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民终189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衡阳市奥坚金属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罗小平，系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谢长湖，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长沙卡乐新材料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宋乡农，系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宁，湖南森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罗钱花。衡阳市奥坚金属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坚公司）与长沙卡乐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卡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于2017年4月24日立案受理，经审理后于2017年10月9日作出（2017）湘0103民初2708号民事判决。卡乐公司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经审理后于2018年6月19日作出（2017）湘01民终8985号民事裁定，裁定将本案发回重审。一审法院对该案重新立案后，依卡乐公司的申请追加罗钱花为被告，并另行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理。一审法院于2019年6月3日作出（2018）湘0103民初6361号民事判决。奥坚公司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奥坚公司提出上诉请求：1、撤销（2018）湘0103民初6361号民事判决第一、二项，依法予以改判；2、本案诉讼费用由卡乐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奥坚公司与卡乐公司签订的《销售合同》中约定合同期限为一年，即从2016年2月15日起至2017年2月15日止。对账单的签订日期为2015年4月-11月，2015年12月-2016年2月，2016年3月-4月，2016年5月-6月。2015年4月和12月的两笔对账单虽然系罗钱花所签，但此时奥坚公司与卡乐公司之间还未签订销售合同，因此，并不能证明此两笔对账单与奥坚公司有关。二、《销售合同》第十条规定：“为避免双方财务不清，原则上供需双方需每月对账一次，对账单经双方核对帐务无误后签章确认。”由此可见，销售合同已经明确约定，对账单必须经双方签字和盖章才有效。在本案中，奥坚公司与卡乐公司之间的四笔对账单都只有罗钱花的签字，没有公司盖章。奥坚公司有理由认为对账单存在代签或伪造，因此，奥坚公司对四笔对账单不予认可。三、按照销售行业惯例，对账单的签收必须有公司签发的授权委托书，接收货物也要由公司指定具体负责人员。本案中，对账单的签字人罗钱花，未经公司或者法定代表人授权和委托负责收货及签字事宜，罗钱花不享有签字权及接收货物权限，罗钱花的所有行为均系其个人行为，公司对此不予认可，也不承担任何法律上的责任。四、四张对账单上的签字是否是罗钱花本人笔迹，并不能确认。二十一张发货单上罗某和何军华的签字是否是本人签字，也不能确认。奥坚公司认为，卡乐公司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对账单及发货单上的签字是本人所签。奥坚公司和卡乐公司之间的几笔销售关系存疑，希望法院予以查明。五、据罗某本人所述，其与卡乐公司之间存在多项私人业务，罗某签收的发货单所载明的货物均系其本人与卡乐公司之间的货物往来，与奥坚公司无关。且这些货物现存放于罗某本人仓库中，其本人也承认这一事实。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举证责任分配不当。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卡乐公司辩称：一、卡乐公司所提供的证据能够形成相对完整的证据链条。奥坚公司欠款204937.5元货款有事实、合同和法律依据，奥坚公司应当付款。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条的规定要求卡乐公司和奥坚公司签署《当事人如实陈述保证书》正确。案件审理过程中，卡乐公司立即签署，但奥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拒绝签署。在一审询问时闪烁其词，故意回避争议事实。且在原一审、原二审、本案一审中对罗钱花的身份问题的陈述反复变化，可信度极低。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奥坚公司的全部主张，此认定也符合法律规定。卡乐公司提供的证据能够充分证明奥坚公司所欠货款的数额。虽然有少部分发货单遗失了，但是有奥坚公司员工罗钱花签字的《应收账款对账单（送货明细）》印证。奥坚公司也依据该对账单为依据进行付款。二、2015年4月-11月的《应收账款对账单》和2015年12月-2016年2月的《应收账款对账单》虽然在《销售合同》约定的合同期限之外，但是此两张对账单的户名均为“奥坚”，均有其员工罗钱花签字确认，也有收货单相互印证，符合卡乐公司在一审中陈述在2015年没有签订合同而供货的事实，应当认定上述两份对账单系奥坚公司履行《销售合同》而出具。三、奥坚公司认为四张对账单存在代签或伪造，十一张发货单上的罗某和何军华的签字是否为本人签字，也不能确认，但奥坚公司在原一审、原二审以及本案一审中均没有向一审法院申请笔迹鉴定。奥坚公司应当承担该签名就是罗钱花、罗某、何军华本人签名的不利后果。四、对账单没有加盖奥坚公司的公章，不违反《销售合同》第三条、第十条的约定，不加盖印章的行为符合双方的交易习惯。首先，《销售合同》第十条约定的是原则上需签章确认，并非强制性条款，不盖章也可以。其次，《销售合同》系格式合同，双方当时都没有注意该条的具体内容。再次，奥坚公司用付款的行为认可了4张对账单的效力，是否盖章已不影响双方交易的进行。最后，奥坚公司属于买方，处于强势地位，其故意不盖章的行为不能成为其拒绝履行付款义务的理由。五、罗某系奥坚公司的员工，其签收行为当然系职务行为。奥坚公司的“罗某签收的发货单所载明的货物均系罗某本人与卡乐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与奥坚公司无关”这一观点，没有任何证据予以支持，请求二审法院不予认可。综上，奥坚公司在诉讼过程中，其陈述辩解反复变化，刻意隐瞒案件事实，拒绝签署保证书，而卡乐公司提供了充分的证据并签署了保证书。为保证奥坚公司的合法权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奥坚公司的上诉请求。罗钱花未发表答辩意见。卡乐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奥坚公司向卡乐公司支付欠付货款204937.5元；二、奥坚公司按年利率24%的标准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截至起诉之日已产生违约金40440.49元，后段违约金继续计算）；三、奥坚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查明：2016年2月15日，卡乐公司（供方）与奥坚公司（需方）签订《销售合同》，由卡乐公司提供粉末涂料，第一条对6种不同产品分别列明不含税单价，对其他各种鲜艳颜色、金属粉、珠光粉等价格另议；第三条约定交货地点衡阳，未明确收货人，需方在收到货物后，应签章确认；第九条约定月结30日，每月20号前支付到期货款。第十条约定为避免双方财务不清，原则上供需双方每月对账一次，对账单经双方核对账务无误后签章确认；第十一条约定如需方逾期付款的，应自逾期之日起，按日息0.3％向供方支付违约金。双方还约定交货时间、运输方式、交货日期、结算方式及期限、违约责任等。合同签订后，卡乐公司即向奥坚公司提供货物。后双方因货款给付问题不能达成一致，卡乐公司遂向一审法院起诉，提出上述诉请。卡乐公司提交收4张应收账款对账单（送货明细）（以下简称对账单）、2张中国工商银行（收款）业务回单（以下简称银行回单）、2张物流货运托运凭证（以下简称货运凭证）、21张发货单、1张养老保险个人账户查询（以下简称保险查询单）等证据，拟证明奥坚公司应付款项。4张对账单由卡乐公司制作，分别为2015年4月-11月（126722元,已付30000元）、2015年12月-2016年2月（104014.5元）、2016年3月-4月（148254元）、2016年5月-6月（75920元），抬头均为奥坚，表格列明日期、物料编码、规划型号、批号、单位、发货数量、单价、总金额等，表格下方有“备注：请对账核实后签名盖章”字样，对账人处显示有“罗钱花”签名，其中2016年3月-4月、2016年5月-6月对账单有“数量已确认，价格待确认”手写字样；银行回单显示奥坚公司分别于2016年5月16日、11月30日向卡乐公司汇款共计60000元。2张货运凭证系案外人作出，分别显示收货时间3月19日，3月31日，收货人为“罗林斌”，发站大桥，到站衡阳，货物名称卡乐粉。21张发货单由卡乐公司作出，单据写明物料编号、产品名称、规划型号等，下方分别显示有“何华军、罗林斌、罗小平”等人签名。保险查询单显示罗钱花于2016年1月1日在衡阳市社会养老保险处建账购买养老保险，单位名称奥坚公司。卡乐公司另提供两张工商银行业务回单，显示奥坚公司于2016年5月16日向卡乐公司转账40000元，2016年11月30日向卡乐公司转账20000元。同时提供卡乐公司员工即本案委托诉讼代理人唐为的建设银行个人账户收入明细，显示“罗某”分别于2016年7月7日，2016年8月15日、2016年9月14日、2017年1月25日向唐为支付30000元、20000、10000元、30000元。以及唐为工商银行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显示“罗＊祥”于2016年2月6日向唐为转账70000元。以上2016年2月至2017年1月间共计转账220000元。卡乐公司称2015年7月、2015年11月亦发生过两笔转账，但因该账户已注销，无法提供转账查询记录。卡乐公司主张，奥坚公司认可销售合同和双方业务关系的真实性，但却否认本案中卡乐公司供货事实，违背事实和证据。卡乐公司提交的部分发货单据与对账单吻合，银行回单也印证供货事实。其次，奥坚公司一直由其司财务即罗钱花签字确认后付款，2015年12月、2016年6月对账后，奥坚公司已支付货款，在后续交易中，卡乐公司完全有理由相信罗钱花有对账权利。再次，销售合同对粉末涂料其他鲜艳颜色价格约定另议，发货前卡乐公司均会与奥坚公司沟通一致后方发货，奥坚公司收货并付款行为可以证明价格已达成一致。故奥坚公司收取货物并已对账确认货款454937.5元，现已付250000元，余款204937.5元应予支付。（2017）湘0103民初2708号原审案件中，奥坚公司主张，依据合同约定，送货单或对账单应由其司法定代表人签名或加盖公章确认，卡乐公司提交的发货单中仅有一张系罗小平签名，其余发货单分别显示“罗某、何华军、罗林斌”等人签名,奥坚公司有“罗某”、“何华军”姓名员工，无“罗林斌”姓名员工，单据不能证明系罗某、何华军本人签名，且均没有公司盖章，不能证明货物由奥坚公司收取并使用。银行回单属实，但与本案无关。奥坚公司在该案第一次庭审时否认罗钱花（在该案中未追加为被告，尚为案外人）系其司员工，并在该案第二次庭审时认可奥坚公司为罗钱花购买养老保险，但对身份不予发表意见；对对账单上“罗钱花”签名是否为保险查询单上“罗钱花”所签有异议，即使罗钱花与卡乐公司存在业务关系，奥坚公司未授权其从事相关业务行为，应属于罗钱花个人行为。（2017）湘01民终8985民事裁定书中查明卡乐公司提供的《供货单》中有“罗小平”、“罗某”、“何华军”、“罗林斌”的签名，《应收账款对账单》中有“罗钱花”的签名，卡乐公司同时提供了奥坚公司向卡乐公司付款60000元的银行转账凭证等证据。奥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罗小平认可《供货单》中“罗小平”的签名，也认可“罗某”、“何华军”系公司员工。却否认收到货物。也否认银行转账与本案有关，却对转帐款项无法作出合理说明。对于“罗钱花”身份，奥坚公司虽态度模糊，但却无法否认“罗钱花”系奥坚公司员工的事实。且二审审理中，奥坚公司法定代表人罗小平承认“罗钱花”系其亲妹妹。庭审过程中，一审法院向卡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释明，因本案事实争议较大，卡乐公司是否签署《当事人如实陈述保证书》，承诺委托诉讼代理人在本次庭审中陈述均系如实陈述，如有虚假陈述，经人民法院查实，自愿接受300000元罚款。卡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当庭同意签署，并将本案庭审笔录复印件及《当事人如实陈述保证书》带回给卡乐公司，由卡乐公司法定代表人宋乡农在庭审笔录复印件及《当事人如实陈述保证书》上签名并加盖公章。庭审结束后，一审法院向奥坚公司法定代表人罗小平询问并制作笔录，一审法院向其释明上述《当事人如实陈述保证书》内容，并告知如不签署该保证书，可能导致奥坚公司主张不被人民法院采信的不利后果。罗小平拒绝在该保证书上签名。其称卡乐公司、奥坚公司确实签订相应的买卖合同，卡乐公司有向奥坚公司送过货，但因时间间隔太久，记不清具体数量了，奥坚公司也付过货款，但与卡乐公司所述的货物数量及付款金额不符。并表示谁在对账单、发货单上签的名，卡乐公司就应该找谁要钱，与奥坚公司无关，未经法定代表人罗小平签名，其不认可，属于签名人个人行为。一审法院询问罗钱花与罗小平什么关系，是否是奥坚公司员工。其回答罗钱花系罗小平妹妹，因罗钱花要求其帮忙买社保，罗小平就帮其购买社保。一审法院还欲询问其他问题，罗小平表示其他问题不再回答，并在笔录上签名。一审法院认为：奥坚公司、罗钱花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出庭参加诉讼，一审法院视为其放弃诉讼答辩、辩论及举证、质证的权利。卡乐公司与奥坚公司签订《销售合同》，该合同已成立并生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现卡乐公司主张其依合同向奥坚公司供应价值454937.5元的货物，奥坚公司仅支付250000元，余款204937.5元尚未支付。奥坚公司则全部予以否认，并主张仅认可其法定代表人罗小平签名收货的单据，对他人签名收货的单据均不予认可。卡乐公司提供的证据确难以直接证明其主张事实，但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述及回答一审法院询问时不回避，且已签署《当事人如实陈述保证书》。反观奥坚公司，在一审法院释明不签署《当事人如实陈述保证书》的不利后果后，其法定代表人罗小平仍拒绝签署，且在一审法院询问时闪烁其词，回避争议事实，并在一审法院仅询问一个问题后便表示不再回答其他问题。以此可知奥坚公司主张及罗小平陈述可信度极低。尤其关于本案罗钱花是否是奥坚公司员工，及与罗小平关系问题上。奥坚公司法定代表人罗小平在原告案件第一次庭审时否认罗钱花系该公司员工，在第二次庭审时认可奥坚公司为罗钱花购买养老保险，但对身份不予发表意见。在原审二审案件中裁定书明确写明奥坚公司对于罗钱花身份态度模糊，仅承认其系罗小平亲妹妹。在本案中一审法院询问，罗小平再次刻意回避，回答罗钱花系其亲妹妹，对是否是奥坚公司员工不作回答，随后立即表示不回答其他问题了。纵观奥坚公司法定代表人罗小平在原审、原审二审及本案中的表现，明显刻意回避争议事实，陈述反复变化，可信度极低，其主张难以采信。同时，虽卡乐公司作为买卖合同中出卖人，对履行合同义务交付货物给奥坚公司之事实确有举证责任，但卡乐公司穷尽举证仍难以证明之际，奥坚公司仍应配合人民法院查明事实，如实陈述事实并回应人民法院询问，奥坚公司未如实陈述及回应询问，理应承担其主张不被采信之不利后果。综上，一审法院对奥坚公司与卡乐公司存在争议的主张全部不予采信。关于卡乐公司要求奥坚公司支付欠付货款204937.5元的诉讼请求。其提供的发货单、货运凭证等交付货物单据除开奥坚公司法定代表人罗小平的签名，其他单据上有“何华军”、“罗林斌”签名。奥坚公司在原审案件庭审中承认有“罗某”、“何华军”姓名员工，无“罗林斌”姓名员工，而原审案件二审中查明奥坚公司法定代表人罗小平认可“罗某”、“何华军”系公司员工。则可知奥坚公司有姓名为“罗某”、“何华军”的两名员工。至于“罗林斌”，卡乐公司主张亦为奥坚公司员工，双方存在争议，如前所述，一审法院对奥坚公司与卡乐公司存在争议的主张全部不予采信，故认可卡乐公司关于“罗林斌”为奥坚公司员工之主张。同理关于4张共计价值454937.5元货物的对账单上“罗钱花”签名，奥坚公司对罗钱花是否是其公司员工态度模糊，一审法院亦不采信其主张，结合奥坚公司为罗钱花于2016年1月1日购买养老保险的事实，认定罗钱花系奥坚公司员工。以上可知上述单据中的“罗林斌”、“何华军”、“罗钱花”签名均系奥坚公司员工所签，签收收货、货运等单据并不是民事法律行为，法人及其他组织员工无需特别授权委托，在其职权范围内签署该类单据既符合法律亦符合生活常识。奥坚公司主张的仅认可法定代表人签名单据，故对该主张一审法院不予认可，并对上述收货、货运等单据全部予以采信，认定奥坚公司收到该单据载明的货物。至于罗钱花签署的4张对账单。卡乐公司提供的收货单据确实不全，与4张对账单无法对合，故卡乐公司是否向奥坚公司交付4张对账单上载明的价值454937.5元的货物仍真伪不明。考虑奥坚公司一再回避罗钱花员工身份问题，同时在本案中陈述因时间间隔太久，记不清具体货物数量，亦不直面回应该争议事实。可知奥坚公司很可能完全知晓其员工罗钱花签署该4张对账单，并有相应的职权范围内授权。而卡乐公司认可奥坚公司已付250000元，并提供有220000元转账凭证，其中两笔转账共计60000元系奥坚公司与卡乐公司间发生，当无疑异。另有多笔转账共计160000元系账户“罗某”、“罗＊祥”转给卡乐公司员工唐为的款项。其中账户“罗某”、“罗＊祥”显然即前述奥坚公司自认的员工罗某。该220000元转账款，奥坚公司未作解释。而相较奥坚公司不予回应，该转账凭证更能佐证卡乐公司之主张，即奥坚公司在上述转账发生的2016年2月至2017年1月间至少向卡乐公司给付货款220000元，而4张对账单载明的对账时间分别为2015年4月-11月、2015年12月-2016年2月、2016年3月-4月、2016年5月-6月，二者存在明显的交叉重合，且转账时间稍晚于对账时间，是以二者存在强关联。申言之，即使罗钱花确未获得相应委托授权，在对账单签署人罗钱花系奥坚公司员工，同时系其法定代表人罗小平妹妹的情形下，奥坚公司在上述对账单签署后依约转账付款，作为善意相对人的卡乐公司完全有理由相信罗钱花有相应职务授权，系在职权范围内处理奥坚公司事务，奥坚公司已对价值454937.5元货物予以对账并认可。因此结合上述分析，在奥坚公司拒不签署《当事人如实陈述保证书》情形下，一审法院依法采信卡乐公司主张，认定卡乐公司向奥坚公司供应价值454937.5元的货物。奥坚公司已付货款250000元，尚余货款204937.5元未支付。故一审法院支持由奥坚公司向卡乐公司支付货款204937.5元。关于卡乐公司要求奥坚公司按年利率24%的标准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截至起诉之日已产生违约金40440.49元，后段违约金继续计算）的诉讼请求。《销售合同》第十一条约定，如奥坚公司逾期付款的，应自逾期之日起，按日息0.3％向卡乐公司支付违约金。卡乐公司主张按年利率24%的标准计算逾期违约金。一审法院认为该标准仍然过高，超出其实际损失，酌定按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关于逾期违约金起算日，《销售合同》虽约定有结算方式，即每月20日前支付到期货款。但考虑到卡乐公司与奥坚公司之间存在对账不清致使逾期付款。且难以确定仅系奥坚公司单方责任，故不自对账单签署之日的当月起计算逾期违约金，但奥坚公司至迟于本案纠纷原审立案受理之日即2017年4月24日知晓己方欠付货款之事实。故一审法院支持由奥坚公司自该日起按年利率6%的标准向卡乐公司支付逾期违约金。罗钱花系奥坚公司员工，其签署对账单及其他本案中的行为均系履行职务行为，应由奥坚公司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罗钱花不需承担相应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限衡阳市奥坚金属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长沙卡乐新材料有限公司支付货款204937.5元；二、限衡阳市奥坚金属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以货款204937.5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的标准向长沙卡乐新材料有限公司支付自2017年4月24日起直至清偿之日止的逾期违约金；三、驳回长沙卡乐新材料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4980元，由长沙卡乐新材料有限公司承担1494元，衡阳市奥坚金属科技有限公司承担3486元（该款已由长沙卡乐新材料有限公司预缴，由衡阳市奥坚金属科技有限公司直接支付给长沙卡乐新材料有限公司）。二审中，卡乐公司未提交新证据。奥坚公司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国内支付业务付款回单，拟证明2017年4月14日，奥坚公司曾向卡乐公司支付货款10000元。证据二、罗某出具的情况说明和罗某的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1、罗某与卡乐公司之间存在多项私人业务，罗某签收的发货单所载明的货物均系其本人与卡乐公司之间的货物往来，奥坚公司并未实际收到该批货物，该批货物与奥坚公司无关。2、罗某曾于2018年夏天，向卡乐公司退还了不合格的货物大约两吨多，价值大约40000-50000元；现在尚有价值大约20000元的剩余货物存放于罗某本人仓库中。为佐证罗某出具的《情况说明》，奥坚公司申请罗某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拟证明罗某与卡乐公司之间存在业务往来，并非与奥坚公司存在业务往来。卡乐公司质证称：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卡乐公司在之前的庭审中陈述收到的货款中有3万元没有查到流水，该笔款项应当是3万元中的1万元。对证据二中情况说明的三性均有异议。该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奥坚公司在原一审、原二审以及本案一审中均没有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依法不应采纳。在刚才的提问当中，奥坚公司的陈述和法庭查明的事实相互矛盾。这表现在罗某陈述其与奥坚公司的关系为合作关系，但在一审中以及原二审奥坚公司认为罗某是其公司的员工。另，奥坚公司在民事上诉状中称罗某所购买的材料放在罗某本人的仓库中，而在提问过程中罗某陈述是放在奥坚公司的仓库中，明显相互矛盾。罗某无法另行提供其与卡乐公司的供货单，也无法说明双方供货的具体金额，说明罗某在庭审当中的陈述不是本案的事实，请求法院不予采纳，在卡乐公司提交2016年4月26日的发货单上收货单位为奥坚公司，且奥坚公司的员工罗钱花也在应收账款对账单上签字确认奥坚公司与卡乐公司所确认的货物的数量及金额，应当认定罗某、罗钱花签字行为系履行奥坚公司的职务行为。奥坚公司并没有提交任何的证据予以证明罗某或者奥坚公司向卡乐公司退还了不合格货物2吨多，请求法院不予采纳。本院认证如下：证据一来源可靠、内容真实，与本案相关，虽卡乐公司质证称该笔费用包括在其自认的3万元中，但卡乐公司自认的3万元货款的支付时间与该1万元的支付时间明显不一致，因此，本院对卡乐公司的质证意见不予采纳，对证据一予以采信。证据二情况说明系证人罗某的书面证方，因罗某出庭，故应以出庭证言为准。证人罗某虽陈述系其与卡乐公司存在业务往来，而非奥坚公司与卡乐公司存在业务往来，但其并未提交双方签订的合同或者交易往来凭证加以证明。加之，其陈述的收货地点系奥坚公司，仓库亦属于奥坚公司。在原二审中，奥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罗小平亦承认“罗某”系其公司员工。罗某的陈述与奥坚公司法定代表人罗小平陈述内容存有矛盾，因此，本院对罗某的证言不予采信。本院二审查明：奥坚公司于2017年4月14日向卡乐公司支付货款10000元。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卡乐公司就其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提交了对账单、银行回单、货运凭证、发货单、保险查询单等证据。奥坚公司对除罗小平签名的发货单均不予认可，对罗钱花签字的四张对账单亦不予认可，但其并未提出反驳证据予以证明。鉴于奥坚公司对于罗钱花是否为其公司员工态度模糊，且拒绝签署《当事人如实陈述保证书》，一审法院结合本案实际情况采信罗钱花签名确认的对账单作为定案依据，并无不当，应予以确认。二审中，奥坚公司提交新证据证明其除一审法院查明的250000元货款外，另向卡乐公司支付了一笔10000元的货款，故本院在余欠货款204937.5元中对该笔货款予以扣除，即奥坚公司仍需向卡乐公司支付余欠货款194937.5元。综上所述,因奥坚公司二审中提交新证据，其上诉理由部分成立，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2018）湘0103民初6361号民事判决；二、限衡阳市奥坚金属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长沙卡乐新材料有限公司支付货款194937.5元；三、限衡阳市奥坚金属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以货款194937.5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的标准向长沙卡乐新材料有限公司支付自2017年4月24日起直至清偿之日止的逾期违约金；四、驳回长沙卡乐新材料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4980元，由长沙卡乐新材料有限公司承担1494元，衡阳市奥坚金属科技有限公司承担3486元（该款已由长沙卡乐新材料有限公司预缴，由衡阳市奥坚金属科技有限公司直接支付给长沙卡乐新材料有限公司）；二审案件受理费4980元，由长沙卡乐新材料有限公司承担100元，由衡阳市奥坚金属科技有限公司承担488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盛知霜审判员  王晓虹审判员  曾 明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五日法官助理周丽花书记员毛娟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