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浙09行终1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增辉，男，1982年8月8日出生，汉族，住舟山市普陀区，现住舟山市普陀区。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周良玉，浙江畅洲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张珊珊，浙江畅洲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舟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住所地舟山市定海区临城街道千岛路159号。 法定代表人**，局长。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朱南平，浙江明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舟山市人民政府，住所地舟山市新城海天大道681号。 法定代表人何中伟，市长。 委托代理人（一般授权代理）黄旭雯，舟山市行政复议局行政复议处处长。 委托代理人（一般授权代理）王娇琼，舟山市行政复议局行政复议处工作人员。 上诉人王增辉因与被上诉人舟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舟山市人民政府土地征收行政补偿及行政复议一案，不服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法院（2019）浙0902行初51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由审判员王卫东担任审判长，审判员周杰、岑锦山组成合议庭；后因工作原因，变更合议庭成员岑锦山为冷海波。本院于2020年4月2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王增辉及其委托代理人周良玉、张珊珊，被上诉人舟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法定代表人**及委托代理人朱南平，被上诉人舟山市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黄旭雯、王娇琼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原告王增辉原系舟山市普陀区桃花镇大石头村村民，于2009年8月入赘普陀区沈家门××大山村王根良户，与王根良女儿王燕结婚，次月户籍也随之迁入大山村。2015年8月28日，原告与王燕离婚。离婚时，因婚房系王根良户婚前财产，原告未能分割到房产，但其户口一直挂在王根良户未曾迁出。2016年10月，大山村9.1569公顷集体土地被依法征收，王根良家房屋位于本次征收范围内。对该区域范围内的房屋补偿安置,经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政府批准,制定了《舟山市普陀区沈家门××大山村集体土地征收房屋补偿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房屋补偿方案》），房屋搬迁腾空期限为2016年12月26日至2017年2月25日。《房屋补偿方案》第九条第一款规定，“安置建筑面积计算，应符合宅基地申请条件……原房建筑面积人均不足45平方米的，按人均45平方米安置。安置人口计算应符合舟政发（2008）65号文件《舟山市市区农村宅基地管理办法》可批准的宅基地人口数”。第十一条规定，“房屋征收实行货币补偿或产权调换，由被征收人选择，但只能选择一种”。第十二条规定了货币补偿政策，“一、原房补偿：由具有相应资质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按重置价格结合原房建筑结构、面积、成新等因素评估确定。二、政策性补助：按原房建筑面积或按人均45㎡计算可安置建筑面积，给予5000元／㎡政策性补助。三、货币补偿鼓励奖：按原房建筑面积或按人均45㎡计算可安置建筑面积，给予1500元／㎡奖励。四、被征收人在舟山市范围内购买住宅房屋的，购买房屋价款中与被征收房屋的补偿价款相等部分，免缴房屋契税”。同年11月，原舟山市国土资源局普陀分局和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政府沈家门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沈家门街道）与王根良户签署《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但原告不计入该户安置人口数。2016年底，原告王增辉以其有权享有人均45平方米安置建筑面积为由，向征地具体实施部门提出补偿安置申请，遭拒绝后诉至法院，其中一项诉讼请求是要求对原告可享受的45平方米建筑面积实行货币补偿安置。案经诉讼，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舟山中院）于2017年12月28日作出终审判决，以原告符合安置人口条件有权获得相应补偿安置为由，责令被告舟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在判决生效后六十日内对原告安置补偿事项重新作出行政决定。2018年2月6日，原舟山市国土资源局作出《补偿安置决定书》，因无法及时与原告本人取得联系，于同年3月13日向原告代理人寄送《补偿安置告知书》，告知书载明：“根据你在沈家门××大山村集体土地征收后房屋补偿安置中选择的货币补偿要求，本局已委托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政府沈家门街道办事处拟定货币补偿方案，请你尽快到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政府沈家门街道办事处办理货币补偿手续。”原告不服，复议至原浙江省国土资源厅，复议请求为确认该补偿安置决定违法和责令原舟山市国土资源局对其可享受的人均45平方米安置建筑面积予以货币补偿。同年5月14日，原浙江省国土资源厅以该补偿安置决定没有具体补偿内容，属履责过程中的中间行为，不属于行政复议范围为由，驳回了原告的复议申请。原告不服该复议决定，又诉至法院。案经诉讼，两级法院认为原舟山市国土资源局作出的该份没有具体补偿内容的补偿安置决定，属不履行司法判决义务范畴，原告对此不能提起行政诉讼。同年12月25日，原舟山市国土资源局作出《关于对〈补偿安置决定书〉的补充决定》，对原告补偿内容具体化，决定对原告可享受的45平方米建筑面积根据《房屋补偿方案》第十二条的规定进行货币安置补偿，具体组成：1、政策性补助5000元／平方米，计225000元；2、货币补偿鼓励奖1500元／平方米，计67500元；3、搬迁费650元／户一次；4、临时安置费800元／月＊6个月＝4800元；5、利息5814.11元（自2016年12月26日起至2018年2月6日止，按人民银币同期存款利率支付），五项合计303764.11元。原告对该补充决定仍旧不服，再次向浙江省自然资源厅申请行政复议，复议请求为确认该补充决定违法，并责令被申请人参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规定予以货币补偿等。浙江省自然资源厅于2019年4月4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认为原舟山市国土资源局按照《房屋补偿方案》进行货币补偿安置并无不当，原告要求参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进行货币补偿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同时认为利息计算至2018年2月6日不当，故撤销了该补充决定，并责令舟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重作。2019年4月19日，舟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重新作出补偿安置决定。新补偿安置决定相较原《关于对〈补偿安置决定书〉的补充决定》，前四项补偿内容一致，第五项利息部分将利息计算截止日期延长到该补偿安置决定作出后5个工作日止，利息增加万余元，五项合计313598.50元。原告依旧不服该补偿安置决定，于同年5月14日复议至被告舟山市人民政府，复议请求为“1、撤销被申请人于2019年4月19日重新作出的《补偿安置决定书》，并责令被申请人在10日内参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规定对申请人重新作出补偿决定。2、责令被申请人赔偿申请人经济损失180000元。”同时，原告对该180000元金额组成进行了说明，系因舟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逾期支付补偿款，导致房屋价格上涨所造成的损失。同年6月13日，复议听证会上，原告变更复议请求要求进行实物安置补偿。同年8月9日，被告舟山市人民政府作出被诉复议决定，维持被告舟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作出的被诉补偿决定。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是一起原行政行为被复议机关撤销，行政相对人不服行政机关重新作出的行政行为而提起的行政诉讼，案件争议的焦点有二，一是被告舟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在重新作出货币补偿安置决定前是否剥夺了原告对补偿方式（货币补偿或产权调换）的选择权；二是被告舟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按照《房屋补偿方案》第十二条规定作出被诉补偿决定是否符合相关规定。该院评析如下：一、关于被告舟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在重新作出货币补偿安置决定前是否剥夺了原告对补偿方式的选择权问题。案涉《房屋补偿方案》第十一条规定，房屋征收实行货币补偿或产权调换，由被征收人选择，但只能选择一种。从本案已查明之事实看，原告王增辉在历年的维权过程中，不论是先前的行政诉讼，还是后续的行政复议，均要求对其进行货币补偿。原告一直到本案被告舟山市人民政府受理其行政复议后，才在复议过程中变更要求进行实物安置。可见，在被诉补偿决定作出前，原告选择货币补偿安置的意愿是清晰而明确的，原告的补偿方式选择权是得到保障了的。被诉补偿决定虽然是一个重新启动的行政行为，但是，是否必须重新赋予原告对补偿方式的选择权，现行法律并无明确规定。如果被告舟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在重作中作出了与原告原选择的补偿方式不一致的决定，则该局有义务以正当程序与原告协商后再作出处理。而本案舟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仍作出了与原告原选择的补偿方式一致的决定，故在现行法律并无明确规定情况下，不能视该被告剥夺了原告对补偿方式的选择权。二、关于被告舟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按照《房屋补偿方案》第十二条规定作出被诉补偿决定是否符合相关规定问题。（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三款规定，“市、县级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根据经批准的征用土地方案，会同有关部门拟订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报市、县人民政府批准后，由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对补偿标准有争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协调；协调不成的，由批准征用土地的人民政府裁决。征地补偿、安置争议不影响征用土地方案的实施”。本案中，案涉《房屋补偿方案》系在舟山市人民政府清理下放市级部分行政审批和管理事项权限后，由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符合现行简政放权之改革精神，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具有法律效力。在该补偿方案未被有权机关撤销或变更前，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受托具体承担征收工作的当地乡（镇、街道）人民政府应该根据该补偿方案开展具体的组织实施工作。《房屋补偿方案》第十二条对货币补偿作了详细的规定，鉴于原告王增辉在被征收地并无实际原房，被告舟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在作出被诉补偿决定时，在排除原房项目补偿外，其余所涉补偿项目、计算方式、补偿金额等均按照该补偿方案第十二条执行，符合相关安置要求。所涉利息部分，被告舟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本可以在舟山中院（2017）浙09行终69号行政判决书判决履行的期限届满后确定利息计算日（大概在2018年2、3月份之间），现按房屋搬迁腾退公告规定的搬迁期限（2016年12月26日—2017年2月25日）的首日2016年12月26日确定为利息起算日，亦充分照顾了原告的权益。（二）对于原告主张的被诉补偿决定作出时房价有明显上涨，以欲认为被诉补偿决定显失公平一节。该院认为，原告该节主张并无事实基础，本案未能达成补偿安置协议，不能完全归责于被告舟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一方。原舟山市国土资源局在双方不能达成协议的情况下，首次作出补偿安置决定时间是在2018年2月，也即在履责判决生效后二个月左右，后因原告提起行政复议及诉讼等原因，原舟山市国土资源局于2018年12月又作出含有具体补偿内容的补偿安置补充决定，该时点作出不属于明显不合理迟延，且同期被征收房屋价格明显上涨亦无事实基础，故原告该节主张亦不能成立。（三）对于原告主张的应参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安置补偿标准予以安置补偿一节。该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征收农村集体土地时未就被征收土地上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进行安置补偿，补偿安置时房屋所在地已纳入城市规划区，土地权利人请求参照执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标准的，人民法院一般予以支持。该款规定的适用条件是，集体土地征收时，未同时对原集体土地上的房屋进行征收补偿，时隔多年后又对原集体土地上的房屋进行征收。征收时，包括被征收房屋所在地的土地已经征为国有土地。而本案并非先征土地，时隔多年后再征房屋的情形，故原告该节主张系对该司法解释内容的误读。三、关于被诉复议决定的合法性。被告舟山市人民政府于2019年5月16日受理原告的复议申请，听证后发现案情复杂，经批准延长办案期限三十日，后于同年8月9日作出诉复议决定并送达，行政复议程序合法。所作的被诉复议决定，认定被诉补偿决定作出前原告的补偿方式选择权是得到保障了的及补偿内容所涉补偿项目、计算方式、补偿金额等均按照《房屋补偿方案》执行的认定，证据确凿。综上，被告舟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于2019年4月19日作出的被诉补偿决定，主要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但未告知当事人相关法律救济途径和期限，予以指正。被告舟山市人民政府于同年8月9日作出的被诉复议决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原告王增辉主张撤销理由不充分，本院难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王增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王增辉负担。 宣判后，王增辉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逻辑混乱。原舟山市国土资源局原先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被浙江省自然资源厅行政复议后撤销，上诉人当然享有重新选择补偿安置方式的权利。被上诉人舟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行政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法规规定，属于滥用行政权的违法行为，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二、原审判决不符合客观事实，法律理解有误。被上诉人舟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怠于履行对上诉人进行补偿安置的职责，致使上诉人利益受损，原审判决理应依法考量，参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标准支持上诉人的补偿安置诉求。三、原审判决认定被诉复议决定合法，于法相悖。被上诉人舟山市人民政府没有依据事实和法律规定，纠正被上诉人舟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滥用行政权的违法行为，其作出的复议决定重复被上诉人舟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错误事实和错误法律适用，但原审判决却认为被诉复议决定合法，有意回避了案涉违法事实和程序，没有遵守行政程序合法正当的法律规定。综上，请求本院撤销原判，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原审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舟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辩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首先，上诉人行使了补偿安置方式的选择权。根据舟山中院的生效判决，上诉人选择了货币补偿安置方式。原舟山市国土资源局于2018年2月6日作出《补偿安置决定书》，并向上诉人代理人寄送告知书，明确告知上诉人，根据上诉人选择的货币补偿要求，已委托沈家门街道拟定货币补偿方案，并要求上诉人前往办理货币补偿手续。上诉人以该补偿安置决定没有具体补偿内容申请复议，请求责令对其予以货币补偿。其次，上诉人在数年的安置补偿纠纷过程中，一直坚持要求给予货币补偿。即使在本案中，上诉人向舟山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时，其请求事项虽然没有要求货币补偿的文字表述，但是在申请书中并没有提及剥夺其补偿安置方式选择权的问题，同时，请求赔偿经济损失18万元。由此可见，上诉人也是选择货币补偿，而非房屋实物安置。再次，该局作出货币补偿安置决定符合浙江省自然资源厅的复议决定。浙江省自然资源厅于2019年4月4日作出浙集复12〔2019〕2号行政复议决定市，明确确认原舟山市国土资源局对原告进行货币补偿安置并无不当。该局在重作的补偿安置决定中给予原告货币补偿，既执行了上级主管部门的复议决定，又符合上诉人的要求，不存在剥夺上诉人行使补偿安置方式选择权的问题。原审判决对此所作的事实认定清楚，证据确凿。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首先，生效的行政复议决定确认按照农村征地房屋补偿安置标准对上诉人进行货币补偿并无不当，对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均具有拘束力。被上诉人舟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在重作补偿安置决定时，应当符合复议决定的要求，上诉人也不能再通过新提出的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循环往复地不断重复没有得到采纳和支持的主张和要求。其次，上诉人不是大山村集体土地上房屋及其不动产的被拆迁人，不存在征收集体土地时未就被征收土地上的房屋及其不动产进行安置补偿的情形，上诉人主张参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标准进行补偿安置不具有主体资格。三、原审判决确认复议决定合法，完全正确。上诉人多年来缠讼不断，舟山市人民政府在行政复议期间，充分听取了上诉人的意见和诉求，根据事实和法律作出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结论正确，不存在上诉人诉称的所谓“重复错误”情形。综上，请求本院依法判决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审判决。 被上诉人舟山市人民政府辩称，一、该府作出舟政复决〔2019〕12号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上诉人于2019年5月14日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被上诉人舟山市人民政府依法受理后，经通知答复、召开听证会并经批准延长办理期限三十日，于2019年8月9日作出舟政复决〔2019〕12号行政复议决定，于同年8月12日向上诉人送达且一并告知上诉人权利救济途径，办理复议案件程序合法。二、被上诉人作出舟政复决〔2019〕12号行政复议决定正确恰当。行政复议期间，上诉人变更了复议请求，实质系从要求货币补偿变更为要求产权调换。从上诉人历时两年多的维权经历看，上诉人在先的行政诉讼、行政复议请求均要求对其进行货币补偿，且直至提出本案行政复议申请之时均未改变。原舟山市国土资源局《补偿安置告知书》及沈家门街道《关于对王增辉补偿安置工作情况说明》亦可证明上诉人已选择货币补偿方式。可见，上诉人选择货币补偿安置的意愿清晰、明确，上诉人的补偿方式选择权已得到保障。上诉人认为舟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排除了其补偿安置方式选择权，在行政复议听证会上临时变更复议请求，要求实物安置，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舟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作出涉案补偿安置决定，根据浙集复12〔2019〕2号行政复议决定内容，确定以货币方式对上诉人进行补偿安置，并对补偿金额的利息部分进行针对性调整，并无不当，且所涉货币补偿的补偿项目、计算方式、补偿金额等均符合《房屋补偿方案》的安置要求，应予维持。三、一审法院严格按照行政诉讼法规定的程序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审理，所作的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内容详尽、说理充分，判决结果正确。综上，请求本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审判决。 原审期间各方当事人提交的全部证据材料，均由原审法院移送至本院。 二审庭审中，各方当事人主要围绕被上诉人舟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作出的被诉《补偿安置决定书》是否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以及被上诉人舟山市人民政府作出被诉行政复议决定的合法性等审理重点进行了质证与辩论。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相同，故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三款规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报市、县人民政府批准后，由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因上诉人王增辉属沈家门××大山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对象，被上诉人舟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具有对其作出被诉补偿安置决定的法定职权。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院对本案的审理重点归纳并评析如下： 一、关于被上诉人舟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作出被诉补偿安置决定是否正确合法的问题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上诉人舟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作出被诉补偿安置决定是否剥夺了上诉人王增辉对于补偿安置方式选择权的问题。根据本案审理查明的事实，本院于2017年12月28日作出（2017）浙09行终69号行政判决，其中责令原舟山市国土资源局于该判决生效后六十日内对王增辉安置补偿事项重新作出行政决定；2018年2月6日，原舟山市国土资源局作出《补偿安置决定书》，告知上诉人根据其选择货币安置补偿的要求，向沈家门街道办理相关手续，上诉人对此不服后经复议、诉讼，均认为该《补偿安置决定书》不符合受理条件；同年12月25日，原舟山市国土资源局作出《关于对〈补偿安置决定书〉的补充决定》，明确对上诉人给予货币补偿并列明补偿项目和金额，上诉人仍不服向浙江省自然资源厅申请行政复议，复议机关于2020年4月4日作出浙集复12〔2019〕2号行政复议决定，认为原舟山市国土资源局按照《房屋补偿方案》进行货币补偿安置并无不当，但利息计算有误，且未在生效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内作出行政补偿决定属程序违法，故决定撤销上述《关于对〈补偿安置决定书〉的补充决定》并责令被申请人舟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在收到该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重新作出补偿决定。故本案被诉《补偿安置决定书》系被上诉人舟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履行浙江省自然资源厅生效行政复议决定，对上诉人王增辉重新作出的补偿安置决定。根据二审庭审陈述，原舟山市国土资源局在本院（2017）浙09行终69号终审行政判决责令其对王增辉安置补偿事项重新作出行政决定的行政程序中，已征求上诉人方意愿，上诉人方明确其补偿安置方式为货币补偿，对此，上诉人未予否认；且该节陈述有上诉人于2018年3月5日向原浙江省国土资源厅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书》、上诉人于2019年1月15日向浙江省自然资源厅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书》中第二项复议请求均要求被申请人予以货币安置等证据予以印证。而上诉人王增辉在本案前述行政程序中从未向原舟山市国土资源局及被上诉人舟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出申请要求对其进行房屋实物安置，故本案被上诉人舟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根据浙江省自然资源厅浙集复12〔2019〕2号生效行政复议决定内容，在生效行政复议决定确定的期限内重新作出被诉补偿安置决定，对上诉人王增辉进行货币补偿安置并调整计算相应补偿金额的利息部分，并未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和案涉《房屋补偿方案》。另，上诉人王增辉在被征收区域大山村并无集体土地上房屋，其系因户口挂靠王根良户而列为安置补偿对象，被上诉人舟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根据案涉相关生效裁判和复议决定，对上诉人王增辉作出被诉安置补偿决定给予一定数额的货币补偿，足以保障其权益，上诉人王增辉要求参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规定进行安置补偿并要求补偿租金等损失，缺乏事实和法律根据，原审法院对此未予支持，正确。 二、关于被上诉人舟山市人民政府作出被诉行政复议决定的合法性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对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由申请人选择，可以向该部门的本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本案中，上诉人王增辉对被上诉人舟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作出的被诉补偿安置决定不服，于2019年5月14日向被上诉人舟山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复议机关受理后，经通知答复，并同年6月13日组织听证，后于同年7月10日经批准延长审查期限三十日，最终于同年8月9日作出舟政复决〔2019〕12号行政复议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决定维持被申请人舟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于2019年4月19日作出的补偿安置决定，并在复议决定理由部分对被申请人舟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作出被诉补偿安置决定未告知相关法律救济途径和期限一节予以指正，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符合行政复议程序规定。 另，关于上诉人王增辉本案行政复议请求存在的问题，根据被诉行政复议决定载明，上诉人王增辉在向复议机关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书》中的复议请求为“1.撤销被申请人于2019年4月19日重新作出的《补偿安置决定书》，并责令被申请人在10日内参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规定对申请人重新作出补偿决定；2.责令被申请人赔偿申请人经济损失180000元”；后在复议机关于同年6月13日举行的听证会上，上诉人当场变更其复议请求为“1.撤销被申请人于2019年4月19日重新作出的《补偿安置决定书》，并责令被申请人对申请人进行实物安置补偿，按照《补偿实施方案》提供的可选房屋进行安置；2.责令被申请人按照每月2000元标准，向申请人补偿2016年11月12日至2019年6月13日期间的租金。”但上诉人变更后的复议请求内容除要求“撤销被申请人于2019年4月19日重新作出的《补偿安置决定书》”原属其行政复议请求且符合行政复议受理条件外，其他复议请求内容既不属一并提出行政赔偿主张，上诉人王增辉也未在涉案行政程序中向行政机关提出过申请，被申请人即被上诉人舟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作出的被诉补偿安置决定书中亦未涉及相关内容，上诉人王增辉在行政复议听证程序中变更其复议请求，实质系要求复议机关直接责令被申请人履行对其进行实物安置补偿并补偿租金损失等内容，并不符合行政复议受理条件。对此，复议机关未向上诉人释明其变更后的复议请求不符合行政复议受理条件，反而在被诉行政复议决定中将变更后的复议请求列为最终的复议请求，不当，但因不影响被诉复议决定结论的正确性，本院对此予以指正。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上诉人王增辉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王增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卫东 审 判 员 周 杰 审 判 员 冷海波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五日 法官助理方园 代书记员 斯洲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