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民终13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华信物产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马吉路88号3幢201间。法定代表人：徐辉，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奇敏，北京市汉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神华销售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73号37号楼B1402室。法定代表人：金志刚，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平，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燕，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上海华信物产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信公司）与被上诉人神华销售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华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9）京01民初4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华信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9)京01民初413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2.改判神华公司还需向华信公司返还无合同依据收取的款项95924312.96元，并向华信公司支付占用前述款项期间而产生的全部利息（利息以95924312.96元为基数，自2016年11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事实及理由：一、神华公司实际受领华信公司给付的1.75亿余元货款时，即已经“获得利益”，本案应认定满足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双方成立不当得利法律关系。本案中，华信公司为了履行所持有的9份《煤炭销售合同》向神华公司支付1.75亿余元货款，但该9份合同事后被认定为未成立，华信公司的给付原因嗣后不存在，故本案属于典型的“给付型不当得利”。针对给付型不当得利如何判断“获得利益”，民法理论认为：“受利益的种类……在给付型不当得利，其所受利益，实际上即一方当事人自他方当事人所受领的给付”。民法理论还进一步认为，给付型不当得利中“获得利益”是指因为特定的给付行为而获得的个别、具体的利益，并不必然是财产的整体增加。具体到本案中，华信公司支付了175785175.64元，该资金进入神华公司账户之后，神华公司可以实际使用并支配该资金，至此，即可认定神华公司获得了利益。至于神华公司的财产状态整体是否增加，并非获得利益与否的判断因素。本案应当认定满足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二、一审判决认定“神华公司收到百安赛贸易有限公司（即华信公司）的款项后，通过交付货物或货权凭证的方式向百安赛贸易有限公司‘供货’，朱晓华等人以百安赛贸易有限公司的名义收取货物或货权凭证，骗取款项。在此过程中，神华公司并无获益，华信公司与神华公司就上述款项不构成不当得利之债法律关系。”是完全错误的。原因如下：1.神华公司已经获得利益，即便神华公司因为另行向犯罪分子“供货”而变相处置了其所获利益，也不能否定其已经获得利益的事实；2.神华公司另行向犯罪分子“供货”的行为，是神华公司与犯罪分子之间的其他民事法律关系，一审判决因为神华公司在该民事法律关系中可能受到损失而认定神华公司在本案的不当得利法律关系中没有获益，混淆了不同的法律关系，明显错误；3.即便按照一审判决的裁判逻辑，神华公司在其与犯罪分子的民事法律关系中基于向犯罪分子“供货”的行为又获得了对犯罪分子的债权权益，神华公司并非没有获得利益，而是获得的利益发生了形态转化，因此一审判决认定神华公司没有获益，显然是错误的。三、一审判决认为因95924312.96元属于刑事案件认定的神华公司与百安赛贸易有限公司（即华信公司）的共同损失，故华信公司无权主张神华公司返还不当得利，该认定同样存在法律适用错误。另案刑事案件认定神华公司与华信公司共同损失为95924312.96元，该认定来源于刑事程序中的司法鉴定意见，仅是指犯罪分子骗取的财物与双方收回的款项价值之差，并没有指向某一方、某一笔特定的资金或煤炭。所谓的“共同损失”是指，神华公司、华信公司在与犯罪分子的关系中都是受损失一方，但并不是指双方应分担“同一个损失”。即便按照一审判决双方应共同承担同一个损失的理解，其驳回华信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实质是华信公司承担了全部损失，显然也与其关于双方应共同承担同一个损失的理解自相矛盾。此外，刑事案件认定“双方共同损失95924312.96元”，与本案认定神华公司在案涉不当得利民事法律关系中获得利益并不矛盾。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本案神华公司“并无获益”，故本案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属于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错误。一审判决以刑事案件认定“双方共同损失”为由驳回华信公司诉讼请求，同样缺乏法律依据。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神华公司辩称：一、所谓“神华公司实际受领华信公司给付的1.75亿元货款”，经生效刑事判决认定是由朱晓华、王浩瀚等犯罪分子指示华信公司支付，这恰恰印证了华信公司因其自身过错被欺诈而信任犯罪分子，视犯罪分子为自己的代表与神华公司洽谈及履行交易的事实。因此，以诈骗案案发之前的时点看，朱晓华、王浩瀚是华信公司与神华公司签约及履行的代表。二、在朱晓华、王浩瀚代表华信公司与神华公司签约及履约的前提下，神华公司并未向朱晓华、王浩瀚等犯罪分子个人“供货”，而是通过向代表华信公司的朱晓华、王浩瀚交付货权凭证的方法向华信公司“供货”，但朱、王二人利用其骗得华信公司信任的机会，将货权凭证上货物变卖，神华公司对华信公司的损失没有法律上的责任。三、本案不具备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华信公司之前提起的合同违约纠纷案的生效判决虽然认定“双方并未成立合同关系”，但同时认定了王浩瀚、朱晓华在煤炭购销业务“洽商”和“履行”中对华信公司的代表关系。神华公司在收到华信公司支付的款项后，已经向华信公司的代理人朱晓华、王浩瀚等人交付了煤炭，本案并不存在神华公司取得不当利益的情形。综上，华信公司的损失是因轻信犯罪分子、被其诈骗所致，神华公司在这一过程中没有法律上过错，也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一审法院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准确。华信公司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其上诉，维持一审判决。华信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神华公司向华信公司返还无合同依据收取的款项100449064.24元；2.判令神华公司向华信公司支付占用前述款项期间而产生的全部利息（利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为标准，自华信公司实际支付之日起计算至神华公司实际支付完毕之日。暂计算至起诉之日2019年8月5日，为人民币24558883.9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华信公司原名称为百安赛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安赛公司），2016年7月11日变更为现名称。根据现已生效的（2015）郑刑二初字第00037号刑事判决书认定，2014年3月至10月，因无足够资金做现货煤炭贸易，湖北中恒伟业经贸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恒公司）总经理朱晓华伙同该公司董事长任长忠、法定代表人刘颖和秦皇岛办事处负责人王浩瀚、业务员乔治，先后以中恒公司、新疆中浩成矿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浩成公司）名义与百安赛公司签订10份《煤炭销售合同》，约定由百安赛公司向中恒公司和中浩成公司销售煤炭，百安赛公司预收货款的30%，以《内贸煤炭变更申请表》作为货权转让凭证。与之相对应，中恒公司联系百安赛公司与神华公司签订《现货煤炭购销合同》，约定由百安赛公司向神华公司购买煤炭，预付全额货款，神华公司每吨煤收取2元钱利润，待三个月期限后中恒公司向百安赛公司支付剩余70%货款和年息12%的费用，百安赛公司将货权转让给中恒公司。在合同签订过程中，朱晓华、王浩瀚为促使百安赛公司和神华公司签订煤炭购销合同，私刻百安赛公司、神华公司等单位的假章交由乔治保管使用。同时朱晓华、王浩瀚等人欺骗百安赛公司称与神华公司非常熟悉，获得百安赛公司信任，使得百安赛公司将与神华公司的合同交由王浩瀚等人代签。具体签订流程是：百安赛公司将加盖印章且交货方式显示为货权转移的合同邮寄到秦皇岛办事处王浩瀚处，王浩瀚收到后伙同乔治直接加盖伪造的神华公司印章，再寄回百安赛公司；然后朱晓华等人向百安赛公司提供伪造的货权凭证即《内贸煤炭变更申请表》，让百安赛公司误以为控制了货权；王浩瀚等人再依据神华公司合同模板拟定合同，将交货方式修改为离岸平仓（即装船离港），再加盖伪造的百安赛公司的合同专用章，交给神华公司盖章确认。经鉴定，百安赛公司和神华公司留存的合同文本，加盖的对方印章均是虚假的。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朱晓华、王浩瀚负责联系煤炭的上、下游，通知百安赛公司向神华公司支付货款，后王浩瀚等人拿着百安赛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煤炭经营许可证、开户许可证并向神华公司提供装船信息（包括船名、船次、流向、数量）等手续要求神华公司发货，诱使神华公司以为王浩瀚等人代表百安赛公司而向其发货11船煤炭，并将《神华销售集团有限公司系统外采购结算单》和增值税发票提供给王浩瀚等人，后朱晓华等人以中恒公司的名义将上述煤炭对外销售，所得货款回到中恒公司的账户上。同时朱晓华、王浩瀚还多次采取套用他人的购煤信息，虚构5船煤炭交易，通过空买空卖的方式骗取神华公司账户的百安赛公司购煤预付货款，款项全部转入中恒公司的账户。上述涉案煤炭共383294.00吨。该刑事判决认定，2014年3月至2014年10月，百安赛公司向神华公司预付煤款中已结算煤款172027012.36元，百安赛公司共收到中恒公司款项金额为75336111.40元，神华公司获得的每吨煤2元的利润金额为766588.00元，神华公司和百安赛公司共同损失为95924312.96元。该刑事判决书判决朱晓华、王浩瀚等人犯合同诈骗罪，扣押的涉案赃款、赃物予以追缴后返还；不足部分，继续追缴。此外，根据已生效的（2017）京0101民初22325号等案件中查明，百安赛公司为履行加盖神华公司假章的《现货煤炭购销合同》，共向神华公司累计支付款项19次，合计175785175.64元，扣除已结算煤款172027012.36元，剩余的3758163.28元神华公司在庭审中表示愿意向华信公司返还。本案审理中，神华公司同意返还上述款项,亦同意返还766588.00元。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本案是否构成重复起诉问题，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一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原告撤诉或者人民法院按撤诉处理后，原告以同一诉讼请求再次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此种情况下，法院并未对当事人争议作出实体处理，当事人诉权并未消失，华信公司本次起诉并未违反法律规定，故本案不构成重复起诉。关于本案是否构成不当得利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据此规定，构成不当得利需符合以下要件：一方获得利益；获益无法律根据；他方遭受损失；获益与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本案中，根据已生效的（2015）郑刑二初字第00037号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朱晓华、王浩瀚持百安赛公司有关证照诱使神华公司以为王浩瀚等人代表百安赛公司而向其发货并支付结算凭证，朱晓华等人对外销售煤炭并收取回款；同时采用套用他人信息虚构煤炭交易，以空买空卖的方式骗取神华公司账户的百安赛公司货款。上述获利行为已被认定为朱晓华、王浩瀚、任长忠、刘颖、乔治等人的合同诈骗行为，收益已被认定为犯罪所得和非法所得，因此造成神华公司和百安赛公司共同损失95924312.96元，刑事案件已判决将涉案赃款、赃物予以追缴后返还，不足部分，继续追缴。华信公司在本案中所主张返还的100449064.24元款项中包括了刑事案件认定的本案双方当事人共同损失95924312.96元。应当说，神华公司收到百安赛公司的款项后，通过交付货物或货权凭证的方式向百安赛公司“供货”，朱晓华等人以百安赛公司的名义收取货物或货权凭证，骗取款项。在此过程中，神华公司并无获益，华信公司与神华公司就上述款项不构成不当得利之债法律关系。现华信公司主张神华公司返还共同损失95924312.96元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剩余“未结算煤款”3758163.28元及“利润”766588.00元，现神华公司占有该款项欠缺法律依据，且该公司在诉讼中同意返还，法院不持异议。返还的不当利益，应当包括原物和原物所生的孳息。由于2016年10月31日华信公司曾以不当得利为由起诉要求神华公司返还款项，神华公司在该案中以合同纠纷进行抗辩，并无还款之意，因此，自华信公司主张权利时起，神华公司应支付占有款项之利息，法院确定翌日即2016年11月1日为利息起算日。华信公司要求按照每笔款项的付款时间作为支付利息的起算日，欠缺事实依据，法院不予采信。综上，判决：一、神华销售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返还上海华信物产有限责任公司4524751.28元，利息以人民币4524751.28元为基数，自2016年11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上海华信物产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不持异议，予以认定。二审中，为了解（2015）郑刑二初字第00037号刑事判决书的裁判及执行情况，本院通过电话方式与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郑州中院）负责该刑事案件审判及执行的承办法官取得联系，负责该刑事案件执行的承办法官表示：刑事判决书载明“神华公司和百安赛公司共同损失95924312.96元”，但未明确具体的刑事被害人的范围以及追缴的赃款、赃物如何发还，故执行庭通过执行措施已追回的赃款、赃物尚无法发还，鉴于审理该案的刑事审判部门对上述事项至今未予明确，故该刑事案件的执行（追缴的赃款、赃物发还工作）处于停顿状态。负责该刑事案件审判的承办法官表示对于刑事被害人的范围以及追缴的赃款、赃物如何发还不会再做出任何说明。本院认为，根据已生效的（2015）郑刑二初字第00037号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因朱晓华、王浩瀚、任长忠、刘颖、乔治等人的合同诈骗行为，神华公司和百安赛公司共同损失为95924312.96元。同时，该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中有“扣押的涉案赃款、赃物予以追缴后返还；不足部分，继续追缴”的表述，该生效刑事判决相对于本案民事诉讼在先，其主文涉及的赃款、赃物追缴后返还的内容与本案华信公司的上诉请求存在紧密关联，该刑事判决确定的刑事被害人的范围以及追缴的赃款赃物发还的具体方式和内容都直接影响着本案中华信公司主张的不当得利是否成立以及具体的返还范围。鉴于（2015）郑刑二初字第00037号刑事判决书中对于被害人的范围以及追缴的赃款赃物发还的具体方式和内容并不明确、具体，且目前郑州中院亦未对此予以进一步明确，故在此情况下本案尚不具备判断华信公司主张的95924312.96元及利息是否构成不当得利的条件，对于华信公司的上诉请求本院无法予以支持，一审判决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另应当指出的是，华信公司并不因本案的生效判决丧失日后起诉的权利，在郑州中院就（2015）郑刑二初字第00037号刑事判决书中被害人的范围以及追缴的赃款赃物发还的具体方式和内容予以明确的情况下华信公司有权就本案争议再行提起民事诉讼。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21422元，由上海华信物产有限责任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稚侠审判员  金 曦审判员  赵 彤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李佳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