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4民终24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波，男，1987年4月21日出生，汉族，自由职业，住四川省仪陇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振霖，四川瀛领禾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成都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科华北路65号四川大学国际学术交流中心（世外桃源广场）A、B栋16层。法定代表人：张雱，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慧媛，女，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泽江，男，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京东叁佰陆拾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十一街18号C座2层222室。法定代表人：刘强东，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田甜，女，该公司员工。上诉人杨波因与被上诉人成都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京东公司）、北京京东叁佰陆拾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京东公司）网络购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互联网法院（2019）京0491民初194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波上诉请求：1.撤销北京互联网法院（2019）京0491民初19438号民事判决；2.改判二被上诉人赔偿支付惩罚性赔偿金30204元；3.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二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价格主管部门依法调查取证后作出的处罚文书认定的事实，可以作为司法判决的依据。一审判决并未作为裁判依据，系事实认定不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四条，国家机关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社会管理职能的组织，在其职权范围内制作的文书所记载的事项推定为真实，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本案中，北京市东城区发改委依法调查取证后，作出“东发改检处[2018]11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已经认定了被上诉人在京东商城www.jd.com，2017年6月2日的促销活动中，将案涉商品的7.1折价格标注为839元的行为是价格欺诈，并确认了商品的真实原价为969元。认定被上诉人上述行为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以下简称价格法）第十四条第四项，构成利用虚假的或者使人误解的价格手段，诱骗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与其进行交易的价格欺诈行为。被上诉人没有相反证据推翻，司法判决中应推定行政文书已认定的事实为真实。一审判决书却并未依法予以认定，造成司法判决结论与行政处罚结论相悖。1.被上诉人“虚假优惠折价”、“谎称降价”的价格手段，传递出的优惠幅度，必然会对每位消费者的购买决策造成重大影响，构成欺诈。被上诉人将本次促销活动前真实原价为969元的商品，提价到1188元，再打折的行为；和将实际折扣幅度仅为8.6折恶意虚标为7.1折为价格手段，诱骗消费者与其进行交易的价格欺诈行为，是我国法律法规中明文禁止的价格欺诈行为，该行为违反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虚假优惠折价”和“谎称降价”。商品的价格和折扣幅度是消费者决定购买商品的重要因素，作为消费者不可能在纷繁复杂的商品和网络销售环境中，对每种类别或每个规格/款式的商品售价，标价予以准确的了解和调查。相反的，真实信息告知义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条规定的经营者必须遵守的法定义务，当看到较大折扣幅度的促销时，必然受到诱惑，进且产生购买意愿。2.当行政处罚上认定的欺诈行为导致消费者因此陷入错误意识表示，可以依据该行政处罚在民事法律关系领域主张惩罚性赔偿。经营者故意虚标活动前价格，先提价再打折的行为，足以对任何进店选购商品的顾客，在选购商品时产生重大的诱导，进而使其做出错误意思表示。该种行为直接侵犯了消费者的选择权，涉案商品货值和机会价值（支付购物款后购买目的却落空、选购商品时的时间、设备损耗、宽带费用、电费等）都是消费者的实际损失。经营者的上述行为，可按民事法律关系中对“欺诈”的认定予以确认。二、一审判决将上诉人认定为“特殊消费者”违背立法原意，系法律适用不当。1.我国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对消费者的保护是平等的，一审中将上诉人认定为“特殊消费者”没有法律依据，且违背立法原意。一审判决书第6页倒数第二行，将上诉人认定为“对价格标示远高于普通消费者的特殊消费者”，予以法律上的苛责是不当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不是一个自动触发的保护罩，势必要通过向上诉人这样的积极维权者在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通过诉讼来践行和维护。若按照一审的逻辑，对于认真学法后、理解法律、运用法律，在遇到消费纠纷时积极通过司法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人，都不可能陷入错误认识，不得主张法定的惩罚性赔偿。只有那些不学法、不懂法，不积极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消费者才是普通消费者。按照这样的逻辑，今后审理、代理、调查处罚过多起消费维权案件的法官、律师、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在日常消费中遇到欺诈行为后，都会因以往学习法律、践行法律的经历，就变成特殊消费者，而不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了。长此以往，势必会造成懂法的人在依法维权过程中遭受苛责而不愿用法，不懂法的人不会用法的荒诞局面，更何谈共建诚实守信的消费市场和公正守法的法治社会呢？2.对于消费者身份的认定和保护应该是平等的、宽容的，不应该有双重标准，不应该有选择性。（1）消费者依法维权有指标吗？普通消费者维权多少次就转变成职业打假者，难以给出这样的标准。（2）依法维权是好事不是坏事？法律规定成功的维权者有权主张惩罚性赔偿金，表明法律鼓励消费领域的依法维权，维权是好事。（3）维权一次是好事，维权十次不可能变成坏事。（4）即使是社会公认的职业打假者，如王海，在其购买生活资料时，也不会改变其消费者的身份,不能由于行使惩罚性赔偿权利的次数多、数额大，就从司法、释法上认定维权者不可能陷入错误认识，这也是极其荒谬可笑的！在当前“价格欺诈行为”仍然横行市场的情况下，有过维权经历的消费者通过诉讼，“践行、维护法律尊严”的功能不可忽略。三、本案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中国法院网在2018年8月发布的“价格欺诈的认定”典型案例高度类似，希望同案同判。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8日在其官微“京法网事”上发布典型案例“网络促销活动中价格欺诈的认定标准”（次日又被中国法院网公布为典型案例）中，与本案高度类似：1.经营者的价格欺诈行为已被价格主管部门认定；2.消费者曾有诉讼维权经历。裁判要旨中明确指出：1.职业打假人因自身购买消费品时，可以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主张自身权益；2.当行政处罚上认定的欺诈行为导致消费者因此陷入错误意识表示，可以依据该行政处罚在民事法律关系领域主张惩罚性赔偿。希望二审法院参考北京高院发布的典型案例，同案同判，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综上，被上诉人利用“虚假优惠折价”“谎称降价”“折扣幅度与实际不符”等价格手段，诱骗消费者与其进行交易的行为构成价格欺诈。且在被价格主管部门查实数百次后，并处以顶格处罚后，仍屡教不改。上诉人依法维权的行为不仅仅是为了保护自身合法权益这一合法利益，还在客观上倒逼经营者诚实守信，是为共建、诚实守信的消费环境和公正守法的法治社会作出的努力，应当受到褒扬。人人都是消费者（包括法官和律师），消费维权是追求合法利益，经营者价格欺诈，牟取非法利益的违法行为，法院应当保护合法利益，惩罚非法利益的违法行为。守法行为可分为消极（被动服从遵守法律，不做违法的事）和积极（主动学习法律，践行法律，维护法律的尊严）两方面。法律、法院都提倡、保护的是守法、合法行为，否定的是非法行为。法律的生命力和尊严都在于实施，法律条文就是通过一件一件的案件逐步得以落实的，没有案件就没有法律的落实。每一起消费者针对经营者经营不诚信守法的销售行为提起的诉讼，都会或多或少促使经营者更加重视诚实守信地经营，促使其他消费者更加关注诚信消费环境的共同建设，进而使相关法律得到进一步的落实。欺诈行为若不受到惩罚，造成“劣币驱逐良币”，最后把诚实守信、守法经营的商家搞垮了，才是真正不利于“优化营商环境”。上诉人为维护合法权益，践行维护法律的尊严，客观上倒逼电商诚信守法经营，向贵院提出上诉，恳请贵院查清本案事实，依据现行法律，参考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在2018年8月8日发布在微博“京法网事”上的典型案例《网络促销活动中价格欺诈的认定标准》（次日又被中国法院网公布为典型案例），同案同判，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对一审判决直接改判。被上诉人成都京东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理由如下：一、行政机关对欺诈行为的认定与民事惩罚性赔偿的认定无关。1.行政机关进行行政处罚，依据的是部门规章，而法院进行民事审判，依据的是法律法规。行政机关的处罚文书本质上属于证据，仅能参考其认定的事实，而行政机关的法律适用和观点不能作为法院案件审理的依据。尤其对于三倍赔偿的适用，法院应审查是否符合法律上欺诈行为的构成要件。2.民事和行政的不同法律认定逻辑。行政机关关注的是经营者客观行为是否违反规章，不考虑举报人是否为“生活消费目的”以及“陷入错误认识”，行政认定不直接影响民事认定。二、杨波并非基于生活消费目的而购买，故不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惩罚性赔偿。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杨波存在多次购买商品并诉讼索赔行为，本案从其购买数量、行为模式来看，难以认定其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的生活消费行为，不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1.杨波购买数量超出生活需要。杨波短时间连续下单购买了35瓶蜂蜜，却未能合理说明其购买目的。从杨波提交的视频证据可以看出，杨波同一时间至少下过两个订单购买涉诉蜂蜜，一个订单是23件，一个订单是本案的12件，本案订单为杨波所下的第二单。蜂蜜系消耗型食品，杨波一次性大量购买却未说明合理理由，明显不符合生活消费需要的特征。2.杨波取证、退货等行为模式异于生活消费目的的消费者。杨波在短时间内多次购买涉诉商品，购买时就进行取证存证，购买后七天就申请退货，多次以价格欺诈为由起诉以及举报，不符合一般消费者的行为模式。3.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的是作为弱者的消费者，杨波的行为属于职业营利行为，属于经营行为，而非消费行为，其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主张权利，但无权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主张权利。4.杨波对其出于生活消费目的具有举证责任。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原则，杨波应当就其系生活消费目的购买商品予以举证，但其在本案中的未能就其生活消费目的充分举证，故不应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通过网上查询，杨波有多起主张三倍赔偿的案例，其中若干起即为价格欺诈，故可以认为杨波对于价格问题的认识高于一般消费者，且对京东等网站条款的价格说明是清楚的，故要对自己系生活消费目的尽到更严格的举证义务。在这样的情况下，杨波仍购买大量涉诉商品并起诉，明显不符合生活消费为目的的特征，而现有证据难以证明杨波系生活消费目的，故不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三、杨波所援引的判例与本案案情不同，该证据不具有关联性。杨波所援引案例中，该当事人所购买的产品、数量、用途及购买行为模式与本案存在明显差异，对本案没有参考意义。综上，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被上诉人北京京东公司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杨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成都京东公司、北京京东公司连带赔偿杨波30204元（按支付价款的三倍计算）；2．本案诉讼费由成都京东公司、北京京东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北京京东公司系“京东商城”平台经营公司，成都京东公司系涉案商品的销售者。2017年6月2日，杨波于北京京东公司开设的京东商城处购买京东自营商品“康维他（COMVITA）麦卢卡花蜂蜜（UMF20＋）250g（新西兰原装进口）”12瓶，单价839元，总计10068元，订单号为57566269698。在商品具体的销售页面上显示内容为，闪购价839元，划线价为1188元，折扣为7.1折，以上购买过程由杨波使用存证云进行录屏摄像。同年6月6日，杨波对所有涉案商品提交退货退款申请，并于7月10日成功退款。2018年5月22日，北京市东城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东发改检处［2018］11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其中内容表明：“根据群众举报和投诉提供线索，我委于2017年11月3日起对你单位的价格行为进行了检查。经查实，你单位在购物网站‘京东商城’（www．jd．com）销售商品时，存在利用虚假的或者使人误解的价格手段，诱骗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与其进行交易的价格违法行为……2017年6月2日，只管康维他（COMVITA）麦卢卡花蜂蜜（UMF20＋）250g（新西兰原装进口）标示价格839元，7.1折，经查原价为969元……”。杨波在北京、四川等地有多起购物合同纠纷案件，大多以产品存在虚假宣传构成欺诈为由，主张价款三倍赔偿。一审法院认为，杨波从成都京东公司购买京东自营的涉案产品，成都京东公司与杨波之间建立了网络购物合同关系，之后，杨波成功退货退款，表明双方对该合同已合意解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六十八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禁止价格欺诈行为的规定》第三条规定，价格欺诈行为是指经营者利用虚假的或者使人误解的标价形式或者价格手段，欺骗、诱导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与其进行交易的行为。《关于〈禁止价格欺诈行为的规定〉有关条款解释意见的通知》的规定，虚构原价、虚假优惠折价，诱骗他人购买的，应属价格欺诈行为。本案中，根据查明的事实，涉案商品的价格标示确实违反价格法的相关规定，行政主管机关已经对其进行处罚。但本案杨波多次以商家存在价格欺诈为由诉至法院，要求惩罚性赔偿，杨波的行为表明其对商品价格标示的认知要远远高于普通消费者，类似的价格标示问题不足以对杨波形成误导，也不会诱使杨波作出错误意思表示。故对杨波以成都京东公司、北京京东公司欺诈为由要求成都京东公司、北京京东公司支付价款三倍赔偿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判决如下：驳回杨波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在二审期间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成都京东公司的销售行为是否对杨波构成欺诈以及是否承担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的惩罚性赔偿责任。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的，为五百元。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根据上述法律规定，经营者承担三倍惩罚性赔偿金的前提是存在欺诈行为。关于欺诈行为的认定，应当符合民法上一般欺诈的构成要件，即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根据上述规定，民事欺诈要以购买者陷于错误认知为要件。本案的关键在于杨波是否因成都京东公司的欺诈行为而陷于错误认知，并基于错误认知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结合通常的网络购物经验来看，互联网购物与线下购物存在着一定的不同，涉案商品通过网络平台进行交易，杨波在购买前可以通过比较同类商品在不同商家或者不同交易平台的销售价格，交易信息不对称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同时，杨波作为多次以商家存在价格欺诈为由进行索赔的买家，对电商价格标示的习惯，促销手段的认知要远远高于普通消费者，类似的价格标示问题不足以对杨波形成误导，也不会诱使杨波作出错误意思表示。故一审认定成都京东公司的标示行为对杨波不构成欺诈，并无不当。上诉人要求北京京东公司承担欺诈责任亦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杨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55元，由杨波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勤缘审 判 员 胡怀松审 判 员 王小虎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万颖颖书 记 员 李昕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