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3民终112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淄博佳宜绿化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桓台县唐山镇郑家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3213492054633。 法定代表人：刘健，负责人。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健，男，1963年4月8日出生，汉族，现住山东省桓台县。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金祥，山东全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邢翔，山东全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立梅，女，1950年8月26日出生，汉族，现住山东省桓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磊，山东法德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淄博佳宜绿化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宜绿化工程公司）、刘健因与被上诉人孙立梅追索劳务报酬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桓台县人民法院（2019）鲁0321民初27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佳宜绿化工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金祥、邢翔，被上诉人孙立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磊到庭参加调查。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佳宜绿化工程公司、刘健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被上诉人孙立梅系上诉人佳宜绿化工程公司雇佣的劳务人员，从事绿化管理工作，其工资独立于其他普通劳务人员发放，一审庭审过程中，被上诉人孙立梅并未提交足以证明上诉人佳宜绿化工程公司、刘健拖欠其110000元劳务费的证据。除去被上诉人孙立梅一审中已经认可支付的58000元，对被上诉人孙立梅不予认可的52000元，一审过程中因客观原因未能提交，现已通过各种方式取得了足以证明上诉人淄博佳宜绿化工程公司己向被上诉人孙立梅支付2014年至2017年期间被上诉人孙立梅不认可的52000元的新证据。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上诉人佳宜绿化工程公司己支付2014年至2017年期间被上诉人孙立梅的全部劳务费110000元，被上诉人孙立梅隐瞒债务已经全部清偿的事实，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上诉人履行债务，系“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三款的规定驳回起诉。 孙立梅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孙立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孙立梅欠款51960元；2、诉讼费用等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自2012年至2018年7月期间，被告佳宜绿化工程公司雇佣原告孙立梅从事绿化管理工作。原告孙立梅与被告佳宜绿化工程公司约定，2014、2015年劳务费分别为每年26400元；2016年、2017年劳务费分别为每年28600元。 庭审中，原告孙立梅主张，关于2012年、2013年劳务费，两被告已经向原告孙立梅全部结清。2018年度的劳务费原告孙立梅并未在本案中主张。故，本案诉求的劳务费的时间段系自2014年至2017年的劳务费，总额应为110000元。扣减被告已向其支付的劳务费58000元，两被告尚欠原告孙立梅劳务费51960未支付。对此，被告佳宜绿化工程公司、刘健认可原告孙立梅自2014年至2017年期间的劳务费总额为110000元，但其辩称已经向原告孙立梅全部支付，不欠原告孙立梅任何工资。 庭审中，关于2014年至2017年劳务费的支付情况，被告佳宜绿化工程公司、刘健辩称，被告刘健分别于2014年8月以现金形式向原告孙立梅支付3000元；于2015年2月以现金形式向原告孙立梅支付2000元；于2015年5月以现金形式向原告孙立梅支付1000元；于2015年9月向原告孙立梅支付10400元；于2016年2月以现金形式向原告孙立梅支付6000元；于2016年8月以存单形式（存单户名为刘健）向原告孙立梅支付20000元；于2017年1月以现金形式向原告孙立梅支付10000元；于2017年3月以现金形式向原告孙立梅支付20000元；于2017年8月以现金形式向原告孙立梅支付10000元；于2018年2月以现金向原告孙立梅支付27600元。上述金额共计110000元。上述以现金形式交付的劳务费，均无原告孙立梅的签字，亦无收到条。对此，被告佳宜绿化工程公司提交其制作的对照支付明细一份予以证明。 对上述对照支付明细，原告孙立梅质证称：认可上述支付明细中载明的2015年9月的10400元、2018年2月的27600元已经实际收到。但其中载明的2016年8月的20000元，只收到10000元；2017年3月的20000元，只收到10000元。共计支付劳务费总金额为58000元。 庭审中，被告佳宜绿化工程公司、刘健还提交了“对账单”一份，辩称：截至2017年1月，原告孙立梅的总劳务费金额为81040元，已向原告孙立梅支付48040元，尚欠33000元未支付。该对账单记载：2014年过年2000元；8月份发工资10400元；2015年过年6000元；2016年收工资20000元，今年壹万元，一共48040元。810400元给48040元。被告佳宜绿化工程公司、刘健辩称该对账单系原告孙立梅出具。对此，原告孙立梅质证认为：对该对账单不予认可，该对账单并非系原告本人书写并出具。 此外，被告佳宜绿化工程公司、刘健还提交手写的“工资支付明细表”一份，在该明细表中载明有2013年至2017年的总工资及每年度支付的情况，最末端一行载明有“欠工资41400元，加电话费6年”。被告佳宜绿化工程公司、刘健辩称该支付明细表也系原告孙立梅出具。对此，原告孙立梅质证认为：对该支付明细表不予认可并非系原告本人书写并出具。 因被告佳宜绿化工程公司、刘健辩称曾于2016年8月份以“刘健”名义制作20000元存单并交付原告孙立梅，但原告孙立梅只认可收到10000元，责令两被告补充提交相应银行存单记录，但两被告未在限定的期限内提交。关于被告佳宜绿化工程公司、刘健提交的对账单和支付明细表，庭审中，两被告辩称该两份单据系原告孙立梅出具，并申请对账单中的笔迹进行司法鉴定，但两被告并未在限定期限内提交司法鉴定申请书。 关于被告佳宜绿化工程公司和被告刘健的责任承担。庭审中，原告孙立梅主张被告佳宜绿化工程公司为个人独资企业，原告孙立梅的工资由被告刘健予以发放，说明公司财产与被告刘健的财产是不可分割的。因此，两被告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 另查明，被告佳宜绿化工程公司系被告刘健于2015年8月18日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其股东为被告刘健一人。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孙立梅受雇于被告佳宜绿化工程公司从事绿化管理工作，原告孙立梅与被告佳宜绿化工程公司之间的劳务合同关系成立，并合法有效。经过庭审查明，原、被告各方对于原告孙立梅自2014年至2017年期间的劳务费数额为110000元均无异议，且期间被告刘健已支付部分劳务费。对此，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告佳宜绿化工程公司欠付劳务费金额的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被告佳宜绿化工程公司、刘健已认可应向原告孙立梅支付的劳务费金额为110000元，原告孙立梅主张尚欠51960元未支付，被告佳宜绿化工程公司、刘健辩称已经全部支付，故被告佳宜绿化工程公司、刘健对其该项辩称意见应负有该举证责任。庭审中，虽然被告佳宜绿化工程公司、刘健提交对照支付明细用以证明已经向原告孙立梅支付劳务费110000元，但是该支付明细系被告佳宜绿化公司、刘健单方制作，且原告孙立梅对此不予认可。故，对该对照支付明细，不予确认。关于被告佳宜绿化工程公司、刘健提交的对账单及手写的支付明细表，虽然两被告辩称该两份单据系原告孙立梅书写并出具，但原告孙立梅不予认可，该两份单据中并未有原告孙立梅的签字，故被告佳宜绿化工程公司、刘健应就该两份单据系原告孙立梅书写承担举证责任。但两被告均未在一审法院限定时间内提交司法鉴定申请，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故，对该对账单和手写的支付明细，不予确认。故，在被告佳宜绿化工程公司、刘健未能提交其他有效证据的情况下，其辩称其已向原告孙立梅支付劳务费110000元，证据不充分，不予支持。原告孙立梅自认被告佳宜绿化工程公司、刘健已向其支付劳务费58000元，扣减该数额，被告佳宜绿化工程公司还应向原告孙立梅支付劳务费52000元。故，原告孙立梅自愿诉求被告佳宜绿化工程公司支付劳务费51960元，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被告佳宜绿化工程公司系被告刘健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被告刘健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其个人财产，应当对被告佳宜绿化工程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淄博佳宜绿化工程有限公司支付原告孙立梅劳务费51960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二、被告刘健对上述第一项支付内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50元，由被告淄博佳宜绿化工程有限公司负担，被告刘健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二审中，上诉人提供证据1：证人尹某、李某1、张某1、车金华、李某2、孙某、刘某、张某2、曹某、王某、李某3证人证言各一份。证明内容：1、孙立梅系上诉人单位的管理人员，其工资发放不需要签字确认。2、上诉人于2014年8月3日以现金方式支付劳务费3000元、2015年2月17日以现金方式向孙立梅发放劳务费2000元。3、2017年3月，孙立梅的孙子订婚时，上诉人向孙立梅支付了20000元的劳务费。证据2：山东桓台农村商业银行金额为10400元的银行储蓄存单一份。证明内容：2015年8月26日，以存单方式向孙立梅支付劳务费10400元。证据3：山东桓台农村商业银行金额为20000元的储蓄存单一份。证明内容：2016年8月30日，以存单方式向其支付劳务费20000元。证据4：刘健名下山东桓台农村商业银行明细。证明内容：2016年2月6日，刘健在桓台农村商业银行新城毛家分理处取款18000元，其中6000元用于支付孙立梅劳务费。2017年1月27日，刘健自桓台农村商业银行唐山西毕分理处取款20000元，其中10000元用于支付孙立梅劳务费。2017年3月12日，因孙立梅的孙子订婚，刘健于山东桓台农村商业银行周家支行取款20000元用于支付孙立梅劳务费。证据5：山东桓台农村商业银行金额为10000元的储蓄存单一份。证明内容：2017年8月22日，以存单方式向孙立梅支付劳务费10000元。证据6：山东桓台农村商业银行金额为10000元、17600元存单各一份。证明内容：2018年2月13日以存单方式向孙立梅支付劳务费27600元。证据7：录音证据一份。证明内容：孙立梅在录音中自认，1、2017年1月27日支付劳务费是10000元；2、2017年3月12日孙立梅孙子订婚时，向其支付劳务费20000元。此外，上诉人还申请李方参、李某3作为证人出庭作证，证实向被上诉人发放劳务费情况。被上诉人经质证认为证据1不属于二审期间的新证据，证人孙某系上诉人刘健的妻子，与被上诉人之间具有利害关系，因此其证言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使用。对证人所证实的内容真实性有异议，所有证人同为员工，发放工资不签字不符合企业常规，因此不签字就视为发放，没有事实依据。对证据2无异议，在一审已经认可。对证据3有异议，该份证据被上诉人只收到了10000元，该银行存单系刘健的名字，不能够证实是被上诉人提出现金，从该份证据的银行流水中也无法看出该部分提款系被上诉人所提。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无法证实该部分款项刘健交付给了被上诉人，在该份证据中，2017年3月份刘健支付给孙立梅10000元，从其银行流水中无法证实，该部分取款是被上诉人所取出，只是显示有取款的流水。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该存单显示的是刘健的名字，取款的代理人是张桂兰，该份证据无法证实上诉人将该款项交给了被上诉人。对证据6的真实性无异议，同时证实了该份存单是27600元，在一审时，被上诉人认可收到该份款项。对证据7的真实性有异议，需要结合录音原始载体是否是孙立梅如此陈述过，无法印证支付被上诉人20000元的事实。 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上诉人二审中提交的证据均不属于二审中出现的新证据。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一性质为证人证言，在证人没有出庭的情况下，无法核实证据的真实性，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证据二一审中已经采信，本院不再重复认定。证据三至六银行存单及银行明细的真实性予以采信，但以上证据不能直接证实上诉人主张的款项已支付被上诉人。证据七录音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但通过该证据无法证明上诉人主张的2017年1月27日支付劳务费10000元、2017年3月12日支付劳务费20000元的事实。上诉人申请出庭的两名证人对本案主要事实均陈述不清楚、记不清，该两份证人证言无法证明案件事实，对两名证人的证人证言，本院不予采信。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诉讼请求与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主张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为证实案涉110000元劳务费已全部支付，上诉人二审中补充提供了其名下的储蓄存单、银行取款明细等证据，但被上诉人均不予认可，在没有被上诉人收到条等证据佐证的情况下，无法证实以上款项已实际交付被上诉人。上诉人提供的证人证言对案件事实没有证明力，录音证据中被上诉人虽认可2017年3月12日其孙子订婚收到了2万元，但仅认可其中1万元为劳务费，其他为上诉人欠其电话费、医疗费等，并提供上诉人书写的欠话费明细予以佐证，该陈述与被上诉人录音中其他陈述及一审庭审中陈述的已收到的劳务费数额一致，故，上诉人上诉主张已全部支付劳务费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99元，由上诉人淄博佳宜绿化工程有限公司、刘健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 宁 审判员 杨继生 审判员 徐连宏 二〇二〇年六月一日 书记员 杨 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