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2民终270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铭玖，男，1969年5月26日生，汉族，住大连保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姜功洵，辽宁北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云，男，1966年11月11日生，汉族，住大连市甘井子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刚，辽宁双护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娜，辽宁双护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铭玖因与被上诉人杨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辽0291民初14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铭玖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2019)辽0291民初1433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2016)辽0291民初5028号案件中，上诉人王铭玖提供了施工合同书、栏杆制作安装合同、照片、工程量报价单以及20万元人民币的借条向案外人仇兆春主张支付工程款，并不是依据前述证据材料主张双方存在借贷关系，一审法院在没有确实证据的情况下认定上诉人王铭玖向案外人仇兆春出借20万元，实际支付10万元给案外人仇兆春，另10万元经案外人仇兆春指示打入被上诉人杨云这节事实系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关于上诉人王铭玖在此前分别起诉被上诉人杨云和案外人仇兆春，两案中被上诉人杨云和案外人仇兆春委托同一代理人进行代理，该代理人在两个案件中均口头抗辩是案外人仇兆春向上诉人王铭玖借款20万元，上诉人王铭玖经案外人仇兆春指示将10万元款项转入杨云账户，并未拿出确实的证据来证明；在王铭玖诉杨云案件中，代理人因代理案外人仇兆春案所转述的抗辩事由应视为“证人证言”，案外人仇兆春在能够出庭的情况下没有出庭，其由代理人所陈述的抗辩事由的真实性不能得到印证，也不应予以采信；而作为两个案件被告的代理人，因委托关系所产生的利害关系，其所陈述或转述的抗辩事由在没有其他证据予以证明的情形下，也不应予以采信。且案外人仇兆春和被上诉人杨云之间也存在债权债务这一利害关系。一审法院认定案涉10万元人民币转款系为案外人仇兆春从上诉人王铭玖处借款后用于偿还被上诉人杨云这一事实有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7条可知，借条并不是认定借贷关系形成的必备要件，一审中上诉人王铭玖已经提供了其向被上诉人杨云实际转款的记录，然而被上诉人杨云没有确实的证据证明该款项的产生具有其他的原因，该观点也在贵院做出的(2018)辽02民终10323号的民事裁定书中得到支持，该份裁定书中也认为被上诉人杨云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案外人仇兆春同意由上诉人王铭玖直接转账给被上诉人杨云以抵顶欠款，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但案件发回重审后，一审法院在未查清该节事实的情况下，又做出了与之前一审相同的判决。据此，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杨云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请求依法维持原判。本案上一次一审、二审以及本次一审已经向法庭陈述了相关事实，因为被上诉人杨云与上诉人王铭玖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双方根本不相识，并且在本案第一次一审当中审判人员要求上诉人王铭玖（当时出庭）现场给被上诉人杨云打电话，结果王铭玖所打的电话号码是空号，根本不是被上诉人杨云的电话号码，因此其向法庭陈述的其认识杨云并向杨云借款根本不存在。并且在本案上一次一审及本次发回重审中审理查明的事实是被上诉人杨云账户所接受的10万元款项是由案外人仇兆春指示上诉人王铭玖（王铭玖与仇兆春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将其向王铭玖所借款项中10万元直接用于偿还仇兆春所欠被上诉人杨云的款项，并且这一节事实在上诉人王铭玖在2016年向案外人仇兆春杨云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案号分别是（2016）辽0291民初5028号以及（2016）辽0291民初4894号，这两个案件分别是上诉人王铭玖向仇兆春以及杨云分别提起民间借贷纠纷，在该两个案件庭审事实调查过程中上诉人王铭玖及案外人仇兆春均对该笔10万元是由仇兆春指示王铭玖直接打给被上诉人杨云账户用于偿还仇兆春所欠款项，至于仇兆春所欠被上诉人杨云的款项是由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所作出的民事调解书当中所载明的仇兆春欠杨云借款将近80余万元，该笔10万元只是偿还了其中一部分，因此被上诉人杨云与上诉人王铭玖既不相识也没有达成民间借贷的合意，并且在该案的两次一审当中被上诉人杨云向法庭陈述上诉人王铭玖对于被上诉人因何借款、用途以及有无担保、形成时间、地点均无法证明，并且双方没有书面借据，不符合民间借贷的交易习惯，并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规定，在借款人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的，作为民间借贷的出借人应当对其主张成立继续承担举证责任。结合本案，作为杨云，其没有向王铭玖借贷的意思表示，双方也不认识，根本不构成民间借贷，杨云所接受的该笔10万元款项是案外人仇兆春向王铭玖所借款项20万元中的一部分，王铭玖是接受仇兆春的指示直接将仇兆春所借款项中的10万元转入杨云账户。因此，上诉人王铭玖应当就该笔借款成立继续举证来证明其主张。综上所述，被上诉人杨云没有向王铭玖借款的意思表示，该账户所转入10万元是案外人仇兆春指示转入，因此请求二审法院依据相关法律规定，依法维持一审判决，保护被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王铭玖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10万元；2.被告承担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于2014年8月28日向被告账户转账10万元。原告于2016年8月24日在一审法院起诉被告，要求被告偿还该笔10万元。在该案中，原告自述其于2014年6月通过仇兆春认识被告，被告通过仇兆春向原告借款，借期一个月，商谈借款的地点在仇兆春的办公室，时间约为2014年8月24日、25日。该案庭审后，原告于2016年12月15日以需调查取证为由撤诉。原告于2016年8月24日在一审法院起诉仇兆春，要求仇兆春偿还原告20万元。在该案中，原告提供了仇兆春于2014年8月27日为原告出具的借条，借款金额为20万元，并以苏荷壹号5#楼1307号房屋抵押，该借条中留有仇兆春的建设银行账号。仇兆春在该案中陈述其以个人名义从原告处借款20万元，实际借款金额为10万元，仇兆春指示原告将10万元转入杨云账户。该案庭审后，原告于2016年12月15日以需调查取证为由撤诉。仇兆春欠本案被告杨云的工程款，经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调解，仇兆春应于2013年6月15日前一次性给付杨云788,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原告没有提供其与被告之间存在借贷法律关系的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仅提供了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作为证明其与被告存在借贷关系的唯一证据，而被告提交的证据中仇兆春为原告出具的借条以及原告、仇兆春的庭审陈述证明了仇兆春欠本案被告杨云工程款，其从原告处借款后，原告按其要求将借款10万元打到本案被告的银行卡上的事实。因此，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因原告未再提供其他能证明其与被告存在借贷关系的证据，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因无充分证据证明原、被告间存在借贷关系，故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王铭玖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原告王铭玖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上诉人王铭玖系以银行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上诉人杨云辩称上诉人王铭玖转账系受案外人仇兆春的指示将10万元转入其账户，案外人仇兆春偿还其借款并提供了相应证据。在此情形下，上诉人王铭玖有义务就案涉10元转款系被上诉人杨云向其借款承担举证责任。上诉人王铭玖在诉讼中仅提供向被上诉人杨云转款10万的银行转账记录未对借款的用处、利率、还款时间等提供相应的证据，再结合上诉人王铭玖与被上诉人杨云只是通过案外人仇兆春的介绍才认识的并没有特殊关系的事实，上诉人王铭玖直接转款给被上诉人杨云大额款项10万元且不约定利息、还款时间不符合常理。被上诉人杨云提交的案外人仇兆春为上诉人王铭玖出具的借条以及上诉人王铭玖、案外人仇兆春的庭审陈述证明了案外人仇兆春欠被上诉人杨云工程款，其从上诉人王铭玖处借款后，上诉人王铭玖按其要求将借款10万元打到被上诉人杨云的银行卡上的证据更符合客观事实。故，一审法院已上诉人王铭玖无充分证据证明其与被上诉人杨云间存在借贷关系为由，驳回上诉人王铭玖的上诉请求并无不妥。综上所述，王铭玖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上诉人已预交），由王铭玖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富喜胜审判员  毛国强审判员  缪 明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陈彩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