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遵化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281民初464号 原告：于金城，男，1988年8月3日生，汉族，农民，住天津市蓟县。 委托代理人：张子平，河北子鲲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被告：李伯伟，男，1992年4月13日生，汉族，农民，住遵化市。 委托代理人：张杰，河北定邦律师事务所法律工作者，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原告于金城与被告李伯伟追偿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2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于金城委托代理人张子平、被告李伯伟委托代理人张杰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于金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被告承担原、被告自2017年至2018年10月合伙期间的合伙债务红果款208000元；2.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被告系朋友关系，由于被告有一家食品厂，名称为遵化一峰食品有限公司，在2017年夏季，原、被告就被告经营的食品厂达成合伙协议，由被告出厂地营业手续，原告出资购设备，共同经营该食品厂。在合伙经营期间，为生产经营需要原、被告在2017年10月初从蓟县王小东处先后进原料红果货款总计为20万元。随后原告为蓟县王小东出具了借据一张，由于红果是由原告联系的供货商，王小东一再要求原告给付红果款。出于商业信誉，原告先后给付供货商王小东红果款合计为52500元，2019年2月26日，原、被告达成散伙协议，该协议第二款第一条约定“合伙期间形成的债权全部由甲方享有，发生的债务全部由甲方承担。”2019年7月份，原、被告的红果供应商王小东将原告起诉至蓟县法院，在庭审调查时，原告要求追加被告李伯伟作为本案的被告，但蓟县法院以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为由，未支持原告诉请，2019年7月24日在蓟县法院主持下，原告与原、被告合伙期间的供货商王小东达成调解，调解达成后，原告便找被告李伯伟要求其按双方在2019年2月26日达成的散伙协议中的约定承担该笔红果款的履约义务，但被告李伯伟以各种理由推脱，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诉至贵院。 李伯伟辩称，1.在原告与被告合伙期间，原告从未为合伙食品厂购买如此数额巨大的红果，因为当时合伙刚刚开始，食品厂处于试生产阶段，在实验阶段原、被告双方仅在当地小批量购买了一些红果用于试生产，但是并没有生产成功，一直未生产出成品，继而没有正式投产，所以不可能一次性购买原告所诉的大量红果；2.合伙初期，由于资金紧张，原、被告双方没有能力建设冷库，因为无法保存，所以根本不可能一次性购买大量的红果；3.假设像原告所诉购买了大量红果，但是生产出来的产品没有销售记录，且被告从未有过该销售资金，销售资金是否在原告手中？4.既然原、被告是合伙关系，那么假设真的有这笔开支，必然得有被告的签字认可，从庭前原告提交的证据中没有看到这样的单据。特别是，这么大额的债务，如果是合伙债务，原告不可能单独为债权人王小东出具欠款手续，债权人王小东也不可能在明知原、被告合伙的情况下不要求被告签字。很明显，这是原告与王小东为了实现他们之间的共同利益而编造的事实。还有就是蓟州区法院在主持原告与王小东的诉讼调解过程中，王小东没有做任何让步，原告就积极主动的承担了所有偿还债务的义务，这种做法不符合常理，明显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以上情况均与事实不符，事实上原告在与被告合伙之前之后，原告自己一直生产果丹皮等产品，与王小东之间有购买红果的交易，这也是可能的。原告独自为王小东出具他自己的欠款手续是合情合理的。在二人合伙之前，原告也曾在被告当地购买大量红果用于他的生产，也曾将购买的红果寄放在被告处或被告厂子南院。蓟州区人民法院的调解书中的内容无论是否是事实，不知原告是否履行完毕，如果尚未履行完毕，原告也就没有权利提起本次诉讼。基于以上原因，原告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所以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 原告为支持自己的主张，提供了如下证据： 证据一、2018年11月1日、2019年2月26日原、被告双方的达成的协议复印件各一份、（2019）蓟0281民初2549号民事判决书一份，第一份协议书证明2018年10月1日前的债权债务由被告承担，第二份协议书证明双方散伙，约定在合伙期间形成的债权债务均由被告承担，其中被告给付原告45万元，该45万元已通过诉讼解决。 证据二、2017年10月18日山楂入库单、2017年10月27日山楂入库单原件各一份，证明原、被告合伙期间进货山楂，有被告签字。2017年10月18日山楂入库单记载数量13770市斤，单价0.8元/市斤，合计11016元，仓库负责人处有被告签字，2017年10月27日山楂入库单记载数量201228市斤，单价0.81元/市斤，合计162994.68元，仓库负责人处没有被告签字。 证据三、2019年5月24日谈话录音一份，谈话人有被告、被告爱人、于金香、张兰英、王家兴，证明被告知道进货红果、对该笔红果款20万元予以认可，且没有给付。 证据四、（2019）津0119民初7830号民事调解书一份，证明20万元红果款已通过诉讼与债权人王小东达成调解协议，扣除原告支付的现金3万元，微信转账的2.25万元后，与王小东达成对尚欠款项的协议。（2019）津0119民初7830号民事调解书中未确定红果数量，仅表明总量不低于20万吨，单价为0.85元/市斤，计算出货款总额为200000元，违约金8000元，由此确定债务数额总计208000元。 经质证，被告认为： 关于证据一，2018年11月1日的协议书，签订后并未实际履行，因此才会出现2019年2月26日的协议书，若原告主张2018年11月1日协议书在原案件中，需加盖原案件主审法庭章，故对该证据形式不认可;民事判决书真实性认可，该判决书处理的是45万元的合伙款项，涉及了本案的合伙债务问题，有被告签字且尚未偿还的债务被告认可。 关于证据二，该两张入库单其中11016入库单有被告签字，但是该笔款项被告已给付原告；162994.68元入库单没有被告签字，因为根本没有进过这么大量的红果，该入库单均是原告自己写的，被告不知道该情况，该入库单记载的红果单价有0.8元还有0.81元的，此与天津市蓟州区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中涉及到的内容完全不一致，当时调解书中债权人王小东诉请红果单价0.85元，总量不低于20万吨，不可能以0.80元、0.81元入账，与事实严重不符，该为原告编造。 关于证据三，该份录音的录音效果不好，听了两遍没听清楚，与原告整理的文字材料不一致，原告诱导被告承认红果款，但被告及其爱人一直未承认该笔红果款，因此，该份录音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关于证据四，该调解书中债权人王小东陈述的事实中明确提到了红果的购买量不低于20万吨，单价为0.85元，若真是如此交易，总价款不低于34万多，这与原告提交的第二组证据中入库单中记载的单价不符，这表示该笔货款与原告所诉货款不是一笔货款，这两组证据不能相互印证，因此，该民事调解书也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被告为支持自己的主张，提供了如下证据： 证据一、被告通过微信给原告转账1.1万元截图一份，有被告签字的红果款11016元，16元未给。 经质证，原告认为： 1.证明给付山楂款1.1万元，那么说明被告认可山楂款是由其承担；2.入库单票据系联票，没有缺损，若认可1.1万元，山楂已经入库，那么均应当认可；3.双方在合伙期间，债权债务均由被告享有或承担，该1.1万元不能表明是山楂款，在谈话录音中有明确表示，被告知道山楂款的事，但是没有给付，因此该1.1万元应是被告承担的其他款项，没有明确的表示给付的是山楂款，因为机器设备还有辅助设施均给了被告，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本院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一，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认定；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二，2017年10月18日的入库单得到了被告的确认，故对此入库单的真实性、合法性本院予以认定，与本案原告主张的208000元的债务的关联性不予认定；2017年10月27日的入库单仓库负责人处没有被告签字且被告否认该次交易行为，故对该入库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三，录音内容不清晰，本院无法辨别录音内容，故对原告基于该录音证据的证明目的本院无法认定；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四，真实性、合法性本院予以认定，但无法认定其关联性；对于被告提交的证据一，真实性、合法性本院予以认定，对其关联性本院无法认定。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于金城曾用名为于海成。原告于金城与被告李伯伟曾合伙经营遵化一峰食品有限公司。2018年11月1日，原告作为乙方、被告作为甲方，双方签订协议书一份，内容为“一、原来合伙期间形成的债务由甲方承担2018年10月1日前；二、从签订协议起乙方所产生的债务由乙方承担，如盈利先退还甲方合伙生产期间的10万元投资，再退乙方投资的50万元，双方投资退还以后所产生的利润按照50%平分利润；三、乙方从2018年11月1日到2018年12月1日生产所产生的利润及亏损归乙方所有，在2018年12月以后所产生的利润归甲乙双方所有；四、乙方在2018年12月1日以前找到合作伙伴，开始签订正式合同每年租金八万元，如找不到合作伙伴或者不生产从12月1日甲方接手；五、未尽事宜，友好协商解决；六、本协议由11月1日开始实施。”2019年2月26日，原告作为乙方，被告作为甲方，双方签订协议书，内容为“一、于本协议日生效日甲方、乙方散伙；二、双方认可如下方式作资产处理，任何一方不得反悔：1.合伙期间形成的债权全部由甲方享有，发生的债务全部由甲方承担；2、合伙期间形成的财产全部归甲方所有；3、甲方给付乙方45万元（肆拾伍万元整）；三、本协议经双方签字即日生效。”2019年7月2日，天津市蓟州区人民法院受理案外人王小东起诉原告于金城要求其支付红果款147500元并支付利息一案，2019年7月24日，天津市蓟州区人民法院出具（2019）津0119民初7830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由于金城给付王小东红果款147500元及违约金8000元，现该调解书未履行完毕。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诉请的红果款208000元是否应作为原、被告合伙期间的合伙债务，由被告给付原告。 原、被告双方于2018年11月1日、2019年2月26日达成的协议书，均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故对此两份协议书约定的内容本院予以确认。依据2018年11月1日的协议，2018年10月1日前，双方合伙期间形成的债务由被告承担；依据2019年2月26日的协议，合伙期间形成的债权全部由被告享有，发生的债务全部由被告承担。依据上述两份协议内容，原、被告合伙期间的债权债务均由被告承担，对此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原告以上述协议向被告追偿原告承担的合伙期间应由被告偿还的合伙债务，此案由应调整为追偿权纠纷。 原告以欠案外人王小东的208000元的红果款为原、被告合伙期间的合伙债务，依2017年10月18日、2017年10月27日红果入库单及（2019）津0119民初7830号民事调解书要求被告给付原告，此系原告向被告行使追偿权的行为。 通过对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分析，原告自案外人王小东处购买红果的单价为0.85元/市斤，但入库单中记载的单价分别为0.80元/市斤、0.81元/市斤，与交易习惯相悖，且两份入库单确定的红果款总额为174010.68元，与（2019）津0119民初7830号民事调解书王小东陈述的单价和货款总额亦不相符，其中的162994.68元亦未得到被告的签字确认，故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彼此之间不能相互印证，本院无法认定原告主张的208000元为双方合伙期间的合伙债务。 另，因原告未对案外人王小东的债务清偿完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合伙人对合伙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偿还合伙债务超过自己应当承担数额的合伙人，有权向其他合伙人追偿”可知，即使该笔债务系原、被告合伙期间的合伙债务，原告亦应待自身将该笔债务清偿完毕后，方可向被告行使追偿权。 综上所述，原告所提供的证据无法证实其主张的208000元系原、被告双方合伙债务，且被告不具备行使追偿权的前置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五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于金城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4420元减半收取计2210元，由原告于金城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杨久方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李 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