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1民终702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南七建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安阳市殷都区文源街西段，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500796763336G。法定代表人：李方波，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付立明、刘金库（实习），河南律范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随志彬，男，汉族，1982年4月10日出生，住河南省荥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楚艳，河南益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河南七建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七建公司）与上诉人随志彬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法院（2019）豫0108民初67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0日立案后，依法采取独任方式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七建公司上诉请求：撤销惠济区人民法院2019豫0108民初6766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鉴定意见未对涉案的通信管网范围内第一段、第四段是否存在穿线工程有明确的鉴定结论。原审判决对涉案的通信管网范围内的第二段第四段全部穿线这一事实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签订的通信管网承包协议中未约定过穿线工程，被上诉人诉讼主张穿线工程的工程款没有合同依据。虽然上诉人认可额外穿线的一百多米的额外穿线，但其余穿线的工程是不存在的。根据鉴定意见第八条、第五款、第四项、第五项可以得知，鉴定意见对涉案的通信工程管网范围内第二段、第四段是否存在穿线工程，并没有一个肯定的鉴定结论，涉案的第二段、第四段不存在其他穿线工程，被上诉人应当对上述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原审判决认为本案中上诉人应该对其不予认可部分不是由被上诉人完成这一事实负举证责任，上诉人不对上述事实负有举证责任，故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势必导致判决错误。综上所述，请求判如所请。随志彬辩称：一、答辩人在合同履行期间，因上诉方的要求在合同外增加了顶管穿线的工程，同时合同约定对于额外增加的工程据实结算，一审中答辩人对该部分工程申请司法鉴定，并经鉴定机构两次现场勘查，最终确认顶管工程的第二、第四段存在顶管穿线工程。依据答辩人在一审中提供的施工现场图、施工作业材料以及顶管穿线工人的工资表可以看出答辩人实际完成了顶管工程的第二、第四段的顶管穿线工程，七建公司先是否认答辩人进行了该部分工程的施工，现场勘测后又否认实际完成量，因涉案工程已经交给了上诉人使用，上诉人并未向答辩人提供任何质量和施工量的异议。同时上诉人也不能证明该部分工程另行发包给合同外的第三人并结算完毕的证据，故一审法院据此认定涉案工程的第二、第四段的顶管、穿线工程全部由答辩人施工完毕，并结合司法鉴定意见认定该部分的工程造价为65237.6元的事实认定清楚，上诉人的该上诉理由不成立。随志彬上诉请求：撤销一审民事判决，改判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工程款154757.85元；案件受理费、鉴定费、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上诉人支付的协调费用共计129000元，但一审法院只认定了14000元，其余11.5万元被上诉人也应当支付给上诉人。上诉人在实施本案所涉工程时需要进行协调，当时约定协调费用应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的合伙人刘培菊负责做具体的协调工作，刘培菊从被上诉人处一共支取协调费129000元，一审法院只认定了14000元的协调费，对于剩余的协调费并没有认定。请求判如所请。七建公司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协调费用为14000元正确。2016年1月7日刘培菊出具证明，收到协调费用14000元，答辩人对上述14000元的协调费用予以认可。对于上诉人随志彬另主张115000元的协调费用没有事实依据和证据证明，答辩人不予以认可。二、答辩人与上诉人随志彬签订的协议中并没有约定具体的协调费用，答辩人也没有义务支付协调费用。三、上诉人随志彬对于协调费用的两次诉请不一致，上诉人随志彬在一审中对协调费的费用的诉请为79000元，上诉人随志彬在二审中对协调费的上诉请求为129000元，答辩人认为上诉人随志彬在两次诉讼中对于协调费的诉请前后不一，差异甚大，且存在虚假事实。随志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工程款180000元及利息（自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1月18日，原、被告签订《通信管网承包协议书》，约定：名称：郑州市交通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新建管道北四环-文化路管道。工程内容：原告按照被告提出的路段图纸要求为依据，认真复核路由和测量，确定位置，并负责工作坑开挖，定位，穿孔，扩孔，拉管、清淤。工程价格及结算方式：顶管每公里包死价人工，机械费32万元。乙方在工程完工后提供竣工资料的同时提供初步竣工结算表，竣工结算价以建设方审定的工程量为基础。顶管暂定壹公里32万元，具体合同总价按完成据实结算。合同签订后，原告按合同进行了施工，原告称除合同约定的工作量外，还另加了穿线工程。合同内顶管的工程量原、被告双方均认可为1513.60米，工程造价为每米320元，故顶管的总工程量为484352元。工程施工过程中，被告共支付给原告各种费用共计523000元。其中双方认可的协调费为14000元，原告称2016年1月12日刘培菊所打收条40000元及2016年3月18日所打收条25000元亦为协调费，被告不予认可。审理中，原告申请对穿线工程量及工程造价进行鉴定。河南省科健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在鉴定过程中，对现场进行了两次勘验，勘验时原、被告双方认可顶管工程分为4个施工段，在第二段、第四段确实存在穿线工程，详细分析了现场勘验情况及双方意见，作出豫科造鉴字（2019）第13号《关于对郑州市交通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新建管道北四环通信管道穿线工程量及工程造价的鉴定意见》，结论为：郑州市交通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新建管道北四环通信穿线工程量为39321.00米＋47662.80米=86983.80米，工程造价为29490.75元＋35747.10元=65237.85元，其中双方无争议部分的工程量为8901.60米，工程造价为6676.20元。原告曾因此事于2017年10月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起诉金额为120032元，后向原审法院提出撤诉申请，原审法院予以准许。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签订《通信管网承包协议书》，原告应按协议约定实施工程，被告按协议支付工程款。原告称在协议之外增加了穿线工程，被告认可原告只实施了100多米的穿线工程。故双方争议的焦点为：一、协议书未包含的穿线工程是否由原告施工，工程量如何确定。经鉴定，在涉案的通信管网范围内的第二段、第四段确实存在穿线工程，原告提交有材料款收据、证明及穿线工资表予以证实穿线工程系原告完成，被告认可其中部分工程系原告完成，但对其不认可部分并未提出由其他人员完成的相关证据。故综合本案情况，可以认定涉案通信管网范围内的穿线工程系原告完成。工程量以鉴定结论65237.60元为准。二、关于协调费的认定。2016年1月7日刘培菊出具证明，收到协调费用14000元，原、被告双方均予以认可，原审法院予以确认该笔款项为协调费。原告称2016年1月12日刘培菊所打收条40000元及2016年3月18日原告所打收条25000元亦为协调费，被告不予认可且原告没有证据证明该二笔款项系协调费用，收条上亦没有注明。故原告认为此二笔款项系协调费的主张原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顶管的工程造价为484352元，穿线工程造价为65237.85元，总工程造价为548757.85元，被告共支付523000元，扣减14000元的协调费用，被告共支付原告工程款为509000元，故被告尚欠原告工程款39757.85元。原告要求被告自起诉之日起按年息6％支付利息至付款之日止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一审判决如下：一、被告河南七建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随志彬工程款39757.85元，并自2018年11月7日起按照年息6％支付利息至实际付款之日止。二、驳回原告随志彬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900元，减半收取1950元，鉴定费5000元，由原告随志彬负担5439元，被告河南七建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负担1511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关于随志彬是否对案涉通信管网范围内的第二段、第四段进行穿线施工问题，随志彬向一审法院提供有材料款收据、证明及穿线工资表等用以证实穿线工程由其完成，且经勘验鉴定，在涉案的通信管网范围内的第二段、第四段确实存在穿线工程，故一审根据在案证据认定涉案通信管网范围内的穿线工程由随志彬完成并无不当，七建公司主张随志彬未对第二、四段穿线工程施工的依据不足。关于七建公司应否承担115000元协调费问题，随志彬上诉称七建公司应承担协调费，但双方合同中未约定协调费用由七建公司承担，七建公司不认可随志彬上诉主张的相应协调费用，随志彬亦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上述协调费用系在七建公司认可的情况下支付，故随志彬上诉主张七建公司承担115000元协商费的依据不足。综上，随志彬、七建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500元，由上诉人随志彬负担2600元，上诉人河南七建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负担39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邵晓斐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米 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