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4民终110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顶山中心支公司，住所地:平顶山市湛河区湛南路东方星河湾2号楼。主要负责人：杜汝彤，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永超，男，该公司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清华，河南克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晓侠，男，1955年生，回族，住平顶山市新华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锦贤，女，1955年生，回族，住平顶山市新华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支民，男，1986年生，汉族，住平顶山市新华区。以上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志勇，河南靖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彦海，河南靖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振涛，男，1974年生，汉族，住平顶山市湛河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平顶山市中运发物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平顶山市卫东区建设路与许南路交叉口向北400米路东。法定代表人：卜勇光，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董超，男，该公司工作人员。上诉人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顶山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永安财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晓侠、刘锦贤、何支民（以下简称王晓侠等三人）、郭振涛、平顶山市中运发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运发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2019）豫0411民初40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公开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永安财险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改判其在商业三者险内不承担赔偿责任，不服金额945308.7元。2.本案二审诉讼费用由王晓侠、刘锦贤、何支民、郭振涛、中运发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1.永安财险公司对肇事逃逸的免责条款已尽到提示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永安财险公司对“驾驶人逃逸后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的免责条款仅需向中运发公司履行提示义务即可。本案中运发公司持有的保险单“重要提示”处载明内容已经表明中运发公司已收到保险条款。永安财险公司已履行提示义务，故在商业三者险中不应承担赔偿责任。2.一审判令永安财险公司承担第三者责任险的赔偿责任不符合法律规定，也不符合保险合同约定和本案事实。投保人签订保险合同要在确认无误的情况下，才能在投保单盖章，只要投保人盖章确认且未提出任何异议和批改申请，即表明其对保险人提供和告知的条款等保险合同内容确认并接受。本案中运发公司虽未在投保单盖章处落款日期，但投保单中明确记载了保险期间，足以认定投保人是对该期间保险的声明。并且合同的签订日期并非合同必备要件，即使提交的投保单中没有签署日期，也不影响效力。中运发公司作为专业运输公司应对逃逸的法律后果、投保的步骤程序、盖章的法律后果比较熟悉，因此中运发公司在投保单投保人声明上盖章就能够证明永安财险公司已对有关免责条款作出了提示和说明。3.郭振涛作为驾驶员，应清楚逃逸的法律后果，不论是出于对社会公序良俗的维护，还是对肇事逃逸行为人的惩戒，肇事逃逸行为不应获得保险的替代赔偿。4.保险公司对肇事逃逸行为进行赔偿会引发道德风险，极大危害公共安全。综上，一审以投保人声明内容为印刷文字，且没有落款时间，保险条款中的免责条款亦无明显标识为由，认定永安财险公司未向投保人就免责条款履行提示义务错误。王晓侠等三人辩称：1.根据法律规定，保险人应对免责事项向投保人尽到明确说明和告知义务。本案永安财险公司一审庭审结束后提交的投保单中，投保人声明为印刷字体，无落款时间，且无投保人签名确认。永安财险公司所提交保险条款中免责条款与其他条款在字体、文字大小等方面没有足以区分的标识，且投保人也未收到保险条款，保险人更不可能将免责事项告知投保人。一审时从郭振涛处得知，保险人也未向涉案车辆实际所有人尽到明确说明告知义务。永安财险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其就相应免赔事项尽到明确说明告知义务。2.法律明确规定保险人对商业险中的免责条款应向投保人履行明确说明、告知义务，该义务并不因任何事由而免除，故无论投保人是否了解免赔情形，保险人均应向投保人履行明确说明告知义务。3.郭振涛因本次交通事故已受到刑事处罚，刑事处罚与民事赔偿并不冲突，二者不可混淆。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郭振涛未提出答辩意见。中运发公司辩称，其对一审判决无异议，要求法院对该案依法处理，维持原判。王晓侠等三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郭振涛、中运发公司赔偿其三人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被抚养人生活费、办理丧葬事宜产生的误工费、交通费等共计1055308.7元。2.依法判令永安财险公司在保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郭振涛、中运发公司、永安财险公司共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豫Ｄ×××××号红色福田重型半挂牵引车、豫Ｄ×××××号挂车实际车主为陈帅军，该车挂靠在中运发公司名下运营。后陈帅军将该车转让给郭振涛。上述牵引车在永安财险公司投保有交强险，上述牵引车以及挂车在永安财险公司投保第三者责任险以及不计免赔率险等保险。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责任限额110000元，医疗费用赔偿责任限额10000元，财产损失赔偿责任限额2000元。牵引车第三者责任险赔偿限额100万元，挂车第三者责任险赔偿限额5万元。上述保险期间均自2018年8月3日0时起至2019年8月2日24时止。投保单显示，投保人声明内容为印刷文字，内容为“保险人已将投保险种对应的保险条款（包括责任免除部分）向本人做了明确说明，本人已充分理解，上述所填写的内容均属实，同意以此投保单作为订立保险合同的依据。”中运发公司在投保人处加盖印章，落款时间为空白。保险条款中的免责条款字体的大小、颜色与其他条款并无不同。2019年1月10日12时56分许，郭振涛驾驶豫Ｄ×××××号红色福田重型半挂牵引车以及豫Ｄ×××××号挂车沿平顶山市黄河路自西向东行驶至开源路口右转时，与王某驾驶的黑色雅迪牌二轮电动车发生碰撞，致王某当场死亡，两车受损。事故发生后，郭振涛肇事逃逸。2019年1月16日，平顶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事故预防和处理大队作出第410437120190000002号事故认定书，认定郭振涛负事故的全部责任，王某不负事故责任。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检察院以平湛检公诉刑诉〔2019〕93号起诉书向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指控被告人郭振涛犯交通肇事罪。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19日作出（2019）豫0411刑初178号刑事判决，判决被告人郭振涛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1月12日起至2023年1月11日止。）该判决在事实查明部分认定：“事故发生后，郭振涛驾车继续向南行驶约200米，而后其将车辆停靠路边并下车，其和同车人王某1步行向北返回到事故现场，二人看到事故后，郭振涛驾车逃逸。”该刑事判决已生效。死者王某，女，1987年12月4日出生，回族，事故发生时32岁。王某与何支民于2015年3月6日登记结婚，婚后未生育子女。王某去世后，按照民族风俗葬于杨西新村清真寺墓地。王晓侠与刘锦贤系夫妻关系，二人生育两个女儿，即长女王姗、次女王某。以上事实有王晓侠等三人提交的身份证复印件、户口本复印件、结婚证复印件、事故认定书、涉案车辆及驾驶人的信息查询单、交强险保险单、商业险保单、婚育证明、土葬证明、户口注销证明、尸检报告等证据以及庭审笔录在卷为凭。上述证据已经一审当庭出示并经质证、认证。经一审法院审查，证据之间能够互相印证，具有证明效力，足以认定本案事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侵害公民身体并造成损害的，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郭振涛驾驶豫Ｄ×××××号红色福田重型半挂牵引车以及豫Ｄ×××××号挂车与骑乘电动车的王某发生碰撞，致王某当场死亡，两车受损。交警部门认定郭振涛负此事故的全部责任，王某无责任。各方对该事故认定书认定事故事实和责任分担均无异议，一审予以确认，故郭振涛应当承担因王某死亡而产生的全部损失。本案争议焦点为：永安财险公司就“肇事逃逸”免责条款是否向投保人尽到了提示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以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事由的，保险人对免责条款作出提示义务，免责条款生效。保险人尽到提示义务的基本要件是向投保人提供免责条款，并对免责条款的内容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显著标识。本案中，投保人声明内容为印刷文字，且没有落款时间，保险条款中的免责条款亦无明显标识。故永安财险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已向投保人就免责条款履行了提示义务。永安财险公司仍应依法承担保险理赔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同时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以下简称“商业三者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三）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本案交通事故发生在保险责任期间，故王晓侠等三人因本次交通事故而产生的各项经济损失应当先由永安财险公司在其承保的交强险限额内予以赔偿，交强险赔偿不足部分，由永安财险公司根据承保的商业三者险保险合同予以赔偿。若赔偿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郭振涛予以赔偿。王晓侠等三人因王某自本次交通事故死亡所产生的各项经济损失，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及王晓侠等三人的诉讼请求，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开展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统一城乡标准试点工作的意见（试行）》的规定，参照2019年河南省道路交通事故赔偿标准，核定如下：1.死亡赔偿金：31874.19元/年×20年=637483.8元；2.丧葬费：55997元/年÷2=27998.5元；3.精神抚慰金：王某正值青年遭此横祸而亡，王晓侠等三人不得不承受丧女、丧妻之痛，故一审对于王晓侠等三人所主张的经济损害抚慰金5万元，依法予以支持；4.被扶养人生活费：被扶养人王晓侠与刘锦贤，在事故发生时均为64岁，其抚养义务人为2人，故该项费用计算为：20989.15元/年×16年÷2人（××）×2人（王晓侠、刘锦贤）=335826.4元；5.处理丧葬事宜的费用：王晓侠等三人主张处理丧葬事宜的误工费为3000元、交通费为1000元，而永安财险公司辩称办理丧葬事宜的误工费及交通费应属于丧葬费赔偿范围内，不应重复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据此可知，丧葬费与处理丧葬事宜支出费用系两个并列的法律概念，并不存在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故一审对永安财险公司的上述抗辩理由不予采信。王某去世后，按照民族风俗进行了土葬。王晓侠等三人主张的上述误工费、交通费属于必要、合理费用，一审依法予以支持。上述5项损失共计1055308.7元，未超过永安财险公司承保的交强险、第三者责任险保险限额，应由其承担赔付责任。郭振涛无需另外承担赔偿责任。郭振涛作为直接侵权人应负担本案相应的诉讼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以挂靠形式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故中运发公司作为被挂靠人应与郭振涛承担连带责任。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七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之规定，一审判决：“一、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顶山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王晓侠、刘锦贤、何支民赔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被扶养人生活费、办理丧葬事宜产生的费用共计1055308.7元。二、驳回王晓侠、刘锦贤、何支民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298元，减半收取7149元，由郭振涛、平顶山市中运发物资有限公司共同负担。”本院二审期间，永安财险公司围绕上诉请求提供以下证据材料：1.2018年8月2日加盖有中运发公司印章的投保人声明一份，用以证明该投保人声明上方标明了涉案车辆的车牌号“75182”和涉案商业险保单的印刷号“10103950386”，并且其中有手写“保险人已明确说明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内容及法律后果”字样，说明中运发公司收到保险条款、保单，永安财险公司已按法律规定向投保人履行了解释说明义务；2.永安财险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一份，用以证明根据该条款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约定，本案肇事司机郭振涛在事故发生后离开事故现场，永安财险公司应当免除商业险的赔偿责任，该免责条款字号、字体明显区别于其他条款。对上述证据材料，王晓侠等三人质证认为：对证据1真实性有异议，该份投保人声明上方两组数据“75182”和“10103950386”以及“保险人已明确说明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内容及法律后果”字样均系手写，无法确定何人书写以及是否系针对涉案车辆的投保人声明，不足以证明永安财险公司对投保人尽到了说明告知义务；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永安财险公司已将保险条款送达投保人；该两组证据均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新证据，永安财险公司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未提交，其应当自行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郭振涛对永安财险公司二审所提供的证据材料未提交书面质证意见。中运发公司质证认为：证据1投保人声明中“保险人已明确说明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内容及法律后果”字样以及其中手写数字“75182”和“10103950386”均不是其公司工作人员所签；证据2永安财险公司并未向其送达保险条款，免责条款对投保人无效。本院经审查，对证据采纳情况认证分析如下：对证据1，该份投保人声明中虽有手写数字“75182”和“10103950386”以及“保险人已明确说明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内容及法律后果”字样，但该份证据中并未有具体投保经办人签字，手写内容处均未有投保人专门盖章确认，且永安财险公司不能对其一审未提供该证据的原因做出合理解释，故不足以证明该证据系针对本案豫Ｄ×××××号车辆在投保过程中由投保人填写形成，亦不足以证明永安财险公司已向投保人送达保险条款；对证据2，永安财险公司在一审中提供了其从网络下载打印的保险条款，其在二审中所提供的正式印制的保险条款并非在一审中难以提供的证据，其一审未提供正式印制的保险条款具有过错，故本院对其二审提供的该份证据不予采纳。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除与一审查明事实相一致外，另查明，永安财险公司在一审中提供的《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第二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第二十四条约定，“事故发生后，驾驶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本院认为，本案交通事故事实清楚，各方责任明确，车辆保险关系清晰。根据当事人的诉辩陈述，并征得各方当事人同意，本院归纳本案纠纷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永安财险公司所主张的“驾驶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的免责条款是否产生效力，其应否在豫Ｄ×××××号车辆所投保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对王晓侠等三人所受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关于永安财险公司所主张的免责条款是否产生效力，其应否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虽不需向投保人尽到明确说明义务，但仍须尽到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义务，否则该条款不发生法律效力。驾驶人逃逸虽属违法行为，但永安财险公司作为豫Ｄ×××××号车辆商业三者险的保险人，对该种情形其不负赔偿责任的免责条款仍负有提示义务，即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已向投保人提供所涉免责条款，并且对免责条款的内容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显著标识，否则其所主张的免责条款在本案不发生法律效力。本案永安财险公司在诉讼中提供的机动车辆保险投保单及单独印制的投保人声明虽有投保人盖章，但投保单及投保人声明内容均为保险公司自行印制的格式文本，均未附着免责条款具体内容，并且其所提供的单独印制的投保人声明中手写内容处均未有投保人盖章确认，不足以证明该投保人声明系针对本案所涉车辆在投保过程中形成，故永安财险公司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已向投保人送达保险条款，亦不足以证明其对所主张的免责条款已尽到提示义务，上述免责条款不发生效力，永安财险公司以此主张不应在商业三者险内承担赔偿责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永安财险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254元，由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顶山中心支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杜军伟审判员  梁 东审判员  程显博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黄小渴书记员赵静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