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金融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74民终28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洪菊芳，女，1967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委托诉讼代理人：洪国良。上诉人(原审被告)：邹惠萍，女，1968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杨浦区。上诉人(原审被告)：洪国良，男，1965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上诉人(原审被告)：许永旭，男，1978年6月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上诉人(原审被告)：宁波市洪业惠泰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法定代表人：许永旭，经理兼执行董事。以上两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洪国良。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香溢典当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长宁区。法定代表人：夏欣荣，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勇。上诉人洪菊芳、邹惠萍、洪国良、许永旭、宁波市洪业惠泰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洪业惠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上海香溢典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溢典当公司”)典当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2019)沪0105民初145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洪菊芳、邹惠萍、洪国良、许永旭、洪业惠泰公司共同提出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香溢典当公司的原审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被上诉人香溢典当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1.本案属于金融借款关系，而非典当关系，香溢典当公司属于违规放贷。2.当期届满后，香溢典当公司没有向各担保人进行过电话或书面催讨。根据担保合同约定，两年担保期间已过，担保人不承担担保责任，也不承担违约责任。原审法院认定案外人同济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和洪业惠泰公司在绝当后存在主动还款行为，但其实上述款项是洪菊芳借用同济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和洪业惠泰公司的银行账户支付的综合服务费，洪菊芳是前述两家公司的出纳，对于1万元小金额汇款，借用公司银行账户是不需要向法定代表人报告的，因此其借用公司代付是个人行为，并非公司主动替洪菊芳还款。3.上诉人洪菊芳在绝当后支付的四笔各1万元违约金，应当在应付违约金中扣除。4.上诉人邹惠萍提供房产抵押担保时，香溢典当公司和洪菊芳曾告知，作为当物的洪业惠泰公司股权价值为600万元，但事实上系争股权价值为零，洪菊芳至今都未实际缴纳出资。因此，香溢典当公司和洪菊芳存在欺诈担保人的行为，香溢典当公司在接受当物时未对当物价值做资产评估，担保人不应承担担保责任。此外，香溢典当公司绝当后没有及时处置股权，导致价值减损扩大。5.被上诉人香溢典当公司主张的年利率24%违约金加上收取的综合服务费标准过高，欠款人最多仅按银行同期逾期贷款利率承担违约金。被上诉人香溢典当公司辩称：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香溢典当公司与上诉人洪菊芳及各担保人关于典当纠纷主合同及从合同的主要争议已有另案诉讼二审终审。本案仅针对另案诉讼中尚未主张过的自2016年3月30日起至2016年8月31日的违约金。被上诉人香溢典当公司在上述期间仅主张年利率为24%的违约金，并未收取其他利息和综合费，故违约金标准未超过法律规定。据此，被上诉人香溢典当公司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中，香溢典当公司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洪菊芳支付自2016年3月30日起至2016年8月31日期间的逾期归还当金的违约金193,913元(以未归还当金1,902,640元为基数，按年率24%计收)；2.判令香溢典当公司有权就洪菊芳持有的洪业惠泰公司51%的股权及其派生的权益折价或以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优先受偿；3.判令香溢典当公司有权就邹惠萍名下位于上海市杨浦区江湾城路XXX弄XXX号XXX室(复式)房屋折价或以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优先受偿；4.判令洪国良、许永旭、洪业惠泰公司对第一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本案诉讼费用由洪菊芳、邹惠萍、洪国良、许永旭、洪业惠泰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8月31日，洪业惠泰公司的企业名称由象山天工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变更为现名。2015年9月16日，香溢典当公司与洪菊芳签订合同编号为SH-XYSXXXXXXXXXX的《最高额授信合同》。合同约定：香溢典当公司向洪菊芳提供6,000,000元的授信额度，期限为六个月，自2015年9月16日起至2016年3月15日止。同日，香溢典当公司与洪菊芳签订合同编号为SH-XYGQZYXXXXXXXXX的《最高额股权出质典当合同》。该合同约定，洪菊芳以其持有的洪业惠泰公司的51%的股权及其派生的权益向香溢典当公司质押典当借款6000,000元，最高额债权确定期间自2015年9月16日起至2016年3月15日止。出质股权绝当后洪菊芳应承担每日0.2%的逾期违约金。同日，香溢典当公司与洪菊芳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2015年9月16日，香溢典当公司与邹惠萍签订合同编号为SH-XYFCDBXXXXXXXXX的《最高额房地产抵押担保合同》。该合同约定，邹惠萍以其名下位于上海市杨浦区江湾城路XXX弄XXX号XXX室房屋为洪菊芳上述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额为借款当金6,000,000元及相应利息、综合服务费、违约金、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等。抵押担保期间为主合同确定的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若依本合同或主合同的约定，主债务履行期限提前或延迟到期的，则担保期间为变更后的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2015年9月22日，上述抵押房屋办理了房屋抵押登记手续。2015年9月16日，香溢典当公司与洪国良、许永旭、洪业惠泰公司和案外人同济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分别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四份。合同约定，洪国良、许永旭、洪业惠泰公司和案外人同济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在最高额保证合同中为洪菊芳的上述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额为借款当金6,000,000元及相应利息、综合服务费、违约金、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等。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确定的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若依本合同或主合同的约定，主债务履行期限提前或延迟到期的，则保证期间为变更后的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2015年9月24日，香溢典当公司向洪菊芳出具《当票》一份，载明典当金额为6,000,000元，当期自2015年9月24日起至2015年10月23日止，综合服务费为月费率1.8%。同日，邹惠萍代洪菊芳向香溢典当公司支付综合服务费108,000元，香溢典当公司向洪菊芳支付当金6,000,000元。2016年3月25日向香溢典当公司还款600,000元，在该笔汇款的用途或附言处注明：还贷款本金。2016年3月28日向香溢典当公司还款1,000,000元，在该笔汇款的用途或附言处注明：还贷款本金。2016年3月29日向香溢典当公司还款2,500,000元，在该笔汇款的用途或附言处注明：还贷款本金。洪菊芳于2015年10月29日向香溢典当公司支付的综合服务费108,000元，于2015年12月28日向香溢典当公司支付综合服务费108,000元，于2015年12月30日向香溢典当公司支付综合服务费50,000元，于2016年2月5日向香溢典当公司支付综合服务费166,000元，于2016年7月29日向香溢典当公司支付综合服务费10,000元，于2016年9月23日向香溢典当公司支付综合服务费10,000元，于2016年9月30日向香溢典当公司支付综合服务费10,000元，于2016年11月14日向香溢典当公司支付综合服务费10,000元。其中，2016年7月29日、9月23日和9月30日的付款系案外人同济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代为支付，2016年11月14日的付款系洪业惠泰公司代为支付。2018年4月25日，香溢典当公司因与洪菊芳、邹惠萍、洪国良、许永旭、洪业惠泰公司及案外人同济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的典当纠纷向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起诉。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于2018年10月31日作出(2018)沪0105民初8905号民事判决。洪菊芳、邹惠萍、洪国良、许永旭、洪业惠泰公司及案外人同济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不服，上诉于本院。本院经审理后，于2019年4月26日作出(2019)沪74民终120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当事人之间存在的争议焦点主要有以下三点：1.本案中各担保人的保证期间是否已经超过。2.香溢典当公司主张涉案违约金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3.香溢典当公司主张的违约金是否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关于本案中各担保人的保证期间是否已经超过。洪国良、洪业惠泰公司认为其与香溢典当公司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确定的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而涉案当期至2016年3月24日届满，其保证期间已经经过。原审法院认为，洪国良、许永旭、洪业惠泰公司与香溢典当公司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中约定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确定的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而涉案当期至2016年3月23日届满，洪国良、许永旭、洪业惠泰公司的担保期间应至2018年3月22日届满。但在涉案当期届满后，案外人同济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于2016年7月29日、9月23日和9月30日的代洪菊芳支付了综合服务费，洪业惠泰公司于2016年11月14日代洪菊芳支付了综合服务费，而上述代支付行为发生的时间尚在保证期间内。原审法院同时注意到，洪国良系案外人同济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许永旭系洪业惠泰公司法定代表人。案件审理过程中，香溢典当公司确认涉案当期届满后向本案洪国良与许永旭进行过电话催讨，而前述代为支付行为，作为法定代表人的洪国良与许永旭应当知晓。由此可以判断，案外人同济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和洪业惠泰公司的代支付行为应当依法视为香溢典当公司在涉案当期届满后已经向保证人主张过涉案债权。故洪国良、许永旭、洪业惠泰公司关于其保证期间已经超过的抗辩，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采纳。2.关于香溢典当公司主张涉案违约金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洪菊芳、洪国良、邹惠萍、许永旭及洪业惠泰公司认为其涉案的《最高额房地产抵押担保合同》和《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的抵押担保期间和保证期间均为主合同确定的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而涉案当期至2016年3月24日届满，香溢典当公司现主张违约金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原审法院认为，香溢典当公司因与洪菊芳、洪国良、邹惠萍、许永旭及洪业惠泰公司及案外人同济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的典当纠纷，于2018年4月25日向原审法院起诉[案号：(2018)沪0105民初8905号]。该案中，洪菊芳在涉案当期届满后于2016年3月29日向香溢典当公司还款2,500,000元。香溢典当公司认为洪菊芳已经违约，扣除2016年3月30日至8月31日期间的违约金。因此，在该案中并未主张前述期间的违约金。原审法院查明香溢典当公司对于洪菊芳的还款性质的认识存在错误，将上述期间的违约金予以扣除存在不当，当庭向香溢典当公司进行了法律释明。香溢典当公司关于本案主张的违约金已在(2018)沪0105民初8905号进行主张，只是其主张方式并未得到原审法院支持，但依法应当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故关于香溢典当公司主张的涉案违约金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采纳。3.关于香溢典当公司主张的违约金是否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洪菊芳、洪国良、邹惠萍、许永旭及洪业惠泰公司认为涉案《最高额授信合同》《最高额股权出质典当合同》《最高额房地产抵押担保合同》约定的最高额债权期间为2015年9月16日至2016年3月15日，故抵押担保和保证担保所发生的债权亦应在上述期间内发生。而本案中香溢典当公司主张的违约金并非发生在前述最高额债权期间，因此各担保人不应承担担保责任。此外，邹惠萍认为，洪菊芳以其持有的洪业惠泰公司的股权出质未经该公司股东会决议，故《最高额股权出质典当合同》应为无效；洪业惠泰公司为涉案债务进行担保未经股东会决议，故《最高额保证合同》应属无效；香溢典当公司存在欺诈、扩大损失的情形，对于扩大部分的损失担保人不应承担责任。原审法院认为，按照涉案《最高额房地产抵押担保合同》和《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约定，本案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为借款当金及相应利息、综合服务费、违约金、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等，其中包括违约金。违约金系对违约行为的补救和惩罚措施。典当人可能在《最高额授信合同》和《最高额股权出质典当合同》约定的期间内出现违约行为，但亦存在当期届满后未能及时还款的违约行为。因此，违约金的产生时间并不局限于涉案债权产生的期间。至于邹惠萍认为洪菊芳以其持有的股权出质未经该公司股东会决议应属无效，原审法院认为，洪菊芳以其持有的洪业惠泰公司股权为自身债务提供担保，并未侵害洪业惠泰公司的公司利益，我国担保法并不禁止，我国公司法亦无禁止性规定。邹惠萍依据的担保法第七十八条规定的是以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份出质的生效日期。故邹惠萍的上述观点系其对担保法和公司法法条存在认知和理解错误。邹惠萍认为香溢典当公司存在扩大损失的情形，但案件审理过程中，邹惠萍既未举证证明香溢典当公司存在欺诈、胁迫等使担保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保证的事实，亦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香溢典当公司存在违反合同约定扩大损失的情形。故关于香溢典当公司存在欺诈、扩大损失的抗辩，证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香溢典当公司与洪菊芳签订的《最高额授信合同》和《最高额股权出质典当合同》、香溢典当公司与邹惠萍签订的《最高额房地产抵押担保合同》以及香溢典当公司与洪国良、许永旭、洪业惠泰公司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均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为有效，当事人均应恪守。现香溢典当公司已经按约履行了发放当金义务，而洪菊芳却未能依约履行按时偿还当金的义务，构成违约，由此引发诉讼，责任在洪菊芳。邹惠萍、洪国良、许永旭、洪业惠泰公司为洪菊芳的当金提供担保，在当期届满，洪菊芳未能偿还剩余当金的情况下，未能依约履行担保责任，亦属违约。香溢典当公司主张涉案违约金以年利率24%的标准计收，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上限。故香溢典当公司要求洪菊芳偿付2016年3月30日至8月31日期间的违约金以及要求邹惠萍、洪国良、许永旭、洪业惠泰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但原审法院同时注意到，邹惠萍、洪国良、许永旭、洪业惠泰公司对洪菊芳承担的保证责任范围应有别于混合共同担保责任。本案中涉案当物绝当后，应优先处置当物清偿债务。故本案所涉债务应以当物的处分价款优先清偿债务，不足清偿的部分应由保证人在担保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许永旭经原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诉讼权利。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三十一条、第四十六条、第五十三条、第七十八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零二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原审法院判决：一、洪菊芳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香溢典当公司自2016年3月30日起至2016年8月31日止的违约金193,913元；二、若洪菊芳未按期履行上述第一项还款义务，则香溢典当公司可与洪菊芳协议，以其持有的洪业惠泰公司的51%的股权及其派生的权益折价，或者申请以拍卖、变卖该股权及其派生权益所得价款在最高限额6,000,000元范围内优先受偿，质押物拍卖、变卖后超出债权部分价款归洪菊芳所有，不足部分由洪菊芳继续清偿；三、若洪菊芳未按期履行上述第一项还款义务，且其持有的洪业惠泰公司的51%的股权及其派生的权益经拍卖、变卖后的所得价款仍不足以清偿上述第一项还款义务的，则香溢典当公司可与邹惠萍协议，以邹惠萍名下位于本市杨浦区江湾城路XXX弄XXX号XXX(复式)的房屋折价，或者申请以拍卖、变卖该房屋所得价款在洪菊芳持有的洪业惠泰公司的51%的股权及其派生权益的价值以外，对不足清偿部分在最高限额6,000,000元范围内优先受偿，抵押物拍卖、变卖后超出债权部分价款归邹惠萍所有，不足部分由洪菊芳继续清偿；四、若洪菊芳未按期履行上述第一项还款义务，且其持有的洪业惠泰公司的51%的股权及其派生的权益经拍卖、变卖后的所得价款仍不足以清偿上述第一项还款义务的，洪国良、许永旭、洪业惠泰公司在洪菊芳持有的洪业惠泰公司的51%的股权及其派生权益的价值以外，对不足清偿部分在最高限额6,000,000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洪国良、许永旭、洪业惠泰公司在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就其已承担部分可以向洪菊芳追偿。案件受理费4,178.30元，由洪菊芳、邹惠萍、洪国良、许永旭、洪业惠泰公司共同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组织质证。上诉人洪菊芳、邹惠萍、洪国良、许永旭、洪业惠泰公司提交洪业惠泰公司登记信息，用以证明洪菊芳作为股东的实缴出资额是零，洪菊芳以出资为零的股权作质押，被上诉人香溢典当公司没有审核。被上诉人香溢典当公司对此未发表质证意见。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被上诉人香溢典当公司与上诉人洪菊芳之间构成典当关系还是借款关系、各担保人是否需要承担担保责任等争议，原审法院已在(2018)沪0105民初8905号案件中作出认定，本院亦作出终审判决予以维持，在此不再赘述。本案中，上诉人香溢典当公司系针对在另案诉讼中尚未主张的违约金提起诉讼，要求借款人洪菊芳及各担保人承担责任。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本案各担保人的担保期间是否已过。二、违约金的计算是否正确合理。三、当物的价值是否影响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本院分析如下：一、本案各担保人的担保期间是否已过。本院认为，上诉人洪国良、洪业惠泰公司、许永旭系本案债务的连带保证人，其保证期间应为主合同确定的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而涉案当期至2016年3月23日届满，三保证人的保证期间应至2018年3月22日届满。当期届满后，案外人同济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于2016年7月29日、9月23日和9月30日主动支付了综合服务费，洪业惠泰公司于2016年11月14日主动支付了综合服务费。由于洪国良系案外人同济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许永旭系洪业惠泰公司法定代表人。原审法院据此认定香溢典当公司在保证期间内已向三保证人主张过债权。上诉人洪国良、许永旭、洪业惠泰公司提出上述支付行为系洪菊芳的个人行为，并非两公司的公司行为。对此，本院认为，相关支付行为系通过两公司账户、以公司名义作出，有关支付系洪菊芳个人行为的说法缺乏事实依据，且与常理不符，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邹惠萍主张担保期间内香溢典当公司从未向其进行催讨，故不应承担担保责任。对此，本院认为，上诉人邹惠萍以其所有的房屋为洪菊芳的债务提供不动产抵押担保，抵押权人享有的抵押担保物权。《物权法》第二百零二条规定，抵押权人应当在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行使抵押权；未行使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被上诉人香溢典当公司在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内要求实现抵押权，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邹惠萍的担保责任亦不因其在绝当后是否代付或香溢典当公司是否催告而免除。故邹惠萍关于其担保期间已经届满，债权人未向其主张权利的抗辩，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二、违约金的计算是否正确合理。《最高额股权出质典当合同》约定，借款人未按时足额偿还借款本金、当金利息、综合费用的，应就未偿还部分按每日0.2%支付违约金。被上诉人香溢典当公司自愿将2016年3月30日起至2016年8月31日的违约金标准降低至年利率24%计算，在此期间不再收取其他任何费用或利息，上述标准未违反法律规定，不存在过高情形，本院予以认可。至于上诉人洪菊芳、洪国良、许永旭、洪业惠泰公司、邹惠萍提出应扣除四笔共计四万元违约金的主张，经本院查明，该四笔金额已作为借款人洪菊芳支付的综合服务费在另案诉讼中予以扣除，违约金与综合服务费并未重复计算，上诉人洪菊芳、洪国良、许永旭、洪业惠泰公司、邹惠萍仍应支付相应违约金。三、当物价值是否影响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上诉人洪国良、许永旭、洪业惠泰公司、邹惠萍称香溢典当公司在接受当物质押时未对当物进行评估，并称其在提供担保时被告知当物价值600万元，可以覆盖债务人的债务，现股权并无价值，因此担保人不应承担责任。对此，本院认为，本案当物为债务人洪菊芳持有洪业惠泰公司51%的股权，洪菊芳将股权质押给香溢典当公司。无论出质时上述股权的价值为多少，无论香溢典当公司有否对股权价值作相应评估，也无论洪菊芳是否实际缴纳出资，香溢典当公司自愿接受该质物作为债务的担保，均系其自身对商业风险的考量，并自担风险。况且，本案存在其他各种担保的事实也侧面反映了当物价值可能无法覆盖全部债务。上诉人洪国良、许永旭、洪业惠泰公司、邹惠萍未能举证证明其在签订担保合同时系受到香溢典当公司的欺诈，各担保人自愿为本案债务提供担保，并不能将当物价值无法抵偿债务的后果归咎于典当公司。综上所述，上诉人洪菊芳、邹惠萍、洪国良、许永旭、洪业惠泰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178.30元，由上诉人洪菊芳、上诉人邹惠萍、上诉人洪国良、上诉人许永旭、上诉人宁波市洪业惠泰贸易有限公司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单素华审判员  朱颖琦审判员  张 聪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八日书记员  印 铭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