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浙09行终16号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舟山市普陀区东港爱上鱼头主题餐厅，住所地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东港街道海印路850号杉杉普陀天地A6号楼1层。 经营者虞蓝鹰。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陈泽，上海瀛泰（舟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贺金戈，上海瀛泰（舟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咸宝翠，女，1973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东海县。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张国斌，浙江舟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舟山市普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东港街道昌正街169号东港商务中心4号楼西2层。 法定代表人缪剑刚，局长。 出庭应诉负责人夏辉，该局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王红雷，浙江泽大（浙江自贸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舟山市普陀区东港爱上鱼头主题餐厅（以下简称“东港爱上鱼头餐厅”）因与被上诉人咸宝翠及原审被告舟山市普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普陀区人社局”）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确认一案，不服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法院（2019）浙0903行初47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20年5月1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东港爱上鱼头餐厅的委托代理人陈泽，被上诉人咸宝翠的委托代理人张国斌，原审被告普陀区人社局的副局长夏辉及委托代理人王红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2019年2月26日，该院依法作出（2018）浙0903行初34号行政判决，其中审理查明事实如下：2017年12月1日，原告与第三人签订了劳动合同，约定原告在第三人处从事理台工作。2018年3月31日，原告在下午3点50分左右前往第三人处上班，在骑电瓶车至第三人门口附近路段时摔伤。后原告至第三人处工作至当日晚间8时许，原告告知店长刘勇高，其伤势严重难以忍受。次日，原告即至舟山顾鹤传骨伤医院入院治疗。经诊断，原告右胫骨外侧平台骨折，左膝部软组织挫伤，头部外伤，左膝前交叉韧带损伤。经住院治疗，原告于同年4月12日出院。同年5月14日，原告向被告普陀区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被告于2018年7月18日作出舟普人社不工认[2018]03号《舟山市普陀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原告咸宝翠自述的于2018年3月31日下午上班途中发生事故并受伤，结合舟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普陀大队（以下简称“普陀交警大队”）出具证明、病情情况及病历记载、单位同事证词，具有合理性，该局予以认可；原告所述在包厢内受伤，结合单位内部环境、病情情况及病历记载、单位同事证词，认为该情况不符合常理且不具合理性，该局不予认可；原告受到的事故伤害，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认定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决定不予认定或者视同工伤。该院依法判决被告普陀区人社局作出的舟普人社不工认[2018]03号《舟山市普陀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主要证据不足，应予撤销并责令被告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就原告咸宝翠提出之工伤认定申请，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第三人东港爱上鱼头餐厅不服上述判决，提出上诉，2019年6月21日，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2019）浙09行终26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其中，对原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予以确认并认为“咸宝翠右胫骨外侧平台骨折是在2018年3月31日下午在上班途中摔倒所致，还是该日在上诉人餐厅工作时摔倒所致，亦或前述两个因素兼而有之共同所致，根据现有在案证据较难作出认定。但总体上，现有证据指向被上诉人咸宝翠受伤害的可能原因还是集中在以上几种情形，而目前在无有权机关出具的被上诉人咸宝翠负有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认定书的情况下，前述几种情形均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的工伤认定情形。用人单位如不认为是工伤的，应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举证予以证明。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如不予认定工伤，亦应有充分的事实根据”。2019年6月25日，被告普陀区人社局签收二审判决书。2019年8月16日，被告向咸宝翠制作了工伤认定调查笔录。2019年8月23日，被告作出舟普人社不工认[2019]04号《舟山市普陀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认为：1.咸宝翠2019年8月16日调查询问笔录中所述上班途中受伤地点和受伤经过与2018年6月1日调查询问笔录中所述相互矛盾且无合理解释，与交警证明中本人所述受伤事实有明显出入，对此不予认可。交警证明中其本人所述“因一只狗突然横穿道路，其受到惊吓致车辆失控倒地，造成其本人受伤”与舟山顾鹤传骨伤医院记载本人所述“上班途中骑电瓶车时不慎摔倒”相吻合，应予认可。经现场查看，其所述的事故路段路面平坦笔直不存在安全隐患，道路两侧视线良好不存在遮挡物，摔倒系其本人未尽安全驾驶义务，驾车操作不当所致。因此，作出咸宝翠承担该次事故全部责任的认定。2.原告所述其在单位包厢内受伤的情况，该局经实地调查单位内部环境、查阅病情情况及病历记载、核实用人单位举证材料、对相关证人制作调查询问笔录后认为，咸宝翠所述的受伤情况不具备合理性及真实性，也无任何证据支持，该局不予认可。因此，咸宝翠受到的事故伤害，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认定工伤或视同工伤的情形，决定不予认定或者视同工伤。2019年9月11日，被告向原告送达了上述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 原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工伤认定行政案件，在认定是否存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本人主要责任”、第十六条第（二）项“醉酒或者吸毒”和第十六条第（三）项“自残或者自杀”等情形时，应当以有权机构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结论性意见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等法律文书为依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事故责任认定书和结论性意见的除外。前述法律文书不存在或者内容不明确，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就前款事实作出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其提供的相关证据依法进行审查。本案中，虽然交警部门没有对导致咸宝翠受伤的交通事故作出事故时间、地点、成因等情况的确定，但依据前述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在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时有权根据调查核实的情况认定是否符合“非本人主要责任”。本案中，原告咸宝翠多次调查笔录与报警记录陈述中对事故发生的地点、狗到底是蹭到车还是撞到车、原告本人是否摔倒等相关事实确实存在表述不一致的现象，但结合第三人店长、其他服务员的笔录、就医记录、监控等相关证据，可以明确的是原告咸宝翠在2018年3月31日下午上班时腿部有受伤迹象，被告的舟普人社不工认[2019]04号不予认定决定书中亦对“因一只狗突然横穿道路，其受到惊吓致车辆失控倒地，造成其本人受伤”的事实予以了确认。但在对事故成因进行认定时，被告除2019年8月16日新作的咸宝翠调查笔录外，并无新的证据，而该调查笔录内容也未被被告所采信。被告所依据的普陀交警大队证明在前案中已经存在，普陀交警大队并未依据证明中的内容作出事故责任认定，应当属于事故成因无法查明的道路交通事故。被告认为原告在天气、道路状况良好的情况下未尽安全驾驶义务，驾车操作不当，需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该推论需要相应的证据予以佐证。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中并未查明咸宝翠存有违反道路交通安全的行为，未考虑狗突然横穿道路的意外因素，且无证据证实咸宝翠存有本人故意或过失，或者明显应当承担主要责任的相关事实的存在，因此，被告认定原告本人负全部责任属于证据明显不足。第三人认为原告受伤系其他原因造成，应当提供证据予以证实，现第三人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原告受伤系其他原因造成，该院对第三人的抗辩不予采信。原告主张被告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超过60日期限，证据不足，不予认定。综上，被告普陀区人社局作出的舟普人社不工认[2019]04号《舟山市普陀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主要证据不足，应予撤销。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一、撤销被告舟山市普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舟普人社不工认[2019]04号《舟山市普陀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二、责令被告舟山市普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就原告咸宝翠提出之工伤认定申请，重新作出行政行为。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舟山市普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担。 宣判后，东港爱上鱼头餐厅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咸宝翠在上班路上受伤没有事实根据。原审法院和普陀区人社局认定被上诉人受伤的原因是因一只狗横穿道路，被上诉人受到惊吓致车辆失控倒地而受伤，无论是原审法院还是普陀区人社局，对该节事实认定均误读了普陀交警大队出具的证明。根据普陀交警大队出具的证明原文，首先视频中所称的路段并非被上诉人报案时所称的路段，其次视频中并未见到被上诉人摔倒，唯一肯定的是其腿部有受伤迹象，故普陀交警大队对被上诉人报案所作的事故结论是时间、地点、成因无法确定。而证人证言和被上诉人在起诉状中所描述的受伤地点即上诉人店门口道路横向桥的位置，恰好是交警视频范围内路段。从此处可以看出，被上诉人改变了其在普陀交警大队报案时所称的事故地点，被上诉人在起诉时所称的事故发生地点，根据视频监控可以排除在该地点发生过事故。被上诉人所谓的事故发生时间、地点到底是不是在上班路上，都不得而知，故无论是原审法院还是普陀区人社局所称的事故发生地点，均没有任何的证据。在此情况下，怎么可以引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认定为工伤呢？另，被上诉人坚称其虽然在路上摔倒，但并未受伤，而其在就诊时陈述是在上班路上不慎摔倒致其头部、双膝部受伤，这亦不合理。二、原审判决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错误。该条款是解决在上下班途中受到交通事故，但有关事故责任不明的情况。而本案中，对于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成因等这些关键事实都不清楚，在此情况下适用该条款是错误的。三、原审判决认为上诉人应提供相应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受伤系其他原因造成，违背证据规则，违反法律规定。根据被上诉人陈述的事实，上诉人在一审中进行举证并反驳，证明了被上诉人所述受伤事实均为虚构，且一审判决也已经认定被上诉人在多次调查笔录与报警记录中对事故发生地点、原因等相关事实陈述不一致。上诉人在一审中已经充分履行举证义务，根据证据规则，应由被上诉人举证证明其受伤的时间、地点和原因。原审判决认为上诉人未举证证明被上诉人受伤系其他原因造成，从而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违背证据规则和法律规定。综上，请求本院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咸宝翠的原审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咸宝翠答辩称，一、上诉人东港爱上鱼头餐厅在本案中作为第三人并没有上诉权。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第三人只有在法院判决其承担义务或者减损其权益的情况下，才有权依法提起上诉。本案原审法院判决针对的对象是普陀区人社局，而非判决上诉人承担相应的工伤赔偿责任。即使本案判决生效，也无法预知普陀区人社局最终作出的行政行为是否会将本案认定为工伤，是否会减损上诉人权益。故本案在普陀区人社局未上诉的情况下，上诉人不具有上诉权。退一步讲，如果后续普陀区人社局重新作出的行政行为减损了上诉人的权益，上诉人也完全可以针对重新作出的行政行为提起诉讼而得到救济，而非在本案中直接获得上诉的权利。二、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审法院对于事实的认定，与本案相关联的（2019）浙0903行初47号、（2019）浙09行终26号案件以及原审被告所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根据现有证据能否认定被上诉人需要对事故承担全部责任。对此，原审被告在无新证据情况下，认定被上诉人在天气、道路状况良好情况下未尽安全驾驶义务，驾车操作不当，需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该认定缺乏依据。三、被上诉人对于与狗发生碰撞的位置，从始至今都明确为“川来湘”附近的桥旁，普陀交警大队事故中队出具的证明中关于“驾驶电动自行车沿海洲路由南往北行驶至海洲路普陀天地外路段左转弯时”的描述，系接警人员对于事故地点的大致描述，并非被上诉人的不诚信。本案历经多次诉讼，被上诉人对于与狗发生碰撞的地点描述都是一致的，上诉人刻意放大证明中的地点瑕疵，以达到推翻一审判决的目的，是不能成立的。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本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普陀区人社局答辩称，一、原审判决认为该局认定被上诉人承担事故全部责任的证据不足，有误。本案已历经一次终审，在前案的判决中并未对被上诉人所陈述的交通事故进行认定和定性，而仅是否定了被上诉人在餐厅内受伤的陈述，认定了其系交通事故而受伤。在原有证据并未对交通事故责任等进行明确的前提下，该局认定事实过程中仍可采用该些证据来作为事实认定的证据。通过对普陀交警大队出具的证明、被上诉人的《住院病案》、被上诉人的调查笔录、历史天气记录、现场照片等证据的分析，特别是普陀交警大队出具的证明，已经清楚地表明被上诉人在骑行过程中遇斑马线未下车推行，也没有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通过没有红绿灯的路口，明显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安全法》第三十八条、第七十条的规定，被上诉人即使因狗窜出而导致其操作不当，但这也是被上诉人较为明显的过失行为，亦不能免除其因违反前述交通法规对事故发生所应负的责任。二、被上诉人在工伤认定程序中的不诚信行为是导致本案一再涉诉的主因。对于工伤事故基础事实的诚实表述是工伤认定申请人的基本义务，也是道德义务。本案所谓的交通事故是一个单损事故，正常情况下当事人应当立即报警，由交警部门出具相关事故责任认定。退一步讲，即使是被上诉人不懂法，不懂得报警，那么至少应当如实陈述事故过程。但在本案中，被上诉人先是以在餐厅受伤为事故伤害申请工伤认定，在被该局否定后又转而在一审、二审中作出与之前不一致的陈述，甚至在此后笔录制作过程中对相关问题拒绝回答，仅作对自己有利的表述。该局作为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是社会保险基金兑付、未参保工伤企业兑付赔偿款的最后一道也是唯一一道关口，工伤认定应当严谨有据。但工伤认定程序的干预存在滞后性，对于证据的收集在大多数情况下均以人证为主，更何况本案所谓的交通事故无监控记录，无其他证据可调集，而事故当事人陈述又反复无常，前后矛盾，缺乏诚信，导致基础事实不清。该局在对所有证据进行分析判断后，对本案事故责任作出认定，并无不当，证据亦已足够充分。综上，该局重新作出的不予工伤认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请求本院依法作出公正判决。 原审期间各方当事人提交的全部证据材料，均由原审法院移送至本院。二审庭审中，各方当事人围绕被上诉人咸宝翠是否符合工伤认定条件、原审被告作出的被诉不予认定工伤决定是否合法等审理重点，进行了举证、质证和辩论。 经审理，本院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之规定，原审被告普陀区人社局作为本行政区域内负责工伤保险工作的行政部门，具有受理涉案工伤认定申请并依法作出工伤认定结论的法定职责。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二）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四）患职业病的；（五）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工伤认定行政案件，在认定是否存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本人主要责任”、第十六条第（二）项“醉酒或者吸毒”和第十六条第（三）项“自残或者自杀”等情形时，应当以有权机构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结论性意见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等法律文书为依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事故责任认定书和结论性意见的除外。前述法律文书不存在或者内容不明确，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就前款事实作出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其提供的相关证据依法进行审查。本案中，根据被上诉人咸宝翠在舟山顾鹤传骨伤医院的诊疗记录，以及普陀交警大队事故处理中队证明中记载的其报警记录和视频监控情况，结合上诉人东港爱上鱼头餐厅委托律师和原审被告普陀区人社局向上诉人店长及有关员工所作的调查笔录，可以认定被上诉人咸宝翠在2018年3月31日下午上班途中因狗突然横穿道路受到惊吓而摔倒的事实。但对于骨折这一伤势，一般人摔倒后并不一定能够凭主观感受即准确判断出是否发生骨折，故被上诉人咸宝翠右胫骨外侧平台骨折是当时摔倒所致，还是根据其后续陈述系当日在上诉人餐厅工作时摔倒所致，亦或前述两个因素兼而有之共同所致，根据现有在案证据确实较难作出认定。原审被告普陀区人社局经调查后认为被上诉人咸宝翠在上诉人餐厅工作时摔倒证据不足，并根据舟山顾鹤传骨伤医院诊疗记录中记载的咸宝翠本人所述以及普陀交警大队事故处理中队证明中记载的其报警所称，认定咸宝翠受伤系2018年3月31日下午在上班途中摔倒所致，该结论可予认可。但原审被告普陀区人社局仅依据事故当日天气状况和事发路段路面情况，认为被上诉人咸宝翠摔倒系其本人未尽安全驾驶义务，驾车操作不当所致，并认定被上诉人咸宝翠在事故发生过程中负有主要责任，未充分考虑狗突然横穿道路这一意外因素对人应激反应的影响，显属不当。原审被告普陀区人社局在庭审中辩称，根据咸宝翠向普陀交警大队报案时所述路线，其当时系左转弯，应该是横过斑马线，其未下车推行并尽到安全注意义务，存有违反道路交通安全的行为，应承担事故全责。但仅依据交警部门对被上诉人咸宝翠报案所述路线的记录即作出上述推论，并据此判定咸宝翠负事故全责，证据并不充分，且与不予认定工伤决定的理由亦不一致。另，即使被上诉人咸宝翠实际受伤原因属前述后两种情形之一，该两种情形亦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的工伤认定情形。总体上，被上诉人咸宝翠在行政程序中已经提供了申请工伤认定的初步证据，在原审被告及上诉人无充分证据证明被上诉人不属于工伤的情况下，原审被告普陀区人社局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据此判决撤销被诉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并责令重作，并无不当。上诉人东港爱上鱼头餐厅主张其对被上诉人咸宝翠陈述的事实已经进行了举证反驳，应由被上诉人咸宝翠提供更充分的证据证明构成工伤，不符合此类工伤认定案件举证责任分配规则，且其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咸宝翠不符合工伤认定情形，故对上诉人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需要指出的是，本案被上诉人咸宝翠作为事故当事人，对事故发生经过应当是清楚的，但其在多次调查笔录与报警记录中陈述并不一致，导致本案工伤认定复杂化并反复成讼，对此被上诉人咸宝翠亦负有一定责任，本院予以指正。 综上，原审被告普陀区人社局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缺乏充分的事实根据，原审法院判决予以撤销并责令重作，并无不当。上诉人东港爱上鱼头餐厅的上诉主张和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舟山市普陀区东港爱上鱼头主题餐厅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卫东 审 判 员 周 杰 审 判 员 冷海波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五日 法官助理方园 代书记员 斯洲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