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2民终382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苏宁易买商贸有限公司(原上海迪亚零售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普陀区。法定代表人：徐海澜，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浩。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静鳌建筑装饰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普陀区。法定代表人：罗家文。原审第三人：王军，男，1980年2月19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上诉人上海苏宁易买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宁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上海静鳌建筑装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静鳌公司)，原审第三人王军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2019)沪0107民初55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苏宁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请。事实与理由：在苏宁公司与上海圆钦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圆钦公司)间的(2018)沪0107民初13486号(以下简称13486号案件)中，一审法院已经对静鳌公司不当得利的情形进行了认定，在该案中，静鳌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张静出庭作证，确认收到本案所涉人民币194,389.06元(以下币种同)，并向苏宁公司开具发票，但静鳌公司并未向苏宁公司提供对价的维修服务。苏宁公司系受到王军的误导而向静鳌公司付款。王军陈述其系寻找第三方修理铺以静鳌公司名义进行维修，但存在既无门店报修记录、维修记录，更无门店维修完成后的确认记录，且在与上诉人无任何签署合同的情况下如何确认维修费用等诸多疑点，不具有可信度。一审法院采信王军及其自行寻找的证人的陈述，未对本案真实情况进行核实和确认，属认定事实不清，综上，请求判如所请。被上诉人静鳌公司未到庭发表意见。原审第三人王军发表书面意见称，首先，一审法院充分听取苏宁公司和王军提供的证人证言、证据。所有证据之间相互佐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足以证实王军所陈述的情况属实。其次，静鏊公司194,389.06元的维修费经一审法院审理，确实不是静鏊公司自己工人所为，只因王军找的个体维修人员不能开具增值税发票，才借用静鏊公司开具发票。在使用个体维修人员之前，王军已经将个体维修人员不能开具发票由静鏊开具发票的情况反映给苏宁公司，经苏宁公司同意后才使用。最后，个体维修人员确实给苏宁公司提供了维修服务，若只因苏宁公司没有和个体维修人员签订合同，就无需支付报酬，明显不合理。而且，苏宁公司提供的证人王某某的证言证明，苏宁公司是没有和维修商在服务期间前签订合同的惯例。另外，所有付款申请，王军都会附带店长签字或者门店数量清单，服务数量及单价。上诉人苏宁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静鳌公司返还不当得利194,389.06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以194,389.06元为基数，自2018年6月8日起至实际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二、诉讼费由静鳌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2月和2017年4月、5月，苏宁公司向静鳌公司支付过9笔空调维修保养费合计118,991.09元。2018年1月30日，苏宁公司转账支付静鳌公司40,918.76元；同日，苏宁公司转账支付静鳌公司83,081.64元。2018年4月19日，苏宁公司转账支付静鳌公司39,513.05元。同日，苏宁公司转账支付静鳌公司30,875.61元。上述四笔付款合计194,389.06元。一审审理中，苏宁公司和王军确认静鳌公司曾向苏宁公司全额开具4张上海增值税专用发票，苏宁公司在收到发票后合计支付194,389.06元。一审审理中，苏宁公司提交了其与圆钦公司签署的《冷冻冷藏设备售后维护保养协议》，协议有效期为2017年4月10日至2018年4月9日，并陈述称之所以2017年2月、4月、5月支付静鳌公司服务费，是因为静鳌公司于2017年仅作为冷冻冷藏设备维修保养服务测试供应商引入苏宁公司处，后被评判为业务不合格未通过测试，故最终苏宁公司未与其签约。苏宁公司也提交了其与圆钦公司在另案中就维修保养费对账形成的汇总清单。对此，王军不予认可，述称苏宁公司因担心设备维修保养服务人手不够，门店空调制冷维修每年都有两家公司操作，系争时间段是由四家修理铺以静鳌公司名义开具发票，与苏宁公司一同提供服务。2018年6月8日，苏宁公司制作《关于贵司尽快向我司退还错付服务费的催告函》。苏宁公司于一审中陈述以邮寄方式向静鳌公司交付该催告函，未获静鳌公司回复。一审另查明，圆钦公司曾以服务合同纠纷为案由将苏宁公司诉至一审法院，案号13486号。该案中，圆钦公司诉称其为一家提供制冷设备安装及维修业务的公司，与苏宁公司就门店空调制冷设备维修业务保持着长期合作关系。因苏宁公司拖欠2017年10月服务费124,000.40元、2018年2月服务费61,830.24元、2018年3月服务费90,953.64元、2018年4月服务费100,435.10元、2018年5月服务费84,175.94元未付，故提出诉讼请求：1、苏宁公司支付维修服务费461,395.32元；2、诉讼费由苏宁公司承担。该案中，苏宁公司辩称服务费金额多算了2,000元，且已委托静鳌公司向圆钦公司支付服务费194,389.06元，并提供了王军出具的《情况说明》、圆钦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永华出具的《证明》为证。对此，圆钦公司同意在服务费金额中扣减2,000元，但陈述既未委托静鳌公司代收服务费，实际也没有收到苏宁公司支付的服务费194,389.06元，并提供了静鳌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张静证言为证。该案审理中，苏宁公司提交了王军出具的两份《情况说明》，其一载明：“2017年夏天，因维修任务繁忙，圆钦实业公司又刚试用，人员不够，不能及时有效的处理。后经迪亚公司同意，由静鳌公司和圆钦共同试用，圆钦为主、静鳌为次。静鳌做6、7、8、9月份保养及部分维修，圆钦做维修，10月份付款前经静鳌和圆钦老板协商。6月、7月、8月、9月份维修费付圆钦，10月份维修费付于静鳌。当时我提出异议，告知双方谁做的付谁，他们说两家一起做的，有时候一个大的活要两家公司一起做，有时候对方没有材料相互借用，分不清楚，把6、7、8、9月份付圆钦，10月份付静鳌，余额差不多，相互不计较，我就按照协商申请付款”。其二载明：“2018年2月过春节，我留圆钦维修人员紧急联系人，对方告知只预留一组人员春节值班，我担心有报修多、人员不够，后联系静鳌让他们公司留一组人员值班。春节期间保修不多，静鳌就做几十家保养，我让静鳌开票、付款，到账后转给圆钦，付款申请前并告知领导付款方式，领导无异议，静鳌在付款到账后已转于圆钦。”苏宁公司提供了圆钦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永华出具的《证明》，载明：“去年本公司承接迪亚维修工作，夏天到来后报修很多，本公司无法独立完成后报于迪亚公司。迪亚公司安排静鳌和我公司共同维修，静鳌做保养，我公司做维修，有时我公司人员做维修的时候，顺便把保养也做啦，静鳌做保养时有维修也顺便做啦。付款前迪亚公司王主管让我们报维修金额，因两家公司同维修工人也分不清和王主管及静鳌沟通以后，6月、7月、8月、9月份维修费付圆钦，10月份维修费付静鳌。2018年2月份春节期间做的维修费静鳌已转我，2月份以后的维修事宜因我老婆被车撞了，在老家陪护，故工作的事情交给乐嘉尧处理，我就不清楚了。乐嘉尧只是我公司下的一个维修承包工人，付款事宜他也不清楚。”该案中，圆钦公司通知静鳌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张静到庭作证，证人陈述称：2018年1月31日、4月19日，静鳌公司收到苏宁公司银行转账的194,389.06元，后根据苏宁公司业务员王军指令又通过微信将款转给王军，圆钦公司没有委托静鳌公司向苏宁收取服务费。2017年12月7日、2018年3月13日，静鳌公司向苏宁公司开具4张服务费发票，系由王军指示财务公司出具。该案2018年9月26日庭审笔录中，苏宁公司陈述向静鳌公司支付194,389.06元的依据包括“静鳌公司的发票和付款申请单(由苏宁公司员工王军填写、技术部丁佳林核实、报老外确认)”；另确认圆钦公司及静鳌公司都在帮苏宁公司提供维保服务。该案经审理，一审法院于2018年11月30日作出13486号案件民事判决，该文书“本院认为”部分载明：“苏宁公司、圆钦公司建立了长期冷冻冷藏设备维护保养服务合作关系，为此双方还签订了协议，双方理应履行各自义务。2017年10月、2018年2月至5月，原告(圆钦公司)向被告(苏宁公司)提供了冷冻冷藏设备维护保养服务，被告(苏宁公司)应向原告(圆钦公司)支付各类费用合计为459,395.32元。针对本案的争议焦点，被告(苏宁公司)提供了李永华‘证明’，原告(圆钦公司)又不予认可。该‘证明’从时间上来看，王军是在原告(圆钦公司)起诉后收到的，从文义上看不能反映李永华已收到静鳌公司(苏宁公司)194,389.06元维修服务费，证人王军是代表被告(苏宁公司)与原告(圆钦公司)合作期间业务员，其不到庭陈述双方合作期间付款事实及取得李永华‘证明’的事实。而原告(圆钦公司)的证人原静鳌公司法定代表人张静到庭明确陈述：静鳌公司收到被告(苏宁公司)所述的194,389.06元，但静鳌公司并没有将该款交付原告(圆钦公司)，原告(圆钦公司)也没有委托其向被告(苏宁公司)收取维修服务费。故本院对被告(苏宁公司)194,389.06元的主张不予采信。”该文书“判决如下”部分载明：“被告上海迪亚零售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上海圆钦实业有限公司维修服务费人民币459,395.32元。”后苏宁公司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3月18日作出(2019)沪02民终2131号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文书“本院认为”部分载明：“上诉人(苏宁公司)主张其按照双方当事人约定以向案外第三人静鳌公司付款的方式支付本案合同项下部分服务费，应对此承当举证责任。上诉人(苏宁公司)虽在一审中提供了一份落款为‘李永华’签名捺印的证明，但被上诉人(圆钦公司)对该份书证的真实性不予确认，且上诉人(苏宁公司)陈述该份证据的来源是其工作人员王军在被上诉人(圆钦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后提供，但王军并未到庭进一步说明情况。因此，李永华虽为被上诉人(圆钦公司)法定代表人，但在该份关键证据方面，上诉人(苏宁公司)未充分尽到己方的举证义务，相应的举证责任并未转移至被上诉人(圆钦公司)。故法院对该份证据不予采纳的举证不利后果应由上诉人(苏宁公司)承担。因此，上诉人(苏宁公司)不能证明其向第三方付款是基于与被上诉人(圆钦公司)之间的合意或事后追认，其向静鳌公司付款的事实不产生向第三人履行或债权转让的法定要件，上诉人(苏宁公司)主张的法律后果不应及于合同相对方被上诉人(圆钦公司)。故本院对上诉人(苏宁公司)请求在应付服务费中扣除194,389.06元不予支持。”一审又查明，针对13486号案件与本案的关系，苏宁公司认为两案均涉及的是2017年至2018年苏宁公司门店冷冻冷藏设备维修保养服务，因系争服务是由圆钦公司提供，基于王军的误导苏宁公司误支付给静鳌公司，静鳌公司应予返还；至于王军述称的2017年电源线拆除、改造服务，并未包含在圆钦公司在13486号案件主张的结算费用中，而2018年冷风柜大保养服务在13486号案件圆钦主张的费用中已计算。王军陈述称，因苏宁公司尚未向圆钦公司支付2017年电源线拆除、改造服务费和2018年冷风柜大保养服务费，引发13486号案件。但该案中圆钦公司诉请服务费与系争通过静鳌公司最终支付给四家修理铺的服务费大多无关，仅有2018年2月苏宁公司门店保养费双方应各得一半，王军已从静鳌公司所得该月保养费金额39,513.05元中计算一半取整19,700元支付给圆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永华，故静鳌公司无需再返还苏宁公司费用。本案审理中，王军通知证人柳某出庭作证。证人陈述称：其曾在苏宁公司处担任技术部经理，2017年10月离职。圆钦公司与静鳌公司在2017年初均被引进苏宁公司，作为冷冻维保的测试供应商，测试下来两家公司实力均不够，紧急维修时会发生迟延，故采取上海区域维修两家分开来提供服务，其中静鳌公司有外包的服务人员，就近紧急维修。2017年4月、5月期间国家增值税发票改革，由于静鳌公司的外包服务人员无法开具发票，故在我离职前外包人员提供的服务由静鳌公司代开发票。每年苏宁公司处都有电源线的拆除和改造，是为了节省能耗，2017年空调拆除和电源线改造是由两家共同提供服务。关于圆钦公司与外包人员共同提供服务期间的工作量，具体由王军分配，苏宁公司若提交维修单比对，就会清楚。苏宁公司通知证人王某某到庭作证。证人陈述称：其于2015年至今担任苏宁公司非经营性物资的采购经理。2016年或2017年，静鳌公司和圆钦公司作为测试公司引入苏宁公司，但测试了2至3个月后，业务部门告知静鳌公司提供的服务不理想，证人接到业务部门通知不合格后电话告知供应商，后未再联系，苏宁公司未与静鳌公司签订合同；圆钦公司和苏宁公司发生诉讼后，公司要求苏宁公司与圆钦公司于2018年4月至5月期间补签《冷冻冷藏设备售后维护保养协议》。至于圆钦公司与静鳌公司各提供了哪些服务，是业务条线处理，王军和其负责人柳某最清楚，没有经过证人决定业务分配。正常情况下，苏宁公司会留底付款申请单对应的维修记录、发票等材料。王军通知证人宋某某到庭作证，证人陈述称：其是从事空调维修的个体户，所经营的门店位于上海市普陀区怒江北路。2017年2月至3月、5月至6月期间在苏宁公司新华路、虎林路等门店提供制冷维修服务。工作模式是接到王军电话、微信告知时间、地点后，前往苏宁公司门店修理空调和冷柜，修理完毕写好店名、维修内容等书面材料交给门店人员签字，并将签字单带回交给王军，由于证人无法开具维修费发票，故维修费发票事宜交由王军处理，后由王军支付维修费合计45,000元，尚欠20,000元未付，圆钦公司未向证人支付过服务费。证人另提交工作期间在苏宁公司门店合照照片若干。针对王军提交的证人手写《收条》，证人确认由其本人书写，内容载明“今收到王军付2017年迪亚制冷服务费肆万伍仟圆(45,000元)现金，还有贰万(20,000元)制冷维修服务费没有付。”王军还提交了案外人林英萍书写的《收条》、林商明书写的《借条》、王俊恒书写的《收条》、《情况说明》及《住院证》、《出院证》、《手术记录》等，证明已将服务费转交其他三家修理铺。苏宁公司对前述证据不予认可，认为书写人与王军存在利害关系，即便有维修不清楚是以圆钦公司的身份还是静鳌公司的身份。以上事实，有苏宁公司提交的转账凭证、催告函、民事判决书、证人王某某证言、《冷冻冷藏设备售后维护保养协议》，王军提交的证人柳某证言、证人宋某某证言及照片、收条等证据，以及谈话笔录、庭审笔录为证。一审法院认为，首先，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利益而使他人受损失的情形，构成要件包括一方受益、他方受损、一方受益与他方受损之间有因果关系以及受益方取得利益没有合法根据，其中取得利益没有合法根据是认定不当得利的核心。系争款项系由苏宁公司分4笔支付静鳌公司，每笔金额精确到元角分，且与在先形成的静鳌公司向苏宁公司开具的4张发票金额相对应，故苏宁公司在诉状中所述系争款项不慎误支付的事实发生概率不高。另根据苏宁公司在13486号案件庭审笔录中陈述圆钦公司与静鳌公司均向苏宁公司提供空调维修保养服务的事实，以及本案中证人柳某证言、证人宋某某的证言、收条及宋某某提交的照片，一定程度上均证明了2017年在圆钦公司之外，静鳌公司或以静鳌公司名义的外包人员亦存在向苏宁公司提供维修保养服务的事实，故就各自的认知而言，在本案所涉款项转账时，苏宁公司与静鳌公司或静鳌公司代开发票的外包人员是存在基础法律关系的。其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苏宁公司虽更改陈述为圆钦公司在13486号案件中提交的汇总清单已经包括苏宁公司全部门店所需维修保养服务，但既未能提交相反证据推翻在先陈述和王军提交的证据，也未能举证证明系争款项对应的维修保养服务与圆钦公司另案诉争的维修保养服务属同一服务，故应由苏宁公司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综上，依据现有证据，一审法院认为系争转账行为具有法律上的根据，对苏宁公司依据不当得利提出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难以支持。一审法院判决：对上海苏宁易买商贸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一审受理费4,187元，公告费560元，合计4,747元，由上海苏宁易买商贸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认定事实无误，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静鳌公司收取涉案194,389.06元款项是否有法律依据。根据王军的陈述，涉案款项对应的维修服务实际由个体修理人员完成，基于开具增值税发票的需要，由静鳌公司收取涉案款项，后经由王军已经实际支付给个体修理人员，对此，王军提交了证人证言、收据、照片等证据予以证实。对此，本院认为，苏宁公司与王军在一审笔录中均认可，付款申请的流程为：由部门经理审核业务是否开展，维修内容与店长签字内容是否一致，是否有店长签字，若属实，由部门经理签字后交部门审核、财务签字、董事长签字，最后进行款项发放。由此可见，苏宁公司内部关于具体业务的发生与否以及款项的发放需要进行严格的前期审核，经审查核实后，苏宁公司进行了涉案款项的发放，静鳌公司也开具相应金额的发票。结合王军提交的证据，王军所述涉案款项对应案外个体修理人员为苏宁公司提供修理服务这节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现苏宁公司虽对此予以否认，主张本案所涉款项对应的维修服务在13486号案件中已经予以处理，但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二者的同一性，故一审法院认定苏宁公司向静鳌公司支付涉案款项具有法律上的依据，不构成不当得利，合法有据，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上诉人苏宁公司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187元，由上诉人上海苏宁易买商贸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法官助理沈洁审判长  高中伟审判员  杨怡鸣审判员  王 曦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二日书记员  李照枫附：相关法律条文附：相关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