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091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扶元堂中医医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法定代表人：王扶松，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杨，广东安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盖首雨，男，汉族，住辽宁省凌源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阳锋、任懿飞，均为广东君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州扶元堂中医医院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盖首雨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6民初84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广州扶元堂中医医院有限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称，一、上诉人因欠被上诉人一部分工资，在被上诉人已经离职后的2019年1月23日，被上诉人到上诉人经营场所要求上诉人出具《保证书》给被上诉人，从《保证书》的内容来看，列明了时间及相应的金额，该金额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核算确认的数额，而上诉人支付了《保证书》中所述的10242元，只欠《保证书》中所述的22023元未付给被上诉人。二、被上诉人经常休假，在2018年6月19日至26日休了8天假回家；2018年10月31日也是休假，当天被上诉人还寄了《关于被迫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给上诉人，被上诉人不可能还在公司提供正常劳动。所以被上诉人并没有年休假未休，不应该支持未休年休假工资。综上，上诉人上诉请求：1.撤销（2019）粤0106民初8481号民事判决书第二、第三判项；2.改判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工资差额22023元；3.上诉人无需向被上诉人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以及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被上诉人盖首雨答辩称，原审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依法驳回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一、关于工资差额，仲裁裁决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2018年2月1日-10月31日期间工资差额39893元，上诉人未提起诉讼，应当视为服从仲裁裁决、依法认定工资差额是39893元。被上诉人对于一审认定的工资差额没有异议。且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证据证明工资总额减去上诉人已经发放的部分剩余的数额超过40222元，被上诉人当时是因为仲裁存在计算错误才写为39893元。虽然上诉人在一审阶段对工资差额提出异议，认为工资差额应当按照《保证书》上的金额为准，但《保证书》是上诉人单方面出具，没有被上诉人的签名，无法证明双方核对工资差额，也无法证明《保证书》真实性，故不能以《保证书》认定工资差额。二、关于未休年休假工资问题。被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社保缴费清单证明被上诉人2017年及2018年共有10天年假，被上诉人2017年及2018年均没有休年假，上诉人在上诉状中对此有异议，但没有提供考勤记录予以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后果。三、关于经济补偿金。上诉人承认存在拖欠被上诉人工资，符合《劳动合同法》规定的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情形，且上诉人承认被上诉人离职前月平均工资为7926.4元，故应当按照7926.4元为基数计算经济补偿金。四、关于工作年限，被上诉人提交证据证明被上诉人是在上诉人关联公司之间工作调动，且没有领取过补偿金，上诉人虽然对工龄连续计算有异议，但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故法院应当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被上诉人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劳动关系于2018年11月1日解除；2.判令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2018年2月1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拖欠的工资39893元；3.判令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因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75300.8元；4.判令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2017年6月1日至2018年10月31日的未休年假（8天）工资8746.3元；5.判令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2018年4月1日至2018年11月31日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47558.4元；6.判令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2017年6月1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未支付高温补贴1500元。原审法院查明，（一）仲裁时间：被上诉人于2018年11月1日向广州市天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二）仲裁请求：1.确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劳动关系于2018年10月31日解除；2.判令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2018年2月1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拖欠的工资39893元；3.判令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因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75300.8元；4.判令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2017年6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的未休年假工资8746.3元；5.判令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2018年4月1日至2018年11月31日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47558.4元；6.判令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2017年6月1日至2018年10月31日高温补贴1500元。（三）仲裁结果：广州市天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穗天劳人仲案[2018]6014号《仲裁裁决书》，裁决：1.确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劳动关系于2018年10月31日解除；2.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2018年2月1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的工资差额39893元；3.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19816元；4.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2017年6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期间未休年休假工资3644.32元；5.驳回被上诉人的其他仲裁请求。（四）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情况：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有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合同期限自2016年6月24日起至法定的终止条件出现时止。（五）合同约定的劳动者工作岗位：店长。（六）合同约定的每月工资数额及工资构成：正常工作时间工资2000元（计算加班工资基数）、绩效工资1300元、岗位津贴2580元、加班工资620元；发放工资时间为每月20日。（七）最后工作日：2018年10月31日。2018年10月31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发出《关于被迫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以上诉人拖欠其劳动报酬为由，通知上诉人于2018年11月1日起解除双方的劳动合同。（八）工资支付情况：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未足额支付2018年2月1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的工资，要求上诉人按穗天劳人仲案[2018]6014号《仲裁裁决书》支付上述期间的工资差额39893元。上诉人主张所被上诉人上述期间的工资差额应为32265元，且在仲裁裁决之后已向被上诉人支付工资10242元，该款项应予以扣减。上诉人对此未提供证据证实，但被上诉人确认上诉人在仲裁裁决后已支付10242元。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并未在法定期限内对穗天劳人仲案[2018]6014号仲裁裁决提起诉讼，且上诉人针对其主张亦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故原审法院对上诉人的主张不予采纳。扣除上诉人在仲裁裁决后支付的工资10242元，现上诉人还应向被上诉人支付2018年2月1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的工资差额29651元。（九）离职前12个月平均工资：被上诉人主张其离职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为7926.4元，上诉人自2018年2月起未向其及时足额支付工资，2018年6月起每月还扣发工龄补贴450元。对此，提交了：证据一、2017年10月到2018年10月的工资条。证据二、工资账户的银行交易明细。证据三、上诉人于2019年1月23日出具的《保证书》，内容为：“我司承诺在2019年1月30日前将盖首雨2018年2月至2018年4月的工资合计为10242元，其2018年5月至2018年10月的工资合计为22023元将会在2018年3月31日前给予全部支付完成。”证据四、扶元堂加盟连锁事业部外派人员档案（载明被上诉人在2017年10月26日外派至山西省延坤中医院任店长，工资构成为底薪8500元+扶元堂店面项目营业额1.5%）。经质证，上诉人对证据一有异议；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三无异议，认为该证据可以证实上诉人共欠被上诉人2018年2月至2018年10月的工资32265元（10242元+22023元）；对证据四有异议，主张被上诉人在2017年11月的工资由加盟商发放，上诉人并不清楚具体工资数额。被上诉人主张该《保证书》是上诉人单方出具，被上诉人并没有确认该保证书中的金额，但可以证实上诉人确实拖欠被上诉人工资。上诉人在仲裁阶段确认被上诉人离职前12个月的月平均工资为7926.4元，在本案中又主张该月平均工资数额为4015.4元。对此，上诉人并未提供相应的工资台账予以证实。原审法院认为：关于被上诉人离职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的问题。被上诉人主张其离职前12个月的月平均工资为7926.4元，提供了工资条、工资发放明细予以证实。现上诉人对此虽有异议，由于上诉人在仲裁阶段已确认离职前12个月的月平均工资为7926.4元，现上诉人亦未能提供相应的工资台账予以佐证，故应由上诉人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原审法院对被上诉人的主张予以采信。（十）年休假情况：被上诉人主张其在2017年、2018年每年可享受5天年休假，由于其在2017年、2018年未休过年假，要求上诉人支付2017年6月1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8天未年休假工资。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上述期间的年休假已全部休完，故不存在支付年休假工资的问题。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对此均未提供证据证实。原审法院认为：从被上诉人提供的社保缴费历史明细可以证实被上诉人截至2017年6月1日起连续工作已满1年不满10年的，根据《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三条的规定，被上诉人主张其在2017年、2018年每年可享受年休假5天符合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予以支持。被上诉人主张其在2017年、2018年未休过年假，上诉人对此虽有异议，但未提供证据予以反驳，故应由上诉人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支付2017年6月1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的未休年休假工资有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根据《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的相关规定核算，被上诉人在2017年6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的年休假天数折算后为2天（214天÷365天×5天）、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的年休假天数折算后为4天（304天÷365天×5天），因此被上诉人在2017年6月1日至2018年10月31日的年休假天数应为6天。被上诉人离职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为7926.4元，故上述期间的未休年休假工资应为4373.19元[7926.4元÷21.75天×6天×（300%-100%）]。（十一）计算补偿金的工作年限：被上诉人主张其于2009年6月24日入职广州市养元门诊部有限公司任导医，2010年3月9日调至广州市扶元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任客服助理，2010年6月30日调回之后广州市养元门诊部有限公司任客服助理，2013年6月1日调至广州市正元中医门诊部有限公司任后勤管理，2015年3月调至上诉人行政部处任行政主管，2017年9月调至广州市正元中医门诊部有限公司任院办主任，2018年3月调至上诉人总裁办任行政主管，并相继由上诉人及上述关联公司与被上诉人签订订立劳动合同、缴纳社会保险，因此计算补偿金的工作年限应自2009年6月24日起计算。对此，提交了：证据一、劳动合同。载明：被上诉人与广州市养元门诊部有限公司于2009年6月24日签订劳动合同，期限自2009年6月24日起至2011年6月23日；被上诉人与广州市扶元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于2010年3月8日签订劳动合同，期限自2010年3月9日起至2013年3月8日；被上诉人与广州市养元门诊部有限公司于2010年6月29日签订劳动合同，期限自2010年6月30日起至2013年6月29日；被上诉人与广州市正元中医门诊部有限公司于2013年6月1日签订劳动合同，期限自2013年6月1日起至2016年5月31日；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于2016年6月24日签订劳动合同，期限自2016年6月24日至法定的终止条件出现时。证据二、广州扶元堂中医医院有限公司、广州市天河区天河状元中医门诊部、广州市养元门诊部有限公司、广州市扶元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广州市正元中医门诊部有限公司、广州扶松投资有限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证据三、上诉人于2017年12月18日向员工张淑仪出具的《工龄证明》的复印件。证据四、《“扶元集团”事项呈批表》及附件的复印件，该表附件“2010年度养元门诊部工龄工资统计表”中载明被上诉人的入职日期为2009年7月23日计算至2010年12月31日工龄17个月。证据五、《调岗通知》，载明被上诉人因工作需要从正元调任养元，生效日期为2014年8月1日。证据六、社保缴费历史明细表，载明2010年3月至2010年5月广州市扶元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被上诉人缴纳社保，2010年7月至2013年1月广州市天河区天河状元中医门诊部为被上诉人缴纳社保，2013年2月至2013年5月以及2014年9月至2015年2月广州市养元门诊部有限公司为被上诉人缴纳社保，2013年6月至2014年8月以及2015年3月至2018年2月广州市正元中医门诊部有限公司为被上诉人缴纳社保，2018年3月至2018年8月上诉人为被上诉人缴纳社保。经质证，上诉人对证据一中与上诉人签订的劳动合同无异议，与其他主体签订的劳动合同均不予认可；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各个公司是不同的主体；对证据三、证据四均有异议，认为被上诉人并未提供原件；对证据五的真实性无异议。上诉人主张应自2016年6月24日起计算被上诉人在上诉人处的工作年限。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以及广州市养元门诊部有限公司、广州市扶元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广州市正元中医门诊部有限公司、广州扶松投资有限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可以证实上诉人的股东为广州扶松投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王扶松，而王扶松或者广州扶松投资有限公司同时也是广州市养元门诊部有限公司、广州市扶元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广州市正元中医门诊部有限公司的股东，由此可以证实上述公司之间确为关联公司。被上诉人主张其自2009年6月24日入职广州市养元门诊部有限公司，非因其本人原因在上诉人以及其关联企业内部进行调动，从未获取过经济补偿金。上诉人对此有异议，但未能提供证据予以反驳，故应由上诉人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原审法院对被上诉人的主张予以采信。被上诉人主张其在上诉人处的工作年限应自2009年6月24日起计算有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十二）高温津贴：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2017年6月1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未支付高温补贴1500元（以每月250元计算6个月）。被上诉人主张店内的空调经常是坏的，而且其还要出外勤，属于高温作业岗位。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在室内工作，且有空调，不符合高温津贴的发放条件。原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自认其2015年3月后相继担任行政部行政主管、广州市正元中医门诊部有限公司院办主任、总裁办行政主管，由于该岗位并非露天工作岗位，不属于高温作业人员，不符合要求发放高温津贴的条件。被上诉人亦未提供证据证实其确属高温作业人员，故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支付2017年6月1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的高温津贴缺乏事实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认为：关于劳动合同的解除时间。被上诉人在上诉人处工作至2018年10月31日，故双方的劳动合同应自该日解除。关于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被上诉人以上诉人拖欠工资为由提出解除劳动关系，如前所述，由于上诉人确实存在未及时足额向被上诉人支付工资情况，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的规定，上诉人应向被上诉人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被上诉人离职前12个月的月平均工资为7926.4元，被上诉人在上诉人处的工作年限应自2009年6月24日起计算，经核算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为75300.8元（7926.4元/月×9.5个月）。关于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被上诉人提供的劳动合同载明其与上诉人签订有劳动合同，期限自2016年6月24日至法定终止条件出现时止。被上诉人并未提供证据证实双方在2016年6月24日之后曾解除该劳动合同存在重新入职的情形，故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支付2018年4月1日至2018年11月31日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47558.4元缺乏事实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三条，《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确认盖首雨与广州扶元堂中医医院有限公司的劳动合同于2018年10月31日解除；二、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广州扶元堂中医医院有限公司支付盖首雨2018年2月1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的工资差额29651元；三、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广州扶元堂中医医院有限公司支付盖首雨2017年6月1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的未休年休假工资4373.19元；四、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广州扶元堂中医医院有限公司支付盖首雨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75300.8元；五、驳回盖首雨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广州扶元堂中医医院有限公司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工资差额的问题。广州市天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2018年2月1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的工资差额39893元，上诉人未对此提出起诉，视为其同意仲裁裁决。现上诉人二审又主张其仅需支付被上诉人工资差额22023元，缺乏依据，本院对此不予采信。关于年休假工资的问题。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2018年6月19日至26日以及2018年10月31日休假，故被上诉人已经休完了全部的年休假。但是上诉人并未提供考勤记录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已经休了年休假，故对于上诉人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原审法院据此判决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4373.19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经济补偿金的问题。上诉人未及时足额支付被上诉人2018年2月1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的工资，被上诉人据此解除双方的劳动关系，并要求上诉人支付经济补偿金，本院予以支持。至于经济补偿金的计算年限问题。被上诉人主张其自2009年6月24日入职上诉人的关联公司广州市养元门诊部有限公司，之后非因其本人原因在上诉人以及其关联企业之间进行调动，其工作年限应当自2009年6月24日计算。从被上诉人提交的上诉人以及广州市养元门诊部有限公司、广州市扶元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广州市正元中医门诊部有限公司、广州扶松投资有限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显示，上诉人的股东广州扶松投资有限公司及法定代表人王扶松同时亦是上述公司的股东或者法定代表人。故原审法院采信被上诉人的主张，并按照双方在仲裁时确认的被上诉人离职前十二个月月平均工资7926.4元认定上诉人应当向被上诉人支付经济补偿金75300.8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广州扶元堂中医医院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瑞晖审判员  刘庆国审判员  徐 艳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七日书记员  彭泽鑫冯晓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