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8民终113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韩江，男，1988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焦作市解放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锦汉，焦作市体化示范区正德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靖金武，男，1973年6月21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焦作市山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晨晖，河南新动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焦作市中星之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焦作市解放区丰收路与孟州路交叉口向西100米路北。法定代表人：刘红军，执行董事。上诉人韩江因与被上诉人靖金武、焦作市中星之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星之宝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焦作市解放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3月4日作出的（2019）豫0802民初37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韩江上诉请求：1、撤销解放区人民法院（2019）豫0802民初3754号民事判决书第（三）项，驳回被上诉人靖金武对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被上诉人靖金武并非本案适格原告，也无证据支持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首先，被上诉人靖金武并非涉案房屋的物权所有人，又非占有使用权人，其针对房屋所提出的诉讼请求既非返还原物请求权，又非占有返还请求权，其实际为涉案房屋的次承租人，其不具有出租人的主体资格，也无上述物权权利。其次，上诉人韩江也非本案适格被告，涉案房屋系刘红军个人将焦作华悦中星之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原房屋出租给上诉人，并非中星之宝公司，也与被上诉人靖金武无任何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上诉人韩江与刘红军系租赁关系，与被上诉人靖金武并不相识也无租赁关系存在。再次，被上诉人靖金武一审提交的《房屋租赁合同》、《解除房屋租赁合同通知书》、《出租人更换备案书》、《承诺书》及《保证书》均与上诉人无关。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上诉人并非上述合同的相对人。被上诉人作为合同一方，要求合同外的上诉人韩江向其履行合同义务，明显于法无据。上述证据均无法证明上诉人在与刘红军所签租赁经营合同到期后占有涉案房屋继续经营使用，被上诉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上诉人与刘红军所签《汽车修理厂租赁经营合同》到期后已实际腾退房屋，不应再承担房屋闲置期间损失。首先，一审法院判决书在本院认为部分第四段“经本院现场勘验显示，涉案房屋并未实际经营，房屋内存放有韩江与中星之宝公司交接的机器设备”，直接证明上诉人在2019年3月1日后对涉案房屋并未继续使用，上诉人仅是保留房屋电动卷闸门钥匙，而该房屋的电动卷闸门早已由被上诉人靖金武断电并实际控制，即使上诉人持有钥匙在未通电的情况下是无法进入并使用房屋的。其次，根据2018年6月6日被上诉人中星之宝公司向靖金武出具的《承诺书》第三条约定，中星之宝公司在不能履行其承诺时，不得向外搬运设备等所有财物。据此，可以看出被上诉人靖金武同意对中星之宝公司电气设备留置于涉案房屋内用以抵偿债务，不存在就上述电气设备留置房屋产生闲置损失。再次，又根据上诉人与案外人刘红军所签《汽车修理厂租赁经营合同》第三条第（二）项，上诉人在支付刘红军10万元保证金、1万元配件费后，仅是在合同期间取得了经营修理厂所需的配件及电气设备使用权，上诉人在合同到期后，其只能搬离自有财产，并不具有对上述电气设备进行处分的权利。本案一审程序违法，遗漏多名必要共同诉讼当事人，二审依法应予纠正。首先，根据被上诉人提交的2017年6月1日的《房屋租赁合同》体现涉案房屋的共同承租人为中星之宝公司及刘红军，并且二者分别在房屋租赁合同上签章。2019年2月21日《解除房屋租赁合同通知书》中被通知人也是中星之宝公司和刘红军。其次，上诉人签订的《汽车修理厂租赁经营合同》合同相对人系刘红军个人，上诉人也是向刘红军个人交纳了租金30万元、设备保证金10万元、配件费1万元，刘红军个人向上诉人出具了收据，并非中星之宝公司收取。故本案上诉人是向刘红军个人承租的涉案房屋，与被上诉人起诉所列的被告主体产生重大矛盾和出入，一审法院应当将刘红军列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再次，刘红军与上诉人所签的《汽车修理厂租赁经营合同》明确原承租人系华悦中星之宝公司，而该公司与被上诉人中星之宝公司并非同一主体，法定代表人也非刘红军，上诉人承租涉案房屋之前还有出租人刘红军、华悦中星之宝公司、中星之宝公司等多个租赁主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32条规定，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参加诉讼。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判决显失公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依据该规定，涉案合同主要在特定的合同当事人之间发生法律约束力，只有合同当事人一方能基于合同向合同对方提出请求或提起诉讼，而不能向与其无合同关系的第三人提出请求，也不能擅自为第三人设定合同上的义务。本案中，上诉人并未与被上诉人靖金武订立相关合同，且上诉人在其与刘红军合同到期后，并未继续占有使用涉案房屋，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上诉人已经向刘红军履行了合同全部义务且未再续租，不应当继续承担房屋闲置期间的任何费用。靖金武辩称，一、靖金武为适格主体。靖金武提起本次诉讼的身份为涉案房屋的出租人，并非是实际所有权人。根据《合同法》第224条“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可以将租赁物转租给第三人。”之规定，在经过涉案房屋实际所有权人焦作市建恒汽配有限公司同意后，靖金武对涉案房屋享有出租权。故靖金武作为合法的出租人，有权起诉承租人中星之宝公司，并突破合同相对性，起诉次承租人韩江，靖金武是本案适格原告。二、韩江为本案适格被告。2017年6月1日，李铁山与中星之宝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该合同第13条明确约定“转租甲方书面同意方可。”后李铁山将其对涉案房屋的权利转让给靖金武。在未经靖金武的书面同意下，中星之宝公司擅自将涉案房屋转租给韩江，根据《合同法》第224条“承租人未经出租人同意转租的，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2019年2月21日，靖金武向中星之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红军发出《解除房屋租赁合同通知书》，解除了双方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故双方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自始无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8条“房屋租赁合同无效、履行期限届满或者解除，出租人请求负有腾房义务的次承租人支付逾期腾房占有使用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以及第5条“房屋租赁合同无效，当事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支付房屋占有使用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故靖金武要求韩江按照租金标准支付逾期腾房占有使用费并无不当。三、刘红军为中星之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与韩江签订《汽车修理厂租赁经营合同》的行为是代表了公司的意志，其人格已被公司吸收，故刘红军不应为本案的被告，本案并未遗漏当事人。刘红军是中星之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在法律上的意义是指依法代表法人行使民事权利，履行民事义务的主要负责人，法定代表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职权范围内，直接代表法人对外行使职权，视为法人行为，法律后果由中星之宝公司承担。故刘红军的人格已被中星之宝吸收，其不应作为本案的被告，故本案不存在遗漏当事人的情形。四、韩江一直非法占有涉案房屋，直到一审法官勘验时才搬离该房屋，其应向靖金武支付占有使用费。靖金武在2019年2月份才知晓中星之宝公司私自将涉案房屋转租给韩江，在知晓上述事实后，其多次与韩江沟通，韩江都拒绝搬离。直到本案一审法官勘验时，韩江才将钥匙交付给一审法官，一审法官将钥匙交付给靖金武，自此，靖金武才对涉案房屋享有实际权利。一审判决书中的“经本院现场勘验显示，涉案房屋并未实际经营，房屋内存放有韩江与中星之宝公司交接的机器设备。”只是说明韩江未经营，不能证明其未占有，而事实上，直到韩江向一审法官交付钥匙前，其一直占有并控制涉案房屋，故其应向靖金武支付占有使用费。靖金武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中星之宝公司支付拖欠房租100000元；2、确认原告与被告中星之宝公司的房屋租赁协议于2019年2月21日解除；3、判令二被告之间的房屋转租协议无效，并要求被告韩江立即搬出原告房屋；4、判令被告韩江停止侵占原告房屋的侵权行为，并与被告中星之宝公司共同承担拖欠原告房屋100000元的侵权连带责任；5、判令被告韩江向原告支付自2019年2月至其搬离原告租赁房屋实际的使用时间的房屋租金（该租金的计算数额为使用时间＊原告与被告中星之宝公司年租赁费的月平均值），暂计算至7月份为70000元；6、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2017年6月1日，焦作市建恒汽配有限公司（甲方）与李铁山（乙方）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合同第一条“租赁房屋”约定，甲方同意将其位于焦作市××路的厂房，共4间，厂房面积848.625㎡提供给乙方，经营项目为汽车销售和维修。第二条“租赁期限”约定，租赁期限为五年，自2017年6月1日起至2022年5月31日止。第三条“甲方收益及支付方式”约定，出租前叁年，即2017、2018、2019年每年租金为169725元，出租第四年起，每两年递增15%，具体支付方式为：每年6月10日起乙方向甲方支付全年租金，逾期一天按千分之五收取滞留金。第五条“乙方的权利、义务”第13项约定，在合同有效期内，乙方在租赁合同内容不变的前提下，甲方同意乙方变更负责人（代表）和转租他人。第六条“合同的解除、终止及违约责任”约定，乙方违反本合同及相关补充协议约定逾期付款的，每逾期一日应向甲方支付应付款项5‰的违约金；逾期超出10日的，除按前述约定支付违约金外，甲方有权采取停止水电供应等措施限制乙方经营，并有权解除本合同。同日，李铁山（甲方）与中星之宝公司（乙方）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刘红军在第五条“乙方的权利、义务”第13项约定的内容“在合同有效期内，乙方在租赁合同内容不变的前提下，甲方同意乙方变更负责人（代表）和转租他人”处手动书写“转租甲方书面同意方可”，合同的租赁房屋、租赁期限、甲方收益及支付方式、合同的解除、终止及违约责任等合同内容与焦作市建恒汽配有限公司（甲方）和李铁山（乙方）之间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内容完全一致。2018年3月15日，李铁山（甲方）与中星之宝公司（乙方）签订《出租人更换备案书》，约定：甲乙双方在2017年6月1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第五条乙方的权利、义务13项之约定，在合同有效期内，甲乙双方在租赁合同内容不变的前提下，乙方同意甲方把李铁山更换为靖金武，双方签字或盖章确认，由靖金武行使权利。2018年3月1日，甲方刘红军（出租方）与乙方韩江（承租方）签订《汽车修理厂租赁经营合同》，载明华悦中星之宝汽车销售维修公司是甲方出资设立的企业，现双方协商决定将汽修厂租赁给乙方使用，约定如下：乙方租赁修理车间（包含车间所有设备及食堂洗车间门口玻璃展厅）及一间办公室，用于汽车修理、维护；租赁期限自2018年3月1日起至2019年3月1日止；租金每年300000元整；乙方可在厂区内外悬挂自己的厂牌和商标；自合同签订之日，乙方需向甲方支付配件保证金10000元以及电器的设备保证金100000元。同日，刘红军向韩江出具《收据》，载明“今收到韩江租赁展厅修理厂租金（2018年3月1日至2019年3月1日）现金叁拾万元整，设备保证金壹拾万元整，配件费壹万元整，配件卖完剩余款项一次结清”。另，韩江、刘红军及案外人刘磊均在《华悦中星之宝设备完好确认明细表》上书写“已验收”，并签字捺印。后中星之宝公司未按合同约定支付房租，于2018年6月6日出具《承诺书》，承诺在2018年6月10日前交不清全年170000元的租赁费，租房内所有财物作为抵押物，抵押给出租人。同时承诺在2018年12月10日前结清第二年全部租金，若不能结清租赁费，所有装修、汽车维修仪器、设备、办公用品等全部财物归出租人所有，除已交30000元租赁费外，另外赔偿出租人房屋租赁费、损失费、滞留金等共计380000元整。并承诺出租方按承租方违约解除2017年6月1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无条件同意出租方另租他人，承诺人和刘红军共同承担380000元的赔偿款。同日，刘红军出具《保证书》，保证如中星之宝公司未在2018年12月10日前交付房屋租金，刘红军对380000元的房屋租金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因中星之宝公司仍未支付房屋租金，原告于2019年2月21日向中星之宝公司及刘红军出具《解除房屋租赁合同通知书》，该通知书载明：因中星之宝公司严重违背《租赁合同》及2018年6月6日所作的保证和承诺，无法继续履行合同，按照合同及保证书、承诺书的约定，原告有权收回房屋和解除合同。并通知自中星之宝公司及刘红军收到解除合同通知书后10日内，撤离房屋，如不按时撤离，每逾期一日，需支付月租金5%作为违约金。刘红军在通知书下方书写“同意”并签名捺印。后被告中星之宝公司仍未支付租金，原告亦未能收回房屋，据此形成纠纷，原告于2019年7月22日诉至该院。另，被告韩江于2019年12月26日将涉案房屋的钥匙交予原告靖金武；经协商，被告韩江于2020年1月13日将案涉房屋内的机器设备移交原告靖金武保管。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关于原告主张被告中星之宝公司支付拖欠房租100000元的诉请，李铁山与中星之宝公司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根据合同约定，2017、2018、2019年每年的房屋租金为169725元，根据中星之宝公司出具的《承诺书》，中星之宝公司只支付了30000元，现原告只向中星之宝公司主张拖欠的房租100000元，不违反法律规定，该院予以支持。原告主张被告韩江对该100000元承担连带责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要求确认其与中星之宝公司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于2019年2月21日解除的主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本案双方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约定：乙方（中星之宝公司）违反合同及相关补充协议约定逾期付款的，每逾期一日应向甲方支付应付款项5‰的违约金；逾期超出10日的，除按前述约定支付违约金外，甲方（李铁山）有权解除合同。现被告中星之宝未能按合同的约定按时足额交付租金给原告，解除合同的条件已成就，原告有权解除双方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2019年2月21日，原告已书面通知被告中星之宝收回房屋和解除合同，中星之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红军亦在通知书下方写明同意解除并搬离房屋，据此，该院确认原告与被告中星之宝公司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于2019年2月21日予以解除。关于被告中星之宝公司与韩江之间的房屋转租协议，李铁山与中星之宝公司之间的房屋租赁合同明确约定，转租需经出租方书面同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出租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承租人转租，但在六个月内未提出异议，其以承租人未经同意为由请求解除合同或者认定转租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根据该院查明的事实，刘红军与韩江签订转租协议的时间为2018年3月1日，李铁山与中星之宝公司将出租人更换为靖金武的时间为2018年3月15日，原告靖金武在庭审中明确其与原出租人李铁山均对韩江在经营使用房屋的情况知晓，且在此期间对韩江使用房屋未提出异议，现原告于2019年7月22日诉至该院主张二被告之间的租赁合同无效，明显已超出六个月的异议期，故中星之宝公司与韩江之间的房屋转租协议应为有效，原告的该项主张，该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要求被告韩江立即搬出原告房屋及支付2019年3月至搬离房屋期间房屋租金的主张，原告主张韩江仍占用该房屋用于经营，被告韩江辩称其于2019年3月1日房屋租赁合同到期后即已搬离。经该院现场勘验显示，涉案房屋并未实际经营，房屋内仅存放有韩江与中星之宝公司交接的机器设备。在该院组织原告靖金武与被告韩江调解的过程中，韩江于2019年12月26日将房屋钥匙交予靖金武。经双方协商一致，为使租赁房屋及屋内机器设备发挥更大的经济效益，韩江于2020年1月13日将屋内机器及设备交予靖金武进行保管。至此，涉案房屋完整移交至原告。原告主张被告韩江自2019年2月起支付房屋租金，虽然原告与被告中星之宝公司之间的房屋租赁合同已于2019年2月21日解除，该房屋租赁合同解除的原因在于中星之宝公司未按时支付房屋租金，被告韩江对此并无过错，其与中星之宝公司的房屋租赁合同应被认定为有效，其在合同到期之前对涉案房屋享有的使用、收益等权益有合法的取得依据，韩江已将2019年3月1日之前的房屋租金支付完毕，故2019年2月21日至2019年3月1日之间的房屋租金，被告韩江不应再支付给原告。关于2019年3月2日至2020年1月13日房屋闲置期间房屋租金损失，韩江在其与中星之宝公司之间的房屋租赁合同到期后，应当及时腾房，继续占有房屋已无事实及法律依据。韩江在无法及时腾退房屋的情形下，应当采取合法有效的救济途径，而不应仅因为设备问题迟迟不予交付房屋。韩江在2019年12月26日交付房屋钥匙，原告自认其在2019年6月份将涉案房屋水电切断。至此，韩江虽然保管有钥匙，但已失去对房屋的完全控制。故，在2109年6月份之前（2019年3月2日至2019年6月30日），韩江应当承担房屋闲置的租金损失，在2019年6月份之后，涉案房屋未能腾退的原因，原告也有过错，即在被告韩江未搬出房屋时，原告并未通过合法的途径要求被告腾房，而是通过断电的行为使得被告韩江无法经营使用，该断电行为客观上也致使涉案房屋的价值无法充分体现。虽然中星之宝公司向原告出具的承诺书显示租房内所有机器设备、办公用品等财物归出租人所有，但韩江对此并不知情，也未得到韩江的认可。正是基于原、被告之间对机器设备的不同权利和义务导致涉案房屋及设备无法正式移交。故在2019年6月份之后（2019年7月1日至2019年12月26日），原、被告对房屋闲置的损失均有过错，韩江应负主要责任，该院酌定其对房屋租金损失应承担70%的责任。关于租金的标准，原告主张按照李铁山与中星之宝公司年租金169725元标准计算损失合情合理。综上，被告韩江应承担的房屋租金损失为114529.5元（169725/365＊121＋169725/365＊179＊70%=114529.5），原告主张超出部分，该院不予支持。关于原、被告的主体资格，被告韩江辩称原告并非物权所有人，又非房屋占有人，没有出租人的主体资格，被告韩江与原告之间无任何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原、被告均主体不适格。该院认为，原告虽不是物权所有人，但李铁山系涉案房屋的承租人，其在房屋租赁合同期限内，依据合同约定的转租权将涉案房屋转租给被告中星之宝后，将其对中星之宝公司的相关权利义务转让给原告，原告对涉案房屋享有相关权利，故原告向被告韩江主张权利属于适格主体。被告韩江在房屋租赁期限到期后仍未搬出房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房屋租赁合同无效、履行期限届满或者解除，出租人请求负有腾房义务的次承租人支付逾期腾房占有使用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故原告起诉被告韩江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被告韩江主体适格，被告韩江的辩解意见，该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判决：一、被告焦作市中星之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靖金武房屋租金100000元；二、原告靖金武与被告焦作市中星之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房屋租赁协议于2019年2月21日解除；三、被告韩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靖金武房屋租金损失114529.5元；四、驳回原告靖金武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800元，由被告焦作市中星之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负担1900元，被告韩江负担1900元。二审中，上诉人韩江提供如下证据：中星之宝公司企业信息的打印件及焦作华悦中星之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企业信息的打印件。证明：两个公司系独立法人，刘红军系中星之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磊系焦作华悦中星之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本案将汽车修理厂租赁给韩江的是刘红军个人，且原承租人系焦作华悦中星之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刘红军还应以个人身份参加本案诉讼。被上诉人靖金武质证称，对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涉案房屋的承租人是中星之宝公司，而非焦作华悦中星之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焦作华悦中星之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与本案无关。刘红军不应作为单独的被告，刘红军是焦作市中星之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与韩江签订合同的行为系职务行为，其人格已被公司吸收。故被告应是中星之宝公司而非刘红军。本院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认证如下：上诉人韩江提供的证据不影响本案事实的认定，本院不再认证。本院经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相同。本院认为，本案系租赁合同纠纷，2017年6月1日，焦作市建恒汽配有限公司与其位于焦作市××路的厂房租赁给李铁山，双方系租赁合同关系。同日，李铁山又将该厂房租赁给中星之宝公司，双方形成租赁合同关系。2018年3月15日，李铁山与中星之宝公司达成协议，将租赁合同中出租人的权利义务转让给靖金武，靖金武与中星之宝公司形成租赁合同关系。2018年3月1日，刘红军与韩江签订汽车修理厂租赁经营合同，将华悦中星之宝汽车销售维修公司汽修厂租赁给韩江使用，韩江向刘红军支付了一年的租金300000元、配件保证金10000元及设备保证金100000元。靖金武与中星之宝公司之间租赁合同中涉及的租赁物与刘红军与韩江之间租赁合同中的厂房为同一标的物。靖金武主张其与中星之宝公司之间已于2019年2月21日解除合同，刘红军亦在解除通知书上表明同意。在合同解除后，靖金武与中星之宝公司应当积极办理交接手续，靖金武作为出租方，应当对自身事务尽到更多的注意义务，在中星之宝公司收到解除合同通知后，积极主动收回厂房，以避免损失的发生。关于靖金武主张的2019年2月21日合同解除后房屋使用费问题。韩江与刘红军签订的汽车修理厂租赁经营合同合法有效，已经向刘红军支付2018年3月1日至2019年3月1日的租金，因此，韩江在此期间内占有使用该汽修厂为有权占有。靖金武主张2019年3月1日之前的租赁费用由韩江承担，于法无据。2019年3月至2019年6月，靖金武虽与中星之宝公司解除合同并通知刘红军，但韩江的合同相对人为刘红军，在刘红军未通知韩江的情况下，韩江并不负有向靖金武交付房屋及设备的义务。但韩江在租赁期满后继续占有使用租赁物，应承担占用期间的租赁费用。靖金武一审时提供证据证明2019年3月至6月涉案汽修厂产生水、电费及物业费，故韩江称租赁期满即已腾退房屋，证据不足，韩江应向靖金武支付占用期间的费用42431.2元（169725元/年÷12个月×3个月）。2019年6月，涉案房屋内水电已切断，该房屋为经营性使用房屋，韩江租赁涉案房屋用于汽车修理、维护，靖金武切断水电的行为使用韩江对该房屋不能进行经营使用，韩江虽然持有钥匙，但已失去对房屋的控制。同时，靖金武在明知其与中星之宝公司之间的租赁合同已于2019年2月21日解除，未依法积极主张权利，应对其怠于行使权利造成的扩大损失承担责任。一审认定韩江对该期间的房屋租金损失承担70%的责任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刘红军与韩江之间的租赁合同关系与本案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其是否参与诉讼不影响本案事实的认定，一审不存在遗漏必要共同诉讼当事人的情况。综上所述，上诉人韩江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河南省焦作市解放区人民法院（2019）豫0802民初3754号民事判决第一、二、四项及案件受理费部分；二、变更河南省焦作市解放区人民法院（2019）豫0802民初3754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为：韩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靖金武房屋租赁费损失42431.2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案件受理费2591元，由韩江负担636元，由靖金武负担195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军审判员 余同云审判员 毕 蕾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刘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