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1民终326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天桥支行，住所地山东省济南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100863193696F。主要负责人：徐家勇，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鸿江，山东环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希伟，女，1966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南市，公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庄义，山东隆湶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咸美阳，山东隆湶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住所地山东省济南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10086315200X5。主要负责人：耿曙明，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鸿江，山东环周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天桥支行（以下简称农行天桥支行）因与被上诉人王希伟、原审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以下简称农行济南分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19）鲁0102民初63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农行天桥支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王希伟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王希伟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案件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判决适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执行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系适用法律错误。此条规定中指明代他人支取未到期定期存款的须出具代取人的身份证明，而本案中王希伟在中国农业银行济南天桥刘桥分理处办理的储蓄种类为活期存款，故不应适用本条规定。（二）一审判决认定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城北支行（以下简称农行城北支行）未尽到对涉案存款妥善保管、对取款人身份审慎审核的义务，属认定事实错误，王希伟存在重大过错，应当自行承担所有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的规定，银行负有保证存款人存款安全的义务，这种义务被称之为一般安全注意义务或安全保障义务；同时存款人自己对于存款的安全也负有谨慎保管义务（包括但不限于妥善保管好存款存折，设置密码等）。王希伟2004年10月20日开立个人储蓄账户（凭折支取）并存入15.5万元时，既没有设置取款密码，也没有设置其他支取方式对取款的安全进行控制，造成其存款账户存在严重安全隐患；同时，王希伟在明知案涉存折内的存款系凭折支取且不需要取款密码的情况之下，却未能妥善保管好自己的存折，导致存款被支取，相应后果应由王希伟自行承担。（三）农行城北支行在办理三笔取款业务时，严格遵守国家有关规定，取款操作流程合规合法，并不存在过错且不存在违反合同约定或国家有关规定的情形，故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对于案涉50000元及27000元的存款，因王希伟所开设的存款支付方式为凭折支取（不设置密码控制），1993年1月12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银发【1993】7号文“关于执行《储蓄管理条例》的若干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活期储蓄存款，一元起存，由储蓄机构发给存折，凭折支取。开户后可以随时支取”，可以看出凭折支取类的存款，存折本身就是取款凭证，可以随时凭折予以支取存款。1997年8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银发[1997]339号关于大额现金支付管理的通知第三条：改进储蓄帐户现金支付管理要继续认真执行“存款自愿，取款自由，存款有息，为储户保密”的原则。从文到之日起，对一日一次性从储蓄帐户（含银行卡户，下同）提取现金５万元（不含５万元）以上的，储蓄机构柜台人员应请取款人提供有效身份证件，并经储蓄机构负责人核实后予以支付。通过该条规定可以明显看出，5万元以下的取款是不需要取款人提供有效身份证件的，不需要进行身份审核的。由上述规定可以明确看出在上述两笔款项的支取过程中，农行城北支行不存在任何过错，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对于案涉的80000元存款，取款人在取款之时持一代身份证，农行城北支行已经要求取款人填写取款凭证，填写进行了必要的身份审核，也不存在任何的过错，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四）2007年6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颁布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5万元以上的现金存取业务应当核对客户的有效身份证件或者其他身份证明文件，也就是说，到了2007年产生了新的规定也依然规定了只有5万元以上的银行才有核对客户身份证件的义务。故对于案涉的2笔5万元及以下的存款，农行城北支行在支取过程中并没有违背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对于案涉的8万元存款，根据银办函（2000）第816号批复第二条“审核”是指取款人提供的身份证件姓名是否与存单、存折姓名一致，农行城北支行审核了取款人的身份证件，也记录了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已经完全履行了审核义务，不存在过错。王希伟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足，适用法律正确。（一）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执行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四条的规定，银行对储户存款具有安全保障义务；非储户本人支取存款，代支取人必须出具其有效的身份证明。王希伟虽然在存折中没有设置密码及支取方式，但是也不能免除农行城北支行的审核义务。（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六条规定，商业银行应当保障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侵犯。王希伟没有设置密码及支取方式，金融机构作为付款人，为降低付款风险，保障储户的存款安全，其更应尽到谨慎审查义务，尤其不是本人亲自到场办理。农行城北支行仅因为王希伟存折未设置密码及支取方式，就将所有责任推到王希伟身上，推脱自身责任，以此就可以不尽任何的审核义务。涉案取款时，王希伟的身份证已被公安机关扣押，在涉案取款时提供的系伪造的身份证。因农行城北支行未尽到审慎审查的义务，导致涉案存单中款项被他人取走，存在重大过错，应当承担责任。根据银办函[2000]816号文件第二条办理个人存取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对一日一次性从储蓄账户提取现金5万元（不含5万元）以上的，储蓄机构柜台人员必须要求取款人提供有效身份证件，并经储蓄机构负责人审核后予以支付。”中的“审核”是指取款人提供的身份证件姓名是否与存单、存折姓名一致。根据一审庭审法庭调查及双方提交的证据可以看出，涉案存折在2006年3月23日取款数额为8万元，超过5万，根据此文件农行城北支行工作人员应当进行审核，核实取款人是否为本人，本人是否持有有效身份证；如果不是本人，代理人是否持有两人的有效身份证及存折，为了降低付款风险，必要时也应当核实代领取人与存折户主的关系及代理原因等，不仅要进行形式审核也要进行实质性审核，审核身份与存折是否一致等，是否尽到审慎审核的义务。在涉案的取款凭证中在户名处显示“王希伟”的签名，但是当时王希伟已被刑事羁押，本人不可能到现场领取，系他人冒领。在遇到他人冒领的情况，农行城北支行也应当要求代领人提供有效身份证，且在代领人处签名并留有但取款凭证中只有王希伟的签名，并没有冒领人在代理人处签字。因此农行城北支行没有尽到审核义务。根据《关于加强金融机构个人存取款业务管理的通知》银发[1997]363号文件，取款5万元以上的需要取款人提供有效的身份证，并不同时意味着，在提取5万元以下现金时，银行不需要对取款人的身份进行审核。对于储户和储蓄机构来说，保护储蓄存款安全不但是一种约定义务，也是共同的法定义务。储户应保管好自己的存单及身份证明，如果存单丢失应及时挂失。作为金融机构，应严格按照法定或约定的方式向取款人付款，并负有全面审查义务。农行天桥支行以人民银行的通知作为其免责理由，依据不足，这个通知是对银行内部管理的规定，不能以此作为抗辩的理由。即使相关的金融规章未明确审核义务的内容，审核不仅要形式性审查，也要进行实质性审查。这种审查包括但不限于审核取款人是否是本人，如果不是本人，代领取人是否持有两人有效身份证明，代领取人与存折户主的关系及代理原因等，都应当承担谨慎核查义务，确保储户存款安全。2006年4月2日被取款5万元、2006年4月27日被取款2.7万元，两次的取款数额虽然低于银发[1997]363号文件规定的单日单次取款5万元以下标准，但农行城北支行不能以此就不进行任何审查。农行天桥支行称依据银发（1993）第7号文件第15条，凭存折支取类的存款，存折本来就是取款凭证，可以随时凭折予以支取存款。但在一审中农行天桥支行提交了这两次（2006年4月2日被取款5万元、2006年4月27日被取款2.7万元）取款时的取款凭证，在办理此两次的取款时，既然已经要求取款人填写取款凭证并要求其签字，也应当要求取款人出示有效身份信息，并核实身份，取款人的姓名与存折姓名是否相一致。（三）法律规定了银行对客户身份识别义务及严格责任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对违约采取的严格责任原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个人存款账户实名制规定》等法规制度要求，银行应当切实规范银行卡发卡行为。王希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农行天桥支行支付王希伟银行存款本金157000元；2.判令农行天桥支行赔偿王希伟利息损失（具体金额以存款157000元为基数，自2006年4月27日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全部款项实际返还之日止）；3.农行济南分行对农行天桥支行的支付义务承担补充责任；4.本案诉讼费用均由农行天桥支行、农行济南分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希伟提起诉讼时，民事起诉状中列明的第二被告为农行城北支行。本案庭审时，农行天桥支行、农行济南分行均称，农行城北支行系农行天桥支行的二级网点，虽然具有工商登记但是并无公章和独立财产，无法出具授权委托书；农行天桥支行提交的诉讼主体情况说明载明，农行城北支行相关权利义务均由农行天桥支行承担。各方当事人均同意，农行天桥支行为本案第二被告，并承担农行城北支行的相应责任。2004年10月20日，王希伟在中国农业银行济南天桥支行刘桥分理处开设账号为15-122301100550677的存折（以下简称涉案存折）并存入15.5万元；其存款凭条的背面取款工具一栏中，存款工具为存折，储蓄种类为活期，支取方式并未填写，存款人证件名称为身份证，证件号码为370111661124232。2006年3月23日，涉案存折被支取存款8万元；加盖农行城北支行印章的取款凭条正面记载的办理柜员为徐婷，交易主管为高某一；该取款凭条背面记载了王希伟的印鉴一栏为空白，代理人证件类型、证件号码、代理人签名三栏均为空白。2006年4月12日，案涉存折被支取5万元；加盖农行城北支行印章的取款凭条中，客户签名一栏手写有“王希伟”字样，记载的办理柜员为高某某，交易主管为李某某、复核人为高某一。2006年4月27日，涉案存折被支取2.7万元；加盖农行城北支行印章的取款凭条中，客户签名一栏手写有“王希伟”字样，记载的办理柜员为栾某，交易主管处空白，复核人为李某某。2006年7月4日，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2006）济刑二初字第5号刑事判决书；2007年6月15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06）鲁刑二终字第142号刑事判决书。上述判决书可以体现，王希伟因涉嫌贪污罪、受贿罪于2005年4月6日被刑事拘留，于2005年4月20日被逮捕，在2007年6月15日之前被羁押于济南市看守所。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月4日作出的（2012）济刑执字第330号刑事裁定书载明，王希伟的刑期至2017年4月5日止。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六条规定：“商业银行应当保障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侵犯”；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商业银行办理个人储蓄存款业务，应当遵循存款自愿、取款自由、存款有息、为存款人保密的原则”。《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执行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储户支取未到期的定期储蓄存款，必须持存单和本人居民身份证明（居民身份证、户口簿、军人证，外籍储户凭护照、居住证—下同）办理。代他人支取未到期定期存款的，代支取人还必须出具其居民身份证明。办理提前支取手续，出具其它身份证明无效，特殊情况的处理，可由储蓄机构业务主管部门自定”。依据上述法律规定，银行对储户存款具有安全保障的义务；非储户本人支取存款，代支取人必须出具其居民身份证明。2005年4月6日至2006年4月27日，王希伟处于刑事侦查羁押期间，王希伟无法对涉案存单进行保管支配，更不可能在2006年3月23日、2006年4月12日、2006年4月27日亲自取款。农行城北支行对未对取款人的身份进行严格审核，截至本案庭审时，也未能提供实际取款人的身份信息，因此农行城北支行未尽到对涉案存款妥善保管、对取款人身份信息审慎审核的义务，农行天桥支行应当赔偿王希伟因此所受的损失。综上，对于王希伟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农行天桥支行承担赔偿责任后，可向涉案存款的实际支取人另行主张追偿权利。涉案存款的开存行、实际取款行均非农行济南分行，农行济南分行与王希伟之间不存在储蓄合同关系，亦不存在侵权关系，故对于王希伟要求农行济南分行对农行天桥支行的支付义务承担补充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农行天桥支行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王希伟存款157000元；二、农行天桥支行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王希伟利息损失（以157000元为基数，自2006年4月27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驳回王希伟的其他诉讼请求。若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440元，由农行天桥支行负担。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中，农行天桥支行及王希伟均认可涉案存折的支取方式为凭折支取。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金融机构个人存取款业务管理的通知（银发[1997]363号）关于“办理个人存取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对一日一次性从储蓄帐户提取现金５万元（不含５万元）以上的，储蓄机构柜台人员必须要求取款人提供有效身份证件，并经储蓄机构负责人审核后予以支付”的规定，对于2006年3月23日被支取的8万元，取款凭条上仅记载了王希伟本人代理人处未书写代理人姓名及证件号码，应系农行城北支行存在工作失误未记载代理人信息，或未能审查出取款人并非王希伟本人，农行城北支行对于该笔8万元款项被支取存有过错。但王希伟对涉案存折负有妥善保管义务，存款被他人支取，王希伟亦负有一定过错。故对于涉案存折8万元款项被支取，农行城北支行及王希伟均有过错，责任应由双方共同承担，本院酌定农行天桥支行及王希伟均承担50%的责任。案涉存折在2006年4月12日被支取5万元、2006年4月27日被支取2.7万元，两次支取均为5万元及5万元以下，王希伟并无证据证实农行城北支行该两次放款行为，违反了银行相关监管操作规定，故对于该两笔款项被支取，银行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返还责任。综上，农行天桥支行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有误，本院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19）鲁0102民初6321号民事判决；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天桥支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王希伟存款4万元；三、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天桥支行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王希伟利息损失（以4万元为基数，自2006年4月27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四、驳回王希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3440元，由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天桥支行各负担876元，王希伟各负担2564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孙 潇审判员 张 伟审判员 高 静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二日书记员 孙红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