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03民终499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邓功明，男，1953年2月12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新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长河，洛阳法律研究会工作人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洛阳万基宏远电力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新安县产业集聚区高平村。法定代表人：杨小峰，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鹏飞，1985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新安县。系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红圈，河南仰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新安县铁门镇庙头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河南省新安县铁门镇庙头村。法定代表人：韩振宇，该村委委员。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朝阳，男，1950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新安县。系该村村民。上诉人邓功明因与被上诉人洛阳万基宏远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基宏远公司）、新安县铁门镇庙头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庙头村委会）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新安县人民法院（2019）豫0323民初2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邓功明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新安县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作出的（2019）豫0323民初268号民事判决。二、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邓功明原审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三、依法判决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承担本案一、二审的全部受理费。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不清。（1）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了12份书证，（除书证1为原被告的诉讼资格确认外），下余的11份书证在一审判决书中既没有书证名称更没有进行客观事实及法律事实的认定。一审时，被上诉人没有向法庭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辩称”成立。一审民事判决书中“经审理查明部分”，存在罔顾事实的杜撰、编造：首先，掩盖了邓功立、邓大周、邓周卫将集体土地经营权已经流转给我的客观事实。其次，一、地价按照河南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为4.5万/亩。二、附属物补偿标准按照新政办【2014】7号文件征地；林业附属物不再清点，按照新政办【2014】7号文件最高标准5.16万元/亩补偿。四、付款办法：协议签订后征地附属物款一次支付给乙方，征地补偿款由村委办理存入万基控投集团帐户，按照不低于7%的年利率计息，每年6月25日、12月25日两次支付利息款。协议签订并经河南省人民政府批准后，被告万基宏远公司开始征用30亩地等土地，这一部分查明的事实，①、恰恰证明了被上诉人没有依法征用集体土地，而是以租代征占用集体土地的违法行为；②、地面附属物不归村委会所有，村委会无权与被上诉人签订“林业附属物不再清点”的约定；③、协议签订并经河南省人民政府批准后更是一审法院的杜撰、编造。其三、一审法院故意混淆视听，把邓功立、邓大周、邓周卫领走的承包土地款，认定是地面经济林补偿款。上诉人提交的书证能够证明该事实。其四、一审民事判决书（第6页正数第10行)“2018年2月，被告万基宏达公司将征用土地内的附属物全部清除”。更是对被上诉人侵权行为的袒护，明明是“强行推毀”，故意写成“全部清除”，致使侵权性质发生了改变。(3)①、一审判决书（第6页倒数第二行）“2017年被告万基宏远公司和土地所有人庙头村委会协商一致并经省政府批准后”的认定是错误的。我所在的庙头村没有全村统一核算，还是以村民组为单位进行核算，故该土地所有人应当依法归我西三村民组所有而不是村委会。②、被上诉人至今也拿不出省政府批准“煤场征地”项目的批文、被上诉人完全是在弄虚作假，偷梁换柱的以租代征违法占用我村民组的集体土地。一审民事判决书（第7页第2行）“考虑到部分村民在征地丈量清点前后存在抢栽抢种的情况。被告参照新政办2017号文件中新安县国家建设征收集体土地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对征用土地上的附属物统一按51600元/亩的标准予以补偿“的本院认为是不能成立的。③一审民事判决书（第8页笫3行）“本院在审理过程中对湖北锐浩农业开发公司证明的具者杨火春进行了调查，杨讲：这份证明是邓功明说他的地被开发商占了，让我给他出个证明，他向开发商要钱用的，证明上的数字不真实，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故原告要求的事实依据不成立，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无法支持”的本院认为，更让人匪夷所思。其一，县法院依职权对我提交的书证进行调查没有法律依据，现行的《民事诉讼法》及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最高院的证据规定，均没有允许民事审判法官依职权对当事人提交的书证进行调查的具体规定。其二，杨火春既不是湖北锐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不是证明的开具者，杨火春作为（自然人）个人说的内容与公司购买我的苹果、梨的交易行为也不一致。其三，上诉人与湖北锐浩公司除了卖买苹果、梨之外，没有任何连带关系，上诉人与杨火春既不是同事，更不是同学、战友关系，若无买卖事实，单凭我去说说公司就给我开具证明根本是不可能的。其四、原审法院仅凭“杨讲”这单一证据就否定了上诉人的财产损害赔偿诉讼请求，否定了我的经济林被上诉人“强行推毀”的事实。这完全是在明目张胆的袒护被告。④一审民事判决中（笫8页第8行）“其树种为普通果树，根据果树栽培常识，苹果树的合理密度最多为每亩83棵，梨树的合理密度最多为56棵，原告的4.328亩地内实际栽种果树1093棵，并有花椒树416棵，其种植密度超出合理密度数倍，其果树不可能是盛果期，不应按盛果期的最高果树补偿标准计算，参照洛阳市国家建设征收集体土地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2018），对原告的1093棵果树按零星果树盛果前期每棵150元标准计算”的“本院认为”，更是不顾客观事实的存在而随意性、想当然的认为：我的花椒树是在地边上种植，作为果园围墙使用，并没有占用园地。2013年春季县、镇政府相关部门及村委会，西片片长、会计、西三组组长及被上诉人进行清点时就对我的苹果树、梨树的树龄进行了认定，（见书证4）。到2018年2月9日夜里被被上诉人强行推毁时，对照河南省林业厅的【2017】2号文件中的规定，已全部进入盛果期，凭什么认定“其果树不可能是盛果期”？种植的密度问题，我种的是矮化红富士苹果树，并不是一审法院闭门造车、想当然的认为是普通果树，县公证处进行实地清点时对每棵树上都进行了标号登记，并非粗枝大叶的估计。一审法院因为畏惧被上诉人是新安县的龙头企业、纳税大户而故意袒护，靠常识、不可能的测想而进行事实认定。至于“参照洛阳市国家建设征收集体土地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2018），对原告的1093棵树按零星树木盛果前期每棵150元标准计算”的本院认为，更是不能成立的。“洛阳市国家建设征收集体土地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的"洛政办【2018】49文件是2018年6月8日下发实施，按照“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不能适用该补偿标准，而河南省林业厅颁布的“豫林经【2017】2”号文件2017年1月2日已实施且在被上诉人与第三人于2017年3月21日签订的"补偿协议"之前，为什么不适用？二、适用法律不当。由于原审法院为了袒护被上诉人，故意认定事实不清，在被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其抗辩理由成立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依职权违法进行错位调查，且仅以“杨讲”的“调查笔录”而作出判案根据，其适用的法律因与本案的客观事实不符，故其适用法律不当。四、鉴于上述事实与理由，请求洛阳巿中级人民法院查清事实真相，依法作出公正判决。万基宏远公司辩称，第一、万基公司并没有“以租代征”占用集体土地的违法行为，万基公司所占用的土地系用来建设洛阳巿民生工程“2*60万供电机组”发电项目，依据《河南省人民政府土地管理文件》（豫政土【2017】646号）依法进行的征地，同时同庙头村委依法签订的征地协议，故不存在上诉状中陈述的“以租代征”的违法行为，且上诉人仅仅是对补偿标准的不满意。第二、上诉状中认为一审法院故意混淆视听是上诉人追求利益的单方想法和认识。《土地管理法》第十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物权法》第六十条规定：“对于集体所有的土地和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代表集体行使所有权”。邓功明对土地仅有使用权，所有权归村集体所有，村委有权依据国家有关规定及征地需要代表村集体同征地方签订征地协议，并获得征地补偿款。在一审中，第三人明确说明存至万基公司的是征地补偿款，而并非地面附属物补偿款，同时确认万基公司已将地面附属物补偿款以5.16万元/亩的标准全部支付至庙头村委账户，由各家各户向庙头村委申领发放。因此一审法院认定邓功立、邓大周、邓周卫领走的是经济林补偿款是实事求是认定的，而并非故意混淆视听。第三、如果邓功明的土地流转协议为真，那么本应该由其领取的附属物补偿款不应该被邓功立、邓大周、邓周卫领走，邓功明应该向上述案外的三人主张侵权责任或不当得利进行追偿，而不应当错误的向万基公司主张。第四、万基公司的征地附属物补偿标准是按新政办【2014】7号文件执行的，该文件是在征地期间生效的规范性文件，具有法律效力。万基公司及庙头村均在新安县范围内，因此依据该标准进行征地补偿是正确的，且全部按最高标准即5.16万元亩进行补偿。万基公司依据最高标准对邓功明进行朴偿，保证其合法权益；至于万基公司对其他村民如何补偿，同邓功明无关。第五、法院依职权对邓功明所提供的湖北锐浩农业开发公司出具的收购证明进行了调查，该公司基于法律的威严承认该证明系虚假证明，数字不真实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经一审法院实地调查核实，杨火春系湖北锐浩农业开发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杨澜系其女儿，该公司为空壳公司，没有办公地址，没有工作人员，且杨火春在法院调查当日对邓功明通电话，对邓功明将该虛假证据提交至法院作为证据使用大为恼火，称其被邓功明欺骗，故如实向法院陈述了出具虚假证据的过程，因此上述证据并不能被作为定案依据，不应当被釆纳。第六、豫林经【2017】2号规定仅适用于经济林补偿，经济林是以生产除木材以外的果品、食用油料、工业原料和药材等林产品为主要目的的森林。根据新政办【2014】7号文件新安县主要经济林树种补偿标准，苹果树的合理密度为30—83棵亩，梨合理密度33-56棵7亩，密度全部按苹果最高83棵计算，被答辩人土地3.9亩，计算出合理果树数量为324棵，这已经是最大科学合理密度。根据被答辩人提供的公证书公证笔录记载（原告提供书证9）1633棵，另有葡萄树、杨树远超合理密度，在如此大的密度下，所栽植的果树根本不足以结出具有经济价值的果实。况且万基公司已按最高标准对其进行补偿，因此并没有对上诉人有任何侵权行为。综上，恳请洛阳巿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审理，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庙头村委会辩称，1、河南省人民政府土地管理文件豫政土646号文件与万基公司和庙头村委签订的土地补偿协议书中的项目不一致，如果村里知道这个文件，我们就不同意万基公司征地。2、附属物不能一刀切，应当按每亩5.16万补偿，因为土地上的附属物的情况不一样，都按同样的标准，不公平，会导致不稳定因素，群众意见很大。3、附属物的所有权不是村委的，是承包人个人。4、邓功明当时与政府签订的协议，如果达不成意见，不能推地。邓功明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限期赔偿原告经济林款1475891.91元；2.经法院审理查明，若第三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时，依法判决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3.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8年10月1日，第三人庙头村委会将地块名为“30亩地”中的1.5亩发包给原告邓功明家庭，将“30亩地”中的0.9亩发包给邓功立家庭，将“30亩地”中的0.9亩发包给邓大周家庭，并向邓功明、邓功立、邓大周发放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承包期限均至2028年10月1日。2009年10月9日，庙头村委会庙西三组将“30亩地”中的0.6亩承包给邓周卫、刘淑娟家庭。后原告邓功明在上述自己和邓功立、邓大周、邓周卫家的四块承包地内栽种了苹果树、梨树及花椒等。2017年3月21日，被告万基宏远公司（甲方）与第三人庙头村委会（乙方）签订征地补偿协议书一份，内容为：因甲方2×60万千瓦机组煤场建设需要，需征用乙方部分土地，经甲乙双方协商，达成如下补偿协议。一、地价按照河南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为4.5万元/亩。二、附属物补偿标准按照新政办【2014】7号文件征地；林业附属物不再清点，按照新政办【2014】7号文件最高标准5.16万元/亩补偿。四、付款办法：协议签订后征地附属物款一次性支付给乙方，征地补偿款由村委办理存入万基控股集团账户，按照不低于7%的年利率计息，按每年6月25日、12月25日两次支付利息款。协议签订并经河南省人民政府批准后，被告万基宏远公司开始征用“30亩地”等土地，经重新丈量，其中原告邓功明土地1.669亩，邓功立1.009亩，邓周卫0.66亩，邓大周0.99亩。被告按5.16万元/亩的补偿标准将征地附属物补偿款登记造表，其中邓功立52064.4元，邓周卫34056元，邓功明86120.4元，邓大周51084元，该款邓功立、邓周卫、邓大周均已从第三人处签字领取，原告邓功明应得的附属物补偿款86120.4元，被告已支付给第三人，但邓功明至今未从第三人处领取。后邓功明对补偿数额不服，到新安县人民政府信访反映，新安县人民政府处理意见是：暂时不征用邓功明土地，维持现状，待双方就征地补偿事项达成一致意见后方可施工。2017年12月6日，新安县公证处根据邓功明的申请，制作了（2017）新政民字第783号公证书，证明邓功明共栽种梨树553棵，苹果树540棵，花椒树416棵。2018年2月，被告万基宏远公司将征用土地内的附属物全部清除。因原、被告对附属物补偿款数额未达成一致意见，为此原告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五条规定：公民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侵占、破坏。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侵占他人财产的，应当返还财产，不能返还财产的，应当折价赔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十二条、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承包地被征收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有权获得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原告邓功明在自家承包的土地和通过土地流转承包的别家土地内栽种苹果树、梨树、花椒树，该树木系原告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2017年被告万基宏远公司和土地所有权人庙头村委会协商一致并经省政府批准后，征用邓功明栽种果树的土地共4.328亩，被告应当向原告支付附属物补偿款。考虑到部分村民在征地丈量清点前后存在抢栽抢种的情况，被告参照新政办（2014）7号文件中新安县国家建设征收集体土地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按矮化密植果树合理最大密度120株/亩，每株按最高补偿标准420元计算，对征用土地上的附属物统一按51600元/亩的标准予以补偿，涉及征用原告栽种果树的土地4.328亩，其中邓功立1.009亩、补偿款52064.4元，邓周卫0.66亩、补偿款34056元，邓功明1.669亩、补偿款86120.4元，邓大周0.99亩、补偿款51084元，邓功立、邓周卫、邓大周的附属物补偿款已由其本人领取，原告的补偿款86120.4元，被告已拨付到第三人庙头村委会账上，因原告对补偿款有异议，至今未领取。关于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其附属物补偿款1475891.91元的意见，一审法院认为，原告要求的数额的法律依据是河南省林业厅（2017）2号文件第一条的规定，按该树种盛果期近三年的平均产量乘以当年市场价格，再乘以6-9倍计算；事实依据是湖北锐浩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证明（内容为：2014年购买邓功明苹果23600斤、价款75520元，酥梨13700斤、价款43840元。2015年购买邓功明苹果26560斤、价款84992元，酥梨17340斤、价款60690元。2016年购买邓功明苹果27200斤、价款87040元，酥梨18500斤、价款70300元。）；算法是：苹果平均产量25786.67斤×3.2元/斤×9倍=742656.06元。酥梨平均产量16513.33斤×3.8元/斤×9倍=564755.85元。花椒树416棵，每棵平均产量5斤，每斤9元，再乘以9倍，为168480元。三项总计1475891.91元。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对湖北锐浩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证明的开具者杨火春进行了调查，杨讲：这份证明是邓功明说他的地被开发商占了，让我给他出个证明，他向开发商要钱用的，证明上的数字不真实，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故原告要求的事实依据不成立，原告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无法支持。原告承包的土地共4.328亩，根据新安县公证处的公证词及现场记录、照片，原告共栽种梨树553棵、苹果树540棵、花椒树416棵，其树种为普通果树，根据果树栽培常识，苹果树的合理密度最多为每亩83棵、梨树的合理密度最多为56棵，原告的4.328亩地内实际栽种果树1093棵，并有花椒树416棵，其种植密度超出合理密度数倍，其果树不可能是盛果期，不应按盛果期的最高果树补偿标准计算。参照洛阳市国家建设征收集体土地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2018），对原告的1093棵果树按零星果树盛果前期每棵150元标准计算，为163950元，对原告的416棵花椒树按零星灌木每颗25元标准计算为10400元，总计为174350元，而被告实际补偿原告197573.2元，故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已足额对原告进行了补偿，且补偿款已拨付给庙头村委会，原告可随时到村委会领取，故对原告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关于原告辩解邓功立领取的52064.4元、邓周卫领取的34056元、邓大周领取的51084元，均系土地补偿款，并非附属物补偿款的意见，一审法院认为，土地补偿款已由被告按每亩4.5万元的标准补偿给第三人，农户每年从第三人处领取土地补偿款的利息，邓功立、邓周卫、邓大周领取的137204.4元系附属物补偿款，原告的辩解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五条、第一百一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十二条、第一百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邓功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084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邓功明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除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外，另二审期间，邓功明称：“邓功立、邓周卫、邓大周三人土地2009年流转给我了，给我签的有协议，三人土地上的果树是我种的，但是村里说征地的时候谁的地还照谁户主的头，领完补偿款再给我。”关于邓功立、邓周卫、邓大周三人领完补偿款是否给邓功明问题，邓功明称：“没有给我，我也没有要啊。我认为土地补偿款标准低，因为万基公司是按照土地补偿的，不是按照附属物补偿的。”庙头村委会认可邓功立、邓周卫、邓大周三人将土地流转给邓功明。本院认为，2017年3月21日，万基宏远公司与土地所有权人庙头村委会签订《征地补偿协议书》，明确约定有“附属物补偿标准按照新政办【2014】7号文件征地；林业附属物不再清点，按照新政办【2014】7号文件最高标准5.16万元/亩补偿”等内容。后万基宏远公司和庙头村委会协商一致并经省政府批准后，征用邓功明栽种果树的土地共4.328亩，万基宏远公司应当向邓功明支付附属物补偿款。万基宏远公司参照新政办（2014）7号文件中新安县国家建设征收集体土地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对征用邓功明土地上的附属物按51600元/亩的标准予以补偿，符合《征地补偿协议书》的约定内容及当时新安县当地关于征地的规定。涉及征用邓功明栽种果树的土地上的附属物补偿款共计223324.8元，其中邓功立、邓周卫、邓大周名下土地的附属物补偿款已由其本人领取，邓功明的补偿款，万基宏远公司已拨付到庙头村委会账户。关于邓功明主张万基宏远公司应赔偿其附属物补偿款1475891.91元的诉求，一审根据查明事实及邓功明承包土地的实际情况，参考新安县公证处的公证词、现场记录、照片以及果树栽培的常识，认定本案邓功明栽种的果树不可能是盛果期，不应按盛果期的最高果树补偿标准计算，一审对此认定并无不当，故邓功明的该诉求因无事实依据，且未能提交有效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邓功明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采信。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084元，由上诉人邓功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庆刚审判员  邢 蕾审判员  于 磊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五日书记员  周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