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晋08民终67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谢治国，男，汉族，1964年6月5日出生，住永济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淑艳，女，汉族，1966年12月4日出生，住址同上，系谢治国之妻。 二上诉人委托代理人：范军强，永济市城北街道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范晓斌，男，汉族，1989年3月19日出生，户籍地永济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笃红，山西弘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伟，山西弘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谢治国、刘淑艳因与被上诉人范晓斌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永济市人民法院（2019）晋0881民初13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谢治国、刘淑艳上诉请求：一、维持一审判决第一条，增判由被上诉人承担31.6万元及利息（按照年利率6％计算自2019年5月9日至2019午11月9日利息为11376元，同时要求被上诉人承担年利率6％2019年11月9日至付清时的利息）：二、撤销一审判决第二条、第三条内容；三、依法判令被上诉人承担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程序违法。一审法院超诉求而判，对判决书第二条内容在被上诉人没有反诉，上诉人没有主张情况下一审法院径行判决。二、一审法院对于上诉人主张的31.6万元借款未认定是错误的。2016年3月2日被上诉人与谢某离婚协议记载范晓斌欠上诉人47.5万元，该数额是被上诉人已经确认的数额，不需要上诉人另行承担举证责任，此种确认相当于自认；同时该离婚协议与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书写保证书内容相一致。另，因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前关系特殊，上诉人系被上诉人的岳父、岳母。在特殊关系保持期间双方产生的民间借贷关系根据社会经验、社会交易等情况一般是不需要出具借据的，试问一下，有几个女婿向岳父、岳母借款时需要出具借据的？至少到目前为止上诉人没有发现一个。再一，上诉人多年在永济市从事养殖奶牛行业，其收入乐观，其有能力向被上诉人提供资金帮助其度过经济难关。现被上诉人忘恩负义将上诉人对其经济帮助彻底地进行否认，其行为是完全背离社会的人理道德，给社会带来负能量。为了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现上诉人特向贵院提出上诉，请二审法院予以查明，并作出一份公正的判决。 被上诉人范晓斌辩称，代理人认为一审法院判决部分事实清楚，说理准确；部分叙事不明，说理不清，法律关系混乱，认定不当。一、本案的“标的”不构成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本案讼争的标的是“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原告所依据的“证据”是他人离婚协议中关于夫妻共同债务的条款（离婚协议第五条）来主张权利的，但该“协议”不具有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合同相对性，并不是相对人的意思表示，不能反映出借人履行出借义务，借款人收到借款的民间借款合同的实践性本质。也就是说该条款（离婚协议条款）不能证明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存在（出借事实），也证明不了相对人的权利和义务。离婚协议不是“借条”，再有夫妻双方对共同债务的约定，其效力只及于夫妻双方本人，不对债权人产生作用，债权人持据仍可向夫妻双方主张权利。而本案上诉人并无“借据”，属于无据索债。谢治国、刘淑艳基于他人离婚协议的约定条款而主张债权不构成是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相对性。故本案不构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二、离婚协议中关于共同债务的约定部分属无效条款，效力并不及于谢治国和刘淑艳。离婚协议第五条约定的共同债务无具体数额、无具体对象，是一条约定不明、约定不清，不符合债务内容的条款，应当属于无效约定，无效约定自始不产生法律效力，当然不产生“债”。离婚协议第五条对债务的约定虽为无效，不产生合法的法律效力，不产生实质债权，但是应当说明的一点是夫妻双方离婚时对共同债务的约定内容并不能对抗真正的债权人，对真正的债权人也不发生法律效力，真正的债权人完全可以持据索债，而毫不受到影响。本案范晓斌与上诉人谢志国、刘淑艳之间并无真实的借款关系发生，相互之间本不存在债。该条款也仅仅是婚内债务约定，而非债务凭证。三、谢治国、刘淑艳的起诉无事实无凭据，应当驳回。上诉人谢志国、刘淑艳并没有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凭证，仅仅依据他人离婚对共同债务的虚假约定为据起诉，不具有事实上的客观性、合同上的相对性，属无事实、无条据起诉，法院应当依法予以驳回。综上，一审法院虽然查明了部分事实，也运用证据规则对部分事实予以阐明和说理，但对于范晓斌与谢某虚假离婚中的虚假债务部分并没有触及；范晓斌与谢某虽虚假离婚且离婚有效，但二人对财产债务的约定并不真实客观，人民法院不应当以非有效的财产债务约定为据来进行裁判。虽然被上诉人范晓斌未提起上诉，但一审判决对七笔15.9万元的借款事实的认定并无证据支持，也没有其他证据相佐证（原告应当提供其如何还款的相关证据材料而不是欠条），属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判决。另上诉人在诉状中称被告做生意借款47.5万元，但并没有举证证明被上诉人做了什么生意，借了什么款。被上诉人自2014年至2016年与上诉人的女儿同在电机厂上班，不做生意这是事实。这一客观事实彻底否定了原告在诉状中所主张的事实和理由。代理人之所以提出一审判决中之不足之处，是维护法律的统一性，兼顾法律的公平性。综上，请求法院驳回上诉人之请求。 上诉人谢治国、刘淑艳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立即偿还所借原告47.5万元及利息；2.判令被告承担案件受理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二原告原系被告范晓斌岳父母。二原告之女谢某与被告范晓斌于2013年6月26日登记结婚，2016年3月2日办理了离婚登记。离婚协议约定“……五、婚后共同债务由范晓斌负责偿还（包括范晓斌借谢某父母四十七万五千元），谢某不承担任何责任”。在谢某与被告范晓斌婚姻关系期间，二原告曾多次通过其女儿谢某为被告范晓斌提供帮助，直接替被告范晓斌偿还过债务。2018年7月26日谢某以离婚后财产纠纷起诉被告范晓斌，要求被告承担孩子抚养费、房子由谢某管理、占有等。本院于2018年11月24日作出（2018）晋0881民初1895号判决书，确认谢某与范晓斌2016年3月2日的离婚协议合法有效，并对其他诉讼请求进行了判处。 一审法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原告主张与被告存在借贷关系，要求被告归还借款47.5万元，应当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现原告持有被告向案外人出具的7份借条原件，可以证明原告替被告偿还过债务共计15.9万元，被告虽称借条是谢某从家拿走的，但无证据证实，也未提供其他反驳证据，故本院对该15.9万元予以支持。该15.9万元中的一笔是2013年11月29日被告为“韩雷雷”向展晓锐借款3万元提供的担保，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条规定，被告享有对债务人“韩雷雷”的追偿权，故二原告应将该笔借款的原始借条归还被告，便于被告行使追偿权。就原告其余的31.6万元的主张，应结合民间借贷案件性质，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的规定进行综合分析。现原告方未亲自到庭，也未能提供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等其他证据，仅提供的被告与谢某的离婚协议书不足以证明所有的借款事实实际发生，故本院对原告提出的归还其余的31.6万元借款的主张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的利息，可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因双方并未约定还款期限，也未约定利息，故利息以15.9万元为本金，按年利率6%自2019年5月9日（起诉之日）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第二十九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被告范晓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返还原告谢治国、刘淑艳159000元并承担利息（利息按年利率6%自2019年5月9日计算至履行完毕）；二、原告谢治国、刘淑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返还被告范晓斌于2013年11月29日为“韩雷雷”向展晓锐借款3万元提供的担保的借据原件一份。三、驳回原告谢治国、刘淑艳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425元，由被告范晓斌负担2820元，二原告负担5605元。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谢治国、刘淑艳提交五组证据：一是2018年12月8日上诉人女儿与被上诉人母亲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一份，证明上诉人替被上诉人偿还几十万；二是2019年11月12日上诉人女儿与被上诉人本人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一份，证实47.5万元真实存在。三是证人证言及身份证复印件三份，证明上诉人代被上诉人偿还款项，除了一审认定的15.9万元外，还有给柴晨冲、孟令鹏及罗晋中三人还款13万元的情况；四是营业执照一份，证明谢治国经营养殖场，有经济能力；五是申请证人谢某出庭作证。被上诉人质证认为，不属于新证据，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微信记录是双方之间的沟通，证人证言没有这回事，与借款无关联性，证明不了上诉人的目的，养殖场属实，但营业执照与被上诉人是否借钱无关联性。对双方有争议的事实，根据本案实际情况，结合一审查明事实，上诉人二审提交的证据应予认可。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同一审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二上诉人之女谢某与被上诉人范晓斌2016年3月2日办理了离婚登记，离婚协议约定婚后共同债务由范晓斌负责偿还（包括范晓斌借谢某父母四十七万五千元）。一审法院于2018年11月24日作出（2018）晋0881民初1895号判决书，确认谢某与范晓斌2016年3月2日的离婚协议合法有效。范晓斌认为协议对财产债务的约定并不真实客观，与谢治国、刘淑艳之间并无真实的借款关系发生。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本案一审根据上诉人持有的被上诉人向案外人出具的7份借条原件，结合离婚协议约定，认定上诉人替被上诉人偿还过债务共计159000元，被上诉人未上诉，二审时上诉人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证人证言、营业执照等证据，结合离婚协议约定情况，同样能够认定上诉人替被上诉人还款130000元，故应认定被上诉人应返还上诉人289000元款项及利息。关于一审程序，因一审认定的159000元借条中包含被上诉人提供担保的借条，为减少当事人讼累，一审判决范晓斌返还上诉人借款后，由谢治国、刘淑艳返还该借条原件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上诉人谢治国、刘淑艳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山西省永济市人民法院（2019）晋0881民初133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 二、撤销山西省永济市人民法院（2019）晋0881民初133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三、范晓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返还谢治国、刘淑艳289000元并承担利息（利息按年利率6%自2019年5月9日计算至履行完毕）。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842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210.64元，合计14635.64元，由上诉人谢治国、刘淑艳承担6000元，被上诉人范晓斌承担8635.64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任志敏 审判员  杨云芳 审判员  李满良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梁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