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15民终167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十堰市中通快递有限公司。住所地：十堰市茅箭区东环路12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300685635307B。法定代表人：赵芝伟，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应招，湖北郧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席勇，男，汉族，1981年3月2日出生，住河南省信阳市浉河区。原审被告：信阳市中通快递有限公司。住所地：信阳市高新区城东路东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5005569428104。法定代表人：张庆，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万永，河南申威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郭家春，男，汉族，住湖北省十堰市张湾区。上诉人十堰市中通快递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席勇、原审被告信阳市中通快递有限公司、郭家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2019）豫1503民初70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十堰市中通快递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应招、被上诉人席勇、原审被告信阳市中通快递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万永到庭参加了诉讼。原审被告郭家春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十堰市中通快递有限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第一项，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由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原审认定事实不清，案由定性错误。结合原审法院查明的部分案件事实可以看出，被上诉人席勇与原审被告郭家春之间存在长期的买卖合同关系，根据其双方的交易习惯，一般都是由席勇通过邮寄方式将货物运送给对方，双方再根据惯例不定期结算货款。众所周知，卖方向买方发货，双方如果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只可能是根据买方的需求发货。同时，通常情况下，货物发送至买方后，卖方会确认对方是否收到货物，否则，必然会对货物的流向及时进行跟进。本案中，席勇于2018年10月24日通过邮寄形式向郭家春发货，2019年5月21日才主张货物丢失，并要求快递公司提供签收底单。其行为明显有悖常理，存在利用快递公司须定期销毁快递运单之管理规定，将无法收取货款所造成的损失转嫁给上诉人之嫌疑。而作为货物承运方的快递公司，已经证明其根据邮寄单上的记载事项将货物运送至指定收件人的店铺内，并由店铺工作人员签字确认。至于签名是店主本人还是工作人员依照指示代签，则是另一层法律关系，与本案无任何关联，并不能由此否认郭家春收到快件的事实。故，根据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结合案件事实，本案案由应当被定性为买卖合同纠纷，原审法院判决对此认定事实不清，定性错误。二、原审判决法律适用错误。如前所述，涉案纠纷发生的直接原因是被上诉人席勇无法收取到货款，而根本原因则在于双方在交易中存在的不规范和诚信缺位。对此，原判避开本案的案情，忽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交易习惯确定”之规定。退一步讲，若真是上诉人将寄件人交邮的货物丢失，也只能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相关规定，结合双方合同约定进行赔偿。根据我国宪法和立法法规定，法律适用的一般原则是特别法优于一般法，在特别法与一般法的规定不一致而发生冲突时，应以特别法为准，适用特别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是一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是特别法，在邮件丢失造成的损害赔偿方面当然应优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第四十七条规定：“（一）保价邮件丢失或者全部损毁，按照保价额赔偿：部分损毁或者内件短少，按照保价额与邮件全部价值的比例据实赔偿。（二）未保价的邮件丢失、损毁或者内件短少的，按照实际损失赔偿，但最高赔偿额不超过所收取资费的三倍。邮政企业应当在营业场所的告示中和提供给用户的给据邮件单据上，以足以引起用户注意的方式载明前款规定”。本案中，被上诉人席勇在与原审被告信阳市中通快递有限公司签订邮寄服务合同时，快递详情单背面《快递服务合同》明确约定“寄件人对快件选择不进行保价的，寄件人有权在《详情单》上对快件价值进行选定，如快件毁损灭失的，按寄件人的选定进行赔偿；若寄件人没有选定的，则寄件人确认快件的价值在500元内，快递服务单位在该范围内依法承担责任”等内容，同时，该快递详情单正面以醒目的字体合理提醒寄件人“签名前，请仔细阅读背面快递服务合同”。对此，席勇选择不进行保价，也不声明货物价值。由此，原审被告信阳市中通快递有限公司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尽到了合理提示和说明义务，结合双方权利和义务对等原则，相关合同约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即便真是快递公司原因造成货物丢失的，也只能根据我国《邮政法》第四十七条之规定，结合双方合同约定进行赔偿。当然，本案中上诉人不存在将被上诉人席勇所邮寄货物丢失的事实。综上，请二审法院根据本案基本事实，依据相关法律之规定，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席勇诉讼请求。席勇辩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案由定性正确。1.我于2018年10月24日把四包木耳以物流快件的形式交由信阳市中通快递有限公司送至十堰市。快件于2018年10月26日到达十堰市中通快递有限公司，当日系统显示货物被签收。我随即联系收件人郭家春确认货物是否收到，收件人表示并未收到货物。随即我与信阳市中通快递有限公司、十堰市中通快递有限公司联系查找货物去向，十堰市中通快递有限公司称快件己被收件人签收，但无法提供签收底单。货物确已丢失。该事实已被原审法院查明并确认。2.上诉人作为实际承运人之一，当他接收货物时托运人与上诉人之间的运输合同关系已经形成。二、原审适用法律正确。1.虽然快递详情单上有“签名前，请仔细阅读背面快递服务合同”，但是上诉人并没有提醒我查看。即使上诉人履行了邮寄物品未保价法律后果的告知义务，上诉人作为“快递详情单”这种格式条款的提供方，对这种减轻其自身责任加重对方责任的条款，效力有待审查。2.根据邮政法的相关规定，邮寄服务分为邮政普遍服务和其他邮寄服务。邮政普遍服务只能由邮政企业提供，其他邮寄服务既可以由邮政企业提供，也可以由快递企业在内的非邮政企业提供。《邮政法》四十五条第二款明确规定邮政普遍业务范围以外的邮件的损失赔偿，适用有关民事法律的规定。3.作为提供快递服务的一方，负有妥善保管并将快件送至收件人的义务。上诉人没有按照送达要求将货物送达收件人，其行为不符合规定，上诉人作为货物承运人应承担货物灭失的赔偿责任。4.基于对民事主体的平等保护，相对于承运人弱势的委托人应该具有相对的解释权优势。5.上诉人没有将货物妥善投送给收货人，给托运人造成了不限于货物损失，包括维权成本损失等实际损失，应该赔偿，与是否向第三方保险公司投保没有关系。投保是托运人的利益保障的自由选项，并非必须。三、物流快递行业快速发展，很多企业和人员良莠不齐，丢件毁件事件时有发生。作为接受格式条款的托运人，处在维权成本过大，举证负担较重的不利局面。往往能协商解决的事情，承运人推诿拖讼，最后导致托运人维权成本极大。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信阳市中通快递有限公司述称，一、席勇要求赔偿货物损失15000元无事实及法律依据。1、在原审法院审理过程中，席勇并未提供直接证据证明，其邮寄的货物是银耳，更无法证明货物的价值，原审法院仅依据席勇提供的郭家春其他货物的转账凭证，即认定该批货物是银耳，无事实依据，且货物的价格，也仅是依据席勇单方、主观的表述即认定，显然有失公允。2、即便席勇的货物确由于快递公司的原因造成丢失，也应按照相关的规定给予赔偿。根据《邮政法》第47条第二款的规定：“未保价的邮件丢失、损毁或者内件短少的，按照实际损失赔偿，但最高赔偿额不超过所收取资费的三倍”。因此，即便货物确实丢失，也只能支付三倍的邮资费用，且在当事人签订邮寄服务合同时，相关的赔付标准，已在其主张所谓的丢失快递物品的快递详情单正面使用醒目字体合理提醒，尽到提示及说明义务。因此原审法院仅按照席勇个人主张，要求答辩人赔付15000元，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二、自答辩人将货物运输至十堰市中通快递有限公司之日起，答辩人已履行了相应的运输义务，即便席勇的货物确系丢失，也与答辩人无任何关系，要求答辩人承担连带责任无任何依据。2018年10月24日，答辩人接收了席勇的货物，并在当日将货物发往十堰，10月26日，货物到达十堰，由十堰市中通快递有限公司接收。且在庭审过程中，十堰公司也明确表示，其已收到货物，并安排相关人员进行派送。因此，如果货物是存放在答辩人处待发货时丢失，或者在答辩人运输期间发生丢失，答辩人应承担相应责任。但在本案中，已明确了货物已安全如数到达十堰，并由十堰中通公司接收，答辩人的义务即已履行完毕，无论货物是否丢失，均与答辩人无关，原审法院要求答辩人承担连带责任无任何依据。郭家春未陈述其意见。席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被告赔偿货物损失15000元；2、要求被告返还邮寄费180元；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系经销木耳、银耳等菌类的个体户，被告郭家春在湖北省十堰市经营一家店铺，双方存在着买卖合同关系，即原告向被告郭家春供应木耳、银耳等菌类，双方不定期结算货款。因向被告郭家春经营的店铺供应木耳、银耳，2018年10月24日，原告把四包木耳以物流快件的形式交由被告信阳公司送至湖北省十堰市。被告信阳公司揽收四包木耳后给原告出具了寄件方留存的号码为73105328713227、73105328636730、73105328738467、73105328616936的四份机打快递单，该快递单除载明有寄件方和收件方的信息外，还载明“内容品名为木耳”、“计费重量（Kg）18.0”、“现付运费（￥）1.0”；该快递单的“声明价值（￥）”、“代收金额（￥）”处均为空白。上述快件于2018年10月26日到达被告十堰公司。后原告在与被告郭家春对账时，被告郭家春以其没有收到73105328713227、73105328636730、73105328738467、73105328616936的四件快递货物为由拒付该批次货款。原告在向被告信阳公司、被告十堰公司索要由被告郭家春签名的73105328713227、73105328636730、73105328738467、73105328616936的四份快递单回单无着的情况下，原告与其妻子于2019年5月21日开始向被告信阳公司、被告十堰公司共同所属的公司总部及作为主管部门的国家邮政局投诉被告信阳公司、被告十堰公司把快件丢失。原告提供的被告信阳公司、被告十堰公司共同所属的公司总部关于对原告投诉的处理情况的书面证据，证明：1、2019年5月24日被告十堰公司在回复意见称“73105328713227、73105328636730、73105328738467、73105328616936此件我司确认遗失”；2、原告不接受被告十堰公司每单快件按500元（后又按600元/每单）赔付的意见；3、原告称其四单快件内装的是银耳，价值15000元。原告提供的被告郭家春通过手机银行转账的其他货款以及被告郭家春记录的流水账，证明原告与被告郭家春存在长期的买卖合同关系，且被告郭家春购买原告的银耳的价格分为水洗的价格为130元/斤、太阳晒的价格为110元/斤。还查明，被告十堰公司为证明其公司把快件送达给被告郭家春，提供了其公司的快递员夏进超出具一份证言，证明：该四件快件由于体积大，就在当日的上午和下午分两次送至被告郭家春的店铺，并由被告郭家春帮忙卸货、被告郭家春店铺的店员帮忙签名。一审法院认为，从庭审查明的事实可以认定本案存在两种合同关系，即：原告席勇与被告郭家春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原告席勇与被告信阳公司、被告十堰公司之间的运输合同关系，同时被告信阳公司与被告十堰公司之间存在单式联运合同关系。根据原告的诉讼请求，即要求被告赔偿货物损失15000元，结合原告提供的证据，本案的案由应为运输合同纠纷。综上，基于该运输合同关系，被告十堰公司辩称其公司不是适格被告的理由不成立；同时，被告郭家春作为买卖合同的当事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原告交付运输的四件快递单号分别为73105328713227、73105328636730、73105328738467、73105328616936货物灭失的事实，被告十堰公司在2019年5月24日的回复意见中已经确认，所以快递员夏进超作为被告十堰公司的员工出具的证言不予采信。同时，若快递员夏进超的证言真实可信的情况下，根据夏进超在证言中称“······，被告郭家春帮忙卸货、被告郭家春店铺的店员帮忙签名”，可以证明在收件人在场的情况下，其本人不签收，而是由他人代签也证明了被告十堰公司的送达行为不符合规定，而且被告郭家春不认可收到本案争议的快件，所以被告十堰公司辩称其公司的行为合理、谨慎、善意，符合快递行业的行为准则的意见不成立。综上，被告十堰公司作为货物的承运人应承担原告货物灭失的赔偿责任，同时被告信阳公司作为与原告订立合同的承运人应承担连带责任。本案的焦点是原告的货物损失是否适用我国《邮政法》“未保价的邮件丢失、损毁或者内件短少的，按照实际损失赔偿，但最高赔偿额不超过所收资费的三倍予以赔偿”规定和被告十堰公司辩称按快递单背面《快递服务合同》约定“寄件人对快件选择不进行保价的，寄件人有权在《详情单》上对快件价值进行选定，如快件毁损灭失的，按寄件人的选定进行赔偿；若寄件人没有选定的，则寄件人确认快件的价值在500元以内，快递服务单位在该范围内依法承担责任”？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根据社会的发展，物流方式的多样化，被告信阳公司、被告十堰公司作为物流运输企业，基于运输合同，应适用我国《合同法》，同时快递单背面《快递服务合同》上免责或减轻责任的条款作为格式条款，该条款内容排除了原告的主要权利，被告信阳公司、被告十堰公司也没有证据证明就该格式条款已向原告予以提示、说明，所以该格式条款不适用于原告。综上，对于原告货物的损失，应参照作为购买方被告郭家春在此前后购买原告货物的价格计算损失。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其交付运输的144斤（18Kg/件×4件×2）银耳（含包装的重量）是水洗的、还是太阳晒的，但无论按水洗的价格130元/斤计算（144斤×130元/斤=18720元），还是太阳晒的价格110元/斤计算（144斤×110元/斤=15840元），货物总值均超过15000元，由于该144斤银耳含包装物的重量，鉴于该货物灭失的事实，原告的货物损失以15000元为准。对于原告要求被告返还邮寄费180元的诉讼请求，原告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故不予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八条、第三百一十三条，判决：一、被告十堰市中通快递有限公司在判决生效后的十日内赔偿原告席勇损失15000元，被告信阳市中通快递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二、驳回原告席勇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180元，由被告十堰市中通快递有限公司、被告信阳市中通快递有限公司连带负担。二审中，上诉人提交了案涉快递底单的复印件，并申请当时送货的快递员夏进超出庭作证，拟证明上诉人已经按照被上诉人提供的地址送达了邮寄货物。被上诉人对该证据不予认可。原审被告信阳市中通快递有限公司质证称，快递底单可以证明我们已经把货物送到十堰了，我公司不应该承担责任。根据被上诉人席勇一审提供的其2018年10月24日的记账清单，案涉四件货物的价款为14400元。二审查明的本案事实与一审基本一致。本院认为，从一审查明的事实可知，席勇和郭家春双方之间存在着长期的买卖合同关系，根据上诉人提供的案涉四份快递单的签收单可以看出，73105328713227、73105328636730、73105328738467、73105328616936四件快递单上的签名均是郭家春，夏进超作为投递的快递员也证实了其已经按投递地址将四份快件交给了郭家春，并由郭家春的店员代签字。郭家春作为本案的当事人之一，一、二审均经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对其答辩权利的放弃。结合本案的快递底单及快递员的证人证言有理由相信上诉人已经按照快递单上的地址向郭家春送达了四份快件货物。原审认定上诉人未送达快件，属认定事实错误。既然货物已经送达，那么应当由郭家春负责清偿席勇14400元的货款损失。综上所述，上诉人十堰市中通快递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2019）豫1503民初707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撤销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2019）豫1503民初707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三、郭家春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席勇货物损失14400元。对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上述给付金钱义务的，则依《中华人民共和囯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8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80元，均由原审被告郭家春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余继田审判员  汪 涛审判员  吴 斌二〇二〇年六月十日法官助理张徐书记员陈紫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