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3民终186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董宁，男，1981年11月6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淄博市博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海，山东泉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淑杰，山东泉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翟慎连，男，1967年1月30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淄博市博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翟乃旺，山东博港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董宁因与被上诉人翟慎连返还原物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人民法院（2018）鲁0304民初36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董宁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海、宋淑杰，被上诉人翟慎连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翟乃旺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董宁上诉请求：一、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被上诉人返还上诉人所承包的土地；二、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上诉人董宁认为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依法应当得到支持。首先，依据上诉人所提交的与源东村村委会的《协议书》来看，上诉人与源东村委均认可此协议的效力，此协议书是有效协议。依据此协议书和土地最初交付使用的情况来看，协议书签订时，承租人即是上诉人，即使基于亲属关系，上诉人允许被上诉人暂时使用，也不能改变承租主体的问题。第二，被上诉人提交的《鉴定报告》不能改变合同的相对性，不能替换掉合同所对应的主体。虽然鉴定报告显示，协议签字是被上诉人代替上诉人签署，但亦是经过上诉人允许或者追认，协议方才发生效力。依据合同的相对性，即使合同是被上诉人代为签署，土地承包的主体仍应为上诉人。第三，源东村的土地承包，最初旨在为本村村民谋取利益，才有规定，外村人员无权租赁及使用，被上诉人主张的其用上诉人的名义租赁土地使用，即使是真实情形，也违反了相关的法律规定，侵害了全体村民的利益，这种所谓“借名租赁”，本就是不合法的事实，不应得到法律的支持。第四，一审法院依据调取的博山区自然资源局的档案材料，认为材料形成时间是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纠纷发生前，更为客观，存在主观臆断的情形。此材料形成于2013年，彼时源东村委的土地备案租赁合同备案情况，应是显示租赁人为董宁，自然资源局的档案中，却未显示对董宁的调查询问情况，或是其它董宁签署的资料档案，这足以说明，自然资源局在调查时，并未对实际租赁情况进行核实，亦未对相关的租赁权利人进行调查。作为本村的邻居来说，普通百姓根本不了解签字所代表的含义，工作人员在签署相应文件时，是否释明文件内容，是否说明签署文件应承担的相关的责任，我们也未从可知。经过上诉人对邻居的走访情况以及邻居提供的证言来看，当时的工作人员存在误导，被上诉人在场也造成了邻居的误导，认为是帮助董宁签字。另外，档案材料也仅是一个调查的过程，其也注明了不作为档案登记使用，这个调查的过程是否严谨尚未可知，一审法院将此份证据作为主要证据予以采信，上诉人认为存有主观臆断的情形，上诉人亦会对自然资源局此份档案的形成保留权利，提起行政诉讼，以还原当时的调查事实。第五，被上诉人提交的源东村委出具的2008年9月份的证明，真伪不明，证据来源不清，不应做为有效证据使用。本案诉讼过程中，2018年源东村委为上诉人提供了有效证明，这也说明，直至2018年，源东村委均认可上诉人与村委间的合同效力，并且认定上诉人才是享有合法承租权的适格主体。假使被上诉人提交的2008年的证明是真实的，那以后续证明覆盖前述证明效力的常理来说，也应该对于2018年的证明效力予以认定，而非认定2008年的证明效力。一审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未对证据来源和合法性进行审核，便作为佐案证明使用，违背了证据认定的规则。第六，一审法院在一审过程中，并未查明土地租赁费用实际是由谁支付的。虽然被上诉人持有源东村委的收据，但并不能证明其是实际支付款项的人员，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本就是亲属关系，若非是特别亲近的亲属，上诉人也不会委托被上诉人到村委代为签字，收据即使委托被上诉人代为保管，或是在日常生活过程中，由被上诉人取走，也属正常情况，仅以收据的保管者认定款项的支付者，上诉人认为过于草率。上诉人认为，应当就款项交付的情形进行调查，村委内有专职的会计出纳，对于款项的收取过程进行调查，方能还原案件事实。综上，上诉人认为，涉案土地的承包权是上诉人的合法财产，是上诉人合法取得的财产，上诉人有权利要求被上诉人返还承包土地。为了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特上诉于贵院，敬请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翟慎连辩称，一、一审认定事实清楚，正确。被答辩人所提六点上诉理由，均与事实不符，不能成立。第一，案涉协议书中的承租人，名义上虽然是董宁，但经司法鉴定，签字人是翟慎连。这一事实不容辩驳。这一事实证明了一审法院认定的基本事实，就是翟慎连顶名董宁从源泉东村承租了土地。第二、翟慎连承租的土地当时是荒滩，董宁和翟慎连在该案的第一次庭审中都明确承认。荒滩是可以出租给本村或本集体经济组织之外的人员的。翟慎连顶董宁之名租赁源泉东村的土地不违反法律规定。第三、翟慎连缴纳了土地租赁费。土地租赁费的单据由翟慎连持有和保管，结合翟慎连是租赁合同实际签订人，签订协议后在租赁土地上建房并占用至今17年的事实，相互佐证，翟慎连是土地租赁费的实际交款人。第四、源东村委2018年6月1日的证明是诉讼后出具的，且与诉讼前2008年9月9日的证明以及得到了源泉镇人民政府的认可的淄博市博山区自然资源局(原淄博市国土资源局博山分局)2013年对源东村进行地籍调查档案中的指界意见不同，2018年6月1日的证明效力与经过人民政府确认的意见相比，效力不及后者。从形成时间上讲，形成时间越早的证明，越能反映出事实的客观真实性。诉讼前形成的证明更具有客观性。另外，源东村委2018年6月1日的证明属于反言证明，违反了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是出尔反尔的表现，不具有证明力。更何况，翟慎连一家在租赁的土地上建房居住长达17年，期间翟慎连还交过水费，受村委的管理，村委工作人员不知道翟慎连是实际租赁人，是不事实求是的。总之，被答辩人的上诉理由与客观事实不符，不能成立。请求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董宁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返还原告承包的土地。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董宁与被告翟慎连之间存在亲戚关系，翟慎连为董宁之姨夫，董宁系源东村村民，翟慎连系淄博市博山区源泉镇源泉西村（以下简称源西村）村民。董宁与翟慎连现均持有2004年10月28日与源东村村委会签订的协议书一份，该协议书载明的主要内容为：董宁申请使用沿河车库东侧、河坝西侧、韦君顺使用厂房南侧面积为400平方米的空闲地；使用期限为三十年，即自2004年10月28日至2034年10月28日；使用费三十年共计4800元，在签订协议书时一次性付清。董宁主张该协议书系其与源东村村委会签订，4800元租赁费亦系由其所交纳，故其系涉案土地的承租人。董宁并主张承租上述土地之后，经与翟慎连协商，于2005年左右在该土地上共同建设房屋，但翟慎连在房屋建成后一直占有使用房屋及土地，既拒绝给付其房屋，亦不向其交还土地。董宁为此诉至原审法院，要求翟慎连返还涉案土地。翟慎连对董宁的主张不予认可，主张其系涉案土地的实际承租人，仅系因源东村村委会2004年当时仅同意将土地出租给本村村民，而其系源西村村民，并非源东村村民，故而与董宁协商在2004年10月28日其借用了董宁名义与源东村村委会签订了协议书，承租涉案土地，协议书签订当时相关租赁费已由其全额交纳，协议书签订后，其在涉案土地上建造了房屋，一直占有使用至今，董宁并非该土地的权利人，故无权要求其返还该土地。 原告董宁与被告翟慎连为证实其各自所持系涉案土地实际承租人的主张，均向原审法院提交了相关证据，董宁提交的相关证据除2004年10月28日的协议书外，仅为一份落款时间为2018年6月1日源东村村委会出具的证明，该证明记载的主要内容为，源东村村委会于2004年10月28日将涉案土地出租给董宁使用，租赁费由董宁交纳，故董宁拥有该土地的使用权。翟慎连除提交2004年10月28日的协议书外，亦向原审法院提交了一份落款时间为2008年9月9日源泉东村村委会出具的证明，该证明记载的主要内容为，源西村村民翟慎连委托董宁租用涉案土地三十年，实际租用人为翟慎连，涉案土地归翟慎连所有使用。翟慎连另提交了其持有的交纳涉案土地租赁费的收款收据，董宁虽称该土地租赁费系其所交纳，但对交纳租赁费的收款收据原件为何由翟慎连持有不能做出合理解释。翟慎连另在诉讼过程中申请对涉案协议书中“董宁”签名是否为翟慎连签字进行鉴定，原审法院依法委托烟台富运司法鉴定中心进行了相关司法鉴定，烟台富运司法鉴定中心于2018年3月22日作出烟富司鉴[2018]文鉴字第49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送检的标称日期“2004年10月28日”《协议书》中“董宁”签名是翟慎连所写。翟慎连为此支付鉴定费5800元。 为查明案件事实情况，原审法院在诉讼过程中依职权从淄博市博山区自然资源局（原淄博市国土资源局博山分局）调取了包括涉案土地在内的2013年宅基地调查档案资料卷宗三册，档案资料卷宗显示，淄博市博山区自然资源局（原淄博市国土资源局博山分局）在2013年为登记发放包括涉案土地在内的权利证书曾到源东村进行相关调查，调查当时，涉案土地相邻宗地权利人、源东村村委会均认可，涉案土地使用权人为本案被告翟慎连。此外，原审法院还于2019年4月3日在源东村进行走访调查，并于2019年4月3日、2019年4月4日、2019年4月12日分别对涉案土地出租协议书的书写人董云涛、涉案土地出租时的源东村村委会主任田学军、2008年9月9日及2018年6月1日两份证明的书写人赵作域进行了相关调查。根据走访调查情况来看，翟慎连在涉案土地上建造了房屋，并在该土地北邻又购买了车库五个，房屋及车库一直由翟慎连占有使用。董云涛在原审法院调查时称协议书系其代表村委与本案原告董宁签订，协议书内容为其书写，协议书中“董宁”签名为董宁本人所为。田学军在一审法院调查时称2004年当时源东村村里政策该部分土地只出租给本村村民，故其认为涉案土地承租人应为董宁，为此其在赵作域书写的落款时间为2018年6月1日的证明上作为经办人签名，其亦认可赵作域书写的落款时间为2008年9月9日证明的真实性，但对于该份证明因何出具、土地租赁费由谁交纳等情况以时间太长为由，称记不清。赵作域在原审法院调查时称2008年9月9日及2018年6月1日两份证明均系其所书写，亦称当时源东村村里政策为将土地出租给本村人，协议书中载明承租人亦为董宁，故其认为董宁即为该土地承租人，为此书写2018年6月1日的证明，但称对董宁与翟慎连内部如何约定其不清楚，称翟慎连所持2008年9月9日的证明系为配合翟慎连当时土地调查使用，其为翟慎连所书写，出具时翟慎连称已与董宁协商一致，而是否实际协商其称不清楚，对租赁费交纳人情况，其亦称不清楚。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原告董宁要求被告翟慎连返还涉案土地，故董宁首先应就其系该土地的权利人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但董宁对此提供的相关证据仅为协议书及落款时间为2018年6月1日的源东村村委会出具证明各一份，并称当时系其个人与源东村村委会签订协议书并交纳租赁费承租涉案土地。翟慎连对此不予认可，主张当时因其并非源东村村民，无法承租涉案土地，为此系借用了董宁之名与源东村村委会签订协议书并交纳租赁费承租涉案土地，其才系涉案土地的实际权利人。对此，其一，虽然2004年10月28日的协议书承租人处签名为“董宁”，但诉讼过程中经司法鉴定，该“董宁”签名系由翟慎连所书写，此与董宁所述情况明显不符，而与翟慎连陈述情况一致。其二，涉案土地交纳租赁费的收款收据原件亦由翟慎连所持有，翟慎连据此主张土地租赁费亦系由其所交纳，董宁对此虽予以否认，但既无法提供其交纳该土地租赁费证据，亦不能对翟慎连因何持有该交纳租赁费的收款收据原件作出合理解释。其三，涉案土地自承租后一直由翟慎连占有使用，翟慎连除在该土地上建造房屋外，另同时在土地旁购置车库，而董宁虽主张其系该土地的权利人，却自2004年10月至今十余年的时间内一直未实际占有使用过该土地，于常理不符。其四，虽然董宁持有一份内容为其系涉案土地承租人及租赁费交纳人，其系该土地权利人，时间为2018年6月1日的源东村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但从原审法院相关调查情况来看，该证明出具系因涉案土地出租的2004年当时根据源东村政策，该土地仅出租给本村村民，董宁系源东村村民，协议书中载明的承租人亦为董宁，对源东村而言，董宁为涉案土地的承租人，故由赵作域书写、田学军作为经办人签名并加盖源东村村委会公章共同出具该证明，但赵作域、田学军均陈述，至于董宁与翟慎连内部之间如何协商、租赁费如何交纳等情况，两人并不知情，田学军亦不否认出租土地当时有外村人顶名租赁情况的存在。且翟慎连亦持有一份2008年9月9日同样由赵作域书写、源东村村委会加盖公章出具的证实其借用董宁之名承租涉案土地，其系该土地实际使用人的证明。故董宁所持有的该证明亦不能证实其所持其系涉案土地权利人的主张。此外，从时间方面分析，根据董宁及翟慎连陈述情况，双方对于该土地发生纠纷时间在2015年，而赵作域书写、源东村村委会盖章为翟慎连出具证明时间在2008年，在2013年淄博市国土资源局博山分局（现淄博市博山区自然资源局）调查落实涉案土地权利人情况时，源东村村委会及土地相邻宗地权利人亦对该土地实际权利人为翟慎连无异议。上述材料形成时间均在董宁与翟慎连发生纠纷之前，能够更为全面客观的反应涉案土地实际权利人情况，上述材料证实情况与翟慎连所持主张吻合。故综合以上情况，原审法院认为，翟慎连提供的证据与其依职权调取的证据，依职权所作调查情况相互印证，能够证实其在2004年借用董宁之名签订协议书，从源东村村委会承租涉案土地，此后一直占有使用该土地的情况，董宁作为承担举证责任的一方，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证实其系涉案土地权利人的主张，故其要求翟慎连返还该土地，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董宁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鉴定费5800元，均由原告董宁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新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董宁提交《证明》一份，称该证明是由村委会会计董云涛向董宁出具，欲以证明2004年董宁承包本村土地并交纳土地使用承包费的事实。被上诉人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内容均有异议，该证据实际是证人证言的一种，证人未出庭作证，无法确认该证明的来源，该证据不符合民诉法和最高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相关规定，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使用。被上诉人提交2019年9月11日由源东村村委收取被上诉人“自来水网改费”的收据一张，欲以证明源东村仍然承认翟慎连是涉案土地的实际承租人，并收取水网建设的相关费用。上诉人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内容均不认可，从证据形式看，缴款人虽为翟慎连，但未注明自来水网改针对的具体位置，没有标明是否针对涉案土地，另外，收据上的章印是源东村水网改造工程专用章，不是源东村委的备案公章，无法证明被上诉人的主张。对双方当事人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上诉人提供的证明性质上属于证人证言，在无其他证据佐证下，该份证明缺乏真实性，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对于被上诉人提供的收据一张，上诉人亦不予认可，该证据亦系孤证，本院亦不予采纳。综上，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返还案涉土地的请求能否成立的问题。本案上诉人系持2004年与案涉土地发包方源东村委签订的协议书主张为案涉土地的权利人身份要求被上诉人交付土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第三条规定“国家实行农村土地承包制度。农村土地承包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荒地、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可以采取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案涉土地在协议书中表述为空闲地，用途为“经营建筑设备租赁等”，使用期限为30年，“使用费及交款方式：使用费叁拾年计款肆仟捌佰元正，在签订协议时一次交清”，通过协议内容可以判断作为案涉土地所有人的案外人源东村委与相对人通过公开协商方式就案涉农村土地达成了土地使用权出租的协议。上诉人所持协议虽然承租人处签名为“董宁”，但诉讼过程中经司法鉴定，该“董宁”签名系由翟慎连所书写；涉案土地自承租后一直由翟慎连占有使用并缴纳有关费用；董宁虽主张其系该土地的权利人，却一直未实际占有使用过该土地；故董宁提供的证据不能证实其系涉案土地权利人，要求翟慎连返还该土地的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处理正确。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结果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董宁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光龙 审 判 员 徐连宏 审 判 员 刘 宁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日 法官助理 庞风华 书 记 员 周京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