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吉07民终57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加生，男，1970年3月19日生，汉族，住吉林省前郭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郑福元，吉林信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前郭县旭升农业生产专业合作社，住所地吉林省前郭县。法定代表人：王守旭，系理事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守旭，男，1984年3月8日生，汉族，住吉林省前郭县。上诉人李加生因与被上诉人前郭县旭升农业生产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前郭县旭升合作社）、王守旭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吉0721民初53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加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郑福元，被上诉人前郭县旭升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王守旭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加生上诉请求：（一）撤销吉林省前郭县院人民法院（2019）吉0721民初5375号民事判决，判决支持上诉人原审全部诉讼请求;（二）判令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认定事实错误，判决显失公正。（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原审法院认定:“原告提交法定代表人信息仅是王守旭个人身份信息，并没有明确个人财产是否与公司财产发生混同，亦无其他证据加以佐证，其证明力有欠缺，故本院对此份证据不予采信。”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因为前郭县旭升合作社是企业法人，具有独立法人人格，支付给上诉人劳务费应从其账户支出，却从王守旭的个人账户转账支付给上诉人劳务费45000元、运费8,270元及高粱款和脱粒费31,280元，足以认定王守旭的财产与前郭县旭升合作社的财产混同,前郭县旭升合作社与王守旭对上诉人的劳务费的给付应承担连带责任。2.原审法院认定:“王守旭订单农户出具的70份证明，预证明李加生给前郭县旭升合作社脱粒儿高粱一共是2436372斤。且即便证人所证明的在原告处高粱斤数属实，亦不能证明原被告之间未就2436372斤的高梁脱粒劳务费进行结算，该组证据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均有欠缺，本院依法不予采信。”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因为在劳务合同纠纷中，雇主即被上诉人处于优势地位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上诉人已经充分提出证据证明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劳务合同关系,且二被上诉人尚欠上诉人2436372斤高粱脱粒费，是否已经支付了劳务报酬（脱粒费)，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举证责任，但被上诉人根本无法提供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已经向上诉人支付了剩下的订单高粱的脱粒费用，因此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举证不能带来的不利后果。3.原审法院认定:前郭县旭升合作社订单高粱合作合同,证明2018年3月23日,王守旭给李加生31,280元中大部分是高粱款。、、，（合同）并未回收高粱时的具体斤数，亦不能说明31280元的转账款中大部分是高粱货款的事实，故本院不予采信。、、、、、、。对于韩金宝证实李加生卖给王守旭的一年粮食是32800斤的事实，韩金宝出具的一枚王府站镇金丰粮食收购站小票载明的时间是2018年4月2日，与其陈述的时间不符，内容载明的净重32858斤无法证明系李加生卖给前郭县旭升合作社的高粱斤数，被告对此亦不认可，且无其他证据予以印证，故本院对韩金宝的证言不予采信。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因为订单合同仅为了证明2017年春天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高粱订单,卖给被上诉人高粱就成顺理成章的事。买卖交易中按交易习惯被上诉人收高粱称完斤数后，应当有三联单的小票，一联其自己留存记账，一联给与上诉人，且应载有斤数、单价、总价款，但被上诉人因处于优势地位,拒绝给与上诉人小票，韩金宝的证言虽有瑕疵，但能够证实上诉人卖给被上诉人高粱斤数为32800斤,因其与31,280元=0.92元X32800斤（30,176元）+0.035元X32800斤（1,048元）基本相符，也与汇款单备注事项相符，应该被法院认定。4.原审法院认定:“(7)证人王守成的证人证言，预证明前郭县旭升合作社分三次现金给付李加生25,000元。（9)证人马向达的证人证言，预证明其在旭升农业合作社担任临时会计期间，听到王守旭给王守成打电话让其给李加生送钱，具体数额是2.5万余元分三次给的。一次5,000元，两次1万元，怎么给的不清楚。当时记账了，高粱脱粒费是7万多，合作社给出了5万多的欠据。、、。对于证人王守成、马向达的证言，两名证人的证言内容能够互相印证，故对于证言中与其他证据互相印证的部分，本院予以采信。”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因为按证人所述，上诉人是借（预支脱粒费）被上诉人钱来修脱粒机、买汽（柴）油,依证人王守成陈述，其是将钱送到上诉人家王府站镇的，钱款数额是2.5万，不是2,500元，且被上诉人也没有提供证人马向达所说的账本、有上诉人签字的5万多的欠据及上诉人出具的“借据”予以佐证，上诉人又坚决予以否认，证人王守成、马向达的证言所述事实,既不符合民间交易习惯，又不符合常理。5.原审法院认定:“、、,李加生述称合作社从未与之进行过结算,但认可合作社曾以转账形式支付过其劳务费,按照民间交易习惯并结合本案案情,未经结算即给付劳务费不符合常理。庭审中,被告举证证明已向李加生汇款及给付现金的形式支付其高粱脱粒的劳务费,李加生也确认其曾收到过被告给付的劳务费，但未能举证证明被告仍欠劳务费的事实。”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因为被上诉人不经结算即给付上诉人脱粒费,说明被上诉人仍拖欠上诉人脱粒费，上诉人总脱粒费是已付的45,000元加未付的85,273.02元,这完全符合民间交易习惯，先给付一部分费用以保证上诉人正常的开销好继续为被上诉人脱粒,待结算后一次性付清，至于尚欠多少劳务费，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应由被上诉人承担证明责任，而不应是上诉人承担。结合本案庭审及双方提供证据:上诉人主张已付脱粒费45000元、未付脱粒费85,273.02元，转账的8,270元是代收的脱粒运费（已支付他人)，转账的31,280元=0.92元X32800斤（30,176元)+0.035元X32800斤（1,048元）基本相符，也与汇款单备注事项相符;被上诉人辩称转账的84,550元，其中包含上诉人的高粱脱粒费、车辆运费、少部分高粱货款、所谓的25,000元预支款，显而易见的被上诉人欠脱粒费的事实存在。（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致使判决显失公正。本案系劳务合同纠纷，被上诉人雇佣上诉人为其提供劳务，被上诉人处于强势地位,其对于劳务费支付信息拥有绝对的控制权和支配权，其就劳务费支付的有关事项的举证能力远远强于上诉人。而且，被上诉人是拖欠上诉人劳务费风险的引发者，是否拖欠上诉人的劳务费完全由被上诉人的意愿所决定。根据证据法的一般原理,让被上诉人承担对劳务费支付事项的主要举证责任才符合实质正义的要求。所以原审法院本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实行举证责任倒置，让被上诉人承担是否已经支付了劳务报酬或支付多少劳务报酬承担举证责任,如举证不能将由其承担举证不利后果。根据证据法的一般原理，让雇主（上诉人）承担对劳务费支付事项的主要举证责任才有利于保护社会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认定事实错误，判决显失公正。为此，上诉人特提出上诉，恳请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请求。前郭县旭升农业生产专业合作社、王守旭辩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原审法院经过几次庭审对事实以及证据都作出详细了解,能够清楚的反映答辩人已经将高梁脱粒费支付给了被答辩人，被答辩人再次主张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因此，原审法院已经对此作出了正确的裁决，所以说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经原审法院查明事实后,依据相关法律对已查明的事实作出正确裁决，原审判决适用法律并无不当。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李加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依法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高粱脱粒款共计人民币85,273.02元，并自起诉之日起按月利2分标准向原告支付逾期付脱粒款的利息直至本息还清为止。二、依法判决被告一、被告二对该笔脱粒款及利息承担连带责任。三、本案的所有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1月份，前郭县旭升合作社雇佣李加生为其订单农户种植的高粱进行脱粒儿，无书面合同，双方口头约定高粱脱粒儿费用，李加生称费用为每斤3.5分，前郭县旭升合作社的法人王守旭称费用为每斤3分。李加生高粱脱粒儿的斤数是其雇佣的司机在脱粒儿完成后给李加生报账，脱完粒儿后拿到前郭县旭升合作社称量，车辆的费用由前郭县旭升合作社负责。前郭县旭升合作社于2017年6月7日，2017年9月4日，2017年9月25日，2018年3月23日，2018年4月29日共计五次向李加生前郭县农村商业银行账户转账84,550元，其中包含支付李加生的高粱脱粒费、车辆运费、少部分高粱货款等。另查明，前郭县旭升合作社的企业类型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于2009年12月18日召开设立大会，由王守旭等六人发起，有独立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章程。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劳务合同纠纷，被告前郭县旭升合作社雇佣原告李加生为其订单农户种植的高粱进行脱粒儿，双方虽未签订书面劳务合同，但前郭县旭升合作社与李加生就提供劳务的方式、报酬计算达成口头协议，前郭县旭升合作社亦认可李加生为其提供劳务，双方形成劳务合同关系，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中，李加生诉称前郭县旭升合作社欠付高粱脱粒费0.035元X2436372.00斤=85,273.02元，对于高粱脱粒儿的每斤的劳务费用及高粱脱粒儿的斤数问题仅提供了证人证言，并未提供与合作社的结算单据，李加生述称合作社从未与之进行过结算，但认可合作社曾以转账形式支付过其劳务费，按照民间交易习惯并结合本案案情，未经结算即给付劳务费不符合常理。庭审中，被告举证证明已向李加生汇款及给付现金的形式支付其高粱脱粒的劳务费，李加生也确认其确曾收到过被告给付的劳务费，但未能举证证明被告仍欠劳务费的事实；李加生称被告给付的款项中一部分系高粱货款，但亦未举证证明其向被告出售的高粱数量及价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李加生对于其主张被告仍欠高粱脱粒款85,273.02元的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现李加生未能举证证明其所述事实，在其确认确曾收到过被告给付的劳务费的情况下，对于被告给付的款项中是否包含高粱出售款及金额本院亦无法确认。综上，对李加生要求前郭县旭升合作社、王守旭给付高粱脱粒款85,273.02元并给付利息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李加生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已减半收取965元，由李加生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争议，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前郭县旭升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王守旭当庭陈述（原审卷宗101页-102页）：“我们之间也对过斤数，我们合作社跟李加生也已经结算过。2017年4月18日结算的，分了几笔都给完了。”“2436372斤是2016年，2018年都给完了。2017年年末2018年年初打了六七十万斤都结算完毕”该合作社会计马向达当庭陈述（原审卷宗111页）：“原告在2017年4月中旬自己来拢2016年打高粱的账，240多万斤……打费7万多，然后合作社出了5万多的欠据，数额比较大的才会出欠据”。李加生陈述（原审卷宗101页）：“2016年是本屯和外地的，……4.5万元都是外屯的，2016年本屯子还没给”。李加生的妻子陈红霞于2019年9月4日在公安机关陈述（原审卷宗45-46页）：“这个公司共欠我丈夫李加生工钱85,000元钱，我和我丈夫在2018年和2019年的和公司老板王守旭对账，这是对账以后还欠的钱数”“我听我丈夫李加生说，之前一共欠了13万左右，中间给了一次两万元，之后就是每次给5,000元钱，就给了几次，最后对账还欠我们85,000元钱，具体给了多少钱我丈夫知道。”前郭县旭升合作社在一审第一次开庭时提供2017年4月18日双方对账时为李加生出具2018年4月29日还款后收回的欠据一枚（原审卷宗22页，经一审核对后原件退回）。该欠据载明：人民币伍万叁仟贰佰柒拾元整，¥53,270.00元。上面有已给付（负），下面有已全部结清的记载。具体明细：高粱机打脱粒费共计2436372斤X0.03元＝73,091元，李加生运费5,179元，李加生脱粒机加油预付款25,000元，还剩48,091元脱粒费，运费5,179元。欠款人位置盖有前郭县旭升农业生产专业合作社财务专用章，经手人王守旭。本院认为，本案是劳务合同纠纷，前郭县旭升合作社与李加生为形成事实劳务合同关系。李加生诉称前郭县旭升合作社欠付其订单高粱脱粒费0.035元X2436372.00斤=85,273.02元，双方均认可是2016年的脱粒费，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李加生的诉讼请求是否应予保护？要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举证责任如何分配的问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本案中，李加生主张前郭县旭升合作社欠付其2016年本屯订单高粱脱粒费85,273.02元，首先李加生对此应承担举证责任。李加生主张2016年订单高粱每斤脱粒费0.035元及本屯高粱脱粒儿的斤数2436372斤仅提供了证人证言，并未提供与前郭县旭升合作社的结算单据。前郭县旭升合作社辩称2016年订单高粱每斤脱粒费0.03元，亦提供证人证言，在双方证据证明力同等的情况下，李加生作为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没有明显证据优势，应承担不利后果，2016年订单高粱每斤脱离费应以前郭县旭升合作社认可的0.03元为准。因前郭县旭升合作社对李加生2016年为其订单农户高粱脱粒总计2436372斤认可，并说明是2017年4月18日双方对账后的结果。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规定：“在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于己不利的事实，或者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在证据交换、询问、调查过程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当事人明确承认于己不利的事实的，适用前款规定。”及第七条：“一方当事人对于另一方当事人主张的于己不利的事实有所限制或者附加条件予以承认的，由人民法院综合案件情况决定是否构成自认。”本院认为前郭县旭升合作社对2016年高粱脱粒的斤数（2436372斤）构成自认，免除李加生此项举证责任，一审法院对该证据的认定应予纠正。此时，应由前郭县旭升合作社对2436372斤高粱脱粒费的给付问题负有举证责任。为此，前郭县旭升合作社在一审第一次开庭时提供2017年4月18日双方对账时为李加生出具、2018年4月29日还款后收回的欠据一枚。予以证明此前李加生的高粱脱粒费、车辆运费均已对账。此后前郭县旭升合作社于2017年6月7日（20,000元），2017年9月4日（8,270元），2017年9月25日（5,000元），2018年3月23日（31,280元），2018年4月29日（20,000元）共计五次向李加生前郭县农村商业银行账户转账84,550元且每次转账均有备注，其中包含支付李加生的高粱脱粒费、车辆运费、少部分高粱货款等。李加生对2017年4月18日对账的情况不认可但对2017年4月18日后收到84,550元的情况认可。关于2017年4月18日是否曾经对账的问题，应由前郭县旭升合作社举证。该合作社提供的证据有：该合作社在一审的答辩意见，2017年4月18日的欠据一枚，该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王守旭当庭陈述、该合作社会计马向达当庭陈述，李加生虽称前郭县旭升合作社从未与之进行过结算。但李加生在一审举证时提供了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用以证明其与前郭县旭升合作社存在劳务关系时，明确李加生与陈红霞和王桂珍对欠劳务费的说法一致。李加生的妻子陈红霞于2019年9月4日在公安机关的陈述，能够证明双方曾经对账的事实，且欠款情况与2017年4月18日对账后前郭县旭升合作社给付李加生各种费用84,550元基本吻合。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本院依据双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证人证言、书证能够相互印证，李红霞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予以佐证，认为2017年4月18日对账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本院予以确认。一审法院对该份证据不予采信应予纠正。既然李加生对2017年4月18日对账后收到84,550元自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在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于己不利的事实，或者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本案前郭县旭升合作社是否还欠李加生2016年高粱脱粒费85,273.02元的举证责任再次转移到李加生，李加生主张其中的45,000元是2016年外屯高粱脱粒款，本案主张的是2016年本村高粱脱粒款，所以45,000元与本案诉讼无关，但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至于李加生上诉称，转账的8,270元是代收的脱粒运费（已支付他人）并有证人李国利书证、张军、孔庆波到庭作证。按其陈述，其三人作为司机均受雇于李加生，按脱粒斤数收取运费，由李加生统一与前郭县旭升合作社结算后给付。即前郭县旭升合作社只与李加生结算，至于李加生收到运费后是否将运费给付司机与本案无关。至此，案涉欠据上的欠款53,270元全部结清。至于2018年3月23日的31,280元，双方均承认有货款及脱离费，但双方在数额的内容上说法不一，各有证据。李加生上诉主张货款30,176元，打高粱钱1,048元，合计31,224元，与3月23日转款31,280元基本相符。李加生提供的证据（原审卷宗19页）是2018年4月2日王府站镇金丰粮食收购站出具的毛重24279净重32858且数字后没有单位及单价的存根一份，该据没有王府站镇金丰粮食收购站盖章，也没有经手人签字亦没有李加生的名字及前郭县旭升合作社的盖章。李加生用以证明自己的高粱经王府站镇金丰粮食收购站称量后卖给前郭县旭升合作社，该份证据存在多处瑕疵。且4月2日卖粮3月23日给付卖粮货款，亦不符合生活常理。故该证据因缺少证据的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可。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李加生所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李加生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原判决应予维持，本院没有阐述的部分同一审判决观点。综上所述，李加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在证据认定及举证责任分配上虽有瑕疵，但适用法律正确，裁判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930元，由上诉人李加生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庞 丽审判员 李敏英审判员 杨小玉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高远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