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0211民初571号原告：张轶方，男，1979年9月12日生，汉族，住址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鹏，系北京市盈科（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兴涛，男，1986年10月20日生，汉族，住址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华吉成，系辽宁启成律师事务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超，系辽宁启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张轶方与被告刘兴涛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张轶方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鹏、被告刘兴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华吉成、王超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张轶方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原告不当得利339,345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自不当得利之日起至不当得利款项实际返还之日所产生的利息（利息自2016年1月20日起至款项实际返还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暂计算至2018年9月6日为53,551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曾因民间借贷需还款，认为被告的账户为借款人指定的还款账户，遂持续将款项汇入被告账户进行还款。后知被告账户并非借款人指定还款账户，为保证当事人利益，遂诉至法院，望判如诉请。被告刘兴涛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转给被告款项，是因被告替案外人王某代收原告的还款，被告收取原告的款项是有法律依据的，并非不当得利，因此，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依法组织当事人质证并对证据进行了审查，现对案件事实认定如下：1、原告提供了原告名下的银行交易明细，显示自2014年12月15日至2016年1月20日，原告张轶方陆续向被告刘兴涛账户转款19笔，合计金额353,750元。其中2014年12月15日转款32,500元，2015年1月14日转款32,500元，2015年1月20日转款6,500元，2015年3月13日转款32,500元，2015年3月20日转款6,500元，2015年5月7日转款23,750元，2015年5月29日转款6,900元，2015年6月2日转款10,100元，2015年6月3日转款7,000元，2015年6月19日转款36,500元，2015年8月10日转款23,600元，2015年8月10日转款150元，2015年8月25日转款23,750元，2015年9月29日转款25,000元，2015年9月29日转款4,150元，2015年10月30日转款20,000元，2015年11月4日转款3,800元，2015年12月1日转款34,550元，2016年1月20日转款24,000元。2、原告金国强诉被告张轶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7月17日作出（2017）辽0202民初243号民事判决，该判决认定事实部分写明：“查，案外人魏某共向被告转账七笔，转账金额共计445,450元。2017年6月9日，魏某提交《情况说明》，载明：现本人将张轶方数次从金国强处借款一事，作情况说明如下，从2014年起，本人持有的账号为62×××55的招商银行个人账户，数次给张轶方的个人银行账户转款，具体明细为（详见银行流水明细表）：1、2014年10月16日，转账70,000元；2、2014年10月16日，转账50,000元；3、2014年10月16日，转账10,000元；4、2014年10月17日，转账69,700元；5、2014年11月4日转账50,000元；6、2014年11月4日转账50,000元；7、2015年3月25日转账145,750元；以上合计人民币445,450元。上述转款，均系金国强个人借款给张轶方，本人代金国强转账，每次转账，转账的时间、方式、金额等相关事宜都是由金国强决定，本人只是按照金国强的指令行事，虽然钱是从我账户转给张轶方的，但实际上钱是金国强的钱，我只是代替金国强转账而已。出借人是金国强。以上属实，特此说明。”该判决本院认为部分写明：“原告提供证据借款协议书、收条及转款记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原、被告之间借款关系成立。关于被告辩称原告向其转账的款项其已还给联信投资担保公司和刘兴涛，但被告未提供证据证明联信投资担保公司及刘兴涛与本案原告的关系，故对于被告的该节辩称，本院不予采信，被告可另案主张。”张轶方对该判决不服，提起上诉，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魏某制作了询问笔录，魏某表示上述情况说明是其本人出具，七笔转账共计445,450元系其替金国强转账，魏某不认识刘兴涛。2017年11月7日，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辽02民终7268号民事裁定：“准予上诉人张轶方撤回上诉。”3、被告提供了魏某名下的62×××55账户的历史交易明细表，显示该账户分别于2014年12月26日分两笔向张轶方尾号0534的账户转款共5万元，于2015年1月8日向张轶方尾号0534的账户转款8万元，合计13万元。魏某作为证人到庭表示：“我与王某是朋友关系，我是受王某委托向原告转账13万元……王某已将13万元还给我了……当时的网银没有这么发达，转账用电脑，当时我公司有财务，转账比较方便，所以很多朋友让我帮忙转账……，王某、金国强都是我的朋友，王某是做二手车生意的，金国强是倒房子的。”王某作为证人到庭表示：原告张轶方曾多次向证人王某借钱，最后一次借款金额应当是三、四十万元，具体数额证人王某记不清了；其中证人王某通过魏某向张轶方账户转款13万元，原告有一辆宝马X6车抵押在小贷公司，证人王某为原告支付了赎车款26万元；原告张轶方向证人王某所借的款项已经偿还，原告还款时证人王某指示原告张轶方将款项支付至刘兴涛账户，因为证人王某和刘兴涛之间也有资金往来；刘兴涛不认识张轶方，这些款项都是偿还证人王某的欠款；原告张轶方还钱后证人王某就将借条、欠条销毁了，虽未完全还清，但剩余的几万元证人王某就不要了。梁某作为证人到庭表示，梁某与王某是做二手车生意的，在2015年左右二人曾共同为原告张轶方垫付了赎车款26万元，原告张轶方想将车赎回后卖掉，梁某与王某想收车，但后来没有收成；后王某将梁某垫付的12万元偿还给了梁某。本院所确认的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供的银行交易明细、（2017）辽0202民初243号民事判决书、（2017）辽02民终7268号民事裁定书、法庭审理笔录、询问笔录，被告提供的银行交易明细、证人证言，以及本案庭审笔录等在案为凭。本院认为，原告主张本案为不当得利纠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包括：他人取得利益、主张人利益受损、他人取得利益没有法律根据、取得利益与主张人利益受损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本案中，原告作为不当得利法律关系的主张方，应就不当得利相应构成要件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根据原告提供的银行交易明细，原告张轶方自2014年12月15日至2016年1月20日期间共分19次向被告刘兴涛账户转款353,750元，原告表示其认为被告的账户为债权人指定的还款账户，但之后知道该账户不是债权人指定还款账户，所以依据不当得利主张被告返还上述款项。但被告提供了银行交易明细和证人魏某、王某、梁某的证言，证明原告与证人王某之间存在借贷关系，证人王某指示原告张轶方将款项偿还至被告刘兴涛账户，即案涉转款系原告偿还其对王某的欠款，被告刘兴涛系根据王某的指示代王某收取原告的还款，被告收款基于的是原告与证人王某之间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因此，本案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原告提供的（2017）辽0202民初243号民事判决书、（2017）辽02民终7268号民事裁定书所涉金国强的借款，和本案中原告与证人王某、被告刘兴涛之间的经济往来并不相同，也无重叠交叉，上述证据不能充分证明原告所主张的事实。原告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自认其不知道自己的债权人是谁，且仍在2014年12月至2016年1月长达一年多的时间内，陆续向被告刘兴涛的三个账户分别转款19次，其应当对自己的转账行为负责。故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张轶方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190元、公告费260元，合计7,450元（原告已预付），由原告张轶方自行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秀娟人民陪审员  冯 莉人民陪审员  邢秀英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二日书 记 员  杨海燕本案引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