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1民终212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大学城仕林街11栋2层A-120。法定代表人：包毕存，该公司总经理。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地址重庆市长寿区晏家育才路5号3-1#。法定代表人：包建芬，该公司总经理。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中华，云南百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包建贤，男，1978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赖远飞，贵州贵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包建贤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2019）黔0103民初21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共同上诉请求：请求撤销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2019）黔0103民初2394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驳回包建贤的所有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且无视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抗辩理由，且对本案关键的虚假证据《解除劳动关系赔偿协议书》的质证意见判决书中基本没有任何答复，采取视而不见听而未闻的态度。在诉讼中，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对《解除劳动关系赔偿协议书》并非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签订，而是包建贤利用掌管印章的职务便利，私自加盖印章伪造形成。1、与包建贤建立劳动关系是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而非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双方劳动关系一直持续到2018年12月份，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调取银行流水，整理了2016年8月至2018年12月期间《包建贤请款付款明细清单》，证明在此期间，包建贤作为贵阳办事处的负责人，每个月都向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传真所有发生的费用明细及所有工人工资（包括包建贤的工资），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在收到传真后，都按月向包建贤转账支付，交由包建贤向相关收款单位支付，同时发放工人工资（包括包建贤的工资），由此可见2016年8月至2018年12月期间包建贤一直不断的为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工作，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也及时足额向包建贤支付工资。包建贤提供的《解除劳动关系赔偿协议书》称包建贤与公司于2017年6月12日解除劳动关系与该客观事实不符。如果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与包建贤2017年6月12日签订了《解除劳动关系补偿协议书》解除劳动关系，那么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还会一直向包建贤不间断的每月支付工资么？2、《解除劳动关系赔偿协议书》第二条记载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需向包建贤支付“有毒有害物质健康补偿金”，但包建贤职务为分公司“负责人”，全权负责贵阳分公司的管理及财务工作，从来没有接触有毒有害物质可能有损健康的工作，何来“有毒有害物质健康补偿金”？正好反证《解除劳动关系赔偿协议书》系包建贤虚构伪造，私自加盖印章印鉴。3、《解除劳动关系赔偿协议书》第二条记载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需向包建贤支付加班费，计算公式是根据每月加班双倍工资8天，即每个月4个周六、周日正好8天，每年加班三倍工资11天，也就是说每年所有的法定节假日，意味着包建贤在为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工作期间，据其诉称的5.5年中，包建贤没有休息过周六、周日，也没有休息过一个法定节假日，连续为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工作了5.5年×365天/年=约2007天，这种事情可能存在么？也说明了《解除劳动关系赔偿协议书》系包建贤虚构伪造，私自加盖印章印鉴。4、《解除劳动关系赔偿协议书》上的签字人的印章不真实，即使公司印章真实，但签字人的签字或印鉴虚假，协议书也即虚假。2017年6月12日，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陈奕伶，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柯燃。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印鉴是“陈奕伶印”4个字，而不是3个字的印鉴“陈奕伶”。《解除劳动关系赔偿协议书》上两个公司盖的印鉴均为同一个印鉴“陈奕伶”3个字。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印鉴是“陈奕伶印”，不是“陈奕伶”；在合同签订时间2017年6月12日，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陈柯燃、而不是陈奕伶，加盖“陈奕伶”印鉴不能代表公司，也属于无效。“陈奕伶”3个字的印鉴不是公司的，从何而来，不得而知，不能排除包建贤伪造私刻。5、《解除劳动关系赔偿协议书》形式看，是由“陈奕伶”持印鉴在贵阳（合同注明的签订地）与包建贤签订《解除劳动关系赔偿协议书》，然而在签订时间2017年6月12日，陈奕伶并不在中国大陆，已于2017年4月20日出境，直至2017年7月8日才入境，既然陈奕伶2017年6月12日不在中国大陆，怎么可能到贵阳与包建贤签订协议？足以说明《解除劳动关系赔偿协议书》系包建贤单方持公司印章印鉴伪造签订，不具有法律效力。6、《解除劳动关系赔偿协议书》第五条称包建贤、胡芳已在2017年6月12日前分别将工作岗位的相关财产和资料等全部移交给了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那么包建贤此后的于2019年1月5日向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移交全套印章又是何从说起？7、包建贤一直保管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印章印鉴，有私自在《解除劳动关系赔偿协议书》加盖公司印章印鉴的条件。提供的证据《致：包建贤关于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公章使用限制的函》、《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驻贵阳办事处移交清单》充分证明2017年6月14日，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将公章等全套印章（四枚）交给包建贤保管使用，直至2019年1月5日，包建贤才将全套印章交回公司。同样，包建贤作为贵阳办事处的负责人，为了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管理和财务需要，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的印章也一直交由包建贤保管使用。8、庭审中，双方均认可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是有密切关联的，包建贤也认可两个公司实际控制人是同一人，可以说包建贤与其中任一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对于投资人、实际控制人来说都是没有区别的。如果《解除劳动关系赔偿协议书》属实，那么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花巨额的代价，给包建贤471428元，给胡芳286435元，于2017年6月12日解除劳动关系，而在仅仅间隔了1天的2017年6月14日，又将公司的印章及财务、管理权全部交由包建贤，与包建贤再次建立劳动关系，并委以公司管理、财务重任，这符合常理么？2017年6月12日解除劳动关系到2017年6月14日又建立劳动关系，期间只间隔了1日即2017年6月13日，难道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仅仅为了与包建贤、胡芳解除1日的合同关系，就愿意花几十万的代价？恰恰说明了《解除劳动关系赔偿协议书》系包建贤虚构伪造的。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提交的书面劳动合同证实，包建贤一直以来都是与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建立劳动关系，要解除劳动关系也只能与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解除。9、包建贤提交的证据《工资表》、《财务账册》均证明，包建贤于2017年6月12日所处的2017年5、6、7三个月，每天都在为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工作，从未间断，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一直向包建贤支付工资。《财务账册》显示2017年6月12日前后，连续多日包建贤每日均有记账，且记账一直持续到2018年末，说明包建贤并未在2017年6月12日后停止工作。客观事实是，包建贤是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奕伶的舅舅，包建贤与胡芳二人系夫妻关系。多年来，包建贤、胡芳二人为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工作，包建贤的职务为贵阳办事处负责人，具体工作为贵阳办事处的管理和财务工作，是贵阳办事处的一把手，领导贵阳办事处其他所有员工。胡芳为后勤工作，具体工作为贵阳办事处食堂煮饭。期间，双方多次签订劳动合同。现有据可查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与包建贤至少4次续签劳动合同，依次签订如下：2016年3月1日签订《临时工劳动合同承包书》，期限2016年3月1日到2016年8月31日；2017年6月30日签订《劳务承包合同》，期限为2017年6月30日到2017年12月30日；2018年1月1日签订《劳务承包合同》，期限为2018年1月1日到2018年3月31日；2018年7月7日签订《临时工劳务合同》，期限为2018年7月7日到2018年10月6日。虽续签合同中间每次都有一定的间隔时间，但包建贤在这间隔期间仍一直为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工作，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也如期每月向包建贤发放工资。包建贤、胡芳二人在2018年12月自己停止为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工作并自己离开该公司，在离开该公司前，包建贤利用自己掌管公司印章的职务便利，在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伪造《解除劳动关系赔偿协议书》。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包建贤与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签订多分劳动合同，且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至少在2016-2018年三年期间连续不间断按月向包建贤发放工资，足以证明包建贤与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之间存在连续不间断的劳动关系，包建贤也就不可能在同一期间与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也就不存在于2017年6月12日解除的前提，一审法院仍以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未能举证证明《解除劳动关系赔偿协议书》虚假为由，判决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败诉。本案管辖权异议上诉中，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已明确本案案由为劳动争议纠纷，然而一审判决仍定性为合同纠纷。对本案案由错误定性，必然导致适用法律错误，造成错误判决。本案仅有《解除劳动关系赔偿协议书》证明包建贤、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于2017年6月12日解除劳动关系，系孤证，孤证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且《解除劳动关系赔偿协议书》与包建贤提交的其他证据《工资表》、《财务账册》，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提交的劳动合同、银行流水等反映出来的包建贤在2016-2018年未曾间断的为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工作的客观事实相悖，且《解除劳动关系赔偿协议书》太多的地方与常理不符，签订人印鉴虚假等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第七十五条：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的陈述，应当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三、目前劳动争议领域，已经多次发生劳动者利用工作中接触公司印章的机会，私自加盖公章，构陷用人单位，诈骗赔偿款的案件，请二审法院明辨是非。包建贤答辩称，一、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包建贤于2012年2月开始在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上班，帮助该公司与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从事炭黑买卖，劳动关系一直持续到2017年6月13日双方解除。2017年6月16日，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向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出具《公司更名通知》，确定由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承受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的债权债务，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退出经营。在此情况下，包建贤才转为与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建立新的劳动关系，并签订一系列劳务合同，直至2019年1月终止劳动关系。即包建贤从2012年2月至2017年6月13日期间与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存在劳动关系，2017年6月13日至2019年1月与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劳动关系，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称与包建贤建立劳动关系的是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与事实不符。二、包建贤在本案中主张的是2012年2月至2017年6月13日在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上班期间应当获得的各项赔偿费用，与包建贤和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建立劳动关系期间工作的工资支付无关，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在上诉状中多次提到包建贤从2017年6月至2018年末还在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继续上班与本案毫无关联。三、包建贤从2012年2月至2017年6月13日在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上班期间，根本未曾保管过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的印章，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称包建贤利用保管印章的机会伪造本案的赔偿协议没有事实依据。同时，本案的赔偿协议签订于2017年6月12日，而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是在2017年6月30日与包建贤建立新的劳动关系后的2017年7月30日才将印章移交给包建贤保管，签订赔偿协议是根本没有持有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的印章，包建贤不可能同时持有两家公司的印章伪造赔偿协议，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四、对于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上诉称法定代表人印鉴不一致问题，不影响赔偿协议的效力。根据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显示，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2015年10月22日由陈奕伶变更为陈柯燃，但在2017年的一次银行交易回单中，该公司继续使用陈奕伶的印鉴，因此，对于法定代表人印鉴为何不一致，应该是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印鉴使用不规范导致的，不能因此认定印鉴系被包建贤伪造的。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在一审中认可赔偿协议以上加盖的公章是真实的，不能印鉴问题而否定赔偿协议效力。五、包建贤从2012年2月开始在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上班是客观事实，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未支付包建贤加班工资、未依法为包建贤缴纳社会保险等违法行为也是客观事实，因此，双方签订《解除劳动关系赔偿协议书》具有事实基础，即使不签订赔偿协议，包建贤也可以根据相关劳动法规也可以主张赔偿，无伪造赔偿协议的必要。且双方签订的《解除劳动关系赔偿协议书》签字盖章均真实有效，内容也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认为该协议系伪造，只是口头陈述，没有任何证据支撑，应由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补充一点，关于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奕伶是否在国内与补偿协议没有关联性。为什么签协议原因是：2017年6月份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全面取代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在贵州业务，而且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不予包建贤签订劳动合同，签订劳务合同会损害包建贤的合法权益，基于此才签订了补偿协议。包建贤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立即支付包建贤从2012年2月6日起至2017年6月12日期间的加班费169627.58元、社会保险费赔偿金52800元、年终奖165000元、职业健康补偿金52800元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31200元，共计人民币471428元；二、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从2018年7月1日起，以未付款471428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支付原告逾期付款违约金，直至计算至该笔款项付清之日止；三、本案诉讼费由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6月12日，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作为甲方、包建贤作为乙方、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作为丙方，三方签订《解除劳动关系赔偿协议书》，主要约定：“自甲方于2012年2月6日成立时起，乙方就一直在甲方公司工作，并被甲方派遣到自己在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处设立的贵阳仓库处负责贵州片区中转炭黑、橡胶制品和化工原料等有毒有害物品的装卸和转运工作到现在，并且甲方一直没有与乙方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也没有为乙方购买社会保险和发放加班工资和有毒有害补贴。为了应付相关部门的检查，甲方于2016年3月1日以其关联公司即丙方的名义与乙方订立过《临时工劳动合同承包书》，聘用时间为6个月。因业务需要，现甲方将原在贵阳地区的业务转让给丙方来继续经营，原甲方所有的债权和债务均由丙方来承担和享有……现三方就解除劳动关系并进行经济补偿等相关事宜自愿达成如下协议，各方必须共同遵守：“一、甲方与乙方一致同意自2017年6月13日起正式解除双方之间的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关系。二、甲方与丙方共同支付给乙方加班费169627.58元、社会保险赔偿费52800元、年终奖165000元，并补偿给乙方有毒有害物质健康补偿金52800元和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31200元，共计人民币471428元，该笔款项必须于2018年6月30日前一次性付清。三、如果甲方和丙方不依约履行本协议第二条所约定的付款义务，即视为甲方和丙方共同违约，甲方和丙方每月须按照应付总款的2%的标准支付给乙方相应的违约金，直至该笔款项付清时为止……”该协议甲方落款盖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公章、法人处盖陈奕伶姓名章，丙方落盖该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公章，法人处盖陈奕伶姓名章。协议签订后，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并未在2018年6月30日前支付上述赔偿款项，包建贤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遂诉至法院提出如前诉请。一审庭审中，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提出，该协议为包建贤利用掌管公司印章的职务便利，私自加盖印章印鉴伪造的。并提交《致：包建贤关于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公章使用限制的函》载明：“包建贤先生：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公章包括：公司名称公章、发货专用章、公司法人代表章、财务专用章，共计四枚。仅限用于包建贤先生办理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与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的经营业务包括发货，收款付款、贴现及相关业务。除此之外不得用于其他用途。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不承担由个人超出使用规定的任何法律责任。”落款签收人为包建贤，时间2017年7月30日。被告用该证据欲证实原告在得到该公章后，倒签合同并加盖公章。经依法询问，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称认可该协议上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公章的真实性，不申请对该枚公章真实性进行鉴定，同时称包建贤也持有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的公章，只是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没有证据向法院证实。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包建贤与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解除劳动关系赔偿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我国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且该协议至今不存在无效及被撤销的情形，应属有效协议，各方当事人均应按照合同约定严格履行自身义务。本案中，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称该协议系包建贤利用掌管公司印章的职务便利，私自加盖印章印鉴伪造的，但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未能提交充分证据证实包建贤持有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公章，故对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的该辩解意见，不予采信。故对包建贤要求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包建贤各项费用共计471428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因双方在合同中明确约定了未及时履行的违约责任，故对包建贤要求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按年利率24%的标准支付违约金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被告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包建贤人民币471428元及利息（利息以471428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的标准从2018年7月1日起计算至该款项付清时止）。案件受理费9142元，减半收取4517元，保全费3220元，共计7737元，由被告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被告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查明如下：二审中，包建贤向法院提交《贵阳银行贴现凭证》（到期卡）一份，该凭证主要内容为：申请时间2017年5月13日，备注一栏中标注：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财物专用章以及陈奕伶的印鉴。欲证明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虽然在2015年10月22日将原法定代表人陈奕伶变更为陈柯燃，但截止至2017年6月10日，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在对外办理对公业务时，其法定代表人仍然加盖的是“陈奕伶”的印鉴。据此可以说明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以及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存在法定代表人管理使用法定代表人印鉴混乱的情况，本案的协议上加盖的法定代表人印鉴完全是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自己的管理混乱行为造成的，不能因为《解除关系赔偿协议书》上法定代表人所加盖的印鉴有误就否定协议的效力。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认为该组证据系复印件，真实性不认可；从关联性上：如果即使是真实的，在2017年5月13日以后就没有使用该印章，所以关联性不予认可；合法性上，一审中未提交，二审提交违反程序，不属于新证据，不能达到证明目的。另查明，在二审调查审理中，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称：“对《解除关系赔偿协议书》上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盖的公章没有异议，但对法定代表人的印鉴有异议，签订时间也可以倒签”。又查明，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是由陈奕伶和蔡秉成共同出资1000万元于2015年5月13日成立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是陈奕伶，2019年12月24日该公司将法定代表人陈奕伶变更为包毕存。又查明，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于2012年2月6日成立，法定代表人是陈奕伶，主要从事炭黑、橡胶制品及化工原料销售，为了供应炭黑给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其在贵阳市云岩区设立了堆放炭黑的贵阳仓库，自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之日起，包建贤从参加工作开始一直就在贵阳仓库负责炭黑、橡胶制品及化工原料等有毒有害物品的装卸和转运工作。2015年10月22日，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将其法定代表人陈奕伶变更为陈柯燃，2019年1月9日又将法定代表人陈柯燃变更为李洪燕，在2020年1月17日再次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洪燕变更为包建芬。还查明，2017年6月16日，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向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发出了“由于公司发展需要，‘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名称从2017年6月16日变更登记为‘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届时原公司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的全部业务由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继续经营，原公司的所有债权债务由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承继，原公司签订的合同继续有效。即日起，公司所有对内及对外文件、资料、开据发票，账号、税号等全部使用新公司名称”的《公司更名通知书》。在此之后，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就全面接管了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的在贵阳的全部经营业务。还查明，包毕存是包建芬、包建贤的父亲，包建芬是陈奕伶、陈柯燃的母亲，陈奕伶与陈柯燃是姐弟关系，包建贤与胡芳系夫妻关系，包建贤是陈奕伶、陈柯燃的亲舅舅。还查明，就本案纠纷，包建贤曾于2019年1月28日向云岩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该委于当日以包建贤仲裁请求不属于劳动（人事）争议处理范围为由作出不予受理通知书，后包建贤向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向其支付本案诉讼请求。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认为本案应为劳动争议纠纷，应先申请劳动仲裁，该院没有管辖权。该院经审查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劳动者以用人单位的工资欠条为证据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诉讼请求不涉及劳动关系其他争议的，视为拖欠劳动报酬争议，按照普通民事纠纷受理”的规定，认为该院对本案有管辖权，裁定驳回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的异议申请。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对该裁定不服，向本院上诉，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应系劳动争议纠纷，且已经经过劳动仲裁前置程序，该院对本案有管辖权。此外，二审经审理查明的其余事实与原判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本案案由问题。本案是因包建贤要求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履行双方于2017年6月12日签订的《解除劳动关系赔偿协议书》中约定的赔偿内容，即实际为因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而引发的争议，故本案应当属于劳动争议纠纷，一审将案由定为合同纠纷不当，本院对此予以纠正。关于《解除劳动关系赔偿协议书》效力问题。本案中，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对涉案的双方于2017年6月12日签订的《解除劳动关系赔偿协议书》上所加盖的自己公司的印章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只是认为该《解除劳动关系赔偿协议书》是包建贤单方伪造，而加盖的印章印鉴也是包建贤利用其保管该两个公司印章印鉴的便利自行私盖的。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在诉讼中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上述《解除劳动关系赔偿协议书》系包建贤伪造。根据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及提交的相关证据，能够证明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为了收发货方便，其于2017年7月30日才将该公司的公章、法人章、发货专用章和财务专用章交由包建贤保管和使用，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在诉讼中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各方当事人于2017年6月12日签订《解除劳动关系赔偿协议书》时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公章、法人章、发货专用章和财务专用章由包建贤保管，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的公章也由包建贤保管，并且也没有申请对《解除劳动关系赔偿协议书》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本院对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关于《解除劳动关系赔偿协议书》系包建贤伪造并利用掌管公司印章的职务便利私自加盖印章印鉴的上诉理由不予支持。该《解除关系赔偿协议书》至今不存在无效及被撤销的法定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条“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办理相关手续、支付工资报酬、加班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达成的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不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情形的，应当认定有效”的规定，一审法院认定《解除关系赔偿协议书》属有效协议，各方当事人均应按照《解除关系赔偿协议书》约定严格履行自已义务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虽然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上诉主张包建贤一直与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并未与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所以不可能与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签订《解除关系赔偿协议书》，并在诉讼中提供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与胡芳于2016年3月1日签订的《临时工劳动合同承包书》、于2017年6月30日和2018年1月1日签订的《劳务承包合同》予以证明。因包建贤从参加工作开始一直就在贵阳仓库负责炭黑、橡胶制品及化工原料等有毒有害物品的装卸和转运工作，而贵阳仓库是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在贵阳市云岩区设立的堆放炭黑的仓库，双方一直未签订劳动合同，这与《解除劳动关系赔偿协议书》中载明的“自甲方于2012年2月6日成立时起，乙方就一直在甲方公司工作，并被甲方派遣到自己位于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处设立的贵阳仓库处负责贵州片区中转炭黑、橡胶制品和化工原料等有毒有害物品的后勤和管理等工作到现在”相吻合。《解除劳动关系赔偿协议书》中还载明为了应付相关部门的检查，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于2016年3月1日以其相关联公司即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的名义与包建贤订立过《临时工劳动合同承包书》，故本院对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提供的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与包建贤于2016年3月1日签订的《临时工劳动合同承包书》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对于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提供的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与包建贤于2017年6月30日、2018年1月1日和2018年7月7日签订的《劳务承包合同》，因上述三份《劳务承包合同》的签订时间均在各方于2017年6月12日签订《解除劳动关系赔偿协议书》之后，故本院对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的该主张不予支持。虽然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又上诉主张包建贤没有从事接触有毒有害物质可能有损健康的工作，不存在“有毒有害物质健康补偿金”问题。因炭黑是工业中不可缺少的化工原料，主要通过呼吸道和皮肤对人体造成危害，人体如果长期吸入炭黑粉末后，肺部组纷呈会发生纤维化病变，使肺部组织逐渐硬化，失去正常的呼吸功能，造成炭黑的尘肺病（法定职业病的一种）。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包建贤从2012年2月起一直在给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从事炭黑的堆放、收发货和看护仓库等工作，一定会接触炭黑等有毒有害物质，可能对身体造成伤害，故本院对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该主张不予支持。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又上诉主张包建贤在5.5年共2007天中不间断的去工作也违背了自然规律，因此定时、固定、有规律加班不属于加班的主张。因为运送炭黑车辆的载货数量和到达时间都没有限制，到达贵阳仓库的时间也不确定（有时是白天有时是三更半夜），但货到了就必须及时的装卸、堆放或转运，不能停放在外面造成有害污染，加班是必然的，故本院对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该主张不予支持。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又上诉主张《解除劳动关系赔偿协议书》上签字人的印鉴不真实（即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奕伶的印鉴是“陈奕伶印”4个字，而非“陈奕伶”3个字），并且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陈柯燃，陈奕伶无权代表该公司，签订协议时陈奕伶也不在国内，即使公司印章真实，但印鉴虚假，《解除劳动关系赔偿协议书》也即虚假。本案中，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对《解除劳动关系赔偿协议书》中的所加盖的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与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的两枚公章不持异议，包建贤在二审中向本院提交了一份落款日期为2017年6月10日的《贵阳银行贴现凭证（到期卡）》，证明了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在将原法定代表人陈奕伶变更为陈柯燃后，其在2017年6月10日向贵阳银行申请贴现汇票时，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处加盖的仍然是“陈奕伶”的印鉴而不是“陈柯燃”的印鉴，也不是“陈奕伶印”印鉴，加之《解除劳动关系赔偿协议书》的法人或经办人处加盖的是“陈奕伶”印鉴而非陈奕伶的亲笔签名，并且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也没有提出对陈奕伶印鉴的真伪申请鉴定，故本院对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该主张不予支持。关于《解除劳动关系赔偿协议书》应否履行问题。本案中，因《解除关系赔偿协议书》属有效协议，各方当事人均应按照《解除关系赔偿协议书》约定严格履行自身义务。《解除劳动关系赔偿协议书》中载明：“现三方就解除劳动关系并进行经济补偿等相关事宜自愿达成如下协议，各方必须共同遵守：一、甲方与乙方一致同意自2017年6月13日起正式解除双方之间的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关系。二、甲方与丙方共同支付给乙方加班费169627.58元、社会保险赔偿费52800元、年终奖165000元，并补偿给乙方有毒有害物质健康补偿金52800元和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31200元，共计人民币471428元，该笔款项必须于2018年6月30日前一次性付清。三、如果甲方和丙方不依约履行本协议第二条所约定的付款义务，即视为甲方和丙方共同违约，甲方和丙方每月须按照应付总款的2%的标准支付给乙方相应的违约金，直至该笔款项付清时为止……”因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在约定期限内即于2018年6月30日前未将约定款项471428元支付给包建贤，已经违约，现包建贤诉讼请求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支付，原判按《解除劳动关系赔偿协议书》的约定予以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一审判决虽然将本案案由列为合同纠纷存在瑕疵，但裁决结果正确，故对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各9142元，由上诉人重庆市科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云南珠源炭黑贸易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邱兴权审判员  谌致华审判员  汤 萍二〇二〇年六月四日书记员  邢 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