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20民终31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蒋先泽，男，1975年1月2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邓彬，男，1973年9月2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乐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乐至县回澜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蒋先泽因与被上诉人邓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乐至县人民法院（2019）川2022民初25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被上诉人邓彬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到庭参加庭询，上诉人蒋先泽经本院传票传唤逾期未到庭参加庭询。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蒋先泽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邓彬的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均由邓彬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将邓彬的取款行为作为资金来源证据，以此认定蒋先泽与邓彬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成立系认定事实错误，应当予以纠正。1.蒋先泽未实际收到邓彬的任何款项，邓彬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其与蒋先泽之间产生了真实的借贷关系。首先，邓彬称其以现金形式将全部借款交付给了蒋先泽，但对该笔借款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以现金形式交付给蒋先泽的细节不能作出任何合理说明，在庭审过程中对交付现金的过程也是含糊其辞，拒绝陈述交付经过。其次，邓彬的取款用途不明。邓彬确实于借条出具日期从其银行账户取出了大量现金，但邓彬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取出的款项是交付给了蒋先泽而非其他人员。另本案借贷关系所涉及金额高达520,000元，并非小额借款，如果全部用现金交付，与蒋先泽并未存在长期经济往来的邓彬居然从未要求蒋先泽出具相应收据或收条，不符合日常交易惯例，与常理不符。再次，从邓彬提供的银行流水清单来看，借条出具之日邓彬的取款金额与借条所载明的借款金额也不相符。2019年6月21日邓彬分别于中国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工商银行取款总计500,000元，而借条载明的借款金额为520,000元。2.银行流水仅能证明邓彬有过取款行为，而不能作为该笔借款的资金来源证据，本案中邓彬对借款的资金来源一直未作出合理说明。从邓彬提供的银行流水清单来看，在2019年6月21日前，邓彬的各个银行账户余额分别为55.91元、263.29元、7.44元，邓彬原有的银行余额并不能覆盖本案借款的提供。邓彬在2019年6月21日取款的金额全部来源于当日其他账户的资金汇入，分别为案外人廖毅、杨X琴及不知名人士，汇入目的不明。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规定，邓彬提供的证据及当庭陈述并不能证明借贷事实确有发生，一审判决认定取款行为是资金来源的证据材料，与借条形成有效锁链明显是认定事实错误，违反了前述法律规定。 邓彬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邓彬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蒋先泽立即偿还邓彬借款520,000元及从2019年6月21日起至借款本金偿还完毕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2.蒋先泽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6月21日，蒋先泽向邓彬借款并出具借条，借条载明：今借到邓彬人民币520000元，大写人民币伍拾贰万圆整，借款人：蒋先泽（签名、捺印）身份证：5110221975××××××××，2019.6.21。当日邓彬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至北街支行取款100000元、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至县公园路营业所自助银行取款200000元、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至帅乡大道支行取款200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借条是证明存在借贷债权债务关系的重要证据，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第五条：“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规定，本案中，邓彬为证明其与蒋先泽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提供了借条及相应的资金来源予以证明，对邓彬持有的借条予以确认，邓彬与蒋先泽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成立，对邓彬请求蒋先泽支付借款本息的主张予以支持。关于蒋先泽辩称其借款未交付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视为具备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关于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一）以现金支付的，自借款人收到借款时；……。”本案中邓彬就双方存在民间借贷的法律事实，提供了资金来源的证据材料，同时蒋先泽向邓彬具据借条时已有借款借到的明确表示“今借到邓彬人民币520,000元”，证据间形成有效锁链，认定邓彬对出借款已交付，蒋先泽辩称的理由不成立。关于邓彬主张从2019年6月21日起至借款本金偿还完毕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23条规定：“公民之间的无息借款，有约定偿还期限而借款人不按期偿还，或者未约定偿还期限但经出借人催告后，借款人仍不偿还的，出借人要求借款人偿付逾期利息，应当予以准许”。本案借款双方未约定还款期限及利息，现邓彬主张利息即为逾期利息，起算时间为邓彬主张权利之日起计算即2019年11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现邓彬主张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2019年11月20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1年期的利率为4.15%，邓彬主张按年利率4.15%标准计算利息未超出年利率6%，其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23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规定，判决如下：被告蒋先泽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偿还原告邓彬借款520,000元及从2019年11月4日起至借款本金偿还完毕之日止以所欠借款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4.15%计算的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000元，由被告蒋先泽负担。 二审诉讼中，双方均未提交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邓彬在一审诉讼中提交了2019年6月21日其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至北街支行取款100,000元、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至县公园路营业所自助银行取款200,000元、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至帅乡大道支行取款200,000元的银行交易明细，在一审庭审中邓彬陈述因蒋先泽需要发工人工资，其从银行取出款后直接将款交给了蒋先泽，另在诉状和一审庭审中邓彬陈述有20,000元其以自有的现金支付给了蒋先泽，邓彬举证证明了出借款项的来源和借款交付的情况。蒋先泽一审未出庭参加诉讼，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认可借条系蒋先泽亲笔书写，蒋先泽向邓彬出具借条后，若是其未收到邓彬交付的借款，按照日常生活经验，蒋先泽应该向邓彬处收回借条或主张撤销该借条，但蒋先泽并未提交相应的证据证明其向邓彬主张过收回借条或撤销借条的相应证据。因此，一审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规定，认定邓彬与蒋先泽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成立，并对邓彬请求蒋先泽支付借款本息的主张予以支持正确。蒋先泽关于其未收到邓彬出借的任何款项，邓彬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双方之间产生了真实的借贷关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蒋先泽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000元，由上诉人蒋先泽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梅 波 审 判 员  刘 彤 审 判 员  戴劲松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陈 艳 书 记 员  刘 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