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1民终62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某，女，2004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法定代理人：廖某，女，1976年2月21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系陈某之母。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仕蛟，贵州滔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舒凤霞，女，1983年8月20日出生，土家族，住贵州省铜仁市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江超，贵州道在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永兰，贵州道在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陈某因与被上诉人舒凤霞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9）黔0113民初73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陈某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原审认定事实不清，无法律依据。2014年9月23日的《补充协议》约定：1、于2014年11月7日起房租每月涨为18000元（因乙方同时承租甲方和杨梅的门面，所以在乙方与杨梅的租赁期内，如杨梅的房租高于甲方的房租，乙方则按高的房租支付给甲方）；2、租赁期限从2023年2月6日延长至2028年2月6日止；3、从2015年11月7日起每年递增6％；4、除以上协议，其他条款不变。《补充协议》中提到的杨梅的门面实际租金为30万元／年，为2.5万元／月，符合被上诉人支付的租金金额。被上诉人辩称该付款形式为口头协议，原审法院仅凭口头约定作出判决，缺乏法律及事实依据。二、上诉人通过电话及短信形式告知被上诉人应当支付涨幅房租，但被上诉人拒不履行《补充协议》内关于涨幅部分的约定。原审法院关于被上诉人提出双方口头约定自2015年5月7日起租金变更为25000元，且5年内不增加的辩解意见，与双方履行合同的实际情况相吻合，与案件事实存在高度盖然性，故对被上诉人的辩解意见予以采纳，是毫无依据的。双方对口头约定没有认可，该口头协议的存在与否尚有疑问，以存疑的证据作为定案依据，显然缺乏对证据的认定及理解，且该证据是否真实有效都没有得到论证。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者发回重审。被上诉人舒凤霞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诉人提到了杨梅的租金是30万元／年，2.5万元／月。在双方2009年10月7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中明确约定“因乙方同时承租甲方和杨梅的门面，所以在乙方与杨梅的租赁期内，如杨梅的房租高于甲方的房租，乙方则按高的房租交付甲方，如乙方与杨梅解除租赁关系，则按最后涨的房租交付给甲方。”此处约定是以甲方与乙方的租金和乙方与杨梅的租金相对比，并不是以任何案外人与杨梅的约定租金相对比。一审中上诉人并未提交任何的证据证明被上诉人与杨梅的租金高于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的租金，被上诉人也从未与杨梅签订过年租金为30万元的合同，所以上诉人提到的被上诉人与杨梅的租金为30万元没有事实依据。被上诉人严格按照双方约定履行义务，并没有任何拒不履行《补充协议》中的约定等违约行为，从被上诉人一审提供的银行流水可以看到，在2015年5月7日前，被上诉人按照协议中约定的涨价日开始一直按照每月1.8万元的租金向对方支付，从2015年5月7日之后，被上诉人向对方支付的租金为2.5万元，该支付一直无间断支付到2019年11月6日，也就是上诉人起诉之前，之所以发生这种变化是因为本案双方在2015年的5月达成了约定，从2015年的5月7日涨到2.5万元，且5年内不再递增，所以从2015年的5月7日到2020年的5月6日租金为2.5万元每月，在这个五年中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租金，上诉人从来未提出过异议，根据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双方的聊天记录可以看到，即便是被上诉人在上诉人起诉之前最后一次支付房租，上诉人也是予以认可未提出异议，所以并不存在上诉人所说的其以电话或者短信方式应当支付涨幅租金事宜，而在上诉人起诉之后，被上诉人也一直按照该金额向陈某支付，对方也未提出异议，一审认定的事实是正确。本合同履行期限未到，被上诉人也没有任何违约事宜，不应解除合同，也不应该支付任何额外的租金，综上，请求维持原判。陈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解除陈某法定代理人与舒凤霞签订的《房屋租赁协议》；2.依法判令舒凤霞支付自2015年11月7日起至今的房租涨幅部分共计19130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舒凤霞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10月7日，陈某法定代理人廖某将陈某名下位于贵阳市白云区门面出租给舒凤霞，并签订《房屋租赁协议》，约定房屋租金为每月5000元，按季度交房租，出租期限为八年，在此期间，甲方不得将门面收回，乙方也不能无故退回门面。2011年11月7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租赁期限延长五年三个月，即从2017年10月7日起到2023年2月6日，月租金涨为7000元，以后每满三年递增一次，每次递增金额为2000元。2014年9月23日，双方再次签订《补充协议》，约定：1、于2014年11月7日起房租每月涨为18000元（因乙方同时承租甲方和杨梅的门面，所以在乙方与杨梅的租赁期内，如杨梅的房租高于甲方的房租，乙方则按高的房租交付给甲方）；2、租赁期限从2023年2月6日延长至2028年2月6日止；3、从2015年11月7日起每年递增6%；4、除以上协议，其他条款不变。上述协议签订后，舒凤霞自2014年11月7日至2015年5月6日按每月18000元的标准向陈某支付房租，自2015年5月7日起按每月25000元的标准向陈某支付房租，舒凤霞已按该标准向陈某支付至2019年11月6日的房租。陈某对收到舒凤霞上述租金无异议，但认为舒凤霞应支付自2015年11月7日起至今的房租涨幅部分191300元（自2015年11月7日起在每月25000元的基础上每年递增6%），并于2019年9月17日向法院提起诉讼，诉请如前。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陈某、舒凤霞双方系租赁合同关系，陈某向舒凤霞提供租赁物，舒凤霞向陈某支付租金，双方应按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权利义务，不得随意解除合同。关于陈某、舒凤霞是否完全按照《补充协议》约定每月18000元标准支付及收取租金，且从2015年11月7日起每年递增6%标准支付及收取租金的问题，经查，舒凤霞自2015年5月7日起按每月25000元的标准向陈某支付租金，至今已有四年半的时间，在陈某向法院起诉前，陈某均未向舒凤霞提出异议或者对房租涨幅部分向舒凤霞催告，而按2014年9月23日的《补充协议》约定，2014年11月7日至2015年11月6日的租金标准应为18000元，2015年11月7日至2016年11月6日的租金标准仅为19080元（18000元＋18000元×6%），陈某否认双方对租金另行存在口头约定，但陈某仅依据《补充协议》不能证实陈某有权利自2015年5月7日起按每月25000元标准收取舒凤霞租金，由陈某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陈某、舒凤霞自2015年5月7日起并非按照2014年9月23日的《补充协议》约定支付及收取房屋租金，关于舒凤霞提出双方口头约定自2015年5月7日起租金变更为25000元，且5年内不增加的辩解意见，与双方履行合同的实际情况相吻合，与案件事实存在高度盖然性，故对舒凤霞的辩解意见，法院予以采纳；对陈某要求舒凤霞支付自2015年11月7日起至今的房租涨幅部分191300元的诉请，法院不予支持。关于陈某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房屋租赁协议》的诉请，经查，双方对租赁期限有明确约定，尚处于租赁期限内，无约定解除情形，且舒凤霞当庭表示不同意解除合同，而陈某以舒凤霞未按约支付房屋涨幅部分为由要求解除合同，与本案客观事实不符，即本案亦不符合法定解除情形，故对陈某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房屋租赁协议》的诉请，法院不予支持。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七十七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规定，原审判决：驳回原告陈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184元，减半收取2063元（陈某已预交），由原告陈某负担。二审中，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向本院提交了证据，本院依法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质证。陈某向本院提交了2015年1月10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合同双方为杨梅与雷敬文，拟证明在陈某与舒凤霞签订的《补充协议》中，参照杨梅的租金标准2.5万元／月，按照2.5万元／月支付符合双方《补充协议》约定，应当按照《补充协议》约定的租金支付，并不存在陈某与舒凤霞还有其他口头约定的事实。经质证，舒凤霞认为该份证据不是新证据，签订时间为2015年1月10日，一审中没有提交该份证据，不应作为新证据。因为无法与雷敬文核实该份协议的真实性，同时陈某也没有提交该份协议的银行支付流水，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以及是否实际履行不认可。即使该证据真实且实际履行，本案双方约定的是以舒凤霞与陈某的租金和舒凤霞与杨梅的租金相对比，不是以杨梅和案外人的租金相对比，故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达不到证明目的。舒凤霞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微信聊天记录4页（手机当庭核实记录）、贵阳银行的通用凭证2页及光大银行的对账单1页，拟证明在一审结束之后，依旧是按照2.5万元／月支付房租，对方没有提出异议，故2015年5月7日至2020年5月7日期间不涨房租。陈某质证称，对于真实性无异议，房租确实收到了，但并不表示陈某没有异议，本案在二审期间也是疫情期间，陈某不可能拒收租金。双方是约定的是2.5万元／月且年涨幅6%，陈某没有提出异议，不代表放弃了涨幅部分的权利。第二组证据，舒凤霞与杨梅的《门面租赁合同》，拟证明在陈某与舒凤霞约定的租赁期内，舒凤霞与杨梅之间约定的租金为5500元／月，低于陈某与舒凤霞约定的月租金。陈某质证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是与本案无关联性，虽然陈某与舒凤霞的租赁合同中提到了案外人的租金，但是与案外人的租金为5500元／月，并不是舒凤霞与杨梅的租金约定。如若是参考杨梅与舒凤霞的租金约定，舒凤霞支付给陈某的租金远远大于该合同的租金，所谓的口头约定是不存在的。经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结合二审中双方提交的证据，杨梅与舒凤霞于2010年12月30日签订《门面租赁合同》，约定租期为2010年12月30日起到2018年5月19日止。杨梅与雷敬文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时间为2015年1月20日，约定的租赁期限为2015年1月20日起至2020年1月20日。另查明，舒凤霞最近一次支付租金的时间为2020年2月7日，支付金额为75000元，收款人为陈某的法定代理人廖某。除此之外，本院经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本案中，陈某诉请解除案涉《房屋租赁协议》，双方2009年10月7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协议》、2011年11月7日签订的《补充协议》及2014年9月24日签订的《补充协议》均无合同解除的约定。2014年9月24日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约定租赁期限延长至2028年2月6日，仍处于合同履行期间，现双方因租金支付标准产生争议诉至法院。诉讼过程中，舒凤霞仍按照之前支付租金的标准向陈某的法定代理人支付租金，最近一次支付租金的时间为2020年2月7日，金额为75000元，故陈某以租金支付标准存在争议诉请解除合同，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关于约定解除和法定解除的规定，一审法院对陈某诉请解除《房屋租赁协议》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陈某诉请2015年11月7日起至今的房租涨幅部分，本院认为，2011年11月7日，陈某与舒凤霞签订的《补充协议》约定的租赁期限延长5年3个月，从2017年10月起到2023年2月6日，月租金为7000元，以后每满三年递增2000元。据此，第一次递增租金的时间应为2014年11月7日，递增后租金应为9000元。但在递增日期之前，即2014年9月23日，双方再次签订《补充协议》，约定“于2014年11月7日起房租每月涨为18000元（因乙方同时承租甲方租杨梅的门面，所以在乙方与杨梅的租赁期内，如杨梅的房租高于甲方的房租，乙方则按高的房租交付给甲方）”，该《补充协议》中的乙方是舒凤霞，甲方是陈某的法定代理人廖某。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补充协议》签订时，舒凤霞确实同时承租陈某和杨梅二人的门面，而杨梅与雷敬文之间的《房屋租赁合同》尚未签订，故2014年9月23日《补充协议》约定的“高的房租”应当是将舒凤霞与杨梅、舒凤霞与陈某的两份租赁合同的租金进行对比得出。经对比，此时，舒凤霞与陈某的租赁合同的租金为18000元／月，舒凤霞与杨梅之间租赁合同的租金为5500元／月，此时，杨梅的房租并不高于陈某的房租，舒凤霞按照18000元／月的标准向陈某支付租金，并无不当。2014年9月23日的《补充协议》同时约定“从2015年11月7日起每年递增6%”，故2015年11月7日起，按照18000元／月的标准，每年递增6%的租金至本案起诉时，五年内的租金标准应依次为19080元／月、20224.8元／月、21438.29元／月、22726.09元／月、24089.65元／月，而本案实际履行过程中，2015年5月7日开始，舒凤霞即按25000元／月的标准向陈某支付房租，一直至本案诉讼中，故陈某上诉请求租金涨幅部分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对此判决亦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陈某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126元，由上诉人陈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吴 杨审判员 颜 云审判员 姜彦宏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二日法官助理盛美书记员王珊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