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658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增城区仙村镇沙头村庙二经济合作社，住所地广州市增城区仙村镇沙头村庙二社。负责人：张树良，该社社长。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增城区仙村镇沙头村庙三经济合作社，社址: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仙村镇沙头村庙三社。负责人：张汝芬，该社社长。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增城区仙村镇沙头村庙四经济合作社，社址: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仙村镇沙头村庙四社。负责人：张炳金，该社社长。上列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何雪萍，广东赵江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就安，男，1949年8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增城区，由广州市增城区仙村镇沙头村民委员会推荐。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俊展，男，1984年4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增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创明，广东达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广州市增城区仙村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广州市增城区仙村镇仙村大道中16号。法定代表人：刘文威，该府镇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温文，广东中粤云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湛栩婷，广东中粤云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州市增城区仙村镇沙头村庙二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庙二经济社）、广州市增城区仙村镇沙头村庙三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庙三经济社）、广州市增城区仙村镇沙头村庙四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庙四经济社）因与被上诉人张俊展及原审被告广州市增城区仙村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仙村镇政府）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8民初18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庙二经济社、庙三经济社、庙四经济社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张俊展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张俊展承包鱼塘的权利义务已了结，无权享有征收补偿利益。《鱼塘摆尾投标合同》表述期限为2011年2月1日起至2016年1月31日止，而非一审法院认定的6周年。当地农村习惯性称谓当年那怕剩9个月也是起点年份的年，到达年那怕只有8天也是到达的年份，所以合同表述“期限为陆年”就是农村所讲的头与尾的年。如果至2016年底计算，不符合当地习惯称谓，且张俊展也没有证据证明其交租金至2016年12月31日止。涉案《土地征收补偿协议》于2016年11月30日签订，与张俊展享有的养鱼权利义务时间毫不相干。征收交地时间为2018年4月10日，享有补偿权与张俊展毫不相干，张俊展的权利义务期只是从2011年2月1日起至2016年1月31日止。退一万步说，2016年1月31日至2018年4月10日是漫长岁月，张俊展将鱼塘的活鱼收走是完全可能，当然这是不许可张俊展进一步侵权的。鱼塘承包到期清场交回是张俊展可预期的。张俊展不会在承包到期还投入使之产生可预期的收入，相反，张俊展做好了清场的准备及安排。故涉案鱼塘被征收没有对张俊展造成损失，不具备有可预期收入的期待可能性。鱼塘的处分及收益由庙二经济社、庙三经济社、庙四经济社享有。二、一审法院关于结合《征地红线外鱼塘补偿协议》的受补偿方均是张俊展，可以侧面印证涉案鱼塘被政府征收时仍在承包期内的认定错误。该补偿协议涉及的权益庙二经济社、庙三经济社、庙四经济社并不知情，也不是协议主体，张俊展的行为属于侵权。不能据此认定涉案鱼塘被政府征收时仍在承包期内。三、退一万步，一审法院计算错误，《征地红线外鱼塘补偿协议》补偿单价是8000元/亩，而一审判决涉案鱼塘补偿单价是3万元/亩，且鱼塘承包期内没有果树、林木等。一审判决严重失衡，明显对庙二经济社、庙三经济社、庙四经济社不公平。四、虽然张俊展对庙二经济社、庙三经济社、庙四经济社多交了钱，但不足以证明交了2016年的租金。张俊展多交的钱并非合同延迟及其权利义务继续享有，而是庙二经济社、庙三经济社、庙四经济社的不当得利。五、《鱼塘摆尾投标合同》违反了农民集体财产出租必须经过村民会议2/3或者村民代表2/3同意及土地承包方案必须经合作经济组织成员大会通过的法律强制性规定。张俊展辩称，一、涉案土地征收发生在张俊展承包期间内。尽管在《鱼塘摆尾投标合同》中对承包期限的两种不同表述对应的期限不同,但结合合同第七条也再次明确承包期限为六年,可以确定在签订合同时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为六年。庙二经济社、庙三经济社、庙四经济社在2017年1月份仍收取张俊展支付的2016年全年承包费用，且张俊展在2016年也实际使用涉案鱼塘，即承包期为2011年2月1日起至2017年1月31日止。张俊展实际上支付了六年的承包费,也使用了六年的鱼塘。2015年广州市增城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正式发布了征收土地预公告，2017年2月15日的《仙村镇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证明涉案征收工作发生在2016年，仙村镇政府在一审庭审中陈述签订征收合同的时间是2016年11月30日。至于征收合同约定的交地日期，并不影响征地发生在2016年的事实。二、一审法院计算没有错误。尽管合同约定的鱼塘面积与实际测量面积不符，但双方对于实际测量的面积没有异议，故应按实际测量面积计算补偿。《征地红线外鱼塘补偿协议》的补偿单价是8000元/亩，而仙村镇政府于2018年10月31日出具的《关于花莞高速公路项目仙村镇土地征收的说明》,确认征收补偿采取综合包干价149万元/亩，综合包干价包含土地补偿款及安置补偿费、青苗补偿、被征地养老保险等补偿,其中青苗补偿原则上按照3万元/亩综合补偿，青苗包含短期生作物、水产养殖、果树、林木、青竹等。因此，张俊展养殖的鱼属于青苗的补偿范畴，应当按照3万元/亩的标准进行补偿。三、《鱼塘摆尾投标合同》约定合同期内发生国家征收的,补偿鱼苗款归张俊展所有。《征地红线外鱼塘补偿协议》确认张俊展是鱼塘承包人,并明确给张俊展的补偿款包含了青苗损失。四、涉案补偿鱼苗款归张俊展所有的法律依据为《增城市征收集体土地补偿管理办法》、《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增城区征收集体土地补偿办法的通知》[增府规（2018）2号]及《增城区征收集体土地补偿办法》。四、庙二经济社、庙三经济社、庙四经济社所述的规章制度只是约束其的管理性法规，不能直接影响双方所签协议的生效，故双方签订的协议合法。仙村镇政府述称，本案是庙二经济社、庙三经济社、庙四经济社与张俊展的农村承包合同纠纷，与仙村镇政府无关，希望双方能够协商解决。张俊展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仙村镇政府与庙二经济社、庙三经济社、庙四经济社关于广州花都至东莞高速公路项目（仙村段）工程沙头村水塘指界示意图-2中针对水塘（11）的补偿费中涉及青苗补偿部分合计153000元归张俊展所有；2、仙村镇政府将青苗补偿款153000元直接向张俊展支付。一审期间，张俊展变更第2项诉讼请求为庙二经济社、庙三经济社、庙四经济社支付补偿款153000元给张俊展。一审法院查明事实：2011年1月2日，张俊展与庙二经济社、庙三经济社、庙四经济社签订《鱼塘摆尾投标合同》，主要内容：“期限为陆年（即2011年2月1日起至2016年1月31日止）；以价高者得中，投中者即付贰仟元作为按金，并在2016年所投鱼塘款中多除少补，方才有效；以投每年鱼塘款，在本年新历12月底前，付清明年所投鱼塘款才方可使用；三个社面积7.28亩，庙四社4.61亩、庙二社2.04亩、庙三社0.63亩；在所投期（即6年内）如遇国家、集体、个人征用，所得补偿鱼归投中者，其他归三个社所有，并听从三个社安排；俊展投5388元，庙四社每年收3343.04元、庙二社每年收1479.33元、庙三社每年收565.63元，按金2000元庙四社代收，2016年收款多除少补等”。《鱼塘摆尾投标合同》签有“张俊展”字样及盖有庙二经济社、庙三经济社、庙四经济社印章。2011年-2015年间，张俊展每年分别向庙二经济社、庙三经济社、庙四经济社缴纳鱼塘租金1479元（1479.33元）、565元、3343元。2016年，张俊展向庙二经济社、庙三经济社、庙四经济社缴纳鱼塘租金930元、356元、2102元。因广州花都至东莞高速公路项目建设需要，仙村镇政府需征收涉案鱼塘。仙村镇政府按照广州市增城区国土资源测绘院对涉案鱼塘的测量，确定红线外鱼塘面积为3.236亩。仙村镇政府已一次性支付张俊展红线外鱼塘补偿款。广州花都至东莞高速公路增城段仙村镇沙头村水塘指界示意图-2确认涉案鱼塘红线内面积为5.1亩，青苗补偿款已经汇至庙二经济社、庙三经济社、庙四经济社账户。仙村镇政府出具的《关于花莞高速公路项目仙村镇土地征收的说明》，载有“青苗补偿原则上按照30000元/亩综合补偿。青苗包含短期农作物、水产养殖、果树、林木、青竹等”。一审法院工作人员于2019年12月13日到仙村镇政府调查庙二经济社、庙三经济社、庙四经济社各占红线内鱼塘面积数，但无法查到相关数据材料。一审庭审中，张俊展认为涉案鱼塘的承包期为6年，征地时仍在承包期内；庙二经济社、庙三经济社、庙四经济社认为涉案鱼塘的承包期从2011年2月1日起至2016年1月31日止（即5年），征地时承包期已届满。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案涉鱼塘的承包期是6年还是5年；二、征地时案涉鱼塘是否仍在承包期内。关于承包期的问题。《鱼塘摆尾投标合同》条款中载明“在所投期（即6年内）如遇国家、集体、个人征用，所得补偿鱼归投中者，其他归三个社所有，并听从三个社安排”，结合张俊展缴纳的鱼塘租金记录，张俊展在2016年1月向庙二经济社、庙三经济社、庙四经济社分别缴纳鱼塘租金930元、356元、2102元，合计3388元。3388元加上承包鱼塘时所缴纳的2000元按金，张俊展在2016年缴纳的鱼塘租金为5388元，与《鱼塘摆尾投标合同》约定的承包租金5388相吻合。再结合《鱼塘摆尾投标合同》中约定的“以投每年鱼塘款，并于在本年新历12月底前，付清明年所投鱼塘款才方可使用”可以看出，张俊展在2016年初全额缴纳租金后明年才能使用。因此，张俊展主张案涉鱼塘的承包期为6年，理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涉案鱼塘征地时是否在承包期内的问题。众所周知，征地工作耗时长、工作量大、任务艰巨，交地时间不能等同于征地时间，结合《征地红线外鱼塘补偿协议》的受补偿方是张俊展，可以侧面印证涉案鱼塘被政府征收时仍在承包期内。另外，张俊展与庙二经济社、庙三经济社、庙四经济社均确认庙二经济社占鱼塘2.04亩、庙四经济社占鱼塘4.61亩。但是张俊展称庙三经济社占0.63亩，而庙二经济社、庙三经济社、庙四经济社称庙三经济社占0.78亩。一审法院依据《鱼塘摆尾投标合同》载有“庙四社每年收3343.04元；庙二社每年收1479.33元；庙三社每年收565.63元”，计得每亩鱼塘承包款约为725.16元/亩（1479.33元÷2.04亩）。结合庙三经济社每年收取的鱼塘款为565.63元，计得庙三经济社占鱼塘面积0.78亩（565.63元÷725.16元/亩）。因此，计得庙二经济社占鱼塘比例为27.45%[2.04亩÷（2.04亩＋0.78亩＋4.61亩）]、庙三经济社占鱼塘比例为10.50%[0.78亩÷（2.04亩＋0.78亩＋4.61亩）]、庙四经济社占鱼塘比例为62.05%[4.61亩÷（2.04亩＋0.78亩＋4.61亩）]。依据《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所有者所有”，涉案鱼塘的青苗款应归张俊展所有。因涉案鱼塘统一出租、统一征收，根据公平原则，一审法院酌定庙二经济社、庙三经济社、庙四经济社按所占鱼塘面积比例向张俊展支付青苗补偿款，即庙二经济社应向张俊展支付青苗补偿款41998.5元（30000元×5.1亩×27.45%）；庙三经济社应向张俊展支付青苗补偿款16065元（30000元×5.1亩×10.50%）；庙四经济社应向张俊展支付青苗补偿款94936.5元（30000元×5.1亩×62.05%）。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一、确认仙村镇政府与庙二经济社、庙三经济社、庙四经济社关于广州花都至东莞高速公路增城段仙村镇沙头村水塘指界示意图-2案涉水塘（11）的青苗补偿款153000元归张俊展所有；二、庙二经济社在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张俊展支付青苗补偿款41998.5元；三、庙三经济社在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张俊展支付青苗补偿款16065元；四、庙四经济社在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张俊展支付青苗补偿款94936.5元。案件受理费3360元，由庙二经济社负担910元，庙三经济社负担207元，庙四经济社负担2243元。本院二审期间，在询问当事人时，庙二经济社、庙三经济社、庙四经济社当庭提交原增城市人民政府增府[2009]19号《印发增城市征收集体土地补偿管理办法的通知》，拟证明水产养殖青苗补偿款标准，其附件2说明征收鱼苗的价格是不等的，3万元/亩是综合补偿而不是水产补偿的标准。张俊展对该证据的意见为：3万元/亩是庙二经济社、庙三经济社、庙四经济社与政府协商的真实意思表示，张俊展认可政府作出的说明，且庙二经济社、庙三经济社、庙四经济社与政府签订的补偿协议不仅包括张俊展的鱼塘，其包含的面积共16亩。仙村镇政府对该证据的意见为：认可其真实性，仙村镇政府与庙二经济社、庙三经济社、庙四经济社签订的土地征收补偿协议，约定的综合包干价14.9万元/亩包括土地的安置补助、青苗补偿、养老金补偿，是对土地所有权人而非土地实际使用人；针对土地所有权人和实际使用人，政府是不应当参与的。在本院询问当事人后，庙二经济社、庙三经济社、庙四经济社又提交了其自行出具并加盖广州市增城区仙村镇沙头村民委员会公章的两份《证明》（一份证明其成年社员人数的情况，另一份证明其被征承包土地的几十名社员涉承包土地约100亩，承包到期日为2017年2月中旬，为了村社集体利益，该等社员均没有取得承包征地青苗等补偿收益）、涉案《土地征收补偿协议》及《广州花都至东莞高速公路项目交地确认表》。经审查，上述补偿协议及交地确认表已经一审质证，上述两份《证明》与本案讼争基本事实无关，且庙二经济社、庙三经济社、庙四经济社对迟延提交该两份《证明》未作说明，故本院均不再组织当事人予以质证；庙二经济社、庙三经济社、庙四经济社提交上述政府通知所要证明的鱼苗补偿标准的事实，与本案讼争青苗补偿费的基本事实无关，故本院不予采纳。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张俊展诉请确认青苗补偿费归其所有及庙二经济社、庙三经济社、庙四经济社向其支付青苗补偿费，故本案案由应为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故庙二经济社、庙三经济社、庙四经济社与张俊展签订的《鱼塘摆尾投标合同》有效与否，不影响青苗的所有者提出获得青苗补偿费的权利主张。因此，庙二经济社、庙三经济社、庙四经济社在二审中提出《鱼塘摆尾投标合同》的签订违反村民民主议定程序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张俊展承包涉案鱼塘期限的上诉争议问题。张俊展向庙二经济社、庙三经济社、庙四经济社交纳2016年费用的金额与《鱼塘摆尾投标合同》约定的每年承包费的金额相同的事实，结合《鱼塘摆尾投标合同》约定本年新历12月底前付清明年承包费才可使用涉案鱼塘的内容，能够证明张俊展付清了2016年的承包费及张俊展可以承包涉案鱼塘至2016年底的事实。该事实再结合《鱼塘摆尾投标合同》的征地补偿条款中描述的“在所投期（即6年内）”的内容，足以证明张俊展承包涉案鱼塘的期限为六年。一审法院对该承包期限事实的认定正确。庙二经济社、庙三经济社、庙四经济社上诉主张张俊展承包涉案鱼塘的期限至2016年1月31日止，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此外，庙二经济社、庙三经济社、庙四经济社在一审期间并未提出其收取张俊展支付的2016年费用系不当得利的主张，故其在二审期间提出该主张，应当提供证据证明。但庙二经济社、庙三经济社、庙四经济社并无提供证据证明，故本院对该上诉主张不予采信。关于涉案鱼塘是否在张俊展承包期限内被征收的上诉争议问题。根据张俊展在一审中提交的广州市增城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广州市增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征收包括涉案鱼塘在内土地的补偿安置方案等事宜于2016年11月7日共同发出的《听证告知书》可知，对涉案鱼塘征收的决定于该《听证告知书》发出之日前已作出；根据张俊展在一审中提交的其与仙村镇政府签订的《征地红线外鱼塘补偿协议》可知，仙村镇政府确认征收了张俊展承包的涉案鱼塘。上述两份证据相互印证，能够证明涉案鱼塘是在张俊展承包期限内被征收的事实。一审法院对该事实的认定正确。因此，张俊展有权获得涉案鱼塘被征收的青苗补偿费。庙二经济社、庙三经济社、庙四经济社上诉主张以其与仙村镇政府签订《土地征收补偿协议》的时间及征收土地交付的时间认定张俊展不享有青苗补偿费权益，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关于涉案鱼塘青苗补偿费计算标准的上诉争议问题。上述《土地征收补偿协议》约定征收集体土地补偿按综合包干价14.9万元/亩标准补偿。仙村镇政府对此作出其中的青苗补偿费原则上按照3万元/亩综合补偿，青苗包含水产养殖的书面说明。因此，张俊展主张按照3万元/亩计算涉案鱼塘青苗补偿费，合法合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正确。上述《征地红线外鱼塘补偿协议》系针对涉案鱼塘在征收红线外的部分进行补偿，而张俊展诉请补偿的系涉案鱼塘在征收红线内的部分，故庙二经济社、庙三经济社、庙四经济社以《征地红线外鱼塘补偿协议》约定的补偿标准，以及涉案鱼塘承包期内没有果树、林木等为由，上诉主张一审法院按照3万元/亩的标准计算涉案鱼塘青苗补偿费错误的意见，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庙二经济社、庙三经济社、庙四经济社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360元，由上诉人广州市增城区仙村镇沙头村庙二经济合作社、广州市增城区仙村镇沙头村庙三经济合作社、广州市增城区仙村镇沙头村庙四经济合作社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庞智雄审判员  李 琦审判员  刘 欢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江亭利书记员林美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