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906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郝文艳，女，1982年9月8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红超，广东品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刚，男，1979年1月1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广彬，广东经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郝文艳因与被上诉人刘刚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3民初124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最高人民法院法〔2020〕10号《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方案》和最高人民法院法〔2020〕11号《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实施办法》规定，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上诉人郝文艳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红超律师，被上诉人刘刚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广彬律师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郝文艳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刘刚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刘刚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本案不属于不当得利，刘刚是以不当得利请求权来主张其权利，一审法院对此予以支持，是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不当得利是指一方取得利益“没有法律上的根据”。本案中，刘刚以不当得利主张其权利，那么，本案的焦点应当为郝文艳从刘刚处取得款项是否构成不当得利，也即刘刚的不当得利请求权在本案中是否应当得到支持的问题。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刘刚主张郝文艳构成不当得利的，刘刚不仅需要举证证明郝文艳从刘刚处取得了款项且造成了刘刚损失，而且应当举证证明郝文艳取得款项没有合法根据。本案中，刘刚在起诉状中自认刘刚向郝文艳转款是为了归还郝文艳的出借款本金和利息，只不过刘刚主张其归还的金额超过了应还的金额。在此种情况下，应视为涉案款项的支付存在一定的基础性法律关系（即民间借贷关系），该款项是否应该返还应依照该基础法律关系中的具体要素予以确定，而不是不当得利。也即，即便假如刘刚确实给多了钱，刘刚也仅应当以民间借贷纠纷主张其权利，而无权以不当得利主张。本案中，刘刚对自己的请求权基础没有清晰的认知，而直接以不当得利请求权作为本案请求依据，因刘刚的请求权基础（不当得利）与本案所涉款项的基础法律关系（民间借贷）不一致，因此，刘刚的不当得利请求权并不不存在。民事诉讼案件的案由、请求权依据、据以起诉的法律关系是原告在提起诉讼中应当进行选择并承担的诉讼风险。原告选择据以起诉的法律关系并提起诉讼后，法院应当就原告主张的该法律关系的构成要件进行审理，如果原告的起诉与其主张的法律关系不符，法院要么释明、要么应当驳回。而本案中，一审法院没有正确审查本案中刘刚主张的不当得利法律关系的构成要件，而直接判决郝文艳向刘刚返还款项，是适用法律错误。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关于2016年8月1日的14550元，郝文艳主张的是2016年7月31日郝文艳和刘刚、刘根、门立鹏去澳门消费后刘刚向郝文艳转账报销的费用，而不是一审判决所述。2.2016年11月13日的1000元，郝文艳主张是刘刚公司的备用金，而不是一审法院判决所述。一审法院在连郝文艳主张的款项用途的理由都没有查清的情况下，仅以郝文艳“提交的书面证据不足以证明争议款项的用途”为由不予采信郝文艳的主张，完全没有事实依据。事实上，由于2017年2月15日前的款项双方都已经结清且没有争议，相关的借条或者结算文件等材料郝文艳已经给回了刘刚，因此郝文艳现在无法举证证实这部分主张。但是，这从另案即（2018）粵0113民初5388号案件中提交的几张借据及之后双方仍有正常借还往来且刘刚从来没有提出过异议这一事实即可证实。如果刘刚当时就认为没有结清2017年2月15日的款项的，为何在出具后面几张借据的时候都不提出来？反而到5388号案件败诉且被执行后以不当得利提起本案？相反的是，结合本案中郝文艳提交的证据及其诉讼中的表现，刘刚起初起诉时对于全部的款项都主张为还款，在郝文艳提交部分证据后又将该部分有证据的款项变更为认可郝文艳的主张，也就是刘刚对于郝文艳没有证据证实的部分凭全不认可一律主张为还款，这不论是从日常生活经验来讲还是从正常的诉讼程序来讲，刘刚对所有款项一律主张为还款的主张是不可信的。综上，一审法院毫不考虑借还款已经过去三四年之久，导致的郝文艳部分证据缺失，及举证能力受限的事实，也不考虑双方之后仍有借还款往来且刘刚从来没有提出异议、刘刚在本案诉讼中在郝文艳没有提交证据时对全部的款项，都主张为本案还款的诉讼表现等事实，且在郝文艳就其主张已经提交相当证据进行证实的情况下，反而对刘刚在本案中的主张予以采信，是认定事实错误。另外，郝文艳认为本案一审法院的处理将会给司法上实践类似案件带来负面影响，小额借款基本发生在关系密切当事人之间，其相互的借款不可能全部的借款或者还款，一审法院的处理，凡是借款人过几年之后以不当得利起诉出借人的，由于出借人因借款理由借款凭证不会保存，在此其情况下，无法一一举证证实，按照一审法院的认定基本属于出借人举证不能，但是这不符合常识和生活经验，具体本案中，郝文艳曾经是刘刚的员工，在案涉款项发生期间，郝文艳是负责刘刚公司的日常工作的，因此从日常生活经验来说，双方的案涉款项绝对不可能全部都是还款，如2016年8月1日的14550元、2016年11月13日的1000元这种细微的金额不是还款，一审合议庭为了处理结果的简便而不仔细审查我方对每一笔用途款项的举证证据，仅仅以不足以证明郝文艳的主张，就不予采信是一审法庭枉顾当时人利益的行为。因此，郝文艳对一审判决第四页第二项的认定不予认可。综上，郝文艳认为，一审判决支持刘刚的不当得利请求权是适用法律错误导致的、在没有厘清案件法律关系的情况下作出的错误判决；一审判决对于刘刚没有任何证据的诉讼主张予以采信，而对郝文艳已经提交了证据予以证实的部分却不予采信，是认定事实错误。被上诉人刘刚答辩称，同意原审判决结果，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使用法律正确，1.涉案的款项明显属于不当得利，本案的背景是基于2016年7月至2018年双方借款纠纷产生，而在广州市番禺区法院（2018）粤0113民初58832号，一审法院认定2017年2月15日以前双方款项往来及款项用途不是该案有关，导致我方在该案中要向郝文艳承担高额的还款，因此导致刘刚就2017年2月15日以前向郝文艳所转款项超出年利率36%部分以及多转的款项提起本次不当得利诉讼。2.根据双方转账明细显示，2016年7月24日至2017年2月14日，郝文艳因出借款项给刘刚，我方除了要还本金及利息还多转款，根据最高院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二十六条的规定，超过年利率36%法院应当予以支持，同时根据民法通则和相关法律规定，郝文艳应当向我方返还钱及利息。3.回应理由补充，一审法院对于本案处理是保证了法律的公正，其不可能在上一个案件中被认定为是连续性的还款行为和数额，而在本案中进行混淆，郝文艳一直称有多笔款项不属于还款，但自始至终没有证据证明。并且双方的借贷事实明确，双方之间存有借贷转款明细。因此郝文艳陈述对收款凭证保留不全的理由不能认定属于其他款项的事实，其应该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恳请二审驳回郝文艳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刘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郝文艳向刘刚返还不当得利179926.84元及资金占用期间利息（自2017年1月22日起算，按年利率6%计至返还之日止）；2.判令诉讼费由郝文艳承担。原审法院查明：2018年10月20日原审法院对（2018）粤0113民初5388号郝文艳与刘刚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作出民事判决，该案对双方于2017年2月15日以前的往来款及款项用途未予审理。本案一审中，刘刚主张其于2016年7月24日至2017年2月14日期间向郝文艳借款合计120余万元，还款超出借款本金及按年利率36%计算的利息之和的部分属不当得利，要求郝文艳返还不当得利。刘刚与郝文艳对于2016年7月24日至2017年2月14日期间以下借款及还款均无异议：1.以下为郝文艳向刘刚出借的款项：2016年7月24日支付92000元，2016年7月28日支付3000元，2016年8月24日支付138000元，2016年9月19日支付240000元，2016年9月23日支付50000元，2016年10月18日支付100000元，2016年10月26日支付100000元，2016年11月15日支付200000元，2016年12月1日支付46000元，2016年12月23日支付800元，2016年12月28日支付215700元，2016年12月29日支付20000元；2.以下为刘刚向郝文艳的还款：2016年8月12日支付100000元，2016年9月13日支付150000元，2016年10月12日支付314000元，2016年11月9日支付108000元，2016年11月24日支付32032元，2016年12月13日支付100000元，2016年12月14日支付200000元，2017年1月10日支付326000元。双方均确认约定的借款利息超出年利率36%。双方对以下款项用途存有争议：郝文艳主张2016年7月24日至2017年2月14日期间刘刚向其支付的以下款项与双方的借贷关系无关，而刘刚则认为以下款项均为还款或多支付给郝文艳的款项，具体包括：2016年8月1日支付14550元（郝文艳解释：郝文艳为刘刚经营的信和汇金信息咨询（北京）有限公司番禺分公司做业务，该款为刘刚向其支付的业务提成费用）、2016年11月13日支付1000元（郝文艳解释：这么零碎的金额应当不是还款，但具体款项记不清了）、2016年12月3日支付1500元（郝文艳解释：其为刘刚垫付了注册商标的相关费用，该款为刘刚向其返还的垫付费用）、2016年12月14日支付4000元及2016年12月16日支付3500元（郝文艳解释：其为刘刚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广州市晓蕾投资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垫付了2016年12月房租7500元，该款为刘刚向其返还的代垫房租）、2017年1月6日支付1500元（郝文艳解释：其为刘刚垫付了注册商标文字费1500元，该款为刘刚向其返还的垫付费用）、2017年1月22日支付9050元（郝文艳解释：其为刘刚兑换港币，该款为刘刚向其返还的与港币等值的人民币）、2017年2月14日支付47600元（郝文艳解释：刘刚借用其信用卡消费，该款为刘刚向其返还信用卡的透支款）。此外，郝文艳主张其受刘刚指示于2016年12月27日转账10000元给案外人许保珠，该款为刘刚向郝文艳的借款，刘刚对此予以否认。原审法院认为，对于双方有争议的款项，郝文艳的陈述及提交的书面证据不足以证明争议款项的用途，原审法院采信刘刚的主张，认定争议款项中刘刚支付的款项为还款，郝文艳于2016年12月27日转账给案外人许保珠10000元与本案无关。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双方约定的借款利率已超出法律保护的利率范围，刘刚要求郝文艳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原审法院予以支持。经核算，按年利率36%计算郝文艳于2016年7月24日、28日出借95000元自出借次日至2016年8月12日利息合计1768元，刘刚于2016年8月1日至12日还款合计114550元，超出本息部分为17782元（114550元-95000元-1768元）；按年利率36%计算郝文艳于2016年8月24日出借138000元自出借次日至2016年9月13日利息2722元，刘刚于2016年9月13日还款150000元，超出本息部分为9278元（150000元-138000元-2722元）；按年利率36%计算郝文艳于2016年9月19日、23日出借合计290000元自出借次日至2016年10月12日利息合计6381元，刘刚于2016年10月12日还款314000元，超出本息部分为17619元（314000元-290000元-6381元）；按年利率36%计算郝文艳于2016年10月18日出借100000元自出借次日至2016年11月9日利息2170元，刘刚于2016年11月9日还款108000元，超出本息部分为5830元（108000元-100000元-2170元）；按年利率36%计算郝文艳于2016年10月26日出借100000元、2016年11月15日出借200000元、2016年12月1日出借46000元自出借次日至2016年12月14日利息合计11144元，刘刚于2016年11月13日至2016年12月14日还款合计338532元，至2016年12月14日刘刚尚欠借款本金18612元（100000元+200000元+46000元+11144元-338532元）。至2016年12月14日郝文艳收取的还款超出本息部分为31897元（17782元+9278元+17619元+5830元-18612元）。2016年12月16日刘刚向郝文艳支付3500元，2016年12月23日郝文艳向刘刚支付800元，差额2700元。按年利率36%计算郝文艳于2016年12月28日、29日出借合计235700元自出借次日至2017年1月10日利息合计3003元，刘刚于2017年1月6日、10日还款合计327500元，超出本息部分为88797元（327500元-235700元-3003元）；2017年1月22日、2017年2月14日刘刚合计支付56650元给郝文艳。综上，郝文艳收取超额还款没有法律根据，属不当利益，应将其返还给刘刚，郝文艳应返还180044元（31897元+2700元+88797元+56650元）给刘刚，刘刚仅主张郝文艳返还179926.84元，系其自主处分权利，原审法院予以准许。此外郝文艳还应返还孳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本金179926.84元自起诉之日即2019年9月25日起至付款之日止）给刘刚。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判决如下：一、郝文艳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返还179926.84元及孳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本金179926.84元自2019年9月25日起至付款之日止）给刘刚；二、驳回刘刚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照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898元减半收取计1949元，由郝文艳负担。对于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双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认为，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本案争议焦点为：郝文艳是否应向刘刚返还不当得利款项并计付利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郝文艳对于原审认定双方在2016年7月24日至2017年2月14日期间存在借贷关系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根据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就郝文艳与刘刚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作出的，已经生效的（2018）粤0113民初5388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对于2017年2月15日以前刘刚与郝文艳的往来款项并未纳入该案审理范围。刘刚本案中诉称其向郝文艳支付涉案款项的原因是归还郝文艳出借款本金和利息，而郝文艳并未举证证实双方2017年2月15日以前往来款项已经清结完毕且无争议。其二，双方除对刘刚向郝文艳支付的2016年8月1日14550元、2016年11月13日1000元、2016年12月3日1500元、2016年12月14日4000元、2016年12月16日3500元、2017年1月6日1500元、2017年1月22日9050元、2017年2月14日47600元，以及2016年12月27日郝文艳支付给案外人许保珠的10000元是否纳入双方结算范围存有争议外，对在争议期间郝文艳向刘刚借出12笔款项和刘刚向郝文艳归还8笔款项的支付时间和金额均无异议，双方同时确认借款利息超出年利率36%。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原审据实核算郝文艳依法应得还款本金和利息总额合法合理，并无不当。其三，对于双方存有争议的前述刘刚向郝文艳支付的款项，虽然郝文艳对争议款项的收款原因和支出用途分别作出了说明，但郝文艳未能举证证实其主张的代刘刚垫付费用或双方确认予以核销相关费用。故一审法院采信刘刚的主张，认定刘刚向郝文艳支付的争议款项为还款，郝文艳向刘刚收取超出本金和合法利息部分的款项没有合法依据，支持刘刚以不当得利为由主张返还本金，并计付利息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至于郝文艳向案外人支付的10000元，本院认可原审法院对相关事实的认定和处理意见，不再赘述。综上所述，郝文艳上诉请求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3898元，由上诉人郝文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苏韵怡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薛淑婷方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