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447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范敬杨，男，1985年5月3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大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鑫，北京市鑫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靳熙涛，男，1985年6月2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于丽天，北京市一格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范敬杨因与被上诉人靳熙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5民初238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范敬杨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靳熙涛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靳熙涛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范敬杨与靳熙涛之间并非民间借贷关系，而是委托关系。靳熙涛所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一）一审法院未结合民间借贷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及日常生活经验对事实进行认定存在错误，范敬杨与靳熙涛于2016年-2018年通过微信、支付宝、工商银行进行频繁的转账，转账次数密集程度不符合民间借贷之表象。范敬杨与靳熙涛系同学关系，二人对于委托事宜达成了口头协议，由靳熙涛出资以范敬杨的名义对第三人借贷，靳熙涛收取利息，范敬杨替靳熙涛催收利息后将利息转给靳熙涛，靳熙涛再按收到利息的20%给范敬杨提成。范敬杨仅过手转账、催要利息。（二）一审法院认定范敬杨提交的17笔微信转账记录不在靳熙涛主张的范围内的认定是错误的。由于范敬杨手机丢失，只能提交部分微信转款记录作为证据。在合作初期，范敬杨收到靳熙涛的转款后出借，在债务人偿还利息后，均通过微信给靳熙涛交账并且领取提成。后期双方的合作模式确定后，领取提成的规律才未完全在转账记录中体现。微信转账记录的发生时间为2016年12月-2018年8月，支付宝和银行转账发生的时间为2017年5月-2018年8月，双方的委托关系正是从微信开始的，因此双方初期的微信转账记录最能体现双方的真实关系。但无论哪种方式，2016年12月-2018年8月期间产生的转款记录均是在双方的委托关系中产生的，并非相互独立的债权，微信与支付宝、银行转账的交易是密不可分的。（三）靳熙涛在法庭要求下拒不到庭参加诉讼，系故意隐瞒事实，恶意诉讼。靳熙涛在一审中仅提供了2017年5月-2018年8月的银行及支付宝转账记录，起诉书中提到的转账期间却为2016年12月-2018年8月，实际上，双方合作关系也是从2016年12月开始，这也和范敬杨提供的微信转账记录相一致，微信、支付宝、银行转账均只是转款方式，应当被作为整体认定。（四）范敬杨在一审中就双方的17笔微信转账记录进行整理，可以清楚地看出双方是委托关系。范敬杨收到梁严、韩旭等人支付的利息后，转给靳熙涛，靳熙涛再将按照利息的20%计算的提成款支付给范敬杨。二、一审中靳熙涛的诉讼请求与事实不符，亦不符合生活逻辑。（一）靳熙涛长期高频率转款而不索取利息反而给范敬杨激励返款，不符合交易习惯。（二）靳熙涛称是范敬杨因资金周转困难向其借款与事实情况不符，而且长期零散多次的方式出借款项也不符合常理。（三）本案实际债务人系梁严，范敬杨已经向公安机关报案，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已经立案。靳熙涛提交的通话记录系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立案后取得的，是套范熙杨的话，试图转嫁风险。（四）靳熙涛提出的未实际履行的五份《借款协议》，不能证明靳熙涛向范敬杨借款，一审法院的认定没有证据支持。三、本案涉及款项金额较大，范敬杨因实际借款人梁严潜逃已经负债累累，现靳熙涛在实际借款人梁严潜逃后起诉范敬杨，不应得到支持。靳熙涛辩称，不同意范敬杨的上诉请求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一、靳熙涛与范敬杨之间并不存在委托关系。范敬杨有资金需求，基于信任签订《借款协议》，在履行中一为试探、二是因为没办法一次性大额出借，故形成了多笔借款。靳熙涛提交的《借款协议》及录音均可证明其主张。二、由于微信出借金额与归还金额大抵相等，故17笔微信转账并未计算至本案的诉讼标的中。三、钱款的返还行为系靳熙涛对范敬杨还款的鼓励。四、之所以放弃要求范敬杨支付借款期间的利息，是由于缺乏证据。靳熙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范敬杨偿还借款本金2222730元；2.判决范敬杨向靳熙涛支付自2019年7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按照年利率6%计算的逾期利息；3.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由范敬杨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4月至2018年8月期间，靳熙涛通过中国建设银行账户（卡号：×××）向范敬杨分多笔转账1791730元、通过支付宝向范敬杨分多笔转账431000元，共计2222730元；范敬杨通过自己名下中国工商银行（卡号：×××）向靳熙涛中国建设银行（卡号：×××）分多笔转账240960元，通过支付宝向靳熙涛分多笔转账33250元，两类共计274210元。2017年4月至2018年8月期间，靳熙涛通过微信向范敬杨转账531070元，其中单笔最大金额50000元（仅一次），单笔最小金额3000元；2016年12月至2018年10月期间，范敬杨向靳熙涛微信转账（共150余笔）436691.5元，其中单笔最大金额11450元（仅一次），单笔最小金额30元。为证明靳熙涛与范敬杨双方存在借贷的意思表示，靳熙涛提交与范敬杨签订的《借款协议》5份，落款时间为2017年4月10日、2017年5月10日（两份）、2017年7月14日、2017年9月15日，主张以上借款协议虽未实际履行，但能够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的合意，构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并非范敬杨主张的委托关系。靳熙涛提交与范敬杨的通话录音，在录音中，靳熙涛提到“你欠我220万”、“总共借你220万”等，范敬杨并未在录音中提出异议。靳熙涛提交与范敬杨的微信聊天记录，在聊天记录中，靳熙涛说到“上次你说这个月能还上10-20万，月底之前能OK么”，范敬杨回答“等信儿，差不多吧”；靳熙涛说“我爸已经管我要钱了”，范敬杨说“嗯，对不住了”。靳熙涛主张从对话中可以明确的显示出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范敬杨对此不予认可，主张靳熙涛在对话中故意套话，并不存在借款事实。范敬杨提交其通过微信、支付宝及银行账户向靳熙涛转账的记录，主张范敬杨自2016年12月起向靳熙涛先后转账713901.5元，转账次数及密集程度不符合民间借贷表象，双方实际为委托关系，范敬杨每次收到案外人还款后会将款项转给靳熙涛，靳熙涛收到后会按照20%的比例向范敬杨支付报酬。靳熙涛对此不予认可，主张：1.本案所主张的本金仅为通过建设银行和支付宝转账给范敬杨的款项，不涉及两人微信款项来往；2.范敬杨主张的所谓报酬，是靳熙涛为了让范敬杨及时还款而进行的还款激励；3.范敬杨所说的特殊的交易仅是多笔还款中的几笔，仅凭几笔交易不能推翻录音及微信等证明双方存在借贷事实及催促还款事实的存在；4、范敬杨在庭审中也认可其同意出售自己的房屋用来归还借款，但是房屋出售后却失信于原告，使原告不得不采取诉讼方式。范敬杨为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委托关系，自行整理了共17笔符合其陈述的交易记录，在17笔记录中，范敬杨将收到的案外人微信转来的款项转给靳熙涛微信账户，靳熙涛收到后，将款项的20%作为提成转回给范敬杨，其中个别次转账的金额并未严格按照20%进行提成返钱。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靳熙涛提交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及与范敬杨之间关于催要还款内容的通话录音，证明靳熙涛向范敬杨通过银行及支付宝转出的200余万元系民间借贷，可以认为靳熙涛对双方之间就上述款项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完成了初步的举证责任，在这种情况下，范敬杨抗辩双方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而是委托关系，应当对其抗辩主张提供证据予以证明。范敬杨提交微信款项往来以证明其主张，但双方之间微信款项往来中，靳熙涛通过微信向范敬杨转账531070元，范敬杨向靳熙涛微信转账436691.5元，其中最小转账仅为30元，总差额不足十万元，靳熙涛在庭审中表示双方之间微信款项的往来基本抵消，不在本案主张的范围内；对于银行及支付宝转账的200余万元，并不存在符合范敬杨主张的交易规律的款项往来，范敬杨提交微信收藏截图、案外人微信还款记录等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双方就案涉200余万元系委托关系，亦不足以证明该200余万元不属于借款。综上，靳熙涛主张双方之间就上述款项构成民间借贷关系，该院予以支持。关于借款本金，庭审中，靳熙涛认可范敬杨已通过银行转账及支付宝偿还借款274210元并同意在本案起诉金额中予以扣除，该院不持异议，扣减后得借款本金1948520元，因双方并未约定还款时间及利率，现靳熙涛主张自2019年7月1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逾期利息，符合法律规定，该院不持异议。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范敬杨自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靳熙涛借款本金1948520元；二、范敬杨自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靳熙涛借款利息，以1948520元为基数，自2019年7月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按年利率6%计算；三、驳回靳熙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范敬杨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范敬杨与梁严的通话录音；2.范敬杨与梁严的转账记录。拟证明范敬杨并非需要资金向靳熙涛借款，实际借款人是梁严。目前梁严涉嫌诈骗，公安机关已经立案，靳熙涛一审提供的录音系在得知梁严逃跑后取得的。靳熙涛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理由：本案借款与范敬杨是否出借给梁严无关。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靳熙涛系依据其向范敬杨转款的银行转账凭证、支付宝转款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要求范敬杨偿还借款，结合靳熙涛与范敬杨之间关于催要欠款内容的通话录音，可以认为靳熙涛对双方之间就上述款项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完成了初步的举证责任，此时的举证责任在范敬杨一方。范敬杨虽称双方系委托关系，即靳熙涛以范敬杨的名义对外借款，范敬杨收到梁严、韩旭等人支付的利息后，转给靳熙涛，靳熙涛再将提成款支付给范敬杨，否认双方存在借款关系，但范敬杨提供的微信转账记录等证据均不足以证明双方就案涉200余万元系委托关系，亦不足以证明该200余万元不属于借款。在靳熙涛不认可的情况下，本院难以认定范敬杨完成了举证责任。在范敬杨未能完成举证责任的情况下，举证责任并未转移给靳熙涛。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理应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范敬杨承担。综上，范敬杨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1900元，由范敬杨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丽审 判 员 罗珊审 判 员 郭菁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 李爽书 记 员 李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