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3民终69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湘潭市湘竹建材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万楼街道湘竹村砂石场。法定代表人：**宇，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军辉，上海建纬（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蒋貌，湖南广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何杏丽，女，汉族，1971年8月25日出生，住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危更新，湖南湘牵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尹倚民，湖南湘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湘潭市湘竹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竹建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何杏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人民法院（2019）湘0304民初21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湘竹建材公司上诉请求：1.判令撤销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10日作出的（2019）湘0304民初2112号民事判决；2.判令解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8年7月30日签订的《合作协议》；3.判令自2019年1月1日开始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砂石装卸业务按实际业务量进行结算，并由被上诉人将其夹子船从上诉人码头移开；4.判令驳回被上诉人全部反诉请求；5.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本案具备合同解除的法定情形，一审法院认定解除《合作协议》无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错误。（一）本案符合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法定解除条件，《合作协议》应当解除。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本案中，就上诉人而言，《合作协议》签订目的在于依法依规进行砂石收购和加工安全生产活动。为实现合同目的，上诉人在合同中明确约定，被上诉人必须保证船舶设备良好。合同签订后，被上诉人未自觉履行保证船舶设备良好状态的义务，未将涉案船舶登记证书、船舶所有权证书、合格的检验证书、必要的航行资料及相关备案、审批手续等交由上诉人审核。经上诉人多次催告，被上诉人均未提供，涉案船舶未达到安全生产的状态，不具备可以从事装卸砂石业务的合格标准，依法依规生产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据此，因被上诉人迟延履行保证船舶设备良好状态的约定义务及法定义务，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符合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规定的合同解除的法定条件，《合作协议》应当解除。没有使涉案船舶保持良好状态的原因具体表现如下：1.涉案船舶系冒用船舶，不具备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无合法来源。《湖南省水上交通安全管理办法》（2008修订）第八条第二款规定：“买卖船舶，应当按照规定办理审批及过户手续。”《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2014修订）第五条规定：“船舶所有权的取得、转让和消灭，应当向船舶登记机关登记。”本案中，被上诉人用于履行《合作协议》的船舶没有依法办理任何登记，且未按规定办理审批及过户手续，不在被上诉人名下。经查询，涉案船舶亦不在被上诉人买卖船舶的出卖方周四光名下，该船舶的经营人及所有人均为泰州市华通船务有限公司，故涉案船舶无合法来源，所有证据均能证明涉案船舶系冒用船舶。2.涉案船舶不具备合格船舶检验证书、船舶登记证书及必要的航行资料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第六条规定：“船舶具备下列条件，方可航行：（一）经海事管理机构认可的船舶检验机构依法检验并持有合格的船舶检验证书；（二）经海事管理机构依法登记并持有船舶登记证书；（三）配备符合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规定的船员；（四）配备必要的航行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第五条规定：“船舶必须持有船舶国籍证书，或船舶登记证书，或船舶执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第四条规定：“船舶和船上有关航行安全的重要设备必须具有船舶检验部门签发的有效技术证书。”《湖南省水上交通安全管理办法》（2008修订）第七条规定：“自然人的船舶、企业事业法人的船舶、政府公务船舶，以及海事管理机构认为应当登记的其他船舶，均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的规定进行登记。”《湖南省水上交通安全管理办法》（2008修订）第八条规定：“船舶、设施必须经船舶检验部门检验，取得合格的技术证书或者文件。”《湖南省水上交通安全条例》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船舶航行、停泊、作业应当随船携带船舶国籍证书、船舶检验证书、船舶营运证件和其他法定文书，配备必要的航行资料。”本案中，被上诉人从未向上诉人出示涉案船舶的合格船舶检验证书、船舶登记证书及必要的航行资料，且被上诉人并非涉案船舶的所有权人或经营权人，其无法取得涉案船舶合格的技术证书及相关文件，无法履行《合作协议》约定的保证船舶设备良好状态的义务。3.涉案船舶未配备消防、救生、通信设备和船舶自动识别系统违法。《湖南省水上交通安全条例》第八条第二款规定：“船舶应当按照有关规定配备消防、救生、通信设施设备和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并进行维护和正常使用。”本案中，被上诉人从未向上诉人出示涉案船舶已配备消防、救生、通信设施设备和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的证明，未保证涉案船舶设备保持良好状态。4.涉案船舶未按规定取得安全营运与防污染管理体系符合证明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海事行政处罚规定》（2019修正）第五条规定：“违反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安全营运管理秩序，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船舶所有人或者船舶经营人处以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一）未按规定取得安全营运与防污染管理体系符合证明或者临时符合证明从事航行或者其他有关活动……”本案中，被上诉人从未向上诉人出示涉案船舶安全营运与防污染管理体系符合证明，且被上诉人并非涉案船舶的所有权人或经营权人，其无法取得涉案船舶安全营运与防污染管理体系符合证明，无法履行《合作协议》约定的保证船舶设备良好状态的义务。5.涉案船舶未按规定取得船舶安全管理证书或者临时船舶安全管理证书从事砂石装卸活动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海事行政处罚规定》（2019修正）第六条规定：“违反船舶安全营运管理秩序，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船舶所有人或者船舶经营人处以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对船长处以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给予扣留船员适任证书6个月至24个月直至吊销船员适任证书的处罚。（一）未按规定取得船舶安全管理证书或者临时船舶安全管理证书从事航行或者其他有关活动……”本案中，被上诉人从未向上诉人出示安全管理证书或者临时船舶安全管理证书，且被上诉人并非涉案船舶的所有权人或经营权人，其无法取得涉案船舶安全管理证书或者临时船舶安全管理证书，无法履行《合作协议》约定的保证船舶设备良好状态的义务。6.涉案船舶未建立安全生产责任制，未保持船舶、排筏、设施的良好技术状况和适航状态，未按规定配齐船员，未对船员进行技术和安全教育，未合理调度使用船舶，未定期督促船员进行消防、救生等应变演习违法。《湖南省水上交通安全管理办法》（2008修订）第九条规定：“船舶、排筏、设施所有人或者经营人应当对船舶、排筏、设施的安全负责，配备安全管理人员，并做到：（一）遵守有关水上交通安全管理的规定，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二）保持船舶、排筏、设施的良好技术状况和适航状态；（三）按照规定配齐船员，对船员进行技术培训和安全教育；（四）合理调度使用船舶；（五）督促船员定期进行消防、救生等应变演习……”《湖南省水上交通安全条例》第九条规定：“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应当履行下列义务：(一)建立健全并落实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措施，按照规定设立安全管理机构、配备安全管理人员;(二)保证船舶适航、船员适任，制定船舶调度、使用、维修、保养制度和操作规程;(三)制定水上交通安全应急预案，并定期演习;(四)保证安全生产管理工作必要的投入;(五)落实安全责任制，及时消除安全隐患……”本案中，被上诉人涉案船舶未建立安全生产责任制，未保证船舶、排筏、设施的良好技术状况和适航状态，从未为船员举行过消防、救生等应变演习，未履行《合作协议》约定的保证船舶设备良好状态的义务。7.涉案船舶停泊未按规定显示信号，无常驻工作人员，无值班记录，未将其招用或者管理的船员的有关情况定期向海事管理机构备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三款规定：“船舶停泊，应当留有足以保证船舶安全的船员值班。”《湖南省水上交通安全管理办法》（2008修订）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停泊船舶、排筏、设施，必须显示停泊信号，并按照规定留足值班船员。”《湖南省水上交通安全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船舶停泊，应当按照规定显示信号，不得妨碍或者危及其他船舶航行、停泊或者作业的安全。船舶停泊，应当留有足以保证船舶安全的船员值班。”《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海事行政处罚规定》（2019修正）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船员服务机构和船员用人单位未将其招用或者管理的船员的有关情况定期向海事管理机构备案的，按照《船员条例》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对责任单位处以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本案中，涉案船舶停泊未按规定显示信号，无常驻工作人员，无值班记录，且被上诉人并非涉案船舶的所有权人或经营权人，其无法将其招用或者管理的船员的有关情况定期向海事管理机构备案，无法履行《合作协议》约定的保证船舶设备良好状态的义务。8.涉案船舶系船浮筒、浮趸、缆桩等设施未报海事管理机构批准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在内河通航水域或者岸线上进行下列可能影响通航安全的作业或者活动的，应当在进行作业或者活动前报海事管理机构批准：……（五）设置系船浮筒、浮趸、缆桩等设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上水下活动通航安全管理规定》第五条规定，“在内河通航水域或者岸线上进行下列水上水下活动，应当经海事管理机构批准：……（五）设置系船浮筒、浮趸、缆桩等设施……”本案中，被上诉人从未向上诉人出示涉案船舶系船浮筒、浮趸、缆桩等设施批准手续，且被上诉人并非涉案船舶的所有权人或经营权人，其无法取得涉案船舶系船浮筒、浮趸、缆桩等设施批准手续，无法履行《合作协议》约定的保证船舶设备良好状态的义务。9.涉案船舶从事砂石装卸作业未向海事管理机构备案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在内河通航水域进行下列可能影响通航安全的作业，应当在进行作业前向海事管理机构备案：……（四）可能影响内河通航水域交通安全的其他行为。”本案中，被上诉人的涉案船舶从事砂石装卸作业系可能影响内河通航水域交通安全的行为，该行为应当依法向海事管理机构备案。被上诉人从未向上诉人出示涉案船舶从事砂石装卸作业备案手续，且被上诉人并非涉案船舶的所有权人或经营权人，其无法取得涉案涉案船舶从事砂石装卸作业备案手续，无法履行《合作协议》约定的保证船舶设备良好状态的义务。10.涉案船舶从事砂石装卸作业未在作业区设置标志和显示信号，未采取相应安全措施，保障通航安全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进行本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规定的作业或者活动时，应当在作业或者活动区域设置标志和显示信号，并按照海事管理机构的规定，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保障通航安全。”本案中，涉案船舶从事砂石装卸作业未在作业区设置标志和显示信号，未采取相应安全措施，未履行《合作协议》约定的保证船舶设备良好状态的义务。11.涉案船舶不具备保持适于安全航行、停泊及从事装卸活动的状态，船舶、浮动设施的配载和系固不符合国家安全技术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第八条规定：“船舶、浮动设施应当保持适于安全航行、停泊或者从事有关活动的状态。船舶、浮动设施的配载和系固应当符合国家安全技术规范。”本案中，被上诉人从未向上诉人出示涉案船舶具备保持适于安全航行、停泊及从事装卸活动的状态的证明材料及船舶、浮动设施的配载和系固符合国家安全技术规范的证明材料，未履行《合作协议》约定的保证船舶设备良好状态的义务。12.涉案船舶未向签发船舶检验证书的国内船舶检验机构申请定期检验违法。《船舶检验管理规定》第十三条规定：“营运中的中国籍船舶、水上设施的所有人或者经营人，应当向签发船舶检验证书的国内船舶检验机构申请定期检验。”本案中，被上诉人从未向上诉人出示涉案船舶定期检验的资料，且被上诉人并非涉案船舶的所有权人或经营权人，其无法申请涉案船舶定期检验，无法履行《合作协议》约定的保证船舶设备良好状态的义务。通过法院签发律师调查令，上诉人从江苏省泰州市海事局调取的船舶信息和适航证，反映华通浮009船舶依然登记在原公司名下，被上诉人是经过多次转手才取得船舶，并未办理任何登记手续，同时适航证书于2019年11月2日到期，至今未办理后续的检验手续。被上诉人以行为表明其没有依法履行使船舶处于合法运营的合同义务以及应当安全生产的法定义务，该行为符合解除合同的实质要件，上诉人不允许有违法生产行为。被上诉人已经用实际行为表明其没有履行合同义务，并表明其不愿意履行合同义务，因此符合合同解除条件。（二）本案符合情势变更法定情形，《合作协议》具备解除条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规定：“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本案中，上诉人向供货商购买砂石，砂石运输的船舶种类由供货商决定，上诉人对砂石运输船舶种类不具有可控制性。且因技术更新的外在因素，供货商降低了与被上诉人涉案船舶卸货配套使用的平板驳运输，适用了可以独立运输及装卸的自卸驳，从而导致被上诉人涉案船舶砂石装卸量急剧降低。该技术更新因素系当事人在签约时无法预见，且根据实际能力和当时的具体条件根本不可能预见，继续履行合同必然造成被上诉人取得合同收益，上诉人承担投资损失，合同当事人合同利益严重失衡。故本案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合同解除法定条件，合同解除具有事实依据。二、一审法院认定本案2019年1月至6月结算已履行完毕，法院无再重新进行审查的必要错误。合同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约定2019年1月至6月装卸业务结算金额以法院核定金额为准，系对《合作协议》结算条款（甲方保证乙方每月4万吨的保底业务。当月实际装卸量不满4万吨时，该月按4万吨结算。当月装卸量超过4万吨时，超过部分优惠0.5元/吨结算。装卸砂石的结算单价为3元每吨）的变更，故2019年1月至6月砂石装卸业务结算应以法院核定金额为准。而一审法院直接以“双方事实上对2019年1月至6月的结算款已达成一致意见，并已结算履行完毕，本院无再重新进行审查认定的必要”为由，未对被上诉人2019年1月至6月装卸结算款进行审查错误。三、一审法院认定2019年7月后被上诉人何杏丽未承接湘竹砂场的卸货业务系上诉人原因所致，业务结算款按《合作协议》计算错误。被上诉人何杏丽未承接湘竹砂场的卸货业务原因如下：1.被上诉人何杏丽经多次催告，未向上诉人出具船舶登记证书、船舶所有权证书、合格的检验证书、必要的航行资料及相关备案、审批手续，涉案船舶未能保持良好状态，不具备从事装卸作业活动的合格标准；2.因技术更新的外在因素，供货商转用自卸驳，而减少平板驳的使用，致使被上诉人涉案船舶装卸量降低。故被上诉人未承接湘竹砂场的卸货业务系技术更新的外在因素及被上诉人涉案船舶不符合安全技术规范、船舶设备不具有从事装卸作业活动的良好状态的原因所致。合同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当事人互负债务，有先后履行顺序，先履行一方未履行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先履行一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本案中，依据《合作协议》约定，被上诉人保持涉案船舶设备良好系履行合同的先义务，被上诉人未按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履行该义务造成不能从事装卸砂石业务的，上诉人有权拒付装卸费。该期间被上诉人未承接砂石卸货业务，一审法院支持被上诉人依据《合作协议》向上诉人主张2019年7月至11月合计60万元结算价款，致使被上诉人无偿取得全部合同权益，严重显失公平。何杏丽辩称：一、湘竹建材公司在上诉过程中以何杏丽船舶存在问题为由，要求解除《合作协议》并不妥当。根据上诉人湘竹建材公司的起诉状、湘竹建材公司与何杏丽往来的各类函件，以及岳塘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书，湘竹建材公司从2019年7月意图单方恶意终止双方《合作协议》开始，就一直以“政府环保考虑禁采砂石”为由，认为其河砂供应受到严重影响，进而无法继续履行双方合同。但在本案上诉过程中，上诉人又突然提出“何杏丽夹子船不具备相应条件，造成双方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由此上诉人的上诉观点及主张已经超过原一审主张范围。一审法院审理的法律关系及案件事实是“情势变更”，而二审则涉及“何杏丽是否存在违约造成合同无法履行”，二审审理的法律关系已经转变为合同违约以及违约事实认定等方面，由此，上诉人在上诉过程中肆意变更主张，人民法院对于上诉人超出原一审主张范围的事实应不予审查。二、关于何杏丽为履行合同使用的船舶状况。湘竹建材公司在上诉状中罗列共计12项船舶管理规定，用于说明何杏丽所有的“华通浮009”号浮吊船（俗称“夹子船”）存在难以履行合同的缺陷及瑕疵，进而说明湘竹建材公司有权解除合同。何杏丽认为湘竹建材公司上述观点并不恰当。首先，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规定的是“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法律明确规定只有在违约造成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情况下，当事人才具有解除权。而反观本案，在湘竹建材公司以“情势变更”为由要求解除合同前，合同双方均具备良好履约的基础和经历，在此之前一年半的时间内，湘竹建材公司与何杏丽均毫无争议地有效履行了合作协议。即使真如湘竹建材公司所述，船舶状况问题一直存在，那么影响合同履行的因素便不是最新发生，那么在船舶相关因素一直存在的情形下，又何来合同以往可以良好履行，在之后却无法继续履行的事实呢？所以，湘竹建材公司关于船舶存在问题的观点并不能论证其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其次，根据双方合作协议以及湘竹建材公司上诉状所述，何杏丽需保持船舶设备良好，为此，何杏丽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人员，保持夹子船状况良好，具备充足的能力满足湘竹建材公司每月保底4万吨以上的砂石装卸量，基于2017年7月至2019年1月之间的砂石装卸量可知，何杏丽完全保证了夹子船的良好使用状况。不仅如此，即使在湘竹建材公司单方违约要求解除合同，弃用何杏丽夹子船的情况下，何杏丽仍在履行保证夹子船能随时使用的义务。而湘竹建材公司对于该夹子船的状况属性，应该是知情且满意的，其在2017年7月主动向湘潭市地方海事局办理了夹子船的上户备案手续。再次，上诉人所称多次催要船舶的证件，何杏丽未予提供并不符合事实。上诉人对于催要行为是否发生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实。此外，上诉人在办理夹子船上户备案的过程中，不可能不需要使用夹子船的相关证件，海事部门登记或办理备案过程中也需要查看船舶的相关证件。何杏丽的夹子船能在湘竹砂石场正常使用近2年的时间可以证实，何杏丽夹子船并不存在证件缺失或相关状况不合格的情形。最后，对于上诉人所罗列的12点问题，何杏丽做如下回复：第一，《湖南省水上交通安全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水上水下活动通航安全管理规定》等行政法规或规范性文件均是管理性规定，并非效力性规定，不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第二，何杏丽的夹子船具备合法来源，船舶的所有权人现为何杏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动产以交付作为物权变更形式，涉及船舶的，登记仅具备对抗效力。基于船舶由何杏丽所有和管理，何杏丽当然是船舶的所有权人，而并非上诉人所称的“船舶无合法来源，系冒用船舶”。第三，关于何杏丽的夹子船所需要的必要航行资料需请上诉人予以明确资料范围及项目。事实上，何杏丽的夹子船从2017年至今，仅存在从泰州运输至湘潭的航程，并且该航程均有报备。第四，在何杏丽管理夹子船的整个过程中，并不存在任何违法情形，更无任何部门对何杏丽船舶进行过罚款等处罚。第五，何杏丽的夹子船从事砂石装卸已经由上诉人向湘潭市地方海事局办理备案，上诉人如认为其自行办理的砂石装卸备案手续不合法，则上诉人需承担违法责任。第六，何杏丽的夹子船具备安全生产运营的条件，长达2年的使用过程中并不存在任何安全隐患或事故问题。第七，何杏丽的夹子船具备常驻工作人员和值班记录，在双方合作过程中，是由谁具体操作夹子船装卸砂石，每日装卸砂石量多少均有专人记载。第八，关于设置标志和显示信号问题，上诉人自己已设置湘竹砂石场标志，如上诉人认为还需其他信号以及夹子船不符合国家安全技术规范，请上诉人予以举证证实。三、上诉人所主张的情势变更及合同解除条件均不存在。在一审中，何杏丽已向法院提交汨罗、湘阴、株洲等地的砂石禁采文件，证实砂石禁采文件早在2016年、2017年便已经颁布，且砂石禁采文件仅是针对城区、保护区等部分河段，并非是河道全段。此外，涉及禁采的时间也并非是全年或者永久性禁采，而是一定时间段内有期限的禁采。因情势变更原则适用的前提是存在合同成立后客观情况发生变化的情形，而上述禁采文件均是颁布在上诉人与何杏丽2018年7月合作协议签订之前，由此，全国环保措施的加强和对河道采砂的管理规范，造成某些河段在某阶段存在禁采属于正常现象，并未有效影响合同双方对于合作协议的继续履行。湘竹建材公司不能以“情势变更”为由，单方要求解除合作协议。此外，由于湘潭市整合了全市湘江河道砂石场资源，目前仅有三个砂石场（湘竹、顺意、三联），而全市的基建项目对砂石的需求量与日俱增，所以每个砂石场的砂石供应量都非常大。**宇作为湘竹建材公司法定代表人，有着数十年砂石场经营经验，其在代表湘竹建材公司与何杏丽签订合作协议时，不可能预料不到湘竹砂石场每月砂石装卸量绝对在4万吨以上。正是基于全市砂石量的高需求，以及自身商业经验，双方在合同签订时，才以4万吨/月的装卸量作为参考依据。基于双方利益最大化考量，何杏丽还主动提出了让利条款，也即在超过每月4万吨砂石装卸量的情况下，超过部分按优惠0.5元/吨进行结算。一直以来，河砂运输方式有两种，其一是平板驳船运输砂石，再使用夹子船装卸砂石；其二是自卸驳船运输和装卸砂石。由于平板驳船底部是平整的，船肚放置货物更为便利，因此广泛运用于所有货物的运输，其能在运程与返程匹配不同的货物，以此降低运输成本，形成运输价格优势，其缺点是对码头要求较高，需要有夹子船配套方能装卸货物。而自卸驳船因装卸传送带安置在船底，且船底呈凹型结构，仅适用于碎石、河砂等货物的运输装卸，一般运用于从采砂地运输砂石到砂石场，而返程则无法装载其他货物，运输成本更高，适用于没有配备夹子船的码头。正因为两类船舶运输方式均有优劣点，所以基于各类运输因素考虑，两类运输方式保持至今。作为砂石场，完全具备自主选择的权利，其既可以通过直接联系采砂地，要求采砂地老板采用何种船舶运输砂石，也可以直接联系河道中的自卸驳船或平板驳船，要求船主将船舶上装载的砂石运抵砂石场。至于砂石场更多采用何种船舶运输砂石，完全取决于砂石场是否具备夹子船，以及砂石场对于成本的控制或者便利性的选择。在本案中，湘竹建材公司为了达到逼退何杏丽的夹子船，使用**宇自己夹子船的目的，从2019年1月起，便有意通过自卸驳船采购绝大部分砂石，进而造成何杏丽夹子船无砂可夹的假象。而实际上，根据湘竹砂石场的河砂采购量，何杏丽夹子船每月4万吨以上的砂石装卸量是完全可以得到满足的。最后，并不是自卸驳船可以直接装卸砂石其就代表先进技术，平板驳船除了价格优势之外，还具备可广泛装载各类货物的特点，两类船舶虽然均有通过持续加大装载能力、加强船舶航运速度等方式不断升级创新，满足内河航道运输需求，但并没有根本性的技术革新。由此，本案并不存在上诉人所称“由于技术更新，造成合同签订时无法预见平板驳船和夹子船运输装卸砂石方式落后”的情形。自卸驳船以及平板驳船之前是，现在是，今后也必将是内河航道装载运输货物的并行方式。总而言之，在双方合同签订后，双方均已良好的履行合同一年有余，湘竹建材公司提出的因各地禁采造成砂石量采购减少的情形并不存在，湘竹建材公司提出的平板驳船结合夹子船运输装卸砂石属于产能落后，同样不符合客观事实。由此，本案并不存在湘竹建材公司所谓的“情事变更”情形。四、上诉人作为违约方并不具备合同的法定或约定解除权，《合作协议》应继续履行。如前所述，何杏丽自始至终具备良好履约的能力，也一直希望湘竹建材公司能端正态度，本着互利共赢的原则将合同继续履行下去，但湘竹建材公司基于自身利益考虑，假借多种理由，恶意制造平板驳船运抵砂石量减少的假象，并以此为由解除合同，湘竹建材公司的行为属于严重的恶意违约行为。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34条、第36条之规定，在不具备法定解除及约定解除的情形下，《合作协议》不因湘竹建材公司单方通知就予以解除，湘竹建材公司也无权通过起诉方式解除《合作协议》，否则，湘竹建材公司作为恶意违约方将严重损害守约方何杏丽的合法权益。根据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因湘竹建材公司与何杏丽之间的《合作协议》存在继续履行的基础，且合同继续履行亦是法律所规定的违约责任的一种承担方式，由此，为减少守约方的损失，何杏丽作为守约方恳请法院依法确认合同继续履行。五、关于2019年1—6月结算事宜以及后续责任确定。在一审庭审过程中，湘竹建材公司已自认其与何杏丽已对2019年6月（含6月）之前的业务已结算完毕，虽然上诉人在2019年1月至4月的对账单上写明“2019年1月至4月份结算金额以法院核定金额为准”，但该份对账单却实际已经明确2019年1—4月的结算金额均为12万元，共计48万元，且双方已经实际履行。双方并未明确2019年1—4月需根据砂石装卸的实际数量来结算，反而双方在《合作协议》中已明确约定了保底方式结算。由此，并不存在双方已变更《合作协议》约定的结算方式。因此，即使法院核定，法院亦应根据《合作协议》的保底约定，认定双方关于2019年1至4月的核定结算数据无误。由于湘竹建材公司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严重恶意违约的情形，其在能与何杏丽良好履约的条件下，单方中止采用平板驳船运输砂石，由此造成何杏丽的夹子船至今空置在码头。对于何杏丽由此产生的损失，湘竹建材公司当然应当按照《合作协议》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湘竹建材公司在上诉状中主张不安抗辩权，但事实情况是何杏丽所有的夹子船状况良好，能够满足装卸砂石要求，且湘竹建材公司自始至终并未有效地向何杏丽提出任何抗辩。对此，一审法院根据审理的案件事实，据此认定双方《合作协议》继续履行，且湘竹建材公司仍应按照协议约定的结算方式继续向何杏丽支付结算款并无不当。湘竹建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湘竹建材公司与何杏丽于2018年7月30日签订的《合作协议》；2.判令自2019年1月1日开始湘竹建材公司与何杏丽之间的砂石装卸业务结算款项按实际业务量进行，并由何杏丽将其夹子船从湘竹建材公司码头移开；3.判令何杏丽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何杏丽提出反诉请求：1.判令湘竹建材公司继续履行其与何杏丽于2018年7月30日签订的《合作协议》；2.判令湘竹建材公司支付2019年7月至2019年11月的装卸款60万元（按4万吨/月，3元/吨结算）；3.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湘竹建材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宇系湘竹建材公司法定代表人。2016年12月，湘潭万楼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甲方）与**宇（乙方）签订《湘潭湘竹砂石场一号、二号生产线及场地租赁经营协议》，合同中乙方签字盖章处加盖湘竹建材公司公章，并由**宇在法定代表人签字处签名。该协议主要内容如下：确定经湘潭市河道采砂工作整治指挥部批准，确定湘江湘潭市城区段及涟水河自河口至姜畲镇范围内三个砂场（①湘竹砂场两条生产线②顺意砂场四条生产线③三联砂场两条生产线），在能满足市场需要前提下，不再新增其他砂石场；乙方通过网络竞价方式取得湘竹砂场两条生产线及场地的经营权；本项目由甲方投资，依法享有其投资项目的所有权；乙方已知晓，本项目属性为砂石转运经营，依法仅享有项目租赁期内的经营权，约定租赁期满后，乙方应将租赁项目依约完整移交甲方；乙方租赁经营期自2017年1月31日至2022年1月31日止，租赁期限五年。生产线及场地交付后，甲方保证砂石场进出通道能够良好通行，若砂石场进出通道未达到良好通车条件及甲方负责的厂房外施工未完工，则租赁经营期的起始日顺延，具体起始日期双方另行签订补充协议；自项目开始商业运营后的第二个月起，乙方应于每月15日前向甲方提交项目上一月的运营记录和反映其经营情况的上一月财务报表。2018年7月30日，湘竹建材公司与何杏丽签订合作协议，约定湘竹建材公司的湘竹砂场全部百货船运输的砂石装卸业务都由何杏丽负责；何杏丽需保持船舶设备良好并及时到码头进行砂石装卸；装卸砂石的结算单价为3元/吨，湘竹建材公司保证何杏丽每月4万吨的保底业务，当月实际装卸量不满4万吨时，该月按4万吨结算，当月装卸量超过4万吨时，超过部分优惠0.5元/吨结算；本协议在湘竹建材公司砂场经营期内有效。在此之前，湘竹建材公司已实际使用何杏丽船舶装卸砂石（具体时间不明），并于2017年7月6日向湘潭市地方海事局提交报告，要求对何杏丽所有的华通浮009船舶登记上户、检验。2018年，湘竹建材公司与何杏丽较好地履行了合作协议，双方未发生任何争议。湘竹建材公司自2019年1月开始，以市场情势变更，采砂量及进砂量下降为由，减少何杏丽船舶的卸砂业务，并以船舶是对方提供为由增加自动驳船舶的运输卸砂业务；湘竹建材公司自2019年7月开始未再向何杏丽提供卸砂业务。2019年1—6月的装卸业务，双方已按4万吨/月的保底业务结算完毕。2019年7月2日，湘竹建材公司诉至法院，要求解除其与何杏丽签订的《合作协议》，由何杏丽将其夹子船从湘竹建材公司码头移开；并要求湘竹建材公司自2019年1月1日开始与何杏丽之间的砂石装卸业务结算款项按实际业务量进行结算。2019年10月18日，何杏丽向湘竹建材公司发函要求继续履行合同。2019年10月21日，湘竹建材公司向何杏丽回函，主要内容如下：从2019年开始，为保护生态环境，湖南省就洞庭湖自然保护区内的所有码头进行全部关停、拆除和后移等措施；2019年3月7日，株洲县水利局下发文件，明确表示湘江株洲县段河道开采区采砂船终止采砂，双方之间的《合作协议》因上述不可抗力情形无法再继续履行，故湘竹建材公司要求何杏丽于2019年10月31日之前将作业船从湘竹建材公司码头移开，否则将承担因此造成的法律责任。2019年10月31日，何杏丽反诉要求继续履行合同至湘竹建材公司的湘竹砂场经营期届满时止，并要求湘竹建材公司按3元/吨，4万吨/月的保底条款从2019年7月开始向何杏丽支付装卸款至2019年11月止。另查明：自2014年开始，湘江各河段即陆续颁布各类限采、禁采砂石文件，湘竹建材公司和何杏丽主要提供如下文件：湘潭市人民政府于2014年3月13日颁布《湘江湘潭城区段全面禁止采砂的通告》；株洲县水利局于2016年10月8日颁布《关于湘渌江河道株洲县段砂石资源开采禁采区、保留区和禁采期的公告》；2016年11月4日，汨罗市委办、市政府办颁布《汨罗湿地保护及河道砂石禁采专项整治行动方案》；2017年4月6日，湘阴县人民政府颁布《关于全面禁止湘江湘阴段东、西支水域河道采砂的通告》；2017年4月7日，湘阴县湘资砂石资源有限公司颁布《关于湘水东西支永久性停采的通知》；2017年8月16日，汨罗市湘汨资源开发有限公司颁布《关于停止报档的通知》，表示受政策影响随时可能停采，当前将尽力消化已报档运输船，对停采前未受载的运输船已报档位自动取消；2019年3月7日，株洲县水利局颁布《关于湘江株洲县段河道开采区采砂船终止采砂和采砂船舶撤离开采区的通知》；2019年8月20日，湖南省水利厅印发《湖南省湘资沅澧干流及洞庭湖河道采砂规划（2019-2022年）》。为了查明本案案件事实，法院根据何杏丽的取证申请，多次通知湘竹建材公司向法院提供完整的砂石进货记录、砂石付款凭证及完整的2019年1月至庭审时的财务账簿资料供核对，但湘竹建材公司均以各种理由未向法院提供完整的资料，仅摘录或复制了部分资料给法庭。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立案案由为合伙协议纠纷，但当事人实际是因合同的履行发生纠纷，故本案案由变更为合同纠纷。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如下：一、湘竹建材公司与何杏丽之间的《合作协议》能否解除及何杏丽的夹子船是否需要从湘竹建材公司湘竹砂场码头移开问题。本案中，湘竹建材公司主张解除合同的理由之一是发生了政策原因的情势变迁，即河道禁采、限采砂石的规定，以致合同履行不能，但根据双方证据显示，湘江河道自2014年开始即有各类限采、禁采砂石的规定，但至今并未全面禁采砂石，而湘竹建材公司与何杏丽的《合作协议》签订于2018年7月30日，合同签订之时，湘竹建材公司其实已知晓湘江河道存在限采、禁采砂石的情况，故湘竹建材公司主张的情势变迁以致合同不能履行的理由不成立；湘竹建材公司主张解除合同的理由之二是湘竹砂场进货量降低，但湘竹建材公司经法院多次要求，仍拒不提交全部账簿资料，仅提交了何杏丽夹子船船舶卸载的砂石账簿资料，其提交的证据不完整，无法达到其举证目的，且根据湘竹建材公司自认，其采购的砂石除需何杏丽夹子船卸货的平板驳运输外，还存在自卸驳运货的情况，说明湘竹建材公司关于进砂量无法满足合同所需的意见亦无相应依据予以支持；综上，湘竹建材公司关于解除与何杏丽之间的《合作协议》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也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关于合同法定解除和约定解除的法律规定，故湘竹建材公司的主张，法院不予支持，湘竹建材公司与何杏丽之间的《合作协议》应予以继续履行，从而，湘竹建材公司要求何杏丽移开夹子船的诉讼请求，法院亦不予支持，但何杏丽夹子船的存在不得影响湘竹建材公司正常的经营，必要时，需配合湘竹建材公司对船舶进行移动。二、何杏丽自2019年1月至6月的砂石装卸业务结算款的认定问题。湘竹建材公司主张2019年1月至6月的砂石装卸业务按实际业务量进行结算，但双方事实上对2019年1月至6月的结算款已达成一致意见，并已结算履行完毕，法院无再行重新进行审查认定的必要，故湘竹建材公司主张2019年1月至6月的砂石装卸业务按实际业务量进行结算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三、2019年7月及之后业务结算款的认定问题。因湘竹建材公司与何杏丽之间的《合作协议》不符合解除条件，故双方仍应按约定履行义务，虽何杏丽自2019年7月开始未承接湘竹砂场的卸货业务，但这是湘竹建材公司原因所致，故湘竹建材公司自2019年7月之后至合同变更或终止、解除前仍应按约定履行其与何杏丽之间的《合作协议》，故何杏丽要求湘竹建材公司按合同约定的3元/吨，4万吨/月的标准支付2019年7月至2019年11月的装卸款合计60万元的反诉请求，有相应计算依据，法院予以支持。四、何杏丽要求判令湘竹建材公司继续履行《合作协议》至湘竹建材公司湘竹砂场经营期届满时止的诉讼请求的处理问题。湘竹建材公司要求解除上述《合作协议》的诉讼请求，未得到支持，上述《合作协议》必然需继续履行，双方并未对合同履行期限作出明确约定，何杏丽主张的湘竹砂场经营期届满时间亦无法界定；同时，本案审理的范围主要是合同能否解除问题，暂不应涉及具体履行期限的确认，该项请求属于确认之诉，不属于本案审理范畴，故法院在本案中对《合作协议》履行期限届满时间不予审查认定，如合同未予解除，双方可就合同履行期限另行确定，故法院对何杏丽的该项反诉请求，不予审查，暂予驳回。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驳回湘潭市湘竹建材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二、湘潭市湘竹建材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一次性向何杏丽支付2019年7月至2019年11月的砂石装卸保底费用60万元;三、驳回何杏丽的其他反诉请求。本案本诉案件受理费192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4900元，合计6820元，由湘潭市湘竹建材有限公司负担6600元，何杏丽负担220元。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了两组证据：第一组证据包括内河船舶检验证书簿、船舶登记簿、情况说明，拟证明华通浮009船舶登记在泰州市华通船务有限公司名下，涉案船舶并非被上诉人经营或所有，涉案船舶无合法来源，系冒用船舶；第二组证据是内河船舶适航证书，拟证明华通浮009船舶有效期至2019年11月2日，内河船舶适航证书已到期，华通浮009船舶于2019年11月2日后不具备适航状态。被上诉人质证认为:对以上两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未办理登记不影响船舶所有权的确认，本案是一起关于合作协议的纠纷，船舶是否办理登记手续，不影响本案中合作协议的履行，本案船舶的适航证书2019年11月2日到期时，上诉人已处于违约状态。被上诉人提交了四组证据：第一组证据包括湘潭市湘潭公证处（2020）湘潭潭证内民字第1578-1号《公证书》、第1578-2号《公证书》、第2505号《公证书》，拟证明湘潭三联砂石场、株洲芦淞砂石场均存在使用夹子船装卸砂石的情形，且因砂石供应及需求量大，相应码头江面尚有数艘平板驳船装有砂石等待夹子船夹卸砂石。湘竹建材公司所称砂石量减少，且平板驳船、夹子船属于落后技术退出砂石运输装卸市场不符合事实。第二组证据包括湘竹建材公司工商登记资料、湘潭县卓江建材有限公司工商登记资料、三联砂石场《合作经营协议》、何杏丽在湘竹砂石场现场拍摄资料，拟证明**宇、冯永明系湘竹建材公司仅有的两名股东，且冯永明同时为卓江建材公司的股东，**宇同时担任湘竹建材公司法定代表人和三联砂石场的监事长，实际对湘竹砂石场和三联砂石场进行了管理。而根据公证书所示，夹子船在三联砂石场运作繁忙，业务充足。由此，**宇控制湘竹建材公司恶意制造假象，逼迫何杏丽的夹子船退出湘竹砂石场，以便使用自己另一条夹子船替代何杏丽的船舶，获取相关利益。第三组证据包括《催告函》《回函》《合同解除通知函》，拟证明湘竹建材公司与何杏丽签订《合作协议》后，双方前期均积极履约，何杏丽为履约前期已投入300余万元。至2019年1月，湘竹建材公司单方严重违约限制平板驳船砂石采购量，造成何杏丽夹子船无砂可卸。在2天后湘竹建材公司的《回函》中，湘竹建材公司仅明确“因政府禁止采砂”造成合同遭受不可抗力无法继续履行，而未提及其他缘由。如确如湘竹建材公司所述，则湘竹建材公司无砂可进，不应存在何杏丽夹子船影响湘竹建材公司正常生产（采购砂石）的情形，湘竹建材公司在回函中言论存在自相矛盾，此外，在《合同解除通知函》中，湘竹建材公司陈述“无河沙采购”，“平板驳船需要配合夹子船使用，成本较自卸驳船较高”，“平板驳船退出市场”完全与事实不符，为何**宇与他人共同控制下的三联砂石场仍存在夹子船装卸砂石，湘竹建材公司应向法院作出说明，由此可知，湘竹建材公司存在恶意毁约。第四组证据是对包文兵的调查笔录，拟证明平板驳船在砂石运输市场适用并没有太大变化，近年的河砂供应需求量与前几年相比没有明显变化，作为砂石场老板，完全具备选用何种船舶运输砂石的权利。湘竹建材公司在本案中存在恶意动用选择权利，在一定时间段内将河砂采购全部采用自卸驳船，而造成何杏丽夹子船无砂可夹的假象局面。第五组证据《关于公司生产自用船舶上户的报告》（该证据一审已提交，二审中提交原件核对），拟证明涉案船舶是与湘竹建材公司砂石装卸相匹配的船舶，该船舶仅能在湘竹建材公司砂石场发挥砂石装卸的作用。上诉人对以上五组证据质证认为：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达不到证明目的，公证书只能证明照片拍摄时情况，不能反映砂石场一直在使用夹子船，也不能反映砂石需求量大；对第二组证据（照片除外）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证据达不到证明目的，对照片合法性不认可的理由在于照片没有拍摄时间、经手人，不能反映照片具体拍摄的时间，达不到证明**宇恶意制造假象获取利益的目的；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证据达不到证明目的，不能证明被上诉人投入300万元，也不能证明被上诉人一直在履约；对第四组证据不认可，证人对砂石行业不了解，即不知道长沙的砂石产量，也不知道湘潭的砂石产量，不了解行情，只知道自己砂场的平板驳船和自卸驳船的行情，不了解其他砂场的情况；对第五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该证据只能证明上诉人积极配合船舶上户，但是客观情况是因为船舶的交易手续违法以及船舶达不到适航状态而没有上户成功。本院对以上证据认定如下：对上诉人提交的两组证据，因被上诉人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将在本院认为部分予以阐述。对被上诉人提交的第一组、第二组（照片除外）、第三组、第五组证据，因上诉人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予以确认；对被上诉人提交的第二组证据中的照片，因无法辨认拍摄日期，其真实性无法确认，本院不予采信；对被上诉人提交的第四组证据，因包文兵不是在湘潭从事砂石业务，本院对其证言不予采信。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原审认定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湘竹建材公司是否可以行使法定解除权，解除与何杏丽签订的《合作协议》。1.湘竹建材公司是否可以依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规定解除合同。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根据该条规定,合同一方当事人依据该条第四项行使法定解除权，应满足合同相对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且“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两个条件。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双方在2018年按约履行了义务，上诉人未提交证据证明何杏丽有迟延履行装卸砂石的事实。上诉人称何杏丽没有保证船舶达到安全的生产状态，但未提交证据证明因此导致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因为即使案涉船舶的管理存在瑕疵，也并不必然导致本案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船舶是否达到安全适航条件，应由相关管理部门予以认定。如果案涉船舶确实存在违反船舶安全运营管理秩序的情形，湘竹建材公司可向相关的行政部门反映，可由相关部门予以处理。湘竹建材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何杏丽存在违约行为致使本案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相应的，湘竹建材公司关于何杏丽因违约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主张不能成立。因此,湘竹建材公司不能依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行使法定解除权。2.湘竹建材公司是否可以适用“情势变更”制度解除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对情势变更定义为“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客观情况的重大变化是否发生在合同订立后，是否为当事人不可预见，继续履行合同是否显失公平，是界定本案是否适用情势变更制度应考虑的因素。从本案合作协议缔约情形来看，本案合同约定的租赁期达5年，湘竹建材公司对保证何杏丽每月4万吨的保底业务的意思表示明确，其主张无法预见是指“向供货商购买砂石，砂石运输的船舶种类由供货商决定，上诉人对砂石运输船舶种类不具有可控制性”，以及因技术更新的外在因素，供应商降低了平板驳运输，提高了自卸驳的使用，导致何杏丽涉案船舶砂石装卸量急剧降低，但根据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湘竹建材公司保证每月4万吨的保底业务，超过4万吨时享受0.5元/吨的优惠，湘竹建材公司在缔约时对砂石的装卸方式应当有充分的了解，对每月装卸量可能变化是明知的，对其在《合作协议》中的实际付出有明确的预期，不存在无法预见之情形。且业务量出现波动，技术更新导致设备逐渐更新换代，这些都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正常现象，湘竹建材公司作为专门从事砂石经营的市场主体，对于技术的更新应有一定程度的预见和判断,应当承担相应的商业风险。综合上述情形，上诉人未提交证据证明本案存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也没提交充分证据证明砂石装卸相关行业的技术更新已达到在签订合同时无法预见的程度，以致对砂石装卸价格及装卸方式产生了重大影响，继续履行合同对湘竹建材公司明显不公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湘竹建材公司称本案存在情势变更情形进而主张解除合同的理由不能成立。基于湘竹建材公司无权行使合同解除权，上诉人要求何杏丽将夹子船从上诉人码头移开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二、一审法院认定2019年1月至6月结算款已履行完毕以及2019年7月至11月的结算款为60万元是否正确。1.关于2019年1月至6月的结算款，因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均明确表示，双方在“2019年6月之前（含6月）业务已结算完毕”，因此，一审法院对湘竹建材公司主张的“2019年1月至6月的砂石装卸业务按实际业务量进行结算”不予支持并无不当。2.关于2019年7月至2019年11月的结算款，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约定了保底业务量，但并未约定未达到保底业务量时，计算业务量是否应当考虑因业务量减少而相应减少的支出（如燃料、人工支出），上诉人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应当如何扣除因业务量减少而减少的支出。因此，一审法院在计算2019年7月至11月砂石装卸款时，按照保底业务量4万吨和单价3元/吨计算并无不当。上诉人“一审法院支持被上诉人依据《合作协议》向上诉人主张2019年7月至11月合计60万元结算价款，致使被上诉人无偿取得全部合同权益，严重显失公平”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支持。同理，上诉人要求驳回被上诉人全部反诉请求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湘潭市湘竹建材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920元，由上诉人湘潭市湘竹建材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韩小平审 判 员  周 粤审 判 员  周 尧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五日法官助理张成东代理书记员  刘 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