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873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游某，男，汉族，1985年2月6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高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罗艳婷，广东启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晓兰，广东启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某，女，汉族，1985年2月24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高州市。上诉人游某因与被上诉人杨某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粤0106民初407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游某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2.判令对杨某在2017年10月至2019年6月27日期间的全部工资、奖金收入分割209000元给游某；3.判令对杨某在2018年11月14日至2019年6月27日期间的住房公积金分割4480元给游某；4.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杨某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游某与杨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杨某的工资、奖金、住房公积金收入均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且该夫妻共同财产并未在双方的离婚诉讼中处理，游某有权要求予以分割。一审法院认为夫妻共同财产已经进行分割是错误的。游某与杨某于2014年8月8日登记结婚，经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粤0106民初23418号《民事判决书》和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粤01民终6938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双方于2019年6月26日解除婚姻关系。在上述离婚诉讼中，一、二审法院均仅对夫妻共有的房屋、车辆、手表做了分割，并没有对游某与杨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杨某的工资、奖金收入及住房公积金进行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一)工资、奖金；(二)生产、经营的收益；(三)知识产权的收益；(四)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但本法第十八条第三项规定的除外；(五)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八条：“离婚后，一方以尚有夫妻共同财产未处理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分割的，经审查该财产确属离婚时未涉及的夫妻共同财产，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分割”之规定，杨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工资、奖金和住房公积金收入均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且在双方之前的离婚诉讼中未作处理，属于未处理的夫妻共同财产，游某有权要求予以分割。一审法院认为，其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离婚诉讼中已对游某、杨某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但该认定完全没有考虑到杨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工资、奖金和住房公积金收入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且未在双方的离婚诉讼中进行处理这一事实，属于事实查明不清，应予纠正。二、杨某年收入24万元这一事实是离婚诉讼中一、二审法院均在判决书中确认的事实。同时，杨某在离婚诉讼庭审中的自认应构成事实确认的法律效果，应当以其年收入24万元为基础分割杨某的工资、奖金收入。在离婚诉讼中，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已对双方的收入情况进行调查。杨某在离婚诉讼庭审中自认其是渣打银行的职员，年收入约24万元。对于杨某这一确认，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和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均在原离婚判决中予以查明和确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四)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第七十四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之规定，杨某在庭审中确认的工作和收入情况应产生事实确认的法律效果，且已为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和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所确认，杨某又未提交相反的证据足以推翻法院确认的事实，故本案中，应当以其确认的年收入24万元为基础分割杨某的工资、奖金收入。一审法院认定“游某主张分割杨某自结婚以来的收入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且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的观点是错误的。三、即便认为游某、杨某共同生活期间双方的收入因家庭生活而共同支出，但分居期间双方已无家庭生活支出，故杨某在分居期间取得的工资、奖金收入及住房公积金应当进行分割。根据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和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原离婚判决中查明，游某与杨某自2017年10月起分居，也即，自2017年10月起至2019年6月27日(共20个月零27天)期间，游某、杨某没有共同生活，一直分居，双方没有共同家庭生活支出。但杨某的工资、奖金收入及住房公积金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游某有权要求予以分割。因此，即便认为游某、杨某共同生活期间双方的收入因家庭生活已共同支出，但杨某在双方分居期间取得的工资、奖金收入仍应分割给游某209000元【计算方式2017年10月至2019年6月27日期间(计分居20个月零27天)按每月2万元收入计算，即(20000*20+20000*27/30)/2=209000元】，住房公积金收入仍应分割给游某4480元【计算方式：2018年11月14日至2019年6月27日期间(计7个月零14日)按每月1200元收入计算，即(1200*7+1200*14/30)/2=4480元】。因此，一审法院认为杨某提交的证据证实其承担了部分家庭支出，故游某的主张不能成立，是错误的。一审法院并未考虑到：一方面，游某与杨某分居期间，双方并无共同家庭生活支出，双方的收入并没有用于双方的共同家庭生活，但其在分居期间的收入仍然属于夫妻共同收入，故游某有权要求分割；另一方面，杨某提交的证据仅能证明其与游某共同居住、共同生活期间的支出，并未能证明其在与游某分居期间也承担了部分家庭支出。一审法院该认定显然属于事实认定不清。四、游某在双方的婚姻中也付出良多，却在离婚判决中仅分得少量财产，承担了巨额债务。游某对离婚判决深感不公，为挽回损失，才提起本案诉讼。从游某在本案提交的证据可以看出，游某在与杨某共同生活期间一直支付房租、伙食费用，在年收入比杨某低的情况下仍向杨某支付家用147950元。游某及游某的父母也一直承担起女儿游某1的抚养和教育义务。可见，游某在双方的婚姻家庭生活中也承担着应承担的责任，而非杨某所称的对家庭未尽义务。然而，离婚判决对女儿游某1的抚养权、房屋、车辆、手表以及精神损害赔偿金作出了处理。游某并没有分的其应有的财产，反而要承担巨额债务，尤其是房屋判决归杨某所有，但房屋贷款剩余将近26年的贷款利息仍然由游某承担。一审法院在双方的离婚判决中已经偏向杨某，对于市值将近200万元的房屋仅判决游某获得27万元的补偿款。又在本案判决中判决杨某无须分割收入给游某，游某认为是存在双重标准，对游某十分不公平，因此为了弥补损失游某才提起诉讼。综上所述，杨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工资、奖金收入及住房公积金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且在双方之前的离婚诉讼中法院并未进行处理，根据我国《婚姻法》第十七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八条的规定，游某有权要求杨某分割上述夫妻共同财产。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贵院依法予以纠正，维护游某的合法权益，支持游某的上诉请求。杨某辩称：不同意游某的上诉请求。1.在原离婚案件的一、二审中杨某是没有陈述具体的收入的，原离婚判决也没有明确定论杨某的收入状况。本案杨某的收入是游某虚构出来的，游某陈述其无须举证，但离婚后财产纠纷属于民事诉讼，应当是谁主张谁举证，如果举证不能的话就应当承担不利后果。2.游某陈述说原离婚诉讼的判决偏袒杨某，对此杨某不予认可，游某的陈述是对法庭、法律的藐视。3.在原离婚诉讼中，可以分割的财产游某都已经提出来了，包括杨某的嫁妆。抚养小孩是双方共同的责任，不管是否在分居期间。抚养小孩、房贷以及房屋首付款的欠款都是由杨某承担，杨某在一审时也提供了证据予以证明，杨某没有财产只有负债，收入少于支出，要处理的也应该是杨某的负债。游某清楚杨某的经济状况，所以在前案中并没有提出诉请。游某自己也有工资收入，为什么游某的工资不拿出来分？游某只是想要杨某对其支付更多的补偿。另外，关于小孩的抚养费，游某从去年11月开始就没有再支付小孩任何抚养费。游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对杨某在2014年8月8日至2019年6月27日期间的全部工资、奖金收入693391.94元进行分割；2.依法对杨某在2014年8月8日至2019年6月27日期间的住房公积金4480元进行分割；3.本案诉讼费由杨某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游某、杨某于2014年8月8日登记结婚，2015年8月7日生育一女。2017年10月17日，杨某起诉离婚，2019年2月25日，一审法院作出判决：“一、准许杨某与游某离婚。二、离婚后，女儿游某1由杨某携带抚养;游某每月支付游某1抚养费1800元至游某1年满十八周岁时止；游某每周周日可探视游某1一次，探视期间杨某应予以配合。三、广州市增城区永宁街凤名二街X号XXX房归杨某所有，因购买该房屋尚欠的贷款以及信用卡欠款均由杨某负责清偿；自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内，杨某向游某支付房屋补偿款278013.5元。四、离婚后，登记在游某名下的粤Ａ×××××的丰田牌小型轿车归游某所有，因购买该车辆尚欠的贷款由游某负责清偿；自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游某向杨某支付车辆补偿款32250元。五、离婚后，天梭牌手表（女款）归杨某所有，自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杨某向游某支付2202.5元。六、自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游某向杨某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七、驳回杨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后游某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26日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庭审中，游某主张其诉请的时间段内双方没有共同居住，杨某的工资收入没有用于家庭共同支出，应予分割，并提交转账记录，拟证实2015年2月至2016年1月的房租由杨某负担，其余水电费及2017年10月之后的生活支出均由游某承担，且游某还额外向杨某支付147950作为家用。杨某主张游某、杨某结婚后双方收入并不高，买房花了大部分存款用于首付及装修，还承担了房租、交通、水电及一些家庭生活费用，杨某甚至还透支了信用卡用于家庭开支，并提交了支付宝交易截图、银行流水等，拟证实杨某承担了大量家庭支出。一审法院认为，一审法院及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对游某、杨某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现游某主张分割杨某自结婚以来的收入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且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杨某亦提交证据证实其承担了部分家庭支出，故游某的相关主张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于2020年2月18日判决：驳回游某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游某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清楚、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离婚后财产纠纷。游某上诉请求分割双方分居期间杨某的工资等收入，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双方分居期间杨某的工资等收入应否予以分割。《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八条规定：“离婚后，一方以尚有夫妻共同财产未处理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分割的，经审查该财产确属离婚时未涉及的夫妻共同财产，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分割。”游某在离婚后另行起诉要求分割共同财产，应当举证证明确有未处理的夫妻共同财产需要分割。游某请求分割财产的主要证据是杨某在原离婚诉讼中的自认以及原生效判决的认定，前案离婚诉讼的生效判决查明的事实中认定了“杨某称其是渣打银行的职员，年收入约24万元”，该认定只是对杨某陈述的一个客观转述，并未对杨某的工资收入进行明确确认。而杨某关于其收入的自认是其在离婚诉讼中主张小孩抚养权时的单方主张，缺乏劳动合同以及工资流水等证据佐证，也未得到法院确认，且杨某的收入数额不等同于可以分割的共同财产数额，杨某存在工资收入，也会产生正当合理的支出。关于分居期间杨某的工资等收入应否予以分割，首先应当查明的是分居期间杨某是否存在可以供双方分割的工资等收入，这是进行分割的事实基础。杨某陈述其收入少于支出，只有负债，没有财产可以分割，并提供了信用卡分期记录、房贷偿还明细表、支付宝转账记录等证据予以佐证。原离婚判决已经确认了上述债务是双方共同债务，双方分居期间小孩跟随杨某生活，杨某在分居期间除了抚养小孩，还要偿还信用卡分期欠款及房贷，同时还要负担自身的生活开销等，杨某陈述的收入状况并不是非常高，加之抚养小孩、定期偿还数额较大的贷款以及生活开销等支出，杨某关于其收入已经用于支出的辩解基本符合本案实际，游某也未举证证明杨某在分居期间尚有财产未进行分割，故游某要求分割财产的上诉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游某上诉另提出分居期间杨某的工资未用于共同生活，不应由游某负担，但即使双方已经分居，在此期间因抚养小孩、偿还共同债务等产生的开销亦应由双方共同负担，杨某正常合理的生活开销等费用也不属于可以分割的单方支出。同时，在原离婚诉讼庭审阶段，双方对各自的收入状况都有陈述，经法官询问双方除了案涉房产及车辆外，双方还有无其他财产需要处理，杨某回答没有，游某也仅陈述还有一些贵重物品需要处理并要求杨某提供清单，也未提及要求分割工资等收入。游某在本案中主张分割的财产不是杨某隐瞒或者游某出于重大误解或明显疏忽而未在前案离婚诉讼中主张的财产，再综合考虑本案实际情况，可以视为双方对争议财产已经自行处理完毕，原审认定双方在原离婚诉讼中已对共同财产进行了处理并无不当。综上所述，游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上诉人游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彭国强审判员  黄文劲审判员  苗玉红二〇二〇年六月九日书记员  赵 琳李永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