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20）新22刑终65号   原公诉机关哈密市伊州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李欣，男，1972年7月29日出生，汉族，大学文化程度，户籍所在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住伊州。因涉嫌受贿罪、玩忽职守罪于2019年5月11日被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监察委员会决定采取留置措施，于2019年6月17日经哈密市伊州区人民检察院决定刑事拘留，2019年6月24日被哈密市伊州区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乌鲁木齐铁路公安局哈密公安处看守所。   辩护人祁小锐，新疆昆莫律师事务所律师。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伊州区人民法院审理哈密市伊州区人民检察院指控李欣犯受贿罪，于2019年11月17日作出（2019）新2201刑初873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李欣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原审被告人张嘉菊，听取检察员、辩护人的意见，认为案件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进行书面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   一、受贿罪   （一）2015年7月、2016年6月，被告人李欣利用担任哈密市伊州区公安局副局长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两次为哈密某商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胡某1代开税务发票提供帮助，2016年6月，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分两次收受胡某18万元。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证人胡某1的证言证实，我是哈密某商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2015年和2016年我以个人名义承包中铁某局哈密红柳河至烟墩铁路段电气化改造项目的土方工程，到税务部门开具工程类发票才能从中铁某局财务上拿到工程款。如果按照正常的程序到税务局开具发票的话，需要缴纳的税费特别高，我知道李欣在税务上有关系，他出面比我自己到税务局缴纳税费起征点低。李欣答应帮忙，我说如果能帮忙把税率降下来，省下的属于利润，我会从中拿出一部分给李欣表示感谢。李欣先后两次帮我从石油基地的国税局开具了工程发票，省了大约几十万税费，2016年6月我分两笔从银行卡中给李欣转了8万元以表示感谢。   2、证人陈某1的证言证实，2015年至2016年我在哈密地区石油新城国税局担任征收大厅科长，主要负责国税局征收大厅各项业务的全面管理，期间李欣2次找我帮忙办理临时税务登记证、代开发票和缴纳税款业务，保守估计两次能够合理避税上百万元。企业自行开具发票的增值税税率是17%，自然人代开发票的增值税税率是3%，自然人代开发票交的是1.5%的个人所得税，企业开发票缴纳的是25%的企业所得税，开票金额在2017年之前没有限制，在之后国家规定自然人一生只能代开12张发票总金额50万元。   3、被告人李欣的供述证实，2016年6月份我任哈密市（县级）公安局副局长，期间胡某1承接中铁的一个土方工程，需要到税务部门开具工程类发票才能从中铁的财务上拿到工程款，胡某1及工人在外地，没有时间回来，手续也不全，如果按照正常程序去税务局开具发票，需要缴纳的税费特别高，我认识税务上的人，胡某1想让我找人帮忙开具发票，也希望把税费起征点做的低一点，说我办完以后会给我些好处费。后来我帮他开具了2次工程类发票，2016年6月胡某1给我转账8万元。   4、营业执照证实，哈密市某商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胡某1，成立日期2011年9月27日，经营范围包含土石方工程施工。   5、国家税务总局哈密市伊州区税务局入库查询、税收缴款书、增值税普通发票证实，2015年6月1日纳税人陈某、孙某、王某、李某4、丁某、丁某2，2016年6月1日纳税人胡某1、赖某按照3%的税率缴纳增值税的税额及胡某1、赖某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情况。   6、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明细信息证实，2016年6月21日被告人李欣银行卡中入账两笔共计8万元的事实。   7、本院向国家税务总局哈密市伊州区税务局调取的证人王某1（税务局征收大厅工作人员）的证言，自然人陈某、孙某、王某、李某4、丁某、丁某2、胡某1、赖某的完税证明、哈密市某商贸有限公司纳税资格的证明证实，胡某1经营自然人独资的哈密市某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为一般纳税人，公司接受自然人提供劳务可以代开发票，2016年5月1日以前公司承包工程所要缴纳的是营业税，2016年5月1日之后公司承包工程按照相关规定符合“清包工” “老项目”“甲方供材”可以按照简易计税，税率是3%。想要拿到工程款除了缴纳营业税或增值税外还要缴纳个人所得税和附加税。找没有发生业务的自然人代开不符合税收法律、政策规定，属于虚开行为，要受到行政处罚，虚开数额达到刑法调整范围要追究刑事责任。   以上公诉人出示的证据经当庭质证，被告人及辩护人均无异议。辩护人辩称被告人李欣及行贿人胡某1对税收政策有误解，李欣收取的8万元是劳务费，不应认定为受贿的辩解意见与本院查明的事实不符，不予采纳。   （二）2016年，被告人李欣利用担任哈密市伊州区公安局副局长的职务便利，为哈密某道路清障有限公司负责人黄某在拖车业务方面提供帮助，2016年9月，在伊州区商业小区门口收受黄某三星2015尊享版手机一部，价值1.49万元。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证人黄某的证言证实，2016年8、9月份，李欣当时是伊州区公安局副局长，我是哈密某道路清障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我公司承揽的拖车清障业务是从伊州区交警大队承揽的，李欣分管交通，为了和李欣搞好关系，多承揽业务我给李欣送了一部价值14900元的三星手机。   2、被告人李欣的供述与证人黄某的证言一致，能够证实该起受贿事实。   3、营业执照、说明证实，哈密某道路清障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黄某1，黄某是黄某1的堂弟，是某道路清障有限公司的负责人。   4、中国移动ViVO体验店销售小票证实，涉案财物三星尊享版手机价值1.49万元。   5、伊州区公安局情况说明证实，哈密市伊州区公安局与哈密某道路清障有限公司存在拖车业务，需要拖车时按照就近原则，但不指定。   以上证据经当庭质证，被告人李欣及其辩护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三）2018年，被告人李欣利用担任哈密市伊州区公安局副局长的职务便利，为哈密市某建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某2在结算伊州区看守所扩建项目货款方面提供帮助，2017年3月，在其伊州区某家中收受陈某2地板砖，价值2.554万元。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证人陈某2的证言证实，2017年3月左右，李欣时任伊州区公安局副局长，为了与李欣维持好关系赠送李欣价值2.554万元的地板砖。2018年9月，我在李欣的帮助下，结算了某集团的材料款。   2、证人张某1的证言证实，大概2018年6、7月份，我任某集团建设公司经理，李欣当时任伊州区公安局副局长，分管后勤、工程项目等工作，大概年底的时候李欣给我打招呼给陈老三（陈某2）结算货款。我就安排公司的人，支付了10万元左右货款。   3、被告人李欣的供述与证人陈某2、张某1的证言一致，能够证实该起受贿事实。   4、营业执照证实，哈密市某建材有限责任公司法人为陈某2。   5、东鹏瓷砖销售单证实，2017年9月10日，李欣在××区购买价值2.554万元的地板砖。   6、伊州区公安局支付某集团的付款凭证、伊州区公安局与某集团项目合同、中标通知书、发票证实，经李欣签字审批，哈密市伊州区公安局向哈密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支付看守所建设项目款。   7、某集团与某建材公司的材料购销合同证实，某建材公司为某集团建设看守所提供价值210569.5元的地砖。   8、某集团资金支付审批表、哈密市商业银行收据证实，2018年8月10日，某集团通过网上银行跨行支付哈密市某建材有限责任公司材料款75000元。   9、某集团资金支付审批表、中国工商银行网上电子回单、收据证实，2018年7月19日，某集团通过网上银行跨行支付哈密市某建材有限责任公司材料款50000元。   10、某集团资金支付审批表、哈密市商业银行网上电子回单、收据证实，哈密市伊州区公安局向某集团支付看守所扩建项目款。   11、某集团资金支付审批表、哈密市商业银行网上电子回单、收据证实，某集团向哈密市某建材有限责任公司支付材料款。   以上证据经当庭质证，被告人李欣及其辩护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四）2017年，被告人李欣利用担任哈密市伊州区公安局副局长的职务便利，为新疆某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戴某在结算伊州区拘留所信息化建设工程项目款方面提供帮助，2017年7月，在其办公室内收受戴某现金1万元。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证人戴某的证言证实，我是新疆某科技有限公司的负责人。2017年7、8月份，我拿着准备好的1万元钱，到了伊州区公安局李欣的办公室把用信封装的1万元钱，放在他桌子上，希望他能帮忙让伊州区公安局按照合同规定，尽快把伊州区拘留所信息化建设项目35%的工程款支付给我们。   2、被告人李欣的供述与证人戴某的证言一致，能够证实该起受贿事实。   3、营业执照、新疆哈密市看守所综合信息化系统工程项目合同书证实，2013年4月9日新疆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承接了哈密市伊州区公安局拘留所信息化建设项目。   4、记账凭证、结算票据、说明、请示证实，2016年8月23日，哈密市伊州区公安局支付新疆某科技有限公司账款200万元。   5、财政直接支付申请书、发票、中标通知书、新疆哈密市伊州区拘留所综合信息化系统工程项目、哈密市财政局预算资金支付审核、审批单、关于申请支付新建拘留所综合信息化工程款的请示、记账凭证、发票、情况说明证实，新疆某科技有限公司于2016年12月通过政府招标，中标承建伊州区拘留所信息化系统工程项目，伊州区公安局分次向该公司支付工程项目款。   以上证据经当庭质证，被告人李欣及其辩护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五）2017年，被告人李欣利用担任哈密市伊州区公安局副局长的职务便利，为新疆某信息有限公司销售经理林某在结算伊州区公安局指挥中心大屏幕安装工程款方面提供帮助，2017年8月，在其办公室收受林某现金1万元。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证人林某的证言证实，2015年年底左右，我们公司通过招标中了伊州区公安局指挥中心大屏改造项目，完工后通过了验收只拿到了30%工程款。大概2017年8月份，为了托李欣尽快帮忙安排把剩下的工程款给我支付掉我就把1万元现金给了李欣。   2、被告人李欣的供述与证人林某的证言一致，能够证实该起受贿事实。   3、营业执照、工作证明、中标通知书、哈密市公安局110大屏幕安装合同书证实，新疆某信息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张某4，林某为销售经理，2015年9月25日，新疆某信息有限公司承接哈密市公安局110大屏幕安装工程。   4、伊州区公安局支付新疆某信息有限公司的付款凭证证实，2016年，新疆某信息有限公司通过招标，中了伊州区公安局指挥中心大屏改造项目并签订相关合同，哈密市公安局向该公司支付110大屏幕安装工程款。   以上证据经当庭质证，被告人李欣及其辩护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六）2017年，被告人李欣利用担任哈密市伊州区公安局副局长的职务便利，为新疆某电子有限公司哈密片区负责人杨某1在结算哈密市××区信息化建设工程款方面提供帮助。2017年11月，在其办公室收受杨某1现金5万元。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证人杨某1的证言证实，2017年9月，我承建的哈密市××区中的22个站信息化网络通信项目该项目全线完工并通过验收，完工后一直未要上剩余工程款。2017年11月，我找到李欣希望他能尽快帮我把项目剩余款项结清，把事先装在牛皮纸档案袋里已经准备好的5万元现金放在李欣的办公桌上，然后起身离开了。大概在2018年初，伊州区公安局就把我承建的22个伊州区第二批便民警务服务站信息化网络通信项目剩余的项目款给我了。   2、被告人李欣的供述与证人杨某2的证言一致，能够证实该起受贿事实。   3、营业执照、法人授权委托书证实，杨某1为新疆某电子有限公司合法代理人，以此公司的名义处理关于哈密市××区信息化建设”项目的一切有关事务。   4、哈密市伊州区“新增便民警务站信息化建设”工程合同书证实，2017年4月，甲方哈密市伊州区公安局与乙方新疆某电子有限公司就哈密市伊州区“新增便民警务站信息化建设”项目签订合同。   5、伊州区公安局支付某公司的付款凭证证实，哈密市伊州区公安局局长办公会研究决定同意向新疆某电子有限公司分次支付全部项目款。   以上证据经当庭质证，被告人李欣及其辩护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七）2017年，被告人李欣利用担任哈密市伊州区公安局副局长的职务便利，为哈密市伊州区某乡某村某进口汽车修理厂负责人胡某2在结算伊州区公安局车辆维修费方面提供帮助，2017年底，在特殊教育学校附近收受胡某2现金1万元、价值0.07万元羊肉，合计1.07万元。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证人胡某2的证言证实，我是某修理厂的负责人，在结算伊州区公安局在我们修理厂产生的修理费时，必须要找李欣签字，才能拿到钱，每次他都很痛快地签了字，为了感谢他的帮助，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跟李欣维持好关系，2017年年底，快过年了某一天晚上就给他送了1只700元钱的羊和1万元钱现金。   2、被告人李欣的供述与证人胡某2的证言一致，能够证实该起受贿事实。   3、营业执照、证明、情况说明证实，哈密市某乡某村某进口汽车修理厂的经营者为张某5，胡某2与张某5是夫妻关系，该厂所有业务由胡某2负责，2016年至2018年，胡某2代表某修理厂承接了伊州区公安局的汽车维修业务。   4、伊州区公安局支付某修理厂的付款凭证证实，哈密市伊州区公安局经李欣签字同意向哈密市某乡某村某进口汽车修理厂支付哈密市伊州区公安局车辆维修费。   以上证据经当庭质证，被告人李欣及其辩护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八）2017年，被告人李欣利用担任哈密市伊州区公安局副局长的职务便利，为浙江台州某标志服饰有限公司新疆区域销售代表王某2在结算伊州区公安局警用服饰货款方面提供帮助，2017年12月，在哈密阳光酒店收受王某2现金10万元。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证人王某2的证言证实，我给伊州区公安局制作完成300万元左右的警用服饰制作的业务后，大部分服装伊州区公安局迟迟不通知我发货，积压在货仓里，也不及时结算货款。2018年春节前，我在阳光酒店约了伊州区公安局分管后勤的领导李欣，希望李欣帮我解决这个事，我就把之前准备好的装在纸袋子里的10万元现金给了李欣，李欣把这个装有10万元现金的袋子拿上就走了。   2、被告人李欣的供述与证人王某2的证言一致，能够证实该起受贿事实。   3、营业执照、授权委托书、合同、中标通知书、付款凭证证实，2016年12月19日浙江台州市某标志服饰有限公司合法代理人王某2与伊州区公安局签订警用服装采购合同，供方履行合同后，伊州区公安局经李欣同意向浙江台州市某标志服饰有限公司支付货款。   以上证据经当庭质证，被告人李欣及其辩护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九）2017年，被告人李欣利用担任哈密市伊州区公安局副局长的职务便利，为哈尔滨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区域经理马某在结算伊州区公安局一体化智能卡口建设项目款方面提供帮助，2017年8月、9月，2018年1月，分别在其办公室和哈密市××苑，收受马某现金15万元，购物卡0.5万元、华为mate手机一部（价值0.5万元）、五粮液酒一箱（价值0.48万元），合计16.48万元。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证人马某的证言证实，我是哈尔滨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区域经理，（1）2017年8月底的一天上午，为了和伊州区公安局签订一体化系统前端卡口建设项目合同，我到李欣办公室想让他帮忙，我就从公文包里面将1部未拆封的华为MATE10放他桌子上了，他看了一眼就把手机收进办公桌的抽屉里了，没过几天合同就签了。（2）2017年9月某一天，为了解决伊州区公安局协调的通信资源不到位，网络不通的问题，我去李欣办公室，希望李欣能把这个问题解决掉，然后就从我口袋里拿出5张购物卡（共5000元）放在他桌子上，李欣把购物卡放在抽屉里说是会尽快协调，我听他打电话协调了这个事。（3）2018年2月的某一天上午，为了结清一体化系统前端卡口建设项目的工程款，我到伊州区公安局李欣的办公室，希望李欣能尽快帮忙安排，把钱支付给我们。大概到了晚上8、9点的样子，在哈密德林名苑小区对面的马路边上，我把准备好的1箱五粮液和15万元现金（茶叶盒装的），放在李欣开的车（白色福特撼路者）后排座位上。   2、被告人李欣的供述与证人马某的证言一致，能够证实该起受贿事实。   3、哈密市伊州区公安局与哈尔滨某公司的服务合同、营业执照、职位证明证实，2017年9月，马某任哈尔滨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区域经理，代表公司与哈密市伊州区公安局签订一体化系统前端卡口建设项目合同。   4、记账凭证、结算票据、支付委托书、伊州区公安局文件、政府采购拨款通知书、黑龙江增值税普通发票证实，伊州区公安局经李欣同意向哈尔滨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结算伊州区公安局一体化智能卡口建设项目款。   5、收据证实，华为mete9价值0.5万元，一箱五粮液价值0.48万元。   以上证据经当庭质证，被告人李欣及其辩护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十）2017年，被告人李欣利用担任哈密市伊州区公安局副局长的职务便利，为哈密市某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徐某在结算伊州区公安局办公用品款项方面提供帮助，2017年6月、2018年7月，在其办公室收受徐某苹果ipad（mini）1部（价值0.11万元）、华为P20手机1部（价值0.56万元），合计0.67万元。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证人徐某的证言证实，我是哈密市某科技有限公司法人，2016年至2017年间，我们某科技有限公司给伊州区公安局供应办公设备和耗材后，大概有40多万元一直都未付款。（1）到了2017年5、6月份某一天上午，我将一部花1100元购买的白色苹果平板电脑（MINI）装在我的军绿色手拎包里，到了李欣的办公室，当着李欣的面放在他的办公桌下面放键盘的抽屉里。2017年11月份，伊州区公安局给我公司支付了30万元，还剩10多万没有结。（2）2018年6、7月份某一天上午，为了结清剩余10万元办公设备款，我把事先花5600元买好的黑色华为P20（64G）装在我军绿色的手拎包里，找到李欣，我直接把黑色华为P20（64G）手机直接拿出来放在他办公桌放键盘的抽屉里。   2、被告人李欣的供述与证人徐某的证言一致，能够证实该起受贿事实。   3、营业执照证实，哈密市某科技有限公司法人为徐某。   4、收据证实，苹果64Gmini平板价值0.11万元，华为P2064G手机价值0.56万元。   5、记账凭证、报销单、发票、哈密市政府采购验收报告、哈密市属单位政府采购计划实施申请表、伊州区公安局配置销售清单、某科技销售合同、哈密市公安局文件、价格记录表、政府采购拨款通知书、某科技销售出库单、财政授权支付凭证、中国建设银行转账支票存根、新疆增值税普通发票、某科技销货清单证实，2016年至2017年间，某科技有限公司通过几次政府分散采购，取得了伊州区公安局办公设备和耗材的供货合同，供货完成后，经伊州区公安局李欣同意，分次向某科技有限公司支付办公用品款项。   以上证据经当庭质证，被告人李欣及其辩护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十一）2018年，被告人李欣利用担任哈密市伊州区公安局副局长的职务便利，承诺为哈密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罗某1在结算伊州区公安局汽车修理费方面提供帮助，2018年4月，被告人李欣将本人一辆已报废的大众帕萨特汽车委托罗某1售卖，2018年8月，在伊州区商业小区以卖车款为名收受罗某1现金5万元。截至案发该报废车辆仍在罗某1处未处理。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证人罗某1的证言证实，我是开修理厂的，2018年4、5月份，李欣就给我打电话，说他有一辆报废车在公安局院子里放着，看我是否方便把车拖走，能卖了就卖，卖不了就拆了卖零件去。我到公安局把车拖回了我的修理厂。后面我想的快快把钱给李欣，大概到了8、9月份，我给李欣打电话说车也卖了，把钱给他，我们就约好在小十字下面商业处家属院李欣家楼下见的面，我用塑料袋子装5万元钱和一个小的石头摆件给李欣，李欣把5万元现金和小的石头摆件收下了。这辆车在我修理厂里停放着，一直没有动过。   2、被告人李欣的供述证实，罗某1是开修理厂的，2018年4、5月份，我给他打电话，说有一辆车在公安局的院子里放着，让他抽空拖走，拆成零件之后卖些钱。罗某1来伊州区公安局把车拖走了，大概到了2018年8、9月份某一天，罗某1给我打电话说是车卖掉了，约我在大十字商业处家属院小区的门口见面，见面后罗某1给了我5万元钱。我给的车不可能值5万元，要卖零件也就万把块钱，这也还要考虑零件的老化程度，是否有其他车辆能够使用，反正不是说卖就能卖掉的。我是伊州区公安局副局长，分管后勤保障，罗某1给我5万元钱就是想在他们公司去伊州区公安局结算修理费的时候我给予帮忙，尽快能把修理费支付干净，该报废车辆目前仍在罗某1处未处理。   3、车辆照片证实，李欣大众帕萨特车辆状况。   4、营业执照、2018年度哈密市伊州区公安局公务车定点维修服务合同、中国农业银行电子回单、2018年度哈密市伊州区公安局事故车辆定点停车场项目证实，2018年4月，哈密市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罗某1与哈密市伊州区公安局就公车维修与事故车辆定点停放签订相关合同。   以上证据经当庭质证，被告人李欣及其辩护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十二）2018年，被告人李欣利用担任巴里坤县公安局局长的职务便利，为哈密市某商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某3在结算巴里坤县公安局看守所办公用品货款方面提供帮助，2019年1月，在其家中收受陈某3现金5万元。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证人陈某3的证言证实，2018年底，李欣去巴里坤县公安局当了局长，为了结货款，我就去巴里坤县公安局找了李欣，李欣就把巴里坤县公安局分管财务的副政委叫到跟前让快快把巴里坤县公安局欠我公司的16万生活用品和办公用品款付掉。没过多久，巴里坤县公安局就把欠我公司的16万元支付清了。为了感谢李欣的帮助我就于2019年1月的某一天下午，我就把事先准备好的5万元装上，开车到了李欣家（某小区），在我离开时将装有5万元的布艺文件袋放在了沙发上，示意后就离开了。   2、被告人李欣的供述与证人陈某3的证言一致，能够证实该起受贿事实。   3、营业执照、供货合同、哈密市商业银行网银电子回单、记账凭证、账户交易明细回单、巴里坤县公安局资金支付审批单、新疆增值税普通发票、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应税劳务、服务清单、验收单、中标通知书、巴里坤县单位政府采购计划实施申请表、关于申请采购巴里坤县看守所在押人员日用品的报告、巴里坤县政府性投资项目资金拨款申请表证实，哈密市某商贸有限公司通过政府招投标，取得了巴里坤县公安局看守所生活和办公用品供应业务。业务完成后，在李欣帮助下，巴里坤县公安局向哈密市某商贸有限公司支付此项货款。   以上证据经当庭质证，被告人李欣及其辩护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十三）2018年，被告人李欣利用担任巴里坤县公安局局长的职务便利，为哈密某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某1在结算巴里坤县公安局民警体检费用方面提供帮助，2019年3月，在某小区收受刘某1购物卡1万元。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证人刘某1的证人证言证实，我是某总经理，2016年至2018年间，伊州区公安局与我们签订体检协议，2018年的体检费用一直都没有结算。为了结算费用，2019年3月我把车停在李欣小区门口，他上了我的车，说明来意后我就把购物卡塞给了李欣，购物卡是1000元1张的，大概10张左右，用皮筋扎在一起的。   2、被告人李欣的供述与证人刘某1的证言一致，能够证实该起受贿事实。   3、营业执照、某有限公司总经理经营责任协议书证实，2019年1月，某有限公司与刘某1签订总经理经营责任协议书，刘某1任某总经理一职。   4、某体检协议书、2018年哈密市伊州区公安局体检明细、2018年哈密市伊州区公安局健康体检已检人员名单及费用详情（外检五堡派出所、二堡镇派出所、星星峡派出所、）中国工商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2017年巴里坤县公安局健康体检已检人员名单及费用详情、巴里坤县公安局资金支付审批单、发票、中国农业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回单、记账凭证、伊州区财政局文件批阅单、报销单、发票证实，哈密某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与哈密市伊州区公安局就民警体检签订相关协议，伊州区公安局分次向哈密某管理有限公司支付体检费用。   以上证据经当庭质证，被告人李欣及其辩护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十四）2010年6月，被告人李欣利用担任哈密市西河区派出所所长的职务便利，为哈密某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称某建材公司）股东罗某2（李欣嫂子），在新疆某物资公司（以下称某公司）赊欠价值34.419059万元钢材，2010年9月、2011年6月，某建材公司共向某公司支付货款13万元，剩余21.419059万元经某公司多次催要一直未付。后被告人李欣向某公司总经理王某3称该21.419059万元是其本人所欠，跟某建材公司及罗某2没有关系，王某3遂再未催要，被告人李欣也未向王某3归还钢材款21.419059万元。后李欣将该21.419059万元钢材作为股本入股某建材公司。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证人王某3的证言证实，我是新疆某物资有限公司总经理。2010年，李欣的嫂子和朋友在农十三师工业园区共同投资了一个工业项目，当时这个项目正在建设期需要钢材，李欣知道我是做钢材生意的，李欣给我打电话说想从我这里便宜点购买一些钢材，由于认识，我就让李欣到我办公室里谈。后面李欣就带着一个女的（罗某2）到我在新疆某物资公司（原哈密某物资公司）的办公室，李欣和我说了要赊欠一批钢材，因他当时是西河派出所所长，另一方面我也想和他保持好关系，帮李欣一把，以后也许会找他办事，我就答应了以赊欠方式给了李欣一些钢材，而且稍低于市场价格。我和李欣把赊欠钢材的事情全部谈妥后，我就把这个事情交给我的助理王某4（原销售经理）去办理了。是李欣找我赊欠的钢材，赊欠钢材我只认李欣，赊欠手续名字挂的某建材有限公司（罗某2）。钢材款前期给我们公司结算了一些，还有大概21万多没有结算清。   2、证人王某4的证言证实，我是新疆某物资有限公司总经理，我们公司跟某公司之间只有一笔销售钢材的往来，就是2010年6月，我们某公司总经理王某3安排我具体经办的这笔业务，某公司罗某2具体跟我对接的这笔业务，经过我查阅公司财务凭证，我们公司跟某公司的这笔业务是销售钢材77.999吨，销售金额是344190.59元。这笔业务我记得当时还是给某公司打完折后给的优惠价格，但是截止到目前，某公司除了支付13万元的钢材款之后，还欠我们公司214190.59元没有结算完。跟某公司的这笔业务跟我正常上门推销钢材业务不一样，是当时我们某公司的总经理王某3交代给我由我具体经办的，后来罗某2代表某公司到我们公司跟我对接办理相关销售手续后才把这批钢材拉走的。我作为这批钢材业务的经办人，前期多次找某公司的经办人罗某2催要货款，分两次从某公司要回13万元的货款。我记得2014年罗某2找我开具13万元的发票，我们公司财务上就将13万元的发票开具出来给了某公司。我从某公司要回来13万元货款之后，后面一直催着罗某2要剩余的购货款，后来王某3告诉我，某公司的剩下的214190.59元货款我就不要管了，由他来处理。   3、证人罗某2的证言证实，某公司成立于2009年12月份，我作为公司股东之一参与公司经营。公司前期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钢材，加之各入股股东当时经济实力有限，资金跟不上，就让各股东自己想办法去联系砖、水泥、钢材等实物形式投资入股。李欣说他认识哈密做钢材生意的某公司的王总，他们之间关系还挺不错的。我就跟李欣讲，要是他能从某公司的王总处拿上钢材，到时作为实物投资入股某公司。后来，李欣告诉我，他跟某公司的王总已经说好了，王总同意先把钢材拉走用，其他的货款不用我管。让我去某公司找一个姓王的业务员去具体办理钢材的相关手续就行了。然后我就到前进西路上的某公司去联系对接，当时我找到他们公司的一个叫王某4的业务员。我以某公司的名义和某公司签订了购买钢材的购货合同，我记得经办人签的是我和王某4的名字。某公司从某公司总共购买了七、八十吨钢材，价格大概30多万元。陆续支付给某公司两笔购买钢材的款，一笔10万元，一笔3万元，其他的剩余款项至今未支付。如果没有李欣，我肯定不能从某公司赊欠这么大金额的钢材提前拿回去使用，我和我们公司的其他股东根本就不认识王总，就算认识的话，不是一般的关系，人家某公司也不会同意让把价值这么多的钢材赊欠回去。从公司账面上反映不出李欣入股的事情，都在我的股份上包含李欣的入股。刚拉走这些钢材的前些年，某公司的王某4还经常找我催要货款。后面我给李欣讲，让他给某公司的王总讲下，别一直催要货款了，公司现在也没有钱。后面王某4就再也没有找过我催要剩余的购买钢材的货款。   4、被告人李欣的供述证实，2010年我嫂子罗某2找到我，她当时是某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公司）的股东之一，罗某2说他们公司正在筹建，需要大批钢材建设厂房，但是公司没有足够的钱购买钢材，就让股东们自己想办法解决。我说我认识某公司的老总王某3。罗某2就说如果我能从某公司拿到钢材，可以作为实物入股投资到某公司，到时候可以算作我的股份给我分红。我就答应了，后面我找到王某3说了这个事，王某3看在我的面子上答应给我赊欠一些钢材，当时还是以低于市场价给的，并将这件事交代给他们公司的销售员王某4。某公司分批次从某公司拿走价值34万元左右的钢材。这些钢材入股到某公司，算作我的投资，相关手续都是罗某2具体经办的。2010年、2011年支付给某公司钢材款13万元，剩下的21万多元至今未支付。2010年这些钢材从某公司赊欠之后，王某4多次找罗某2催要钢材款，在要回了13万元钢材款之后，我嫂子罗某2告诉我，让我给王某3讲下，再别让王某4找他催要钢材款了。我给王某3讲剩下的214190.59元是我欠某公司的，跟罗某2和某公司没有关系，王某3答应了，王某4就再也没有找过罗某2催要钢材款。后面某公司跟我商量，把214190.59元转成我的入股投资款了。对王某3来说，他身价上亿元，我觉得他也不差这20多万元，所以他也不好意思使劲逼我要这些钱；我虽然这么多年家里卖过房子，但自己的钱都投到股票里面，还有买房、买车，我也没有多余的钱去偿还这些钱；再就是我一直想着等某公司卖掉之后，我就可以偿还掉了；另外我这些年从派出所所长到伊州区公安局副局长、再到巴里坤公安局局长，自己在仕途上一直往上升，王某3这么大的身家也不会为了这点钱跟我撕破脸皮，肯定会维系和我的关系，说不定以后有事情还会用到我。   5、营业执照、证明证实，王某3自2004年12月成立至今任新疆某物资有限公司总经理。   6、记账凭证、哈密市商业银行进账单、收据、中国建设银行进账单、发票、某公司销售出货单、情况说明、对账单、自述说明、收据证实，李欣为其嫂子罗某2（某建材有限公司股东）在新疆某物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某3处赊欠了77.999吨价值34万元的钢材款，其中分两次于2010年、2011年支付了13万元的货款，剩余的21万元左右的钢材款至今未支付。   以上证据经当庭质证，被告人李欣及其辩护人均无异议，辩护人辩称此款王某3没有不再要的意思，被告人李欣也没有不再给的意思表示，所以不是受贿，应为借款的辩解意见与本院查明的事实不符，不予采纳。   （十五）2016年，被告人李欣利用担任哈密市伊州区公安局副局长的职务便利，为某投资有限公司股东张某2及其朋友在处理交通违章方面提供帮助。2017年7月，李欣在哈密市某投资有限公司购买某小区5号楼2单元101室商品房一套，张某2承诺以房屋打折的方式给李欣20万元。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证人张某2的证言证实，我是哈密市某投资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2016年我所在的某公司准备开发某小区。有一次我跟李欣吃饭，期间我给李欣建议，让他买一套我公司开发的某小区房子，李欣说房价有点高。我就给他说：“你买，到时我给你打折”。李欣听了以后就到我公司看房屋图纸，选了一套复式楼（5号楼2单元101室），面积大约200平方米，当时价位是4800元/平方。2017年7月，李欣到我公司交房款，我给他说：“你看的这个小区打招呼的领导多，关注度比较高，不行你就先按4800元/平方的价格签合同，交款也按这个价格交，以后我想办法给你按房屋成本价补偿”。因为工作忙，我也一直没有把这个补偿的钱（成本价在3800元左右，算下来20万）送给李欣。大概到了2018年底，李欣碰到我，给我说还想在某买一套房，让他丈母娘住，可是手头紧，没那么多钱，缺20万。这个时候我想起来我前面要给他钱的事，我就安排我公司副总许某准备20万，到时候送给李欣。后面没多久我就回北京了。李欣是党员领导干部，对我生意上能有帮助，以这样的方式给李欣钱，外人不会知道，对他也不会有影响。给李欣给20万元主要是，一是我与李欣关系不错，平时来往也多；二是我在李欣任西河区派出所所长的时候就认识他，他那时候在处理我公司建设工地上的治安问题非常上心，人不错，我也没怎么实际感谢过他，后面他一步步起来，任了巴里坤县公安局局长，我就感觉他仕途上应该能有更好的发展，给他20万元，是一种投资，等他提升到再高一点的层次，能对我公司提供更大的帮助。三也算是他帮我或我朋友销分、处理违章的一个感谢。   2、证人许某的证言证实，我是哈密市某投资有限公司的股东，2018年底，我们某投资有限公司大股东张某2给我打电话，让我到××区面的一个袋子，里面是20万元现金，让我拿上给李欣，后面我给李欣打电话，准备把钱给李欣送过去，李欣说让我等两天再说，等了大概一周，李欣通过微信给我发了张照片，照片上是一张“中国银行卡”（蓝色的卡，不是李欣的名字），发完照片后给我打的电话，让我按照片上的银行卡转账20万元，我就在胜利路的农行柜台上用我的农业银行卡给李欣转了20万元，给李欣转完账之后我把转账凭证拍了照从微信上发给了李欣，又给他打了电话，他说看到照片了，钱也收到了。   3、被告人李欣的供述证实，（1）2016年，张某2所在的某公司准备开发某小区，张某2给我说，他在某小区自己也留了一套房子，动员我买跟他挨着的房子。我说这个小区房价那么高，我承受不了价格。张某2说到时按照成本价给我卖这套房子。过了段时间，他们公司开始交钱订房子，我就交了20万元的定金。我印象中2017年签订的购房合同，我买的是一套楼上楼下复式房，面积大约235平方米，签订的合同价是4800元左右。当时张某2说，看这个小区房子的人也特别多，打招呼的领导也多，让我签合同就按照4800元的价格签，交款也按照这个价格交房钱，以后等房子成本价算出来之后再按照成本价给我。我当时也打听了下，咨询了相关从事房地产开发的朋友，他们给我算了下，像这种南北通透的板式楼，成本价要高一些，应该在3500元左右。我算了下价格，这个价格我也可以接受。所以就按照张某2说的我把合同签订完、把房款交掉并办理了贷款，至于最后算下的价格还没有跟张某2具体计算。（2）2018年11月份左右，当时我们家位于某小区的房子对门的房子要出售，这套房子是开发这个小区的某公司的胥会计买的，她当时不想要这套房子了，我就想着把这套房子拿下来给丈母娘住，我们找到胥会计，她就是一口价，要的价格也特别高。我想让张某2给胥会计做下工作，把房价降下来价格给便宜些，后来张某2也挺为难，房子都卖给胥会计了，他作为老总也不好讲，他说如果我钱紧张的话让我找他们公司的副总许某，我说那你就先给我借20万元。后面我调到巴里坤任职去了，我妻子余某跟许某对接拿了20万元支付的房款。   4、证明证实，张某2为哈密市某投资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   5、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补充协议、收据、某款项单、现金缴款单、中国工商银行特约单位记账回单证实，余某于2018年2月在哈密市××楼商品房一套，面积235.14平方米，单价4800元每平方米，总价112.8672万元。   6、商品房买卖合同证实，2016年9月，孙某5在哈密市××楼商品房一套，面积131.38平方米，单价4300元每平方米，总价56.4934万元。   7、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证实，2018年9月30日，许某向倪某尾号1671的银行卡转账20万元人民币。   8、房屋买卖合同证实，2018年9月，孙某5将哈密市某花园房以单价每平方米4700元的价格出售给倪某，房屋面积132.02平方米，总价62.05万元。   9、常住人口登记表证实，余某与倪某为母女关系，孙某5儿（孙某5）为胥某女儿。   以上证据经当庭质证，被告人李欣辩称张某2没有给其说过20万元的数额，购房优惠并无不适。辩护人辩称被告人李欣购买房时以正常价格购买，付款及贷款方式也无异常，目前没有证据证实被告人李欣帮助张某2处理违章，且处理违章花费20万元不符合常理，被告人李欣对此20万元并没有实际收到也不具有实际的控制力，不能仅凭约定来认定被告人构成受贿罪。虽然被告人李欣按照正常买房手续签订购房合同，支付房款，但行贿人张某2承诺以明显低于市场价的成本价给被告人李欣返还差价，系以合法方式掩盖非法目的，被告人利用职务之便帮助行贿人处理违章，被告人李欣供述和行贿人张某2均能证实，因行贿人承诺打折返还差价并未实现，系未遂。综上，被告人及辩护人关于本起的辩解及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二、玩忽职守罪   2003年7月24日，哈密市某宾馆发生多人持刀抢劫恶性案件，时任哈密地区哈密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四中队中队长的李欣接警并承办该案。同年7月31日，哈密地区哈密市公安局以抢劫案立案侦查。同年8月，李欣任哈密地区哈密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具体分管四中队。经查明，该抢劫案是以李某6为首的6名犯罪嫌疑人实施的共同犯罪，且李某6事先预谋、组织策划、事后分赃，系主犯。2004年2月20日，哈密地区哈密市公安局将参与抢劫的李某7等3人以涉嫌抢劫罪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同年7月，哈密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以抢劫罪判处李某7等3人有期徒刑，李某6在逃。在案件侦办过程中，李欣作为该抢劫案承办人及分管领导，未采取上网追逃等有效措施组织抓捕，致使李某6等人没有及时受到法律追究，不断犯案。2007年8月9日，哈密发生“8·09”杀人案，同年8月20日，李欣在侦办此杀人案时，与李某6接触并对其进行了询问谈话，因主观认为已调离刑侦大队，2003年抢劫案不再归自己办理，未通知抢劫案在办民警，采取任何措施。直至2011年3月22日，哈密地区哈密市人民检察院向哈密地区哈密市公安局发函要求对李某6进行上网追逃，同年3月30日，哈密地区哈密市公安局刑侦大队才对李某6上网追逃。同年4月4日，哈密铁路公安处将李某6抓获。   2012年11月1日，哈密市（县级）公安局以涉嫌抢劫罪将李某6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2014年4月24日哈密市（县级）人民检察院以证据不足，做出存疑不起诉决定。经核实2019年4月20日，哈密市人民检察院对该案复查后认为哈密市（县级）人民检察院对李某6做出不起诉决定不当，并于5月6日撤销该决定。   后经查明，李某6自王某6等3人被抢劫案件侦办至今，始终未离开过哈密，并在其后的时间里多次纠集刑满释放人员、社会闲散人员实施故意伤害、寻衅滋事、抢劫、容留他人吸毒等犯罪行为和暴力讨债等违法活动，严重扰乱社会秩序，造成恶劣社会影响。2019年8月30日，哈密市伊州区人民检察院以李某6等人系恶势力犯罪集团向哈密市伊州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证人石某的证言证实，2007年8月9日，哈密发生了哈密城市信用社主任胡某5家三人被杀的“8.09”特大杀人刑事案件，我被抽调进8·09专案组，参与了案件侦破工作。我记得当时“8.09”专案组通知李某6到专案组配合调查工作，忘记是谁具体通知的了，李某6没有到，“8.09”专案组又派人到三道岭将李某6抓回来。李某6被抓回来以后，是我和李欣做的笔录，李欣是主谈，我负责做记录。李欣当时在国保大队工作，但离开刑侦大队没有多久，成立专案组后就把李欣抽调过来，带领我们进行外围调查。做完笔录后，李某6就离开了刑侦大队。我们当时找李某6主要是核实李某6和胡某5的关系往来情况，询问李某6近期的活动轨迹，调查他是否有作案动机、作案时间等。我2006年7月才进入刑侦大队工作，我当时没有听任何人说过李某6是在逃人员。包括和我一起做笔录的老刑侦大队李欣也没有给我说过李某6是在逃人员。我记得我和李欣给李某6做完笔录后，李欣去给专案组的领导汇报，我还看着李某6在刑侦大队办公室待了一阵，我当时忘了是谁说的，李某6可以走了，我就把李某6放了。   2、证人刘某2的证言证实，2003年7月，哈密市某宾馆刘某5、李某7等人抢劫案是我们刑侦大队四中队接的案子，当时李欣接的报警，2003年8、9月份，我接替了李欣中队长的职务，案件的负责人是我，主办人是陈某4，赵某是协助办理此案。当时某宾馆抢劫案已侦破，已抓获的李某7、张某5、刘某5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并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还有李某6、张某7、高某7三人在逃，当时分管四中队的副大队长是李欣，我多次向李欣汇报过案件侦办进展情况，也向李欣汇报过有三名犯罪嫌疑人在逃。我们当时没有上网追逃，我们主要是依靠人力通过特情耳目查找在逃人员活动轨迹，寻找在逃人员，我们也没有上网追逃的意识，再一个就是当时认定李某6等人抢劫的证据还不充分，还有当时哈密地区发案多，不断有新发的刑事案件，当时四中队要办理很多案件，我们也没有那么多精力一直盯着这个案件，放松了对案件涉及的嫌疑人抓捕，也就没有对某宾馆抢劫案在逃犯罪嫌疑人员进行上网追逃，这是我工作的疏忽。我也没有去公安局法制办对接过对这三人进行网上追逃事宜，如果要去也应该是办案人员去，当时办理的刑事案件太多，主要精力都放在新发的刑事案件上，对这个案件的办理就放松了。   3、证人潘某的证言证实，2003年7月24日，哈密市某宾馆抢劫案是四中队办的，该案件发生时李欣副大队长是专门分管案件的，他分管四中队。刘某2中队长具体负责对这起案件侦办工作。这起案件当时是侦破了，我记得最清楚的是犯罪嫌疑人李某6当时在逃，因为在白石头经常打架闹事，名气很大。按照我们办案的程序规定，嫌疑人到案之后首先进行询问，之后再决定是否采取强制措施或其他手段。这起抢劫案属于八类重大刑事案件，按照常理只要是嫌疑人到案都应该进行刑事拘留，之后再慢慢讯问进行案件的突破。抢劫案中的主要嫌疑人不能办理取保候审，不是主要嫌疑人如果证据不足，可以按照程序办理取保候审。   4、证人赵某的证言证实，我是2003年9月1日，从东河区派出所调至刑警大队，在我从事民警工作时一直没有办理过案件。我到刑警大队时先跟着学习办理案件，我记得我在看刑警队资料的时候，有一次我看到了某迪吧门口抢劫案的相关材料，当时这个抢劫案的侦办我没有全程参与，我只是参与做过笔录，因为我不是这起案件的主办人，所以对这起抢劫案的详细情况还不太了解。   5、证人陈某4的证言证实，某宾馆抢劫案是我们四中队办理的，案件的负责人是中队长刘某2，主办人是我和赵某。2003年9月1日，我和赵某是同一天到刑侦大队四中队报到的。经过侦查，发现某宾馆的抢劫案是由李某6指使，李某7、张某5、实施，刘某5和张某7参与的特大抢劫案。之后刘某5和张某7先后归案，根据犯罪嫌疑人的供述这起抢劫案李某6、刘某5、张某7三人有事先预谋的情节，并且事后是由李某6主导分赃的，我们当时也想办法抓捕李某6了，但是一直没有抓到。一开始我们想采取上网追逃的方式进行抓捕，但最终手续没有办下来。当时刘某2安排全中队的工作人员发动自己的耳目和社会关系去抓捕李某6，但一直到2004年2月起诉李某7、张某5、刘某5的时候也没有抓到李某6，所以在我制作李某7等三人的起诉意见书上就标明的是在逃。   6、证人公某的证言证实，2003年7月24日，哈密市某宾馆抢劫案是别的中队移交到我们四中队的案子。当时这起案件的主办人是陈某4，我也参与了这起案件的侦破，李某6和“胖子”一直在逃，我们没有找到他们。按照办案规定嫌疑人到案之后，首先进行讯问，之后应该进行刑事拘留，之后在慢慢讯问进行案件的突破。对李某6是否进行上网追逃不太清楚。有嫌疑人在逃按照常理都是主办人给中队长汇报，中队长给大队长汇报，大队长再给局领导汇报。   7、证人蔡某的证言证实，我是2002年12月退伍，转业安置到哈密市公安局刑侦大队。我开始没有警察资格证，无执法办案资格，没有参与哈密市某宾馆刘某5、李某7等人抢劫案的侦办，我只是陪着公某、赵某做过一两次笔录。我们四中队只有我一个人和别的中队的人配合进行抓捕外地在逃人员。我不记得李某6、张某7、高某7这三个在逃人员，领导没有给我安排过抓捕这三人。我记得当时刑侦大队只有一台电脑，刚开始上网，2004年左右我记得就已经采取网上追逃方式进行追逃了。   8、证人李某的证言证实，2000年8月至2003年12月，我任刑侦大队副大队长。2003年11月、12月份我调走之后，李欣任的副大队长。2003年7月，哈密市某宾馆抢劫一案是由刑侦大队四中队具体办理的，当时我同意立案的。当时案发时，四中队的中队长是李欣，继李欣之后，刘某2是四中队中队长，李欣和刘某2都负责过这起案件。2003年以后已经有网上追逃在逃人员了，但是没有规范使用。年前各中队都按照惯例，上报再逃人员名单（信息），然后由大队安排进行追逃。   9、证人杨某3的证言证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对于累犯、犯罪集团的主犯，以自伤、自残办法逃避侦查的犯罪嫌疑人，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暴力犯罪，以及其他严重犯罪的犯罪嫌疑人，不得取保候审。从新疆哈密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和呈请没收保证金报告书两份文书材料可以看出张某7、李某6和“胖子”都是在逃人员，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和办案经验，公安机关应该采取一切手段抓捕，网上追逃是最有效的手段，但从出示的文书材料没有看出公安机关采取了网上追逃的手段。   10、证人郭某的证言证实，2003年我在哈密市（县级）公安局法制科工作。2003年前后，刑事案件是按照受理、立案、侦查、起诉的程序进行。我没有印象2003年上网追逃需要通过法制科审核，2006年公安部刑侦五局有个文件规定才要求上网追逃必须要有法律文书才可办理，之后逐渐规范。2006年2月份左右，公安部下文，清理“公安在逃网”上的垃圾信息，我负责清理哈密市（县级）在“公安在逃网”上传的追逃信息和补充法律文书、照片等信息，那时候我发现网上好多在逃人员没有拘留证和逮捕证以及其他用于羁押的法律文书就上网追逃了。我不知道2003年某宾馆抢劫案，我在法制科工作时，刑侦大队办理2003年某宾馆抢劫案的民警陈某4、赵某、刘某2或者其他办案民警绝对没有咨询过该案件上网追逃程序及其他相关程序的问题。   11、被告人李欣的供述证实，2003年7月24日，哈密市某宾馆发生了多人持刀抢劫恶性案件，我当时任刑侦大队四中队中队长，这个案子就分到了我们中队具体办理。2003年7月31日，该抢劫案立案侦查后最终查明李某6、李某7、刘某5、张某7、张某5和高某7等人系某宾馆抢劫案的犯罪嫌疑人，且李某6系主犯。当时，我从四中队中队长调整为刑侦大队副大队长之后，原中队民警刘某2接替我担任了四中队中队长。对李某6等3人没有采取上网追逃等有效抓捕手段，致使李某6没有及时得到法律制裁，在这点上我作为大队分管领导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当时我作为副大队长也经常指导该中队的办案工作，对这起抢劫案的案情和侦破工作都非常熟悉，对于李某6作为抢劫罪的主犯却没有及时采取上网追逃实施有效抓捕的重大失误没有及时发现并予以督促纠正。2006年5、6月份，我从刑侦大队调到国保大队任副大队长。2007年8月初，我被局领导抽调到专案组开展8·09案件侦破工作，李某6也被圈定为疑点人员，我通过外围途径了解到，李某6当时在三道岭出现，然后我就带人到三道岭将李某6抓获并带回哈密刑侦大队办公点。当时我带着民警石某给李某6做了笔录，经过排查，李某6对该起特大杀人案没有作案时间，最终排除了李某6杀人案的嫌疑。之后，我就继续参加对杀人案主要犯罪嫌疑人的审讯工作，李某6被放走了。   12、伊州区公安局刑侦大队2019年6月12日情况说明证实，李欣2003年9月1日起具体分管刑侦、重案、情报信息工作。   13、报案材料、接受刑事案件登记表、立案决定书证实，2003年7月24日，王某6、刘某8和他的朋友在某宾馆赌博期间，被人持刀抢劫5000元，哈密市刑侦大队接警并立案侦查。   14、哈密市（县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04）哈市刑初字第116号、哈密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证实，2004年5月12日犯罪嫌疑人李某7、张某5、刘某5因犯抢劫罪被哈密市（县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犯罪嫌疑人李某6、张某7、“胖子”在逃。   15、李某7、张某5、刘某5抢劫卷中询问笔录证实，被告人李欣为李某6涉嫌抢劫案的侦查员。   16、胡某5案卷笔录证实，2007年胡某5案件发生后，2007年8月20日公安机关将李某6带至公安局进行询问排除作案嫌疑，笔录中被告人李欣向李某6问其1997年刑满释放后是否有违法犯罪活动，在李某6回答没有后，被告人李欣明知李某6系抢劫案在逃人员，对这一情况没有进行讯问。   17、公安机关对被告人李某6所做笔录证实，2019年4月14日，伊州区刑警大队在看守所对李某6进行讯问，李某6称未参与2003年哈密市某宾馆抢劫案，案发后其一直在哈密，没有警察找过他，2005年其得知警察因为2003年抢劫的事情在抓他，让朋友宋某找当时广东挂职的陈支队3万元，解决此事。   18、检察院文件、嫌疑人情况登记表、在逃人员登记/撤销表证实，2011年3月22日，哈密市（县级）人民检察院督促哈密市公安局对李某6等在逃人员加大追捕力度。2011年3月31日，李某6，因涉嫌抢劫罪被哈密市公安局刑侦大队网上追逃。   19、哈密市（县级）公安局起诉意见书、哈密市人民检察院受理案件登记表证实，2012年11月1日，李某6因涉嫌抢劫罪被哈密市公安局移送审查起诉，2012年11月6日，哈密市人民检察院受案。   20、哈密市（县级）人民检察院补充侦查审批表、补充侦查决定书、退回补充侦查提纲、哈密市公安局补充侦查报告书证实，李某6涉嫌抢劫案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哈密市（县级）人民检察院于2013年2月28日第一次退补，2013年3月21日，哈密市公安局补充侦查完毕。哈密市（县级）人民检察院于2014年1月24日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进行二次退补。   21、不起诉决定书证实，2014年4月24日，哈密市（县级）人民检察院对李某6作出不起诉决定。   22、李某6涉嫌恶势力犯罪集团案件情况报告证实，2018年4月17日，哈密市“扫黑办”接自治区推送公安部下发“扫黑除恶”线索，接到署名为“大西北人民”的举报人举报李某6在哈密市伊州区以毒品控制基层领导及老板为其违法行为开辟“绿色通道”；李某6持刀将他人砍成重伤后无罪释放；李某6开车将他人压死后免于刑责等问题。伊州区公安局扫黑办成立专案组，经过前期外围大量艰苦细致调查取证工作，将犯罪嫌疑人李某6等人抓捕归案。   23、伊州区公安局起诉意见书、伊州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证实，2019年4月27日，伊州区公安局将犯罪嫌疑人李某6、李某7、杨某1涉嫌故意伤害罪；犯罪嫌疑人李某6、李某7、张某9、赵某3涉嫌寻衅滋事罪；犯罪嫌疑人李某6、刘某9涉嫌抢劫罪；犯罪嫌疑人李某6涉嫌抢劫罪、容留他人吸毒罪、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移送伊州区人民检察院起诉。2019年8月30日，伊州区人民检察院以李某6等人系恶势力犯罪集团向哈密市伊州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24、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证实，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的基本程序。   25、伊州区公安局2019年4月14日情况说明证实，伊州区公安局汇总1997年7月至2009年以来网上追逃的工作方法。   26、哈密市（县级）公安局工作简报、哈密地区公安局通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安机关“破案追逃”新机制实施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关于实行“破案追逃”新机制的通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安厅文件、新疆公安机关破案追逃工作暂行办法、哈密地区公安机关“网上追逃”工作操作规范（试行）证实，1998年哈密市公安局已经开始实行网上追逃，并初见成效。为进一步增强破案和缉捕在逃人员工作的力度，使追逃工作更加规范，期间进行修改、细化，直至完善。   以上证据经当庭质证，被告人李欣对证人刘某2和证人石某的证言持有异议，辩称刘某2没有给其请示过，其出差后主要情况应向大队长汇报，石某的笔录不属实，其给石某讲过李某6是在逃人员，其没有说过把李某6放掉。辩护人对证人刘某2、石某、郭某的证言持有异议，辩称所有证人证言不能证实被告人李欣构成玩忽职守罪。因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玩忽职守罪的证据除证人证言外有其他书证予以佐证，能够证实被告人李欣在案件侦办过程中，作为该抢劫案承办人及分管领导，未采取上网追逃等有效措施组织抓捕，致使李某6等人没有及时受到法律追究，2007年8月9日，李欣在侦办“8·09”杀人案时，与李某6接触并对其进行了询问后，未采取有效措施，致使李某6被放回，因被告人李欣负有职责不正确履行职责，致使抢劫案被告人长时间未受到法律追究，并逐步形成以李某6为首的恶势力犯罪集团，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故被告人李欣的辩解意见及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均不予采纳。   本案的综合证据：   1、身份证复印件、常口信息、户籍证明证实，李欣的身份情况，已达完全刑事责任年龄，系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人。   2、干部任免审批表、中国共产党入党志愿书、公务员登记表、中国共产党哈密市委员会干部任免通知、哈密市（县级）公安局文件、中共哈密市（县级）公安局委员会文件、哈密市（县级）人民政府干部任免通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伊州区公安局关于部分局领导工作代管的通知证实，2003年8月李欣任哈密市（县级）公安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2006年6月李欣任国内安全保卫大队副大队长；2008年3月，李欣任西河区派出所所长；2013年4月，李欣任公安局副局长（试用期一年）；2013年5月，中共哈密市委组织部同意增补市公安局副局长李欣为市公安局党委委员；2018年11月，李欣任市公安局副县级侦察员；2018年11月，李欣任巴里坤县委政法委副书记；2018年11月，李欣任县公安局督察长；2018年11月，李欣任巴里坤公安局党委书记；2018年11月李欣任巴里坤县公安局局长；2013年9月，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欣协助局党副书记、政委李江分管刑侦工作；2015年3月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欣分管交通及情报信息中心工作；2016年6月，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欣不再分管情报中心工作；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欣协助局长做好全局工作，分管交通大队和网络信息化工作。   3、到案经过证实，2019年4月14日，哈密市纪委监委核查李某6案是否涉及“保护伞”时，发现哈密市公安局副县级侦察员、巴里坤县委政法委副书记、县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督察长李欣的有关问题线索。同年5月10日，经市纪委监委研究决定并报市委主要领导同意，对李欣涉嫌严重违纪、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问题立案审查调查。同年5月11日，经自治区监察委员会批准，对其采取留置措施。同日将李欣带至哈密市纪委监委审查调查中心采取留置。李欣到案后，能积极配合审查调查工作，主动交代调查组尚未掌握的受贿问题。具有自首情节。   4、自书材料证实，李欣自述收受他人贿赂的事实。   5、哈密市监察委员会查封/扣押财物、文件清单证实，2019年5月11日，哈密市监察委员会对余某位于哈密市××路内物品依法查封/扣押，并于2019年5月12日、6月14日解除查封/扣押。   6、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监察委员会查封/扣押财物、文件清单证实，2019年5月11日，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监察委员会依法扣押李欣办公室、住所有关涉嫌物品。   7、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罚款收据证实，2019年6月14日，李欣家属向哈密市纪律监察委员会上缴本案违法所得79.683059万元。   以上证据经当庭质证，被告人及辩护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李欣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多次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91.683059万元；利用其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收受请托人财物8万元，共计受贿99.683059万元（其中未遂20万），数额巨大，其行为构成受贿罪，公诉机关指控成立，予以支持；被告人李欣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办理李某6抢劫案过程中不正确履行职责，未采取有效措施抓捕犯罪嫌疑人李某6，致使李某6长时间未受到法律追究，并逐步形成以李某6为首的恶势力犯罪集团，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客观上起到了恶势力“保护伞”的作用，其行为构成玩忽职守罪，应从重处罚。公诉机关的指控成立，予以支持。关于辩护人提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李欣受贿罪部分第一起、第十四起、第十五起不构成受贿的意见，与查明的事实不符，不予采纳。关于被告人李欣及其辩护人认为被告人李欣不构成玩忽职守罪，不属于恶势力“保护伞”的辩解意见与查明的事实不符，不予采纳。被告人李欣被采取强制措施后能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受贿事实，系自首，依法从轻处罚，被告人有较好的悔罪表现，积极退缴违法所得，酌情从轻处罚，辩护人建议从轻处罚的意见予以采纳。本案玩忽职守罪系多因一果，被告人李欣的玩忽职守行为只是李某6恶势力犯罪集团形成的原因之一，可对其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八条，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二款，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一款、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经一审法院审委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李欣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50000元；犯玩忽职守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50000元。   宣判后，原审被告人李欣及辩护人提出：1、受贿罪部分代胡某1开发票，不存在利用职务之便、利用影响力的情形，完全是因为提供了劳务而应得的报酬。2、李欣表示过将这笔某建材有限公司所欠某公司货款还清，王某3也没有不再要的意思表示，应当认定此笔金额为借款。3、处理违章花费少，张某2不可能拿出20万元处理违章。应该严格依据法律规定的受贿罪构成要件来认定，不能仅凭双方的一个约定来认定构成犯罪。4、本案不存在被告人李欣有案不查，查案不力的事实。李某6是否应被采取上网追逃措施是由于案件本身证据问题，并不是李欣一人能够决定，不构成玩忽职守罪及恶势力保护伞。   哈密市检察院意见：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审理程序合法，量刑适当，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与本案事实不符，不能成立，建议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经审理查明：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相同，相关证据经一审庭审举证质证，查证属实，本院审核予以确认。   对上诉人李欣及辩护人提出意见综合评判如下：   1、受贿罪部分代胡某1开发票，不存在利用职务之便、利用影响力的情形，完全是因为提供了劳务而应得的报酬。   经审查认为，上诉人利用其担任哈密市伊州区公安局副局长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哈密地区石油新城国税局征收大厅科长陈某1负责国税局征收大厅各项业务全面管理的职务便利，为哈密维度商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胡某1两次代开低税额的税务发票提供帮助，并收受胡某1八万元。其行为完全符合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其行为构成受贿罪，该上诉理由不予支持。   2、上诉人表示过将这笔某建材有限公司所欠某公司货款还清，王某3也没有不再要的意思表示，应当认定此笔金额为借款。   经审查认为，上诉人李欣正是利用了其当时担任哈密市西河区派出所所长的职务便利，才能帮其嫂子罗某2的哈密某建材公司在新疆某公司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赊欠价值34万余元的钢材，在多次催款后。才支付了13万元，剩余的24万元转至上诉人名下，告知王某3后，王某3在为索要过该货款，而李新作为公职人员，在有能力偿还的情况下，长达五六年未偿还，说明主观上想占有该货款，该上诉理由不予支持。   3、处理违章花费少，张某2不可能拿出20万元处理违章。应该严格依据法律规定的受贿罪构成要件来认定，不能仅凭双方的一个约定来认定构成犯罪。   经审查认为，虽然李欣按正常买房手续签订购房合同支付房款，但行贿人张某2承诺以明显低于市场价的成本价格给上诉人返还购房所支付的差价，系以合法方式掩盖非法目的。上诉人利用其担任伊州区公安局副局长的职务之便，帮助行贿人多次处理车辆违章，李欣的供述和张某2的陈述能相互印证。因张某2承诺打折返还差价并未实现。所以原审认定为未遂，定性与适用法律均正确，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4、本案不存在被告人李欣有案不查，查案不力的事实。李某6是否应被采取上网追逃措施是由于案件本身证据问题，并不是李欣一人能够决定，不构成玩忽职守罪及恶势力保护伞。   经审查认为，2007年8月9日。李欣在侦办8.09杀人案时，抓获李某6并对其进行了讯问后，也未采取有效措施致使李某6被放回。因上诉人负有职责但其确不正确履行职责。致使抢劫案被告人长时间未受到法律追究，并逐步形成以李某6为首的恶势力犯罪集团，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客观上起到了恶势力“保护伞”的作用，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本院认为，上诉人李欣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多次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91.683059万元；利用其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收受请托人财物8万元，共计受贿99.683059万元（其中未遂20万），数额巨大，其行为构成受贿罪；上诉人李欣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正确履行职责，未采取有效措施抓捕犯罪嫌疑人李某6，致使李某6长时间未受到法律追究，并逐步形成以李某6为首的恶势力犯罪集团，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客观上起到了恶势力“保护伞”的作用，其行为构成玩忽职守罪。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量刑时充分考虑上诉人李欣在受贿罪中有自首情节，有较好的悔罪表现，积极退缴违法所得，已从轻处罚，量刑适当。哈密市人民检察院建议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有理，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张    军   审  判  员   马    睿   审  判  员   依玛尔玉素甫   二 〇 二 〇 年 六 月 二 十 日   书  记  员   李    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