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788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东品骏快递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法定代表人：张志萍，该公司经理。委托代理人：刘艳青，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春喜，男，汉族，住湖南省常宁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侃，北京市东元（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东品骏快递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孙春喜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5民初284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广东品骏快递有限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称，一、被上诉人发现其他员工存在违规现象。却收取对方红包帮忙隐瞒，损害公司利益，属于《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的”的情形，上诉人可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无需支付赔偿金。本案从本质上来讲，无论是李某某偷重被投诉后发送红包企图隐瞒偷重，还是被上诉人投诉后收到红包又申请撤销投诉，都可以看出，双方对公司禁止偷重的行为是明知的。偷重行为将严重减少快递公司的营业收入，严重扰乱快递公司的管理秩序。被上诉人虽然收受的金额不大，但是明知故犯，也有违诚实信用，更是对公司底线的重大挑战。被上诉人收受红包后撤销投诉的行为使公司无法对偷重行为进行处理，不论被上诉人收到红包后如何处理，均是触犯了管理红线，属于上诉人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二、被上诉人入职时签收了劳动合同，表明其知悉有关条款，被上诉人否认已经签收《员工手册》，应当提供证据证明。湖北小件员李某某隐瞒实际重量揽单，被上诉人发现后帮忙隐瞒事实，两人合伙侵占了公司财产，违反了《员工手册》9.4.10第(19)条“侵占、挪用公司资金，盗窃公司或他人财产”的规定。被上诉人利用自身职位的便利，收取李某某的红包300元，违反了唯品会管理红线第五条“利用职务之便为自己谋取利益”的规定。三、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认定被上诉人主张300元系向快递员补偿的配送费不合理。李某某和被上诉人的微信聊天记录“收了吧。你放心。撤销了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以后也不会这样了。拜托了”，上述对话，表达的是被上诉人收取了红包费用去撤销投诉，非被上诉人所称的补偿配送费。四、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的管理制度未能有效送达的问题。上诉人提供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自2017年4月2日起至2020年6月30日止的劳动合同，在劳动合同中，被上诉人已经阅读并签收了《员工手册》。另，在上诉人前职工许文成的劳动纠纷案中，也适用了唯品会管理红线审理。被上诉人同属于上诉人前职工，唯品会管理红线作为公司的规章制度适用于全体品骏员工。综上，上诉人上诉请求：04元及工资扣款500元；3.涉诉一、二审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孙春喜答辩称，一、上诉人陈述反复，弄虚作假。上诉人一直无法证明该300元属于公司财产。在一审中，上诉人一会主张被上诉人侵占了属于公司的快递提成，一会又主张300元不属于快递提成性质，属于上诉人收受湖北快递员李某某请求撤销投诉的贿赂。究其根本，就是为了套用其所谓的各种管理制度，达到非法辞退被上诉人的目的。这300元本就是属于湖北小件员李某某偷重造成被上诉人管理站点配送提成的损失，在李某某苦苦求情及主动积极补偿配送提成的情况下，被上诉人代为收取，挽回站点损失，并全部转交给了实际配送员陈某某。上诉人无任何证据证明被上诉人主动或暗示索贿并据为己有，却诬陷被上诉人侵占公司及他人财产、收受贿赂等一系列主张，仅是规避经济补偿裁掉作为老员工的被上诉人。二、上诉人提交的所谓唯品会管理红线在一审中己违反了举证规则。在此基础上，上诉人自行制作并加盖公章，无法证明其适用于被上诉人，也无被上诉人的签收送达证明，没有任何证据效力。三、上诉人作为用人单位，在诉讼过程中一直隐藏拒不提交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最新一份劳动合同，现在二审中提交不属于新证据，没有任何证明效力。其妄图援引所谓的《品骏快递员工手册》及其条款已在一审判决中正确清晰地认定，被上诉人不再赘述。四、上诉人提交其与案外人许文成劳动争议纠纷的判决书、裁定书，均不属于二审新证据，没有证据效力，应不予采纳。其次，该案的案情及裁判依据与本案毫无相似之处。上诉人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上诉人无需向被上诉人支付赔偿金154964.04元及扣款500元；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原审法院查明，上诉人提供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的惠州分公司于2015年9月1日签订的《劳动合同》，主张被上诉人于2015年9月1日入职。该合同载明合同期限自2015年9月1日起至2018年9月30日止。该合同还载明上诉人的惠州分公司公布的《员工手册》（被上诉人已经阅读并签收）、上诉人的惠州分公司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反商业贿赂协议书》、上诉人的惠州分公司公布的《唯品会新员工试用期考核评估标准须知》（被上诉人已经阅读并签收）为合同附件，与该合同具有同等效力。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确认上述合同期限届满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又签订《劳动合同》，该劳动合同期限至2020年6月30日止。但上诉人至今未向原审法院提供该份合同。另上诉人原名为飞远配送（广州）有限公司，上诉人提供的《劳动合同》中“甲方”为“飞远配送（广州）有限公司惠州分公司”，上诉人于2018年5月25日更名为现公司名称。上诉人提供“品骏快递”向各省公司群组发送的《关于下发站点“十不准”管理红线的通知》的电子邮件、品骏控股有限公司于2018年2月22日印发的《关于下发站点“十不准”管理红线的通知》，以及该文件张贴的照片，主张其已通过电子邮件和张贴公告栏等形式向被上诉人告知上述文件。被上诉人表示其并未收到该文件。该文件第五条规定“不准侵害员工利益。是指站点管理人员不允许利用职务之便侵吞本来属于快递员的利益或违规摊派费用，或勾结快递员侵害公司利益”。上诉人提供其惠州分公司与被上诉人于2015年9月1日签订的《反商业贿赂协议书》，该协议约定被上诉人应禁止一系列的商业贿赂行为，但并未列明应禁止在公司内部管理中收取内部人员的贿赂。该协议还约定该协议是劳动合同的组成部分。上诉人提供《品骏快递员工手册》主张其已向被上诉人发放该手册。该手册第9.4.10条的第（19）项载明员工存在侵占、挪用公司资金，盗窃公司或他人财产的行为的，属于严重违纪行为，上诉人有权依法立即解除劳动合同，并不支付任何经济补偿金。上诉人又提供其职工代表大会的照片和职工代表知悉并同意接受该员工手册的签字页复印件（未提供原件）。被上诉人则表示其并未收到该《员工手册》，亦不知悉手册内容。上诉人提供偷重照片及投诉系统截图、投诉记录等主张被上诉人在发现李某某偷重后拍照并在上诉人的系统中投诉。上诉人提供企业微信截图主张被上诉人收到红包后要求质控部同事撤回投诉。上诉人提供李某某的证言和其出具的《情况说明》以及经公证处公证的李某某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主张被上诉人收取了李某某300元红包进行不当交易，损害公司利益。上述证据中可见李某某通过微信红包向被上诉人支付300元并请求被上诉人撤销投诉，被上诉人收取红包后称“我在找人看看从哪里撤销”。被上诉人表示其发现快递员李某某录入货物重量错误，存在“偷重”行为后曾向系统投诉。因快递员的配送费是按货物重量计算的，故其管理的惠州站的快递员配送李某某错误录入的货物将少获得配送费；李某某获知投诉后就与其联系，称希望其帮助送该批货物，如果货物未送达将导致任务无法完成，公司会对其罚款，并主动向其发送300元红包。其出于为快递员争取利益的目的就收取该红包，其在第二天已通过现金方式向实际负责配送该批货物的快递员陈某某支付300元。被上诉人提供了陈某某签名确认的证词，称被上诉人于2019年5月4日通过现金方式向其支付300元。上诉人于2019年5月29日向被上诉人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称被上诉人私收红包的行为已违反员工手册第9.4.10条的第（19）项的规定以及违反七条管理红线第五条“利用职务之便为自己谋取利益”，严重违反公司管理红线，故通知被上诉人于当日解除劳动合同。被上诉人在上诉人处最后工作至该日。上诉人表示其在作出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前，有向被上诉人进行调查核实，有给予被上诉人申诉和抗辩的权利。对此被上诉人表示不予确认。上诉人并未在其承诺的期限内向法庭阐明或举证证明如何向被上诉人调查核实、如何给予被上诉人申诉和抗辩的权利。上诉人表示其是依据上述员工手册第9.4.10条的第（19）项的规定而解除与被上诉人的劳动合同。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收取300元是侵占了原属于公司的快递提成。但经法庭释明，上诉人又称其当时并不知道该300元属于快递提成性质。上诉人又主张被上诉人收取300元是侵占了他人财产，故被上诉人违反了员工手册规定。上诉人表示其是依据《关于下发站点“十不准”管理红线的通知》第五条的规定而解除与被上诉人的劳动合同。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侵害了员工的利益，并有违规摊派费用。经法庭释明，上诉人表示被上诉人收取的300元应原本属于快递员的利益，上诉人明确该300元并不属于违规摊派的费用。上诉人表示其是依据《反商业贿赂协议书》的约定而解除与被上诉人的劳动合同。上诉人主张在被上诉人任职期间，无论收取外部的交易对方还是内部工作人员的回扣、提成或任何形式的利益，均属于商业贿赂。本案原审庭审结束后，上诉人又补充提交《唯品会管理红线》，主张被上诉人收取300元的行为违反了该文件第五条“利用职务之便为自己谋取利益”。上诉人主张其是依据该文件第五条的规定而解除与被上诉人的劳动合同。上诉人为被上诉人办理离职手续时，向被上诉人出具《离职证明》，证明被上诉人于2009年4月1日入职上诉人，其在上诉人处最后工作日为2019年5月29日。该《离职证明》盖有上诉人公章，该公章上有注明“仅用于开具行政、人事、社保类证明”。被上诉人据此主张其于2009年4月1日入职上诉人。上诉人表示其并无员工名册，亦无法提供被上诉人2015年9月1日入职时的入职申请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确认被上诉人离职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为7379.24元/月，被上诉人离职前上诉人曾扣除被上诉人2019年5月的工资500元。上诉人表示其扣收该500元的依据是被上诉人给上诉人造成经济损失，但没有文件规定。被上诉人离职后向惠州市惠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要求上诉人及其惠州分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173400元、2019年5月不正当扣罚的500元。该委于2019年9月12日作出惠阳劳人仲案字[2019]670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154964.04元、2019年5月份工资扣款500元。上诉人对该裁决不服，遂提起本案诉讼。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确认双方原存在劳动合同关系，上诉人于2019年5月29日向被上诉人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解除与被上诉人的劳动关系。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上诉人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是否违法，上诉人是否应向被上诉人支付赔偿金。劳动者是以提供劳动的方式获取劳动报酬用以维持生存和发展的公民，故劳动权对于劳动者而言是有关其生存权、发展权的重要权利，劳动关系是否持续是有关劳动者是否可维持生存和发展的重要问题。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将导致劳动关系无法持续，故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时应当慎重考虑，并且应有充分依据。首先审查条款依据。上诉人提供的仅是其惠州分公司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合同期限至2018年9月30日止的《劳动合同》，而该份合同在上诉人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时期限早已届满。上诉人确认其与被上诉人在其后另外签订了《劳动合同》，则显然上诉人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时解除的是该份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劳动合同，而并非解除上诉人的惠州分公司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劳动合同。现上诉人至今未提供该份合同，则原审法院无法审查上诉人可依据该合同中的哪一个条款解除合同。亦即上诉人解除与被上诉人的劳动合同，缺乏合同条款依据。上诉人主张其是依据《关于下发站点“十不准”管理红线的通知》第五条的规定解除劳动合同。从该文件是否有效传达的问题上看，上诉人仅提供向广东省公司群组发送该文件的记录，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在该群组中，不能证明该文件已传达至被上诉人处。上诉人提供的张贴该文件的照片亦未能显示张贴时间和张贴地点，无法证明被上诉人已知晓该文件。即上诉人未能举证证明其已将该文件送达被上诉人。从该文件内容上看，上诉人所引用的条款是不允许站点管理人员侵吞本属于快递员的利益或违规摊派费用。现上诉人已在原审庭审中明确被上诉人收取300元不属于违规摊派费用，故应审查该300元是否本属于快递员的利益但被上诉人侵吞。上诉人主张其依据该条款解除劳动合同，即上诉人在解除劳动合同时已确信该300元属于快递员利益。如果上诉人认为该300元属于李某某的利益，李某某自愿向上诉人支付300元红包的行为，不能认定为属于被上诉人“侵吞”；如果上诉人认为该300元应属于惠州站实际负责配送涉案货物的快递员的配送费，那么这就可证明被上诉人的陈述属实，即被上诉人收取300元并非属于收取李某某的贿赂，而是李某某拟让被上诉人转交给惠州站快递员的配送费，那么上诉人就应进一步举证证明被上诉人收取该300元快递费后未向快递员发放，且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收取300元属于收受贿赂与其该陈述相悖。综上，上诉人该主张依据不足，原审法院对此不予采纳。上诉人又主张其依据员工手册的规定而解除劳动合同。从该文件是否有效传达的问题上看，上诉人依据其惠州分公司与上诉人签订的《劳动合同》中载明已向被上诉人送达员工手册的记录主张其已向被上诉人送达员工手册。但该份《劳动合同》是于2015年9月1日签订。当时上诉人或者其惠州分公司的名称均为“飞远配送”，上诉人是在2018年5月25日才更名为现公司名称。即上诉人在2015年9月1日向被上诉人送达员工手册时不可能送达名称为《品骏快递员工手册》的员工手册。上诉人又仅提供照片和无原件的职工代表签字页复印件，不能证明《品骏快递员工手册》已经上诉人职工代表大会会议通过并传达至被上诉人处。即上诉人未能举证证明其已将该文件送达被上诉人。从该文件内容上看，上诉人所援引的条款为“侵占、挪用公司资金，盗窃公司或他人财产”，上诉人在原审庭审中已确认其解除劳动合同时不知道被上诉人收取的300元属于快递提成性质，即上诉人解除劳动合同时并非认为被上诉人“侵占、挪用公司资金”。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收取300元是侵占他人财产，但“盗窃”他人财产才符合该条款规定，则即使被上诉人确有侵占他人财产的行为，亦不符合该条款规定。综上，上诉人该主张依据不足，原审法院对此不予采纳。上诉人再主张其依据《反商业贿赂协议书》而解除劳动合同。从该文件效力上看，该协议书已载明是劳动合同的组成部分。从该协议签订日期与上诉人惠州分公司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劳动合同》日期一致、该份《劳动合同》已明确约定上诉人的惠州分公司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反商业贿赂协议书》是合同附件的事实可见，该《反商业贿赂协议书》是该份《劳动合同》的组成部分。该份《劳动合同》已于2018年9月30日期满，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确认双方另行签订了新的劳动合同，故该份《劳动合同》于该日已因期满而终止，则作为合同附件、合同组成部分的《反商业贿赂协议书》亦应于2018年9月30日终止。故上诉人在解除劳动合同时，该协议书已不发生法律效力，不能作为解除劳动合同的依据。从该文件内容上看，该文件是禁止员工在履职过程中从交易对方处获得不当利益，并未禁止员工在公司内部管理中从公司员工处收受不当利益。因此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收取李某某的贿赂即使属实，亦未违反《反商业贿赂协议书》。综上，上诉人该主张依据不足，原审法院对此不予采纳。上诉人还主张其依据《唯品会管理红线》而解除劳动合同。从举证方面上看，上诉人是庭审结束后才补充该份证据，该份证据又并非其在举证期限届满后获得的新证据，上诉人亦未申请延期举证，更未说明庭后才提交该份证据的理由。故上诉人庭后再提交该份证据属于逾期举证。从该文件内容上看，该文件名称并未显示属于上诉人的管理文件，无法证实该文件可适用于上诉人对被上诉人的用工管理上。从该文件是否有效传达的问题上看，上诉人亦未能举证证明其已向被上诉人传达该份文件。综上，上诉人该主张依据不足，且上诉人逾期举证，原审法院对该文件不予采纳。其次审查解除劳动合同的事实依据。上诉人虽提供李某某的证人证言，但李某某未出庭作证，无法核实该证言的真实性。上诉人提供经公证的微信聊天记录，仅能证明李某某向被上诉人发送300元红包并请求被上诉人撤销投诉，但无法证明被上诉人以帮助李某某撤销投诉为由要求李某某付款。被上诉人辩称其收取300元是为了向快递员补偿配送费，亦有一定的合理性，即上诉人未能证明被上诉人收取300元后挪为己用。因此虽然上诉人已举证证明李某某向被上诉人支付300元红包，被上诉人拟申请撤销投诉，但未能充分证明该300元的性质属于李某某向被上诉人支付的贿赂款。最后审查解除劳动合同的程序。如前所述，劳动权是劳动者的重要权利，故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时应当审慎处理。被上诉人不予确认上诉人解除劳动合同前有向其调查核实，有给予其申诉和抗辩的权利。而从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上看，在上诉人解除劳动合同前未见上诉人听取被上诉人对收取300元的解释。从被上诉人在本案原审庭审中的陈述可见，被上诉人主张其收取300元是用于补偿快递员的配送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且被上诉人亦提供该快递员签名的证言予以佐证。则上诉人未听取被上诉人的抗辩、未充分调查取证，仅依据李某某的单方陈述就决定解除劳动合同，其作出该决定过于草率。故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解除劳动合同时未充分保障被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综合以上意见，上诉人在解除与被上诉人的劳动合同时事实依据不充分，亦未充分保障被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更重要的是毫无合同或文件的条款依据。故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属违法解除与被上诉人的劳动合同。因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七条“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的规定，上诉人应向被上诉人支付赔偿金。上诉人主张其无须向被上诉人支付赔偿金的依据不足，原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关于赔偿金的数额，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的规定，上诉人应支付的赔偿金应根据被上诉人的工作年限和平均工资计算。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确认被上诉人离职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为7379.24元/月，故对赔偿金的计算的争议焦点主要在于被上诉人的工作年限。根据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具的《离职证明》，可以证实上诉人确认被上诉人于2009年4月1日入职，直至2019年5月29日离职。上诉人主张该《离职证明》不足以证实被上诉人的工作年限，但该离职证明盖有上诉人用于开具行政、人事、社保类证明的公章，而员工的工作年限证明应属用人单位的人事管理范畴，故上诉人该主张与事实不符。若如上诉人而言被上诉人是2015年9月1日入职，上诉人可提供被上诉人入职时的入职申请表予以证实被上诉人的入职时间。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用人单位应当建立职工名册备查”的规定，上诉人亦可提供其职工名册证明被上诉人的入职时间。现上诉人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被上诉人的入职时间，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上诉人该主张亦缺乏依据。因此原审法院对上诉人该主张不予采纳，并依据《离职证明》认定被上诉人的工作年限自2009年4月1日起至2019年5月29日止。因此计算上诉人应向被上诉人支付的赔偿金为7379.24元/月×10.5个月×2倍＝154964.04元。被上诉人离职前上诉人曾扣收被上诉人2019年5月的工资500元。本案的另一争议焦点在于上诉人是否应当返还该500元。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给其造成经济损失，但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表示其扣收该500元“没有文件规定”。则上诉人扣收该500元既无合同或条款依据，也没有事实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的规定，上诉人扣收该500元违反该法律规定，故上诉人应向被上诉人支付该500元。上诉人主张其无须向被上诉人支付该500元的请求依据不足，原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原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第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广东品骏快递有限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孙春喜支付赔偿金154964.04元。二、广东品骏快递有限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孙春喜支付2019年5月份的工资扣款500元。三、驳回广东品骏快递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如果当事人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广东品骏快递有限公司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供了以下证据：一、《唯品会管理红线》，证明被上诉人违反该规定第五条“利用职务之便为自己谋取利益”的规定。二、另案一审、二审判决书、再审裁定书，证明唯品会管理红线适用于上诉人的员工，被上诉人违反上述制度被解雇，上诉人属于合法解除。三、《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证明根据《员工手册》9.4.10第（19）条及《唯品会管理红线》第五条上诉人解除与被上诉人劳动合同合法。四、《劳动合同》及附件，证明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上诉人称，上述证据一和证据四是放在上诉人肇庆公司的物流中心保存的，而上诉人一审的代理人是位新员工，不知道该情况，所以当时没有及时找到上述两份证据的原件。被上诉人认为，证据一没有在规定期限内提交，违反证据规则，不属于二审中新证据，被上诉人认可一审法院对该证据的认定。对于证据二，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依根据裁判文书形成的时间，也不属于二审的新证据，不应当采纳。证据三是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证据，对于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但对于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证据恰恰证明上诉人非法解除与被上诉人的劳动关系。对于证据四，经过核对原件，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合同期限为2017年4月2日至2020年6月30日的《劳动合同》第九条第（二）款约定，被上诉人存在严重违反劳动纪律或者上诉人规章制度，以及被上诉人严重失职、营私舞弊，对上诉人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等行为的，上诉人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并不需要支付经济补偿金。第十六条第（二）款约定，上诉人公布的《员工手册》（被上诉人已经阅读并签收）、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保密协议》《反商业贿赂协议书》《保密与不竞争协议》等为劳动合同的附件，与劳动合同具有同等效力。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反商业贿赂协议书》第一条第二款约定，被上诉人在采购、销售及履行工作职责过程中，不得收取对方单位或者个人在账外暗中给予的回扣、提成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利益。第五款约定，被上诉人不得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占上诉人的财产、谋夺上诉人的商业利益及实施其他损害上诉人利益的行为。第二条约定，如被上诉人违反上述义务，上诉人有权立即解除劳动合同且不支付任何补偿等。根据上诉人提供的《公证书》显示，2018年5月3日，上诉人的湖北小件员李某某与被上诉人的对话如下：李某某首先向被上诉人发送了一个微信红包，之后李某某称：“帮帮忙，感激不尽”、“收件也没赚钱，这都是我自己贴的钱，没办法，您也知道现在品骏压力越来越大，收件任务都在涨，这样做的确不对，可我们也没办法，公司任务越来越重，你也是知道”、“收了吧，你放心，撤销了我当什么都没发生”、“以后也不会这样了，拜托了”。随后，被上诉人发送了三个“笑哭了”的表情，并点击收取了李某某发送的微信红包。李某某再问：“撤销了？”、“感谢感谢”。被上诉人回复称：“我在找人看看从哪里撤销”。李某某回复：“好的，感谢了”。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在本院二审期间提供的合同期限为2017年4月2日至2020年6月30日的《劳动合同》及附件，包括《保密协议》《反商业贿赂协议书》《品骏新员工试用期考核评估标准须知》的真实性、合法性以及关联性均无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的主要焦点在于上诉人是否违法解除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劳动合同。根据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发出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上诉人以被上诉人私收红包的行为已经违反了《员工手册》第9.4.10第（19）条“侵占、挪用公司资金，盗窃公司或他人财产”以及唯品会管理红线第五条“利用职务之便为自己谋取利益”，严重违反公司管理红线为由，与被上诉人解除劳动合同。但上述管理红线，上诉人仅提供其向广东省公司群组发送该文件的路径记录，不能证明被上诉人为该群组成员并已经收到上述管理红线的文件。而上诉人提供的张贴该文件的照片，亦不能证明其张贴的时间和地点，也没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当时已经看到或知悉该文件的规定。因此，在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已经将上述管理红线送达给被上诉人的情况下，上诉人依据该管理红线解除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劳动合同，缺乏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至于被上诉人是否违反《员工手册》第9.4.10第（19）条“侵占、挪用公司资金，盗窃公司或他人财产”的问题，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由于上诉人湖北站点发往被上诉人所在站点的货物出现录入重量与实际重量不一致的情形，被上诉人遂在上诉人的投诉系统中对相关情况提起了投诉申请。后被上诉人在收取了湖北小件员李某某300元微信红包后，又向上诉人质控部门的工作人员提出了撤销上述投诉的申请。被上诉人对此解释称，当时李某某提出，由其自愿补偿被上诉人所在站点的配送员配送提成，并请求被上诉人撤销投诉申请，被上诉人出于同情，为免李某某被上诉人处罚，故申请撤销了投诉；而该微信红包被上诉人只是代收，随后已经以现金的方式转交给了配送员陈某某。但从上诉人提供的《公证书》显示的被上诉人与李某某之间的对话内容，不足以得出李某某当时支付给被上诉人的300元微信红包完全就是为了补偿给配送员陈某某提成的结论。而且，上述款项李某某是以电子支付的方式转账给被上诉人的，如果如被上诉人所言，其当时收取这300元就是为了补偿配送员陈某某提成的话，则被上诉人完全可以在微信对话中与李某某以及与陈某某进行确认，并同样以电子支付的方式进行转账。但被上诉人却选择在次日下午以现金的方式将300元交给陈某某，该处理和支付方式明显与常理不符，被上诉人对此亦不能作出合理的解释。虽然，被上诉人提供了《湖北42单快递件发往惠州明细》，证明配送员陈某某签名确认其已经收到了被上诉人转交的300元。但上诉人对该证据不予确认，而该证据在证明效力上与上诉人提供的李某某出具的《情况说明》是相当的，但证明的内容却相互矛盾。因此，仅凭该《湖北42单快递件发往惠州明细》，不足以证明被上诉人所主张的事实。但即使是被上诉人收取了该微信红包，其行为也未达到严重违反劳动纪律的程度，且该微信红包在性质上不属于上诉人或者他人的财产，被上诉人的行为也不构成侵占、挪用公司资金，盗窃公司或他人财产的情形。因此，上诉人以被上诉人违反了《员工手册》的规定，解除与被上诉人之间劳动关系的理由，依据不充分，本院对此亦不予采信。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违法解除与被上诉人的劳动合同，并判决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符合法律的规定，本院依法予以维持。至于上诉人主张，由于被上诉人给其造成了经济损失，故扣罚被上诉人500元，但上诉人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扣罚该500元的相关依据。因此，原审法院判决上诉人返还被上诉人被扣罚的500元，并无不当，本院亦依法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广东品骏快递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瑞晖审判员  刘庆国审判员  崔利平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彭泽鑫冯晓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