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辽06民终213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苏天宇，男，1974年4月19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丹东市振兴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迎春（系苏天宇妻子），女，1977年1月4日出生，汉族，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会计，住丹东市振兴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晓娜，辽宁卓政（丹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丹东东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丹东市元宝区古城路66号。 法定代表人：柳明，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国臣，辽宁泽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苏天宇因与被上诉人丹东东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发公司）公司盈余分配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丹东市元宝区人民法院（2019）辽0602民初13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苏天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迎春、杨晓娜与东发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国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苏天宇上诉请求：撤销辽宁省丹东市元宝区人民法院（2019）辽0602民初1382号民事判决，查清事实或予以改判。事实与理由：一、依据东发公司章程第五章第九条，本公司的股东有柳忠安等210人，依其股份领取股利，并有所有股东签字。二、苏天宇于2002年12月28日出资10000元购买东发公司的股份，其发有股权证。三、自2003年开始至2017年每年分的股利，有丹东市税务局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同时2018年的股利个人所得税已经由东发公司代扣代缴。四、一审法院对涉案款项定义为企业集资款和入股股金，但双方庭审中均未提及企业集资款。一审法院否认上诉人股东资格，但对上诉人的股权证属于什么性质未作出认定。被上诉人一审提交公司章程及修正案，体现时间是1999年，但答辩提到2003、2005年章程，一审法院对该事实未详细回答，直接采纳1999年章程，对法律适用问题也未作出相应答复。 东发公司辩称：1、被上诉人于2005年在原丹铁大厦召开了全体股东大会，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公司章程修正案，此次公司修改章程的主要内容为：“现有股东离开本企业是由企业按当时其出资原价收购其所持有的股份，并自离开企业之日起不再享有股东的权利，也不享受当年的红利分配”。此次公司章程修正案合法有效，其内容记载于东发公司的章程中，对全体股东均有约束力。2、上诉人提交的股权证显示的出资额不在被上诉人股东总额和总股权中占有比例，也不在公司总股本中占有比例，该笔资金的属性实质是公司的集资款项，并非公司法意义上的入股股金，在被上诉人已备案的2008年公司章程第十五条中显示，被上诉人股份总额为6270万元，股东构成为发起人柳忠安认购4000.9万股，股份总额占67%，郭海滨认购752.4万股，占股份总额12%，蔡建华认购752.4万股，占股份总额12%，王继东认购313.5万股，占股份总额5%，郭振认购125.4万股，占股份总额2%，张忠贤认购125.4万股，占股份总额2%。在被上诉人（2003年）公司章程中第十三条显示，股本金的分配从柳忠安、郭海滨、蔡建华、王继东、郭振、张忠贤、宋茂强在被上诉人章程记载的股本金占有比例显示，发起人柳忠安等六人全额占有公司总额本金，上诉人和公司另外持有股权证的204人的出资额均不在被上诉人总股本金中，也不在公司总股本金中占有一定的比例，因此上诉人并非公司法意义上的股东。3、上诉人已于2017年离职，和上诉人一样持有股权证的员工最初为204人，目前仅剩有76人，其中离职退股人员33人，退休退股人员90人（离职未退股人员5人），上述人员在离开东发公司后都按照公司章程的约定，其出资额均由东发公司收回，不再享有公司分红的权利。可见，被上诉人在2005年原丹铁大厦召开的股东大会所作出的公司章程修正案，是经过全体股东一致通过的，该修正案合法有效。 苏天宇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发放拖欠的股东红利3000元；2、依法判令被告自2019年2月1日起至发放之日止按照年利率的6%向原告支付延期违约金，暂定75元；3、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原系被告单位员工。2017年，原告与被告解除劳动关系。原告在职期间，2002年12月28日，其参加被告单位的集资活动，并实际出资10000元。被告收到原告缴纳的该笔款项后，给其出具一份名称为“股权证”的出资证明书，其中的内容载明：“出资证明书股东姓名或名称：胡延军、公司名称：丹东东发（集团）有限公司、股本总额：（空白）、总股权数：（空白）、入股金额：壹万伍仟元、占总股本比例：（空白）、出资日期：2002年12月28日”，该出资证明书的下方加盖有被告公章及法定代表人的小印鉴。从2003年开始直至2017年，原告每年都在被告处领取金额不等的红利。 另查，在工商机关登记档案中，其备案的被告公司股东人数为七名，原告并不包括在这七名股东之中。原告与被告解除劳动关系后，由于被告未给其分配2018年当年的红利，原告若要分配红利，其必须退出全部股本，原告与被告协商未果，起诉至本院。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公民及法人的合法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纵观本案，原告向被告实际出资10000元确实是不争的客观事实。那么，这笔资金的性质究竟是属于被告公司的企业集资款，还是被告公司股东的入股股金。从本案原、被告双方提交的相关证据看，该笔资金既不在公司股本总额中占有比例，也不在公司总股权数中占有比例，而且也不在公司总股本中占有比例，该笔资金的属性实质是被告公司的企业集资款。被告每年根据当年的经济效益，通过发放出资红利的方式，给出资员工谋取一定程度高于银行利息的经济利益。由此可见，原告的该笔出资款项并非公司法意义上的入股股金，也不具有公司法意义上的股东资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原告并未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予以佐证其向被告提出给付3000元股东红利的法律依据，原告的诉讼请求应当是建立在其享有股东身份的基础之上。因此，原告的诉讼请求，既无事实依据，也不符合法律规定，无法予以支持。 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苏天宇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原告苏天宇承担。 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上诉人提供的证据： 被上诉人企业信用信息工商公示报告、“企查查”的查询信息。证明：被上诉人在2008年进行过名称变更，将公司性质由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股份公司，并非一审时提到的2005年。一审我方提交的股权证是2002年，2002年时被上诉人的性质是有限责任公司，而一审判决中查明事实中涉及的股本总额并非有限责任公司的概念，并不影响2002年被上诉人作为有限公司给上诉人颁发的股权证的确认效力。一审判决把2008年法律概念用到界定2002年股份的概念，从时间、名称变更看，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 被上诉人的质证意见： 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问题持有异议。被上诉人1999年系国企，后转制，由发起人柳忠安等七人购买公司，公司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7人中有一人把股份转给柳忠安。2003年公司又有章程，但未备案。1998年是丹东东发有限公司。2004年公司有个修正案，修正2003年章程；2005年2月有个修正案，修正2004年章程。企业在2008年后变成了丹东东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诉人主张分红利的基础是上诉人是否为股东，有限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均要证明上诉人是否为股东，所以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具不具有股东身份是正确的，上诉人所要证明的观点是错误的。 本院的认定意见：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不足以证明其为公司法意义上的股东，本院不予采信。 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 证据一、原丹铁大厦出具的证明、被上诉人企业的报销审核表及发票。证明：东发公司于2005年2月3日在原丹铁大厦召开全体股东大会。 证据二、股东会决议、2005年股东大会议程、公司章程修正案、监事会工作报告。证明：2005年在丹铁大厦召开的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公司章程修正案，规定现有股东离开本企业时，由企业按照其出资原价收购其股份，并在离开之日起不再享有股东权益及当年红利分配。 证据三、八份书面证人证言及证人姜某、郭某、高某的当庭证言。证明：2005年2月3日东发公司在丹铁大厦召开股东大会，一致通过公司章程修正案及红利分配等。证人姜某、郭某、高某证明其书面证明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和本人签名。 证据四、东发公司2008年章程。证明：该章程是经过备案的，规定现有股东离开本企业时（正常退休之外），由企业按当时其出资原价收购其股份，并自其离开企业之日起不再具有股东身份，不享受股东权益及当年分配。 证据五、上诉人苏天宇2017年离职材料。证明：上诉人在2017年离开被上诉人处，根据章程规定不享有股东身份及分红权利。 证据六、东发公司离职和退休部分人员退股申请及东发公司企业效益股份表。证明：东发公司204人持有被上诉人股权在离职或退休后均向公司申请了退股申请，公司按照公司章程将股权证及股权收回。 上诉人的质证意见： 证据一：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只能说明开大会，哪些是股东无法体现。210人股东是否包含上诉人无法提供证据证明，但该证据与被上诉人提供的章程相互矛盾。 证据二、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股东代表7人签字是复印件，且根据我们查询企业变更情况看，股东有6人并不是7人，我们不清楚有多少股东在场，且材料不符合证据形式，有可能进行了换页处理，右上角页码不连贯，材料没有上诉人任何签字或盖章，该证据与本案无任何关联性。 证据三、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证人与被上诉人存在利害关系，证人均是被上诉人员工，且无法确认通过了章程修正案。 证据四、对该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该证据与本案及上诉人均没有关联性，且不能证明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 证据五、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员工是否离职与员工是否是公司股东无关联性，不能证明本案争议焦点问题，离职并不能否认股东资格。 证据六、对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关联性不予认可。该证据与本案争议焦点无关，从侧面可以证明被上诉人认可上诉人具有股东身份。 本院的认定意见：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二、四、五，来源合法，可以证明被上诉人主张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其提供的证据一、六，与本案的争议焦点没有直接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其提供的证据三，不能排除证人与被上诉人存在利害关系，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查明：2002年12月28日，被上诉人给上诉人出具出资证明书，载明：股东姓名或名称为苏天宇，入股金额为10000元。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为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发放股权红利3000元及违约金是否具有法律依据。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发放股权红利3000元及违约金的前提是上诉人是被上诉人公司的股东。《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规定：“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该法第二十九规定：“股东认足公司章程规定的出资后，由全体股东指定的代表或者共同委托的代理人向公司登记机关报送公司登记申请书、公司章程等文件，申请设立登记。”上诉人虽然向被上诉人出资10000元，但无论在被上诉人各个时期的公司章程中，均未规定和载明上诉人应当认缴的出资额，更未体现上诉人出资所占公司股份比例，即上诉人的出资不在公司股本总额、总股权数、总股本中占有比例，上诉人持有的股权证其实质只是出资证明，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在被上诉人工商机关登记档案中，备案的被上诉人股东人数只有七名，上诉人并不包括在这七名股东之中。现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为被上诉人公司法意义上的股东。在此前提下，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发放股权红利3000元及违约金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即使上诉人系被上诉人股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股东会行使“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且被上诉人公司章程修正案也明确规定，现有股东离开本企业时，由企业按照其出资原价收购其股份，并在离开之日起不再享有股东权益及当年红利分配。故上诉人在未经股东会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且已离开被上诉人企业情况下，直接请求法院分配红利，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本院无法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苏天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苏天宇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黄日宏 审判员  姜淇瀚 审判员  李 欣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王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