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1545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吴江涛，男，汉族，1989年11月15日出生，住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海，浙江民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杭州前进专修学校。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3301024701307823。住所地：浙江省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学源街1158-1号文创大厦401室。 法定代表人：胡向阳，该学校负责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传水，浙江中格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杰，浙江中格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吴江涛为与被上诉人杭州前进专修学校（以下简称前进学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浙0191民初31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吴江涛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判令支持吴江涛的一审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前进学校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前进学校现有证据并不能表明2014、2015年招生费用已支付完毕。1.前进学校认可2014级有两名学生（李顺明、洪佳叶）是插班到大二入学的，该两名学生只缴纳了两个学年的学费，根据公平原则以及当时的约定，招生劳务费结算标准为：4000×2/3=2666元/人，合计2×2666=5332元。前进学校提供支付凭证证明2014年级招生费用已经结清，但支付时间早于上述两学生入学时间，招生费用在前进学校支付时还未产生，前进学校后续又无证据证明支付过该两学生的招生费用，故该两名学生的招生费用前进学校并未支付。2.前进学校认可2015级学生中有5名学生（夏泽斌、潘帅玲、金叶芳、李思蕴、张旭阳）迟延一个学期报到，该5名学生交了5个学期学费，根据公平原则以及当时的约定，招生劳务费结算标准为：6000×5/6=5000元/人，合计5×5000=25000元。前进学校提供支付凭证证明2015年级招生费用已结清，但支付时间早于上述学生的入学时间，上述招生费用在前进学校支付时还未产生，前进学校后续又无证据证明支付过上述学生的招生费用，故上述5名学生的招生费用前进学校并没有支付。二、《合作协议》的履行主体并没有变更，仍为前进学校和案外人杭州子川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子川公司）。2016年7月27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主体系案外人子川公司和前进学校，故该合同项下的承担责任主体本应当系前进学校。前进学校所述随着其与中国计量大学签约主体的变更导致《合作协议》的主体变更，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前进学校从没有就《合作协议》解除、废止以及主体变更等事项与案外人子川公司达成一致意见，并没有相应证据或具体明确的意思表示证明任伟星、吴江涛等人与杭州兴华前进教育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华公司）签订相应结算备忘录系对《合作协议》的解除、废止以及主体变更为任伟星、吴江涛与兴华公司，故《合作协议》依然合法有效且主体仍为前进学校与案外人子川公司。另，根据前进学校所提供的《确认协议书》以及吴江涛提供的任伟星出具的《证明》都可以得出前进学校认可《合作协议》及履行主体仍为前进学校与案外人子川公司。三、前进学校从未就2016年招生费用与案外人子川公司进行最终结算。2017年1月，案外人子川公司与前进学校签订《中国计量大学继续教育学院2016级新生招生费结算办法》，确认子川公司招收的注册新生为161人，前进学校先以1500元/人与子川公司结算，后续费用并未与子川公司进行最终结算。四、前进学校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2016年招生费用已结清。2017年4月，案外人任伟星单独就自己招生的58人与前进学校进行了结算，上述结算协议的乙方为任伟星并非子川公司且并未加盖子川公司公章。另，任伟星并没有得到子川公司的授权和追认，故上述结算对子川公司并不发生效力。同理，吴江涛就自己招生的102人与前进学校单独结算协议对子川公司也不发生效力。虽然任伟星与前进学校于2019年11月7日签订《确认协议书》，确定2014级、2015级、2016级招生费用已结清，但并不能证明相应费用已经结清。理由如下，第一，任伟星从2019年8月27日开始已不再是子川公司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也没有子川公司的授权和追认，况且《确认协议书》上也没有加盖子川公司的公章，故《确认协议书》对子川公司并不发生效力。第二，根据任伟星于2019年12月18日出具的《证明》可知，所谓结清只是结清任伟星本人的费用，并不代表子川公司。第三，即使2019年11月7日前进学校与任伟星或者子川公司结清相关费用，但吴江涛与子川公司2019年3月11日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吴江涛已于2019年8月27日依法告知前进学校，从2019年8月27日起吴江涛依法享有涉案债权，未经吴江涛同意，上述债权不得撤销。五、前进学校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相应的2016年招生费用已经支付完毕。根据2016年7月27日《合作协议》约定，第一年的招生费用为8000元/人，第二年为2000元/人，结合2017年1月案外人子川公司与前进学校签订的《中国计量大学继续教育学院2016级新生招生费结算办法》协议，确认子川公司招收的注册新生为161人，前进学校应提供第一年的招生费用1288000元（161人×8000元/人）的银行凭证以及第二年的招生费用180000元（90人×2000元/人）的银行凭证。任伟星、吴江涛与前进学校单独结算对子川公司并不发生效力，但子川公司认可任伟星、吴江涛等人已经收到的招生费用。就任伟星所招58人，实际结算时是第一年6393.6元/人，所以前进学校尚欠子川公司招生费用为58人×（8000-6393.6）元/人，为93171.2元；就吴江涛所招102人，前进学校尚欠子川公司第一年招生费用为102人×8000元/人—102人×14800×54%×80%=163852.8元、第二年为90人×8000元/人—143865元=36135元。另，前进学校认可2016级学生有三名学生（徐天柔、汪池浩、於佳诚）迟延一个学期报到，该三名学生交了5个学期学费，根据公平原则及《合作协议》，该三名学生的招生费用为8000×5/6×3=19998元。前进学校提供支付凭证用于证明2016年级的招生费用已结清，但支付时间早于上述学生入学时间，上述招生费用在前进学校支付时还没有产生，前进学校后续又没有证据证明支付过上述学生的招生费用，故上述三名学生的招生费用前进学校并未支付。综上，前进学校尚欠招生费用为93171.2+219985.8=313157元。六、前进学校应返还吴江涛税款。《合作协议》并没有约定税款由谁承担，即使要承担税款也应向国家相关部门缴纳，前进学校就任伟星所招58人的招生费用克扣18541.44元税款，就吴江涛所招102人的招生费用克扣2016级第一年税款652147.2元×5%=32607.36元应返还，共计51148.8元。七、吴江涛在诉请的范围内对前进学校享有债权。前进学校尚欠子川公司招生费用2016级313157元+2015级25000元+2014级5332元，共计343489元；税款51148.8元。2019年3月11日，子川公司向吴江涛转让2014级招生代理费5332元、2015级招生代理费25000元以及《合作协议》项下债权包括但不限于招生代理费257493.26元、税费37498.46元，上述转让费用小于前进学校实际尚欠子川公司的费用，故吴江涛在诉请的范围内对前进学校享有债权。八、吴江涛自2019年8月27日起对前进学校享有涉案债权。案外人子川公司与前进学校签订的《合作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应属于合法有效。案外人子川公司与吴江涛之间于2019年3月11日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属于合法有效，吴江涛于2019年8月26日将上述《债权转让协议》以及《债权转让通知书》邮寄送达前进学校，前进学校于2019年8月27日签字确认收到上述《债权转让协议》以及《债权转让通知书》，所以该债权转让行为业已依法通知前进学校，对前进学校发生效力，根据合同法第七十九、八十条之规定，吴江涛作为受让人有权享有涉案债权。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吴江涛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前进学校辩称：一、吴江涛提交的《债权转让协议》中陈述的内容与事实不符，前进学校已按后续结算约定支付相关款项，不存在未支付的情况。前进学校与子川公司之间并无吴江涛陈述的债权债务存在，吴江涛与子川公司之间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因无合法债权基础存在而不能成立。二、前进学校在一审中已经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在《债权转让协议》签订前前进学校已将相关费用支付完毕，《债权转让协议》生效基础已经丧失。吴江涛认为102位学生招生费用未结算，但前进学校已提交补充证据证明已经结算完毕，2017年3月18日的《中国计量大学继续教育学院2016届学生招生劳务费结算办法》及相关付款凭证可以予以佐证。同时，上述结算办法中第三条约定税费由吴江涛承担，故前进学校亦无需承担税费；该结算办法还约定，前进学校只需支付419539.84元，前进学校对该款项已付清。三、上述结算办法不存在吴江涛系受胁迫签订的情况，有任伟星出具的《说明》及相关付款凭证予以佐证，且吴江涛也认可收到相应款项，其相隔几年后再提出款项未结清，明显不符合常理，不应得到支持。四、从任伟星2019年11月7日出具的《确认协议书》及12月11日出具的《说明》来看，作为子川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任伟星可以证明其及子川公司与前进学校关于2014级、2015级、2016级的招生费用均已结清，不存在吴江涛提交的《债权转让协议》中陈述的未付款情况。关于102位学生的招生费用，也已结清。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吴江涛的上诉请求。 吴江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前进学校支付吴江涛招生代理费287825.26元、返还吴江涛税费37498.46元并支付逾期利息2171.2元（以本金325323.72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利率，自2019年8月27日起暂计算至2019年10月22日，直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二、本案诉讼费由前进学校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1月20日，中国计量学院成人教育学院与前进学校就2014年全日制自考助学班和全日制“技能+成教学历”特色教学班2014级第一学期联合办学经费结算达成协议，双方确认中国计量学院成人教育学院支付前进学校经费1576200元，前进学校退还新生现金34200元。前进学校在扣除退还新生现金34200元、前进学校应得招生费133000元及税费42270元后，将剩余招生费1366730元支付给了任伟星。2017年1月20日，杭州兴华前进教育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华公司）与子川公司签订《中国计量大学继续教育学院2015级第二学年招生劳务费结算办法》，双方确认2015级第二学年全日制自考助学班、高技能特色班报到注册学生为174名，兴华公司须向子川公司支付2015级第二学年学生招生劳务费174×1500=261000元。2017年1月24日，兴华公司向任伟星支付了261000元。2016年7月27日，前进学校（甲方）与子川公司（乙方）就中国计量大学“全日制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助学班、全日制人才定向培养班、全日制技能特色教学班”2016级合作事宜签订《合作协议》，约定甲方负责向中国计量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审批当年招生简章等相关招生材料，并向乙方提供招生相关宣传品的样板支持，乙方为整体项目招生的唯一代理方。代理费按以下标准结算（以学生每年实际报到数为准，中途退学的学生不结算）：第一年结算费用（每生）为8000元（税前），第二年结算费用（每生）为2000元（税前）。学生报到入学后原则上不超过11月30日结清所有招生代理费，乙方发生的各项有效票据可以冲抵招生费用。本合同合作期限为三年，到期自动终止。2017年1月20日，兴华公司与子川公司签订《中国计量大学继续教育学院2016级新生招生费结算办法》，双方确认2016级全日制自考助学班、高技能特色班、人才定向培训班报到注册新生为161人，现子川公司暂向兴华公司结算1500元每人，剩余经费2017年2月以后结算，兴华公司暂付子川公司招生劳务费161×1500=241500元。2017年1月24日，兴华公司向任伟星支付了241500元。2017年3月18日，兴华公司（甲方）与吴江涛、申彤（乙方）签订《中国计量大学继续教育学院2016届学生招生劳务费结算办法》，双方确认2016年全日制自考助学班、人才定向培养班、技能特色班已注册缴费新生192人，其中乙方共招102人。经甲乙双方协商，达成2016级第一学年招生劳务费结算备忘如下：经结算，本学年2016级新生招生劳务费甲方共须划拨乙方102×14800×54%×80%=652147.2元。乙方已收取学生预缴1000元共81人，甲方可在现结算的招生劳务费中扣除81×1000=81000元。甲方与中国计量大学结算此102名学生的经费所产生的税费由乙方承担，金额为652147.2×5%=32607.36元。2016级学生报名自考本科人数为44人，甲方须划拨乙方44×1000=44000元。2017年1月，子川公司向甲方预支经费241500元，其中子川公司划拨乙方163000元。综上，甲方须给乙方招生劳务费652147.2-81000-32607.36+44000-163000=419539.84元。2017年4月1日，兴华公司向吴江涛指定的收款人杭州众川朝海人力资源有限公司支付了456539.84元和163000元。同日，吴江涛向兴华公司转账200000元。2018年1月23日，兴华公司向吴江涛指定的收款人杭州启强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支付了2016级第二学年招生费140000元（第二学年结算人数为90人）。2018年1月25日，兴华公司向吴江涛支付了文印费3865元。2017年4月13日，兴华公司与任伟星签订《中国计量大学继续教育学院2015、2016届学生招生劳务费结算办法》，双方确认2016年全日制自考助学班、人才定向培养班、技能特色班已注册缴费新生192人，其中任伟星共招58人。经结算，本学年2016级新生招生劳务费兴华公司共须划拨任伟星58×14800×54%×80%=370828.8元。任伟星已收取学生预缴1000元共58人，兴华公司可在现结算的招生劳务费中扣除58×1000=58000元。兴华公司与中国计量大学结算此58名学生的经费所产生的税费由任伟星承担，金额为370828.8×5%=18541.44元。由于兴华公司未完成中国计量大学招生人数要求，被中国计量大学扣除保证金300000元，经协商，任伟星愿意按人数比例承担兴华公司被扣除的保证金，金额为300000÷192×58=90625元。2017年1月，子川公司向兴华公司预支15、16级招生经费502500元，其中子川公司划拨任伟星15级261000元、16级78500元。兴华公司与中国计量大学结算15级174名学生的经费所产生的税费由任伟星承担，金额为261000×5%=13050元。综上，兴华公司须给任伟星招生费370828.8+261000-58000-18541.44-90625-261000-78500-13050=112112.36元。2017年4月24日、6月26日，兴华公司分别支付了任伟星100000元、12112.36元，合计112112.36元。2019年3月11日，子川公司与吴江涛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子川公司将其对前进学校享有的所有债权（2014年招生劳务费5332元、2015年招生劳务费25000元以及2016年7月27日与前进学校签订的《合作协议》项下的债权包括但不限于招生劳务费257493.26元、税费37498.46元、2016年招生合作押金300000元，以上合计625323.72元）转让给吴江涛，与此债权相关的其他权利也一并转让。同日，子川公司向前进学校发送了《债权转让通知书》，将上述债权转让事宜通知了前进学校。上述《合作协议》《债权转让协议》《债权转让通知书》均由任伟星代表子川公司签字。2019年11月7日，前进学校与任伟星（子川公司）签订《确认协议书》，双方确认截至本协议书签订之日，双方就中国计量大学学生2014级、2015级、2016级招生劳务费、税费、押金等所有费用已结清，其中2014级1366730元、2015级1011100元、2016级502500元，双方已无任何债务、债权问题。本人与吴江涛之间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所产生的相关问题由本人与吴江涛另行处理，与前进学校无关。2019年12月11日，任伟星出具《证明》一份，内容为2016年子川公司共计招生192人，在结算招生劳务费时按三部分进行结算，任伟星58人、吴江涛102人、中国计量大学在职教师32人，三部分各自向前进学校结算招生劳务费。本人的58人已经结清，其余吴江涛和中国计量大学在职教师部分本人未经手，与本人无关。另查明，任伟星在2015年1月26日至2019年8月27日期间系子川公司的全资股东，同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应当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吴江涛主张的招生代理费包括2014级学生招生代理费、2015级学生招生代理费和2016级学生招生代理费，以及2016级招生所涉税费。关于2014级和2015级学生招生代理费。吴江涛仅提供了由子川公司单方盖章确认的“2014招生合作尚未支付费用”和“2015招生合作尚未支付费用”两份材料，前进学校对此并不认可，吴江涛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相反，前进学校已经提供相关结算协议（办法）及付款凭证证明2014级和2015级学生招生代理费已经付清，且前进学校与子川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任伟星签订的《确认协议书》再次明确2014级和2015级学生招生代理费已经结清。因此，吴江涛要求前进学校支付2014级和2015级学生招生代理费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不予支持。关于2016级学生招生代理费。吴江涛主张前进学校与子川公司之间一直未就2016级学生招生代理费进行过结算，并按《合作协议》约定的费用标准与结算办法确定的结算标准的差价部分主张2016级学生招生代理费。对此，法院认为，虽然《合作协议》的双方为前进学校与子川公司，但是，根据任伟星出具给吴江涛的《证明》以及与前进学校签订的《确认协议书》，再结合兴华公司分别与任伟星、吴江涛（申彤）签订结算办法并分别支付相关费用的事实，以及当事人的庭审陈述，可以证明合同双方在实际履行《合作协议》的过程中，事实上已由前进学校与任伟星、吴江涛（申彤）分别进行结算，子川公司对此应当是知晓并认可的。因此，兴华公司分别与任伟星、吴江涛（申彤）签订的结算办法（包括费用结算标准、税费承担等）对子川公司具有约束力，可以作为《合作协议》的结算依据。现前进学校提供了相关付款凭证证明其已经按照结算办法载明的结算金额向任伟星、吴江涛（申彤）支付了相关款项，应当认定前进学校与子川公司之间关于2016级学生招生代理费已经结清。且任伟星、吴江涛（申彤）在收到相关款项后，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也从未提出异议。现吴江涛主张前进学校与子川公司之间一直未就2016级学生招生代理费进行过结算，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与此同时，吴江涛以约定费用标准与实际结算标准的差价部分再行主张2016级学生招生代理费，缺乏依据，不予支持。关于2016级招生所涉税费。如上所述，在兴华公司与任伟星、吴江涛（申彤）分别签订的结算办法中均已明确约定相关税费由任伟星、吴江涛（申彤）承担，该约定对子川公司具有约束力，应当认定双方已就税费进行了结算。因此，吴江涛要求前进学校返还2016级招生所涉税费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不予支持。综上，吴江涛要求前进学校支付招生代理费287825.26元、返还税费37498.46元以及支付逾期利息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1月20日判决：驳回吴江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212元，减半收取计3106元，由吴江涛负担。 吴江涛、前进学校二审期间均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吴江涛以受让案外人子川公司的债权向前进学校主张招生代理费等，前进学校对子川公司的抗辩可以向吴江涛主张。根据吴江涛的上诉理由和前进学校的抗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有以下四点：一、前进学校对2014级、2015级学生招生代理费是否已支付完成；二、案涉《合作协议》的履行主体有无变更及前进学校就2016级学生第一、二学年的招生代理费有无与子川公司完成结算和支付；三、前进学校是否应退还吴江涛税款；四、吴江涛对前进学校是否享有案涉债权。本院就该四项争议，分述如下： 一、吴江涛主张前进学校未付清2014级、2015级学生招生代理费，但其提交的《2014招生合作尚未支付费用》《2015招生合作尚未支付费用》中仅有子川公司的公章，并无前进学校盖章或有权代表签字确认，仅凭该两份证据不足以证明吴江涛的主张。且从时任子川公司全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任伟星与前进学校签署的《确认协议书》来看，双方核对后确认2014级、2015级学生招生代理费已结清。因此，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吴江涛的该项上诉主张。 二、关于《合作协议》的履行主体及吴江涛主张的2016级学生招生代理费。从一审查明的事实，结合二审中吴江涛陈述其与申彤一直是以子川公司名义对外承接前进学校招生项目，可见2016年的《合作协议》虽为子川公司与前进学校所签，但实际履行是由任伟星、吴江涛与申彤等人以子川公司名义履行。从时任子川公司全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任伟星出具的《证明》来看，子川公司就2016级招生劳务费由任伟星、吴江涛及申彤、中国计量大学在职教师三方分别向前进学校结算是明知且认可的，任伟星已经自行结算且表示已结清所有款项，中国计量大学在职教师的部分各方均未提出异议，吴江涛及申彤于2017年3月18日与兴华公司签订《中国计量大学继续教育学院2016届学生招生劳务费结算办法》并认可该结算办法结算的款项就是前进学校与吴江涛、申彤就2016级第一学年招生劳务费的结算，且从结算办法的内容显示并非只是暂时结算，而是全部结算完成。在结算后，兴华公司代前进学校向吴江涛、申彤指定的账户足额支付了上述结算款项。2016级第二学年系第一学年的延续，此后兴华公司又代前进学校按上述结算办法中约定的标准向子川公司一方吴江涛、申彤认可的账户足额支付了2016级第二学年的招生劳务费的结算款项。因此，由上所述，子川公司在《合作协议》项下的2016级学生招生代理费已结清，吴江涛再向前进学校主张该项费用，缺乏依据。 三、关于税费，《中国计量大学继续教育学院2015、2016届学生招生劳务费结算办法》《中国计量大学继续教育学院2016届学生招生劳务费结算办法》两份结算办法中明确约定了税款的承担问题，任伟星与吴江涛、申彤分别代表子川公司与前进学校约定税款由子川公司承担，故对吴江涛要求返还税款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支持。 四、关于吴江涛对前进学校是否享有案涉债权。吴江涛主张与子川公司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并已通知前进学校，故享有案涉债权。但如前所述，案涉《债权转让协议》中所涉及的2014级、2015级、2016级的招生劳务费前进学校均已与子川公司结清，并不存在前进学校尚欠子川公司上述招生劳务费的情况，故吴江涛向前进学校主张该等债权缺乏依据。 综上，吴江涛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212元，由上诉人吴江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沈斐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日 法官助理吴俊杰 书记员程静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