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370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彭俊桥，男，1994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颍上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岁，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余长富，男，1986年11月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现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上诉人彭俊桥因与被上诉人余长富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6民初93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3日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由审判员石清荣独任审理，于2020年5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上诉人彭俊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岁、被上诉人余长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余长富带领人员在杭州华与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与公司）承包的美福宝消防工程等项目中进行实际施工。彭俊桥系华与公司员工。2019年2月22日，彭俊桥向余长富手写出具《欠条》一份，载明：“本人彭俊桥欠余长富人工工资共计240000元；欠款人：彭俊桥；本人彭俊桥承诺在6月30日前付120000元，在7月30日前付120000元；如本人在2019年7月30日前未付清240000元人工工资，本人彭俊桥将承担全部法律责任。”此外，彭俊桥还向余长富手写出具《证明》一份，载明：“本人彭俊桥欠余长富（瓶窑农贸市场项目、春江渔味馆项目、下沙士兰项目、如新形象店项目、美福宝医院项目、下沙瑞龙项目）人工工资共计240000元；欠款人：彭俊桥”。《欠条》和《证明》出具后，彭俊桥并未依约支付劳务费。余长富的一审诉讼请求：判令彭俊桥支付余长富人工工资240000元。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一、该院对本案是否有管辖权的问题；二、《欠条》是否有效的问题；三、彭俊桥是否为本案适格的当事人的问题。 关于该院对本案是否具有管辖权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当事人对管辖权有异议的，应当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当事人未提出管辖异议，并应诉答辩的，视为受诉人民法院有管辖权，但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规定的除外。”本案中，彭俊桥在答辩期内未提起管辖权异议并出庭就案件实体内容进行答辩、陈述，应视为其已默示认可该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对彭俊桥逾期提出的管辖权异议申请，不予审查。关于《欠条》是否有效的问题。本案中，彭俊桥主张《欠条》系迫于余长富压力、在违背其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出具，但其并未提交证据加以证实，该项主张缺乏事实依据，依法不能得到支持。《欠条》表明彭俊桥确认其应向支付余长富劳务费240000元，内容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确认有效。关于彭俊桥是否为本案适格当事人的问题。彭俊桥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应当知道作为欠款人向余长富出具欠条在法律上须承担的责任和后果。根据《欠条》约定，彭俊桥确认其欠余长富劳务费240000元，并承诺于2019年7月30日前付清，彭俊桥应遵守其作出的承诺。余长富作为债权人，有权向彭俊桥主张权利。现付款期限届满，彭俊桥仍未履行付款义务，基于该违约行为，余长富要求彭俊桥支付劳务费240000元，合法有据，予以支持。综上，余长富主张彭俊桥向其支付劳务费240000元，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彭俊桥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余长富劳务费240000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450元，由彭俊桥负担。 宣判后，彭俊桥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称：一、一审判决书阐述的被上诉人起诉的事实与理由，与被上诉人在起诉状中自述的内容不一致，相关阐述存在错误，对上诉人明显不利。一审判决阐述的事实和理由为：“2016年至2018年期间原告带人安装杭州华与实业有限公司承包的多个工程项目中的消防工程。王华宇、彭勤及被告三个为华与公司的实际负责人，其中主要由被告和原告联系日常事务。因华与公司及王华宇未及时向原告支付人工工资，经原告多次催讨，2019年2月22日，由被告与原告进行结算后，被告出具《欠条》一份，确认被告欠原告人工工资240000元并承诺了付款时间。但此后，被告未按约履行付款义务，原告无奈，只能诉至法院。”但被上诉人在起诉状中自述的起诉事实与理由为：“被告人是老板王华宇小舅子，原告于2016年-2018年之间带人安装被告人姐夫的消防工程，工程为美肤宝、转塘鱼味馆、瓶窑农贸市场，中途期间老板未支付原告人工工资，原告无奈之时，找到被告人总公司（亚朵酒店总经理），在总公司要求下，被告人在2019年2月22日写下欠条，并承诺2019年6月30日之前先付120000元，在7月30日之前付清人工工资，但被告人在7月30日之前未支付原告120000元，原告并多次打电话、发信息，但被告人一直电话不接、信息不回，一直没有音讯，原告为了这批人工工资，下面已有多个工人起诉原告，由于被告人在2019年7月30日前未支付原告人工工资240000元，原告故向杭州西湖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判决。”两者间明显存在不一致。根据被上诉人自述，其系为王华宇提供劳务用工，未支付其人工工资的也是王华宇，而非上诉人；上诉人之所以在案涉欠条上签字，也是在被上诉人及被上诉人自述的总公司（亚朵酒店总经理）的压力下，作为华与公司的前员工代表华与公司在欠条上签字，并非上诉人拖欠被上诉人劳务费用〔即被上诉人诉称的人工工资〉。同时，被上诉人陈述的事实与理由，也不认为“王华宇、彭勤及被告三个为华与公司的实际负责人”。虽然被上诉人在庭审过程中，也曾谎称上诉人也是其公司老板，但实际上，其所谓的被上诉人是公司老板所指向的公司是杭州网信消防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网信公司”），而网信公司跟本案无任何关系，被上诉人系与华与公司签订劳务分包合同，为华与公司提供劳务用工，被上诉人也是从华与公司处领取劳务费用，在被上诉人为华与公司提供劳务分包用工期间，网信公司甚至都还没有成立。况且，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即打印的网信公司的信息，也无法证明上诉人系所谓的华与公司实际负责人或者实际老板或者王华宇合伙人等相关事实。 二、落款日期为2019年2月22日的《证明》并非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具，而是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具。该《证明》系在上诉人不知道具体工程项目及款项金额的情况下，迫于被上诉人及其随从人员的压力，作为华与公司前员工，代表华与公司对被上诉人所称的劳务费用进行确认后，为了向华与公司说明情况，要求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具，而非一审判决所陈述的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手写出具《证明》一份。首先，如果是上诉人主动向被上诉人出具，那么被上诉人手中必然会存有该《证明》原件，其会在起诉时就进行举证，事实上，被上诉人自始至终未能出具该《证明》原件，并且该《证明》是由上诉人先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被上诉人是在看到上诉人提交的该《证明》后，再作为证据向法院进行举证的；其次，从内容上看，该证据抬头即为“证明”，落款处写有“证明人：余长富”，显然，从内容上看，可以明确该《证明》系由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具，而非一审法院认定的由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具；再次，在被上诉人已经通过逼迫上诉人签下案涉欠条的情况下，再让上诉人向其出具该《证明》也不具有合理性。从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具该《证明》，可以看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任何劳务合同法律关系，上诉人并不清楚华与公司拖欠被上诉人劳务费用的具体金额及工程项目范围，当时，上诉人仅作为华与公司前员工，代表华与公司对被上诉人所称的劳务费用进行确认，对此，被上诉人也是认可的，否则，其也不会向上诉人出具该《证明》。 三、一审判决未严格审查案涉劳务合同纠纷的真实法律关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劳务用工的法律关系，被上诉人并非为上诉人提供劳务分包用工，上诉人无需向被上诉人支付劳务费用。本案并非债权债务纠纷案件，系劳务合同纠纷案件，上诉人需要向被上诉人支付劳务费用的前提是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存在劳务用工关系、被上诉人为上诉人提供了案涉劳务用工，但事实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并不存在劳务用工的法律关系。首先，被上诉人在起诉状中自认其老板为王华宇，其为王华宇提供劳务用工，是王华宇拖欠其劳务费用。其次，在庭审中，被上诉人也自认其是由王华宇招入华与公司，其为华与公司的工程项目提供劳务用工，并承认与华与公司签订过多份劳务分包合同，从华与公司处领取了相关劳务费用，华与公司为其缴纳社保。最后，就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是否存在劳务用工法律关系，被上诉人是否为上诉人提供劳务用工，上诉人已提供被上诉人与华与公司签订的《工程项目劳务施工协议书》、被上诉人向华与公司出具的《承诺书》、《农业银行客户收付款入账通知》、华与公司《领款凭证》、华与公司工程部经理潘国伟出具的《说明》、上诉人的《社会保险参保证明》、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具的《证明》、《上塘路亚朵酒店消防管道班组结算清单》等等一系列证据，来证明被上诉人系与华与公司签订劳务分包合同，为华与公司提供劳务用工并从华与公司处领出劳务费用等相关事实，上诉人的举证已充分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劳务用工法律关系。对于上诉人举证的证据，被上诉人对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 四、一审判决认定证据存在错误。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供了落款日期为2019年2月22日的《证明》，以证明案件相关事实及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存在虚假陈述，但在一审判决中却并未对上诉人举证该证据进行认定。同时，该证据系由上诉人先向一审法院进行举证，后被上诉人也作为证据进行提交，该证据系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具，但一审判决却错误认定是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具。另外，上诉人提交的证据《社会保险参保证明》，系有效证据，与本案密切相关，该证据结合上诉人提供的其它证据，能够证明上诉人原系华与公司员工，并非被上诉人老板，上诉人在欠条上签字，也仅是因为在被上诉人及其随从人员的压力下，作为华与公司员工为被上诉人在华与公司的劳务费用进行确认，而非上诉人拖欠、需支付被上诉人劳务费用。上诉人提交的《上塘路亚朵酒店消防管道班组结算清单》及《领（付）款凭证》，系为反驳被上诉人在一审中的虚假陈述而提交，且该组证据结合本案其他证据，能够证明被上诉人一向以来为华与公司提供劳务用工的事实。上述证据与本案具有高度关联性，应对其证据效力予以确认。 五、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系劳务合同纠纷，上诉人在一审中已向法院提供系列证据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并不存在劳务用工关系，上诉人并不拖欠被上诉人劳务费用，而被上诉人起诉上诉人追讨所谓的劳务费用，却无法证明与上诉人之间存在劳务用工关系，其为上诉人提供劳务用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被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一审法院应当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但一审判决在认定“原告带领人员在杭州华与实业有限公司承包的美福宝消防工程等项目中进行实际施工。被告系杭州华与实业有限公司员工”以及上诉人已举证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并不存在劳务用工关系、上诉人并不拖欠被上诉人劳务费用的情况下，错误的适用相关法律，判决上诉人需要支付被上诉人案涉劳务费用。对此，希望二审法院能够进行纠正。 六、关于案涉《欠条》的效力问题。案涉《欠条》系上诉人迫于被上诉人及其随从人员的压力，作为华与公司前员工，代表华与公司对被上诉人所称的劳务费用进行确认，并非如欠条字面所写的是上诉人拖欠被上诉人劳务费用。虽然上诉人对此无法提供足够的证据来加以证明，但被上诉人在一审第一次开庭前所说的威胁话语以及被上诉人随从旁听人员在两次庭审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藐视法庭、违反法庭规则行为，均能够印证上诉人对于该陈述的真实性。更何况，虽然案涉《欠条》在其内容中写着的是上诉人欠被上诉人劳务费用（即人工工资），但法院应当审查《欠条》的内容真实性，即审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劳务用工关系。从本案证据反映的事实以及被上诉人自认的事实来看，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并不存在劳务用工的法律关系，被上诉人系向华与公司提供劳务用工，拖欠被上诉人劳务费用的是华与公司，被上诉人应向华与公司主张案涉劳务费用。因此，本案案涉《欠条》应属无效。综上，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余长富承担。 被上诉人余长富答辩称：认可一审判决，希望维持原判。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 根据有效证据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二审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彭俊桥于2019年2月22日向余长富出具欠条，确认案涉24万元人工工资债务由其个人负责偿还。彭俊桥主张该欠条系在受胁迫情形下出具，但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该欠条内容也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依法应认定为有效，彭俊桥应当按照欠条所承诺的内容履行债务。现彭俊桥已陷于迟延履行债务，原审根据余长富的请求判令彭俊桥及时偿还债务，完全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关于彭俊桥主张的其与案外人华与公司之间权利义务关系，可另行处理。据此，彭俊桥的上诉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900元，由上诉人彭俊桥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石清荣 二〇二〇年六月三日 书记员  童晓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