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沪03行终66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毛仙花，女，1972年3月6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奉贤区。委托代理人孙倩，上海运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刘奇，上海运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总队，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行政负责人邢培毅，上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总队总队长。委托代理人赵逢源。委托代理人邱静韬。原审第三人上海市交通委员会，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法定代表人谢峰。委托代理人姚国源。委托代理人章炜。上诉人毛仙花诉被上诉人上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总队(以下简称市交警总队)履行法定职责一案，不服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18)沪0112行初593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月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毛仙花的委托代理人孙倩、刘奇，被上诉人市交警总队的委托代理人赵逢源，原审第三人上海市交通委员会(以下简称市交通委)的委托代理人姚国源、章炜到庭参加诉讼。审理过程中，本院依法组织协调，但各方当事人未能达成一致。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查明，毛仙花于2018年8月14日至市交警总队下属的车辆管理所第三分所，就其购买的长江牌边(侧)三轮摩托车(车辆识别代号/车架号为LVJBDVLA5JXXXXXXX)申请办理机动车注册登记，并提交了毛仙花身份证明、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附有市交通委粘贴的二维条形码)等相关材料。市交警总队开具《查验登记受理凭证》，经现场验车，市交警总队认为毛仙花申请注册登记的是非营运性边(侧)三轮摩托车，而完税证明上的二维码显示毛仙花持有的机动车额度性质为郊区私摩(二轮)，与注册登记车型不一致，故口头告知毛仙花不予办理该车辆的注册登记。毛仙花不服，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决市交警总队履行机动车登记的法定职责，为毛仙花办理该边三轮摩托车上牌登记事宜。原审另查明，毛仙花于2018年8月13日至市交通委所属的服务中心进行机动车额度审查，市交通委经审查确认，将毛仙花名下的机动车额度信息以二维条形码的形式粘贴于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上。经扫描该二维码显示的信息为：个人/单位名称：毛仙花，额度序号：BXXXXXXXXXXXXXX，额度种类：摩托车，额度性质：郊区私摩(二轮)，购置税编号/旧车牌照号：XXXXXXXXXXX，车辆识别代号：LVJBDVLA5JXXXXXXX。原审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市交警总队作为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本市辖区内的机动车登记管理工作负有行政职责。本案中，毛仙花申请为其购买的边三轮摩托车办理机动车注册登记，应当符合《机动车登记规定》及上海市关于机动车注册登记的相关条件，并提供有效的证明材料。市交警总队经审核申请文件并查验车辆，认为毛仙花提供的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上的二维码信息为二轮摩托车额度信息，与其申请注册登记的边三轮摩托车车型不相符合，不能证明该边三轮摩托车已取得相应的额度，故不能作为该车辆注册登记的有效证明材料。市交警总队据此认定毛仙花的申请不符合机动车注册登记的条件，当即口头告知不予办理注册登记，并就无法办理的原因进行解释，该处理并无不当。关于毛仙花认为摩托车注册登记无需进行额度审核的观点，原审认为，根据《上海市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本市对车辆号牌的发放实行总量调控。对于非营业性机动车进行额度管理是本市破解城市交通管理工作难题、加强机动车总量控制、降低行政管理成本的重要举措。市交警总队针对毛仙花的登记申请，要求毛仙花就该车辆取得相应有效的机动车额度，契合我市机动车总量调控的管理原则，具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毛仙花在未取得边三轮摩托车额度的情况下要求市交警总队为其办理该车辆的注册登记，不符合本市机动车号牌管理和注册登记的相关规定。综上，针对毛仙花提交的机动车注册登记申请，市交警总队已尽到初步审查并解释告知的义务，毛仙花诉请要求为其购置的边(侧)三轮摩托车办理上牌登记的主张，缺乏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于2019年8月9日判决如下：驳回毛仙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毛仙花负担。判决后，毛仙花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人毛仙花上诉称，上诉人原有二轮摩托车转移登记时已取得机动车在用额度，现对购买的新边(侧)三轮摩托车进行上牌登记，上诉人已经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条、公安部《机动车登记规定》第七条规定提交了机动车登记申请材料，上述规定的兜底条款并没有要求机动车在上牌登记时必须提供额度审核。《上海市非营业性客车额度拍卖管理规定》(以下简称《额度规定》)、《上海市城市交通白皮书》(以下简称《交通白皮书》)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不能作为本案边(侧)三轮摩托车注册登记行政许可的依据，且《额度规定》没有将摩托车纳入管理范围，《交通白皮书》也没有禁止摩托车上牌登记。被上诉人限制上诉人边(侧)三轮摩托车上牌的行政行为损害了上诉人的财产权益，不具备合法性、合理性。原审判决缺乏法律依据，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原审诉讼请求。被上诉人市交警总队辩称，《上海市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明确规定本市对车辆号牌的发放实行总量控制。根据《额度规定》相关规定，摩托车应与非营业性客车一同属于额度管理范围。上海市人民政府2002年《交通白皮书》和2013年《上海市交通发展白皮书》也体现了本市摩托车管理政策的连续性和一致性，即逐步减少摩托车，对摩托车的使用实行区域控制，并加强对摩托车的管理。因此，本市机动车总量控制的政策是客观存在的，本市交通管理部门和公安机关有权对号牌总量进行控制，摩托车号牌也纳入管控范围。本案中，上诉人至被上诉人下辖的车管所申请对其购买的边(侧)三轮摩托车进行注册登记，并提供了市交通委粘贴有二维条形码的完税凭证等材料。但经审核，上诉人的原有二轮摩托车《机动车额度业务办结凭证》，该在用额度证明上车辆类型与上诉人要求注册登记的边(侧)三轮摩托车是不一致的。故上诉人未提交申请注册登记车型的额度审核结果，其申请事项不符合《机动车登记规定》第七条第(七)项规定的办理注册登记的条件，被上诉人不予办理，并口头告知上诉人。综上，被上诉人已经履行了法定职责。原审判决正确，请求驳回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市交通委述称，根据《额度规定》，市交通委主要负责本市非营业性客车的额度拍卖管理工作，下属的服务中心接受其委托开展具体的额度审核工作。服务中心向上诉人收取其在用额度证明即《机动车额度业务办结凭证》，对本案所涉的边(侧)三轮摩托车的车辆属性进行分类，并将分类结果以及当事人的相关信息通过粘贴二维码以及额度数据库后台同步等方式告知市交警总队，便于其开展车辆注册登记等相关工作，为其提供参考，属于一种过程中的、内部的、非终局性的协助行为。原审判决正确，请求驳回上诉请求，维持原判。经审理查明，上诉人于2018年6月21日取得的《机动车额度业务办结凭证》载明，序号BXXXXXXXXXXXXXX、原号牌种类普通摩托车、原号牌号码CG4936、车辆品牌雅马哈、车辆类型普通二轮摩托车。原审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市交警总队作为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负责本市辖区内机动车注册登记管理工作。《上海市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本市对车辆号牌的发放实行总量调控。该地方性法规的立法目的系为了加强本市道路交通管理，保障道路交通有序、安全、畅通。其总则第三条明确，本市道路交通管理应当坚持适应超大型城市特点，与城市规划、建设相协调。因此，为加强超大型城市交通管理问题，本市通过制定《额度规定》、发布交通白皮书，出台相关规定和政策，采取措施对包括本案所涉摩托车车型在内的机动车车辆号牌的发放进行总量调控，符合本市实际情况，多年以来行之有效，亦未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对于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根据道路和交通流量的具体情况实施限制措施的有关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安全行业标准道路交通管理机动车类型》对于机动车结构分类的规定，摩托车分为二轮摩托车、正三轮载客摩托车、正三轮载货摩托车、侧三轮摩托车。本案中，上诉人申请对其购买的长江牌边(侧)三轮摩托车注册登记，其仅能提供原有的普通二轮摩托车的在用额度证明，而这一证明所载明的车辆类型与上诉人申请注册登记的边(侧)三轮摩托车存在差异。被上诉人经审查后，认定上诉人的申请不符合机动车注册登记的条件并口头告知不予办理注册登记，并无不当。上诉人以其普通二轮摩托车的在用额度为新购边(侧)三轮摩托车办理注册登记缺乏事实依据。需要指出，按照本市现行的政策规定，上诉人持有二轮摩托车在用额度，依然可以办理相应的二轮摩托车注册登记或者转换客车在用额度，这并不减损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就本案行政争议解决而言，希冀上诉人作为本市市民，对于本市作为超大型城市的道路交通管理的相关规定和政策，予以更多的理解和支持。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依法不能成立，本院难以支持。原审判决驳回上诉人毛仙花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应予维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上诉人毛仙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文忠审 判 员 鲍 浩审 判 员 姚佐莲二〇二〇年六月五日法官助理 史克诚书 记 员 陈 琳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