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6民终115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开先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原山东沂蒙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临沂市沂水县沂新路373号。法定代表人：谭琳，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培栋，山东兴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立民，男，1974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邹平市，原邹平县利民建筑设备租赁站业主。委托诉讼代理人：成蓓蓓，山东天健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山东沂蒙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第一工程公司,住所地：山东省临沂市沂水县沂新路373号。上诉人开先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先集团）因与被上诉人刘立民及原审被告山东沂蒙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第一工程公司（以下简称沂蒙集团第一工程公司）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邹平市人民法院（2018）鲁1626民初39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开先集团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邹平市人民法院(2018)鲁1626民初3907号民事判决，改判上诉人对被上诉人不承担任何给付义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已过诉讼时效，原审法院认为本案未过诉讼时效既无事实依据，亦存在适用法律错误。依据《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第三条约定，合同期限为自2010年10月15日至2011年5月，第五条约定租赁费按月支付，每月5日之前支付上个月的租赁费。按照《民法通则》一百三十六条规定，延付或者拒付租金的诉讼时效为1年。同时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当事人约定同一债务分期履行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所以本案租金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自2011年6月6日至2012年6月5日，租赁物返还请求权或毁损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自2011年6月1日至2013年5月31日。在2014年6月12日被上诉人起诉上诉人时（2014年8月11日被上诉人撤诉），其诉讼时效期间就已经届满，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无论被上诉人在2014年6月、2015年3月有过几次起诉、撤诉的行为，都不存在诉讼时效中断（诉讼时效中止、中断发生在诉讼时效期间）。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本案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一百一十八条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但本案原审法官在判决书中错误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一百一十八条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原审法院在被上诉人未提交任何证据，也未在庭审中对诉讼时效问题进行有效辩论的情况下，罔顾事实，站在完全偏袒被上诉人的角度，竟然编造事实：“本案合同租期是根据提（送）货、退货计算实际租用时间，且租赁物全部返还之前租金照收。”（原审判决书第13页第2、3行），合同租赁期在《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第三条明确约定了2010年10月15日至2011年5月，在《建筑设备租赁合同》所有条款中均未有“本案合同租期是根据提（送）货、退货计算实际租用时间，且租赁物全部返还之前租金照收。”的类似描述，且也推导不出这样的结论。按照诉讼时效的法律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计算，本案《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约定的租期期满，一方未返还租赁物、未支付租金，另一方就应当知道权利受到侵害。但是按照原审法官的逻辑，只要还有租赁物未返还，合同租赁期就未届满，合同就是在继续履行中，就不存在诉讼时效问题。也就是说，依照原审法官的逻辑，只要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就是合同期限未届满，另一方就不应当知道自己权利受到侵害，那岂不是所有的合同纠纷诉讼都不存在诉讼时效了？法律的明确规定在原审法官眼中竟然可以达到如此熟视无睹的程度！二、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没有合同关系，无需对被上诉人承担合同义务，原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承担给付义务，既缺乏事实依据，也没有法律依据。1.原审法院认定沂蒙集团第一工程公司是上诉人内设机构，没有事实根据。原审法院认定沂蒙集团第一工程公司是上诉人内设机构的依据是，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3中所谓的讯问笔录复印件，但被上诉人无法证明该证据的合法来源，一份没有合法来源和合法形式的孤证竟然被原审法院采信，并作为本案判决的基本依据，这是完全错误的。2.原审法院认为既然沂蒙集团第一工程公司是上诉人内设机构，就应当承担沂蒙集团第一工程公司签订合同产生的后果，这一判决逻辑完全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首先，本案《建筑设备租赁合同》合同形式不完备，对合同主体--山东沂蒙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第一工程公司来说，是无效合同。同时因为签订合同的双方经办人均未到庭质证，签字盖章是否真实无从查证，因此该合同又不具有真实性。《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的合同主体为：邹平县利民建筑设备租赁站、山东沂蒙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第一工程公司。山东沂蒙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第一工程公司未经工商登记注册，不是合格的民事主体，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按照《民法通则》五十八条规定，其民事行为无效。《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的合同主体、所有条款均未涉及到上诉人，合同履行中也未与上诉人有过任何联系，按照合同相对性原理，该合同不能约束上诉人。其次，原审法院作出判决依据的所有法律条文均未有“法人内设机构签订合同的行为后果由法人承担”的类似相关规定，由此可见，原审法院是依据自我臆想的法条作出了判决，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判决怎么可能是正确的。3.本案如果要上诉人承担合同责任，那么马继夫的行为必须构成表见代理才行。但本案马继夫的行为并不构成表见代理，理由如下：我国《合同法》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这就说明构成表见代理需要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条件：（1）行为人与相对人都有将被代理人作为合同主体的意思表示；（2）有客观表象能让相对人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3）相对人尽到了谨慎审查注意义务，善意无过失。但是本案以上三个条件均不具备，因此不构成表见代理。（1）构成表见代理要求行为人（马继夫）是代表被代理人（即上诉人），以被代理人（上诉人）的名义订立合同。本案马继夫是以山东沂蒙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第一工程公司的名义同邹平县利民建筑设备租赁站签订的合同，上诉人与马继夫从没有任何委托代理关系，上诉人也从未向马继夫出具过任何授权委托书，马继夫曾经只是上诉人的普通员工，其行为不是职务行为，不能代表上诉人。在合同签订和履行中，马继夫从未向被上诉人披露过上诉人，可见马继夫并没有将上诉人作为《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的合同主体的意思表示。同时被上诉人在签订和履行合同时也从未将上诉人作为合同相对方。如果被上诉人将上诉人作为合同相对方，那么在签订合同时应该向马继夫索要上诉人给马继夫的代理授权书，应该要求马继夫加盖上诉人公章，即使这些都没做，那也应该合同签订后，及时同上诉人联系沟通，确认合同主体，但被上诉人一直没有同上诉人有过联系和沟通，甚至在马继夫拖欠租金的情况下，被上诉人也从未向上诉人催要过租金。而且，被上诉人很清楚山东沂蒙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第一工程公司没有在工商管理部门注册备案，山东沂蒙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第一工程公司不具有法律主体地位，其所谓的公章没有任何法律效力。这些足以说明被上诉人自始至终将马继夫作为合同主体，从未将上诉人作为合同相对方。所以本案从合同关系上看是被上诉人同马继夫的合同纠纷。（2）构成表见代理还要求相对人（被上诉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马继夫）有代理权。也就是构成表见代理需要权利外观要件，即行为人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从而让相对人产生了合理信赖。按照相关法律规定构成权利外观的考量因素有：合同是否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行为人的身份、职务是否与被代理人有关联，能否代表被代理人；合同等对外文件材料上是否加盖被代理人可正常对外使用的有效印章；合同关系的建立方式是否与双方以往的交易方式相符；签约地是否在被代理人营业地或办公场所的；被代理人是否实际支付过合同价款；被代理人与合同相对人就履约问题进行过交涉等；被代理人是否取得履行合同的利益；被代理人对行为人是否存在可合理推断的授权关系。本案中，上述客观表象除“马继夫”曾经是上诉人的内部职工外，其他客观表象均不存在。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相对人（被上诉人）对行为人（马继夫）可以代表上诉人签订合同的行为产生合理信赖的时间，应该是双方签订合同时，而不是在起诉上诉人后。在被上诉人和马继夫签订《建筑设备租赁合同》时，若被上诉人认为马继夫是代表上诉人签字，被上诉人就应该在签订合同之前或签订合同之时获得马继夫可以代表上诉人的相关客观表象，从而对马继夫的行为产生可以代表上诉人的合理信赖，而不是在签订合同后，甚至庭审中，依靠审判员的“庭审查明”来获得“合理信赖”。否则逻辑就极为可笑，也完全违背市场交易习惯。本案被上诉人提交的《建筑工程施工合同》及其附件和证据3、4，均是被上诉人同马继夫签订《建筑设备租赁合同》之后，甚至是被上诉人起诉上诉人之后获取的证据，同时这些证据也不是马继夫提供给被上诉人的。这就充分说明在签订《建筑设备租赁合同》时，马继夫并没有向被上诉人提供任何材料，披露马继夫是上诉人员工以及山东沂蒙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第一工程公司是上诉人的内设机构，当然马继夫也不可能向被上诉人提供材料披露烟台海涛新都A区建筑工程的承包人是山东沂蒙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被上诉人在不了解这些信息的前提下，在同马继夫签订《建筑设备租赁合同》时，怎么可能认为马继夫是代表上诉人同其签订合同呢？以上事实充分说明，被上诉人同马继夫签订《建筑设备租赁合同》时，并没有马继夫可以代表上诉人的相关客观表象。同时《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签订地、履约地均在被上诉人营业地，被上诉人也未到烟台海涛新都A区施工地实际查证烟台海涛新都A区建筑工程的承建方，烟台海涛新都A区建筑工程施工地也从未悬挂有上诉人公司名称的横幅。《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第六条约定合同履行方式是到被上诉人营业地提货、送货，也就是被上诉人的租赁物到底运到那个工地，被谁实际使用，被上诉人既不关心也不清楚。上诉人在烟台未承揽过任何工程，原审法院也认可被上诉人提交的《建筑工程施工合同》及其附件上的上诉人印章是张玉才伪造非法加盖上的，所以本案被上诉人的租赁物实际使用者不可能是上诉人。（3）构成表见代理还需要相对人（邹平县利民建筑设备租赁站）是善意无过失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十三条规定，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表见代理制度不仅要求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而且要求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合同相对人主张构成表见代理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不仅应当举证证明代理行为存在诸如合同书、公章、印鉴等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形式要素，而且应当证明其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本案被上诉人并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善意无过失，相反上诉人认为邹平县利民建筑设备租赁站在签订《建筑设备租赁合同》时存在诸多过失：第一、明知山东沂蒙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第一工程公司是未经工商注册，不能独立承担责任的机构，仍然同其签订合同，理应为自己的错误买单。第二、未尽到对合同签订人马继夫的谨慎审查义务。在签订《建筑设备租赁合同》时，马继夫没有向邹平县利民建筑设备租赁站明示其是上诉人的内部职工，也没有出示上诉人对他的任职文件，当然也不可能出示上诉人的授权书。那么在签订合同时，邹平县利民建筑设备租赁站是基于什么对马继夫有代理权产生了信赖呢？第三、邹平县利民建筑设备租赁站在签订本案《建筑设备租赁合同》之前从未同上诉人和山东沂蒙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第一工程公司有过业务往来，所以其没有理由将上诉人和山东沂蒙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第一工程公司混为一体，也没有理由将二者联系在一起。邹平县利民建筑设备租赁站和山东沂蒙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第一工程公司及马继夫是第一次合作，理应要对合作对象进行充分了解和严格审查，以降低自己的交易风险。但很遗憾的是，邹平县利民建筑设备租赁站并没有尽到审查注意义务，所以原告承担因为自己不谨慎而导致的交易风险是合情合理的。三、本案从证据采信、事实认定、判决结果等方面明显可以看到原审法官偏袒被上诉人，这严重违背了法庭居中裁判的原则，对上诉人是极为不公平的。按照民事审判原则，人民法院应遵循“谁主张谁举证”原则进行居中裁判，本案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要么没有合法来源，要么没有合法形式，真正有证明效力的证据少之又少，但却全部被原审法官作为有效证据使用，原审法院以“法庭查明”的方式将被上诉人无效证据变为有效证据，而被上诉人的提交的证据原审法官都不予采信。即使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都为原审法院采信的情况下，也只能证明沂蒙建设集团第一工程公司曾是上诉人内设机构，马继夫曾是上诉人普通员工。在无其他证据支持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就贸然判决：本案未过诉讼时效，上诉人承担沂蒙建设集团第一工程公司与被上诉人所签订合同的义务。这实在是让人汗颜！四、原审法院对本案标的额的认定缺乏事实依据。被上诉人在原审中提交的出租单、结算清单、租金计算清单均为被上诉人自行制作，既没有上诉人盖章、工作人员签字确认，也没有证据能证明签字是本人真实签字。既然是结算，当然是双方的结算，而不是一方的自我认同，所以被上诉人提交的上述证据不具有证据的合法形式，不具有证明力。同时，被上诉人未提交实际使用其租赁物的人总共使用了多少，归还了多少的证据，因此其诉讼请求数额有很大的随意性，原审法院以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数额要求上诉人承担责任，是非常不严谨也是很不公平的。五、原审法官按照法律规定应该回避，但原审法官未回避，是为程序不合法。原审中，上诉人向原审法院提出本案审判长李学勤回避，但原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人回避申请。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审判长李学勤应当回避，理由是本案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判人员严格执行回避制度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五款的规定。本案审判长李学勤与本案被上诉人有其他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案件的公正处理。本案被上诉人在邹平市人民法院有多起诉讼案件，而这些案件的主审法官几乎均为李学勤（以下被上诉人的民事纠纷案件均为李学勤主审：（2016）鲁1626民初1572号、（2014）邹商初字第134号、（2014）邹商初字第440号、（2014）邹商初字第667号、（2014）邹商初字第668号、（2014）邹商初字第669号、（2014）邹商初字第133号、（2013）邹商初字第314号），特别是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在邹平市人民法院的多起案件主审法官均为李学勤，这足以说明被上诉人与本案一审法官李学勤有特殊的利害关系，这种特殊关系不可能不影响本案的公正处理，从本案的一审庭审过程及一审判决书都可以看出李学勤明显偏袒被上诉人。一审法官李学勤该回避而未回避，因此本案一审程序违法。刘立民辩称，一、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首先，《建筑设备租赁合同》虽然约定租期自2010年10月15日至2011年5月，但同时约定“计费以提、退货的数量及日期按实际天数计算”“货物还完后3天内结清全部租赁费”“报废及损失货物，钢管按每米18元、扣件按每个8元赔偿，租金照收”。结合实际履行过程中，答辩人在一审中也提交了证据证实，被答辩人仍分别于2011年6月20日和2011年7月9日向答辩人承租了钢管、扣件等租赁物，所以双方虽然约定了租期，但实际租赁过程中租赁期限及费用仍按照实际提、退货的数量及天数计算。在本案中，被答辩人至今未向答辩人返还租赁物，也未按报废标准结算赔偿费，所以至起诉时租赁费仍在计算，涉案合同并未履行完毕。本案并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的同一债务分期履行的情形。在本案中并非确定的同一债务，债务因租赁费未返还仍在持续产生中，也不属于分期履行的情形，所以并不适用第五条的规定。其次，答辩人曾分别于2014年6月、2015年3月、2018年10月多次以提起诉讼的方式向被答辩人主张权利，所以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二、被答辩人是本案义务承担主体。首先，涉案合同中利民租赁站和沂蒙集团第一工程公司均加盖印章，乙方经办人员马继夫签名，合同形式完备、意思表示真实、内容具体明确，合同成立且内容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合同成立并有效。其次，涉案租赁合同签订时，张玉才和马继夫均系被答辩人处职工，张玉才是被答辩人处副总经理兼沂蒙集团第一工程公司经理，马继夫系被答辩人职工及沂蒙集团第一工程公司副经理，该二人代表沂蒙集团第一工程公司在经办人签名或盖章的行为，并非个人行为而是履行职务行为。再者，在原审中答辩人提交的被答辩人为第一工程公司出具的委托书、被答辩人副总经理李玉清在沂水县公安局作的询问笔录、副总经理张玉才的讯问笔录、员工马继夫的讯问笔录，均可证实被答辩人设立有第一工程公司的事实。因第一工程公司未经工商登记注册，不具有合法民事主体资格，应由其设立单位承担相应民事责任。所以本案应由被答辩人承担支付租赁费及返还租赁物、支付折价款的民事责任。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刘立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支付原告租金、滞纳金等共计1020306元；2.被告返还扣件23453个或赔偿损失187624元；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庭审中，原告减少并明确诉讼请求为：1.被告开先集团支付原告租赁费729300元、滞纳金291006元；2.被告开先集团返还原告扣件6340个，若返还不能，则按每个扣件8元赔偿原告损失5072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刘立民系个体工商户，2009年4月设立利民租赁站并领取营业执照，经营范围为建筑设备服务，有效期自2009年4月21日至2013年4月20日。经营期限届满后利民租赁站办理注销登记。2010年10月15日，利民租赁站（甲方）与沂蒙集团第一工程公司（乙方）签订《建筑设备租赁合同》，主要内容为：乙方因承建海涛新都A区工程需租用钢管扣件。租赁品种、单价（租金）：钢管每米每天0.014元，扣件每个每天0.008元；租期自2010年10月15日至2011年5月；以提、退货数量及日期，按实际天数计算。承租方每月5号以前按实际租赁数量向甲方付清上月租赁费，延后付款须支付每日千分之三的滞纳金至结清租赁费，货物还完后3天内结清全部租赁费。提货单位由乙方张民泽、李青华、吴家德等签字生效。报废及损失货物，钢管按每米18元、扣件按每个8元赔偿，租金照收。合同甲方处加盖利民租赁站印章，乙方处加盖沂蒙集团第一工程公司印章，经办人处马继夫签字。合同签订后，利民租赁站向指定施工地点交付租赁物，出租单上记载的承租单位为沂蒙集团，收货人处由张民泽、李青华、吴家德、马继夫分别签字。原告自认沂蒙集团第一工程公司返还部分租赁物、支付部分租金。另查明，2014年8月4日，沂蒙集团以张玉才、马继夫等人私刻公章为由，向沂水县公安局报案时称：2014年6月我公司收到邹平法院三份民事起诉状、裁定书、开庭传票，（2014）邹商初字第378号、379号、380号，要求我公司返还因承建龙口市“湖光豪景”、“海涛新都”工程欠付租赁费及滞纳金并返还钢管、扣件。2015年6月20日，沂蒙集团的李玉清在沂水县公安局陈述：2015年4月17日，我公司又收到邹平法院的传票，还是起诉公司拖欠租赁费的事。马继夫与利民租赁站签订合同加盖了“沂蒙集团第一工程公司”公章，这个公章公司已于2010年之前收回封存了。公司设第一工程公司主要是为了对外洽谈业务。公章管理使用合同书上的记载，2005年2月23日，张玉才领取了第一工程公司的公章，后来公司把公章收回了，第一工程公司也对外取消了。2015年6月25日，张玉才在沂水县公安局对其讯问笔录中供述：2008年春天我带着一伙人在沂水外招揽工程，另外还有两伙人也在外招揽工程，总公司为了区分方便，命名我的那伙人叫沂蒙集团第一工程公司，任命我为第一工程公司经理，马继夫为技术员，总公司也给刻了第一工程公司的印章。我们这三个公司没有营业执照，但对外可以独立承包工程，与利民租赁站签订过租赁协议，租赁钢管和扣件”。2015年6月10日，马继夫在沂水县公安局对其讯问笔录中，在公安部门询问“你何时被任命为沂蒙集团第一工程公司的副经理”时供述：“我记得是2008年（被任命为沂蒙集团第一工程公司的副经理）。张玉才是沂蒙集团副总经理兼第一工程公司经理，我是他的副手，主要负责工地现场。我跟着张玉才在烟台龙口东海海涛新都A区干活时和利民租赁站签过租赁合同。合同上面的印章是张玉才加盖的，我光签了字。听说张玉才没付完租赁费，利民租赁站把沂蒙集团起诉了”。再查明，2018年7月，沂蒙集团名称变更为开先集团。还查明，基于涉案纠纷，原告刘立民以沂蒙集团为被告于2014年6月向本院提起诉讼，即（2014）邹商初字第379号案，诉讼过程中，原告称双方和解而申请撤诉。2015年3月18日，原告再次向本院提起诉讼，因沂蒙集团提出管辖权异议而移送至沂水县人民法院，后该院裁定按原告撤诉处理。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焦点问题为：一、涉案租赁合同主体、履行情况及权利义务主体的确定；二、原告请求权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关于焦点一中租赁合同主体及履行情况，涉案《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签订主体系利民租赁站与沂蒙集团第一工程公司，双方均加盖印章，乙方经办人马继夫签名，合同形式完备、意思表示真实、内容具体明确，合同成立且内容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双方应按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合同签订后，利民租赁站按约定将租赁物交付指定施工地点及收货人，履行了出租人义务，沂蒙集团第一工程公司作为承租人，使用租赁物并返还部分租赁物、支付部分租赁费，部分的履行了合同义务，还应按约定足额支付租赁费、返还全部租赁物，租赁物返还不能的，则按约定支付租赁物折价款。利民租赁站依据出租单记载及合同约定的租金计算标准、损失租赁物赔偿标准主张的租金数额及未返还租赁物的名称、数量并无不当。合同约定承租人于每月5号前按租赁数量付清上月租金，延后付款按日千分之三计算滞纳金，沂蒙集团第一工程公司未按约定支付租金构成违约，原告自愿降低滞纳金计算标准，仅主张291006元，系对其权利的处分，予以准许。被告开先集团提交马继夫的证言欲证实以轿车抵顶租赁费，但未提交其他有效证据予以印证，亦未提交反证证实租金支付及租赁物返还情况，故其该项理由无证据证实，不予采纳。关于涉案合同权利义务主体的确定，原告刘立民系利民租赁站业主，该租赁站经营期满办理注销登记后，刘立民作为利民租赁站的设立人及经营者，有权以自己名义提起诉讼，主张合同权利，故原告主体适格。沂蒙集团第一工程公司系开先集团的内设机构，被告开先集团辩称其未设立第一工程公司、未刻制印章，该主张与其向公安部门报案时陈述的公司设立沂蒙集团第一工程公司用于洽谈业务、刻制第一工程公司的印章交张玉才使用等事实不符；其主张2010年前将第一工程公司印章收回、第一工程公司撤销，但未提交任何证据证实，故对其该项抗辩理由，不予采纳。沂蒙集团第一工程公司未经登记注册并领取营业执照，不具备法人资格，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民事主体，也不能独立对外承担民事责任，故其在本案中实施的签订合同、租用设备等行为产生的后果应由被告开先集团承担。同样，沂蒙集团第一工程公司作为开先集团内设机构，并无独立的经营地点，法院将沂蒙集团第一工程公司的诉讼材料邮寄至开先集团并无不当。综上，原告刘立民要求被告开先集团支付租金、返还租赁物或支付租赁物折价款的诉讼请求，符合合同约定且不违反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关于是否追加马继夫为本案被告的问题，根据现有证据可知，涉案租赁合同签订时，张玉才和马继夫均系开先集团职工，张玉才是沂蒙集团副总经理兼沂蒙集团第一工程公司经理，马继夫系开先集团职工及沂蒙集团第一工程公司副经理，该二人代表沂蒙集团第一工程公司在经办人签名或盖章的行为，并非个人行为而是职务行为。故被告开先集团要求追加马继夫为本案被告的抗辩理由，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采纳。关于焦点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本案中，首先《建筑设备租赁合同》记载租期自2010年10月15日至2011年5月，以提、退货数量及日期，按实际天数计算，货物还完后3天内结清全部租赁费；报废及损失货物，钢管按每米18元、扣件按每个8元赔偿，租金照收。上述内容可以证实租赁合同的租期是根据提（送）货、退货计算实际租用时间，且租赁物全部返还之前租金照收。因原告起诉时仍有部分租赁物未返还，租金应继续计算。其次基于涉案纠纷，原告曾于2014年6月、2015年3月、2018年10月多次以提起诉讼的方式向被告开先集团主张权利，被告开先集团作为案件当事人签收相关诉讼材料、法律文书并参与诉讼，且在向公安部门报案时亦认可收到上述诉讼材料，故无需原告提交证据证实起诉的事实。综上原告的请求权并未超诉讼时效期间，被告该项抗辩理由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原告要求被告开先集团承担支付租金、返还租赁物（若返还不能，按约定支付租赁物折价款）的诉讼请求符合客观事实且不违反法律规定，予以支持。被告开先集团的抗辩理由均不成立，不予采纳。被告沂蒙集团第一工程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且原告并未要求其在本案中承担责任，故不影响本案正常审理并依法作出判决。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研究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百一十二条、第二百二十二条、第二百二十六条、第二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十三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开先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返还原告刘立民扣件6340个，若返还不能，则按每个扣件8元支付租赁物折价款50720元；二、被告开先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原告刘立民租金729300元、滞纳金291006元，合计1020306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529.23元，由被告开先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二审中，上诉人提交证据：证据一：张玉才于2015年6月30日向沂水县公安机关做出的讯问笔录复印件一份，一审中提交的是复印件，今天开庭将原件带来进行核对，也是从公安局复印的，但加盖了公安局的骑缝章，以证明其真实性。一审中被上诉人也提交了张玉才的询问笔录复印件，但一审法院只采信了被上诉人提交的讯问笔录，而未采信我方提交的。证据二：滨州中院（2015）滨中商终字第161号开庭笔录复印件一份，庭审笔录中载明2015年11月25日该案承办法官同烟台海基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的谈话笔录。上述证据证明：本案涉案工程海涛新都A区并非上诉人承建，结合本案建筑设备租赁合同，建筑设备租赁交付地点，在邹平县利民建筑设备租赁站经营地以及租赁设备提货人为张建，充分证明了上诉人并未使用过涉案租赁物，本案涉案租赁物实际被张建租赁使用。被上诉人质证意见：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证据一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过，不属于新证据。且该份证据显示的内容与我方在一审中提交的张玉才于2015年6月25日在沂水县公安局做的讯问笔录中所陈述内容相矛盾，在该份笔录中张玉才承认他以沂蒙集团有限公司第一工程公司的名义同邹平县利民建筑设备租赁站签订了建筑设备租赁合同，上诉人提交的该份笔录中，主要陈述了第一工程公司及龙口分公司私刻公章的问题，与本案无关。证据二真实性及合法性不予认可，上诉人未说明其合法来源，我方不予认可。同时，在该份笔录中双方谈及的是龙口分公司的业务，与本案无关。在一审中，我方已提供证据证实涉案工程签订单位为烟台海基置业有限公司和山东沂蒙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我方提供的多份证据中也可以证实上诉人的员工张玉才和马继夫以上诉人的名义承揽涉案工程，并且与被上诉人签订了涉案租赁合同，所以并非上诉人主张的张建等人。本院认证意见：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按此规定，本院二审诉讼过程中仅针对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范围进行审查,无争议的问题不予审理。根据上诉人的上诉主张及被上诉人的答辩意见，确定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否存在租赁合同关系。2.一审判决所确定的租赁费、滞纳金、返还扣件等数额是否正确。3.被上诉人的主张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关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否存在租赁合同关系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被上诉人提交了2010年10月15日利民租赁站与沂蒙集团第一工程公司签订的《建筑设备租赁合同》，该合同中加盖沂蒙集团第一工程公司的公章，经办人为马继夫，对于成立沂蒙集团第一工程公司，沂蒙集团的李玉清在向公安机关保案时的诉称可以确定上诉人曾经成立过沂蒙集团第一工程公司，结合公安机关于2015年6月10日、6月25日分别对马继夫及张玉才的讯问笔录及生效的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滨中商终字第161号民事判决所认定张玉才、马继夫系沂蒙集团工作人员的事实看，涉案《建筑设备租赁合同》应系沂蒙集团第一工程公司所签订。上诉人提交的公安机关于2015年6月30日对张玉才的讯问笔录中，张玉才又否认涉案租赁合同没有安排马继夫签订，而是案外人张建私刻沂蒙集团第一工程公司签订的，但其该次陈述一是与2015年6月25日陈述相矛盾，二是与马继夫的陈述不一致，本院对张玉才这次陈述不予采信。因此，对上诉人该项上诉主张不予支持。关于一审判决所确定的租赁费、滞纳金、返还扣件等数额是否正确问题。本院认为，上述费用的确定应按照涉案合同的约定及诉讼双方确认的相关单据为凭，被上诉人在本案中提交了涉案租赁物的送货单据，而上诉人并无提交对涉案租赁物归还的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另在2015年6月25日公安机关对张玉才的讯问笔录中，张玉才陈述租金支付了大部分，尚欠60多万元未付，从此表述时间至被上诉人提起诉讼，被上诉人主张的租金及滞纳金按合同计算有事实依据。故一审判决确定的租金、滞纳金及扣件数额并无不当。关于被上诉人的主张是否超过诉讼时效问题。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了延付或者拒付租金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第二百零六条又规定“本法自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民法总则施行后诉讼时效期间开始计算的应适用三年诉讼时效规定。该解释第二条又规定，民法总则施行之日，诉讼时效期间尚未满二年或一年，当事人主张适用三年诉讼时效的，应予支持。该解释第三条又规定，民法总则施行前，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当事人主张适用三年诉讼时效的，不予支持。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中约定的租期自2010年10月15日至2011年5月。以提、退货数量及日期，按实际天数计算。承租方每月5号以前按实际租赁数量向甲方付清上月租赁费，延后付款须支付每日千分之三的滞纳金至结清租赁费，货物还完后3天内结清全部租赁费。上诉人无证据证明涉案租赁物已全部返还给被上诉人，2014年6月16日，被上诉人就涉案纠纷向邹平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后以双方和解为由，于2014年8月11日申请撤诉，邹平市人民法院准许其撤诉，同日作出（2014）邹商初字第379号民事裁定书。2015年3月18日，被上诉人又就涉案纠纷向邹平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经审理移送山东省沂水县人民法院进行审理，因被上诉人未缴纳诉讼费用，沂水县人民法院按撤回起诉处理，于2016年11月9日作出（2015）沂商初字第2776号民事裁定书。2017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实施，因此，一审法院适用三年诉讼时效并无不当。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请求已超时效不能成立，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各项主张不能成立，予以驳回。原判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529.23元，由上诉人开先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忠民审判员  黄跃江审判员  唐顺江二〇二〇年六月二日法官助理孙佳敏书记员宋廷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