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溧阳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481民初7879号原告：姜秋林,男，1966年10月24日生，汉族，住江苏省溧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小花，江苏麒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市分公司溧阳营业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48155712377XX，住所地溧阳市溧城镇西大街8号。法定代表人：钱伟，该公司负责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春红，江苏名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潘颖，江苏名扬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姜秋林与被告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市分公司溧阳营业部（以下简称：邮政溧阳营业部）邮寄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1月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姜秋林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小花，被告邮政溧阳营业部委托诉讼代理人潘颖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姜秋林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退还原告邮寄费用24元；2、判令被告赔偿原告交付的邮寄物品价值2638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9年8月9日，原告通过被告邮递包裹至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杭州大厦，包裹内含价值26380元的男鞋一双。被告指派的收件员王敏对物品核对后将物品邮寄出。过了几天后，收件人仍没有收到邮寄的物品，故原告通过网络查询显示2019年8月10日到达杭州速物（经转），但却没有任何派送的信息。后跟被告查询后得知，原告邮寄的物品邮政速递杭州分公司未收到过，在邮政速递常州市分公司处快递仓库未出库，经确认原告邮寄的物品己经遗失。由于被告在履行邮寄服务合同过程中存在严重过错导致原告寄送的包裹遗失，由此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原告也多次与被告协商赔偿事宜，但均协商不成。综上，现原告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请求法院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请。被告邮政溧阳营业部辩称，1、原告有个包裹是遗失了，案涉邮寄物品寄递费用确实是24元，被告愿意退还此费用，但实际物品和该物品价值不明。原告寄递物品价值证明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从原告所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其寄递的就是其所称述的皮鞋，同时，也无法证明该皮鞋的实际价值。2、原告选择的是低价服务项目，就应知快递运输服务的低价风险，如价值较高，都会选择保价，原告未选择保价，足以证明所寄物品价值较低。3、原告寄件时需签署《国内邮件电子详情单服务协议》，协议第七条载明“因承运人原因造成邮件丢失短少的按下列标准赔偿：未报价邮件发生丢失毁损或短少的，按实际损失价值赔偿，最高赔偿金额不超过所付邮费的六倍，如该赔偿标准不足以弥补损失，请根据寄递物品的实际价值选择等值保价服务。”服务协议虽为事先拟定，但其内容合同未违反法律的相关规定，原告签署该协议，表示同意接受该条款的约束，并且该条款系加粗标明，意在提醒原告的注意。4、限额赔偿责任条款符合货运行业惯例，因为承运人计算运费的标准是货物的重量和体积，而非其实际价值，所以对于货物损失的赔偿，也不能按照实际价值，否则将不合理的加重承运人的经营风险，因此，限额赔偿条款是从公平合理的角度出发，保护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合法利益。如法庭最终认定被告需对遗失物品作出赔偿，那么因原告未选择保价，被告最高赔偿金额不应超过原告所付邮费的六倍。本案当事人围绕自己的诉讼请求依法提供了证据，本院依法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经审查，本院认定事实如下：江苏麒凯律师事务所与被告邮政溧阳营业部存在长期邮寄服务合作关系，由被告邮政溧阳营业部为江苏麒凯律师事务所提供寄递服务，原告系江苏麒凯律师事务所律师。2019年8月9日，原告姜秋林委托律师事务所内勤孟士群通过被告邮政溧阳营业部向阮水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武林广场1号杭州大厦B1楼kiton）寄递邮件（邮件号：1191625104578，邮费24元，重量2653克）。经查，该邮件于2019年8月10日4：17:11显示状态为“到达【杭州速物】(经转)”，之后邮件运送信息便无更新。2019年8月28日，齐敦（上海）贸易有限公司出具《证明》一份，载明“杭州大厦kiton店于2019年8月6日向顾客姜秋林通过顺丰快递邮寄一双鞋子试穿，快递于2019年8月7日11：30签收，鞋子信息如下：顺丰快递单号：446698038513，货号：USSTAORN1002，尺码：8码，售价：RMB26380”，并附有相关物品实物照片、标签、顺丰速运电子存根。同日，齐敦（上海）贸易有限公司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姜秋林支付的将试穿的kiton皮鞋在通过快递寄回途中被丢失的赔偿款26380元整，收款员工账户户名：阮水芬，收款账号：62×××16”。另查明，案涉邮件系通过手机网上下单的方式进行邮递，在寄件人初次使用手机微信扫描寄件二维码后，在输入寄件人和收件人信息后，“提交”订单上方显示“保价/元留言”，同时显示“请你确认同意《服务协议》和《隐私保护声明》”（最新更新时间2019年7月19日），并有勾选方框，勾选点击进入后，显示的《国内邮件电子详情单服务协议》第5条载明“国内标准快递邮件寄件人单件交寄物品价值不超过5万元人民币，国内快递包裹邮件单件交寄价值不超过2万元。请对交寄物品保价以保全物品价值。贵重物品或超过2000元人民币的交寄物品应事先声明并请选择保价服务。承运人无审核交寄物品价值的能力和义务……寄件人应如实申报寄递物品实际价值，诚信保价……”。第7条第（2）款载明“未保价邮件发生丢失、损毁或短少的，按照实际价值赔偿，最高赔偿金额不超过所付邮费的六倍；如该赔偿标准不足以弥补损失，请根据寄递物品的实际价值选择等值保价服务，同时退还已收取的基本资费”。上述条款均通过加粗加黑方式予以标注。原、被告双方一致确认，在寄件人首次使用手机微信扫描寄件二维码后，再次通过该手机微信下单后显示的下单界面已经默认勾选“阅读并同意《服务协议》和《隐私保护声明》”前面的方框。再查明，江苏麒凯律师事务所已将包括案涉24元邮资在内的费用采取月结的方式与被告邮政溧阳营业部结清。审理中，本院将本案的争议焦点归纳如下：1、本案诉争的邮寄物品及其价值？2、本案诉争的邮寄物品的丢失赔偿的标准是按照物品的实际价值还是按照合同约定赔偿？有无保价的约定？如没有保价，对限制赔偿条款有无提示说明，是否在本案中能够适用？被告在邮寄物品丢失过程中是否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针对第一个争议焦点，原告提供了如下证据：1、EMS快递回执原件一份以及EMS提供的收寄方信息的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通过被告向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武林广场1号杭州大厦B1楼kiton邮寄包裹。2、中国邮政速递物流查询打印件，证明原告通过被告邮寄的包裹在到达杭州速物后，就无查询信息。3、由齐敦（上海）贸易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及收条原件各一份，证明原告通过被告寄递的包裹丢失后，原告向该公司支付了26380元。4、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活期存折交易明细，证明原告通过被告寄递的快件丢失后，原告向杭州大厦kiton店店员阮水芬支付了鞋款26380元。被告质证意见如下：1、对回执原件一份以及EMS提供的收寄方信息的复印件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是从原告提供的回执原件以及收寄方信息复印件可以看出，原告并未在单据上载明所寄的具体为什么物品，同时，依据单据显示，原告也并未选择保价服务。2、对速递物流查询打印件真实性无异议，但也并不能证明该物流清单所对应的寄递物品就是原告所称的皮鞋。3、对证明和收条不予认可，该证明和收条都是原告与第三方所出具，对真实性无法予以确认，同时，即使该证明为真，也只能证明原告购买过这样一双皮鞋，并不能证明该皮鞋就是原告通过被告运输的丢失物。4、对于交易明细不予认可，该交易系原告与第三方之间形成的，不能证明原告寄递物品的价值。针对第二个争议焦点，被告提供了如下证据：扫描原告所提供的寄件二维码后所显示的页面截图，以及该截图内所载的服务协议的全文，证明：客户在下单寄件时，需勾选同意服务协议才可下单寄件，在寄件方选择完寄件人和收件人后，该页面会显示保价/元供寄递客户选择，同时，保价还附留言处可供客户载明寄递物品详情，原告下单时未选择保价服务，同时，也未载明所寄物品，即同意服务协议所载的未保价物件丢失、损毁或短少的，按实际损失价值赔偿，最高赔偿金额不超过所付邮资的六倍，且该条文是加粗注明的。因为原告身份比较特殊，系被告公司的协议客户，原告所寄发的货物只需抽检验视，无需所有快件都验视，原告此次寄发的物品已包装完备，被告并未开箱。同时，被告发表了如下意见：1、原告与被告合作多年，且原告也是从业多年的律师，应完全知悉未保价服务所存在的运输风险，否则，原告不可能随手交给内勤。2、根据被告所提供的寄件下单流程示范图，在下单“提交”键的上方显示的就是“保价”、“留言”选项，该提示已足够醒目至引起下单人员的注意，原告在下单时未选择保价服务，也未在“留言”处载明具体为何物，系原告对自身权利的漠视，证明其所寄递物品价格较低，3、根据原告下单时勾选的《国内邮件电子详情单服务协议》第7条，可以看出原告同意在未选择保价的情况下，如物品出现丢失，被告按实际价值赔偿，最高赔偿金额不超过所付邮费的六倍，该服务协议虽为事先拟定，但该条款系加粗标明，意在提醒原告注意，且原告也勾选表示同意，故应受该条款约束。4、根据《邮政法》第四十七条、《国内邮件处理规则》第424条、《快递服务》邮政行业标准A.3.2快件丢失c款之规定，本案中的限额赔偿责任条款符合《快递服务》邮政行业标准，更符合货运行业惯例，同时承运人计算运费的依据和收取费用的标准，是货物的重量或体积，而不是其实际价值，所以对货物损失的赔偿也不能按照实际价值，否则将不合理加重承运人的经营风险，阻碍货运行业的健康发展。原告发表如下质证意见：1、案涉包裹是在被告营业部收件员上门收件后，在收件员的指导下，完成的网上下单流程，因为原告是委托麒凯律师事务所内勤孟士群统一负责所有邮件的收寄工作，至于包裹当时也并未封口，原告是将本案收件方寄递过来的顺丰快递外包装直接交给被告的收件员进行寄递的。关于被告提供的网上下单流程，原告认为这是其提供的一种格式条款的合同，在下单的过程中，被告工作人员也未提醒原告应注意保价条款，原告平时寄递的快件较多，很少会寄到包裹，因此，原告不会注意到有保价条款的存在，根据被告提供的保价条款页面，其保价/元与留言并列，也非如被告所述进行加粗，位置是处在页面最底端，而且前面方框并不需要寄件人进行勾选，已经是确认打勾的状态，并不会出现“保价/元”的提示选项，而页面中的《服务协议》和《隐私保护声明》内容不点选也无法进入阅读，且该《服务协议》条款内容根本无法被常人所注意。2、根据《邮政法》第22条规定，本案所涉《国内邮件电子详情单服务协议》从性质上属于格式条款，被告应对其已经告知原告保价事宜承担举证责任，而根据被告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其已经将保价事宜以足以引起原告注意的方式告知原告，故本案赔偿标准不适用限额赔偿条款。3、被告的寄递服务存在重大过失，邮政服务属于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其所提供的服务不能根据用户所交纳资费高低区别对待，被告认为原告支付低价邮费就应知道低价风险，这是否意味着被告在提供服务过程中根据费用高低区别对待，这与邮政服务立法宗旨相违背。被告未按照《邮政法》第25条对货物进行检视，也未在用户邮寄包裹过程中提醒用户注意保价服务项目，导致未能安全将货物安全地送达收件人处，且在丢失后，被告也不清楚是哪个环节导致物品丢失，故存在内部管理混乱问题，存在重大过失，故被告应当按照物品实际实际价值进行赔偿，不应适用赔偿限额规定。以上事实，有原、被告提供的相关证据以及书面质证意见、代理词、本院制作的调查笔录、询问笔录、工作笔录以及双方当事人陈述附卷佐证。本院认为，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本案中，原告通过手机网上下单的方式进行邮递并支付相应费用，被告邮政溧阳营业部为原告提供寄递服务，双方之间成立邮寄服务合同关系，且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对于本案的第一个争议焦点，根据原告提供的EMS快递回执、物流信息载明的寄件人、收件人信息，以及齐敦（上海）贸易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收条载明的内容，结合银行交易明细，相互印证，可以认定原告寄递的物品为kiton牌皮鞋一双，因案涉寄递服务起源于新鞋试穿，尚不存在贬值可能，故本院认定案涉kiton牌皮鞋价值为26380元。被告邮政溧阳营业部抗辩对原告寄递物品品种及价值不予认可，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仅仅是口头陈述，且被告负有对邮件进行验视的义务，故本院不予采信。对于本案的第二个争议焦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第二十二条规定“邮政企业采用其提供的格式条款确定与用户的权利义务的，该格式条款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关于合同格式条款的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邮政企业应当依法建立并执行邮件收寄验视制度”。第四十五条规定“邮政普遍服务业务范围内的邮件和汇款的损失赔偿，适用本章规定。邮政普遍服务业务范围以外的邮件的损失赔偿，适用有关民事法律的规定。邮件的损失，是指邮件丢失、损毁或者内件短少”。第四十七条规定“邮政企业对给据邮件的损失依照下列规定赔偿：(一)保价的给据邮件丢失或者全部损毁的，按照保价额赔偿;部分损毁或者内件短少的，按照保价额与邮件全部价值的比例对邮件的实际损失予以赔偿。(二)未保价的给据邮件丢失、损毁或者内件短少的，按照实际损失赔偿，但最高赔偿额不超过所收取资费的三倍;挂号信件丢失、损毁的，按照所收取资费的三倍予以赔偿。邮政企业应当在营业场所的告示中和提供给用户的给据邮件单据上，以足以引起用户注意的方式载明前款规定。邮政企业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给据邮件损失，或者未履行前款规定义务的，无权援用本条第一款的规定限制赔偿责任”。原告通过被告邮政溧阳营业部寄递邮件，现邮件未按照地址邮寄至收件人处，且被告认可邮件遗失，故被告存在违约行为，应当赔偿原告损失。关于本案的具体赔偿标准问题，实际就是本案所涉《国内邮件电子详情单服务协议》有关邮件丢失赔偿限额条款能否适用的问题。对此，本院认定如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第四十条规定“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情形的,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六条规定“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对格式条款中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内容，在合同订立时采用足以引起对方注意的文字、符号、字体等特别标识，并按照对方的要求对格式条款予以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符合合同法第三十九条所称的“采取合理的方式”。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对已尽合理提示及说明义务承担举证责任”。根据以上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本案所涉《国内邮件电子详情单服务协议》有关邮件丢失赔偿限额条款属于格式条款，故根据《合同法》、《邮政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应着重审查被告有无尽到提示说明义务、条款是否存在无效情形、被告是否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关于被告对赔偿条款有无尽到提示和说明义务。本案属于邮寄合同纠纷，但不同于传统由寄件人手填写快递面单，而是由寄件人通过手机扫码网上下单的方式进行邮递，即下单需通过网络操作进行，相关合同协议内容也显示在网页上，此种新型下单模式出发点本是为了方便寄件人下单邮寄，但亦应当审查被告的提示说明义务有无达到主动性、合理性、有效性的标准，否则不利于寄件人权益的保护。本案中，原告委托内勤帮原告通过手机微信扫描寄件二维码下单，已不是第一次使用手机网上下单，故当其在邮寄案涉包裹下单时，下单后显示的手机下单界面显示已经默认勾选“阅读并同意《服务协议》和《隐私保护声明》”前面的方框，无法通过单独跳框的形式对有关赔偿限额条款进行特别提示，不符合主动性的要求，寄件人也无法点击同意该条款（因为已经默认勾选好了），被告这种“默认勾选方框”的网页设置不具有合理性，无法使得寄件人有效地阅读《服务协议》中有关赔偿限额条款，故被告未尽到提示和说明义务。至于被告认为因为寄件人已经下过单，视为已经对格式条款知晓的抗辩意见，本院认为，寄件人的每次下单行为应视为双方之间邮寄合同的成立过程，每一次的邮寄系彼此相互独立的合同关系，首次下单的提示和说明义务，不能免除后来下单时被告的提示和说明义务，否则不利于维护寄件人的权益，被告的抗辩意见不能成立。关于条款是否存在无效情形。“保价服务”是相对于寄递物品的价值而言，而不是重量或者物品种类，寄件人可根据其寄递物品的价值进行选择,属于消费者自由选择的范畴,案涉格式条款内容具有选择性，只是对赔偿数额进行了限制,且该限制具有合理性,因为对重要物品进行保价、收取较一般物品更贵的邮寄服务费用,亦符合行业惯例。邮政服务虽然属于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但本质上仍属于邮政企业与用户之间自愿订立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故该条款规定的内容不属于合同法规定的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情形,亦不存在合同无效情形。关于被告是否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原告认为，被告未按照《邮政法》第25条对货物进行检视，也未在用户邮寄包裹过程中提醒用户注意保价服务项目，存在内部管理混乱问题，存在重大过失。对此，本院认为，被告至今无法查清案涉包裹是在哪一环节丢失以及丢失的原因，应认定属于因重大过失造成的快件损失。综上，关于案涉邮费，因被告同意退还，本院予以确认。因被告未尽到提示和说明义务，且存在重大过失，故被告无权主张适用《国内邮件电子详情单服务协议》的赔偿限额规定，应当赔偿原告26380元损失。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第二条、第十五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五条、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市分公司溧阳营业部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原告姜秋林邮费24元，并赔偿原告26380元，合计26404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0元（减半收取），由被告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市分公司溧阳营业部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按照国务院《诉讼费交纳办法》规定的标准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审 判 员 陈柏青二〇二〇年六月十日法官助理 杨文豪书 记 员 姜丽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