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223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原审反诉被告）：广州强锐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法定代表人：谢志锋，该公司总经理。上诉人（原审反诉被告）：谢志锋，男，1979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湛江市麻章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原审反诉原告）：广州鑫蒙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法定代表人：宋贵斌。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宋贵斌，男，1974年4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志华，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州强锐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强锐公司）、谢志锋因与被上诉人广州鑫蒙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蒙公司）、宋贵斌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1民初50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强锐公司法定代表人谢志锋，被上诉人鑫蒙公司、宋贵斌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志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强锐公司、谢志锋共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项；2.改判鑫蒙公司、宋贵斌返还强锐公司、谢志锋已支付的货款697619.63元及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自2016年1月1日起至实际返还之日止）；3.本案一审（本诉及反诉）、二审诉讼费用由鑫蒙公司、宋贵斌承担。事实和理由：事实与理由：一审审理事实不清、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法院将《收货记录汇总明细表》认定为强锐公司举证的收货证明，此与事实不符，认定事实错误、且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在如此存疑的、内容数目众多有可能错误记载的、没有经过确认及盖章的、连一审法院明确认为“孤证”都谈不上的情况下，却将《收货记录汇总明细表》认定为强锐公司举证的收货证明，与审明的事实不符，也与之前法院的当庭结论“此表不为证据”相冲突、更无法律依据。双方焦点在于到底送了多少货，如果将此表和《强锐公司遗漏的收货记录汇总明细表》（除去伪造、已付款之后）简单的进行加总，明显是错误的。此举等于是直接承认所有每一行均为真实无误的送货单。故两者相加直接将送货金额加到了850多万。以至于应为鑫蒙公司欠强锐公司69万多反倒变成了强锐公司欠32万多，差距高达100万元之多。而对于强锐公司提出的四张重复的单据，一审法院没有进行调查了解，就简单的否认重单，与事实相违背，于理于法难以支持。（二）一审法院错误地认定强锐公司未能举证先付款后发货。此与法院审明的事实不符，且缺乏法律依据。最早付款记录在4月28日，而最早的送货单仅在6月1日。此可以证明为先付款后发货，一审法院在审理中从未说过强锐公司未能举证。（三）结合前面第一点及第二点所说，既没有强锐公司已收853万多元货的事实存在，也没有“未能举证先付款后发货”的情况存在，一审法院就认定强锐公司欠货款。此为认定错误，且没有法律依据、有悖常理。试想，如果强锐公司真收了如此多货，鑫蒙公司、宋贵斌却从未提供所谓“完整的送货汇总表”，也从未催过账、诉讼，反而是强锐公司多次催要，还多次报警、诉讼。此案中虽然强锐公司在最初的诉讼中，由于立案需要，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引用了鑫蒙公司、宋贵斌发的内容错误的“收货汇总明细表”作为计算收货金额。但从未认可过其明细内容的真实和正确，就算是诉讼状中也仅说明“自2015年4月起至2017年5月期间，原告先后向被告支付货款共计8337210.83元，但被告并未足额向原告供货及开具销售发票，截止目前仍有697619.63元的商品未交付给原告”，更从未认可过此金额（764万多）再加上鑫蒙公司反诉中提供的遗漏的送货单为其总收货。由于《收货记录汇总明细表》内容错误，变成了该表和《强锐公司遗漏的收货记录汇总明细表》是相加的关系，变大了收货金额。如果该表内容正确，就不存在所谓的“遗漏”单据。（四）对于鑫蒙公司已提交的送货单上的金额计算缺乏法律依据。送货单上没有写单价和金额，此商品为极短保质期商品，价格几乎天天变动，一审法院仅以鑫蒙公司自己提交的《强锐公司遗漏的收货记录汇总明细表》中的金额做为计算依据明显过于随意。（五）关于一审法院错误地认定强锐公司未提出送货单上‘王岚’签名的真实性，且曾受委托代付过货款，则王岚视为其工作人员，此为审理的事实不清，且缺乏法律依据。首先，强锐公司提出了非关联性。其次，此送货单为2015年6月13日，此时间为刚开始采购合作900件的货所占金额达8万多元，如果质量和数量有问题，则损失惨重，因此绝不可能委托不懂行的外人如此重大的交易。同时委托的付款却2015年12月8日和12月11日，“收货”时间在前，委托的付款时间在后，且相隔半年。与所说“曾受委托代付过货款”不符，属于前后颠倒，并且仅此一单二单的汇款，更不能视其为员工。而且汇款仅因为强锐公司无法上网汇款的情况下，又必须先付款，才临时帮忙一下。另外，在鑫蒙公司、宋贵斌代理人曾在3月6日庭上多次表达“王岚”非强锐公司员工。所以此单不具关联性。（六）一审法院认为强锐公司申请鉴定的20张送货单，此为明显错误。强锐公司实为申请了21张单据进行鉴定，但鑫蒙公司仅向法庭提供了20张。（七）一审法院认为强锐公司主张超过诉讼时效，是错误的。强锐公司从未主张过超过诉讼时效，相反鑫蒙公司曾提出。如果强锐公司真欠鑫蒙公司货款，鑫蒙公司是不会提出超过诉讼时效的。鑫蒙公司、宋贵斌共同辩称，不同意强锐公司、谢志锋的上诉请求，同意一审判决，强锐公司、谢志锋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结果正确，应予以维持，根据《最高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3条的规定，强锐公司、谢志锋在一审当中的诉讼主张、计算的依据就是其提供的收货记录汇总明细表，根据证据结合相关付款总额，才能够得出强锐公司、谢志锋的主张，既然是强锐公司、谢志锋自身提交的证据，根据前述的相关规定视为强锐公司、谢志锋确认的事实；根据合同法第161条规定，强锐公司、谢志锋应该在收到我方提供的相关货物的当日即支付相关的货款，所以一审法院认定本案没有超过诉讼时效的意见应予以纠正，强锐公司、谢志锋在2015年9月30日之前的相关主张哪怕存在也是超过了诉讼时效。强锐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鑫蒙公司、宋贵斌返还强锐公司已支付的货款697619.63元及利息（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6年1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返还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鑫蒙公司、宋贵斌承担。鑫蒙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强锐公司、谢志锋共同向鑫蒙公司支付拖欠的货款943877.39元及利息（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7年5月4日起计至实际还清款项之日止）。2．本案的所有诉讼费用由强锐公司、谢志锋承担。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5年4月起，强锐公司与鑫蒙公司进行蒙牛优益C商品及蒙牛低温系列商品的采购与销售工作。诉讼中，强锐公司提交《收货记录汇总明细表》，主张自2015年4月28日至2017年5月3日共向鑫蒙公司转账支付货款8337210.83元。其中，2015年10月16日，案外人王岚在广州尚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消费78622元。2015年12月13日，王岚向宋贵斌转账支付22000.01元，2015年12月13日，王岚向宋贵斌转账支付8000.01元。强锐公司提供《收货记录汇总明细表》，该表载明：2015年5月16日至2016年11月1日总收货金额7649441.2元。其中，2015年6月13日，收货数量650件，金额60125元；2015年8月24日，收货数量900件，金额84150元；2015年11月5日，收货数量255件，金额21420元；2015年11月6日，收货数量430件，金额32250元。庭审中，强锐公司表示该明细表并非是强锐公司确认，而自行制作出来的，这个表是由鑫蒙公司提供的，鑫蒙公司没有盖章，双方也没有确认。所以强锐公司的诉请是基于假设这个收款收货记录表真实的情况下，才算出一个起诉金额。关于收货金额，强锐公司无法核实具体金额，强锐公司认为加上遗漏明细表中的货物，总共收货才700多万，但其无法提供收货的原始单据。鑫蒙公司提供《强锐公司遗漏的收货记录明细表》及相应票据，该表载明：2015年6月1日至2016年7月21日期间，总收货金额1523025元。其中，强锐公司未对票据上的签名真实性提出异议的单据如下：2015年6月1日收货金额为73075元，对应单据载明，收货数量790件；2015年6月2日收货金额为46250元，对应单据载明，收货数量500件；2015年6月3日收货金额为79550元，对应单据载明，收货数量860件；2015年6月4日收货金额为78625元，对应单据载明，收货数量850件；2015年6月11日收货金额为74000元，对应单据载明，收货数量800件；2015年6月13日收货金额为83250元，对应单据载明，收货数量900件，收货人王岚；2015年8月24日收货金额为37400元，对应单据载明，收货数量400件；2015年11月6日，收货金额34500元，对应单据载明日期为2015年11月5日，收货数量为460件；2015年11月6日，收货金额11250元，对应单据载明日期为2015年11月5日，收货数量为150件；2015年11月29日，收货金额70400元，对应单据载明日期为2015年11月28日，收货数量为800件，收货人为吴耀某；2016年4月9日，收货金额29400元，收货数量300件；2016年4月17日，收货金额20000元，收货数量200件；2016年4月18日，收货金额20000元，收货数量200件；2016年5月1日，收货金额10000元，收货数量100件；2016年5月6日，收货金额20000元，收货数量200件，对应单据手写载明“已收16800，欠3200”；2016年5月8日，收货金额20000元，收货数量200件；2016年5月11日，收货金额20000元，收货数量200件，对应单据手写载明“已付”；2016年5月15日，收货金额9900元，收货数量99件；2016年5月16日，收货金额20000元，收货数量200件；2016年5月18日，收货金额20000元，收货数量200件；2016年5月19日，收货金额30000元，收货数量300件，对应单据手写载明“已结清”；2016年5月20日，收货金额20000元，收货数量200件，对应单据手写载明“已结清”；2016年5月22日，收货金额30000元，收货数量300件；2016年5月25日，收货金额50000元，收货数量500件；2016年6月2日，收货金额8000元，对应单据载明提货人为苏某某，并手写“已付”字样；2016年6月4日，收款金额10560元，对应单据载明提货人为苏某某，并手写“此单已付”字样；2016年6月5日，收款金额14080元，对应单据载明提货人为苏某某，并手写“已付款”字样；2016年6月6日，收款金额为7000元，对应单据载明提货人为苏某某，并手写“已付款”字样；2016年6月11日，收款金额为9800元，对应单据载明提货人为苏某某，并手写“已付款”字样；2016年6月24日，收货金额17600元，收货数量200件，对应单据手写载明“付清”；2016年6月28日，收货金额17600元，收货数量200件，对应单据手写载明“已付款”；2016年7月3日，收货金额8500元，收货数量100件，对应单据手写载明“已付清”；2016年7月5日，收货金额8500元，收货数量100件，对应单据手写载明“已付”；2016年7月13日，收货金额3960元，收货数量50件。2019年3月6日，一审法院受理鑫蒙公司的反诉请求。另查，强锐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对鑫蒙公司提交的20张单据中“谢志锋”的签名的真实性进行司法鉴定，一审法院经摇珠依法选定广东明鉴文书司法鉴定所。2019年7月29日，广东明鉴文书司法鉴定所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意见书载明：2015年11月5日，单号为0000420的单据；2016年4月9日，单号为0011101的单据；2016年4月17日，单号为经20160416-014的发货单；2016年4月18日，单号为经20160418-005的发货单；2016年5月1日，单号为0020256的单据；2016年5月8日，单号为商20160508-001的发货单；2016年5月15日，单号为经20160515-013的发货单；2016年5月16日，单号为经20160516-011的发货单；2016年5月18日，单号为20160518-003的发货单；2016年5月22日，单号为经20160522-003的发货单；2016年5月25日，单号为20160525-006的发货单；2016年6月19日，单号为经20160619-008的发货单；2016年6月19日，单号为0022067的单据；2016年6月22日，单号为经20160622-012的发货单；2016年7月6日，单号为201600706-006的发货单；2016年7月7日，单号为201600707-015的发货单；2016年7月8日，单号为0022094的单据；2016年7月15日，单号为经201600715-008的发货单；2016年7月16日，单号为经201600716-010的发货单；2016年7月21日，单号为0022565的单据，共20张均不是谢志锋的本人签名。再查，强锐公司于2011年6月7日登记成立，为自然人独资企业，法定代表人及投资人均为谢志锋。鑫蒙公司于2012年12月17日登记成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宋贵斌，股东为宋贵斌、王丽萍。以上事实，有转账凭证、《收货记录汇总明细表》、《强锐公司遗漏的收货记录明细表》、票据、《司法鉴定意见书》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一审法院认为，强锐公司与鑫蒙公司之间进行蒙牛优益C商品及蒙牛低温系列商品的采购与销售工作，双方之间构成买卖合同关系。强锐公司与鑫蒙公司自2015年4月起进行交易，截止诉至一审法院，双方之间从未进行对账，也未约定付款期限，因此本案的诉讼时效应自最后一次交付货物的时间起算，鑫蒙公司主张超过诉讼时间的抗辩缺乏依据。结合强锐公司、鑫蒙公司之间的陈述及双方举证，本案主要争议焦点在于强锐公司与鑫蒙公司在买卖过程中，强锐公司支付的货款金额与鑫蒙公司的送货货物价值。对于强锐公司支付的货款金额。强锐公司主张已支付8337210.83元，鑫蒙公司则仅确认收取强锐公司款项8228588.81元。对于差额的108622.02元中的78622元，一审法院认为因该款为案外人王岚向案外人广州尚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支付，现无证据证明案外人广州尚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与鑫蒙公司或宋贵斌存在关联，强锐公司更未能举证鑫蒙公司或宋贵斌指定案外人广州尚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收款或已收取上述款项，故对该款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予以驳回。对于强锐公司主张委托王岚向宋贵斌支付的30000.02元，宋贵斌抗辩为王岚与其的私人往来，但宋贵斌未能举证证明王岚与其之间存在其他交易往来。其次，根据鑫蒙公司举证的2015年6月13日的单据中收款人落款为王岚的事实，一审法院认为王岚应可视为强锐公司的工作人员，其向宋贵斌支付款项的行为视为强锐公司支付货款的行为。因此，一审法院确认强锐公司实际支付的款项为8258588.83元。强锐公司主张上述相应金额的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鑫蒙公司的送货货物价值。强锐公司举证《收货记录汇总明细表》拟证明鑫蒙公司仅发货7649441.2元，鑫蒙公司则举证《强锐公司遗漏的收货记录明细表》及单据拟证明鑫蒙公司发货9172466.2元。首先，根据广东明鉴文书司法鉴定所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鑫蒙公司提供的20张单据上的强锐公司法定代表人谢志锋签名均为伪造，因此对于该20张单据上的货款金额332800元应予以扣除。其次，对于由案外人王岚及吴耀某签收的单据。因强锐公司未对案外人王岚的签名真实性提出异议，且案外人王岚曾受强锐公司委托向鑫蒙公司支付货款，一审法院确认由案外人王岚签收单据的真实性，该单据货款金额为83250元。案外人吴耀某的单据则因鑫蒙公司无法证明吴耀某为强锐公司员工，一审法院不予确认，该单据货款金额为70400元。再次，2016年5月6日的单据手写“已收16800元”、2016年5月11日的单据手写“已付”、2016年5月19日的单据手写“已结清”、2016年5月20日的单据手写“已结清”、2016年6月2日的单据手写“已付”、2016年6月4日的单据手写“此单已付”、2016年6月5日的单据手写“已付款”、2016年6月6日的单据手写“已付款”、2016年6月11日的单据手写“已付款”、2016年6月24日的单据手写“付清”、2016年6月28日的单据手写“已付款”、2016年7月3日的单据手写“已付清”、2016年7月5日的单据手写“已付”，故该部分标注已付或付清的单据均应予以扣除。该部分“已付”单据的金额合计为188440元。经对上述不能确认的金额进行扣减，计算出鑫蒙公司向强锐公司的发货金额为8580826.2元。强锐公司认为《强锐公司遗漏的收货记录明细表》还有四笔款项与其举证的《收货记录汇总明细表》中四笔送货日期相同，但经核对，上述收货记录虽日期相同，但统计的送货数额不一致，不排除多一天多次送货的情形。因此，强锐公司的该抗辩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而强锐公司未能举证双方存在先付款后发货的交易习惯，故从双方举证的证据及陈述来看，鑫蒙公司的送货的货值金额8580826.2元，强锐公司付款金额为8258588.83元，鑫蒙公司的送货货值大于强锐公司的付款金额，差额部分为322237.37元。因此，强锐公司主张要求鑫蒙公司返还货款697619.63元的诉请，缺乏理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予以驳回。鑫蒙公司反诉要求强锐公司支付所欠货款943877.39元，其中322237.37元理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超出部分，一审法院予以驳回。谢志锋系强锐公司的投资人，依法应对强锐公司对外所欠债务承担相应的清偿责任。关于逾期付款利息，因双方并未约定付款期限，故该利息应从鑫蒙公司主张权利之日即2019年3月6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和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至清偿之日止。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驳回强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二、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强锐公司、谢志锋向鑫蒙公司支付货款322237.37元及利息（利息以322237.37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9年3月6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和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至清偿之日止）；三、驳回鑫蒙公司的其他反诉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本诉受理费10876.2元，由强锐公司负担；本案一审反诉受理费5438元，由强锐公司、谢志锋共同负担1856.5元，鑫蒙公司负担3581.5元。本案鉴定费60553元，由鑫蒙公司负担。二审中，各方均没有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强锐公司与鑫蒙公司在买卖过程中鑫蒙公司的送货货物价值。本案上诉争议的焦点问题，也是强锐公司和谢志锋在一审审理过程中的争议焦点，本院认为一审判决逻辑严密，论述清晰，在此不再赘述。但本院应当纠正的是：一审判决在鑫蒙公司提供的强锐公司法定代表人谢志锋签名均为伪造的20张单据的货款总金额应为342100元应予扣除。即强锐公司实际收货7649441.2元+1523025元（遗漏的收货）-342100元（鉴定剔除）-188440元（确认收款）-70400元（不是公司员工）=8571526.2元，鑫蒙公司送货的货值金额为8571526.2元，强锐公司付款金额为8258588.83元，鑫蒙公司的送货货值大于强锐公司的付款金额，差额部分为312937.37元。至于强锐公司和谢志锋主张《收货记录汇总明细表》是鑫蒙公司制作的并误导了自己，由于强锐公司和谢志锋对此未提供充足证据证明，且其自己将《收货记录汇总明细表》作为起诉证据提交，足以证明其自身是认可该明细表的，故本院对其该项主张以及其为了支持该项主张在二审庭审后补充提交的新证据全部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强锐公司、谢志锋的上诉请求大部分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1民初508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改判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1民初508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广州强锐贸易有限公司、谢志锋向广州鑫蒙物流有限公司支付货款312937.37元及利息（利息以312937.37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9年3月6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和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至清偿之日止）；三、驳回广州鑫蒙物流有限公司的其他反诉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本诉受理费10876.2元，由广州强锐贸易有限公司负担；一审反诉受理费5438元，由广州强锐贸易有限公司和谢志锋共同负担1800元，广州鑫蒙物流有限公司负担3638元。本案鉴定费60553元，由广州鑫蒙物流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0776.20元，由广州强锐贸易有限公司和谢志锋共同负担10700元，广州鑫蒙物流有限公司负担76.2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汪 毅审判员 练长仁审判员 曹 玲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王祥瑞黄旖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