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978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赖惠仪，女，1954年8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上诉人（原审被告）：杜香龄，女，1982年8月27日出生，汉族，广东省住广州市海珠区。上述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湘梅，广东济方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振锋，广东济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杜伟民，男，1959年1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秦政，上海锦天城（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乐园，上海锦天城（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广州市海珠区宝岗前进工程队，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同福中路宝玉直街宝应里1号五楼。法定代表人：杜伟民。上诉人赖惠仪、杜香龄因与被上诉人杜伟民、原审第三人广州市海珠区宝岗前进工程队（以下简称“前进工程队”）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5民初99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赖惠仪本人，上诉人赖惠仪、杜香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振锋、李湘梅，被上诉人杜伟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乐园，原审第三人前进工程队法定代表人杜伟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赖惠仪、杜香龄共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杜伟民的诉讼请求，确认赖惠仪持有的前进工程队17.3653%的股份归赖惠仪所有；2.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杜伟民的诉讼请求，确认杜香龄持有的前进工程队32.6347%的股份归杜香龄所有；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杜伟民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本案股权转让发生在2003年，虽然有改制需要三个股东的背景，但是，“需增加股东人数”这一原因并不必然导致“只有挂名他人”这一种结果，本案事实是，当时杜文辉在挑选其他股东时，不是挑名字（名义上而为），而是考虑谁合适接手（事实合作而为）。前进工程队主要是两方面业务，一是向羊城晚报输出劳务服务，二是房产出租打理。2003年，改制需要三个股东，杜文辉不愿意家财旁落，而在家庭成员中考虑谁合适接手。杜伟民自己经营着自己的消防器材生意，对前进工程队不感兴趣，也不愿意接手。杜文辉认为赖惠仪当时赋闲在家，合适打理房产出租，杜香龄已参加工作可以协助打理房产，向羊城晚报输出劳务服务就仍是杜文辉自己打理。于是，另外两个股东的人选就定在赖惠仪和杜香龄。2003年的《广州市海珠区宝岗前进工程队股金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金转让协议》）及相应工商手续，均是杜文辉、赖惠仪、杜香龄本人签署。即使杜文辉、赖惠仪、杜香龄三位合作者之间尊卑长幼不同，也不能因此否认股权转让、实际合作的真实性。杜伟民没有任何证据推翻2003年股权转让、赖惠仪、杜香龄参与经营的真实性。杜伟民仅以改制需要增加股东人数就否认所增加股东身份的真实性，以杜文辉在进行股权转让后仍参与经营否认赖惠仪、杜香龄参与经营的真实性，不符合客观事实，不符合法律逻辑。一审判决没有查明2003年股权转让的事实和赖惠仪、杜香龄参与经营的事实，却以推定的方式认为“杜文辉将赖惠仪、杜香龄登记为前进工程队的股东，名义上签署了《股金转让协议》，该陈述具有一定的可信度”、以三位股东中杜文辉的长辈身份认为“杜文辉是前进工程队的创办人和实际控制人且在家庭中辈分、地位最高，即使赖惠仪、杜香龄实际参与了前进工程队的经营管理甚至获取了部分经营收益，也是体现杜文辉作为家长对后辈的要求和关爱，不足以证明赖惠仪、杜香龄拥有真实股东的身份”，不符合客观事实，欠缺理据，违背法律公平正义。（2013）穗海法民二初字第3427号案涉及的股权转让发生在2007年。2007年前进工程队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之一由杜文辉变更为杜伟民，变更后，杜伟民没有对前进工程队进行经营；而且，2007年股权转让的双方、杜文辉、杜伟民是父子俩，系列案件诉讼中杜文辉过世后发生继承，在（2013）穗海法民二初字第3427号案中，不论是杜伟民代持杜文辉股份而后再继承杜文辉股份，还是他们根本不存在代持而归属于杜伟民，最终结果都是杜伟民享有股份。这是父子俩之间的权益，即使审理不公，也不影响实际生活中的权益。但是，本案不是父子俩之间的权益，转让背景和事实情况均不同，即使有一些相似的地方，也不能不顾客观事实而同等认定，一审判决认为“本案与（2013）穗海法民二初字第3427号案和（2015）穗中法民二初终字第1411号案情况相似，该两案判决的原则、思路以及相关判决理由同样适用于本案”不符合客观事实，欠缺理据，违背法律公平正义。此外，一审法院遗漏了杜伟民因婚内出轨后，向赖惠仪提起离婚诉讼，通过系列诉讼，将杜伟民、赖惠仪、杜香龄三人名下股权全部转移至杜文辉名下，再由其作为杜文辉的继承人进行继承，从而实现其侵占赖惠仪、杜香龄个人名下财产的事实。一审法院认为“杜文辉提起（2016）粤0105民初2101号案诉讼本身就表明其并没有向两赖惠仪、杜香龄转让股份的真实意思”完全是主观臆断，不符合常理。首先，一审法院没有查明杜文辉是在什么阶段才提起该诉讼。事实是，杜伟民婚内出轨并向赖惠仪提出离婚诉讼，解除夫妻关系在先，杜文辉提起（2016）粤0105民初2101号案在后。赖惠仪、杜香龄完全有理由相信，杜文辉是在儿子杜伟民与赖惠仪离婚后，担心2003年已转让至赖惠仪名下的股权与儿子杜伟民无关，在儿子杜伟民的压力下才提起诉讼。（二）杜伟民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杜文辉在2003年将股权转让给赖惠仪、杜香龄是代持股权。一审判决认为“杜文辉提起（2016）粤0105民初第2101号案诉讼本身就表明其并没有向赖惠仪、杜香龄转让股份的真实意愿”，实质是不顾2003年股权转让完毕后的13年实际履行，以杜文辉在2003年股权转让完成13年后且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后的主观状态错误等同于杜文辉在2003年股权转让主观状态，欠缺理据，违背客观事实；实质是错误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关于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的规定。本案各方没有订立关于实际出资权益、名义出名安排的合同，杜伟民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赖惠仪、杜香龄只是名义股东。而且，我国法律法规没有将“是否约定股权转让对价、是否实际支付股权转让对价”规定为“是否股权代持的标准”，也没有将“是否约定股权转让对价、是否实际支付股权转让对价”规定为“是否真实股权转让的标准”。实际经济生活中，没有约定对价的真实股权转让、约定0元或1元对价的真实股权转让、约定了对价但未支付的真实股权转让等，大量存在，且合法有效。2003年，虽有改制需增加股东人数的背景，但是，在2003年赖惠仪、杜香龄与杜伟民、杜文辉是一家人的情况下，杜文辉让自己创办的企业事实增加股东、事实合作是真实而合理的。实际上，在2003年股权转让后也是按事实合作履行的。即使2003年股权转让后各方对经营没有过多的交流，在没有证据证明与《股金转让协议》相反事实的情况下，以股权转让完成13年后且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后的主观状态进行事实认定和裁判，违反了举证规则，欠缺理据。（四）、省高院发回重审的民事裁定书认为，应查明赖惠仪、杜香龄是否以股东身份参与前进工程队经营管理及享有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结合是否支付股权转让价款，从而综合判断股权转让是否为真实意思表示，赖惠仪、杜香龄是否具有真实股东身份。省高院的意思是有必要对真实情况进一步审理查明，并不是认为可以仅以是否支付股权转让价款作为认定股权转让是否为真实意思表示的唯一标准。省高院也没有改变本案的举证义务分配。但是，一审法院对多个情况没有查明，就简单地认为本案与另案生效判决情况相似、判决原则、思路、判决理由也应相同是根本性错误。一个股东参与了企业经营，另一个股东仍然可以再参与企业经营。杜伟民提供的证据仅能证明杜文辉截止到2013年仍在参与前进工程队的经营管理，但不能否定赖惠仪也参与了经营管理的事实。企业的公章、财务专用章只有一个，当由其中一个股东保管时，不等于其他未保管公章的股东对企业的经营行为就不是以股东身份进行经营管理，更不等于就不是股东。杜文辉负责的事务是对公，赖惠仪负责的事务是对私，前进工程队公章、财务专用章由杜文辉保管，在三位股东之间是合理的，但不能否定赖惠仪、杜香龄也参与了经营管理的事实。（五）、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时候，杜文辉就懂得就敢于领导老乡们做企业、而且经营良好，可见杜文辉的洞察力、判断力、决策力、控制力是远远优于一般人的。杜文辉对自己一手创下的企业，不可能是马虎对待的。杜文辉不可能不懂把股权登记到别人名下意味着什么。2006年，杜文辉的妻子过世后，杜文辉还专门以公证方式对一些房产的归属做了安排。杜文辉那么谨慎的人，如果他不是真心要把股权给赖惠仪、杜香龄，不可能在把股权登记到别人名下的时候不讲清楚不安排妥当。如果杜文辉不愿意别人参与工程队的经营，没有人能插手。如果杜文辉不是真实要把股权和收益给赖惠仪、杜香龄，不可能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都放任这种状态存在。杜伟民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一）、前进工程队的股权转让是基于转制的需要。赖惠仪、杜香龄没有支付股权转让对价，且双方在《股金转让协议》中未对股权转让对价作出约定。赖惠仪、杜香龄从未以股东身份参与前进工程队的经营和管理，足以证明杜文辉并无股权转让的意思表示，赖惠仪、杜香龄也没有成为股东的意思表示。（二）、股东之间的内部争议应当以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和公平原则作为裁判的依据，不能以工商登记的对外公示作用来确定股东之间的内部关系。从本案的事实出发，赖惠仪、杜香龄未支付股权对价，就意味着其没有对其持有的股权出资，即应当由实际出资人杜文辉享有权益。（三）、赖惠仪管理出租房屋的行为不能认定为以股东名义参与前进工程队的经营管理。前进工程队经过清产核资转制前，名下的财产全部属于杜文辉的个人财产，且在转制过程中，上述房产未重新注入转制后的前进工程队。因此，赖惠仪对于房产的管理不能认定为参与前进工程队经营。前进工程队陈述称，同意杜伟民的答辩意见。杜伟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赖惠仪持有前进工程队17.3653％股份归杜伟民所有；2、杜香龄持有前进工程队32.6347％股份归杜伟民所有；3、赖惠仪、杜香龄将其二人合计持有前进工程队50％股份协助杜伟民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4、赖惠仪、杜香龄承担诉讼费。一审认定的事实：杜文辉诉杜伟民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赖惠仪、前进工程队为该案第三人），一审法院于2015年5月29日作出（2013）穗海法民二初字第3427号民事判决。杜文辉在该案中请求确认杜伟民持有的前进工程队50％股份的权属归杜文辉所有。杜伟民、前进工程队对杜文辉陈述的事实予以确认。赖惠仪请求驳回杜文辉的诉讼请求。该判决查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出具的企业注册基本资料显示，前进工程队成立于1991年1月10日，注册资本为33.4万元，企业类型为股份合作制，经营范围为室内装修、水电安装及清洁服务，其股东分别是杜伟民、赖惠仪、杜香龄，持股比例分别为50％、17.3653％和32.6347％。前进工程队是广州市海珠区同福中路宝玉直街宝应里3号201等八处房产的产权人。杜伟民与赖惠仪于1981年6月5日登记结婚，又于2014年5月24日经本院终审判决准予离婚，杜香龄为其二人的婚生女儿。前进工程队实际成立于1981年5月29日，注册资金为人民币33.4万元，全部由杜文辉个人实际出资。因历史原因，在企业成立时名义上由集体资金完成出资，并挂靠于广州市海珠区宝岗劳务服务公司，实际完全有杜文辉个人缴付出资。2003年8月13日，广州市海珠区公有资产管理办公室发出编号为海公资办［2003］73号《关于广州市海珠区宝岗前进工程队转制问题的批复》，批复如下：原则同意前进工程队办理转制；该企业没有占有国有资产和区属集体资产；该企业注册资本属于个人出资，按照有关规定其企业资产属于出资者个人所有；该企业的债权债务又转制后的企业承担，与他人无关。2007年7月5日，杜文辉与杜伟民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杜文辉将原出资167000元（占前进工程队注册资本的50％）的全部167000元股权转让给杜伟民，转让金为167000元；2007年7月3日前，杜伟民须将转让金额全部支付给杜文辉；杜文辉自转让之日起不再是企业股东，不得以企业的名义对外从事任何活动。同日签署的文件包括《企业变更登记事项申请表》、《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证明》、《董事（股东）会决议或决定》和《企业法定代表人登记表及任免证明》。上述工商变更事项及事宜均由庞树辉以委托代理人的身份代为办理。诉讼中，杜文辉、杜伟民、赖惠仪、前进工程队对落款日期为2007年7月5日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产生较大争议。杜文辉与杜伟民均确认《股权转让协议》并非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双方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的背景及真实意图是：工商代办人员“庞树辉”表示杜文辉年岁已高、行动不便，不适宜继续担任法定代表人，且当时的政策是非股东不得担任法定代表人，所以才考虑将杜文辉原本持有的50％股份登记在杜伟民名下，并由杜伟民代持股份并担任法定代表人。赖惠仪对杜文辉与杜伟民所确认之事实提出质疑：杜文辉与杜伟民从未签署过类似股权代持的书面协议，二人所称的股权代持关系并无证据证实；杜文辉以“年岁已高、行动不便，不适宜继续担任法定代表人”为由将股份交由杜伟民代持的事由也不成立，因为按照杜文辉的说法其本人至今一直参与经营管理，显然与其当初的理由自相矛盾；杜文辉与杜伟民均确认《股权转让协议》上各自签名的真实性，且双方也已办理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手续，合同已履行完毕，不存在多年后再确认股权归属的合理事由。该判决认为：该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杜文辉与杜伟民真实的意思表示。一审法院认定《股权转让协议》不是杜文辉与杜伟民真实的意思表示的可能性更大。……结合两次股权转让所涉的股权转让协议及相关的其他文件内容来看，杜文辉所称为配合企业登记的需要而签订涉案的《股权转让协议》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前进工程队拥有八处房产，其股权所包含的净资产在2003年即已远超其注册资本334000元，何况在2007年房地产市场价格已普遍上涨。而杜文辉在《股权转让协议》仅以其原始出资167000元出让其持有前进工程队50％的股权，明显与真实的市场价值背离。即便考虑到杜文辉与杜伟民之间的父子关系，但杜文辉、杜伟民均已排除赠与的可能性，同时赖惠仪也没有举证证明双方曾签署过其他的类似协议，故《股权转让协议》本身并不能直接并全面地反映杜文辉与杜伟民的真实意图。……杜文辉与杜伟民均确认从未支付过《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约定的股权转让对价款，……不能以是否完成股权变更登记简单地判断双方的真实意图。……基于上述分析事由，杜文辉与杜伟民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并非各自真实的意思表示，尽管涉案股权已经完成变更登记手续，且杜文辉并无转让股权的真实意图，但因股权登记行为具有公示效力，一审法院认定杜文辉与杜伟民的行为在事实上构成代持股关系，即杜伟民是前进工程队的名义股东，而杜文辉是实际出资人并享有投资收益。判决如下：确认杜文辉是杜伟民持有前进工程队50％股份的实际出资人并享有投资收益。判后，赖惠仪不服，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2月3日作出（2015）穗中法民二终字第1411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认为：前进工程队于1981年成立时是由杜文辉全额出资334000元设立，截至杜文辉与杜伟民于2007年签订讼争《股权转让协议》时，前进工程队名下八处房产的资产价值显然已远超其注册登记资本金334000元，而该《股权转让协议》仍约定以原始出资额为标准作价转让该50％的股权，显然不符合一般股权交易行为的商事特性，且该《股权转让协议》系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提供的格式文本，其中所约定的付款期早于签约时间，也无证据显示杜伟民已实际向杜文辉支付该笔股权转让款，故杜文辉、杜伟民所述该《股权转让协议》仅是为办理工商登记手续而签署，具有相当的合理性。……2007年后虽杜文辉名义上不再持有前进工程队的股权，但实质仍负责前进工程队的具体经营事务。且从杜文辉仍负责保管前进工程队公章、财务专用章等事实，也反映杜文辉对前进工程队的经营管理具有实际控制权。关于杜伟民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存在转移财产的过错行为，以及杜文辉、杜伟民对另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中赖惠仪签名真伪表述不实的情况，均不足推翻杜文辉、杜伟民提交证据所反映的客观事实，更不足以免除赖惠仪就其主张的虚假诉讼所应承担的举证责任。综上，前进工程队的工商登记事项仅有外部公示的效力，并仅作为股东对外承责的法律依据，而涉及公司内部的真实股权结构仍应以相关当事人达成的合意作为认定标准，……赖惠仪上诉主张杜文辉、杜伟民系恶意串通的虚假诉讼，理据不足，不予支持。判后，赖惠仪不服，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0月31日作出（2016）粤民申5318号民事裁定，驳回赖惠仪的再审申请。该裁定认为：鉴于杜文辉、杜伟民与赖惠仪原为家庭共同成员，杜文辉称曾口头要求赖惠仪将涉案房屋出租以供家庭开支，故相关股权收益由家庭共同享有符合常理，赖惠仪称二审法院未对股权收益进行查明影响该案处理结果，理据不足。虽杜文辉、杜伟民关于为何由杜伟民代持股的解释不够清晰，但一、二审法院审理查明：前进工程队由杜文辉出资成立；在股权转让给杜伟民前后均由杜文辉进行经营管理；杜伟民确认受让股权未支付对价，赖惠仪亦未能举证证实杜伟民已经支付对价，故一、二审法院最终确认杜伟民对案涉股权享有权利，并无不当。2003年11月16日，杜文辉（出让方）与杜香龄（受让方）、赖惠仪（受让方）签订《股金转让协议》，载明：“前进工程队原注册资本33.4万元，股东出资额为：职工杜文辉出资额33.4万元占总额100.00％。现因企业转制的原因经全体新股东同意，原杜文辉出资中的10.9万元转让给杜香龄；杜文辉出资中的5.8万元转让给赖惠仪。至此，杜文辉占有前进工程队50％股权股金16.7万元；杜香龄占有前进工程队32.63％股权股金10.9万元；赖惠仪占有前进工程队17.37％股权股金5.8万元。今后，前进工程队的债权债务由全体新股东按出资比例承担。”该《股金转让协议》由杜文辉、赖惠仪、杜香龄签名，并加盖前进工程队公章。杜伟民为证明赖惠仪、杜香龄获得前进工程队的股权后并未实际参与经营管理，前进工程队始终由杜文辉实际控制直至其去世，提交了前进工程队与羊城晚报社印刷厂签订的《搬运服务协议》等相关协议、支付证明单多份。赖惠仪、杜香龄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认为前进工程队的主要业务分为向羊城晚报社提供劳务服务和房屋出租两部分，劳务服务由杜文辉负责，股权转让后，房屋出租由赖惠仪、杜香龄打理。赖惠仪、杜香龄为证明其名下股权经工商登记公示，赖惠仪、杜香龄实际参与前进工程队的经营管理，提交了从前进工程队工商登记档案调取的前进工程队章程、《监事任职证明书》、《法定代表人任职证明书》、《经理（厂长）聘用证明书》。杜伟民认为上述材料是为满足前进工程队改制时工商登记的需要，不能证明杜文辉与赖惠仪、杜香龄之间有真实的股权转让意思表示。赖惠仪、杜香龄为证明前进工程队名下房产由赖惠仪管理，提交了房屋租赁合同、水电费发票等。杜伟民认为上述证据仅能证明赖惠仪以个人身份对房产实施占有、出租，不能证明其是以股东身份管理前进工程队。杜伟民与赖惠仪原系夫妻关系，于2014年1月27日经一审法院判决离婚，前进工程队的股权未在该案中处理。该案二审维持原判。另查，（2017）粤民申9853号民事裁定书、（2018）粤民再316号民事裁定书均确认杜伟民系杜文辉的法定继承人。诉讼中，杜伟民申请一审法院调取或者查阅广州市公安局海珠区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在侦办赖惠仪涉嫌职务侵占罪一案过程中对赖惠仪所做的讯问笔录。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属与企业有关的纠纷。前进工程队于1981年成立时是由杜文辉全额出资334000元设立，该事实已由生效判决作出认定，双方也不持异议。杜文辉是（2016）粤0105民初2101号案原告，其在该案二审诉讼期间死亡，杜伟民主张其是杜文辉的唯一继承人，申请以继承人的身份参加诉讼，本院予以准许，（2017）粤民申9853号民事裁定书、（2018）粤民再316号民事裁定书也均确认杜伟民系杜文辉的法定继承人，可见，杜伟民是杜文辉法定继承人的事实业经省、市两级法院确认，其在本案中是适格主体，有权提出本案诉讼请求。根据《股金转让协议》的约定，杜文辉向赖惠仪、杜香龄转让前进工程队股份是因为“企业转制的原因”，故杜伟民诉称在办理企业改制的工商登记过程中，为满足股份所有制企业对股东人数的要求，杜文辉将赖惠仪、杜香龄登记为前进工程队的股东，名义上签署了《股金转让协议》，该陈述具有一定的可信度。《股金转让协议》并未约定股份转让的对价，赖惠仪、杜香龄实际上也没有支付过对价，现也没有证据证明杜文辉将涉案股份赠与赖惠仪、杜香龄。据此，一审法院认定杜文辉并无转让涉案股份的真实意图，《股金转让协议》并非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虽然涉案股份已分别登记到赖惠仪、杜香龄名下，但工商登记事项仅有对外公示的效力，并仅作为股东对外承责的法律依据，并不必然反映企业内部真实的股权构成。前进工程队为家庭企业，杜文辉是前进工程队的创办人和实际控制人且在家庭中辈份、地位最高，即使赖惠仪、杜香龄实际参与了前进工程队的经营管理甚至获取了部分经营收益，也是体现杜文辉作为家长对后辈的要求和关爱，不足以证明赖惠仪、杜香龄拥有真实股东的身份。杜文辉提起（2016）粤0105民初2101号案诉讼本身就表明其并没有向赖惠仪、杜香龄转让股份的真实意愿。现杜文辉已死亡，杜伟民作为杜文辉的法定继承人，诉请赖惠仪、杜香龄分别持有的前进工程队的股份归杜伟民所有以及赖惠仪、杜香龄协助办理股份变更登记手续，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本案与（2013）穗海法民二初字第3427号案和（2015）穗中法民二终字第1411号案情况相似，该两案判决的原则、思路以及相关判决理由同样适用于本案。杜伟民申请调查取证的事项于审理本案并无必要，一审法院不予准许。综上所述，一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的规定作出判决如下：一、确认赖惠仪持有前进工程队17.3653％的股份归杜伟民所有。二、确认杜香龄持有前进工程队32.6347％的股份归杜伟民所有。三、赖惠仪、杜香龄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协同杜伟民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上述股份的变更登记手续。一审案件受理费3640元，由赖惠仪、杜香龄共同负担。经审查，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杜伟民提交如下证据：1.《海珠区财政局关于财政信息公开告知书的复函》；2.《关于广州市海珠区宝岗前进工程队转制问题的批复》，拟证明上述资料系杜伟民在申请政府信息公开后，由海珠区财政局一并向其出具，可以证实前进工程队转制时的全部财产属于杜文辉个人所有，转制后前进工程队名下的房产并未重新投入前进工程队。赖惠仪对于房产的管理仅是对杜文辉个人财产的管理，而并非以股东身份参与前进工程队经营管理。经质证，赖惠仪、杜香龄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关于广州市海珠区宝岗前进工程队转制问题的批复》并不能证实系海珠区财政局出具，也不能证明赖惠仪管理出租的房产系杜文辉个人财产。杜伟民系用改制前的前进工程队状态推定改制后的状态。二审期间，案外人杜双林主张其为杜文辉继承人，对涉案股权享有继承份额，但其未提出参加诉讼申请。对于涉案《股金转让协议》签订情况，杜双林表示不清楚。二审查明如下事实：一、在本院询问涉案《股金转让协议》签订背景时，赖惠仪当庭回复称，“当时是杜文辉让我和杜香龄带着身份证到工商办理登记，当时是说给我们。合同是在工商局当场签的，之前没有和我们说过这个事情，办理完两天后杜文辉还笑着和我们说，你们现在是老板了。我问我还要不要给钱你，杜文辉说一家人不说这个，我老了公司都是你们的。我自己生的儿子我清楚，一个败家子，在社会上学坏了，你们也要吃饭，他也不养家，我把股份给你，你就好好打理这个家”。之后，赖惠仪在签署庭询笔录过程中，在“合同是在工商局当场签的，之前没有和我们说过这个事情”之间，手写添加文字“前一天晚上告诉我们”。赖惠仪明确涉案股权是杜文辉赠与其和杜香龄的。二、赖惠仪确认其仅负责前进工程队名下房产的出租管理，前进工程队的其他权益都归杜文辉。至于赖惠仪收取的租金如何处理，其陈述用于家庭开支、维护旧房、交纳税、小孩读书费用等。赖惠仪表示其曾要把收取的租金交给杜文辉，但杜文辉称不用交给他。三、2013年12月5日，杜文辉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在要求确认杜伟民持有的前进工程队50%股份归属杜文辉所有的同时，一并诉请要求确认赖惠仪持有的前进工程队17.37%股份归杜文辉所有。理由为：鉴于办理转制手续的需要，杜文辉将17.37%股份挂在赖惠仪名下，将32.63%的股份挂在杜香龄名下，挂名期间上述股份的权益实际归杜文辉所有。当时赖惠仪并不知道该股份挂在其名下，同时，赖惠仪从未参与前进工程队的所有事务，也没有履行股东义务。杜文辉发现赖惠仪起诉离婚时，欲将该部分股权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处理，杜文辉非常震惊，故向法院提起诉讼。之后，杜文辉在该案中撤回了对于确认赖惠仪持有的股份份额属于杜文辉所有的诉请，再于另案起诉要求确认该部分股权的归属。本院认为，本案为与公司有关的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问题为：赖惠仪、杜香龄对于登记在其名下的前进工程队股权份额，是否具备继续持有的合法基础？本院分析认定如下：赖惠仪、杜香龄系通过签署《股金转让协议》的方式，持有前进工程队涉案股权份额。但从本案二审各方陈述来看，杜伟民、赖惠仪、杜香龄均确认，《股金转让协议》的签订，仅是实现涉案股权变更登记的手段和方式。赖惠仪、杜香龄认为涉案股权系杜文辉向其二人赠与，杜伟民则主张系因前进工程队转制时的时代背景，股权不能登记在杜文辉一人名下，故杜文辉将涉案股权挂名登记在赖惠仪、杜香龄名下，且二人系受杜文辉委托代为持股。双方对其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应当分别提交证据予以证实。本院经审查认为，杜伟民所主张之法律关系性质，具有更高的可信性，理由如下：第一，赖惠仪、杜香龄在一审期间及二审上诉状中，均主张股权转让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并对杜文辉之所以选择赖惠仪、杜香龄作为股权受让方有解释：杜伟民有自己的生意，对前进工程队不感兴趣。赖惠仪赋闲在家，杜香龄已参加工作可协助打理房产。在家庭范围内沟通后，赖惠仪、杜香龄也愿意接受房产出租的打理，于是股东人选就定在赖惠仪、杜香龄。但二审期间，赖惠仪则当庭陈述称，在签署《股金转让协议》前，对于涉案股权转让的事情根本不知情，只是杜文辉通知其和杜香龄携带身份证前往相关部门办理登记。赖惠仪在签笔录阶段，虽更改了上述表述内容，但其关于《股金转让协议》签订背景的陈述，明显前后不一致。第二，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从《股金转让协议》内容来看，显然不具有赠与合同的特征。赖惠仪陈述，杜文辉口头承诺涉案股权是“给”其二人的，目的在于保障其两母女的生活，但未能提交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相反，从杜文辉在得知赖惠仪提起与杜伟民的离婚诉讼，并欲将其持有的涉案股权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配的情况后，立即向法院起诉的行为来看，杜文辉对于赖惠仪、杜香龄主张的赠与关系是明确反对的。第三，涉案《股金转让协议》签订时间与前进工程队改制时间紧密相连。且在《股金转让协议》中明确约定，系“因企业转制的原因，经全体新股东同意”，对股权结构进行调整。该表述内容能够直接体现杜文辉对其持有的前进工程队股权进行重新分配的原因，即限于当时政策及法律对企业转制后股东人数的要求，而不涉及其他，更不存在赖惠仪、杜香龄所称为保障其母女生活而进行的“赠与”。第四，赖惠仪虽具体负责前进工程队名下房产的出租管理，但该行为本身仅能说明其参与了前进工程队的事务性工作。但是，赖惠仪获得该管理职权，存在多种可能因素，包括杜文辉的授权、作为家庭成员分担家族事务等原因。赖惠仪管理房产行为本身，并不足以证明其已实际享有了前进工程队股东权利。特别是从赖惠仪二审陈述来看，除房屋出租管理外，其对于前进工程队的其他经营既未有实际参与，也无法证实其具有参与的资格和权利。在赖惠仪陈述租金收入相关情况时，其称“表示过要交给杜文辉，杜文辉说不用给”；而关于租金的用途，赖惠仪也确认是用于出租房产的修护和家庭开支。赖惠仪的陈述，能够更进一步说明，1.杜文辉对于前进工程队的全部收益，有决定权；2.赖惠仪收取租金，仅仅是为了方便其管理杜家日常生活，是其家庭成员身份的体现，并非其作为股东收取的分红利益。第五，本案虽与杜文辉起诉杜伟民确认股东资格的案件存在细节不同，但与另案相较，仍有可以参考的因素，这包括：杜文辉一直以来对前进工程队的实际控制、杜文辉对持有前进工程队全部股权的执念、杜文辉办理股权登记仅是为了配合行政部门管理需要等。上述内容均可作为杜文辉并无意愿赠与股权给赖惠仪、杜香龄的佐证。赖惠仪、杜香龄主张其已实际具备股东身份，但未能提交证据证实其履行了何种股东义务。第六，杜文辉虽未与赖惠仪、杜香龄签订股权代持协议，但赖惠仪、杜香龄实际配合杜文辉完成了股权形式上的变更登记。此外，在赖惠仪与杜伟民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其二人对于该股东身份的价值或意义，并无任何特别关注，其也从未强调应当享有的股东权利。杜伟民关于涉案股份登记在赖惠仪、杜香龄名下，仅是为了配合前进工程队转制需要的陈述更具有可信性，本院予以采纳。杜文辉在生前以诉讼方式要求解除该代持关系，赖惠仪、杜香龄不再具有持股的合法基础。一审法院判决股份归杜伟民所有，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案外人杜双林二审期间，主张其同为杜文辉继承人，有权享有涉案股权份额。对此，本院认为，本案系为解决涉案股权在杜文辉与赖惠仪、杜香龄之间的权属问题而产生。杜伟民系以继承人身份承继杜文辉提起的诉讼，并主张股权归属。本案不调处杜文辉继承人对于其遗产的继承问题，本案判决结果亦不影响杜双林在确认其继承人身份后，有权就其享有的股权继承份额向杜伟民主张权利。综上所述，赖惠仪、杜香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640元，由上诉人赖惠仪、杜香龄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汤 瑞审判员 国平平审判员 易超前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九日书记员 林燕贞梁惠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