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10民终164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吕世海，男，1951年12月7日出生，汉族，住扬州市（古运南苑）。委托诉讼代理人：营猛，北京市高朋（扬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忠兰，女，1967年3月31日出生，汉族，住扬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海龙，扬州市广陵区东南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宇，扬州市广陵区东南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吕世海因与被上诉人周忠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法院（2019）苏1002民初3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吕世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周忠兰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周忠兰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1、吕世海未收到周忠兰任何借款，周忠兰主张现金交付15万元，无任何证据，所谓的借条也是在周忠兰的胁迫下出具的；2、一审期间，周忠兰多次作虚假陈述，如其提供的一份“还款计划”，多次坚持其中的签名是吕世海所写，并愿意承担不利的后果，后经委托鉴定，证实签名非吕世海所写；出具借条当天究竟几个人在场，周忠兰与其女儿陈述不一；三次交付现金时间，两次说法不一致；3、周忠兰陈述4年分3次共向吕世海交付现金15万元，与常理不符。因为两人非亲非故，在2011年借款3万元未还且未写借条的情况下，不可能又在2013年没有任何手续的情况下再出借5万元，后又不需要借条再次出借7万元。而2014年吕世海已是60多岁的退休人员，根本就没有做生意，借钱做生意显然是不真实的。周忠兰辩称，吕世海向周忠兰所借15万元，因用于赌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该行为被一审法院确认无效，但所借15万元，扣除已还的2万元，依法应予返还。吕世海认为案涉借条系受胁迫所签，无证据证明。周忠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吕世海偿还借款15万元；2、给付借款利息（从起诉之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3、本案诉讼费由吕世海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9月3日，吕世海向周忠兰出具借条一份，借条记载：“今借到周忠兰人民币拾伍万圆整（150000）。借款人：吕世海。日期：2017.9.3。”周忠兰称，其中3万元是2011年在个棋牌室门口给付吕世海现金，地点是周忠兰确定的。2013年前后，在汇金广场给付吕世海5万元现金。2014年前后同样是在汇金广场给付吕世海现金7万元。吕世海称,该借条是周忠兰伙同他人胁迫其出具的，借条上除了签名和日期是吕世海所写，其他都不是吕世海书写。周忠兰并未将款项交付给吕世海，但吕世海未提供周忠兰胁迫其签字的相关证据。周忠兰提供签名为“吕世海”的还款记（计）划一份，记载：“今到9月6号中午前还款壹万圆整（10000）人民币，后每天还款500元。计划人：吕世海。日期：2017.9.3”。吕世海称“吕世海”非其本人所签，并于2019年6月14日申请对“吕世海”签字字迹进行鉴定，一审法院委托南京康宁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2019年9月20日该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为：日期为“2017.9.3”的《还款记（计）划》中落款处“吕世海”签名字迹与样本吕世海签名字迹不是同一人所写吕世海陈述其确实欠周忠兰几万元赌债，是和周忠兰在一起赌钱的时候大约一共输了四、五万元。吕世海手上一百多万都是被周忠兰带到赌场输掉了，分别在连运小区、南京、仪征多地赌博。吕世海分别于2017年9月和2018年1月向周忠兰银行账户打款1万元，用于偿还赌债。周忠兰认可吕世海归还其2万元，但否认是赌债。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法院（2018）苏1003刑初358号刑事判决书载明，周忠兰2013年1月18日曾因开设赌场罪被判处拘役三个月，缓期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六万元。一审法院认为，虽然周忠兰提供了吕世海向其出具的借条，但双方的借贷行为是无效的。因为周忠兰2013年1月18日曾因开设赌场罪被判处刑罚。吕世海陈述其确实欠周忠兰几万元赌债，是和周忠兰在一起赌钱的时候大约一共输了四、五万元，其一百多万都是被周忠兰带到赌场输掉。周忠兰称分三次向吕世海交付15万元，三次交付时间正是周忠兰因开设赌场罪被判处刑罚前后。由此可知，周忠兰三次交付给吕世海款项应当是明知吕世海用于赌博等非法活动。案涉借条虽然是吕世海签字，鉴于吕世海向周忠兰借款用于赌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故双方之间的民间借贷行为无效。吕世海辩称借条是周忠兰伙同他人胁迫其出具的，但未提供证据证明，不予采信。周忠兰称其分别于2011年向吕世海交付3万元、2013年前后交付5万元、2014年前后交付7万元，虽然未提供转账记录等证据，但因为每次交付金额并不大，现金交付也符合常理。吕世海辩称周忠兰未实际交付款项，但未作出合理说明，不予采信。双方之间的民间借贷行为无效，吕世海应当将收到的款项返还给周忠兰。已还款2万元予以冲减。周忠兰要求吕世海支付利息，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还款记（计）划》中落款处“吕世海”签名，即使非吕世海所写，不影响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据此，一审法院于2020年3月18日作出如下判决：一、被告吕世海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周忠兰13万元；二、驳回原告周忠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300元，公告费300元，保全费1420元，鉴定费2000元，合计7020元（原告已预交5020元，被告已预交2000元），由原告负担2440元，由被告负担4580元（被告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直接给付原告2580元）。二审审理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中，吕世海陈述，双方之间从未发生资金往来，但吕世海与周忠兰一起赌钱时，共约欠周忠兰赌债4、5万元。2017年8月2日，因周忠兰要钱，吕世海即向公安机关报警。2017年9月3日吕世海被胁迫出具15万元借条后，其认为之前已报过警，即未再将胁迫情况向有关单位投诉或反映。二审期间，周忠兰陈述，其从来没有和吕世海在同一张牌桌上赌钱并相互产生输赢，如发现一起，愿承担一切不利后果。因双方一直是好朋友，借款就没有约定利息。对于2017年9月3日出具借条和“还款计划书”的过程。周忠兰陈述，当天其发现吕世海在案外人安康所在地，即前往要款，经安康协调，吕世海由安康陪同，到东花园永和豆浆店商谈；与周忠兰一同前往的共3人，后周忠兰的姐姐也赶来；安康是吕世海的朋友，案涉借条主要内容由安康书写，吕世海在借条上签名并书写日期；“还款计划书”也是安康书写的，因吕世海不愿签名，现想起来是由安康代吕世海签的名。吕世海则陈述，当天周忠兰先到安康所在地找到吕世海，经安康协调，吕世海后与安康一同到双方约定的地点东花园永和豆浆店商谈；安康是周忠兰的朋友；吕世海当天受胁迫出具借条后，即与安康一道离开，没有同时出具“还款计划书”。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相同。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对于案件事实的陈述，均有诸多不合常理之处。1、从双方陈述和现有证据看，双方并非一直相处非常要好的朋友，主要交往于赌场和赌博。2、周忠兰称其多次借款给吕世海，但在明知吕世海赌博行为频繁，却在前账未还的情况下出借新款，且在吕世海最终出具15万元借条时，未约定利息，不合常理；周忠兰明知吕世海年龄较大也不知晓吕世海做何种生意的情况下，陈述吕世海借款用于生意，亦不合常理；二审中周忠兰陈述“还款计划书”系案外人安康代吕世海签名，却在一审中坚持系吕世海本人所签，有违常理。3、吕世海坚持其从未与周忠兰发生资金往来，只是因与周忠兰赌博欠其赌债3、4万元，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曾与周忠兰发生过直接赌博关系，且仅欠赌债4、5万元，却出具15万元的借条，不合常理；吕世海称其因受胁迫出具借条，但当日其与协调人一同前往并一同离开，借条主要内容也由协调人书写，其称受胁迫，不合常理；吕世海曾因周忠兰索要款项而报警，几天后出具案涉借条，现认为受到胁迫，却既未及时报警也未及时向有关单位反映，显然解释亦不合常理。周忠兰称其分别于2011年向吕世海交付3万元、2013年前后交付5万元、2014年前后交付7万元，虽然未提供转账记录等证据，但因双方交往较为频繁，且每次交付金额并不大，现金交付也符合常理。吕世海称其只欠周忠兰赌债3、4万元，但对因何在协调人在场的情况下出具15万元的借条，未能作出合理说明；也无证据证明在有协调人的情况下，其系受胁迫出具的案涉借条。综合双方提供的现有证据，尚无法认定周忠兰交付的款项，是在其明知吕世海用于赌博而提供。故本院认定，双方之间民间借贷关系成立有效，吕世海应依法偿还周忠兰借款。综上所述，吕世海上诉请求和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基本清楚，虽然一审法院对于双方之间法律关系认定有误，但考虑到借条对利息无约定及周忠兰未提起上诉，一审判决结果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300元，由上诉人吕世海负担（已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蔡胜友审 判 员 陈晓珺审 判 员 邓 华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曹 玥书 记 员 王华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