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402民初6520号原告：潘海涛，男，1970年10月生，汉族，住常州市新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殷力强，江苏时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孙琪，男，1976年3月生，汉族，住常州市天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戴晓民，江苏常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汉娇，江苏常辉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江苏大鸿汽车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402MA1MJO9XX7，住所地常州市天宁区中吴大道1059号。法定代表人：孙琪，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戴晓民，江苏常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汉娇，江苏常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潘海涛与被告孙琪、第三人江苏大鸿汽车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鸿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2月2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潘海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殷力强，被告孙琪及第三人大鸿公司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汉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潘海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2018年度分红收益105万元，并承担自2019年5月15日起至付清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的利息损失；2、本案诉讼费用、财产保全费用及保全担保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8年1月20日，原被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被告将其持有的第三人大鸿公司的12%的股权以零对价转让给原告，原告承诺向第三人实缴出资210万元；被告承诺原告年均分红收益不低于105万元/年，承诺期两年，不足部分由被告一次性补足，超出部分为原告合理收益。协议签订后，原告先后向第三人账户汇款共计300万元，其中210万元即为协议约定的实缴出资款。然协议签订至今，公司未有分红，被告亦未兑现其承诺。原告认为被告的上述行为已构成违约，并给原告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被告孙琪提交书面答辩状辩称，其不应当向原告支付2018年度分红收益105万元，恳请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理由如下：一、《股权转让协议》第五条系无效条款。1、该条款的内容为大鸿公司正常营业，孙琪承诺潘海涛年均分红收益不低于105万/年，承诺期两年，不足部分由孙琪一次性补足，超出部分为潘海涛合理收益，如果因不可抗力或银行政策变动，导致该业务无法开展的，大鸿公司进行清算，清算所得优先补偿潘海涛的投资款，年收益承诺随即终止。孙琪认为，该条款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相关规定，违背投资领域股东之间风险共担原则。本协议为股权转让协议，原告方签订本合同之目的在于受让大鸿公司12%的股份，成为公司股东，享有股东权利。双方均已经按照协议约定履行完毕，协议第五条约定“出让方承诺受让方每年分红收益不低于105万，承诺期两年，不足部分由出让方一次性补足”，该约定脱离了公司实际经营状况。按照该约定，无论公司盈亏，原告潘海涛每年均能获取105万元分红收益，具有“保本付息”之意，偏离投资本意。公司当年度分配给各股东的分红金额取决于当年度的经营业绩、净利润金额，需要各方共同努力，并非由答辩人孙琪一人能够决定或控制。且原被告双方均为大鸿公司股东，股东之间无相互分红义务。潘海涛应当按照章程约定和法律规定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承担投资亏损。2、该条款有违民法公平、等价有偿之原则。在本次股权转让中，潘海涛无偿获得公司12%的股份，答辩人孙琪未获取任何对价，原告潘海涛支付给大鸿公司300万元系履行出资义务。原告潘海涛成为大鸿公司股东后，享有分红权、知情权、经营管理权等股东权益。如在公司不具备分红的条件下，答辩人孙琪需每年支付潘海涛105万元分红，同时还要承担公司亏损损失，却不享有相应权利，权利与义务明显不一致，违背了民法公平、等价有偿之基本原则。综上，答辩人孙琪认为协议第五条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违背民法基本原则，应当为无效条款。二、协议第五条与其他条款内容之间相互冲突，原告潘海涛在订立协议时应当预见到该条款存在无效的可能性。该协议第四条明确约定了“双方根据各自持有的公司股份享有和承担相应的权利和义务”；第六条明确约定了“受让方应当遵守公司章程，保证按照章程约定履行股东义务承担责任”。原告潘海涛在订立合同时，内心清楚在成为大鸿公司股东后所能够享有的权利、应当履行的义务以及可能承担的责任。潘海涛在缔结合同时对于该第五条可能无效的后果应当已有预判。三、潘海涛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本意是获取大鸿公司12%的股权，签订协议时已经意识到投资存在亏损的风险。纵观整个协议内容，紧紧围绕潘海涛如何取得股东资格而展开，潘海涛订立本协议的主观意图是成为大鸿公司的股东，行使股东权利。协议第五条下半句“如果因不可抗力或银行政策变动，导致该业务无法开展的，公司进行清算，清算所得优先补偿受让方的投资款，年收益承诺随即终止。”由此可见，潘海涛在订立合同时主观上意识到投资领域存在风险，大鸿公司并不一定盈利，公司经营好坏有多种决定因素，存在亏损的可能性。潘海涛作为公司股东，理应按照公司法的规定以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四、自2018年7月起因工商银行政策变动，大鸿公司业务全部停止，无分配利润的条件。工商银行自2018年7月份起不再发放任何大鸿公司提交的二手车贷业务，大鸿公司就此全面停工，这在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根本无法预见，属于银行政策变动的范畴。因此即使第五条有效，根据约定内容答辩人也无需支付潘海涛105万元分红。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协议第五条系无效条款，即使法院认定有效，根据该条下半款内容，答辩人也无需支付潘海涛105万元分红，恳请法院驳回潘海涛的诉讼请求。第三人述称，自2018年7月工商银行以不再开展相关业务为由，对我公司开展的车贷业务不再发放贷款，我公司全面停工，所有员工除会计全部解散，我公司无利益可分配。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大鸿公司成立于2016年4月14日，曾用名常州市大鸿二手车销售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0万元人民币，罗会英为自然人独资股东并任法定代表人。2017年1月11日，常州市大鸿二手车销售有限公司更名为大鸿公司，罗会英退出公司，孙琪与案外人冯之扬成为大鸿公司股东，孙琪任法定代表人，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5000万元，孙琪认缴3500万元，冯之扬认缴1500万元。2018年1月20日，孙琪为出让方，潘海涛为受让方，双方协商一致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一、孙琪将其持有的大鸿公司股权的60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12%，其中实缴0万元、未缴600万元）以人民币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潘海涛。二、潘海涛承诺在办理完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后5日内向大鸿公司实缴出资210万元，如潘海涛逾期5日以上仍未履行前述出资义务，孙琪有权收回本次所转让给潘海涛的股权。三、孙琪承诺转让给潘海涛的股权是其在大鸿公司的真实出资，是孙琪拥有完全的股权，孙琪拥有完全的处分权。孙琪转让给潘海涛的股权没有任何抵押、质押或遭第三人追索权利。四、2018年3月1日之前大鸿公司的债权债务全部由孙琪享有和承担，本协议双方签订之日起生效，双方根据各自持有的公司股份享有和承担相应的权利和义务。五、公司正常营业，孙琪承诺潘海涛年均分红收益不低于105万/年，承诺期两年。不足部分由孙琪一次性补足，超出部分为潘海涛合理收益。如果因不可抗力或银行政策变动，导致该业务无法开展的，公司进行清算，清算所得优先补偿潘海涛的投资款。年收益承诺随即终止。同日，案外人冯之扬作为出让方，潘海涛作为受让方，双方亦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冯之扬将其持有的大鸿公司股权的25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5%，其中实缴0万元，未缴250万元）以人民币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潘海涛；潘海涛承诺在办理完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后5日内向大鸿公司实缴出资90万元。协议其余内容与潘海涛与孙琪签订的协议基本一致。2018年2月12日，大鸿公司为潘海涛受让上述股权事宜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潘海涛认缴出资额850万元，缴付出资期限为2035年11月30日。大鸿公司的股东结构变更为孙琪认缴出资2900万元、持股比例58%，冯之扬认缴出资1250万元、持股比例25%，潘海涛持股比例17%。2018年3月1日、2018年5月14日，潘海涛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金额，以银行转账的方式分别向大鸿公司账户各汇入150万元，总计300万元。《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潘海涛未获得公司分红，并认为孙琪构成违约，诉至本院请求判如所请。潘海涛在提起本案诉讼时还申请了财产保全，并为在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购买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而支出保险费2200元。上述事实，由潘海涛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银行卡交易明细、大鸿公司的公司章程、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保单以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本院认为，在潘海涛与孙琪之间，以及潘海涛与案外人冯之扬之间分别签署有《股权转让协议》，潘海涛以0对价受让了孙琪持有的大鸿公司12%的股权、案外人冯之扬持有的大鸿公司5%的股权，合计17%的股权，对应注册资本850万元；潘海涛还需要承担缴付其中300万元的出资义务。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依法能够成立。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第五条的性质和效力如何？原告潘海涛与被告孙琪对《股权转让协议》第五条如何理解存在重大分歧。原告潘海涛认为，该条款是合法有效的，收益承诺是大鸿公司的股东孙琪作出，并非大鸿公司作出，若大鸿公司作出相应保底承诺，其效力值得商榷，但是承诺主体为大鸿公司的股东，就是合法有效的：第一，没有违反我国法律和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法律法规没有规定股东之间不能承诺收益回报；第二，股东之间承诺收益回报约定并没有侵害公司利益，也没有侵害到债权人利益。被告孙琪则认为，该条款违背投资领域股东之间风险负担原则与民法的公平、等价有偿原则，为无效条款，且大鸿公司当年度分配给各股东的分红金额取决于当年度公司经营业绩、净利润金额，需要各方努力；且因银行政策变动导致大鸿公司业务全部停滞，大鸿公司无分配利润的条件。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该条款规定了合同解释的具体方法，即依次采取文义解释、体系解释、目的解释、习惯解释以及诚实信用原则解释等方法来确定合同相关条款约定所体现的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第五项的约定内容为：“公司正常营业，孙琪承诺潘海涛年均分红收益不低于105万/年，承诺期两年。不足部分由孙琪一次性补足，超出部分为潘海涛合理收益。如果因不可抗力或银行政策变动，导致该业务无法开展的，公司进行清算，清算所得优先补偿潘海涛的投资款。年收益承诺随即终止。”本院认为，探究双方当事人在设定如何分配分红收益上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当根据上述合同解释的规则从以下三个方面综合研判。一、从文义解释的角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条规定：“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故“分红收益”在无特别约定的情况下，应当理解为股东依法享有的要求公司支付的资产收益权或利润分配权；“不足部分由孙琪一次性补足”体现孙琪对不足105万元部分承担补充支付责任；“超出部分为潘海涛合理收益”，系对大鸿公司将来盈利前景的合理期待，且“补足”与“超出”不可能并行不悖，“补足”义务的承受主体为孙琪，“超出”支付义务的主体为大鸿公司；“清算”如潘海涛所陈述，系指公司解散事由出现之后按照公司法规定进行的清算程序。因此，从文义解释的角度理解，可以确定双方当事人设定的权利义务涉及公司法中盈余分配、公司解散、公司清算等法律概念，存在受到公司法相关法律规范调整的可能性，并非单纯作为民事合同而受民法规范的调整。二、从体系解释的角度。上述条款的各自含义置于股权转让合同的整体框架下，结合条款之间相互的联系进行分析，潘海涛对于与孙琪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成为公司股东的表意是明确的，为保障其投资付出的210万元的安全性，潘海涛还在自己拟定协议内容时，设置了双重保障机制，其一是两年承诺期内每年可得分红收益不低于105万元（两年合计正好是210万元）且由孙琪对该分红收益进行“兜底”，其二是出现公司清算情况时，对大鸿公司清算所得剩余财产潘海涛可优先受偿。两者的内容结合公司法对股东收益权的固有安排机制，可以认定：大鸿公司如果正常营业，存在可分配利润，应当先分配利润，后续再视具体情形触发相应的双重保障机制。三、从目的解释的角度。关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缔约目的，庭审中，潘海涛陈述：“当时谈论，如果公司盈利，就由公司的利润来让我获取分红款，如果不足部分由孙琪来补足。”孙琪陈述：“当时原告获取股份后要求被告保证每年分红不少于105万，因为当时大鸿公司经营业绩非常好，如果正常开展经营是肯定能满足原告要求；当时股权转让协议是原告草拟的，被告看到原告写明第五条，所以被告当时认为只要不出现这个状况，原告完全可以满足他的要求。”、“原告享有利润分配请求权，当时公司经营状况良好，分配请求权的落实可能性很大，所以被告基于这种信赖签了这个合同。”通过原被告的陈述，可以确认双方在缔约时的真实意思是以先分配大鸿公司的利润、若有差额由孙琪补足的方式来保证潘海涛的分红收益。综上，通过上述解释方法，可以确定《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原被告之间对于潘海涛的分红收益取得方式的约定是：首先由大鸿公司对潘海涛进行盈余分配，该盈余分配金额不低于每年105万元，不足部分由孙琪承担补充支付责任；如果因不可抗力或银行政策变动导致相关业务无法开展的，大鸿公司进行清算后的剩余财产优先用于补偿潘海涛的投资款。故潘海涛对大鸿公司享有的公司盈余分配请求权的实现情况是确定孙琪是否承担补充支付责任、承担多少补充支付责任的前提和基础。而公司盈余分配请求权受到公司法的调整，具有法定的条件和程序。实践中，股东主张盈余分配必须具备两个要件，一是程序要件，即公司股东会作出分配盈余的股东会决议；二是实体要件，即公司税后利润在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仍然具备可分配的税后利润。本案中，潘海涛与孙琪均明确表示大鸿公司未就利润分配事项召开过股东会并作出决议，故大鸿公司是否具有可分配利润、是否进行利润分配均未得到确认，在此情形下，孙琪是否需要承担分红收益补充支付责任以及所承担的补充支付的金额为多少，均无从确定。因此，潘海涛迳行提起诉讼要求孙琪直接承担全部105万元的补充支付责任，违反了双方之间的相关约定，其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条、第三十四条、第七十一条、第一百六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潘海涛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25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9250元，由原告潘海涛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有关规定，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审 判 长 吴 赟人民陪审员 王 强人民陪审员 傅杨杨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三日书 记 员 韩雁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