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黑08民终677号上诉人（一审原告）：刘喜文，男，1953年8月12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佳木斯市前进区。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滨江区江陵路1782号1幢。法定代表人：林杰，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为民，男，法务经理。上诉人刘喜文与被上诉人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利汽车销售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前由佳木斯市向阳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黑0803民初244号民事裁定，宣判后原告刘喜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作出（2019）黑08民终793号民事裁定书，指令佳木斯市向阳区人民法院审理，佳木斯市向阳区人民法院审理后作出（2019）黑0803民初979号民事判决书，宣判后原告刘喜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不开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喜文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支持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起诉被上诉人是基于被上诉人为上诉人出具了购车统一发票，该车系被上诉人厂家生产的车辆。博柳公司虽然已经倒闭，但博柳公司系被上诉人授权的4S店，既然被上诉人为上诉人出具统一购车发票，博柳公司倒闭已成事实，那么上诉人起诉被上诉人是有法可依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条规定，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起诉是错误的。虽然车是4S店销售的，但该4S店是被上诉人委托授权单位，被上诉人与销售商是委托与被委托的关系。销售商倒闭后该单位无从查找，此种情况发生上百起均是被上诉人单位解决的，其中销售商博柳公司在被上诉人厂家的100万元保证金已经被被上诉人扣押，该笔保证金是销售商放在被上诉人处的销售行为保障金。2.出现纠纷的原因是生产厂家的合格证过期，上诉人自2013年开始向被上诉人投诉，被上诉人至2016年10月18日才为上诉人出具发票，此时距合格证过期仅剩两月余。在给付购车发票时，被上诉人未告知上诉人合格证过期之说，如果告知上诉人，上诉人会积极采取措施进行落户。吉利汽车公司辩称，1.被上诉人公司不是本案适格被告。刘喜文自认是2013年在佳木斯博柳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购买汽车，该公司收取购车款，并向刘喜文交付车辆及相关手续，双方履行了交付标的物及支付价款的义务。博柳公司倒闭后，应刘喜文多次要求，被上诉人于2016年10月18日为其代开机动车发票。与刘喜文发生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人是博柳公司，不是被上诉人，刘喜文基于买卖合同请求被上诉人承担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被上诉人与博柳公司在2013年存在汽车买卖合同关系，双方是独立法人主体，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双方不存在代理或委托关系。被上诉人不是汽车生产厂家，不是汽车产品合格证颁发单位，刘喜文诉称“车辆合格证过期”没有事实依据。3.刘喜文隐瞒车辆不能上牌的真实原因。案涉车辆排放标准是国四，2016年1月14日，环境保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发布《关于实施第五阶段机动车排放标准的公告》规定：“全国自2017年1月1日起，所有制造、进口、销售和注册登记的轻型汽油车、重型柴油车（客车和公交、环卫、邮政用途），须符合国五标准要求。”按公告要求，所有国四排放的汽油车必须在2017年1月1日前完成上牌，过期不予办理。刘喜文提供的黑龙江省鹤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黑04民终441号民事调解书显示：2018年9月27日，刘喜文通过诉讼调解方式确认由案外人赵而生、王善强在2018年10月1日前返还案涉车辆，并获得案外人赔偿7万元。刘喜文刻意隐瞒了这一事实，正是刘喜文与案外人有民事纠纷，起诉案外人返还车辆没有得到及时解决，造成刘喜文在2017年1月1日前尚未实际控制案涉车辆，导致延误车辆上牌的期限。刘喜文明知博柳公司是买卖合同相对人，主张被上诉人履行合同义务，为其补发合格证或退还车辆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喜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依法履行合同义务，为原告补发车辆合格证或退还车辆；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诉讼过程中，原告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为：判令被告退还购车款88800元及赔偿原告因无法办理车辆落户手续造成的经济损失总计10145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秋季，原告从博柳汽车销售公司购买吉利美日牌轿车一辆，排放标准为国四，价格为88800元。购车当日，原告向博柳汽车销售公司交付了全部购车款88800元，同时博柳汽车销售公司将吉利美日牌轿车一辆交付原告。博柳汽车销售公司与原告未签订车辆买卖合同，也未向原告出具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购车十多天后，原告将车辆送往博柳汽车销售公司进行保养，取车时发现车辆已不在博柳汽车销售公司，此事与博柳汽车销售公司交涉未果，几日后博柳汽车销售公司因经营不善关闭经营。后经诉讼，原告于2018年9月27日与案外人赵而生、王善强达成民事调解，由案外人赵而生、王善强返还案涉车辆，同时给付原告损失费70000元。案外人赵而生、王善强于2018年10月11日向原告交付了案涉车辆。原告取得车辆后，于2019年2月12日向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申请查验案涉车辆落户，经审核因国产整车合格证核查不成功，被拒绝办理。另查明，应原告多次投诉和要求，被告于2016年10月18日为原告出具了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1张。再查明，自2017年1月1日起，全国所有制造、进口、销售和注册登记的轻型汽油车、重型柴油车，须符合国五标准要求。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原告主张被告承担责任的事实和理由为，博柳汽车销售公司是受被告授权的代理公司，且原告因被告迟延出具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导致车辆合格证过期，车辆不能落户登记，并给原告造成了损失。但经庭审查明，原告自认案涉车辆是从博柳汽车销售公司处购买，博柳汽车销售公司收取了原告全额车款，并向原告交付了车辆及相关手续，双方履行了交付标的物及支付价款的义务，应当认定原告与博柳汽车销售公司之间存在真实的买卖关系。故原告基于买卖合同关系请求被告承担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同时被告向原告提供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的时间为2016年10月18日，此时车辆合格证并未过期，原告可以申请办理车辆落户。经审查查明，根据国家有关规定，自2017年1月1日起注册登记的轻型汽油车须符合国五排放要求，案涉车辆排放标准为国四，应在2017年1月1日前完成落户手续。原告在取得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后本应及时申请查验落户，其未能在国家规定的最后期限内申请查验落户，是其自身没有实际控制车辆的原因导致，与被告无因果关系，故原告要求被告承担车辆不能落户登记的赔偿责任，于法无据。同时，原告对其主张的博柳汽车销售公司与被告存在代理关系及被告的行为存在违约或过错的事实和理由，在庭审中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且与本案查明事实不符，应依法承担不利后果。综上所述，原告诉请的事实和理由不能成立，应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判决：驳回刘喜文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00元，减半收取1000元，由原告刘喜文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刘喜文提供税款收缴书发票一张、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一份，旨在证明上诉人的实际损失不止88800元，实际损失接近10万元，发票上的数额也是上诉人实际的损失。经质证，被上诉人对发票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有异议，看不出与本案有什么关系，上面有车辆购置税和滞纳金，但没有车辆信息，不能证明是涉案车辆的发票，2017年1月1日与购车时间不一样。完税证明没有异议，但不能证明是上诉人的损失，购买车辆交税是国家赋予公民的法定义务，并且在一审起诉时，购置税并不在上诉人主张的损失范围内，二审不应采纳。经审查，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并不能以此证明两张票据记载数额是上诉人的损失，且该款项已超出一审时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范围，对该组证据的证明问题不予确认。经审理，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从本案证据及上诉人自认的事实来看，诉争车辆是上诉人从博柳汽车销售公司处购买，博柳汽车销售公司收取了全额车款，并交付了车辆及相关手续，双方履行了交付标的物及支付价款的义务，车辆买卖合同已经成立并生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条规定：“销售商品、提供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对外发生经营业务收取款项，收款方应当向付款方开具发票；特殊情况下，由付款方向收款方开具发票。”由此可见，作为销售方，向付款方开具发票是其法定义务，是必将发生的事实，这种义务是合同的附随义务，无论博柳汽车销售公司是否给上诉人开具发票，均不影响车辆买卖合同的效力。被上诉人吉利汽车公司代博柳汽车销售公司开具发票的行为，并不能导致买卖合同关系转移，被上诉人不是上诉人刘喜文买卖车辆的合同相对人，上诉人基于买卖合同关系要求被上诉人承担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上诉人刘喜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00元，由上诉人刘喜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郑玉祥审判员  刘艳军审判员  路 敏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王 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