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民终31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恒瑞丰（北京）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法定代表人：胡玉生，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婉丽，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拓宇，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聚创科技园发展管理（烟台）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烟台开发区。法定代表人：王成科，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代越，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岩，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李杏芳，女，1975年2月9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大同市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雅勤，山东齐鲁（烟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恒瑞丰（北京）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瑞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聚创科技园发展管理（烟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创公司）、原审第三人李杏芳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7）京03民初1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恒瑞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婉丽、田拓宇，被上诉人聚创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岩，原审第三人李杏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雅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恒瑞丰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2.驳回聚创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3.诉讼费用由聚创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1.恒瑞丰公司向李杏芳转让山东智本资产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本公司）49%股权，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李杏芳已支付全部对价，故一审判决认定恒瑞丰公司向李杏芳无偿转让股权，属于认定事实错误。第一，恒瑞丰公司与李杏芳签订的《山东智本资产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股东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东股权转让协议》）充分证明李杏芳已与恒瑞丰公司达成了以1.7836亿元对价受让案涉49%股权的合意，该合意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对双方具有约束力。而且，该《股东股权转让协议》是智本公司本地工商变更部门提供的制式文本。第二，第三方评估机构作出的《资产评估报告书》、鉴证机构出具的《企业股权转让鉴证报告》均充分证明1.7836亿元的股权转让对价为合理公正的价格。第三，李杏芳已通过债务抵销方式，向恒瑞丰公司支付了《股东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对价，该实际履行行为进一步确认案涉股权转让是有合理对价的有偿转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九十九条之规定，当事人互负到期债务，且债务种类、品质相同的，当事人有权行使抵销权，因此，李杏芳通过为恒瑞丰公司承担相当金额的债务，以债务抵销方式，向恒瑞丰公司支付《股东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的转让对价，符合《合同法》规定，该付款方式合法有效。而且客观来看，恒瑞丰公司将应向李杏芳收取的对价，与恒瑞丰公司已形成的负债进行抵销，不会减少恒瑞丰公司的净资产数额，显然不属于不当减少资产数额以逃避债务履行。因此，自相关抵销协议签订之日起，李杏芳已支付了《股东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的相关股权转让价款。第四，《股东股权转让协议》涉及1.7836亿元转让对价对应的涉税情况，已经地方税务部门审核批准，进一步确认该股权转让价格客观真实。第五，《股东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前，智本公司已就股权转让事宜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签订后，智本公司也召开股东会议，确认李杏芳为持股49%的股东，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李杏芳作为智本公司的新股东，参加了本次会议并参与表决；此后智本公司也已履行修改公司章程、办理工商变更手续等法定程序，进一步确认《股东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2.恒瑞丰公司于2015年12月10日向李杏芳转让案涉49%股权，而恒瑞丰公司与聚创公司的债权债务于2016年2月3日才经仲裁裁决书确认，聚创公司请求撤销成立在先的股权转让行为，不符合撤销权行使条件。在进行案涉股权转让时，聚创公司的债权尚未形成，恒瑞丰公司主观上没有恶意转移财产逃避债务，转让行为在客观上也未损害聚创公司的利益，聚创公司无权请求撤销在先成立的股权转让行为。3.恒瑞丰公司按照合理对价向李杏芳转让案涉49%股权，没有损害聚创公司的利益，一审判决称该转让行为损害了聚创公司的利益，认定事实错误。4.一审判决按照1.7836亿元的诉讼标的额计算诉讼费，并判令恒瑞丰公司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与现行规定冲突，应予纠正。聚创公司针对恒瑞丰公司的上诉请求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1.恒瑞丰公司与李杏芳之间所谓的“股权转让”系无偿转让，其行为符合《合同法》第七十四条之情形，依法应予撤销。第一，李杏芳未实际支付任何股权转让对价。恒瑞丰公司称李杏芳采用债务抵销方式支付股权转让款，但其所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恒瑞丰公司和李杏芳之间有债务存在以及债务抵销的事实。退一步讲，即使不考虑债务抵销本身的真实性，恒瑞丰公司提交的证据涉及所谓“债务抵销”金额仅为2300万元，与《股东股权转让协议》中1.78亿元转让价款相去甚远。第二，《股东股权转让协议》内容完全不合常理。恒瑞丰公司与李杏芳签订的《股东股权转让协议》金额高达1.78亿元，但内容极为简单，只有一页纸，没有任何支付方式和支付期限的约定，明显不符合正常商业交易的常理。作为股权转让受让人的李杏芳，是恒瑞丰公司的原股东，其与恒瑞丰公司实际控制人李社伟系夫妻关系，与恒瑞丰公司存在明显的关联关系，其不可能不知道恒瑞丰公司涉诉信息。结合《股东股权转让协议》的内容看，其与恒瑞丰公司之间进行如此不合常理的股权转让行为带有明显的恶意，其目的是为了帮助恒瑞丰公司转移资产，逃避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恒瑞丰公司称所谓的《股东股权转让协议》是按照当地工商管理部门提供的范本要求制定，没有证据证明。即使存在以工商管理部门要求的较为简单的版本签订《股东股权转让协议》，双方仍会签订对双方权利义务有明确约定的《股东股权转让协议》。因此，结合李杏芳的身份以及《股东股权转让协议》签订的不合常理，恒瑞丰公司所称的债权债务抵销和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方式，真实性高度存疑。2.恒瑞丰公司无偿转让股权是为了逃避生效仲裁裁决书的履行义务。《股东股权转让协议》落款日期虽显示为2015年12月10日，但双方直至2016年5月30日才在工商局办理了股权变更手续，而聚创公司在2016年4月向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恒瑞丰公司欠付债务，故《股东股权转让协议》上的落款日期是倒签或者虚假的，明显是为了逃避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聚创公司自2016年取得生效仲裁裁决已长达3年多的时间，但由于恒瑞丰公司与李杏芳以无偿转让股权的行为转移公司财产，导致生效仲裁裁决至今无法得到执行，严重损害了聚创公司的合法权益，故上述股权转让行为依法应予撤销。李杏芳述称：1.一审判决认定李杏芳于2011年1月5日向恒瑞丰公司转账500万元载明的用途为注册资金，与本案涉及的股权转让价款不具有关联性，系事实认定错误。李杏芳自2010年10月18日至2016年6月24日，系恒瑞丰公司股东。但李杏芳在成为恒瑞丰公司股东前，恒瑞丰公司的注册资本1000万元已于2010年8月5日全部缴足。故该笔500万元款项并非李杏芳作为恒瑞丰公司股东对恒瑞丰公司的出资，实为恒瑞丰公司向李杏芳的借款，后与本案涉及的股权转让款相抵销。2.李杏芳并非无偿受让恒瑞丰公司所持股权，而是支付了合理对价。恒瑞丰公司为解决自身资金困难，于2015年将其所持的智本公司49%股权转让给李杏芳，转而由李杏芳承担相关投资、偿债等义务，符合商业逻辑，属于公司自治范围。李杏芳与恒瑞丰公司债权债务抵销的金额，即股权转让款项金额，是根据法律规定及当地工商管理部门要求，经评估后的公允价格，合法有效。在《债权债务抵销协议》签订之日，李杏芳取代了恒瑞丰公司的债务人地位，承担偿还债务义务，应视为已经履行了股权对价的支付。聚创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撤销恒瑞丰公司与李杏芳依据《股东股权转让协议》发生的转让智本公司49%股权的行为；2.判令恒瑞丰公司及李杏芳共同办理股权变更手续，将李杏芳名下的智本公司49%股权变更至恒瑞丰公司名下；3.判令恒瑞丰公司与李杏芳共同承担聚创公司行使撤销权所支付的律师费5万元；4.判令本案诉讼费由恒瑞丰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聚创公司与恒瑞丰公司之间债权债务的形成过程2010年12月22日，聚创公司与恒瑞丰公司签订《山东智本资产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聚创公司从北京环宇建筑有限公司受让智本公司的100%股权，现将智本公司75%股权转让给恒瑞丰公司。股权转让价格为1.38亿元，双方当事人同时就股权转让方式、转让款支付期限和方式、各自权利义务、违约责任等作出约定。2014年9月12日，北京仲裁委员会受理聚创公司的仲裁申请，要求恒瑞丰公司支付剩余的股权转让款和逾期付款违约金。2016年2月3日，北京仲裁委员会作出（2016）京仲裁字第0187号裁决：（一）恒瑞丰公司向聚创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600万元；（二）恒瑞丰公司向聚创公司支付自2014年9月9日起至恒瑞丰公司付清所欠股权转让款之日止的逾期付款违约金，计算标准为每日千分之二；（三）该案仲裁费156630元由恒瑞丰公司承担。以上裁决（一）、（二）、（三）项恒瑞丰公司应向聚创公司支付的款项，恒瑞丰公司应于裁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完毕，逾期支付的，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聚创公司向恒瑞丰公司主张债权的过程2016年4月22日，聚创公司向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对恒瑞丰公司采取强制执行措施，责令其履行北京仲裁委员会（2016）京仲裁字第0187号裁决内容。2016年4月27日，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该执行案件，并于2016年6月7日向恒瑞丰公司发出《报告财产令》和《执行通知书》。本案一审审理期间，一审法院向双方当事人询问，恒瑞丰公司是否还有其他财产可供偿还对聚创公司的债务。聚创公司表示不掌握恒瑞丰公司的其他财产状况，恒瑞丰公司表示其公司目前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三、涉案智本公司股权转让过程恒瑞丰公司作为出让方与李杏芳作为受让方签订《股东股权转让协议》，落款时间为2015年12月10日。该协议约定：1.经全体股东同意，恒瑞丰公司将其在智本公司的17836万元的股权（占49%）依法转让给李杏芳，股权转让价款为17836万元，李杏芳同意受让。2.李杏芳依法受让以上股权后，以其在智本公司所持有的股权承担义务和享受权利。李杏芳遵守和执行公司章程。3.本协议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恒瑞丰公司作为出让方与李社伟作为受让方签订另外一份《智本公司股东股权转让协议》，落款时间为2015年12月10日。该协议约定，恒瑞丰公司将智本公司18564万元的股权（占51%）依法转让给李社伟。李杏芳和李社伟签署智本公司股东会决议，落款时间为2015年12月10日。该决议主要内容为：智本公司股东由原来恒瑞丰公司变更为李社伟和李杏芳，李社伟占公司51%股权，李杏芳占公司49%股权。2016年5月27日，智本公司提交《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申请变更项目为：股东由恒瑞丰公司变更为李杏芳、李社伟。2016年5月30日，工商登记部门核准智本公司股东由恒瑞丰公司变更为李杏芳、李社伟。本案一审审理期间，一审法院向恒瑞丰公司询问李杏芳是否向恒瑞丰公司支付了受让智本公司股权的转让款，恒瑞丰公司表示其与李杏芳就转让智本公司股权存在对价，但不是以现金方式支付。另查一，李杏芳自2010年10月18日至2016年6月24日系恒瑞丰公司的股东，持股比例40%。另查二，烟台市正平资产评估事务所（以下简称正平事务所）于2016年5月22日出具《资产评估报告书》，载明：评估基准日为2015年11月30日，评估结论为智本公司总资产账面价值为109813.89万元，评估价值118140.02元，评估增值8326万元，增值率7.58%；总负债账面价值为89317.24万元，评估价值为89317.24万元，无评估增减值；净资产账面价值为20496.65万元，净资产评估价值为28822.78万元，增值额为8326万元，增值率40.62%。另查三，烟台开发区乾地税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乾地事务所）于2016年5月23日出具《企业股权转让签证报告》，载明：截至2015年11月30日，智本公司账面所有者权益为204966486.26元，调整后所有者权益为338227831.08元，低于实收资本总额3.64亿元……转让价格等于投入的资本，高于应享有的所有者权益。另查四，本案一审庭审期间，聚创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北京增值税普通发票一张，该发票显示信息：第一联—记账联——销售方记账凭证；购买方聚创公司；销售方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服务名称为服务费；价税合计为5万元。另查五，恒瑞丰公司与李杏芳、案外人李某之间存在资金往来。2011年1月5日，李杏芳通过深圳发展银行向恒瑞丰公司两次转账共计500万元，“附言”部分载明“注册资金”。2012年4月5日，李某通过民生银行向恒瑞丰公司分两次转账共计1800万元，“摘要”部分分别载明“借款”和“转款”。恒瑞丰公司提交其与李杏芳、李某签署的《债权债务抵销协议》（落款时间为2016年1月10日），据此主张其曾经向李杏芳、李某借款，后各方同意将前述借款与恒瑞丰公司及李杏芳之间的股权转让款进行抵销。聚创公司对此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李杏芳于2011年1月5日向恒瑞丰公司的转账500万元载明的用途为注册资金，与本案涉及的股权转让价款不具有关联性，对该份证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恒瑞丰公司提交的李某的转账凭证及三方签订的《债权债务抵销协议》，一审法院认为，李某并未出庭作证证明该份协议的真实性，李杏芳与恒瑞丰公司具有关联关系，且该份协议是在本案举证期限届满之后恒瑞丰公司才向一审法院提交。综合上述因素，一审法院对恒瑞丰公司的证明目的和答辩意见不予采纳。另查六，关于李杏芳名下所持49%智本公司股权的现状，聚创公司表示通过第三方渠道查询到该股权现被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查封，期限到2020年。聚创公司经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执行法官了解，因李杏芳系另案被执行人，故其名下股权被查封；恒瑞丰公司亦认可上述股权目前处于被查封的状态。一审法院认为，李杏芳经一审法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了答辩及举证、质证的权利。根据双方当事人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聚创公司是否有权撤销恒瑞丰公司向李杏芳转让智本公司49%股权的行为以及该撤销权的行使范围，是否能够将智本公司49%股权由李杏芳名下变更登记回恒瑞丰公司名下；2.聚创公司主张的律师费是否能够得到支持。对于争议焦点一，依照《合同法》第七十四条之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撤销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必要费用，由债务人负担。依据前述法律规定并结合本案具体案情，一审法院认为，聚创公司有权以其债权为限撤销恒瑞丰公司向李杏芳转让智本公司相应股权的行为，具体论述如下：第一，关于聚创公司与恒瑞丰公司之间债权债务的形成时间。本案中，聚创公司与恒瑞丰公司于2010年12月22日签订了《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恒瑞丰公司向聚创公司支付了部分股权转让款后，尚欠部分股权转让款。2014年9月9日，聚创公司提请仲裁要求恒瑞丰公司支付拖欠的股权转让款和违约金，北京仲裁委员会于2016年2月3日裁决支持了聚创公司的请求，并裁决自2014年9月9日起开始计算逾期付款违约金。上述事实证明，聚创公司与恒瑞丰公司的债权债务在2014年9月9日之前即已形成，该债权债务的形成时间早于恒瑞丰公司与李杏芳签订《股东股权转让协议》显示的落款时间（2015年12月10日）。且鉴于恒瑞丰公司与李杏芳之间存在关联关系、实际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时间与《股东股权转让协议》的落款时间存在较长的时间间隔，一审法院认为，恒瑞丰公司与李杏芳之间签订《股东股权转让协议》的真实时间是否为2015年12月10日高度存疑。第二，关于恒瑞丰公司与李杏芳之间《股东股权转让协议》的对价问题。李杏芳在2010年10月至2016年6月期间为恒瑞丰公司的股东（持股40%），双方之间具有密切的利益关联关系，双方签订的《股东股权转让协议》既未约定价款支付时间，也无证据显示恒瑞丰公司向李杏芳催收过股权转让款或李杏芳向恒瑞丰公司实际支付过股权转让款。恒瑞丰公司虽辩称其与李杏芳、李某之间存在借款关系并与股权转让款相互抵销，但鉴于双方资金往来数额与股权转让款差额巨大，且资金往来期间李杏芳系恒瑞丰公司之股东，故恒瑞丰公司的主张缺乏合理性及充分证据支持。综上，一审法院认为，恒瑞丰公司与李杏芳进行的涉案股权交易真实性高度存疑，可以认定为恒瑞丰公司向李杏芳实质无偿转让智本公司股权。李杏芳在较长一段时间里作为恒瑞丰公司的股东，且持有较高的股权比例（持股40%），其亦应当知晓与恒瑞丰公司之间的上述股权转让行为实质系无偿转让。第三，关于恒瑞丰公司是否还有其他财产可供执行清偿聚创公司的债权。聚创公司主张恒瑞丰公司已经无其他财产可供清偿，恒瑞丰公司亦予认可。因此，恒瑞丰公司向李杏芳无偿转让股权的行为已经侵害了聚创公司的利益，聚创公司有权行使撤销权。第四，关于聚创公司行使撤销权的范围和股权变更登记问题。涉案股权转让的智本公司已经做过评估，转让的股权价值远高于聚创公司对恒瑞丰公司所依法享有的债权金额。因此，一审法院只撤销涉案股权转让行为中与聚创公司对恒瑞丰公司享有债权所对应的部分，股权价值应以执行变现时为准。鉴于本案撤销的范围是以聚创公司对恒瑞丰公司的债权为限，撤销针对的是恒瑞丰公司向李杏芳转让股权的行为，本案审理中无法确认撤销的具体股权比例，亦无法进一步确定将李杏芳名下智本公司股权变更回聚创公司名下的具体股权比例。此外，李杏芳持有的股权现被其他法院查封，直接进行工商变更登记尚不具备条件。因此，对聚创公司关于将李杏芳名下的智本公司49%股权变更至恒瑞丰公司名下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无法处理，难以支持。对于争议焦点二，聚创公司提供了发票以证明其实际支付了5万元律师费，恒瑞丰公司对此不予认可，认为该发票系销售方记账凭证的第一联，不能证明实际付款。聚创公司表示，只能提供该张票据，无法提供律师服务书面合同和其他证据佐证。一审法院认为，聚创公司虽提供了律师费发票，但仅通过发票无法说明聚创公司已经为本案律师的代理行为支付了5万元律师费。因聚创公司未提供本案相关的法律服务代理协议，亦未提供聚创公司向律师事务所的相关转账记录，聚创公司提供的证据并不充分，一审法院对其关于律师费的诉请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1.撤销恒瑞丰公司将其持有的智本公司49%的股权转让给李杏芳的行为，撤销的范围以北京仲裁委员会作出的（2016）京仲裁字第0187号裁决书所确定的聚创公司对恒瑞丰公司所享有的债权为限（股权价值以实际变现时为准）；2.驳回聚创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恒瑞丰公司围绕其上诉请求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证据1：一审法院2018年10月25日《一审询问笔录》复印件证据2：《资产评估协议书》、《业务约定书》证据3：烟台工商登记管理部门提供的《股权转让协议》制式文本；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提供制式文本的邮箱截图证据4：李某的书面《证词》恒瑞丰公司出示了证据2、证据3、证据4的原件。原审第三人李杏芳围绕其述称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证据1：恒瑞丰公司与李杏芳、武启于2016年1月11日签订的《债权债务抵销协议》、2010年12月28日深圳发展银行支付系统补充记账凭证（2张）各一份证据2：恒瑞丰公司与李杏芳、李粉娥于2016年1月11日签订的《债权债务抵销协议》、2010年12月27日、2011年1月5日深圳发展银行支付系统补充记账凭证各一份证据3：恒瑞丰公司与李杏芳、北京蓬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原名凯亚创伟投资有限公司）于2016年1月11日签订的《债权债务抵销协议》、2011年6月3日中国民生银行特种转账贷方凭证各一份证据4：恒瑞丰公司与李杏芳、烟台奇冲商贸有限公司于2016年1月11日签订的《债权债务抵销协议》、2014年1月6日华夏银行进账单各一份证据5：恒瑞丰公司与李杏芳、李某于2016年1月11日签订的《债权债务抵销协议》、华夏银行电子转账凭证（16笔）各一份李杏芳表示不能出示证据1及证据2中全部“深圳发展银行支付系统补充记账凭证”的原件，仅提交复印件；其出示了其他证据的原件。本院当庭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了质证，聚创公司对恒瑞丰公司提交的证据1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证据2至证据4的真实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李杏芳对恒瑞丰公司提交的上述全部证据均不持异议。恒瑞丰公司对李杏芳提交的上述全部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予以认可；聚创公司表示对李杏芳提交的上述证据中的相关银行转账凭证，凡是李杏芳出示了原件的，聚创公司对其真实性均予以认可；对于李杏芳不能出示原件的相关银行转账凭证及全部《债权债务抵销协议》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对上述全部证据的关联性均不予认可。本院对证据的真实性认证如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19年修正）第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证据，应当提供原件或者原物。如需自己保存证据原件、原物或者提供原件、原物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供经人民法院核对无异的复制件或者复制品。”第八十七条规定：“审判人员对单一证据可以从下列方面进行审核认定：（一）证据是否为原件、原物，复制件、复制品与原件、原物是否相符；……”。因恒瑞丰公司出示了证据2、证据3、证据4的原件，证据1为法院询问笔录复印件，故本院对恒瑞丰公司提交的全部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因李杏芳表示不能出示证据1及证据2中全部“深圳发展银行支付系统补充记账凭证”的原件，其出示了其他证据的原件，故本院对李杏芳提交了原件的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本院二审审理中，上诉人恒瑞丰公司向本院提交了《证人出庭作证申请书》，申请证人李某出庭作证，以证明恒瑞丰公司对李某负有1800万元到期债务，李某同意恒瑞丰公司将该债务转让给李杏芳，由李杏芳清偿。本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七十三条之规定，通知证人李某出庭作证。本院二审庭审中，李某向本院提交了《证词》称：2012年4月，恒瑞丰公司由于投资智本公司在烟台开发的项目急需资金，向李某提出借款。李某同意并于2012年4月5日分两笔（一笔100万元，一笔1700万元）将合计1800万元款项，通过其个人银行账户汇入恒瑞丰公司的银行账户。恒瑞丰公司至今未向李某还款。2012年12月，恒瑞丰公司告知李某，恒瑞丰公司已将其持有的智本公司49%的股权转让给了李杏芳，并征求李某的意见是否同意恒瑞丰公司所欠李某上述1800万元借款由李杏芳偿还。李某表示同意恒瑞丰公司的意见，并于2016年1月10日与李杏芳、恒瑞丰公司签订《债权债务抵销协议》。同时，李某明确表示其该笔债权至今未获清偿。本院二审补充认定如下事实：2016年1月12日，智本公司与正平事务所签订《资产评估协议书》，载明：委托单位为智本公司；评估机构为正平事务所；资产评估目的为“为公司股东股权转让价值提供参考”；资产评估范围为“公司所有者权益（净资产）”；评估基准日为2015年11月30日，评估时间为2016年1月12日。2016年5月22日，正平事务所出具《资产评估报告书》，载明：评估基准日为2015年11月30日，评估结论为智本公司总资产账面价值为109813.89万元，评估价值118140.02元（根据《各类资产评估情况表》内容，应为118140.02万元），评估增值8326万元，增值率7.58%；总负债账面价值为89317.24万元，评估价值为89317.24万元，无评估增减值；净资产账面价值为20496.65万元，净资产评估价值为28822.78万元，增值额为8326万元，增值率40.62%。2016年1月12日，智本公司与乾地事务所签订《业务约定书》，载明：委托单位为智本公司；委托目的为“股权转让”。乾地事务所于2016年5月23日出具《企业股权转让签证报告》，载明：截至2015年11月30日，智本公司账面所有者权益为204966486.26元，调整后所有者权益为338227831.08元，低于实收资本总额3.64亿元……转让价格等于投入的资本，高于应享有的所有者权益。2016年1月11日（日期均为打印体），恒瑞丰公司（甲方）、李杏芳（乙方）分别与武启、李粉娥、北京蓬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原名凯亚创伟投资有限公司）、烟台奇冲商贸有限公司、李某（均分别为丙方）签订5份《债权债务抵销协议》，均载明：甲方将持有的智本公司17836万元的股权（占49%）依法转让给了乙方。因此，丙方同意甲方应归还给丙方的债务由乙方承担。本协议签订后，由乙方向丙方归还甲方所负债务，同时，乙方不用再向甲方支付股权转让款。上述5份《债权债务抵销协议》共计涉及债务金额为15540万元。李杏芳二审向本院提交的上述5份《债权债务抵销协议》所附的相关银行转账凭证，均是武启、李粉娥、北京蓬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原名凯亚创伟投资有限公司）、烟台奇冲商贸有限公司、李某分别向恒瑞丰公司划转款项的凭证。李杏芳至今未能提交其已经向武启、李粉娥、北京蓬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烟台奇冲商贸有限公司、李某偿还上述款项的证据。另根据北京蓬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工商登记信息显示，该公司的股东分别为李杏芳（持有60%的股权）、李社伟（持有40%的股权）。一审审理期间，聚创公司提交了智本公司的公司章程，其中第二十一条约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本院二审审理中，李杏芳向本院提交了《关于李杏芳与李社伟关系的说明》，称：同名李社伟系兄弟关系，身份信息分别为李社伟（兄），1975年4月26日出生，住址为山西省大同市……；李社伟（弟），1983年11月1日出生，住址为河北省邯郸市……。李杏芳与李社伟（兄）系夫妻关系。2015年12月10日与恒瑞丰公司签订另外一份《智本公司股东股权转让协议》受让智本公司51%股权的李社伟是李社伟（弟），并非李杏芳的配偶。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撤销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必要费用，由债务人负担。”据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恒瑞丰公司与李杏芳签订的涉案《股东股权转让协议》是否真实存在，是否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2.本案是否存在恒瑞丰公司向李杏芳无偿转让财产，或者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聚创公司造成损害的情形；3.受让人李杏芳是否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上述情形。一、关于恒瑞丰公司与李杏芳签订的《股东股权转让协议》是否真实存在，是否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法院认定聚创公司与恒瑞丰公司的债权债务在2014年9月9日之前即已形成，该债权债务的形成时间早于恒瑞丰公司与李杏芳签订《股东股权转让协议》显示的落款时间（2015年12月10日），是正确的，本院不再赘述。其后，2016年1月12日，智本公司与正平事务所签订了《资产评估协议书》，载明的资产评估目的为“为公司股东股权转让价值提供参考”；2016年5月22日，正平事务所实际为智本公司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书》。同日，智本公司与乾地事务所签订《业务约定书》，载明的委托目的为“股权转让”；2016年5月23日，乾地事务所实际为智本公司出具了《企业股权转让签证报告》。据此，恒瑞丰公司与李杏芳于2015年12月10日签订涉案《股东股权转让协议》，并无异常，符合商业交易习惯；且李杏芳和李社伟签署了智本公司股东会决议，决议通过智本公司股东由恒瑞丰公司变更为李社伟和李杏芳，该决议内容未违反智本公司的公司章程第二十一条约定。因此，本院确认恒瑞丰公司与李杏芳签订的《股东股权转让协议》真实存在，且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法院以“恒瑞丰公司与李杏芳之间存在关联关系、实际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时间与《股东股权转让协议》的落款时间存在较长的时间间隔”为由，认定该《股东股权转让协议》的签约时间是否为2015年12月10日高度存疑，不妥。二、关于本案是否存在恒瑞丰公司向李杏芳无偿转让财产，或者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聚创公司造成损害的情形本院认为，虽然李杏芳在二审审理中向本院提交了恒瑞丰公司、李杏芳于2016年1月11日分别与武启、李粉娥、北京蓬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烟台奇冲商贸有限公司、李某签订的5份《债权债务抵销协议》，并出示了证据原件；虽然李某在本院二审庭审中出庭作证，证明恒瑞丰公司对李某负有1800万元到期债务，李某同意恒瑞丰公司将该债务转让给李杏芳，由李杏芳清偿的事实。但是，第一，恒瑞丰公司及李杏芳在同一天分别与恒瑞丰公司的5个债权人签订《债权债务抵销协议》，协议内容除签约人及相关款项金额不一致外，其他内容均一致，且签约日期均为打印体；5份《债权债务抵销协议》累计涉及债务金额15540万元，加上李某的债权金额1800万元，共计1.7亿余元，恰好与恒瑞丰公司与李杏芳签订的《股东股权转让协议》项下股权转让价款17836万元的金额相差无几；李杏芳自2010年10月18日至2016年6月24日系恒瑞丰公司持股40%的股东，其对聚创公司与恒瑞丰公司之间形成的涉案债权债务，以及北京仲裁委员会于2014年9月12日受理了聚创公司要求恒瑞丰公司支付剩余的股权转让款和逾期付款违约金的仲裁申请的情况，应当是明知的；李杏芳、李社伟均是北京蓬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股东，说明5份《债权债务抵销协议》中的债权人、债务人、债务受让人之间具有存在关联关系的可能性。据此，本院综合判断，上述5份《债权债务抵销协议》的签约意图高度存疑。第二，李杏芳二审向本院提交的上述5份《债权债务抵销协议》所附的相关银行转账凭证，均是武启、李粉娥、北京蓬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原名凯亚创伟投资有限公司）、烟台奇冲商贸有限公司、李某分别向恒瑞丰公司划转款项的凭证，李杏芳至今未能提交其已向该5个债权人偿还上述款项的证据。且李某在本院庭审中亦明确表示其1800万元债权至今未获清偿。据此，本院认定恒瑞丰公司具有向李杏芳无偿转让股权的行为。第三，针对北京仲裁委员会（2016）京仲裁字第0187号裁决相关执行案件，聚创公司主张恒瑞丰公司已经无其他财产可供清偿，恒瑞丰公司亦予认可。综上，本院认为，恒瑞丰公司具有向李杏芳无偿转让股权的行为，且该行为已经对债权人聚创公司的合法利益造成了损害。三、关于李杏芳是否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上述情形李杏芳自2010年10月18日至2016年6月24日系恒瑞丰公司持股40%的股东。虽然李杏芳向本院提交的相关说明中称持有恒瑞丰公司51%股权的股东李社伟是李社伟（弟），并非李杏芳的配偶，但是李社伟（弟）亦与李杏芳之间存在密切的亲戚关系。据此，本院认定，李杏芳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恒瑞丰公司与李杏芳之间的涉案股权转让行为的实质为无偿转让股权的行为，且该行为已经对债权人聚创公司的合法利益造成了损害。综上所述，聚创公司要求撤销恒瑞丰公司与李杏芳依据《股东股权转让协议》发生的转让智本公司49%股权的行为的诉讼请求，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恒瑞丰公司的上诉请求和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33600元，由恒瑞丰（北京）投资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容 红审判员 夏林林审判员 魏 欣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闫 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