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203民初13098号 原告：葛爱忠，女，汉族，1968年10月24日出生，住宁波市海曙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施晓，北京大成（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姝霞，北京大成（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李红霞，女，汉族，1955年1月25日出生，住宁波市海曙区。 被告：虞敏明，男，汉族，1982年9月9日出生，住宁波市海曙区。 上述两被告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虹，浙江甬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虞妍，女，汉族，1995年8月11日出生，住宁波市海曙区。 被告：虞祖荣，男，汉族，1933年7月31日出生，住宁波市鄞州区。 原告葛爱忠为与被告李红霞、虞敏明、虞妍、虞祖荣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于2019年10月25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1月26日开、2020年5月18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施晓、梁姝霞、被告李红霞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虹、被告虞敏明到庭参加两次庭审，被告虞妍、虞祖荣无正当理由两次均未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案经庭外和解未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葛爱忠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被告李红霞、虞敏明、虞妍、虞祖荣连带赔偿原告拆迁利益损失19003665元，其中被告虞敏明、虞妍、虞祖荣在虞建平遗产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二、本案诉讼费用由四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被告李红霞与虞建平曾系夫妻关系，1992年离婚，关于大书院巷10号房屋双方在离婚协议中约定“现居住房屋面积为28.2平方，考虑到孩子抚养及今后孩子住房问题，正房间前后二间为23.2平方房屋归男方，灶间5平方归女方（家住大书院巷10号）”，后达成补充协议“离婚后女方李红霞分得原住房灶间一间计五平方、自搭一间计五平方米，二项共计10平方，因考虑到离婚后住在同一地方有诸多不便，现经双方协商，李红霞原住房10平方米为虞建平所有，女方李红霞停付孩子虞敏明抚养费叁年，止付日期为1992年3月17日至1995年3月16日止，特立此据。”离婚后房屋由虞建平实际居住。1994年原告与虞建平结婚，1995年生育女儿虞妍。2004年两人协议离婚，约定“大书院10号住宅（现是公房）如拆迁后房屋赔偿金额各得50%。（如拆迁时所需费用双方各承担一半，拆迁时需双方共同签字有效）。虞建平去世后，原告与被告李红霞、被告虞敏明因房屋问题发生争执，原告委托律师到房屋拆迁事务所通过调取的拆迁资料了解到大书院巷房屋2010年拆迁时，虞建平及被告李红霞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将拆迁利益进行分割，即拆迁利益的大部分由被告李红霞取得。原告认为，虞建平和被告李红霞的行为损害了原告的财产性权益，系共同侵权人，依法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因虞建平去世，被告虞敏明、被告虞妍、被告虞祖荣为虞建平的法定继承人，故被告虞敏明、被告虞妍、被告虞祖荣在虞建平遗产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被告李红霞、被告虞敏明共同辩称：一、原告并非涉案公房的核定承租人，也非共同居住人，依法不能享有涉案房产的相关权利。涉案房产是李红霞的父亲因工作原因以碶石街188号的房屋置换而得来的，承租人自始至终都是李红霞一人，即便有同住人，也是被告虞敏明，自始至终都没有虞建平。另外，双方在离婚协议中也约定了涉案房屋是由儿子虞敏明使用，原告葛爱忠根本对此没有任何权利。2007年公房进行规范整治，被告李红霞与房管处签订了公房租赁合同，之后每年的公房租赁费用都是由被告李红霞一人承担，也有据可查。2008年虞建平与李红霞离婚，但之后两人都未居住在大书院巷10号，即便离婚协议上约定房子由虞建平居住，但虞建平没有办理改户手续，其既不是承租人，也不是居住人，也不享有公租房的权益。2010年房屋遇到拆迁，考虑到虞建平没有房子居住，被告李红霞将多出的面积赠于虞建平进行资金分套。二、侵权责任的前提是民事主体享有合法权利，本案中无任何法律文书显示涉案房屋的承租、拆迁的权利归属于原告，公房的房改权利分配，是否享有都是由国家政策规定的，虞建平既非法定承租人，也非核定的共同居住人，在拆迁权益无法明确的情况下，更谈不上侵权，因此，被告认为原告与虞建平在1992年5月12日对公房的处理约定是无效的。三、原告的主张已过诉讼时效。原告在2010年就知道涉案房屋拆迁并资金分套，在被告李红霞、虞建平拆迁协议签好后15分钟就联系了被告李红霞，电话里，原告葛爱忠对虞建平拆到多少面积、分配到哪两套房屋是明知的，但原告2019年才起诉，明显是在虞建平过世后恶意提出的诉讼，原告的诉讼请求已经明显超过法定诉讼时效。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予以驳回。 被告虞妍、虞祖荣未作答辩。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 被告李红霞与虞建平1992年离婚，双方于1982年生育一子虞敏明，1994年原告葛爱忠与虞建平结婚，1995年剩余一女虞妍。 2010年11月17日，被告李红霞与宁波市海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宁波市海曙区房屋拆迁事务所签订《私有住宅拆迁直接安置协议》（编号：浙甬10014-5-042）一份，载明：因被告李红霞住宅已列入月湖西区二期2号地块工程建设项目房屋拆迁范围，其中房屋坐落在大书院巷10号，建筑面积38.07平方米，使用人口为3人，其中协议明确的拆迁补偿资金为520948元，核减房改后方资金后的拆迁补偿资金为492521元，临时安置补助费为每月1350元。……同日，原告签订《私有住宅拆迁直接安置协议》（编号：浙甬10014-5-042—1）一份，该协议对被告李红霞名下位于大书院巷10号、建筑面积19.035平方米的房屋拆迁情况进行约定，该协议明确的房屋评估金额为415402元，核减后拆迁出厂资金为402928元，提前搬迁奖励费为51921元，……其中该协议项下的提前搬迁奖励费51921元，安置费2010年11月-2011年10月计16200元，扣房改款28427.90元、其中被告李红霞领取以下款项自搭房补偿3357元（12.13），安置费2011年11月-2012年10月计27000元，2012年3月-2012年10月双倍，2012年11月-2013年3月过渡费计22800元，2013年4月-2013年9月双倍19800元，2013年10月-2014年9月双倍。同日，被告李红霞与虞建平向拆迁事务所提交要求拆迁补偿资金分套购房的申请表一份，申请表中载明两人关系系前妻、前夫，理由是前夫外面无房，长期居住在此，已有二十余年，要求资金分套。 上述两份拆迁协议签订后，取得安置房屋两套，其中一套位于宁波市海曙区，建筑面积83.73平方米，被告李红霞为此向宁波市海曙区房屋征收事务所支付差价162992元；11月17日，因资金分套产生拆迁评估金额417142元，提前搬迁奖励费51921元。其中，被告李红霞领取过渡费如下：2013年10月-2014年9月39600元，2014年10月-2015年9月39600元，2015年10月-2015年12月9900元，2016年1月-2016年6月19800元，2016年7月-2016年9月合计9900元，2016年10月-2017年3月合计138600元，住宅货币补偿资金核算领取如下：22800元（2012.10.10）、27000元（2012.10.13）、3357元（2010.12.13）、39694元（2010.11.17）、11640元（2017.3.3）、11640元（2017.3.3）、19800元（2013.3.15），以上合计262891元。 另查明：2015年3月18日，宁波市海曙区房屋拆迁事务所出具《情况说明》一份，载明：大书院巷10号李红霞房屋属于2010年月湖西区二期2号地块拆迁范围，该房屋为国家直管公房，承租人李红霞，核定拆迁建筑面积38.07平方米，拆迁时房改购入，安置后孙望春桥期房，目前还未交付，其子虞敏明在该房屋拆迁中未享受低限政策。2010年11月17日，虞建平与宁波市海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宁波市海曙区房屋拆迁事务所签订《私有住宅拆迁直接安置协议》（编号：浙甬10014-5-042-2），载明因虞建平名下大书院巷10号已列入拆迁安置地块，建筑面积19.035平方米，虞建平合计获得拆迁补偿资金为103806元。2018年5月28日，虞建平出具（公、私）混合住宅拆迁直接安置差价结算单一份，载明，虞建平拆迁安置的位于宁波市海曙区的房屋，资金调剂19.035平方米房屋。另查明：2010年，虞建平出具具结书一份，载明：本人虞建平住位于海曙区房屋，现安置到后孙村望春桥拆迁安置地块，与前妻葛爱忠所引起的房屋纠纷，一切后果由本人承担，并负法律责任。 另：1992年1月26日，李红霞与虞建平签订《离婚协议书》一份，关于双方离婚后的房子抚养、孩子及财产协商如下：一、考虑到女方身体较差（去住院）等有关原因，协商决定十岁男孩暂由男方抚养；二、现居住房屋面积为28平方，考虑到男孩抚养及居住问题暂由男方居住，最终为男方虞敏明长大后结婚所有；三、女方每月承担孩子抚养费由街道办事处按规定而定……1992年5月12日虞建平与女方李红霞达成离婚协议如下：男女双方感情不和于1992年3月17日离婚，离婚后女方李红霞分得原住房灶间一间计五平方，自搭房一间计五平方，二项共计10平米，因考虑到离婚后住在同一地方有诸多不便，现经双方协商，李红霞原住房10平米为虞建平所有，女方停付孩子虞敏明的抚养费三年，止付日期为1992年3月17日至1995年3月16日止。 1994年，原告与被告虞建平结婚，2004年5月17日，两人离婚，双方协议离婚，离婚协议约定……被告虞妍归原告抚养，抚养费按法律规定给付，如不按协议履行，原告有权向法院起诉；2、大书院巷10号住宅（现是公房）如拆迁后房屋赔偿金额各得50%（如拆迁时所需费用双方各承担一半，拆迁时需双方共同签字有效）；3……。 另查明，自1987年起至房屋拆迁时止，被告李红霞连续每年与宁波市海曙区房地产管理处签订《宁波市市三区国家直管共有住房租赁合同》，同意承租位于大书院巷10号房屋。其中李红霞为户主，核定同住人为被告虞敏明。虞建平于2019年3月去世，2010年位于书院巷房屋拆迁，2004年5月17日原告与虞建平协议离婚，2010年拆迁协议之后班的公证。2010年11月23日，虞建平在宁波市公证处订立公证遗嘱一份，内容如下：位于本市大书院巷10号的公房原由我与我前妻李红霞共同租住，现该房遇拆迁，为此我与拆迁单位签订了《私有住宅拆迁直接安置协议》一份（编号：浙甬10014-5-042-2），按照该协议约定，后孙望春桥拆迁安置地块的期房作为上述大书院巷10号房产的拆迁安置用房，现我决定待我过世后，上述拆迁所得的位于后孙望春桥拆迁安置地块的房产由我儿子和女儿虞妍等额继承。 以上事实，原告提供离婚协议、关于房租及孩子抚养费问题之协议、离婚证、离婚协议、户口本、私有住宅拆迁安置协议、住宅货币补偿资金核算单、私有住宅直接安置差价结算单、结算票据、过渡费发放单、住宅货币补偿资金领款凭证，宁波市房屋拆迁用房价格评估报告、宁波市公有主张出售审批表、承租公房建筑面积核定单、被拆迁人要求拆迁补偿资金分套购房申请表，申请报告、租赁合同、资金调剂申请表、自搭房屋拆迁补偿评估报告、情况说明、安置通知书、具结书、补差计算单等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予以认定并在卷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一、四被告是否存在侵害原告财产利益的行为？二、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 关于争议焦点一：本院认为，本案中，涉案位于宁波市的房屋系国有自管公房，承租人并不享有所有权，仅享有承租权，即在承租期间仅享有房屋的居住使用权。被告李红霞作为涉案公房的原承租人，其有权在承租人享有的权利范围内处分自身权利。现1992年，被告李红霞与虞建平离婚时，双方在5月12日的《关于房子及孩子抚养问题之协议》明确约定“因考虑到离婚后住在同一地方有诸多不便，现经双方协商，李红霞原住房10平米为虞建平所有，女方李红霞停付孩子虞敏明抚养费叁年，止付日期为1992年3月17日至1995年3月16日至”条款，由此可见，双方在离婚协议中对涉案房屋的归属进行了约定，即房屋归虞建平所有，女方李红霞无需支付抚养费，但该协议仅系夫妻双方之间的内部约定，对房屋的所有权人并不发生效力，虽原告葛爱忠主张被告李红霞与虞建平未及时办理公房承租人的改户更名手续导致原告本次诉讼的拆迁利益损失，但现有证据无法证明仅凭该份内部离婚协议约定必然会产生承租人变更之法律后果，也无法证明被告李红霞与虞建平的消极行为存在恶意串通、共同侵害的主观过错，故对原告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信。至于原告与虞建平的离婚协议约定是否有效的问题，本院认为，关于双方在2004年离婚协议约定的“大书院巷10号住宅（现是公房）如拆迁后房屋赔偿金额各得50%（如拆迁时所需费用双方各承担一半，拆迁时需双方共同签字有效）”条款，对此，本院认为，公房具有福利性质，公房承租权系一种具有财产性质的权利，夫妻可以在离婚时对公房的居住、使用以及以后房屋所有权的取得及归属进行协商。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的规定，该约定对原告葛爱忠与虞建建平有约束力，并且就本案而言，双方就协议中的财产部分，不存在法律规定的无效的情形。从文义上理解，诉争公房如拆迁，产生的后果也无非两种情况，即诉争公房被拆迁后仍为公房，或者经拆迁、诉争公房经一定程序转化为私有财产，而上述两种情形均能够通过双方的约定得到相应的处理方式，故双方的约定亦是清楚明确的，可见双方在离婚时已经对该房屋的分割作出了约定，亦对如果发生拆迁的情况作出了特别强调，因此该离婚协议在未出现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时，其约定应当被遵守，故对被告李红霞主张的该条款无效的辩称本院不予采信。据此，本院认为，本案的实质系原告对离婚协议中对离婚时的公房的居住、使用、归属的约定发生争议而产生的诉讼，现原告依据其与虞建平离婚协议中约定的条款内容主张相关拆迁利益，应属于其与虞建平在离婚后财产分割的问题，现原告经本院释明告知后仍坚持主张侵权，要求被告李红霞、虞建平承担侵权责任，系属法律关系主张错误，同时现有证据亦无法证明被告李红霞、虞建平实施了侵权行为、给其造成了损害后果且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等。本院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二：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除法律另有规定之外为三年，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本案中，涉案房屋拆迁虽发生在2010年，但此时距离原告与虞建平已经离婚将近六年，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拆迁时原告对房屋的拆迁安置、权属等予以明知，现庭审中原、被告均称2017年才取得安置房屋，从常理上讲，从该时起原告应当知晓案涉房屋的权利归属情况，权利受到侵害的起点应从此时开始，故自此时，诉讼时效应重新予以起算，故原告的本次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对被告的时效辩称，本院不予采信。综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葛爱忠的全部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 本案案件受理费18300元，减半收取9150元，由原告葛爱忠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施 益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 代书记员  徐倩倩 本案引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