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874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某1，男，1950年1月3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春燕，广东海际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某7，女，1953年10月4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天河区，系黄某1的妻子。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某2，男，1939年1月6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越秀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某3，男，1942年3月5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荔湾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某4，女，1947年1月15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白云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某5，女，1949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荔湾区。上述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广闻，北京市浩天信和（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鲍传奇，广州市荔湾区华林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黄某1因与被上诉人黄某2、黄某3、黄某4、黄某5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6民初130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某1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被继承人黄某6名下的位于天河区暨大路××房的产权由黄某2、黄某3、黄某4、黄某5、黄某1各继承五分之一”的判项；2.依法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予以改判。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就涉案房屋真实权力来源，事实审查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以“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201房登记在黄某6名下，黄某1虽主张201房是其出资购买，但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故201房应作为遗产处理”，该认定属于事实定性错误且适用法律不当，具体如下:(一)被继承人黄某6于1993年11月5日去世，去世时涉案房屋只是签署了《广州市公有住房买卖协议书》，协议当中明确“20％归暨南大学、80％归黄某6”，一审法院将全部涉案房屋所有权定为遗产属定性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广州市公有住房买卖协议书》第五条规定：“乙方付清全部房款五年后，有权将所买的住房按市场价格出售，所得增值额的20％归甲方，80％归乙方。”因涉案房屋是以成本价方式购买的房改房，在黄某6生前，对该类方式购买得到的房产是否拥有所有权，国家未予规定，因此并未进行产权登记。但依规定可知，只有依市场价的的方式购买的房产，才可以拥有全部产权，其他方式的，只能拥有部分产权。因此，《广州市公有住房买卖协议书》才约定80％归黄某6、20％归暨大。黄某6生前实际确定取得的只是80%的房产权益，一审法院将100％房屋所有权认定为遗产属事实认定错误。此外，一审法院对遗产定性时，并未审查房屋的购买、产权取得情况，在法律适用层面，一审法院并未参考当时法律性规定文件，违背法律基本理念，用2007年出台的《物权法》对1993年购置的房产进行产权定性，属适用法律错误。(二)就1999年6月25日补交房价款、出让金等相关费用，致使房屋产权权益由80％变为100％这一行为，原一审法院直接认定为黄某6所从事的合法有效民事行为，属违背法律基本理念、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就职工以成本价购房的产权问题，国务院于1994年出台《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第八条规定：“职工以成本价购买的住房，产权归个人所有，一般住用5年后可以依法进入市场，在补交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或所含土地收益和按规定交纳有关税费后，收入归个人所有”。依该规定，以成本价购买的住房，产权归个人所有，即涉案房屋的产权人确定归黄某6所有，但是在没有补交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或所含土地收益和按规定缴纳有关税费后，即使黄某6拥有了房屋产权，但只能享有房屋售价的80％收入，其余20％依然归暨南大学所有。只有在补交了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或所含土地收益和按规定缴纳有关税费后，涉案房屋100％收益才全部归黄某6或黄某6继承人所有。对黄某6去世后补交房款的行为，由此取得的房产所有权收益，一审法院将其列为遗产范畴，属于定性错误，违背法律基本理念。(三)就涉案房屋在黄某6生前所支付的原付房款8192.84元，一审法院将其视为黄某6所支付，属事实认定不清，违背基本生活常理。黄某61993年6月病重住院，一直到1993年11月5日去世，其本人并未亲手经办购房事宜。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无论是谁交付购房款，暨南大学作为售房一方，均应以购房主体名义出具收据，但并不证明款项实际由黄某6支付。案件事实是，黄某1借助黄某6名义，在暨大购买了房改房，实际购房款也由黄某1出资。然而，一审法院在事实认定时，并未考虑生活常理，并未予以合理推断，仅凭证据形式主义机械断定黄某6支付，属认定事实不清。(四)一审法院在确认继承分割时，并未考虑财产来源、管理使用及实际需要情况，均等分割有违公平正义理念。依《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国务院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鼓励职工购买公有旧住房意见的通知》第二条规定：“出售对象为家住城镇、有正式城镇户口的职工。优惠价以户为单位。”涉案房屋是黄某6以户为单位，通过成本价方式购买的房改房。虽然购买资格有黄某6身份和工龄的贡献，但申报的家庭成员却包含了黄某1、黄某7(黄某1妻子)、黄某8(黄某1女儿)、黄某9(黄某1儿子)，即该房改房在购买时，黄某1一家是有参考购买价值贡献的，具体购房是黄某1夫妇一手办理包括代为签名。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继承开始时继承人未表示放弃继承遗产又未分割的可按析产案件处理的批复》：“……就涉案房屋，参照财产来源、管理使用及实际需要等情况，进行具体分割。”综上，涉案房产从实际购买、再到黄某6去世后通过缴纳房款差价将产权收益由80％提高至100％、具体管理、修缮行为均由黄某1夫妇负责，一审法院在事实认定时，忽略财产来源、管理使用、实际需要等情况，只是将涉案房产均等分割，属违反公平正义。二、一审法院就黄某1提交的证人并未准予出庭，也未进行询问，属于程序违法，致黄某6生前购房款的实际支付人事实无法认定。黄某1按规定提交了证人出庭作证申请，主要就黄某1尽了主要赡养义务、实际支付了购房款等关键事实做出举证，然而，一审法院以与案件无关为由，拒绝证人出庭作证，致案件关键事实无法查清，属程序违法。三、一审法院就黄某1尽了主要赡养义务、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这些基本事实认定不清，违反公平原则且就社会风气起到了不良指向作用。依据一审查明事实可知：各被上诉人只是在最后两年对黄某6起到了轮流照料义务，黄某1于1975年至1993年(18年)，与黄某6共同居住。黄某1配偶黄某7是1980年结婚后搬入，1980年至1993年，与黄某6同住。黄某1自1975年开始，一直跟被继承人居住，期间负责照料黄某6日常生活、看病等工作，而其他被上诉人或在外地或偶尔探望，并未起到适当照料职责。无论从时间来看、还是从居住情况而言，黄某1一直与被继承人黄某6共同生活，在其他被上诉人缺位的情况下，尽了长达13年的主要赡养义务，然而，一审法院均未予以考虑上述基本事实，只是一味追求均等分割，这是将尽主要赡养义务与未适当照料归为同一法律效果。违背社会公序良俗、违背公平正义，为社会不良风气起到了引导作用，违反社会主流价值。四、一审法院案由定性错误且对诉讼时效适用错误。依据1987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继承开始时继承人未表示放弃继承遗产又未分割的可按析产案件处理的批复》这一司法解释性文件，就几十年前的房产继承纠纷案件，各继承人都没有表示过放弃继承，根据《继承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应视为均已接受继承，诉争的房屋应属各继承人共同共有，他们之间为此发生之诉讼，可按析产案件处理，并参照财产来源、管理使用及实际需要等情况，进行具体分割。然而，本案一审法院将案由定性为继承纠纷，依据《继承法》第八条之规定：“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二年，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但是，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不得再提起诉讼。”依据该规定，继承纠纷案件适用二年及二十年的时效规定，如果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将不得再就继承纠纷提起诉讼。然而，若按照分家析产纠纷案件，属继承人之间就所有权归属争议，并不适用时效之规定。本案一审法院将案由定性为继承纠纷，排除时效规定适用，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综上，一审法院就本案基础事实审理不清、违反程序规定、适用法律错误，黄某1特提起上诉，望二审法院予以公正判决。被上诉人黄某2、黄某3、黄某4、黄某5答辩称不同意黄某1的全部上诉请求：一、黄某3认为涉案房屋真实权利来源审查不清没有任何依据，其认为涉案房屋存在补交款项的情形，从而被继承人对房屋不具备完整的产权，但从黄某1自己提交的相关证据来看，被继承人已经根据房改单位的要求，补齐了相应的费用，因此被继承人对涉案房屋具有完整的产权，涉案房屋应当作为被继承人的合法财产，并按照法定继承的方式进行继承。黄某1只是代办了购房手续以及支付房款的手续，并不因为代办就取得了涉案房屋的产权，即使黄某1补交了有关费用，也不因此就多占房屋份额，如果其用个人款项代为补交，也应经得各被继承人的确认。二、黄某1认为其对被继承人尽到了赡养义务，但根据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黄某1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其尽到了主要的赡养义务，黄某1只是与被继承人共同居住，不代表其当然尽到了主要赡养义务，子女与父母同住往往还需要父母给予更多的照顾。相反，各被上诉人对被继承人尽到了作为子女应履行的赡养义务。三、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原审法院已经就诉讼时效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是由于房屋一直登记在被继承人名下，且继承人均未放弃继承，本案是解决各继承人共同共有涉案房屋的问题，原审法院就此进行认定，符合法律的规定。综上，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驳回黄某1的全部上诉请求。黄某2、黄某3、黄某4、黄某5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由黄某2、黄某3、黄某4、黄某5和黄某1共同按照法定继承的方式及份额（即各占1/5的份额）继承被继承人黄某6遗留有的房产（即继承位于广州市天河区暨大路××房屋）；2.本案诉讼费由黄某1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继承人黄某6于1993年11月5日去世，其父亲黄柄枢、母亲文灵心、配偶黄瑞珍、儿子黄达明均先于其死亡，黄达明未婚其未生育子女。被继承人黄某6尚在世的子女为黄某2、黄某3、黄某1、黄某4、黄某5。被继承人黄某6名下房产为天河区暨大路××房（下称201房），其占有全部份额。庭审中，黄某2、黄某3、黄某4、黄某5确认被继承人黄某6去世前与黄某1同住，但各一审原告也有尽子女的赡养责任，黄某4、黄某5也是多年和黄某6一起居住，黄某6住院期间各一审原告也有照顾。关于201房，由于个别一审原告在国外，诉讼手续比较麻烦，且黄某1也没有表示要独占201房，所以一直没有提起诉讼。黄某1表示201房是其出资购买，登记在黄某6名下，一直没有变更房屋登记的原因是希望让大家留个念想。一审法院认为，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201房登记在黄某6名下，黄某1虽主张201房是其出资购买，但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故201房应作为遗产处理。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继承的诉讼时效按继承法的规定执行。但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未明确表示放弃继承的，视为接受继承，遗产未分割的，即为共同共有。本案中，被继承人黄某6死亡后，所有继承人均未明确表示放弃继承，且房屋亦一直登记在被继承人黄某6名下，应认定为各继承人共同共有。黄某1关于诉讼时效的相关意见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支持。被继承人黄某6死亡，其生前所享有的财产继承开始。被继承人黄某6生前未立有遗嘱，因此应按照法定继承办理。遗产继承的第一顺序是配偶、子女、父母，即一审原、被告均为被继承人黄某6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应当均等。综上，被继承人黄某6的遗产201房应由一审原、被告各继承五分之一。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于2020年3月10日作出如下判决：被继承人黄某6名下的位于天河区暨大路××房的产权由黄某2、黄某3、黄某4、黄某5、黄某1各继承五分之一。一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黄某2、黄某3、黄某4、黄某5、黄某1各负担4560元。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黄某1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1.办理通知，证明涉案房屋购买是黄某1夫妇一手经办；证据2.广州地区干部、职工购买公有住房申请书，证明房改房以户为单位，黄某1为家庭成员，一手经办购房事宜，被继承人一直跟随黄某1共同生活，黄某1尽主要赡养义务；证据3.公证书，证明遗产范围为涉案房屋80%产权收益；证据4.按成本价补交房价款缴款明细表，证明20%产权收益为被继承人去世后购买；证据5.收款收据，证明黄某1补交了房款等费用，使得涉案房屋产权从80%变更到100%；证据6.证人黄宝娟、张某、乐某、黄某6、梁某、黄某7等人的证言，证明被继承人去世后由黄某1补交房屋差价以及其尽主要赡养义务；证据7.家庭会议纪要复印件（无原件核对），证明各被上诉人庭前提交的家庭会议纪要的内容是不真实的，其签名不是黄某1的真实意思表示。被上诉人黄某2、黄某3、黄某4、黄某5质证认为：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关联性有异议，房屋的手续是由黄某1的妻子代办的；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关联性有异议，共有住房申请书的申请主体应当是被继承人，涉案房屋是被继承人个人的房改房屋，申请人的落款仅仅写了被继承人自己的名字，更加不能证明黄某1尽到了主要的赡养义务；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关联性有异议，该公证书出具的时间是1993年11月13日，而事后在1999年的时候已经补交了土地出让金等费用，从而被继承人对涉案房屋具有完全的产权，且从涉案房屋的权属证上看，备注一栏中注明房改售房房款付清以及按成本价补齐差价的内容，也说明被继承人已经完全取得涉案房屋的产权，不存在20%的收益归暨南大学的情形；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关联性有异议，从该份证据的付款人来看，仍然注明的是被继承人的姓名，事实上该款项也是代表黄某6缴纳，购房人也应为黄某6；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黄某1主张的补交房款后收益增加到100%的说法，只能证实是在被继承人去世后其有支付相应的费用5926.3元；证据6三性不予确认，因为相关的证人没有出庭，且从证人的身份来看，其与黄某1存在着亲属、朋友等利害关系，也不能直接证明黄某1所要证明的房款由其支付以及被继承人主要由黄某1夫妇照顾的事实；证据7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关联性、合法性有异议，这份会议纪要是复印件，该纪要应当有三页，但黄某1仅提供了两页，是不完整的，而被上诉人提交的家庭会议纪要中反映了黄某1同意涉案房屋法定继承。被上诉人黄某2、黄某3、黄某4、黄某5向本院提交了《家庭会议纪要》，证明黄某1同意涉案房屋由其和各被上诉人共同继承。上诉人黄某1质证认为：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对证据的三性也不予认可，签订的背景是当时《家庭会议纪要》只有第一页和第二页，是各被上诉人事先准备好并在2016年12月8日带到家庭会议现场的，当时各被上诉人要求黄某1在继承人处签名确认，黄某1不同意签名，需要回去考虑，等到第二天，黄某1将证据第一、二页带到大哥家，并在第二页签了反对意见。但当时因黄某2的态度非常明确，不签名不给走，最后黄某1迫于无奈在新的一页中，按照黄某2起的草稿照抄，所以才形成该份证据。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诉人黄某1提交的证据1办理通知、证据2购买公有住房申请书，不能证明案涉房屋应由黄某1享有产权的事实；证据3公证书，只能证明当时合同双方约定案涉房屋出售后，由单位分得20%的房屋增值款，但并不等同于单位即拥有案涉房屋20%的产权，合同约定单位享有的权利是一种合同之债，合同未有关于房屋物权的约定，不能证明单位享有案涉房屋20%的物权；证据4补交房价款缴款明细表以及证据5收款收据，证明黄某1补交了相关款项，但不代表其取得了案涉房屋20%的物权；证据6证人证言，证人均未到庭，所证事实也缺乏证据佐证；证据7家庭会议纪要复印件，缺乏原件核对；综上，本院对上述证据均不予采信。被上诉人黄某2、黄某3、黄某4、黄某5向法院提交的《家庭会议纪要》，证实各被继承人就案涉房屋的继承达成了一致意见，上诉人黄某1对其亲笔签名并书写相关内容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也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系出于胁迫、重大误解而签名，本院予以采信。二审查明，2016年12月8日，黄某2、黄某3、黄某4、黄某5等人就案涉房屋继承问题达成协议，协议主要内容为：“案涉房屋为黄某6的生前遗产；因黄某1无房故与黄某6共住，黄某6去世后黄某1购买了房屋但一直居住在案涉房屋；黄某6去世后其遗产房屋由各被继承人共同享有，办理继承遗产手续期间房产证复印五份，各继承人各执一份，所需费用由各继承人分担。”协议第2页尾部载明：“房产继承手续办理期间，房屋居住者需要按目前市场价格交付租金，时间拟从2017年1月开始计算，租金为继承人分享。具体执行再另议。对于房产继承手续办妥后，继承人对房产处理拟再作协商，再作决定。”黄某2、黄某3、黄某4、黄某5在协议第2页签名，同时载明黄某1意见在第3页，黄某1在第3页亲笔书写：“本人同意父亲遗留的房产办理由五兄弟姐妹共同继承的相关手续，期间加强沟通，相互配合。黄某1，2016年12月8日。”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清楚、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因被继承人黄某6死亡，未立有遗嘱，各继承人因为遗产继承问题引起的纠纷，原审定性本案案由为法定继承纠纷正确。二审的争议焦点是：1.案涉房屋是否为黄某6的遗产以及如何确定各继承人的继承份额；2.黄某2、黄某3、黄某4、黄某5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3.原审审理程序是否合法。结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请求和理由以及庭审查明的事实，本院对此分别评判如下：关于案涉房屋是否为黄某6的遗产以及如何确定各继承人继承份额的问题。黄某6于1993年11月5日去世，死亡时遗留有位于天河区暨大路××号房屋，该房屋由黄某6购买并于1994年确权补登记在其名下，各方在2016年年底协商时也对该房屋属于遗产的事实不持异议，故案涉房屋应属于黄某6的遗产。黄某6与暨南大学签订的广州市公有住房买卖协议书第五条关于购后出售中约定：“黄某6付清房款五年后，有权将所买的住房按市场价格出售，所得增值额的20%归暨南大学”，该约定仅是合同双方在特定条件下对房屋在规定期限出售后所得“房屋增值款”的归属进行的约定，暨南大学按照买卖协议约定享有的是一种合同之债，协议约定房屋出售价款所得增值额的20%归暨南大学不等同于暨南大学因此获得了案涉房屋20%的物权。黄某6去世后，由黄某1经手付清了相关款项，消除了买卖协议书约定的房屋权属人的合同负担，但黄某1不因此而继受了其主张的暨南大学享有的案涉房屋的20%的物权，黄某1补交后续款项产生的相关权利和义务可由其另行主张，但不影响本案遗产范围的认定。黄某1上诉主张案涉房屋系其以黄某6的名义购买，但黄某1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黄某1主张其及家人对案涉房屋管理、贡献较多应多占份额，该主张亦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黄某1主张其与黄某6同住并尽到了主要赡养义务而要求多分遗产，但黄某1与其父亲黄某6居住时黄某1自身并没有住房，居住场所为黄某6的房屋，黄某1与父亲共处时间较多，也因此享受了相应的便利；同时其他继承人对黄某6也有尽子女的赡养责任，在黄某6病情较重时轮流照应，故原审在本案中均等按份确定各继承人享有的继承份额亦无不当，黄某1就此提出的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本院亦不予支持。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黄某6于1993年11月5日去世，其遗留的房屋未进行继承，各继承人曾于2016年12月协商继承事宜并达成协议，因黄某1拒绝按协议约定办理继承手续，黄某2等人遂提起诉讼。黄某2等人的诉请并未超过诉讼时效，黄某1关于本案超过诉讼时效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审审理程序问题。黄某1上诉主张其申请证人出庭作证，原审未予准许致使本案基本事实未查明，违反了法定程序。但人民法院对于当事人证人出庭的申请，具有依法进行程序和实体审查的义务，程序上要审查当事人的申请是否遵循法定时限要求，实体上应审查该出庭作证所证内容与待证事项的关联性及必要性，本案中黄某1提交的证人证言所证内容达不到其待证目的，法院对其关于证人出庭的申请可以不予准许，原审审理程序并无不当。黄某1在二审中亦申请法院对证人进行核实，该申请同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黄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560元,由上诉人黄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彭国强审判员  黄文劲审判员  苗玉红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二日书记员  李洁霏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