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新民申997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高峰，男，1978年3月29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殷旭东，新疆鼎信旭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胡军利，女，1983年1月30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涛，新疆井然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徐鑫鑫，男，1980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涛，新疆井然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高峰与被申请人胡军利及徐鑫鑫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新01民终21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高峰申请再审称，请求依法撤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新01民终2139号民事判决。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我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胡军利在双方股权转让过程中，就公司资产状况、生产经营状况、合同项目和资质存在虚假陈述，故意向我隐瞒真实情况，致使我误判，做出错误意思表示并签订相关协议。二、我通过企业信用信息网查询到胡军利和刘素勤持有新疆子森林涵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子森林涵公司）的股权比例分别为90%和10%，但双方在签约时确定的胡军利和刘素勤股权比例分别为80%和20%的股权，原审法院对该事实认定不清。三、胡军利和刘素勤均参与了股权转让事宜，刘素勤属于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我没有起诉刘素勤，人民法院也未通知其参加诉讼属于遗漏重要当事人。四、胡军利在与我签订合同前故意隐瞒以下事实，属于欺诈：1．隐瞒子森林涵公司与新疆华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同方面的事实。2．隐瞒子森林涵公司与新疆飞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合同方面的事实。3．隐瞒子森林涵公司与新疆久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同方面的事实。4．隐瞒对唐明的应收款数额。5．隐瞒子森林涵公司偷漏税和预收账款未开具发票的事实。6．隐瞒胡军利抽逃注册资本金的事实。7．隐瞒子森林涵公司没有立体车库安装资质、设备存在质量问题。综上，我申请人民法院对案件予以再审。 本院经审查认为，一、2015年9月18日，高峰（丙方受让方）与胡军利（甲方转让方）、案外人刘素勤（乙方转让方）三人签订的《合作意向书》第三条中明确约定经甲乙丙三方共同评估确认，甲方持有该公司80%的股权，乙方持有该公司20%的股权，因此高峰在签订合作协议时对胡军利和刘素勤股权占有的情况是知悉的，作为受让人对该公司股权持有的真实情况应当尽到合理的注意、审查义务，其在一、二审期间均未主张，且胡军利和刘素勤的持股比例并未影响到高峰受让的股权份额，故再审审查期间高峰提出其通过企业信用信息网查询到胡军利和刘素勤持有子森林涵公司的股权与签约时约定的股权比例不一致属于法院未将此事实查清的理由不能成立。 二、关于高峰称胡军利在签订各项协议时存在欺诈情形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构成本条所规定的可得撤销的受欺诈行为，须具备以下要件：一是欺诈方须有欺诈行为；二是欺诈方须有欺诈故意；三是被欺诈方须因欺诈行为而陷于错误认知，并基于错误认知作出意思表示；四是被欺诈方的意思表示违背其真实意思。《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六十八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高峰与胡军利、刘素勤签订的涉案各项协议实质上是高峰通过受让胡军利、刘素勤在子森林涵公司股权的方式与胡军利展开合作，共同经营子森林涵公司，抢占更多市场份额，使公司成为立体车库行业中西北实力最强的公司。在协议中双方对合作目的、方式方法、债权债务的承担、未尽事宜处理方案、违约责任等均做明确约定。2015年10月10日，高峰与胡军利签订的《合作协议书》第二条第3项约定附件中已列出公司所有明细账目，若后续再发现有未列出的应付账款，由胡军利自行解决；第5项约定了本协议附件中的应收账款如不能全额收回或延期收回及无法收回的承担主体是胡军利。第7项约定公司签订的销售合同所生产的产品质量双方按持股比例共同承担；第四条约定双方同意，在本协议签署后，就本协议未尽事宜，将进行进一步的协商，并达成补充协议及个人承诺书。第五条约定任何一方违反其在本协议中的任何声明、保证和承诺，或本协议的任何条款，即构成违约，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支付人民币1,000万元。2015年10月10日，高峰与胡军利签订《确认函》作为《合作协议书》的附件，记载子森林涵公司债权债务及资产情况，包括市区办公室固定资产表、厂区办公室固定资产表、工厂固定资产表、应付账款、应收账款、公司向个人借款、不含在应收账款的销售合同、未执行销售合同、未发放工资、专利等共计十项内容。从《合作协议书》约定可以看出，双方对应收账款的减少、应付账款的增加及未尽事宜的解决方式均进行了明确约定，对财务状况披露不真实的情况约定了救济措施，且约定了违约方承担的违约责任。高峰在申请再审审查期间提出的胡军利的欺诈行为主要包括1．股东出资不实，侵占公司资产；2．债权回收与实际不符，造成隐性损失；3．无安装资质、质量隐患无法克服；4．公司诉讼风险事先未披露等。本院认为，首先，上述部分情况在未正式签订协议前高峰是能够通过向工商行政部门、第三方审计、核查财务账册等方式调查了解掌握的，其通过信任判断导致的对情况了解不全面属于自身行为造成的，不能归责为胡军利一方的“欺诈”。其次，双方约定了针对债权债务披露不真实、质量问题、出资问题的解决方案，说明高峰对子森林涵公司目前的各项现状以及将来可能面临的未尽事宜等风险都有一定预判，且与胡军利约定了处理方案，即胡军利承担不利后果、双方继续协商以及承担违约金，据此能为高峰合理预见的事实不构成胡军利对其欺诈行为。再次，高峰主张的股东侵占公司巨额资产等事实并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公司虽存在诉讼，但诉讼是公司解决债权债务的常见手段，不能将此认定为属于欺诈。最后，高峰陈述抽逃出资发生在双方签订协议两年前，高峰据此主张胡军利欺诈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高峰所称的胡军利的欺诈行为属于签订协议、公司经营期间的风险，亦属高峰可预见的事项，合同亦约定了补救措施，且守约方可以按照协议约定向违约方主张违约责任。故原审法院认定前述行为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欺诈情形并无不当。 三、关于高峰称刘素勤属于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的问题。虽然胡军利和刘素勤均参与了股权转让事宜，但一、二审期间，高峰并未提出将刘素勤列为当事人，也未向刘素勤主张权利，且在第一审庭审期间亦陈述刘素勤未参与合作，同时高峰将未参与《股权转让协议》的徐鑫鑫亦列为被告。因此，高峰以胡军利和刘素勤均参与了股权转让事宜故属于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的再审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高峰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高峰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刘   雅   文 审判员 孜巴尔姑·阿不拉 审判员 刘   俊   英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李   莉   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