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浙0604行初53号 原告：黄田旦，男，1977年10月3日出生，汉族，住苍南县。 被告：诸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住所地诸暨市暨东路70号报业大厦。 负责人：斯朝阳，局长。 出庭应诉负责人朱利强，副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傅旭燕，浙江越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黄田旦诉被告诸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一案，原告黄田旦于2020年3月2日向诸暨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并申请异地管辖，诸暨市人民法院报请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本案由本院管辖。本院于2020年5月1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6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18年12月17日，原告向被告举报诸暨华东国际珠宝城发布虚假广告的违法行为，举报内容为：第一、销售商铺广告宣传单上“稳赚”“唯此一席”“最大”“最佳”“世界级”等，新《广告法》明令禁止使用的敏感词语。第二、销售商铺广告宣传单上“所有商铺均带租约销售且年租金递增20%”，新《广告法》明令禁止带租约销售和租金回报。第三、销售商铺广告宣传单和旅游宣传册上“全球最大淡水珍珠市场，全球70%以上淡水珍珠交易额发源地，全国总交易量的80%以上”的虚假宣传，无任何来源权威机构调查依据。第四、市场中心岛墙体电子屏幕上利用***总书记视察珍珠市场进行虚假宣传，虚构事实，损坏了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形象和尊严。 被告于2018年12月20日立案调查，于2019年3月7日结案，出具诸市监检处（2019）7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该处罚决定书显示经查明：当事人诸暨市宝城不动产代理有限公司为吸引顾客，增加商铺或摊位的销量，委托他人制作“U”型广告架六块，户外广告牌一块，广告宣传单1000张，微信公众号页面一页。当事人共支付广告的设计制作费1420元。对其处罚：一、责令停止发布广告，消除影响；二、罚款2840元。经过原告的继续投诉与举报，被告又于2019年5月6日进行补充调查，于2019年8月12日出具诸市监检处（2019）42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该处罚决定书显示经查明：当事人诸暨市宝城不动产代理有限公司为吸引顾客，增加商铺或摊位的销量，委托他人制作户外广告牌四块、刀旗二块、广告宣传单500张，户外广告牌和刀旗分别发于诸暨华东国际珠宝城商业广告正面右侧，山下湖镇吉祥路珠宝城4号公寓楼1号楼一楼的100-15到100-13之间，4号公寓楼一楼的南北两侧，4号公寓楼路边，从2018年10月对其代理的诸暨华东国际珠宝城有限公司开发的“国际珍珠小镇核心区沿河景观旺铺”及商业街进行营销宣传，在上述宣传媒介上当事人使用了“所有商铺均带租约销售且年租金递增20%”宣传投资回报承诺的内容，于2019年5月6日被诸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山下湖分局查获，该广告的设计制作费2320元，对其处罚：一、责令停止发布广告，消除影响；二、罚款4640元。经过两次的调查，根据证据显示，现广告主、广告发布者、广告经营者已水落石出，违法主体非常明确，但被告却不依法进行处罚。而且处罚的4640元没有任何的依据。 原告认为，违法者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九条第三项、第十一条第二项、第二十五条第一项、第二十六条第一项。而被告没有进行依法公正处罚，对违反《广告法》第九条第三项和第十一条第二项免处罚，权大于法进行了包庇行为，让诸暨市宝城不动产代理有限公司顶替了广告主诸暨华东国际珠宝城有限公司接受轻微处罚，处罚主体有误，隐瞒了真正的广告主和广告经营者让其逍遥法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五十三条：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有权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有关部门投诉举报违反本法的行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有关部门应当向社会公开受理投诉举报的电话、信箱或者电子邮件地址，接到投诉、举报的部门应当自收到投诉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予以处理并告知投诉举报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有关部门不依法履行职责的，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有权向其上级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举报，接到举报的机关应当依法作出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及时告知举报人。《行政处罚法》第四条：行政处罚遵循公正、公开的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再者，原告也告知了被告因原告也被虚假广告诈骗购买了诸暨华东国际珠宝城的商铺，原告要求退还被拒那现在也还是华东国际珠宝城业主的身份，在诸暨华东国际珠宝城范围内又出现了违法虚假广告案件，让华东国际珠宝城在社会上造成了不良的影响，当然原告的商铺也是华东国际珠宝城的一份子，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被告作为执法部门不依法履行职责，不依法处罚违法者，逃避责任，让违法者逍遥法外，对社会造成恶劣的影响。综上，查处虚假广告是工商部门的法定职责，有不可推卸的查处和监督责任。而被告没有依法对广告主、广告发布者、广告经营者作出相应的处罚，被告以权谋私，保护违法犯罪，包庇违法者，执法不公平不公正。对诸市监检处（2019）42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处理结果没有及时告知举报人，举报人于2019年11月4日在上虞法院处才得知，被告没有把职责履行完毕。被告不完全履行职责，应当承担法律责任。虚假广告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原告就是最大的受害者之一，亲身体验到被虚假广告诈骗损失巨大财富的痛苦和精神上的痛苦。而被告作为地方人民政府职责部门，不依法执法，把习总书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话抛弃脑后，违反了国家相关法律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故起诉请求依法撤销诸市监检处（2019）42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并判令被告对涉案违法广告广告主、广告发布者、广告经营者分别依法进行处罚。 被告诸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辩称，首先，被告认为原告不具有作为本案原告的主体资格。《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案原告曾经以举报人的身份向被告反映过涉案相对人发布不当广告的行为，但其并非行政处罚行为的相对方，也与涉案举报的违法行为之间并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更不存在与本案有诉讼利益关系，故被告认为原告不是本案适格的原告主体。其次，原告并非讼争的行政行为的举报人，被告无需向其履行告知义务。原告在2018年12月曾以诸暨市宝城不动产代理有限公司发布虚假广告为由向被告举报，被告也业已就举报的违法行为对广告主进行了处罚，并作出诸市监检处（2019）7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本案所涉行政处罚是在原告对诸市监检处（2019）7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提出复议申请过程中，被告自行发现诸暨市宝城不动产代理有限公司所发布不当广告的位置并不仅限于诸市监检处（2019）7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的地方，为此才对其再次展开核查并作出本案所涉诸市监检处（2019）42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进行处罚，故被告认为自己没有义务对其再履行告知义务。同时也因为原告一直关注着被告再次核查的事情，被告再次作出处罚原告也在处罚作出后及时了解到了全部情况，包括原告就被告诸市监检处（2019）7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作出在2019年7月16日提起行政诉讼后，被告在答辩状中也明确陈述过本案再次作出的行政处罚的情况，被告认为之后再作告知也无实质性的意义。综上，请求法院查明事实后，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 经审理查明，2018年12月17日，原告黄田旦向被告诸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举报，举报内容为：诸暨华东国际珠宝城有限公司利用虚假广告及旅游宣传手册等虚假宣传商铺销售，虚假宣传***总书记视察珍珠市场。被告诸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18年12月20日收到举报后即日予以立案调查，并于次日下午将立案情况电话告知原告。2019年3月7日，被告诸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诸暨宝城不动产代理有限公司作出诸市监检处[2019]76号行政处罚决定，处罚内容为：一、责令停止发布广告，消除影响；二、罚款人民币2840元。该处罚决定于2019年3月11日送达被处罚对象。原告不服上述处罚决定，于2019年4月18日向诸暨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诸暨市人民政府收到原告复议申请后于同月22日向原告发送行政复议申请材料补正通知书，原告于同月24日进行材料补正。同年4月26日，诸暨市人民政府向诸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送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诸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同年5月5日进行答复。2019年6月20日，诸暨市人民政府作出诸政复[2019]43号行政复议决定，认为：诸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履行了查处广告违法行为的法定职责。原告未举证证明其与涉案广告违法行为或与查处涉案广告违法行为的具体行政行为之间具有利害关系，其行政复议申请不符合行政复议受理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驳回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并于同年6月26日将行政复议决定书通过邮寄方式送达给原告。 另查明，针对原告黄田旦行政复议申请中所述要求继续商铺广告中投资回报承诺用语的调查，被告诸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19年5月6日立案调查，并于2019年8月12日对诸暨宝城不动产代理有限公司作出诸市监检处[2019]42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责令停止发布广告，消除影响；罚款4640元。 同时查明，原告曾针对诸市监检处[2019]76号行政处罚决定、诸政复[2019]43号行政复议决定提起行政诉讼。经绍兴中院指定管辖，本院于2019年10月12日立案受理，经审理后于2019年11月6日作出（2019）浙0604行初148号行政裁定书，该裁定书认为根据行政诉讼“一为一诉”原则，原告起诉中涉及多个诉讼请求，属于诉讼请求不明确，经释明后原告仍坚持起诉，故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本案中黄田旦与被诉的行政处罚行为是否具有利害关系，即黄田旦是否具有本案诉讼的原告资格问题，本院作如下评析： 首先，从投诉举报的角度，投诉举报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参与行政管理的重要途径，就何种事项向哪个行政机关投诉举报，取决于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具体规定。与此相对应的，能否就投诉举报事项的处理结果提起行政诉讼，也需要根据法律、法规或者规章对于投诉举报请求权的具体规定来判断。通常情况下，投诉举报人是否具备原告资格取决于：一、法律、法规或者规章是否规定了投诉举报的请求权；二、该投诉举报请求权的规范目的是否在于保障投诉举报人自身的合法权益。本案中，原告诉称其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五十三条“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有权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和有关部门投诉、举报违法本法的行为”的规定而进行的举报。而《广告法》第五十三条规定的举报的作用是为行政机关查处违法广告行为提供线索或者证据，其规范目的在于维护公共利益，并非保障举报人自身的合法权益。从原告的举报信内容来看，也是与原告本人合法权益没有直接关系的一般性“举报”。 其次，从行政处罚的角度，处罚是行政机关对有关违法行为人依法进行的制裁，举报只是引起处罚行为的原因之一，如果是违法行为的受害人，则会进入行政处罚程序，因为受害人的陈述等应是行政处罚的证据之一，会引起行政处罚决定的定性和量罚的变化，否则举报人对行政机关无论处罚与否及如何处罚都无权提起诉讼，其仅享有举报后获得行政机关处理的告知的权利。本案中，被告对违法广告行为人的处罚，不影响作为举报人的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与被诉处罚行为之间不存在利害关系，因此不具有原告资格。 再次，从处罚对象的角度，本案中被处罚的对象是广告，广告是向不特定的人所发布，因此不存在特定人的权利被侵害的事实，广告也不一定会引起买卖商铺的行为。且《广告法》第五十六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发布虚假广告，欺骗、误导消费者，使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由广告主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故即使是因为虚假广告而购买商品的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广告法》也予以指出了消费者的民事救济渠道，而不是通过行政诉讼的方式来实现其民事权利的救济。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黄田旦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有权提起诉讼的主体，依法应当驳回其起诉。对被告辩称黄田旦不具有作为本案原告主体资格的意见，本院予以采纳。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黄田旦的起诉。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孙科为 人民陪审员  倪国锋 人民陪审员  姚同春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徐淑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