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陕04民终91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姚艳，女，汉族，XX年XX月XX日出生，住陕西省泾阳县，公民身份号码：XXXXXXXXXXXXXXXXXX。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文星，陕西秦直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惠微，陕西秦直道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泾阳县亨运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住所地陕西省西咸新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XXXXXXXXXXXXXXXXXX。 法定代表人：朱君利，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峰，陕西永嘉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彤，陕西永嘉信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姚艳因与上诉人泾阳县亨运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亨运公司）承包经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陕西省泾阳县人民法院（2019）陕0423民初40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对本案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姚艳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陕西省泾阳县人民法院(2019)陕0423民初4040号民事判决书，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2.请求依法判令被上诉人承担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首先，涉案车辆不管是通过直接交易取得带有牌照直接运营的出租车，还是以支付对价方式先取得裸车、再通过挂牌获得完整的出租车及其附属设施，均存在《物权法》第23条所规定的支付对价和交付车辆的行为，该车辆所有权归属应当依据《物权法》的规定进行认定，其对该涉案车辆具有物权意义上的完整财产所有权，本案应为物权保护纠纷。其次，一审认定“出租车经营权是经政府特许，经营者取得有期限从事出租车行业经营活动的权利，属行政许可法律关系，本案中被告受到政府部门的行政许可而获得经营权”是对法律概念的歪曲解读，于法无据；出租车经营权属于民事权利，其对涉案车辆享有经营权，一审法院对其诉请的经营权归属的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最后，涉案《牌照合同》把经营权作为单独承包标的行为，严重违反强制性规范，应认定为无效；车主个人签订合同的行为属于认知错误，而非真实意思表示，有撤销自己的行为，并对自己的行为归于无效的权力；一审法院认定合同有效错误，以出租汽车运输合同纠纷为案由定性错误。 亨运公司辩称：一审判决对经营权归属的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诉争车辆经营权属于亨运公司所有和享有；亨运公司与姚艳是承包关系；一审法院将案由定性为承包经营合同纠纷正确。综上所述，请二审法院判决驳回姚艳的上诉请求。 亨运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撤销陕西省泾阳县人民法院(2019)陕0423民初404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2、请求二审法院判令被上诉人姚艳返还陕DXXXXX号出租车牌照及营运手续（包括营运证、行驶证、计价器周检册）；3、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应承担的费用。事实与理由：其公司经咸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和咸阳市交通局批准取得了出租汽车牌照，依法享有经营权并开始营运业务。其公司依据该批文购买陕DXXXXX号出租车并向社会发包，其公司与原承包者签订了《泾阳县亨运出租汽车有限公司牌照经营管理合同》，在承包期内，原承包者将合同的承包权益转让给了姚艳。被上诉人姚艳在与其公司签订承包合同后，违反合同约定和国家关于出租车营运管理规定，多次未参加培训考核，并多次违规上访，且与他人将承包车辆停运一个月，造成泾阳县公共运输秩序混乱，经政府有关部门多次劝说无果，其行为已表明被上诉人不愿履行双方承包合同且其行为违反《牌照合同》第七条和第九条的约定，达到解除合同条件，一审判决不予解除双方《牌照合同》，明显属于认定事实有误，判决结果不当。 姚艳辩称，涉案车辆经营权本来就是其本人的，其与亨运公司系管理服务关系，双方的合同违反《九民纪要》等相关规定应属无效合同，因双方合同无效，不存在解除的问题，其作为实际出资人，从上手车主合法继受取得涉案车辆及牌照并享有经营权，亨运公司的诉请是基于其诉讼请求之上。另外，公司成立时并未实际缴纳出资，没有能力同时取得经营权及购买车辆，车辆均是由个人出资完成；只有公司默许经营权随车辆转移，才会出现新的继受者支付对价，因此公司以经营权为诱饵，才导致车辆交易的发生；因公司未按出租车行业要求进行适当管理服务，各级管理部门又对双方权利不能对等督导，出租车才上访。综上，亨运公司的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予以驳回，并对其合法权益予以维持。 姚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请求确认陕DXXXXX号出租车经营权及所有权归原告所有；2、请求被告将陕DXXXXX号出租车机动车登记证书、机动车行驶证、道路运输证变更登记至原告名下；3、请求依法确认原被告之间签订的《泾阳县亨运出租汽车有限公司牌照经营管理合同》无效。 亨运公司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请求判令解除原被告之间签订的《泾阳县亨运出租汽车有限公司牌照经营管理合同》并返还陕DXXXXX号出租车牌照以及经营手续（包括营运证、行驶证、计价器周检册）；2、判令原告承担所有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涉案出租车牌号为陕DXXXXX，2013年12月从上手购买，2014年1月最后一次更新，牌照经营合同期限为：2014年1月17日至2020年1月17日。 一审法院认为，出租车经营权是一种有限的公共资源，是经政府特许的经营者取得有期限从事出租车行业经营活动的权利，属行政许可法律关系，且需要通过行政许可而获得。本案中，被告（反诉原告）受到政府部门的行政许可而获得出租车的经营权，其与政府之间存在行政许可法律关系。原告与被告签订的《牌照经营管理合同》系双方自愿、真实意思表示，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合同。根据合同的内容可知，该合同虽名为牌照经营管理合同，但性质实为承包经营合同，故原告主张确认合同无效，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对出租车使用、受益的权利是基于案涉的民事合同，原告请求脱离被告直接确认陕DXXXXX号出租车经营权归原告享有，并要求被告将该出租车的机动车登记证书、机动车行驶证、道路运输许可证变更登记至原告名下无事实依据且不符合法律规定，其诉请本院不予支持。因出租车的财产权与经营权属于两种权利，《牌照经营管理合同》约定出租车的产权属原告所有，故陕DXXXXX号出租车的财产所有权应归原告享有。案涉的《牌照经营管理合同》的履行期限并未届满，被告依据合同约定请求解除该合同，原告虽违反了合同约定的义务，但并不必然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故被告（反诉原告）的反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第九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原告（反诉被告）姚艳享有陕DXXXXX号出租车的财产所有权。驳回原告（反诉被告）姚艳的其他诉讼请求。二、驳回被告（反诉原告）泾阳县亨运出租汽车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3460元，由原告姚艳负担300元，由被告泾阳县亨运出租汽车有限公司负担3160元。（原告已全部预交，退回原告316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150元（被告已预交），由被告（反诉原告）泾阳县亨运出租汽车有限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姚艳向本院提交了咸阳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和咸阳市交通运输局公告、《杨凌示范区第二轮出租车经营权有偿出让办法》和杨凌区交通运输局公告，以及从其他出租车公司个人处取得的出租车驾驶证、道路运输证及行驶证、驾驶证复印件、出租车转让协议、挂靠经营管理合同，用于证明个人已经有资格拥有经营权。经质证，亨运公司认为咸阳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和咸阳市交通运输局公告不是证据且不符合民诉法规定的证据形式，其它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且与本案一、二审争议的焦点无关联性，对其真实性、来源的合法性不认可。亨运公司向本院提交了公司与个人第一轮承包合同、城市道路或交通设施收费票据、初始购车发票，用于证明其取得国家许可的出租车经营权后，自行购买了出租车，再向承包者予以发包，其与姚艳属于承包关系，姚艳一审诉请求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的受案范围，姚艳要求确认涉案出租车经营权归其享有的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经质证，姚艳对第一轮承包合同真实性不认可，对城市道路或交通设施费用票据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其认为初始购车发票形式效力不相匹配。上述证据经合议庭评判认定如下：关于姚艳提交的证据因其与本案没有直接的关联性，本院对其不予采信；关于亨运公司提供的证据因其与涉案《泾阳县亨运出租汽车有限公司牌照经营管理合同》存在矛盾，本院亦不予采信。 经审理查明，2001年10月9日、2003年5月26日、2003年12月2日咸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批复泾阳县永安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等五家公司开办150辆出租汽车牌照。咸阳市交通局咸政交发[2003]103号、271号文件分别批复了泾阳县亨运出租汽车有限公司关于增加出租客运车辆。后亨运公司购买了案涉车辆登记其名下并取得营运权。陕DXXXXX号出租车已发生多轮承包。2014年1月17日，姚艳（乙方）与亨运公司（甲方）签订《泾阳县亨运出租汽车有限公司牌照经营管理合同》，合同约定（摘要）：1、乙方承包经营牌照号为陕DXXXXX；2、承包期限为2014年1月17日至2020年1月17日；3、合同规定车辆的产权属乙方所有；5、合同规定乙方从挂牌之日起按月缴纳管理费及办理车辆相关手续费等费用；6、乙方须严格履行合同，未经甲方同意不得随意变更，私自转包牌照经营权。姚艳按照合同约定交纳各种费用后并经营该车辆。另查明，姚艳与亨运公司签订的《泾阳县亨运出租汽车有限公司出租车牌照经营管理合同》，已于2020年1月17日到期。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双方当事人订立的牌照合同是否有效；2、本案应当属于物权确认项下的经营权纠纷还是承包经营合同纠纷；3、涉案合同是否应该解除。 关于焦点（一）：经审查，姚艳与亨运公司在自愿、平等的基础上签订的《泾阳县亨运出租汽车有限公司牌照经营管理合同》，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有效的合同，对双方都具有法律约束力。涉案合同虽然名义上称为牌照经营管理合同，实质上为承包经营合同，综合全案证据来看，亨运公司一直是诉争车辆经营权的享有人，上诉人姚艳并无证据证明其对诉争车辆享有经营权，其依据合同仅享有对出租车使用、收益的权利，且涉案合同双方已履行多年，早已超过法定的撤销权行使期限，由此可见，上诉人姚艳所称涉案合同严重违反强制性规范，单独将经营权作为承包标的应认定无效且要求撤销合同，对自己的行为归于无效的诉讼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对其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认定涉案合同有效，符合本案客观实际及法律规定，并无不妥。涉案合同明确约定，车辆的产权属姚艳所有，故一审判令陕DXXXXX号出租车的所有权归姚艳所有，亦并无不妥。现双方所签合同因履行期限届满而自动解除，亨运公司依据合同要求返还陕DXXXXX号出租车的牌照及营运手续（包括营运证、行驶证、计价器周检册）符合法律规定应予以支持。 关于焦点（二）：本院认为出租车经营权是政府特许的一种权利，并不是一般的民事权利。本案中，政府将出租车的经营权有偿出让给了亨运公司，亨运公司又与姚艳订立了承包经营合同，故政府与亨运公司之间形成了行政许可法律关系，而姚艳和政府之间在出租车的经营权上没有这种法律关系；亨运公司与姚艳在行政许可项下订立的承包经营合同和物权确认项下订立的经营权合同有着显著的不同。如前所述，亨运公司是诉争车辆经营权的享有人，姚艳并无证据证明其对诉争车辆享有经营权，在自己没有最终取得出租车经营权的政府行政许可的情况下，姚艳要求法院判令亨运公司将陕DXXXXX号出租车的机动车登记证书、机动车行驶证、道路运输许可证变更登记至其名下的诉讼主张，明显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对其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实际以承包经营合同纠纷审理本案，却将案由确定为出租汽车运输合同纠纷显然不妥，依法应予纠正，本案符合承包经营合同法律关系，案由定性为承包经营合同并无不妥。 关于焦点(三):因在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姚艳与上诉人亨运公司所签订的涉案合同履行期限届满，双方又未再续签合同，涉案合同已经自动解除，亨运公司依据涉案合同要求上诉人姚艳付返还陕DXXXXX号出租车的牌照及营运手续（包括营运证、行驶证、计价器周检册）符合法律规定，依法应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因二审事实发生变化，故依法应予改判。 关于当事人反映对个人起诉预收案件受理费标准不统一一节，经与一审法院联系，该批案件因个人增加了请求确认车辆所有权的事实，故根据车辆价值的不同进行了收费。不存在收费标准不统一的问题。 综上所述，上诉人姚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上诉人泾阳县亨运出租汽车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陕西省泾阳县人民法院（2019）陕0423民初404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一、原告（反诉被告）姚艳享有陕DXXXXX号出租车的财产所有权，驳回原告（反诉被告）姚艳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撤销陕西省泾阳县人民法院（2019）陕0423民初404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驳回被告（反诉原告）泾阳县亨运出租汽车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三、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姚艳于本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向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泾阳县亨运出租汽车有限公司返还陕DXXXXX号出租车的牌照及营运手续（包括营运证、行驶证、计价器周检册）； 四、驳回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泾阳县亨运出租汽车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3460元，由上诉人姚艳承担300元，由上诉人泾阳县亨运出租汽车有限公司承担316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150元，由上诉人泾阳县亨运出租汽车有限公司承担。上诉人姚艳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其自行承担；上诉人泾阳县亨运出租汽车有限公司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其自行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樊国强 审判员  张作儒 审判员  刘联胜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赵晓霄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