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031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黄焕增，男，1992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惠来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祥红，北京德和衡（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海天，北京德和衡（广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詹奕亮，男，1966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阳春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贻芹，女，1965年9月27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阳春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詹某，女，2016年9月20日出生，汉族，户籍住址：广东省阳春市。法定代理人：詹奕亮，男，1966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阳春市，系詹某的爷爷。法定代理人：刘贻芹，女，1965年9月27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阳春市，系詹某的奶奶。以上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通，广东君厚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司徒琳达，广东君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梁婷，男，1988年4月28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湖南省武冈市。原审第三人：广州市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中心。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华观路1726号。法定代表人：李守宇，该中心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曙，该中心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晓军，该中心员工。上诉人黄焕增因与被上诉人詹奕亮、刘贻芹、詹某、梁婷及原审第三人广州市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中心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1民初233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判决如下：一、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黄焕增向詹奕亮、刘贻芹、詹某赔偿598020.01元；二、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梁婷向詹奕亮、刘贻芹、詹某赔偿338888.58元；三、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黄焕增向广州市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中心返还51489.65元；四、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梁婷向广州市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中心返还16401.28元；五、驳回詹奕亮、刘贻芹、詹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六、驳回广州市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中心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26008.5元，由詹奕亮、刘贻芹、詹某负担14054.6元，黄焕增负担7770.2元，梁婷负担4119.9元，广州市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中心负担63.8元。上诉人黄焕增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驳回詹奕亮、刘贻芹、詹某（以下简称詹奕亮等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原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詹奕亮等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法律适用错误，黄焕增与詹奕亮等三人已经达成了合理、合法且自愿的和解协议，并没有构成法律的显失公平，黄焕增已经完成了对詹奕亮等三人的赔偿义务。黄焕增与詹奕亮、刘贻芹已在2019年3月5日签订了《和解协议书》，黄焕增已经按照约定支付了赔偿款，并没有“显失公平”的情况。根据《民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一条和《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2条的规定，法律上的“显失公平”是指：一方利用优势、利用对方没有经验等优势地位在对方“危困状态”、“缺乏判断”等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或者状态下与对方达成的民事法律行为。其中“一方处于优势”是指包括经济上、政治上、身份上等方面的优势。所谓“没有经验”，是指交易者欠缺一般的生活经验或交易经验，而不应包括欠缺特殊的经验。本案中，双方签订《和解协议书》时，詹奕亮、刘贻芹并不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的情况，在受害人死亡后，黄焕增和其家属积极履行所应尽的责任，黄焕增的父亲多次联系詹奕亮、刘贻芹沟通赔偿事宜，黄焕增父亲的诚意打动了詹奕亮、刘贻芹，詹奕亮、刘贻芹在多日的思考和仔细判断后，同情黄焕增一家的家庭困难，于是双方达成了《和解协议书》。整个过程中，詹奕亮、刘贻芹并没有存在“危困状态”，詹奕亮、刘贻芹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整个过程都在详细地考虑，并主动提出的赔偿270000元的要求，并没有“缺乏判断”的情况。黄焕增作为负交通事故主要责任的肇事人，为减轻其刑事处罚，在与詹奕亮、刘贻芹达成刑事和解中，不存在优势地位。相反，黄焕增只有在尽力赔偿詹奕亮、刘贻芹的损失情况下，才能达成刑事和解。而且詹奕亮、刘贻芹完全可以提出其期望的索赔数额与黄焕增进行协商，法律允许当事人自由、自主决定赔偿的范围和数额，而和解协议里的赔偿金额是双方面对面协商后作出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任何欺诈和胁迫的情形。该签订协议书的过程中，詹奕亮等三人委托了詹佩玲作为代签人，在其《授权委托书》中已经写明《和解协议书》中的内容为其真实意思表示。在《和解协议书》第3条中，也明确写明了詹奕亮等三人已经就此事得到了相应的赔偿，今后互不追究任何责任。《和解协议书》约定黄焕增再赔偿詹奕亮、刘贻芹270000元，詹奕亮、刘贻芹不追究黄焕增全部责任，若只是如原审判决所言该“不追究任何责任”只是指不再追究刑事责任，而保留其他民事赔偿责任追偿，为何詹奕亮、刘贻芹的委托人在和解协议上要在今后互不追究刑事、行政责任后手写“一句不追究任何责任”并且予以签字确认，其签字行为即表示对和解协议书内容的确认。所以这里指的是不再追究民事赔偿责任，双方已就不再追究黄焕增的民事责任达成一致，说明詹奕亮等三人已经自愿放弃了对黄焕增一部分索赔金额，这是詹奕亮等三人对自身权利自愿、合理的放弃。该《和解协议书》是双方在平等、自愿、合法的前提下达成的，是合法有效的，是双方应当遵守的，是法律应当维持的。詹奕亮等三人突然反悔去法院起诉黄焕增，其行为明显是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依法应当不予支持。二、原判决法律适用错误，在詹奕亮、刘贻芹未要求撤销《和解协议书》的情况下径直做出了判决，违背了民事诉讼中的处分原则和相关法律，依法应当改判。本案中，双方订立的《和解协议书》并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规定性规定，也没其他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况，所以该协议是合法有效的，对双方都是有约束力的。即使原审法院认为《和解协议书》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况，但詹奕亮等三人并没有要求法院撤销《和解协议书》，此时《和解协议书》是合法有效的，原审法院也应当依据《和解协议书》来进行裁判。在《和解协议书》有效的情况下，詹奕亮、刘贻芹也未要求人民法院撤销该协议书，原审法院却直接认为《和解协议书》是“显失公平”而不予采纳认定，明显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和民事诉讼中的处分原则。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没有认定詹奕亮等三人作为家属却放弃了对詹某1的抢救这一关键事实，忽视了詹奕亮等三人在对被害人詹某1的死亡结果上存在重大过错，因此对詹某1所应承担责任划分不合理。虽然事故是黄焕增和梁婷所引发，但是根据詹奕亮等三人在原审提交的证据被害人詹某1的《死亡记录》中所记载，詹某1在经过急救后生命体征大致稳定，但经过家属商量后要求医院放弃治疗，停用所有抢救以及治疗用药。12月18日18时25分，家属要求不进行治疗，医院才通知詹某1临床死亡。詹奕亮等三人作为詹某1的家属，血缘关系至亲的亲人，居然对詹某1不积极履行救助义务，还要求医院停止治疗。这样违背公序良俗的做法，也直接导致了詹某1的死亡结果。因此，詹奕亮等三人应当承担一部分詹某1死亡的责任。原判决对损害赔偿责任划分不合理，梁婷在事故中过错更多，被害人詹某1也有较多过错，应该承担更多的损害赔偿责任。梁婷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严重超载、严重超速、驾驶不合格的两轮摩托车，依法应当承担更多责任。根据广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白云一大队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所显示，在事故发生时黄焕增仅有12km／h的速度，而梁婷在车载三人的情况下车速却达到了67.2km／h，并且梁婷所驾驶的两轮摩托车制动系统经鉴定也是不合格的。所以在事故发生时，若梁婷的车速较慢或者制动系统合格可以减速的话，在面对只有12km／h较慢速度的黄焕增时，就会有充分的时间去反应操作车辆，同时梁婷在事故发生时存在超载这一严重违法现象，当三个人在两轮摩托车上时，摩托车会更加难以控制，事故风险会更高。若梁婷有机动车驾驶证、不超速、不超载驾驶合格的摩托车的话，是可以避开或者减速后碰撞的，就不会导致如此严重的结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有下列情形之一：(一)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机动车存在缺陷，且该缺陷是交通事故发生原因之一的；(二)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驾驶人无驾驶资格或者未取得相应驾驶资格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并适用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确定其相应的赔偿责任。”梁婷与詹某1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缺忽视了这么高的风险，应当依法承担更多的责任。而《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却仅以黄焕增未按交通信号指示灯、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就认定黄焕增承担主要责任是非常不合理的。人民法院不应依照责任划分不合理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就认定上诉人承担主要责任，梁婷在事故中过错更多，更应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被害人詹某1在明知梁婷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严重超载、严重超速的情况下，依然乘车，自身忽视了和放任了如此高的风险，不应只承担5％的责任，应承担10%的责任。五、黄焕增为还款已经穷尽所能，确无更多偿还能力。黄焕增在事故中也是受害者，事故发生后也受伤进行了医治花费了较多费用。黄焕增在事故中所购买的机动车是前几日才购买来拉快递使用的，上诉人一家三口，全靠上诉人在广州拉快递每月所挣的三、四千元收入过日子，黄焕增的父母两人身体不好，没有任何劳动技能，没有工作。为了帮黄焕增履行对被害人詹某1的赔偿义务，上诉人的父亲是借了每月2％的高息贷款来支付给詹奕亮等三人。这场事故的发生，不只给被害人詹某1的家庭带来了伤害，也给黄焕增的家庭带来了巨大的伤害。黄焕增已经不能用筹钱买的摩托车拉快递了，而且全家现在已经背负了以270000元为本金，每月2％高息的巨债。黄焕增已经到了走投无路、山穷水尽、家徒四壁的程度，故恳请法院，在依据综合实际情况后，考虑到上诉人家庭困难的情况下，作出公平、合理的判决。六、原审判决将导致民事活动中诚信原则的滥用。黄焕增的父亲黄国华与詹奕亮、刘贻芹的委托代理人詹佩玲签订的《和解协议书》并没有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的任何规定。且双方签订的和解协议合法有效并已经履行完毕，但是詹奕亮等三人却不遵循诚信原则，不受该协议权利义务的约束，向法院主张更高额的赔偿，那黄焕增当时履行和解协议的意义在哪？二审庭审中补充称，关于驳回原审第三人广州市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中心的其他诉讼请求问题，因为死者家属的代理人曾经向原审第三人承诺过，事实上原审法院也确认了被害人是要承担5%的责任，因此詹奕亮等三人应当按照承诺书的约定，将第三人垫付的款项支付给第三人。根据和解协议，黄焕增又给了詹奕亮等三人270000元，詹奕亮等三人作为受害人家属应当从这270000元中拿出部分款项赔偿给第三人或者另行凑钱给第三人。被上诉人詹奕亮等三人辩称，不同意黄焕增补充的上诉意见。首先，黄焕增提出此上诉请求已经过了上诉期，属于新增的上诉请求，所以不应当享受时效利益。其次，对于原审判决里面已经判令詹奕亮等三人承担5%的责任，共计2877.42元，原审是漏判詹奕亮等三人将该笔款给第三人广州市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中心，对此款项，詹奕亮等三人和该中心达成了和解，詹奕亮等三人同意支付给该中心。待二审判决确定了自行承担的责任比例之后，然后再支付给该中心。对于承诺书所说的如受害人有事故责任的，申请人将及时偿还救助基金垫付款项，这个理解与原审判决按各方的比例去承担费用的理解是符合公平原则。关于受害人应承担10%的责任的补充意见，也是超过了上诉期，原审确定5%是合理的。黄焕增所述的显失公平的理解过于狭隘，公平原则是民法的基本原则，原审判决的意思是基于黄焕增是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并且应当承担的赔偿金额与谅解款是相差巨大的。所以这个不追究任何责任的理解应当是遵循公平的原则，否则就会剥夺了詹奕亮等三人的民事救济的权利，会出现显失公平的情况。其他意见如下：一、原审判决对《和解协议书》解释合法合理，应予以维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黄焕增和詹奕亮等三人对《和解协议书》的“不追究任何责任”条款理解有争议，应遵循上述原则，原审判决解释合法合理，应予以维持。《和解协议书》的合同目的是为黄焕增交通肇事罪争取缓刑量刑，而非断绝詹奕亮等三人民事救济权利；《和解协议书》的合同履行方面，詹奕亮等三人未对《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视为同意该判决书所述的仅“部分赔偿”詹奕亮等三人；《和解协议书》的词句表述，仅指“不追究刑事与行政责任”，未特别声明包含“民事责任”，不应作扩大解释；对《和解协议书》的理解原则应遵循诚实信用与公平原则。二、詹奕亮等三人同意原审判决的责任分配，原审判决责任分配合法合理。（一）原审判决认为受害人“未戴安全头盔”故需自负5％责任相对应。而受害人作为乘客，是不可能知道梁婷是否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也不可能知道梁婷的驾驶行为是否超速。(二)詹奕亮等三人对受害人死亡不存在过错，根据受害人的《死亡记录》“诊疗经过：……输注大量血液制品后生命体征逐渐稳定，口鼻腔活动性出血控制，其后出现急性肾功能衰竭行血液净化治疗。血压、心率使用大剂量血管活性药物维持，生命体征大脉有效供血明显不足，考虑预后不良。患者家属经商量后，要求放弃治疗……”，所以在考虑受害人已经回天无力的情况下，为了避免受害人不用在死前再进一步受到针扎的折磨，家属才选择放弃治疗，此为对受害人的尊重，而非黄焕增所述的不积极抢救。被上诉人梁婷辩称，黄焕增不闯红灯什么事情都没有，黄焕增不遵守交通信号灯才造成事故发生。其没有具体答辩意见。原审第三人广州市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中心述称，不同意黄焕增的上诉意见，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判，驳回黄焕增的上诉请求。经审查，各方对原审法院已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主要对当事人上诉请求的有关事项进行审查。关于詹奕亮等三人的过错问题。从受害人詹某1的死亡记录看，事故导致其急性重型颅脑损伤（脑疝形成，外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等）、创伤性休克等伤情，经输注大龄血液制品后生命体征逐渐稳定，但神志深昏迷，脑干反射消失，无自主呼吸，颅内各大动脉有效供血明显不足，考虑预后不良，经家属商量后放弃治疗。詹奕亮等三人主张为减轻受害人的痛苦而放弃治疗，符合人理常情。黄焕增主张詹奕亮等三人对受害人死亡存在重大过错事实法律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关于梁婷及受害人在事故中的责任问题。交警部门依据现场勘查、当事人陈述、视频监控等证据，认定黄焕增未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未佩戴安全头盔驾驶未经交通管理部门登记且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的正三轮摩托车上路行驶未按照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其过错行为是导致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梁婷未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使用其他机动车号牌且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的普通二轮摩托车上道路超过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时速行驶，未按规定载人且与乘客均未按规定戴安全头盔，其过错行为是导致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故黄焕增承担事故主要责任，梁婷承担事故次要责任，詹某1无责任，以上认定事实依据充分，原审法院采纳事故认定书确定各方的过错符合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本院予以维持。原审法院考虑到受害人詹某1未佩戴安全头盔，对自身损害后果存在过错，故酌情确定由其自身承担5%的责任适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和解协议书》是否已包括免除黄焕增民事责任的问题。本案《和解协议书》中打印载明詹奕亮、刘贻琴得到相应赔偿款，今后与黄焕增“互不追究刑事、行政责任”，后还手写“不追究任何责任”，对于该手写部分是对免除刑事及行政责任的强调，还是包括民事责任的免除，詹奕亮等三人和黄焕增存在争议。本院认为，第一，《和解协议书》和《刑事谅解书》是同一天出具，詹奕亮等三人主张《和解协议书》的签订是为了黄焕增获得刑事责任的减轻具有相应的事实依据。黄焕增在二审庭审中称该《和解协议》是詹奕亮、刘贻琴的代理人打印出来的，而打印稿及手写部分均没有明确不追究民事责任，由此可见，从协议订立的目的看，詹奕亮、刘贻琴在签署上述《和解协议》时，并未放弃民事责任的追索更符合两人的真实意思表示。黄焕增主张其与詹奕亮、刘贻琴已达成不追究民事责任的一致意思表示理据不足，原审法院没有予以采纳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第二，事故导致受害人詹某1死亡的后果，经原审法院核定詹奕亮等三人的各项损失共计一百一十余万元，黄焕增在本次事故中负主要责任，黄焕增仅垫付不足三十万元，其主张按照上述《和解协议》免除民事赔偿责任，原审法院认为从数额衡量上显失公平并无不妥。詹奕亮等三人未主张撤销《和解协议》，原审法院亦没有以显失公平为由对《和解协议》的效力进行认定，黄焕增主张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另外，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对自己造成的损害后果承担相应的责任。黄焕增因过错导致詹某1死亡的后果，其应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理应履行相应的赔偿责任。其以家庭困难为由主张支持其减免赔偿责任的上诉理由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黄焕增二审认为原审法院没有处理詹奕亮等人应在受害人过错范围内向第三人广州市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中心返还垫付款，因广州市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中心对此没有提出上诉，故本案二审对此不予审查。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黄焕增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7770.2元，由上诉人黄焕增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汇文审判员  余军梅审判员  潘志刚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卢燕清李霞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