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739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建工集团第一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延安南路100号亚太中心20层1号、21层1号、22层1号（花果园社区）。法定代表人：张义勇。委托诉讼代理人：龙伟文，广东大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洁莲，广东大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鄂雄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鱼珠东路3号广东鱼珠国际建材市场一区21A号商铺。法定代表人：张远红。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磊，广东凡立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贵州建工集团第一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贵州第一建筑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广州鄂雄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鄂雄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2民初122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贵州第一建筑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龙伟文、林洁莲，被上诉人鄂雄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贵州第一建筑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判决贵州第一建筑公司无需向鄂雄公司支付任何款项；3.一、二审的诉讼费由鄂雄公司负担。事实与理由：杨朝霞根本不构成对贵州第一建筑公司的表见代理。杨朝霞并非贵州第一建筑公司的员工，且贵州第一建筑公司未委托杨朝霞代为签订《钢材购销合同》，鉴于贵州第一建筑公司与鄂雄公司无合同关系，不应承担涉案货款的支付义务。杨朝霞其实是本案的实际施工人之一，刘元明从贵州第一建筑公司处承包了涉案工程后，又将该工程转包给了赵志军、高先兵、杨朝霞三人的合伙，所以杨朝霞签订了涉案合同有原件，而另外一份鄂雄公司声称是贵州第一建筑公司即2016年9月18日合同是没有原件的，贵州第一建筑公司并未与鄂雄公司签订任何合同。而杨朝霞所谓的收工资，是作为实际施工人为了套取资金，要求刘元明向贵州第一建筑公司申请付款，而贵州第一建筑公司是受刘元明委托向杨朝霞的帐户支付款项，因为付款的帐户是专门开设来支付工人工资，所以杨朝霞虚设款项套取资金支付工程款。贵州第一建筑公司向鄂雄公司支付的钢材款，也都是刘元明委托代付的，所以贵州第一建筑公司从来只是与刘元明联系，不知道有杨朝霞的存在，也不知道鄂雄公司与杨朝霞的关系，更加对刘元明将工程转包给杨朝霞等三人的合伙事情一无所知。所以一审认定事实严重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支持贵州第一建筑公司的上诉请求。鄂雄公司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一）鄂雄公司在案涉合同签订前，并不认识杨朝霞。经刘元明引荐，得知杨朝霞为贵州第一建筑公司委派的案涉项目经理。遂于2016年8月8日，鄂雄公司与杨朝霞代表的贵州第一建筑公司就位于顺德区陈村广隆工业园兴隆十路12号的数字化陶瓷机械生产厂房建设项目签订《钢材供销合同》，建立合同关系。（二）2016年9月18日，贵州第一建筑公司正式与鄂雄公司就位于顺德区陈村广隆工业园兴隆十路12号的数字化陶瓷机械生产厂房建设项目签订《钢材购买合同》。贵州第一建筑公司以签约行为确认杨朝霞此前的代理签约行为。（三）2016年9月30日，贵州第一建筑公司通过银行转账，向鄂雄公司付款972349.11元，并在付款回单上附注为：付数字化陶瓷机械生产厂房建筑项目钢材款。前后累计付款2043683.11元，并签收鄂雄公司开给贵州第一建筑公司的发票1688030.11元。上述事实经过，都足以让鄂雄公司确信：贵州第一建筑公司确认了其与鄂雄公司的合同关系，确认贵州第一建筑公司对杨朝霞的项目代表人身份、授权及代理行为。鄂雄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贵州第一建筑公司向鄂雄公司支付货款876845.66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截至2017年5月31日为141417.82元，自2017年6月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以货款876845.66元为基数，按每日千分之一标准计算违约金）；2.判令贵州第一建筑公司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6年8月8日，鄂雄公司（乙方）与贵州第一建筑公司（甲方）签订《钢材购销合同》，其中约定，甲方承建的数字化陶瓷机械生产厂房建设项目工程，位于顺德区陈村广隆工业园兴隆十路12号，现需钢材由乙方供应，具体的钢材数量、金额以货至工地签收单为准；双方指定品牌为广钢、韶钢、粤钢、柳钢厂家，钢材计量为螺纹、盘圆以过磅计量；按双方指定的“我的钢铁网”每批货对应当天甲方下定单时约定的网价下浮130元/吨；如货至工地30天内付清款，则按“我的钢铁网”到货当天下浮40元/吨进行结算。以上价格不含税，含税加收6.3%。甲方按照合同条款、送货时间按时付款，特殊情况逾期未付将按所欠货款千分之一每日累计收取甲方资金占用费，直到付清为止。该合同落款委托代理人处有杨朝霞签名盖章。鄂雄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一份《钢材购买合同》，根据该证据显示，2016年9月18日，鄂雄公司（乙方）与贵州第一建筑公司（甲方）签订《钢材购买合同》，其中约定，本合同项下产品包括各类建筑用钢、小型型钢等，由于乙方供应钢材到各个项目部的用钢要求不完全相同，因此需按《项目部主材供货计划单》进行确定；甲乙双方约定每月25号-28号乙方与甲方公司和项目部办理《主材入库单》的签章手续，《主材入库单》作为结算货款依据；甲方应于每月10号-15号，将双方签字认可的货款按照集团与乙方签订的合作协议的约定条款向乙方统一支付；合同价款包括但不限于全部产品本身费用、包装费用、运输费用和保险费用、搬运费用等，甲乙双方确认，结算价款为甲方履行本合同所需支付的全部费用；甲方未按本合同约定支付合同价款时，每逾期一日，应向乙方承担未付合同价款0.5‰的违约金。2016年8月至2016年12月期间，鄂雄公司陆续向贵州第一建筑公司送货，其中2016年10月24日送货单送货金额为125629.6元、2016年10月28日送货单送货金额为259302.32元、2016年11月8日送货单送货金额为136554元、2016年11月14日送货单送货金额为151779.4元、2016年12月5日送货单送货金额为156406.8元、2016年12月9日送货单送货金额为37296元，以上货款金额总计866968.12元，收货单位为贵州一建，收货单位及经手人为姚传朋。其中2016年10月24日至2016年11月14日期间的送货金额总计673265.32元，鄂雄公司已于2017年1月3日开具发票，发票金额共计715681元。根据鄂雄公司提供的名为《贵州一建——应收钢筋款及延期利息计算表》显示，2016年10月24日至2017年1月14日期间，余欠货款总计834430.12元，其中2016年10月24日至2016年11月14日期间的送货金额总计673265.32元，开发票金额为715681元，税款为673265.32×6.3%=42415.72元，累计余额为876845.84元，杨朝霞对该列表的供货数量进行了签名确认，鄂雄公司亦签名确认，签名落款日期为2017年6月13日。根据付款凭证显示，2016年9月30日、2016年11月9日、2017年1月22日，贵州第一建筑公司向鄂雄公司支付款项金额共计2043683.11元，其中日期为2016年9月30日的业务回单上的附言为付数字化陶瓷机械生产厂房建筑项目钢材款、2016年11月9日及2017年1月22日的客户收付款入账通知的附言为数字化陶瓷厂房钢材款。根据杨朝霞账号为62×××15的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显示，2016年11月24日，贵州第一建筑公司向杨朝霞支付款项共计15458元。2017年10月30日，贵州第一建筑公司向杨朝霞支付数字化报销费用及预支款42238元。另，2019年10月29日，鄂雄公司通过发送律师函的方式向贵州第一建筑公司追讨货款,但贵州第一建筑公司至今仍未支付尚欠货款，鄂雄公司遂提起本案诉讼。一审法院认为，首先，鄂雄公司虽未提供《钢材购买合同》的原件，贵州第一建筑公司亦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但根据贵州第一建筑公司向鄂雄公司付款凭证上的附言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可以看出，贵州第一建筑公司确有在合同履行期间为数字化陶瓷机械生产厂房建筑项目向鄂雄公司支付钢材款，而《钢材购销合同》《钢材购买合同》皆为针对数字化陶瓷机械生产厂房建筑项目的购买合同，故一审法院认为《钢材购买合同》是真实存在的，贵州第一建筑公司确向鄂雄公司采购涉案项目材料，鄂雄公司与贵州第一建筑公司之间存在合法的买卖合同关系。其次，贵州第一建筑公司抗辩称杨朝霞非贵州第一建筑公司公司的员工，且未委托杨朝霞代为签订《钢材购销合同》，但根据送货单及付款回单显示，鄂雄公司已按合同于2016年8月15日开始送货，贵州第一建筑公司亦已于2016年9月30日支付部分货款，故贵州第一建筑公司已实际履行鄂雄公司与杨朝霞签订的《钢材购销合同》，且根据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显示，贵州第一建筑公司确在合同履行期间向杨朝霞支付款项及数字化报销费用及预支款，鄂雄公司有理由相信杨朝霞系贵州第一建筑公司的代理人，相关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故一审法院结合本案证据及交易习惯认定杨朝霞系贵州第一建筑公司关于涉案项目的代理人，杨朝霞与鄂雄公司签订《钢材购销合同》系代理贵州第一建筑公司所为的行为，一切后果应由被代理人即本案贵州第一建筑公司承担。综上，一审法院认定鄂雄公司与贵州第一建筑公司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买卖合同关系。鄂雄公司已经向贵州第一建筑公司履行了交付货物的义务，贵州第一建筑公司理应承但付款义务，贵州第一建筑公司未向鄂雄公司支付货款，构成违约，应当承担付款责任及相应违约责任。经一审法院查明贵州第一建筑公司尚欠鄂雄公司货款金额为876845.84元（含税款42415.72元），贵州第一建筑公司的工作人员杨朝霞对此予以确认，税款42415.72元亦有合同依据，且鄂雄公司已开具相应金额的发票，故一审法院予以采信。现鄂雄公司主张贵州第一建筑公司支付尚欠货款876845.66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本案违约金的计算标准。鄂雄公司、贵州第一建筑公司双方在2016年8月8日所签合同约定违约金标准为每日千分之一，2016年9月18日鄂雄公司、贵州第一建筑公司所签合同约定违约金标准为每日万分之五，2017年6月13日贵州第一建筑公司代理人杨朝霞所签字确认之钢筋款及延期利息计算表明确表示认可“供货数量属实”，未对违约金按照每月3%进行确认，因此应视为原、贵州第一建筑公司之间2016年9月18日所签合同对2016年8月8日所签合同的违约金标准进行了变更和确认，2017年6月13日杨朝霞未再次确认变更违约金标准，因此本案买卖合同纠纷的违约金计算标准应认定为每日万分之五。关于违约金的起算时间，鄂雄公司、贵州第一建筑公司双方并未明确约定付款期限，但根据钢筋款及延期利息计算表显示最后一次送货日期为2017年1月14日，且鄂雄公司、贵州第一建筑公司于2017年6月13日对此进行了确认，根据法律规定未明确约定付款时间的，应当货到付款，故违约金的起算时间应为2017年1月14日，现鄂雄公司主张贵州第一建筑公司从2017年6月1日开始计算违约金，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故贵州第一建筑公司应以尚欠货款876845.66元为基数从2017年6月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每日万分之五计付违约金给鄂雄公司。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贵州第一建筑公司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鄂雄公司支付货款876845.66元及违约金（违约金以876845.66元为基数，从2017年6月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每日万分之五计算）；二、驳回鄂雄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779元、保全费5000元，由贵州第一建筑公司负担11380元（其中案件受理费7530元，保全费3850元），由鄂雄公司负担3399元（其中案件受理费2249元，保全费1150元）。经审查，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贵州第一建筑公司提交如下证据：1.网上银行电子回执、工程款支付申请表、委托书，拟证实贵州第一建筑公司受刘元明委托，向鄂雄公司转账；2.工人工资支付专用账户设立、存储、使用协议书、开立单位银行结算账户申请书，拟证实贵州第一建筑公司系根据业主单位要求，开设工资专用账户，其向杨朝霞转账也是受刘元明委托，杨朝霞并非贵州第一建筑公司员工；3.科达陶瓷数字化项目各股东投资明细、借款协议、广州金为建筑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拟共同证实高先兵、赵志军从刘元明处转包涉案工程，杨朝霞是高先兵的合伙人；4.刘元明与杨朝霞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实杨朝霞是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之一，其不可能是贵州第一建筑公司员工；5.数字化陶瓷机械生产厂房建设项目结算书、刘元明和高先兵等人的内部结算资料、赵志军诉刘元明民间借贷纠纷的相关资料，拟共同证实刘元明是涉案项目贵州第一建筑公司唯一认可的承包人，刘元明转包涉案工程给赵志军、高先兵和杨朝霞。鄂雄公司发表质证意见认为：1.对证据1中委托书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工程款支付申请表，项目负责人刘元明2016年9月18日签名，这个时间与贵州第一建筑公司和鄂雄公司签订的钢材购买合同是同一天，也就是说项目负责人向贵州第一建筑公司申请工程款是在2016年9月18日前发生的，结合本案的相关事实，也就是2016年8月8日杨朝霞代表贵州第一建筑公司与鄂雄公司签订钢材购销合同以来至2016年9月18日之间发生的钢材购销往来，经贵州第一建筑公司的负责人汪在波2016年9月30日予以签名确认，也即该申请表审批的过程已证实了贵州第一建筑公司对杨朝霞代表贵州第一建筑公司和鄂雄公司签订合同的确认，并且对合同履行相关款项的支付予以确认。网上银行电子回单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予以确认；2.证据2工人工资支付专用账户设立、存储、使用协书、开户申请书，可以证明贵州第一建筑公司为涉案工地的承建商；3.证据3中科达陶瓷数字化项目各股东投资明细、借款协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不予确认，企业信用公示报告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关联性不予认可，看不出与本案的关系；4.对证据4、5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不予确认。二审期间，贵州第一建筑公司申请刘元明作为证人出庭。刘元明出庭作证称：涉案项目由高先兵进行前期的运营，高先兵想拿过来做，但其没有资质及人脉，所以高先兵让我出面向业主方拿这个项目，用的资质是贵州第一建筑公司。合同签订后因为我有其他工程施工，在资金和能力方面不具备，我和高先兵沟通，想由贵州第一建筑公司施工，但高先兵不同意，要求自己做，就拉了赵志军过来一起合伙。当时的意愿是高先兵和杨朝霞占40%股份，我这边的60%的股份由赵志军来执行。但贵州第一建筑公司要求其认可的东西必须要由我签名，现场的操作是由高先兵委派杨朝霞在那里全权执行。刚开始没有把杨朝霞介绍给贵州第一建筑公司，之后随着工程深入，有介绍杨朝霞和贵州第一建筑公司的人员对接。杨朝霞私下有对外签很多合同，需要与贵州第一建筑公司对接的话，杨朝霞就会拿给我，但涉案合同情况我不清楚。我和贵州第一建筑公司是挂靠关系，但是没有办法提交内部承包协议。对于支付给鄂雄公司的款项，基本上是杨朝霞拿过来让我签我就照办。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问题为：贵州第一建筑公司是否涉案交易相对方，以及其应否承担涉案货款支付义务。第一，贵州第一建筑公司二审期间确认其与刘元明系挂靠关系，由刘元明以贵州第一建筑公司名义进行涉案项目施工。但是，贵州第一建筑公司和刘元明均未能提交双方签订的内部承包协议，以明确在挂靠关系中各方的权利义务，特别是对刘元明对外以贵州第一建筑公司名义采购物品时权限的规定。相反，从本案现有证据来看，贵州第一建筑公司对刘元明以其公司名义对外实施与工程有关的采购行为，持放任态度，并未加以限制。第二，从刘元明二审证言来看，其确认涉案工程实际由其与案外人高先兵、赵志军、杨朝霞合伙施工。而对于杨朝霞的身份，刘元明陈述也有介绍给贵州第一建筑公司，以方便工作对接。此外，在涉案工程施工过程中，贵州第一建筑公司也有向杨朝霞账户支付过款项。贵州第一建筑公司虽称其唯一确认的受托方仅为刘元明，但是，从本案证据来看，贵州第一建筑公司对于涉案工程由杨朝霞参与施工是清楚的。鄂雄公司通过杨朝霞，与涉案工程钢材交易直接发生合同关系。第三，涉案合同系以贵州第一建筑公司名义缔结，杨朝霞仅是作为委托代理人签名盖章。而涉案钢材也实际送往贵州第一建筑公司承建的工地，送货单上记载的收货人为“贵州一建”，货款发票也是向贵州第一建筑公司开具，且贵州第一建筑公司也履行了部分货款支付义务。鄂雄公司在合同缔结和交易过程中，有充分理由相信杨朝霞系代表贵州第一建筑公司履行职务行为，其签收货物和对账的法律后果应直接归属于贵州第一建筑公司。本院确认贵州第一建筑公司系涉案交易相对方，应当向鄂雄公司履行支付货款义务。贵州第一建筑公司二审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支持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采纳。至于贵州第一建筑公司与刘元明、杨朝霞等人的内部关系，不属本案审理范畴，本院不作处理，各方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综上所述，贵州第一建筑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568元，由上诉人贵州建工集团第一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会峰审判员  汤 瑞审判员  易超前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书记员  朱俊雅蔡嘉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