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鄂10行终2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湖北容大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荆州市荆州区纪南镇龙会桥。法定代表人陈李涛，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胡胜泉，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荆州纪南生态文化旅游区纪南镇人民政府，住所地：荆州纪南生态文化旅游区纪南镇枣林街育才东路17号。法定代表人李伟，该镇镇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孔令琼，湖北盈科（荆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湖北容大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容大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荆州纪南生态文化旅游区纪南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纪南镇政府）房屋拆迁行政强制一案，不服荆州市荆州区人民法院（2019）鄂1003行初23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一审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第四十九条第（三）项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其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本案中，原告虽然举证证明其于2011年1月与荆州区纪南镇人民政府签订兼并（原种禽场）协议及补充协议、于2010年3月与荆州市种禽场签订的租赁合同等，但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原告是涉案被拆除地面建筑物及附着物的合法产权人。结合被告提交的荆州市种禽场的营业执照、荆州市种禽场于2019年4月4日与荆州市鼎明劳务有限公司签订的（种禽场房屋及地上附着物拆除）合同书、发票等证据，荆州市种禽场系独立法人，其自行实施了案涉拆除行为，原告起诉请求确认被告强拆荆州市种禽场的行为违法的主张缺乏相应的事实根据，应予驳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湖北容大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起诉。本案不交纳案件受理费。上诉人容大公司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并非被拆建筑的产权人而不具有提起本诉的资格，进而不符合提起行政诉讼的条件，属对事实的错误认定及对法律的错误理解与适用。一方面，上诉人已经与被上诉人签订《兼并协议》及《补充协议》，且在种禽场内开展产生经营长达十年有余，根据上诉人提供的种禽场财物账务移交表、前期拆迁补偿资料等，均可证实上诉人已经是种禽场的实际权利人和管理者。同时，基于对政府的信赖利益，在《兼并协议》及《补充协议》履行完毕后，无论早晚，上诉人必然也会成为种禽场财产的登记产权人，而种禽场也会办理完成工商注销登记，以上证据足以证明上诉人为被强拆建筑的实际权利人。我国不动产物权公示效力一般以登记为准，但法律并未否定未经登记实际权利人也可享有物权，一审法院依旧认定上诉人非被强拆建筑的产权人，属事实认定错误。另一方面，退一步讲，无论上诉人是否是一审法院认定的产权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行政相对人以及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就行政行为提起诉讼。本案中，上诉人能否就强拆种禽场起诉的基础在于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是否受到强拆行为侵害，而不在于种禽场的工商登记状态及土地权属是否登记在上诉人名下。即使钟禽场为独立登记的企业法人、案涉地块使用权仍登记在种禽场名下，但如上文所述，被上诉人的强拆行为已经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这种权益既包括上诉人基于《兼并协议》《补充协议》享有的对种禽场占有、使用、收益的权益，也包括上诉人对所种树木、厂房添附的所有权，还包括《兼并协议》及《补充协议》继续履行的期待利益，甚至包括上诉人基于原《租赁协议》享有的租赁权，上述权益既包括看得见、摸得到的实物，也包括看不见、摸不到的利益，如占有使用的利益、生产经营的利益。因此，上诉人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均有权提起本案诉讼，种禽场的工商登记及种禽场地块的权属登记状态与上诉人能否就违法强拆行为提起诉讼无必然关联。二、被上诉人为种禽场拆除的实际主体，而拆除的性质为违法强拆，一审法院认定种禽场建筑的拆除为种禽场自拆行为属事实认定错误。（一）上诉人已经提供证据证明被上诉人组织实施了种禽场前期拆迁补偿工作及本次强拆活动。上诉人收到过被上诉人发出的征收及腾退通知，被上诉人前期也对种禽场进行了测绘和评估，并向上诉人出具了书面的房屋测绘图、情况调查表和评估明细表，上诉人前期已经明确出面开展种禽场的拆迁及补偿工作。同时，在强拆现场的拍摄照片及视频显示有警察堵住种禽场入口，说明政府参与并主导了本次强拆活动。另外，澎湃新闻拍摄的视频显示纪南镇党委书记龙飞明承认实施了强拆。（二）种禽场为全民所有制企业，事实已证明，即使种禽场“自拆”，其拆除行为受到被上诉人的指令且由被上诉人受益，被上诉人应对强拆行为承担责任。目前被拆地块正在建设207国道，该建设行为与猪瘟没有任何关联。2018年种禽场的法定代表人由纪南镇党委任命，即足以表明种禽场并不是独立的民事主体，其为了修路而“自拆”房屋，只能表示其代被上诉人行使了公共管理职能。无论种禽场“自拆”行为是作为主管部门的被上诉人的直接要求，还是作为地域管辖的一级政府的授意或授权行为，其行为的后果和责任都应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未提供足够证据推翻上诉人主张，也不能合理说明强拆主体，且是该强拆行为的受益主体，应对该强拆行为承担责任。三、一审法院严重违反行政诉讼的全面审查原则和被告对行政行为合法提供证据的举证规则，导致本案事实认定不清乃至事实认定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条、第六十九条、第七十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对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审查应当为全面审查。上诉人只要能够提供初步证据，证明案涉行政行为存在且系被告所为，即应视为已初步履行了适格被告的举证责任，无论上诉人提起本诉的事实和理由是否充分，人民法院此时应该主动、全面审查被起诉的行政行为，并按照行政诉讼法规定的方式，对涉诉行政行为进行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拆除行为的举证责任应该由被上诉人承担，若被上诉人不能有直接、明确的证据表明不是自己拆除，那么不利后果只能是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中，上诉人已经提供了大量的视频、照片、前期拆迁补偿材料证明被上诉人参与并主导了本次强拆活动，但被上诉人的答辩和举证只说明了一个问题，即“种禽场自主地拆除了自己的厂房”，并未对上诉人提出的事实进行回应，一审也未就本案的焦点进行调查。进一步讲，种禽场属全民所有制企业，企业资产属国有资产，其拆除行为是否取得了行政主管部门和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同意，被上诉人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一审法院也未进行调查就直接认定了种禽场的拆除行为“自拆”且“合法”，反倒要求上诉人提供超出法律要求的证据，严重违反了行政诉讼的全面审查原则和被告对行政行为合法提供证据的举证规则。综上，一审对本案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请求撤销一审裁定，裁定由荆州市荆州区人民法院继续审理本案。被上诉人纪南镇政府答辩称：一、上诉人的第一点上诉理由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一）上诉人容大公司诉请确认被上诉人强拆荆州市种禽场的行为违法，其本身就说明，并不是容大公司自己的合法权益遭到了损害。上诉人容大公司与案外人荆州市种禽场系两个完全不同的彼此独立的企业法人。上诉人容大公司起诉案外人遭到了强拆，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的规定。（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二十五条的规定，本案中的荆州市种禽场仍然独立存在并未终止。上诉人容大公司的诉讼请求上可以证明，上诉人也认为本案中的行政行为相对人是荆州市种禽场，而不是上诉人自己的容大公司。容大公司的起诉不符合行政诉讼规定的行政行为相对人的条件。（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十二条的规定，上诉人容大公司也不属于法律规定的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人。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一审依法驳回上诉人容大公司的起诉有充分的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四）上诉人容大公司以签订的《兼并协议》《补充协议》为基础主张本案的诉权不能成立。上诉人于2019年3月14日以荆州市种禽场为被告提起了合同诉讼，请求荆州市荆州区人民法院“确认原告与原荆州市荆州区纪南镇人民政府2011年1月21日签订的《兼并协议》、2011年4月18日签订的《补偿协议有效》”、“确认原告与被告2010年2月2日签订的《湖北容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兼并荆州市种禽场协议书》有效”。从上诉人诉讼的合同纠纷的诉请就可以证明，《兼并协议》《补充协议》《湖北容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兼并荆州市种禽场协议书》本案所涉的三个合同是否有效存在争议，需等待人民法院审理之后作出裁决，最后确定合同效力。现该案一审已作出裁决，依法驳回了容大公司的诉讼请求。荆州市种禽场从1995年开始歇业至今，地上建构筑物均系政府投资建设。1989年7月成立之初建设房屋面积就达6690平方米。2005年修建至2017年评估房屋面积达7629.98平方米。评估报告显示均未有设施设备存在。种禽场的工商登记及种禽地块的权属登记状态均登记在荆州市种禽场名下，由荆州市种禽场享有该物权。一审认为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被拆除的地面建筑物及附着物是上诉人的合法产权，其无权提起本案的诉讼，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条文正确。二、一审认定种禽场建筑的拆除为种禽场自拆行为正确。（一）种禽市场变化巨大且荆州市种禽场长期处于停产状态，加之国家建设需要，荆州市种禽场地上建筑构物多年失修自愿拆除支持国家建设。被上诉人提交的2019年4月4日与荆州市鼎明劳务有限公司签订了拆迁合同、拆除费用明细及支付凭证、发票，足以证实荆州市种禽场地面的建筑物被拆系荆州市种禽场自拆行为，与被上诉人行政行为没有关联性。（二）即便拆除行为是受到被上诉人的指令，被上诉人履行的也是投资人的职责和义务，这与被上诉人的具体行政行为无关。根据种禽场的章程及工商登记资料证实，种禽场的性质本身就系全民所有制企业，被上诉人系委托的投资主体。从法律上讲种禽场为独立的民事主体即独立的企业法人，作为投资人的被上诉人依法履行对种禽场投资人的责任与义务，两者调整的法律关系不一样，更不相矛盾。上诉人以“2018年种禽场的法定代表人由纪南镇党委任命”否定种禽场独立的民事主体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三、上诉人的第三点上诉理由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条、第六十九条、第三十四条的规定，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而本案经过一审审理，根据证据证明的事实，合法进行审查后认为上诉人认为的“强拆”行政行为客观上并不存在。上诉人既不是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也不是种禽场自拆行为的弱势受害者，一审并没有违反行政诉讼的全面审查原则和被上诉人对行政行为合法性提供证据的举证规则。综上所述，一审对本案事实认定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依法维持原判。本院认为，本案所诉行政行为系对案涉土地上附着物的强制拆除行为，上诉人容大公司基于长期在该案涉土地经营的事实，被诉拆除行为对其相关合法权益可能产生影响，故其具有提起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至于上诉人是否应为案涉土地附着物的实际所有权人则不属于本案的审查范围。对于被上诉人纪南镇政府是否强拆了案涉土地上附着物及双方当事人之间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的规定，当事人提起诉讼应当有事实根据。本案中，上诉人提交了房屋测绘图、情况调查表、评估明细表及强拆现场的拍摄照片及相关视频等用以证明案涉土地上附着物是在政府主导的征收过程中被拆除，被上诉人是强拆行为的受益人。上诉人容大公司依据有限举证能力已尽到初步证明责任，一审以上诉人的起诉不具有事实依据为由，认为上诉人的起诉不符合受理条件不当，应予纠正。针对上诉人的诉请，结合被上诉人纪南镇政府提供的相关证据，征收部门认定案涉土地及地上附着物的被征收人为荆州市种禽场，上诉人容大公司不是被征收主体。2019年4月4日，纪南镇征迁指挥部与案涉土地的产权人荆州市种禽场签订了该案涉土地及地上附着物征收协议，荆州市种禽场又与荆州市鼎明劳务有限公司签订了委托其拆除种禽场房屋及地上附着物的合同书。荆州市种禽场的行为已表明其同意将案涉土地及地上附着物移交给征收部门，并由其自行委托拆除了案涉厂房及地上附着物。因此，被上诉人纪南镇政府并没有强制拆除案涉土地上的附着物。荆州市种禽场作为全民所有制企业，具有独立的民事主体资格，上诉人认为应由被上诉人对强拆行为承担责任的观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基于经营事实因上述拆除行为所受到的合法权益损失，可另行向实施拆除行为的责任主体荆州市种禽场予以主张。综上所述，虽然一审认为上诉人的起诉不符合受理条件，适用法律错误，但结合双方当事人的举证，上诉人容大公司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根据，不能得到支持。鉴于本案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与“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两种处理结果对上诉人的实质权益并无明显影响，为不增加当事人诉累，避免诉讼程序空转，节约司法资源，本院对一审裁定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欧阳庆审判员  王 阳审判员  孙开炎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王文娟书记员王文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