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溧阳市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苏0481民初1459号原告：疏豹，男，1977年11月23日生，汉族，常州市天宁区人，住常州市天宁区。被告：上海长江联合金属交易中心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5324242225P，住所地：上海市长宁区定西路650号6246室。法定代表人：蒋良德，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蒋秀海、赵光，上海市信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溧阳景鸿支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481055203876A，住所地：溧阳市溧城镇清泓路106号-103。法定代表人：李欣，该行行长。原告疏豹诉被告上海长江联合金属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联合交易中心）、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溧阳景鸿支行（以下简称建行景鸿支行）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27日立案后依法进行审理。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决确认原告与被告长江联合交易中心处的开户及全部交易行为无效；2、请求法院依法判决被告长江联合交易中心赔偿原告交易款人民币2862410元并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计算期间自2016年5月27日至实际付清之日）；3、请求法院依法判决被告建行景鸿支行对被告长江联合交易中心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4、由两被告支付本案的诉讼费。事实与理由：原告于2016年5月27日通过被告长江联合交易中心下属的会员单位的推介，于长江联合交易中心运营下的“长江联合金属交易所平台”上开户，主要投资所谓的现货买卖（长江油）。原告先后累计通过被告建行景鸿支行提供的账户向被告长江联合交易中心账户入金用于炒现货。原告入金后，先后在被告长江联合交易中心业务人员的带领下购买长江联合交易所平台上的“长江油”产品，短短几个月内亏损达290万元，后原告了解到被告长江联合交易中心运营的炒现货平台实质上打着现货投资的名义，违反国家有关禁止从事非法期货的各项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实际从事非法期货的金融业务营业行为，并采取操纵价格、虚拟记账等形式，采取欺骗的手段骗取原告钱款，其行为已构成非法经营。此外，被告长江联合交易中心还存在其他违规操作行为。现今，被告长江联合交易中心已非法删除了原告的交易账户数据。被告建行景鸿支行作为原告在此次交易中的开户银行及被告长江联合交易中心的结算银行，与被告长江联合交易中心、原告构成事实上的出入金服务的三方法律关系。在明知被告长江联合交易中心违反有关法律法规从事非法“期货”业务的情况下，仍为其提供交易端口，为被告长江联合交易中心开办非法金融业务提供出入金结算服务，违反了央行关于禁止为非法交易所提供支付结算服务的禁止性规定，故被告建行景鸿支行对原告的投资损失负有一定的过错责任，其未向客户提示交易风险，与被告长江联合交易中心分享客户收益，其具有明显的过错，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原告为维护自身权益，根据相关规定，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判决。被告长江联合交易中心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主管和管辖权提出异议，请求依法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或将本案移送至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审理。事实与理由：一、涉案纠纷存在合法有效的仲裁条款，原告向法院起诉系违反仲裁条款约定，应依法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原告在网上签约开户后，需下载相应的交易客户端软件进行交易，在每次进入交易软件时，系统均默认跳出“风险警示书”的弹窗，原告不确认同意该提示是无法进行后续交易操作的，该提示第七条明确约定“对于您与交易中心、会员单位（包括分支机构、工作人员）等其他相关主体之间一方或多方发生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您不可撤销地同意将该等争议提交上海仲裁委员会，依据该仲裁机构届时有效的仲裁规则在上海浦东新区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各方均有约束力。”根据《仲裁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当事人达成仲裁协议，一方向人民法院未声明有仲裁协议，人民法院受理后，另一方在首次开庭前提交仲裁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起诉”。二、从地域管辖角度分析，原告将建行景鸿支行作为本案的被告，系人为制造“被告住所地”这一管辖连接点，其行为属于事后创设管辖条件，有悖于诉讼诚信原则，故不能以建行景鸿支行所在地作为有管辖权的依据。在本案中，被告长江联合交易中心作为平台的提供方，与原告之间存在交易平台服务合同法律关系，原告与被告建行景鸿支行仅存在储蓄合同法律关系，不存在涉案交易合同的法律关系。两被告与原告不存在共同的合同法律关系，也不符合共同诉讼的基本条件。同时，根据《集中式银商转账业务合作协议》，协议的签约主体为被告长江联合交易中心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即为案涉业务提供集中式银商转账或结算服务的机构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而非被告建行景鸿支行。故建行景鸿支行与本案系争交易并无直接关联，即使存在关联，也是从属的，不得以建行景鸿支行的住所地为管辖连接点。因此，即使不考虑仲裁条款，本案亦应移送至被告长江联合交易中心住所地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审理。针对长江联合交易中心提出的主管和管辖权异议，疏豹辩称：1、原告与建行景鸿支行之间存在储蓄合同关系，但并不影响或否认二者之间存在的平台服务合同关系，上述两个法律关系同时存在。建行景鸿支行涉案交易的开户、结算、清算及资金周转均是用建设银行的E商通系统进行，该E商通系统系建设银行为此类型非法交易定制开发的业务；在具体实施上，由建设银行设立在全国各地的分支机构就地负责当地客户开发和维护，建行不同的分支机构存在内部协作的法律关系。本案建行景鸿支行系在建行总行的授权下，就地开展业务的分支机构，系以自己的名义开展业务，亦系《E商通业务客户服务协议》的具体执行单位。与普通的存款储蓄业务相比，E商通系统也具有不同的特征。由此说明建行景鸿支行参与到涉案交易的开户和清算之中，系交易中不可缺的环节，原告与建行景鸿支行之间不仅仅是普通的储蓄关系，而是平台服务关系。2、原告并没有事后为管辖创设条件，根据案涉交易的流程，客户在获得交易账号以后，必须绑定银行卡，在网上签订《中国建设银行-E商通业务客户服务协议书》，通过E商通系统入金之后才可以进行交易，即涉案当事人主体的法律关系在原告进行交易时已经客观存在，并非事后创设条件。3、原告将建行景鸿支行列为被告符合起诉的条件，至于建行景鸿支行在案涉诉讼中的关联性及有无责任，属于实体审理后认定的事实，不属于管辖权异议审查的范围。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同一诉讼的几个被告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在两个以上人民法院辖区的，各该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据此，原告选择被告建行景鸿支行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符合法律规定，溧阳法院具有管辖权。4、原告与两被告属于同一法律关系，由同一法院审理有利于查清事实，节约司法资源。长江联合交易中心提供的（2016）沪东证经字第22805号公证书与原告的交易操作无关；2、长江联合交易中心与原告之间没有通过任何方式达成过仲裁协议；3、弹窗不是合同的有效签署方式。因公证时间晚于原告开户时间，在被告长江联合交易中心没有提交其他有效证据证明其主张的情况下，不能当然证明原告开户时有此资料。被告建行景鸿支行未作答辩。本院经审查认为，原告通过长江联合交易中心的网上交易平台进行开户、交易，根据长江联合交易中心提供的2016年12月23日出具的（2016）沪东证经字第22805号公证书，在长江联合交易中心网上交易平台进行开户及每次交易时，系统均默认弹出“风险警示书”窗口。该“风险警示书”第七条载明：“对于您与交易中心、会员单位（包括分支机构、工作人员）等其他相关主体之间一方或多方发生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您不可撤销地同意将该等争议提交上海仲裁委员会，依据该仲裁机构届时有效的仲裁规则在上海浦东新区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各方均有约束力。”该警示书尾部载明：“若您对上述内容不理解或不接受的，请您务必停止交易操作！您继续操作并进行交易的，视为您已经完全理解并接受上述内容，并愿意受其约束”。疏豹认为案涉的公证书时间晚于其开户时间，不能认定在开户时即有此材料，以此主张不应适用仲裁条款。但疏豹和长江联合交易中心均一致认可疏豹在平台交易的区间为2016年5月27日至2017年3月，即在2016年12月23日公证书出具之后疏豹在该平台仍有交易行为，则疏豹在交易时必然对系统弹出的“风险警示书”窗口点击了“同意”按钮，而“风险警示书”清楚明确的表示将到上海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作为双方争议的解决方式，且该仲裁约定是有效、符合法律规定的，故疏豹点击确认弹窗进行交易操作，就表示受“风险警示书”中仲裁条款的约束。因此本案的争议应依照约定以仲裁方式解决。疏豹虽将建行景鸿支行列为被告，但建行景鸿支行仅系疏豹的银行账户的开户行，为疏豹在平台交易过程中提供数据结算等服务，履行的是附随义务，不宜因疏豹将建行景鸿支行列为被告而直接排除疏豹与长江联合交易中心仲裁约定的法律后果。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二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疏豹的起诉。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1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管 敏二〇二〇年六月十日书记员 褚秀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