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627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杜某，女，1938年3月6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燕平，广东踔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某1，女，1966年4月18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某2，男，1962年5月2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某，女，1962年2月17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系何某2的妻子。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某3，女，1959年6月18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上诉人杜某因与被上诉人何某1、何某2、何某3析产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4民初419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杜某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确认广州市越秀区XXXX路231-237号后座401房归杜某所有（其中杜某拥有该房产作为夫妻共同财产的1／2份额，杜某继承作为被继承人遗产的该房产的1／2份额）；3.判令何某1、何某2、何某3配合杜某办理上述房产权属变更登记手续；4.判令何某2承担本案一、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对本案处理的法律关系认定不清。本案存在析产法律关系和继承法律关系，一审法院没有认定析产法律关系，只以继承法律关系处理本案是错误的。在被继承人何某某去世后，登记在何某某名下的涉案房产属于何某某与杜某的夫妻共同财产，杜某依法享有该房产的1／2份额。何某某去世后，登记在其名下的夫妻共同财产应该做析产处理，所以杜某请求之一是基于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要求法院确认登记在被继承人何某某名下涉案房产的1／2份额属于杜某所有。一审法院不能以继承法律关系驳回杜某的该部分实体权利，所以一审法院对于本案涉及的法律关系认定不清，一审判决也导致了涉案的房产在何某某去世后权属不明的后果。由于不能从法律上认定杜某享有涉案房产的1／2份额，导致杜某无法对该房产进行处分，也无法对于原来做出的公证遗嘱中属于自己的遗产所做出的遗嘱进行变更，从而导致何某2对杜某有恃无恐，不尽赡养义务，完全不考虑和顾忌杜某因80多岁高龄腿脚疼痛不能上下楼梯的现状，不同意配合杜某将涉案楼梯房出租，以出租的资金来换租电梯楼合理要求。2.一审法院对公证遗嘱的理解是错误的。按照公证遗嘱的表述，在杜某和被继承人何某某两人均去世后，遗产由何某2和何某1继承。上述意思表示很明确，无论是杜某或者被继承人何某某其中一人去世，那么生存一方继承去世一方的遗产，待后去世的一方死亡后涉案房产才由何某1和何某2继承，该种理解也符合立遗嘱人的本意，也与当前社会的习惯相符合。同时，按我国继承法的规定，遗嘱只存在附义务的遗嘱，不存在附条件的遗嘱，一审法院认定该遗嘱为附条件的遗嘱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本案应按照杜某的主张对属于被继承人何某某名下涉案房产的1／2份额进行分配。如果不能按杜某的主张对遗嘱进行分配，那么涉案公证遗嘱也属于无效遗嘱，违反了司法部制定的《遗嘱公证细则》的相关规定。首先，《遗嘱公证细则》第六条规定：“遗嘱公证应当由两名公证人员共同办理，由其中一名公证员在公证书上署名，因特殊情况由一名公证员办理时，应当有一名见证人在场，见证人应当在遗嘱和笔录上签名”。但是，从公证处提供的录像和笔录上均能反映，涉案公证遗嘱只有一名公证员办理，也没有任何一名见证人在场。其次，《遗嘱公证细则》第十五条规定：“两个以上的遗嘱人申请办理共同遗嘱公证的，公证处应当引导他们分别设立遗嘱。遗嘱人坚持申请办理共同遗嘱公证的，共同遗嘱中应当明确遗嘱变更、撤销及生效的条件”。本案中，涉案公证遗嘱没有按上述规定执行，同时遗嘱的录像资料可见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与书面公证书的内容是矛盾的，因此涉案公证遗嘱从形式到内容都不符合《遗嘱公证细则》的相关规定，应认定为无效遗嘱。3.一审法院对于本案涉及的法律关系认定不清，对涉案公证遗嘱的理解及认定错误，导致一审法院对本案的处理失当。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杜某的所有上诉请求。诉讼过程中，杜某明确其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支持杜某的上诉请求，对登记在被继承人何某某名下的涉案房产进行析产，改判涉案房产的1／2份额归杜某所有，另外1／2份额按照遗嘱继承；3.判令何某1、何某2、何某3配合杜某办理上述房产权属变更登记手续；4.判令何某2承担本案一、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何某1辩称同意杜某的上诉请求，发表意见如下：1.被继承人何某某当时也预见到自己会先去世，被继承人何某某的意思是其去世后的财产先由杜某继承，等到杜某也去世后再由子女来继承，但当时经过公证员引导后，公证遗嘱的内容和意思表示完全错误了。我方认为本案应当按照杜某和被继承人何某某的意愿来处理，我方同意涉案房产由母亲杜某继承。何某2辩称不同意杜某的上诉请求，发表意见如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公正合法。杜某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判决驳回其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首先，根据杜某陈述及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涉案房产是被继承人何某某、杜某的夫妻共同财产，两人共同做了遗嘱公证。因被继承人何某某于2019年4月9日去世，即该遗嘱公证书所述财产中属于被继承人何某某的所有财产包括涉案房产的1/2份额已成为遗产。此时，杜某个人要求对共同定立的公证遗嘱单独毁约，诉求先析出配偶何某某的大部分遗产归自己所有，诉求不按公证遗嘱处分涉案房产中属于配偶何某某的部分，这是行不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驳回。被继承人何某某与杜某共同定立的公证遗嘱内容及形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已不可更改甚至不得撤销，也不存在任何无效情形，故一审法院按照公证遗嘱处理合法合理。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以及《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公证遗嘱效力优先是因为公证遗嘱是经由国家公证机关按照法定程序证明的，最能体现遗嘱人设立遗嘱的真实意思表示，经公证的遗嘱真实性、合法性能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本案中，何某2一直都孝顺、赡养、照顾父母，杜某为将涉案祖屋出租、出售，置祖先牌位于不顾，有悖世俗道德。杜某每月有四千元左右的社保工资，有一定的积蓄，家父何某某去世当天杜某就将何某某名下25万元的定期存款转到自己名下，另外还持有家父一本活期存款及相关抚恤金等款项，可见杜某生活丰裕，有足够资金租用电梯楼房。而杜某怀恨何某2不配合其将涉案祖屋出租、出售，便恶语侮辱及辱骂何某2，但何某2忍辱负重仍然坚持不同意出租、出售涉案祖屋。本案明显是公证遗嘱继承纠纷，应当按照公证遗嘱内容由何某2、何某1待被继承人何某某、杜某的房产成为遗产时共同继承的，而非杜某所诉求的由杜某来析产并继承遗产。根据相关协议、法律原则或一定的标准，将共有房产进行分割并分属各所有人所有的行为称为房产析产。针对涉案房产的纠纷，杜某一共提起三次诉讼，从一开始诉求承认公证遗嘱，到后来试图更改公证遗嘱，最后要求法院必须按其要求处置该公证遗嘱，否则涉案公证遗嘱就是无效遗嘱。杜某的种种行为说明其不讲道理、无视法律法规、藐视法庭，视法院为儿戏。杜某和被继承人何某某所定立的公证遗嘱，无论是手写遗嘱部分，还是公证笔录部分，乃至从头到尾，俩人都未表示过当立遗嘱人一方过世后由另一方继承，而明确表明是二人过世后由何某1、何某2来继承遗产。被继承人何某某生前因担心老伴在其过世后会做出不明智行为的举措，担心老伴到最后连居住的地方都没有，所以才立下涉案公证遗嘱。该公证遗嘱由被继承人何某某、杜某共同自愿前往广州市公证处并在公证员谭某和池乐慰面前手写、签名、录音、录像，该公证遗嘱是按照国家规定的公证程序完成的法律文书，是完全合法有效的。本案中，杜某与何某2依公证遗嘱成立法律关系。何某2认为一审法院尊重事实，依据公证遗嘱的相关法律法规审判，合法、公正。杜某现在为了一己私欲，颠倒事非黑白，无中生有捏造谎言，意图剥夺何某2的合法继承权，恳请二审法院依法维持一审判决，依法维护何某2的合法权益，严肃法纪，判令杜某承担本案的所有诉讼费用。何某3辩称同意杜某的上诉请求，发表意见如下：我方认为被继承人何某某名下的涉案房产应当由在世的妻子杜某继承。因为公证员当时并没有正确引导立遗嘱人，所以才导致公证遗嘱的内容错误，加上公证员应当宣读但没有宣读遗嘱的内容，且杜某是文盲，所以当时没看内容就糊涂签名了。我方同意涉案房产由母亲杜某来继承。杜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登记在被继承人何某某名下的广州市越秀区XXXX路231-237号后座401房归杜某所有（其中二分之一系杜某所有，二分之一系何某某所有，由杜某依照公证遗嘱继承）；2.判令何某1、何某2、何某3配合杜某办理房屋过户手续；3.判令何某2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继承人何某某与杜某为夫妻关系，婚后生育何某3、何某2、何某1三名子女，无收养其他子女。1991年6月，何某某向广州百货采购供应站房改购买广州市越秀区XXXX路231-237号后座401房，建筑面积58.73平方米，产权登记在何某某名下，属于杜某与何某某夫妻共同财产。2014年11月3日，杜某与何某某共同到广州市广州公证处立下《遗嘱》：何某某、杜某夫妇婚后以何某某的名义购买了座落于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XXXX路231-237号后座401房的房改房一套，为妥善处理上述房屋及二人的其它财物，现何某某、杜某夫妇自愿立下遗嘱：在我们二人都去世后，将以下财产交由儿子何某2、女儿何某1二人共同继承：1、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XXXX路231-237号后座401房及房屋内的所有物品，含电器、家私、日用品等；2、何某某、杜某名下银行存款；3、现金、金银首饰。以上内容是何某某、杜某自愿做出，他人不得干涉。广东省广州市广州公证处出具（2014）粤广广州第184141号公证书予以证明。何某某于2019年4月9日死亡，其父母先于其去世。一审庭审期间，一审法院向广东省广州市广州公证处调取上述公证资料，其中，谈话笔录记载：何某某及杜某均表示对上述遗嘱处分财产需要在立遗嘱人二人均去世后，方由遗嘱受益人何某2、何某1二人继承；何某某及杜某共同签署的《遗嘱》（何某某书写，杜某签名）明确表示在两人去世后，这套房屋（包括房内物品，含电器、家私、日用品等）以及名下存款、现金、金银首饰都留给二儿子何某2、三女儿何某1继承；录像显示：何某某表示在其去世后，可由配偶、何某2、何某1继承遗产。杜某及何某1、何某3对上述公证资料未发表意见。何某2认为何某某在录像视频中明确将其财产留给杜某、何某2、何某1，现何某某已去世，应根据其生前遗愿将其名下财产归何某2、何某1继承。杜某提供如下证据：证据1、户口本，证实杜某与被继承人何某某的关系；证据2、结婚证，证实杜某与被继承人何某某的关系；证据3、房产证，证实该房产为杜某与被继承人何某某的夫妻共同财产；证据4、公证书，证实杜某与被继承人何某某曾立下遗嘱；证据5、死亡证明，证实被继承人何某某已经去世；证据6、不动产查册表；证据7、户籍记录。何某2、何某3、何某1对上述证据没有异议。何某2提供证据：证据1、证人证言；证据2、照片。杜某质证认为：证据1不符合证据形式要件，需要证人出庭作证，其证言具有倾向性，对本案的处理没有太大的影响，其该证言中，被继承人何某某去世之前一段时间，被继承人何某某与何某2共同生活；证据2不能说明何某2对被继承人何某某尽了赡养义务，与本案无关。何某1、何某3同意杜某质证意见。何某1、何某3没有提供证据。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六条规定：公民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给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第十七条规定：公证遗嘱由遗嘱人经公证机关办理。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以录音形式立的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在危急情况下，可以立口头遗嘱。口头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危急情况解除后，遗嘱人能够用书面或者录音形式立遗嘱的，所立的口头遗嘱无效。订立遗嘱是被继承人的自由，体现被继承人生前对其合法拥有财产在身故后处理的意愿，继承发生后，有合法遗嘱按遗嘱执行。被继承人何某某生前与杜某立下公证遗嘱表示上述涉案房屋在其两人均去世后由何某2、何某1继承，该遗嘱具备法定效力，且为附条件的遗嘱，即在杜某与何某某均去世后才具备执行效力，现何某某已去世，但作为立遗嘱人的杜某尚在世，遗嘱的执行条件尚不具备，何某2要求按遗嘱先予继承何某某名下所占份额依据不足；根据公证部门提交的录像视频证实，何某某在办理公证时曾向公证人员口头表示：“若其先去世，则由杜某、何某2、何某1继承”，但在做询问笔录时表述为：上述遗嘱处分财产需要在立遗嘱人二人均去世后，方由遗嘱受益人何某2、何某1二人继承，何某某自书的遗嘱及公证遗嘱的内容亦是如此，同时何某某虽有上述口头表述，但又不符口头遗嘱的法定形式，因此何某2主张按何某某口头表述要求继承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接纳；另杜某主张上述何某某所占房屋产权份额由其先行继承亦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的规定，判决驳回杜某、何某2的诉讼请求。本案一审受理费7800元由杜某负担（已付）。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针对杜某的上诉请求，结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及陈述，本院发表评析意见如下：根据杜某在一审阶段的起诉请求：1.确认登记在被继承人何某某名下的广州市越秀区XXXX路231-237号后座401房归杜某所有（其中二分之一系杜某所有，二分之一系何某某所有，由杜某依照公证遗嘱继承）；2.判令何某1、何某2、何某3配合杜某办理房屋过户手续；3.判令何某2承担本案的诉讼费。本院认为，本案案由名为继承纠纷，实为因被继承人何某某去世引发的析产纠纷，是对杜某享有财产份额的确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引发修改后的通知》规定，人民法院结案时应当根据法庭查明的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相应变更案件的案由。因此，本院对本案案由予以变更。广州市越秀区XXXX路231-237号后座401房是何某某、杜某婚姻存续期间购买的房改房，登记于何某某名下。何某某、杜某在婚姻期间并未对该房产权属进行约定。根据法律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共同所有的财产，除有约定的以外，属夫妻共同财产。因此，上述房屋为何某某、杜某夫妻共同财产，各占50%的份额。现何某某已去世，杜某要求将共同所有的财产的一半分出为其所有，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故本案涉案房产首先应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其中50%归杜某所有，其余50%份额何某某占有。何某某去世后，其占有的涉案房屋50%产权份额为其遗产。根据继承法相关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公民可以依法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继承开始后，有遗嘱的，应按遗嘱继承处分遗产。本案中，被继承人何某某与杜某于2014年11月3日前往广州市广州公证处立下《遗嘱》，遗嘱载明：“在我们二人都去世后，将以下财产交由儿子何某2、女儿何某1二人共同继承：1、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XXXX路231-237号后座401房及房屋内的所有物品，含电器、家私、日用品等；2、何某某、杜某名下银行银行存款；3、现金、金银首饰”。因此，上述遗嘱为被继承人何某某与杜某所共同设立的遗嘱，系两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与普通遗嘱不同，共同遗嘱的效力包括“设立效力”与“执行效力”，两者应当予以区分。关于“设立效力”，共同遗嘱只需符合法律所规定的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即具有法律效力。“执行效力”即遗嘱具有可执行的效力，决定遗嘱内容能否得以实现。通常情况下，在立遗嘱人去世之后，其设立的遗嘱便自然生效，也自然可以立即执行。但共同遗嘱与普通的遗嘱不同，其系两名以上立遗嘱人共同设立，意志上有牵连，处分的是共同共有的财产，在变更及撤销共同遗嘱时受到另一方意思表示的限制。因此，共同遗嘱并不必然因立遗嘱人死亡而发生执行效力。因被继承人何某某与杜某在遗嘱中明确约定了遗嘱生效时间为双方均去世后，即该份共同遗嘱具有“执行效力”的时间应为被继承人何某某与杜某均离世之后。现杜某尚健在，故杜某要求对涉案房产进行继承分割的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杜某对涉案房产享有1／2的份额，但因遗嘱的执行条件尚不具备，故杜某要求继承分割被继承人何某某名下涉案房产1／2份额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杜某要求确认涉案房产1／2份额归其所有，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六条、第十七条、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款，判决如下：一、撤销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4民初41978号民事判决；二、坐落于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XXXX路231-237号后座401房由杜某占有1／2产权份额；三、驳回杜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受理费各7800元，均由杜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咏梅审判员  徐俏伶审判员  沙向红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龙劲文梁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