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6民终161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孙建奎，男，1970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住滨州市沾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文娟，女，1997年3月8日出生，汉族，住滨州市沾化区，系孙建奎之女。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跃国，男，1965年6月9日出生，汉族，住滨州市沾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树丛，山东沾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宋云刚，男，1981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住滨州市沾化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淑华，男，1980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住滨州市沾化区。上诉人孙建奎因与被上诉人王跃国、宋云刚、王淑华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沾化县人民法院（2018）鲁1603民初12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建奎上诉请求：1.撤销沾化县人民法院（2018）鲁1603民初1275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为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鉴定费由被上诉人承担；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举证责任分配不当，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依法改判。1．被上诉人王跃国、宋云刚与被上诉人王树华之间应当为雇佣关系，而非一审判决认定的承揽关系。本案中喷洒的农药的过程除去操控飞机进行农药喷洒以外，还包括农药的购买、兑药、喷药，整个过程中，王跃国作为雇主，负责购买农药，与宋云刚配合兑药，王树华进行农药喷洒，喷药所造成的上诉人的损失，应当由王跃国、宋云刚、王树华共同承担。即便三被上诉人间为承揽关系，原判决的责任划分也存在不当。原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仅承担25%的过错责任，违背了《最高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条的规定，一审判决却依照该条文，以“上诉人举证困难”为由，认定被上诉人承担过低的责任并不正确。根据民法上高度盖然性的规则，被上诉人喷洒农药的行为作为不同年同枣地、同年不同枣地的最明显的介入因素，应当被认定为上诉人种植枣地2018年绝产的主要原因。被上诉人王跃国、宋云刚在喷洒时间、气候的选择上存在过错，且并未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应当在其过错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2.被上诉人王跃国、宋云刚、王树华为共同侵权人，应当对上诉人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可知本案的侵权行为并非单个的施药行为，既包括最初王跃国、宋云刚选择是否具备资质的植保无人机进行施药，也包括百草枯的购买、调兑行为以及喷洒前的测试行为、通知公告行为，还包括百草枯的喷洒行为。本案证据证实，被上诉人王跃国、宋云刚在本案中实施购药、兑药行为，与王树华实施的喷洒农药的行为相结合，形成了共同的侵权行为，依法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其次，被上诉人具有过错。本案虽然案由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但本质上并非一般侵权，而是特殊侵权，在审理本案过程中，应当根据特殊侵权的构成要件特别是依据环境侵权责任纠纷的相关规定进行认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王跃国、宋云刚不论有无过错，均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更何况该两被上诉人在选择植保无人机方面、施药过程中、具有明显过错。3.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可以充分说明，造成本案危害后果的发生就是被上诉人打农药导致，民事诉讼不要求排除一切合理怀疑，能达到高度盖然性的效果即可，原审法院查明的四点内容足以达到高度盖然的情况，并且本案受保护的价值倾向应当是作为枣农的上诉人。综上，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举证责任分配不当，适用法律错误，望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并依法改判。王跃国辩称，首先，王跃国与王树华之间明显属于承揽关系。基于王树华拥有喷洒农药的遥控飞机、且具有专业的操作技能和经验，王跃国才将其承包土地上的农药喷洒业务交付给了王树华，由王树华安排工作时间，用自己的设备，靠自己的技能来完成上述业务。在整个过程中，对于工作时间的选择确定、工作任务完成的时间和完成情况、设备的调试和操作等事项均由王树华决定、掌控和支配，在此过程中，王跃国、宋云刚则仅仅是根据王树华的指示负责兑药协助。待工作完成后，才由王跃国向王树华支付报酬。所以，二人之间显然属于承揽关系，这与雇佣关系有着明显本质的区别。其次，原审判决的责任划分并无不当。上诉人对自己的权利主张负有不可推卸的举证责任，正是基于无法鉴定的客观局限性，结合影响枣树产量存在多种确定和不确定因素的情况，原审法院才依据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条之规定，认定由被上诉人承担25%的过错责任。所以，原审法院的该项认定并无不当。王跃国、宋云刚仅是根据王树华的指示为王树华喷洒农药兑药，农药喷洒的整个过程完全是在王树华的掌控和支配下完成的，王跃国、宋云刚在此过程中并无任何过错，原审法院认定王跃国、宋云刚不承担责任是完全正确的。最后，由于王跃国与王树华系承揽关系，且本案纠纷为财产损害纠纷，所以王跃国并非共同侵权人，而连带责任的认定是法定的，上诉人主张的由各被上诉人承担连带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纠纷应适用一般过错原则，上诉人所援引的环境污染的相关法律规定不适用于本案，而且与本案相同的其他几个案件的判决均已经生效。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并无不当之处，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王淑华辩称，打除草剂的时候对枣树有损害，损害程度没有这么高，达不到绝产，对一审判决没有意见。宋云刚未作答辩。孙建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该经济损失45000元及利息；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王跃国、宋云刚在位于滨州市沾化区支的地块耕种有小麦，原告孙建奎在相邻地块中种植冬枣树，两者中间有一南北走向渠相隔，被告地块位于沟东，原告地块位于沟西。2018年6月14日，被告为了清除小麦地块中杂草，联系被告王淑华用其遥控飞机实施喷洒农药任务。喷洒的是百草枯，喷药过程中，王淑华和宋云刚负责兑药，王淑华负责操控遥控飞机进行喷洒。后来，原告发现自家枣树落叶了，并于2018年6月25日向滨州市公安局沽化分局黄升派出所报警。根据原告申请，经本院委托，山东舜天信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做出司法鉴定意见:原告被损害冬枣树的经济损失的评估价值为29750元。为此原告支出鉴定费1300元。一审法院认为，1.被告王跃国、宋云刚与被告王淑华之间的法律关系认定。根据三被告在公安机关询问时的陈述，喷洒农药过程中，遥控飞机系王淑华所有并提供，喷药过程中由王淑华亲自操作，即王淑华用自己的设备靠自己的技术实施喷药作业，而王跃国、宋云刚只负责兑药，不支配农药的喷洒实施活动，因此双方之间系承揽关系。2.关于原告枣树损失与被告喷洒农药活动是否存在关联性的认定。原告申请对原告损失与被告喷洒灭草剂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进行签定，经一审法院司法鉴定技术部门联系，未联系到能够进行鉴定的机构，因此未能进行鉴定。经一审法院审查分析认为:1.原告与麻连奎、李建民、李建凯、麻金成、麻连堂、麻金亭的冬地与被告王淑华、宋云刚的小麦地块相处位置基本一致；2.被告于2018年6月14日实施了喷洒农药行为，而原告等七人冬枣树于2018年6月16日开始陆续发现枣树落叶等症状，时间上具有逻辑合理性；3.原告等七人的冬枣树均出现了相同症状，只是严重程度不尽一致；4.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和查询有关资料，百草枯是触杀性除草剂，对地面杂草有很强的灭杀作用，如果药液接触到果树会造成树皮干枯树叶发黄。百草枯的喷雾方法为选择无风的天气，喷雾时紧贴地面或用防罩进行，以免药液溅到枣叶上或枝干上从而引起药害。可见，百草枯农药喷到枣树上确实能引起树叶发黄脱落等药害。综上，一审法院认为，存在因果关系是原告的举证责任，但是正如以上所述未能作出鉴定却非原告原因所致，在这种情况下，完全让原告对此承担举证责任有些强人所难，显失公平，不能让技术发展局限性带来的后果全部让原告承受。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条规定，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本案被告对实施喷洒百草枯行为无异议，在公安机关陈述中也未明确否认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在诉讼中也未提交百草枯不会造成上述损失的相关证据，也未主张并举证证明原告的枣树损失是由其他原因所致。故一审法院认定原告枣树损失与被告喷药行为具有一定关联性。考虑到存在因果关系主要是原告的举证责任，并且影响原告枣树产量存在多种确定和不确定的因素，比如气候原因、土壤浇水、施肥打药、技术管理以及枣树受害后的维护与挽救等，都会影响到枣树的长势和产量，一审法院认定被告承担25％的过错责任。司法鉴定意见书中确定的鉴定意见，是经法院依法委托所做，程序合法，被告虽然提出异议但是未提交相关证据一审法院对司法鉴定意见书中确定的损失数额予以采信。原告要求三被告承担连带责任，其主张的法律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该法律规定是针对人身损害而言，适用于人身损害赔偿领域，而本案系财产损害，并不当然地适用于本案，承担连带责任须有法律明文规定。具体到本案中，应当根据侵权责任法规定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规定，造成原告枣树损失的部分原因系由于被告王淑华操作不当、未能尽到注意义务所致，王淑华存在一定程度的过错，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证明被告王跃国、宋云刚存在过错，因此王跃国、宋云刚不承担赔偿责任。同时，鉴于三被告之间系承揽合同关系，从这个角度讲，亦应当由承揽人王淑华承担赔偿责任。被告王淑华经一审法院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视为其对答辩、质证权利的放弃，不影响本案的正常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被告王淑华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孙建奎赔偿损失7437.5元(29750元×25％)并支付利息(自2018年6月26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50元，减半收取925元，由原告孙建奎负担693元，被告王淑华负担232元。鉴定费1300元，由原告孙建奎负担975元，被告王淑华负担325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本案应认定为一般侵权行为还是应认定为环境污染侵权行为；2.被上诉人王跃国、宋云刚、王淑华应否承担连带侵权责任。关于争议焦点1，上诉人孙建奎主张本案应属于特殊侵权，应按照依据环境侵权责任纠纷的相关规定进行认定。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纠纷是指责任人因工业活动或是其他人为的原因、污染生活环境、生态环境，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害，或者其他公共环境、公共财产遭受损害，或者造成损害的危险时，依法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所引起的纠纷。环境污染责任的特点主要有：（1）具有承担环境法律责任的特殊性；（2）侵害时间的长期性；（3）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本案中，被上诉人使用百枯草清除土地杂草的行为并不符合环境污染侵权的特点，本案并不适用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纠纷的案由，一审法院认定本案属于一般侵权并无不当。关于争议焦点2，上诉人孙建奎主张各被上诉人之间属于雇佣关系，各被上诉人应对上诉人的损失承担连带侵权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规定：“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该条法律规定承揽人的合同行为是以自己的设备、技术和劳力完成主要任务，定作人给付报酬。本案中，被上诉人王淑华以自己的植保飞机、技术和劳力完成农药喷洒的主要工作，王跃国向王淑华支付费用。据此，王淑华与王跃国的上述行为符合承揽合同的构成要件，双方之间应当认定为承揽合同关系，上诉人关于三人之间为雇佣关系的主张不能成立。王跃国、宋云刚系按照王淑华的建议比例调配农药，不应承担连带侵权责任。植保飞机的调试和操控以及距离上诉人枣田的安全距离等事项均由王淑华掌控和支配，一审法院据此认定王淑华因操作不当承担相应赔偿责任于法有据。上诉人的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孙建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50元，由上诉人孙建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景晨光审判员  邵佳宁审判员  吴 琦二〇二〇年六月三日法官助理高玉静书记员张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