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9民终176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丰启虎，男，1962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射阳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永富，男，1955年12月8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射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红霞，射阳县海通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射阳县种猪场，住所地江苏省射阳县合兴乡新民和桥南。法定代表人：丰启虎，场长。原审被告：徐惠英，女，1963年1月5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射阳县。原审第三人：射阳县农业农村局，住所地江苏省射阳县国投大厦四楼。法定代表人：乔干群，该局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闻以军，江苏崇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丰启虎因与被上诉人李永富、射阳县种猪场、原审被告徐惠英、原审第三人射阳县农业农村局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射阳县人民法院（2019）苏0924民初54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丰启虎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1.案涉借款借据上有射阳县种猪场印章，说明是种猪场借款，该借款也用于种猪场生产经营，上诉人是射阳县种猪场法定代表人，立据行为代表种猪场，法律后果应由种猪场承担。2.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财产与射阳县种猪场财产混同缺乏依据。3.一审判决认定射阳县种猪场的公章是后加盖的，没有依据。4.射阳县种猪场没有规范的财务账册是企业内部管理行为，不是认定个人债务的依据。二、一审审理程序欠缺，被上诉人李永富应当出庭，借据上的“李永付”是否是本案的“李永富”，没有审查。综上，丰启虎不应承担还款责任。被上诉人李永富辩称，上诉人出具借据是个人行为，他在一开始借款的时候是以个人名义借的，后来换条子的时候加盖了射阳县种猪场的印章。另外，一审法院程序没有错误，条据中当时打的是同音字，在一审法院上诉人已经认可借款的事实。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射阳县种猪场未发表意见。原审被告徐惠英未出庭亦未发表意见。原审第三人射阳县农业农村局述称，一、一审判决对借据性质的认定是正确的，一审时李永富陈述上诉人丰启虎是以其本人名义立下的借据，后来为了让李永富放心，继续借款给他，所以收回原据，换成加盖射阳县种猪场公章的借据，所以一审判决书所列的第一张借条正文写“息已结2014年11月24日”，但是落款的立据时间却是2013年11月24日。二、一审法院以射阳县种猪场没有能够提供财务账目故判决射阳县种猪场因盖章而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看上去不无道理，但是我们认为作为一审被告射阳县种猪场，在一审诉讼过程中，其诉讼权利没有得到保障，被剥夺了。第三人作为射阳县种猪场实际投资人认为，一审诉讼是在另一个被告人射阳县种猪场被剥夺了辩论权的情况下进行的，属于严重违反法律程序的情形，请求法庭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本案惟有在丰启虎不担任射阳县种猪场法定代表人的情况下，射阳县种猪场的诉讼权利才能得到保障。李永富向一审起诉时请求:丰启虎、徐惠英与射阳县种猪场共同偿还借款本金10万元，并支付从2014年11月25日，以5万元为本金；从2015年4月12日，以3万元为本金；从2015年4月18日起，以2万元为本金，均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直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一审法院审理中当事人对下列事实无异议：丰启虎是射阳县种猪场的法定代表人，与徐惠英系夫妻关系，射阳县种猪场是射阳县农业农村局的下属全民事业单位。2013年11月24日，丰启虎经手向李永富借款5万元，约定月利率为2%，每六个月结算一次利息。2014年2月11日，借款3万元，约定月利率2%，每月结息。2014年5月17日，借款2万元，约定月利率2%，每月结息。另，5万元借条的利息已经结付到2015年4月11日，3万元借条的利息已给付至2015年4月11日，2万元借款的利息已经结付到2015年4月17日。另：丰启虎曾出具给李永富借据三张，分别是：1、借条借李永富人民币伍万元正，月息按二分计算息已结2014年11月24日6个月结息。借款人丰启虎2013.11.24。借款人丰启虎上加盖射阳县种猪场印章。2、借条借李永富人民币叁万元正（30000.00），月息按二分计算月结息。借款人丰启虎2014.2.11日。借款人丰启虎上加盖射阳县种猪场印章。3、借条借李永富人民币叁万元正（20000.00），月结息。借款人丰启虎2014年5月17日。借款人丰启虎上加盖射阳县种猪场印章。一审法院对本案争议事实：案涉借款为丰启虎个人借款还是射阳种猪场借款？认定如下：丰启虎是自然人又是射阳县种猪场的法定代表人，其出具借条行为代表自然人还是代表射阳县养猪场需要结合其借款时具体情况及借条上所表明的身份进行综合认定。1、丰启虎经营射阳县种猪场，虽然使用射阳县种猪场的营业执照，但根据丰启虎、射阳县种猪场及第三人射阳县农业农村局的陈述，射阳县农业农村局对射阳县种猪场已不行使主管部门权力，丰启虎本人独自经营射阳县种猪场，丰启虎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本人财产与射阳县种猪场财产进行了区分，丰启虎与射阳县种猪场构成财产混同，在此情况下，丰启虎以个人名义借款有合理性。2、在丰启虎出具的三份借据中，借款人后签名均为“丰启虎”而非“射阳县种猪场丰启虎”等类似表明职务身份的表述，借据丰启虎名字上加盖了射阳县种猪场印章。李永富解释系丰启虎个人借款后按原据形式换立，加盖射阳县种猪场公章是丰启虎让原告对还款放心而为；丰启虎解释是以射阳县种猪场名义借款，这两种事实均有存在可能。当对借条的解释出现歧义时，应当结合其他证据和事实，通过举证责任分配予以认定。丰启虎系射阳县种猪场的法定代表人，保管射阳县种猪场公章，对其在出具给他人的条据中是否加盖公章取决于其主观意志，具有较大的任意性。考虑到射阳县种猪场为全民所有制单位，应当具备健全的财务制度。如果案涉借款确为射阳县种猪场所借，在该猪场账目上应当有相应的记载。丰启虎持有猪场账目，但未能提供规范的财务账目证明是单位借款，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综上，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借款为丰启虎个人借款。一审法院认为，丰启虎在借款后，应按约定及时还款付息，逾期应承担违约责任。李永富要求丰启虎还款并支付利息于法有据，予以支持。射阳县种猪场在丰启虎出具的借条上借款人处加盖印章，表明其愿意承担还款责任。在案件审理中，射阳县种猪场亦表示承担还款责任。虽然该责任的承担不能排除系丰启虎的非善意所致，但射阳县种猪场对自身工作人员的不善管理产生的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故李永富要求射阳县种猪场共同还款予以支持。徐惠英与丰启虎系夫妻，李永富未能举证证明案涉债务构成徐惠英与丰启虎的夫妻共同债务，故徐惠英不承担清偿责任。综上，一审法院作出判决：一、丰启虎与射阳县种猪场共同偿还李永富借款本金10万并支付从2014年11月25日起，以5万元为本金；从2015年4月12日起，以3万元为本金；从2015年4月18日起，以2万元为本金，均按月利率2%清偿借款本息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二、驳回李永富对徐惠英的诉讼请求。二审中各方当事人无新证据提交。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经本院询问，丰启虎认可本案李永富的身份即为借条上的“李永付”。一审判决确定案涉债务由丰启虎与射阳县种猪场共同偿还是否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为本案争议焦点。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规定，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企业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出借人、企业或者股东能够证明所借款项用于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个人使用，出借人请求将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列为共同被告或者第三人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个人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所借款项用于企业生产经营，出借人请求企业与个人共同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债务主体的认定须综合全案事实，对照上述司法解释规定进行分析判断，首先，从证明借贷关系的案涉借据形式上来看，借款人为丰启虎，在其亲笔签名处盖有射阳县种猪场印章；其次，从付息的行为主体看，一审时李永富主张系由丰启虎支付，丰启虎对此主张也未否认；再者，从射阳县种猪场与丰启虎两者的关系来看，丰启虎本人陈述射阳县种猪场从2012年始在册人员就是其一人，其既是法定代表人，也是员工，射阳县种猪场没有合规会计账册，只有其自记的流水账，即无法提供借款实际用途证明；另外，至于双方各执一词的案涉借据本身是否是最初的借据还是更换形成的借据争议，均不能改变现有借条上盖有射阳县种猪场章印的客观事实。基于上述几点理由，丰启虎抗辩其行为属于职务行为缺乏证据证明，其上诉主张不应承担还款责任的理由与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同时，本院需指出的是，一审判决在裁判说理中认定丰启虎与射阳县种猪场构成财产混同，缺乏依据，是否构成财产混同并不在本案审理范围内，本院在此予以纠正。综上，丰启虎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清楚，裁判结果正确，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上诉人丰启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岳维群审判员  张振福审判员  林洪全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孙 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