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黔23民终1282号 上诉人：范春华，女，1970年4月2日出生，汉族，贵州省贞丰县人，住贵州省贞丰县。 被上诉人：卢碧，女，1964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贵州省贞丰县人，住贵州省贞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刚，贵州兴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贵州兴诚华英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兴仁市陆关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陈光英，系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左前辉，贵州旺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洪艳，贵州旺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范春华因与被上诉人卢碧、贵州兴诚华英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英公司）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兴仁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黔2322民初46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范春华上诉称：1、撤销兴仁市人民法院(2019)黔2322民初4644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卢碧对范春华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卢碧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关于案涉借款未约定履行义务宽限期的事实认定与本案事实不符,基于此事实认定判决范春华承担保证责任错误。案涉两笔借款于借贷发生之时均未约定还款期限,范春华于2015年9月18日提供保证担保时未约定保证期间。借贷双方于2017年11月3日签订的《协议书》是关于债权人卢碧要求主债务人华英公司履行义务宽限期及履行方式的约定,范春华在该协议书上以保证人身份签名的行为是对原保证担保的再次确认,并不构成新的担保。该协议书上对主债务确定了两种履行方式任择其一:①华英公司可以用股权折价抵偿借款本息;②华英公司可以用股权融资偿还借款本息。两种方式确定的履行义务宽限期均为2017年12月31日前,不存在《协议书》未约定履行义务宽限期的问题。2、《协议书》第五条不能成为否定本案履行义务宽限期的依据。《协议书》第五条约定为:甲方同意乙方在2017年12月31日前用贞丰农商行股权融资,融资必须用于偿还乙方欠甲方的借款本息,借款清偿后,本协议自然终止,贞丰农商行股权归乙方所有。如融资未成功,甲方需在2018年1月1日将股权证原件移交给甲方。2018年1月1日起，在符合转股条件时,乙方必须履行本协议,负责办理贞丰农商行股权的过户手续。过户手续办结,甲乙双方的债权债务才正式抵清消灭。认真审查《协议书》即可明白,第一条即明确以股权及分红配股抵偿借款本息,第二条和第三条为债务结算,第四条和第五条为还款时间及方式约定。从第四条和第五条约定内容明显载明最后还款期限为2017年12月31日前。对于以股权抵偿方式的约定看,实际上卢碧和华英公司已经知晓股权转让的实际情况,并对可能出现的情形做了预判和约定,即①、2018年1月1日起,股权(含配股)归卢碧所有;②、未过户前股金分红款在农商行兑付至乙方账户当日,由乙方立即转付给甲方。此约定是双方对股权过户办理未了前的财产归属及给付处理。双方已经充分知晓考虑到股权变更的实际情况,在未办理完毕股权变更的情况下而做出的变通处理。此条与第五条中“甲方(卢碧)需在2018年1月1日将股权证原件移交给甲方(卢碧)”的约定是相辅相成的。③、基于双方对股权变更的实际情况充分知晓，所以才又约定:2018年1月1日起,在符合转股条件时,乙方必须履行本协议,负责办理贞丰农商行股权的过户手续。很明显,前述约定仅是卢碧和华英公司在股权转让(抵偿债务)后的股权变更约定,对案涉债务最后履行期限为2017年12月31日的约定并不冲突。范春华本身就是案涉债务的保证人,该《协议书》对于范春华实质意义在于:确定范春华的保证期间起算时点,而不是原告方所谓的范春华对股权融资或股权折价的履行行为提供担保。3、《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三条规定:“主合同对主债务履行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保证期间自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依据前述司法解释规定,范春华的保证期间应从2018年1月1日开始计算6个月,即从2018年1月1日起至2018年6月30日止。在该保证期间内,卢碧未要求范春华承担保证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的规定,范春华不应承担本案保证责任。4、卢碧首次向范春华主张保证债权的时间为2018年7月9日。2018年7月9日,卢碧以范春华为被告向贞丰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范春华承担保证责任,这是范春提供保证担保后卢碧首次向范春华主张保证债权。卢碧的起诉状、贞丰县人民法院的立案通知书等证据均可佐证卢碧向范春华主张保证债权的时间为2018年7月9日。如前所述,在范春华的法定保证期间(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内,卢碧未向范春华主张过保证债权。在前述法定保证期间届满后,范春华没有重新向卢碧提供保证担保。保证期间是法定的除斥期间,保证期间一旦经过,债权人即丧失了要求保证承担保证责任的实体权利,也就是范春华依法得以免除保证责任,故范春华不应承担本案保证责任。二、范春华预先向兴仁市人民法院申报担保债权不能认定为范春华对原保证责任的恢复或为卢碧提供新的担保。案涉《协议书》约定的履行义务宽限期届满后,卢碧于2018年7月9日向贞丰县人民法院提起保证合同纠纷诉讼并于同日向该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该院于2018年7月12日作出(2018)黔2325财保2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查封了范春华的不动产和股权、扣留了范春华的工资收入。此后，因华英公司向兴仁市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本案即被移送兴仁市人民法院继续审理。2018年10月8日,卢碧通知范春华向兴仁市人民法院申报担保债权,而破产管理人通知申报债权的最后期限为2018年10月26日。因卢碧起诉范春华保证合同纠纷一案处于司法未决状态,故范春华不得不预先向该院破产管理人申报了担保债权,并同时向破产管理人说明本案尚处于司法未决状态,故申报后该担保债权至今待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51条规定:“债务人的保证人或者其他连带债务人已经代替债务人清偿债务的,以其对债务人的求偿权申报债权。债务人的保证人或者其他连带债务人尚未代替债务人清偿债务的,以其对债务人的将来求偿权申报债权。但是,债权人已经向管理人申报全部债权的除外”。本条规定是针对保证人或者连带债务人的将来求偿权所进行的规定。将来求偿权是指对债务人享有的非现实的、将来要求债务人清偿债务的权利。人民法院在受理破产案件后,债务人的保证人或者其他连带债务人,即使尚未代替债务人清偿债务,但由于债权人对于其未被偿付的部分,有权要求保证人或者其他连带债务人清偿。所以,债务人的保证人或者其他连带债务人,有可能在此后被要求代替债务人清偿债务,对于此要求,债务人的保证人或者其他连带债务人不得拒绝。债务人的保证人或者其他连带债务人代替债务人清偿债务后,就对债务人享有了债权。这种债权如果不进行申报,在破产程序进行过程中或者在破产程序终结后,债务人的保证人或者其他连带债务人的合法权益就可能受到损害,因此,债务人的保证人或者其他连带债务人尚未代替债务人清偿债务的,可以以其对债务人的将来求偿权申报债权。华英公司向兴仁市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时,本案尚在诉讼中,处于司法未决状态。范春华作为华英公司向卢碧借款的担保人,就案涉债务的承担,因其担保义务是否已经免责尚未经过司法确认,且破产管理人规定的债权申报时间最晚为2018年10月26日止。在这种情况下,范春华预先申报担保债权并无不当。范春华仅是基于案涉保证合同纠纷案件处于司法未决状态而采取的相对救济措施,不能基于该申报行为而认定为范春华自认对原保证责任的恢复或为卢碧提供新的担保。申报债权不能成为已超过保证期间的保证人承担责任的理由。六个月保证期间内原告从未向保证人主张过权利,2018年7月9日,被上诉人卢碧提起诉讼,已超过保证期间。担保法解释第三十一条规定“保证期间不因任何事由发生中断、中止、延长的法律后果”,保证期间为除斥期间、不变期间,保证期间经过,债权人即永久丧失要求保证人承担责任的权利,保证人是否承担保证人要依法确定,而非取决于保证人是否申报债权。上诉人向破产企业华英公司就将来求偿权申报债权不能成为法院判决超过保证期间的保证人承担责任的理由。原审法院认为“被告范春华在兴仁市人民法院裁定受理华英公司的破产申请后,已申报债权,主张保证责任的时间在法律规定的保证期间内”并无法律依据。三、卢碧和华英公司隐瞒股权证已经质押的事实,客观上对范春华构成欺诈,导致案涉保证无效。《担保法》第30条第1款规定,主合同当事人双方串通,骗取保证人提供保证的,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原审法院已经查明:1、2014年12月12日华英公司向卢碧借款500万元时,就已经将华英公司在贞丰农商行所持股的股权证原件交给卢碧。此时范春华并未在借款协议及借条上作为担保人具名签字。范春华在2015年1月13日借款100万元的借条上同样未具名签字担保。2、2015年6月29,华英公司向颜克忠借款500万元,以华英公司在贞丰农商行的股权证原件作为抵押。庭审中,华英公司和卢碧已经承认该原件系华英公司从卢碧手中拿到的,但范春华对此并不知晓。3、因华英公司向颜克忠借款500万元用于银行调头无果后,才于2015年9月18日找到范春华,要求范春华作为担保人具名签字,并对范春华隐瞒抵押的股权证原件已经重新用于颜克忠借款500万元的事实,直至2017年11月3日签订《协议书》时,范春华均对此事毫不知晓,范春华知晓此事是在卢碧起诉本案后诉讼中才知晓的。根据前述事实,在卢碧和华英公司明显存在该条规定的串通和欺诈,骗取范春华提供担保的客观事实,符合《担保法》的前述规定,范春华依法不应再承担案涉借款的保证责任。四、卢碧在本案重审中变更诉讼理由,严重违反民事诉讼中的诚实信用原则。民事诉讼当事人禁止反言,本案中,卢碧在原一审中的诉讼理由是基于以下基础事实:1、华英公司两次借款600万元。范春华在借条上签字作为保证人;2、借款后支付利息至2017年1月11日,后经多次催收和了解,华英公司无力还款;3、未约定还款期限。基于前述基础事实,卢碧认为,基于《担保法》第19条、第18条第2款、第21条规定,主张范春华承担保证责任。对于2017年11月3日《协议书》约定的最后还款期限只字不提。原告方于2019年11月29日在本案重审第一次开庭庭审中突然对诉讼理由和事实向作了大幅变更:1、对利息支付时间自行变更为折算至2017年6月1日;2、基于2017年11月3日《协议书》第五条约定,认为范春华再次提供保证,且保证期限未过;3、对原起诉依据的法律依据不再适用,认为范春华存在两个保证义务。对原告方为何在重审中重新变更起诉状及基础事实的原因,范春暂不评价。但卢碧的行为明显违反民事诉讼当事人禁止反言的基本诉讼规则。原起诉时基于华英公司向卢碧两次借款和范春华为借款提供保证的基础法律事实,在诉讼中发现因《协议书》约定最后还款期限对其不利后重新变更基础法律事实为为华英公司借款提供担保和为华英公司履行股权抵偿债务协议提供保证。这明显是违反诚实信用的基本诉讼规则,且该《协议书》本身就是关于履行义务宽限期及履行方式的约定,并不存在所谓范春华在原担保之外又为华英公司用股权融资或股权折价清偿债务的履行行为提供担保。五、2015年1月13日100万元借款中,其中有50万元与范春华无关。根据原审查明,2015年1月13日的100万元借款,其中的50万元实际并不是华英公司(陈光英)所借,卢碧在庭审中也不否认此50万元的利息不是华英公司支付。而范春华对此毫不知情,卢碧和华英公司对范春华隐瞒了这一事实,根据《担保法》第30条第1款之规定,范春华不承担保证责任。综上所述,案涉两笔借款于借贷发生之时均未约定还款期限,范春华于2015年9月18日提供保证担保时也未约定保证期间。案涉《协议书》是关于债权人卢碧要求主债务人华英公司履行义务宽限期及履行方式的约定,该协议书明确约定主债务人华英公司履行义务的宽限期为2017年12月31日,范春华的保证期限依法应从2018年1月1日起计算6个月,该《协议书》对于范春华的法律意义在于确定保证期间的起算时点,原告方故意混淆概念,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在原担保之外,再为华英公司的履行行为提供担保的问题。范春华的保证期间从2018年1月1日起至2018年6月30日止,在该保证期间内,卢碧从未向范春华主张过保证债权。保证期间届满后,范春华也未向卢碧重新提供担保。卢碧提起本案诉讼时,已超过了范春华的法定保证期间,范春华依法不应承担本案保证责任,请求法院驳回卢碧对范春华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卢碧二审辩称：一、答辩人起诉没有超过保证期间,保证人应承担保证责任。1、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存在两个保证合同关系:2015年9月28日被答辩人为贵州兴诚华英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英公司”)借款共计600万元本金提供保证担保,该借款主合同没有约定履行期限,2017年11月3日,华英公司与答辩人达成以物抵债《协议书》,明确在用于抵债的股权过户手续办结时,双方的债权债务才正式抵清消灭,而何时办理股权过户手续双方仍然没有约定期限,债权人可以随时主张权利,故该保证期间应从答辩人起诉时开始起算,不存在超过保证期间的问题。2017年11月3日,被答辩人又为华英公司履行以物抵债的行为向答辩人提供保证担保,在华英公司以物抵债的行为不能实现时,被答辩人相应承担保证责任,该保证期间应从华英公司2018年9月14日被裁定受理破产申请之日,即无法办理股权过户手续之日开始起算,答辩人起诉也未超过保证期间。2、本案双方没有设定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所谓“宽限期”应当是一个将来必然会到来的时间节点,但从2017年11月3日华英公司与答辩人达成的以物抵债《协议书》来看,只有在用于抵债的股权过户手续办结时,双方的债权债务才正式抵清消灭,而何时办理股权过户手续双方并没有约定期限,最终,该以物抵债《协议书》也因2018年9月14日法院裁定华英公司破产,该公司所持贞丰农商行的股权作为破产财产客观上不可能办理过户手续进行个别清偿而履行不能。也即用于抵债的股权过户手续没有办结的一天,也即没有宽限期。3、从2017年11月3日华英公司与答辩人达成的以物抵债《协议书》来看,第二条中2017年12月31日时间节点是如果抵债成功则以该时间点截止计算利息,第三条中2018年1月1日时间节点是对该时间前股金产生的红利的分配,第五条中2017年12月31日时间节点是在此期限前债务人可用股权对外融资,2018年1月1日时间节点是对外融资不成功则华英公司要在此时间前将股金证原件移交给卢碧,可见,以上时问节点均不是债务抵清消灭的时间节点,被答辩人以超过2017年12月31日宽限期6个月的保证期间为由提起上诉不能成立。二、原判认定答辩人主张保证责任的时间在法律规定的保证期间内的理由是:答辩人与华英公司并未约定还款期限,亦未约定履行义务的宽限期,且被答辩人在以物抵债《协议书》上签字继续为华英公司履行该协议提供担保。并没有认定答辩人申报破产债权是对原保证责任的恢复或提供新的担保。答辩人已就将来求偿权申报了破产债权,对保证人的权益有了保障,原判此节说理并无不当。三、答辩人所举第四组证据:收回股权证书的《收条》1份,华英公司《股权证书》一本,充分证明:2015年9月18日,借款人收回拟作质押的股权证书,范春华在收条上作为证明人签字,知晓借款人收回股权证书的事实。也就在当天,范春华自愿作为保证担保人,在500万元的借款协议及500万元、100万元的借条上的签下“担保人:范春华,2015年9月18日”,并签名捺印。说明范春华是在明知借款无任何担保的情况下提供连带保证担保的。被答辩人上诉称华英公司与答辩人串通、欺诈,却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实,而范春华先后四次以保证人身份在借条、协议上签字,其作为贞丰农商行的工作人员,对提供保证的责任后果是清楚的,且范春华与陈光英是亲戚关系,对华英公司在贞丰农商行的股权情况也是清楚的,称其受欺骗明显不符合客观逻辑。四、答辩人在重审过程中对利息的起算时间进行了变更,实际诉讼请求是减少了,虽然事实及理由有些许补充,但是基于同一笔借款、同一个法律关系、相同的原、被告,并未产生新诉,也未提出与原诉矛盾冲突的请求或理由,符合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二百五十一条之规定,并无不当。五、被答辩人在500万元的借款协议及500万元、100万元的借条上签名提供保证,保证范围当然包括借款本金600万元,款项借给华英公司后,答辩人对华英公司是否有转借行为,转借给谁并不知情,答辩人也不认识李自琴,不可能将钱借给一个陌生人,至于李自琴向答辩人付息是基于华英公司的指令支付,并非与答辩人缔结借贷关系。至于被答辩人是否知情华英公司的转借行为并不影响其对本案保证责任的承担。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华英公司二审答辩称：一、一审事实认定错误根据被上诉人卢碧与答辩人于2017年11月3日签订的《协议书》第二条已明确约定双方债权债务为676.50万元,且没有约定利息。因此,一审法院判定上诉人范春华从2017年6月2日起以600万元为基数按年24%计算利息直至清偿完毕时止,系认定错误。请二审法院依法审查予以纠正。二、一审认定事实不清(1)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卢碧与答辩人于2017年11月3日签订的《协议书》部分效力没有作出认定。根据《公司法》及贞丰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答辩人所持有的股份系法人股,该股份不能向自然人转让,该抵偿应为无效;在其他享有优先购买权的股东没有放弃优先购买权的情况下,答辩人向被上诉人卢碧的抵偿应系无效行为。那么保证人的保证期间就应当从签订《协议书》次日起开始计算,签订《协议书》的行为应视为其向债务人主张了权利。(2)被上诉人卢碧与答辩人于2017年11月3日签订的《协议书》是一种用答辩人的股权向被上诉人卢碧抵偿的协议,上诉人在该协议中的保证责任并非是金钱给付,应是对股权抵偿或过户的行为给付,保证人的保证责任应当为行为保证,当股权抵偿或过户的条件不成就时,上诉人范春华也不应承担保证责任。(3)被上诉人卢碧与答辩人于2017年11月3日签订的《协议书》第五条约定了三种履行方式,即:第一种,由答辩人于2017年12月31日前用股权融资清偿;第二种,该条是以第一条不能成就时,答辩人应于2018年1月1日将股金证原件移交给被上诉人卢碧;第三种,该条是以第二条作为前提条件,答辩人应需从2018年1月1日起,在符合转股条件时将股权转让给被上诉人卢碧,从贞丰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和《公司法》关于股权转让的规定来看,这种不可能成就的条件,针对该条款应属约定不明或无效,这条款无疑损害了保证人的期间利益,这与《担保法》设置保证期间对保证人的保证保护的精神相悖。若该第三种情形不能成就或无效的情况下,其保证期间应当从2018年1月2日开始起算,因此上诉人范春华的保证期间已过,依法不应承担保证责任。(4)被上诉人卢碧与答辩人于2017年11月3日签订的《协议书》的主要内容的条件都不可能成就或无效,那么该《协议书》是部分无效还是全部无效,很遗憾一审法院没有作出认定。若为无效,那么保证期间应当从签订该协议次日起开始起算,因为在没有约定偿还期限时,就应当从债权人主张权利之日起计算保证期间,且保证期间为6个月,上诉人范春华的保证期间也已过,其也不承担保证责任;若为有效,其保证期间就应当从《协议书》第五条的第二种情形约定的时间计算,那么上诉人范春华的保证期间也已过,其也不承担保证责任。三、存在欺诈保证人的情形被上诉人卢碧与答辩人的法定代表人陈光英在隐瞒了早于2015年9月28日股权证书已质押给颜克忠(股权证原件至今仍在颜克忠处)并从颜克忠处已得借款600万元的事实,对存在回收不了借款的风险,被上诉人卢碧与答辩人的法定代表人陈光英相互默契,在被上诉人卢碧的代理律师的斡旋下,以只走过场和有股权清偿的诱导下,以及不签字就起诉保证人的威迫下,同时基于对律师的信任,上诉人范春华在该《协议书》签下名字。从整个《协议书》签订的时间、背景及内容看,存在欺诈情形显而易见。因此,上诉人范春华符合《担保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情形,依法不承担民事责任。综上所述,根据被上诉人卢碧与答辩人于2017年11月3日签订的《协议书》第二条已明确约定双方债权债务为676.50万元,且没有约定利息,该债务的具体金额应为676.50万元,且不再计算利息;上诉人范春华的保证责任应为行为保证,在条件不可能成就的情况下,其不应承担保证责任;无论《协议书》是有效还是无效,上诉人范春华的保证期间已过,其不再承担保证责任;根据《担保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上诉人范春华依法不承担保证责任。恳请二审法院依法审查,并改判答辩人的债务为676.50万元,上诉人范春华不承担保证责任。 卢碧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范春华承担借款保证担保责任，偿还华英公司欠原告的借款本金6000000元及利息，利息按月利率2%从2017年6月2日起计算至债务清偿之日止；2.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华英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光英以公司名义于2014年12月12日向原告借款500万元，原告通过中国工商银行贞丰支行向陈光英的账户汇入500万元，双方签订了《借款协议》，书面约定月利率为2%，并约定将华英公司在贵州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权作为借款抵押。2015年1月13日，陈光英又以公司名义向原告借款100万元，原告通过中国工商银行贞丰支行向陈光英的账户汇入985000元，同日，陈光英接收原告卢碧交付的三件茅台酒用于公司接待用酒，双方协商三件茅台酒折价15000元一并作为借款，第二次借款合计100万元，口头约定月利率为2%。上述借款被告华英公司分别出具了《借条》给原告持有，均未约定还款期限。被告范春华于2015年9月18日作为担保人身份在上述二张《借条》上签字捺印。2017年11月3日，原告卢碧与被告华英公司协商后签订了《协议书》，约定将华英公司在贵州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及2016年度分红用于偿还借款本息，被告范春华作为担保人在该《协议书》上签字捺印，继续为华英公司提供担保；同日，双方对550万元借款本金在扣除按月利率2%计算并已支付的利息后（华英公司按月利率2%以借款本金550万元为基数向原告支付利息到2017年8月18日）进行结算，截止2017年12月31日，尚欠利息76.5万元未支付；并载明本利合计676.5万元（含50万元本金，并注明50万元的本金利息另行计算），华英公司以借款本金5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支付原告利息至2018年6月15日。被告华英公司于2018年8月27日向兴仁市人民法院提出破产清算申请，兴仁市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14日作出（2018）黔2322破申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贵州兴诚华英食品有限公司的破产申请。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本案是否已过担保期限；二、600万元借款本金中50万元本金的借款主体系被告华英公司还是案外人李志琼；三、主债权停止计息的效力是否及于保证人。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卢碧与被告华英公司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签订的借款合同，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被告范春华以担保人身份在借款协议、借条上签字的行为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双方未对保证方式进行约定，应视为连带责任保证，被告范春华依法应当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款“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第十九条“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第二十一条“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当事人对保证担保的范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保证人应当对全部债务承担责任。”的规定，原告卢碧主张被告范春华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予以支持。被告范春华辩称系原告与华英公司实施欺诈，使其违背自己内心真意而提供担保，该辩称缺乏事实依据，不予采纳。 关于争议焦点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三条“主合同对主债务履行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保证期间自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规定，本案中，原告卢碧与被告华英公司并未约定还款期限，亦未约定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另外，原告卢碧与被告华英公司于2017年11月3日签订《协议书》，该协议仅约定将华英公司在贞丰农商行的股权融资用于偿还借款，借款清偿后，协议自然终止，双方亦未约定还款期限和宽限期，且被告范春华在该《协议书》上签字继续为被告华英公司履行本协议提供担保，而被告华英公司因破产不能履行该协议以还清涉案款项；再者，被告范春华在兴仁市人民法院裁定受理华英公司的破产申请后，已申报了债权，综上，原告卢碧向被告范春华主张保证责任的时间在法律规定的保证期间内，本案并未超过保证期限。 关于争议焦点二，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载明的借款金额，一般认定为本金。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实际出借的金额认定为本金。”的规定，原告提交的银行转款凭证、《借款协议》、《借条》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能够证实本案的借款本金系600万元，被告华英公司辩称其中借款本金50万元的借款主体系案外人李志琼，因本案借款凭证、借款协议、借条载明的借款主体均系被告华英公司，收款主体亦是被告华英公司，被告华英公司将50万元借款再转借他人或由他人代其履行利息支付义务，并不影响被告华英公司作为借款主体的法律地位，故被告未能提交确凿的相反证据推翻上述债权凭证所记载的内容，其提交的银行流水不足以对抗原告所主张的事实，对其辩称，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三，担保人担保的责任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被告华英公司虽被人民法院裁定破产清算，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申请受理时起停止计息。”的规定系特别规定，仅适用于破产程序的主债务人，是对破产债权数额的限制，而本案系保证合同纠纷，对担保人无法律约束力；另，被告范春华作为保证人，对案涉债务提供担保时就应当且已经预见其担保的范围包括本金和利息等全部债务，主债务人破产与否，该风险与责任已经存在；再者，主债务人破产并非必然，仅系偶然，主债权人基于可取得利益的信赖而提供借款，利息计算至债务清偿完毕之日是其应当取得的信赖利益，故破产主债务停止计息的效力并不及于保证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原告卢碧主张借款利息计算至本金清偿完毕之日止，应予支持。因双方对550万元借款本金截止2017年12月31日的利息（在扣除按月利率2%计算并已支付的部分利息后）进行结算，尚欠利息76.5万元未支付，故被告范春华应当支付原告截止2017年12月31日的担保借款本金550万元及利息76.5万元，并从2018年1月1日起以55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继续计算利息至本金清偿完毕之日止；被告华英公司对50万元的借款本金，利息按月利率2%已支付至2018年6月15日，故被告范春华应从2018年6月16日起以50万元借款本金为基数按月利率2%继续支付利息至本金清偿完毕之日止。原告主张借款本金600万元的利息统一从2017年6月2日起计算不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条“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二条第一款“人民法院判决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或者赔偿责任的，应当在判决书主文中明确保证人享有担保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的权利。判决书中未予明确追偿权的，保证人只能按照承担责任的事实，另行提起诉讼。”之规定，范春华就其代华英公司向原告清偿的债务，有权向华英公司追偿。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原告卢碧自愿放弃保全申请费5000元的诉讼请求，是其对自己实体权利的处分，应予支持。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款、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三条、第四十二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限被告范春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卢碧担保借款本金550万元及截止2017年12月31日的利息76.5万元，并从2018年1月1日起以55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算利息至本金清偿完毕之日止；被告范春华承担上述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贵州兴诚华英食品有限公司追偿；二、限被告范春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卢碧担保借款本金50万元及利息，利息从2018年6月16日起以50万元借款本金为基数按月利率2%支付利息至本金清偿完毕之日止。被告范春华承担上述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贵州兴诚华英食品有限公司追偿；三、驳回原告卢碧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3800元，由被告范春华负担。 本院二审审理期间，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基本事实予以确认。 综合双方当事人的分歧意见，本案争议焦点归纳为：一、一审法院对上诉人范春华的保证责任范围认定是否错误；二、上诉人范春华主张保证期间已过能否成立。 关于一审法院对上诉人范春华的保证责任范围认定是否错误的问题。本院认为，上诉人范春华分别在借款金额为500万元、100万元的“借款协议”、“借条”上以担保人的名义签名捺印，且借款人华英公司与出借人卢碧于2017年11月3日以《协议书》的形式对上述两笔借款进行进一步的确认、承继和安排，上诉人范春华亦在《协议书》“担保人”处签名捺印，足以认定上诉人范春华为上述两笔合计600万元的借款提供担保。由于当事人对担保的方式及范围没有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第二十一条“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当事人对保证担保的范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保证人应当对全部债务承担责任。”之规定，一审法院认定范春华在600万元本息范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无不当，上诉人范春华主张其中50万元与其无关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上诉人范春华主张保证期间已过能否成立的问题。本院认为，如前所述，上诉人范春华分别在“借款协议”、“借条”以及《协议书》以担保人的名义签名捺印，依法应为连带责任保证，但当事人并未约定保证期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三条：“主合同对主债务履行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保证期间自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之规定，被上诉人卢碧可随时要求华英公司返还借款，上诉人范春华的保证期间应从出借人卢碧给予借款人华英公司的还款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虽然当事人在《协议书》中约定了华英公司用其在贞丰农商行的股权融资或转股的方式抵偿借款，但结合《协议书》中关于“2018年1月1日起，在符合转股条件时，乙方必须履行本协议，负责办理贞丰农商行股权的过户手续。过户手续办结，甲乙双方的债权债务才正式抵清消灭。”的约定内容来看，上诉人范春华主张当事人约定的宽限期为2017年12月31日前显然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认定当事人未约定具体的还款期限和宽限期是正确的，在不能确定具体的宽限期的情形下，上诉人范春华的保证期间应从被上诉人卢碧于2018年7月6日以诉讼方式主张权利时起算方才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范春华主张其保证期间已过的理由不能成立。 此外，上诉人范春华主张被上诉人卢碧和华英公司对其构成欺诈导致担保无效亦缺乏依据，且与其主张保证期间已过的理由自相矛盾，不能成立。 综上，上诉人范春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3800元，由上诉人范春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程 鹏 审判员 杨 林 审判员 张基柱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九日 书记员 向海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