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2民终307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艳，女，1973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密山市。上诉人（原审原告）：薛文欣，女，2002年2月18日出生，汉族，现就读于牡丹江市第三高级中学，住址。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鲁学成、徐迈，辽宁竞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于伟，男，1979年11月2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林口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斌、乔玉松，辽宁翊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中运海通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保税区三道沟村。法定代表人：朱英俊，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唐阳、李丰华，该公司职员。上诉人张艳、薛文欣，上诉人于伟因与被上诉人大连中运海通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运公司）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辽0291民初76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张艳、薛文欣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鲁学成，上诉人于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乔玉松，被上诉人中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唐阳、李丰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艳、薛文欣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判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本案依据《关于大连中运海通物流有限公司“7.27”物体打击一般事故调查报告》（以下简称《事故调查报告》）中的直接原因、间接原因划分主次责任错误。该报告只是从客观层面表述事故发生的过程，但各方过失对于事故发生的因果关系强弱不能依据“直接”、“间接”来认定主要还是次要。2.案涉车辆是在被上诉人中运公司人员的要求下停放、并解绑绳索帆布，是由中运公司的人员负责卸货，车辆进入中运公司院内后就在中运公司的掌控下，卸货过程中产生的风险及后果应由中运公司承担。3.未查清于伟是否存在过错。原判表述的于伟车辆超载、护栏无法保证石墨吨袋稳定缺乏证据。车辆是否超载只能由交管部门认定，仅凭《事故调查报告》证据不足。4.原判错误认定中运公司的责任比例。本案中，中运公司总经理刘焕新作为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对安全生产工作重视不够，督促、检查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不到位。中运公司作业现场事故隐患排查、消除不彻底，未及时发现事故隐患并予以消除，安全管理人员未认真仔细地做好各个部位的现场巡查，对隐患巡查不到位，对外来人员管理不到位，未确保外来人员佩戴安全帽，未及时制止外来人员在作业区域走动。同时在吨袋滑落后，中运公司人员也没有立刻检查吨袋是否砸到人，直至40分钟后才移开吨袋，导致薛某死亡。中运公司及其总经理刘焕新都因为上述过错受到了行政处罚，故其疏忽才是导致薛某死亡的直接原因。（二）原判适用法律错误。死者薛某是意外身亡，不能是死亡的直接原因，原判认定的责任比例有失公正，应由中运公司承担主要责任。于伟二审对张艳、薛文欣上诉意见中应由中运公司承担全部责任的意见予以认可，但不认可其应当承担责任。其上诉请求是：撤销原判中关于于伟承担责任部分；改判驳回张艳、薛文欣对于伟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原判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仅根据《事故调查报告》作为划分事故责任的依据错误。（一）本案系侵权案件，主要的归责原则为过错原则。于伟在本次安全生产事故中，不存在任何过错。于伟将车辆及货物交付中运公司后，于伟对车辆及货物再不具有管领力，让于伟承担责任没有依据。（二）根据运行利益享有者和运行风险控制者理论，中运公司基于合同对案涉车辆货物负有卸货义务，并享有合同约定获得报酬的权利。即使张国志作为于伟聘用的员工，其也是受中运公司的指示从事卸货工作，其一人无力将40吨、每吨一包的石墨从车上卸下来，且合同约定中运公司负有卸货义务，事实上也是由中运公司的专业人员和专业车辆负责卸货。中运公司的工作人员在卸货过程中没有采取必要的风险防范措施，比如设置警戒线，给车辆增加挡板或护栏，安排工作人员巡视等等，且货物从车上掉下后，长时间竟然不知道，从而造成悲剧，其存在重大过失，应承担本案全部赔偿责任。（三）于伟车辆是否超载应由交警部门认定，其他部门或个人无权认定。超载与否属《道路交通安全法》调整，规范的是在道路上行使的车辆，而案涉车辆停在中运公司院内，并未在道路上行使，也无所谓是否超载。《事故调查报告》认定“车辆严重超载”与事实不符，于伟驾驶车辆的车头加挂车总装载40吨，符合法律规定，并未超载。否则车辆从黑龙江省鸡西市，一路途经高速公路，交通部门层层检查，无法驾驶到大连，车辆货物也未曾有脱落情况发生。即使于伟车辆存在超载事实，亦应受公安交通部门的行政处罚，但在民事归责上，和薛某的死亡没有任何因果关系，于伟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四）本案定性为安全生产事故，亦应受《安全生产法》调整，该法规范的对象为生产经营单位，即本案被上诉人中运公司。中运公司没有按该法第45条的规定，和死者薛某及上诉人于伟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存在重大过错，且作业极不规范，未能及时排查、消除安全事故隐患，《事故调查报告》将直接原因归责于死者薛某及上诉人于伟没有任何依据。薛某作为和案涉车辆并排的另一车主，在周边巡视、等待，符合社会一般观念和行为准则，其也相信作为专业机构的中运公司会进行安全生产作业。但中运公司却没有尽到义务，没有任何风险警示，导致安全事故发生，责任完全在中运公司。（五）《事故调查报告》落款分别为“大连中运海通物流有限公司、7.27物体打击一般事故调查组”，是中运公司自己主观地进行了责任认定，将责任推脱到死者薛某及上诉人于伟身上，掩盖自身的重大过失。《事故调查报告》说提及“监控显示”，可见事故发生时现场有监控设施，但中运公司作为监控设施的所有人及管理人未向法庭提交该监控，根据《证据规定》第九十五条的规定，一方当事人控制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对待证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控制人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该主张成立。据此可以推定被上诉人中运海通对于本次安全事故具有重大过错。结合一审中张艳、薛文欣自认死者薛某也对事故负有责任，应认定本案是死者薛某和中运海通的混合过错所致，改判于伟无须承担责任。中运公司二审辩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一、关于张艳、薛文欣的上诉意见。（一）张艳、薛文欣要求中运公司承担责任的依据为《事故调查报告》，而该调查报告明确写明死者薛某安全意识淡薄，风险辨识能力不足。在卸载货物过程中靠近车辆。事发车辆存在不安全因素，护栏无法确保石墨吨袋稳定，车辆严重超载。运输人员忽视石墨吨袋重量大，石墨易滑的特性是造成此次事故的直接原因。而中运公司的原因仅是造成此次事故的间接原因。上诉人收到该调查报告后未提出异议，亦未申请行政复议，并以此作为一审起诉的依据，可见上诉人对此调查结果予以认可。一审法院依据该调查报告，对本案责任比例进行分配应予支持。（二）死者薛某对事故的发生有重大过错，系事故发生的直接、主要原因，故应由其本人承担主要责任。（三）事发车辆存在不安全因素，护栏无法确保石墨吨袋稳定，车辆严重超载，运输人员忽视石墨吨袋重量大、石墨易滑的特性。故导致本次事故发生的，还有其他两名人员，涉案车辆的驾驶员张国志和薛某的弟弟薛光。《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规定“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而本案各侵权行为人的单独行为均无法导致事故结果的发生，故对于次要部分的责任，应由中运公司以及其他二人平均承担，现张艳、薛文欣放弃向张国志、薛光追究责任，中运公司对其放弃的部分应当免责。（四）张艳、薛文欣称其已对车主于伟提出诉讼请求，就不应该对司机张国志提出索赔要求。但张国志与于伟系雇佣关系，而依据《侵权责任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五）张艳、薛文欣上诉事实与理由逻辑混乱，双重标准，不应采信。其认可安监局调查报告中关于薛某因吨袋自然滑落事故致死的结论，却不认可安监局调查报告中对中运公司、于伟、张志国、薛光责任的认定。其将于伟和中运公司作为共同被告起诉，庭审中又认为于伟没有责任。因死者薛某与直接责任人于伟、张国志、薛光存在亲属关系，上诉人张艳、薛文欣与上述人员相互串通，将应由死者薛某、于伟、张国志、薛光承担的赔偿责任推卸给中运公司，二审法院不应支持。（六）张艳、薛文欣述称因中运公司的原因造成死者未能在第一时间抢救，但根据其提供的安全生产行政执法文书询问笔录证实，张国志和薛光都承认是中运海通叉车司机郝志权将自然滑落在地的吨袋挑起后，张国志、薛光瞭望、查看吨袋下面的情况，张国志、薛光均声明没有发现吨袋下面有人，张国志、薛光通知叉车司机郝志权可以将吨袋放下，继续卸货。故未能第一时间发现薛某被吨袋砸在下面的责任应由张国志、薛光承担。（七）中运公司已尽到提醒义务。从我司向安监局递交的资料及事故发生后安监局到我司调查取证的资料中可以看出我司已在送货车入口处张贴明显警示标志，在送货司机办理装箱作业手续的办公大厅处悬挂有明显警示标志，明确要求与作业机械及作业车辆保持5-20米距离。2019年3月29日出具的《大连中运海通物流有限公司“⒎27”物体打击一般事故技术鉴定报告》第四条中已注明“经查阅，中运公司的安全基础建设情况良好，各类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齐全，隐患排查治理有检查记录。1.我司《外来人员进场须知》，明确要求外来车辆人员严禁在作业区域内走动，外来人员要服从场站安排，严禁私自进入装拆箱现场、集装箱内或仓库内；外来车辆在场站内停车时，应服从现场人员指挥，选择安全位置顺序停车，司机不准离车”。2.我司《车辆安全管理制度》规定“车辆运输不得超载、超宽、超长、超高”。3.我司《站场安全操作规程》规定“不准货主随意在车场内逗留，督促货主到修车厅休息候车，不得在车场内乱窜，以防止不安全事故发生”。4.我司《站场进站检查员安全操作规程》规定“严格审查驾驶员及车辆进站资质，制止无关人员卸货区逗留，确保出站通道畅通。”，故我司已尽到提醒义务，事故发生完全是由于死者薛某安全意识淡薄，漠视中运海通的安全警示，私自接近作业机械及作业车辆导致。（八）存尸费50960元，其中冷藏费48700元，完全是张艳、薛文欣造成的扩大损失。但出于人道考虑，中运公司对一审判决未提出异议。二、关于于伟的上诉意见。（一）事故发生后，派出所及安监局立即调取了全部监控录像，在还原事故现场的情况下，作出了调查报告。（二）确定道路交通事故赔偿责任的主体通常从两个方面考虑，一是运行支配，二是运行利益的归属。所谓运行支配是指可以在事实上支配、管理机动车的运行；所谓运行利益，一般仅限于机动车运行本身而生的利益。而本案中，运行支配的主体是于伟、薛某，车辆运行的管理权仍在于伟、薛某手中，并未由中运公司支配。运行利益的归属为于伟，车辆送货的最终运费归于伟所有，故于伟应承担赔偿责任。（三）车辆所有人为于伟，于伟应对其车辆是否适载承担责任，因车辆护栏高度无法保障货物安全是造成此次事故的直接责任，故于伟作为车辆所有人应承担责任。张艳、薛文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二被告共同赔偿原告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存尸费等100万元；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7月27日11时46分，薛某及案外人薛光、张国志驾驶的两辆载有石墨的货车驶入被告中运公司。因接近中午，三人在事发场地内等待午休后卸货。12时30分至13时左右，薛光、张国志办完手续，按照被告中运公司人员要求停好车辆，开始解绑各自驾驶货车的绳索及帆布，解绑完毕后准备卸货。13时17分左右，案外人乾进物流公司监装人员王心鹏，被告中运公司叉车工郝志权、赵兴亚赶到事发现场。郝志权、赵兴亚在卸货之前检查事发货车周围，确认安全后开始卸货装箱。薛光在拆卸绳索帆布、张国志在拆绳索帆布及后来协助卸货装箱作业过程中，均未发现薛某出现在事发位置。当时事发现场状态为：薛光在黑色车头的解放牌卡车上解绑帆布、绳索；张国志在中运公司工作人员要求下爬上事发车辆，在车头位置往叉车货叉上挂石墨吨袋；郝志权驾驶5吨叉车在事发车辆南侧车头位置卸石墨吨袋，赵兴亚驾驶3吨叉车将郝志权卸下的石墨吨袋送入指定集装箱。13时30分左右，在卸货作业时，事发车辆北侧中后位置滑落一个石墨吨袋，当时现场没有人看到该石墨吨袋的滑落过程，张国志、薛光也未在现场发现薛某。因担心滑落的石墨吨袋砸到薛某等人，张国志、薛光询问叉车工、打电话、找寻，均未发现薛某。之后，张国志将事发车辆往前开动腾出空间，郝志权驾驶叉车将石墨吨袋稍微挑起，经薛光、张国志查看，未发现有人。张国志将车辆倒回原位置，恢复装卸作业直至事发货车石墨吨袋卸完。14时10分左右，在收拾滑落地面的石墨吨袋时，现场作业人员在石墨吨袋下面发现薛某。事故发生后，被告中运公司的工作人员与现场人员立即组织施救并拨打110报警电话、120急救电话。接到报警后，120医护人员赶到现场，经检查确认薛某死亡。接到报案后，开发区公安分局，新区安监局等迅速赶赴现场进行勘查取证。新区安监局、纪工委监委、工会、区公安分局等部门和单位派人组成了事故调查组，邀请开发区人民检察院派人参加。调查组按照职责开展工作，对该起事故原因及相应责任进行了调查。2019年5月6日，大连金普新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作出《关于大连中运海通物流有限公司“7.27”物体打击一般事故调查报告》，认定事故的直接原因：1.薛某安全意识淡薄，风险辨识能力不足。在卸载货物过程中靠近车辆。2.事发车辆存在不安全因素，护栏无法确保石墨吨袋稳定，车辆严重超载。运输人员忽视石墨吨袋重量大、石墨易滑的特性。间接原因，被告中运公司作业现场事故隐患排查、消除不彻底。未及时发现事故隐患并予以消除。安全管理人员未认真仔细地做好各个部位的现场巡查，对隐患巡查不到位。对外来人员管理不到位，未确保外来人员佩戴安全帽，未及时制止外来人员在作业区域走动。2019年5月25日，大连金普新区管理委员会作出批复，同意调查报告对事故的原因分析、责任认定和对相关事故责任单位及有关责任的处理建议。另查明，受害人薛某于1975年1月30日生，系非农业户口。原告张艳、薛文欣（2002年2月18日生）分别系薛某的妻子、女儿。薛某的父母已先于其死亡，二原告系薛某的第一顺序继承人。为处理薛某死亡的案涉事故，二原告垫付殡仪服务费50960元，其中冷冻费48700元。2018年度大连市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3550元/年，人均消费性支出为29928元/年。大连市2017年度大连市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81884元/年。大连市国家机关相关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为每人100元/天。一审法院认为，被侵权人的生命权、健康权等民事权益受到侵害，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被侵权人死亡的，其近亲属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二原告作为受害人薛某的第一顺序继承人，有权提起本案诉讼。本案中，大连金普新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作出的《关于大连中运海通物流有限公司“7.27”物体打击一般事故调查报告》，经大连金普新区管理委员会批复，同意调查报告对事故的原因分析、责任认定和对相关事故责任单位及有关责任的处理建议，因此该报告应作为本案划分事故责任的依据。该报告认定事故的直接原因为：1.薛某安全意识淡薄，风险辨识能力不足，在卸载货物过程中靠近车辆。2.事发车辆存在不安全因素，护栏无法确保石墨吨袋稳定，车辆严重超载，运输人员忽视石墨吨袋重量大、石墨易滑的特性；间接原因为被告中运公司作业现场事故隐患排查、消除不彻底。根据上述报告可以认定因受害人薛某自身的过错及二被告的共同侵权行为造成了受害人死亡的事实，鉴于受害人薛某在卸载货物过程中靠近车辆是导致其死亡的直接原因，一审法院确定二原告对案涉事故产生的合理损失自行承担60%的责任。法律规定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二被告分别对事故承担直接责任和间接责任，因案涉车辆超载，护栏无法确保石墨吨袋稳定及运输人员的失误是造成案涉事故的直接责任之一，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于伟作为驾驶员张国志的雇主，案涉肇事车辆的所有人，应对事故承担30%赔偿责任；鉴于被告中运公司对作业现场事故隐患排查、消除不彻底，承担事故的间接责任，一审法院确定其对事故承担10%的赔偿责任。关于本案的赔偿标准和二原告的合理损失。受害人薛某系非农业户口，故相关损害赔偿标准按照城镇标准计算。2018年度大连市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3550元/年，因此死亡赔偿金为871000元（43550元/年×20年）。因大连市2017年度大连市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81884元/年，故丧葬费应为40942元，原告主张按照40940元计算，系其自行处分权，一审法院予以照准。关于被抚养人生活费，父母对于未成年子女有抚养的义务，原告薛文欣符合被抚养人条件，应按照城镇标准计算被抚养人生活费，2018年度大连市城镇常住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为29928元/年，故原告薛文欣的被抚养人生活费为29928元（29928元/年×2年÷2人）。原告主张的存尸费50960元，其中冷藏费48700元是为了处理案涉事故产生的合理损失，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其余费用均包含在丧葬费中，不再重复给予计算。原告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该笔款项数额合理，但原、被告应按照事故责任比例承担。综上，二原告的合理损失为死亡赔偿金871000元、丧葬费4094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29928元、存尸费487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以上共计1090568元。由被告于伟赔偿原告327170.40元（1090568元×30%），由被告中运公司赔偿二原告109056.80元（1090568元×10%）。二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十二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十条、第十一条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被告于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张艳、薛文欣各项损失共计327170.40元；二、被告大连中运海通物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张艳、薛文欣各项损失共计109056.80元；三、驳回原告张艳、薛文欣的其他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二原告自行负担7728元，由被告于伟负担4554元，由被告大连中运海通物流有限公司负担1518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供新证据。对原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生产安全责任事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国务院《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发生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应当由有关人民政府负责调查。有关人民政府可以直接组织事故调查组进行调查，也可以授权或者委托有关部门组织事故调查组进行调查。经有关人民政府批复的《事故调查报告》，是认定事故原因、性质和责任的依据。故本案由大连金普新区管理委员会作出批复的，由大连金普新区安监局、公安局等单位（邀请了新区人民检察院派人参加）组成的事故调查组出具的《关于大连中运海通物流有限公司“7.27”物体打击一般事故调查报告》是认定本案事故原因、性质和责任的主要证据。在上诉人无其他证据足以反驳该调查报告所认定的事故原因、性质和责任的情况下，原判依据该调查报告的结论，认定本案事实和责任符合法律规定。本院对上诉人于伟认为本案仅根据《事故调查报告》作为划分事故责任的依据错误；其无过错，应由中运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赔偿责任；其车辆是否超载应由交警部门认定，其他部门权认定，即使存在超载事实，亦应受公安交通部门处罚；《事故调查报告》将直接原因归责于死者薛某及上诉人于伟没有任何依据；《事故调查报告》落款分别为“大连中运海通物流有限公司、7.27物体打击一般事故调查组”，是中运公司自己主观地进行了责任认定，将责任推脱到死者薛某及上诉人于伟身上，掩盖自身的重大过失等意见，均不予采信。本案死者薛某安全意识淡薄，风险辨识能力不足，在卸载货物过程中靠近车辆；以及事发车辆存在不安全因素，护栏无法确保石墨吨袋稳定，车辆严重超载，运输人员忽视石墨吨袋重量大、石墨易滑的特性是造成本案事故的直接原因，应由死者薛某本人及事发车辆的车主及运输人员承担主要责任。且在这两种直接原因中，死者薛某在卸载货物过程中靠近车辆的原因并未受其他外力的作用，是仅受死者薛某主观意志支配的原因，其作为运输人员之一，应当对石墨吨袋重量大、石墨吨袋在卸载过程中易滑的特性有充分的认知和预见，其无视该风险以及中运公司在出入门口、办公室门口张贴的《大连中运海通物流有限公司入场须知》中严禁无关人员在卸货区域内逗留等警示标志，在其他车辆卸载货物过程中擅自靠近正在卸载货物的其他车辆，造成其被滑落的石墨吨袋砸到并死亡的严重后果，原审判决由其自身承担60%的责任并无不当。而事发车辆的运输人员忽视石墨吨袋重量大、石墨易滑的特性，在车辆护栏无法确保石墨吨袋稳定的情况下，车辆严重超载是导致石墨吨袋在卸载的过程中滑落并至薛某死亡的另一直接原因，该原因与死者薛某自身原因的结合，导致了薛某死亡后果的发生，但该原因对于薛某的死亡而言，并非主动作为的原因力，故原审判决由该车辆运输人员的雇主及案涉肇事车辆的所有人于伟承担30%的责任亦无不当。至于中运公司的责任，因其“作业现场事故隐患排查、消除不彻底。未及时发现事故隐患并予以消除。安全管理人员未认真仔细地做好各个部位的现场巡查，对隐患巡查不到位。对外来人员管理不到位，未确保外来人员佩戴安全帽，未及时制止外来人员在作业区域走动。”是造成本案事故发生的间接原因；且经调查组查实，中运公司的安全基础建设情况良好，各类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齐全；在事发前的15分钟左右（13时17分左右）中运公司的工作人员郝志权、赵兴亚在卸货前围绕事发货车转了一圈，发现周围无人时才开始卸货装箱，卸货的过程中亦有大连乾进物流有限监装人员王心鹏在场；而死者薛某系先后进站并准备卸货的另一车辆的运输人员（卸货时需要车辆运输人员的配合），其擅自靠近正在卸货的事发车辆至被滑落的石墨吨袋砸倒仅系卸货开始后约15分钟时间范围内；且吨袋滑落后（13时30分左右），因担心滑落的吨袋砸到薛某，在中运公司卸货人员与事发车辆的运输人员的配合下，挪开了事发车辆并用叉车挑起了滑落的吨袋，由两辆车辆的运输人员薛光、张国志进行了查看，在未发现滑落的吨袋下有人时才继续进行卸货。故原审判决由被上诉人中运公司承担本案10%的责任，符合实际。本院对上诉人张艳、薛文欣认为原判依据《事故调查报告》中的直接原因、间接原因划分主次责任错误；案涉车辆进入中运公司院内后就在中运公司的掌控下，卸货过程中产生的风险及后果应由中运公司承担；原判适用法律错误；以及上诉人于伟关于中运公司基于合同对案涉车辆货物负有卸货义务，并享有合同约定获得报酬的权利；中运公司的工作人员在卸货过程中没有采取必要的风险防范措施（未设置警戒线，给车辆增加挡板或护栏，安排工作人员巡视等），且货物从车上掉下后，长时间竟然不知道，其存在重大过失，应承担本案全部赔偿责任等上诉意见，因与事实不符及法律依据不足，亦均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上诉人张艳、薛文欣、于伟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予以驳回。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008元（上诉人张艳、薛文欣预交13800元，上诉人于伟预交6208元），由上诉人张艳、薛文欣负担13800元，上诉人于伟负担620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毛国强审判员  富喜胜审判员  缪 明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陈彩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