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8）粤01民特226号申请人（仲裁被申请人）：宁波中百股份有限公司（原名称：哈工大首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和义路77号21层。法定代表人：应飞军。委托代理人：林清城，广东粤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陈彪，广东粤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仲裁申请人）：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科韵路16号自编8栋5楼。法定代表人：易文权。委托代理人：宋晓东，广东信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余春圃，广东信桥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请人宁波中百股份有限公司（下简称中百公司）与被申请人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下简称中建四局公司）申请撤销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下简称广州仲裁委）（2016）穗仲案字第5753号仲裁裁决（下简称5753号裁决）一案，本院受理后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中百公司认为，本案中，广州仲裁委在无法定充分理由的情况下，对于中百公司提出的鉴定申请（申请内容为对本案关键证据《担保函上》印章、字迹真伪及形成时间进行鉴定）不予接受；对于中百公司提出的调查取证申请（申请调取内容为宁波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对本案关键人物龚东升的讯问/询问笔录，以及与本案相关联的2014深中法商初字第142号案件的材料）不予接受，致使本案据以作出裁决的关键证据《担保函》的真实性和本案的关键事实存疑，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三）、（四）项情形，故本案裁决应予以撤销。一、仲裁委不接受调查取证和鉴定的理由不能成立。1.中百公司于2016年6月22日发布的临2016-021《关于有关事项进展的公告》所载明的内容，只是对相关情况的公告，并不代表中百公司认可宁波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作出的公章鉴定结果，广州仲裁委直接依据该公告驳回中百公司公章和笔迹以及形成时间鉴定的申请，等于直接剥夺了中百公司对鉴定结论提出异议的权利。2.宁波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只是公安机关内部的鉴定机构，并非具备相应鉴定资质的第三方鉴定机构。3.宁波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并未对涉案《担保函》原件进行完整的样本比对程序，且宁波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前往中建四局公司对比原件时，中百公司的人员并未在场，无法确认其所核对的《担保函》原件是否与涉案担保函为同一份。4.中百公司及其律师曾到宁波公安局申请调取涉案鉴定报告，但宁波公安局不予准许当事人调取涉案鉴定报告，后因中百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信息披露的需要，办案警官仅口头向中百公司告知了部分鉴定结论，但并未向中百公司提供或口头告知完整的涉案鉴定报告。5.广州仲裁委仅引用了中百公司在临时公告中所载明的宁波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的结论，但却并未向宁波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调取该份完整的鉴定报告。6.涉案担保函是一份涉及人民币五亿元左右的重要文件，但落款时间只有年份，而没有月份和日期，与常理不符，存在恶意串通之嫌。此外，中建四局作为债权人，竟对于这份文件的形成日期亦是无法确定，甚至在本案庭审过程中，以书面形式向广州仲裁委表明“。我司同意该担保函的签订时间可推断为2014年4月17日”，但根据相关文件显示，中百公司的时任法定代笔人龚东升已于2013年11月13日被云南省公安厅直属公安局予以刑事拘留，自此龚东升实际上并未实际履行职责。另据中百公司的工商变更信息显示，2014年3月25日，龚东升已不再担任中百公司法定代表人。因此，涉案担保函的形成过程和形成时间存在诸多疑点，应予以鉴定。7.广州中院于仲裁协议效力异议程序中所作出的（2016）粤01民特531号民事裁定书（下简称531号裁定），仅是对涉案担保函进行形式上的审查而非实质审查。因在该仲裁协议效力异议程序审理时，仲裁程序尚未开始，所以广州中院并不会对涉案担保函上中百公司公章和龚东升签名的真伪，以及相关内容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因为该鉴定部分属于广州仲裁委于仲裁程序中的实体审理部分。该观点于广州中院该案判后答疑程序中，得到了经办法官的确认。8.中建四局与天津九策公司及其他六位保证人于2013年4月16日签订的《工程款债务偿还协议书》显示，中建四局多次强调中百公司应作为涉案债务的担保方，且由天津九策公司负责协调落实中百公司出具保函，但却未将中百公司列为该偿还协议的当事人，也未见该偿还协议有中百公司的盖章及签字，有违常理，存在恶意串通之嫌。其后，中建四局却拿到了《工程款债务偿还协议书》签订之后追加出具的，只有一页纸的涉案《担保函》，且其在知道或应该知道该担保函超越法定代表人权限的情况下，长达数年的时间里未要求中百公司提供或披露股东大会决议，也未与中百公司进行核实。9.中建四局于2014年9月12日以天津九策公司及其他六位保证人作为中建四局向广州仲裁委提起了（2014）穗仲案字第3668号仲裁（下简称3668号仲裁案），要求债务人及其他六位保证人履行《工程款债务偿还协议书》约定的各自义务。在该仲裁案件中，中建四局并没有将中百公司作为仲裁案件的主体，亦在未告知中百公司的情况下，与其他当事人达成了调解协议，但据中建四局所称，涉案《担保函》在此案仲裁前已出具，故与常理不符。10.中建四局于2015年在向天津九策破产管理人申报债权的资料里显示，中建四局的债权申报书中明确列示该工程款担保人为深圳九策、深圳惠智康、深圳联都、深圳硅银、张荣和龚东升，并未列明中百公司，也未申报涉案担保函，但据中建四局所称，涉案《担保函》在此债权申报前已出具，故与常理不符。故不排除涉案《担保函》是龚东升此前已盖好公章的空白文件，龚东升和中建四局为了提起本案诉讼而恶意伪造。故上述事实存在诸多疑点，但在中百公司于本案审理中多次强调上述重要事实的情况下，广州仲裁委却未予查明，亦未接受中百公司的调查取证申请。二、基于上述第一点之事实和理由，在本案存在明显程序违法的情况下，本案所涉关键证据《担保函》涉嫌伪造，即本案存在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的重大可能，特申请撤销案涉5753号裁决。后中百公司补充意见称，广州仲裁委不接受鉴定申请违反《仲裁规则》第41条的规定，根据该条规定，只有在申请鉴定的事项与待证事实无关联或者对证明待证事实无异议的，仲裁庭才可以不准许鉴定申请。而案涉《担保函》是仲裁案的关键证据，其加盖的印章和签字的真伪及形成时间都对仲裁案的裁决结果有直接影响。在仲裁案件中，中百公司在开庭时当庭申请对《担保函》上盖章的真实性及形成时间进行鉴定，并于庭后两次提交书面申请强调该鉴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广州仲裁委仍未准许，广州仲裁委的理由不符合《仲裁规则》第41条的规定，直接剥夺了中百公司关于鉴定的程序权利，进而导致实体不公，属于严重程序违法，并导致仲裁案存在“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这一重大嫌疑。这样的裁决会严重扰乱中国证券市场的交易秩序，继而影响社会经济秩序，涉及中国千万股民的切身利益，损害和违背社会公共利益。中建四局公司答辩认为，一、仲裁庭未准许中百公司提出的鉴定申请和调查取证申请，不违反《仲裁法》和《仲裁规则》的规定。1.《仲裁法》和《仲裁规则》并无仲裁庭必须准许当事人鉴定申请和调查取证申请的规定。2.是否准许当事人所提出的鉴定申请或调查取证申请，是仲裁庭行使仲裁权的范围，依法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司法审查范围。《仲裁法》第七条规定，仲裁依法独立进行。人民法院依照《仲裁法》的规定，有权进行仲裁司法审查，但不能取代仲裁庭对案件实体问题作出处理。本案中，仲裁庭根据双方当事人双方的举证、质证情况，及庭审查明的事实，最终决定不接受中百公司所提相关鉴定和调查取证申请，是仲裁庭依据《仲裁法》和《仲裁规则》行使仲裁权的体现。仲裁庭未准许当事人所提出的申请，其作出决定的具体理由及该理由成立与否属仲裁案件实体审理范围，不属于法院司法审查范围。3.仲裁庭作出不接受中百公司所提相关鉴定申请和调查取证申请的决定，已充分尊重了当事人双方的程序性权利。就中百公司的鉴定和调查取证申请，仲裁庭不仅当庭给了双方当事人充分的质证和辩论时间，还在庭审后给了双方当事人进一步提供书面意见的机会。中百公司庭后补充了书面申请和书面意见，答辩人也提交了回复意见，双方的程序性权利得到了充分尊重。二、根据仲裁案件庭审查明的事实，《担保函》真实性毋庸置疑，中百公司也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担保函》确系伪造。1.仲裁案件庭审时已当庭提交《担保函》原件交给中百公司质证，中百公司完全有能力确定《担保函》的真实性，但是中百公司至今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担保函》是伪造的。答辩人早在申请仲裁前已将《担保函》原件出示给中百公司核对，中百公司有充分时间和机会核实确认其真实性，以及该担保函是否伪造提供相应证据，但中百公司无论在仲裁过程还是在本案审理中均未提供相应证据。此外，根据中百公司2017年3月27日提交给仲裁庭的补充答辩意见中，其陈述“根据宁波市公安局对中建四局和龚东升进行的调查询问笔录可知，龚东升表示……《担保函》上的公章是其本人将《担保函》夹在其他文件当中偷盖的”，该答辩意见表明，中百公司明确知悉时任其法定代表人的龚东升在宁波市公安局的调查中已确认了《担保函》盖章的真实性，中百公司对《担保函》上公章的真实性及来源是明确知悉的。2.中百公司在中院审理的其他案件中已经认可了《担保函》用印真实性，构成自认。中百公司在向中院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案件中，在申请书中陈述案涉《担保函》是“公司前董事长龚东升个人私自偷盖公章形成”，中百公司提起该案之前已经于2016年4月19日就龚东升涉嫌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案向公安机关举报，通过自身核实和公安机关调查，中百公司明确知悉《担保函》系由龚东升提供给答辩人，中百公司对《担保函》用印真实性、印章加盖时间、龚东升签名真实性及签名时间等相关事宜有了相关的掌握，因此，上述陈述已经构成其对用印和其它相关事实的确认。3.《担保函》用印真实性已由宁波市公安局鉴定确认，中百公司对此情况明确知悉。在答辩人提起仲裁申请前，宁波市公安局便已根据中百公司举报，对《担保函》公章的真实性进行了鉴定，就此中百公司于2016年6月22日发布的《关于有关事项进展的公告》中确认“公安部门委托了宁波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对中建四局提供的《担保函》中涉及本公司公章的真伪予以了鉴定。经鉴定，该公章图样与本公司原用公章图样比对二者未发现差异”。答辩人认为，根据前述公告相关内容，公安机关已对《担保函》上加盖的中百公司公司的公章进行了鉴定，并出具了“未发现差异”的鉴定结论，真其实性毋庸置疑。4.龚东升的签字真实性及签署时间对中百公司是否承担保证责任不构成影响。根据《担保函》所涉内容显示中百公司已明确表示知悉答辩人与其他案外人于2013年4月16日签署了《工程款债务偿还协议书》以及前述协议内容，因此该《担保函》可确定系在《工程款债务偿还协议书》签订之后出具，虽然《担保函》并未注明具体出具时间。但从便利争议解决的角度出发，答辩人在庭审陈述及代理词中明确签订时间可推断为2013年4月17日。龚东升其时为中百公司公司法定代表人，其个人签字与公司加盖公章的行为在法律上效果一致。在印章真实性已被确定的情况下，龚东升签字的真实性及签署时间并不对中百公司是否承担担保责任构成影响，更何况中百公司在仲裁案件及本案中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龚东升签字系伪造的。5.“《担保函》涉嫌伪造”、“存在伪造的重大可能”并非仲裁裁决应予撤销的法定情形。仲裁庭根据双方当事人举证、质证及庭审查明的事实，对《担保函》的真实性作出认定，属于仲裁案件实体审理范畴。除非中百公司提供证据证明担保函是伪造的，否则人民法院不能以“《担保函》涉嫌伪造”或“存在伪造的重大可能”为由撤销仲裁裁决。中百公司至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担保函》是伪造的，其申请没有法律依据。综上，仲裁裁决没有违反《仲裁法》的相关规定，中百公司申请撤裁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恳请法院予以驳回。经审查查明：广州仲裁委2016年6月27日受理了中建四局公司作为申请人，根据《担保函》中的仲裁条款，以中百公司作为被申请人提起的5753号仲裁案件。2016年7月11日，中百公司向本院申请确认案涉仲裁协议无效，本院以531号案立案予以审查。中百公司在531号案申请书中陈述，《担保函》是中百公司前董事长龚东升个人私自偷盖公章形成，后本院裁定驳回中百公司要求确认落款为担保人哈工大首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2013年向中建四局公司出具的担保函中仲裁条款无效的的申请。2016年12月18日，仲裁庭不公开开庭审理本案，中百公司在答辩意见中表明，《担保函》上的印章是其法定代表人未经法定程序擅自加盖的，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并当庭申请对《担保函》上用印的真实性及印章形成时间进行鉴定，同时请求调取3668号仲裁案件全部材料和(2015)深中法商初字第142号案件（下简称142号案）的全部材料，中建四局公司当庭表示不同意该鉴定申请和142号案的调查申请，同意调取3668号案件材料，仲裁庭亦当庭表示双方可以查阅3668号案卷。庭审过程中，中建四局表示，可以通过合同和法律解释的方法确定时间，从最不利于中建四局的角度，其同意推定2013年4月17日签订《担保函》。仲裁庭审结束前，首席仲裁员说明，对于双方庭后提出的材料，如果仲裁庭认为有必要，可再次通知开庭；如仲裁庭认为无必要，则通过线上方式交换书面意见，以两次为限。双方当事人均确认，仲裁庭审之后，双方当事人通过线上方式交换了书面意见，仲裁庭并于2017年1月17日组织双方出示证据、进行质证。2017年9月20日，仲裁庭作出5753号裁决书。该裁决书载明，中建四局提供了《担保函》作为证据，担保函上盖有中百公司原名“哈工大首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章图样，法定代表人处有“龚东升”字样的签名，签署日期处显示2013年，具体日期空缺。在仲裁庭意见部分，针对中百公司要求对《担保函》上印章、字迹真伪及形成时间进行鉴定的申请，仲裁庭认为：关于公章鉴定申请，根据中百公司发布的临2016-017公告，中百公司在核实《担保函》相关情况过程中，发现《担保函》有时任中百公司法定代表人龚东升的签名，并加盖有中百公司原名称的公章图样，经比对，《担保函》中所盖公章与中百公司公章高度相似，但中百公司对该《担保函》的真实性持怀疑态度，已于2016年4月19日向宁波市公安局对龚东升涉嫌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提出控告，宁波市公安局委托了宁波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对《担保函》中涉及中百公司的公章的真伪进行了鉴定，经鉴定，该公章图样与中百公司原用公章图样对比二者未发现差异；在中百公司提出的仲裁协议效力一案中，广州中院作出531号民事裁定书，援引中百公司指控龚东升涉嫌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案中宁波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对《担保函》中涉及中百公司公章的真伪的鉴定结果，该公章图样与中百公司原用公章图样对比，二者未发现差异，据此法院认定《担保函》落款处有中百公司的公司印章及时任法定代表人本人签名确认，足以代表该合同系真实意思表示；因此，《担保函》处的公章已经公安机关委托的有资质的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公章的真实性已得到确认，中百公司再提出公章真伪鉴定，仲裁庭不予接受；关于笔迹鉴定申请，如前所述，《担保函》加盖了中百公司真实公章，那么作为法定代表人龚东升持加盖中百公司公章的《担保函》向中建四局公司出示时，中建四局公司有理由相信《担保函》代表中百公司的意思表示，即使龚东升的签名不是其本人所签，也不影响本案处理，笔迹鉴定没有必要，仲裁庭不予接受；关于印章和笔迹形成时间的鉴定申请，《担保函》明确载明中百公司知悉《工程款债务偿还协议书》的内容，由此推定《担保函》的出具时间晚于《工程款债务偿还协议书》的签订时间，即不早于2013年4月16日，对于中百公司要求鉴定印章和字迹形成时间的申请，仲裁庭不予接受。关于中百公司要求调取142号案件材料的申请，和要求向宁波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调取龚东升询问笔录的申请，仲裁庭均在仲裁意见中予以回应，并表明不予接受。仲裁庭最终裁决：（一）中百公司就天津九策高科技产业园有限公司欠付的全部债务526525027.5元向中建四局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本案仲裁费3551300元由中百公司承担。中百公司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明确，仲裁庭未对《担保函》公章进行鉴定、未采纳中百公司提交的调查取证申请，以及未根据中百公司的要求重新开庭均构成违反法定程序；伪造的证据是《担保函》；违背社会公共利益是因为本案涉及中国证券市场交易秩序，进而影响中国社会经济秩序和广大股民切身利益。另查明，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宁波市公安局对龚东升涉嫌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一案进行立案侦查，并在甬公（经）诉字［2019］50289号起诉意见书认定，龚东升在中建四局要求下，未经哈工大首创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私自以哈工大首创的名义向中建四局出具了一份《担保函》，承诺对天津九策在《工程款债务偿还协议书》内所负全部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因此，龚东升违背对公司的忠实义务，利用职务便利，在未经过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情况下，无正当理由为天津九策提供担保，使宁波中百被广州仲裁委裁决承担5.3亿余元的连带清偿责任，致使上市公司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其行为已经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九条之一的规定，涉嫌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之规定，将该案移送审查起诉。中百公司称对上述起诉意见书的三性无异议。中建四局公司称对上述起诉意见书所涉及龚东升本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事实清楚。本院认为，本案为撤销国内仲裁裁决纠纷，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规定进行审理。首先，关于仲裁是否违反法定程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违反法定程序”，是指违反仲裁法规定的仲裁程序和当事人选择的仲裁规则可能影响案件正确裁决的情形。本案中，中百公司主张仲裁庭违反法定程序体现在：一、仲裁庭未采纳中百公司的申请对《担保函》公章进行鉴定，并进行相关调查取证。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第三十九条第（一）项规定，仲裁庭认为有必要时，可以自行或者委托办案秘书调查事实、收集证据，但须有两名以上工作人员在场并制作笔录；第四十一条第（一）项规定，当事人可以就查明事实的专门性问题向仲裁庭申请鉴定；申请鉴定的事项与待证事实无关联，或者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的，仲裁庭不予准许。仲裁过程中，中百公司要求仲裁庭指定鉴定机构对《担保函》上印章的真实性以及加盖时间、龚东升签名的真实性及签名时间进行鉴定，并申请对龚东升于2016年4月至5月期间在宁波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所作的询问笔录和142号案件材料进行调查。仲裁庭在仲裁意见部分详细回应了中百公司的上述申请，阐明了不予采纳上述申请的具体理由，根据《仲裁规则》的上述规定，是否进行鉴定以及进行调查取证，当事人申请鉴定的事项与待证事实是否有关，或者对证明待证事实是否有意义，均是仲裁庭根据其审理案件的情况，在其职权范围内所作出的判断。中百公司以仲裁庭不接受其调查取证和鉴定申请即违反法定程序为由申请撤销案涉仲裁裁决，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二、仲裁庭未根据中百公司的要求重新开庭。经查，在仲裁庭审结束时，首席仲裁员已经说明，对于双方庭后提出的材料，如果仲裁庭认为有必要，可再次通知开庭；如仲裁庭认为无必要，则通过线上方式交换书面意见。双方当事人当时均未提出异议，并确认在庭后通过线上方式交换了书面意见，现中百公司主张仲裁庭未再次开庭违反法定程序，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其次，关于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否是伪造的。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伪造的证据是指确属通过捏造、变造、提供虚假证明等非法方式形成或者获取，违反证据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要求的证据。本案中，中百公司主张案涉《担保函》涉嫌伪造，但其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即使宁波市公安局甬公（经）诉字［2019］50289号起诉意见书认定龚东升未经哈工大首创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私自以哈工大首创的名义向中建四局出具了一份《担保函》，但未对该《担保函》属于通过捏造、变造、提供虚假证明等非法方式形成或者获取的证据作出认定。案涉5753号裁决书显示，仲裁庭已对《担保函》真实性和效力进行审查，中百公司在本案中主张该函件涉嫌伪造但目前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中百公司据此主张撤销案涉裁决，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最后，关于裁决是否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经查，涉案裁决涉及的是中百公司和中建四局平等主体之间因担保合同引发的民事纠纷，从裁决的内容及执行的后果来看，该裁决与我国善良风俗、道德准则、正义观念及国家或社会的重大利益没有关联，中百公司认为执行案涉裁决会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并无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中百公司申请撤销案涉仲裁裁决的理由均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仲裁司法审查案件报核问题的有关规定》第二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核，裁定如下：驳回宁波中百股份有限公司的申请。申请费400元，由申请人宁波中百股份有限公司负担。审判长  张明艳审判员  陈晓红审判员  罗 毅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二日书记员  李蕴妍李思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