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10民终3262号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天台县银信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天台县赤城街道东方壹品2幢2-7号。 法定代表人：陈从伟。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良法，男，系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国水，浙江徐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天津恒通嘉合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保税港区）贺兰道444号恒盛广场4号楼-13-2。 法定代表人：姜东，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樊俊涛，浙江圣港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伟煌，浙江圣港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徐海青，女，1976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天台县。 上诉人天台县银信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信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天津恒通嘉合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通公司）、原审被告徐海青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天台县人民法院（2019）浙1023民初40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征得各方当事人同意后而以庭询、谈话方式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银信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被上诉人与原审被告签订的《汽车融资租赁合同》于法不符，缺少融资租赁合同关系基本要件，该合同无效。融资租赁交易中，租赁物的所有权人和占有人通常是分离的，案涉的浙Ｊ×××××号车辆系原审被告于2015年购买，并办理了所有权登记手续。在被上诉人与原审被告就案涉的浙Ｊ×××××号车辆订立《汽车融资租赁合同》时，该车辆的所有权并未发生转移，尤其是作为特殊动产的车辆的物权登记未变更，依法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即上诉人）。二、被上诉人基于《汽车融资租赁合同》而设立抵押权，因主合同无效，所设立的抵押合同亦无效，被上诉人无权享有抵押权，不具有债权的优先受偿权。三、被上诉人与原审被告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应为民间借贷关系，而非融资租赁合同关系。被上诉人收取的还款存在超过法定保护的年利率36%部分，应在本金中扣除；尚未偿还的部分，可按照年利率24%计算。因此，被上诉人可主张的债权金额应为本金304678.11元，利息30467.81元（按被上诉人提供的清偿清单计算，计算至2019年6月28日）。 恒通公司辩称，本案中不存在所谓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情形。高利并不存在，最高利率不超过法定的月息2%标准。有很多判例都是支持答辩人的观点。车辆的登记，并不是权属的证书，只是行政机关的登记备案，为了便于管理。车辆所有权的转移已经在租赁合同明确约定，之后已将款项打入徐海青的账户，车辆所有权通过占有改定的方式实现，答辩人获得该车辆的所有权。徐海青把剩余租金付完之后，车辆的所有权重新归徐海青本人所有。因已签订抵押合同，并进行了抵押登记，答辩人享有抵押优先权。 徐海青述称，签订的借款合同实质变成抵押，徐海青对此并不知情。双方并未说过转移车辆的所有权，徐海青其后才得知。本案属于套路贷，恒通公司并没有将款项汇到徐海青账上，而是一家天津的公司汇入的。合同签订地是玉环，而不是宁波。 恒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徐海青向恒通公司支付全部未付租金375789.7元及违约金（按月利率2%自2019年2月28日开始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判令徐海青向恒通公司支付律师代理费2500元；3.判令恒通公司对拍卖、变卖徐海青的抵押车辆（车牌号：浙Ｊ×××××，车架号：ＷＰ1ＡＡ2954ＦＬＢ17209）的价款有优先受偿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3月27日，恒通公司与徐海青签订《汽车租赁合同》，约定：恒通公司根据徐海青的要求购买保时捷汽车（车牌号：浙Ｊ×××××，车架号：ＷＰ1ＡＡ2954ＦＬＢ17209），并租给徐海青使用；恒通公司在支付徐海青租赁车辆购车款后，即取得租赁车辆的所有权；本合同融资租赁属于售后回租模式，车辆在回租前后恒通公司均不占有、使用租赁车辆，故双方不发生车辆的现实交付，恒通公司按合同约定支付租赁车辆购车款时，即恒通公司向徐海青交付车辆之时；购车款总额450000元，融资总额397607元，租赁期限36个月，每月还款租金14453.45元；徐海青同意将90000元直接转为融资租赁的首付款，剩余购车款360000元由恒通公司直接支付到徐海青指定账户；徐海青未按合同约定支付应付租金或其他应付款项时，恒通公司有权提前解除合同、控制车辆，徐海青应即刻付清全部剩余租金，同时有权按应付租金或款项的4‰／天同时不低于100元／天的标准向徐海青收取违约金，且恒通公司有权向徐海青追索包括律师费在内的为保护恒通公司合同权利产生的合理费用。同日，恒通公司与徐海青签订《汽车抵押合同》，约定：徐海青作为抵押人同意将租赁车辆作为抵押物，为其在主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向恒通公司提供担保。抵押担保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全部租金、违约金、律师费等所有费用。2018年3月28日，浙Ｊ×××××号保时捷牌汽车办理了抵押权登记，抵押权人为恒通公司。合同签订后，恒通公司向徐海青银行账户支付购车款360000元，徐海青向恒通公司支付了10期租金，自2019年1月28日开始未再支付租金，尚欠租金总额为375789.7元。恒通公司为实现本案债权支付律师费2500元。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恒通公司与徐海青签订的《汽车租赁合同》是否构成融资租赁合同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承租人将其自有物出卖给出租人，再通过融资租赁合同将租赁物从出租人处租回的，人民法院不应仅以承租人和出卖人系同一人为由认定不构成融资租赁法律关系”。本案中，徐海青将自有的浙Ｊ×××××号保时捷牌车辆出卖给恒通公司后，又将车辆租回使用。并且双方约定，在徐海青付清租金等应付款项情形下，徐海青重新取得车辆所有权。该模式符合融资租赁合同的特征。徐海青、银信公司主张本案实际系借贷法律关系，缺乏依据，该院不予采信。徐海青未按期支付租金已构成违约，现恒通公司要求徐海青支付全部未付租金375789.7元，符合合同规定，该院予以支持。合同约定按应付租金4‰／天的标准支付违约金，标准过高，现恒通公司主张按月利率2%标准计算违约金并无不当，但违约金应以每笔逾期租金14453.45元为基数，分别自每期租金实际逾期之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恒通公司主张律师费2500元，符合合同约定，该院予以支持。根据双方当事人签订的《汽车抵押合同》，徐海青已将涉案车辆抵押给恒通公司，并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对于抵押的车辆享有优先受偿权。现浙Ｊ×××××号车辆已拍卖，故对恒通公司主张对拍卖抵押车辆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的请求，该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百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限被告徐海青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恒通公司租金375789.7元及违约金（以每笔逾期租金14453.45元为基数，分别自每期租金实际逾期之日起按月利率2%的标准计算至履行完毕之日止）；二、限被告徐海青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恒通公司律师代理费2500元；三、原告恒通公司对抵押车辆（车牌号：浙Ｊ×××××，车架号：ＷＰ1ＡＡ2954ＦＬＢ17209）的拍卖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四、驳回原告恒通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7380元，减半收取3690元，由被告徐海青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原审被告徐海青与被上诉人恒通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定性问题以及案涉《汽车租赁合同》的效力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三十七条规定，融资租赁合同是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出卖人、租赁物的选择，向出卖人购买租赁物，提供给承租人使用，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根据双方当事人所签订的《汽车租赁合同》以及具体履行情况，承租人徐海青将其自有车辆出卖给出租人恒通公司，再通过汽车租赁合同将租赁物从出租人处租回，双方之间存在既融资又融物的意思表示，构成售后回租式融资租赁关系。上诉人银信公司主张徐海青与恒通公司之间成立民间借贷关系，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因融资租赁业务存在较高风险，上诉人银信公司主张按民间借贷利率标准对融资租赁合同已付租金进行调整，本院亦不予支持。车辆作为法律规定的特殊动产，其设立和转让，公示要件为占有，并不以登记为所有权转移的生效要件。案涉车辆虽由徐海青继续占有，但根据《汽车租赁合同》的约定，双方已通过占有改定的方式完成交付，所有权人经双方合意已由徐海青变更为恒通公司，无需经过登记。上诉人银信公司以案涉车辆未作变更登记为由主张所有权未发生转移，进而认为《汽车租赁合同》缺失融资租赁合同关系基本要件应为无效合同，本院不予支持。案涉《汽车租赁合同》合法有效，《汽车抵押合同》亦为合法有效，一审认定恒通公司对案涉车辆拍卖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于法有据，应予维持。 综上所述，银信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380元，由天台县银信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梅海波 审 判 员 梅矫健 审 判 员 陈 茜 二〇二〇年六月九日 法官助理陈佳丽 代书记员 王 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