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01民再851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汤阴县全达家禽育种有限公司，住所地汤阴县宜沟镇将城东村。法定代表人：马国良，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少艳。委托诉讼代理人：师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住所地郑州市农业路18号。负责人：杨光，该分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种泉清、**（实习）。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辽宁绿地能源煤业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东港市开发区望海路175号。法定代表人：卢铭，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胜利、王德正（实习）。被申请人（一审被告）：安阳市泰华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安阳市殷都区梅园庄北街商贸大厦企业发展中心。法定代表人：张俊吉。被申请人（一审被告）：张俊吉，男，1969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安阳市文峰区。被申请人（一审被告）：张仓吉，男，1967年7月2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安阳市文峰区。被申请人（一审被告）：张玉红，女，1970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安阳市文峰区。再审申请人汤阴县全达家禽育种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全达公司）、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以下简称光大银行）因与辽宁绿地能源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地公司）、安阳市泰华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泰华公司）、张俊吉、张仓吉、张玉红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8）豫01民终19071号民事判决，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2019年12月2日作出（2019）豫民申6490号和（2020）豫民申309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全达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少艳、师捷，光大银行委托诉讼代理人种泉清、**，绿地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胜利，张玉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全达公司再审称：一、泰华公司与绿地公司的应收账款基础交易不存在，光大银行与泰华公司恶意串通，骗取全达公司担保。且本案保理融资款项用于偿还之前借款，属于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三十九条规定的以新还旧，全达公司不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泰华公司对此事实明确认可本案保理融资虚假，是为了偿还之前的贷款。二、泰华公司涉嫌骗取贷款罪，光大银行相关人员涉嫌违法发放贷款罪，应撤销一二审判决，驳回光大银行起诉，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三、全达公司虽然一审判决后未上诉，但并不意味着对一审判决的认可，一审判决损害了全达公司的合法权益，二审中也表达了自己不应当承担担保责任的诉求，应改判全达公司不承担担保责任，故请求对本案再审。光大银行再审称，泰华公司与绿地公司存在真实合法的煤炭贸易关系，绿地公司应对涉案债务承担连带付款责任。光大银行辩称：全达公司在法定期间内未提起上诉，且二审判决未加重其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现申请再审的行为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应驳回其再审申请。本案不存在光大银行与泰华公司恶意串通骗取全达公司担保，不存在以新还旧的情形，全达公司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成立。全达公司若认为本案涉嫌犯罪可以依照程序向公安机关报案，在原审审理过程中法院并未收到公安机关关于本案涉嫌犯罪的函件。绿地公司辩称：一审判决作出后全达公司没有上诉，是对其权利的实际处分，从法律角度理解，应被视为接受一审判决结果。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驳回全达公司的再审申请。张玉红辩称：保证声明的签字像是本人所签，但是她实际没有签过，不应承担保证责任。光大银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泰华公司偿还贷款人民币1470.88万元及利息680847.76元（利息暂计算至2015年10月21日，以后利息按合同约定计至付款之日止）；2.依法判令绿地公司、全达公司、张俊吉、张玉红、张苍吉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等费用由泰华公司、绿地公司、全达公司、张俊吉、张玉红、张苍吉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4月18日，绿地公司向光大银行出具付款承诺函，承诺对泰华公司在光大银行办理的国内有追索权保理项下与绿地公司发生的煤炭贸易业务提供连带付款责任。2014年4月21日，光大银行与泰华公司签订《综合授信协议》一份，协议约定：光大银行向泰华公司提供最高授信额度为人民币2000万元；上述最高授信额度中，各具体业务的具体授信额度为贸易融资：具体授信额度国内有追索权保理人民币2000万元整，有关贸易融资业务具体授信额度的使用事项，由双方另行签订国内有追索权保理协议；最高授信额度的有效使用期限为自2014年4月22日至2015年4月21日止；双方在履行协议中如发生争议，任何一方均可向光大银行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4年4月21日，光大银行与泰华公司签订编号为FAD37140409001号的《有追索权国内保理业务协议》，协议约定：泰华公司拟采用信用方式销售货物，并向光大银行申请获得有追索权保理业务服务；光大银行作为保理商，在基础交易合同泰华公司将基础交易项下应收账款转让给自己的基础上，向泰华公司提供综合性金融服务；泰华公司在决定采用光大银行的有追索权保理服务后，应向光大银行提出叙做保理业务的书面申请；发生下列情形之一时，光大银行将把所涉及的应收账款无条件进行反转让，与该应收账款有关的一切权利亦被同时转让回泰华公司；无论任何原因（包括买方提出争议），在已转让的商业发票到期日后30天内，光大银行尚未收妥全部款项的，光大银行有权将未收妥的应收帐款进行反转让。当光大银行根据本协议要求将应收账款进行反转让时，泰华公司有义务立即将光大银行提供的融资贸易款返还给光大银行。2014年4月21日，光大银行、泰华公司与绿地公司签署《应收帐款债权转让三方协议》（以下简称“三方协议”）及《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该三方协议约定：泰华公司根据光大银行签订上述保理业务协议，拟将泰华公司以信用方式向买方绿地公司销售货物所产生的所有应收账款全部转让给光大银行并约定了付款方式，绿地公司只有按照基础交易合同约定并遵照光大银行的付款指示向光大银行或其指定代理人付款，方可解除其付款责任；泰华公司将应收账款转让给光大银行后，应立即向绿地公司寄送光大银行格式《商业发票》，绿地公司对上述《商业发票》核对无误后，由有权签字人签字或加盖有效印章向光大银行予以确认等；该通知书中载明：除非光大银行向绿地公司另行出具书面通知并告知其与泰华公司保理业务关系已终结，绿地公司均须按照上述付款指示付款等。2014年4月21日，针对上述授信业务，全达公司、张俊吉、张玉红、张仓吉分别提供全达公司股东会决议、张俊吉与张玉红保证声明及二人的结婚证、身份证及户口本等材料与光大银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所担保的主债权为依据《综合授信协议》授信人与受信人签订的全部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下发生的债权，所担保的主债权最高本金金额为2000万元；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范围为受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授信人偿还或支付的债务本金、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及罚息）、复利、手续费、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和其他应付的费用。上述协议签订后，泰华公司分别于2014年4月24日、2014年6月5日向光大银行递交两份《国内保理业务申请书》，泰华公司同时提供了其与绿地公司之间于2014年4月19日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及供货单位为泰华公司，收货单位为绿地公司的加盖双方公章的称重记录明细表、2014年4月23日、2014年6月3日绿地公司盖章的结算金额分别为1045660、8039350元的结算单及购货单位为绿地公司的编号为00331159-00331167号、00331180-00331186号商业发票，申请办理两笔保理业务。泰华公司将对绿地公司两笔金额分别为10456600元、8039350元的应收账款转让给光大银行；申请融资金额分别为8365280元、6431480元；2014年4月24日光大银行与泰华公司签订《银行承兑协议》并出具银行承兑汇票，同日光大银行用两份EMS全球邮政特快专递向绿地公司邮寄了煤炭购销的相应单据，绿地公司未提出异议。2014年6月5日光大银行与泰华公司签订《银行承兑协议》及《应收账款质押/转让登记协议》并出具银行承兑汇票，同日光大银行用两份EMS全球邮政特快专递向绿地公司邮寄了煤炭购销的相应单据，绿地公司未提出异议。基于泰华公司的申请和前述情况，光大银行为泰华公司办理了保理融资业务，分别向其发放融资款8476512元、6432500元，绿地公司于2014年10月22日、2014年12月1日、2014年12月2日按照《三方协议》约定将账款转入协议约定的账户内，光大银行对上述款项予以划扣，上述两笔保理业务完成。2014年10月22日、2014年12月2日泰华公司向光大银行递交两份《国内保理业务申请书》，同时提供了其与绿地公司之间于2014年4月19日、2014年10月15日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及2014年10月21日、2014年11月28日绿地公司盖章的结算金额分别为10595640元、8040570元的结算单及供货单位为泰华公司，收货单位为绿地公司的加盖双方公章的称重记录明细表，购货单位为绿地公司的编号为00333971-00333980、00333986-00333988、00034896-00034899号商业发票及查询记录，申请办理两笔保理业务。泰华公司将对绿地公司两笔金额分别为10595640元、8040570元的应收账款转让给光大银行；申请融资金额分别为8476512元、6432456元；并约定：融资逾期后，计收罚息；本申请书项下光大银行有权按照应收帐款总金额0.5%向泰华公司收取保理业务手续费。泰华公司保证将按光大银行要求支付融资利息及费用，并郑重声明若发生上述保理协议提及的情形致使光大银行不能按期收回该等款项，光大银行有权从泰华公司账户中主动扣款或采取其他办法强行收款，直至全部收回光大银行的融资本金、利息及相关费用为止等。2014年10月22日、2014年12月2日，光大银行与泰华公司签订两份《应收账款质押/转让登记协议》将增值税发票为00333971-0033398、00333986-00333988、00034896-00034899项下应收账款10595640元、8040570元转让给光大银行，且均进行了动产权属统一登记，2014年10月23日、2014年12月2日，光大银行用两份EMS全球邮政特快专递向绿地公司邮寄了煤炭购销的相应单据，绿地公司未提出异议。基于泰华公司的申请和前述情况，光大银行为泰华公司办理了保理融资业务，分别向其发放融资款8476512元、6432456元。业务到期后，绿地公司未按照约定将上述两笔账款转入协议约定的账户内，保证人亦未对该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光大银行未能如期收回账款，酿成诉讼。全达公司辩称，光大银行以担保后给予1000万元贷款等虚假承诺欺诈并与泰华公司串通骗取全达公司担保。按光大银行要求，全达公司在光大银行拿出的4份空白格式《最高额担保合同》最后一页（无正文）保证人处盖章签名，银行带走这4份合同说回去填写盖章后给全达公司一份，结果光大银行和泰华公司去后一直没有消息直至这次全达公司接到法院传票，更未给全达公司分文贷款或借款。针对上述抗辩意见，法院要求光大银行将案件涉及的保理业务的所有贷款合同、放款凭证等涉及该笔业务银行放款资料全部提交，并组织对上述资料进行质证。庭审中光大银行将诉讼请求中利息金额变更为680847.76元（利息暂计算至2015年10月21日，以后利息按合同约定计至付款之日止）。一审法院认为，张俊吉、张仓吉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了质证和答辩的权利，不影响法院根据现有证据及查明的事实依法作出裁判。光大银行与泰华公司、绿地公司于2014年4月21日签订的《综合授信协议》、《有追索权国内保理业务协议》、《应收账款债权转让三方协议》均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的表示，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保理融资关系清楚明确，且泰华公司予以签字确认，双方之间形成保理合同关系。泰华公司于2014年4月24日、2014年6月5日两次向光大银行申请保理业务，光大银行审核后向绿地公司邮寄票据，绿地公司按照三方协议约定将货款转入指定账户，到期后光大银行予以划扣，上述两笔保理业务完成。2014年10月22日、2014年12月2日泰华公司向光大银行提交《国内保理业务申请书》，并向光大银行提交其与绿地公司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称重记录明细表》、商业发票及查询记录等保理业务所需材料，绿地公司辩称，光大银行为证明其与泰华公司所签订的保理业务所依据基础交易关系提供的证据材料均系伪造，在审理过程中，法院要求光大银行将案件涉及的保理业务的所涉贷款合同、放款凭证等涉及该笔业务银行放款的全部资料提交，并组织对上述资料进行质证，依法确认与保理业务相关的放款手续均有完备证据原件且手续齐全，绿地公司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其抗辩理由，故对绿地公司称光大银行提供的证据系伪造的这一抗辩意见，不予支持。况且光大银行依据与绿地公司上述两例已成功的保理业务惯例向绿地公司邮寄票据，绿地公司也并未提出异议，光大银行有理由相信此行为系绿地公司对此两笔保理业务的认可，据此光大银行发放贷款，符合协议约定，依法对此予以确认。绿地公司并未按三方协议约定将应付账款转入指定账户，已构成违约，绿地公司应对泰华公司与其之间的煤炭贸易业务所发生保理融资款承担连带付款责任。全达公司辩称光大银行虚假承诺欺诈并与泰华公司串通骗取全达公司担保，张玉红辩称案涉及张玉红的签字均为假的，但均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抗辩意见，故对该抗辩意见不予支持，张仓吉、张俊吉自愿对光大银行与泰华公司之间的《综合授信协议》项下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故光大银行诉请全达公司、张仓吉、张俊吉、张玉红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理由充分，于法有据，予以支持。全达公司、张仓吉、张俊吉、张玉红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后，有权向泰华公司追索。关于光大银行请求支付律师费，因证据不力，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泰华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光大银行贷款本金人民币1470.88万元及利息680847.76元（利息计至2015年10月21日，以后利息按合同约定计算至泰华公司实际清偿之日止）；二、绿地公司、全达公司、张俊吉、张玉红、张仓吉对泰华公司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绿地公司、全达公司、张俊吉、张玉红、张仓吉承担还款责任后，有权向泰华公司进行追偿；三、驳回光大银行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4502元，保全费5000元，由泰华公司、绿地公司、全达公司、张俊吉、张玉红、张仓吉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关于涉案增值税发票项下的应收账款是否系绿地公司与泰华公司交易所生债权债务的问题。从安阳市殷都区国税局调取的涉案第一笔应收账款对应的10张增值税发票（发票号00333971-00333980）已按“作废”处理。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使用规定》第十三条“一般纳税人在开具专用发票当月，发生销货退回、开票有误等情形，收到退回的发票联、抵扣联符合作废条件的，按作废处理；开具时发现有误的，可即时作废。作废专用发票须在防伪税控系统中将相应的数据电文按‘作废’处理，在纸质专用发票各联次上注明‘作废’字样，全联次留存”的规定，能够认定该10张发票所对应的应收账款不存在。涉案第二笔应收账款对应的7张增值税发票（发票号00333986-00333988、00034896-00034899）中，发票号00333986-00333988显示的购货单位名称为河南宏基矿业机械有限公司、发票号00034896显示的购货单位名称为安阳市郊娘娘庙净水剂厂、发票号00034897-00034899显示的购货单位名称为汤阴县博信商贸有限公司。据此可以确认，该7张发票对应的交易均与绿地公司无关。结合泰华公司提交的于2016年7月20日出具的《情况说明》载明“增值税发票00333986-00333988、00034896-00034899……是银行手续所需，并经光大银行认可，没有提供给绿地公司，没有销售煤炭给绿地公司”，且在光大银行未提交足以推翻上述事实的证据的情况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四条的规定，本院对绿地公司关于上述17张发票项下的应收账款并非其与泰华公司之间交易所生的债权债务的主张予以认定。二审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二审认为，保理业务是以债权转让为基础的一种综合性金融服务方式。涉案保理业务系《商业银行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第六条所规定的“保理融资”业务，其必须符合“以应收账款合法、有效转让为前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规定，债权转让应具备以下三个条件：1.须有有效的债权存在；2.转让双方之间须达成转让协议；3.转让的合同权利须具有可让与性。但从查明的案件事实来看，首先，泰华公司自认其所提供给光大银行的增值税发票、商业发票、磅单等是办理融资时“银行手续所需”，事实上并没有货物“销售给绿地公司”，即其明确承认与绿地公司就涉案应收账款不存在真实的基础买卖关系。绿地公司对涉案应收账款项下的真实的买卖关系也明确否认。而且，根据前述本院查明的事实，光大银行虽称泰华公司提供的增值税发票系因与绿地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而产生，但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的规定，增值税发票并不能作为证明买卖关系实际履行的唯一凭证。其次，中国银监会发布的《商业银行保理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第十四条、第十五条明确规定了保理融资应对基础交易的真实性进行审核。商业银行受理保理融资业务时，应当审查买卖合同等资料的真实性与合法性，应对客户和交易等相关情况进行有效的尽职调查，重点对交易对手、交易商品及贸易习惯等内容进行审核，并通过审核单据原件或银行认可的电子贸易信息等方式，确认相关交易行为的真实合理存在，避免客户通过虚开发票或伪造贸易合同、物流、回款等手段恶意骗取融资。故，光大银行在叙做涉案保理融资业务时，应尽到慎审审查义务，但其除提交相关买卖合同资料外，并未进一步证明已履行上述尽职调查的义务。再次，涉案《有追索权国内保理业务协议》第三章第十款明确约定，“卖方在叙做应收账款转让时，应根据拟办理保理业务的不同种类向光大银行提交如下单据及相关文件：（1）《国内保理业务申请书》一式二份；（2）基础交易合同；（3）经核实与原件无误的发票；（4）载有光大银行格式债权转让条款的《商业发票》正本及相应快邮收据或买方回执正本一式二份；（5）货运证明或其他证明基础交易合同确已履行的文件证明，如提货单据副本等；（6）光大银行要求的其他单据”，可见，保理银行应审查有关基础交易合同货物的提货单副本、基础交易合同确已履行的文件证明等原件。对背景贸易真实性进行审查，既是银监会或保理协议要求履行的审核义务，也是保理业务自身对于风险防控的要求，但光大银行并未完成相应的举证责任。复次，光大银行诉称，基于与泰华公司、绿地公司先前两笔保理业务的交易习惯，其已尽到慎审审查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七条规定，下列情形，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同法所称“交易习惯”：（一）在交易行为当地或者某一领域、某一行业通常采用并为交易对方订立合同时所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做法；（二）当事人双方经常使用的习惯做法。对于交易习惯，由提出主张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而本案中，第一，相关法律、法规已对保理银行开展保理融资业务有明确的强制性要求；第二，涉案《有追索权国内保理业务协议》并未有双方当事人明示，依先前保理融资业务行为优先于法律适用的约定；第三，涉案泰华公司与光大银行之间的四笔保理融资业务虽然间隔时间较短，但均建立在泰华公司和绿地公司之间存续有煤炭买卖关系的基础之上，而煤炭买卖行情的波动变化是常态，作为商业银行，对此应为明知，其以前两笔保理融资业务的顺畅开展而降低对法定职责的要求和放松对风险的把控，明显与其商业银行应严格遵循的行为规范相悖。故，对光大银行的上述理由，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分析，本院认定，泰华公司与绿地公司之间不存在涉案对应账款项下的基础交易，双方之间未形成真实、合法、有效的债权债务关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均有错误，应予纠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二条“债务人接到债权转让通知后，债务人对让与人的抗辩，可以向受让人主张”的规定，绿地公司可以向光大银行主张买卖合同项下的抗辩。现绿地公司主张与泰华公司之间不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系消极事实，光大银行作为涉案应收账款的受让方，应当就买卖合同已实际履行或绿地公司认可债权存在承担举证责任。虽然，光大银行提交《应收账款债权转让三方协议》《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付款承诺函》《EMS邮寄单》，拟证明债权转让事实已通知绿地公司，但并不足以证明泰华公司与绿地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已履行完毕，更不能证明光大银行从泰华公司处受让的是既存的债权。并且，光大银行提交的证据显示系光大银行就债权转让事实向绿地公司发出通知，该证据明显与《应收账款债权转让三方协议》第二条规定的“卖方将应收账款转让给光大银行后，应立即向买方寄送光大银行格式的《商业发票》”相矛盾，同时，也不符合《国内保理业务申请书》第一条第三项规定的“上述发票项下应收账款转让事宜采用由泰华公司通知绿地公司，并将快邮收据及相关单据提交光大银行”的约定，对此，光大银行未予合理解释。另外，光大银行并未在法庭规定的时限内提交涉案保理业务项下的《商业发票》原件，致使法庭无法确认绿地公司是否按照《应收账款债权转让三方协议》约定，对《商业发票》予以书面确认，光大银行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据此，光大银行主张涉案应收账款真实存在的证据不足，二审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绿地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商业银行保理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第十四条、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一、维持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2018）豫0105民初1088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泰华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光大银行贷款本金人民币1470.88万元及利息680847.76元（利息计至2015年10月21日，以后利息按合同约定计算至泰华公司实际清偿之日止）”；二、撤销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2018）豫0105民初10880号民事判决第三项，即“驳回光大银行的其他诉讼请求”；三、变更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2018）豫0105民初1088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绿地公司、全达公司、张俊吉、张玉红、张仓吉对泰华公司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绿地公司、全达公司、张俊吉、张玉红、张仓吉承担还款责任后，有权向泰华公司进行追偿”为“全达公司、张俊吉、张玉红、张仓吉对泰华公司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全达公司、张俊吉、张玉红、张仓吉承担还款责任后，有权向泰华公司进行追偿”；四、驳回光大银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14502元，保全费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14502元，共计234004元，由泰华公司、绿地公司、全达公司、张俊吉、张玉红、张仓吉负担114502元，由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负担119502元。本院再审认为，全达公司再审称本案保理融资款项用于偿还之前借款，属于以新还旧，其不应当承担保证责任。经查，2014年10月22日、2014年12月2日泰华公司向光大银行递交两份《国内保理业务申请书》，申请融资金额分别为8476512元、6432456元。光大银行为泰华公司办理了保理融资业务，分别向其发放融资款8476512元、6432456元，系新发放的贷款，泰华公司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上述融资款系归还之前贷款。故该项再审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全达公司再审又称，泰华公司与绿地公司的基础交易不存在，其不应承担保证责任。本案中，泰华公司自认其所提供给光大银行的增值税发票、商业发票、磅单等是办理融资时“银行手续所需”，事实上并没有货物“销售给绿地公司”，即其与绿地公司就涉案应收账款不存在真实的基础买卖关系。绿地公司对涉案应收账款项下的真实的买卖关系也明确否认。本院二审认定泰华公司与绿地公司之间不存在涉案对应账款项下的基础交易，双方之间未形成真实、合法、有效的债权债务关系并无不当。故光大银行再审称，泰华公司与绿地公司存在真实合法的煤炭贸易关系，绿地公司应对涉案债务承担连带付款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商业银行开展保理融资业务，应当以真实、合法、有效的应收账款转让为前提，但应收账款债权得以产生的货物销售等基础关系存在于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即本案的泰华公司和绿地公司之间，保理银行光大银行并非基础合同的当事人，故基础合同关系不存在并不当然导致保理业务合同无效，即泰华公司与绿地公司之间的煤炭销售关系不存在，不必然导致本案保理合同无效。光大银行已举证证明其在办理保理业务时已向绿地公司邮寄了煤炭购销的相应单据，绿地公司未提出异议，并审查了双方的《煤炭购销合同》及2014年10月21日、2014年11月28日绿地公司盖章的结算单及供货单位为泰华公司，收货单位为绿地公司的加盖双方公章的称重记录明细表，购货单位为绿地公司商业发票及查询记录,足以使光大银行产生合理信赖并有理由相信涉案应收账款债权真实、合法、有效。因此，即便泰华公司与绿地公司之间的涉案买卖合同系虚伪意思表示，双方亦不得以此作为对抗善意第三人的光大银行。再审申请人全达公司与光大银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自愿对光大银行与泰华公司之间的《综合授信协议》项下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原审判决全达公司对上述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并无不当。综上，全达公司和光大银行的再审理由均不能成立，原审判决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本院（2018）豫01民终19071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正辉审判员  胡忠宇审判员  陈 元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二日书记员  刘俊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