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616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陈伟耀，男，1989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朝晖，广东博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区嘉成，广东博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嘉琳，女，1989年6月21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海珠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上华，广东天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陈伟耀因与被上诉人何嘉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5民初215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伟耀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陈伟耀欠何嘉琳79988元；2.一审、二审诉讼费由何嘉琳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事实认定不清，审判程序不合法。一、何嘉琳与陈伟耀于2017年底相识，何嘉琳看陈伟耀花钱大手大脚，以为陈伟耀很有钱，在明知陈伟耀已婚且育有一子的情况下，主动向陈伟耀投怀送抱，要求陈伟耀离婚与其结婚另组家庭。双方非法同居生活中，何嘉琳用了陈伟耀不少钱，还不包含何嘉琳提交的证据清单二中提及的每月835元房租和陈伟耀每月给其的家用共计25313元。根据何嘉琳2019年7月10日17时电话录音可知，陈伟耀另外还把钱给了何嘉琳的母亲。加上2019年1月2日至4月9日陈伟耀转账给何嘉琳共75999元，暂且不计由于手机被盗而尚未恢复的转账记录，上述金额共计101312元。然而一审法院未就上述事实进行审理查明，也未询问陈伟耀上述情况，仅依据何嘉琳提交的证据直接判决是错误的。二、何嘉琳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四张借条全部都是预先打印好的版本格式，均由何嘉琳以及其聘请的社会人士预先准备好的。2018年11月21日的263000元借条是当日双方发生关系后，何嘉琳逼迫陈伟耀离婚而要求陈伟耀根据其要求出具的，没有陈伟耀向其支付该笔借款的记录，该笔借款实际没有发生，陈伟耀也没有在该借条上签名。至于2019年3月23日的291730元借条和30000元借条是何嘉琳约陈伟耀去其的奶茶店在其与其聘请的社会人士的强迫下签名的。假若之前的263000元借款真实存在且是在陈伟耀未偿还的情况下，何嘉琳再次借钱不符合常理，可见该两笔借款不是事实。对于倒签日期为2018年2月1日的借条，实际签署日期为2019年4月8日，陈伟耀同样是在何嘉琳的强迫下签名的，2019年4月9日通过转账已经转给何嘉琳30000元，以上事实陈伟耀一审已提交电话录音予以佐证。一审法院未对双方过往的转账记录进行核实，仅凭被强迫的借条判决陈伟耀需要向何嘉琳偿还借款本金和逾期利息，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三、涉案款项均发生在双方非法同居期间，对于支付款项后双方的表现、交流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可以认定本案并非民间借贷纠纷，而是情侣之间的相互赠与，何嘉琳一审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的内容也可以证实，还说明陈伟耀转账给何嘉琳的款项是用于支付房租的。就算本案最终认定为民间借贷，也应以双方的转账记录来确定数额。何嘉琳通过微信、支付宝向陈伟耀转账支付222926.6元，而陈伟耀通过微信向其转账25313元和何嘉琳承诺从信用卡套现9000元用于支付其目前的房租以及2019年1月2日至2019年4月9日向其微信支付的75999元均应予以抵扣。四、一审法院对案件受理费分配不均，判决陈伟耀承担全部的受理费毫无道理，有失公平。五、何嘉琳通过支付宝、微信等向陈伟耀支付的款项共计222926.6元减去陈伟耀已返还的款项142938元，得出79988.6元，该欠款无需支付利息。何嘉琳辩称，陈伟耀也确认双方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只是对欠款金额有异议。一审法院判决正确，陈伟耀共欠何嘉琳金额为240000元并需要支付利息。综合何嘉琳的证据可知，双方是前男女朋友关系，因陈伟耀资金周转困难，知道何嘉琳有一定积蓄，就向何嘉琳借款。起初借款时陈伟耀有按时归还，后来因越借越多，何嘉琳的积蓄被其借完，陈伟耀就教唆何嘉琳向网络贷款平台、银行借款。借到款后，陈伟耀指示何嘉琳通过微信、支付宝以及陈伟耀给出的二维码转账给他，之后陈伟耀又教唆何嘉琳让陈伟耀使用何嘉琳信用卡套现到陈伟耀的储蓄卡使用，见何嘉琳的证据微信聊天截图、2019年3月8日与陈伟耀电话录音。由于何嘉琳借给陈伟耀的款项都是来自于网络贷款平台、银行借款，会产生高额的利息，何嘉琳定时都会与陈伟耀对账，陈伟耀也向何嘉琳承诺会全部归还欠款及利息，详见微信聊天截图、2019年3月8日与陈伟耀在皇茶面谈录音、《账簿》。从2018年4月至2019年3月，陈伟耀每月都有向何嘉琳借款，为了获得何嘉琳的信任，甚至伪造离婚证，谎称其已在2018年4月16日离婚，见证据清单二微信聊天截图，陈伟耀与其配偶真正离婚是在2019年2月13日，离婚证字号：L440105-2019-000263。陈伟耀为了安抚何嘉琳情绪，让何嘉琳可以继续通过网贷平台和银行借款，采取拆东墙补西墙的方式偿还已到期利息，通过微信向何嘉琳发送《借条》模板，见证据清单二微信聊天截图。2018年11月21日其向何嘉琳出具第—份《借条》。后何嘉琳对于陈伟耀这种满嘴谎言的人感到失望，发现其一直以已离异的婚姻状况欺骗何嘉琳，于2019年1月中旬向陈伟耀提出分手，且一直催促陈伟耀还款。陈伟耀为了使何嘉琳安心在2019年3月8日通过微信告知何嘉琳会在3月16日签借条，在微信称“我陈伟耀答应你何嘉琳和平协商关于何嘉琳名下的借款平台借款，约为29万，其体还款金额以平台为准”。2019年3月28日，陈伟耀通过申通快递邮寄两份借条，分别是2019年3月23日出具的291730元及30000元的《借条》。后因为何嘉琳担心陈伟耀在2019年3月23日出具的《借条》可能是伪造，2018年4月8日再次对账最终商定陈伟耀承认共欠何嘉琳300000元借款并出具借条。倘若是日常生活中情侣之间相互赠与，陈伟耀不会连续三次出具借条，而且2018年4月8日的《借条》签订当日凌晨陈伟耀通过微信还款20000元和支付宝还款10000元。综上，双方存在借贷合意，何嘉琳也向陈伟耀和根据陈伟耀的指示支付相应的款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九条之有关规定，双方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二、陈伟耀辩称借条是因何嘉琳聘请社会人士胁迫才签订的，是无中生有、恶意逃避债务。1.陈伟耀无证据证明，根据民事诉讼法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原则，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2.陈伟耀无论在微信聊天上还是与何嘉琳电话沟通中，一直承认向何嘉琳借钱，2019年3月8日还在微信上向何嘉琳承诺“陈伟耀答应你16号同你何嘉琳签借条”和“我陈伟耀答应你何嘉琳和平协商关于何嘉琳名下的借款平台借款，约29万，具体还款金额以平台为准”，《借条》出具后何嘉琳打电话向陈伟耀追债时，陈伟耀一直强调要与其父亲陈文锄进行对账，没有否认存在借款。3.陈伟耀称2019年3月23日两份借条是在奶茶店受到何嘉琳聘请社会人士胁迫所签订，不是事实。是陈伟耀承认借了何嘉琳的钱并写好借条通过申通快递邮寄给何嘉琳。4.陈伟耀在签订2019年4月8日的《借条》后又自愿偿还部分款项，明显不符合逻辑。5.陈伟耀一直从事网络平台贷款，深知各种网贷借款套路，其本身是个极不诚信的人，无论是其在与何嘉琳拍拖期间伪造假的离婚证，还是其最近因涉嫌诈骗罪被刑事拘留，都足以说明陈伟耀非常不诚信，因此其委托的代理律师向法庭所作的陈述根本不可信。综上，何嘉琳转给陈伟耀的钱确实属于借款，所有借条真实合法有效，陈伟耀所称被胁迫是混淆视听。三、本案借款本金实际不止30万。何嘉琳通过微信转账、支付宝转账、二维码转账、其他方式转账及被陈伟耀使用自己的信用套现合计312335.75元，2018年4月3日至2019年2月17日微信向陈伟耀转账共125467.6元；2018年3月20日至2019年2月10日通过支付宝共向陈伟耀转账97459元；在2018年3月20日陈伟耀用POS机刷何嘉琳的广发信用卡（尾号3235）取现11888元、在2018年5月17日、8月6日、12月2日、12月10日、2019年2月5日陈伟耀用POS机刷何嘉琳的建设信用卡（尾号4676）分别取现9728元、5999元、728元、1713元、1108.36元；在2018年11月24日陈伟耀用POS机刷何嘉琳的招商信用卡（尾号0799）取现1650元，合计32814.36元；在2018年10月29日、11月5日何嘉琳根据陈伟耀的指示通过支付宝转账第三方的支付宝账户合计10200元；在2018年6月22日至2019年1月20日期间，何嘉琳根据陈伟耀的要求通过微信扫描二维码共向陈伟耀转账46394.79元。何嘉琳因陈伟耀的教唆以自己名义向网贷平台、广发银行、建设银行以及招商银行所产生的利息合计59283．81元，具体计算：从2018年4月至2019年3月25日，陈伟耀教唆何嘉琳通过读秒网、酷街网、快贷、拍拍贷、万卡网、微粒贷、小黑鱼、小花网、信用钱包、安逸花网、花呗、借呗、来分期、魔借网、闪银网等网络贷款平台借款给陈伟耀周转使用，借款期数通常都是3至36期不等，借款利息（手续费）合计49134.61元，其中大部分利息都由何嘉琳自行垫付偿还；2018年3月至4月，陈伟耀又教唆何嘉琳向广发银行借款财智金，借款本金合计34000元，借期12期，利息合计2611.2元，该利息是何嘉琳自行垫付偿还；2018年5月至2019年6月陈伟耀用何嘉琳广发银行信用卡（尾号3225）套现后所产生利息合计5159.45元；2018年5月至2019年5月陈伟耀用何嘉琳建设银行信用卡（尾号4676）套现后所产生利息合计1563.7元；2018年5月至2019年6月，陈伟耀用何嘉琳招商银行信用卡（尾号0799）套现后所产生利息合计814.85元，以上详见何嘉琳提交的证据清单一。综上，转账及网贷平台及信用卡所产生的利息，陈伟耀实际应向何嘉琳归还371619.56元（312335.75+59283.81）。在2019年4月8日最后一次对账后，经协商，陈伟耀承认欠何嘉琳300000元借款，分7期还款，当日向何嘉琳出具借条，于2019年4月9日通过支付宝和微信向何嘉琳归还30000元，见陈伟耀证据清单微信支付记录，此后陈伟耀就没有任何还款，直至本案一审开庭陈伟耀已逾期6期。双方债权十分清晰，陈伟耀于2019年4月8日出具的《借条》说明双方此前的相互转账已理清，本案不存在任何抵扣问题。综上，陈伟耀的诉请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认识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依法驳回陈伟耀的全部上诉诉讼请求。何嘉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陈伟耀向何嘉琳返还本金270000元；2.陈伟耀向何嘉琳支付逾期还款的利息直至清偿完毕之日止（利息的计算：以24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利息，从2019年5月8日起算，直至陈伟耀付清全部借款为止）；3.一审全部诉讼费用由陈伟耀承担。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何嘉琳、陈伟耀一致确认双方自2017年底开始交往，之后在2018年6月至2019年1月进行同居生活。何嘉琳主张在与陈伟耀交往期间陈伟耀有向其借款的事实，并提交了陈伟耀出具的《借条》予以证明，具体为：1.2018年11月21日原、陈伟耀签订《借条》约定陈伟耀向何嘉琳借款263000元，其中未约定借款期限及违约责任。2.2019年3月23日双方再次签订《借条》约定，陈伟耀于2018年2月1日至2019年3月23日向何嘉琳总共借到人民币291730元借款期限为2019年3月23日至2019年11月1日，分十期还清。如陈伟耀不能按期还款的，陈伟耀愿意承担所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同日，陈伟耀再次出具《借条》约定，陈伟耀于2018年2月1日至2019年3月22日向何嘉琳总共借到30000元，承诺于2019年10月31日还清，如陈伟耀不能按期还款的，陈伟耀愿意承担所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3.2018年2月1日陈伟耀出具《借条》约定，陈伟耀于2018年2月1日向何嘉琳借到300000元，借款期限2018年2月1日到2019年10月30日分七期还清，首期于2019年5月8日还款43000元；第二期于2019年6月8日还款43000元；第三期于2019年7月8日还款43000元；第四期于2019年8月8日还款43000元；第五期于2019年9月8日还款43000元；第六期于2019年10月8日还款43000元；第七期于2019年10月30日还款42000元，如陈伟耀不能按期还款的，陈伟耀愿意承担所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同时何嘉琳为证明陈伟耀的实际借款情况还提供了信用卡消费明细、支付宝、微信往来明细等予以证实其实际支出款项。对此，陈伟耀并未否认《借条》是其本人出具，但对借条所载内容均不予确认，称借条反映的并非双方真实借贷关系，是双方在交往期间的一些日常借款及日常生活费用，且借条是出于双方分手争执，因何嘉琳胁迫陈伟耀所签。同时，双方一致确认陈伟耀出具的落款时间为2018年2月1日的《借条》实际签订的时间是2019年4月8日，只是出于何嘉琳要求陈伟耀将时间倒签为2018年2月1日。另，双方一致确认在2019年4月8日签订该借条后的2019年4月9日陈伟耀向何嘉琳支付30000元。一审庭审中，何嘉琳重新明确诉讼请求称2019年3月22日，陈伟耀单独出具《借条》所载明的30000元，是陈伟耀口头承诺支付给何嘉琳的借款补偿款，但同意不再主张该补偿款部分，同时愿意在借款总额中扣减陈伟耀出具最后一次《借条》后陈伟耀于2019年4月9日向何嘉琳归还的30000元。但主张因陈伟耀在庭审时已明确表示不履行还款义务的情况下，何嘉琳有权要求提前收回借款本金并要求陈伟耀向何嘉琳支付逾期还款利息自2019年10月9日一审庭审之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清偿完毕之日止。一审法院认为：何嘉琳、陈伟耀已确认双方系男女朋友并存在同居关系，何嘉琳诉请的借款金额双方亦确认为交往期间产生。由于男女朋友并非是法定的身份关系，双方之间也没有特定的法律义务，因此无法据此判断何嘉琳的支出及资金的交付基于何种法律关系。而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何嘉琳主张双方构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并提供了陈伟耀出具的《借条》、信用卡消费明细、微信及支付宝支付明细等予以证实，对此陈伟耀不予确认并称是在何嘉琳胁迫之下签订的《借条》，双方之间并非真实民间借贷关系，但由于陈伟耀提供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因此一审法院对陈伟耀的该主张不予采纳，对何嘉琳所主张的依据双方已签订的《借条》所产生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予以支持。关于借款金额，依据陈伟耀于2019年4月8日实际出具的《借条》中约定的数额为300000元扣减何嘉琳不再主张的30000元利息部分，何嘉琳实际主张的本金部分应为270000元。虽然陈伟耀对此数额不予确认，但结合何嘉琳提交的信用卡消费账单、微信、支付宝往来明细等与陈伟耀在最后一次出借的《借条》中确认的数额基本吻合，而且陈伟耀亦已在出具最后一次《借条》后向何嘉琳还款30000元。同时陈伟耀认为应抵消的其他转账款项亦是发生在双方最后一次签订《借条》之前，也就是说其转账的款项是在双方对借款数额进行结算之前并非在最后一次出借《借条》之后的还款部分，至于该笔款项是否涉及其他法律关系，陈伟耀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因此一审法院对何嘉琳所主张的借款数额扣减已归还30000元部分实际为240000元予以认定。关于逾期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由于双方并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依据陈伟耀实际于2019年4月8日出具《借条》中的分期还款时间，何嘉琳主张自2019年10月9日起要求陈伟耀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并未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应按约定自2019年10月9日起至2019年10月29日以228000元（258000-30000）为本金、自2019年10月30日起以240000元为本金计算逾期利息。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陈伟耀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清还借款本金240000元及按年利率6%计付逾期利息给何嘉琳（逾期利息：从2019年10月9日起至2019年10月29日按本金228000元计算；从2019年10月3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本金240000元计算）。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900元，由陈伟耀负担。本院二审期间，陈伟耀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陈文耀的父亲陈文锄提交的情况说明；证据二、何嘉琳与陈文锄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据三、陈文锄于2019年8月16日20时44分的报警回执，证据一至三拟证明何嘉琳在一审中提交的《借条》是伪造，何嘉琳在微信中将《借条》拍照发给陈文锄时并没有出借人的名字，后来何嘉琳补写自己的名字后再发送给陈文锄；证据四、何嘉琳与“科哥”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何嘉琳指示社会人士“科哥”追讨“债务”；证据五、陈伟耀向何嘉琳微信付款记录，拟证明在同居期间陈伟耀向何嘉琳共支付142938元，故实际欠款为79988元（222926-142938=79988）；证据六、陈伟耀对何嘉琳提交的三份《借条》进行说明，拟证明何嘉琳提交的《借条》均是不真实的；落款时间为2018年11月21日、2019年3月23日的《借条》陈伟耀并没有加摁指模；落款时间为2018年2月1日的《借条》最初并没有填写出借人信息，由何嘉琳后补其个人信息。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何嘉琳质证称，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确认，陈文锄并非是本案的当事人，陈文锄对本案借贷情况及借贷金额不知情，且其是陈伟耀的父亲，其陈述意见不具有可信性；对证据二至四均不予确认，属于超过举证期限提交的证据，也不属于新证据；对证据五不予确认，陈伟耀在一审中主张通过微信支付75999元给何嘉琳，在二审中又主张支付了142938元给何嘉琳，前后矛盾；且微信转账记录并非新证据，已超过举证期限；对证据六属于陈伟耀的陈述，陈伟耀涉嫌诈骗罪目前关押在看守所，陈伟耀之前多次谎言欺骗何嘉琳，其陈述不具有可信性。何嘉琳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2019年8月16日陈伟耀与其前妻林琳相约的聊天截图，拟证明陈伟耀与林琳约好去他们结婚时期的房子，林琳约何嘉琳一起去，何嘉琳与林琳并非突然到陈伟耀家中闹事，而是陈伟耀的前妻林琳找到何嘉琳一起去找陈伟耀要求还钱，陈伟耀也欠了林琳款项未还；证据二、2019年8月16日报警回执；证据三、2019年8月16日报案过程录音翻译文件；证据四、2019年8月16日报案过程录音光盘；证据二至四拟证明陈伟耀及其父亲陈文锄虚假陈述，恶意歪曲事实，陈伟耀承认主动向何嘉琳出具涉案《借条》的事实；证据五、真离婚证；证据六、假离婚证，证据五、证据六拟证明陈伟耀在何嘉琳恋爱期间的不诚实行为，用假离婚证欺骗何嘉琳；证据七、陈伟耀的微信朋友圈截图，拟证明陈伟耀多年从事网络平台贷款。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陈伟耀质证认为，这些证据属于延期举证，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不予确认，陈伟耀与其前妻林琳的聊天记录与本案无关，林琳也不是本案当事人；对证据二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何嘉琳与林琳一起到陈伟耀家中闹事，当时陈文锄也报警了，各方到派出所进行问话；对证据三、四不予确认，在未经当事人同意偷录的录音属于非法证据，且录取了部分的片段，不能反映案件的事实真实情况，陈伟耀与林琳的纠纷已经另案处理，与本案无关，何嘉琳与陈伟耀的纠纷，该证据证明何嘉琳胁迫陈伟耀，借条不是陈伟耀的真实意思表示，请法院依据新出的证据规则第九十三条的规定排除非法证据；对证据五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六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即使是存在真、假离婚证，也只是陈伟耀与何嘉琳的感情纠纷，与本案的民间借贷没有关系，何嘉琳明知陈伟耀为有妇之夫，仍与其同居，应对此承担部分责任；对证据七不予确认，即使该证据是真实的，只能证明陈伟耀发过朋友圈，与他是否从事网贷业务、网络贷款没有必然联系，且该朋友圈是2015、2016年发生的，双方同居是在2018、2019年。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何嘉琳于2019年5月9日将落款日期为2018年2月1日的《借条》拍照后通过微信发给陈文锄，该《借条》出借人一栏信息空白；何嘉琳对该《借条》上出借人信息补齐后，于2019年6月3日再次发给陈文锄。2019年8月16日20时42分左右，陈文锄、何嘉琳、林琳分别向公安机关报警。陈伟耀于2018年11月13日通过微信方式向何嘉琳发送其离婚证的照片，显示离婚登记日期为2018年4月16日。何嘉琳在二审中提交了持证人为林琳的离婚证，显示林琳与陈伟耀于2019年2月13日登记离婚。在二审中，何嘉琳与陈伟耀共同确认落款时间为2018年2月1日的《借条》实际出具的时间为2019年4月8日。何嘉琳主张出借陈伟耀的款项，主要是通过微信转账、支付宝转账、陈伟耀提供POS机给何嘉琳刷卡、根据陈伟耀指示转账给第三方、通过陈伟耀提供的微信二维码扫码支付款项等方式。陈伟耀只承认收到上述微信、支付宝转账的款项，而不确认其他的款项，并主张其只是教何嘉琳用信用卡套现还贷款，即使陈伟耀通过套现的方式向何嘉琳借款，何嘉琳以微信、支付宝转账给陈伟耀，故何嘉琳主张的借款金额存在重复计算。另外，陈伟耀主张从2018年12月8日至2019年4月9日向何嘉琳微信、支付宝转账合计142938元，其中在2019年4月9日通过支付宝转账10000元、微信转账20000元，陈伟耀主张已还款142938元，何嘉琳对此不予确认。另查明，何嘉琳在一审中提交了其与陈伟耀的微信聊天记录，其中显示：2019年3月25日20:34，何嘉琳通过微信发送对账单给陈伟耀，载明花呗、借呗、微粒贷、广发银行、建设银行、招商银行、安逸花、招联金融、小花钱包、分期乐、信用钱包、小黑鱼、爱上街、闪银、快贷等合计金额为294095.95元，何嘉琳称：“你自己睇下，到今日2019.03.25，更新咗账单，条数又有出入了”“总共欠我294095.95元+30000元=324095.95元”，陈伟耀在微信中并未对对账单的金额进行否认。本案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陈伟耀在二审确认了其与何嘉琳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并主张尚欠何嘉琳借款本金为79988元。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陈伟耀欠何嘉琳的借款本金如何确定？何嘉琳为举证证明陈伟耀拖欠其借款未还，提交了陈伟耀签名确认的三份《借条》，以及微信、支付宝、信用卡消费账单等证据予以证实。陈伟耀在确认其本人签名属实的情况下，以《借条》上的指模不属实、出借人何嘉琳的个人信息后补为由，不足以证明《借条》内容为虚假。至于陈伟耀主张三张《借条》均是在被胁迫的情况下签订的，陈伟耀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出具《借条》之时受到何嘉琳的胁迫，且还在不同的时间段内陆续向何嘉琳出具《借条》确认欠款事宜，陈伟耀的该项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何嘉琳于2019年3月25日通过微信发送对账单给陈伟耀，载明花呗、借呗、微粒贷、广发银行等多家金融机构的借款，对账单载明截止至该日金额为294095.95元，陈伟耀在微信汇中并未否认对账单金额不属实。该对账单的金额与最后一份《借条》的借款金额基本吻合，印证了陈伟耀唆使何嘉琳用其个人信用贷款后将款项转借给陈伟耀的事实。陈伟耀只承认收到何嘉琳的微信、支付宝转账，而不认可其他途径的借款金额，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何嘉琳提交的《借条》、微信聊天记录、微信转账记录、支付宝转账记录、信用卡消费账单等证据，已经形成证据链相互印证，证明了何嘉琳出借的款项不仅仅是微信转账、支付宝转账的款项，还包括向金融机构借款等其他方式。何嘉琳在一审中主张的借款本金为270000元，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本院亦予以认可。至于陈伟耀主张通过微信已还款142938元的问题，陈伟耀除了在2019年4月9日通过支付宝、微信转账合计30000元之外，其余的款项112938元均系发生在出具2019年3月23日的《借条》之前，若陈伟耀主张已偿还了上述款项，为何双方在签署《借条》时没有将该笔还款进行计算？为何何嘉琳在2019年3月25日向陈伟耀发送对账单时，陈伟耀没有及时提出对账单的金额不属实？由于双方既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同时又曾是情侣关系共同居住，即使陈伟耀主张的上述微信转账记录属实，但也不能充分证明款项的用途系用于偿还本案的借款。陈伟耀主张在出具2019年3月23日的《借条》之前微信转账的款项均系偿还本案的借款，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该款项是否是涉及其他关系，陈伟耀可另寻法律途径解决。一审法院认定陈伟耀尚欠借款本金240000元，处理正确，并无不妥之处，本院予以维持。至于陈伟耀上诉主张一审法院对案件受理费分配不公的问题，因陈伟耀须向何嘉琳偿还借款本金240000元及相应利息，一审法院按照《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规定计算案件受理费并判处由陈伟耀负担4900元，并无不妥之处，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陈伟耀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500元，由上诉人陈伟耀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璐思审判员  吴 湛审判员  许雪芳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书记员  魏雨璇蔡琪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