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2民终194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爱君，女，1958年3月7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宏伟，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政府，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一德街83号。法定代表人:赵云峰，区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永林，辽宁宪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羽佳，辽宁宪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市中山区城区改造办公室（大连市中山区房屋征收办公室），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怡和街32号。法定代表人：高允山，办公室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永林，辽宁宪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羽佳，辽宁宪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爱君因与被上诉人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中山区人民政府）、大连市中山区城区改造办公室（以下简称中山区城改办）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2019）辽0202民初66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爱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宏伟，被上诉人中山区人民政府、中山区城改办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永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爱君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一、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中山区城改办签订的《大连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以下简称《拆迁补偿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该事实认定错误。1、双方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违反了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按签约当时实施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从事房屋拆迁须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之后，方可实施拆迁，且要对被拆迁的房屋进行评估，被拆迁人有选择货币补偿或产权调换的权利。中山区城改办未取得拆迁许可证即实施拆迁，违反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根据《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四条、第六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六条之规定，未取得拆迁许可证而实施拆迁行为，是应受处罚的行为，签订的协议应为无效协议。2、《拆迁补偿协议》未给予上诉人产权调换的选择权利，该协议无效。被上诉人在实施拆迁时，除未取得拆迁许可证、委托不具有拆迁资格的单位实施拆迁之外，还未依据《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规定，给予上诉人以货币补偿或实行房屋产权调换的选择权利。3、被上诉人实施拆迁时，未依法定程序对房屋进行评估，协议内容并非上诉人真实意思表示。《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货币补偿的金额，根据被拆迁房屋的区位、用途、建筑面积等因素，以房地产市场评估价格确定。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制定。被上诉人未经任何评估程序，直接将每平方米补偿价格确定为3200元，采取暴力、胁迫手段，使被拆迁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签订补偿协议，该协议应为无效协议。动迁办利用手中权力高价雇来了黑社会性质的棒子队，砸门窗、抢东西、断水，断电；大连市公安局中山分局在《关于春山巷动迁户反映暴力拆迁行为问题的说明》中的记载与上诉人一审提交的信访材料所反映的案件事实相吻合，可以证明被上诉人在实施拆迁过程中采取暴力胁迫手段。4、诉讼时效的客体一般为请求权，确认合同无效属于形成权，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无效合同本身引起的法律后果是合同自签订之日起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不能通过任何补救而成为有效合同。因此，当事人提起确认合同无效之诉，不应受诉讼时效的限制。二、一审判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应予撤销。一审法院未能查明案件事实，未要求被上诉人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应予撤销。被上诉人至今未提交证据证明已取得拆迁许可证，亦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行为符合《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规定。上诉人申请一审法院调取该证据材料，一审法院未调取，也未要求被上诉人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中山区政府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1、我方不是补偿协议的签订主体，不是合同当事人，不应作为本案被上诉人。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确认其与中山区城改办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无效，该协议与我方无关，确认合同效力之诉仅涉及合同双方当事人。2、上诉人的起诉已经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拆迁补偿协议》签订于2006年，诉讼时效期间应为两年，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超过了法定诉讼时效，其主张不应得到支持。3、中山区城改办是独立法人单位，不是我方内设机构，本案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发生的纠纷，民事合同遵循意思自治原则，案涉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用经过行政审批手续，上诉人在民事诉讼要求我方承担行政责任，是混淆法律关系。4、上诉人依据合同法第52条主张合同无效，本案不符合任何一种情形，其主张合同无效没有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中山区城改办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上诉人与我方签订的补偿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已实际履行完毕。1、我方具有签订补偿协议的主体资格。2005年8月5日，中山区机构编制委员会作出成立中山区旧城区改造办公室的通知，该办公室主要负责全区储备用地的地面建筑物和附属物的拆迁工作，协商解决拆迁纠纷，保障拆迁工作有序进行。2009年3月4日，旧城区改造办公室更名为中山区城改办，我方作为案涉房屋的拆迁人有权与被拆迁人签订补偿协议。2、案涉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在签订协议时，双方未有任何欺诈胁迫的情形。依据《大连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我方作为拆迁人有权与被拆迁人签订案涉协议。我方作为独立事业单位，在签订案涉协议时无须向中山区政府履行任何程序，上诉人与我方签订的协议程序合法。3、案涉协议已实际履行完毕，上诉人在签订协议后依照约定，将案涉房屋腾空并交付给我方，我方也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上诉人支付了协议中约定的各种补偿，双方均依照协议约定履行完毕各自义务。4、上诉人起诉已经超过法定诉讼时效，协议签订于2006年9月，当月履行完毕，现上诉人起诉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2年诉讼时效。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爱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刘爱君与中山区城改办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无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6年9月3日，刘爱君（被拆迁人）与大连市中山区旧城区改造办公室（拆迁人）签订《拆迁补偿协议》，约定刘爱君被拆迁房屋坐落于中山区，使用用途为住宅，产权性质为公有房屋，货币补偿建筑面积为41.50平方米，按房地产市场评估价格的100%，即3200元/平方米，结算补偿金额，大连市中山区旧城区改造办公室应支付刘爱君房屋拆迁货币补偿款132800元、搬迁补助费和安置补助费1800元、按期搬迁奖励费、电话迁移费及有线电视迁移费270元，合计134870元。上述协议签订后，刘爱君向大连市中山区旧城区改造办公室交付了案涉房屋，大连市中山区旧城区改造办公室于2016年9月4日向刘爱君支付了货币补偿款134870元。另查明，2005年8月5日，大连市中山区机构编制委员会作出《关于成立中山区旧城区改造办公室的通知》，决定成立中山区旧城区改造办公室，为挂靠中山区城建局的事业单位，主要职责是负责全区储备用地的地面建筑物及附属物的拆迁工作，协调解决拆迁纠纷，保证城区改造管理工作的有序进行等。2009年3月4日，中山区旧城区改造办公室更名为中山区城改办。一审法院认为：刘爱君与中山区城改办(原大连市中山区旧城区改造办公室)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当属合法有效，协议内容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刘爱君主张签订协议时受到胁迫，但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且刘爱君已经依据协议书的约定向中山区城改办交付被拆迁房屋，中山区城改办也已经依照协议书的约定向刘爱君支付了补偿款，故刘爱君无论以此主张合同无效还是主张撤销合同，均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采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刘爱君所提交之证据均无法证明其与中山区城改办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刘爱君的诉讼请求，并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予以驳回。综上，一审法院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刘爱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00元，由刘爱君负担。本院二审期间，被上诉人中山区人民政府、被上诉人中山区城改办提交以下证据，证明中山区城改办已就拆迁地块取得大连市政府拆迁审批部门实质性审批许可，《拆迁补偿协议》合法有效。证据1.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政府《关于春海街、春华山、春山巷地块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有关情况说明的函》；证据2.《关于补办拆除房屋的批复》（大国土房屋管[2007]16号）；证据3.《房屋拆迁许可证》（拆许字（2007）第003号）；证据4.《大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局通告》（2005年9月29日大连日报A4版）。上诉人刘爱君认为证据1属于当事人陈述，不属于证据；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有异议，认为案涉项目在实施拆迁时，未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补办行为违反了《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六条的规定；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有异议，认为拆迁许可证确定的拆迁期限为2007年4月9日至2007年10月9日，案涉《拆迁补偿协议》签订时间在上述期限之前；对证据4的合法性有异议，认为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在发放《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同时，应当将拆迁人、拆迁范围、拆迁期限等事项以房屋拆迁公告的形式予以公布。本院认为，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均为原件，故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1为被上诉人中山区政府出具，属于证据形式中的“当事人陈述”范畴，证据2、3均为大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局依法作出，证据4系大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局在《大连日报》上依法发布通告，故对上述证据的合法性及关联性予以确认。本院二审审理过程中，上诉人对一审判决认定的“按房地产市场评估价格的100%”有异议，认为当时没有进行市场评估。经审查，上诉人有异议的部分为双方所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中第三项约定的内容，故对上诉人的异议不予采纳。现双方当事人均承认一审判决所认定的“中山区城改办于2016年9月4日支付了货币补偿款134870元”中“2016年”为笔误，应为“2006年”，故本院除对一审判决中“2016年9月4日”更正为“2006年9月4日”外，对一审判决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根据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本院另查明如下事实：2005年9月29日，大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局在《大连日报》A4版发布《通告》，主要内容为：“因城市建设需要，经市政府有关部门批准，同意中山区下列地块：……三、中山区春海街-春海街二巷-春山巷-春园里地块范围……由大连市中山区旧城区改造办公室实施拆迁，上述地块范围被拆迁户及有关单位，应在拆迁期限内迁出，拆迁期限自2005年9月29日至2005年10月28日。”2007年4月9日，大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局向大连市土地储备交易中心、大连市中山区旧城区改造办公室出具《关于补办拆除房屋的批复》（大国土房屋管字[2007]16号），主要内容为：根据大土储函发[2005]144号函，同意拆除中山区春海街1至11号、……春海街二巷1至317号，公有房屋7栋……。同日，大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局向大连市土地储备交易中心、大连市中山区旧城区改造办公室颁发《房屋拆迁许可证》（拆许字（2007）第003号），拆迁范围与批复内容一致。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本案中，上诉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五）项之规定，要求确认其与中山区城改办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无效，主要上诉理由是一审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故本院二审围绕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相关理由是否成立进行审理。一、关于上诉人称案涉协议存在“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情形而无效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首先，以此条规定认定合同无效的前提条件是存在损害国家利益的情形，而本案系中山区城改办在实施拆迁过程中与上诉人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引发的纠纷，协议内容未涉及国家利益。二审庭审中，上诉人称现在东港附近有一个空置的“烂尾楼”，该“烂尾楼”的形成损害了国家利益，但其所称的“烂尾楼”并非双方合同标的物，故上诉人以此为由主张案涉《拆迁补偿协议》损害国家利益，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次，上诉人虽称《拆迁补偿协议》系以“暴力、胁迫”手段订立，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该上诉主张，且在协议签订的第二天，中山区城改办即按协议约定向上诉人全额支付了货币补偿款，上诉人亦将案涉房屋交付给中山区城改办，双方均未提出异议，该协议已实际履行完毕。综上，对于上诉人此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二、关于上诉人称案涉协议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的上诉理由。“强制性规定”包括效力性强制规定和管理性强制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本案中，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违反了《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四条、第六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的规定，未取得拆迁许可证、未给予上诉人产权调换的选择权利、未依法定程序对房屋进行评估，故《拆迁补偿协议》无效。首先，关于上诉人所称未取得拆迁许可证导致协议无效的上诉理由。根据大连市中山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成立中山区旧城区改造办公室的通知》，中山区旧城区改造办公室的主要职责包括“受区政府委托，负责全区储备用地的地面建筑物及附属物的拆迁工作，协调解决拆迁纠纷，保证城区改造管理工作的有序进行”、“负责与市建委、市房屋土地局、市规划局、市土地储备交易中心等部门的协调工作，完成储备用地挂牌前的各项手续办理及各种准备工作”，因此，原中山区旧城区改造办公室受区政府委托，具有对中山区储备用地的地面建筑物及附属物进行拆迁的职责。在签订案涉补偿协议之前，作为大连市房屋拆迁行政主管部门的大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局已于2005年9月29日在《大连日报》上发布《通告》，确定了拆迁人、拆迁范围、拆迁期限。中山区旧城区改造办公室在其职责范围内，负责案涉地块的拆迁工作，有其合法性基础。此外，《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未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责令停止拆迁，给予警告，并处……罚款”，上诉人在上诉状中亦提及未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是应受行政处罚的行为。故上诉人所引用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四条、第六条并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原中山区旧城区改造办公室虽在与上诉人签订《拆迁补偿协议》时尚未取得拆迁许可证，并不会导致合同当然无效。上诉人此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次，关于上诉人所称未给其产权调换的选择权利、未依法定程序对房屋进行评估导致协议无效的上诉理由。《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是关于房屋拆迁补偿方式的规定、第二十四条是关于货币补偿金额计算的规定，上述规定均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上诉人以被上诉人违反上述规定导致协议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此外，《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中所称的被拆迁人，是指“被拆迁房屋的所有人”，本案中，被拆迁房屋属于公房，因此，上诉人并非条例中所规定的“被拆迁人”，而是公有房屋的承租人。庭审中，上诉人承认，根据《大连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的规定，案涉被拆迁区域属于三类区。原中山区旧城区改造办公室在与上诉人签订《拆迁补偿协议》时，将该地块的补偿标准由三类区提高到二类区（三类区补偿标准为2500元/平方米，二类区补偿标准为3200元/平方米），并将本应补偿产权单位的20%货币补偿金支付给上诉人，已充分考虑到上诉人作为公房承租人的实际情况，故协议的签订并未侵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三、关于上诉人所称一审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上诉人称其在一审时向法院申请调取证据但一审法院未予调取，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经查阅一审卷宗，并无上诉人申请法院调取证据的记载，且被上诉人在二审时已提交《拆迁许可证》等证明补偿协议合法有效的相关证据，故上诉人称一审违反法定程序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所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中山区城改办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协议签订后，双方均已按合同约定履行了义务。上诉人要求确认《拆迁补偿协议》无效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00元，由上诉人刘爱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贾春雨审判员  杨 威审判员  任 娲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五日书记员  任建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