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725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谢曼，女，1992年11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揭阳市揭东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卢超龙，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宇芬，广东安秉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志辉，男，1970年12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阳飞，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亚华，女，1990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葛向荣，广东国匠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翠仪，广东国匠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谢曼、李志辉因与被上诉人张亚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3民初59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谢曼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卢超龙、黄宇芬，上诉人李志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阳飞，被上诉人张亚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葛向荣、黄翠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谢曼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张亚华对谢曼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涉案购车合同的实际相对方是周某强与广东华新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新公司），为查明本案事实，应当追加其为本案第三人。一审并没有依法追加第三人，错误认定事实，适用法律不当、程序不当，应予以纠正。李志辉、周某强等人与案外人黄某认识并有购买汽车往来，在这过程中，周某强又将部分车加价转让给华新公司等，以从中赚取差价，订车过程都是周某强沟通的，他们双方谈好购车细节，在加差价后才将谢曼拉入群里协助后续事宜，谢曼仅仅是代为沟通及代收款角色，没有任何利益收受，并不是卖车人，更不是李志辉的合伙人。购车过程中，所有当事方并没有签订书面合同，仅有微信记录，周某强、周某敬以及华新公司是查明本案事实的关键，必须加入本案参加诉讼。在另案（2019）粤0103民初6818号中，经该案当事人申请，该案已经裁定追加周某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而本案却没有予以追加。（二）谢曼并不是张亚华所主张的购车合同的当事人，一审判决对谢曼所提交的证据及主张没有任何审查及提及，未能正确审理本案事实。1.在各方所提交证据中并没有提及谢曼是实际车辆销售方或谢曼是李志辉的合伙人，张亚华主张谢曼是合同相对方并无证据支撑。2.张亚华主张谢曼是合同相对方的唯一依据是谢曼的账号曾被用作收款，但代收款并不意味着加入合同履行。实际上，谢曼的账号是由周某强等发上群让华新公司等向该账号支付购车款，谢曼只是代收款账号持有人，而且华新公司每一笔款项到账，谢曼都在当天第一时间全额转回给李志辉账户，足以证明谢曼只是涉案交易款项的代收人，与实际购车并无任何关系及利益。（三）张亚华亦非其所主张的购车合同的购车方当事人，实际购车合同购买方是华新公司。1.张亚华主张其向李志辉、谢曼购车，但实际上李志辉与谢曼根本不认识张亚华，与张亚华从未有过沟通联系，更不可能达成购车合意。2.张亚华所提交的所有证据中，包括其丈夫周某敬的微信记录在内，没有任何证据提到是张亚华购车。张亚华所转款项的备注与华新公司购车明细完全吻合，再加上张亚华夫妻俩当时恰好是华新公司仅有的两名股东，这证实张亚华是代华新公司付款。而李志辉等与张亚华没有达成过任何购车合意，张亚华主张其是购车合同相对人理据不足。3.从购车明细表、微信记录都可看出，华新公司才是购车合同的相对方，无论是下单还是要求退款都是以华新公司名义来进行，从未提及张亚华。一审认定张亚华是购车合同相对人错误。4.至于在李志辉等同意退款给华新公司后将款退到张亚华账户的问题，则完全是谢曼在代收代付款项过程中担心出问题，才在华新公司法定代表人周某敬已经提供一个叫“邵某”账户的情况下，提出原路退还以免除自身风险，张亚华提交的周某敬微信记录可以印证。根据工商档案资料显示，张亚华原是华新公司股东（现仍为副董事长），邵某则是现在华新公司的股东和副董事长，两人都与华新公司有利害关系。而周某敬作为华新公司法定代表人，在购车交易中先是用张亚华的账户转款，后又用“邵某”账户收取退款，该等行为证实了这些款项是华新公司的购车款，与张亚华个人没有关系。另补充，周某强在涉案汽车交易中有获利，周某强有权决定交易重要事项，其应当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张亚华辩称，1.张亚华是涉案车辆的买受人，对此有付款及谢曼的退款记录予以证实，华新公司并非涉案车辆的买受人，也从未委托张亚华向谢曼、李志辉支付购车款。2.涉案交易中，谢曼收取购车款，李志辉参与沟通，并在违约后承诺向张亚华退还款项，双方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谢曼与李志辉之间不存在劳动合同或聘用合同关系，谢曼收取款项既非职务行为，也并非基于李志辉的授权，现谢曼主张其仅仅是代收款与代沟通的角色缺乏证据证明，且不符合常理。3.谢曼、李志辉未依约交付车辆，构成根本违约。双方已协商解除合同，谢曼、李志辉应向张亚华返还已支付的全部购车款，并赔偿张亚华资金利息损失。另补充，一审已经认定谢曼申请追加周某强与本案诉讼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已经驳回其追加申请。2.周某强与本案并无关联，其与谢曼、李志辉的微信聊天记录无法确认真实性，即使为真，周某强在本案中也仅仅是前期联系沟通的角色，在真正交易时，是张亚华向谢曼付款，谢曼接受该付款，因此本案是张亚华与谢曼之间形成买卖合同关系，与周某强无关。3.在一审以及上诉中，谢曼及李志辉都至少承认李志辉是车辆的出卖人，但谢曼追加周某强为第三人的申请理由却说周某强才是车辆的出卖人。前后矛盾。若其认定周某强是涉案车辆实际出卖人，谢曼及李志辉需提供其向周某强付款的证据。李志辉述称，对谢曼的上诉没有意见。谢曼只是受李志辉的委托收受涉案款项。李志辉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张亚华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张亚华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银行转账的附言中备注“S320L4台，X5一台”，是因为李志辉在世代买车群中要求周某敬代华新公司付款时注明车型和姓名，以方便辨别各汇款人，该附言也是周某敬安排张亚华在付款时加上去的，因此，该附言既不是张亚华与李志辉之间的购车条款，也不是张亚华与李志辉之间的购车合意的表达。2．一审将周某敬代华新公司购买车辆的事实进行了割裂，忽略了周某敬作为华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代华新公司向李志辉购买车辆的沟通合意及张亚华仅是受周某敬委托代为付款的事实，反而认定代付款人张亚华即为与周某敬签订买卖合同的主体。在李志军一审证据世代买车群的聊天记录中，周某敬于2017年11月2日首次在群里主动说华新公司购买4台奔驰S320L商务型及1台宝马X5，且在该群里告知谢曼华新公司员工温某（微信名Paco）将告知谢曼开票单位，当不能按时拿到购买车辆时，周某敬的说法是其要给其他股东交代，其要求李志辉退款时，也是说华新公司另有采购计划，要求之前采购的5台车申请退款。周某敬与李志辉联系购车及安排支付购车款时，系华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担任华新公司的董事长职务，张亚华在华新公司并未担任任何职务（张亚华担任华新公司副董事长发生在2018年4月15日），但一审对前述事实并未进行任何的认定。从上述已有证据证明的事实可知，周某敬的行为，是以华新公司名义履行职务向李志辉订购车辆的行为，故涉案车辆的真正购买方是华新公司。另，在周某敬指定的沟通人温某与谢曼的聊天记录中，温某明确告知谢曼其是华新公司的代表后，告知华新公司的购车款付款时间及华新公司购买该批车是为了囤车在车行售卖。3．从张亚华及李志辉提供的所有证据都可以看出，张亚华除受华新公司法定代表人周某强代为付款这一民事行为外，在李志辉与周某强协商华新公司购车事宜及李志辉和周某强协商华新公司购车款退款的过程中，张亚华既未与李志辉协商沟通过购车事宜，也从未与张亚华协商过退还购车款项的事宜，一直是周某敬在代表华新公司与李志辉进行沟通协商，在李志辉安排谢曼退款的过程中，周某敬首先要求将100万元购车款退回到“邵某”银行账户，在谢曼提出质疑后，周某敬又向谢曼提供了张亚华的银行账户，可充分证明周某敬当时只是借用其妻子张亚华的账户支付购车款。4．一审未对李志辉提供的世代买车群中的聊天记录证明的事实进行任何认定和审查，而仅对张亚华提供证据证明的事实进了认定，显失公允，导致了本案认定事实不清。（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根据《合同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的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当事人意思表示须一致，即合意，这是合同成立的根本要件和前提。从张亚华提供的证据及李志辉提供的证据表明，张亚华从未参与过与李志辉之间的购车协商，也未有任何证据显示张亚华向李志辉做出过任何的购车意思表示。李志辉既不认识张亚华，也未与张亚华产生过任何关于购车的微信、短信及电话沟通交流，张亚华只是周某敬安排的代华新公司支付购车款的人。在周某敬已代华新公司向李志辉作出购车的意思表示的情况下，张亚华向李志辉支付购车款的行为，实质是华新公司向李志辉履行付款义务的行为。一审忽略周某敬代华新公司向李志辉表达购车合意的事实，片面认为张亚华向李志辉支付购车款的行为即为张亚华履行购车款支付义务的行为，并进而得出张亚华与李志辉之间买卖合同关系成立的结论，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另补充，有必要将周某强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本案判决将对周某强产生利害关系，一审未予以追加周某强错误。张亚华辩称，与对谢曼上诉的答辩意见一致。另补充，张亚华与周某敬是夫妻关系，基于家事代理权，周某敬在张亚华购车过程中，代表张亚华沟通下单，于法有理。谢曼述称，对李志辉的上诉没有意见。1.李志辉和谢曼在一审承认李志辉是出卖人，并不与周某强也是李志辉的合伙人以及涉案车辆出卖人相矛盾。2.周某敬在与李志辉等的微信聊天记录中，从来没有表示过代表张亚华购车，说的是代表华新公司购车或者退车。张亚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谢曼、李志辉向张亚华返还购车款1407950元及利息（以140795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自2017年11月9日起计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暂计至2019年7月8日止为140795元）；2.本案的受理费、保全费5000元由谢曼、李志辉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张亚华在2017年11月6日和11月9日，通过其名下的中国银行网上银行账户向谢曼名下收款账户转账1685565元、722385元，共计支付购车款2407950元，分别在汇款附言备注：S320L4台，X5一台车款。谢曼收到张亚华转账的款项后，随即将款项转账汇给李志辉。由于没有交付在汇款附言备注的车辆，谢曼于2018年3月9日转账汇款1000000元给张亚华，作为退回部分上述车款。微信号为×××的辉哥与微信号为×××的Joe周某敬的微信聊天内容中，2018年4月8日上午，周某敬向李志辉发出：“辉哥你好，最近手头紧不紧？我那5台车退款已经退了100万，剩余的款项短期能不能安排到？”李志辉回复：“欠多少？不是退给新联吗？”周某敬发出：“不是，5台车是我这里下的单，不是新联的，退了100万，总数是2407950,11月6日汇出的款。”李志辉回复：“这周应该可以，我问一下公司”之后，周某敬不断的问李志辉什么时候安排退款或者交付车辆，认为“车还没到，我需要退款给人了，已经拖了很久，拖不下去了”。李志辉回复承诺安排退款，并要周某敬发收款账号给他，周某敬把张亚华的收款账号发给了李志辉，但李志辉一直没有退回剩余的款。另查，财付通支付科技有限公司于2019年11月19日函复一审法院：微信号×××的实名登记为李志辉，微信号×××的实名登记为周某敬。周某敬是张亚华的丈夫。本案诉讼期间，经张亚华申请，一审法院依法作出（2019）粤0103民初592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查封、冻结被申请人谢曼、李志辉价值1407950元的财产。张亚华为此支付了诉讼保全费5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本案的买卖合同是否成立，本案张亚华与谢曼、李志辉是否是涉案合同的买卖双方，是否本案的适格主体，涉案的款项是否应由谢曼、李志辉向张亚华返还。关于焦点一、本案的买卖合同是否成立的问题，我国《合同法》第三十六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本案中，张亚华与谢曼、李志辉之间没有签订书面买卖合同，而作为付款人的张亚华向谢曼转账汇款，在转账汇款附言中留言注明是S320L4台，X5一台车款，谢曼也确认收到该转账汇款，谢曼在收到款项后将款项转给了李志辉，可见，张亚华与谢曼、李志辉之间对买卖5台车及价款的主要条款已达成合意，张亚华已履行给付价款的义务并为谢曼、李志辉所接受，张亚华与谢曼、李志辉之间的买卖合同成立；谢曼、李志辉认为与张亚华不构成车辆买卖合同关系的抗辩意见，事实和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焦点二，本案张亚华与谢曼、李志辉是否是涉案合同的买卖双方，是否本案的适格主体的问题，如上所述，张亚华与谢曼、李志辉之间的买卖合同已成立，因为不能交付车辆，谢曼向张亚华退回部分车款100万元后，李志辉向张亚华的丈夫周某敬承诺退回余款，由于张亚华与谢曼、李志辉均没有提供张亚华是受华新公司或其他人委托向谢曼代购车和代支付购车款，以及谢曼、李志辉是受其他人委托代收取购车款，因此，张亚华与谢曼、李志辉是本案买卖合同的相对方，是本案适格主体。谢曼、李志辉认为张亚华不是本案适格主体的抗辩意见，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焦点三，涉案的款项是否应由谢曼、李志辉向张亚华返还的问题，基于上述的观点，虽然谢曼、李志辉抗辩认为不同意由谢曼、李志辉向张亚华退款，但谢曼、李志辉在未能向张亚华交付汇款时约定的标的物车辆时，是由谢曼退回部分车款给张亚华的，故剩余的款项也应该由谢曼、李志辉向张亚华退回。由于谢曼、李志辉同意并且已退了部分款项给张亚华，故视为张亚华与谢曼、李志辉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合同，我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现双方合同解除后，张亚华要求谢曼、李志辉返还剩余购车款，并按年利率6%计算支付占用张亚华款项期间的利息，依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七十五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于2019年12月24日作出判决：一、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谢曼、李志辉向张亚华返还购车款1407950元；二、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谢曼、李志辉向张亚华支付占用购车款期间的利息（利息以140795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从2017年11月9日起至实际清偿全部款项之日止）。如果谢曼、李志辉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8738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由谢曼、李志辉负担（该受理费张亚华已预交，一审法院不予退回，由谢曼、李志辉直接迳付给张亚华）。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案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谢曼向本院提交14份证据，证据1为“李总财务群”微信聊天记录、证据2为中国民生银行个人账户对账单、证据3为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证据1-证据3拟共同证明谢曼按照李志辉的安排给张亚华退款，谢曼没有自己的独立意思，不是出卖人；谢曼退给张亚华的车款来源于李志辉，谢曼收到李志辉转来的车款后立即退还给张亚华，谢曼没有实际分得过卖车款，不是出卖人。证据4为周某强、李志辉、谢曼微信群聊记录、证据5和证据6均为谢曼民生银行交易明细、证据7为谢曼与彭某微信聊天记录、证据8-证据12均为中国民生银行电子银行业务回单（付款），证据4-证据12拟共同证明谢曼按照周某强、李志辉的意思收取车款，谢曼没有自己的独立意思，不是车辆出卖人；谢曼退还彭某的车款来源于李志辉，谢曼没有实际分得过卖车款，不是出卖人。证据13和证据14为“世代买车群”群信息及微信聊天记录，证据13、证据14拟共同证明出卖人周某强将谢曼的收款账号提供给买受人，谢曼只是代出卖人收款，并不是出卖人；周某强提供账号之前，买受人、标的、数量、价款已经确定，谢曼没有自己的独立意思。张亚华发表质证意见称，对证据1、4的三性不予确认。对证据2的真实性确认，对关联性不确认，该笔款项并不具有明确的指向性。证据3一审已经提交过，与一审质证意见一致。对证据5、6的真实性确认，对关联性不确认，对证明目的不确认，证据5第11页中有一笔款项320551是存款性质，该账户是谢曼自己使用的，并不是代收款账户。对证据7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关联性不确认。对证据8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关联性不确认，该证据与本案并无关联。对证据9、11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2019年7月5日16：56：36向彭某转款的50000元来源于黄忠伟，并非来源于李志辉，恰恰证明谢曼所谓的退车款并不是来源于李志辉。对证据10、12的真实性确认。对证据13、14的真实性确认，对证明内容不确认。李志辉发表质证意见称，对上述14份证据的三性予以认可。张亚华向本院申请彭某出庭作证，证人彭某向本院提交书面证人证言、中国光大银行对私活期账户对账单、微信聊天记录。二审庭询时，彭某作为证人到庭接受询问并向法庭出示其书面证人证言所附的其与谢曼的微信聊天记录的原件，谢曼对该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彭某在其出具的证言中，称“据我所知，谢曼与李志辉合伙从他人处购买车辆再转卖给身边朋友”。谢曼在二审中向本院提交追加周某强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的申请书。张亚华于二审庭后向本院提交调查取证申请书，申请调取谢曼二审庭询时提及的（2019）粤01刑初349号案中谢曼的报案材料及该案判决书。二审另查明：（一）一审庭审时，谢曼、李志辉抗辩张亚华不是涉案车辆的买方，真正的购买方是华新公司，张亚华称庭后可补充华新公司的情况说明，以说明涉案购车款不涉及华新公司的权益。一审庭后，华新公司于2019年12月9日向一审法院出具《情况说明》，内容为：本公司从未向谢曼、李志辉订购车辆，也从未委托张亚华向该两人支付购车款。张亚华向谢曼支付的款项，是张亚华与谢曼之间的法律关系，相关权益归属于张亚华，与本公司无关。经二审当庭查阅该情况说明后，谢曼、李志辉均对该情况说明的三性不予确认，认为该说明与事实不符，华新公司与张亚华、周某敬存在利害关系。（二）中国民生银行个人账户对账单、张亚华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显示，李志辉于2018年3月9日向谢曼转账100万元，谢曼收到该款后，随即将该100万元转账给张亚华。（三）在（2019）粤0103民初6818号案中，谢曼称其向案外人购买车辆。在证人彭某提交的谢曼与彭某的微信聊天记录中，谢曼向彭某发送空白的《车辆交接确认书》，显示谢曼为出卖人。（四）“世代买车群”聊天记录显示，李志辉将谢曼拉入群里，并安排谢曼负责跟进汽车的后期工作。谢曼称呼李志辉、周某强为李总、周总，周某强将谢曼银行账户发送至群里。本院认为，本案二审审理的争议焦点是：1.张亚华是否是涉案车辆的购买方，能否要求返还购车款？2.谢曼是否是涉案买卖合同的相对方？3.涉案买卖合同是否成立？4.本案是否应追加周某强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对此评析如下：关于争议焦点一。涉案购车款由张亚华支付，在不能交付车辆时，谢曼在收到李志辉转账100万元后也已向张亚华退还100万元购车款，在没有充足证据证明张亚华是受华新公司或其他人委托向谢曼代购车和代支付购车款的情况下，可认定张亚华是涉案车辆的购买方，其有权要求返还剩余购车款。虽“世代买车群”聊天记录中提及华新公司，但华新公司已出具《情况说明》表示未向谢曼、李志辉订购车辆，未委托张亚华支付购车款，张亚华向谢曼支付的款项与该公司无关。现无证据显示该情况说明不是华新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谢曼、李志辉认为张亚华不是涉案车辆的购买方，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争议焦点二，谢曼是否是涉案买卖合同的相对方的问题。第一，从涉案购车款的流向来看，谢曼收到张亚华转账的购车款项后，随即将款项转账汇给李志辉。因不能交付车辆，谢曼退给张亚华的100万元车款直接来源于李志辉，谢曼收到李志辉转来的车款后立即退还给张亚华。第二，“世代买车群”聊天记录显示，李志辉将谢曼拉入群里，并安排谢曼负责跟进汽车的后期工作。谢曼称呼李志辉、周某强为李总、周总，周某强将谢曼银行账户发送至群里。第三，彭某在其证言中，也是说“据我所知，谢曼与李志辉合伙从他人处购买车辆再转卖给身边朋友”，现无证据显示谢曼与李志辉之间就涉案车辆销售存在合伙关系。第四，在其他交易中，谢曼称其向案外人购买车辆，以及谢曼与证人彭某的微信聊天记录中，谢曼发送《车辆交接确认书》，并不能表明本案车辆交易中谢曼就是卖车人。以上表明，在本案车辆交易中，谢曼与张亚华之间并不存在任何关于车辆买卖的协商、合意过程，谢曼只是代收款及代退款，并协助李志辉处理卖车事宜，本案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谢曼是车辆出卖人，即谢曼不是涉案买卖合同的相对方，谢曼不应承担涉案购车余款的返还责任。一审对此处理不当，应予纠正。关于争议焦点三。张亚华与李志辉之间没有签订书面买卖合同，而作为付款人的张亚华向谢曼账户转账汇款，在转账汇款附言中留言注明是S320L4台，X5一台车款，谢曼在收到款项后立即将款项转给了李志辉，可见，张亚华与李志辉之间对买卖5台车及价款的主要条款已达成合意，张亚华已履行给付价款的义务并为李志辉所接受，张亚华与李志辉之间的买卖合同成立。李志辉作为涉案买卖合同的相对方及购车款项的最终收取方，应向张亚华退回剩余的款项。且在周某敬与李志辉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李志辉也同意退还剩余车款。故李志辉应向张亚华返还剩余购车款1407950元，并按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利息。对李志辉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四。李志辉同意并且已退了部分款项给张亚华，还应退还剩余款项。尽管周某强有参与“世代买车群”，但不影响李志辉在本案中承担退还购车款的事实的认定。周某强并非本案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谢曼一审时已申请追加周某强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未获准许，现谢曼在二审中再向本院提交追加申请，本院亦不予准许。对张亚华二审庭后提交的调查取证申请，因张亚华所申请调取的证据与本案处理并无直接关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五条的规定，本院对该申请不予同意。综上所述，谢曼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李志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处理结果有不当之处，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变更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3民初592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李志辉向张亚华返还购车款1407950元；二、变更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3民初592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李志辉向张亚华支付占用购车款期间的利息（利息以140795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从2017年11月9日起至实际清偿全部款项之日止）；三、驳回张亚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8738元、保全费5000元，由李志辉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37476元，由张亚华负担18738元，李志辉负担1873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练长仁审判员  刘革花审判员  曹佑平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郭炜丹黄树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