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185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杨路，女，1970年9月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亚骎，北京平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玲宇，北京平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崔晓文，女，1981年1月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现住上海市闵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华利，北京市万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姜苗蕾，女，1990年1月24日出生，汉族，系北京市万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杨路因与被上诉人崔晓文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2民初79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路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崔晓文一审中的全部诉请。事实和理由：其与崔晓文所签订的《XX众筹投资协议》有关于崔晓文为隐名股东的约定（协议3.5条），且其已按约将崔晓文交付的10万元打入了北京A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虽然工商登记资料中没有崔晓文的股东信息，但崔晓文对此是明知的，也认可了由其代持股份，公司的股东名册中也有崔晓文的名字，同时崔晓文加入了微信股东群，群里的其他股东对其身份也是认可的，崔晓文实际享有股东的权利，为此也收到协议约定的附赠项目及公司给付的分红，故其股东身份的显隐不影响其所应享有的股东权利。至于北京B有限公司（以下简称B公司）的工商变更登记问题，正是因为崔晓文向工商部门的投诉，才导致B公司的工商登记无法继续进行，其过错完全在于崔晓文，且双方协议并未约定A公司必须以显名股东的方式入资B公司。崔晓文投资的目的在于享有股东权利，而投资行为只是实现该利益的手段，一审法院以手段不正确而否定目的已实现，认可崔晓文有权行使解除权，明显存在不当，应当予以纠正。崔晓文辩称：双方的投资协议约定成立的是北京C有限公司，并由该公司入资B公司，并约定作为设立公司的股东，其信息应当在工商部门予以登记（协议2.2条），工商登记的股东信息是作为确定投资成立的法定依据，如果是隐名投资，则应当另作明确约定。根据B公司的工商信息显示，该公司至今股东仍为杨路一人，但其注册资本已于2017年9月由30万元变更至500万元，而双方投资协议签订于2016年7月，A公司亦于2016年10月成立，且根据杨路上诉状所称，A公司曾分两次将资金入股B公司，则2017年9月起杨路可按约履行B公司的工商变更登记，但其至今未按约履行变更义务，其所称因崔晓文向工商部门投诉而导致变更不能亦无证据证明，故杨路已构成根本违约，一审法院判决正确，要求维持。崔晓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解除《XX众筹投资协议》，杨路返还委托资金10万元并支付该款自2016年10月10日起至实际退还之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杨路设立B公司，该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性质，杨路为该公司股东。2016年7月，崔晓文作为乙方、杨路作为甲方签订《XX众筹投资协议》，载：“……1.1乙方出资10万元委托甲方投资于B公司（以下简称标的项目）……；2.1自乙方委托资金转入甲方指定账户之日起，甲方应在90日内完成投资，甲方未能在该期限内完成投资的，应及时与乙方沟通，由双方协商资金的后续处理事宜；2.2乙方入股后正式成为雅致教育公司（拟）创始股东，注册资金为1,000万元，乙方根据投资的资金比例，占有相应的股份额度，并在工商进行注册；2.3雅致教育公司（拟）将全资入股B公司，1,000万金额占B公司10%的原始股；2.4乙方完成投资后，将享有相应的股东权益，详见附件1；2.5本次投资封闭期为2年，2年内不允许退出，2年后可以根据双方协商方式进行多种形式的退出……；3.5双方确认，依约完成投资后，乙方为该投资项目下所有权益的实际权利人，甲方仅为乙方代理人，甲方不对该投资享有任何实质性的权益，未经乙方书面同意，甲方不得对该投资项下的权益进行出让、设定担保或进行其他任何可能会对乙方权利产生不利影响的处置方式……。”该协议附件一载明：众筹股东享受的权益：1、具有XX的原始股东身份，众筹成功后，将由投资人共同设立有限合伙企业，由该有限合伙企业代表各投资人向B公司增资，持有股权；2、获得XX通过资本运作路径实现分红收益：XX整体上市将享受原始股东及其所占股份，XX资本运作C轮后或上市后和公司一同退出将得到股份所获得的现金收益；3、获得XX母基金投资运作项目所得的分红收益，同时本人有好的项目也可以接受母基金的投资；4、获得XX总部作为领投人投资各个分院所获得的分红收益；5、赠送XX女性学习成长学院精品班学习资格一个，价值19,800元；6、赠送“XX”企业微信服务号会员账号100个，价值2万元；7、赠送XX女性学习成长分院开办资格，价值5万元；8、赠送XX女性学习成长学院线上学习群群主资格……。协议签订后，崔晓文依约转账支付投资款10万元。2016年10月A公司成立，其工商登记有包括杨路在内的股东数人，其中杨路认缴820万元（已全部实缴）。A公司自制的落款日期为2018年1月的股东名册中，列明崔晓文为隐名股东，认缴金额为10万元（实缴）。崔晓文应邀参加2016年XX首届股东大会，以及以“女人形象管理”为主题的聚会等会议。2017年3月31日公司员工通过微信发出以根据上市公司合规条件，将每一位XX的股东在公司注册显示出来，所以公司要重新注册一个公司，麻烦你提供身份证复印件等内容的信息。2018年2月公司员工以为会员股东准备新年红包的名义通过微信向崔晓文发送红包计金额3,000元。一审法院认为，双方自愿签订《XX众筹投资协议》，于法无悖，具有法律效力。委托合同的目的是否实现，应当关注受托人是否依约完成受托事项。根据投资协议约定，委托投资项目的对象是B公司，崔晓文通过其所占股权的新设立公司持有B公司原始股权，实现间接入股B公司的效果，故崔晓文成为新设立公司股东的约定是实现其投资目标的手段，完成对B公司的投资才是签订合同的目的。杨路兼具A公司设立人及B公司独资股东的身份，其具备判断是否可以实现崔晓文委托投资目的的条件和能力，故其在签约后应当按约履行合同的全部义务。崔晓文已向新设立的A公司注入其认缴金额的资金，该公司出具的名册中亦确认崔晓文以投入的10万元资金成为其股东，故杨路按约履行了部分合同义务。由于雅致教育公司仅为拟定名称，需由工商部门审核同意后才能以此命名，故新设立公司的名称与协议约定的拟定名称存在差异属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可以预见的情形，不能因此认定构成违约事由。协议约定应将崔晓文工商注册在新设立公司，即为显名股东，但其股东身份至今未予工商登记，杨路辩称崔晓文要求成为隐名股东，但未提供有效依据，难以采信，故认定杨路未完成显名登记的委托事项。若崔晓文要成为显名股东并明示登记其所占股份，需要征得其他股东的同意，故不能因公司自制的股东名册中将崔晓文列为股东之一即可认为杨路全部完成该一受托事宜。更为重要的是，合同中约定有投资完成时限，但杨路逾期未能完成新设立公司入股B公司的工商登记手续，致崔晓文订立合同的目的不能实现，杨路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考虑到崔晓文于A公司的股东权益由杨路代持，崔晓文退出本身不会影响原有股权结构，故崔晓文可以行使单方解除权。杨路已根据协议约定实缴注册资金，可见其未滥用代理权或恶意占用投资款，因此其返还责任应发生于解除合同之后，故崔晓文主张从2016年10月10日开始起算利息缺乏依据，予以调整。至于双方就崔晓文是否已基于股东身份实际获得各项利益之争议，对上述处理结果不产生实质影响，且可能涉及案外公司，杨路亦表示另案诉讼解决，故不作评价。判决：1、确认崔晓文与杨路于2016年7月签订的《XX众筹投资协议》予以解除；2、杨路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崔晓文10万元，以及以该10万元为基数从2019年2月25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杨路负担。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杨路补充提供如下证据材料：1、公证书（内含A公司股东微信群成立及崔晓文在股东群中的微信聊天记录等内容），证明崔晓文清楚并认可其在A公司内的隐名股东身份，且该身份不影响其股东权利的实现；2、2018年2月9日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朝阳分局向B公司出具的询问通知书，证明B公司因崔晓文等人于2018年年初的工商举报而无法履行协议约定的A公司投资B公司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协议无法履行的过错在于崔晓文。崔晓文认可微信聊天截图的真实性，但认为其中并无崔晓文同意作为隐名股东的言词，不能以此证明崔晓文已认可了隐名股东的身份，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可。就询问通知书则认为工商部门出具该通知书的时间距双方协议订立之日已远超协议约定的90日合同履行期，故不能以该通知书为由将未办理工商登记的责任推卸给崔晓文。本院另查明，一审中崔晓文提供了B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杨路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该资料显示B公司于2017年9月25日注册资本由50万元变更为500万元，于2018年2月13日变更了经营范围。本院认为：首先，针对双方在协议中是否有关于隐名股东约定的问题。双方各执协议一部内容而为相反主张，观崔晓文所具协议2.2条“乙方根据投资的资金比例，占有相应的股份额度，并在工商进行注册”之约定，两层意思以“并”衔接，清晰表达了崔晓文所持股份应在工商部门进行注册之含义。反观杨路所具协议3.5条，其措辞无法直接得出与股东注册相关联，杨路系借文意推演以求达到否定崔晓文主张之目的。然此约定系通过对杨路诸行为的限制而确保崔晓文在完成约定投资后能获取相应的利益，依协议所确定的投资方式，崔晓文对B公司并无直接的权利，即便其为拟设立公司的显名股东，亦需通过拟设立公司方可间接享有B公司的股东权益，而根据工商登记信息，B公司为杨路设立的一人公司，故其对B公司之运营享有全权，对投资人而言自有风险在其中，故在协议订立之时限定杨路与协议利益有关之诸多行为，并在协议中明确崔晓文所应享有的利益，以避免今后不必要之纷争是属必要且正当，难以认定系双方对崔晓文为拟设立公司的隐名股东的约定，故对杨路之意见，不予采纳。其次，杨路主张崔晓文对其隐名股东的身份是清楚的，且公司和其他股东皆对其隐名身份予以认可，同时崔晓文也凭借其股东身份获得了对应的股东权利，故即便没有进行股东信息的工商登记，也不影响崔晓文股东权利的行使，协议目的仍可实现。本院认为，一者，杨路无证据证明双方对隐名股东有过明确的约定，仅凭其提供的公司自行制作的股东名册及股东群中的聊天记录等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协议履行期间崔晓文已对其隐名股东的身份予以了确认。二者，无论是微信群抑或是股东大会，其成员参与其中系出于实现自身利益之考量，而非欲认可何人之身份，即便他人对崔晓文股东身份未持异议，也系在没有相关议题之时的被动接受，与主动地、自主地对外表达确认其股东身份的性质显然不同，不具备法律上的确认效力，故仅凭加入微信群和参加股东大会即认为其他股东已作出了确认其隐名股东身份的意思表示，其理由尚显牵强。再者，双方所签订的为众筹投资协议，“众筹”一词表明协议指向不确定的主体，而拟设立公司之注册资金达1,000万元，具备一定规模，如何扩大投资人范围当是项目设立人必须考虑的重要事项，仅许以将来之利益，即便有可观的收益承诺，亦可能不足以吸引更为广泛的投资人，故再辅以更为容易获取的利益也是惯有之操作，而协议约定附赠的项目在性质上并不必然地与股东身份挂钩，与必须具备股东身份才得享有之股东专有权利尚有区别，该附赠项目虽在名义上被划入股东权益之列，但此处股东之称谓亦可理解为投资人之别称，并非当然等同于公司法所定义的具备实质性股东权利的股东，故无法以此证明崔晓文已享有了股东权益。即便2018年2月以为会员股东准备新年红包名义向崔晓文发放了3,000元红包，考虑到崔晓文所获股东利益间接来自于拟设立公司投资的B公司，故无法单籍此点即确凿地证明隐名股东的身份不会对崔晓文依协议实现其股东利益造成障碍。何况经工商登记注册的股东，其各项股东权利由法律规定而得确保，其股东权利的行使与利益的获得不因他人之意志而有所变动，其股东之身份亦不得在无正当事由且未经法定程序之情形下而擅为夺除，但隐名股东在未满足相应的法定条件之前并不享有上述保障，故对投资人而言，显名与隐名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此为协议中至关重要之内容。现协议已然对设立有明确约定，自应依约履行，故对杨路之上述主张，不予采纳。其三，杨路认为B公司未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过错在于崔晓文，但根据杨路所提供的证据，工商部门的询问通知书仅是为了解B公司的经营情况，无法看出有限制其工商变更的相关内容，且该通知书作出日期为2018年2月9日，若依杨路所述，则当时B公司的各项工商信息变更申请皆因崔晓文的举报而无法正常进行，此与工商登记所显示的2018年2月13日公司经营范围的变更信息相左。杨路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在合理期限内将工商变更登记材料送交工商部门，也未能提供工商部门以崔晓文举报为由而中止变更登记的相关证据，故其将未能变更工商信息归咎于崔晓文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其理由不予采纳。据此，一审法院认定杨路存在违约行为，致使崔晓文订立合同之目的无法实现，进而对崔晓文行使解除权的诉请予以认可，并无不当。对于解除后崔晓文已获得的各项利益，一审法院基于杨路另案诉讼解决的表示而未加评论亦无不当，双方可另作处置。综上所述，杨路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上诉人杨路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任明艳审判员  沙茹萍审判员  刘 江二〇二〇年六月一日书记员  庄人杰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