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民终9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中信国安城市发展控股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房山区阎村镇阎富路环岛西侧205米。法定代表人：刘春，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兰振，男，中信国安城市发展控股有限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郭远遥，北京砾洲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营业场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93号院B座一、二层。负责人：胡红业。委托诉讼代理人：傅维壮，北京市尚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雪桦，北京市尚公（烟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中信国安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关东店北街1号。法定代表人：夏桂兰，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东，北京中贤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栩旗，北京中贤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武汉东湖旅游接待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欢乐大道301号东湖庭园小区1、2栋门面1楼5号。法定代表人：杜科。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杰灵，男，武汉东湖旅游接待有限公司员工。上诉人中信国安城市发展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安城市公司）与被上诉人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以下简称大连银行）、原审第三人中信国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安集团）、原审第三人武汉东湖旅游接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湖公司）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9）京03民初5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国安城市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兰振、郭远遥，被上诉人大连银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雪桦及原审第三人国安集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东、赵栩旗、原审第三人东湖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杰灵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国安城市公司的上诉请求：1、请求驳回一审判决；2、请求不予执行（2019）京长安内经证字第9345号《公证书》以及（2019）京长安执字第214号《执行证书》中关于申请人承担任何责任的部分。事实和理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证债权文书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提起本案诉讼。本案公证机关签发《执行证书》中关于要求国安城市公司应承担担保责任部分与事实不符，《公证书》及《执行证书》中相应部分应依法被判决不予执行。根据各方当事人约定，国安城市公司应自2020年3月19日起承担担保责任。现展期期限尚未到期，《执行证书》即确认国安城市公司应承担担保责任，与事实严重不符。请求依法改判，判决不予执行。大连银行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一、9345号、9257号公证书载明内容与事实相符，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大连银行宣布《借款展期协议》提前到期后，国安城市公司应依约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三、535号案件中，展期期限至2020年3月19日已经届满，还款期限也已到期，国安城市公司应当承担担保责任。国安集团辩称：同意国安城市公司的意见。东湖公司辩称：同意国安城市公司的意见。国安城市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不予执行9345号公证书中关于国安城市公司承担任何责任的部分。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一、涉案合同的约定。2017年10月13日，国安集团与大连银行签订编号为DLQ京201710130003的《综合授信协议》，约定由大连银行向国安集团提供伍亿元整的综合授信金额，综合授信期间为2017年10月13日起至2018年10月12日止。2018年3月15日，国安集团与大连银行签订编号为DLQ京201803020026的《综合授信协议》，约定由大连银行向国安集团提供壹拾亿元整的综合授信金额，综合授信期间为2018年3月19日起至2019年3月19日止。2018年3月20日，大连银行与国安集团签订编号为DLL京201803210020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以下简称《借款合同》），约定大连银行向国安集团提供人民币伍亿元的借款，借款期限为12个月，即从2018年3月21日到2019年3月19日，到期一次性偿还；起息日为借款发放当日，以季为一个计息周期，分段计收借款利息。该合同第二部分借款合同条款第九条约定，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构成借款人违约：9.1借款人未按约定用途使用贷款，或未按约定方式支付贷款资金，或未偿还本合同项下贷款本息及其他应付款项，或未履行本合同及作为合同附件的各项文件所约定的义务、借款人保证和承诺的。第十条约定，借款人违约、贷款人有权采取下列一项或多项措施：10.3宣布本合同和贷款人与借款人之间签订的其他合同项下未偿还贷款和其他融资立即到期，立即收回未偿还款项。2018年10月26日，国安城市公司作为出质人（乙方）与大连银行作为质权人（甲方）签订编号为DLQ京201803020026B03的《最高额质押合同》（以下简称《质押合同》），约定乙方以其持有的东湖公司数额为3925万元（78.5%）的股权为甲方提供最高额质押担保。该合同第1.1条约定，乙方所担保的主债权为自2018年3月19日至2019年3月19日期间（包括该期间的起始日和届满日），币种人民币（小写）1000000000元，（大写）壹拾亿元（大小写不一致时，以大写为准）的最高额内，甲方依据与国安集团签订的本外币借款合同、外汇转贷款合同、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合同、信用证开征协议/合同、开立担保协议、国际国内贸易融资协议、远期结售汇等协议以及其他文件（下称主合同）而享有的，不论该债权在上述期间届满时是否已经到期，也不论该债权是否在最高额质权设立前已经产生。第1.2条约定，上述所述最高额为主债权本金的最高限额，是指在乙方承担担保责任的主债权确定之日，按照甲方公布的外汇中间价，将不同币种债权折算而成的以人民币表示的最高主债权本金金额之和。第二条质押担保范围约定，乙方最高额质押担保范围为主债权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逾期利息、汇率损失、质物保管费用等、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评估费等）以及其他所有主合同债务人的应付费用。若因除了本金之外的其他费用的增加而实际超出最高额的部分，乙方自愿以本合同约定的质物承担担保责任，上述范围中除本金外的所有应付款项，应当从质物变现价款中首先扣除，不计入本合同项下被担保的最高额内。第7.1条约定，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甲方有权实现质权：A.主债权到期（包括提前到期）债务人未予清偿的。第9.10条约定，自被担保的债权从确定之日起，至被担保的债权全部清偿完毕，若主合同债务人发生未依约履行偿债义务的情形，甲方有权处分本合同项下质押物，若除本合同约定的担保方式外，主合同项下还存在其他担保的，不论该担保是由债务人提供还是由第三人提供，甲方有权优先行使本合同项下的质押权。若甲方因任何原因放弃、变更主合同债务人向其提供物的担保，变更担保的顺位，造成其在上述物的担保项下的优先受偿权益丧失或减少，乙方同意在本合同项下的担保责任并不因之免除或减少。主债权获得任何部分清偿并不相应减轻或免除乙方的担保责任，乙方仍需在其承诺的担保数额范围内对主合同项下未偿还的余额承担担保责任。2019年3月8日，国安集团作为借款人和质押人一、大连银行作为贷款人、东湖公司作为抵押人、国安城市公司作为质押人二、中信国安有限公司作为保证人共同签订编号为DLL京201902010012的《借款展期协议》，约定对《借款合同》项下未偿还的贷款本金进行展期，展期金额为人民币伍亿元整，展期期限为2019年3月19日至2020年3月19日，并约定展期贷款在展期到期日一次性偿还。第4.1条第（3）项约定，质押人二（即国安城市公司）承诺按其与贷款人签订的《质押合同》的约定以该质押财产在贷款展期期间继续提供质押担保。第7.1条约定，除本协议另有约定的以外，借款合同的其他条款继续有效，贷款人和借款人同意继续遵守。第9.1条约定，本合同各方当事人已经充分知悉、理解本合同的全部条款内容，签署本合同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还对展期贷款利率及计息方式、展期贷款的还款方式、通知与送达、强制执行公证、生效条件等其他条款进行了约定。《借款展期协议》尾部载明：《借款展期协议》中涉及合同详细内容详见附件：附件1：DLQ京201710130003《综合授信协议》、附件2：DLQ京201803020026《综合授信协议》、附件3：DLL京201803210020《借款合同》、附件4：DLQ京201803020026B01《最高额质押合同》、附件5：DLQ京201803020026B02《最高额质押合同》、附件6：DLQ京201803020026B03《最高额质押合同》。《借款展期协议》签订当日，各方当事人向北京市长安公证处（以下简称长安公证处）申请公证，长安公证处于2019年3月11日出具9345号公证书，赋予了《借款展期协议》以强制执行效力。2019年3月13日，武汉市洪山区行政审批局办理国安城市公司出质股权变更登记，将出质截止日期由2019年3月19日变更为2020年3月19日，并出具了（洪）股质变更准字【2019】第1号股权出质变更登记核准通知书。2019年3月19日，大连银行作为甲方、国安集团作为乙方、东湖公司作为丙方、国安城市公司作为丁方共同签订《〈借款展期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因《借款展期协议》未对《借款合同》项下最后一期未付支付利息进行约定，现因乙方流动资金紧张，各方经友好协商，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同意就《借款合同》项下未付利息支付事宜对《借款展期协议》作出如下补充约定：第2条《借款合同》项下，截至2019年3月19日（含2019年3月19日），乙方未付利息共计人民币732.542847万元（以甲方核心系统最终结息数据为准），甲方同意乙方延期至2019年6月20日之前偿还。第4条各担保人同意对该部分利息按照原合同（即《借款展期协议》）及相关担保合同的约定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第5条乙方未能按本协议约定偿还该部分利息的，甲方有权宣布乙方在原合同项下的债务全部提前到期。第6条本协议与原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协议内容与原合同约定不一致的，以本协议约定为准；本协议未涉及的内容，仍按原合同执行。《补充协议》签订当日，各方当事人向长安公证处申请公证，长安公证处出具（2019）京长安内经证字第11071号公证书（以下简称11071号公证书），赋予了《补充协议》以强制执行效力。二、合同履行情况。2018年3月21日，大连银行向国安集团发放贷款5亿元。2019年3月21日，国安集团向大连银行偿还利息9.862847万元。除此之外，国安集团未向大连银行偿还任何款项。2019年7月4日，大连银行向国安集团、东湖公司、国安城市公司发出《贷款提前到期通知书》，并在长安公证处办理了证据保全公证。上述《贷款提前到期通知书》寄出后，国安集团拒收，国安城市公司、东湖公司认可收到。其中，向国安城市公司发出的《贷款提前到期通知书》载明，大连银行宣布国安集团在大连银行的所有贷款于2019年7月8日提前到期，要求国安城市公司承担担保责任，于2019年7月8日之前偿还拖欠大连银行的全部贷款本金、利息及复利。因国安集团、东湖公司、国安城市公司均未履行还款、担保义务，2019年7月10日，大连银行向长安公证处申请出具执行证书，长安公证处于2019年8月1日出具214号执行证书，该执行证书将国安城市公司列为被申请执行人，执行标的为借款本金5亿元及相应利息、罚息、复利，公证费，实现债权、抵押权、质权而支付的全部费用等；可供执行标的物包括大连银行有权对国安城市公司出质的质物[其持有的东湖公司78.5%的股权（对应注册资本3925万元]折价或者拍卖、变卖该财产所得价款优先受偿。三、执行情况。214号执行证书作出后，大连银行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一审法院于2019年8月5日立案执行，并作出（2019）京03执970号执行裁定。一审审理中，国安城市公司明确表示其起诉本案系因9345号公证书存在《公证债权文书规定》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公证债权文书载明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与事实不符的情形，因而应予不予执行。上述事实，有DLQ京201710130003号（综合授信协议）、DLQ京201803020026号《综合授信协议》、《借款合同》、《质押合同》、《借款展期协议》、《补充协议》、9345号公证书、11071号公证书、214号执行证书、（2019）京长安内经证字第33784号公证书、（2019）京长安内经证字第33783号公证书、本院（2019）京03执970号执行裁定书、支付凭证等以及各方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根据《公证债权文书规定》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债务人可以在执行程序终结前，以债权人为被告，向执行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一）公证债权文书载明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与事实不符；（二）经公证的债权文书具有法律规定的无效、可撤销等情形；（三）公证债权文书载明的债权因清偿、提存、抵销、免除等原因全部或者部分消灭。在《民诉法解释》中，设立了执行异议之诉的诉讼制度并进行了明确规定。而后，《公证债权文书规定》规定了债务人在符合上述情形的情况下，可以向执行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此实系通过该司法解释明确规定了债务人就公证债权文书的执行异议之诉的诉讼制度。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程序简便、快捷高效，可以方便快捷地预决纠纷，使当事人免受诉累、规范民商事交易活动及维护正常的交易秩序，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然而，正因其程序简便，公证债权文书的作出没有经过缜密的审判程序，有可能存在错误，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因此，法院对公证债权文书有必要进行实体审查，确保公证债权文书内容符合事实且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综合全案案情及各方当事人诉辩称主张，本案争议焦点为9345号公证书是否存在该公证债权文书载明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与事实不符的情形。一审法院认为，《公证债权文书规定》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公证债权文书载明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与事实不符的情形，应包括两种情形：一是公证债权文书所载明的法律关系与当事人之间真实存在的法律关系不符，如名为买卖实为借贷等情形；二是公证债权文书所载明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与客观事实不符，如文书所载明的事实不存在，或者文书所载债权与权利人实际享有的权利范围、内容等不一致。首先，关于9345号公证书载明的法律关系与当事人之间真实存在的法律关系是否相符的问题。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大连银行与国安集团签订《借款合同》、《借款展期协议》，并依约向国安集团足额发放了贷款，该双方之间形成了金融借款合同法律关系，与《借款展期协议》及所附各合同、协议约定的权利义务关系一致。国安城市公司与大连银行签订《质押合同》及《借款展期协议》，并办理了质押登记，该质权有效设立，该双方之间形成质押合同法律关系，亦与《借款展期协议》及所附各合同、协议约定的权利义务关系一致。因此，《借款展期协议》以及该协议所附包括《借款合同》、《质押合同》等在内的各个合同、协议载明的法律关系与各方当事人真实存在的法律关系相符，国安城市公司对此亦予认可。因此，9345号公证书并不存在该公证债权文书载明的法律关系与当事人之间真实存在的法律关系不符的情形。其次，关于9345号公证书所载明的国安城市公司应承担的义务与客观事实是否相符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零三条规定，为担保债务的履行，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对一定期间内将要连续发生的债权提供担保财产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抵押权的情形，抵押权人有权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就该担保财产优先受偿。第二百二十二条规定，出质人与质权人可以协议设立最高额质权。最高额质权除适用本节有关规定外，参照本法第十六章第二节最高额抵押权的规定。第二百二十六条规定，以基金份额、股权出质的，当事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以基金份额、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登记的股权出质的，质权自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以其他股权出质的，质权自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本案《借款合同》、《借款展期协议》、《补充协议》、《质押合同》均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根据《质押合同》的约定，国安城市公司以其持有的东湖公司数额为3925万元的股权为大连银行在本金十亿元范围内的主债权提供最高额质押担保并办理了质押登记，该质权已有效设立。关于国安城市公司应否承担担保责任，一审法院认为应从两个方面予以考量：第一，大连银行所主张的主债权是否为国安城市公司担保的债权；第二，大连银行实现质权的条件是否成就。第一，关于大连银行主张的债权是否为国安城市公司担保的债权的问题。本案中，《质押合同》约定国安城市公司所担保的主债权为自2018年3月19日至2019年3月19日期间（包括该期间的起始日和届满日），大连银行依据与国安集团签订的相应合同、协议、文件而享有对国安集团的债权。因涉案《借款合同》系大连银行与国安集团于2018年3月20日签订，故大连银行基于《借款合同》而享有的债权符合上述约定的期间范围，属于国安城市公司提供担保的债权。虽然大连银行通过签订《借款展期协议》和《补充协议》，对于《借款合同》项下本金及相应利息进行展期，但国安城市公司亦在《借款展期协议》和《补充协议》中确认为上述协议约定的展期本金及相应利息继续承担担保责任，故9345号公证书中所涉债权属于国安城市公司所担保的债权。第二，关于大连银行实现质权的条件是否成就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零八条规定，为担保债务的履行，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将其动产出质给债权人占有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质权的情形，债权人有权就该动产优先受偿。第二百二十二条规定，出质人与质权人可以协议设立最高额质权。第二百二十九条规定，权利质权除适用本节规定外，适用本章第一节动产质权的规定。本案中，根据《借款展期协议》第7.1条约定，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借款合同》的其他条款继续有效。因《借款展期协议》并未对《借款合同》中约定的借款人违约情形及贷款人的救济措施另行约定，故《借款合同》中的上述条款对贷款人和借款人仍继续有效。《借款合同》作为合同附件列于《借款展期协议》之后，国安城市公司作为协议一方签订《借款展期协议》，应视为其知晓《借款合同》关于借款人违约情形及贷款人救济措施的相关约定。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国安集团并未按照《借款展期协议》的约定按季足额付息，已构成违约，故根据《借款合同》的相关约定，大连银行有权宣布《借款展期协议》项下的借款立即到期。根据《质押合同》第7.1条的约定，当主债权到期或提前到期债务人未予清偿时，大连银行有权对国安城市公司行使质权，故国安城市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条件已成就。因国安集团在大连银行宣布借款提前到期后并未清偿债务，且大连银行已向国安城市公司送达了相关通知，故国安城市公司应依约承担相应担保责任。综上，国安城市公司主张《借款展期协议》约定的履行期限尚未到期，其不应承担担保责任，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9345号公证书所载明的涉及国安城市公司的权利义务关系与事实相符，并不存在《公证债权文书规定》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情形，故国安城市公司关于不予执行9345号公证书中关于国安城市公司承担任何责任部分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最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对经公证的以给付为内容并载明债务人愿意接受强制执行承诺的债权文书，债务人不履行或者履行不适当的，债权人可以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公证债权文书规定》第一条、第三条、第十条规定，本规定所称公证债权文书，是指根据公证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经公证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债权人申请执行公证债权文书，除应当提交作为执行依据的公证债权文书等申请执行所需的材料外，还应当提交证明履行情况等内容的执行证书。人民法院在执行实施中，根据公证债权文书并结合申请执行人的申请依法确定给付内容。根据上述规定，本案的审理范围仅限于作为执行依据的公证债权文书，即本案中的经公证并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借款展期协议》是否具有《公证债权文书规定》规定的不予执行的情形；而执行证书仅是证明双方合同履行情况的证据，并非执行依据，亦不属于公证债权文书。据此，涉案214号执行证书并非公证债权文书，故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且国安城市公司于本案审理中已撤回了关于不予执行214号执行证书中关于国安城市公司承担任何责任部分的诉讼请求，故本案对此不予涉及。综上，国安城市公司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零三条、第二百零八条、第二百二十二条、第二百二十六条、第二百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证债权文书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国安城市公司的诉讼请求。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一审法院关于9345号公证书载明的法律关系与当事人之间真实存在的法律关系相符的认定，以及国安城市公司应承担的义务与客观事实相符的认定是正确的，各方当事人对此并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维持。关于国安城市公司提出的由于展期期限尚未到期，与《执行证书》约定事实不符而不予执行的问题，因在二审上诉期间，展期期限2020年3月19日业已到期，《执行证书》所认定的事实与客观事实一致，国安城市公司的上诉理由已不存在，故其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国安城市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中信国安城市发展控股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淑莱审判员  张 力审判员  王 肃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八日书记员  张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