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湘01民终424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某。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修云，湖南五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余某0。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余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海兵，湖南英萃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佳，湖南英萃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原告：曾某。上诉人黄某因与被上诉人余某1、余某0、原审原告曾某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作出的（2019）湘0112民初65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某提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即自2013年10月5日起至2013年10月13日止,由投资方每日将20万元转入村上账户。余某0和余某1在会议纪要上作为投资方签字确认,之后,余某0、余某1两人将工程船挖出来的回收砂石款80万元交到苏蓼村会计余演处作为机台建设的保证金。”这是一审法院刻意隐瞒其中事实。一审庭审中，黄某提交的投资合同、授权委托书等证实投资人是湖南公维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维公司），从来没有余某1。余某0也陈述是其请余某1帮其办事。出售的砂石款是余某0与余某1按村委会约定交到村会计余演手里的,并不是余某1一个人交的。一审判决在此隐去余某0,是在为驳回黄某的诉讼请求找理由。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判决认定“余某1提出涉案项目实际由黄某、曾某、余某0、余某1……合伙开发,……曾某从余某0处领取47000元,黄某收刘某10万元”，这是在歪曲事实。一审庭审过程中，对于投资项目的开发、投资、谈判、立项、设计、审批和施工船的签订都有合同、委托书、设计图及四级政府职能部门论证认可的审批文件予以证实。这些证据从来没有体现余某1等是合伙人的身份。一审法院仅凭余某1申请的不知情的两证人就认定是合伙,是在歪曲事实真相,曲解事实。黄某收到刘某10万元银行转账款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这是另外一个行政案件,无须法院作出评判。曾某领取的是余某0支付的工资,其当庭与余某0的陈述一致,不是一审法院认为的合伙款。一审法院对于不属于本案的事和人进行审理，超出了案件的审理范围,为帮余某1实现既得利益,滥用审判权力,让黄某不能理解,无法接受。三、一审“另查明…上述为七人合伙关系”违反了证据规则,违法替余某1收集证据,违法采信不合法的证据,在庭审质证时黄某的代理人询问过本案的主审法官“余某3证言是法庭依职权调查取得,还是当事人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词,主审法官当庭说明是她向余某1申请出庭的证人调查取得的”,对于应当出庭的证人一审法院的主审法官却以“谈话录”的方式进行调查免去证人出庭接受当事双方及法庭质证的程序,黄某有充分理由相信一审法院主审法官为余某1的利益滥用审判权。对“余某2谈话记录”有不当提示,存在选择有利申请人的记录,不按证据规则尊重另一方当事人享有的权利。四、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就按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合伙”,那么从项目上提取的销售收入所交的保证金也不应由余某1一个人领取,而应按合伙关系分配。更何况不是合伙,余某1是投资局外人,是受托人余某0委托的人,对于该项目的销售收入提交的保证金被受托人余某0委托的余某1个人拿走,是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的。明明是从公维公司项目的销售收入中提交的保证金,有村委和村会计证明,还有受托人余某0的陈述,证明资金、来源、数额和取走时间以及取走保证金的人,一审法院却认为黄某关联性证据不足,驳回黄某的诉讼请求是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黄某诉求的事实性、客观性清晰及证据确凿。余某1委托负责投资项目事宜，将工程项目上回收的砂石资源款80万元交到苏蓼村作为机台建设的保证金,后余某1私自将80万元收取的属实。一审法院主审法官绞局、歪曲事实、偏袒余某1，导致严重程序违法,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故依法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后依法改判。余某1辩称：一、黄某不是适格原告。公维公司与东城镇苏蓼村村民委员会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书》其本质系挂靠合同，违反相关法律规定，为无效合同。同时，公维公司的经营范围不包括建设工程，其也不具备承建建设工程相应的资质证书，黄某不享有作为无效合同《战略合作协议书》中的收益权。故黄某非本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的合法主体，其作为原告主体不适格。二、余某1不是适格被告。黄某至今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余某1与本案诉讼标的之间存在任何直接关系。黄某与余某1之间也无任何合同关系及其他关系，与本案没有直接利害关系，故余某1作为被告主体不适格。三、80万元项目保证金非黄某所有，黄某无权主张该笔款项。黄某的所有证据都不能证明该笔款项有合法来源，违反公司法、税法的相关规定，应当驳回黄某的所有诉讼请求。现有证据能证明80万元项目保证金是由余某1交到苏蓼村村委会。本案诉讼过程中，黄某未提供任何关于其合法所有该80万元项目保证金的证据，不能证明该80万元系公维公司实际出资。在庭审过程中，余某1、黄某以及所有证人及证据均证明该80万元不是公维公司出资。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任何公司用于出资的资金来源应当合法。公维公司的任何出资都应当从其账户上转账。公维公司未提交任何财务数据或者转账记录，其行为不符合上述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当驳回黄某的全部诉讼请求。四、本案已过诉讼时效。黄某宣称自己是长沙市望城区东城镇苏蓼村水利排灌工程的投资主体，并且其指定的委托人也住在苏蓼村，村委会自2013年10月退还保证金后，黄某已经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以上事实，但其至今6年多从未通过任何书面或有记录的方式向余某1询问80万元的债权，也从未向村委会询问过，已明显超过诉讼时效。五、所有证据不能证明公维公司进行了实际投资的事实。黄某亦未提供公维公司向苏蓼村村委会交付涉案保证金80万元的支付凭证，查明的事实为涉案保证金系来源于砂石售卖款。因此，涉案的保证金与公维公司的关联性证据不足，没有任何因果关系，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黄某、曾某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本案应裁定驳回起诉。余某0辩称：没有意见。曾某辩称：没有意见。黄某、曾某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余某0、余某1立即退回归公司享有权益的工程保证金80万元以便公司结算、清算；2、判令余某0、余某1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查明：黄某系公维公司的股东。2013年初黄某个人联系长沙市望城区原东城镇苏蓼村拆卸应急排灌泵站的项目。2013年元月，公维公司出具《项目责任书》，内容为“黄某系公维公司股东，望城区东城镇苏蓼村拆卸应急排灌泵站的项目，系黄某市场开发项目，该项目自负盈亏，独立核算”。2013年元月18日，公维公司出具《项目目标管理责任书》，内容为“1、项目投资必须合法；2、公司的股份按原注册的股份不变，公司正常开销按股份比例分摊；3、公司不存在项目亏损，意味着权益义务责任到人，谁的项目谁承担，自负盈亏；4、项目利润分配按项目总额2%提交给公司作为管理费；5、动用公司手续不按实际项目金额保单的系个人行为，公司概不负责，另按总额3%处罚给公司…”，黄某在该项目目标管理责任书上签字。余某0系苏蓼村村民，与黄某系朋友关系。2013年3月26日，公维公司出具授权委托书，全权委托黄某、余某0二人处理长沙市望城区原东城镇苏蓼村拆卸应急排灌泵站项目开渠引水项目投资事宜。同日，公维公司与苏蓼村委会签订投资合同，约定公维公司承包修建涉案项目。2013年5月12日，长沙市望城区原东城镇人民政府向上级主管部门出具《关于批准并支持建设望城区灌泵站”的请示》，内容为原东城镇人民政府决定在苏蓼村三角塘外建一个拆卸应急排灌泵站，预计总投资180万元左右，仍缺口资金120万元，暂拟由公维公司垫资施工建设，待各项资金到位再做处理，请求上级批准并给予资金支持。长沙市水务局收到上述报告后，于2013年6月9日出具《关于望城区灌泵站”建设的意见》，内容为“经研究，提出意见如下：1、同意采用临时取水方式从湘江取水解决苏蓼村应急抗旱需要；2、新建引水渠要充分考虑对防洪大堤影响，利用原有排水渠疏挖、护砌等方式，仅限于垂直湘江河流段…”。2013年6月28日，公维公司与长沙智进砂石有限公司签订承包合同，双方约定由公维公司将长沙市望城区原苏蓼村拆卸应急排灌泵站引水渠的破土开挖工程总承包给智进砂石公司，承包总价为115万元。同年8月21日，长沙市望城区河道砂石管理办公室在该意见书下方手书“上述应急抗旱机台的建设涉及湘江河道内疏通，涉及采砂工程船的砂石采挖，采挖权限审批权不在我办，而在市河道及砂石综合整治指挥部”。2013年9月1日，公维公司向长沙市砂石办请求批准对长沙市望城区原苏蓼村应急抗旱开渠建设采用工程船实施开工，9月9日，长沙市水务局领导批示“请望城区砂管办、水务局按市水务6月9日研究的意见办，即排水渠按原排水渠，限于垂直湘江河流段，决不能变相采砂”。之后，余某0找到堂兄余某1，并要其处理苏蓼村拆卸应急排灌泵站手续等相关事宜。2013年9月30日，长沙市望城区河道砂石管理办公室（甲方）与余某1（乙方）签订《东城镇苏蓼村应急抗旱机台渠道开挖采砂工程船作业监管协议》，内容为“1、施工工期为2013年10月4日至2013年10月13日；2、施工区域为湘江航道中央线（望城水域境内）垂直于东城镇沿江公路10公里界碑、上下游各延伸100米处范围；3、乙方向甲方缴纳监管保证金15万元，2013年10月14日12时前，乙方按照相关管理要求自行退出望城区水域，或停泊至砂管办指定水域后予以退返保证金”。随后，采砂工程船立即在苏蓼村三角塘开始作业。2013年10月，苏蓼村村民委员会组织投资方就修建抗旱机台召开了会议，经会议一致决定，要求投资方将180万元放在村上管理，即自2013年10月5日起至2013年10月13日止，由投资方每日将20万元转入村上的账户。余某0和余某1在会议纪要上作为投资方签字确认。之后，余某1将采砂工程船挖出来的砂石出售的款项中拿出80万元放在苏蓼村会计余演处。2013年10月13日中午，涉案项目因被人举报非法采砂被望城区政府叫停，此后一直未复工。2013年10月底，余演转账退还余某175万元，剩余5万元留作苏蓼村公益基金。2014年9月17日，湖南水域投资有限公司成立，股东为黄某和曾某二人。2015年10月6日，公维公司与湖南水域投资有限公司签订项目债权及权益转让合同，双方约定由公维公司将长沙市望城区原苏蓼村“拆卸应急排灌泵站”项目的相关权益转让给湖南水域投资有限公司行使。2019年5月27日，湖南水域投资有限公司被注销。黄某、曾某以湖南水域投资有限公司受让公维公司债权债务，其作为湖南水域投资有限公司股东，在湖南水域投资有限公司被注销后有权主张涉案保证金80万元为由，于2019年10月向本院提起诉讼，酿成本案纠纷。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余某1提出涉案项目实际是由黄某、曾某、余某0、余某1及案外人刘某（已过世）、姚某（已过世）、余某3合伙开发，并申请证人姚某、邓某（余某0侄婿）二人出庭作证。黄某、曾某、余某0三人在庭审中均否认合伙事实，但余某0本人认可从余某1领取6万元左右款项事实，曾某认可从余某0处领取47000元款项，黄某认可刘某曾于2015年8月17日通过银行给其转账10万元的事实。另查明，2019年11月28日，一审法院对余某3进行了谈话，余某3表示2013年黄某争取到涉案项目，因为不熟悉本地情况，于是找了余某0，余某0后来又找了余某1，余某1又找了刘某、姚某、余某3三人，上述七人为合伙关系。再查明，2019年6月，余某0以其与余某1合作建设长沙市望城区原东城镇苏蓼村“拆卸应急排灌泵站”项目，余某1将涉案保证金中75万元和缴纳至望城区砂石管理办公室15万元监管保证金全部提走，侵害其权益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余某1返还45万元。后余某0向一审法院申请撤诉，一审法院予以准许。一审法院认为：黄某、曾某以湖南水域投资有限公司受让公维公司债权债务，其作为湖南水域投资有限公司股东，在湖南水域投资有限公司被注销后有权主张涉案保证金80万元，那么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公维公司是否享有涉案保证金80万元的相关权益。黄某、曾某虽然提交了投资合同、原东城镇人民政府文件等证据拟证明公维公司系涉案项目投资方，但是上述证据不能直接证明公维公司进行了实际投资的事实，只能证明公维公司有投资意向，两原告亦未提供公维公司向苏蓼村委会支付涉案保证金80万元的支付凭证，依据庭审查明事实涉案保证金系来源于砂石售卖款，但是公维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是砂石出售方，因此涉案的保证金与公维公司的关联性证据不足，黄某、曾某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黄某、曾某主张返还余某0、余某1涉案保证金80万元，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黄某、曾某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1800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5900元，由黄某、曾某负担。二审中，余某1、余某0、曾某未提交新证据。黄某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证明一份；证据二、承包合同一份。拟证明：1、施工的船舶是黄某、曾某聘请的；2、保证金是黄某、曾某结算的。该合同与余某1没有任何关联，与余某0有关联。余某1质证称：所有证据不能证明与余某1有任何关联。余某0质证称：证明的内容是真实的。曾某质证称：没有意见。本院认证如下：证据一系证人证言，虽证人未出庭，但余某0、曾某对证明内容无异议，余某1仅对与其关联性提出异议，故本院对该证明予以采信。证据二在一审已提交，且质证、认证，故本院不另行认证。本院二审查明：1、余某1与长沙市砂石办签订的《东城镇苏蓼村应急抗旱机台渠道开挖采砂工程船作业监管协议》仅为长沙市砂石办同意涉案工程使用采砂船作业，并未涉及砂石权利归属。2、公维公司与智进砂石公司签订《承包合同》后，黄某委托智进砂石公司向长沙市砂石办支付保证金15万元，保证不违规作业。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黄某虽然提供证据证明了公维公司系涉案项目的投资方，但涉案项目的80万元保证金系来源于砂石售卖款。根据《关于批准并支持建设望城区灌泵站”的请示》可知，涉案项目系建一个拆卸式应急排灌提水泵站，由公维公司垫资施工建设。公维公司使用采砂工程船作业系基于渠道开挖。涉案《东城镇苏蓼村应急抗旱机台渠道开挖采砂工程船作业监管协议》中并未明确涉案项目开挖过程中产生的砂石归公维公司所有，公维公司亦未另外取得砂石开采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国家实行河道采砂许可制度。河道采砂许可制度实施办法，由国务院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2011修订）》第二十五条：“在河道管理范围内进行下列活动，必须报经河道主管机关批准；涉及其他部门的，由河道主管机关会同有关部门批准：（一）采砂、取土、淘金、弃置砂石或者淤泥；（二）爆破、钻探、挖筑鱼塘；（三）在河道滩地存放物料、修建厂房或者其他建筑设施；（四）在河道滩地开采地下资源及进行考古发掘。”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三条第一款、第二款：“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由国务院行使国家对矿产资源的所有权。地表或者地下的矿产资源的国家所有权，不因其所依附的土地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不同而改变。国家保障矿产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矿产资源。各级人民政府必须加强矿产资源的保护工作。”之规定，砂石属于国家矿产资源，不得私自出售。然余某1等人在具体负责该项目时，将开挖渠道产生的砂石私自出售，被人举报非法采砂后涉案项目已被望城区政府叫停，余某1等人私自出售砂石获得款项违反法律规定，应由国土资源部门依法处理。黄某、曾某主张该砂石出售款项为公维公司所有，并无法律依据，因此，黄某、曾某受让该笔债权亦无合法依据，故其在本案中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2019）湘0112民初6547号民事判决；二、驳回黄某、曾某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5900元，退还黄某、曾某；上诉人黄某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1800元予以退还。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盛知霜审判员  王晓虹审判员  曾 明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五日法官助理周丽花书记员毛娟附相关法律条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人民法院依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案件，认为依法不应由人民法院受理的，可以由第二审人民法院直接裁定撤销原裁判，驳回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