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铜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0)陕02民终22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宜君县鑫瑞源煤炭加工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陕西省宜君县太安镇马场村。   法定代表人：李新卫，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吉明，该公司法律顾问。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超，铜川市王益区黄堡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新卫，男，1977年5月27日生，汉族，住铜川市印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超，铜川市王益区黄堡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市康达（西安）律师事务所，住所地西安市雁塔区太白南路139号云图中心1 5楼。   负责人：王小军，该所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小号，北京市康达（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宜君县鑫瑞源煤炭加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鑫瑞源公司）、李新卫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市康达（西安）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康达律所）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陕西省宜君县人民法院(2019)陕0222民初6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鑫瑞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新卫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吉明、马超，上诉人李新卫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马超，被上诉人康达律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小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鑫瑞源公司和李新卫上诉请求: 1、撤销（2019）陕0222民初603号民事判决书。2、按照陕西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计算确定被上诉人代理费应为536000元。3、责令被上诉人扣减上诉人已向其缴纳的代理费58000元。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本案委托代理合同代理费条款约定不明。①委托代理合同并未签署完备，有关事项一直处于待签状态，具体条款约定不明，且仅被上诉人手中一份，上诉人至今无此合同。②该合同存在合同标号空白、代理费约定空白、合同标的不准确等实际情况，仅就代理人身份、服务阶段（一审至执行）做了初步约定，并未就律师收费标准明确计算办法。③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提供的是格式合同，其并未向上诉人释明代理费的支付范围、办法和相关规定，也没有约定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认定范围和相应增加的收费标准，更没有明确该案代理属于风险代理。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双方曾就代理费5710000元达成协商一致。（2）被上诉人的代理行为并非风险代理。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双方达成收费数额在标的20%-30%风险代理。（3）无证据证明双方就适用重大、疑难、复杂民事案件可以在标准收费的5倍以内收费的事项达成一致。《西安市律师服务收费指导意见》第五条“经律师事务所与委托人协商”的限制性和前提性规定，且该指导意见只是“可以”在5倍以内，并非“应当”。（4）一审判决未扣除被上诉人已收取的58000元。被上诉人收取上诉人100000元，用去5000元保全费和37000元诉讼保全担保保险费外，将剩余58000元截留。2、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合同中并未约定代理费延迟付款的损失计算条款及其他违约责任，被上诉人也不存在损失，一审判决上诉人支付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李新卫履行的是职务行为，鑫瑞源公司是李新卫和其兄共同出资，一审判决李新卫承担连带责任显属不当。   康达律所辩称:委托合同是经双方反复磋商达成一致，且鑫瑞源公司加盖公章及法定代表人签字，委托合同合法有效。合同编号空白是上诉人内部管理问题，并不影响合同效力，代理费约定是明确的。上诉人为被上诉人垫付保险费及保全费，后上诉人向原告代理律师转账100000元用于偿还为其垫付的诉讼保全的保险费用和保全费，并明确表示，剩余部分先行支付部分代理费，扣除垫付的款项后，将超出部分57945.52元（原告为方便计算，认可58000元）代理费向被告出具了发票。上诉人认为本案代理合同属于格式合同，无事实依据，上诉人对于以利息向被上诉人支付代理费以及利息的计算数额为500余万元是明知的，只不过上诉人当时认为利息估计要不回来，将所有风险转嫁给被上诉人。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代理费是人民法院生效判决所确定的利息或违约金、迟延履行金数额，该请求是否能够支付，需要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文书予以确定，该约定明显具有风险性，所以本案应适用《西安市律师服务收费指导意见》对于风险代理的约定。一审中被上诉人计算的代理费为5774797.39元，上诉人是以5716797.39元进行主张的，已扣减了58000元。委托代理合同上诉人应在回款或接受等值财产3日内支付代理费，该案最后一次回款为2019年8月12日，上诉人未按约定支付代理费，已构成违约，理应承担违约责任。鑫瑞源公司是一人有限公司，原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判决李新卫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正确。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康达律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二被告连带支付原告代理费5716797.39元，利息87729.02元（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2019年11月27日），以及从2019年11月28日起直至实际付清之日的利息；2.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由被告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5月30日，康达律所作为乙方与鑫瑞源公司作为甲方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合同第一条约定，“经甲方同意，乙方指派王武荣、王小号律师为案件一审至执行程序甲方代理人”。合同第五条约定，“根据《西安市律师服务收费指导意见》规定及甲方委托事宜的具体情况，经甲乙双方协商，律师代理费约定如下：1、甲方同意以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定的利息或违约金、迟延履行金向乙方支付代理费；2、如本案以调解方式结案，甲方在调解时，不得放弃或减少民事起诉状所主张的利息，如甲方在调解时放弃或减少民事起诉状所主张的利息，则仍应按照民事起诉状所主张的利息向乙方支付代理费，如本案进入执行程序，以执行和解方式结案，甲方在执行和解时，不得放弃或减少人民法院生效判决所确定的利息或违约金、迟延履行金，如甲方在执行和解时，放弃或减少人民法院生效判决所确定的利息或违约金、迟延履行金，则仍应按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所确定的利息或违约金、迟延履行金向乙方支付代理费；3、甲方在回款或接受等值财产三日内，按照约定向乙方支付代理费；4、本案诉讼费、保全费、担保费全部由甲方垫付并由甲方承担”。   2019年5月30日，原告作为被告代理人向人民法院递交民事起诉状，铜川市中级人民法院于同日受理，2019年7月9日，铜川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陕02民初13号民事调解书，调解内容为：一、陕西美鑫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自收到本调解书10日内支付宜君县鑫瑞源煤炭加工有限责任公司货款31483226.08元以及截止到2019年5月30日之欠付款利息5571246.59元；二、陕西美鑫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支付宜君县鑫瑞源煤炭加工有限责任公司欠付款利息，欠付款利息以31483226.08元为基数，自2019年5月3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后因陕西美鑫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未按期履行调解书确定义务，原告作为被告代理人向人民法院递交强制执行申请书，执行标的为203547.80元。2019年8月12日，铜川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出（2019）陕02执85号结案通知书，因陕西美鑫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于2019年8月12日前已经全部履行，案件执行完毕。   宜君县鑫瑞源煤炭加工有限责任公司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李新卫，持股100%。   一审法院认为，因双方对于合同的效力没有争议，本案涉及的委托代理合同合法有效。本案争议焦点为：一、诉争的代理费应如何计算；二、被告李新卫是否应当承担本案的民事责任；三、被告是否应当承担涉案款项的利息损失。   一、关于本案诉争的代理费应如何计算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的规定，“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本案双方在委托代理合同中对于代理费收取约定为“甲方同意以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定的利息或违约金、迟延履行金向乙方支付代理费”，该约定款项的具体数额具有不确定性，虽在起诉时有明确标的，但是否能够实现要依赖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文书的确认，该约定明显具有风险性，根据《西安市律师服务收费指导意见》关于风险代理的规定，收费数额在标的额20%-30%范围内议定，该案涉案标的为3700余万元，原告请求的代理费为5716797.39元，并未超出该意见规定范围。被告称双方之间不属于风险代理，应属于一般诉讼代理，而根据该意见关于按标的额收费指导标准，该案收费比例为3%-5%，该意见明确规定，实行市场调节价的重大、疑难、复杂民事诉讼，律师事务所与委托人协商可与在规定收费标准的5倍以内收费，对于如何认定重大、疑难、复杂民事诉讼案件，该意见明确为“由中级以上人民法院作为一审的案件”，而该案原由铜川市中级人民法院作为一审案件受理，符合这一条件，原告请求的代理费金额亦未超出这一范围。故，原告此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二、关于李新卫是否应当承担本案民事责任的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宜君县鑫瑞源煤炭加工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信息显示该公司由李新卫个人出资，持股100%，李新卫虽辩称该公司实际由其与其兄共同出资经营，但未提供任何证据。故，原告此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   三、关于本案迟延付款的损失计算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被告至今未支付原告代理费，已经构成违约，双方对于如何承担违约责任没有明确约定，原告请求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因中国人民银行已经不再公布该数据，原告起诉请求的87729.02元没有计算依据，应根据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020年3月20日公布利率为年4.05%）。双方在合同中明确约定“甲方在回款或接受等值财产三日内，按照约定向乙方支付代理费”，对于回款的具体时间双方表述不一，该约定没有明确是全部回款或部分回款，但根据铜川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陕02执85号结案通知书记载，该案最后一次回款时间为2019年8月12日，原告起诉请求的金额就包含该次执行案件所执行的标的，原告依据前次回款时间起算自己的损失，明显不当，起算时间应为2019年8月16日，计算至2019年11月27日为84251.30元。之后损失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直至付清之日。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四百零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判决如下：一、宜君县鑫瑞源煤炭加工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支付北京市康达（西安）律师事务所代理费5716797.39元；二、宜君县鑫瑞源煤炭加工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支付北京市康达（西安）律师事务所损失84251.30元（计算至2019年11月27日），之后损失以5716797.39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三、李新卫对于上述欠款承担连带责任；四、驳回北京市康达（西安）律师事务所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2431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57431元，由被告宜君县鑫瑞源煤炭加工有限责任公司、李新卫负担。   双方对一审查明的委托代理合同签订、康达律所代理案件的审理及执行情况等基本事实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中上诉人提供了一份陕西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用以证明案涉案件的代理费应为536000元。   被上诉人质证认为，对收费标准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双方约定的是西安市律师服务收费指导意见，陕西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与本案无关。   本院认为，上诉人二审提供的陕西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属于相关行业的规范性文件，不属于证明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事实的证据。   另查明，2019年5月30日，在双方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当日，康达律所起草、鑫瑞源公司及李新卫盖章的民事起诉状明确请求被告支付货款31483226.08元，利息5571249.59元，并附有鑫瑞源公司加盖印章的利息计算明细单。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双方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对代理费的约定是否明确及本案是否属于风险代理；上诉人已付的代理费58000元是否已扣减；康达律所主张的利息是否应该支持；李新卫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   关于双方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对代理费的约定是否明确及本案是否属于风险代理的问题。2019年5月30日康达律所与鑫瑞源公司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第五条相关表述为“收费标的人民币元”，但其后内容为：根据《西安市律师服务收费指导意见》规定及甲方（鑫瑞源公司）委托事宜的具体情况，经甲乙双方协商，律师代理费约定如下：鑫瑞源公司同意以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定的利息或违约金、迟延履行金向康达律所支付代理费。收费标的后虽然是空格，但其后明确约定了“以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定的利息或违约金、迟延履行金向乙方支付代理费”，且康达律所起草鑫瑞源公司及李新卫盖章的民事起诉状明确了起诉主张的利息数额，该约定明确且确定，上诉人认为本案代理费约定不明的理由不能成立。   根据《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十三条“实行风险代理收费，律师事务所应当与委托人签订风险代理收费合同，约定双方应承担的风险责任、收费方式、收费数额或比例”的规定，本案中康达律所与鑫瑞源公司未签订风险代理收费合同，且双方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第五条第四项明确约定“本案诉讼费、保全费、担保费全部由鑫瑞源公司先行垫付并由鑫瑞源公司承担”，康达律所并不承担所代理案件的诉讼风险，该约定不符合风险代理的规定，上诉人鑫瑞源公司关于本案不属于风险代理的理由成立，一审判决相应论述不当。   虽然2007年7月25日公布的《陕西省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第五条规定，代理民事案件实行政府指导价，并在《陕西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中规定了政府指导价的收费标准，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放开部分服务价格意见的通知》【发改价格（2014）2755号】第一条第（四）项规定，律师事务所“担任公民请求支付劳动报酬、工伤赔偿，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代理人，以及担任涉及安全事故、环境污染、征地拆迁赔偿（补偿）等公共利益的群体性诉讼案件代理人”的服务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其他律师服务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本案所涉及的康达律所代理的买卖合同纠纷不属于上述规定实行政府指导价的范围，而属于市场调节价的范围。上诉人关于适用《陕西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计算确定收费标准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西安市律师服务收费指导意见》规定了实行市场调节价的民事诉讼案件按标的额收费指导标准，但同时在第五条规定，由中级人民法院作为一审的案件可认定为重大、疑难、复杂民事诉讼案件，实行市场调节价的重大、疑难、复杂民事诉讼，经律师事务所与委托人协商可以在上述规定收费标准的5倍以内收费，本案涉案标的为3700余万元，康达律所请求的代理费为5716797.39元，并未超出该意见规定的收费范围。上诉人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鑫瑞源公司主张的58000元扣减问题。本院（2019）陕02民初13号民事调解书第一项确定利息为5571249.59元，本院（2019）陕02执85号结案通知书中确定利息为203547.80元，两项合计为5774797.39元，康达律所一审主张的代理费是5716797.39元，已扣减58000元，上诉人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康达律所主张的利息是否应该支持。双方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第五条第3项约定“鑫瑞源公司在回款或接受等值财产三日内，按照约定向康达律所支付代理费”，根据本院（2019）陕02执85号结案通知书，涉案款项最后一次回款时间是2019年8月12日前，鑫瑞源公司未按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履行支付代理费义务，构成违约，康达律所主张逾期履行的利息损失，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   关于李新卫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根据鑫瑞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显示该公司由李新卫个人出资，持股100%，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李新卫虽辩称该公司实际由其与其兄共同出资经营，但未提供任何证据，且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个人财产独立于公司的财产，上诉人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双方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是否是格式合同的问题。格式条款是指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本案的委托代理合同并不是重复使用的合同，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格式条款，该合同只是打印件。上诉人的该项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鑫瑞源公司、李新卫上诉认为本案不属于风险代理的理由成立，但并不影响委托代理合同关于代理费的约定及本案处理结果。上诉人鑫瑞源公司、李新卫的其他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虽部分论述认定不当，但适用法律及处理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1818元，由宜君县鑫瑞源煤炭加工有限责任公司、李新卫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周少英  审 判 员  贺晓华    审 判 员  董敏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   （院印）   法官助理  海鹰   书 记 员  朱雪莹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