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602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蔡茂演，男，1964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陆丰市。上诉人（原审被告）：蔡俊权，男，1987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陆丰市。上列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云秀，广东得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盘雪莲，广东得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洪世，男，1982年8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信宜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琦，广东金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思典，男，2000年11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陆丰市，上诉人蔡茂演、蔡俊权因与被上诉人刘洪世、刘思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3民初99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潘志刚独任审理，上诉人蔡茂演和上诉人蔡俊权及其共同诉讼代理人马云秀律师和盘雪莲律师、被上诉人刘洪世的诉讼代理人黄琦、被上诉人刘思典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于2019年12月25日作出判决：一、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被告蔡茂演、蔡俊权共同向原告刘洪世赔偿医疗费、陪护费共41321.7元；二、驳回原告刘洪世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54元，由原告刘洪世负担392元，被告蔡茂演、蔡俊权共同负担462元。上诉人蔡茂演、蔡俊权（以下简称为：“上诉方”）不服上述一审判决，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为刘思典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蔡茂演承担过错责任，蔡俊权不承担赔偿责任。二、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审判决书部分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主要是：一、一审判决认定刘思典未达到重大过失的程度，不承担责任，是错误的。1.刘思典无驾驶证，仅其无证驾驶机动车的行为就构成重大过失，而一审判决对该无证驾驶的行为没有认定。2.刘思典在驾驶过程中“向左转头跟别人打了个招呼，没有留意到前面有行人，当我回头往前看时已经撞到人了”。这是本次交通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该行为也足以构成重大过失。3.刘思典驾驶机动车送货，不是上诉方安排的，一审判决以上诉方未提交证据为由不予认可，是错误的。刘思典明确表述：“平时我在档口负责捞鱼，另外一个同事负责送货，当天我跟这个同事互换了一下，我打包好了2个顾客的货去送，在回来的途中发生了事故。”这足以证明刘思典送货，不是上诉方安排的，由此发生的交通事故的后果，也不应当由上诉方承担。4.从交警认定的刘思典承担交通事故全部责任的结论来看，一审判决认定其无重大过失不需要承担任何赔偿，也是明显不客观的，是错误的。5.刘思典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八条“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的规定承担全部责任。二、一审判决认定蔡茂演和蔡俊权是共同经营、共同雇佣刘思典，是错误的。关于蔡俊权是经营者和车主的证据，来源于刘思典的陈述(包括在交警部门的陈述和庭审陈述)。而刘思典在庭审中明确表示，并不能确定蔡俊权是经营者和车主。所以，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蔡俊权应承担责任的依据不足，是错误的。三、关于蔡茂演的责任问题。蔡茂演应承担的责任应限于机动车未购买交强险的范围。在二审庭审中，上诉方将蔡茂演承担过错责任和蔡俊权不承担赔偿责任的上诉请求为蔡茂演、蔡俊权都不承担赔偿责任，撤销上述事实理由的第一条第5点，认为本案不适用租赁和借用的情形。变更上述事实理由的第三条为蔡茂演和蔡俊权都不承担赔偿责任，认为本案不适用车主责任和雇主责任规定。并增加的事实和理由为：刘思典发生本起交通事故时，不是在履行工作职责，不是在从事雇佣活动，而是擅自动用了摩托车办私事，故上诉方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被上诉人刘洪世辩称：同意一审判决。被上诉人刘思典辩称：其与上诉方存在雇员雇主关系，发生交通事故时，其是从事职务行为。涉案车辆是电动三轮车，不知道是机动车，其不知道需要有驾驶证才能驾驶，事故发生时有扭头与他人打招呼，但不存在上诉方陈述重大过失行为。上诉方经营的档口每天的工作都是基本固定的，员工都知道怎么做，无需老板特别交代，故其送货的行为是履行职务的行为。其系由蔡俊权雇请，在蔡茂演的档口干活，与上诉方存在雇佣关系，应由雇主来承担赔偿责任，故不同意上诉方的上诉。本院二审查明，对于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当事人表示没有异议，且与本院查明的相同，本院予以确认。对于一审法院认定刘洪世的损失项目及数额，当事人没有表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另查，一审庭审中，刘思典陈述称其在上诉方经营的水产店工作的工资是由蔡俊权向其支付的。对此，蔡茂演和蔡俊权陈述称，以微信和支付宝方式支付刘思典的工资是蔡俊权支付的，以现金方式支付刘思典的工资是蔡茂演给的。二审庭审中，蔡俊权陈述称，档口晚上营业的收入必须由其亲自代其父亲收取，不可能由其他人收取，故由其来上晚班。二审期间，上诉方为证明其上诉主张的事实，向本院提交证人黄某于2020年4月23日出具的《证明》（其中的内容为：该证人在蔡茂演蔡记水产档口的员工，主要负责档口的活鱼的送货，发生事故当天，档口客户的鱼已经送完，其就去清洗鱼池，车就放在档口外面，其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刘思典开走，因货已经送完，其没必要与刘思典更换工作，让刘思典去送货），并申请该证人出庭作证。证人黄某出庭陈述称：其不清楚本起交通事故发生的具体时间，事故发生的当天下午六点左右，经相邻档口的人告知才知道事故发生的并电话通知老板蔡茂演，当时档口只有其一个人，事故发生前，其和刘思典在档口工作，一起住宿，由老板包餐，刘思典负责打鱼，其负责送货，该档口晚上也有生意，其工作都是老板安排的，事故发生前的一段时间，蔡俊权回老家不在档口，蔡俊权没有回老家之前是上夜班的，该档口是白天晚上都经营的，档口晚上有生意，也要送货。事故发生的当天，最后一批货由其来送，其送完后就去洗鱼池，刘思典没有去送货。事故发生时，刘思典开着蔡茂演的车。对于证人黄某上述陈述的证言，刘思典认为事故发生是在下午四点到五点，发生事故时，档口的鱼池还有鱼，证人根本不可能洗鱼池，证人是知道其开车出去送货的。刘洪世的诉讼代理人认为证人的证言不是客观的，该证人现仍在上诉方处打工拿工资，与上诉方有利害关系，其证言不能作为证据。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关于事故发生时，刘思典是否正在从事雇佣活动的问题。虽然上诉方在二审中提交了证人黄某的证言，以及该证人也出庭作证，因该证人现仍在上诉方经营的水产档口工作，故该证人所陈述对上诉方有利的证言，存在利害关系，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不能作为证明上诉方所主张的发生事故时刘思典私自驾驶涉案机动车且不是从事雇佣活动的事实。审查上诉方在一审庭审和二审庭审中自认的向刘思典发放工资的事实，结合事故发生的地点和时间，上诉方两人的父子关系，证人黄某关于蔡俊权在没有回老家之前在该档口上夜班的陈述，以及蔡俊权在二审庭审中陈述其上晚班的原因。一审认定上诉方经营的水产档口是蔡茂演、蔡俊权父子两人共同经营，且在事故发生时刘思典是该两人雇请的员工并从事雇佣活动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因上诉方将涉案车辆用于其经营水产档口的送货，上诉方作为该车的实际控制人不但未依法投保交强险，而且将该车交给没有驾驶证的雇员刘思典驾驶该车从事雇佣活动，对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上诉方作为雇主应对刘思典致刘洪世损害承担赔偿责任。故上诉方作为涉案车辆的实际控制人应先在交强险10000元医疗费用限额内赔偿刘洪世的医疗费10000元，在交强险11000元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内赔偿刘洪世陪护费270元，交强险不足赔偿部分的医疗费56051.7元（66051.7元-10000元）由上诉方作为雇主承担赔偿责任，蔡茂演垫付的医疗费25000元在上诉方上述应赔偿的款项中予以扣除。因此，审查一审判决上诉方共同赔偿刘洪世41321.7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上诉方该部分的上诉请求，理由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关于刘思典因本起交通事故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刘洪世损害，是否存在重大过失的问题。本院经审查，刘思典负本起事故的全部责任，确实对刘洪世损害结果的发生存在重大过失，应对刘洪世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审查一审法院认定刘思典未达到重大过失的程度，并对刘洪世要求刘思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不予支持，认定事实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上诉方该部分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但由于刘洪世作为赔偿权利人对此没有提起上诉，并表示同意一审判决，是刘洪世对自己民事权利的处分，故本院对上诉方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一审受理费833元，由蔡茂演、蔡俊权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潘志刚二〇二〇年六月四日书记员  褚程足戴凯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