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陕04民终23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岳新宁，男，汉族，19XX年XX月XX日出生，住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公民身份号码：61040XXXX9XXXXXXXX。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文星，陕西秦直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惠微，陕西秦直道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泾阳县公共交通客运有限公司，住所地：陕西省西咸新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1102713563XXXXX。 法定代表人：朱君利，系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峰，陕西永嘉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彤，陕西永嘉信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岳新宁因与被上诉人公共交通客运公司（以下简称公共交通客运公司）承包经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陕西省泾阳县人民法院（2019）陕0423民初15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岳新宁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文星、惠微，被上诉人公共交通客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峰、吴彤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岳新宁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泾阳县人民法院(2019)陕0423民初1512号民事判决书，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2.请求依法判令被上诉人承担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对经营权归属的认定属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1）出租车经营权属于民事权利。一审认定“出租车经营权是经政府特许，经营者取得有期限从事出租车行业经营活动的权利，该经营权对应产生的是政府与出租公司之间的行政许可法律关系；使用权的产生是出租车公司与承包人之间的民事合同关系。出租车的营运权是一种有限的公共资源，需要行政许可而获得，不能通过民事判决而获得”是对法律概念的歪曲解读，于法无据。（2）上诉人享有案涉车辆的经营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法院将案件定性为承包经营合同是案由定性错误。车主个人签订合同的行为属于认知错误，而非真实意思表示，有撤销自己的行为，并对自己的行为归于无效的权力。该合同严重违反强制性规范，把经营权作为单独承包标的的行为应认定为无效。可见，一审法院作出的合同有效并以承包经营合同纠纷为案由的做法是错误的。 公共交通客运公司辩称：一审判决对经营权归属的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诉争车辆经营权属于其公司所有和享有；其公司与上诉人是承包关系；一审法院将案由定性为承包经营合同纠纷正确。综上所述，请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岳新宁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请求确认陕DXXXXX号出租车所有权和经营权归原告享有；2、请求依法确认《泾阳县公共交通客运有限公司牌照经营管理合同》无效；3、依法请求被告将陕DXXXXX号出租车登记证书、机动车行驶证、道路运输证变更登记至原告名下。 公共交通客运公司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解除反诉人与被反诉人签订的《泾阳县公共交通客运有限公司牌照经营管理合同》并返还陕DXXXXX号出租车牌照及营运手续（包括营运证、行驶证、计价器周检册）；2、本案诉讼费由被反诉人承担。 一审法院查明：2001年10月9日咸阳市人民政府办批复泾阳县永安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等五家公司开办150辆出租汽车牌照。咸阳市交通局咸政交发[2003]103号、271号文件分别批复了泾阳县公共交通客运有限公司关于增加出租客运车辆。后被告泾阳县公共交通客运有限公司购买涉案车辆登记其名下且取得营运权。陕DXXXXX号出租车牌照已发生多轮承包。2010年1月1日在泾阳县公交公司处，原告岳新宁与陕DXXXXX号原承包者签订“协议”，约定将陕DXXXXX号出租车承包权转包给原告。2013年5月29日，原被告更新车辆，原告（乙方）与被告（甲方）签订《泾阳县公共交通客运有限公司牌照经营管理合同》，合同约定：1、乙方承包经营牌照号为陕DXXXXX；2、承包期限为2013年5月28日至2019年5月28日；3、乙方经营范围为出租汽车牌照一副；4、合同规定车辆的产权属乙方所有；5、合同规定乙方从挂牌之日起按月缴纳管理费及办理车辆相关手续费等费用；6、乙方须严格履行合同，未经甲方同意不得随意变更，私自转包牌照经营权。原告按照合同约定交纳各种费用后并经营该车辆。经营期间原告曾参与停运车辆及到政府上访。 一审法院认为，出租车经营权是经政府特许，经营者取得有期限从事出租车行业经营活动的权利，该经营权对应产生的是政府与出租公司之间的行政许可法律关系；使用权的产生是出租车公司与承包人之间的民事合同关系。出租车的营运权是一种有限的公共资源，需要行政许可而获得，不是能够通过民事判决而获得。而本案是政府将出租车的经营权出让给了被告出租公司，原被告之间签订承包经营合同。故本案存在政府与出租公司之间行政许可法律关系；原告与被告之间民事合同关系。原告依据承包经营合同对出租车仅是使用、收益的权利。原告岳新宁与被告泾阳县公共交通客运有限公司签订《泾阳县公共交通客运有限公司牌照经营管理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具有法律约束力。合同约定了被告将其拥有经营权的承包车辆交付原告承包经营，原告按约缴纳各项费用，合同虽名为牌照经营管理合同，但合同性质实为承包经营合同，原告诉称双方存在的是管理服务关系的观点不成立，原告主张确认合同无效，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诉称被告已将出租车的经营权出让给上轮经营车主，因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其诉称的事实本院不予采纳。原告对出租车使用、受益的权利是基于原被告之间签订的民事合同，原告请求脱离被告出租公司直接确认陕DXXXXX号出租车经营权归原告享有，及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协助原告将陕DXXXXX号出租车的机动车登记证书、机动车行驶证、道路运输许可证变更登记至申请人名下无事实依据且不符合法律规定，其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被告签订的上述合同履行期限届满，双方未续签合同，被告请求原告返还陕DXXXXX号出租车的牌照、行驶证、道路运输证、计价器周检册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驳回原告（反诉被告）岳新宁的诉讼请求；二、原告（反诉被告）岳新宁于本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向被告（反诉原告）泾阳县公共交通客运有限公司返还陕DXXXXX号出租车的牌照、营运证、行驶证、计价器周检册。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向本院提交了《杨凌示范区第二轮出租车经营权有偿出让办法》和杨凌区交通运输局公告，以及从其他出租车公司个人处取得的出租车驾驶证、道路运输证及行驶证、驾驶证复印件、出租车转让协议、挂靠经营管理合同，用于证明个人已经有资格拥有经营权。经当庭质证，被上诉人认为其不属于新证据且与本案一、二审争议的焦点无关联性，对其真实性、来源的合法性不认可。被上诉人未提交任何新证据。上述证据经合议庭评议认定如下：因其与本案没有直接的关联性，故本院对其不予采信。 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原审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双方当事人订立的牌照合同是否有效；2、本案应当属于物权确认项下的经营权纠纷还是承包经营合同纠纷。 关于焦点（一）：经审查，上诉人岳新宁与被上诉人公共交通客运公司在自愿、平等的基础上签订的《泾阳县公交公司客运有限公司牌照经营管理合同》，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有效的合同，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涉案合同虽然名义上称为牌照经营管理合同，实质上为承包经营合同，综合全案证据来看，公共交通客运公司一直是诉争车辆经营权的享有人，上诉人无证据证明其对诉争车辆享有经营权，其依据合同仅享有对出租车使用、收益的权利，且涉案合同公共交通客运公司与上诉人已履行多年，现已履行完毕，早已超过法定的撤销权行使期限。由此可见，上诉人所称涉案合同严重违反强制性规范，单独将经营权作为承包标的应认定无效且要求撤销合同，对自己的行为归于无效的诉讼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对其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认定涉案合同有效，符合本案客观实际及法律规定，并无不妥。现双方所签合同因履行期限届满而自动解除，公共交通客运公司依据合同要求返还陕DXXXXX号出租车的牌照及营运手续（包括营运证、行驶证、计价器周检册）符合法律规定，依法应予以支持。 关于焦点（二）：本院认为出租车经营权是政府特许的一种权利，并不是一般的民事权利。本案中，政府将出租车的经营权有偿出让给了公共交通客运公司，公共交通客运公司又与上诉人订立了承包经营合同，故政府与公共交通客运公司之间形成了行政许可法律关系，而上诉人和政府之间在出租车的经营权上没有这种法律关系；公共交通客运公司与上诉人在行政许可项下订立的承包经营合同和物权确认项下订立的经营权合同有着显著的不同。如前所述，公共交通客运公司是诉争车辆经营权的享有人，上诉人无证据证明其对诉争车辆享有经营权，在自己没有最终取得出租车经营权的政府行政许可的情况下，上诉人要求法院判令公交公司协助其将陕DXXXXX号出租车的机动车登记证书、机动车行驶证、道路运输许可证变更登记至其名下的诉讼主张，明显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对其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以承包经营合同纠纷为案由审理本案亦并无不妥。 综上所述，岳新宁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岳新宁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樊国强 审判员  倪治国 审判员  张作儒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五日 书记员  杜快快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