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976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新中，男，汉族，1968年12月9日出生，住湖南省。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加香，女，汉族，1963年12月8日出生，住湖南省宁乡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黎红娟，湖南芙蓉（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谢红梅，女，汉族，1989年2月26日出生，住湖南省宁乡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友军，湖南金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新中、刘加香因与被上诉人谢红梅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1民初289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新中及上诉人刘加香的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黎红娟、被上诉人谢红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友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新中、刘加香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或予以改判；2．驳回谢红梅对王新中、刘加香的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财产保全费用由谢红梅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认定谢红梅符合退伙条件的认定，诉请解除《广州市白云区黄石长盛宾馆三方合作协议书》的主张于法有据，另认定谢红梅已经退伙，并认定退伙时间为2019年6月17日。上述事实认定错误，刘加香、王新中与谢红梅与2018年10月1日签订《广州市白云区黄石长盛宾馆三方合作协议书》，该协议书出自三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没有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对三方均具有约束力。谢红梅主张在经营过程中与王新中、刘加香因经营理念不同而发生冲突即要求退伙，并不符合约定退伙条件与法定退伙条件。针对谢红梅2019年6月9日离开宾馆未再返回的行为属于自行放弃自己的管理权利，王新中、刘加香将其移出群聊的行为并不能代表王新中、刘加香以默示的行为同意其退伙，也不意味着剥夺谢红梅的合伙人身份。对于2019年6月1日后未向谢红梅分红是因为宾馆无盈利，王新中、刘加香亦未有任何分红。三方未签订书面的退伙协议，王新中、刘加香并不同意谢红梅退伙，谢红梅依旧为案涉宾馆的合伙人。（二）一审法院法律适用错误。一审法院认定王新中、刘加香应当向谢红梅返还投资金额120750元。该法律适用错误。即使谢红梅解除合伙协议，符合退伙条件，也不应当按照投资额进行退还。谢红梅作为广州市白云区黄石长盛宾馆（以下简称长盛宾馆）合伙人期间，长盛宾馆有盈有亏，谢红梅作为合伙人享有相应的分红权利也具有承担亏损的义务。根据合伙企业法第五十一条规定，谢红梅退伙应当按照退伙时合伙企业财产状况进行结算，而不能简单按照原有投资额进行结算，并且针对合伙协议已经履行，谢红梅在合伙期间也进行了分红，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并不是恢复原状，故不能按照谢红梅的投资额进行退还。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纠正。谢红梅辩称，（一）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谢红梅符合退伙条件，根据王新中、刘加香与谢红梅间签订的《广州市白云区黄石路宾馆三方协议书》约定，每天的收入任何人不得私自动用。一方合伙人出现法律问题或做损害宾馆的行为，谢红梅有权单方解除合作协议。本案中，王新中、刘加香不仅因经营事宜以殴打等方式对谢红梅进行人身伤害，还私自改动宾馆账本，私自收取宾馆收益等不诚信行为。故谢红梅诉请解除合伙关系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二）关于退伙金额，以一审判决“本院认为”部分为准，王新中、刘加香应当向谢红梅返还退伙金额，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无误。谢红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谢红梅与王新中、刘加香之间解除合伙关系；2．王新中、刘加香返还谢红梅的投资款129800元；3．王新中、刘加香向谢红梅退还税金及罚款合计4184.38元；4．王新中、刘加香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0月1日，谢红梅（丙方）、王新中（甲方）、刘加香（乙方）签订《广州市白云区黄石长盛宾馆三方合作协议书》，约定：“甲乙丙三方自愿合作经营投资宾馆项目，投资总额为62.1万元整（陆拾贰万壹仟元整），王新中、刘加香和谢红梅各占三分之一股份；在合伙期间合伙人出资为共有财产，不得随意分割。本宾馆从2018年10月1日起由王新中、刘加香、谢红梅三人一起经营，三人各占三分之一股份，三方共同经营，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所产生的收益或亏损归全体合伙人，由三人平均分配。股东之间可相互转让其全部股份或部分股份，但股东要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其股份时，必须经全体股东的同意才可转让，如整个宾馆转让，且转让所得收益，由三位合伙人平均分配，如中途不转让股份，退股的，可净身出股。每天的收入任何人不得私自动用宾馆的资金，进出开支以收据发票为准。一方合伙人出现法律上问题及做对宾馆有损害的，另两方有权解除合作协议。关于长盛宾馆经营，刘加香、王新中以前所签合同无效，以此合同为准。”谢红梅及王新中、刘加香均在该协议书上签名捺印。刘加香主张该协议书上有谢红梅新加内容，但未能提供证据证实。2018年10月29日，谢红梅与刘加香签订《广州市白云区黄石长盛宾馆合作协议书》，约定：“通过两人协商决定，将谢红梅在长盛宾馆三分之一的股份，转让四分之一给刘加香，刘加香承担谢红梅名下四分之一的盈亏，谢红梅在长盛宾馆经营中的所有支出（房租、水、电、员工工资等其他杂费），刘加香都将承担四分之一。关于转让，如果一旦宾馆转让，刘加香可分到谢红梅名下四分之一的转让所得”。谢红梅于2018年10月9日向王新中转账合计45800元（3000元+30000元+7800元+5000元）；分别于2018年10月8日、2018年10月9日向刘加香转账合计91000元（28000元+50000元+5000元+8000元）。以上合计136800元（45800元+91000元）。刘加香于2018年10月20日向谢红梅分两笔共退还7000元，故谢红梅共向王新中、刘加香转账129800元（136800元-7000元）。谢红梅表示，上述129800元即是谢红梅投入涉案宾馆的投资款。谢红梅分得2018年10月份的分红4920元、11月份的分红3800元、12月份的分红3850元、2019年1月份的分红36.75元、3月份的分红4316元、4月份的分红5036.77元、5月份的分红7723元。以上合计29682.52元。谢红梅的分红款是宾馆月总收入-月总支出，再乘以谢红梅所占的投资比例所得。谢红梅在涉案宾馆内工作的时间为2018年10月1日至2019年6月8日，谢红梅自2019年6月9日离开涉案宾馆后未再回宾馆，王新中、刘加香自2019年6月起未再向谢红梅分红。谢红梅主张，在合伙期间，王新中、刘加香多次殴打谢红梅，且王新中、刘加香存在私改账本、私自收取公款的行为，谢红梅已无法再与王新中、刘加香合伙，故要求退伙，并要求王新中、刘加香返还其129800元的投资款。另，谢红梅主张其承担了在其入伙前长盛宾馆产生的税收及罚款合计4184.38元（3542.38元+642元），王新中、刘加香亦应将该4184.38元退还给谢红梅。围绕自身主张，谢红梅向一审法院提交以下证据：1、税收完税证明13份。其中税票码为344015190400095406、344015190400095407、344015190400095408、344015190400095413、344015190400095412、344015190400095411、344015190400095409的完税证明载明的金额合计2570.98元，税款所述时期均为2018年10月1日之前。谢红梅主张该金额的四分之一即642.75元不应由谢红梅承担，现谢红梅主张返还642元。剩余6份完税证明记载的总金额为3554.06元，谢红梅主张其中的3542.38元。该6份完税证明中的其中5份记载的税款所属日期均为2018年10月份之前，剩余一份（金额2000元）记载的税款所属时期为2018年11月1日至2018年11月30日。王新中、刘加香对该在证据的真实性均没异议，但刘加香称，上述3542.38元税金是其将款项转给谢红梅让谢红梅代缴的，并当庭展示了转账记录，该转账记录显示，刘加香于2018年10月23日向谢红梅转账5500元，于2018年10月21日向谢红梅转账1186元（刘加香确认该1186元不是税金）；2019年1月11日、2019年3月8日、2019年3月19日、2019年4月26日分别向案外人刘巧玲转账5200元、3000元、2000元、2625元。谢红梅对于转入案外人刘巧玲账户的款项不予确认，另对于转如其本人账户的5500元，谢红梅称该款项确属于刘加香向其转入的税金，但该税金是谢红梅缴纳的涉案宾馆2018年7月1日至2018年9月30日期间的增值税，并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完税证明（金额5478.73元），王新中、刘加香均认可该完税证明的真实性。2、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广州市白云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于2019年3月18日对长盛宾馆作出罚款2000元的决定。违法事实为：长盛宾馆于2019年3月14日申报所属期2017年7月-2018年12月的城市维护建设税和个人所得税，已逾期超过180天。3、王新中、刘加香殴打谢红梅视频、报警回执。4、谢红梅与王新中、刘加香之间的聊天录音及文字翻译。谢红梅拟证明王新中、刘加香有私改账本及私自收取合伙财产的行为。5、刘加香将其于2019年6月17日移出宾馆微信群及支付宝收款提醒证明。王新中、刘加香对2-5项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王新中、刘加香称王新中已于2019年6月24日退伙，刘加香退还王新中投资款10万元。庭审中，刘加香表示，谢红梅转账的129800元中，120075元是投资款，剩余款项是谢红梅应承担的宾馆房租费用。另，谢红梅主张的642元税费因是谢红梅合伙期间缴纳的，故谢红梅亦应承担；谢红梅主张的3542.38元税费和罚款虽然是由谢红梅缴纳，但是该笔费用是其转给谢红梅，然后由谢红梅交付的。同时，被告的投资款均已作为宾馆转让费支付给了宾馆原先的承租人罗昌林和王孝胜，故即使谢红梅退伙，刘加香亦不应向谢红梅退还任何款项。为支持自己主张，王新中、刘加香向一审法院提交以下证据：1、王新中、刘加香与案外人王孝胜于2018年7月24日签署的《长盛宾馆转让协议》复印件一份。该协议载明：王孝胜自愿将广州市白云区黄边南路62号长盛宾馆三分之二股份转让给王新中和刘加香，从2018年7月24日之前欠的水电费等所有费用由王孝胜交清，2018年7月25日之后所有的债权债务与王孝胜无关，以后经营盈亏和一切纠纷与债务由王新中和刘加香负责，与王孝胜无关。每股230000元（230000元×2=460000元）。该协议上有王新中、刘加香及案外人王孝胜的签名捺印。谢红梅对该协议的三性均不予确认。2、王新中、刘加香（乙方）与案外人罗昌林（甲方）于2018年9月1日签订的《宾馆退股协议》一份。该协议载明：甲方自愿将广州市白云区黄边南路62号长盛宾馆罗昌林三分之一股份转让给王新中、刘加香；假如乙方今后转让宾馆，甲方要无要求配合（乙方只须差旅费2000元以内）；甲方在2018年8月31日之前所有的费用必须结清，所有的债权债务由甲方负责；2018年9月1日以后的债权债务由乙方承担。该协议上有王新中、刘加香及案外人罗昌林的签名捺印。谢红梅对该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3、转账记录及回款凭证。刘加香提供的转账记录及凭证显示，2018年9月4日刘加香向案外人罗昌林转账109900元，2018年7月25日，刘加香向案外人王孝胜转账140050元，2018年9月4日，案外人彭秀平向王孝胜转账38000元，2018年9月5日，案外人彭秀平向梁水龙转账32000元，2018年7月26日，刘加香转出50000元（未显示对方账号及姓名），2018年7月24日，刘加香从柜台机取出3000元和17000元现金，2018年7月24日，刘加香从柜台机取出6笔3000元和一笔2000元现金，以上合计409950元。刘加香主张，该409950元即是其投转给宾馆原承租人王孝胜和罗昌林的转让费，谢红梅向其支付的投资款亦包含在内。王新中提供的银行转账记录显示，王新中分别于2018年7月24日、2018年7月25日向王孝胜转账75000元、65050元，于2018年7月25日向罗昌林转账50000元，以上合计190050元。王新中主张，其共向王孝胜和罗昌林支付230000元款项，该230000元款项即是其承担的长盛宾馆的投资款，剩余39950元（230000元-190050元）均是以现金形式支付给了王孝胜。谢红梅对转账记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认为无法证明上述款项是王新中、刘加香支付的涉案宾馆的转让费。4、罗昌林于2018年9月1日开具的《收据》一份。该收据记载，今收到刘加香长盛宾馆退股金额160000元。该收据上有罗昌林的签名。谢红梅不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5、微信聊天记录及收据。刘加香拟证明宾馆尚欠下水道疏通费用17064元（刘加香提供聊天记录证明宾馆尚欠17064元的费用，谢红梅对该证据的三性均不予确认）、监控安装费用6650元（收据开具时间为2019年7月13日）、货款300元（收据开具时间为2019年7月18日）、设备及安装费2200元（送货单开具时间为2019年6月8日）、化粪池改造费用10895元（刘加香称该项费用由房东负担，其并未实际支出）、防水工程款2800元（收据开具时间为2019年6月21日）、联网报警系统服务管理费2400元（收据开具时间为2018年9月1日）、治安罚款500元（发票开具时间为2019年7月9日），以上合计42809元。刘加香主张该42809元费用，谢红梅应按照其合伙比例承担。谢红梅称以上收据、送货单、发票的开具时间均不在谢红梅合伙经营期间，故谢红梅不应承担。另，刘加香表示，其从案外人罗昌林处以161000受让长盛宾馆三分之一的份额，其与谢红梅约定，由谢红梅以161000元受让该三分之一份额，后谢红梅向刘加香转让了该三分之一中的四分之一份额，故谢红梅实际出资120750元，谢红梅实际支付129800元，但除投资款以外的9050元是谢红梅承担的房租费用。谢红梅表示，其与刘加香原先约定的投资份额为三分之一，投资款为161000元，后经双方协商，谢红梅向刘加香转让四分之一份额，其不清楚其向刘加香支付的129800元具体是作何用途。另，谢红梅表示，其已经与2019年6月8日退伙，其对2019年6月份以前的分红没有异议，且确认长盛宾馆无需要清算的其他资产。另查，刘加香于2019年6月17日将谢红梅踢出接收宾馆微信、支付宝营业收入通知的提醒人员范围。另谢红梅表示，如法院认定其于2019年6月17日退出合伙，其放弃2019年6月1日至2019年6月16日期间的分红。刘加香表示，谢红梅退伙没有依据，其不同意谢红梅退伙。以上事实，有合作协议书、三方合作协议书、转让协议、宾馆退股协议、转账记录、视频、录音、账册、完税发票、收据、微信聊天记录及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认为：王新中、刘加香虽抗辩称谢红梅提供的《广州市白云区黄石长盛宾馆三方合作协议书》上的内容有增加，但未能提供证据证实，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为，该三方合作协议书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恪守执行。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谢红梅是否符合退伙条件？二、谢红梅是否已退伙及退伙的时间？三、谢红梅投入涉案宾馆的合伙资金金额？四、王新中、刘加香是否应向谢红梅返还款项129800元。一、谢红梅是否符合退伙条件的认定谢红梅与王新中、刘加香签订的《广州市白云区黄石长盛宾馆三方合作协议书》约定“每天的收入任何人不得私自动用宾馆的资金；一方合伙人出现法律上问题及做对宾馆有损害的，另两方有权解除合作协议”，根据谢红梅提供的证据及王新中、刘加香的质证意见，一审法院认定：首先，王新中、刘加香曾因宾馆经营事宜以殴打等形式对谢红梅进行人身伤害；其次，王新中、刘加香存在私自改动宾馆账册、宾馆营业收入少入账等行为。故一审法院认为，王新中、刘加香的行为违反了三方合作协议书的约定，亦违反了合作应具备的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等基本原则，谢红梅实际已无法与王新中、刘加香继续合伙，故谢红梅诉请解除《广州市白云区黄石长盛宾馆三方合作协议书》的主张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二、谢红梅是否已退伙及退伙的时间认定谢红梅与王新中、刘加香之间的合伙模式为三人共同经营管理涉案宾馆，根据一审法院查明，谢红梅于2019年6月9日离开宾馆后未再返还宾馆参与宾馆的经营管理，王新中、刘加香虽然未直接表示其是否同意谢红梅退出合伙，但自谢红梅离开宾馆后，刘加香自2019年6月17日将谢红梅移出宾馆微信及支付宝的收账提醒人员范围，王新中对刘加香的该行为亦未提出异议，且自2019年6月1日未向谢红梅支付分红款。综上，一审法院认为，王新中、刘加香以其实际行动表示已同意谢红梅退出了涉案宾馆的合伙，即谢红梅已实际退出合伙，退出的时间应为刘加香将谢红梅移出宾馆经营到账提醒人员范围的时间即2019年6月17日。三、关于谢红梅合伙资金金额的认定关于谢红梅投资款金额的认定。因谢红梅与刘加香均确认双方原来商讨的方案为，谢红梅占涉案宾馆的份额为三分之一（投资款为161000元），后谢红梅将该三分之份额中的四分之一转让给了刘加香。根据上述事实，可推算出谢红梅的投资款为120750元（161000元÷4×3）。另，谢红梅表示，其共向王新中、刘加香转账129800元，该笔资金具体作何用途其不清楚。根据一审法院上述及谢红梅与王新中、刘加香的约定，谢红梅的投资款金额应为120750元，故刘加香关于剩余9050元（129800元-120750元）属于谢红梅应承担的当月租金及其他开支的陈述，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四、关于王新中、刘加香是否应向谢红梅返还投资款的认定一审法院认为，王新中、刘加香关于其从案外人罗昌林、王孝胜手中接手宾馆的陈述，因有《长盛宾馆转让协议》《宾馆退股协议》及转账记录等相互印证，虽谢红梅对上述两份协议不予确认，但又未能提供证据予以推翻，结合王新中、刘加香的转账记录，一审法院对上述两份协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即王新中、刘加香从案外人罗昌林、王孝胜手中受让了宾馆的床柜、桌椅、电器等有形资产和宾馆的承租权、经营权、客源等无形资产。至于王新中、刘加香为承接涉案宾馆支付了多少资金，因对本案的实际裁判没有影响，故一审法院不作认定。王新中、刘加香承接了涉案宾馆的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后，经王新中、刘加香、谢红梅协商，谢红梅以占涉案宾馆四分之一的份额加入了合伙，则谢红梅理应享有涉案宾馆四分之一的有形资产、无形资产及收益。如前所述，谢红梅已实际于2019年6月17日退出了合伙，且王新中、刘加香亦已实际行为表示同意谢红梅退出了合伙，则王新中、刘加香实际上承接了谢红梅入伙时享有的宾馆的有形资产、无形资产、分红等，按照公平原则，王新中、刘加香自然要退还谢红梅为享有上述资产和权益份额的投入，即王新中、刘加香应返还谢红梅的投资款120750元。关于王新中、刘加香应向谢红梅分别退还的金额，因王新中、刘加香之间并未就承接谢红梅份额作出比例约定，故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王新中、刘加香应按照其占原合伙的份额比例承担退还责任。因刘加香比王新中多占1/12合伙份额，故刘加香应向谢红梅退还的投资款为62790元，王新中应向谢红梅退还投资款57960元。至于王新中、刘加香关于王新中已于2019年6月24日退伙的陈述，即便一审法院采信王新中、刘加香的陈述，但谢红梅退伙时王新中尚未退伙，至于王新中退伙的相关事宜，其应与刘加香另行处理。另，关于谢红梅诉请的4184.38元税金及罚款。首先，关于谢红梅诉请的642元税金。由于谢红梅举证的合计2570.98元税款所述日期均在2018年10月份以前，属于谢红梅入伙前的开支，且王新中、刘加香均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该2570.98元税款已支付给谢红梅或在宾馆收支中作了分配，故王新中、刘加香应向谢红梅予以返还，现谢红梅诉请其中的四分之一即642元属于对其自身权利的处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谢红梅诉请的剩余3542.38元税金，因其中2000元罚款的税款所述时期为2018年11月1日至2018年11月30日，在此期间，谢红梅已入伙涉案宾馆，其理应按照其合伙份额承担相应的税款，故谢红梅应承担该2000元的四分之一即500元，剩余1542.38元（3542.38-2000）税款所属日期均为谢红梅入伙前，故不应由谢红梅承担，故谢红梅主张的3542.38元中的3042.38元（3542.38-500），因不属于谢红梅承担开支范围，且王新中、刘加香未能提供证据证实该3042.38元税款已支付给谢红梅或在宾馆收支中作了分配，故王新中、刘加香应向谢红梅予以返还。故王新中、刘加香应向谢红梅返还的税款金额合计3684.38元（642元+3042.38元）。关于刘加香主张的42809元开支是否应由谢红梅承担四分之一份额的认定。关于下水道疏通费用17064元、化粪池改造费用10895元，因刘加香并未能提供证据证实该两笔费用已实际产生，故其主张应由谢红梅承担相应份额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监控安装费用6650元、货款300元、防水工程款2800元、治安罚款500元，一审法院认为，即便该四笔确属于宾馆开支，但该四笔费用的产生时间均在2019年6月17日之后，因谢红梅已于2019年6月17日退出了涉案宾馆的合伙，故该四笔费用不应再由谢红梅负担。关于设备及安装费2200元，因刘加香提供收据的开具时间为2019年6月8日，此时谢红梅尚未退出涉案宾馆合伙，虽然谢红梅自愿放弃2019年6月1日至2019年6月16日期间的宾馆分红，但其放弃分红是对其自身权利的处置，并不当然免除其应承担相应开支，结合谢红梅在涉案宾馆的合伙时间及合伙份额，一审法院酌情认定谢红梅应承担该2200元费用中的275元。关于联网报警系统服务管理费2400元，此项费用收据开具的时间虽为2018年9月1日，但收费项目的所属日期为2018年9月6日至2019年9月5日，其中2018年10月1日至2019年6月15日谢红梅属于涉案宾馆的合伙人，理应对上述合伙期间内的该笔费用按照份额承担，故一审法院认定谢红梅应承担该2400元费用中的425元（8.5个月×200元÷4）。综上，谢红梅应承担的开支金额共计700元（275元+425元）。基于公平原则，该700元费用应在王新中、刘加香应向谢红梅返回的3684.38元税款中予以扣除，故王新中、刘加香应向谢红梅返回税款2984.38元。按照王新中、刘加香在涉案合伙中所占份额，刘加香应向谢红梅返还1551.88元，王新中应向谢红梅返还1432.5元。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于2020年3月27日判决：一、谢红梅与刘加香、王新中于2018年10月1日签订的《广州市白云区黄石长盛宾馆三方合作协议书》于2019年6月17日解除；二、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刘加香向谢红梅返还投资款62790元；王新中向谢红梅返还投资款57960元；三、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刘加香向谢红梅返还税款1551.88元；王新中向谢红梅返还税款1432.5元；四、驳回谢红梅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受理费2980元、财产保全费1172.21元，合计4152.21元。由谢红梅负担205元，由刘加香负担2052.55元，由王新中负担1894.66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刘加香向一审法院缴纳2052.55元；王新中向一审法院缴纳1984.66元）。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刘加香提交了如下证据：账本记录，拟证明2019年6月1日至2019年10月30日，合伙企业长盛宾馆一直处于亏损状态，并非是因为默认谢红梅退伙而不进行分红，而是因为没有盈利无法进行分红。王新中质证认为：真实性予以认可，但王新中6月份已经退伙了，6月份以后的情况王新中没有参与，也不清楚；谢红梅是自愿离开，不是王新中、刘加香赶走的。谢红梅质证认为：刘加香提交证据已过举证期限，法院应对其进行处罚；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从证据表现形式来看，明显是刘加香单方手写、自行制作的材料，且没有其他收据、支付凭证等予以证明；该证据也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王新中提交了如下证据：退伙协议照片打印件，拟证明王新中在2019年6月已退伙，后没有再参与宾馆经营，该证据原件在刘加香手中。刘加香质证认为：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证据是王新中个人出具的，与刘加香无关，对证据原件在刘加香手中的说法不予认可。谢红梅质证认为：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退伙协议为复印件，王新中一审中从未提及过有退伙一说，其也不具备退伙条件。二审中，刘加香陈述，其上诉主张按照退伙时财产进行结算而非返还出资款，主要是认为合伙财产价值在合伙经营期间出现贬损；合伙财产认定应当对合伙企业的经营状况、合伙企业自身价值及目前债权债务进行评估；合伙债务就是一审中刘加香主张分担的债务；但合伙财产在合伙期间发生了价值贬损，现酒店对外转让不能达到接手时的价值，合伙财产主要是宾馆经营权，包括宾馆桌椅、床垫等设施设备；王新中、谢红梅对宾馆价值贬损的情况是清楚的，因为当时曾与案外人协商过转让事宜，当时转让价格仅为30余万元；当时有人愿意受让宾馆并支付了10万元定金，但由于谢红梅不愿意转就没有达成协议，目前宾馆是刘加香一人在经营。王新中陈述，王新中于2019年6月24日退伙，但此前因为家里有事离开宾馆，因此对宾馆经营状态不清楚。谢红梅陈述，对于宾馆实际价值，在2019年6月即谢红梅退伙时，其对外盈利也有三千、四千到七千，由此可知谢红梅退伙时宾馆商业价值远高于合伙期间商业价值。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主要为：一是谢红梅主张退伙是否成立，二是各方向谢红梅返还出资金额如何认定以及王新中是否应当承担返还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一。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刘加香、王新中曾因宾馆经营对谢红梅进行人身伤害，亦存在不实记载账册的情形，上述行为违反了合伙协议的约定，亦违反了个人合伙的信赖基础，一审法院认定谢红梅有权主张退伙，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谢红梅于2019年6月9日离开合伙经营场所后，刘加香、王新中未再向其进行分红，也无证据证实二人曾要求谢红梅继续参与合伙经营。刘加香、王新中上诉主张没有进行后续分红是因合伙未产生盈利，对此，其二审提交的账本记录为单方制作，缺乏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不足以证实合伙经营情况。一审法院结合王新中、刘加香的实际行为，认定各方已就谢红梅退伙达成一致，本院予以确认。关于争议焦点二。首先，刘加香、王新中上诉主张合伙财产价值在合伙经营期间出现贬损，但刘加香对其主张的价值贬损事实并无提交证据予以证实，且涉案合伙体经营的宾馆价值并非完全等同于固定资产实际价值，而与经营状况等均密切相关，刘加香、王新中上诉主张合伙财产价值贬损缺乏充分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其次，刘加香在一审中提交证据拟证明部分宾馆开支应当由谢红梅按合伙份额承担，对此，一审判决根据各项费用实际情况酌定由谢红梅承担部分，并已予以详述，刘加香、王新中二审中没有提交其他费用支出的证据，本院对一审认定的费用分担予以确认并不再赘述。再次，王新中上诉主张其不应承担返还责任，对此，即使王新中主张属实，但其主张于2019年6月24日退伙，晚于刘加香退伙之日，谢红梅支付的入伙资金亦部分是支付给王新中，故一审法院认定王新中按比例承担返还责任并无不当。至于王新中退伙相关事宜，可另循途径解决。综上所述，王新中、刘加香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980元，由王新中、刘加香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 凡审判员 徐玉宝审判员 邓 娟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书记员 张 露李泳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