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陕71行终16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西安市公安局交XX队XX大队。住所地西安市碑林区。   负责人赵玉虎，大队长。   委托代理人王凯，该大队法制中队长。   委托代理人任天祥，该大队民警。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忠良，男，1959年6月27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XXXXXXXXXXXXXXXXXX，汉族，住西安市碑林区。   委托代理人苑玉领，陕西三井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西安市公安局交XX队XX大队（以下简称交警碑林大队）与被上诉人张忠良道路其他行政行为一案，不服西安铁路运输法院（2019）陕7102行初2533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查明，西安市公安局碑林分局XX街派出所出具报警回执记载：“2017年4月10日19时许，报警人张忠良称在西安市碑林区XX街南口被打伤，接110指令后，出警民警迅速到达现场了解情况，发现报警人张忠良在上述地躺着，张忠良称其XX队XX大队四中队民警在查扣其电动车时打伤，出警民警帮助其拨打120先行看病，由于是交警队民警的执法活动，派出所民警告知报警人将有关问题报督察队进行投诉和调查。”同日晚9时，陕西省第二人民医院对原告张忠良的《门诊病历》记载，“病人主诉：右膝部外伤后疼痛，活动受限2小时。”“诊断：膝关节副韧带扭伤；膝关节十字韧带扭伤；”同日22时50分，西安市红会医院对原告张忠良的《急诊病历》记载：“病人主诉：打伤右膝部疼痛、活动受限4.5小时。”“初步诊断：右胫骨平台骨折。”2017年6月16日，原告张忠良向被告提出申请，认为被告执法过程中导致其受侵害致下肢骨折，要求被告“支付先期和正在要诊治医疗费20万元，惩治打人凶手，归还被扣电动车，后期病情如好转，双方协商再解决。”2018年9月26日，被告向原告出具《关于张忠良申请行政赔偿的答复》，认为被告当日的执法行为是依法行使职权的行为，被告的行为不存在违法行为，原告的赔偿主张缺乏事实依据。2018年11月12日，原告张忠良以被告碑林交警大队实施了对其身体侵害的违法行政行为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确认被告侵犯其人身权的行政执法行为违法。本案审理过程中，被告碑林交警大队向一审法院提交执法视频记录，该视频资料记录了其执法过程及原告因此倒地的情节。本案庭审过程中，被告辩称原告的起诉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但对其针对原告张忠良采取了徒手强制行为的事实予以认可。另查明，根据西安市长安区人民法院（2017）陕0116行初8号李善东诉西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行政赔偿一案行政判决书中查明的事实，西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对其派出机构各处（中心）、大队（含站前）下发的《关于集中开展两三轮车交通违法行为专项整治行动的法制指导意见》第二部分专项整治行动中应注意的问题，第1条规定：应全程使用执法记录仪录音录像，执法过程中应使用支队规定的法言法语，严肃文明执法，执法事件音像资料保存不得少于90天；第三部分特殊情况的应对方法，第6条规定：一般情况，民警不得徒步或驾车追缉违法行为人，亦不得站在车辆前方以人身阻挡，拦截车辆或拉拽违法行为人，以免发生意外。该行政判决书现已生效。被上诉人张忠良的一审诉讼请求为：1.确认被告侵犯原告人身权的行政执法行为违法；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本案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起诉期限；2、被告碑林交警大队是否实施了损害原告人身权的行政违法行为。针对焦点1，因本案事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实施之前，故根据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的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故因本案事发2017年4月10日且被告未告知原告诉权，故原告于2018年11月12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未超过法定2年起诉期限，一审法院对被告认为原告超过起诉期限的辩称不予认可。针对焦点2，维护道路交通秩序，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提高通行效率，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法定职责，被告碑林交警大队对其辖区内的道路交通安全进行管理、并根据《西安市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的规定对违反道路安全的驾驶行为进行查处的行为是其履行其法定职责的体现，对此一审法院予以认可。但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被告对事发时其执法人员对原告采取了徒手强制行为的情节予以认可，其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视频资料亦记录了该执法过程及原告因此倒地的情节，且根据原告当日22时50分的就诊病历记载，其右膝疼痛活动受限4.5小时的事实符合当日其报警回执中记载的19时许因“交警民警的执法活动”的事实成因，故原告的人身损伤与被告的执法行为存在因果关系，故一审法院对被告碑林交警大队辩称其徒手强制行为与原告致伤结果不存在因果关系的辩称不予认可。因被告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执法人员徒手强制行为符合《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现场制止违法犯罪行为操作规程》的相关规定、未超出必要限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之规定，被告应对其举证不能承担不利后果，其在执法过程中致原告受伤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关于集中开展两三轮车交通违法行为专项整治行动的法制指导意见》的相关规定，应当确认违法。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确认被告西安市公安局交XX队XX大队于2017年4月10日对原告张忠良采取人身强制措施致其倒地受伤的行为违法。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西安市公安局交XX队XX大队负担。   上诉人交警碑林大队上诉称：1、被上诉人一审诉请确认上诉人侵犯其人身权的行政行为违法,却并未明确是哪一行政行为侵犯其人身权,应属诉讼请求不明确。上诉人在庭审中多次提出异议,请求法院令被上诉人明确诉讼请求,但未被采纳,案件得以继续审理,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的做法明显不当。2、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侵犯被上诉人人身权事实认定错误。上诉人在一审期间向法院提交了一系列的证据,足以证明上诉人是在依法行使职权,执法记录仪视频更是完整的记录了执法全过程。在长达11分钟的执法过程中,执法民警对被上诉人的违法行为进行了充分的告知,对被上诉人的抗拒执法行为进行了多次警告,但被上诉人仍双手紧抓车辆尾部,使得执法行为无法继续。执法民警依据《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现场制止违法犯罪行为操作规程》之规定,采取徒手强制的方式将被上诉人和车辆进行分离,符合目的合法性且未超过必要限度。故无论从采取徒手强制的原因、采取徒手强制的方式以及限度都应确认徒手强制行为的合法性。3、一审判决对该案的因果关系认定错误。关于事实成因,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当日22时50分的就诊病例记载,其右膝疼痛活动受限4.5小时的事实符合当日报警回执中记载的19时许因交警民警的执法活动的事实成因,故原告的人身损伤与被告的执法行为存在因果关系”。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这一因果关系的认定是错误的。事实上,医院的就诊病例上关于“右膝疼痛活动受限4.5小时”的记录并非诊断结论而是病人主诉,也就是被上诉人自行向医院陈述的情况;派出所的报警回执中关于“19时许因交警民警执法活动将其打伤”的内容也是被上诉人报警时的陈述,而不是派出所的调查结论;两种陈述均出自被上诉人,该陈述无证据支持,未经过调查论证,理应被排除。一审法院不仅没有排除反而将被上诉人单方面的陈述作为了认定事实成因的依据,让人费解。相反,上诉人提交的执法记录仪视频完整的记录了徒手强制的过程,期同执法民警并未实施徒手强制以外的殴打行为,更不存在被上诉人起诉书中所描述的飞踹行为,执法行为结束至被上诉人去医院检查,时隔两个多小时,这期间有很多种可能,简单的将其受伤的危害结果归属于执法民警,于理不通,于法无据。4、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本案中,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完整的记录了整个执法过程,充分证明了执法行为的合法性和适当性,同时可以排除被上诉人膝盖受伤与执法行为的关联性。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执法行为的合法性,但还有什么证据能比现场执法记录仪记录的内容更有说服力呢?5、一审法院确认执法行为违法所依据的法律不明确,所依据的文件理解错误。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在执法过程中致原告受伤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关于集中开展两三轮车交通违法行为专项整治活动的法制指导意见》相关规定。“执法过程中致原告受伤”结论不知从何得出?相关意见在因果关系部分已进行阐述,不再赘述。单就所依据的法律而言,相关规定是什么规定?适用法律不够明确。《关于集中开展两三轮车交通违法行为专项整治活动的法制指导意见》不是本案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未经查证不应作为定案的依据。《指导意见》是长安区人民法院(2017)陕0116行初8号行政判决中一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该指导意见据称是西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下发的内部文件。该文件不是本案的证据,且未对其真实性进行核查,不能作为本案的依据。即便文件属实，也只是禁止民警在车辆行进过程中在车辆前方以人身阻挡、拦截或者拉拽违法行为人,并未禁止对违法行为人抗拒执法的徒手强制行为。上诉人认为,对辖区内的道路交通安全进行管理是交通警察履行法定职责的体现,违法行为人具有配合行政执法和调查的法定义务。本案中,被上诉人交通违法行为在先,抗拒执法行为在后,证据充分表明上诉人的执法行为并未超过必要限度,被上诉人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伤情与本次执法行为有因果关系,故不能将被上诉人受伤的结果归属于上诉人。综上请求：1.撤销西安铁路运输法院(2019)陕7102行初2533号行政判决,依法予以改判;2. 由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   被上诉人张忠良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侵犯被上诉人人身权事实正确。1.依据上诉人提供的部分执法记录仪显示的事实,上诉人执法人员对被上诉人对其执法行为的陈述申辩行为非常不满,在执法记录仪时间7分多钟时,上诉人其中一名执法人员突然快步上前,推操、用力于被上诉人,致被上诉人瞬间倒地,执法记录仪还给了被上诉人倒在地上的镜头。这个视频资料已经能够清新的说明上诉人执法人员致被上诉人受伤的事实。2、从执法记录仪中能够看出,在现场的上诉人工作人员有多名,被上诉人只有一人,即便上诉人工作人员在执法,依据《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现场制止违法犯罪行为操作规程》第3条、第19条规定,处置措施应当以制止违法犯罪行为为限度,除非必要,应当避免直接打击违法犯罪行为人的头部、裆部等致命部位。根据当时现场的实际情况,上诉人执法人员有多名在场,即便实施徒手强制措施,完全有多种选择实现上诉人所说的人车分离,而不是粗暴的一人突然上前,推搡、用力于被上诉人,致被上诉人瞬间倒地受伤。被上诉人执法行为不符合《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现场制止违法犯罪行为操作规程》规定,且明显超出必要限度,显属简单粗暴、违法执法。3、从执法记录仪能够看出听到,在被上诉人倒地受伤后,被上诉人执法人员竟然还声称“今天还弄不了你了”,反映出执法人员对上诉人极其不耐烦的扭曲的心态,执法行为从对事不对人已经转变为对人不对事,正是在这种扭曲心态支配下,才演变成暴力致被上诉人瞬间倒地受伤的悲剧。4、《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现场制止违法犯罪行为操作规程》第43条、第44条规定,现场处置过程中出现人员伤亡的,公安民警应当迅速对受伤人员采取紧急救治措施,并根据需要立即通知急救中心进行抢救。而从执法记录仪显示内容看,被上诉人倒地受伤后,上诉人工作人员不管不问,径直扬长而去,最后还是出警的XX街派出所民警打120急救电话。上诉人事后处理行为亦不规范、不合法。一审法院正是基于执法记录仪显示的事实,结合其他证据认定上诉人侵犯了被上诉人人身权事实,该认定完全正确。二、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受伤与上诉人执法行为存在因果关系正确。1、执法记录仪已经能够看出上诉人执法行为致被上诉人瞬间倒地的事实。2、被上诉人受伤后,自己拨打110报警电话,XX街派出所民警出警,民警现场询问情况后拨打了120急救电话,随后被上诉人被送往陕西省第二人民医院,该院诊断被上诉人为膝关节副韧带扭伤、膝关节十字韧带扭伤,建议上级医院进一步检查治疗。随后被上诉人又转院至西安市红会医院,被诊断为右胫骨平台骨折。被上诉人倒地受伤后就医过程紧凑、连贯,不存在其他外界因素介入致被上诉人受伤的情形。3、上诉人认为有多种可能致被上诉人受伤,上诉人也只是说可能,至今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受伤是其他外力行为所致,应视为只是推测,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当然要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4、据百度百科对胫骨平台骨折介绍,胫骨平台骨折病因由间接暴力或直接暴力引起,具体为坠落伤时足先着地,再向侧方倒下,力的传导由足沿胫骨向上,坠落的加速度使体重的力向下传到,由于侧方倒地产地的扭转力,导致胫骨内侧或外侧平台塌陷骨折。当暴力直接打击内侧或外侧时,使膝关节发生外翻或内翻,导致外侧或内侧平台骨折或韧带损伤。依据上诉人提供的执法记录仪视频显示,上诉人工作人员快步上前,在被上诉人没有任何防备情况下,突然推搡、用力于被上诉人,当即致被上诉人瞬间倒地受伤。这符合百度百科关于胫骨平台骨折病因分析。故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受伤与上诉人执法人员执法行为存在因果关系完全正确。三、上诉人工作人员执法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属违法执法。1、上诉人处罚被上诉人没有法律依据,不符合法律规定。从上诉人提供的处罚决定书看,上诉人适用法条是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9条,即道交法对非机动车的法律规定,查处的是违法停车。道交法及其实施条例对机动车临时停车有规定,但对非机动车临时停车没有任何规定。道交法第59条是对非机动车停放作出的规定,但违法停车和违法停放车辆显然是两个不同性质的概念,二者不能混为一谈,也不会混为一谈。本案中上诉人查处的是非机动车违停,而不是非机动车违法停放,依据职权法定的法律理念,上诉人查处被上诉人非机动车违停显然没有法律依据,其执法行为本身就无法律依据。2、在上述论述基础上,又能清晰的得出上诉人适用筒易程序处罚被上诉人,也是违法的。因为依据行政处罚法第33条规定，适用简易程序的前提是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而本案衡量被上诉人行为是否违法没有明确法律依据,上诉人执法也无法律依据,且在整个过程中,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处罚行为不予认可,行使了陈述申辩权利,试图说明因接听电话而临时停车事实,在此情形下,上诉人仍适用筒易程序处罚,显然不符合法律规定。3、道交法第79条、第80条均要求交警执法要做到文明执法,举止端庄,道交法实施条例第110条要求执法交警应充分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而本案恰恰相反,上诉人执法人员行为与道交法规定背道而驰。显然上诉人粗暴执法致被上诉人倒地受伤行为不符合道交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综上,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倒地受伤与上诉人采取的人身强制措施存在因果关系,进而认定上诉人采取的强制措施致被上诉人受伤的行为违法符合事实及法律规定,完全正确。上诉人上诉请求及所依据的事实与理由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判决驳回其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十九条规定：“行人、乘车人、非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告或者五元以上五十元以下罚款；非机动车驾驶人拒绝接受罚款处罚的，可以扣留其非机动车”。《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现场制止违法犯罪行为操作规程》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对正在以非暴力方式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公安民警可以口头制止”。第十八条规定：“违法犯罪行为人不听从公安民警口头制止的，公安民警可以将其传唤至公安机关处理；违法犯罪行为人不听从公安民警口头制止，并实施暴力行为的，公安民警应当根据本规程相关规定采取相应处置措施”。本案中，上诉人交警碑林大队在执法过程中，即使认为被上诉人张忠良2017年4月10日存在违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十九条的行为，并依据该法第八十九条对其作出行政处罚，在被上诉人张忠良未配合上诉人交警碑林大队的情形下，上诉人交警碑林大队所采取的行为亦不能超出必要限度。根据上诉人交警碑林大队向一审法院所提交的视频资料显示，本案事发时交警碑林大队已将被上诉人张忠良的车辆进行了实际扣留控制，其再采取徒手强制的方式显然超出必要限度。上诉人交警碑林大队上诉认为，其采取徒手强制行为与被上诉人张忠良受伤之间缺乏因果关系的上诉意见。本院认为，自交警碑林大队民警对张忠良采取徒手强制后，至被上诉人拨打110报警、120将被上诉人送至陕西省第二人民医院直至被上诉人张忠良前往西安市红会医院就医这一过程具有连续性，若上诉人交警碑林大队认为被上诉人张忠良的受伤系其他原因导致，则上诉人交警碑林大队就其主张提交相应证据，否则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以及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二审诉讼费50元，由上诉人西安市公安局交XX队XX大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博   审判员 侯斌   审判员 王方       二○二○年六月八日       法 官助 理 段茗琪   书记员 赵成园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