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浙01行终14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华丽娟，女，1978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江干区。 委托代理人郭兵，浙江同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市富阳区大源镇人民政府，住所地杭州市富阳区大源镇花果山路22号。 法定代表人杨兰英，镇长。 出庭负责人凌增柱，副镇长。 委托代理人袁麟，浙江好阳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华丽娟因与杭州市富阳区大源镇人民政府城建行政强制及行政赔偿一案，不服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2019）浙0111行初56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2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华丽娟及其委托代理人郭兵，被上诉人杭州市富阳区大源镇人民政府的负责人凌增柱、委托代理人袁麟到庭参加诉讼。 华丽娟于2019年7月23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决确认杭州市富阳区大源镇人民政府强制拆除其集装箱房的行为违法；判令杭州市富阳区大源镇人民政府赔偿由此给华丽娟造成的损失共计383490元。 原审法院根据各方当事人的举证并经庭审质证认定：2014年12月11日，位于大源镇东升村大源北街11号的房屋被大源镇人民政府拆除。华丽娟以其系大源北街11号房屋的所有权人，就大源镇人民政府的拆除行为向原审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经审理，原审法院作出了（2015）杭富行初字第24号行政判决，确认：一、大源镇人民政府于2014年12月11日将东升村大源北街11号房屋强制拆除的行为违法；二、判令大源镇人民政府赔偿华丽娟的房屋、房屋附着物、搬迁赔偿金、临时过渡赔偿金等合计人民币295189.80元。后华丽娟不服，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7年7月31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浙01行终412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已发生效力。2015年，华丽娟在大源北街11号房屋已被拆除的基础上搭建了两个集装箱，集装箱旁边建有砖混结构的房屋。 2018年5月19日，杭州富阳土地勘测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对华雪松户的房屋进行测绘，经测绘，主房建筑面积为614.63平方米，另一处大源溪房屋为88.95平方米。经评估，大源××××号、面积为614.63平方米的房屋价值为1261221元，大源溪面积为88.95平方米的房屋价值为109408元。 因实施江南新城城市有机更新项目房屋搬迁的需要，2018年6月20日，华丽娟的父亲华雪松作为被搬迁人，杭州富阳江南新城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江南新投公司）为搬迁人，就坐落于大源镇东亭西路的房屋与江南新投公司签订了《搬迁补偿协议》，大源镇人民政府作为搬迁实施单位在协议上签名盖章。协议约定大源镇东亭西路的混合结构房屋主房面积为614.63平方米，附房面积为0平方米，江南新投公司补偿华雪松户主房1404861元，主房装修补偿1791779元，附房补偿6000元，附房装修及附属物补偿231415元，其他补偿金额为109409元。集体土地房屋补偿金额计算表中载明：其他房屋补偿面积为88.95平方米，补偿金额为109409元，附属物补偿为231415元。2018年7月31日，华雪松的女儿华秀娟在《房屋腾空证明》上签字确认被搬迁人华雪松坐落于东亭西路××号的房屋已腾空，经搬迁实施单位验收，符合腾空交房要求，被搬迁人移交房屋、钥匙等，腾空交房日期为2018年7月31日，房屋交接后，如有遗留物品，视作被搬迁人自行放弃，已经补偿的一切设施，被搬迁人不得自行移除和破坏，否则在补偿款中按评估价扣除。协议签订后，华雪松于2018年7月领取了首笔补偿款，剩余补偿款华雪松已于2018年8月领取完毕。 2018年9月12日，大源镇人民政府委托浙江广润拍卖有限公司对大源镇有机更新区块房屋搬迁规划红线范围内的房屋残余价值进行拍卖，2018年9月26日，浙江萧建集团有限公司（简称萧建公司）拍得大源集镇有机更新区块房屋搬迁规划红线范围内3-4组的房屋残余价值。后大源镇人民政府与萧建公司签订了《拆除工程承包合同》，合同约定萧建公司须在大源镇人民政府通知拆除之日起40日内完成房屋建筑物拆除工作，对建筑物拆除、拆卸、粉碎、清运、平整过程中的消防、治安、人身安全、环境保护、市政设施保护、道路交通安全等全面负责。2019年1月24日，华丽娟的集装箱及集装箱旁的建筑物一并被拆除。华丽娟在审理中明确其主张的财产损失包含了集装箱旁建筑物内的财物。 原审法院另查明，华丽娟因工作原因户口迁移至集体户口，2018年协议签订时，其尚未成家立户。案涉房屋的安置人口中包含了华丽娟在内。 原审法院认为，华丽娟主张大源镇人民政府未经其同意，组织工作人员对其集装箱实施了强制拆除。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及庭审查明的事实可知，华丽娟父亲华雪松作为户主与江南新投公司自愿签订了补偿协议，对房屋的补偿及安置达成了协议，协议中包含了集装箱及室内装修等的补偿，在房屋拆除前，华丽娟的姐姐华秀娟在《房屋腾空证明》上签字确认被搬迁房屋已腾空并交付，屋内遗留物品视为其自行放弃。在此情形下，应视为系华雪松户自愿腾空房屋交付拆除，并非强制拆除行为。关于华丽娟主张集装箱归其个人所有，其与华雪松不属于一个家庭户，其未与大源镇人民政府签订过搬迁补偿协议，亦没有领到补偿款的问题，原审法院认为，华丽娟虽然在户口登记上与华雪松并非为一户，但其系因工作变动而进行的户籍迁移，仍然属于华雪松家庭户内成员，由华雪松作为该户代表与搬迁人签订搬迁补偿协议，亦符合农村实际，协议中包含了案涉集装箱的补偿，且华丽娟亦已作为安置对象享有相应的安置补偿。故涉案集装箱系协议拆除，而不是强制拆除，不构成独立可诉的行政行为。华丽娟起诉的对象并不存在，其起诉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依法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华丽娟的起诉。 华丽娟不服原审裁定提起上诉称，一、华雪松所有的位于东亭西路的房屋与上诉人所有的位于大源北街11号的集装箱房为两处相互独立、且距离较远的房屋。被上诉人在案涉搬迁过程中，所有对外公开的材料中未出现大源北街11号房屋的搬迁信息。被上诉人与华雪松签订的补偿协议中载明搬迁的是东亭西路的房屋。上诉人也未曾与被上诉人就案涉集装箱房签订过补偿协议。因此，所谓“华丽娟父亲华雪松作为户主与江南新投公司签订了补偿协议，对房屋的补偿及安置达成了协议，协议中包含了集装箱及室内装修等的补偿”的意见不能成立。华雪松签订补偿协议所涉东亭西路房屋面积614.63平方米。同时，该协议约定的安置人口为七人，但上诉人在协议签订时满足“35周岁以上未婚的，可增加一个安置人口”的条件，如将上诉人算在安置人口中，该协议的安置人口应为八人。二、上诉人姐姐华秀娟不在东亭西路房屋的安置人口范围内，不具有腾空东亭西路房屋的义务，其在《房屋腾空证明》上签字确认合法性存疑，且该《房屋腾空证明》腾空交付的是东亭西路的房屋，不涉及位于大源北街11号的集装箱房。三、被上诉人在一审举证期限内提交了四份证据，在超过举证期限后提交了《资产评估报告》《拆除工程承包合同》《委托拍卖合同》。该部分证据不能作为本案定案的证据。为此，请求撤销原审裁定；发回原审法院重审。 被上诉人杭州市富阳区大源镇人民政府在二审中未提出新的答辩意见。 二审中，本院依职权调取了华雪松于2018年6月30日与江南新投公司签订的调产安置协议及其所附《签约时安置人口、面积确认及购房预购款计算单》，用以查明华丽娟在案涉房屋搬迁中享受安置的情况。经庭审质证，上诉人对该证据未明确提出异议；被上诉人对该证据表示无异议。本院认为，该证据具备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予以采信。同时，原审判决对证据的采信无误。根据予以采信的证据，本院补充查明以下事实： 原审查明“2018年5月19日，杭州富阳土地勘测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对华雪松户的房屋进行测绘，经测绘，主房建筑面积为614.63平方米，另一处大源溪房屋为88.95平方米。经评估，大源××××号、面积为614.63平方米的房屋价值为1261221元，大源溪面积为88.95平方米的房屋价值为109408元。”上述事实中614.63平方米的主房为本案东亭西路的房屋；88.95平方米的大源溪房屋即为本案诉讼所涉集装箱房。该88.95平方米的大源溪房屋包括集装箱和集装箱旁的砖混结构房屋，建在原审法院查明的“2014年12月11日被大源镇人民政府拆除的大源北街11号房屋”的原址上。该88.95平方米的大源溪房屋评估单价（单位面积价格）为1230元，总价为109408元。 2018年6月30日，华雪松与江南新投公司签订的搬迁补偿协议“补偿款明细”一条中载有“其他补偿金额109409.00元”。在反映上述搬迁补偿协议补偿款具体组成的，有华雪松签名确认的华雪松户《集体土地上房屋补偿金额计算表》“13.其他房屋补偿”一项中，记载“面积88.52平方米，单价1230元／平方米，补偿金额109409元”。上述109409元的补偿款指向的是上诉人主张的集装箱房。但该协议及《集体土地上房屋补偿金额计算表》均将房屋坐落（地址）记载为“东亭西路”，即上诉人主张的集装箱房均统计在大源××××路房屋的项下。 在江苏国衡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苏国衡（2018）杭州征字第0004-3组17号《房屋搬迁估价报告》所附《房屋工程量明细表》中有“大源溪房子，面积88.95平方米，单价1230，总价109408”的内容；在该估价报告所附《装修评估明细表》序号153至167中所载竹纤维护墙、竹纤维吊顶、固定柜、中高档整体洁具、坐便器、实木地板等项目后，均备注有“大源溪房子”，该部分装修项目均计入案涉搬迁补偿协议“主房装修补偿金额”中。但上述估价报告及其所附明细表中估价对象坐落均记载为“大源××××号”，即上诉人主张的集装箱房及其装修的价值，均统计在大源××××号房屋的项下。 2018年6月30日，华雪松除与江南新投公司签订了搬迁补偿协议外，还同时签订了调产安置协议，约定基于案涉房屋搬迁，乙方（华雪松户）选择调产安置，乙方安置人口为七人，根据该安置人口数可享受安置面积350平方米的房屋等内容。在该调产安置协议所附的，有华雪松签名的《签约时安置人口、面积确认及购房预购款计算单》中，明确华雪松户安置人口为包括上诉人华丽娟在内的七人。 本院认为，在房屋拆迁（搬迁）中，如房屋补偿已经完成、房屋权利人或可以代表权利人的人移交房屋权利，则一般可以认为原房屋权利人与此后的房屋处置行为不具有利害关系。本案是否符合以上情况，本院作如下分析： 关于案涉房屋的补偿是否完成，上诉人认为其并未与江南新投公司就案涉集装箱房达成搬迁补偿协议。对此，本院认为，2018年6月30日，华雪松除与江南新投公司签订了搬迁补偿协议外，还同时签订了调产安置协议，约定基于案涉房屋搬迁，乙方（华雪松户）选择调产安置，乙方安置人口为七人，根据该安置人口数可享受安置面积350平方米的房屋等内容。在该调产安置协议所附的，有华雪松签名的《签约时安置人口、面积确认及购房预购款计算单》中，明确华雪松户安置人口为包括上诉人华丽娟在内的七人。另从本案一、二审的情况看，上诉人华丽娟对此情况早已知晓，但从未对将其作为华雪松户的一部分进行补偿、安置的做法提出异议。据此，应当认为，华丽娟对于将其作为华雪松户的一部分进行补偿、安置的做法是认可的。因此，华雪松代表包括上诉人在内的人员，就包括案涉集装箱房在内的房屋及其装修、附属物签订补偿协议，并无不当，案涉集装箱房的补偿已经完成。 至于移交房屋权利一节，上诉人的主要理由是：案涉《房屋腾空证明》腾空交付的是东亭西路的房屋，不涉及上诉人主张的集装箱房，且在《房屋腾空证明》上签字的是上诉人的姐姐华秀娟，华秀娟不在东亭西路房屋的安置人口范围内，其所作意思表示对上诉人不发生效力。本院认为，鉴于华雪松与江南新投公司签订的搬迁补偿协议、有华雪松签名确认的华雪松户的《集体土地上房屋补偿金额计算表》、案涉《房屋搬迁估价报告》及其所附《房屋工程量明细表》和《装修评估明细表》等诸多文件中，均将案涉集装箱房纳入华雪松户东亭西路房屋的补偿项目中，并统一冠以东亭西路房屋之名，案涉《房屋腾空证明》中“东亭西路××号的被搬迁房屋已腾空”的表述，理应也包括案涉集装箱房屋。事实上，在案涉搬迁补偿协议明确包括案涉集装箱房等两处房屋的情况下，仅要求搬迁义务人腾空其中的一处房屋，而对另一处房屋不作要求，反而是不合常理的。因此，上诉人关于案涉《房屋腾空证明》腾空交付的是东亭西路的房屋，不涉及上诉人主张的集装箱房的意见不能成立。关于案涉《房屋腾空证明》由华秀娟签字的问题，本院认为，华秀娟系华雪松长女（华雪松无子），由长女出面处理腾房事宜，并无明显违反农村习惯之处。案涉房屋腾空证明反映，被搬迁房屋已腾空，现经搬迁实施单位验收，符合腾空交房条件，被搬迁人移交房屋、钥匙等，腾空交房日期为2018年7月31日。房屋交接后，如有遗留物品，视作被搬迁人自行放弃。据此，可以认为案涉集装箱房的权利已于该日移交。 根据以上情况，上诉人就此后案涉集装箱房的处置行为提起诉讼，不具有原告资格。 综上，原审法院驳回上诉人起诉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鲍常兰 审判员  李 洵 审判员  唐莹祺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吴久昌 书记员叶嘉 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