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01民终15550号上诉人（一审被告）：吉林科龙建筑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吉林省水吉县岔路河镇工业区青岛街东侧。法定代表人：张海文，系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田维龙、孙志涛，均系吉林享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董占阳，男，1987年2月23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建昌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雷秀荣，系辽宁正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第三人）：于飞，男，1980年12月11日出生，满族，住沈阳市铁西区（11门）。上诉人吉林科龙建筑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龙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董占阳、于飞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于洪区人民法院（2018）辽0114民初158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科龙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董占阳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将该案发回原审法院重审；2.一审案件受理费、二审上诉费用、保全费用由被上诉人董占阳、于飞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错误，且存在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应依法撤销改判或发回原审法院重审。一、原审法院裁判超出原审诉讼请求，违反“不告不理”原则和司法被动性裁判原则，属于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应依法予以撤销原审判决发回原审法院重审。被上诉人董占阳在原审诉状中，仅主张上诉人给付货款及利息，在原审法院审理过程中，被上诉人董占阳也未增加或变更诉讼请求。即被上诉人董占阳仅就给付纠纷提起诉讼，原审法院只需就应否给付和应给付多少的争议作出裁判，无权对上诉人与各被上诉人之间是否存在其他纠纷进行评判。原审判决中第三项判项：“双方无其他纠纷”已经超出了被上诉人董占阳的诉讼请求范围，属于民事审判上超裁行为。判决主文中的判项具有强制约束力，该判项将导致上诉人与各被上诉人之间的其他纠纷无法另诉解决，变相侵犯上诉人诉讼权利。依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超出诉讼请求进行裁判的，上级人民法院应撤销原判，发回重审。二、原审判决错误认定案涉的法律关系为买卖合同关系，非其他民事关系，属于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二审法院应在查清真实法律关系基础上，并依据查实的真实法律关系依法改判。（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董占阳之间并不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并不成立和生效，原审法院依据不成立、不生效的合同判定上诉人承担给付责任依法不能成立。首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并不存在真实、自愿的建立买卖合同关系的意思表示。被上诉人董占阳在原审诉讼中并未提供其向上诉人供货的供货单据和上诉人的接收单据等足以证明其是真实购货商的证据，其真实供货商的身份证据不足。被上诉人董占阳虽然曾有供货至案涉的工地，但其供货的真实意思并不是与上诉人建立真实的购销合同关系，而是建立在其与被上诉人于飞之间的借贷关系或其他民事关系。因被上诉人系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独立施工，董占阳的供货实际是为于飞或于飞控制下的辽宁昂托普公司，并以此消灭其与于飞之间的借贷关系或其他民事法律关系。故，原审认定董占阳为真实的供货主体，并认定案涉的购销合同成立并生效缺乏足够依据。其次，上诉人并未就案涉的购销合同的真实性和有效性作出追认，该合同对上诉人并不发生合同效力。加盖在案涉购销合同上的“吉林科龙建筑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恒大项目部章”不是上诉人的公章，该章系被上诉人于飞在实际施工案涉工程时伪造私刻，该事实在上诉人提供的“情况说明”和“承诺函”两份证据中可以得到印证。上诉人也未就该章的效力予以追认。依据法律规定，法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由法定代表人代为作出、公章确认或是经授权确认的授权代表签字或章印确认。除此之外，不能认定有关人或印章代表法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只能认定为是无权代理行为或是效力待定行为。依据民法总则的规定，无权代理行为需经被代理人的追认，被代理人拒绝追认，由行为人承担相应的责任。因上诉人有权在总发包人指定的供应商名录中选择任意供应商。因该章系于飞伪造私刻，故该章产生的民事责任也应由行为人于飞承担。故，原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承担合同责任于法无据，系适用法律错误。基于以上理由，案涉的购销合同并不成立、生效。二审法院应对此予以改判。（二）原审法院错误认定于飞的真实主体身份，错误认定被上诉人董占阳与上诉人系合同相对方，进而错误判决上诉人承担给付责任，二审法院应予纠正并改判。1、被上诉人尚未提供充分的证据推翻其在另案（2018）吉0221民初499号案件的自认。被上诉人董占阳、于飞在吉0221民初499号，均自认双方系合伙人（董占阳在吉0221民初499号法庭核实的身份是于飞公司合伙人）、投资，于飞自认为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并独立核算。依据该自认足可以证实被上诉人董占阳知晓于飞的真实身份，即知晓于飞不是上诉人的员工，无权代理上诉人签订合同，其也知晓和谁在履行案涉的合同。诉讼中，被上诉人只是抗辩其在吉0221民初499号案件中的自认系受到上诉人的指示，但并未提供充分证据。依据民事诉讼“禁止反言”的规定并依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其应承担自认的法律后果。原审认定，经查看工商登记，董占阳不是于飞公司合伙人，但原审法院忽略合伙人在法律和实际上是有隐名合伙的，不在工商系统上登记，不代表其不是合伙人，原审法院以被上诉人董占阳不在工商登记上显名就否认其合伙人身份，证据不足。原审法院避开笔录，认为上诉人提供的吉0221民初499号庭审笔录不足以证实上诉人主张，违反法律规定，属于错误适用法律。2、原审法院错误认定于飞的真实主体身份。于飞在本案中的真实身份应该是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并不是上诉人的员工，其事实际施工人的真实身份源于其自认、法院调取其本人的笔录和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原审法院曾提取于飞本人的笔录，该笔录证实，于飞系因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被司法机关刑事拘留。于飞案涉犯罪的主体是法人、实际施工人或实际控制人，并不包括普通的员工。从该点上就直观的表明，其实施施工人的真实身份。于飞的社保缴纳证明和是否存在挂靠协议及挂靠是否应必须遵循惯例均不能作为认定其是员工身份的充分证据。首先，社保只是证明劳动关系的一小部分，在我国认定劳动关系的实质要件是从事劳动，接受管理、领取报酬。且现行我国的社保状况，代缴的大量存在，但不存在真实的劳动关系，于飞属于后者。其次，挂靠属于建筑法明确禁止之行为，建筑法并就此规定了严格的法律责任。基于此，挂靠各方都尽量将挂靠做的外观合法化，不签订挂靠协议也符合常理。本案中，上诉人与于飞之间有承诺，该承诺与挂靠协议起到同样的作用。依据合同法解释二的规定，协议包括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行为人的行为足可以认定之间存在协议关系的应认定为其他形式。上诉人与于飞之间的挂靠协议形式应属于其他形式协议。再次，依据民法总则规定，可以作为认定事实依据的惯例的前提是行为合法。挂靠行为系建筑法所明文禁止之行为，其产生的所谓的行业惯例和交易习惯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因此于飞和上诉人之间的实际施工人的模式不影响于飞的真实主体身份。基于以上，原审法院认定于飞在2015年1月1日起至2017年11月25日之间为员工身份，进而认定在案涉合同签订、履行期间为上诉人员工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于飞现已被沈阳市皇姑区法院一审判处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1年零10月，可以证明于飞不是我方员工。三、原审诉讼系虚假诉讼。依据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2016]13号指导文件的规定，民事诉讼的提起应基于真实的事实关系，被上诉人董占阳基于与上诉人之间不存在的合同，提起诉讼，应认定为虚假诉讼。基于此，被上诉人董占阳的诉讼请求不应获得支持。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有错误，且存在超出诉讼请求裁判情形，依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应予撤销改判或发回重审。上诉人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现上诉至贵院，请贵院支持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董占阳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依法维持原判。1、判项“双方无其他纠纷”符合法律规定。2、双方系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购销合同》，并实际向上诉人承建的沈阳恒大绿洲、恒大翡翠华庭、恒大雅苑和营口的恒大项目供货。上诉人不认可《购销合同》的形成时间，并提起司法鉴定，上诉人单方选定的司法鉴定单位，被上诉人也未提出异议，一直积极配合鉴定。但是上诉人在折腾几个月后，又自行撤回鉴定申请。因而双方的《购销合同》是真实有效的，上诉人是认可的。3、《购销合同》上的项目部印章上诉人公司一直对外使用，至今向业主方恒大地产仍使用该印章进行请款。4、案涉合同签订、履行期间于飞系上诉人员工身份其行为代表上诉人正确。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合同以及履行期间，于飞是上诉人公司项目部负责人，代表上诉人公司。上诉人主张于飞是实际施工人，但在案涉合同签订、履行时间却与于飞签订劳动合同为其缴纳社会养老保险，同时在收到恒大工程款后并未在扣除管理费用等约定费用后全额将工程款支付给于飞。所以，上诉人主张案涉合同签订、履行期间于飞的身份是实际施工人无依据。5、（2018）吉0221民初499号案件中的原告的表述不构成自认，也不是事实。第一、“从2012年开始给昂托普、于飞注资”表述上与昂托普公司2013年10月28日才注册登记客观事实相矛盾。第二、（2018）吉02民终2817号二审生效民事判决认定：于飞原系科龙公司员工，后与科龙公司解除劳动关系。第三、同时结合上诉人从2015年1月1日起至2017年11月25日为于飞缴纳保险，向于飞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的行为可以认定，在与被上诉人签订、履行案涉合同期间，于飞代表上诉人公司。第四、实际上，上诉人一直主张于飞是实际施工人但是却没有任何挂靠协议，也未按行业惯例将从恒大收到的工程款按约全额支付给于飞，而是上诉人公司收取工程款并直接向供货商等进行结算。6、即便于飞可能存在实际施工人身份，也是在2017年11月25日之后。案涉合同签订履行期间，于飞的身份就是上诉人科龙公司员工。7、上诉人一直主张本案系虚假诉讼但是没有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一直主张于飞是实际施工人却又未将收取的工程款扣除约定费用后全额支付给于飞。8、现在的事实是：被上诉人拿钱买货供给被上诉人施工的恒大各项目，被上诉人收取恒大公司项目工程款，但是却又找各种理由拒绝向上诉人支付材料款。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于飞未进行答辩。董占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给付原告货款1256797.13元及利息（利息以1256797.13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从起诉之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案涉工程由恒大长基（沈阳）置业有限公司开发，被告吉林科龙公司系承建商，辽宁地区的恒大地产合作项目由第三人于飞负责。施工工程款由恒大长基（沈阳）置业有限公司转账给被告吉林科龙公司。2017年6月20日原告与吉林科龙建筑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恒大项目部签订《购销合同》，约定由原告向被告施工的辽宁境内的各恒大工程项目供应保温材料酚醛板，2018年10月20日前付清材料款。合同签订后，原告向被告施工的各工地供应了酚醛板，后经原告与吉林科龙建筑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恒大项目部进行对账确认：其中沈阳恒大绿洲项目（项目地址：沈阳市于洪区南阳湖街）供货1770.1368立方米，单价710元/立方米，价款为人民币1256797.13元。上述合同及对账单上均盖有吉林科龙建筑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恒大项目部的章。该章吉林科龙建筑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恒大项目部一直对外使用。恒大长基（沈阳）置业有限公司与被告签订的沈阳恒大绿洲保温工程施工合同中约定具体材料商有锦州市好为尔保温材料有限公司。2019年3月20日锦州市好为尔保温材料有限公司出具了一份盖有单位公章的《情况说明》，上书：2017年7月开始，董占阳以现金或转账方式支付货款给锦州市好为尔保温材料有限公司，用于购买保温板，我公司受董占阳指示将其购买的保温材料分别送至沈阳恒大绿洲工地、沈阳恒大雅苑工地、沈阳恒大翡翠华庭工地、营口恒大绿洲工地。在第二次庭审中被告对该份证据提出异议，之后原告又向法庭补交《情况说明》的复印件，该复印件上补盖了法定代表人的公章及经办人的签名和联系电话。另查，2018年12月3日，被告向提交诉讼管辖异议书，被驳回后，上诉至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年1月25日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2019年3月18日被告向提交鉴定申请，要求对《购销合同》的字迹形成时间进行司法鉴定，后于2019年7月12日撤回鉴定申请。再查，2018年3月锦州市好为尔保温材料有限公司起诉被告、第三人要求支付2016年年底前所欠的货款2065737.11元及利息。对于2017年6月20日之后的保温材料未向被告主张过权利。该部分保温材料的货款没有他人向被告主张过，被告也未向包括锦州市好为尔保温材料有限公司在内的他人支付。第三人于飞也表示案涉货款尚未支付。又查，一审法院于2019年8月14日到沈阳市皇姑看守所向于飞询问。于飞表示与被告系雇佣关系，即被告单位的员工（时间大约在2015初年至2017年底），企业与其约定以提成方式兑现劳动报酬。双方不是挂靠关系，只是曾想形成合作关系，因未达成一致意见没有成功。双方没有签订挂靠、合作等协议。后自己被开除了。与原告签订购销合同是以吉林科龙建筑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恒大项目部的名义签订的，其本人当时是以吉林科龙建筑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员工（吉林科龙建筑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恒大项目部负责人）的身份签订的。其本人也没有借款购买材料。在一审法院提出如何解释，其在几次庭审时的陈述相互矛盾的问题。于飞表示在永吉县法院庭上的表述，是依被告的要求表述的，否则被告在收到工程款后，不支付劳务费、材料款，对其个人有影响；在其按被告要求作证后，被告依然不付款。所以其本人才向法院如实陈述事情经过。原告在永吉县法院所作的证人证言，也是依被告的要求陈述的，目的是让被告支付其材料款。另，被告是直接向材料商和劳务公司支付款项。被告没有在收到开发商支付的工程款，扣除管理费等约定费用后，将剩余的工程款全额支付给第三人于飞。其本人也无权参与内部资金计划、申请及拨付，但能向被告提供欠款明细。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有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被告吉林科龙公司提出原告提起的本次诉讼，真实法律关系应是原告与第三人之间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不是买卖合同纠纷，本案系虚假诉讼，但未向法庭提供相关证据，故不予采信。关于被告提出原告非开发商与其签订合同中约定的供应商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是否是约定的供应商，是否具有供货资质，与买卖合同是否有效，是否实际履行无必然联系，不能以货物不是原告直接生产为由来否定原告作为买卖合同合法供货方的存在，原告本人虽不在指定供应商名单内，但原告提供的货物系被告指定供应商生产的货物，且实际使用在案涉工地上，故对被告以原告非开发商与其签订合同中约定的供应商、不具有供货资质来否定购销合同成立、生效，不予支持。关于被告主张其与锦州市好为尔保温材料有限公司直接签订的购销合同中货物的单价低于与原告签订的购销合同中货物的单价的问题，因锦州市好为尔保温材料有限公司系生产商，其出卖产品利润包括生产部分及销售部分，而原告的利润只在于厂家出厂价与原告销售价之间的差价，故双方之间存在差价是合理的。关于《购销合同》、对账单中使用的吉林科龙建筑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恒大项目部的章的问题，因项目部的章本非法定备案章，且第三人作为项目负责人，一直对外使用，被告对此未予以否认，故对该项目部的章在案涉购销合同中予以认可。关于原、被告是否是合同相对方，首先得确定被告与于飞之间的关系，基于：一、被告在2015年1月1日至2017年11月25日给于飞交纳社保。二、被告也没有与于飞签订挂靠协议或者其他有挂靠性质的相关协议。三、吉林科龙公司没有在法庭限定的期限内向法庭提供证据证明其将收到的工程款在扣除管理费等费用后全额支付给于飞，其直接向他人支付工程款的行为与其提出于飞是实际施工人的主张相矛盾，不符合行业惯例和交易习惯。四、在（2018）吉0221民初499号民事判决书、（2018）吉02民终2817号民事判决书中，均认定事实：于飞原系科龙公司员工，后与科龙公司解除劳动关系，现为昂托普公司法定代表人。五、至于劳动报酬的支付方式，依我国现有法律，不限于按月支付的一种方式，被告据此主张于飞与其是挂靠关系，理由不足。故在2015年1月1日至2017年11月25日期间一审法院对被告提出于飞与被告之间是挂靠关系，于飞是实际是施工人的抗辩，不予采信。于飞至少在案涉合同签订、履行期间应为被告的员工，案涉合同的相对方系本案原、被告。关于原告、第三人在（2018）吉0221民初499号民事案件审理中的表述，因该二人此次庭审的表述与之后庭审的表述均不一致，且该次表述的内容有与事实存在不一致之处，比如：一、原告曾自称系于飞昂托普公司的合伙人，现于飞、原告均予以否认，经查看工商登记，没有证据显示原告系于飞昂托普公司的合伙人。二、于飞曾称和原告系合作关系，从2012年开始原告给昂托普、于飞、王明娜注入资金，现于飞、原告均予以否认，经查看工商登记，昂托普公司成立时间为2013年10月28日，故原告不可能在2012年即向昂托普公司注资。故对被告仅以原告、第三人在（2018）吉0221民初499号民事案件审理中所做的表述为由，称第三人系实际施工人，原告、第三人之间系虚假诉讼及于飞是实际施工人的抗辩，不予支持。关于被告出具的证据材料：情况说明、承诺函、下一步工作方案，鉴于于飞否认情况说明和承诺函是其真实的意思表示，同时该证据材料上没有写明时间，故不足以证明原告在签订、履行购销合同时，原告已认定、知晓第三人与被告之间为挂靠关系、第三人是用伪造的项目部章与其签订合同、与其签订合同的相对方不是被告而是于飞个人；下一步工作方案系2018年12月19日形成，为明确此时间后的工作方案，故不能以此否定之前已签订、履行的购销合同的效力；所以对被告据此提出第三人与被告之间一直是挂靠关系的抗辩，不予支持。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合同各方均应按合同的约定履行义务，第三人于飞以吉林科龙建筑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恒大项目部的名义与原告签订购销合同，原告已依合同约定履行义务，理应有权主张货款，被告系案涉工程的承建商，于飞至少在原告签订、履行合同期间系被告单位员工，被告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第三人于飞在当时不是其员工，而是挂靠关系，故于飞履行的是职务行为，后果应由被告承担。基于锦州市好为尔保温材料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及锦州市好为尔保温材料有限公司未向被告主张过2017年6月20日之后的保温材料款的事实，且该部分保温材料的货款未有他人向被告主张，被告也未向他人支付过，同时又有销售单、对账单予以佐证，故对案涉货款发生的真实性、数额予以认定；且在2018年10月1日至2019年4月18日开发商至少给被告转账30多笔工程款，金额约在千万左右，被告理应承担付款义务，被告未按约定及时支付货款，构成违约，需承担违约责任，故对原告诉请被告支付欠付的工程款及利息的请求，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吉林科龙建筑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给付原告董占阳货款人民币1256797.13元；二、被告吉林科龙建筑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一次性给付原告董占阳货款人民币1256797.13元的利息（时间从2018年11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三、双方无其他纠纷。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111.20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吉林科龙建筑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承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供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1、根据科龙公司提供证据反映出2017年锦州市好为尔保温材料有限公司与科龙公司签订有购买保温材料酚醛板的《产品购销合同》。2、在（2018）吉0221民初499号民事案件审理中，锦州市好为尔保温材料有限公司提供的《2017年吉林科龙发货明细》中反映出2017年7月-10月间，锦州市好为尔保温材料有限公司为科龙公司供货金额为2616153.90元，已收货款2553054.61元，欠款总额为2128836.40元（上年结转欠款为2065737.11元）。在该案庭审中，董占阳作为证人出庭作证，董占阳陈述“我和于飞合作，买的好为尔的料，于飞让我把付款打到好为尔的账上，时间记不清了，都是零零碎碎的，打过很多次款，具体时间记不清了，每次都是于飞说给好为尔打钱，我就负责给打钱”。于飞向董占阳发问“2017年让董占阳直接转给好为尔老板李明树数笔款项，总额240-250万元左右，你是否代表昂托普购买的？你与科龙公司有关吗？开具发票是给科龙公司开的吗？具体处理昂托普恒大工地现场业务及购买其他材料业务你是否参与了？”董占阳回答“对，我与科龙公司无关，我打给李明树每笔款项就代表昂托普公司购买好为尔公司的材料款，发票是开给科龙公司的。具体处理昂托普恒大工地现场业务及购买其他材料业务我参与了。”另在该案审理中，于飞陈述“昂托普与好为尔公司签订的合同为结算依据，和科龙公司签订的合同是我为方便完税及开具发票。”和“昂托普公司到目前为止还在与好为尔公司合作中，资金仍然以个人或者公司的形式付款给锦州好为尔近300万元（2017-2018年），也委托吉林科龙完成其他缴税证明，材料供应商及劳务等等具体结算均与科龙公司无关，所有项目都是与我及昂托普结算及付款的。”3、在科龙公司提供的强长立公司与科龙公司、于飞、董占阳债务纠纷另案中证据中，反映出于飞为债务人、董占阳为担保人于2018年5月11日为强长立公司出具欠据。本院认为，本案焦点问题为于飞以科龙公司名义与董占阳签订买卖合同是否构成表见代理，能否认定董占阳与科龙公司间成立且存在真实买卖合同关系。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规定，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对代理权发生争议的由主张有代理权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针对董占阳诉讼主张科龙公司否认双方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否认于飞代理行为，董占阳未能提供科龙公司为于飞出具的授权书，对此需审查于飞为行为人与科龙公司签订合同是否构成表见代理。通常情况下，于飞作为挂靠科龙公司的实际施工人，对外以科龙公司名义订立合同且加盖项目部公章，具有有代理权的表象，可认定为有效代理。但纵观本案事实，需审查相对人是否为善意无过失，是否存在董占阳与科龙公司间真实的买卖业务往来，判定于飞以科龙公司名义与董占阳订立合同是否构成表见代理。比对审查双方举证，首先，董占阳针对合同履行所提供《销售票》为好为尔公司出票，《销售票》上均记载采购商为科龙公司及项目名称，并未反映出为董占阳；相反，科龙公司针对反驳主张提供了2017年其与好为尔公司签订有《购销合同》，反映出好为尔公司与科龙公司间在2017年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与董占阳提供的《销售票》记载买卖双方主体一致。另从好为尔公司诉科龙公司和于飞的吉林省永吉县人民法院（2018）吉0221民初499号买卖合同欠款纠纷案件中（所涉为2016年前欠款），好为尔公司提供的《2017年吉林科龙发货明细》反映出2017年仍是好为尔公司与科龙公司间发生买卖业务，对于2017年新发生货款科龙公司已大部分支付完毕，与本案中董占阳主张2017年是其和好为尔公司发生买卖业务相矛盾。且在本案中董占阳也未能提供其和好为尔公司间订有买卖合同，好为尔公司所出具的《情况说明》只反映出2017年向好为尔公司购货是由董占阳付款，并不能据此认定存在董占阳从好为尔公司买货再卖出的前提。再从该案中于飞的陈述意见和董占阳作为证人出庭作证的证言，于飞该案陈述2017年是其个人和昂托普公司与好为尔公司发生买卖业务，董占阳是按照其指示向好为尔公司付款，董占阳的证言认可于飞陈述意见，并说明本人为昂托普公司的合伙人和出资人，系代表昂托普公司向好为尔公司打款购买材料，与科龙公司无关；于飞所陈述2017年向好为尔公司付款240-250万元，与好为尔公司提供的《2017年吉林科龙发货明细》相一致。而在本案审理中，董占阳和于飞均反言否认在另案中陈述，主张董占阳与科龙公司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基于于飞与科龙公司间的关系，昂托普公司和科龙公司分别与好为尔公司间存在书面买卖合同，本院认为，董占阳和于飞在另案中的陈述属于客观陈述，董占阳本案举证不足以推翻二人在另案中陈述，综合审查证据，结合另案不能认定董占阳为善意无过失相对人，亦不能认定董占阳与科龙公司间成立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于飞以科龙公司名义与董占阳订立合同不能构成表见代理。一审认定董占阳与科龙公司成立买卖合同关系，并据此判决科龙公司承担民事责任错误。董占阳可选择其他法律关系和主体另行主张权利。综上所述，科龙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一审判决结果错误，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沈阳市于洪区人民法院（2018）辽0114民初15850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董占阳的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16111.20元，均由董占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伟审判员 张维佳审判员 李 涛二〇二〇年六月五日法官助理强文清书记员白欣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