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3民终150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常峰，男，1983年2月10日出生，汉族，现住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加加，山东睿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贺丽，山东睿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淄博津昌助燃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淄博高新区北岭北路以北、宝山路东侧（北岭村北首）。 法定代表人：邓少年，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海，山东泉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淑杰，山东泉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常峰因与被上诉人淄博津昌助燃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鲁0391民初1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常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加加、李贺丽，被上诉人淄博津昌助燃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津昌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海、宋淑杰均到庭参加调查。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常峰上诉请求：一、请求依法撤销山东省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鲁0391民初177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偿还上诉人借款及利息；二、请求判令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是2015年1月至2015年12月期间上诉人常峰向被上诉人津昌公司出借借款14930000元，上诉人常峰通过银行转账、承兑汇票等方式将上述款项转给被上诉人津昌公司，被上诉人津昌公司为上诉人常峰出具了收据及借条。法院仅依据被上诉人津昌公司单方提供的证据认定2015年3月至2018年3月，被上诉人津昌公司共向上诉人常峰还款14933775.86元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因为被上诉人津昌公司提供的第2组证据转账凭证上标注的是“借”或“借款”，不能以此判定被上诉人履行了还款义务，如果认定为还款，根据《证据规则》被上诉人还需证明为还款，原审对于上诉人常峰主张的借款事实视而不见，仅凭转账凭证上标注是“借”或“借款”，和一张无法证实和还款事实相联系的收条就证明被告履行了还款义务，违反了证据原则。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上诉人常峰所举证据证实津昌公司欠款的存在已经履行了举证义务，相反，被上诉人津昌公司对于还款事实并没履行举证义务，仅凭几张无法证明还款事实的转账凭证以此来说明自己履行了还款义务于法无据，举证不能的后果需要由被上诉人承担，而一审法院把此不利后果强加于上诉人常峰属于法律适用错误。三、一审法院审判程序错误。庭审笔录中对于被上诉人津昌公司提供的第1、2组证据收条、转账凭证上诉人常峰主张是其采购工作过程产生的报销款，给上诉人常峰报销款后其打的收条这一事实，法院给其三天的提交证据的期限，但是从判决结果的时间可以知道，一审法院并没有给上诉人常峰三天的举证期限，而在是举证期限届满前就做出该判决，审判程序错误。庭审中补充上诉意见：第一，一审当中被上诉人提供了29份证据，但是其中2015年5月7日那份证据是没有的，所以实际上是28份。第二，在认定还款的11685955.48元中，有8424567.01元又转回给了李艳玲。第三，在证据第19笔2017年12月25日的3万元的款项，写明的是货款。第四，津昌公司的财务转给常峰的3150909.58元常峰又转给了李艳玲。第五，在2019年12月16日质证笔录中的第二组证据，转给常峰的71910.80元是报销款，该事实没有查清。第六，2019年12月16日，第一组证据的收条25000元同样是报销凭证，一审法院认定错误。 被上诉人津昌公司辩称，一、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即使存有借贷法律关系，也已经帐务清零。1、一审庭审过程中，上诉人提供了一系列证据，欲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有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但被上诉人亦提供了一系列银行转款的凭证，证明了双方之间的帐务已经清零。上诉人上诉状称的“津昌公司单方提供的证据”，指的便是这一系列的银行转款凭证，由金融机构打印的转款凭证，具有客观性和真实性，并非单方证据。2、上诉人上诉状中称，认为被上诉人一审的证据二标注为“借款”因此不能认定为还款性质，但上诉人并未举证证明双方间除去本案所涉债权债务外，另有其它借款存在，因此，即使标注为“借款”，也不能否认上诉人收到款项的事实，这部分款项也已经计入了本案涉及的双方的债权债务中。3、上诉人上诉状中否认其收条的性质为收到还款，认为是收到报销款，此与常理明显不符。报销款项是由公司人员将报销凭证交于公司财务后，凭花销凭证报销，不需要报销人另行出具收条。二、上诉人所诉的本案，系虚假诉讼，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加盖了假公章(一审鉴定报告已确认)，并且在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03民初107号案件中，案件原告史立新在庭审中称“关于常峰的借款1000万的问题，他已经在高新区人民法院进行了诉讼，诉讼目的是为了冻结津昌公司的货物”。常峰在107号案件中，亦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可见此案的诉讼目的并非是主张债权，而是通过虚假诉讼达到其它目的。针对上诉人所提补充上诉意见，被上诉人答辩意见如下：本次庭审中，上诉人补充的上诉意见，实质是对一审证据的质证补充。根据最高院禁止反言的规则，一审的质证意见已形成笔录，如果与上诉人此次庭审中有不符的情形，应以首次质证的意见为准。另外常峰与李艳玲之间的转款即使真实存在，与本案亦没有法律关系，不应作为本案审查的证据。在第一次庭审过程中，上诉人针对被上诉人提交的29份证据，已经一一进行了核对，并且当庭发表了质证意见，对此少一份2015年5月7日的转款凭证的补充意见，不予认可。 常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津昌公司偿还常峰借款本金1166万元并支付自2019年1月1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津昌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津昌公司提供银行转账凭证29份，用以证明自2015年3月份起至2018年3月份止津昌公司分29次共还给常峰11685955.48元，已经清偿了双方之间的债务。常峰质证后表示，对真实性均无异议，但不是偿还借款，这些证据中打款到常峰在齐商银行尾号为5863账户的共计275.791万元是津昌公司自己的业务需求，该账户自开立以来均由津昌公司使用；其中962.68万元是津昌公司使用常峰的账户进行的转款而非偿还本案的借款。 2.津昌公司提供银行转账流水4张、转账凭证及收条各1张，用以证明津昌公司还向常峰还款3247820.38元。常峰质证后表示，对真实性均无异议，但银行转账流水所示金额实为用常峰的银行账户进行转账，并非偿还借款；转账凭证所示的是借款，如系还款则应注明还款；收条实为津昌公司给常峰的报销款。 3.常峰提供承诺书1份，证明津昌公司于2017年11月2日出具了承诺书，内容为常峰尾号为5863的账户自开立以来均由津昌公司使用，涉及款项为275.791万元。津昌公司质证后表示，对真实性不予认可，该承诺书上加盖的公章系常峰伪造，津昌公司并未出具过此承诺书，申请对公章进行司法鉴定。 4.津昌公司申请对常峰提供的承诺书公章进行司法鉴定，原审法院依法委托烟台富运司法鉴定中心对该承诺书上加盖公章的真伪进行司法鉴定，后该鉴定机构出具烟富司鉴【2019】文鉴字第74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结论为：《承诺书》中“淄博津昌助燃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印文与提供的同名样本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津昌公司对鉴定报告质证后表示无异议，常峰质证后表示对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津昌公司在实际经营中使用了备案公章。 针对以上证据，原审法院审核认定如下：津昌公司提供的第1组证据中的银行转账凭证均备注系津昌公司向常峰的“还款”，第2组证据中的银行转账流水和转账凭证均备注“借”或“借款”字样，常峰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同时，第4组证据的司法鉴定结论可证明第3组证据的承诺书并非由津昌公司出具，常峰还主张津昌公司提交的第2组证据中的收条所示款项系报销款，但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主张。也就是说，常峰虽对津昌公司提供的第1组和第2组证据欲证明的还款事实不予认可，但其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反驳，故对第1、2、4组证据依法予以采纳，对津昌公司主张的还款事实依法予以采信。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原审认定事实如下： 2015年1月至2015年12月期间常峰向津昌公司出借借款14930000元，常峰通过银行转账、承兑汇票等方式将上述款项转账给津昌公司，津昌公司为常峰出具了收据及借条。2015年3月至2018年3月，津昌公司共向常峰还款14933775.86元。常峰称多次向津昌公司催要还款未果，遂诉至法院，提出了上述诉称中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津昌公司提供的已还清借款的反驳证据确实、充分，常峰主张津昌公司向其转账系因业务需要借用其银行账户，但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主张，津昌公司对此亦不予认可，即常峰请求津昌公司偿还借款本金1166万元并支付自2019年1月1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证据不足，依法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其他相关法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常峰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588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计50880元，由原告常峰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新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提交证据一、银行转账凭证一组，共计29笔，15页。2015年3月27日，常峰收到苗英华40万转款，然后常峰又直接转给了吴海霞，吴海霞是李艳玲的朋友；2015年4月9日，常峰收到苗英华20万，转给了苗英华10万，又转给马凤芝10万，马凤芝是李艳玲的嫂子；2016年1月15日，曹瑞萍分两笔转给常峰100万，然后常峰又分两笔转给李艳玲；2016年1月18日淄博津昌助燃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转给常峰100万、2016年1月20日，曹瑞萍转给常峰30.06万，然后常峰分两笔转给李艳玲共计110万；2018年2月3日，津昌公司转给常峰2万，然后常峰转给了津昌公司的财务车艳静2万；2016年2月4日，津昌公司分两笔转给常峰90万，然后常峰分两笔转给李艳玲90万；2016年2月4日，曹瑞萍转给常峰25.9万，常峰转给李艳玲25.9万；2016年2月5日，津昌公司转给常峰4.7万，常峰 转给曹瑞萍4.7万；2018年2月12日津昌公司分两笔转给常峰185万，常峰转给朱晓伟116万，转给宋皇锋34万，朱晓伟和宋皇锋是津昌公司的客户；2018年2月27日，曹瑞萍转给常峰358045.48元，常峰转给李艳玲358045.48元。2018年2月24日，津昌公司转给常峰11.4万，常峰转给朱晓伟11.4万；2018年是6月23日，津昌公司转给常峰50万，常峰转给曹瑞萍50万；2017年2月28日津昌公司转给常峰300万，常峰转给**1782611.53元，**是李艳玲的朋友；2017年11月23日，津昌公司分两笔转给常峰22万，常峰转给宋皇锋4万，方兴塑胶3万，方兴塑胶是津昌的客户；2017年12月25日，津昌公司转给常峰3万，凭证显示是货款；2018年1月10日，津昌公司转给常峰10万，常峰转给陈群芳10万，陈群芳是李艳玲的朋友；2018年1月16日，津昌公司转给常峰12万，常峰转给李海生12万，李海生是津昌公司的一个客户；2018年1月19日，津昌公司转给常峰35.391万元，常峰转给周翠枚20万，朱晓伟11.4万元，兰光明3.91万元。以上共计转给李艳玲84245767.01元。提交证据二、曹瑞萍与常峰农商银行尾号2287转账凭证一组，共计2页，数额是315090.58元。常峰在每一次收到曹瑞萍转款时，均于当日将款项转给了李艳玲。证据一、二证实对方所主张给常峰的转账，不是还款,实际上是一种走帐形式。 另，上诉人当庭提交调查取证申请书：第一，请求调取淄博津昌助燃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关于常峰71910.80元的会计凭证，证明该笔款是报销款。第二，调取津昌公司2016年7月19日会计凭证，可证明这是25000元的报销款。第三，调取淄博津昌公司2018年4月1日之前在淄博市高新区劳动局的劳动合同盖章及高新区安监局淄博津昌公司报送的有关材料的盖章一份证据，能够证明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证据24承诺书上的公章是合法有效的公章，并不是私刻的公章。 被上诉人津昌公司质证称：对于证据一和证据二的真实性和证明内容均不予认可。首先上诉人的陈述，通过流水反映来看，有拼凑之嫌。拿2015年3月27日，收到苗英华40万后，转给吴海霞这笔来说，显示3月27日吴海霞收到的是两笔，共计10万元。因此上诉人在陈述中并未完整陈述流水及事实的全貌，而是主观臆断，只截取了其中的一部分，进行陈述。另外转款所对应的人员与本案并无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至于常峰收到款项如何支配，与何人成立何种法律关系，均不影响本案被上诉人已经还款，并且常峰收到款项的事实。另外上诉人提交的两组证据，并非上诉人不可取得的证据，其在一审中没有提交，已过举证期限。并且该证据与本案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无实质性联系，不应采信。 对双方当事人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经审查，上诉人二审提供的证据并非二审期间出现的新证据，且银行转账记录系从常峰不同银行账户中连续收入转出款项交易明细中单独截取部分转入转出款项记录，其中几页转账记录中明显有与上诉人所主张的收款人之间的其他多笔转账，但上诉人未对此作出陈述说明，故其提交的银行账户转账信息不能完整、连贯、真实地体现与本案被上诉人一审中主张并提供的向上诉人还款的被上诉人公司账户及被上诉人会计苗英华、曹瑞萍账户之间全部款项往来关系，对于被上诉人二审主张的除苗英华、曹瑞萍账户以外的本案纠纷涉及的收款账户如：被上诉人公司业务往来、李艳玲个人账户及李艳玲朋友账户，被上诉人均未提供证据证实与本案有关，上诉人也不予认可，故本院对上诉人所提供的前述证据与本案之间的关联性不予采信。对于上诉人二审提出的调取证据申请问题，上诉人申请调取被上诉人津昌公司财务报销凭证，但相应申请不符合民事诉讼法解释及证据规定第十七条等规定的当事人申请调取证据的范围；对于上诉人提出的调取劳动局保管的上诉人劳动合同及高新区安监局保管的被上诉人报送材料以核对公章的问题，首先相应证据不属于民事诉讼法律规定的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调查取证的证据范围，且对于上述证据中加盖公章的比对情况也不能证实上诉人的有关诉求成立，故对于上诉人二审提出的调取证据申请，本院依法不予准许。 综上，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承担案涉借款的还本付息责任的诉讼请求能否成立的问题。本案中上诉人提供了其与被上诉人之间就有关1166万元款项形成借贷关系的转账明细、借条、收据等在内的凭据，被上诉人对此予以认可，能够认定上诉人主张的陆续向被上诉人提供1166万元借款。但被上诉人也提供了其通过公司及公司会计账户向上诉人账户分29次还款11585955.48元的的证据，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提供的前述银行交易明细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主张常峰名下5863账户系由被上诉人公司使用，但其提供的承诺书经鉴定其中加盖的被上诉人印章不真实，原审对此未予采纳，并无不当。而上诉人在二审中仍部分截取提供了常峰该账户的部分转账信息主张将收到的部分款项为被上诉人公司业务之用转账，但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该账户转出的有关款项系被上诉人业务往来，故不应采纳。对于上诉人补充上诉理由中所称被上诉人并未提供提供的转账凭证中缺少2015年5月7日2万元还款证据的上诉理由，经审查，一审中对被上诉人提供的全部29组转账凭证依法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上诉人所提该理由无依据，不能成立。对于上诉人所提其中部分证据中转款记录备注的为“贷款”而非“还款”故不应对相应款项作出认定的上诉理由，对此，因相应转款记录为真实，上诉人常峰账户确实收入了相应款项，在本案存在上诉人常峰与被上诉人公司之间的关系为员工和受雇公司而非贸易对象等致使有关转款在该二者之间可形成其他法律关系的情况下，相应备注中无论记录为“还款”还是“贷款”，均系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所转入的款项，在上诉人无法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其他法律关系的前提下，应作为还款予以确认。对于上诉人所称对被上诉人提供的71910.80元转款凭证和25000元收条对应的该两笔款项均为报销款，原审未予查清、认定事实错误的问题。对此，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依据的事实理由应提供证据证实，举证不能需承担不利法律后果。在上诉人认可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为真实的情况下，其未能提供反驳证据证明该两笔款项为报销款而非还款，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上诉人关于原审认定事实错误，被上诉人提供的转款凭证不应全部认定为还款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因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能够证实其已完成还款义务，故原审判令驳回上诉人本案所提还本付息之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另外，二审中上诉人选取了其名下尾号为5863、5377、2287银行账户以及微信转账截屏等证据，欲以证实上诉人向其所称的被上诉人业务对象账户或向被上诉人公司工作人员李艳玲及李艳玲关系账户转入有关款项，主张被上诉人及其会计向上诉人进行的转款并非还款而是利用其账户走账，如前所述，包括5863账户在内的转账记录均为上诉人从其全部明细账中挑出数笔作为本案证据，但每页明细中同时存在其他向上诉人所主张的有关人员转出或收入有关款项的交易记录，上诉人对此不能做出合理解释，致使其所提供的转账明细缺乏完整性导致真实性欠缺，且上诉人未提供补充证据证明包括李艳玲在内的收款人系为公司收取款项、其所主张的部分收款人为被上诉人业务对象，故对其于调查时及调查结束后提供的有关证据，本院均不予采纳。对上诉人二审主张的有关事实，本院不予采信确认。 关于上诉人主张的原审法院同意上诉人提出的质证结束后三日内提交证实被上诉人提供的71910.80元转款凭证和25000元收条对应款项为报销款的延期举证申请但未给予上诉人时间导致其无法举证的问题，对此，该次质证时间为2019年12月17日，原审文书制作时间为2010年12月20日，原审法院对上诉人提出的该延期举证申请并未当庭予以驳回的情形下，应给予上诉人三天举证时间，故原审程序上存在瑕疵，但上诉人在二审中仍未提供证据证明该两笔款项为报销款，应自行承担相应法律后果，上诉人主张原审未给予其充分举证时间导致其举证不能、原审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审判程序虽有瑕疵但认定事实清楚、审理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1760元，由上诉人常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光龙 审 判 员 杨继生 审 判 员 刘 宁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六日 法官助理 庞风华 书 记 员 李慧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