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2民终564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管廷焕，男，1962年8月11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黄岛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成杰，男，1982年4月5日出生，汉族，系青岛西海岸正道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住青岛市黄岛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艳丽，女，1974年2月3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黄岛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均芳，山东青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瑞志，山东青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青岛市黄岛区琅琊镇镇村建设服务中心，住所地青岛市黄岛区琅琊镇驻地。 负责人：范永东，主任。 上诉人管廷焕因与被上诉人吴艳丽和原审第三人青岛市黄岛区琅琊镇镇村建设服务中心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2019）鲁0211民初8132号民事判决，于2019年12月3日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4日立案受理后，由审判员冯梅担任审判长，审判员曲波主审，与审判员何宜瞳共同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管廷焕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并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返还赔偿款175,000元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首先，上诉人系涉案育苗厂大棚设备的合法所有权人，位于青岛市黄岛区琅琊镇山东头村(西临卢勇、东临毕吉海、北临卢元成)的育苗大棚和相关养殖场设施、设备，全部是由上诉人出资建设和购买安装。2016年9月10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育苗厂合作协议》的初衷是，从被上诉人的角度来讲，其按市场价格要想自行解决养殖地，租赁别人同等规模的养殖场地，需支付年租金10万余元，上诉人几乎不收取被上诉人任何租赁费用，将育苗大棚及相关养殖场内的设备无偿提供给被上诉人使用，被上诉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只需缴纳少需日常养殖所需要的电费等费用即可。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协议后，在育苗大棚内养殖海参一年之多，所有收成均归其所有，基于此，被上诉人已在一年多的海参养殖中受益颇多。从上诉人的角度来讲，上诉人将育苗厂提供给被上诉人，因上诉人的育苗厂对外来讲是正常经营的育苗厂，自然赔偿比例会有所提高，正因为在此基础上，上诉人才同意与被上诉人签订协议，并在国家征用时顺利进行拆迁补偿。本着“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因西海岸新区蓝色海湾整治所获赔偿款应归属于上诉人所有。其次，相关赔偿款应全部归上诉人所有。根据2016年9月10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签订的《育苗厂合作协议》第七条第3项约定手写补充部分，即如果涉案养殖物赔偿款数额不依据养殖物的数量计量，则相关赔偿款全部归上诉人所有。黄岛蓝色海湾整治项目(三期)所涉琅琊镇大棚内养殖物勘验评估报告中上诉人的分户报告明确评估方法是以有效面积x平均单产产值，根本不区分品种、规格和具体生产方式，统一参照两期的平均单产值(即726元/m2)计算业主大棚内养殖物的评估价值。具体是用上诉人所有的培育池规格(长x宽x池个数)X726元/m2(评估标准：平均单产值726元/m2)最终得出上诉人两个大棚评估价值，即上诉人最终的赔偿款根本不是依据养殖物数量计算的赔偿款。综上所述，上诉人系涉案大棚及相关设备的实际所有权人，所得相关赔偿款应归上诉人所有，涉案养殖物赔偿款数额不依据养殖物的数量计量，而是依据上诉人的养殖场内的培育池规格及使用面积进行计量，一审法院认定涉案养殖赔偿款应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各分得50%明显错误。 吴艳丽答辩称：一、原审法院已查明的事实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是合作关系而非租赁关系。上诉人提供大棚，被上诉人提供苗种，合作经营，若双方合作的大棚被开发征用，苗种赔偿款各占50%，被上诉人不能退出合作。上诉人在上诉理由中也认可：有苗种才是正常经营的育苗厂，才能有苗种的赔偿。被上诉人投资了苗种，也是投资方，也应获得补偿，况且双方在合同中明确约定，补偿款各占50%。上诉人无视合作合同的约定，独占补偿款是没有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的。二、上诉人找被上诉人进行育苗厂合作的背景是，其育苗厂已闲置多年，闻听要被占用，但没有养殖物无法获得赔偿，而海产品养殖需要大量的资金、技术投入并需要承担很高的风险，上诉人又无能力经营。因此，为了在征用过程中多得赔偿款，上诉人才与被上诉人合作，约定多得的苗种补偿款平分。现在赔偿款已到位，上诉人又违反初衷，妄图独占，是不诚信的表现。三、蓝湾整治项目赔偿养殖物的评估方法是：有效面积X平均单产的产值。这是双方都予以认可的。平均单产值726元/㎡是黄岛区在进行蓝色海湾整治项目（一、二期）时，经过对所涉大棚养殖物的品种、数量的计量清点，根据统计结果平均计算得出的，对养殖物进行计量清点是该数据得出的依据。且是否采用平均计算的办法是由业主自主选择，政府不强制采用该方法。若业主不采用平均值，则仍要对养殖物的品种、数量进行清点评估。若业主自愿采用平均值，则评估人员首先对养殖物品种等进行勘验和统计，对养殖池内养殖物的密度、数量作出合理认定后，按水体面积计算评估值。况且评估报告上明确记载，空池与空棚是不给予赔偿的，因此，上诉人的逻辑是错误的。没有养殖物，就没有养殖物的补偿，不点苗不计量，就没有统一方式的计算标准。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违背诚信原则，缺乏契约精神。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吴艳丽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吴艳丽与管廷焕签订的《育苗厂合作协议》有效；2.判令管廷焕返还补偿款175,000元。事实和理由：2016年9月10日，吴艳丽与管廷焕签订育苗厂合作协议，约定吴艳丽提供参苗，管廷焕提供育苗大棚，双方合作经营，合作期限自2016年10月1日至2018年10月1日，管廷焕保障吴艳丽用水用电。在吴艳丽自主经营期间遇国家蓝湾整治，双方合作的育苗大棚及周边大棚被要求清理，吴艳丽已无法养殖，按国家要求将涉案参苗进行了清理，但属于吴艳丽养殖的海参苗，第三人却以管廷焕的名义进行了委托评估。 管廷焕在一审中答辩称：对确认吴艳丽和管廷焕双方签订的《育苗厂合作协议》有效无异议，不同意返还补偿款175,000元，根据协议约定，吴艳丽不应得到参苗补偿款。 原审查明，2016年9月10日，管廷焕与吴艳丽签订《育苗厂合作协议》，案外人逄某、卢勇作为见证人在该协议上签字，协议约定管廷焕以其所有的育苗大棚与吴艳丽合作经营，期限自2016年10月1日至2018年10月1日，由吴艳丽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管廷焕不参与，若育苗大棚被开发征用，吴艳丽按照清点数额将苗种补充充足，清点占用后的补偿款双方各占50%，赔偿款到账后由管廷焕在2日内按约定数额支付给吴艳丽，如果赔偿不计苗种数量以统一方式进行，仍按上述比例分配，如果不点苗不计量归管廷焕所有，赔偿后苗种仍归吴艳丽，由吴艳丽自行处置，土地承包费每年7,280元，双方各负担3,600元。上述协议签订后，吴艳丽开始放苗养殖，经营期间管廷焕育苗大棚被征用并获得赔偿，其中养殖物（参苗）赔偿款35万元，该款已打入管廷焕账户，涉案养殖场被征用后，吴艳丽将海参苗移走。一审庭审中，吴艳丽提交其自第三人处复印的现场勘验记录与评估结果，欲证明涉案养殖物（参苗）赔偿款评估值为70万元，折半赔偿款为35万元，且经过现场勘验、清点、计量，管廷焕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称实际没有该勘验记录与评估结果，但对该证据显示的数量与赔偿数额无异议，管廷焕认可相关赔偿款已打入其账户。逄某出庭作证证明：涉案养殖场曾闲置多年，管廷焕听说可能要被占用，但其无力经营，又担心养殖场中没有苗种而赔偿的少，让逄某找一个客户生产，苗种赔偿款各占50%，涉案合作协议手写添加内容由逄某执笔添加，之所以添加是因为管廷焕提出如果没有苗和有苗一样赔偿的话，就不给吴艳丽苗种赔偿款的50%，现实情况是赔偿养殖物必须有苗种，否则不给苗种赔偿，政府部门指定评估公司进行了数据和数量采集，才得出了每个养殖户的苗种赔偿数额。管廷焕对上述证言不予认可，并提交卢勇书面证言称：涉案协议由逄某执笔起草，管廷焕看完协议后不同意第七条第三款，后经四人协商一致同意废除该条并由逄某写下“如果不点苗、不计量，苗种补偿归甲方所有”。吴艳丽对该证言不认可，认为证人应出庭接受质证，其证言内容不属实，逄某手写部分是增加的一种可能，并不是废除协议第七条第三款，如果废除的话应划掉相关内容。 原审法院认为，吴艳丽与管廷焕签订的《育苗厂合作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相关法律与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双方均应按协议约定全面履行各自义务。上述协议第七条第3项约定：若赔偿清单中不计苗种数量，以统一方式进行，仍按以上分配比例。如果不点苗、不计量，归甲方。该条约定中前面打印部分与后面手写部分意思不一致，应按手写部分为准，即如果涉案养殖物赔偿款数额不依据养殖物数量计算，则相关赔偿款全部归管廷焕所有，结合第七条其他项约定，如果依据养殖物数量计算则由吴艳丽、管廷焕各分得50%。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管廷焕作为涉案养殖业主与相关部门具体办理赔偿事宜，其应提供养殖物赔偿款数额是否依据养殖物数量计算的相应证据，管廷焕主张养殖物赔偿款全部归其所有，但未提交相应证据证实，结合吴艳丽提交的勘验记录、评估结果及证人逄某出庭证言，原审法院认定涉案养殖物赔偿款35万元应由吴艳丽、管廷焕各分得50%。综上所述，对吴艳丽请求确认涉案协议有效及请求判令管廷焕返还赔偿款175,000元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十五条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一、确认吴艳丽与管廷焕于2016年9月10日签订的《育苗厂合作协议》有效；二、管廷焕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吴艳丽返还赔偿款175,000元。若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800元，保全费1,420元，由管廷焕负担。 上诉人管廷焕在二审中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1，上诉人与青岛市黄岛区琅那镇人民政府签订的育苗种补充协议一份，证明上诉人系涉案育苗厂、育苗大棚及房屋等设施补偿协议的权利人。 证据2，上诉人的分户报告第一部分，证明上诉人的大棚是按照A类评估价值不区分品种、规格和具体生产方式，统一按照育苗大棚的有效面积乘以726元/平方米计算的评估值。 证据3，上诉人分户报告的补充评估记录，证明最终涉案育苗大棚的评估值是以上诉人的大棚宽度及高度得出面积后乘以726元/平方米，得出评估值共计70万元。 被上诉人吴艳丽质证称：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通过此协议可看出，协议约定的是苗种补偿款，而不是地上附着物补偿款。对苗种补偿款，根据本案双方协议约定，被上诉人有权分得50%。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不完整，不能完整展示评估、清点的整个过程，该证据明确显示评估所采用的726元/平方米的平均值是根据蓝湾整治的一期二期所涉大棚养殖物的品种、数量进行清点之后平均计算得出，也是清点计算之后的结果。是否采用平均值计算补偿款，是由业主自愿选择确定，政府并不强制采用平均数计算。该证据载明空池和空棚不赔偿，也就是说，若无海参苗就不会有苗种补偿款。在按照平均值计算的情况下，评估人员应首先对养殖池内养殖物的密度和数量进行认定，若数量和密度明显低于正常标准，也是不予赔偿的。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也无异议。 因被上诉人对上述三份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且对其合法性和关联性也未表示异议，故本院对此三份证据均依法予以采信。 本院经审理查明，上诉人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2与证据3与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评估报告内容相一致，但上诉人在一审庭审质证时却对其在二审中提交的上述两份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 本院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事实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如何理解涉案育苗厂合作协议第七条第3项约定内容。 首先，因涉案育苗厂合作协议并非格式合同，也非由上诉人或被上诉人任何一方事先单方拟定，故在合同条款打印内容与手写内容不一致且打印内容并未划掉的情况下，不应认定合同打印内容已被手写内容所取代；尤其是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未在手写内容旁签字确认的情况下，更不应视为手写内容系对打印内容的修改而应视作手写内容系对打印内容的补充完善。此亦由涉案育苗厂合作协议起草人和协议手写内容填写人逄某所作证言可佐证。其次，因涉案育苗厂合作协议第七条第3项手写内容“如果不点苗不计量，归甲方”表述非常不严谨，会引起多种解读，故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就此句表达意思解读不一致的情况下，以此句手写内容执笔人逄某的解释为准较为公平合理。而逄某在一审中出庭作证称，只有在有无海参苗所获补偿款都一致的情况下，上诉人方有权取得全部补偿款，否则上诉人应将其所获海参苗补偿款分给被上诉人50%，并称赔偿养殖物必须有苗种，否则不给苗种赔偿款。鉴于上诉人对被上诉人在涉案大棚和育池养殖海参的事实并无异议，故原审法院采信逄某的证言并认定上诉人应向被上诉人支付50%的海参苗补偿款并无不当。最后，即使采纳上诉人关于上述手写条款内容已取代打印内容的主张，也不能得出其所获海参苗补偿款应全部归其所有的结论。上诉人对“不点苗不计量”的理解局限于其个人认知，其对统计概念和统计方法欠缺了解。在现代社会，人们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均已离不开统计，而科学统计方法的运用也已十分广泛和普遍，例如在农业领域，“千粒重”是计量农作物产量的一个重要指标，通过样本重量乘一定系数计算作物总产量是通行作法，而非对全部统计标的物作逐一计量。具体到本案，不宜将“清点计量”狭隘理解为须挨个点计参苗数。上诉人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2分户报告记载的评估方法即是根据平均单产与有效面积计量参苗价值，此恰是科学统计方法的具体运用，不应视之为“不点苗不计量”。总之，清点计量方法的差异不影响对清点计量事实的认定。因此，原审法院判决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返还赔偿款175,000元，既有合同依据，也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800元，由上诉人管廷焕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冯 梅 审判员 曲 波 审判员 何宜瞳 二〇二〇年六月一日 法官助理 纪雪 书记员刘欣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