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再53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朱某1，女，1968年2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唐裕文，广东骤韵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蔡丽敏，广东骤韵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朱某2，女，1949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被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朱某3，女，1953年7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被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朱某4，男，1959年7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被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朱某5，男，1962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以上四被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志杰，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四被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萍，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朱某6，男，1956年9月1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再审申请人朱某1因与被申请人朱某2、朱某3、朱某4、朱某5、朱某6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7）粤01民终15809号民事判决，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31日作出（2018）粤民申6856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朱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唐裕文，被申请人朱某2、朱某3、朱某4、朱某5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志杰，被申请人朱某6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某1申请再审称，一、一审及二审对朱某3向母亲阮桂容还款7400元的事实认定错误。如朱某3已经还款，应要求母亲出具收条并把借条撕毁，然而朱某3没有提供收条和其他证据证明已经向母亲归还7400元借款。一审及二审仅依据朱某3和朱某2的一面之词，在没有充分证据证明的情况下，认定朱某3已经向阮桂容归还7400元明显错误。二、一审及二审认定2015年7月10日的代书遗嘱无效错误。第一，代书人和见证人身份合法并且与阮桂容没有语言沟通障碍。第二，代书人魏某及见证人李某、周某都是在场且无利害关系，在代书遗嘱上依法签字确认。第三，阮桂容在遗嘱上捺指印并加盖个人印章行为符合遗嘱的形式要件规定。（1）阮桂容为文盲，该事实有户籍资料可证实，也系双方当事人一致确认，属于司法解释意见规定的“签名确有困难的”情形。阮桂容在遗嘱上捺指印并加盖个人印章的行为效力不违背现行法律规定；（2）代书人已经对阮桂容逐条宣读、解释，并且通过见证人周某翻译成广州本地语言，阮桂容知道且明白遗嘱全部内容；（3）代书人系经询问确认阮桂容属于“签字确有困难的”情形，加之阮桂容己系90岁高龄，才由阮桂容本人主动捺指印并盖个人印章，立遗嘱的程序合法有效。第四，阮桂容生前在广州市公证处公证时均系捺指印并盖个人名章，没有签名，足以证明阮桂容不能签名事实。第五，涉案遗嘱系阮桂容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1）见证人周某已经出庭作证，现有魏某及见证人李某的身份信息，可以证明两位符合遗嘱见证人的条件；（2）遗嘱内容不违背公序良俗，也未侵犯或剥夺到他人任何权益；（3）立遗嘱人是自愿的。其一，朱某1作为阮桂容最小的女儿，家境不好，工作岗位辛苦，一直没有结婚，自己单身一人，没有自己的住房，其他子女父母都有给住房，多年来任劳任怨照顾自己的母亲，阮桂容在生命的最后时段将自有一些财产留给朱某1符合常理。除朱某1和朱某6，其他四子女有扶养能力却从来不尽对母亲阮桂容的抚养义务，对此，母亲阮桂容非常寒心和绝望。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三条第一款“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第三款“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第四款“有扶养能力和有扶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扶养义务的，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者少分。”假如依据法定继承处理，对朱某1应当是全分和多分，也不能按均等分。其二，一审法庭调查周某证言也与立遗嘱时间状况完全相符，也印证了母亲的行为能力以及自愿将钱都留给朱某1的意愿。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2015年7月10日的代书遗嘱立遗嘱的程序和内容真实、合法、有效。三、因2015年7月10日的代书遗嘱是真实、合法、有效的，应该优先适用该代书遗嘱处理该遗产，不能按照法定继承处理该遗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一、二审适用法律存在明显错误。再审请求：撤销二审判决，改判阮桂容42400元债权全部份额由朱某1独自享有；本案诉讼费用由朱某2、朱某3、朱某4、朱某5、朱某6承担。朱某6答辩称，同意朱某1的意见以及再审请求，另补充如下：一、一审及二审没有认真审查核实朱某4、朱某5、朱某2、朱某3提供的2013年4月30日、11月25日阮桂容住院记录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就草率得出母亲头脑不清楚的结论，该认定明显错误。以上两次母亲阮桂容住院均发生在2013年，时隔2年之久，不能证明母亲阮桂容在2015年这段时间头脑不清楚、没有辨别能力，亦不能证明母亲阮桂容在2013年的时间段头脑不清楚、没有辨别能力。母亲一共做了四次遗嘱，足可以证明其能正确地理解和表达意见，做遗嘱时头脑仍是非常清楚的。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01民终15808号民事判决书查明，2015年6月27日的《真情追踪》节目视频和2015年6月母亲阮桂容在广州市公证处的录音资料显示，母亲阮桂容是能正确地理解和表达意见，可见病历记载不能真实反映母亲阮桂容2015年的精神状态。母亲2015年6月27日尚且能正确地理解和表达意见，由此可见母亲阮桂容在2015年7月10日立代书遗嘱时头脑仍是非常清楚的。二、立遗嘱人分别在2013年9月4日、2015年7月10日、2015年12月3日为朱某1立遗嘱，足以证明母亲阮桂容的心愿和心意。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01民终15808号民事判决书中认定朱某1提交的2015年6月27日广州影视频道《真情追踪》属于补强证据。该视频中，母亲阮桂容清晰表达了涉案房屋要留给朱某1，佐证了代书遗嘱内容是母亲阮桂容的真实意思表示。三、朱某1提供的新证据和在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2次庭询，有其他代书人和见证人到庭接受法庭的询问，完全可以证明2015年7月l0日的代书遗嘱是真实、合法、有效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案涉遗产应该优先适用代书遗嘱处理，而不是按照法定继承处理该遗产。综上，朱某3仍欠有母亲阮桂容42400元，该债权应依据母亲阮桂容于2015年7月l0日所立代书遗嘱，全部份额由朱某1继承。朱某2、朱某3、朱某4、朱某5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审判决。朱某6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朱某6拥有阮桂容42400元债权的六分之一份额（7066元）。朱某1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判决朱某1独自享有阮桂容42400元债权的全部份额，朱某3、朱某2、朱某4、朱某5、朱某6没有份额。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继承人配偶朱炳康出生于1921年9月26日，被继承人阮桂容出生于1925年12月2日，两人系夫妻关系，婚后生育有六名子女，按出生排名分别为女儿朱某2、朱某3、儿子朱某6、朱某4、朱某5和女儿朱某1。朱炳康于1996年5月1日办理死亡注销户口，生前未立有遗嘱。阮桂容于2016年3月21日去世。1998年1月7日，朱某3向母亲阮桂容借款4400元并写下借条，没有约定还款期限；1998年1月24日，朱某3向母亲阮桂容借款3000元并写下借条，没有约定还款期限；2012年7月7日，朱某3向母亲阮桂容借款35000元并写下借条，没有约定还款期限。2013年4月30日，阮桂容到广州医学院第五附属医院住院27天，该院出院诊断病情为：1、左侧基底节脑梗死（急性）；2、多发腔隙性脑梗死；3、高血压Ⅱ级（极高危组）；4、……等共十项病症。2013年11月25日，阮桂容再次到广州医学院第五附属医院住院4天，该院出院诊断病情为：1、左侧股骨颈骨折；2、脑梗死恢复期；3、高血压Ⅱ级（极高危组）；4、冠心病（无症状型）；5、心脏退行性瓣膜病中度主动脉瓣返流轻度二尖瓣返流心功能Ⅱ级。朱某6向法庭提交一份《遗嘱》，载明：“一、房产：1、位于广州市黄埔区横沙村福聚直街二横巷三号的房屋一间，总建筑面积约50平方米，该房屋因产权问题与儿子朱某4发生纠纷，目前正在诉讼中，一审法院已判决我胜诉，二审尚未判决，如经法院生效判决确认我对该房屋享有所有权，则该房屋由女儿朱某1一人继承；2、位于广州市黄埔区横沙村沙头东福聚直街16号的房屋一间，总建筑面积约75平方米，该房屋由大儿子朱某6一人继承，先前房产证产权人是朱炳康，后2003年变更为阮桂容，请房管部门变更产权人为朱某6；……四、我本人从2013年9月23日开始，将持有的银行存折、股份存折和现金交由我的长子朱某6管理，今后我的一切收入支出均由朱某6全权负责管理，儿女及他人借去的钱未归还的由朱某6负责收回，其他人包括我的其他几个子女不得干涉。我逝世后的丧葬费用也在此开支，最后不论剩下多少钱，都按我本人遗嘱意愿交还女儿朱某1作为生活费用，任何人不得有异议。五、本人逝世后村委的一切事项由大儿子朱某4和女儿朱某1联合签名办理，丧葬费补贴由大儿子朱某6和女儿朱某1联合签名领取，如本人所有丧葬费用支出金额超出村委丧葬费补贴，超出部分由女儿朱某1一人承担，如有剩余则剩余部分归女儿朱某1一人所有。特此授权，其他儿女不得干涉。……”该《遗嘱》落款处，立遗嘱人有阮桂容的印章、手印，见证人一：周某，见证人二：李某，代书人：魏某，落款时间为2015年7月10日。对于李某和魏某的身份情况，出庭人员均表示不清楚。对于朱某6提交的欠条，朱某3确认真实性，但抗辩称其中前两次借款共7400元，已于1999年1月底归还给阮桂容，归还时有朱某2在场；最张一次借款属实，但阮桂容曾于1997年曾向其借款40000元，当时是朱某1帮忙用其存折提款给阮桂容的，在场人还有罗泳棠、罗泳漳，因此该债务应相互抵消。对此，朱某2庭审时表示其于1999年左右看到朱某3用报纸包着7400元还给了母亲阮桂容。朱某1庭审时表示朱某3于1997年借出40000元时，其在场，但不是借给母亲的，而是借给罗泳棠、罗泳漳的。朱某1申请证人周某出庭作证，周某称：我退休后去了律师所工作，在律师所见到了阮桂容，见到她时，看她挺惨的，她要我帮她作为证人，要拿回她的房子，我就答应了;遗嘱上的见证人的签名是我的；遗嘱的印章和手印是阮桂容自己盖上去的；遗嘱上的见证人处三页上的我本人的签名都是我自己签的；我都在现场看到他们也都分别签名了；遗嘱的意思我们都有跟阮桂容表示清楚，也是阮桂容自己的意思。当时是阮小芬叫我去作见证人的，应该是朱某6叫阮小芬叫我去的；大概地址在大沙地永福巷，当时我是约阮小芬一起去的，去了阮桂容家里阮小芬就走了，现场就只有朱某1和朱某6在，还有李某和魏某在；李某我认识，魏某我不认识；我们在写笔录的时候，朱某6和朱某1不在，他们在房间；我们弄了一个上午；当时我们去到现场后，阮桂容坐在轮椅上，她就跟我打招呼，我们就坐在一起，魏某就问她有什么要求，阮桂容就说我要拿回我的房屋，然后魏某就帮她写了，写完后就读给阮桂容听，还问阮桂容是不是这个意思，有没有错误，阮桂容说没有错，就是这个意思；魏某不知道哪里人，当时他说的是广东话，李某是文冲人；我是早上八点半去的，中午十二点多离开的；当时有录音录像，是唐律师录像，其他都没参加，没有其他人了；遗嘱是魏某一次性写的，只写了这一份，没有打草稿；我不知道阮桂容什么文化程度，当时她反映有点慢，但是很清晰；我不知道她有过什么病，没有问过她；唐律师一直在录像，没有中断；做完我们就各自回家了。立遗嘱时在场的人有我、阮桂容、魏某、李某、唐律师，唐律师只负责录像，什么话都没说；当时我们有交身份证放在桌上，有人拿去复印，但是谁拿去复印的，我不记得了。上述遗嘱的代书人魏某及另一名见证人李某未到庭作证，也没有两人身份信息，朱某1未向法庭提交该遗嘱的录音录像。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其范围包括：（1）公民的收入；（2）公民的房屋、储蓄和生活用品；（3）公民的林木、牲畜和家禽；（4）公民的文物、图书资料；（5）法律允许公民所有的生产资料；（6）公民的著作权、专利权中的财产权利；（7）公民的其他合法财产”。因此，被继承人的到期债权属于继承处理范围。朱某6作为阮桂容的儿子，是法定继承人之一，有权起诉要求继承债权。本案的第一个争议焦点是三笔欠款是否已归还或抵消，其中1998年1月7日、24日的两笔合计7400元的债权，借款人朱某3辩称已归还，朱某2当庭表示归还时其在场，可以证实该两笔欠款确已归还。至于2012年7月7日朱某3向阮桂容所借的35000元，朱某3确认该欠款，但辩称阮桂容曾于1997年向其借款40000元，主张应相互抵消。对此，朱某1称1997年是案外人罗泳棠、罗泳漳向朱某3借款而非阮桂容向朱某3借款。因该40000元的借款在35000元借款之前，如系阮桂容所借，并相互抵消的话，阮桂容出借35000元时朱某3就不会写下欠条，朱某3的辩解不符合常理，且没有相关证据予以证实，故对该辩解不予采纳。阮桂容对朱某3的35000元债权应属于阮桂容的遗产予以分割。本案的第二个争议焦点是2015年7月10日的《遗嘱》是否有效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第十八条规定“下列人员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一）无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二）继承人、受遗赠人；（三）与继承人、受遗赠人有利害关系的人。”案涉遗嘱中，见证人之一周某虽然出庭作证称当时见证了《遗嘱》的书写过程，但代书人“魏某”及另一名见证人“李某”身份不详，无法确定两人是否符合遗嘱见证人的条件；周某陈述代书遗嘱的过程中由“唐律师”全程录音录像，但至今没有相应的录音录像予以佐证。该份遗嘱真实性无法确认，不能认定为有效遗嘱。本案所涉遗产应按法定继承予以分割处理，由六名子女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平分。至于朱某3提出借款已过诉讼时效的意见，因本案只是确认各继承人对债权的继承份额，并非实际处理债务纠纷，根据查明事实阮桂容对朱某3的债权确实存在，至于借款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并非本案审理范围。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十条、第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阮桂容对朱某3的35000元债权，由朱某6、朱某3、朱某2、朱某4、朱某5、朱某1各占有5833.3元。二、驳回朱某6、朱某1其余诉讼请求。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50元及反诉案件受理费860元由朱某6、朱某3、朱某2、朱某4、朱某5各承担10元、朱某1承担860元。朱某1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阮桂容对朱某3的42400元债权全部由朱某1继承。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对事实认定有误。一、一审对债权数额认定有误，阮桂容对朱某3的债权是42400元，而非35000元。二、阮桂容所立《遗嘱》有效。朱某3、朱某2、朱某4、朱某5、朱某6辩称不同意朱某1的上诉请求。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二审予以确认。二审认为，一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提交的证据对本案事实进行了认定，对阮桂容的债权数额及阮桂容2015年7月10日的《遗嘱》的有效性作了详尽分析评述，并在此基础上依法作出一审判决，合法合理，且理由阐述充分，予以确认。二审审理期间，朱某1既未有新的事实与理由，也未提交新的证据予以佐证自己的主张，故认可一审法院对事实的分析认定，即对朱某1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审查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受理费860元，由朱某1负担。再审期间，朱某1提交了下列证据：1、《回执》；2、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粤民申6856号《民事申请再审案件受理通知书》；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年3月15日《传票》及《询问笔录》；4、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5月9日《传票》及《询问笔录》；5、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粤民申6856号《民事裁定书》；6、2013年9月13日《公证书》；7、2015年6月18日《公证书》；8、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01民终15808号《民事判决书》；9、2015年6月27日的《真情追踪》节目视频附光盘2张；10、证人魏某、李某身份证复印件。朱某3、朱某2、朱某4、朱某5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证据一至十真实性没有异议，关联性不予确认，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询问笔录》内容可见魏某、李某及一审出庭证人周某三人证言自相矛盾，不可采信。再审查明，阮桂容于2013年9月4日立下《遗嘱》，该《遗嘱》内容为：“一、将以本人名义在广州市黄埔区大沙街横沙第十三股份经济合作社持有的股权（股权证编号：№A13-029）交由女儿朱某1一人继承，与其他人无涉；二、将本人名下的中国建设银行存折、中国农业银行存折、广州农村商业银行存折的存款若干交由女儿朱某1一人继承，与其他人无涉”。上述遗嘱盖有阮桂容个人私章和指印。广东省广州市广州公证处于2013年9月13日出具《公证书》，载明：“兹证明阮桂容于二〇一三年九月四日来到我处，在本公证员和某1工作人员董佳伟的面前，在前面的《遗嘱》上印私章、按右手食指纹印，并表示知悉遗嘱的法律意义和法律后果”。阮桂容于2015年6月2日立下《遗嘱》，该《遗嘱》内容为：“我是座落在广州市黄埔区大沙镇横沙村沙头东福聚直街16号集体土地房屋的权属人（穗集地证字第0093879号）……上述房屋依法属于我应占的权属份额全部交由儿子朱某6一人继承，并指定为其个人财产，他人不得争议”。上述遗嘱盖有阮桂容个人私章和指印。广东省广州市广州公证处于2015年6月18日出具《公证书》，载明：“兹证明阮桂容于二〇一五年六月二日来到我处，在本公证员和某2证人员李学玲的面前，在前面的《遗嘱》上盖私章、按右手食指纹印，并表示知悉遗嘱的法律意义和法律后果”。2015年12月3日，阮桂容立下《遗嘱》，该《遗嘱》的内容为：“我自愿把位于黄埔区大沙镇××聚直街××号房屋的本人份额及继承所得份额，在我百年归老后，全部由我的小女儿朱某1独自继承，其他人不得干涉”。代书人：唐先龙，见证人：周某。上述《遗嘱》中盖有阮桂容个人私章及指印。魏某在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年3月15日《询问笔录》陈述：“我与阮桂容没有关系，是阮桂容的侄女找我帮忙见证，阮桂容出示了身份证件，能说话，当时有三人在场，没有人录音录像，遗嘱是阮桂容叙述，我不会说粤语，是通过周某与老人沟通，阮桂容说完一段，由周某进行转述，我不能确认阮桂容说的名字，但遗嘱最后由阮桂容过目确认，立遗嘱时，阮桂容头脑清楚，我没有将身份证复印给阮桂容……我进去时另外两位见证人在场，阮桂容坐着，遗嘱是一次写完，没有进行修改，确认完后，阮桂容先签，然后是其他两位见证人，最后是我签名，我记不清楚阮桂容的私章是从哪里拿的”。李某在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年3月15日《询问笔录》陈述：“我是看电视认识阮桂容，立遗嘱前就认识了，是我的工友阮少芬带我过去的，我9点多到，阮桂容坐着轮椅，在二楼等我们，魏某是后来过来的，除了我们三人，没有其他人在场录音录像，我与周某此前已认识，阮桂容当时可以说话，由周某翻译，魏某书写，我可以听懂粤语，周某的转述与阮桂容的表述一致，亦有将遗嘱念给阮桂容听，因阮桂容其他子女对她不好，阮桂容才把财产给朱某6和朱某1，我与朱某1此前不认识，也是看电视知道她。阮少芬带我和周某过去，魏某后来才到，阮桂容说一段翻译一段，我看过遗嘱，我是初中文化程度，认识遗嘱中的字，朱某1不在现场，私章是阮桂容自己拿的”。本院（2017）粤01民终15808号民事判决查明，朱某1提交了2015年6月27日广州影视频道《真情追踪》节目视频，朱某3、朱某2、朱某4、朱某5承认该节目录制于2015年。一、二审判决查明的其他事实无误，本院再审予以确认。本院再审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五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围绕再审请求进行。当事人的再审请求超出原审诉讼请求的，不予审理；符合另案诉讼条件的，告知当事人可以另行起诉”。根据诉、辩双方当事人的意见，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朱某3向阮桂容借款42400元是否已经偿还；二、阮桂容2015年7月10日《遗嘱》是否合法有效。一、朱某3向阮桂容借款42400元是否已经偿还。朱某3承认1998年1月7日、1998年1月24日、2012年7月7日向阮桂容借款合计42400元，但抗辩称已经偿还，主要依据为朱某2的证言。从本案的事实与证据上分析：首先，本案一审判决认定朱某32012年7月7日向阮桂容借款35000元尚未偿还，朱某3不持异议，本院再审予以维持；其次，阮桂容与朱某3为母女关系，朱某3多次向阮桂容借款均写有借条，说明阮桂容与朱某3对借款持谨慎态度，若朱某3已经偿还该借款，应取回借条原件或要求阮桂容出具收款凭证。朱某3主张1998年1月7日、1998年1月24日借款合计7400元已经偿还，但借条仍保存在阮桂容处，与常理不符；再者，朱某2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其证人证言不能单独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朱某3亦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已经偿还7400元借款，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本院认定朱某31998年1月7日、1998年1月24日向阮桂容借款合计7400元尚未偿还，阮桂容对朱某3共有42400元债权，该债权应当属于阮桂容的遗产。二、阮桂容2015年7月10日《遗嘱》是否合法有效。第一，从涉案《遗嘱》的形式要件上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阮桂容2015年7月10日《遗嘱》由魏某代书，李某、周某见证，该《遗嘱》每页均有魏某、李某、周某的签名和指模，盖有阮桂容个人私章和指模，标注有日期。阮桂容虽未在该《遗嘱》上签名，但阮桂容为文盲，2013年9月13日以及2015年6月2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广州公证处作遗嘱公证时均使用个人私章而未签名，可知其不会签名且有使用私章代替签名的习惯，故《遗嘱》上的私章与阮桂容签名有同等效果。综上，阮桂容2015年7月10日《遗嘱》符合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第二，从见证人的身份上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八条规定：“下列人员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一）无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二）继承人、受遗赠人；（三）与继承人、受遗赠人有利害关系的人”。涉案《遗嘱》的见证人周某、魏某、李某均已出庭作证，其三人的身份可以确定，现无证据显示周某、魏某、李某有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的情形，即涉案《遗嘱》见证人的身份符合法律规定。第三，涉案《遗嘱》是否为阮桂容的真实意思表示。朱某3、朱某2、朱某4、朱某5称阮桂容因年老且有脑梗后遗症，神志不清，故涉案《遗嘱》不可能是阮桂容真实意思表示。首先，从朱某1提供的2015年6月《真情追踪》节目视频上看，阮桂容2015年初仍可以正常理解他人所述和表达意见，可见阮桂容所患疾病不影响其正常的理解和表达能力。涉案《遗嘱》发生在2015年7月10日，与《真情追踪》节目视频录制时间接近，即设立涉案《遗嘱》时阮桂容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其次，阮桂容曾多次设立遗嘱，其中有遗嘱经过了公证。阮桂容设立的其它遗嘱以及《真情追踪》视频中阮桂容的陈述与涉案遗嘱内容一致；再者，朱某3、朱某2、朱某4、朱某5未提供证据证明涉案《遗嘱》为阮桂容受胁迫、欺诈所设立；此外，三个见证人的证言中，除周某关于现场有唐律师录音录像、魏某会说广东话以及魏某进场顺序的描述与其他见证人不一致外，其他证言均可互相映证。周某除了担任涉案遗嘱的见证人，还见证了阮桂容2015年12月3日《遗嘱》，存在记忆混淆的客观可能，且其陈述不一致的内容不影响涉案《遗嘱》的有效性，故涉案《遗嘱》是阮桂容的真实意思表示。综合上述分析，涉案《遗嘱》合法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抚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故涉案债权应当按照2015年7月10日《遗嘱》内容处理。该遗嘱第四点载明：“我本人从2013年9月23日开始，将持有的银行存折、股份存折和现金交由我的长子朱某6管理，今后我的一切收入支出均由朱某6全权负责管理，儿女及他人借去的钱未归还的由朱某6负责收回，其他人包括我的其他几个子女不得干涉。我逝世后的丧葬费用也在此开支，最后不论剩下多少钱，都按我本人遗嘱意愿交还女儿朱某1作为生活费用，任何人不得有异议”。根据上述遗嘱内容，涉案42400元债权应由朱某1享有。朱某1再审请求有理，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审查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处理欠妥，本院再审予以纠正。朱某1再审请求有理，本院再审予以支持。根据再审新证据，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本院（2017）粤01民终15809号民事判决；二、变更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6）粤0112民初281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阮桂容对朱某3的42400元债权由朱某1享有；三、变更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6）粤0112民初281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驳回朱某6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50元由朱某6负担，一审反诉案件受理费860元由朱某3、朱某2、朱某4、朱某5、朱某6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860元，由朱某3、朱某2、朱某4、朱某5、朱某6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兰永军审判员  周国庆审判员  张一扬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黄倩娜高宝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