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5民终302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苏州市创意灯光景观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渭塘开发区。法定代表人：钱育峰，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江苏吴中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亚中，男，1976年2月2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上诉人苏州市创意灯光景观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意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徐亚中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2019）苏0508民初52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创意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支持创意公司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一审诉讼程序错误。创意公司以委托合同关系为案由起诉，通过庭审，一审并未告知查明事实与委托合同关系性质不一致，直接以双方之间不存在委托合同关系作为驳回我方诉讼请求的理由之一，不符合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如果一审认为委托合同的案由不当，可依法重新确认为不当得利。2、一审认定事实错误。创意公司主张的21笔付款均附有银行承兑汇票及转账凭证，均有徐亚中签字。首先，付款明细中（1）-（4）四份承兑汇票共计220万元，徐亚中在前案二审中到庭确认收到，且应所指为收到创意公司付给中兴公司的货款，当时未说系收到的张国芳的其他款项。本案一审中徐亚中代理人称系收的张国芳其他货款但未能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其次，明细中（5）-（9）四份承兑汇票共计43万元及一份转账支票30万元，徐亚中在前案一审中就确认系收到的创意公司支付中兴公司的货款。第三，明细中（10）-（21）191万元承兑汇票及转账，徐亚中一并在2015年1月20日的《付款情况》上签字，应当认定为收到上述全部款项，而不仅是其承认收到的张国芳的转账50万元，且其中两张汇票徐亚中的下家已确认收到。创意公司支付货款的汇票、支票全部通过业务员张国芳交给徐亚中，没有直接向中兴公司交付过。一审中徐亚中的代理人也确认涉案合同系张国芳代表创意公司与中兴公司签订，张国芳出具《付款情况》让徐亚中签字确认时徐亚中应知道这是与中兴公司合同项下的货款，在前案一审、二审中徐亚中从未提出过创意公司所付货款中包括非案涉合同项下的其他货款。2015年10月12日徐亚中还出具一份《付款证明》，确认收到创意公司支付中兴公司的全部货款，这里的全部货款应当包括《付款情况》上的191万元。徐亚中对自己的前述签字应有清醒的理解与认知。上述事实足以证明徐亚中收到的484万元是创意公司支付的，扣除其一审自认收到的2408363.5元（与中兴公司承认收到的金额吻合），余款2431636.5元徐亚中应予返还。徐亚中二审未作答辩。创意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徐亚中返还2431636.50元；2、判令徐亚中赔偿利息损失640330.95元（暂计算至2019年6月16日，之后以2431636.5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3、判令本案诉讼费由徐亚中负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如下事实：2013年12月10日，江苏中兴电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兴公司”）（出卖人）与创意公司（买受人）签订《工业品买卖合同》一份，约定：创意公司向中兴公司购买型号为ZR-YJV22-4*240的电缆5500米，货款金额为2812150元。合同签订后，货到工地支付总货款的70%计1968505元，在2014年1月25日之前支付。余下的在2个月内，30%计843645元一次性付清。出卖人的委托代理人应负经济连带责任。该合同出卖人处加盖中兴公司的合同专用章，该合同专用章上载有中兴公司的收款账户信息，徐亚中在出卖人中兴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处签字确认；创意公司在买受人处盖章确认。2013年12月15日，江苏中兴电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兴公司”）（出卖人）与创意公司（买受人）签订《工业品买卖合同》一份，约定：创意公司向中兴公司购买型号为ZR-YJV22-4*70的电缆2500米，ZR-YJV22-4*35的电缆20000米，YJV22-8.7/15KV-3*70的电缆3400米，货款总金额为2553360元。合同签订后，货到工地支付总货款的70%计1787352元，在2014年1月25日之前支付。余下的在2个月内，30%计766008元一次性付清。出卖人的委托代理人应负经济连带责任。该合同出卖人处加盖中兴公司的合同专用章，该合同专用章上载有中兴公司的收款账户信息，徐亚中在出卖人中兴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处签字确认；创意公司在买受人处盖章确认。上述合同签订后，中兴公司即进行了供货。此后，中兴公司将对创意公司享有的上述货款权利转让给江苏中矿电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矿公司”）。2015年6月9日，中矿公司将创意公司及徐亚中起诉至江苏省宜兴市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宜兴法院”），要求创意公司及徐亚中支付货款2797786.5元及违约金、逾期付款利息等。庭审中，创意公司举证了9张承兑汇票复印件和1张转账支票复印件及徐亚中出具的收款证明1份，意证明创意公司已支付中兴公司货款629万元。宜兴法院经审理认为4张承兑汇票合计金额为43万元，该4张承兑汇票复印件有徐亚中的签名，另外2张合计200万元的承兑汇票仅有严金龙的签名，其余3张承兑汇票没有经手人签字，30万元转账支票复印件上有徐亚中签名。在质证中，徐亚中的代理人确认收到其签名的4张承兑汇票43万元，但该款并未交给中兴公司；而徐亚中则认为该4张43万元的承兑汇票及30万元的转账支票其确已收到，但均已交付中兴公司，其他5张承兑汇票未收到。同时，徐亚中还明确其还通过张国芳再联系严金龙将江苏远红电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红公司”）等单位的电缆销售给创意公司，对创意公司与中兴公司之间合同的具体交货、付款是否履行完毕不清楚。庭审中，创意公司提供了远红公司出具的证明及金额为100万元的承兑汇票复印件。宜兴法院经审查，该交付远红公司的100万元承兑汇票与创意公司主张交付徐亚中的其中一张100万元承兑汇票是同一张承兑汇票。宜兴法院于2015年11月14日作出案号为（2015）宜官商初字第284号民事判决，认为徐亚中系中兴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但中兴公司并未授权徐亚中代中兴公司收取合同货款，且徐亚中与创意公司之间还存在其他电缆买卖业务关系。宜兴法院最终确认中兴公司实际交付创意公司的电缆金额为5206150元，并确认创意公司尚欠中兴公司货款2797786.5元，扣除创意公司诉讼中支付的137万元后，尚欠1427786.5元。创意公司不服上述判决，上诉至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无锡中院”）。创意公司向无锡中院举证了徐亚中签字的《付款证明》，无锡中院认为上述一审中徐亚中已对其中四份大额承兑汇票进行了质证，明确表示没有收到，二审中又予以认可，前后矛盾，其陈述证明效力较低。无锡中院最终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创意公司仍不服无锡中院上述二审判决，并申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江苏高院”）再审。江苏高院经审查认为：徐亚中系中兴公司业务员，其虽在《工业品买卖合同》中以中兴公司委托代理人身份签字，代理中兴公司对外销售电缆，但合同中并未约定徐亚中有权代理中兴公司收取货款。依据远红公司提供的证明，徐亚中不仅代理中兴公司向创意公司供货，而且还通过远红公司为创意公司提供电缆。因此，徐亚中收取创意公司货款的行为，既不构成有权代理，亦不构成表见代理。关于创意公司是否欠付中兴公司货款问题，江苏高院认为，徐亚中在一审、二审中对于其是否收到创意公司争议货款的陈述前后矛盾，亦未能提供相应的款项往来凭证和收款收据予以佐证。况且，由于徐亚中无权收取案涉货款，即使创意公司向徐亚中支付了剩余货款，亦不代表创意公司向中兴公司支付了货款。综上，江苏高院最终驳回了创意公司的再审申请。创意公司为证明其向徐亚中支付了484万元款项，向一审法院提供了《创意公司付货款明细》一份，该明细分两部分，一部分是293万元，另一部分是191万元。第一部分293万元组成为：1、票号为31090659的银行承兑汇票，金额为10万元；2、票号为31090660的银行承兑汇票，金额为10万元；3、票号为93149233的银行承兑汇票，金额为100万元；4、票号为23440699的银行承兑汇票，金额为100万元；5、票号为25636180的银行承兑汇票，金额为20万元；6、票号为32691202的银行承兑汇票，金额为15万元；7、票号为30773815的银行承兑汇票，金额为5万元；8、票号为24200096的银行承兑汇票，金额为3万元；9、票号为10703824的银行转账支票，金额为30万元。第二部分191万元组成为：10、票号为22560857的银行承兑汇票（出票日期为：2014年4月15日），金额为20万元；11、票号为32963550的银行承兑汇票（出票日期为2014年5月29日），金额为5万元；12、票号为32963554的银行承兑汇票（出票日期为2014年5月29日），金额为5万元；13、票号为32990794的银行承兑汇票（出票日期为2014年7月29日），金额为10万元；14、票号为32990795的银行承兑汇票（出票日期为2014年7月29日），金额为10万元；15、票号为32990796的银行承兑汇票（出票日期为2014年7月29日），金额为10万元；16、票号为32990797的银行承兑汇票（出票日期为2014年7月29日），金额为10万元；17、票号为32942030的银行承兑汇票（出票日期为2014年10月14日），金额为30万元；18、票号为32942178的银行承兑汇票（出票日期为2014年10月30日），金额为20万元；19、票号为32942179的银行承兑汇票（出票日期为2014年10月30日），金额为20万元；20、张国芳转账徐亚中30万元；21、张国芳转账徐亚中20万元。一审另查明，徐亚中于2015年10月12日出具《付款证明》一份，内容为：关于创意公司与中兴公司于2013年12月10日-12月15日经办签订的二份采购电缆合同，创意公司已经全部付清货款给我徐亚中。一审再查明，在本案庭审全部结束后，创意公司代理人向该院邮寄了严金龙的银行流水，该银行流水显示严金龙于2014年7月10日向张国芳转账30万元，于2014年9月17日向张国芳转账20万元，此外还于2014年7月29日向张国芳转账了180000元。一审庭审中，徐亚中向该院举证了有“张国芳”签字的远红公司发货单、远新公司的电缆发货单、金普电缆销货清单、经纬电缆发货单等，意欲证明徐亚中与张国芳之间除了案涉合同外还有其他业务，并单独予以结算。徐亚中还举证了结算欠款、借条等，意欲证明张国芳目前仍尚欠徐亚中货款及其他借款。一审庭审中，徐亚中陈述：1、我方均是从张国芳处拿到相关款项，创意公司从未直接给过我方款项。我方与张国芳之间存在着货物买卖合同关系，也存在着其他资金往来。张国芳给我方的款项系支付我方的货款。我方将张国芳支付给我们的货款作为我方应付给中兴公司的货款付给了中兴公司。我方只认识张国芳，在诉讼之前我们不认识严金龙。2、我方认可收到《创意公司付货款明细》中第一部分的293万元，但系张国芳给我们的。对于第二部分的191万元，我方只收到了张国芳转账的50万元，其余款项没有收到。张国芳给我方钱时也并未讲清楚每笔钱对应哪些货物，也没有讲清楚货款的采购方是谁。3、关于徐亚中2015年10月12日出具的《付款证明》，该付款证明出具时正好是创意公司与中兴公司的诉讼期间，应创意公司要求为了免除创意公司的付款责任，在二审的时候创意公司让徐亚中出具了这份付款证明。但事实上这份付款证明的所有内容都是虚假的，徐亚中并未收到创意公司的全部货款，且创意公司的货款也不是支付给徐亚中的。在无锡法院已生效的判决中，对该份付款证明的证明效力予以了否定。4、我方与创意公司之间没有委托关系。即使按照创意公司与中兴公司的买卖合同约定，徐亚中也是中兴公司的代理人，不存在接受创意公司的委托向中兴公司支付款项。况且生效判决也已经否定了徐亚中与中兴公司之间的委托关系。一审庭审中，创意公司陈述：1、案涉所有银行承兑汇票及转账支票均是由创意公司交付严金龙，严金龙再给张国芳，张国芳最后将汇票交付给徐亚中。2、中兴公司已收到的货款2408363.50元也是通过徐亚中支付给中兴公司的。3、我方认为我方与徐亚中之间系委托关系，我方委托徐亚中向中兴公司支付货款，徐亚中是合同中确定的中兴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创意公司以与徐亚中之间存在委托关系为由要求徐亚中返还相关款项。其认为与徐亚中之间存在委托关系，委托徐亚中向中兴公司付款，但徐亚中没有足额支付，故应将相应的款项返还创意公司。但根据中矿公司与创意公司、徐亚中买卖合同纠纷一审、二审及再审案件查明，徐亚中系中兴公司的业务委托代理人，代理中兴公司对外销售电缆，但并未约定徐亚中有权代理中兴公司收取货款。即徐亚中代表中兴公司，且仅系中兴公司的业务委托代理人，与创意公司之间并不存在委托关系，双方间并未有达成委托付款的意思表示，徐亚中没有接受过创意公司的委托，创意公司也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创意公司授予徐亚中委托的具体事项是什么、具体时间是什么、具体权限是什么。因此创意公司以与徐亚中之间存在委托关系为由向徐亚中主张款项没有相应的事实与法律依据，难以支持。创意公司认为其通过严金龙将484万元款项交付张国芳，再由张国芳将款项交付徐亚中。但根据已查明情况，徐亚中并不认可其收到了484万元，创意公司的现有证据也无法证明484万元已足额全部交付徐亚中。同时，创意公司也无法举证该484万元均属于或均出自创意公司。在本案庭审全部结束后，创意公司代理人向该院邮寄提交了严金龙的银行流水，其认为其中50万元系由严金龙代创意公司通过张国芳支付徐亚中。对此该院认为，根据严金龙的银行流水，严金龙与张国芳之间还存在其他转账往来，故严金龙向张国芳转账的该50万元的用途不明，不能仅以创意公司和严金龙的说辞来认定该50万元的用途。创意公司也自始至终无法提供证据证明严金龙系其公司的员工，故对创意公司与严金龙之间的身份关系无法查明。因此，创意公司与严金龙认为该50万元系创意公司要求严金龙向张国芳支付、且用于支付中兴公司电缆款的观点没有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支撑，难以采纳。综上，创意公司既无法证明该484万元均属于创意公司或来源于创意公司，也无法举证证明已将484万元足额交付徐亚中，故其以484万元扣除中兴公司自认已收到的货款2408363.50元后剩余的2431636.50元要求徐亚中予以返还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此外，中矿公司与创意公司、徐亚中买卖合同纠纷一审、二审及再审案件中并未查明中兴公司收到的2431636.50元来自何处。徐亚中向中兴公司到底支付了多少款项在上述案件的庭审中徐亚中陈述不一，其证言的证明效力较低，故徐亚中的自认或证言无法作为认定其向中兴公司支付的货款金额的依据，也无法作为认定徐亚中收到创意公司款项金额的依据。因此，中兴公司收到的2431636.50元到底有多少金额来自徐亚中根本无法查明，创意公司简单地以484万元-2408363.50元=2431636.50元的金额要求徐亚中予以返还亦与事实不符。且根据创意公司、徐亚中一致确认，徐亚中收到的款项均来自张国芳交付，而徐亚中与张国芳之间存在其他的买卖与借贷关系，故徐亚中收到张国芳的款项的用途目前无法查明，创意公司应通过张国芳、严金龙与徐亚中之间对账后再行主张权利。综上，创意公司与徐亚中之间并不存在事实上或书面的委托关系，创意公司以委托关系为由要求徐亚中返还款项依据不足。同时，创意公司既无法举证484万元均来源于创意公司，也无法举证484万元已全部足额交付徐亚中，更没有举证严金龙交付张国芳、张国芳交付徐亚中上述款项时均明确用途为支付中兴公司电缆款，因此，创意公司要求徐亚中返还2431636.50元款项没有相应的事实与法律依据，应由创意公司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创意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1375.74元，由创意公司负担。一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创意公司基于其与中兴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主张其通过严金龙、张国芳向中兴公司的徐亚中全额支付了货款，因在前案与中兴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中，经法院一审、二审、再审仅被认定已付2408363.50元，故要求徐亚中返还差额部分。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创意公司也陈述前述款项并非由其直接支付给徐亚中，而是通过严金龙及张国芳向徐亚中支付，其无法提供向徐亚中支付前述款项的完整证据。其次，在前案及本案中徐亚中均提出其与张国芳另有往来并提供了相应的证据，而严金龙的银行流水也反映其与张国芳之间还存在其他转账往来，创意公司无法证明严金龙与张国芳、张国芳与徐亚中之间款项的往来中严金龙与张国芳的所有付款均系其与中兴公司买卖合同项下的职务行为。第三，前案一审中徐亚中仅认可创意公司举证的4张汇票（共计43万元）及30万元的转账支票其已收到并交付中兴公司，其他汇票均未收到。至前案二审中徐亚中又作出完全矛盾的陈述，其陈述及《付款证明》也未被前案二审法院予以认可。徐亚中在前案中前后矛盾的陈述不能直接作为本案中认定相关事实的直接依据，而前案中也未查实中兴公司自认已收取的货款中哪些系由创意公司通过严金龙、张国芳、徐亚中支付。故创意公司仅基于其主张的通过严金龙、张国芳向徐亚中的付款减去前案中兴公司自认的收款之间的差额，要求徐亚中予以返还，证据不足，一审未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创意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一审法院实体处理并无不当，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1375.74元，由上诉人苏州市创意灯光景观工程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管 丰审判员 孙晓蕾审判员 浦智华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八日书记员 汤烨雯法律文书履行提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具有国家权威性和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应当依法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否则人民法院将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将面临以下执行风险：一、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名下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执行措施，并有权对被执行人及其住所、经营场所进行搜查。二、被执行人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执行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三、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四、被执行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或者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四、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财产的，人民法院有权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及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五、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座以上舱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费经营必须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六、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或者通过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抗拒执行，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法院公告栏、电子显示屏、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向社会公布，并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向征信机构通报，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七、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或者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