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津01民终57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贾某1，男，1943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河东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贾栎（上诉人贾某1之女），女，无职业，住天津市河东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玉芳，天津君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邢金泉，男，1951年7月25日出生，汉族，中国交建第一航务工程勘查设计院退休职工，住天津市河西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景某1，男，1942年3月23日出生，汉族，退休职工，住天津市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孟繁津，天津士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张某1，男，1948年4月21日出生，汉族，天津市肉联厂退休职工，住天津市东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邢金泉（原审被告张某1之弟），男，中国交建第一航务工程勘查设计院退休职工，住天津市河西区。原审被告：张某2，女，1954年3月10日出生，汉族，天津市四合庄小学退休教师，住天津市东丽区。原审被告：张某3，女，1956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天津市肉联厂退休职工，住天津市河东区。原审被告：贾某2，男，1936年7月2日出生，汉族，中环小型计算厂退休职工，住天津市南开区。原审被告：贾某3，女，1937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河西区。原审被告：景某2，女，1968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和平区。原审被告：景某3，女，1972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和平区。上诉人贾某1因与被上诉人邢金泉、景某1、原审被告张某1、张某2、张某3、贾某2、贾某3、景某2、景某3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2019）津0101民初57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贾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贾栎、孙颖、被上诉人邢金泉并作为原审被告张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被上诉人景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孟繁津、原审被告张某2、原审被告张某3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贾某2、贾某3、景某2、景某3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贾某1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贾某1一审诉请，即依遗嘱继承涉案房屋60%的产权并予以分割；2.诉讼费用按比例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审判决在认定事实方面存在错误。一、作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原判决对于遗嘱中有关案涉房屋的房间号表述不一的问题，并未作出明确认定。被继承人贾淑英于生前订立的遗嘱中写明，涉案房屋位于天津市和平区，而被上诉人则辩称“遗嘱中没有能够准确写明被继承人生前居住房屋地点。房号应为206-208，而写为204，从订立遗嘱的过程来看，被继承人并没有订立遗嘱的真实意思表示。”该房屋系公产房，曾因公产的编号变动而出现房号不一致的情况。被继承人贾淑英在订立遗嘱时以其配偶邢连波，即涉案房屋原实际所有人户口本及身份证上登记的信息予以记载并无不当。而被上诉人坚持按《公有住房买卖协议书》上载明的房屋地点，即位于天津市和平区，来否定遗嘱的效力并无依据。很显然本案诉争继承的房屋仅有特定一套房屋。关于房号变动的问题并非被继承人贾淑英对继承房屋自身认识错误，而是房号经过实际变动导致原先房号与现在房产证上记载信息不符。被继承人贾淑英只是对变更房号作出习惯性认定，而非是对诉争房屋的实际性质产生误解。对于这一争议焦点，原审判决中并未予以认定。二、证人证言真实合法有效，能够反映遗嘱实质问题。原审判决存在以偏概全，仅是单凭证言对代某时环境情况认识的偏离认定遗嘱无效，并未掌握基本事实情况。原审法院认为二位证人关于订立遗嘱时具体时间地点、是否留影像资料、订立整个过程中在场人情况的陈述存在差异，以及综合被继承人贾淑英当时的身体情况认定遗嘱无效。然而被继承人贾淑英订立遗嘱时，虽生存状态非常艰难，但仅是肢体条件不足以支撑被继承人贾淑英独立自主活动，并不代表被继承人贾淑英已无正常的思维意识。上诉人贾某1于原审时提交了医院证明，证明被继承人贾淑英当时思维清晰。但是并未得到原审法院的认定。不仅如此，证人距离订立遗嘱已时隔多年，出现记忆偏差，无法还原当时在场的全部情况在所难免。况且证人均非接受法律知识的学习，无法期待其以致严格的审慎义务。故此上诉人认为证人代某过程中已尽到符合其自身条件的相应义务，且能够对遗嘱中实质问题予以明确。但原审法院未对此证据进行全面审理，存在以偏概全的可能。被上诉人邢金泉辩称，不同意上诉人贾某1的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请求驳回上诉人贾某1的上诉，维持原判。事实与理由：上诉人贾某1提交的代某遗嘱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法律后果。尊重一审判决，判决遗嘱不成立。不同意上诉人贾某1提出改判的请求，请求法庭判决。如果遗嘱成立按照遗嘱分割，如果遗嘱不成立，请求驳回上诉人贾某1的上诉请求，且诉讼费用由上诉人贾某1承担。我们与继母贾淑英生活了39年，一直温馨融洽。我们尽到了赡养义务是有目共睹的，也得到了上诉人及其亲友的认可。上诉人的哥哥、姐姐应得的份额主动让与我，足以说明我尽了赡养义务。上诉人之女在贾淑英病重之际找人代某遗嘱是一件很严肃的事。代某人参照互联网的式样自行编写，违背遗嘱规定。遗嘱中的财产房号写错，更是处置了他人的财产，违反了继承法。足以说明遗嘱不是贾淑英的真实意思表示。当时房本就在贾淑英的手里，但始终没有让上诉人看到房本。当时贾淑英被藏匿数月，断绝了与亲友的联系，家中换了门锁、关了手机。贾淑英的身体状况及生存环境都受到了限制。在遗嘱写完第二天才被抬到医院，28天后即去世。关于证人问题。两位外地籍证人根据不熟悉贾淑英，更不了解我家的历史情况。一审中，一位证人始终没有出庭，且二人说词不一。大量事实证明所谓遗嘱不是贾淑英真实意思的表示。被上诉人景某1辩称，请求驳回上诉人贾某1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事实和理由：一审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对上诉人贾某1提交遗嘱的真实性不予认可。2.依照法定继承确定被上诉人景某1的继承份额。原审被告张某1述称，同被上诉人邢金泉意见。原审被告张某2、张某3述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接受一审判决。原审被告贾某2提交书面意见，同意一审判决，我已将继承部分赠与邢金泉。原审被告景某2、景某3提交书面意见：请求驳回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1.对上诉人提交的遗嘱的真实性不予认可。首先，被继承人贾淑英立遗嘱前已病危，其意识极有可能处于不清醒状态，无法正确认识处分财产的行为。而代某人亦自认遗嘱内容是由代某人自己编辑总结，而非被继承人逐句阐述，带有明显的主观性。其次，遗嘱关于房屋地址的描述与实际房产证上的不一致，导致遗嘱中出现处分他人财产的情况。遗漏代某人仅依据被继承人的身份证地址就将其写入遗嘱中，并未核实不动产权证书，导致遗嘱出现严重瑕疵，应认定无效。第三，上诉人未能充分举证证明该遗漏发生的时间、地点。上诉人未向法庭提交贾淑英在当天的入住记录及视频等影像资料，仅根据证人郭某和上诉人一面之词，不能认定被继承人实际入住。一审法院对该遗嘱不予采信的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2.依照法定继承确定景某1的继承份额。贾坤与景某1系夫妻关系，贾坤为被继承人贾淑英的姐妹。根据继承法规定，贾坤为其法定继承人之一。现贾坤于继承开始后去世，发生转继承。一审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二、景某2、景某3再次申明，自愿将自己转继承后得到的涉诉房屋继承份额让与被上诉人景某1。原审被告贾某3未提交书面意见。贾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原告依遗嘱继承天津市和平区房屋60%的产权，并予以分割；2.诉讼费用按比例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继承人贾淑英、邢连波系夫妻关系，于××××年××月登记结婚，婚后无子女。被告邢金泉、张某2、张某3、张某1系邢连波与前妻所生子女，二被继承人结婚时邢金泉、张某2、张某3、张某1均已成年。原告贾某1、被告贾某2、贾某3、贾坤与贾淑英系兄弟姐妹关系，贾淑英共有兄弟姐妹8人，分别为贾淑英、贾某2、贾某3、贾坤、贾庆祥、贾某1、贾庆亭、***。其中贾庆祥、贾庆亭、***均先于贾淑英死亡。贾坤在2015年12月3日被确定为一级多重残疾人，生活已完全不能自理。于2019年7月9日死亡。景某1系贾坤的丈夫，景某2、景某3系贾坤的女儿。邢连波于2004年6月1日死亡，贾淑英于2016年9月6日死亡，二被继承人贾淑英、邢连波的父母均先于二被继承人死亡。二被继承人死亡时遗有坐落天津市和平区房屋一套。登记在邢连波名下，面积为42.79平方米,该房屋为贾淑英、邢连波夫妻共有财产。贾淑英自邢连波死亡后一直独自居住在天津市和平区房屋内。2012年5月贾淑英曾因低蛋白血症在天河医院入院治疗，关系人姓名为邢金泉；2014年9月24日因头皮恶性肿瘤进入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住院治疗，病历陈述者为贾某2，住院信息确认人为贾蕾（贾某2之女）。自2015年9月25日至2015年11月12日贾淑英在天津市肿瘤医院接受化疗，期间由贾某1及女儿负责接送以及与医院沟通联系。后于2016年6月18日由原告联系贾淑英进入河西中医医院治疗，2016年7月10日贾淑英突发心衰，原告将贾淑英转入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治疗，同日医生下达病危通知单，诊断为：“冠心病、心衰不稳定，心绞痛、心率失常、房颤、毛鞘癌晚转移、淋巴转移、过敏性皮炎、严重营养不良，已告知患者及家属病情危重”，中医四诊摘要：神智：恍惚、形体：偏瘦、声音：低微，脉象：弱。经住院抢救，贾淑英于2016年7月27日出院，出院时状况：患者病情平稳，未再咳喘，查体：体温：36.6度，脉搏：84次／分，呼吸：18／分，血压：126／72，形体消瘦、营养略差，神智尚清，正常面容，斜30度卧位，查体合作等。2016年8月6日贾淑英开始病情加重，出现心慌、气短、胸闷、偏头痛、呕恶等症状。8月9日原告再次将贾淑英送往河西区中医医院治疗。2016年8月9日11时30分贾淑英在天津市河西中医医院住院治疗，该住院病案中入院记录显示：患者及家属主诉：间断心慌气短5年，加重伴恶心呕吐3日。现症：神清，精神弱，心慌气短、胸闷、无胸痛、左侧偏头痛，时有呕恶，口干，胃管畅，声音嘶哑，小便少、大便干，夜寐差。入院诊断为：1、冠心病，不稳定心绞痛心功能П级（NYHA）2.心律失常房颤3.毛鞘癌晚期多发转移4.过敏性皮炎5.严重营养不良6.呼吸道感染7.脑萎缩。9月6日7时10分因慢性心衰致循环衰竭导致死亡。庭审中，原告向一审法院提交代某遗嘱一份，主要内容为：“由于担心本人去世之后，继承人之间因遗产继承问题发生争执，本人在此特立遗嘱，对本人所拥有的合法财产作如下处理：鉴于三弟及其女儿在本人患病期间对本人近一年的细心照料，本人决定将坐落于天津市和平区的房屋，本人享有的份额在身后交由三弟贾某1（身份证号：1201011943××××××××）来继承。本人在此明确，订立本遗嘱期间本人神智清醒且就订立该遗嘱未受到任何胁迫、欺骗，上述遗嘱为本人自愿作出，是本人真实意思的表示。立遗嘱人：贾淑英2016年8月8日、代某人郭某，身份证号码：1305021972××××××××，见证人：陈某，2016年8月8日，身份证号码：61232419××××××××。”针对上述代某遗嘱，原告证人遗嘱代某人郭某出庭作证并接受了法庭及原、被告的质询，证人陈某提供视频资料，陈述了证言，但未能到庭接受法庭质询。被告邢金泉、张某2、张某3、张某1、景某1对上述代某遗嘱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质证意见归纳如下：1.对二位证人的资格及证明力均有异议，认为证人陈某无正当理由未出庭接受质询，对其证言不予质证，对遗嘱代某人郭某的证人资格有异议，郭某称其与原告并不相识，与贾淑英系医患关系，不能提供相应的证据，其为一个不认识的人作证，足以引起对证人与原告之间是否存在利益诱惑产生合理怀疑；2.贾淑英代某遗嘱是2016年8月8日签订的，住院时间8月9日11点半，从贾淑英最后一次住院病历中显示患者系抬入病房的，此次入院实际住院28天贾淑英即死亡，订立遗嘱时贾淑英患有癌症晚期、脑萎缩、不稳定性心绞痛、冠心病、心率失常、心功能衰竭、呼吸道感染、消化道出血等多种疾病，证人也证实其当时躺在床上，还插着氧气，无法证明神智清醒，对于上述代某遗嘱的真实性及被继承人订立遗嘱时是否意识清楚，是否是被继承人的真实意思各被告均持异议；3.遗嘱内容是代某人自行参照网络中查询的遗嘱范文编排出来的，原告自认房屋所有权证就在贾淑英处，证人证实贾淑英并未向代某人出具所有权证，代某人自行认为身份证的地点即为房屋地点，以致遗嘱中没有能够准确写明贾淑英生前居住房屋地点，房间号应为206-208，而写为204，从订立遗嘱的过程来看，贾淑英并没有订立遗嘱的真实意思表示，遗嘱中对于涉诉房屋的房间号书写有误，直接导致处分了案外人的合法财产的法律后果；4.关于贾淑英在遗嘱上签字，无其他影像资料进行佐证，被告对贾淑英本人签字的真实性有异议，原告自行提供的贾淑英的档案材料，该档案材料中的文字明显与遗嘱中的签字非同一人书写，原告自行解释为她人代某，对此被告不予认可，原告不能提供相应证据，关于从银行调取的取款凭证也不能排除他人代签的可能性，目前无其他的检材样本，被告不申请进行笔迹鉴定，即使为贾淑英本人签字，贾淑英订立遗嘱时病情危重，原告依然对是否为贾淑英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问题承担举证义务；5.证人描述的订立遗嘱的地点与原告陈述的地点并非同一地点，而另一在场人证人也并未到庭接受法庭质询，对订立遗嘱的地点不能明确说明；6.对于遗嘱原告在贾淑英去世后，被告曾询问原告是否有遗嘱存在，原告表示没有，去世两年后又拿出了遗嘱，显然有造假的嫌疑。各被告认为，基于上述代某遗嘱存在多处漏洞和疑点，主张依据原告提交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贾淑英在订立遗嘱时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对代某遗嘱的效力不予认可。要求依照法定继承处理。一审法院庭下分别向二位证人就证人资格，订立遗嘱的时间、地点及订立遗嘱过程以及被继承人在订立遗嘱时的身体及精神状态进一步进行核实。代某人郭某为“康来门诊”的牙科医生，其自称与贾淑英系医患关系，曾经为贾淑英免费进行过牙科治疗，但不能提供诊疗记录，否认与原告认识；一审法院到陈某的住所向其核实案件情况，到达时其精神状态良好，自述与贾淑英系肿瘤医院的病友，身患癌症已有四年病史，曾与贾淑英及原告代理人贾栎在肿瘤医院化疗期间相识，平素关系较好，在本案庭前调解阶段曾陪同出席，开庭当日，接到原告代理人贾栎通知，其向原告代理人表示身体不适，仅能出示视频资料，不能到庭作证接受质询。对于订立遗嘱的时间、地点，代某人称在2016年8月8日晚上六点多到达河北区靓家旅馆，证人陈某陈述2018年8月下午由贾栎到家中将其接到一个旅馆,具体地点陈述不清；对于订立过程，代某人陈述订立遗嘱时，在场人仅有代某人及证人二人在场，证人陈某陈述在场人为二位证人及原告代理人贾栎三人；代某人陈述遗嘱的内容是根据贾淑英陈述的意思表示，参照互联网的相关式样进行了编写，至于涉诉房屋地点代某人是根据贾淑英递交给她的身份证上的地点自行书写，其并未向贾淑英进行核实，后给被继承人宣读了一遍，并征询贾淑英同意，于是被继承人先行签字、代某人及证人也分别签字。对此陈某陈述，代某人根据贾淑英陈述的意思，进行编写，后由贾淑英及二位证人进行签字，但在订立遗嘱时看到代某人拿着手机进行过录像,但原告和证人郭某均否认留有其他影像资料；关于被继承人的身体状况，二位证人表示被继承人当时的状态为：半卧在床上，鼻子插着氧气，腿上有溃烂，神智清楚，声音有些嘶哑，语音较小，期间有咳痰，身体虚弱。另查，本案被告张某2、张某3、张某1、贾某2、贾某3均向一审法院明确表示，在接受继承后，将其享有的继承份额，让与给邢金泉，邢金泉表示予以接受;被告景某2、景某3也向一审法院明确表示，在接受继承后，将其继承贾坤的遗产部分的遗产份额，让与给景某1，景某1亦表示接受。再查，坐落天津市和平区4门201-205房屋所有权为案外人所有。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原告提供的代某遗嘱是否有效；本案遗产如何分割。一、关于遗嘱的效力问题法律规定，对案件的全部证据，应当从各个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个证据之间的关联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审查代某遗嘱的效力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审查：首先审查订立遗嘱的形式要件是否合法；第二审查遗嘱订立时遗嘱人是否具有行为能力；第三是否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第四是否存在胁迫、欺骗的情形；第五是否存在伪造、篡改的部分；第六是否处分了国家、集体、他人所有的财产。本案中，从形式要件来看，原告提交的代某遗嘱有两个见证人在场，由其中一人代某，注明年、月、日，并由代某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基本符合继承法第十七条规定的相关内容。但是，从订立遗嘱时贾淑英的行为能力及意思表示是否真实的情况来看，首先贾淑英在订立遗嘱时身患多种疾病，之前经历多次住院抢救，医院曾经下达病危通知，2016年7月27日出院后其身体状态并未真正好转，病历显示8月9日入院前三日病情即开始加重，证人也证实贾淑英当时的生存状态非常艰难，代某遗嘱是在贾淑英病情危重情况下订立的；其次从代某遗嘱书写的内容来看，代某人证实并非是贾淑英陈述的原始记录，而是参照互联网上的相关形式及内容进行过编写，遗嘱中涉诉房屋地址的描述与实际产权证上的地点不一致，房间号应为206-208，而写为204，二位证人均证实贾淑英并未向代某人出具房屋所有权证，贾淑英也未向代某人明确表述房屋的具体地点，代某人自行认为身份证的地点即为房屋地点；另外在订立遗嘱时具体时间、地点以及是否存留有影像资料及订立遗嘱的整个过程中在场人的情况等多处环节上二位证人陈述均存在差异。综上对原告提交的代某遗嘱在形式、订立遗嘱的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等全方面的综合考量，鉴于代某遗嘱在签订时贾淑英病情危重，代某遗嘱的内容，存在代某人的主观判断，不能如实、完整、准确的表达贾淑英的意思表示，代某遗嘱在内容上存在瑕疵，而代某人的书写错误直接导致处分了他人合法权益的法律后果，根据继承法相关的司法解释，遗嘱人以遗嘱处分了属于国家、集体或他人所有的财产，遗嘱的这部分，应认定无效。且其中一位证人未能到庭接受质询，两位证人对整个订立遗嘱的过程的陈述存在差异，各被告对贾淑英订立遗嘱时是否具有订立遗嘱的能力及其意思表示是否真实产生质疑，应属于合理范围。故原告提供现有证据不能直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对订立代某遗嘱时贾淑英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否真实，原告应承担进一步的举证义务。现原告提交的代某遗嘱及相应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对原告提交的代某遗嘱的效力不予认定。本案应当按照法定继承处理。二、本案遗产的处理根据继承法的规定，涉案房屋为被继承人贾淑英、邢连波的夫妻共有财产，邢连波先于贾淑英死亡，其中贾淑英的遗产部分占涉案房屋的60%,邢连波遗产部分占涉案房屋的40%，贾庆祥、贾庆亭、***作为第二顺序继承人，均先于贾淑英死亡，在贾淑英死亡时，贾庆祥、贾庆亭、***的继承人对贾淑英的遗产，不符合继承法十一条规定代位继承的法定条件，无权继承。贾淑英的遗产部分应当分别由原告贾某1、被告贾某2、贾某3、贾坤共同继承，鉴于原告贾某1在贾淑英去世前的一年中所尽到的扶助义务较多，应予以多分，另综合考虑贾坤生前的身体状况及贾某2、贾某3在贾淑英生前所尽扶助义务等情况，对其三位继承人的继承份额酌情予以认定，贾某1应继承涉诉房屋的30%份额，贾坤应继承涉诉房屋15%份额，被告贾某2应继承涉诉房屋10%份额、贾某3应继承涉诉房屋5%份额。因贾坤在贾淑英之后死亡，其应享有的15%遗产份额应由其继承人被告景某1、景某2、景某3共同继承，景某2、景某3向一审法院明确表示，在接受继承后将其继承份额让与给被告景某1，一审法院予以照准。即景某1继承涉诉房屋的15%份额。被告贾某2、贾某3向一审法院明确表示在接受继承后将其继承份额让与给被告邢金泉，邢金泉也表示接受，邢金泉继承贾淑英遗产部分占涉诉房屋的15%；邢连波所占40%遗产部分应由被告邢金泉、张某2、张某3、张某1继承，鉴于被告张某2、张某3、张某1向一审法院明确表示接受继承后将其继承份额让与给被告邢金泉，邢金泉也表示接受，一审法院予以照准。综上，原告贾某1应继承涉诉房屋的30%份额，被告邢金泉应当继承涉诉房屋的55%份额，被告景某1应继承涉诉房屋的15%份额。关于被告邢金泉以与贾淑英已形成事实上的母子关系为由，要求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全部涉案房屋的主张，原告贾某1及被告景某1、景某2、景某3均不予认可，认为邢金泉与贾淑英并不能形成法律意义上的母子关系，且邢金泉对此亦不能有力证据证明其主张，被告邢金泉要求继承全部涉诉房屋的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被告贾某2、贾某3、景某2、景某3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均在明确表明意见后，表示不再到庭参加诉讼，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一审法院判决：“一、登记在被继承人邢连波名下，被继承人邢连波、贾淑英的共同遗产，坐落天津市和平区房屋所有权由原告贾某1、被告邢金泉、被告景某1共同继承；二、原告贾某1继承上述房屋所有权的30%份额，被告邢金泉继承上述房屋所有权的55%份额，被告景某1继承上述房屋所有权的15%份额（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原、被告各方共同到房屋登记管理部门办理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手续。所需费用由原告贾某1、被告邢金泉、景某1按照继承比例分担）；三、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151元（原告已支付3381元），原告负担1545.30元，被告邢金泉负担2833.05元（已支付1770元），被告景某1负担772.65元（被告邢金泉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给付原告1063.05元，被告景某1给付原告772.65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贾某1提交六组证据：证据一、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电费收据；证据二、津燃华润燃气公司气费缴费记录、凭证；证据三、前往燃气站查询缴费记录录像；证据四、涉案房屋情况说明；证据五、涉案房屋拍摄视频录像。证据一、二、三、四、五均证明案涉房屋的唯一性，即位于天津市和平区产证后的新兴里206-208房屋系同一处房屋，房屋所有人系同一人。涉案房屋一层三户，虽然房产证上房号登记信息早已做变更，但现在绝大部分常住居民的门牌号仍沿用老房号进行使用。证据六、证人郭某指认酒店录像，证明订立遗嘱时所在酒店地址的唯一性，即酒店位于河东区，而非河北区太仓道。上诉人贾某1另申请证人郭某出庭作证，证人郭某称：“上次出庭说的靓家酒店没有分清是河北区还是河东区，因为河北和河东交界特别近。”被上诉人邢金泉及原审被告张某1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上诉人贾某1提交的这些证据均不足以证明204号房屋就是206号房屋。1997年我父亲购买的房屋产权，从1997年就已经改为206-208。证据二燃气缴费票据是真的，但不能证明上诉人的主张。证据四称涉案房屋一梯三户，沿用老房号，但不能代替国家颁发的不动产产权证。关于证据六郭某事后指认酒店的录像不认可。证人郭某在一审庭审作证时讲的非常清楚，现在又变了，我们不认可。且一审中上诉人已经提交了15份证据，但至今未拿出证据证明204号房屋就是206-208号房屋，请法院不采纳上诉人的意见。对证据五的质证意见同被上诉人景某1代理人的意见。对证人郭某证言的质证意见：对证人证言不认可，因为这是在一审法院如实陈述证词后的证言，因此怀疑郭某证言的真实性。且证人郭某称和被继承人贾淑英不认识，就见过一面，不符合正常现象，更值得怀疑。证人郭某在一审中陈述称2016年后贾淑英自己单独去看了一次牙，就一次接触她们的关系就这么深了吗，这有悖常理。还有证人郭某一直强调不认识所谓的继承人贾某1。因此不认可证人的陈述。且两次作证真实性，值得怀疑。被上诉人景某1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证据一、二的票据与一审中上诉人提交的证据的证明目的和效力相同，被上诉人景某1在一审中表明过该房屋应以不动产登记上的房号信息为依据，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四的情况说明真实性不认可，该份证据的形式无法显示证据来源，仅为上诉人单方书写整理，不能说明客观存在关于涉案房屋的任何情况，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三、五的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因为该视频无法说明，涉案房屋的房号变更过程，不能说明涉案房屋的唯一性。对证据六真实性不认可，对证明目的也不认可。因为郭某已在一审庭审中如实向一审法院陈述自己的证言，应当为其亲自确认的关于酒店位置的表述承担相应法律后果，而非事后进行补充说明，且该份证据不应作为二审新证据，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关于二审新证据的证明资格的规定，请求不予采纳。对证人郭某证言的质证意见：1.对郭某关于做遗嘱的酒店位置表述不认可。其在一审庭审中，已向法庭陈述相关事实，应以原审判决中认定的事实为准，不应在二审中采纳其与原审表述矛盾的证言。2.证人郭某当场承认，其与被继承人贾淑英之间是医患关系，但没有其他证据予以印证，故而被上诉人景某1有理由怀疑其证人证言真实性，并且更加确信被继承人贾淑英并未做过上诉人贾某1提及的所谓遗嘱一事。原审被告张某2、张某3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同被上诉人景某1的质证意见，不认可上诉人贾某1的证据。且一审中两位证人，一个说2016年书写的遗嘱，一个说2018书写的遗嘱，相差2年，我们不认可。且上诉人贾某1陈述入住酒店，我认为酒店不可能收一个病入膏肓的人入住。证人郭某推翻一审中关于订立遗嘱的证词，我不认可。更说明证人郭某陈述的不是事实，且证人郭某说与上诉人贾某1不认识，和贾淑英仅一面之交就去做遗嘱证明，有悖常理。贾淑英第一次看病，连号都没挂，证人郭某都不知道贾淑英的名字，所以不可能给贾淑英做这个遗嘱。原审被告贾某2、贾某3、景某2、景某3未出庭发表质证意见。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涉案代某遗嘱的效力问题。上诉人贾某1主张被继承人贾淑英生前立有代某遗嘱，被上诉人邢金泉、景某1及原审被告对该代某遗嘱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根据上诉人贾某1提交的代某遗嘱及相关证据存在多处疑点：第一、被继承人贾淑英自已有居所，位于天津市和平区，即本案涉案房屋，且其自己独居，却在位于河东区的靓家旅馆订立遗嘱。上诉人贾某1虽主张被继承人贾淑英在该地点订立遗嘱，但未提交充足证据证明贾淑英到过该地点以及在该地点有订立遗嘱的行为。第二、本案涉案房屋自1997年即已取得房屋产权证，房屋产权证上明确载明房屋地址为天津市和平区4门206-208，被继承人贾淑英对此应当知晓。而上诉人贾某1提交的遗嘱中所显示的房屋地址为天津市和平区4门204。证人亦称贾淑英未向代某人明确表述房屋的具体地点，代某人自行认为身份证的地点即为房屋地点。上诉人贾某1虽提交诸多证据欲证明天津市和平区4门204与天津市和平区4门206-208为同一处房屋。但其提交的证据均不能证实贾淑英在订立该代某遗嘱时系对房屋地点的错误表述的重大误解还是有意错写。若该代某遗嘱确经贾淑英核对，那么其处分的财产应为天津市和平区4门204，系处分了他人合法权益。第三、证人郭某自称仅为被继承人贾淑英看过一次牙，却为贾淑英代某遗嘱。上诉人贾某1申请作证的两位证人对贾淑英订立遗嘱时间、地点、有无录像等信息陈述不一致，且表示不认识上诉人贾某1。另根据一审笔录显示，上诉人贾某1自称贾淑英在宾馆立遗嘱是其安排的。证人陈某称“是贾栎（上诉人贾某1的女儿）找的她，说是贾淑英要立遗嘱，当时郭某还录像了。”证人郭某称“上诉人贾某1代理人贾栎提前三天给我打电话，让我过去，说老太太有点事，写点东西。”从以上的证言可以看出，两位证人与上诉人贾某1及其女儿均认识。综合以上疑点，上诉人贾某1提交的代某遗嘱存在重大瑕疵。一审法院从上诉人贾某1所提交的代某遗嘱的形式、订立遗嘱的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等方面综合考量，对代某遗嘱效力不予认定，符合法律规定，本院应予维持。上诉人贾某1主张按照代某遗嘱继承涉案房屋60%份额，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按照法定继承并充分考虑上诉人贾某1一家对被继承人贾淑英生前尽了较多照顾义务，判令上诉人贾某1多分部分遗产，体现了公平原则，且符合法律规定。各原审被告自愿将其应继承的遗产份额赠与二被上诉人，系其真实意思表示，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所述，上诉人贾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45.3元，由上诉人贾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芳审判员 姜海宽审判员 纪曼丽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史文芳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