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14民终145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魏星某，男，1963年9月23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柘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党孝思，河南京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玉某，女，1955年1月9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柘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齐广亮，河南心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王传某，男，1971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柘城县。上诉人魏星合因与被上诉人李玉荣，原审被告王传军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柘城县人民法院（2019）豫1424民初69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23日通过网络视频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魏星合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党孝思，被上诉人李玉荣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齐广亮参加诉讼，原审被告王传军自愿放弃参加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魏星合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且部分存在错误。李玉荣与王传军之间的身份关系属人民法院应当依法查明事实的范畴。李玉荣、王传军系共同居住一、二十年的夫妻关系是涉案宅基地所在的大魏村众人皆知的事实。上诉人一审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也印证了这一事实。对于这个众人皆知、有明确证据且对判决结果有重要影响的事实，一审法院根本没有查明。一审法院将李玉荣与王传军的夫妻关系错误的认定为“李玉荣与王传军曾有过同居关系，具体期间不详”明显属认定事实错误，且一审法院对涉及“三农”问题的宅基地纠纷既没有现场查验，对依法应当查明的事实也没有实际调查、核实，在事实不清的情况下草率作出判决错误。二、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王传军恶意串通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更缺少证据支持。上诉人购买一块位于农村连出路都没有（刚开始涉案宅基地没有出路，这也是李玉荣卖掉宅基地的原因之一）面积不足5分地的宅基地，为此支付了34000元。试问，这样的交易，上诉人有什么恶意，这样的交易又能损害谁的利益。很显然，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和王传军恶意串通错误，且违背常情常理。事实上，在涉案宅基地转让前，上诉人亲自询问过李玉荣，李玉荣完全知情且明确同意，且涉案宅基地自2016年3月10日转让给上诉人后，一直由上诉人管理使用，直到现在该宅基地上的庄稼也是上诉人种植的。李玉荣编造不知情的借口起诉上诉人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依法应驳回其诉讼请求。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李玉荣与王传军系多年夫妻关系，一审法院认为王传军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与事实不符，与法律相悖，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显然一审法院认定涉案合同无效适用法律错误。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对影响案件判决的基本事实未予查证，且适用法律错误。李玉荣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王传军未答辩。李玉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确认魏星合、王传军签订的宅基地转让协议无效，魏星合停止侵权，排除妨碍。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玉荣在本村有宅基地一处，东邻魏星合，西邻魏现军，北邻废地，南邻出路，东西长16.1米，南北宽16.9米，该宅基在1983年登记在李玉荣丈夫魏星才（已去世）名下。2016年3月10日，魏星合和王传军签订《宅基地转让合同》，合同约定“甲方李玉荣（王传军代签）宅基地转让给乙方魏星合，乙方魏星合全权使用”。2019年11月份，李玉荣和魏星合因宅基地发生纠纷找村委会调解解决，李玉荣以在调解过程中发现《宅基地转让合同》认为权益受到侵害，诉讼至该院。李玉荣丈夫去世后，李玉荣与王传军曾有过同居关系，具体期间不详。一审法院认为，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行为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本案中，2016年3月10日签订的《宅基地转让合同》虽有李玉荣的名字，但李玉荣并未在该合同上签字或捺印，事后亦未追认，因此该合同对于李玉荣不具有法律效力。该宅基地转让合同上虽有王传军的签名以及代为李玉荣的签字，但魏星合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李玉荣和王传军系夫妻关系，亦不能证明李玉荣书面委托王传军代为签订合同或者李玉荣事后对王传军的行为予以追认，因此，魏星合的辩解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王传军无权私自处分李玉荣的宅基地，其代签合同的行为属无权代理。因此，魏星合、王传军签订的宅基地转让合同损害了李玉荣的合法权益，应属无效合同。故李玉荣要求确认合同无效的诉请，予以支持。关于李玉荣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涉案宅基地登记在李玉荣的丈夫魏星才名下，李玉荣的丈夫去世后，李玉荣依法拥有对涉案土地的管理权，因此李玉荣具有本案的诉讼主体资格。关于魏星合辩称的王传军收取其34000元宅基地转让款的问题，魏星合、王传军可另行解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八条、第五十二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被告魏星合与被告王传军2016年3月10日所签订的《宅基地转让合同》无效；二、驳回原告李玉荣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被告魏星合、王传军负担。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院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审法院对涉案宅基地转让合同效力的认定是否适当。双方当事人对争议焦点均无异议和补充。二审庭审中，上诉人魏星合提交结婚登记审查处理表1张。证明目的是：李玉荣与王传军自2011年5月16日登记结婚，现在仍是夫妻关系。因此，一审法院查明的李玉荣与王传军是同居关系错误。被上诉人李玉荣质证认为：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即使真实，王传军仍不具有将涉案宅基地转让的权利，宅基地转让合同仍然无效。被上诉人李玉荣提交证据如下：1、李玉荣2014年户口簿及2005年任职资格证书各1份。证明目的是：李玉荣早在2000年之前已属非农业户口，不再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无权就村宅基地进行转让。因此，涉案宅基地转让合同无效。2、魏星才2003年4月17日户口簿1份。证明目的是：李玉荣与丈夫魏星才户口簿是分开的，魏星才和两个儿子的户口是农业户口，李玉荣因有公职属非农业户口，不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3、柘城县张桥镇大魏村委会证明1份。证明目的是：涉案宅基地经审批在户主魏星才名下，魏星才与李玉荣共生育两个儿子。上诉人魏星合质证认为：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李玉荣户口到底是农业还是非农业与本案诉争的事实没有关系，如李玉荣无权对涉案宅基地进行转让，怎么有权对合同确认无效；证据2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应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证据3形式不合法，无经办人签名，庭前上诉人已询问村委会干部，没有出具该证明，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均有异议。庭后，被上诉人李玉荣之子魏某、魏某出具情况说明，均不同意涉案宅基地进行转让。本院对上述证据分析认证如下：一、魏星合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李玉荣与王传军系夫妻关系的事实。二、李玉荣提供的证据1、2能够证明李玉荣户口性质及其前夫魏星才和二人之子魏某、魏某户口性质；证据3村委会作为集体土地所有权人能够证明涉案宅基地审批时户主是魏星才。对涉案宅基地转让合同效力，本院将综合一、二审有效证据予以综合评判。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除与一审查明的事实部分相同外，另查明：李玉荣、魏星才育有二子，长子魏某，生于1985年10月19日，次子魏某生于1987年12月6日。李玉荣与王传军于2011年5月16日登记结婚。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农村宅基地的申请以户为单位。涉案宅基地系魏星才1983年以户为单位取得的事实清楚，有柘城县张桥乡人民政府档案室及大魏村委会证明佐证。魏星才去世后，李玉荣作为妻子，魏某、魏某作为户籍成员，在涉案宅基地使用权未出现灭失情形前，对涉案宅基地依法享有管理或使用的权利。本案被上诉人与王传军虽系夫妻关系，但王传军对涉案宅基地自始不享有民事权利，更无处分的权利。上诉人主张其与王传军2016年3月10日签订涉案宅基地转让合同时，被上诉人知情并同意，但无证据证明，而现有的证据包括合同签订的证明人及村委会调解证明均指向被上诉人不知情，均不利于上诉人，且签订合同时被上诉人之子魏某、魏某已经成年，上诉人亦无其二人知情并同意的证据。因此，上诉人与王传军签订的宅基地转让合同明显损害第三人利益。故根据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分配和证据优势原则，一审法院认定涉案宅基地转让合同无效，于法有据，并无不当。综上，魏星合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魏星合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一宇审判员  高纪平审判员  王颖萍二〇二〇年六月五日法官助理王颖书记员刘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