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558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谢美玲（曾用名：谢二妹），女，1984年9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晓丹，广东潮之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宋伟国，广东潮之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罗智勇，男，1969年5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清远市清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剑军，广东通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旖斐，广东通建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罗宇娜，女，1995年11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清新县。上诉人谢美玲因与被上诉人罗智勇、原审第三人罗宇娜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1民初229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谢美玲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晓丹、宋伟国，被上诉人罗智勇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剑军、刘旖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谢美玲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罗智勇的诉讼请求；2.罗智勇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对本案基本法律关系认定错误，将谢美玲正常履行执行董事职责的行为认定为损害罗智勇股东权益的行为。谢美玲虽然是持有广州市海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伦公司”）50%股份的股东，但不是大股东，因为罗智勇通过其女儿罗宇娜合计也持有海伦公司50%的股权，因此谢美玲不实际控制海伦公司。谢美玲能够作为执行董事是由罗智勇选举和指定的，因此，在无相反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应认定谢美玲履行执行董事的职责是经过罗智勇授权的。其次，罗智勇将投资本金100万元转入海伦公司的账户后，该100万元款项就转变为海伦公司的资产，不再属于罗智勇的个人资产。谢美玲将海伦公司的资金支付至涉案物业租赁项目【一审法院已认定涉案物业租赁项目系海伦公司的经营项目】，实际是履行其作为海伦公司执行董事的岗位职责，进行公司正常经营活动，并无不当。在尚未对涉案物业租赁项目进行清算、尚未对海伦公司进行清算并确认谢美玲确实存在故意损害行为的前提下，不能认定谢美玲的行为导致海伦公司受损，更不能认定谢美玲的行为导致罗智勇的股东权益受损。一审法院未严格区分股东资金与公司资金，未理清本案各方当事人行为产生的法律关系，简单认为谢美玲转账海伦公司资金的行为损害了罗智勇的股东权益，属事实认定错误和法律适用错误。（二）一审法院在未查清海伦公司资金转账需罗智勇授权等关键事实的情况下，就认为谢美玲自行挪用海伦公司的资金，属事实认定错误。依据海伦公司银行账户的设定，海伦公司账户支出资金时，必须同时插入海伦公司公户的Ukey和罗智勇个人的Ukey，才能够将海伦公司账户的资金转出。也就是说，海伦公司每笔资金的转出，都是要经过罗智勇许可的，这是本案认定谢美玲是否存在损害罗智勇的股东权益的行为的关键事实，一审法院无视前述事实，在未查清海伦公司资金转账需罗智勇授权等关键事实的情况下，简单认为谢美玲的转账行为属于滥用权力，损害了罗智勇作为海伦公司股东的权益，显然是事实认定错误。关于海伦公司账户转账须同时插入公司公户的Ukey和罗智勇个人的Ukey，才能够将公司账户资金转出的问题，因海伦公司的账户已注销，无法操作，但谢美玲在一审庭审中，有提请法院向海伦公司账户开户银行进行核实，但一审法院未采纳。（三）一审法院认为罗智勇不知悉且不认可李春荣代表双方签署《合作合同》，属于事实认定错误。首先，海伦公司虽然成立于2012年10月22日，但之前的股东并不是本案各方当事人，谢美玲和罗智勇、罗宇娜直到2016年2月份才通过受让股权成为海伦公司的股东。本案各方当事人当时成为海伦公司股东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就是通过海伦公司进行合作投资，而涉案物业租赁项目就是双方合作的第一个项目。罗智勇作为项目投资人，占有50%股份（包含罗智勇罗宇娜20%的股份），其不可能在不清楚涉案物业租赁项目的情况下，不可能在没有对涉案物业租赁项目进行考察的情况下，不可能在不清楚合作投资细节（包括合同的签订）的情况下，就投入100万元进行投资。其次，罗智勇分六次合计投入100万元，分别是2016年4月26日投入30万元，2016年8月22日投入38万元，2016年9月1日投入7万元，2016年9月11日投入10万元，2016年10月17日投入10万元，2016年12月10日投入5万元。可见，罗智勇不是一次性投入100万元，100万元也不是平均分六次投入，而是分多笔不同的金额投入，这说明每笔资金是根据项目实际需求投入的，在这过程中，若罗智勇对资金的投资去向有疑问或不清楚，其是不可能在长达8个月的期间这样一笔又一笔的投入资金。前述两点均可反证罗智勇对涉案物业租赁项目和李春荣代表双方签署《合作合同》是知悉和认可的。一审法院认为根据谢美玲2017年9月3日出具的《确认书》也能表明罗智勇对款项的实际去向不清楚，这是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依据罗智勇提交的证据可知，李春荣和谢美玲一共返还给罗智勇75万元，其中第一笔是2017年1月25日李春荣转账给罗智勇40万元。也就是说，在2017年1月25日之前，双方实际已就项目投资和退伙达成一致。若双方没有达成一致，李春荣不可能在涉案物业租赁项目刚启动时就向罗智勇返还第一笔投资款40万元。而且若真按一审法院认为的，罗智勇对款项的实际去向不清楚，是谢美玲私自挪用资金，那李春荣返还资金时也不可能将资金直接转给罗智勇，应该转给海伦公司才对。现李春荣将资金支付给罗智勇，罗智勇也予以认可，这就表明罗智勇是清楚款项的实际去向的，而且双方也已对投资和退款达成一致。实际上，谢美玲2017年9月3日出具《确认书》之前，双方早已就罗智勇退出项目投资达成一致，即罗智勇认赔25万元，由李春荣筹资75万元支付给罗智勇受让其全部股份并承接整个租赁项目，罗智勇退出涉案物业租赁项目，并共同注销了海伦公司，终止合作。基于前述约定，《确认书》出具之前，罗智勇已经收取了李春荣2017年1月25日支付的40万元和谢美玲2017年9月1日支付的5万元。因此，谢美玲没必要在2017年9月3日向罗智勇出具《确认书》确认资金流向，谢美玲出具该《确认书》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海伦公司的注销、清算需要，一审法院无视前述客观事实，认为谢美玲2017年9月3日签署的《确认书》表明罗智勇对款项的实际去向不清楚，显然是属于事实认定错误。退一步讲，若真按罗智勇的说辞，其等到2017年9月3日谢美玲出具《确认书》后才知道其投入资金的流向，并认为资金的流向与其想法不一致，存在重大误解，罗智勇也应在一年内行使撤销权，但罗智勇没有行使撤销权，这表明罗智勇实际是认可海伦公司资金的流向的，认可《合作合同》的投资项目的。（四）罗智勇自愿认亏25万元并退出合作是本案的客观事实，其认亏25万元具有合理性。根据罗智勇提交的证据可知，罗智勇分六次合计转入海伦公司100万元，其中最后一笔是2016年12月10日的5万元。李春荣和谢美玲一共支付给罗智勇75万元，其中第一笔是2017年1月25日的40万元。从罗智勇最后一笔出资到李春荣向罗智勇支付第一笔款项，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双方能够达成一致意见并由李春荣支付第一笔款项，实际上也正是罗智勇急于用钱并自愿认亏一部分钱促成的。当时涉案物业租赁项目刚启动，前期已投入大量资金，若终止项目将造成极大损失。因此只能想办法运营下去。罗智勇的突然撤资，导致李春荣除了需要寻找资金支付给罗智勇外，还需要寻找资金维持项目运营，资金成本增加，且随之带来巨大的投资风险或潜在损失。加上当时项目招商情况不理想，存在投资亏损的预期。为此，罗智勇为提前退出涉案物业租赁项目愿意认亏25万元具有合理性。（五）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就罗智勇的赔偿事宜尚未处理完毕，谢美玲应继续返还25万元，属于事实认定错误。综合前面分析可知，谢美玲不存在损害罗智勇作为海伦公司股东的权益行为，因此，谢美玲无需向罗智勇赔偿，本案不存在赔偿问题。因罗智勇提前退出涉案物业租赁项目并自愿认亏25万元，李春荣和谢美玲合计向罗智勇支付75万元承接整个涉案物业租赁项目，随后双方当事人共同注销了海伦公司，这是本案的客观事实。公司清算注销过程中，双方当事人也结清了所有相关的债权债务，包括股东之间的，一审法院无视前述客观事实，认为海伦公司的清算行为虽结算了对外债权债务，不代表各股东内部的债权债务也一并清理完毕，还认为谢美玲应返还罗智勇25万元，这显然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六）一审程序中，罗智勇的代理律师同时代理罗智勇和罗宇娜，违反法定程序。我国《律师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律师不得在同一案件中为双方当事人担任代理人。广东通建律师事务所律师在一审程序中，同时代理原告和罗宇娜，违反《律师法》的前述规定，违反法定程序。综上所述，一审判决未对海伦公司资金转账需罗智勇授权的关键事实进行查明，而且存在基本法律关系认定错误、事实认定错误，导致谢美玲的合法权益受损。罗智勇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罗宇娜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罗智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谢美玲向罗智勇返还投资款项250000元；2.判令谢美玲向罗智勇支付资金占用利息共计28664.93元（以250000元为本金，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6年12月11日起计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暂计至2019年4月28日）；3.谢美玲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认定的事实：海伦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成立于2012年10月22日，法定代表人为谢美玲，注册资本于2016年3月11日从人民币10万元变更为人民币200万元，公司经营范围包括投资管理服务、物业管理等。该公司有三名股东，分别为罗智勇、罗宇娜、谢美玲，其中谢美玲担任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罗智勇担任公司监事。根据工商内档资料显示：2016年2月3日，罗智勇、谢美玲、罗宇娜签署《广州市海伦贸易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约定：第一条为规范本公司的组织和行为，保护公司股东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广州市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实施办法》等规定制定本章程。本章程为本公司行为准则，公司全体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严格遵守。第七条公司认缴注册资本：人民币10万元。第八条股东姓名、认缴的出资额、出资方式、出资时间如下：谢美玲、罗智勇、罗宇娜分别于2012年10月18日以货币方式出资5万元、3万元、2万元。第十三条公司的财务、会议：六、公司除法定的会计计账册外，不得另立会计账册。对公司的资产，不得以任何个人名义开立账户存储。任何个人不得挪用公司资金或者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不得侵占公司的财产。公司章程落款有罗智勇、谢美玲、罗宇娜三人的签名，谢美玲还在公司法定代表人处签名。2016年3月9日，谢美玲、罗智勇、罗宇娜召开股东会议，确认《股东会决议》如下：同意公司的注册资本由10万元变更为200万元，其中谢美玲的认缴出资额由5万元变更为10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50%；罗智勇的认缴出资额由3万元变更为6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30%；罗宇娜的认缴出资额由2万元变更为4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20%。同意启用公司的新章程。该股东会决议落款有三名股东签字。据海伦公司银行账户历史交易明细清单显示：2016年4月26日、2016年8月22日、2016年9月1日、2016年9月11日、2016年10月17日、2016年12月10日期间，罗智勇向海伦公司账户分六次汇入人民币分别为30万元、38万元、7万元、10万元、10万元、5万元，合计100万元。经质证，谢美玲确认上述款项转入海伦公司的事实，并主张前述款项用于物业租赁项目的投资且罗智勇对此知情并确认。2017年9月3日，谢美玲出具《确认书》，确认如下事实：2016年4月27日、2016年4月29日，自海伦公司向6227003102100084650号账户分别转款两笔各4.8万元，合计9.6万元，用途为租金；2016年6月13日、2016年9月2日、2016年9月11日，自海伦公司账户向62×××41账户分别转款三笔为5万元、60万元、10万元，前两笔用途为租金，后一笔用途为订金；2016年10月17日，自海伦公司账户向62×××95号账户转款10万元，用途为订金；2016年12月12日，自海伦公司账户向62×××19账户转款5万元，用途为订金，前述款项合计99.6万元。海伦公司账户剩余金额为3240元。经质证，谢美玲确认前述《确认书》的真实性，主张罗智勇支付的款项系用于物业租赁项目的租金及定金，前述收款账户均为黄某指定的账户。诉讼中，谢美玲为证明前述款项支出用于物业租赁项目的事实，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合作合同》及证人黄某的书面证言。1.《合作合同》的甲方为黄某，乙方为李春荣，甲乙双方于2016年9月10日签署的《合作合同》，约定，就汕尾市海丰县人民中路乌石桥8号七间铺面及二楼物业合作事项约定如下：合作期自2016年12月21日至2022年12月20日止。甲方同意转让前述物业给乙方经营或招商，转让费95万元，分两期支付：第一期60万元，自2016年9月1日前支付，剩余35万元于2016年9月11日支付25万元，9月30日前支付10万元。付租方式为月付，租金为6.3万元/月。乙方需将每年的铺面经营部分收益6万元支付给甲方。经质证，罗智勇将《合作合同》的真实性交由法院认定，对于该物业租赁项目是否属于海伦公司经营项目，罗智勇表示，谢美玲曾提出很多项目，包括粤东地区商铺的转租项目，但罗智勇本人并不清楚是否为涉案物业租赁项目，即便该项目为海伦公司投资项目，也应由海伦公司签订《合作合同》，而并非李春荣。2.黄某的书面证言如下：罗智勇、李春荣多次与黄某联系，想要承租物业赚取差价。2016年9月10日，李春荣、罗智勇与黄某吃饭后签订《合作合同》，罗智勇当时在场。李春荣通过本人账户和海伦公司账户向黄某支付了30万元押金及95万元转让费，并每月支付租金6.3万元。经质证，罗智勇认为黄某本人没有出庭作证，对真实性有异议，且黄某也没有提及罗智勇同意退出物业租赁项目并认赔25万元的事实。2017年1月25日、2017年12月21日、2017年12月30日，李春荣分三笔向罗智勇转款共计65万元；2017年9月1日、2018年2月2日期间，谢美玲分三次向罗智勇转款共计10万元。诉讼中，谢美玲称涉案物业租赁项目于2016年9月10日启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罗智勇提出退出项目和出让海伦公司全部股份，并认赔25万元，谢美玲遂向罗智勇返还了75万元，双方注销了海伦公司。罗智勇不认可谢美玲的前述主张，主张其从未同意退出项目和出让海伦公司股份，罗智勇在2017年7月27日还查询了海伦公司的银行账户历史交易明细清单（本案证据），表明罗智勇仍在查询海伦公司的财务状况，并无退股。根据工商内档资料显示：2018年7月30日，罗智勇、谢美玲、罗宇娜召开股东会议，作出决议如下：同意公司停止一切经营活动，解散本公司。同意成立清算组对公司进行清算，清算组成员为罗智勇、谢美玲、罗宇娜，其中负责人为谢美玲。当日，海伦公司向白云市场监督局申请清算备案。2018年7月31日，该局出具《备案通知书》，同意海伦公司清算组成员备案申请。2018年8月10日，海伦公司在《民营经济报》刊登《清算公告》，通知有关债权人于公报见报之日起45日内申报债权，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利，清算结束后，公司将向公司登记主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2018年9月25日，罗智勇、谢美珍、罗宇娜召开股东会议，审查《清算报告》，内容摘录如下：确认公司已停止经营，各项业务已清算完结；债权债务已清理完毕；公司债务清偿后剩余财产按股东出资比例返还给股东。前述《清算报告》经全体股东审查，一致通过。罗智勇、谢美玲、罗宇娜遂作出决议如下：公司已清算完毕，同意注销公司。当日，海伦公司向白云市场监督局申请《公司注销登记》，2018年9月26日，海伦公司核准注销。诉讼中，关于海伦公司的设立，谢美玲主张由罗智勇持谢美玲的身份证操办的，相关资料的签名并非谢美玲本人所签；罗智勇则表示海伦公司设立系双方当事人共同委托案外公司代办，谢美玲的身份证交给了案外代理公司，三名股东的签名均系案外公司代签。关于海伦公司的经营，罗智勇主张其没有参与公司的经营，也没有分配利润，海伦公司的财务和银行网银U盾均由谢美玲持有；谢美玲不认可罗智勇的主张，抗辩海伦公司实际由罗智勇设立并操控，但确认公司账户由谢美玲控制，用以将罗智勇注入资金转入物业租赁项目，但李春荣并无参与海伦公司的经营。关于海伦公司的注销事宜，谢美玲表示是经双方协商一致后，由罗智勇办理的，办理注销的各项材料上的谢美玲签名并非其本人所签；罗智勇对谢美玲的抗辩意见不予认可，罗智勇主张海伦公司的清算和注销系由谢美玲办理，罗智勇没有参与亦不知情。关于债权债务的清算，罗智勇主张对于涉案物业租赁项目的经营情况不了解，也没有领取过盈利，清算材料没有提交给罗智勇；谢美玲则表示罗智勇已退出涉案物业租赁项目的经营，该项目全部由谢美玲承接，与罗智勇无关。一审法院认为，结合现有证据及当事人陈述，本案应围绕以下两个焦点问题进行审查：第一，谢美玲是否实施了损害罗智勇股东权益的行为。关于涉案物业租赁项目是否为海伦公司项目的问题。从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来看，罗智勇表示与谢美玲商定合作的项目为粤东地区的物业转租项目，与涉案物业租赁项目的地理位置、商业用途均吻合；谢美玲则表示涉案物业租赁项目所涉《合作合同》就是李春荣作为双方当事人的代表与黄某签订的，再结合罗智勇款项注入、海伦公司资金支出时间相互呼应以及《合作合同》《确认书》载明的款项金额、付款时间能够基本对应等因素，可以推定涉案物业租赁项目系海伦公司经营项目的事实。关于罗智勇是否知悉并认可李春荣代表双方签署《合作合同》的问题。罗智勇将100万元资金注入海伦公司的行为，表明其同意并认可以海伦公司作为涉案物业租赁项目的投资对象，谢美玲主张罗智勇知悉并同意李春荣作为双方当事人的代表签署《合作合同》，除证人证言外并无其他有效证据予以证明。且根据罗智勇事后查询海伦公司财务状况并要求谢美玲签署《确认书》的行为表现可知，罗智勇一直对于其投资的100万元的去向及用途积极行使其股东问询权，亦表明罗智勇对于该款项的实际去向确实不甚清楚，而并非像谢美玲主张的，罗智勇已同意将该笔资金作为以李春荣为合同相对方的《合作合同》支出款项。李春荣作为《合作合同》的合同相对人，该《合作合同》的权利义务势必由李春荣承享，现有证据也并无显示李春荣系海伦公司的隐名股东，故从常理推断，海伦公司无法就《合作合同》获取任何权益。谢美玲作为海伦公司的大股东以及执行董事（经理），将罗智勇注入海伦公司的资金自行挪用于其配偶作为合同相对人的物业租赁项目经营，该行为并无获得罗智勇的许可，属于滥用权利，损害了罗智勇作为海伦公司股东的权益，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第二，双方当事人就罗智勇的赔偿事宜是否处理完毕。从现有证据可知，罗智勇于2017年7月27日查询了海伦公司的财务状况；2017年9月3日，谢美玲出具了《确认书》，说明了海伦公司的资金去向。据以上两份证据，一审法院可以推定，罗智勇最迟于2017年9月3日已经了解了海伦公司的资金流动，对其注入的100万元被谢美玲使用的情况知情或应当知情。李春荣、谢美玲在此后陆续向罗智勇返还了部分款项，包括李春荣此前支付罗智勇的款项，共计75万元。在罗智勇知晓海伦公司资金流动真实情况的背景下，前述给款行为可视为双方当事人为解决此纠纷而实施的处理方案。通过一审法院审查的第一个焦点问题可知，罗智勇的损失应当为其注入给海伦公司，但并未用作海伦公司经营的款项100万元，而双方当事人均确认谢美玲一方仅履行了75万元的给款义务。对于剩余25万元，谢美玲主张罗智勇认赔并从此退出涉案物业租赁项目的经营并没有证据证实，罗智勇本人也予以否认，一审法院不予采纳。谢美玲主张海伦公司已经双方合意经清算后注销，但海伦公司的清算行为虽结算了对外债权债务，不代表各股东内部的债权债务也一并清理完毕，即便海伦公司于2018年9月26日注销，罗智勇仍可就其损失向谢美玲主张债权。现并无证据显示罗智勇与谢美玲之间就损失赔偿方案金额达成合意，也没有证据显示罗智勇认可了谢美玲一方主张的仅支付75万元款项的方案，故双方当事人就罗志勇的赔偿事宜尚未处理完毕，罗智勇要求谢美玲继续返还25万元的诉讼请求有理，一审法院对罗智勇相应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鉴于双方当事人就25万元的返还期限未作约定，罗智勇提出返还25万元的诉讼请求在本判决生效之日才予以成立，故罗智勇要求谢美玲支付款项占用利息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一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百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之规定作出判决如下：一、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谢美玲返还罗智勇款项250000元；二、驳回罗智勇其他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480元，由罗智勇负担430元，由谢美玲负担5050元。经审查，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谢美玲提交其与罗智勇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实双方同意以75万元一揽子解决双方就涉案投资款发生的纠纷。经质证，罗智勇对该聊天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关联性、合法性不予认可，认为从聊天中无法体现谢美玲所称双方的一致意见。本院经审查该聊天记录，谢美玲在2018年2月1日提出，“罗生，你发个账号来，这次我们给你转5万元。剩下的5万元，等你把我们的营业执照彻底注销了，我再结算给你。这次说清了，我们就积极配合把事情做好”。罗智勇发送其银行账户信息，并回复“谢谢”。谢美玲于2018年2月2日转账2万元，之后，再无付款情况。谢美玲称海伦公司注销后应支付的5万元，双方以其他应收债权债务抵消，但未能提交证据予以证实。本院认为，本案为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问题为：谢美玲应否向罗智勇返还投资款？如果需要，返还的款项金额如何确定？本院分析认定如下：第一，罗智勇向海伦公司账户支付的涉案100万元，并未进行股东出资的验资手续，且款项金额大于罗智勇认缴的出资数额。谢美玲在一审期间陈述该款项是用于双方合作的物业租赁项目的投资，属于罗智勇对项目的投资款，本院予以确认。第二，谢美玲称罗智勇支付的投资款，已作为订金、租金，投入涉案《合作合同》项下的转租项目。罗智勇即使对该项目的存在及资金投入情况清楚，也应当是建立在该项目系海伦公司投资项目基础之上。但从《合作合同》签订情况来看，谢美玲所称的转租项目，系李春荣以其个人名义签署。而一审期间，谢美玲明确李春荣并无参与海伦公司经营。此外，也无证据证实李春荣个人与罗智勇成立合作关系。在此情况下，谢美玲不能解释《合作合同》项下的投资权益，如何归属于海伦公司，并进而成为罗智勇的分红基础。在此层面上，谢美玲利用罗智勇出资，为李春荣缔结的《合作合同》进行投资，损害了罗智勇利益。第二，双方虽无书面协议，就合作投资项目的解除达成一致意见。但谢美玲以实际行动履行了向罗智勇退还投资款的义务，罗智勇也接受了谢美玲的退款，可以证实双方就投资款退还达成合意。对于谢美玲应退还的款项金额，系双方争议焦点。在谢美玲主张的应退款金额少于罗智勇投资额的情况下，应当由谢美玲举证证明罗智勇自认损失25万元。但是，从谢美玲二审补充提交的微信聊天中，不能看出双方就此达成一致意见。相反，谢美玲关于双方以75万元一揽子解决纠纷的陈述，与微信聊天中反映的款项金额也不一致。谢美玲的陈述不具有可信性，其提交的证据也不能证实其主张，本院对此不予采信。第三，谢美玲提交的《清算报告》，不能反映罗智勇支付的涉案投资款作为海伦公司支出项目进行清算。且《清算报告》也仅是记载海伦公司资产清理情况，与谢美玲个人责任并无直接关联。此外，《合作合同》项下投资权益一直由李春荣承继和享有，但所用订金却是来源于罗智勇投资款。若罗智勇投资款未获全部清偿，于双方权利义务而言，有失公平。综上，对于罗智勇要求返还100万元投资款的请求，本院依法予以支持。综上所述，谢美玲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50元，由上诉人谢美玲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汤 瑞审判员 国平平审判员 易超前二〇二〇年六月三日书记员 林燕贞梁惠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