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定兴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626民初52号 原告：杨萌，女，1992年4月4日出生，汉族，个体经营者，户籍所在地定兴县，住定兴县佶地国际Ａ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鹿保勇，河北鹿保勇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岩，河北鹿保勇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被告：于文忠，男，1964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无业，户籍所在地定兴县，住定兴县。 被告：于文泉，男，1969年8月23日出生，汉族，无业，户籍所在地定兴县，住定兴县。 原告杨萌与被告于文忠、于文泉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8日立案受理，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鉴于新冠××疫情，原被告所申请的证人不能按时出庭作证，经原被告共同确认，同意本案延期并继续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原告杨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鹿保勇、高岩，被告于文忠、于文泉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杨萌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于文忠、于文泉将12万元楼层补偿款返还原告，并从2020年8月8日起以12万元为基数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至付清之日止。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事实与理由：2016年8月，经被告于文忠介绍原告购买本村村民刘某、宁玉华夫妇分得的一套安置房，面积92平方米，第平米人民币3600元，总价款计人民币331200元。2016年8月9日，原告丈夫王元化通过银行转账将331200元购房款转给刘某之妻宁玉华。2019年7月底分配安置房时，被告于文忠对原告说“刘某、宁玉华夫妇分得的安置房是顶层，如果原告不满意，可以加价人民币184000元将该房产转卖给其弟于文泉”。当时原告对顶层不满意便同意将顶层楼房转给于文泉。于文泉于2019年7月31日将购房款人民币331200元支付给原告，但此后未再支付184000元的涨价款。鉴此，原告不再转让该房产，于2019年8月8日将人民币331200元退还给于文泉。当天，于文忠对原告说他可以帮原告调换一下楼层，将原告购买的顶层与于文泉分得的2层互换，让原告给于文泉12万元楼层差价。2019年8月8日，原告按被告于文忠的说法将12万元楼层差价款支付给于文泉。2019年8月10日，于文忠将2019年8月5日刘某与定兴县城区东关社区居民委员会签订的《繁兴街北延区域改造安置购房合同》交给原告，当天原告与刘某、宁玉华夫妇签订书面房屋买卖合同，合同约定刘某、宁玉华夫妇将其分得的佶地国际小区Ｄ2区12号楼1单元201室卖给原告。此时原告才得知早在5天前即2019年8月5日居委会已将该房屋确定给刘某、宁玉华夫妇，该房屋与被告于文泉毫无关系。另查，被告于文泉分得的是佶地国际Ｄ区8号楼1单元1001室和8号楼3单元1101室，两套房屋建筑面积均为134平方米，根本没有2楼91平方米楼房，因此不可能与原告分得的楼房互换。被告于文忠所称的用原告顶楼与于文泉的2楼互换完全是子虚乌有，此举是二被告为获取不当利益所为。原告得知上述情况后，曾多次要求二被告退还所谓的12万元楼层补差款，但二被告却推脱至今。鉴此，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诉至人民法院，请求判如所请。 被告于文忠辩称，原告所述不属实，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被告于文忠时任中共定兴县定兴镇党支部书记并负责的拆迁安置工作。杨萌没有安置资格不能获得安置房，其想购买房产，便通过其姨夫何某找到被告，请被告协调购买安置房产指标。当时，刘某、宁玉华夫妇正好有多余的安置房产平米数（91平方米）想委托被告转让，经与何某商量，以每平米人民币3600元的价格购买，价款合计人民币331200元，原告杨萌也同意了，遂于2016年8月9日通过其夫王元化的银行帐号将购置款人民币331200元转付到宁玉华的银行账号。因刘某、宁玉华夫妇转让的平米数是第二套房的，排号分房也不能优先，在2019年7月底，居委会确定刘某、宁玉华分配的安置房位于顶层。被告便将上述情况告知了原告的姨夫何某，问他还要不要？何某说“顶层就不要了”。被告说“如果不要了，可以转让给于文泉，由于文泉退还杨萌的购房款并另行支付杨萌房价涨价款人民币184000元”，何某及杨萌均同意了。2019年7月31日，于文泉按照约定将购房款人民币331200元转账支付给杨萌，涨价款人民币184000元因王元化的账号有误被退回未转账成功，经何某催要，同意在三日内支付。此期间，通过协调，用于文泉应分得的楼层将刘某、宁玉华分得的房屋进行了置换，确定了刘某、宁玉华分得的房产是佶地国际小区Ｄ2区12号楼1单元201室。被告又问何某要不要房？如果要房需另行支付于文泉房产涨价款人民币184000元。何某表示杨萌要房但是涨价款较高。最后经协商，确定由杨萌支付于文泉房产涨价款人民币120000元。2019年8月5日，由被告于文忠代刘某签字与居委会签订《繁兴街北延区域改造安置购房合同》，同日被告于文忠持刘某已签字的空白《房屋合同转让协议书》与杨萌、王元化夫妇签订房屋转让协议。2019年8月8日，杨萌按约定将购房款人民币331200元、房产涨价款人民币120000元转账支付给于文泉。2019年8月10日，杨萌担心刘某、宁玉华夫妇反悔，又找到刘某、宁玉华夫妇家中补签了《房屋买卖合同》。综上所述，杨萌明知购买的是于文泉的房屋指标而且已经按约定支付了于文泉房产涨价款人民币120000元，上述约定及行为合法有效，杨萌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支持。 被告于文泉辩称，不承认原告杨萌主张的事实及诉讼请求，认可被告于文忠的答辩意见，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被告于文忠时任中共定兴县定兴镇党支部书记（2019年8月卸任）并负责的拆迁安置工作。杨萌当时想购买房产，便通过其姨夫何某找到于文忠，请求协调购买安置房产指标。恰逢刘某、宁玉华夫妇有多余的安置房产平米数（91平方米）想委托于文忠转让，转让价不低于当时的市场价格3400元／平方米就行。经于文忠与何某商量，确定以每平米人民币3600元的价格购买，价款合计人民币331200元，原告杨萌及其丈夫王元化均同意，遂于2016年8月9日通过杨萌丈夫王元化的银行帐号将购置款人民币331200元转付到宁玉华的银行账号。2019年7月底，杨萌得知刘某、宁玉华分配的安置房位于顶层，便不想购买，通过被告于文忠介绍将所购刘某、宁玉华的安置房指标以人民币515200元（房价款人民币331200元＋涨价款人民币184000元）的价格转让给被告于文泉。2019年7月31日，于文泉按照约定将购房款人民币331200元转账支付给杨萌，涨价款人民币184000元暂未支付，经何某催要，于文泉同意在三日内支付。此期间，居委会确定了刘某、宁玉华分得的房产是佶地国际小区Ｄ2区12号楼1单元201室。被告于文忠又问何某杨萌要不要房？如果要房需另行支付于文泉房产涨价款人民币184000元。何某表示杨萌要房但是涨价款较高。最后经协商，确定由杨萌支付于文泉房产涨价款人民币120000元。2019年8月5日，由被告于文忠代刘某签字与居委会签订《繁兴街北延区域改造安置购房合同》，同日被告于文忠持刘某已签字的空白《房屋合同转让协议书》与杨萌、王元化夫妇签订房屋转让协议。2019年8月8日，杨萌按约定将购房款人民币331200元、房产涨价款人民币120000元转账支付给于文泉。2019年8月10日，杨萌又找到刘某、宁玉华夫妇家中补签了《房屋买卖合同》。在审理过程中，证人刘某对于收到杨萌购房款人民币331200元的事实予以认可，对该房产指标后续转让行为及加收涨价款人民币184000元的事实均无异议，其表述后续转让加价行为与其无关，其不主张任何权利。上述事实，有原告杨萌、被告于文忠、于文泉证人刘某、何某的当庭陈述及原告杨萌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繁兴街北延区域改造安置购房合同》、房屋买卖合同，被告于文忠提交的《房屋合同转让协议书》、被告于文泉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及本院依据原告申请调取的居委会、拆迁指挥部出具的刘某、于文泉安置房分配证明等证据在卷佐证。 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本案中，杨萌在购买刘某、宁玉华的安置房指标后，自愿将该指标转让给于文泉，之后又自愿从于文泉处回购，杨萌与刘某、宁玉华自愿达成的房屋合同转让协议及杨萌与于文泉自愿达成的房屋安置指标转让协议，均不违反法律规定，已依法成立并生效。2019年8月5日，刘某、宁玉华与居委会签订安置购房合同，在居委会签订房屋合同转让协议书时，杨萌明知是与刘某直接签订转让协议，且在该协议签订之后的第三日即2019年8月8日杨萌按约定自愿将购房款人民币331200元及涨价款人民币120000元转账支付给于文泉。故，杨萌主张的事实及理由无证据支持，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杨萌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700元，减半收取计1,350元，由原告杨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刘 杰 二〇二〇年六月一日 书记员 王金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