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8）京04民特111号申请人：北京大学，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5号。法定代表人：林建华，校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晶，女，该单位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爱军，北京市中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徐建红，男，1975年11月22日出生，住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建勋，广东循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孔肖平，广东循理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请人北京大学与被申请人徐建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一案，本院于2018年4月27日立案后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申请人北京大学称：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北京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北仲）于2018年4月4日作出的（2018）京仲裁字第0603号仲裁裁决（以下简称裁决）。具体事实与理由如下：一、北京大学与徐建红之间没有达成仲裁协议。徐建红与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究院（以下简称民营经济研究院）于2012年12月14日签订了《补充协议》，北京大学并非《补充协议》的签订方，在北京大学并未授权或者委托民营经济研究院开展相关经营活动，且民营经济研究院并非北京大学的分支机构或者内设职能部门的情况下，在民营经济研究院被撤销后，其以自己名义从事民事活动所产生的民事责任，不应由北京大学承担。二、裁决事项超出仲裁条款的约定范围。本案中的仲裁条款仅存在于《补充协议》之中，仲裁事项约定为“本协议内容或其执行”，《框架合作协议》中并未约定仲裁条款。北京大学认为《框架合作协议》与《补充协议》的法律关系不同，桂林龙母河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龙母河公司）与徐建红之间并非委托代理关系，《框架合作协议》中的权利义务不能概括的转移，故仲裁庭裁决撤销《框架合作协议》超出了仲裁协议的约定范围。三、对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符合下列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款第五项规定的‘对方当事人向仲裁机构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情形：（一）该证据属于认定案件基本事实的主要证据；（二）该证据仅为对方当事人掌握，但未向仲裁庭提交；（三）仲裁过程中知悉存在该证据，且要求对方当事人出示或者请求仲裁庭责令其提交，但对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未予出示或者提交。”本案中，徐建红未提供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究院南方分院（以下简称南方分院）所有经营活动的财务收支信息，以及关于本案合同履行情况的证明，上述证据为认定案件基本事实的主要依据，且由徐建红单方掌握。在本案仲裁阶段的审理中，仲裁庭要求徐建红提供上述证据，徐建红在无正当理由的情况下未予提交。仲裁庭未裁决徐建红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裁决显失公平。四、裁决违反社会公共利益。（一）徐建红的行为侵犯了高等学校的合法权益，可能导致国有资产流失、高等院校声誉受损。北京大学已对民营经济研究院进行了长达两年时间的整顿，徐建红并未按照相关规定进行相应清理整顿，而是继续违规开办培训班，直至北京大学撤销南方分院并对徐建红采取相应法律措施。（二）对于徐建红故意隐瞒足以影响公正裁决证据的行为，仲裁庭并未裁决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破坏社会诚信，扰乱司法秩序，浪费司法资源。徐建红称：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北京大学的请求。一、北京大学在仲裁期间未对仲裁条款提出异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仲裁司法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在仲裁程序中未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提出异议，在仲裁裁决作出后以仲裁协议无效为由主张撤销仲裁裁决或者提出不予执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故北京大学与徐建红之间的仲裁条款应为有效。二、裁决并未超出《补充协议》中仲裁事项的约定范围，至于《框架合作协议》和《补充协议》之间的关系以及合同主体之间的关系，已经在仲裁审理期间充分陈明，北京大学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补充协议》对《框架合作协议》的主体以及权利义务作出了进一步明确，民营经济研究院在《补充协议》中确认了徐建红作为《框架合作协议》的乙方，龙母河公司也出具书面意见表明《框架合作协议》中乙方的权利义务均由徐建红享有并承担。在实际履行中，《框架合作协议》所约定的付款等义务，也是由徐建红履行的。既然《补充协议》是对《框架合作协议》的补充，那么《补充协议》中的仲裁条款应及于《框架合作协议》。北仲以《补充协议》约定仲裁条款裁决解除《框架合作协议》，并未超出仲裁事项的约定范围，仲裁庭裁决北京大学返还徐建红建院款项也在仲裁条款的约定之中。三、徐建红不存在隐瞒足以影响公正裁决证据的情形，北京大学的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首先，徐建红在本案仲裁中提交了相关证据并进行了质证。北京大学所称的微信公众号并非徐建红所有或者委托开设，其内容由账号主体编辑发布，未经徐建红同意，与徐建红无关。徐建红已提交民营经济研究院向广州巅峰对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巅峰对决公司）出具的关于开办北京大学总裁商业模式高级研修班（以下简称总裁班）的授权书，证明总裁班系巅峰对决公司系根据民营经济研究院的授权开办，属于另一种法律关系，与徐建红和南方分院无关。其次，徐建红坚持其在仲裁阶段发表的所有意见，但不认可裁决认定的徐建红开办培训班的事实。北京大学作为民营经济研究院的管理者，掌握民营经济研究院在存续期间的所有资料，如果徐建红要开办培训班，需有民营经济研究院和北京大学盖章的结业证书，且上述资料应在北京大学备案。现北京大学未提供上述资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再次，北京大学仅以互联网上未经查证的信息为依据，认为徐建红以“北京大学、南方分院、南方分院院长”等名义开展营利活动且获利巨大，违背常理和证据规则。四、南方分院文化产业园并未正式成立，民营经济研究院被撤销导致徐建红与其的合作目的不能实现，北京大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根据《框架合作协议》和《补充协议》，北京大学与徐建红合作成立的是一个有立项审批、办学和教学资质等的业务实体。但民营经济研究院未能向南方分院提供设立及开展活动的基础条件。由于北京大学没有出具批文，南方分院无法立项，在客观上不具备招生、培训、颁发结业证书的基础条件。民营经济研究院有对外印发南方分院成立、任命书的义务，但履行上述义务并不代表南方分院成立。民营经济研究院在收取1250万元筹建费后由北京大学单方面宣布撤销，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应承担违约责任。经审查查明，2018年4月4日，北京仲裁委员会作出（2018）京仲裁字第0603号裁决：（一）解除《框架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二）北京大学向徐建红返还合作出资费用9600000元；（三）北京大学向徐建红支付上述第（二）项欠款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金融机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自2015年11月4日至实际付清欠款之日止的利息，暂计至2018年4月4日为1024280元；（四）本案鉴定费43300元（已由北京大学全额预交），全部由北京大学自行承担；（五）本案仲裁费127805.11元（已由徐建红全部预交），由徐建红承担25561.02元，北京大学承担102244.09元，北京大学应当直接向徐建红支付徐建红代其垫付的仲裁费102244.09元。2012年11月7日，民营经济研究院与龙母河公司签订《框架合作协议》，约定：双方合作成立南方分院及文化产业园，主要从事与民营经济相关的学术研究、教育培训、咨询顾问业务以及开展大型的活动等，民营经济研究院负责配合龙母河公司提供设立南方分院所需的手续及相关文件，龙母河公司负责提供启动资金和建院费用。《框架合作协议》未约定争议解决条款。2012年12月14日，民营经济研究院与徐嘉庆（徐建红）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在《框架合作协议》的基础上，就有关内容进行补充说明。《补充协议》第四条约定，徐嘉庆负责南方基地有关具体业务运营。第六条约定，南方分院主要从事与民营经济有关的学术研究、课题开发、教育培训、管理咨询、企业商学院项目构建以及文化交流活动等业务与工作。第七条约定，南方分院由徐建红出资，具体工作由徐建红作为独立机构运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自主经营，自我发展”。第八条约定，南方分院的工作应符合民营经济研究院的总体规划，并遵守北京大学及国家的相关政策与规定。第十二条约定，徐建红的业务项目运作过程不得违反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究院的相关规定，不得从事民营经济研究院业务范围以外的活动，并且不得做任何有损于北京大学及民营经济研究院的行为。第十七条约定，在徐建红出现损害北京大学和民营经济研究院的声誉等行为时，民营经济研究院有权终止本协议。第十八条约定，如就本协议内容或其执行发生任何争议，应首先进行友好协商；协商不成，应提交北仲进行仲裁或诉求其他法律与经济制裁。第二十一条约定，本协议与《框架合作协议》为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如有冲突，以本协议条款为准。2013年6月13日，民营经济研究院授权巅峰公司负责“北京大学EMBA研究班”在全国范围的业务推广、实施及费用收取等相关事宜。2013年12月18日，北京大学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发布了“关于民营经济研究院情况的说明”，决定对民营经济研究院进行清理整顿，暂停举办各种活动。2015年11月3日，北京大学发布了经2015年10月13日决定的“关于撤销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究院的公告”。本院认为，人民法院对仲裁案件进行司法审查，应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以下简称仲裁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事项作为撤销仲裁裁决的法定事由。仲裁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当事人提出证据证明裁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向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一）没有仲裁协议的；（二）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委员会无权仲裁的；（三）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四）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五）对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六）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索贿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行为的。人民法院经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决有前款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裁定撤销。人民法院认定该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裁定撤销。”上述事项是人民法院撤销仲裁裁决的法定事由，对于当事人提出的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请理由，不能作为撤销仲裁裁决的依据。本案中，北京大学提出的四项申请理由，分别为：一、北京大学与徐建红之间不存在仲裁协议（仲裁条款）；二、裁决超出了仲裁条款的约定范围；三、徐建红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四、裁决违反社会公共利益。本院将分别进行分析。一、北京大学与徐建红之间是否存在仲裁协议（仲裁条款）。《补充协议》的签订方为民营经济研究院和徐嘉庆（徐建红）。对于因《补充协议》或其执行所产生争议的解决条款，对于民营经济研究院和徐建红均具有约束力。根据北京大学提交的书面意见，民营经济研究院是北京大学的下属研究机构，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据此，北京大学应对民营经济研究院负有监督、管理职责，对于民营经济研究院在存续期间以自己的名义从事的民事行为，北京大学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在民营经济研究院被撤销之后，《补充协议》中约定的内容对北京大学具有约束力，其中也包括仲裁条款。此外，仲裁法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议，应当在仲裁庭首次开庭前提出。”仲裁司法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在仲裁程序中未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提出异议，在仲裁裁决作出后以仲裁协议无效为由主张撤销仲裁裁决或者提出不予执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据此，北京大学已经不具有对本案仲裁条款效力提出异议的时效基础。综合以上，本院拟认定北京大学的该项申请理由不能成立。二、裁决是否超出了仲裁条款的约定范围。虽然《框架合作协议》和《补充协议》均为就成立南方分院及文化产业园的相关事项而订立的合同，但上述二份合同在签订主体、合同内容等方面均有不同，属于两个法律关系，具有明确的独立性，即便根据龙母河公司出具的委托书和说明，认定徐建红概括的享有并承担《框架合作协议》中的权利和义务，但是由上述二份协议产生争议的管辖权也是不同的。本案合同为《补充协议》，其中既约定了合同权利义务，也约定了仲裁条款。北仲依据《补充协议》中的仲裁条款受理的本案，且仲裁事项仅约定为“就本协议内容或其执行发生任何争议”，未涉及订立在先的《框架合作协议》。《框架合作协议》并非本案合同，亦未约定仲裁条款，故应将因其内容或履行产生的争议提交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诉讼。仲裁庭依据《补充协议》中的仲裁条款审理了上述二份合同争议，并解除了《框架合作协议》和《补充协议》，本院拟认定裁决内容超出了仲裁条款约定的仲裁事项。三、徐建红是否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符合下列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款第五项规定的‘对方当事人向仲裁机构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情形：（一）该证据属于认定案件基本事实的主要证据;（二）该证据仅为对方当事人掌握，但未向仲裁庭提交；（三）仲裁过程中知悉存在该证据，且要求对方当事人出示或者请求仲裁庭责令其提交，但对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未予出示或者提交。”上述规定是认定仲裁一方当事人是否隐瞒足以影响公正裁决证据的法律依据，本院将结合案件实际情况进行分析。首先，对于徐建红未向仲裁庭提交的证据是否属于认定案件基本事实的主要证据。经查，仲裁庭经审理确认，存在徐建红以北京大学、南方分院、南方分院院长等名义或头衔开展经营活动之事实。本院经审查认为，仲裁庭的上述认定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并无不当，本院亦予以确认。结合徐建红的仲裁请求，其要求仲裁庭裁决解除本案合同，在本案裁决支持徐建红仲裁请求的情况下，北京大学和徐建红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九十七条之规定履行解除合同后的相应义务。根据上述条文规定，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在本案中即为北京大学返还徐建红相应款项，在具体数额的确定方面，如果徐建红在以北京大学、南方分院、南方分院院长等名义或头衔开展经营活动之中有盈利，盈利应从1200万元筹建费中扣除。故可以认定，徐建红在仲裁中未予提交的南方分院实际经营盈利材料即是确定南方分院实际盈利的重要依据，也是确定北京大学具体返还数额的重要依据。故上述材料属于认定案件基本事实的主要证据。其次，对于该证据是否仅为徐建红掌握，但未向仲裁庭提交。根据《补充协议》第七条约定，南方分院由徐建红出资，具体工作由徐建红独立运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自主经营，自我发展”。上述约定可以确定南方分院在实际经营中具有明确的自主决定权，在财务管理方面独立，并无规定北京大学可以采取相关的询问或者干预措施。故与南方分院经营盈利相关的资料应存放于南方分院处，徐建红作为南方分院院长，自然掌握上述资料。对于上述资料，徐建红未向仲裁庭提交，故仲裁庭依据公平合理原则作出了裁决。再次，对于北京大学在仲裁过程中是否知悉存在该证据，其是否要求徐建红出示或者请求仲裁庭责令其提交，徐建红是否无正当理由未予出示或者提交。经查，北京大学在仲裁答辩中称：徐建红以北京大学、南方分院、南方分院院长及研究院助理院长的名义“积极地、广泛地、充分地开展营利活动，应该获利巨大，要求返还款项是不适当的”，并提交了相关证据，证明南方分院或者徐建红发布的办班宣传信息，以及通过上述招生信息可以预见的收入情况（裁决第3页）。裁决也在“仲裁庭意见”这一部分中明确表述“鉴于申请人（徐建红）并未响应仲裁庭的举证提议，没有提供南方分院包括举办培训班、广招品牌战略合作伙伴在内的所有经营活动的财务收支信息或财务报表，仲裁庭无法判断徐建红上述经营活动的经济效益或盈亏情况。但与此相关，仲裁庭可以认定的是：1.南方分院举办培训班活动至少持续了两年五个月，招生人数不少于110名，收费标准为39800元/人。……2.广招品牌战略合作伙伴经营情况不详，但其中冠名赞助报价达10万至50万；3.‘北京大学’、南方分院、南方分院院长等名义或头衔对申请人（徐建红）从事经济管理、投资类的培训讲课工作，显然具有提高个人美誉度和市场号召力的作用，相应地也能提高其工作的经济效益。”（裁决第6、7页）通过裁决中的上述表述，可知北京大学在仲裁中就已知晓南方分院以及徐建红处持有相关经营活动的财务收支信息或财务报表等资料，且仲裁庭已向徐建红提出了举证提议，徐建红并未响应仲裁庭的提议，故仲裁庭依据公平合理的原则作出了裁决。根据裁决，北京大学所承担的返还数额与南方分院的实际收费金额有较大差别，故徐建红隐瞒的证据确实影响了仲裁庭的判断。综合上述三方面分析，对于徐建红在仲裁中未提交南方分院相关经营活动的财务材料的行为，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属于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故本院拟对于北京大学的该项申请理由予以支持。四、裁决是否违反社会公共利益。本院认为，社会公共利益应是关系到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为社会公众所享有，为整个社会发展存在所需要，具有公共性和社会性，不同于合同当事人的利益。首先，《补充协议》系民事主体自愿订立，其内容未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双方为徐建红与民营经济研究院，涉案争议为民营经济研究院被撤销后，南方分院不能继续存在开展业务，北京大学是否应承担违约责任，故本案争议为受合同法约束的关于平等民事主体间的合同争议，处理结果仅影响合同当事人，不涉及社会公共利益。其次，北京大学虽为高等教育机构，但不能将与其有关的所有事项均定义为社会公共利益，以北京大学或者其下属机构作为民商事合同主体所成立的法律关系，仅为具有相对性的合同关系，不能认定为社会公共利益。再次，仲裁庭根据本案证据和所涉法律审理案件，所作出的裁决属于适用仲裁权的范畴，不能因仲裁庭按照公平合理的原则认定双方责任而认为裁决内容违反社会公共利益。本院拟认定裁决不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综合上述分析，本院经审查拟撤销仲裁裁决，主要有以下意见。对于北京大学提出的其与徐建红之间不存在仲裁协议（仲裁条款）、裁决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的申请理由，经审查不能成立，本院拟不予采纳；对于仲裁裁决超出了仲裁协议（仲裁条款）约定的仲裁事项的申请理由，以及徐建红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证据的申请理由，符合仲裁法五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人民法院依法撤销仲裁裁决的法定事由，本院拟予以采纳。与此同时，对于徐建红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证据的申请理由，符合仲裁司法解释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人民法院通知仲裁庭重新仲裁的法定事由。根据仲裁司法解释第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以仲裁裁决事项超出仲裁协议范围为由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经审查属实的，人民法院应当撤销仲裁裁决中的超裁部分。但超裁部分与其他裁决事项不可分的，人民法院应当撤销仲裁裁决。”本案中，涉及超出仲裁事项的内容在裁决主文第一项中，为解除《框架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上述内容与裁决其他几项具有可分性，可以单独撤销。在撤销裁决第一项后，其他裁项即不具有法律事实基础，不能仅依据仲裁法解释通知仲裁庭重裁，而是应当予以同时撤销。综上，（2018）京仲裁字第0603号裁决符合法律规定的撤销情形，本院拟依法予以撤销。在本院形成上述意见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仲裁司法审查案件报核问题的有关规定》第二条规定，向上级法院报请审核。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审查认为：“北京大学主张本案构成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的撤销事由，理由主要为，徐建红未提供南方分院所有经营活动的财务收支信息，以及关于本案合同履行情况的相关证据。根据你院请示报告所述事实，仲裁庭确认：1.南方分院举办培训班活动至少持续了两年五个月，招生人数不少于110名，收费标准为39800元/人。……2.广招品牌战略合作伙伴经营情况不详，但其中冠名赞助商报价达10万至50万；3.北京大学、南方分院、南方分院院长等名义或头衔对申请人（徐建红）从事经济管理、投资类的培训讲课工作，显然具有提高个人美誉度和市场号召力的作用，相应地也能提高其工作的经济效益。可见，仲裁庭是在认定徐建红以‘北京大学’、南方分院、南方分院院长等名义开展经营活动并盈利的事实的基础上，根据‘北大民营经济研究院南方分院’微信公众号发布的有关开办培训班的信息，对盈利情况作了评估，最终根据公平合理原则，裁决由北京大学向徐建红返还出资总额（1200万元）的80%即960万元。因此，徐建红未响应仲裁庭举证要求，不属于隐瞒足以影响公正裁决而应予撤销的情形。本院不同意你院关于撤销涉仲裁裁决的意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仲裁司法审查案件报核问题的有关规定》第二条规定，我院在报核后应依最高人民法院的审核意见作出裁定，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审核意见，本院对北京大学撤销仲裁裁决的申请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六十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北京大学的申请。申请费400元，由申请人北京大学负担。审 判 长  马 军审 判 员  王 翔审 判 员  梅 宇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  马志文书 记 员  白 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