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6民终199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进章，男，1973年2月26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保定市蠡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杜丹，河北达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刚，河北达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树言，男，1952年5月2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保定市蠡县。 上诉人李进章因与被上诉人李树言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蠡县人民法院（2019）冀0635民初20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进章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杜丹、程刚、被上诉人李树言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进章上诉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撤销蠡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冀0635民初2056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李树言返还李进章股权转让款1155000元；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保全费等一切费用均由李树言负担。事实和理由：李进章系原河北大华胶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华公司）的隐名股东，占各股东出资总额的15.4%，该事实已经有李树言向法庭提交的《2011年利润分配表》这一客观书证，以及李树言的当庭自认，并经蠡县人民法院、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书予以确认，可谓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不存在任何异议。但一审法院却不顾这一切，对上述事实完全予以否认，从而驳回李进章的诉讼请求，实属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明显枉法裁判，偏袒一方，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具体理由如下：一、李进章系原大华公司的隐名股东，且占各股东出资总额的15.4%，这是不容争辩的法律事实。大华公司于2013年6月21日股权转让时，各股东出资总额为208万元，李进章出资32万元。认定这一事实的重要证据是：（1）李树言提交的2011年《利润分配表》明确载明了李进章的出资为32万元。该表中载明：“玉淑”（指刘某）股金240000元，“进章”（指李进章）股金为320000元，“小琴”（指李瑞芹）股金100000元。上述分配表中所说的“进章”就是本案李进章，此表证明李进章出资32万元。（2）李树言在（2018）冀0635民初2358号案件的庭审笔录中均有其自认，内容为：“李树言：李进章与李小芹不是刘某名下的隐名股东，他们是大华公司的隐名股东，是以个人名义向大华公司进行的出资......在2011年分配表当中，分别单独分配金额。刘某为24万元，李进章由19万元变更为32万元......”（见蠡县法院2358号案件第一次庭审笔录第5-6页）、“法官：公司转让时，属于本人出资的，刘某是24万元，李进章是32万元，李瑞芹10万，三人一共66万，公司总股金208万元，以上内容双方有无争议？李树言：有争议，刘某李进章李瑞芹是各自出资，对三人各自出资认可，不承认算在一起......”（见蠡县法院2358号案件第二次庭审笔录第9-10页）。李树言的当庭自认，充分证实了李进章是大华公司的隐名股东，大华公司转让时，各股东出资总额为208万元，李进章出资32万元，占各股东出资总额的15.4%的客观事实。（3）本案事实不仅由以上书证及李树言的自认证明，而且也已经被蠡县人民法院、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书所确认。蠡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冀0635民初2358号民事判决书、保定市中级中院作出的（2019）冀06民再80号民事判决书、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冀06民再81号民事判决书均依据李树言提交的《利润分配表》以及其当庭自认认定：“刘某承认2011年其与李进章、李瑞芹出资分开，三人出资既已在公司账目中分开，则不宜认定李进章、李瑞芹出资在刘某名下，故对李树言关于李进章、李瑞芹是大华公司的隐名股东，其出资不在刘某名下的主张予以采纳”（见2358号判决书第4页、81号判决书第10页），保定市中级中院作出的（2019）冀06民再80号民事判决书认定：“李树言在一审中认可按总股金208万元，以各股东实际出资比例分配过一次转让款，故一审法院再审据此认定大华公司转让前，各股东出资总额208万元并无不当”（见80号判决书第6页），上述判决书均已生效，且明确认定李进章是大华公司的隐名股东，大华公司转让前，各股东出资总额208万元。因此上述判决书应当作为认定李进章是大华公司隐名股东，大华公司转让前，各股东出资总额208万元的法定依据，无可驳辩，是无需再举证证明的。综上所述，以上证据已经充分证实李进章系大华公司的隐名股东，大华公司转让时，各股东出资总额为208万元，李进章出资32万元，占各股东出资总额的15.4%。二、一审法院称：大华公司转让前股东仅为“李树言、刘某、张集凯”，而将李进章等人这些隐名股东排除在外，这是违背事实的。李树言、刘某、张集凯仅系大华公司的显名股东，大华公司除上述三名显名股东外，还存在李进章、李瑞芹等隐名股东。这一事实也是李树言一直主张和认可的事实，而且已经有上述证据予以证实。因此，一审法院这一认定违背事实。三、一审法院对于以上法律事实，完全予以否定，认定李进章及其代理人提交的上述所有证据不能证实其具备股东资格，这是完全错误的，根本站不住脚。一审法院称：“李进章称2011年之前隐名在刘某名下，之后单独分出成为大华公司隐名股东，但大华公司并未就李进章单独分开修改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中有关股东及出资额度的记载”。按照此种理论，就等于说李进章要成为大华公司的隐名股东不仅要修改公司章程，还要在股东名册中有记载，否则就不予认定。这一观点显然犯了逻辑错误，毫无依据。根据《公司法》第十一条规定：“设立公司必须依法制定公司章程”、第十二条规定：“......公司可以修改公司章程，......，但是应当办理变更登记。”由此可知，公司章程应当在工商行政机关进行登记备案，如修改公司章程，亦需要在工商行政机关进行变更登记。但是，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在工商行政机关登记备案的是显名股东，而隐名股东是不可能在工商行政机关登记备案的，亦不会记载于公司章程，如果将隐名股东记载于公司章程对外公示，那还叫什么隐名股东？一审法院这一认定，违背公司法的规定，显然犯了逻辑错误，毫无依据。另，一审法院认为要成为公司隐名股东，就需要记载于股东名册，这一认定，也同样毫无法律依据。股东名册，是指公司记载有关股东及其股权状况的簿册，系公司的内部文件，法律并没有强制性规定公司必须备置股东名册。有的公司有股东名册，有的公司根本就没有股东名册，股东名册并非认定股东资格的必要条件。大华公司就属于没有备置股东名册的情况，所以，一审法院这一认定错误，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四、一审法院认定：“李进章虽提交大华公司2011年利润分配表、（2018）冀0635民初2358号及（2019）冀06民再80号民事判决书证实其向大华公司出资320000元，但无大华公司签发的出资证明书及李进章与大华公司股东之间的代持股约定予以佐证，无法确定李进章出资真实意思目的，故不能确定股金投入。”按照这一逻辑，就是说李进章提交了法院的生效判决书以及李树言认可的2011年利润分配表等证据，还不能认定李进章是大华公司的隐名股东、股金投入32万元的事实，还要有出资证明和李进章与大华公司股东之间的代持股约定，并且还要确定李进章出资的的真实意思目的。一审法院这一要求完全错误，既违背逻辑，又无法律依据。首先，一审法院所说的出资证明书并不是认定股东资格的必要条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三条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编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司法解释（三）、清算纪要理解与适用》的观点，出资证明书具有证明股东资格的效力，证明股东已向公司出资，但本身并无设权效力，不能仅以出资证明书认定出资人具有股东资格。持有出资证明书不是认定股东资格的必要条件，没有出资证明书的也可能被认定为股东，故出资证明书在认定股东资格时无决定性的效力。因此，一审法院不顾其他充足而确凿的证据，仅以无出资证明书认定李进章不是大华公司的隐名股东，实属认定错误，于法无据。其次，一审法院认为李进章没能提供其与大华公司股东之间代持股约定予以佐证，因而就不是大华公司的隐名股东，这是完全错误的。生效判决已认定李进章是大华公司的隐名股东，那么李进章就不隐名在其他股东名下，李进章也就不可能与其他股东有代持股约定。故此，一审法院上述观点是错误的。再次，一审法院认为无法确定李进章出资的的真实意思目的，因而不是隐名股东，毫无逻辑，于法无据。李进章2011年隐名在刘某名下，2011年之后李进章的出资与其母亲刘某分开记载，其向大华公司实际出资320000元，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既然其作为股东出资，其目的就是为了享有股东的权利和义务，并且享有分配利润的权利，公司股权转让后享有按照持股比例分配股权转让款的权利。2011年利润分配表中的记载，也可以证实李进章的出资就是股金投入，所以才享有了分配利润的权利，李进章是股金投入的事实及获取相应利润的目的非常明确，因此，一审法院以这个“真实意思目的”来否认李进章的股东身份，于法无据，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五、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李进章系大华公司的隐名股东，不存在李进章与其他名义股东的代持关系，上述事实已经有蠡县人民法院、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书予以确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四）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对于生效的判决书已经认定的事实，李进章无需再举证证明。一审法院依据《最高院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规定，认定李进章提交的现有证据不能证实其具备股东资格，违背了上述法律规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六、蠡县法院对同一事实，作出截然相反的判决，自相矛盾，是完全错误的。本案李进章起诉李树言返还股权转让款纠纷一案，与刘某起诉李树言返还股权转让款所依据的事实，是同一事实，李进章以及刘某、李瑞芹均原来一直认为，他们隐名在刘某名下，三人在大华公司转让时的出资加起来共计66万元，李进章、李瑞芹均系通过其母亲刘某按照66万元的持股比例向李树言主张返还股权转让款，但是蠡县人民法院以及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均认定李进章、李瑞芹没有隐名在刘某名下，不应通过刘某主张权利，而是认定李进章、李瑞芹系大华公司的隐名股东，其应当以隐名股东的身份来主张权利。现李进章以自己隐名股东身份来主张权利，但一审法院却又反过来认定李进章不具有股东资格，这不是完完全全自相矛盾吗？一审法院这明显是对同一事实，作出截然相反判决，是完全错误的。这种判决，使李进章无所适从，完全剥夺了李进章作为一名隐名股东取得股权转让款的权利，保护了李树言一直霸占本不属于他份额的股权转让款的侵权行为，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七、李树言应当向李进章返还股权转让款1155000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2013年6月21日，大华公司各股东股权全部转让，股权转让款共7500000元全部打入李树言个人账户，该事实李树言本人已予以承认。李树言给李进章的母亲刘某的880000元的股权转让款中并不包括李进章的份额，该事实已由蠡县法院作出的（2018）冀0635民初2410号生效判决书予以认定。李树言在一审法院中辩称其通过刘某代转给李进章50万元和支付现金14万元，是单方编造的谎言，其中李树言所说的转给刘某的50万元是转给刘某个人的，已经包含在法院认定的88万元中，系支付给刘某个人的，并不包含李进章的份额，另外李树言所说的14万元现金也从来没有支付给李进章，并且一审庭审中李树言也未提供任何证据加以证实。事实情况是，李树言从未向李进章支付过任何款项，李树言应当按照持股比例15.4%向李进章返还股权转让款1155000（7500000×15.4%）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请二审法院予以支持。 李树言辩称，李进章自称是原大华公司隐名股东，出资在大华公司，没有向李树言履行出资，李树言对这一情况并不清楚，也没有法律规定李树言必须知情，李进章的上诉与李树言无关，不予质证。公司在2013年6月21日转让后，由公司委托李树言依照公司提供的数据偿还公司的税费、水电、工资、债务等和部分股东第一轮分红等，故公司要求李树言偿还完以后向会计报账以便进行清算。因李进章的母亲刘某拒不提供账目也不接受由公司出具数据偿还债务的清单，公司没有清算，故没有公司转让后的利润分配表，也就是没有具体分配方案。所以不能分配，应该等公司清算后进行分配。 李进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李树言向李进章返还股权转让款1155000元；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一切费用均由李树言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7年6月22日，李树言、证人刘某、案外人张集凯设立了河北大华胶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华公司），李树言任执行董事，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证人刘某任现金会计。2013年6月21日，李树言、证人刘某与案外人赵江海、任春波等人签订协议书，将大华公司转让，转让款7500000元付至李树言账户。依李进章申请，一审法院于2019年11月25日作出（2019）冀0635民初2056号民事裁定书，冻结李树言名下现已划转到蠡县人民法院账户中的1155000元，冻结期限为十二个月。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应为李进章是否为大华公司隐名股东，从而确定能否向李树言主张返还股权转让款1155000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认定是否为隐名股东的前提在于隐名股东与名义股东之间是否签订代持股协议，且协议内容是否明确约定隐名股东实际出资或同意认缴出资、投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依据查明事实，大华公司转让前股东为李树言、刘某、张集凯，李进章称2011年之前隐名于刘某名下，之后单独分出成为大华公司隐名股东，但大华公司并未就李进章单独分出修改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中有关股东及出资额度的记载，李进章虽提交大华公司2011年利润分配表、（2018）冀0635民初2358号及（2019）冀06民再80号民事判决书证实其向大华公司出资320000元，但无大华公司签发的出资证明书及李进章与大华公司股东之间代持股约定予以佐证，无法确定李进章出资真实意思目的，故不能确定为股金投入。综上所述，李进章所提交的现有证据不能证实其具备大华公司股东资格，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李进章要求李树言返还股权转让款1155000元的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李进章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195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李进章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李进章提交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冀06民再81号庭审笔录复印件一份（无档案章），该笔录在第五页到第六页，证明目的是证明李树言在该次庭审笔录中明确认可李进章、李瑞芹没有在刘某的名下，是在公司名下，和公司的其他股东一样都是直接给大华公司进行出资。同时，李树言在庭审中明确说明原大华公司设立时，就不是按照平均股进行的出资，工商登记只是为了对外公示，所以只登记了李树言、刘某、张集凯三人。李树言质证称，是李进章在原大华公司的利润的分配表中，是原大华公司的隐名股东。李进章应该向公司去主张权利，和李树言无关。对（2019）冀06民再81号庭审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李树言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是在（2014）蠡民初字第123号案件笔录复印件，李进章母亲刘某承认账目在其手中由其保管。证据2是（2016）冀06民终3044号案件笔录复印件，李进章母亲刘某又一次证实了保管账目，一直拒不提供，造成公司一直没有清算。证据3是偿还公司的一切对外债务和股东第一轮分红的证据，证明李树言偿还的依据是由公司提供的，不是李树言自己做主偿还。李进章要求分取利润必须由公司提供数据。李进章质证称，对证据1和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但并非是当事人自己陈述，是代理人陈述的。后来向当事人进行核实，当事人向法庭进行了明确说明，法院找刘某做过笔录，其主要内容是当时转让后作为出纳和会计的账目全部交给了法定代表人李树言。对证据3，该证据的单子全都是在2013年6月转让之前的费用，均是原大华公司在转让前就已经清算掉的费用。第一张黄永茂条子是当时公司转让后第一轮分配后，形成的条子。另补充：从2013年至今无任何所谓的债权人起诉过原大华公司或股东主张过任何债权。本院认证如下：对李进章提交的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冀06民再81号庭审笔录复印件一份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李树言提交的证据1、2、3，李进章并未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否认，但对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并不认可，因此对李树言提交证据1、2、3在本案中不予涉及。 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2013年6月21日，李树言、刘某作为甲方代表，赵江海、商立柱、任春波作为乙方代表，签订的协议书中明确约定：（1）甲方同意将（河北大华胶带有限公司）转让给乙方永久为业，转让费（柒佰伍拾万元整）7500000元人民币。（2）本协议在签订之日，甲方胶厂、土地、厂房及机器设备、办公生活用品等一切固定资产永久归乙方所有。……（5）本协议签订前的所有债权、债务、工商税务、环保、水电、工人工资及所遗留的一切事物及费税均由甲方负责，乙方概不承担。（6）本协议签订生效后，甲方胶厂所有权有形资产、无形资产永久归乙方所有。……。保定市中级中院作出的（2019）冀06民再81号民事判决书已载明“对李树言关于李进章、李瑞芹是大华公司隐名股东，其出资不在刘某名下的主张予以采纳。”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二审庭审中，诉讼双方均认可原大华公司转让后没有进行过清算。 本院认为，2013年6月21日，李树言、刘某作为甲方代表，赵江海、商立柱、任春波作为乙方代表，签订的协议书中明确约定：（1）甲方同意将（河北大华胶带有限公司）转让给乙方永久为业，转让费（柒佰伍拾万元整）7500000元人民币。（2）本协议在签订之日，甲方胶厂、土地、厂房及机器设备、办公生活用品等一切固定资产永久归乙方所有。……（5）本协议签订前的所有债权、债务、工商税务、环保、水电、工人工资及所遗留的一切事物及费税均由甲方负责，乙方概不承担。（6）本协议签订生效后，甲方胶厂所有权有形资产、无形资产永久归乙方所有。……。由上述协议内容可以看出，协议转让的内容涉及大华公司的全部财产（有形实物资产及无形财产），也涉及协议签订之前大华公司的所有债权债务及税费等归属问题，由此可见该转让款并非单纯的股权转让款。 《公司法》第三条规定，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有限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第四条规定，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公司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清算组在清理公司财产、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后，应当制定清算方案，并报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人民法院确认。公司财产在分别支付清算费用、职工工资、社会保险费用和法定补偿金，缴纳所欠税款，清偿公司债务后的财产，有限责任公司按照股东的出资比例分配，股份有限公司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公司财产在未依照前款规定清偿前，不得分配给股东。从转让协议可以看出，转让款7500000元包括了原大华公司的“所有权有形资产、无形资产”的转让及“债权债务、工商税务、环保、水电、工人工资及所遗留的一切事物及费税”的承担，这与《公司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内容亦是相符合的。原大华公司转让后对原公司账目、债权债务没有进行过审计清算。李进章并未举证证明7500000元转让款是扣除原大华公司所有债务的公司纯利润，在此情况下，李进章所应分得的前公司转让收益数额不能确定，李进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一审判决驳回李进章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予以维持。保定市中级中院作出的（2019）冀06民再81号民事判决书已载明“对李树言关于李进章、李瑞芹是大华公司隐名股东，其出资不在刘某名下的主张予以采纳。”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在此情况下，一审判决否认李树言的原大华公司隐名股东身份，与生效法律文书认定的事实不符，显属不当，对此依法予以纠正，但一审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195元，由李进章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舒淼 审判员  王洪月 审判员  郭 潇 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佟锡尧 书记员于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