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1民终673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科海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39号院10号楼25层2903。法定代表人：周芳林，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忠校，北京市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若尧，北京市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程森，男，汉族，1985年9月18日出生，住郑州市金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超，国浩律师（郑州）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州航空港区奥莱国际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郑州航空港区云港路南侧世航之窗四楼。法定代表人：王明磊，该公司总经理。上诉人北京科海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海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郑州航空港区奥莱国际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莱公司）、程森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不服河南省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人民法院（2019）豫0192民初51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科海通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法院将河南省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人民法院（2019）豫0192民初510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内容改判为奥莱公司赔偿科海通公司经济损失2795836.32元；2、请求法院判令程森与奥莱公司返还代理费及赔偿经济损失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程森、奥莱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因新郑综合保税仓内案涉货物全部过期而推定案涉全部货物全损，认定错误。二、案涉物流转仓费是于2018年9月17日支付给深圳市前海易路通供应链有限公司，系第二批货物从香港运至新郑综合保税仓所产生的物流费用，报关单2显示第二批货物进口时间为2018年9月6日，启运地和经停港为中国香港，境内目的地为新郑综合保税区，因此可以认定科海通公司支付的物流转仓费是案涉货物仓储支出的必要支出。三、科海通公司对奥莱公司涉嫌违法违规操作不知情，是奥莱公司隐瞒案涉货物的情况，对案涉货物的损失应承担全部或主要责任，一审法院认定科海通公司存在过错错误。四、本案涉嫌违法情形，不存在公司或职务行为，且程森作为河南巍祥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巍祥公司）的代表签约，一审法院认定程森系职务行为错误。程森辩称，程森的行为属于履行职务行为，作为奥莱公司员工为奥莱公司与科海通公司的贸易提供服务工作，科海通公司不能认为程森与奥莱公司应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认定货物过期，科海通公司称货物从韩国进到中国都有报关单，生产日期、进关日期、保质期都是一致的，货物都是过了保质期，巍祥公司支付给科海通公司的款项是通过奥莱公司协调的，科海通公司在一审中认可巍祥公司支付货款是基于其与奥莱公司的代理关系，一审法院扣除该笔费用并无不当，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应予维持。奥莱公司未到庭未答辩。科海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奥莱公司、程森共同向科海通公司退还代理费376284.68元人民币；2.判令奥莱公司、程森共同向科海通公司赔偿经济损失，其中货物损失392754.11美元（按立案日汇率702.03折算人民币2757251.68元）、货物运输费30889.67元人民币；3.本案诉讼费由奥莱公司、程森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2月30日，科海通公司作为甲方与案外人韩国张保皋红源Well-Being（以下简称张保皋公司）作为乙方签订《韩国张保皋大中华区总经销合同》，约定乙方授权甲方为大中华区全渠道独家经销商，合同产品为张保皋红源Well-Being韩国黑参，销售商品名为“张保皋”及以“张保皋”命名的系列性产品。甲方负责支付从装运港岛到目的地港的运费，产品价格定位FOB为基准。2018年1月3日，科海通公司向张保皋公司采购一批韩国黑参产品，产品价格以仁川港离岸价计512637美元，付款方式为按预订价全额一次性预付款。2018年3月2日，张保皋公司向科海通公司交付仁川港离岸价计380262.16美元的产品。后奥莱公司向科海通公司发出《付款通知书》，载明“将张保皋黑参一系列产品的代理进口清关费用，共计人民币752569.36元，清关操作前先付总费用的50％，货物放行前将余下费用的50％补付完成。明细：【运输费、地面操作费、报关费（报关服务费、转关服务费、入区报关／报检申请、商品备案费等）、行邮税、出区费、综合服务费等】汇到以下账户：账号62×××96，账户名称王明枝，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航空港区四港联动大道支行。我司在收到以上费用后，完成张保皋黑参一系列产品的清关，海关放行后将张保皋黑参一系列产品交付给北京科海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由程森签字，并加盖奥莱公司公章。2018年3月9日，郑州华商报关服务有限公司发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口货物报关单》（以下简称报关单1），载明货物为营养片10080瓶、黑桔梗蜜汁920瓶、桔梗蜜汁19020瓶、蜜参切片588盒、蜂蜜参片12400盒、营养液200盒、营养片84盒、营养液80盒，商品编号为2106909090、2202990099，总价380262.16美元，启运国（地区）韩国（133），境内目的地（41016）新郑综合保税区，收发货人及消费使用单位均为郑州泛力达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泛力达公司），监管方式（1210）保税电商，备注通关一体化，跨境电商货物。2018年3月10日，科海通公司法定代表人周芳林通过其招商银行账户向奥莱公司转账376284.68元。2018年3月17日，中国电银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出具《关系说明函》，载明“中国电银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河南航商科技有限公司的合作企业，航商以电商企业在郑综合保税区（4612）开展的跨境电商业务。航商委托郑州泛力达物流有限公司及郑州华商报关服务有限公司作为新郑综合保税区的仓储企业和清关申报单位，航商在新郑综保区开展的跨境电商相关业务由上述公司承揽、对接及清关。”2018年8月7日，张保皋公司向科海通公司交付仁川港离岸价计82061.60美元的产品。2018年9月5日，郑州华商报关服务有限公司发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口货物报关单》（以下简称报关单2），载明货物为维生素泡腾片39920瓶、黑参精40瓶，商品编号为2106909090，总价为82061.60美元，货物存放地点郑州综保区跨境电商保税仓库，启运国（地区）中国香港，境内目的地（41016）新郑综合保税区，境内收货人为泛力达公司，消费使用单位为郑州澳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监管方式（1210）保税电商，备注通关一体化，跨境电子商务。2018年11月19日，奥莱公司向科海通公司发出《说明函》，载明：贵司委托我司进行张保皋黑参一系列商品的清关，共计人民币752569.36元。按照贵司意愿，将部分商品转出，如下图：            ＊品名（中文）              ＊条码              ＊数量（件数）                  张保皋参味泡腾维生素片              8809198232024              5400                        张保皋黑桔梗蜜汁              8809082729081              920                  张保皋新版黑桔梗蜜汁              8809059646960              9600                        高丽蜜参切片              8809082729104              588                  张保皋新版蜜参切片              8809059646953              6400                        张保皋人参提取物营养补充片              8809082728305              84                  张保皋人参精华液              8809082728299              78      我司目前已收到贵司支付总费用的50％（人民币376284.68元），作为此次商品的清关、转出总费用。2018年12月7日，案外人河南集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成公司）向科海通公司发出《库存说明函》，载明：贵司（科海通公司）委托我司仓库代管商品库存数量总计60229件。2019年4月30日，通过程森协调，科海通公司作为甲方与奥莱公司的关联公司巍祥公司作为乙方签订《销售合同》，主要约定：甲方将甲方位于香港保税仓的张保皋商品销售给乙方，商品总货款为人民币1314331.23元，程森作为乙方代表签字，并由巍祥公司加盖公章。巍祥公司与程森签订《付款委托书》，称需向科海通公司支付第一笔货款395000元，委托程森根据自身资金状况代为支付一定费用。后程森通过程楠的中国建设银行账户向科海通公司指定的账号分三次转账共计人民币288488.92元。科海通公司另认可奥莱公司已给付其货物价值26635.28美元。2019年9月12日，科海通公司向奥莱公司发出《律师函》，要求奥莱公司陈述科海通公司未接到委托奥莱公司清关的张保皋一系列产品的原因、告知委托产品的存储仓库及信息、要求奥莱公司与科海通公司对接清关费用、运输费用和仓储费用结算。2019年10月29日，科海通公司就上述事宜再次向奥莱公司发出《致函》。2019年4月1日，程森通过微信群告知科海通公司法定代表人：“1．关于航商公司转仓的事情，经过多方沟通，最终他们同意给出公司盖有公章的空白纸，今天会拿给我们，我们这边开始安排转换名义。”“中午保税仓集成接到电话，1点半缉私去他们那边了解情况。”2019年4月4日，程森通过微信群告知科海通公司法定代表人：“目前情况进行的还算顺利，保税仓航商名下的货转仓的事已经申报上去了，海关还在走手续，但是没有拒绝。”科海通公司法定代表人回复称：“您那边的推进情况要及时告知我们，这样我们也好开展工作。还是希望程总抓紧推进我们之间达成共识的各项工作。”2019年4月17日，科海通公司员工林茜兰通过微信群联系程森：“尽快签合同，我们给你授权才有用。”程森回复：“我现在也着急，但是集团毕竟不是我个人的，我也需要说服他们才能签字盖章，谢谢两位的理解。”同日林茜兰又联系程森称：“三件事：一个保税仓合同；二是香港仓合同；三是过期商品赔偿。您多少先解决一两个不能都这么停着。”程森答复：“我明白，我这边是优先解决保税仓合同，因为这个牵扯到销售，第二是过期商品，第三是香港仓合同。”2019年4月25日，程森向科海通公司发出《致科海通的一封信》，载明：“目前对于贵司提出来的三个要求，我们集团暂时没有办法签订合同，这一块我尽我的努力了，但是集团顾虑较多，无法达成一致，最终意见是会积极配合销售，但是无法签订相应的合同。”2019年6月13日，程森通过微信群称：“当时你们签的合同不是整年的一个购货合同，毕竟是到了货也没那么多，然后不是还有个多少钱美金的货，不是还在那边吗。这样的话，然后是否可以向银行解释一下外面的还有韩国那边还有货没发。”（微信语音文字转录）2019年7月12日，科海通公司通过微信群称：“程总，这次您要支付给我们的货款是395000元，你现在给我们打了200000元，还差195000元。”程森回复称：“第一批支付的88000多不也是这批货的货款吗？”科海通公司称：“那是过期产品的货款。”又查明，科海通公司于2018年8月14日支付案外人中外运空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海运费人民币6536.67元、于2018年9月17日支付案外人深圳市前海易路通供应链有限公司物流转仓费人民币24353元。还查明，海关监管方式代码“1210”，全称“保税跨境贸易电子商务”（以下简称保税电商），适用于境内个人或电子商务企业在经海关认可的电子商务平台实现跨境交易，并通过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或保税监管场所进出的电子商务零售进出境商品。该模式用于进口时仅限经批准开展跨境贸易电子商务进口试点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和保税物流中心（B型）。郑州保税进口试点在保税物流中心（B型）和新郑综保区。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的单次交易限值为人民币2000元，个人年度交易限值为人民币20000元。超过单次限值、累加后超过个人年度限值的单次交易，以及完税价格超过2000元限值的单个不可分割商品，均按照一般贸易方式全额征税。案涉商品编号2106909090、2202990099一般贸易中韩协定关税分别为12％、5％，增值税率为13％，消费税率为0％，跨境电商综合税为9.1％。案件审理中，一审法院前往集成公司保税仓库现场调查。集成公司于2020年4月29日出具单据显示存储有张保皋系列产品两批，第一批供应商为航商，储位量19436，第二批供应商为澳团1，储位量39957，共计储位量59393，商品均在2020年2月19日12：00之前到期，备注“张保皋品牌黑参产品已经全部过期”。集成公司同时出具《堆存费付款情况》，载明：“奥莱供应链其货物张保皋牌人参制品，2019年都是以航商名义给我们付款，共付堆存费26950元，当时航商在付所有我公司账款时连同付款······澳团名义入库货物至今仓储费均为欠费状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本案被告主体资格的问题；2．科海通公司与奥莱公司间合同效力的问题；3．各方当事人应承担责任的问题。一、关于本案被告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本案中，科海通公司与奥莱公司间有设立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意思表示，奥莱公司向科海通公司发出《付款通知书》，承诺为科海通公司提供服务并要求科海通公司支付对价，双方虽未签订书面合同，但从双方的经济来往，结合科海通公司与程森之间的聊天记录，显示航商公司在科海通公司与奥莱公司之间仅起到工具性作用，合同关系最终指向的是科海通公司与奥莱公司，故科海通公司与奥莱公司存在合同关系。奥莱公司作为本案被告主体适格，奥莱公司辩称其非适格被告，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执行法人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发生效力。本案中，程森作为奥莱公司员工，以奥莱公司的名义向科海通公司发出《付款通知书》，盖有奥莱公司公章，奥莱公司予以认可。科海通公司提交的聊天记录显示，在合同履行中，程森与科海通公司对接时以奥莱公司员工名义进行，未作出以个人名义享受案涉合同权利、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期间产生的权利义务最终亦指向奥莱公司。综上，科海通公司要求程森共同承担案涉合同经济损失的主张证据不足，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二、关于科海通公司与奥莱公司合同效力的问题。保税电商，是为促进跨境贸易电子商务进出口业务发展，方便企业通关，规范海关管理而诞生，其核心目的是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国家利益。该模式下，跨境电商企业通过集中海外采购，统一由海外发至国内保税仓库，当消费者网上下单时由国内物流公司直接从保税仓库配送至客户。采用该模式进口货物可以享受更为优惠的税率和贸易管制要求，因此要求在进口环节，向海关申报的收货人应为个人消费者，如果收货人为中间商、批发商、零售商等则一般应以一般贸易方式进口，全额缴纳进口税款并按照规定提交许可证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公告2018年第194号《关于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出口商品有关监管事宜的公告》第二十六项规定“跨境电子商务企业及其代理人、跨境电子商务平台企业······加强对商品质量安全等风险防控机制，加强对商品质量安全以及虚假交易、二次销售等非正常交易行为的监控，并采取相应处置措施······消费者（订购人）对于已购买的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不得再次销售”、第二十九项规定“海关对违反本公告······为二次销售提供便利······导致出现个人身份信息或年度购买额度被盗用、进行二次销售及其他违反海关监管规定情况的企业依法进行处罚”，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关于完善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税收政策的通知》（财关税［2018］49号）亦规定“已经购买的电商进口商品属于消费者个人使用的最终商品，不得进入国内市场再次销售”，以上强制性规定均显示二次销售是采用保税电商模式进口货物的禁止行为。本案中，科海通公司从韩国买受货物，交由奥莱公司办理清关手续，最后再销售给他人。在此交易链中，科海通公司并非进口商品的最终消费者，不符合保税电商模式对交易主体的要求，且案涉商品价值超过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的限值，属于二次销售。案涉商品本应按照一般贸易方式进口，以相应税率缴纳税款及办理许可证件。但奥莱公司采用保税电商模式，通过跨境电商平台，将货物化零为整再交付给科海通公司，此过程中显然不正当地享受到了较优惠的跨境电商综合税率及许可程序，双方对此均系明知，该合同行为损害了国家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因此，科海通公司与奥莱公司之间的合同应属无效合同。三、关于各方当事人应承担责任的问题。无效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合同无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本案中，科海通公司与奥莱公司签订的合同系无效合同，依据无效合同取得的收益应予返还，科海通公司根据奥莱公司作出的《付款通知书》支付款项，有银行电子回单在卷为凭，奥莱公司亦予以认可。因此对科海通公司要求奥莱公司退还代理费376284.68元的诉请，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合同无效后，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一审法院现场调查及集成公司证明均显示新郑综合保税仓内案涉货物已全部过期，可推定全损，已无返还必要，应当折价补偿。奥莱公司作为从事货物进出口的专业公司，对相关法律法规应当较为了解，在明知采用保税电商模式为科海通公司货物办理通关手续违反相关规定，将会损害国家利益，应当对合同无效产生的损失负有过错。科海通公司存在规避税收、逃避备案要求的意图，对其损失亦存在过错。综合考虑科海通公司、奥莱公司在合同中的作用，货物损失状况等因素，一审法院认定科海通公司、奥莱公司应当对案涉货物的损失各承担50％的责任。关于案涉商品货物价值的问题。科海通公司主张第一批交付奥莱公司的货物价值为380262.16美元，有报关单1在卷为凭，奥莱公司亦在庭审中予以认可，对该批货物的价值，一审法院予以认定。关于第二批价值82061.60美元的货物，有报关单2在卷为凭，程森与科海通公司交流记录亦显示科海通公司、奥莱公司间对该批货物有实际认知，奥莱公司未拒绝对该批货物履行义务，可以认定第二批货物包含在科海通公司与奥莱公司的事实合同之内。奥莱公司辩称其合同义务仅限于第一批货物，合同内容不包含第二批货物，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案涉货物的总价值为462323.76美元。庭审中科海通公司认可奥莱公司已交付货物价值26635.28美元，程森已支付货款288488.92元，该款项应予扣除。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案涉货物实际损失总计人民币2764946.65元（462323.76-26635.28=435688.48美元，按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的2019年11月14日［立案日］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中间价1美元对人民币7.0083元换算人民币3053435.57元，3053435.57-288488.92=2764946.65元）。综上，奥莱公司应当赔偿科海通公司货物损失共计人民币1382473.33（2764946.65×50％）元。关于科海通公司要求奥莱公司赔偿案涉货物运输费的问题。本案中，中外运空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为科海通公司开具海运费发票在卷为凭，科海通公司与奥莱公司虽未事先约定海运费承担方式，但科海通公司系为履行涉案合同而实际支出该费用，合同无效后，该费用亦为科海通公司遭受的实际损失，故科海通公司、奥莱公司仍应对该损失各承担50％的责任。科海通公司支付的物流转仓费实际发生的证据不足，且无法证明该笔费用是案涉货物仓储支出的必要支出。故对于科海通公司要求奥莱公司赔偿案涉货物海运费的主张，一审法院予以部分支持；对于科海通公司要求奥莱公司赔偿案涉货物物流转仓费的主张，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奥莱公司应当赔偿科海通公司货物运输费3268.34（6536.67×50％）元。综上，奥莱公司应当赔偿科海通公司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1385741.67（1382473.33＋3268.34）元。奥莱公司经原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一审法院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八条、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一百五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三十六条、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规定，判决如下：一、郑州航空港区奥莱国际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北京科海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代理费376284.68元。二、郑州航空港区奥莱国际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北京科海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经济损失1385741.67元。三、驳回北京科海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照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2115元，由北京科海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担14233元，由郑州航空港区奥莱国际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负担17882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一审法院推定案涉货物全损是否适当的问题；2.程森是否与奥莱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3.案涉货物物流转仓费是否应当认定为科海通公司的损失的问题；4.科海通公司是否对合同无效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问题。关于一审法院推定案涉货物全损是否适当问题。科海通公司主张报关单1和报关单2的案涉货物分别保存于新郑保税仓和香港保税仓，保存在新郑保税仓的货物已经全部过期，转回香港保税仓的货物在本案立案之前已转卖给巍祥公司，一审法院因新郑保税仓的案涉货物全部过期推定案涉货物全损不当，但科海通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位于香港保税仓的案涉货物在种类、生产日期、保质期等特征上有别于新郑保税仓的案涉货物，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位于香港保税仓的案涉货物在过期前交付给巍祥公司，且程森对此不予认可，故一审法院基于现场调查查明新郑保税仓的案涉货物全部过期推定香港保税仓案涉货物全部过期，推定全损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关于程森是否与奥莱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程森与科海通公司对接时是以奥莱公司员工名义进行，其向科海通公司发出盖有奥莱公司公章的《付款通知书》是以奥莱公司的名义，且程森未作出以个人名义享受案涉合同权利、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故科海通公司主张程森承担连带责任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案涉货物物流转仓费是否应当认定为科海通公司的损失问题。科海通公司仅提交的《中国建设银行单位客户专用回单》不足以证明该笔物流转仓费系其为履行案涉合同而实际支出的费用，且无法证明该笔物流转仓费是案涉货物仓储支出的必要支出，故科海通公司主张奥莱公司赔偿案涉货物物流转仓费的主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科海通公司是否对合同无效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问题。科海通公司从韩国买受货物，交由奥莱公司办理清关手续，最后再销售给他人，属于二次销售，系采用报税电商模式进口货物的禁止行为，故一审法院判决科海通公司对案涉货物的损失承担50%的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科海通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9166元，由北京科海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马清来审判员  曾小潭审判员  陈启辉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七日书记员  杜佰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