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2民终279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德智，男，1969年3月16日生，汉族，住址大连市甘井子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战，辽宁双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敏，男，1971年1月30日生，汉族，住址大连市中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兆良、周远昊，辽宁东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大连创富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普湾新区石河街道华农村。法定代表人：耿广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侯家妮，辽宁双护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德智因与被上诉人高敏、原审被告大连创富商贸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2019）辽0211民初58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德智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1、《借条》中显示的135万元的款项履行情况。首先，被上诉人并不能证明53万元的转款记录之外的82万元款项已履行。其次，轿车的抵顶或买卖应当有协议及交付证明。被上诉人仅仅提供了一份单方完成的车辆转让证明，不能证明转让价款，更不能证明上诉人收到该车辆。再次，被上诉人并无关于42万元的现金交付的证据，原审法院认定42万元现金已经交付，违反了最高院下发的关于民间借贷案件审理的相关规定。2、原审法院对《借条》中135万元款项的性质认定错误。在（2019）辽02民终1575号民事裁定案件中，高敏亲口自认《借条》中的协议，包含之间的植树及建房协议。植树及建房协议均是投资协议，并非借款协议，因此双方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是投资关系。3、原审法院认为“被告应对建房协议与借条之间的关联性承担举证责任”。事实上，高敏亲口认可借条中的之前协议包括建房协议，在被上诉人认可二者之间关联的情况下，原审法院仍然要求上诉人承担举证责任错误。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案的一个焦点问题是2018年3月18日的建房协议是否存在及效力问题。根据证据规则74条的规定，当事人反悔的情况下，必须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方可。但是被上诉人反悔后，仅以“没有看清”作为抗辩理由，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即认可其反悔的主张，显然是违反法律规定。原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这同样是事实认定和适用法律错误。在原一审过程中，上诉人已经提供了该证据的原件，并经过质证确认了该证据的真实性。根据证据规则47条的规定，该证据是可以直接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是不需要再行质证和鉴定的。因此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拒不提供证据显然不是事实，原审法院同意进行司法鉴定同样是违反法律规定的，明显偏袒被上诉人一方。综上，原审法院无论是事实认定，还是法律适用均存在重大错误。高敏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同意一审判决。一、案涉135万元借款被上诉人已通过银行转账、现金及奔驰车抵顶的方式交付，上诉人已经收到了全部款项，故2017年7月27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具《借条》，上诉人并未否认该借条真实性，可以认定上诉人收到了全部借款。二、上诉人主张投资款没有事实依据。2017年的《借条》的内容、二手车销售发票、银行转账流水之间可以相互印证，足以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系借款法律关系，而不是投资法律关系。此外，2011年4月9日的协议根本就没有履行，对此上诉人应当举证证明借条所涉的135万元款项系投资款。三、2018年3月18日的《合作协议》上“高敏”签字及手印是上诉人伪造的。上诉人拒不提供该《合作协议》的原件，导致司法鉴定不能，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首先，《民事证据若干规定》[法释（2019）19号]第八条规定，“自认的事实与查明的事实不符，人民法院不予确认。”《合作协议》上的指纹仅凭肉眼就可以辨别明显不是被上诉人的指纹。其次，《合作协议》签署的时间也不符合常理。本案于2018年1月29日在一审法院立案，被上诉人不可能与上诉人在诉讼过程中即2018年3月18日还与上诉人签订该《合作协议》。依据《民事诉讼法解释》二百二十九条和《民事证据若干规定》第九十五条规定，可以推定被上诉人反悔主张成立。在被上诉人已经有初步证据证明《合作协议》是虚假的情况下，上诉人拒不提供《合作协议》原件进行鉴定，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大连创富商贸有限公司述称：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高敏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二被告向原告偿还借款1350000元及利息（利息自2017年7月27日起至借款全部偿还完毕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暂计2万元）；2、二被告向原告支付因催收借款而需支付的律师代理费5万元；3、二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4月9日，原告与被告王德智签订了《合作协议》，约定被告以其位于大连市金州区华农村的33亩土地作为合作种植的投入，原告负责资金投入，产生的收益归合作双方共同所有。2012年1月16日，原告向被告王德智转账48万元。2012年2月29日，原告向被告王德智转账5万元。2012年3月21日，原告将一台车号为辽Ｂ×××××的奔驰轿车以400000元的价格转移至被告王德智名下，并开具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2017年7月27日，被告王德智与被告大连创富商贸有限公司共同向原告出具《借条》，主要内容为“借款人王德智及大连创富商贸有限公司（曾用名：大连源田食品有限公司）于2011年3月至2013年7月陆续向出借人高敏（222303197101300214）借款人民币合计壹百叁拾伍万元整（小写135万元）。现以此借条作为借款凭证，之前的所有协议作废。上述借款分别为银行转账、奔驰车抵价及现金多次支付。王德智及大连创富商贸有限公司为共同借款人，借款人自愿共同履行还款义务。借款人同意双方发生纠纷到合同签订地即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同时借款人愿意承担出借人因催收借款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评估费、拍卖费等）”，该借条下方还书写有“收条：现本人已收到上述借款现金、奔驰车及银行转账共计135万元整”的字样。庭审过程中，原告主张除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给被告王德智530000元及将辽Ｂ×××××的奔驰轿车以400000元的价格转移至被告王德智名下外，剩余款项均为现金交付。被告对借条（收条）上自己的签字和印章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也认可收到了原告银行转账530000元及上述奔驰车辆曾由原告过户至被告王德智名下的事实，但主张原告与二被告间并不存在真实的民间借贷关系，而是投资合作的关系，530000元是基于2011年4月9日签订了《合作协议》原告交付的合作投资款；车辆虽曾过户至被告王德智名下，但二被告并未收到过上述车辆，现在也不知道车辆所有人是谁。被告主张曾向原告还款80000元，原告对此节事实予以自认。原告因本次诉讼，于2018年1月23日与辽宁东亚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律师代理合同》一份，约定原告需支付律师费50000元，该律师事务所为其出具发票一张。庭审时原告自认尚未支付该笔律师费用。原审庭审过程中，被告王德智向法庭提交其与原告于2018年3月18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一份，根据该协议记载内容，被告以其位于大连市金州区华农村的土地（地上原来厂房除外）甲方新建的8000平厂房中原告出资100万作为合作投资。原告对该份合作协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并申请对其本人的签名及指纹进行鉴定。通过委托大连恒锐物证司法鉴定所进行司法鉴定，因二被告未能提供2018年3月18日《合作协议》原件而被退鉴。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应受法律保护。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原、被告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二、2018年3月18日合作协议是否真实有效。根据庭审中被告的答辩可以看出，被告不否认借条的真实性，但辩称该借条是2011年合作协议的转化，原、被告间不存在其他的民间借贷关系。即便该借条的形成确系合作协议转化而来，但借条中约定的内容是原、被告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原、被告已将案涉款项的性质转化为借款，原、被告间的法律关系也从合作关系转化为借贷关系。原告据此提起诉讼，并无不当。被告认为原、被告于2018年3月18日又签订了新的合作协议，并重新确认了原告向被告的投资款额及返还条件。对此协议。首先，原告在原一审时虽曾确认该协议的真实性，但随后又予以否认并申请鉴定（未被准许）。本案发回重审后原告再次申请鉴定，但因被告未能提供原件被鉴定机构退鉴。对此，原告在原一审中确认过该协议的真实性，但随后又予以否认，这是当事人的反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委托代理人的证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据此，原告申请对该协议的真伪进行鉴定，并进而推翻其自认并无不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之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根据这一规定可以推定原告反悔的主张成立。在无法确认该协议真实性的情况下，被告的该项主张，不予采纳。其次，从内容来看，该协议与借条无关，即便该协议真实有效，被告亦应对这一协议与借条之间的关联性承担举证责任，而被告的现有证据并不足以证明该协议系借条的转化进而废止借条。故对于被告的主张亦无法支持。关于借款本金及利息的计算。鉴于被告曾向原告还款8万元，原告起诉的欠款总额应扣除被告已偿还的8万元，即127万元。被告逾期还款的利息应自原告向被告索要之日起算。原告未能证明其向被告索要的起始日期，故应自起诉状送达之日（2018年5月21日）起算。关于原告主张的律师费，虽然原、被告已在《借条》中约定了二被告应承担的费用中包括该部分费用，但原告尚未实际支付该笔律师费，此费用尚未最终确定，该请求不能支持。原告可在律师费支付后另行诉讼。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被告王德智、被告大连创富商贸有限公司共同偿还原告高敏借款人民币127万元及逾期付款的利息（自2018年5月21日起至判决确定的给付期限内的实际付款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二、驳回原告高敏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7580元，由原告高敏承担1170元，二被告承担16410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结合本案，即使双方之间曾经存在上诉人主张的基于合作协议而产生了合作关系，但如果双方就之前的合作协议事宜的债权债务进行清理，由此形成新的债权债务协议是当事人的意思自治的结果，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故无论当事人之间此前的基础法律关系性质为何，均可直接根据通过该债权债务协议确定各自的权利和义务。结合本案，即使双方曾存在上诉人主张的合作协议的法律关系，但案涉《借条》的出具应视为对前述合作事宜清算后而形成的债权债务协议，双方当事人应予遵守。同时，案涉借据中对款项的交付方式做出了明确约定，被上诉人亦对银行转账、车辆交付及现金交付等事实提供了相应证据，且上诉人也出具收条认可收到前述款项及车辆，故，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一审依据前述证据确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维持。关于上诉人提供的标注为2018年3月18日《合作协议》的问题。本案系发回重审案件，被上诉人在原一审中对该份协议予以认可，而在之后庭审及发回重审的一、二审中又否认存在该协议。本院认为，虽然被上诉人对于该证据的前后陈述不一的解释难以让人信服，但上诉人在发回重审的鉴定过程中未能提供该《合作协议》的原件，而该协议明确记载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且二审中，经本院比对，上诉人在原一审中提供的该份《合作协议》的复印件与在本次审理中提供的复印件明显不是出自同一份原件，据此，本院依据现有证据不能对该份《合作协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同时，如一审分析，即使该份《合作协议》真实存在，但该协议中也没有提及案涉借款事宜，不能证明与本案存在关联性。关于借款利率的表述，鉴于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已于2019年8月20日取消，故本案借款的逾期付款利率在该日期之后应表述为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综上所述，王德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但鉴于逾期付款利率表述的变化，本院对相应判项额表述予以调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2019）辽0211民初586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2019）辽0211民初586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上诉人王德智、原审被告大连创富商贸有限公司共同偿还被上诉人高敏借款人民币127万元及逾期付款的利息（以127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5月21日起至2019年8月20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1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期限内的实际付款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7580元，由被上诉人高敏承担1170元，上诉人王德智、原审被告大连创富商贸有限公司承担1641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7580元，由上诉人王德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隋广洲审判员  于长江审判员  刘丽媛二〇二〇年六月三日书记员  邵 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