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6民终98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邵宏炜，男，1982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柯桥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列君,浙江大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健,浙江大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劳关明，男，1969年6月21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柯桥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永华，系绍兴市柯桥区求实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邵宏炜因与上诉人劳关明不当得利纠纷一案，均不服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2019）浙0603民初124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询问，本院不开庭进行了审理。邵宏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列君、马健，劳关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永华参加了第一次庭询；邵宏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列君、劳关明及其委托代理人潘永华参加了第二次庭询。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邵宏炜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邵宏炜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本案150万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一审判决忽略了劳关明自认150万元为承包款的基本事实，认为汪雅芳转账的100万元“法律上解释上不具有唯一性”，将150万元承包款人为分割100万与50万，系认定基本事实不清。1.150万元款项的性质，劳关明已在（2019）浙0603民初2316号庭审过程中当庭自认是承包原浙江永顺印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顺公司）的承包款，该自认事实无须邵宏炜再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邵宏炜与劳关明在一审及（2019）浙0603民初2316号庭审过程中均明确150万元是承包款，劳关明作为（2019）浙0603民初2316号出庭人员，在庭审中其本人回答代理人提问时明确自认“2015年2月15日邵宏伟支付50万元的承包押金就是承包永顺的押金。汪雅芳的100万也是这方面的钱。”并且在劳关明本人签字向人民法院提交的《情况说明》中也载明“邵宏炜与汪雅芳系夫妻关系，汪雅芳转账汇款给劳关明是支付原浙江永顺印染有限公司承包款中的其中一笔”。一审判决认定：“原告要求被告返还由其妻子汪雅芳汇付给被告的100万元及其利息，法律解释上不具有唯一性，亦即原告尚未完成事实层面上的举证义务，不发生举证责任的转移”，这一认定严重脱离基本事实的主观判断。150万元款项性质是事实判断而非法律判断，对于双方均认可150万元系用于永顺公司（现已更名浙江怡丰印染有限公司）承包款的事实没有法律解释的空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第一款明确规定“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也就是说，本案劳关明对于50万元与100万元款项性质已明确自认就是承包款的情况下，邵宏炜无需对汪雅芳100万元的事实再承担举证义务。2.一审判决“本院认为”部分前后矛盾，邵宏炜在（2019）浙0603民初2316号答辩要求抵充加工费为150万，一审判决却错写成“富昶公司在该案答辩中要求将上述50万元抵充为该案的加工费”，这一说法与基本事实不符。导致错误裁判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本案的论证过程，根据一审判决的裁判逻辑是完全可以得出劳关明应当返还150万元的结论。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一审判决在认定事实时引用（2019）浙0603民初2316号判决书富昶公司答辩时的150万元误写为50万，从而导致了之后对100万元的论证出现偏离基本事实的情况。 二、劳关明在（2019）浙0603民初2316号的庭审中，已明确这150万元是邵宏炜承包永顺公司的承包款，并当庭陈述其收到的这150万元承包款已在永顺公司账上。本案一审庭审时，邵宏伟已向法院提交了浙江怡丰印染有限公司确认的从未收到过劳关明150万元承包款的证据，且至2020年1月12日也已超过法律规定的一个月的追认期限，劳关明继续占有150万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劳关明在（2019）浙0603民初2316号加工合同纠纷一案的庭审中，明确表示其收到邵宏伟的150万元承包款已在永顺公司账上，说明劳关明也清楚他无权收取邵宏炜的承包款。鉴于劳关明在另案中的这一陈述，邵宏伟于2019年12月12日向案外人浙江怡丰印染有限公司发出《催告函》，以确认劳关明150万元款项是否汇入该公司账户，以及劳关明是否有权代表浙江怡丰印染有限公司收取150万元承包款。浙江怡丰印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沈伟峰明确回复邵宏伟，经核实公司从未收到过150万元承包款。且怡丰公司已与劳关明联系，劳关明明确答复怡丰公司这是他个人的事，与怡丰公司无关。依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二款“相对人可以催告被代理人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一个月内予以追认。被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之规定，至2020年1月12日，怡丰公司法定的追认期届满，怡丰公司未对劳关明的收款行为进行追认，依法视为拒绝追认。现怡丰公司明确表示从未收到劳关明的150万元承包款并拒绝追认，对本案劳关明产生二个直接法律后果:一是证明劳关明在（2019）浙0603民初2316号加工合同纠纷案庭审时“表示其收到原告的150万元承包款已交付永顺公司即怡丰公司”的表述系虚假陈述，足以证明其在（2019）浙0603民初2316号案陈述的150万元是邵宏炜承包永顺公司的承包款不是事实，其没有合法理由继续占有150万元。二是劳关明的“收到原告的150万元承包款已在永顺公司账上”的表述再次证明了案涉150万元的款项性质，也可说明一审判决认为的“法律解释上没有唯一性”的100万元具有事实上的唯一性，即不论付款方邵宏炜还是收款方劳关明均认可该50万元和100万元均系承包款的事实，只是因为邵宏炜与永顺公司的承包关系从未实际发生，又因劳关明否认曾承诺可抵充绍兴永丰纺织印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丰公司）的加工费而导致前述款项转化成为劳关明没有法律依据占有的不当得利款项。 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不应适用《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应当适用《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根据2019年11月8日下发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一条“因民法总则施行后暂不废止民法通则，在此之前，民法总则与民法通则规定不一致的，根据新的规定优于旧的规定的法律适用规则，适用民法总则的规定。”之规定，故本案不应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为裁判依据，而应当适用《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本案适用《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参考最高法院的倾向性意见，劳关明如主张存在一定法律关系构成“法律根据”的，应由劳关明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四、一审判决主文利息计算表述与邵宏炜的诉讼请求不一，变相剥夺了判决生效后迟延履行期间的一般债务利息。邵宏炜一审的诉讼请求为“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一审判决为“支付该款自2019年11月20日起至本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剥夺了邵宏炜迟延履行期间的一般债务利息。 劳关明答辩称，邵宏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关于自认的事实，（2019）浙0603民初2316号案件庭审中已经明确，关于150万元的性质，双方在法官的提问过程中作出了明确答复。关于笔误的问题，一审判决确实将150万元错写成了50万元。关于沈伟峰的回复，劳关明在（2019）浙0603民初2316号案件庭审中已经明确陈述将款项交付给了公司。关于利息，邵宏炜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劳关明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邵宏炜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因承包关系而取得款项具有合法依据。(一）本案中邵宏炜诉称150万元系承包押金给劳关明，后因永顺公司一直停产，导致邵宏炜未实际取得承包权，故将150万元的承包款冲抵加工费。而在(2019）浙0603民初2316号案件中，2019年4月9日第一次庭审认为案涉的款项系支付加工费；因庭审之后提交了相关的汇款凭证，2019年5月6日第二次庭审故将该款的性质分为承包款和承包押金要求归还。因此从邵宏炜的自诉中可以看出，劳关明首先是基于承包合同关系而取得上述150万元，嗣后因承包未成而转变为冲抵加工费。(二）作为原承包人的邵宏炜，早在2014年6月，已经知道永顺公司被政府关停。在2014年11月28日的微信公众号上又再一次确认：永顺公司被永久关停。因此在汇款前，企业不可能再继续经营,这点邵宏炜是明知的。(三）关于案涉款项50万元或150万元的性质问题，无论是劳关明还是永丰公司，均一致认为案涉的150万元用途为支付浙江怡丰印染有限公司（永顺公司）承包款。 二、50万元的押金系断章取义。1.案涉50万元押金，系邵宏炜在汇款时单方备注，而非双方的意思表示。另外从常理上讲，一审片面地从押金的字面含义去理解汇款行为。2.从汇款的时间上去理解，2015年2月15日，属于农历十二月二十七日，离农历新春仅有2天，从传统的习俗上来说，这个时候一般都是支付应付款。3.依据（2019）浙0603民初4935号民事判决书，2015年8月，时任永顺公司的财务人员朱华丽向邵宏炜联系，因邵宏炜承包永顺公司需要缴纳相关税款，故2015年8月27日邵宏炜转账汇款28500元。由此可以推出，就当时而言，款项肯定是属于邵宏炜尚欠劳关明，如果有邵宏炜陈述的余额，就不需要另行支付28500元。 三、举证分配错误，导致判决明显错误。退一步讲，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为不当得利纠纷，结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本案系嗣后欠缺给付原因的给付型不当得利。因庭审中双方确认一致，邵宏炜承包永顺公司的事实，且本案中劳关明已经明确150万元系支付承包款。因此劳关明对其获取利益具有合法依据的事由进行了合理且详细的陈述，因此需由邵宏炜就该初始给付原因及给付后已不存在、己消灭等事由进行主张及证明。结合本案，显然一审法院在该举证责任的正确把握上存在明显错误。 四、一审判决书第3页第10行存在笔误。“上述100万元”应当为上述150万元。综上所述，劳关明取得款项进行了合理且详细的陈述，具有法律上的合法依据；邵宏炜已经明知印染企业被政府关停的情况下，再继续支付承包押金明显违背常理。一审举证分配错误，导致判决明显错误，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改判。 邵宏炜辩称，一、一审关于“50万押金”部分的论证符合案件的基本事实，劳关明要求撤销该项判决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认为“本案事实表明，原告实际控制的绍兴富昶针织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昶公司）与被告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永丰公司虽有加工业务往来，但双方业务终止后，永丰公司已就富昶公司拖欠的加工费向本院起诉主张自己的权利，富昶公司在该案答辩中要求将上述50万元（该引用的笔误是将150万元写成50万元）抵充为该案的加工费，但本院作出的生效判决并没有予以确认，故原告已完成不当得利事实层面上的举证义务，被告应对其占有原告汇付的款项具有合法根据承担举证义务。”该论证符合全案的基本事实。至于为何划分了50万元与100万元，系一审判决笔误造成。一处是劳关明在上诉状中提到“第3页第10行中上述100万元应当为上述150万元”，将150万承包押金变成了100万元；第二处是邵宏炜在上诉状中提到的“富昶公司在该案答辩中要求将上述50万元抵充为该案的加工费”，把150万元错写成了50万元。劳关明在无权代理的情况下，收取邵宏炜的150万元承包款押金，在承包关系因公司被政府关停无法实际履行，且150万元也没有进入永顺公司的账户的情况下，取得款项的原因已经消灭，其占有150万元缺乏“法律依据”。依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之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这里的“法律根据”在本案中并不单纯指款项交付时的“法律根据”，而应当是结合具体情况，由劳关明证明其合法占有150万款项具有“法律根据”。恰恰相反，邵宏炜已经提供充足的证据证明该150万元浙江怡丰印染有限公司（永顺公司）拒绝对劳关明的收款行为进行追认，同时明确表示公司从未收到过该款项。劳关明在上诉状中再次自认“早在2014年6月份，永顺公司被政府关停”的事实，证明其所谓的承包从未实际履行，其占有150万元系无权占有。综上，劳关明取得150万元款项缺乏“法律依据”，正如其自己在上诉状中所说“本案系嗣后欠缺给付原因的给付型不当得利”，其主张的取得150万元基于“承包关系”已被证实无法成立，则其在取得150万元款项原因消灭之后，应当全额返还。请求法庭依法驳回劳关明的上诉请求，依法改判支持邵宏炜的上诉请求。 邵宏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劳关明返还人民币150万元，并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 一审法院查明事实：2015年2月15日,邵宏炜将一笔金额为500000元的款项从其在中国农业银行账号为62×××70的账户转入劳关明在中国农业银行账号为62×××73的账户，摘要／附言栏载明：押金。2016年1月4日,邵宏炜妻子汪雅芳将一笔金额为1000000元的款项通过网银从其在瑞丰银行账号为62×××15的账户转入劳关明在中国农业银行账号为62×××73的账户，摘要／附言栏载明：转存，往来款（网银转账，有误即退）。同时查明，绍兴县富昶针织有限公司于2015年1月16日名称变更为浙江富昶针织科技有限公司。2019年4月24日，浙江富昶针织科技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富昶公司，邵宏炜系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劳关明系永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9年2月25日，该院受理永丰公司与富昶公司加工合同纠纷一案，该案原告诉讼请求为：要求富昶公司支付永丰公司染色加工费2510087.78元，并支付该款自起诉之日起（2019年2月25日）至判决确定支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1.3倍计算的利息损失。被告富昶公司在该案中辩称：1.对永丰公司与富昶公司之间存在加工关系的事实无异议；2.富昶公司实际控制人邵宏炜并没有实际承包浙江永顺印染有限公司，故邵宏炜夫妇汇给劳关明的150万元，法庭可直接抵充为本案印染加工费；3.除永丰公司陈述的1050万元及上述150万元之外，富昶公司还通过其实际控制人邵宏炜向永丰公司的收款人劳国林支付了85万元的加工费，该85万元也应在永丰公司主张的案涉加工费中予以扣除；4.案涉税价金额为13010087.78元的浙江增值税专用发票富昶公司已全部认证抵扣；5.部分案涉加工布匹尚在永丰公司处，该批布匹的价值足以抵充案涉加工费；6.永丰公司主张的利息过高，请求法院予以调整。综上，请求法院依法判决。该院经审理，于2019年5月24日作出（2019）浙0603民初2316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对富昶公司在该案中提供的银行转账记录五份（其中两份即本案中提交的两份）的证明力评判认为：钟立敏、劳关明虽到庭陈述2015年2月15日富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邵宏炜向永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劳关明汇款的50万元及2016年1月4日邵宏炜的妻子汪雅芳向永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劳关明汇款100万元系邵宏炜承包永顺限公司期间的押金（50万元）和承包款（100万元），但并未在本案中向该院提交相应的永顺公司与邵宏炜之间的承包合同、押金收据等证据，案涉50万元汇款记录中虽载明款项用途为“押金”，案涉100万元汇款记录载明“往来款”，该文字表述与永顺公司缺乏关联性，目前也无其他证据证明劳关明系永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故本案中不能单独根据钟立敏、劳关明的证言认定上述150万元款项系特指邵宏炜承包永顺公司的押金和承包款，故该院对本案中钟立敏、劳关明证言的真实性不予认定。同时，因富昶公司亦无其他证据证明上述150万元系支付案涉加工费的事实，故该院对富昶公司要求在永丰公司主张的案涉加工费中抵扣该150万元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据此判决如下：富昶公司应于该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永丰公司支付加工费2510087.78元并支付该款自2019年2月25日起至本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1.3倍标准计算的利息损失。该判决业已生效。邵宏炜遂以不当得利为由要求本案劳关明返还150万元及利息，酿成纠纷。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主张不当得利返还的，应当先由主张权利的一方举证证明不当得利发生的事实，在完成该事实层面的举证义务后，才由相对方来举证证明其取得相关权益的合法根据。本案中，劳关明收到邵宏炜汇付的50万元，由邵宏炜提供的由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摩尔城支行于2019年4月10日出具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佐证，且汇款凭证载明“押金”，劳关明亦予认可，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足以认定。本案事实表明，邵宏炜实际控制的富昶公司与劳关明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永丰公司虽有加工业务往来，但双方业务终止后，永丰公司已就富昶公司拖欠的加工费向该院起诉主张自己的权利，富昶公司在该案答辩中要求将上述50万元抵充为该案的加工费，但该院作出的生效判决并没有予以确认，故邵宏炜已完成不当得利事实层面上的举证义务，劳关明应对其占有邵宏炜汇付的款项具有合法根据承担举证义务。劳关明辩称在(2019)浙0603民初2316号案件当中，该150万元的款项性质,邵宏炜在该案第一次庭审中认为是加工费,第二次庭审时，当永丰公司认为系支付承包费用的时候，又认为是应当退还的押金，故劳关明取得该款具有法律上的合法依据。对此，该院认为，所谓押金，是一方当事人将一定费用存放在对方处保证自己的行为不会对对方利益造成损害，如果造成损害的，可以以此费用据实支付或另行赔偿。在双方法律关系不存在且无其他纠纷后，则押金应予以退还。邵宏炜在其转账给劳关明50万元的过程中已在银行摘要/附言中明确载明“押金”，劳关明对其继续占有邵宏炜交付的押金具有合法依据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其提供的当事人提交民事诉讼证据材料清单【指富昶公司因在(2019)浙0603民初2316号案件中提交证据所制作的证据清单】、银行汇款凭证、中国农业银行交易明细清单、(2019)浙0603民初2316号民事判决书、(2019)浙0603民初4935号民事判决书，均无法证明劳关明占有邵宏炜汇付的50万元具有合法依据，缺乏有效证据必备的关联性要件，对其证明力该院不予认定。劳关明该项辩称，缺乏事实依据，该院不予采纳，故该院认定劳关明收取邵宏炜的50万元构成不当得利，现邵宏炜请求被告返还，理由正当，该院应予支持。邵宏炜同时要求劳关明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三十一条“返还的不当利益，应当包括原物和原物所生的孳息。……”规定，故该院予以支持。邵宏炜要求劳关明返还由其妻子汪雅芳汇付给劳关明的100万元及其利息，因该款的汇款凭证摘要/附言栏载明：转存，往来款（网银转账，有误即退），法律解释上不具有唯一性，亦即邵宏炜尚未完成事实层面上的举证义务，不发生举证责任的转移，邵宏炜该项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该院不予支持。劳关明该项抗辩理由成立，该院予以采纳。综上，该院对邵宏炜合理部分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对其不合理部分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劳关明应于该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给邵宏炜人民币500000元并支付该款自2019年11月20日起至该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二、驳回邵宏炜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8300元，减半收取915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14150元，由邵宏炜负担9433元，劳关明负担4717元，限劳关明于该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该院缴纳。 二审中，劳关明向本院提交了证据1.劳关明与邵宏炜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六页；证据2.文件一份（复印件）；证据3.微信公众号文章一篇，以证明邵宏炜承包永顺公司与永顺公司关停的相关事实。经质证，邵宏炜认为证据1的微信聊天记录是不完整的，断章取义，3月5日之前还有一条信息，其实是我是向劳关明要钱。对文件、微信公众号文章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是我发给劳关明的。 邵宏炜向本院提交了证据4.邵宏炜与劳关明的微信聊天记录照片一份，以证明劳关明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不完整，是邵宏炜问劳关明要钱。经质证，劳关明对真实性有异议。 经审查，本院认为，劳关明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文件、微信公众号文章从发送时间看，并不足以证明邵宏炜在2013年底至2014年7月间实际承包永顺公司，无论劳关明的微信聊天记录是否完整，均不能达到劳关明的证明目的，据此对邵宏炜提交的反驳证据不再审查。 本院经审理，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相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的争议焦点是劳关明收取讼争150万元是否构成不当得利。 首先，双方对于邵宏炜支付的150万元的性质陈述一致，即邵宏炜用于支付承包永顺公司的押金及承包款。邵宏炜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富昶公司在(2019）浙0603民初2316号案件中虽曾主张150万元抵扣加工费，但该案未予认定，故不影响该150万元一开始作为支付永顺公司押金及承包款的性质。同时，根据双方陈述的款项性质，先不论永顺公司有无收到该150万元，该150万的最终收款主体应为永顺公司，而非劳关明，故对劳关明而言，该150万元有无构成不当得利应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认定。 其次，邵宏炜主张其最终未承包永顺公司，而劳关明在二审中则主张邵宏炜在2013年底至2014年7月期间实际承包了永顺公司。对此，本院对劳关明的主张不予采信，理由如下：第一，劳关明主张邵宏炜于2013年年底至2014年7月间承包永顺公司，而邵宏炜支付讼争150万元却在2015年2月15日、2016年1月4日，时间相隔较长，且2015年2月15日的款项备注为押金，一般押金支付于交易之初，邵宏炜先实际承包后再支付押金及承包款有违生活常理。第二，劳关明提出承包款为500万元一年，如果属实，根据劳关明所称的承包时间，则邵宏炜尚欠原永顺公司承包款，但永顺公司却从未向邵宏炜主张，亦有违常理。劳关明称双方签订过承包协议，但辩称因永顺公司拆除而无法提供，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也应当由劳关明承担。第三，劳关明又称已经将150万元支付给了永顺公司，但未提供有效证据。一审中劳关明称150万元在永顺公司的账上，二审中又解释称因其为永顺公司垫付了款项故抵充了150万元，前后陈述不一，也未提交有效证据证实其有权抵充150万元。 最后，劳关明并非150万元款项的最终支付对象，劳关明与邵宏炜之间并不存在合同关系。劳关明未能举证证明将150万交付给了永顺公司，故邵宏炜主张劳关明构成不当得利理由成立，应予支持。 关于一审判决书存在笔误的上诉意见，双方在二审中确认一致，本院予以指正。邵宏炜关于利息支付截止日表述的上诉意见合法有据，本院予以采纳。 综上所述，邵宏炜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劳关明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2019）浙0603民初12492号民事判决； 二、劳关明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给邵宏炜1500000元并支付该款自2019年11月20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8300元，减半收取915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14150元，由劳关明负担，限劳关明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一审法院缴纳；二审案件受理费18300元，由劳关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瑜 审判员 梅 云 审判员 张百元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一日 书记员 钟利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