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20民终27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蒋禄全，男，生于1966年9月3日，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男，生于1964年11月23日，汉族，住四川省简阳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恭吉，四川精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胡珲，男，生于1985年8月29日，汉族，住四川省资阳市乐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德春，四川精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省乐至县英英肉类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乐至县天池镇东郊工业园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2022754717403W。 法定代表人：徐志才，该公司执行董事。 诉讼代表人：四川豁达律师事务所，该公司管理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平，四川豁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文，四川豁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邦文，男，生于1956年4月22日，汉族，住重庆市沙坪坝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有为，四川开川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志才，男，生于1964年6月17日，汉族，系四川省乐至县英英肉类食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原住重庆市北碚区鱼塘湾330号附93号，现住重庆市合川区。 上诉人蒋禄全、胡珲、**、四川省乐至县英英肉类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英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邦文、徐志才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乐至县人民法院（2019）川2022民初21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蒋禄全、**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恭吉，上诉人胡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德春，上诉人英英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平，被上诉人刘邦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有为到庭参加庭询；被上诉人徐志才经本院传票传唤，逾期未到庭参加庭询。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蒋禄全、**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刘邦文请求蒋禄全、**承担向其给付债权转让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刘邦文负担。事实和理由：1.《债权债务处置协议（三)》对蒋禄全、**不具有约束力。 一审判决认定：合同即《债权债务处置协议（三）》末尾处甲方由张德英、舒朝元签名捺印，乙方由徐志才、胡珲签名捺印，乙方蒋禄全的签名系案外人陈旭东所签，**未签名捺印；丙方由刘邦文签名并捺印。从该认定看出，《债权债务处置协议（三）》并没有得到**和蒋禄全的签字、确认，**和蒋禄全也没有委托授权协议上的乙方徐志才、胡珲和代蒋禄全签字的陈旭东代签该协议，由此可见，《债权债务处置协议（三）》对蒋禄全、**不具有约束力。2.蒋禄全、**受让四川英瑞达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瑞达公司）股权与《债权债务处置协议（三）》和刘邦文的债权没有法律关系。从2013年10月8日英瑞达公司的《股东会决议》和股东黄刚强、舒朝元与**、蒋禄全签订的《股东转让协议》看，蒋禄全、**受让英瑞达公司股权与《债权债务处置协议（三）》和刘邦文的债权没有法律关系。3.一审判决以蒋禄全、**受让了英瑞达公司股权就认定“以其受让行为表示了对《债权债务处置协议（三）》的认可”，是无证据推定。 由于蒋禄全、**没有签订《债权债务处置协议（三）》，该协议对蒋禄全、**不具有约束力；蒋禄全、**对《债权债务处置协议（三）》的内容并不知晓，从英瑞达公司的《股东会决议》和股东黄刚强、舒朝元与**、蒋禄全签订的《股东转让协议》的内容看，没有证据支持“受让英瑞达公司股权”与《债权债务处置协议（三）》和刘邦文的债权有关联，一审法院仅凭刘邦文委托诉讼代理人的陈述，就认定蒋禄全、**“受让了英瑞达公司股权”、“以其受让行为表示了对《债权债务处置协议（三）》的认可”，显然是无证据推定。4.《债权债务处置协议（三）》中的“债务承担义务”，是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协议所约定的附加条件没有成就，“乙方”就“本协议中的债务”就不产生“承担义务”，一审判决该协议的“乙方”承担责任，是违法判决。按照《债权债务处置协议（三）》第五条特别约定：“1.甲方、丙方确认乙方履行本协议中的债务承担义务以甲方将其持有的英英公司和英瑞达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给乙方并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好股权转让变更登记备案为前提”。但在张德英、舒朝元2013年10月对英英公司股权进行转让时，并没有全部转让给《债权债务处置协议（三）》中的“乙方”，而是将英英公司39.8%股份是转让给案外人李绍忠的；对英瑞达公司的股权转让给蒋禄全、**时，并没有提及《债权债务处置协议（三）》的协议内容和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八条“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附条件,但是不得附条件的除外。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自条件成就时失效”规定，本案《债权债务处置协议（三）》第五条特别约定：“1.甲方、丙方确认乙方履行本协议中的债务承担义务以甲方将其持有的英英公司和英瑞达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给乙方并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好股权转让变更登记备案为前提”，现在因“甲方”没有“将其持有的英英公司和英瑞达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给乙方并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好股权转让变更登记备案”，则“甲方、丙方确认乙方履行本协议中的债务承担义务”的前提条件没有成就，一审判决徐志才、胡珲、蒋禄全、**等人承担《债权债务处置协议（三）》中所转让的债务显然错误。5.一审法院既判决债权转让成立，又判决原债权人英英公司承担偿还责任，显然是自相矛盾。综上，一审判决在蒋禄全、**明知没有签订《债权债务处置协议（三）》的情况下，以蒋禄全、**受让了英瑞达公司股权为由，认定《债权债务处置协议（三）》对蒋禄全、**具有约束力，显然是主观臆断；一审法院明知《债权债务处置协议（三）》中的“债务承担义务”，是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但在协议所约定的附加条件没有成就的前提下，判决协议中“乙方”承担“债务义务”，又判决英英公司承担偿还义务，显然是违法判决。 胡珲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刘邦文请求胡珲承担向其给付债权转让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刘邦文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2013年7月16日胡珲与刘邦文等签订的《债权债务处置协议（三）》合法有效，胡珲虽然未受让英英公司或英瑞达公司的股权，但不排除胡珲以其他方式得到了补偿，胡珲放弃受让股权的权利，不影响其应承担清偿债务的义务是错误的。1.2013年7月16日胡珲与刘邦文等签订的《债权债务处置协议（三）》未生效，且未实际履行。《债权权债务处置协议（三）》第九条第二款约定“本合同自签订日生效”。该约定表明合同生效的条件是合同的各方签字后合同生效，而合同的债务承担人乙方由胡晖和徐志才、蒋禄全、**组成，在合同上签字的只有合同的债务承担人胡珲和徐志才签字，**和蒋禄全（合同上注明是蒋禄全签字系陈旭东代)未在合同上签字，蒋禄全、**虽然受让了英瑞达公司股权，在没有证据证明蒋禄全、**受让股权的行为是基于何种原因，以及刘邦文未提供相应证据证实蒋禄全、**受让英瑞达的股权与本案涉及的《债权债务处置协议（三）》是否具有因果关系的情况下。一审判决主观臆断的推测蒋禄全、**以其受让行为对《债权债务处置协议（三）》的认可是缺乏事实依据的。同时，依据刘邦文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来看，2013年10月8日，张德英将其持有的英英公司39.8%股份是转让给案外人李绍忠的，而按照《债权债务处置协议（三）》第五条第一款约定张德英、舒朝元应将其持有的英英公司和英瑞达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给胡珲和徐志才、蒋禄全、**，这证明了《债权债务处置协议》三方当事人并未按照该协议实际履行，也证明了蒋禄全、**受让了英瑞达的股权的原因，并非是基于《债权债务处置协议（三）》取得英瑞达公司股权，而是基于其他原因取得英瑞达公司股权，蒋禄全、**受让英瑞达股权的行为，并非是对《债权债务处置协议》的认可。按照《债权债务处置协议（三）》第九条第二款约定《债权债务处置协议（三）》未生效，且未实际履行。2.由于《债权债务处置协议（三）》虽然成立，但未生效，胡珲也未受让英英公司和英瑞达公司股权，刘邦文依据《债权债务处置协议（三）》要求胡珲承担给付股权转让款922,600元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一审依据《债权债务处置协议（三）》判决胡珲承担给付股权转让款922,600元及利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3.即使《债权债务处置协议（三）》合法有效，由于协议中的甲方张德英、舒朝元未将其持有的英英公司和英瑞达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给胡珲等，胡珲也不应承担向刘邦文给付股权转让款922,600元及利息。按照《债权债务处置协议（三）》第五条特别约定的第一款约定“甲方、丙方确认乙方履行本协议中的债务承担义务以甲方将其持有的英英公司和英瑞达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给乙方并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好股权转让变更登记备案为前提”。从该条款可以证明胡珲向刘邦文承担履行义务的前提条件是甲方张德英、舒朝元将其持有的英英公司和英瑞达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给乙方并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好股权转让变更登记备案，一审查明事实表明2013年10月8日，张德英将其持有的英英公司39.8%股份是转让给了案外人李绍忠的，这证明了甲方张德英、舒朝元未将其持有的英英公司和英瑞达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给胡珲等，且胡珲并未受让任何英英公司和英瑞达公司股份，那么按照《债权债务处置协议（三）》第五条特别约定的第一款约定胡珲没有义务向刘邦文履行承担债务的义务。一审判决在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情况下认为胡珲虽然未受让英英公司或英瑞达公司的股权，但不排除胡珲以其他方式得到了补偿，胡珲放弃受让股权的权利，不影响其应承担清偿债务的义务，显然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一审判决错误认定《债权债务处置协议（三）》合法有效，以及在张德英、舒朝元未将其持有的英英公司和英瑞达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给胡珲等前提下，一审判决胡珲向刘邦文承担履行给付股权转让款922,600元及利息明显错误。 英英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刘邦文对英英公司的起诉。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1.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认定该债务系英英公司债务，在英英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后，刘邦文没有向管理人申报债权的情况下，直接将英英公司追加为被告并判决英英公司承担共同给付责任是错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债权人应当在人民法院确定的债权申报期限内向管理人申报债权……”，第五十六条规定：“在人民法院确定的债权申报期限内，债权人未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是，此前已进行的分配，不再对其补充分配。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的费用，由补充申报人承担。债权人未依照本法规定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本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根据上述规定，企业破产受理后，作为债权人的刘邦文应当依法及时向管理人申报债权，也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如未按照规定申报债权，不得依照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而刘邦文在此之前从未向管理人申报债权，在与其他当事人诉讼中追加英英公司为共同被告，一审法院应当裁定不予受理，告知其向管理人申报债权。但一审法院不仅受理，还判决英英公司承担偿还责任，显然程序违法。2.即便不考虑程序是否违法，一审判决在认定债务转让成立并合法有效的情况下，还判决英英公司与债务承接人共同承担清偿责任是错误的。一审判决已经认定债务系英英公司债务，且债务转让成立并合法有效，那么，英英公司与案涉债务就已经彻底切割，不再与其有债权、债务关系，显然不应再承担清偿责任。公司债务的转让并无任何法律法规规定必须与公司资产一并整体转让，也未规定如未一并转让公司就尚需对债务承担清偿责任。在债权人和债务承接人达成一致并已履行完毕的情况下，债务转移就已经完成，一审判决以英英公司并非整体转让给蒋禄全四人为由，判决英英公司承担清偿责任是错误的。 刘邦文辩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均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徐志才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刘邦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蒋禄全、胡珲、**、徐志才、英英公司立即给付刘邦文债务款计人民币922,600元。2.蒋禄全、胡珲、**、徐志才、英英公司以922,6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息向刘邦文给付债务欠款的资金利息，到付清时止。利息的起算时间分别为：其中92,260元从2015年1月1日起算；184,520元从2016年1月1日起算；276,780元从2017年1月1日起算；369,040元从2018年1月1日起算。3.蒋禄全、胡珲、**、徐志才、英英公司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3年12月3日，英英公司注册成立，类型为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为：生产、销售速冻食品（速冻肉制品）；粮食购销；生猪、山羊、家禽的饲养（不含种畜禽）、屠宰、销售；蔬菜种植、销售。2004年12月26日，英英公司召开股东会，形成股东会决议，决定张德英将其持有的英英公司股权转让10,000元给谢华。至此，英英公司股权变更为张德英占股99.80%，谢华占股0.20%。张德英为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谢华为监事。2005年1月，刘邦文在乐至县西郊工业园区购得10,073平方米工业用地，用于开办阳红公司。在筹建阳红公司过程中，因缺乏资金，刘邦文于2007年3月26日与英英公司签订《转让股份协议书》。该协议约定刘邦文将阳红公司（未登记注册）全部股份作价1,260,000元转让给英英公司。2007年12月13日，阳红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舒朝元，张德英为监事。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英英公司仅向刘邦文支付了转让费337,400元，下欠922,600元。2009年4月22日，英瑞达公司注册成立，类型为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其中，舒朝元占股99%，黄刚强占股1%。经营范围为:生产、销售蔬菜制品（酱腌菜）、酱；蔬菜的种植、收购、销售。2013年7月16日，刘邦文与张德英、舒朝元及徐志才、蒋禄全、胡珲签订《债权债务处置协议(三）》，协议与本案有关的内容：立协议人：债务人：张德英（公民身份证号码略，下同）、舒朝元（上列债务人简称为甲方）。债务承担人：徐志才、蒋禄全、胡珲、**（简称为乙方）。债权人：刘邦文（简称为丙方）。经三方平等、自愿协商一致，就乙方自愿代甲方所属公司偿还所欠丙方的债务的相关事宜达成协议：第一条债务承担事项：乙方自愿代甲方承担的债务922,600元。第二条甲方的权利、义务：1.甲方在本债务承担协议生效后不再承担向丙方偿还债务的义务；3.甲方保证在本债务承担协议生效后将其完全控股的其持有的英英公司和英瑞达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给乙方，股权转让具体事宜由甲乙双方另行协商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第三条乙方的权利、义务：1.乙方有权受让甲方完全控股的英英公司和英瑞达公司的全部股权；乙方受让股权的价款以其代甲方承担的债务折抵；3.乙方应以分期、按比例的方式代甲方向丙方偿还债务，即于2014年12月31日前偿还债务总额的10%即92,260元；于2015年12月31日前偿还债务总额的20%即184,520元；于2016年12月31日前偿还债务总额的30%即276,780元；于2017年12月31日前偿还债务总额的40%即369,040元。第四条丙方的权利、义务：1.有权按照本协议第三条第三款的约定要求乙方偿还债务；3.在2017年12月31日前丙方自愿放弃因其对甲方享有的债权而向甲方、乙方及英英公司和英瑞达公司提起诉讼、仲裁及申请强制执行的民事权利，如甲方、乙方未能按协议约定履行，丙方有权维护自己的民事权利。第五条特别约定：1.甲方、丙方确认乙方履行本协议中的债务承担义务以甲方将其持有的英英公司和英瑞达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给乙方并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好股权转让变更登记备案为前提。第九条合同生效：2.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合同末尾处甲方由张德英、舒朝元签名捺印，乙方由徐志才、胡珲签名捺印，乙方蒋禄全的签名系案外人陈旭东代签，**未签名捺印；丙方由刘邦文签名并捺印。2013年10月8日，张德英分别与徐志才及案外人李绍忠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张德英将其所持有的英英公司60%的股权转让给徐志才，另外39.8%的股权转让给李绍忠。同日，谢华与李绍忠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谢华将其持有的英英公司0.2%的股权转让给李绍忠。英英公司当天召开股东会，决定修改公司章程，变更股东为徐志才（占股60%）和李绍忠（占股40%），随后到工商管理部门办理了变更登记手续。2014年6月13日，李绍忠又将其持有的英英公司40%的股权转让给被告徐志才，并办理了变更登记手续。至此，英英公司变更为徐志才一人投资或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英瑞达公司也于2013年10月8日进行了股权转让和变更登记，**成为英瑞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占股70%；蒋禄全为英瑞达公司监事，占股30%。2016年3月3日，**再将其股权全部转让给李正杰，蒋禄全将其股权全部转让给陈涛。英瑞达公司股东变更为李正杰和陈涛。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2.讼争债务转移是否成立？3.该债务系英英公司的债务还是徐志才、蒋禄全等四人的个人债务（承担责任的主体）？一、关于本案诉讼时效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第一百八十九条规定：“当事人约定同一债务分期履行的，诉讼时效期间自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本案三方签订的《债权债务处置协议（三）》第三条乙方的权利义务中约定以分期按比例的方式偿还债务，最后一期偿还期限是2017年12月31日，故本案诉讼时效应当自2018年1月1日起算，至刘邦文起诉时未超过三年的诉讼时效期间。徐志才辩称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的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二、讼争债务转移是否成立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四条规定：“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本案债务因英英公司受让阳红公司全部股权而产生，英英公司为本案债务人。后徐志才、蒋禄全、胡珲、**以受让张德英、舒朝元持有的英英公司和英瑞达公司全部股权为条件，承诺代为英英公司偿还所欠刘邦文债务，三方因此签订了《债权债务处置协议（三）》，并约定“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张德英系英英公司实际控制人，舒朝元系英瑞达公司实际控制人，二人将其持有的英英公司和英瑞达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给徐志才、蒋禄全、胡珲、**，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应认定为有效。债务处置协议签订后，张德英、舒朝元履行了其义务，将其持有的英英公司和英瑞达公司全部股权作了转让。其中，徐志才受让了英英公司60%的股权，并成为英英公司法定代表人；**受让了英瑞达公司70%股权，为法定代表人；蒋禄全受让了英瑞达公司30%股权。**、蒋禄全虽然未在《债权债务处置协议（三）》上签字，但以其受让行为表示了对《债权债务处置协议（三）》的认可。胡珲在《债权债务处置协议（三）》上签了字，虽然未受让英英公司或英瑞达公司的股权，但不排除胡珲以其他方式得到了补偿。胡珲放弃受让股权的权利，不影响其应承担清偿债务的义务。因此，蒋禄全、**辩称《债权债务处置协议（三）》对其不发生效力的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至于蒋禄全当庭举示的四川省乐至县人民法院（2016）川2022民初795号民事判决书，因该案涉及的《债权债务处置协议（三）》对合同生效条件约定的是“乙方办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之日起生效”，与本案约定“自签订之日起生效”不同。前者因徐志才等四人未受让或者未全部受让股权及变更登记而不具备生效条件，后者当事人一经签字即发生法律效力，本案受让股权及变更登记行为并非债务处置协议生效的条件。徐志才等四人辩称《债权债务处置协议（三）》对其未生效的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综上，《债权债务处置协议（三）》亦经过刘邦文签字认可，债务转让成立并合法有效，予以采信。三、本案承担责任的主体问题。英英公司系二人有限责任公司，在《债权债务处置协议（三）》签订时，谢华作为股东之一并未在该协议上签字，张德英、舒朝元亦仅是约定将其持有的英英公司和英瑞达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给徐志才等四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二款“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规定，《债权债务处置协议（三）》对谢华不发生法律效力。尽管谢华后来也自愿将其所持股权一并作了转让，但非本案审理范围。英英公司并非整体转让给徐志才等四人，英英公司不能免除其清偿债务的责任。《债权债务处置协议（三）》第五条特别约定“乙方履行本协议中的债务承担义务以甲方将其持有的英英公司和英瑞达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给乙方并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好股权转让变更登记备案为前提”，现张德英、舒朝元已经履行完毕其义务，徐志才、蒋禄全、胡珲、**理应承担其责任。因为“特别约定”并未约定徐志才、蒋禄全、胡珲、**所承担的债务仍然为股东变更后的英英公司的债务，也未约定徐志才、蒋禄全、胡珲、**需同时完整受让英英公司和英瑞达公司的全部股权情况下债务承担才生效，而是约定“股权转让具体事宜由甲乙双方另行协商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徐志才、蒋禄全、胡珲、**可以在受让时放弃受让权，但放弃其债务承担义务同样需经债权人同意，本案并无刘邦文同意徐志才、蒋禄全、胡珲、**不承担清偿债务义务的证据。徐志才、蒋禄全、胡珲、**所承担的债务属于个人债务，系债务承担加入，徐志才、蒋禄全、胡珲、**有责任清偿英英公司的债务。综上，双方间债权债务关系成立，刘邦文要求徐志才、蒋禄全、胡珲、**、英英公司清偿债务并承担利息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第一百八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八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四川省乐至县英英肉类食品有限公司、徐志才、蒋禄全、**、胡珲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给原告刘邦文股权转让款人民币922,600元及其利息（利息以92,260元为基数，自2015年1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以184,520元为基数，自2016年1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以276,780元为基数，自2017年1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以369,040元为基数，自2018年1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以922,600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026元，由被告四川省乐至县英英肉类食品有限公司、徐志才、蒋禄全、**、胡珲负担。 二审诉讼中，蒋禄全、**提交了英瑞达公司资产明细表及应付债务清单各1份。证明目的：蒋禄全、**在转让公司债权时英瑞达公司的债权债务情况。英瑞达公司股权转让与《债权债务处置协议（三）》没有关联关系。 胡珲的质证意见：对资产明细表及应付债务清单无异议。能够证明蒋禄全、**取得英瑞英公司的股份不是基于《债权债务处置协议（三）》取得，一审中刘邦文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蒋禄全、**取得股权是基于《债权债务处置协议（三）》。 刘邦文的质证意见：资产明细表及应付债务清单不属于二审新证据，对其真实性有异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案是债权债务处置协议，与英瑞达公司的资产无关。 英英公司的质证意见：英英公司的质证意见与刘邦文的质证意见一致。 胡珲、徐志才、英英公司未提交新证据。 蒋禄全、**提交的英瑞达公司资产明细表及应付债务清单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二审查明，2019年7月15日，四川省乐至县人民法院作出（2018）川2022破申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一、受理罗成对英英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二、指定四川豁达律师事务所为英英公司管理人。2020年3月20日，四川省乐至县人民法院作出（2018）川2022破申1号之三民事裁定书，裁定：宣告英英公司破产。 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债权债务处置协议（三）》对蒋禄全、胡珲、**是否具有法律约束力；2.徐志才、蒋禄全、胡珲、**是否应给付刘邦文922,600元及其利息；3.一审追加英英公司为被告并判决该公司承担给付责任是否正确。 （一）关于《债权债务处置协议（三）》对蒋禄全、胡珲、**是否具有法律约束力。《债权债务处置协议（三）》系债务人张德英、舒朝元与债务承担人徐志才、蒋禄全、胡珲、**及债权人刘邦文三方所签订，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一审判决认定该协议合法有效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徐志才、蒋禄全、胡珲、**系《债权债务处置协议（三）》的共同债务承担人，该协议签订后，英英公司原股东将其持有的原股份全部转让给了协议约定的债务承担人之一的徐志才和案外人李绍忠，李绍忠作为案外人受让股份，徐志才是认可的，且李绍忠最终也将所持有的股份转让给了徐志才。**作为债务承担人之一，其虽未在协议上签字，但在协议签订后其受让了英瑞达公司70%股份，且经股东会决议被选举为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旭东代蒋禄全在协议上签字，虽未提交授权委托书，但协议签订后蒋禄全受让了英瑞达公司30%股份，且经股东会决议其被选举为公司监事，但二人以其受让行为表示了对协议的认可。胡珲在协议上签字，其后是否受让英英公司或英瑞达公司的股份，系徐志才、蒋禄全、胡珲、**四人间内部行为，不影响《债权债务处置协议（三）》的履行。因此，**、蒋禄全以未在协议上签字，胡珲以未受让英英公司或英瑞达公司的股份为由，提出《债权债务处置协议（三）》对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二）关于徐志才、蒋禄全、胡珲、**是否应给付刘邦文922,600元及其利息。《债权债务处置协议（三）》签订后，张德英、舒朝元按协议约定分别将英英公司、英瑞达公司的所有股份转让给了徐志才、蒋禄全、**，并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根据《债权债务处置协议（三）》第五条和第九条的约定，徐志才、蒋禄全、胡珲、**应承担支付刘邦文债权922,600元及利息的义务。一审判决徐志才、蒋禄全、胡珲、**给付刘邦文922,600元及其利息正确，本院予以确认。蒋禄全、胡珲、**关于不承担给付刘邦文922,600元及其利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三）关于一审追加英英公司为被告并判决该公司承担给付责任是否正确。2019年7月15日，四川省乐至县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罗成对英英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2020年3月20日，该院裁定宣告英英公司破产。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法释[2013]22号）第二十三条“破产申请受理后，债权人就债务人财产向人民法院提起本规定第二十一条第一款所列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规定，刘邦文若认可英英公司应承担本案债务922,600元及其利息的给付责任，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八条“债权人应当在人民法院确定的债权申报期限内向管理人申报债权”的规定，向英英公司的管理人申报债权，而不能向人民法院申请追加英英公司为被告。一审法院追加英英公司为本案被告违反法定程序，本院予以纠正。英英公司关于一审法院追加其为被告，并判决其承担给付责任适用法律错误及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本院将另行制作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刘邦文对英英公司的起诉。 综上所述，蒋禄全、胡珲、**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英英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四川省乐至县人民法院（2019）川2022民初2116号民事判决； 二、上诉人蒋禄全、**、胡珲、被上诉人徐志才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给被上诉人刘邦文922,600元及其利息（利息以92,260元为基数，自2015年1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以184,520元为基数，自2016年1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以276,780元为基数，自2017年1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以369,040元为基数，自2018年1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以922,600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3,026元，由上诉人蒋禄全、**、胡珲、徐志才共同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42,927元，由上诉人蒋禄全、**负担14,309元，上诉人胡珲负担14,309元，被上诉人刘邦文负担14,309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梅 波 审 判 员  刘 彤 审 判 员  戴劲松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 法官助理  陈 艳 书 记 员  刘 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