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20）晋民再20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姜某，女，1945年8月1日出生，住曲沃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秦某，山西光普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山西曲沃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曲沃县晋园北街同吉祥路交汇处西南角。   法定代表人：付某，该公司理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某，山西瀛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1，山西瀛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齐某1，女，住曲沃县。   原审第三人：齐某2，男，住曲沃县。   再审申请人姜某因与被申请人山西曲沃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曲沃农商行），原审第三人齐某1、齐某2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晋10民终29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9年12月30日决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姜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秦某、被申请人曲沃农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某、刘某1出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齐某1、齐某2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姜某申请再审称：（一）原判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一、二审均已查明的基本事实为2014年6月12日被申请人（现变更为山西曲沃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曲沃农商行”）与曲沃县高显镇下太许村签订《合作协议》，在该村设立农村金融综合服务站，由下太许村委会指定第三人齐某2为该联络站联络员，负责联络、沟通、接洽合作协议的具体事项。被申请人曲沃农商行按第三人齐某2提供的信息对齐某2发放工资。随后，被申请人曲沃农商行将“农村金融综合服务站”牌匾及相关版面制度悬挂于第三人家中。第三人齐某2、齐某1系夫妻关系，且齐某1系原被申请人曲沃农商行职工，已于2009年左右退休。2014年11月26日，第三人齐某1向姜某出具了一份“全国农村信用社表外科目收入传票”的收据，载明“安居社姜某交存款二年期贰拾万元整，年息4.02%”，并加盖“齐某2下太站”印鉴，2016年7月11日第三人齐某1又在该收据的背面注明“此条姜某在安居信用社下太站2014年11月26日存款20万元，齐某1本人私用”等字样。2016年8月19日，姜某就本案向曲沃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经审理以齐某2、齐某1涉嫌职务侵占移送曲沃县公安局，2016年12月4日曲沃县公安局以涉嫌侵占罪为由将案件退回。以上为一、二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对此，双方均无争议。但基于上述事实而衍生出的其他事实，尤其是关于案件定性的相关事实却严重错误。1.第三人齐某2与被申请人曲沃农商行的关系问题。尽管一、二审中查明，被申请人曲沃农商行于2014年6月12日与曲沃县高显镇下太许村签订了《合作协议》，在下太许村设立农村金融综合服务站，由下太许村委会指定齐某2为该站的联络员，负责联络、沟通、接洽合作协议的具体事项。该《合作协议》貌似第三人齐某2为下太许村的雇佣人员，与下太许村发生关系。但实际，第三人齐某2是对被申请人曲沃农商行负责，业务受曲沃农商行指导，工资由曲沃农商行发放，与下太许村委会没有丝毫关系。第三人齐某2实际上就是被申请人曲沃农商行的工作人员，代表着被申请人曲沃农商行从事着农村金融服务工作。被申请人曲沃农商行之所以与村委会签订《合作协议》，不过是在实施“李代桃僵”之计，企图达到推卸责任之目的。2.关于第三人齐某2是否能办理存款业务的问题。虽然2014年6月被申请人与下太许村的《合作协议》及下太许村与齐某2的《雇佣协议》约定，齐某2不得以被申请人曲沃农商行的名义开展活动，不得与村民直接签订存贷款合同等，但第三人齐某2作为一名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开始从事信用站代办工作20余年的老代办员，长期代理被申请人曲沃农商行从事存、取款业务。不仅第三人齐某1在原审庭审中予以认可证实，而且也被下太许村周围广大群众认同。这是其一；其二，第三人齐某2作为被申请人曲沃农商行在下太许村代办站的代办员，其代办站点一直设在其家中。就是2014年6月以后更名的农村金融综合服务站亦设在其家中。也就是说，连续二十余年来，不管是原来的下太许村代办站，还是现在的金融服务站，均设在第三人齐某2的家中，齐某2的家是被申请人曲沃农商行许可的经营场所；其三，2014年6月后，被申请人将原来的代办站变更为农村金融综合服务站，将原来齐某2的代办员身份变更为联络员身份，并与之约定不得以被申请人名义从事活动。但这只是被申请人与下太许村及第三人齐某2之间的内部约定，并无广而告之，也没有证据证明被申请人曲沃农商行已尽到了广而告之的义务和明令不得代办存取款业务后采取了哪些相应的措施；其四，一、二审均已查明，被申请人曲沃农商行所设农村金融综合服务站，存在着联络员收取现金出具便条，向信用社存款后换取真实存单的情况。这一事实充分说明广大群众可以通过联络员与被申请人曲沃农商行发生存取款业务，且被申请人亦不拒绝该类存款。这就是说，被申请人曲沃农商行不仅对第三人齐某2这类“联络员”的代存行为认可，同时也说明第三人齐某2这类的“联络员”可以代为办理存取款业务。并且，一、二审查明，联络员的工资是由被申请人曲沃农商行按其信息量发放。无非就是存取款的业务量！被申请人曲沃农商行将存取款的业务量美其名曰“信息量”，无非是偷换概念、规避责任而已！所以，基于上述四个方面可以证明，所谓的农村金融综合服务站其实就是原来的信用代办站，其所谓的“联络员”就是原来的“代办员”，其所谓的“不得办理存取款业务”不过是推卸责任的一个幌子。3.关于第三人齐某1是否代替其丈夫齐某2办理吸收存款业务的问题。一方面，在本案原审中，第三人齐某1当庭陈述下太许金融服务站（原来的“信用代办站”）已干了二十多年，自己经常代理自己的丈夫齐某2办理金融业务。流程是储户将现金交给自己，自己出具条据后将款项交由信用社换取正式存票，然后将存票交付储户并收回收据，另一方面，申请人持有的收据也明确注明“安居社姜某交存款贰年贰拾万整”并加盖“齐某2下太站”个人专用印鉴。并且2016年7月11日齐某1又再次在该收据背面注明“姜某安居信用社下太站2014年11月26日存款贰拾万元，齐某1本人私用”等字样，目的、对象、存期、数额、款项去向清清楚楚，加之申请人姜某本人的陈述，这三方面已经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充分印证了“齐某1经常代替第三人齐某2办理吸收存款业务”的事实，同时也证明了下太许金融服务站这一“夫妻店”中齐某2、齐某1共同经营的事实。而二审判决书无视齐某1本人的陈述，无视“齐某2下太站”这一个人专用印鉴，无视收据的具体内容，仅以“依据的证据仅有上诉人姜某本人的陈述”为由，否定了“齐某1代替其丈夫齐某2办理吸收存款业务”的事实，不仅明显偏袒被申请人、显失公平，更是事实认定严重错误。4.关于20万元存款的交付问题。一是该判决明确认定，2017年8月2日一审法院审理时齐某1认可“收取的是现金”，2017年12月7日二审法院审理时则改称是历年借款和利息累计形成。由此两次审理可看出，齐某1的陈述极不稳定。但二审法院却在“二审法院认为”部分为达到否定申请人主张的目的，认定“该陈述稳定”，二是关于一审第三人齐某1“避利趋害”陈述的表述。首先，该表述用词明显失误，应是“趋利避害”，而非“避利趋害”，该用词明显违背了人的本性；其次，要分清什么是利，什么是害？很明显，承认“收取的是现金”，极大可能涉嫌职务侵占犯罪，这是害！改称是“历年借款及利息累计”，就变为民间借贷而绕过了犯罪，这是利！因此，要说“趋利避害”，齐某1改称“历年借款及利息累计”是趋利，而否认“收取现金”是避害。所以，第三人齐某1在二审时改称“历年借款及利息累计”，明显是在避害；其三，“禁止反言”是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原则。第三人齐某1在一审法院庭审时认可“收取的现金”，而在二审庭审时却改称“历年借款及利息累计”，根据“禁止反言”的原则，即第一次陈述更真实。而二审判决却违反该认定证据的基本原则，采用刑事审判的思维，以“陈述稳定”为由，片面采信第三人齐某1的“反言”，错误的认定本案事实，因此，第三人齐某1在一审法院庭审时认可“收取的现金”，更为可信。（二）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1.如上文所述，正是基于对第三人齐某2长达二十余年信用代办员身份的认同、基于对下太许农村金融综合服务站这一“夫妻店”的认可、基于对被申请人曲沃农商行对代办员（联络员）代存行为的放任，再审申请人将存款交付第三人齐某1、齐某2予以代存，其真实意思是与被申请人曲沃农商行建立储蓄存款合同关系。虽然齐某1出具的条据上未加盖被申请人的储蓄专用章，但这是被申请人的内部管理不规范所致，不影响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的储蓄存款关系。再审申请人虽然没有到正式的储蓄网点存款，但没有任何法律规定，“必须到正式的储蓄网点存款”。因此，在此过程中，再审申请人没有任何过错，更无任何过失。并且，第三人长期在本地以被申请人曲沃农商行的名义收取存款，被申请人曲沃农商行对代办员（联络员）的这种代存行为也予以认可和放任，使再审申请人有理由相信：第三人的行为就代表着被申请人，再审申请人把钱交存第三人就是把钱存进了农商行。因此，第三人的行为完全符合法律对表见代理的规定，第三人的行为后果应由被申请人曲沃农商行承担。而二审判决以再审申请人没有到正式储蓄网点存款和条据上未加盖储蓄专用章而存在过失为由，认定第三人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认定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不存在储蓄存款合同关系，明显适用法律错误。这一点，亦被已生效的基于相同事实的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晋民再66号民事判决书所证实。2.《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当事人提出回避申请后，对于人民法院作出的决定不服的，可以申请复议一次；人民法院对于复议申请，应当在三日内作出复议决定，并通知复议申请人。具体到本案而言，再审申请人基于二审主办法官董云与本案的利害关系，曾提出了要求其回避的申请。2018年12月25日，临汾中院电话通知驳回了我们的申请。2018年12月26日，再审申请人针对该决定提出了复议申请，但二审法院至今未给予复议结果，明显违背了《民事诉讼法》关于回避的相关规定，不仅程序违法，适用法律亦明显不当。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申请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六）项的规定，请求对本案进行再审并依法改判，以维护再审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被申请人曲沃农商行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称：（一）原审原告与答辩人之间并未成立储蓄存款合同关系。储蓄存款合同为实践合同，应当自存款人将货币交付于金融机构之时起合同成立。齐某1及齐某2并非我单位职工，也并非我单位雇员，其作为信息联络员也没有代表信用社收取客户存款的权利。齐某1向原告出具的条据并非答辩人的制式存单，也并非答辩人特有的票据，因此原告没有证据证明与答辩人之间存在储蓄存款合同关系。（二）本案中的事实法律关系应当是原审原告与第三人齐某1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根据第三人齐某1在（2017）晋10民终3051号案庭审中的陈述及举证以及曲沃县人民法院（2018）晋1021民初26号的开庭陈述，其最早在2008年11月26日与原告之间发生民间借贷关系。姜某以其亲戚李来锁、胡才顺的名义将资金25万元出借给第三人齐某1。2009年名字变更为姜玉田、李来锁、胡才顺，金额变更为28万元。之后齐某1每年都给原告更换手续，将所得利息计入本金，逐年累计增加。2010年11月26日以后，固定记为三笔借款，将28万元的本金记账为姜某15万元，胡才顺13万元，利息结转本金另计（2010年为7000元，2011年为2万元，2012年为3万元，2013年为4万元，2014年为5万元）。因此2014年11月26日齐某1才向姜某、胡才顺书写了三份条据，分别为姜某15万元，胡才顺13万元，姜某5万元，而不是将20万元书写在一张条据上。并且齐某1也承认该笔款项为双方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三）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其2014年11月26日交付现金的资金来源及交付方式，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民间借贷合同或者储蓄存款合同均为实践合同。原告起诉依据的仅仅是第三人书写的收据，而现在关键当事人齐某1否认于2014年11月26日收到过原告的33万元的大额现金。并且姜某在曲沃福民巷1号居住，已经年近七旬，即使其真要存款也没有必要提取大额现金在没有家人陪伴的情况下一个人到齐某1所在的下太许村，将款项交付给齐某1。对于款项来源、交付方式的种种合理怀疑，原告更应当就大额现金交付事实的存在承担积极举证的责任，以证明其已经交付款项。在之前的庭审中，答辩人曾多次要求原告提供2014年11月26日的资金来源及交付方式，但原告以其年事已高，记不清楚为由一直推脱，拒绝提供。原告应当对其不能承担大额现金交付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如果在信息联络员拒绝承认收到款项，而原告仅凭信用社信息联络员手写的收条就认定原告与答辩人之间存在储蓄存款合同关系，那今后全国任意一家农村金融服务站的联络员任意书写一份条据，并承认收到过款项，就要求信用社承担责任的话，必将会导致大量的虚假诉讼案件出现，损害金融机构的合法权益。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应当驳回原告对答辩人的诉讼请求。   姜某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责令被告曲沃农商行立即给付存款200000元，并按二年定期利率支付利息损失（从2014年11月26日起到偿付之日止）；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曲沃农商行承担。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7年10月25日，经批准，曲沃县农村信用联社变更为山西曲沃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三人齐某1系原曲沃县信用联社的退休员工，其与齐某2系夫妻关系。2014年6月12日，原曲沃县信用联社与曲沃县高显镇下太许村民委员会签订《合作协议》，在该村设立农村金融综合服务站，由村委会指定专人负责联络、沟通、接洽合作协议的具体事项，并按其提供的信息量由原曲沃县信用联社支付报酬。同日，下太许村民委员会与第三人齐某2签订《雇佣协议》，由齐某2作为该村联络员。村委会根据第三人齐某2提供的信息量向其支付报酬，随后，原曲沃县信用联社将该站牌匾及服务公约悬挂于第三人家中。第三人齐某1一直代替其丈夫齐某2的工作，办理该村的吸收存款业务，由村民将存款交予齐某1处，齐某1出具便条并加盖“下太站齐某2”的名章，随后将存款转存至原安居信用社将正式存单返还给存款人。2014年11月26日，原告姜某向第三人交款20万元，约定存期2年，第三人齐某1向其出具了一份“全国农村信用合作社表外科目收入传票”的收据并盖有齐某2印章。后原告多次向第三人索要正式存单，才得知第三人将该笔存款挪为己用，并未存入安居信用社。2016年8月19日，原告就本案向该院提起诉讼，经审理该院以第三人齐某2、齐某1涉嫌犯罪，将该案移送至曲沃县公安局。2016年12月14日，曲沃县公安局以第三人涉嫌侵占罪为由将该案退回该院，后原告以证据发生变化为由于2017年4月1日提出撤诉。2017年7月3日，原告又提起诉讼。另查明，原曲沃县农村信用联社所设农村金融综合服务站亦存在联络员收取现金出具便条，向信用社存款后换取真实存单的情况；联络员的工资由原曲沃县农村信用联社按其信息量予以发放。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在下太许村设立金融服务站，由下太许村民委员会雇佣第三人齐某2为信息联络员，为该村有存取款需求的客户提供金融服务，并将“农村金融综合服务站”的牌匾及“服务内容”“服务公约”挂在第三人家中。第三人齐某1系被告的退休工作人员，第三人齐某2系齐某1的丈夫，也是被告的联络员，其报酬由被告按其提供的信息量予以发放，第三人齐某1经常代理齐某2办理金融业务并加盖齐某2印鉴。原告提供的“服务公约”及被告提供的两份协议虽约定第三人不能接收现金代替储户进行存款，但证人胡某、刘某2的证言相互印证，证明在实际操作中第三人可以代替存款人到被告处存款，即村民可通过联络员而无须到被告处即可与被告发生存取款业务,且该社并不拒绝该类存款，可见被告对第三人的代存行为是予以认可的。现原告姜某主张其于2014年11月26日给付第三人齐某120万元款项系在被告处的存款，第三人齐某1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虽然第三人齐某1经常替第三人齐某2办理业务，给原告出具的条据中表明了此款系存款，但是第三人齐某1在条据背面有标明了此款系其私用，且第三人齐某1并非被告的联络员，故第三人齐某1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原告要求被告曲沃农商行给付存款的主张证据不足，该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姜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900元，由原告姜某承担。   二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另查明，关于20万元款项的交付，姜某主张是2014年11月26日前几天，齐某1到其家中取走现金33万元（包括另案13万元）；该33万元中有从银行取的钱，有朋友归还的钱。齐某1曾于2017年8月2日一审法院第一次审理时认可系收取的现金，但自2017年12月7日本院第一次审理时起，齐某1则改称其与姜某自2008年11月26日开始发生借贷关系，该33万元系起初的借款本金及历年的利息累计形成，出具条据当日并未收取现金，并提供了本人书写的原始记录用以佐证；其解释一审法院第一次开庭审理时之所以其认可当日收到现金，是应姜某的要求而作了相应配合；齐某1始终自愿承担还款责任。齐某1还称，出具条据后姜某一直未向其索要正式存单，姜某对此不予认可。   二审法院认为，一审判决认定“齐某1代替其丈夫齐某2办理该村的吸收存款业务”一节，依据的证据仅有上诉人姜某本人的陈述，而齐某1对此并不认可，因此一审判决认定该事实证据不足，本院已予纠正。关于20万元款项（包括另案13万元，共计33万元）的交付，上诉人姜某主张系现金交付，但针对此笔巨额资金，其未能提供资金来源的相关证据；对此，在原一审判决即（2017）晋1021民初758号民事判决认定由曲沃农商行承担支付存款责任的情况下，一审第三人齐某1则称其与姜某系自2008年起个人之间发生借贷关系，涉案款项系借款本金及历年的利息累计形成，出具条据当日并未收取现金，且该陈述稳定。本院考虑到上诉人姜某的举证情况，以及一审第三人齐某1“避利趋害”的陈述，故对上诉人姜某的该说法不予采信。至于一审第三人齐某1的行为对被上诉人曲沃农商行来说是否构成表见代理，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十三条规定，“合同法(?javascript:SLC(21651,0)?)第四十九条(?javascript:SLC(21651,49)?)规定的表见代理制度不仅要求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而且要求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合同相对人主张构成表见代理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不仅应当举证证明代理行为存在诸如合同书、公章、印鉴等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形式要素，而且应当证明其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本案中齐某1向姜某出具的条据并非曲沃农商行的相关传票，条据上亦未加盖有曲沃农商行的储蓄专用章，仅以齐某1系曲沃农商行的退休员工及与联络员齐某2系夫妻关系的身份，以及其家中悬挂农村金融综合服务站相关牌匾及服务公约的情况，不足以使他人相信其有权代理吸收存款；在齐某1家中公示的服务项目中并无办理存款业务的内容，齐某1出具20万元的条据时，上诉人姜某并未交付现金，亦未到正式储蓄网点存款，姜某在“存款”过程中缺乏审慎态度，具有明显的过失。姜某要求曲沃农商行承担给付存款的责任，亦即主张储蓄存款合同成立，根据上述《指导意见》，姜某应承担举证责任，但本案中姜某未能提供证据证明相关事实符合上述《指导意见》规定的情形，因此本院认定一审第三人齐某1的行为对被上诉人曲沃农商行来说不构成表见代理。综上，上诉人姜某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虽查明事实不够全面、准确，但判决结果正确，故应予维持。对涉案款项，姜某可依法另行向齐某1主张。原一审判决对诉讼费承担部分处理有遗漏，本院依法予以纠正。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均由上诉人姜某负担。   本案再审查明的事实与二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   本院另查明，姜某不是曲沃县高显镇下太许村村民，其家庭住址也不在该村，而是在曲沃县东关福民巷。根据姜某的女婿胡才顺当庭陈述，其岳母姜某与齐某1是多年朋友关系，“原来没有特别注意过服务公约内容等牌匾，只知道齐某1家是信用代办站，齐某1是去姜某家取的现金。”原审第三人在原一审中提供的其手写的“存款明细”一份，详细记载了其经手的“存款”本金、利息和存期，及转存等事项。载明：从2008年开始，姜某陆续用李来锁、胡才顺、姜玉田、姜某的名义在原审第三人齐某1处“存款”，到2014年11月26日，姜某名下“存款”分别为5万、15万，胡才顺名下“存款”为13万元。记明存款2年，息4.02%。经质证，曲沃农商行认为该记载说明案涉33万元系2008年至2014年间齐某1与姜某民间借贷关系陆续结算形成。姜某代理人认为该记录系齐某1个人提供，不予认可。   本院再审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姜某与曲沃农商行是否成立储蓄存款合同；2、农商行是否应对姜某的损失承担责任。   关于焦点1，申请人的主要理由为齐某1的吸收存款行为代表其丈夫经营的网点，而该网点由被申请人曲沃农商行设置，故齐某1的行为符合表见代理，应由曲沃农商行承担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13条规定“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表见代理制度不仅要求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而且要求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合同相对人主张构成表见代理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不仅应当举证证明代理行为存在诸如合同书、公章、印鉴等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形式要素，而且应当证明其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从一二审及再审查明的事实来看，齐某1并非下太许村网点工作站代办员，而是代办员齐某2的妻子，其在客观上不具有形成代理权的表象。同时，从姜某在一审中的陈述及胡才顺在再审中的陈述均表明，姜某“存款”地点并非在齐某2下太站点，而是由齐某1上门办理，该出具的也并非储蓄存单，而是仅盖有齐某2下太站菱形印章的全国农村信用社表外科目收入传票一份。根据其在再审申请书中的关于代办员“收取存款后换取存单”的陈述，姜某应当知道即使是关系人拉存款也应出具银行存单，其仅凭加盖了齐某2下太站菱形印章的传票便主张其将存款交付给被申请人曲沃农商行，没有充分的事实依据。其作为相对人没有尽到基本的审慎审查义务，存在相当的过失。因此，无论是客观上，还是从相对人的主观上看，齐某1的行为都不构成表见代理。另一方面，从申请人的资金来源看，其未能提供其资金来源证明，而在原一审中第三人齐某1关于姜某“存款”的明细尽管为其个人书写记录，但该记录更符合客观实际，该收到所谓的“存款”后，对逐笔交易进行了记录，且该记录详细地记载了姜某与胡才顺所称的33万元“存款”形成的过程，更具有合理性。姜某将款项交给齐某1，并与齐某1结算本息，更符合本案的客观实际。综上，姜某与曲沃农商行之间不成立储蓄存款合同关系。   关于焦点2，因双方不成立储蓄存款合同关系，曲沃农商行自然不承担兑付存款及利息的责任。对于曲沃农商行是否在经营过程中对农村金融服务站的管理存在问题及是否应承担一定的责任，如果在财产损害赔偿案件中当事人主张因其过错应承担一定的财产损害赔偿责任，法院应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按过错责任确定其赔偿责任。但经依法释明，申请人明确表示在本案中不向第三人齐某1、齐某2主张权利，故农商行是否承担责任也不能在本案中解决，可由当事人另行主张。   另，关于再审申请人提到的本院已生效的（2019）晋民再66号民事判决认定了第三人的行为符合表见代理，本案也应作出相同认定的问题。经查阅该判决书，该案的基本事实是：该案的原告收到了由第三人出具的13张印有“山西省农村信用合作社”字样的储蓄存款凭条，该凭条上均加盖有“临汾市尧都区喜喜门市部发票专用章”的椭圆印章。第三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单位资金，进行营利活动，其行为已构成挪用资金罪，被法院判处以十个月有期徒刑，缓刑一年，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该案与本案的基本事实不同，没有类比适用的前提，故对再审申请人的该项申请事由，本院再审予以纠正。   综上，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申请事由不能成立。因姜某与曲沃农商行之间的储蓄存款合同关系不能成立，该与农商行之间在本案中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即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原一二审法院在经审理查明储蓄存款合同不能成立的情形下判决驳回姜某的诉讼请求有失妥当，依法应予纠正。   综上所述，姜某的再审请求不能成立，根据其诉讼请求，其与曲沃农商行之间在本案中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不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晋10民终2975号民事判决及曲沃县人民法院（2018）晋1021民初25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姜某的起诉。   姜某一审预交的案件受理费4300元、二审预交的案件受理费4300元予以退还。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马云跃   审 判 员 王荣平   审 判 员 魏世军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八日   法官助理 李燕华   书 记 员 刘宇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