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3民终228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剑，男，1974年3月3日生，汉族，住徐州市泉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孟秋，江苏淮海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贺，江苏淮海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东洋卡勒米特抗磨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瑞佳路6号。法定代表人：王东善，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波，江苏泰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州华电九鼎抗磨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大庙工业园。法定代表人：王东善，该公司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卡勒米特新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瑞佳路6号耐磨材料生产项目3号楼1-101。法定代表人：王东善，该公司总经理。上诉人李剑因与被上诉人江苏东洋卡勒米特抗磨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东洋公司)、徐州华电九鼎抗磨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徐州华电公司)、江苏卡勒米特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新材料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苏0391民初40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剑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上诉人无法取得股东资格，涉案60万元款项应当作为借款返还给上诉人。一、出具出资《证书》的公司主体不存在，不能证明上诉人的股东身份。该出资证书是2016年3月1日签发的，盖章单位为“徐州卡勒米特抗磨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徐州卡米公司)，而徐州卡米公司在2013年9月6日就已经变更为江苏东洋公司。这就说明在2016年3月1日时徐州卡米公司已经不存在，无权再吸收股东资金，更不能证明上诉人的股东身份。二、徐州卡米公司收到上诉人的60万元款项后没有用于公司的增资，该款项不是股权投资款。徐州卡米公司2010年1月29日收到上诉人40万元，2016年3月1日收到20万元。2010年1月29日后被上诉人江苏东洋公司进行了8次变更登记，分别为：1、2011年4月27日的变更登记，股东徐州华电公司退出；2、2013年3月12日的变更登记，公司地址变更、经营范围变更；3、2013年9月6日的变更登记，名称由徐州卡米公司变更为江苏东洋公司；4、2013年9月27日的变更登记，增加东球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为股东，东球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400万元，股东肖利民将股权转让给王东善后退出；5、2013年9月27日补换照核准；6、2016年5月11日补换照核准；7、2019年6月29日迁出核准登记；8、2019年6月29日迁入核准登记。从8次工商登记变更资料可以看出，上诉人投入的60万元均没有用于公司的增资。三、上诉人的60万元款项不是股东的股权转让款。上诉人投入60万元时，江苏东洋公司有2名股东，分别为王东善和肖利民。上诉人与王东善、肖利民之间均没有股权转让协议，也未接受他们任何一个人的股权转让款。四、上诉人不是被上诉人江苏东洋公司任何一个股东的隐名股东。被上诉人江苏东洋公司在一审中一直主张上诉人是公司的隐名股东，原判决也认为上诉人是隐名股东。隐名股东，是指依据书面或口头协议委托他人代其持有股权者，与隐名股东对应者，通常被称为显名股东，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应当依据其出资形成确定两者的法律关系，最常见的是委托关系。本案件中，上诉人不是上诉人不是任何人的隐名股东。江苏东洋公司辩称上诉人是其隐名股东，是故意混淆概念，隐名股东只能隐藏在具体的股东名下，而不是隐藏在公司名下。从江苏东洋公司运营模式可以看出，根本就不存在隐名股乐，江苏东洋公司向上诉人等20多人吸收资金580余万元，是名为入股，实为借贷。五、上诉人的60万元款项无法确定在江苏东洋公司的持股权比例。上诉人交付了60万元款项后，没有确定上诉人的股权比例，江苏东洋公司多次发生股权的变更、东球贸易(上海)有限公司的加入、公司注册资本发生了变更，更无法确定上诉人的股权比例。江苏东洋公司重大事项发生变更没有通知上诉人，可见上诉人不是公司股东。《公司法》第43条第二款规定：“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2010年1月以后，江苏东洋公司进行了四次重大公司登记变更，每次变更登记均没有通知上诉人，更没有就公司变更登记情况通知上诉人召开股东会议。尤其是在2011年4月15日原注册股东徐州华电公司将其全部股份(29.04%)转让给王东善，2013年9月23日股东肖利民将其股份转让给王东善，东球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增资400万，占股份24.14%，均未召开股东大会，这些都属于公司经营过程中的重大事项，都必须召开股东大会才能解决。如果上诉人是公司的股东，王东善向股东以外的东球贸易(上海)有限公司转让股权，依据公司法规定应当经上诉人及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六、根据被上诉人江苏东洋公司提交的证据材料可以证明，上诉人与公司之间是债权债务关系。七、上诉人出资后没有享受过股东的权利，被上诉人所谓分红上诉人并没有拿到也不是江苏东洋公司的分红。八、被上诉人江苏东洋公司的另一个股东东球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不知道上诉人股东身份的存在，也不会同意上诉人等人成为江苏东洋公司的股东。九、上诉人不能成为江苏东洋公司的股东，上诉人如果持一审判决书到江苏东洋公司工商登记所在的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股权变更，不能得到办理。上诉人如果起诉要求确认股东资格纠纷，法院同样也会驳回诉讼请求，这样上诉人可能既不能主张返还款项，又不能成为公司的股东。十、上诉人有新证据证明与上诉人同期向江苏东洋公司缴款的20余人中，江苏东洋公司已对其中超过一半以上的人员按照当时江苏东洋公司收取的款项及约定的利息进行了返还。十一、徐州华电公司、江苏新材料公司应当对江苏东洋公司的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通过一审中调取的江苏东洋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及三被上诉人的银行转账明细可以看出，三个公司虽在工商登记部门登记为彼此独立的企业法人，但实际上三被上诉人相互之间的股东与法定代表人之间界线模糊、人格混同，其银行明细存在大量资金转账的行为更加说明三公司存在严重的财产混同现象。被上诉人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违背了公司法设立法人制度的宗旨，故徐州华电公司、江苏新材料公司对江苏东洋公司的债务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一审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江苏东洋公司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徐州华电公司、江苏新材料公司答辩意见同江苏东洋公司答辩意见。李剑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江苏东洋公司偿还借款60万元及利息（以40万元为本金、按年利率10%、从2010年1月30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20万元为本金、按年利率10%、从2016年3月2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2、徐州华电公司、江苏新材料公司对上述借款承担连带给付责任；3、诉讼费、保全费等相关费用由原审被告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0年1月1日，李剑签名确认自徐州华电公司收款189791元。2010年1月7日，江苏东洋公司（原徐州卡米公司）发布“关于在公司员工中募集股份的公告”，李剑于2010年1月9日填表申购金额20万元。2010年1月13日，江苏东洋公司的员工购买转让股权缴款通知单中明确了批准李剑认购股权40万元，已持股189791元，再缴款金额210209元。2010年1月29日，江苏东洋公司向李剑颁发了出资证书，该证书中明确了股东为李剑，出资金额40万元，股权40股，并明确了该股东自本出资证明书合法之日起，享有本公司章程所规定的股东权。李剑出资的40万元中，包括徐州华电公司转款189791元、2010年1月26日的现金转款210209元。同日，李剑的股东名称及出资金额等记入江苏东洋公司的股东名册中，李剑亦在股权明细中签名确认其持有的股权份额。2010年5月8日，李剑参与江苏东洋公司的股东会议并表决通过公司章程，李剑确认其已认真审阅公司股东名册中的出资金额、股权等项内容。公司章程规定股东享有下列权利：股东有出席股东会议，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股东有权选举公司的董事或监事，同时享有被选举权；股东经过董事会批准有权查阅股东会议记录和公司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在公司新增资本时，股东有权优先认缴出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部分出资；股东有权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股东有权按照自己所持有公司出资比例要求公司清算组分配公司清偿债务后的剩余财产。2011年6月18日，江苏东洋公司召开办公会议，会议上部分人员针对股东实名制和隐名制的利润与风险及没有在工商局注册的股东是否在法律上能保证股东的利益等问题提出疑问，李剑认为在公司目前的法律状态下，可以保护本股东的权利和利益，同意遵循目前的法律状态。2011年9月30日，李剑参加了临时股东会议，该次会议上李剑被选举为公司董事。江苏东洋公司制作的2013年股东分红单上，李剑签名确认其投资金额40万元，股东分红2万元。其后，李剑将该2万元作为借款出借给被告江苏东洋公司，江苏东洋公司出具的借据中明确了借款金额为2万元，借款利率为年利率13%，借款用途为经营，时间自2014年2月起计算。2014年5月9日，李剑签署了公司关于保密工作的股东声明。2014年8月1日，李剑参加了公司的股东会并进行了表决，该次会议形成会议纪要，同意隐名股东程叔亮退出，即日起不再行使隐名股东权益，程叔亮自行处理隐名股东退出转让事宜。2016年3月1日，李剑在江苏东洋公司的认购（增股）股权缴款通知单上签名确认，其已持有股权40万元，再缴款20万元。同日，江苏东洋公司向李剑颁发了出资证书，该证书中明确了股东为李剑，出资金额40万元，增资金额20万元，原核发日期2010年1月29日，重置核发日期2016年3月21日，并明确了该股东自本出资证明书合法之日起，享有本公司章程所规定的股东权。该出资证书上的公司名称仍为徐州卡米公司并加盖其印章。李剑增资的该20万元中，包括借款25378元（本金2万元，利息5378元）、业务提成139813.88元及李剑补交现金34808.12元。2016年4月25日，李剑在个人借款明细中签名确认，借款本息合计25378元转股，补交现金34808.12元，业务提成中的139813.88元转股。2018年4月29日，李剑参加股东会议。2019年6月15日，李剑签署了关于保护股东利益及国有资产声明。2019年7月1日，李剑签署了关于江苏东洋公司各股东要求公司根据国家法律规定提供各年度财务报告一事。李剑庭审中主张，徐州卡米公司在名称变更为江苏东洋公司后，其为李剑出具的出资证书上仍记载原公司名称并加盖原公司公章，该出资证书是虚假的，李剑向江苏东洋公司的出资、增资实际系出借款项。一审法院另查明：徐州卡米公司成立于2007年7月19日，其于2013年9月6日变更为江苏东洋卡勒米特抗磨工程有限公司。徐州华电公司成立于2006年4月18日，江苏新材料公司成立于2017年4月11日。李剑并非江苏东洋公司的登记股东。一审法院认为：李剑的出资、增资行为表明了其具备江苏东洋公司的股东资格，李剑与江苏东洋公司就涉案款项并非借贷关系。首先，江苏东洋公司在公司员工中发布了募集股份的公告，李剑作为认购者在公告单上予以签名，李剑签名确认的股权缴款通知单上亦明确了认购股权金额等内容。因此可知，李剑对于其出资的性质是明知的，李剑向江苏东洋公司的出资是履行股东的认缴出资额义务。其次，李剑实际出（增）资60万元后，江苏东洋公司向李剑签发了出资证书，出资证书中明确了李剑的股东身份、出资金额并明确了李剑自此享有公司章程规定的股东权。第三，股东名册应对股东加以记载，江苏东洋公司的股东名册及股权明细中均记载了李剑的股东身份及出资额。第四，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江苏东洋公司运营中，李剑行使了该公司的股东权，即参加股东会议、表决通过公司章程、参与公司分红、选举和被选举为公司董事等股东权利。第五，虽然李剑的股东身份未进行工商登记，但登记并非确定股东地位的唯一要件，登记仅是形式要件，不是成为股东的必备要件，且李剑对其隐名股东身份是明知的，对于未将其股东身份进行工商登记也是同意的。第六，虽然2016年3月1日的证书上记载的仍是原公司的名称及公章，但江苏东洋公司认可李剑的股东身份，且李剑在此之前并未对此提出异议。综上，李剑具备江苏东洋公司的股东资格并行使了股东权，李剑关于涉案的60万元款项系其与江苏东洋公司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该院不予采信。李剑要求徐州华电公司、江苏新材料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第四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李剑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9800元、减半收取计490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9900元，由李剑负担。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李剑主张其与江苏东洋公司之间存在借款合同关系，江苏东洋公司不予认可，李剑应当对其主张的法律关系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李剑举证的收据载明及股权证据仅能证明李剑因投资入股向江苏东洋公司支付了出资款，并不能证明李剑与江苏东洋公司之间存在借贷合意。且李剑认可其在2018年4月29日以股东身份参加江苏东洋公司的股东会议，因此李剑主张其与江苏东洋公司之间系借款合同关系，与其以股东身份参加股东会议的事实相悖。至于李剑主张其与江苏东洋公司之间名为股权投资关系，实为借贷关系，并无证据证实，本院亦不采信。综上，上诉人李剑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800元，由上诉人李剑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单德水审判员  曹 辛审判员  孟文儒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蒋慧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