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陕04民终90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程立，男，1982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泾阳县，公民身份证号码XXXXXXXXXXXXXXXXXX。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文星，陕西秦直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惠微，陕西秦直道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泾阳县昌盛出租汽车客运有限公司，住所地陕西省西咸新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1102732647627B。 法定代表人：朱君利，系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峰，陕西永嘉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彤，陕西永嘉信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沙锋，男，1978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西咸新区，公民身份证号码XXXXXXXXXXXXXXXXXX。 上诉人程立、上诉人泾阳县昌盛出租汽车客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盛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沙锋承包经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陕西省泾阳县人民法院（2019）陕0423民初40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对本案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程立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泾阳县人民法院(2019)陕0423民初4025号民事判决书，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2.依法判令被上诉人承担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本案应为物权保护纠纷，车辆所有权的归属应当依据《物权法》的规定进行认定，案涉出租车及其附属设施均具有物权意义上完整的财产所有权。二、一审判决对经营权归属的认定属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1）出租车经营权属于民事权利。一审认定“出租车经营权是经政府特许的经营者取得有期限从事出租车行业经营活动的权利，属行政许可法律关系，本案中，被告受到政府部门的行政许可而获得经营权”是对法律概念的歪曲解读，于法无据。（2）上诉人享有案涉车辆的经营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三、一审法院将案件定性为承包经营合同是案由定性错误。车主个人签订合同的行为属于认知错误，而非真实意思表示，有撤销自己的行为，并对自己的行为归于无效的权力。该合同严重违反强制性规范，把经营权作为单独承包标的的行为应认定为无效。可见，一审法院认定合同有效并以承包经营合同纠纷为案由是错误的。 昌盛公司辩称：一审判决对经营权归属的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诉争车辆经营权属于昌盛公司所有和享有；昌盛公司与沙锋是承包关系；一审法院将案由定性为承包经营合同纠纷正确。综上所述，请二审法院判决驳回程立的上诉请求。 沙锋经依法传票传唤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昌盛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2、判令解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沙锋签订的《泾阳县昌盛出租汽车客运有限公司牌照经营管理合同》并返还陕DXXXXX号出租车牌照及营运手续(包括营运证、行驶证、计价器周检册)，被上诉人程立承担连带返还责任；3.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应承担的费用。事实与理由：上诉人昌盛公司经咸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和咸阳市交通局批准取得了出租汽车牌照，依法享有经营权并开始营运业务。上诉人依据该批文购买陕DXXXXX号出租车并向社会发包，昌盛公司与原承包者李中华签订了《泾阳县昌盛出租汽车客运有限公司牌照经营管理合同》，在承包期内，李中华将合同的承包权益转让给了沙锋。被上诉人沙锋在与上诉人昌盛公司签订承包合同后，违反合同约定和国家关于出租车营运管理规定，多次未参加培训考核，未经上诉人同意将本车的营运业务非法转让给上诉人程立，多次违规上访，已达到了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一审判决不予解除涉案合同属于事实有误，判决结果不当。 程立辩称，涉案车辆经营权本来就是其本人的，其与昌盛公司系管理服务关系，双方的合同违反《九民纪要》等相关规定应属无效合同，因双方合同无效，不存在解除的问题，其作为实际出资人，从上手车主合法继受取得涉案车辆及牌照并享有经营权，昌盛公司的诉请是基于其诉讼请求之上。另外，公司成立时并未实际缴纳出资，没有能力同时取得经营权及购买车辆，车辆均是由个人出资完成；只有公司默许经营权随车辆转移，才会出现新的继受者支付对价，因此公司以经营权为诱饵，才导致车辆交易的发生；因公司未按出租车行业要求进行适当管理服务，各级管理部门又对双权不能对等督导，出租车才上访。综上，昌盛公司的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予以驳回，并对其合法权益予以维持。 沙锋未提交答辩意见。 程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请求确认陕DXXXXX号出租车经营权归原告享有；2、依法请求确认陕DXXXXX号出租车所有权归原告所有；3、依法请求被告将陕DXXXXX号出租车的机动车登记证书、机动车行驶证、道路运输证变更登记至原告名下；4、请求依法确认原告与被告签订的《泾阳县昌盛出租汽车客运有限公司牌照经营管理合同》无效。 昌盛公司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解除反诉人与被反诉人沙锋签订的《牌照经营管理合同》并返还陕DXXXXX号出租车牌照及营运手续（包括营运证、行驶证、计价器周检册），被反诉人程立承担连带返还责任；2、确认被反诉人沙锋与被反诉人程立之间转让行为无效；3、判令被反诉人承担本案所有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 1、出租车车牌号：陕DXXXXX。 2、从上手购买时间：2017年12月。 3、车辆更新情况：未更新。 4、牌照管理合同情况：原告（反诉被告）程立与被告（反诉原告）昌盛公司之间无合同，昌盛公司与沙锋之间的《泾阳县昌盛出租汽车客运有限公司牌照经营管理合同》（以下简称《牌照经营管理合同》）的期限为2015年2月16日至2021年2月15日。 一审法院认为，出租车经营权是一种有限的公共资源，是经政府特许的经营者取得有期限从事出租车行业经营活动的权利，属行政许可法律关系，且需要通过行政许可而获得。本案中，被告（反诉原告）受到政府部门的行政许可而获得出租车的经营权，其与政府之间存在行政许可法律关系。第三人沙锋与被告（反诉原告）昌盛公司签订的《牌照经营管理合同》，系双方自愿、真实意思表示，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合同。根据合同的内容可知，该合同虽名为牌照经营管理合同，但性质实为承包经营合同。原告不是合同相对方，其主张确认合同无效，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诉称被告昌盛公司已将出租车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出让给第三人沙锋，沙锋又将出租车的所有权和经营权转让给原告，因出租车的财产权与经营权属于两种权利，被告昌盛公司与第三人沙锋签订的《牌照经营管理合同》约定出租车的财产所有权属沙锋所有，原告通过转让行为获得该车辆的财产所有权，但经营权转让未经被告昌盛公司及政府主管部门同意，转让合同中涉及转让经营权部分无效。原告请求脱离被告昌盛公司直接确认陕DXXXXX号出租车经营权归原告享有，并要求被告将该出租车的机动车登记证书、机动车行驶证、道路运输许可证变更登记至原告名下无事实依据且不符合法律规定，其诉请本院不予支持。案涉的《牌照经营管理合同》的履行期限并未届满，被告（反诉原告）昌盛公司依据合同约定请求解除该合同，第三人虽违反了合同约定的义务，但并不必然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故被告（反诉原告）昌盛公司的反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第九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原告（反诉被告）程立享有陕DXXXXX号出租车的财产所有权。驳回原告（反诉被告）程立的其他诉讼请求。二、驳回被告（反诉原告）泾阳县昌盛出租汽车客运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本诉案件受理费5403元，由原告负担300元，被告泾阳县昌盛出租汽车客运有限公司负担5103元(原告已预交2702元，退回原告2402元。)反诉案件受理费150元（被告已预交），由被告（反诉原告）泾阳县昌盛出租汽车客运有限公司负担。 二审中，程立向本院提交了咸阳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和咸阳市交通运输局公告、《杨凌示范区第二轮出租车经营权有偿出让办法》和杨凌区交通运输局公告，以及从其他出租车公司个人处取得的出租车驾驶证、道路运输证及行驶证、驾驶证复印件、出租车转让协议、挂靠经营管理合同，用于证明个人已经有资格拥有经营权。经质证，昌盛公司认为咸阳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和咸阳市交通运输局公告不是证据且不符合民诉法规定的证据形式，其它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且与本案一、二审争议的焦点无关联性，对其真实性、来源的合法性不认可。昌盛公司向本院提交了公司与个人第一轮承包合同、城市道路或交通设施收费票据、初始购车发票，用于证明其取得国家许可的出租车经营权后，自行购买了出租车，再向承包者予以发包，程立一审诉请求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的受案范围，程立要求确认涉案出租车经营权归其享有的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经质证，程立对第一轮承包合同真实性不认可，对城市道路或交通设施费用票据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其认为初始购车发票形式效力不相匹配。上述证据经合议庭评判认定如下：关于程立提交的证据因其与本案没有直接的关联性，本院对其不予采信；关于昌盛公司提供的证据因其与涉案《泾阳县昌盛出租汽车客运有限公司出租汽车牌照经营管理合同》存在矛盾，本院亦不予采信。 经审理查明，2001年10月9日、2003年5月26日、2003年12月7日咸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批复泾阳县永安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等五家公司开办150辆出租汽车牌照。咸阳市交通局咸政交发[2003]103号、271号文件分别批复了泾阳县昌盛出租汽车客运有限公司关于增加出租客运车辆。后昌盛公司购买了案涉车辆登记其名下并取得营运权。陕DXXXXX号出租车已发生多轮承包。2015年2月16日，沙锋（乙方）与昌盛公司（甲方）签订《泾阳县昌盛出租汽车客运有限公司出租汽车牌照经营管理合同》，合同约定（摘要）：1、乙方承包经营牌照号为陕DXXXXX；2、承包期限为2015年2月16日至2021年2月15日；3、合同规定车辆的产权属乙方所有；5、合同规定乙方从挂牌之日起按月缴纳管理费及办理车辆相关手续费等费用；6、乙方须严格履行合同，未经甲方同意不得随意变更，私自转包牌照经营权。沙锋按照合同约定交纳各种费用后并经营该车辆。2017年12月31日，沙锋将陕DXXXXX号出租车号出租车以273500元的价格转让给程立。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沙锋与上诉人昌盛公司订立的牌照合同是否有效；2、本案应当属于物权确认项下的经营权纠纷还是承包经营合同纠纷；3、涉案合同是否应该解除。 关于焦点1，沙锋与上诉人昌盛公司在自愿、平等的基础上签订的《泾阳县昌盛出租汽车客运有限公司牌照经营管理合同》，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有效的合同，对双方都具有法律约束力。程立因与沙锋的买卖关系取得案涉出租车的经营权，亦应受该合同的约束。涉案合同虽然名义上称为牌照经营管理合同，实质上为承包经营合同，综合全案证据来看，昌盛公司一直是诉争车辆经营权的享有人，上诉人程立无证据证明其对诉争车辆享有经营权，且程立不是合同的相对人，涉案合同已履行多年，早已超过法定的撤销权行使期限，可见，程立所谓的涉案合同严重违反强制性规范，把经营权作为单独承包标的应认定为无效的诉讼主张，以及要求撤销合同，对沙锋签约行为归于无效的诉讼主张，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不能得到支持；一审法院认定涉案合同有效并无不妥。涉案合同明确约定，车辆的产权属沙锋所有，沙锋又将车辆转让给程立，故一审法院判令陕DXXXXX号出租车的所有权归程立所有并无不妥。 关于焦点2，出租车经营权既不是动产物权，也不是不动产物权，是政府特许的一种权利，并不是一般的民事权利。本案中，政府将出租车的经营权有偿出让给了昌盛公司，昌盛公司又与沙锋订立了承包经营合同，故政府与昌盛公司之间形成了行政许可法律关系，而沙锋和政府之间在出租车的经营权上没有这种法律关系；昌盛公司与沙锋在行政许可项下订立的承包经营合同和物权确认项下订立的经营权合同有着显著的不同。如前所述，昌盛公司是诉争车辆经营权的享有人，程立对案涉出租车的经营权来源于沙锋，程立并无证据证明昌盛公司将案涉车辆的经营权转让给了沙锋或者自己通过其他方式取得案涉出租车经营权的政府行政许可。在此情况下，程立要求法院判令昌盛公司将陕DXXXXX号出租车机动车登记证书、机动车行驶证、道路运输证变更登记至其名下的诉讼主张，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以承包经营合同纠纷审理本案，但案由却定性为出租汽车运输合同纠纷显然不妥，依法应予纠正。 关于焦点3、昌盛公司认为沙锋在未经得其同意的情况下，将案涉出租车私自转让给程立，违反了合同约定，应解除其与沙锋之间的合同。但程立在2017年12月就受让并开始经营案涉出租车，并向昌盛公司支付各项管理费用。直至本次起诉之前，昌盛公司并未提出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应认定其以实际行为表明认可程立与沙锋之间的转让行为。合法、有效的合同对双方都具有法律约束力，涉案合同依法成立，尚未到期，又无其他应予解除的法定或约定情形，故一审法院对昌盛公司解除合同的请求以及返还陕DXXXXX出租车的牌照及营运手续（包括营运证、行驶证、计价器周检册）的请求未予支持并无不妥。 综上所述，上诉人沙锋、泾阳县昌盛出租汽车客运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人程立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其自行承担；上诉人泾阳县昌盛出租汽车客运有限公司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其自行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仲屹 审判员  李春丽 审判员  刘联胜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赵晓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