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288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蚕丝绸缎进出口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北河沿大街105号。法定代表人：王音毓，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锐莉，北京嘉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文平，北京嘉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广外大街莲花池中盐大厦西塔10层。法定代表人：王海波，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俊杰，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国蚕丝绸缎进出口公司（以下简称中蚕丝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中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1民初129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蚕丝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中蚕丝公司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中盐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法院认定中蚕丝公司与中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福建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盐福建分公司）所签订的《产品买卖合同》有效成立，且中盐福建分公司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预付款2000000元，中蚕丝公司为中盐福建分公司开具了合同总金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中盐福建分公司出具《收货收据》，自认已经在指定仓库提取了货物。但一审判决仍然认为中蚕丝公司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中蚕丝公司提交的《收货收据》，从未在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审理案件中被证明系伪造。现中盐公司对该《收货收据》的质证意见中，从未提出该《收货收据》系伪造，中盐公司的质证意见仅为出具该《收货收据》不代表实际收到货物，对《收货收据》上的公章亦未否认。中盐公司以中包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包公司）的证明来反证《收货收据》不符合事实，货物没有实际交付不符合常理。2.中盐公司主张本案系“走单不走货”的虚假交易，但对该主张却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二、一审判决引用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书，据以认定凡是中蚕丝公司与中盐福建分公司之间的买卖关系，均系虚假交易。该刑事判决从未作出认定中蚕丝公司与中盐福建分公司的买卖关系均为虚假，何少荣、王景斌、刘芳等人所涉及的刑事案件是否与本案所涉合同有关，刑事判决也并未予以认定，且本案合同及实际履行情况也非刑事案件的审理范围，王景斌、刘芳案的刑事判决同样未认定其所涉的犯罪事实包括本案合同。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中蚕丝公司已经提交证据证明中盐福建分公司出具了《收货收据》、自认已经全部提取合同项下货物，作为卖方的举证责任已经完成。现中盐公司主张未收到货物，但却对《收货收据》的出具背景和原因无法给出合理解释，一审法院仍然认为中蚕丝公司未能举证，属于适用举证责任错误。双方合同中明确约定，提货方式为仓库自提，中蚕丝公司作为转售方，指定下游买家定点取货，完全符合交易惯例。中蚕丝公司已经按照合同约定的金额为中盐福建分公司开具了全部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一审判决造成了王景斌、刘芳因构成犯罪被追究刑事责任后，中盐福建分公司的债务就可以不用承担的后果。四、一审判决论证逻辑错误，定性错误。最高人民法院有判例支持了“走单、走票、不走货”的交易方式。五、一审判决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驳回中蚕丝公司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中蚕丝公司不停地向中盐公司催款，并发出过《催款函》，一审认定已过诉讼时效错误。中盐公司辩称，一审判决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正确，中蚕丝公司没有提供真实货物，双方买卖合同不真实，故不同意中蚕丝公司全部请求事项，请求依法驳回其上诉请求。理由如下：一、中蚕丝公司认为涉案买卖合同已经实际履行并以此认为一审判决事实错误的上诉理由不正确。1.本案争议事项并不存在真实买卖合同关系，中蚕丝公司认为持有《收货收据》便可证明完成买卖合同货物交付义务的理由不正确。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争议焦点即为供方是否履行合格的交货义务，需方是否按时付款。本案中现有事实已经证明货物仓储地点不存在，其余事实亦证明中蚕丝公司并未真实采购“聚乙烯”产品出售给中盐福建分公司，买卖合同所争议的基础事实均不存在。2.中蚕丝公司认为一审法院适用举证责任错误的理由不正确。现有证据高度怀疑中蚕丝公司是否实际出售“聚乙烯”产品，一审判决要求其继续证明履行交货义务符合法律程序。二、中蚕丝公司上诉主张，中盐福建分公司与何少荣系公司采取一系列伪造的行为涉嫌诈骗犯罪，但对此并未向公安机关报案，故对此在本案二审中不应理会。三、关于中蚕丝公司上诉状中所述国有资产流失情形。中盐公司亦是国有企业，如果中蚕丝公司认为本案涉嫌国有资产流失，可以向主管机关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资委）举报说明。四、关于中蚕丝公司上诉状中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判例。在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提出的民商事司法审判的基本原则就是要辩证理解契约自由原则，相应的也有其他判例更加符合上述民商事审判精神。五、中蚕丝公司所述《催款函》一事，中盐公司因多次配合调查，公司相关材料确实不完整。《关于对催款函的复函》正文部分并未加盖公章或骑缝章，仅凭尾页的盖章无法确认全部内容是否为中盐公司所出具。中蚕丝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中盐公司支付拖欠中蚕丝公司货款8136700元；2.判令中盐公司支付拖欠货款违约金，以拖欠货款本金8136700元为基数，按照日万分之五的标准自2015年11月17日起计算至全部支付之日止；3.判令中盐公司支付中蚕丝公司为进行诉讼而支出的律师费120000元；4.判令中盐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7月17日，中蚕丝公司（供方）与中盐福建分公司（需方）签订《产品买卖合同》（合同编号：ZYFZCS201514-B），约定主要内容如下：产品名称为聚乙烯，数量900吨，单价11263元/吨，总价10136700元。交货地点、方式为：需方自提，供方仓库交货，运费由需方承担。需方已知悉本确认单项下的货物状况，不存在质量异议。结算方式及期限为：通过银行转账方式付款，需方先预付2000000元给供方，余款在收货后110天之内结清。如需方未按合同规定时间支付货款，需方应按日万分之五向供方支付违约金并赔偿供方因此受到的其他损失。如一方违约，除依法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外，还应承担守约方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费用，该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用、诉讼费用、差旅费、通讯费。2015年7月24日，中盐福建分公司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中蚕丝公司支付2000000元预付款。8月14日，中蚕丝公司为中盐福建分公司开具了合同总金额1013670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015年7月17日，厦门市荣鑫行化工有限公司（供方，以下简称荣鑫行）与中蚕丝公司（需方）签订《产品买卖合同》（合同编号：RXHZCS201514-A），约定主要内容如下：产品名称聚乙烯，数量900吨，单价11100元/吨，总价9990000元。交货地点、方式为：需方自提。供方厦门仓库交货，汽车运输至需方厦门指定仓库，运费由需方承担。需方已知悉本确认单项下的货物状况，不存在质量异议。结算方式及期限为：需方开立四个月银行承兑汇票给供方。其他合同条款与上述中蚕丝公司与中盐福建分公司签订的合同基本一致。2015年7月24日，中蚕丝公司为荣鑫行开具金额为9990000元，期限为四个月的银行承兑汇票。8月4日，荣鑫行为中蚕丝公司开具了金额为999000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一审法院另查，中盐福建分公司成立于2007年8月10日，原名称为中盐进出口有限公司福建分公司，负责人于丹萍，于2019年7月8日注销。一审法院又查，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4日作出（2017）闽0203刑初827号刑事判决，判决被告人何少荣犯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该刑事判决认定：2013年至2015年间，被告人何少荣在与中盐公司业务往来过程中，以其实际控制的何少荣系公司（包括荣鑫行、达兴源、鑫联创、上海冉驰、青岛捷明等公司）作为贸易上下游，中盐公司为贸易中间人，通过形式上的合同、货权转移证明、开具销售增值税专用发票来营造表面上的贸易流，但实际上不进行对应的真实货物贸易。上游公司销售化工产品给中盐公司，中盐公司向银行申请开立远期信用证、承兑汇票，上游公司为受益人；同时，再由下游公司将相同品名数量的货物从中盐公司购回，待前述相应的信用证、承兑汇票到期日前下游公司以支付货款名义向中盐公司转账还款。被告人何少荣将取得的信用证、承兑汇票贴现，套取银行资金循环使用，用于公司经营周转、对外投资等。中盐公司副总经理刘芳的证言证实：中盐公司内贸业务的大客户是荣鑫行，占60%以上。何少荣一直以来就没有充足的资金进行周转，中盐公司开信用证、银行承兑汇票给他，他就可以利用这些银行票据的延展期进行融资以获取他们公司需要的流动资金。中盐公司与荣鑫行的内贸业务，就是业务员与对方的业务员联系，对方的业务员会将中盐公司购买荣鑫行产品的购销合同和销售给下家的合同一并扫描过来，上下游合同几乎都是同时签订的，相差不了几天。下家客户都是荣鑫行指定的，其知道的有达兴源、上海冉驰等。2014年国资委审计的时候发现中盐公司存在很多业务单据，主要是出入库单缺失，其中就包括荣鑫行的出库单。业务部门就通知包括荣鑫行在内的客户补齐。其看到荣鑫行提供的出库单上盖的都是中包公司的印章，上面留的是中包公司总经理陈志强的电话。其联系陈志强，陈志强说这些印章不是他们公司出的。在与荣鑫行的业务往来中，其没有盘过货。陈志强的证言证实：截至2016年5月份之前，中包公司都没有自己的仓储仓库，在福建地区或者厦门地区没有长期或短期租赁过仓库；中包公司出具的入库单加盖的是“中包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公章；中包公司没有出具过仓储单或者物流之类的单据给何少荣方面的公司。中包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中包公司在国内没有自己的仓库，不存在“中包仓库”、“中包厦门仓库”，也从未使用过“物流专用章”，近三年来除了2015年12月份为中盐公司代为存储过30箱儿童服装外，从未与中盐进出口有限公司（后更名为中盐公司）、荣鑫行有过仓储业务往来；相关出入库仓单上体现的印章并非其公司所用。后何少荣上诉，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9年8月8日，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闽0203刑初148号刑事判决，判决中盐公司原董事长王景斌、原副总经理刘芳犯国有公司人员失职罪，判处有期徒刑。该刑事判决认定：履职期间，被告人王景斌、刘芳严重不负责任，在中盐公司与何少荣经营的荣鑫行及何少荣控制的多家关联公司进行交易时，默许何少荣系公司作为贸易上下家，且未按照中盐公司规定的风控流程对交易对象进行评级、控制资金额度、掌握仓储货权，导致何少荣系公司借此虚构贸易背景，骗取巨额银行贷款、票据承兑、信用证，给中盐公司造成大量逾期债权。一审庭审中，中蚕丝公司称其销售给中盐福建分公司的聚乙烯系根据中盐福建分公司的指定从荣鑫行采购，中盐公司对此不予认可。关于本案所涉两份合同的供货情况，中蚕丝公司提交中包公司于2015年7月24日出具的《入库通知单》及7月29日出具的《出库通知单》（两份单据的单据号均为：RXH150724-A）、中盐福建分公司于2015年7月29日出具的《收货收据》，用于证明涉案的900吨聚乙烯存放于中包厦门仓库，中盐福建分公司已经完成自行提货。中盐公司对上述三份证据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并提交中包公司出具的回函，证明中包公司从未出具过票号为RXH150724-A的《出库通知单》。中蚕丝公司对该回函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在何少荣案中，中包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及其总经理陈志强的证人证言均证实并不存在“中包厦门仓库”，相关出入库仓单上体现的印章并非中包公司所用，中包公司没有出具过仓储单或者物流之类的单据给何少荣方面的公司。故一审法院对于中蚕丝公司提交的中包公司出具的出入库通知单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对于中盐公司提交的中包公司出具的回函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中盐福建分公司出具的《收货收据》的形式真实性予以确认，但鉴于中包厦门仓库实际上并不存在，中蚕丝公司未能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其实际履行了900吨聚乙烯的供货义务，故对于其证明目一审法院不予确认。中蚕丝公司提交2018年5月24日向中盐公司出具的《催款函》及EMS快递单，欲证明其曾主张过涉案债权。中盐公司对此不予认可。因快递单既无法体现与《催款函》的关联性又无法体现中盐公司已经收悉，故对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一审法院不予确认。一审法院认为，中蚕丝公司依据与中盐福建分公司签订的《产品买卖合同》、转账凭证、出入库通知单及《收货收据》等证据，要求中盐公司支付货款并承担违约责任，但中盐公司否认双方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根据已查明的事实，中盐公司与荣鑫行等何少荣系公司之间通过形式上的合同、货权转移证明、开具销售增值税专用发票来营造表面上的贸易流，但实际上不进行对应的真实货物贸易。上游公司销售化工产品给中盐公司，中盐公司向银行申请开立远期信用证或承兑汇票，上游公司为受益人，同时，再由下游公司将相同品名数量的货物从中盐公司购回，待前述相应的信用证、承兑汇票到期日前下游公司以支付货款名义向中盐公司转账还款。何少荣将取得的信用证、承兑汇票贴现，套取银行资金循环使用，用于公司经营周转、对外投资等。而本案中，中蚕丝公司销售给中盐福建分公司的900吨聚乙烯系从荣鑫行采购，中蚕丝公司通过远期承兑汇票的方式向荣鑫行付款。中蚕丝公司和荣鑫行签订的买卖合同与中蚕丝公司和中盐福建分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签订时间、产品名称和数量以及主要内容均高度一致，且中蚕丝公司开具承兑汇票的日期亦与中盐福建分公司支付首付款的日期吻合。另外，对于900吨聚乙烯的型号规格、质量要求、中包仓库的具体地址等详细信息，中蚕丝公司均不清楚。对于中盐福建分公司为何指定中蚕丝公司从荣鑫行采购聚乙烯，并使得中蚕丝公司从中赚取差价的原因，中蚕丝公司未能作出解释。对于实际交付货物的事实，中蚕丝公司亦未能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实。因此，中蚕丝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中盐福建分公司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退一步讲，即使双方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且中蚕丝公司已经完成交货义务，那么根据合同约定，支付余款的日期应为2015年11月16日之前，而中蚕丝公司提起本案诉讼的时间为2019年7月2日，在其未能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存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等事由的情况下，中蚕丝公司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综上，中蚕丝公司要求中盐公司支付货款并承担违约责任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中国蚕丝绸缎进出口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中蚕丝公司提交了新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中蚕丝公司提交证据1《关于对催款函的复函》，证据2催款《律师函》，证据3快递邮寄单及签收记录，用以证明中蚕丝公司主张过涉案债权，中盐公司收到了中蚕丝公司的《催款函》，中蚕丝公司的诉讼请求未超过诉讼时效。中盐公司认为：关于催款的证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关于对催款函的复函》正文部分并未加盖公章或骑缝章，对其真实性无法确认。中蚕丝公司提交补充证据1、2、3、4、5，为五组《产品买卖合同》《购销合同》及相应的《入库通知单》《出库通知单》《收货收据》《中国银行国内支付业务收款回单》、增值税专用发票等材料，用以证明中蚕丝公司和中盐公司之间曾经在本案涉案合同之前以同样的模式完成了多笔交易。中盐公司主张：不认可其关联性、证明目的，上述证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不应作为定案依据。中蚕丝公司在一审时即提交了类似的证据，但中盐公司核对后发现了中蚕丝公司的公章有不一致之处等问题，且上述证据多为复印件，从材料本身不能得出中蚕丝公司所认为的双方已经完成多次有效买卖合同关系的结论。另外，上述材料也可以证明，中蚕丝公司根本不关注货物是否真实、是否交付这一关键事实。中蚕丝公司提交补充证据6《仓储合同》两份、补充证据8现场照片，用以证明中包公司在其位于国内的各港口仓库为中蚕丝公司存储货物，中蚕丝公司员工曾到“中包厦门仓库”查验货物。中盐公司认为上述材料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仓储合同》和现场照片存在重大疑点，合同上中包公司的章与中包公司给中盐公司所出具的说明所盖的公章完全不同，与生效判决所确认的不存在“中包仓库、中包厦门仓库”的事实冲突，入库单加盖应为公章，不存在物流章，无法证明“中包厦门仓库”的具体位置，无法确认公司港口是否存在，不认可其真实性。中蚕丝公司提交补充证据7中丝顺达进出口公司营业执照及工商信息打印件，用以证明中丝顺达进出口公司、中蚕丝公司具有“销售化工产品”的许可内容。中盐公司对其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中蚕丝公司提交补充证据9报案情况说明，用以证明中蚕丝公司曾经在北京市大兴区、东城区进行刑事报案，公安机关告知其应提起民事诉讼。中盐公司认为该报案情况说明本身不能证明中蚕丝公司进行过刑事报案，且中蚕丝公司报案系以中盐公司为举报对象，始终不愿直面何少荣系公司。就中蚕丝公司二审提交的证据材料，本院认定如下：中蚕丝公司提交的证据1、2、3中，《关于对催款函的复函》上盖有中盐公司公章，在中盐公司无相反证据予以反驳的情况下，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及关联性予以确认，结合快递邮寄单和签收记录，可以认定中蚕丝公司和中盐公司就有关问题确实存在过沟通。中蚕丝公司提供的补充证据1、2、3、4、5，记载了五组相关联的中蚕丝公司和荣鑫行签订的买卖合同、中蚕丝公司和中盐福建分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及其履行情况，中盐公司质疑其真实性，亦不认可其证明目的。本院认为，该组证据仅能体现中蚕丝公司、中盐公司与荣鑫行确有紧密联系和合作，但与本案涉案货物买卖和交付的真实性之间缺乏关联性，对其证明效力本院不予认定。中蚕丝公司提供《仓储合同》及现场照片用以证明存在“中包厦门仓库”，中盐公司对此不予认可。本院认为，相关照片无法反映出与“中包厦门仓库”的关联性，中蚕丝公司亦不能确定“中包厦门仓库”的具体准确位置，故对其证明效力本院不予认定。中蚕丝公司提交的中丝顺达进出口公司营业执照和工商登记信息，与本案争议的中蚕丝公司与中盐公司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货物买卖和交付缺乏关联性，对其证明效力本院不予认定。中蚕丝公司提交报案情况说明系其单方的说明材料，并无公安机关出具的材料相印证，对于双方之间是否存在真实货物买卖及交付亦无证明力，故对其证明效力本院不予确认。二审另查明：2017年6月，中蚕丝公司就中盐公司、中盐福建分公司需向中蚕丝公司支付货款等事宜发出《律师函》，EMS快递单号为“1060666847423”，记录显示收件人为“王景斌”，地址为“丰台区广外大街莲花池中盐大厦西塔10层”，投递结果为“同事签收”；EMS快递单号为“1060666848823”，记录显示收件人为“陈少波”，地址为“厦门市思明区湖滨北路15号外贸大厦4楼417”，投递结果为“电联拒收”。2018年5月30日，中盐公司作出《关于对催款函的复函》，主张中盐公司2016年2月即对“合同、业务是否真实存在”等问题提出需要进一步核实，认为中盐福建分公司与中蚕丝公司、中丝顺达进出口公司的交易并无实际货物，中盐公司没有承担支付货款的义务。以上事实，有《关于对催款函的复函》《律师函》、快递邮寄单及签收记录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诉争焦点为中蚕丝公司与中盐公司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买卖合同作为双务有偿合同，出卖人负有向买受人交付买卖物并使其取得该物所有权的义务，买受人负有向出卖人支付价金的义务。本案中，中蚕丝公司主张其与中盐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并提供了《产品买卖合同》《收货收据》以及转账凭证、出入库通知单等材料予以佐证；中盐公司对此予以否认。中蚕丝公司与中盐福建分公司之间的《产品买卖合同》中，对于标的物“聚乙烯”的型号规格、质量要求等产品关键信息确无记载。中蚕丝公司和荣鑫行签订的买卖合同与中蚕丝公司和中盐福建分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签订时间、产品名称和数量以及主要内容均高度一致，合同中对产品的型号规格、质量要求也未清晰约定。中蚕丝公司主张，其向荣鑫行采购“聚乙烯”转卖给中盐福建分公司，在其与荣鑫行的合同中，明确约定“供方厦门仓库交货，汽车运输至需方厦门指定仓库”，但中蚕丝公司不能说明其与荣鑫行之间是否发生了货物运输情况。中蚕丝公司主张涉案货物存放于“中包厦门仓库”，并提供了“现场照片”予以证明，但并不能准确指出“中包厦门仓库”的具体位置。生效刑事判决已经查明，中盐公司与荣鑫行等何少荣系公司之间通过形式上的合同、货权转移证明、开具销售增值税专用发票来营造表面上的贸易流，但实际上不进行对应的真实货物贸易。刑事判决中明确记载，中包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中包公司总经理陈志强的证言，均“经过庭审举证、质证”；中包公司出具情况说明证实，中包公司在国内没有自己的仓库，也不存在“中包仓库”“中包厦门仓库”，且未使用过物流专用章，相关出入库仓单上体现的印章并非中包公司所用。故此，现有证据仅能证明中蚕丝公司与中盐福建分公司交易过程中发生了资金的流转，而未有充分证据证明在交易过程中发生了真实的货物流转情形，并不符合买卖合同的基本特征。中蚕丝公司上诉称，最高人民法院有判例支持了“走单、走票、不走货”的交易方式，但该交易模式与中蚕丝公司起诉本案所称的双方之间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中盐公司实际提取了货物等主张不符，故对其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信。依据本案查明的事实，中蚕丝公司确与中盐公司就相关问题进行过沟通和协商，一审判决直接认定中蚕丝公司超出了诉讼时效确有不妥之处，本院对一审法院该项认定不予确认。中蚕丝公司一审中提交的《催款函》系电子版打印件，并未明确本案涉案款项是否在该《催款函》所载金额之内，中盐公司对“合同、业务是否真实存在”等问题明确表示需要进一步核实，并未确认存在本案诉争的欠款事宜。中蚕丝公司诉讼主张应否得到支持，应考虑双方之间的合同关系及履行情况等综合认定，依据现有证据，中蚕丝公司以其与中盐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并已实际履行交货义务为由主张权利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因此，一审判决结果并无不当。中蚕丝公司上诉称存在国有资产流失可能、存在诈骗嫌疑等情况，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应通过其他法律渠道予以主张。综上所述，中蚕丝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虽然对诉讼时效问题认定欠妥，但判决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3439元，由中国蚕丝绸缎进出口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赵银豪审 判 员 王国才审 判 员 张 君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 李超男书 记 员 刘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