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赞皇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129民初398号 原告：池秀金，女，1941年7月10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赞皇县。 原告：李素英，女，1967年7月14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赞皇县。 原告：李汉召，男，1990年2月3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赞皇县。 原告：李紫娟，女，1998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赞皇县。 四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一民，河北晟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董爱永，男，1973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住唐山市丰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聂利杰，河北世纪鸿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民，河北世纪鸿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薛增文，男，1964年12月6日出生，汉族，山西省介休市人，现住山西省介休市富馨源Ｂ区。 第三人：杜义，男，1969年3月25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赞皇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胜杰，河北冀华（赞皇）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池秀金、李素英、李汉召、李紫娟与被告董爱永第三人薛增文、杜义劳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12日作出（2019）冀0129民初582号民事判决书。被告董爱永不服该判决，向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20日作出（2019）冀01民终13172号裁定书，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5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池秀金、李素英、李汉召、李紫娟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一民，被告董爱永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聂利杰、张建民，第三人杜义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胜杰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薛增文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池秀金、李素英、李汉召、李紫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依法判令被告董爱永赔偿四原告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被抚养人生活费、误工费、交通费共计381593元。二、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8年6月份杜义和董爱永达成口头协议，杜义将拆除、搬迁、重新安装都户村杜义洗煤厂的工作承包给董爱永，承包费为68万元，承包期限为3个月。口头协议达成后，董爱永便雇佣薛增文等人按约定开始工作，2018年7月12日薛增文雇佣都户村王进楼、王胜利、邓志江、李素贞为其工作，2018年7月12日李素贞在拆除杜义洗煤厂中摔伤致死。此事故给原告造成的损失为丧葬费32633元、死亡赔偿金25762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25340元、精神抚慰金60000元、误工费3000元、交通费2000元，六项合计381593元。综上所述，原告认为，李素贞是在从事雇佣活动中死亡的，雇主董爱永应承担赔偿责任，原告依法起诉，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审理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赔偿额为460136元。 被告董爱永辩称，1.第三人杜义的洗煤厂工程并不是被告承包的，第三人薛增文也不是被告雇佣的，被告跟李素贞之间更不存在雇佣关系以及劳务关系，李素贞之死与被告无关，李素贞各项损失被告也不同意赔偿。2.原告主张与被告之间存在劳务关系、被告应该承担责任及各项经济损失，原告均负有举证责任，如举证不能应承担不利后果。本次审理中被告补充以下答辩意见：1.前期被告与第三人杜义曾通过微信形式多次洽谈，但最终未形成书面协议，双方承包关系也未形成，同时被告未派遣工作人员进场施工，故被告与杜义之间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2.被告与薛增文之间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薛增文的书面答辩状可以证实；3.被告与李素贞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薛增文陈述系李素贞主动找到洗煤厂老板(即杜义)进行干活,李素贞与被告互不认识亦未见过面；4.原告、第三人以及证人证言均属言词证据，有易变的特点，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不能单独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综上，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对被告的诉讼。 第三人杜义述称，我将工程已全部承包给被告董爱永，我没有找李素贞干活，且与李素贞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对于原告的损失，杜义不应承担责任。本次审理中补充以下意见：1.被告与薛增文之间的关系在事发第一时间薛增文已向公安机关进行说明，鉴于言辞可变性应认定第一时间陈述为准；2.第三人杜义与被告口头协商后，被告按照协商结果进行整理并通过微信发给杜义电子版，后被告派人进场，薛增文对此进行了说明，该协议已实际开始履行，并且被告具有相关资质，第三人杜义没有任何过错。杜义与原告不存在恶意串通，李素贞生前也没有找杜义干活，而是薛增文同意李素贞去干活的。 第三人薛增文述称，1.我与原告、被告均没有法律上的任何关系，我不符合法律意义上的第三人主体资格，应依法驳回。2.我在2018年7月间给杜义洗煤厂拆除洗煤设备，当时死者李素贞提出要承揽拆除洗煤棚之类的构筑物的工作时，他是直接和洗煤厂老板联系的，具体谈判内容我并不清楚，老板付他多少报酬、如何给付等我均不知情，因此此事与我无关。3.事发以后有关机关已经对事件进行过调查处理，所以建议法庭依法认定本案，对我作为第三人的主体资格依法不予确认。本次审理中，薛增文未出庭参加诉讼，也未提交新的补充意见。 经审理查明，2018年6月中旬，第三人杜义与被告董爱永进行洽谈，将赞皇县杜义洗煤厂（甲方）整体车间及全套设备由董爱永(乙方）施工迁至到山西省榆次市北山煤矿院内使用，2018年7月4日早上10:25董爱永向杜义发送微信电脑版“车间设备安装协议”和“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同日早上11:23发送微信电脑版“车间设备安装协议”，协议约定：“……二、施工形式：1.甲方提供原材料及油漆，施工用水电调车和运输车辆；2.乙方清包工自带施工工具，氧气、乙炔、焊条；3.乙方负责施工工人的安全。三、施工范围详见施工明细表，包括车间拆卸、改制安装、设备拆卸、检修、喷漆、安装等等。四、施工期限自2018年6月29日至2018年9月30日安装完毕调试使用。五、价格及付款方式：合同总价格为68万元。施工人员进场，先首付20万元，在施工期间到2018年7月31日再付20万元，到2018年8月31日再付20万元，余下8万元到设备安装完毕，调试前一次性付清……”。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董爱永微信发送协议书不久之后，第三人薛增文从山西带工人到达施工地点赞皇县杜义洗煤厂，并按照董爱永和杜义约定开始洗煤厂施工工作，第三人杜义称在此期间按照董爱永的要求向薛增文支付部分生活费。涉案事故发生三天前，都户村李素贞找到第三人薛增文要求为洗煤厂拆迁工作干活，薛增文默认同意。2018年7月12日李素贞与其所找的同村王进楼、王胜利、邓志江四人共同到杜义洗煤厂拆洗煤机大棚。同日下午，李素贞在施工中不慎从棚顶坠落致伤后死亡。涉案事故发生后，于2018年7月24日第三人杜义(甲方）与第三人薛增文（乙方）签订“洗煤设备安装协议”，约定甲方将赞皇县杜义洗煤厂整体车间及全套设备迁往榆次北山二坑煤矿用工的人工费用承包给乙方，施工期2018年7月底至10月底完工，工资总价58万元等内容。双方依约履行。 另查，本院调取赞皇县公安局许亭派出所询问笔录，2018年7月12日晚对薛增文询问笔录载明：问：“你和杜义是什么关系”答：“杜义是赞皇洗煤厂的一个老板，他和唐山董爱永签订了一个拆迁洗煤厂的合同。我是给唐山的董爱永打工的。负责拆迁杜义洗煤厂的设备，之后运往山西榆次。”“合同内容我不知道。几天前董爱永让我们七个人来赞皇负责拆掉洗煤厂后运往山西榆次。”“我是头，我找的人，都是山西的，我们挣日工，每天300元”问：“今天下午赞皇一洗煤厂彩钢棚顶的赞皇工人是谁找的”答：“摔死的那个人找的我，三天之前这个人来洗煤厂找的我，……我默认他干了。”问：“赞皇这伙人是给谁干活的”答：“给我干的，我是给唐山的董爱永干的，最后由他付工价，我们都算是给董爱永干活”。2018年7月12日晚对杜义询问笔录载明：“讲一下这个工程详细情况”答：“十几天以前，在井陉县鑫焱洗煤厂谈的，…双方把这个拆、装洗煤厂设备工程谈好的。当时达成了口头协议，董爱永一方负责把口头协议落实成书面协议，等我方看了认可就签书面协议，2018年7月4日董爱永通过微信把协议的电子版发给我，我告诉他收到了，书面协议没有签。”问：“拆你煤场洗煤机大棚的工人是谁找的”答：“我把工程承包给唐山的董爱永了，董爱永和薛增文是合伙人，薛增文具体负责拆和安装设备，工人是薛增文找的”。2018年7月12日晚对王胜利询问笔录载明：“问今天下午发生什么事情”答：“李素贞在都户村附近的杜义洗煤场拆彩钢瓦的时候从棚顶摔下来。”“今天下午三点多，我去杜义煤厂拆洗煤机大棚，一共四个人干活，李素贞是管事的，拆洗煤机大棚是他揽的活。”“王进楼在西墙外面干活，拴着安全绳里，我、李素贞、邓志江在大棚顶上干活，没有安全措施…”。 再查，原告池秀金（身份证号码：1323321941××××××××）系李素贞（身份证号码：1323321967××××××××）母亲，池秀金育有两个子女；原告李素英系李素贞妻子，该二人共有两个子女，儿子李汉召，女儿李紫娟，涉案事故发生时均已成年。 以上事实有原、被告及第三人陈述，有原告提供的赞皇县许亭乡都户村民委员会的证明、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死亡注销证明，有本院调取赞皇县公安局许亭派出所对薛增文、杜义等人的询问笔录；有被告董爱永提交的薛增文与杜义签订的洗煤设备安装协议、发货清单、聊天记录、银行流水、营业执照等证据；有第三人杜义提供其与被告董爱永协商拆迁洗煤厂事宜的微信截屏、电话费交费发票、车间设备安装协议两份、工矿产品购销合同一份等证据在案佐证。在本次审理中，被告称经朋友介绍认识杜义，杜义想让被告从事拆除洗煤厂，由于被告没有资质将薛增文介绍给杜义，被告对此陈述意见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实。第三人薛增文在答辩状的陈述意见与其公安机关陈述不一致且薛增文未到庭参加诉讼，对此未说明理由。也未提供相应证据证实其诉讼中的陈述意见。 审理中，被告董爱永否认其承包涉案工程，否认与薛增文存在雇佣关系，并且认为原、被告之间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不应当赔偿原告任何经济损失。被告抗辩称薛增文在答辩状中提出李素贞生前是与洗煤厂老板杜义联系从事涉案工程，杜义和李素贞之间成立雇佣关系。之后薛增文与杜义签订协议并且薛增文曾从被告处购买了设备，另外，杜义和薛增文在公安机关陈述中分别称薛增文与董爱永分别是合伙关系和雇佣关系，二人陈述相互矛盾，并且薛增文在诉讼中的陈述和其在公安中的陈述不相一致，根据言词证据易变性，被告认为上述证据均不能作为认定事实依据。 本院认为，本案焦点问题是涉案事故发生造成受害人损失，如何确定赔偿责任主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本案中，从涉案事故发生前涉案当事人一系列时间节点发展情况可以看出，薛增文到达施工现场，是在杜义和董爱永口头达成涉案工程施工协议且董爱永向杜义发送微信电脑版协议和购销合同之后，结合事发当日杜义和薛增文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不能排除在事故发生前杜义和董爱永存在合同关系，并且董爱永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其在本次审理中所称经其介绍，薛增文和杜义建立合同关系发生在涉案事故之前，亦未能对其与杜义洽谈涉案工程，达成口头协议且微信发送电脑板之后薛增文到达施工现场进行工作作出合理解释。审理中董爱永否认承包涉案工程，辩称该工程承包方系薛增文，其提供抗辩证据的发生时间，均系在涉案事故发生之后所实施的行为。另外，董爱永未能提供反证证实在涉案事故发生当日杜义和薛增文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不具有真实性。对于薛增文在诉讼中答辩意见与其事发当天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不相一致，薛增文未到庭说明理由，亦未提供证据证实其后续陈述意见真实性，根据最高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薛增文诉讼陈述意见与其事发当日在公安机关陈述不一致之处，本院不予采信。综上，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在涉案事故发生前，杜义和董爱永口头达成车间设备安装协议和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在事故发生前由董爱永承揽涉案工程，并且薛增文到达施工现场从事拆迁工作该合同已开始实际履行，薛增文在事发当日在公安机关陈述客观真实性较强，予以认定。据此，根据合同相对性，事故发生前施工合同权利义务承受人为杜义和董爱永,薛增文在事发之前所从事的施工行为应属杜义和董爱永合同中约定的董爱永一方权利义务范围。故董爱永作为涉案工程承包方依法应对涉案事故的发生承担相应责任。对于董爱永提出抗辩的证据，即事发后杜义与薛增文重新签订洗煤设备安装协议，以及其他证据，不能对抗董爱永在事发之前与杜义口头约定施工合同并实际开始实施所应承担的合同义务，故董爱永的抗辩证据不予采信。对于董爱永和薛增文在事故发生前的关系，审理中，杜义称为合伙关系、薛增文在公安机关陈述中称为雇佣关系、董爱永均予以否认，对于该二人之间系雇佣关系、合伙关系亦或转包关系，由于薛增文未到庭，且薛增文和董爱永均未提供相关证据，本院无法核实其二人在事故发生前存在的客观上的法律关系，综合本案证据，不能证实薛增文系事故发生前合同受益方，故认定薛增文对本案损失不承担相应责任，依法应由董爱永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如董爱永认为其所承担责任超过其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可持薛增文享有事故发生前施工合同受益人的证据另行主张其权利。对于董爱永辩称，杜义未向其支付工程款项且薛增文在事发前进入施工现场有杜义向薛增文支付部分生活费，上述均属于杜义与董爱永合同履行中的问题，不能以未付工程款项而否认双方已达成的协议效力。对于被告辩称的李素贞生前和杜义存在雇佣关系，依据为薛增文在答辩状中陈述，但未提供其他相应证据证实该项主张，且该辩解与薛增文在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陈述相矛盾，并且结合案件事实，薛增文答辩意见的效力与事发当日在公安机关的陈述相比较，考虑利益关系的存在，以及言词证据易变性，证明力较弱，故对该辩解意见不予采信。 关于发生涉案事故导致李素贞死亡归责问题。首先应当认定谁是劳务的实际受益者。劳务的实际受益者是谁，谁就是雇主，雇员的工作增大了雇主获得利益的可能性。雇主应为雇员损害承担相应责任。本案中，事故发生前董爱永承揽涉案工程，薛增文负责涉案工程具体施工，在事故发生前薛增文允许李素贞生前为该施工活动提供劳务，董爱永虽然未直接雇佣李素贞从事涉案工程中部分工作，但是董爱永作为李素贞提供劳务的受益人，应当认定董爱永为实际接受劳务一方，故认定董爱永和李素贞之间事实上劳务关系成立，董爱永依法应对李素贞在提供劳务工程中所受伤害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其次，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董爱永作为接受劳务一方对工作场所、工具使用等应具有相应的安全防范义务，在李素贞从事工作过程中未尽到必要的安全保障义务，对提供劳务者选任和监督上存在过错，故应对李素贞受到损害承担主要赔偿责任；李素贞作为从事民间施工方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理应对自己从事工作内容和危险性有一定认识，应当尽到安全注意义务，在施工活动中未采取安全措施，其疏忽大意是造成本次事故原因之一，亦应承担次要责任。因此根据案件事实和双方过错程度，结合公平原则、接受劳务方与提供劳务方的地位以及提供劳务方弱势群体性，结合双方在涉案工程中利益悬殊性以及因资质有无对生产事故安全性认识程度上的差别，本院酌情确定董爱永对李素贞死亡造成的损失承担80%赔偿责任，李素贞自行承担20%的责任比例。另外对于杜义应否承担涉案事故责任，在涉案事故发生前，杜义将涉案工程承包给董爱永，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案中，根据董爱永提供的其投资经营唐山时轮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经营范围可以证实董爱永具备从事涉案工程相应资质，杜义向董爱永发包时董爱永具有相应资质，故杜义在指示或者选任上不存在过失，依法不应承担涉案事故责任。 因涉案事故发生造成李素贞死亡损失核定如下：一、丧葬费按照法庭辩论终结时2018年度河北省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71633元，以六个月总额计算为35816元；二、李素贞（公民身份证号码1323321967××××××××）死亡赔偿金按照法庭辩论终结时2019年度河北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373元，按20年计算为307460元；三、被抚养人生活费，李素贞母亲池秀金（公民身份证号码1323321941××××××××）抚养费计算为12372元×5年÷2人＝30930元；四、精神抚慰金50000元；五、处理丧葬事宜误工费原告主张3000元，未超过法定标准，依法予以支持；六、处理丧葬事宜交通费酌定为1000元。以上损失共计428206元。被告董爱永承担80%赔偿责任即为342564.8元，李素贞自行承担20%的责任比例即为85641.2元。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四第一百零五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第二百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三条第八十五条、第八十八条、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董爱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赔偿原告池秀金、李素英、李汉召、李紫娟因李素贞死亡造成的各项损失包括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处理丧葬事宜误工费以及交通费共计人民币342564.8元。 二、驳回原告池秀金、李素英、李汉召、李紫娟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8202元，保全费2427元，共计10629元，由原告池秀金、李素英、李汉召、李紫娟负担1764元，由被告董爱永负担886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袁 英 人民陪审员  闫少波 人民陪审员  张树乾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康成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