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185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江，男，1985年4月2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邯郸市邯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璐，北京海征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快乐农家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18号办二1109单元。法定代表人：李殿芳，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疆，北京市博儒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江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快乐农家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快乐农家食品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1民初210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李江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我一审提出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双方所签《劳务合同》的约定内容中明确了我需要服从快乐农家食品公司的安排和制度，是管理与被管理关系的约定；在《劳务合同》履行过程中，快乐农家食品公司对我的工作从始至终都有具体的工作要求，我对工作的每项进展都及时汇报请示，完全依照其公司的要求和规则进行工作；我工作期间所用名片上的职务为运营总监，且印制名片前已事先就相关问题在工作微信群中通过快乐农家食品公司高管确定认可，并非我私自印制名片；我提交的有关工作事项的通讯聊天记录充分证明了我的工作系服从快乐农家食品公司管理，且工作内容属于快乐农家食品公司业务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因快乐农家食品公司无人力资源主管，我为公司招聘了一名员工，并非我个人招聘员工为自己工作；一审对以上事实均未予正确认定，而仅以《劳务合同》系我起草及合同期限较短就作出双方之间是劳务关系的错误认定，请求二审予以改判。快乐农家食品公司辩称，我公司与李江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李江的上诉意见。李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快乐农家食品公司向我支付2019年5月16日至8月15日期间工资60000元（20000元/月×3个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5月20日，快乐农家食品公司（甲方）与李江（乙方）签订《劳务合同》，内容载有“第一条服务内容，根据甲方的业务需要，聘用乙方负责搭建公司旗下泡菜品牌项目；具体服务要求按照甲方提出规定和标准执行，此合同范围为项目试运营合作期，乙方兼职参与项目运作，除重要工作安排，甲方不要求乙方工作时间；期限届满前，双方根据工作内容选择终止或继续另行签署协议。第二条服务期限与报酬，1.乙方的服务期限自2019年5月16日起至2019年8月15日止；2.乙方劳务报酬标准为每月20000元，甲方每月以现金方式向乙方支付劳务报酬。第三条权利义务，1.甲方有权对乙方工作提出要求，并进行监督、管理；2.乙方有权要求甲方依约支付劳务报酬。第四条合同解除，合同期内乙方无明显过错，甲方不得随意解除合同；若因甲方原因调整或关停项目的，应等到合同届满或甲方一次性向乙方支付合同期内剩余劳务费用……”。合同签订后，李江为从事搭建快乐农家食品公司旗下泡菜品牌项目事项印制了自己的名片，该名片显示李江为高级合伙人、运营总监，并开展了制作招聘员工申请、企业介绍书及简介、到市场进行调查等工作。2019年8月29日，李江申请劳动争议仲裁，要求快乐农家食品公司支付2019年5月16日至8月15日期间工资60000元。北京市东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京东劳人仲字[2019]第3969号裁决书，裁决：驳回李江的仲裁申请。李江不服仲裁裁决，提起诉讼。李江主张其依据合同约定向快乐农家食品公司提供了劳动，与快乐农家食品公司之间形成劳动关系。就上述主张，李江提交证据：1.《劳务合同》，用以证明双方签订书面合同对其工作内容、劳动报酬作出了明确约定；2.与快乐农家的股东和高管的微信记录；3.工作成果，包括工作照片、计划书、招聘员工申请、企业介绍书及企业简介ppt、调研报告；证据2-3用以证明其依据合同约定向快乐农家食品公司提供了劳动。4.与快乐农家高管李亚鸿的聊天记录；5.与快乐农家高管郭利平的聊天记录及其所持门禁卡；6.在四人工作群中的聊天记录；7.在职期间部分工作时间记录；证据4-7均用以证明快乐农家食品公司提出其要服从财务制度等，其与快乐农家食品公司形成管理与被管理的劳动关系；8.与李亚鸿及四人工作群、五人工作群的聊天记录，用以证明除办公租赁、招聘员工、品牌策划等，起草修改合同、对外宣传等都是其所做的工作内容；9.在五人工作群中的聊天记录；10.钉钉团队截图，证据9-10用以证明快乐农家食品公司成立了业务团队，其是团队成员；11.名片；12.五人工作群中的聊天记录；证据11-12用以证明其在快乐农家任职运营总监，其名片中职务是经过在工作群中认可的；13.与李亚鸿、四人工作群的聊天记录，用以证明其自2019年5月16日已经正式在快乐农家食品公司开始工作；14.与张瑞东、黄尚毅、三人工作群、郭利平、五人工作群中的聊天记录，用以证明2019年7月8日后双方并未解除劳动关系；15.与郭利平、李亚鸿的聊天记录，用以证明其多次催要工资无果。快乐农家食品公司主张其公司与李江之间是合作关系，并已于2019年7月8日合作终止。针对李江提供的以上证据，证据1的真实性认可，该合同是应李江的要求，由李江自己起草拟定提交其公司后双方签署的；证据2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该聊天只是证明双方就工作场地协商；证据3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该证据只是开拓市场的程序性文件，且这些文件是公司其他员工做成后交给李江的，是为了配合李江开拓销售市场所用，不能证明李江与其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证据4-6的真实性均无法认可；证据7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证据8-10的真实性、关联性、目的性均不认可；证据11-12中的名片都认可，但均与其公司无关，是李江自己印的；证据13的关联性不认可，合同实际履行时间应为2019年5月20日，合同签订后李江回家办丧事，直到5月27日才回公司；证据14不认可，均与本案无关；证据15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其公司对李江追讨工资均未回复，原因是双方系合作关系，没有达到支付合作报酬的条件。庭审中，双方均认可《劳务合同》系由李江起草拟定。另，李江称其起初印制的名片为高级合伙人，后快乐农家食品公司负责人与其讲在名片上再加印运营总监，其才在本人名片上加印了运营总监。对此，快乐农家食品公司表示不予认可，李江未提交快乐农家食品公司让其在名片上加印运营总监的证据。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及《劳务合同》等证据，首先，《劳务合同》系由李江自己起草拟定的，其拟定该合同时很清楚自己只是兼职参与快乐农家食品公司项目试运营合作，不受快乐农家食品公司的规章制度约束，不需要快乐农家食品公司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而且双方的合作期限只有三个月；为开展业务，李江并未通过快乐农家食品公司，自己印制了名片，名片显示其系高级合伙人，因此李江在制作《劳务合同》及名片时很清楚自己与快乐农家食品公司之间是平等关系。其次，李江提交的工作成果显示其确实开展了工作，快乐农家食品公司对此真实性亦认可，但李江系为搭建公司旗下泡菜品牌项目，自己招聘员工及在项目试运营合作期中开展工作，该工作不是快乐农家食品公司给李江安排的必须承担的一定工种或职务工作，是李江自己在合作期内为开展业务以个人（高级合伙人）名义开展的工作。综上所述，快乐农家食品公司与李江之间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管理与被管理、支配与被支配的隶属关系，双方之间应属劳务关系。经法庭释明，李江仍坚持主张双方之间就是劳动关系，故对李江基于劳动关系向快乐农家食品公司主张支付工资，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李江的诉讼请求。二审中，双方在庭审中均陈述《劳务合同》中“搭建公司旗下泡菜品牌项目”系指就快乐农家食品公司的泡菜产品运作品牌销售。经调解，双方之间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此外，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相关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双方对《劳务合同》系由李江起草拟定内容，由双方共同签署的事实均予认可。该合同中明确约定李江系以向快乐农家食品公司提供搭建泡菜品牌项目这一服务事项而获取劳务报酬，且合同中对李江从事该服务事项的具体约定是“按照快乐农家食品公司提出规定和标准，在项目试运营合作期内，兼职参与项目运作，除重要工作安排，不要求其工作时间”，其中并无体现双方之间建立劳动关系权利义务的相应约定内容。再结合庭审中双方关于李江所从事服务事项的具体陈述，以及李江提供的有关其从事服务事项的计划书、名片、微信工作群内容等证据，可以反映出李江在从事合同约定的服务事项期间具有合伙人身份，以及李江所从事的服务事项系由其自行筹划、运作、开展，而并非是在快乐农家食品公司安排和管理下进行，快乐农家食品公司仅对李江从事合同约定的服务事项给予了产品、办公场地及项目人员等方面的相应支持。综合以上事实和证据，不足以证明李江系作为快乐农家食品公司的成员从事《劳务合同》中约定的服务事项，亦不足以证实李江从事《劳务合同》中约定的服务事项的过程是在快乐农家食品公司具体管理下进行，故一审对李江坚持基于双方之间建立劳动关系而要求支付劳动报酬的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李江所述《劳务合同》约定内容及《劳务合同》履行中均体现其与快乐农家食品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主张，依据不足，本院难以采信。综上所述，李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李江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洁审判员 史 伟审判员 易晶晶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蒋 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