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内22民终31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赵某1，住内蒙古自治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某2（系赵某1之子），住北京市丰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某，内蒙古匡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住内蒙古自治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于某，住内蒙古自治区。原审第三人：赵某3，住内蒙古自治区。原审第三人：孙某，住内蒙古自治区。上诉人赵某1因与被上诉人刘某、于某，原审第三人赵某3、孙某牧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科右前旗人民法院（2019）内2221民初32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赵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某2、陈某，原审第三人赵某3、孙某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刘某、于某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赵某1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右翼前旗人民法院(2019)内2221民初3297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赵某1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刘某、于某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第一，赵某1向一审法院提交的承包合同的时间虽然是2017年10月1日至2018年10月1日的合同，通过庭审赵某1及赵某3的陈述，2018年10月1日至2019年的10月1日的承包合同签订完之后，刘某与于某并没有将签订的合同交给赵某1一份，而且该承包合同双方已经履行了三年了，这三年的承包合同的担保人都是赵某3和孙某，并且最重要的2018年10月1日年至2019年10月1日的承包合同双方已经实际履行，2018年10月1日已给付4000元承包费剩余30000元到期后给付，通过赵某3和孙某都能得到证实，至于证据，赵某3已经当庭客观陈述。因此，一审法院以是否签订合同为理由不予认定合同履行的事实是错误的。第二，对于其损失，已经非常明确。刘某、于某于2019年3月份，强行将草场和羊收回，当时赵某3、孙某清点了羊的数目，刨除双方合同约定保证刘某、于某基础母羊的140只数不差，剩余大羊羔子35只，小羊羔5只，双方所签订草牧场承包合同：约定赵某1承包刘某、于某的140只基础母羊及草场，草场费用每年34000元前期已给4000元，合同期限自每年的10月1日起自下一年的10月1日止，约定140只母羊所产生的小羊羔都归赵某1所有，自此已经履行了三年。所有的事实和证据赵某3、孙某作为本合同履行的担保人已经客观陈述及证实。综上，2019年3月份刘某、于某单方强制解除合同，已经造成了赵某1损失非常严重，刘某、于某在市法院以管辖权异议将案件移送科右前旗人民法院，在科右前旗人民法院审理时又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公然的藐视法律，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主持公道，依法予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不被侵害。刘某、于某未答辩。孙某述称，同意上诉人的意见，上诉人所述属实。赵某3述称，同意上诉人的意见。赵某1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刘某、于某继续履行合同并连带赔偿赵某1损失7万元；2.诉讼费由刘某、于某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经孙某、赵某3担保，赵某1及其妻子纪颜芳与刘某、于某（系夫妻关系）签订了一份草牧场承包合同，该合同约定刘某、于某将位于××旗、草铺沟里的土地、草牧场和羊承包给赵某1，其中土地40亩，基础母绵羊140只，承包期限为2017年10月1日至2018年10月1日（一年整），承包费每年34000元等内容。合同期满后，双方并未继续签订书面承包合同。赵某1诉称，双方签订了2018年度至2019年度的合同，但刘某、于某将已经签订的两份合同均拿走，属于赵某1的合同并未交付给赵某1；且2019年3月刘某、于某强行将承包给赵某1的羊拿走并强制解除合同，应当继续履行合同并连带赔偿赵某1损失70000元。另查明，赵某1于2019年4月24日将刘某、于某诉至内蒙古乌兰浩特市人民法院，乌兰浩特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28日立案受理，刘某于2019年6月3日提出管辖异议，乌兰浩特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10日作出（2019）内2201民初265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刘某对管辖权提出的异议成立，移送科尔沁右翼前旗人民法院管辖。一审法院认为，赵某1要求刘某、于某继续履行合同且赔偿70000元损失，但其针对诉讼请求及事实与理由并未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即赵某1并未提交书面合同证明双方对承包关系是如何约定的，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其70000元损失是如何计算的。赵某1针对自己主张的“双方已经签署了2018年10月1日至2019年10月1日的承包合同，合同签订后刘某、于某将合同拿走了，未将本属于赵某1的另一份合同交给赵某1，并且双方的每一年承包期限都是自十月一日起至下一年的十月一日止”的事实，亦未提交证据证明。故赵某1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对赵某1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赵某1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50元，由原告赵某1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上诉人赵某1提交证据如下：1.申请本院调取纪颜芳在科右前旗公安局的报案笔录及在刘某、孙某、赵某3等人在公安机关所做的询问笔录一份，证明赵某1与刘某、于某之间在2018年10月1日至2019年10月1日间存在牧业承包合同的事实以及合同内容与2017年至2018年签订的草牧场承包合同内容一致。原审第三人赵某3质证意见，赵某1所述属实，对证据没有异议。双方有2018年至2019年的承包合同，合同是在刘某处签订的，赵某3作为赵某1的保证人也签字了。原审第三人孙某质证意见，证明内容属实，孙某作为赵某1的保证人也在合同上签字了。2.孙某出具的收割费收据一枚、玉米钱收据一枚、赵某1因赊购种子出具的欠据一枚，证明赵某1在履行合同期间支付经济费用。孙某的质证意见，两枚收据是真实的，其他不清楚。赵某3的质证意见，对收据和欠据的事情都不清楚。本院认证如下，关于证据1、因在公安机关的笔录中刘某承认双方在2018年时签订过合同，亦陈述其是在2019年3月3日将羊从赵某1家赶走的，且孙某、赵某3对其所做笔录中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故对赵某1以该份证据证明双方在2018年10月至2019年10月间存在合同关系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对于证据2中两枚收据，因有出具收据的孙某证明真实性，故对该证据本院予以采信。对于证据2中的欠据，因该欠据系赵某1本人出具的，且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对该枚欠据在本案中本院不予采信。对于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刘某、于某从2016年开始将自家将位于××旗、草铺沟里的土地、草牧场和羊承包给赵某1、纪颜芳，其中土地40亩，基础母绵羊140只。双方当事人及合同担保人一年一签合同，合同期限为每年10月1日至次年10月1日止，赵某1、纪颜芳每年给付刘某、于某承包费34000元及10只60斤以上羔羊，签订合同时先给付4000元承包费，剩余30000元承包费每年合同到期时给付，合同到期后，赵某1、纪颜芳归还给刘某、于某基础适龄母羊140只。合同履行至2019年3月3日时赵某1因其他纠纷被公安机关带走，协助公安机关调查案件，当晚刘某、于某将177只羊从赵某1处赶走，后在赵某1去取羊时，刘某明确表示不再履行合同，至此双方发生纠纷。本院认为，民事活动遵循自愿原则。刘某在赵某1去取羊时明确表示不再履行合同，且在本院审理期间双方的合同期限已经结束，所以，赵某1请求继续履行合同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从2018年10月1日至2019年3月3日止，合同已经履行6个月，被赶走的羊中部分母羊已产羔羊，还有一部分待产，按照当时在场清点羊数的孙某、赵某3所述，赶走羊只总数为177只，其中大羊137只（包括种羊3只）、小羔羊40只。依据合同约定，合同到期后，赵某1要给付刘某剩余30000元承包费，并归还140只基础母羊，同时，在合同履行期间还要给刘某10只60斤以上羔羊。双方在合同履行期间，刘某单方终止合同，导致合同不能继续履行，依据公平原则，刘某、于某应赔偿对方的经济损失。赵某1主张其经济损失是按照如正常履行一年的承包合同其能获得100只羔羊，每只羔羊根据市场价为700元，该数据虽在140只母绵羊产生的合理范围内，但因双方合同仅履行半年，不应以100只羔羊作为计算损失的依据，结合刘某、于某取走的177只羊里面大羊是137只，不足140只，但包括3只种羊，以及取羊时部分母羊是待产状态的事实，综合考虑各种类羊的价值以及承包费等因素，本院酌定判决刘某、于某给付赵某1经济损失35000元。综上所述，基于二审出现新证据，上诉人赵某1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本院对原审判决予以改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第八条要、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右翼前旗人民法院（2019）内2221民初3297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刘某、于某于本判决送达后10日内给付上诉人赵某1经济损失35000元；三、驳回上诉人赵某1其他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3100元，上诉人赵某1负担1550元；被上诉人刘某、于某负担155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 丽审判员 崔玲玲审判员 刘立岩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于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