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03民终82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郭某，女，1968年3月18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农民，住广西桂林市雁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继香，广西远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莫某，女，1962年12月7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农民，住广西桂林市雁山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3，男，1985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住广西桂林市雁山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女，1986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西桂林市雁山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梁某（曾用名梁立员），女，1987年9月26日出生，壮族，住广西桂林市雁山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2，男，2011年12月5日出生，壮族，住广西桂林市雁山区。 原审原告：李某1，女，2016年7月28日出生，壮族，住广西桂林市雁山区。 李某2、李某1的法定代理人：李某3（系李某2、李某1的父亲），男，1985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住广西桂林市雁山区。 李某2、李某1的法定代理人：梁某（系李某2、李某1的母亲），女，1987年9月26日出生，壮族，住广西桂林市雁山区。 五被上诉人及原审原告李某1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海平，广西桂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五被上诉人及原审原告李某1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春秀，广西桂宁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审被告：葛某3，男，1953年4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西桂林市雁山区。 原审被告：葛某2，男，1979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西桂林市雁山区。 原审被告：葛某4，男，1981年1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西桂林市雁山区。 原审被告：葛某5，男，1989年6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西桂林市雁山区。 原审被告：李某4，女，1985年9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西桂林市雁山区。 原审被告：葛某1，女，2004年1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西桂林市雁山区。 法定代理人：李某4，女，汉族，1985年9年14日出生，住广西桂林市雁山区。 法定代理人：葛某2，男，1979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西桂林市雁山区。 原审第三人：莫某1，女，1966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西桂林市雁山区。 原审第三人：莫某2，女，1941年8月21日出生，汉族，住广西桂林市。 原审第三人：莫某3，女，1946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西桂林市雁山区。 原审第三人：莫某4，女，1955年5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西桂林市。 原审第三人：莫某5，女，1958年3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西桂林市雁山区。 原审第三人：莫某6，男，1952年4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西桂林市雁山区。 上诉人郭某因与被上诉人李某3、李某2、梁某、莫某、李某，原审原告李某1，原审被告葛某3、葛某2、葛某4、葛某5、李某4、葛某1，原审第三人莫某1、莫某2、莫某3、莫某4、莫某5、莫某6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雁山区人民法院（2019）桂0311民初3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郭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谢继香，被上诉人莫某及被上诉人李某3、李某、梁某、李某2、原审原告李某1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海平、蒋春秀，原审被告葛某3，原审第三人莫某2、莫某3、莫某4、莫某5、莫某6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葛某2、李某4、葛某1、葛某4、葛某5，原审第三人莫某1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郭某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认定：“莫某与丈夫李振旗于1985年7月16日结婚”，“原告莫某在1984年鱼塘开挖时未出嫁”，该认定与事实不符，无证据证实。对于莫某的结婚时间，莫某的陈述有多个版本，自相矛盾，应以其第一次陈述为准。2.被上诉人莫某在1982年已出嫁到临桂会仙镇大联村委大岩底村并长期在夫家生产生活，本案所涉鱼塘是1984年葛某3和莫香弟共同挖掘，与被上诉人莫某无关，莫某当时既非雁山区雁山镇良丰上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又未开挖过鱼塘，莫某及其子孙无权主张权利。且上诉人领取的补偿款虽位于“马君武”地块上，但与莫香弟《土地承包使用证》上0.8亩鱼塘无关，上诉人领取的是0.8亩鱼塘以外的补偿款。3.上诉人领取的是征地补偿款，是桂林市雁山区雁山镇人民政府审核后支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114条的规定，《国道321项目良丰上村南区安置点土地征收转型扶持及奖励明细表》及《国道321项目南区安置点征收上村土地补偿明细表》清楚记载权利人为郭某，被上诉人有异议，应向桂林市雁山区雁山镇人民政府提起诉讼，而非起诉上诉人。4.上诉人领取的是自己家庭的征地补偿款，与被上诉人无关。上诉人是桂林市雁山区村民，是该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上诉人配合政府丈量土地，政府每亩奖励2万元，被上诉人未参与丈量土地，却主张政府奖励给上诉人的补偿款，于法无据，于理不合。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李某3、李某2、梁某、莫某、李某辩称及原审原告李某1述称，被上诉人除了对一审判决中对一审原告李某1不应获得补偿款这一项有异议之外，其他部分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予以驳回。 原审被告葛某3述称，同意上诉人意见。 原审第三人莫某2述称，同意一审判决。 原审第三人莫某3述称，同意上诉人意见。 原审第三人莫某4述称，同意一审判决。 原审第三人莫某5述称，同意上诉人意见。 莫某、李某3、李某、梁某、李某2、李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退还六原告的征地补偿款39323元；2.依法判决被告从2016年4月26日起按年息6％赔偿占用六原告征地补偿款的利息损失直到退还全部征地补偿款时止；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全部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莫香弟及覃龙妹于1941年8月21日生育第三人莫某2（桂林市农科院退休员工）；于1948年6月3日生育第三人莫某3（1968年结婚，与丈夫家人承包桂林市雁山区三合屯家农村集体土地）；于1952年4月3日生育第三人莫某6（桂林市朝阳乡政府退休干部）；于1954年生育莫小娥（已故）；于1955年5月8日生育第三人莫某4（桂林市客车厂退休工人）；于1958年3月21日生育第三人莫某5（1981年结婚，与丈夫家人承包桂林市雁山区雁山镇良丰镇良丰上村农村集体土地）；于1962年12月7日生育原告莫某；于1966年12月10日生育第三人莫某1。 原告莫某与丈夫李振旗于1985年7月16日结婚，婚后至其丈夫户籍所在地桂林市临桂县居住生活。原告莫某在临桂县会仙镇大联村委会大岩底村没有承包该村农村集体土地。原告莫某与丈夫李振旗于1985年12月29日生育原告李某3，于1986年10月28日生育原告李某。原告莫某与子女（原告李某3、原告李某）回到桂林市雁山区居住生活，户籍亦保留在该村，成为该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原告莫某丈夫于早年去世。原告梁某系原告李某3妻子，于2011年7月29日迁入良丰上村李某3户内，两人于2011年12月5日生育原告李某2，于2016年7月28日生育原告李某1。原告莫某、李某3、李某、梁某、李某2、李某1现为桂林市雁山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被告葛某3于1976年与莫小娥结婚，两人于1979年9月12日生育儿子葛某2，于1981年1月24日生育儿子葛某4，莫小娥去世后，葛某3与被告郭某于1986年结婚，郭某迁入该户内，两人于1989年6月9日生育儿子葛某5。葛某2与李某4系夫妻关系，两人于2004年1月4日生育女儿葛某1，李某4及葛某1于2010年3月31日迁入良丰上村葛某2户内。 案涉鱼塘于1984年系莫香弟组织开挖并经营，1985年4月3日，莫香弟为户主承包桂林市雁山区集体土地，在册人口为4人，该《土地承包使用证》上登记“19鱼塘马君武0.8”。1998年9月1日，桂林市雁山区对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承包集体土地重新颁证。莫香弟仍为户主领取承包证，证上记载家庭人口4人，该《土地承包使用证》上登记“鱼塘15马君武0.8”。莫运妹于1987年、莫香弟于2006年、覃龙妹于2011年去世。1985年4月3日，莫晓娥（即莫小娥）作为承包户主领取《土地承包使用证》，1998年9月1日重新颁证，户主姓名仍为莫晓娥。 2015年至2016年，因321国道改造，桂林市雁山区雁山镇征收桂林市雁山区土地。2016年4月份，郭某在国道321项目良丰上村南区安置点土地征收转型扶持及奖励明细表上签名领取11152元、在国道321项目南区安置点征收上村土地补偿明细表上签名领取28171元。经双方确认，该土地补偿款系位于“马君武”鱼塘地块的补偿款。 另查明，第三人莫某2为桂林市农科院退休员工，第三人莫某3结婚后与丈夫家人承包桂林市雁山区三合屯家农村集体土地，第三人莫某6系桂林市朝阳乡政府退休干部，第三人莫某4系桂林市客车厂退休工人，第三人莫某5婚后与丈夫家人承包桂林市雁山区雁山镇良丰镇良丰上村农村集体土地。以上人员均不是桂林市雁山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一审法院认为，该案争议焦点：1.六原告是否是适格主体；2.本案是否属于民事案件受案范围；3.被告应否退还土地补偿款。 关于六原告是否是适格主体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人，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应予支持……”的规定，原告莫某早年虽然嫁人，但之后又重回该村，且户籍在桂林市雁山区，并在该村生产生活，应属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被告认为原告出嫁后迁出并在夫家生活、应属夫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并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反驳，足以证明原告系适格主体。 本案是否属于民事案件受案范围的问题。被告领取的款项明细为土地征收转型扶持及奖励、土地补偿等项目，原告认为被告领取的款项属于原告方所有，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经双方庭审一致确认，郭某领取的补偿款系位于“马君武”的鱼塘补偿款，原告认为被告无权领取该款项，该纠纷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争议，本案属于法院民事案件受理范围，至于该补偿款是否属于原告所有，属于诉讼请求是否应当得到支持的问题。 关于被告是否应该退还土地补偿款的问题。首先解决原告是否具备享受征地补偿款的权利。原告作为桂林市雁山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其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犯。案涉款项系土地征收补偿款项，1998年9月1日，桂林市雁山区对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所承包集体土地重新颁证。此时，以莫香弟为承包方承包桂林市雁山区集体土地的有五口人（莫香弟、覃龙妹、莫运妹、原告莫某、第三人莫某1）。原告莫某、第三人莫某1在土地承包时作为家庭成员承包了村集体土地，且结婚后未在丈夫居住地取得承包地。农村土地以家庭承包方式，故原告莫某享有桂林市雁山区承包地。原告莫某的儿子（原告李某3）、女儿（原告李某）、儿媳（原告梁某）、孙子（原告李某2）、孙女（原告李某1）、第三人莫某1均为桂林市雁山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均依靠桂林市雁山区土地生活，故应参与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的分配。原告最早的户籍在该村，户籍最后一次变动为2008年12月2日，被告并无证据证明原告的户籍迁出该村，并且在夫家获得承包土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可认定原告关于具备该村集体组织成员的的主张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五条“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第二十二条“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二款“前款所称承包方是指以家庭承包方式承包本集体经济组织农村土地的农户，以及以其他方式承包农村土地的单位或者个人。”以上规定可以看出，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是以户为单位，通常所说的“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原告在1984年鱼塘开挖时未出嫁，且之后又回到原村居住生活并生产经营，可以认定其一直享有承包经营权，应有权享有征地补偿款。 关于被告郭某及其家庭成员。1985年4月3日，莫晓娥（即莫小娥）作为承包户主领取了《土地承包使用证》，说明莫小娥对承包证上载明的土地享有独立的承包经营权，莫小娥去世后，按照法律的相关规定，该户成员继续享有承包权，之后郭某与葛某3结婚并迁入该村，成为该村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并入葛某3户并享有以莫小娥作为承包证户主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后1998年9月1日重新颁证，户主姓名仍为莫小娥（莫晓娥），并未影响郭某的上述权利。在征地补偿过程中，郭某户应享有其承包土地的征地补偿相关权利且实际领取相关征地补偿，但该权利不得影响莫某户的权利，两者并行不悖。郭某户的承包证上并未载明有鱼塘，其主张最初系葛某3开挖并不能成为其享有鱼塘承包经营权的依据，其领取鱼塘的补偿款系不当得利，对被告的辩论意见不予采纳，原告诉请要求被告退还土地补偿款及给付利息于法有据，应予以支持。 关于数额的计算。原告李某1在领取补偿款之后才出生，补偿时并未成为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应获得补偿款。被告郭某领取承包方为莫香弟的土地补偿款39323元应由原告莫某、李某3、李某、梁某、李某2、第三人莫某1六人平均分配，每人金额为6553.8元。被告应退还原告莫某、李某3、李某、梁某、李某2土地补偿款32769.2元，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从2018年1月18日起计至实际付清土地补偿款之日止。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郭某退还原告莫某、李某3、李某、梁某、李某2土地补偿款共计32769.2元及利息（利息以32769.2元计，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从2018年1月18日起计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莫某、李某3、李某、梁某、李某2、李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84元，由原告莫某、李某3、李某、梁某、李某2、李某1负担84元，由被告郭某负担700元。 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但在一审卷宗中有四份证据未经质证，本院当庭呈示并进行质证：莫某与李振旗的《结婚申请书》、《结婚登记谈话记录》和莫某所在村委会出具的《结婚登记证明》、李振旗所在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以上四份证据均盖有雁山区档案馆的档案证明专用章，经质证，上诉人、被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莫某2、莫某4、莫某6认可其真实性，原审被告葛某3及原审第三人莫某3、莫某5不认可其真实性。本院认为，该组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能够证实上诉人莫某的实际结婚时间，本院予以采信。 对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被上诉人莫某、李某3、李某、梁某、李某2、原审原告李某1及原审第三人莫某2、莫某4、莫某6无异议；上诉人及原审被告葛某3、原审第三人莫某3、莫某5提出异议如下：1.对“原告莫某与李振旗于1985年7月16日结婚”提出异议，认为莫某结婚时间有误，根据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已经生效的（2018）桂03民终3557号民事判决书中载明，上面明确写到，莫某系1983年结婚；2.对“莫某与子女户籍亦保留在该村”提出异议，认为莫某户籍曾经迁出过；3.对“案涉鱼塘于1984年系莫香弟组织开挖并经营”提出异议，认为是莫香弟与葛某3共同开挖的鱼塘；4.对“经双方确认，郭某领取的土地补偿款系位于“马君武”鱼塘地块的补偿款”提出异议，认为遗漏了郭某领取的补偿款所涉鱼塘虽是位于马君武地块上，但不属于莫香弟土地承包证上的土地。 对上诉人提出异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关于异议1，附于一审卷宗的《结婚申请书》、《结婚登记谈话记录》和《结婚登记证明》、《证明》能够证实莫某确实于1985年7月16日办理了结婚登记，一审法院对此认定并无不当。关于异议2，上诉人未提交证据证实莫某的户籍曾从雁山区雁山镇良丰上村迁出过，故该异议不予支持。关于异议3，上诉人一户的土地承包证上未登记有鱼塘，上诉人虽提供证人证实葛某3参与开挖鱼塘，但无法证实其就拥有承包经营权，故该异议亦不能成立。关于异议4，上诉人自一审至二审均认可其领取的补偿款所涉鱼塘位于马君武地块上：在2018年3月13日的一审庭审中，郭某的丈夫葛某3作为证人认可郭某领取的补偿款所涉鱼塘就是莫香弟承包证上的鱼塘，郭某则称是把莫香弟承包证上的鱼塘扩大所得的补偿款，其他当事人即被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均认可“郭某领的鱼塘补偿款和原告的鱼塘是同一个鱼塘”；在2019年8月29日的一审庭审中，上诉人认可其领取的补偿款所涉鱼塘“就是承包证上的鱼塘所在地，就是鱼塘扩大了”；在2020年5月13日本院庭审中，上诉人亦认可其领取的鱼塘补偿款所涉鱼塘“是马君武地块上”，亦认可“马君武地块都是鱼塘”。因此，一审认定讼争款“系位于‘马君武’鱼塘地块的补偿款”并无不当，至于上诉人提出其领取的补偿款所涉鱼塘不属于莫香弟土地承包证上的土地，因其未提供承包证予以证实，故上诉人的该异议不能成立。 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有相应证据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被上诉人是否有资格主张权利；2.郭某领取的征地补偿款所涉鱼塘是否属于莫香弟户承包，其是否应当返还属于被上诉人所有的征地补偿款以及郭某户是否应当对该款占有份额。 关于争议焦点1，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莫某于1983年就已经出嫁，并随夫家生活，不再属于雁山区雁山镇良丰上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莫某及其子女未参与开挖鱼塘，无权主张权利。对此，一审法院已经作出充分阐述，现上诉人再次提出理由，本院作进一步阐述。本院查明，附于一审卷宗的《结婚申请书》、《结婚登记谈话记录》和《结婚登记证明》、《证明》能够证实莫某系1985年7月16日办理结婚登记，以莫香弟为户主的土地承包证颁发时间是1985年4月3日，当时莫某并未结婚，其仍属于莫香弟户的一员，享有该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其结婚后，并无证据证实其曾经将户籍迁出到夫家。其所提交的户口本系2008年12月作出的登记，至今未作登记变更，该户口本证实，2015年发放征地补偿款时，五被上诉人即莫某及其子女、儿媳均为雁山区雁山镇良丰上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由于莫某婚后未再分得承包地，根据农村“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承包原则，五被上诉人均享有莫香弟户土地承包证所确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郭某领取的补偿款系土地征收补偿款，该款项跟土地的用途无关，即所征收的土地是不是鱼塘，均未影响征地补偿款发放的项目和数额，因此，不管被上诉人是否参与开挖鱼塘，只要土地系其承包，均不影响其主张权利。故一审认定五被上诉人系本案适格的主体，其有权提起诉讼，并无不当，上诉人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争议焦点2，上诉人认为其领取的征地补偿款所涉鱼塘是莫香弟户承包证外的鱼塘，系自己开挖的鱼塘，跟被上诉人无关。经查，上诉人所领取的征地补偿款所涉鱼塘位于马君武地块，而马君武地块均是鱼塘，对此，当事人各方均无异议。莫香弟户的土地承包证于1985年领取，1998年经过换证，始终登记有马君武0.8鱼塘，上诉人在此漫长的过程中，一直未对该承包证及承包经营权提出异议，可见，该承包证并无争议。上诉人自一审至二审均认可，其领取的补偿款所涉鱼塘没有承包证。在2018年3月13日一审的第一次庭审中，上诉人郭某的丈夫葛某3作为证人认可郭某领取的补偿款所涉鱼塘就是莫香弟承包证上的鱼塘，被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亦均认可“郭某领的鱼塘补偿款和原告的鱼塘是同一个鱼塘”，郭某虽称是把莫香弟户承包证上的鱼塘扩大所得的补偿款，但也间接认可了“同一个鱼塘”的事实；在2019年8月29日一审的第二次庭审中，上诉人再次称其领取的补偿款所涉鱼塘“就是承包证上的鱼塘所在地，就是鱼塘扩大了”，同样亦是对“同一个鱼塘”的认可。现上诉人于二审提出其领取的征地补偿款所涉鱼塘并非莫香弟户承包证上所载鱼塘，与前面两次庭审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一审确认上诉人领取的征地补偿款所涉鱼塘系莫香弟户承包证上所登记的鱼塘，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 上诉人另以其丈夫葛某3参与开挖鱼塘为由，并提供证人证言，要求占有征地补偿款，该理由亦不能成立。开挖鱼塘并不表示其当然拥有鱼塘地块的承包经营权，该承包权应以承包证为准，上诉人一户占有该鱼塘的征地补偿款没有依据。上诉人还提出，其领取的征地补偿款所涉鱼塘面积为0.3983亩，与莫香弟户土地承包证上登记的0.8亩鱼塘不一致，因此不属于同一个鱼塘。经查，《国道321项目良丰上村南区安置点土地征收转型扶持及奖励明细表》及《国道321项目南区安置点征收上村土地补偿明细表》上所登记的0.3983亩土地面积，仅能证实所征收土地面积的实际单位，并不能证实该征收土地所涉鱼塘不是莫香弟户承包证上的鱼塘，故该理由不能成立。 一审认定，上诉人郭某应当将被上诉人所享有的征地补偿款予以返还，并无不当。但一审疏忽了一个事实，该事实影响征地补偿款的分配。 《国道321项目良丰上村南区安置点土地征收转型扶持及奖励明细表》及《国道321项目南区安置点征收上村土地补偿明细表》载明，讼争补偿款包含“补偿”和“奖励及扶持”两块资金，其中“奖励与扶持”中一项是“配合丈量土地每亩奖励20000元”，据此，只有在配合政府丈量涉案0.3938亩土地的情况下，才能获取奖励资金7966元。经本院庭审查明，被上诉人莫某未配合丈量土地亦未领取款项，郭某则因配合政府丈量土地而领取了资金。鉴于该事实及该奖励资金的特殊性，本院酌情认定，上诉人郭某户享有该奖励资金的一部分即3000元补偿款。由此，上诉人返还给被上诉人的款项相应发生变更：五被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莫某1每人可分：（总款39323-3000）÷6＝6053.8元及利息，五被上诉人应分得30296元及利息，此款即为上诉人应返还给被上诉人的款项。上诉人认为其配合政府丈量了土地，应当享有奖励资金，该理由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部分支持。 综上，郭某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八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撤销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雁山区人民法院（2019）桂0311民初306号民事判决； 上诉人（原审被告）郭某退还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莫某、李某3、李某、梁某、李某2土地补偿款共计30296元及利息（利息以30296元计，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从2018年1月18日起计至实际付清之日止）； 驳回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莫某、李某3、李某、梁某、李某2、原审原告李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784元，由上诉人（原审被告）郭某负担684元，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莫某、李某3、李某、梁某、李某2、原审原告李某1负担1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19元，由上诉人（原审被告）郭某负担530元，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莫某、李某3、李某、梁某、李某2、原审原告李某1负担89元。 上述应履行义务，义务人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在确定日期内履行完毕，逾期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权利人可在本案生效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彦冰 审 判 员 秦桂珍 审 判 员 唐志鹏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一日 法官助理 李慧杰 书 记 员 廖梦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