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734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鹰洋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法定代表人：刘兴生，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邱建勇，广东中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旭，女，1985年8月17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上海市徐汇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敏，上海灜东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州鹰洋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鹰洋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张旭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6民初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鹰洋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邱建勇到庭参加了诉讼。张旭向本院提交了书面答辩状。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鹰洋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并追加赵某为本案的第三人；2.一、二审诉讼费均由张旭承担。事实与理由：第一，一审程序违法，应当撤销原判，发回重审。首先，鹰洋公司在一审的法定期限内提出追加赵某为第三人的申请，但直至一审开庭时仍未收到是否同意追加的裁定书，直至2019年12月11日鹰洋公司才收到一审法院邮寄的一审判决书和驳回追加第三人的裁定书，而裁定书的落款时间为2019年6月20日。一审对是否追加赵某为第三人的裁定程序违法。其次，一审庭审中，张旭并没有带支付宝转账记录的原件，该证据也未经公证，鹰洋公司当庭质证时对该证据真实性存疑，一审也要求张旭在庭后补充，张旭在庭后提交了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电子客户回单，一审法院只是将这份材料邮寄给鹰洋公司，并要求鹰洋公司发表书面意见。该材料并没有经过质证，鹰洋公司至今也未看到原件，复印件印章模糊，一审法院也没有告知鹰洋公司该证据是否属实。鹰洋公司收到一审判决后，多次向一审法院申请阅卷未果。上述材料未经质证，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最后，赵某是案涉2万元的收款方，也是张旭移民项目的实际操作人，故其是本案必须共同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如不追加赵某参与诉讼，则本案的事实无法查明。一审法院在一审判决后才驳回追加赵某为第三人的申请，程序违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七条的规定，本案应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第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与张旭的当庭陈述相悖。首先，赵某不是鹰洋公司的员工。虽然鹰洋公司与张旭于2016年9月22日签订《法律费用协议》，但赵某是张旭的加拿大移民项目负责人，其是张旭的朋友，其办理移民项目需要用公司签订合同，故找到鹰洋公司。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张旭的代理人也多次表示张旭及其丈夫认识赵某，赵某为他们夫妻办理移民手续。案涉协议是赵某与张旭经过磋商后确定的，如果赵某是鹰洋公司的员工，即使其离开鹰洋公司，也应继续由鹰洋公司负责，但协议却约定“如赵某离开乙方公司，或乙方公司有任何人事变动，赵某将继续执行及负责此协议”，这与常理相悖。其次，鹰洋公司没有收到张旭汇来的2万元。双方签订的协议明确约定了鹰洋公司指定的收款账户，而张旭提供的支付宝支付记录显示款项支付给了“赵某”，并非支付到鹰洋公司指定的账户。鹰洋公司对支付宝转账记录的真实性存疑，该证据存在瑕疵，且张旭与赵某是朋友关系，两者之间肯定有其他经济往来，故该2万元不应该由鹰洋公司返还。此外，从证据看不能证明张旭支付给支付宝账号的“赵某”就是本案的第三人“赵某”，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关联。即使是本案的“赵某”，也没有备注用途，只注明了张旭和杨某，无法证明该笔款项的用途。一审庭审中，张旭代理人多次表示杨某为张旭的丈夫，赵某为其夫妻二人办理移民手续，但鹰洋公司完全不知道杨某，即使该款项是关于其移民的款项，注明张旭和杨某两人名字的款项也非单独一个合同的款项。即便案涉支付宝支付凭证是真实的，也从侧面反映了赵某和张旭夫妻两人关系很好，只是利用鹰洋公司平台签订合同帮助办理移民手续。张旭在前一天已向合同约定的鹰洋公司账户汇款93000元的情况下，且协议明确注明了鹰洋公司的收款账户，张旭再就此合同私下向赵某汇款2万元，不合常理。再次，鹰洋公司已为张旭的移民申请，向加拿大律师以及项目方支付了相关费用合计超过陆仟加拿大元（折合人民币叁万贰仟叁佰圆），该费用应由张旭承担。最后，由于一审法院不同意追加赵某参加诉讼，鹰洋公司也无法确定有关张旭的移民手续办理到什么阶段，虽然张旭声称“事情没办好“，但没有证据证明。事隔三年后，鹰洋公司也需要了解张旭移民事项是否成功办理。从《法律费用协议》上可以看出，张旭的移民资格是有瑕疵的，其关联地址为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技术产业部，从常识判断，该工作单位与国家重大利益相关联，对于移民申请应该有很大影响，该项目是由赵某一手负责，鹰洋公司对张旭本人并不了解，只是在合同上盖章，如果是鹰洋公司的正常客户，对于如此敏感的移民资格鹰洋公司是持保留意见的。第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应当撤销原判，发回重审。首先，关于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一审判决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张旭有理由相信赵某为鹰洋公司的员工或代理人，且鹰洋公司在未来有可期待利益收取，则应承担盖章的法律风险。一审判决的上述认定与庭审查明的事实和证据相悖。鹰洋公司是在一审庭审过程中才知道赵某为张旭夫妻办理移民手续的。如前所述，根据案涉合同内容可知赵某并非鹰洋公司的员工，其只是借助公司平台。一审根据权利义务对等原则认定鹰洋公司与赵某是业务合作关系，项目办理成功后鹰洋公司会有一定的提成，因此鹰洋公司应该承担责任，但鹰洋公司与赵某之间的合作关系及提成均属于另一法律关系，不能与本案混为一谈。一审判决认为张旭是善意第三人，但相反，鹰洋公司根本不知晓赵某为张旭办理移民的事情，也不知道款项收取情况，鹰洋公司才是善意第三人。其次，涉案协议内容存在冲突，一审判决认为根据合同法解释的基本原则，合同条款有疑义的应作出不利于鹰洋公司的解释没有依据。案涉《法律费用协议》并非格式合同，合同条款是由张旭与赵某制定的，与鹰洋公司无关。协议约定“如果客户在9个月内无法取得LIMA，客户有权要求甲方返还90000元人民币”，但协议同一页费用清单列明法律文件及相关服务费15000元不可退。张旭交纳的93000元就是费用清单中的合法移民申请提交费78000元和前述法律文件及相关服务费15000元之和。按照移民中介行业常规，中介方无法给客户垫资律师费，且境外律师一旦收取费用都是不可退还的，法律文件和相关服务费用就是前期支付给第三方的费用，不应该退回。涉案协议条款内容自相冲突，鹰洋公司认为应该根据交易习惯和行业常规对条文进行释义。最后，根据鹰洋公司在一审庭后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赵某向张旭提供的工作证明并非只有一份，或者并非只有一个公司，张旭在微信中向赵某发文“收到啦。你有没有关于鹰洋的工作合同或证明？因为合同是鹰洋跟你签的。Ps：日期写的是2017年，我个人认为还是2016年比较好”，赵某答复“写错了应该。明天开一封鹰洋的”。张旭随后提供的工作证明显示赵某在鹰洋公司的工作时间为2014年7月至2016年9月，《法律费用协议》的签订时间为2016年9月22日，张旭在2019年9月29日向鹰洋公司汇款。这些证据已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证明张旭知晓鹰洋公司与赵某是合作关系，赵某只是借用鹰洋公司的平台签订合同，实际负责人是赵某。张旭提交书面代理意见称：首先，案涉合同为服务合同，且是一份风险法律服务合同，鹰洋公司若完成不了应按合同约定退款。签订案涉合同的目的在于获得工作许可及FSTP通过，张旭支付93000元的性质为押金。根据合同约定，如果客户在9个月内无法取得LIMA，客户有权要求鹰洋公司返还90000元。其次，案涉费用清单的逻辑关系是先办理工作许可，才能进行快速通道申请FSTP等后续操作，才会产生合法移民提交费、法律文件及相关服务费。鹰洋公司提供的服务还处于寻找合适的工作机会阶段，离办理工作许可相差甚远，根本不可能产生法律文件及相关费用。鹰洋公司主张的相关费用没有合同及转账凭证佐证，张旭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另根据合同约定，只有在FSTP被拒绝的情况下才可以不退还法律文件及相关服务费，除此之外的所有费用应予退还，本案不属于FSTP被拒绝的情形。最后，赵某作为合同约定的负责人，张旭向赵某支付费用应视为鹰洋公司收取，鹰洋公司应按合同约定承担相应责任。综上，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张旭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鹰洋公司返还合同款项90000元；2.鹰洋公司返还张旭的加急费用20000元；3.鹰洋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9月22日，张旭与鹰洋公司签订《法律费用协议》，约定如下主要内容：此次合同签订旨在获得工作许可及FSTP通过；如果赵某离开鹰洋公司或鹰洋公司有任何人事变动，赵某将继续执行及负责此协议；总服务费用31万元，客户需向JM公司账户支付93000元作为首笔押金；合法移民申请提交费（ICCRC和律师费）78000元可退、法律文件及相关服务15000元不可退；如果客户在9个月内无法取得LIMA，客户有权要求鹰洋公司返还90000元。赵某在协议签章处经办人处签名。2016年9月29日，张旭向鹰洋公司指定代收账户转账支付93000元移民押金，鹰洋公司向张旭出具了相应的《收款收据》。2016年9月30日，张旭向项目经办人赵某支付宝转账支付2万元款项。张旭主张该款项系加急费用，鹰洋公司表示对该款项不知情，系张旭与赵某间的款项往来。诉讼中，鹰洋公司主张已为张旭移民项目支付法律费用6090加拿大元，并提交CanadianEducationCapitalLimited出具的缴款通知及收款收据予以证实。诉讼中，鹰洋公司还表示赵某并非鹰洋公司员工，双方只是业务往来关系，当时赵某请求鹰洋公司协助其与张旭之间签订委托关系，项目办理成功后赵某会给鹰洋公司一定的提成。一审法院认为：张旭与鹰洋公司签订的《法律费用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首先，关于鹰洋公司与赵某的法律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由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本案中，赵某作为项目经办人在协议中签名，对于合同相对方而言，张旭有理由相信赵某系鹰洋公司的员工或赵某已取得鹰洋公司的代理权，赵某的行为已构成表见代理。况且，鹰洋公司在庭审中也明确“其与赵某系业务合作关系，项目办理成功后鹰洋公司会有一定的提成”，根据权利义务对等原则，既然鹰洋公司在未来有可期待的利益收取，则其也应承担盖章后的法律风险，在张旭属于善意第三人的情况下，鹰洋公司更应承担起由此带来的法律后果。至于鹰洋公司与赵某之间的法律关系，鹰洋公司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其次，关于张旭主张的退还9万元服务费问题。协议签订后，张旭已向鹰洋公司支付93000元服务费，但在协议签订9个月内张旭未取得LIMA，按照协议约定，鹰洋公司应向张旭返还9万元款项。至于鹰洋公司辩称的协议条文歧义的问题，协议中约定其中15000元是不可退的，又约定如果客户在9个月内无法取得LIMA，客户有权要求鹰洋公司返还90000元。根据合同法解释的基本原则，合同条款有疑义时，应作不利条款制定人的解释，即作出不利于鹰洋公司的解释。据此，张旭主张鹰洋公司退还9万元服务费合法有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最后，关于张旭主张的退还2万元加急费用问题。张旭向鹰洋公司支付服务费的次日即向赵某支付2万元款项，如前所述，张旭有理由相信赵某系鹰洋公司的员工或赵某已取得鹰洋公司的代理权，故张旭向赵某支付2万元费用的法律后果应由鹰洋公司承担，现张旭主张鹰洋公司退还2万元加急费用合法有理，一审法院亦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于2019年12月9日判决：鹰洋公司于判决发生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张旭返还11万元款项。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500元，由鹰洋公司（张旭已向一审法院预缴1250元，一审法院予以退回，鹰洋公司径向一审法院缴纳2500元）。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另查明，鹰洋公司在一审提交的为张旭的移民申请而向加拿大教育资本有限公司（CanadianEducationCapitalLimited）支付费用的发票及收据显示，其支付加拿大政府申请费1590加元、翻译费及国际快递费1500加元、法律费用（首期付款）3000加元，合计6090加元。发票另载明“已收到张旭女士的申请资料，我们将立即处理她的申请。因此，我们随函寄去用于支付法律费用，办理处理费及加拿大政府申请费6090加元的发票”。鹰洋公司在二审中主张6090加元折合人民币30000元，因案涉合同还没有解除，张旭也无证据证明其被加拿大政府拒绝签证，鹰洋公司已代付了法律服务费，这是张旭应自行承担的已发生的费用，从公平原则出发，鹰洋公司同意在扣除上述30000元后向张旭退还其余的费用，另不同意退还张旭向赵某支付的20000元。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赵某是否应参与诉讼及鹰洋公司应向张旭退还的款项金额问题。关于赵某是否应参与诉讼问题。经查明，张旭在一审提交的《法律费用协议》的合同主体为张旭和鹰洋公司，并加盖了鹰洋公司的合同专用章。鹰洋公司对该协议上其印章的真实性无异议，并确认收到了张旭根据协议支付的93000元。鉴此，应认定鹰洋公司为该合同的一方主体，张旭有权依据该合同向鹰洋公司主张权利。即使鹰洋公司主张的赵某是张旭移民项目的具体经办人，赵某并非鹰洋公司员工，但既然鹰洋公司允许赵某以鹰洋公司的名义与张旭签订合同，鹰洋公司就应承担由此导致的相应法律后果。故赵某并非是本案必要共同诉讼参加人，其是否作为第三人参与本案诉讼，不影响本案的实体处理结果。鹰洋公司主张一审未追加赵某作为第三人参与诉讼构成程序违法，因此本案应发回重审，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鹰洋公司应向张旭退还的款项问题。首先，虽然案涉《法律费用协议》约定如果客户在9个月内无法取得LIMA，客户有权要求鹰洋公司返还90000元，但该协议签订于2016年9月22日，张旭在2019年1月提起本案诉讼时并未提交其无法取得LIMA的相关证据，也未举证证明其符合在移民国获得工作许可及FSTP通过的条件。案涉协议约定的是移民服务，能否移民成功，除了鹰洋公司要按约定提供合理的移民服务外，申请人也应举证证明其本人符合移民国关于接收移民的法定条件。因现在无法核实张旭是否取得LIMA或无法取得LIMA的原因，鹰洋公司提供了发票及收据证明其为张旭的移民申请已向加拿大教育资本有限公司（CanadianEducationCapitalLimited）支付了移民申请费、翻译及国际快递费、法律费用合计6090加元，根据《法律费用协议》中关于“合法移民申请提交费（ICCRC和律师费）78000元可退、法律文件及相关服务15000元不可退”的约定，同时基于公平合理原则，对于张旭支付的押金93000元，本院认定鹰洋公司应向张旭退还78000元，即应按约定扣减“法律文件及相关服务”15000元。鹰洋公司上诉主张应扣减30000元，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其次，对于张旭另主张的其向赵某支付的20000元，其为此只提供了其支付宝账户的转账记录，案涉《法律费用协议》中并无关于该20000元费用的约定，即使张旭向赵某支付了20000元款项的事实属实，也无证据显示该项费用与《法律费用协议》的履行有关，故张旭主张鹰洋公司应向其退还该20000元，依据不足，一审对此处理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张旭可另行通过法定途径向赵某主张该20000元款项。综上，鹰洋公司应向张旭返还78000元。综上所述，鹰洋公司的部分上诉请求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变更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6民初38号民事判决为：广州鹰洋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张旭返还人民币78000元。二、驳回张旭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500元，由张旭负担727元，广州鹰洋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负担177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500元，由广州鹰洋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负担1773元，张旭负担727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徐玉宝审判员  杨 凡审判员  邓 娟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徐琳琳张丽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