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203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春丰，男，1972年1月1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家静，广东金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相辉，男，1971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南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志伟，广东中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康阳雄，男，1968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相明，男，1971年2月2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番禺区佳兴旅店。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沙头街捷进西路139号。责任人：陈春丰。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仲才，男，1973年8月2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有钟，男，1965年12月3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康朝忠，男，1963年9月1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相铭，男，1955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上诉人陈春丰因与被上诉人张相辉、康阳雄、张相明、广州市番禺区佳兴旅店（以下简称佳兴旅店）、郑仲才、杨有钟、康朝忠、张相铭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3民初51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陈春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家静，被上诉人张相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志伟、被上诉人张相明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康阳雄、佳兴旅店、郑仲才、杨有钟、康朝忠、张相铭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陈春丰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确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就广州市番禺区沙××街××、××、××号三间商铺及139号沿街综合楼三至四层场地的租赁合同关系于2019年4月11日解除；3.被上诉人将广州市番禺区沙××街××、××、××号三间商铺及139号沿街综合楼三至四层场地返还给上诉人；4.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涉案物业由陈春丰向番禺区沙头经济合作社租赁，在陈春丰有租赁合同原件，押金及租金收据等原始证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没有确实证据的前提下，只是依靠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的账簿就否认陈春丰的租赁权利，从而导致查明事实严重错误，二审法院应予以纠正。二、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有误，陈春丰与杨有钟、康朝忠、张相铭有合作西环路丹山村“嘉成酒店”项目，但未与康阳雄、张相明有过合作“嘉成酒店”项目，一审法院认为陈春丰与康阳雄、张相明在佳兴酒店成立前另有“嘉成酒店”合作项目与事实不符。被上诉人的举证证据不能证明陈春丰与康阳雄、张相明、杨有钟、康朝忠、张相铭构成合伙经营嘉成酒店的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对于陈春丰是否与康阳雄、张相明、杨有钟、康朝忠、张相铭构成合伙经营嘉成酒店，被上诉人应承担举证责任，但一审法院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就认定为有合伙关系，导致查明事实严重错误，二审法院应予以纠正。三、《佳兴、嘉成酒店账簿》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该账簿在陈春丰起诉前从未有过，而且陈春丰作为佳兴、嘉成酒店的合伙人从未见过该账簿，账簿也没有合伙人签名，可以看出账簿是不真实的，不具有合法性。因此，被上诉人提供的账簿明显是张相辉等人擅自制作，不具有合法性。假如法院认为被上诉人提交的账簿有效，一审法院对于被上诉人违反日常生活规律、倒签签约时间置之不理，而做出放任该行为的判决，有违公平公正性。四、一审法院认为该二楼物业的租赁合同原件、押金及租金收据原件均由郑仲才持有与事实不符，该合同原件、押金及租金收据原件均由陈春丰持有。被上诉人张相辉辩称：同意一审判决处理，不同意陈春丰上诉请求。事实与理由：一、涉案租赁标的物实际为陈春丰与各被上诉人共同出资，约定以陈春丰名义向沙头村承租并用作转租及酒店经营的，是属于合伙财产。二、关于18467元租金差额的实际情况。在张相明、张相辉、康阳雄提交的录音中清晰听到，合伙人之一的张相铭在录音中有明确提到18467元是除郑仲才、张相辉以外的6名合伙人共同占有，各合伙人产生争议就是因为关于该18467元的分配有争议才发生的纠纷，录音中各合伙人都是围绕着18467元的差额如何分配而争论，也从来未提及转租的问题，且陈春丰在录音中也有承认18467元，其余的合伙人也有份，并非其个人独有，由此可证，该综合楼以及商铺均是各合伙人以陈春丰的名义共同向村委会承租的，而并非陈春丰个人承租的。三、关于陈春丰向村委缴纳租金的情况。陈春丰是2018年8月才开始全额缴纳租金，当时各合伙人的合伙份额确权案件已基本审结，陈春丰知道侵占合伙份额无望，开始筹划侵占租赁标的物，才开始向村委会全额缴纳租金，但在2018年10月之后酒店仍有向村委缴纳扣除陈春丰收取的二楼转租及水电费后的剩余部分租金。由此可证，陈春丰全额缴纳租金仅仅是为侵占租赁标的物而做的准备。四、各被上诉人出于对老乡发小的信任，与陈春丰共同投资经营涉案旅店，并出借巨额投资本金给陈春丰，陈春丰实际仅以极少的金额投资，空手套白狼便获取了酒店多年收益，但陈春丰在酒店盈利后仍不知足，于2017年7月突然对外声称，酒店是他出资组建的，综合楼是其自己租赁的，并将二楼棋牌的租金私自收取，占为己有，至今未归还给各合伙人。被上诉人张相明辩称：同意张相辉的答辩意见。被上诉人康阳雄、佳兴旅店、郑仲才、杨有钟、康朝忠、张相铭经本院传唤没有到庭，亦无提交书面意见。陈春丰于2019年4月18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1.确认陈春丰、张相辉、康阳雄、张相明、郑仲才、杨有钟、康朝忠、张相铭之间就广州市番禺区沙××街××、××、××号三间商铺及139号沿街综合楼三至四层场地的租赁合同关系于2019年4月11日解除；2.张相辉、康阳雄、张相明、郑仲才、杨有钟、康朝忠、张相铭将位于广州市番禺区沙××街××、××、××号三间商铺及139号沿街综合楼三至四层场地返还给陈春丰；3.张相辉、康阳雄、张相明、郑仲才、杨有钟、康朝忠、张相铭清偿租赁场地2016年1月至2019年4月15日的租金916791元及相应利息（利息自起诉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至实际清偿日止）；4.张相辉、康阳雄、张相明、郑仲才、杨有钟、康朝忠、张相铭支付自2019年4月16日起至返还场地之日止的场地占用费（场地占用费按85121.6元/月计算）；5.张相辉、康阳雄、张相明、郑仲才、杨有钟、康朝忠、张相铭负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0年1月20日，广州市番禺区沙头街沙头村经济发展公司（甲方，以下简称沙头村经济发展公司）与陈春丰（乙方）签订一份《沿街综合楼承包合同》，约定甲方将自有位于番禺区沙头街捷进西路139号沿街综合二至四层综合楼发包给乙方使用，面积为3085平方米，分摊面积66平方米，合共3151平方米；承包期从2010年1月1日至2029年12月31日；乙方在承包期间只有使用权和部分租权（分租率不得超过40%）；每月承包款（不含税）标准为2010年1月1日至2010年4月30日为装修期免承包款、2010年5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为29935元（每平方米9.5元）、2013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递增5%为31432元、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递增5%为33004元、2019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递增5%为34654元，等等；乙方每月在10日前向甲方交纳当月承包款；乙方在签订本合同时必须即时向甲方缴交两个月租金59870元作保证金、电费保证金1万元；承包期内，乙方将综合楼转租给第三者必须征得甲方同意，缴清全部承包款及水电费，并向甲方缴交合同转户费1000元；该合同还约定了其他内容。同日，双方另行签订一份《铺位承包合同》，约定甲方将自有位于沙××街××、××、××号铺，商铺总面积为128.74平米方承包给乙方使用，承包期与前述合同一致，每月承包费标准（不含税）为2010年1月1日至2010年4月30日为装修期免承包款、2010年5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为7724元（每平方米60元）、2013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递增5%为8110元、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递增5%为8516元、2019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递增5%为8942元，等等；乙方在签订本合同时必须即时向甲方缴交按金2万元；乙方转承包须征得甲方同意并每个商铺向甲方缴交转承包手续费1000元；该合同还约定了其他内容。2010年1月21日，沙头村经济发展公司出具编号为0010418、0010419、0010420的收款收据，分别确认收到陈春丰租用捷进西路135、137、139铺按金2万元、租用捷进西路143号综合楼2-4层按金59870元及其电费按金1万元。2010年8月25日，佳兴旅店登记成立，性质为个人独资企业，登记投资人为陈春丰，经营地址为广州市番禺区沙头街捷进西路139号。2010年11月23日，郑仲才、张相辉、杨有钟、康阳雄、张相明、陈春丰、康朝忠、张相铭8人共同在一份名为《佳兴酒投资款店》的文件上签名，确认该文件上记载的出资款数额具体为：郑仲才85万元、张相辉30万元、张相明55万元、张相铭10万元、康朝忠15万元、康阳雄25万元、杨有钟20万元、陈春丰25万元。此外，该文件上还显示：因资金不足，郑仲才、张相辉、张相明分别借款25.5万元、9万元、3.5万元共计38万元给其他5人（其中张相铭分得借款7万元、康朝忠分得7万元、康阳雄分得4万元、杨有钟分得7万元、陈春丰分得13万元）作为出资，借款从2010年4月起息。该份文件上除8人签名外，还加盖了佳兴旅店的公章。2018年1月3日，郑仲才、张相辉、杨有钟、康阳雄、张相明以陈春丰私自收取综合楼二楼的租金、拒绝承认其五人的合伙人资格及拒绝归还所侵占的合伙款项为由，将陈春丰、佳兴旅店、康朝忠、张相铭诉至一审法院，提起合伙协议纠纷案件，案号为（2018）粤0113民初148号。郑仲才、张相辉、杨有钟、康阳雄、张相明在该案中提交的证据包括沿街综合楼承包合同（黄卫）原件、二楼押金及租金收据原件、酒店装饰装修及建设费用支出证明原件。该案经审理查明的内容包括：1.佳兴旅店的经营场所系陈春丰以个人名义向沙头村经济发展公司租赁；2010年4月，陈春丰将该租赁物的综合楼二楼转租给案外人黄卫，租赁期限2010年4月19日至2021年12月31日。2.佳兴旅店主要由郑仲才负责日常管理，郑仲才、张相辉负责该旅店的财务工作。佳兴旅店的经营收入集中归入郑仲才名下兴业银行尾号9016的账号后再由郑仲才从该账户对外支付佳兴旅店的运营费用、租金以及分配剩余利润。3.郑仲才、张相辉、杨有钟、康阳雄、张相明述称具体出资方式是随着旅店装修进度由各方陆续拿出资金集中到张相辉的账户统一支出用于支付工程款、购买材料、支付租赁押金，并为此提交了日期为2010年的若干份《收款收据》、《送货单》、《销售单》为证。4.郑仲才、张相辉、杨有钟、康阳雄、张相明提供了郑仲才兴业银行尾号9016的账户2014年4月至2017年9月的交易明细以及2011年5月、9月、11月及2012年1月、6月的《工资表（股东分红）》以证实郑仲才每月将旅店利润按照出资比例支付给各合伙人，陈春丰表示《工资表（股东分红）》表格中“陈春丰”的签名并非其本人所签，但经一审法院询问后明确不申请笔迹鉴定。该案认定陈春丰、张相辉、康阳雄、张相明、郑仲才、杨有钟、康朝忠、张相铭合伙关系成立，捷进西路139号沿街综合楼二楼转租所得是佳兴旅店基于对外债权取得，取得后与该旅店财产混同，并基于此判决确认陈春丰、张相辉、康阳雄、张相明、郑仲才、杨有钟、康朝忠、张相铭各人的合伙份额。该案现已发生法律效力。一审另查明，陈春丰与康阳雄、张相明、杨有钟、康朝忠、张相铭在佳兴旅店成立前，另有“嘉成酒店”合作项目。佳兴旅店各合伙人为同乡关系，其中，张相铭为陈春丰的岳父。一审庭审中，各方当事人对以下事实争议较大：1.佳兴旅店的筹备情况。陈春丰述称，其于2010年1月20日以个人名义承租案涉租赁物后，以现金形式向沙头村经济发展公司交纳了押金、水电费押金；起初尚未想好作何用，后陆续找来张相辉、康阳雄、张相明、郑仲才、杨有钟、康朝忠、张相铭并协商用作经营旅店，郑仲才、张相辉是八名合伙人中最后加入的；佳兴旅店于2010年8月25日成立后，与陈春丰达成口头协议，承租案涉场地中一楼的三间商铺及三楼、四楼作为经营场地，之后各方才于2010年11月23日签订投资款确认表。陈春丰认为，从佳兴旅店的成立以及投资款确认时间距陈春丰向沙头村租赁案涉租赁物的时间间隔较长，可以看出，陈春丰与佳兴旅店为转租关系。康阳雄、张相明、张相辉、郑仲才均述称，各方早已于2009年12月份口头商定合伙经营旅店，之后才共同以陈春丰个人的名义于2010年1月20日与沙头村经济发展公司签订租赁合同，后随即开始装修，直到2010年8月份才办妥营业执照；装修费用、租赁费用均是以合伙投资款支付；向案外人转租的租金收入属于合伙收益。张相明、张相辉、郑仲才为上述主张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启用日期为2010年1月27日、记录人为张相辉的《佳兴账簿》予以证明，该账簿记载内容包括：2010年2月22日综合楼电费、铺位按金115077元；2010年9月份前收一楼店面押金及租金情况；2010年9月份前收二楼二押一租以及租金情况；包括装修费用在内的各项支出情况；各合伙人支付工程款的情况；等等。陈春丰质证后认为该证据仅为张相辉个人记录，故不确认其真实性，并强调由于陈春丰仅向沙头村交纳综合楼按金、电费按金共89870元（有收据为证），该账簿如为真实，则其关于“2010年2月22日综合楼电费、铺位按金115077元”的记载可印证陈春丰与佳兴旅店为转租关系。2.向沙头村经济发展公司支付租金的实际出资人。陈春丰述称，2010年1月至7月的租金均由陈春丰向沙头村经济发展公司支付（2010年3月、4月为免租期）；综合楼二楼由陈春丰转租给案外人黄卫使用（每月18元/平方米）并从2010年7月20日起计租；此后，陈春丰与张相辉、康阳雄、张相明、郑仲才、杨有钟、康朝忠、张相铭口头约定由佳兴旅店代为管理、收租并代为向沙头村支付租金；因佳兴旅店恶意拖欠租金差额，陈春丰自2017年9月份起恢复自行向沙头村支付租金及收取二楼转租租金，并停止向佳兴旅店支付委托管理费用。陈春丰为其支付租金等相关费用的主张提交了收款收据、银行业务凭证及流水予以证明。根据其提交的银行入账、转账凭证显示，其向沙头村经济发展公司支付租金、水电费等相关费用的情况为：2017年12月29日现金存款29217元；2018年1月31日现金存款29253元；2018年3月8日现金存款29289元；2018年3月31日现金存款28227元；2018年4月30日转账29655元；2018年5月31日现金存款35153元；2018年6月30日现金存款31125元；2018年7月30日现金存款34830元；2018年8月29日转账42570元；2018年9月30日转账39794元；2018年10月30日转账41520元；2018年11月30日转账42588元；2018年12月18日转账42372元；2019年1月9日转账44352元；2019年2月27日转账44526元；2019年3月27日转账44520元；2019年4月22日转账44532元；2019年5月31日转账44622元；2019年6月29日转账43596元；以上共计721741元。张相明、张相辉、康阳雄一审质证后认为陈春丰并未持有2011年9月至2017年6月的租金收据原件，可见各方发生纠纷前一直由佳兴旅店向村委支付租赁费用；且从2017年6月后的银行流水可知，陈春丰向村委支付的金额远未足额，不足额部分的租金是由佳兴旅店委托张相辉支付的，由此可以反证陈春丰仅是名义上的承租人。郑仲才质证后认为收据的抬头并不能证明实际付款人，陈春丰提供收据的对应款项均为佳兴旅店的营业支出；在合同履行长达十年的过程中，陈春丰仅能提供几个月的银行流水，说明其是在纠纷产生后强行霸占综合楼二楼租金后才提交的，而2013年至2016年7月的租金均由郑仲才的银行卡向沙头村转账，鉴于陈春丰未提供其向佳兴旅店转租的证明，故向沙头村支付租金相关费用的实际出资人应为佳兴旅店。张相明、张相辉、康阳雄为其上述主张提交了2016年9月至2019年7月的银行流水予以证明。3.差额款的性质及支付情况。陈春丰述称：佳兴旅店自2010年10月起向陈春丰租用广州市番禺区沙××街××、××、××号商铺及沿街综合楼三、四楼作为经营场地，各方达成口头协议约定了租金标准，其中三楼、四楼的租金标准在陈春丰与沙头街经济发展公司所签订合同的基础上加收4元/平方米，并在该合同约定的每个递增阶段相应递增10%；因委托佳兴旅店代管代收代付租金，故二楼转租租金超过三、四楼转租租金标准的金额付给张相辉、康阳雄、张相明、郑仲才、杨有钟、康朝忠、张相铭作为委托管理费用，而佳兴旅店则应将商铺、三、四楼转租租金及代收二楼转租租金在扣除代付沙头村租金及委托管理费后的款项支付给陈春丰；然而，陈春丰于2016年1月起未收到该租金差价，至2017年8月份张相辉、康阳雄、张相明、郑仲才、杨有钟、康朝忠、张相铭共欠租金差价为50214元。张相辉、康阳雄、张相明、郑仲才、杨有钟、康朝忠、张相铭均确认存在差额款，但张相明、张相辉、康阳雄、郑仲才述称：该差额产生的原因是杨有钟、康阳雄、张相明、康朝忠、张相铭对后加入合伙的郑仲才、张相辉隐瞒了向沙头村经济发展公司租赁的真实租金标准，被郑仲才、张相辉发现后，各合伙人协商一致将该差额款作为除张相辉、郑仲才外六名合伙人的额外分红，该额外分红分成七份，陈春丰占七分之二，杨有钟、康阳雄、张相明、康朝忠、张相铭各占七分之一。该差额款由康阳雄收取并负责以整数分红，2010年12月31日，陈春丰、杨有钟、康阳雄、张相明、康朝忠、张相铭曾对差额款进行过分红并在《2010年嘉成、佳兴酒店分红》中签收，余数部分仍由康阳雄掌管。差额款的分红情况在《佳兴、嘉成酒店账簿》中有反映。由于陈春丰、杨有钟、康阳雄、康朝忠、张相铭的合伙出资中包含向郑仲才、张相辉、张相明的借款，而陈春丰到期未偿还借款，故各合伙人商量从陈春丰的额外分红（差额款）中抵扣。郑仲才从2011年5月起至陈春丰欠款抵扣完毕为止，均未向前述六人支付额外分红款，而抵扣完毕后则将额外分红直接支付给康朝忠。张相明、张相辉、康阳雄为其上述主张提交了《佳兴、嘉成酒店账簿》、《2010年嘉成、佳兴酒店分红》、《佳兴酒投资款店》、录音材料为证。其中，《佳兴、嘉成酒店账簿》显示：启用日期为2010年2月2日；账簿名称为康阳雄；2010年2月2日“捷进西路143综合楼押金”支出89870元；2010年2月3日“收佳兴旅店押金”收入115077元；2010年5月、6月、7月、8月、9月、10月“佳兴收入”各月均为12603.9元；2010年11月、12月“佳兴收入”各月为12341元；2010年最后一笔记账为“6人7股35000元”；2011年1月、2月、3月“佳兴收入”各月为12341元；2011年3月10日“6人7股分红”支出49000元；2011年4月、5月、6月、7月、8月“佳兴收入”各月为12341元；等等。《2010年嘉成、佳兴酒店分红》显示：2010年12月31日杨有钟、康阳雄、康朝忠、张相铭、张相明各分红5000元，陈春丰分红两笔5000元共计1万元，该表格每栏均有对应收款人的签名。录音内容包括对话人员对嘉成、佳兴差价分配的讨论。陈春丰质证后认为，账簿仅为个人记录，无合法财务凭证，且记账混乱，无法反映实际情况；而《2010年嘉成、佳兴酒店分红》、《佳兴酒投资款店》中陈春丰的签名与陈春丰本人签名不太一样，即使签名是真实亦只能反映合伙关系；对录音对话人员的身份及录音时间存疑，录音文字材料与录音的内容存在不一致，即使录音为真实，也只是讨论对佳兴、嘉成的合伙合作，与本案租赁无关。4.综合楼二楼转租收益的性质。陈春丰主张综合楼二楼是其个人向案外人黄卫转租，起初由其向承租人收取租金，其在佳兴旅店正式营业后委托该旅店收取租金，并在减去××村租金及委托管理费后转交给陈春丰，故该转租收益属于其个人收益。张相明、张相辉、康阳雄、郑仲才则主张，佳兴旅店仅是以陈春丰的名义与黄卫进行对接，该综合楼二楼的使用、收益权利均属于佳兴旅店；该二楼物业的租赁合同原件、押金及租金收据原件均非由陈春丰持有，佳兴旅店账簿中亦记载了该二楼物业的收入情况；（2018）粤0113民初148号案件经审理后亦认定，该转租所得是佳兴旅店基于对外债权取得，取得后与该旅店财产混同。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8）粤0113民初148号判决认定，佳兴旅店是由陈春丰、郑仲才、张相辉、康阳雄、张相明、杨有钟、康朝忠、张相铭八人共同出资设立的经营主体，名为独资企业，实为合伙组织。合伙期间，财产及收益归全体合伙人共有。陈春丰基于租赁合同关系提起民事诉讼，本案属于租赁合同纠纷。根据双方的诉辩，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陈春丰所主张其与佳兴旅店存在涉讼物业租赁关系是否属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关于“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之规定，陈春丰对租赁合同关系的成立及履行等基本事实，负有举证责任。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二十五条之规定，租赁期限六个月以上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的，视为不定期租赁。该法第二十六条同时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根据以上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主要考察如下两方面内容：其一，双方就租赁合同的主要内容是否达成了合意；其二，合同主要内容是否得到切实履行。一、从租赁合意来看，一方面，陈春丰是其述称的出租人，同时是其述称的承租人即佳兴旅店的合伙人和挂名投资设立人，其应对个人财产与合伙组织财产各自安全及可能的混同风险负谨慎注意义务，然而，其并未与佳兴旅店签订书面租赁合同，亦未在与张相辉、康阳雄、张相明、郑仲才、杨有钟、康朝忠、张相铭内部合伙协议过程中对此作出明确约定，导致各方意见分歧，郑仲才、张相明、张相辉、康阳雄明确否认存在租赁合意；另一方面，陈春丰就其主张的租赁合同主要条款的陈述，并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明，而郑仲才、张相明、张相辉、康阳雄对此亦明确否认。故对陈春丰关于其已与佳兴旅店达成租赁合意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二、从合同实际履行情况来看，陈春丰关于其所主张的承租、转租事实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其一，案涉场地的租赁费用每月高达数万元，陈春丰在未有租赁用途的具体意向的情况下便承租涉讼场地，有悖一般经营法则；其二，陈春丰主张由其支付的押金、租金仅有收款收据而无原始支付凭证予以证明；其三，陈春丰对其关于委托佳兴旅店代收代付代管涉讼物业租赁事宜的主张并未提交与佳兴旅店的委托书等证据予以证明，郑仲才、康阳雄、张相明、张相辉对此予以否认，康朝忠、张相铭对此亦未予确认，且陈春丰既然主张为委托关系，但在多年内未有证据显示其曾向佳兴旅店主张拖欠的代收款项，亦有悖常理；其四，陈春丰所主张其向佳兴旅店转租的综合楼三层、四层面积已超过其基于《沿街综合楼承包合同》向沙头村经济发展公司所租赁场地面积的40%，已违反该合同约定，而陈春丰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所主张的转租行为已征得沙头村经济发展公司的同意；其五，陈春丰述称《2010年嘉成、佳兴酒店分红》所载明的2010年7月至2010年12月差额款的分配是其为了答谢张相铭、康朝忠、杨有钟叫康阳雄、张相明介绍郑仲才、张相辉管理佳兴旅店而向张相铭、康朝忠、杨有钟、康阳雄、张相明的补偿分红，无其他证据佐证，且各合伙人对此未予确认。反观郑仲才、康阳雄、张相明、张相辉的陈述能够与其所提交的证据、其他诉讼参与人的部分陈述相互印证，且证据之间能够形成证据链条：其一，各方均确认陈春丰、康阳雄、张相明、杨有钟、康朝忠、张相铭在佳兴旅店成立前另有“嘉成酒店”合作项目，可见其各方在经营酒店旅业方面具有经验、资源等多方面的现实优势，而案涉场地为整层租赁，符合酒店旅业的硬件需求，从一定程度上可体现案涉场地用于佳兴旅店的经营并非偶然，郑仲才、康阳雄、张相明、张相辉主张涉讼场地为合伙组织共同承租用于组建经营佳兴旅店具有可信性；其二，对于签订承包合同是为了启动佳兴旅店项目的主张，有《佳兴账簿》及前述128号案件中的装修、购买材料凭证相互印证，虽陈春丰认为该账簿仅为张相辉个人记载，但该记账人的身份恰好与各方确认由张相辉负责佳兴旅店财务的陈述一致，陈春丰未能提交其他证据以推翻该证据；其三，关于租赁款项的流转：押金方面，从《佳兴账簿》中记载的“2010年2月22日综合楼电费、铺位按金115077元”以及《佳兴、嘉成酒店账簿》记载的“2010年2月2日捷进西路143综合楼押金支出89870元；2010年2月3日收佳兴旅店押金收入115077元”可见，押金的溢价部分是支付给对佳兴旅馆、嘉成酒店均有合伙的六人，而非陈春丰一人；转租收益方面，案涉物业中转租给案外人部分的月收益均在《佳兴账簿》中明确记录，且佳兴旅店的主要管理人郑仲才持有二楼的转租合同及押金收据的原件，由此可以印证转租收益属佳兴旅店收益，并非陈春丰个人收益；差额款方面，《佳兴、嘉成酒店账簿》显示，2010年期间每月均有数额与每月差额款大致相当的“佳兴收入”，且在该年度支出“6人7股，35000元”的记载与签有各合伙人姓名的《2010年嘉成、佳兴酒店分红》所载明2010年12月31日的分红份额及金额完全吻合，陈春丰亦未能提供该阶段的差额款均由其个人收取的证据予以反驳，由此足以认定该差额款属于“6人”的分红，而非陈春丰一人；另对于郑仲才、康阳雄、张相明、张相辉主张以陈春丰后续一段时间内的分红款用于抵扣其出资时向其他合伙人的借款的主张，陈春丰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已收取该期间的差额款；因此，该差额款不足以认定为陈春丰个人转租所得。综上，郑仲才、康阳雄、张相明、张相辉的抗辩较陈春丰的主张更为合理有据，一审法院予以采信。综合本案证据及各方当事人的陈述，不足以认定陈春丰与佳兴旅店存在租赁合同关系，故陈春丰关于解除陈春丰、张相辉、康阳雄、张相明、郑仲才、杨有钟、康朝忠、张相铭之间的租赁合同关系、交还场地并支付租金、占有使用费的诉请，缺乏理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陈春丰已向沙头村经济发展公司支付的涉讼场地的租金、水电费等费用，以及差额款的分配、向案外人转租收益的分配，均属于佳兴旅店各合伙人内部基于合伙而产生的纠纷，与本案租赁合同纠纷不属同一法律关系，本案不予调处，当事人可另循法律途径主张。佳兴旅店、杨有钟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自行放弃答辩、抗辩、举证及质证的民事权利。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二条、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1月16日作出一审判决：驳回陈春丰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968元，由陈春丰负担。本院经二审审查，除陈春丰认为其并未与康阳雄、张相铭有合作“嘉成酒店”项目以及是由其持有二楼物业的租赁合同、押金和租金收据原件外，本院确认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余基本事实。二审中，陈春丰提交以下材料作为二审证据，证据1.张桂兰与郑仲才之间短信截图，拟证明1.郑仲才每月均有向陈春丰支付租赁场地的差价，从2013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期间向陈春丰支付了15747元的租金差价，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向陈春丰支付了18467元的差价；2.郑仲才在短信中明确支付陈春丰的是“房租”，可见，郑仲才是认可陈春丰的身份以及租金差额的。证据2.（2018）粤0113民初148号案合伙纠纷一案开庭笔录，拟证明被上诉人曾表示佳兴旅店截止2011年5月起酒店才给合伙人分红。证据3.（2018）粤0113民初148号合伙纠纷一案开庭笔录，拟证明被上诉人承认该部分差价为“房租差价18467元”。证据4.声明，拟证明沙头村承认陈春丰是案涉租赁物业的唯一承租人。证据5.账户交易明细查询清单（20190801-20200510）。证据6.广州市番禺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款收据，拟证明陈春丰一直向沙头村股份合作经济社支付租金。张相辉质证表示：对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虽然该证据写的是房租，但只是陈春丰作为代收人收取的租金差额分红。就算已备注是租金，但是也不能证明有转租关系。证据2-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合法性，关联性与对证据1的意见是一致的。证据4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首先该证据不符合证据规则，声明上没有出具人的签字，即使是村委出具的，陈春丰也是名义上的承租人，但是实际涉案标的物使用权以及承租人是八位合伙人。对证据5-6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合法性，关联性不确认，该证据实际上是陈春丰为了恶意侵占涉案物业有意向村委支付，实际上每个月有3万元左右，是陈春丰侵占二楼租金以后支付的。另外2020年1月以后的租金均不是陈春丰交纳，均是佳兴旅店向村里交纳。张相辉向本院提交兴业银行交易明细，拟证明2020年6月份的租金也是张相辉缴纳的。陈春丰质证表示：对于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2020年2-6月份的租金，实际是2018年8月到2020年2月的租金，张相辉交纳了共约18万元，在此期间的租金均是陈春丰全额交纳的，属于重复交纳，村里不承认张相辉交纳的租金，已退回给张相辉。后因疫情，陈春丰与张相辉协商这笔钱用来抵扣2020年2-6月份的租金，且该金额并非应缴租金的全部。张相明与张相辉的意见一致。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为：陈春丰关于其与本案各被上诉人存在租赁合同关系的主张是否成立。一审法院对该争议焦点已进行详细论述，论理充分，本院予以认可。在生效判决认定本案各方之间为合伙关系的情况下，陈春丰是否持有二楼物业的租赁合同、押金及租金收据不能推翻生效判决的认定。陈春丰上诉主张在合伙关系之外，各方之间另存租赁合同关系，无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陈春丰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不能推翻一审认定结果，本院不予采纳。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968元，由上诉人陈春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闫 娜审判员 郑怀勇审判员 何 佐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冯冠豪郭丽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