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4民再21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候全益，男，1970年9月29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德州市陵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纪成才，德州陵城君合兴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杨文富，男，1956年8月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桂英（系杨文富之妻），女，1954年1月1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宇，山东天衢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王文明，男，1957年9月2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夏津县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守之，山东融瑞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候全益因与被申请人杨文富、原审第三人王文明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鲁14民终31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20年4月10日作出（2020）鲁14民申7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候全益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纪成才、被申请人杨文富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宇、唐桂英、原审第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守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候全益再审请求：1.依法撤销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14民终3193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对候全益享有的安置房回迁安置营业房指标（145平方米）停止执行、解除查封；2.一、二审受理费等全部由杨文富承担。事实和理由：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规定，具体理由如下：（一）二审判决认定夏津县城市建设综合开发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夏津县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安置档案并未变更备案为候全益，缺乏证据证明。首先，二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通过对王文明含糊其辞的询问，就认定夏津县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的安置档案不可能变更备案为候全益是不客观的。王文明一审时于2016年8月19日做的声明也对此作出了说明，承认办理了变更备案手续，产权归受让人所有，并已无安置房产，且该声明经过了质证，同时在庭审中王文明对候全益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其次，该询问也不能对抗夏津县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和夏津县人民公园东侧片区改造工程指挥部（以下简称夏津县改造工程指挥部）出具的证明。再次，涉案转让协议是由候全益、王文明签订，签订后根据第五条的规定报夏津县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进行变更备案，夏津县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不仅在上面盖章确认，其负责人“周兴宝”亦签字确认，实际上履行了变更备案手续。最后，夏津县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在分房时直接将涉案房屋分给候全益，候全益也确实进行了选房登记，并在选房登记上签字确认，该事实可以证实夏津县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实际认可候全益的身份，确认了安置资格。通过以上事实都可证明夏津县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认可涉案转让协议，且已进行变更备案，并已实际履行该份协议，候全益也取代了被拆迁人王文明、刘桂芳的地位。夏津县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和夏津县改造工程指挥部共同在2018年3月7日出具的证明证实夏津县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给予办理了变更备案手续，将安置房的回迁安置指标归受让人所有。二审法院认定安置档案并未进行变更登记，缺乏证据证明，没有事实依据。（二）原判决认定涉案《转让协议书》和《抵债协议》具有以物抵债的性质，不能体现双方买卖房屋的真实意思表示，只是履行债务的变通方式，属于“以房抵债”的范畴，因此候全益不享有物权期待权，不具有阻却执行的民事权益，缺乏证据。1.涉案转让协议书签订前，候全益与王文明之间确实存在借款合同关系，且未履行借款合同，双方签订了转让协议书并办理了安置档案的变更备案，双方是在王文明未偿还借款本息的情况下，经协商对账后将借款合同关系转变为安置房买卖合同关系，将借款本息转为已付购房款，并对房屋交付等权利义务作出了约定，故涉案转让协议书是双方房屋买卖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是真实合法的，并取得物权请求权，且签订于人民法院采取强制执行措施之前，并且候全益已经实际占有，具备了准物权的性质，其应优于申请执行人的普通债权。因此候全益是基于买卖不动产而产生的物权期待权，具有阻却执行的民事权益。2.候全益子女多，购买涉案回迁指标时是为给其成年子女准备楼上居住楼下做生意，保障其生存发展，现在法院的查封，导致成年子女在外租房居住，其生存居住权利无法得到保障。候全益购买涉案房屋是为了给其子女居住的，具有房屋买卖的真实意思，同时也应当首先保护生存居住权利，优先于申请执行人的普通债权，具有阻却执行的民事权益。3.根据最高法民一庭：以房屋为执行标的执行异议之诉裁判观点六条中第二条，以房抵债的债权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的处理。双方当事人签订以房抵债协议，但未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手续，以房抵债的权利人主张停止执行能否获得支持，在实践中存在争议，一种意见，认为只要以房抵债协议是真实的，且签订于人民法院采取强制执行措施之前，并已实际占有的，就应当保护实际权利人的利益。另一种意见认为物权以登记为公示公信要件，非经登记，不能对抗第三人。我们倾向于第一种意见，申请执行人享有的是普通债权，而以房抵债的权利人对于涉案房屋进行了实际占有，具备准物权的性质，其应优先于普通债权。第三条，被拆迁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的处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的规定，在拆迁人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中，对尚未办理房屋产权登记手续的拆迁安置房进行强制执行的，已经签订了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被拆迁人（案外人）在执行异议被驳回后，可以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经审理确认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经签订合法有效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并且在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中明确约定了拆迁用房的具体位置、用途，能够明确指向执行标的的，因其已享有足以对抗第三人的特殊债权，对被拆迁人停止执行的诉讼请求应当予以支持。4.根据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执行异议之诉案件审理指南》第17条指导说明：在拆迁人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中，对尚未办理房屋产权登记手续的拆迁安置房进行强制执行的，已经签订了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被拆迁人（案外人）在执行异议被驳回后可以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经审理确认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经签订合法有效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并且在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中明确约定了拆迁用房的具体位置、用途，能够明确指向执行标的的，因其已享有足以对抗第三人的特殊债权，对被拆迁人停止执行的诉讼请求应当予以支持。5.二审中候全益提交的德州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的裁定书程序违法，强制执行申请人提交的强制执行申请书日期是2015年1月20日，法院的裁定日期是2015年1月19日，明显程序违法，应予撤销，二审法院应当停止执行，解除查封。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四）项规定，二审中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庭后的询问笔录，程序不合法。二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通过对王文明的询问笔录，认定征收管理办公室的安置档案不可能变更备案为候全益，候全益不可能取得所有权，认定《转让协议书》和《抵债协议》具有以物抵债的性质，该份询问笔录是本案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涉案《转让协议书》明确转让的是回迁营业房指标，是一种财产性权利，并且加盖了征收管理办公室的公章，其负责人周兴宝已签字确认，候全益取得物权请求权。王文明审理中对候全益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在二审庭审中王文明没有参加庭审，庭后法院对王文明做的询问，然而二审不注重候全益提交的书证反而依据庭后单方面给王文明做的询问笔录来对抗候全益提交的证据，二审法院审理程序存在不合法情形。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规定，具体理由如下：二审法院以《最高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作为法律依据，上述规定适用的主体是不动产买卖合同中的买受人，而二审法院在认定事实中，否定了涉案《转让协议书》买卖合同的性质，认定为以物抵债。二审法院作出判决的法律依据与事实依据相互矛盾，适用法律错误。杨文富辩称，一、本案中王文明、刘桂芳与候全益签订的转让协议书以及与史光军签订的《抵债协议书》的法律性质不是不动产买卖合同关系，而是以物抵债合同性质，合同具有相对性，且并未办理物权登记，候全益也没有占有涉案不动产，不发生物权变动效力，候全益不享有物权期待权，仍是普通债权债务关系，债权具有平等性，候全益的债权不具有对抗其他债权人的优先效力及排除执行的权利。首先，根据《物权法》第九条、《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七条的规定，夏津县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及夏津县改造工程指挥部只是夏津县人民政府的内设机构，不是法定产权变更登记机关，候全益进行的所谓“变更备案”不是法定的产权变更登记方式，仅订立以物抵债的合同不能自动取得抵债不动产的物权，涉案不动产仍为王文明、刘桂芳所有。其次，物权期待权指对于签订买卖合同的买受人，在已经履行合同部分义务的情况下，虽然尚未取得合同标的物的所有权，但赋予其类似所有权人的地位，其物权期待权具有排除执行的物权效力。物权期待权是基于物权买卖合同关系而产生的一种期待权。本案中王文明、刘桂芳是基于拆迁安置政策取得不动产的，其不享有物权期待权，候全益与王文明之间只是普通债权，候全益对王文明只享有普通债权请求权，而不享有物权期待权。基于以物抵债而拟受让不动产的受让人仅享有未来据实抵债的普通债权请求权，不能满足法定物权变动要求，因而不能直接获得所有权。同时鉴于以物抵债协议首先以消灭金钱债务为目的，而物的交付仅为以物抵债的实际履行方式，其同基于买卖而产生物权期待权具有基础性的区别，故在完成不动产法定登记之前，该以物抵债协议并不足以形成优先于一般债权的利益，不能据此产生针对交易不动产的物权期待权。本案中王文明夫妇是以房地产所有权来抵消对史光军负担的民间借贷之金钱债务，该抵债协议是基于民间借贷之金钱债务，并非基于买卖协议的物权期待权，该抵债协议之债权并不具有优先于其他债权的效力。本案当事人之间的《转让协议书》和《抵债协议书》不能体现双方买卖房屋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只是债务人履行债务的变通方式，仍属于“以房抵债”的范畴。涉案房产在执行查封时尚未建成，也不可能被实际占有。为此，候全益基于以物抵债协议而非基于房屋买卖合同对涉案房屋主张权利，对涉案房屋不具有排除执行的权利，故法院对涉案房屋进行查封、执行是合法的，不应解除查封，停止执行。再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对《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理解与适用》第二十八条的理解与适用观点，以物抵债已办理不动产登记的，应予以保护，没有办理不动产登记的，没有列入物权期待权的保护范围。本案中，候全益一直没有实际占有涉案不动产，也没有办理不动产权登记，更不是基于不动产买卖而订立的合同，其不享有物权期待权。二、候全益并未向王文明支付过任何款项，也没有占有涉案房产。本案中候全益依靠债权转让协议获取所谓的房产，但候全益并未支付任何对价，更没有占有涉案房产。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七条、《最高院关于执行异议和执行复议若干问题》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候全益有无排除执行的实体权利应满足四个条件，1.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2.是否已经支付全部价款；3.是否实际占有；4.对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有无过错。《转让协议书》签订后，候全益并没有实际占有该不动产，双方也并未实际交付，也没有支付购房款，更没有在不动产权管理部门进行不动产权权属变更登记，人民法院的查封、执行并无不当。三、本案中王文明、刘桂芳与史光军、候全益签订的转让协议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的规定，应当认定为无效。首先，该抵债协议实际上是消灭民间借贷产生的金钱债务，并非合法的房屋买卖合同之本约，且双方签订抵债协议时，涉案房屋尚未建设完工，并没有明确具体约定到特定的房屋，没有以明确的标的物分割的方式、方法以及范围，因此候全益与王文明、刘桂芳签订的转让协议书，并非房屋买卖合同。其次，《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八条第六项规定，未经依法登记领取权属证书的房屋不得转让。史光军与王文明、刘桂芳签订的抵债协议书中约定，史光军将受让的拆迁安置房指标变更到候全益名下。史光军将其受让的145平方米拆迁指标变更到候全益名下，应当认定是一种非法转让行为。史光军和候全益的这种行为破坏了房屋管理秩序，规避了房地产行政管理，应当认定为违法、无效。再次，我国法律规定，买卖房屋应当缴纳契税、印花税、产权登记费等多种税种。本案中候全益与王文明、刘桂芳通过签订转让协议书的方式规避上述国家税收，这违反了我国《税收管理法》的强制性规定，也损害了国家利益。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第五项的规定，候全益与王文明、刘桂芳签订的转让协议书应当认定为无效。四、候全益没有提供史光军与王文明、刘桂芳、陵城汽车公司之间的账册凭证及银行往来明细，不能证明史光军与王文明、刘桂芳之间确实存在债务，候全益向王文明、刘桂芳主张债权的基础条件不能成就。五、候全益所引用的并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的第七条的规定的内容，且与本案争议的内容并不相符，在本案并不适用，江苏省高院的规定在山东省内并不适用，与本案争议的内容也不相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按照所有权调换形式订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明确约定拆迁人以位置、用途特定的房屋对被拆迁人予以补偿安置，如果拆迁人将补偿安置房屋另行出卖给第三人，被拆迁人请求优先取得补偿安置房屋的，应予支持，而不是候全益在再审申请书中所引用的内容。六、司法裁判应当坚持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就本案杨文富已经经历了五个司法审判程序，案件的最终结果迟迟不决，耗费了当事人大量的财力和精力，同时司法也应当具有稳定性，做到同案同判。本案二审裁判观点是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审委会对本案进行了充分的论证，才作出了判决。本案如支持候全益的主张，从社会效果上都会产生负面的社会影响。本案属于在拆迁安置过程中产生的执行异议的问题，与传统的房产相比具有特殊性，对这种特殊房产的转让应当严格规制。如果被拆迁人轻易以一纸转让协议，就可以转让其所有的安置房产，则极易助长被执行人肆意转移财产，规避执行，也极易助长虚假抵债的方式转让、虚假诉讼的风气，对其他的债权人也不公平。在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中，应当由案外人对自己享有排除强制执行的权利承担举证责任。但是本案已经经历了四次审理，候全益提交的证据不能够证明其享有排除强制执行的权利，本案不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候全益的再审请求不能成立。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维持原审判决，驳回候全益的再审请求。王文明述称，一、候全益不享有足以排除执行的民事权益，应驳回其诉讼请求。王文明与候全益签订《转让协议》和《抵债协议》是以存在债权债务为前提，目的是以房抵债，消灭债权债务，不是房屋买卖协议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中的房屋当时没有建成，不具体明确，没有办理备案登记，候全益没有取得房屋所有权。夏津县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和夏津县改造工程指挥部证明进行了所谓的变更备案，但不是法定产权登记单位的证明，不具有产权备案登记的法律效力。候全益不享有协议中“房屋”的物权期待权。本案候全益协议中的债权只是一般债权，不享有物权和物权期待权，也没有生效法律文书确认，不享有相对于其他债权的优先权，候全益不享有足以排除执行的民事权益。二、两份协议中刘桂芳应享有份额，应判决归刘桂芳所有。候全益据以起诉和主张权利的《转让协议》和《抵债协议》上，虽有刘桂芳的名字，但刘桂芳没有在该两份协议上签字，对刘桂芳不具有约束力，应判决协议中刘桂芳应享有的份额归刘桂芳所有。如果候全益坚持刘桂芳在该两份协议上签字，按照《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的规定，候全益应举证证明其主张。另外，候全益主张协议成立是积极证据的一方，有义务提交成立的证据，刘桂芳主张没有在协议上签字，是消极证据的一方，刘桂芳不能、也没有义务提供证据。候全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候全益受让的夏津县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补偿给王文明、刘桂芳回迁安置营业房指标中已转让给候全益的145平方米归候全益所有，并解除查封。2.诉讼费用由杨文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1月18日王文明与史光军签订了《民间借款质押合同》，约定从史光军处借款100万元，由刘桂芳和德州市银城汽车服务销售有限公司提供担保，并于同日签订《担保合同》。史光军负责候全益的财务，合同签订后史光军在2014年3月26日将100万元通过银行转账给王文明，并于同日由王文明和刘桂芳出具借据，约定“借款金额为壹佰万元整，（小写）1000000.00元。借款期限为2014年3月26日至2014年6月25日月利率20‰（如逾期每天按借款余额的2‰加收滞纳金）。”因王文明到期后未偿还借款，经王文明、刘桂芳、史光军协商并同意将夏津县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补偿给王文明、刘桂芳的回迁安置营业房回迁指标中的145平方米在建房屋抵债给史光军，同时在2014年10月23日王文明、刘桂芳与候全益签订了《转让协议书》，内容为“一、甲方（王文明、刘桂芳）将取得的回迁安置房指标469.32平方米中的145平方米转让给乙方（候全益），由乙方享有所有权。二、上述转让房屋价款按照每平方米6896.55元计算，总价壹佰万元，由乙方在本协议签订后三日内一次性付清。”2014年10月26日，史光军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王文明、刘桂芳签订了《抵债协议书》，协议书约定“鉴于:乙方总计在甲方处借款壹佰万元,截止到2014年10月26日乙方尚欠甲方本金及利息共计壹佰万元。乙方在夏津县人民公园东侧片区改造项目中和夏津县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签订了《人民公园东侧片区改造项目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编号:M4号),该协议书确定乙方选择回迁安置,回迁指标为469.32平方米营业房。(详见附件一)。甲方和乙方经过友好协商,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达成如下协议,以资信守：一、甲方同意乙方上述借款本金及利息壹佰万元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不再计算利息。二、现乙方将附件一中的回迁安置营业房回迁指标中的145平方米转让给甲方,用于冲抵本协议第一条所确定的乙方欠甲方的借款本金及利息壹佰万元,甲方同意受让。附件一中所确定的搬迁费、停业损失补偿费归乙方所有。三、乙方负责将和夏津县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签订的附件一中的回迁安置营业房回迁指标中的145平方米变更到甲方指定的候全益(身份证号:3724211970××××××××)名下,上述房产的所有权归候全益所有,变更所花费的全部费用由乙方承担。四、乙方按照第三条约定完成变更备案后,甲、乙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全部消失。五、甲、乙双方必须严格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条款执行,否则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因此给守约方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2014年10月27日，夏津县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在《转让协议书》盖章，主管领导签字。2016年5月16日夏津县改造工程指挥部出具《证明》一份，证明内容为“王文明(身份证号:3724231957××××××××)与刘桂芳(身份证号:3724231961××××××××)系夏津县人民公园东侧片区改造工程的被征收户2014年10月27日,夏津县改造工程指挥部收到上述二人送来《申请书》2份,《转让协议书》5份。夏津县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办理了变更手续。将安置房的产权归受让人所有后因其他经济纠纷,转让协议中受让人的安置房被法院查封。待法院解封后,受让人依旧享有分房权”。2016年8月19日，王文明出具《声明》，内容为“我叫王文明，身份证号:3724231957××××××××),系夏津县人民公园东侧片区中的被征收户,2014年10月27日我与受让方一起到夏津县改造工程指挥部递交《申请书》2份,《转让协议书》5份,夏津县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收到上述申请书及转让协议后,相关单位领导签字盖章并办理了变更手续,将安置房的产权变更归受让方所有,同时安排工作人员将申请书及转让协议归档保存并留存受让方相关信息,等安置房竣工时按实际面积为准(多退少补)分房给受让方,本人(王文明)在夏津县人民公园东侧片区已无安置房产。特此声明”。经查，2015年1月4日，杨文富作为原告以王文明、刘桂芳、德州市银城汽车服务销售有限公司作为被告向德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在诉讼中，杨文富向一审法院申请财产保全，德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1月19日依法做出（2015）德开民初字第5号民事裁定书，并于2015年1月26日依法查封了补偿给王文明、刘桂芳的回迁安置营业房469.32平方米，后双方达成一致调解意见，于2015年2月10日由德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2015）德开民初字第5号民事调解书。2015年5月1日，杨文富依据（2015）德开民初字第5号民事调解书向德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递交强制执行申请书，申请执行王文明在夏津县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补偿给王文明、刘桂芳已转让给候全益的145平方米回迁安置营业房，候全益于2016年5月3日对该执行提出异议，德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8月30日依法做出（2016）鲁1491执异6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候全益的异议申请，并于2016年9月7日依法送达双方当事人。另查，2016年9月16日德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收到候全益的立案材料。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执行异议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候全益是否对被查封财产享有实体权利，是否足以阻却法院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本案中,争议房产在执行查封前尚未建成交付,候全益未实际占有该房产,亦未进行产权登记，虽然夏津县改造工程指挥部于2016年5月16日出具《证明》，证明该安置房已在夏津县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办理了变更手续，该安置房的产权归受让人候全益所有，但其未到相关部门办理产权登记相关手续，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法院执行查封时,也是查封的王文明的安置房,并未查封候全益的安置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被执行人将其所有的需要办理过户登记的财产出卖给第三人,第三人已经支付部分或者全部价款并实际占有该财产，但尚未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手续的，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第三人已经支付全部价款并实际占有,但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的,如果第三人对此没有过错，人民法院不得查封、扣押、冻结。”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之规定，本案中，涉案房产未进行产权登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的相对方仍是王文明和刘桂芳。候全益提交的《转让协议书》虽然具有房屋买卖合同的性质，但结合候全益提交的《抵债协议书》，其实质内容是债务人用以物抵债的方式来履行债务，并非对物权权属的变动，本案中以物抵债协议，其本质属于债的范畴，其目的是消灭金钱债,不应优先于另外一个金钱债权的实现,候全益不享有物权期待权,不具有阻却执行的民事权益。综上所述,候全益要求依法确认其受让的夏津县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补偿给王文明、刘桂芳回迁安置营业房指标中已转让给候全益的145平方米归其所有，并解除查封的主张，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另对于杨文富称该案立案时间已超出法定时间，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德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立案庭《民商事案件收结案登记簿》，能够证实候全益于2016年9月16日已向德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递交立案材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登记立案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第一款（四）“对执行异议之诉，应当在收到起诉状之日起十五日内决定是否立案”，故该案属于在法定期限内立案，没有超过法定的立案期限。故对杨文富称该案已超过法定立案期限的辩称意见，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第三人王文明辩称其及银城汽车有限公司已经不欠杨文富的钱的意见，其未向法庭提供证据证实，故对其辩称意见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驳回候全益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候全益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候全益提交证据如下：证据一、王德水声明一份，证明德州中院的调查受到王德水的误导，调查笔录记录的事实与实际不符，《转让协议》并不是放到了夏津县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而是办理了变更备案手续；证据二、沿街商铺房屋分布图一份，证明候全益取得回迁指标所有权，并以回迁所有者的身份参与分房，也证明候全益的《转让协议》已办理备案登记，有关部门已按备案将房屋分配给候全益且实际占有；证据三、夏津县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和夏津县改造工程指挥部共同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候全益与王文明、刘桂芳签订《转让协议》后办理了变更备案手续，取得回迁指标的所有权，候全益已取得房屋所有权并实际占有；证据四、德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一份，证明查封王文明、刘桂芳财产时程序违法，应予撤销。杨文富质证意见为：对于证据一，证人无正当理由没到庭，对真实性、合法性均有异议，王德水作为夏津县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法院对其调查时明确声明了要调查的内容和要承担的法律责任，如果其不了解情况应当向法院如实陈述，不应当再出具与调查笔录相矛盾的声明，该声明不能采信。对于证据二，当时是王文明委托候全益到房屋拆迁管理办公室进行选房，并不是确认该房产属于候全益，而且这不是不动产登记，不能证明成立物权的证据；在查封期间，未经法院明确的允许，夏津县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无权处分不动产，即使出具了这样的证明也不合法。对于证据三，证明不具有合法性，法院查封了涉案不动产，而夏津县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和夏津县改造工程指挥部又声明待法院解封后给受让人办理产权证书，违背法院执行程序的规定，法院即使解封，也应由法院执行进行处理，并不是解封上述两个部门涉案的不动产，夏津县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是否办理指标的变更手续不能作为提出执行异议、排除法院执行措施的根据，且该证据出具的时间是2018年3月7日，王德水的声明也是2018年3月7日，两份证明均已过举证期限。对证据四真实性没有异议，保全申请写是2015年1月20日，裁定出具的时间是2015年1月19日，这属于笔误，这种瑕疵不足以排除人民法院的查封。原审第三人王文明质证意见为：对以上证据没有异议，当时就是这个情况，现在房子涨钱了，王文明欠谁的钱，房子由王文明来卖，第一受益人是候全益，王文明去法院交钱。对于上述证据，本院认证如下：一、王德水应当出庭作证，在无法定不出庭事由的情况下，本院对该声明不予采信；二、沿街商铺房屋分布图是打印版，但图上的人名是手写，证据不规范，且该证据也不足以证明候全益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三、夏津县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和夏津县改造工程指挥部出具的《证明》虽加盖有两部门公章，但无负责人及证明出具人签字，该证据不属二审新证据，也不能证明候全益已取得涉案房产所有权，本院不予采信；四、执行行为的程序违法不属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审查范围，本院对候全益提交的一审法院民事裁定书不予认定。另，本院在二审中询问王文明“如果没有债务，你会把房子转让给候全益吗”，王文明回答：“是不是没有必要，我没有债为什么要转让给他，我保持沉默”。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二审认为，本案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候全益关于其在本案中享有足以排除执行的民事权益的上诉请求是否应当支持。候全益与王文明签订的《转让协议书》约定的转让标的是王文明的房屋拆迁安置指标，并非明确具体的房屋，双方在《转让协议书》中也将转让款称为“房屋价款”。本案中，候全益与王文明之间的民间借贷在先，《转让协议书》在后，在签订《转让协议书》时，王文明负有对候全益的到期债务，双方是明知的。王文明在无力偿还候全益借款的情况下，候全益也不可能给付王文明“房屋价款”，双方也应当是明知的。双方在签订《转让协议书》后，又签订了《抵债协议书》。《抵债协议书》约定以借款抵顶《转让协议书》中的“房屋价款”，王文明在诉讼中的陈述也能体现其转让房产是为了抵债，况且，本案当事人签订《转让协议书》、《抵债协议书》的同时，王文明还与其他多名债权人签订了《转让协议书》和《抵债协议书》。因此，本院认定，候全益与王文明签订的《转让协议书》和《抵债协议书》具有以物抵债的性质。因《转让协议书》中约定转让的“房屋”还不具体明确，所以，双方不可以办理备案登记和过户手续。因此，候全益也不可能取得“房屋”的所有权。案外人提出执行异议的目的是阻却、排除人民法院对执行标的的强制执行。本案当事人签订的《转让协议书》和《抵债协议书》具有以物抵债的性质，协议的目的在于消灭协议双方当事人之间债权债务关系而非单纯的“房屋”买卖。本案当事人之间的《转让协议书》和《抵债协议书》，不能体现双方买卖房屋的真实意思表示，只是债务人履行债务的变通方式，仍属于“以房抵债”的范畴。涉案房产在执行查封时尚未建成，不可能被实际占有，房产尚未在法定房产登记部门进行产权登记，候全益在夏津县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及夏津县改造工程指挥部进行的所谓“变更备案”不属法定的产权变更登记方式，并不必然地引起房屋权属的变动。因此，候全益只享有债权请求权，而不享有物权，也不享有物权期待权。以物抵债协议在完成房屋变更登记之前并不形成优于其他债权的利益；若认定以房抵债协议优于其他债权，破坏了债权平等受偿的原则，损害了其他与王文明之间存有债权债务关系的当事人的合法权利救济途径，故不能认定本案当事人之间的《转让协议书》和《抵债协议书》产生物权期待权及物权本身，该两份协议的订立并不能阻却其他合法权利的第三人基于生效法律文书申请强制执行。综上所述，候全益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候全益负担。再审中，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再审申请人候全益提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鲁民再448号民事裁定书，用以证明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已经认定王文明、刘桂芳作为被拆迁人，其获得安置补偿权是基于房屋被征收而形成的物权期待权，该物权期待权具体明确，即王文明、刘桂芳享有物权期待权，同时可以证明候全益基于与王文明、刘桂芳签订的转让协议书所购置的回迁安置指标，对案涉房产享有物权期待权。杨文富质证称，对于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是不能证明候全益的主张，我国非判例法系国家，该判决对本案不具有适用性；该裁定书中认定是王文明、刘桂芳作为被征收人而形成的物权期待权，并未认定刘兆林、马金忠享有物权期待权。王文明质证称，对该裁定的真实性无异议，质证意见同杨文富意见。被申请人杨文富提交了山东省德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鲁1491民初2234号民事判决书，用以证明山东省高级人民法在对刘兆林、马金忠诉杨文富执行异议之诉一案发回重审后，一审法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重新审理并作出判决，该判决认定在同类的案件中，候全益不享有物权期待权，且不具有排除强制执行的权利。候全益质证称，对该判决书不予认可，该判决书并没有生效，属于不确定的状态，不能作为其证据使用，也不能证明杨文富的主张，且本案中候全益与刘兆林等人的案件是不一样的，刘兆林一案的借款人是王文明经营的德州市银城汽车服务销售有限公司，而本案中是王文明、刘桂芳个人向候全益借款。王文明质证称，对该证据无异议。对当事人再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鲁民再448号民事裁定书认定王文明、刘桂芳与夏津县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签订《人民公园东侧片区改造项目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其作为被征收人获得的安置补偿权是基于房屋被征收而形成的物权期待权，该物权期待权具体、明确，依法应予保护。但该裁定书中对以物抵债问题并未作出认定。（2019）鲁1491民初2234号民事判决书尚未生效，对该判决书本院不予采信。本院再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一、二审一致。本院再审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对案外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不得执行该执行标的；（二）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本案系候全益提起的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再审申请人候全益对被查封的王文明、刘桂芳的安置房回迁指标中回迁安置营业房指标（145平方米）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根据已查明的事实，王文明、刘桂芳作为被征收人获得的安置补偿权是基于房屋被征收而形成的具体、明确的物权期待权。候全益（史光军）对王文明享受到期债权，后候全益、史光军与王文明、刘桂芳签订的转让协议书及抵债协议书，从两份协议书的内容可以看出，候全益并未实际支付“房屋”转让款，而是以候全益（史光军）对王文明的到期债权冲抵以上款项，故原二审判决认定候全益与王文明签订的《转让协议书》和《抵债协议书》具有以物抵债的性质，并无不当。案涉协议实质上是以物抵债协议，该协议的目的在于消灭候全益对王文明的债权，并非单纯的“房屋”买卖。本案当事人之间的以物抵债协议，不能体现双方买卖房屋的真实意思表示，只是债务人履行债务的变通方式，不必然地引起房屋权属的变动。候全益主张其在夏津县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办理了变更备案登记，但该机构并不属于法定房屋权属登记备案机关，不能实现其权属备案登记及过户的目的，故讼争“房屋”并未完成权属登记的变更手续，债权人只有债权请求权，而非物权或物权期待权。本案中，当事人之间通过以物抵债的方式抵偿的也仅为候全益（史光军）对王文明所享有债权，并不因抵债协议的形成而改变该债权的普通债权性质，在作为抵债物的案涉“房屋”未办理权属转移登记的情况下，抵债行为并未完成，故候全益（史光军）仍为王文明的普通金钱债权人，原审判决认定候全益对案涉回迁安置营业房指标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并无不当。另，关于再审申请人候全益主张的查封裁定书落款时间在前，当事人查封申请时间在后问题，涉及查封裁定书是笔误还是错误问题，应通过执行监督程序解决，不属于执行异议之诉审查的问题，对候全益的该再审理由本院不予审查认定。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候全益的再审理由不能成立，其再审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本院（2018）鲁14民终3193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单仕东审判员  杨 敏审判员  赵瑞玲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胡雪书记员于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