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辽02民终407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于丽，女，1965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住址大连市甘井子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葛键，男，1963年9月6日出生，汉族，住大连市甘井子区，系上诉人配偶。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美罗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营城子街道营城子村。法定代表人：张成海，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穆涛，辽宁恒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于丽因与被上诉人美罗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罗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2019）辽0211民初16627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于丽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裁定，并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2.支付于丽精神损失费1万元，误工费79,600元；3.鉴定《美罗集团终止劳动合同员工经济补偿金领取单（财务存根）》。事实与理由：上诉人于1986年6月到被上诉人处工作，双方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200l年由大连制药厂成建制调入美罗大药厂，被上诉人未支付经济补偿金；2004年7月企业改制，双方签订了五年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2004年7月1日至2009年6月30日），被上诉人未支付经济补偿金；2009年5月，被上诉人以合同到期为由解除了上诉人的劳动合同，并发放《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上诉人发现被上诉人的补偿标准不合理，多次与被上诉人沟通无果后，就逐级上访，至今未得到解决。2019年4月上诉人到甘井子区申请仲裁：1.裁决2004年7月13日签订的《劳动合同书》无效；2.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8341元（1986年6月至2001年1月、2001年1月至2009年6月，1107元×21月＝23247-14,906=8341元）；3.支付未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的二倍工资132,840元（2004年7月至2009年6月，1107元×60月×2倍）。2019年9月18日，区仲裁委做出了甘劳字（2019）第469号裁决，驳回了于丽的全部诉求。于丽不服，诉至一审法院，请求：1.判决2004年7月13日签订的《劳动合同书》无效；2.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8341元（1986年6月至2001年1月、2001年1月至2009年6月，1107元×21月23,247-14,906＝8341元）;3.支付于丽未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的二倍工资132,840元（2004年7月至2009年6月，1107元×60月×倍）。2019年10月9日区法院立案，11月15日因上诉人未到庭，一审法院作出（2019）辽0211民初13293号民事裁定：本案按撤诉处理。上诉人发现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美罗集团终止劳动合同员工经济补偿金领取单（财务存根）》有问题：2013年l0月被上诉人收回2009年发放的《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上诉人未签字）后，为上诉人办理了《失业证》。上诉人查看被上诉人提供的《美罗集团终止劳动合同员工经济补偿金领取单（财务存根）》时发现：该证据是2009年9月30日出具的；上诉人领取部分经济补偿金的日期是2013年10月18日，上诉人领取后在《领取单》上签字标注了申领日期。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错误明显，严重影响了裁决的公正性。2019年9月20日，上诉人以被上诉人提供虚假证据为由，到甘井子区申请仲裁，区仲裁委做出了甘劳人仲不字（2019）第604号裁决，不予受理。于丽起诉至一审法院，诉请：1.判决2004年7月签订的《劳动合同书》无效；2.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23,247元（1986年6月至2001年1月，2001年1月至2009年6月，1107元×21月＝23,247元）；3.支付于丽未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的二倍工资225,828元（2001年1月至2004年6月，2004年7月至2009年6月，1107元×102月×2倍）；4.撤销甘劳字（2019）第469号裁决。一审法院于2020年2月11日区法院作出（2019）辽0211民初16627号民事裁定。上诉人认为原审裁定错误明显：于丽两次起诉至甘井子区法院的诉讼标的不同，裁定书却称：诉讼标的一致；裁定书认为于丽在本案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了前案的裁判结果。上诉人两次起诉的标的不同、诉讼请求不同、后诉的诉讼请求也没否定前案的裁判结果，不构成重复起诉的情形，裁定属于误判。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美罗集团终止劳动合同员工经济补偿金领取单（财务存根）》系伪造，依据其做出的裁决应撤销。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美罗公司辩称，第一、本案已经超过法定时效。上诉人所主张的劳动合同在2009年已经期满终止，根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本案上诉人自劳动合同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未提出仲裁申请，已超过法定时效期间，其请求应当予以驳回。第二、上诉人无权就本案提起诉讼。本案为劳动争议案件，上诉人已向劳动仲裁机构提起仲裁并请求1、确认双方2004年7月13日签订的劳动合同无效；2、被上诉人支付解除劳动合同补偿金；3、被上诉人支付未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大连市甘井子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审理后于2019年9月依法作出甘劳人仲案字（2019）第469号《仲裁裁定书》，驳回其上述三项请求，并向双方送达裁决书。上诉人收到裁决书后于2019年10月8日向贵院提起诉讼，经贵院依法送达开庭传票，定于2019年11月15日8时30分开庭审理本案，但在开庭当日，上诉人无理由拒不到庭，法院依法按照上诉人撤诉处理。上诉人撤诉后，大连市甘井子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甘劳人仲案字（2019）第469号《仲裁裁定书》依法立即生效。故，上诉人依法无权再就其上述请求向被上诉人提起诉讼，贵院应当不予受理或受理后依法驳回起诉。第三、双方劳动合同合法有效、被上诉人已经依法支付了上诉人全部经济补偿。被上诉人在2004年由政府主导进行企业改制，根据《大连市人民政府（2002）第103号文件》和经职工代表大会通过的改制方案等规定，国有企业改制时，企业为职工预留安置费，改制后企业与原企业职工重新签订不少于5年期限的劳动合同，原企业职工从改制后企业接收之日起计算本企业的工作时间。据此规定，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的劳动合同在改制时已经终止，双方于2004年7月1日重新签订了期限为5年的劳动合同，该合同的签订无任何违法之处，也符合政府政策的规定，应属合法有效。该劳动合同双方已经实际履行，至2009年6月30日期满终止。关于补偿金上诉人已经实际领取并书面确认，同时，上诉人在2009年7月1日《美罗集团终止劳动合同员工经济补偿金领取单》中签字确认：“关于劳动关系所有一切事宜已圆满解决。本人放弃关于与劳动关系有关的保险、公积金、加班费、年休假工资等的权利，不再向公司提出任何与劳动关系有关的主张和要求。”该领取单上诉人在多次劳动仲裁、法院诉讼程序中予以确认无异议。因此，双方劳动合同合法有效，上诉人已经领取补偿金并书面放弃权利，不得再向被上诉人主张劳动关系权利。第四、对于本案事实的说明。本案并非仅仅是上诉人于丽本人的个案，因企业改制和劳动合同终止员工主张经济补偿问题，此前已经有十余人就与本案相同事实申请劳动仲裁，最终经仲裁裁决、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一审、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均认定被上诉人改制、劳动合同签订和终止、给付经济补偿的行为合法有效。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据事实与法律，驳回上诉人诉讼请求，维持原审裁定。于丽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2004年7月签订的《劳动合同书》无效；2.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23,247元（1986年6月至2001年1月、2001年1月至2009年6月，1107元×21月＝23,247元）;3.支付于丽未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的二倍工资225,828元（2001年1月至2004年6月、2004年7月至2009年6月，1107元×102月×2倍）；4.撤销甘劳字（2019）第469号裁决。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因确认劳动合同无效，经济补偿金、二倍工资发生争议，原告于2019年4月22日向大连市甘井子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请，请求裁决：确认原、被告2004年7月13日签订的劳动合同书无效、被告支付原告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8341元、被告支付未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132,840元。2019年9月18日，该委作出甘劳人仲案字（2019）第469号仲裁裁决：驳回原告全部申请请求。该仲裁裁决写明：“以上裁决除劳动者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自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外，为终局裁决，裁决自做出之即发生法律效力”。原告对此不服，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于2019年10月9日立案。2019年11月15日，因原告经一审法院传票传唤未到庭，一审法院作出（2019）辽0211民初13293号民事裁定：本案按原告于丽撤诉处理。该民事裁定已发生法律效力。2019年11月20日，原告再次以同样的事实与理由，向大连市甘井子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请，请求裁决：确认原、被告2004年7月13日签订的劳动合同书无效、被告支付原告改制经济补偿金19,926元、实行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5535元、撤销甘劳字（2019）第469号裁决。同日，该委作出甘劳人仲不字（2019）第604号不予受理通知书，以原告申请的仲裁请求不属于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受理范围，对其申请不予受理。原告遂诉至一审法院。原告对（2019）第469号仲裁裁决不服，已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四十八条之规定，在法定期限内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但因其经传票传唤未到庭，一审法院已作出（2019）辽0211民初13293号民事裁定书，按照原告撤诉处理。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对劳动争议仲裁裁决的纠纷准予撤诉或驳回起诉后劳动争议仲裁裁决从何时起生效的解释》（法释[2000]18号）第一条之规定，原仲裁裁决自人民法院裁定送达当事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故甘劳人仲案字（2019）第469号仲裁裁决现已发生法律效力，原、被告之间关于确认劳动合同无效、经济补偿金、二倍工资的争议已经生效仲裁裁决确认。现原告再次诉至一审法院，原告本次起诉与前诉案件当事人相同、诉讼标的一致，且原告在本案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了前案的裁判结果。原告之起诉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的重复起诉的情形，依法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于丽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元（原告已预交），全额退还原告。本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第二审人民法院查明第一审人民法院作出的不予受理裁定有错误的，应当在撤销原裁定的同时，指令第一审人民法院立案受理；查明第一审人民法院作出的驳回起诉裁定有错误的，应当在撤销原裁定的同时，指令第一审人民法院审理。”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本案中一审法院裁定“驳回于丽的起诉”，故二审仅针对一审法院作出的驳回起诉的裁定是否存在错误进行审理。对于丽的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本院已对上诉人于丽进行了释明，但上诉人于丽仍坚持其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本案中一审法院裁定“驳回于丽的起诉”，而上诉人的上诉主张中包含了认为原审裁定错误应撤销的意思表示，故二审仅针对一审法院作出的驳回起诉的裁定是否存在错误进行审理。本案中，上诉人于丽针对“确认合同无效、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及未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的诉讼请求，已于2019年4月22日向大连市甘井子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人申请仲裁，该委作出甘劳人仲案字（2019）第469号仲裁裁决，于丽不服该裁决，于2019年10月9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其诉讼请求为“1.判决2004年7月13日签订的《劳动合同书》无效；2.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8341元（1986年6月至2001年1月、2001年1至2009年6月，1107元×21月23,247-14,906＝8341元）;3.支付于丽未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的二倍工资132,840元（2004年7月至2009年6月，1107元×60月×2倍）。”该案因上诉人于丽经传票传唤未到庭应诉，依法做出（2019）辽0211民初13293号民事裁定，裁定“本案按原告于丽撤诉处理”。至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对劳动争议仲裁裁决的纠纷准予撤诉或驳回起诉后劳动争议仲裁裁决从何时起生效的解释》（法释[2000]18号）第一条之规定，原仲裁裁决自人民法院裁定送达当事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故甘劳人仲案字（2019）第469号仲裁裁决现已发生法律效力。现上诉人于丽于2019年11月20日再次向大连市甘井子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请求裁决：确认双方2004年7月13日签订的劳动合同书无效、美罗公司支付于丽改制经济补偿金19,926元、美罗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5535元、撤销甘劳字（2019）第469号裁决。同日，该委作出甘劳人仲不字（2019）第604号不予受理通知书，以原告申请的仲裁请求不属于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受理范围，对其申请不予受理。于丽诉至一审法院，其诉讼请求为：1.判决2004年7月签订的《劳动合同书》无效；2.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23,247元（1986年6月至2001年1月、2001年1月至2009年6月，1107元×21月＝23,247元）;3.支付于丽未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的二倍工资225,828元（2001年1月至2004年6月、2004年7月至2009年6月，1107元×102月×2倍）；4.撤销甘劳字（2019）第469号裁决。针对本次诉讼，本院认为，首先，虽然于丽本次诉讼与前次诉讼存在数额上的差异，但其三项诉讼请求均基于同一事实，适用相同的法律，属于相同性质的诉讼请求，且其本次诉讼差异之处的主张亦属于实质上否定了前案的裁决结果，综上，于丽本案诉讼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的重复起诉的情形。其次，上诉人于丽第四项诉讼请求为“撤销甘劳字（2019）第469号裁决”，如前所述，该仲裁裁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本案系于丽不服甘劳人仲不字（2019）第604号不予受理通知书而提起的劳动争议诉讼，其此项诉请，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原审法院对此不予审理并无不当。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宁 宁审判员 曾国救审判员 林荣峰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苏 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