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746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别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汉溪大道东（延伸段）387号2004。法定代表人：袁秀玉，该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志明，系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天津众创永徽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滨海新区古林街东环路271号。法定代表人：于徽婷，该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霍欣，系广东庄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伯远，系广东庄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广州别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别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天津众创永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创永徽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3民初76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别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袁秀玉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志明，被上诉人众创永徽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霍欣、周伯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别早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驳回众创永徽公司的诉讼请求；2.诉讼费用由众创永徽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首先，飞购系统升级为溜溜到店系统后，虽然涉及对客户的计价标准进行了调整，但是并无加重客户的使用成本。举例说明：旧系统子商户的使用成本为：5800元，送2000元智能机一台，每续约一年增加使用费500元，每增加一个操作人员则增加一台2000元的智能机；而新的系统子商户的使用成本为正式版的为980元／年，超级版的为2800元／年(无论是正式版还是超级版的功能均优于旧的系统版本)，此外并无其他费用。拿某家子商户3位销售人员操作3年的系统使用成本做比较，旧的系统为5800元加两年使用费1000元加另两台智能机价格4000元为10800元。而新的系统正式版为2940元，超级版为8400元，均少于旧的系统价格。因此系统升级以后，计价的调整虽然涉及系统产品内容的更改，但是属于减少或者维持了客户的使用成本，不属于重大变更。其次，飞购系统升级为溜溜到店系统后，功能方面更强大，更新升级后的系统保持了原系统的所有功能，而且在保留原功能的基础上进行了功能提升，给客户的经营带来更多元化的服务。再次，飞购系统升级为溜溜到店系统，只涉及同一产品的功能升级，并不涉及双方原合同的变更。故飞购代理协议约定期满后自动续约一年的约定适用于本案。我方与众创永徽公司以外的其他代理商至今仍在正常合作，而其他合作代理商发展的商户也均在正常经营，并无任何操作障碍。法院系统中并没有其他代理商起诉我方的案例，证明了新旧系统之间的转换是无缝衔接的，而且不论是其他代理商还是商户对于我方的更新系统都是认可的。众创永徽公司在我方没有任何过错的情况下单方面要求终止或者解除原代理协议并要求退款的主张没有任何事实以及法律依据。众创永徽公司辩称：一、众创永徽公司基于飞购系统一次付费终身免费使用才与别早公司签订《FaceGo（飞购）代理协议》，现别早公司擅自将系统更改为一次付费五年内免费使用，之后按年支付使用费的行为构成对涉案系统产品内容的重大更改，《FaceGo（飞购）代理协议》已于2018年7月16日届满而终止。众创永徽公司因认可别早公司提供的系统是一次性收费永久使用的卖点才签订《FaceGo（飞购）代理协议》。后来别早公司将原来的“飞购系统”下架，提出用“溜溜到店”系统代替，对于客户的计价标准作了调整。众创永徽公司不认可别早公司擅自调整对客户计价标准的行为，多次在微信中质问别早公司，别早公司均未正面回应。别早公司上述行为已经构成对涉案系统产品内容的重大更改，双方理应另行签订书面合同对调整计价标准进行约定。但是别早公司至今没有与众创永徽公司签订书面合同，并且众创永徽公司对此一直是有异议的。所以《FaceGo（飞购）代理协议》约定期满后自动续约一年的约定不适用本案。二、别早公司应退还众创永徽公司88400元余款，并支付延迟付款利息损失。众创永徽公司在签订《FaceGo（飞购）代理协议》后向别早公司支付了10万元的预付款，之后众创永徽公司发展了5位客户，一共使用了11600元，还剩88400元余款未使用。现《FaceGo（飞购）代理协议》已于2018年7月16日届满而终止，别早公司应将88400元余款退还给众创永徽公司，并以88400元为基数，自2018年7月17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标准向众创永徽公司支付延迟付款利息损失。三、别早公司应保证众创永徽公司发展的客户继续使用“溜溜到店”系统，别早公司不再另行收费，且应协助完成新旧系统的对接。众创永徽公司在签订《FaceGo（飞购）代理协议》后，开展了另外四位客户，分别是天津东方华杰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天津市利康源科技有限公司、天津市滨海新区丁乙星光烟酒商行、天津市滨海新区民盛百惠百货商行。别早公司在原审庭审中表示众创永徽公司及其已经发展的四个客户可以继续使用“溜溜到店”系统，不再另行收费，且别早公司可以协助完成新旧系统的对接。经众创永徽公司原审庭后与客户积极的协商，其中天津东方华杰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天津市利康源科技有限公司和天津市滨海新区丁乙星光烟酒商行同意改为使用“溜溜到店”系统，但必须是永久使用，之后不得另外收取任何费用。别早公司应保证上述三个客户继续使用“溜溜到店”系统，别早公司不再另行收费，且应协助完成新旧系统的对接，以上客户之后跟别早公司合作产生的纠纷矛盾均与众创永徽公司无关。天津市滨海新区民盛百惠百货商行和众创永徽公司因不认可别早公司的“溜溜到店”系统，要求退款并解除合同。众创永徽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众创永徽公司、别早公司之间签订的《FaceGo（飞购）代理协议》；2.判令别早公司返还众创永徽公司合同约定余款88400元及利息，利息以88400元为基数，自产品下架之日即2019年1月10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基准利率上浮1.5倍为标准计算；3.判令别早公司向众创永徽公司赔偿起诉日前的经济损失11600元（后续损失待实际发生时再另案主张）；4.判令案件诉讼费用由别早公司承担。原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7月17日，众创永徽公司作为乙方与别早公司作为甲方签订《FaceGo（飞购）代理协议》（协议编号BZFGDL20170716），约定“FaceGo（飞购）”是甲方基于微信生态开发的新零售智能系统，为门店提供专业的、优质的新零售智能解决方案，解决门店获取客户、拓展获取客户的渠道、维护客户的关系、提升管理效率等应用场景。在授权区域内，乙方作为甲方“FaceGo（飞购）”产品系列的代理商开展市场拓展和销售业务，乙方向甲方支付代理费用。乙方授权区域为天津市，为一级代理，年度进货任务为80万元，代理保证金1万元，首次进货款10万元。本协议正式签订后，乙方应在3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支付代理的产品费用10万元的首付款5万元，剩下余款5万元须在2017年7月25日前付清。甲方在收到全部款项之日起，正式授权乙方成为指定区域的代理商。乙方在授权区域内开展销售FaceGo（飞购）的系列产品和发展下级代理商。代理期限为2017年7月17日至2018年7月16日，到期后在同等条件下乙方有优先续约权。协议到期后，无其他终止情形发生的，自动续约一年，若乙方对此有异议的，应当在本协议到期前30日内向甲方书面提出，否则视为无异议，本协议自动续约一年，以此类推。协议还约定了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保密条款、续约与终止、争议解决等。2017年7月30日，众创永徽公司向别早公司转账支付了10万元。众创永徽公司成为别早公司代理商并将涉案飞购系统出售给连同其自身在内的共五个客户，并为此从前述10万元货款中抵扣11600元用于向别早公司支付货款。之后，别早公司升级了FaceGo（飞购）系统，并将该产品更名为“溜溜到店”系统。2018年6月20日，别早公司通过微信告知众创永徽公司产品升级及系统更新，向众创永徽公司介绍“溜溜到店”系统，并向众创永徽公司发送了“溜溜到店”线上课件、产品介绍和工程清单，并于2018年7月3日在微信中回复众创永徽公司“你之前的余额会全部等值转到溜溜这边来，扣费都是统一标准的”，即之前众创永徽公司支付的货款的剩余部分会等值转入溜溜到店系统。2018年8月31日，涉案“飞购系统”停止服务。2019年1月10日，该系统下架。别早公司提交了升级后其与其他代理商签订的《“溜溜到店”代理协议》，该协议版本约定内容与前述《FaceGo（飞购）代理协议》基本一致，但对于客户计价标准作了调整。另众创永徽公司提交双方工作人员微信聊天记录，聊天记录显示，众创永徽公司多次质问别早公司为何将原来约定的一次交费终身使用系统更改为一次付费五年内免费使用，之后按年支付使用费，别早公司没有正面回应众创永徽公司。众创永徽公司认为别早公司在未事先通知众创永徽公司的情况下，擅自下架“飞购系统”导致包括众创永徽公司及众创永徽公司的四个客户无法继续使用，构成违约，遂提起本案诉讼。另，众创永徽公司认为双方约定飞购产品的价格是一次性收费终身使用，但在系统升级后，别早公司却改为按年收费，别早公司擅自更改合同价格，侵害了众创永徽公司的合同权益。别早公司抗辩称，“飞购系统”并非下架，而是升级为“溜溜到店”，双方合同并没有约定使用费为一次性支付终身使用，但别早公司在原审庭审中表示众创永徽公司及其已经发展的四个客户可以继续使用“溜溜到店”系统，别早公司不再另行收费，且别早公司可以协助完成新旧系统的对接。原审庭后众创永徽公司核实确认，其中三位客户同意若别早公司不再另行收费，则愿意改为使用“溜溜到店”系统。经审查，众创永徽公司、别早公司之间的《FaceGo（飞购）代理协议》并未明确使用“飞购系统”的收费标准。原审法院认为：众创永徽公司与别早公司之间的《FaceGo（飞购）代理协议》主体适格，内容合法，意思表示真实，对双方均有约束力，双方之间代理合同关系成立。双方之间的《FaceGo（飞购）代理协议》的合同条款并未明确涉案飞购系统的使用收费标准。众创永徽公司主张别早公司承诺涉案飞购系统是一次付费终身免费使用，别早公司不予确认，众创永徽公司未举证证明自己的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原审法院对众创永徽公司的该主张不予确认。别早公司对飞购系统进行升级，该升级行为已经通知众创永徽公司，该行为并不违反双方合同约定。但是别早公司确认飞购系统升级为溜溜到店系统后，升级后的系统明确使用收费标准为前五年免费，之后按年收费，以及对客户的计价标准进行了调整，这些更改已经构成对涉案系统产品内容的重大更改，双方理应另行签订书面合同进行约定，但是双方至今没有签订。且从双方的聊天记录来看，众创永徽公司对此一直是有异议的。故《FaceGo（飞购）代理协议》约定期满后自动续约一年的约定不适用本案，众创永徽公司、别早公司之间的《FaceGo（飞购）代理协议》已于2018年7月16日届满而终止。众创永徽公司已无要求确认解除涉案《FaceGo（飞购）代理协议》的必要，故对于众创永徽公司的该项诉请，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众创永徽公司支付给别早公司的10万元款项是属预付款性质，众创永徽公司已经使用11600元，尚余88400元未使用，该部分款项别早公司理应退还。另众创永徽公司主张别早公司支付迟延付款利息损失，符合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予以确认，即利息以884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自2018年7月17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众创永徽公司请求超出部分，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众创永徽公司主张其已经售出的5套“飞购系统”的客户因飞购系统停用而向其主张赔偿，但是众创永徽公司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其已因此实际赔付客户，且原审庭后众创永徽公司核实确认，其中三位客户同意若别早公司不再另行收费，则愿意使用“溜溜到店”系统，别早公司亦明确愿意配合。故对于众创永徽公司要求赔偿11600元的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于2019年12月4日判决：一、广州别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天津众创永徽科技有限公司退还款项88400元及支付利息（以884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自2018年7月17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天津众创永徽科技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500元，由天津众创永徽科技有限公司负担290元，广州别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负担2210元。经查，原审判决查明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别早公司表示，签合同时系统收费是5800元，后续新增硬件需要收取费用，软件是终身免费使用。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本案二审双方争议的焦点是别早公司将“飞购系统”升级为“溜溜到店”后对双方合同权利义务的影响。对此本院分析如下：首先，“飞购系统”升级到“溜溜到店”后，是否需要使用专用硬件、收费标准等重要合同内容均发生了变更，别早公司并不能提供充分证据说明相关变更是减少了用户的使用成本。短期费用的变化并不必然反映长期费用的变化；是否需要使用智能机对用户的影响也是因人而异。其次，别早公司也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实“溜溜到店”在功能上绝对地大于或等于“飞购系统”。再次，双方的合同期限为2017年7月17日至2018年7月16日，在此期间，双方已因系统升级产生纠纷，《FaceGo（飞购）代理协议》约定期满后自动续约一年的约定本案不适用。综上，别早公司将“飞购系统”升级为“溜溜到店”变更了双方的合同权利义务，且别早公司不能举证证实相关变更不会损害众创永徽公司的合同利益，众创永徽公司在合同存续期间有权主张解除涉案合同，但鉴于双方之间的《FaceGo（飞购）代理协议》在本案诉讼前已到期终止，众创永徽公司在本案中要求判令解除双方之间的《FaceGo（飞购）代理协议》已无意义，本院不予支持。因别早公司合同履行过程中存有过错，合同终止后其占有众创永徽公司剩余款项没有依据，应予返还并支付相应利息。综上所述，上诉人别早公司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10元，由上诉人广州别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曹佑平审判员  刘革花审判员  练长仁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九日书记员  胡惠玲黎杏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