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民再162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中国二十冶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宝山区盘古路777号。 法定代表人：朱永贵，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玉娟，北京国枫（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孟阳，北京国枫（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上海陵江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宝山区春和路555号101B。 法定代表人：陈建中，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悦，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何银文，男，1975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平昌县。 再审申请人中国二十冶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二十冶公司）因与被申请人上海陵江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陵江公司）、何银文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01民终39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9年11月15日作出（2019）川民申731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二十冶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玉娟、孟阳，被申请人陵江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悦，被申请人何银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二十冶公司再审请求：1.撤销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01民终3942号民事判决；2.维持四川省彭州市人民法院（2017）川0182民初3986号民事判决，或者改判驳回何银文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二审判决。包括多份生效判决和另案中二十冶公司持人民法院调查令前往上海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调取的证据，可证明敬帮伦是陵江公司员工，敬帮伦签署案涉合同是代表陵江公司履行职务，付款义务应由陵江公司承担。（二）二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没有证据证明二十冶公司签订了案涉合同和结算单。案涉合同中加盖的项目经理部印章并非二十冶公司的公章，也无二十冶公司的授权；相反，有证据证明该印章由陵江公司持有，并由陵江公司员工敬帮伦使用。2.没有证据证明敬帮伦具有代理二十冶公司签订案涉合同及结算单的权限以及二十冶公司进行过追认。二审法院直接认定敬帮伦系代表二十冶公司的职务行为并有代理权，缺乏证据支持。3.没有证据证明敬帮伦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何银文在签约时并未尽到合理审慎的审查义务，主观上存在过失，加盖印章本身就足以证明敬帮伦行为的客观表象形式具有重大瑕疵。（三）二审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设立项目部是建设工程领域的交易惯例，应当根据实际情况认定项目部行为的性质，不能凭表面字样判断其归属，而且案涉印章是项目经理部印章。退一步讲，该印章已明确标注“签订经济合同无效”，二审判决无视该内容而直接认定合同及结算单成立并生效，并要求二十冶公司承担法律责任，属适用法律错误。（四）二审判决导致二十冶公司重复支付工程款和资金利息，产生了恶劣的示范效应。 陵江公司辩称，敬帮伦的所有行为，均是行使二十冶公司项目经理职务的履职行为，案涉款项应由二十冶公司支付。（一）案涉工程项目部系二十冶公司设立，项目经理为二十冶公司员工肖建华，项目印章对外均应代表二十冶公司。（二）敬帮伦是谁的员工并非是认定其具体实施行为性质的关键。二十冶公司的项目经理肖建华从未到过现场，系通过聘用敬帮伦在项目现场履职；敬帮伦作为实际项目负责人，具备对外签订合同、申请工程款、保管使用项目印章、结算等权限。另案中二十冶公司曾经在租赁合同中加盖了公章，通过行为认可了敬帮伦具备代表其对外签订合同的权利。敬帮伦在本案项目期间并非陵江公司员工。（三）何银文确信其合同相对方为二十冶公司。现场施工牌等指示标识均显示项目承包方为二十冶公司，并无陵江公司的任何显示。何银文从未知晓陵江公司的存在，直到本案一审二十冶公司申请追加陵江公司。何银文知晓敬帮伦系项目经理。业主方在现场也认可敬帮伦的项目经理身份。敬帮伦无论是否为陵江公司员工，其在本案实施的履职行为均应代表二十冶公司。二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二十冶公司的再审请求。 何银文辩称，其是和二十冶公司签订的合同，不是和陵江公司签订的合同，结算是盖的二十冶公司的章。请求维持二审判决。 何银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二十冶公司、陵江公司连带支付人工费及辅料费222538元，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为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8月14日，二十冶公司（工程承包人）与陵江公司（劳务分包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载明，“工程名称：华茂?成都家纺产业园一期D区主体建筑、结构水电工程。分包范围：工程承包人提供的华茂?成都家纺产业园一期D区主体建筑、结构、水、电、暖通工程施工图纸范围内的全部内容。8.1工程承包人委派的担任驻工地履行本合同的现场代表为肖建华，职务：项目负责人，职称：工程师。8.2劳务分包人委派的担任驻工地履行本合同的项目负责人为敬帮伦，职务：项目经理，职称：工程师。8.2.2劳务分包人项目经理及合法授权人签署的一切会议纪要、签证、承诺、补充协议等书面文件均视为劳务分包人意见的有效表达，劳务分包人一概予以承认并履行。27、劳务分包人不得将本合同项下的劳务作业转包或再分包给他人”。签订合同当日陵江公司出具“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载明：“兹委托我公司敬帮伦同志代表本公司与贵公司签署华茂?成都家纺产业园一期D区工程专业（劳务）分包合同，对其签署的所有文件本公司予以承认，并承担由此产生的所有经济和法律责任。同时委托我公司敬帮伦同志作为本项目的项目经理，负责本项目的具体实施，并承担由此产生的所有经济和法律责任”。 2013年7月25日，敬帮伦以中国二十冶华茂成都家纺产业园项目部（甲方）名义与何银文（乙方）签订《单项工程（涂料）承包协议》，约定甲方将华茂成都家纺城一期D区D区1、2、8、11、12楼内外墙、屋面花顶柱及压顶所有涂料施工工程承包给乙方施工，合同对承包方式范围、合同单价、工程安全管理、付款方式等进行了具体约定。承包合同签订后，何银文依约进行了施工。敬帮伦分别于2015年5月15日与何银文进行结算确认：尚欠何银文工程款222538元。另查明：案涉合同关系中的项目章内容为：“中国二十冶华茂成都家纺产业园一期（D区）工程～项目经理部～签订经济合同无效”。 以上事实有各方当事人当庭一致的陈述及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单项工程（涂料）承包协议、授权委托书、工程结算单等证据在卷佐证，经庭审质证，因具有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力，一审法院予以采信。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敬帮伦作为陵江公司华茂?成都家纺产业园一期D区主体建筑、结构水电工程项目经理，以中国二十冶华茂成都家纺产业园项目部（甲方）名义与何银文（乙方）签订承包合同，合同相对方应当为：甲方陵江公司和乙方何银文。 陵江公司在接受二十冶公司劳务分包工程后，违反分包合同中“劳务分包人不得将本合同项下的劳务作业转包或再分包给他人”的约定，又将D区1、2、8、11、12楼内外墙、屋面花顶柱及压顶所有涂料施工工程分包给何银文。违反禁止分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工程再分包的法律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何银文与陵江公司签订的承包合同系无效合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故虽然承包合同为无效合同，何银文仍有权依据结算金额请求陵江公司支付工程价款及资金利息损失。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请求二十冶公司承担给付义务，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一审法院判决：一、上海陵江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何银文工程款222538元及资金利息损失（自2015年5月16日起，以222538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二、驳回何银文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19元，由上海陵江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负担（该款已由何银文垫付，上海陵江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在给付工程款时一并支付）。 陵江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四川省彭州市人民法院（2017）川0182民初3986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二十冶公司向何银文支付欠付工程款人民币222538元。 何银文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四川省彭州市人民法院（2017）川0182民初3986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二十冶公司承担付款义务，陵江公司承担连带付款责任。 二审审理中，陵江公司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以下证据：1、《聘用合同》，拟证明2013年7月1日，敬帮伦经二十冶公司聘用为涉案现场项目常务副经理，证明敬帮伦经二十冶公司聘用为其工作人员，对外职务行为代表二十冶公司。2、《情况说明》；《二十冶华茂成都家纺城Ｂ、Ｃ、Ｄ区项目敬帮伦工资结算支付清单》，拟证明敬帮伦为涉案项目期间二十冶公司聘用的工作人员，受领二十冶公司发放的工资，负责涉案项目管理工作，对外代表二十冶公司履职。3、成都银行卡，卡号62×××69，拟证明敬帮伦受领二十冶公司的工资卡，与受领二十冶公司的工资表上卡号一致。4、《成都银行代发数据汇总单》；《进账单》；《成都市建设工程项目农民工工资支付明细表》6份，拟证明二十冶公司向敬帮伦发放的工资，证明敬帮伦是二十冶公司的员工。5、《工程进度款审批表》6份，2013年9月17日至2014年1月期间二十冶公司就涉案项目提交给发包方华茂公司的请款表部分近千万元的请款单位签字处为敬帮伦代肖建华签字字样，并加盖二十冶公司项目章（同《合同》），拟证明：1、敬帮伦代表二十冶公司履职；2、敬帮伦作为二十冶公司员工具有足以代表其的职务权限。6、《收据》；《华茂Ｄ区收款情况》2份，2013年8月6日，二十冶公司向发包方出具的收款收据经手人有“敬帮伦”签字，且有二十冶公司项目章，后附上的8月8日显示支付了民工工资，拟证明敬帮伦项目章使用权限很大，且敬帮伦作为二十冶公司员工具有代表二十冶公司确认工程款签收等重大事宜的职权。7、《债权转让协议》；《中国二十冶华茂家纺产业园一期项目部对上海陵江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成都华茂Ｂ、Ｃ、Ｄ区结算及支付情况汇总表》，二十冶公司对陵江公司转让债权协议中认可涉案项目Ｂ区的结算金额同二十冶公司项目部与何银文结算表中的金额一致，拟证明敬帮伦是二十冶公司员工，具有代表其结算的权责。8、2013年8月19日《报告》，经发包方和业主认可的二十冶公司向涉案发包方报送的现场工作人员，其中项目负责人名单中有敬帮伦，拟证明敬帮伦代表二十冶公司履职，属于其工作人员。9、敬帮伦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及其出具的《情况说明》，拟证明敬帮伦同敬邦伦，案涉材料中两种签字均为同一人。 何银文对此发表质证意见称，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上述证据可以充分证明敬帮伦的身份就是二十冶公司的员工及案涉项目的负责人，其签订合同以及结算的行为，都是职务行为，相应的后果应当由二十冶公司承担。 二十冶公司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于第1、2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在本案及其他诉讼案件中，该聘用合同均是由陵江公司提交的，且该聘用合同的原件在陵江公司，说明是其与敬帮伦签署的，事实上二十冶公司也没有与敬帮伦建立聘用关系，该项目章也不是二十冶公司的章，二十冶公司不应当承担责任。对于第3项证据，与本案缺乏关联性，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也不予认可。第4项证据，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该组证据不能显示该证据与本案有关。第5项证据，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第6项证据，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该证据是华茂公司和项目经理部之间的往来结算，与本案无关。第7项证据，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该证据是陵江公司与二十冶公司之间债权转让的情况，与本案无关。第8项证据，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敬帮伦、何学波、杜勇、文治国是陵江公司的在职人员，陈文忠、何林也不是二十冶公司的在职员工。对第9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 二十冶公司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以下证据：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的查询记录（网络打印件），拟证明敬邦伦、何学波、杜勇、文治国为陵江公司员工。敬帮伦、陈文忠不是二十冶公司员工，其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 陵江公司发表质证意见称，该查询记录不能显示查询时间等具体情况，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但是敬帮伦确实有一段时间在陵江公司工作。于本案中，该证据与本案无关，无法达到二十冶公司的证明目的。 何银文发表质证意见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不能达到二十冶公司的证明目的。 对上述陵江公司提交的证据，二审法院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其关联性及证明力于事实及本院认为部分予以阐述。对于二十冶公司提交的证据，该证据系网络查询打印件，且不足以证明敬帮伦于案涉项目施工期间仍系在陵江公司处工作，鉴于该证据缺乏其他足以采信的关联证据佐证，且与敬帮伦的书面证言内容不符，二审法院无法核实其真实性、合法性，故不予采信。 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对此，二审法院予以确认。另查明，2013年7月1日，项目经理部与敬帮伦签订《聘用合同》，约聘敬邦伦为项目常务副经理，工作内容为“代理项目经理负责项目施工现场管理等事务”。经该项目经理部签章确认的《二十冶华茂成都家纺城B/C/D区项目敬帮伦工资结算支付清单》载明，从2011年7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期间，项目经理部向敬帮伦发放了71万元工资，敬帮伦于2016年11月20日在领款人处签字确认。2013年8月19日，项目部在向华茂公司报送该项目部现场的实际主要管理人员时，敬帮伦被列为D区项目负责人，该报告经华茂公司签章确认表示认可；该份报告所列D区管理人员中并无肖建华。2013年9月17日、10月10日、10月25日、10月31日、11月13日、2014年1月4日分别上报的六份《工程进度款审批表》载明，案涉D区项目部就案涉D区申请拨付工程款及民工工资，均经华茂成都家纺产业园项目监理部签章，请款单位载明为“肖建华（敬邦伦代）”。 二审法院认为，案涉的争议焦点问题为《单项工程（涂料）承包协议》中的工程款应由何者承担给付义务。对此，本院认为，何银文有权主张由二十冶公司承担案涉工程款的给付义务。从形式上看，该协议系何文银与载明签章人为“中国二十冶华茂成都家纺产业园一期（D区）工程项目经理部”的主体所签订，而《工程量结算单》亦加盖该项目经理部印章，并有敬帮伦签字确认。作为合同相对方，何银文于签订合同时亦仅能依该印章内的文字内容作形式审查。同时，何银文上诉称其“从来不知道陵江公司的存在，亦不知道自己是与陵江公司订立了合同关系”。本院认为，合同具有相对性，系区别于物权之本质特征，其并不具有公示公信的效力，对于合同主体之外的第三人，不得推定合同外的第三人其知晓合同内容。鉴于本案中，并无足以采信的证据证实敬帮伦在签订合同时已清楚告知其系代表陵江公司，亦无证据表明何银文知晓二十冶公司与陵江公司另行形成的工程分包关系，故一审法院以上述《单项工程（涂料）承包协议》之外的其他合同关系来径行认定陵江公司承担案涉工程款给付责任确有不当。 关于是否构成职务行为的问题，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中首先要明确的是，敬帮伦究竟履行的是二十冶公司，还是陵江公司的职务。首先，依案涉合同及结算，载明的行为主体系二十冶的项目经理部，而非敬帮伦个人或陵江公司。二十冶公司实际承揽案涉工程并具备以其项目经理部对外实施法律行为的外部表征之场合，敬帮伦于结算时是否签字并不具有否定或转移该案涉合同主体的效力。同时，在已具备该项目经理部签章的表征下，二十冶公司并未提交足以反驳的证据证实敬帮伦参与结算的行为并非系履职行为，故应当依法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责任。其次，从项目部与敬邦伦签订聘用合同、向其发放工资、敬邦伦多次代肖建华签字向业务方即华茂公司申请工程进度款等事实来看，敬邦论在案涉工程的履职系代表二十冶公司。综上，敬帮伦于本案中以项目经理部名义与何文银签订合同并进行结算的行为系代表二十冶公司履行职务。另，对于二十冶公司否认项目经理部印章真实性的问题，鉴于二十冶公司于一审中并未申请对该印章进行鉴定，且该项目经理部印章亦在案涉工程施工过程中多次使用，包括用于二十冶公司向华茂公司请款等事项，故对二十冶公司于二审中提出的该鉴定申请，二审法院不予准许。 关于陵江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二审法院认为，连带责任的构成，应具有相应的请求权基础，来源于法律的直接规定或当事人的明确约定。本案中，何银文并未提交足以采信的证据证明其主张连带责任存在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对其该主张，二审法院不予支持。 二审法院判决：一、撤销四川省彭州市人民法院（2017）川0182民初3986号民事判决；二、中国二十冶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何银文工程款222538元及资金利息损失（自2015年5月16日起，以222538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三、驳回何银文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及二审案件受理费6957元，由中国二十冶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本院再审期间，二十冶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第一组：1.《四川省彭州市人民法院调查令》及敬帮伦社保证明；2.（2019）川民再413号民事判决书。该组证据拟证明：敬帮伦是陵江公司的员工，在案涉项目中一直代表陵江公司履职，具体包括与实际施工人签订协议、支付款项、办理结算等。 第二组：3.四川省彭州市人民法院（2018）川0182民初4093号案2018年12月27日《法庭笔录》；4.陵江公司与吴敬万签订的《单项工程承包协议》《工程量结算单》及《工程量结算清单》；5.陵江公司与罗运健签订的《单项工程承包协议》《工程量结算单》；6.陵江公司与彭州市兴春建材经营部签订的《购销合同》《结算单》。该组证据拟证明：敬帮伦是陵江公司的员工，在涉案项目中一直代表陵江公司履职，具体包括与实际施工人签订协议、支付款项、办理结算等，同时陵江公司对案涉项目经理部印章效力进行了追认。 第三组：7.四川省彭州市人民法院（2018）川0182民初1187号案民事判决书；8.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川01民终3514号民事判决书；9.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川01民终288号民事判决书；10.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川01民终10864号民事判决书；11.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川01民终19023号民事判决书。该组证据拟证明：敬帮伦是陵江公司的员工，并有陵江公司出具的授权书，授权其作为陵江公司的驻地项目经理，签订结算单是代表陵江公司履行职务，且项目经理部的印章由陵江公司持有。 陵江公司质证认为，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其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达到二十冶公司的证明目的；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二十冶公司的证明目的，吴敬万和罗运健是在案涉项目的B区施工，而本案是D区；对第三组证据的关联性、证明力有异议，案件性质和事实与本案不同，与本案无关。 何银文质证认为，不认可二十冶公司提交的证据。 对于二十冶公司提交的三组证据，本院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可，对于其证明力，本院将在后文综合分析评判。 陵江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第一组：1.《建设工程施工合同》；2.《工程质量保修书》；3；《交接材料证明表》，拟证明2013年6月18日，二十冶公司作为项目总包方与华茂公司签订了承包协议，并在建设局办理了安全、维修等备案，即项目部的设立主体为二十冶公司。4.《委托代发协议》，拟证明二十冶公司以自己名义开设案涉项目的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项目部系二十冶公司设立，且案涉工程款进入二十冶公司账户。5.《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6.《情况说明》；7.《中国二十冶公司文件》（人资部发[2013]08号），拟证明二十冶公司以自己名义在建设局办理案涉项目的施工许可，2013年6月8日二十冶公司下发了任命肖建华为案涉项目经理的任命文件，建设局备案经理为肖建华，即敬帮伦在聘用合同上代为履行职责的项目经理。 第二组：8.公证书（2019）沪浦证经字第2110号，拟证明2012年至2017年敬帮伦未在陵江公司缴纳过社保； 第三组：9.塔式起重机租赁合同、（2018）川01民终976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2013年6月21日敬帮伦在案涉项目期间代表二十冶公司签订合同，且加盖了二十冶公司的公章；10.（2019）川01民终2780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该判决明确了敬帮伦作为项目负责人对外具备作为代表二十冶公司履职的权限；11.（2019）川01民终3184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该案涉及案涉工程BCD项目，其中明确了敬帮伦作为项目负责人代表二十冶公司履行项目经理身份的事实，且业主华茂公司予以认可。 二十冶公司质证认为，第一组证据中，对证据1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证据2-7因陵江公司未提交原件，无法核实其真实性，与本案无关，仅能表明二十冶公司是华茂项目总包方，不能达到敬帮伦是代表二十冶公司的职务行为和表见代理的证明目的。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无法核实，是公证机关对网站进行的公证，效力上不能对抗上海市社保机构出具的行政公文书证；即使是真实的，也不能反证陵江公司从未给敬帮伦缴纳过社保，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第三组证据不能达到陵江公司的证明目的。 何银文质证认为，对陵江公司提交的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与关联性均予以认可。 对于陵江公司提交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陵江公司提交的第一组证据仅能证明二十冶公司承接案涉工程的名称“华茂·成都家纺产业园一期D区”以及二十冶公司任命肖建华为“华茂·成都家纺产业园一期D区”项目部项目经理的事实，但不能证明二十冶公司刊刻了“中国二十冶华茂成都家纺产业园一期（D区）工程项目经理部”印章。第二组证据仅能反映出陵江公司为敬帮伦缴纳社会保险的具体时间和金额，但不能据此认定敬帮伦在案涉项目施工期间的行为均与陵江公司无关。第三组证据中，二十冶公司在与彭州市祥瑞建筑机械租赁站签订的《塔式起重机租赁合同》中加盖其公司印章的行为，不能推定为二十冶公司对敬帮伦具有概括授权。以上证据缺乏相应的证明力，本院均不予采信。对于第三组证据中的数份判决书，本院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予以认可，对其证明力在后文综合分析评判。 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二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 另查明：2013年8月14日，二十冶公司与陵江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第2条约定“承包方式为包工、包质量、包安全、包工期、包辅助材料（含部分主材）、包中小型机械设备、包手动工具、包现场文明施工等”。 陵江公司于二审中提交的《聘用合同》《二十冶华茂成都家纺城B/C/D区项目敬帮伦工资结算支付清单》《工程进度款审批表》《报告》上，加盖的印章均为“中国二十冶华茂成都家纺产业园一期（D区）工程～项目经理部～签订经济合同无效”，而非二十冶公司印章。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川01民终288号民事判决书、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川01民终3514号民事判决书中载明，“陵江公司自认中国二十冶华茂成都家纺产业园一期（D区）工程项目经理部印章在自己公司手中”。 本院再审认为，结合双方诉辩主张，本案再审的争议焦点是敬帮伦以中国二十冶华茂成都家纺产业园项目部名义与何银文签订的《单项工程（涂料）承包协议》，应当由哪一方承担付款责任。 案涉项目施工过程中的买卖、租赁、承揽等曾先后发生多起诉讼，二十冶公司与陵江公司均向本院提交了多份另案裁判文书，其中涉及的当事人虽然与本案部分当事人相同，但针对的是不同主体之间的不同交易。敬帮伦在本案中订立合同及结算的行为能否构成表见代理，或者是否属于职务行为，必须结合本案的具体案情具体判断。本案中，二十冶公司并无向敬帮伦授权或者追认的行为，故敬帮伦以中国二十冶华茂成都家纺产业园项目部名义与何银文签订《单项工程（涂料）承包协议》并结算的行为，并不构成对二十冶公司的有权代理。 首先，从表见代理的角度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13条规定：“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表见代理制度不仅要求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而且要求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合同相对人主张构成表见代理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不仅应当举证证明代理行为存在诸如合同书、公章、印鉴等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形式要素，而且应当证明其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据此，表见代理具有两个核心构成要件：一是客观要件，即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了具有代理权的外观表象；二是主观要件，即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何银文认为案涉项目的总包方为二十冶公司，敬帮伦曾多次使用该项目经理部印章与发包方、监理公司发生业务往来，故其有理由相信敬帮伦有权代表二十冶公司对外签订合同。对此，本院认为，何银文的上述主张不能成立，理由在于：其一，建设工程项目的现场施工内容繁多，同一项目现场往往并存在着多个施工主体和多重法律关系，项目总包方为二十冶公司，但不等于因该工程项目所发生的所有法律关系主体均为二十冶公司，并且二十冶公司任命的案涉项目负责人为肖建华而非敬帮伦，已在项目现场公示。其二，案涉《单项工程（涂料）承包协议》需方落款处加盖的是“中国二十冶华茂成都家纺产业园一期（D区）工程～项目经理部～签订经济合同无效”字样印章，即使该印章在项目施工过程中曾经使用，也不能以此证明持有该印章者即享有以二十冶公司名义对外签订合同的当然授权。其三，何银文未对该印章上的“签订经济合同无效”字样加以合理注意，显然未尽到合理审慎的审查义务，主观上亦非善意且无过失。因此，敬帮伦以中国二十冶华茂成都家纺产业园项目部名义与何银文签订《单项工程（涂料）承包协议》并结算的行为，并不构成对二十冶公司的表见代理。 其次，从职务行为的角度分析。按照二十冶公司与陵江公司于2013年8月14日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约定，双方的关系实为二十冶公司将案涉工程转包给陵江公司进行具体施工，而敬帮伦的身份是陵江公司为履行该合同而派驻到项目工地、代表陵江公司的项目经理，负责该项目的具体实施，陵江公司同时向二十冶公司承诺，将承担由此产生的所有经济和法律责任。陵江公司主张敬帮伦是二十冶公司的员工，并否认敬帮伦在案涉项目期间为其员工，主要理由是二十冶公司任命的项目负责人肖建华未实际履职，以及陵江公司2012年5月为敬帮伦缴纳社保后，2012年6月至2017年期间并未为其缴纳过社保。对此，本院认为，二十冶公司任命的项目负责人是否实际履职，与敬帮伦是否系二十冶公司员工之间并无关联，并且，用人单位是否依法为员工缴纳社保，亦不能作为判断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唯一依据。更何况，陵江公司究竟是基于其与敬帮伦之间的劳动关系，抑或其他性质的法律关系而向敬帮伦出具授权委托书，并不会改变敬帮伦系代表陵江公司实际履行《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的事实。另外，本院还注意到，陵江公司于二审中提交的《聘用合同》《二十冶华茂成都家纺城B/C/D区项目敬帮伦工资结算支付清单》《工程进度款审批表》和《报告》上，加盖的印章均为“中国二十冶华茂成都家纺产业园一期（D区）工程～项目经理部～签订经济合同无效”，而非二十冶公司印章。结合陵江公司曾在另案中自认该项目经理部印章由其持有的客观事实，本院认为，上述证据也不能证明敬帮伦在案涉工程的履职行为系基于二十冶公司的员工身份。故，敬帮伦作为陵江公司委派的项目经理，在案涉项目施工过程中的相关履职行为，实际上是代表陵江公司负责履行与二十冶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关于“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应当由陵江公司承担案涉合同项下的付款责任。 综上所述，二审判决认定敬帮伦于本案中以项目经理部名义与何银文签订合同并结算的行为系代表二十冶公司履行职务，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纠正。二十冶公司的再审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处理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二款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01民终3942号民事判决； 二、维持四川省彭州市人民法院（2017）川0182民初3986号民事判决。 一审案件受理费2319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638元，合计6957元，由上海陵江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梁咏蜀 审判员  刘丽君 审判员  郑 坚 审判员  钟均成 审判员  吉家涛 二〇二〇年六月四日 书记员  何 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