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1民终970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某1，女，1954年12月11日出生，汉族，台湾省台北市人，现住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胡茂生，男，1939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万某，男，1970年1月30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肖书明，武汉市武昌区正大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菲，武汉市武昌区正大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审原告：吴某2，女，1950年2月1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上诉人吴某1因与被上诉人万学光、万某，原审原告吴某2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2019）鄂0105民初1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因被上诉人万学光在一审判决后于2019年7月23日死亡，经本院询问万学光唯一继承人万某意见，万某表示愿意承担其父万学光在本案中的诉讼，本院依法予以准许，并于2020年1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吴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胡茂生、被上诉人万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肖书明到庭参加诉讼，原审原告吴某2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本院依法缺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吴某1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判；（二）改判支持吴某1、吴某2原诉讼请求：1.变更吴某1、吴某2与万学光、万某签订的《关于北城巷73号房屋拆迁分配方案》与我国继承法相抵触的内容，变更吴某1、吴某2、万学光及万某三方分配拆迁补偿款的比例各为33.33％；2.案件受理费及其他法律费用由万学光及万某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基本事实：1.万学光系吴某1、吴某2胞姐吴绍文的生前丈夫，万某系万学光、吴绍文婚生子。吴绍文、吴某2、吴某1的父母吴杰卿、黄行芳生前居住位于武汉市汉阳区北城巷73号一楼（以下简称“北城巷73号住房”）直管公房一间，住房证持证人系父亲吴杰卿，吴杰卿于1987年4月6日离世后，持证人为母亲黄行芳。黄行芳于1998年8月2日离世后，该住房由大姐吴绍文出租给他人使用，租金由吴绍文收取。2.北城巷73号住房是吴杰卿、黄行芳的遗产。其事实依据如下：（1）1992年-2002年武汉市推行公有住房改革，1996年黄行芳在吴绍文、吴某2、吴某1资助下，按标准价出资购买了北城巷73号住房72%的产权，房改取得的96版房产证，在2000年的房改中经吴绍文交还该房屋出卖人汉阳区房产管理局，办理了完全产权证书。（2）万学光、万某在一审所举的证据一显示北城巷73号住房是黄行芳遗留的房屋。（3）吴绍文在2000年将北城巷73号住房的《房屋所有权证》、《国有土地所有权证》登记在自己名下，存在如下权利瑕疵：一是吴绍文、万学光夫妇在1994年12月21日购买了工作单位824厂的公有住房一套，夫妻二人的57年工龄折抵购房款已在这套住房用尽，但吴绍文、万学光在2000年伪造了第二个57年工龄购买北城巷73号住房，违反了武汉市人民政府武政[1998]34号文第五条第（六）款关于“承租住户购买租住的公有房屋，一户只能享受一次折扣政策优惠。每个承租住户的购房家庭人口、夫妻双方工龄不得分别重复计算”的强制性规定。相关证据是在一审开庭后发现并提交到案件一审合议庭。二是吴绍文购买北城巷73号住房所用资金，是黄行芳遗留房屋出租所产生的租金，是黄行芳遗产所生的孳息，而不是吴绍文个人或者家庭的自有资金，故北城巷73号住房100%产权都是黄行芳的遗产。三是黄行芳去世前没有立遗嘱，吴绍文不是北城巷73号住房的唯一继承人，万学光、万某也没有就遗嘱进行举证。因此，持有北城巷73号住房完全产权的吴绍文，仅仅是一个名义产权人，实际权利人是三个继承人吴绍文、吴某2、吴某1。一审主审法官在判后答疑中说不存在名义产权人的概念，但最高人民法院《审判要旨——实际权利人、名义产权人与征收行为的利害关系》的文章，及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对全国审判机关具有指导意义的审判案例——（2018）最高法行申2872号行政裁定书，早已对名义产权人作了明确的定义。3.2018年北城巷73号住房被列入旧城改建的汉阳区人民政府征收范围，吴绍文的继承人万学光、万某拒不承认吴某2、吴某1是北城巷73号住房被征收人之一，拒绝吴某1、吴某2参加政府征收款的分配。经多个亲戚进行艰难协调，万学光、万某同意吴某2、吴某1参加政府征收款的分配，签署了《北城巷73号住房拆迁款分配方案》,该分配方案的签署，证明万学光、万某承认吴某1、吴某2是黄行芳遗产房屋的继承人。4.万学光、万某依仗其持有吴绍文名下的《房屋所有权证》及《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的优势地位，坚持要求吴某1、吴某2接受他们的条件，即政府征收款超过40万元的部分归万学光、万某所有，在40万元以内，万学光、万某分配50%,吴某1、吴某2各分配25%(10万元人民币)。吴某1、吴某2是在万学光、万某的强势压迫下，违背自己真实意思签订分配方案的，如果不签订就无法参与分配，更无证据诉请人民法院依法变更分配比例。（二）一审判决认定案件事实不清。一审判决认定了分配方案的真实性，但故意不查明案件其他重要事实：1.一审判决缺原、被告举证、质证意见的记载，缺原告申请的多个证人出庭作证所证明的事实，缺合议庭对各项证据证明力的认定。这是一审法官故意不想把案件事实查清楚。一审判决虽然说了一句“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案佐证”，但案卷记录了哪些证据是当事人无异议的，未向当事人公开。2.一审判决对如下关键事实不作认定：（1）对四位证人证明的本案核心事实一字未提。（2）原告反驳被告且对被告不利的证据，一审判决也未列举。（三）一审审判程序违法。吴某1、吴某2于2018年11月21日在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办理了民事诉讼立案，当日交付了案件受理费，但该案件在2019年1月7日才送达审判庭，迟延40天以上。本案在立案庭滞留的40余天里，没有法官对双方当事人进行立案调解，违反了2010年6月7日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的若干指导意见》的“立案调解”规定。一审开庭前，未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二款进行庭前调解。在开庭审理中，审判长兼主审法官没有询问双方当事人是否愿意调解，庭审丢掉了必经的调解程序，在庭审笔录里没有任何调解及询问的记录，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关于民事调解的规定。本案宣判当天，原告的代理人请求暂缓向被告送达判决书，申请主审法官对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主审法官说“万学光在重症病房抢救，如何调解”，吴某1用电话询问万学光现在的妻子，得知万学光根本没有住院，当天还在外面打乒乓球，足见主审法官为了不调解竟然无中生有。在揭穿谎言后，主审法官通知本案双方当事人在次日上午进行调解（这时还没有向被告代理人送达判决书），原告代理人请求将这次调解作为宣判前的调解，但主审法官不同意，主审法官的上述行为，明显违反民事诉讼法关于调解的规定，也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四）一审判决确定案由错误。1.吴某1和吴某2诉讼请求的核心是变更当事人签订的协议《分配方案》，并没有主张对吴绍文名下的产权两证进行变更。2.吴某1和吴某2请求变更分配比例是基于如下事实与法律规定：一是《分配方案》中确实存在显失公平情形，如“如拆迁款高于40万元，多于款项归万学光、万某所有”等霸王条款。我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二是《分配方案》中确实存在与法律相抵触的问题，既然两原告是被拆迁房屋的继承人身份在《分配方案》中得到两被告的认可，就应当依据继承法第十三条均等分配，各享有33.33%的权利。一审判决认定两原告“要求变更该拆迁分配方案没有事实及法律上的依据”，显然偏离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审判原则。3.确定民事诉讼案由的依据是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是诉讼请求中主张的法律关系。如果同一案件中涉及两个或者两个以上法律关系，而且存在主从关系的，应当以主法律关系来确定案由。本案法律关系需要从三个层面进行分析：第一层面，本案如果双方当事人没有签订《分配方案》，则争议焦点是两原告是否有资格参加拆迁款的分配，应当适用我国继承法判决继承与非继承，案由就是继承纠纷。第二层面，《分配方案》签订后，两原告作为母亲黄行芳遗留房屋继承人的身份就不存在争议了，原告与被告之间的争议转移到《分配方案》的合同层面，故双方当事人的法律关系是平等主体的合同关系，应根据合同法审理，这是本案审理的主线。第三层面，如果法院支持原告的“变更”请求，则本案审理的重点就进入下一个层次——“如何变更”，变更的法律标准就是继承法第十三条、十一条，这是本案审理的附线。因为《分配方案》产生了，本案审理就越过第一层面，直接进入第二、第三层面，案由只能是由主法律关系决定，即合同纠纷，一审确定本案案由为继承纠纷显然与原告的诉讼请求所主张的法律关系不一致。（五）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判决将本案合同争议转移到继承争议，是适用法律错误之一。2.一审判决不适用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和继承法第十三、十一条对《分配方案》予以变更，是适用法律错误之二。《分配方案》存在显失公平的霸王条款，被告放大自己权利的分配比例，这些霸王条款是原告请求变更《分配方案》的事实依据，一审不适用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和继承法十三条予以纠正，显然不当。万某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吴某2在本案庭审前述称，其未提出上诉，吴某1在上诉时中把吴某2的名字也一起写上了；吴某1上诉说的事实属实，吴某2认可吴某1的上诉，但吴某2不想再参与这个官司，万学光应当按照协议约定给吴某210万元，这个事就算了。吴某1、吴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变更吴某1、吴某2与万学光、万某签订的《关于北城巷73号房屋拆迁分配方案》与我国继承法相抵触的内容，变更吴某1分配拆迁补偿款的比例为33.33%，变更吴某2分配拆迁补偿款的比例为33.33%，变更万学光及万某分配拆迁补偿款的比例为33.33%；2.本案案件受理费及其他法律费用由万学光、万某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吴杰卿与黄行芳系夫妻关系，二人育有子女三人即吴某1、吴某2、吴绍文。万学光与吴绍文系夫妻关系，万某系万学光与吴绍文之子。吴杰卿于1987年4月6日去世，黄行芳于1998年8月2日去世。吴绍文于2012年6月16日去世。位于武汉市汉阳区北城路73号1楼房屋（建筑面积28.25平方米）是汉阳区房地产管理局直管公有住房。该房屋原由吴杰卿、黄行芳承租使用。吴杰卿、黄行芳去世后，吴某1、吴某2、吴绍文对该房屋事宜进行商量。吴某1、吴某2于1998年10月2日立下字据，字据内容为：“关于老母遗留的房屋之事现已商量妥当，以后与我们无关，特立此据。”2000年6月30日，吴绍文(乙方)与汉阳区房地产管理局（甲方）签订《协议书》，甲方将该房屋出售给乙方，房屋结构为砖木二等，房屋经评定建筑面积每平方米成本价为434元，经各项调节率计算及工龄等折扣后，每平方米建筑面积实际付款单价100元，实际付款总额为2,825元。同年7月3日，吴绍文支付了2,825元，武汉市汉阳区房地产管理局出具了武汉市直管公有住房出售收入专用票据。同年，吴绍文取得该房屋所有权证及国有土地使用证，房屋所有权人为吴绍文，个人产权比例为100％。吴绍文去世后，万学光、万某于2018年12月19日在湖北省武汉市琴台公证处申请办理继承权公证，万某放弃继承，位于武汉市汉阳区北城路73号1楼房屋由万学光继承，湖北省武汉市琴台公证处于同年12月25日对此出具（2018）鄂琴台内证字第19283号公证书。该房屋被纳入拆迁范围后，吴某1、吴某2就该房屋的拆迁分配问题与万学光、万某进行了交涉，在双方亲友的协调下，吴某1、吴某2与万学光、万某于2017年6月10日签订了《关于北城巷73号房屋拆迁分配方案》。分配方案约定：“该房屋目前按400,000元基数计算，分配方案如下：1.万学光、万某分200,000元，占比50%；2.吴某2分100,000元，占比25%；3.吴某1分100,000元，占比25%。如拆迁款低于400,000元，按上述分配比例分配。如拆迁款高于400,000元，多余款项归万学光、万某所有。经三方协商同意，拆迁款到账半月内由万某汇款给吴某2、吴某1。三方签字认可，不得再以该事纠结不清。”吴某1、吴某2以及万学光、万某均在该分配方案上签字，并有见证人宋某、吴某3、陈某、崔某、黄某签字。该分配方案原件在万学光、万某处，各方签字后，吴某2用手机将分配方案拍照，并于2018年9月30日向湖北省武汉市琴台公证处申请对该照片记录进行保全证据公证，湖北省武汉市琴台公证处于同年10月10日对此进行保全证据公证并出具了（2018）鄂琴台内证字第16187号公证书。万学光现已与拆迁人就涉案房屋签订拆迁补偿协议。一审另查明，武汉市人民政府武政[1998]34号文件《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出售旧公有住房促进已售公房上市的通知》中载明：1998年出售公有住房（包括腾空住房）按1995年的房改成本价出售，其中房屋结构为砖木二等结构的房改成本价为每平方米434元，负担价为每平方米211元，抵交价为每平方米223元。本文件发布前，已按房改政策以标准价购买公有住房部分产权的，可按当年房改政策补足以标准价计算的实际付款与当年以房改成本价计算的应付房价款的差额后，即取得住房完全产权。一审法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七条的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位于武汉市汉阳区北城路73号1楼房屋（建筑面积28.25平方米）系汉阳区房地产管理局直管公有住房，该房屋原由吴杰卿、黄行芳承租使用。吴杰卿、黄行芳去世后，吴绍文与汉阳区房地产管理局签订《协议书》购买了该房屋产权，房屋所有权登记在吴绍文名下，吴绍文取得房屋所有权证及国有土地使用证。因此，吴绍文为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吴某1、吴某2主张涉案房屋是黄行芳的遗产，吴绍文是名义产权人，真实产权人是吴杰卿、黄行芳的继承人吴某2、吴某1、吴绍文，但吴某1、吴某2没有充分证据推翻涉案房屋的所有权证所记载的所有权人，因此对吴某1、吴某2该主张，法院不予采信。吴某1、吴某2与万学光、万某就涉案房屋签订了拆迁分配方案，该拆迁分配方案有数名见证人见证，应为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也是当事人对自己权利的自治处分，双方当事人应受其约束。吴某1、吴某2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该拆迁分配方案存在可变更情形，其要求变更该拆迁分配方案没有事实及法律上的依据，因此对其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一审判决：驳回吴某1、吴某2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300元由吴某1、吴某2承担。二审中，吴某1向本院提交万学光与国营八二四厂的协议书复印件一份，证明1994年万学光购买公房时万学光两夫妻的工龄已经用完，2000年购房中万学光又重复使用了工龄，明显违反了武政[1998]34号文件第五条第六项的规定；涉案房屋实际上是吴绍文作为三姐妹的代表来购房，但是重复使用工龄后房子就变成万学光夫妻购买的房屋。万某质证表示，该证据真实性无法确认，且与本案无关。本院审核认为，该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纳。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一审中吴某1、吴某2首次预缴本案诉讼费日期为2018年11月21日，立案日期为2019年1月4日，审判庭接收案件日期为2019年1月11日。本院认为，涉案《关于北城巷73号房屋拆迁分配方案》，系吴某1、吴某2与其胞姐吴绍文之继承人万学光、万某，就吴某1、吴某2、吴绍文父母生前所有房屋的争议继承问题而签订，该协议的产生源于继承法律关系，故一审确定案由为继承纠纷正确。本案吴某1、吴某2的诉请为变更《关于北城巷73号房屋拆迁分配方案》中的有关内容，法院审查重点应为该方案是否确有应予变更事由及法律依据，北城巷73号房屋实际权利人与登记权利人是否一致不属于本案争议焦点，一审法院关于本案事实认定的处理并无不当。从内容上看，涉案《关于北城巷73号房屋拆迁分配方案》在拆迁利益分配比例上对万学光、万某父子确有侧重，但该方案系当事人经亲友协调后签订，协商过程中必然已对与该拆迁房屋有关的各方面因素进行综合考量，该方案经当事人签字确认后，应认定为当事人之间根据各自意愿及协商结果所达成的一致真实意思表示，属于对继承处理的意思自治范畴，与继承法中规定的法定继承并不冲突，吴某1、吴某2也未有证据能够证明该方案存在其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禁止规定的情形，故吴某1、吴某2请求变更其中的分配条款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驳回其诉讼请求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妥当。本案一审中立案虽确有延迟，但不属于审理程序违法；人民法院在案件审理中调解为必经程序，但具体调解方式与时点由审判人员根据案件审理情况确定，而不应由当事人决定，故一审法院未违反有关调解的法律规定；同样，人民法院在法律裁判文书制作中有权根据法律文书写作要求以及案件情况确定裁判文书样式以及写作风格，一审判决未列写本案当事人举证、质证的具体细节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对吴某1的上诉理由均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吴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300元，由吴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鑫荣审判员  丰 伟审判员  张文霞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严洁书记员陈佳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