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5民终240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罗燕，女，汉族，1995年3月31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开桦，重庆市永川区大安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罗井华，男，汉族，1969年10月22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重庆市永川区胜利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罗燕与被上诉人罗井华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法院(2019)渝0118民初97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罗燕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罗井华的诉讼请求，一、二审受理费由罗井华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事实错误，罗井华将银行卡交给罗燕不是保管以及索赔期间合理开支，而是因为其与古英梅（罗燕之母）离婚后没有履行对罗燕的抚养义务，而罗燕在其受伤后垫付医疗费并照顾其生活，罗井华为表示愧疚，决定将交通事故赔偿款赠与罗燕用于举办婚礼或购买物品等自行安排开销，罗井华同时将银行卡密码告知了罗燕。罗井华交付银行卡时余额只有22元，也说明不是为了索赔期间的合理开支。结合罗井华在交通事故案件诉讼过程中两次到鉴定中心配合重新鉴定，以及赔偿款汇入账户后的短信提示，可以证明罗井华交付银行卡是赠与，而不是一审认定的保管、管理。罗燕在赔偿款汇入银行卡后明确电话告知了罗井华具体赔偿金额，罗井华2019年5月要求罗燕归还款项实际是赠与财产交付后的反悔。双方2019年6月6日达成调解协议时，罗燕没有说过119000元系交通事故案件的全部开支，只是告知罗井华赔偿款已经用于包括案件费用等开销后剩余3.1万元的事实，罗井华在调解人员的沟通解释下，也清楚知道119000元中有部分是对罗燕的赠与，并与罗燕达成了协议。从常理看，119000元也不可能全部系案件花费，调解员不可能主持达成如此严重损害罗井华利益的调解协议。故罗井华在达成调解协议时并不存在错误的意思表示。罗井华辩称，罗燕上诉的事实和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正确，要求维持。罗井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原、被告于2019年6月6日达成的调解协议；2.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被告系父女关系。原告罗井华与案外人古英梅于2014年5月协议离婚，离婚时约定被告罗燕由古英梅监护。2018年3月6日下午，另案当事人王海燕驾驶小汽车与原告罗井华驾驶的摩托车相撞，造成罗井华受伤、两车受损的交通事故，交警部门认定罗井华负次要责任。原告住院后，因身体不便加上有意改善与被告的关系，故同意由被告经办索赔、诉讼事宜。2018年9月，原告罗井华在一审法院提起对王海燕、穆红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永川支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保险永川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的诉讼，审理中经重新鉴定，原告罗井华伤残等级属于九级伤残。罗井华本人未到庭参加该案庭审。一审法院于2019年1月25日作出了（2018）渝0118民初9031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罗井华住院18天，其各项损失为：医疗费14028.70元、续医费7000元、鉴定费3200元、交通费3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900元、护理费6300元、误工费12000元、残疾赔偿金128772元、精神损害抚慰金4000元，合计176500.70元，分责后判决由平安永川支公司赔偿原告罗井华各项损失157586.47元，由王海燕赔偿罗井华1215元（含王海燕应承担的诉讼费），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1870元，由罗井华负担561元，由王海燕负担1309元。该判决载明的罗井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开桦于2019年2月15日领取了判决书，该判决于2019年3月5日发生法律效力。2019年3月8日，平安保险永川支公司向原告所有的中国农业银行62****71储蓄卡（以下简称尾号**71的农行卡）账户汇入该案赔款155806.48元。2019年5月，经原告罗井华要求，被告之夫李春林将上述农行卡归还给了原告，后因卡内余额问题原告与被告夫妇发生纠纷，双方于2019年6月6日在重庆市永川区中山路街道办事处人民调解委员会驻中山路派出所调解室调解，形成《人民调解简易案件记录》一份，其中“简要案情和主要争议”载明：“2018年3月罗井华因人身损害获赔15万，因女儿罗燕经办此案费用花去11.9万元，余剩3.1万元已给付罗井华，双方来派出所要求调解。”“调解结果”载明的协议为：“一、经双方协商，罗井华同意收3.1万赔偿款，其余款同意女儿的支付意见，自愿放弃，今后保证不以此事再次发生家庭亲情纠纷。二、此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在协议上签字后生效。”当事人意见一栏有原告罗井华、被告罗燕同意调解协议的签名。为本案纠纷，经当庭询问主持上述调解的经办人向景放，向景放称调解时罗井华及其前妻、女儿、女婿均在场，罗燕夫妇就赔款花费说得比较笼统，提及了跑腿费、经办费、招待费、购买保险的名目，但具体组成、金额没有告知向景放本人，同时向景放已向罗井华说明了如果觉得吃亏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同时查明：形成时间为2019年6月29日由中国农业银行向原告出具的尾号**71的银行卡交易明细显示：平安保险永川支公司支付赔款155806.48元前，该卡余额为22元，该赔款于2019年3月8日汇入后，该卡于2019年3月11日ATM机现金取款10000元，于同年3月12日转账给“邓宇”25000元（以下交易记录均系2019年），于3月13日转账给“李沛全”31000元，于3月14日转账被告罗燕45000元，于3月18日转账被告罗燕10000元，于4月2日转账被告之夫李春林3000元，于4月15日以POS机消费的形式向“重庆新玖商业发展有限公司”转账10000元，于4月15日ATM取款10000元，于5月12日ATM现金存款20000元；现金存入后5月12日当天的卡内余额（含结息）为31837.73元，此后原告罗井华收回了该农行卡及款项支配权，实际支配卡内余额31837.73元，并将余款汇入其另一银行卡中，后将上述尾号6871的农行卡挂失。庭审中，原告陈述被告结婚时未邀请其参加；其于2018年3、4月份将尾号**71的农行卡交与被告之夫李春林，并将该卡密码告诉原告前妻古英梅一人；其意愿一直认可支持索赔期间的合理开支，但未同意他人随意使用赔款；人民调解员主持调解时其与被告方另一人员吵架没有听清调解员的询问结果，当时考虑亲情且被告夫妇答应提供经办开销的依据，故签署了调解协议，但事后被告方却拒绝提供依据，后经人指点调取了赔款判决书档案才真正知晓判决结果。被告陈述称：原告交通事故赔偿事宜系由其代办，前期费用由其垫付，该判决款项已经付清，所得款项由其支配，具体使用情况为：交通费约5000元、鉴定费3500元、住院医疗费约12000元、王海燕车辆赔付约7000元、杂费约35000元，余款60000元已交给母亲（原告前妻）古英梅，卡内剩余约31000元已经交还给了原告。就尾号**71的农行卡的银行交易明细，原告声称并不认识交易对象“邓宇”、“李沛全”等人，被告未对取款目的、转账对象作出任何说明、解释，未提供开销依据，亦未提供原告知晓实际开销状况的证据。经一审法院多次组织调解，原、被告不能达成一致。经综合评析原、被告各自陈述及其举证，一审法院认为：款项管理人或者实际支配人应当向款项所有人如实说明开支情况及其理由。原告的赔款从2019年3月5日判决生效起至2019年5月12日交还原告的尾号**71的农行卡前这一段期间，被告自认实际掌管、支配了该农行卡内的赔款，但根据原告陈述，该卡系直接交给被告之夫李春林，而该卡密码仅告诉原告前妻古英梅一人，故赔款实际支配人可能不止一人。经调查了解，被告方并未将赔款开销使用明细告知人民调解员，自然亦未告知原告，双方所签调解协议载明被告罗燕经办赔款案花费了119000元的文字描述应系当时被告所述的客观总结。原告基于亲情关系在签署协议后要求被告夫妇履行调解时承诺提供的开销依据符合情理，但被告并未提供相关依据，直至本案二次开庭审理时，被告仍拒绝提供开销依据。经该院询问，被告陈述的赔款开支项目笼统、含混、不合理且与原告举示的农行交易明细不能对应，被告对此却拒绝予以解释，其取款、刷卡特别是向他人转账较大金额款项的目的、用途均含糊不清，故被告刻意隐瞒了原告赔款的实际开支情况，且直至本案法庭辩论终结时仍拒绝向原告解释。讼争调解协议核心条款系“其余款同意女儿的支付意见”，原告自愿放弃。根据文本文义并结合上一栏“简要案情和主要争议”的文字表述，“女儿的支付意见”即为“女儿罗燕经办此案费用花去11.9万元”的意见，而前后文字逻辑具有连贯性，原告自愿放弃“其余款”隐含的条件是原告相信并同意“女儿罗燕经办此案费用花去11.9万元”，此与原告认可经办索赔而产生的开销费用至少是其女儿的花费的内心意思相符。但从已经查明案情分析，调解协议注明的赔偿总额与判决金额或者实际到账金额均不一致，可以推定原告当时尚不知晓判决确定的具体赔偿金额；交易明细中有向罗燕本人银行账户转账55000元的记录，可以直接推定被告占有支配了55000元，大幅超出判决确定的原告所需医疗费、鉴定费、交通费、伙食费总额，另尚有其他较大金额的转账款项的经手人及目的用途不明，被告未予解释，使得原告产生了自身赔款被不明就里侵占还无人表示感谢的怒意。根据上文论证，调解时被告有意隐瞒赔款的真实开销情况，原告基于父女关系草率相信并同意被告经办赔款案费用花去119000元的意见，并以此作出了除已经收到的31000元赔款，放弃其余赔款的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与被告辩解的无论何种情形，原告均已放弃剩余赔款的意思表示并不一致，且如继续履行该调解协议将严重影响原告因交通事故致残而应享有的权利。综上，讼争调解协议签订时被告并未如实告知原告赔款开支情况，庭审中亦拒绝作出合理解释，原告作出错误判断形成的意思表示将严重损害原告的切身利益，原告及时提起了撤销讼争协议的诉讼请求，根据合同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原、被告于2019年6月6日达成的调解协议应予撤销。据此，一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撤销原告罗井华与被告罗燕于2019年6月6日达成的调解协议。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1340元，由被告罗燕负担（此费原告已预缴，由被告罗燕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直付原告）。”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罗燕主张罗井华将获得的部分赔偿款赠与了罗燕，但本案中并无记载有罗井华赠与意思表示的书面证据，结合本案全部证据，认定罗井华对罗燕口头赠与也不能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故对罗燕该抗辩理由不予采纳。根据双方经人民调解时的简易案件记录及达成的协议，在罗井华获赔15万元的情况下，罗井华同意只收3.1万元赔偿款的重要原因是“因女儿罗燕经办此案费用花去11.9万元……其余款（罗井华）同意女儿的支付意见，自愿放弃”，但实际情况是罗燕为经办案件支出的费用远不足11.9万元，罗燕也未对其余款项支出作出合理解释，故能够认定罗井华系因重大误解而与罗燕达成了调解协议，一审判决撤销该调解协议正确。综上所述，罗燕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830元，由上诉人罗燕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 舟审判员 段晓玲审判员 夏兴芸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七日（院印）书记员 余文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