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4民终157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邵长忠，男，1989年9月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山东省武城县，现住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婷婷，山东思昂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月月，山东思昂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德州天兴兽药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新华办事处解放南路332-17号。法定代表人：郭菲菲，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任涛，山东中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忠霞，山东中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邵长忠因与被上诉人德州天兴兽药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兴公司）返还原物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人民法院（2020）鲁1402民初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邵长忠上诉请求：1.撤销德州市德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鲁1402民初67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被上诉人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侵占涉案疫苗无任何证据及事实依据。1.本案为返还原物纠纷,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伪造客户欠条,侵占被上诉人疫苗。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被上诉人应对上诉人侵占疫苗事实负举证责任,否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案中，被上诉人只提交了9张上诉人填写的收货收据,2张郭菲菲填写的收货收据,2张内勤员工填写的收货收据,用以证明上诉人自行将收货收据上载明的货物从被上诉人处领取走侵占。但因上诉人曾是被上诉人的员工,工作范围也包括向公司客户送疫苗等货物。按照被上诉人公司惯例,养殖户需要打电话给被上诉人实际控制人胡某,由胡某安排上诉人领取货物并进行配送。所以,上诉人领取相应货物,填写收货收据,并非为侵占,而是依据被上诉人安排,属于正常履职行为；2.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9张欠条,为被上诉人按照胡某要求的格式、金额事先写好,被上诉人对此完全知情。在被上诉人起诉朱某(2018)鲁1402民初900号买卖合同纠纷庭审过程中,胡某作为被上诉人方的证人出庭作证,明确表明“(欠条)是我方送货员邵长忠手写的欠条内容”因胡某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一,其当庭作出的陈述应当视为被上诉人自认,具有法律效力,法院应当予以认可。以上事实均可证明,欠条内容是上诉人在胡某的指示下,按照胡某的要求事先写好,被上诉人对此完全知情。欠条格式是制式的,金额也是胡某确定的。提前预写欠条是为了在养殖场负责人无法现场结算时拿出来,让养殖场负责人签字,这也符合一般的交易习惯。因此,尽管9张欠条内容由上诉人书写,但不属于上诉人伪造；3.欠条上的朱某的签字并非由上诉人伪造。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处工作时会将相关欠条写好后放到被上诉人公车上的一个公文包中,平常该公文包一直放在公车内,被上诉人并不随身携带。公车也并非上诉人一人使用,胡某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也会使用公车。因此该欠条并非上诉人独自保管,公司内凡是使用公车的人都有机会接触到该欠条。后上诉人未查看公文包直接将公文包交接给胡某妻子郭菲菲。此时公文包中是否有欠条,欠条上是否有签字,签字由谁所签,上诉人均不知情。若想查明该欠条是否是上诉人伪造,应对欠条中“朱某”字样的签字与上诉人进行笔迹鉴定,只有证明该签字也由上诉人所写,才能证明该欠条由上诉人伪造。一审法院在未鉴定情况下,只通过该欠条非朱某本人所写就得出该欠条是上诉人伪造,即也无事实依据,也不符合逻辑判断;二、一审法院计算的涉案货物价值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九条规定：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方式计算。该条文中的市场价格是指客观价格,不是某一方的单方售价。若想查明客观价格需要请有资质的机构进行鉴定,本案一审法院在未经鉴定,未查明货物真实价格情况下,直接以被上诉人对产品的出售定价确定价格,不符合该条规定的适用规则,属于适用法律错误；2.一审法院在认定未回款货物总量中存在错误。一审中,被上诉人承认其提交的13张收货收据中只有9张是上诉人填写,其他均为公司内他人填写。被上诉人也承认13张收货收据中只有11张能与9张欠条相对应。因向客户送货,开具收货收据均属于上诉人正常履职行为,被上诉人提供的13张收货收据只能说明被上诉人发出相应货物,共计29.56万元,不能说明以上货物都未回款。按照交易惯例和常识判断,只有未回款的货物才可能存在欠条。即便涉案9张欠条是真实的,也只存在9张欠条对应的270400元货物未回款。一审法院在未查明未回款货物总量的情况下,将所有货物都视为未回款系认定事实错误。天兴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天兴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原告货物或货款29.56万元及利息（以29.56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11月28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诉讼费等一切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天兴公司系2014年9月12日成立的自然人独资企业，经营范围：兽药销售、鸡蛋销售，法定代表人郭菲菲与其丈夫胡某共同负责该公司的日常经营，郭菲菲负责财务，胡某负责销售业务。被告自2015年8月份到原告处工作，开始当司机，后来负责送货、开拓市场销售疫苗等工作。在原告处从事销售工作的送货流程和交易习惯是：业务员从原告处领取货物（疫苗或药品）后，在给客户送货前，业务员或内勤先填写好收款收据，上面写明客户名称、时间、药品名称、数量、单位、单价、金额，该收款收据一式两联，第一联是存根，由原告保存；第二联是收据，交给客户；业务员送货时将货物和收款收据均交给客户，若客户当时给付货款，业务员就将货款带回交给原告；若客户当时不能给付货款，就让客户给打欠条。若客户不打欠条，业务员就事先写好欠条，让客户在欠条上签名。2017年3月7日至2017年11月27日期间，被告以客户朱某的名义，先后在原告处领取了价值29.56万元的疫苗，填写有13份收款收据（其中被告填写9份，郭菲菲填写2份，内勤填写2份），客户名均为朱某。被告于2017年12月中旬离职时，上交给原告9张有“朱某”签名的欠条。2018年原告以被告提交的9张有朱某签名的欠条为据在一审法院起诉了朱某经营的夏津县雷集镇海峰养殖个体家庭农场，要求朱某支付所欠货款。庭审前，原告法定代表人郭菲菲曾要求邵长忠到庭作证，邵长忠予以拒绝。朱某对9张欠条上“朱某”的签名均不认可，并主张不欠原告货款。经对9个“朱某”的名字进行笔迹鉴定，结论是均非客户朱某本人书写。后原告申请撤诉，一审法院已裁定予以准许。2019年11月27日，被告邵长忠在公安机关对其询问时称：“2015来到德州天兴兽药销售有限公司任职司机，负责公司的送货和开拓市场工作。”“胡某面试的我，当时说试用期3个月，期间月工资3000元加300元的考勤，干了一个半月后，公司给我转正，工资增加到每月3650元加300元的考勤，包括650元的社保。2016年年底，因做信得科技幸福农场夏津基地我比较辛苦，德州天兴兽药销售有限公司单独给我每月增加300元，这样我的月薪就是4250元外加提成。”“2015年8月我就是司机，负责给各个购货商发货（发疫苗）。大约干了3个月左右，胡某就让我跟着他跑市场，推广疫苗销售。2016年6月份以后，胡某就安排我单独从事开发疫苗销售的市场，在这期间我还兼职给胡某开车，胡某只有去推广疫苗的业务都会叫着我开车拉着他，2017年元月份，原告销售代理山东信得科技有限公司和北京信得威特科技有限公司的疫苗有个幸福农场项目合作，我们公司作为代理产品的公司在夏津县几个养殖场做了一个基地，共有5家养殖场：朱某的、张文合的、孙胜川的、杨春庆的、张会军的养殖场，除了张会军的养殖场以外，其他四个养殖场，由我负责跟养殖户售后跟踪，养殖户有什么事会跟我们联系，有的时候直接跟联系（注：此句少字，系原文。），有时也直接跟胡某联系。”“疫苗和兽药有的是物流发货，也有时去夏津时开车捎着，疫苗有时我自己开车去，有时胡某跟我一起去，送疫苗的同时也去看看现场。”“养殖场打电话给胡某要疫苗的话，胡某会直接安排我取什么疫苗送货，如果是给我打电话的，我会让养殖户给胡某电话联系一下，我再跟胡某请示再去送疫苗。”“我送疫苗有的时侯会先写个收款收据（单子上写有疫苗简称、疫苗数量和金额），客户名称都是给谁送的写谁的名字，有的内勤给填写，有的是我写的。我把疫苗按照收款收据里记载送到要货的养殖户手里，养殖户都是现金给我们结算，偶尔有银行转账。”“有时带着其他养殖户的疫苗和朱某需要的疫苗一起去，个别情况也会只带着朱某自己需要的疫苗去送，都是现场现金结算。”当民警问邵长忠“你给朱某送的疫苗有没有结算的款项吗？”被告回答：“没有，都是现金结算清了。”民警把被告离职时上交原告的9张欠条和客户名为朱某的13张收款收据让被告看看，问被告：“欠条是你写的吗？”“这些内容相关联吗？”被告回答：“欠条是我写的，是胡某让我写的，有的是送疫苗前在办公室写的，有的是在送疫苗途中的车上写的，里边的内容除了落款朱某的签名不是我写的，其他都是我写的。”“以上欠条和收款收据都是相对应的，都是卖给朱某的疫苗记录。”被告邵长忠承认其书写的9张欠条上的货物均与原告提交的客户为朱某的13张收款收据中的货物相对应，可确认被告在原告处负责销售发货时，以客户朱某的名义，先后从原告处13次领走疫苗共计价款29.56万元，均未给原告交回货款，最后离职交接时交给原告9张欠条的事实。被告对其取走上述13张收款收据中列明的疫苗无异议，对原告主张的货物价款也没有提出异议，因此，对原告主张的涉案疫苗价款29.56万元予以确认。被告邵长忠主张上述货物均由其送给了朱某。经司法鉴定，邵长忠交接的9张欠条上的“朱某”均非朱某本人所写，因此，欠条不具有证据效力，被告的主张，缺乏证据证明，不予采信。被告邵长忠庭审时又主张欠条上的货物“其中有一部分是跟着胡某送给朱某了，朱某的名字不是朱某写的，也并非被告所写，药品是谁收取，被告不清楚。胡某在原告处从事销售业务，负责货物销售及款项的回收，被告仅按要求有时候送货，所以10张欠条中所载明的货物是否全部履行或给付，被告不清楚。”原告对此有异议，主张被告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第7页上讲的送疫苗过程，证明被告自己领走了这些疫苗，并不是胡某领着被告，是被告自己领自己送的。原告的异议成立，应予采信。被告邵长忠的上述主张，与其在公安机关询问时的回答相矛盾（问“欠条和收款收据的疫苗都给朱某了吗？”答：“是的，都给朱某了。”）因此，被告的上述主张不成立，不予采信。天兴公司与夏津县雷集镇海峰养殖个体家庭农场（朱某经营的）买卖合同纠纷案庭审时，胡某到庭作证说：“欠条是送货员邵长忠书写的内容，是朱某本人签字，有时候朱某签字的时候我也在现场。”被告邵长忠以此为据，主张其没有伪造客户，涉案药品不能证明就是被告开车送货的。原告对此有异议，主张胡某是按照被告所称内容在法庭上说的。原告的异议不成立，被告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曾陈述，原告法定代表人郭菲菲曾打电话让其到庭作证，被告予以拒绝。由此可证明原告确实曾就欠条所涉及货款与被告联系过，但不能证明双方的谈话内容，因此，不能证明胡某是按被告所述作的证，故对原告的主张不予采信。另，证人胡某系原告天兴公司的销售经理，且与原告的法定代表人郭菲菲系夫妻，其与原告有直接利害关系，且其证言模糊，未能说明欠条的形成时间、地点以及哪张欠条上朱某的签名系其看着朱某所签。因此其证言不具有客观性，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故胡某的证言不能佐证被告的将涉案疫苗送给了客户朱某的主张。被告交给原告的9张欠条上的“朱某”均非朱某本人所签，便证明了被告交接的欠条存在虚假客户签名的事实；被告在公安机关询问时承认其领取了13张收款收据中的药品，并称都送给了朱某，现被告又主张不能证明涉案药品都是其开车送给客户的，显然自相矛盾。因此，被告的该主张不成立，不予采信。被告邵长忠主张原告主体不适格，认为是胡某对其面试、给其支付工资，自己受雇于胡某个人。这与其在公安部门询问时报告的“2015年来到德州天兴兽药销售有限公司任职司机，负责公司的送货和开拓市场工作”相矛盾。因此，对被告的该主张不予采信。胡某系原告天兴公司负责销售的经理，其面试被告、给被告发工资均是代表天兴公司的职务行为，因此，被告系天兴公司的员工，被告从天兴公司取走的货物，所欠货款均应归天兴公司所有。故天兴公司作为原告向被告主张返还货物或货款的权利，主体适格。被告邵长忠在公安机关陈述：给朱某送疫苗，是朱某本人接货和结算，都是现金结算；胡某回收朱某的鸡蛋时，也是现金交易，不给钱不放车。但被告又陈述：2017年下半年胡某会在鸡蛋款中冲抵一些疫苗款。显然前后矛盾，对被告在询问笔录中陈述的上述内容不予采信。原告主张被告最后一次领货时间是2017年11月27日，利息从2017年11月28日起至货款付清之日止应以29.56万元为基数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被告有异议。由于双方对货款的支付时间和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没有约定，因此，被告对利息的异议成立，应予采信。一审法院认为，被告邵长忠在公安机关询问时报告的工作单位也是原告天兴公司，并承认原告天兴公司提交的13张收款收据和10张欠条能相互对应，对其从原告处取走上述收款收据中的货物、离职时交给原告9张欠条的事实无异议，依据上述事实，可确认被告邵长忠曾系原告天兴公司的员工，在原告处负责送货销售。因此，被告取走的涉案货物均属于原告所有，现原告对该批货物或价款主张权利，主体适格。被告主张受雇于胡某，不符合实际，也与其在公安机关陈述的工作单位相矛盾，不予采信。被告邵长忠在公安机关陈述：“我把疫苗按着收款收据里记载送到要货的养殖户手里，养殖户都是现金给我们结算，偶尔有银行转账。”但被告从原告处先后将13张记载有客户朱某名字的收款收据中的货物取走后，长达多半年的时间内，均未给原告交回现金，也没有交回客户出具的收到条或欠条等凭证，显然不符合原告天兴公司的送货流程和销售的交易习惯。被告离职时交给原告9张有“朱某”签名的欠条，经司法鉴定，欠条上的“朱某”并非其本人所签，因此，欠条不具备证据效力。则被告以客户朱某的名义先后从原告处提走了29.56万元的货物，但被告未能提交与朱某有关联的有效证据证明朱某收到了这些货物，因此，被告主张把上述货物均送给了朱某，缺乏证据证明，不予支持。被告庭审时又主张其中一部分送给了朱某；夏津客户并非朱某一家，药品是谁收取的，被告不清楚；被告还主张不能证明涉案所有货物都是其开车送给客户的。被告的上述主张与其在公安机关陈述的其将涉案货物都送给了朱某相矛盾，并且被告也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其将上述货物中的另一部分销售给了其他客户。因此，被告的上述主张，均缺乏有效证据证明，不予采信。被告作为原告天兴公司负责销售送货的业务员，应当在将货物送给客户时，要求客户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不能即时结清的，也应索要收到条或欠条。以便及时将收取的货款或收到条、或欠条交给原告。而被告取走原告价值29.56万元的疫苗，至今既未给原告交回货款，也未能提交有客户本人签名的欠条、收到条等相关销售凭证，且被告对涉案货物在公安机关说都送给朱某了，在庭审时又说一部分送给朱某了，自相矛盾，因此，无法确认被告是否已将原告的涉案货物售出或销售给何人，被告的行为，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规定：“无权占有不动产或动产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九条规定：“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方式计算。”因被告对原告主张的涉案货物价款29.56元未提出异议，现原告诉求被告返还货物或相应货款29.56万元，理由正当，符合上述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原告主张的利息起算时间和利率没有依据，不予支持。原告的利息损失，应以29.56万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综上，原告的诉求，于法有据，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第十九条规定，一审法院判决：被告邵长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返还原告德州天兴兽药销售有限公司价值29.56万元的疫苗或29.56万元货款及利息（以29.56万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867元，由被告邵长忠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邵长忠提交下列证据：证据一，（2018）鲁1402民初900号案件庭审笔录，用于证明涉案疫苗由信得公司生产，天兴公司作为代理商销售；证据二，青岛幸福农场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山东信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商登记信息，用以证明青岛幸福农场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系山东信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分公司。本案中，天兴公司胡某代表青岛幸福农场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与海峰养殖场签订的合同，对天兴公司、青岛幸福农场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海峰养殖场均有约束力；证据三，《合作协议书》，证明涉案疫苗朱某已经收到；证据四，证人朱某出庭证言，用以证明天兴公司与朱某之间的业务往来均由胡某负责，邵长忠不存在私藏货物或者隐匿货款的行为。经质证，天兴公司对证据一、证据二无异议，对证据三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认为朱某的当庭证言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经审查认为，邵长忠提交的证据一、证据二、证据三，天兴公司对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证据三的证明目的与朱某当庭证言相悖，亦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无法证明涉案疫苗朱某已经收到，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朱某的当庭证言仅涉及其与天兴公司一般情况下的交易流程，不足以证明邵长忠没有私藏货物或者隐匿货款，对其证言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返还原物纠纷。双方就涉案疫苗归天兴公司所有的事实并无争议。根据邵长忠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可知，其在天兴公司从事销售工作过程中，以客户名义就涉案疫苗出具欠条，并于离职时交与天兴公司。在天兴公司依该欠条提起的追索货款诉讼中，该客户对邵长忠出具的欠条不予认可，经鉴定涉案欠条中客户朱某签名非本人所写，天兴公司因此败诉未能收回货款，转而向邵长忠追索，形成本诉。邵长忠作为销售人员，离职时未能就涉案疫苗作出有效交接，亦未能作出合理解释并提交充足证据反驳天兴公司的主张，侵犯了涉案疫苗所有权人天兴公司的合法权益。一审法院据此判令邵长忠返还天兴公司涉案疫苗或相应货款及利息并无不当。关于涉案疫苗价值的认定，天兴公司提交的欠条已明确载明疫苗名称、规格、数量、价格等信息，一审中双方均未就疫苗价值提出异议，亦未申请就案涉疫苗进行价值评估，一审法院依天兴公司提供的欠条所载明的价格认定疫苗价值并无不当，因此，对邵长忠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邵长忠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734元，由上诉人邵长忠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文杰审判员  叶卫国审判员  张忠星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齐凤鸣书记员施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