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粤01民特530号申请人（仲裁第一被申请人）：深圳市瀚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沙河街道侨香路侨城坊（二期）1号楼11层C单位。法定代表人：蒋国云，董事长。委托代理人：慕亚平，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张泽平，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仲裁申请人）：魏耀锦，男，1973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河西区。委托代理人：叶竹盛，广东思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李晓怡，广东华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仲裁第二被申请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中新广州知识城腾飞一街2号618室。法定代表人：孙树明，董事长。委托代理人：王霞，女，系该公司职员。委托代理人：王亚飞，男，系该公司职员。申请人深圳市瀚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瀚信公司）因与被申请人魏耀锦、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一案，不服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广州仲裁委）作出的（2018）穗仲案字第32970号裁决，向本院申请予以撤销。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查本案，现已审查终结。申请人瀚信公司向本院提出申请：撤销广州仲裁委（2018）穗仲案字第32970号仲裁裁决。事实和理由：一、涉案裁决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笫一款第（五）项规定的“对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情形，依法应当予以撤销。根据《瀚信定增2号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第9条第2款的规定，本基金主要通过投资基金会同资产管理计划劣后份额或权益类收益互换交易参与上市公司定向增发，剩余资金可参与特定资产管理计划、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信托计划、证券投资基金、银行理财财产、银行协议存款、股票收益互换、衍生品投资以及沪深交易所的股票、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的其他金融工具。魏耀锦在提起仲裁申请时认为：瀚信公司违反了合同约定，将绝大部分基金资金长期投入二级市场，进行高仓位、短期、高频炒作，最终导致基金遭受巨幅亏损；并认为广发证券违反了《基金合同》约定的基金托管人义务，要求瀚信公司和广发证券承担全部投资损失和违约责任。2015年6月11日，瀚信公司在认购万顺股份的定增事宜时，因其他机构超溢价的非理性报价动作，导致本次报价的成本极大被拉高，直接影响了此次定增的发行价格。瀚信公司为规避投资者风险，坚持原始价格，最终未能认购万顺股份的定增。瀚信公司在未能认购万顺股份定增后，及时向投资者致函告知相应情况。魏耀锦知悉该情况也未提出任何异议。后续万顺股份的跌幅超过80%，事实证明，瀚信公司未以不合理的高价认购万顺股份定增是对投资者极为正确的选择。在认购万顺股份定增失败后，瀚信公司见当时的股票市场行情较好，于是与魏耀锦等投资者进行沟通，并通过公开渠道向魏耀锦等投资者发布《致投资者函》，在征得投资者同意后，将基金资产用于购买股票，并且定期在瀚信公司官网上公布基金资产的使用、收益等情况。因此，瀚信公司将基金资产用于购买股票是经过投资者同意的。另外，《基金合同》第9.2条也约定了基金资产可以用于投资股票，因此，瀚信公司将基金资产用于购买股票不可能构成根本或全部违约，魏耀锦作为投资者无论如何应当承担部分责任。魏耀锦在提起仲裁时，完全否认瀚信公司购买股票系经其同意的事实，故意隐匿了瀚信公司在购买股票时双方沟通的证据，导致仲裁庭认为瀚信公司擅自将基金资产用于购买股票，从而认定瀚信公司构成违约。同时，瀚信公司在购买股票后，及时将基金资产的投资和收益情况在瀚信公司的官网上进行公布。包括魏耀锦在内的每个投资者都可以通过个人账户登录后进行查阅。该公布渠道系《基金合同》约定的公布渠道，且《基金合同》第十七条中详细列明了包括瀚信公司官方网站在内的信息披露渠道和方式。魏耀锦对此是明知的。但是，魏耀锦在提起仲裁时故意隐匿了相关证据。二、涉案裁决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应当依法予以撤销。本案仲裁庭的组成存在明显倾向，使仲裁庭丧失客观性、中立性。至今，瀚信公司因《基金合同》涉裁案件已有3件：一是屠争勇于2016年6月24日提起仲裁的（2016）穗仲案字第5661号案件（以下简称屠争勇案）中，屠争勇选定王小莉担任其仲裁员，首席仲裁员为文震殊。当时，广州仲裁委主任职务空缺，实质由时任广州仲裁委秘书长的王小莉指定文震殊为首席仲裁员，由于王小莉已担任屠争勇一方的仲裁员，与该案有重大利害关系，由其指定首席仲裁员不能保证该案的中立性、合法性。二是刘杨丽于2017年6月6日提起仲裁的（2017）穗仲案字第4911号案件（以下简称刘杨丽案）。此时，王小莉已被任命为广州仲裁委主任。刘杨丽案与屠争勇案一样，首席仲裁员同样由王小莉指定。在瀚信公司选择仲裁员时，广州仲裁委告知瀚信公司，必须与广发证券共同选定仲裁员，否则视为放弃选定仲裁员。因瀚信公司与广发证券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后刘杨丽案中瀚信公司一方仲裁员也由王小莉指定，因此刘杨丽案中仲裁庭首席仲裁员和瀚信公司一方的仲裁员均由王小莉指定。在此情况下，王小莉既担任与刘杨丽案同类案件屠争勇案的仲裁员，同时又指定了刘杨丽案中仲裁庭首席仲裁员和瀚信公司一方仲裁员，实质导致刘杨丽案中仲裁庭完全丧失中立性、客观性，对瀚信公司明显不公。事实上，刘杨丽案比屠争勇案晚立案一年，仲裁裁决作出的时间是2017年10月16日，反而比屠争勇案作出裁决的时间早一年。这明显不符合常理，亦不符合《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以下简称《仲裁规则》）第七十条“仲裁庭应当自组成之日起四个月内作出裁决”的规定。后瀚信公司申请撤销仲裁裁决，广州仲裁委得知后，主动决定重新裁决刘杨丽案裁决，并于2018年11月9日作出（2018）穗仲案重字第2号重裁裁决。同日，屠争勇案在历时2年半后，才作出仲裁裁决。从屠争勇案及刘杨丽案仲裁的过程、结果来看，刘杨丽案和屠争勇案仲裁庭实质做出了违背法律和事实的错误裁决。上述两案仲裁庭的组成严重丧失中立性、客观性。第三个案件即本案，系2018年12月25日由广州仲裁委受理。在仲裁庭组成中，张汨鸿由魏耀锦选定，首席仲裁员黄乔辛、瀚信公司一方仲裁员左梁均由时任广州仲裁委主任王小莉指定。瀚信公司多次对上述仲裁员提出回避申请，均被驳回。后张汨鸿主动退出本案审理，魏耀锦重新选定仲裁员廖俊莲。因此，本案仲裁庭的组成与屠争勇案和刘杨丽案仲裁庭的组成一样，均是带有明显倾向魏耀锦等基金份额持有人的仲裁员。从本案的审理过程、结果来看，仲裁庭同样是严重丧失中立性、客观性，不仅没有认定魏耀锦作为投资者需要承担一定的投资风险，还将瀚信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比例从60%提高到80%，严重侵害瀚信公司的合法杈益。2019年7月15日，因涉嫌严重违法，与本案及同类案件（屠争勇案、刘杨丽案）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广州仲裁委主任王小莉接受广州市纪委监委调查，目前，王小莉已被移送审查起诉。本案仲裁庭的组成方式与刘杨丽案仲裁庭组成方式完全一致，均受王小莉直接控制，足以认定仲裁庭严重丧失中立性、客观性，仲裁庭的组成和裁决不具备合法性基础，应当如同刘杨丽案一样，应依法撤销本案仲裁裁决或者由广州仲裁委重新裁决。三、该裁决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三款规定的“该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应当依法予以撤销。2015年6月30日，根据瀚信公司公告，基金资产通过购买股票后资产净值为113709415.59元。但由于后续股票市场大环境持续下跌，导致基金资产损失40%左右。在基金资产购买股票时魏耀锦是知悉的，且没有提出任何异议；但购买股票发生亏损后，魏耀锦却以瀚信公司违约为借口要求索赔，实则是基于投资保本心态的不诚信行为。而且，瀚信公司使用基金资产购买股票的投资行为，实际上不仅获得了魏耀锦的同意，也给魏耀锦避免了更大的损失，因为如果认购万顺股份定增，魏耀锦的投资将损失80%以上。《基金合同》签订的目的是为了通过瀚信公司对基金资产的管理，使投资者尽可能受益或者减免损失，本案中，即便面临市场的普遍不利好，瀚信公司利用自身专业，实际上已经为魏耀锦等投资者避免了绝大部分损失。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汇管理局于2018年4月27日联合发布的《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明确规定基金产品不允许保本保收益的情况下，仲裁庭完全无视瀚信公司利用基金资产购买股票实际上产生的相对利好结果而违反上述意见的规定，径自作出实质上为魏耀锦等投资者保本的仲裁裁决，使瀚信公司和国有企业广发证券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实则不利于健康的投资环境的形成，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应当依法予以撤销。另外，本案并非单独个案，系《基金合同》中基金份额持有人与瀚信公司、广发证券系列案件之一。在本案仲裁裁决作出前，已有两件同类案件都作出了同样责任分配的仲裁裁决：一是屠争勇案，裁决瀚信公司承担60%的赔偿责任、广发证券承担40%的赔偿责任；二是刘杨丽案，根据重裁裁决瀚信公司承担60%赔偿责任、广发证券承担40%赔偿责任。而本案作为第三个案件，在案件事实与前述两个案件完全一致的情形下，仲裁庭完全不理会同类案件的裁决结果，径自作出由瀚信公司承担80%赔偿责任、广发证券承担20%赔偿责任的错误裁决。这样同案不同判的裁决，明显有违法律的可预见性，违背了最高人民法院同案同判的法律精神，违背了社会公共利益，应当依法予以撤销。综上所述，（2018）穗仲案字第32970号仲裁裁决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五项和第三款规定的应予撤销的情形，请求依法撤销本案仲裁裁决。被申请人魏耀锦答辩称：本案不存在任何应当撤裁的事由，实际是瀚信公司在多次被驳回撤裁申请的情况下依然滥用程序，拖延履行已生效的裁决。具体理由如下：一、瀚信公司所称被隐瞒的证据均由瀚信公司所掌握，且瀚信公司自身在仲裁程序中并未提交。魏耀锦的代理律师在关联仲裁（2018）穗仲案重字第2号、（2016）穗仲案子第5661号中已提交相关证据，即瀚信公司证据七中的相关证据，且已为仲裁庭所采纳并在已生效的裁决书中明确被认可。因此，在相关事实已为生效裁决所认定，魏耀锦无需再在本案中重复提交相关证据。二、关于瀚信公司所指仲裁庭组成程序问题，本案由广州仲裁委受理后，瀚信公司反复滥用程序，多次轮流逐个对仲裁员提出回避申请，导致本案仲裁立案后一年半才最终作出裁决。多次回避申请中，广州仲裁委已经充分反复慎重地审查组成程序，确认不存在任何程序问题，两次驳回了瀚信公司的无理申请。至于广州仲裁委原主任王小莉被调查一事，瀚信公司多次在没有事实依据的情况下，通过信访等方式骚扰广州仲裁委和其他相关部门，但最终均未被处理，足以证明本案与王小莉一案没有任何关系。瀚信公司所指关联仲裁案件之所以拖延，久拖不决，根本原因是瀚信公司多次滥用程序拖延时间，四处告状所导致。本案仲裁庭均依据《仲裁规则》选定仲裁员，由于瀚信公司与广发证券无法达成一致，所以没有共同选择边裁，故由广州仲裁委指定，该程序同样符合《仲裁规则》。三、关于是否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问题，瀚信公司严重违约，挪用投资者资金，该事实已被生效裁决所确认。根据《基金管理条例》，瀚信公司作为基金管理人已经严重失职，瀚信公司才是损害公共利益的一方。至于同案不同判的问题，魏耀锦坚持认为，按照已生效的裁决，其所有损失理应获得全部赔偿。从自由裁量权意义上看，几个关联裁决，结论是一样的：关联案件的裁决对于违约事实、责任形态的认定均一致。由于仲裁庭组成人员不同，在责任分配比例的问题上，仲裁庭有不同的自由裁量权，因此这并不属于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情形，不构成撤裁的事由。必须强调一点，魏耀锦为了保持裁决的一致性，在本案中选定了已参加过前案仲裁的仲裁员张汨鸿。但是，瀚信公司却多次申请回避并扬言举报该仲裁员，导致该仲裁员不堪其扰，决定自行退出。更换仲裁员之后，不同仲裁员有自己的仲裁观点是正常的。所以，瀚信公司纯粹属于自食其果。关联案件都支持了由瀚信公司和证券公司全部赔偿仲裁申请人的全部损失，差别是前两件的比例是6:4、本案裁决的比例是8:2。如果瀚信公司以诚信的态度追求公正评判，则不应等投资者仲裁后才根据裁决作出赔偿，早就应该自行赔偿。但是，因为裁决没有支持利息，所以瀚信公司恶意拖延，以获得利息收益。被申请人广发证券答辩称：与仲裁答辩意见一致。一、瀚信公司基金产品投资范围符合合同的约定，广发证券作为托管也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和合同的规定履行了相应的职责。二、证券公司已经履行了包括本案在内的关联仲裁案件的生效裁决，但广发证券坚持认为其已经履行托管的责任，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即使广发证券在履行托管责任方面存在不足或瑕疵，包括本案在内的关联仲裁案件裁决要求其承担40%或20%的赔偿责任，对于广发证券都是不公的。瀚信公司除了涉案仲裁裁决书（证据编号为证据一）外，向本院提交如下七份证据：证据二为《基金合同》，拟证明：1.瀚信公司投资股票符合合同约定，至少部分符合合同约定；2.魏耀锦等投资者明知瀚信公司信息披露渠道；3.魏耀锦申请仲裁时没有说到瀚信公司未履行合同约定义务的情形，瀚信公司实际是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各项义务。证据三为《关于瀚信定增2号产品运行情况的说明》，拟证明：1.瀚信公司在购买股票时按照《基金合同》的约定通知了投资者，投资者并没有异议；2.魏耀锦故意隐瞒该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证据四为瀚信公司官网披露的有关瀚信定增2号证券投资基金项目的信息，拟证明：1.瀚信公司及时按照《基金合同》的约定向包括魏耀锦在内的基金份额持有人通知了基金财产的使用情况，魏耀锦并没有提出异议；2.魏耀锦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证据五为《致投资者函》，拟证明：瀚信公司在认购万顺股份失败后，向魏耀锦等投资者致函告知情况；魏耀锦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证据六为基金宣布成立明细报表，拟证明魏耀锦仅是众多投资者之一，本案裁决具有示范意义。证据七为同类案件（2016）穗仲案字第5661号、（2017）穗仲案字第4911号、（2018）穗仲重字第2号裁决，拟证明本案与屠争勇案、刘杨丽案的裁决标准不同，广州仲裁委在同样的事实和证据下，作出完全不同责任分配的裁决，违背了最高人民法院同案同判的法律精神，违背社会公共利益。证据八为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01民特1143号民事裁定，拟证明刘杨丽案因组庭问题由广州仲裁委重裁，本案与刘杨丽案的组庭方式完全一致，同样应当撤销裁决或重裁。魏耀锦对以上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关联性、证据目的不予确认。对证据三、五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由案外人屠争勇在另案中提供，只有复印件。对证据四的真实性、合法性不予确认，关联性、证据目的不予确认，瀚信公司未进行公证保全证据。对证据六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对证据七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证据足以证明瀚信公司确实存在违约事实且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对证据八的合法性、真实性予以确认，关联性、证明目的不予以确认。刘杨丽仲裁案重裁的理由是因为超裁，因为在刘杨丽案裁决时，瀚信公司的基金产品还有一笔尾款尚未清算，未在刘杨丽案的裁决中予以扣除，因此该裁定书以此为由建议广州仲裁委重裁，但事实上该裁定也是属于法律适用错误。根据相关司法解释，对于超裁部分，法院不应全案发回重裁，可以部分撤销，更何况刘杨丽案在事实上并不存在超裁的问题：涉及的第三笔清算款，是可以在执行程序中直接扣除，该案当事人也以法律适用错误为由通过信访向中院投诉了该案的主审法官。实际上，该重裁裁定是导致后续一系列关联案件久拖不决的根本原因。广发证券的质证意见：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投资范围符合合同约定，广发证券作为合同相对方已经履行约定职责，投资者应自行承担风险，该证据是仲裁证据。对证据三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该证据在仲裁裁决时已经质证。证据四不是广发证券所掌握的，也未经过公证程序，因此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证据五与广发证券无关，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对证据六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投资者的数量和仲裁裁决的结果没有关系，投资者应自行承担风险。对证据七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广发证券已履行生效裁决，投资者应自行承担风险，不应由广发证券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对证据八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刘杨丽案之所以重裁，是因为广发证券提出申请认为该案存在超出刘杨丽仲裁申请的范围，存在法律适用错误，刘杨丽案原仲裁裁决要求广发证券承担连带责任应予以撤销。魏耀锦、广发证券均未向本院提交证据。经审查查明：广州仲裁委根据魏耀锦与瀚信公司、广发证券签订的《基金合同》中的仲裁条款，于2018年12月25日受理了魏耀锦作为仲裁申请人以瀚信公司、广发证券为仲裁被申请人关于证券交易纠纷的仲裁申请。在《仲裁规则》规定期限内，魏耀锦选定仲裁员张汨鸿，瀚信公司、广发证券未能共同选定仲裁员，双方未能共同选定首席仲裁员。经时任广州仲裁委主任王小莉指定首席仲裁员黄乔辛、仲裁员左梁，与张汨鸿于2019年3月1日组成本案仲裁庭。2019年4月10日，瀚信公司向本院提出仲裁协议效力异议。本案仲裁程序中止。本院于2019年5月21日作出（2019）粤01民特50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瀚信公司的仲裁协议效力异议申请。本案仲裁程序于2019年5月21日起恢复。2019年6月12日，瀚信公司向广州仲裁委提出张汨鸿仲裁员回避的申请。广州仲裁委主任经审查于2019年8月2日作出决定书，驳回该回避申请。2019年8月19日，瀚信公司向仲裁庭提交《仲裁庭组成异议书》及《延期开庭申请书》，要求重新组成仲裁庭，并两次要求更换魏耀锦所选仲裁员。仲裁庭于2019年8月23日第一次依法不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魏耀锦、瀚信公司、广发证券均到庭参加仲裁。瀚信公司当庭提出要求黄乔辛、左梁回避的申请，仲裁庭予以接受并当庭宣布休庭。2019年8月26日，仲裁员张汨鸿主动退出本案审理。广州仲裁委主任经审查于2019年9月30日作出决定书，驳回该回避申请。魏耀锦重新选定仲裁员廖俊莲，与首席仲裁员黄乔辛、仲裁员左梁于2019年10月21日组成本案仲裁庭。仲裁庭于2019年11月22日第二次依法不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魏耀锦、瀚信公司、广发证券均到庭参加仲裁。魏耀锦向仲裁庭提交了包括瀚信公司在本案提交的证据二《基金合同》、证据三《关于瀚信定增2号产品运行情况的说明》、证据七中的（2018）穗仲案重字第2号裁决书在内的共九份证据并已经瀚信公司、广发证券质证。瀚信公司向仲裁庭提交了四份证据并经魏耀锦、广发证券质证。广发证券向仲裁庭提交了七份证据并经魏耀锦、瀚信公司质证。后，瀚信公司并未再对仲裁程序提出过异议。2020年4月11日和4月23日，仲裁庭作出涉案仲裁裁决和补正裁决，仲裁庭酌定由瀚信公司和广发证券共同承担魏耀锦的全部本金损失，瀚信公司承担魏耀锦损失的80%，广发证券承担魏耀锦损失的20%。据此裁决：瀚信公司赔偿魏耀锦本金损失1230608.06元和律师费88000元；广发证券赔偿魏耀锦本金损失291315.99元和律师费22000元等。后瀚信公司以仲裁庭组成违反法定程序、对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裁决违反社会公共利益为由向本院申请撤销涉案仲裁裁决。另查明，广州仲裁委于2016年6月24日受理的屠争勇（瀚信定增2号证券投资基金的投资者之一）作为仲裁申请人、瀚信公司作为仲裁被申请人关于证券交易纠纷一案，由屠争勇选定仲裁员王小莉、瀚信公司选定仲裁员邵挺杰，与广州仲裁委主任指定首席仲裁员文震殊于2016年7月28日共同组成该案仲裁庭。在仲裁庭组织庭前质证和第一次开庭后，屠争勇申请追加广发证券为仲裁被申请人，仲裁庭决定追加广发证券为仲裁被申请人。仲裁庭进行第二次开庭后，于2018年11月9日作出（2016）穗仲案字第5661号仲裁裁决，认为该案应当结合瀚信公司、广发证券各自违约行为的过错程度对屠争勇的损失进行分担，即由瀚信公司承担屠争勇损失的60%，由广发证券承担屠争勇损失的40%。并据此比例裁决瀚信公司、广发证券分别赔偿屠争勇的投资损失及律师费等。首席仲裁员文震殊、仲裁员邵挺杰在该仲裁裁决上签名，仲裁员王小莉没有签名。广州仲裁委于2017年6月6日受理刘杨丽（瀚信定增2号证券投资基金的投资者之一）作为仲裁申请人，瀚信公司、广州证券作为仲裁被申请人关于证券交易纠纷一案，由刘杨丽选定仲裁员张汨鸿、与广州仲裁委主任指定首席仲裁员谢石松、仲裁员林才来于2017年6月21日共同组成该案仲裁庭。在仲裁庭组织庭前质证、开庭、补充书面质证后，于2017年10月16日作出（2017）穗仲案字第4911号仲裁裁决，认为瀚信公司、广发证券的行为构成共同违约，对于因此而给刘杨丽造成的投资损失，应该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并据此裁决瀚信公司赔偿刘杨丽的投资本金损失、投资本金的利息损失、律师费、仲裁费；广发证券对瀚信公司应付的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及律师费等。后，瀚信公司、广发证券分别向本院申请撤销上述裁决。本院于2017年12月25日，本院分别作出（2017）粤01民特1142、1143号民事裁定书，认为相关民事纠纷可由仲裁庭重新仲裁，经建议广州仲裁委重新仲裁，广州仲裁委同意对该纠纷重新仲裁。本院据此裁定终结对瀚信公司、广发证券关于撤销仲裁裁决申请的审查程序。广州仲裁委立案重新仲裁，并决定重新组成仲裁庭。因瀚信公司、广发证券未能共同选定仲裁员，广州仲裁委主任指定首席仲裁员夏靖和仲裁员刘轶与刘杨丽选定的仲裁员张汨鸿于2018年3月2日重新组成该案仲裁庭。仲裁庭经开庭审理后于2018年11月9日作出（2018）穗仲重字第2号裁决，认为瀚信公司发出错误指令导致刘杨丽损失，是刘杨丽损失的主要原因。广发证券未及时以书面形式通知瀚信公司纠正，是导致刘杨丽损失的次要原因，本案是瀚信公司、广发证券的分别存在不同违约情形，共同造成刘杨丽损失。本案应当结合瀚信公司、广发证券各自违约行为的过错程度对刘杨丽损失进行分担，即由瀚信公司承担刘杨丽损失的60%，由广发证券承担刘杨丽损失的40%。并据此比例裁决瀚信公司、广发证券分别赔偿刘杨丽的投资损失及律师费（律师费以150000元计算）等。瀚信公司向本院明确：一、其主张的本案仲裁员组成违法具体是指首席仲裁员黄乔辛和仲裁员左梁均由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王小莉进行指定，王小莉是关联案件屠争勇案的仲裁员，王小莉是由屠争勇指定的仲裁员同时也是广州仲裁委主任，屠争勇案在2016年立案，一直拖到刘杨丽裁决后，该案才作出与刘杨丽案一样的裁决。王小莉在本案中为了维护其原先的仲裁结果而指定了偏向魏耀锦和投资者一方的仲裁员。因此，瀚信公司认为王小莉指定的仲裁员有偏向魏耀锦，从而导致出现了对瀚信公司严重不公的仲裁结果。瀚信公司没有具体证据证明相关仲裁员一定存在违法，但其认为仲裁结果存在偏向性，所以主张仲裁庭组成违法。二、其主张对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具体是指魏耀锦隐瞒了其向本院提交的证据三、四、五，即《关于瀚信定增2号产品运行情况的说明》、瀚信公司官网披露的有关瀚信定增2号证券投资基金项目的信息、瀚信公司发出的《致投资者函》。其确认其和魏耀锦均持有上述证据三、四、五，广发证券不持有。证据三和证据五都是通过原工作人员的个人邮箱向包括魏耀锦在内的所有投资者发送。因该工作人员已离职并清空邮箱，所以无法提供其已向魏耀锦发送《关于瀚信定增2号产品运行情况的说明》《致投资者函》的依据。证据四是在瀚信公司官网向投资者公开的信息。其确认魏耀锦已向仲裁庭提交证据三。瀚信公司当时没有意识到证据四、证据五与裁决结果相关，所以瀚信公司没有向仲裁庭提交，也没有要求魏耀锦向仲裁庭提交。三、其主张仲裁违背公共利益是指：1.广发证券作为国有公司，错误地承担了相应的赔偿责任。2.在本案与其他关联案件中存在同案不同判，也违背了最高法院同案同判的法律原则。3.金融监管部门明确规定投资不能承诺保本和保收益，本案裁决结果恰恰导致了魏耀锦的投资实现了保本保收益的结果，而判令瀚信公司和广发证券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也不利于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本院认为，本案为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纠纷，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进行审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当事人以不属于仲裁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事由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关于仲裁庭组成是否违反法定程序的问题，瀚信公司具体是指首席仲裁员黄乔辛和仲裁员左梁均由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王小莉（王小莉是关联仲裁案件屠争勇指定的仲裁员，屠争勇案的首席仲裁员文震殊实际由时任广州仲裁委秘书长的王小莉指定）进行指定，本案仲裁庭的组成明显偏向投资者，丧失客观性、中立性。首先，陈忠谦自2005年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任广州仲裁委主任；王小莉自2009年9月至2017年3月期间任广州仲裁委副主任，自2017年4月至2019年5月期间任广州仲裁委主任。因此，在王小莉担任广州仲裁委主任期间，仲裁双方当事人未能共同选定仲裁员或者多人为一方当事人未能共同选定仲裁员，依据《仲裁规则》应由时任主任王小莉指定；在王小莉不担任广州仲裁委主任期间，王小莉并无指定仲裁员的职责。瀚信公司没有提交证据证实屠争勇案的首席仲裁员文震殊由时任秘书长王小莉指定，本院对其该项主张不予采信。其次，王小莉并未在屠争勇案裁决书上签名，根据《仲裁规则》第七十一条第四款“裁决书由仲裁员签名或者电子签名，加盖公章或者电子签章。对裁决书持有不同意见的仲裁员，可以签名，也可以不签名。……”的规定可知，王小莉对屠争勇案裁决持有不同意见。因此，瀚信公司主张王小莉为维持屠争勇案裁决而在本案和刘杨丽案中指定偏向投资者的仲裁员缺乏依据。第三，根据《仲裁规则》第三十条的规定，本案中，瀚信公司、广发证券均是仲裁被申请人，在两公司不能协商一致共同选定仲裁员及瀚信公司、广发证券与魏耀锦未能共同选定首席仲裁员时，由时任广州仲裁委主任王小莉指定首席仲裁员黄乔辛和仲裁员左梁，符合上述《仲裁规则》的规定。第四，瀚信公司没有提交证据证实屠争勇案、刘杨丽案的仲裁庭组成违反法定程序，也未提交证据屠争勇案、刘杨丽案仲裁庭组成与本案仲裁庭组成之间的关联性。瀚信公司主张王小莉在本案中指定的仲裁员偏向投资者缺乏依据。第五，瀚信公司在本案仲裁过程中先书面申请原仲裁庭组成人员张汨鸿回避并申请更换张汨鸿，后当庭申请首席仲裁员黄乔辛、仲裁员左梁回避，经广州仲裁委主任审查，均驳回其回避申请。在之后仲裁过程中，瀚信公司并未再对仲裁程序提出过异议。根据《仲裁规则》第八条“放弃异议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本规则或仲裁协议中的条款未被遵守，仍然参加仲裁程序并且未在仲裁裁决作出之前提出书面异议的，视为放弃异议，不得以此作为申请撤销或者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理由。”的规定，瀚信公司现以仲裁庭组成违反法定程序为由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对方当事人是否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问题，本案为当事人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纠纷，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进行审查。《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撤销国内仲裁裁决的事由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规定的不予执行国内仲裁裁决的事由相同，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所解释的隐瞒证据的情形，可以参照适用于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件的审查。该条规定，符合以下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款第五项规定的“对方当事人向仲裁机构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情形：（一）该证据属于认定案件基本事实的主要证据；（二）该证据仅为对方当事人掌握，但未向仲裁庭提交；（三）仲裁过程中知悉存在该证据，且要求对方当事人出示或者请求仲裁庭责令其提交，但对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未予出示或者提交。本案中，瀚信公司主张魏耀锦隐瞒其向本院提交的证据三《关于瀚信定增2号产品运行情况的说明》、证据四瀚信公司官网披露的有关瀚信定增2号证券投资基金项目的信息、证据五《致投资者函》，但从其和魏耀锦在仲裁过程中的举证情况以及其陈述意见可知：上述证据是由瀚信公司出具或发出且其自己也持有，并非魏耀锦单方持有；瀚信公司自身并未向仲裁庭提交上述证据，亦未要求魏耀锦提交或要求仲裁庭责令魏耀锦提交上述证据；而魏耀锦已向仲裁庭提交了证据三并经各方质证；因此，瀚信公司主张魏耀锦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案涉仲裁裁决是否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问题，社会公共利益是指社会上大多数成员的利益，而不是个人、部门或者集团的利益。经查，涉案裁决涉及的是魏耀锦和瀚信公司、广发证券作为平等主体之间因《基金合同》引发的民事纠纷，该案裁决与社会公共利益没有关联。至于同案不同判的问题，涉及的是仲裁庭依据职权实体处理范畴，并不属于当事人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法定事由，本院对此不作审查。因此，瀚信公司认为案涉裁决违反了社会公共利益，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瀚信公司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依法驳回其申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六十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深圳市瀚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申请。申请费400元，由申请人深圳市瀚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负担。审判长 张 宾审判员 张一扬审判员 罗 毅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伍静怡李蕴妍罗文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