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5民终1150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陆玉英，女，1964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陆熠，江苏诚鑫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金昌，男，1963年3月3日出生，汉族，住苏州市高新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苏州市谨业园林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苏州工业园区群星一路8号。法定代表人：吴丹，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施春兰，江苏凡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秀秀，江苏凡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陆玉英因与被上诉人吴金昌、苏州市谨业园林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谨业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2018）苏0505民初70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了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陆玉英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吴金昌、谨业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基础法律关系并非单纯的买卖合同纠纷，还包括建设工程合同纠纷，谨业公司系高新区文体中心景观工程的总承包商，其将全部工程发包给苏州市万国园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国园艺公司），万国园艺公司将工程分包给王宏良，王宏良再将工程分包给吴金昌，涉案工程系违法转包，王宏良与吴金昌均不具备建设工程施工资质，故谨业公司对工程款应承担付款义务。二、本案吴金昌并非买卖合同的实际买受人，实际买受人为谨业公司。本案买卖双方并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不能单凭吴金昌的签字而认定本案系吴金昌的个人买卖行为，谨业公司在结账单上加盖了项目章。陆玉英提供的苗木是用于文体中心绿化工程的，吴金昌不具备建设工程施工资质，吴金昌的购买行为应视为代表谨业公司的职务行为，真正的买受方应是谨业公司。三、一审判决后，吴金昌交给陆玉英一份《班组长聘用及施工管理责任协议书》，根据该协议书可以看出吴金昌并非买卖合同的买受方，而是文体中心景观湖工程的班组长，其向陆玉英的采购行为应当视为履行职务行为。谨业公司也在合同上加盖了文体中心景观湖工程项目章，并在一审中提交了吴金昌的送货单，应当视为对吴金昌代表谨业公司购买苗木职务行为的确认。四、一审法院未依法追加必要共同诉讼当事人万国园艺公司以及王宏良，致使本案未能查明全部基本事实，本案应当追加万国园艺公司以及王宏良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吴金昌辩称，不认可一审判决，认可陆玉英的上诉请求。涉案工程是其实际施工的，高新区文体中心作为甲方已经支付了谨业公司的工程款，但是谨业公司并未将工程款结算给其。陆玉英给其送的苗木，但因其没有拿到工程款，故没有支付给陆玉英。被上诉人谨业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驳回陆玉英的全部上诉请求。原审原告陆玉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吴金昌、谨业公司支付陆玉英货款共计17000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起诉之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2.吴金昌、谨业公司共同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吴金昌与案外人姚某合伙承包绿化工程。2016年至2017年期间，吴金昌因承包苏州高新区文体中心景观工程，陆续向陆玉英采购红花槭品种树苗，2017年3月15日，经双方结算后形成《文体中心吴老板16年送货清单结账单》，结算金额1652000元。该结算单上并盖有谨业公司高新区文体中心景观湖工程项目章，另案外人王宏良签字并载明“以上情况属实。”2017年12月20日，吴金昌在此结算单上另行载明：“2017年12月13日文体中心补树红花槭18公分，单价12000，合计48000元”。一审庭审中，证人姚某陈述，案涉项目系“我和吴金昌合伙，谨业公司承包下来，再给万国园艺，万国园艺再给王宏良，王宏良再给我们。”另一审庭审中，一审法院当庭拨打吴金昌电话，其陈述确实结欠陆玉英树苗款，但是应由谨业公司支付。一审法院认为，陆玉英与吴金昌之间的买卖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履行。陆玉英已经按约向吴金昌供货，吴金昌未按约向陆玉英履行付款义务，系属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故，一审法院对陆玉英要求吴金昌支付货款及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关于陆玉英主张利息损失以未付货款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起诉之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该标准符合法律规定且未过高，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陆玉英主张谨业公司应共同承担付款责任，一审法院认为，根据陆玉英提供的证据未能证明陆玉英与谨业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且《文体中心吴老板16年送货清单结账单》虽有谨业公司高新区文体中心景观湖工程项目章，但该章明确刻有“仅限于工程资料，其他类使用无效”字样，故一审法院认定谨业公司对案涉树苗款不负有付款责任。关于吴金昌答辩称案涉款项系高利贷而非树苗款，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应承担不利后果。一审法院于第一次庭审后两次向吴金昌地址确认书确认的地址邮寄送达传票、限期举证通知书等材料，均无法送达并被退回，且一审法院多次电话联系，吴金昌未到庭参加庭审也未向法院提交相关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吴金昌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陆玉英支付货款1700000元并支付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以170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12月24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二、驳回陆玉英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10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25100元，由吴金昌负担。二审中，陆玉英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文体中心结算单，拟证明2016年11月16日，谨业公司项目负责人陈金官向陆玉英出具结算单，确认货款共计1652000元，一审审计结束后付款，结算单下方加盖了谨业公司的项目章，并有谨业公司的项目负责人陈金官签字确认。证据二，（2018）苏0505民初1546号民事判决书、（2018）苏0505民初2104号判决书、（2019）苏0505民初1915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多份判决中都明确了陈金官是谨业公司聘用的景观湖项目的负责人，其权限包括负责工程的进度、安全、收货和结算，故文体中心结算单所确认的金额，应当由谨业公司承担付款义务。证据三，高新区文体中心景观湖绿化工程移交证明书，拟证明本案中高新区文体中心景观湖绿化工程的施工单位是谨业公司，本案所涉苗木的真正受益人是施工单位谨业公司，且谨业公司多次对外使用本案中的项目章，涉及的范围包括签订合同、质量验收确认、工程款确认和工程联系等，在多个诉讼案件中均有体现。该项目章已成为谨业公司对外发生法律效力的印章，陆玉英有理由相信该项目章能够对谨业公司发生法律效力。证据四，班组长聘用及施工管理责任协议书，最后一页是拍照后的打印件，拟证明不论吴金昌还是王宏良，其身份均是经过谨业公司同意聘用的工作人员，吴金昌与王宏良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代表谨业公司，故本案中的买卖相对人是谨业公司。谨业公司质证认为，对于证据一文体中心结算单真实性不予认可，首先，结算单中加盖的印章与证据四中所加盖的项目章存在明显的差异，在同一时间段不可能出现如此差异的两枚印章。我公司在承接项目时仅仅申请刻印了一枚项目章，结算单中所加盖的项目章与我公司刻印的项目章也存在较大差异，我方于庭后向法院提供我公司所保存的印章样板。其次，该结算单的落款时间是2016年11月16日，与同样形成于2016年的证据四班组长协议存在明显差异，我方认为该结算单的形成时间明显有问题。对于证据二几组判决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于陆玉英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于证据三移交证明书，我公司不知情，我方认为与本案也没有关系。我公司于2018年5月份收回印章后，再无外借，该移交证明书中的项目章明显是陈金官私刻，未经过谨业公司的同意，并且从该移交证明书也可以看出陆玉英并非实际施工人身份，其与吴金昌之间是单纯的买卖关系。对于证据四班组长聘用及施工管理责任协议书，真实性无法确认，同样也可以证明陆玉英并非实际施工人，吴金昌与陆玉英是简单的买卖合同关系。吴金昌称，其不清楚证据的真实性，不发表质证意见。二审调查时，陆玉英称，一审时证据一文体中心结算单、证据三移交证明书以及证据四班组长协议书均在吴金昌，吴金昌未向一审法院提交上述证据。一审判决作出后，吴金昌将该三份证据交给了我方，其中证据一文体中心结算单系原件，证据三、四系复印件。关于证据一文体中心结算单，陆玉英称该结算单是其与吴金昌、陈金官一起写的，由陆玉英保管，吴金昌向陆玉英出具结账单后，就将结算单原件拿走了，因为2016年结账单中多了48000元。二审调查时，吴金昌表示对陆玉英主张的苗木款金额170万元没有异议，陆玉英确实提供了价值170万元的苗木。以上事实，由陆玉英提交的文体中心结算单、（2018）苏0505民初1546号民事判决书、（2018）苏0505民初2104号判决书、（2019）苏0505民初1915号民事判决书、高新区文体中心景观湖绿化工程移交证明书、班组长聘用及施工管理责任协议书以及本院调查笔录予以佐证。本院二审认定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本院认为，陆玉英起诉请求为吴金昌、谨业公司支付货款以及逾期付款利息，故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并无不当，本案所涉款项应为货款，而非工程款。陆玉英上诉主张吴金昌的购买行为系代表谨业公司的职务行为，真正的买受方应该是谨业公司，为此向本院提交了文体中心结算单、另案判决书、移交证明书、班组长聘用及施工管理责任协议书。关于文体中心结算单和另案判决书，本院认为，首先，虽然该结算单上有陈金官的签字并加盖了谨业公司高新区文体中心景观湖工程项目章，多份判决也均明确了陈金官是谨业公司聘用的景观湖项目的负责人，其权限包括负责工程的进度、安全、收货和结算，但是谨业公司对结算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陆玉英未能对结算单上陈金官签字的真实性进一步举证证明，且对结算单上项目章本身的真实性双方亦存在争议，故对该结算单的真实性，本院难以认定；其次，一审中该结算单并非由陆玉英持有，二审中陆玉英称系吴金昌向其出具结账单后，将该结算单原件收回，吴金昌向陆玉英出具结账单后收回结算单的行为，更符合吴金昌与陆玉英之间就涉案苗款进行最终结算的特征。再次，一审中吴金昌并未向法院提交该结算单，一审判决吴金昌承担支付货款责任后，其将该结算单原件交给陆玉英，明显存在规避诉讼风险之嫌，亦有违诉讼诚信原则。综上，对陆玉英主张的文体中心结算单的证明力，本院不予认定。关于陆玉英提交的文体中心景观湖绿化工程移交证明书，该证明书所反映的内容仅系涉案工程的移交证明，与本案并无关联。关于陆玉英提交的班组长聘用及施工管理责任协议书，虽然该协议书尾部日期处加盖了谨业公司高新区文体中心景观湖工程项目章，但该协议首部聘用方（甲方）为万国园艺公司，受聘方（乙方）为吴金昌，该协议的落款处甲方由王宏良签字，乙方由吴金昌签字，班组长协议书上加盖的项目章的真实性亦无法确定，故该班组长协议书亦无法证明吴金昌是谨业公司的工作人员。另，陆玉英在上诉状中称“谨业公司是涉案工程的总包方，其将涉案工程发包给万国园艺公司，万国园艺公司将工程分包给王宏良，王宏良将工程分包给吴金昌”，与其主张的吴金昌系代表谨业公司购买苗木也明显相悖。综上分析，陆玉英上诉主张的吴金昌购买涉案苗木的行为系代表谨业公司的职务行为，真正的买受方是谨业公司，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二审中，吴金昌表示陆玉英确实提供了价值170万元的苗木，并对陆玉英主张的苗木款金额170万元没有异议，故一审法院判决由吴金昌向陆玉英支付170万元货款及相应利息损失，并无不当。但，关于利息损失，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已被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取代。另，万国园艺公司和王宏良并非本案买卖合同关系主体，亦非本案必要共同诉讼当事人，一审法院未追加万国园艺公司和王宏良参加诉讼，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陆玉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100元，由上诉人陆玉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周 红审 判 员  赵 东审 判 员  沈军芳二〇二〇年六月十日法官助理  史学树书 记 员  张颖彤法律文书履行提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具有国家权威性和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应当依法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否则人民法院将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将面临以下执行风险：一、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名下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执行措施，并有权对被执行人及其住所、经营场所进行搜查。二、被执行人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执行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三、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四、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财产的，人民法院有权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及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五、被执行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或者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六、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座以上舱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非经营必须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七、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或者通过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抗拒执行，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法院公告栏、电子显示屏、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向社会公布，并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向征信机构通报，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八、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或者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