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4民终69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霍修友，男，1955年8月2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枣庄市台儿庄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光奎，山东守用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时孝萌，男，1960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金苏东，山东恒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张孝华，男，1951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光奎，山东守用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林月新，男，1959年9月3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明、徐钟亚健，浙江海贸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张有余，男，1961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原审被告：李文富，男，1962年6月2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原审被告：孙发随，男，1953年7月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枣庄市台儿庄区。原审被告：尹旭刚，男，1968年7月9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原审被告：路胜，男，1968年8月20日出生，汉族，住新疆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上诉人霍修友因与上诉人时孝萌、原审被告张孝华、林月新、张有余、李文富、孙发随、尹旭刚、路胜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18）鲁0402民初43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霍修友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18）鲁0402民初4316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霍修友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时孝萌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存在错误。一、时孝萌欠金塔煤矿3760597.10元，属于原始股东的债权，时孝萌应当按照霍修友在金塔煤矿的出资比例向霍修友支付。理由如下：1.金塔煤矿9名股东与案外人岳洪杰于2016年7月27日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达成了《调解协议书》。《调解协议书》第三条约定“在本协议生效后，煤矿资产交接前，公司及被告所有的债权债务由被告处理，与原告无关。煤矿资产交接后产生的债权债务由原告承担”。因此，金塔煤矿的所有债权债务即霍修友提交的审计报告中的债权债务应属于霍修友等金塔煤矿九名原始股东所有和承担，当然也包括审计报告中记载的时孝萌欠款3760597.10元。该欠款的性质和用途如何，并不能否认时孝萌欠款的事实。2.《调解协议书》是协议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其中对公司债权债务承担的承诺，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在协议各方之间具有约束力，不违背公司法人财产制度。3.在签订上述《调解协议书》之前，自2013年2月16日起至2014年7月20日，时孝萌就已经分七次收取受让方岳洪杰、高冠立转让款4210万元，而且从《调解协议书》的内容来看，案外人岳洪杰、高冠立支付的转让款是付给霍修友等金塔煤矿九名原始股东的款项，应属于霍修友等金塔煤矿九名原始股东所有。二、时孝萌在一审时明确认可收到了转让款3500万元，所有的支出账单在其个人手里，在其没有向法庭提供相关支出账目的情况下，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无须再进行清算。霍修友既可以要求时孝萌返还收到的全部转让款4210万元，也可以要求返还部分转让款即本案涉及的430多万元。综上，一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支持霍修友的诉讼请求。时孝萌辩称，一、涉案的股权转让款是4210万元，不是霍修友所述7100万元。4210万元是经过三方当事人签字同意由原来五名股东成立五人小组具体经办，四方签字时间是2013年2月6日。2013年2月22日，由金塔煤矿和五人小组成员及时孝萌等三人根据2013年2月6日的股东会决议与高冠立、岳洪杰签订了金塔煤矿转让协议，签订后作为受让人分八次向金塔煤矿支付了股权转让款4210万元。然后由金塔煤矿向买受人出具了收条，时间为2015年5月27日，收条上盖有金塔煤矿公章，时孝萌在收条上签名予以证实。九名股东对于收到的4210万元，金额没有异议。收到款后根据2013年2月6日的股东会决议，收款及价款分配有明确约定，必须有孙发随、张孝华、时孝萌、路胜，尹旭刚原则上共同签字支付，注明超半数签字有效，否则按挪用公款论处。款项支付顺序有明确约定，（一）高息借款和利息；（二）工程、材料款及工资；（三）国税、地税的缴纳；（四）股权的收益分配及其他。根据这些协议当时的金塔煤矿法定代表人应是孙发随，尹旭刚是总经理，时孝萌只是股东之一。这样由孙发随、张孝华、时孝萌、路胜对4210万按照股东会授权进行分配。对于分配事实，尹旭刚、孙发随、路胜在向一审法院作了书面说明，说明目的是2013年2月6日形成股东会决议，2013年2月22日，3名股东签订转让协议，2015年5月27日，金塔煤矿为了避税将部分款项转给时孝萌。根据股东会决议，对4210万元的转让款由路胜、尹旭刚、孙发随、时孝萌，按照股东会决议分配顺序进行分配。按照剩余款分发给了出资股东，金塔煤矿的九名股东按照出资比例已经百分百足额分配到位。一审中，涉案股东对于是否收到转让款均明确收到。4210万元是由分配小组对该款项全部分配完毕，没有任何人占有分配款，同时证明4210万的分配事项没有单据，也没入金塔煤矿的财务账本，对此，由于买受人和金塔煤矿间还有剩余的转让款没有支付，经过法院调解，该调解书对于只支付4210万元金额，九名股东均认可，且均认可转给路胜。本案的几名股东对于审计报告认为时侵占了转让款，提醒注意：该审计报告是×××年对金塔煤矿的财务报表、2016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及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及财务报表进行审计，不是对金塔煤矿的财务账目进行审计，且2013年转让后2015年收到4210万元，分配款项时没有分配单据，没有入金塔煤矿的财务账目，因此这份审计报告不能证实时孝萌侵占了4210万元的其中60万元。也就是说这份审计报告不能作为认定时孝萌侵占转让款的依据。此案是发回重审后又进行审理，在一审案件中，这三名股东就已提交，被一审法院予以驳回，后上诉只是案由发生变化，这三名股东也没提出新证据、事实。时孝萌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8）鲁0402民初431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99000元及利息，以及案件受理费2275元；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霍修友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时孝萌60万元转让款据为己有，应当按出资比例向霍修友支付”认定事实错误。1.原审判决是以“时孝萌在一审时认可收到转让款3500万元，所有支出账单都在其个人手中，在本案重审时，时孝萌在没有新的事实和证据情况下，对其一审时的自认行为予以否认，本院不予认可，该60万元转让款去向的举证责任应由时孝萌承担……”，属认定事实证据错误。此案是发回重审案件，原审时，霍修友举证的金塔煤矿工商登记、章程、临时股东决议、资产转让协议、收款收据、调解笔录、审计报告，一审认为，2011年1月17日，张孝华（出资比例10%）、时孝萌（出资比例5.75%）与林月新（出资比例10.25%）、李文富（出资比例4.75%）、张有余(出资比例27%)、尹旭刚(出资比例10%)、孙发随(出资比例5.5%)、路胜(出资比例10.25%)、霍修友(出资比例16.5%)九人共同出资成立金塔煤矿。2013年2月6日，上述九名原始股东就金塔煤矿股权转让的有关事宜召开临时股东会对股权转让价款的分配、支付顺序、支付方式等形成了决议。其中股权转让款的分配和使用顺序：（1）高息贷款及利息；（2）工程款、材料款及工资；（3）国税、地税交纳；（4）股权收益分配及其他；以上款项支付经由孙发随、张孝华、时孝萌、路胜、尹旭刚原则共同签订支付，超半数签字有效，否则按挪用公款处理。2013年2月22日，金塔煤矿、时孝萌等三名股东与案外人高冠立、岳洪杰签订金塔煤矿有偿转让协议。2015年5月27日，时孝萌、金塔煤矿收到案外人岳洪杰、高冠立支付金塔煤矿的股权及资产转让款421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霍修友应向法庭提交证据证明被告获得430万元利益的证据，霍修友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2、此案经二审，以案由为有限合伙纠纷为由发回重审。现原审将案由定为合伙协议纠纷，归纳焦点为一是时孝萌是否将金塔煤矿转让款中的60万元据为己有，二是时孝萌欠金塔煤矿3760597.10元，是否为各合伙人的债权。对此，霍修友没有任何新的事实及新的证据，而时孝萌却提交尹旭刚、孙发随、路胜书写的证明，证明原九名股东分配到出资款，4210万元全部分配完毕。4210万元的分配没有单据，也没有入金塔煤矿的财务账。买矿人岳洪杰以及金塔煤矿出具的证明，证实他们把部分资金转给时孝萌不是个人的行为，是公司的要求。庭审中，原告承认收到款及款项大于出资款，并没有给公司出具收据或收条，导致没有入金塔煤矿财务账。3、原审判决，将4210万收条，视为时孝萌收到且仅凭审计报告认为4150万元入账，60万元没有该转让款记载，也没有证据证明时孝萌已将该款交到金塔煤矿。后又认为9名股东共同签字认可收到4210万元，但并不能排除时孝萌作为收款人和股东，在收到4210万元后将部分转让款据为己有，与庭审查明事实证据相矛盾，完全错误。(1)2013年2月6日，上述9名原始股东就金塔煤矿股东股权转让的有关事宜召开临时股东会对股权转让价款的分配、支付顺序、支付方式等形成了决议。其中股权转让款的分配和使用顺序：①高息借款及利息；②工程款、材料款及工资；③国税地税交纳；④股权收益分配及其他；以上款项支付经由孙发随、张孝华、时孝萌、路胜、尹旭刚原则共同签名支付，超半数签字有效，否则按挪用公款处理。(2)2013年2月22日，金塔煤矿作为出让方(甲方)与作为受让方(乙方)的高冠立、岳洪杰签订金塔煤矿有偿转让协议，被告时孝萌、孙发随、尹旭刚三名股东在出让方(甲方)栏签字。协议约定，甲方向乙方有偿转让金塔煤矿所有权，转让价格为7900元。(3)2013年2月22日签订的金塔煤矿股权转让协议中载明，金塔煤矿全体股东为出让方(甲方)，高冠立、岳洪杰为受让方(乙方)，落款处有被告时孝萌、孙发随、尹旭刚三名股东在出让方(甲方)栏签字。协议约定：甲方愿意将其所持有的金塔煤矿100%股权以及甲方对金塔煤矿享有的所有资产转让给乙方，其中股权转让价格为600万元。(4)2015年5月27日，原告提交的收到条载明：今收到岳洪杰、高冠立支付购乌鲁木齐市达坂城金塔煤矿有限公司资金4210万元。打款明细：第一笔2013年2月16日打款850万元；第二笔2013年5月4日打款1000万元；第三笔2013年5月7日打款400万元；第四笔2013年6月7日打款1000万元；第五笔2013年6月8日打款900万元；第六笔2014年6月18日打款10万元；第七笔2014年6月30日打款30万元；第八笔2014年7月20日打款20万元。合计4210万元。被告时孝萌在收到人栏签名捺印，并盖有金塔煤矿公章。(5)首先根据股东协议，2013年2月22日，金塔煤矿以及时孝萌等三名股东与高冠立、岳洪杰签订了金塔煤矿有偿转让协议，2015年5月27日金塔煤矿向岳洪杰、高冠立出具了收条。时孝萌只是九人股东之一，2013年2月6日的股东会决议，时孝萌只是小组成员之一，收款及价款的分配都有股东会决议分配的顺序。九名股东在新疆高院的民事调解书明确了九名股东收到了转让4210万元，剩余还有2000多万元，一致同意转让给其中股东路胜。(6)以上事实证据证实，2013年2月6日，时孝萌、霍修友均同意将金塔煤矿以及股东股权转让，成立五人小组，具体经办。2013年2月22日，金塔煤矿、小组人员、时孝萌等三人与高冠立、岳洪杰签订了金塔煤矿有偿转让协议。这一协议是依据股东会决议，由金塔煤矿及授权小组人员签订，不是霍修友在诉状中称时孝萌擅自与岳洪杰等人签订转让协议，并不是时孝萌收取了款项4210万元，收条上明确盖有金塔煤矿公章，是金塔煤矿分八次收到此款，只是在2015年5月27日出具收条，时孝萌只是在收条上签名予以证实。霍修友对金塔煤矿收到此款是明知的，却错误认为时孝萌收到4210万元，与收到条不符。原审认为时孝萌收到3500余万元，且所有账目都在时孝萌手里的无任何事实证据的说辞。时孝萌只是九人股东之一，2013年2月6日股东会决议时孝萌只是小组成员之一，收款以及价款分配，经由五人共同签字支付。原审是非常明知，怎么可能时孝萌一人擅自处置并占为己有，否则构成挪用公款罪。原审没有任何证据60万元时孝萌占有，因此，原审法院依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由时孝萌应承担举证不能责任，是错误的。霍修友提交的“审计报告”系现有金塔煤矿针对该矿财务报表进行的审计，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2013年2月22日金塔煤矿及全体股东就将煤矿转让给高冠立、岳洪杰，并且已收到转让款项，时孝萌依据×××年金塔煤矿审计报告，证明时孝萌欠霍修友的合法债权显然错误，根本证明不了。霍修友是对该审计报告错误理解。审计报告是2016年财务状况以及2016年度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报告中没有剩余60万元内容，更没有时孝萌占有任何反映。调解书更加证明霍修友对股权转让以及转让款收取4210万元均是明知，是当时金塔煤矿收取，不是时孝萌收取占有，并且对高冠立、岳洪杰尚欠转让款2843.665万元支付给路胜。这份调解书印证时孝萌没有收取4210万元，也没有占有60万元。4、九名股东已在2013年7月份按照出资比例全部分到出资款及得到款大于出资款，霍修友分得120万元，并且收钱后均没有给金塔煤矿出具收条或收据。在金塔煤矿财务帐上没有反映。因此，审计报告中自然没有任何体现。因原审法院自相矛盾，把九名股东已经收到4210万元这一事实，并且已得到分配款，认为不能排除时孝萌作为收款人和股东在收到4210万元后将部分转让款据为己有，这一认定完全与证据相矛盾。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案的案由，原为不当得利纠纷，霍修友的诉求①依法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股权及资产转让款70.95万元并赔偿损失②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二审后(2018)鲁04民终1672号民事裁定认定案由为有限合伙纠纷，发回重审。现原审又将案由定为合伙协议纠纷，判决时适用《公司法》第三、第四条，《民法通则》第118条，与本案合作协议纠纷所适用法律相悖，且原审也没有审理双方有什么合伙协议。双方只有股东会决议等，股东之间以及公司与案外人之间协议。本案出现三个案由，且原审没有法律适用。对本案所谓合伙纠纷，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证据及适用法律错误，请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驳回霍修友诉讼请求。霍修友辩称，一、一审法院判决认定将60万元据为己有事实清楚，金塔煤矿转让总款7100万，第一批转账4210万元，买受人已经支付，时孝萌报账3150万元，其中60万元据为己有。该款应为合伙人的转让款，依法应当按照股权比例进行分配。二、时孝萌欠全体合伙人436万元，这个事实清楚。436万元的组成是×××年的审计报告欠款376万元，另60万元没有报账。2013年1年28审计报告中记载，截止2013年12月23日时孝萌账面反应为0，不欠公司款项。2013年2月22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金塔煤矿整体转让，时孝萌个人收款3450万元，加60万元。时孝萌在最初的一审审理中自认收款是3500万元，截止到×××年账目已经审计时时孝萌至少欠合伙人436万元。三、436万元应当属于煤矿整体转让款。1.2012年12月31日账面反映时孝萌不欠公司款，×××年审计时孝萌欠款376万元，那376万在金塔煤矿转让时并没有进行生产经营，实际上就是转让款。四、该款项依法应当属于全体股东所有，金塔煤矿转让后，九名股东已经不是金塔煤矿的股东，其身份转变为投资合伙人，该款项是投资合伙人的收益，依法应当属于全体合伙人所有。综上，一审法院判决60万进行分配，这个认定正确，但是376万同样是转让款，而对于主张分配不予支持，是错误的，请法院依法驳回时孝萌的诉讼请求。张孝华述称，时孝萌所述与事实不符。一、股东会决议是2012年2月6日，虽然是事实但内容和意义不同。内容不是针对高冠立、岳洪杰卖矿协议开的会，是针对九名股东与北京嘉会运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签协议是2013年2月8日所签，到2013年2月16日履行协议银行交付款时，时孝萌要求看公章，当时公章手续都在其手里，看完后把公章装到其挎包里。其提出股东有优先购买权，按照和北京运通公司协议的内容和条件来执行，给其他八名股东没有签任何手续，只以微信发一条短信，购买其他股东股权，结果八名股东进行沟通也同意时孝萌购买。后时孝萌和岳洪杰、高冠立私自交易转让，到2015年5月新疆高院发来传票，其才知道不是时孝萌购买，是时孝萌私自转让，股东和高冠立、岳洪杰协商由8500万元协调改为7100万元,8500万六名股东不知情，其同意的是8000万元转让。三人为了拿到500万的好处，所以私自转让，有会议纪要，证实股东都同意8000万转让。2100万盖章没经其他股东同意，因公章在时孝萌手里，属于其个人行为，不能代表公司行为。4210万元收到后，700万打到牛庆铎个人账户，剩余3510万元，打到时孝萌个人账户，在一审时孝萌认可3500万元，也同意把账交出来，法院决定确定20天把账交出。20天后时孝萌不交，无任何理由。4210万元入账的3880万元，436万没有入账。2013年1月28日审计报告是平账。2013年1月22日签订转让合同后就把矿交给对方，后期没有再经营。时孝萌所欠4360万元，包括4210万元，是转账款。其多次让时孝萌把账给股东有个交代，但均不给。林月新述称，一、原审认定时孝萌持有60万元未入账，并认定时将该款据为己有正确，另外，除了该60万元，真正未入账的金额目前尚不明确，且未退还给股东的金额至少430万元以上，因此林月新等股东暂就430万元款项提起诉讼，并保留对剩余款项的诉求，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二、时孝萌认为4210万元款项已分配完毕，没入金塔煤矿的财务账目。根据法院审查可明确，财务账册由时孝萌掌控，应向全体股东说明4210万的具体使用情况，特别是本案已通过两级法院多次审理，其消极态度只能说明时孝萌存在侵占其他股东投资款的嫌疑，若其继续拒绝向法院提供财务账册和4210万元的具体使用情况，时孝萌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责任，法院应根据林月新的诉请支持诉讼请求。三、纵观本案，本案前期会议记录及相关文件，对本案诉请范围的请求认定已微不足道，对本案事实认定，能起到举足轻重的基本事实是，时孝萌代为全体股东已收取4210转让款，财务由时孝萌掌控，时孝萌拒不提供财务账册和4210万的支付凭证，时孝萌拒绝退还，林月新目前起诉的金额远低于4210万元，且根据审计报告及本案事实情况，林月新的诉请主张有充分事实依据。对霍修友上诉和张孝华的陈述意见没有异议。霍修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股权及资产转让款共计70.95万元并赔偿损失（从2015年5月28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1月19日，原告霍修友（出资比例16.5%）与被告时孝萌（出资比例5.75%）、张孝华（出资比例10%）、李文富（出资比例4.75%）、张有余（出资比例27%）、尹旭刚（出资比例10%）、孙发随（出资比例5.5%）、路胜（出资比例10.25%）、林月新（出资比例10.25%）九人共同出资成立金塔煤矿。2013年2月6日，上述九名原始股东就金塔煤矿股东股权转让的有关事宜召开临时股东会对股权转让价款的分配、支付顺序、支付方式等形成了决议。其中股权转让款的分配和使用顺序：1、高息借款及利息；2、工程款、材料款及工资；3、国税、地税交纳；4、股权收益分配及其他；以上款项支付经由孙发随、张孝华、时孝萌、路胜、尹旭刚原则共同签名支付，超半数签字有效，否则按挪用公款处理。2013年2月22日，金塔煤矿作为出让方（甲方）与作为受让方（乙方）的高冠立、岳洪杰签订金塔煤矿有偿转让协议，被告时孝萌、孙发随、尹旭刚三名股东在出让方（甲方）栏签字。协议约定：甲方向乙方有偿转让金塔煤矿所有权，转让价格为7900万元。2013年2月22日签订的金塔煤矿股权转让协议中载明，金塔煤矿全体股东为出让方（甲方），高冠立、岳洪杰为受让方（乙方），落款处有被告时孝萌、孙发随、尹旭刚三名股东在出让方（甲方）栏签字。协议约定：甲方愿意将其所持有的金塔煤矿100%股权以及甲方对金塔煤矿享有的所有资产转让给乙方,其中股权转让价格为600万元。2015年5月27日，原告提交的收到条载明：今收到岳洪杰、高冠立支付购乌鲁木齐市达坂城金塔煤矿有限公司资金4210万元。打款明细：第一笔2013年2月16日打款850万元；第二笔2013年5月4日打款1000万元；第三笔2013年5月7日打款400万元；第四笔2013年6月7日打款1000万元；第五笔2013年6月8日打款900万元；第六笔2014年6月18日打款10万元；第七笔2014年6月30日打款30万元；第八笔2014年7月20日打款20万元。合计：4210万元。被告时孝萌在收到人栏签名捺印，并盖有金塔煤矿公章。2016年7月27日，金塔煤矿九名股东作为被告与作为原告的岳洪杰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达成调解协议，其中调解协议书载明：被告作为金塔煤矿的全体股东同意将被告持有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给原告，原、被告双方确认股权及公司资产转让款为7100万元。在本协议生效后，煤矿资产交接前，公司及被告所有的债权及债务由被告自行处理，与原告无关。煤矿资产交接后产生的债权债务由原告承担。原告已支付4210万元，本协议生效后尚欠2890万元。本协议生效后，原、被告之间关于公司股权转让和资产有偿转让的所有合同文件资料均解除、作废和无效。×××年4月9日，新疆华瑞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新华瑞会审字[×××]第04-201审计报告（以下简称：审计报告），对金塔煤矿的财务状况进行了审计，第12项“预收账款”显示：主要债权人高冠立，欠款时间2013年，金额为4150万元;主要债权人岳洪杰，欠款时间2015年，金额为4万元。2016年其他应收款债务人及款项显示：主要债务人时孝萌，期初余额3760597.10元，期末余额3760597.1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通过审理查明的事实,本案案由应为合伙协议纠纷。本案的焦点在于：一是被告时孝萌是否将金塔煤矿转让款中的60万元据为己有；二是被告时孝萌欠金塔煤矿3760597.10元是否为各合伙人的债权。一、关于被告时孝萌是否将金塔煤矿转让款中的60万元据为己有的问题。原告诉称，被告时孝萌收到了4210万元的转让款，向金塔煤矿入账4150万元，其余60万元未入账，被时孝萌据为己有。从原告的诉请及提交的收条显示,被告时孝萌作为收到人,收到了岳洪杰、高冠立支付购金塔煤矿资金4210万元，其中2013年收到4150万元，2014年收到60万元。审计报告显示，2013年高冠立作为债权人在金塔煤矿的款项为4150万元，与被告时孝萌2013年收到的购金塔煤矿转让款相一致，能够证明被告时孝萌将2013年收到的4150万元转让款交到了金塔煤矿，原告对此也认可。2014年被告时孝萌收到了60万元的转让款，但审计报告中并没有该转让款的记载，也没有证据证明被告时孝萌已将该款交到了金塔煤矿。虽然审计报告中显示，2015年岳洪杰作为债权人在金塔煤矿的款项为40000元，但该款项的性质不明，不能认定为转让款。被告时孝萌辩称，在新疆高院的调解笔录中，9名股东共同签字一致认可收到了4210万元，被告尹旭刚、孙发随、路胜书写的一份说明，证明原9名股东分配到了出资款，4210万元全部分配完毕，4210万元的分配没有单据也没有入金塔煤矿的财务账。买矿人岳洪杰以及金塔煤矿出具的证明，证实他们把部分资金转给时孝萌不是其个人的行为，是公司的要求。一审法院认为，9名股东共同签字认可收到了4210万元，但并不能排除被告时孝萌作为收款人和股东，在收到4210万元后将部分转让款据为己有。被告尹旭刚、孙发随、路胜书没有到庭，其书写的说明系证人证言，买矿人岳洪杰以及金塔煤矿出具的证明，均不能达到被告时孝萌的证明目的。同时，被告时孝萌在一审时认可收到了转让款3500万元，所有的支出账单都在其个人手里，在本案重审时，被告时孝萌在没有新的事实和证据的情况下，对其一审时的自认行为予以否认，该院不予认可，该60万元转让款去向的举证责任应由被告时孝萌承担，被告时孝萌在没有提供证据的情况下，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综上，被告时孝萌将金塔煤矿转让款中的60万元据为己有，应当按照出资比例向原告支付9.9万元。二、关于被告时孝萌欠金塔煤矿3760597.10元是否为各合伙人的债权问题。原告诉称，审计报告中记载的被告时孝萌所欠债务为3760597.10元，系九名原始股东的合法债权，原告有权要求被告时孝萌返还。一审法院认为，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规定：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被告时孝萌欠款3760597.10元的债权人为金塔煤矿，金塔煤矿是独立的法人，有独立的财产权，以其所有的财产对外承担责任。原告霍修友作为股东只对公司享有股东权，不对公司财产享有直接所有权。其次，原告提交的审计报告仅体现被告时孝萌欠款3760597.10元，但该笔欠款的性质和用途不明，不能确定该笔欠款为金塔煤矿转让款。再次，金塔煤矿系原告霍修友等9名股东共同出资成立，金塔煤矿被整体有偿转让后，9名原股东之间应为合伙关系，依照法律规定,合伙人应合伙经营、共担风险、共享收益，只有在合伙人清算完毕后,再按照出资比例分担债权债务,现原告没有证据证明金塔公司转让后,时孝萌欠款3760597.10元系各合伙人的盈余资金。综上，时孝萌欠金塔煤矿3760597.10元，不能认定为原始股东的债权，原告的该部分诉请，该院不予支持。原告诉请被告从2015年5月28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因原、被告对利息没有约定，利息应从原告起诉之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被告孙发随、尹旭刚、路胜经该院依法传唤，在法定期间内未应诉答辩，视为对其诉讼权利的放弃，法院可依法作出缺席判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时孝萌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霍修友转让款99000元及利息（以99000元为基数，自×××年10月12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二、驳回原告霍修友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895元，由原告霍修友负担8620元，由被告时孝萌负担2275元。二审中，霍修友围绕其上诉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张孝华与财务总监牛庆铎的通话记录及微信：通话记录：（1）2018年2月22日通信记录，内容为：财务总监牛庆铎证明，时孝萌收了3150万+60万，370万以前的账都已审计完；（2）2018年4月24日通信记录，内容为：财务总监证明，时孝萌手里还有430万元，这430万元一直未报账。微信：×××年7月财务总监发给张孝华的微信，财务总监证明，4150万元，财务收了700万元，时孝萌收了3450万元，在时孝萌手里还有370万元。光盘一个，内容为通话记录。以上视频资料拟证明，时孝萌收款3450万，未报财务收款60万元，截至目前时孝萌手里还有370万元+60万元=430万元。证据2：2013年1月28日，乌鲁木齐海天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报告，内容为（审计报告第21页）：2013年1月28日出具的报告其他应收款明细，时孝萌一栏，截至2012年12月31日，时孝萌期末余额为零。拟证明，经审计，截至2012年12月31日，时孝萌既不欠公司的钱，公司也不欠时孝萌的钱。证据3：×××年新华瑞会审字（×××）第04-201审计报告，内容为（审计报告第18页）：2016年其他应收款债务人，其中序号30时孝萌一栏记载：时孝萌期末余额3760597.10元。拟证明：（1）截止2016年时孝萌欠公司（即全体合伙人3760597.10元）；（2）结合证据2，2013年1月28日审计报告审计时孝萌不欠公司钱，金塔煤矿2013年2月22日转让后，在停止经营的情况下，时孝萌收取转让款后，截止2016年尚欠公司376万余元，从而充分证明时孝萌所欠367万余元是时孝萌收取转让款的一部分。证据4：两份类似本案案例：贵州高院（2019）黔民终字240号民事判决书及最高院（2016）最高法民再138号判决书。拟证明，本案时孝萌对于持有的430余万元的收益款既不返还，也不提供相关账目，属于举证不能，430余万元收益款依法应当分割。时孝萌质证称，1.对张孝华与牛庆铎通话真实性有异议，均是在（2018）鲁04终1671号等三个案件上诉期间，完全可以在原二审期间提供；如需牛庆铎证实，应当申请证人出庭作证；通话录音无法核实真伪，不具有客观性、真实性，且证实内容与事实证据不符。2.证据2是对2012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财务报表及财务收支相关资料进行审计与本案无关，2012年涉案的金塔煤矿并没有进行转让。3.证据3均在原一、二审中提交，不是新证据，该证据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4.证据4不属证据，且列举案例与本案不类似，没有参照性。张孝华向本院提交收购协议书及工资证明，拟证明五人小组是针对此收购协议开的股东会，时孝萌没有按照顺序履行。时效萌质证称，该证据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根据霍修友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2014年时孝萌收到60万元转让款，但审计报告中未有该转让款的记载，时孝萌亦未能提供充分有效证据证实该60万元已向霍修友进行分配，故一审法院对时孝萌主张该60万元已分配完毕的抗辩主张因证据不足未予支持，在此基础上判决时孝萌按照出资比例向霍修友支付转让款99000元及相应利息，并无不当。对于霍修友主张其余股权及资产转让款610500元，因依其所提供的审计报告载明的内容，不能推定出审计报告中记载的该3760597.1元款项为时孝萌欠付其金塔煤矿转让款或系各合伙人盈余资金的事实，且霍修友对此未能提供其他充分有效证据加以证明，双方亦未能依法对此进行清算，故一审法院对其该部分诉请未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所述，霍修友、时孝萌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895元，由上诉人霍修友负担8620元，上诉人时孝萌负担227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   永   恒审判员 赵慧审判员朱海燕二〇二〇年六月九日书记员 李      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