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晋08民终34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贺春英，女，1954年1月7日生，汉族，山西省孝义市中阳楼街道办事处楼东村313号居民。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文彬，北京市中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毅，山西飞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聪，男，1987年5月24日出生，汉族，山西省芮城县陌南镇朱吕村第九组居民。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雅川，女，1953年10月29日生，汉族，芮城县陌南镇柳湾村前沟巷35号居民。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毛艳丽，女，1983年6月25日生，汉族，北京市朝阳区光华里15号三艾中心居民。 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芳，北京市天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任会飞，山西旭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贺春英因与被上诉人李聪、李雅川、毛艳丽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芮城县人民法院(2019)晋0830民初15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贺春英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山西省芮城县人民法院(2019)晋0830民初1582号民事判决书；二、依法支持上诉人全部的诉讼请求；三、判令三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上诉理由：游星(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游星公司）是由上诉人、被上诉人李雅川、案外人杨会平、贺春英于2014年12月19日设立的公司，上诉人是游星公司的原始股东。在设立过程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李雅川的儿子、两案外人的儿子亦达成了设立公司的合意，此后，上诉人也履行了出资义务，以上诉人名义的账户实缴了出资额250万元。游星公司设立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李雅川之子、两案外人之子均参与游星公司的商业决策及日常经营。因此，上诉人确为游星公司合法股东，具有股东资格，三被上诉人伪造上诉人签字，擅自处分上诉人股权，基于此形成的2015年10月1日两份《转让协议》、2018年6月1日《转让协议》应属无效，三被上诉人应向上诉人返还250万元股权，配合完成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原审法院不顾上诉人已提交能够充分证明上诉人达成设立公司合意、实际出资、参与公司日常经营等事实的证据，仅凭被上诉人李雅川单方声称通过“张宏文”的朋友“吴国军”，又通过“吴国军”指派“梅惠”代办250万元汇缴，就认为上诉人对应的250万元股权并非上诉人。然而前述“张宏文”并非游星公司工商登记时的代理人，凭现有证据根本无法证明其与本案有任何关联性，“张宏文”也未到庭接受质证，其所谓证明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存在重大问题。原审法院却以此认定上诉人不具备股东资格，对案件事实存在严重错误认定，并直接导致做出了错误判决。 李聪、李雅川、毛艳丽答辩称：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李雅川相互之间从未有过设立游星公司的任何意思表示，更未达成过任何设立游星公司的合意，因此上诉人并非游星公司的股东。二、上诉人从未参与过游星公司的商业决策及日常经营。三、案涉三份《转让协议》均合法有效，被上诉人不必向上诉人返还任何股权。四、上诉人在上诉状中称原审法院仅凭被上诉人李雅川单方声称通过“张宏文”的朋友“吴国军”，又通过“吴国军”指派“梅惠”代办250万元汇缴，就认为上诉人对应的250万元股权并非上诉人。凭现有证据根本无法证明其与本案有任何关联性等相关陈述与原审法院审理情况严重不符。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贺春英原审诉讼请求：一、依法确认被告李聪伪造原告签字的2015年10月1日《转让协议》、被告毛艳丽伪造原告签字的2015年10月1日《转让协议》、被告毛艳丽与被告李雅川签订的2018年6月1日《转让协议》无效；二、依法判令被告李聪、毛艳丽、李雅川向原告返还游星（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的250万元股权，配合原告完成返还股权的变更登记；三、依法判令三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原审查明：2014年11月18日，被告李雅川之子阴永克同原告贺春英、案外人杨会平及张天龙在南京成立南京能量工厂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后被告李雅川之子阴永克通过电子邮箱向原告贺春英之子崔某、案外人张天龙、杨会平之子郭某发出设立“能量工场（北京）投资有限公司股份合作协议”的意思表示，其均未作出回复。后被告李雅川委托北京盈泰登记注册代理事务所于2014年12月16日向工商登记部门提出设立游星公司的申请，同年12月19日正式成立该公司即游星（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工商档案中记载：公司股东为被告李雅川、原告贺春英及案外人杨会平、张天龙，其每个股东认缴出资数额为250万元。公司设立时，原告及案外人杨会平、张天龙均未到场制定公司章程，也未参加公司股东大会。庭审中，原告代理人陈述：原告的250万元股金系其子崔某到银行代办的，被告李雅川予以否认，并陈述原告名下的250万元股金系其委托北京盈泰登记注册代理事务所工作人员张宏文办理、缴纳。 被告李雅川委托张宏文为游星公司办理文网文手续时，因办理过程中需要验资，又通过其朋友吴国军筹资，吴国军让其工作人员“梅惠”于2015年1月27日在中国建设银行北京保福寺支行分别为原告贺春英、被告李雅川、案外人杨会平、张天龙开设存折账户，并在每个账户中存入250万元。 原告申请本院调取游星公司在兴业银行北京首体支行、招商银行建国门支行的银行交易记录，载明游星公司于2015年4月6日之后在招商银行建国门支行无交易记录；2015年1月27日“梅惠”将其分别存入贺春英、张天龙、杨会平、李雅川在中国建设银行北京保福寺支行账户内的250万元转入游星公司在兴业银行北京首体支行的账户内。 原审认为：本案原、被告诉辩的争议焦点为：原告是否具有游星公司股东资格及原告是否出资250万元股金？诉讼中，原、被告针对此焦点分别进行了举证、质证，本院作以下认定：原告通过证据1游星公司企业公示信息内容拟证明其是该公司的原始股东，被告李雅川提出异议，认为原告仅是通过其儿子阴永克与原告、案外人张天龙、杨会平在南京公司合作经营中获得了原告及案外人身份证复印件，为规避一人公司设立的法律后果，借用了原告及案外人的名义设立游星公司，与原告没有设立游星公司的合意。游星公司设立过程中，原告对委托代办机构设立公司及公司设立文件等均不知情，公司设立后原告从未到过公司，未参与公司经营，未进行出资，不具有游星公司股东资格，并提供证据1-7予以证实。对此，本院认为原告应当承担其具有游星公司股东资格的举证责任，本案原告仅通过游星公司企业信用公示信息无法证实自己的主张，所提供的证据5游星公司设立过程沟通邮件仅能证实被告李雅川的儿子阴永克于2014年11月8日在公司未成立之前向原告贺春英之子崔某及案外人张天龙、杨会平之子郭某发出设立“能量工场（北京）投资有限公司”的意思表示，由于各相对人均未作出意思表示即回复同意成立该公司，可见双方未达成合意，本院不能认定原告及其他案外人与被告李雅川最终设立游星公司形成合意；原告所提供的证据6-9游星公司商业计划书、业务沟通邮件等能够证实被告李雅川之子在2014年4月26日、同年4月27日、同年5月9日分别向原告贺春英之子崔某发送了游星（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商业计划书等文件及其他案外人2015年7月10日前在游星公司工作的事实，因邮件反映的均是具体工作内容，没有任何控制公司经营方向，或者选任委派管理人员等内容，故本院难以确定原告参与游星公司经营决策；另外，三被告提供的证据具体表现在：李雅川如何设立游星公司，如何进行出资等《公司法》要求股东所具备的实质要件，均可与其他证据相印证，综上本院不能确定原告具有游星公司股东资格。因原告并未提出确认其为游星公司股东资格的确认之诉，本院不作确认判决，仅从原告能否完成具有游星公司股东资格的举证责任进行评判，原告自认没有在游星公司章程上签名，没有提供游星公司出资证明，没有提供游星公司股东花名册，不能正确陈述该公司实缴资本的具体事实，故原告对其具有游星公司股东资格的事实没有完成举证责任。 关于被告李雅川主张的游星公司设立及公司实缴注册资本的事实，提供了张宏文的情况说明，结合本院于2019年8月22日对张宏文进行了询问，其陈述是李雅川委托他任职的北京盈泰登记注册代理事务所办理游星公司的设立手续，并陈述始终都是与李雅川联系，接受李雅川一人的委托，还陈述受李雅川委托为游星公司办理文网文手续，因办理过程中需要验资，又通过其朋友吴国军筹资，吴国军办理了所有银行的相关手续。 经庭审质证，原告虽对被告提供的证据持有异议，经询问张宏文，并结合被告李雅川持有缴付出资的银行存折、汇款单据，以及本院调取游星公司在兴业银行北京首体支行开立的人民币基本存款账户信息，与被告李雅川的陈述一致，原告在庭审中主张是其儿子代理到银行办理的银行存折及存入出资款，与本院查询的出资款银行留存的经办人“梅惠”不一致，足见原告对游星公司实缴注册资本的陈述不真实，不能证实其已实际交纳250万元股金的事实，故本院认为被告提供的证据能够证实游星公司设立及实缴注册资本的相关事实。 综上，本院认为，原告要求确认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由被告返还并协助将所涉股权转移登记于其名下，其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亲自或委托他人参与游星公司的发起、章程签订、参加股东会表决及进行公司的设立登记，更无证据证实其实际支付了相应款额的注册资本，无法认定案涉股权、实缴出资与其存在真实的利害关系，故原告的诉讼请求，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被告以原告被冒名登记为游星公司股东的抗辩符合本案实际，本院予以采纳。关于原告是否恶意提起诉讼，无法依据被告提供的证据作出认定，不作相应评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第三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贺春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7050元，由原告贺春英负担。 二审中，上诉人贺春英提交以下证据：1、游星（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游戏项目《神将奇兵》合作方北京乐趣工坊网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股东王爱红《情况说明材料》及王爱红情况说明视频光盘。2、游星（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游戏项目《神将奇兵》合作方北京乐趣工坊网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陈黎《情况说明材料》。3、北京乐趣工坊网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4、《独家运营发行合同》。5、《投资合同》。6、2015年7月6日北京乐趣工坊公司总经理王爱红发给崔某、阴永克的电子邮件。7、2015年4月13日游星公司商务经理苏涛向崔某、郭某等汇报工作的电子邮件。8、游星公司与泰圣思系统开发（北京）有限公司独家运营发行合同。9、关于游戏《机战》的电子邮件。10、证人崔某、郭某的当庭证言。对于上述证据，三被上诉人质证意见为：上诉人的证据均不属于新证据。王爱红和陈黎出庭作证的事实和本案无关。本案属于股权转让纠纷，法院主要审查的事实是公司的设立和股东出资的情况，并不涉及经营，是否具有股东的资格，应当以原始的书面资料作为依据。证据四、五，真实性无法核实，涉案的当事人均非是该案的当事人，并且从合同的内容上看与本案的争议焦点无关，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证据六无法核实邮件的主体，真实性不认可，与本案没有关联。证据七真实性无法核实，证明的目的不予认可，和本案没有关联，只能证明游戏项目《神将奇兵》进行过合作，授权书为无法核实真实性证据不予认可，无法核实其真实性。从该份证据的内容看上，均无法证明贺春英和李雅川达成了协议。对于两位证人的当庭证言，两名证人和本案有密切的利害关系，两名证人的证明其全权接受委托贺春英、杨会平的注册事项，仅仅是口头证明陈述而已，另外两名证人证言与原审代理人对事实的描述是截然相反的。原审庭审中，上诉人的代理人是其出资是自己的儿子代为办理的。但本次中，证人亲自证明他们没有代为办理过。综合，证人的证言是虚假的，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经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上诉人贺春英起诉要求二被上诉人向其返还游星公司250万元股权，但2014年12月16日向北京盈泰登记注册代理事务所出具的企业设立登记委托书上的委托人签名并非上诉人贺春英所签，2014年12月16日游星公司章程中的股东签名亦非贺春英本人所签，其亦未实际履行出资义务，原审法院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认定上诉人贺春英对其具有游星公司股东资格的事实没有完成举证责任正确。上诉人贺春英于二审中所提交的证据，均系游星公司运营过程中所签署的合同及相关人员的证词，而未提交有关股东出资的证明文件、出资证明书、股东名册等可以证明其系游星公司股东的法律文件，而对于认定股东资格的实质标准即是否依法履行出资义务，原审已查明上诉人贺春英所举证据不能证实其已实际缴纳250万元股金，故上诉人贺春英因其所提供各项证据，均不能客观真实地证明其发起、设立游星公司的事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上诉人贺春英所提各项上诉理由，缺乏充分事实依据及法律根据，本院均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上诉人贺春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7050元，由上诉人贺春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梅智勇 审判员  林学武 审判员  席少君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九日 书记员  李 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