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5民终144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谢丽，女，生于1975年11月30日，汉族，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住毕节市七星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翟文丹（特别授权代理），贵州威迪（贵阳）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友谊路25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000214412588W。法定代表人：田成，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树（特别授权代理），贵州辅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兆南（一般代理），贵州辅正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谢丽因与上诉人贵州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中烟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2019）黔0502民初127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谢丽提出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及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于2004年3月10日申请辞职，系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法应予撤销。上诉人从未向被上诉人提出过辞职，在原审庭审过程中，被上诉人虽然提供了签名为“谢丽”的辞职申请，但该申请并非上诉人所书写。上诉人虽声称该申请系上诉人母亲所写，但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实。退一步说，即使该申请系上诉人母亲所写，因上诉人从未授权过母亲向被上诉人申请辞职，故上诉人母亲无权代理本人从事解除劳动合同之行为，损害了上诉人的利益，应认定为无效，被上诉人根据无效申请作出的《关于解除谢丽劳动合同的通知》无效。因此，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依法成立，对其主张依法应予支持。二、原审判决认定2004年系本案劳动争议发生之日，故而认定原告提起诉讼超过仲裁时效错误。根据法律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自送达劳动者本人之日起生效。截止今日，被上诉人从未通知过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被上诉人也未举证证实其告知了上诉人解除劳动关系的事实。从被上诉人处办理停薪留职手续后，因被上诉人称要办理停薪留职的员工接到通知后再回厂上班，故上诉人一直安心在外经商，期间，从未接到过被上诉人的任何通知。2019年9月，上诉人在偶然得知与上诉人一同办理停薪留职的其他员工已经回到被上诉人处上班，而上诉人因迟迟未接到被上诉人要求回去上班的通知，才去被上诉人处询问何时能回厂上班，然而，被上诉人却告知已解除与上诉人的劳动关系，并出示了毕烟厂【2004】42文件，上诉人于2019年9月才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仲裁时效应从此时起算，原审判决以被上诉人做出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之日起算做出时效错误。上诉人在2004年期间确实有过吸毒史，但该行为产生于停薪留职期间及被上诉人单方解除劳动关系之后，被上诉人声称上诉人因担心强制戒毒被开除才提出辞职申请与事实不符。上诉人2004年3月21日因吸收毒品被强制戒毒，其不能以此作为理由单方解除劳动关系的理由。原审判决同时认定，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在2019年9月21日才知道与被上诉人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因此对上诉人的主张不予采信。原审判决这一事实认定如此滑稽，根据法律规定，用人单位做出解除劳动合同的意思表示后，依法应将解除劳动合同的书面通知送达劳动者，故而被上诉人要主张上诉人知道劳动关系解除的事实，就应当举证证实其向劳动者送达了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否则，对其抗辩就不应采信。在用人单位无法举证证明的情况下，就应当判决不利后果，然而原审法院却把依法应由被上诉人作为用人单位承担的举证责任强行分配给上诉人，明显系采信证据不公。需要说明的是，与上诉人属同样情形的职工邓玉兰曾由其母亲代理其与被上诉人解除了劳动关系，邓玉兰基于因同样理由起诉被上诉人，要求确认被上诉人做出的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无效，贵院于2016年1月25日做出（2015）黔毕中民终第132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认被上诉人单方做出的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无效。同样的情形，然而原审法院却判决驳回了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该判决违反了民事审判同案同判的原则，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故请求二审支持其上诉请求。中烟公司二审答辩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上诉人在2004年3月便与被上诉人办理完毕解除劳动关系的相关手续，且2010年便自行交纳社会保险，其于2019年才提起劳动仲裁，超过了仲裁时效，一审未支持正确。上诉人2004年3月实际是因为吸毒被强制戒毒才伙同其母亲采取欺骗手段逃脱企业的处罚，现在又企图欺骗达到恢复劳动关系的目的，其诉请不应得到支持，请求二审维持原判。谢丽一审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确认毕烟厂[2004]42号《关于批准谢丽同志辞职的通知》无效；2.确认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判令被告继续履行劳动合同，为原告安排工作岗位；3.判决被告从2004年3月起，按职工同等待遇为原告缴纳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各项劳动保险费用至原告恢复工作之日；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5年11月13日，原告进入被告下属单位毕节卷烟厂制丝一车间工作。2000年6月7日，原告申请停薪留职，同年6月13日，原告与毕节卷烟厂订立《停薪留职协议书》，毕节卷烟厂同意原告停薪留职三年。2003年8月，原告回厂上班。2004年3月10日，原告申请辞职。毕节卷烟厂研究后，同意其辞职，并于2004年3月12日作出毕烟厂[2004]42号《关于批准谢丽同志辞职的通知》。该通知载明：经研究同意原告辞职，解除双方的劳动合同关系，并发给一次性生活补助费。同年3月25日，原告母亲周彩霞代原告领取一次性生活补助费4,068.00元。2004年4月27日，原告母亲周彩霞代原告领取《职工养老保险手册》。2019年9月23日，原告以被告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关系人行为违反国家劳动法律法规的规定为由，向毕节市七星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该委员会于2019年9月25日以申请人的仲裁请求超过仲裁申请时效为由，作出七劳人仲不字（2019）第23号《不予受理通知书》。原告不服，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如所诉。另查明：原告于1998年开始吸食毒品，2004年3月21日至2004年9月20日期间被毕节市公安局强制戒毒。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本案中，原告于2004年3月10日申请辞职，毕节卷烟厂研究后于2004年3月12日同意其辞职，并向其支付了生活补助费。根据原告的陈述，被告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至2004年2月，该陈述内容与被告提交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缴费明细》中载明内容相一致，同时也与其辞职时间相吻合。因此，从2004年3月起，原告就应当知道其与被告单位的劳动合同关系已经解除，其应在一年内申请劳动仲裁，但原告直到2019年9月23日才向七星关区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已超过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在诉讼过程中，原告主张其在2019年9月11日才知道与被告解除了劳动合同关系，并申请两证人出庭作证。但该两证人与原告有利害关系，且两证人的证言均不能证明原告在2004年3月至2019年9月10日期间不知道其与被告劳动合同关系已经解除的事实。原告陈述其在1999年外出后未再回过毕节，但根据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原告于2004年3月21日至2004年9月20日被毕节市公安局强制戒毒，2011年4月14日有迁移户口的行为。原告的该陈述与双方提交的证据相矛盾。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在2019年9月11日才知道与被告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因此，对原告的该主张，本院不予采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根据第八十二条之规定，以当事人的仲裁申请超过六十日期限为由，作出不予受理的书面裁决、决定或者通知，当事人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对确已超过仲裁申请期限，又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的，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后，其未提交证据证明存在不可抗力或有其他正当理由导致其不能在申请仲裁时效期间申请劳动仲裁，其应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谢丽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0元，由原告谢丽承担。在二审审理期间，上诉人提交本院（2015）黔毕中民终字第1322号民事判决书和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复印件各一份，证明邓玉兰与被上诉人劳动争议一案中，经法院生效判决确认：原毕节卷烟厂作出的【1998】043号《关于解除邓玉兰劳动合同的通知》无效，邓玉兰与被上诉人劳动关系仍然成立，本案事实与邓玉兰一案相同，均是由其母亲代签辞职申请，根据同案同判的法律规定，本案应支持其上诉请求。被上诉人质证认为两案事实不完全相同，且我国不是判例制国家，不能依据邓玉兰案对本案进行相同判决。本院对判决裁定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对证明目的，在之后的本院认为部分进行阐述。经二审审理查明：上诉人谢丽社会养老保险2004年2月之前由原毕节卷烟厂交纳，2010年1月之后由上诉人谢丽自行交纳。原判认定的其余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劳动关系是否解除，上诉人要求恢复劳动关系安排岗位的请求是否支持。经查，对于上诉人谢丽1995年进入原毕节卷烟厂工作，2000年6月申请停薪留职后，2004年3月书面向被上诉人提出辞职获得批准，毕节卷烟厂于2004年3月12日下发[2004]42号《关于批准谢丽同志辞职的通知》，上诉人至今未上班的事实，双方当事人均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关于批准谢丽同志辞职的通知》是否有效问题，本院认为：1、虽然辞职申请上谢丽的名字是其母亲代签，但根据一、二审查明的事实，上诉人入职时的《招收新工人审批表》、《停薪留职申请书》、《辞职申请》和辞职后的《职工养老保险手册》及一次性补偿金均是其母亲以上诉人名义签字办理，结合上诉人2004年3月在毕节市强制戒毒所戒毒及辞职后现至今未上班的事实，可以证明上诉人母亲周彩霞的行为上诉人事实已追认并实际履行。2、上诉人母亲周彩霞作为原毕节卷烟厂的中层干部，对部门规章熟悉，多次代上诉人办理入职、停薪留职等相关手续并获得上诉人追认，原毕节卷烟厂有理由相信周彩霞代上诉人签写的《辞职申请》系其真实意思表示，符合表见代理的法律规定。3、从上诉人的社会保险交纳情况看，2004年3月前的社会保险是由原毕节卷烟厂交纳，上诉人办理辞职手续后未交纳，2010年1月起的社会保险是上诉人自行交纳，虽然上诉人辩称不是本人交纳，其对辞职情况不知情，仍然在等待被上诉人通知上班，但其辩解不符常理，再结合上诉人多年未上班也未到单位询问的事实，本院有理由相信上诉人至少在2010年1月自行交纳社会保险时便知道其母亲为其办理辞职手续的事实。4、《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八十二条规定：“提出仲裁要求的一方应当自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仲裁裁决一般应在收到仲裁申请的六十日内作出。对仲裁裁决无异议的，当事人必须履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根据《劳动法》第八十二条之规定，以当事人的仲裁申请超过六十日期限为由，作出不予受理的书面裁决、决定或者通知，当事人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对确已超过仲裁申请期限，又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的，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本案中，上诉人谢丽2010年知道其母亲代为办理辞职手续后自行交纳了社会保险，于2019年9月23日才向劳动争议仲裁机构申请仲裁，远远超过仲裁申请期限，其又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根据以上法律规定，应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5、对于本案与本院（2015）黔毕中民终字第1322号民事判决邓玉兰案的事实是否一致问题，经查，虽然两案都是双方母亲代为申请办理辞职手续，但邓玉兰在2009年知道此事实后一直找被上诉人主张权利，已不存在之前《招收新工人审批表》、《停薪留职申请书》由其母亲代签后其追认和有表见代理的情形，更不存在自行交纳社会保险对辞职行为追认的事实，故原判不存在同案不同判的情形。为此，根据以上法律规定和本案事实，上诉人要求恢复劳动关系安排岗位的请求不能成立，所提上诉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谢丽所提上诉请求，应予驳回。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谢丽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舒 平审判员 朱 莉审判员 曹建军二〇二〇年六月八日书记员 宗航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