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794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段某某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东旭，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九江航利海工船舶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赵建发，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琴，广东凤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游结，广东凤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被告：广州祺略管理顾问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梁向宇。原审被告：广船国际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忠前，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曾白明，男，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崔辉，男，该公司员工。上诉人段某某、九江航利海工船舶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利公司）因与原审被告广州祺略管理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祺略公司）、广船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船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2民初97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段某某上诉请求：1.判令航利公司向段某某一次性支付2018年4月至2019年7月拖欠的工资218000元（2018年4月拖欠9000元，2018年5月拖欠14000元，其他月份每月15000元）；2.判令航利公司向段某某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195000元（15000元/月×6.5个月×2倍）；3.判令祺略公司承担本案上诉费用。上诉及答辩的主要事实和理由：一、段某某2018年6月至2019年6月平均工资应为15000元。一审中,段某某与航利公司均确认段某某的基本工资为6000元，加上现金发放工资以及年终奖，平均工资在15000元左右。段某某认为实际领取的工资才是实际发放的工资。一审法院参照劳动合同的约定认定段某某的工资，明显偏离事实。段某某因病请假其应领工资应当是综合考量段某某的劳动输出价值。根据《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二十四条的规定，用人单位支付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80%。并不是一定要用人单位按照这个标准执行，而是指最低限度的病假期间工资的数额。依据《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在段某某病假期间，所发放的工资应按劳动合同履行。段某某与航利公司在实际履行劳动合同中已经改变了书面约定的工资。该条款所指的劳动合同应当指的是实际履行的劳动合同。段某某作为航利公司的基层管理干部，其实际工资比劳动合同约定工资要高，其真正产生的价值并非按件生产的劳动力，而是传授经验的一个管理者。一审法院依据劳动合同的约定认定病假期间的工资，明显错误。二、段某某病假期间航利公司不发放工资的行为应定性为违法解除劳动关系。段某某病假期间航利公司未发放工资，而是一直购买社保，其行为就是逼迫段某某自行离职，不履行劳动合同的主要义务，变相开除段某某，可视为默认形式的解除，航利公司应当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第二、三、四项，支持段某某的上诉请求。航利公司上诉请求：1.确认航利公司与段某某自2014年4月26日起存在劳动关系；2.判令航利公司无须向段某某支付2018年4月至2019年5月期间的工资差额25144.37元；3.判令航利公司无须向段某某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10080元；4.判令段某某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上诉及答辩的主要事实和理由：首先，根据劳动合同显示，航利公司与段某某自2014年4月26日起签订了《劳动合同》，故双方自2014年4月26日起存在劳动关系。其次，段某某自2018年4月患病回家疗养，没有来航利公司工作，也没有向航利公司提出病假申请。根据《企业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医疗期规定》第三条、第四条的规定，段某某在12个月内累计享有6个月的医疗期。段某某的医疗期已于2018年11月累计休满，但段某某超出医疗期后未向航利公司申请延长医疗期。故按照航利公司有关规定，段某某的行为应视为旷工。2018年12月31日双方的劳动合同期限届满，航利公司也多次主动电话联系并通知段某某返工并签订劳动合同，但未得到段某某的任何回复。该期间段某某未向航利公司提供过劳动，故航利公司无须向段某某支付该期间的工资。航利公司不存在过错，无须向段某某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航利公司的上诉请求。祺略公司二审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对段某某、航利公司的上诉不发表意见。广船公司二审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对航利公司的上诉不发表意见。广船公司与段某某不存在劳动关系。广船公司与航利公司之间是工程承揽合同关系。段某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段某某与祺略公司、广船公司、航利公司在2013年12月1日至2019年7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判令祺略公司、广船公司、航利公司立即向段某某一次性支付2018年4月至2019年7月拖欠的工资218000元（2018年4月拖欠9000元，2018年5月拖欠14000元，其他月份每月15000元）；3.判令祺略公司、广船公司、航利公司向段某某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195000元（15000元/月×6.5个月×2倍）；4.判令祺略公司、广船公司、航利公司向段某某支付2013年12月至2019年7月期间未休年休假工资72413.79元（15000元÷21.75天×35天×3倍，2013年至2019年每年应休未休年休假5天）；5.判令祺略公司、广船公司、航利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段某某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明确其第一项和第三项诉讼请求为：1.确认段某某与祺略公司、广船公司、航利公司在2013年12月1日至2019年5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3.判令祺略公司、广船公司、航利公司向段某某支付解除劳动关系补偿金97500元（15000元/月×6.5个月）。段某某庭审中还明确其工资发放形式是本月发放上月工资，故其第二项诉讼请求主张的2018年4月至2019年7月拖欠的工资实为2018年3月至2019年6月的工资。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段某某主张其于2013年12月入职航利公司，由祺略公司为其缴纳社保，被安排至广船公司名下的广州中船龙穴造船有限公司工作，担任船舶装配班长，并与航利公司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其于2013年12月1日起与祺略公司、广船公司、航利公司建立劳动关系。第一期《劳动合同》签订于2014年4月26日，用人单位为航利公司，劳动期限自2014年4月26日至2017年12月31日，该合同约定段某某担任生产工人，工作区域为航利公司指定的工作区域（如荔湾、南沙），并同意航利公司根据生产需要和实际情况安排或调整段某某的工作岗位（包括岗位名称和类别等）及与岗位相匹配的福利待遇；第五条约定，双方同意以综合承包工作制确定段某某的工作时间，在保证段某某完成航利公司工作任务情况下，由双方协商安排工作和休息、休假；第七条约定，航利公司每月30日前以货币形式支付上月工资，双方按计件工资形式执行，正常工作时间内的月工资标准为1895元。第二期与航利公司的《劳动合同》签订于2018年1月1日，期限自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工作岗位、工作地点、工资支付时间的约定与第一期劳动合同相同，正常工作时间内的月工资标准变更为2100元。航利公司确认与段某某签订过上述两份劳动合同，但主张与段某某自2014年4月26日建立劳动关系。各方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存在争议。段某某为证实其主张提交了社保缴费历史明细表、段某某工卡、中船特种作业考核证书、广船国际搭载部量化派工例会材料、招商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账户对账单予以证明。其中，社保缴费历史明细表显示，广州裕信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为段某某缴纳了自2013年3月至2014年6月的社保费用，祺略公司为段某某缴纳了自2017年4月至2019年5月的社保费用。工卡显示段某某为航利公司员工，发卡日期为2017年3月22日，有效期至2019年3月22日。中船特种作业考核证书显示单位为“广船国际有限公司（航利）”。广船国际搭载部量化派工例会材料显示段某某参加了2017年2月至3月期间的搭载部航利队装配班量化派工班长培训。招商银行历史交易明细表显示，“广州广船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于2014年12月10日、2015年4月23日向段某某转账，交易摘要为“代发工资”，“广州市恒信船舶技术工程有限公司”分别于2015年8月31日、2015年9月1日、2015年12月17日向段某某转账，交易摘要为“批量支付款项”，分别于2016年6月27日、7月1日、10月31日、11月3日向段某某转账，交易摘要为“代发劳务费”，段某某主张上述发放款项均属于工资，可证明其与广船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农业银行个人明细对账单显示，自2017年1月至2018年5月，段某某的账户每月均收到摘要为“工资或代发工资”的转账，其中2017年1月、2月至4月未显示转账账户，2017年5月至8月转账账户为44×××58，2017年9月至2018年5月转账账户为44×××55。工商银行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显示，段某某自2014年1月至2018年3月每月均收到账户62×××07的转账，且每月数额不等，基本均超过了2500元。祺略公司对段某某提交的社保缴费历史明细表予以确认，但辩称其与段某某不存在劳动关系，其系与航利公司签订代理协议，由其为航利公司员工代为缴纳用工地广州市的社会保险，并提交了与航利公司签订的《社保事务代理服务协议书》（2017年1月1日签订）、《代理协议》（2018年1月1日签订）予以证明。段某某对此两份协议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并以祺略公司为其购买社保主张双方存在劳动关系。航利公司、广船公司对该两份协议均予以确认。广船公司否认上述段某某招商银行2014年、2015年的转账为其发放，并确认其曾为广州广船国际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子公司，现广州广船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已更名为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为广船公司的股东之一，并主张上述以广州广船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名义转账的数额可能为以该司名义发放的对外包工奖励费。广船公司抗辩其与航利公司为工程承揽合同关系而非劳务派遣关系，其与航利公司以实际施工的工程量作为结算依据，由航利公司安排员工到其厂区工作，并受航利公司委托对其包括段某某在内的员工进行培训发证，与段某某之间并不存在劳动关系，为此提交了其与航利公司于2017年12月26日签订的《广船国际工程承揽合同》（承揽期限自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止）、与航利公司签订的《2018年委托培训协议书》予以证明。另外，广船公司还提交了附有段某某签名及航利公司盖章的《声明》一张，载明：“段某某为航利公司员工，已与该公司签订从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的书面劳动合同……本人（段某某）除该公司以外与其他公司不存在任何劳动关系”，签名时间为2018年1月1日。祺略公司、航利公司对广船公司提交的三份证据均予以确认，航利公司亦确认其与广船公司之间以实际施工的工程量作为结算依据，双方之间是工程承揽关系而非劳务派遣关系，航利公司无劳务派遣的资质。段某某对《广船国际工程承揽合同》《声明》均予以确认，但对委托培训协议不予确认，并主张该协议签订于2018年，其于2014年就拿到发放的培训证件。航利公司确认其与段某某存在劳动关系，但辩称双方劳动关系始于2014年4月26日，航利公司还辩称其未委托广州裕信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为段某某缴纳2013年3月至2014年6月的社保费用，其与广州市恒信船舶技术工程有限公司无任何关系，不清楚该司是否有向段某某发放过工资。对于工资发放情况，段某某起诉时主张其提交的上述招商银行、农业银行、工商银行上的明细均为其工资收入，平均月工资15000元左右。案件审理过程中，段某某与航利公司均确认当月发放上月工资，工资结构为每月6000元基本工资，通过工商银行和农业银行发放，春节前后通过工商银行发放年终奖，每月可能存在违章行为扣罚的情形，故实际发放金额少于6000元，其中工商银行账户流水中有部分流水是段某某代领的其他未办理工资卡的临时员工的工资。段某某确认招商银行账户发放的金额为龙穴造船厂为留住人才鼓励骨干支付给高级工的奖励。航利公司确认每月工资通过工商银行账户62×××07、农业银行账户44×××58及账户44×××55转账发放。对其中工商银行账户2014年1月10日至4月13日期间每月均向段某某转账的原因，航利公司在一审法院指定的期间内未作出说明。段某某与航利公司均确认段某某自2018年4月10日起因病假未去上班。段某某主张其在仲裁前未提交书面的请假申请及相关的病历，但有口头让同事帮忙请假，并经公司领导陈根良批假，但要求其一月一请，不能长期请假。航利公司陈述其知道段某某自2018年4月回家养病，且病情比较严重，但未向航利公司告知过具体病情，未委托同事代为请假，也未向公司提交过病假单、病历或其他诊断证明，航利公司曾通过电话口头催促段某某返回上班，但无证据可以证明。为证明其病假情况，段某某提交了病历记录、诊断书、患者费用汇总表、检查报告、诊断证明单，显示段某某于2018年4月10日至26日住院16天，2018年5月10日至15日住院5天，2018年6月4日至11日住院7天，2018年6月24日至7月9日住院15天，2018年7月26日至31日住院5天，2018年8月15日至21日住院6天，2018年9月10日至12日住院3天，2018年12月3日至5日住院2天，2019年3月10日至12日住院2天，2019年6月9日至12日住院3天，共计住院10次64天。航利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航利公司提交了段某某自2017年5月至2018年4月工资表（发放的是上月工资），辩称段某某上述期间每月实发工资为：农业银行+工商银行-对应月份违章行为扣款，扣款每月不等，工资表显示2017年4月至2018年4月段某某的实发工资分别为5490元、5740元、5950元、5330元、6000元、5950元、5700元、5280元、5650元、5950元、4000元、6000元、1350元。段某某对上述工资表予以确认，并确认上述实发金额。此外，航利公司于2018年2月5日向段某某发放2017年年终奖72095元，于2019年1月28日发放2018年年终奖13390.50元。关于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段某某庭审中主张因航利公司拖欠2018年4月及之后的工资，依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主动与航利公司解除劳动合同，解除时间为2019年6月1日。航利公司同意与段某某于2019年6月1日解除劳动关系，但辩称未拖欠工资，且段某某的情况按规定是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未强制段某某返回上班也未解除劳动合同是因为担心段某某生病会用到社保且医疗期最长可到一年，才一直等到段某某超过一年未回公司工作时于2019年5月之后停买，再者段某某要以航利公司拖欠工资为由解除劳动关系，需向公司发出书面通知，而非通过起诉及庭审方式告知，段某某解除劳动合同的事实及法律依据均不符合法律规定。段某某确认庭审前并未向航利公司发出过解除合同通知。各方确认段某某的累计工龄以社保缴费记录为准，经一审法院核查，段某某社保缴费记录的累计工龄为4年11个月，其中2014年7月至2017年3月未有缴费记录。经查，2018年广州市最低工资标准为2100元/月。各方发生争议，段某某于2019年5月8日向广州市黄埔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仲裁，请求：1.确认段某某与祺略公司、广船公司、航利公司自2010年10月至2019年4月存在劳动关系；2.祺略公司、广船公司、航利公司向段某某支付2018年5月至2019年4月拖欠的工资150000元；3.祺略公司、广船公司、航利公司向段某某支付自2010年10月21日至2011年10月20日止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165000元；4.祺略公司、广船公司、航利公司向段某某支付2010年10月至2019年4月期间未休年休假工资151034.48元（15000元/月÷21.75元/月×73天×3倍）；5.祺略公司、广船公司、航利公司向段某某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285000元（15000元/月×9.5个月×2倍）。该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8月5日作出穗埔人仲案[2019]1178号仲裁裁决书，裁决：1.确认段某某自2014年3月1日起与航利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2.航利公司向段某某支付病假工资2626.20元；3.驳回段某某的其他全部仲裁请求。段某某不服该仲裁裁决，于法定期限内诉至一审法院。上述事实有《劳动合同》、社保缴费历史明细表、段某某工卡、中船特种作业考核证书、广船国际搭载部量化派工例会材料、招商银行历史交易明细表、农业银行个人明细对账单、工商银行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社保事务代理服务协议书》《代理协议》《广船国际工程承揽合同》《2018年委托培训协议书》《声明》、2017年5月至2018年4月工资表、病历记录、诊断书、患者费用汇总表、检查报告、诊断证明单、仲裁裁决书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段某某与祺略公司、广船公司、航利公司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段某某与航利公司双方签订有书面劳动合同，航利公司向段某某发放工资，一审法院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祺略公司提交证据证实其基于航利公司的委托为段某某缴纳社会保险，除缴纳社会保险外，无证据证实段某某为祺略公司提供劳动，祺略公司对段某某进行管理，故段某某与祺略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广船公司提交了证据证实其与航利公司之间属于承揽合同关系，双方之间以完成实际工程量的多少进行结算，不属于劳务派遣。段某某只是接受航利公司的工作指派至广船公司工作，段某某提交的工卡、中船特种作业考核证书、广船国际搭载部量化派工例会材料均可证实其是航利公司的员工。段某某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有为广船公司提供劳动或接受该司的劳动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一审法院对段某某主张其与广船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主张不予采信。关于段某某与航利公司劳动关系的存续期间。段某某主张其于2013年12月入职航利公司，航利公司虽以双方第一份《劳动合同》签订日为由辩称段某某入职时间为2014年4月26日，但对其用以支付段某某2014年4月后工资的工商银行账户（62×××07）在2014年1月10日至4月13日期间每月均向段某某转账的事实未作出合理解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的规定，航利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应就段某某的工作年限承担举证责任。由于航利公司无法合理解释上述期间转账的事实，也未提供入职登记表等其他证据，一审法院采信段某某提出的航利公司于2014年1月10日至4月13日转账支付的款项为其工资的主张，结合双方确认的当月发放上月工资的事实，一审法院对段某某入职航利公司的时间为2013年12月1日的主张予以支持。由于段某某与航利公司均确认于2019年6月1日解除劳动合同，故一审法院确认段某某与航利公司自2013年12月1日至2019年5月31日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关于航利公司是否拖欠段某某2018年4月至2019年7月（实为2018年3月至2019年6月）工资。首先，关于2018年4月应发放的2018年3月工资，段某某与航利公司均确认该月已发放6000元，故该月未有未足额发放的情况。其次，关于2018年4月1日至9日的工资，这期间段某某正常上班，段某某于2018年4月10日起因病未为航利公司提供劳动。根据段某某与航利公司均认可的工资构成及工资表，段某某病假前12个月的月平均工资为11594.58元[（5490元+5740元+5950元+5330元+6000元+5950元+5700元+5280元+5650元+5950元+4000元+6000元+72095元)÷12]，一审法院核定此期间的工资为3478.37元（11594.58元÷30×9）。再次，关于2018年4月10日至2019年5月31日是否应发放工资。段某某在此期间患有严重疾病，依据《企业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医疗期规定》第三条第（一）项的规定，段某某应享有6个月的医疗期。虽段某某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履行了请假手续，但考虑到段某某所患为重大疾病，且航利公司在知悉段某某回家养病且病情较为严重的情况下，长达一年多的时间内未催促段某某提交病假或履行请假手续，未催促段某某返回上班，也未与其解除劳动合同，应视为航利公司默认同意段某某于2018年4月10日至2019年5月31日休病假。根据《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航利公司应支付段某某病假工资23016元（2100元/月×80%÷30天×21天+2100元/月×80%×13个月）。由于段某某确认于2018年5月领取了2018年4月工资1350元，故航利公司应向段某某支付2018年4月至2019年5月期间的工资差额共计25144.37元（3478.37元+23016元-1350元）。双方已于2019年6月1日解除劳动关系，故段某某主张2019年6月至7月拖欠的工资无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依法予以驳回。关于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前述已认定航利公司未足额支付段某某2019年4月1日至9日的工资及之后的病假工资，段某某以航利公司拖欠工资为由要求与其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的规定，航利公司应支付段某某经济补偿金10080元（2100元/月×80%×6个月）。关于2013年12月至2019年7月期间应休未休年休假工资。航利公司抗辩段某某2013年12月至2018年7月的未休年假工资已过仲裁时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段某某主张的2017年及之前的应休未休年休假工资的请求因超过仲裁申请时效，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由于段某某与航利公司均确认段某某自2018年4月10日起因病没有为航利公司提供劳动，根据《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四条的规定，对段某某主张的2018年、2019年应休未休年休假工资的诉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参照《企业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医疗期规定》第三条第一项，《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四条及《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二十四条之规定，于2020年1月16日作出判决：一、确认段某某与航利公司自2013年12月1日至2019年5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航利公司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一次性向段某某支付2018年4月至2019年5月期间的工资差额25144.37元；三、航利公司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一次性向段某某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10080元；四、驳回段某某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航利公司负担。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关于段某某与航利公司劳动关系的存续时间。航利公司上诉坚持认为段某某的入职时间为2014年4月26日，未有新的证据佐证，本院不予采信。一审依据双方提交的证据以及相关的法律规定，采纳段某某的主张，认定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时间为2013年12月1日至2019年5月31日，理由充分，本院予以确认。关于2018年4月至2019年5月期间的工资差额问题。从段某某提交的住院记录显示，其一直处于治疗、病休。航利公司也承认知悉段某某因病停工。航利公司以段某某未提出病假申请为由，拒绝发放病假工资，理由不成立。航利公司除了发放2018年4月工资1350元以外，未向段某某发放过病假工资。依据《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二十四条“劳动者因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停止工作进行治疗，在国家规定医疗期内，用人单位应当依照劳动合同、集体合同的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病伤假期工资。用人单位支付的病伤假期工资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百分之八十。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的规定，航利公司应向段某某发放的病假工资不得低于同期广州市最低工资标准的80%。段某某主张按其病休前的月平均工资计发病假工资，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航利公司在段某某医疗期满后，未向其发出上班催告通知或者办理相关医疗期延长手续，结合段某某的治疗及社会保险费缴交情况，视为航利公司同意段某某医疗期满后仍继续病休。航利公司以段某某的医疗期为6个月，不同意支付争议期间的工资差额，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采纳。段某某病休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为10371.57元[（5490元+5740元+5950元+5330元+6000元+5950元+5700元+5280元+5650元+5950元+4000元+6000元+2017年年终奖72095元÷12×9+2018年年终奖13390.5元÷12×3)÷12]，据此计算段某某2018年4月1日至4月9日的工资为2384.27元（10371.57元÷21.75×5个工作日）。一审计算段某某2018年5月至2019年5月的病假工资数额正确，本院予以维持。航利公司支付段某某2018年4月至2019年5月期间的工资差额应为24050.27元（2384.27元+23016元-1350元）。一审认定数额有误，本院予以纠正。关于解除劳动合同的问题。航利公司未依法向段某某发放病假期间的工资，段某某以航利公司拖欠工资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的情形。航利公司应向段某某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航利公司主张其不存在过错，不同意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段某某主张航利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段某某请求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计算问题。段某某于2018年4月开始病休，至双方解除劳动合同时仍处于病休状态，即其处于非正常的工作状态。因此，经济补偿金应按其正常工作情况下的工资收入计算。一审按照其病假工资计算经济补偿金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查明的段某某病休前十二个月的工资收入情况，段某某病休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为10371.57元。段某某主张其月平均工资15000元，与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航利公司应支付段某某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为62229.42元（10371.57元×6个月）。一审计算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有误，计算有误，本院予以纠正。航利公司上诉理由不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段某某上诉理由部分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成立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2民初9754号民事判决第一、四项；二、变更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2民初975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九江航利海工船舶工程有限公司自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七日内支付段某某2018年4月至2019年5月期间的工资差额24050.27元；三、变更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2民初9754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为：九江航利海工船舶工程有限公司自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七日内支付段某某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62229.42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所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10元，均由九江航利海工船舶工程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何润楹审判员  何慧斯审判员  叶嘉璘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九日书记员  郭桂芳郭文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