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6民终142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慕燕，女，1989年7月2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华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泽彬，福建道天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建明，男，1951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河西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雪英，福建信圆翔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上诉人陈慕燕因与被上诉人王建明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华安县人民法院(2019)闽0629民初6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陈慕燕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泽彬，被上诉人王建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雪英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慕燕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者改判驳回王建明的一审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均由王建明负担。事实和理由：1.因陈慕燕需要款项，双方一起办理转帐的交易渠道是柜台服务，而非通过ATM机转帐，办理过程需要银行工作人员确认、办理。陈慕燕收到款项后，双方一起到农业银行办理取现及到建设银行办理存款。王建明主张为报销陈慕燕的差旅费14000元与陈慕燕向王建明转帐15000元金额并不一致。王建明转帐后应有短信提示，其主张回到天津后才发现转帐错误不符合常理。综上，王建明在转帐时对转帐金额140000元是明知的，并非不当得利。2.王建明于2018年12月14日微信聊天记录系因其儿子要购买小提琴需要资金，陈慕燕在此后王建明催款的微信记录中未予回应不构成默示认可。3.王建明转帐140000元应作为整体款项性质认定，不存在损失126000元的事实，其主张不当得利没有依据。4.王建明转帐140000元给陈慕燕系赠与款项行为，一审认定不属赠与属适用法律错误。 王建明辩称，王建明向陈慕燕转帐140000元的事实清楚，陈慕燕占有了该款项后，王建明多次向陈慕燕要求还钱，陈慕燕于2018年12月14日也承诺要还款。其受益与王建明的损失具有因果关系，且受益没有合法依据，符合不当得利构成要件。王建明在转帐操作时不慎多点了一个“0”，陈慕燕诉称王建明对转帐140000元是明知的主张不能成立。陈慕燕关于在王建明催款的微信记录中未予回应不构成默示认可及转帐140000元应作为整体款项性质认定，不存在王建明损失126000元等主张均不能成立。陈慕燕上诉主张该140000元系王建明对其赠与的主张亦不能成立。一审适用法律正确。陈慕燕上诉无理，应予驳回。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 王建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陈慕燕立即向王建明返还不当得利人民币126000元；2.判令陈慕燕立即向王建明支付款项被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以126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11月2日至款项返还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年利率4.35%计算）暂计算至起诉时止利息计人民币3197.25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陈慕燕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0月11日至2018年10月12日期间，陈慕燕与案外人林巧凤前往天津，王建明为其垫付了费用。王建明于2018年10月14日通过微信向陈慕燕要求尽快给其卡上转账15000元，陈慕燕于2018年10月14日分两次向王建明转账累计15000元。2018年11月2日，王建明通过本人在中国农业银行账号开户的账号62×××71向陈慕燕的账号62×××76转账140000元。2018年12月14日至2019年1月4日，王建明通过微信多次向陈慕燕要求还钱，但没有明确钱款数额，陈慕燕仅于2018年12月14日通过微信回复“我知道，我现在货款没到啊，我等会儿款到了再给你转啊。”2019年6月1日，王建明通过微信再次向陈慕燕催款，主要内容有“陈慕燕：你占据我的140000元钱至今已经8个月，我一直在让您尽快归还，你除了玩失踪就是不还，而且东拉西扯其实就是不想还。”陈慕燕仍然没有回复。王建明遂于2019年6月19日提起民事诉讼，以转账给陈慕燕14000元时，不小心向陈慕燕转账140000元为由，要求陈慕燕归还不当得利的款项126000元，并要求陈慕燕支付款项被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以126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11月2日起至款项返还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年利率4.35%计算）。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2018年11月2日，王建明通过本人在中国农业银行账号开户的账号62×××71向陈慕燕的账号62×××76转账的140000元，到底是如陈慕燕所述是王建明赠与陈慕燕的款项？或是，如王建明所述其中126000元是陈慕燕的不当得利？首先，王建明转账到陈慕燕账户的140000元是否是王建明赠与陈慕燕的款项？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应承担举证不利的风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这表明对赠与事实的认定需要达到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从王建明及陈慕燕举证的证据来看，均没有证据证明王建明曾经对上述140000元作出明确赠与陈慕燕的意思表示，也没有陈慕燕要求王建明对上述款项属性予以明确的请求。陈慕燕举证的证据不足于证明王建明转账到陈慕燕账户的140000元是赠与陈慕燕的款项，对陈慕燕在辩称，不予支持。其次，王建明转账到陈慕燕账户的140000元中的126000元是否是陈慕燕的不当得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而2017年10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基本沿袭了该条规定，根据上述规定，构成不当得利的核心要件是一方没有合法根据取得利益。结合本案情况，一是王建明确实曾于2018年11月2日向陈慕燕转账140000元，陈慕燕占有了该款项；二是王建明自从2018年11月2日向陈慕燕转账140000元后，从2018年12月14日至2019年1月4日，曾多次向陈慕燕要求还款，陈慕燕仅于2018年12月14日承诺要还款，其余的均没有回复。三是王建明于2019年6月1日通过微信再次向陈慕燕催款140000元，陈慕燕仍然没有回复。四是陈慕燕辩称王建明转账到其账户的140000元系王建明对其的赠与，因王建明否认该款项中的126000元并没有赠与陈慕燕的意思表示，但其承认其中的14000元是用于承担陈慕燕等人曾往返天津的费用。五是陈慕燕举证的证据不足证明王建明向陈慕燕转账的140000元系王建明对陈慕燕的赠与。由此可见，陈慕燕是上述126000元的受益人，王建明是上述126000元损失人，陈慕燕受益与王建明的损失具有因果关系，而陈慕燕受益上述126000元没有合法根据，符合不当得利构成要件。综上所述，王建明要求陈慕燕归还不当得利的上述126000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31条规定“返还的不当利益，应当包括原物和原物所生的孳息。利用不当得利所取得的其他利益，扣除劳务管理费用后，应当予以收缴。”王建明主张陈慕燕支付不当得利126000元占用期间的利息，于法有据，予以支持。王建明主张的利息损失，应当与其在银行的存款利息相当，故王建明主张的利息应当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存款基准利率计算。至于陈慕燕辩称代王建明垫付的款项，与本案不当得利纠纷没有关联性，不予审查，陈慕燕可以向王建明另行主张债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31条之规定，判决：一、陈慕燕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王建明返还不当得利126000元及利息（以126000元为基数，从2018年11月2日起至还清款项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存款基准利率计算）；二、驳回王建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884元，由王建明负担64元，陈慕燕负担2820元。 双方当事人对一审认定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中，陈慕燕围绕上诉请求，举证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非矿支行大堂柜台照片(证据一)、《录音》(证据二)、文字稿（陈慕燕代理人&农行客服）(证据三)、《微信聊天记录》(证据四)及《2018年11月2日午餐、民宿费用支付情况》(证据五)，欲证明王建明明知“TERM”不同于“ATM”机自助转账，转账超过50000元的柜台需要经过大堂经理授权，大堂经理会对转账金额、收款人信息等与办理业务转账人核实。可以证实双方到相关银行办理业务的事实是明知的，可以证实王建明对于转账140000元的事实是明知的，不存在多转了一个“0”的事实。举证王建明农业银行1371号卡《农业银行交易明细》(证据六)，欲证明王建明使用资金、移动支付频繁，而手机银行、短信等均会有信息提示交易、账户金额等情况，王建明述称对140000元转账不知情不符合常理的事实。王建明质证认为，陈慕燕举证的第四组及第六组证据均在一审举证质证，不属二审新证据，不再质证。其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内容和对象有异议。大堂经理的授权只是一张卡刷一下，不管理转多少钱，是否需要核对金额不清楚；证据二的证据录音没有当庭播放，没法听取，证据形式以及所要证明的内容有异议，无法证明欲证明的内容；对于证据的三性不予认可，证据三的证据梳理不属于证据；证据四的证据形式以及证明内容有异议；6、证据六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有异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七就是银行转账的事实，之前已经质证过。本院分析认定如下：陈慕燕举证的证据四及证据六均于一审举证质证；举证的证据一、二、三、六，仍不足以证实陈慕燕欲证明的事实。 经陈慕燕申请，为查明本案事实，本院向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泽彬出具《调查令》。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非矿支行依照《调查令》的要求，出具《中国农业银行个人转帐业务申请书》，主要内容为：“本次转帐是通过超级柜台转帐，转帐金额超过50000元需经银行工作人员授权，本次转帐人工授权柜员号为：40C607”。陈慕燕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该证据恰能证明：1、王建明办理办案讼争140000元款项转账的具体过程为：2018年11月2日，王建明在农业银行非矿支行超级柜台办理140000元的业务，其向银行签署《中国农业银行个人转账业务申请书》，银行现场工作人员对该转账进行人工授权，人工授权工作人员的柜员号为40C607；2、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厦门非矿支行超级柜台办理转账业务，转账金额超过50000元需经过人工授权；3、讼争款项转账140000元超过50000元额度，王建明对于转账140000元的事实是明知的，不存在“错转”的事实，其主张不当得利没有依据；4、该证据与上诉人提交的柜台现场图片（王建明已确认真实性）、农行客服人员电话录音可以相互印证，足以证明王建明主张不当得利没有依据，应撤销一审判决、驳回王建明的全部诉讼请求。王建明质证认为，从该证据的形式上说，并未有单位责任人签名，不具合法性。该证据内容所记载，我方认可。对该证据的关联性不予认可，与本案待证事实无关。陈慕燕欲证明对象三“王建明对转帐140000元的事实是明知的，不存在“错转”的事实，其主张不当得利没有依据是没有证据支持的。转账金额超过50000元需经过人工授权，并不代表王建明转帐需要授权柜员的现场同意。授权仅系转帐的一个程序，具体转帐多少数额无需经过柜员同意。所以，王建明转帐具体金额是由王建明个人现场操作，故王建明提到的转帐时错多点一个零是真实的。该证据并不能否定错转的事实。该证据也能够证明王建明是在超级柜台自助转帐的事实。本院认为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均可以确认，与本案的事实关联性可以确认，可以证明陈慕燕所欲证明的事实。 本院另查明，因为转帐超过50000元需经银行工作人员授权原因，2018年11月2日，王建明通过本人在中国农业银行账号开户的账号62×××71向陈慕燕的账号62×××76转账140000元系经过银行工作人员(员工号为：40C607)授权后，通过超级柜台转帐完成。认定该事实的依据有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非矿支行依照《调查令》的要求，出具《中国农业银行个人转帐业务申请书》为据，可以认定。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构成不当得利的核心要件是一方没有合法根据取得利益。根据查明的事实可以证实，因为转帐超过50000元需经银行工作人员授权的操作程序，2018年11月2日，王建明通过本人在中国农业银行账号开户的账号62×××71向陈慕燕的账号62×××76转账140000元系经过银行工作人员(员工号为：40C607)授权后，通过超级柜台转帐完成。由此可见，王建明转帐时明知转帐金额为140000元。据此，王建明向一审诉称转帐时，因操作失误导致转帐时多点了一个“0”，多转给陈慕燕126000元的主张与查明的事实不符，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陈慕燕的上诉请求成立，可以支持；一审认定事实错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福建省华安县人民法院(2019)闽0629民初690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王建明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2884元及二审案件受理费2884元，均由王建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育生 审判员  叶小铭 审判员  林 健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五日 法官助理徐明水 书记员吴茵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