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内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10民终16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庆林，男，1962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隆昌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思刚，四川永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段佐林，男，1972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隆昌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泽斌，男，1963年3月13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大渡口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邱鑫茂，男，1961年9月2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隆昌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建，男，1974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隆昌市。 上述四被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兰瑞祥，北京京师（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李忠勇，男，1972年3月1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隆昌市。 原审第三人：郑川贵，男，1963年8月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隆昌市。 原审第三人：古家富，男，1976年11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原审第三人：兰爱玲，女，1988年2月2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 上诉人李庆林因与被上诉人段佐林、李泽斌、邱鑫茂、李建、原审被告李忠勇、原审第三人郑川贵、古家富、兰爱玲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隆昌市人民法院（2019）川1028民初20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李庆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思刚，被上诉人段佐林、李泽斌、邱鑫茂、李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兰瑞祥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李忠勇、原审第三人郑川贵、古家富、兰爱玲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进行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庆林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并驳回段佐林、李泽斌、邱鑫茂、李建的诉讼请求；2.段佐林、李泽斌、邱鑫茂、李建负担本案的上诉费用。事实与理由：1.内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川10民终32号判决虽然赋予了段佐林、李泽斌、邱鑫茂、李建等九人对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是否生效具有确认之诉权，但段佐林、李泽斌、邱鑫茂、李建仅是合伙的成员，不能代表合伙组织；2.在李泽斌的证言前后不一致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李泽斌不认可《股权转让协议》，违反了禁止反言原则；3.一审法院（2018）川1028民初2238号案件对2018年2月21日和3月7日的两次股东会会议的真实性已经予以认定，一审判决对该两次股东会会议的认定不当；4.古家富、兰爱玲的默认符合法律对以沉默方式作出认可李庆林与古家富、兰爱玲之间转让股份意思表示的规定；5.段佐林、李泽斌、邱鑫茂、李建不是《股权转让协议》的当事人，本案亦不是解决案涉协议在合同当事人之间的效力问题，故一审法院关于本案分配举证责任的法律适用错误。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李庆林的上诉请求。 段佐林、李泽斌、邱鑫茂、李建辩称，段佐林、李泽斌、邱鑫茂、李建作为合伙成员理当有权对《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进行诉讼；李泽斌的书面证词在前案中法院未采信，本案中法院结合案件情况综合考量对李泽斌在本案中的证词进行了认定并无不当，且本案中李泽斌作为原告诉讼，必然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法院根据本院（2019）川10民终32号判决“尤其是该协议经超过51%股东同意的事实认定部分不作为另案事实判断的直接依据”的裁判，对于李庆林提交的股东大会记录不予采信正确；兰爱玲、古家富的沉默不符合法律关于的当事人以沉默方式作出认可的意思表示的规定；李庆林主张《股权转让协议》对合伙生效其应当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关于举证责任的分配正确。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李庆林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李忠勇述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维持原判。 郑川贵、古家富、兰爱玲未作陈述。 段佐林、李泽斌、邱鑫茂、李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确认李庆林、李忠勇于2018年2月10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对合伙组织未生效，并依法予以撤销；2.本案诉讼费用由李庆林、李忠勇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2月30日，李庆林作为乙方与案外人饶世祥、李开烘、李宇成、段佐林、彭开志、李奇义作为的甲方签订《合伙协议书》，甲方将实际控股的绥江县凉水沟煤业有限公司由双方共同合伙经营，其中李庆林作为乙方所占合伙份额为51%，并负责对企业进行转型升级，将企业的产能提高到15万吨∕年，转型升级的时间以国家验收为准，最长时间不能超过两年半，在转型升级拿到证照之前，由李庆林全权负责该企业的经营、技改，所有费用由李庆林负责，全部收益归李庆林所有，甲方不投资、不参与经营管理、不享有任何收益。协议还对债务偿还、违约责任、协作义务等其他内容进行了约定。2017年5月16日，李庆林与段佐林、李忠勇、李建、郑川贵、邱兴荣、李泽斌、古家富、兰爱玲签订《绥江县凉水沟煤矿合伙协议书》(即九人协议)，将2015年12月30日与案外人签订的《合伙协议书》中所占的51%的合伙份额划分为100%，分别由上述九人共同出资1384万元合伙经营，其中李庆林投资160万元，占18.64%的股权（含8%配股）；李忠勇投资401万元，占26.66%的股权；邱兴荣（邱鑫茂）投资100万元，占6.65%的股权；段佐林投资211万元，占14.03%的股权；李建投资82万元，占5.45%的股权；郑川贵投资110万元，占7.31%的股权；李泽斌投资220万元，占14.62%股权；古家富投资50万元，占3.32%股权；兰爱玲投资50万元，占3.32%的股权。由上述九人共同组成绥江县银厂沟煤业有限公司董事会，通过全体股东一致会议决定，推选李忠勇任公司董事长（公司法人），李庆林任公司总经理负责主持全面工作，并推选李泽斌任执行监事，段佐林、邱兴荣任监事。对投资额和投资方式，该协议约定：由于该企业属高危技术型企业，董事会全体股东决定：甲方李庆林拥有该公司1384万元原始股本金的8%作为安全、技术配股……（股东的股份额）即股份额＝投资额÷1384×92%。通过折算，李庆林的原始股本金为160万元，股份比例为18.64%（含8%的配股），李忠勇所占原始股本金为401万元，股份比例为26.66%。该协议第七条：“投资的转让1、股东向董事会成员以外的人转让其在共同投资中的全部或部分出资额时，须经全部股东同意；2、股东之间转让在共同投资中的全部或部分投资额时，应当征得51%股东认可；3、股东依法转让出资额时，在同等条件下，其他共同投资人有优先受让的权利；4、股东不得私自转让或者处分共同投资的股份；”第八条：“撤股1、本协议签定后，绥江县银厂沟煤业有限公司董事会成立，任一股东不得从共同投资中撤出投资额；如未经全体股东同意，不能撤股，若撤股所投股金作为自动放弃。……”。该协议还对出资方案、权利和义务、事务执行、其他等事项进行了约定。2018年2月10日，李忠勇与李庆林签订《股份转让协议》，该协议载明：“2017年5月16日，由李庆林、段佐林、李忠勇、李建、郑川贵、邱兴荣、李泽斌、古家富、兰爱玲签订了《绥江县凉水沟煤矿合伙协议书》，共同投资1384万元，成立绥江县凉水沟煤矿董事会，由于各种原因，李庆林提出转股请求，经股东会同意，由甲方李庆林将所持股份转让给乙方李忠勇，经商议达成如下协议：一、股份转让及价格1、甲方将其所持股份18.64%（含8%的配股）全额转让给乙方，甲方投入股金180万元，甲方自愿亏损50万元，以130万元转让给乙方。2、本协议签订后双方及时办理转让款的手续。二、有关煤矿的盈亏本协议生效后，甲方不再享有该股权所有的权益，不承担该矿的债务。三、移交本协议签订后，甲方向乙方移交所有资料，办理好交接工作，同时协助乙方、帮助乙方进行一些必要的协调工作。四、本协议双方签字生效，各保留两份甲方李庆林乙方李忠勇股东代表：邱鑫茂2018年2月10日。”。李庆林、李忠勇、邱鑫茂均在协议上签字确认。经测算，九人合伙协议上李庆林投入的160万元在合伙份额中占比为10.64%，加上配股8%，共18.64%的份额，与合伙协议、股份转让协议中对李庆林所持股份的约定一致。李庆林称投入了180万元无证据支持。经内江中院生效判决书确认，邱兴荣与邱鑫茂系同一人。李庆林认为段佐林、李泽斌、邱鑫茂、李建和李忠勇恶意串通损害李庆林的利益其并未向法院举证。一审法院（2018）川1028民初2238号李忠勇诉李庆林确认合同无效的民事案件中，李庆林举有李泽斌、郑川贵向法院提交的说明(书面证词)，书面证词均为打印文字：“我同意2018年2月10日李忠勇与李庆林签订的凉水沟煤矿股份转让协议。”，由于二证人未到庭作证，隆昌法院通知郑川贵调查取证做了核实，郑川贵在证实其同意李庆林、李忠勇之间转让股份，并且是李庆林、李忠勇签订协议的当日邱鑫茂就电话告之了郑川贵。法院未能对李泽斌进行核实，在该案中对李泽斌的书面证词不予采信。在本案中李泽斌出具说明认为其2018年7月是受李庆林、李忠勇诱导，不知道事情真相即签字，并倒签了时间，现表示不同意李庆林将他的股份转让给任何人。本案邱鑫茂的说明中认为其没有考虑就在李庆林、李忠勇的股权转让协议上签了字，后看了隆昌法院和内江中院的判决书，才知道事实真相，明白了利害关系，其不同意李庆林将股份转让给任何人。 2018年2月21日（正月初六）和2018年3月7日下午3︰30分凉水沟煤矿股东及其他人员是否开会通报股权转让等事宜，范贤良自书的股东会记录无股东签字和股东追认，范贤良也未到庭作证，故对两次会议召开的事实及内容一审法院不作确认。2018年3月5日。李忠勇向名为“李三哥”（李庆林）的电话发出短信，双方的短信对话为：“李三哥你好，我们于2018年2月10日签订了“股份转达让协议”。约定你将持有的“绥江县凉水沟煤矿”的18.64%股份以13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我。今因各种因素，我决定解除与你签订的该协议，该协议不能履行。特此通知你，本通知自发送给你好生效。李忠勇，2018年3月5日。”李三哥回复“二总这种命令方式你认行得勇（通）吗”、“三哥这是一种形式，不是命令，我现在这个情况你也晓得。只有大家理解！”、“话不能这样说”。因协议是否解除的问题，李忠勇多次与李庆林协商但无果，故李忠勇于2018年6月曾起诉来院，请求法院确认该转让协议无效。一审法院于2018年12月21日以（2018）川1028民初223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了李忠勇的诉讼请求。李忠勇上诉，本院作出（2019）川10民终32号民事判决，该判决书认为，“依照《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本案双方当事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均不存在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实际上，李忠勇主张该协议无效，但提出的理由和法律依据均是指向协议未生效。是否生效与是否无效是不同的法律概念，李忠勇混淆了两者，以协议未生效的理由来主张协议无效，其主张不能得到支持，在李忠勇与李庆林两人内部关系中，该协议是有效的。如合伙组织认为协议未生效，可另行主张权利。本院特别指出，一审判决虽裁判结果正确，但对部分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内的事实进行了认定，二审虽对裁判结果予以维持，但指出一审判决认定的部分事实，尤其是该协议经超过51%股东同意的事实认定部分不作为另案事实判断的直接依据。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段佐林、李泽斌、邱鑫茂、李建以合伙组织名义现起诉来院，请求判决如其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一审争议焦点为：一、段佐林、李泽斌、邱鑫茂、李建主体是否适格；二、李忠勇、李庆林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对合伙组织是否生效；三、段佐林、李泽斌、邱鑫茂、李建是否可撤销李忠勇、李庆林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对于第一个焦点，根据发生法律效力的本院（2019）川10民终32号民事判决书已确定合伙组织可另行主张权利，故本案段佐林、李泽斌、邱鑫茂、李建作为合伙组织成员享有诉权，段佐林、李泽斌、邱鑫茂、李建明确意思表示即主张李忠勇、李庆林的协议对合伙组织未生效，故本案的段佐林、李泽斌、邱鑫茂、李建的主体适格。对于第二个焦点，本案当事人等九人所签订的《绥江县凉水沟煤矿合伙协议书》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在合伙协议书中约定“股东之间转让在共同投资中的全部或部分投资额时，应当征得51%股东认可。”的条款，为对转让投资约定了特别生效条件，即合伙人之间转让合伙份额的行为必须要经5名以上的合伙人同意才对整个合伙组织产生法律效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本案李庆林认为股权转让协议已对合伙组织生效，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存在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失效。”的规定，结合本案，案涉九人在合伙协议书约定的是转让股份合同对合伙组织生效的条件，李庆林主张股权转让协议对合伙组织已生效，须对该协议已征得51%的股东中的5名及以上的股东同意才导致生效要件成立。李忠勇、李庆林及邱鑫茂已在《股权转让协议》上签字，该三合伙人的意思表示为认可转让。郑川贵虽未到庭答辩，但其在前案中出具有同意李忠勇、李庆林股权转让的证词，并在法院调查核实时明确同意李忠勇、李庆林之间转让股权并且强调签订转让协议的当天已被邱鑫茂告知，故郑川贵已认可李忠勇、李庆林之间转让合伙份额。李泽斌曾在李忠勇诉李庆林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中出具书面说明一份，该说明与郑川贵出具的说明文字内容完全一致，并且均系打印完毕后郑川贵与李泽斌才签字，郑川贵出具说明的真实性法院依职权已调查核实，而李泽斌的书面证词在该案中李泽斌并未出庭作证，法院庭外未能调查核实，法院未予采信，故该书面证词的证明效力未得到生效判决的确认。在其他案件中未得到法院采信的证人证言在本案中存在如何采信的问题，对此问题，李泽斌的书面证词为前案李庆林提供，本案中，李泽斌作为合伙组织的成员，明确陈述不同意李庆林将其股权转让给任何人，李泽斌的陈述与其前案李庆林提供的证人李泽斌的书面证词前后不一致，应当以李泽斌现在的真实意思表示为准，即李泽斌不认可李庆林对外转让合伙份额。古家富、兰爱玲未作答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条“行为人可以明示或者默示作出意思表示。沉默只有在有法律规定、当事人约定或者符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习惯时，才可以视为意思表示。”的规定，古家富、兰爱玲的沉默，不能依法得出二人已做出意思表示认可李忠勇、李庆林之间转让合伙份额。李庆林所举的“股东大会记录”等证据，无参会人员签字，段佐林、李泽斌、邱鑫茂、李建、古家富、兰爱玲、郑川贵均未认可，相关记录人也未到庭作证，对此证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不能证明股东大会所讨论的内容。综合李庆所举全部证据只有4名合伙人认可李忠勇、李庆林之间的合伙份额转让，欠缺合同生效的要件，李忠勇、李庆林所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对合伙组织未生效。李庆林辩称李泽斌未否认书面证词其签字的真实性，故该证词对李泽斌发生效力的问题，李忠勇诉李庆林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已发生法律效力的本院（2019）川10民终32号民事判决书认为“在李忠勇与李庆林两人内部关系中，股权转让协议有效，如合伙组织认为协议未生效，可另行主张权利，一审判决虽裁判结果正确，但对部分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内的事实进行了认定，二审虽对裁判结果予以维持，但指出一审判决认定的部分事实，尤其是该协议经超过51%股东同意的事实认定部分不作为另案事实判断的直接依据。”，故本案应对《股权转让协议》是否经超过51%股东同意的事实进行重新审查认定，应依据本案当事人所举证据确定相关事实，前案法院未采信的证据一审法院结合本案所有证据后认定此证言也不在本案中采信。李庆林主张李泽斌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已成就，即已认可《股权转让协议》的问题，李泽斌并非李忠勇、李庆林间股权转让中的合同相对方，并非当事人；在本案中，李泽斌作为合伙组织成员，其诉权受法律和生效法律文书确认，李泽斌主张李忠勇、李庆林的股权转让协议对合伙组织未生效是正当地行使权利，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当事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已成就；不正当促成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不成就。”中规定的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的要件。李庆林的辩称意见，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李庆林所举证据，不能证明李忠勇、李庆林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已超过51%合伙人同意从而导致生效条件已成就而对合伙组织生效。故段佐林、李泽斌、邱鑫茂、李建诉请确认李忠勇、李庆林于2018年2月10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对合伙组织未生效，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对于第三个焦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撤销。”的规定，《股权转让协议》的当事人为李庆林、李忠勇，本案的段佐林、李泽斌、邱鑫茂、李建并非《股权转让协议》中的当事人，不能行使撤销权，段佐林、李泽斌、邱鑫茂、李建诉请撤销权的主体在本案中不适格。对于李庆林提出李忠勇、李泽斌、邱鑫茂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进行处罚的问题，处罚当事人的问题并非本案审理的焦点，此外李忠勇的主体身份已从原告变更为被告，邱鑫茂、李泽斌作为合伙组织的成员也被生效法律文书赋予了另行起诉的权利，故在本案中不适用对当事人的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五十四条、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的规定，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研究，判决：一、李忠勇、李庆林于2018年2月1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对段佐林、李泽斌、邱鑫茂、李建，李忠勇、李庆林，郑川贵、古家富、兰爱玲组成的合伙组织未生效。二、驳回段佐林、李泽斌、邱鑫茂、李建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6,500元，由段佐林、李泽斌、邱鑫茂、李建承担8250元，李庆林、李忠勇各负担4125元。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查明，一审中李泽斌的代理人表示李泽斌于2018年2月22日出具的说明是李泽斌在不清楚内容的情况下出具的，且该说明是倒签了时间的。 本院查明的其他案件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段佐林、李泽斌、邱鑫茂、李建是否是本案适格主体；2.《股权转让协议》是否经过51%的股东同意而对合伙组织生效。 关于段佐林、李泽斌、邱鑫茂、李建是否是本案适格主体的问题，个人合伙具有很强的人身依附性，段佐林、李泽斌、邱鑫茂、李建等九人组成的案涉合伙没有进行工商登记，亦没有字号，故在合伙组织的利益受损的情况下，段佐林、李泽斌、邱鑫茂、李建四人以自己的名义起诉以维护合伙组织的利益及时止损并无不当，故段佐林、李泽斌、邱鑫茂、李建是本案的适格主体。 关于《股权转让协议》是否经过51%的股东同意而对合伙组织生效的问题，根据本案查明事实，邱鑫茂在李忠勇、李庆林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上签字，表明其知晓并认可该转让事实，尽管其在本案中出具书面说明表示其不了解李忠勇、李庆林之间的股权转让的利害关系故现其不同意，但是邱鑫茂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应当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签字的意义，故本案中邱鑫茂表示不同意李忠勇、李庆林之间的股权转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系正确。郑川贵在前案中出具了书面证词同意李忠勇、李庆林之间的股权转让，且在一审法院调查核实时其亦明确同意。关于李泽斌是否有同意李忠勇、李庆林之间的股权转让的意思表示，在前案中李庆林提供了李泽斌的书面说明，证明李泽斌同意李忠勇、李庆林之间的股权转让，李泽斌本人亦没有到庭进行说明，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但在前案中一审法院对该说明不予采信并不影响李泽斌在该说明上签字并按手印的客观事实，现在李泽斌辩称因为其不知道事实真相即签字，李泽斌在本案中的说明虽推翻了前案中的第一份说明，但是实质上是认可了第一份说明也是其本人出具的，前后相反的是陈述是不诚信的表现，应当采信对其不利的自身陈述即第一份说明。且前案中的说明明确载明“我同意2018年2月10日李忠勇与李庆林签订的凉水沟煤矿股份转让协议”，李泽斌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应当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签字的意义以及法律后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之规定，综合认定李泽斌是同意李忠勇、李庆林之间的股权转让。一审法院对此说明的认定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故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已经合伙组织5人同意，已经超过《绥江县凉水沟煤矿合伙协议书》中关于股权转让应征得51%股东认可的约定，因此该《股权转让协议》对合伙组织生效。 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条关于第三人古家富、兰爱玲未作陈述而作出不能依法得出上述二人已作出意思表示认可李忠勇、李庆林之间转让的认定并无不当，本案中古家富、兰爱玲的沉默并没有前述法条规定的情形，故李庆林的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李庆林上诉称一审法院分配举证责任错误的问题，本案涉及的是李忠勇、李庆林之间《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已对合伙组织生效的问题，故作为该协议签订的一方当事人的李庆林若认为该协议对合伙组织生效其应当举证证明，因此，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之规定作出的关于举证责任的分配并无不当。 综上，李庆林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四川省隆昌市人民法院（2019）川1028民初2011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段佐林、李泽斌、邱鑫茂、李建的诉讼请求。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6,500元，由段佐林、李泽斌、邱鑫茂、李建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6,500元，由段佐林、李泽斌、邱鑫茂、李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吴 敏 审 判 员  王 侯 审 判 员  江万明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八日 法官助理  荔杨博 书 记 员  周 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