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9民终167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永玲，女，汉族，1969年6月20日出生，现住泰安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茜茜，女，汉族，1994年5月26日出生，住泰安市泰山区泰山大街700-16号，现住泰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合福，山东德衡（泰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泰安兴邦电力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泰安市岱岳区大汶口镇北西遥村。 法定代表人：王宪海，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安晶，山东泰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裴传武，山东泰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吴永玲、李茜茜因与被上诉人泰安兴邦电力设备有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泰安市岱岳区人民法院（2019）鲁0911民初58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吴永玲、李茜茜向本院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一、2010年元月李勇与被上诉人签订聘任协议，聘请李勇作为被告的业务人员，负责菏泽市场，约定月工资2000元加提成，提成约定4%、5%不等，主要销售被告的水泥电线杆、无拉线杆、拉线牌等产品，协议期限为5年，至2015年元月。在2019年6月15日李勇因疾病去世，李勇去世后李勇家人找到被上诉人催要李勇提成工资，经被上诉人结算被上诉人尚欠李勇2014年提成工资560494.75元，欠李勇之前提成工资9700元，合计570194.75元。在一审时，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被上诉人签订的《聘任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系有效的劳动合同，上诉人无异议，但一审法院在查明事实中认为，被上诉人每月向李勇支付底薪（固定工资）3175元至2017年12月29日错误，在聘任协议中约定李勇的工资是2000元，李勇是被上诉人的职工业务员，除支付工资外还要承担差旅费、及客户维护费用，3175元并非是被上诉人每月支付李勇固定工资，一审法院在查明的事实中查明被上诉人按照聘任协议的约定向李勇支付了提成2133140.49元更是错误，在一审时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进行了反驳，该证据不能证明被上诉人支付李勇提成的时间，是支付李勇哪一个年度的提成，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只是李勇签字收到提成款的收条，诉讼时李勇己经去世，无法核对签名的真实性，一审法院仅凭被上诉人提供的李勇的收条就认为被上诉人己经支付李勇提成2133140.49元是错误的，即便是李勇真的收到2133140.49元，被上诉人也不能证明是支付李勇的2014年提成款，上诉人要求的是被上诉人支付李勇2014年提成款，与之前的提成款项无关，所以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法院认为关于聘任协议中：“乙方销售基数为100万元，回款不低于80万元即视为完成基数，乙方并保证每年销售业绩递增，并承担其车旅费及客户维护费用的合理费用；完成基数销售后，提取回款额的4%作为乙方的销售提成，100万元基数完成后，超出部分按其5%提取，产品销售后回款期限不得超过四个月，超出一个月加收0.5%利息，第二个月其加收1%利息”的约定是李勇与被上诉人关于提成工资支付的共同意思表示，双方均同意采用底薪加提成的工资计付方式，被告为李勇提供月工资2000元，实际每月支付底薪3175元，不低于当时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支付了保障性的底薪，故该约定内容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就不存在被告免除自己的法定责任、排出劳动者权利的情形，亦不存在被告违反法律、行政法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应认定该约定内容有效，就应认为李勇应承担销售出去的货物未收回货款的利息，李勇的提成2014年是560494.75元及之前提成9700元，而被上诉人未收回的货款利息是1053337.75元。按照一审法院认定李勇作为被上诉人的业务人员，为了公司的利益，代表公司销售出去的货物，得不到应有的提成570194.75元反而还应支付被上诉人1053337.75元的未收回货款的利息，一审法院的认定让人匪夷所思，不但违背法律，违背事实，更是有失司法公正，有失司法公信力。根据《合同法》第四十条格式条款具有木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情形的，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劳动合同法》第二十六条下列劳动合同无效或者部分无效：(二）用人单位免除自己的法定责任、排除劳动者权利的；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五条规定：“除本法第二十二条和第二十三条规定的情形外（服务期、保密义务和竞业限制），用人单位不得与劳动者约定由劳动者承担违约金”。本案中李勇与被上诉人《聘任协议》第四条约“产品销售后回款期限不得超过四个月，超出-个月加收0.5%利息，第二个月其加收1%利息”其性质就是有劳动者承担违约金，违反了以上法律条款，并且属于被上诉人用人单位免除了自己的法定责任，加重李勇责任、排除李勇销售货物提取提成款主要权利，应当认定为无效条款。李勇作为被上诉人单位的职工业务员，从劳动关系角度分析，员工与企业建立劳动关系后，就成为企业的员工，员工提供劳动，企业支付报酬，员工是基于企业而从事活动，其活动产的利益也直接归于企业，员工的思想及行为受制于企业，受企业控制、指挥、监督，是一种从属关系，并不是平等主体之间平等关系，员工从事的行为就属于职务行为，对于职务行为是代表公司对外开展工作销售货物，李勇货物销售后签订合同的是客户同被上诉人，并非是李勇以个人的名义对外签订合同，虽然李勇是合同签订的代表但合同的相对人是被上诉人和客户，合同签订后合同款项是否收回，其法律性质系买卖双方之间的争议，如合同款项不能收回，主张权利的是被上诉人而并非李勇，如果被上诉人将企业未收回的货款及利息当作拒付职工李勇业务提成的理由，就混淆了两者的法律关系，也不符合法律规定。货款催讨问题属于企业经营活动中产生的商业风险，根据《民法总则》相关规定企业法人对其法定代表人或其他人员所从事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用人单位将催讨货款的责任全部加诸于劳动者属于转嫁经营风险，此举有违以上的法律规定。此外，被上诉人这种单方面免除自己责任，加重劳动者李勇责任的行为同样违背劳动合同签订的公平、自愿原则，属于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行为，被上诉人同李勇签订的《聘任协议》第四条部分无效，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七条劳动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之规定，被上诉人同上诉人签订的协议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条款的效力，被上诉人应按照约定支付上诉人提成款项，一审法院认为免除被上诉人责任条款系有效条款是错误的。三、一审法院认为，在一般的劳动争议中，对于工资支付在法定时效内是由用人单位举证的，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但提成工资则不同……应当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证据规则，因此对提成工资是否发放、发放金额多少、发放条件是否成就，应该由上诉人举证，是错误的。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第四条和第六条的规定，提成从性质上属于计件工资，是劳动者应得劳动报酬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我国《劳动法》第五十条、《劳动合同法》第九条、第三十条等相关规定，单位应当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不得要求劳动者提供担保或以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本案属于劳动纠纷的劳动报酬纠纷，举证责任在被上诉人，并且在庭审时上诉人提供了《聘任协议》、被上诉人录音笔录、被上诉人视频资料、被上诉人对李勇提成工资明细表等证据予以佐证，上诉人的举证责任己经完成，一审法院也查明了被上诉人认可应支付李勇570194.75元的事实和证据，但一审法院还认为上诉人应提供工资提成是否发放、发放金额、发放条件是否成就等是故意刁难上诉人，这些证据根据法律规定本应该有被上诉人举证证明，上诉人对本案提供了《聘任协议》、被上诉人录音笔录、被上诉人视频资料、被上诉人对李勇提成工资明细表等证据，己经完全达到了证明目的，并且李勇将经办的每笔业务都会将合同交给公司，有公司对每一笔合同进行保管，财务也会根据每一笔业务进行记账，工资提成是否发放、发放金额、发放条件是否成就应由被上诉人举证证明，一审法院却让上诉人来完成，不仅是违背法律，更像是在刁难。被上诉人虽然提供了部分工资表、工业品买卖合同、销售发票及客户回款原始凭证，但该证据并不是证实己经支付李勇2014年提成款并没有达到反驳上诉人诉讼请求的目的，一审法院却认为是己经支付了上诉人提成款项，一审法院对举证责任的分配及证据证明的确认显然是违反法律又显示司法公正。综上，一审法院对本案审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是对上诉人的不公平，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法院作出的(2019)鲁0911民初5824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泰安兴邦电力设备有限公司的辩称，一、答辩人与李勇签订的《聘任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由答辩人在一审中提交的2010年1月1日李勇与答辩人签订的《聘任协议》、2014年工资表、2012年2月12日、2012年2月26日、2013年2月26日、2014年3月1日李勇出具给答辩人的收到销售提成款的四张收条，结合上诉人提交的答辩人以会计李杰的名义向李勇支付工资的银行交易明细相互印证可以证实：1、虽然聘用协议约定在聘任期间答辩人每月向李勇支付保底工资2000元，但是答辩人在聘任期间每月实际向李勇支付的工资为3175元，明显高于聘任协议的约定；除此之外，答辩人还按照聘任协议第四条约定向李勇支付了销售提成2133140.49元，并按照李勇的要求为其妻子代缴了养老保险等各项社会保险，已经确保了李勇作为业务员的所有权益。2、李勇和答辩人在聘任协议第四条约定“李勇完成销售基数后，答辩人按回款额的4%计提销售提成”，目的在于鼓励李勇积极开拓业务和回收货款，鼓励李勇多劳多得，属于合同权利性约定；而聘任协议第四条同时又约定“产品售出后回款期限不得超过4个月，超出一个月加收0.5%利息，第二个月起加收1%利息”目的是要求李勇在对外推广业务时，应对业务单位的资信情况进行充分的考察和了解，以确保业务质量并能及时收回货款，从而使答辩人的生产经营成本处于稳定状态，这一义务性约定也是单位对业务员最基本的要求。3、从聘用协议的整体内容看，答辩人和李勇之间的权利义务对等，该协议没有免除答辩人作为用人单位支付李勇工资、销售提成和为李勇缴纳社会保险的法定责任，也没有排除李勇取得保底工资和销售提成的有关权益。对未收回货款计息的约定，也只是要求李勇在限期内完成回款的考核性约定，答辩人并没有据此减少或扣发过李勇的保底工资和各项社会保险。答辩人与卢正辉等其他业务员所签订的聘任协议也同样有回款期限制和逾期计息的约定。4、根据《劳动法》第47条规定“用人单位根据本单位的生产经营特点和经济效益，依法自主确定本单位的工资分配方式和工资水平”。也就是说，答辩人作为李勇的用人单位有权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业务提成制度并与李勇签订聘任协议，该协议系李勇与答辩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没有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该聘用协议合法有效，该协议第四条约定没有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属于有效条款。二、上诉人要求答辩人支付李勇的销售提成，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答辩人根据《聘任协议》第四条“产品售出后回款期限不得超过4个月，超过一个月加收0.5%利息，第二个月起加收1%利息”的约定，经核算，截止2014年12月31日，李勇未收回货款的利息累计为697150元，截止2019年5月份李勇去世前未收回货款利息累计为2284597.51元。假设李勇在答辩人处有销售提成额，也不能弥补李勇未收回货款利息，李勇也达不到《聘任协议》约定的结算销售提成条件和要求。因此，上诉人要求答辩人支付李勇的销售提成，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三、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能证实李勇销售业绩已考核结算、提成工资发放条件已经成就，一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李勇作为业务员，在对外发展客户和进行业务推广时，应持续跟进所发展的业务，直至收回全部货款，其对于业务合同签订、业务的回款情况、客户的资信等有着更清晰的了解，其诉讼地位和答辩人是平等的，应当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证据规则。因此，对于提成工资是否应该发放、发放金额是多少、发放条件是否成就等都应当由上诉人进行举证。本案上诉人仅凭剪辑过的录音、视频等现场视听资料主张李勇的业务提成，而对李勇未收回货款的利息置之不问，在上诉人未能提交有效证据证实李勇销售业绩已经考核结算、提成工资发放条件已经成就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贵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吴永玲、李茜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提成工资570194.75元，支付经济赔偿金142549元；2、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担保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1月1日，被告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李勇（原告吴永玲之夫，原告李茜茜之父）签订《聘任协议》，约定乙方为甲方的销售人员，业务范围为菏泽市，如需开辟其他市场须经公司决定；乙方销售基数为100万元，回款不低于80万元即视为完成基数，乙方并保证每年销售业绩递增；甲方为乙方提供月工资2000元，并承担其差旅费及客户维护的合理费用；完成销售基数后，提取回款额的4%作为乙方的销售提成，100万元基数完成后，超出部分按5%提取，产品售出后回款期限不得超过4个月，超出一个月加收0.5%利息，第二个月起加收1%利息；销售价格执行甲方指导价，低于指导价的由乙方提成补齐，销售价格高于甲方指导价的高出部分在扣税后归乙方所有；甲方须全力支持乙方工作，并保证在回款后当月结算乙方提成，乙方不得兼任其他业务；如有一方违约，对方有权终止协议，其他争议双方友好协商决定；本协议期限5年，是否续约，协议期满后双方协商决定。聘任协议签订后，李勇作为被告的业务员负责菏泽市场的销售业务（实际销售区域不限于菏泽市），主要销售被告生产的水泥电线杆、预制底盘石等产品，被告向李勇每月支付底薪（固定工资）3175元至2017年12月29日，并按照聘任协议的约定向李勇支付提成2133140.49元。2019年6月15日李勇因病去世，之后原告到被告处催要李勇的2014年度提成工资，并制作了录音光盘、视频光盘等现场视听资料，被告认可尚欠李勇2014年度提成560494.75元及之前提成9700元，同时说明李勇因有货款未收回应当负担利息1053337.75元。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李勇的提成工资合计570194.75元，而被告主张李勇尚有聘任期间的货款1169358.7元至今未收回，截止到2014年12月31日聘用协议期满时未收回货款利息累计697150元，截止到2019年5月份李勇去世前未收回货款利息累计2284597.51元，按照聘任协议第四条的约定，被告无需再向原告支付李勇的提成工资，为此，双方发生纠纷。2019年8月22日原告向泰安市岱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劳动争议仲裁申请，该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8月27日作出“泰岱劳人仲案字（2019）第86号”不予受理通知书，以申请人的仲裁申请材料不齐备为由不予受理，原告于2019年9月10日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另查明，李勇，男，1963年2月20日出生，汉族，于2019年6月15日死亡，其原工作单位是泰安市建筑材料厂，该厂于2004年被宣告破产。2006年李勇买断工龄，之后自己缴纳社会保险费，被告未为李勇缴纳社会保险费，但为李勇之妻即本案原告吴永玲报销过三、四年其个人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原告吴永玲系李勇之妻，原告李茜茜系李勇之女，李勇之父李启德明确表示放弃对李勇财产的继承，李勇无其他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泰安兴邦电力设备有限公司与李勇于2010年1月1日签订的《聘任协议》，是双方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订立的，意思表示真实，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系有效劳动合同，合同当事人双方作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劳动关系当事人李勇已经死亡，其近亲属作为其权利义务承继人提起本案诉讼符合法律规定，故两原告是本案的适格主体。上述劳动合同期满后，李勇继续为被告提供劳动，被告作为用人单位未表示异议，但双方未续订书面劳动合同，应当认定双方之间形成了事实劳动关系，应视为双方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故被告主张两原告申请仲裁时已过一年的仲裁时效期间，缺乏事实根据，本院不予支持。用人单位根据本单位的生产经营特点和经济效益，有权依法自主确定本单位的工资分配方式和工资水平。企业销售人员的劳动合同与普通劳动合同相比具有一定的特殊性，销售人员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往往是一种混合法律关系，既非纯粹的劳动关系，也非纯粹的民事关系。提成工资制，是用人单位根据职工的业绩的一定比例计发职工劳动报酬的工资计算方式，该工资制度有利于激发职工的工作积极性，提高工作效率，对用人单位而言，可以减轻一定的经济负担，减少企业运营成本，因此，提成工资制普遍地被企业所采用。用人单位采取提成工资制的，应当在劳动合同中明确约定提成的比例、提成的基数、基数的计算方式、给付方式等，但是在职工提供了正常劳动的情况下，即使该职工的业绩未达标，用人单位也应当支付工资，且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提成工资与一般的固定工资性质不同，劳动者只要付出了劳动，不论企业是否因此获得利润，均应无条件支付固定工资，但是就约定的提成工资而言，特别是在企业与员工事先约定了计提提成先决条件的情况下，企业与员工的关系应更大程度地适用约束一般民事行为的法律规范，优先考虑双方当事人的合意。案涉聘任协议中关于“乙方销售基数为100万元，回款不低于80万元即视为完成基数，乙方并保证每年销售业绩递增；甲方为乙方提供月工资2000元，并承担其差旅费及客户维护的合理费用；完成销售基数后，提取回款额的4%作为乙方的销售提成，100万元基数完成后，超出部分按期5%提取，产品售出后回款期限不得超过4个月，超出一个月加收0.5%利息，第二个月起加收1%利息。”的约定，是李勇与被告关于提成工资支付的共同意思表示，双方均同意采用底薪加提成的工资计付方式，被告为李勇提供月工资2000元［实际每月支付底薪（固定工资）3175元］，不低于当时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即使李勇没有业绩或者业绩未达标，被告也应当按照约定向其支付保障性底薪，故该约定内容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被告免除自己的法定责任、排除劳动者权利的情形，亦不存在被告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应认定该约定内容有效，合同当事人双方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被告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李勇支付劳动报酬。支付业务提成的方式、方法和时间，要优先考虑当事人之间的有关约定，李勇请求支付业务提成，须约定条件成就才能得到支持。在一般的劳动争议中，对于工资支付在法定时效内是由用人单位举证的，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但是提成工资则不同，劳动者跟进自己的业务，对于签订合同、货款回收等情况有着清晰的了解，其诉讼地位和用人单位是平等的，应当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证据规则，因此对提成工资是否应该发放、发放金额是多少、发放条件是否已经成就，都应该由劳动者一方进行举证。本案中，在被告提交工资表、销售提成款收条、工业品买卖合同、销售发票及客户回款原始凭证等有效反驳证据的情况下，原告仅提交其到被告处催要李勇提成工资时制作的录音、视频光盘等现场视听资料，主张被告认可尚欠李勇2014年度提成560494.75元及之前提成9700元，而对该证据中关于李勇因有货款未收回应当负担利息1053337.75元的事实置之不问，亦未提交其他证据证实李勇的销售业绩（效益）已经考核结算以及提成工资发放条件已经成就，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提成工资570194.75元的诉讼请求以及其他的诉讼请求，因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十六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吴永玲、李茜茜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元，由原告吴永玲、李茜茜负担。 本案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吴永玲、李茜茜提交杆塔类采购合同三份、工业品买卖合同一份。以上证据系被上诉人同国网山东平阴县供电公司青岛嘉瑜源管业有限公司签订，在三份他塔杆类采购合同第三条付款明细中明确约定预付款、到货款、投运款、质保金四次支付，支付比例为0:9：0:1，也就是预付款支付0，到货支付90%，投运款支付0，质保金支付10%工业品买卖合同第十二条结算方式、时间及地点，签订合同收到货验收合格后付90%，余款10%，质保金1年后30日内付清。以上是被上诉人同客户签订的合同，加盖有被上诉人的公章，是被上诉人真实意思表示，该合同的签订与被上诉人同李勇签订的聘任协议第四条约定的销售回款期限不得超过4个月相违背，对被上诉人不发生法律效力，被上诉人在同客户签订合同时明确约定10%质保金1年后付清，但又要求李勇在销售货物后4个月内必须回款，否则就承担加收利息的责任，因此聘任协议第四条同被上诉人和客户签订的合同相互矛盾。被上诉人质证认为对2014年3月14日、2014年3月21日杆塔类采购合同的真实性有异议，在这两份合同中卖方处仅有李勇的签字，并没有加盖被上诉人兴邦电力公司的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与被上诉人无关，与本案也没有关联性。对2014年4月22日签订的杆塔类采购合同与2014年8月7日签订的工业品买卖合同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和证明内容有异议，由聘任协议第二条、第四条约定可以证实，被上诉人为李勇计提销售提成的前提条件是：李勇每年度完成销售额100万元，回款不低于80万元即为完成销售基数，即可享有提取回款额4%销售提成的权利。该销售基数并不是单笔业务的销售额和回款额，而是年度内持续发生业务累计达到的销售额和回款额。也就是说虽然上诉人在二审中提交的业务合同存在一定比例质保金的问题，但被上诉人在为李勇计提销售提成时已对该期限进行了充分考虑，并没有因此影响李勇业务提成的计提。因聘任协议第四条后半句有关计息的约定，仅为考核性约定，被上诉人并没有据此扣发李勇的工资，且该约定也与前半句计提销售提成的约定，权利义务对等，应为合法有效。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对2014年3月14日、2014年3月21日杆塔类采购合同的真实性有异议，该两份合同中卖方处仅有李勇的签字，并没有加盖被上诉人兴邦电力公司的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与被上诉人无关，与本案也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对2014年4月22日签订的杆塔类采购合同与2014年8月7日签订的工业品买卖合同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和证明内容有异议，本院对该两份合同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为：一、2010年双方签订的聘任协议中的第四条是否部分有效，被上诉人是否应支付上诉人的提成570194.75元。 关于2010年双方签订的协议中的第四条是否部分有效，被上诉人是否应支付上诉人的提成570194.75元的问题，本院认为，用人单位根据本单位的生产经营特点和经济效益，有权依法自主确定本单位的工资分配方式和工资水平。企业销售人员的劳动合同与普通劳动合同相比具有一定的特殊性，销售人员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往往是一种混合法律关系，既非纯粹的劳动关系，也非纯粹的民事关系。提成工资制，是用人单位根据职工的业绩的一定比例计发职工劳动报酬的工资计算方式，该工资制度有利于激发职工的工作积极性，提高工作效率，对用人单位而言，可以减轻一定的经济负担，减少企业运营成本，因此，提成工资制普遍地被企业所采用。用人单位采取提成工资制的，应当在劳动合同中明确约定提成的比例、提成的基数、基数的计算方式、给付方式等，但是在职工提供了正常劳动的情况下，即使该职工的业绩未达标，用人单位也应当支付工资，且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提成工资与一般的固定工资性质不同，劳动者只要付出了劳动，不论企业是否因此获得利润，均应无条件支付固定工资，但是就约定的提成工资而言，特别是在企业与员工事先约定了计提提成先决条件的情况下，企业与员工的关系应更大程度地适用约束一般民事行为的法律规范，优先考虑双方当事人的合意。2010年双方签订的协议中的第四条是双方当事人的合意，是双方的真实的意思表示，是双方附条件计提销售提成的约定，不是合同中的格式条款，在被上诉人按照约定向李勇支付保障性底薪，不存在免除自己的法定责任、排除劳动者权利的情形，也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下，2010年双方签订的聘任协议中的第四条合法有效。合同当事人双方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被上诉人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李勇支付劳动报酬。支付业务提成的方式、方法和时间，要优先考虑当事人之间的有关约定，李勇请求支付业务提成，须约定条件成就才能得到支持。两上诉人未提交证据证实李勇按照聘任协议中的约定收回了2014年度的货款的情况下，被上诉人不应当支付2014年度及2014年之前的提成款共计570194.75元，两上诉人可以在聘任协议中约定的条件成就后另行主张，因此两上诉人的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吴永玲、李茜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吴永玲、李茜茜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谭明娜 审判员  王 芳 审判员  李 莹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崔晓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