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5民终282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苏州元和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太阳路2988号7幢。法定代表人：薄建荣，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郁翔，江苏五洲信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纪文，江苏五洲信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顾金元，男，1962年6月3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萌，江苏平和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苏州元和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下称元和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顾金元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2019）苏0507民初17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3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元和通公司上诉请求：1.判令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顾金元的一审诉讼请求；2.判令顾金元承担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一、《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附属协议合法有效。元和通公司是将工程发包给有资质的苏州市蠡口建筑安装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蠡口建安公司），至于蠡口建筑公司内部如何安排不影响主合同的效力，而顾金元对内可能是实际施工人，但对外代表的是蠡口建筑公司，其签署的协议应视为代表蠡口建筑公司。因此，即使元和通公司结欠工程款，也应当由蠡口建筑公司向元和通公司主张，而不应当是顾金元。二、该工程涉及的工程款已全部履行完毕。元和通公司将50万元转账给苏州相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原苏州市蠡口建筑安装实业有限公司）后，如该公司并未将这50万元支付给顾金元，顾金元应当以实际施工人的身份起诉挂靠单位苏州相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而非元和通公司。如顾金元认为元和通公司所支付的50万元并非是补充协议约定的50万，而是元和通公司支付的主合同中的工程款，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顾金元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其观点，但在一审期间顾金元未提供任何证据。结合元和通公司提供的《收条》，可以证明元和通公司对于该工程的工程款已全部履行完毕，不存在结欠工程款的事实。一审法院仅根据50万元的支付时间早于协议约定的付款时间、剩余主合同的工程欠款大于50万元，就在没有任何实质证据的情况下推断该50万元是支付的主合同项下工程款，明显审查事实不清。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顾金元并非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主体，其挂靠在蠡口建筑公司进行施工，对外不产生效力。补充协议中仅约定“甲方补助顾金元50万元建设费用”，并没有明确50万元的具体构成。顾金元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将主合同的施工范围和补充协议的施工范围进行明确划分，确认补充协议项下的工程量，再根据施工量核算具体的金额。一审中顾金元提供的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一审法院未要求顾金元补充提供证据，也未对补充协议项下的工程量进行核查。被上诉人顾金元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原审原告顾金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元和通公司支付装修费50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13050元(以50万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8年8月1日起暂算至2019年3月5日止，要求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元和通公司承担。一审审理中，顾金元明确第一项诉讼请求变更为：要求元和通公司支付建设费50万元及该款自2017年10月3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1月8日，顾金元与元和通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GF-1999-0201的补充协议》一份，约定：“为了促进苏州闻达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苏州元和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目标公司)房屋建设顺利完成，经合同当事各方友好协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双方一致达成如下协议。1.元和通公司补助顾金元伍拾万整人民币建设费用，费用支付时间为承包方将房产证交接给甲方当日。2.在实际建设中，如承包方顾金元的检测(检测指：政府的相关检测、不含原材料的本身检测费用)费用超过30万元人民币，超出部分由元和通公司承担。3.双方按照诚实守信进行工作，任何一方违反合约及补充协议，均赔偿对方由此产生的一切损失，个人承担连带责任”。2017年10月30日，位于苏州市相城区元和街道太阳路2988号7幢1室的房屋办理了不动产登记手续，登记于元和通公司名下，单独所有，面积8151.83平方米，土地用途批发零售用地。元和通公司于2016年2月4日转账支付顾金元50万元。顾金元于2018年5月22日分别转账支付元和通公司30万元、20万元，元和通公司于同日向苏州相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原苏州市蠡口建筑安装实业有限公司，于2017年11月17日经核准名称变更）支付50万元，备注用途工程款。根据元和通公司提供的相应记账凭证复印件显示，元和通公司记账确认收到30万元和20万元的对应摘要栏载明“收前期付顾金元个人账户（蠡口建安）款项”，元和通公司记账确认支付50万元的对应摘要栏载明“（蠡口建安工程）款项过账”。顾金元于2018年5月15日出具收条一份，载明：“顾金元收到现金伍拾万元整，转账支票壹佰万元整，尾款合同价已全部结清”。以上事实，由当事人提供的身份信息、工商信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GF-1999-0201的补充协议》、不动产登记簿查询记录、银行交易明细、付款回单复印件、客户回单复印件、记账凭证复印件、公司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复印件、收条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为证。元和通公司主张，其公司于2016年2月4日向顾金元支付的50万元，即为补充协议约定的50万元费用，故已经支付完毕。因为顾金元多次向元和通公司催讨该款，鉴于工人工资不能拖欠，所以元和通公司迫于压力提早支付。对于2018年5月22日的50万元往来，不是退还，而是顾金元要求走账，认可走账所对应的是其公司于2016年2月4日支付顾金元的50万元。顾金元于2018年5月15日出具的收条亦可印证双方之间的合同已经全部履行完毕，包括了补充协议。顾金元主张，原蠡口建安公司承接了元和通公司发包的苏州相城国际汽车城东风标致4S店工程，苏州闻达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下称闻达公司）发包的苏州相城国际汽车城东风雪铁龙4S店工程，并签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当时元和通公司与闻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薄建荣。上述工程由顾金元挂靠在原蠡口建安公司名下实际施工，于2014年完工并交付使用，合同范围内的工程款已经结清。在合同约定的施工范围外，元和通公司另要求顾金元为4S店拓宽路面并进行部分装饰装修，包括楼梯扶手、三层钢结构楼梯、玻璃门、外墙铝板等。因元和通公司修改了设计方案，担心无法办出产证，所以为了放心，双方约定补充协议的款项在产证办理后支付。该产证实际由元和通公司自行办理。元和通公司于2016年2月4日支付的50万元，系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所涉的工程款，因顾金元个人账户不能接收工程款，所以顾金元在2018年5月22日退还元和通公司，由元和通公司向原蠡口建安公司支付。收条是针对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工程款出具，而非案涉补充协议所涉的装修款。装修无需资质，补充协议是顾金元与元和通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与蠡口建安公司无关。顾金元为证明其主张，另向一审法院举证：证据1、编号均为GF-1999-0201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复印件二份，拟证明2013年11月8日，原蠡口建安公司承建了元和通公司的苏州相城国际汽车城东风标致4S店工程的土建、安装、门卫工程，以及闻达公司的苏州相城国际汽车城东风雪铁龙4S店工程土建、安装、门卫工程，开工日期均定于2013年11月15日，竣工日期均定于2014年6月15日，均系固定价格合同。证据2、送货单、收款收据，拟证明顾金元在合同范围外对新增的装饰装修项目进行了施工。经质证，元和通公司对证据1、证据2均不予认可，认可与蠡口建安公司之间存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合同所涉工程已经完工交付。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当事人举证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复印件、《建设工程施工合同GF-1999-0201的补充协议》、银行交易明细、记账凭证等证据，结合双方陈述，顾金元主张其挂靠在原蠡口建安公司承接东风标致4S店及东风雪铁龙4S店的相应工程，具有合理性，一审法院予以认定。因顾金元并无施工资质，其借用原蠡口建安公司名义签订施工合同，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相应补充协议应为无效。双方一致确认，案涉工程已经竣工并交付使用，故顾金元有权要求元和通公司参照合同约定支付相应工程价款的。本案争议焦点为元和通公司是否已经按照补充协议约定支付了50万元的建设费用。元和通公司主张其于2016年2月4日向顾金元支付的50万元即为补充协议约定的50万元建设费用，顾金元对此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首先，根据双方陈述可以认定，该50万元已于2018年5月22日由顾金元退还元和通公司后再由元和通公司向原蠡口建安公司支付。顾金元称该款系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所涉工程款项，因顾金元个人账户不宜收款而退还元和通公司，再由元和通公司向其挂靠的原蠡口建安公司支付的说法，与元和通公司所称“走账”及其财务账册显示的摘要记载相符，故该解释具有合理性。第二，案涉产证于2017年10月30日才办出，该50万元的支付时间明显远早于补充协议约定的支付时间，元和通公司辩解系因顾金元催讨工人工资所以提前支付，但至2016年2月4日，元和通公司与原蠡口建安公司之间就《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所涉工程款尚未结清，且金额远大于50万元，元和通公司选择将该款在合同应付工程款中进行扣除明显更符合常理，而元和通公司认为系支付补充协议约定且尚未到期的工程款的辩解，明显与常理不符。第三，针对顾金元于2018年5月15日出具的收条载明的“尾款合同价已全部结清”，如按元和通公司所称，双方之间的所有债权债务均已结清，顾金元不应特意注明为“尾款合同价”，故顾金元的解释更具有合理性。综上，顾金元要求元和通公司支付其50万元建设费用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元和通公司抗辩其已支付补充协议约定的50万元的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顾金元主张的利息，一审法院认为，依据补充协议约定，元和通公司应于顾金元将产证交接给元和通公司当日支付50万元。顾金元庭审中明确表示，其并未代办和交接产证，故其要求元和通公司自办理产证次日支付逾期利息缺乏合同依据，一审法院酌定由元和通公司支付顾金元以50万元为本金自起诉之日即2019年3月1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的利息，经计算为9727.08元，之后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全国银行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继续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四条、第十七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等规定，一审法院判决：苏州元和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顾金元工程款500000元、利息9727.08元及以50万元为本金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全国银行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继续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案件受理费8931元，由苏州元和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负担。二审中，顾金元提交了一组1950万元的转账及记账凭证，主张其中包含了元和通公司2018年5月22日转给苏州相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50万元，转账时间为5月22日，收款人为苏州市元和镇富民工业开发有限公司，进账单显示是5月23日到账，50万元是元和通公司支付到苏州相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指定的收款人处，该50万元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工程款，不是补充协议的50万元。元和通公司质证认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中并未包含元和通公司2018年5月22日转给苏州相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50万元。顾金元陈述，上述1950万元的支付凭证涉及两个工程，一个是元和通公司与苏州相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另一个是苏州闻达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与苏州相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1950万元的支付凭证中包含有苏州闻达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支付的款项。二审中，元和通公司陈述，在收到顾金元的起诉后，元和通公司负责人在不知晓补充协议在何种情况下签订的情况下，在第一次庭审时不认可补充协议的效力；后通过会计凭证查询到在2016年2月4日单独转账给顾金元50万元，因此认为该笔款项就是支付的补充协议中的50万元；后又根据顾金元补充提交的退还20万元、30万元的凭证，认为退还的50万元就是2016年2月4日的转账，因此在第三次庭审中陈述2018年5月22日支付的款项即是补充协议中的50万元。以上事实，由本院调查笔录予以证明。本院认为，顾金元与元和通公司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元和通公司补助顾金元50万元建设费用，虽然该补充协议无效，但案涉工程已经竣工并交付使用，顾金元有权要求元和通公司支付该50万元。元和通公司上诉认为顾金元应向原蠡口建安公司主张该50万元，本院认为，补充协议系顾金元个人与元和通公司签订，该50万元的权利义务发生于顾金元与元和通公司之间，支付主体应为元和通公司，故对元和通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元和通公司在一审中先是否认补充协议，后主张2016年2月4日已支付顾金元补充协议约定的50万元，后又主张2018年5月22日支付相旺公司的50万元为补充协议约定的50万元，元和通公司的陈述前后反复，有悖诉讼诚信。根据本案中查明的事实，2016年2月4日元和通公司支付给顾金元50万元，顾金元于2018年5月22日将50万元退还给元和通公司，同日元和通公司将50万元支付给相旺公司。结合元和通公司记账凭证摘要栏记载的“收前期付顾金元个人账户（蠡口建安）款项”、“（蠡口建安工程）款项过账”的内容，以及支付时间点的应付工程款情况，顾金元主张2016年2月4日元和通公司支付给其的50万元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项下工程款，因其个人账户不能收款，故于2018年5月22日退还元和通公司，由元和通公司支付至相旺公司账户，具有合理性和高度盖然性。元和通公司主张2018年5月22日支付相旺公司的50万元即为补充协议约定的50万元，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元和通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931元，由上诉人苏州元和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祁 锋审判员 赵 东审判员 周 红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张颖彤法律文书履行提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具有国家权威性和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应当依法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否则人民法院将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将面临以下执行风险：一、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名下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执行措施，并有权对被执行人及其住所、经营场所进行搜查。二、被执行人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执行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三、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四、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财产的，人民法院有权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及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五、被执行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或者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六、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座以上舱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非经营必须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七、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或者通过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抗拒执行，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法院公告栏、电子显示屏、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向社会公布，并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向征信机构通报，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八、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或者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