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黑08民终27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洪丽，女，于1982年1月27日出生，汉族，个体业主，住黑龙江省佳木斯市郊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洪文，黑龙江吉睿达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汤原县庆园种猪养殖场，住所地黑龙江省汤原县正阳林场。经营者：赵媛媛，女，1978年3月14日出生，满族，住黑龙江省汤原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肖艳，女，汉族，1967年3月25日出生，汤原县庆园种猪养殖场职工，住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向阳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海，男，于1980年2月1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黑龙江省集贤县。上诉人李洪丽因与被上诉人汤原县庆园种猪养殖场（以下简称庆园养殖场）、王海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黑龙江省汤原县人民法院（2019）黑0828民初17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李洪丽的上诉请求：1、要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赔偿仔猪死亡损失61100元、饲料款损失6444元、药费2061元、运费600元，合计70205元。赔偿因猪舍不能继续使用产生的租费损失6000元，及可得利益损失30000元，合计：36000元。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在确认合同无效的前提下，却不判令被上诉人返还上诉人因该合同支付的购猪款，适用法律错误。理由如下：1、因一审已经确认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对造成合同无效承担同等责任。那么就应该均等承担损失。即由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返还一半的购猪款。但一审判决却让上诉人独自承担了全部损失。2、《动物检疫管理办法》第七条规定，国家实行动物检疫申报制度。第八条规定，出售供继续饲养的动物应当提前3天申报检疫。第十三条规定，出售动物经所在地县级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的官方兽医检疫合格，并取得《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后，方可离开产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出售动物，货主应当申报检疫，检疫合格的，出具检疫证明，加施检疫标志（耳标）。据以上条款可以确定，申报检疫并取得检疫标志是出售方的法定义务。被上诉人作为货主在出售生猪时负有的申报检疫并取得合格证的义务。因自己单方负有的法定义务未履行而造成合同无效，应承担全部过错责任。上诉人不具有约定及法定义务，对造成合同无效不应承担责任。一审判决以上诉人未尽到“审查义务”为由判决上诉人承担过错责任，于法无据。3、一审判决对过错责任进行了重复评价，无依据地加重了上诉人举证义务。一审判决首先以“被上诉人未提供检疫合格证”为由确认合同无效，并进而认为属同等过错。但在其后却又以已“验货付款”“无法证明仔猪死亡原因”为由将猪的死因举证责任强加给上诉人。并进而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属错误理解了提供“检验合格证明”的应有内涵，法外加重了上诉人的举证义务。把本应由被上诉人负有的所谓生猪为健康猪的法定义务免除。依《动物检疫管理办法》第四十条的规定，检疫合格证代表三方面内容：（1）畜禽标识符合农业部规定；（2）临床检查健康；（3）农业部规定需要进行实验室疫病检测的，检测结果符合要求。据此可知，对生猪的“验货”是不能凭肉眼即时“验”的。而是必须以出售方提供“检疫合格证”的方式来验，即“官方验”。被上诉人的该义务来源于法定。不能以约定免除。一审错误分配了举证责任。将被上诉人的举证责任施加给上诉人，于法无据。出售方提供“检疫合格证”的义务不因买方接受生猪而免除。一审不应以“无法证明仔猪死亡原因”即判上诉人败诉，这是明显的通过错误分配举证责任偏袒被上诉人。二、一审判决事实不清。检疫是免费的。应检不检上道运输被发现是要接受巨额处罚的。正常情况下，没人愿意因未检疫而冒巨额处罚的风险。如果有，那只会发生在收购贩卖病猪环节。本案买卖合同纠纷，但在事实认定部分未对出售方予以认定，一审时被上诉人庆园养殖场未到庭。但在开庭时却持猪厂租赁合同出现在法庭一楼，称自己的猪厂已出租给猪贩，供猪贩临时使用。这个猪贩是否是被告王海，其是否在利用庆园养殖场的场地在贩卖病猪？综上，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对“过错”进行了重复评价。在已认定被上诉人未“提供检疫合格证”确认合同无效后，再以上诉人已“验货付款”来免除被上诉人负有法定的证明仔猪健康的义务自相矛盾，逻辑不通。通过减损《检疫合格证》应有的涵义，来减轻出售方负有的应提供《检疫合格证》的法定义务。被上诉人庆园养殖场辩称，我家多年不养猪，猪不是在我家买的，我们猪场于2019年5月1日租给张春勤了。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与我们没有关系。我们认为一审判决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被上诉人王海辩称，我是领上诉人看仔猪了，猪是在正阳林场的庆园猪场买的，正阳林场就一个庆园猪场，但是我不认识被上诉人汤原县庆园种猪养殖场的老板，我联系一个姓喻的，男性，这个姓喻的经营汤原县庆园种猪养殖场，他卖的猪，买卖时双方都是同意的，我帮忙装的车，猪款交给姓喻的，六万多块钱，在庆园猪场交的，第二天还有另外一家也在那家买了43头猪，上诉人说落地清点是59头猪说的对，上诉人说的价格也对，30斤打底1050元，每超过一斤加12元，这个猪都是一个星期后得病，我认为是上诉人村有毛病。服从一审判决。李洪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原告基于买卖合同无效要求二被告赔偿原告仔猪损失65500元、饲料款损失6444元、药钱损失2061元、运费600元，以上合计74605元；2、要求二被告赔偿猪舍租赁损失6000元；3、要求二被告赔偿原告可得利益损失30000元；4、诉讼费、司法鉴定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9月8日，原告与被告王海联系欲购买仔猪。2019年9月9日上午，被告王海开车与原告及原告四婶一同前往庆园种猪场开始抓猪，共抓猪59头。2019年12月11日佳木斯市郊区四丰畜牧兽医综合服务站出具证明证实2019年9月到10月仔猪死亡55头，并已无公害化处理。另查明，原告庭审时放弃了司法鉴定申请。一审法院认为，被告汤原县庆园种猪养殖场未到庭，应视为放弃答辩、质证权利。1、关于买卖合同的效力认定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十七条规定，从事动物饲养、屠宰、经营、隔离、运输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依照本法和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的规定，做好免疫、消毒等动物疫病预防工作。该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应当检疫而未检疫或者检疫不合格的动物，禁止屠宰、经营、运输。《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本案所涉及的买卖合同的标的物系仔猪（动物），原告在购买仔猪时，有检疫义务的被告猪场应当向原告提供检疫合格证书，出场时未提供，或开庭未提交的，均应视为权利的放弃，且法院结合被告王海陈述没有检疫证书的事实，应认定涉案仔猪没有向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申报检疫，无检疫证明。因此，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本案所涉仔猪禁止交易，双方买卖合同属于无效合同。2、关于损失认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原告作为仔猪养殖户，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十九条规定的防疫条件，且在本案所涉及的仔猪交易过程中，对于无检疫合格证明没有尽到审查义务，亦应与养猪场承担同等责任。综上，买卖双方对合同无效的原因均有过错，应相互抵销。因原告应返还的仔猪已经死亡，并无害化处理，应视为无法返还。且根据一般交易习惯，原告在购买仔猪时已“验货付款”，交易完成。现原告无法证明仔猪死亡原因或仔猪出场时有瑕疵，故法院认定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其主张的赔偿猪款损失、及因此产生的其他损失于法无据，应予驳回。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李洪丽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57元由原告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出新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上诉人李洪丽为证明自己主张提出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证人高某、李某、赵某出庭作证。证人高某证实，我和李洪丽是一个乡的，都是通过王海在同一家猪场抓的猪。我抓了44头猪，家里第二天开始陆续死亡。抓猪的时候，王海来我家接我，我要求王海给我抓有母猪的大猪场的猪，必须给我开检疫证明，王海说这家是交警队队长开的猪场，猪养的可好了，他和这个队长关系好，他常年在这家抓猪。说上诉人2019年9月9日也是在这家抓的猪，我是2019年9月10日去抓的猪。我家猪死了之后我联系农校教授解剖，农校教授告诉我是非洲猪瘟。我给李洪丽打电话确定王海说的是不是实话，李洪丽家猪也开始死了，我觉得被王海骗了，我给王海打电话，王海说赔我死的猪的数额，我说要退款，王海说老板不能干，之后王海给我发微信说了新的赔偿方案我不同意。我到汤原县畜牧局和公安局报案了。到公安局时王海骗我说赔我，但是后来不接我电话。我也起诉王海和汤原县庆园种猪养殖场了，法院也判我输了。抓猪的时候我跟着去了，猪场叫汤原县庆园种猪养殖场。畜牧局的所长排查后告诉我们说王海四处骗。证人李某证实，我是李洪丽的父亲，我女儿2019年9月9日抓的猪，我帮我女儿卸的猪，我女儿买的是王海拉的猪，谁卖的猪我不知道，价格不知道和谁定的，卸完猪我女儿想第二天给，王海不同意，说卸完猪钱就得给他，我们回家取了六万多元给王海了。证人赵某证实，我是李洪丽的婶，我和李洪丽去猪场抓的猪，当时我发现猪有毛病，我要把有毛病的猪拿下去，王海不让拿，王海说猪有毛病都算他的。具体猪场位置记不清了，不知道这个猪场谁经营的，猪的价格就跟王海谈的，猪场两个人给抓猪崽子，没看到老板。第三天发现有死的，第四天给王海打电话。抓猪没带钱，到家卸完猪王海就要拿猪款，李洪丽给拿的65000多元钱。被上诉人庆园养殖场质证认为，证人证言与其无关。被上诉人王海质证认为，高某与李洪丽两家买猪是我联系的，我传达了信息，我就是挣运费，证人高某说的不对，抓完猪他们与猪场交涉的。钱没交给我，一个星期后上诉人才与我联系。钱是在猪场抓猪的时候就给姓喻的那个人了，没有耳标是双方都同意的事，证人赵某确实跟着李洪丽去抓猪了。第二组证据、视频光盘一张。证明猪买到家后发现猪有毛病发视频和王海联系的事实。被上诉人庆园养殖场质证认为，该证据与其无关。被上诉人王海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无异议，但是是过了一周跟我联系的，我就联系猪场了，猪场说是上诉人自己养殖的问题，他们村子的其他猪有病，猪场不同意赔偿，我只是个拉猪的。被上诉人庆园养殖场为证实自己主张举示一份证据：养殖场租赁合同复印件一份。证明庆园养殖场于2019年5月1日至2020年5月1日以年租金30000元的价格将养殖场出租给张春勤（身份证号码）。上诉人李洪丽质证认为，证据是复印件不应予以采信。在被上诉人庆园养殖场能提供原件的情况下，要求对实际经营者查清后，追加实际经营者，因遗漏主体，应该发回重审。被上诉人王海质证认为，对该证据无异议。被上诉人王海二审均没有提交新证据。本案庭审后，2020年6月1日，被上诉人王海提请喻某到本院说明情况，喻某称：其老板叫张春兰，男性，宝泉岭人，外号叫耗子，手机号忘了，现无法联系。张春兰租赁庆园养猪场，其负责庆园养猪场的经营，案涉猪仔是其经手销售的，货款也是其当场收的，四万五六千元，李洪丽问检疫证的事，其说不能开检疫证是否同意买，李洪丽说价格让一些就同意抓。多少钱一斤记不清了，共抓了50或51头，买猪的去了两个人，一男一女。本院审查认为，上诉人李洪丽提请出庭作证的证人高某、李某证言，被上诉人王海仅对货款是否由其接收提出异议，但没有提出有证明力的反证，对其他主要事实并无异议，故本院对证人高某、李某的证言予以采信。证人赵某在一审中已出庭作证，本院对其在一审的证言予以采信。上诉人李洪丽举示的视频，被上诉人王海对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被上诉人庆园养殖场举示的养殖场租赁合同不是原件，且不能提供张春勤的真实身份信息，本院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喻某陈述的货款总额、猪仔头数及买猪人的性别等关键事实，与被上诉人王海的自认及本案其他事实不符，且没有证据佐证喻某是庆园养殖场的管理者，对其老板的身份信息、联系方式，或称不知道，或称忘了，不符合常理，故对喻某的说明本院不予采信。二审查明，案涉交易猪仔59头，上诉人李洪丽支付购猪款65500元，由被上诉人王海代被上诉人庆园养殖场收取，向被上诉人王海支付运费600元，支付病猪治疗药费2061元。被上诉人庆园养殖场出售前没有向汤原县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申报检疫，未取得《动物检疫合格证明》。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买卖合同的效力认定问题；2、损失的认定问题；3、责任的承担问题。关于案涉买卖合同的效力认定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十七条规定：“从事动物饲养、屠宰、经营、隔离、运输以及动物产品生产、经营、加工、贮藏等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依照本法和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的规定，做好免疫、消毒等动物疫病预防工作。”第二十五条第三项规定，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或者检疫不合格的动物，禁止屠宰、经营、运输。《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本案中，买卖合同的标的物为动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的规定，未经检疫的动物禁止经营、运输。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被上诉人庆园养殖场出售的猪仔没有向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申报检疫，无检疫证明。因此，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本案所涉猪仔禁止交易，被上诉人庆园养殖场与上诉人李洪丽的买卖合同属于无效合同。关于本案损失的认定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本案所涉猪仔死亡55头，依照猪仔交易的平均价格，猪仔损失金额为61059元，上诉人李洪丽另支付病猪治疗费2061元，运费600元，损失金额共计63720元。李洪丽上诉主张因猪仔死亡造成其已付饲料款6444元、猪舍不能继续使用产生的租费损失6000元及可得利益损失30000元，因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实，故本院均不予认定。综上，本案所涉损失总金额为63720元。关于本案责任的承担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十七条、第二十五条第三项、第四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动物经营、运输，必须经过检疫合格，否则禁止经营、运输，出售前，货主应当向当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申报检疫。本案中，被上诉人庆园养殖场作为猪仔销售方，未按照法律的规定向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申报检疫，违反了上述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对本案合同无效及损失的产生存在主要过错。《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十九条规定，“动物饲养场（养殖小区）和隔离场所，动物屠宰加工场所，以及动物和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所，应当符合下列动物防疫条件：（一）场所的位置与居民生活区、生活饮用水源地、学校、医院等公共场所的距离符合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二）生产区封闭隔离，工程设计和工艺流程符合动物防疫要求；（三）有相应的污水、污物、病死动物、染疫动物产品的无害化处理设施设备和清洗消毒设施设备；（四）有为其服务的动物防疫技术人员；（五）有完善的动物防疫制度；（六）具备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动物防疫条件。”本案中，上诉人李洪丽作为猪仔养殖户，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养殖场所具备上述法律规定的动物防疫条件，且在本案所涉猪仔交易过程中，对于所涉猪仔无检疫合格证明没有尽到审查义务，故对本案合同无效及损失的产生存在次要过错。《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四十四条规定：“经铁路、公路、水路、航空运输动物和动物产品的，托运人托运时应当提供检疫证明；没有检疫证明的，承运人不得承运。运载工具在装载前和卸载后应当及时清洗、消毒”。被上诉人王海作为案涉猪仔承运人，明知没有检疫证明仍予承运，对本案合同无效及损失的产生亦存在过错。根据当事人在本案中的过错程度，酌定被上诉人庆园养殖场承担60%的责任，上诉人李洪丽承担30%的责任，被上诉人王海承担10%的责任。故对于本案合同无效及产生的损失63720元，根据李洪丽已经支付全部购猪款及运费的事实，庆园养殖场应向李洪丽返还购猪款并赔偿损失38232元，王海向李洪丽返还运费并赔偿损失6372元。综上所述，上诉人李洪丽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三条、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五条第三项，四十二条第一款、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黑龙江省汤原县人民法院（2019）黑0828民初1767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汤原县庆园种猪养殖场向上诉人李洪丽返还购猪款并赔偿损失38232元，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三、被上诉人王海向上诉人李洪丽返还运费并赔偿损失6372元，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四、驳回李洪丽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25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514元，由上诉人李洪丽负担1131元，由被上诉人汤原县庆园种猪养殖场负担2263元，由被上诉人王海负担377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郑玉祥审判员  荆献龙审判员  王首佳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孙思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