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83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万象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剑川路951号5幢5层5006室。法定代表人：李武昌，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怡然，上海市汇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郑亚谊，男，1990年2月1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安庆市潜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汪黄结，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广州万之象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洛浦街迎宾路140-214号广州五洲城国际建材中心市场H2区六层A608。法定代表人：沈建锋，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文文，上海市汇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上海万象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万象公司）、上诉人郑亚谊因与被上诉人广州万之象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万之象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2民初154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海万象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三、五、六、七项，依法改判上海万象公司无需支付郑亚谊2018年11月30日至同年12月5日期间的工资1,802.30元、2018年11月1日至同月29日期间的工资2,027.59元，并改判上海万象公司无需向郑亚谊出具解除劳动合同的证明。主要事实和理由：2018年11月1日起，郑亚谊长期旷工，上海万象公司多次催促，其均未返岗上班，上海万象公司不应支付该日起的劳动报酬。2018年12月，郑亚谊提出解除劳动合同，但拒绝回上海万象公司办理离职手续，未完成工作交接，上海万象公司无法出具解除劳动关系的证明。郑亚谊辩称：不接受上海万象公司的上诉请求。广州万之象公司辩称：同意上海万象公司的上诉请求。郑亚谊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三、五、八项，依法改判：1、确认郑亚谊与上海万象公司、广州万之象公司之间于2013年12月23日至2018年12月6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上海万象公司、广州万之象公司支付郑亚谊2018年11月1日至2018年12月5日期间的工资22,308.03元（22,758.60-450.57）；3、上海万象公司、广州万之象公司支付郑亚谊2018年1月至2018年10月期间劳动合同约定的工资标准20,000元与实际发放的工资数额之间的工资差额106,770元；4、上海万象公司、广州万之象公司支付郑亚谊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109,156.30元；5、上海万象公司、广州万之象公司支付郑亚谊未足额缴纳养老保险损失36,052.90元、未缴纳工伤保险损失409.40元、未缴纳失业保险损失1,146.90元、未缴纳生育保险损失1,458.50元；6、上海万象公司、广州万之象公司支付郑亚谊因其未为郑亚谊缴纳医疗保险而按郑亚谊实发薪资对应医疗保险单位应缴比例的费用31,310.20元；7、上海万象公司、广州万之象公司支付郑亚谊因其未为郑亚谊缴纳住房公积金而按郑亚谊实发薪资对应住房公积金单位应缴比例的费用19,568.90元。主要事实和理由：1、广州A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与郑亚谊签订劳动合同和劳务派遣协议时，没有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派遣时间长达五年，工作岗位为经理/总监，工资由广州万之象公司发放，这些都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六十六条的规定，劳务派遣协议因违法而无效。2013年12月23日至2018年8月31日，郑亚谊与广州万之象公司是劳动关系，不是劳务派遣关系，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一审认定2014年1月10日郑亚谊与广州万之象公司签订2013年12月23日至2014年12月22日的劳动合同，却不认可双方是劳动关系，判决错误。郑亚谊提供的与广州万之象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及钉钉软件个人主页服务时间1,800多天的截图，以及广州万之象公司人事在钉钉上回复确认郑亚谊2013年12月23日入职，均可以证明郑亚谊是上海万象公司和广州万之象公司员工。2、上海万象公司和广州万之象公司股东重叠，法定代表人相同，属于关联企业。证人到庭证言可以也可以证明两公司是一套人马，两个牌子。郑亚谊与上海万象公司签订的是空白的合同，是两公司规避用工风险的手段。郑亚谊提供的签订空白合同的录像、钉钉上与同事的聊天记录等证据可以证明《三方协议》中第三条约定工龄连续计算。一审遗漏了该事实。郑亚谊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工作岗位、职务、上级、工作地点都没有改变，一审认为郑亚谊没有举证证明，认定错误。郑亚谊于2018年8月与上海万象公司签订空白的劳动合同，合同的起始时间是2018年9月1日，而实际上2018年7月还没有建立劳动关系时，上海万象公司已经替广州万之象公司发放工资及差旅报销，两公司报销制度混同。3、2018年1月1日，郑亚谊与广州万之象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月工资为20,000元，包括基本工资15,000元、津贴2,000元、浮动考核3,000元，但上海万象公司发放的工资不到10,000元。郑亚谊从未同意降低工资标准，而且在时效内追索工资差额。一审以郑亚谊认同工资数额为由作出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审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的规定，适用法律错误。2018年1月，郑亚谊与广州万之象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中岗位从经理升至总监，工作量增加。2018年的任命书将郑亚谊的职务从副总监晋升为运输经营部总监，因此，工资从1万多元提高到每月20,000元，符合事实。一审认定郑亚谊的工资为9,800元，认定事实错误。4、上海万象公司和广州万之象公司未缴纳、未足额缴纳五险一金，给郑亚谊造成了实际的损失。广州万之象公司、上海万象公司未足额支付劳动报酬（包括加班工资），没有按照约定的每月20,000元标准发放。双十一期间，上海万象公司要求郑亚谊加班，上海万象公司长期以来并没有对加班打卡记录提出异议。上海万象公司所谓加班需申请和审批没有记载在劳动合同中，其提供的员工手册不能证明经过了集体讨论、民主通过，不能证明劳动者已知悉。5、上海万象公司调派郑亚谊前往工作的潮汕分拨中心未经工商登记，也没有人员和场地。双方一致同意郑亚谊出差至潮汕协助办理潮汕分拨中心事宜，郑亚谊已提交出差费用的报销凭据。上海万象公司将郑亚谊的职务从总监降为经理，并任命到实际不存在的潮汕分拨中心任职，实际是为逼迫郑亚谊辞职。上海万象公司是要求郑亚谊以出差的形式派往潮汕工作，出差完毕在回广州总部上班。郑亚谊提供了服务，上海万象公司应依法支付劳动报酬。一审以广州市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工资没有依据。6、公司在2013年12月至2014年4月未缴纳五险一金，2018年1月未足额缴纳五险一金。上海万象公司、广州万之象公司均不接受郑亚谊的上诉请求。上海万象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上海万象公司无需支付郑亚谊2018年11月1日至同月29日期间工资2,027.59元；2、上海万象公司无需支付郑亚谊2018年11月30日至2018年12月6日期间的工资2,252.87元；3、上海万象公司无需向郑亚谊出具解除劳动关系证明。郑亚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郑亚谊与上海万象公司、广州万之象公司之间于2013年12月23日至2018年12月6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上海万象公司、广州万之象公司支付郑亚谊2018年11月1日至2018年12月6日期间的工资22,758.60元；3、上海万象公司、广州万之象公司支付郑亚谊2018年1月至2018年10月期间劳动合同约定的工资标准20,000元与实际发放的工资数额之间的工资差额106,770元；4、上海万象公司、广州万之象公司支付郑亚谊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109,156.30元；5、上海万象公司、广州万之象公司支付郑亚谊未足额缴纳养老保险损失36,052.90元、未缴纳工伤保险损失409.40元、未缴纳失业保险损失1,146.90元、未缴纳生育保险损失1,458.50元；6、上海万象公司、广州万之象公司支付郑亚谊因其未为郑亚谊缴纳医疗保险而按郑亚谊实发薪资对应医疗保险单位应缴比例的费用31,310.20元；7、上海万象公司、广州万之象公司支付郑亚谊因其未为郑亚谊缴纳住房公积金而按郑亚谊实发薪资对应住房公积金单位应缴比例的费用19,568.90元；8、上海万象公司、广州万之象公司为郑亚谊办理离职手续并开具解除劳动关系证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8月4日，广州万之象公司与A公司签订劳务派遣协议，约定协议自签署盖章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2年，协议到期时，双方若无异议，协议自动延长一个协议周期。郑亚谊与A公司先后签订有效期限自2013年12月23日起至2015年12月22日止、2016年1月1日起至2016年12月31日止、2017年1月1日起至2018年12月31日止的劳动合同，约定郑亚谊由A公司派往广州万之象公司工作。其中第一期劳动合同于2013年12月23日签订。郑亚谊与广州万之象公司之间的劳动合同约定，有效期限自2013年12月23日至2014年12月22日。该合同加盖广州万之象公司公章，落款日期为2014年1月10日。郑亚谊与广州万之象公司之间另有劳动合同约定，有效期限自2018年1月1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止；郑亚谊的工作岗位为发运中心总监（广州）；工作地点：公司在广东的实际经营地及所属各站点所在地；月工资标准为：基本工资15,000元、津贴2,000元、浮动考核3,000元；所在岗位执行固定工时制，即每日工作8小时；员工加班需事前审批，凭审批手续计算加班工资。合同加盖广州万之象公司公章，落款日期为2018年1月8日。郑亚谊与上海万象公司签订有效期限自2018年9月1日起至2020年8月30日止的劳动合同。另查明，郑亚谊自2013年12月23日起在广州万之象公司工作。A公司为郑亚谊缴纳有2014年4月至2018年1月期间的社会保险。广州万之象公司为郑亚谊缴纳2018年2月至同年9月期间的社会保险。另，上海万象公司与北京B有限公司签订人事服务合同。北京B有限公司又与广东C有限公司（以下简称C公司）签订劳动事务委托协议，委托C公司代为缴纳社会保险。C公司受委托为郑亚谊缴纳有2018年10月至同年12月期间的社会保险等，缴费基数为9,422元。又查，2018年10月16日，上海万象公司向郑亚谊发送主题为“广东省区分拨人事任命通知”的邮件，任命郑亚谊担任广东省区潮汕分拨中心分拨经理，任命于当日生效。当日，郑亚谊回复邮件称：“收到，感谢公司信任，感谢各位领导栽培”。2018年10月26日，郑亚谊向其上级邓某发送“2018年10月第4周周报（郑亚谊）”的邮件，郑亚谊在邮件中自述：“以下为本人本周周报，请查阅：一、重点事项（一）潮汕新分拨交付事项、（二）潮汕片区联营分拨双十一第一轮摸底……二、需要的支持：本周暂无。三、个人感悟：在新的工作领域会不断的学习，不断地探索，给团队创造价值！四、下周主要工作计划：1、潮汕新分拨设备施工等工作协调监工，2、联营分拨持续摸底，参加联营双十一会议，盘点风险点。”2018年11月6日、7日、8日，上海万象公司连续向郑亚谊发送邮件。因郑亚谊已经连续3天以上未在工作地签到出勤，其旷工至少3天以上，故告知郑亚谊其已被任命为潮汕分拨中心分拨经理，工作地为广东潮汕，要求郑亚谊于2018年11月7日返回潮汕分拨中心正常上班，通过钉钉系统在广东省潮州市XX物流园一期按工作排班时间考勤。2018年12月6日，郑亚谊向广州万之象公司邮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广州万之象公司于次日收悉。2018年12月14日，郑亚谊向上海万象公司邮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通知书内载：“致上海万象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本人郑亚谊于2013年12月入职广州万之象物流有限公司，并续签三次劳动合同。工作岗位为发运中心总监，月薪两万元。2018年8月底为贵司安排签署空白劳动合同，虽贵司承认本人在贵司的五年工龄，但贵司已严重侵害本人合法权益，具体有：1、2013年12月至今，违反法定义务，以少买或不买的方式，故意克扣本人五险一金，损害本人合法权益。2、2018年1月至今，无故克扣少发本人工资报酬。3、未经本人同意任意调动本人工作岗位。本人认为，公司上述行为已违反法律规定，严重侵害了本人的合法权益。基于此，本人被迫解除与公司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上海万象公司于同月18日收悉。上海万象公司尚未向郑亚谊出具解除劳动合同的证明。再查明，郑亚谊入职后由广州万之象公司向其转账支付工资，2018年7月起由上海万象公司向郑亚谊转账支付工资。工资明细表显示：2017年12月至2018年7月期间，郑亚谊每月工资基本底薪4,800元、绩效工资4,000元、餐补150元，其他补贴（金额不固定）、KPI（金额不固定）组成。其中2018年1月、2月基本底薪为4,000元/月、绩效工资为4,800元/月；2018年3月至同年7月期间基本底薪为4,422.40元、绩效工资为4,800元/月。2018年8月至同年11月期间，郑亚谊每月工资由基本底薪5,072元（后两月为5,072.144元）、岗位工资922.24元（后两月为922.208元）、绩效工资2,305.60元（后两月为2,305.52元）、住房补贴922.24元（后两月为922.208元）、餐补200元、高温补贴、其他补贴等组成。2018年11月扣除考勤扣款9,822.08元后，郑亚谊实得工资为0元。2017年12月至2018年10月期间，郑亚谊应发工资数额为9,000元至15,549.50元不等。2018年10月12日，郑亚谊在《员工手册》及《员工纪律制度》签署表中签名，确认其已经详细阅读，并充分理解了各项条款的内容，同时保证自觉遵守手册中之所有规定，并严格按此执行。该表中附注中记载：“制度阅读和学习渠道：钉钉-公告-经营管理中心-员工纪律制度及员工手册发布；邮箱搜索《员工手册》&《员工纪律制度》发布”。2018年12月21日，郑亚谊就本案讼争等事宜向广东省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会于2019年3月28日作出穗劳人仲案[2019]386、387号裁决书，裁决确认郑亚谊与广州万之象公司于2018年1月1日至同年8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与上海万象公司于2018年9月1日至同年12月6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上海万象公司支付郑亚谊2018年11月1日至同月29日期间的工资2,027.59元以及2018年11月30日至2018年12月6日期间的工资2,252.87元；上海万象公司向郑亚谊出具解除劳动关系证明；驳回郑亚谊的其他仲裁请求。上海万象公司、郑亚谊不服，先后向法院提起诉讼。仲裁审理过程中，邓某出庭作证，陈述：“2018年10月初，我和人事部人员与郑亚谊沟通后，郑亚谊同意到潮汕工作。二被（即上海万象公司）因要在潮汕地区建立分拨中心，综合各方人选，决定任命郑亚谊任潮汕那边的分拨经理，但根据公司的制度，出于人道主义的关怀，前半个月会支付相应的补贴，并以出差的名义支付；2018年11月1日，郑亚谊从潮汕回来，之后没有再到潮汕工作，当时郑亚谊告知我，因存在家庭原因，希望留在广州工作，但公司的态度是已经任命了、且已经到潮汕半个月，要求郑亚谊继续到潮汕工作。2018年11月1日起，郑亚谊有到广州的办公地上班，但没有具体的工作安排，也有继续负责一些潮汕那边筹备的工作，郑亚谊也有一直与公司协商工作地点的情况，不清楚协商的结果以及离职情况。”证人还陈述：“我有审批过（郑亚谊）2018年11月30日至2018年12月6日期间的年休假”。本案中，郑亚谊表示，其在广州万之象公司入职，与广州万之象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但是事后广州万之象公司又逼迫郑亚谊与A公司倒签日期为2013年12月23日的劳动合同，公司用劳务派遣规避法律。上海万象公司及广州万之象公司则表示，广州万之象公司没有与郑亚谊签订过劳动合同，郑亚谊系于2013年12月23日与A公司签订劳动合同，被派遣至广州万之象公司工作。在劳务派遣过程中，郑亚谊的社会保险费一直由用人单位即A公司为其缴纳，印证本案成立劳务派遣关系。关于工资标准，郑亚谊主张，2018年1月1日郑亚谊与广州万之象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工资标准为20,000元。广州万之象公司第一个月就少发工资，当时公司在并购期，广州万之象公司的老板口头承诺先发一部分，到年底再补全，但后来又转到上海万象公司后没有履行承诺，索要后发生争议，故上海万象公司及广州万之象公司应自2018年1月1日起按此标准发放或补发郑亚谊工资。上海万象公司及广州万之象公司则表示，2018年1月1日起郑亚谊的工资为9,800元/月，而非20,000元/月，且郑亚谊在收到每月的工资后并未提出异议，公司不存在未足额发放工资情形。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劳动关系存续情况。首先，郑亚谊与A公司签订有书面劳动合同，合同约定由A公司自2013年12月23日起派遣郑亚谊至广州万之象公司工作。A公司为郑亚谊缴纳自2014年4月至2018年1月的社会保险费。郑亚谊虽主张其先入职广州万之象公司，后被迫补签其与A公司的劳动合同，但郑亚谊提供的其与广州万之象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落款日期为2014年1月10日，与其主张矛盾。且郑亚谊先后三次与A公司签订劳动合同，郑亚谊在前述劳动合同上签名确认，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其亦明知A公司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故郑亚谊与A公司之间于2013年12月23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A公司为用人单位，本案广州万之象公司为用工单位。因此，郑亚谊要求确认其与上海万象公司、广州万之象公司之间于2013年12月23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之请求，无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其次，郑亚谊提供其与广州万之象公司签订的有效期限自2018年1月1日起的劳动合同。广州万之象公司主张该份劳动合同系由郑亚谊利用私人关系伪造，但广州万之象公司对其上加盖之公章并不持异议，广州万之象公司也不能提供充分有效之证据证明其主张。因此，一审法院确认此份劳动合同真实性。上海万象公司及广州万之象公司于本案中亦确认广州万之象公司与郑亚谊在2018年1月1日至同年8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基于此，再结合广州万之象公司为郑亚谊缴纳社会保险的情况，一审法院确认广州万之象公司与郑亚谊之间于2018年1月1日起建立劳动关系。第三，郑亚谊与上海万象公司签订有效期限自2018年9月1日起的劳动合同。郑亚谊虽主张该份劳动合同系被迫签订，但未能提供充分有效之证据予以证明,故此份劳动合同对郑亚谊具有约束力。根据郑亚谊之自述，可见郑亚谊在签订劳动合同之时，其已经明知其劳动关系转至上海万象公司。因此，结合上海万象公司转账支付郑亚谊工资情况以及委托案外人代为郑亚谊缴纳社会保险的情况，一审法院亦可以确认郑亚谊与上海万象公司自2018年9月1日起至2018年12月6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综上所述，郑亚谊要求确认其与广州万之象公司于2018年1月1日至同年8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其与上海万象公司于2018年9月1日至同年12月6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之请求，有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郑亚谊其余涉及劳动关系确认之请求事项，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工资，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中规定，变更劳动合同未采用书面形式，但已经实际履行了口头变更的劳动合同超过一个月，且变更后的劳动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国家政策以及公序良俗，当事人以未采用书面形式为由主张劳动合同变更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就本案而言，郑亚谊提供的其与广州万之象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中约定的工资标准为20,000元/月。但2018年1月之后数月，郑亚谊实际领取的工资数额均与劳动合同约定不符。同时，郑亚谊也确认其收到工资条，工资条中的工资组成与劳动合同约定不相符。郑亚谊并无证据证明广州万之象公司承诺先发一部分工资，后于年终补齐之观点。故在郑亚谊无证据证明其已经及时向广州万之象公司及上海万象公司对工资标准提出异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可以确认双方已经在实际履行劳动合同的过程中变更了工资标准，故一审法院采信上海万象公司及广州万之象公司关于郑亚谊工资为9,800元/月标准之主张。因此，郑亚谊要求上海万象公司、广州万之象公司支付其2018年1月至2018年10月期间劳动合同约定的工资标准20,000元与实际发放的工资数额之间的工资差额106,770元之请求，无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郑亚谊2018年11月1日至2018年12月6日期间的工资事宜，一审法院认为，其一，郑亚谊于本案中放弃2018年12月6日的工资之诉讼请求，与法不悖，一审法院予以准许；故上海万象公司不同意支付郑亚谊当日工资450.57元之请求，一审法院可予支持。其二，2018年11月30日至2018年12月5日期间的工资。根据郑亚谊提供的假期申请审批情况，结合邓某于仲裁庭审过程中出庭作证其曾经审批过郑亚谊年休假申请的陈述，一审法院可以采信郑亚谊关于其自2018年11月30日起休年休假的主张。因此，上海万象公司应按正常工作时间工资标准支付郑亚谊2018年11月30日至同年12月5日期间的工资1,802.30元，故郑亚谊此部分请求的合理部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上海万象公司不同意支付郑亚谊此部分工资之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其三，关于2018年11月1日至同月29日期间的工资。首先，根据现有证据可以确认2018年10月上海万象公司已经任命郑亚谊担任潮汕分拨中心分拨经理，且郑亚谊亦已经接受调岗并在潮汕履行相应工作职责，双方已经协商变更工作岗位。因此，郑亚谊自2018年11月1日起未再至潮汕工作，同时郑亚谊也未提供证据证明上海万象公司安排其在广州办公地点的工作内容，故属于非正常工作状态。上海万象公司多次向郑亚谊发送邮件要求其到潮汕工作，郑亚谊仍未予理睬，有所不当。从证人邓某的陈述来看，证人陈述郑亚谊在2018年11月1日之后有继续负责一些潮汕那边筹备的工作。因此，综合上述情况，一审法院酌情认定上海万象公司按广州市最低工资标准支付郑亚谊2018年11月1日至同月29日期间的工资2,027.59元。故郑亚谊要求上海万象公司支付前述期间工资之请求中的合理部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上海万象公司不同意支付郑亚谊此款之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此外，郑亚谊要求广州万之象公司对前述工资承担连带责任，无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郑亚谊要求上海万象公司、广州万之象公司支付其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之请求，一审法院认为，其一，郑亚谊自2018年9月1日之后与上海万象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双方劳动关系因郑亚谊提出辞职而解除。此时郑亚谊与广州万之象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本案郑亚谊以两家公司为关联企业为由要求两家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于法无据。因此，郑亚谊要求广州万之象公司支付其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之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其二，郑亚谊因上海万象公司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任意调动工作岗位为由，向上海万象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根据现有证据，一审法院难以确认在上海万象公司与郑亚谊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上海万象公司存在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之情形。此外，根据前节意见，上海万象公司不存在任意调动工作岗位之情形。因此，郑亚谊要求上海万象公司支付其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之请求，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郑亚谊要求办理离职手续并开具解除劳动合同的证明之请求，一审法院认为，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时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并在十五日内为劳动者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本案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因郑亚谊提出解除而解除，故本案上海万象公司作为用人单位负有向郑亚谊开具解除劳动合同证明的义务。现上海万象公司以郑亚谊未办理离职交接为由不同意开具解除劳动合同的证明，不符合法律规定。因此，上海万象公司诉请不同意为郑亚谊开具解除劳动合同的证明之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郑亚谊要求上海万象公司为其开具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之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在郑亚谊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关系之时，其与广州万之象公司并无劳动关系，即广州万之象公司当时并非用人单位，故郑亚谊要求广州万之象公司承担开具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之责，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中规定，劳动者以用人单位未为其办理社会保险手续，且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能补办导致其无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为由，要求用人单位赔偿损失而发生争议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本案中，郑亚谊主张因缴费基数错误导致其相应账户存在少交的金额，故在没有补缴之前即为其损失，郑亚谊继而主张上海万象公司及广州万之象公司应承担本案第五至七项诉请之责。郑亚谊之主张不符合前述规定，故一审法院对郑亚谊要求上海万象公司、广州万之象公司支付其未足额缴纳养老保险损失36,052.90元、未缴纳工伤保险损失409.40元、未缴纳失业保险损失1,146.90元、未缴纳生育保险损失1,458.50元、因其未为郑亚谊缴纳医疗保险而按郑亚谊实发薪资对应医疗保险单位应缴比例的费用31,310.20元之请求不予处理。公积金事宜不属法院处理范围，故郑亚谊要求上海万象公司、广州万之象公司支付其因其未为郑亚谊缴纳住房公积金而按郑亚谊实发薪资对应住房公积金单位应缴比例的费用19,568.90元之请求，一审法院亦不予处理。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二○一九年十一月一日判决：一、广州万之象物流有限公司与郑亚谊之间于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上海万象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与郑亚谊之间于2018年9月1日至2018年12月6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三、上海万象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郑亚谊2018年11月30日至同年12月5日期间的工资1,802.30元；四、上海万象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无需支付郑亚谊2018年12月6日的工资450.57元；五、上海万象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郑亚谊2018年11月1日至同月29日期间的工资2,027.59元；六、上海万象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郑亚谊出具解除劳动合同的证明；七、驳回上海万象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其余诉讼请求；八、驳回郑亚谊其余诉讼请求（不包括不予处理部分）。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由上海万象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郑亚谊对一审认定“2013年8月4日，广州万之象公司与A公司签订劳务派遣协议”“郑亚谊由A公司派往广州万之象公司工作”“第一期劳动合同于2013年12月23日签订”提出异议，表示该派遣协议是不真实的；其并非派往广州万之象公司工作，而是一开始就在该公司工作；第一期劳动合同是2014年4月之后补签。上海万象公司与广州万之象公司表示，一审认定属实。经查，一审中上海万象公司提供了派遣协议、郑亚谊与A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并经当事人质证，一审据此认定事实正确。郑亚谊主张第一期劳动合同系补签，但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其异议不成立。二审中，郑亚谊补充第一节事实，称2013年12月23日其与上海万象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期限至2014年12月22日。上海万象公司、广州万之象公司对此不予认可。郑亚谊表示一审中提供了劳动合同。上海万象公司表示同期郑亚谊有两份劳动合同，存在冲突，合同上的印章可能是真实的，但劳动合同不是真实的。鉴于该期间郑亚谊由A公司派往广州万之象公司工作不仅有郑亚谊与A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的明确约定，而且有A公司与广州万之象公司签订的派遣协议所约定，郑亚谊坚持认为该期间其与上海万象公司存在劳动关系，难以采信。二审中，郑亚谊补充第二节事实，称其没有入职A公司，没有办理招聘入职手续，也没有派遣单显示被派遣到上海万象公司。上海万象公司、广州万之象公司对此不予认可。根据前一节事实所述，郑亚谊的主张难以成立。二审中，郑亚谊补充第三节事实，称潮汕分拨中心没有经过工商登记，不能开展工作，是虚构的。上海万象公司、广州万之象公司表示当时确实没有经过工商登记。本院对各方当事人一致确认的事实予以认定。二审中，郑亚谊补充第四节事实，称其担任潮汕分拨中心经理是以出差形式到潮汕开展工作。上海万象公司、广州万之象公司对此不予认可，表示郑亚谊知道被派往潮汕工作，虽然补贴是以差旅费形式发放，但并不是出差。鉴于郑亚谊表示系以口头形式被告知以出差形式到潮汕分拨中心工作，对此没有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此难以采信。二审中，郑亚谊补充第五节事实，称广州万之象公司在钉钉系统中更改了郑亚谊打卡的工作地点。上海万象公司、广州万之象公司对此不予认可，表示公司没有更改钉钉系统中工作地点的权限。郑亚谊表示一审中提供了钉钉截图予以证明。鉴于仅凭该内容不影响本案的处理，本院不予审查。二审中，郑亚谊还补充一节事实，称上海万象公司、广州万之象公司2018年1月没有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上海万象公司及广州万之象公司表示，由于A公司未及时办理社保减员手续，广州万之象公司无法缴纳，因此2018年1月的社会保险费由A公司缴纳；上海万象公司系2018年9月与郑亚谊建立劳动关系，因此上海万象公司不应缴纳2018年1月的社会保险费。二审另查明，郑亚谊与上海万象公司签订的2018年9月1日起的劳动合同约定，郑亚谊的劳动报酬以聘用意向书约定为准；双方对劳动报酬的计算和支付另有约定，或上海万象公司规章制度对郑亚谊相关岗位的劳动报酬的计算和支付另有规定的，应按照该约定或规定执行。二审中上海万象公司表示，本案中没有聘用意向书；根据（2019）粤广南粤第2309号公证书第13页的“2018年广州万之象物流有限公司职能部门薪资标准”记载，总监2018年薪资标准合计9,800元，根据（2019）粤广南粤第2310号公证书第13页的“华南万象2018年管理人员任命职责表”显示，郑亚谊为发运中心总监，由此确定郑亚谊的工资为9,800元。本院询问郑亚谊是否领取过每月20,000元的工资，郑亚谊表示以一审判决书认定的为准。本院认为，本案的第一个主要争议焦点为，没有到工作地点出勤，但又提供了部分劳动的情形中劳动报酬如何确定。虽然仲裁中证人陈述，2018年11月1日之后郑亚谊没有再到潮汕工作，但证人亦表示郑亚谊也有继续负责一些潮汕那边筹备的工作，一审据此酌情判决上海万象公司按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当月工资并无不当。虽然郑亚谊11月30日之后仍未出勤，但证人亦陈述系批准其年休假，一审据此判决上海万象公司支付工资亦正确。上海万象公司以郑亚谊未完成工作交接，而拒绝出具解除劳动关系证明的理由不成立。综上，上海万象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本案的第二个争议焦点为，郑亚谊的工资标准是9,800元还是20,000元。郑亚谊与广州万之象公司之间的劳动合同约定月工资标准合计为20,000元，二审中上海万象公司、广州万之象公司表示该合同系郑亚谊之妻利用担任总经理助理的便利私自加盖公章而成。虽然两公司就此未能提供证据，但根据合同记载，该合同签订于2018年1月8日，而之后郑亚谊与上海万象公司签订的2018年9月1日起的劳动合同对劳动报酬并无该约定。根据上海万象公司提供的证据显示，郑亚谊所在的总监岗位的工资为9,800元。一审判决书第12页记载的工资发放中，郑亚谊实际未领取过20,000元的工资。因此，本案一审认定郑亚谊工资为9,800元亦无不当。亦须指出，一审在没有查实当事人口头变更劳动合同的情形下，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十一条的规定，有欠妥当，但本案中不影响对郑亚谊工资标准的认定。虽然郑亚谊与广州万之象公司签订了2013年12月23日至2014年12月22日的劳动合同，但根据2013年8月4日广州万之象公司与A公司签订的劳务派遣协议，郑亚谊与A公司先后签订有效期限自2013年12月23日起至2018年12月31日的数份劳动合同的约定，郑亚谊由A公司派往广州万之象公司工作是明确的。若A公司确实没有劳务派遣经营业许可证，确实存在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应依法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但郑亚谊以此为由认为其与广州万之象公司系劳动关系，理解有误。虽然上海万象公司与广州万之象公司存在关联，但郑亚谊要求确认其同时与两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亦难以成立。郑亚谊主张上海万象公司要求其以出差的形式派往潮汕工作，未提供相应的证据。郑亚谊未到工作地点劳动，却要求按约定的标准支付工资，没有依据。关于郑亚谊的其余诉讼请求，一审在作出判决时已充分说明了理由，该理由正确，判决亦正确。综上所述，上海万象公司、郑亚谊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元，由上诉人上海万象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上诉人郑亚谊各半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蔡建辉审判员  徐 焰审判员  韩东红二〇二〇年六月三日书记员  李 阳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