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31民终58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田儒忠，男，1969年11月5日出生，土家族，湖南省凤凰县人，住湖南省凤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向泽勤，湖南湘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南省凤凰县竿子坪镇竿子坪村民委员会，地址：凤凰县竿子坪镇竿子坪村一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4433123ME1242598W。法定代表人：舒朝辉，该村村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湘健，男，1961年6月15日出生，土家族，湖南省凤凰县人，住湖南省吉首市，系该村支书。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邓正全（曾用名：邓远洪），男，1970年2月21日出生，汉族，湖南省凤凰县人，住湖南省凤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光宏，湖南知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田儒忠与被上诉人湖南省凤凰县竿子坪镇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竿子坪村委会”）、邓正全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田儒忠不服湖南省凤凰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3月25日作出的（2019）湘3123民初13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依法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田儒忠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向泽勤，被上诉人竿子坪村委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湘健，被上诉人邓正全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光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田儒忠的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并由被上诉人负担本案一切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采信证据互相矛盾。比如，该判决书第6面对原告（上诉人）提供的证据3、4村委会不清楚，一审法院予以认定；也就是说，邓正全的私下涂改、添加合法有效。原告提供的证据5，对“黄腊洞”宗地组里有详细说明其承包过程及归属，村主任签了名，村委会加盖了公章，就要承担其认定真实性的法律后果；因为公章是不能乱盖的。原告提供的证据6，刘某出庭接受质询，刘某陈述，邓正全的黄腊洞0．3亩承包面积是舒祖裕授意添加，舒祖裕当年既不是村干部，又不是填证小组成员，其授意是否有效，请二审法院仔细推敲。而且，刘某又说明当年邓正全父亲不是1组人（后来合并）无权跨组承包黄腊洞地块。原告提交的证据7，第三人质证测量标注姓名时都在场，未提出异议。一审法院认为该组证据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依法对真实性予以认定。既然如此，也就是说，该争议地7．52亩及前面的争议地1．664亩都标注为田儒忠、田儒平、田儒军三兄弟，而且是经过村、组、镇政府、经开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共同测绘的图纸，是真实合法的，就应该认定该争议地为田儒忠家里承包（父亲田井华承包）。而一审法院不顾事实的真相，后来又认定该争议地为邓正全涂改、添加的合同书和经营权证为合法有效。这不是自相矛盾又是什么呢。原告提交的证据11，证人刘某出庭陈述舒祖裕授意，不是村委会的意图，不是村委会的发包行为。被告村委会也说不知情，可见村委会1998年没有将黄腊洞0．3亩地发包给邓正全。二、一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对被上诉人邓正全提供的、没有证人出庭作证的书证，一律照单全收。比如，第三人提供的8、9、10三组证据，应当有证人出庭作证，接受法庭的质询；但是，从整个案件来看，邓正全诉田儒忠土地款发放争议案到田儒忠诉村委会、邓正全误填黄腊洞0．3亩承包地案，邓正全一方自始至终都没有一个证人出庭作证或接受法庭质询，但是一审法院对这些书证都全部采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在民事案件审理过程，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书面证据）未经质询、质证，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不能被法庭采信。三、一审法院将错就错，维护自己的所谓审判权威。（2017）湘3123民初545号民事判决，虽然判决邓正全胜诉，但是，并不等于该判决认定事实是正确的。一审法院为维护自己的审判权威不愿纠错。一审庭审时，法庭质证，完全证实邓正全黄腊洞Ｏ．3亩是后来由舒祖裕授意刘某添加的，不是村委会的发包行为。邓正全持有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使用证，是先有印章的空白证件，然后到村里填写内容，让邓正全钻了空子。邓正全的承包合同书面积与土地使用证面积对不上；土地使用证旱地总面积与子项面积对不上，这种漏洞百出的涂改证件，却得到一审法院的认可。针对田儒忠的上诉，被上诉人竿子坪村委会答辩称：他们之间的纠纷具体情况，现任村委班子不清楚情况，请求人民法院查明事实，依法判决。针对田儒忠的上诉，被上诉人邓正全答辩称：一、邓正全与竿子坪村委会签订的《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书》合法有效，其中0.3亩黄腊洞地块也合法有效，邓正全是诉争地的承包经营权人，不存在上诉人诉称的土地承包合同无效情形。田儒忠诉请确认承包合同无效的主张不能成立。1、1981年第一轮土地承包到户时，竿子坪村根据村民实际开垦荒山情况进行分配到户，邓正全户就开始耕作管理诉争的黄腊洞开荒地。2、邓正全与竿子坪村委会签订的《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书》中0.9亩纠正为1.2亩，不是邓正全作为的，而是刘某根据发包方原村委会的授权委托作出的，该行为不影响涉案合同中关于邓正全承包黄腊洞地块的效力。3、承包合同中，各地块面积之和的统计错误，属数字叠加中的笔误，该笔误不影响合同本身的效力，应当以地块实际四至范围为准。4、自第一轮土地承包到涉案土地被征收时，一直由邓正全耕种管理，曾经在该土地上种植柑子树、枞树等，该地被征收前，土地上的枞树也是请人砍伐的。二、田儒忠称其父亲于1984年承包了诉争地，并进行承包权登记与事实不符，田儒忠不是诉争地的承包经营权人。三、田儒忠向法院诉请确认邓正全与竿子坪村签订的《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书》中关于黄腊洞地0.3亩这一部分承包合同无效，构成重复起诉，依法应当驳回田儒忠的起诉。四、田儒忠不是诉争地的承包经营权人，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五、田儒忠申请证人刘某出庭作证，证明了刘某经当时的村委会授权，以填证员的身份代表村委会填写1998年土地承包合同以及纠正合同中的笔误，刘某的填证及纠错行为，即是村委会的行为，并非刘某或者邓正全的个人行为，该行为系历史事实，同时也证明，邓正全土地承包合同及土地承包权证的合法、有效。上诉人田儒忠作为原审原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确认被告湖南省凤凰县竿子坪镇竿子坪村村民委员会误填给第三人邓正全“黄腊洞”0.3亩发包地无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田儒忠与第三人邓正全（曾用名：邓远洪）均为湖南省凤凰县村民。199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同组村民刘某受村委会委托作为该村填证员负责填证事宜。第三人邓正全以邓远洪之名与被告竿子坪村委签订了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书，并办理了土地使用证，明确诉争地“黄腊洞”0.3分地为开荒地，四至界限为：上儒军地，下荒地、左田、右路。2017年3月，吉凤工业园因开发需要，以竿子坪公墓山项目征收了诉争的“黄腊洞”土地1.664亩，征收补偿款111581.18元。征收测绘图编号为Ａ7，登记姓名为田儒忠。第三人邓正全发现后，以被征收地为其经营管理为由向被告竿子坪村委会请求调解，调解未果，向该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诉争的1.664亩征收补偿款111581.18元归其所有。在诉讼过程中，原告田儒忠向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明确第三人邓正全的土地使用证无效。2018年1月25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以（2017）湘31行初109号行政裁定书裁定准许田儒忠撤回起诉。2018年5月18日该院作出（2017）湘3123民初54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吉凤工业园区竿子坪公墓山项目征收的“黄腊洞”（地名）1.664亩土地征收补偿款111581.18元归本案第三人邓正全所有，原告田儒忠、第三人邓正全均未上诉，并已执行完毕。2018年12月10日，田儒忠以凤凰县农村经营服务站为被告，邓正全为第三人诉至该院，请求撤销1998年被告凤凰县农村经营服务站为第三人邓正全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书的监证行政行为，2018年12月24日该院作出（2018）湘3123民初60号行政裁定书，驳回原告田儒忠的起诉。此后田儒忠提起上诉，2019年1月22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以（2019）湘31行终15号行政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原告田儒忠不服，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19年5月14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2019）湘行申246号民事裁定书驳回田儒忠的再审申请。2019年7月15日，原告田儒忠向该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确认湖南省凤凰县竿子坪镇竿子坪村民委员会误填给邓正全“黄腊洞”0.3亩发包地无效，同年7月18日该院作出（2019）湘3123民初877号民事裁定书，对田儒忠起诉不予受理。原告田儒忠不服，提起上诉，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28日作出（2019）湘31民终1148号民事裁定书，撤销原裁定，指令凤凰县人民法院立案受理。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原告田儒忠向该院提出诉请，认为被告竿子坪村委会与第三人邓正全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书中对“黄腊洞”0.3亩系误填，请求确认该发包地填写无效，但未能提交确凿证据证实原告对诉争地享有管理使用权。被告竿子坪村委会作为本村集体土地所有人代表，有权对集体土地依法进行发包。被告与第三人邓正全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内容系双方真是意思表示，没有欺诈、胁迫、损害国家、集体及社会公共利益情形，也没有违反相关法律法规，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同时，该院在（2017）湘3123民初545号民事判决书中，就该承包合同书的效力已进行了认定，并依法判决诉争的“黄腊洞”土地征收款归本案第三人邓正全所有，判决后邓正全、田儒忠双方均未提起上诉，并已执行完毕。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该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田儒忠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且当事人没有提出实质性异议。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该案系确认合同效力纠纷，判断案涉土地承包合同书关于黄腊洞0.3亩是否有效，应围绕本案相关事实，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第一，根据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诉讼规则，上诉人必须就合同存在无效情形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案中，被上诉人邓正全有1998年第二轮延包时与村集体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和政府颁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而上诉人田儒忠在双方当事人一系列诉讼过程中，均拿不出第一轮、第二轮的土地承包合同或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即使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和历史条件的限制，1984年第一轮承包的填证行为，按照今天公文规范化归档来看，显得不够规范，但是基本的存档资料还是会保存，上诉人田儒忠认为自己老证遗失，完全可以去有关职能部门查阅、复印，但是其至始至终没有向法院提交原审档案。虽然在一审期间，上诉人田儒忠提交了盖有凤凰县竿子坪村民委员会公章的情况说明，并有村主任舒朝辉、组长田茂雄的签名，但是在一、二审庭审过程中，作为竿子坪村的村支书田湘健，表示现任村委是不清楚他们之间的纠纷情况，所以，一审判决对该份证据不予采信，并无不当。另外，上诉人在一审期间，申请了三位证人出庭作证，特别是其中有一位证人刘某，今年已经83岁有余，向法庭陈述当时竿子坪村委会委托他填写第二轮承包事宜，他陈述当时是一个叫做舒祖裕的人喊他将0.3亩填写给邓正全的，但是舒祖裕已去世多年，无法核实证人刘某这一陈述，对于他自己认为是舒祖裕喊他帮忙填写上去的这一事实，没有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并且199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的填证行为，至今已过去20多年，加上20多年的生活使得人或多或少会有亲疏远近，仅凭一个80多岁的老人回忆判断，他当初填写邓正全户的行为是出于公心或者私利，显得过于草率，且填证之后二十余年里，当时填证人为什么不出来澄清事实，而是要等到他们之间发生纠纷后，才出来作证证实这件事，对于这种事后证言，一审判决以舒祖裕已死、无法核实为由不予采信，符合实际情况。第二，因双方当事人发生争议起源于吉凤工业园竿子坪公墓山项目的征收行为，而在2017年双方为了“黄腊洞”1.664亩土地征收补偿款111581.18元发生争议纠纷时，在凤凰县人民法院判决该笔征收补偿款归属于被上诉人邓正全所有之时，作为上诉人田儒忠并未对该项判决提起上诉，且该笔款项已由法院划拨给邓正全。所以，从之前双方当事人对于诉讼结果的态度来看，上诉人田儒忠并未对凤凰县人民法院作出的“黄腊洞”1.664亩土地征收补偿款归属于被上诉人邓正全提出异议。第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的规定，已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文书认定了1998年第二轮承包之时，被上诉人邓正全土地承包证上有“黄腊洞”0.3分地为开荒地。既然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文书认定了这一基本事实，那么只有在上诉人田儒忠拥有足够充分证据的情况下，才具备推翻已生效法律判决的条件。而处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问题，最重要的是看有没有证。上诉人田儒忠所提交的证据只有证人证言佐证，缺乏关键性的书证——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或者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而被上诉人邓正全有1998年第二轮承包时的承包合同和承包经营权证，且被上诉人邓正全的承包合同已在之前的几个诉讼案件中被确认为有效证据，作为认定法律事实的依据。综合以上几点理由，案涉协议应为真实合法有效的协议，上诉人田儒忠要求确认案涉合同部分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所述，上诉人田儒忠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其提出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田儒忠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光福审判员  杨安寿审判员  曾浩恒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钱一剑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