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313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1，男，1967年9月2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大兴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女，1967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大兴区。二上诉人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5（系李某1与刘某之子），1991年7月19日出生，住北京市大兴区。二上诉人之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曼，北京天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2，女，1954年2月2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大兴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侯某，女，1950年3月2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大兴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3，男，1977年3月1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丰台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4，女，1980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大兴区。以上四被上诉人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佳红，北京金诉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四被上诉人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萍，北京金诉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被告：吕某1，男，1963年6月1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大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曼，北京天昇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某1、刘某因与被上诉人李某2、侯某、李某3、李某4、原审被告吕某1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8）京0115民初250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某1、刘某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李某6与宋某在北京市大兴区××8号房屋（以下简称8号房屋）长期居住，缺乏事实依据。2.8号房屋的两次翻建均由上诉人出资出力，且8号房屋一直由上诉人居住，被上诉人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8号房屋系李某6与宋某的遗产，一审法院认定8号房屋系李某6与宋某的遗产，缺乏证据支持。3.一审法院未查清两次翻建的情况，根据拆迁时的房屋条件调查表，8号房屋的成新是一样的。4.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30条，上诉人先后两次翻建8号房屋原有物权已经消灭，同时设立了属于上诉人的物权。5.即便抛开8号房屋由谁建设的问题，一审法院亦未区分拆迁利益中的哪部分可以作为遗产继承。6.目前，北京市大兴区××1704室（以下简称1704室）房屋尚未取得所有权，不具备分割条件，且已由李某1之子装修，一审法院直接处理房屋份额侵害了李某1之子的财产。李某2、侯某、李某3、李某4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理由。1.关于权属问题，8号房屋系李某6与宋某的财产，由此获得的拆迁利益属于两位老人的遗产。2.关于翻建问题，8号房屋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翻建，当时两位老人有条件自行翻建，李某1当时20多岁，还未成家，对本次翻建没有提供帮助，也未有充分证据证明李某1参与了本次翻建。老人去世后，8号房屋由李某1使用，对此其他继承人是同意的，但李某1此后的翻建行为不影响房屋权属的认定。3.本次拆迁利益与8号房屋的房屋面积相关，与居住人口或在册户口无关，而8号房屋属于两位老人的财产，由此获得的拆迁利益均应作为两位老人的遗产予以分割。4.1704室房屋由李某1之子进行装修并不会影响本案继承人的继承权，一审法院对拆迁利益的分割并无违法。吕某1述称，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理由。李某2、侯某、李某3、李某4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分割8号房屋的拆迁利益，包括1704室房屋及拆迁款35592元；2.诉讼费用由李某1、刘某、吕某1负担。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李某6与宋某系夫妻关系，根据户籍查询，其二人有3名子女，分别是长女李某2、长子李某7、次子李某1，李某1与刘某系夫妻关系；李某6于1995年12月11日死亡，宋某于2010年4月19日死亡；李某7与侯某系夫妻关系，二人共有2名子女，分别是长子李某3、长女李某4，李某7于2014年11月9日去世。李某1、刘某、吕某1主张吕某1原名李某8，系李某6与宋某的养子，并提交北京华腾橡塑乳胶支配有限公司档案、书面证人证言、吕某1的献血证及毕业证书佐证。有吕某2、王国庆、陈启香、王喜顺、刘志清等人签字的书面证人证言载明：“李某6与宋某以父母的身份将吕某1抚养长大，吕某1亦对二位老人履行了赡养义务”；档案资料中显示李某8的养父为李某6，养母为宋某，生父为吕某2，生母为崔某；献血证和德茂中学毕业证上显示的名称均为李某8。李某2、侯某、李某3、李某4对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收养关系的认定应当以是否办理收养手续为准。经询问，李某2、侯某、李某3、李某4认可吕某1从小在自家长大，称呼李某6、宋某为爸妈，偶尔给过李某6、宋某钱用于日常生活。2018年6月，8号房屋被拆迁，刘某于2018年6月13日与三元德宏公司签订了《自管公房搬迁腾退货币补偿协议》以及补充协议，确认8号房屋合法建筑面积为26.88平方米，另外奖励20平方米，同时确认区位补偿价为101261元、房屋重置成新价为20002元、装修、附属物作价70320元、设备迁移费为700元、搬家补助费为1875元、周转费为72000元、其他奖励费为62000元，以上共计328158元；刘某选购期房一套，即“××1704号房屋”，购房价款合计292566.4元，其中安置部分面积46.88平方米，单价为2780元，优惠部分面积为20平方米，单价为3180元，商品房部分面积10.96平方米，单价为9000元，扣除购房款后，剩余补偿款为35592元。经询问，1704室已经交房，但尚未办理不动产登记，剩余补偿款已经发放给李某1夫妇。一审庭审中，李某2、侯某、李某3、李某4称8号房屋系宋某于上世纪60年代出资购买的，一直用于经营小卖铺，李某6、宋某在上世纪80年代翻建过一次房屋并一直居住至去世，2010年李某1将房屋往外接了一点并由其对外出租。李某2、侯某、李某3、李某4申请李某8、郑某作为证人出庭，证明宋某在8号房屋开小卖铺，二人均在小卖铺买过东西，并且宋某于1986、1987年左右翻建房屋，之后再来买东西房屋就变大了。李某1、刘某、吕某1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认为2名证人均未亲眼见过宋某翻建房屋，其陈述均系自己的猜测。李某1、刘某、吕某1称1987年分家时，父母将北京市大兴区××1号（以下简称1号房屋）分给李某1，8号房屋作为1号房屋的配房也分给了李某1，李某11988年对房屋翻建过一次，宋某去世后，李某1于2010年又将房屋重新翻建并用于出租。李某1、刘某、吕某1提交德茂社区居委会出具的居住证明、水电费和物业费发票证明其长期居住使用8号房屋，并申请王某出庭作证，证明李某1曾于1988年向王某借过1000元钱翻建房屋，2010年李某1也翻建过一次。李某2、侯某、李某3、李某4对水电、物业费票据真实性认可，但认为宋某去世后该房屋由李某1出租使用，其应当交纳相关费用，但该票据不能证据房屋的权属；李某2、侯某、李某3、李某4对该证人陈述的翻建情况不认可，认为证人并未在现场，亦陈述不清楚翻建的具体情况。经查，1号房屋登记在李某1名下，建筑面积为20平方米，2018年6月13日，李某1与三元德宏公司就1号房屋签订《自管公房搬迁腾退货币补偿协议》以及补充协议，确认房屋合法建筑面积为58.46平方米，另外奖励20平方米，同时确认拆迁补偿款共计458711元；李某1选购回迁安置房2套，建筑面积分别为75.53平方米和54.11平方米，扣除购房款后，剩余补偿款为95751元。经询问，吕某1认为8号房屋属于李某1的个人财产，如果法院认定8号房屋属于李某6、宋某的遗产，则其愿意将应得的份额转给李某1。一审法院认为，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抚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第一顺序继承人系被继承人的配偶、子女、父母；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本案中，至被继承人李某6、宋某死亡时，其健在子女为李某2、李某1，李某7在继承开始后死亡，应由其配偶侯某及子女李某3、李某4参与继承。李某1、刘某、吕某1主张吕某1系李某6、宋某的养子，系李某6、宋某的合法继承人，虽然未办理收养登记，李某2、侯某、李某3、李某4对该主张不予认可，但双方均认可吕某1从小在家中长大，对李某6、宋某以父母相称，结合吕某1提交的档案材料等相关证据，法院认为李某6、宋某对吕某1抚养的事实发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发生之前，其二人与吕某1之间已形成事实上的收养关系，吕某1作为二人的养子，应当享有合法的继承权，故其与李某2、侯某、李某3、李某4、李某1参加诉讼均主体适格。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本案争议的另一焦点系8号房屋是否为李某6、宋某的遗产。经查，该房屋并无合法的产权证明材料，现该房屋被拆迁，刘某针对该房屋与拆迁单位签订了拆迁协议，对于该房屋拆迁利益的归属，法院仅能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结合现有证据，从房屋改、扩建以及居住情况考虑，根据已知的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予以判断。首先，双方均认可宋某生前在8号房屋经营小卖铺，至李某6、宋某死亡时，二人均居住于8号房屋，法院对于李某6、宋某长期居住于8号房屋的事实予以采信；其次，李某1、刘某、吕某1称1987年分家时父母将8号房屋作为1号房屋的配房分给了李某1，说明李某1、刘某、吕某1认可在其所陈述的分家前8号房屋应当属于李某6、宋某所有，现并未证据佐证分家的事实，而1号房屋的不动产登记信息上并未包括8号房屋，故法院对于李某1、刘某、吕某1所主张的8号房屋作为配房分给李某1的事实不予采信；第三，关于房屋翻建情况，8号房屋经过2次翻建，第一次翻建于宋某经营小卖铺期间，即使李某1参与翻建，其投入可能系赠予、亲属间的无偿帮扶或者处于其他原因，李某1主张因翻建而取得相应房屋权利，无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第二次翻建于宋某死亡之后，系由李某1基于管理使用的需要在经过其他继承人同意后进行的翻扩建，对于该扩建部分的贡献，应适当予以考虑。综合以上因素，法院认为根据李某6、宋某长期居住于8号房屋的事实，结合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因8号房屋转化而来的拆迁利益应当作为李某6、宋某的遗产予以分割，同时考虑到李某1的贡献情况，其应当予以多分。法院结合8号房屋的拆迁利益所得（包括1704室以及剩余拆迁补偿款35592元），酌情确定对于1704室，李某1占有31%的份额，李某2、吕某1各占23%的份额，侯某、李某3、李某4共同占有23%的份额，剩余拆迁补偿款由李某1支配使用。因吕某1自愿将其应当继承的份额转让给李某1，法院对此不持异议。一审法院判决：一、编号为×××的定向安置房买卖合同中涉及的××1704室的房屋权利由李某2、侯某、李某3、李某4、李某1共同继承享有，其中李某2享有23%的份额，侯某、李某3、李某4共同享有23%的份额，李某1享有54%的份额；二、编号为×××的自管公房搬迁腾退货币补偿协议（补充协议）所涉及的剩余搬迁补偿款35592元由李某1、刘某支配使用；三、驳回李某2、侯某、李某3、李某4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李某1、刘某申请证人杜某出庭作证。杜某到庭陈述，2010年8月为李某1翻建8号房屋，翻建前8号房屋大概9平方米，翻建后8号房屋面积为46平方米，以现金形式支付3万元工钱。李某1、刘某据此主张翻建后的8号房屋应归其所有。对此，李某2、侯某、李某3、李某4表示李某1与杜某之间没有翻建协议，也没有翻建费用的转账凭证，证人所述房屋面积也与实际情况不符，8号房屋建筑面积为26.88平方米，拆迁单位奖励了20平方米，并非房屋原有面积为46平方米，故不认可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异。本院认为，本案上诉主要争议焦点为8号房屋转化而来的拆迁利益是否应当作为李某6与宋某的遗产予以分割。根据各方当事人陈述，8号房屋由李某6与宋某取得，并曾在此居住并经营小卖铺。本案中，李某1、刘某主张李某6与宋某曾于1987年主持分家，将8号房屋分给了李某1。对此，李某2、侯某、李某3、李某4不予认可，且李某1、刘某未就此提交充分有效证据，故本院对李某1、刘某的该项主张不予采信。此外，李某1、刘某主张对8号房屋进行过两次翻建，翻建后的8号房屋所有权应归其所有。根据各方当事人陈述，第一次翻建发生于上世纪80年代，李某1所称出资出力参与翻建，但其仅就此申请证人王某出庭作证，且该证人证言无其他证据相互印证，故不足以证明李某1的该项主张。即便李某1参与翻建，当时李某6与宋某仍在世，李某1参与翻建的行为不影响8号房屋所有权性质的认定。第二次翻建发生于李某6与宋某去世后，李某2、侯某、李某3、李某4认可此时8号房屋由李某1向外接了一部分并对外出租，李某1为使用和管理8号房屋所作的翻扩建行为，应当在分割遗产时予以适当考虑，但李某1并不因此取得8号房屋的全部所有权。综上，一审法院认定8号房屋转化而来的拆迁利益作为李某6与宋某的遗产予以分割，符合本案实际情况。同时，考虑到李某1对8号房屋的翻建贡献，8号房屋拆迁补偿的具体项目、数额，1704室房屋的价值以及吕某1自愿将其应当继承的份额转让给李某1的具体情况，一审法院认定的各继承人应继承享有的份额，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至于李某1、刘某所称1704室房屋已由其子装修的主张，不影响本案各继承人依继承关系应享有的继承份额。综上所述，李某1、刘某的上诉主张难以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222元，由李某1、刘某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侯晨阳审 判 员 魏曙钊审 判 员 郭文彤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 毕凤敏书 记 员 **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