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合江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522民初533号 原告：黄某1，女，1981年5月2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合江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雨婷，四川辞鉴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黄某2，男，1948年1月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合江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林（原告黄某2的儿子），男，生于1987年9月10日，汉族，住四川省合江县。 被告：肖某，女，1941年5月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合江县。 被告：吴某1，女，××××年××月××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合江县。 被告：刘某1，男，1964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合江县。 被告：刘某2，女，1970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合江县。 被告：刘某3，女，1973年2月2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合江县。 五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文燕，四川万盛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黄某1、黄某2与被告肖某、吴某1、刘某1、刘某2、刘某3法定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黄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梁雨婷、原告黄某2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林、被告肖某、吴某1、刘某1、刘某2、刘某3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文燕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黄某1、黄某2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坚持共同请求）：1、请求贵院依法判决五被告按市价补偿二原告因继承牟中秀和吴某2遗留的位于合江县住房享有的继承份额的对价，暂计20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五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黄某1系牟中秀和吴某2的外孙女。牟中秀与吴某2于××××年结婚，婚后两人居住在牟中秀父母遗留××望龙镇××幢旧房内，该房屋系牟中秀的婚前财产。婚后，二人于××××年××月××日生育一女吴某3（亡于××××年××月××日），于1965年生育一子吴某4（出生后几十天就已去世）。1978年，吴某2与肖某结婚（肖某带有一子两女嫁入，分别是刘某1、刘某2、刘某3三人），婚后与××××年××月××日生育一女吴某1，吴某2于2002年左右去世。吴某3与黄某2认识时，吴某3的家庭成员就只有吴某3、父亲吴某2及祖母，吴某3在望龙综合商店已工作三年多，二人于××××年××月××日结婚，婚后于1981年5月21日生育了原告黄某1。2011年4月，因望龙镇实施棚户区改造，对案涉房屋进行拆迁，按照政策拆迁获赔约120平方米的住房一套和45平方米的门市一间，二原告对拆迁事宜并不知情，获赔房屋均由五被告予以分配。根据继承法的规定，牟中秀去世后，第一顺位继承人为其夫吴某2及其女吴某3，即二人各享有1／2的继承份额，鉴于吴某3先于吴某2死亡，故吴某2去世后，应由吴某3之女黄某1代为继承应由吴某3继承的份额，但五被告在洽谈拆迁事宜时，并未通知二原告参与分配，剥夺了二原告的继承权，损害了二原告的合法权益。综上，二原告根据继承法第10条、第11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19条的规定向贵院起诉，望贵院判如所请！ 被告肖某、吴某1、刘某1、刘某2、刘某3（以下简称五被告）辩称，1.原告诉称中载明肖某与吴某2系夫妻关系，共同生育一女吴某1属实，被告刘某1、刘某2、刘某3与肖某是母子女关系与吴某2形成继父子女关系属实；2.诉称中载明牟中秀父母遗留案涉房屋，并系牟中秀的婚前财产不属实；3.对二原告的身份，待证据进行质证中审核；4.二原告主张分割财产，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且分配理由不成立；5.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综上，请求法院驳回二原告诉讼请求。若认定二原告有继承份额的权利，则应充分考虑五被告对房屋修缮和扩建的价值。 二原告、五被告根据自己的诉称、辩称提交了一定的证据，本院也根据案件的审理需要调取了相应的证据，本院组织二原告、五被告对各自提交的证据和本院调取的证据进行了质证。综合二原告、五被告的诉称、辩称，各自对相对方提交的和我院调取的证据的质证意见，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一、置换前房屋权属的定性？二、对置换后的房屋进行折价分割处理时，应否扣除房屋在置换前修缮和添附产生的价值折价款？三、二原告主张权利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四、二原告对置换后的房屋应继承得到多少折价补偿款？ 本院综合二原告的诉称、五被告的辩称及各自对相对方提交的和我院调取的证据的质证意见，结合本院对双方提交的证据的认定，对本案争议的焦点进行如下评定： 一、置换前房屋权属的定性？ 二原告主张置换前的房屋系死者牟中秀的长辈所遗留，五被告主张系死者吴某2的长辈所遗留。二原告对自己的主张提交了在合江县公安局望龙派出所调取的常住人口登记表，合江县望龙镇人民政府《关于黄某1信访事件答复意见书》，认为从登记表中载明死者牟中秀为户主、死者吴某2系丈夫，于1965年11月11日由白米公社介绍入籍；答复意见书中载明“经查，死者牟中秀与死者吴某2于××××年结婚，婚后居住在牟中秀父母××龙镇××幢旧房内”，这两个方面就能推定置换前的房屋系死者牟中秀的父母所遗留，系死者牟中秀的婚前财产。五被告围绕自己的辩称除了提交二原告已提交的上述两份证据外，还提交了吴某3的招工信息表、合江县望龙政府向合江县信访局《关于黄某1信访事项的情况说明》及调查记录、证人刘某4、王某、刘某5的出庭证言、合江县望龙镇人民政府《关于肖某申请事项的回复》，认为常住人口登记表和招工信息表可以表明死者吴某2的户籍是随工作变动的，当时的家庭成员有死者吴某3、吴某2及其母亲吴胡氏（胡世明）；望龙政府的答复意见书、情况说明及回复，表明其在答复意见书中所载明的“死者牟中秀与死者牟光荣婚后居在牟中秀父母××龙镇××幢旧房内”的说法不是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三位出庭证人证明了死者牟中秀系从四合山农村嫁给在望龙场上与父母共同居住的死者吴某2（独子），牟中秀、吴某2婚后与吴某2的父母共同居住生活，从这三方面可以推定置换前的房屋系死者吴某2的父母所遗留。为了进一步查明案件事实，本院依职权向死者牟中秀婚前出生地的亲属牟恩沛、牟向银进行了调查取证，二位证人证实死者牟中秀系从农村嫁给了在望龙场上与其父母共同居住生活的死者吴某2（独子），牟中秀的长辈均系农村人，在望龙场上没有居住过，也没有任何住房，牟中秀的户籍是因结婚迁至望龙街上。综合二原告、五被告及本院调取的证据所证明的内容，本院确信死者牟中秀与死者吴某2婚后与吴某2父母共同居住生活××望龙街上，所住房屋系吴某2父母所有。 派出所的常住人口登记表没有注明登记时间，从表上注明牟中秀于1969年病亡，可以推断登记时间在1969年后。 登记表上的家庭成员为吴胡氏（1895年4月19日生）、吴某3（××××年××月××日生）、吴某2（1931年2月28日生）。吴某3的招工推荐表登记的家庭成员信息为祖母胡世明、父亲吴某2，可以得出吴胡氏就是胡世明。原告黄某2陈述自己于78年初与死者吴某3认识时，其家庭成员也只有祖母胡世明、父亲吴某2和吴某3。死者吴某2与肖某结婚的时间从原告黄某2的陈述、他们的女儿吴某1的出生日期为××××年××月××日，可以推断为××××年。证人刘某4证实胡世明是在死者吴某2与被告肖某结婚后死亡的，望龙政府对原告黄某1信访事项进行答复前调查的证人彭某证实胡世明是肖某与吴某2共同安葬，从而对被告肖某陈述胡世明死于××××年予以采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六十四条第二款“人民法院对继承法生效前（1985年10月1日施行）已经受理、生效时尚未审结的继承案件，适用继承法”的规定，可以得出现在受理的法定继承纠纷案件应适用继承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证人刘某4证实在其23岁时即1963年，死者吴某2的父亲吴应泰（音同）死亡。死者吴某2的父亲1963年死亡，便产生了他们居住住房1／2财产权利继承的开始，但是未在当时的继承人间进行分割处理，由胡世明一直对应分割部分进行所有权四项权能（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八条规定“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二年，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但是，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不得再提起诉讼”。时至1983年，此时住房的全部权能就归属于胡世明一人。1984（89岁）年胡世明死亡时，整个住房自然由其唯一的继承人吴某2继受所得。 死者吴某2与肖某于××××年结婚，并于××××年××月××日育有一女吴某1。肖某陈述进行了登记，但没有提交书面的结婚证明材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1989年11月21日）第一条“××××年××月××日《婚姻登记办法》施行之前，未办结婚登记手续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群众也认为是夫妻关系的，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离婚’，如起诉时双方均符合结婚的法定条件，可认定为事实婚姻关系;如起诉时一方或双方不符合结婚的法定条件，应认定为非法同居关系”的规定，很显然死者吴某2与肖某××××年结婚时双方均符合结婚的法定条件，认定他们的事实婚姻关系成立。死者吴某2在××××年胡世明死后继受置换前的房屋时，与肖某已经结婚五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1981年1月1日施行）第十七条第一款第四项“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四）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但本法第十八条第三项规定的除外”的规定，可以认定置换前的房屋为吴某2与肖某的夫妻共同财产。 二、对置换后的房屋进行折价分割处理时，应否扣除房屋在置换前修缮和添附产生的价值折价款？ 五被告主张在对置换后的房屋进行折价分割处理时，应扣除房屋在置换前修缮和扩建产生的价值折价款后，才能按照法定继承进行分割处理。五被告陈述在死者吴某2与被告肖某结婚后大型的修整（墙体、房顶垮塌）有两次，年年在进行小型的修缮（捡瓦），另添修了一间20平方米-30平方米的猪圈。五被告陈述大型的修整两次，年年在捡瓦得到了证人李某、王某、刘某4的证实。五被告陈述的添修了一间20平方米-30平方米的猪圈，证人王某、刘某4证实是修了一间。本院结合置换前房屋为瓦房，墙体是泥巴栅墙和土墙混合，死者吴某2与被告肖某从79年结婚至房屋2011年置换前，这三十年间，两次大型的修整予以采信。五被告陈述的添修了一间猪圈，也得到了证人王某、刘某4的证实，本院也予采信。但无论是大型的修整，还是年年捡瓦、均是死者吴某2与被告肖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对继受下来的住房行使自己所有权权能的表现；作为添修的一间，应是在继受下来的住房的基础上的添附。置换前的房屋无论修整还是添附，均为死者吴某2和被告肖某的夫妻共同财产。在吴某2死后，属于其的一半作为遗产由继承人继承，而不是继承死者吴某2继受时的住房，即本案继承的不是胡世明、吴应泰（音同）遗留给死者吴某2的住房，而是继承的是2002年吴某2去世时与被告肖某共同所有属于吴某2的一半的住房。审理查明房屋的置换是面积换面积，因此，对置换后的房屋进行折价分割处理时，不应扣除房屋在置换前修缮和添附产生的价值折价款。 三、二原告主张权利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 死者吴某2于2002年5月25日死亡，此时继承开始。2011年4月，被告肖某与开发商签订《拆迁还房协议》，将置换前的房屋与开发商进行了置换，此时才视为对吴某2遗留部分的房产进行处理。2011年置换时，五被告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告知了二原告，没有证据证明二原告从何时开始知道自己的权利被侵犯。二原告于2019年11月通过信访主张自己的权利，2020年4月向本院提起诉讼，根据继承法第八条的规定，没有超过继承法关于时效的规定，故提起诉讼应得到法律的保护。 四、二原告对置换后的房屋应继承得到多少折价补偿款？ 置换前的房屋为死者吴某2与被告肖某共有。2002年5月25日，吴某2去世，房屋1／2的部分作为其遗产应由配偶肖某、子女、父母继承。吴某2的父亲吴应泰（音同）于1963年、母亲胡世明于××××年死亡，即先于吴某2死亡。吴某2与死者牟中秀于××××年××月××日生育一女吴某3，亡于××××年××月××日，于××××年××月××日生育一子吴某4，于1965年6月25日死亡。死者吴某3与原告黄某2于××××年××月××日结婚，于1981年生育了原告黄某1。在死者吴某2死亡时，其与死者牟中秀所生的女儿吴某3、吴某4已先于其死亡。吴某3有后人即原告黄某1，吴某4没有后人。根据继承法第十一条“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子女的晚辈直系血亲代位继承。代位继承人一般只能继承他的父亲或者母亲有权继承的遗产份额”的规定，原告黄某1可以代为继承其母亲吴某3所应继承的份额。原告黄某2是吴某3的配偶，继承法只是规定了继承人先于被继承人死亡，只能由其晚辈直系血亲代为继承，没有规定原配偶可以继承，因此，原告黄某2没有继承权。××××年被告肖某与死者吴某2结婚时，于××××年××月××日生育了被告吴某1，吴某1显然作为吴某2的婚生子女有合法的继承权。被告肖某与吴某2结婚时，将其与前夫所生的子女即被告刘某1（15岁）、刘某2（9岁）、刘某3（6岁）三人也带来与吴某2共同生活。被告刘某1、刘某2、刘某3三人尚未成年，与死者吴某2形成了继子女关系，继承法第十条第三款规定“本法所说的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被告刘某1当年虽15岁，毕竟未成年，况且在当时的社会生存环境中，作为一个家庭的长子，在被告刘某2、刘某3、吴某1尚小的情况下，其可以说在家庭中尽的义务较多。同时，从××××年至2002年这20多年中，被告刘某1、刘某2、刘某3不仅与死者吴某2形成了继父子女关系，作为继子女，对死者吴某2还尽了生养死葬的义务，因此被告刘某1、刘某2、刘某3应等同于婚生子女继承相应的份额。综上，原告黄某1、五被告均有权继承死者吴某2遗产。继承法第十三条规定“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综合被告刘某1、刘某2、刘某3对死者吴某2进了生养死葬义务，而原告黄某1只是代位继承，没有尽生养死葬义务，本院认为五被告与原告黄某1均等继承死者牟光荣的遗产合情合理合法。审理中，二原告与五被告通过议定确定了置换后的房屋总价值为250936元，继承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共同所有的财产，除有约定的以外，如果分割遗产，应当先将共同所有的财产的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其余的为被继承人的遗产”，被告肖某作为置换前房屋即原房的共有权人，首先应对置换后的房屋享有1／2的财产权利，即250936÷2＝125468元，作为死者吴某2遗产拆迁利益由原告黄某1、五被告均等继承，即原告黄某1应得原房拆迁换房折价补偿款20911.33元。 综合二原告的陈述、五被告的答辩、双方对证据的质证意见及本院对争议焦点的评定，本院确认案件事实如下：被继承人吴某2婚前与其父亲吴应泰（音同）、母亲胡世明在合江县望龙场上居住生活，居住房屋为吴应泰（音同）、胡世明共同所有。被继承人吴某2与前妻牟中秀（已于1969年死亡）于××××年结婚，婚后在望龙场上与被继承人吴某2的父母共同居住生活，于××××年××月××日生育一女吴某3（亡于××××年××月××日），××××年××月××日生育一子吴某4（亡于1965年6月25日）。吴某3与原告黄某2于××××年××月××日登记结婚，于1981年5月21日生育了原告黄某1。原告黄某1系被继承人吴某2的外孙女。××××年，被继承人吴某2与被告肖某结婚,被告肖某带来了与前夫所生的被告刘某1、刘某2、刘某3共同生活。被继承人吴某2与被告肖某结婚后于××××年××月××日生育一女吴某1。被继承人吴某2的父亲吴应泰（音同）于1963年去世，其母亲胡世明于××××年去世。被继承人吴某2在其母亲胡世明去世后与被告肖某整体继受了被继承人吴某2父母所有的住房。被继承人吴某2与被告肖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对继受的住房进行了修缮和添附。2002年5月25日，被继承人吴某2死亡。2011年4月，因望龙镇实施棚户区改造，被告肖某与开发商就所住房屋签订了《拆迁换房协议》，按照面积换面积的约定，拆迁获赔约120平方米（119.24平方米）的住房一套和约45平方米的门市一间。现二原告以对拆迁事宜并不知情，获赔房屋均由五被告予以分配，五被告剥夺了二原告的继承权为由起诉来院要求判准诉请！ 本院认为，原告黄某1作为被继承人吴某2的外孙女，在其母亲吴某3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情况下，依据继承法第十一条的规定，其可以代为继承其母亲吴某3应继承的份额。原告黄某2作为死者吴某3的配偶，继承法只是规定了继承人先于被继承人死亡，只能由其晚辈直系血亲代为继承，没有规定原配偶可以继承，因此，原告黄某2没有继承权。被告肖某作为配偶依法具有继承权。被告吴某1作为被继承人吴某2的亲生子女，依法具有继承权。被告刘某1、刘某3、刘某2与被继承人形成了继父子女关系，依法也具有继承权，作为继子女，对死者吴某2尽了生养死葬的义务，在继承份额上与被告肖某、吴某1、原告黄某1均等也属合情合理合法。本案的继承物是被继承人吴某2遗留的与被告肖某共同房屋的一半房屋，而被继承人吴某2与被告肖某的共同所有房屋已经拆迁置换为了新的住房和门市，由五被告予以分配。本案只能就置换后的住房和门市的一半即拆迁利益的一半进行分割。原告选择以补偿（支付）折价款的形式进行分割，五被告不持异议，且双方议定置换后的房屋总价值为250936元，依据继承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被告肖某作为置换前房屋即原房的共有权人，首先应对置换后的房屋享有1／2的财产权利，即250936÷2＝125468元，作为死者吴某2遗产拆迁利益的125468元由原告黄某1、五被告均等继承，即原告黄某1应分得原房拆迁换房折价补偿款20911.33元（125468元÷6）。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八条、第十条第三款、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六十四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继承人吴某2作为遗产的房屋被拆迁所得的拆迁利益为125468元，由原告黄某1、被告肖某、吴某1、刘某1、刘某2、刘某3分别继承20911.33元。前述款项由被告肖某、吴某1、刘某1、刘某3、刘某2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给原告黄某1。 二、驳回原告黄某2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4300元，减半收取2150元，由原告黄某1、黄某2自行负担1925.20元，由被告肖某、吴某1、刘某1、刘某3、刘某2共同负担224.80元。此款已由二原告垫付，五被告在履行上述义务时一并支付。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杨世容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袁 林 书 记 员 熊航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