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津0106民初207号原告：刘惠玺，男，1962年1月4日出生，汉族，天津虹桥物美便利超市有限公司职工，住天津市红桥区。被告：天津虹桥物美便利超市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红桥区丁字沽新德道风采南里1-4号楼后平房。法定代表人：乔红兵。职务：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梁绍毅，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琳，天津文诺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惠玺与被告天津虹桥物美便利超市有限公司（虹桥物美）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惠玺、被告桥物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绍毅、王琳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惠玺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支付原告2019年9月至11月份每月工资差额410元，共计1230元。事实及理由：原告系被告公司岗下员工，2007年9月30日双方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因当时无合适岗位，签订职工安置办法。2017年原告要求上岗，但因单位未安排岗位于是签订了保包协议，要求原告在家待岗，给300元工资。后原告要求上岗，单位涨至500元。再后原告继续要求单位涨工资，单位建议原告开具病假条，依据病假医疗期的工资，按照最低工资标准80%给付，扣除个人担负的养老保险，2018年10月至2020年2月工资为1286.78元。2019年8月20日原告申请仲裁，要求2018年10月至2019年8月期间11个月的工资差额，津红劳人仲裁字（2019）第598号裁决书支持原告工资差额3885.42元，按照工资标准的80%给付，未扣除个人支付的保险部分。后来被告不服上诉至中院，中院驳回。原告已经就该部分工资差额申请执行。2019年11月11日原告再次就2019年9月至11月份的工资差额申请仲裁，津红劳人仲裁字（2019）第458号裁决驳回原告工资差额的申诉请求，原告不予认可该仲裁结果，诉至贵院。原告认为，原告未能上岗是因被告无法提供岗位导致，过错在被告，原告一直要求工作，不存在泡病假情形，且员工安置办法已经过时效，故现在要求被告按照最低工资标准2050元减去社保个人支付部分353.22元支付原告工资差额。被告虹桥物美辩称，不同意原告诉请，原告原为蔬菜副食品公司岗下员工。2004年与物美合并，2005年转入我司时岗下员工便只是缴纳保险，没有工资。2007年单位领导根据改制情况与职工制定《天津虹桥物美便利超市有限公司员工安置办法》与愿留下的员工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2007年原告与我公司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2017年原告满55岁与我公司签订包保协议书，书面劳动合同书，确认书。包保协议约定，我公司按照天津市有关规定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每月给300元包保补助，社会保险个人应缴纳部分从原告包保补助中扣除。2017年10月，原告称自己患病，要求单位增加生活费，2017年11月起增加至每月500元。2018年10月，原告找到公司，书面提出本人病情较严重，无法继续从事工作，希望单位给予提供基本能生活的生活费，公司行政部和公司工会针对原告个人实际情况，经研究决定参照上级公司对于病休人员有关待遇的标准给予原告每月生活费增加至1286.78元。（2050乘以80%减去个人承担的社保部分353.22元）。原告自公司合并成立新公司后，并未向被告提供任何劳动，双方与2017年1月4日签订包保协议书，该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且均已经按照协议实际履行。2018年10月将其生活费增加至1286.78元，原告并未在一个月内对此金额提出书面异议，表示对该生活费的认可，对于原告所述医疗期工资，因原告一直未工作不存在工资问题。工资是基于劳动关系用人单位根据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数量和质量按照法律规定以货币形式支付的劳动报酬。本案为生活费并不是工资。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认定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1981年1月12日在天津市蔬菜副食品公司工作。2004年蔬菜副食品公司与北京物美股份有限公司开始筹备合并事宜，2005年1月单位正式转制，由北京物美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和蔬菜副食品公司建立了天津虹桥物美便利超市有限公司。2007年原告与被告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2007年7月10日，虹桥物美制定《天津虹桥物美便利超市有限公司员工安置办法》对于职工进行了分流安置。该办法第二条内容为：“凡员工自愿与新企业签订劳动合同的，可与新企业签订与原副食公司的劳动合同期限相同的劳动合同，员工的原工龄连续计算，并按以下办法予以安置：1、截止2007年9月30，男年满55岁，女年满45岁的员工，实行包保办法。企业负责按照本市相关规定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直至退休（岗上员工可选择维持现岗工作）。企业不再为这部分员工中的岗下员工安排工作，按月给予包保补助300元，并从中扣除社会保险个人缴纳部分。随政策调整个人缴纳部分增加，扣除额随之增加。当包保补助不足支付个人缴纳部分时，企业保底。2、凡是不符合本条第1款条件的岗下员工，企业将视具体情况适时予以安排工作岗位，员工不得不服从安排，否则将按照《员工安置办法》第一条办理。”根据上述员工安置办法，2007至2017年期间，原告为被告单位岗下员工，被告为原告缴纳保险，不发放生活费和工资。2017年原告年满55岁，2017年1月4日，原告作为乙方与虹桥物美作为甲方签订签署《虹桥物美员工包保协议书》，协议内容为：“根据《天津市虹桥物美便利超市有限公司职工安置办法》第二条内容，乙方选择实行包保办法。经双方协议一致，订立如下协议，共同遵守。1、实行包保办法后，甲方为乙方按照当年天津市有关规定缴纳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社会保险，甲方每月给予乙方包保补助费300元，直至乙方享受退休待遇。2、乙方按照当年天津市有关缴纳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社会保险个人缴纳部分，此款由甲方每月从包保补助费中扣除代缴。当包保补助不足以支付个人缴费部分时，甲方保底，乙方不再补缴。”并与同日一并签订《确认书》，认可上述协议内容。自协议签订后，单位继续为原告缴纳保险，每月发放300元包保补助费。2017年11月增加至每月500元。2018年9月13日，原告作为申请人，向单位提交了《困难下岗职工增加生活费申请》，称其自己为下岗职工，因无岗位安排一直自己打工维持基本生活开销，最近两年因患病无法打工，无生活来源，目前只有单位给的500元生活费已经无法来维持最基本最低的生活开支，请公司给予最基本的生活费开支。2018年10月8日，被告单位工会出具《情况说明》，称刘惠玺为单位下岗职工，因其病情严重，不能从事正常工作，现靠单位每月500元生活费及妻子退休维持生活，其因病生活困难多次找到单位要求救助，单位考虑刘惠玺实际情况，建议公司行政适当提高其生活费额度。2018年10月，单位将原告包保补助费增加至每月1286.78元（按照2050元乘以80%减去个人承担的社保部分353.22元）。2019年11月11日刘惠玺就2019年9月至11月工资差额向红桥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申请仲裁，该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12月23日出具津红劳人仲裁字（2019）第458号仲裁裁决书，裁决驳回申请人刘惠玺的申诉请求。刘惠玺对该裁决不服，诉至贵院。本院认为，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均受法律保护。本案中，原告与被告的争议焦点在于原告向被告按月支付的款项系工资还是生活费。根据庭审查明事实，首先，原告自2007年与被告签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后，一直未上岗，系被告处岗下员工，后根据被告单位内部制定的职工分流安置办法，原告在2017年年满55岁符合安置办法中“企业不再为岗下员工安排工作，按月给予包保补助300元，并从中扣除社会保险个人缴纳部分。”的安置方式，双方已就上述安置方式达成一致，并签订劳动合同、包保协议书、确认书等予以确认。故对于原告称员工安置办法已经过时效的意见不予采纳。此外，原告虽诉称包保协议与确认书系受到单位欺骗签订的应为无效，但未能提供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不予采信。其次，原告自2017年签订包保协议书至2019年11月期间，始终为单位岗下员工，虽其诉称未能上岗系单位不予安排岗位所致，其本人一直要求上岗，但该上岗要求仅系双方就岗位问题协商的过程，未能改变原告未上岗实际工作的状态，且根据双方签订的包保协议书内容，单位无为该部分岗下员工提供工作岗位的义务，单位亦已经按照约定按月发放包保补助生活费，故单位对于未安排岗位不存在过错。再次，就被告为原告发放包保补生活费的标准自300元涨至500元后于2018年10月涨至1286.78元系被告单位内部关于金额的自行调整，且根据原告签字的申请书内容，亦是要求提高生活费补助，非工资调整，原告虽辩称系单位建议其开具病假条，依据病假医疗期的工资予以给付，但仅能证明原告向被告处提交病假条手续，且其金额的计算也仅系参照公司对于病休人员有关待遇标准，未能改变该部分费用的性质。综上，被告单位向原告发放的应为包保补助生活费，原告要求单位支付2019年9月至11月份每月工资差额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惠玺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原告刘惠玺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霞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齐美霓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十七条订立和变更劳动合同，应当遵循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劳动合同依法订立即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必须履行劳动合同规定的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