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辽02行终30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潘日全，男，1960年9月24日生，汉族，住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市公安局，住所地大连市西岗区人民广场3号。法定代表人杨耀威，局长。委托代理人王旭，该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孙文君，该局工作人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住所地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辽河西路201号。法定代表人牟爱民，局长。委托代理人鞠大伟，大连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法制大队民警。上诉人潘日全因与被上诉人大连市公安局、被上诉人大连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以下简称开发区公安局）行政管理一案，不服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辽0291行初110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于2015年12月被诊断为冠心病。2016年3月3日凌晨5时许，原告在北京市垂杨柳医院诊治心脏病。2016年3月4日至8日，原告在大连金州新区金石城内科门诊部治疗冠心病。2019年11月13日，被告开发区公安局所属金石滩治安分局出具《情况说明》，其中载明：原告于2016年3月4日被劝离北京，因原告系开发区公安局所属金石滩治安分局辖区居民，故该局于当日凌晨将原告从大连付家庄接回，中队长于洪涛查验了原告的身份证后，原告离开该局，该局未曾扣留原告的身份证。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法第四十九条规定了提起行政诉讼应当符合的条件，其中第三项规定为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前述法律规定表明，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存在系提起行政诉讼的前提条件，原告在提起诉讼时负有证明被诉行政行为存在以及该行为由被告作出等基本事实的义务。本案中，原告诉称二被告侵犯其健康权、生命权、身体权，二被告予以否认，在此情形下，原告应举证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存在并由被告作出，否则其不符合提起行政诉讼的条件。由于原告于本案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二被告对原告实施了侵犯其健康权、生命权、身体权的行为，故原告提起的诉讼不符合前述法律规定，有鉴于此，该院对原告提起的本案诉讼应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一款、第四十九条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潘日全的起诉。上诉人潘日全上诉称，依法撤销原审裁定，支持其诉讼请求。主要事实与理由：原审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程序不当,该裁定应予撤销。一、被诉行政行为确实存在,行政行为包括:1、被上诉人开发区公安分局的警察胡苏炜等人于2016年3月3日凌晨2点左右将我从北京成铭宾馆强行带走,并押往北京白鹭服务区到大连的大客车上;2、2016年3月3日凌晨4点左右,被告大连市公安局的公安人员在送我去医院治疗心脏病途中将我放在路旁,用我的手机拨打120电话两次后离开,置我的生命于不顾;3、被上诉人开发区公安分局所属金石滩治安分局中队长于洪涛2016年3月4日凌晨4点多强行扣押我的身份证直至2016年3月21日下午，致使我无法前往北京安贞医院治疗心脏病。上述行政行为均是二被上诉人工作人员履行行政行为职责过程中发生的不符合法定职责的违法行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理处罚法》第七条规定,二被上诉人在北京市没有管辖权和执法权。二、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条“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本案应当由二被上诉人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被上诉人大连市公安局在原审辩称中,只字不提北京时间段及该时间段上诉人治疗心脏病事件。回避这两个事实,就是回避责任。被上诉人开发区公安分局在原审辩称中,也同样回避北京时间段及该时间段上诉人治疗心脏病事件。被上诉人开发区公安局比被上诉人大连市公安局特殊点在于将扣押上诉人身份证的行为“称为查验”引起。该节辩称不符法律逻辑和生活常理。“因需核对居民身份信息，故当日查验了原告居民身份证,查验完毕后,原告离开”。但没有向法庭提供证据证明查验完后,居民身份证即返还给上诉人的事实。被上诉人开发区公安局该行为属于履行职责行为,应当向法庭提供现场执法记录仪、监控录像,以此证明所称“查验”身份证的方法、过程、结果、身份证的去向,以还原当时事实真相。二被上诉人应当对本案涉及北京时间段及该时间段上诉人治疗心脏病事件向法庭提供证据,以查清事实真相。三、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事实有具体诉讼请求和事实依据。原审裁定未查明北京时间段及在该时间段上诉人治疗心脏病的事实及二被上诉人履行职责情况中的违法事实，如查明此事实就能够证明上诉人提起的诉讼请求具有合法性、正当性。原审裁定对两个证人证言没有作出认定。原审对2019年11月13日大连开发区公安局所属金石滩治安分局出具“情况说明”主要部分没有在裁定书中予以载明,不符合事实真相。该“情况说明”不符合法定形式要件,不具有证据效力，违反法律规定。在举证责任分配上,也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二条等举证责任分配的法律相关规定。综上，为了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出上诉,希望贵院依法裁判。被上诉人大连市公安局、被上诉人开发区公安局均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的答辩意见。本院经审理查明：上诉人于2016年4月向原审法院提起二被上诉人在将其从北京带回大连过程中行政违法，侵犯其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诉讼。原审法院作出（2016）辽0291行初38号行政裁定书，裁定不予受理。上诉人不服上诉至本院，本院作出（2016）辽02行终301号行政裁定书，维持原裁定。上诉人不服，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再审。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辽行再37号行政裁定书，认为原审法院自接收潘日全的起诉状之日起至作出不予受理裁定之日，超出了七日内决定是否立案的法定期限，违反法律规定，裁定撤销原审法院和本院作出的裁定，指令原审法院受理本案。原审法院经审理作出前述裁定。另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裁定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确认的上述事实，有原审法院经质证和审查的证据，以及（2018）辽行再37号行政裁定书和当事人原审庭审陈述笔录等在案为凭，上述证据业经本院审查，具有证明力。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上诉人诉请二被上诉人侵犯其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上诉人应当提供能够证明其主张的所诉争议的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客观存在的事实，即上诉人至少能够证明二被上诉人实施了其所主张的具体行政行为，而上诉人仅提供证人证言、病历等为据，本院认为，其提供的证据仅能证明其患有冠心病史，不能证明二被上诉人实施了侵犯其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的具体行政行为，故其主张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法定条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规定，应当驳回上诉人的起诉。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裁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王少琨审判员  车兆东审判员  刘 杰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七日书记员  周 丹附：本裁定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也可以不开庭审理。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