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0502民初110号原告：刘绪璟，男，1981年6月14日生，汉族，江西省新余市人，住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国辉，江西辰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云，江西辰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新余市万国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公园北路39号高能广场W层（4-5楼之间），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502MA35FK1MXC。法定代表人：熊军华，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展业，江西袁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熊军华，男，1973年2月1日生，汉族，江西省新余市人，住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被告：吕骏，男，1974年10月9日生，汉族，江西省新余市人，住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被告：朱从辉，男，1989年8月11日生，汉族，安徽省泾县人，住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被告：严新军，男，1977年6月19日生，汉族，江西省新余市人，住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被告：章小泉，男，1973年12月15日生，汉族，江西省新余市人，住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上述五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洪颖，江西袁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绪璟（下称原告）与被告新余市万国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下称第一被告）、熊军华（下称第二被告）、吕骏（下称第三被告）、朱从辉（下称第四被告）、严新军（下称第五被告）、章小泉（下称第六被告）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3月11日经网上云平台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其委托代理人任国辉、胡云到庭参加诉讼，第一被告委托代理人孙展业、第二至六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洪颖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1.判令依法解除原告与第一被告于2016年3月30日签订的《众筹股东合作投资协议书》；2.判令被告退还原告款项22.5万元和支付利息40981元（按年利率6%暂计算至2019年11月27日止），共计265981元；及按年利率6%计算自2019年11月28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5年11月21日，第二至六被告合伙发起设立第一被告。2016年3月30日，第三被告以众筹合作的名义，通过发售第一被告股权方式吸引原告投资。原告为此与第一被告签订《众筹股东合作投资协议书》，约定：1.第一被告总预算350万元，原告出资22.5万元，占第一被告49%公司股份按100%计算的5%，无需后续投资；2.被告有义务向原告解释被告公司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原告不得参与公司任何内部管理事务；3.若原告强行退股，扣除个人名下股份入股总金额的20%作为公司损失补偿，余下股份金额退股之日起一年内按月平均退还。其后，原告于2016年11月14日前将出资款22.5万元陆续转账交付给第三被告，但被告公司注册资本仅100万元，且将公司股权全部登记至上述被告名下，至今未将原告列入公司股东及赋予股东权益。另，被告据不公开公司经营及财务状况，原告不清楚资金去向及使用情况，财务管理混乱。因此，被告违法擅自发行公司股票，原告为实际取得公司股权以及公司财务管理混乱，存在巨大过错。现双方经多次协商退款未果，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原告向法院起诉。第一被告辩称，1、原告与第一被告之间是就第一被告经营的商业项目成立合伙关系,并不是第一被告公司的股东向原告转让公司股份。第一被告与原告于2016年3月30日签订《众筹股东合作投资协议书》，该《协议书》实际上是一份合伙协议，约定对于第一被告经营的预算为350万元的商业项目，原告与第一被告进行合伙，原告出资22.5万元，占合伙项目49%份额中以100%计算的5%。并不是原告从第一被告公司股东处受让公司股份，此种共同出资合伙经营的模式在经济生活中是很常见的，与股份公司对外发行股票具有本质区别，原告将两者等同，违背了协议的内容和真实意思。2、原告述称：“第一被告未告知合伙项目的经营状况”违背事实。第一被告的董事每个季度都会通过微信将合伙项目财务经营报账以及赚取的利润分成发给原告，原告从未提出异议。并且第一被告于2019年2月2日、3日将合伙项目的利润通过微信转账2万8千元现金以及给原告2000元消费卡的方式分配给原告。原告述称：“第一被告未告知合伙项目的经营状况”有违事实。3、原告未经第一被告同意，单方起诉要求解除与第一被告于2016年1月8日签订的《众筹股东合作投资协议书》属于无合法依据的单方违约行为，不应支持。第一被告和原告双方所有的投资款均已投入项目经营，前期先是由一家门面发展为6家实体店面，后期因经营状况欠佳，关闭了两家门面，现存4家门面尚在经营。在未经双方清算或决定是否终止的情况下，被告不同意解除双方签订的《众筹股东合作投资协议书》。并且，双方协议第三条2款首先就特别强调“下列事务如没有与甲方另行起草协议书签字将属于无效”，其中第7项规定“未经甲方同意，乙方无权私自在中途退股或转让股份；第8项规定“乙方退出机制：乙方中如有提出退出本协议中的资金投股份，由甲方以文件协议签字同意后方可以生效”；第9项规定“未经过甲方以文件协议签字同意，不得私自转让，抽回出资额。”虽然第7项规定“未经甲方同意，乙方无权私自在中途退股或转让股份，若强行要求退股，自愿扣除个人名下股份入股金总额的20%充公，作为公司资金变动的损失补偿，余下股份金额自退股之日起一年内按每月平均退还”，但结合以上约定可知，原告未经第一被告同意原则上是无权中途退股的，原告强行要求退股，也必须由第一被告以文件协议签字同意后方可以生效，未经过第一被告以文件协议签字同意，不得私自转让，抽回出资额。所以第一被告以文件协议签字同意是原告退股的大前提和必须的程序性规定，原告在未经第一被告以文件协议签字同意的情况下，原告是不得单方要求解除合同关系和退股的。但原告却故意断章取义，刨除上下文，以《协议书》第三条第二款第7项中的部分内容“若强行要求退股，自愿扣除个人名下股份入股金总额的20%充公，作为公司资金变动的损失补偿，余下股份金额自退股之日起一年内按每月平均退还”的内容，曲解协议关于退出机制和必须办理书面手续的约定。合伙经营本是共担风险，共享盈利。现合伙项目处于亏损状态，原告还应分担相应的亏损，在合伙项目未经清算的情况下，原告主张返还投资款及其利息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综上所述，原告要求解除与第一被告于2016年3月30日签订的《众筹股东合作投资协议书》以及要求全额返还投资款及利息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恳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第二至六被告辩称，第一被告是依法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是独立的企业法人，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承担民事义务，其作为合同主体与原告签订《众筹股东合作投资协议书》，则该合同的权利义务主体为第一被告，而第二至六被告只是作为第一被告的股东，无需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另外第三被告作为第一被告的代表在合同上签字以及收取原告的投资款项都属于职务行为，该行为的责任承担主体也为公司。所以，原告诉请第二至六被告承担退还其投资的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恳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原告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以下证据：1、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企业投资方信息。拟证明：1.第一被告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非股份公司，不具备向不特定的社会公众发行、募集股票的资格。2.该公司注册金额仅为100万元，并非协议约定的总出资额350万元，被告存在虚增公司资本的情形。3.第一被告公司未将原告列入股东名册，也未赋予原告任何股东权益，原告未取得第一被告股权。4.被告朱从辉、严新军、熊军华、吕骏、章小泉五人作为公司股东，违法变相发行股票，在本案中存在重大过错，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2、《众筹股东合作投资协议书》、交通银行流水。拟证明：第一被告以及第三被告作为众筹发起人，违反法律强制性效力性规定变相发行公司股票，双方签订的合作投资协议无效，被告应返还原告出资款项，并按年利率6%计付利息方式承担赔偿责任。另，协议约定原告有权要求退股，被告应返还相应投资款。1.2016年3月30日，第三被告通过发售第一被告公司股权方式吸引原告投资，为此原告与第一被告签订了《众筹股东合作投资协议书》，约定第一被告总预算为350万元，第一被告自愿向众筹投资人出让49%的股份，原告出资22.5万元，占第一被告股份的5%，且后续无需追加资金。2．该协议书第三条约定：第一被告有义务向原告解释本协议所属公司即第一被告的公司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3.该协议书约定：原告若强行要求退股，扣除个人名下股份入股金额的20%作为公司损失补偿，余下股份金额自退股之日起计算以1年为期按月平均退还（第3.2.7条）。扣除个人名下股份入股金额的20%作为公司损失补偿4.原告在签订协议书后，向第一被告的总经理及股东第三被告转账支付了出资款22.5万元。第一被告向本院提交3组证据：1、众筹股东合作投资协议书一份。拟证明：1.该协议书的合同双方主体系原告与第一被告，双方之间是对于第一被告经营的预算为350万元的商业项目进行合伙经营，双方约定原告出资22.5万元，占合伙项目49%份额中以100%计算的5%的合伙股份比例。双方是合伙经营关系。2.协议第三条第2款约定首先就强调了“下列事务如没有与甲方另起草协议书签字将属于无效。”其中7、8、9项特别约定了退出机制，原告退股或转让股份应经第一被告以文件协议签字同意，未经第一被告同意，原告是无权私自中途退股的，即使强行要求退股也必须由第一被告以文件协议签字同意后方可以生效。2、第一被告旗下的门面信息及照片共8张。拟证明：原告的出资全部投入了合伙商业项目的经营，合伙项目先是从一家门面发展到6家，后因经营效益原因，关闭了2家门面，现仍然有4家门面在经营。3、第一被告的经营财务信息、第三被告与原告的微信聊天记录及转账记录。拟证明：1.第三被告每季度都会将合伙项目经营及财务情况，通过微信方式发给原告，原告对合伙项目的经营情况是清楚的，且从未提出异议。2.原告2019年2月2日、3日参与了合伙项目的利润分配，28000转账，2千元消费卡，分配了总计3万元。第二至六被告提交一组工商登记档案。拟证明：1.第一被告是有限责任公司，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承担民事义务。2.第二至六被告作为第一被告的股东，只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而无需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3.第三被告作为公司的总经理，其职务和权限足以代表公司对外实施法律行为，即有权限代表公司履行职务行为。对于上述证据，结合庭审质证意见，本院作如下评判：第一至六被告对原告提交的第1、2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本院对原告第1组证据予以采信，内容以登记的为准，第2组证据的协议与第一被告提交的协议内容一致，加上被告对原告已付款的事实未否认，故该组证据本院予以采信。原告对第一被告提交的第1组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对第一被告提交的第2、3组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原告认为不清楚第2组证据中门店关闭的实际数量，认为第3组证据是电子的存在篡改的可能，通过这个信息是无法核实财务情况。本院认为，第一被告提交的第2组证据及第3组证据中的财务经营非经会计审计的信息无法充分证明6家门店的正常经营情况，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微信记录和转账凭证，原告对微信号未予否认，也认可收到被告转账的盈利款28000元，故微信内容与转账情况认定属实，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原告对第二至六被告提交的证据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第一被告没有发起股票的资质，其余被告作为公司股东应该对公司的非法发起股票的行为承担责任。本院认为，该组证据来源合法，内容真实，本院予以采信。经审理查明，可以认定以下事实：2015年11月21日，第二至六被告发起设立第一被告，第一被告为有限责任公司。2016年3月30日，原告与第一被告签订《众筹股东合作投资协议书》，协议内容：第一条，投资比例：乙方（指原告，下同）自愿以资金投的方式占甲方（第一被告，下同）实际股份5%，投资金额22.5万元；第二条，投资额和投资方式：出资额（按预算350万元）出资，操作方式：乙方按预算350万元股金分股，在前期筹备或营业以及亏损导致资金不足时，乙方自愿承担风险但不需要追加后续资金。。。。。。第三条，事务执行、投资或转让、其他权利和义务：1、甲方有权利和义务向乙方解释本协议所属的公司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乙方不得参与作为本协议所属名称的任何内部管理事务）。2、下列事务如没有甲方另起草协议书签字将属于无效。。。。。。其中第（6）项乙方向外人转让其作为本协议所属名称的全部或部分股份出资额时，须经甲方起草协议同意后有效。。。。。。第（7）项未经甲方同意，乙方无权私自在中途退股或转让股份，若强行要求退股，自愿扣除个人名下股份入股金额总额的20%充公，作为公司资金变动的损失补偿（余下股份金额退还程序，退股之日起计算按1年为期）按每月平均退还。第（8）项乙方退出机制：乙方中如有提出退出本协议中的资金投股份，由甲方以文件协议签字同意后方可以生效（退股之日起计算按1年为期按每月平均退还）只限个人名下自己投股份的原始投入股金。第四条，违约责任：如发现乙方未履行协议中的条款和私自侵吞公司财产属实，自愿承担法律责任甲方有权使用“退出机制”解除投资人股东身份。该《众筹股东合作投资协议书》由第三被告签字，加盖第一被告印章。之后，原告陆续将投资款转账给第三被告。被告偶尔在微信与原告沟通经营状况，2019年2月2日和3日，原告从第一被告处获得28000元利润分红及2000元的消费卡。后原告以第一被告拒不公开公司财务状况，未将原告列入股东名册，原告未实际取得股权、合同的目的无法实现为由诉至本院并提出上列诉请。另查明，第二至六被告是第一被告的管理人员。本院认为，本案属合伙协议纠纷。本案争议焦点为：原告与第一被告之间是何种法律关系？本院认为，原告与第一被告签订的《众筹股东合作投资协议书》从名称上看，第一被告似乎是在“众筹”发行股票，这显然与法律、法规相违背，但从协议书的各项条款来看，该协议书实为邀请原告投资（由原告投入22.5万元资金，享有合伙事务5%的权益——按350万预算计算）、第一被告负责经营管理的合伙协议。目前来看，原告于2019年2月2日和3日从第一被告处获得28000元利润分红及2000元消费卡，明显享有从合伙项目中分配利润的权利，这符合合伙共享收益的特征。协议对风险承担和后续投资以及退出机制都作出了明确约定，投资的实体项目万国公司旗下实体门店真实存在，原告在签订协议书时也知晓是对万国公司旗下实体门店的投资。第一被告认为双方签订的是合伙协议，原告认为未参与经营不是合伙。本院认为协议内容符合双方共同出资、共担风险、共享收益的合伙法律特征，至于合伙人是否实际参与合伙经营、劳动，并不影响对合伙性质的认定，对第一被告的意见本院予以采信，《众筹股东合作投资协议书》为合伙协议，原告认为是购买第一被告的股权的意见，本院不予采信，因此，原告与第一被告之间系合伙法律关系。关于原告要求解除与第一被告2016年3月30日签订的《众筹股东合作投资协议书》的请求。第一被告认为原告退出需经过第一被告书面同意才能退出合伙，并且万国公司旗下6家实体门店经营状况欠佳，已关闭了2家，现存4家门店尚在经营，处于亏损状态，原告应分担亏损。本院认为，原告要求解除《众筹股东合作投资协议书》实际就是退出合伙。原告以第一被告未将其列入公司股东要求退出投资解除协议的理由不成立，但由于被告未能及时且充分向原告公布经营状况和财务情况，原告的权益未得到合理保障，且根据《众筹股东合作投资协议书》第三条第2款第（7）项的约定可知原告可以强制退出，原告要求解除合同于法无悖，但是需扣除个人名下入股金20%作为损失补偿。被告认为第三条第2款第（7）项也应经第一被告书面许可的意见有失偏颇，本院不予采信。第（7）项的约定意味着只要承担扣减20%投资款作为损失的前提下，可不经清算和第一被告的书面许可，原告可退出投资，故在扣除投资款20%作为被告的损失后，原告要求解除《众筹股东合作投资协议书》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告要求被告退还投资款22.5万元、支付利息40981元（按年利率6%暂计算至2019年11月27日止），并按年利率6%计算2019年11月28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请求。本院认为，原告系强制退伙，其要求返还的投资款22.5万元需扣除20%作为损失，协议第三条第2款（7）项除约定扣除个人名下股份入股金额总额的20%充公作为公司资金变动的损失补偿外，还备注了——余下股份金额退还程序，退股之日起计算按1年为期按每月平均退还。故被告需返还原告投资款为180000元（225000元×80%），该180000元投资款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开始按月支付，一年内付清，每月需支付15000元。关于利息请求。本院认为，被告逾期未支付将导致原告的损失，根据协议分期返还投资款的约定，本院认定，被告需自每期逾期之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逾期利息至每期投资款支付完毕之日止。至于原告从第一被告处获得的28000元利润分红及2000元消费卡，系正常合伙经营所得，本院不作处理。关于其他被告的责任问题。本院认为，《众筹股东合作投资协议书》是第一被告与原告签订的，第三被告是公司经理，签字是职务行为，因此，合同的权利义务应由第一被告承担。虽然原告转款给了第三被告，但原告无证据证明第三被告存在占用资金的情形，而其他被告也只是第一被告的管理人员，原告要求第二至六被告承担付款责任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第一百六十一条、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九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刘绪璟与被告新余市万国电子商务有限公司2016年3月30日签订的《众筹股东合作投资协议书》。二、被告新余市万国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需返还原告刘绪璟投资款180000元，该款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按月支付，一年内付清，每月需支付15000元；若逾期未支付，被告新余市万国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需自每期逾期之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支付逾期利息至每期投资款支付完毕之日止。三、驳回原告刘绪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290元、保全费1870元，共计7160元，由原告刘绪璟承担2390元，被告新余市万国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承担477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黄 小 红人民陪审员 欧阳红梅人民陪审员 徐 桂 珍二〇二〇年六月二日书 记 员 黄  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