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10民终88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江加林，男，1968年1月23日出生，汉族，住台州市路桥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兆辉，浙江正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解月华，台州市黄岩区西北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佩红，女，1954年5月24日出生，汉族，住温岭市。 法定代理人：柯向阳，男，1975年4月23日出生，汉族，住温岭市，系被上诉人之子。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寒松，浙江力汇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江加林因与被上诉人陈佩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温岭市人民法院（2019）浙1081民初124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江加林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错误。（一）一审法院仅凭陈佩红提供的2008年10月1日、2008年11月1日、2011年11月15日向陈佩红出具400万元、37万元、322.5万元借条，判决江加林归还陈佩红借款759.5万元，对江加林提供证据还款协议书、《银行对账单》未作认定，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在江加林出具2008年10月1日400万元借条之后，江加林及妻子郑连凤通过银行转账归还了陈佩红部分借款后，到2013年8月26日江加林与陈佩红达成还款协议书一份，约定：“（一）2013年前借款人江加林因做生意所需陆续向陈佩红借款本金共计565万元；（二）江加林与陈佩红商定由江加林支付借款本金的20%，其余80%陈佩红自愿放弃，也即江加林支付陈佩红113万元，之后江加林与陈佩红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终结，陈佩红之后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江加林支付任何款项。”为此，2013年8月26日之前借条被还款协议书所替代，还款协议书约定了“兜底”条款，故陈佩红持有的2013年8月26日之前的借条自然作废。（二）陈佩红提供的2011年11月1日565万元借条系复印件，江加林对该证据“三性”均有异议，而一审法院仅凭陈佩红一面之词，认定该复印件具有法律效力是明显错误，且严重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九条“对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进行质证时，当事人有权要求出示证据的原件或者原物。但有下列情况之一的除外：（一）出示原件或者原物确有困难并经人民法院准许出示复制件或者复制品：（二）原件或者原物已不存在，但有证据证明复制件、复制品与原件或者原物一致的”规定。陈佩红的法定代理人庭审中陈述2013年8月26日陈佩红在签署这份还款协议书之后，就把仅有的一份还款协议书交给了江加林，并同时把所谓的565万元的借条原件也交给了江加林，陈佩红手上只剩下565万元借条的复印件，这对债权人来说不符合常理。如果江加林届时不履行债务，陈佩红无法向江加林主张债权。且2011年11月1日已有一份37万元的借条存在，陈佩红对江加林为何在同日出具565万元借款及借款交付事实应作合理的解释。（三）江加林并不否认通过案外人郑卫民与陈佩红之间有借款往来的事实，但江加林与陈佩红也同时认可，陈佩红与郑卫民本人之间也存有债权债务关系，该事实有江加林向一审法院提供的2014年1月18日由陈佩红出具的《声明》所证实，即使江加林及其妻子、郑卫民与陈佩红之间的资金差额尚有200万元，那么这个200万元加上2008年10月1日的400万元，刚好是600万元，与2013年8与26日的565万元的结算款项基本吻合。（四）原审法院认为“原告提供的路桥区人民法院（2015）台路商初字第5365号民事判决书及庭审笔录，虽然该案处理的追偿权与本案没有必然联系，但在该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及其申请出庭作证的多位证人有提及涉案还款协议书，表示还款协议书的565万是其中一张借条，另有其他借条没有处理，上述讲法虽未经被告确认，但上述案件的庭审时间发生在2016年1月份，距离本案诉讼时间近四年，具有一定程度上的佐证效力。”江加林认为，原审法院既然认定该案处理的追偿权与本案没有必然联系，又认定具有一定程度上的佐证效力，属自相矛盾，同时，在证人未出庭作证的情况下，一审法院直接采纳，属于程序违法，且该案的证人都是陈佩红亲戚朋友，与该案有利害关系，有的证人根本没有在场，证人柯某在2016年3月31日庭审笔录作证时陈述“担保债权没有算到20%里面的，还未处理，因为是银行借款，柯向阳不同意按20%处理。”由此反证，还款协议书包括全部借款，不包括银行担保借款。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举证责任分配不公。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一）陈佩红主张还款协议书内容不包括本案借款，应由陈佩红承担举证责任。（二）在出具2008年10月1日400万元借条之后，江加林提供了相应的银行转账凭证，证明已归还了部分借款的事实，而陈佩红质证认为，对其本身真实性无异议，但陈佩红与江加林、郑连凤还有很多其他经济来往，与本案无关。江加林认为，陈佩红应对该资金来往是其他经济来往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综上，江加林提供的2013年8月26日的还款协议书是对此前所有借款的结算，之前借条不能作为陈佩红主张债权的依据。 陈佩红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江加林与陈佩红之间2013年8月26日签订的还款协议书仅是对565万元借款的约定，与本案没有关系。这有陈佩红提供的565万元借款的复印件可以佐证，路桥区人民法院（2015）台路商初字第5365号民事判决书、庭审笔录及多位证人提及涉案还款协议书时，均指明还款协议书的565万元是其中一张借条，另有借款没有处理的事实。一审时陈佩红提供的录音由于陈佩红已处于植物人状态，无法找到录音的原始载体，但从江加林与陈佩红的通话中，也能完全明了还款协议书仅是对565万元的处理，另外未处理的借款江加林在录音中也已承认，录音中提到有900多万元的条子，二审期间新找到一张233万元的借条，与本案的借款相加刚好是900多万元，录音中也有提到已处理的565万元中尚有13万元未付的事实。另外，陈佩红与江加林就565万元借款约定后，陈佩红将565万元借款的原件交还江加林，另外没有处理的借款原件仍由陈佩红持有。而江加林认为还款协议书是对以前全部借款的约定，却没有收回本案的三张借条，也不在还款协议书中注明以前借条作废等内容，明显不符合江加林作为经商多年，频繁与巨额资金打交道的生意人的生活常理。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江加林认为本案759.5万元包含在还款协议书中，应由江加林承担举证责任，而不是由陈佩红承担举证责任。综上，江加林向陈佩红借款759.5万元未偿付事实清楚，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得当，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陈佩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借款759.5万元，并支付自起诉日起至实际偿还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损失；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被告江加林陆续向原告陈佩红借款。被告分别于2008年10月1日、11月1日、2011年11月15日向原告出具金额400万元、37万元、322.5万元的借条，上述借款共计759.5万元。该款被告至今未还。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执焦点是2008年10月1日的400万元借款是否已经还清，2013年8月26日的还款协议书是否包括了本案借款在内的所有借款。原告认为400万元的借款至今分文未还，还款协议书中565万元指的是另外一笔借款，与本案借款无关。被告认为400万元借款已经还清，还款协议书中565万元是对双方前期借款包括本案借款在内的全部借款的结算。对此，一审法院具体分析如下：1.本案三张借条分别是2008年10月1日的400万元、2008年11月1日的37万元及2011年11月15日的322.5万元，被告提供的银行流水清单显示江加林、郑连凤转账给陈佩红的时间均发生于2011年10月27日之前，在双方款项往来非常频繁且金额巨大的情况下，被告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且经商多年的成年人，在2011年11月15日对2008年10月1日至2011年11月15日期间的借款进行结算并出具借条时没有收回400万元借条原件，也未在2011年11月15日借条上另行注明借条作废等内容，明显不符合生活常理。被告解释称，因为双方关系较好，且款项频繁涉及他人没有厘清，才没有收回借条原件，一审法院难以采信。2.双方均认可有通过案外人郑卫民进行借款款项往来的事实，通过原、被告双方提供的银行流水清单可以计算得知，2008年10月1日至2011年11月15日期间，陈佩红转账给江加林、郑连凤、郑卫民的款项将近1900万元，江加林、郑连凤、郑卫民转账给陈佩红的款项将近1700万元，陈佩红转账给江加林等人的金额比江加林等人转账给陈佩红的金额多了200万元左右，被告陈述在此期间被告方转账给原告方的金额远远超过原告方转账给被告方的金额，完全剔除了郑卫民的进出款项，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相反，这与被告在2011年11月15日对此期间借款进行结算并出具322.5万元借条的行为恰恰相符。3.按被告所述，还款协议书是对前期全部借款的结算，但被告在还款协议书签订之后未收回借条原件，也未在协议书中注明借条作废等内容，任由原告持有借条原件，理由同第1点分析，也不符合生活常理。4.被告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在2011年11月15日至2013年8月26日期间偿还过借款，还款协议书载明2013年前陆续借款565万元，明显与实际借款金额不符。对此，被告未能合理解释565万元如何得出，只是笼统称前期尚欠借款总的就这么多。而原告则针对性地提供了借款人为江加林金额为565万元的借条复印件一份，该借条的金额与还款协议书中的565万元金额刚好一致，借条形式也与本案借条一致，原告解释称就是因为与被告就该借条565万元达成还款协议书，已经将借条原件归还给被告，才无法提供原件，该解释比较符合常理。5.原告提供的路桥区人民法院（2015）台路商初字第5365号民事判决书及庭审笔录，虽然该案处理的追偿权与本案没有必然联系，但在该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及其申请出庭作证的多位证人有提及涉案还款协议书，表示还款协议书的565万元是其中一张借条，另有其他借款没有处理，上述讲法虽未经被告确认，但上述案件的庭审时间发生在2016年1月份，距离本案诉讼时间近四年，具有一定程度上的佐证效力。综合以上分析，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在2011年11月15日向原告出具322.5万元借条时，前期的400万元及37万元借款明显均未偿还，还款协议书也并不包括本案借款，原告关于还款协议书中约定江加林支付给陈佩红20%的本金后债权债务关系终结，陈佩红之后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江加林支付任何款项，仅指该笔565万元借款，付款委托书的三笔还款是偿还该565万元借款，与本案无关的讲法，一审法院予以采纳。被告向原告借款759.5万元，有借条为凭，有银行流水清单佐证资金来源，且被告无异议，借款事实清楚，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借款后，被告应当及时偿还借款。被告至今未还，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自起诉之日即2019年12月6日起按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损失，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被告辩称已经偿还借款仅欠13万元，则被告应当提供确凿的证据加以证明。通过上述分析，被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待证事实，被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被告江加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给原告陈佩红借款本金759.5万元，并支付自2019年12月6日起按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损失。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4965元，减半收取32482.5元，由被告江加林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江加林主张2013年8月26日还款协议书系对两人在2013年8月26日前所有借款的结算并认为结算后两人之间其他的借条均已经作废；陈佩红则主张2013年8月26日还款协议书仅系对2008年11月1日的565万元借款的结算，并认为该笔款项之所以按照20%的比例进行清偿是因为当时江加林仓库里有价值约100万元的货款，故挑取该张借条进行结算。本院认为，江加林与陈佩红于2013年8月26日签订还款协议书，该还款协议书甲方为江加林，乙方为陈佩红和柯某二人，协议书载明“2013年前借款人江加林因做生意所需陆续向陈佩红、柯某借款本金共计陆佰陆拾伍万元，……1、江加林向陈佩红借款本金伍佰陆拾伍万元，向柯某借款本金壹佰万元……，2、……江加林支付给陈佩红壹佰壹拾叁万元，支付给柯某贰拾万元，之后甲乙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终结。陈佩红、柯某之后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江加林支付任何款项。”甲乙双方分别在还款协议书中签字确认，同时柯某还在还款协议书签名处备注“2008年11月1日的壹佰万借条失落已复印件为准”。从还款协议书的内容来看，该份还款协议书涉及江加林、陈佩红、柯某三方当事人，协议书中也写明甲乙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终结，且协议书形成时间在2013年8月26日，均晚于本案所涉及的三张借条形成时间，正常而言还款协议书应当系针对江加林与陈佩红、柯某之间所有债权债务的清算，除非证明该还款协议书所涉及的款项并不包含案涉三张借条的借款，即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还款协议书是否系对江加林与陈佩红之间所有债权债务的结算。首先，江加林与陈佩红之间款项往来频繁且金额巨大，从江加林提供的银行流水清单显示，江加林、郑连凤转账给陈佩红的时间均发生在2011年10月27日之前，而江加林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且经商多年的成年人，在2011年11月15日向陈佩红出具借条时，其应当知晓其至少尚有670万元的借条原件在陈佩红处，其却未在2011年11月15日出具的借条中注明该张借条系对之前所有款项的结算或者之前借条均已作废等内容，也没有收回之前借条的原件，该行为有悖生活常理。其次，江加林不服路桥区人民法院（2015）台路商初字第53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该案二审案号（2016）浙10民终字第1357号］，其在上诉状中称该一审判决认定江加林与陈佩红之间除了该案的代偿款外另有其他债权债务关系错误，认为陈佩红在该案中未能提供565万元借条及还款协议书的原件，无法证明其与陈佩红之间存在其他的债权债务关系，并认为其在2013年8月至10月支付的100万元中包含了该案的代偿款，因江加林对565万元的借条、还款协议书的真实性均存在异议，以致路桥区人民法院对该组证据未予采信。但在本案一审时江加林却提供了还款协议书原件作为证据并认为双方当事人存在结算事实，这与其在代偿款案件中作出的其与陈佩红之间并不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的主张截然相反，因此，对于该还款协议书是否系对565万元借条的结算，还应当结合其他证据进行认定。从还款协议书中柯某备注“2008年11月1日的壹佰万借条失落已复印件为准”的内容来看，签订还款协议书时柯某的借条原件已经遗失，因此双方认可以复印件为准，即在协议签订时存在双方当事人确定借条情况的过程。换而言之，江加林与陈佩红之间，仅本案涉及的三张借条所载明的款项就高达759.5万元，加上陈佩红二审期间找到的233万元借条原件（借款时间为2008年11月20日），所涉及的款项高达992.5万元，而江加林与柯某在还款协议书中所涉及的款项仅为100万元，对此签订还款协议书时尚且要求柯某注明借条情况，倘若还款协议书系对江加林与陈佩红所有款项的结算，那么江加林不可能不要求陈佩红归还借条原件或者在还款协议书中另行注明相应借条处理的内容。江加林辩称还款协议书中载明“甲乙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终结”的内容即表明之前借款凭证均已作废的理由，与还款协议书中柯某的备注及日常生活常理相悖，而陈佩红提供的565万元借条复印件，与还款协议书中565万元金额一致，借条形式也与本案借条一致，因此陈佩红陈述双方因达成还款协议书故将该借条原件交还给江加林而无法提供借条原件的解释，更符合常理。综上，一审法院认定还款协议书仅针对2008年11月1日的565万元借款而非针对江加林与陈佩红2013年8月26日前所有债权债务关系的结算，并无不当。江加林关于案涉借款在2013年8月26日的还款协议书中已经结算且大部分借款已经归还仅欠13万元的上诉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江加林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4965元，由上诉人江加林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朱贤和 审 判 员 陈文杰 审 判 员 张淑娅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六日 代书记员 赵灵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