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20)粤01刑终849号原公诉机关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邓某兵，男，1979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文化程度初中，户籍住址湖南省双峰县。2010年11月19日因犯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伪造、变造居民身份证罪被铁岭市银州区人民法院判处拘役五个月，2010年12月21日刑满释放。因涉嫌抢劫罪于2018年10月22日被羁押，同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1月5日被取保候审，2019年2月15日因涉嫌敲诈勒索罪被逮捕。现被羁押于广州市花都区看守所。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审理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邓某兵犯敲诈勒索罪一案，于2020年3月4日作出(2019)粤0114刑初788号刑事判决。宣判后，邓某兵不服，提出上诉，并表示不需要法律援助。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查阅卷宗材料，讯问上诉人，审阅辩护意见，认为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判决认定：2018年9月20日22时许，被告人邓某兵以被害人李某1打麻将出千为由，动手殴打被害人李某1（经鉴定为轻微伤），向被害人李某1索要赔偿4万元并将被害人李某1关在麻将房内。被害人李某1因无钱赔偿，被迫让证人陈某回家取其信用卡，后由证人梁某1在POS机上刷出14000元。其中2000元为被害人李某1归还证人梁某2的借款，另外12000元取现后交给被告人邓某兵。2018年10月22日，民警在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三华村抓获被告人邓某兵。原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抓获经过、信用卡的开户资料及交易明细等书证，证人陈某等人的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鉴定意见等证据。原审判决认为，被告人邓某兵无视国家法律，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敲诈勒索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敲诈勒索罪，应依法惩处。被告人邓某兵有前科，可酌情从重处罚。综合被告人的犯罪手段、社会危害性悔罪态度及在共同犯罪中的具体作用等情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邓某兵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三千元。二、责令被告人邓某兵退赔被害人李某112000元。宣判后，上诉人邓某兵上诉提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证人的证言相互矛盾，其并未收取被害人的财物，也未殴打被害人，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经审理查明：2018年9月20日22时许，上诉人邓某兵以被害人李某1打麻将出千为由，动手殴打被害人李某1（经鉴定为轻微伤），向被害人李某1索要赔偿4万元并将被害人李某1关在麻将房内。被害人李某1因无钱赔偿，被迫让证人陈某回家取其信用卡，后由证人梁某1在POS机上刷出14000元。其中2000元为被害人李某1归还证人梁某2的借款，另外12000元取现后交给上诉人邓某兵。2018年10月22日，民警在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三华村抓获上诉人邓某兵。该事实，有经原审庭审质证,本院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1.被害人李某1的陈述：2018年9月20日下午13时许，我和两名女子、一个男子共四人在广兴沐足旁的麻将档打麻将，我上家的女子男朋友“阿某1”在房间的沙发睡觉，后来出去了。一直打到22时许，有人敲门，我上家的女子去开门，过了两三分钟，坐我上家女子和“阿某1”一起进来。“阿某1”说不打了并说我出“老千”，要我把钱都拿出来退还给他4万元，我说我没钱，“阿某1”过来拿起我的包包打开看到没钱后就丢下，并说没钱看我今天的事要怎么处理。我说我出“老千”今天还怎么会输钱，都是你妻子赢钱，旁边的人都说输了几千元，我又和“阿某1”顶了几句嘴，他隔着麻将桌用手扯住我的衣服，我失去重心趴在麻将桌上，左脚膝盖撞上麻将桌，“阿某1”用手抓住我左手前小臂，用另一只手的拳头打我，打了我的头部、左手手臂。“阿某1”的女朋友叫他不要打，“阿某1”停下手说要我想办法退给他4万元。我拿起手机想打电话给我男友，“阿某1”将我的手机抢走拿在手上，我想去拿手机时他又打了我一巴掌，还将我放在麻将台面的250元也拿了。我跟“阿某1”说我没有钱，并表示要叫我丈夫过来给钱。随后“阿某1”开始打电话，大约二、三来分钟后有两名男子过来，“阿某1”拉着他女朋友出去跟他们说话，其中一个进来的男子（后来知道是老板娘的妹夫）说，你们先出去，跟我打麻将的一男一女就先出去了。接着男子对我说，你出千，你看着怎么处理吧，他们输了4万元。我说没这么多钱，你开个价吧。我说1万行不行，男子说不行，打发不了这么多兄弟。期间，轮流派一个人到打麻将的房间看住我，我看见麻将档的老板娘，我让她帮忙拿我的电话给我，但是“阿某1”叫来的人不同意，我叫老板娘跟“青梅”说，让她通知我男友，说我这里出了点事。过后，老板娘的妹夫说打折，收我2万8千元，我说我真没有这么多钱，最多只能交2万元，对方说不行，他要支付喊人过来所需要的工钱，打发不了，我说没办法。我跟对方要回了电话向别人借也借不到。我说实在借不到，只能去刷信用卡提钱，“阿某1”不肯，说今天晚上不给钱就走不了。过了半个多小时，我男朋友来了也没有办法说服对方，我叫男友回家拿了我的信用卡（兴业银行信用卡，卡号是62×××06）回来，老板娘的二哥拿了台“拉卡拉”刷卡，让我输入密码，每次都是对方按金额，最后给了一万四千元，我离开现场，我男友继续留在现场处理，大概等了1小时左右，我男友才离开过来找到我。我男友说因同意对方的要求，两天之后支付喊人过去的两千元出场费才便能离开，我感觉是敲诈，便拨打了110报案。我的左手臂、头部、左膝等都被打到了,打我的是“阿某1”，对方是别人介绍过来打牌的牌友，之前有一次打过麻将，当时在现场的还有麻将档的老板娘和三个（两女一男）一起打麻将,跟我打麻将一个是“阿某1”的女朋友，坐我上家；一个是老板娘的二哥的妻子，坐我下家，坐我对家的男子是老板娘的老乡。当天老板娘打我手机叫我过去打麻将。我一共去这个麻将馆打过四次麻将。我和这名叫“阿某1”的男子打过一回麻将。那次是“阿某1”一个人输，我们三家赢，他那次差不多输了3000-4000元左右，我赢了2000多元。我四次在那打麻将，“阿某1”有两次在场，有一次和“阿某1”一起打麻将，还有这次敲诈我。我第一次赢了800元左右，第二次赢了500元左右，第三次赢了2000元左右，最后这次我输了5000多元。我没有在这家麻将馆打麻将出千。当天我打牌输了很多钱，输到没钱就叫老板娘借2000元给我。那天晚上一共刷了14000元给老板娘二哥卡上，然后他二哥转了2000元给老板娘。刷卡在场的有老板娘和她丈夫、“阿某1”、老板娘二哥两口子、我丈夫、还有“阿某1”叫来的7、8个朋友。被害人李某1经照片辨认，指认上诉人邓某兵就是在麻将馆内打其并敲诈勒索其一万四千元的“阿某1”。2.证人陈某的证言：2018年9月20日晚上21时30分左右我收到我妻子的电话，她让我去找她，我问她怎么那么吵，她说有人打她，电话就挂断了。我通过微信问我妻子的朋友才知道她打麻将的地点，就往花城路广兴沐足附近赶去。当我走到广兴沐足旁边的一条巷子时，一名穿着黑色短袖上衣男子说我妻子打麻将时出老千，被人留在麻将馆里不给走。这名男子带我进入麻将馆，我看到我妻子跟一名中年男子坐在靠门口的麻将桌旁边，我问我妻子情况，她说她打麻将输了5000多元后跟她一起打麻将的人还说她出老千不给她走。带我进来的黑衣男子说他可以帮忙做下中间人调解，他说对方要我们给40000元就放我妻子离开，我妻子说对方打了她最多只能给20000元。黑衣男子带我走到麻将档门口，门口站着一男一女，我走过去问那名男子他输了多少，他说他最少输了20000元，我问他20000元行不行，那名男子说可以，于是我返回麻将档里面打电话借钱，但没有借到钱，我妻子说她还有一张信用卡应该有10000多元，于是我返回家中去取信用卡，我拿到信用卡返回麻将档是12时20分左右，那名男子说可以用刷卡机（POS机）将我妻子信用卡里面的钱刷过去，麻将馆的老板娘拿着一部刷卡机刷说刷不了，从门口又进来一名拿着刷卡机的男子说用他的刷卡机刷，老板娘将我妻子的信用卡给那名男子，那名男子先是用刷卡机刷走了12000元，接着麻将档的老板娘说我妻子打麻将时找她借了2000元，于是又刷走了2000元。刷完卡后我跟我妻子准备离开时，外面又进来7-8名男子要收2000元的出场费，由于当时实在没有钱了，我跟他说过几天有钱了再给，那名男子同意，我带着妻子回家。我妻子说她输了5000多元还被人诬陷说出老千。他们说我妻子出老千，让我自己看着办，说私了的话就给20000元，不私了的话报警也可以。但是他们在我去之前不仅打了我妻子，还没收了我妻子的手机不给我妻子打电话，限制我妻子的人身自由不让她离开。老板娘的老表带我来到麻将馆门口找到一个自称输钱的男子“阿某1”，“阿某1”说我妻子打麻将出千，还说他自己输了20000多元要我给钱才让我妻子离开麻将馆，“阿某1”当天没有和我妻子赌钱，他没有输20000多元。当时打麻将时，“阿某1”的女朋友坐我妻子上家，老板娘二哥的妻子坐我妻子下家，还有一个老板娘的湖南老乡坐我妻子对家。我妻子告诉我没有出千，她自己也输了5000多元。我妻子被“阿某1”打了一巴掌脸部，头部和肩膀都被打了一拳。证人陈某经照片辨认，指认上诉人邓某兵就是在麻将馆敲诈勒索其妻子李某1金钱的男子，这名男子还殴打其妻子并敲诈勒索一万四千元的人。3.证人梁某2的证言：2018年9月20日中午，“阿某1”和“廖妹子”约我和我二嫂（齐检英）一起在我麻将档口附近吃饭，吃完饭之后他们说到我麻将档去打麻将，当时三缺一，于是我就打电话给“阿某2”说打麻将，等了一会儿“阿某2”就过来了，“阿某2”当时就找我说身上没有多少钱，叫我先借2000元给她，于是我借了2000元现金给了“阿某2”，接着“廖妹子”、“阿某1”、“阿某2”和我二嫂四个人一起打麻将，然后我离开麻将档，吃完饭之后“廖妹子”、“小锋”、“阿某2”继续打，我和我丈夫、二哥一起离开。晚上22时许，“阿某2”打电话说出了点事，让我马上到档口。我赶回档口看见“小锋”、“阿某2”在麻将房里，我二嫂、“阿某1”坐在客厅，我丈夫和二哥也来了档口。“阿某2”跟我说不好意思，我出千被“阿某1”抓住了，“阿某2”还把出千的工具给我看，是她随身带过来的钱包之类的物品，打牌时偷两个麻将牌藏在钱包下面的凹格里换牌，她说已经和“阿某1”说好赔偿2万元给“阿某1”了结这事，她打电话给她丈夫过来处理。“阿某2”丈夫进来后骂了“阿某2”，她丈夫和“阿某1”聊了一会儿就回去拿钱，他回来后说卡里没有这么多钱，和“阿某1”商谈决定先刷2000元还给我，再刷12000元给“阿某1”，当时“阿某2”的丈夫拿着自己的POS机刷卡，但刷不了，于是问谁还有带POS机，于是我二哥说他带了POS机，然后“阿某2”丈夫就在我二哥的POS机上刷了14000元到我二哥的账户，刷完以后“阿某2”的丈夫就和“阿某1”说钱已经刷到老板娘二哥的账户上了，等会他取现金给你，然后我二哥去银行取了钱给“阿某1”。14000元中有2000元是还给我的，剩下的12000元是给“阿某1”的。接着“阿某2”的丈夫过来和我说了下不好意思就和“阿某2”、“阿某1”他们一起离开了，接着我二哥、二嫂、“小锋”也离开了。证人梁某2经照片辨认，指认上诉人邓某兵就是说“阿某2”出千的男子“阿某1”，后来梁某1用POS机刷走“阿某2”14000元中有12000元以现金方式给了该男子“阿某1”；指认被害人李某1就是“阿某2”。并对案发现场进行了指认。4.证人廖某的证言：2018年9月20日中午13时许，麻将馆老板娘“梁某3”叫我去麻将档打牌，也打了电话给“阿某1”，然后我叫“阿某1”接我一起去麻将馆。在麻将馆看见“四川婆”、“马妹子”、“二嫂”（梁某3的嫂子），我和“阿某1”合伙打一方，我负责上桌打，“阿某1”坐在旁边看，“二嫂”坐我下家，“马妹子”坐我上家，“四川婆”坐我对面。到晚上22时30分左右，“阿某1”和“二哥”一起出去，大概过来十分钟左右，“阿某1”打我电话叫我开门，我开门，“阿某1”一进房间说别打了，我们打完这局推麻将时，“阿某1”抓住“四川婆”的手，说她出千，“四川婆”说这是我丈夫的烟灰盅，“阿某1”往“四川婆”的脸上打了两巴掌，我上去拉开“阿某1”后，我走开了，“阿某1”和“四川婆”在谈怎么了结这个出千的事情，我听到“四川婆”说愿意退2万元。接着“二哥”和我打了电话给老板娘说档口有人打麻将出千，叫她马上回来。老板娘来档口了解了下情况后就打了电话给她妹夫“毛某”，我看见“四川婆”一直在打“阿梅”的电话(阿梅介绍来这里打麻将的），“阿梅”就把“四川婆”的电话拉黑。“毛某”过来后，我和“二哥”、“二嫂”、老板娘、小峰都出大厅，“阿某1”、“毛某”还有“四川婆”三个人在房间里谈。到23时许，有七、八名男子过来麻将馆，“阿某1”和他们打了招呼，叫他们在外面等，“四川婆”的丈夫也过来，老板娘和“阿某1”、“毛某”一起进了房间和“四川婆”她们两口子谈，不久，老板娘说“四川婆”的丈夫在“二哥”的POS机上刷了14000元，还了2000元给老板娘，还剩下12000元“阿某1”和二哥怎么分的，我不清楚。当时没有给“四川婆”出那个麻将房，直到过来几个小时之后他们谈妥了才给“四川婆”走的。对方打麻将的时候，一直拿个盒子出来，手机放在最上面，钱放中间，盒子放在最下面，盒子内有两个麻将。当天下午打的这场，我和“马妹子”赢了，我赢2000多元，二嫂和“四川婆”输了，当时“四川婆”输的没钱了，就找老板娘借了2000元现金。晚上我和齐小峰输了4000多元，二嫂和“四川婆”赢了。因为“阿某1”要“四川婆”拿钱，“阿某1”就叫人过来撑场。“阿某1”从对方处收到12000元后，我没有分到钱。证人廖某经照片辨认，指认上诉人邓某兵就是殴打了“四川婆”（被害人李某1）并让“四川婆”在POS机上刷14000元的男子“阿某1”；指认被害人李某1就是“四川婆”。并对案发现场进行了指认。5.证人梁某1的证言：2018年9月20日晚，在广州市花都区花城路广兴沐足旁后面一小区一楼我妹妹梁某2的住处打麻将时，有一个男的向一个女的要了12000元，另外还有2000元是还我妹妹梁某2的。晚饭后，我回到梁某2的住处，发现“阿某1”和一个男的坐在客厅的沙发上，那个男的见到我后问我有没有POS机，他要刷卡还账。因为我做土建工程，P0S机随身放在车上，我就拿给这个男的，一会儿，我收到三笔钱到账的信息，其中10000元的一笔，2000元的两笔，这个男的问我到账没，我说到账。我说和他去银行把钱取出来给他，他说不用了，说清把这个钱给谁就行，我和他来到房间，他告诉其中2000元是借梁某2的，取出来后2000元还给梁某2，12000元是给“阿某1”的，取出来12000元给“阿某1”。我从柜员机取了10000元后交给“阿某1”，“阿某1”离开。这三笔用我POS机刷卡的情况：一笔10000元的，实际到账9930.31元；两笔2000元的，实际都是到账1983.11元。证人梁某1经照片辨认，指认上诉人邓某兵就是借用其POS机刷卡14000元，其中有12000元给了该男子“阿某1”。并对案发现场进行了指认。6.抓获经过，证实：公安机关于2018年10月22日抓获上诉人邓某兵。7.卡号为62×××06的信用卡的开户资料及交易明细，证实：被害人李某1名下的卡号为62×××06的信用卡于2018年9月21日支付三笔，金额为10000元、2000元、2000元，合计金额14000元。8.银行卡号62×××25的历史明细清单，证实：证人梁某1的卡号62×××25的银行卡于2018年9月21日有三笔用其POS机刷卡的记录：一笔10000元，实际到账9930.31元；两笔2000元，实际均到账1983.11元，之后两次通过ATM分别取款5000元。9.现场勘验检查笔录及现场照片，证实：民警在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花城路33号A座101房进行了现场勘查。10.穗花公（司）鉴（法临）字[2018]02486号鉴定书，证实：被害人李某1所受损伤符合钝性暴力作用形成，造成面部软组织挫伤及左膝部挫伤面积达15.0cm2以上，其损伤程度为轻微伤。11.前科材料，证实：2010年11月19日，因犯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伪造、变造居民身份证罪被铁岭市银州区人民法院判处拘役五个月，2010年12月21日刑满释放。12.上诉人邓某兵的供述和辩解：2018年9月20日中午，麻将馆的老板娘（梁某3）打“廖妹子”（不知道姓名）手机说来麻将馆打麻将，于是“廖妹子”打我电话叫我一起去打麻将，然后我和“廖妹子”骑着电动车从花都区新华街花城北路五华村到了麻将馆，我和“廖妹子”说合伙打一方，“廖妹子”坐上台打麻将，我在旁边看，打到晚上7点左右我们就吃饭，吃完饭他们继续接着打，晚上9点多时我发现坐在“廖妹子”下家的一名女子有出千的行为，我就抓住她，说她出千，我按住她放在台面上的钱包，然后把钱包翻开之后露出了两个麻将，我问她怎么办，我和你打了两回麻将总共输了9000多元，她于是打电话给他丈夫，叫她丈夫过来处理，然后我们在麻将馆等她丈夫过来处理，老板娘过来麻将馆，老板娘的妹夫（绰号“毛某”）也来了麻将馆，然后“毛某”说他来和这名女子调解，这名出千女子的丈夫就来了麻将馆，老板娘的妹夫“毛某”和他们两夫妻在房间谈。这名女子的丈夫回去拿钱，过了一会她丈夫回来了，拿了张银行卡说刷卡，对方先刷了2000元还给老板娘，然后对方说没有这么多钱了，只有12000元了，最后刷了12000元，我看见他们出来后，我找到二哥梁国青说退的钱找谁要，二哥说叫我找他（二哥）要就行了，然后我就骑着电动车回家了。当时打麻将时坐那名出千的女子上家的“廖妹子”，坐她下家的二哥的妻子，坐她对面的二哥的小舅子“小丰”。我不知道他们当时打麻将的输赢情况。我和这名出千女子一共打过两次麻将（包括被抓到出千这次）。每次打麻将都是老板娘打电话叫我们过来的。我们打鬼牌麻将，50元四只码，每场输赢说不准，有时候几千，有时候上万。13.户籍证明，证实：上诉人邓某兵的基本身份信息，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关于上诉人邓某兵提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其未收取被害人的财物，也未欧打被害人，请求改判的上诉意见，经查：被害人李某1，证人廖某、梁某1、陈某等证人证言以及银行流水交易明细等书证相互印证证实，上诉人邓某兵与被害人李某1在打麻将期间，邓某兵称李某1出千，于是殴打李某1，并向李某1索要钱财，因李某1没有携带财物，随后邓某兵便限制李某1的人身自由，直至陈某使用信用卡刷得14000元，其中12000元现金给了邓某兵，才得以离开。上诉人邓某兵采取殴打等方式威胁被害人等，强行索取财物，数额较大，原审判决据此认定其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上诉人邓某兵提出的上诉意见与现查明的事实和证据不相符，请求改判，本院不予采纳。本院认为，上诉人邓某兵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敲诈勒索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敲诈勒索罪。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邓某兵提出的意见，经查不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百四十四条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蔡丽君审判员  平文林审判员  钟海燕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朱秀文叶俊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