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998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海角红楼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法定代表人：王成章。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园园，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卫红，女，1968年1月29日出生，住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樊玉霞，广东易恒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广州海角红楼旅游度假酒店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法定代表人：赵秋虎。上诉人广州海角红楼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角红楼投资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卫红、广州海角红楼旅游度假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角红楼酒店公司）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3民初11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7日立案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汪毅独任审理。上诉人海角红楼投资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园园，被上诉人刘卫红委托诉讼代理人樊玉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海角红楼投资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驳回刘卫红的全部诉讼请求；3.由刘卫红、海角红楼酒店公司共同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海角红楼投资公司与海角红楼酒店公司之间界限模糊、人格混同，属于查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且遗漏了应当查明的事实。1.刘卫红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两公司之间人员混同。（1）案涉20万元借款发生时，虽然齐黛林同时持有两公司的股权，但并未违反公司法的规定。《公司法》仅在第五十八条规定：“一个自然人只能投资设立一个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而并未限制自然人投资多个有限责任公司，齐黛林同时持有两公司的股权属于正常的投资行为，并不会导致人格混同。（2）根据刘卫红一审提交的证据14显示，李建安、梁海珍、马川、王成章均是2017年1月1日入职海角红楼酒店公司，入职时间发生在案涉20万元借款之后，无法证明在案涉20万元借款发生之时两公司之间存在着员工混同的行为。而且，刘卫红所举证据仅是偶然事件，且李建安并非以海角红楼投资公司员工身份代理仲裁，梁海珍代理北京润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庭仲裁亦与海角红楼投资公司之间无任何关联。（3）王成章于2018年10月23日至今担任海角红楼投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在担任海角红楼投资公司法定代表人之前便已不在海角红楼酒店公司担任具体职务，其与海角红楼酒店公司之间不再存在任何实际劳动关系。（4）刘卫红仅提交证据证明在代理仲裁案件这类偶然、个别事件中发生过交叉的行为，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在具体业务经营过程中、在员工履行各自职责范围内长期存在着交叉混同。实际上，两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经理等与经营决策密切相关的职位，从未发生过混同。2.刘卫红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海角红楼投资公司与海角红楼酒店公司之间业务混同。两公司之间为业务合作关系，这是正常的商业行为，并未违反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也并未损害债权人的利益。刘卫红所举证据仅是海角红楼投资公司和海角红楼酒店公司各自业务的一部分。3.刘卫红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海角红楼投资公司与海角红楼酒店公司之间财务混同。刘卫红主张海角红楼投资公司与海角红楼酒店公司之间有大额款项转账的事实，不足以认定两个公司之间存在财务混同的情形。二、一审法院判决海角红楼投资公司对（2019）粤01民终16059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海角红楼酒店公司所欠刘卫红的借款20万元及利息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足。刘卫红辩称，不同意海角红楼投资公司的上诉请求，同意一审判决。刘卫红对于人格混同已有效举证，而对方未对举证进行任何反驳，尤其是对大额资金随意往来，对方更拒绝提供财务账册，财务混同明显。刘卫红请求提供财务账册文件，更彻底查明财务状况。海角红楼酒店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意见。刘卫红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海角红楼投资公司对（2019）粤01民终16059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海角红楼酒店公司所欠刘卫红的借款20万元及利息（自2018年12月6日起按年利率6%计付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判令海角红楼投资公司向刘卫红支付律师费3万元；3.本案受理费由海角红楼投资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卫红与案外人黄磊、梁敏、海角红楼酒店公司、案外人方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18日作出（2019）粤01民终1605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4民初35515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海角红楼酒店公司于收到本判决书之日起十日内向上诉人刘卫红清偿借款本金20万元及利息（自2018年12月6日起按年利率6%计付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三、驳回上诉人刘卫红的其他诉讼请求。该民事判决书已于2019年11月27日发生法律效力。海角红楼酒店公司的工商档案显示：海角红楼酒店公司的注册资本为500万元，2010年9月19日变更登记为，方旗出资150万元，持股比例30%，齐佩林出资350万元，持股比例70%，方旗担任执行董事兼经理，系法定代表人；2012年5月3日发生股权变更，齐佩林出资165万元，持股比例33%，方旗出资150万元，持股比例30%，齐黛林出资185万元，持股比例37%；2013年10月31日发生股权变更，方旗出资100万元，持股比例20%，齐黛林出资253.7670万元，持股比例50.7534%，王憬瑜出资146.2330万元，持股29.2466%；2016年11月16日，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范志强；2016年12月19日，原股东王憬瑜退出，股东变更为方旗、广东粤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齐黛林；2018年6月12日，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赵秋虎，原股东齐黛林退出，股东变更为方旗、广东粤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赵秋虎。海角红楼投资公司的工商档案显示：海角红楼投资公司在2011年8月15日设立，注册资本为一亿元，方旗出资3000万元，持股比例30%，齐佩林出资7000万元，持股比例70%；2012年5月25日，方旗认缴出资9500万元，持股比例95%，实缴出资1500万元，黄磊认缴出资500万元，持股比例5%，实缴出资500万元；2012年11月26日，方旗认缴出资3000万元，持股比例30%，实缴出资600万元，齐佩林认缴出资7000万元，持股比例70%，实缴出资1400万元；2013年9月5日，方旗实缴出资3000万元，持股比例30%，齐佩林实缴出资7000万元，持股比例70%；2013年10月31日，变更股东登记为海角红楼酒店公司实缴出资10000万元，持股比例100%；2014年4月3日，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齐黛林；2014年5月16日，股东变更为齐黛林（持股比例99%）、夏鸿光（持股比例1%）；2018年10月23日，股东变更为齐黛林（持股比例98%）、夏鸿光（持股比例1%）、李敏（持股比例1%），法定代表人变更为王成章；2019年6月10日，股东变更为张永诚（持股比例36%）、夏鸿光（持股比例35%）、李敏（持股比例29%）。黄磊一直担任海角红楼投资公司和海角红楼酒店公司的监事。2012年2月3日，广州市荔湾区政府城市更新改造工作办公室与海角红楼酒店公司签订《广州市荔湾区三旧改造工作框架协议书》。2012年5月28日，海角红楼酒店公司盖章、方旗签名出具《会议情况说明》，海角红楼投资公司亦在落款处加盖公章。2012年6月4日，广州市荔湾区政府城市更新改造工作办公室在上述《会议情况说明》盖公章载明“情况属实”。海角红楼投资公司的工商档案中有前述《广州市荔湾区三旧改造工作框架协议书》和《会议情况说明》。2013年9月24日，广州市荔湾区桥中街坦尾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广州市荔湾区桥中街坦尾第二股份合作经济社（共同甲方）与海角红楼投资公司、海角红楼酒店公司（共同乙方）签订《大坦沙海角红楼酒店区域升级改造开发合作意定书》。2013年9月26日及9月30日，广州市荔湾区桥中街坦尾第二股份合作经济社出具了两份收据给海角红楼酒店公司，分别载明收到海角红楼酒店公司“海角红楼酒店区域升级改造合作开发项目”诚意金500万元。2015年3月20日，广州市荔湾区桥中街坦尾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广州市荔湾区桥中街坦尾第二股份合作经济社（共同甲方）与海角红楼投资公司、海角红楼酒店公司（共同乙方）签订《大坦沙海角红楼酒店区域升级改造开发合作协议》。海角红楼投资公司经工商银行账户36×××35，分别在2012年2月17日、2月20日、2月21日、2月22日、2月29日、3月12日、11月15日、2013年9月12日向海角红楼酒店公司转账900万元、500万元、500万元、100万元、500万元、500万元、320578.76元、8000万元，在2013年9月29日收到海角红楼酒店公司转账200万、300万元，同日向海角红楼酒店公司转账401.2万元，在2013年11月7日转账712.62元。上述转账款中，除了前三笔摘要分别为转公司账、转红楼公司-转付老板及转基本户，最后一笔为销户余额外，其余均为往来款。另查，案外人北京润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申请人）与方旗（被申请人）民间借贷纠纷仲裁一案，湛江仲裁委员会于2018年10月29日作出（2018）湛仲字第2341号裁决书，裁决：限被申请人方旗于本裁定书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申请人北京润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偿还借款本金33000000元及利息（以本金18000000元为基数，从2013年9月29日起至同年同月30日止；以本金33000000元为基数，从2013年9月30日起至借款付清之日止，均按年利率20%计算）。北京润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为梁海珍（身份证号码为）。案外人北京重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申请人）与海角红楼投资公司（被申请人）民间借贷纠纷仲裁一案，湛江仲裁委员会于2018年10月29日作出（2018）湛仲字第2336号裁决书，裁决：限被申请人海角红楼投资公司于本裁定书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申请人北京重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偿还借款本金30000000元及利息（以本金30000000元为基数，从2012年2月17日起至借款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20%计算）。海角红楼投资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为李建安（身份证号码为）。2018年10月22日，马川以具体经办人身份，签收了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受理海角红楼投资公司办理公司变更登记的《受理/材料收取回执（第二联）》。《广州海角红楼旅游度假酒店有限公司花名册》记载，王成章、李建安、梁海珍、马川分别是海角红楼酒店公司的物业主管、项目开发、会计、行政部经理。齐黛林、夏鸿光是夫妻关系。齐黛林、齐佩林是姐妹关系。北京润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由齐黛林、夏鸿光合共持股100%。再查，2019年1月13日，刘卫红（甲方）与广东易恒律师事务所（乙方）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约定乙方接受甲方委托指派律师代理本案，甲方在收到本案款项（包括但不限于和解、执行款项）之日起五日内向乙方支付律师费3万元整等。刘卫红诉讼请求中的律师费3万元至今尚未实际支付。关于海角红楼投资公司和海角红楼酒店公司在2012至2013年期间存在有多笔往来款的问题，海角红楼投资公司和海角红楼酒店公司在庭审中陈述：认为上述往来转账款是属于海角红楼投资公司和海角红楼酒店公司两公司之间的正常行为，因发生在本案借款之前，与本案无关,故坚持不提供相关的证据材料予以证实。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根据刘卫红提交的（2019）粤01民终16059号民事判决书及法律文书生效证明可知，刘卫红对海角红楼酒店公司享有借款20万元及相应利息的债权。关于海角红楼投资公司应否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海角红楼投资公司虽不是海角红楼酒店公司的股东，一审法院结合本案证据，认定海角红楼投资公司与海角红楼酒店公司为关联公司，且两公司之间人格混同。理由如下：第一，两公司住所地混同。海角红楼投资公司的住所地是广州市荔湾区红楼路33-53号，海角红楼酒店公司的住所地是广州市荔湾区红楼路6-65号，两公司住所地址混同。第二，两公司人员混同。两公司的股东、法定代表人、监事、职员长期存在交叉、重合的情形，海角红楼酒店公司曾持有海角红楼投资公司100%股权。案涉借款于2016年发生时，齐黛林持有海角红楼投资公司99%股权、同时持有海角红楼酒店公司50.7534%股权。海角红楼投资公司仲裁案的委托代理人李建安，海角红楼投资公司当时的股东齐黛林、夏鸿光夫妇持股100%的北京润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仲裁案的委托代理人梁海珍，海角红楼投资公司办理公司变更工商登记手续的经办人马川，现为海角红楼投资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王成章，均为海角红楼酒店公司的员工。第三，两公司业务混同。海角红楼酒店公司与广州市荔湾区政府城市更新改造工作办公室签订《广州市荔湾区三旧改造工作框架协议书》、海角红楼酒店公司出具的其中加盖了海角红楼投资公司公章的《会议情况说明》，存放在海角红楼投资公司的工商档案中。两公司作为共同乙方与广州市荔湾区桥中街坦尾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广州市荔湾区桥中街坦尾第二股份合作经济社签订《大坦沙海角红楼酒店区域升级改造开发合作意定书》和《大坦沙海角红楼酒店区域升级改造开发合作协议》，在该两份协议中两公司共同享有合同权利、承担合同义务。第四，两公司财务混同。刘卫红提供的证据显示，两公司之间有多笔大额往来款，两公司未能解释款项的具体真实用途，海角红楼投资公司的销户余额亦转入海角红楼酒店公司的账户中，在刘卫红提供了初步证据拟证明两公司财务混同的情况下，两公司也拒绝就款项属于正常业务的往来款进行举证，应由两公司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依法认定两公司已发生财产混同。两公司主张往来款发生在本案借款之前，与本案无关的答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公司人格独立是其作为法人独立承担责任的前提。《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利。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公司的独立财产是公司独立承担责任的物质保证，公司的独立人格也突出地表现在财产的独立上。当关联公司的财产无法区分，丧失独立人格时，就丧失了独立承担责任的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海角红楼投资公司、海角红楼酒店公司虽在工商部门登记为彼此独立的企业法人，但实际上相互之间界限模糊、人格混同，严重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海角红楼投资公司、海角红楼酒店公司的上述行为违背了法人制度设立的宗旨，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其行为本质和危害结果与上述法律规定的情形相当，故参照上述法律规定，海角红楼投资公司对海角红楼酒店公司的涉案债务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关于海角红楼投资公司应否支付律师费的问题。因各方对律师费无明确约定，本案虽有委托代理合同，但刘卫红明确表示律师费3万元未实际支付，故刘卫红要求海角红楼投资公司支付律师费3万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一款、第二十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于2020年4月10日判决：一、海角红楼投资公司对（2019）粤01民终16059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海角红楼酒店公司所欠刘卫红的借款20万元及利息（自2018年12月6日起按年利率6%计付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驳回刘卫红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海角红楼投资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2150元，由海角红楼投资公司负担。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各方均没有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海角红楼投资公司与海角红楼酒店公司是否存在人格混同。就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分析认定如下：第一，两公司住所地混同。海角红楼投资公司的住所地是广州市荔湾区红楼路33-53号，海角红楼酒店公司的住所地是广州市荔湾区红楼路6-65号，两公司住所地址混同。第二，两公司人员混同。两公司的股东、法定代表人、监事、职员长期存在交叉、重合的情形，海角红楼酒店公司曾持有海角红楼投资公司100%股权。案涉借款于2016年发生时，齐黛林持有海角红楼投资公司99%股权、同时持有海角红楼酒店公司50.7534%股权。海角红楼投资公司仲裁案的委托代理人李建安，海角红楼投资公司当时的股东齐黛林、夏鸿光夫妇持股100%的北京润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仲裁案的委托代理人梁海珍，海角红楼投资公司办理公司变更工商登记手续的经办人马川，现为海角红楼投资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王成章，均为海角红楼酒店公司的员工。第三，两公司业务混同。海角红楼酒店公司与广州市荔湾区政府城市更新改造工作办公室签订《广州市荔湾区三旧改造工作框架协议书》、海角红楼酒店公司出具的其中加盖了海角红楼投资公司公章的《会议情况说明》，存放在海角红楼投资公司的工商档案中。两公司作为共同乙方与广州市荔湾区桥中街坦尾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广州市荔湾区桥中街坦尾第二股份合作经济社签订《大坦沙海角红楼酒店区域升级改造开发合作意定书》和《大坦沙海角红楼酒店区域升级改造开发合作协议》，在该两份协议中两公司共同享有合同权利、承担合同义务。第四，两公司财务混同。刘卫红提供的证据显示，两公司之间有多笔大额往来款，两公司未能解释款项的具体真实用途，海角红楼投资公司的销户余额亦转入海角红楼酒店公司的账户中，在刘卫红提供了初步证据拟证明两公司财务混同的情况下，两公司也拒绝就款项属于正常业务的往来款进行举证，应由两公司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依法认定两公司已发生财产混同。公司人格独立是其作为法人独立承担责任的前提。公司的独立财产是公司独立承担责任的物质保证，公司的独立人格也突出地表现在财产的独立上。当关联公司的财产无法区分，丧失独立人格时，就丧失了独立承担责任的基础。本案中，海角红楼投资公司、海角红楼酒店公司虽在工商部门登记为彼此独立的企业法人，但实际上相互之间界限模糊、人格混同，严重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海角红楼酒店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本院依法缺席判决。综上所述，海角红楼投资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上诉人广州海角红楼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汪 毅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王祥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