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300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安振娥，女，1940年6月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兼安振娥法定代理人）：郝秋民，男，1938年1月2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二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侯正，北京市东友律师事务所律师。二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丁玉铭，北京市东友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郝焕，男，1973年9月1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顺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标田，北京华标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安振娥、郝秋民因与被上诉人郝焕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3民初32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现本案已审理终结。安振娥、郝秋民的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安振娥、郝秋民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案件诉讼费用由郝焕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涉案《赠与及赡养协议》并非安振娥、郝秋民所签,且一审法院已认定安振娥为限制行为能力人,郝焕亦认可安振娥的精神状态早就有问题,安振娥无处分400万钱款的行为能力,作为监护人的郝秋民亦未追认或同意该处分行为,《赠与及赡养协议》不具有法律效力,郝焕对于400万元的获利属于不当得利,应予以返还。2019年3月6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出具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被鉴定人安振娥为器质性精神障碍,受疾病影响,辨认能力受损,评定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2019年5月14日,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出具鉴定报告,确认被申请人郝秋民无精神病,评定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2019年8月29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判决:指定郝秋民为安振娥的监护人。根据《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精神疾病司法鉴定科司法鉴定意见书》中郝焕自称“安振娥于2016年7月出现记忆力减退,外出上车不知道去向,走失2天,被派出所找回时发现其手持废品瓶子,对问不答,8月又走失一次。自2017年6月以后大约每月走失1次,2018年上半年每月走失2次。”根据常识可知,精神疾病的发展有一定的过程,通过郝焕的该陈述,已经表明安振娥早在2016年就已经出现精神疾病,生活无法自理,时常走失,对于生活中最基本的情况已经失去判断,显然已经没有处分400万巨额财产的能力。郝秋民至始至终均表示没有签过《赠与及赡养协议》。即使法院认可协议的真实性,但安振娥作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所签署的《赠与及赡养协议》没有法律效力,亦未经其监护人郝秋民同意、追认,故《赠与及赡养协议》无法律效力。在司法鉴定意见书中,安振娥表示不知道房产情况及如何分配。而根据一审查明的情况400万中的390万是从安振娥银行账户中转走。安振娥不知情且无能力，显然是郝焕进行的相应操作。郝焕依据没有法律效力的《赠与及赡养协议》获得400万钱款,没有合法依据,属于不当得利,应予以返还。二、《赠与及赡养协议》没有法律效力,且双方对其效力的认定争议巨大,但一审法院并未审查此协议的效力问题,应予以撤销。一审法院在在审理案件时,对于协议的效力问题应予以主动审查。但一审法院对其效力问题并未进行相应审查,仅仅以郝秋民未申请鉴定笔迹就认定其为有效,事实审查不清,法律适用错误,应予以撤销。三、一审法院对郝焕是否履行《赠与及赡养协议》中承诺的赡养义务的事实未进行查明。根据安振娥、郝秋民的陈述得知,郝焕出售房屋后,将安振娥、郝秋民安置在北京市朝阳区格纳斯大厦居住,一直未对安振娥、郝秋民履行过赡养义务。日常生活开销、医药费用等均由郝秋民、安振娥自己承担,且郝焕从未探望过二人。安振娥、郝秋民多次要求郝焕履行赡养义务,均遭到拒绝。《赠与及赡养协议》中明确约定“郝焕承诺将受赠款的部分保存作为二位老人直到去世前的租房费用和其他生活所需费用”,但庭审中郝焕明确陈述售房款用于移民,且已经花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赠与及赡养协议》中郝焕的义务是否实际履行应由郝焕举证证明,一审法院未进行查明即认定郝焕的抗辩成立,属于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应予以纠正。郝秋民、安振娥双方现在年龄偏大而且体弱多病，没有理由将400万元赠与给郝焕；本案不存在赠与的法律关系；郝焕说自己的经济能力很充裕没有必要要老人的钱，但是郝焕从老人处转走了6133163.11多元。郝秋民、安振娥认为《赠与及赡养协议》是无效的，除了安振娥是限制行为能力人，他的法定代理人郝秋民也没有追认之外，根据合同法52条第三款规定，郝焕用伪造赡养协议的手段骗取老人的财产，400万元应予返还。郝焕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郝秋民、安振娥的上诉请求。一审法院审查的是400万元是否构成不当得利，不审查赠与协议是否有效；双方当事人是父子关系，不存在诈骗等行为，是家庭内部的问题。安振娥、郝秋民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郝焕立即返还郝秋民、安振娥卖房款400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郝焕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郝秋民与安振娥育有二子，系郝盛、郝焕。2016年，安振娥、郝秋民授权郝焕代为出售北京市顺义区××601室房屋。后购房人将定金10万元给付郝焕，将其余购房款390万元汇至安振娥账户。2017年2月18日，郝焕自安振娥工商银行账户转账800000元至郝焕名下。2017年4月27日，安振娥自其工商银行账户转账3100000元至郝焕名下。郝焕认可其收到购房款共计400万元，但主张其收到该款并非不当得利，为证明其主张，郝焕提交《赠予及赡养协议》，内容为：“此协议证明赠予人郝秋民（身份证号码：×××）及其夫人安振娥（身份证号码：×××）将二人所持有（房产证名字为安振娥）的北京市顺义区××元601室的唯一商品房在2017年出售，夫妻二人决定将其出售所得的400万元人民币全部给予受赠人-夫妻二人的二儿子-郝焕（身份证号码：×××）。郝焕承诺将受赠款项的部分保存作为二位老人直到去世前的租房费用和其他生活所需费用，并保证将来提供的供二位老人居住的房屋面积不少于目前郝焕为二位老人租住的××327号房间。注：此协议与二位老人将来去世后的遗产分配无任何关系。此协议一式两份，赠与人和受赠人及赡养人各留一份。赠与人：郝秋民，安振娥。受赠人及赡养人：郝焕。”安振娥、郝秋民处亦有相同内容协议一份。安振娥、郝秋民对该证据真实性认可，并主张该协议上签名不是其二人所签。经本院释明，安振娥、郝秋民不申请就该协议上二人签字进行笔迹鉴定。郝秋民亦不认可该协议效力。安振娥、郝秋民主张2017年4月时，安振娥精神状态与现在无异。郝焕主张安振娥自2016年7月开始出现老年痴呆迹象，2016年7月19日第一次因其走失，郝焕至派出所报警，当年8月，安振娥再次走失。郝焕申请就安振娥行为能力进行鉴定，经双方当事人协商确认由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进行该鉴定。2019年3月6日，该院作出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被鉴定人安振娥为器质性精神障碍，受疾病影响，辨认能力受损，评定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双方于法院指定的异议期内均未对该鉴定结论提出异议。2019年5月24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就申请人郝焕申请被申请人郝秋民无民事行为能力一案作出（2018）京0105民特671号民事判决书，内容包括：2019年4月16日，经申请人郝焕申请，本院依法委托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对郝秋民进行民事行为能力鉴定。2019年5月8日，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对郝秋民进行了民事行为能力鉴定。2019年5月14日，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出具鉴定报告，确认被申请人郝秋民无精神病，评定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判决如下：判决驳回申请人郝焕的申请。2019年8月29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就申请人郝盛申请确认监护人一案作出（2019）京0105民特30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指定郝秋民为安振娥的监护人。一审法院认为：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郝秋民、安振娥主张郝焕取得购房款系不当得利。郝焕主张其取得购房款系基于双方签订《赠予及赡养协议》，系郝秋民、安振娥对其的赠予。首先，该协议上签有郝秋民、安振娥。而二人否认系其本人签名。但经法院释明，郝秋民、安振娥不申请就该协议中二人的签字进行笔迹鉴定。据证据规则，法院确认协议上签字系郝秋民、安振娥本人书写。据该协议内容，法院认定郝秋民、安振娥于2017年4月26日将400万元赠予郝焕。故郝焕取得400万元有法律依据，其答辩意见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如郝秋民、安振娥对该协议履行存在异议，应另行提起诉讼。综上，一审法院判决：驳回郝秋民、安振娥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三万八千八百元，由郝秋民、安振娥负担（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至一审法院）。二审中，郝秋民、安振娥向本院提交以下新的证据：证据1，2016年安振娥的处方；证据2，2017年5月12日失踪的记录，以上两份证据证明安振娥的精神状态不正常；证据3，民事判决书，证明郝焕从郝秋民、安振娥处除了涉案的400万元之外还转走了205万元，经过法院审理其中100万元是借款，另外80万元构成不当得利予以返还，同时认定郝秋民、安振娥年龄较大，身患疾病花费比较大，如将本案的400万元给郝焕，将造成郝秋民、安振娥经济困难无法生活，本案不具备赠与的条件，郝焕用赠与的方式侵占了郝秋民、安振娥的财产应该予以返还。郝焕的质证意见是：对于证据1、2不属于新证据，真实性认可，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对于证据3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郝焕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依据取得利益而使他人受损的事实。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郝焕取得涉案款项400万元是否具有法律上的原因。本案中,郝秋民、安振娥主张郝焕取得涉案款项构成不当得利，郝焕对此不予认可，主张其取得涉案款项系基于双方签订《赠予及赡养协议》，根据《赠予及赡养协议》内容，郝秋民、安振娥同意将涉案款项400万元赠予郝焕。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郝秋民、安振娥虽否认《赠予及赡养协议》系其本人签名，但经一审法院释明，郝秋民、安振娥不申请就该《赠予及赡养协议》中二人的签字进行笔迹鉴定，根据证据规则,本院确认《赠予及赡养协议》上签字系郝秋民、安振娥本人书写；郝秋民、安振娥提交的现有证据亦无法证明《赠与及赡养协议》存在法律规定的合同无效的其他情形，故郝焕主张基于双方签订《赠予及赡养协议》取得涉案款项有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采纳。郝秋民、安振娥关于郝焕取得涉案款项构成不当得利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郝秋民、安振娥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8800元，由郝秋民、安振娥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马立红审 判 员 张 弘审 判 员 杨 夏二〇二〇年六月十日法官助理 王红涛法官助理 吴 琳书 记 员 王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