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13民终276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余国进，男，汉族，1977年10月12日出生，住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新丽，女，汉族，1978年12月6日出生，住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上诉人余国进因与被上诉人张新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2020）豫1303民初12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余国进、被上诉人张新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余国进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张新丽将现金出借给余国进，与事实不符，张新丽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有现金出借的事实，也没有提供借条和证人证言等证明，一审法院认定有出借现金的事实有误。2.一审认定张新丽的16500元银行转账属于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与事实不符，该16500元系付给余国进给张新丽安装室内门的款项，一审法庭调查期间张新丽也亲口承认确有其事，并且转账系双方谈朋友期间所发生，不属于民间借贷纠纷，张新丽也没有证据证明16500元的银行转账系借钱给余国进的，另外该四笔转账均发生在2013年，距今已七年有余，已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之间属于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有误。3.一审判决未认定余国进受到胁迫与事实不符。余国进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张新丽有辱骂威胁的事实。4.一审判决对张新丽提供的录音证据采信有误，法庭调查时余国进就提出录音时未征得余国进同意，张新丽不能提供该录音证据的具体时间地点，也不能提供该录音证据的原始载体，并且录音被剪辑过，与事实完全不符，录音的前段部分余国进明确的说过，给张新丽的钱是分手费，但张新丽提供的录音证据却没有这句话，录音中余国进也未提及过给的钱是还张新丽的借款，一审法院对录音证据的采信有误。5.一审认定张新丽提交的证据形成证据链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认定余国进欠张新丽73000元，现还欠40000元，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即便依据张新丽提交的转款记录，本案已过诉讼时效。希望二审法院重新审理，依法判决双方之间民间借贷关系不成立，一审中余国进称转款给张新丽大概6万元，因时间久远，部分证据丢失，但余国进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通过支付宝转账给张新丽24700元，希望二审法院依法判决余国进受胁迫所转给张新丽的款项为张新丽的非法所得，并返还给余国进。诉讼费用由张新丽承担。张新丽辩称，余国进在2019年7月20日至2020年1月20日之间陆续还款后，仍欠张新丽4万元，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余国进称欠款是分手费与事实不符。张新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余国进偿还张新丽欠款40000元整。2.本案诉讼费由余国进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7年，张新丽和余国进在南阳市麒麟门厂相识，余国进系该厂经理，张新丽系该厂普通员工。余国进因资金需要，向张新丽借款，双方发生了多笔经济往来，有银行转账，也有现金出借。其中，2013年2月5日，张新丽向余国进银行卡号62×××23转账10000元，2013年10月21日向该卡号转账500元。2013年7月5日，张新丽向余国进银行卡号60×××08转账3000元，2013年9月5日，向该银行卡号转账3000元。现张新丽以余国进下欠借款40000元提起诉讼。余国进在庭审中称：“我不是还款，我是被迫给原告的钱，我给原告一共转了大概6万元，从2017年至今，我一共给原告转账6万元左右，但是转账记录和证据，我不提交，我准备另案起诉。”2018年春节前，张新丽和余国进的录音显示：“余国进：年前给我凑一万，现在开始一年2万。张新丽：那6万元钱你还照3年还吗？……今年还3万，明年还3万中。余国进：今来了，不让你白跑，看有多少。张新丽：反正你还欠我6万元。”在2020年2月10日的张新丽与余国进的短信记录显示：“张新丽：七年了这几天不转过来，我就去起诉你。余国进：这门都不出，我上哪去挣钱给你转。”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张新丽与余国进是否系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原告张新丽提供了16500元银行转账的记录，提供双方之间的短信记录、录音等证明借款发生情况及现余国进仍下欠张新丽40000元的事实。余国进否认是借款，并辩称该转款是受张新丽胁迫所致，但未向一审法院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受胁迫所致，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余国进关于其受胁迫转账的辩解理由，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张新丽提供了银行转账、通话录音等证据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可以证明余国进多次向张新丽借款情况。关于还款情况，因余国进陈述向张新丽转账60000元左右，且明确表示不提供转账记录的相关证据，表示准备另案起诉，一方当事人控制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对待证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控制人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该主张成立。因此，余国进对此应承担拒不提供已还款证据的法律后果。故一审法院认定，余国进仍下欠张新丽的数额为40000元，张新丽请求余国进偿还40000元借款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被告余国进偿还原告张新丽借款40000元。如果被告余国进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00元减半收取400元，由原告张新丽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相关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张新丽与余国进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一审认定欠付数额是否正确？2.张新丽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对上述问题，本院分述如下：一、关于双方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及欠款数额的认定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依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本案中，虽然张新丽未提交借据、收据、欠条证明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但根据双方之间的录音记录可以显示，余国进对应付张新丽6万元的事实未予以否认，而且也同意偿还，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具有较高的民事盖然性，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并无不当，应予以支持。余国进抗辩称，该录音内容系在受到胁迫的情况下所进行，但其所提交证据不足以证明胁迫事实的存在，且其在录音后又分十余笔偿还其中2万元的事实，与其主张录音系受到胁迫的主张明显相悖，本院不予采纳。余国进称，录音中同意还款是分手费并非借款。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双方为同事关系又存在资金往来，录音为双方对之前经济往来的结算存在一定的盖然性，余国进主张是分手费但其亦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不予采纳。根据双方的录音内容可以看出，截止双方谈话时即2018年，余国进应向张新丽支付6万元。余国进向一审法院提交的支付宝交易记录显示，2018年1月1日-2020年1月22日，余国进共向张新丽支付12笔共计2万元，一审认定余国进仍欠张新丽4万元正确。对余国进2017年所偿还的2笔共计4700元，因发生在录音之前，不应视为对欠款的偿还。二、关于张新丽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的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期间如果权利人向义务人主张权利或义务人同意履行的，诉讼时效中断并重新计算。本案中，涉案录音产生时间为2018年，且期间张新丽多次通过微信等方式向余国进索要欠款，余国进直至2020年1月22日仍在向张新丽还款，说明本案诉讼时效发生多次中断并重新计算的情形，本案张新丽的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综上所述，余国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0元，由余国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彬审判员 李郧钦审判员 李晓伟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邢志斌书记员焦子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