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鄂民再101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捷顺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201号第25层02、03单元。法定代表人：刘林，该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伊毅，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付菲，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彭飞，男，1973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子君，湖北筑予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捷顺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顺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彭飞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鄂01民终48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20年6月9日作出（2020）鄂民申179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捷顺公司申请再审称，（一）二审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二审认定捷顺公司与彭飞在第一份劳动合同到期后直接签订了期限为2015年11月15日至2018年11月14日的劳动合同，属于认定基本事实错误。捷顺公司与彭飞共签订了四份劳动合同，第一份自2013年11月15日至2015年11月14日，第二份自2014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第三份自2015年11月15日至2018年11月14日，第四份自2018年1月1日至2021年1月1日。第二份合同仅约定了每月工资为33333元，绩效工资发放根据公司相关规定执行，并未明确约定具体绩效金额。2.二审认定“对于彭飞主张的剩余50%的未发放工资，捷顺公司应予支付”、“彭飞年薪均为800000元”缺乏证据证明。彭飞2013年11月入职至2013年12月31日期间的绩效奖金已全额发放，有原股东武汉康顺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的发放凭证及彭飞的确认邮件为证。2014年1月1日签订的第二份合同并未约定绩效奖金的考核基数以及承诺年薪80万元，彭飞主张2014年1月1日至2015年11月15日期间的绩效奖金无事实依据。2016年度捷顺公司“运营可控利润”为负值，2016年度彭飞绩效考核结果为0，不发放绩效。2017年度彭飞绩效奖金已全部发放。且彭飞的年薪并非固定为800000元，里面包含了绩效考核部分，绩效考核是可期待利益，并非确定可以得到，不能纳入固定薪酬。3.二审认定“较之于劳动者，捷顺公司具有更便利的证据收集和更强的举证能力”缺乏证据证明。彭飞自公司成立之初到2019年2月21日一直担任公司总经理，后期还担任法定代表人，全权负责公司的管理事宜，彭飞相对于公司来说更容易举证，且捷顺公司经过多次股东变更，捷顺公司二审时才了解相关诉讼事宜。（二）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新证据一：申请人与彭飞2014年1月1日签订的第二份《劳动合同》；新证据二：向彭飞确认2013年年度绩效奖金的邮件、2014年1月28日向彭飞支付2013年入职至2013年年底绩效薪酬的发放凭证、中信银行转账凭证；新证据三：彭飞于2016年7月22日签字确认的《康顺汽服2016年度子公司高管薪酬及考核方案》《康顺汽服2016年度子公司高管绩效薪酬（1-12月）》，武汉康顺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行政人事中心薪酬绩效经理肖莉于2017年1月18日向彭飞确认绩效结果为0的《康顺汽服2016年度子公司高管薪酬及考核方案》；新证据四：2017年度内部绩效考评表、银行流水、支付宝转账电子回单、绩效发放通知的邮件等。证明目的详见证据目录。（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八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法院应当采纳捷顺公司提交的证据，即使捷顺公司逾期提交证据存在一定过失，法院也不宜轻易否定与案件基本事实有关的证据。（四）根据2019年修订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逾期举证并非绝对失权，法院应当采纳捷顺公司提交的证据。（五）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二审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条，要求捷顺公司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错误。2.二审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判决彭飞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驳回彭飞的全部诉讼请求。根据法律规定，证明案件基本事实的证据，法院应当采纳。捷顺公司是否支付或者拖欠彭飞工资属于案件的基本事实，捷顺公司申请再审提交的证据已经充分证明不拖欠彭飞自2013年11月13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期间的任何工资，上述证据足以推翻原审判决。综上，捷顺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之规定，请求再审。彭飞辩称，（一）捷顺公司申请再审提交的证据都不是新证据，捷顺公司在原审之前已经掌握了该证据。1.本案的实质是彭飞与捷顺公司新任股东之间发生的纠纷，是新任股东在对已收购公司之前的内部管理情况完全不了解的情况下，片面解读证据、歪曲事实而发生的纠纷。新任股东在2017年中期就实际接管了捷顺公司，并派遣人员担任捷顺公司包括最高管理者在内的相关重要职务，其完全有能力掌握公司的日常管理材料，不存在其主张的不能获取材料的情形。2.彭飞早在2018年9月就已经向其最高管理人员丁怡（由新任股东派至公司的人员）主张，要求公司支付劳动仲裁中主张的全部款项，所以捷顺公司在二审前不可能不知道本案纠纷的发生。3.捷顺公司提交的证据都是员工档案和公司内部邮箱的邮件内容，这些材料捷顺公司在二审前都已经掌握，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新证据。4.二审审理期间，捷顺公司派人向法院调取了彭飞提交的全部证据材料，但捷顺公司在开庭当天却无故不参加庭审，只是在庭审结束后邮寄了一份答辩状且没有提交任何证据。所以捷顺公司应当承担其故意不提交已掌握证据的不利后果。5.捷顺公司在再审申请书中也承认，其提交的证据中部分证据已经在原审庭审结束前已经发现，其拒不参加庭审、不向法院申请调查取证甚至不告知法院的行为，属于放弃自己权利的行为，其应当承担不利后果。故，捷顺公司现在提交的证据均不是新证据。（二）捷顺公司申请再审已经超过法定时效。二审判决书于2019年6月21日已由捷顺公司签收生效，捷顺公司于2020年1月7日申请再审已经超过6个月，其再审请求应予驳回。（三）本案二审判决已经执行完毕。捷顺公司在申请再审前已经多次向法院表示其认可二审判决内容，仅要求法院免于执行迟延履行金，其已经处分了自己的权益，其再审请求应予驳回。（四）捷顺公司提交的第二份劳动合同，不能证明彭飞在2014年1月1日至2015年11月14日期间只有年薪40万元，没有绩效工资。1.彭飞手头没有第二份劳动合同，故不存在故意不提交的情形。2.即使存在第二份劳动合同，那么三份劳动合同的履行顺序是：在2013年11月15日至2015年11月14日期间履行第一份劳动合同，在第一份劳动合同履行期间签订了第二份劳动合同（2014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在第一份劳动合同到期时（即第二份合同履行期间），又签订了第三份劳动合同（2015年11月15日至2018年11月14日），且第三份劳动合同明确约定第二份劳动合同作废。在签订这三份劳动合同时，彭飞不是法定代表人，只是一名劳动者，故对合同的理解应从保护劳动者的角度出发。基于这种认知，对“第二份劳动合同作废”的理解，应当是撤销合同，该合同自始不发生效力，双方完全履行第一份和第三份合同。3.第二份劳动合同载明月工资33333元/月，其第4条第5款也约定员工享受绩效工资。故第二份劳动合同不能证明彭飞在2014年1月至2015年11月期间年薪只有40万元，而没有绩效工资。第二份劳动合同存在薪资约定不明的情形。进而言之，在2014年1月1日至2015年11月14日期间，同时存在两份有效的劳动合同。第一份劳动合同对薪资进行了明确约定，但第二份劳动合同对薪资约定不明，在此情况下，应当从保护劳动者利益出发采纳第一份劳动合同中约定的80万元年薪标准。4.从常理来分析，该三份劳动合同对年薪80万元的约定应当是连贯的，赔付的工作标准应当一直是年薪80万元。其工资标准不可能出现入职时年薪80万元，之后减少至40万元，然后又涨薪至80万元的情形。（五）现任股东根本不了解收购前捷顺公司的运营情况和彭飞的工资发放情况，其自认提交的证据是不完整的，该证据是断章取义的材料，没有证明力，因而无法推翻原审判决。1.彭飞的现任股东是2017年底才进入公司参与日常管理的，其根本不了解2018年以前彭飞的工资发放情况，其没有能力还原彭飞的绩效工资发放的实际情况。通过现任股东提交的证据“回复函”和其当庭表述可知（现任股东主张2018年12才收购公司，其不了解收购前的公司情况），现任股东、甚至其前任股东武汉康顺汽车服务有限公司，都不了解公司在2013年至2016年期间实际情况，而且现有的2017年留存资料缺失、不完整。一个主张自己什么都不知道的新股东，拿着一些不完整的断章取义的材料，其无权解读前两任实际控股股东作出的公司行为，其无权还原客观事实。2.彭飞早在2015年7月就向当时股东委派的公司负责人、在2018年9月向现任股东委派的公司负责人，先后主张过绩效工资，且捷顺公司在申请再审前从来没有主张过工资已经全部发放完毕。这些都表明，捷顺公司历任实际控制人都承认拖欠工资的事实，而不是捷顺公司申请再审主张的不拖欠工资。（六）现任股东提交的绩效发放证据疑点重重，其不能证明公司已经发放了绩效奖金。1.新任股东主张彭飞2016年绩效考核为0，所以公司可以不发放绩效奖金，该主张是违背当时实际情况的。现任股东不是公司当时的决策人，其不知道公司当时的经营情况（当年公司年度利润目标110多万元，实际亏损570多万元）。当时上级为了上市，最终给公司制定的目标就是账面亏损。虽然彭飞的邮箱收到了考核结果，但是并不能证明彭飞认可该结果，也就是认可不发放当年绩效奖金的结果。2.现任股东申请再审主张，其提供的2017年绩效考核证据都是向其他股东索要的，但是前任股东的“回复函”却说明“现有证据存在部分缺失”。因此，一个主张自己什么都不知道的新股东，拿着一些缺失、不完整的材料，来推翻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是不符合常理的，也是不符合新证据规则要求全面还原客观事实的立法本意的，该证据不具备高度盖然性，没有证明力，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3.正是由于现任股东掌握材料不完整，才会拼凑出员工用个人支付宝发放工资的结论，才会拼凑出公司对外签订商务合同是发放工资的结论。作为受银保监机构监管的保险企业，上述行为严重违规。4.现任股东使用大量发送彭飞的邮件作为证据，只能证明相关信息已经发送，不能证明彭飞认可邮件内容。现任股东没有提供一封彭飞确认或者回复的邮件，所以其提供的邮件是断章取义的，不具有证明力。综上，请求驳回捷顺公司的再审申请。本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的焦点是，原审是否查明本案的基本事实。兹评析如次：第一，捷顺公司在本案一审、二审均未出庭参加诉讼，二审依据相关司法解释分配举证责任、认定事实并适用法律并无不当。第二，捷顺公司申请再审没有超过6个月的法定期限。捷顺公司于2019年6月21日签收二审判决书，其于2019年11月22日向本院递交申请再审材料，没有超过法定期限。第三，捷顺公司申请再审提交的部分新证据能形成较为完整的证据链条，能够初步证明其至少已经向彭飞支付了部分绩效工资。故属于与案件基本事实有关的证据，依法应予采信。第四，鉴于捷顺公司有无支付、支付多少绩效工资属于对案件实体处理有实质性影响的基本事实，故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审判监督程序严格依法适用指令再审和发回重审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人民法院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再审案件，发现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一般应当通过庭审认定事实后依法作出判决。但原审人民法院未对基本事实进行过审理的，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重审。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的，上级人民法院不得以基本事实不清为由裁定发回重审”之规定，本案发回一审法院重审。第五，捷顺公司申请再审并没有对其逾期提交新证据说明具有客观原因和合法理由。防止权利滥用，督促、鼓励当事人尽量在一审、二审期间积极充分地行使举证等诉讼权利，是我国现行民事法律的出发点和依规。审判监督程序设置的目的，在于救济权利义务严重失衡、严重背离社会公平正义的错误裁判，在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同时，也要考虑生效裁判的既判力，高昂的司法成本以及日益紧张、捉襟见肘的诉讼资源。生效裁判作出后，对于当事人因自身主观原因没有在原审提交证据的，应依法予以必要的惩戒，否则将变相纵容乃至鼓励当事人违反诉讼诚信、滥用诉讼权利，导致司法资源的浪费。本案中，捷顺公司在一审、二审经法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均不到庭参加诉讼，也未提交相关证据，其理应知道不出庭参加诉讼可能带来的不利后果，而放任这种不利后果发生。对此行为，捷顺公司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及时提供证据。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主张和案件审理情况，确定当事人应当提供的证据及其期限。当事人在该期限内提供证据确有困难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延长期限，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申请适当延长。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拒不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根据不同情形可以不予采纳该证据，或者采纳该证据但予以训诫、罚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二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逾期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不予采纳。但该证据与案件基本事实有关的，人民法院应当采纳，并依照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予以训诫、罚款。”依照前述规定，本案发回重审后，一审法院可对捷顺公司的上述行为予以训诫、罚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鄂01民终4892号民事判决及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人民法院（2018）鄂0116民初5792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人民法院重审。审判长 邢 勇审判员 邬文俊审判员 卫逊敏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樊斯坦书记员何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