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2民终342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姜嬿，女，1957年8月2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正田，山东海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青岛华泰砼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黄岛街道办事处张戈庄社区居委会。 法定代表人：祁志江，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邵秀娥，女，1962年7月1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克秀，女，1956年1月2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唐新武，男，1966年4月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 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金玮，山东汉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青岛通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徐州路161号5楼。 法定代表人：唐健，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庄沛林，山东文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超，山东文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姜嬿与被上诉人青岛华泰砼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泰公司）、邵秀娥、张克秀、唐新武、青岛通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力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2019）鲁0202民初29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姜嬿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华泰公司、邵秀娥、张克秀、唐新武、通力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通力公司是争议期间华泰公司的唯一股东，该公司与其法定代表人唐健是华泰公司的经营人及主要负责人，其有权代表华泰公司出具履行原借款协议的“通知”。上诉人一审举证的《股权转让协议书》、《解除合同协议书》、《网上查询资料》及通力公司提交的“印鉴交接记录”对此均可以证明。一审法院认为前两份证据“并非本案争议所在”明显是错误的，认为“不在本案中对两份协议的真实性及效力进行认定”更是不应该的。被上诉人邵秀娥、张克秀、唐新武认为《解除合同协议书》中相关签字均非本人签字没有证据支持，该主张应当自行申请文字鉴定否则不应采信。该“解除合同协议书”还说明在2014年4月20日华泰公司股东变更为唐新武、潘磊之前，该公司原股东邵秀娥、张克秀、唐新武要求与通力公司签订该“解除合同协议书”要求收回华泰公司股权，该协议书第3条已写明“乙方（即通力公司）于合同签订三日内，退出华泰公司的一切经营活动，办理人事、财务等交接手续”。证明在“转让合同”解除之前通力公司掌管着华泰公司包括人事、财务在内的一切经营活动。二、唐健有权代表通力公司履行原华泰公司的借款合同，履行的后果应由华泰公司承担。1、通力公司法定代表人唐健作为该时期华泰公司的主要负责人，其以华泰公司名义向姜嬿发送的《通知》，是涉案华泰公司借款合同继续履行的行为。通知上已写明该笔60万元借款仍按原借款协议办理，并且还写明利息是由通力公司7月15日受让全部股权之前的7月13日开始计算，也说明是在履行原借款合同。2、唐健作为通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有权代表通力公司履行职务，是该公司法定的、当然的代表人，这一行为不需要一审法院所称的通力公司“追认”，更不存在由于通力公司是事后追认、是华泰公司股权再次转让后的追认，从而影响唐健行为的效力。3、通力公司作为华泰公司的唯一股东，接管了华泰公司的全部股权及经营权，上述履行“通知”是以华泰公司的名义发出的。“通知”上即使没有盖华泰公司及通力公司印章，也是华泰公司的经营行为。唐健是华泰公司的主要负责人及实际控制人，这是不争的事实，其发出通知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其有权代表通力公司履行原华泰公司的借款合同，履行的后果应由华泰公司承担。三、上诉人按履行“通知”要求支付出借款项及要求华泰公司承担还款义务有合理合法的依据，一审法院所称并非善意以及有失公平没有依据。1、上诉人支付该60万元借款的行为是由借款合同约定的代理人执行的，该代理人同时也是华泰公司与通力公司股权转让法律事务的操作人，主持起草了股权转让协议及华泰公司印鉴交接，当然明知通力公司全面接收了华泰公司所有股权及经营权，唐健作为通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华泰公司当然的负责人及实际控制人。股权转让后，受通力公司委托该代理人还为华泰公司办理了很多起法律事务，该两公司至今还拖欠着服务费未支付完毕。2、上诉人主张华泰公司应按合同约定偿还该60万元借款及利息没有任何恶意，上诉人实际付出了该60万元借款，无论最终是由华泰公司还是通力公司偿还借款均需按合同约定偿还。另外，通力公司作为唯一股东及经营人在经营华泰公司期间华泰公司对外产生的债务，无论之前的股东、通力公司、还是之后的股东均需依法结算，本案华泰公司承担的付款责任只是结算意义上的账目，影响的只是华泰公司的估值，并非对哪个股东产生实质意义的影响。3、上诉人只是依据事实及法律解决问题，过程中充满善意，也不存在有失公平。华泰公司属于商混生产行业，利润较高但销售回款很慢，需要大量的资金才能满足正常经营，在向上诉人借款之前，其对内对外借款的利息经常在月息4分以上，所以借款合同中才会约定无限量向上诉人借款并约定了支付利息的方式。上诉人既为了帮助其经营，也是对出借的款项比较严谨，非其主动要求也不会主动给其借款。被上诉人方用上诉人的款项经营获得了高额收益，却想尽办法不按约定还款，这才是并非善意，才是有失公平。四、通力公司已明确说明已将代为接收的上诉人借款支付到华泰公司并提交了财务凭证，具体分几次支付、是单独支付还是与其他款项一起支付，均是通力公司与华泰公司之间的内部事务，不影响该两公司对上诉人承担还款及担保责任。一审法院对通力公司提交的该部分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对原件不予质证是错误的，一切反映案件事实的证据均应作为审理案件的证据，即使该证据因举证时间问题不能作为支持通力公司观点的证据，也应予以质证，因为该证据明显有利于查明案件的事实，与本案具有明确的关联性。 五、通力公司代为收取的60万元借款，应由华泰公司承担付息及还款的义务。该笔借款虽未直接进入华泰公司账户，但作为华泰公司借款合同的履行行为，其结果仍应由华泰公司承担。一审法院所谓华泰公司没有直接收取借款，或不能证明其收到了该借款，就不应令其承担还款义务，曲解了借款合同履行的全面性，收取借款的方式是被上诉人方的内部事务。华泰公司借款的意思表示体现在了借款合同的履行上，唐健及通力公司的行为能够代表华泰公司。六、华泰公司应当按借款合同约定的时间及数额先行支付借款利息，其逾期支付利息期间合同约定的利息大于每月3%，故其逾期后支付的款项，应当按此标准先行折算支付利息。 1、一审法院及华泰公司仅计算了华泰公司前期100万元借款项下，由借款日到最后一次付款日之间，按时支付利息时应付的利息。没有考虑逾期支付利息期间的利息增加数额。一审法院由此所得出的结论：华泰公司“已足额偿还全部本息”，没有依据。2、按判决书第6页所列华泰公司支付利息情况，该被上诉人2010年12月15日之前对其所称的100万元项下借款一直按约定2个月付息一次，之后却没有再支付利息，已构成违约。直到2015年2月5日在拖延长达4年之久才又一次付款，按合同约定，该付款应首先支付该期间发生的利息，包括正常利息及逾期支付利息后增加的利息。3、按借款合同约定计算，该拖延支付利息期间华泰公司应支付的利率标准大于月息3%（见上诉人一审提交的“合同约定利息标准计算”，包括正常利息及逾期后增加的利息），故上诉人主张华泰公司应按此标准以年息36%折算支付逾期期间的利息。4、这并非一审法院所称的上诉人“单方要求”按此标准折算，也不需要华泰公司“自愿”按此标准支付利息，而是应当认定华泰公司必须按合同约定履行，先行支付约定的借款利息，超过年息36%之外的款项才能用来支付本金。一审法院在这一点上，不以双方约定为标准而是无依据的自由裁量，是对法律的错误解读。5、通力公司所接收的60万元借款，华泰公司也应当按合同约定付息还本。华泰公司最后一次支付的款项，应当按合同约定的年息36%先行折算支付所有160万元借款项下的逾期利息，经计算该款仅够支付到2013年12月28日的利息（计算方式已提交一审法院）。没支付的后续利息,应按法律规定以年息24%标准继续支付。6、即使按华泰公司主张的100万元借款计算，华泰公司也应先偿还截止该最后付款日的利息（包括正常利息及逾期后增加的利息），剩余款项再偿还本金，偿还后剩余的本金继续按约定以24%年利率支付利息。七、一审法院以种种理由对通力公司提交的证据“与华泰公司的款项往来凭证”及“印鉴交接记录”等材料不予接收、不予质证，增加了本案的复杂性，望二审法院予以纠正。 华泰公司辩称，本案涉及两笔借款，一、上诉人和借款人华泰公司之间仅存在2009年6月10日的100万借款合同，出借人姜嬿，该笔借款已经于2015年2月一次性还本付清，故华泰公司不应承担任何责任。二、2009年8月60万元借款，出借人姜嬿，签字人通力公司法定代表人唐健，款项打入通力公司账户，该款华泰公司及邵秀娥、张克秀、唐新武事先均不知情，出借协议上也没有华泰公司的公章和法定代表人签名，唐健本人并非华泰公司员工，其借款行为不能代表华泰公司，60万款项也是通力公司使用，故和华泰公司无关。三、姜嬿起诉超过诉讼时效，自2015年2月5日华泰公司还款最后一笔借款100万元至姜嬿起诉已经4年，姜嬿此期间从未向华泰公司主张过权利，请求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邵秀娥、张克秀、唐新武辩称，同意华泰公司答辩意见，另外补充：一、100万元借款合同，华泰公司已经全部支付本金利息，被上诉人不应承担担保责任。二、三被上诉人对2009年8月17日的60万元借款并不知情。即使60万元借款成立，因为三被上诉人就该笔借款没有提供担保，也不应承担担保责任。请求驳回上诉人姜嬿的上诉。 通力公司辩称，我方基本上认可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但华泰公司和通力公司是独立经营，当时受唐新武和上诉人代理人范律师及唐健共同协商我方出借账户给华泰公司使用。通力公司法定代表人唐健向姜嬿出具的《通知》系代表华泰公司出具。《通知》出具前，华泰公司法定代表人唐新武与唐健、姜嬿代理人范正田一同协商，唐新武要求由唐健签字代表华泰公司向姜嬿借款，各方均表示同意。在得到唐新武（华泰公司）授权后，唐健向姜嬿出具通知，因此唐健有权以华泰公司名义向姜嬿借款。 姜嬿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华泰公司、邵秀娥、张克秀、唐新武向姜嬿支付借款本金160万元，并支付借款利息自2013年3月1日起按每月百分之二计算至实际付清借款之日止，支付顺序为先付利息后付本金；2.判令通力公司对上述借款中2009年8月19日的借款60万元及按上述方式计算的利息承担连带还款责任；3.诉讼费用均由华泰公司、邵秀娥、张克秀、唐新武、通力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2009年6月10日，姜嬿与华泰公司、邵秀娥、张克秀、唐新武签订《借款协议》，约定：1.华泰公司因经营需要，向姜嬿借款，借款利息按每月2%计算；2.姜嬿将出借款项存入华泰公司指定账户即为华泰公司收到款项，借款数额及计息时间以存入凭证记载为准；3.每笔借款计息期限均不少于6个月，之后华泰公司将借款存入姜嬿指定账户即为姜嬿收到还款，该笔款项同时停止计息；4.上述借款应每两个月支付一次利息，逾期不支付，该笔利息即转为本金，仍按上述方式计息；5.华泰公司及股东邵秀娥、张克秀、唐新武均同意以公司股权对该借款行为进行质押，并对该借款承担连带责任。2009年6月12日，姜嬿向华泰公司支付两笔借款，金额分别为30万元、39万元；2009年6月24日，姜嬿向华泰公司支付借款31万元。 二、2009年8月18日，通力公司法定代表人唐健以华泰公司名义向姜嬿发送《通知》，载明：请将借款存入指定的通力公司名下账户，借款数额为60万元，计息时间为2009年7月13日，其他同原借款协议；落款为借款人华泰公司，担保人通力公司。该《通知》未加盖华泰公司及通力公司印章，仅有唐健签字。2009年8月19日，姜嬿向通力公司账户支付款项60万元。 三、华泰公司向姜嬿偿还借款如下：2009年8月19日，27600元；2009年8月25日，12400元；2009年10月15日，27600元；2009年10月24日，12400元；2009年12月15日，27600元；2009年12月25日，27600元；2010年2月21日，40000元；2010年4月20日，40000元；2010年8月23日，80000元；2010年10月23日，40000元；2010年12月15日，40000元；2015年2月5日，1993083.87元；以上共计2353083.87元。 四、华泰公司的企业登记信息显示：2009年1月10日，华泰公司股东变更为邵秀娥、张克秀、唐新武；2014年4月20日，股东变更为唐新武、潘磊；2016年10月18日，股东变更为祁志江、于青松。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两个，一是华泰公司向姜嬿所借100万元借款是否已清偿完毕，二是姜嬿于2009年8月19日支付至通力公司账户的60万元是否应由华泰公司承担清偿责任，一审法院分别分析认定如下：关于争议焦点一，华泰公司与姜嬿签订的《借款协议》约定的计息方式为月利率2%，每两个月支付一次利息，逾期不支付该笔利息即转为本金，仍按月利率2%计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如前期借款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借贷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债权凭证的，可以将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载明的金额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但同时，该条第二款对前述将前期利息计入本金的行为作出限制规定，即借款人在借款期限届满后应支付的本息之和，不能超过最初借款本金与以最初借款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的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之和，超过部分不予支持。本案中，华泰公司最初借款本金数额为100万元，2009年6月12日收到69万元，2009年6月24日收到31万元；以本金数额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自收到借款之日起至2015年2月5日止，利息计为1352853.33元，本息合计2352853.33元。华泰公司实际向姜嬿偿还借款本息2353083.87元，已足额偿还全部借款本息。姜嬿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约定利率超过年利率36%的部分无效，因此本案华泰公司已偿还的款项应按年利率36%折算，未支付的利息按年利率24%计算。姜嬿主张的利息计算方式系对该条规定的错误解读。所谓“已还利息按年利率36%计算”，前提是约定利率超过年利率36%，且借贷双方已按约定利率履行了合同，即借款人已自愿按约定支付了利息，在此情况下，借款人有权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未超过部分可以不予调整。而在本案中，自借款之日至2010年12月15日，华泰公司始终是以10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支付利息（每两个月4万元）；2015年2月5日偿还的最后一笔款项数额，也是以此为标准计算得出的，显然华泰公司并未按《借款协议》约定的将利息转为本金的标准支付利息，则姜嬿无权单方将华泰公司已还款项按年利率36%折算。华泰公司已偿还的款项中并不包含复利，所以该部分利息仍属于“未支付的利息”，在本金利率已为年利率24%的情况下，复利不应得到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二，首先，从唐健的权限来看，即便《股权转让协议书》属实，通力公司于2009年7月15日受让华泰公司100%股权，也仅能证明通力公司成为华泰公司唯一股东，而不是唐健个人，唐健既非华泰公司股东，也非其法定代表人，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无权直接代表华泰公司对外借款。通力公司虽然对唐健的行为进行了追认，但其追认时间是在本案诉讼程序中，从通力公司认可的《解除合同协议书》来看，股权转让并未按最初的约定进行，即追认发生时通力公司已不是华泰公司股东，通力公司与华泰公司及其原股东之间是否另有纠纷无法确定，此时通力公司的追认不具有为华泰公司设定债务的效力。第二，从姜嬿的角度来看，姜嬿在出借款项时明确知道唐健既非华泰公司股东，也非华泰公司法定代表人，在唐健既未出示授权书，也未在《通知》上加盖任何一个公司印章，且指定收款账户并非“借款人”华泰公司账户的情况下，姜嬿仅凭一份尚未履行完毕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就认为唐健“实际控制”了华泰公司，缺乏合理依据，姜嬿将华泰公司认定为借款人并非“善意”。姜嬿称唐新武曾向姜嬿表达过借款60万元的意思，且唐新武同意将借款支付至通力公司账户，缺乏证据佐证，一审法院不予认可。第三，从借款的事实结果来看，唐健以华泰公司的名义借款，但所借款项却直接支付至通力公司账户，而通力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其已将60万元交付给华泰公司。对于借款人来讲，借款的法律后果包含“收取借款的权利”与“偿还借款的义务”，如果该笔借款的借款人为华泰公司，那么相应的收取与使用借款的权利也应由华泰公司享有，在没有证据证明华泰公司已收到借款的情况下，却将还款义务施加于华泰公司，显然有失公平。综上，对于2009年8月19日的借款60万元，华泰公司没有借款的意思表示，也未实际使用该借款，华泰公司不承担清偿责任。因姜嬿对华泰公司主张的主债权不成立，姜嬿依据保证合同主张邵秀娥、张克秀、唐新武、通力公司对华泰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亦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姜嬿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9200元，由姜嬿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证据一、（2020）鲁0202民初666号民事判决书，证明1、该判决书由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2020年4月10日下达，该案系案外人山东海盾律师事务所向本案被上诉人华泰公司及通力公司主张法律服务费的纠纷。该案纠纷发生的时间与本案争议时间系同一时期，法律事务代理人与上诉人“借款协议”约定的代理人均系本案范正田律师；2、判决书第3页，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部分第一条载明：“2009年7月15日华泰公司原股东邵秀娥、张可秀、唐新武与通力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华泰公司的上述股东将华泰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给通力公司，印鉴交接记录显示，华泰公司全体股东于2009年7月15日将华泰公司法人章、财务章及合同章交给通力公司。”以上证明，本案一审法院未认定的涉及股权转让事宜的“股权转让协议”及“印鉴交接记录”，均已在该案中经举证质证而审理认定。3、上述判决书“认定事实”部分第一条继续载明：“通力公司、华泰公司于庭审中确认通力公司就上述股权转让事宜已支付股权转让款，并于2009年7月15日实际经营华泰公司”。以上证明，通力公司于2009年7月15日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就实际接管经营了华泰公司，通力公司法定代表人唐健于2009年8月18日以华泰公司名义向上诉人送达的后续借款“通知”是代表华泰公司的行为。4、判决书第5页，上述“认定事实”部分第二条还载明：通力公司审核通过的代理费文件“通力代理费2012.10.18”中，“包括上述华泰公司股权转让事宜及涉及华泰公司的13起诉讼案件、1起执行案件”。以上证明，华泰公司与通力公司的股权转让事宜是由上诉人借款事项的代理人范正田律师办理，上诉人对通力公司已接管经营华泰公司的事实是知道的，所以按唐健的通知要求给付借款是正常履行与华泰公司“借款协议”的行为，没有过错。5、以上判决书认定部分涉及的事实，华泰公司及通力公司均已在该案证据质证阶段自行认定，详见该案一审2020年3月27日“开庭笔录”第0156行至0163行；第0066行、0067行；第0091行至0094行。 证据二、民事上诉状，证明1、通力公司虽然对上述判决提起了上诉，但对以上证明事项涉及的判决书认定部分并未提出异议,只是认为律师费应由华泰公司承担；2、华泰公司对上述判决未上诉；3、以上证明，上述判决书对本案有证明力，一审法院对本案事实及证据的认定错误请二审法院予以改正。 证据三、中国银行存折，证明1、通力公司与华泰公司股东就华泰公司股权转让前，华泰公司方按借款协议要求上诉人继续给付借款60万元；2、上诉人通过借款协议代理人范正田律师于2009年7月13日准备好了该笔借款，该存折中已载明了60万元入账的时间；3、由于通力公司与华泰公司股东此时正在办理股权转让事宜，为了华泰公司财务交接及资金安全，通力公司及华泰公司要求待股权变更后再支付该借款，期间利息由华泰公司承担；4、2009年7月15日通力公司与华泰公司股东办理了股权转让手续，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及印鉴交接记录。5、2009年8月18日通力公司法定代表人唐健代表华泰公司向上诉人送达“通知”，要求上诉人将华泰公司该笔借款存入通力公司账户，并由通力公司给以担保。“通知”已载明：“该笔借款为60万元，计息时间为2009年7月13日，其他同原借款协议。”6、2009年8月19日，上诉人将该笔借款按通知要求存入了通力公司账户。以上说明，上诉人后续借出的该笔60万元款项，是华泰公司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前的借款行为，只是因转让期间资金不方便进入，才拖到转让后交付的，但利息仍由转让前的2009年7月13日计算。股权转让后通力公司已实际经营华泰公司，唐健作为通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签发的该笔借款通知不需要通力公司的额外授权或事后追认，唐健签发的该通知当然代表着华泰公司。 证据四、华泰公司电汇凭证及利息计算，证明1、华泰公司最后一次付息为2010年12月15日，至该凭证记载的最后一次付款日2015年2月5日，违约时间跨度49.5个月，应按合同约定支付逾期利息；2、华泰公司在该笔电汇凭证上注明付款用途为：还本金及利息，应按合同约定先行支付约定利息及逾期利息，剩余部分才能用来支付借款本金；3、“按合同约定利息标准计算应付利息”中详细列明了按华泰公司主张的方式以100万元借款为基数，应当支付的利息及本金情况；4、由于华泰公司对本案后续60万元借款也应承担付息还款责任，按其主张的上述方式支付100万元借款利息后，剩余款项应优先偿还该60万元借款的利息。 华泰公司对证据一、二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对证明事项有异议。对证据三认为1、该存折帐号为41×××59和双方2009年6月10日签订的中国银行帐号号码并不一致。2、该存折上在2009年7月13日虽然显示存入人民币60万元，但无其他证据证明该60万元就是准备出借给华泰砼业公司的款项。对证据四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事项有异议，华泰砼业公司已经按照双方约定在2015年2月5日全部付清本息。 张克秀、唐新武、邵秀娥经质证，对上述借款三被上诉人均不知情，且按照2009年6月10日合同约定出借款项应存入乙方账户黄岛农村合作银行，才视为收款，同时该合同借款金额为100万。对2009年8月17日的60万元不在担保范围内，不承担担保责任。 通力公司对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当时通力公司确实想收购华泰公司，也进行了印鉴交接，但是华泰公司始终在独立经营，通力公司只是协助其经营，涉及本案的借款系通力公司将自己的账户借用给华泰公司使用。 通力公司提交通力公司支付给华泰公司往来借款明细凭证及收据一宗。证明在2009年通力公司先后支付给华泰公司762117.5元，其中包含本案60万元。上诉人经质证认为这是通力公司与华泰公司的内部账目，上诉人对此无异议。华泰公司、张克秀、唐新武、邵秀娥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明事项有异议。该笔款项是2009年8月18日由上诉人支付给被上诉人通力公司的，在此之前，通力公司和华泰公司之间有业务往来，华泰公司提供混凝土，双方之间往来款项是其他业务往来，因为在2009年8月18日之前通力公司也向华泰公司7月22日拨款15万、8月5日拨款3万，证明双方之间有经济往来，所以不能证明是支付60万的借款，同时通力公司从2009年8月24日开始的款项相加也不能得出60万。 本院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姜嬿于2009年8月19日支付至通力公司账户的60万元是否应由华泰公司承担清偿责任；二、华泰公司与姜嬿之间100万元借款利率计算标准。 关于争议焦点一，首先，唐健是否有权代表华泰公司对外借款。唐健既非华泰公司法定代表人，也非其股东，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无权直接代表华泰公司对外借款。华泰公司也未对唐健的行为进行追认，因此，唐健无权代表华泰公司对外借款。第二，姜嬿在出借款项时是否构成善意。姜嬿对于唐健既非华泰公司股东，也非华泰公司法定代表人系明知的，在唐健既未出示授权书，也未在《通知》上加盖公司印章，且指定收款账户并非“借款人”华泰公司账户的情况下，姜嬿仅凭《股权转让协议书》就认为唐健有权代表华泰公司，缺乏合理依据。对于《股权转让协议书》是否履行完毕，相关当事人尚存争议，即使《股权转让协议书》属实，也仅能证明通力公司是华泰公司股东，姜嬿未能证明其将华泰公司认定为借款人系善意无过失的。综上，对于涉案借款60万元，华泰公司没有借款的意思表示，也未实际使用该借款，华泰公司不承担清偿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二，对于已经偿还的利息应当按年利率24%还是36%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根据上述规定，如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且双方按约定支付了利息，对未超过年利率36%的部分，可以不予调整。本案中，华泰公司与姜嬿签订的《借款协议》约定的计息方式为月利率2%，每两个月支付一次利息，华泰公司实际也是以10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支付利息（每两个月4万元），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借款利率为24%并无不当。 综上，上诉人姜嬿上诉请求不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9200元，由上诉人姜嬿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立杰 审判员  张仁珑 审判员  张馨月 二〇二〇年六月九日 法官助理 冯耀辉 书记员吴珊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