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05刑初175号 公诉机关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贵，男，1956年10月1日出生，汉族，浙江省温岭县人，大学文化程度，浙江省国信企业（集团）公司原总经理、浙江省国兴进出口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党总支书记、浙江国贸新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中国浙江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党委书记，户籍地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因本案于2018年9月26日被杭州市拱墅区监察委员会留置。2019年2月2日被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检察院刑事拘留，同月12日被逮捕。现押于杭州市拱墅区看守所。 辩护人梁冬辉，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林某，男，1978年1月24日出生，汉族，浙江省宁波市人，大学文化程度，浙江省国兴进出口有限公司原投融部经理、财务部副经理，户籍地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因本案于2018年9月26日被杭州市拱墅区监察委员会留置。2019年2月2日被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检察院刑事拘留，同月12日被取保候审，2020年6月30日被本院决定逮捕。现押于杭州市拱墅区看守所。 辩护人刘恩、周俞垚，浙江智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俞某峰，女，1961年4月17日出生，汉族，浙江省上虞市人，研究生文化程度，浙江省国兴进出口有限公司原部门经理，户籍地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因本案于2019年2月2日被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 辩护人缪渭川，浙江五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检察院以拱检刑诉（2019）158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贵犯受贿罪、贪污罪、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被告人林某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被告人俞某峰犯贪污罪，于2019年3月26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黄清伟、常丹丹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贵、林某、俞某峰、辩护人梁冬辉、刘恩、周俞垚、缪渭川到庭参加诉讼。因公诉机关补充侦查需要，本案于2019年6月20日、2020年1月17日延期审理，2019年7月18日、2020年2月17日恢复审理。经报请上级法院同意，本案延长审理期限两次。现已审理终结。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检察院指控：浙江国兴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兴公司）系国有独资公司浙江省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贸集团）投资成立的国有控股公司。2006年7月至案发，被告人**贵任国兴公司董事长，2012年7月至2015年4月兼任中国浙江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技术合作公司）董事长，2013年4月兼任浙江国贸新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贸新能源公司）董事长。2012年1月17日，被告人林某任国兴公司投资部经理兼财务部副经理，同年6月19日任国兴公司监事，2013年1月5日至2016年3月24日被国兴公司聘任为投融部经理。2010年1月起，被告人俞某峰任国兴公司进出口业务部门经理。国兴公司、国贸新能源公司主要从事垫资代理进出口业务和垫资内贸业务，国兴公司还投资设立浙江国鸿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鸿公司）从事内贸垫资业务。三被告人利用职务便利，分别或共同实施了下列行为： （一）**贵受贿部分 被告人**贵利用职务便利，为黄某1及淮安华立曙光置业有限公司（原淮安香溢曙光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立曙光公司）谋取利益，2012年8月至2017年6月先后九次收受黄某1以预分红名义转账的共计人民币1485.7万元（以下未特别说明均为相同币种）；**贵为吴某1及索日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索日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索日公司）、台州索日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索日太阳能公司）谋取利益，2013年10月至年底先后收受吴某1现金170万元。 （二）**贵、俞某峰贪污部分 2012年，杭州一生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生公司）董事长与被告人**贵商定，由国兴公司通过虚开运输发票方式，为一生公司套取留存在国兴公司账户的利润，并收取提取金额的8％作为费用。被告人俞某峰征得**贵许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截留共计72.18462万元，并占为已有。 （三）**贵、林某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部分 2013年下半年，索日公司经营陷入困境，造成国兴公司代理的进出口业务垫资大量逾期。2013年8月至2014年6月27日期间，被告人**贵不通过法律途径追究索日公司的违约责任，不及时汇报国贸集团，采用“以新还旧”的方式，支付索日公司6897.5万元，用于解决索日公司账面的逾期，并继续与索日公司开展垫资业务，且突破垫资限额，造成国兴公司、国贸新能源公司、国鸿公司在代理出口、内贸业务中新增垫资款共计6782.9096万元无法收回。其中，2014年2月25日被告人林某明知上述风险，仍接受**贵的指使，违反规定突破内贸垫资上限，通过签订虚假内贸合同，为索日公司垫资1999.9125万元，造成国兴公司1844.9096万元垫资款无法收回。现索日公司已被宣告破产，上述垫资款均为普通债权基本无法实现；国兴公司因资不抵债，也已进入破产程序。 （四）林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部分 2011年至2017年期间，被告人林某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国兴公司业务员叶某现金15万元，收受业务单位浙江万马集团有限公司贸易中心经理吴某2现金38万元，收受业务单位浙江生意家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王某现金36万元，以上共计89万元。 公诉机关为证实上述指控，当庭出示、宣读了批复、合作协议、银行交易明细、业务往来统计表、取款凭条、住宿记录、证人黄某1、江某、吴某1、范某、朱某1等人的证言等证据证实第（一）节事实；代理出口协议、国兴公司情况说明、笔记本、银行交易明细、证人周某1、叶某、黄某2等人的证言证实第（二）节事实；出口垫付款明细、内贸业务情况统计表、出口业务情况说明、清产核资专项审计报告、国贸集团业务流程风险管控规定、公司风险控制相关规定、证人周某2、宋某、蔡某等人的证言等证据证实第（三）节事实；融资核算表、业务数据表、自营转口测算表、进口对外承兑（付汇）申请表、合同、发票、回单、证人叶某、吴某2、王某等人的证言证实第（四）节事实；本案另有户籍证明、干部情况登记表、公司文件、营业执照、办案经过、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各被告人供述等证据证实，认为被告人**贵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和国有公司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伙同他人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数额巨大，滥用职权造成国有公司严重亏损，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公司破产；应以受贿罪、贪污罪、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追究刑事责任。被告人林某身为国有公司工作人员，滥用职权造成国有公司严重亏损，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应以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追究刑事责任。被告人俞某峰伙同**贵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共同占有公共财物，数额巨大，应以贪污罪追究刑事责任。提请本院依法惩处。 被告人**贵对公诉机关的指控有异议，提出：涉及受贿部分。1、其与另外一个人及黄某1参与淮安项目投资是事实，其二人委托黄某1处理相关事宜，且其已把股权投资款支付给了黄某1；其从黄某1处收到了钱是股权投资款（具体数额以银行流水为准），并非好处费；2、国兴公司与浙江曙光建设集团公司（以下简称曙光集团）确实有业务往来，但与黄某1没有关系，黄只是因为该业务打过电话，国兴公司与曙光集团的业务是经过国贸集团公司领导讨论，后决定投资，且收益较好。3、其认可收到过吴某3钱，原因是吴感谢其在王学军的一笔业务中，运用了自己的知识帮助了王，后王给了吴一笔钱，吴分给了其一部分，但是金额比起诉书指控的数额小。涉及贪污部分。俞某峰截留或拿对方的好处其不清楚，一生公司采取这样的操作提取利润有无向其汇报，其已记不清，但这种做法其是知道的。涉及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部分。国兴公司与索日公司开展出口业务和具体做法都是经过国兴公司班子讨论确定的，索日公司在2013年下半年出现困难和国际市场也有关系，后续是继续合作还是打官司等也是国兴公司班子集体讨论决定的，后决定暂时不停止业务，但严格控制。期间，国兴公司向国贸集团进行了书面汇报，“还旧借新”索日公司做不到，为了不停止业务，所以采取了“以新还旧”；索日新能源公司启动较晚，所以也采用了一些新的做法，本来款项应该回到索日新能源公司，但考虑到国兴公司前期款项较多，公司班子谈论决定将索日新能源公司的款项回到国兴公司，500万元不是借给索日公司，而是借给浙江东方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集团），后采取了外贸手段将钱转到了东方集团下属的杭州舒博特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舒博特公司），其在此过程中已采取控制手段，并有仲裁委的裁定书为证；第一节中是用后面的2000万元还了前面的2000万元，因此该2000万元不属于造成的损失。 辩护人对公诉机关的指控有异议，提出：1、认定**贵未对华立曙光公司出资的证据不足，黄某1对陈无具体请托事项且陈亦无利用职务之便为黄谋取利益的承诺及行为，故公诉机关指控陈收受黄1400余万元的证据不足，陈的行为不构成受贿罪；2、认定**贵滥用职权的依据不足，让索日公司以“以新还旧”是经过国兴公司领导班子集体讨论决策的，且在垫资额度内的金额非“新增金额”，该部分金额不能计算为损失金额；3、因**贵与俞某峰没有共谋也未许可俞截留，因此陈的行为不构成贪污罪。 被告人林某对公诉机关的指控没有异议，并当庭表示认罪。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受贿部分没有异议，对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有异议，提出：1、被告人林某无滥用职权的行为，且国贸公司未出现重大损失，故林的行为不构成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2、即使林某构成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其也属于从犯，认罪态度较好，情节轻微，请求免于刑事处罚；3、受贿罪部分，林某构成自首，退出非法所得，请求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被告人俞某峰对公诉机关的指控没有异议，并当庭表示认罪。辩护人对公诉机关的指控没有异议，提出：被告人俞某峰在共同犯罪中系从犯，构成自首，退出全部非法所得，系初犯、偶犯，请求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经审理查明：原浙江省国信企业（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原国信公司，于2017年12月27日更名为浙江浙信控股有限公司）系浙江省国信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国有公司，以下简称国信控股集团）投资成立的国有控股公司。浙江国兴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兴公司）系浙江省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国有公司，以下简称国贸集团）投资成立的国有控股公司。2002年4月，被告人**贵任原国信公司总经理，2006年10月至案发，被告人**贵任国兴公司董事长，2012年7月至2015年4月兼任中国浙江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以下简称技术合作公司）董事长，2013年4月兼任浙江国贸新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国有公司，以下简称国贸新能源公司）董事长。2012年1月17日，被告人林某任国兴公司投资部经理兼财务部副经理，同年6月19日任国兴公司监事，2013年1月5日至2016年3月24日任国兴公司投融部经理。2010年1月起，被告人俞某峰任国兴公司进出口业务部门经理。国兴公司、国贸新能源公司主要从事垫资代理进出口业务和垫资内贸业务，国兴公司还投资设立浙江国鸿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鸿公司）从事内贸垫资业务。三被告人利用职务便利，分别或共同实施了下列行为： （一）受贿部分。 1、2002年10月31日，经黄某1（浙江省温岭市人）牵线搭桥，由时任原国信公司总经理的**贵现场调研，并报经国信控股集团同意，原国信公司出资人民币900万元（以下未特别说明均为相同币种），浙江省国信房产集团有限公司（国有公司，以下简称国信房产集团）出资300万元，与浙江曙光建设集团公司（后更名为曙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曙光集团）出资800万元，签订《江苏省淮安市房地产开发项目合作协议书》，合作开发淮安市淮海东路（清拖集团北院地块）房地产项目（以下简称淮安项目）。当日，曙光集团与黄某1签订《合作协议书》，曙光集团承诺转让给黄某1淮安项目股权中的8%股份。2003年5月8日，经国信控股集团同意，原国信公司和国信房产集团以1320万元的价格将淮安项目的股权转让给曙光集团和江丹琴，退出前述淮安项目的合作开发。后前述淮安项目由淮安香溢曙光置业有限公司（后更名为淮安华立曙光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立曙光公司）建设开发，黄某1任该公司总经理。同年6月2日，曙光集团、淮安市曙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均系华立曙光公司股东）与黄某1签订《淮安市2002Ｇ05地块开发项目合作协议书》，确认黄某1以支付160万元转让款受让了淮安项目8%的股份。 2003年8月8日，黄某1与被告人**贵签订《协议书》，约定**贵占有黄某1淮安项目2.25%的股权。次日，在**贵未支付投资款的情况下，黄某1向**贵出具收条，载明收到**贵投资款45万元。2008年3月20日，黄某1以917万元的价格受让了华立曙光公司17%的股权，黄告知**贵淮安项目股权升至4.78%。2011年1月17日，华立曙光公司注册资本由2000万元增至5000万元，股东黄某1及曙光集团、曙光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原台州曙光投资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曙光地产公司）的持股比例未变更。 2007年至2013年期间，因曙光集团及关联公司资金周转困难，黄某1、曙光集团董事长江某多次找被告人**贵帮忙解决资金问题，陈利用担任国兴公司、技术合作公司董事长的职务便利，通过国兴公司、技术合作公司先后七次借款给曙光集团、曙光酒店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曙光地产公司等共计1.35亿元。 2012年8月至2017年6月，为对**贵在淮安项目及资金周转方面提供的帮助表示感谢，黄某1以淮安项目预分红名义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先后九次向被告人陈及其指定的账户转账共计1485.7万元，陈均予以收受。 由公诉机关出举，证实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公司工商信息，证实：国贸集团、原国信公司、国兴公司、国贸新能源公司、技术合作公司的公司性质及股权变更情况。淮安香溢曙光置业有限公司于2003年5月20日设立，2005年1月20日更名为华立曙光公司，黄某1系该公司多次登记事项（设立、变更）登记经办人，2008年3月20日，黄出资917万元受让17%股权。 （2）任命文件，证实：**贵在原国信公司、国兴公司、国贸新能源公司、技术合作公司的任职情况。 （3）《关于同意建设淮海花园商住区的批复》（河计发[2001]26号），证实：2001年4月11日，江苏省淮安市清河区计划委员会同意淮安市曙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建设淮海花园商住区（承德路以西、交通路以东、淮海东路以南、河北东路以北范围）。 （4）相关合作协议、股权转让协议、会议纪要、股东会决议、收据、收条、公司登记基本情况，证实：2002年10月31日，原国信公司（甲方）、国信房产集团（丙方）分别出资900万元、300万元，与曙光集团（乙方）合作开发淮安市淮海东路（清拖集团北院地块）房地产项目，三方签订《江苏省淮安市房地产开发项目合作协议书》，约定甲方、丙方的投资占项目开发公司注册资本的60%。2003年5月，国信控股集团同意，原国信公司、国信房产集团退出淮安项目的合作，所持股份以1320万元转让给曙光集团和江丹琴。2003年6月2日，曙光集团、淮安市曙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将该合作项目8%的股权以160万元转让给黄某1。同年8月8日，黄某1将其前述股权中的2.25%股权送给**贵。2008年3月20日，黄某1出资917万元受让了华立曙光公司在淮安项目的17%的股权，并进行了工商登记，**贵的股权由2.25%增至4.78%。 （5）国兴公司、技术合作公司明细分类账、记账凭证、汇款凭证、付款审批单、合作协议书、曙光酒店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曙光地产公司大额支付入账通知书、结算业务申请书、收据、发票、记账凭证，证实：2007年至2014年，国兴公司、技术合作公司先后七次通过委托贷款和合作经营等方式借款给曙光系企业资金1.35亿元。 （6）网银交易记录，证实：2012年8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黄某1先后9次转账给**贵及其前妻、儿子、侄女共计1485.7万元。 （7）证人黄某1（华立曙光公司总经理）的证言，证实：2001年，其任曙光集团项目部经理，帮助江某介绍原国信公司参与合作开发淮安项目，经**贵实地考察后，2002年10月31日原国信公司、国信房产集团与曙光集团签订合作协议。为此，江某同意其出资160万元在曙光集团的股份中隐名持有该淮安项目8%股份，并与其签订合作协议。2003年4月,原国信公司、国信房产集团退出，另外两家公司先后参与项目开发。2007年，其出资917万元，受让了华立曙光公司17%的股份。淮安项目洽谈时，其承诺淮安项目合作成功，会送**贵股份，以表示感谢，陈未提出异议。2003年8月8日，其与**贵在杭州大华饭店签订协议书，将前述8%股份中的2.25%转让给陈，但陈未支付转让款。后黄某1出资受让华立曙光公司的股份及增资时，**贵亦未出资。2008年前后，因淮安项目资金困难，其多次找**贵帮助，陈通过国兴公司出借曙光集团几千万元，时间、金额均由江某与陈洽谈。2012年8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期间，其以预分红的名义，按4.78%（增资后的比例）先后转账给**贵（含陈指定的朱某2、朱某1、陈炜账户）共计1485.7万元。其证言得到了相关合作协议书、投资款收据、股权转让协议、公司变更核准通知书、网银转账记录、借据、收据、用款单、业务付款回单等材料的印证。 （8）证人江某（曙光集团董事长）的证言，证实：2002年，其与黄某1商定，若黄能介绍原国信公司与曙光集团合作开发淮安项目，其便让黄做该项目的经理，并给黄8%的项目股份。经黄某1介绍，其与原国信公司总经理**贵见面，谈了出资比例（国信方出资60%）。后国信方签约当日，其便与黄签了合作协议书，黄出资160万元占项目8%股份。几个月后，国信方撤资，曙光集团付了利息。项目预分红是按出资比例分配的，该项目的预分红均是黄某1在操作。2007年或2008年期间，曙光集团资金紧张，其通过黄某1找**贵帮助解决，陈所在的国兴公司先后三次出借资金约6000万元，月息1.5厘至3厘左右，部分利息是打到陈指定账户的。其证言得到了大额支付入账通知书、结算业务申请书、收据、发票、记账凭证等材料的印证。 （9）证人朱某1（**贵的前妻）的证言，证实：其自述2018年5月3日与**贵离婚。2016年、2017年左右，黄某1曾转账给其250万元，陈称系淮安项目的分红。 （10）证人朱某2（系朱某1的侄女）的证言，证实：2012年8月1日，其银行账户收到黄某1支付**贵的135万元，后其根据陈指令转款至其母亲账户。 （11）被告人**贵的供述，证实：2002年，黄某1向其推荐了淮安的一个房地产开发项目，许诺可个人投资入股，后其作为国信方项目考察组成员参与考察。国信方确定参与合作后，黄某1告知其黄投资了160万元，拿到8%的股份，其中2.25%给其，并商定2.25%股份的投资款由黄筹集处理。2013年下半年，原国信公司、国信房产集团将所持的60%股权转让给曙光集团和江丹琴，退出合作。黄某1出资并受让他人股权后，股份增至17%，其未出资，但股份由2.25%增至4.78%。黄某1给其的2.25%的股份对应的价款45万元其未支付。其给黄某1出具的45万元收条是虚假的。至2017年，其陆续收到黄某1转账的淮安项目分红款900多万元（金额以银行账为准），部分汇至朱某1、陈炜等人账户。2007年或2008年，曙光集团资金困难，江某、黄某1要求其帮忙解决，后国兴公司三四次出借资金给曙光集团，金额1000万元到3000万元不等。 以上证据经庭审质证无异，本院予以确认。 2、2010年起，国兴公司开始代理索日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原名台州索日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浙江索日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索日公司）光伏组件的内贸采购和进出口业务，均采用国兴公司垫资模式，至案发，进出口业务量超过7000万美元，内贸业务超过2亿元。 2013年下半年，索日公司经营陷入困境，付款大量逾期，索日公司董事长吴某1多次找**贵请求帮忙，陈表示同意，并利用职务之便，继续为索日公司开展垫资业务。为表示感谢，2013年10月至年底，吴某1先后两次在杭州送给**贵现金为120万元及50万元，陈均予以收受。 由公诉机关出举，证实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证人吴某1的证言，证实：2010年，国兴公司开始代理索日公司的光伏组件业务。2013年起索日公司经营困难，资金紧张。为争取**贵能在资金上继续支持索日公司，不缩减垫资规模，其先后送给陈现金170万元，2013年10月其自日本回国后，送给陈现金120万元（通过司机范某转交），2014年春节前后，其在杭州市白马公寓附近送给陈现金50万元。 （2）证人范某（曾任吴某1的司机）的证言，证实：2013年下半年一天，其和财务梁雪利按照吴某1的指令从台州银行取现100万元（装两袋），并放到了吴的办公室。当晚，其与吴某1赶到杭州并入住浙江大酒店。次日上午，吴某1与**贵联系之后，其按照吴的指令，到国兴公司接上了陈，并开车到了陈住的白马公寓地下车库，将两袋现金交给陈。 （3）证人朱某1的证言，证实：2014年前后，**贵曾带几十万现金回家，其中20万元给儿子陈炜用于还贷，10万元给朱某1炒股。 （4）住宿记录及出入境记录，证实：2013年10月16日，吴某1从杭州出发前往日本；10月26日，吴某1、范某入住浙江大酒店。 （5）取款凭条，证实：2013年10月25日，梁雪莉从台州银行账户取款100万元。 （6）被告人**贵的供述，证实：2009年后，国兴公司代理索日公司光伏组件大量出口代理业务（约7000万美元）和内贸业务（约2亿元人民币），均采用国兴公司垫资模式。后垫资数逐步增加，公司确定的垫资限额也不断提高。2013年初出现大面积、大金额的收汇逾期，同年下半年索日公司代理出口业务出现大面积收汇逾期。2013年年中，在白马公寓地下车库，吴某1和他的司机交给其两个黑袋子，里面共120万元。同年下半年，其和吴某1在浙江大酒店谈事情，后吴交给其两个塑料袋，称里面是100万，并让司机送其回家。其将50万元拿回办公室，50万元拿回白马公寓家里，给儿子陈炜30余万元用于还房贷。 以上证据经庭审质证无异，本院予以确认。 （二）**贵和俞某峰共同贪污部分。 2006年起，杭州一生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生公司）通过国兴公司代理出口服装，被告人**贵将该业务交给时任业务部经理的被告人俞某峰负责。至2013年前后，一生公司有数千万元利润留存在国兴公司，一生公司法定代表人周某1与被告人**贵约定，由国兴公司帮助一生公司提取利润，一生公司支付国兴公司利润额8%的费用。2013年至2016年4月期间，被告人俞某峰在负责提取一生公司利润的过程中，征得被告人**贵的许可下，截留72.18462万元占为己有。 由公诉机关出举，证实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证人周某1（一生公司经理）的证言，证实：2007年或2008年一生公司的服装出口业务由国兴公司代理，俞某峰具体负责。2012年前后，因一生公司大量利润留在国兴公司无法提取，其至国兴公司与俞某峰、**贵协商，希望国兴公司帮助提现，对方提出要扣8%的费用，其表示同意。之后直至2016年，国兴公司通过俞某峰的个人账户转款至其或财务龙宁宁的账户，累计帮助提取了三四千万元利润，提现费用按8%扣除。 （2）证人黄某2（国兴公司原业务部经理）的证言，证实：2013年因一生公司需提取大额利润，其通过开具运输费发票的方式帮助俞某峰套现约1000余万元。 （3）证人叶某（国兴公司原业务部副经理）的证言，证实：2013年，其通过开具运输费发票的方式帮助俞某峰为一生公司套取利润1000多万元。 （4）证人陈某（国兴公司原业务助理）的证言，证实：一生公司系俞某峰的业务单位，其经手办理了俞某峰、黄某2、叶某为一生公司提取上千万元利润而开具运输发票的审批过程。 （5）证人胡某1（国兴公司原财务部经理）的证言，证实：其陈述2010以来俞某峰通过开具运输费发票的方式为一生公司提取利润7000余万元。 （6）证人蔡某（国兴公司副总经理）的证言，证实：2009年后，其分管俞某峰的部门，一生公司的业务主要是俞的部门负责，该公司通过提供运输发票提取利润。2013年后，一生公司开始大量提取利润，最后把几千万元的利润全部提完，具体是俞某峰、黄某2等人操作。 （7）国兴公司任职文件，证明：2010年1月至俞某峰在国兴公司业务部门任经理职务。 （8）情况说明，证实国兴公司与一生公司间的代理出口业务始于2005年，至2015年结束，该业务由国兴公司业务经理俞某峰负责，业务助理为陈某。 （9）俞某峰上海银行账户（尾号1064）和农业银行账户（尾号3915）的交易明细和交易记录、笔记本复印件（2013年7月2日至2016年4月21日止转账记录）、俞某峰自书账目明细，证实：俞某峰通过黄某2和叶某开具运输发票为一生公司套现的情况，资金转入40837285.06元，转出40115438.86元，俞某峰截留721846.20元。 （10）被告人**贵的供述，证实：国兴公司代理一生公司服装出口业务从2005年左右开始，其将业务介绍给情妇俞某峰。2011年前后，一生公司每年出口额约1000万美元，一生公司的利润长期留存在国兴公司，后周某1和俞某峰到其办公室，周某1提出支付几个点的费用，由国兴公司帮忙提取利润，其表示同意。后由俞某峰陆续通过运输发票套现的形式为一生公司提取利润，俞告知其留下了实际开票费用和周某1支付费用的差额，其予以默认。 （11）被告人俞某峰的供述，证实：1999年至2015年，俞某峰和**贵系情人关系。2004年**贵将一生公司的服装出口业务介绍给其。2008年、2009年，业务量达到2000余万美元。2013年，一生公司的利润留在国兴公司账户内约有4000万元，经汇报**贵同意，国兴公司开始通过虚开运输费发票的方式，帮助一生公司提取留存在国兴公司的出口业务利润，一生公司周某1和**贵谈妥支付国兴公司7%或8%的费用，其安排黄某2、叶某开运输费发票，开票费为6%到7%，并通过其银行卡转账。后其告知**贵想留下开票费差额，陈表示同意。经计算，其未上交的差额共计721846.2元。 以上证据经庭审质证无异，本院予以确认。 （三）**贵、林某（涉部分）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部分。 2013年下半年，国兴公司与索日公司的代理出口业务预付款金额逐渐增多、资金回款情况恶化、回款周期和逾期时间趋长、逾期次数趋多、逾期金额趋大。在此情况下，被告人**贵仍滥用职权、继续违规与索日公司开展垫资业务，造成国兴公司、国贸新能源公司、国鸿公司在代理出口、内贸业务中共计6782.9096万元垫资款无法收回。现索日公司已被宣告破产，上述垫资款均为普通债权基本无法收回；国兴公司因资不抵债，也已进入破产程序。具体事实如下： 1、2013年8月，在**贵的安排下，国鸿公司突破原先确定的2000万元内贸垫资上限，违规与索日公司开展了4000万元的内贸垫资业务，且未按合同规定要求对方提供相应担保。其中2000万元正常收回，但仍有2000万元垫资款无法收回。 2、2014年2月25日，国兴公司在索日公司经营状况极度恶化、代理出口垫资业务大量出险的情况下，**贵违反相关规定、突破原先确定的与索日公司开展内贸垫资1500万元的额度限制，与浙江南官进出口有限公司（索日公司关联公司，以下简称南官公司）、索日公司签订太阳能组件购买、销售合同，开展没有真实贸易内容的虚假内贸业务并垫资1999.9125万元，并指使被告人林某具体操作，最终造成1844.9096万元垫资款无法收回。 3、2014年2月28日至3月19日，**贵明知索日公司经营状况极度恶化且国兴公司与索日公司之间的代理出口垫资业务大量出险，仍滥用职权，安排国贸新能源公司与索日公司开展了2438万元代理出口业务并垫付相应资金，造成上述垫资款无法收回。 4、2014年6月27日，国兴公司在与索日公司代理出口、内贸业务均已出险的情况下，为了规避国兴公司垫资额度、风险控制的相关规定，通过浙江东方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集团）下属的杭州舒博特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舒博特公司）与索日公司开展了500万元的虚假内贸垫资业务，造成上述垫资款无法收回。 由公诉机关出举，证实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第一部分：证明被告人**贵在2013年7月底已知晓国兴公司与索日公司出口代理业务项下垫资已大规模、大金额逾期并出险，但其未按规定上报国贸集团的证据。 （1）国兴公司《出口业务管理办法》，证实：2011年和2013年的国兴公司《出口业务管理办法》均规定，一次性支付金额150（含）万元以上的，报公司董事长审批。 （2）国兴公司与索日公司2009年10月14日签订的《代理出口协议书》，国兴公司与索日公司、索日太阳能公司2010年7月7日签订的《协议书》，国兴公司与索日公司2011年3月15日签订的《补充协议》和2012年12月25日、27日签订的《出口业务合作协议》，证实：国兴公司与索日系公司就代理进出口业务、内贸业务的业务模式、账期、代理手续费等达成协议的情况。 （3）国兴公司与索日公司的约定书、垫付款结算计划表、公函、对账清单，证实：截止2014年8月，索日公司欠国兴公司出口业务项下的逾期（约定账期120天）垫资款（本金）计6109万余元。2013年9月22日索日公司向国兴公司承诺当年年底完成收汇1200万元，出口1300万美元；2014年4月28日，国兴公司大宗贸易部就索日公司截止至当月欠出口业务项下的垫资款61090546.16元，制订在当年8月前收回垫资款的计划表。2014年6月6日，国兴公司向索日公司发函催收出口业务垫资款6109万余元及利息、国鸿公司内贸货款4073万元。2014年8月27日国兴公司与索日公司对账，索日公司欠国兴公司61090545.93元垫资款及利息3156357.05元，另有一出口业务101万余元未结算完毕。 （4）国兴公司项下索日公司出口业务资金收付汇总表、索日公司业务项下收汇情况表、银行外汇会计凭证、贷记通知、情况说明，证实：国兴公司代理索日公司出口业务项下的收汇情况。2012年后国兴公司为索日公司出口业务的垫付款出现大量逾期，其中标注“陈昊”字样的汇总表业务（出口日期为2012年6月至2013年10月）68笔，共逾期58笔，出险资金共计82563865.68元（数据截止至2019年6月30日止）。 （5）索日公司出口代理业务情况报告和进度报告，证实：2012年12月21日，陈昊向国兴公司领导请示在信保无法覆盖、索日公司无资产担保的情况下，可否继续索日与日本TEGO公司之间的出口业务并支付预付款。从2013年7月份开始，陈昊每月书面报告索日公司业务的进度情况。 （6）委托方信用额度审批申请，证实：因国兴公司对索日公司实际垫资总额达7720万元，突破了原有授信限额4200万元。2013年3月21日，国兴公司大宗贸易部陈昊报请国兴公司领导同意对索日公司的授信额度增至7800万元。同年4月，周某2、蔡某、宋某、**贵均签字同意。 （7）记账凭证、付款审批单、大额汇款凭证、收据、结算业务申请书、银行汇票，证实：2013年10月8日至12月26日，国兴公司先后9次以出口费用名义向索日公司付款共计61090546.16元。 （8）索日出口垫付款明细、情况说明，证实：关于2013年10月9日至2013年12月26日，国兴公司向索日公司支付九笔预付款共计61090546.16元。国兴公司称款项系由当时国兴公司主要领导**贵提议，并经班子讨论后实施，主要是为解决账面上前期逾期应收款数目，并无实际贸易内容，也没有相应贸易合同。 （9）《关于发布〈大宗商品国内贸易关键业务流程风险管控表〉（指引）的通知》（国贸集团浙国贸审发(2013)196号），证实：2013年10月18日，国贸集团制定业务流程风险管控表，要求各成员公司在从事大宗商品国内贸易业务时参照适用。该管控表对信用管理环节的主要风险做了描述，分别是：供应商收款后不能正常交货；供应商有沉淀资金；未充分利用商务政策，付款方式不经济；公司资金制度不匹配。管控表要求管理部门事前严格审核信用额度申请，对客户、供应商合理授信，对大额授信客户事先进行实地调研；事后根据前期业务执行情况调整客户信用额度，及时申报出险业务并跟进追偿情况。 （10）《关于索日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加快发展有关问题协调会议纪要》（台州市人民政府（2014）3号文件），证实：2013年12月24日台州市政府领导主持召开了索日公司加快发展有关问题协调会，**贵参加会议。 （11）证人周某2（国兴公司总经理助理）的证言，证实：国兴公司与索日公司开展代理出口业务后，未要求对方提供担保。从2012年下半年开始，国兴公司对索日公司的收汇出现大面积、长时间逾期，公司确定的垫资额度也越来越高。索日公司的代理业务收汇逾期，信用保险拒保，其均汇报**贵。直到2013年逾期、出险后，索日公司才提供了一些担保、质押，但不能覆盖国兴公司的垫资额。2013年7月至11月，代理出口的垫资总额约7800万元，逾期金额则从338万美元上升到了691万美元。2013年8月份，在索日公司与国兴公司的代理出口业务已经有6000多万元的垫资出险。2013年10月9日至12月26日，在没有真实业务的情况下，**贵决定国兴公司分9笔支付索日公司共6100万余元，以冲抵之前逾期未收汇的金额（即“借新还旧”），该金额即最终出险的资金。 （12）证人蔡某（国兴公司副总经理）的证言，证实：国兴公司与索日公司的业务都是垫资性业务。2013年索日公司的代理出口业务出现长时间、大面积、大金额的逾期，**贵坚持要继续扩大规模，增加垫资额度，后召集班子会还是专题会，提出并决定采用“借新还旧”的方式，由国兴公司向索日公司支付美元，索日公司境外关联公司再打回国兴公司，抹平旧账。如此连续操作八九次，账面收汇八九百万美元，实际产生了6000余万元的新债务。这样做主要是为了出口退税和收汇核销，同时推迟了出险时间，因新债务没有逾期故无需上报国贸集团。 （13）被告人**贵的供述，证实：2009年后，国兴公司代理索日公司光伏组件大量出口代理业务和内贸业务，均采用国兴公司垫资模式。后垫资数逐步增加，国兴公司确定的垫资限额也不断提高。2013年初出现大面积、大金额的收汇逾期，同年下半年索日公司代理出口业务出现大面积收汇逾期，其召开专题会、班子会，讨论决定由国兴公司汇款给索日公司，由索日境外公司付汇清理老账，延迟账期，前述情况未及时上报国贸集团。 第二部分：证明第一节事实的证据。 （14）证人周某2的证言，证实：国鸿公司与索日公司的业务资金是从国兴公司借的，具体业务均由**贵说了算。2013年8月，在索日公司代理出口业务已有6000多万元垫资无法收回的情况下，**贵拍板安排国鸿公司与索日公司做了二笔共约4000万元内贸垫资业务，超出了合同约定国鸿公司2000万的垫资额度。国鸿公司于8月2日、8月16日先后垫付19196168.95元、19970805.24元。第一笔业务（ＧＨＨＹ13080101）逾期了39天收回本息，第二笔业务（ＧＨＺＧ13081501）索日公司还不了。后**贵拍板决定以“借新还旧”的方式推迟出险的时间,即签订虚假合同ＧＨＨＹ13111401，重新垫资。逾期后又签订ＧＨＮＧ14022501垫资，最终2000万元出险。 （15）证人胡某2（2013年1月至2017年年底任国鸿公司总经理）的证言，证实:国兴公司与索日公司的内贸业务原由其所在业务九部负责，均是垫资业务，垫资未突破限额1500万元。后该业务转由投融部负责。国鸿公司与索日公司的内贸业务从2013年开始，双方框架协议约定垫资额为2000万元，业务由**贵主导。2013年8月1日，国鸿公司根据**贵的安排，用国兴公司借给国鸿公司的2000万元，与索日公司做一笔内贸垫资业务。8月15日，国鸿公司根据**贵的安排，将从平安银行申请到2000万元授信（国兴公司担保）与索日公司再做了一笔内贸垫资业务。后该业务以“借新还旧”方式连续做了两笔2000万元的业务，最终出险。2014年5月前后，索日公司的代理业务大金额出险，国鸿公司提出通过法律途径追偿，**贵一直不同意。 （16）证人蔡某（国兴公司副总经理）的证言，证实：2013年经**贵提议，班子讨论决定，国兴公司将与索日公司的内贸垫资业务划给了国鸿公司。国鸿公司的业务不需要国兴公司班子会议确定，一般由国鸿公司的周某2或者胡某2直接跟**贵或宋某汇报，大业务是**贵决定。 （17）销售合同、付款审批单、结算业务申请书、银行客户专用回单、银行汇票及背书、收据、增值说专用发票、入库单、国鸿公司索日公司内贸业务情况统计表，证实：国鸿公司与索日公司之间的内贸垫资业务的相关情况：2013年3月签订的8份内贸合同，预付金额共计1979万余元，收款均逾期，部分实际收款时间为2013年8月1日、2日。2013年8月1日（合同号ＧＨＨＹ13080101，到期时间为同年10月12日，后逾期收款）、8月15日（合同号ＧＨＺＧ13081501，到期时间为同年11月13日，实际收款11月14日1990万元，似后款付前款），国鸿公司仍先后与索日公司开展了两笔垫资业务，并于8月2日、8月16日垫付两笔资金19196168.95元、19970805.24元（其中银行承兑汇票金额1990万元）。付款审批单均有周某2、**贵签批。2014年11月14日（合同号ＧＨＨＹ13111401）、2014年2月25日（合同号ＧＨＮＧ14022501），国鸿公司又先后与索日公司签订了合同，并于2013年11月14日、2014年2月27日预付1990万元、2000.061万元。前三笔合同款项已收到汇款（逾期），合同号为ＧＨＮＧ14022501预付款2000.061万元（银行承兑金额为2000万元）,未收到应收款2084万余元。收款人张家港保税物流园区浩阳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申请人国兴公司，出票日期2013年11月20日）的1000万元汇票经索日公司背书转让国鸿公司;2014年2月27日国兴公司转账国鸿公司1999.9125万元（即第二节指控事实的预付款）。2013年10月1日国鸿公司对索日公司的垫资金额为3916.7余万元，逾期金额2018.56万余元；截止2019年7月15日垫资金额为2000万元，逾期金额为2147.73万余元（不含利息）。 （18）国兴公司索日内贸业务情况统计表，证实：2013年8月1日，国兴公司对索日公司代理出口垫资金额7099.98万余元，逾期金额2975.98万余元；2013年10月1日，国兴公司对索日公司代理出口垫资金额6491.51万余元，逾期金额6491.51万余元。 （19）被告人**贵的供述,证实：2012年左右国兴公司将与索日公司的内贸业务转给控股子公司国鸿公司，并借款2000万元给国鸿公司用于索日公司垫资业务，限额2000万元。刚开始，索日公司未按合同约定向国鸿公司提供担保，后提供了上海索日的担保。后索日业务的最高垫资额达4000万元（经国兴公司担保，国鸿公司获得银行授信2000万元），2014年2000万元业务出险。国鸿公司经营中的大事由国兴公司决定，大额资金支付（国兴公司为500万元以上）需要其签字。 第三部分：证明第二节事实的证据。 （20）证人宋某（国兴公司原总经理）的证言，证实：国兴公司和索日公司的内贸业务是2012年或2013年开展的，一开始由大宗业务部经理周某2负责。后周某2觉得索日公司总是逾期付款，提出不做内贸业务，公司经过开会讨论，**贵提出内贸业务由投融部负责，投融部经理林某提出反对意见，最后陈指定投融部负责。 （21）证人周某2（国兴公司总经理助理）的证言，证实：公司负责资金调度的是林某，林应该知道国鸿公司与索日公司业务出险的情况。2014年2月27日左右，林某经手的垫资2000万元的索日公司内贸业务出险。 （22）证人蔡某的证言，证实：国兴公司的内贸业务额度是1500万元，未开会讨论提高，后其得知实际进行了单笔2000万元的垫资。2013年底，索日公司代理出口业务长时间无法收汇，周某2不愿意继续再做，**贵就把索日公司内贸业务让林某的投融部负责。 （23）证人杨某（国兴公司副总经理）的证言，证实：2013年后国兴公司与索日公司的代理业务出现大面积逾期。公司班子经常开会通报相关情况，但**贵一直强调索日公司虽然困难但不会倒，还是要继续支持。国兴公司与索日公司的垫资金额一直在增加，每次都是实际垫资超出原先确定的额度上限了，然后**贵召集开会，再进行事后的追认。 （24）索日公司内贸、贸易业务情况及应收账款管理统计表、情况说明、索日公司内贸业务情况统计表，证实：2013年12月31日、2014年2月27日，国兴公司对索日公司代理出口垫资金额分别为9814.53万元、9550.77万余元，逾期金额分别为3094.36万余元、6849.66万余元，至2019年7月15日仍有逾期资金5945.59万元未收回；2013年12月31日、2014年2月27日，国兴公司对索日公司的内贸业务垫资金额分别为2007.85万余元、1999.91万余元，2014年2月27日内贸逾期资金18449096.94元，至2019年7月15日仍未收回。①2013年11月14日，国兴公司与无锡市中德铝制品有限公司签署购销合同并预付823500元，与上海凯氟宝经贸有限公司签署购销合同并预付345000元；2013年11月22日与台州市菱赢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签订购销合同，并预付830016元，与宁波晶龙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签订销售合同，并预付5000005元。以上付款审批单均由林某作为部门经理签字，宋某作为主管经理签字。2013年11月20日、11月29日与张家港保税物流园区浩阳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签订销售合同，并分别预付10000000元、3080000元。以上预付款均已收款，未发生逾期情况;②2014年2月25日国兴公司与南官公司签订购买太阳能组件合同，当月27日国兴公司向南官公司预付19999125元，2014年2月20日收款2389991.31元，未收回款项为18449096.94元。 （25）国兴公司、索日公司签订的《协议书》、《补充协议》，证实：2010年7月7日国兴公司（甲方）和索日公司（乙方）、索日太阳能公司（乙方的担保方，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就开展代理出口和内贸业务合作签署协议；乙方承诺出口业务在货物出口后30天内收汇，内贸业务在60天内支付甲方货款；内贸业务甲方垫付采购货款的总额不超过1500万元。 （26）《国兴公司贯彻落实“三重一大”决策制度的实施办法（试行）》（国兴公司浙兴党字第（2013）1号），证实：2013年1月23日国兴公司下发通知，规定：“三重一大”是指公司重大决策事项、重要人事任免事项、重大项目安排事项和大额度资金运作事项；“三重一大”事项的决策必须坚持维护国家利益和出资人利益的原则，坚持集体讨论决策的原则，坚持发扬民主决策的原则，坚持依法依规的原则；重大决策事项范围包括公司重大投资方案、重大担保、融资、抵押、诉讼等事项；公司重大项目安排事项包括超过公司当期净资产10%或200万元的财务事项；公司“三重一大”事项集体决策的基本形式包括董事会或党总支委会、总经理办公会、职工大会、党政联席会等，分别对各自职责权限内的“三重一大”事项作出集体决策；公司“三重一大”事项，分别由公司相关职能部门提出建议方案，经分管领导审核，报请主要领导同意后列为会议讨论议题；决策会议召开时，相关职能部门应当就提请会议决策的事项、方案或建议进行介绍和汇报；参与决策人员应当围绕决策事项充分讨论，并分别发表观点鲜明、态度明确的意见，主要负责人应当综合到会参与决策人员的意见，最后发表结论性意见；决策执行中遇到继续执行可能对公司造成严重损害或重大不利影响的，需要对决策内容作重大调整的，应当重新按规定履行决策程序。 （27）《大额资金调度和使用暂行管理办法》（国兴公司浙兴办字第（2013）9号文件），证实：2013年1月8日国兴公司下发文件，规定大额资金支付指单个委托方或单个收款方日累计金额超100万元的支付业务，并规定了付款预约流程。 （28）国兴公司浙兴办字第（2013）22号文件，证实：2013年3月15日国兴公司下发了《内贸业务管理办法》，规定：内贸业务实行单项业务公司总量调控，业务部门（含二级公司）在公司核定总量内自主经营的方式；业务员从事内贸业务时应严格按照合同内容及公司联席办公会议或风险控制小组作出的业务审批意见规范操作，及时跟踪货款回收情况，严防经营风险；业务人员应在所确定的额度内开展经营活动，不得擅自突破。 （29）国兴公司《联席办公会会议纪要》，证实：2010年6月23日国兴公司召开联席办公会议，**贵、林某等人参加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扩大国兴公司与索日公司的业务合作问题，明确索日公司承诺在60天内支付（内贸）货款，国兴公司垫付采购货款的总额不超过1500万元。会议要求密切关注索日公司的经营态势，控制风险。 （30）购销合同、认购合同、销售合同、组件销售合同、增值税专用发票、货物收据、国兴公司付款审批单、记账回执、送货单、汇款凭证、收据、结算业务申请书、银行汇票及背书、银行汇（本）票申请书、国鸿公司付款审批单，证实：2013年11月14日至2014年2月25日期间，林某以国兴公司委托代理人身份与索日公司等签署内贸合同的情况，国兴公司所购太阳能组件等相关货物的买受方均为索日公司。2013年11月14日，与无锡市中德铝制品有限公司签署购销合同并预付823500元，与上海凯氟宝经贸有限公司签署认购合同并预付345000元，与台州市菱赢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签订购销合同，并预付830000元，与宁波晶龙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签订销售合同，并预付5000004.5元。以上付款审批单均由林某作为部门经理签字，宋某作为主管经理签字，另有业务经办、财务审核人员签字。2013年11月19日、29日与张家港保税物流园区浩阳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签订组件销售合同，并分别预付1000万元（2013年11月20日张家港浩阳公司背书转让国鸿公司汇票1000万元）、308万元（308万元背书转让国贸新能源公司），该两笔付款审批单由林某作为部门经理签字，**贵作为主管经理签字。2014年2月25日，被告人林某作为授权代表与南官公司、索日公司签订250Ｗ太阳能组件4444250Ｗ销售合同（购入、售出），当月27日经（业务经办、部门经理、财务审核、主管经理）逐级付款审批，其中林某作为部门经理签字，**贵作为主管经理签字，国兴公司以银行汇票方式向南官公司支付19999125元。同日南官公司将该汇票背书转账国鸿公司19999125元，次日，国鸿公司支付国兴公司2000万元。 （31）国兴公司、国鸿公司往来明细（2013年1月至2016年12月），证实：两公司的资金往来情况，国兴公司为国鸿公司的债权人，2013年债权额基本为数千万元，2016年债权额为1790万元。2014年2月28日国兴公司收到国鸿公司2000万元后，债权额约为273万元。 （32）被告人**贵的供述，证实：国兴公司与索日公司的内贸垫资业务由大宗业务部转至投融部林某负责，2014年林某做的一单2000万元内贸垫资业务最终出险。按公司规定，国兴公司与索日公司的内贸垫资额度为1500万元，后突破额度垫资到2000万元。 （33）被告人林某的供述，证实：2013年底，国兴公司与索日公司的代理出口业务已大面积、大金额出险，**贵指定投融部负责国兴公司与索日公司的内贸业务。公司原先确定的内贸业务垫资额度是1500万元，**贵会上说做2000万元的业务。其按照**贵及公司会议的安排，操作了两笔与索日公司的内贸业务，每笔均为2000万元左右。第一笔上游供货商有好几家，分几笔进行。第二笔无真实交易，实际上是借钱给索日公司，**贵提出，要让索日公司直接归还国鸿公司到期的2000万元货款。无真实贸易的这笔，上游供货商为南官公司，国兴公司开出承兑汇票后，让南官公司直接背书给了国鸿公司。后索日公司只归还约400万元，实际损失约1600万元。2013年底，索日公司的出口业务出险金额约5000万元，其自觉职位低、资历浅，对于**贵和公司安排的事情，没有提异议。 第四部分：证明第三节事实的证据。 （34）证人董某（国贸新能源公司副总经理）的证言，证实：2014年初，国贸新能源公司开始代理索日公司的出口业务，框架协议都是**贵谈的，业务由陈昊具体负责。刚开始业务还正常，到2014年4、5月，董某参加国兴公司的会议，才知道索日公司欠付6000余万元。后索日公司的好几笔业务，国贸新能源公司已经按照框架协议将预付款支付给了索日公司，但索日公司迟迟不能发货，对方公司也未支付货款。最终这几笔共约2400万元业务出险，预付款都是陈昊做付款单，其作为部门经理签字，财务签字，最后**贵签字。其提供《索日出口代理业务项下逾期未收款情况说明》一份，载明：索日公司逾期未发货分别是214ＮＥ874017合同项下710万元，214ＮＥ874018项下507.1万元，214ＮＥ874019项下76.96万元，214ＮＥ874020项下744万元，214ＮＥ874021项下400万元，合计2438.06万元。 （35）证人宋某的证言，证实：2013年下半年国兴公司与索日公司的代理出口业务大面积逾期、出险，经**贵提议，班子会议讨论同意将该部分代理出口业务转到国贸新能源公司。 （36）证人蔡某的证言，证实：从2013年开始，国兴公司与索日公司代理出口业务收汇有大金额、长时间的逾期，至2013年10月8日已出口未收汇的金额有1200万美元。国兴公司开会讨论决定出资100万美元给索日公司，让索日公司的境外公司打回国兴，连续操作好几轮抹平了逾期收汇。2014年2月10日国兴公司班子开会讨论，**贵提出把索日公司代理出口业务转到国贸新能源公司，此后国贸新能源公司负责与索日公司出口垫资业务。 （37）证人杨某（国兴公司副总经理，2018年9月兼任国贸新能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的证言，证实：2013年一次会议上，因国兴公司代理的索日公司规模很大，垫资回款很不正常，**贵提出由国贸新能源公司接手索日公司的代理出口业务。 （38）证人周某2的证言，证实：2013年底或2014年初，**贵向班子成员及林某提出，把对索日公司的代理出口业务转到国贸新能源公司，垫资由国贸新能源公司解决，国兴公司之前垫付的资金陆续收回，后国兴公司收回了部分资金。 （39）《代理出口协议》及相关《担保函》，证实：2014年1月15日，国贸新能源公司与索日公司签订《代理出口协议书》，国贸新能源公司同意依据相应外销合同，在货物出口前为索日公司垫付相应货款，索日公司在三个月内偿还垫付款和利息。次日，上海索日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出具《担保函》，为索日公司前述协议书项下的债务提供连带担保责任，担保金额为3600万元及其利息。 （40）销售确认书、付款审批单、记账凭证大额汇款凭证、转账凭证、增值税专用发票、收款回单、收口货物单证备案目录，证实：国贸新能源公司与索日公司间的业务往来情况，2014年2月18日向索日公司付款210万元（往来款），3月7日先后向索日公司付款620万元各一笔，10日向索日公司付款1000万元，12日向索日公司付款744万元。**贵在以上付款审批单主管经理栏签字。 （41）索日贸易业务情况及应收账款管理统计表、索日公司业务垫资情况，证实：编号为214NE874017-4021的销售确认单项下，国贸新能源公司于2014年2月至3月预付索日公司货款共计2438.06万元，后因索日公司未发货，国贸新能源公司未收到货款。 （42）《情况说明》、索日公司业务情况统计表，证实：2013年8月至2014年6月期间，国贸新能源公司对索日公司的业务垫资金额均在14796万余元至18377万余元之间；截止2019年7月28日，国贸新能源公司垫付索日公司共计29598806.80元。 （43）国贸新能源公司与索日相关出口业务情况说明，证实：索日公司逾期支付国贸新能源公司的货款2438万元对应销售合同为214NE874017-214NE874021，因索日公司逾期未发货，致买家取消订单，没有采购合同和外销发票，产生逾期欠款。 （44）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证实：国贸新能源公司于2015年4月30日向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起诉索日公司、上海索日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合同纠纷，2015年9月9日下城区人民法院判决索日公司归还国贸新能源本金（2014年1月16日至2015年3月25日期间代理业务垫付的资金）34185084.51元，利息2284928元，上海索日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45）证人吴某3的证言，证实：索日公司与国兴公司、国鸿公司、国贸新能源公司之间的代理出口及内贸义务都是垫资业务，国兴等公司先把货款提前支付给索日公司，等产品出口或者内销之后，在由国兴等公司从购货方支付的货款中扣除垫资款。南官公司及张家港保税物流园区浩阳国际贸易公司都是索日公司的关联公司，都是其实际控制的公司。2013年，国兴公司与索日公司代理出口业务出现大面积逾期，国兴公司通过将钱支付给索日公司，再通过索日公司的境外公司将相应的外汇转给国兴公司，这样操作了几次，将国兴公司应收的外汇都核销了。2013年，**贵提出因为国兴公司垫资比较多，资金紧张，由国贸新能源公司代理索日公司的出口业务。后来，索日公司出现大面积逾期的情况下，国兴公司、国鸿公司、国贸新能源公司继续垫资、扩大垫资规模与其送给**贵钱是有关系的。 （46）被告人**贵的供述，证实：2014年初国贸新能源公司开始和索日公司做垫资出口业务。其出面和索日公司吴某1或者虞总商定，国贸新能源公司垫资后，收汇先收到国兴公司，最终国贸新能源公司出险2400多万元。 第五部分：证明第四节事实的证据。 （47）证人周某2的证言，证实：2014年6月份，**贵告知其索日公司资金困难，但国兴公司垫资额度已封顶，无法垫资，陈已和东方集团商量好，由东方集团、国兴公司各出一部分资金借给索日公司；国兴公司将出借的500万元以贸易形式将转给舒博特公司，让周某2抓紧办理。后周某2联系朱某3，签订了标的500万元的螺纹钢合同，当天从国兴公司账上打500万元给舒博特公司，实际并无真实业务。 （48）证人朱某3（舒博特公司原董事长）的证言，证实：2014年6月25日，严某在时任东方集团董事长高某的办公室告诉朱某3，已和吴某1谈妥，由舒博特公司出面与索日开展2000万元的垫资业务，其中国兴公司、国贸新能源公司各出资500万元，舒博特公司出1000万元。后周某2联系朱某3，称**贵安排其操作国兴公司垫资索日公司500万元的事。周某2称该垫资在国兴公司班子会讨论肯定通不过，后以贸易采购形式走账。当月27日舒博特公司与国兴公司签订了500万元的螺纹钢合同，当日款项到账，该500万元并无真实业务，实际是借用舒博特公司的名义，用于国兴公司给索日公司的垫资。 （49）证人严某（东方集团原党委委员、董事，分管舒博特公司）的证言，证实：东方集团浩业贸易有限公司与索日公司有出口业务和内贸业务，业务模式与国兴公司相同，均是垫资业务。2014年6月份的一天，在高某办公室，**贵提出让东方集团再出资支持索日公司，后商定由舒博特公司出面开展2000万元的垫资业务，**贵公司出1000万元，东方集团出1000万元。朱某3、何伟红在场。后国兴公司以采购合同的形式把500万元转给舒博特公司，该500万元是国兴公司通过舒博特公司给索日公司的钱，没有真实业务。 （50）证人何某（东方集团原总经理、副董事长）的证言，证实：2013年底，何某和高某参加了台州市政府关于索日公司的协调会，获知索日公司遇到了很大困难、资金链非常紧张。2014年6月份的一天，**贵在高某的办公室，后商定国兴公司、东方集团共同出资支持索日公司。何某在场。最终国兴公司出资500万元，舒博特公司出资1500元，共2000万给索日公司。国兴出资的500万元以螺纹钢合同的形式，通过舒博特公司付给索日公司，实为资金拆借，没有真实业务。 （51）证人高某（东方集团原董事长）的证言，证实：2014年6月**贵到其办公室，希望东方集团再支持一下索日公司，其间何某、严某在场。后商定，国兴公司出资1000万，东方集团出资2000万元。具体的工作由何某、严某交给朱某3去做。后国兴公司只出资500万元，和舒博特公司签了一份贸易合同，以东方集团的名义与索日公司开展业务。 （52）证人蔡某的证言，证实：2014年6、7月份，**贵说东方集团下属的舒博特公司要给索日公司2000万元，但资金不够，需向国兴公司借500万元。国兴公司以贸易形式把500万元给舒博特公司。后双方为此仲裁，500万元仍没拿回来。后其听胡某2说该500万元是国兴公司通过舒博特公司借给索日公司，当时索日公司的情况已经很糟糕。 （53）证人杨某的证言，证实：2014年，当时索日公司的业务已经很不正常，垫资款项很多都没有拿回来。某次会议之后，**贵说索日公司需要资金，国兴公司通过舒博特公司跟索日公司做了一笔500万元的业务，这笔钱是通过舒博特公司转给索日公司的。 （54）证人林某的证言，证实：2014年年中，**贵说国兴公司和东方集团共同出资2000万元借给索日公司。国兴公司以贸易预付款方式，通过舒博特公司给了索日公司500万元。**贵交代其从国贸新能源公司拿出500万元一起经由舒博特公司给索日公司，后国贸新能源公司没有出钱。 （55）《销售合同》（ＧＸＳＢＴ-201401）、《组件销售合同》、国兴公司付款审批单、国内跨行大额汇款凭证、支付凭证、转账凭证，证实：2014年6月27日，国兴公司与舒博特公司签订螺纹钢销售合同，并于当日向舒博特公司付款500万元，付款审批单上周某2作为部门经理签字，**贵在主管经理栏签字。同日，舒博特公司与张家港保税物流园区浩阳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索日公司关联公司）签订太阳能电池组件销售合同，并于当日支付2000万元。同日，索日公司与舒博特公司签订太阳能电池组件合同，由舒博特先向上游供货商付款，90天内索日公司支付舒博特公司2060万元。 （56）杭州市仲裁委员会裁决书，证实：2016年6月27日国兴公司向杭州仲裁委提请仲裁，申请舒博特退还GXSBT-201401销售合同的货款500万元。舒博特公司抗辩，称合同系虚假贸易，实为通过其走账的国兴公司为索日公司垫付的预付货款。同年9月18日该仲裁委裁决舒博特公司败诉。 （57）舒博特公司出具的《关于浙江国兴与我司500万元钢材预付款仲裁我司败诉的情况汇报》、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证实：舒博特公司于2016年9月23日向东方集团反映，称与国兴公司500万元钢材购销合同，系虚假贸易，实为国兴公司出借索日公司500万元。 （58）国兴公司索日内贸业务情况统计表，证实：2014年6月27日，国兴公司对索日公司的内贸业务垫资金额、逾期金额均为1844.91万元，至2019年7月15日仍未收回。 第六部分：证明上述滥用职权行为造成的后果的证据。 （59）国兴公司《关于国兴公司与索日公司业务合作逾期款催收情况的汇报》，证实：2016年8月10日国兴公司向国贸集团汇报索日公司逾期款催收情况，截止2014年8月底，索日公司欠国兴公司出口货物预付款6247万元、内贸业务款1844万元，欠国鸿公司内贸业务垫资款2158万元。截止2014年底，索日公司欠国贸新能源公司出口货物预付款3418万元。 （60）《国兴公司清产核资专项审计报告》（截止2018年4月30日），证实：经国贸集团委托，2018年6月30日，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对国兴公司及其下属17家子公司截止2018年4月30日的全部资产、负债进行清产核资专项财务审计，资产为577048329.11元，负债755255438.18元，所有者权益为-178207109.07元。另2014年5月4日至12月5日，国兴公司先后向国贸集团借款共计2亿元，借款本息均逾期未还。应付温州金融资产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借款1.29亿元。 （61）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01破申33号民事裁定书，证实：2018年10月29日该院受理国贸集团对国兴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 （62）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2016）浙民1004破1-1、2号民事裁定书、无异议债权表、公告、（2016）浙民1004破1-20号民事裁定书（附件破产清算案财产分配方案）、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台破（预）字第2号民事裁定书、决定书，证实：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1月25日受理索日公司破产重整一案，并指定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审理该案。2016年12月26日路桥区法院裁定确认索日公司对外总债务为1891950573.63元，其中优先债权为301257450.52元、税收债务8018218.12元。此外另有公示的职工债权1943777.42元。2018年9月16日该院终止索日公司破产重整程序，宣告索日公司破产。2019年9月25日该院确认索日公司联合管理人制作的《破产财产分配方案》。该方案载明：在扣除特别事项预留金额、破产费用、共益债务、担保债权、职工债权以及税收债权后，可供普通债券分配的破产财产金额为零元。 （63）被告人**贵的供述，证实：2014年年中，吴某1与**贵、高某、何某商量要求资金支持，后商定由国兴公司出资500万元，东方集团出资1500万元用于支持索日公司。其交周某2具体操作，后以贸易形式转给舒博特公司500万元。国兴公司和舒博特从未做过业务，签销售合同只是为了打款需要。 以上证据经庭审质证无异，本院予以确认。 （四）林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部分。 2011年至2017年，被告人林某在担任国兴公司财务部副经理、投融部经理期间，利用职务便利，多次收受国兴公司业务员叶某、浙江万马集团有限公司贸易中心经理吴某2、浙江生意家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王某所送钱款共计89万元，并为叶某、吴某2、王某个人或所在公司谋取利益。 1、2011年至2012年，林某利用担任国兴公司财务部副经理的职务便利，将国兴公司已锁定的200万美元的外汇“锁汇”额度交由业务员叶某操作使用，后分2次收受其所送钱款共计15万元。 2、2016年至2017年，林某利用担任国兴公司投融部经理的职务便利，为公司合作方浙江万马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谋取利益，收受浙江万马集团有限公司贸易中心经理吴某2所送钱款共计38万元（其中吴某2直接给予8万元，通过星展银行杭州分行企业金融部经理傅某转交30万元）。 3、2016年，林某利用担任国兴公司投融部经理的职务便利，为公司合作方新港公司（浙江生意家集团有限公司的境外公司）谋取利益，收受浙江生意家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王某所送钱款36万元。 证明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干部情况登记表、国贸集团、国兴公司文件，证实：被告人林某在国兴公司的任职情况，2000年7月林某进入国兴公司；2011年1月11日林某被国兴公司聘任为财务部副经理（享受主持工作副经理待遇）；2012年1月17日林某被聘任投资部经理兼任财务部副经理；2012年6月19日，林某、俞某峰经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选举，任第五届监事会监事；2013年1月5日林某被聘任投融部经理（自同年1月1日起）；2014年2月7日林某被聘任投融部经理；2015年1月21日林某被聘任为投融部经理，享受总经理助理待遇，2015年5月5日兼任大宗贸易部经理；2016年3月24日林某被聘任投融部经理兼业务五部经理（享受总经理助理待遇）（至同年12月31日止）；2016年11月3日林某被任财务总监；2017年1月3日林某兼任投资发展部经理；2017年5月19日经国贸集团同意，林某被聘任为总经理助理；2018年1月9日兼任业务发展部经理。 （2）国贸集团营业执照、浙江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国贸集团章程的批复》、国贸集团章程、国兴公司营业执照及公司章程，证实：国兴公司章程规定监事行使的职权有：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的行为进行监督，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公司章程或者股东会决议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提出罢免的建议；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损害公司的利益时，要求懂事、高级管理人员予以纠正；列席董事会会议，并对董事会决议事项提出质询或者建议等。 （3）证人叶某的证言，证实：2011年至2012年间，其约有200万美元的收汇用林某处已锁汇的额度进行交割，赚到了汇率差价，故其抽利一部分给林某，即客户结算利润时其以运费发票把客户的利润和给林某的钱一起提取出来，一部分给了林某，其余的给了客户。2011年底或2012年初，其送给林某现金约7万元，2012年上半年其送给林某现金约8万元，都是在公司附近或公司楼下给的。其证言得到了锁汇远期结汇明细表等的印证。 （4）证人傅某（星展银行杭州分行原金融部经理）的证言，证实：2015年的一天，其和林某、吴某2在喝茶时商定从国兴公司和万马集团的转口贸易融资业务上抽点佣金，三人平分。林某调高对万马集团的融资费用，之后万马集团以佣金形式打到其控制的境外ＷｉｎｇＴｒａｄｅＬｉｍｉｔｅｄ公司，境外公司再转到其个人的境外账户，其拿到佣金后再分给林某和吴某2。这种业务从2015年做到2016年9、10月份，其因此给林某现金约30万元。 （5）证人吴某2（浙江万马集团贸易中心原总经理）的证言，证实：万马集团和国兴公司开展转口贸易融资业务，开展业务半年后，其和林某、傅某三个人在一起吃饭时商量可以通过做业务拿点佣金回扣，三个人都分一点。后其在必须的费用开支（银行的贴现费用和贸易配套费用的货物相关费用）和利润的基础上，加总金额的年化利率千分之二至百分之一左右作为佣金回扣。这部分费用前期是通过傅某取出来，直接给林某。2017年后，林某提出由其付钱给他，2017年5至10月间，其分两三次给过林某约10万元，每次约三四万。 （6）证人王某（浙江生意家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的证言，证实：2016年某天，在杭州温德姆酒店的青藤茶馆，林某要求其帮忙从国兴公司与新港公司（生意家集团的境外公司）做的融资性贸易中拿点好处费。二人商定由其把成本（综合报价）报给林某，林在报价基础上往上加，实际每笔业务增加1%左右。其和国兴公司一共做了四笔业务，业务佣金就是给林某的好处，共计369490元，其给了林某现金36万元整，是在2016年11、12月份在温德姆酒店的地下车库给林的。 （7）业务数据表，证实：2017年6月至2018年1月国兴公司与万马集团的转口融资贸易情况，结合国兴公司的资料，可反映出国兴公司以高价买入货物，以低价卖出。 （8）自营转口测算表、进口对外承兑（付汇）申请表、合同、商业发票、外汇收汇自助回单（业务凭证）、贸易金融业务回单（收款）、业务回单、收款回单、汇款回单、增值税专用发票、增值税专用缴款书、海关进口货物报关单等书证，证实：2016年1月至2018年1月，国兴公司与万马集团万马（香港）有限公司等先后12次签订转口贸易合同，自营转口测算表、进口对外承兑（付汇）申请表均由被告人林某作为业务部门经理签字同意。2016年5月至2017年1月，国兴公司与新港国际贸易私人有限公司等先后五次开展转口贸易,相关情况与证人王某提供的国兴融资证核算表吻合。其中国兴公司自营转口测算表、进口对外承兑（付汇）申请表均由被告人林某作为业务部门经理签字同意。 （9）国兴融资证核算表，证实：所涉融资业务的核算情况，佣金共计369490.06元：第一笔承兑金额29999999.01元，佣金150000元；第二笔承兑金额24999998.13元，佣金97431.25元；第三笔承兑金额分两笔，19117487.52元和5882511.22元，佣金分别为93463.27元、28595.54元；第四笔承兑金额24999999.59元，无佣金。 （10）三被告人的户籍，证实三被告人的身份情况。 （11）归案经过及办案经过，证实：2018年9月25日，拱墅区监委以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受贿犯罪对**贵立案调查，以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犯罪对林某立案调查，对二人均采取留置措施。留置调查期间，林某对滥用职权造成国家利益特别重大损失的事实做了供认，同时主动交代了拱墅区监委尚未掌握的收受叶某、王某、吴某2等人财物的事实。同年10月15日，俞某峰主动到拱墅区监委投案，如实供述了拱墅区监委尚未掌握的与**贵共同侵吞一生公司支付给国兴公司费用的事实。2019年1月30日，区监委对俞某峰涉嫌贪污犯罪立案调查。同年2月1日，拱墅区监委将该三人移送区检察院审查。 （12）扣押决定书、处理扣押财物清单，证实：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检察院于2019年2月12日从被告人林某的妻子方燕春处扣押人民币89万元；于当月22日从被告人俞某峰处扣押721846.20元，均已移送本院。 以上证据经庭审质证无异，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被告人、辩护人对事实部分的辩解及辩护意见，本院评判如下：1、涉及**贵收受黄某11485.7万元的部分。经查：（1）证人江某、黄某1的证言及被告人**贵的供述，证实**贵在担任原国信公司总经理、国兴公司董事长、技术合作公司董事长期间，经黄某1联系，以国有资产投资黄某1任负责人的淮安项目或出借资金给淮安项目。（2）证人江某、黄某1的证言及被告人**贵的供述，证实在国兴公司等向淮安项目投资后，江某让黄某1出资160万元在淮安项目上占股了8%，其中的2.25%股份（增资后为4.78%）后由黄某1无偿赠送给**贵，陈未支付相应的对价45万元及后续的增资款，且45万元的收条是黄在未收到对应价款的情况下出具的。（3）证人朱某1、朱某2的证言及银行账户明细，证实黄某1总计向**贵账户及陈指定的账户转入1485.7万元。上述足以证实被告人**贵利用职务便利，为黄某1谋取了利益，并收取了黄1400余万元。2、涉及**贵收受吴某3170万元的部分。经查：证人吴某3、范某的证言及被告人**贵的供述，证实被告人**贵在国兴等公司为索日公司垫资出现大面积、大金额逾期后，仍然通过“以新还旧”的方式向索日公司垫资，并收受吴某3170万元。综上，**贵收受黄某1、吴某3钱款，具有明显的权钱交易性质，属于受贿。3、涉及**贵与俞某峰共同贪污部分。经查，证人周某1的证言、被告人俞某峰、**贵的供述，证实**贵事先知晓并同意国兴公司为一生公司提取账上利润并收取费用，并同意由其情妇俞某峰进行操作，后俞告诉陈在操作过程中截留了部分费用，陈表示同意，因此，**贵对于该笔费用存在与俞某峰共同的占有故意。4、涉及**贵滥用职权部分。经查：（1）国兴公司的《出口业务管理办法》、国贸集团的相关规定、国兴公司与索日公司的协议，证实关于国兴公司、国鸿公司与索日公司之间垫资业务的风险控制要求，在国贸集团及国兴公司的内部规定及与索日公司签订的协议中均有载明；（2）证人胡某2、周某2、蔡某等人的证言，均证实在索日公司大面积、大金额逾期的情况下，**贵没有向国贸集团汇报，而是采用突破限额或者采取由国兴公司等出资，通过索日公司的关联公司走账，然后再由索日公司偿还之前逾期资金的“以新还旧”方式，继续为索日公司垫资，并实际造成了国兴公司、国鸿公司巨额亏损，故**贵的滥用职权行为直接造成了国有资产的特别重大损失。5、涉及到林某滥用职权的部分。经查，证人周某2、蔡某等人的证言，证实，国鸿公司与索日公司的垫资业务在2013年逾期后，原来负责该部分业务的周某2不愿再为索日公司垫资，遂**贵将索日公司的业务交由林某担任总经理的投融部进行负责，并由国兴公司出资1999.9125万元通过南官公司转给国鸿公司，偿还逾期垫资。至此，国鸿公司对索日公司的债权平移给了国兴公司。之后，国鸿公司又向索日公司垫资2000万元并出险。故索日公司在对国兴公司1800余万元逾期的情况下，国鸿公司的垫资并没有减少。因此，该行为客观上造成了国兴公司的特别重大损失，故林某的行为属于滥用职权行为。 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被告人**贵身为国有公司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被告人**贵单独或伙同被告人林某滥用职权造成国有公司严重亏损，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其行为均已构成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被告人**贵伙同被告人俞某峰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公共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贪污罪。被告人林某在工作中利用职务之便，收受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公诉机关指控成立。被告人**贵、林某身犯数罪，予以数罪并罚。在被告人**贵与林某共同的滥用职权犯罪中，被告人林某起次要作用，系从犯，予以减轻处罚。在被告人**贵与俞某峰共同的贪污犯罪中，被告人俞某峰与**贵二人作用相当，不宜区分主从犯。被告人俞某峰的辩护人提出的俞某峰系从犯的辩护意见与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不予采纳。被告人林某归案后如实供述滥用职权的事实，当庭表示认罪；并在监察机关尚未掌握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行为的情况下，主动如实向监察机关交代相关事实，系自首，退出非法所得，予以从轻处罚。被告人俞某峰在案发后主动向监察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系自首，退出全部非法所得，予以减轻处罚。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予以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一百六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九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五十二条、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一款、第三条第一款、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贵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1500000元；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300000元；犯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1800000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9月26日起至2034年3月25日止。罚金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 二、被告人林某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犯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二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9月26日起至2022年8月11日止）。 三、被告人俞某峰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100000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罚金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 四、由被告人林某退出的非法所得890000元及被告人俞某峰退出的非法所得721846.2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被告人**贵的非法所得16557000元，继续予以追缴。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徐建勇 人民陪审员  王建平 人民陪审员  田伟伟 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孙 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