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06民初10355号 原告：项健，男，1960年6月10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羽翔，浙江宝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杭州喆圆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西湖区虎跑路61号少儿公园内月佬阁。 法定代表人：徐淑萍。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明霞，浙江浙杭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项健与被告杭州喆圆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2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2020年1月15日，当事人申请庭外和解，本院予以准许，后因当事人表示无法达成和解，本院恢复审理，于2020年3月12日第一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羽翔，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明霞到庭参加诉讼；于2020年3月23日第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羽翔，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徐淑萍、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明霞到庭参加诉讼；于2020年4月23日第三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羽翔，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明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支付欠款2875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原告系被告的股东之一。被告在经营过程中，由于资金短缺，由原告垫付了大量资金，属于被告向原告的借款。2016年6月30日，原、被告进行了对账，被告出具《欠条》一份，承认尚欠原告垫付款685600元，并认可原告可以从其今后的现金流收入中直接进行收取，原告每收取一笔被告的现金收入，则视为被告对原告的欠款金额相应扣减同等的数额。2017年4月25日，原告从被告承租户范正用处直接收取其就所承租被告之杭州九莲水泵站支付的房租120000元；2017年6月30日，原告从被告的承租户刘广平处直接收取了其就所承租被告之杭州德胜新村42-1的房租278100元。原告收取租金后，及时向被告进行了报告与说明，被告也在确认扣减所欠原告相应数额的欠款额后，向原告出具了收条。但是被告现在不认可原告按照被告《欠条》中关于“今后有现金收入时可由项健本人直接进行收取”的意思表示，无视其于2017年4月25日、6月30日分别向原告出具的《收条》，拒绝支付所欠原告债务余额287500元。原告几经交涉未果，因此成讼。 被告辩称：原告的诉讼请求及所述事实、理由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欠条》及两份《收条》并非被告出具，而是原告个人意志，不存在原、被告双方合意，应当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1.《欠条》出具之时，原告为被告三名股东之一，系被告的实际控制人，自被告登记成立至2017年7月28日被告登报声明遗失公章，被告的公章、财务章都由原告掌控，原告具备自行出具欠条并加盖公章的客观条件。2.根本不存在原告与被告对账一事，《欠条》没有被告其他股东的签字，其他股东对欠条的出具并不知情。原告无法说明与公司的具体过账过程及欠条的出具过程。3.《欠条》中载明的685600元，没有支付凭证、结算单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4.《欠条》的形成时间不合理。欠条所涉项目土建改造与装修的负责人分别为高潮与卢正虎，据他们反映，装修与对账均在2016年7月完成，其中卢正虎的对账至今未完成。在被告尚未与外部施工人员完成对账的情况下，不可能与原告先进行内部对账。5.高潮与卢正虎均表示不知道有原告垫款的情况存在，被告对原告所谓垫付了685600元存疑。6.当时被告的自有资金足以支付工程款，不需要原告垫付。7.《欠条》的内容表述存在错误，其中“我公司2015年向浙江海宏建筑设计研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宏公司）转租的杭州少儿公园内月佬阁”，实际上月佬阁不是向海宏公司转租的，而是海宏公司出面代被告与少儿公园签订的租赁合同，不存在转租关系，如果是由被告出具的欠条，不可能出现这种表述错误。 本院经审理认定本案事实如下： 原告持有以被告名义出具、落款日期为2016年6月30日的《欠条》一份，载明：“今欠我公司股东项健人民币685600元。在今后有现金收入时，可由项健本人直接进行收取。注：欠款内容为我公司2015年向海宏公司转租的杭州少儿公园内月佬阁，进行土建改造和装修的相关费用。在土建改造和装修的过程中，由于公司资金不足的问题，由项健个人先行垫付了相关的费用。经与项健本人核对，项健垫付给各工种个人总计费用为人民币685600元。”该《欠条》上仅加盖了被告公章。 原告持有以被告名义出具、落款日期为2017年4月25日的《收条》（下称《收条1》）一份，载明：“收到项健转交范正用的杭州九莲庄64栋九莲水磅站房屋的房租人民币120000元”。原告持有以被告名义出具、落款日期为2017年6月30日的《收条》（下称《收条2》）一份，载明：“收到项健转交刘广平的杭州德胜新村42-1的房租人民币278100元”。《收条1》《收条2》上亦仅加盖了被告公章。原告自认，上述两笔被告享有的租金收益合计398100元，由其直接向范正用、刘广平收取，并用于抵扣被告欠原告的工程垫付款。 原告为证明其为被告垫付了工程款，向本院提供了2015年至2016年期间的部分付款凭证。其中包括原告向高潮、卢正虎、汪叶保、侯炎辉四人银行账户转账记录12笔，微信转账记录3笔，合计173399.5元；原告为购买工程材料、支付工人工资等产生的淘宝交易记录10笔、支付宝付款记录6笔及微信付款记录5笔，合计268360.5元。原告陈述，前述淘宝、支付宝、微信的交易，均系其通过时任女友薛小宝的手机微信和支付宝进行操作，为配合法庭调查，其向已分手的前女友要回了支付记录的截图，但因上述账户系薛小宝所有，原告无法通过登录上述账户当庭进行证据出示。 被告为核实上述10笔淘宝交易记录、6笔支付宝付款记录的真实性，向本院提交书面申请，要求根据原告提供的前述16笔支付记录截图中的订单号查询交易的具体情况，本院予以准许。2020年4月2日，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函复我院，查明该16笔支付均通过原告名下账号为20×××35的支付宝账户完成，即付款方均为原告本人，具体支付情况与原告提供的截图证据比对如下： 类型 订单号 实际支付金额 （元） 截图显 示金额 （元） 淘宝 淘宝 淘宝 淘宝 淘宝 412.8 8412.80 淘宝 淘宝 淘宝 淘宝 淘宝 支付宝 支付宝 支付宝 支付宝 支付宝 支付宝 合计 54787.8 214187.8 此外，为核实原告提供的8笔微信付款记录的真实性，本院向财付通支付科技有限公司发函调查，至本案判决作出前，尚未收到回函。但其中转账单号为1000050201201609170091211969、转账时间为2016年6月17日、金额为9290元及转账单号为1000050201201609080143018523、转账时间为2015年5月8日、金额为13000元的两笔记录，因转账时间与转账单号中对应位的数字不一致，故该两笔转账记录截图证据存在伪造、变造的可能性。 原告在本案中陈述，被告的实际控制人为被告法定代表人徐淑萍的丈夫杜正洪，《欠条》涉及的工程款对账，是原告与杜正洪进行的，对账完成后，杜正洪拿走了原告持有的工程费用支付凭证，并由杜正洪将《欠条》交付给原告。 另查明，本院于2019年11月12日立案受理本案被告诉本案原告及第三人胡丹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案号为（2019）浙0106民初9819号，该案中，本案原告亦将《欠条》作为其证据提交。在该案于2019年12月24日进行的第一次庭前会议中，本案原告表示经过几天时间的对账，双方最终于2016年6月30日形成书面《欠条》，当天其和徐淑萍在场，由徐淑萍将盖好章的《欠条》在原告的下城设计院交付给原告，当时没有让徐淑萍在《欠条》上签字。在该案于2020年4月1日进行的第二次庭前会议中，本案原告表示《欠条》是杜正洪在2016年7月份即落款时间几天后向其交付的，对账是其和杜正洪进行的；其仅在被告公司成立的时候见过徐淑萍一面，后来的工程、出租、经营公司业务都没有和徐淑萍接触过。在该案于2020年4月1日进行的第一次庭审中，本案原告表示《欠条》是杜正洪交给其的，对账也是和杜正洪对的，对账后将所有资料交给了杜正洪。 再查明，被告于2015年7月13日登记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徐淑萍。成立之初，由原告、徐淑萍、案外人赵梅福分别持有被告33.4%、33.3%、33.3%的股份；2016年11月8日起至今，原告、徐淑萍各持有被告50%的股份。 上述事实由《欠条》《收条1》《收条2》、淘宝、微信、支付宝支付记录、《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复函》、被告的企业信息查询记录等证据及当事人当庭陈述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欠条》的效力问题及原告是否已实际垫付了欠条所载明的工程款。 被告对《欠条》上公章的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一般来说，欠条作为证明双方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直接证据，具有较强的证明力，不能轻易予以否定。但在综合审查全案证据及相关事实的基础上，本院认为，尽管《欠条》上加盖了被告当时的有效公章，但是仅凭盖有公章就认定《欠条》是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进而认定借贷关系成立并生效，依据不足。首先，双方当事人对于杜正洪亦或原告系被告的实际控制人并掌握被告公章一节各执一词，且均无法提供足以推翻对方主张的证据。原告自认，其曾使用过被告的公章并代表被告对外签署合同，故客观上无法排除原告自行制作欠条并加盖被告公章的可能性。其次，欠条载明欠款685600元系“经与项健本人核对”。被告为法人，故必定有确定的自然人代表被告与原告进行了对账，但原告对具体的对账情况、欠条形成过程及交付人员在本案与（2019）浙0106民初9819号案件中的陈述前后不一、存在矛盾。再次，欠条载明欠款系原告为被告垫付月佬阁改造和装修的工程款而形成，但被告提供的部分垫付款支付记录的真实性本院无法认定。如前所述，原告提供16笔淘宝、支付宝支付记录截图证据用以证明其为被告垫付214187.8元，经核实，实际支付金额仅为54787.8元；另，原告提供的8笔微信转账记录截图，虽未经与财付通支付科技有限公司核实，但其中2笔仅从形式上判断，就显然存在虚假的可能性。此外，上述16笔淘宝、支付宝支付截图中的“收货地址”或“标签和备注”栏虽均记载有“月老阁”或“少儿公园”文字，但在现有证据证明16笔付款均由经原告本人实名认证的支付宝账户支付的情况下，经本院说明并询问后，原告仍然不予提供该账户的相关交易明细以供本院核实收货地址及备注信息，本院亦无法认定原告已支付的54787.8元与本案存在关联性。至于原告陈述的其为购买中央空调系统垫付了约145000元，但对于如此大额支出，原告亦表示无法提供打款凭证，并表示记不清购买的具体店铺，与常理不符。对于以上存在的种种疑点，原告均无法做出合理解释，原告未能提供足以证明《欠条》系经双方对账形成的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结合原告曾使用被告公章以及原告提交的部分付款记录系伪造、变造的事实，综合判断考量，本院认为，在案证据已使原告为被告垫付工程款685600元的待证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依法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故本院对《欠条》的效力不予认可，原告就本案借贷关系成立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第六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项健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806元，由项健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账号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对财产案件提起上诉的，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预交。在收到《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次日起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户名、开户行、指定账号详见《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 审判员  汪哲君 二〇二〇年六月一日 书记员  郑昕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