双方在京朝劳人仲字[2019]第08029号仲裁庭审中未就解除劳动关系的事由达成一致，不能依照该仲裁庭审的陈述认定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王蓁亦在仲裁庭审中陈述2017年12月12日是其提出解除合同的时间；而京朝劳人仲字[2018]第07793号裁决及已生效的（2018）京0105民初80338号民事判决均未认定双方劳动合同解除时间为2017年12月12日，故财鲸公司该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即提起本案仲裁时间未超出双方解除劳动合同后的一年。综上，本案仲裁裁决以王蓁的申请超出仲裁时效为由驳回王蓁申请，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二、关于财鲸公司是否应支付王蓁未支付工资。本案王蓁于2015年8月1日起与财鲸公司形成劳动关系，财鲸公司应自2015年8月1日起向王蓁支付劳动报酬。双方当事人均向一审法院提交发件人XXX@caigin.com向收件人XXXX.wang@caigin.com发送的工资条，并对招商银行流水记录，案外人邵希向王蓁转账记录真实性均予以认可，上述证据可作为本案定案依据，其中8月、9月的工资条发件时间系2016年，工资条中时间填写内容为2017年8月、9月，结合双方提交的其他证据，该两份工资条中的2017应属笔误，该两份工资条应系2016年8月、9月的工资条。依照工资条内容，薪资周期2016年2月至2016年9月，基本工资为20000元，结合招商银行流水记录与案外人邵希转账数额，一审法院认定王蓁入职以来至2016年9月，每月基本工资为20000元。关于财鲸公司所主张的2015年8月至2015年12月对王蓁不予发放工资的事实，财鲸公司未向一审法院提交充分有效证据证明双方达成不发工资的合意，一审法院对此不予采信。关于2016年10月起的工资水平，根据发件人XXX@caigin.com向收件人XXXX.wang@caigin.com发送的工资条中2016年10月薪资周期起至2017年1月薪资周期止，基本工资均为18000元。财鲸公司所主张的王蓁2015年12月至2017年2月每月工资10000元与其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工资条内容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王蓁主张2017年2月、3月的工资，财鲸公司已按照每月20000元向其足额支付，一审法院经核查，该期间，财鲸公司系以每月18000元为标准向其支付，王蓁在诉讼中对该期间财鲸公司向其全额支付工资并无异议，一审法院依法认定王蓁2017年2月、3月工资为18000元，这与工资条中2016年10月至2017年1月薪资周期相吻合，应视为王蓁与财鲸公司已经对2016年10月起，工资水平每月18000元达成了一致。王蓁主张2016年10月起其工资水平为20000元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据此，结合财鲸公司实际给王蓁发放的工资数额，一审法院认定，财鲸公司尚欠王蓁未支付工资如下：1.2015年8月至2015年11月薪资周期，该时间段财鲸公司未向王蓁发放工资，其尚欠王蓁20000元*4=80000元。2.2015年12月薪资周期，该周期财鲸公司向王蓁发放工资8388.53元，该8388.53元应系以10000元为基数扣除五险一金及个税后数额，财鲸公司未向一审法院提交充分有效证据证明该期间另外给付王蓁其他工资，亦未提交充分有效证据证明涉案招商银行账户该交易时段中交易摘要为“报销款”的款项性质系王蓁工资，故2015年12月薪资周期中，财鲸公司尚欠王蓁工资10000元。3.2016年1月至2016年9月，财鲸公司通过公司本身及案外人邵希两个途径分别发放工资，公司本身发放工资内容系以10000元为基数扣除五险一金及个税后数额，案外人邵希发放数额即为10000元，该期间财鲸公司向王蓁发放工资符合20000元基本工资水平，财鲸公司未在此期间欠付王蓁工资。4.2016年10月至2017年1月薪资周期，财鲸公司通过公司及案外人邵希发放工资，王蓁认可该时间段财鲸公司每月向其支付工资9003.61元，一审法院认为该笔工资应系以10000元为基数扣除五险一金及个税后数额，另有案外人邵希发放8000元，该期间财鲸公司向王蓁发放工资符合18000元基本工资水平，财鲸公司未在此期间欠付王蓁工资。5.2017年2月、3月，王蓁主张财鲸公司全额支付工资，一审法院对此不持异议。6.王蓁本案诉讼请求第二项中要求财鲸公司支付的2017年4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的工资，其未在仲裁申请中提出申请，未经仲裁前置程序，一审法院不予处理。综上，财鲸公司尚欠王蓁工资90000元。三、财鲸公司是否应当支付王蓁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关于王蓁起诉要求财鲸公司支付王蓁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一节，一审法院认为，如劳动者明确向用人单位提出辞职的，应以劳动者当时实际辞职理由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劳动合同履行期间，劳动者以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38条规定的情形为由提出辞职，至仲裁或诉讼阶段又主张是用人单位存在前述法定情形迫使其辞职，请求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金的，不应予以支持。王蓁辞职信中未主张财鲸公司存在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形，其在本案中关于要求财鲸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驳回。四、财鲸公司出具离职证明的过错与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时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并在十五日内为劳动者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第八十九条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未向劳动者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书面证明，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给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在案证据显示，双方解除劳动关系之后，财鲸公司未及时出具离职证明，王蓁向一审法院提交《录用通知书》、《录用通知书撤销通知》，以此主张因财鲸公司未出具离职证明，导致其无法入职新单位并取得劳动报酬，财鲸公司虽对此不予认可，但其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财鲸公司已经实际入职案外公司并取得劳动报酬，故王蓁确因财鲸公司未能及时出具离职证明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取得劳动报酬的机会。但财鲸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足以证实王蓁在案外公司另行缴纳社保、王蓁在财鲸公司工作期间曾筹划设立案外公司、王蓁曾代表案外公司参加会议并进行发言，上述事实可以证明王蓁并未因财鲸公司未及时出具离职证明而完全失去获得劳动报酬的可能。综上，一审法院结合在案证据、王蓁在财鲸公司的薪资水平、王蓁工作性质、财鲸公司未及时出具解除劳动合同的过错及后果、扣除财鲸公司在解除劳动合同后向王蓁支付的工资综合予以认定，酌情确定由财鲸公司向王蓁支付未出具离职证明赔偿金100000元。另，王蓁同意本案仲裁裁决第一项，财鲸公司亦同意为王蓁重新出具一份离职证明，一审法院对此不持异议。五、王蓁诉讼请求与仲裁裁决内容的综合梳理。本案王蓁诉讼请求内容为：1.财鲸公司支付王蓁2015年8月1日至2017年1月31日期间未支付工资254889.85元；2.财鲸公司支付王蓁2017年4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王蓁承受的工资、五险一金及损害赔偿573959.97元；3.财鲸公司支付王蓁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100000元；4.财鲸公司支付王蓁因公司离职证明不符合法律要求，导致王蓁承受的损害赔偿3432000元。而王蓁仲裁裁决中请求内容为：1.支付2015年8月1日至2017年1月31日期间未支付工资254889.85元；2.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90000元；3.支付未开具离职证明导致王蓁无法入职新单位的经济损失240000元；4.重新开具离职证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后，当事人增加诉讼请求的，如该诉讼请求与讼争的劳动争议具有不可分性，应当合并审理；如属独立的劳动争议，应当告知当事人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结合王蓁对其诉讼请求的具体明确，本案王蓁提起的诉讼请求第一项与仲裁申请一致，诉讼请求第三项与仲裁申请第二项名称存在差别、数额有所超出但性质一致，诉讼请求第二项的部分内容包括了仲裁申请第四项内容，其他部分包括2017年4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的工资、五险一金等内容在仲裁申请中未提出。一审法院认为，王蓁第二项诉讼请求中超出仲裁申请的内容及第四项诉讼请求内容与本案所涉仲裁裁决中王蓁的仲裁请求不具有不可分性，未经过仲裁前置程序，一审法院不予处理。第三项诉讼请求超出仲裁申请部分与仲裁请求具有不可分性，一审法院已在前文中一并处理。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七条、五十条、第八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五条、第二十七条之规定，判决：一、财鲸公司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王蓁二〇一五年八月一日至二〇一七年一月三十一日期间工资90000元；二、财鲸公司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王蓁未出具离职证明赔偿金100000元；三、财鲸公司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为王蓁重新出具离职证明；四、驳回王蓁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期间，财鲸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考勤记录，证明王蓁自2017年12月12日向财鲸公司提交离职申请后，就再无正常出勤工作，其在财鲸公司处最后一次的打卡时间为2018年1月8日；证据2.《公司章程》，证明王蓁是财鲸公司的创始股东；证据3.2015年11月和12月工资发放流水，证明2015年12月财鲸公司给员工发放的工资均是分为两笔，一笔是扣除了五险一金及税款，另外一笔通过报销款的形式发放，未扣除五险一金及税款，财鲸公司已经全额发放王蓁2015年12月份工资；证据4.《2018年对外经贸大学金融学院量化金融实验班暑期实训系列活动》、《商业银行零售转型势在必行，“三个必然”是体现》、《迩到来，国美金融智能投顾首座颐讯问、中国银》，证明2018年8月27日王蓁代表国美金额对外经贸大学暑假实训的学生讲解量化投资的相关内容、2019年5月7日王蓁代表国美金融参加“2019零售银行发展大会”，发表演讲并领取“2019卓越财富管理品牌奖”、2020年1月23日王蓁代表国美金融参加业内金融会议并发表演讲，上述公开发表的文章足以证明王蓁入职国美金融，因此其不存在因财鲸公司未出具离职证明而造成损失。王蓁发表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真实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考勤表是公司单方制作，但王蓁并未严格按照考勤；证据2真实性无法确认，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证据3无法核实11月工资发放流水的情况，认可12月工资发放流水真实性，不认可关联性、证明目的；证据4《2018年对外经贸大学金融学院量化金融实验班暑期实训系列活动》真实性认可，其他两份新闻报道的真实性无法核实、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王蓁向本院提交网页截图4张，证明其没有在国美金融任职。财鲸公司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并称每份截图都有国美金融顾问，可以看出王蓁确实入职国美金融。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本院对于一审法院认定的证据效力亦予以确认。上述事实有当事人一审、二审的笔录及相关证据等在案佐证。本院认为，综合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和查明的事实，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为：一、财鲸公司是否应支付王蓁2015年8月1日至2017年1月31日期间工资；二、财鲸公司是否应支付王蓁未出具离职证明赔偿金；三、财鲸公司是否应为王蓁重新出具离职证明。关于争议焦点一。财鲸公司虽主张王蓁到公司工作时间为2015年10月，且其原法定代表人与王蓁明确约定2015年8月至11月，其不从公司领取劳动报酬，但并未就此提供相应的证据加以佐证，故本院对此不予采信。关于财鲸公司主张其已全额发放2015年12月份工资，其中的10000系以报销款形式发放的上诉意见，因银行交易明细中显示该笔款项性质为“报销款”，现有证据亦不足以证明双方对工资以报销款形式发放作了约定，故其该项上诉意见依据不足，本院对此不予采信。关于财鲸公司主张其2015年8月至12月期间其为王蓁发放了租房补贴25000元，应作为工资一部分的上诉意见，亦缺乏依据，本院对此亦不予采信。一审法院根据本案实际情况，结合工资条、银行流水记录、转账记录等证据核算王蓁的工资标准，并判令财鲸公司支付王蓁所欠2015年8月1日至2017年1月31日期间的工资，并无不当。关于财鲸公司主张双方劳动关系于2017年12月12日解除，且即使根据考勤记录双方劳动关系也于2018年1月8日解除，王蓁提起仲裁超过了仲裁时效的上诉意见，因王蓁虽系2017年12月12日提出辞职申请，但并未于该日正式离职，财鲸公司亦于2018年1月26日无正当理由对该申请未予批准，故一审法院认定该时间点为王蓁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而认定王蓁于2019年1月10日提起仲裁申请，并未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并结合本案实际情况及法律规定认定双方劳动关系于2018年1月11日解除，并无不当。财鲸公司该项上诉意见缺乏依据，本院对此不予采信。关于争议焦点二。根据王蓁提交的《录用通知书》、《录用通知书撤销通知》等证据可知，其确系因财鲸公司未及时出具离职证明在一定程度上失去入职及获得劳动报酬的机会，但王蓁自认其离职后为国美金融公司提供咨询服务、担任兼职老师，结合王蓁在其他公司另行缴纳社保、在财鲸公司工作期间筹划设立其他公司等相关情况，可知王蓁并未因此完全丧失获得劳动报酬的可能。故一审法院结合王蓁的薪资水平、财鲸公司过错等相关情况，酌定财鲸公司给付王蓁未出具离职证明损失赔偿金100000元，并无不当。财鲸公司以王蓁未因没有取得离职证明而造成损失为抗辩理由，依据不足，本院对此不予采信。关于争议焦点三。王蓁同意仲裁裁决第一项，财鲸公司亦未就仲裁裁决第一项提起诉讼，并在一审中表示同意为王蓁重新出具一份离职证明，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并无不当。现其再以无法出具新离职证明为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财鲸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北京财鲸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高 贵审 判 员  邓青菁审 判 员  张清波二〇二〇年六月十日法官助理  谢 薇书 记 员  陈昭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