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6民终116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可人，男，1977年12月31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柴中全，男，1953年4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浙江新丰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道墟街道屯南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钱增友，系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章观庆，浙江敏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阮丽娜，浙江敏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绍兴市上虞吉利化工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百官街道江扬路888号A1幢5层。 法定代表人：李可人。 原审被告：绍兴上虞联谊化工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徐志刚。 原审被告：何伟卿，男，1946年3月2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 原审被告：何器，男，1977年8月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 上诉人李可人、柴中全因与被上诉人浙江新丰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丰公司）、原审被告绍兴市上虞吉利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利公司）、绍兴上虞联谊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谊公司）、何伟卿、何器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2019）浙0604民初54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询问和阅卷后，决定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可人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审核本案争议内容是否存在违法和犯罪事实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涉诉一、二审及财产保全费用全部由新丰公司承担；3.将新丰公司为掩盖银行信贷主任违法发放贷款行为的犯罪线索提交给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绍兴监管分局立案调查。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案涉借新还旧合同自始至终系非法、无效合同。案涉贷款主体吉利公司不具备任何资信，不具备贷款资格。浙江上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道墟支行（以下简称上虞农商银行道墟支行）吴主任违反商业银行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以及违反信用社（银行）大额贷款管理办法，违法发放贷款，故案涉借款合同无效，新丰公司据此提起追偿权无法律依据。李可人在一审中就其在借款合同上的签字作出声明，该签字系在何伟卿父子欺骗下签署，且吉利公司所有公章、营业执照均在实际控制人何伟卿手中。新丰公司与李可人没有任何接触。新丰公司在明知吉利公司不具备偿还能力、系空壳公司的情况下，仍然继续担保，后又主动为何伟卿偿还了案涉贷款，李可人有合理理由怀疑新丰公司串通上虞农商银行道墟支行吴主任以恶意诉讼方式掩饰其违法放贷事实。请二审法院调查核实上述情况。二、一审判决法律适用不当。债权人银行是否存在违法发放贷款行为系本案重点核实内容与焦点问题，追偿权涉及的借款合同及担保合同均需先核实主合同内容是否合法才能确认其合同效力。本案还应审查吉利公司实际控制人何伟卿和何器父子是否存在骗取银行贷款的犯罪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本案应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 柴中全辩称，同意李可人的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 新丰公司辩称，2018年3月30日，吉利公司向上虞农商银行道墟支行借款100万元，后吉利公司未按期还款，新丰公司作为保证人代偿了相应款项，上述事实清楚，程序合法正当。上虞农商银行道墟支行未违法放贷。李可人在作为保证人签字时，银行工作人员出示过填写完整的案涉保证借款合同和《保证函》。商业银行法第三十五条以及违反信用社（银行）大额贷款管理办法均非强制性规范，不能据此认定案涉合同无效。吉利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谁与本案无关联性。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柴中全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审核本案争议内容是否存在违法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涉诉一、二审费用全部由新丰公司承担；3.将新丰公司串通银行信贷主任恶意诉讼，将损失转嫁他人的犯罪线索移交司法机关。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案涉合同自始至终系非法、无效合同。吉利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系何伟卿，柴中全与何伟卿是师徒关系（三十年的交情），并在何伟卿名下的浙江新尊建材有限公司打工。基于上述原因，柴中全碍于情面作了吉利公司的股东。吉利公司的公章、营业执照等均实际控制在何伟卿手中。新丰公司在未拿到银行胜诉文书的前提下，以连带保证人身份提前偿还借款，属于不正常的行为。新丰公司存在恶意诉讼目的从而掩饰银行违法发放贷款事宜。案涉保证借款合同与《保证函》存在欺诈，系利用了欺骗手段让柴中全签字。2018年3月28日，何器带着一个上虞农商银行道墟支行的人，说这是一份银行与吉利公司偿还贷款的确认书，柴中全作为吉利公司股东，需要签字。柴中全签了字，但当时《保证函》上除掉李可人的签字和手印外均系空白。新丰公司提供的《保证函》复印件中的日期和内容系伪造。二、一审判决法律适用不当。本案焦点在于主合同借款合同是否违法以及吉利公司实际控制人何伟卿和何器父子是否存在骗取银行贷款的犯罪事实。请二审法院调查核实上述情况，并将有关犯罪线索移送公安或检察机关立案侦查。 李可人辩称，支持柴中全的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 新丰公司辩称，2018年3月30日，吉利公司向上虞农商银行道墟支行借款100万元，后吉利公司未按期还款，新丰公司作为保证人代偿了相应款项，上述事实清楚，程序合法正当。上虞农商银行道墟支行未违法放贷。柴中全在《保证函》上签字时，银行工作人员出示过填写完整的案涉保证借款合同和《保证函》。吉利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谁与本案无关联性。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吉利公司、联谊公司、何伟卿、何器对李可人、柴中全的上诉均未作陈述。 新丰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吉利公司支付新丰公司代偿款本息658515.76元及2019年5月23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2.判令联谊公司对第1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判令李可人、柴中全、何伟卿、何器分别对上述第1项支付内容中不能追偿的部分各承担六分之一的清偿责任；4.本案诉讼费用及实现债权所支出的律师费13000元由吉利公司、联谊公司、李可人、柴中全、何伟卿、何器共同承担。诉讼过程中，新丰公司对第1项诉讼请求中的利息起算时间变更为自2019年6月25日起。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3月23日，何伟卿与何器、李可人与柴中全均共同向上虞农商银行道墟支行出具《保证函》各一份，均同意为上虞农商银行道墟支行向吉利公司在2018年3月23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内最高融资限额人民币500万元的所有融资债权提供最高额保证，融资方式包括贷款、票据贴现、承兑、担保、贷款承诺、信用证和保函等。保证期间根据各笔融资分别确定，即各笔融资的保证期间自该笔融资债务清偿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保证范围包括但不限于所有融资债权、利息、费用、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 2018年3月30日，上虞农商银行道墟支行（贷款人）与吉利公司（借款人）以及作为保证人的新丰公司、钱增友、李可人签订《流动资金保证借款合同》一份（合同号：8921120180011140），合同约定：贷款人向借款人发放贷款人民币100万元，借款用途为借新还旧；借款期限自2018年3月30日起至2019年3月4日止；保证人自愿为本合同贷款人的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自借款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保证为贷款本金、利息（包括罚息、复息等）、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律师费等为实现债权的费用。 2018年12月12日，吉利公司（甲方）与联谊公司（乙方）、新丰公司（丙方）共同签订《反担保协议书》一份，约定甲方向上虞农商银行道墟支行贷款60.5万元，丙方为其提供担保，乙方应甲方要求，自愿为丙方提供反担保。反担保债权为甲方未按约归还上虞农商银行道墟支行贷款之本金、违约金、利息、实现债权所支付律师费、诉讼费等；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限为二年；债务履行期限为乙方应在丙方根据贷款协议约定向出借方履行保证责任后3天内向丙方支付履行上述保证义务所付出的全部款项；反担保范围包括贷款本金、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实现债权的费用。 上述借款到期后，因吉利公司未能全部履行还本付息的义务，新丰公司作为保证人，于2019年6月24日向上虞农商银行道墟支行代偿了剩余借款本息658515.76元。 一审另查明，新丰公司为本案诉讼支付律师代理费13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吉利公司尚欠新丰公司代偿款658515.76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新丰公司有权要求吉利公司支付代偿款658515.76元及自代偿之日起的相应利息。关于利息，新丰公司要求自2019年6月2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符合法律规定，但因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故自2019年8月20日起利息应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四条规定“第三人为债务人向债权人提供担保时，可以要求债务人提供反担保。反担保适用本法担保的规定。”故新丰公司要求联谊公司作为反担保人对吉利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于法有据，该院予以支持。本案中各保证人与债权人上虞农商银行道墟支行均未约定保证份额，应当认定为连带共同保证。连带共同保证的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向债务人不能追偿的部分，由各连带保证人按其内部约定的比例分担；没有约定的，平均分担。故李可人、柴中全、何伟卿、何器应对吉利公司不能偿付部分各承担１/6的清偿责任。关于新丰公司主张的律师费，系其为实现追偿权支出的费用，并非向债权人支付的实现债权的费用，同时新丰公司也未与债务人吉利公司就该费用的承担作出约定，故新丰公司要求吉利公司、李可人、柴中全、何伟卿、何器支付律师费的主张，缺乏依据，该院不予支持。新丰公司认为根据《反担保协议书》中反担保范围的约定，反担保人联谊公司应承担该律师费支出。因《反担保协议书》中提及的“实现债权的费用”即包含在反担保债权中，也包含在反担保范围中，但对该费用是否为新丰公司实现追偿权的费用并未明确，且协议书对债务履行期限的约定中，也载明是联谊公司支付新丰公司履行保证义务所付出的全部款项，而新丰公司主张的律师费并非其履行保证义务所支出。因此，反担保协议书中对反担保人是否需要承担保证人为实现追偿权而支出的费用未作明确约定，故新丰公司要求联谊公司承担律师费的诉讼，该院亦不予支持。综上，对新丰公司的诉请，于合理合法部分，该院予以支持。吉利公司和李可人辩称何伟卿与何器系吉利公司实际控制人，两人骗取银行贷款，案涉借款合同无效，对该抗辩意见吉利公司和李可人未能提交相应证据，该院难以采纳；关于债权人是否存在违法放贷的行为，并非本案审理范畴，吉利公司和李可人可向相关监管机构反映。联谊公司、柴中全、何伟卿、何器经该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依法可作缺席判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四条、第十二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十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一、吉利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新丰公司代偿款658515.76元，并支付该款自2019年6月25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二、联谊公司对上述第一项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李可人、柴中全、何伟卿、何器分别对上述第一项款项在吉利公司不能清偿的范围内承担六分之一的清偿责任；四、驳回新丰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中，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李可人提交《银行保险违法行为举报告知书》复印件一份，拟证明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绍兴监管分局已经开始调查上虞农商银行道墟支行信贷主任违法发放贷款事宜，请求二审法院予以考虑。柴中全质证认为，对该告知书予以认可。新丰公司质证认为，真实性请二审法院核实，对关联性有异议，告知书显示仅在调查还未有结果。吉利公司、联谊公司、何伟卿、何器均未发表质证意见。本院认证认为，上述证据材料系复印件，李可人未提交与之相对应的原件，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在本案中不作为有效证据予以认定。 李可人还向本院口头申请调取吉利公司与上虞农商银行道墟支行500万元贷款原始合同及银行风控部门对于500万元贷款流向的监管情况。本院审查后认为，李可人在一审中已提出过该项调查取证申请（仅具体表述稍有不同，实际请求调查取证的内容相同），一审法院认为无调取必要而未予准许，现李可人在二审中再次提出该申请，本院认为一审法院不予调查取证的理由成立，故对李可人的该项申请，本院亦不予准许。 柴中全、新丰公司、吉利公司、联谊公司、何伟卿、何器在二审中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根据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李可人、柴中全是否应承担保证责任。对此，本院分析认为，新丰公司为证明己方主张，提交了《流动资金保证借款合同》、借款借据、收贷收息凭证、《保证函》等证据，可以证明上虞农商银行道墟支行向吉利公司出借100万元，新丰公司、钱增友、李可人、柴中全、何伟卿、何器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的事实。现新丰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后，向债务人吉利公司不能追偿的部分，有权向其他连带责任保证人进行追偿。因无证据证明各连带责任保证人对内部分担比例进行了约定，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各连带责任保证人对吉利公司不能偿付部分各承担１/6的清偿责任并无不当。李可人、柴中全虽提出上虞农商银行道墟支行存在违法发放贷款行为、《流动资金保证借款合同》与《保证函》上的签字系其受欺骗所签、吉利公司实际控制人何伟卿和何器父子涉嫌骗取银行贷款之上诉理由，但并未提供充分有效之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均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李可人、柴中全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据实调整为4992元，由李可人、柴中全各负担2496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孙世光 审判员  王晗莉 审判员  徐燕飞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陈烨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