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浙07民终558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薛忠喜，男，1966年9月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浦江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阮欣迪，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宝珠，女，1965年4月1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浦江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慧梅，上海锦天城（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建增，男，1962年5月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浦江县。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慧文，女，1966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浦江县。上列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必昌,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海莹，浙江弘哲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浙江浦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浦江县人民东路90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7261476928819。法定代表人：李九良，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一垄，男，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卫东，浙江良友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徐林花，女，1969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浦江县。原审被告:徐明定，男，1969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浦江县。上诉人薛忠喜、张宝珠、陈建增、陈慧文因与被上诉人浙江浦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浦江农商银行）及原审被告徐林花、徐明定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浦江县人民法院（2019）浙0726民初33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审理过程中，因当事人申请庭外和解和疫情防控需要而扣除相应审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薛忠喜、张宝珠、陈建增、陈慧文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借款人的经营状况与事实不符，从而导致合同效力认定错误。本案应依法认定为借贷合同无效，保证无效，保证人不承担任何责任。（一）关于借款人浦江县中余腾飞铜棒厂（以下简称中余铜棒厂）在借款时的经营状况：浦江县人民政府于2015年12月制定的浦政发【2015】36号《关于印发浦江挂锁行业整治提升总体方案的通知》，县政府于2015年开始整治提升挂锁行业，2015年8月—2016年3月为实施阶段，中余铜棒厂属于被淘汰关停企业。2016年2月，政府对中余铜棒厂的厂房和土地依法征收。中余铜棒厂开始停产歇业，一直未向市场监督管理局申报年度工作报告，2018年12月25日因停产歇业而被注销。本案的借款时间是2017年2月，借款人显然已无生产经营能力，完全不具备向金融机构借款的相应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即不具备借款人的资格和条件。（二）关于借款人经营状况的举证问题。根据我国《商业银行法》第7条关于“商业银行开展信贷业务，应当严格审查借款人的资信，实行担保，保障按期收回贷款”的规定，以及《贷款通则》第二十四条关于“对贷款人的限制第二款：借款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对其发放贷款:其中第一项：不具备本通则第四章第十七条所规定的资格和条件的。第十七条第二款：除自然人和不需要经工商部门核准登记的事业法人外，应当经过工商部门办理年检手续”（现在是年检手续改为申报年度工作报告）的规定，贷款人应严格审查借款人的资格和条件。据此，借款人是否符合贷款资格和条件的举证责任在于贷款方。本案浦江农商银行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来证明借款人在借款时符合资格和条件，反而上诉人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证明借款人不符合资格和条件之事实，具体如下：1、浦江县政府的文件证明了中余铜棒厂属于被整治关停的企业；2、房屋土地征收证据证明了政府对中余铜棒厂整治关停的行政行为；3、横溪镇工业功能区证据证明了中余铜棒厂没有在其辖区生产经营之事实；4、市场监管局的证据证明了2017年开始中余铜棒厂未申报年度工作报告；5、注销证据证明了中余铜棒厂因歇业原因注销。五组证据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相互印证，充分证明了中余铜棒厂停产歇业，银行不能贷款之事实。因此，就贷款方而言，在明知借款方缺乏资信的情况下，仍向债务人发放贷款，违反了商业银行法的基本原则，借款合同应认定为无效。二、浦江农商银行和借款人双方串通，隐瞒事实，保证人不承担保证责任。浦江农商银行和借款人给予四位保证人的信息是：借款用途为企业生产经营中进材料。这有浦江农商银行两次的诉状和四位保证人签署的《流动资金最高额保证借款合同》可以证明。直到庭审中，浦江农商银行举证了借款证据，四位保证人才知实际上该笔借款用于偿还转贷基金，借款人在借款时已出现严重的资信问题。而浦江农商银行和借款人隐瞒了上述重要事实，违背了四位保证人提供保证时的真实意思。根据《担保法》第三十条明确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一）主合同当事人双方串通，骗取保证人提供保证的；（二）主合同债权人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使保证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保证的”，四位保证人依法不承担责任。三、浦江农商银行怠于行使权利，应当免除保证人的保证责任。《流动资金最高额保证借款合同》第十三条：借款人发生如下情形之一的，贷款人有权停止本合同尚未发放的贷款、提前收回未到期贷款：（九）停产歇业的。浦江农商银行怠于行使以下权利：1、中余铜棒厂在贷款时已停产歇业，按照该条规定，浦江农商银行应停止发放贷款，但是浦江农商银行没有行使该权利，依然发放贷款。2、中余铜棒厂的资产转让款1736826元，浦江农商银行应行使诉讼保全等权利但未行使，促成借款人逃避债务。3、中余铜棒厂于2018年12月已注销，浦江农商银行应提前收回未到期贷款并应依法向业主要求偿还，当时中余铜棒厂的业主徐林花夫妻在县城有房产，但是由于浦江农商银行没有行使该权利，导致徐林花夫妻转让县城房产再次促成其逃避债务的非法目的。浦江农商银行怠于行使以上权利，致使借款至今没有收回，不能把其怠于行使权利的责任转嫁给四位保证人，应当免除保证人的保证责任。庭询中补充：原审对以下事实并未查清，1、对浦江农商银行自认的贷款用途为进材料的相关事实未予认定。浦江农商银行在起诉状及庭审事实理由中均陈述本案贷款用途为进材料，构成自认，一审法院对该情况未予以查明。2、在借款保证过程中浦江农商银行及中余铜棒厂是否曾向上诉人告知借款用途为用于偿还转贷基金。3、对本案所涉贷款的收款人及收款信息未在判决书中查明。4、对放贷时中余铜棒厂的生产经营状况认定错误，上诉人提交了4份情况说明，但一审判决书仅提及3份。对于关键证据五星村村委会及中余乡乡政府出具的情况说明未予认定，从该4份情况说明可知从2016年2月起中余铜棒厂住所地已被征收，实际停止经营。5、对本案所涉贷款及前述多起贷款的借贷、偿还以及提供保证的具体情况未予查明。6、一审送达程序错误，违法缺席判决，违反法定程序。一审对徐林花、徐明定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传票等均载明“家中无人附照片”，并非是受送达人或同住成年家属拒绝签收，不适用留置送达。浦江农商银行答辩称：一、本案所涉的借款合同有效，保证合同也有效，四上诉人应当承担保证责任。1、中余铜棒厂自2013年1月28日开始向浦江农商银行贷款100万元，到2015年1月27日到期，到期以后又继续借100万元，这是第一个周期。第二个周期从2015年1月27日开始到2017年1月5日到期，到期以后因无力偿还向政府申请了转贷基金，以转贷基金来偿还到期的100万贷款，并于2017年2月20日签订《最高额保证借款合同》，又向浦江农商银行贷款100万元用于归还该笔转贷基金。以上贷款的借款人都是中余铜棒厂，担保人都是四上诉人，金额都是100万元。四担保人和中余铜棒厂的经营者徐林花以及她的丈夫徐明定都是中余乡人，是邻居，厂也都是办在附近，长期有业务往来，互相知根知底，关系不错。四上诉人对该100万元的来龙去脉一清二楚，对中余铜棒厂的经营状况、何时搬走等情况也应该知道。浦江农商银行在办理该笔业务的时候，没有违反任何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借款人和担保人符合贷款的主体资格，担保也是出于真实意思表示，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推翻借款合同和担保合同的法律效力。2、关于借款人中余铜棒厂的经营状况，2017年1月签订第3份《最高额保证借款合同》时，中余铜棒厂已经从中余乡搬迁到兰溪横溪镇工业区，租赁了其他人的厂房继续经营。浦江农商银行进行了现场考察，政府相关部门也进行过相关考察，否则不可能批准政府转贷基金。政府给予支持，银行没有理由不支持。实际上很多濒临危机的企业在续贷或者转贷过程中政府都要给予一定的支持，银行也同样给予一定的支持，更何况这笔贷款利息一直在按时支付。在整个贷款过程中，浦江农商银行也征求了四上诉人的意见，四上诉人也愿意继续进行担保，浦江农商银行经过审查认为可以续贷。至于上诉理由中提及的证据问题，说明如下：浦江县人民政府的文件只能证明中余铜棒厂属于被整治关停的对象，也正因为如此中余铜棒厂才从浦江中余乡搬迁到兰溪横溪镇，因为横溪政策宽松。房屋土地征收证据只能证明徐明定名下的房产被征收，并不能证明中余铜棒厂也停止营业。兰溪横溪工业区的证明只能证明工业功能区没有发现中余铜棒厂在经营，因为企业没有在那里申报。至于为什么不申报，是因为出租方收取租金要承担租赁税，为了规避税费，承租方相当于处于无照经营的状况，也可以规避一笔税费。所以横溪工业区的证明并不能证明中余铜棒厂没有在这个区域里经营，只能证明没有被发现。市场监管局的证据可以证明中余铜棒厂两年未申报，因为这个时候厂已经搬到兰溪，所以不需要向浦江申报，同样不能证明中余铜棒厂实际上已经歇业的事实。注销证明是2018年12月25日出具的，浦江农商银行有理由相信中余铜棒厂在2018年12月25日前还在正常经营，作为一个经营主体是存在的。本案的借款时间是2017年1月20日，也就是说将近2年之后中余铜棒厂才被注销。所以上诉人的上述五组证据并不能够证明借款人中余铜棒厂已经不具备贷款的资格，更何况本案的贷款实际上不属于新发放的贷款，而是危机企业利用政府转贷基金进行续贷的贷款，银行在掌控放贷条件时相对可以适度从宽。二、本案不存在恶意串通隐瞒事实的情形。关于借款用途的问题，最高额保证借款合同中约定以借款借据为准，借款借据载明用于偿还转贷基金，原借款用途为进材料。实际上2013年最开始发生100万元借款的时候借款用途是进材料，后来到2015年转了一次，2017年转了一次，都是利用政府转贷基金，借据上写得很明确。本案的100万的贷款实际上就是原100万贷款的转贷或者说是续贷，原来由四上诉人担保，现在仍由四上诉人担保，没有增加四上诉人的负担和风险，四上诉人对借款人的经营情况和还贷情况是知情的。如果四上诉人不同意提供担保，浦江农商银行也不可能续贷或者是转贷。三、关于上诉人提出浦江农商银行怠于行使权利的问题。1、放贷的时候借款人并没有歇业，考虑到再给企业一次机会，政府也要求银行支持，所以给它续贷，四上诉人也同意继续为它担保。2、关于中余铜棒厂的资产170余万元没有采取诉讼保全措施的质疑，应当明确，这不是中余铜棒厂的资产而是徐明定的个人资产。中余铜棒厂是建在徐明定的房子上面，中余铜棒厂最多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所有权属于徐明定。3、中余铜棒厂于2018年12月25日注销，而贷款是2019年1月到期，间隔很短，到期之前利息都是按时支付的。浦江农商银行到期以后主张权利并没有错。一审判决认定“徐林花、徐明定是在借款借期内处置其个人名下房产……是其自行选择权利行使的结果”，完全正确。综上，四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徐林花、徐明定未作答辩。浦江农商银行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徐林花、徐明定归还借款本金1000000元及利息62332.33元，合计1062332.33元（利息算至2019年5月22日，以后按合同约定逾期罚息利率另行计算）；2、判令薛忠喜、张宝珠、陈建增、陈慧文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由徐林花、徐明定、薛忠喜、张宝珠、陈建增、陈慧文承担本案一切诉讼费用。一审法院对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予以确认。对双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为：1、案涉借款合同的效力认定问题。案涉借款合同系2017年2月20日签订，合同各方当事人在签订合同时均具备适格的民事主体资格；薛忠喜、张宝珠、陈建增、陈慧文认为主合同当事人串通骗取其担保，经审查，四保证人在合同中的签名真实，结合其庭审陈述“中余铜棒厂是供货商，十几年前就发生业务往来关系，因为觉得老板人好，所以给他担保”，可以看出四名保证人在签订案涉借款合同时系基于自愿的意思表示。合同内容上，经查，合同条款第十一条特别约定：“本合同主合同若无效，但保证条款仍有效”因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且并不属于法律规定的例外情形，该条款无效。除此外，借款合同的其他条款内容均未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借款合同内容有效；借款合同自款项交付生效，经查，案涉借款100万经由浦江农商银行当庭提交支付委托书及转账凭条可以证实已完成交付行为。由此，本案借款合同应依法认定为成立并生效。2、借款企业中余铜棒厂的经营状况认定问题。庭审中双方就该事实分别提交了相反证据，其中浦江农商银行提交的录音证据及照片一组，拟证明中余铜棒厂在签订本案借款合同时仍存续经营的事实。薛忠喜、张宝珠、陈建增、陈慧文提交了三份《情况说明》、《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土地、房屋财产处置转让协议》、《浦江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浦江挂锁行业整治提升总体方案的通知》及《中余乡挂锁行业整治提升方案》，拟联合证明借款企业中余铜棒厂系政府整治挂锁行业的关停对象，且在2016年2月已被征收歇业，故借款企业因不具备贷款条件，借款合同无效，保证人不承担保证责任。经审查，因浦江农商银行提交的录音证据形式是证人证言，证人未出庭作证，对录音证据的真实性不予采信。照片内容与本案无关联，不予采信。浦江县中东基础设施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及《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反映，2016年2月对徐明定所有的坐落于浦江县的土地进行了征收，财产处置价格为1736826元。从上述证据内容看，仅能反映徐明定个人名下资产被征收，并未证明借款企业中余铜棒厂资产被征用。浦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情况说明》显示，中余铜棒厂自2017年开始未申报年度报告并于2018年12月25日注销。因企业未申报年度报告并不必然证明该企业已经于2017年停产歇业。横溪镇工业功能区出具的《情况说明》写明中余铜棒厂2016-2018年度未在横溪镇辖区内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对该证据就其所反映的内容予以确认。县政府和中余乡的文件通知，仅能代表政府对挂锁行业的政策导向，内容中并未明确本案借款企业停产歇业的事实。综合上述认证，应认定中余铜棒厂于2018年12月25日因歇业原因注销，其在借款期限内仍履行了借款合同中按时付息这一主要合同义务，无法认定注销之前该厂的生产经营状况存在导致主合同无效的情形，担保人仍应就主合同义务承担担保责任。原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并生效的合同，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双方对于薛忠喜、张宝珠、陈建增、陈慧文在本案借款合同保证人处签字确认的事实无争议，予以确认。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是：一、浦江农商银行发放案涉贷款之行为是否依约、合法。薛忠喜、张宝珠、陈建增、陈慧文提出借款合同中浦江农商银行的贷款支付方式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而趋于无效，且借款企业中余铜棒厂在签订本案借款合同之前已经停产歇业并成为政府整治关停的对象，不具备贷款条件，故浦江农商银行违反《商业银行法》中的规定向不具备资质的企业发放贷款，借款合同无效。贷款支付方式系合同标的交付的形式，虽在合同中有特别约定条款予以明示，但并非构成本案借款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之根本违约，且浦江农商银行已经出示支付委托书，案涉借款并已实际交付，故薛忠喜、张宝珠、陈建增、陈慧文辩称浦江农商银行在贷款发放方式上的瑕疵行为以致合同无效，不予采纳。至于薛忠喜、张宝珠、陈建增、陈慧文认为借款企业在签订合同之前已经停产歇业，根据前述认证的证据、事实并结合双方庭审陈述，无证据证明借款企业中余铜棒厂在2017年2月签订案涉合同之前已经确实存在停产、歇业的情况，故对该抗辩意见亦不予采纳，本案主合同生效要件具备，合同依法成立并生效，浦江农商银行发放贷款之行为未违背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二、案涉借款用途是否构成“以贷还贷”认定问题。“以贷还贷”也称“借新还旧”，是“以新贷偿还旧贷”的简称。它是指债权人与债务人在旧的贷款尚未清偿的情况下，再次签订贷款合同，并以新贷出的款项清偿部分或者全部的旧的贷款的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九条的规定：“主合同当事人双方协议以新贷偿还旧贷，除保证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外，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新贷与旧贷系同一保证人的，不适用前款规定”。“以贷还贷”最显著的特征是以后贷出的资金用于前贷的欠款，不包括借款人从案外人处拆借资金或以其自有资金偿还所欠贷款人旧贷的情形，俗称“还旧贷后借新贷”，因为不能认定两笔借款的关联性。本案中，借款100万元虽金额标的与旧贷相同，但属于通过其他周转资金先偿还旧贷后，新贷款项用于转贷基金，其情形并不符合“以贷还贷”的构成要件，且薛忠喜、张宝珠、陈建增、陈慧文在2013年-2015年多次对借款企业中余铜棒厂进行同一保证人的借款担保，故案涉借款不构成“以贷还贷”。三、薛忠喜、张宝珠、陈建增、陈慧文是否承担保证担保责任。薛忠喜、张宝珠、陈建增、陈慧文抗辩认为主合同当事人串通，隐瞒案涉借款的真实用途并隐瞒借款企业的资信情况，且借款申请书、借款借据中无保证人签名，保证人对借款真实用途不知情，故保证人保证责任免除。借款申请书和借款借据中虽无其签名，但借款合同第一条已经约定“借款用途以借款借据为准”，薛忠喜、张宝珠、陈建增、陈慧文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借款合同中的保证人处签名，视同对合同文本内容包括借款金额、借款期限、借款用途、借款利率等主要条款的已知并确认，理应对签字后产生的民事法律后果承担行为责任。根据前述认证的证据及确认的事实并结合庭审陈述，薛忠喜、张宝珠、陈建增、陈慧文与中余铜棒厂及其业主自2005年因产生业务往来而结识，并均为中余乡同乡人，业务往来频繁，交往较为密切，2013年至2015年期间薛忠喜、张宝珠、陈建增、陈慧文多次为中余铜棒厂提供借款担保，保证人均为同一且有签名确认，现薛忠喜、张宝珠、陈建增、陈慧文辩称对案涉借款用途不知情不符合常理；辩称浦江农商银行与中余铜棒厂串通隐瞒企业已经停产歇业的事实，无证据证明，故对上述抗辩意见不予采纳，薛忠喜、张宝珠、陈建增、陈慧文应对本案主合同之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四、浦江农商银行对本案贷款逾期之发生是否具有过错。薛忠喜、张宝珠、陈建增、陈慧文认为浦江农商银行贷前未作尽职调查，贷后未对企业持续跟踪，在企业及其业主资产可处置时怠于行使自身权利，故对本案发生具有过错。根据浦江农商银行提交的证据和法院认证的事实，案涉借款发放前浦江农商银行已依据其内部流程依约、合法进行了贷前审核，并有相应书证佐证。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借款企业在签订本案借款合同之时已经确实停产歇业。根据借款合同第十三条的约定，作为债权人的浦江农商银行停止发放贷款或者提前收回未到期贷款之措施，是其自行选择的权利而非必要之义务。借款企业在借期内按时履行支付利息的还款义务，浦江农商银行在借期内未要求借款企业承担违约责任亦是合理。至于企业及其业主资产处置时未采取保全措施，经查，政府征收的是徐明定的个人资产而非借款企业名下资产，且徐林花、徐明定是在借款借期内处置其个人名下房产，在债务人未预期违约的情形下，浦江农商银行选择不干涉债务人处置其私人合法财产，是其自行选择权利行使的结果，当属合情。故薛忠喜、张宝珠、陈建增、陈慧文抗辩认为浦江农商银行对本案贷款发生具有过错，不予采纳。综上，本案借款、担保关系依法成立并生效，借款企业中余铜棒厂于2018年12月注销，故其债权债务关系依法应由经营者个人即徐林花承受。案涉借款发生于徐明定与徐林花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且徐明定签署有保证函视为对本案债务明知，故浦江农商银行诉请案涉借款作为夫妻共同债务由徐林花、徐明定共同承担还款责任，亦无不妥。徐林花、徐明定应在借款期限届满后履行还本付息的义务，逾期未还应承担相应的民事法律责任。薛忠喜、张宝珠、陈建增、陈慧文作为案涉主合同之连带责任保证人，在债务人到期未履行还款义务时，理应依法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浦江农商银行诉请合理、合法，予以支持。徐林花、徐明定经法院合法传唤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是对自身诉讼权利的放弃，依法缺席判决。鉴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限徐林花、徐明定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浙江浦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人民币1000000元及利息62332.33元（利息已算至2019年5月22日，之后的利息按合同约定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二、薛忠喜、张宝珠、陈建增、陈慧文对本判决第一项之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薛忠喜、张宝珠、陈建增、陈慧文承担清偿责任后，有权向徐林花、徐明定追偿。如果未按生效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7181元（已减半收取），由徐林花、徐明定、薛忠喜、张宝珠、陈建增、陈慧文共同负担。二审期间，薛忠喜、张宝珠、陈建增、陈慧文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一、情况说明1份1页，浦江县中余乡人民政府提供，证明：1、中余铜棒厂注册和经营用房为登记在徐明定名下的浦国用（1998）字第1566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有土地使用证》上的房屋和土地使用权；2、徐明定名下该房屋和土地使用权已于2016年2月被征收，中余铜棒厂自2016年2月停止生产经营。二、告知书1份1页及举报浦江农商银行违法违规贷款的材料1份3页，共同证明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金华监管分局已受理其对浦江农商银行在本案中的违法违规贷款的举报。三、答复意见书1份2页，证明：1、浦江农商银行贷款调查和审查不到位，向不具备贷款资格和条件的借款人发放贷款，违法违规发放贷款；2、浦江农商银行贷后管理不到位，贷后调查流于形式，违反法律法规规定；3、浦江农商银行对不应发放的贷款予以发放负有过错，对放贷后能够及时收回的贷款未能按合同约定及时行使提前收回权利，导致损失结果发生，具有过错。四、信访答复意见书1份1页，证明：1、浦江农商银行向中余铜棒厂放贷存在贷款调查和审查不到位、贷后调查流于形式的严重违法违规问题；2、行政机关就浦江农商银行的违法违规行为追究其法律责任和纪律责任；3、结合《流动资金最高额保证借款合同》第十三条的规定，浦江农商银行有停止发放贷款、提前收回贷款的权利，本案系浦江农商银行自行放弃权利导致其向不合格主体发放贷款并致贷款无法及时收回的结果，应由浦江农商银行自行承担后果。五、行政处罚信息公开表1份2页，证明：行政主管部门已认定浦江农商银行向中余铜棒厂放贷存在贷款调查和审查不到位、贷后调查流于形式的严重违法违规行为，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对浦江农商银行罚款30万元。结合《流动资金最高额保证借款合同》第十三条的规定，浦江农商银行有停止发放贷款、提前收回贷款的权利，本案系浦江农商银行自行放弃权利导致其向不合格主体发放贷款并致贷款无法及时收回的结果，应由浦江农商银行自行承担后果。浦江农商银行质证认为：对证据一，情况说明的最后一句话有异议，其他无异议。情况说明中“中余铜棒厂停止生产经营”与事实不符。中余乡人民政府并非征收的主体，无权出具这样的情况说明。2016年中余铜棒厂在中余乡的厂房（徐明定房子）被征收以后，结束了中余乡的生产经营活动，搬迁到兰溪横溪，只是不在中余乡生产经营，不能说停止生产经营。对证据二，举报材料是四上诉人当中的三位向银监会所作的举报，举报内容与事实不符，是单方意思表示。关于金华银监局的告知书，有人举报银监局当然要受理，受理以后进行审查或者调查，所以告知书本身不能证明浦江农商银行在本次贷款过程中确实存在违法违规的情形。对证据三，答复意见书与客观事实有一定的出入。中余铜棒厂于2013年1月开始向浦江农商银行贷款100万元，均由四上诉人提供担保，2015年1月到期后进行了第一次转贷，仍由四上诉人担保，2017年1月到期后进行了第二次转贷，仍由四上诉人担保。本次转贷过程中，借款人向浦江县人民政府申请了政府转贷基金，借款期限内利息正常支付。发放贷款之前，本行信贷人员对企业进行了现场走访和调查，企业已搬迁到兰溪市横溪工业区，租赁了他人的厂房，在正常经营，不存在“未能准确核实企业实际生产经营场所和生产经营状况的情况下仍同意贷款续贷”的情形。借款到期未能归还的情况下，浦江农商银行及时向法院提起诉讼，程序上并无明显违规之处。另外，答复意见书也不能成为四上诉人不承担保证责任的依据。根据担保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只有两种情形下保证人才不承担民事责任，一是主合同当事人双方串通，骗取保证人提供保证的，二是主合同债权人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使保证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保证的。本案不存在上述情形，即使浦江农商银行在办理转贷过程中存在一定瑕疵，也不影响四上诉人应当承担的保证责任。对证据四，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浦江农商银行在贷款过程中确实存在工作瑕疵，但不影响保证人应当承担的保证责任，更不属于保证人免责或减责的法定情形。对证据五，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浦江农商银行即使在发放贷款和贷后调查方面存在不当行为，但上诉人为中余铜棒厂提供担保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是自愿的，不存在浦江农商银行与中余铜棒厂串通并骗取上诉人提供担保，或者其他导致担保人不承担担保责任的法定情形。银监部门对浦江农商银行的不当行为作出行政处罚，不影响上诉人担保责任的承担。浦江农商银行提供2015年至2017年期间中余铜棒厂尾号7956账户的存款分户明细查询，证明中余铜棒厂的相关流水情况。薛忠喜等四上诉人质证认为：1、缺失2013年1月28日贷款开始至2015年1月3日的银行流水，无法查明事实真相，请求法院责令浦江农商银行提供；2、2015年至2017年账户额特别是2016年到2017年的账户余额数据前后不衔接，不能证明完整、客观的事实，反映中余铜棒厂2015年1月6日开始即无力归还贷款，一直是借新贷还旧贷。原审被告徐林花、徐明定未对证据发表意见，也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依职权向王宏光电话核实相关情况，并调取中余铜棒厂在浦江农商银行处开设的尾号7956账户2010年1月1日至2020年3月30日期间的明细。四上诉人质证认为：1、对谈话录音，没有大的异议，录音内容中有几点非常明确，一是从主体上讲王宏光只是讲到徐林花、徐明定曾经来租厂房生产经营，并没有说中余铜棒厂到此经营，而且生产经营要办营业执照，王宏光也谈到办是办过，有没有办齐不清楚，可以说明徐林花、徐明定到横溪生产经营要重新办理营业执照，并不是中余铜棒厂。二是从租赁时间上来说，王宏光一开始说是2013年或2014年，后来又说是2015年或2016年，但无论是哪一个，只是租了一年，按最后的时间来计算也只是到2016年，说明在贷款之前已经停产歇业。三是从生产经营情况看，王宏光讲到在一年的租期里生产经营不正常，水电费相当少。四是环保手续没有办出，不是合法经营，浦江农商银行是违规放贷。五是王宏光明确企业要到工业园区备案，一审中横溪工业园区出具的情况说明能够证明中余铜棒厂没有生产。2、对法院依职权调取的银行明细，证据三性无异议。浦江农商银行根据中余铜棒厂的银行流水完全可以判断其经营状况，其明知中余铜棒厂不符合贷款条件给予以放贷。浦江农商银行2017年1月3日向中余铜棒厂发放贷款无任何借款借据、放贷凭证佐证，存在重大问题。浦江农商银行存在隐匿证据，违法放贷的行为。其中2013年5月15日至2013年8月6日期间共13条交易信息，已非正常交易流水，浦江农商银行明知中余铜棒厂无销售收入的情况下，隐瞒真相违法放贷，并让四上诉人签字担保，担保行为没有法律效力，四上诉人无需承担担保责任。也说明中余铜棒厂自2015年起已失去经营能力并基本停产歇业的事实。浦江农商银行质证认为：1、对王宏光的谈话录音，基本没有异议，需要说明的是承租的时间。王宏光开始说是2013年、2014年，之后又说2015年、2016年，说明他确定不了。而中余乡人民政府的情况说明，说明2016年2月以前中余铜棒厂仍在中余乡生产经营，那么它搬到横溪肯定是2016年2月以后，这跟王宏光的陈述不矛盾，就算是2016年2月搬过去最起码在横溪租赁到2017年2月。更何况另外一个录音是到2017年年底为止。由此说明2017年1月放贷的时候中余铜棒厂确实是在横溪生产经营的。王宏光说有一个炉，说明还是在做铜棒，而且明确是徐林花、徐明定夫妻，可以印证2016-2017年期间徐林花、徐明定把中余铜棒厂的设备搬到横溪继续经营的事实。至于经营规模和效益，以及经营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和当地环保要求，另当别论。2、对法院依职权调取的银行明细，真实性无异议，可反映：1、中余铜棒厂与薛忠喜之间有大笔资金往来，说明双方关系密切；2、借贷期间，中余铜棒厂账户正常运营，利息正常支付；3、自2015年1月开始利用政府转贷基金进行转贷，其中2017年1月和2月转贷了两次，是因为2017年1月的转贷过程中，工作人员工作疏忽，系统上显示出来是浦江农商银行檀溪分社的贷款，而实际应该是浦江农商银行中余分理处的贷款，发现这一失误后，2月份重新走账了一次，故显示转贷了两次。本院认为，对四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一的真实性可予认定，中余乡人民政府对中余铜棒厂在该辖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情况作出说明，具有证明力，但中余铜棒厂在2016年2月以后是否在其他地方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应结合其他证据认定；对四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二、三、四、五的真实性可予认定，上述证据可以证明四上诉人的举报投诉情况和银保监会金华监管分局的核查处理情况。对浦江农商银行提供的证据，因同为中余铜棒厂尾号7956账户的明细，以本院调取的账户明细为准。对王宏光的陈述，王宏光明确陈述徐林花、徐明定曾向其租赁兰溪横溪工业园区的厂房1年左右，做锁芯，开过工，但没做多久。虽王宏光对于租赁时间记忆不清（先是说2013年、2014年租赁，后又表示是2015年或2016年租赁），但结合中余铜棒厂的原厂房被征收时间（2016年2月24日签订的处置权转让协议中约定协议签订后一个月内腾空）以及中余乡人民政府出具的证明中关于中余铜棒厂在其辖区停止生产经营的时间为2016年2月的事实来看，从常理而言徐林花、徐明定在横溪租赁厂房的时间应在2016年2月以后，且从设备、生产内容和环保要求而言也有理由相信系为中余铜棒厂的生产经营而租赁厂房。王宏光所述租赁的厂房开过工、其向徐林花、徐明定催讨过电费等事实，可以说明中余铜棒厂搬至横溪工业园区后曾有过生产经营。中余铜棒厂2010年4月至2019年3月期间的银行交易明细，可以反映该厂的账户资金变动情况，包括银行放贷以及政府转贷资金周转的事实。经审理，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予以确认。另确认事实如下：浦江农商银行的前身为浦江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本案各方当事人先后三次签订《流动资金最高额保证借款合同》，分别是：一、2013年1月28日，浦江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贷款人）与中余铜棒厂（借款人），薛忠喜、张宝珠、陈建增、陈慧文（保证人）签订《流动资金最高额保证借款合同》一份，约定贷款期限2013年1月28日至2015年1月27日，最高贷款限额100万元，保证人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保证方式为连带共同保证，保证期间2年。2013年1月28日、2013年3月26日，浦江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向中余铜棒厂分别发放贷款50万元；2014年1月10日中余铜棒厂归还50万元贷款的本息，同日柜面再次放款50万元；2014年3月24日中余铜棒厂归还50万元贷款的本息，同日柜面再次放款50万元；2015年1月6日，浦江县通济转贷基金专户作为借款转入中余铜棒厂账户100万元，同日中余铜棒厂归还浦江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100万元贷款的本息。二、2015年1月6日，浦江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贷款人）与中余铜棒厂（借款人），薛忠喜、张宝珠、陈建增、陈慧文（保证人）再次签订《流动资金最高额保证借款合同》一份，约定贷款期限2015年1月6日至2017年1月5日，最高贷款限额100万元，保证人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保证方式为连带共同保证，保证期间2年。2015年1月6日，浦江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向中余铜棒厂发放贷款100万元，同日中余铜棒厂偿还转贷基金100万元；2016年1月4日，浦江县通济转贷基金专户作为借款转入中余铜棒厂账户100万元，同日中余铜棒厂归还浦江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100万元贷款的本息，柜面再次放款100万元，中余铜棒厂偿还转贷基金100万元；2017年1月3日，浦江县通济转贷基金专户作为借款转入中余铜棒厂账户100万元，同日中余铜棒厂归还浦江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100万元贷款的本息，柜面放款100万元，中余铜棒厂偿还转贷基金100万元。三、2017年2月20日，浦江农商银行（贷款人）与中余铜棒厂（借款人），薛忠喜、张宝珠、陈建增、陈慧文（保证人）再次签订《流动资金最高额保证借款合同》一份，约定：贷款期限2017年2月20日至2019年1月12日，最高贷款限额100万元，保证人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保证方式为连带共同保证，保证期间2年，保证担保范围为贷款本金、利息（包括罚息、复息等）、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诉讼费、律师代理费、催讨差旅费和其他合理费用）；按季付息，借期届满时一次性归还；未按约归还贷款本金的，从逾期之日起按约定利率加收50%的罚息利率计收罚息，未按期偿付贷款利息，按罚息利率计收复利；合同还对其他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徐林花、徐明定出具保证函对中余铜棒厂2017年2月20日至2019年1月12日期间的最高融资额100万元提供最高额保证。2017年2月20日，浦江县通济转贷基金专户作为借款转入中余铜棒厂账户100万元，同日中余铜棒厂归还浦江农商银行100万元贷款的本息，柜面又放款100万元（借款借据载明月利率8.510417‰），中余铜棒厂偿还转贷基金100万元。上述贷款在借期内均按约支付利息。最后一笔贷款100万元于2019年1月12日借期届满，中余铜棒厂至今未归还，利息已正常付至2018年12月21日，此后仅支付利息41.48元，保证人也未履行清偿义务。薛忠喜、张宝珠、陈建增、陈慧文向银保监会金华监管分局反映浦江农商银行向中余铜棒厂违法违规放贷事项，该局于2019年12月10日作出金银保监信复（2019）017号答复意见书，答复如下：一、贷款调查和审查不到位，向不具备贷款资格和条件的借款人发放贷款。2017年2月20日，浦江农商银行在办理转贷过程中，主要以企业还息状况作为经营正常的判断依据，未能全面及时了解借款企业真实情况，在未能准确核实企业实际生产经营场所和生产经营状况的情况下仍同意贷款续贷；二、贷后管理不到位，贷后调查流于形式。浦江农商银行直到2019年3月向法院起诉之后，才得知借款企业已于2018年12月注销。核查未发现浦江农商银行有主观故意为借款人变现资产创造条件，或明知借款企业已停止经营但不收回到期贷款且继续放贷的情况。但该行贷后管理严重不到位，未按要求进行实地贷后调查，也未能及时掌握借款人实际经营状况和资产变动情况，客观上对追偿债权造成不利影响；同时，根据现有证据无法核实该行存在故意隐瞒贷款用途，与徐林花、徐明定合谋串通骗保等其他问题。对于核查发现的贷款调查、审查和贷后管理严重不到位等问题，下一步将依法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2020年3月26日，银保监会金华监管分局作出金银保监信复（2020）001号信访答复意见书，告知薛忠喜、张宝珠、陈建增、陈慧文，已对浦江农商银行采取两项措施：1、下发监管意见，责成整改，对相关责任人采取纪律处分和扣减薪酬等措施；2、实施行政处罚，对相关行为立案调查，将对相关直接责任人采取行政处罚措施。2020年4月17日，银保监会金华监管分局作出金银保监罚决字（2020）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浦江农商银行贷款管理严重不审慎的行为罚款30万元。本院认为，关于一审送达程序问题。经查，一审法院按照徐林花、徐明定的身份证地址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传票等诉讼材料，由其成年的女儿徐月飞签收并附照片，符合有效送达的要求，一审送达程序并无不当。二审的主要争点是：薛忠喜、张宝珠、陈建增、陈慧文是否应当承担保证责任。一、关于中余铜棒厂与浦江农商银行订立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的效力问题。上诉人主张，浦江农商银行在明知中余铜棒厂缺乏资信的情况下仍然发放贷款，违反了商业银行法的基本原则，借款合同应当认定无效。本院认为，《贷款通则》系部门规章，其中第十七条、第二十四条对借款人申请贷款和银行放贷的资格条件的规定系内部管理性规定，并非强制性效力性规定；银保监会金华监管分局虽认定浦江农商银行发放本次贷款时存在贷款调查和审查不到位、贷后管理不到位等违规行为，但并未认定浦江农商银行与中余铜棒厂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案涉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是浦江农商银行与中余铜棒厂协商一致所签订，并非浦江农商银行欺诈、胁迫中余铜棒厂签订；而无论是进材料还是偿还转贷基金，贷款目的均不违法，故也不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问题；本案也不存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其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效力性规定的情形。综上，案涉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应认定合法有效。二、关于薛忠喜、张宝珠、陈建增、陈慧文与浦江农商银行订立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效力问题。在主合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有效的前提下，对担保合同的效力和担保人的责任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等相关规定进行认定。1、关于借款用途为归还转贷基金，是否构成四上诉人免于承担保证责任的事由。浦江农商银行、中余铜棒厂和四上诉人前后签订过三份《流动资金最高额保证借款合同》，期间进行了多次转贷，四上诉人均为中余铜棒厂在100万元的最高额内提供连带共同保证。从四上诉人经营的企业也在中余乡，此前与中余铜棒厂有业务往来，四上诉人与徐林花、徐明定属熟人朋友关系等事实来看，有理由相信四上诉人订立最高额保证合同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且对于中余铜棒厂的经营状况有一定了解。四上诉人主张其不知道后面两份借款合同的借款用途为归还转贷基金，因《流动资金最高额保证借款合同》约定“借款种类与用途以借款借据为准”，而并未约定保证人对何种用途的借款免于承担保证责任或者借款用途应事先征得保证人同意否则保证人免于承担保证责任，视为保证人对借款用途的概括授权，故借款用途为归还转贷基金这一事实，本身并不构成保证人免于承担保证责任的事由。且本案前后贷款的保证人均为四上诉人，以政府转贷基金周转贷款也有别于一般的“以贷还贷”，故也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的保证人不承担保证责任的规定。2、关于浦江农商银行是否存在与中余铜棒厂恶意串通骗取四上诉人提供保证，或者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使四上诉人违背真实意思提供保证，或者中余铜棒厂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使四上诉人违背真实意思提供保证而浦江农商银行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欺诈、胁迫事实的情形，从而导致保证合同无效的问题。四上诉人主张上述无效理由的主要诉称是，浦江农商银行明知中余铜棒厂不符合放贷条件而予以放贷；浦江农商银行未要求徐林花、徐明定提供房屋抵押担保；浦江农商银行明知中余铜棒厂和徐林花、徐明定发生重大财产变化而未及时收回贷款。对于浦江农商银行贷前审查和贷后调查未尽职的违规行为，主管部门已作出认定和行政处罚，但上述违规行为是否足以证明浦江农商银行存在恶意串通、欺诈等导致担保合同无效的重大过错，仍应结合全案情况具体分析，综合考虑以下几点：第一，根据王宏光的陈述，中余铜棒厂在搬离中余乡后确有在兰溪横溪租赁厂房经营，时间为2016年2月、3月至2017年2月、3月左右的1年期间，而本案《流动资金最高额保证借款合同》的签订时间为2017年2月20日，尚处于租赁期内的可能性较大；第二，中余铜棒厂在借款期限内均能正常付息，并未出现逾期付息等明显违约的情况，浦江农商银行在借期内未要求中余铜棒厂提前还贷，存在着贷后调查未尽职的过失，但尚不足以认定其存在串通或欺诈的故意；第三，中余乡五星村的土地使用权和房屋系徐明定的个人资产而非中余铜棒厂的资产，政府于2016年2月予以征收，并未对中余铜棒厂的资产或者清偿能力造成影响。而徐林花、徐明定名下房产被售卖系发生于2019年1月9日，此时中余铜棒厂仍在正常付息，四上诉人虽主张当时曾告知浦江农商银行这一房屋售卖情况，但并无证据证明，浦江农商银行也不认可，故无法据此认定浦江农商银行对徐明定、徐林花转移财产存在重大过错；第四，担保人对担保的意思表示应慎重而为，包括借款人的清偿能力，借款人是否有提供其他担保等等，而一旦提供担保，则推定其充分了解行为后果，不得以借款人未提供其他担保等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以外的理由主张免于承担担保责任。本案中，如前所述，四上诉人与徐林花、徐明定属熟人朋友关系，经营的企业也在中余乡，应该对中余铜棒厂的经营状况有一定了解。而四上诉人多次为中余铜棒厂提供连带共同保证，客观上提高了贷款的清偿保障，降低了银行发放贷款的风险，增加了贷款审批通过的几率，这也是中余铜棒厂后期仍能够继续转贷的重要原因，理应承担由此所产生的担保责任。综上，四上诉人并无充分证据证明存在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的免予承担保证责任的情形，四上诉人与浦江农商银行订立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应认定有效，四上诉人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对中余铜棒厂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所述，薛忠喜、张宝珠、陈建增、陈慧文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362元，由上诉人薛忠喜、张宝珠、陈建增、陈慧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楼 俊审 判 员  陈旻尔审 判 员  郑青蓝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五日代书记员  黄佳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