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643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汤国权，男，1978年11月30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黄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史泽锐，广东国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黄埔区九龙镇埔心村第五经济合作社，住所地广州市黄埔区九龙镇埔心村第五经济合作社。负责人：何毅芳，该社社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智标，广东正平天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剑利，广东正平天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周仲谦，男，1966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黄埔区。原审第三人：彭金华，男，1972年7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黄埔区。上列原审第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霍欣，广东庄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原审第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静雪，广东庄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汤国权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市黄埔区九龙镇埔心村第五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埔心五社）及原审第三人周仲谦、彭金华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2民初97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汤国权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判令埔心五社支付青苗补偿款和奖励款共计390301.8元（36900元/亩×9.782亩+3000元/亩×9.782亩）及利息（以390301.8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从2016年8月9日起计算至清偿之日止）。事实和理由：一、汤国权与埔心五社的签订的《承包博矮岭土地合同》（以下简称涉案《承包合同》）有效且已实际履行，故埔心五社应按照约定向汤国权支付补偿款。即便认定汤国权以出租的方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给周仲谦、彭金华，汤国权与埔心五社的承包关系依然受涉案《承包合同》的约束，埔心五社应当依约定向汤国权支付补偿款。埔心五社与周仲谦、彭金华针对汤国权承包的土地另签订《博矮岭承包合同协议书》（以下简称涉案《协议书》），汤国权并不知情，且埔心五社与周仲谦、彭金华并未实际履行相应合同，涉案《协议书》针对汤国权承包土地的标的部分早已失效。即便周仲谦、彭金华认为向汤国权支付了使用费，也只是对汤国权承包土地的有限使用（养鸡），不影响地上附属物果树的物权变更。况且周仲谦、彭金华也只是支付到2012年，其与汤国权的法律关系在2012年就已经终止且失效。汤国权向埔心五社支付承包费到2014年征地通知公告之日才停止。二、青苗果树为汤国权种植，补偿款应当归汤国权所有。涉案土地自1994年1月23日由汤国权的祖母何焕容竞标投得并开荒耕种的事实已在（2019）粤0112民初11099号案得以认定。2004年汤国权代替其祖母针对涉案土地续签了涉案《承包合同》，并由其一直耕种管理至今。一审法院以埔心五社的单方陈述认定青苗系周仲谦所有是错误的。首先，埔心五社与周仲谦本来就有利益牵连，否则不会针对汤国权承包的同一块土地隐瞒汤国权另行签订协议书。其次，周仲谦在埔心村承包大量土地意图获取国家征收补偿，与埔心村社干部有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最后，由证据照片可以看出周仲谦、彭金华如果自2004年才开始种植果树，不可能达到照片中显示的树木之大，反而恰好契合汤国权种植20多年的树龄。三、关于本案法律适用的问题。首先，本案案由为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审法院却将本案争议焦点和重心完全放在地上附着物的确权上，严重背离审查合同纠纷的初衷，致使裁判错误。其次，汤国权并未将土地经营权完整流转给周仲谦、彭金华，周仲谦、彭金华只是有限使用涉案土地即部分享有汤国权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能，故不能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关于承包方已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给第三人，青苗补偿费归实际投入人所有的规定。最后，即便适用该司法解释，汤国权才是青苗种植的实际投入人。二审期间，汤国权补充上诉意见：一、涉案土地上的果树及其他树木是汤国权一家种植的事实，汤国权的证人汤某1、汤某2、汤某3均能证明，这些证言于（2019）粤0112民初11099号案查明的事实。汤国权的祖母何焕容在1994年1月23日投标竞得涉案土地后，汤国权进行开荒种植果树，故汤国权在2004年与埔心五社续签承包合同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二、一审法院仅凭周仲谦、彭金华提交的测绘图上有埔心五社的盖章就认定涉案9.78亩土地的使用人及土地上果树的所有权人为周仲谦、彭金华，认定事实有误。周仲谦、彭金华使用涉案土地养鸡，不等于在上面种植果树。汤国权曾前往征收单位广州市谷成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查看该地块测绘图，其标明涉案地块是周仲谦与汤国权的争议土地。汤国权无法取得该测绘图，申请法庭对此调查取证。三、周仲谦、彭金华没有与汤国权签订书面的转包或者出租合同，也没有报发包方埔心五社备案，故不能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将青苗补偿款及奖励款判定归周仲谦、彭金华所有。汤国权是涉案土地征收前的合法承包人和果树的所有权人，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七条规定及涉案《承包合同》约定，建筑物及青苗款归汤国权所有。埔心五社应向汤国权支付涉案土地的青苗补偿款及奖励款。埔心五社辩称，一、涉案《承包合同》关于所有建筑物及青苗款归乙方所有的约定，应理解为青苗由汤国权种植投入的，青苗款才归汤国权所有。而汤国权一直在收取周仲谦、彭金华的承包费并同意其使用涉案土地。参照涉案《协议书》约定的承包费支付标准每年每亩120元，可合理推测出周仲谦、彭金华每年向汤国权支付的承包费1080元（120元×9亩）为承包涉案土地的费用，并非汤国权所述只是用于在土地上养殖家禽的承包费。汤国权向周仲谦、彭金华收取承包费的行为应视为汤国权放弃涉案土地其他收益的一种对价，若汤国权可再同时获得青苗补偿款，则属双重得益，有违公平合理原则。二、汤国权的涉案《承包合同》成立在周仲谦、彭金华的涉案《协议书》之后，是汤国权利用与当时埔心五社的社长汤桂明密切关系（汤国权的母亲与汤桂明共同生活）之便，恶意串通签订的。一审判决认定涉案《协议书》中涉及涉案土地的该部分条款未实际履行，涉案《承包合同》有效并已实际履行，但青苗补偿款的归属不应只以合同条款是否生效及履行作为依据。汤国权已将土地承包权流转给周仲谦、彭金华，周仲谦、彭金华在土地上种植了部分青苗果树，而汤国权并未进行青苗投入，无权取得青苗补偿款。此外，汤国权所述与周仲谦、彭金华之间的承包费支付争议应另案处理，不在本案审理范围。三、（2019）粤0112民初11099号判决只认定汤国权的祖母何焕容投标承包原名为沙莲塘口的博矮岭山地，并未表明是投标承包了涉案土地。退一步讲，若何焕容已竞投得涉案土地，理应由何焕容继续履行合同，而不是通过汤国权所述的以另行签订涉案《承包合同》的方式由汤国权代替。汤国权未能充分举证青苗果树归其所有，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埔心五社在一审中作为独立的诉讼主体，处于独立地位，无论作出何种陈述都势必影响汤国权或周仲谦、彭金华的权益，汤国权主观断定埔心五社与周仲谦、彭金华存在利益牵连属无稽之谈。四、从汤国权的诉讼请求看，一审法院应查清涉案土地上附着物的权属情况才可就青苗补偿费的归属作出裁判。根据《最高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汤国权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给周仲谦、彭金华，且未对青苗补偿款的归属另有约定，汤国权无权获得青苗补偿款。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二审期间，埔心五社补充答辩意见：一、汤国权提出的涉案土地青苗补偿在另案中法院已判给了周仲谦、彭金华。二、汤国权在二审中申请证人出庭已超过举证期限，不应准许。周仲谦、彭金华述称，一、涉案《协议书》确定周仲谦、彭金华系涉案土地的实际承包人，涉案测绘图有埔心村五社盖章确认，明确标示埔心村五社A129地块为周仲谦承包。多年来周仲谦、彭金华一直按照涉案《协议书》约定向埔心五社足额交纳土地租金，埔心五社指定租金由其社员邓仕珍、罗丽梅、汤国权收转。若埔心五社不确认与周仲谦、彭金华的涉案《协议书》，不可能不向周仲谦、彭金华追索租金，也不会在征地时确认涉案地块由周仲谦、彭金华使用。故一审法院认定周仲谦、彭金华为涉案土地上果树（青苗）的所有权人是正确的，但并非基于转包关系。周仲谦、彭金华自2003年签约至征地时止一直占有使用涉案土地用于种植龙眼和荔枝，埔心五社在一审庭审中也予承认。一审法院认定青苗果树为周仲谦、彭金华种植，符合事实。汤国权提出埔心五社与周仲谦、彭金华之间有利益牵连毫无证据，以照片中数目大小确定果树所有人毫无逻辑，无法证明其主张。因此汤国权主张涉案土地上青苗果树为其种植并无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二、汤国权与埔心五社签订的涉案《承包合同》是否有效，不影响周仲谦、彭金华是涉案土地实际承包人及果树所有权人的身份。根据《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青苗补偿款及奖励款应归属周仲谦、彭金华。因此，应驳回汤国权的上诉请求。二审期间，周仲谦、彭金华补充陈述意见：汤国权主张的地块与周仲谦、彭金华承包合同的地块是否同一地块，汤国权并没有证据证明。汤国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埔心五社支付青苗补偿款和奖励款共计359100元（36900元/亩×9亩+300元/亩×9亩）及利息（以359100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从2016年8月9日起计算至清偿之日止）。一审期间，汤国权变更诉讼请求为埔心五社支付青苗补偿费和青苗奖励补偿款合计390301.8元（36900元/亩×9.782亩＋3000元/亩×9.782亩）并支付利息（以390301.8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2016年8月9日起计至埔心五社清偿之日止）。一审法院查明事实：2003年4月7日，周仲谦、彭金华（乙方）与包括埔心五社在内的五个经济合作社（甲方）签订涉案《协议书》，约定周仲谦、彭金华承包前述五个经济合作社的土地共94亩，承包期限自2003年4月7日起至2043年12月31日止。其中，周仲谦、彭金华承包埔心五社所属的博矮岭土地面积为9亩，承包租金为1080元/年。涉案《协议书》落款处甲方一栏有埔心五社在内的五个经济合作社的盖章确认并有各社相关代表的签名确认，乙方一栏有周仲谦、彭金华的签名及捺印确认。汤国权主张其对涉案《协议书》不知情，并认为埔心五社与周仲谦、彭金华未实际履行协议内容。埔心五社质证确认涉案《协议书》的真实性，但认为该协议未经民主决议程序签订，应属无效。汤国权为埔心五社的社员。2004年8月1日，汤国权（乙方）与埔心五社（甲方）签订涉案《承包合同》，约定埔心五社将所属的博矮岭土地共9亩（该地与涉案《协议书》中埔心五社发包给周仲谦、彭金华的土地一致，以下统称涉案土地）发包给汤国权种植龙眼等果树，承包期限自2004年8月1日起至2053年8月1日止，并约定了每年12元至60.75元不等的承包金额。涉案《承包合同》落款处甲方一栏有埔心五社的盖章确认并有其法人代表汤桂明的签名确认，乙方一栏有汤国权的签名确认。埔心五社质证确认涉案《承包合同》的真实性，但认为该合同未经民主程序签订，且汤国权与埔心五社签订代表恶意串通，故该合同应属无效。周仲谦、彭金华质证认为涉案《承包合同》是汤国权、埔心五社恶意串通签订的，应属无效合同。周仲谦、彭金华提交了若干张《收据》，拟证明其在签订涉案《协议书》后已交纳了涉案土地的承包费。前述《收据》的收款人为汤国权或汤国权的母亲罗利梅。汤国权提交了若干张《收据》，拟证明其在签订涉案《承包合同》后每年向埔心五社交纳涉案土地的承包费。根据汤国权提交的《交款条约》记载：“现有周仲谦先生承包埔心五社的山地，租金由埔心向南八、九、十、十一等社统一收齐，同时在每年的五月十日前将五社的山地租金交齐到五社的负责承包者手上。如有超期不交款的本社承包者可以终止合同。”内容下方有前述四个经济合作社的盖章确认。一审庭审中，埔心五社仅承认收取了汤国权的承包费，否认曾收取过周仲谦、彭金华的承包费或授权汤国权及案外人罗利梅（埔心五社社员）代收周仲谦、彭金华的承包费。2014年5月5日，埔心五社签订了《征地补偿协议书》，征地范围为包括涉案土地在内的埔心五社集体土地508.284亩，征地综合补偿款为6251.8932万元（508.284亩×123000元/亩），青苗奖励补偿款为152.4852万元（508.284亩×3000元/亩）。根据《关于印发中新广州知识城征地补偿办法的通知》记载，青苗、鱼塘和一般附着物补偿费一般不超过征地综合补偿费的30%-40%，确定具体补偿比例必须经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过半数通过。一审庭审中，埔心五社确认已收取涉案土地的青苗补偿费及青苗奖励补偿款。汤国权提交生效的（2018）粤0112民初7600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涉案土地的青苗补偿费标准为36900元/亩。埔心五社提交《广州市科学城北区知识城征地青苗及附着物补偿表》、埔心村八社、九社、十社、十一社会议决议等证据，拟证明与涉案土地相邻的承包者收取青苗补偿费的标准也仅为22000元/亩。汤国权及周仲谦、彭金华认为埔心五社引用的前述青苗补偿费标准与本案无关联性。汤国权提交投田薄，拟证明其于1994年起承包了涉案土地。汤国权主张在承包涉案土地后，其在地上种植了果树及其他树苗，经其同意，自2003年4月起，周仲谦、彭金华在涉案土地上养鸡并向其交纳租金1080元/年，周仲谦、彭金华进场养鸡后未曾在涉案土地上建设临时建筑或种植果树。周仲谦、彭金华主张其为涉案土地的实际承包者，涉案土地上的果树为其所种植。在一审第一次庭审中，埔心五社主张在征地前，涉案土地由周仲谦、彭金华使用，周仲谦、彭金华在涉案土地上种植了果树，但在周仲谦、彭金华承包土地前，地上已种植了一些果树。为此，埔心五社提交一份包括其在内的六个经济合作社共同出具的《情况说明》予以佐证。汤国权及周仲谦、彭金华对《情况说明》均不予确认。根据周仲谦、彭金华提交的测绘图显示，埔心五社盖章确认周仲谦的征地面积为9.782亩，合同面积为9亩。汤国权质证不予确认测绘图的真实性，埔心五社质证确认测绘图的真实性并认为相关权利人应按照9亩面积主张权益。周仲谦、彭金华作为另案原告［案号：（2019）粤0112民初11099号］起诉要求取得包括涉案土地在内的相应青苗补偿费及青苗奖励补偿款。目前，该案处于一审法院一审程序中。一审法院认为，汤国权在法庭辩论终结前增加诉讼请求，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可予合并审理。对埔心五社针对汤国权增加诉讼请求的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涉案《承包合同》法律效力的认定问题；二、涉案《承包合同》以及涉案《协议书》中关于埔心五社向周仲谦、彭金华发包涉案土地的合同条款，有无实际履行的事实认定问题；三、涉案土地上果树的所有权人认定问题；四、汤国权的诉讼请求应否支持的问题。关于争议焦点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规定，汤国权作为埔心五社社员，有权依法承包由埔心五社发包的农村土地。汤国权、埔心五社签订的涉案《承包合同》，有汤国权签名确认以及埔心五社加盖公章确认，一审法院予以采信该合同的真实性。经审查，涉案《承包合同》的内容不违反我国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一审法院认定涉案《承包合同》合法有效。埔心五社与周仲谦、彭金华以涉案《承包合同》的签约当事人恶意串通签订合同、损害第三方合法权益为由主张该合同无效，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由于周仲谦、彭金华已在一审法院（2019）粤0112民初11099号案中就涉案《协议书》项下民事权利提起诉讼，因此，对于涉案《协议书》的法律效力问题，本案不作认定。关于争议焦点二。根据埔心五社在一审庭审中的陈述可知，汤国权、埔心五社签订涉案《承包合同》后，埔心五社收取了汤国权缴纳的承包费，该事实与汤国权提交的若干张《收据》能够相互印证，一审法院予以采信。而涉案《协议书》签订后，埔心五社从未收取过周仲谦、彭金华的承包费或授权其社员收取周仲谦、彭金华的承包费；根据周仲谦、彭金华提交的《收据》显示，收取周仲谦、彭金华土地租金的收款人均为汤国权或汤国权的母亲；周仲谦、彭金华基于涉案《协议书》与埔心五社设立承包合同关系后，不向埔心五社缴纳承包费而向涉案《协议书》以外的其他人缴纳土地租金，不合情理。综合前述事实，一审法院认定，汤国权、埔心五社已实际履行涉案《承包合同》，周仲谦、彭金华与埔心五社未实际履行涉案《协议书》中有关涉案土地的合同条款。汤国权陈述的“承包涉案土地后，汤国权于2003年4月起同意第三人使用涉案土地，并由周仲谦、彭金华向其交纳租金1080元/年”的主张，具有高度可能性，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关于争议焦点三。一审法院评析意见如下：首先，为证明在涉案土地发包前，埔心五社已种植了果树和其他经济作物的事实，埔心五社提交了包括其在内的六个经济合作社共同出具的《情况说明》予以佐证。由于该《情况说明》缺乏相关经济合作社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人员的签名或者盖章，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形式要件要求，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该证据的证明力。由于埔心五社未能提交充分确凿的证据证明其主张，一审法院不予认定埔心五社是涉案土地上果树的所有权人。其次，1、汤国权与周仲谦、彭金华各自主张是涉案土地上果树的种植人，汤国权主张周仲谦、彭金华从2003年4月起一直使用涉案土地养鸡，但其否认周仲谦、彭金华在涉案土地上种植了果树，而周仲谦、彭金华主张其承包了涉案土地并种植了果树。对于前述主张，汤国权与周仲谦、彭金华都只有本人陈述而未能提供充分确凿证据证实，尚不足以认定哪一方是果树的种植人；2、在一审第一次庭审中，埔心五社承认涉案土地被征收前由周仲谦、彭金华使用，周仲谦、彭金华在涉案土地上种植了果树，而且，埔心五社在测绘图上已盖章确认周仲谦是涉案土地的使用人。由于埔心五社与汤国权、周仲谦、彭金华的诉讼地位对立，埔心五社承认的前述事实和盖章行为，存在偏袒汤国权或周仲谦、彭金华的可能性不大，因此，一审法院采信埔心五社承认的前述事实，认定周仲谦、彭金华是涉案土地上果树的所有权人，即汤国权不是涉案土地上果树的所有权人。关于争议焦点四。由于周仲谦、彭金华是涉案土地上果树（青苗）的所有权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关于“承包地被依法征收，承包方请求发包方给付已经收到的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的，应予支持。承包方已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以转包、出租等方式流转给第三人的，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青苗补偿费归实际投入人所有，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归附着物所有人所有”的规定，涉案土地的青苗补偿费及奖励款应当归属于实际投入人（即周仲谦、彭金华）所有。由于周仲谦、彭金华已就涉案青苗补偿费及奖励款另案提起诉讼，其未在本案中提出独立的诉讼请求，故对于涉案青苗补偿费及奖励款的补偿标准问题，本案不予审查认定。一审法院已认定汤国权不是涉案土地上果树的所有权人，汤国权起诉请求埔心五社支付青苗补偿费、奖励款及相应利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汤国权的全部诉讼请求。汤国权变更诉讼请求后，案件受理费为7154.5元，应由汤国权负担。汤国权已预交案件受理费6687元，仍需在该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一审法院补交案件受理费467.5元（7154.5元－6687元）。本院二审期间，汤国权申请本院向广州市谷城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调取有关涉案地块的测绘图，认为该测绘图上涉案地块标明为周仲谦与汤国权有争议的土地，拟证明埔心五社与广州市谷城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确认涉案土地是汤国权与周仲谦、彭金华有争议的土地。汤国权还申请其母亲罗利梅、汤某1（自称埔心八社社员）、汤某2（自称埔心五社社员及汤国权的堂弟）、汤某3（自称埔心五社社员）作为证人出庭作证，该四名证人均陈述博矮岭土地上的荔枝、龙眼、杉木等树木系罗利梅种植的。埔心五社认为：上述申请均超过了举证期限，不属于新证据，不应准许；汤国权和周仲谦、彭金华对涉案土地承包权有争议是事实，无须再申请取证，且广州市谷城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也无法知道谁是真正的承包人。周仲谦、彭金华认为：汤国权在一审中没有申请调查取证，现在申请超过了举证期限，不属于新证据；上述证人所述地块与周仲谦、彭金华承包的地块是否同一地块，汤国权没有证据证明。经审查，上述申请均能够在一审中提出，汤国权无正当理由不在一审中提出，故不属于二审新证据；周仲谦、彭金华在一审中提交的中新广州知识城社会事务管理中心、广州市黄埔区九龙镇埔心村经济联合社、埔心五社及广州市谷城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于2014年5月5日签订的《征地补偿协议书》的附件中已有广州市谷城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盖章的涉案土地测量成果图，该证据已经一审庭审质证，故汤国权的上述调查取证申请，本院不予准许；上述证人所述事实均无其他证据佐证，且罗利梅、汤某2与汤国权系亲属，有利害关系，故上述证人证言本院均不予采信。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汤国权诉请埔心五社支付青苗补偿费和青苗奖励补偿款，故本案案由应为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汤国权的上诉请求与其一审诉讼请求一致，故涉案土地上青苗的归属系本案上诉争议问题。就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事项，周仲谦、彭金华和汤国权先后与埔心五社签订涉案《协议书》和涉案《承包合同》。根据查明的在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实际履行过程中，由周仲谦、彭金华在涉案土地上经营并向汤国权交纳土地租金，汤国权向埔心五社交纳土地承包费的事实，足以认定汤国权承包涉案土地后，又将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以出租方式流转给了周仲谦、彭金华的事实存在。周仲谦、彭金华每年向汤国权交纳土地租金的数额与涉案《协议书》约定周仲谦、彭金华每年向埔心五社交纳承包费的数额相同的事实，与埔心五社在标识周仲谦使用涉案土地范围的测绘图上盖章确认，该涉案土地范围与上述《征地补偿协议书》附件中涉案土地测量成果图标识的涉案土地被征收范围相同的事实相结合，足以证明汤国权出租给周仲谦、彭金华的土地范围系涉案土地的全部的事实。该事实再结合涉案土地经营权的发包人埔心五社陈述涉案土地被征收前由周仲谦、彭金华使用，周仲谦、彭金华在涉案土地上种植了果树的事实，以及汤国权就其主张涉案土地上的果树由其种植的事实没有充分证据证明的情形，本院确信涉案土地上果树由周仲谦、彭金华种植的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本院认定该事实存在。因此，汤国权否认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发生流转的事实，认为周仲谦、彭金华向其支付使用费只是对涉案土地用于养鸡的有限使用，以及涉案土地上的果树由其种植的上诉主张，依据不足，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承包地被依法征收，承包方请求发包方给付已经收到的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的，应予支持。承包方已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以转包、出租等方式流转给第三人的，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青苗补偿费归实际投入人所有，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归附着物所有人所有。”汤国权已将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以出租方式流转给周仲谦、彭金华，双方没有另行约定青苗补偿费的归属，且涉案土地上的果树系由周仲谦、彭金华种植，故依照该司法解释规定，涉案土地的青苗补偿费及奖励款归周仲谦、彭金华所有。因此，汤国权上诉主张涉案土地的青苗补偿费及奖励款归其所有，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关于涉案土地的青苗补偿费及奖励款归周仲谦、彭金华所有的认定，理据充分，并无不当，判决驳回汤国权的诉讼请求正确，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汤国权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155元，由上诉人汤国权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庞智雄审判员  李 琦审判员  刘 欢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江亭利林美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