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京01行再1号抗诉机关：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鲁东慧，女，1961年8月4日出生，汉族，西安市审计局退休职工，住陕西省西安市。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长春桥15号。法定代表人：谭权，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成龙祥，男，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民警。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昭京，男，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民警。申诉人鲁东慧因与被申诉人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以下简称海淀分局）行政处罚决定一案，不服本院（2016）京01行终1017号行政裁定，向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申诉。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作出京检行监[2018]110XXXXXXXX号行政抗诉书，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京行抗7号行政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经双方当事人同意视频开庭审理了本案。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刑陆红出庭，申诉人鲁东慧、被申诉人海淀分局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成龙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鲁东慧起诉未超过法定起诉期限，法院裁定驳回鲁东慧的起诉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特提出抗诉，请依法再审。理由如下：第一，鲁东慧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时间不应计算在起诉期限内；第二，本案应适用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关于起诉期限的规定，二审法院适用修改前的行政诉讼法，属适用法律错误；第三，鲁东慧于2015年12月20日以邮寄的方式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交起诉材料，该时点即为鲁东慧的起诉时间；第四，本案中鲁东慧起诉未超过法定起诉期限，法院裁定驳回起诉适用法律错误。申诉人鲁东慧请求：撤销原一、二审行政裁定书，依法对本案进行实体审理。事实与理由：2014年3月1日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向我宣告并送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如不服本决定，可以在收到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海淀区人民政府或北京市公安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三个月内依法向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是我认为自己没有违法，拒绝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上签字。2015年1月8日出狱当天向我宣告并送达了《监视居住决定书》，我拒绝在《监视居住决定书》上签字。监视居住的地点是我的住所，执行机关让我呆在家里，哪也不能去，出去的话要汇报。但是我没有向执行机关报告，就坐车去朋友家了，朋友家在陕西咸阳，住了不到一星期就回家了。回到家中我害怕执行机关对其定位，就将手机和手机号码都换了，没有将换的手机号告知执行机关。2015年3月我又坐火车来到北京，因为我找不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了，到北京申请信息公开。我于2015年5月26日通过邮寄方式向北京市公安局申请行政复议。上述行为均未向执行机关报告。我未将身份证交给执行机关保存，后执行机关将我的身份证收走，我立即拨打“110”并将身份证要回。我认为对我进行监视居住是违法的，所以我反抗，监视居住期间不应计算在起诉期间内。海淀分局再审辩称，鲁东慧提起行政诉讼的时间超过了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的时限，原审裁定正确，鲁东慧的申诉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不予支持。鲁东慧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2014年3月1日，原告听说中央党校还能刷身份证进行信访登记，就决定去党校登记。原告一行十人左右结伴来到党校门前停的警车前，将身份证交给警察。原告是最后一个交的身份证，第一个登记完毕叫的名字，这时从另一辆警车上下来几名警察，有警察叫到“抓住她”，原告等十人被要求上警车，随即驶离党校门口。原告等人是刚到党校就被抓，不存在逗留问题，且其他人未被拘留或拘留五天，唯独原告是七天。原告等人进入派出所就被收缴手机，直到办完拘留手续后才将手机归还，使原告等人没有办法向市长热线求助，向朋友求助。2014年3月8日原告被释放时，未能走出拘留所大院就被青龙桥派出所民警036563和西安驻京办的许多人骗到派出所门口，强行带回西安。原告先被拘留后被捕，判决与起诉罪名不一样，判刑十个月，在判决书之外法院加刑监视住所六个月。原告2015年1月8日从看守所释放，但是人身受到限制。原告没有违法行为，只是想向党中央反映问题，党的群众路线就是要党走进群众，了解群众的疾苦，了解群众所思所想，原告向党汇报何罪之有。原告向中南海反映问题都不违法，怎么在党校就违法。综上，请求撤销被告作出的京公海行罚决字〔2014〕00164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3月1日，海淀分局作出京公海行罚决字〔2014〕00164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查明2014年3月1日11时30分许，违法行为人鲁东慧在海淀区中央党校正门门口上访，扰乱了该地区的公共场所秩序，后被抓获。以上事实有鲁东慧的询问笔录、到案经过、民警笔录、证人证言等证据证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及第二十条第四项之规定，决定对鲁东慧行政拘留七天。行政处罚决定书同时载明，如不服本决定，可以在收到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海淀区人民政府或北京市公安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三个月内依法向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并于当日向鲁东慧宣读处罚决定书内容，鲁东慧拒绝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上签字。2014年3月8日鲁东慧被解除拘留。2014年12月30日，西安市莲湖区人民法院作出（2014）莲刑初字第00299号刑事判决书，以寻衅滋事罪判处鲁东慧有期徒刑十个月，刑期自2014年3月9日至2015年1月8日。2015年1月8日，西安市莲湖区人民法院决定对鲁东慧监视居住六个月。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应当符合法定的起诉期限。当事人的起诉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的，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本案中，鲁东慧请求撤销海淀分局于2014年3月1日作出的京公海行罚决字〔2014〕001648号行政处罚决定。上述行政处罚行为发生在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实施之前，依据修订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在知道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三个月内提出；第四十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特殊情况耽误法定期限的，在障碍消除后的十日内，可以申请延长期限，由人民法院决定。海淀分局于2014年3月1日作出本案被诉处罚决定，且于当日向鲁东慧宣读处罚决定书内容，该处罚决定书已告知鲁东慧诉讼权利及起诉期限。而鲁东慧于2016年3月9日对上述行政处罚行为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其起诉显然已经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对其起诉应予驳回。鉴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裁定：驳回原告鲁东慧的起诉。鲁东慧不服一审法院上述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鲁东慧的上诉理由是：海淀分局于2014年3月1日作出对我行政拘留7日的处罚，在3月8日释放当天我就被带回西安，判处刑罚10个月。在2015年1月8日释放后，又被监视居住6个月。我从法律上获得自由应该是2015年7月7日。我的起诉到期时间应该是2016年1月7日。我向一审法院递交诉讼材料的时间是2015年12月15日左右，今年3月才终于获得立案。2015年8月我曾去过一审法院申请行政立案，但因为我没有带海淀分局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没能立上案。按照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自身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我本人因为受到迫害，身体状态很差，而且我复议、起诉都受到多方阻挠。我判刑出来后，行政处罚决定找不到了，只好申请政务公开，我从未停止主张自己的权利。一审法院认为我超过起诉期限是错误的。经审查，本院二审对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二审认为，鲁东慧请求撤销海淀分局于2014年3月1日作出的被诉处罚决定，该具体行政行为发生在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实施之前，依据修订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在知道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三个月内提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三条规定，由于不属于起诉人自身的原因超过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间内。因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不能提起诉讼的，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间内。该解释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当事人的起诉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的，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鲁东慧在海淀分局作出被诉处罚决定时已知晓该决定的内容，且海淀分局亦告知鲁东慧诉讼权利及起诉期限。鲁东慧自2015年1月8日刑满释放后，其即可针对被诉处罚决定提起行政诉讼，而鲁东慧向一审法院提出行政诉讼的时间明显超过法定期限，且无正当理由，一审法院据此驳回鲁东慧的起诉正确，本院予以维持。鲁东慧的上诉理由缺乏法律依据，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鲁东慧向法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证据一为西安市莲湖区法院刑事判决书，证据二为监视居住决定书，该二份证据证明鲁东慧在服刑期间及监视居住期间人身自由受到限制，所以没能及时起诉；2、证据三为医院检查报告单、上访人给鲁东慧的证明、鲁东慧受伤经过证明，上访人帮鲁东慧给莲湖区分局局长写信要求保留沿途录像证明、鲁东慧给纪检写信证明、医院将鲁东慧视为三无人员证明，该组证据证明当时鲁东慧住院两个月；3、证据四为申请登记回执、政府信息延长答复告知书、海淀分局政府信息告知书，证明鲁东慧曾想起诉海淀分局但是找不到行政处罚决定书，故而要求海淀分局进行信息公开；4、证据五为EMS邮政特快专递，证明鲁东慧收到海淀分局政务公开信息的邮件；5、证据六为国内挂号信收据，证明鲁东慧在有能力的情况下给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写信申请行政复议；6、证据七为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判决书，证明行政复议决定书作出时间是2015年8月3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判决时间是2015年12月11日。海淀分局对上述七份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1、证据一、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2、证据三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3、证据四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4、证据五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5、对证据六予以认可；6、对证据七予以认可。本院经对鲁东慧出示的七项证据进行审查，对证据一、证据二、证据四、证据五、证据六、证据七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本院予以采信；对证据三的真实性、合法性、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本院不予采信。鲁东慧对海淀分局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1、对证据一行政处罚决定书的真实性、关联性认可，合法性不认可；2、对证据二受案登记表的真实性、合法性不认可，关联性认可；3、对证据三传唤证的真实性、合法性不认可，关联性认可；4、对证据四鲁东慧询问笔录两份的真实性、关联性认可，合法性不认可；5、对证据五行政处罚告知书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认可；6、对证据六两份到案经过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认可；7、对证据七抓获民警马宁询问笔录、证据八旁证牛庆朋询问笔录、证据九旁证韩红刚询问笔录、证据十抓获民警宋兵询问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8、对证据十一鲁东慧身份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9、对证据十二鲁东慧信息公开案相关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认可，但证明目的不认可；10、对证据十三北京市公安局行政复议决议书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11、对证据十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3条的真实性、合法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鲁东慧没有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本院经对海淀分局出示的十四项证据进行审查，对证据一到证据十三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本院予以采信；证据十四不符合证据的形式，故不予采信。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向本院提交了两份新证据：1、证据一为挂号信单（信件编号为XY13021060010118），信封上写明的邮寄地址为“北京市海淀区丹棱街12号北京市海淀区法院”，收件人为“鲁为院长收”，同时信封上标注“内装二份行政诉讼起诉书以及附件”，该信件邮寄的邮戳时间为“2015.12.20”，到达北京市中关村的邮戳时间为“2015.12.23”；2、证据二为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收文簿，记载2015年12月23日立案庭王旭东收到鲁东慧邮寄的上述邮件。该两份证据证明鲁东慧于2015年12月20日以邮寄方式将起诉材料寄给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立案庭于2015年12月23日签收该邮件。鲁东慧对上述两份证据均予以认可，海淀分局对上述两份证据均不予认可。本院经审查，对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出具的两份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本院予以采信。再审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对原一、二审裁定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原一、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再审予以确认。本院再审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三条规定，由于不属于起诉人自身的原因超过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间内。因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不能提起诉讼的，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间内。本案中，2014年3月1日至2014年3月8日鲁东慧被行政拘留，2014年3月9日至2015年1月8日鲁东慧在服刑期间，故2015年1月8日之前鲁东慧均属于人身自由受到限制，该期间不能计算在其起诉期间内。关于鲁东慧从2015年1月8日至2015年7月7日被监视居住，该期间是否属于被限制人身自由期间，不应计算在起诉期限内的问题。对此本院认为，鲁东慧再审庭审中的陈述结合海淀分局《信息公开申请表》及《登记回执》、北京市公安局《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5）东行初字第817号《行政判决书》等证据证明：鲁东慧在监视居住期间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于2015年3月到海淀分局申请政府信息公开，于2015年5月26日通过邮寄方式申请行政复议，北京市公安局于2015年8月3日驳回鲁东慧的复议申请后，鲁东慧又于2015年9月16日向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11日驳回鲁东慧诉讼请求后，2015年12月20日鲁东慧以邮寄方式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由此可见，鲁东慧没有在2015年1月8日刑满后即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起诉的原因，并非因其被监视居住，人身自由受到限制，而是因其首先选择了提起行政复议，行政复议申请被驳回后又向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对行政复议行为提起诉讼，被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裁定驳回后，再就原行政行为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综上，本院认为，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可以通过邮寄起诉状的方式，亦可亲自到法院提交起诉状，或委托代理人代其提起诉讼。从充分保护当事人诉权的角度看，鲁东慧在2015年1月8日出狱后，至2015年7月7日被监视居住期间人身自由并未受到实际限制，不属于无法行使诉讼权利，不符合《解释》第四十三条规定“因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不能提起诉讼的，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间内”的情形。关于本案适用修改前或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问题。本院认为，鲁东慧所起诉的行政处罚决定系于2014年3月1日作出，此时行政诉讼法尚未修改。该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在知道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三个月内提出。在案证据能够证明，被诉处罚决定载明，如不服本决定，可以在收到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海淀区人民政府或北京市公安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三个月内依法向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海淀分局于当日向鲁东慧宣告并送达了处罚决定书，鲁东慧拒绝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上签字。因此，鲁东慧已知道诉权及起诉期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2015年5月1日前起诉期限尚未届满的，适用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关于起诉期限的规定。如前所述，鲁东慧在被监视居住期间人身自由并未受到实际限制，应从2015年1月8日刑满后计算起诉期限，至2015年4月8日起诉期限届满，该日期不属于“2015年5月1日前起诉期限尚未届满的”的情形，故本案不应适用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关于起诉期限的规定，而应适用修改前的行政诉讼法关于起诉期限的规定，即起诉期限为三个月。关于鲁东慧针对被诉处罚决定提起行政诉讼是否已经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的问题。本院认为，即便根据鲁东慧本人陈述及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抗诉意见，鲁东慧在知道行政行为内容、知道诉权及起诉期限的情况下，认定其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时间为2015年12月20日，亦早已超过前述起诉届满时间。综上所述，申诉人鲁东慧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意见及鲁东慧的再审请求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原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裁定结果并无不当。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抗诉，维持本院（2016）京01行终1017号行政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王雪枫审 判 员 王 京审 判 员 王颖君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 唐静静书 记 员 王梦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