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 国 家 赔 偿 决 定 书 （2020）新委赔1号 赔偿请求人：李启飞，男，1981年7月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邻水县。 法定代理人：李元中（系李启飞父亲），男，1955年10月3日，汉族，住四川省邻水县。 委托代理人：郭伟，四川顿开律师事务所律师。 赔偿义务机关：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南湖东路29号。 负责人：陶红军，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古家鸿，该局监所管理支队教导员。 委托代理人：杨森，该局法治支队民警。 复议机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安厅，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黄河路58号。 负责人：王某某，该厅厅长。 赔偿请求人李启飞因违法使用警械及殴打、虐待致伤申请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国家赔偿一案，不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安厅作出的新公赔复决字（2020）1号刑事赔偿复议决定，向本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本院于2020年4月10日受理后，于2020年5月11日进行公开听证。赔偿请求人李启飞的法定代理人李元中、委托代理人郭伟，赔偿义务机关乌鲁木齐市公安局的委托代理人古家鸿、杨森到庭参加听证。本院赔偿委员会依法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赔偿请求人李启飞以乌鲁木齐市看守所及其工作人员违法使用警械、放纵他人殴打、虐待李启飞，导致其精神损害为由，向乌鲁木齐市公安局申请国家赔偿。该局于2019年10月26日作出乌公赔决字（2019）第1号国家赔偿决定，不予赔偿。李启飞不服该决定，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安厅申请复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安厅于2020年1月20日作出新公赔复决字（2020）1号刑事赔偿复议决定，维持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作出的国家赔偿决定，不予赔偿。 赔偿请求人李启飞向本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请求：赔偿义务机关乌鲁木齐市公安局赔偿李启飞残疾赔偿金706518元、被抚养人生活费37783.1元、医疗费30000元、交通费581元共计1114972.1元。主要理由：赔偿义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侵权造成赔偿请求人精神残疾。2018年9月10日，赔偿请求人李启飞在被羁押时，经新疆精卫法医精神病司法鉴定所鉴定，李启飞无精神病，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2019年3月30日李启飞被释放后，李元中发现李启飞的精神状况和行为失常。2019年4月4日，经四川南充精神卫生中心诊断，李启飞为未分化型精神分裂症。赔偿请求人李启飞被羁押时精神正常，但被释放后仅6日即被诊断为未分化型精神分裂症，丧失了生活自理能力和行为能力。证明赔偿请求人在2018年9月10日至2019年3月30日期间已经是精神病人。2018年9月10日至2019年3月30日期间，李启飞因与同监室在押人员打架，两次被处以加戴戒具处罚，但赔偿义务机关未明确说明对赔偿请求人使用的是何种戒具，如果对李启飞使用的是双铐、背铐或者双镣，并且长达七日，会对李启飞的精神状况和身体状况产生非常大的影响，是变相的体罚。赔偿请求人认为，赔偿义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并未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的规定，依法保障李启飞的安全，对其进行身体健康检查，结合李启飞被羁押期间两次遭受同监室人员的暴力冲突及被处罚加戴戒具的情形，赔偿义务机关放纵同监室人员殴打李启飞并且违法使用戒具，造成赔偿请求人精神伤害，产生精神分裂症。综上，赔偿义务机关及复议机关作出的不予赔偿决定错误。 赔偿义务机关乌鲁木齐市公安局答辩请求本院赔偿委员会维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安厅复议决定。理由如下：该局作出的不予赔偿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一、赔偿请求人被羁押期间，民警认真履职，执法规范，切实尽到保障、看管义务。李启飞送至乌鲁木齐市第一看守所时，进行了入所健康检查，检查结果显示正常。首次入所谈话时，民警告知其权利义务和权益受到侵害时的投诉途径。李启飞在押期间，不存在在押人员对其实施欺凌的行为。李启飞两次与同监室其他在押人员打架，监管支队民警分别对其加戴戒具三日和七日，该行为系依法行使管理职能，并非虐待、体罚等违法侵权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和《看守所执法细则》的规定。二、赔偿请求人有精神病家族史，四川省邻水县残联颁发的残疾证显示，李启飞的妹妹李静患精神分裂症，为二级精神残疾。 本院赔偿委员会经审理查明：2018年6月2日，李启飞因涉嫌盗窃大巴车被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公共治安交通分局（以下简称乌市公安局公交分局）刑事拘留。同日，被羁押于乌鲁木齐市第一看守所，乌鲁木齐市小十字医院派驻乌鲁木齐市第一看守所医生对李启飞进行入所健康体检，体检表记载医生意见为正常。乌鲁木齐市第一看守所民警对李启飞做首次谈话笔录，了解其基本情况，告知其权利义务与行为规范，李启飞在《在押人员权利义务告知书》《在押人员法律援助告知书》上签名捺印。同年7月24日侦查终结，乌市公安局公交分局向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乌市水区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并将李启飞移交至乌市水区检察院，并依法通知乌鲁木齐市第一看守所。 2018年7月29日，乌市水区检察院出具《关于李启飞盗窃案的补充侦查提纲》，内容为：犯罪嫌疑人李启飞涉嫌盗窃罪一案，经本院审查案件材料，如下问题需要补充证据：1.请你局调取犯罪嫌疑人李启飞人口信息资料；2.承办人于2018年7月27日提审时，犯罪嫌疑人李启飞精神恍惚，言语凌乱，不能准确作答，请你局给犯罪嫌疑人李启飞做精神鉴定。次日，乌市水区检察院将该案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 2018年8月6日，乌市公安局公交分局委托新疆精卫法医精神病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委托鉴定事项为李启飞的精神状态及刑事责任能力。同年9月10日，新疆精卫法医精神病司法鉴定所出具精卫司鉴字（2018）第048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精神状态：无精神病；2.刑事责任能力：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2018年9月13日，经补充侦查终结，乌市公安局公交分局再次将案件移送乌市水区检察院。同年10月13日，乌市水区检察院因提起公诉，将该案移送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人民法院，该院于10月16日予以接收，羁押期限至2019年1月15日。 2018年11月28日，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新0105刑初264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李启飞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五千元。李启飞不服，提起上诉。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7日立案受理，并通知乌鲁木齐市第一看守所予以换押。2019年2月22日，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因案件移送乌鲁木齐市人民检察院阅卷，依法延长羁押期限至4月6日，并通知乌鲁木齐市第一看守所。2019年3月22日，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新01刑终31号刑事判决：一、维持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人民法院（2018）新0105刑初264号刑事判决对被告人李启飞的定罪部分；二、撤销上述刑事判决对被告人李启飞的量刑部分；三、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李启飞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八千元。（缓刑考验期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于本判决生效后第二日起十日内缴纳）。 2019年3月30日，乌鲁木齐市第一看守所将李启飞予以释放。同日，乌鲁木齐市第一看守所对李启飞作出所谈话记录，询问其在关押期间，有无被打骂、被体罚、被侮辱、被索要财产等，所在监室有无恃强凌弱、寻衅滋事、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现象（如打骂、体罚或者借各种名义变相体罚等），以及目前身体状态有无不适（疾病或外伤）时，李启飞答复均为“无”。 2018年10月27日，乌鲁木齐市第一看守所管教一大队的值班记录中值班巡控发现查处的异常情况事项记录记载：11点04分，1102室唐成军和李启飞在监室发生争执。2019年3月13日，乌鲁木齐市第一看守所管教一大队的值班记录中值班巡控发现查处的异常情况事项记录记载：11时34分，1102监室李启飞和陈春岭发生争执，李启飞动手打人，管教及时前往处理。乌鲁木齐市公安局提交的《使用（撤销）戒具审批表》记载，为防止李启飞再次伤害他人，也防止其自伤自残，避免危害行为再次发生，管教民警经报请所长批示后，决定对其加戴戒具。其中2018年10月27日决定对李启飞加戴械具三日，戒具种类为脚镣，于2018年10月29日撤销戒具；2019年3月13日决定对李启飞加戴械具七日，戒具种类为脚镣、手铐，于3月19日撤销械具。 另查明，2019年10月23日，乌鲁木齐市人民检察院向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出具《证明》，内容为：你局关于李启飞于2018年6月2日被乌市公安局公交分局刑事拘留，并押于乌鲁木齐市第一看守所。我院派驻第一看守所检察室是否收到李启飞在羁押期间遭受同监室人员殴打，以及管教民警体罚申诉的协助函已收悉。经我院派驻第一检察室核实，李启飞在乌鲁木齐市第一看守所羁押期间，未收到在押人员李启飞遭受同监室人员殴打或者管教民警体罚的投诉。特此证明。 又查明，根据乌鲁木齐市第一看守所对李启飞同期同监舍在押人员的多份询问笔录内容，在押人员马永德、李霖、穆拉迪力·艾麦提、塔叶尔·阿里木、阿布都海比尔·吾布拉西木、卡哈尔·麦合木提等人均反映李启飞日常表现有些不正常，经常自言自语、自己笑、说话语无伦次，加戴戒具时没有什么反应。在问及李启飞被处加戴戒具具体原因及事情经过时，在押人员马永德述称，“李启飞因琐事与唐成军发生争执，先动手打人（扇了唐成军一巴掌），其他人员赶快上前把他们两个分开，两个人没有打起来”。在押人员李霖述称，“李启飞因洗漱问题与陈春岭发生争执，他们动起手来的时候有人进去把他们两个拉开了”。在押人员塔叶尔·阿里木述称，“监室里的人从来没有殴打过李启飞”。在问及李启飞在监室里和其他人相处情况时，在押人员李杰述称，“都挺和谐的，因为大家都知道他精神不太正常，管教要求大家都不要和他计较，不要招惹他，监室里的人也比较照顾他，什么事情也都让着他。”在押人员从定华述称，“因为大家都知道他的脑子有点不正常，管教要求大家都让着点他。” 再查明三，2019年4月4日，李启飞由其亲属陪同到四川省南充市精神卫生中心（南充市第二人民医院）就诊，住院病案首页显示，入院诊断为未分化型精神分裂症。出院记录中病情及诊治经过记载：患者系青年男性，无明显原因起病，病情迁延发展，社会功能明显受损，因“自语独笑，行为反常1+年”入院。既往史、个人史：无特殊。家族史：其婆婆、妹妹患有精神疾病。2019年6月14日，四川省××县民委员会委托四川惠诚精神医学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鉴定事项为李启飞的精神状态及残疾等级。同日，四川惠诚精神医学司法鉴足所作出川惠诚司鉴（2019）JS第853号医学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被鉴定者李启飞诊断为精神分裂症。2.被鉴定者李启飞的精神残疾等级为II级。 以上事实有乌公赔决字（2019）第1号国家赔偿决定书、新公赔复决字（2020）1号刑事赔偿复议决定书、（2018）新0105刑初264号刑事判决书、（2019）新01刑终32号刑事判决书、乌市水区检察院出具的《关于李启飞盗窃案的补充侦查提纲》、乌鲁木齐市人民检察院出具的《证明》、精卫司鉴鉴定字（2018）第048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川惠诚司鉴（2019）JS第853号医学鉴定意见书、入所健康检查表、在押人员权利义务告知书、在押人员法律援助告知书、值班记录、询问笔录、谈话笔录、使用（撤销）械具审批表及本院听证笔录在卷佐证。 结合本案赔偿请求人李启飞的赔偿申请、赔偿义务机关乌鲁木齐市公安局的答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一、乌鲁木齐市第一看守所及其工作人员是否存在违法使用警械及放纵他人殴打、虐待李启飞的行为；二、李启飞的精神状况与乌鲁木齐市第一看守所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行为有无因果关系。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刑事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看守所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侵犯公民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看守所的主管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本案中，赔偿请求人李启飞以其在乌鲁木齐市第一看守所羁押期间，造成精神损害为由，申请国家赔偿。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作为乌鲁木齐市第一看守所的主管机关，为法定的赔偿义务机关。 一、关于乌鲁木齐市第一看守所是否存在违法使用警械或者放纵、唆使他人殴打、虐待李启飞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第八条规定：“看守所的监管活动受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有事实表明可能行凶、暴动、脱逃、自杀的人犯，经看守所所长批准，可以使用械具。在紧急情况下，可以先行使用，然后报告看守所所长。上述情形消除后，应当予以解除。”《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实施办法（试行）》第二十条规定：“看守所使用的械具为手铐、脚镣、警绳。警绳只能在追捕人犯或者对死刑犯执行死刑的时候使用。使用手铐、脚镣的时间，除死刑犯外，一般不得超过十五天。特殊情况下需要延长使用时间的，须经主管公安局、处长批准。人犯在戴手铐、脚镣期间，看守干警应当加强教育，在危险行为清除时，应当立即解除。手铐、脚镣的制式规格和使用程序必须严格遵守规定。”据此，对事实表明可能行凶的，或者需要防止其继续实施上述行为的，可以使用戒具，经教育后在危险行为清除时，应当立即解除。具体到本案，李启飞在被拘留当天，乌鲁木齐市第一看守所对其进行入所谈话，已告知其在押人员权利义务与行为规范。乌鲁木齐市第一看守所管教一大队值班记录、同期在押人员的询问笔录及《使用（撤销）戒具审批表》可以相互印证，证实李启飞在被羁押期间被加戴戒具，系李启飞两次因琐事与其他在押人员发生争执并动手打人，违反看守所管理规定，管教民警按照规定对其加戴戒具。其中2018年10月27日对李启飞使用戒具种类为脚镣，使用期限为三天，2019年3月13日对李启飞使用戒具种类为脚镣、手铐，使用期限为七天，并在规定时间予以解除。乌鲁木齐市第一看守所对李启飞加戴戒具的情形及加戴戒具的种类、时间、程序均符合上述条例规定。乌鲁木齐市人民检察院作为看守所的法律监督机关，其出具的《证明》证实，李启飞在乌鲁木齐市第一看守所期间，该院未收到李启飞遭受同监室人员殴打或者管教民警体罚的投诉。与李启飞同期在押人员马永德等人的询问笔录，亦证实李启飞在被羁押期间，未遭受同监室人员的殴打，亦不存在看守所及其工作人员放纵、唆使他人殴打李启飞的情形。李启飞本人在出所谈话笔录中亦否认在被羁押期间，存在被打骂、体罚或者各种名义变相体罚等情况。综合检察机关的证明材料、看守所值班记录、其他在押人员的多份询问笔录及李启飞本人的谈话笔录内容，无证据证实乌鲁木齐市第一看守所及其工作人员存在违法使用警械以及放纵、唆使他人殴打、虐待李启飞的违法行为。赔偿请求人关于赔偿义务机关放纵他人殴打李启飞并遭受违法使用警械，造成精神伤害，被鉴定为精神二级残疾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赔偿委员会不予支持。 二、关于李启飞的精神状况与乌鲁木齐市第一看守所行使职权行为有无因果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规定：“行使侦查、检察、审判职权的机关以及看守所、监狱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人身权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四）刑讯逼供或者以殴打、虐待等行为或者唆使、放纵他人以殴打、虐待等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五）违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本案中，赔偿请求人李启飞因涉嫌盗窃罪于2018年6月2日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2日被逮捕，羁押于乌鲁木齐市第一看守所，乌鲁木齐市第一看守所依法对其进行收押监管。赔偿请求人被刑事拘留当天，乌鲁木齐市第一看守所对其进行入所健康体检，检查结果显示正常。赔偿请求人认为，李启飞在2018年9月10日第一次鉴定时，鉴定意见为无精神病，被释放后即被诊断患精神疾病，说明李启飞在2018年9月10日至2019年3月30日被羁押期间已是精神病人，看守所未依法保障其安全，致使李启飞产生精神分裂症。对此，本院赔偿委员会认为，精神疾病成因复杂，且类型各异，外在表现各有不同，对精神病人不同时期不同情形下的诊断检查结论可能存在差异。四川省南充精神卫生中心出院记录中病情及诊治经过中记载“无明显原因起病”。新疆精卫法医精神病司法鉴定所接受委托鉴定的事项为精神状态及刑事责任能力，四川惠城精神医学司法鉴定所接受委托鉴定的事项为精神状况及残疾等级，两份鉴定意见书的委托鉴定事项及鉴定意见并不包含李启飞患精神疾病的时间或成因，不能以不同鉴定机构在不同时间段出具的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不同，推定李启飞是在两次鉴定的期间即被羁押期间患精神疾病。且乌鲁木齐市第一看守所及其工作人员并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规定的违法情形。故，李启飞的精神状况与乌鲁木齐市第一看守所依法行使职权行为之间并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赔偿请求人关于赔偿义务机关未依法保障其安全，对其进行身体健康检查，致使其产生精神分裂症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赔偿委员会不予支持。 综上，赔偿请求人李启飞申请的事项及理由，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赔偿委员会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的规定》第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决定如下： 维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安厅新公赔复决字（2020）1号刑事赔偿复议决定。 本决定为发生法律效力的决定。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