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1民终212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大学城仕林街11栋2层A-120。法定代表人：包毕存，该公司总经理。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地址重庆市长寿区晏家育才路5号3-1#。法定代表人：包建芬，该公司总经理。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中华，云南百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胡芳，女，1977年1月21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福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赖远飞，贵州贵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胡芳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2019）黔0103民初21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共同上诉请求：请求撤销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2019）黔0103民初2194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驳回胡芳的所有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且无视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抗辩理由，且对本案关键的虚假证据《解除劳动关系赔偿协议书》的质证意见判决书中基本没有任何答复，采取视而不见听而未闻的态度。在诉讼中，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对《解除劳动关系赔偿协议书》并非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签订，而是包建贤利用掌管印章的职务便利，私自加盖印章伪造形成。1、与胡芳建立劳动关系是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而非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双方劳动关系一直持续到2018年12月份，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调取银行流水，整理了2016年8月至2018年12月期间《包建贤请款付款明细清单》，证明在此期间，包建贤作为贵阳办事处的负责人，每个月都向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传真所有发生的费用明细及所有工人工资（包括胡芳的工资），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在收到传真后，都按月向包建贤转账支付，交由包建贤向相关收款单位支付，同时发放工人工资（包括胡芳的工资），由此可见2016年8月至2018年12月期间包建贤、胡芳一直不断的为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工作，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也及时足额向胡芳支付工资。胡芳提供的《解除劳动关系赔偿协议书》称胡芳与公司于2017年6月12日解除劳动关系与该客观事实不符。如果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与胡芳2017年6月12日签订了《解除劳动关系补偿协议书》解除劳动关系，那么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还会一直向胡芳不间断的每月支付工资么？2、《解除劳动关系赔偿协议书》第二条记载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需向胡芳支付“有毒有害物质健康补偿金”，但胡芳职务为“后勤”，具体工作地点是食堂煮饭，从来没有接触有毒有害物质可能有损健康的工作，何来“有毒有害物质健康补偿金”？正好反证《解除劳动关系赔偿协议书》系胡芳虚构伪造，私自加盖印章印鉴。3、《解除劳动关系赔偿协议书》第二条记载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需向胡芳支付加班费，计算公式是根据每月加班双倍工资8天，即每个月4个周六、周日正好8天，每年加班三倍工资11天，也就是说每年所有的法定节假日，意味着胡芳在为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工作期间，据其诉称的5.5年中，胡芳没有休息过周六、周日，也没有休息过一个法定节假日，连续为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工作了5.5年×365天/年=约2007天，这种事情可能存在么？也说明了《解除劳动关系赔偿协议书》系胡芳虚构伪造，私自加盖印章印鉴。4、《解除劳动关系赔偿协议书》上的签字人的印章不真实，即使公司印章真实，但签字人的签字或印鉴虚假，协议书也即虚假。2017年6月12日，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陈奕伶，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柯燃。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印鉴是“陈奕伶印”4个字，而不是3个字的印鉴“陈奕伶”。《解除劳动关系赔偿协议书》上两个公司盖的印鉴均为同一个印鉴“陈奕伶”3个字。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印鉴是“陈奕伶印”，不是“陈奕伶”；在合同签订时间2017年6月12日，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陈柯燃、而不是陈奕伶，加盖“陈奕伶”印鉴不能代表公司，也属于无效。5、《解除劳动关系赔偿协议书》形式看，是由“陈奕伶”持印鉴在贵阳（合同注明的签订地）与胡芳签订《解除劳动关系赔偿协议书》，然而在签订时间2017年6月12日，陈奕伶并不在中国大陆，已于2017年4月20日出境，直至2017年7月8日才入境，既然陈奕伶2017年6月12日不在中国大陆，怎么可能到贵阳与胡芳签订协议？足以说明《解除劳动关系赔偿协议书》系包建贤单方持公司印章印鉴伪造签订，不具有法律效力。6、《解除劳动关系赔偿协议书》第五条称包建贤已在2017年6月12日前分别将工作岗位的相关财产和资料等全部移交给了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那么包建贤此后的于2019年1月5日向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移交全套印章又是何从说起？7、包建贤一直保管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印章印鉴，有私自在《解除劳动关系赔偿协议书》加盖公司印章印鉴的条件。提供的证据《致：包建贤关于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公章使用限制的函》、《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驻贵阳办事处移交清单》充分证明2017年6月14日，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将公章等全套印章（四枚）交给包建贤保管使用，直至2019年1月5日，包建贤才将全套印章交回公司。同样，包建贤作为贵阳办事处的负责人，为了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管理和财务需要，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的印章也一直交由包建贤保管使用。8、庭审中，双方均认可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是有密切关联的，胡芳也认可两个公司实际控制人是同一人，可以说胡芳与其中任一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对于投资人、实际控制人来说都是没有区别的。本案中，2017年6月12日解除劳动关系到2017年6月14日又建立劳动关系，期间只隔了1日即2017年6月13日，难道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仅仅为了与包建贤、胡芳解除1日的合同关系，就愿意花几十万的代价？恰恰说明了《解除劳动关系赔偿协议书》系胡芳虚构伪造的。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提交的书面劳动合同证实，胡芳一直以来都是与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建立劳动关系，要解除劳动关系也只能与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解除。9、胡芳提交的证据《工资表》、《财务账册》均证明，胡芳于2017年6月12日所处的2017年5、6、7三个月，每天都在为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工作，从未间断，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一直向胡芳支付工资。《财务账册》显示2017年6月12日前后，连续多日包建贤每日均有记账，且记账一直持续到2018年末，说明包建贤并未在2017年6月12日后停止工作。客观事实是，包建贤是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奕伶的舅舅，包建贤与胡芳二人系夫妻关系。多年来，包建贤、胡芳二人为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工作，包建贤的职务为贵阳办事处负责人，具体工作为贵阳办事处的管理和财务工作，是贵阳办事处的一把手，领导贵阳办事处其他所有员工。胡芳为后勤工作，具体工作为贵阳办事处食堂煮饭。期间，双方多次签订劳动合同。现有据可查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与胡芳至少3次续签劳动合同，依次签订如下：2016年3月1日签订《临时工劳动合同承包书》，期限2016年3月1日到2016年8月31日；2017年6月30日签订《劳务承包合同》，期限为2017年6月30日到2017年12月30日；2018年1月1日签订《劳务承包合同》，期限为2018年1月1日到2018年3月31日。虽续签合同中间每次都有一定的间隔时间，但胡芳在这间隔期间仍一直为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工作，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也如期每月向胡芳发放工资。包建贤、胡芳二人在2018年12月自己停止为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工作并自己离开该公司，在离开该公司前，包建贤利用自己掌管公司印章的职务便利，在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伪造《解除劳动关系赔偿协议书》。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胡芳与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签订多分劳动合同，且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至少在2016-2018年三年期间连续不间断按月向胡芳发放工资，足以证明胡芳与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之间存在连续不间断的劳动关系，胡芳也就不可能在同一期间与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也就不存在于2017年6月12日解除的前提，一审法院仍以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未能举证证明《解除劳动关系赔偿协议书》虚假为由，判决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败诉。本案管辖权异议上诉中，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已明确本案案由为劳动争议纠纷，然而一审判决仍定性为合同纠纷。对本案案由错误定性，必然导致适用法律错误，造成错误判决。本案仅有《解除劳动关系赔偿协议书》证明胡芳、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于2017年6月12日解除劳动关系，系孤证，孤证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且《解除劳动关系赔偿协议书》与胡芳提交的其他证据《工资表》、《财务账册》，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提交的劳动合同、银行流水等反映出来的胡芳在2016-2018年未曾间断的为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工作的客观事实相悖，且《解除劳动关系赔偿协议书》太多的地方与常理不符，签订人印鉴虚假等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第七十五条：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的陈述，应当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三、目前劳动争议领域，已经多次发生劳动者利用工作中接触公司印章的机会，私自加盖公章，构陷用人单位，诈骗赔偿款的案件，请二审法院明辨是非。胡芳答辩称，一、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胡芳于2012年2月开始在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上班，帮助该公司与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从事炭黑买卖，劳动关系一直持续到2017年6月13日双方解除。2017年6月16日，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向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出具《公司更名通知》，确定由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承受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的债权债务，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退出经营。在此情况下，胡芳才转为与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建立新的劳动关系，并签订一系列劳务合同，直至2019年1月终止劳动关系。即胡芳从2012年2月至2017年6月13日期间与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存在劳动关系，2017年6月13日至2019年1月与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劳动关系，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称与胡芳建立劳动关系的是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与事实不符。二、胡芳在本案中主张的是2012年2月至2017年6月13日在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上班期间应当获得的各项赔偿费用，与胡芳和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建立劳动关系期间工作的工资支付无关，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在上诉状中多次提到胡芳从2017年6月至2018年末还在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继续上班与本案毫无关联。三、包建贤从2012年2月至2017年6月13日在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上班期间，根本未曾保管过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的印章，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称胡芳的丈夫包建贤利用保管印章的机会伪造本案的赔偿协议没有事实依据。同时，本案的赔偿协议签订于2017年6月12日，而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是在2017年6月30日与胡芳建立新的劳动关系后的2017年7月30日才将印章移交给包建贤保管，签订赔偿协议是根本没有持有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的印章，包建贤不可能同时持有两家公司的印章伪造赔偿协议，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四、对于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上诉称法定代表人印鉴不一致问题，不影响赔偿协议的效力。根据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显示，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2015年10月22日由陈奕伶变更为陈柯燃，但在2017年的一次银行交易回单中，该公司继续使用陈奕伶的印鉴，因此，对于法定代表人印鉴为何不一致，应该是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印鉴使用不规范导致的，不能因此认定印鉴系被胡芳伪造的。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在一审中认可赔偿协议以上加盖的公章是真实的，不能印鉴问题而否定赔偿协议效力。五、胡芳从2012年2月开始在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上班是客观事实，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未支付胡芳加班工资、未依法为胡芳缴纳社会保险等违法行为也是客观事实，因此，双方签订《解除劳动关系赔偿协议书》具有事实基础，即使不签订赔偿协议，胡芳也可以根据相关劳动法规也可以主张赔偿，无伪造赔偿协议的必要。且双方签订的《解除劳动关系赔偿协议书》签字盖章均真实有效，内容也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认为该协议系伪造，只是口头陈述，没有任何证据支撑，应由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补充一点，关于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奕伶是否在国内与补偿协议没有关联性。为什么签协议原因是：2017年6月份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全面取代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在贵州业务，而且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不予胡芳签订劳动合同，签订劳务合同会损害胡芳的合法权益，基于此才签订了补偿协议。胡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立即支付胡芳从2012年2月6日起至2017年6月12日期间的加班费117434.5元、社会保险费赔偿金52800元、年终奖55000元、职业健康补偿金39600元和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21600元，共计人民币286435元；二、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从2018年7月1日起，以未付款286435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支付胡芳逾期付款违约金至该笔款项付清之日止；三、本案诉讼费等费用由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查明如下：二审中，胡芳向本院提交《贵阳银行贴现凭证》（到期卡）一份，该凭证主要内容为：申请时间2017年5月13日，备注一栏中标注：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财物专用章以及陈奕伶的印鉴。欲证明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虽然在2015年10月22日将原法定代表人陈奕伶变更为陈柯燃，但截止至2017年6月10日，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在对外办理对公业务时，其法定代表人仍然加盖的是“陈奕伶”的印鉴。据此可以说明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以及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存在法定代表人管理使用法定代表人印鉴混乱的情况，本案的协议上加盖的法定代表人印鉴完全是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自己的管理混乱行为造成的，不能因为《解除关系赔偿协议书》上法定代表人所加盖的印鉴有误就否定协议的效力。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认为该组证据系复印件，真实性不认可；从关联性上：如果即使是真实的，在2017年5月13日以后就没有使用该印章，所以关联性不予认可；合法性上，一审中未提交，二审提交违反程序，不属于新证据，不能达到证明目的。另查明，在二审调查审理中、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称：“对《解除关系赔偿协议书》上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盖的公章没有异议，但对法定代表人的印鉴有异议，签订时间也可以倒签”。又查明，云南炭黑公司是由陈奕伶和蔡秉成共同出资1000万元于2015年5月13日成立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是陈奕伶，2019年12月24日该公司将法定代表人陈奕伶变更为包毕存。又查明，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于2012年2月6日成立，法定代表人是陈奕伶，主要从事炭黑、橡胶制品及化工原料销售，为了供应炭黑给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其在贵阳市云岩区设立了堆放炭黑的贵阳仓库，自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之日起，胡芳就一直在贵阳仓库从事炭黑的堆放、收发货和看护仓库以及保管账目、为工人煮饭等工作。2015年10月22日，重庆科志公司将其法定代表人陈奕伶变更为陈柯燃，2019年1月9日又将法定代表人陈柯燃变更为李洪燕，在2020年1月17日再次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洪燕变更为包建芬。还查明，2017年6月16日，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向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发出了“由于公司发展需要，‘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名称从2017年6月16日变更登记为‘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届时原公司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的全部业务由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继续经营，原公司的所有债权债务由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承继，原公司签订的合同继续有效。即日起，公司所有对内及对外文件、资料、开据发票，账号、税号等全部使用新公司名称”的《公司更名通知书》。在此之后，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就全面接管了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的在贵阳的全部经营业务。还查明，包毕存是包建芬、包建贤的父亲，包建芬是陈奕伶、陈柯燃的母亲，陈奕伶与陈柯燃是姐弟关系，包建贤与胡芳系夫妻关系，包建贤是陈奕伶、陈柯燃的亲舅舅。还查明，就本案纠纷，胡芳曾于2019年1月28日向云岩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该委于当日以胡芳仲裁请求不属于劳动（人事）争议处理范围为由作出不予受理通知书，后胡芳向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向其支付本案诉讼请求。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认为本案应为劳动争议纠纷，应先申请劳动仲裁，该院没有管辖权。该院经审查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劳动者以用人单位的工资欠条为证据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诉讼请求不涉及劳动关系其他争议的，视为拖欠劳动报酬争议，按照普通民事纠纷受理”的规定，认为该院对本案有管辖权，裁定驳回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的异议申请。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对该裁定不服，向本院上诉，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应系劳动争议纠纷，且已经经过劳动仲裁前置程序，该院对本案有管辖权。此外，二审经审理查明的其余事实与原判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本案案由问题。本案是因胡芳要求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履行双方于2017年6月12日签订的《解除劳动关系赔偿协议书》中约定的赔偿内容，即实际为因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而引发的争议，故本案应当属于劳动争议纠纷，一审将案由定为合同纠纷不当，本院对此予以纠正。关于《解除劳动关系赔偿协议书》效力问题。本案中，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对涉案的双方于2017年6月12日签订的《解除劳动关系赔偿协议书》上所加盖的自己公司的印章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只是认为该《解除劳动关系赔偿协议书》是胡芳的丈夫包建贤单方伪造，而加盖的印章印鉴也是包建贤利用其保管该两个公司印章印鉴的便利自行私盖的。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在诉讼中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上述《解除劳动关系赔偿协议书》系包建贤伪造。根据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及提交的相关证据，能够证明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为了收发货方便，其于2017年7月30日才将该公司的公章、法人章、发货专用章和财务专用章交由包建贤保管和使用，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在诉讼中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各方当事人于2017年6月12日签订《解除劳动关系赔偿协议书》时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公章、法人章、发货专用章和财务专用章由包建贤保管，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的公章也由包建贤保管，并且也没有申请对《解除劳动关系赔偿协议书》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综上，一审判决虽然将本案案由列为合同纠纷存在瑕疵，但裁决结果正确，故对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各9142元，由上诉人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邱兴权审判员  谌致华审判员  汤 萍二〇二〇年六月四日书记员  邢 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