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吉民申1293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梁宝臣，男，1956年6月4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长春市建勋物资经销处，住所地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机车厂宿舍130栋4门12号。 投资人：梁宝臣，男，1956年6月4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白城市永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吉林省白城工业园区鸿海街5799号。 法定代表人：杜文平，该公司经理。 再审申请人梁宝臣、长春市建勋物资经销处（以下简称物资经销处）因与被申请人白城市永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茂房地产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吉08民终10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梁宝臣、物资经销处申请再审称，原审生效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违反法定程序，导致错误判决，依法应予以撤销并改判。（一）物资经销处与永茂房地产公司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物资经销处只是介绍永茂房地产公司向辽宁鑫钺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钺公司）购买钢材，从中赚取14万元的中介费用（280元／吨＊500吨，《销售合同书》第7条内容），并按照永茂房地产公司的指示将货款付给鑫钺公司法定代表人徐某。永茂房地产公司所购钢材，是由其公司副总经理丁某亲自到沈阳与鑫钺公司就购买钢材事宜进行商议，并亲自向鑫钺公司交纳的2万元定金，丁某在物资经销处收74万元款项的当天，就要求物资经销处将包括2万元定金在内的3万元返还给永茂房地产公司。另通过物资经销处与丁某的微信聊天内容可进一步证实，物资经销处是将鑫钺公司的购销合同转发给了丁某。物资经销处提交的与丁某的微信记录、建行和农业银行的转账凭证足以证明本案事实，但二审法院对于该组重要证据未经任何调查核实，仅以“不具有客观性”为由不予以采信。永茂房地产公司因鑫钺公司拖延供应钢材，曾以鑫钺公司涉嫌诈骗为由，向白城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报案，该侦查支队就此案已向物资经销处，以及到沈阳对鑫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徐某均进行了调查核实，并作了询问笔录，主要办案人为刘某警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五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2019年9月6日物资经销处向二审法院递交调查取证申请，申请对白城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的报案及侦查笔录等材料进行调取，但二审法院对于物资经销处提出的调查取证申请没有任何回复，在判决书中也没有体现物资经销处曾交过该份申请，也没有送达通知书。二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对该重要证据同样未能依法进行调取，以致本案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判决结果错误。（二）案涉《销售合同书》涉嫌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依法应被认定为无效，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重要证据。在庭审中物资经销处只对合同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合同书内容并非双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而是永茂房地产公司工作人员为了从中赚取差价，要求鑫钺公司给物资经销处开发票，物资经销处加上14万元中介费用（包括永茂房地产公司员工的好处费）后，给永茂房地产公司全额开具发票。案涉《销售合同书》只用于永茂房地产公司财务入账使用，物资经销处赚取的只是中介费用，实际应由鑫钺公司承担返还货款的义务。（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规定，物资经销处在上诉状中明确指出一审判决中对违约金的判决过高，二审判决没有对一审判决予以纠正。（四）物资经销处与永茂房地产公司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不负有开具发票的义务，且是否开具增值税发票，不属于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不能由民事诉讼法调整，原审判决判令物资经销处给永茂房地产公司开具发票没有法律依据。综上，请求撤销吉林省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吉08民终1007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予以改判。 本院经审查认为，（一）关于案涉买卖合同的相对方问题。2018年8月11日的《销售合同书》系永茂房地产公司与物资经销处之间签订的，现梁宝臣、物资经销处主张与永茂房地产公司形成案涉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方实为鑫钺公司，其仅是赚取中介费用，由于永茂房地产公司对此不予认可，故应由梁宝臣、物资经销处对自己的该项主张承担举证责任。1.虽然《销售合同书》第七条关于开具发票的约定中写有“包含280元/吨中介费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字样，但该项约定仅能证明物资经销处在其中赚取了差价款，而该部分差价款恰恰属于物资经销处的利润空间。故仅凭该点不足以证明物资经销处在案涉买卖合同关系中的地位问题，还应根据合同具体内容和履行情况来进行判定；2.二审时，梁宝臣、物资经销处虽然提供了微信聊天记录、银行转账记录等证据，但上述证据的内容无法证明其前述主张，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3.从《销售合同书》和物资经销处于2018年8月11日出具的《收据》以及永茂房地产公司提供的《中国建设银行个人账户支出交易明细》、收货单等证据的内容来看，物资经销处与永茂房地产公司之间达成了买卖案涉钢材的书面合同，且该合同已实际履行了一部分，永茂房地产公司已依约支付了第一期货款74万元，物资经销处亦已交付了价值394098.70元的钢材。故原审根据上述证据认定与永茂房地产公司形成案涉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方系物资经销处，符合证据优势原则，在认定事实方面并无不当之处；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不得迟于举证期限届满前七日。”二审时，梁宝臣、物资经销处系于开庭审理的当日才向二审法院递交的《调查取证申请书》，已超过了法定的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期限，故二审法院对其请求调取证据的申请未予准许，亦未给予书面回复并不违反法定程序。梁宝臣、物资经销处以此为由申请对本案进行再审，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案涉《销售合同书》的效力问题。如前所述，梁宝臣、物资经销处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与永茂房地产公司形成案涉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方另有其人，故对其关于案涉《销售合同书》并非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涉嫌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依法应被认定为无效的主张不应予以支持。该《销售合同书》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三）关于违约金的调整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主张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本案中，物资经销处仅向永茂房地产公司交付了价值394098.70元的钢材，其余钢材未按约定交付，其行为已构成违约。按照双方在《销售合同书》第十一条中关于违约责任的约定，物资经销处应承担货款总价款5%，即10万元的违约金。二审时，梁宝臣、物资经销处虽然主张合同约定的违约金过高，但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该约定的违约金超过了其违约行为给永茂房地产公司所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故二审法院对梁宝臣、物资经销处要求调整违约金的请求未予支持，亦无不当。（四）关于开具发票的问题。双方当事人在《销售合同书》第七条中约定“乙方（永茂房地产公司）在支付完全部合同价款后甲方（物资经销处）向乙方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税费由甲方承担”，故物资经销处作为出卖人，开具发票不仅是其法定义务，也是其合同义务。在物资经销处未主动履行该义务的情况下，原审判令物资经销处给永茂房地产公司开具发票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和双方之间的合同约定，亦无不当之处。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梁宝臣、长春市建勋物资经销处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刘陆璐 审 判 员 常文敏 审 判 员 陆海权 二〇二〇年六月三日 法官助理 蔺 宇 书 记 员 金 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