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6民终146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郭某2，女，××××年××月××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威超，福建泾渭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阮某，女，1941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雅凤，系阮某的女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郭某1，男，××××年××月××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 法定代理人：石某，系郭某1的母亲，住址同上。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雅静，福建方圆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郭雅凤，女，1961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 原审被告：郭某3，女，1964年2月2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雅凤，系郭某3的姐姐。 上诉人郭某2、上诉人阮某因与被上诉人郭某1、原审被告郭雅凤、郭某3继承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2019）闽0602民初38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郭某2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威超、上诉人阮某及原审被告郭某3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雅凤、被上诉人郭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雅静、原审被告郭雅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郭某2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三项，改判驳回郭某1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郭某1负担。事实和理由：1、本案遗嘱是事先制作，非被继承人口述，遗嘱所载的两名见证人并未就遗嘱进行全程见证，不满足代书遗嘱的生效条件。根据郭建明的《护理记录单》，足以证实2018年9月26日下午15时，郭建明不存在进行遗嘱见证的条件，当日下午没有进行所谓的遗嘱见证，况且郭某2在2018年9月26日下午陪伴被继承人的过程中，均未见到二见证人，根本不存在郭某1及二见证人陈述的遗嘱见证过程。两名见证人的证言自相矛盾，与郭建明的病历档案记载的事实相互矛盾，同样能够证实本案遗嘱、询问笔录均是事先制作，属无效遗嘱。2、两名见证人均与郭某1具有利害关系，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案涉遗嘱无效。遗嘱见证的实际委托人是石某，联系人是石某的朋友杨金松，律师费也是杨金松支付，并不是通过郭建明的个人账号转账。2018年9月26日，郭建明已被下病危通知书，病情恶劣，根本无法做遗嘱见证事宜。从郭某1提供的照片可以证实委托手续是2018年9月26日晚才签订，没有签订委托合同就开始法律服务，显然不符合律师执业规范，不符合常理。同时证明本案遗嘱的实际委托是石某，而非郭建明。3、一审没有让法警或书记员传唤证人，还让证人传唤证人，中间可以有沟通机会，进而通过再次质询改变证言，程序违法。 郭某1辩称，遗嘱人所立遗嘱内容真实，形式合法有效。1、本案遗嘱符合法定形式要件，根据立遗嘱当日2018年9月26日厦门长庚医院出具的《诊断证明书》可以证明，遗嘱人郭建明设立遗嘱当时“意识清晰、言语流利，定向、定性、计算能力均未见异常”，结合遗嘱人立遗嘱时的现场照片和医疗材料上多次记载郭建明“意识清楚、神志清晰”，足以认定遗嘱人郭建明在立遗嘱时神志清楚、思维正常，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且案涉遗嘱经郭建明本人亲笔签名、按捺指模，同时注明年、月、日，并由两名律师对其立遗嘱的过程进行见证，系遗嘱人郭建明生前的真实意思表示。2、郭某2无法证明见证律师不在场，就提到的《护理记录单》上多次记录“家属在场”的情况，郭某1认为应包括见证律师在场的情况。《护理记录单》载明的家属并未明确注明是何人，医生护士也不可能认清郭建明的所有亲属，因此院方将除医护人员以外的人员（包括两名见证律师在内）在场的情况均记录为“家属在场”并无不当。两名见证律师因时间跨度大，两人对细节问题的记忆出现偏差也在情理之中，其细节偏差不影响认定本案遗嘱系郭建明真实意思表示、遗嘱符合关于法定形式要件的事实。且法律并未规定进行遗嘱见证时需要同步录音录像，就见证过程郭某1在原审也提供了丰富的见证现场照片予以证明，照片中郭建明精神尚可、意识清晰、自主签字，足以证明本案遗嘱形成过程的真实性及有效性。遗嘱人郭建明所立遗嘱实际上是综合考虑了各继承人的情况，合情合理公平处分了其部分财产。两名见证人与遗嘱人郭建明及受遗赠人均不存在利害关系。一审判决并不违反法定程序.我国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均未明文规定传唤证人需要通过法警或者书记员进行。而且本案传唤证人进入法庭的时间都极短，根本不可能存在串供可能，郭某2更无证据证明证人之间存在串供事实。 阮某、郭雅凤、郭某3述称，同意郭某2的上诉意见。 阮某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法定继承人阮某和郭松年从郭建明遗产中获得150000元赡养费；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郭某1负担。事实和理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关于赡养的内容，郭建明遗嘱剥夺了其缺乏劳动能力的法定继承人阮某、郭松年的继承权，违反了公序良俗。阮某、郭松年将214700元借给郭建明，郭建明的母亲、姐姐总计花费10万余元用于郭建明治病，郭松年的住院费用由阮某、郭雅凤、郭某3负担，没用郭建明的住房余款，阮某仅有退休工资，仅能勉强维持基本的生活。 郭某1辩称，一、立遗嘱人所立遗嘱内容真实，形式合法有效。二、阮某主张从郭建明的现金遗产中获得赡养费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法律规定，遗嘱继承优于法定继承，且具有排除法定继承的既定效力，阮某不能无视遗嘱人郭建明已立下遗嘱的客观事实。尽管郭建明的所立遗嘱未保留其父母赡养费，但其提出将东岳新村503室房屋留给父母居住，已经尽了作为子女应尽的义务。公民对其合法的财产拥有处分权，因此在亲情和法律事实上，应当尊重郭建明遗愿，阮某无权逾越遗嘱事项要求在现金遗产为自己保留赡养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7条的规定：“遗嘱人未保留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的遗产份额，遗产处理时，应当为该继承人留下必要的遗产，所剩余的部分，才可参照遗嘱确定的分配原则处理。继承人是否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应按遗嘱生效时该继承人的具体情况确定。”也就是说，阮某要求依照公序良俗保留其与郭松年的赡养费，必须举证证明其已经丧失劳动能力且没有生活来源。阮某并非没有收入来源，而且阮某还有其他子女，有其他的赡养义务人，因此阮某主张在郭建明遗产中保留赡养费显然不能成立。 郭某2述称，同意阮某的上诉意见。 郭雅凤、郭某3述称，同意阮某的上诉意见。 郭某1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址于漳州市芗城区腾飞路348号东岳新村57幢503室房屋（约58.38㎡）归郭某1一人所有；2.判令址于漳州市芗城区腾飞路348号东岳新村57幢504室房屋（约58.38㎡）归郭某1一人所有；3.判令址于漳州市芗城区航毅广场（达嘉名门）丙幢3Ｈ2号房屋（约41.24㎡）归郭某1一人所有；4.判令治疗郭建明疾病后尚余的芗城区华元小区13Ａ幢204号房屋售房款987094元归郭某1一人所有；5.判令郭某1依法继承郭建明所占有的漳州科能机动车服务有限公司股权的四分之一份额，并根据继承的股份份额进行分红（含本案起诉前郭建明遗留的股权分红）；6.本案诉讼费由郭某2、阮某、郭雅凤、郭某3负担。 一审法院查明：一、被继承人郭建明的父亲郭松年，母亲阮某。郭松年和阮某夫妻生育有二女一子，即长女郭雅凤，次女郭某3，三子郭建明。郭建明于2018年11月19日因病死亡，郭松年于2019年1月16日去世。二、郭建明与周瑞娥于××××年登记结婚，婚后于××××年××月××日生育一女郭某2，1990年，郭建明与周瑞娥办理离婚登记，1994年8月1日复婚，××××年××月××日经法院主持调解，双方自愿离婚。双方在调解协议书中约定（摘要），址于漳州市芗城区航毅广场（达嘉名门）丙幢3Ｈ2号房屋（约41.24㎡，以下简称达嘉名门3Ｈ2号房屋）归郭建明所有，现该房归郭某2使用，使用期为郭某2结婚日为止；址于漳州市芗城区腾飞路348号东岳新村57幢504室房屋（约58.38㎡，以下简称东岳新村504号房屋）系漳州市房地产房管局公房，双方同意由郭某2使用；双方婚姻存续期间共有的漳州市三龙汇新汽车修配有限公司90%的股份归郭建明所有。郭建明与石某于2012年1月××××年登记结婚，婚后于××××年××月××日生育一子郭某1。2013年7月15日，郭建明与石某办理离婚登记。三、2018年9月26日，福建方圆人律师事务所欧某律师、王某律师接受郭建明的委托在厦门长庚医院听取了郭建明的意见，由王某记录遗嘱内容并制作询问笔录，到长庚医院外将遗嘱内容打印，后王某将打印好的遗嘱及询问笔录带回长庚医院，经郭建明再次确认后在遗嘱落款处签名并捺手印，欧某、王某作为见证人在该遗嘱、询问笔录以及遗嘱见证书上签名，遗嘱见证书还加盖福建方圆人律师事务所的印章。《遗嘱》记载：“为了解决子女、父母继承本人遗产问题，避免继承本人遗产问题产生纠纷，本人郭建明经慎重考虑特立如下遗嘱，（一）本人郭建明现有的财产情况：1.芗城区腾飞路348号东岳新村57幢503室房屋；2.芗城区腾飞路348号东岳新村57幢504室房屋；3.芗城区航毅广场（达嘉名门）丙幢3Ｈ2号房屋；4.芗城区华元小区13Ａ幢204号房屋（已出售150万元，以下简称华元小区204号房屋）；5.漳州市三龙汇新汽车修配有限公司，本人郭建明占有百分之百的股权。（二）对于上述财产，本人郭建明处理如下：1.芗城区腾飞路348号东岳新村57幢503室房屋、504室房屋，芗城区航毅广场（达嘉名门）丙幢3Ｈ2号房屋；三处房产在我百年后，由郭某1继承所有。但芗城区东岳新村57幢503室（现由我父母居住），该503室房屋郭某1继承后不能出售，将来我和我父母百年后作为祠堂使用。2、漳州市三龙汇新汽车修配有限公司的百分之百股权，在我百年后，由郭某2继承所有，并由其经营。3.芗城区华元小区13Ａ幢204号房屋已出售所得的1500000元，用于我的疾病治疗，治疗剩余的款项由郭某1继承所有。以上遗嘱系出自我的肺腑之言，是我的真实意思表示，望我继承人父母、子女尊重本人的遗愿，依照本人的意思切实执行，和谐处理遗产继承事宜，不得生端。立遗嘱人：郭建明，2018年9月26日。”4、东岳新村503号房屋（计租面积39.52平方米）、504号房屋（计租面积32.13平方米）均系郭建明生前承租，房屋性质为漳州市保障性住房管理中心直管公房，东岳新村503号房屋现由阮某居住使用。达嘉名门3Ｈ2号房屋登记所有权人为郭建明。另查明，阮某自2018年1月起至2018年7月止每月领取退休工资2345.62元，2018年8月起至2018年12月止每月领取退休工资2465.88元。诉讼中，郭某1确认芗城区华元小区13Ａ幢204号房屋售房款1500000元扣去郭建明治疗费及其他费用后尚余700382元。郭某1与阮某确认上述售房款余额700382元，目前由阮某存管。郭某1确认就漳州科能机动车服务有限公司股权的继承权另案主张。 一审法院认为，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包括公民的收入、公民的房屋、储蓄等。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遗嘱是指遗嘱人生前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对遗产或其他事务所作的个人处分，并于遗嘱人死亡时发生效力的法律行为，遗嘱必须是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关于本案遗嘱的性质和效力问题。分析评判如下：本案所涉遗嘱是根据被继承人郭建明生前口述，由代书人王某记录后代为打印，再由被继承人郭建明、代书人王某、见证人欧某签名确认形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虽然继承法上要求的是由代书人书写，而本案遗嘱是由代书人打印，但是郭建明是在知晓该打印遗嘱内容的情况下，才在该遗嘱上签名确认，根据厦门长庚医院出具的诊断证明书医嘱记载“患者因为上述疾病于2018年8月13日至2018年9月26日住院治疗，目前仍在住院中，患者目前意识清晰、言语流利，定向、定性、计算能力未见异常。诊疗日期2018年9月26日”，见证人欧某及王某与立遗嘱人无利害关系，均在该遗嘱上签名予以确认，并出庭陈述遗嘱订立的过程，证实该份遗嘱的内容是郭建明的真实意思表示。综上所述，可以认定郭建明系在意识清晰，能自由表达自己意思的情况签署的遗嘱，该遗嘱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规定的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形式合法有效。郭某2关于本案遗嘱无效的反驳意见，依据不足，不予采信。故被继承人郭建明生前立下遗嘱处分其名下合法财产，即达嘉名门3Ｈ2号房屋，华元小区204号房屋售房款，合法有效，郭某1就此提出判令达嘉名门3Ｈ2号房屋归其所有、华元小区204号房屋售房款余额700382归其所有，合法有据，予以支持。被继承人郭建明与其前妻周瑞娥于××××年××月××日在离婚调解协议书中约定，达嘉名门3Ｈ2号房屋归郭建明所有，由郭某2使用，使用期为郭某2结婚日为止，经法庭询问，郭某2述称已经结婚，故郭某2使用该房产的期限届满；郭某2现辩称达嘉名门3Ｈ2号房屋系郭建明给其的嫁妆、郭建明多次允诺该房产所有权归其所有，但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对该辩称法院不予采信。关于遗嘱所载的“东岳新村503室房屋、504室房屋”，依据漳州市保障性住房管理中心出具的证明，该两处房屋均系郭建明承租的直管公房，对该两处房屋的所有权归属郭建明没有处分依据，本案不予处理，是否存在其它法律关系，当事人可另案主张。阮某辩称郭建明生前向其借款合计214700元、应从遗产中予以归还，其辩称的事实系借贷法律关系，而本案处理的是继承法律关系，属不同的法律关系，阮某应另案主张。阮某居住于东岳新村503室房屋，且每月有固定的退休工资收入，被继承人郭建明的父亲郭松年也于2019年1月16日去世，阮某提出其和郭松年应从郭建明的遗产中获得赡养费150000元的要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7条、第3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一、漳州市芗城区航毅广场（达嘉名门）丙幢3Ｈ2号房屋归原告郭某1所有；二、漳州市芗城区华元小区13Ａ幢204号房屋售房款余额700382元归原告郭某1所有；三、被告阮某应将售房款余额700382元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给原告郭某1；四、驳回原告郭某1的其余诉讼请求。若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7748.1元，由原告郭某1负担5544.1元，由被告郭某2、被告阮某各负担6102元。 二审中，本案各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的证据。 郭某2、阮某、郭雅凤、郭某3对一审查明有关见证遗嘱过程的认定提出异议，对其他事实没有异议；郭某1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没有异议。 分析认定异议部分：一审认定2018年9月26日欧某、王某接受郭建明的委托在厦门长庚医院听取了郭建明的意见，由王某记录遗嘱内容并制作询问笔录，到长庚医院外将遗嘱内容打印，后王某将打印好的遗嘱及询问笔录带回长庚医院，经郭建明再次确认后在遗嘱落款处签名并捺手印，欧某、王某作为见证人在该遗嘱、询问笔录以及遗嘱见证书上签名，遗嘱见证书还加盖福建方圆人律师事务所的印章的事实，依据有遗嘱上有郭建明签名，询问笔录，该笔录有表述委托事项及处理个人财产的明确表示并有郭建明签名，2018年9月26日厦门长庚医院出具的诊断证明书，证明郭建明目前意识清晰，言语流利，定向、计算能力未见异常，以及见证过程中照片，可以看出郭建明在办理遗嘱过程中处理笔录时的情景，能够相互印证，一审对此认定正确。郭某2、阮某、郭雅凤、郭某3所提异议不能成立。 本院认为，遗嘱必须是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本案所涉遗嘱是根据被继承人郭建明生前口述，由代书人王某记录后代为打印，再由被继承人郭建明、代书人王某、见证人欧某签名确认形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虽然继承法上要求的是由代书人书写，而本案遗嘱是由代书人打印，但是郭建明是在知晓该打印遗嘱内容的情况下，才在该遗嘱上签名确认，可以认定郭建明系在意识清晰，能自由表达自己意思的情况签署的遗嘱，该遗嘱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规定的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形式合法有效。郭某2上诉提出遗嘱系事先制作，非郭建明口述，郭建明不具备立遗嘱条件，二见证人未见证等理由，但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否认上述认定的证据，至于诊疗记录，无法证实立遗嘱时间与诊疗时间冲突，也无法证实郭建明立遗嘱时丧失意识等情况，故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二见证人是否存在与郭某1有利害关系，郭某2并无提供证据证实，其所述利害关系并不符合有关继承法律规定的见证人利害关系的范围。郭某2主张本案讼争的遗嘱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根据一审庭审录像，并无发现一审在传唤证人出庭作证时违反程序的问题。阮某上诉提出因郭建明所立遗嘱剥夺了其缺乏劳动能力的法定继承人阮某、郭松年的继承权，应从郭建明遗产是扣除150000元作为赡养费的理由，根据法律规定，只有在没有遗嘱的情况下，才适用法定继承，故主张扣除遗产作为赡养费，而赡养费并不能与本案继承共同审理，一审已告知另行主张正确。至于阮某有无借钱给郭建明，阮某并无提供证据证实，不予采纳。 综上，郭某2、阮某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所作判决结果可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402元，由郭某2负担6102元，阮某负担33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叶小铭 审判员  陈育生 审判员  林 健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八日 法官助理徐明水 书记员吴茵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