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4民终86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嘉兴中心支公司，住所地：嘉兴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长水路116号6、7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027964921693。负责人：范新福，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仲轩，浙江红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宁支公司，住所地：海宁市海洲街道钱江东路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81846751297M。负责人：陆正，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金虎良、严义廷，浙江虎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兴才，男，1970年8月31日出生，汉族，住湖州市南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戴锦洪，浙江国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桐乡康润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桐乡市梧桐街道毛蓬头小区11幢6号1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83070680363C。法定代表人：梁伟，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英，浙江秀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嘉兴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阳光财保嘉兴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宁支公司（以下简称人保海宁支公司）、张兴才、桐乡康润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润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桐乡市人民法院（2019）浙0483民初54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阳光财保嘉兴支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阳光财保嘉兴支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人保海宁支公司2000元，张兴才、康润公司连带赔偿人保海宁支公司超出交强险部分的损失；2.二审诉讼费用由人保海宁支公司、张兴才、康润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1.《浙江省道路运输条例》第二条明确规定本条例所称的道路运输经营，是指单位或者个人以汽车为他人提供道路旅客运输或者道路货物运输服务的经营活动，包括班车客运、包车客运、公共汽车客运、出租汽车客运等道路旅客运输经营和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该条例属于地方性法规，一经发布应推定人人皆知，因此，“营业”与“非营业”的区分标准是明确的，阳光财保嘉兴支公司无需另行解释说明“非营业企业”、“非营业车辆”、“营业性运输”。2.“明确说明”义务不是“无限说明”义务。《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系保监会要求强制使用的范本，最后一页的投保人声明载明“保险人已通过上述书面形式向本人详细介绍并提供了投保险种所适用的条款，并对其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包括责任免除条款、免赔额、免赔率等免除或者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及本保险合同中付费约定和特别约定的内容向本人作了书面明确说明，本人已充分理解并接受上述内容，同意以此作为订立保险合同的依据，本人自愿投保上述险种”，并由投保人在该页的投保人签章处盖章，再将该页撕下交保险公司留存。就本案而言，投保人声明已由康润公司盖章确认，一审法院也查明了公章的真实性，但却以“无法明确手写部分书写主体”为由认为免责条款不发生效力系错误的。根据证明责任的分配规则，如果康润公司认为手写文字非自己所写，应由其自负证明责任，否则应当承担不利后果。而且，如按照一审法院的裁判规则，对于投保人为单位的情形，发生纠纷时，任何单位都可以视公章为无物，提出手写内容的书写主体不明，导致全国任何一家保险公司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履行对单位投保人的明确说明义务，所有免责条款形同虚设。3.车辆挂靠违背行政许可、规避国家有关行业准入制度，危害巨大，在法律上应给予否定性评价。在保险公司已经尽到明确说明义务的前提下，如果仍然要承担商业险赔偿责任的话，无疑是给广大挂靠人和被挂靠单位都吃了定心丸，从而进一步鼓励挂靠经营行为，后果不堪设想。4.在本案中，康润公司按照“非营业”性质为涉案车辆投保，但实际上该车却从事营业活动，在案涉交通事故发生时也是处于营业状态，属于改变了使用性质导致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情形，据此保险公司应免赔商业三者险，这一裁判规则在我国司法实务也得到充分认可。此外，涉案车辆行驶证上载明的“货运”，仅与车辆本身的载重量有关，与车辆的性质系“营业”、“非营业”并无关系。人保海宁支公司辩称：一审判决正确。1.康润公司是一家经营范围内列明运输行业的公司，涉案车辆的行驶证也载明系货运车辆，且该车辆在阳光财保嘉兴支公司处多年以来多次投保相关的车险，故阳光财保嘉兴支公司对于其被保险人的经营范围应当尽到审查义务，应当对该车辆的是否营运尽到询问或者强调性的告知，事实上阳光财保嘉兴支公司并未尽到该义务；2.康润公司与阳光财保嘉兴支公司除本案以外还有其他案件也是类似情形，在此等情况下，阳光财保嘉兴支公司仍旧未对所谓的营运车辆投保非营运业务尽到义务。综上，阳光财保嘉兴支公司所有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而且阳光财保嘉兴支公司的上诉也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张兴才辩称：基本同意人保海宁支公司的意见。另外，第一、货运和营运是有区别的，营运是指主要的作用都是经营运输，本案只是驾驶员拉货的行为并未超出货运范畴；第二、上诉状中阳光财保嘉兴支公司提到投保人声明页手写文字的部分与本案没有多大关系，张兴才不认可，否则也不会要求投保人亲自手写这句话。康润公司辩称：1.本案中因为营运车辆与非营运车辆赔偿是不同的，所以阳光财保嘉兴支公司要尽到能否理赔的说明义务，并非像其所称的仅是概念的解释即可；2.本案客观上阳光财保嘉兴支公司未尽到明确说明义务，其说明义务的对象是个人，但阳光财保嘉兴支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向哪位尽到了说明义务，手书部分也没有投保人相关人员的签名；3.阳光财保嘉兴支公司提出的车辆挂靠与本案没有关系，其是为了承揽更多的业务，故意没有告知营运与非营运的区别。因此，阳光财保嘉兴支公司对此类案件的发生应当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产生的责任也应当由其承担，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人保海宁支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张兴才、康润公司支付人保海宁支公司垫付的保险赔款共计260000元；2.判令阳光财保嘉兴支公司在交强险及商业险的责任范围内对上述款项承担赔付义务；3．由张兴才、康润公司以及阳光财保嘉兴支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6月30日15时30分许，张兴才驾驶登记所有人为康润公司的浙Ｆ×××××号中型货车行驶至浙江省桐乡市米时，与案外人尹帮国驾驶的登记所有人为海宁市国昊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昊公司）的Ｆ4565Ｎ号小轿车发生碰撞，造成双方车辆损坏。该事故经桐乡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张兴才负事故全部责任，案外人尹帮国不负事故责任。事故发生时，张兴才驾驶浙Ｆ×××××号中型货车正在自桐乡向洲泉拉货途中。张兴才系浙Ｆ×××××号中型货车的实际所有人。该车自2013年9月12日至今挂靠于康润公司，双方约定挂靠车辆的保险由康润公司统一办理，保险费用由张兴才自理。浙Ｆ×××××号投保交强险及商业险三者险、不计免赔险于阳光财保嘉兴支公司。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投保单》载明投保车辆种类为载货机动车，车辆使用性质为非营业企业，并特别约定非营业车辆如从事营业性运输，发生事故，本公司不负责赔偿。康润公司于投保人处盖章。另，投保人声明页载明“本人确认收到条款及《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同时在方格内手写“保险人已明确说明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内容及法律后果”。上述《投保单》及投保人声明页的投保人签章处均加盖有康润公司的公章。浙Ｆ×××××号车投保商业险于人保海宁支公司。2017年8月23日，浙Ｆ×××××号车经阳光财保嘉兴支公司定损，车损共260000元。2017年8月28日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嘉兴分公司”）与浙Ｆ×××××号车所有人国昊公司及嘉兴宝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华公司”）签订《机动车保险事故车辆委托维修协议（试行）》，三方约定由宝华公司将受托的事故车辆修复，人保嘉兴分公司将依据保险合同应赔付给国昊公司的赔款作为该事故车辆维修款直接支付给宝华公司，并由宝华公司向人保嘉兴分公司出具以人保嘉兴分公司为抬头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同日，国昊公司向人保海宁支公司出具《机动车辆索赔权转让书》，同意将已取得赔款部分的向责任对方追偿的权利转让给人保海宁支公司，并授权人保海宁支公司得以立书人名义或人保海宁支公司名义向责任方追偿，同时承诺其尚未得到责任对方或其他相关人员给与的全部赔款，没有放弃向责任对方索赔的任何权利。同年8月24日，宝华公司向人保嘉兴分公司开具票面金额为260000元的维修费增值税专用发票，并备注浙Ｆ×××××。同年9月20日，人保嘉兴分公司向宝华公司转账支付26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有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故人保海宁支公司有权要求张兴才支付已垫付的赔偿款，又因张兴才驾驶的车辆投保于阳光财保嘉兴支公司，故阳光财保嘉兴支公司应按张兴才所负事故责任比例在交强险及商业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庭审中，阳光财保嘉兴支公司抗辩认为涉案车辆投保时以非营运性质投保，但事故发生时涉案车辆正在从事有偿运输，故根据投保单的特别约定及商业保险条款的约定，应属于商业险免责范围。一审法院认为，对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当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其概念、内容及法律后果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本案中，在阳光财保嘉兴支公司接受投保时根据涉案车辆的行驶证理应知晓该车辆的使用性质为货运，而其承保时投保单载明车辆使用性质为“非营业企业”，并特别约定“非营业车辆如从事营业性运输，发生事故，本公司不负责赔偿”，阳光财保嘉兴支公司理应就“非营业企业”、“非营业车辆”及“营业性运输”的区别向投保人履行明确告知，但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证明阳光财保嘉兴支公司对此已尽解释、说明义务。另，投保人声明页虽载明“本人确认收到条款及《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并在方格内手写“保险人已明确说明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内容及法律后果”，同时盖有投保人康润公司公章，但阳光财保嘉兴支公司既无法明确手书部分的书写主体，亦未有证据证明其已将商业险条款向投保人康润公司送达。综上，一审法院认为相关免责条款不发生效力，阳光财保嘉兴支公司提出在商业险范围内免赔的抗辩，证据不足，不予采纳。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阳光财保嘉兴支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人保海宁支公司保险代偿款260000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200元，减半收取2600元，由张兴才负担。保全费1970元，由人保海宁支公司负担。（应于裁判文书生效后10日内缴纳，缴纳账户户名：桐乡市非税收入结算户，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桐乡支行，账号为62×××69，逾期缴纳将移送执行）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供新证据。经审理，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康润公司的营业执照显示其经营范围包括“机械设备、五金交电、建材……普通货运”，浙Ｆ×××××号车辆行驶证载明发证日期为2013年9月11日，使用性质为货运，检验有效期至2017年11月。阳光财保嘉兴支公司提供的《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以下简称商业险示范条款）第九条约定：“下列原因导致的被保险机动车的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五）被保险机动车被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被保险人未及时通知保险人，且因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导致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该条款采用加黑字体书写。本院认为，本案系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各方当事人对涉案事故的责任分配以及理赔款金额均无异议，二审中的争议主要在于阳光财保嘉兴支公司就涉案事故能否在商业险的责任限额范围内免责。阳光财保嘉兴支公司主张康润公司以“非营业”性质投保的车辆实质上用于营运，属于改变车辆的使用性质，故根据投保单以及商业险示范条款的约定，其在商业险责任限额内不负责赔偿。对此，本院认为，阳光财保嘉兴支公司的该主张不能成立，理由如下：首先，根据被保险车辆的行驶证记载，其使用性质登记为货运，该车辆发生涉案事故时也确在运货的途中，故从使用性质的字面意思来看，并未发生改变。如阳光财保嘉兴支公司认为“改变使用性质”是指非营运车辆用于营运，应当对此向投保人作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但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其就何为改变使用性质履行了明确说明的义务。其次，就投保人及保险人双方的地位而言，保险公司在险种的选择上显然更具有专业性。本案中，从康润公司的营业执照来看，其营业范围明确载明包括货运，被保险车辆的行驶证也注明使用性质系货运，阳光财保嘉兴支公司亦陈述其对此是知晓的。在此情况下，阳光财保嘉兴支公司更应尽到谨慎审查的义务，就被保险车辆是否用于营运进行事先询问并审查、就营运险与非营运险的区别以及被保险车辆是否需要购买营运险作出明确告知及提醒，但其庭审中却认为在接受投保时无需对投保人资质进行审查，险种也系由投保人自行选择即可，此举显然是造成本案争议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况且，关于非营业车辆如从事营业性运输保险公司免责的条款，阳光财保嘉兴支公司也仅在投保单的特别约定处采用加黑字体作提示，并未对其概念及内容作出具体的文字解释。最后，本案并非个案，实践中很多保险公司为竞争保险业务而放纵甚至授意投保人选择更便宜险种。本案中，阳光财保嘉兴支公司就接受货运车辆投保非营运险并不能给出合理解释，可以推定其明知营运车辆仍承保非营运险，但在事故发生后其又以车辆营运为由拒赔，有违诚信，本院不予支持。综上，阳光财保嘉兴支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170元，由上诉人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嘉兴中心支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宁建龙审判员  王 浩审判员  黄 阁二〇二〇年六月十日法官助理姚楠书记员高奇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