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085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伟昌，男，1980年7月2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龙奎任，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露琳，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惠爱医院，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明心路36号。法定代表人：麦卫阳，该院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华，广东华安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汉广，广东华安联合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上诉人杨伟昌与被上诉人广州市惠爱医院（以下简称惠爱医院）因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3民初102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法〔2020〕10号《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方案》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法〔2020〕11号《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实施办法》的规定，本院作为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的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法院。根据试点要求，本案依法由康玉衡担任审判员独任审理。现已审理终结。杨伟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惠爱医院向杨伟昌公开书面赔礼道歉，并赔偿误工费49808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惠爱医院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案由错误。杨伟昌是以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为案由向一审法院起诉的，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属于人格权纠纷案由，杨伟昌身体健康没有××，是因惠爱医院强制治疗侵犯杨伟昌的健康权，不属于医疗损害责纠纷，而应属于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案由，一审判决以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作案由有违本案的事实和不告不理的原则。2.一审判决认定“虽然杨伟昌提供了增城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毕业证书（发证日期2000年7月1日）、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证书（参加考试日期2014年12月30日）、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一级合格证书（参加考试日期2013年3月）、健康证等证据，但杨伟昌在惠爱医院处接受诊断的治疗期间是从2017年5月18日至2017年11月27日，毕业证书、合格证书的签发日期距离治疗时间较远，且健康证只是深圳市龙岗区中心医院作为体检单位出具，不能够替代精神键康状况正常”错误。首先，杨伟昌在一审提交的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是证明杨伟昌从出生至现在一直身体健康，没有××。按一审的逻辑，所有身体健康，没有××的人都要持有《精神疾病鉴定书》记载无××才算是没有××身体健康人，显然不符合常识。其次，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惠爱医院要把杨伟昌作为××人强制治疗的前提是惠爱医院必须确认杨伟昌是××人，证明责任在惠爱医院。惠爱医院在一审中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杨伟昌为××人。反而从惠爱医院提交的非法诊断过程中的病因档案材料来看，精神科住院病历第1-4页：××性：不符合…体检检查…神经系统检果…都是正常。正确…无异常…好…等病历来看，惠爱医院的这些病因记载材料完全能证明杨伟昌身体健康，没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而一审法院没有按照上述规定本应属于惠爱医院举证杨伟昌为××人的举证责任强加给杨伟昌，杨伟昌身体健康，没有××无需举证。精神疾病的定义。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办发〔2004〕71号卫生部、教育部、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财政部、中国残联《关于进一步加强精神卫生工作的指导意见》对精神疾病概定是在各种生物学、心理学以及社会环境因素影响下人的大脑功能失调，导致认知、情感、意志和行为等精神活动出现不同程度障碍的疾病。如何认定精神疾病。按照《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而我国《刑法》则规定，××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后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由此可以看出，认定一个人是否患有××或者疑似××是要经过法定程序的，而不是凭与杨伟昌有矛盾的杨伟信和姐姐杨翠如没有任何依据的信口开河。3.惠爱医院的非法诊疗行为具有重大过错。作为具有××医学专业技能的职业医生，通过诊断明知杨伟昌不符合××人的特征，却故意做出偏执型精神分裂症的错误诊断，对杨伟昌进行强制医疗长达193天，具有重大过错。第一，惠爱医院对杨伟昌强制医疗存在主观恶意，具有重大过错。杨伟昌被惠爱医院强制治疗的第一天就明确告知医生自己不是××人，惠爱医院也在非法诊断过程中明知杨伟昌非××人。第二，惠爱医院违法对杨伟昌进行强制治疗，程序不合法不合规，具有重大过错。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第三十条的规定，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诊断结论、病情评估表明，就诊者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对其实施住院治疗：（一）已经发生伤害自身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的危险的；（二）已经发生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一般情况下，对确有××人是否住院治疗，由本人或者监护人决定，而强制××人治疗的主体只能是人民政府，且应以××人造成危害结果为条件。事实上，杨伟昌身体健康非××人，并未实施暴力行为危害公共安全，又无继续危害社会之可能，故惠爱医院在并未具备对杨伟昌进行强制治疗的前提条件下，不能对杨伟昌进行强制医疗。退一步说，惠爱医院即使初步诊断出××，在办理入院手续的时候也应征得杨伟昌本人或监护人的同意，惠爱医院作为××专科医院，明知杨伟昌身体健康并非××人，为正常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父母都健在的情况，仍然以与杨伟昌有矛盾致杨伟昌于死地的杨伟信和姐姐杨翠如的所谓“同意”强行入院强制治疗，强制医疗违法。第三，惠爱医院称是在警察协助下送杨伟昌到惠爱医院处强制医疗的系惠爱医院杜撰。首先，惠爱医院至今没有向法院提交任何材料证明惠爱医院所谓的“警察协助”的证据。惠爱医院有承担接诊、诊断、治疗行为合法的举证责任，杨伟昌本来就是身体健康的人，与杨伟昌有矛盾的兄、姐限制人身自由强行扭送就是报复杨伟昌的违法行为，惠爱医院为了创收不问青红皂白，在杨伟昌明确否认有××的情况下仍然接诊已经违法。事实上惠爱医院为了创收，骗取国家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仅仅通过门（急）诊诊断就把杨伟昌误诊为××人，且未征得杨伟昌本人的同意，故意对杨伟昌强制医疗，治疗违法。综上，惠爱医院之所以强迫杨伟昌强制医疗，是因为强制医疗所有付费均由国家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惠爱医院为了创收，非法获利，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杨伟昌是××人，故意非法强制治疗，已经构成限制杨伟昌的人身自由，侵犯杨伟昌的身体键康，严重催残杨伟昌的身体，造成杨伟昌巨大的精神痛苦的重大危害结果，理应承担民事侵权赔偿责任。4.惠爱医院的违法造成了严重的损害结果。2017年5月18日，惠爱医院以××为由对杨伟昌强制医疗至2017年11月27日长达193天。期间杨伟昌多次提出杨伟昌为精神正常的健康人，强烈要求出院均遭惠爱医院拒绝，惠爱医院在违法对杨伟昌强制医疗期间限制杨伟昌的人身自由，强行给杨伟昌打针、吃××类的药，催残杨伟昌的身体，惠爱医院的违法行为给杨伟昌身体造成了极大伤害和巨大的精神痛苦，造成杨伟昌的误工损失。5.惠爱医院的侵权行为与杨伟昌的损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惠爱医院提交的证据己证明，惠爱医院的违法行为给杨伟昌身体造成了极大伤害，亦造成了杨伟昌巨大的精神痛苦，惠爱医院的侵权行为与杨伟昌的损害结果之间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1.一审法院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家庭成员之间应当相互关爱，创造良好、和睦的家庭环境，提高精神障碍预防意识；发现家庭成员可能患有精神障碍的，应当帮助其及时就诊，照顾其生活，做好看护管理。第二十八条规定，除个人自行到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外，疑似精神障碍患者的近亲属可以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对查找不到近亲属的流浪乞讨疑似精神障碍患者，由当地民政等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帮助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是适用法律有误。首先，帮助的本意是指以出钱、出力或出主意的方式相助别人，而本案杨伟昌已经独立生活，没有××，无需要杨伟信和杨翠如帮助；杨伟信和杨翠如虽系杨伟昌的兄和姐，但都已另组家庭，并非杨伟昌的家庭成员。其次，惠爱医院也没有向一审法院提交杨伟昌疑似××的任何证据材料，仅凭与杨伟昌有纠纷有矛盾而报复杨伟昌的杨伟信和杨翠如胡说也确定不了杨伟昌疑似精神障碍患者。再次，法律只规定精神障碍患者的近亲属可以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这里的送和诊断与本案杨伟信和杨翠如限制杨伟昌人身自由和与惠爱医院强制治疗的违法行为是完全不同的法律概念。2.《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杨伟昌身体健康不是患者，不能适用该条规定。惠爱医院的强制治疗违法行为，惠爱医院在对杨伟昌进行非法检查明知杨伟昌并非有××，不顾杨伟昌的强烈反抗，限制杨伟昌人身自由，强制医疗长达193天之久，给精神正常的杨伟昌服用××药物，严重催残杨伟昌的身体，同时造成杨伟昌巨大的精神痛苦，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同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自然人因下列人格权利遭受非法侵害，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一）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第八条。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人民法院除判令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外，可以根据受害人一方的请求判令其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综上，惠爱医院僭越法官的权利，给杨伟昌的近亲属（送治人）以“监护人”的地位，把杨伟昌限制人身自由进行强制治疗的违法行为，一方面给杨伟昌带来巨大痛苦，另一方面造成有限的精神卫生资源的浪费和国家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损失；不仅侵害了杨伟昌生命健康权，而且威胁到社会公共安全，也使得每一个人都面临“被收治”的风险。人身自由是公民权利中最基本的权利，位于价值序列的首位，受到我国《宪法》《立法法》《刑法》等法律特别严格的保护。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有误，请二审人民法院做出公正判决，改判惠爱医院承担误工费赔偿责任，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并恢复杨伟昌名誉，对其赔礼道歉。惠爱医院辩称，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杨伟昌一审诉讼请求为：1.依法判令惠爱医院支付误工费49808元。2.依法判令惠爱医院向杨伟昌公开书面赔礼道歉，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3.本案的诉讼、鉴定等费用由惠爱医院承担。一审法院查明：杨伟昌于2017年5月18日由其姐杨翠如、兄杨伟信送至惠爱医院处诊治，经诊断后入院治疗至2017年11月27日出院。在杨伟昌的住院病历首页记载入院方式为“非自愿”，入院时主要症状为“思维障碍、情感障碍”。在主要病历第1页的现病史记载“患者平素性格内向，2000年职中毕业后一直独自在外工作居住，与家人来往少。缘患者于2013年可能被朋友骗钱后出现精神异常……2年前患者突然辞掉已经工作多年的单位，外出流浪……2天前患者由于生活潦倒找同学借钱，同学联系其叫家人，家人才得以找到患者……患者见到家人后一直有敌对情绪，不愿交谈，并欲反复出逃。家属见其异常今在警察协助下送我院门诊治疗……”在病程记录第1页日期2017-5-18，精神检查“意识清，精神可，接触安静，被动合作……否认有幻觉妄想，对病史的症状否认，称家人乱说。又称是因为和家人有矛盾，家人才把他送至此。问其有何矛盾，称父母总是争吵，所以拿他出气。他不喜欢家人，所以近2年出走也是想逃避家人……否认有持续情感高涨或低落，自诉‘我因为读书一直感到很平静’。否认有重复思考或者重复刻板行为……(四)诊疗计划：1、入院风险评估，患者非自愿住院，经门诊评估患者入院前外走两年，长期与家人失联，评估有伤害自身的危险。符合“精神卫生法非自愿住院情形一”标准，由患者家属签署《精神科非自愿住院知情同意书（2013）》……”家属杨伟信在患方意见上确认签名。同日，杨伟昌的姐杨翠如在《入院告知书》《患者护理风险知情同意书》等通知书上签名。从杨伟昌2017年5月18日入院至2017年11月27日出院期间，惠爱医院对病程有较为详细的记录，其中在2017年5月19日的查房记录中记载“今天查房，患者意识清，精神可，被动合作……鉴别诊断：器质性精神障碍……诊疗计划：符合‘精神卫生法非自愿住院情形一’标准，由患者家属签署《精神科非自愿住院知情同意书（2013版）》……详细向家属介绍暂予氨磺必利抗××治疗，予左匹克隆改善睡眠……”。在2017年5月25日记录了“今天病区病例讨论，多位家属（哥哥、姐姐、父亲、舅舅）来院补充病史……总结患者精神症状符合幻觉妄想综合征的表现。所以根据ICD-10诊断标准符合偏执型精神分裂症的标准”。2017年7月28日，杨伟昌的姐杨翠如在《改良电抽搐治疗知情同意书》和《麻醉知情同意书》上签名。此外，在住院病历第4页中记载“初步诊断为:精神障碍查因：精神分裂？修正诊断：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最后诊断：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惠爱医院对杨伟昌在住院治疗期间所做的各项检验均有保留检验（检查）报告单，对服用药物的反应有《抗××药物治疗检测表》进行记录。此外，杨伟昌在诉讼中提供了增城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毕业证书（发证日期2000年7月1日）、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证书（发证日期2014年12月30日）、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一级合格证书（参加考试日期2013年3月）、健康证（发证日期2018年12月5日、体检单位：深圳市龙岗中心医院）等证据，以证明杨伟昌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具备学习能力，逻辑思维能力较好，身体健康，精神正常。一审法院认为：虽然杨伟昌提供了增城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毕业证书（发证日期2000年7月1日）、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证书（发证日期2014年12月30日）、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一级合格证书（参加考试日期2013年3月）、健康证等证据，但杨伟昌在惠爱医院处接受诊断和治疗的期间是从2017年5月18日至2017年11月27日，毕业证书、合格证书的签发时间距离治疗时间较远，且健康证只是深圳市龙岗中心医院作为体检单位出具，不能够替代精神鉴定意见，故杨伟昌目前没有证据证明其在治疗期间的精神健康状况正常。《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家庭成员之间应当相互关爱，创造良好、和睦的家庭环境，提高精神障碍预防意识；发现家庭成员可能患有精神障碍的，应当帮助其及时就诊，照顾其生活，做好看护管理。”，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除个人自行到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外，疑似精神障碍患者的近亲属可以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对查找不到近亲属的流浪乞讨疑似精神障碍患者，由当地民政等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帮助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第二款规定“医疗机构接到送诊的疑似精神障碍患者，不得拒绝为其作出诊断。”杨伟昌在案中没有申请对惠爱医院的诊疗行为是否符合诊疗规范、造成杨伟昌损害结果与惠爱医院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因果关系参与度进行鉴定，而根据现有证据证实杨伟昌当时是由其近亲属（哥和姐）主动送到惠爱医院处就诊，惠爱医院对杨伟昌的接诊、诊断、治疗均是由精神科执业医师作出，惠爱医院将有关诊断、治疗情况及时告知杨伟昌的近亲属，并由近亲属在《精神科非自愿住院知情同意书（2013）》《入院告知书》《患者护理风险知情同意书》等通知书上签名同意接受给予治疗。因此，根据现有证据既不能够证明杨伟昌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更不能证明惠爱医院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故一审法院对杨伟昌提出的诉讼请求全部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判决如下：驳回杨伟昌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524元，由杨伟昌负担。二审中，双方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民事案件案由应当依据当事人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来确定，根据杨伟昌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本案案由应为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审法院认定有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杨伟昌主张惠爱医院侵犯其健康权，请求惠爱医院书面赔礼道歉，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惠爱医院收治杨伟昌是否侵犯杨伟昌健康权的问题。应从一般侵权的构成要件分析。首先，杨伟昌于2017年5月18日由其姐杨翠如、兄杨伟信送至惠爱医院诊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第二十一条“发现家庭成员可能患有精神障碍的，应当帮助其及时就诊”的规定，以及第二十八条第二款“医疗机构接到送诊的疑似精神障碍患者，不得拒绝为其作出诊断”的规定，惠爱医院对杨伟昌进行诊断，符合法律规定。其次，惠爱医院对杨伟昌的诊断、治疗均是由精神科执业医师作出，且将有关诊断、治疗情况及时告知杨伟昌的近亲属，并由其近亲属在《精神科非自愿住院知情同意书（2013）》、《入院告知书》、《患者护理风险告知同意书》等相关通知书上签名，同意接受给予治疗，杨伟昌没有提交证据证明杨伟昌没有相关症状而惠爱医院强行对其进行治疗，未提交证据证明惠爱医院对其诊疗行为违反法律规定或诊疗常规，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其接受诊疗受到何种程度的损害，故本院认为惠爱医院不构成侵犯杨伟昌的健康权，杨伟昌主张惠爱医院赔偿误工费和精神损害抚慰金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杨伟昌的上诉请求均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74.5元，由杨伟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康玉衡二〇二〇年六月十日书记员  曾凡峰李书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