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2民终572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倪建平，男，1958年11月6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锡根，宁波市镇海区海雄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殿芳，女，1938年1月24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暨被上诉人刘殿芳的法定代理人：陈宁，女，1965年1月26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柴丹丹，浙江合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旭东，浙江合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楠，男，1963年2月2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北仑区。 上诉人倪建平因与被上诉人刘殿芳、陈宁、陈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2019）浙0211民初20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倪建平上诉请求：1.撤销镇海区人民法院（2019）浙0211民初2080号民事判决；2.要求二审法院支持倪建平的一审诉讼请求；3.一、二审诉讼费由刘殿芳、陈宁、陈楠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未查清事实。1.1995年1月的《卖房契约》除了“购房人倪建平”六个字外，所有的字（内容）都是陈道良写的。在一审庭审期间，双方当事人都认可该事实，但一审法院却未认定；2.2007年3月15日由陈道良出具的《收条》证明涉案房屋的附属自行车位以15000元的价格出卖给倪建平，该收条是陈道良所写，对此，双方当事人也都认可，一审法院未予认定；3.2014年1月29日，陈道良去世。在办丧事期间，倪建平提出陈道良生前将涉案房屋卖给倪建平，刘殿芳、陈宁、陈楠在庭审中陈述知道这件事，但丧事期间不便处理。对上述情况，一审法院未予认定；4.陈道良去世后，倪建平为了卖房一事多次同其家人通话、见面，双方均无异议，但一审未认定该事实；5.陈道良的家人明知其将涉案房屋卖给倪建平而仍去补办产权证，办理涉案房屋继承公证，一审法院未认定该事实；6.涉案房屋的产权登记在陈道良一个人名下，该事实一审法院未认定；7.陈道良生前系长运公司经理，在家里很强势，家里的事都是陈道良一个人说了算的，一审法院没有认定；8.《卖房契约》第一行就明确写明：经和子女等商量后，我自愿将车站路76号303室房子卖给倪建平。说明卖房时，陈道良的家人是知道这件事的。二、一审对倪建平提供的证据认定有误：1.1995年1月的《卖房契约》合法有效。陈道良与倪建平都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涉案房屋房产证登记在陈道良一个人名下，倪建平没有义务去询问陈道良的婚姻状况，涉案房屋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涉案房屋可以买卖，未违反国家有关政策。陈道良收取房屋及相应附属物品等价款项，且价格适宜。陈道良把涉案房屋卖给倪建平是自愿的，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另外，倪建平曾问及购房款的用途，陈道良称是用于退休生活。2.1995年1月，双方商谈之后，倪建平将35000元购房款以及3800元的电视电话安装费送到了陈道良家里。当时在场的有三个人，即倪建平、陈道良和刘殿芳。钱付好以后，陈道良将涉案房屋所有证件（包括房产证、土地证）全部交给倪建平，该行为是对自愿买卖涉案房屋的进一步确认。3.2007年3月15日，陈道良又告诉倪建平，涉案房屋下面还有一个车棚，但车棚不是独立的，车棚也是要价格，双方商定以15000元卖给了倪建平。倪建平将卖车棚的钱给陈道良，陈道良向倪建平出具的收条（购自行车位当杂物房）更进一步证明，陈道良把涉案房屋卖给倪建平并收取房款是一种自觉自愿的行为；4.补办的房产证、继承公证书、判决书、涉案房屋卖给他人的合同汇款单，都是在陈道良的家人明知涉案房屋已卖给倪建平的情况下瞒着倪建平实施的单方行为，无法律效力。以上卖房契约、房产证、土地证、收条、证人证言组成一条完整的涉案房屋买卖关系存在的证据链。三、一审判决既不合情理又缺乏法律依据。1.刘殿芳、陈宁、陈楠违背诚信原则。（1）根据刘殿芳、陈宁、陈楠的家庭情况，陈道良已经告诉刘殿芳、陈宁、陈楠房子卖掉，且经过商量后卖掉，即便未予告知，其将涉案房子卖给倪建平，其家人也无胆量提出反对意见。现在刘殿芳、陈宁、陈楠否认知道陈道良把房子卖给倪建平一事，即是对去世的陈道良的不信任。（2）《卖房契约》是陈道良亲笔书写，刘殿芳、陈宁、陈楠应予认可。陈道良作为家中的顶梁柱，对刘殿芳、陈宁、陈楠有照顾抚养之恩，在涉案房屋从5万元涨到今天的70万元，在巨大的金钱利益面前，刘殿芳、陈宁、陈楠不应违背陈道良的意愿。（3）陈道良出具的《卖房契约》显示其同子女商量过，其家人自己也认可在陈道良丧事期间，倪建平提起过陈道良把房子卖给倪建平一事，陈道良去世后至今，倪建平和陈楠多次电话联系，见面协谈陈道良卖房一事，完全证实陈道良的家人是明知陈道良将涉案房屋卖给倪建平一事，却事先不告诉倪建平悄悄补办了房产证以及明知产权证在倪建平手里，却去补办遗失手续。（4）2019年4月中旬，倪建平知道涉案房屋已卖给他人，同陈道良的家人交涉时，陈道良的家人态度诚恳，也愿意拿出10万元补偿倪建平，但在诉讼时，既不愿意调解又不愿意补偿倪建平，且对相应的事实予以否认，缺乏应有的诚信。2.一审判决无法律依据。（1）涉案房屋是陈道良卖给倪建平的，双方是买卖合同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合同生效后即受法律保护，目前刘殿芳、陈宁、陈楠违约，根据规定应当承担违约责任。（2）涉案房屋已卖给他人，陈道良已去世，刘殿芳不可能再居住涉案房屋，故《卖房契约》约定的陈道良、刘殿芳有权居住涉案房屋“双双百年后”权利已丧失，故倪建平有权要求刘殿芳、陈宁、陈楠赔偿70万元。（3）《卖房契约》中有无刘殿芳的签名不影响合同的效力。房产证登记涉案房屋所有权人为陈道良，并无刘殿芳的份额。即使刘殿芳对涉案房屋有份额，陈道良也有权处理该房屋。《卖房契约》中有陈道良、刘殿芳两人的签名，陈道良代签的行为是一种表见代理行为，倪建平完全有理由相信该签名系其夫妻二人的真实意思表示。（4）在司法实践中，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浙民终2827号民事案件，一审是由镇海区人民法院判决的。该案从一审、二审到再审都认定夫妻一方，作为丈夫完全有权把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房屋，代替妻子在卖房协议上签名，该签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在相同的时期，对相同的事实，同一个法院，认定的事实也应该是一致的。四、一审法院判决错误。1.本案应为房屋买卖纠纷，一审法院却将案由定为民间借贷纠纷。2.一审中倪建平要求确认合同无效，如果认定合同无效，判决的依据应当是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3.一审法院适用司法解释举证责任原则是错误的。倪建平提供了契约和收条，刘殿芳、陈宁、陈楠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倪建平提供的证据是虚假的。在一审时，双方对契约和收条是陈道良本人所写是没有异议的。一审法院认为契约违法无效，应当在判决书中写明。4.一审法院片面的理解有关夫妻共同财产的有关法律规定。夫妻双方共同财产，登记在一方名下的，登记名下的人有权利将房子卖给第三人，但购房款必须要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刘殿芳、陈宁、陈楠也未向法庭出示陈道良将购房款用于非法途径。陈道良将房子卖掉，刘殿芳是否同意、是否知情并不重要。 刘殿芳、陈宁、陈楠均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一审判决书第二页的案由应当是笔误，在最后的判决中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房屋买卖关系，并未对案由进行变更。1.倪建平认为一审没有查明的事实有8项，实际一审法院已作出了明确的认定。倪建平认为未认定1995年1月份6个字是陈道良所写，在一审中其对契约是否系陈道良所写也未明确，当时其陈述是像陈道良所写，但未进行肯定。倪建平应当承担证明履行35000元款项交付的事实，到现在并无任何证据可证明该事实。至于倪建平所讲的关于车棚收条是否系陈道良所写，其也无法确定，而且车棚是公用设施，陈道良无权进行处分，且也不可能在购房款未付的情况下付了车棚的钱。倪建平陈述2014年陈道良去世以后办丧事等情况，只是其单方陈述。至于陈道良去世之后，倪建平与陈楠见面并不影响涉案房屋是否已经出卖的事实认定，即与本案无关联性。对于倪建平提出的涉案房屋登记在陈道良一人名下，陈道良就有权单独处分，理由不成立。虽然该房屋登记在陈道良一人名下，但是是双方共同财产，仍然不会改变是夫妻共同财产的性质，且房屋作为重大财产，在处置时并不适用表见代理，超出了日常家事代理的范围，对于出卖房子，必须要经刘殿芳的确认或事后追认，但目前刘殿芳并未确认且事后追认。虽然契约上有写经子女商量出卖，并不能推论出刘殿芳、陈宁、陈楠知道涉案房屋被出售的事实。针对倪建平提出的契约合法有效的主张，刘殿芳、陈宁、陈楠认为，在卖房契约上刘殿芳的签名非本人所签，由一审法院委托司法鉴定机构进行确认，如果出售的房屋不是夫妻共同财产，那么也不需要两人在契约上签字。而且倪建平与陈道良之间关系是不错的，自然可以知道房子是否系夫妻共同财产的事实。倪建平认为其无义务询问婚姻情况和夫妻共同财产，但该情况是其完全可以了解到的，其应知晓涉案房屋是夫妻共同财产。且按照倪建平的行事作风，其在协议上表述已经收到了3800元，但是却未写35000元的收条，与其行事作风不相符。倪建平认为其持有涉案房屋的产权证，故涉案房屋的买卖是真实的意思表示。刘殿芳、陈宁、陈楠认为，原件在倪建平处并不能推论出房屋买卖的事实。在日常关系中，如果以不动产进行担保的，提供担保的一方也会交付房屋证件的情况，所以不能因此而推论双方之间是房屋买卖关系。自行车位的收条与本案无任何关系，也不能以此推论房屋买卖成立的事实。在1995年，35000元并非是小金额，所以倪建平应当进一步举证已经交付该款项的事实。倪建平认为，其与陈道良之间是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合同生效后依法受法律保护。假设倪建平提供的《卖房契约》是陈道良本人所签字，只能说明在陈道良和倪建平之间成立了合同关系，但是是否生效，刘殿芳签名并非其本人所签，对刘殿芳来说，并不具有合同效力，也不是刘殿芳本人的意思表示。对于涉案合同，双方当事人的签名并非是同一时间所签，双方使用的笔也不是同一支。且倪建平应当承担已支付35000元款项的举证责任。对于倪建平指出的违约责任，因违约是合同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合同义务而产生的后果，而本案中《卖房契约》对于刘殿芳来说不发生效力，对刘殿芳不具有约束力，故不存在违约情形。 倪建平一审诉讼请求：1.确认1995年1月陈道良、刘殿芳与倪建平签订的《卖房契约》合法有效。2.刘殿芳、陈宁赔偿给倪建平800000元。审理中，倪建平变更第2项诉讼请求：刘殿芳、陈宁、陈楠赔偿给倪建平7000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案外人陈道良与刘殿芳系夫妻关系，于1959年10月1日结婚，陈宁系陈道良、刘殿芳女儿，陈楠系陈道良、刘殿芳儿子。陈道良于2014年1月29日去逝。刘殿芳于2019年1月9日被认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倪建平在庭审中出示一份1995年1月《卖房契约》，载明：为保障退休后生活，经和子女等商量后，我自愿将车站路76号303室房子卖给倪建平，现将有关事项于后：一、倪建平愿一次性出35000元人民币购入陈道良的303室住房。二、双方商定，此契约内房产在陈道良、刘殿芳双双百年后2月内交割，在此之前，居住等权，倪建平等无权过问。三、室内的动产属于陈道良及其子女所有。四、室内原装的电话装机费及有线电视开户费共计3800元，倪建平已交给陈道良收下。本契约壹式贰份，各持壹份。购房人“倪建平”，卖房人“陈道良、刘殿芳”。 另查明，倪建平持有涉讼房产房屋所有权证（镇城字第5－3021号，所有权人陈道良，房屋座落车站路76号303，地号5－5－10，建筑面积72.89平方米）原件、国有土地使用权证（镇国用（94）字第0150915号，地址城关车站路76号303室，地号5－5－19，土地使用权面积14.58平方米）原件。 2015年4月21日，经刘殿芳、陈宁、陈楠申请，宁波市信达公证处出具（2015）浙甬达证民字第369号《公证书》，载明：因刘殿芳、陈楠自愿表示放弃对宁波市镇海区招宝山街道车站路76号303室的住宅（房屋建筑面积72.89平方米，土地面积14.58平方米）的继承权，因此，兹证明被继承人陈道良的上述遗产由陈宁一人继承。 2019年3月26日，刘殿芳、陈宁将涉讼房产以700000元价格出售给案外人王继耀。 关于1995年1月《卖房契约》上“刘殿芳”的签名是否为刘殿芳本人所签的问题。第一，经杭州明皓司法鉴定所作出的《司法鉴定书》认定，该签字不是出自刘殿芳笔迹。第二，鉴定机构提取的样本1系保存在宁波市信达公证处2015年4月17日《放弃继承声明书》上刘殿芳的签名，样本2系于2019年8月28日提取的刘殿芳本人签名，两份样本经认定“确定出自同一人笔迹”，而两份样本与《卖房契约》上“刘殿芳”的签名比对后“发现两者书写风貌、写法等一般特征不符，且两者运笔及搭配比例等细节特征也差异明显”。第三，倪建平起诉时称“1995年1月，倪建平同陈道良、刘殿芳夫妇签订一份《卖房契约》”，审理中称“契约并非当面写的，是写好后给我的”，两种表述相互矛盾，且能够证明倪建平未看见刘殿芳在《卖房契约》上签字。综上，该院认定，1995年1月《卖房契约》上“刘殿芳”的签名并非为刘殿芳本人所签，鉴定费8800元应由倪建平承担。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倪建平提供的《卖房契约》上“刘殿芳”的签名并非为刘殿芳本人所签，其无法提供证据证明陈道良经刘殿芳同意出售夫妻共同共有的房产，刘殿芳亦明确表示从未同意过陈道良出售涉讼房产，倪建平应承担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倪建平称支付陈道良购房款35000元，亦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综上，倪建平主张要求确认1995年1月陈道良、刘殿芳与倪建平签订的《卖房契约》合法有效、并要求刘殿芳、陈宁、陈楠共同赔偿倪建平700000元，于法无据，不予支持。 据此，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驳回倪建平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800元，减半收取5400元，由倪建平负担（已预交）。鉴定费8800元，由倪建平负担。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涉案《卖房契约》的效力，首先，该契约中载明倪建平一次性支付购房款35000元，但对于该款项的支付情况，倪建平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佐证。其次，涉案《卖房契约》中落款处载有刘殿芳的签名，但结合鉴定结论可知，该签名并非刘殿芳本人所签写。再者，依约自《卖房契约》签订之日起至陈道良、刘殿芳均去世之日止，倪建平无权过问涉案房屋的居住权等权利。该约定有违日常生活经验。最后，倪建平亦无证据证明刘殿芳同意或追认陈道良生前处分涉案房屋的行为的事实。基于上述分析，一审法院认定涉案《卖房契约》无效，并据此驳回倪建平提出的要求刘殿芳、陈宁、陈楠赔偿其700000元款项的诉请，依据充分，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上诉人倪建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800元，由上诉人倪建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此页无正文） 审判长 郑 辉 审判员 俞灵波 审判员 赵保法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潘芬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