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民终769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唐茂，男，1978年2月2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廖艳，四川星宏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泽绒翁登，男，1985年2月19日出生，藏族，住四川省道孚县。 上诉人唐茂因与被上诉人泽绒翁登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2019）川0106民初117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6日立案后，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决定由审判员陈立适用独任制，于2020年5月29日对本案进行了开庭审理。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廖艳，被上诉人泽绒翁登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唐茂上诉请求：一、撤销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2019）川0106民初11781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二、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一审法院认定出警记录所载明的纠纷即为本案形成借条、收条的原因，是事实认定错误，并且借条、收条是上诉人在被逼迫的形势下签订，并不是投资家具厂形成；一审法院程序错误，一审法院未对上诉人的反诉作出处理，唐茂未收到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管辖权异议裁定书；一审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应当适用《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十八条：“如被告认为债权债务协议订立时存在重大误解、显失公平等情形，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请求变更或撤销”。 泽绒翁登辩称，唐茂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借条是唐茂在自愿的情形下出具的，出具的借条真实有效。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泽绒翁登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法院判令唐茂立即归还泽绒翁登借款130000元及利息52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1月22日，唐茂向泽绒翁登出具借条和收条。借条载明“今借到泽绒翁登现金人民币130000,大写壹拾叁万元整，于2019年2月3日前归还20000大写贰万元整，余下借款人民币110000大写拾壹万元整于2019年6月30日前归还。借款方如果不按期还款，逾期部分按月利率2%计算利息（如借款方2019年6月30日后因个人原因被警方关押，服刑期间不计算利息）借款人：唐茂”。收条载明“今收到泽绒翁登现金人民币130000大写壹拾叁万元整”。 另有成都市公安局金牛区分局北巷子派出所2019年1月17日巡警处警（移交）登记表所载明“接91指令，在马河湾21号有纠纷。民警到达现场，报案人泽绒翁登与唐茂合伙做生意，因投资问题发生纠纷带回派出所协商”。成都市公安局金牛区分局北巷子派出所2019年1月22日巡警处警（移交）登记表所载明“1、接91指令，到马河湾21号处理纠纷案件。2、民警到达现场后了解双方情况，双方当事人经济纠纷，民警现场调解”。 唐茂、泽绒翁登均认可上述两份巡警处警（移交）登记表所载明的纠纷系形成上述借条、收条的原因，系原被告共同出资投资家具厂。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均应诚实守信。本案的审理焦点在于唐茂、泽绒翁登之间是否成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首先，上述两份巡警处警（移交）登记表所载明的内容和双方对事实的陈述可以证明双方最后形成借条和收条是经过了“带回派出所协商”、“民警现场调解”、自行协商等调解、和解、清算的过程，最后形成的借条和收条也清楚的载明了双方最后协商出的法律关系，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其次，泽绒翁登与唐茂在整个协商过程中可以自由报警而诉诸公权力，唐茂也当庭表示形成借条、收条之时自己的父母、侄儿媳妇都在现场，唐茂在协商过程中并非处于明显弱势一方，且唐茂在形成收条后没有选择报警或别的救济方式，整个过程符合产生纠纷，到自行协商、诉诸公权力协商，到协商一致的外观表现，唐茂不能证明自己受到胁迫而订立了借条和收条。综上，本院认为双方虽有其他基础法律关系，但通过调解、和解、清算过程达成了借贷的合意，双方均应按约履行义务。泽绒翁登以此主张本金130000元应予支持。泽绒翁登主张的利息5200元低于双方的约定，符合法律的规定，亦应支持。 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第二十九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唐茂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泽绒翁登支付借款130000元及利息52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502元，由唐茂负担。 本案二审中，唐茂提交了两份证据：1、反诉状和金牛区诉讼服务中心转交材料收据，证明唐茂在一审阶段向法院提出反诉，一审法院未在一审期间受理回应。2、唐茂父母身份证复印件以及其侄孙出生证明复印件，拟证明本案借条形成时，其父母已68岁，其侄媳妇怀孕5个月，唐茂基于三人的安全考虑，才签订借条，并非一审法院认定的“形成借条时父母侄媳妇在场，唐茂并非处于明显弱势一方”。泽绒翁登质证认为，不清楚反诉状和金牛区诉讼服务中心转交材料收据，对唐茂父母身份认可，但对出生医学证明不认可，对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均不认可。本院对上述证据进行综合认定。 二审另查明，2020年1月6日，本院向唐茂邮寄送达了（2019）川01民辖终1379号裁定书，送达地址为送达地址确认书填写的地址：成都市郫都区，邮寄单上填写的电话号码经唐茂诉讼代理人确认为唐茂本人使用的电话号码。2020年1月7日，唐茂向金牛区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提交了反诉状，反诉请求为：判令撤销唐茂于2019年1月22日出具的借条；本、反诉费用由泽绒翁登承担。事实与理由为：唐茂所出具的借条系在泽绒翁登胁迫下签订，双方并未发生实际的借款事实。唐茂未在一审庭审中提出其已提起反诉的事实，但在庭审中抗辩借条、收条系胁迫产生。一审法院未受理反诉请求。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借款是否系双方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清算过程达成借贷合意；2、借条、收条的内容是否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3、一审程序是否有错误，是否严重侵犯上诉人的合法权利。本院评判如下： 第一关于借款是否系双方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清算过程达成借贷合意的问题。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及双方当事人在二审庭审中的陈述，唐茂与泽绒翁登前期共同合作做家具，泽绒翁登要求唐茂给予其一定补偿，并因此产生了纠纷，甚至两次报警，成都市公安局金牛区分局北巷子派出所两次巡警处警（移交）登记表载明：“因投资问题发生纠纷”、“双方当事人经济纠纷”，除前期合作外双方未提及有其他纠纷，泽绒翁登陈述借条、收条系双方当事人在前期合作产生纠纷后所达成的合意，唐茂不认可但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其主张，可以认定借条、收条系双方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 第二关于借条、收条是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的问题。借条、收条系唐茂与泽绒翁登签订，唐茂上诉称，其内容并非真实意思表示，唐茂认为，一审法院在判决中表述：“唐茂也当庭表示形成借条、收条之时自己的父母、侄儿媳妇都在现场，”结合提交的其父母的身份证复印件以及侄孙的出生证明复印件、巡警处警（移交）登记表等证据材料，证明借条、收条系其受胁迫所签订。本院认为，一审判决中载明的是唐茂自己陈述签订借条、收条时其父母、侄儿媳妇在现场，而非认定上述人员在现场，且即使签订借条、收条时唐茂父母、侄儿媳妇在场，结合其他证据，也不能直接证明其受到了胁迫。借条、收条签订后，唐茂也未因受到胁迫主动向司法机关寻求救济。故对此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第三关于一审程序是否有错误，是否严重侵犯上诉人合法权利的问题。首先，唐茂提出未收到二审管辖裁定书的问题。根据查明的事实，本院已按照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载明的地址向唐茂邮寄送达了（2019）川01民辖终1379号裁定书，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民事送达工作的若干意见》第七条之规定，因当事人提供的送达地址不准确、拒不提供送达地址、送达地址变更未书面告知人民法院，导致民事诉讼文书未能被受送达人实际接收的，直接送达的，民事诉讼文书留在该地址之日为送达之日；邮寄送达的，文书被退回之日为送达之日。本院在向唐茂按照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所填写的地址邮寄送达（2019）川01民辖终1379号裁定书后，即使文书被退回，也应当认定为送达。其次，唐茂上诉称，其在2020年1月7日，唐茂向金牛区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提交了反诉状，但金牛区人民法院未作出处理，程序不合法。对此本院认为，撤销权既可以通过起诉或反诉的方式行使，也可以通过抗辩的方式行使。唐茂以被胁迫为由请求撤销借条的反诉虽未被受理，但唐茂在一审庭审中已将借条系被胁迫而出具作为抗辩理由，一审法院对此进行了实体审理，唐茂的该抗辩证据不足，不能得到支持。因此一审法院对唐茂的反诉未予受理也未作答复，虽有程序瑕疵，但未严重损害唐茂的诉讼权利，不足以导致改判或发回重审。 综上所述，唐茂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004元，由上诉人唐茂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员 陈 立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姜懿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