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民终37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毅，男，1983年9月18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安化县。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利平，男，1980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邵东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毅，男，1983年9月18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安化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卓云，男，1965年11月5日出生，土家族，住湖南省张家界市武陵源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璐，湖南弘一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长沙锦云旅游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湘湖街道车站北路493号。法定代表人：刘长桂，董事长。上诉人刘毅、杨利平因与被上诉人卓云，原审第三人长沙锦云旅游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云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2016）湘0103民初74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刘毅、杨利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者发回重审；并由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被上诉人不是涉案车辆的实际所有权人，锦云公司才是涉案车辆的实际所有权人。1.涉案车辆的买受人为锦云公司，销售价格为每台46万元，而且涉案车辆均登记在锦云公司名下，因此锦云公司才是涉案车辆的所有权人。锦云公司虽出具《证明》证明车辆属于被上诉人所有，但因其与上诉人有重大利益冲突，故其证言不能作为证据使用。2.被上诉人与锦云公司签订的是《承包经营合同》，不具备买卖合同的要件，因此被上诉人没有基于买卖而取得车辆的所有权。一审法院认为《承包经营合同》的真实意思系被上诉人享有涉案车辆所有权，是错误的。因为被上诉人个人不能成为营运客运车辆的合法经营者，承包合同约定营运车辆所有权已违反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于无效约定；而且涉案车辆的发票购买价格为每台46万元，而被上诉人称其购买的价格为每台车80万元，其支付给锦云公司法定代表人刘长桂的款项凭证也不能证明为购车款。事实上，被上诉人仅仅购买了车辆的承包经营权，并非所有权。另外，涉案车辆仍在锦云公司的管理之下，符合承包经营的形式，而不是买卖合同。加之，涉案车辆已抵押给弘高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被上诉人既然主张其对车辆有所有权，但又容许以锦云公司名义设立限制物权，显然不符合常理。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涉案车辆的实际所有权人是锦云公司，而不是被上诉人，锦云公司将车辆交付给被上诉人是基于《承包经营合同》的约定，并不是基于买卖关系的交付，因此，不能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四条之规定确认被上诉人对涉案车辆的所有权。三、一审判决案件受理费的承担方式错误。涉案车辆的所有权人是锦云公司，锦云公司作为被执行人，上诉人申请法院依法冻结、扣押其名下的涉案车辆符合法律规定，因此导致本案的发生并不是上诉人的过错，上诉人无需承担任何责任，不应负担本案的案件受理费。即便人民法院确认被上诉人对涉案车辆享有所有权，上诉人也只能根据登记公示认定涉案车辆的所有权人，而无从知晓车辆的实际所有权人，导致本诉发生的过错在被上诉人和锦云公司没有对外进行公示，被上诉人和锦云公司理应承担本案的案件受理费。被上诉人卓云辩称，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处得当，应当依法予以维持。1、涉案的车辆为被上诉人所有，涉案车辆无论是从购买时缴纳的购车款以及车辆的维修运营等支出，均系被上诉人全额开支，仅因为该批涉案车辆属于营运性质，不能登记在个人名下，需要挂靠在第三人这种有资质的公司的名下，而第三人与上诉人之间的经济纠纷不涉及被上诉人，且被上诉人购买车辆的时间远早于上诉人与第三人的债务形成时间，被上诉人与第三人之间不存在为了逃避债务转嫁风险，而主张系涉案车辆的实际所有人，因此一审法院已查明的事实中，足以认定被上诉人系涉案车辆的实际所有人。2、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基于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不涉及被上诉人，被上诉人持续使用占有涉案车辆，依据物权法司法解释的规定，可以排除上诉人对车辆主张的诉请。原审第三人锦云公司述称，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一、关于涉案车辆实际产权。购车发票和车辆登记信息不是确立车辆产权的唯一凭证。根据《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第十条的规定，个人购车不能从事道路旅客运输，只能以企业的名义办理道路运输证。锦云公司出具的车辆权属证明，是客观真实的。锦云公司与被上诉人不是买卖关系，车辆购置款就是被上诉人出资的，双方实际上是一种“挂靠”经营模式，而且涉案车辆的经营手续齐全，“挂靠”经营是合法的。购车发票之所以是46万元，是为了规避车辆购置税而少开发票面值，余额以车辆配置出具发票，所以发票价不是车辆实际价格。而且在锦云公司为车辆办好所有营运手续交付时，向被上诉人一次性收取了经营资质无形价值费用，因此被上诉人为涉案车辆一次性支付的款项价格合理。抵押登记的目的是以锦云公司名义贷款，贷款用途是从承包人处收回车辆产权。二、关于一审适用法律问题。《承包经营合网》约定的内容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关于涉案车辆且然未经登记，但是并没有对抗第三人”的适用条件，而且上诉人不属于善意第三人的基本要件。三、关于案件受理费的承担。上诉人在申请执行过程中，不但在交警支队车管所查封了涉案车辆，而且还申请实际扣押了部分涉案车辆，造成被上诉人和锦云公司巨大经济损失。在锦云公司和被上诉人向法院提交执行异议，明确告知涉案车辆的实际产权归属后，上诉人仍不肯解除查封、扣押存在过错，故本案受理费应由上诉人承担。卓云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撤销（2016）湘0103执异100号执行裁定；二、判令解除（2015）天执字第01718-1号、第01716-1号执行裁定及其《协助执行通知书》中对湘Ａ×××××号、湘Ａ×××××号、湘Ａ×××××号车辆的准予查封、扣押等执行措施；三、判令确认湘Ａ×××××号、湘Ａ×××××号、湘Ａ×××××号车辆所有权归属原告卓云并排除前述车辆作为被告刘毅、杨利平与第三人民间借贷纠纷案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强制执行的标的；四、本案诉讼费用由刘毅、杨利平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本案刘毅诉本案第三人锦云公司及刘长桂（第三人锦云公司法定代表人）、雷霞、彭克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该院于2015年10月14日经审理作出（2015）天民初字第00087号民事判决，该案查明民间借贷合同签订及实际借款均发生于2014年6月17日，借款到期日为2014年7月16日。判决主文为：“一、被告长沙锦云旅游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偿还原告刘毅借款4098324.32元，并自2014年8月27日起按年利率百分之二十四计付利息至偿还之日止；二、被告彭克强、被告刘长桂、被告雷霞对被告长沙锦云旅游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的上述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原告刘毅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4680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51800元，由被告长沙锦云旅游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彭克强、被告刘长桂、被告雷霞负担。”判决生效后，第三人锦云公司及刘长桂、雷霞、彭克强未按判决书确定的义务履行。刘毅于2015年11月17日向该院申请强制执行，该院遂以（2015）天执字第01716号立案执行。2015年11月24日，该院作出（2015）天执字01716-1号执行裁定：冻结、扣划被执行人刘长桂、雷霞、锦云公司的银行账户存款3136755元，或查封、扣押其价值相当的财产。本案杨利平诉本案第三人锦云公司及刘长桂、雷霞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该院于2015年9月16日经审理作出（2015）天民初字第00089号民事判决，该案查明民间借贷合同签订日期为2014年7月30日，实际借款发生于2014年7月31日，借款期限为3个月。判决主文为：“一、被告刘长桂在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偿还原告杨利平借款2342470元，并自2014年8月2日起按年利率百分之二十四计付利息至偿还之日止；二、被告雷霞、被告长沙锦云旅游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对上述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原告杨利平在处置被告长沙锦云旅游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质押给原告杨利平的股权时享有优先受偿权。四、驳回原告杨利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2760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32600元，由被告刘长桂、被告雷霞、被告锦云旅游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负担。”第三人锦云公司及刘长桂、雷霞未按判决书确定的义务履行，杨利平于2015年11月17日向该院申请强制执行，该院以（2015）天执字第01718号立案执行。2015年11月24日，该院作出（2015）天执字01718-1号执行裁定：冻结、扣划被执行人刘长桂、雷霞、锦云公司的银行账户存款5414804元，或查封、扣押其价值相当的财产。2015年12月24日，该院向长沙市车管所发出（2015）天执字第01716-1、01718-1号协助执行通知书，继续查封了第三人锦云公司名下包括湘Ａ×××××号、湘Ａ×××××号、湘Ａ×××××号车辆在内的87台车辆的过户手续。本案卓云以及冯卫、陈中志、卓神、田贵林（均已另案起诉）分别以案外人身份对该院发出的上述（2015）天执字第01716-1号、（2015）天执字第01718-1号协助执行通知书提出书面异议，主张卓云系湘Ａ×××××号、湘Ａ×××××号、湘Ａ×××××号车辆权利人，冯卫系湘Ａ×××××号、湘Ａ×××××号、湘Ａ54687号车辆权利人、陈中志系湘42×××××号车辆权利人，卓神系湘Ａ43923号车辆权利人，田贵林系湘Ａ×××××号、湘Ａ54688号车辆的权利人，该院受理后分别作出（2016）湘0103执异100号执行裁定书、（2016）湘0103执异102号执行裁定书、（2016）湘0103执异99号执行裁定书、（2016）湘0103执异101号执行裁定书、（2016）湘0103执异98号执行裁定书。其中（2016）湘0103执异100号执行裁定书认定卓云主张其系湘Ａ×××××号、湘Ａ×××××号、湘Ａ×××××号车辆的权利人，但该车辆至今未登记在卓云名下，也没有另案生效法律文书作为排除执行的依据，其异议依法不能成立。故裁定驳回其异议请求。其余四案亦以同理由裁定驳回异议请求。卓云及冯卫、陈中志、卓神、田贵林均不服上述裁定，遂致本案及其他四案（2015）湘0103民初7479号（冯卫）、（2015）湘0103民初7481号（陈中志）、（2015）湘0103民初7482号（卓神）、（2015）湘0103民初7483号（田贵林）。湘Ａ×××××号、湘Ａ×××××号、湘Ａ×××××号客车于2012年6月8日初始登记于第三人锦云公司名下至今。卓云提供的一份《承包经营合同书》，发包人（甲方）为第三人锦云公司，承包人（乙方）为卓云。约定甲方同意乙方承包营运车辆。其中车辆产权中约定乙方以全资购买车辆，其实际产权归乙方所有。乙方对该车有支配权和运营利益享受权，而甲方不分得任何盈利。该车在国家规定的使用年限到期后，或者没有到期又无法运营的，必须将车辆交给国家指定的回收部门报废和进行销号手续，残值归乙方所有。车辆情况中约定乙方承包车辆为3台，牌照号分别为：湘Ａ×××××号、湘Ａ×××××号、湘Ａ×××××号，无论该车存在多少“股东”，在经营过程中，均由一方承担民事责任，车辆驾驶员由乙方负责管理。营运手续中约定甲方为该车办理从事省际包车、市际包车以及非定线旅游客运的相关手续，乙方必须在运营部门核准的范围内从事营运。营运手续作为一种无形资产，永久归甲方所有。乙方必须支付相关的费用（管理费）。承包方式中约定乙方以全额承包的方式对外自主经营，对该车享有自主承揽、洽谈业务的权利，承担营运车辆必须缴纳的各项交通规费及其他费用。承包合同期限自2012年9月1日起至2022年8月31日止。该合同落款日期为2012年9月1日，加盖有第三人锦云公司公章、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名及卓云签名。同时卓云提供有两份《备忘录》，其中一份约定卓云欠购车款400000元，承诺在2012年9月10日前支付100000元，在12月15日前支付150000元，其余在2013年春运结束10日内支付完毕。该《备忘录》落款日期为2012年9月1日，加盖有第三人锦云公司公章、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名及卓云签名。卓云提供的一份第三人锦云公司出具的《承诺》，写明：“因田贵林所承包的八台北方客车未能在5月18日前办理相关手续，锦云公司承诺”，承诺了相应补偿事宜，其中第四条写明：“公司承诺在6月15日前交付八台车辆，否则按月息3分计算，给予补偿”。该《承诺》落款日期为2012年5月19日。卓云另提供一份第三人锦云公司出具的《承诺书》，写明：“未办手续的4台客车本月31日前办好”。并承诺了未办好的相应赔偿事宜。该《承诺书》落款时间为2012年8月10日。卓云提供有银行卡取款凭条，显示2012年9月4日，卓云向第三人锦云公司法定代表人刘长桂个人银行账户转账100000元。2013年3月18日，卓云向第三人锦云公司法定代表人刘长桂个人银行账户转账150000元。卓云另提供银行流水显示，2012年2月28日向田贵林转账100000元，向李向军转账1200000元。2012年12月13日向尾数7932的银行账户转账150000元，2013年3月18日再次向该账户转账150000元。卓云主张该账户系刘长桂个人银行账户。另于2012年5月21日、2012年4月6日向尾数9446的银行账户分别转账三次1000000元、1150000元及25194元。卓云提供第三人锦云公司出具《收条》，写明：“今收到田贵林交来购北方牌大客车订金2800000元。”该收条落款日期为2012年3月1日。卓云主张上述全部款项均系支付包含本案涉案车辆在内的卓云及冯卫、田贵林8台车辆购车款及相关费用，第三人锦云公司出具上述收条给田贵林。卓云提供有涉案车辆行驶证、运输证、车辆运营收支明细以及保险费等费用支付凭证。第三人锦云公司于2017年4月1日出具《证明》，写明湘Ａ×××××号、湘Ａ×××××号、湘Ａ×××××号车辆由卓云于2012年全资购买，卓云享有所有权。且自2012年起至今由卓云占有、使用、收益，并自行负担车辆维修、保养、过桥过路、保险费等费用。一审法院认为，涉案的湘Ａ×××××号、湘Ａ×××××号、湘Ａ×××××号车辆一直登记于第三人锦云公司名下，卓云、刘毅、杨利平争议焦点为：卓云是否就湘Ａ×××××号、湘Ａ×××××号、湘Ａ×××××号车辆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之民事权益。具体分为：一、卓云是否是涉案车辆实际所有权人；二、卓云如系实际所有权人，是否足以对抗善意第三人。关于卓云是否是涉案车辆实际所有权人。第三人锦云公司从厂家购买涉案车辆，初始登记于本公司名下至今，卓云与第三人锦云公司签订有《承包经营合同书》，刘毅、杨利平据此认为卓云与第三人锦云公司系承包经营关系，卓云仅系承包第三人锦云公司所有的涉案车辆，并非车辆实际所有权人。该院认为合同具体属于何种法律关系，系由当事人之间真实意思决定。本案中卓云与第三人锦云公司签订的《承包经营合同书》虽有“承包”之名，但该合同条款中明确写明：“车辆产权中约定乙方（即卓云）以全资购买车辆，其实际产权归乙方所有。乙方对该车有支配权和运营利益享受权，而甲方（即第三人锦云公司）不分得任何盈利。”其他条款中亦反复明确卓云享有车辆所有权，第三人锦云公司仅享有营运手续这一所谓“无形资产”，并由卓云向其缴纳管理费，其余费用、责任均由卓云自负。可知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系卓云享有涉案车辆所有权，并非承包等其他法律关系。至于当事人为何要将合同名称标明“承包”，原因显而易见，涉案车辆均系用于营运的大型客车，需具备相应资质的客运公司方能运营，卓云作为个人完全不可能运营涉案的大客车，故其需将车辆挂靠在具备相应资质的第三人锦云公司名下。故依《承包经营合同书》之约定，卓云应为涉案车辆实际所有权人。而《承包经营合同书》签订于2012年9月1日，涉案车辆购买初始登记于2012年6月8日，均远早于刘毅、杨利平民间借贷债权发生的2014年6月17日及2014年7月31日。显然卓云与第三人锦云公司并无恶意串通逃避债务损害债权人利益之通谋，故卓云确系涉案车辆之实际所有权人。关于卓云作为实际所有权人，是否足以对抗善意第三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四条之规定：“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涉案车辆作为上述特殊动产，其虽以交付为物权变动之生效要件，却采登记对抗主义，如未登记，物权变动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本案中卓云虽系涉案车辆实际所有权人，但涉案车辆登记于第三人锦云公司名下，依法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唯善意第三人之范围如何确定，上述善意第三人是指在交易活动中，第三人善意、有偿取得有关财产。本案中涉案车辆虽登记在第三人锦云公司名下，没有登记在卓云名下，但刘毅、杨利平与第三锦云公司系民间借贷关系，并不存在对涉案车辆的买卖关系，刘毅、杨利平也未支付相应对价购买涉案车辆，故刘毅、杨利平并不属于上述法律规定的善意第三人。另外卓云提供的支付对价证据中，银行转账要么指向的系第三人锦云公司法定代表人，要么指向他人，单凭转账凭证难以确定系第三人锦云公司收款。但结合第三人锦云公司出具的《收条》，明确写明第三人锦云公司收到田贵林订车款2800000元。以及田贵林与本案卓云及卓云共同向第三人锦云公司购买有包含涉案车辆在内的8台客车，该2800000元系上述三人共同购车款合乎情理。至于卓云是否取得涉案车辆占有，不论根据《承包经营合同书》约定由卓云占有使用涉案车辆，仅向第三人锦云公司支付管理费。以及《承诺书》、《承诺》中第三人锦云公司多次承诺“交付”包含涉案车辆在内的8台客车并办理好手续。还是实际使用中，从其提供的涉案车辆行驶证、运输证及收支明细来看，卓云不仅占有涉案车辆，还经营涉案车辆从事客运，并自负盈亏。卓云确系涉案车辆实际自主占有人。故卓云已支付对价并取得占有，即使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六条之规定：“转让人转移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所有权，受让人已经支付对价并取得占有，虽未经登记，但转让人的债权人主张其为物权法第二十四条所称的“善意第三人”的，不予支持，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亦可排除刘毅、杨利平系善意第三人。综上所述，卓云既无与第三人锦云公司通谋损害债权人刘毅、杨利平之恶意，亦系涉案车辆实际所有权人，且已支付相应对价并取得占有，完全可以对抗非属善意第三人的刘毅、杨利平。卓云就作为执行标的的涉案车辆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不得执行（2015）天执字第01718-1号执行裁定书、（2015）天执字第01716-1号执行裁定书及其协助执行通知书中的湘Ａ×××××号、湘Ａ×××××号、湘Ａ×××××号车辆；二、确认卓云享有湘Ａ×××××号、湘Ａ×××××号、湘Ａ×××××号车辆所有权；三、驳回卓云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刘毅、杨利平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卓云对涉案车辆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二十四条规定：“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六条规定：“转让人转移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所有权，受让人已经支付对价并取得占有，虽未经登记，但转让人的债权人主张其为物权法第二十四条所称的‘善意第三人’的，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予支持。”故机动车作为特殊动产，其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为当事人之间存在转移物权的合意及机动车已实际转移占有，是否办理转移登记并不影响物权变动。本案中，法院查封的涉案车辆是旅游营运车，属于从事旅客运输的特殊车辆，基于我国旅客运输车辆的经营管理规定，车辆往往要挂靠在有经营资格的运输公司名下方能投入营运，由此导致车辆的实际所有人与登记所有人相脱离。本案中，卓云以其与锦云公司存在挂靠关系，其为涉案车辆所有权人为由，要求对涉案车辆停止执行。从卓云提供的证据看，《承包经营合同书》、《备忘录》、《承诺》、《承诺书》、银行卡取款凭条、银行流水明细、《收条》、车辆行驶证、运输证等证据，能够证明涉案车辆出卖给了卓云，基于挂靠关系，登记在锦云公司名下，但卓云实际占有、使用涉案车辆。因此，本案现有证据可以认定卓云是以挂靠经营方式将涉案车辆登记在锦云公司名下，卓云对涉案车辆享有所有权；而刘毅、杨利平作为债权人向借款人锦云公司主张债权，属于一般债权人，不属于物权法第二十四条所规定的“善意第三人”，并不能对抗已支付对价并取得占有，但未经登记的车辆受让人。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卓云对涉案车辆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利，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刘毅、杨利平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刘毅、杨利平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何豪杰审 判 员  曾庆军审 判 员  赵佳玮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代理书记员  李佳洪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