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422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恩勇，男，1970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丰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于瀚然，北京市嘉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灵石县福鑫煤化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晋中市灵石县翠峰镇玉成沟。法定代表人：毋玉兵，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德强，灵石县西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杨恩勇因与被上诉人灵石县福鑫煤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鑫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6民初11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于2020年5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恩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于瀚然、被上诉人福鑫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德强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恩勇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杨恩勇一审中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福鑫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杨恩勇受福鑫公司委托共对外借款2200万元，借款利息为36%/年。一审法院认定福鑫公司未授权杨恩勇代理其对外借款，且福鑫公司仅收到1900万元，属事实认定错误。1.一审法院因《授权书》中未明确列明借款事项而未认定福鑫公司与杨恩勇之间成立委托代理借款的关系，属事实认定错误。2014年7月25日，福鑫公司向杨恩勇出具《授权书》，委托其负责梁家碛煤矿5000亩地的开采权及一切权利。基于双方达成的合意以及福鑫公司出具的概括授权，杨恩勇为福鑫公司和煤矿运营向外筹措资金，合计2200万元。在以上借款的过程中，杨恩勇向出借人均告知其受福鑫公司委托而借款，出借人根据杨恩勇的指示将上述借款直接打到福鑫公司的账户。此外，在2014年8月29日杨恩勇向郝利、亢志刚出具的两张《借条》中，也明确记载“受山西灵石县福鑫煤化有限公司委托筹措资金”。后借款到期，福鑫公司将一部分还息直接打到出借人郝利、陈某的账户，福鑫公司在一审中自认以上还款是1155万元；另一部分还款直接打给杨恩勇，由杨恩勇再偿还给出借人。从借款及部分还款的资金流向中也可以看出福鑫公司是实际借款人，福鑫公司授权杨恩勇对外借款。综上，结合《授权书》，郝利等出借人与福鑫公司的借款、还款资金流向，杨恩勇出具的《借条》以及杨恩勇与福鑫公司法定代表人毋玉兵的录音等证据，能够证明杨恩勇作为受托人为福鑫公司对外筹集钱款，并且上述借款都需要偿还利息。2.一审证人陈某作为与福鑫公司有利益关系的一方，其证人证言不应当被采信。首先，根据福鑫公司一审提交的《还款协议》，福鑫公司仅有向陈某偿还900万元本金的义务，福鑫公司还举证已经向陈某偿还了955万元，陈某对于多收取的55万元款项没有任何合同依据，福鑫公司及陈某也未做出具体合理的解释。陈某自福鑫公司处多收取55万元，陈某因此无故受益。其次，杨恩勇一审中提交（2018）京0106民初824号民事调解书，证明陈某于2018年1月12日向法院起诉要求杨恩勇偿还借款及利息，以上诉争借款与《还款协议》中的1000万元款项是同一笔欠款，而《还款协议》明确约定了毋玉兵承担900万元本金，杨恩勇承担100万元本金及利息。福鑫公司一审举证证明在2017年9月26日前就已经向陈某支付了955万元款项，按照《还款协议》的约定至少应认定其中的900万元为借款本金。在陈某已经收到借款本金的前提下，陈某针对同笔欠款又向杨恩勇提起诉讼，主张清偿1000万元借款本金及利息，因杨恩勇对福鑫公司与陈某结算情况并不知情，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与陈某达成了调解。陈某在已经收到福鑫公司偿还的955万元情况下又针对同笔欠款对杨恩勇提起诉讼的行为已经严重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陈某又因为杨恩勇未实际履行民事调解书而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更能说明其对杨恩勇明显的主观恶意。杨恩勇也已经在该案中提起了执行异议及相关的民事审判监督程序。3.杨恩勇于2013年10月5日向福鑫公司出借300万元，一审法院认定其为工程款而非借款属事实认定错误。杨恩勇受福鑫公司委托共对外借款2200万元，而一审法院仅认定福鑫公司收到1900万元，属事实认定错误。事实上，杨恩勇与福鑫公司法定代表人毋玉兵多次沟通，明确表示感谢杨恩勇为其筹措的300万元借款，有福鑫公司的自认，结合福鑫公司向杨恩勇出具的收据，应当认定该300万元借款真实且双方明确约定36%的利息。二、一审法院未依据杨恩勇与福鑫公司之间的委托代理借款关系判令福鑫公司偿还本息，属法律适用错误。如前所述，杨恩勇与福鑫公司之间成立委托代理借款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162条“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之规定，杨恩勇对外借款及约定相应利息的偿还义务应由福鑫公司负担。郝利、亢志刚、綦静华已于2018年8月16日通过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的方式，将其对福鑫公司的债权转让给杨恩勇。杨恩勇也向福鑫公司出借400万元款项，以上全部借款及利息皆应由福鑫公司承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规定：“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按照该规定，福鑫公司在一审中主张支付的2120万元仅是偿还了利息，福鑫公司仍有继续偿还2200万元本金及相应利息的义务。综上，一审法院未查明福鑫公司委托杨恩勇对外借款的事实以及本案具体债权金额的事实，且法律适用错误，应当依法予以撤销。福鑫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同意一审判决，请求驳回杨恩勇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事实与理由：1.福鑫公司实际收到杨恩勇的投资款为1900万元，杨恩勇所陈述的2200万元，其中的300万元为其他项目工程款，与本案没有关系，所以福鑫公司只认定涉案诉争项目投资款项为1900万元。2.杨恩勇述称福鑫公司授权其对外借款，福鑫公司不予认可，案涉授权书的表述并没有委托杨恩勇对外筹集款项，福鑫公司已将收到的投资款全部返还给了杨恩勇。杨恩勇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福鑫公司给付杨恩勇借款本金22366494元及利息2632641元；2.判令福鑫公司承担诉讼费。一审法院查明事实：福鑫公司于2013年10月5日收到杨恩勇给付的300万元同时向杨恩勇出具收据，其上载明收款事项为工程款；于2014年8月7日收到杨恩勇转账给付的100万元；于2014年8月5日收到陈某委托北京成国邦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国邦公司）转账给付的600万元；于2014年8月5日、7日和28日分别收到郝利转账给付的200万元、100万元、200万元、300万元，共计800万元；于2014年8月6日收到亢某1转账给付的100万元。福鑫公司共计收到1900万元。2014年12月30日，福鑫公司直接退给郝利200万元，2014年12月31日至2017年10月30日，福鑫公司退给杨恩勇共计965万元；2016年2月4日和5日分贝退给陈某20万元和10万元，共计30万元。上述退款共计1195万元。2016年12月8日，陈某作为甲方与杨恩勇和福鑫公司法定代表人毋玉兵作为乙方签订《还款协议》，约定：甲方于2014年8月5日从成国邦公司借款600万元，用于乙方在山西省河曲县承揽、开发河曲县煤矿项目，该款由成国邦公司直接打进了以毋玉兵为法人的福鑫公司账户；后甲方又为乙方杨恩勇从成国邦公司借款400万元，该款由成国邦公司转账到中鼎视文化传播（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鼎视公司）账户，然后中鼎视公司又将此款打到了杨恩勇指定的收款人张才兵银行卡上。综上，杨恩勇通过陈某向成国邦公司借款1000万元；鉴于成国邦公司向甲方发出了要求归还本金的通知，甲方要求乙方明确还款计划和时间。经杨恩勇和毋玉兵协商决定，毋玉兵承担归还900万元本金责任，即由毋玉兵把欠杨恩勇的900万元归还成国邦公司，由杨恩勇承担归还剩余本金100万元及相关息款，且息款必须按时支付，前面所欠息款也要尽快解决；毋玉兵在2017年10月1日前将900万元全部归还给成国邦公司。《还款协议》签订后，福鑫公司于2016年12月10日至2017年9月26日期间依约向陈某支付完毕。一审法院另查，2014年7月25日，福鑫公司为杨恩勇出具授权书，记载：今委托杨恩勇全权负责梁家碛煤矿5000亩地的开采权及一切权利。在一审庭审中，杨恩勇陈述福鑫公司出具的授权书包括为了煤矿开采筹借资金，上述1900万元均是福鑫公司向其本人以及其代福鑫公司向他人筹措的借款，月利率均为3%。同时提交福鑫公司向杨恩勇出具的收据，杨恩勇与陈某、陈某与成国邦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以及杨恩勇向案外人郝利、亢某1、綦静华出具的借条予以证明。杨恩勇同时提交其与郝利、亢某1、綦静华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书》以及（2018）京0106民初824号民事调解书，用以证明郝利、亢志刚、綦静华、陈某的债权均由其向福鑫公司主张。福鑫公司认可收到上述1900万元，但不认可杨恩勇上述代为借款主张。福鑫公司称1900万元系杨恩勇与福鑫公司法定代表人毋玉兵就5000亩煤矿开采权和销售权进行合作的投资款，后因合作没有实现，已将款项全部退回。福鑫公司提交其代理人与案外人王厚根的谈话笔录及视频、陈某的证人证言予以证明。王厚根在与福鑫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谈话中表示，其与毋玉兵系合作关系。自2012年开始，山西富佳杨光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佳公司）将梁家碛5000亩煤矿的开采权及销售权交由福鑫公司开发。原协议终止后，2016年1月21日又重新签订了一份协议。杨恩勇是富佳公司与福鑫公司合作协议的具体实施负责人。杨恩勇与毋玉兵是合作关系。杨恩勇曾告诉他，杨恩勇与毋玉兵、福鑫公司终止合作关系，毋玉兵将钱已经退给了他。杨恩勇常年居住在矿上办公。其知晓杨恩勇与毋玉兵合作，且杨恩勇也说过他和毋玉兵之间有合作协议，但不清楚协议内容。福鑫公司同时提交了上述谈话视频、富佳公司与福鑫公司就梁家碛煤矿开采签订的《合作协议》、解除合同协议、任命书予以佐证。陈某在一审庭审中陈述，《还款协议》系其签订的。其与杨恩勇认识20多年，管杨恩勇的父亲叫干爹，与毋玉兵通过杨恩勇见过两三次。2014年5、6月份，杨恩勇说他在山西要合伙投资一个煤矿，7月下旬杨恩勇给陈某打电话说交定金和一个姓毋的，一共交5000万元，每人2500万元，三天内筹齐。因陈某不在北京，故陈某跟成国邦公司的陈总说其二哥要投资煤矿，陈总说能借600万元。后杨恩勇去陈总的办公室写了借条，陈总说钱只能打到公司，杨恩勇提供了福鑫公司的名字，陈总会计查了法人姓毋，和杨恩勇没有关系。陈某询问杨恩勇，杨恩勇说是老毋的，二人合作，打到他那就行。陈某告知陈总后，陈总当天就转了600万元。杨恩勇给成国邦公司出具了借条，后陈某回来了就签了《借款协议》，借条原件还给了杨恩勇。陈某与杨恩勇也签订600万元的《借款合同》，利息3分。陈某称与姓毋的没有任何的利息约定，也不认识他，钱是借给杨恩勇的。2014年8、9月份，杨恩勇又向陈某借款，陈某从成国邦公司陈总处又借款100万元（打入张才兵账户），从他人处借款300万元转入郝利账户。郝利丈夫是亢某2，亢某1是亢某2弟弟。陈某与杨恩勇就上述300万元签订了借款协议，但是钱花哪儿不清楚。后陈某又从成国邦公司陈总处借款400万元借给杨恩勇，与上述100万元一样打入了张才兵账户。因拖欠陈总利息陈某去山西找杨恩勇，杨恩勇说一直接王厚根的电话，陈某不认识王厚根，杨恩勇说王厚根是煤矿的副总经理。毋玉兵曾通过杨恩勇找过陈某办事，陈某记下了毋玉兵电话号，因找不到杨恩勇，陈某联系毋玉兵并见面，询问煤矿的进场情况和定金情况，毋玉兵说这是他与杨恩勇之间的事情。陈某说他与其他人都借钱给杨恩勇，毋玉兵说杨恩勇没说钱是借的，且已陆续返还杨恩勇500万元，毋玉兵说他和杨恩勇还有1000多万元的账。毋玉兵答应给陈某100万元，但杨恩勇并没有给陈某。后陈某返回太原，与杨恩勇、毋玉兵三人在太原签署了《还款协议》，毋玉兵打给陈某的钱视为还给杨恩勇的。毋玉兵与杨恩勇之间的钱，陈某并未听说有利息约定，毋玉兵打给陈某900万元是毋玉兵从他应该还给杨恩勇的1000多万元中扣除的，并没有利息。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杨恩勇以福鑫公司出具的授权书、银行转款明细提起借款合同纠纷之诉，现福鑫公司提交证人证言、视频资料、《合作协议》、解除合同协议、任命书等证据，抗辩转账系因双方合作煤矿开采及销售产生的投资款。因杨恩勇提交的福鑫公司出具的授权书并未明确写明授权有对外借款，其中福鑫公司对杨恩勇300万元出具的收据所载收款事项为工程款，陈某出庭亦佐证其是出借款项给杨恩勇个人，而非福鑫公司，另杨恩勇向他人出具的借条均为其个人出具，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杨恩勇现有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向他人的借款系代福鑫公司所借。即使福鑫公司收到上述涉案款项，杨恩勇亦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双方就该款项有过利息约定，现福鑫公司已将所收款项全部退给杨恩勇。故杨恩勇要求福鑫公司偿还借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驳回杨恩勇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杨恩勇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证人亢某1的证人证言，主要内容为：2014年7、8月份的时候，杨恩勇找到亢某1，称在山西有一个叫毋玉兵的人弄了一个煤矿，收益挺好，但他没有钱，让杨恩勇帮助毋玉兵借钱。因为亢某1不认识毋玉兵，但和杨恩勇是多年的好朋友，于是亢某1就把100万元通过杨恩勇借给了毋玉兵。当时说钱只借两三个月，利息三分，到期归还。结果没有归还。亢某1于是就把债权转让给了杨恩勇，让杨恩勇帮亢某1去要钱。此期间，亢某1主要和杨恩勇联系，在北京见过一次毋玉兵，但没有让毋玉兵打过欠条。2.证人亢某2的证人证言，主要内容为：杨恩勇是亢某2的中学同学。一天杨恩勇找到亢某2，称有一个福鑫公司的煤矿给杨恩勇出具了一个授权书，授权杨恩勇给福鑫公司的法人毋玉兵借钱，给三分利息，两三个月后还钱。之前亢某2不认识毋玉兵。后来亢某2就将钱打到了毋玉兵帐号，一共分四笔通过郝利等账户共计打了800万元，毋玉兵只偿还了200万元，其他的始终没有偿还。之后亢某2就去找杨恩勇和毋玉兵要钱，杨恩勇称还款由其负责，所以亢某2就没有让毋玉兵写借条。亢某2于是就把债权转让给了杨恩勇，让杨恩勇帮亢某2去要钱。以上两份证人证言拟证明毋玉兵为法定代表人的福鑫公司为杨恩勇出具了授权委托书，杨恩勇依据该授权为福鑫公司进行融资，且款项汇到了福鑫公司，后福鑫公司的项目没有成功运营，因此其应向债权人郝利、亢某1等人还款，由于杨恩勇跟这些债权人认识时间比较长，这些人将债权转让给杨恩勇，由杨恩勇代上述债权人向福鑫公司主张相应本金和利息。3.綦静华于2014年8月7日分5笔共计向福鑫公司汇款300万元的转账记录5张，拟证明福鑫公司收到包括綦静华的300万元在内的转款共计2200万元，而不是一审法院认定的1900万元。福鑫公司对证据1和证据2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亢某1、亢某2与杨恩勇系多年好友，存在利害关系，其证人证言单独不能作为证据被采纳；亢某1、亢某2称其将钱借给素不认识的毋玉兵，不符合交易逻辑和习惯；且亢某1、亢某2提交的书面证言与二人在法庭上的陈述存在多处矛盾。对证据3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也认可福鑫公司收到了2200万元，但因杨恩勇于2013年10月5日转账的300万元在出具收据时已经备注为工程款，故本案诉争款项应在2200万元中扣除该300万元。一审法院认定的1900万元的金额是没有错误的。因证据1、2系证人证言，欲证明诉争款项的债务人为福鑫公司，而非杨恩勇，虽然亢某1、亢某2均受杨恩勇的指示将款项打入福鑫公司的账户，但福鑫公司或毋玉兵均未给亢某1、亢某2出具相关债权凭证，也没有证据证明亢某1、亢某2向福鑫公司或毋玉兵主张过权利，在福鑫公司或毋玉兵明确表示不认可向亢某1、亢某2借款，且无其他证据相佐证的情况下，本院对亢某1、亢某2的证人证言和证明目的不予采信。对于证据3，因福鑫公司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也认可福鑫公司实际收到了该笔款项，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本院经审理查明：福鑫公司于2013年10月5日收到杨恩勇给付的300万元，并向杨恩勇出具收据，其上载明收款事项为工程款；于2014年8月7日收到杨恩勇转账给付100万元；于2014年8月5日收到陈某委托成国邦公司转账给付600万元；于2014年8月5日、7日和28日共计收到郝利转账给付800万元；于2014年8月6日收到亢某1转账给付100万元；于2014年8月7日收到綦静华转账支付300万元。福鑫公司共计收到2200万元，但主张福鑫公司于2013年10月5日收到杨恩勇给付的300万元系工程款，并非本案杨恩勇诉争主张的借款，故福鑫公司关于案涉诉争款项仅收到1900万元。二审中，杨恩勇本人向本院提交书面《上诉说明》，其中载明：“我从1986年至2012年在北京做土石方挖掘工作，有自己的机械施工队，于12年5月12日经朋友介绍，到山西交口县瓦子山煤矿做露天煤矿挖掘工程……2013年夏天，大概是6月份左右，毋玉兵找到我说，在瓦子山矿隔壁，他自己单独开发了一个叫南洼山的煤矿，叫我做煤矿工程总包。我当时非常非常感动。毋玉兵叫我帮忙先做前期勘察工作……13年10月份，毋玉兵说马上就可以进场施工了，某部门要求缴纳保证金，他资金出现缺口，让我帮忙筹措300万元。我当时考虑我的工队马上就能进场施工了，就帮他筹借了300万元，于13年10月5日汇入他的公司账户（山西福鑫煤化有限公司）。过了大约一周时间还没能进场施工。我找到了毋玉兵，他说煤矿储量不是很理想，想转手卖掉，不想冒开采风险。我当时就和他急了。因为我和他是有施工合同的，他答应给我200万元的停工损失和前期的一些费用。并尽快偿还300万借款和利息……一个月后，毋玉兵和富佳阳光公司又达成了山西河曲县梁家碛露天煤矿的合作协议。富佳阳光公司划拨给毋玉兵5000亩地煤矿独立开发权。14年6月毋玉兵委托我到梁家碛煤矿进行调研，并承诺聘用我做该矿施工项目经理，在同等的条件下，让我的施工队做施工工程总承包，并给我写了一份委托书，让我做好进场施工准备工作。我紧急在河曲县楼子营镇租了办公场所，成立了施工工队办公室，聘了施工总工、财务、后勤等人员。14年8月3日我在北京，毋玉兵突然给我打电话说，甲方要求一周内交保证金，马上进场施工，我当时兴奋至极。第二天，毋玉兵又给我打电话，说保证金出现缺口，让我帮忙筹措。说：交不齐保证金，这个项目就黄了，让我不惜一切代价帮忙解决，说资金最多用一至三个月，进场施工后，购煤的买家会给购煤预付款。我相信他的实力，因为他一直做煤炭生意，我就联系我的朋友进行筹借，凭我多年的个人信用，于8月6日和7日为毋玉兵筹借了2000万元，由出借人分别汇入毋玉兵指定的银行账户（福鑫煤化有限公司），由于是个人信用借款没有抵押物，利息是每月3%。毋玉兵是同意的并且万分感谢……到了8月底，毋玉兵又找我说还需500万元就可以进场了，并和富佳阳光公司人员带我到梁家碛煤矿看了进场后所需的办公室和施工工人的宿舍，确定了所要开采的工区地块。我当时深信不疑，又从朋友处为他筹借了500万元。至此我一共为毋玉兵筹借了2830万元”。二审中，杨恩勇明确其本案是依据2014年7月25日福鑫公司为杨恩勇出具的授权书，就梁家碛煤矿相关的款项主张权利。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杨恩勇上诉主张其依据授权书，与福鑫公司之间成立委托代理借款关系。根据杨恩勇的陈述和2014年7月25日福鑫公司为杨恩勇出具授权书的内容可知，福鑫公司出具授权书在先，让杨恩勇帮忙筹集工程保证金在后；出具授权书的背景是毋玉兵承诺聘用杨恩勇做梁家碛煤矿施工项目经理，在同等的条件下，让杨恩勇的施工队做施工工程总承包，为此让杨恩勇凭该委托书，做好进场施工准备工作，而毋玉兵让杨恩勇筹集工程保证金的行为发生在2014年8月，背景是马上能进场施工，“甲方”要求交纳保证金。故授权书中载明的“今委托杨恩勇全权负责梁家碛煤矿5000亩地的开采权及一切权利”并不明确地包括委托杨恩勇代为筹集款项，更不明确地包括杨恩勇筹借款项所产生的利息由福鑫公司承担。杨恩勇仅仅依据授权书主张杨恩勇为梁家碛煤矿筹借款项及利息均应由福鑫公司承担，依据不足，杨恩勇还应对此承担进一步的举证证明责任。杨恩勇二审提交了亢某1、亢某2的证人证言。亢某1、亢某2与杨恩勇关系密切，与毋玉兵并不熟识，却主张其将款项出借给毋玉兵，而不是杨恩勇；二人均与毋玉兵见过面，见面时已然发生争议，却不要求毋玉兵出具借条等债权凭证，此均与常理不符，亦与陈某的证言相左，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该二人的证人证言难以采信。根据2016年12月8日陈某、杨恩勇和毋玉兵签订的《还款协议》中的约定，“杨恩勇通过陈某向成国邦公司借款1000万元”，“毋玉兵承担归还900万元本金责任”，该900万元并非毋玉兵直接欠陈某（成国邦公司）的款项，而是“毋玉兵把欠杨恩勇的900万元”，替杨恩勇还给陈某（成国邦公司），从而使毋玉兵与杨恩勇之间900万元的债权债务，以及杨恩勇与陈某（成国邦公司）之间900万元的债权债务关系均归于消灭；其余100万元本金和所有本金产生的利息，则均由杨恩勇承担。据此可知，《还款协议》三方当事人均明确陈某（成国邦公司）与杨恩勇之间存在借贷法律关系，杨恩勇与毋玉兵（福鑫公司）之间存在法律关系，而不是陈某（成国邦公司）直接与毋玉兵（福鑫公司）之间存在借贷法律关系，且陈某（成国邦公司）与杨恩勇之间的借贷法律关系是约定有利息的。上述《还款协议》的约定与陈某的相关证言内容相符。杨恩勇关于一审法院不应采信陈某证言的相关上诉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此外，鉴于杨恩勇明确其本案仅就梁家碛项目相关款项主张权利，2013年10月5日杨恩勇支付给福鑫公司的300万元并非用于梁家碛项目，故不属于本案的诉争范围。一审法院虽然遗漏查明綦静华于2014年8月7日向福鑫公司转账支付的300万元，但是认定福鑫公司共收到诉争款项1900万元，并无不当。综合上述证据，杨恩勇未就其关于其与福鑫公司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借款关系的主张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认定杨恩勇现有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向他人的借款系代福鑫公司所借，并对杨恩勇要求福鑫公司偿还借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本院不持异议。综上所述，杨恩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3398元，由上诉人杨恩勇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葛 红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九日法官助理  任永军书 记 员  牛 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