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1民终196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汪宗贵，男，1972年6月18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堃，贵州慧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海英，贵州慧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万来，男，1978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敏辉，贵州龙滔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汪宗贵因与被上诉人刘万来健康权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2019）黔0102民初159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汪宗贵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1.一审片面引用公安机关对上诉人汪宗贵的部分询问笔录，而得出的审理认定事实不具有客观真实性。首先，刘万来在起诉书中陈述的是其左手臂系“被汪宗贵带人用铁管木棒打伤”，其与其兄刘万兴在公安机关的多份笔录中陈述的是“有三个男子用钢管、木棒等一起帮汪宗贵打我”“我左手、右手、胸部、大腿受伤”“他们看我不行了就没有打了”。其次，虽然汪宗贵在公安机关的多份笔录中提到被刘万来两兄弟打后还击了刘万来，但并未击打原告左手臂，其所击打刘万来的右手臂并未受伤，且也并非是刘万来所述的铁管和木棒。从刘万来的陈述中可以看出这“三个男子”中并未包括上诉人汪宗贵，刘万来的陈述足以证明其左手臂的伤系其他人所为。最后，对于刘万来左臂所受的伤，在公安报检察批准逮捕汪宗贵时，检察院以《不批准逮捕理由说明书》明确认定在案证人的证言均无法证实具体的致伤情节，且刘万来、刘万兴的笔录显示存在其他人对刘万来进行殴打的行为，不排除刘万来伤情系其他原因导致的可能。……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本案刘万来左尺骨下段骨折的轻伤系汪宗贵殴打所致。在专门从事侦查起诉的公安、检察机关均不认为刘万来左臂所受的伤系汪宗贵所致的情况下，一审民事审判置刘万来的自述、检察机关的认定于不顾，仅凭汪宗贵并不清晰且与刘万来所述不相吻合的笔录就认定刘万来左臂的伤系汪宗贵所致，进而认定汪宗贵将刘万来打伤不具有客观真实性。2.被上诉人刘万来诉讼请求没有相应的依据。首先，被上诉人刘万来因左尺骨中下段骨折的伤情仅在贵州省骨科医院门诊治疗六次，但其一审中提供的大量医疗费发票时间与门诊治疗时间均不一致，且产生大量与骨折治疗无关的医药费。其次，被上诉人向一审提交的贵医大司法鉴定中心（2019）临鉴字第1849号《鉴定意见书》对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的鉴定内容真实性也存疑。被上诉人仅是门诊治疗，说明伤情并不影响其正常生活、工作，该鉴定意见是被上诉人于2019年4月17日自行申请鉴定，此时距事发时间已经一年多，并且被上诉人向贵州医科大学法医司法鉴定中心提供的伤情X片与公安机关提供的伤情X片也不一致，不能排除该鉴定意见书的结果系被上诉人其他伤害造成。且从刘万来所受损伤来看，也达不到鉴定书认定的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刘万来系左手臂受伤，医院只是给予门诊治疗，其右手及双腿均是健康，何来的需要护理。第三，被上诉人刘万来在公安机关的第一次笔录中已陈述无工作单位，而其在一审中确提交一份公司的劳动合同，该劳动合同及工资表均不符合正常的工作逻辑，既然公司发放了工资，就应该有相应的社会保险相印证，但一审未对此事实予以核实，即参照农、林、牧、渔业标准计算误工费不当。第四，在本次事件中，刘万来的伤情并无任何证据证明是汪宗贵所致，且其所受伤情也未达到伤残等级程度，其自身也是存在严重过错，一审支持6000元精神抚慰金没有任何依据。3.一审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在刘万来没有任何证据认定左臂受伤系汪宗贵所致的情况下，“主观认定汪宗贵因自建房屋被拆问题与刘万来产生纠纷，将刘万来打伤，侵害了刘万来的健康权”为由，而适用《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裁决，明显系适用法律错误。该条规定的是过错责任原则，即“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被上诉人无任何证据证明其左臂的损伤系上诉人汪宗贵所致，即汪宗贵并未实施对刘万来的侵权行为，更无法律规定可以推定汪宗贵有过错，应由汪宗贵来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综上所述，在被上诉人刘万来没有证据证明其左臂所受损伤系汪宗贵实施的侵权行为，公安、检察院也未排除第三人或其他原因所致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系汪宗贵所伤，并适用《侵权责任法》裁决，系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严重损害上诉人汪宗贵的合法权益。因此，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予以纠正，以维护法律的公正及汪宗贵的合法权益。刘万来辩称，1.一审判决事实清楚，这种损害与上诉人存在因果关系。公安机关的笔录可以还原整个客观过程，包括事情起因以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是否有肢体接触。关于多人加害的问题，公安机关也未查实，但事情的起因与本源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矛盾引起，实际上是一个共同加害行为，本案也是一种连带责任。但被上诉人只清楚一点，上诉人对此是知道的，这个在公安机关的笔录里面是可以认定的。另外，关于检察机关不予批准的问题，民事案件与刑事案件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刑事案件的证据要求的是直接证据。被上诉人身上有多处受伤，虽然还未找到致其轻伤的加害人，但上诉人在公安机关的笔录中是自认对被上诉人有加害行为。2.关于鉴定问题，一审中上诉人并未提出此异议，鉴定是依法依规进行的。3.关于是否有职业的问题，对本案影响并不大，并不直接。双方都清楚，不可能以公安机关的笔录来确认被上诉人是否无业，实际上被上诉人在帮人养鱼，对此提交有劳动合同。4.关于门诊住院问题，因为医院一直没有病房，所以只住在门诊，共计有20多天，一直住在过道里面。综上，一审判决事实清楚，被上诉人的伤害结果与上诉人的加害行为存在因果关系，是共同侵权，上诉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故一审判决上诉人承担责任并无法律上的偏差。这个事情的起因就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直接产生，其他人都是帮忙的。关于用药问题，是医院在治疗过程中医院使用的，涉及专业问题。刘万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鉴定费、精神损失费等共计66952.08元；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刘万来与被告汪宗贵系邻居关系，2017年7月31日凌晨2时许，被告汪宗贵酒后从营盘路驾车回家，到贵阳市南明区被告汪宗贵家门口将车停好后，遇到原告刘万来及其二哥刘万兴两兄弟，因被告汪宗贵自建房屋被拆问题双方发生纠纷，被告汪宗贵与原告刘万来互相打对方。原告刘万来的二哥刘万兴报警，贵阳市公安局南明分局后巢派出所接警后赶往事发现场。经过调查询问，贵阳市公安局南明分局后巢派出所决定对被告汪宗贵刑事拘留。根据2017年7月31日贵阳市南明区后巢派出所对被告汪宗贵的询问笔录显示有：“2017年7月31日凌晨2时许，……我只记得我和他们两兄弟吵起来了……也不记得是他先动手，还是我先动手，我就和他在地上打扭打起来了，我用拳头和脚打他，他用拳头和脚打我，我记得我还是占据上风的，……我就顺手从地上摸了一个砖头，就用砖头砸了刘万来的手臂三五下……”。根据2017年9月26日贵阳市南明区后巢派出所对被告汪宗贵的询问笔录显示有：“2017年7月31日凌晨2时许，……我和刘万来就开始扭打起来，我用拳头和脚打他，他也用拳头和脚打我，我记得我还是占据上风的……紧接着刘万来不知道从哪里捡了一块砖头冲过来砸了我的左边肋骨一下，然后我就急了，我就从刘万来的手上把砖头抢过来，抢过来后我就用砖头砸了刘万来的手臂三五下（具体几下记不清了）……”。2017年10月27日，贵阳市公安局南明分局以被告汪宗贵涉嫌故意伤害提请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检察院于2017年11月2日作出不批准逮捕理由说明书。原告刘万来受伤后，于当日因打伤致左上肢疼痛伴活动障碍1小时至贵州省骨科医院治疗。经诊断为左侧尺骨中下段骨折。原告刘万来在贵州省骨科医院治疗期间产生费用13853.08元。原告刘万来委托贵州医科大学法医司法鉴定中心损伤程度、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进行鉴定，经鉴定，原告刘万来因钝性外力致左尺骨中下段骨折属轻伤二级，误工期90-120日，护理期30-60日，营养期60-90日。原告刘万来支付鉴定费1300元。一审法院认为，被告汪宗贵因自建房屋被拆问题与原告刘万来产生纠纷，将刘万来打伤，侵害了原告刘万来的健康权，依照《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的规定，应当承担故意侵权的责任。原告诉请的经济损失为:1.医疗费，原告自行支付的13853.08元。有医疗发票证明，予以认定。2.误工费，原告误工期90-120日，酌情认定100日，参照农、林、牧、渔业标准计算，即58198÷365×100=15945元。3.营养费，营养期60-90日，酌情认定80日，根据受害人伤残情况参照医疗机构的意见确定80天×50元=4000元。4.护理费，护理期30-60日，酌情认定50日，参照居民服务人员人均工资计算,即38568÷365×50=5283元。5.鉴定费1300元，有发票在卷佐证予以认定。6.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原告受伤情况，酌情支持6000元。上述金额总计46381.08元。鉴于原告在处理与被告纠纷当中，存在与被告互相打对方等情况，自身存在一定过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规定，对以上损失，应自行承担30％，被告应当赔偿原告金额为32466.76元。原告主张，超过部分不予支持。被告关于“原告及其兄弟用砖头将被告打晕，原告受伤非被告所致，原告主张与被告无关”的答辩与事实不符，不予采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汪宗贵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刘万来医疗费、误工费、营养费、护理费、鉴定费、精神抚慰金共计32466.76元；二、驳回原告刘万来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37元，由原告刘万来负担221.1元，被告汪宗贵承担515.9元。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经审理查明，上诉人汪宗贵于2017年7月31日在贵阳市南明区后巢派出所所做笔录中记载“问：刘万来的手部的伤是如何导致的？答：因为我被水泥块砸了，我也顺手在地上拿了一个砖头，反复在刘万来的手臂上砸了三四下。……问：你为何和刘万来发生争执？答：当时我骑电瓶车回来，在我家门口恰好遇到了刘万来两兄弟，但是我不记得为何吵起来了。……”；其在2017年9月26日在该派出所所做笔录中多次提到其用砖头砸了刘万来的手臂，其中一次陈述表示具体哪只手臂记不清了；其在2017年9月27日在该派出所所做笔录记载“问：2017年7月31日凌晨3时许，你是持和凶器打伤刘万来的？答：砖头，因刘万来打我，我抢他的砖头来打他的左手……”；其在2017年9月28日在该派出所所做笔录记载“问：你把涉嫌寻衅滋事的事情经过讲一下：答：……然后我就把刘万来手中的砖头抢过来，打他的右手及肩膀两下……问：你用砖头打刘万来究竟是打他哪个地方：答：右手和肩膀。问：2017年9月26日在公安机关对你讯问中，你当时说具体是打刘万来哪只手记不清了，为何现在又说打的右手？答：我当时也说的右手（回答该问题时，汪宗贵思考又再回答）……问：7月31日你与刘万来、刘万兴发生打架是什么原因？答：就是因为说我房子的事情，双方发生口角，一个不舒服一个的，互相辱骂后就打起来的。”被上诉人刘万来于2017年7月31日在贵阳市南明区后巢派出所所做笔录中记载“问：你讲一下事情的经过？答：2017年7月21日2时点过钟，我和我二哥刘万兴一起从贵阳……骑车从贵阳市南明区后巢大寨，将车停好后，准备回家时，看见汪宗贵坐在我家门口一个买菜抬抬上……汪宗贵头被那名男子打伤后，他就在帮他忙的男……打我的左手臂……”；其2017年9月27日在该派出所所做笔录记载“问：你讲一下事情的经过？答：2017年7月31日2时点过钟，我和我二哥刘万兴一起从贵阳市花溪区谷立养猪场骑车回贵阳市南明区后巢大寨出租屋，将车停好后，准备回家时，看见汪宗贵坐在我家门口一个买菜抬抬上做起，他开始发烟给我家两兄弟抽，我刚开始拿烟放在嘴里时，汪宗贵就骂，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开门心不惊……这时，汪宗贵家老婆来了，他老婆就拉起我右手，但没有打我，另外还来了三四个男生，其中，一个男子拿起一块砖头，向我脸上砸来，我用力磞开，砖头砸在汪宗贵的后脑上，汪宗贵被打后，就抢别人拿的钢管，来打我左手上几下，他们一群人拿的拿钢管，拿的拿木棍，拿的拿砖头吗，向我打来，他们将我打倒在墙角，他们看见我受伤严重，就没有打了……”。被上诉人刘万来受伤后，于2017年7月31日5:10:49在贵州省骨科医院挂号检查，5:35:22到该医院急诊科治疗，西医诊断为左侧尺骨中下段骨折，处理意见建议创伤科门诊就诊进一步治疗，必要时手术治疗；其2017年8月1日在该医院就诊，西医诊断为左侧尺骨中下段骨折，右下肺创伤性湿肺，处理意见为患者继续予我科留观治疗。被上诉人刘万来一审提交的证据显示，其此后在2017年8月6日、8月15日、9月5日、9月15日、10月31日均在贵州省骨科医院有就诊记录，主要伤情亦为左尺骨中下段骨折，9月15日就诊处理意见建议患者手术治疗，10月31日就诊处理意见建议患者住院治疗。被上诉人刘万来在上述期间在贵州省骨科医院检查、治疗。贵州医科大学法医司法鉴定中心结合病历资料，对被上诉人刘万来进行法医活体检验并复阅贵州省骨科医院2017年8月6日左上肢X片（片号：1220021，左尺骨中下段骨皮质连续中断，断端无明显成角、移位，骨折线清晰、锐利）、贵州省骨科医院2017年9月5日左上肢X片（片号：1261056，左尺骨骨折断端见骨痂生长影）后，于2019年5月9日作出鉴定意见：刘万来因外力致左侧骨中下段骨折误工期评定为90-120日，护理期评定为30-60日，营养期评定为60-90日。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余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不同于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民事诉讼解决的是民事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纠纷，其承担责任的方式主要是财产责任，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为高度盖然优势标准，而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则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故同一伤害事件，并不能因为刑事案件未予批捕或是作出认定，就能认定民事赔偿案件无赔偿责任，而是要根据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的陈述及提交的证据进行综合判断。上诉人汪宗贵涉嫌故意伤害刑事案件中检察机关虽未对其批准逮捕，但亦未认定刘万来系他人所伤，与汪宗贵无关。综合分析本案诉讼中刘万来提交的证据：1.公安机关笔录证明纠纷发生开始时间为2017年7月31日凌晨2时左右，发票及病历证明刘万来到医院挂号检查时间为当日5:10:49；2.被上诉人刘万来在公安机关第一次笔录中便陈述汪宗贵打其左手臂；上诉人汪宗贵在公安机关四次笔录均认可其用砖头击打刘万来手（臂），只是第一次未陈述是哪只手，第二次陈述记不清是哪只手臂，第三次陈述是击打左手，直到第四次又改口为右手。虽然对击打的是右手还是左手臂，汪宗贵在最后两次笔录中的陈述有所反复，但从四次笔录的形成时间和稳定性、连贯性分析，第一次笔录时间为事发当日，亦是事发后公安机关第一次对上诉人汪宗贵进行讯问，此时距离事发时间较短，第二次笔录的陈述与第一次陈述主要内容是一致的，两次笔录汪宗贵都认可击打了刘万来手臂，说明此两次笔录应当是较为客观、真实地反映了事发当日的情况；虽第三次笔录中上诉人汪宗贵陈述其用砖头打了刘万来的左手，在第四次笔录中改口为击打的是右手，但上诉人在事发约2个月后作出明显与此前的陈述均不一致的陈述，又未作出合理解释，故本院认为，其最后一次陈述关于击打的是右手的陈述不应当采信；3.被上诉人于发生打架当日到贵州省骨科医院急诊科治疗，诊断结果为左侧尺骨中下段骨折，该伤情与双方在公安机关的陈述相符。故本案中，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已形成高度盖然性优势证据，能够证明被上诉人刘万来于2017年7月31日发生打架纠纷后在贵州省骨科医院诊断的伤情系上诉人汪宗贵所致，汪宗贵应当对刘万来因此产生的合理损失承担相应赔偿责任。上诉人汪宗贵认为在专门从事侦查起诉的公安、检察机关均不认为刘万来左臂所受的伤系汪宗贵所致的情况下，一审民事审判置刘万来的自述、检察机关的认定于不顾，仅凭汪宗贵并不清晰且与刘万来所述不相吻合的笔录就认定刘万来左臂的伤系汪宗贵所致，进而认定汪宗贵将刘万来打伤不具有客观真实性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至于被上诉人刘万来在公安机关陈述其受到了汪宗贵及其叫来的其他人的共同殴打，在本案民事诉讼中并无证据证明，而刑事案件中公安机关亦未查清是否存在其他加害人的情况下，被上诉人仅将上诉人汪宗贵诉至法院要求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亦是符合法律规定。如此后有证据证明确有其他共同侵权人存在，上诉人汪宗贵可另案向相关责任人主张权利。故一审认定上诉人汪宗贵与被上诉人产生纠纷，将刘万来打伤，并结合双方过错认定由上诉人汪宗贵对刘万来因伤产生的合理损失承担70%的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精神抚慰金，1.医疗费，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提交的很多票据中显示治疗肺病，被上诉人提及的大量医药费与骨折治疗无关，与本案中伤情无关，在上诉人提交的其于2017年8月1日在贵州省骨科医院的就诊记录显示，西医诊断为左侧尺骨中下段骨折，右下肺创伤性湿肺，即被上诉人刘万来本案肺部伤情系双方发生打架纠纷所致，上诉人主张大量医药费与治疗骨折无关，并未举证证明。2.误工费和护理费，上诉人认为贵州医科大学法医司法鉴定中心对被上诉人三期作出的鉴定意见是被上诉人自行申请，该意见使用的伤情X片与公安机关提供的伤情X片不一致，不能排除该份鉴定意见书的结果系被上诉人其他伤害造成。该鉴定虽系被上诉人起诉前单方委托，但鉴定机构是结合病历资料，并对被鉴定人刘万来进行了活体检验，同时复阅了被上诉人在治疗期间检查的X片作出的鉴定结论，针对的亦是被上诉人刘万来因外力致左侧尺骨中下段骨折的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作出的评定，符合被上诉人刘万来本案的伤情，虽三期鉴定使用的X片与此前公安机关委托对损伤程度鉴定使用的X片不一致，但三期鉴定使用的X片从时间和检查结果上显示，同样是针对被上诉人刘万来左尺骨骨折检查的X片，且上诉人并未无证据或者理由足以反驳该鉴定意见，故该鉴定意见应予采信。关于误工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三款“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第三十五条“本解释所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职工平均工资’，按照政府统计部门公布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经济特区和计划单列市上一年度相关统计数据确定。‘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之规定，被上诉人刘万来一审仅提交了《用工合同》和只有被上诉人一人的2016年1月至12月、2017年1月至7月的贵州贵鲵渔业有限公司员工工资表，未提交其他证据予以佐证，该证据不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刘万来系从事农、林、牧、渔业，被上诉人亦未对其实际减少的收入或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进行举证，其误工费应当参照居民服务业从业人员平均工资标准并按照一审认定的误工期进行计算，因一审辩论终结时间为2019年12月12日，故应参照2018年度居民服务业平均工资43654元/年计算，误工费应为：43654÷365×100=11960元，一审参照农、林、牧、渔业标准计算错误，本院予以纠正。关于护理费，一审认定的护理期限在鉴定机构作出的鉴定结论范围内，而被上诉人未提交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一审参照居民服务业从业人员平均工资计算护理费并无不当，且当事人对一审参照标准并未提出异议，故本院予以维持。3.精神抚慰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之规定，被上诉人伤情为左侧尺骨中下段骨折、右下肺创伤性湿肺，虽未对伤残等级进行鉴定，但伤病的折磨必然会对其精神造成一定的痛苦，一审综合本案案情，酌情支持精神抚慰金600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法律适用，本案系被上诉人刘万来与上诉人汪宗贵发生纠纷打架而产生的纠纷，被上诉人刘万来的民事权益因上诉人汪宗贵的行为受到损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本法所称民事权益，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监护权、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著作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现权、股权、继承权等人身、财产权益。”之规定，上诉人应当依照此法承担侵权责任。因本案属于一般侵权行为，应当适用该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的过错责任原则，故一审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对本案进行裁判正确，上诉人认为一审适用法律错误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上诉人汪宗贵对误工费的部分上诉理由成立，一审对误工费计算错误，本院依法应予改判，其余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对各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的一审认定的其余损失金额及标准，本院予以维持。即，被上诉人刘万来本案的损失为42396.08元，应由上诉人汪宗贵承担70%的赔偿责任，为29677.26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二十条第三款、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2019）黔0102民初1590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2019）黔0102民初1590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汪宗贵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刘万来医疗费、误工费、营养费、护理费、鉴定费、精神抚慰金共计人民币29677.26元；三、驳回刘万来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737元，由刘万来负担415元，汪宗贵承担32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12元，由汪宗贵负担559元，刘万来负担53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龚国智审判员  喻 兰审判员  汪 静二〇二〇年六月三日法官助理陶海峰书记员谢立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