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084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耀明，男，1972年5月2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卫萍，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捷成（中国）贸易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中山三路33号中华国际中心B塔2803房。法定代表人：萧志坚。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慧杰，上海市方达（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毅，上海市方达（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耀明因与被上诉人捷成（中国）贸易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以下简称捷成广州分公司）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4民初358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李耀明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我方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捷成广州分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关于诉讼时效。我方因被公安采取强制措施，并不明知具体的举报对象。首先，我方公司虽在2015年12月18日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调查取证申请书》，但并未得到明确回复。其次，捷成（中国）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成公司）是集团公司，其控股的企业多达数十家，且被控股企业均为独立法人，其中包括捷成广州分公司。我方并不清楚具体举报人是捷成公司的哪家公司，故诉讼时间不应当从2015年12月18日开始计算。二、关于举报内容。1.根据最高检、公安部联合下发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等法律规定，对于经济犯罪类案件的追诉标准，报案人除应当先向公安机关提供举报（控告）材料，还应当提供能够证明犯罪事实的客观证据。即捷成广州分公司举报我方行贿，需提供客观证据。但，从（2012）穗天法刑初第1604号《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是行贿的主体是广州市链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链润公司）员工陈建文的个人行为。该判决书只字未提我方，我方与该案没有任何关联。我方受到刑事强制措施的原因是捷成广州分公司违法举报行为。公安机关根据举报人的举报材料及书面证据决定立案并对我方采取强制措施，我方有理由怀疑捷成广州分公司为打击报复我方而向公安机关提供了虚假证明材料。一审庭审时，我方要求捷成广州分公司出示举报材料，一审法官也责令其限期提交举报材料，但其并未提供，因此，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2.捷成广州分公司是保时捷品牌汽车在中国大陆的独家经销商，保时捷作为知名品牌，应当向社会传递诚实无欺、守约守信的正能量。但在本案中，捷成广州分公司的个别管理者为争权夺利，不顾其品牌形象及各方利益，单方毁约，不惜对我方进行子虚乌有的刑事举报。之后，其为了掩盖毁约事实，对内欺骗股东，对外欺骗司法机关。一审判决在没有任何客观依据的情况下，作出对我方不公正的判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支持我方上诉请求。捷成广州分公司答辩称，一、作为广州市三信汽车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信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李耀明至迟已于2015年12月18日知晓我方向广州市公安局就其涉嫌行贿一事进行报案，一审判决事实查明清楚，法律适用正确。1.就报案人的身份，如一审判决查明，案涉《刑事判决书》已经载明报案人的身份。至2014年5月，在李耀明实际控制的三信公司诉广州市捷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捷成公司）合作合同一案一审程序中，广州捷成公司已将该判决作为证据提交。退一步讲，即使李耀明此前未取得《刑事判决书》，最迟至2014年5月，其也已经完全知晓报案人的身份。二审程序中，三信公司于2015年12月18日向贵院提交《调查取证申请书》要求调取“广州捷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捷成广州分公司举报李耀明涉嫌犯罪的举报材料”。该申请亦印证李耀明至迟于2015年12月18日前已获知报案人的身份。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即使李耀明于2015年12月18日才知晓系我方及广州捷成公司向广州市公安局就其涉嫌犯罪一事进行报案，其也应于2018年12月18日前提起诉讼。其现于2019年8月才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综上，一审判决关于本案诉讼时效问题事实查明清楚、法律适用正确，李耀明关于诉讼时效问题的上诉理由完全不能成立。二、我方进行刑事举报有充分的事实依据，不存在捏造事实、伪造证据的情况，一审判决驳回李耀明诉讼请求合法有据。1.我方的报案具有充分的事实依据，不存在捏造事实，伪造证据的主观意图或客观行为。就案涉刑事案件，向广州捷成公司前员工郭杰铿行贿的链润公司，系由李耀明妻子贾艳娟享有80%的股权并实际控制，贾艳娟亦同时担任三信公司在广州、东莞和深圳地区的业务经理，链润公司同时代三信公司收取保险业务手续费。链润公司与三信公司在所有权、人员及业务上都具有密切联系，均为李耀明及其妻子实际控制的公司。而与广州捷成公司的合作，自始至终都是三信公司负责，若非李耀明及三信公司参与，链润公司及其员工陈建文根本无任何渠道可与郭杰铿结识并向其行贿。2.李耀明以《刑事判决书》未就其涉嫌犯罪行为作出认定而倒推其不存在犯罪嫌疑，并进一步主张我方属“违法举报”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根据李耀明提交的《解除取保候审决定书》，其被解除取保候审的原因仅为“取保候审期限届满”。而公安机关依法立案调查并采取了必要的强制措施，却恰恰证明我方的报案具有充分的事实依据。3.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二款规定，除非有明确证据证明举报人存在捏造事实、伪造证据的情形，否则即不构成李耀明所主张的“违法举报”。三、李耀明所称的“婚姻受损”和“家庭破碎”等情况与我方的举报行为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其诉讼请求均不能成立，一审判决正确。1.构成一般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应满足四个要件，即：违法行为、损害事实、因果关系和主观过错。李耀明对该四要件均负有举证责任。2.本案中，公安机关对李耀明采取强制措施是基于李耀明本身存在违法犯罪嫌疑而采取的必要的措施，是公安机关就相关案件事实进行调查取证后所作出的决定和依法履职行为。我方对该等调查、取证及决定，无法也未曾进行干预。3.李耀明既未能证明我方存在捏造事实，伪造证据的主观意图或客观行为，也未能证明其所谓的损害后果与我方的依法举报行为之间有任何因果联系。因此，李耀明的诉讼请求均不能成立，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李耀明的诉讼请求及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的规定，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其全部上诉请求，维持原判。李耀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捷成广州分公司对李耀明造成的人身自由的侵权行为向李耀明进行书面道歉；2.捷成广州分公司向李耀明赔偿精神损失费人民币1元；3.本案诉讼费由捷成广州分公司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李耀明主张因捷成广州分公司于2012年向广州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举报李耀明向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造成其被刑事拘留长达37天，其人身自由受到损害，故而要求捷成广州分公司书面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费1元。李耀明未能提供具体的举报材料。捷成广州分公司确认曾向广州市公安局举报郭杰铿等人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等，但未能提供具体的举报材料。2012年3月30日，广州市公安局向贾艳娟送达《拘留通知书》，向贾艳娟告知该局于2012年3月30日将涉嫌行贿罪的李耀明刑事拘留并羁押在广州市第三看守所。2012年12月18日，捷成公司向广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提交《申请函》，申请提供三信公司有关人士李耀明等被采取强制措施的批准文书及其是否涉嫌参与郭杰铿等人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及具体情况。李耀明确认三信公司原法定代表人为李淑珍，后变更为李耀明。三信公司于2015年12月18日向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调查取证申请书》，请求法院依职权向广州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调取广州捷成公司及捷成广州分公司举报李耀明涉嫌犯罪的举报材料。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于2012年10月24日作出（2012）穗天法刑初字第1604号《刑事判决书》，其中查明：“2009年至2010年郭杰铿在担任广州捷成公司大客户经理期间，利用职务便利，收受广东俊诚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周波贿送的人民币1万元；违反捷成公司所属的集团公司不允许公司销售人员直接或变相向二级经销商销售保时捷汽车的规定，将捷成公司保时捷汽车擅自提供给二级经销商链润公司高价销售，并收受链润公司陈建文贿送的人民币9.5万元…。郭杰铿所在单位的报案材料和报告等证据证实”，判决：“郭杰铿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李耀明就其主张提交了以下证据予以佐证：1.拘留通知书，显示李耀明涉嫌行贿罪被广州市公安局刑事拘留；2.调取证据清单，拟证明李耀明配合警方调取证据，该证据均与捷成广州分公司有关联；3.解除取保候审决定书，拟证明李耀明没有行贿行为;4.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传票，显示李耀明因与深圳捷成公司合同纠纷诉至深圳福田法院；5.所函，证明李耀明与深圳捷成公司合作过程中与广州捷成公司具有一定关联性,2018年9月10日代理人向天河法院申请调阅（2012）穗天法民二初字第3024号案案卷材料；6.申请函、关于案件侦办情况的复函，拟证明李耀明在（2012）穗天法民二初字第3024号案材料中获知是捷成广州分公司举报其行贿，捷成广州分公司员工郭杰铿于2010年立案侦查，2011年12月27日李耀明与捷成广州分公司合作，恰逢捷成广州分公司管理层变动，新管理层为了引进新的代理商，逃避单方违约行为，在李耀明不存在违法行为且无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恶意向广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举报；7.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询问笔录，拟证明向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申请调查事宜未获得广州公安局经侦支队批准，即李耀明当时不知晓具体举报人；8.（2014）粤广广州第042185号公证书，拟证明李耀明无犯罪行为。捷成广州分公司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确认，证明内容不确认，收件人为贾艳娟，可证明其与李耀明是亲属关系；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确认，公安机关确实对案件进行依法侦查；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由法院查明，证明内容不确认，该决定书已载明根据相关规定解除了取保候审，取保候审是因期限届满，但不证明李耀明未曾参与刑事判决书中所认定的事实，且强制措施后继续采取取保候审，证明公安机关认定其确实具有犯罪嫌疑；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确认，关联性不确认，该案件与本案无关；对证据5的三性不确认，与捷成广州分公司无关；对证据6，如果是法院出具，则确认真实性，但关联性、证明内容不确认，申请函复函可证明李耀明员工存在受贿行为，公安机关对相关人员采取强制措施；对证据7的真实性、合法性确认，证明内容不确认；对证据8，该文件出具机关非公安机关，无犯罪记录只是个结果，不代表公安机关对其涉嫌犯罪行为进行侦查，该证据只能证明无犯罪记录，非无犯罪行为。捷成广州分公司就其抗辩意见提供以下证据予以佐证：1.《调查取证申请书》，拟证明李耀明作为三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最迟已于2015年12月8日知晓捷成广州分公司向广州市公安局就李耀明涉嫌犯罪一事进行报案。李耀明于2019年8月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2.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2）穗天法刑初字第1604号《刑事判决书》；3.链润公司企业注册基本资料；4.三信公司在（2012）穗天法民二初字第3024号案中提交的证据清单(2)及对应的证据一、二、五，证据2-4用于共同证明法院生效刑事判决已经确认链润员工非法倒卖捷成广州分公司及其关联公司销售的汽车，向捷成广州分公司关联公司员工行贿人民币9.5万元的犯罪事实；李耀明妻子贾艳娟持有链润公司80%的股权，同时担任三信公司业务经理；链润公司为三信公司保险业务代收手续费，二者具有十分紧密的人员关系及业务关系；捷成广州分公司有充分理由认为李耀明系链润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并与犯罪事实紧密相关；作为被害人，捷成广州分公司据此向公司机关举报李耀明涉嫌犯罪具有充分事实和法律依据。李耀明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三性不确认，不能说明李耀明已经知道具体举报人，李耀明提交的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询问笔录可证实李耀明在2015年10月15日不知情具体举报人，故李耀明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确认，证明内容不确认，可证明捷成广州分公司存在贿赂管理问题时，将李耀明牵扯至此案是为了捷成广州分公司当时在处于高层换届过程中的自身利益，李耀明在2018年收到的刑事判决书中陈述链润公司陈建文行贿行为并未明确认定，陈建文未因此受到刑事处分，李耀明与链润公司及其股东均未到刑事处罚，未因单位犯罪而卷入刑事风险，对于陈建文是否刑事行为是个人行为，并非是链润公司授权指示的，捷成广州分公司在无任何证据证明情况下向广州公安局经侦支队提供不实证据导致李耀明无故受到人身自由限制，其行为侵害了李耀明人身自由权；对证据3-4的真实性、合法性确认，对证明内容、关联性不确认。一审法院认为：其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本案中，三信公司于2015年12月18日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调查取证申请书》请求法院调取捷成广州分公司举报李耀明涉嫌犯罪举报材料，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2）穗天法刑初字第1604号《刑事判决书》中证据载明有捷成广州分公司人所在单位的报案材料，李耀明及关联公司与捷成广州分公司之间的民事纠纷系列案件中多次提及相关刑事案件情况，从其中内容均可知，该公司和李耀明早已知晓捷成广州分公司向广州市公安局进行举报，并非李耀明所主张的于2018年9月10日申请调取（2012）穗天法民二初字第3024号案件材料时方知悉相关事宜，李耀明被解除取保候审后，若李耀明认为捷成广州分公司的举报行为导致其权益受损，其应在恢复人身自由后在法定诉讼时效期间内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李耀明现于2019年8月才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一审法院对其诉讼请求，不予保护。其二，捷成广州分公司根据犯罪线索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是否采取相关措施及立案调查属于公安机关的职权范围，捷成广州分公司对此无法干预；从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2）穗天法刑初字第1604号《刑事判决书》可见，有关人员被认定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捷成广州分公司的报案材料具有一定依据，该报案并非单独针对李耀明，若李耀明认为捷成广州分公司存在诬告陷害等违法行为，可通过相关途经要求有关机关追究捷成广州分公司的责任，但目前并无证据显示捷成广州分公司存在捏造事实、伪造证据等诬告陷害情况；此外，李耀明并无证据证明其主张的身心受到严重损害以致婚姻家庭破碎等损害后果及该损害后果与捷成广州分公司的举报行为存在因果关系。由此可见，李耀明主张捷成广州分公司对给其造成的人身自由的侵权行为进行书面道歉及赔偿精神损失费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判决如下：驳回李耀明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李耀明负担。二审中，李耀明提交离婚证明复印件。拟证明李耀明与贾艳娟离婚的事实。捷成广州分公司质证称，对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系不予认可。1.李耀明未提供离婚证原件，我方对真实性不予认可。2.该离婚证明上的离婚日期是2017年7月27日，但李耀明被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是在2012年3月，我方认为中间隔了这么长时间，该离婚证明与李耀明被拘留的事实没有关联。另外，该证据可以从侧面直接证明李耀明和贾艳娟之间在2017年之前有婚姻存续的状态。贾艳娟是向我方员工行贿的链润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其是持有80%股份的股东。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依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范围，本案二审需要处理的问题是：1.李耀明本案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问题。2.捷成广州分公司是否侵犯了李耀明的人身自由。关于诉讼时效。一审法院根据三信公司于2015年12月18日向本院提交的《调查取证申请书》、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2）穗天法刑初字第1604号刑事判决书及双方之间的多次民事纠纷均提及相关刑事案件的情况，认定李耀明于2019年8月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合法合理，且理由阐述充分，本院予以维持。李耀明虽上诉主张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但未提交新证据证明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是否侵犯人身自由。从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2）穗天法刑初字第1604号刑事判决书可知，有关人员被认定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捷成广州分公司的报案材料具有一定的依据，该报案并非单独针对李耀明，且公安机关是否采取相关措施及立案调查属于公安机关的职权范围，捷成广州分公司无法干预，李耀明也没有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捷成广州分公司存在诬告陷害的情形，此外，李耀明也未能举证证明其身心受到严重损害以致婚姻家庭破碎等损害后果以及该损害后果与捷成广州分公司的举报行为存在因果关系，故一审法院认定李耀明主张捷成广州分公司对对给其造成的人身自由的侵权行为进行书面道歉及赔偿精神损失费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不予支持，合法合理，且理由阐述充分，本院予以维持。李耀明虽上诉坚持上述主张，但其二审提交的离婚证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对其上述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李耀明的上诉请求均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查明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李耀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康玉衡审判员  黄小迪审判员  李 婷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七日书记员  曾凡峰李书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