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张家界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湘08民终57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宁超然，男，1963年1月18日出生，汉族，居民，身份证住址湖南省邵东县，现住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美玉，湖南昌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权满，湖南昌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延平，男，1963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居民，身份证住址湖南省邵东县，现住湖南省邵东县。原审第三人：周耀成，男，1968年4月21日出生，土家族，居民，住湖南省桑植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向佐祥，湖南源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海清，湖南源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宁超然与被上诉人李延平及原审第三人周耀成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前由桑植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2月7日作出（2017）湘0822民初1054号民事判决，原审被告李延平、原审第三人周耀成不服，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6月13日作出（2018）湘08民终233号之二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桑植县人民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重审后，于2019年3月28日作出（2018）湘0822民初807号民事判决，原审原告宁超然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宁超然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美玉、郭权满，被上诉人李延平，原审第三人周耀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向佐祥、周海清到庭参加诉讼。2020年2月11日，因本案存在法律规定的应当中止诉讼的情形，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一款第六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裁定本案中止诉讼。中止诉讼的原因消除后，本案恢复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宁超然上诉请求：撤销桑植县人民法院（2018）湘0822民初807号民事判决，依法支持上诉人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认定上诉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不是受胁迫而作出的不真实的意思表示的事实错误。上诉人被拘禁在酒店五天，虽然手机畅通，也未有捆绑等暴力方式限制行动自由，但不能离开被上诉人安排看管的人的视线，上诉人的人身自由一直处于被控制中。在上诉人不堪被上诉人的强势力情形下，去主管部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过程中，身边也一直有人紧紧跟随。由此可见，被上诉人主观上确实具有胁迫故意，客观上也实施了胁迫行为，并且具有不法性，构成对上诉人的利益损害。故上诉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受到胁迫的情形下而作出的不真实不自由的意思表示，该《股权转让协议》属于可撤销的法律行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曾因偿还借款而进行过股权转让的行为，并不能代表之后上诉人也有转让股权的意思表示。民工报警行为并不能证明在整个过程中被上诉人未对上诉人实施胁迫行为。上诉人未向在场民警等国家工作人员求助，是因为上诉人欠付被上诉人借款及工程款真实存在，在背负巨额债务的情形下，上诉人处于弱势一方，担心不被相信和事后被被上诉人报复。事后上诉人的回购行为与起诉行为亦说明股权转让非上诉人的真实意愿。2.一审认定涉案合同不属于显失公平的情形错误。上诉人公司的酒店工程项目主体框架已经完成，商品房开发用地已经完成前期准备工作，公司总资产价值早已超过了800万元。上诉人以680万元对价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权利义务失衡，明显有违公平、等价有偿原则。李延平辩称，被上诉人被政府工作人员误导，担心出借宁超然的1500万元因其公司破产清算收不回，受第三人周耀成欺骗，做了对不住上诉人宁超然的事情，与周耀成、徐声平策划，把宁超然骗到慈利，带回桑植，以讨账为名，强迫宁超然把其公司85%的股权过户到李延平名下，第二天再过户到周耀成名下。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由法院依法处理。周耀成述称，本案所涉项目在上诉人宁超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欠付土地价款1400万元及土地交易税费116万元，无力支付工程款、民工工资及退还施工方保证金，已建部分成为烂尾楼，导致土地资源闲置，项目停工达两年之久，公司另一股东徐声平受政府委派在长沙找到宁超然，要求随同前往慈利与施工单位协商恢复施工及解决民工工资问题，并没有欺骗。宁超然股权转让过户除股东外没有任何人尾随。转让股权给李延平是宁超然的真实意思，只是他认为李延平搞不好会将股权转回，是其自己作出了过于自信的估计而已，并非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虽双方《股权转让协议》所列转让价款680万元，但只是宁超然占公司注册资本85%股权比例的一种表述，不代表宁超然与李延平之间股权转让的实际价款。宁超然实际未出一分资金，所有债务由李延平承担，并非是以680万元为对价进行转让，上诉所称显失公平的理由不能成立。周耀成是与官方公布的公司股东及法定代表人进行的股权转让等一系列行为，并向全社会进行了公告，也向当地党委政府进行了汇报，尽到了告知、通知等附随义务，没有任何过错，是善意取得股权，权益应受到法律保护。宁超然与李延平恶意串通，虚假诉讼，意图谋取2000万元非法利益，上诉人上诉请求依法应予驳回。原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宁超然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原告与被告股权变更行为无效；2.确认被告与第三人股权变更行为无效；3.把第三人持有的张家界红色经典置业有限公司85％的股权变更为原告；4.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诉讼中，原告于2017年9月14日将第1项请求变更为：撤销2017年2月14日原、被告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2017年10月23日，原告自动撤回第2、3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1月18日，原告以2900万元竞得位于桑植县何家坪社区一宗编号为2013-15号面积50亩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与桑植县国土资源局签订了《成交确认书》。约定：竞得人将由本人全额出资成立新公司（张家界瑞宁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后，将以新公司办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初始登记。2013年12月3日，原告与桑植县国土资源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约定：出让土地用途为住宿餐饮用地20亩、商品住房开发30亩；出让价款2900万元；付款方式分两年付清，2013年12月6日付1500万元，2014年12月1日前付1400万元。此前，原告为受让该宗土地向被告或通过被告共借款1500万元。2014年3月26日，原告在桑植县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注册成立张家界瑞宁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注册资本800万元，经营范围为酒店投资、旅游产品开发，原告持股85%，徐声平持股15%。2014年9月，原告与慈利县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签订合同，在该宗土地上修建瑞宁国际酒店。由于原告及徐声平没有后续资金投入，导致工程两次停工，并欠付大量民工工资及工程款，被告借款亦无力偿还。2015年5月12日，原告将其股权转给被告，并办理了变更登记。被告经营期间未见好转，同年12月22日被告又将股权转回给了原告。2017年2月10日，徐声平在长沙找到原告，随后同往慈利县城与施工单位协商恢复施工及解决民工工资问题。被告得知此消息随即告知民工覃辉、王春楚等赶往慈利当晚将原告强行拉上车带至桑植县城富蓝特酒店315房间，民工王春楚随后拨打了报警电话，以先向民警说明情况。第二天被告及罗文玉（债权人）亦赶到酒店，被告及民工要求原告必须偿还借款及支付拖欠工资，否则将其持有的公司股权转让给被告以抵付所欠被告借款及民工工资。原告无钱还款，被告及民工即不准原告离开，并伴有辱骂和语言威胁。2017年2月14日上午，原告在多人跟随的情况下与被告、徐声平到主管部门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并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协议约定：1.甲方（原告）将其在张家界瑞宁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给乙方（被告）；2.乙方付给甲方680万以购买甲方在张家界瑞宁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的85%股权；3.甲方从其股权转让之日起，不再享有张家界瑞宁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所转让部分的权利，亦不承担转让部分义务，其在张家界瑞宁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所转让部分的权利和义务由乙方承继。同日，被告、徐声平与第三人签订《股份转让及项目增资协议》，次日将公司股权变更为徐声平40万元、李延平300万元、周耀成460万元，法定代表人由李延平变更为周耀成。5月5日，第三人与被告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书》，第三人以1422.5万元（被告实际出资，另支付利息39.8万元）将被告持有的37.5％股权进行收购；5月22日公司注册资本由800万元增至2000万元。同时将公司名称变更为张家界红色经典旅游发展有限公司，6月6日公司名称再次变更为张家界红色经典置业有限公司。另查明，2017年2月10日至14日原告被带至桑植县城富蓝特酒店入住期间，原告本人及其他人员所花费用系被告一人支付；原、被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前，原告已支付土地价款1500万元，剩余1400万元及土地契税116万元未支付；被告将股权转让第三人后第三人已支付上述款项及该项目大量外部欠款；2017年7月30日，原告作为转让方与孟吉祥、张克敏签订《张家界瑞宁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回收后的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原告以7000万元转让回收后瑞宁公司100％股权及公司现状财产；2017年9月9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一份《桑植县四星级酒店综合体建设项目及公司股权回购补偿协议书》，约定原告委托被告按实际投入回购案涉酒店项目后，原告补偿被告前期费用或回收股权损失100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或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本案争议焦点：一是原、被告2017年2月14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原告是否受到胁迫而作出了不真实意思表示；二是转让价款是否显失公平。关于焦点一，胁迫是以给他人人身或者财产造成损害为要挟，迫使对方作出不真实意思表示的行为。本案中，原告欠付被告借款及大量民工工资事实存在，多名民工为追索拖欠工资将原告从慈利带至桑植后，被告及民工一直跟随原告至股权转让变更登记，该行为虽与法律规定不符，但尚不足以构成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胁迫”的情形。第一，案涉股权协议签订时，原告因欠被告巨额债务及大量工程欠款、民工工资，涉案工程项目处于烂尾状态，客观上原告已经失去后续开发能力，且此前原、被告之间即因借款偿还曾进行过股权转让，说明原、被告早前即已有转让股权而抵偿债务的意思表示。第二，判断原告转让股权时是否受到胁迫，除原告提供充分证据加以证明外，还需审查原告在受胁迫时还有无其他合理选择。结合本案，原告从进入到离开桑植富蓝特酒店，原告始终持有手机而未报警；期间民工报警有公安民警到现场时，原告未予求救；最后在进行股权变更登记时，在有大量国家工作人员在场的情况下原告仍不寻求帮助，说明原告转让股权并非出于不自愿。第三，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数月后，原告相继与他人及被告签订《张家界瑞宁发展有限公司回收后的股权转让协议》、《桑植县四星级酒店综合体建设项目及公司股权回购补偿协议书》，原告该行为完全可以视为对原《股权转让协议》的认可。故原告主张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受到被告胁迫而作出了不真实意思表示，不能成立。关于焦点二，显失公平的构成要件包括客观要件和主观要件。客观要件是指当事人在给付与对待给付之间失衡或者造成利益不平衡。主观要件是指订立合同时一方具有利用优势或利用对方轻率无经验等而与对方订立显失公平合同的故意。本案中，原告设立的张家界瑞宁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原注册资本为800万元，原、被告《股权转让协议》所列转让价款680万元只是原告占公司注册资本85％股权比例的一种表述，不代表原、被告股权转让的实际价款；事实上，被告系以其在原告处的1000余万元债权、1400万元土地价款、116万元土地契税及公司全部外欠债务作为对价进行的转让。故不具备显失公平的构成要件。综上所述，原告主张在受胁迫的情况下把股权变更到被告名下，且股权价值与原告实际欠款差额巨大、显失公平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缺乏事实根据。经原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款、第五十五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宁超然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原告宁超然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二审开庭审理过程中，上诉人宁超然提交了《桑植公安接报案回执》复印件一份，拟证明原审第三人周耀成扰乱本案正常诉讼，背后有“保护伞”；被上诉人李延平提交其与周耀成手机信息截图一份、其与宁超然2015年5月9日签订的《项目整体转让协议书》一份和2015年9月20日签订的《协议书》一份，拟证明其与宁超然2017年9月9日签订《项目及公司股权回购补偿协议书》与原审第三人周耀成提前沟通过，且与宁超然早就有过补偿协议，不存在恶意串通。本院认为，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当事人质证未提出异议，但均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不能实现举证人的举证目的。庭审过程中，各方当事人对于一审查明的事实提出了以下异议：上诉人认为，涉案工程由施工单位垫资建设，民工工资与工程款按照施工合同由慈利二建公司承担，不到上诉人付款时间；强制把上诉人从慈利带到桑植的覃辉、王春楚并非民工，而是被上诉人请来胁迫的人；一审对民工报警以及宁超然转让股权变更登记等事实的认定不准确，未查清背后的事实。被上诉人认为，2017年9月9日与宁超然签订协议，周耀成事先知道；覃辉不是民工，是被上诉人找来的社会上的人。原审第三人认为，一审认定覃辉、王春楚民工身份是基于上诉人自己的主张，第三人对他们是否民工身份并不知情，但股权转让之后结算民工工资时发现王春楚是民工，覃辉确实不是民工；一审认定宁超然在多人跟随的情形下转让股权，没有依据。庭审后，张家界红色经典置业有限公司股东之一徐声平于2020年6月2日向本院递交要求追加其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的申请报告。本院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调查询问并通知徐声平以证人身份出庭作证并接受询问。在调查询问过程中，被上诉人李延平补充提交了三份证据：证据1.李延平与宁超然2017年8月5日签订的《桑植县四星级酒店综合体建设项目整体回购协议书》，拟证明整体回购协议内容事先与周耀成进行过沟通；证据2.2013年11月13日宁超然向禹玉喜借款500万元的借条，拟证明禹玉喜的债权已由李延平收购；证据3.2017年5月8日李延平通过银行给徐声平转款40万元，拟证明李延平被徐声平、周耀成欺骗，为收回借款帮周耀成获得宁超然股权，收到周耀成付款后还给中间人徐声平支付了好处费40万元。原审第三人周耀成补充提交了10组证据：第一组证据：周耀成代理律师2020年6月8日对覃辉的调查笔录，拟证明宁超然提交的覃辉证词系他人所写，内容不实；第二组证据：张家界市律协对宁超然原代理律师的立案通知书，拟证明宁超然原聘请的律师因代理中涉嫌虚假诉讼违规、违法被立案查处的情况；第三组证据：举报邵东法官纪委监委双向承诺书，拟证明宁超然与李延平在邵东设计虚假诉讼，涉事法官被查处的情况；第四组证据：李延平邮寄给周耀成公司工作人员的信件，拟证明李延平在二审故意虚假诉讼的事实；第五组证据：与慈利二建公司的补充协议2份，拟证明宁超然无力经营公司，挪用施工单位保证金，给公司造成高额利息损失；第六组证据：补缴1400万元土地价款及112元契税的票据，拟证明宁超然经营公司期间土地款未交齐的事实；第七组证据：宁超然、李延平给民工出具的欠条，拟证明宁超然、李延平经营公司期间均无力支付民工工资，承诺五分计息，给公司造成高额利息损失；第八组证据：工程烂尾照片，拟证明宁超然等人无力经营公司，项目成了烂尾楼；第九组证据：2017年8月7日、10月14日的付款证明，拟证明周耀成对宁超然、李延平回购协议不知情，宁超然、李延平虚假诉讼的事实；第十组证据：与李文茂安装变压器的协议，拟证明宁超然等人无力支付工程款项，给公司造成财务损失。以上证据经质证，当事人对证据的真实性未提出实质性异议，主要对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不能实现举证人的证明目的。本院对以上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本次调查询问中原审第三人周耀成对其在2019年8月23日庭审中认可的覃辉不是民工的事实予以纠正，认为覃辉具有民工身份，并由徐声平出庭作证，证明覃辉是酒店项目挡土墙工程的承包人，徐声平还证明在2015年李延平接管公司期间带人到项目工地考察时，覃辉等人以关门不放人的方式讨要过工程款。本院认为，因周耀成接管公司结算支付民工工资中并无覃辉的工资，但本次调查询问中宁超然、李延平对覃辉承包挡土墙工程未提出实质性的反对意见，故对一审确认的覃辉民工身份不作更改。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二审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1.受邀于2017年2月12日赶到桑植富蓝特酒店与李延平一同向宁超然索债的罗文玉，当时身患重病，现已病亡。2.2017年2月14日宁超然股权过户所需股东会决议等资料，由徐声平经办打印备好，时间为“2017年2月13日”。3.2017年8月5日，李延平与宁超然签订《桑植县四星级酒店综合体建设项目整体回购协议书》约定，乙方（即宁超然）愿打入项目回购履约金六千万元到甲方（即李延平）户头，实行甲乙双方双控资金；甲方协助乙方说服现项目拥有者将项目让乙方进行回购；项目谈妥后，乙方愿出资壹仟万元补充甲方前期费用或损失；双控资金到位后，宁超然所借邵东担保公司、罗文玉、李延平资金及宁超然承诺借款利息（月利率2%）均由李延平负责，与宁超然无关。本次回购是否成功，甲方均应在二十天内收回宁超然向邵东担保公司、罗文玉、李延平所出具的借据、承诺书及抵押物的证明资料归还给乙方。2017年8月6日，宁超然在该协议书尾部书写“以上协议我打官司后生效”。2017年9月4日，宁超然向桑植县人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2017年9月9日，李延平与宁超然签订的《桑植县四星级酒店综合体建设项目及公司股权回购补偿协议书》傅应辉、张克敏作为担保方签字，该协议书第五条约定“本次回购项目及股权不管是否成功，甲方（李延平）无条件将原宁超然所向李延平、罗文玉、禹玉喜实实在在投资公司的借款协议、借据、承诺书、抵押物证明等资料归还乙方（宁超然）。”傅应辉在李延平与周耀成的股权转让协议中涉及争议债权52.5万元，已由周耀成给傅应辉支付。周耀成提交法院的宁超然回购协议书及补偿协议书等涉虚假诉讼证据皆由担保人傅应辉向周耀成提供。4.当事人向法院提交的李延平与周耀成、宁超然的短信、微信截屏聊天记录显示，李延平在2017年7月间将宁超然与其商议项目回购的情况告知了周耀成，2017年8月1日，周耀成回复李延平“你叫他打6000万到你账上和你说，不要打我账上。我不和他谈，他给项目造成影响很大。”诉讼期间，2018年3月李延平给周耀成发信息要求周耀成支付余款，周耀成回复“你想尽快支付余款只有尽快依法定性”。桑植县人民法院重审判决后，2019年4月李延平给周耀成发信息“现官司打完，以前你的借口打完官司给钱，你是怎么得到项目”，周耀成回复“那邵东县的官司？”、“要等桑植和邵东县法院案子定案！”、“邵东县法院一是宁拆诉，或者法院审判驳回诉求，整个案件才完！”本院认为，根据本案当事人二审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上诉人宁超然与被上诉人李延平2017年2月14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是宁超然在受到胁迫后违背其真实意思订立，该《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显示公平，应否撤销。一、上诉人宁超然与被上诉人李延平2017年2月14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是宁超然在受到胁迫后违背其真实意思订立。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本案中，上诉人宁超然欠付被上诉人李延平大量借款及涉案工程项目的民工工资，导致多名民工为追索拖欠工资将上诉人宁超然从慈利带至桑植，将宁超然限制在酒店，后被上诉人李延平邀约罗文玉到酒店一起向宁超然追索债务，直至宁超然同意将其股权转让并变更登记，该行为虽然欠妥，但尚不足以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所规定的“胁迫”情形。其理由是：首先，上诉人宁超然与被上诉人李延平签订案涉股权协议时，其已欠被上诉人李延平巨额债务及大量工程欠款和民工工资，涉案项目工程处于烂尾状态，上诉人宁超然客观上已经失去后续开发能力，上诉人宁超然为解决其经营困境，曾在签订案涉股权协议之前将股权转让给了被上诉人李延平，该事实充分证明双方当事人先前即已有转让股权而抵偿债务的意思表示。其次，本案中，上诉人宁超然从进入到离开桑植富蓝特酒店，始终持有手机但其并未选择报警；期间民工报警后当公安民警赶到现场时，上诉人宁超然也未向公安机关寻求保护；后在进行股权变更登记有国家工作人员在场的情形下，上诉人宁超然仍未向相关国家机关寻求帮助，且至今上诉人宁超然也并未就其所称“胁迫”受害向公安机关报案，由此充分证明上诉人宁超然转让股权并非违背其真实意思。再次，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上诉人宁超然与案外人孟吉祥、张克敏于2017年7月30日签订《张家界瑞宁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回收后的股权转让协议》、2017年8月5日与被上诉人李延平签订《桑植县四星级酒店综合体建设项目整体回购协议书》、2017年9月9日与被上诉人李延平签订《桑植县四星级酒店综合体建设项目及公司股权回购补偿协议书》，宁超然的上述行为完全可以视为对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的认可。故上诉人宁超然主张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受到被上诉人李延平胁迫而作出了不真实意思表示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二、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显示公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七十二条规定“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致使双方的权利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的，可以认定为显失公平。”从该规定可以看出，认定合同显失公平的标准包括两个，一个是主观要件即合同的一方故意利用其优势或者利用对方轻率、没有经验，另一个是客观要件即合同中双方的权利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本案中，上诉人宁超然作为商事主体，对于其所转让股权的实际价值应当非常清楚，其主观上不存在没有经验、被人利用或者缺乏判断能力的问题。客观上而言，上诉人宁超然成立涉案公司时注册资本为800万元，其中上诉人宁超然占85%的股份，上诉人宁超然与被上诉人李延平签订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时，约定股权价款虽为680万元，但实际上上诉人宁超然是以被上诉人李延平处的1000余万元债权、1400万元土地价款、116万元土地契税及公司全部外欠债务作为对价进行的转让。且上诉人宁超然主张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显失公平，但在一、二审中均未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主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规定，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对于上诉人宁超然的合同显失公平主张，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宁超然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宁超然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吴媛春审判员  刘雪飞审判员  吕红军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向源书记员朱奕静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