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1民终352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付洪志，男，1981年2月6日出生，土家族，住贵州省铜仁市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花溪支行，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民主路26号。负责人：王莹莹，系该银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剑俊，系该支行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雪珍，系该支行员工。上诉人付洪志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花溪支行（以下简称农行花溪支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法院（2019）黔0111民初63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付洪志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农行花溪支行的全部诉讼请求；2、诉讼费由农行花溪支行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程序违法，农行花溪支行逾期举证，一审强制质证并采信该证据，作出不利于付洪志的判决，这严重违反了诉讼主体平等、居中裁判的原则。一审判决书载明判决时间为2020年1月19日，但送达给付洪志却是2020年3月13日，距离作出判决两个月之久，一审违反了便民高效的原则。2、农行花溪支行提交的整寄零寄的所有交寄清单不符合证据三性，不能达到诉讼时效中断之证明目的。该组证据未加盖复制单位“本件与原件无异”的印章，形式不合法；该组证据邮寄的主体不明确，不能证明邮寄的内容系农行花溪支行向付洪志发出的催款通知，同时也不能证明付洪志收到了所谓的催款通知。一审法院采用高度盖然性的原则予以采信并作出支持农行花溪支行的判决显然是错误的。3、本案的借款合同上借款期限为2004年1月12日至2008年1月11日，本案诉讼时效只能计算至2013年1月12日，农行花溪支行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农行花溪支行答辩称，1、付洪志贷款逾期后，农行花溪支行积极采取邮寄、公告等方式进行有效催收，因时间久远导致逾期举证，非因故意或重大过失逾期提交证据，并且一审法院已予以训诫，一审法院审理程序并无不当。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执行案件审理期限制度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一审法院不存在超过审限的情况。3、农行花溪支行提供的邮寄清单均为原件，不存在需加盖复制单位“与原件核对一致”印章。4、贷款逾期不归还的，在银行信贷管理系统都可以提出名单，银行工作人员按照系统提出的名单一一撰写催收通知单并送到邮局邮寄，邮局加盖邮戳返回银行的交寄清单就证明了银行已邮寄了催收通知书。同时，交寄清单很明确的载明了借款人的名字、地址和身份证号，所以被催收的主体明确。催收同时书邮寄后银行未收到邮局的退件。5、付洪志贷款逾期后，农行花溪支行采取邮寄、公告的方式进行催收，两次催收的时间均未超过两年或三年的诉讼时效，诉讼时效因催收行为中断并重新计算。6、由于助学贷款量太大难以做到每户定期上门催收，但在报纸上刊登了催收公告，也不间断的向借款人提供的地址邮寄催收通知书。根据《国家助学贷款借款合同》，当时的借款合议明确约定毕业后需积极联系银行处理还款，如果联系方式、地址有变化第一时间告知贷款人，如果借款人真心想还款要联系到银行很容易，但这么多年借款人从未主动联系过银行协商还款事宜。7、国家助学贷款是政府主导、国家财政贴息的扶贫政策，银行在承担社会责任的同时也希望借款人可以完成当时的承诺，履行自己的还款责任。农行花溪支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付洪志偿还农行花溪支行贷款本息共16870.17元(其中，本金8170元，利息8700.17元，截至2019年3月18日贷款本息)，并利随本清；2、依法判决付洪志承担诉讼费用及为实现债权所垫付的一切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借款合同成立、生效及履行情况：1、合同签订情况：2004年1月12日，农行花溪支行与付洪志签订《中国农业银行贵州省分行国家助学贷款借款合同》，合同编号为：（花）农银助借字（2003）第1050号。2、借款总金额：8200元。3、借款用途：学费、生活费、住宿费。4、放款方式：农行花溪支行于2004年1月向付洪志发放贷款共计8200元。5、借款期限：2004年1月12日至2008年1月11日，期限为4年；6、借款利率：年利率5.76％。7、还款方式：一次性还本，利随本清。8、违约责任：付洪志逾期偿还贷款本息的，农行花溪支行按照日利率0.21‰即年利率7.665％计收逾期利息，对付洪志毕业后产生的应付未付利息按规定计收复利。9、还款情况：截止至2019年3月18日，付洪志共计偿还本金30元，尚欠本金8170元、尚欠利息8700.17元，共计16870.17元。付洪志陈述其另行向农行花溪支行还款6000元，但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二、农行花溪支行追索借款动态：农行花溪支行为证明其向付洪志追索债权，于诉讼过程中提交：1.2009年11月8日、2010年3月9日、2011年4月29日、2013年2月22日、2013年5月14日、2013年11月19日、2014年7月4日、2015年12月4日、2018年3月3日向付洪志户籍地邮寄的整寄零寄交寄清单；2.2016年4月8日于《贵州日报》、2019年2月2日于《民主与法制时报》刊登助学贷款的催收公告。其中，2009年11月8日、2010年3月9日、2011年4月29日、2014年7月4日、2018年3月3日的整寄零寄交寄清单为法院指定举证期限届满后补充提交，农行花溪支行陈述系因时间久远导致举证逾期，对此法院依法对农行花溪支行予以训诫。付洪志对于以上证据均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应当依照合同的约定履行义务，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义务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中国农业银行贵州省分行国家助学贷款借款合同》系农行花溪支行、付洪志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不存在欺诈、胁迫的情形，也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双方当事人应该诚信履行该合同项下的义务。农行花溪支行农行履行了合同约定的发放贷款的义务，农行花溪支行享有向付洪志收取利息、复利及本金的权利。农行花溪支行陈述付洪志仅支付了30元借款本金，截至2019年3月18日尚欠利息8700.17元、欠付本金8170元，对此付洪志辩称另行支付了6000元，但其明确表示无法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付洪志应自行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付洪志应根据借款合同的约定向农行花溪支行支付借款本金8170元、截至2019年3月18日的利息8700.17元，2019年3月19日之后的利息，以借款本金为基数按照年利率7.665％标准计算至借款本金清偿之日止。付洪志辩称农行花溪支行的起诉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对此农行花溪支行于诉讼过程中提交了2009年11月8日、2010年3月9日、2011年4月29日、2013年2月22日、2013年5月14日、2013年11月19日、2014年7月4日、2015年12月4日、2018年3月3日向付洪志户籍地邮寄的整寄零寄交寄清单以及2016年4月8日于《贵州日报》、2019年2月2日于《民主与法制时报》刊登助学贷款的催收公告，虽整寄零寄交寄清单无法显示农行花溪支行邮寄的具体文件名称，但本院综合全案证据可认定农行花溪支行向付洪志邮寄的系催收通知存在高度盖然性。至于部分证据系超过本院指定期限内提交的，因农行花溪支行确因客观原因逾期提供证据，并说明了理由，法院已对其进行训诫，且该证据对查明本案案件事实有关，故对农行花溪支行逾期提交的催收证据依法予以采信。本案农行花溪支行向付洪志出借的款项于2008年1月11日到期，之后农行花溪支行分别于2009年11月8日、2010年3月9日、2011年4月29日、2013年2月22日、2013年5月14日、2013年11月19日、2014年7月4日、2015年12月4日、2016年4月8日、2018年3月3日、2019年2月2日向付洪志进行催收，其两次催收的时间均未超过两年或三年（2017年10月1日起）的诉讼时效，诉讼时效因农行花溪支行的催收行为中断并重新计算，现农行花溪支行于2019年7月5日提起诉讼亦未超过诉讼时效，故对于付洪志关于诉讼时效的辩解理由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被告付洪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花溪支行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8170元、截至2019年3月18日的利息人民币8700.17元，2019年3月19日之后的利息，以借款本金为基数按照年利率7.665％标准计算至借款本金清偿之日止。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22元，由被告付洪志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的证据。另查明，一审于2019年7月5日立案，2020年1月3日依法延长审限两个月，一审判决书于2020年3月10日邮寄给付洪志。此外，二审经审理查明的其余事实与原判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证据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二条“当事人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逾期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不予采纳。但该证据与案件基本事实有关的，人民法院应当采纳，并依照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予以训诫、罚款。当事人非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逾期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采纳，并对当事人予以训诫……”、第一百零四条“人民法院应当组织当事人围绕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以及与待证事实的关联性进行质证，并针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说明和辩论。能够反映案件真实情况、与待证事实相关联、来源和形式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应当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之规定，农行花溪支行虽然未在一审法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举证，但其所提交的证据为不同时间段的“整付零寄交寄清单”，与案件基本事实有关，同时其原件已交法院核对，来源与形式也符合法律规定，一审在对其训诫的基础上予以质证并采信，并无不当。至于付洪志所提该交寄清单不能反映其内容为催收单的问题，结合农行花溪支行于2016年4月8日在《贵州日报》、2019年2月2日在《民主与法制时报》刊登了助学贷款的催收公告，付洪志又没有举证证明其与农行花溪支行有其他银行业务往来，一审法院采用高度盖然性的原则判断“整付零寄交寄清单”的内容为催收单并无不当。关于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农行花溪支行向付洪志出借的款项于2008年1月11日到期，之后农行花溪支行分别于2009年11月8日、2010年3月9日、2011年4月29日、2013年2月22日、2013年5月14日、2013年11月19日、2014年7月7日（一审写成2014年7月4日，本院予以纠正）、2015年12月4日、2016年4月8日、2018年3月3日、2019年2月2日向付洪志进行了催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第一百九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三）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之规定，诉讼时效因农行花溪支行的催收行为中断并重新计算，原审的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一审是否超审限的问题。虽然原审程序上存在一定瑕疵，但不符合《中华人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五条“下列情形，可以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一）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的；（二）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未回避的；（三）无诉讼行为能力人未经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的；（四）违法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规定中应发回重审的情形，原判判决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付洪志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2元，由付洪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邱兴权审判员  谌致华审判员  汤 萍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八日法官助理田由庆书记员邢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