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222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龙科，男，1980年2月7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莹，广东达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谢伟川，男，1970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潮州市湘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莫俊，广东海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龙科因与被上诉人谢伟川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2民初51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龙科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莹、被上诉人谢伟川委托诉讼代理人莫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龙科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龙科按合同解除时的股权价值向谢伟川返还股权对价款（人民币390731.38元）及利息（以390731.38元为本金，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从2018年11月5日起计至实际还清之日止）或者发回重审，重新评估合同解除时案涉公司股权的实际价值并综合谢伟川被代持的股权比例（0.5％）判定应返还的金额；2.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均由谢伟川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龙科收取谢伟川支付的投资款后，于2016年1月4日即向广州市鹏合物流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鹏合物流）支付投资款1287万元，其后又陆续支付投资款2100万元，并未将收取的案涉投资款无偿占为己有。2.根据《隐名股东协议》的约定，谢伟川作为隐名股东投资公司而暂不办理工商登记手续交付转让股权，案涉股权转让交易行为于2015年12月16日龙科收齐谢伟川全部股权转让款项时业已完成。3.2017年3月30日，龙科向谢伟川寄送《有关相关事项告知函》，书面告知鹏合物流作为原协议所指持股平台，同意谢伟川办理显名股东登记，谢伟川收函后，从未对鹏合物流作为持股平台提出任何异议，也未配合工商登记手续的办理。4.2018年2月1日，谢伟川向龙科发出《关于行使股权回购权的通知》，拒绝继续履行协议，明确要求行使广东运货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运货柜公司）的股权回购权。落款为“隐名股东：谢伟川”。5.根据运货柜公司《2018年度审计报告》及《资产负债表》所载：截止至2018年12月31日运货柜公司负债和所有者权益（股东权益）总计为78146275.86元，运货柜公司自2016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累积亏损金额为17815391.27元。6.龙科持有运货柜公司股东之一深圳前海深汇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48.96％的合伙份额，随时能够配合谢伟川完成原协议第8条显名登记事项，但谢伟川在（2019）粤0112民初1127号案中明确表示拒绝，要求解除合同。（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第一，合同解除不影响双方当事人在合同有效期内就合同的履行享有合同约定的权益并承担相应的义务。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足以证明《隐名股东协议》包含的股权转让交易业已完成，谢伟川按原协议的约定在隐名持股期间以持股比例为依据，不仅享有股东权益也要承担相应的股东义务。一审判决将有效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与合同无效解除的法律后果相混同，错误判令龙科按股权转让的原始投资款全额返还并给付利息，无视有效合同存续和履行期间案涉公司股权已实际贬值的事实，而未对合同解除时谢伟川的初始投资价值已客观产生的损失和减损依法认定应由其自行承担，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具体理由如下：1.《隐名股东协议》经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审查认定为合法有效，谢伟川的《解除合同通知书》亦经司法认定自送达之日起生效，自此合同解除。在《隐名股东协议》订立至解除期间，已有生效判决及双方行为表示认可案涉股权交易行为业已完成，谢伟川作为隐名股东，在合同的履行期间应享有协议约定的股东权益和承担义务。协议内容同样经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8）粤0112民初2369号民事判决确认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认定为合法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及（2019）粤01民终19088号民事判决的认定，谢伟川向龙科发出的《解除合同通知书》自2018年11月4日送达龙科处生效，此时协议解除。解除效力不溯及既往，因此有效合同经解除的法律后果与合同自始无效的后果显然不同，即协议自2015年12月9日签署至2018年11月3日解除前，始终是经司法确认的合法有效存续的法律文件，在履行期间双方均应受到协议约束，根据实际履行情况享有约定的权益及承担相应的义务。协议内容同时包含有股权转让及转让后的股权代持两种民事法律关系。股权转让行为虽要求受让方支付转让款和转让方交付股权以完成交易，但协议明确约定谢伟川首先作为隐名股东并授权龙科代持完成转让的股份，因此按协议第2条、第4条的约定，2015年12月16日龙科收到谢伟川支付全部转让价款视为本合同交易完成。谢伟川在付清股权转让款后的3年间从未以任何形式就协议第4点龙科应于5个工作日内出具书面确认函进行过主张或要求，双方早已以实际行为变更了协议中书面确认函的形式要求。诸如，谢伟川于2017年3月24日出席运货柜公司临时股东会时，向全体股东陈述隐名股东事宜并确认对公司的投资，以及谢伟川于2018年2月1日向龙科发出《关于行使股权回购权的通知》以隐名股东的身份明确要求龙科回购运货柜公司股权，均表明谢伟川认可协议所涉股权转让交易业已完成，谢伟川已实际成为隐名股东而无须龙科出具书面确认函确认其持股比例，与协议第4条的交易目的相印证。同时，（2019）粤0112民初1127号及（2019）粤01民终19088号民事判决均认定龙科因未实现协议第8条关于谢伟川投资入股后，龙科将与公司高管成立合伙企业，实现谢伟川对公司上述股权的显名持有的目标而应解除合同，龙科上述义务的履行正是以谢伟川完成投资入股，成为隐名股东为前提的。可见，股权转让交易行为于2015年12月16日已完成，而谢伟川以成为合伙企业工商登记股东的方式实现对转让股权的显名持有是股权代持法律关系下股权的显名登记行为，并不影响已成立的股权转让交易及股权转让的后果。协议第8条内容履行前，谢伟川已经取得了隐名股东的身份。正因为此，谢伟川在合同有效期间曾多次以隐名股东身份积极主张投资权益。综上，谢伟川在协议中的股东权益比例从未因龙科的代持或鹏合物流的清算受到任何影响或损害。按照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法院应根据合同性质审查确认合同有效期内双方业已履行的情况，综合判断合同解除时双方应享有的利益。九民会议纪要第33条也明确，即使在合同不成立、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在确定财产返还时，要充分考虑财产增值或者贬值的因素。应予返还的股权相对于合同约定加快出现增值或贬值的，人民法院要综合考虑在当事人之间合理分配或者分担，避免一方因合同不成立、无效或者被撤销而获益。根据举重以明轻的解释规则，一审判决即使错误适用了合同自始无效的法律后果，也不能判令龙科返还原始股权转让款本金并给付利息，使一方当事人不仅因合同解除免于承担股权贬值的结果而又获取利息作为固定收益导致双重获益，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2.合同履行过程中，龙科根本不存在违约行为或剥夺谢伟川股东权益的主观恶意，协议实际仍具备继续履行的条件，一审判决认定龙科否认谢伟川股东身份，这是曲解2017年3月24日运货柜公司股东会议纪要中龙科对谢伟川股东权益的表述。虽然鹏合物流在协议签署前已成立，成立之初确与本案当事人龙科无关，但协议签署后考虑到该企业符合员工持股平台及代持股权在此平台转为显名间接持有案涉公司股权的各项要求，避免复杂的新企业成立手续，龙科主动加入变更成为该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并于2016年7月27日将运货柜公司其他高管也一并登记成为合伙人，就是为谢伟川能够显名登记成为该合伙企业的合伙人从而间接享有运货柜公司0.5％的股权权益所做的安排。对此，龙科于2017年3月29日专门发函明确告知谢伟川，谢伟川未提出任何异议，且拒绝配合办理。再看双方2015年12月9日签署的《股权回购权确认》明确列明，回购目标为“龙科（甲方）名下谢伟川（乙方）所持广东运货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股份（或与甲方相关的合伙企业股权）”，此处括号中的约定表明鹏合物流符合双方合意办理由隐名股东变为显名股东的持股平台要求。2017年3月24日，谢伟川列席运货柜公司临时股东会议时向全体股东陈述隐名股东事宜并确认对公司的投资，龙科亦明确表示愿意配合办理显名股东等事宜的工商登记。鉴于谢伟川自行列席运货柜公司股东会，龙科会上做出“谢伟川是鹏合的隐名股东，不是运货柜的股东”的表述，后半句是向在场其他股东如实说明谢伟川并未登记在运货柜公司的股东名册之上，换言之的确不是运货柜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但同时龙科明确谢伟川是“鹏合物流的隐名股东”，结合原协议的约定，显然也是为确保谢伟川以受让股权比例享有运货柜公司股东包括红利分配在内的权益。上述会议纪要记载的表述并未违反双方原协议的约定且再次证明了龙科始终认可和保护谢伟川的投资权益，也符合原协议约定的保密要求。此外，所有证据均显示，双方针对办理股权显名登记事项从未对第八条约定的“成立合伙企业”或“原告成为合伙企业股东”进行任何时间上的设定。而事实上，运货柜公司目前正常经营，公司全体股东均认可谢伟川最终持有该公司股权权益的事实，龙科同时持有的运货柜股东之一深圳前海深汇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48.96％的合伙份额，也随时能够配合谢伟川完成原协议第八条约定显名登记事项，原协议本具备继续履行的条件，合同目的并非如一审判决认定的不能实现。但谢伟川一再明确拒绝继续配合，要求解除合同，最终导致原协议的解除。龙科并不存在违反原协议任何条款的情形，其行为也不符合迟延履行的相关认定。法院判定原协议解除的法律后果时应对双方的履行行为和真实意思进行全面审查和综合判定，才能做出公平公正的判决。既然谢伟川一直享有案涉股权的股东权益，相应的就应该承担被代持股权价值减损的风险，现谢伟川在龙科并未违约的情形下而单方要求合同解除并全额退还被代持股权的初始转让款，是违反权利义务平等的原则及原协议约定的。3.即使协议被解除，双方应以合同解除时案涉公司的股权价值和代持股权比例0.5％重新评估后计算返还投资金额，而不应由股权代持人龙科承担代持股权期间应由原投资人谢伟川所承担的义务，使当事人一方因合同的解除而规避投资风险且额外获利。在原协议订立之日至解除之日的期间，谢伟川所受让的0.5％股权如果产生任何分红等收益，应属于谢伟川所有而非龙科享有，同理在此期间，谢伟川所应承担的义务依法也不应由龙科承担。龙科一审提交的运货柜公司《2018年度审计报告》第4页《资产负债表》载明：截止至2018年12月31日运货柜公司负债和所有者权益（股东权益）总计为78146275.86元，即合同解除时谢伟川实际持有0.5％的股权价值应为390731.38元。鉴于原协议自2018年11月4日起解除，基于投资须承担风险的原则，充分考虑案涉公司股权价值已变动的情形，将股权价值的减损在当事人之间按持股比例进行合理的分配和分担，互相返还标的物及其投资价款，即龙科作为代持人应以合同解除之时案涉0.5％股权的实际价值金额向谢伟川进行返还并收回该股权。协议解除后，谢伟川已经逃避了运货柜公司后续已知亏损导致的股权价值继续下跌的损失，判令龙科以收取的全部股权转让款480万元及利息向谢伟川返还，而不委托司法评估全面准确考量合同解除之时谢伟川所持0.5％股权的股权实际价值，全然不顾股权价值的减损，显然是在支持谢伟川逃避投资风险；又判令合同解除之前以投资款480万计算投资期间的贷款利息也由谢伟川收取，导致双重获利的效果，换言之使股权代持人龙科承担了本应由隐名股东谢伟川承担的股权价值贬损，使投资的合同目的归于无效且由投资方双重获利，这既不符合法律的公平原则也不符合投资领域风险共担的原则，更与协议的约定相悖。第二，一审判决错误认定龙科无偿占用股权转让款应支付利息，否则构成不当得利，并据此判令龙科支付自收取股权转让款之日起的贷款利息，既不符合法律规定也有悖公平原则，应予以纠正。具体理由如下：1.龙科依据合法有效的合同收取案涉股权转让款，并悉数投入运货柜公司用于经营，并未无偿占有，更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求。法定的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依据，有损于他人而取得利益。一审判决遗漏认定龙科收取案涉股权转让款项后即通过鹏合物流投入运货柜公司的事实，错误认定龙科一直无偿占用而产生法定孳息，构成不当得利。事实上，龙科基于生效的协议，在双方真实自愿的前提下向谢伟川转让股权而收取谢伟川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作为对价，并非没有合法的依据也未有损于他人，更未无偿占有，根本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一审判决未准确区分谢伟川在庭审中向法庭提交的（2018）最高法民再449号案例所涉合同自始未生效才使资金占用行为构成不当得利，从而判决给付无权占用资金期间的利息，合同效力与本案完全不同，不能适用类案同判的原则，一审判决错误照搬适用应予以纠正。即使按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处理，应比照九民会议纪要第34条规定进行处理。2.协议的解除已使谢伟川免于继续承担案涉公司后续已知的股权价值贬损，其无权脱离投资公司的实际经营业绩而索取贷款利息作为投资的固定收益回报，脱离投资行为本身获得高于合同履行的额外双重收益。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的规定，股权投资收益应以案涉股权投资分红为依据，而不应脱离公司本身的经营业绩。本案协议解除后，谢伟川已经免于承担运货柜公司2018年11月4日后已知及可预计的公司亏损导致股东投资价值的继续贬损，其向股权代持人龙科索取支付投资之日起的贷款利息实质上是脱离了投资公司经营业绩本身而索取固定的投资收益回报，不仅严重侵害了龙科作为代持人的权益，违反了投资领域风险共担的原则，使得投资者不论目标公司经营业绩如何，均能取得约定收益且因合同的解除获得高于合同履行收益以外的双重利益，不仅脱离了合同目的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谢伟川主张以投资金额为本金自付款之日计算贷款利息显然是逃避投资风险、投机取巧的行为，法院对其的错误支持必将造成对其他投资者的错误指引，不利于市场经济的长稳有效运行，应予以纠正。3.在协议依法解除之前，谢伟川依约一直为隐名股东，即使因合同解除龙科应就返还480万而承担利息，利息的起算点应自合同解除行为被确认有效之日起，或最多从合同解除之日2018年11月5日起算，而非一审认定的股权转让款支付之日起。龙科于2018年11月4日才收到谢伟川解除合同通知，此前投资仅应以案涉运货柜公司的分红收益作为孳息，而非利息。鉴于双方对谢伟川解除行为的法律效力判断不一致，龙科对谢伟川的解除行为提出异议并提起了诉讼，致使双方的纠纷需要经过判决确认解除通知的有效性。因此，直到谢伟川的解除行为被判令有效之日起，龙科才应就此履行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即收回案涉股权并向谢伟川返还股权所对应价值的款项，如果龙科此时不履行返还义务继续占有相应资金的，才应向谢伟川承担资金占用成本。所以，即使判令龙科返还投资款项并支付利息，利息的支付应自合同解除行为被确认有效之日起，或最多从合同解除之日2018年11月5起算，一审判决认定自股权转让款支付之日起计付投资款孳息既无法律依据也无合同依据，应予以纠正。4.谢伟川将贷款利率作为资金占用损失毫无法律和事实依据，不应予以采纳。凡属投资均以收益作为回报并承担投资风险，假使谢伟川将案涉投资款进行储蓄，收益应按存款利率计息而非贷款利率。贷款利率的计算标准对应的是借贷行为或一方拒不履行已确定的金钱给付义务的情形下，对违约方的惩罚方式，具有违约的惩罚性质，并不适用于本案情形。谢伟川请求以贷款利率作为标准计算案涉款项利息，既不符合公平原则也毫无法律依据。第三，本案一审判决出现严重程序错误，依法应发回重审。本案未征询当事人双方意见，直接由法官一人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并做出一审判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要求，普通程序应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在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处理中存在多重法律关系和司法解释的理解适用，包括2019年11月8日发布的九民会议纪要中也有多处条款需要理解适用，根本不符合《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实施办法》第十六条第二款指定的“事实不易查明，但法律适用明确的案件”要求，不应由法官一人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否则容易造成法律理解与适用上的偏差和财产返还与折价补偿适用上分配不周。因此，本案由法官一人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并做出一审判决与法律要求不符，为保证司法的公平公正性，本案依法应发回重审。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适用程序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纠正一审错误或发回重审，依法维护龙科的合法权益。谢伟川辩称，一审判决无误，龙科应当向谢伟川返还股权转让款及利息，利息应自龙科收到股权转让款之日计算。广州中院作出的（2019）粤01民终19088号生效判决，已确认因龙科违约导致谢伟川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谢伟川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的解除行为有效，双方《隐名股东协议》已经解除。本案只是解决《隐名股东协议》解除后的法律后果。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围绕本案这一焦点，龙科在上诉状中表示的意见只有两点：1.运货柜公司股权已贬值，龙科应按照股权的实际价值金额返还；2.利息不应从龙科收到股权转让款之日起算，而应从合同解除之日起算。对此，谢伟川认为：（一）股权贬值问题。1.谢伟川不认可所谓股权贬值的说法，也不认可龙科提供的审计报告内容的真实性。2.即使审计报告内容属实，龙科对股权价值的算法也无法成立。龙科以2018年12月31日运货柜公司负债和所有者权益约7800万为公司估值，来计算谢伟川股权价值。然而，在双方签署《隐名股东协议时》，运货柜公司20l5年12月31日的负债和所有者权益约3100万。如果龙科的逻辑前后一贯，那么运货柜公司的估值实际是增值且翻倍的。实际上，龙科在《隐名股东协议时》中给运货柜公司的估值为l2亿（该协议第l条约定每1％股权作价l200万），是公司当年负债和所有者权益的38.7倍。龙科出让股权时，按市梦率给公司估值；解除合同恢复原状时，要求按照公司负债和所有者权益估值，前后逻辑不一致。3.上诉状引用的九民会议纪要第33条、第34条和第35条，规定了合同不成立、无效或者被撤销的法律后果，与本案合同解除的情形不一样，不能直接适用。即使参照适用，上述纪要实际确立了两个原则：诚实信用、因果关系。在法院类似判例中，对合同解除后股权贬值的情形，也基本上是考虑违约方的过错和股权贬值可归责性两大因素。4.本案中，解除《隐名股东协议》的原因是龙科违约且违背诚实信用原则，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这是生效判决已认定的事实。再者，龙科自始至终持有着案涉股权，《隐名股东协议》明文规定谢伟川不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甚至股东表决权也永久委托龙科代为行使。事实上，谢伟川也根本无法参与经营管理或行使股东权利，公司自始至终都是龙科全权负责运营管理。因此，即使合同解除时的案涉股权价值确实发生贬值，也应由自始至终作为股权持有人和实际经营者的龙科承担相应的结果，而不应归责于谢伟川。（二）股权转让款利息的起算时间问题。协议解除后，根据合同法规定应当恢复到合同未签订前的状态，故龙科实际占用了股权转让款数年。利息不同于其他损失，只要存在资金占用即存在利息损失，该利息当然应该从资金占用时起算。上述利息的起算方式，几乎所有的法院判例均予支持。典型且权威的比如最高院的（2018）最高法民申6285号判例，其司法观点是：资金利息损失是当事人不履行合同的法律后果，一方的行为导致合同履行不能，另一方的合理期待利益便无从实现，故资金利息损失应自受领股权转让金之日起开始计算。该判例的司法观点完全适用本案。最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粤民再305号再审民事判决书案情与本案相似，判决也与本案一审判决相同。综上，龙科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恳请法院依法驳回，维持原审判决，以保护谢伟川的合法权益。谢伟川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双方于2015年12月9日签署的《隐名股东协议》；2.判令龙科返还股权转让款480万元，并支付利息（自2015年12月16日起计至实际还清款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3.龙科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运货柜公司是成立于2015年2月3日的有限责任公司，龙科为其法定代表人及股东之一。鹏合物流成立于2014年12月30日，原合伙人为甘秀荣、龙利丽。2015年12月17日，龙科登记成为鹏合物流的合伙人，鹏合物流于2015年12月25日成为运货柜公司的股东之一。2015年12月9日，谢伟川（乙方）与龙科（甲方）签订一份《隐名股东协议》，约定：鉴于运货柜公司（协议中简称为公司）是于2015年2月3日设立的具有独立资格的法人，公司有两名股东，分别为甲方和广州广投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广投公司），甲方持有公司78%的股份。经甲乙协商，就乙方作为隐名股东投资公司相关事宜，约定甲方同意向乙方转让甲方合法持有的公司0.5%的股权，具体受让价格按照每股作价1200万的价格转让，乙方应支付人民币600万元。鉴于乙方作为隐名股东，暂不进行工商登记，甲方应缴纳税金（按照每股240万元计）部分暂不支付，乙方应先向甲方支付未加税股权转让价款480万元。乙方于本协议签订后3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支付未加税股权转让价款的30%，于2015年12月19日前支付剩余全部（70%）未加税股权转让价款。第四条约定，甲方收到上述全部转让价款视为本合同交易完成，甲方应于5个工作日内向乙方出具书面确认函，乙方收到确认函即作为公司的隐名股东，以甲方的名义对公司持有上述股权，若乙方逾期未付齐上述股权转让价款的，乙方未支付部分股权认购自动失效，不发生法律效力，乙方按照其实际支付比例持股。第五条约定，如乙方作为隐名股东期间，因任何原因主动或被动披露股东身份，甲方有补缴个人所得税及其他相关税金的必要，乙方同意收到甲方通知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向甲方补齐上述税款。第七条约定，投资入股后，乙方作为公司隐名股东，以其持股比例为依据，享受股东红利分配权利，承担相应的股东义务。乙方认可，其持股比例的股东表决权、决策权及其他与公司经营管理相关的股东权利永久的授权甲方代为享有，该授权在乙方持有上述股份期间永久生效，不得撤销。第八条约定，乙方投资入股后，甲方将与公司高管成立合伙企业，并将该合伙企业作为公司股东及进行工商登记。甲乙双方认可，以乙方成为该合伙企业工商登记股东的方式实现乙方对该公司上述转让股权的显名持有，乙方需协助甲方办理成为合伙企业股东所需手续，无需另行缴纳合伙企业入股费用。上述合伙企业股东工商登记生效之日起，乙方不再作为公司的隐名股东，乙方作为合伙企业股东。仍以其上述受让股权比例享受公司股东红利分配，承担相应义务。此时本协议有效期结束，双方终止履行。同日，龙科（甲方）与谢伟川（乙方）签署一份《股权回购权确认》，约定乙方有权在2016年12月期间向甲方提出按照乙方实际支付给甲方的金额作为回购价格对甲方名下乙方所持有的运货柜股份（或于甲方相关的合伙企业股权）进行回购，甲方在收到乙方书面通知书30个工作日内实现对乙方所持上述股份的原价回购。乙方上述要求回购的权利截止至2016年12月31日，逾期自动失效。签订协议后，谢伟川于2015年12月11日向龙科转账支付144万元，于2015年12月16日转账支付336万元，共计480万元。2017年3月24日，运货柜公司召开临时股东会，谢伟川列席会议。会议中，谢伟川披露了其与龙科签订代持协议的情况，明确是对运货柜公司的投资，要求根据协议变更工商登记，龙科表示谢伟川是鹏合物流的隐名股东，不是运货柜的股东，但其愿意配合办理显名股东等事宜的工商登记。2017年3月30日，龙科通过EMS向谢伟川寄送《有关相关事项告知函》，该告知函载明，龙科已收到谢伟川要求成为显名股东的申请，现将相关事项以书面形式告知：一、如贵方所知，龙科已按照双方合同约定，成立合伙企业鹏合物流，并已完成该合伙企业对运货柜公司的显名持股，持股比例为38.42%。二、龙科同意谢伟川成为显名股东的申请，现按照原合同约定通知谢伟川，收到本函之后，可提前七个工作日与龙科（助理）约定时间，办理谢伟川成为鹏合物流显名股东（合伙人）的工商登记，双方书面确认办理手续时间。若谢伟川无书面确认，视为谢伟川暂不要求办理成为合伙企业股东（合伙人）的工商登记手续。同时，按照合同约定，上述手续所产生的一切税费需要，请谢伟川书面确认办理后3个工作日付清。三、根据双方签订的《股权回购权确认》，谢伟川要求回购的权利已经于2016年12月31日逾期，自动失效，特此再次书面告知。谢伟川收到该函，并未书面回复确认。2017年4月10日，龙科与陆怡等十一人签订《增加有限合伙人同意书》，拟增加陆怡等十一人为鹏合物流的新合伙人。龙科并向鹏合物流的原合伙人莫树浩等人发出《关于新增有限合伙人及配合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通知》，要求莫树浩前往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签署有关文件，配合办理鹏合物流的工商变更登记。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以缺少合伙协议等理由要求鹏合物流补正材料。2017年4月14日，鹏合物流的合伙人孟泉忠、莫树浩、王昊、石敏飞、蒋维荣、周文涛、程鑫向龙科发出一份《关于提议召开广州市鹏合物流企业（有限合伙）临时合伙人会议的函》，会议议题为决议解散鹏合物流及清算事宜。2017年4月25日，龙科向孟泉忠复函，表示不同意解散、清算鹏合物流，没有必要召开临时合伙人会议，并称此前已发函通知孟泉忠等合伙人协助办理十一名新增合伙人具名到鹏合物流的有关手续，但未配合，相关法律后果均由其他七名合伙人承担。2017年，鹏合物流合伙人孟泉忠等七人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申请对鹏合物流进行强制清算。广州中院作出（2017）粤01清申71号民事裁定，裁定不予受理孟泉忠等七人对鹏合物流的强制清算申请。申请人不服上诉。2017年11月27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粤清终4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2017）粤01清申71号民事裁定，并指令广州中院立案受理申请人孟泉忠等七人对鹏合物流的强制清算申请。广州中院受理后依法指定广东岭南律师事务所为鹏合物流清算组。2018年3月19日，谢伟川认为龙科涉嫌集资诈骗向黄埔公安局报案。黄埔公安局经审查认为没有犯罪事实，于2018年5月17日作出不予立案决定。谢伟川向黄埔公安局提起复议申请，黄埔区公安局于2018年7月20日维持原决定。2018年5月7日，龙科在一审法院起诉谢伟川，案号为（2018）粤0112民初2370号。龙科的诉讼请求为确认案涉《隐名股东协议》合法有效，并判令谢伟川向龙科支付股权转让款120万元。2018年7月2日，因龙科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一审法院依法裁定按龙科撤诉处理。2018年11月1日，谢伟川向龙科发送《解除合同通知书》，称因龙科种种违法及违约行为，合同目的已不能实现，谢伟川依法行使合同解除权，《隐名股东协议》即日解除，要求龙科返还480万元。龙科于2018年11月17日向谢伟川回复《关于的异议及通知》，称谢伟川无权单方解除合同，《解除合同通知书》的内容不予认可，《隐名股东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应依法继续履行。2019年1月29日，龙科再次向一审法院起诉谢伟川，案号为（2019）粤0112民初1127号，龙科的诉讼请求为确认谢伟川于2018年11月1日签署的《解除合同通知书》无效，确认谢伟川为运货柜公司的隐名股东。龙科、谢伟川在该案庭审中确认在签订《隐名股东协议》时，并未确定将鹏合物流作为协议第8条所指的合伙企业，龙科称其成为鹏合物流的合伙人后，拟将鹏合物流作为协议所指的合伙企业，但因为鹏合物流内部有争议，现已进入清算程序，故不可能将谢伟川登记为鹏合物流的股东，如果谢伟川配合，可以另行成立合伙企业，继续履行《隐名股东协议》。谢伟川则表示如果龙科有诚意履行协议，早就应另行成立合伙企业办理工商登记，但至今已过去三年多时间，现谢伟川不同意另行成立合伙企业，要求解除协议。该案一审判决认为谢伟川的合同目的是以成为合伙企业股东的方式实现对运货柜公司股权的显名持有，龙科主张合伙企业即为鹏合物流，但鹏合物流已进入强制清算程序，无法将谢伟川登记为鹏合物流的股东，双方也失去信任基础，无法继续履行合同，因此谢伟川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谢伟川依法享有合同解除权，谢伟川于2018年11月1日向龙科发出的《解除合同通知书》的解除行为有效，一审判决驳回龙科的全部诉讼请求。龙科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01民终19088号判决认为鹏合物流设立时间早于案涉协议签订时间，若案涉协议约定的合伙企业为鹏合物流，完全可以在条款中进行明确，因此龙科称合伙企业即为鹏合物流有违诚实信用原则。而龙科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在谢伟川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之前，就协议约定的成立合伙企业所需的办公场地、资金、项目等达成基本意向，或者在将近3年的时间里其为设立该企业已做了充分的工作，是由于谢伟川的原因或其他免责事由导致该企业未能成立，因此谢伟川主张案涉协议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原因在于龙科依据充分，故谢伟川依法享有合同解除权，故其于2018年11月1日向龙科发出的《解除合同通知书》合法有效，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第九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针对案涉的《隐名股东协议》，谢伟川于2018年11月1日向龙科发出的《解除合同通知书》，龙科收到后向谢伟川回复《关于的异议及通知》并向黄埔区法院起诉要求确认《解除合同通知书》无效，该案经一、二审审理均认为谢伟川发出的《解除合同通知书》的解除行为有效，龙科的全部诉讼请求予以驳回，因此在该案中已确认谢伟川的解除行为有效。则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解除合同通知书》自到达龙科时生效，龙科显然已收到该《解除合同通知书》，故《解除合同通知书》已发生法律效力，《隐名股东协议》予以解除，谢伟川无需再寻求司法途径对《隐名股东协议》进行解除，因此一审法院对谢伟川的第一项诉请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依该条约定，《隐名股东协议》解除后，龙科应向谢伟川返还已收取的股权转让款本金480万元。关于是否应返还股权转让款的利息问题，由于利息属于法定孳息，谢伟川向龙科支付股权款项后，该款项一直被龙科无偿占用，当然产生法定孳息，龙科无权占用该法定孳息，否则构成不当得利，故龙科应向谢伟川返还自股权转让款收到后的第二日即2015年12月17日起计至2019年8月19日止，以480万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从2019年8月20日起计至实际还清款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第九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实施办法〉的通知》第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一、龙科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谢伟川返还股权转让款480万元及利息（利息以480万元为本金，从2015年12月17日起计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从2019年8月20日起计至实际还清款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谢伟川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5200元，由龙科负担（前述费用已经由谢伟川预交，谢伟川同意由龙科在履行判决时向其迳付）。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龙科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粤0118民初1962号民事判决。2.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粤01民终14069号民事判决。证据1-2，证明孟泉忠及王昊、石敏飞、蒋维荣、周文涛、程鑫、莫树浩均为运货柜公司的高管，鹏合物流是龙科为运货柜公司高管成立的持股平台。3.《股权转让协议》，证明与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同期的股权转让均以1200万元/股作价。谢伟川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关联性不予认可。上述证据在双方之前的纠纷中已经解决，本案只是处理隐名股东协议被解除后的款项与利息的返还问题。经审查，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综合本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及证据，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本案一审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是否属于程序违法；二、龙科返还的投资款本金和利息应如何计算。对此，本院认定如下：关于本案一审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是否属于程序违法的问题。生效判决已认定双方合同关系已经解除，本案处理的是合同解除后的法律后果问题，案件事实较为清楚，法律适用较为明确。一审庭审笔录显示，一审法院在开庭时已明确告知双方当事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实施办法》第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由法官独任审理，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异议。本案也不存在《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实施办法》第十七条规定的应当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的情形。因此，一审程序并未违背法律规定，本院对龙科提出的一审程序违法的主张不予支持。关于龙科返还的投资款本金和利息应如何计算的问题。生效判决已经认定谢伟川于2018年11月1日向龙科发出的《解除合同通知书》合法有效，双方的《隐名股东协议》已经解除，且解除的原因是龙科迟延履行债务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而根据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合同解除后，对于已经履行的，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具体应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而定。本案中，谢伟川和龙科签订的《隐名股东协议》在性质上属于股权转让协议和股权代持协议。协议签订之后，谢伟川根据约定向龙科支付了股权转让款480万元，现合同因龙科的原因被解除，根据恢复原状和采取补救措施的要求，谢伟川应将案涉股权份额返还给龙科（案涉股份登记在龙科名下，故无需另行单独返还），龙科则应将股权转让款480万元返还给谢伟川，龙科主张按照案涉股份的市值进行返还，明显与合同法的规定不相符。资金利息是股权转让款的法定孳息，合同是因龙科的原因被解除，故龙科理应赔偿谢伟川股权转让款被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一审判决认为该利息损失从龙科收到股权转让款次日起，按照贷款利率计算，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龙科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9217元，由龙科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易超前审判员  国平平审判员  汤 瑞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王 敏何冠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