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9民终167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明霞，女，1976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住泰安市岱岳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泰安市岱岳区天平街道办事处北黄社区居委会，住所地泰安市岱岳区泰山大街西首447号。 法定代表人：邢一，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峰，泰安岱岳科创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徐明霞因与被上诉人泰安市岱岳区天平街道办事处北黄社区居委会物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泰安市岱岳区人民法院（2019）鲁0911民初25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徐明霞上诉请求：一、请求依法撤销一审法院错误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1、该判决认定的上诉人购买并所拥有的北黄市场3号门头房(以下简称涉案房屋)，于2011年10月份因城中村改造而拆除并于2012年6月份清理完毕。此认定既毫无事实证据，且更与本案事实严重不符。真实的事实是涉案房屋直到2014年3月份不但未被拆除，而且是完好无损地由上诉人正常经营使用着。因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就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的具体条款事宜中，坚持应安置经营门头房而不是住宅楼房等未达成一致，故而未能拆除。然而，由于双方在未能达成协议致使被上诉人恼羞成怒之下，于2014年3月3日晚七点许，趁上诉人暂时离开时用非法强拆手段而拆的，从而造成了上诉人经营设备、物品和用品在内的整个房产的全部被毁。等上诉人闻讯赶到时他们已撤离了现场，只得报警求助。警方查明，是被上诉人所为且答复愿内部协商处理，但后来终因久拖不决故而形成本案。2、一审认定被上诉人提供的2005年12月12日盖有村委财务专用公章的购房收款收据，是村委相关人员出具的虚假单据。如此认定毫无事实证据且更无任何相关权威鉴定结论可证实的主观臆断。另从购房法律关系角度上诉人用个人资金出资购房，作为出卖方的被上诉人(法人组织)理应出具购房收款收据。村委工作人员以其职务职责出具盖有单位公章的购房凭据完全是代表法人行为的职务行为，对此法律有明确的具体规范。再者，结合本案客观基本事实：①一审中上诉人提举的相同时期为筹购房款项之证据中2005年12月份本人的银行结算单证据显示巨款提现，购房用途显而易见。②一审中被上诉人完全已认可涉案房屋自2005年12月份出卖后至(2014年3月3日)被拆前，一直是由被上诉人从未间断经营使用(占有控制)，未曾发生过产权争议。如果说购房单据虚假，那么2005年12月份的银行提现结算单也会虚假吗？自2005年12月购房后至2014年3月近十年的购买交付后一直是由上诉人占有、控制并所有和使用事实也虚假吗？③一审中被上诉人辩称是虚假单据，自始至终根本没有相应证据加以证实，也更没有提供出公安刑事部门的任何鉴定材料。由此可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确实错误。3、一审判决借以上诉人父亲徐某1(案外人)也曾同期另购门头房之故，便借机推断为其购买的门头房即是上诉人的3号房(涉案房屋)，继又主观推定为徐某1购买后由上诉人使用。如此毫无证据可言的主观臆断，与本涉案事实不容不符。(1)众所周知的事实是被上诉人2014年建立的农贸市场，无论从开始卖至后来拆迁，由于地域偏，配套差，加上人们感知上的诸多因素，几乎处于无人问津的状态。因此，被上诉人为销售此房不但没有限制政策，相反还鼓励本村村民及外来人员购买。即使如此其建立的市场包括门头房真正利用的甚少，至拆迁也未按其承诺兑现交工，是在未完未了的状态中，因后来的拆迁无疾而终。因此，根本不是一审所认定的所谓建农贸市场一处，共计多少门面等事实情形。在此背景事实下，北黄村农户中也有许多和上诉人一样的积极响应村委号召，有父子分别买房的，有家庭成员间各自购买的，我和父亲徐某1各自出资，各自买房仅是其中之一。一审法院单凭上诉人与案外人徐某1是父女关系而作出上述认定，显然就是毫无证据可言的错误认定。(2)一审中被上诉人认可的事实是其房屋售价为三个情况。其中，一是原泰山大街拆迁的沿街商户，原价为1390元/㎡，因卖不出去而降价为1080元/㎡；二是本村普通村民原售价1600元/㎡，后降价为1200元/㎡。在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提供的案外人徐某1在降价前后的两份购房收据数额分别为：2005年12月12日一份收据为65.16㎡×1390元=90572元，2008年1月2日一份收据为65.16㎡×1080元=70372元；而上诉人作为普通村民购买的3号门头房为65.16㎡×1600元=102456元，降价后的数额65.16㎡×1200元=78000元。本案中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具的购房收款收据数额为78000元。这两份购房收款收据不但载明的缴款人姓名不同，而且房屋售价和数额更完全不同。由此充分证明一审判决所认定的前述事实完全就是一种原版照抄被上诉人观点的张冠李戴之错误判定。(3)从本案被上诉人自己提交的案外人徐某12005年12月12日购房收款收据(收据内容：徐某1购市场门头房65.16㎡×1390元)和2008年1月2日购房收款收据(收款收据内容：徐某1购北黄村市场二层房)均无任何3号房记载证据。在2012年6月13日北黄社区旧村改造拆迁房屋补偿协议中，对乙方徐某1被拆除的房屋更从未提及补偿的是3号房(涉案房屋)。然而，在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无论是购房收款收据还是个体户工商场地证明中，均明确载明3号房事实，因此一审判决认定毫无证据可言。(4)一审认定涉案房屋是案外人徐某1购买后由上诉人使用，完全是毫无证据下的主观猜断。试问一审中既没有徐某1的任何证明材料，更没有双方间的承包或租赁合同等加以证实，如此判定错得令人无语。4、一审判决对上诉人提交的2010年9月15日由被上诉人出具的个体工商户场地证明，不加分析地全盘吸纳被上诉人的单方辩解从而认定只用于工商登记，无从证明其他。我们认为这明显是有倾向性的错误认定。首先，上诉人提供的该份证据是整个诉讼事实证据链中的一环，绝不是单一的孤证，应当综合分析判断。本应结合上诉人提交的其他事实证据，如购房收据、长达近十年的交付使用事实、长期十年的由颈腰病门诊经营扩大为起名咨询等合法经营之相互印证的事实加以综合判定。一审判决对此重要的相互关联印证关系却不理不睬，反而听从了被上诉人的观点，只能用于工商登记而加以认定，这自应是倾向性始然。其次，众所周知，按当时的工商登记政策，对经营场所场地的证明绝非只能写明是该场地财产的所有人才能登记。完全可以按该场地财产的真实情况，非所有权人如承包、租赁等亦可给予登记。正是因为上诉人是真正的财产所有权人，且被上诉人对此事实是明知的，故而真实作为。否则，很难让人想象一个敢弄虚作假欺骗国家机关的被上诉人(村委会)，谁敢保证会不敢欺骗人民审判机关呢。被诉人如此自毁形象的辩解，目的是在混淆是非，我们相信上级法院的定力。5、一审判决对上诉人提交的2006年6月14日被上诉人向徐某1出具的付款后未交付门头房的证明，顺应了被上诉人的辩解，而径行加以否认，存在着明显的违法和适用法律之错。第一，对是否字压章或章压字的专业技术性争议，应由专业技术部门鉴别确定。对被上诉人提出的主张更应由其担负举证责任。而一审判决径行加以否认，明显不对。第二，一审判决涉及的村书记邢绪华和村会计郭玉富，此二人既从未到庭，也没有出具过任何书面证明之类。如作为本案证人应依法出庭作证。如果是法院依职权调查，应依法制作调查笔录和相应文件当庭宣读并接受诉讼当事人的质证。然而，这些情况均未当庭公开过。全体村民都知道现郭玉富早己患病在身，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早已丧失思维和自制能力，如其健康正常早应是我方出庭证人了。6、一审判决对2018年12月17日天平办事处信访答复意见书，不顾上诉人一审合理质证意见而将其作为定案证据。这与本案审理事实证据不符，也与法无据。首先，该证据在上诉人因不同意(不服)且按其建议已通过司法维权始，表明了该意见或建议之相应功能及效力终结，不具有溯及效力。其次，由于信访者不同意其所谓载明的内容，故而对上诉人不具有任何约束效力，应当以诉讼维权中的事实证据为据。因此，该证据既无履行效力，不具溯及效力更无约束效力，是一份功能终结文件，故不具证明力。第三，对于涉及本案中上诉人的收款收据，是否在政府经管站账目及有无信息，3号房购房合同究竟何人所签或是否存在等，本应是本案诉讼审理的问题。一审中对此尚未审理下竟依此信访意见下判，显然不该。第四，关于收款收据经管站无入账信息载述，不应成为一审判定上诉人虚假购房的事实依据。对于房屋买卖双方而言，上诉人(买方)己向被上诉人(卖方)交付了房款且被上诉人早已交付了出卖房屋3号房并出具了购房凭据且又历经近十年时间，到头来却以卖方辩称的“给买方出具的收款收据没有政府经管站入账信息”就可以翻脸不认了，这天理不通。按起码良知，你卖方收取的房款，出具的收据，如何处理是你们的事，买方哪有权利进行管理过问呢。第五，该信访意见称涉案房屋3号房购买合同不属上诉人。然而，无论是从信访直到一审诉讼全过程，被上诉人始终从未提交出示过该3号房合同证据。为此，特向二审人民法院请求：依法责令被上诉人履行其法定举证义务，当庭提交并出示3号房购房合同。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7、对于上诉人举证的2005年12月12日印有“区农村财务监控中心监制”的收款收据，一审按照被上诉人的辩解从而认定该单据自2007年1月方开始使用，继又依此认定为虚假单据。纯属认定事实不清。首先，上诉人无论庭审中还是与被上诉人的多次交涉中，早己陈明该单据是在房屋降价(由1600元/㎡降为1200元/m2)时，由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结算差价额后所出具。出具该单据的日期是以原购房收据时间填写的，原收据早已退还了被上诉人。至于卖方村委用怎样的单据，是否印有什么监制的单据等这不是买方个人关心的事，但只要把买房钱交到村委财务并出具了加盖公章和经办人签字的购房收据，交付了我们房屋后就完成购房了。其次，该单据从公章到降价后的款额数字均完全符合所证事实。第三，一审诉讼中被上诉人自认是由于办事处经管站也不清楚何时使用的所谓监制单据，故并未出具任何书面证明。因此，一审偏离起诉事实的无证据判定造成了其认定事实不清后果。8、虽然按被上诉人辩述，2004年被上诉人在未办理规划手续而建立农贸市场。但在庭审中被上诉人明确认可从未被政府机关认定为非法或其他，因为该市场是从古而今的集市。此外，本案中被上诉人提举的安置补偿协议证据亦证实经政府准允对拆除后门头房均是以农村合法住宅而进行了安置。由此表明一审判决按照国有土地商品房标准，对本案宅基地性质的门头房所适用的法律规定，显然与本案事实不符。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均属错误。请求依法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泰安市岱岳区天平街道办事处北黄社区居委会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没有法律依据。上诉人所提交的收款收据以及社区居委会出具的证明均为虚假证据，一审法院已经查实，上诉人在一审陈述也为虚假陈述。在一审开庭时被上诉人提交了泰安市岱岳区天平街道办事处信访办对上诉人的调查笔录及处理意见，上诉人对此无异议。但是上诉人在信访部门陈述时明确说明房子一直未交付，房子一直都是空的，而在一审陈述及上诉书中则陈述房子已经交付使用长达十年之久，上诉人的陈述前后矛盾，其目的是想非法占有村委财产。上诉人陈述在2005年12月12日便以每平方米1200元购买门头房，与事实不符，根据当时村委的政策当时的价格是每平方米1600元，不存在1200元的说法。因此，请求查明事实，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徐明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依法确认该门面房归原告所有；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泰安市岱岳区天平街道办事处北黄村村民委员会现更名为“泰安市岱岳区天平街道办事处北黄社区居民委员会”。2004年被告北黄村委在未办理任何建设用地规划手续、建设工程手续等法定文件的情况下违法在村西侧建立农贸市场一处计门面房51户。2011年10月份，被告北黄村委进行城中村改造，拆除了该门面房，并与2012年6月份清理完毕；原告徐明霞提供的2005年12月12日的盖有被告北黄村委财务专用章的收款收据，被告北黄村委认为系村委相关人员为原告出具的虚假单据，原告之父徐某1购买的门面房即是原告的3号房，徐某1购买后由原告使用；而对原告提供的“个体户场地证明”，被告认为系因原告向工商管理机关申请营业执照时，须有营业场所，村委为其出具的证明，只用于工商登记，原告的营业执照登记时间与该证明的出具时间可以相互印证；对2006年6月14日被告向原告之父徐某1出具的证明，原告陈述系由当时的村书记邢绪华同意后，再由村会计郭玉富书写，被告认为：该证据不符合证据规则的规定，不知道该证据是谁所写，而且是字压章，先盖章后签字。另查明，2005年12月12原告之父徐某1支付被告购房款90572元，购买被告开发的农贸市场门面房，后村委商定降低购房价，并于2008年1月2日将已缴纳的购房款退还各购房人并与同日按新的购房价再次交款70372.8元，上述操作均有原告办理；对原告举证的2005年12月12日的收款收据系印有“区农村财务监控中心监制”的制式单据，被告提供的2005年12月12日为徐某1出具的现金收入凭证无此监制单位；根据太平街道办事处经营管理站出具的证明证实，印有“区农村财务监控中心监制”的制式单据自2007年1月方开始使用。对原告提供的“被告向案外人徐某1出具的证明”，主张系经原村委书记同意、村会计书写的，本院向被告原村委书记邢绪华及原村委会计郭玉富进行了调查，邢绪华否认该证据系经其同意出具的证明，如其同意会在证明中签字，郭玉富也否认系其所写。再查，2018年12月17日，天平街道办事处出具“关于徐明霞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载明：1、经过对经管站账目的查询，无原告持有的收款收据的入账信息；2、原北黄村委市场门头房3号房的购房合同不属于徐明霞；原北黄村委市场51处门头房中没有徐明霞的实际房屋。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诉争的系不动产，依据法律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并更、转让、消灭未经登记，不发生法律效力。而且原告要求依法确认该门面房归原告所有的主张，原告只提供了购房收款收据，未提供购房合同，也未提供拆迁协议，证据过于单一，无法确认其购房事实；根据天平街道办事处出具“关于徐明霞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证实，被告村委并无原告的房款入账信息，北黄村委市场门头房3号房的不属于徐明霞；原告的‘个体工商户场地证明’系为办理经营执照使用；原告提供的村委为徐某1出具的证明，无审批人、书写人的签字，不符合证据规则的要求，且审批人、书写人均予以否认，因此一审法院不予确认。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徐明霞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100元，减半收取50元，由原告徐明霞承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提交拆迁通知和领取临时安置费表影印复印件，并申请证人徐某1、徐某2、马某出庭，证明上诉人主张的涉案门头房是其购买；徐某1证明交了购房款后，因位置不好，没有交给其房屋；2005年12月12日收款收据78000元的证据，当时未交够房款，于2009年以后补房款差价，北黄村重新开具的有效收款收据；被上诉人陈述房屋共51套，但是领取临安费是52户，相互矛盾。被上诉人对拆迁通知书的真实性无异议；对领取临时安置费表影印复印件无法核实其真实性，与本案无关，且临安费领取表上也无上诉人，上诉人对交款及出据收款收据时间的陈述前后矛盾；对证人证言有异议，证人徐某1、徐某2与上诉人存在利害关系，证人徐某1证实2005年12月12日房屋最低价格是1390元，并没有1200元的说法，证明收款收据是虚假的，证人徐某2的证言也证实在交钱时村委给其出具了收据与上诉人陈述矛盾，被上诉人不认识证人马某，证人证言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本院认为，对上诉人提交的拆迁通知书上诉人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领取临安费徐某1无异议，本院对领取临时安置费表予以确认；因证人徐某1、徐某2与上诉人存在利害关系，证人马某证实上诉人曾到被上诉人换购房手续，无法证实是否与本案存在关联性，因此对证人证言本院不予采信。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被上诉人承建的市场房屋有两种户型，面积分别为65.16平方米和130.32平方米。徐某1按65.16平方米领取了临时安置费。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上诉人提出的北黄村市场3号门头房所有权归其所有的请求是否应当支持。 根据我国《物权法》第三十条规定，因合法建造、拆除房屋等事实行为设立或者消灭物权的，自事实行为成就时发生效力。本案涉案房屋在上诉人起诉前已经拆除，在房屋被拆除事实发生后，房屋的所有权灭失，自事实行为成就时即发生法律效力，从而导致物权灭失，房屋拆除后不能再确认物权所有人。上诉人提出的涉案房屋归其所有请求，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徐明霞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徐明霞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徐献武 审判员  屈玉涛 审判员  王 玥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九日 书记员  白金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