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浙0681行初26号 原告顾建国，男，1958年1月15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 原告顾伟国，男，1955年11月6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 原告杨裕法，男，1963年4月24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 原告郭伟良，男，1965年8月31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 原告郭国利，男，1969年1月7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 原告顾建国、杨裕法、郭伟良、郭国利委托代理人即本案原告顾伟国，身份、住址同上。 被告诸暨市牌头镇人民政府，住所地诸暨市牌头镇站前路197号。 法定代表人吴舒峰，镇长。 委托代理人傅旭燕，浙江越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周君芳，浙江越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顾建国等五人诉被告诸暨市牌头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牌头镇政府）其他行政行为一案，五原告于2020年3月16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年3月17日立案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顾建国等五人诉称，2019年7月18日，牌头镇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表明，2017年“03省道东复线工程义井村路段征地”当时我单位与牌头镇义井村经济合作社按照市工程指挥部土地勘察清册签订了协议，共计征地2.59594公顷，2019年7月29日牌头镇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表明，“通过查阅档案得到的信息情况为03省道东复线工程义井村路段征地款1985376.9元，已落实发放至义井村，而相关征地安置补助费的具体分配是由义井村自行负责落实，义井村并未就征地安置补偿费的具体落实情况向我单位进行备案。”表明03省道东复线工程失地补助安置方案没有按《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公告和征求失地农民的意见，为此，义井村村民顾建国向镇人民政府反映要求落实安置03省道东复线工程征地后失地农民名额并按规定缴纳失地农民保险的问题，牌头镇政府牌头信访复字（2019）052号处理意见书，处理结论:“03省道东复线征用土地落实失地农民指标数为39人，已经于2015年落实，补偿费用人民币1985376.90元，系土地征用费、青苗补偿等补偿费用，此费用不包含房屋征迁安置费用，此费用已进入义井村集体账户”，但原告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国家征收土地的，依照法定程序批准后，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予以公告并组织实施，被征收土地的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应当在公告规定期限内持土地权属证书到当地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征地补偿登记。”表明征收土地前必须公告，组织实施后才能确定被征收人和耕地数量，被征收人就是失地农民补助对象，征收耕地的数量确定后才能依据《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按照被征收的耕地数量除以征地前被征收单位平均每人占有耕地的数量计算”，得出失地农民指标数，在计算出补偿安置指标后，《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八条明确规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后，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公告，并听取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意见”。《征收土地公告办法》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未依法进行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的，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村民或者其他权利人有权依法要求公告，有权拒绝办理征地补偿登记手续”。表明，被征地安置对象有权要求对安置方案的知情权和选择权。2017年征地，2015年落实失地农民指标，是剥夺了被安置人员的知情权和选择权，违反法定程序。 另外，根据牌头信访复字（2019）047号处理意见书表明，2015年4月14日义井村已向诸暨市社会保险事业局缴纳了149人的参保金，2017年征地时《牌头镇03省道东复线工程义井村补偿土地征用费及附属物补偿费清册》，已明确没有征地补助安置费用的事实存在，根据《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征收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2017年03省道东复线工程征地款1985376.9元中没有土地补助安置费，2017年征地后牌头镇政府应当补发给义井村03省道东复线失地补助安置费。 综上所述，事实证明在2017年征地牌头镇政府作出的信访结论，“03省道东复线征用土地落实失地农民指标数为39人，已经于2015年落实”的行政行为违法，所作出的行政行为无效，违反了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六条、四十七条、四十八条及《征收土地公告办法》的相关规定，违反法定程序。不管义井村在2015年是否垫付03省道东复线工程的失地农民保险金，牌头镇政府都应当补发给义井村03省道东复线工程失地农民补助安置费。原告经诸暨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不予受理，故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决：一、确认03省道东复线工程2017年征地，被告牌头镇政府作出的信访结论，“03省道东复线征用土地落实失地农民指标数为39人，已经于2015年落实”的行政行为违法；二、责令被告牌头镇政府补发03省道东复线工程义井段义井村失地农民补助安置费。案件审理过程中，经本院释明，五原告明确本案第一项诉讼请求为要求确认牌头镇政府2017年征地，2015年落实失地农民指标的行政行为违法，并申请撤回第二项诉讼请求。 被告牌头镇政府辩称，答辩人认为原告的第一项诉讼请求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第二项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望法庭查明事实后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 首先，原告曾于2019年8月14日向答辩人提出信访诉求，要求落实安置失地农民名额并按规定缴纳失地农民保险金，答辩人于2019年9月17日给予了“你反映要求落实的03省道东复线征地安置失地农民名额已经于2015年落实，现未产生新的征地指标等待落实”的答复意见。与此同时答辩人又于上述答复意见送达当天再次收到由顾建国等两人提出的“要求明确03省道东复线失地农民指标的具体数目个数等”的信访要求。答辩人再次向国土资源局了解核查了关于信访诉求中牌头镇义井村所涉的相关数据后，又于2019年10月16日再次作出了答复意见书（即处理意见书）,告知顾建国“03省道东复线征地落实失地农民指标数为39人，已经于2015年落实，补偿费用人民币1985376.9元系土地征用费、青苗补偿等补偿费用，此费用不包含房屋征迁安置费用，此费用已进入义井村集体账户”。答辩人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属于“针对信访事项作出的复查复核意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行政诉讼法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九项的规定，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其次，原告第二项诉求主张失地农民补助安置费，关于失地农民的安置补偿实质就是政策给予失地农民养老金保险待遇及政府承担的失地农民养老金保险属政府补助部分，而失地农民养老金保险政府补助资金的出资主体是诸暨市人民政府，并非答辩人。该事实有市政府诸政发〔2010〕82号文件为证。另据答辩人所知，上述补助款是根据失地农民养老金保险核保的名额由市财政直接向市社保局划拨结算，并非支付到村或失地农民个人头上。义井村共计149个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名额已于2015年参保成功，故该补助也已由市财政支付完毕。 第三，需要说明的是03省道东复线工程建设项目的征地工作开始于2015年7月，项目征地规划测算工作在2015年完成，由于该项目是民生工程，已经国土资源部批准，故当时就核算并落实了失地农民养老金保险指标数。该指标数的核算有政策文件的刚性规定，并不存在剥夺原告知情权和选择权的问题。至于义井村对于指标数的具体落实并上报，属于村级组织自治管理的范畴。支付的1985376.9元是土地征用费、青苗补偿费、边沟开挖费。答辩人之前实际已作出说明，还向原告提供了协议及补偿清单。 鉴于上述情况，答辩人认为根据原告的申请，自己经审查复核，将复核后的结果如实向原告作出答复，已经依法履行了自己的职责，该行为本身并未有任何不当，原告之诉请不但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而且就市政府已作出政策补助的问题，再次向答辩人提出无理要求，故答辩人希望法院查明事实后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明确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村民委员会或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涉及农村集体土地的行政行为不起诉的，过半数的村民可以以集体经济组织名义提起诉讼。”本案中，原告顾建国等五人诉请本院判决确认被告牌头镇政府于2017年因03省道东复线工程项目建设需要征收诸暨市牌头镇义井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的土地，却于2015年落实失地农民安置指标的行政行为违法，因该征地行为及落实失地农民安置指标等安置行为均发生在被告牌头镇政府与诸暨市牌头镇义井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之间，五原告并不是上述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也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上述司法解释中“村民委员会或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涉及农村集体土地的行政行为不起诉的，过半数的村民可以以集体经济组织名义提起诉讼。”的法律规定，故五原告不具有本案原告诉讼主体资格，其起诉依法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十九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顾建国、顾伟国、杨裕法、郭伟良、郭国利的起诉。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肖志姣 审判员  郭幼芬 审判员  冯少亮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九日 法官助理陈凯森 书记员斯则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