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资源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桂0329民初345号 原告：姜国华，男，1959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住所地：广西资源县。 原告：姜荣华，男，1969年5月8日出生，汉族，住所地：广西资源县。 原告：姜平华，男，1975年8月23日出生，汉族，住所地：广西资源县。 原告：姜明华，男，1972年3月7日出生，汉族，住所地：广西资源县。 原告：姜金玉，女，1966年3月4日出生，汉族，住所地：广西资源县。 原告：姜锦珠，女，1964年4月6日出生，汉族，住所地：广西资源县。 以上六原告委托代理人：刘纯，中峰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曹培彦，男，1952年3月24日出生，汉族，住所地：资源县。 原告姜国华、姜荣华、姜平华、姜明华、姜金玉、姜锦珠诉被告曹培彦股东出资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1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姜国华、姜平华及原告姜国华、姜荣华、姜平华、姜明华、姜金玉、姜锦珠的委托代理人刘纯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曹培彦经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姜国华、姜荣华、姜平华、姜明华、姜金玉、姜锦珠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曹培彦支付原告2010年-2018年红利27万元（具体以曹培彦分得的红利计算）；2、判决被告曹培彦返还原告股金22.8万元，并支付折旧费14.2878万元，转让费69.1278万元，合计：133.2156万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父亲姜有志生前于2001年、2002年投资22.8万元于资源县富源水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称：富源公司）股东曹培彦名下，在曹培彦投资的108万元中占比21%，投资后，曹培彦支付了原告父亲2001年-2008年的红利，2009年起，曹培彦口头承诺每年支付红利3万元，其中2009年已支付，但自2010年起，曹培彦便不再支付红利，且未经原告同意，于2012年11月将其公司股份全部转让案外人李炳霖，其行为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其中2010年1月-2018年12月红利27万元；曹培彦以远高于原始股金108万元的价格转让，没有保留原告的原始股，应返回原告原始股金22.8万元；富源公司2001年8月-2008年的资产折旧费901.1557万元，按曹培彦占股7.55%计算为68.0372万元，原告在曹培彦的股份中占比21%，可分得折旧费14.2878元；曹培彦股份转让费329.18万元，同理，原告可分得69.1278万元，综上，原告为维护其合法权益，特诉诸法院，请求判如所诉。 原告姜国华、姜荣华、姜平华、姜明华、姜金玉、姜锦珠为支持其主张，提供了以下证据： 1、原告姜国华、姜荣华、姜平华、姜明华、姜金玉、姜锦珠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原告拟证明其诉讼主体资格； 2、2012年11月28日，富源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变更登记申请书（复印件），原告拟证明富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变更情况； 3、2012年11月23日，富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复印件）； 4、2013年3月6日，富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复印件）； 5、2013年3月6日，富源公司股东会决议（复印件）； 6、2013年3月10日，富源公司股东会决议（复印件）； 上述证据3-6，原告拟证明曹培彦已转让富源公司7.55%股权，转让后已不是富源公司股东的事实。 7、富源公司《章程》（复印件），原告拟证明富源公司现有股东； 8、2009年12月22日，资源县人民法院（2008）资民初字第222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 9、2010年5月5日，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桂市民终字第650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 前述证据8-9，原告拟证明原告父亲姜有志为富源公司股东曹培彦名下隐名股东，享有富源公司股东分取红利的权利。 10、2009年7月16日，《关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的原告姜有志与被告股权纠纷案的司法审计鉴定报告》（复印件）； 11、2009年4月13日，《关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的原告姜有志与被告股权纠纷案的专项审核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复印件）； 前述证据10-11，原告拟证明曹培彦在富源公司的出资比例及姜有志在曹培彦出资比例中占比21%。 12、2019年4月19日，资源县资源镇天门村民委员会出具的《亲属关系证明》，原告拟证明其诉讼主体资格； 13、2012年12月26日，曹培彦与李炳霖达成的股权转让协议，原告拟证明曹培彦转给李炳霖富源公司股权7.55%的实际转让费为329.18万元； 14、（2015）资民初字第289号民事裁定书，原告拟证明本案没有超过诉讼时效。 被告曹培彦辩称：一、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原告在起诉状中自认于2014年12月底知悉本案股权转让的事实，根据《民法通则》及司法解释规定，本案诉讼时效应于2016年12月底届满；原告虽于2015年向法院起诉，法院于2015年9月23日向被告送达，可见原告提交起诉状的时间应早于公告送达之日，2016年11月25日原告提出撤诉，法院于2016年11月25日作出（2015）资民初字第289号民事裁定书，准许原告撤回起诉，而我国法律未将撤诉或裁定撤诉，视为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定事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2条“当事人一方向人民法院提交起诉状或口头起诉的，诉讼时效从提交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之日起中断”，但该司法解释对当事人一方起诉后又撤诉的情况下，如何计算诉讼时效并未明确，2011年《全国法院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64条“当事人起诉后又撤诉或者人民法院依法裁定按撤诉处理，不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断。但起诉后起诉状已送达相对人后又撤诉或被裁定撤诉的，诉讼时效于起诉书送达相对人之日起中断”，显然，撤诉之日或裁定撤诉之日，不是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或起点，只有起诉书送达相对人之日，才引起时效中断的法定事由和起算点之一。原告2015年起诉后，法院于2015年9月23日公告送达，可视为诉讼时效中断，2015年9月23日起，诉讼时效重新计算，因跨过《民法通则》和《民法总则》的过渡时间点，诉讼时效为三年，本案应从起诉书送达相对人之日（公告送达之日）起算，诉讼时效最迟于2018年9月22日届满，原告于2019年7月16日再次起诉，显然已超过了诉讼时效，再次强调的是，原告于2016年11月25日申请撤诉和被裁定撤诉，不是诉讼时效重新计算的起点或中断的法定事由；二、本案股权分红的诉请已超过诉讼时效。前述《规定》第六条“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原告在起诉状中自认于2010年向被告主张分红时，被告以经济困难为由拒绝支付，此后，原告再未主张权利。原告2010年知悉分红权利被侵害，2014年底知悉股权被转让，2015年起诉后又撤诉，至2019年7月再次起诉，已超过了诉讼时效；三、原告诉请无事实依据，股权本金和股权转让款是包容与被包容的关系，原告既主张本金又主张股权转让款属重复主张，且股权本金原告父亲已于2009年以现金方式领回。原告提供的股权转让协议，证明转让款329万元，该证据来源不明，且无其他证据佐证，被告不予认可；折旧费为公司经营成本，不能作为公司红利分配。四、原告在举证届满后向法院的举证和申请调取的证据，已超过法定期限，被告不同意质证。 被告曹培彦未向本院提供证据。 依原告申请，调取了以下证据： 1、2012年11月23日股权转让协议及公司章程，内容：2012年11月23日，曹培彦转给李炳霖富源公司7.55%股权，公司章程载明李炳霖出资额为108万元； 2、2013年3月6日股权转让协议及公司章程，内容：2013年3月6日，李炳霖转给江勇富源公司7.55%股权，公司章程载明江勇出资额为108万元； 3、2016年1月18日股权转让协议、公司章程修正案及原股东、新股东会会议决议，内容：江勇转给吴东能富源公司7.55%股权，吴东能出资额为107.97万元； 4、2019年1月31日股权转让协议（4份）、公司章程修正案及原股东、新股东会会议决议，内容：福澳斯特分别以500.5万元、500.5万元、321.03万元将富源公司股权转给粟峰、阳金升、王啟孙； 5、富源公司2010年分红分配方案及股东分红表，内容：曹培彦当年分得红利27.4万元，扣除所得税，实际分得21.936万元；曹培彦分红的股份比率为9.14%； 6、2011年12月31日，富源公司三份记账凭证，内容：主营业收入189.248248万元，本年利润189.248248万元（贷方），同时显示利润分配87.780485万元（借方），本年利润87.780485万元（贷方）； 7、富源公司2012年7月股东分红表及记账凭证，内容：扣除所得税，曹培彦实际分得红利11.54598万元，分红的股份比率为9.14%； 8、富源公司固定资产明细表，内容：富源公司固定资产的名称、原值、预留残值、年折旧、月折旧情况； 9、本院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3，核实的证据资源县地方税务局资地税罚告〔2018〕3号《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2018〕2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2012年11月26日曹培彦与李炳霖签订的富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内容：处罚告知书及处罚决定书的违法事实认定曹培彦持股7.55%（实际占电站7.55%+1.59%=9.14%）作价329.18万元转让给李炳霖。 经开庭举证、质证，曹培彦在庭审后的质证意见中，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3，认为来源不明，不予认可；其余证据，被告认为已超过法定期限，不同意质证。原告对调取及核实的证据，认为转让协议载明转让的股权为7.55%，不认可实际转让了9.14%；公司章程载明的转让价款与实际不相符，不予认可；对2010年的分红方案无异议，但曹培彦的分红应确定为7.55%的分红，按21%的比例分给原告红利。以上对双方有异议且涉及本案基本事实认定的证据，本院将综合全案证据内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相关规定，进行全面综合审查，在本院认为中予以评述确认。 被告曹培彦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且未提供证据，依法视为放弃举证、质证的权利，应承担不利后果。 综合全案证据及庭审查明，本院确认以下法律事实：原告父亲姜有志于2001年8月7日、10月7日经富源公司发起人曹培彦投资22.8万元，2008年12月3日，姜有志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其为富源公司股东，并按出资比例分取红利。在审理过程中，经委托审计，确认曹培彦投资款108万元，占投资总额1430万元的7.55%，姜有志按其在108万元中的投资比例为21%。判决认为曹培彦收取姜有志22.8万元的投资款系其个人行为，姜有志只能是曹培彦名下的隐名股东，故于2009年12月22日作出（2008）资民初字第22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姜有志要求确认其为富源公司股东的诉讼请求；姜有志应分得2001年8月1日-2008年12月31日红利9.83519万元，由曹培彦从其所分分红款中支付。姜有志不服，提起上诉，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姜有志向曹培彦交付的款项，不能认定为是其入股富源公司的投资，不能认定姜有志享有富源公司股东资格，姜有志投资款项的收益，只能在曹培彦个人所占公司股份的份额中，按其交付资金额在曹培彦所占股份及收益份额中按比例分占其股份和利润收益，故判决维持原判。 另查明，2010年10月，曹培彦按其在富源公司的出资比例9.14%，分得红利21.936万元；2012年7月，按其出资比例9.14%，分得红利11.54598万元。2012年11月26日，曹培彦（甲方）与李炳霖（乙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协议条款2、甲方有意将其拥有的占目标公司（富源公司）7.55%的股权（目标股权）转让给乙方，乙方愿意受让，并且目标公司中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条款1.1甲方向乙方出让目标股权，乙方愿意受让，乙方应当向甲方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为人民币329.18万元；1.2目标公司在资源农村商业银行的贷款全部由乙方负责承担；1.3转让之前，目标公司的收益权归甲方及原有股东。2018年6月20日，资源县地方税务局梅溪税务分局作出的资地税梅分罚〔2018〕2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违法事实认定曹培彦持股7.55%（实际占电站7.55%+1.59%=9.14%）作价329.18万元转让给李炳霖。 再查明，姜有志于2010年10月死亡，姜国华、姜荣华、姜平华、姜明华为其儿子，姜金玉、姜锦珠为其女儿。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一、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二、被告是否应当支付原告投资收益；三、被告是否应当赔偿原告损失。 关于焦点一，曹培彦抗辩原告在起诉状中自认2010年向被告主张分红时，遭拒绝，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称：《规定》）第六条“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的规定，原告前述主张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曹培彦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即2010年起计算，因此，原告的该诉请已超过了诉讼时效。同时抗辩2014年12月底原告知悉股权被转让，2015年5月提起支付分红及赔偿股权转让损失诉讼，该案诉状副本于2015年9月送达，之后，又撤回起诉，根据法律及相关解释的规定，本案的诉讼时效最迟到2018年9月届满，而原告于2019年7月16日再次起诉，明显超过了诉讼时效。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原告作为涉案富源公司股权的实际出资人，被告曹培彦作为名义出资人，双方就涉案股权的处分、收益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应为合同之债，因此，本案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但双方并没有签订合同就涉案股权的收益、处分约定各自的权利义务，因此，发生纠纷无法依合同约定确定权利义务履行时间，从而确定诉讼时效的起算日期，根据前述《规定》第六条规定，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应从原告要求曹培彦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或曹培彦在原告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诉讼时效期间从曹培彦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但原告在2015年5月及2019年7月的二次起诉中，均陈述“从2009年开始，原告向曹培彦要红利，曹培彦口头答应每年3万元，2009年3万元红利给了原告，从2010年起，被告便没有再给付，但称其经济困难，请求先欠着，原告考虑其实际也困难，也就默许了，因此，原告在诉状中没有陈述第一次主张红利被明确表示拒绝及具体时间，并且当时也不能确定实际红利的分取时间，是否约定了固定红利及支付时间亦不明确，因此，曹培彦前述原告请求支付红利已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理由，本院不予采信；原告在诉状中陈述2014年底在资源县工商局获知曹培彦于2012年12月24日就已将其108万元的股权全部转让给案外人李炳霖，并在2015年5月27日向本院提起支付红利及赔偿股权损失等诉讼，本院于2015年5月27日以（2015）资民初字第289号立案受理，于2015年9月24日经公告向曹培彦送达诉状副本、应诉通知等法律文书，之后，原告于2016年11月25日向本院提出撤诉申请，当天，本院裁定允许撤回申请，并经公告于2017年1月25日向曹培彦送达了裁定书，该案程序终结。《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2019年）第1条“…因民法总则施行后暂不废止民法通则，在此之前，民法总则与民法通则规定不一致的，根据新的规定优于旧的规定的法律适用原则，适用民法总则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已依据民法总则制定了关于诉讼时效问题的司法解释，只要与民法总则不冲突，仍可适用”，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三）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规定，本案诉讼时效应于（2015）资民初字第289号案程序终结时中断，即2017年1月25日中断，中断后，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民法总则施行之日，诉讼时效期间尚未满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原告于2019年7月16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故对曹培彦本案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理由，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焦点二，姜有志诉富源公司、曹培彦股权确认和利润分红纠纷，本院（2008）资民初字第22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姜有志非富源公司股东；其投资收益由曹培彦从其所分分红款中支付，并在判决中认为姜有志系曹培彦名下隐名股东；曹培彦在富源公司的出资额108万元，出资比例为7.55%，姜有志在曹培彦108万元的出资中占比21%。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以下称：《规定》（三））第二十四条“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曹培彦应按姜有志实际出资比例支付姜有志投资收益，因姜有志已死亡，原告作为其继承人，曹培彦应支付原告。曹培彦2010年10月、2012年7月以其在富源公司的出资比例9.14%分别分得红利21.936万元、11.54598万元，合计：33.48198万元，而姜有志在曹培彦富源公司出资比例7.55%中占比21%，因原告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曹培彦按9.14%的出资比例的分红即为比例7.55%的分红，故此，曹培彦支付原告的收益应按9.14%的出资比例的7.55%确定，具体为：33.48198万元÷9.14%×7.55%×21%=58080.61元。原告请求支付其余分红诉请，因未提供证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焦点三，涉案股权登记在曹培彦名下，但姜有志作为实际出资人，应依法享有与名义出资人之间就其所占出资相应股权的实际处分、收益权，但双方未就涉案股权的相关权利义务进行约定，在没有约定的情况下，曹培彦作为名义出资人，应遵循诚信原则，在转让涉案股权时应当征得实际出资人的同意，并将获得的转让款支付实际出资人，在未征得实际出资人同意的情况下，即转让了涉案股权，在获得转让款后，也未支付实际出资人转让款，其行为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损害了实际出资人的利益，根据前述《规定》（三）第二十五条“名义股东将登记于其名下的股权转让、质押或者以其他方式处分，…名义股东处分股权造成实际出资人损失，实际出资人请求名义股东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曹培彦应承担赔偿责任。涉案股权转让协议载明转让股权为7.55%，转让款329.18万元，而税务部门处罚决定书的违法事实认定曹培彦转让股权为实际7.55%+1.59%=9.14%，转让款为329.18万元，结合前述2010年10月、2012年7月二次分红方案中曹培彦按9.14%分红的事实，故认定曹培彦转让涉案股权9.14%，转让款为329.18万元，原告按7.55%确定股权转让款329.18万元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故此，曹培彦应赔偿原告329.18万元÷9.14%×7.55%×21%=571022.86元。原告要求退回出资22.8万元，该出资已包含在转让款中，请求支付折旧费，未提供证据证明，因此，对原告的前述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曹培彦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依法缺席判决。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曹培彦支付原告姜国华、姜荣华、姜平华、姜明华、姜金玉、姜锦珠投资收益58080.61元； 二、被告曹培彦赔偿原告姜国华、姜荣华、姜平华、姜明华、姜金玉、姜锦珠损失571022.86元； 三、驳回原告姜国华、姜荣华、姜平华、姜明华、姜金玉、姜锦珠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16789元，由被告曹培彦负担10091元；原告姜国华、姜荣华、姜平华、姜明华、姜金玉、姜锦珠负担6698元。 上述应付款项，义务人应在本案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履行完毕，逾期则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权利人可在本案判决生效后二年内申请执行。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预交上诉受理费16789元（收款单位：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帐号：20×××16，开户行：农行桂林高新支行）上诉于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在上诉期限届满后七日内未预交上诉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审 判 长  谢惠勋 审 判 员  蒋 涛 人民陪审员  曾令有 二〇二〇年六月三日 书 记 员  李 园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第七条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 第二十四条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 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二十五条名义股东将登记于其名下的股权转让、质押或者以其他方式处分，实际出资人以其对于股权享有实际权利为由，请求认定处分股权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处理。 名义股东处分股权造成实际出资人损失，实际出资人请求名义股东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