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422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郑秀秀，女，1986年1月20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宝清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哲，北京国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田宝玲，女，1948年6月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昌平区。法定代理人（监护人）：杨晓娟（田宝玲之女），住北京市昌平区。上诉人郑秀秀因与被上诉人田宝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2民初435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郑秀秀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支持郑秀秀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一、一审判决认定田宝玲在2017年7月11日的民事行为能力结果错误。一审判决径行认定田宝玲在2017年7月11日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违反法定程序。一审法院（2018）京0102民特2272号民事判决书只能证明田宝玲在2018年12月25日被宣告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以及杨晓娟被指定为田宝玲的监护人暨法定代理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以下简称为安定医院）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于2018年12月6日作出，一审判决根据该《司法鉴定意见书》对田宝玲2018年12月4日之前的精神状态追溯认定，甚至追溯至2017年7月，已经严重超出了合理时间范围。一审判决在没有田宝玲2017年7月之前就诊病历档案的情况下，认为田宝玲在2017年7月已开始患有器质性精神障碍疾病的可能性极高，没有客观事实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二款之规定，田宝玲应当就其在2017年7月之前患有器质性精神障碍疾病的基本事实承担证明责任。一审判决以北京市方正公证处办公场所监控录像，对田宝玲在2017年7月11日时的精神状态进行佐证，是以法院审理代替医疗机构科学诊断，属于主观推测，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监控录像不足以证明田宝玲在2017年7月11日已经开始患有器质性精神障碍疾病，也不足以证明田宝玲受该疾病影响，更不足以证明其意思表示能力出现缺陷。相反，该监控录像却足以证明田宝玲在申请公证、签订《借款合同》时没有受到他人影响，足以证明田宝玲申请公证、签订《借款合同》时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二款规定，田宝玲在2017年7月是否已患有器质性精神障碍疾病属于待证事实，结合田宝玲胜任工作直至退休、田宝玲借款后还款付息等事实以及田宝玲没有提供2017年7月之前就诊病历档案，该待证事实属于真伪不明，一审判决依法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根据《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八条规定，对田宝玲在2017年7月11日时是否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一审法院应当比照民事诉讼法律规定的特别程序进行审理，先作出判决确认。一审判决径行认定田宝玲在2017年7月11日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违反法定程序。二、关于公证《借款合同》的法律效力及郑秀秀选择的请求权基础。案涉《借款合同》经北京市方正公证处进行公证并依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借款合同》依法成立并发生法律效力。郑秀秀根据北京市方正公证处依法作出（2017）京方正内民证字第102622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选择的请求权基础不存在错误。而且，根据法律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也不是必然无效。郑秀秀向北京市方正公证处申请执行证书后，该处工作人员于2019年3月5日向田宝玲核实情况，田宝玲女儿杨晓娟称：（1）认可上述借款，但是田宝玲借的这笔钱并不是自己使用，而是一位叫高广科的人使用了这笔钱；（2）这笔借款的利息是按照月2．5%收取的；（3）目前田宝玲存在精神障碍，法院判决田宝玲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并指定其为监护人；（4）对于出借人关于还款情况的说明予以认可；（5）相关证明材料之后会提交。杨晓娟于2019年3月29日向北京市方正公证处提交了一审法院（2018）京0102民特2272号民事判决书等材料，杨晓娟称：（1）关于借款本金共计偿还了70万元；（2）关于利息、逾期利息偿还，是按照月2．5%偿还，共偿还至2018年9月13日。即使田宝玲在2017年7月11日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一审法院于2018年12月25日作出（2018）京0102民特2272号民事判决后，杨晓娟作为田宝玲的法定代理人，杨晓娟已经于2019年3月5日对田宝玲签订公证《借款合同》及其还本付息等行为予以追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公证的《借款合同》对田宝玲依法有效。根据田宝玲提交的银行流水，杨晓娟于2018年7月13日向田宝玲银行账户转款12800元，该笔转款附言“借款给田宝玲用于还贷款利息”。该笔转款虽然发生在（2018）京0102民特2272号民事判决书之前，但足以证明，杨晓娟对田宝玲在2018年7月13日之前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及其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表示认可。三、关于一审判决中存在的其他错误认定和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在错误地认定公证的《借款合同》对田宝玲不发生法律效力后，进而错误地认为合同相对性已被打破，无论基于案涉合同抑或不当得利规则，郑秀秀对田宝玲的诉讼请求均不应得到支持。一审判决错误地认为在本案情形中，确实可能存在犯罪嫌疑人恶意利用田宝玲精神疾病缺陷，故意使其身负巨额债务并在非本意的情况下出抵甚至提前同意出售自己的房产，使其遭受重大经济损失的犯罪情形。一审判决错误地认定存在所谓的犯罪嫌疑后，进而错误地认为本案无须裁定驳回起诉，在认定事实错误后又错误适用法律。田宝玲辩称，不同意郑秀秀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同意一审判决。郑秀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田宝玲偿还借款本金800000元，并按照月利率2%支付自2018年9月14日起至上述本金实际清偿之日为止的逾期利息；2．判令田宝玲承担本案案件受理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关于田宝玲民事行为能力的相关事实根据杨晓娟于2018年10月24日的申请，一审法院委托安定医院对田宝玲的民事行为能力进行鉴定。安定医院出具京安精鉴〔2018〕28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对田宝玲的精神状态与民事行为能力进行鉴定。鉴定意见书的分析说明部分认定田宝玲有精神病家族史……精神素质不健全……三四年前开始记忆力下降，尤其近期记忆下降明显，反应迟钝，逐渐记忆力减退……病情日益加重，表现言语表达、理解力、计算力明显减退，时常答非所问，交流困难……曾在安贞医院就诊，头部核磁提示双侧海马萎缩，老年性脑改变，诊断为缺血性脑血管病、痴呆。鉴定检查时反应迟钝，言语简短，计算力、理解力、分析比较概括能力明显低下，记忆力下降明显……诊断为器质性精神障碍……田宝玲患有器质性精神障碍，目前智力、记忆力明显下降。其大致了解家中财务状况，以往曾表示要将房产留给女儿，但今年不再提及，虽然工资卡自己保存，但不能独立前往银行存取，亦不知道具体工资数额，轻信他人大量购买保健品，每月将手中所有花光，对未来生活缺少计划和安排。为贪图他人承诺的50万好处，随意将房子作抵押为卖保健品的人贷款，行为轻率，对行为可能产生的风险全然不知。鉴定时虽表示欲将房产留给女儿，能基本表达个人意愿，却不能说出房子的具体位置，不知如何办理。受智能记忆障碍影响，不能充分理解民事行为的法律程序以及对自己带来的后果和影响，无法行使个人民事事务的权利和承担义务，不能完全独立安排个人生活，即受所患疾病影响，不具备全面客观处理复杂民事事务的能力，意思表示能力不完全。根据《司法精神病学法律能力鉴定指导标准》，应评定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综上，鉴定意见为田宝玲诊断为器质性精神障碍，受疾病影响，意思表示能力不完全，应评定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据此，一审法院于2018年12月25日作出（2018）京0102民特2272号民事判决书，查明杨晓娟系田宝玲与杨孝之女；田宝玲与杨孝离异后未再婚；并宣告田宝玲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指定杨晓娟为田宝玲的监护人。二、围绕案涉借款合同以及抵押合同发生的相关事实（一）2017年7月11日，田宝玲曾到方正公证处签署了下列法律文书：1．案涉借款合同；2．田宝玲委托案外人刘建辉（身份证号：×××）为田宝玲名下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镇龙博苑二区9号楼3单元402号房产代办查询档案、解除抵押、办理抵押借款手续、办理抵押登记事宜、领取他项权证所有权证等事宜的委托书；3．田宝玲委托案外人王海源（身份证号：×××）与杨博皓（身份证号：×××）为田宝玲名下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镇龙博苑二区9号楼3单元402号房产代办发布、核验房源信息，办理解押登记手续、签署上述房产（及土地使用权）的买卖合同（包括网签和注销/解除网签），房屋买受人指定为李帅（身份证号：×××）；代为将上述售房款打入房屋所有权人指定账户等事宜的委托书。对上述法律文书，北京市方正公证处出具了（2017）京方正内民证字第102622号、（2017）京方正内民证字第102623号、（2017）京方正内民证字第102624号公证书对签署事实予以公证，公证员为赵铭宇。同日，田宝玲、郑秀秀与中泽信和（北京）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泽信和公司）签署担保服务协议。（二）案涉借款合同记载的约定事项包括：“田宝玲向郑秀秀借款150万元用于资金周转，借款期限为1个月，自2017年7月11日到2017年8月10日止，实际放款日期与约定不一致的，以实际放款日期为起算期限，具体放款日以银行转账凭证为准，还款日顺延；借款合同项下月利率为2%，日息为月利率除以30。借款人账户为田宝玲在中国农业银行开立的5514银行卡账户，出借人账户为郑秀秀在交通银行开立的账号为×××的银行账户（以下简称为8490银行账户）；田宝玲以其名下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镇龙博苑二区9号楼3单元402号房产作为抵押担保；田宝玲未按期偿还借款本金；未按时支付借款合同约定的利息，郑秀秀宣布终止合同，田宝玲除应偿还借款本金及合同约定的利息外，还应支付月利率为2%的逾期利息及未还款金额每月0．5%的违约金直至还清全部欠款”。合同签字处有郑秀秀与田宝玲二人的签名字样，首部田宝玲记载的电话号码为：62717679，郑秀秀记载的电话号码为130XXXXXXXX。案涉担保服务协议记载的约定事项包括：田宝玲作为借款人，郑秀秀作为出借人，中泽信和公司作为保证人，三方于2017年7月11日签署担保服务协议，中泽信和公司对2017年7月11日借款合同项下田宝玲的主合同债务承担一般保证担保责任，担保费由田宝玲承担，担保费率为主债权数额的0．5%每月，在郑秀秀主债权实际成立之日由田宝玲一次性支付给中泽信和公司。（三）2017年7月11日方正公证处办公现场监控录像所反映的事实根据一审法院调取证据的协助请求，方正公证处向一审法院提交了2017年7月11日17：00：00至当日18：10：00的公证办理现场监控录像。视频录像反映了以下关联事实：17：00：00，田宝玲本人坐在案外人黄洁的工位旁边，同时一位白衣光头男子站在田宝玲与黄洁面前。从17：07：14开始，公证人员反复询问田宝玲同时公证借款合同与委托他人代售房屋的关系时，田宝玲语言混乱，无法解释“卖房的钱”要用来做什么，只是反复说“急需用钱”，在公证人员再次询问卖房与借款有何关系时，田宝玲仍然重复陈述称“卖房，急需用钱，然后投资项目，投资项目后借钱”。此时，白衣光头男子手持两张黄色便签，短暂离开监控镜头视野，17：09：03，该男子回到监控视野，并将黄色便签摆放在黄洁的工位之前，在17：10：21，该男子拿起黄色便签；从17：10：53开始，该男子拿起笔在便签上开始书写，至17：11：33，该男子将便签摆放在田宝玲眼前，田宝玲看着便签没有反应，该男子回头作出类似无奈的笑容。公证人员仍然继续询问田宝玲借款和卖房“出于什么考虑”，此时田宝玲仍然无法顺利回答，白衣光头男子手拿便签转身离开后又回到原位，继续在便签上手写新的内容。17：12：42，公证人员反复询问无果后，又询问田宝玲称现在是不想卖房为什么要写委托。17：13：44，白衣光头男子再度转身离去，脸部作出苦笑的表情。上述录像反映的事实经过与田宝玲在答辩状中所述情形基本一致。杨秀娟在一审庭审中表示白衣光头男子就是案涉借款的介绍人刘建辉。田宝玲所提交刘建辉照片中的光头男子面貌与录像中的白衣光头男子高度一致。（四）2017年7月12日抵押合同的签署情况一审庭审中，田宝玲提交了一份从北京市昌平区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调取的2017年7月12日主债权及房屋抵押合同（房屋登记专用），该合同记载事项包括：田宝玲与郑秀秀的身份信息（田宝玲登记的电话号码为159XXXXXXXX，郑秀秀登记的电话号码为173XXXXXXXX），抵押房屋坐落为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镇龙博苑二区9号楼3单元402号被担保主债权金额为1500000元整，担保范围为本金及利息，债务人为田宝玲。同日，郑秀秀作为权利人，取得了京（2017）昌不动产证明第0030468号不动产登记证明，记载事项与抵押合同约定内容一致。附记栏记载的债务履行期限为1个月。三、田宝玲名下5514银行账户自2017年7月14日至2018年11月18日期间的资金往来情况（一）150万元款项汇入田宝玲名下5514银行账户以及主要汇出款项的相关事实2017年7月14日，田宝玲名下5514银行账户收到来自郑秀秀名下尾号8490银行账户转来的1500000元款项。当日5514银行账户向案外人王鑫转账支出16000元；2017年7月15日至2017年7月16日期间5514银行账户以现金支出的方式累计取现35000元；2017年7月16日与7月17日，5514银行账户发生四笔大额转账支出，转出对象均为刘洪云名下账号为×××的银行账户，四笔款项数额分别是332800元、332800元、299520元以及432640元，累计1397760元。（二）案涉借款合同项下郑秀秀自认的放款以及还款事实一审庭审中，郑秀秀自认案涉150万元借款的真实来源是案外人赵永生，并且自己是受赵永生委托向田宝玲出借案涉借款。郑秀秀所提交交通银行个人客户交易清单也直接证明在2017年7月14日其名下8490银行账户收到来自赵永生汇入的150万元款项。此外，关于还款情况，郑秀秀自认其在案涉借款合同项下收到以下还款款项：2017年7月16日，5514银行账户向杨博皓名下卡号为×××的银行账户（以下简称为0361还款账户）汇出43300元当中的37500元，余款5800元郑秀秀主张“应该是公证费”。郑秀秀认可2017年8月12日、2017年9月12日、2017年10月14日、2017年11月12日、2017年12月12日、2018年1月16日、2018年2月10日、2018年3月12日、2018年4月12日与2018年5月12日，0361还款账户收到的每一笔37500元均为案涉借款合同项下偿还的利息；并认可2018年6月13日自己用卡号为×××的银行账户（以下简称为8496银行账户）收到借款合同项下偿还的本金30万元，亦认可2018年6月25日自己名下8496银行账户分十笔累计收到偿还本金40万元。此后，郑秀秀认可其于2018年7月13日与2018年8月13日分别收到两笔数额均为20000元的还款。截止至2018年8月13日，郑秀秀认可的还款数额累计为1152500元。此外，关于2017年7月16日至2018年5月12日每月还款数额以及还款账户为何与案涉借款合同约定不一，郑秀秀表示虽然案涉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为月2%，但借贷双方实际执行的利率是2．5%，并且双方协商确定以0361的还款账户作为收取利息的回款账户。（三）案外人高广科、高广建、刘洪云向田宝玲名下5514银行账户汇款的事实自2017年8月9日至2018年6月25日，高广科与高广建多次向田宝玲名下5514银行账户汇入款项；数额为37500元的汇入款项其汇入时间与5514银行账户向0361还款账户转出款项的日期一致。2018年6月13日，高广建连续向田宝玲名下5514银行账户分六笔汇入30万元；2018年6月25日，自案外人刘洪云名下卡号为×××的银行账户内转至田宝玲名下5514银行账户376640元；同日，高广科又向田宝玲名下5514银行账户转账23360元，至此5514银行账户内余额为400078．15元。四、郑秀秀与杨晓娟微信往来情况的相关事实2019年3月1日，郑秀秀申请添加杨晓娟为微信好友，当日杨晓娟通过郑秀秀的好友申请后，郑秀秀与杨晓娟之间发生以下信息往来：郑秀秀：“你好，我是郑秀秀，前年代表公司当出借人，借给您母亲150万，已还70，还有80万未还，和您联系了解一下怎么处理！”杨晓娟：“贷款是高广科和你们办的，要求我母亲不能让家里人知道，钱也是高广科拿走的”郑秀秀：“高广科联系不上了，我们只能找借款主体，是这样的姐，房产抵押，借款公证手续都做了，现已经拖欠半年，仍然还是不解决，就走法律程序了！这不看看您是什么态度！”郑秀秀：“如果近期能把剩余本金80万归还，拖欠六个月的利息和逾期滞纳金就不要了，如果还是拒不解决，只能走法律程序，房子会被拍卖，归还我们的本金及利息，剩余的才能归房主，您这边损失更大！”杨晓娟：“高广科骗我母亲用她唯一房产做抵押，跟你们一起做了相关手续，我母亲至今不都知道签了什么文件，我早就跟您的同事刘建辉说过，我母亲患有老年痴呆症，根本不具备这个能力，且年过70岁老人不能做房产强执公正（证），你们应该很清楚的。”……郑秀秀：“相信您会弄清楚，打扰了！我也是只是个跑腿儿干活的，律师让我跟您这边碰一下！”五、一审法院向郑秀秀就本案法律关系进行释明的情况2019年12月11日一审法院组织郑秀秀与田宝玲进行证据交换，基于证据交换后初步能够固定的案涉基础事实，一审法院认为案涉借款合同可能对田宝玲不发生法律效力，并向郑秀秀进行释明，询问其是否考虑变更请求权基础与相应诉讼请求。在一审法院指定的期间内，郑秀秀未向一审法院提交书面变更申请，坚持认为案涉借款合同成立有效，以民间借贷纠纷为案由提起本诉。一审法院认为，综合本案查明事实，结合双方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应当确定如下：一、以2017年7月11日为时点，田宝玲有无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二、在对田宝玲的民事行为能力作出认定后，坚持以民间借贷关系起诉的郑秀秀其诉讼请求能否得到支持。一、关于田宝玲的民事行为能力应当如何认定对此争议，一审法院将以两项证据材料为基础进行论证：一是一审法院作出的（2018）京0102民特2272号民事判决书以及安定医院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二是一审法院依据田宝玲申请所调取的2017年7月11日方正公证处办公场所的监控录像。具体而言，（2018）京0102民特2272号民事判决书作为生效判决，已经宣告田宝玲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自2018年12月25日往后，这一事实当然不再存在争议。至于2018年12月25日之前田宝玲的民事行为能力状态，该判决确实没有直接表述，需要结合安定医院所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作出认定。如前所述，安定医院在司法鉴定意见书中对田宝玲的精神状态作出如下关键认定：首先是田宝玲在2018年12月4日被确诊患有器质性精神障碍。根据病理常识可知，器质性精神障碍往往属于慢性疾病，不可能在一朝一夕突发患得，因此问题在于如何合理地向前追溯对其精神状态作出认定。对此，鉴定意见书的分析说明可以提供参考依据：根据该意见书，田宝玲患有精神病家族史，并且“三四年前开始记忆力下降……头部核磁提示双侧海马萎缩，老年性脑改变，诊断为缺血性脑血管病、痴呆”。由此，一审法院认为在距离2018年12月4日仅有一年之久的2017年7月，田宝玲已经开始患有上述器质性精神障碍疾病的可能性极高，受该疾病影响，田宝玲的意思表示能力应当属于不完全状态。同时，因方正公证处向一审法院提供了2017年7月11日公证现场的监控录像，该证据所反映的客观事实恰好能够对上述结论性认定的正确与否进行佐证。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情况经过，在2017年7月11日17时，田宝玲在公证处面对公证人员询问为何要同时办理借款与卖房两项事宜，二者之间有何关系这一简单问题时，田宝玲完全不能作出逻辑顺畅、自圆其说的回应。旁边站立的白衣光头男子（疑似刘建辉）多次试图用便签提醒田宝玲作出“正确”回应，但其无奈的面部表情恰好反映出上述尝试的无果。这一经过印证了一审法院前段的结论意见，即田宝玲在2017年7月11日时已经受器质性精神障碍疾病影响，意思表示能力出现缺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修改稿）》（以下简称为民通意见）第五条规定：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进行的民事活动，是否与其精神健康状态相适应，可以从行为与本人生活相关联的程度、本人的精神状态能否理解其行为，并预见相应的行为后果，以及标的数额等方面认定；第六条规定：精神病人（包括痴呆症人）如果没有判断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不知其行为后果的，可以认定为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人；对于比较复杂的事物或者比较重大的行为缺乏判断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并且不能预见其行为后果的，可以认定为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人。第八条规定：认定精神病人的行为能力，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司法精神病学鉴定或者参照医院诊断、鉴定确认。在不具备诊断、鉴定条件的情况下，也可以参照群众公认的当事人的精神状态认定，但应以利害关系人没有异议为限。根据上述法律规定，结合已经查明的前述事实，一审法院认定田宝玲在2017年7月11日时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除纯受益的民事法律行为之外，其他民事法律行为在监护人未予追认的情况下，对田宝玲不应发生法律效力。此外，案涉借款合同虽然经过公证，但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二款之规定，若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仍然应当以真实情况为准。本案情形即是如此。二、郑秀秀在本案中是否有权要求田宝玲偿还案涉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本息如前所述，在一审法院认定田宝玲于2017年7月11日时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案涉借款合同、担保服务合同、两份委托书以及签署借款合同次日另行签署的主债权及房屋抵押合同均未经田宝玲监护人追认，上述民事法律行为对田宝玲均不应发生法律效力。因一审法院就前述事实认定于案件审理时已向郑秀秀予以释明，而郑秀秀坚持以成立且有效的民间借贷关系向田宝玲主张还本付息义务。基于前文分析，在案涉借款合同各项约定对田宝玲均不发生法律效力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为郑秀秀与田宝玲之间不存在合法有效的民间借贷关系，因此，郑秀秀在该借款合同项下所选择的请求权基础无法支持其诉讼请求。在一审法院已查明郑秀秀选择请求权基础存在错误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仍应基于已查明的基础法律关系审查郑秀秀的诉讼请求是否仍然存在被支持的可能性。如前所述，案涉借款合同各项约定对田宝玲不发生法律效力。进一步而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七条之规定，在案涉借款合同相对性已被打破且郑秀秀自认其并非案涉借款的实际出资人的情况下，郑秀秀并非实际受损失的当事人，其亦无权基于不当得利要求田宝玲承担返还或赔偿责任。因此，无论基于案涉借款合同抑或不当得利规则，郑秀秀对田宝玲主张的诉讼请求均不应得到支持。三、关于本案中民刑交叉问题是否存在以及对本案裁判方式是否存在影响本案中，田宝玲在其答辩意见中主张郑秀秀、刘建辉、王海源与杨博皓四人均为中泽信合公司的员工，四人串通并欺骗田宝玲签署案涉借款合同以及委托书的行为已经构成犯罪。对此意见，一审法院认为目前在民间借贷案件中，处理民刑交叉问题的法律依据主要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为民间借贷司解）第六条与第七条规定。其中，民间借贷司解第六条规定：人民法院立案后，发现与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虽有关联但不是同一事实的涉嫌非法集资等犯罪的线索、材料的，人民法院应当继续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并将涉嫌非法集资等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或者检察机关。该解释第七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基本案件事实必须以刑事案件审理结果为依据，而该刑事案件尚未审结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中止诉讼。具体到本案情形当中，综合审查一审法院查明事实，特别是田宝玲身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特殊情况，一审法院认为在本案情形中，确实可能存在犯罪嫌疑人恶意利用田宝玲精神疾病缺陷，故意使其身负巨额债务并在非本意的情况下出抵甚至提前同意出售自己房产，使其遭受重大经济损失的犯罪情形。对此，一审法院将梳理相关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为经济纠纷犯罪规定）第十条规定，将其作为犯罪线索向有关侦查机关移送。但是，在民间借贷司解第六条规定的同一事实标准之下，一审法院无法认定郑秀秀与前述犯罪嫌疑在主体上存在关联性；此外，在本案基本案件事实已经查清，刑事案件审结与否不影响本案据此作出裁判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无须根据经济纠纷犯罪规定第十一条规定裁定驳回起诉。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二十二条、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百四十五条、第一百五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郑秀秀的诉讼请求。二审中，双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实施的其他民事法律行为经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后有效。本案中，田宝玲作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与郑秀秀及中泽信和公司签署的案涉借款合同及担保合同，属田宝玲从事的与其精神健康状况不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应认定为无效。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对田宝玲不发生法律效力。基于此，一审法院认定郑秀秀与田宝玲之间不存在合法有效的借款合同关系，具有相关法律依据。又鉴于郑秀秀在一审法院对其就有关问题释明的情况下，仍然认为案涉借款合同有效，并坚持其诉讼请求。故一审法院判决驳回郑秀秀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郑秀秀上诉提出一审法院关于田宝玲于2017年7月11日在公证处签订借款合同时已为限制行为能力人的认定，缺乏事实依据，是错误的。对此本院认为，任何疾病均有一个连续性渐进过程，此为众所周知的客观规律。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5日根据专业机构的鉴定结论作出宣告田宝玲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判决，并不表明田宝玲于此时才丧失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影响其精神健康状况的疾病应于此前若干时间之前业已存在并发展。故一审法院根据田宝玲在公证处接受询问时所表现出的客观状况，结合上述鉴定结论，并遵循保护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原则，认定田宝玲在签署借款合同时不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具有相关事实依据。郑秀秀上诉提出即使田宝玲在签订合同时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杨晓娟作为田宝玲的法定代理人已经对田宝玲签订借款合同及其还本付息等行为予以追认。故案涉借款对田宝玲依法有效。对此本院认为，郑秀秀所述“追认”发生于其向公证机关申请执行证书、公证机关向杨晓娟了解情况的过程中。在此过程中，杨晓娟称系“代理母亲过来核实相关情况”，并就签订合同、抵押房产、借款使用人、已偿还借款数额等其知晓的事实向公证机关进行了陈述。并未就借款合同所涉相关事实进行认可及对其效力作出确认，亦未承诺承担相应后果。故本院不认为杨晓娟对田宝玲向郑秀秀借款涉及的相关事实所作出的客观陈述，系其对田宝玲行为的追认。有鉴于此，郑秀秀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依据，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郑秀秀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800元，由郑秀秀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邢 军审 判 员  种仁辉审 判 员  钱丽红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  余周祺书 记 员  宋卫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