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182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康玉芳，女，1962年8月24日生，汉族，住上海市奉贤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宇，上海敬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爱萍，女，1963年11月1日生，汉族，住上海市奉贤区。上诉人康玉芳因与被上诉人刘爱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2019）沪0120民初157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康玉芳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刘爱萍的起诉。事实和理由：本案不属于民事纠纷，康玉芳是上海XX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公司）的业务员，涉案款项是康玉芳在担任业务员期间募集的资金，后康玉芳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受到刑事处罚，在刑事判决书中已经判决违法所得予以追缴后发还存款人，因此涉案款项应当在刑事案件的追缴过程中予以解决，不属于民事案件审理范围；康玉芳和刘爱萍之间不存在借款关系，涉案款项是刘爱萍委托康玉芳理财购买XX公司的相关产品，因为有些优惠是只有业务员才能享受的，所以是由刘爱萍及其他人员把款项给康玉芳后，以康玉芳的名义进行投资。刘爱萍辩称，不同意刘爱萍的上诉请求，本案的款项是借款，刘爱萍在XX公司有自己的账户，如果需要购买XX公司的产品可以自己购买，无需通过康玉芳；刘爱萍在XX公司购买了87万元的产品，该部分款项已经在XX公司刑事案件中进行了申报，本案的款项没有在刑事案件中申报过，也不属于康玉芳非吸案件的犯罪金额；本案的款项是刘爱萍借给康玉芳的，至于康玉芳拿到款项后的用途，与刘爱萍无关，不能成为康玉芳拒绝返还借款的抗辩理由。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爱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康玉芳归还刘爱萍借款人民币340,000元；2.判令康玉芳支付以340,000元为本金自2017年10月27日起至本判决生效日止按年利率12%计算的利息。一审法院认定，刘爱萍与康玉芳系朋友关系。康玉芳系XX公司的业务员。2017年7月17日刘爱萍向康玉芳银行转账70,000元；2017年7月20日刘爱萍向康玉芳微信转账10,000元；2017年8月21日刘爱萍向康玉芳银行转账80,000元；2017年10月27日刘爱萍向康玉芳银行转账180,000元。上述款项合计340,000元，康玉芳在银行转账明细及微信聊天记录截屏上签字确认。刘爱萍为维护自身权益，遂涉诉。另查明，康玉芳于2017年7月17日收到刘爱萍70,000元当天将80,000元转入账号为XXXXXXXXXXX0918账户；康玉芳于2017年8月21日收到刘爱萍80,000元当天将80,000元转入账号为XXXXXXXXXXX0918账户；康玉芳于2017年10月27日收到刘爱萍180,000元当天，亦收到案外人王某转入100,000元、案外人刘某转入30,000元；康玉芳于2017年10月28日微信提现10,000元、收到案外人孙某50,000元、案外人康某40,000元，并于当天将410,000元转入账号为XXXXXXXXXXX0918账户。又查明，刘爱萍于2017年2月9日与XX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签署《XX影视产业投资基金（二期）收益权份额转让协议》，约定刘爱萍投资290,000元，期限自2017年2月9日至2018年2月9日。当天刘爱萍与案外人陈某签署《XX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代持承诺函》，约定刘爱萍委托案外人陈某作为自己对XX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人民币290,000元出资的名义持有人，案外人陈某愿意接受委托并代为行使相关权利。刘爱萍于2017年2月9日当天将290,000元转入XX公司账户；刘爱萍于2017年2月28日与XX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签署《XX影视产业投资基金（二期）收益权份额转让协议》，约定刘爱萍投资270,000元，期限自2017年2月28日至2018年2月28日。当天刘爱萍与案外人陈某签署《XX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代持承诺函》，约定刘爱萍委托案外人陈某作为自己对XX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人民币270,000元出资的名义持有人，案外人陈某愿意接受委托并代为行使相关权利。刘爱萍于2017年2月28日当天将270,000元转入XX公司账户；刘爱萍于2017年4月25日与XX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签署《XX影视产业投资基金（三期）收益权份额转让协议》，约定刘爱萍投资230,000元，期限自2017年4月25日至2018年4月25日。当天刘爱萍与案外人陈某签署《XX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代持承诺函》，约定刘爱萍委托案外人陈某作为自己对XX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人民币230,000元出资的名义持有人，案外人陈某愿意接受委托并代为行使相关权利。刘爱萍于2017年4月25日当天将230,000元转入XX公司账户;刘爱萍于2017年12月11日与XX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签署《XX影视产业投资基金(六期）收益权份额转让协议》，约定刘爱萍投资80,000元，期限自2017年12月11日至2018年12月11日。当天刘爱萍与案外人陈某签署《XX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代持承诺函》，约定刘爱萍委托案外人陈某作为自己对XX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人民币80,000元出资的名义持有人，案外人陈某愿意接受委托并代为行使相关权利。刘爱萍于2017年12月11日当天将80,000元转入上海富友支付服务平台。又查明，2018年11月27日康玉芳因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宣告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该判决查明案外人“陈某（另处）在本区变更设立上海XX有限公司，实际经营地为本市浦东新区XX路XX号XX大厦XX楼，并在本区设立上海XX有限公司奉贤分部，奉贤分部设立后招募业务员，通过‘XX影视产业投资基金收益权份额转让协议’等理财产品，根据不同的投资周期，以8.8%至12.6%不等较高的年化利息吸引不特定客户投资。康玉芳人康玉芳在担任奉贤分部业务员期间，其本人向社会公众募集资金人民币1,500余万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刘爱萍转给康玉芳340,000元系借贷性质还是委托理财？刘爱萍坚持认为涉案款项系其与康玉芳之间的借贷，并提供转账凭证以及2017年7月20日在第一笔70,000元款项转出之后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康玉芳对刘爱萍证据真实性均予以认可，但坚持认为涉案款项系刘爱萍委托康玉芳购买康玉芳所在公司的理财产品，并提供康玉芳收到款项之后立即将款项转入公司账户的转账明细以及康玉芳因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刑事判决书。对于康玉芳的抗辩意见，刘爱萍又提供了四份其与XX公司方面的理财合同，以及对应转账凭证。法院认为，刘爱萍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康玉芳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康玉芳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现康玉芳抗辩转账系康玉芳代为收取刘爱萍投资XX公司投资理财款项，但未能提供书面委托协议，理财账户信息或者微信、短信聊天记录等来证明双方存在的委托理财关系。故法院对于康玉芳认为涉案款项系刘爱萍委托康玉芳代为购买理财产品而支付的款项的抗辩意见因缺乏相关依据不予采信。相反从康玉芳提供的银行账户明细可以看出康玉芳在2017年7月17日收到刘爱萍转入的70,000元款项后当天向理财公司账户转入80,000元多于刘爱萍转入的款项，结合刘爱萍提供经康玉芳确认的双方微信聊天记录，2017年7月20日康玉芳称钱款已经足够无需刘爱萍剩余的10,000元，双方如果系康玉芳陈述的委托理财关系，康玉芳未收足刘爱萍款项将全款打入理财账户后在与刘爱萍微信聊天中未要求刘爱萍补足，不符合生活常理。综上法院认为刘爱萍陈述康玉芳向刘爱萍借款以让其业绩达标更符合实际情况。又根据刘爱萍后续提供的四份理财合同协议，其购买的理财产品均与理财公司直接发生交易，直接签署书面理财合同，且每一份理财合同均与案外人陈某签署代持承诺函，刘爱萍亦提供未涉及本案转账的购买理财合同转账凭证。故法院对康玉芳认为刘爱萍委托康玉芳购买理财产品，该款项涉及康玉芳刑事犯罪已经经公安机关申报损失，并计入康玉芳犯罪金额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因此，法院认为康玉芳收到刘爱萍转账合计340,000元，应当推断系借贷关系。法院认为，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根据查明的事实，康玉芳向刘爱萍借款340,000元,刘爱萍已履行了出借义务，康玉芳理应承担还款责任。对于借款利息，刘爱萍主张按照年利率12%标准计算利息，但未能提供双方约定借款利息等相关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因双方未约定借款期限亦未约定借款利息，法院仅支持以本金340,000元为基数自刘爱萍主张之日起即2019年6月10日起至判决生效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资金占用期间利息。一审法院审理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判决：一、康玉芳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刘爱萍借款本金人民币340,000元；二、康玉芳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刘爱萍以人民币340,000元为本金自2019年6月10日起至判决生效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逾期利息；三、驳回刘爱萍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400元，减半收取计3,200元，由康玉芳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康玉芳提供如下证据材料：1.微信聊天记录、告知书及基金协议、汇款记录，用以证明双方之间系委托投资关系而非借款关系；2.病历卡，证明康玉芳因病无法出庭，故相关证据未能提供；3.清单及户口簿，用以证明本案款项已经包含在康玉芳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一案的违法所得金额内。刘爱萍经质证认为，对康玉芳和刘爱萍之间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没有异议，但从聊天内容无法得出刘爱萍给康玉芳款项是用于委托理财；对康玉芳和其他人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无法确认，也与本案无关；告知书和基金协议与刘爱萍无关，真实性无法确认；汇款凭证不是本案款项，且恰恰可以证明康玉芳曾经向刘爱萍借款；病历卡与本案无关；清单是康玉芳自己制作，真实性合法性均不予确认。本院经审查认为，关于康玉芳和刘爱萍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仅能反映康玉芳向刘爱萍介绍过XX公司的相关产品，但是对于刘爱萍向康玉芳转款的最终用途没有明确体现，刘爱萍在微信中从未确认过其向康玉芳支付的款项是委托康玉芳投资理财，故该聊天记录不能实现康玉芳的举证目的，本院不予采纳；康玉芳提供的告知书、基金协议、汇款凭证、病历卡、清单等其他证据材料，均与本案双方争议的款项性质之间不存在关联性，难以实现康玉芳的举证目的，故本院均不予采纳。经审理查明，一审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期间，本院调取了康玉芳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一案的材料，根据上海公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康玉芳募集金额：含业务员本人认购金额为19,040,000元，不含业务员本人金额为15,940,000元。经质证双方对上述法院调取材料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双方认可涉案34万元款项未包含在康玉芳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刑事案件中。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双方就涉案34万元款项建立的是民间借贷关系还是委托理财关系。对此，鉴于双方并未签订书面协议，在双方对款项性质各执一词的情况下，本院综合考虑实际履行情况、日常生活经验法则、举证责任以及刑事案件的相关处理情况对款项性质作出认定。第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本案中，刘爱萍已经举证证明其向康玉芳转账共计34万元，并主张该款项为借款，如康玉芳否认借款关系的，应当就其主张的款项性质承担相应举证责任。现康玉芳主张该款项是刘爱萍委托其进行理财，然通常情况下，如双方建立的是委托理财关系，则对于具体金额、委托期限、利润分配及风险承担等事项进行约定，然本案中显然没有证据证明双方有过这些内容的约定，故康玉芳主张双方之间系委托理财关系依据不足。第二，涉案款项最终都是以康玉芳名义向XX公司购买相关产品，且刘爱萍交付给康玉芳的款项金额与康玉芳最终投资到XX公司的款项金额并不一致，康玉芳主张是为了享受业务员的更高优惠故采用了拼单的形式，但对此其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得到过刘爱萍的同意及授权，故现有证据仅能反应康玉芳与XX公司建立了法律关系。第三，根据康玉芳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刑事案件的相关材料，最终法院认定康玉芳涉案金额为1500余万元，其中并不包括以康玉芳本人名义购买的产品，故本案刘爱萍支付给康玉芳的34万元并未包含在康玉芳刑事案件认定的违法所得金额之内。综合上述理由，原审法院根据现有证据材料以及双方履行情况认定双方之间就34万元形成借贷关系正确，本院予以认同。据此，原审法院判令康玉芳返还借款本金及自刘爱萍主张之日起的利息并无不当，应予维持。综上所述，康玉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400元，由康玉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福才审判员  叶 兰审判员  任文风二〇二〇年六月四日书记员  鲁彦岐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