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6民终64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融生置业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正福寺10号-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5636845811。 法定代表人：陈锦元，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谨源，北京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潇君，福建梁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漳浦县三星旅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漳浦县前亭镇崎沙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623738046777U。 法定代表人：陈以光，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甘宁，福建衡兴明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贵明，系该公司经理。 上诉人北京融生置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融生公司）因与上诉人漳浦县三星旅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漳浦三星公司）定金合同纠纷一案，原由福建省漳浦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8日作出（2018）闽0623民初3525号民事判决。因漳浦三星公司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6月3日作出（2019）闽06民终164号民事裁定，将案件发回福建省漳浦县人民法院重审。福建省漳浦县人民法院重审后于2019年12月27日作出（2019）闽0623民初3458号民事判决。北京融生公司、漳浦三星公司均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北京融生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于谨源、陈潇君，上诉人漳浦三星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甘宁、蔡贵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北京融生公司上诉请求：一、判令漳浦三星公司向北京融生公司双倍返还定金共计1998万元。二、本案的诉讼费及其他相关费用由漳浦三星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对漳浦三星公司应向北京融生公司返还定金金额的基本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应依法改判。原审认为双方签订《合作协议书》的目的是“希望通过设置定金制度来保障北京融生公司完成收购项目公司[指山东高速火山岛（漳州）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项目公司]51%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之合同目的实现，北京融生公司支付的1000万元定金，所对应的是以510万元的价格完成收购项目公司股权的权利义务”。原审对《合作协议书》文义解释与目的解释皆错误。二、对《合作协议书》内容，应予以正确的解释与理解。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关于合同条款的真实意思，双方《合作协议书》第一条明确约定“鉴于甲乙双方对本合同项下项目开发成本及开发前景的共同认识，甲乙双方一致认为，本合同履行的标的额远超人民币1亿元”，漳浦三星公司作为公司法人，拥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对专业知识与商业惯例认知水平高于常人，其在合同签订之初已经充分知晓本条款所表示的意思与效力，已知晓本合同的标的额肯定超过1亿元。因此，根据合同的文字解释与目的解释，以及正常逻辑与商业惯例，双方订立的《合作协议书》标的额高于1亿元，协议第一条对此予以明确约定的目的包含“因本合同整体标的额超过1亿元，故约定1000万元作定金作为对本合同整体标的额的担保，没超过主合同标的额的百分之二十，没有违反法律规定”。三、应从整体角度分析《合作协议书》。《合作协议书》约定的项目合作包括三个不可分割、密切相关的部分，对实现合同目的均有根本性的影响。第一条约定漳浦三星公司应促成北京融生公司在约定的时间内、以约定的510万元完成收购项目公司51%股权，此为第一部分。第二、四、五、六条约定项目公司的组建及治理结构，此为第二部分。第三、四、五、六、七条约定火山岛项目的开发建设，此为第三部分。整体来看，不管是第一部分中北京融生公司收购项目公司51%股权，还是第二部分的北京融生公司与漳浦三星公司组建项目公司，都是为了第三部分的双方合作开发火山岛项目，表明《合作协议书》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合作协议书》中对双方将合作事项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具体约定，表明该合同中合作事项的标的额确实超过1亿元，也表明该合同第一条中“本合同履行的标的额远超人民币1亿元”是合乎逻辑的正常判断。在明确合同标的额的前提下，双方才明确约定定金数额为1000万元。因为股权收购对合同目的实现具有根本性影响，所以在促成股权交易这一具体情形下，约定适用定金罚则。《合作协议书》通篇没有约定“1000万元担保的金额仅为《合作协议书》第一部分510万元”。从合同全局的角度、从明确约定的条款来看，定金制度的设置均是为了保障《合作协议书》整体内容的实现。北京融生公司支付的1000万元定金，所对应合同标的额应是整个《合作协议书》的超过1亿元的标的额。四、根据合同自由原则与依合同履行义务原则，在不违反法律法规、不侵犯社会公共利益及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况下，各方有签订合同的自由，依法签订并生效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合作协议书》第一条明确约定双方认为此合同标的额远超1亿元，表明1000万元定金所担保的内容正是合同整体的标的额度，而非仅仅针对合同第一部分510万元标的额所做的担保，这是当事人的自由约定，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另外，也正是由于合同整体远超1亿元的标的，北京融生公司与漳浦三星公司才会设立并支付高达1000万元的定金，若仅仅为合同第一部分510万元的标的额而设立1000万元的定金予以担保，则有违正常逻辑与商业惯例。故双方在合同订立伊始，即已明确约定合同中1000万元定金所担保的事项为《合作协议书》中的全部约定，此为合同双方对相互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自由、合法的约定，漳浦三星公司应依合同履行义务，向北京融生公司双倍返还定金1998万元。五、商主体的合法意思自治应被尊重。定金是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对违约方适用定金罚则体现了定金的惩罚功能。意思自治为民法理论的核心，定金条款的约定完全是平等主体意思自治的结果，是当事人为了保障合同为各方共同遵守而设立的惩罚条款。虽然民法追求的其他价值目标，如公平、诚实信用等在一定程度上会限制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程度，司法机关依据法律、司法解释规定对意思自治予以限制，但是规定的理论本意在于避免弱势或专业能力有限的合同主体因负担违约赔偿金额过高而影响交易公平性，与一般的民事主体相比，商主体被认为是具备专业知识、较为聪明理性之人，对其从事的交易活动中潜在的风险有能力评估并作出理性判断。具体到本案，漳浦三星公司在《合作协议书》签订之初，即充分认识到定金条款的具体内涵及定金惩罚功能可能带来的后果，法院在考虑调整该定金条款所约定后果之时，应考虑到北京融生公司与漳浦三星公司作为商主体而本应承担的商业风险，应比对待一般民事主体时更加尊重北京融生公司与漳浦三星公司这两个商主体于合同订立之初所达成的合意。法院若否认或改变合同中定金条款在合同订立时所达成的合意，应比对一般民事主体采用更严格的认证标准，更充分的理论依据。需要酌情减轻定金罚则的惩罚力度时，应当慎用此项权力。为了保证交易的有序进行和维护市场之诚信，法院不宜在适用定金罚则时对于原有涉及定金罚则的相关条款进行调整。六、原审对合同标的额认定错误。即使假设本案中1000万元定金所对应的合同标的额仅为《合作协议书》中第一条的内容，那么1000万元定金所对应的标的额也并非510万元，而是1692.98万元。《合作协议书》第一条约定漳浦三星公司的义务为“促成北京融生公司以人民币510万元的对价，完成收购山东高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的项目公司51%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假设按照本条认定1000万元定金所对应的合同标的额，则合同标的额不是北京融生公司将来可能发生的510万元支出，而是北京融生公司完成股权收购所产生的对价。在漳浦三星公司违反《合作协议书》第一条的约定，没有促成本次股权收购的情况下，北京融生公司独自通过公开产权交易市场完成股权收购，交易总对价为1692.98万元。所以，即便按照原审法院的裁判思路，本案中1000万元定金所对应的合同标的额也应当是1692.98万元，漳浦三星公司应在1692.98万元的20%以内承担双倍返还定金的责任。另外，自北京融生公司与漳浦三星公司签署合作协议至今，北京融生公司实际已遭到的经济损失已经达1862万元。其一为利息损失，2015年8月份，北京融生公司向漳浦三星公司支付定金1000万元，按照协议约定的12%利息计算，利息损失已超过480万元。其二是债权1182.98万元无法收回的损失，北京融生公司在2017年受让项目公司股权时，替项目公司承接了1182.98万元的债务，北京融生公司已通过诉讼确定了该笔债权，但是目前项目公司没有资金来偿还，而且项目公司因为股东会机制失灵无法运转，北京融生公司可能无法收回这笔债权。其三是项目公司股东权益200万元的损失，在2015年签署合作协议交易基准日2015年5月时，项目公司仍有货币资金400余万元，但是在北京融生公司实际取得项目公司股权并办理交接时，项目公司非但没有资金，还有负债，造成了北京融生公司200万元的股东权益损失。故漳浦三星公司的违约行为，给北京融生公司造成了多方面的重大经济损失。 综上所述，无论是对合同本身条款的理解，还是对法律条款的适用，抑或对北京融生公司与漳浦三星公司之间法律关系的分析，皆可认为定金1000万元的设置是为了保障《合作协议书》整体内容的实现，北京融生公司支付的1000万元定金，所对应的合同标的额应是整个《合作协议书》的标的额，漳浦三星公司未能在约定的期限以约定的条件实现促成股权交易，影响《合作协议书》整体内容的实现，应按《合作协议书》的约定适用定金罚则。漳浦三星公司应向北京融生公司双倍返还定金1998万元。 漳浦三星公司辩称，请求驳回北京融生公司的上诉请求。理由如下：一、漳浦三星公司已经完成相应义务，无需双倍返还定金，同时1000万定金款项需要案外人张兵确认，一审中漳浦三星公司有向一审法院提交追加当事人的申请。二、本案的1000万元定金款项是为了股权转让款510万而设置的担保，从合同内容上看，1000万元对应的是510万元股权转让的权利义务，专为促使北京融生公司完成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510万元的股权转让价款是本案合同标的额的总额，在收购股权后双方合同没有发生履行问题，如按北京融生公司所述定金还担保合同其他履行问题，那么此时收回定金，则丧失定金的功能。三、合同标的额的总额问题，北京融生公司所付1692.98万元包含了510万元股权转让价款以及1182.98万元的债务，但1182.98万元不是主合同标的的一部分，且北京融生公司已经另案提起诉讼，相关判决已经生效，因此，1182.98万元与本案无关，应由北京融生公司自行解决，与漳浦三星公司无关。四、北京融生公司的损失与漳浦三星公司无关，同时北京融生公司也没有证据证明其损失与本案有关联。 漳浦三星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判第一项，改判驳回北京融生公司的全部一审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北京融生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在案外人张兵未到庭参加本案诉讼的情况下，目前无法查清漳浦三星公司是否已返还北京融生公司1000万元款项。本案中，北京融生公司于2015年8月支付1000万元时，漳浦三星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张兵，该笔定金也由张兵实际收取，此后漳浦三星公司的股权结构及实际控制人于2017年4月左右发生变更，因此，目前漳浦三星公司并不知晓张兵是否已偿还北京融生公司该笔款项。为此，在一审庭审时，漳浦三星公司已向一审法院提出追加张兵参加本案诉讼的申请，但一审法院并未同意。本案应追加张兵作为本案的诉讼第三人，才能查清该笔1000万元是否已实际返还。二、漳浦三星公司已积极配合并促成北京融生公司取得项目公司51%的股权，已履行了相应的合同义务，北京融生公司无权要求漳浦三星公司双倍返还定金，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在一审庭审时，漳浦三星公司已提供证据证明其积极配合并促成北京融生公司取得项目公司51%的股权。漳浦三星公司自《合作协议书》签订后，即积极的推动、促成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事宜，即使在协议约定的期限届满后，漳浦三星公司仍然继续推动，只是因为标的股权属于国有性质产权，流程复杂，直至2017年，漳浦三星公司仍然在推动股权转让的工作，最终在漳浦三星公司的促成下，北京融生公司实际取得本案的标的股权。换而言之，双方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以实际行为变更原合同约定的北京融生公司取得标的股权的期限，且各方均已接受，可见，双方已就上述期限达成新的合意，同意予以延长，最重要的是本案标的股权正是在漳浦三星公司的配合促成下完成交易，因此，漳浦三星公司已经履行完毕合同义务，北京融生公司无权要求漳浦三星公司双倍返还定金。三、退一步说，一审判决本案1000万元定金系为合同标的额510万元而设的担保的情况下，还判决漳浦三星公司赔偿北京融生公司1000万元的利息损失，没有法律依据。1、本案1000万元定金，系专为漳浦三星公司在履行促成北京融生公司以510万元的对价完成收购项目公司51%的股权所设立的担保。换而言之，主合同标的额就是510万元。根据《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定金的数额不得超过主合同标的额的百分之二十。因此，本案1000万元定金超出合同标的额20%的部分（898万元）无效。在此情况下，即使漳浦三星公司需承担责任，也仅需双倍返还部分定金（即204万元），无需承担其余责任。2、一审判决适用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其适用前提是“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但在本案中，《合作协议书》已约定了定金条款，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六条的规定，一审判决在已适用定金罚则的情况下，再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要求漳浦三星公司赔偿所谓1000万元的利息损失，没有法律依据。再退一步说，即使本案存在损失，也不能参照1000万元的逾期罚息利率作为标准。综上，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也显然有违公平原则。另外，北京融生公司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依法不应予以支持。 北京融生公司辩称，一、漳浦三星公司主张“在案外人张兵未到庭参加本案诉讼的情况下，目前无法查清漳浦三星公司是否已返还北京融生公司1000万元”的理由不成立。一审中，北京融生公司向法院提交的证据二，即银行转账支付业务回单，清晰表明，北京融生公司向漳浦三星公司交付1000万元。漳浦三星公司在一审中对此证据的真实性也无异议。漳浦三星公司现提出“该笔定金由张兵实际收取”、漳浦三星公司并不知晓“张兵是否已偿还北京融生公司该笔款项”。但是漳浦三星公司并未对定金由张兵实际收取或是对张兵偿还北京融生公司该笔款项提出任何证据。所以，漳浦三星公司提出的上述理由不成立。二、漳浦三星公司主张其履行了相应的合同义务，北京融生公司无权要求双倍返还定金的说法，不能成立。双方签署的《合作协议书》明确约定，漳浦三星公司应在2015年10月13日前，促成北京融生公司以510万元的对价，完成收购山东高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的项目公司51%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否则漳浦三星公司应向北京融生公司双倍返还定金。但事实是，2017年12月4日北京融生公司合计支付1692.98万元的对价才取得前述51%的股权，故漳浦三星公司未在合同约定的时间完成促成北京融生公司以510万元的对价，完成收购项目公司51%的股权，是不争的事实，理应适用定金罚则。三、漳浦三星公司认为如果1000万元定金系为510万元而设定的担保，北京融生公司要求漳浦三星公司赔偿1000万元的利息损失没有法律依据的说法并不成立。1、如北京融生公司在上诉状中所述，1000万元定金，是在双方合意的前提下，为履行远超1亿元的合同标的额所设置，所以并不是全部违反1亿元标的的合同约定才适用定金罚则，这是契约自由的体现，也是商业自治的反映。商业主体是有独立承担商业风险能力的个体，有权就特定商业模式、交易条件进行约定，定金条款也允许当事人自由约定触发定金罚则的条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因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或者其他违约行为，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可以适用定金罚则。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漳浦三星公司因不能在约定时间、按约定金额完成促成股权转让的义务，事实也证明其没有实力完成整个协议后续的开发、建设工作，这种违约使得后续合作也一直无法顺利进行，导致僵局的出现。漳浦三星公司的违约行为，事实上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构成了根本违约。所以，双方在合同远超1亿元的标的额的基础上，设置适用定金罚则，有针对性的条件是，漳浦三星公司是否依要求促成股权交易。2、1000万元定金不管是为1亿元的标的额所设置，还是为510万元所设置，在定金罚则被触动，漳浦三星公司应及时双倍返还的情况下，漳浦三星公司不仅就1000万元以上的部分没有返还，1000万元本身也丝毫未予偿还，长期占用北京融生公司大额资金，给北京融生公司造成大量损失。北京融生公司多次催促其清偿未果。漳浦三星公司理应赔偿北京融生公司1000万元的利息损失。3、《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六条规定，当事人既约定违约金，又约定定金的，一方违约时，对方可以选择适用违约金或者定金条款。但是，双方在案涉合同中并未约定违约金。同时，北京融生公司也未主张违约金，而是主张利息损失，因为在北京融生公司多次催告下，漳浦三星公司拒不返还款项，实际给北京融生公司造成损失。北京融生公司主张的款项性质属于损害赔偿金，《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六条的规定不应适用。在此基础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漳浦三星公司理应赔偿北京融生公司1000万元的利息损失。四、经北京融生公司多次催告漳浦三星公司还款，诉讼时效发生中断。北京融生公司于2018年8月13日提起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 综上所述，双方签署有效协议后，漳浦三星公司未能按约履行，已触动定金罚则，理应双倍返还定金。在北京融生公司多次催告下，漳浦三星公司拒不履约。恳请法院依法查明事实，支持北京融生公司的诉求。 北京融生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漳浦三星公司向北京融生公司双倍返还定金共计1998万元；2、本案的诉讼费及其他相关费用由漳浦三星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6月17日，北京融生公司为甲方，漳浦三星公司为乙方，双方签订一份《合作协议书》，约定：甲方拟收购山东高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的项目公司51%股权（以下简称“项目股权”），乙方现持有项目公司除甲方拟收购项目股权外49%的股权，双方按照本协议约定发挥各自优势，开发运营本合同项下附件一（即《开发建设漳浦滨海火山旅游休闲度假区补充合同书》）所述项目。该协议书第一条定金条款载明，在本合同签署后五个工作日，甲方向乙方支付1000万元作为履约定金，在甲方完成项目公司股东的工商变更登记后5个工作日内，向甲方全额退还该定金；如乙方未能于本合同签署后60日内，促成甲方以510万元的对价，完成收购山东高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的项目公司51%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项目公司与乙方公布的财务报表情况不一样，或项目公司存在任何未于本合同披露的实际或潜在的各种负债，则乙方应在本合同签署后65日内，双倍向甲方返还定金。2015年8月13日，北京融生公司又与漳浦三星公司签订《之补充协议》，约定将上述《合作协议书》的签署时间由2015年6月17日修改为2015年8月13日，《合作协议书》中涉及的以签署日期计算时限的情形，以修改后的日期为准，其他所有条款均不调整。同日，北京融生公司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漳浦三星公司交付了定金1000万元。2015年9月25日，北京融生公司发公函给漳浦三星公司，提示漳浦三星公司尽快办理《合作协议书》约定的项目股权收购工商变更登记手续。2017年9月26日至2017年10月27日，项目公司51%股权及1182.98万元债权在山东产权交易中心挂牌交易。2017年10月30日，北京融生公司向山东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缴纳了保证金330万元。2017年11月21日，山东高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作为转让方与北京融生公司作为受让方签订（2017）年（277）号《产权交易合同》一份，约定转让方通过山东产权交易中心将持有的项目公司51%股权及1182.98万元债权以协议转让方式有偿转让给受让方，转让价格为1692.98万元，采取一次性付款。2017年12月4日，北京融生公司向山东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支付了扣除保证金330万元后的应付剩余的转让价款1362.98万元，并取得了山东高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出让的项目公司51%股权及1182.98万元债权。2018年1月29日，北京融生公司发《催款函》给漳浦三星公司，要求漳浦三星公司于2018年3月1日前返还履约定金1000万元。2018年6月29日，北京融生公司委托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向漳浦三星公司发出《关于返还定金及清偿债务的函》，要求漳浦三星公司于2018年7月10日前返还定金1000万元和项目公司1182.98万元债务中的49%即579.66万元。因漳浦三星公司未予回应，北京融生公司遂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令漳浦三星公司双倍返还定金1998万元（考虑双方同为项目公司股东，自愿放弃2万元权益）。 一审法院认为，北京融生公司与漳浦三星公司所签订的《合作协议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为保障合同的顺利履行，双方在《合作协议书》中设定了定金条款，但双方在诉讼中对定金条款内容的理解意见不一。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和观点，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主要有三：一是本案的定金金额是为合同标的额1亿元还是510万元而设；二是本案应否适用定金罚则；三是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对此，一审法院作如下分析认定： 一、关于本案定金金额是为合同标的额1亿元还是510万元而设的问题。首先，根据《合作协议书》首部的内容，北京融生公司之所以收购项目公司的51%股权，目的在于与持有项目公司49%股权的漳浦三星公司合作，在前者完成收购后，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发挥各自优势，开发运营本合同项下附件一所述项目。双方并在《合作协议书》定金条款中明确约定，“鉴于甲乙双方对本合同项下项目开发成本及开发前景的共同认识，甲乙双方一致认为，本合同履行的标的额远超人民币1亿元，在本合同签署后五个工作日，甲方向乙方支付人民币1000万元作为履约定金，在甲方完成项目公司股东的工商变更登记后5个工作日内，向甲方全额退还该定金；如乙方未能于本合同签署后60日内，促成北京融生公司以人民币510万元的对价，完成收购山东高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的项目公司51%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则乙方应在本合同签署后65日内，双倍向甲方返还定金。”该定金条款内容表述清晰，根据合同文义的理解，双方是希望通过设置定金制度来保障北京融生公司完成收购项目公司51%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之合同目的实现，北京融生公司支付的1000万元定金，所对应的是以510万元的价格完成收购项目公司股权的权利义务。正如北京融生公司的观点，收购股权，是双方合作的基础与开始。而无论收购完成与否，漳浦三星公司此后都要全额退还该定金，区别只在于是否需要双倍返还。由此可以认定，协议书约定北京融生公司向漳浦三星公司支付1000万元作为履约定金，意思很明确，是专为促使漳浦三星公司在合同约定的期间内履行促成北京融生公司以510万元的对价完成收购项目公司51%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所设立的定金担保。其次，从定金返还时间约定和定金制度功能看，也可以佐证本案定金系为510万元合同标的额的履行而设定的担保。因为在收购股权后其他合作行为尚未发生合同履行的问题，如果认为定金是为担保1亿元标的额的履行而设定，此时收回定金，就丧失了定金对后续合同履行进行担保的功能作用，显与双方设立定金的初衷不符。再次，从北京融生公司在诉讼前发给漳浦三星公司的公函、催款函、律师函以及起诉书的内容看，均以“漳浦三星公司应促成北京融生公司以510万元为对价收购项目公司51%股权并办理工商登记”作为漳浦三星公司的义务，并不涉及标的额1亿元的问题，从中也可探知双方设立定金条款的真实意思。综上，一审法院确认本案定金1000万元系为合同标的额510万元而设，但该定金数额超过合同标的额20%以上的部分，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九十一条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无效。 二、关于本案应否适用定金罚则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约定一方向对方给付定金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履行债务后,定金应当抵作价款或者收回。给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收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本案中，《合作协议书》通过设置定金条款对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进行了明确约定，即漳浦三星公司应在约定的期限（60日）内完成约定义务，否则即构成违约，应当双倍返还定金。从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情况看，漳浦三星公司未在合同规定的时间完成促成北京融生公司以约定的510万元对价收购项目公司51%股权的义务，此为本案所不争的事实。虽然北京融生公司最终通过自己的努力于2017年12月间完成项目股权的收购，但却为此耗费了二年多时间并附加受让了项目公司1182.98万元的不良债权，使其“借助漳浦三星公司此前与项目公司同为股东的人脉资源优势在60日内以约定的对价完成股权收购”的合同目的落空，漳浦三星公司构成违约的事实客观存在。漳浦三星公司辩称项目公司该51%股权是国有产权，需要到国有产权中心进行挂牌交易，诚如此，其明知存在短时间内无法完成促成股权收购交易的风险，仍在期限有限的情况下，与北京融生公司达成在特定期限内以特定价格完成促成项目股权交易的协议，实属自担风险的行为，自应受其约束。据此一审法院认定漳浦三星公司违反双方在合作协议第一条定金条款所确定的合同义务，应当适用定金罚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九十一条关于“定金的数额由当事人约定，但不得超过主合同标的额的20%”的规定，如上述争点问题一的分析，本案定金1000万元系为合同标的额510万元而设的担保，但该定金超出合同标的额20%即102万元以上的898万元部分，因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因此漳浦三星公司需要双倍返还定金的数额应为204万元，并退回898万元，两项相加合计应返还1102万元。并且，还应从合同约定返还定金之次日起赔偿北京融生公司约定定金1000万元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利息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的规定，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付。 三、关于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问题。因合同双方在《合作协议书》之补充协议中一致确认《合作协议书》的签署时间修改为2015年8月13日，根据该协议书第一条的约定，漳浦三星公司应在本合同签署后65日（2015年10月17日）内向北京融生公司双倍返还定金，而2015年10月17日起至2017年10月1日时并未超过二年，因此，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的规定，其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即至2018年10月17日止。北京融生公司分别于2018年1月29日和2018年6月29日向漳浦三星公司发出催款函，在函件中作出请求漳浦三星公司应于2018年7月10日前履行返还1000万元定金的意思表示。催款邮件分别于2018年2月4日和2018年6月30日由收件人一方的代收人涂幼玉、黄艺辉签收，均构成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故北京融生公司在2018年8月13日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 综上所述，本案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书》除定金数额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超过合同标的额20%的部分无效外，其他内容合法有效，依法应受法律保护，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全面正确履行各自的义务。北京融生公司主张本案应适用定金罚则的诉讼请求有合同和法律依据，应予支持，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的相关规定，应调整为由漳浦三星公司在合同标的额510万元的20%以内承担双倍返还定金的义务，对北京融生公司诉讼主张超过定金法定限额部分的请求不予支持。漳浦三星公司提出无需双倍返还定金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八十九条、第九十一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判决：一、漳浦县三星公司应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北京融生公司定金款合计1102万元，并支付以100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并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自2015年10月18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和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至全部清偿之日止的利息；二、驳回北京融生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41680元，由漳浦县三星公司负担87920，由北京融生公司负担53760元，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一审法院缴纳。 二审期间，北京融生公司补充提交其一审所举《漳浦县人民政府关于退返漳浦滨海火山旅游休闲度假区前期费用的复函》的原件。经质证，漳浦三星公司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认为，鉴于北京融生公司提供《漳浦县人民政府关于退返漳浦滨海火山旅游休闲度假区前期费用的复函》的原件予以核对，漳浦三星公司对其真实性并无异议，且该份证据加盖有漳浦县人民政府的印章，本院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漳浦三星公司补充提交其一审所举微信聊天记录以及交接情况说明两组证据的原始载体及原件。经质证，北京融生公司对于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有异议，微信聊天记录的原始载体和复印件的内容不一致，该证据和本案无关，无法证明漳浦三星公司在约定时间内促成收购工作，该证据第一次二审有核实，北京融生公司没有“陈墨”和“CC”这两个人；对于交接情况说明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其证明内容和关联性有异议。本院认为，虽然漳浦三星公司二审提供其一审所举微信聊天记录的原始载体予以核对，但因其不能举证证明微信所载“陈墨”和“CC”的具体身份，且北京融生公司不予认可前述人员为其公司工作人员，本院不予采纳该组证据。对于交接情况说明，因漳浦三星公司二审提供有原件予以核对，且北京融生公司对其真实性并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 二审中，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除漳浦三星公司提出对一审认定的北京融生公司分别于2015年9月25日、2018年1月29日及2018年6月29日向漳浦三星公司发出公函、《催款函》及《关于返还定金及清偿债务的函》的事实不予认可，并认为其并未收到前述函件的异议意见以外，对一审判决认定的其余事实，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异议，本院对双方均无异议的事实予以确认。对于有争议的事实，本院分析认定如下：关于北京融生公司是否分别于2015年9月25日、2018年1月29日及2018年6月29日向漳浦三星公司发出公函、《催款函》及《关于返还定金及清偿债务的函》的问题，从北京融生公司本案所举EMS快递回单、顺丰速运回单的记载可以看出，北京融生公司于2015年9月25日向收件人为“郭峰”、公司名称为“漳浦县三星旅业发展有限公司”、地址为“济南市王函路61号紫宸大厦12层”邮寄一份品名为《函件》的邮件，该份邮件于2015年9月28日经他人签收后妥投，经网络查询企业信息，漳浦三星公司的股东为济南紫宸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100%；北京融生公司于2018年1月31日向收件人为“刘川”、单位名称为“三星旅业有限公司”、地址为“福建省漳浦县前亭镇火山地质公园内”邮寄一份备注为催款函的邮件，该份邮件于2018年2月4日经他人签收后妥投，经网络查询企业信息，漳浦三星公司的高管之一为刘川，其职务为经理；北京融生公司于2018年6月29日向收件人为“刘川”邮寄一份邮件，该份邮件于2018年6月30日经他人签收后妥投。由此可以看出，北京融生公司就发函的事实已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漳浦三星公司提出其并未收到前述函件，但其并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反驳，因此，一审认定北京融生公司向漳浦三星公司分别发出公函、《催款函》及《关于返还定金及清偿债务的函》，并无不当。 另查明，1、根据前述《催款函》的记载，摘要为：北京融生公司提出漳浦三星公司未依约促成北京融生公司完成股权收购事宜，依照约定应双倍返还定金，经北京融生公司多次催告，漳浦三星公司均未依约履行义务，鉴于目前双方均为项目公司股东，为不影响双方后续合作，如漳浦三星公司于2018年3月1日前返还定金1000万元，北京融生公司可不再追究漳浦三星公司的违约责任，否则北京融生公司将采取法律措施维护其权益。 2、根据前述《关于返还定金及清偿债务的函》的记载，摘要为：北京融生公司提出漳浦三星公司未依约促成北京融生公司完成股权收购事宜，依照约定应双倍返还定金，经北京融生公司多次催告并同意漳浦三星公司在要求时间内返还定金1000万元并清偿相关债务的前提下，北京融生公司可不追究双倍返还定金的责任，但漳浦三星公司仍未予以偿还，基于双方长期合作关系的考虑，北京融生公司愿意作最后一次努力，漳浦三星公司应于2018年7月10日前返还定金1000万元和支付项目公司1182.98万元债务中的49%，如漳浦三星公司未按函件要求全额支付款项，则漳浦三星公司将须向北京融生公司双倍返还定金，全额承担项目公司中属于漳浦三星公司的债务，并承担违约金以及漳浦三星公司给北京融生公司造成的一切直接与间接损失。 3、二审庭审中，双方当事人认可北京融生公司取得案涉股权后，双方并未按照《合作协议书》的约定开展后续合作经营事项，《合作协议书》项下共同合作经营项目至今仍处于停滞状态。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合作协议书》约定的定金1000万元所担保的主合同标的额应认定为多少？2、对收受定金的一方漳浦三星公司是否应适用定金罚则？3、一审判决漳浦三星公司应支付1000万元定金的利息损失是否适当？4、北京融生公司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5、本案是否要追加案外人张兵作为当事人参加诉讼。本院逐一分析认定如下： 本院认为,关于焦点问题1，案涉定金1000万元所担保的主合同标的额应认定为双方共同合作经营所签订《合作协议书》的履行标的总额，即超过一亿元的标的总额，定金金额并未超过法定的最高限额。理由如下： 首先，从合同的形式分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九十条的规定，定金应当以书面形式约定，但这种书面约定不一定必须订立单独的、属于从合同性质的书面合同，也可以在主合同中订立关于定金的条款，明确定金与主合同中其他主要条款之间的关系，本案的定金合同即是以“第一条：定金条款”的形式设立于案涉《合作协议书》，而《合作协议书》除合同双方基本信息、前言部分以外，总共约定有十条款的内容，“第一条：定金条款”与其他九条款为并列关系，在“第一条：定金条款”之后，其他九条款依“第二条：项目公司的组织结构…”的方式逐条列明，此可说明，该“第一条：定金条款”所设立的定金合同所对应的是整份《合作协议书》，而不仅仅是《合作协议书》的某部分内容或某部分条款。 其次，从约定的内容分析，定金条款明确载明“鉴于甲乙双方对本合同项下项目开发成本及开发前景的共同认识，甲乙双方一致认为，本合同履行的标的额远超人民币1亿元，在本合同签署后五个工作日，甲方向乙方支付人民币1000万元作为履约定金，在甲方完成项目公司股东的工商变更登记后5个工作日内，向甲方全额退还该定金；如乙方未能于本合同签署后60日内，促成北京融生公司以人民币510万元的对价，完成收购山东高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的项目公司51%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项目公司与乙方公布的财务报表不一样，或项目公司存在任何未于本合同披露的实际或潜在的各种债务，则乙方应在本合同签署后65日内，双倍向甲方返还定金。”单从前述“鉴于甲乙双方…向甲方全额退还该定金”的约定内容，可以明确看出“履约定金”是因“本合同”而设立，至于“在甲方完成项目公司股东的工商变更登记后5个工作日内，向甲方全额退还该定金”的约定系对定金返还时间所作约定，一审以定金的返还时间来认定其所担保的合同标的，并不符合逻辑，也缺乏法律依据。 再次，从主观认识的角度分析，前述约定的定金返还时间，虽会让人产生定金收回后即丧失其对后续合同履行进行担保的功能作用的疑虑，但从本案双方合作事项分析，双方拟通过各自持股的方式合作经营项目公司，因此，促成北京融生公司能以约定时间和价款取得项目公司股权为双方合作首要事项，依此分析，把该事项的违约行为约定为触发担保整份合作协议的定金罚则情形，亦属合理，况且法律并未对定金的收回时间作出限定，换言之，定金何时收回应尊重当事人最初的选择，一审对此所作推理既认可双方存在后续合同履行事实又将其排除于定金所担保的主合同之外，自语相违，逻辑上存在矛盾。 又次，从定金条款约定的定金罚则适用情形来分析，定金条款的后半部分内容约定“如乙方未能于本合同签署后60日内…则乙方应在本合同签署后65日内，双倍向甲方返还定金”，由此可明确看出，适用定金罚则的情形并不仅仅是漳浦三星公司未能按时促成北京融生公司完成股权收购事宜，还包含“项目公司与乙方公布的财务报表不一样，或项目公司存在任何未于本合同披露的实际或潜在的各种债务”等情形，此也辅证定金所担保的并不仅是双方共同合作经营的某一部分内容，一审认定定金系为510万元股权收购“合同”标的额的履行而设定的担保明显有误。 最后，依照民法基本原则、合同法基本原则中的公平原则进行考量，虽然本案《合作协议书》的性质属于共同合作经营的合同，其标的金额需根据具体合作内容的开展才能最终准确认定，但协议已明确约定本合同履行的标的总额远超1亿元，且从协议第七条约定的土地预申请保证金1亿元（已实际向漳浦县人民政府交纳）及北京融生公司可能需向项目公司提供1亿元贷款的内容分析，双方约定《合作协议书》履行的标的总额远超1亿元，并无夸大或明显超出预期，故而双方为此约定的定金1000万元，仅为1亿元的10%，并不违反公平原则。另外，即便仅从北京融生公司因履行《合作协议书》至今所支出的款项分析，其于2015年8月13日支付定金1000万元，根据约定，漳浦三星公司应按时促成北京融生公司以510万元的对价取得股权，否则即应双倍返还定金，但北京融生公司是在协议约定的时间超过两年后才最终收购取得股权，并且除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外，其又一并承接1182.98万元的项目公司所负债务，才取得案涉股权，且就所承接债务，其亦在对漳浦三星公司所发催款函件中向漳浦三星公司进行追讨，说明北京融生公司承接该笔债务实际存在损失，其定金被漳浦三星公司占用至今亦存在客观损失，依此考量，北京融生公司向漳浦三星公司主张双倍返还定金合计1998万元，并不违反公平原则。 据此，本案1000万元定金所担保的主合同应予认定为双方为共同合作经营而签订的履行标的额超过1亿元的《合作协议书》，《合作协议书》虽约定有多项合作内容，但定金条款所担保的主合同显然不仅仅是某项合作内容，一审对此认定有误。 关于焦点问题2，对收受定金的一方漳浦三星公司应予适用定金罚则，理由如下：根据《合作协议书》及《之补充协议》的约定，如漳浦三星公司未能于2015年8月13日后60日内，促成北京融生公司以人民币510万元的对价，完成收购山东高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的项目公司51%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项目公司与漳浦三星公司公布的财务报表不一样，或项目公司存在任何未于《合作协议书》披露的实际或潜在的各种债务，则漳浦三星公司应在2015年8月13日后65日内，双倍向北京融生公司返还定金。而本案的客观事实是漳浦三星公司并未在约定的时间完成促成北京融生公司以510万元对价收购项目公司51%股权的义务，如一审所述，虽然北京融生公司最终通过自己的努力于2017年12月间完成股权收购事宜，但此时已超过约定时间二年多的时间，并且北京融生公司附加承接了项目公司所负1182.98万元的债务，据此，应予认定漳浦三星公司明显构成《合作协议书》中定金条款所约定的适用定金罚则情形，虽然双方约定适用定金罚则的情形为未履行部分合同内容，但综合案涉《合作协议书》的实际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北京融生公司的实际付出，北京融生公司主张应就全部定金对漳浦三星公司适用定金罚则并自愿放弃2万元，事实和法律依据均充分，应予支持。 关于焦点问题3，一审判决漳浦三星公司应支付北京融生公司1000万元定金的利息损失不当，理由如下：首先，北京融生公司一审所提诉讼请求为漳浦三星公司双倍返还定金共计1998万元，并无利息损失诉求，一审判决漳浦三星公司应支付北京融生公司1000万元定金的利息损失，超出北京融生公司的诉讼请求范围。其次，如前述焦点所分析，因本案定金数额并未超过法定的最高限额，漳浦三星公司应承担的是法定的双倍返还定金责任。 关于焦点问题4，北京融生公司起诉主张双倍返还定金并未超过诉讼时效，理由如下：如一审所分析，双方《合作协议书》及其补充协议约定的漳浦三星公司双倍返还定金时间为2015年10月17日之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的规定，本案北京融生公司起诉主张漳浦三星公司双倍返还定金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即至2018年10月17日止，因此，北京融生公司在2018年8月13日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更何况前述北京融生公司分别于2018年1月和2018年6月向漳浦三星公司两次发出催款函件，亦均构成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据此，本案北京融生公司的起诉显然未超过诉讼时效，一审对此认定正确。 关于焦点问题5，漳浦三星公司主张本案应追加案外人张兵作为当事人参加诉讼，依据不足，不能成立，理由如下：首先，张兵并非本案《合作协议书》的一方当事人，不属于法定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其次，本案诉讼过程中，对于北京融生公司已实际支付漳浦三星公司1000万元定金的事实，漳浦三星公司已予认可，且北京融生公司提供《支付业务回单》证明其是将1000万元支付至漳浦三星公司账户，而非个人账户。最后，漳浦三星公司并不能提供任何其已返还前述定金1000万元的证据。据此，漳浦三星公司以1000万元定金需张兵确认为由主张应追加张兵作为当事人参加本案诉讼，事实和法律依据均不足，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北京融生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漳浦三星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对本案定金所担保主合同的认定有误，导致对有效定金数额的认定不当，且部分判决内容超过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实体处理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八十九条、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福建省漳浦县人民法院（2019）闽0623民初3458号民事判决； 二、漳浦县三星旅业发展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北京融生置业投资有限公司定金款合计1998万元。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案件受理费141680元，由漳浦县三星旅业发展有限公司负担；一审案件受理费141680元，由漳浦县三星旅业发展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邹跃光 审判员  戴 旭 审判员  康少敏 二〇二〇年六月三日 法官助理许伟森 书记员常艺虹 执行申请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