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知识产权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73民终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郑绍保，男，1941年5月23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徐汇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党建读物出版社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法定代表人：王英利，执行董事、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穆铁虎，北京市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媛，北京市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上海新华传媒连锁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高桥镇石家街XXX-XXX号。法定代表人：刘航，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雁飞，上海兴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吴仲华，男，1959年3月12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上诉人郑绍保因与被上诉人党建读物出版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党建出版社)、原审被告上海新华传媒连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传媒公司)、原审第三人吴仲华著作权侵权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沪0115民初175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郑绍保，被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穆铁虎、赵媛，原审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雁飞，原审第三人吴仲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郑绍保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法院(2019)沪0115民初17596号判决；2.改判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20万元；3.判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公开赔礼道歉；4.判令被上诉人支付一审和二审诉讼费。事实与理由：被上诉人2017年出版的《基层党务工作实用手册》(以下简称《手册》)抄袭了上诉人2013年编写的《基层党组织工作法规实用一本通》(以下简称《一本通》)和《基层党组织工作怎么做》(以下简称《怎么做》)。经比对，抄袭的内容共有248处，计71,288字，占《手册》正文20.9%。根据国家有关文件规定，按印发15万册计算，被上诉人应赔偿61万多元。然而,原审法院却认为抄袭的248处内容均不享有著作权，因而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上诉人认为，(一)原审法院对侵权事实的认定存在严重错误。主要表现在：1.原审法院认定“以上两本书的内容均经过作者的选择和编排，具有一定的独创性，属受著作权法保护的文字作品”。但对两本书被抄袭的大量内容却全部认定为“不享有著作权”，前后观点矛盾。2.原审法院认定被抄袭的内容均不享受著作权的主要理由是“不具有独创性”“未在原有文献的基础上创作新的作品”。这是对独创性的错误理解。所谓“独创性”，著作权法第十四条是指“对其内容的选择或者编排体现独创性的作品”,是指汇编作品的整体,而不延及它所选择、编排的材料。按照原审法院的观点,汇编作品的作者都不能享有著作权了,因其内容都不是作者自己创作的;市场上销售的各类党务工作图书的作者也都不能享受著作权了,因为,市场上销售的各种党务工作图书都是参照党内法规编写的。3.被上诉人大量抄袭上诉人两本书的内容证据很充分，原审法院未对具体内容进行比对和论证，上诉人认为存在问题。4.判断被上诉人出版的《手册》是否侵犯了上诉人的著作权,主要看《手册》里涉案内容是《手册》作者自己选择的,还是抄袭上诉人编写的两本书。大量事实证明《手册》的作者是照抄上诉人两本书里的相关内容。(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有侵权行为的“应当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第四十九条规定：“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国家版权局2014年11月印发的《使用文字作品支付报酬办法》第三条规定：“以纸介质出版方式使用文字作品支付报酬可以选择版税、基本稿酬加印数稿酬或者一次性付酬等方式”。第九条规定：“使用者未与著作权人签订书面合同……与著作权人发生争议的，应当按本办法第四条、第五条规定的付酬标准的上限分别计算报酬,以较高者向著作权人支付”。国家版权局1995年1月14日《关于版税问题的复函》提出：“大多数情况下，版税率在6%至10%之间。这种版税率是合法授权下的参数。对于非法出版他人作品的侵权行为，也以这种版税率计算赔偿数额，显然不合理，建议法院在计算赔偿额时以上述版税率为基础，再乘以2倍或者数倍，作为带有惩罚性质的最终赔偿额”。新闻出版总署(国家版权局)法规司2010年9月编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规文件选编》收录的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确定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指导意见》第七条、第二十五条规定：以报刊、图书出版或类似方式侵权的，“在国家有关稿酬规定的2至5倍内确定赔偿数额”。(三)按照上述规定,被上诉人应按《使用文字作品支付报酬办法》第四条10%的版税率计算出应支付的报酬，然后再乘以3.5倍[按上诉人作品的市场影响力(至目前为止，已发现全国30多家出版社出版发行的100多本书抄袭上诉人的作品)和被上诉人的过错程度，完全可取2-5倍的中间数3.5倍]，作为带有惩罚性质的赔偿数额。应支付的报酬计算方法是：56元(每本书定价)10%(版税率)×20.9%(抄袭的百分比)×15万册(暂定印发数)=175,560元。应支付的赔偿数额的计算方法是：175,560元(应支付的报酬)×3.5倍=614,460元。综上所述，被上诉人2017年7月出版的《基层党务工作实用手册》未经上诉人的许可，大量抄袭上诉人的著作，严重侵犯了上诉人的著作权，应依法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为此，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纠正原审法院的错误判决。被上诉人党建读物出版社辩称：1.作为出版方，答辩人尽到了审慎注意义务。2.答辩人及实际作者不存在著作权之侵权事实。(1)涉案作品《手册》全部是依据在先的党内法规、党的文件、党的刊物等文献和凭借实际作者几十年党务工作中积累的党务工作基本知识、实践经验独立完成的创作，没有抄袭上诉人的汇编作品(参见一审提交的证据)。(2)上诉人在一审法院诉称的248处涉嫌被侵权的内容不具有“独创性”，不具有著作权。(3)被控侵权的《手册》在相关内容的选择和编排上不构成对上诉人汇编作品之著作权侵权。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党建读物出版社(及实际作者)不存在侵害上诉人著作权的情形。上诉人之上诉请求没有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依法维持原判。原审被告新华传媒公司同意被上诉人的意见。原审第三人吴仲华辩称，被上诉人及第三人未实施被诉侵权行为，也无过错，对上诉人诉称的侵权行为不予认可，请求驳回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主要理由如下：1.被诉侵权作品创作均有合法来源；2.上诉人称被诉侵权作品与上诉人主张权利的“作品”有248处相同或相似的说法与事实不符；3.上诉人主张著作权的客体不构成作品，被诉侵权行为不构成侵权，第三人无需承担任何侵权责任；4.被诉侵权作品与上诉人主张权利的“作品”有相同或者相似的表达纯属正常现象，上诉人主张的《怎么做》和《一本通》中被抄袭的内容，都是来源于公有领域。被诉侵权作品与上诉人主张权利作品的某些措辞虽有部分相同或相似，源于表达方式有限，或属于对同一题材各自表述的巧合；5.上诉人主张权利的《一本通》和《怎么做》只是将有关党内法规等的简单汇集，虽有部分稍有改动，改动部分不属于上诉人主张权利的“作品”的核心内容；6.我国著作权法只保护汇编作品的独创性内容，上诉人对于在先文献的改动部分不具有独创性；7.《手册》的选择和编排与上诉人主张权利“作品”的选择和编排各不相同，被诉侵权行为不构成侵权，第三人无需承担任何侵权责任。郑绍保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党建出版社停止侵权；2.判令党建出版社向郑绍保公开赔礼道歉；3.判令党建出版社赔偿郑绍保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20万元(其中合理开支指复印及打印费5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3月，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书籍《怎么做》，定价28元，共343千字，封面上有“郑绍保编著”字样。该书于2013年3月第2次印刷，以问答的方式编写，共867个问答，内容包括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工作、党的基层组织换届选举工作、发展党员工作、党员教育管理工作、基层党组织其他工作五大方面。该书籍的内容根据党章、党内规范性文件或相应书籍、期刊中关于基层党组织工作的规定编写。郑绍保主张的该书被抄袭的8个问答中，序号1的问答系党章13条的内容以及根据该条、《中国共产党党和国家机关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第6-8条的内容而编写；序号197的问答系根据《组工通讯》(1990)(总681期，4月21日)中“上级党委能否任免基层党委委员？委员出现缺额时怎样增补？”的答复内容编写；其余6个问答(序号2、75、122、124、128、133)均与在先的期刊或书籍中内容基本相同，仅有个别文字的改动，如序号2的问答与2009年第5期《党员文摘》中的问答内容相比，除修改了一个标点符号及将三个“党支部”改为“支部”外，其余完全相同。2013年3月，红旗出版社出版书籍《一本通》，定价36元，共360千字，封面上有“郑绍保主编”字样。该书籍于2014年9月第2次印刷，以问答的方式编写，内容包括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党的基层组织换届选举、发展党员、党员教育管理、党的基层组织其他工作五大方面，共有846个问答，内容均来自于党章、十八大报告、《党员管理手册》《党的组织工作问答》《发展党员工作问答》《党员文摘》《组工通讯》等图书、期刊或《中央组织部关于妥善解决共产党员信仰宗教问题的通知》等各类规范性文件中关于基层党组织工作的规定、问答，且在答案的第一句话即指出了其文献来源。其中：(1)部分问答的题目和答案与在先文献的内容完全相同，如序号20的问答完全来源于中央组织部《组工通讯》(2001)总1587期中的问答内容。(2)部分对在先文献中的题目或答案作了个别文字或标点符号方面的修改，如序号10来源于《党的组织工作问答》(中央组织部研究室、组织局1996年编印)，但对题目做了个别文字的修改；序号41来源于《发展党员工作问答》(中央组织部组织局1992年编印)，对题目及答案的内容均做了个别文字的修改；序号45来源于前述《发展党员工作问答》，对答案中数字序号的写法做了修改。(3)大部分的问答系根据在先文献的内容编写了问答的题目，如序号3来源于《中央组织部关于妥善解决共产党员信仰宗教问题的通知》(1991年1月28日)，并根据该内容概括问题的标题为“怎样妥善处理党员信仰宗教问题”。(4)部分问答的答案是将同一在先文件中关于同一问题的两段内容合并作为答案，或者将两个不同文件中关于同一问题的内容合并作为答案，如序号27的答案合并了《赵宗鼐同志在全国民主评议党员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组通字[1991]38号)和《关于建立民主评议党员制度的意见》(中发[1988]13号)两个文件中的内容；序号55的答案合并了《关于在新的社会阶层中发展党员试点工作总结报告》(中组发[2004]6号)中两段不相连的内容。2017年1月23日，第三人吴仲华(甲方，著作权人)与党建出版社(乙方)签订《图书出版合同》，约定：出版的作品名称为《基层党务工作实用手册》，作者署名及著作方式为“本书编写组编著”；上述作品的校样由乙方审校，并由甲方审样。同年7月，党建出版社出版书籍《手册》，定价56元，2017年7月第1次印刷，494千字，2018年10月进行第10次印刷。新华传媒公司从党建出版社购入该书后对外销售。《手册》的内容包括基层党组织的设置、基层党组织和党的若干其他组织的主要职责等、党员教育培训工作、党员管理工作、发展党员工作、基层党组织选举工作、干部工作、党务公开工作、创先争优活动、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等十七篇，篇下设有章、节，其中部分篇、章下设有“若干问题解答”的章、节，“若干问题解答”以问答的方式编写。郑绍保主张《手册》(2017年7月第1次印刷的版本)抄袭了《怎么做》(2013年3月第2次印刷的版本)中的8个问答，抄袭了《一本通》(2014年9月第2次印刷的版本)中的240个问答。经比对《怎么做》与《手册》中的被控内容，郑绍保主张的序号121和122在《手册》中系一个问答的部分内容，《怎么做》与《一本通》中各一个问答的内容散布在《手册》中该问答内容的不同段落；郑绍保主张的序号127和128在《手册》中系一个问答的部分内容，《手册》中的该内容与在先文献《基层党务实用手册党务通》(上海市委组织部编写组2006年8月第二版，2007年9月第14次印刷)中完全相同，与郑绍保主张的《怎么做》和《一本通》的内容略有差别；《手册》中其余6个被控问答的内容与《怎么做》中的相应问答相同或基本相同。经比对《手册》与《一本通》中的被控内容，郑绍保主张的序号203-213及序号216的内容在《手册》中并非以问答的形式编写，其他的系以问答的形式编写；《手册》中的绝大多数被控内容均未指明文献来源，指明文献来源的亦未注明文号；除以上区别外，《手册》中的被控内容与《一本通》中的相应内容相同或基本相同。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第十一条的规定，著作权属于作者，该法另有规定的除外；如无相反证明，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作者。《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二条规定，著作权法所称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第四条第一项规定，文字作品，是指小说、诗词、散文、论文等以文字形式表现的作品。本案中，郑绍保主张的权利作品《一本通》系围绕基层党组织工作这一主题，选择党章、党内规范性文件或相应书籍、期刊等在先文献中的关于该主题的内容后，按照一定的逻辑顺序编写成书。郑绍保主张的权利作品《怎么做》亦围绕上述主题，按照一定的逻辑顺序，根据党章、党内规范性文件或相应书籍、期刊中关于该主题的内容编写。以上两本书的内容均经过作者的选择和编排，具有一定的独创性，属受著作权法保护的文字作品。两书署名“郑绍保主编”或“郑绍保编著”，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郑绍保为上述作品的著作权人。独创性要求作品的表达系作者独立创作，如果在他人作品的基础上进行增删或修改，且与原作品之间只有细微差异时，则这种成果不符合独创性的要求。鉴于郑绍保主张的上述作品采取了根据在先文献进行编写，甚至是直接选择在先文献的内容后进行整理的编写方式，其对以上两本书享有著作权，不代表对其中的每个段落均享有著作权。关于郑绍保主张的《一本通》中被抄袭的内容，鉴于该书系直接选择在先文献的内容后进行编写，其独创性体现在对所选内容的选择和编排方面，郑绍保对所选内容本身并不享有著作权。尽管郑绍保主张的该书中被抄袭的段落与在先文献的相应内容相比，有的对个别标点符号进行了修改，有的在少量文字方面有所删节、增加或调整，但与在先文献的差异极为细微，构成实质性相似，故郑绍保并未在原有文献的基础上创作新的作品。虽然郑绍保书籍的问答中，有部分问答整合了同一文献中不相连的内容或两个不同文献中的内容，但事实上是对同一性质内容的简单合并，该种合并方式并不具有独创性。郑绍保所谓的重新编写问答的题目，也是直接根据在先文献的标题或内容进行编写，表达较为有限，且表达的文字比较短小。关于郑绍保所谓的添加“引言”，只是指出文献来源的客观表述，所谓的添加“连接语”是合并两个文件内容时以“(另一文件)又提出”等表达方式进行语义的递进，该表达亦不符合独创性的要求。因此，郑绍保对其主张的《一本通》中被抄袭的内容并不享有著作权。关于郑绍保主张的《怎么做》中被抄袭的内容，序号1和序号197的问答分别系根据党章、党内条例的规定及在先期刊中的问答内容而编写，属于相关党务工作的一般性知识和通常表达。由于以上内容必须符合党章、党内条例等的规定，且其语言表达又较为简练，导致其表达较为有限，未形成具有独创性的表达。因此，郑绍保对该部分内容不享有著作权。郑绍保主张的该书中的其余6个问答，更是与在先期刊或书籍中的相应内容基本相同，仅有个别文字的改动，对此亦不享有著作权。被控侵权图书《手册》中的被控内容虽然绝大部分与郑绍保主张的《一本通》《怎么做》中的相应内容相同或基本相同，但鉴于郑绍保对该部分内容并不享有著作权，故《手册》中的上述内容本身不构成对郑绍保的著作权侵权。从选择和编排上看，《手册》的编写体例与《一本通》《怎么做》并不相同，被控内容在书籍中的位置及顺序亦不相同，故《手册》对被控内容的选择和编排亦不构成对郑绍保的著作权侵权。据此，一审法院认为郑绍保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不予支持。依照《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二条规定，一审判决：驳回郑绍保的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了若干证据，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对相关证据的关联性结合本案争议焦点予以评述。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就上诉人提出的上诉理由，本院逐一评述。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两本书的内容经过作者的选择和编排，具有一定的独创性，属受著作权法保护的文字作品”，但对两本书被抄袭的大量内容却全部认定为“不享有著作权”，这是自相矛盾的。本院认为，根据《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二条，著作权法所称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著作权的客体是作品，但并非作品中任何要素都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思想与表达二分法是区分作品中受保护的要素和不受保护要素的基本原则，其内涵是著作权法保护思想的表达而不保护思想本身。一审法院认定两本书按照一定的逻辑顺序编写，内容经过作者的选择和编排，整体上具有一定的独创性，属受著作权法保护的文字作品，两本书署名“郑绍保”，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认定郑绍保为两本书的著作权人。根据在案事实，对一审认定郑绍保为两本书的著作权人，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在本案中主张被上诉人抄袭了248道问答题目，是以每一道题目作为单独的作品作为权利基础主张，为此，本案需要审理每一道题目能否单独构成作品。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主张的作品根据在先文献进行编写，甚至是直接选择在先文献的内容后进行整理的编写方式，上诉人对两本书享有著作权，不代表上诉人对其中的每一个段落均享有著作权，本院予以认可。上诉人主张一审判决理由自相矛盾，本院难以采纳。关于上诉人主张著作权的问答，上诉人称：涉案的248处内容，其中有70处是上诉人从党内大量文件中选择的，并编写了题目；有5处是上诉人选择相关文件的内容并对内容做了少量改动；有6处是上诉人将相关文件中不相连的两处内容合并为一题；有8处是上诉人将两个文件中的相关内容合并为一题；有5处是将有关文件和有关解答题的相关内容合并为一题；有2处是将两个解答题中的相关内容合并为一题；有78处是选择有关解答题并对原题作了改动或者重新编写；有40处是选择有关解答题，并对内容(含标点)作了改动；有29处，是选择有关解答题的部分内容。以第124道题为例，标题为“发现外单位转来的预备党员入党手续和入党材料有问题怎么办？”上诉人自称在在先文件《工作问答》基础上增加了24个字，减少37个字，而被上诉人问答题与上诉人不同之处仅在于，将“备考”修改为“备注”，将“确属不熟悉”修改为“确属因不熟悉”，将“入党志愿书”修改为“中国共产党入党志愿书”。本院认为，关于是否侵犯著作权，首先，即便上诉人对题目的编辑、整理付出了劳动，按照上诉人的自述，上诉人能够获得著作权法保护是上诉人原创的编辑和整理所产生的独创性表达；其次，当表述某一思想使用的表达方式有限时，表达与构想合并，从而不能对该表达通过著作权法予以保护。在这种情况下，即便作品之间构成实质性相似，也不构成侵害著作权。本案中，上诉人虽然对在先题目进行了增删，上诉人的这些细微的改动未产生独创性的表达，与在先的表达实质性相似，因此，单独题目不符合作品的构成条件。另一方面，上诉人编写的题目均是引用党的有关规章、制度、文件等内容，对党的实务性问题予以针对性的回答，故就特定问题而言其答案的内容基本上是唯一的，必须符合党章、党内条例的规定，而基于问答形式中通常情况下对于答案内容准确、简练的要求，在答案唯一的情况下，语言结构风格为公文体，作为文字内容的表达本身极为有限，内容与表达无法区分。被上诉人认为，题目内容属党务工作中的基本常识，对此类问题只能依据有关规定和有关原理这样处理，否则就不正确了，本院予以采纳。综上，上诉人选择在先文字编写问答，缺乏独创性，且内容表达有限，单独的题目不构成作品。进一步的，上诉人称，“序号2、75、122、124、128、133均与在先的期刊或书籍中内容基本相同，仅有个别文字的改动”的原因是，这些在先期刊或者书籍中的相关内容也是抄袭上诉人此前编写的书，并提交了2004年和2007年编写《新编基层党的组织工作实务指南》作为二审补充材料。本院认为，首先，上诉人二审补充证据材料不属于新证据，被上诉人的抗辩理由和抗辩证据已经在一审中提出，上诉人有反驳被上诉人的证据材料，也应在一审中提出。上诉人属逾期提供证据，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其次，该6道题目为党务工作中的基本常识，文字表达简练，文体为公文体，内容必须符合党章、党的组织制度规定，表达方式有限，表达与构想合二为一。最后，内容篇幅占被控图书的比例极少。综上，上诉人提交的二审补充材料不影响案件的基本事实，本院不予采纳。上诉人称，被上诉人连号抄袭，例如序号147到157，二者的编排顺序一样。上诉人并未举证证明这11道题目的编排顺序构成独创性表达，能够构成汇编作品，而且雷同之处占整本书章节目录的比例很小，对上诉人的此项主张，本院亦难以支持。此外，被上诉认为，《一本通》泄露党的秘密，存在常识性、专业性错误，与本案案由无关，本院不予处理。被上诉人认为，已经尽到出版社的审慎注意义务，本院予以认可。综上所述，上诉人郑绍保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300元，由上诉人郑绍保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何 渊审 判 员  杜灵燕审 判 员  商建刚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九日法官助理  钱 琼书 记 员  钱 琼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