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湘10民终117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邓爱国，男，1975年4月23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谷运丁，男，由郴州市苏仙区飞天山镇飞天山村民委员会推荐。 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林美，女，由郴州市苏仙区飞天山镇飞天山村民委员会推荐。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邢台市华英水利机械厂。 负责人：郑海英，该厂厂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牛开钦，河北翊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扬州水利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金润廷，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敏，江苏朱玉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庞梦瑶，江苏朱玉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安仁县水利局。 法定代表人：刘明清，该局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贺福湘，湖南楚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雄飞，男，1969年12月27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谭仁开，湖南辰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邓爱国因与被上诉人邢台市华英水利机械厂（以下简称华英水利机械厂）、扬州水利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扬州水建）、安仁县水利局、何雄飞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湖南省安仁县人民法院（2019）湘1028民初10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和通知各方当事人到庭接受询问调查后，不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邓爱家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谷运丁、范林美，被上诉人华英水利机械厂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牛开钦，被上诉人扬州水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敏，被上诉人安仁县水利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贺福湘，被上诉人何雄飞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谭仁开到庭参加了本院组织的调查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邓爱国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民事判决；二、依法判决华英水利机械厂与邓爱国解除劳动关系；三、判决被上诉人共同支付邓爱国农民工工资76,650元；四、判决被上诉人共同支付邓爱国劳动工资逾期支付赔偿金38,325元；五、判决被上诉人共同支付邓爱国与邢台市华英水利机械厂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21,700元。事实和理由：邓爱国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劳动用工协议》、《工资表》和《调解书》等证据，以此证明华英水利机械厂与邓爱国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和扬州水建有三方共同协议约定的支付责任与义务的事实。由此可见，邓爱国的诉讼请求证据充分，事实清楚，法定支付义务明确。但一审法院明显偏袒华英水利机械厂等四位被上诉人，采信了其明显不具备合法有效否定邓爱国证据事实的证据和其前后不着调的言证。例如：华英水利机械厂的《河北省新河县公安局治安大队出具的公函》，该证据中只说明了华英水利机械厂的备案行政印章编码，并没有证明本案涉案印章是何雄飞私刻的，该证据也不确认该厂在业务中是否存在使用未备案印章的事实。另外何雄飞为了配合其他被上诉人共同逃避连带支付责任，自认于2017年3月为了追讨工程款与邓爱家共同制作了印章、《劳动用工协议》、《2017年工资表》和《调解书》，还说分两次付清了邓爱家等17人的全部劳动工资225,675元。但邓爱国呈交的《补充协议》和2015年《液压启闲机安装协议》中使用的公章、资质又是从何而来。本案的《欠款证明书》中明确显示了2017年10月份至2018年5月份，何雄飞欠邓爱家的本人工资170,000元和其他代付款共计233,650元。难道何雄飞在扬州水建尚未付清工程款的情形下，宁愿代扬州水建支付邓爱家等17人工资，而自己拖欠邓爱家本人的工资吗？何雄飞这种自认陈述能够相信吗？由此一审法院未尽法定审慎职责，倒置了法定举证责任义务，违法认定邓爱国证据不足，判决驳回邓爱国的诉讼请求。邓爱国不服，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支持邓爱国的上诉请求。 华英水利机械厂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邓爱国起诉华英水利机械厂承担责任没有华英水利机械厂实际从事施工的相关证明，其提交的协议书、公章等均系他人伪造，与华英水利机械厂无关；二、本案涉嫌虚假诉讼，法院应当移交公安部门处理，邓爱国上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扬州水建辩称，邓爱国提交的证据系他人伪造，不足以证明其诉讼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本案涉嫌虚假诉讼，法院应当移交公安部门处理，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安仁县水利局辩称，安仁县水利局作为发包方，与邓爱国既无劳动关系也无劳务关系，同时安仁县水利局已按合同支付了合同价款，邓爱国要求安仁县水利局支付工资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何雄飞辩称，一、邓爱国提供的2017年工资表和《劳动用工协议书》缺乏真实性、合法性，邓爱国依据这两份证据提起的诉讼系虚假诉讼，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其上诉。1、工资表不具有真实性，工资表中曹爱民等人的9月工作天数都“造”了31天；2、从第三方提供的监理日志来看，2017年工资表中的工作天数与实际严重不符。2017年年度的实际施工天数总共才66天，2017年7月30日起工地就全线停工，但邓爱家等人8、9月份还在工地出满勤；3、华英水利机械厂提供的证据证实2017年工资表和《劳动用工协议书》上的华英水利机械厂公章是何雄飞私刻的，后来为了催讨工程欠款，何雄飞与邓爱家商量后又在这两份材料上加盖了私刻的公章；4、该行业的农民工工资没有工资表上那么高的标准，之所以工资表上这么高是为了追讨工程款而造的；5、《劳动用工协议书》的草稿是在2018年1月31日才写好的，但邓爱国提供的《劳动用工协议书》签订时间是2017年2月5日，比草稿还早，证明该证据是不真实的。二、何雄飞并不欠邓爱国工资。1、施工任务仅为闸门安装，工资总共是20万左右，从何雄飞提供的银行转账记录和微信支付记录可以看出，2017年1月4日至2018年5月27日，何雄飞支付给了邓爱家1,715,538元。2018年1月19日之后，何雄飞支付给邓爱家方的总金额为538,875元，故实际上何雄飞已经不欠邓爱国工资了；2、邓爱国起诉的是在“安仁渡口水轮泵工地”的全部工资，但若何雄飞没付其工资，邓爱国也不可能跟随何雄飞去资兴东江工地做事。且如果何雄飞确实欠付邓爱国工资，也会被迫写一张工资清单之类的欠条给邓爱国。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邓爱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依法判决华英水利机械厂与邓爱国解除劳动关系；二、依法判决华英水利机械厂、扬州水建、安仁县水利局共同支付邓爱国农民工工资76,650元；三、依法判决华英水利机械厂、扬州水建、安仁县水利局共同支付邓爱国劳动工资逾期支付赔偿金38,325元；四、判决华英水利机械厂、扬州水建、安仁县水利局支付邓爱国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21,7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9月份，安仁县水利局对渡口水闸除险加固工程进行招标，并成立了安仁县水利局渡口水闸除险加固工程项目部，项目部负责人周峰凌。扬州水建中标后，于2014年9月28日与安仁县水利局渡口水闸除险加固工程项目部签订《湖南省安仁县渡口水闸除险加固工程施工合同协议书》，合同约定由扬州水建对安仁县渡口水闸除险加固工程施工，项目负责人为王永昌。2015年4月12日，何雄飞持华英水利机械厂的公章（编码为1305370000231）与扬州水建项目部签订《金属结构设备制作及安装合同》，合同约定项目名称：湖南省安仁县渡口水闸除险加固工程金属结构设备制作及安装工程。合同范围：1、左岸一期的三套8.5×6.0弧形闸门及埋件（不包含牛腿一期砼中的预埋铁件），2、右岸的二期弧形闸及埋件制作与安装，主要是指完成江西公司未完成的右岸金结工程量。甲方代表栏王永昌、谭玉文、邹旭林签字盖章，乙方代表栏何雄飞签字盖章。何雄飞在常德澧县做工程时曾请邓爱家管理工地，涉案合同签订后，何雄飞又请邓爱家管理右岸工地施工，邓爱家遂组织邓爱国等工人开始施工。湖南省水利电力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通过招标，对该工程进行监理，邓米来为该工程监理员。《监理日志》体现，右岸金结工程从2016年7月30日开始施工，断断续续工作至2017年1月6日，共计工作35天，此后停工。2017年4月3日又开始施工，断断续续工作至2017年7月29日，共计工作66天，从2017年7月30日起全线停工。未完成部分后由他人完成。渡口水闸除险加固工程现已完工，但尚未进行竣工验收。因何雄飞未按合同约定提供合格证和相关资料，结算后扬州水建项目部尚有部分工程款未支付给何雄飞。何雄飞遂想通过“追讨农民工工资”的方式向扬州水建项目部施压追讨工程款。2018年元月19日，何雄飞出具安仁县渡口水闸金结项目欠付工资《2017年工资表》，证明所欠邓爱家及邓爱国等17名工人2017年2月至9月的工资共计953,750元，要求有关领导解决问题。其中邓爱国2017年2月至9月工作219天，工资共计76,650元。该工资表加盖了华英水利机械厂的公章（编码为1305370000231）。此后又制作了《劳动用工协议书》，将签订时间提前到2017年2月5日，内容为华英水利机械厂聘请邓爱国提供劳务，保证遵守甲方各项规章制度和工艺操作制程，按时保质保量完成工作任务和领导交派的工作。期限为自劳动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安仁县渡口水闸安装验收完毕止。工作时间：每天工作8小时，不足8小时的按半天计算工资发放。劳动报酬：按每月出勤天数计算工资，工资标准为10,500元/月，在每月25号以前支付上月工资。合同同时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甲方何雄飞签字后加盖了华英水利机械厂的公章（编码为1305370000231），乙方为邓爱国等工人签名。此后邓爱国等人持《2017年工资表》《劳动用工协议书》向有关部门追讨工资。2018年3月10日，邓爱国等人追讨工资并在工地发生纠纷后到安仁县公安局军山派出所进行调解，经调解，确认邓爱国等17人农民工工资金额953,750元，约定扬州水建项目部在2018年9月份完工验收合格后10天内支付工程款，支付工程款时必须优先支付工程款内的民工工资，如果2018年9月份未完工，项目部必须支付农民工工资。扬州水建项目部在调解书上盖章，项目部代表签名为侯保华。何雄飞作为华英水利机械厂的代表在调解书上签字后加盖华英水利机械厂公章（编码为1305370000231），邓爱家作为农民工代表签字。2019年8月28日，邓爱家及邓爱国等17人向安仁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委以申请人的仲裁请求超过仲裁申请时效于2019年9月3日作出安劳人仲字（2019）020号不予受理通知书。邓爱国等人遂向本院提起诉讼。另查明，河北省新河县公安局治安大队出具函件，华英水利机械厂的备案行政章编码为1305300000215。在审理过程中，何雄飞当庭自认华英水利机械厂编码为1305370000231的行政章系何雄飞私自刻制。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华英水利机械厂、扬州水建、安仁县水利局是否与邓爱国存在劳动关系;华英水利机械厂、何雄飞是否欠付邓爱国工资。 首先，华英水利机械厂、扬州水建、安仁县水利局与邓爱国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问题。其一、在邓爱国所诉的劳动关系的主体上，邓爱国持2017年2月5日与华英水利机械厂签字的《劳动用工协议》及《2017年工资表》，认为邓爱国与华英水利机械厂及扬州水建、安仁县水利局产生劳动关系，而华英水利机械厂认为从未承包过邓爱国所述的渡口水闸除险加固工程，也从未在工地进行过任何施工，何雄飞自认是冒用了华英水利机械厂的名义签订的承包合同，所有盖有“邢台市华英水利机械厂”的公章均是自己私自刻制，结合河北省新河县公安局治安大队出具的华英水利机械厂公章备案函件，证明在《劳动用工协议》《2017年工资表》上所盖的公章与华英水利机械厂在公安机关备案的公章存在编码不同的明显差别，故邓爱国所诉的劳动用工合同主体为华英水利机械厂证据不足，安仁县水利局作为发包方、扬州水建作为承包方与邓爱国所诉的劳动关系没有权利义务关系。其二、从邓爱国提交的《劳动用工协议书》的内容来看，其期限为：自劳动合同签定之日起至安仁县渡口水闸安装工作验收完毕止。内容为：保证遵守甲方各项规章制度和工艺操作制程，按时保质保量完成工作任务和领导交派的工作；工作时间和劳动报酬为：每天工作8小时，每月10,500元工资，每月25号前发放。但根据何雄飞和制作工人带班长邓爱家的陈述，工人是按日支付工资，而不是按月发放固定工资，工资发放日期也不是固定的，而是按工程进度和收到工程款的情况灵活发放，工人也没有保险福利。劳动合同关系一般有以下主要表现现象：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存在财产关系即经济关系，还存在着人身关系，即行政隶属关系。劳动者除提供劳动之外，还要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服从其安排，遵守其规章制度等，成为用人单位的内部职工，劳动者除获得工资报酬外，还有保险、福利待遇等；其支付形式往往特定化为一种持续、定期的工资支付。而在劳务合同关系中则由劳务提供方自行组织和指挥劳动过程，人员较为自由。根据劳动合同关系的主要表现形式来判断，邓爱国与华英水利机械厂、扬州水建、安仁县水利局、何雄飞之间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而是与实际承包人何雄飞之间存在劳务关系。 其次，华英水利机械厂、何雄飞是否欠付邓爱国工资的问题。其一、从邓爱国所持的《劳动用工协议书》《2017年工资表》是否真实有效方面进行分析。在诉讼过程中，何雄飞自认是为了追索工程款，借追讨农民工工资的名义，而制作了《劳动用工协议书》和《2017年工资表》两个文书。且这两个文书存在明显的漏洞：一是两个文书均是在为追索工程款而由何雄飞制作，从而将落款时间提前；二是工资表中，多数工人从2017年3月到2017年9月全满勤，日工资300元或350元，但据《监理日志》及证人证言，工地施工工人一般只有六、七人，而且断断续续,2017年1月7日至4月2日为停工期，2017年4月3日至7月29日实际施工天数只有66天。因此邓爱国提交的这两份证据不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故不能以此确定华英水利机械厂及何雄飞尚欠付邓爱国工资。其二、从《调解书》上内容来分析，三方虽在安仁县公安局军山派出所达成协议，并制作了一份《调解书》，但扬州水建项目部的签字代表侯保华并非扬州水建委托的项目经理，事后扬州水建亦未予追认；华英水利机械厂并未参与调解，事后亦未予追认。故该《调解书》对扬州水建和华英水利机械厂不产生法律效力。 综上，邓爱国与华英水利机械厂、扬州水建、安仁县水利局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邓爱国为支持其诉讼请求，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对其诉讼请求应予驳回。据此，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三十二条、第一百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邓爱国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邓爱国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邓爱国提交了二份证据：证据一、金属结构制作2017年7月3日已完成工程量及产值计算；证据二、2017年8月已完成工程量及产值计算。两份证据拟共同证明邓爱国与华英水利机械厂存在劳动关系和8月份仍然继续在工地施工，华英水利机械厂应当承担支付邓爱国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的事实。 华英水利机械厂质证认为，对两份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且该两份证据不是新证据，证据中涉及华英水利机械厂的印章与华英水利机械厂备案公章编码明显不一致，也没有华英水利机械厂授权委托人的签名，华英水利机械厂从来没有给何雄飞提供过设备，更没有给邓爱国发放给工资，进行过劳动合同的管理，故此，华英水利机械厂对上述证据不予认可。 扬州水建质证认为，证据没有证据原件，不予质证，无法核对真实性。 安仁县水利局质证认为，同意华英水利机械厂、扬州水建的质证意见。 何雄飞质证认为，认可产值计算表，是真实的，在8月份停工以后，当时项目部的施工人谭运文一直没有付钱，所以何雄飞和谭运文就制作了这个产值表，每一个时间段的金额都不一样。 本院经认证认为，虽被上诉人何雄飞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但两份结算表载明的是涉案工程结算情况，不能证明上诉人邓爱国等人仍在施工，因此不能达到上诉人邓爱国的证明目的，对于该两份结算单的证据效力在本案中不予采信。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邓爱国与华英水利机械厂等四被上诉人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二、华英水利机械厂等四被上诉人是否应当支付邓爱国工资。 关于争议焦点一。一审判决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及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对此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判断：一是在邓爱国所诉的劳动关系的主体上，基于何雄飞冒用华英水利机械厂名义并私刻公章签订合同的事实，认定邓爱国所诉的劳动用工合同主体为华英水利机械厂证据不足，安仁县水利局作为发包方、扬州水建作为承包方与邓爱国所诉的劳动关系没有权利义务关系。二是从邓爱国提交的《劳动用工协议书》的内容分析，认定邓爱国与华英水利机械厂、扬州水建、安仁县水利局、何雄飞之间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而是与实际承包人何雄飞之间存在劳务关系。一审判决对此焦点问题所作的评析，理由阐述充分，结论正确，本院予以认可。上诉人邓爱国要求解除劳动关系、支付劳动工资逾期支付赔偿金和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二。上诉人邓爱国提出依据《2017年工资表》和《调解书》，华英水利机械厂等四被上诉人应当共同支付邓爱国工资。但根据《监理日志》及证人证言，工地施工工人一般只有六、七人，而且断断续续，2017年1月7日至4月2日为停工期，2017年4月3日至7月29日实际施工天数只有66天。以上证据内容与工资表中落款日期提前、工人全勤的记载相冲突，再结合本案是何雄飞为追索工程款而与邓爱国等人共同制作工资表的事实，邓爱国提交的《2017年工资表》中记载的工资数额的真实性无法判断，不能据此确定何雄飞尚欠邓爱国等人工资款的数额。因此一审法院认为邓爱国所提交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诉讼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若邓爱国以后有充分的证据能够证明何雄飞欠付工资款的数额，可另行以劳务纠纷为由向何雄飞主张权利。 综上所述，邓爱国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已免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曹文杰 审 判 员 胡桐辉 审 判 员 李惠铭 二〇二〇年六月九日 法官助理 徐 艺 书 记 员 刘 思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