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桂06行终1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孙立春，男，1951年9月8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向阳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防城港市不动产登记局，住所地防城港市港口区云南路30号天马大厦。 法定代表人陈卓德，局长。 原审第三人邓海兰，女，汉族，1981年10月7日出生，住福州市台江区。 上诉人孙立春因行政赔偿纠纷一案，不服防城港市港口区人民法院(2019)桂0602行初21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查明，2018年11月2日，防城港市不动产登记局向案外人柯继阳出具《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结果证明》，载明“柯继阳名下坐落防城港市港口区北部湾大道99号恒大御景湾4号楼2单元12层1203号房[不动产权证号为桂(2018)防城港市不动产权第0006046号]的抵押、查封情况如下：截止至2018年11月2日10时15分，无抵押、查封登记。”。当日，原告与案外人柯继阳、邓海兰、陈怀超、李红儒签订《房屋买卖居间合同》，约定原告向柯继阳购买防城港市港口区北部湾大道99号恒大御景湾4号楼2单元12层1203号房。2019年3月4日，该院作出（2018)桂0602执220号《协助执行通知书》，请防城港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协助查封被执行人柯继阳名下的位于防城港市港口区××大道西侧常山路北××单元××房，桂（2018)防城港市不动产权第0006046号。2019年3月7日，防城港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出具《关于协助查封柯继阳名下相关不动产的复函》，载明协助查封上述房产。因上述房产被人民法院查封，导致原告无法办理过户登记，原告认为被告于2018年11月2日出具的《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结果证明》存在错误，故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并提出行政赔偿。另查明，《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七条第一款规定“不动产登记由不动产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不动产登记机构办理；直辖市、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可以确定本级不动产登记机构统一办理所属各区的不动产登记。”。防城港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防城港市不动产登记管理机构编制有关事项的通知》（防编发[2015]27号）规定，防城港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的主要职责：1.受委托承办法律权限内辖区土地登记、房屋登记、林地登记、海域海岛等不动产登记工作……2.承办所有权、使用权、经营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的首次登记、变更登记、转移登记、注销登记、更正登记、异议登记、预告登记、查封登记等工作。 该院认为，关于原告是否具备本案诉讼主体资格的问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的规定，本案被告于2018年11月2日向涉案房屋的所有人柯继阳出具《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结果证明》。本案原告基于该证明的效力及对行政机关的信赖，与案外人柯继阳签订《房屋买卖居间合同》，购买涉案房屋，原告与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现原告不服被告作出的该具体行政行为，依法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原告具备本案的诉讼主体资格。关于被告于2018年11月2日出具的《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结果证明》的合法性问题。原告认为根据防城港市住房保障中心于2019年5月27日出具的《房产档案查询结果证明》载明了涉案房屋于2017年8月15日被法院查封，原告于2018年11月2日出具的证明未如实反映涉案房屋已被查封的事实，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经查，防城港市住房保障中心不具备不动产查封登记的职责，该单位出具的《证明》的内容的真实性有待进一步确认，而本案被告具备不动产查封登记的职责，其有权出具《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结果证明》，不因防城港市住房保障中心出具的证明而否定被告出具的证明的效力。在被告能够证明其作出的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存在违法情形，且原告无其他证据证明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情况下，应认定被告作出的的具体行政行为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的规定，对于原告请求确认被告防城港市不动产登记局2018年11月2日出具的《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结果证明》（不动产权证号为桂（2018)防城港市不动产权第0006046号）的行为属于违法行为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孙立春45万元的诉讼请求。由于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故被告无需向原告进行赔偿。此外，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七条“被执行人将其所有的需要办理过户登记的财产出卖给第三人，第三人已经支付部分或者全部价款并实际占有该财产，但尚未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手续的，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第三人已经支付全部价款并实际占有，但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的，如果第三人对此没有过错，人民法院不得查封、扣押、冻结。”的规定，虽然涉案房屋已于2019年3月4日被法院查封，但原告述称其已支付全部房款，在此情况下，原告并未丧失将来获得涉案房屋所有权的可能。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的规定，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因被告的行政行为造成损失，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其损失的请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六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孙立春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孙立春上诉称，1、被上诉人于2018年11月2日出具《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结果证明》，确认：截止2018年11月2日10时15分，涉案房屋的无抵押、查封登记。2、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出具的证明导致上诉人错误认识进而蒙受巨大损失，主张被上诉人作出的该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并提出行政赔偿有据依法。3、上诉人提交了防城港市住房保障中心于2019年5月27日出具的《房产档案查询结果证明》，证明被上诉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被上诉人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应承担举证责任。被上诉人应当提供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出具《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结果证明》确认“截止2018年11月2日10时15分，涉案房屋的无抵押、查封登记”是合法、有效、无误的。但被上诉人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以“防城港市住房保障中心不具备不动产查封登记的职责，该单位出具的《证明》的内容的真实性有待进一步确认，而本案被告具备不动产查封登记的职责，其有权出具《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结果证明》，不因防城港市住房保障中心出具的证明而否定被告出具的证明的效力。在被告能够证明其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存在违法情形，且原告无其他证据证明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情况下，应认定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合法。”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4、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条“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视为没有相应证据。但是，被诉行政行为涉及第三人合法权益，第三人提供证据的除外。”和《最高法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原告可以提供证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证据。原告提供的证据不成立的，不免除被告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举证责任。”及《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之规定，二审法院应依法改判，判如所请：一、撤销防城港市港口区人民法院(2019)桂0602行初21号行政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本案的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防城港市不动产登记局答辩称，1、被上诉人在2018年11月2日作出的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结果证明是合法有效的，根据2015年3月1日实行的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3条、6、7条第1款、27条以及2016年1月1日实行的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的实施细则第90条的规定，防城港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防城港市不动产登记管理机构编制有关事项的通知防编发（2015）27号文第4点的规定，为了确保登记机构的统一，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包含查封登记在内的不动产登记事项均有不动产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不动产登记机构统一办理，不动产登记部门也是不动产登记的唯一法定机构，本案中涉案的房屋的房屋查封登记应该以答辩人的登记信息为准，但本案具体行政行为作出的时间就是2018年11月2日，答辩人并没有收到有关单位和个人要求对涉案的房屋进行司法查封的申请，因此答辩人经查询相关的档案，根据现有的档案记录，对申请人柯继阳客观出具了查询结果的证明。这具体的行政行为没有违反法律的规定。另外，假如相关的法院根据生效的司法文书向防城港市住房保障中心等部门协助对房屋进行预查封，但由于法院和住房保障中心并没有将相关的查封和预查封资料提交给答辩人，并要求答辩人进行查封登记，就是说答辩人当时现有的登记档案不存在司法查封的信息。答辩人根据现有的登记档案客观出具了查询结果不存在过错行为。上诉人陈述入住后的损失原因不是因为被上诉人的过错造成的，本案中房屋的原来所有权人柯继阳夫妇以及上诉人本身包括房产中介公司都具有明显的过错，如果上诉人遭到的损失也应当由上诉人通过民事途径与房屋原所有权人和房屋中介公司进行协商或者诉讼解决。理由：1、我国在2015年就全面实施不动产登记制度，本案中房屋原所有权人在2018年11月2日向上诉人出具的委托书内容里面就已经明确了代理的事项，需要到防城港市××产权交易中心或者防城港市不动产登记局办理涉案房屋的查档手续，所以说在当时上诉人就应该根据授权委托的内容到房屋产权交易中心以及本案的被上诉人这里进行查档。但是上诉人仅仅去了其中一个地方进行查档，这个也是上诉人以及房产中介公司没有尽到自己的义务造成的。2、答辩人是法定的不动产登记机构，是否存在司法查封依法应当以答辩人的登记档案为准，20178月15日所谓防城港市港口区法院的查封并不是向答辩人提出的，其实该所谓的查封也并不是造成原告不能在2019年4月份办理产权过户的事由，因为办理过户登记不需要保障中心的查询结果证明作为资料，而是以被上诉人的档案记录为准。另外，上诉人也承认因个人原因拖延了到2019年4月中旬才申请办理产权的过户手续，但是因为此时在2019年3月相关的产权在被上诉人处正式办理了司法查封，上诉人本身也应该对不能办理过户承担相应的过错，而与答辩人2018年11月2日出具的查询结果证明无关。3、上诉人所主张的损失并没有实际造成，其主张的损失金额也是没有具体的依据，请求法院维持一审判决。 经审理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 另查明，2017年7月10日，防城港市港口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桂0602民初1001号《民事裁定书》，其中裁定“查封被告柯继阳名下的位于防城港市港口区××大道西侧常山路北××单元××房屋（建筑面积52.17平方米，备案编号201494928）”。2017年8月17日，防城港市房屋交易管理中心出具协助执行通知书（回执），回复“已协助办理”。 本院认为，首先，防城港市港口区法院确曾于2017年7月10日作出讼争房屋的诉前查封裁定，但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参照防城港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防城港市不动产登记管理机构编制有关事项的通知》的相关规定，出具协助执行回执的防城港市房屋交易管理中心并非查封登记的职权部门，其进行的“查封”登记属无效登记，应视为彼时未完成查封。 其次，被上诉人无法举证证明其没有查封的事实。截止2018年11月2日10时15分，被上诉人并未对涉案房屋实施查封，其自然也无法证明涉案房屋未具有抵押、查封登记的事实。 其三，该查询结果是对其查询后的事实进行的说明，截止时间点是2018年11月2日10时15分。2019年3月4日，港口区人民法院才作出《协助执行通知书》，请防城港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协助查封涉案房屋；2019年3月7日，防城港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出具《关于协助查封柯继阳名下相关不动产的复函》，载明协助查封上述房产，至此涉案房屋才初次完成了正确的查封。后续的查封事宜系防城港市不动产登记局协助法院进行查封，本质是司法协助行为，也发生于案涉《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结果证明》所查询的截止时间点之后，二者并不矛盾，更不能以嗣后出现的查封行为证明《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结果证明》违法。案涉《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结果证明》于2018年11月2日出具，且系对案涉房屋物权状态的表述，不影响上诉人的实际权利、义务。实质影响上诉人权利义务的是2019年3月4日的司法查封行为，而非2018年被上诉人出具的案涉《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结果证明》，故案涉证明并未对上诉人的权利、义务造成实质影响。 其四，关于上诉人诉请被上诉人赔偿的问题，一审论述正确，在此不再赘述。 综上，上诉人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孙立春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凌旭芳 审判员  郭传亿 审判员  田 海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莫骐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