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032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广州大道中303、305号首层西面、2、6、7、8、14、22层。负责人：陈业雄，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芳婷，北京德恒（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伟，北京德恒（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黎学章，男，1956年4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平乐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余翠芳，女，1957年2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平乐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春虹，女，1994年2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西藤县。上述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泳华，广东兆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韦才坪，男，1986年10月5日出生，壮族，住广西横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沛萍，女，1983年8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培敏，广东群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宜车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永宁街凤凰北横路242号1217房。法定代表人：曾应超，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海恒，该公司员工。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黎学章、余翠芳、陈春虹、韦才坪、吴沛萍、广州市宜车运输有限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8民初13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1日立案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余军梅独任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判决：一、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内赔偿原告黎学章、余翠芳、陈春虹各项损失110000元；二、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在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责任限额内赔偿原告黎学章、余翠芳、陈春虹各项损失360375.43元；三、被告吴沛萍、广州市宜车运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连带赔偿原告黎学章、余翠芳、陈春虹各项损失40041.71元；四、驳回原告黎学章、余翠芳、陈春虹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555元，由原告黎学章、余翠芳、陈春虹负担176元，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负担4036元，被告吴沛萍、广州市宜车运输有限公司共同负担343元。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保险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第二项，改判保险公司无需在商业三者险内承担赔偿责任，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审法院认定被保险车辆非法改装不属于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粤Ａ×××××号车存在非法改装的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六条、《机动车登记规定》第十、十一、十五条及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公告数据，机动车在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在册的结构或构造不得随意更改，更改需向管理部门申请变更，否则构成非法改装。粤Ａ×××××号车擅自加装货箱，超载行驶，改变了车辆的外观结构和车身规格尺寸，并未向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构成非法改装。《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也认定该车擅自加装货箱，擅自改变机动车已登记结构，超载行驶。二、非法改装已经构成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四条规定，粤Ａ×××××号车非法改装，擅自加装货箱，用于载运高于核定载质量3倍多的货物，使得危险程度大大增加。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判断标准：1、重要性，危险状态需达到重要程度，即该危险程度导致解除合同或增加保费，增加的危险必须严重影响保险人的承保条件。粤Ａ×××××号车以登记的结构、核定载质量、整备质量等信息向保险公司投保，保险公司根据危险管理规则，结合对价平衡原则向投保人收取了相应的保费。该车加装货箱，保险公司必然会采取控制措施，或者解除保险合同，或者增加保费等，不会以原承保条件继续履行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也赋予了保险人选择权。2、不可预见性，危险程度的增加未在保险公司预估风险之内，不在费率计算范围之内。粤Ａ×××××号车在投保时是新车，对于后续改装等增加危险程度的行为已经超出预见范围，保险公司拒绝赔偿符合法律规定。3、持续性，危险状态具有持续性。粤Ａ×××××号车在物理状态上改变了车辆外观结构，被保险人擅自加装货箱是为了更多地装载货物，事故发生时车辆所载货物超过核定载质量3倍多，此种危险状态不会随即消失，交警也认定其改变了车辆的登记结构，且与事故发生有关联，故改装导致增加危险状态是持续性的。三、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属于法定免责事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及《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二十五条第（三）项约定，此种情形保险公司不负责赔偿。法定免责事由仅需提示即可，保险公司也提供了有投保人盖章的投保单，保险公司已经履行提示和说明义务。四、非法改装是政府部门重点打击的行为，防范和打击非法改装有利于维护道路安全。根据《五部门关于开展货车非法改装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坚决杜绝非法改装货车上路。司法实践也应严格适用责任自负原则，判决非法改装主体承担责任。五、保险交易存在着天然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被保险人掌控了保险标的，保险公司对保险标的的了解程度远远比不上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保险公司作为金融机构，不是调查公司，不可能在承保的时候去调查保险标的的状况，因此原审法院要求保险公司举证货箱的长度、宽度、高度以及容量等信息，是强人所难。法律保护合法的行为，保险公司保障合法的利益，基于最大诚信和最基本的交易信赖，保险公司信任投保人是谨慎善良、遵纪守法的车主，也信任投保人是将合法使用的车辆进行投保，在车辆保险的承保实务中，不可能在承保时对车辆的状况进行勘查，原审法院认为加装的时间如果发生在保险合同订立之前属于保险公司预见的承保范围，没有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被上诉人黎学章、余翠芳、陈春虹（以下简称黎学章等三人）共同答辩认为：原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予以维持。对保险公司陈述加装货箱的事实，要综合考虑该车的用途、使用范围以及所处环境等多方因素，不能证明加装行为必然导致该车在事故时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对于本案情形符合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构成要件，保险公司负有举证责任，如举证不能，应承担不利后果。被上诉人吴沛萍答辩认为：一、本案的全部赔偿责任均由保险公司承担。吴沛萍收到原审判决后，出于人道主义，愿意对死者家属补偿40041.71元，所以没有针对该判决提出上诉。现吴沛萍出于对司法程序的尊重，同意原审判决，除了40041.71元之外的其他赔偿责任，均由保险公司承担。二、本案事故发生的原因是死者驾驶超载的车辆追尾韦才坪驾驶的车辆，是从后往前发生的碰撞，韦才坪驾驶车辆的状态与事故发生没有因果关系。车辆改装是否导致了车辆危险程度增加，是否达到了保险公司免责的效果，应该以改装的内容与事故发生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为判断标准，不能简单套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四条规定，且该司法解释规定保险标的因改装等原因引起的变化是法院考虑标的危险程度增加的因素之一，并不是保险标的改装是危险程度增加的充分必要条件。在本案中，车辆加装的集装箱是用来固定货物之用，并不是焊装在车上的，且在《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没有记明集装箱有超高、超长、超宽的情况。如果保险公司主张超高、超长、超宽导致了危险程度增加，应当由保险公司承担举证责任。加装集装箱没有导致车辆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继而导致本案事故发生，所以本案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四条的规定。三、原审法院遗漏审查重要事实，即保险公司是否已将有明显提示免责条款的保险合同交付给广州市宜车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运输公司）展示的事实。根据吴沛萍及运输公司的陈述，其投保时，保险公司只是将投保单给运输公司，运输公司在投保单上盖章之后，保险公司便收走了投保单，之后给了运输公司两份保险单，从始至终保险公司没有将保险合同的免责条款向吴沛萍、运输公司作出释明，而且没有将保险合同交付给吴沛萍及运输公司。即使该投保单上已经注明了保险人已向本人详细介绍，并提供了投保险种所使用的条款，包括责任免除、免赔率等，但依然无法证明详细介绍的条款就是投保单上的条款，或是《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里面的免责条款。保险公司未对其已将有明显提示免责条款的保险合同交付给运输公司或向运输公司展示的事实尽到举证责任，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请求驳回保险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运输公司答辩认为：同意吴沛萍的意见。被上诉人韦才坪经本院合法传唤没有到庭，也没有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二审中，到庭当事人对以下问题存在分歧：1、在粤Ａ×××××号重型平板自卸货车上加装货箱的主体和时间，保险公司称加装主体是运输公司，在投保后加装；吴沛萍和运输公司称加装主体是吴沛萍，在投保前加装；2、有无通知保险公司已加装货箱，保险公司称没有通知；吴沛萍称其没有通知；运输公司称其电话通知；3、保险公司在承保时有无查看该车外形，保险公司称其查看行驶证，不需要实际查看车辆外形；吴沛萍称不清楚；运输公司称保险公司没有查看该车外形；4、保险公司是否已将商业三者险保险条款送达给投保人并向投保人履行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保险公司称其已履行上述义务，依据投保单上有投保人运输公司的盖章；吴沛萍称不清楚；运输公司称其没有收到保险条款，保险公司没有向其履行提示和说明义务，承认投保单由该公司盖章。黎学章等三人对上述问题表示不清楚。到庭当事人均表示对原审判决认定的除上诉意见之外的具体赔偿项目和金额无异议。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关于保险公司能否在商业三者险内免赔，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六条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有下列行为：（一）拼装机动车或者擅自改变机动车已登记的结构、构造或者特征……《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粤Ａ×××××号车擅自加装货箱，韦才坪的违法行为之一是驾驶擅自改变机动车已登记结构的车辆，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保险人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被保险人未履行前款规定的通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本案中，运输公司作为登记车主，吴沛萍作为实际使用人，在平板货车上加装货箱，改变了货车的登记结构，造成货车的整备质量增加，货箱的存在不仅扩大了装载货物的种类、范围，还为超过核定载质量载货创造条件。本次事故正是黎某驾驶的车头部位与韦才坪驾驶的严重超载的货车后部发生碰撞，导致黎某当场死亡，运输公司、吴沛萍加装货箱的行为与黎某的死亡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属于上述法律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四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情形，运输公司、吴沛萍应及时通知保险公司，而吴沛萍、运输公司未举证证明其已履行法定通知义务。第三，《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二十五条第（三）项属于上述法律、司法解释规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公司需对上述免责条款向投保人运输公司履行提示义务，否则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保险公司已在原审中提交投保单，投保人运输公司在投保单上盖章，表明运输公司认可保险公司已将保险条款送达给其并已就保险条款约定的免责条款对运输公司尽到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故上述免责条款生效。第四，根据保险公司和运输公司的陈述，保险公司在承保时查看了行驶证，并未查看该车外形，且并无证据证明吴沛萍、运输公司已在投保时将加装货箱的情况告知保险公司，故并不存在保险公司明知或已经预见加装货箱仍然同意按原约定条件承保的事实。保险公司主张在商业三者险内免赔，应予支持。原审对此认定和处理错误，应予更正。原审判决认定的除上诉意见之外的具体赔偿项目和金额，各方当事人没有提出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维持。即黎学章等三人因本次事故所致损失为1444723.83元，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内赔偿11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在交强险内优先赔偿）。超出交强险限额的1334723.83元，因韦才坪是吴沛萍的雇员，事故发生时在履行职务，故吴沛萍应按事故责任比例30%承担赔偿责任，即向黎学章等三人赔偿400417.15元。吴沛萍与运输公司存在挂靠关系，运输公司应对吴沛萍的责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四条第一款第（四）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8民初139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四项；二、撤销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8民初139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变更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8民初1398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为：吴沛萍、广州市宜车运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连带赔偿黎学章、余翠芳、陈春虹各项损失400417.15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4555元，由黎学章、余翠芳、陈春虹负担176元，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负担944元，吴沛萍、广州市宜车运输有限公司连带负担343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705.63元，由吴沛萍、广州市宜车运输有限公司连带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余军梅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五日书记员  罗淑仪戴凯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