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3民终669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赵真，男，1973年11月11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达蒙安防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科学大道182号创新大厦C1区601。法定代表人：何卫东，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良娟，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桂兰，江苏清正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蒋勇，男，1981年8月13曰生，汉族，住江苏省宝应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翟宴军，宝应县安民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赵真、广州达蒙安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蒙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蒋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徐州市云龙区人民法院（2019）苏0303民初26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赵真上诉请求：撤销（2019)苏0303民初2652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均不正确，对双方当事人之间是合作关系还是民间借贷关系认定不清，如果是合作关系，双方应当进行清算，根据合作项目的盈余进行分配。如果是民间借贷关系，应当按照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审查所借款项，蒋勇是否按照约定将借款实际出借给达蒙公司或赵真。2、无论是合作关系还是借贷关系，赵真均不是一方当事人。赵真不是债务人也不是担保人，仅是达蒙徐州分公司资金经手人，对此债务不应承担责任。一审法院既判决达蒙公司承担责任，又判决赵真承担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3、一审法院认定赵真经手还蒋勇7万元即认定应承担清偿责任过于鲁莽，即使7万元赵真是自愿偿还，也仅局限于7万元，而不应推定对全部债务承担偿还责任，何况债务的认定也无事实依据。蒋勇答辩称：蒋勇与达蒙公司是合作关系，后由赵真代表达蒙公司与蒋勇进行了结算，并由赵真立下欠条两张，订立了具体的还款计划。在订立还款计划后，赵真已汇款转账给蒋勇3万元，并以酒抵充欠款4万元，合计偿还7万元。达蒙公司尚欠蒋勇43万元，由于赵真自愿代替达蒙公司清偿作为义务加入人一并承担还款责任。故，一审法院认定赵真和达蒙公司共同偿还欠款43万元及利息，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达蒙公司答辩称：对赵真第一点上诉意见，达蒙公司不持异议。对其第二点上诉意见，达蒙公司认为与事实不符。蒋勇提供的2015年2月18日两张借条，从借条的内容和形式上看，系赵真以个人名义向蒋勇出具，并非达蒙公司出具，所以本案如确定为借贷关系，达蒙公司不应承担任何责任。如认定合作关系，鉴于达蒙公司经办人赵真与蒋勇已就合作进行了清算，达蒙公司也不应当承担责任。达蒙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2019）苏0303民初2652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蒋勇的诉讼请求；2、由蒋勇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判决所依据的赵真手书的两张借条与合作协议无关，结合本案的事实及证据阐述如下：1、两份借条的内容分别是“今借蒋勇人民币贰拾万元整……”、“今借蒋勇人民币叁拾万元整……”，没有任何字眼表明这是合作协议书的结算款。2、蒋勇一审出示2011年10月12日汇给赵真20万元的转账凭证和2011年7月18日取现35万元的凭证，拟证明其已支付投资款，但投资款两张收据，一是2011年8月1日现金收款50万元，一是2011年10月1日现金收款20万元，无论时间、金额还是收款方式，都与汇款、取款时间不相符。此外，赵真向达蒙公司称其与蒋勇是朋友关系，其还给了蒋勇价值几十万的白酒。达蒙公司有充分理由相信蒋勇与赵真有其他经济往来。3、一审法院认为赵真出具的两张借条即是赵真代表达蒙徐州分公司与蒋勇进行结算的结果，理由是蒋勇将部分投资款转帐给了赵真，投资款收据上除了达蒙徐州分公司负责人马操的签名还有赵真的签名，赵真具有代表达蒙徐州分公司与蒋勇结算的权利。首先，一审法院仅凭赵真也在投资款收据上签名就认定赵真有权代表达蒙徐州分公司与蒋勇进行结算实属牵强，退一万步说，即便按照一审法院的逻辑，赵真有代表达蒙徐州分公司与蒋勇结算的权利，赵真向蒋勇出具的任何材料都是合作协议结算吗？一审法院只阐述赵真是否有权代表达蒙公司与蒋勇进行结算，但只字未提达蒙公司在一审庭审中提出的疑问，即：若赵真手书的两张借条50万元是结算款，那该款是怎么算出来的？既然是结算款，为什么不制作结算书，且在借条内容上不做结算款的表述，而要写“借条”？既然是结算款，为何不要求加盖达蒙公司的印章或者为何不要求达蒙徐州分公司当时的负责人马操签名？既然结算款是50万元，为什么同一天要手书两张借条而不直接写一张？即使赵真有代表达蒙徐州分公司与蒋勇结算的权利，难道赵真除了代表达蒙徐州分公司就不能代表自己与蒋勇发生任何关系吗？4、达蒙公司有理由认为蒋勇与赵真存在恶意串通的可能。从蒋勇向法庭提交的合同来看，法定代表人签字处是赵真冒用马操所签，而从两张收据时间来看，在2011年8月1日及同年10月1日，蒋勇并无任何证据证实其已交付70万元投资款，在没有收到70万元的情况下，赵真居然以分公司的名义向蒋勇开具了收据。一审庭审前，赵真多次声称已将投资款加上补偿款共计73万元给付蒋勇，并向达蒙公司一审代理人出示收条原件，还交付给代理人一份复印件，但在一审开庭时赵真的代理人对此只是作为答辩意见提出但并未向法庭提交该收条，对这一至关重要的证据赵真为何不提交？赵真仅是达蒙公司的合作伙伴，并非公司员工。蒋勇在开具投资爬架款收据时，不仅要求公司盖章，还要求负责人、经手人签名，这只能说明蒋勇具有很强的法律意识。如果2015年2月18日借条是结算凭证的话，为什么没有注明、而是赵真以个人名义出具借条。5、一审法院将本案的案由定为民间借贷纠纷，又在判决中认定赵真手书的借条是合作结算的结果，自相矛盾。借贷与合作非同一法律关系。若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应有相关的证据证明这50万元借贷关系真实存在。若是合作结算款，则本案是合同纠纷，且应有相关的证据证明赵真手书的两份借条就是合作结算资料。综上，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赵真手书的两份借条与合作结算款有关系，两份借条所涉借款是否存在均与达蒙公司无关。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应法律错误。蒋勇答辩称：1、赵真出具两张借条，均系合作结束以后赵真代表达蒙公司与蒋勇进行结算后出具。两张借条约定了具体的还款时间。在一审庭审中，法院已经认定本案是合作不是民间借贷关系。从达蒙公司、赵真的上诉可以看出，两上诉人虽口头陈述是民间借贷关系，但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在今天的庭审中也未明确本案一定是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所以推定是合作关系。达蒙公司出具给蒋勇的两张收据可以证明蒋勇已投资70万元，且有相应的转账的记录。在双方合作合同履行过程中，达蒙徐州分公司的负责人马操也曾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蒋勇汇款12万元。如果两上诉人坚持认为是民间借贷关系，马操为什么在两张借条形成前向蒋勇转账呢？从案件的整个过程来看，本案应定性为合作关系。2、蒋勇与赵真不存在恶意串通。赵真、达蒙公司已与上诉人进行结算，蒋勇实事求是陈述本案基本情况，并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赵真自愿代偿7万元，下欠43万元。赵真在结算过程中代表达蒙公司，在还款义务方面自愿加入代为清偿。因此两上诉人应当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赵真：当年赵真是蒋勇和达蒙徐州分公司的介绍人，介绍他们合作，赵真本人不是达蒙公司公司员工，并不具备实际管理和操作权限，不能代表达蒙徐州分公司就合作事宜与蒋勇进行结算。赵真2015年出具的借条与合作没有关系，是与蒋勇之间附条件的借款。蒋勇一审诉讼请求：1.判令达蒙徐州分公司、赵真给付欠款43万元及利息（从2019年1月3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直至还清为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达蒙徐州分公司、赵真承担。事实和理由：2011年9月30日，蒋勇与达蒙徐州分公司（2018年3月29日注销）签订了附着升降脚手架合作协议书，约定了合作模式、期限、双方的权利义务等。后蒋勇投资70万元，双方按合作协议履行了一段时间。2015年2月18日，双方自愿解除合作关系，经结算，达蒙徐州分公司应付给蒋勇50万元，由达蒙徐州分公司实际经营人赵真给蒋勇立下借据两张，并约定了还款计划，后赵真只给付7万元，余款拒绝给付。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1年9月30日，蒋勇（B方）与达蒙徐州分公司（A方）签订《附着升降脚手架产品合作协议》一份，约定为拓展DM-01型附着升降脚手架产品推广业务，B方以资金方式加盟A方（总计人民币柒拾伍万元整），后续以10套机位为单位追加；B方确保及时向A方支付生产用款，A方替B方垫付2400元/机位的生产专利费、底座费、资质使用费，及时给B方完成生产加工、指导、人员培训等业务，帮助进行业务开展，确保第三方合同执行。A方授权B方根据A方产品的技术标准和图纸，在江苏地区进行DM-01机型爬架的产品租赁、施工、承包业务。合同还对收益分配等内容进行了约定。蒋勇在B方处签名，达蒙徐州分公司在A方处加盖合同专用章，并有负责人“马操”的签名。蒋勇于2011年10月12日通过宝应农商银行向赵真银行账户转账20万元。另提供江苏省农村信用社取款凭证一份，载明取款日期为2011年7月18日，蒋勇陈述以现金形式交付给赵真。2011年8月1日达蒙徐州分公司向蒋勇出具收据，载明缴款单位蒋勇，收款方式现金，金额50万元，收款事由投资爬架款。收据加盖有达蒙徐州分公司财务专用章，并有“赵真”、“马操”的签名。2011年10月1日达蒙公司徐州分公司向蒋勇出具收据，载明缴款单位蒋勇，收款方式现金，金额20万元，收款事由投资爬架款。收据加盖有达蒙公司徐州分公司财务专用章，并有“赵真”、“马操”的签名。2015年2月18日，赵真向蒋勇出具两张借条。其中一张借条载明：今借蒋勇人民币贰拾万元整，定于2015年8月15日归还（利息不计）。另一张借条载明：今借蒋勇人民币叁拾万元整，定于2015年年底归还壹拾伍万元，2016年年底归还壹拾伍万元（均不计利息），之前所有经济往来、债权、债务一笔勾销。关于上述两张借条，蒋勇陈述赵真系达蒙徐州分公司工作人员，实际上为蒋勇与达蒙徐州分公司合作解除后的结算所欠款。赵真陈述系其代达蒙徐州分公司出具，但该两笔借款蒋勇均没有实际交付给赵真或达蒙徐州分公司，该两张借条蒋勇并未实际履行交付义务。达蒙公司称赵真并不是达蒙徐州分公司工作人员，赵真是达蒙徐州分公司的合作方；两张借条表明是蒋勇与赵真个人之间的借贷关系，与达蒙公司或者达蒙徐州分公司没有任何关系，达蒙公司或者达蒙徐州分公司也没有在借条上盖章，且达蒙公司或者达蒙徐州分公司从未授权赵真向蒋勇借款。一审期间，蒋勇认可赵真出具借条后向蒋勇偿还或以物抵偿共计7万元。另查明，达蒙徐州分公司于2018年3月29日注销。一审法院认为，债务应当清偿。蒋勇与达蒙徐州分公司签订《附着升降脚手架产品合作协议》，由蒋勇投入资金，与达蒙徐州分公司合伙经营DM-01型号附着升降脚手架的产品在江苏地区的租赁、施工、承包业务，并对利润的分配进行了约定。蒋勇投入相应的资金，双方履行了合作协议。在合作协议解除或终止后，双方应就合伙财产进行结算，对合伙利润进行分配。蒋勇陈述赵真出具的两张借条是赵真代表达蒙徐州分公司与其进行结算的结果，一审法院对该陈述予以采信，理由如下：首先，通过蒋勇提供的证据显示，蒋勇将与达蒙公司徐州分公司合伙应投入的款项中的部分直接转账给赵真，说明赵真具备代达蒙徐州分公司接受合作款项的权利；其次，达蒙徐州分公司向蒋勇出具的收据上除负责人马超的签名外，赵真也在收据上签名；最后，即便如达蒙公司陈述赵真不是达蒙徐州分公司工作人员，赵真与达蒙徐州分公司系合作关系，但通过上述两条理由，结合赵真的身份，蒋勇有理由相信赵真具有代表达蒙徐州分公司与蒋勇结算的权利。综上，赵真出具借条系其代表达蒙徐州分公司与蒋勇就合伙事宜进行结算的行为，达蒙徐州分公司应将该款项支付给蒋勇。因达蒙徐州分公司已注销，蒋勇要求达蒙公司承担责任，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赵真以其个人名义向蒋勇出具欠条，并在之后以个人名义向蒋勇偿还部分款项，视为其对该笔债务的认可并自愿承担，其应与达蒙公司共同承担付款责任。蒋勇主张利息按照年利率6%自2019年1月3日计算至还清之日止并无不当，法院予以支持。赵真辩称其出具的两张借条系其代达蒙徐州分公司出具，但该两笔借款蒋勇均没有实际交付给赵真或赵真代理的达蒙徐州分公司，该两张借条并未实际履行。赵真的上述抗辩意见没有相应事实依据，也不符合常理，对其该抗辩意见，法院不予采信。综上，一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赵真、广州达蒙安防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蒋勇43万元及利息（以43万元为本金，按照年利率6%自2019年1月3日计算至还清之日止）。案件受理费7750元，由赵真、广州达蒙安防科技有限公司共同负担。二审期间，赵真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2014年10月2日蒋勇出具的73万元的收条一张。拟证明蒋勇与达蒙徐州分公司合作款项已经返还。2、蒋勇出具的10万元收条一张。拟证明蒋勇收回投资款后，又获得一部分补偿。蒋勇质证意见为：73万元收条是否本人出具不确定，10万元收条是本人出具，应该有落款时间。待赵真提供原件后再发表质证意见。但是结合2015年2月18日赵真所写的两张借条中已经明确之前所有的债权债务一笔勾销，即使两张收条是真实的，在赵真出具两张借条后，也没有任何关系，因为已经一笔勾销。达蒙公司质证意见为：该两份证据虽然是复印件，蒋勇对于10万元的收条的真实性并不否认，对于2014年10月2日73万元的收条的质证意见是记不清了，但是在一审开庭前赵真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出示这两份收条原件，达蒙公司的代理人吴良娟在场。稍后达蒙公司将提供三份通话录音，可以证实赵真确实在一审开庭前将这两份收条原件交给其代理人，且我方代理人吴良娟通过电话询问赵真一审开庭时，这两份证据特别是73万元收条为什么不向法庭提交，赵真答复是太不清楚，其代理人律师不让他出庭，原件都在其代理人处。因为我方第二代理人曾经见过这两张收条原件，所以对三性不持异议。二审期间，达蒙公司向本院提交录音三份，分别为2019年8月12日17:28吴良娟与赵真的通话、2019年8月12日17:44吴良娟和刘民（赵真一审代理人）的通话录音、2019年11月4日16:33吴良娟与赵真的两次通话。拟证明赵真将73万元的收条原件已经交给其一审代理律师，但是庭审时代理律师为何没有出示，赵真也不清楚，一审开庭的时候赵真没有出庭。蒋勇的质证意见为：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代理人的陈述代表当事人，如果当事人认为代理人未尽到相应义务，应由当事人向代理人主张权利，但并不影响案件的审理。赵真出具的两张借条明确写明之前的债权债务一笔勾销，即使这两张收条确实存在，都是结算之前发生的，结算后已经一笔勾销。三份录音是在上次开庭之后的录音不属于新的证据，赵真有证据而不提供，不是新发现的证据，其自己应当承担不利的后果。赵真对达蒙公司提交三份录音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二审期间，蒋勇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2013年11月、12月工资单各一份。2、2014年1月、4月、6月工资单。拟证明工资单上分别有赵真、马操的签名，可以认定赵真是代表达蒙公司。赵真对蒋勇提交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达蒙公司对两组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是对复印件的拍照，而不是对原件的拍照。且工资单上字迹模糊，马操的签名与合同上、收款收据上其签名不一致。本院认为，对于赵真提交的两张收条，蒋勇对其中10万元收条是其出具不持异议，对于73万元收条是否由其出具不确定；达蒙公司对两张收条的真实性不持异议，故，本院对其中10万元收条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达蒙公司提交的三份录音证据，蒋勇对其真实性不认可，赵真对其真实性不持异议，故，对与赵真形成的录音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对于与案外人的录音，因案外人非本案当事人，录音真实性无法核实，故对该份录音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对于蒋勇提交的两组工资单复印件，达蒙公司与赵真随其真实性均不予认可，本院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对于各方当事人提交上述证据的证明效力，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认证。二审期间，蒋勇认可在双方2011年9月30日签订合作协议后，陆续收到达蒙徐州分公司支付的73万元，蒋勇主张该款是投资收益款。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1、赵真以个人名义出具的两张借条，能否作为代表达蒙徐州分公司与蒋勇之间合作事宜的结算依据，赵真个人是否应承担返还责任,2、达蒙公司是否应依据赵真出具的两张借条承担返还责任。本院认为，第一，赵真以个人名义出具的两张借条不能作为代表达蒙徐州分公司与蒋勇之间合作事宜的结算依据。理由是，蒋勇主张其与达蒙徐州分公司之间存在合作关系，其按照约定支付合作款项，后在2015年2月18日赵真代表达蒙徐州分公司与其就合伙事宜进行结算，结算后给其出具两张借条作为结算凭证。对此，本院认为，首先，2011年9月30日，蒋勇是与达蒙徐州分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协议尾部加盖的是达蒙徐州分公司合同专用章，该分公司负责人同时在协议尾部签名。收款收据上亦加盖达蒙徐州分公司财务专用章，故，与蒋勇建立合作关系的是达蒙徐州分公司。其次，在合作协议签订后的四年间，蒋勇陆续收到达蒙徐州分公司支付的73万元。再次，赵真2015年2月18日出具的两张借条，从形式来看，是赵真以个人名义向蒋勇出具的关于借款事项的约定，并未加盖达蒙徐州分公司的印章，也无分公司负责人马操的签名；从内容来看，除了借款事项的约定并未提及合作或者对合伙进行结算等内容表述，且此时达蒙徐州分公司尚未注销仍然合法存在。虽然赵真曾代收过20万元投资款并与徐州分公司负责人马操一起在收款收据上签名，但是蒋勇无证据证实赵真是达蒙徐州分公司的员工或者得到分公司的授权，赵真无权代表达蒙徐州分公司与蒋勇就合伙事宜进行结算。故，蒋勇关于赵真出具的两张借条是代表达蒙徐州分公司与其就合伙事宜结算后出具的债权凭证的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至于赵真与蒋勇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等其他债权债务关系，不在蒋勇本次诉讼范围内，本案不予理涉。双方可另行解决。第二，达蒙公司不应依据赵真出具的两张借条承担返还责任。如前所述，赵真以个人名义于2015年2月28日向蒋勇出具的两张借条不能认定为代表达蒙徐州分公司与蒋勇合伙结算后出具的结算凭证，故，蒋勇据此要求达蒙公司承担返还责任，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达蒙公司、赵真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采纳。蒋勇关于赵真以个人名义向其出具的借条是代表达蒙徐州分公司与其就合伙事宜结算后出具的债权凭证的主张，不能成立，对其诉讼请求，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判决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撤销江苏省徐州市云龙区人民法院（2019）苏0303民初2652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蒋勇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77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5500元，合计23250元，均由蒋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郭 宏审判员 冯昭玖审判员 徐海青二〇二〇年六月九日书记员 张军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