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2390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任福昌，男，1962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曾庆立，男，1962年9月2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桂荣，广东富荣律师事务所律师。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邓会桢，广东富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谭启森，男，1951年5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银崧，女，1950年6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文华，广东芳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任福昌、曾庆立因与被上诉人谭启森、何银崧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7）粤0114民初55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任福昌、曾庆立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何银崧对第一项判决承担共同清偿责任；2.判令一、二审诉讼费由谭启森、何银崧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涉案借款是谭启森、何银崧因经营养殖场需要资金周转而发生借款。谭启森、何银崧经营阳山县汇江名优水产养殖场，在阳山县××村前面洞养殖娃娃鱼。因养殖娃娃鱼需要资金周转，谭启森、何银崧向任福昌、曾庆立出示过阳山县汇江名优水产养殖场的营业执照，并提出向任福昌、曾庆立借款，任福昌、曾庆立于2014年9月12日通过曾某账户向谭启森转账共400万元。一审法院确认涉案借款发生在谭启森、何银崧婚姻存续期间，但认为任福昌、曾庆立无证据证明谭启森将涉案借款用于阳山县汇江名优水产养殖场的经营，一审法院对举证责任作出了错误的认定。如谭启森认为涉案借款不是用于养殖场的经营的，而是作为其他用途的，应由谭启森进行举证，举证责任在于谭启森、何银崧，而并非任福昌、曾庆立。二、从谭启森的资金去向可知，阳山县汇江名优水产养殖场属于谭启森、何银崧家庭式的经营，涉案借款是谭启森、何银崧共同经营需要，何银崧对涉案债务应承担共同清偿责任。谭启森、何银崧及其儿子谭振境、女儿谭素文、侄子谭振林均在该养殖场工作，其中谭振境、谭振林负责养殖场管理工作、谭素文负责采购工作，属于家庭式经营。谭启森、何银崧将涉案借款用于养殖场的经营，从何银崧提交的谭启森的部分银行流水可以显示，谭启森多次向谭振境、谭素文、谭振林转账。何银崧在一审庭审时，只是选择性地提供谭启森的部分银行流水，存在故意隐瞒其他银行流水的情形；且一审庭审时，谭启森缺席，何银崧却提交谭启森的银行流水，可见，谭启森、何银崧存在恶意串通，逃避夫妻共同债务的情形。上述数据仅是谭启森账户部分数据显示，由此可见，养殖场是属于家庭式经营，涉案借款是谭启森、何银崧的共同经营需要，何银崧对涉案债务应承担共同清偿责任。三、何银崧与任福昌、曾庆立之间存在大额的资金往来。由此可见，何银崧与曾庆立、任福昌之间均是认识的。四、何银崧对涉案借款是知情、认可并同意的。2014年9月11日，因养殖场经营需要，谭启森、何银崧与曾庆立、任福昌在新世纪酒店一起吃饭时，双方口头约定借款事宜。当时在场一起吃饭的人员还有罗某，其也听见谭启森、何银崧与曾庆立、任福昌双方商谈借款的事。综上所述，涉案借款应认定为谭启森、何银崧的夫妻共同债务，何银崧应对涉案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维护任福昌、曾庆立的合法权益。何银崧辩称：不同意任福昌、曾庆立的上诉请求。1.谭启森是否欠任福昌、曾庆立如此巨额的债务，何银崧在一审中始终未予确认，同时任福昌、曾庆立一方也没有提供真实确凿的证据予以印证。因此任福昌、曾庆立所主张的债务数额的真实性与合法性是存在瑕疵的。何银崧没有据此提出上诉，是因为一审并未判决何银崧承担责任，但并不因此认定任福昌、曾庆立的诉求合理性。2.何银崧没有与谭启森共同经营案涉养殖场，任福昌、曾庆立一方也无证据证实何银崧共同经营案涉养殖场。因此，即使谭启森欠任福昌、曾庆立相应债务，也不是夫妻共同债务，何银崧无需承担连带责任。3.何银崧一直认为任福昌、曾庆立在本案中可能存在着虚假诉讼，或者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在一审中也书面向法院提起过该主张。因此何银崧在二审中仍然建议法庭将发现的任福昌、曾庆立可能涉嫌的虚假诉讼和诈骗，至少是偷漏税等违法犯罪行为移交相应的机关予以处理。综上，恳请法庭依法驳回任福昌、曾庆立对何银崧的诉讼请求，维持一审判决。谭启森未到庭未作答辩。任福昌、曾庆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谭启森、何银崧共同向任福昌、曾庆立偿还借款人民币300万元及利息（从2016年12月12日起至付清之日止，以本金300万元为基数，按每月2%的标准计算）；2.本案诉讼费用由谭启森、何银崧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9月12日，案外人曾某通过其建设银行账号43×××69向谭启森建设银行账号43×××85转账150万元，通过其建设银行账号62×××19向谭启森建设银行账号43×××85转账50万元。同日，案外人曾某通过网上银行从其农业银行账号62×××17向谭启森农业银行账号62×××11转账2笔，每笔1000000元，合计200万元。上述转账共计400万元。任福昌、曾庆立向一审法院申请曾某出庭作证。经一审法院准许，证人曾某出庭作证，证明：曾某是曾庆立的儿子，受曾庆立的委托向谭启森转账涉案的400万元借款，该款项是从曾某的账户转出去的。2016年12月11日，谭启森出具借据一份，内容为：今借到曾庆立、任福昌人民币叁佰万元整，借期壹年。下方借款处有“谭启森”的签名字样，签名下方注有“身份证号4401111951050612X”字样。何银崧认为：上述借据中的身份证号码并非谭启森的身份证号码，倒数第二位遗漏了数字“3”，谭启森家属曾受到过曾庆立、任福昌的威胁，谭启森在书写自己身份证号码时有所遗漏，上述借据可能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何银崧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16页显示：2015年1月9日至2017年1月20日期间，谭启森与曾某存在多笔资金往来，涉及的金额超过涉案的借款金额400万元。任福昌、曾庆立向一审法院提交借款说明及谭启森在涉案借款发生后即2014年9月12日后与曾某发生的资金往来说明各一份，陈述内容包括任福昌、曾庆立与谭启森存在多次借款，尚未还清的借款有两笔，一笔是涉案尚欠的借款本金300万元，约定每半年支付利息100万元，另一笔是2016年1月5日的借款本金500万元。与本案有关的资金往来包括：2015年3月9日谭启森支出的110万元中的100万元为涉案借款利息；2016年3月9日支出的105万元中的100万元为涉案借款利息；2016年9月5日支出的100万元为涉案借款利息；2016年12月9日支出的150万元，其中100万元为归还涉案借款本金，50万元为涉案借款利息。2016年12月11日，谭启森对2014年9月12日的借款进行重新结算，确认尚欠任福昌、曾庆立300万元。一审庭审中，曾庆立、任福昌陈述因双方约定的利息过高，主张自出具借据的次日按月利率2%计算利息。任福昌、曾庆立提交工商银行明细2张、建设银行明细1张，拟证明何银崧与任福昌、曾庆立存在资金往来，何银崧对涉案借款是知情的。其中建设银行明细显示曾某于2013年3月5日向何银崧银行账号33×××40转账20000元，于2013年4月11日收取何银崧银行账号33×××40转账1500000元；工商银行明细显示任福昌于2013年1月21日、8月26日分别向何银崧银行账号33×××40转账102万元、204万元。一审另查明，阳山县汇江名优水产养殖场为2009年9月7日注册的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谭启森。庭审中，任福昌、曾庆立陈述阳山县汇江名优水产养殖场为谭启森、何银崧共同经营，何银崧本人在该养殖场工作，但并未向一审法院提交相应证据。一审再查，谭启森、何银崧于2016年2月24日登记离婚。一审诉讼中，曾庆立、任福昌向一审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请求查封谭启森、何银崧价值300万元的财产，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出具保函为曾庆立、任福昌申请财产保全提供信用担保且愿意承担相应的保证责任。一审法院依法作出（2017）粤0114民初555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冻结谭启森、何银崧的银行存款共300万元或查封等值的其他财产。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曾庆立、任福昌主张其与谭启森之间存在400万元的借贷关系，提供了银行卡转账记录、借据、证人证言予以佐证，上述证据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链，故对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何银崧虽主张借据可能并非谭启森的真实意思表示，但未提供相应的证据，对其抗辩，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利息和尚欠借款本金。曾庆立、任福昌主张双方口头约定借款期间的利息为每半年支付100万元，综合曾庆立、任福昌陈述的谭启森还款情况、谭启森出具的借据内容、谭启森与案外人曾某之间的资金往来，一审法院对曾庆立、任福昌主张双方约定每半年支付100万元利息的事实予以确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曾庆立、任福昌与谭启森约定每半年支付利息100万元，明显超过年利率36%，故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谭启森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的利息应冲抵借款本金。以本金40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36%计算，至2015年3月9日的利息为712000元，故谭启森2015年3月9日支付的100万元利息，超出合法利息的数额为288000元（100万元-712000元），该部分冲抵借款本金后，尚欠的借款本金为3712000元；以3712000元为基数，从2015年3月10日至2016年3月9日的合法利息为1354880元，谭启森2016年3月9日支付的100万元利息属于合法利息范围，不需要冲抵，尚欠借款本金仍为3712000元；以3712000元为基数，从2016年3月10日至2016年9月5日的合法利息为664448元，谭启森2016年9月5日支付的100万元利息，超出合法利息的数额为335552元（100万元-664448元），该部分冲抵借款本金后，尚欠的借款本金为3376448元；以3376448元为基数，从2016年9月6日至2016年12月9日的合法利息为317386.11元，谭启森2016年12月9日支付的50万元利息，超出合法利息的数额为182613.89元（50万元-317386.11元），该部分冲抵借款本金后，尚欠的借款本金为3193834.11元；再扣除谭启森2016年12月9日偿还的借款本金100万元，尚欠的借款本金为2193834.11元。曾庆立、任福昌主张自出具借据的次日按月利率2%计算利息，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谭启森需向曾庆立、任福昌偿还借款本金2193834.11元及自2016年12月12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对曾庆立、任福昌超过该部分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何银崧是否需对涉案借款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涉案借款虽发生在谭启森、何银崧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但涉及金额较大，明显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本案亦无证据证明谭启森将涉案借款用于阳山县汇江名优水产养殖场的经营，也无证据证明阳山县汇江名优水产养殖场为谭启森、何银崧家庭共同经营，故对曾庆立、任福昌主张涉案借款系家庭共同经营需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何银崧与案外人曾某之间虽有资金往来，但发生的时间、金额均与本案中曾庆立、任福昌主张的借款无紧密关联性，故曾庆立、任福昌主张何银崧对涉案借款知情，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涉案债务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何银崧无需对涉案借款承担共同还款责任。谭启森经一审法院传唤无正当理由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自身诉讼权利，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谭启森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任福昌、曾庆立偿还借款本金2193834.11元及利息（利息以2193834.11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自2016年12月12日起计至清偿之日止）；二、驳回任福昌、曾庆立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416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39160元，由任福昌、曾庆立负担10523元，由谭启森负担28637元。经二审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任福昌、曾庆立二审时向本院提交两份证据：证据1.阳江县汇江名优水产养殖场出具的借款用途证明及营业执照，证明上无经办人签字。证据2.律师对刘万灿所作调查笔录以及刘万灿的身份证复印件。何银崧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对证据1内容的三性不予确认，该养殖场的登记经营者还是谭启森，其在本案中作为利益冲突相对方出具对其不利的证明，无其他的证据相印证。特别是在谭启森始终未到庭质证的情况下，任福昌、曾庆立无证据证实该证明的合法来源及内容的真实性。对证据2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于其关联性与合法性有异议，该调查笔录明显是任福昌、曾庆立一方为了本案的诉讼作出的虚假笔录，刘万灿在本案中的身份以及与任福昌、曾庆立一方的关系等，均需要相应的证据证实。该证据不能证明何银崧与谭启森夫妻共同经营的事实。如果按照笔录中刘万灿所陈述的内容即带资入股与谭启森合伙经营，那么刘万灿也应当作为本案的债务人。何银崧二审时提交阳山县汇江名优水产养殖场合作协议一份，显示该养殖场由5名股东共同出资合作经营，谭启森占股18.518%，协议上加盖有该养殖场印章。任福昌、曾庆立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对该证据的三性均不予确认，与工商登记不相符，工商登记显示该养殖场为谭启森个人经营，属于个体工商户。任福昌、曾庆立二审时申请证人出庭作证。证人罗某出庭陈述：其与任福昌、曾庆立、谭启森、何银崧都是朋友。2014年9月中旬，在花都新世纪酒店，罗某与任福昌、曾庆立、谭启森、何银崧吃饭的时候，知道了谭启森、何银崧向任福昌、曾庆立借款的事实。当时说阳江县汇江名优水产养殖场因资金周转问题，需要借款。二审中，本院依任福昌、曾庆立的申请调取了谭启森、何银崧名下相关账户的银行流水明细，显示2014年9月12日至2016年2月24日期间，谭启森、何银崧之间没有交易往来。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根据任福昌、曾庆立的上诉主张，二审的争议焦点是谭启森的借款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任福昌、曾庆立主张借款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理由是何银崧对于借款知情及借款用于谭启森、何银崧共同经营的阳江县汇江名优水产养殖场。对此，本院分析如下：其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据此，本案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举证责任在债权人即任福昌、曾庆立。但任福昌、曾庆立在一审中提交的何银崧与任福昌、曾庆立的款项往来记录，不能证实与本案借款具有关联性，也不能得出何银崧对本案借款知情的结论。任福昌、曾庆立在二审中提交的借款用途证明的出具单位是阳江县汇江名优水产养殖场，该养殖场的经营者是谭启森，谭启森与何银崧同为原审被告且就案涉争议存在利益冲突，故该证明缺乏证明力，本院不予采信。任福昌、曾庆立在二审中提交的对刘万灿的调查笔录，其性质相当于证人证言，但刘万灿未出庭作证，故对该调查笔录，本院亦不予采信。证人罗某在二审中所作证言，没有其他证据相印证，同样缺乏证明力。因此，任福昌、曾庆立在二审中的举证仍然既不能证明借款用于阳山县汇江名优水产养殖场的经营，也不能证明阳山县汇江名优水产养殖场为谭启森、何银崧共同经营以及何银崧借款时知情。其二，从本院调取的谭启森、何银崧名下多个账户的银行流水明细可见，从谭启森收到借款之日起至谭启森与何银崧离婚之日止接近一年半的时间里，谭启森、何银崧之间没有任何款项往来。该情形不符合夫妻感情良好以及夫妻共同经营的通常情况，也印证任福昌、曾庆立提出的谭启森、何银崧恶意串通，逃避夫妻共同债务的主张并不成立。综上，任福昌、曾庆立主张谭启森的借款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缺乏依据，一审法院对此不予认定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认同。综上所述，任福昌、曾庆立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4350.67元，由上诉人任福昌、曾庆立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杰审判员 王泳涌审判员 汪 婷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曾 正邝俊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