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皖17行终22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安徽池州百川液压坝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池州市贵池区唐田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702559234545。 法定代表人吴成龙，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房船生，安徽天贵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池州市贵池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池州市贵池区梅龙路323号。 法定代表人许孝俊，该局局长。 出庭负责人王景文，该局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张小军，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胡璟，该局工作人员。 一审第三人何贵花，女，1975年10月9日出生，汉族，住池州市贵池区。 委托代理人汪浩，安徽国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安徽池州百川液压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川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池州市贵池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区人社局）、一审第三人何贵花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管理（劳动、社会保障）行政确认一案，不服安徽省池州市贵池区人民法院（2019）皖1702行初39号行政判决，于2020年3月23日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百川公司委托代理人房船生，被上诉人区人社局副局长王景文、委托代理人张小军、胡璟，一审第三人何贵花委托代理人汪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安徽百川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称，被告区人社局于2018年12月10日对第三人何贵花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贵人社工伤［2018］189号），认为汪法政在2018年7月23日上午7时20分许，在住宿地“点赞家庭旅馆”508室被发现死亡，属于工伤认定范围，予以认定为工伤，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撤销被告区人社局做出的贵人社工伤［2018］189号《认定工伤决定书》。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汪法政系百川公司派遣至甘肃到湖南联系业务催款的公司员工。2018年7月23日上午7时20分许，汪法政在住宿地“点赞家庭旅馆”508室被发现死亡。经长沙县120急救中心诊断为心跳呼吸骤停。区人社局于2018年12月10日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贵人社工伤［2018］189号），认为汪法政的上述情形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五项之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予以认定（或视同）为工伤。该《认定工伤决定书》作出后，区人社局依法向原告及第三人进行了送达。原告不服该工伤认定决定，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汪法政系百川公司派遣至甘肃到湖南联系业务催款的公司员工。2018年7月23日上午7时20分许，汪法政在住宿地“点赞家庭旅馆”508室被发现死亡，系在出差期间死亡于住宿地点，被告区人社局将其认定为工伤，并无不当。原告称汪法政所受伤害不应认定为工伤，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故该诉称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被告区人社局做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百川公司的诉讼请求。 百川公司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依法撤销贵池区人民法院（2019）皖1702行初39号行政判决，改判撤销被告做出的贵人社工伤【2018】189号《认定工伤决定书》，或者裁定将案件发回原审法院重审。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程序不当，应予纠正。一、汪法政非因工作原因死亡，一审未予认定不当，在案证据证明，汪法政系夜间休息期间死亡，非在工作时间死亡，汪法政系因与第三人酗酒在宾馆意外死亡，非在工作地点、非因履行工作职责导致死亡，故汪法政非因工作原因死亡。二、汪法政死亡前具有醉酒情形，一审未予认定不当。首先，在案的大量证据，足以证明汪法政死亡前具有醉酒情形，一审判决对这些证据未予分析认证不当。其次，本案因死者汪法政的家属拒绝了尸体解剖检验，导致相关机构未对汪法政死亡时是否醉酒出具结论性意见，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应由第三人承担，一审判决未考虑此情形进行认证不当。第三，汪法政家属因汪法政与第三人酗酒死亡已获得第三人侵权赔偿，既佐证了汪法政醉酒死亡的事实，也证明了第三人已按民事侵权主张权利，不能再要求工伤赔偿。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汪法政不属于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应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五项之规定，不应认定为工伤。而且，因汪法政具有醉酒情形，应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第二项之规定，汪法政死亡亦不得认定为工伤。四、一审程序不当，被上诉人一审提供的星沙派出所出具的光盘，也能证明汪法政具有醉酒情形，但该证据被上诉人未当庭播放，也未提供给上诉人质证，程序不当。 被上诉人答辩称，一审认定汪法政系因工作原因死亡适当。一审查明，汪法政系上诉人于2018年7月派遣至甘肃到湖南联系业务催款的公司员工。因此，汪法政在湖南出差期间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4］9号）第五条中“因工外出期间”，汪法政死亡属于工作原因。被上诉人依法调取的长沙县公安局星沙派出所刑侦勘查材料及该所出具的证明能够证明发现汪法政死亡的时间和地点，但不能证明其死亡的具体时间、原因。上诉人、第三人均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证明。根据在案证据，虽然不能认定汪法政的死亡与其为上诉人业务催款有必然因果关系，但亦不能排除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因此，在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或者被上诉人调查的证据不能排除非工作原因导致死亡的，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职工因公外出期间死因不明应否认定工伤的答复》规定（［2010］行他字第236号），汪法政因公外出期间死因不明，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不能排除非工作原因导致死亡，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和第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认定汪法政因工作原因死亡适当。现有证据无法直接认定汪法政死亡前醉酒，一审认定适当。首先，在案证据只能证明汪法政死亡前有饮酒事实，但不能认定属于醉酒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4］9号）第一条规定，《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第（二）项“醉酒”的认定应当以有关机关出具的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决为依据。无法获得上述证据的，可以结合相关证据认定。结合本案，无法律文书直接证明汪法政醉酒。结合相关证据，王法政就餐饮酒系酒精度数较低的花雕酒，证人王某证实汪法政餐后自行结账，意识清醒，酒店房间呕吐物亦无法认定系由汪法政饮酒引起。综上，不能认定汪法政死亡前有醉酒情形。其次，汪法政家属因社会风俗习惯拒绝尸体解剖符合情理，结合被上诉人常务副总朱友明证言，上诉人亦同意不做尸检。现上诉人诉称要求第三人承担未尸检不利后果既无法律依据亦不符合公平原则。最后，汪法政家属与案外人等人达成的调解协议不属于民事侵权赔偿行为，赔偿人之一王某未饮酒，王法政饮酒后由其安全护送回酒店，并尽到照看义务，侵权主体不适格；二、在案证据显示饮酒过程中，案外人等无强迫劝酒行为，事先也不知情王法政是否有忌酒的身体状况，案外人等主观上无过错，客观上无具体侵权行为。因此，案外人系自愿与汪法政家属达成调解，该调解协议与汪法政死亡无直接必然联系，不能佐证汪法政系与案外人饮酒致醉酒死亡，亦不使第三人丧失申请工伤赔偿法定权利。三、一审程序合法，一审判决载明，被上诉人依法举证星沙派出所出具的光盘，并经上诉人质证，上诉人诉称一审程序不当与事实不符，不能成立。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恳请二审法院依法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第三人答辩称，一、上诉人称“汪法政非因工作原因死亡”的观点与事实不符；二、上诉人称“汪法政死前具有醉酒情形”的观点与事实不符；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四、一审程序得当，请求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中双方未提供新证据。一审证据均已移送本院，经审查，一审法院对证据的审核认定符合法律规定，对一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本案事实，一审认定汪法政系因工作原因死亡适当。一审查明，汪法政系上诉人于2018年7月派遣至甘肃到湖南联系业务催款的公司员工。因此，汪法政在湖南出差期间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4］9号）第五条中规定的“因工外出期间”情形。结合本案，无法律文书直接证明汪法政系醉酒死亡。在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和被上诉人调查的证据不能排除汪法政非工作原因导致死亡的，一审法院认定汪法政因工作原因死亡，并无不当。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安徽池州百川液压坝科技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桂 群 审判员 叶光氢 审判员 钱跟东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日 法官助理陈利华 书记员田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