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746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勃格特变电气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芳村大道东22号之二201铺自编A。法定代表人：缪文辉。委托诉讼代理人：柯柏松，广东正平天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市国隆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花山镇城西村菊花石大道231号。法定代表人：李纯镇，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坚华，系该公司员工。上诉人广东勃格特变电气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勃格特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市国隆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隆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4民初124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7日立案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由审判员王会峰独任审理本案。上诉人勃格特公司法定代表人缪文辉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柯柏松、被上诉人国隆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坚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勃格特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驳回国隆公司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刘某承认货物交给第三方而非国隆公司，国隆公司提交的送货单亦证明签名人不是勃格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工作人员。国隆公司没有证据证明货物已到达勃格特公司。（二）刘某自认由于其信用问题，国隆公司不再给其订货，于是其借了勃格特公司的支票，希望国隆公司继续供货。实际上支票开具前后，勃格特公司均没有收到涉案货物，且国隆公司起诉的125994.70元货款，已由刘某于2019年7月22日归还。（三）一审判决第三页认为“国隆公司的梁坚华…”，该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勃格特公司法定代表人缪文辉当时说了还有6万元没有结清，说明对54972元的货款是认可的。国隆公司认为货款应是54972元和其说的125994.70元货款相加，缪文辉并未表示认可，涉案支票证明不了125994.70元的货款。因此，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勃格特公司并未收到国隆公司的货物也未拖欠国隆公司货款。国隆公司辩称，勃格特公司欠国隆公司125994.70元货款证据确凿。刘某并未归还涉案货款，其归还的是在本案案发之前拖欠国隆公司的货款（在一审审理中国隆公司已提供了相关证据：刘某因挪用欠下国隆公司货款50多万元被拒发货和停职处理）。截止2019年7月25日，刘某仍欠国隆公司货款41212.53元，已立下字据并注明勃格特公司货款125994.70元另案处理。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勃格特公司的上诉请求，立即归还国隆公司欠款125994.70元，并承担一审案件受理费。国隆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勃格特公司支付国隆公司货款125994.70元及货款延期违约金18261.58元，合计144256.28元；2.案件受理费由勃格特公司负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本案交易是勃格特公司以自己的名义与国隆公司发生的交易。理由如下：首先，涉案交易发生前，国隆公司财务总监梁坚华特意打电话给勃格特公司法人缪文辉，告知缪文辉，因刘某经手业务已有50万元货款没有收回，故不再为刘某出货的事实，并询问缪文辉是否是勃格特公司购买涉案货物。在缪文辉明确回复是勃格特公司购买货物后，国隆公司才同意本次交易。其次，勃格特公司也在货物被提取的两天后向国隆公司出具了金额为123686.60元的支票（因账户密码错误，被退票）。国隆公司提交的其财务总监梁坚华与缪文辉在2019年5月14日的微信聊显示，梁坚华提出“原先3568.5kg扣除了1018kg×54元=54972元，余下2550.5×49.4元=125994.70元”，并要求其对余下支票按125994.70元开具，缪文辉没有否认该事实，而是回复“嗯”。再次，勃格特公司认为其向国隆公司出具支票的原因是借支票给刘某，并申请了刘某出庭作证。但是刘某也明确说明由于国隆公司不再为其出货，故其委托勃格特公司以勃格特公司的名义向国隆公司购买本案货物。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交易是勃格特公司以自己的名义与国隆公司进行的交易，勃格特公司因此应当承担购买方的责任。至于勃格特公司与刘某之间的约定，勃格特公司并未告知国隆公司且未经国隆公司同意，故对国隆公司不产生约束力。国隆公司诉求勃格特公司支付未付货款125994.70元，合法合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国隆公司主张其提交的两份销售合同是传真件，但该两份合同上没传真号码、传真日期等传真件的一般特点，且从肉眼观察，该两份合同与复印件无异，故对勃格特公司主张是复印件，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对国隆公司以该两份合同为据主张违约金，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判决：一、勃格特公司于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国隆公司支付货款125994.70元；二、驳回国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593元，由勃格特公司负担。经审查，本院对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勃格特公司提交以下证据：勃格特公司法定代表人缪文辉和国隆公司工作人员梁坚华2019年5月12日至2019年5月21日期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在缪文辉的微信聊天记录里面没有国隆公司所提交的记录当中5月14日中“嗯”的表述。经质证，国隆公司的意见为：国隆公司工作人员梁坚华与缪文辉的整个微信聊天记录完全没有删除，是勃格特公司删除了“嗯”的记录。国隆公司提交如下证据：刘某写的说明，证明勃格特公司确实欠国隆公司125994.70元。经质证，勃格特公司的意见：对证据的真实性确认，但勃格特公司对该内容不知情。二审查明以下事实：（一）关于合同。国隆公司为证明与勃格特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一审时提交了加盖有双方印章的复印件。关于合同为何没有原件，国隆公司二审庭审中陈述如下：“按交易惯例，合同是通过传真回传或微信发送再打印出来，所以没有加盖红色印章的合同原件。”勃格特公司则否认与国隆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二）关于国隆公司主张勃格特公司欠其货款的依据。国隆公司为证明勃格特公司已收货，提交了有“缪文辉”签名的送货单、勃格特公司出具的金额为123686.60元的支票、微信聊天记录。1.关于送货单。送货单上有“缪文辉”手写签名，国隆公司二审庭审中陈述如下：“关于送货单上签名的问题，当时梁坚华（国隆公司本案委托诉讼代理人，下同）也没有在场，是勃格特公司委托一个司机来提货的，是否勃格特公司法定代表人缪文辉本人所签，我也不确定。”勃格特公司否认收货。2.关于支票。国隆公司二审庭审中陈述如下：“该支票是对方的同事叫梁哥交给国隆公司的财务，具体我不清楚。支票上载明的收款人是我方的股东开设的一个公司，不含税。”勃格特公司对于国隆公司的陈述回应如下：“勃格特公司没有填写收款人。”3.关于微信聊天记录。国隆公司提交的2019年5月12日至5月21日期间跟国隆公司工作人员梁坚华的聊天记录记载，梁坚华于2019年5月13日下午4点44分发送了一个送货单给缪文辉，该送货单经核对与本案国隆公司提交的送货单内容一致；国隆公司于5月14日中午12时23分又将该送货单发送给缪文辉，缪文辉回应为“我汇佐含税价给你”及“你将不含税的计返几多发给我”。对此，本院二审当庭询问缪文辉：“既然你方认为与国隆公司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那为何回复上述内容？”缪文辉：“我方手机微信聊天记录没有这段文字。”为进一步核对上述事实的真实性，本院要求国隆公司员工梁坚华当庭将上述微信聊天记录提交给法庭及缪文辉核对。经本院当庭对比二人微信的原始聊天记录，勃格特公司与国隆公司提交的5月14日中午12时23分至5月14日中午12点31分期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勃格特公司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当中缺少了部分内容。对此，缪文辉回应为：经核对，国隆公司手机与其打印件是一致的。我方对此做如下解释，我在“余125994.70元？”后面打了个问号即是我对这个有疑问，有可能有这个“嗯”字，“嗯”字代表125994.70元开发票，这个支票应该3月份提货时候就应该提交了，我方不需要再提交，但现在对方不知道为何还问这个支票的问题。（三）涉案支票载明的时间为2019年4月29日，国隆公司为何会在5月14日的聊天记录中有：“余下支票要按125994.70元开过来”的表述？国隆公司对此回应为：“因为之前的支票退票，所以我才追他后面的这个支票。”（四）关于勃格特公司是否要求过国隆公司退回其支票的问题。支票载明的时间为2019年4月29日，缪文辉、梁坚华微信聊天记录为2019年5月份，本院二审庭审中询问勃格特公司，勃格特公司对此回应为：“有，微信上也有截图，一直追国隆公司业务员拿这个支票回来。”国隆公司对此回应为：“我方不给对方，作为一个证据，没付钱的话我不给。”（五）关于刘某。一审时证人刘某到庭，一审开庭笔录记载：“审判员：证人当时交易发生时，你向原告表示该笔交易的购买方是谁，证人回答：由于原告不再让我销售铜排，我就委托被告，以被告名义向原告购买货物，并将货物提出来。”对此，本院二审询问勃格特公司：当时勃格特公司出具支票的原因？缪文辉：“是先借用支票给刘某几天。”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双方诉辩意见，本院将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分别认定如下：关于国隆公司是否为涉案支票的权利人。根据国隆公司提交的证明其与勃格特公司之间存债权债务关系的依据来看，最直接的证据为勃格特公司2019年4月29日出具的金额为123686.60元的支票。虽然该支票载明的收款人非国隆公司，但鉴于国隆公司对此有合理解释、勃格特公司对此提出的抗辩意见仅为该支票是出借给刘某的、刘某一审出庭时也未陈述该支票为其所借，因此本院对于国隆公司主张其为该支票的权利人予以支持。关于国隆公司主张其是基于与勃格特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取得涉案支票依据是否充分。勃格特公司主张涉案买卖合同关系发生在国隆公司与刘某之间，但从刘某一审时陈述的：“由于原告不再让我销售铜排，我就委托被告，以被告名义向原告购买货物，并将货物提出来。”来看，刘某已明确涉案买卖合同是以勃格特公司的名义进行，并将货物提走。况且，从勃格特公司在货物被提走后交付支票给国隆公司、勃格特公司法定代表人缪文辉与国隆公司员工通过微信交流交易的对账事实来看，勃格特公司实际已确认与国隆公司之间发生买卖合同关系，并同意支付相应的货款。因此，本院对于国隆公司主张其是基于与勃格特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取得涉案支票予以采信。由于勃格特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其已支付涉案支票所涉款项，故勃格特公司应向国隆公司支付涉案货款。勃格特公司上诉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认定勃格特公司应向国隆公司支付货款125994.70元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勃格特公司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820元,由上诉人广东勃格特变电气科技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会峰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朱俊雅蔡嘉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