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9民终282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沧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献县支行，住所地献县平安大街本斋路至东环路SD3。 负责人：胡玉鹏，职务：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风林，河北齐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窦鹤峰，男，1993年4月10日出生，汉族，该行员工，住沧州市献县,系该行职工。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庆芳，男，1972年10月27日生，住北京市密云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屈萍，女，1974年8月2日生，汉族，住北京市密云区。 以上二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雪艳，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国红，男，1974年5月17日生，汉族，住献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吕金荣，女，1972年10月1日生，汉族，住献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蒲保岩，男，1972年5月8日生，汉族，住北京市密云区。 上诉人沧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献县支行（以下简称沧州银行献县支行）因与被上诉人郭庆芳、屈萍、张国红、吕金荣、蒲保岩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献县人民法院（2019）冀0929民初6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沧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献县支行上诉请求：一、撤销（2019）冀0929民初67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四项内容；二、判决被上诉人承担上诉人应付律师费364898元：三、判决被上诉人郭庆芳、屈萍以屈萍名下的房地产（位于密云县阳光街414号楼1至3层110号，产权证号：Ｘ京房权证密字第××号）对张国红的该笔借款承担抵押担保责任，上诉人对该房屋在拍卖变卖的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四、判决被上诉人郭庆芳、屈萍对上诉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五、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及保全费由被上诉人全部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为实现本案债权只得委托专业律师代理案件，到北京市异地查封、执行、评估、拍卖抵押房产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所以与河北齐誉律师事务所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委托该所律师代理案件一审、二审、执行等诉讼程序向被上诉人张国红等主张权利。上诉人将按照债权本金4561223元的8%支付的律师费364898元是应发生的必要、合法、合理费用，符合《河北省律师协会关于河北省律师服务收费指导意见》冀律协（2016）7号的规定和市场行情，合理合法。二审法院应当支持上诉人有关律师费的请求。二、根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张国红、郭庆芳、屈萍签订的《最高额抵押担保借款合同》第四条第一项“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的本金、利息、违约金（包括复息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抵押人实现债权的费用、债务人应向抵押人支付其他款项”第二项“抵押最高债权限额1、本合同担保的债权之最高本金余额为462万元，2、担保期限届满之日，被确定属于本合同之被担保主债权的，则基于该主债权之本金所发生的利息及抵押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因债务人违约而给抵押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也属于被担保债权，其具体数额在被清偿时确定。依据上述两款确定的债权金额之和，即为本合同担保的最高债权限额”的约定，上诉人对郭庆芳、屈萍抵押房产拍卖、变卖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的最高限额为借款本金余额462万元、利息、实现债权的费用之和。一审仅判决上诉人在抵押担保最高本金余额462万元内享有优先受偿权明显错误。二审法院应当给予纠正。三、被上诉人郭庆芳、屈萍于2015年2月12日向上诉人出具的《夫妻共同财产抵押承诺书》是《最高额抵押担保借款合同》的附件和组成部分。郭庆芳、屈萍在《夫妻共同财产抵押承诺书》第5条明确作出了对张国红的该笔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的意思表示，保证范围和期限即为《最高额抵押担保借款合同》首部约定的2015年2月12日至2020年2月11日内连续发生的债务清偿，保证期限五年多。上诉人在借款到期后，就多次要求保证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没有超过保证期间。法院应判决郭庆芳、届萍对上诉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四、2015年2月12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郭庆芳和屈萍到北京市密云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本案抵押房屋最高额抵押登记时，按照《北京市房屋登记工作规范》4.1.2最高额抵押权的要求，向登记机关提交了：登记申请书，申请人身份证明，房屋所有权证，上诉人与张国红的《个人用款借款合同》和与郭庆芳和屈萍签订的2015年高抵字第0212012号《最高额抵押担保借款合同》等材料。北京市不动产登记机关登记系统中未设置“担保范围”栏目，只按《最高额抵押担保借款合同》第四条约定的被担保债权之最高本金余额462万元，登记被担保主债权数额462万元。因此不动产他项权登记证书显示的债权数额462万元是登记的被担保主债权数额，不是担保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173条“担保物权的担保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其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保管担保财产和实现担保物权的费用。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和第207条“最高额抵押合同权除适用本节规定外，适用本章第一节一般抵押权的规定。”的规定，《最高额抵押担保借款合同》第四条担保范围约定、《北京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第30条“处分抵押房地产所得款项，依下列顺序分配：（一）支付处分抵押房地产的费用；（二）扣除抵押房地产应缴纳的税款；（三）偿还抵押权人的债权本息及违约金；（四）剩余金额交还抵押人。”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纪要》的通知（法［2019］254号）第58条“一是多数省区市的登记系统未设置“担保范围”栏目，仅有“被担保主债权数额（最高债权数额）”的表述，且只能填写固定数字。而当事人在合同中又往往约定担保物权的担保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其利息、违约金等附属债权，致使合同约定的担保范围与登记不一致。显然，这种不一致是由于该地区登记系统设置及登记规则造成的该地区的普遍现象。人民法院以合同约定认定担保物权的担保范围，是符合实际的妥当选择”的规定，本案中被上诉人郭庆芳、屈萍抵押担保责任范围和以其抵押房产折价或者拍卖、变卖的价款优先偿还范围应当包括主债权借款本金4561223.59元及截止到2018年8月21日的利息715864.96元，并给付2018年8月22日至实际给付期间的逾期利息，以及上诉人实现担保物权的费用等。上诉人对该抵押房屋在拍卖变卖的价款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郭庆芳、屈萍答辩称：第一、我方认为上诉人在超过上诉期限之后提起上诉，依法已经丧失上诉权利。根据查阅一审送达卷宗我们可以看到本案一审判决是在2019年6月3日作出，一审更正裁定是在2019年7月3日作出，一审判决作出之后分别于2019年6月14日寄送各当事人。上诉人于2019年7月5日签收了一审判决，但卷宗没有同时签收更正裁定，从时间和逻辑上都与事实不符。可以合理推测，上诉人也已与其他一起在相同时间内收到了一审判决，另外根据上诉人庭前口头陈述，其系于2019年7月5日收到判决之后才发现一审判决有笔误，故通知法院更正，如前所述，在2019年7月3日就作出了更正裁定，也可以合理推测，上诉人是在更正裁定作出之前就已经实际收到了一审判决。所以我方认为至少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上诉人已经在超过上诉期限之后，串通法院更改实际送达时间。二是一审法院，在送达问题上也存在着严重的程序错误，我们申请法院对一审法院的实际送达时间进行调查核实，避免出现重大程序错误，严重损害当事人利益，严重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形出现。第二、一审判决关于抵押限额的认定正确，上诉人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担保法司法解释第61条规定，抵押物登记记载的内容与抵押合同不一致，以登记记载内容为准。本案双方当事人在北京市城乡住房建设局做的抵押登记首先明确了是最高额抵押，所以设定最高额抵押限额符合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也就是说在抵押时，抵押人和抵押权人明确知晓抵押人是按房屋估值的70%也就是462万提供最高额的抵押。这也是符合双方合同约定的。第三、双方登记的抵押范围，在一审原告提供的抵押申请表中，已经明确约定了担保范围包括本息违约金等，同时也注明最高额的限额就是462万，也就是说根据登记也可以看出无论债务人欠款的是本金利息还是违约金，只要相加不超过462万元都在担保范围内。一审判决抵押人在剩余本金456万元及利息等在462万范围内承担责任，符合双方的约定和法律规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提交的九民纪要第58条，还有一个第二点，是一些省区市不动产登记系统设置与登记规则比较规范，担保物权登记范围与合同范围一致，在该地区是常态或普通现象，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应当以登记的担保范围为准。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向北京市国土局提交到的抵押权设立登记申请书，明确写明了担保范围和最高债权数额，并且由上诉人和抵押人两方签字确认。说明北京市的登记系统中确实有担保范围栏目。而且担保范围和合同约定的是一致的，所以一审法院以登记的担保范围确定抵押人的责任限额，即符合双方约定也符合九民纪要的精神。关于上诉人主张两被上诉人保证责任的情形，我方认为上诉人的主张是没有依据的，其主张保证责任已经过了保证期限。本案两被上诉人只是以房产做抵押，从来没有为借款人提供保证的真实用途。且上诉人也从未与二被上诉人签订任何保证合同。夫妻共同财产抵押承诺书也仅仅是以房产做抵押作出承诺，上诉人作为借款银行，在要求抵押人签署共同财产抵押承诺书时，故意隐藏保证信息，使二被上诉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签字，根据担保法第30条，二被上诉人依法不承担任何民事责任，系无效保证。即便存在保证关系，但上诉人没有在保证期间内，向二被上诉人主张保证责任。保证期限已届满，本案上诉人主张的借款，发生在2016年1月22日，履行期限至2017年1月21日，如果上诉人认为两被上诉人应承担保证责任，根据《担保法》第26条规定，也应当在2017年7月21日之前也就是主债务履行期满6个月内承担保证责任。但是上诉人直到2019年1月22日才向法院提起诉讼，而且在此之前从未向二被上诉人主张任何保证责任，所以根据上诉事实和规定，保证人即便存在保证责任也已免除。关于律师费，本案律师费尚未实际发生，上诉人要求全体被上诉人承担尚未发生的费用，没有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本案律师费也不是必然发生的费用。根据《担保法》第53条，抵押权的实现和方式，在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抵押权未受清偿的，可以以抵押物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抵押物所得的价款受偿，协议不成的，抵押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案中上诉人从未与二被上诉人进行抵押权的协商，就提起诉讼，在抵押物真实存在的情况下，二被上诉人也未逃避抵押责任，本案诉讼并不应发生，因此律师费也无需发生。即便出现本案诉讼，作为最常见的金融合同借款纠纷也不必然发生律师费。另外律师费主张金额过高，也超出了抵押人在签订抵押合同时可以预见的损失。能够预见的是债务人违约时，抵押房产被拍卖变卖，即可完成债务清偿。并未预见到会发生律师费等支出。根据合同法第113条规定，律师费也不应该由二被上诉人承担。所以我方认为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和上诉请求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请求维持原判。 张国红、吕金荣、蒲保岩未到庭也没有提供书面意见。 沧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献县支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被告张国红、吕金荣共同偿还原告借款本金456123.59元及利息、逾期利息715864.96元（截止到2018年08月21日），以后利息求照合同约定逾期年利率9.7875%计算至履行完毕为止；2、判决被告屈萍、郭庆芳对上述债务承担抵押担保责任，以其抵押房产折价或者拍卖、变卖的价款优先偿还上述债务；3、判决被告屈萍、郭庆芳、蒲保岩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4、依法判决被告承担本案律师费364898元；5、本案诉讼费用等实现债权的费用由以上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张国红与吕金荣为夫妻关系，屈萍、郭庆芳二人为夫妻关系。2015年2月12日，被告屈萍、郭庆芳向沧州银行献县支行出具夫妻共同财产抵押承诺书一份，承诺书写明：二人愿用屈萍名下的房地产（位于密云县阳光街414号楼1至3层110，房产证号为：Ｘ京房权证密字第××号，作为张国红在贵行贷款的抵押物，并作出如下承诺声明及承诺：5、我夫妻双方为张国红（借款人）在贵行的该笔借款提供连带责任。同日，原告与被告屈萍、郭庆芳签订了2015年高抵字第0212012号《最高额抵押担保借款合同》，约定对被告张国红自2015年2月12日至2020年2月11日最高本金余额在462万元的债权承担抵押担保责任，在本合同第四条所确定的抵押担保期间届满之日（抵押权消灭之日），被确定属于本合同之被担保主债权的，则基于该主债权至本金所发生的利息以及抵押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因债务人违约而给抵押权人即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也属于被担保债权，其具体金额在被清偿时确定。该担保期限为自登记之日起五年。并于同日在北京密云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办理了房屋抵押登记（抵押登记字号Ｘ京房他证密字第××号），抵押登记债权数额462万元。蒲保岩于2016年1月22日向原告出具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约定对张国红2016年1月22日至2017年1月21日期间发生的主债权额460万元范围内承担担保责任，并对主债权项下发生的利息、违约金、实现债权的费用等承担保证责任。合同第三条第3.3约定，当债权人未按主合同约定履行其债务时，无论贷款人对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是否拥有其他担保（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抵押、质押），贷款人均有权直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自单笔借款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止。2016年1月21日，张国红、吕金荣二人签订夫妻双方同意借款承诺书，同意以张国红名义向沧州银行献县支行申请贷款460万元。2016年1月22日，被告张国红向原告借款，双方签订《个人用款贷款合同》（合同编号2016年借字第0122001号），在合同中约定借款金额为460万元，借款期限为1年，实际用款期限自实际提款日起算，年利率为6.525%，按月结息。逾期罚息利率在原借款利率基础上加收50%确定。在借款合同签订完毕后，原告依据张国红出具的提款通知书将贷款发放到张国红银行帐户。同日张国红将上述资金转入张文秀中信银行个人帐户。被告张国红于2016年1月22日偿还利息25852.41元，于2017年1月22日偿还本金38770元，2017年3月21日偿还利息0.25元。经计算，截止2018年8月21日，尚欠本金4561223.59元，欠利息715864.96元。另查明，原告曾于2018年10月24日就本案曾起诉至我院，后被驳回起诉。以上事实有当事人陈述及原告提交的证据可供认定。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沧州银行献县支行与被告张国红之间金融借款合同关系明确，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告张国红应予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被告吕金荣与张国红系夫妻关系，且吕金荣也同意张国红向原告申请该笔借款，故吕金荣应对该债务承担共同还款的责任。故被告张国红、吕金荣应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4561223.59元，利息715864.96元。并以未付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9.7875%（6.525%×150%）给付自2018年8月22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期间的利息。被告蒲保岩为张国红的借款合同项下债务提供了担保，故应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关于屈萍、郭庆芳向原告提供抵押担保债权问题，二被告均同意以屈萍名下的房地产（位于密云县阳光街414号楼1至3层110，房产证号为：Ｘ京房权证密字第××号）为张国红的该笔借款提供抵押担保，抵押合同约定为张国红贷款本金余额为462万元及主债权额项下的利息及费用，故被告屈萍、郭庆芳应在上述房产范围内对上述债务承担抵押担保责任。但抵押权属登记债权额为462万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规定：抵押物登记记载的内容与抵押合同约定的内容不一致的，以登记记载的内容为准。故原告对于该房产在462万元的限额内在拍卖变卖的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抵押合同约定抵押期间为自抵押登记之日起五年，该抵押登记日期为2015年2月12日，故该原告起诉的抵押担保权未超诉讼时效。关于原告主张被告屈萍、郭庆芳在2015年2月12日向原告出具夫妻共同财产抵押承诺书时，承诺书第5条明确约定二人为张国红（借款人）在贵行的该笔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故二人应该对张国红向原告的贷款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但该承诺书未约定担保期限，根据法律规定，担保期限应自承诺书做出之日起六个月，现该担保期限已过，故二人不应再向原告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关于原告主张被告支付律师费364898元的请求，因该费用尚未实际给付，也不是实现债权的必需费用，故一审法院对该项主张不予支持。关于屈萍、郭庆芳称扩大损失不应由其承担的辩解，因被告未按合同约定向原告履行还款义务，该损失是由被告未按时偿还借款造成的，故几被告应对逾期还款承担责任。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七条、第五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一审法院缺席判决如下：一、被告张国红、吕金荣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沧州银行献县支行借款本金456123.59元及截止2018年08月21日的利息715864.96元，并给付2018年8月22日至实际给付日期间的利息，利息以未偿还借款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9.7875%计算；二、被告屈萍、郭庆芳以屈萍名下的房地产（位于密云县阳光街414号楼1至3层110，房产证号为：Ｘ京房权证密字第××号）为张国红的该笔借款承担抵押担保责任，沧州银行献县支行对于该房产在拍卖变卖的范围内且在462万元的限额内享有优先受偿权：三、被告蒲保岩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原告沧州银行献县支行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1293元，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沧州银行献县支行负担3317元，由被告张国红、吕金荣负担52976元，被告郭庆芳、屈萍、蒲保岩承担连带责任。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了新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上诉人提交了如下证据：1、焦国柱的不动产登记证明和蒲保春的不动产权利及其他事项登记信息，证明北京市在登记不动产最高额抵押的时候，登记的被担保数额是抵押合同当事人约定的被担保的债权数额，也就是借款本金的数额。这两个登记均是在密云做的登记，不是本案，但是都是本案相似的情况。该两个案子均判决担保人抵押人对我们的借款本金利息等承担抵押担保责任。2、本案的不动产登记证书，证实以上证据真实。北京市最高额抵押登记系统当中只登记借款本金的数额，不具体显示担保的范围。 被上诉人郭庆芳、屈萍质证称：以上证据都形成在一审起诉之前，不属于在二审发生之后新发生的证据，不符合民诉法关于二审中提交新证据的规定，所以依法不予采信。关于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也就是与本案相关的他项权证，这份证据还有一页注意事项，明确记载他项权仅仅是房屋他项权利的证明。本证记载的事项与房屋登记簿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房屋登记簿确有错误外，以房屋登记簿为准。所以这个证和刚才上诉人提到的登记系统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九民纪要中也提到的是登记系统不是登记证。根据双方当事人提交的房屋最高额抵押权设立登记申请书，本证据来源于北京市国土局，屈萍与献县支行签订合同的时候提交给国土局的，用于办理抵押权登记的申请书。申请书是国土局下发的制式文件。其中申请内容明确含有担保范围和最高债权数额两个不同栏目。可见北京市国土局的登记系统中，是有担保范围设置的。透过他项权证去查询房屋登记簿也可以得到印证，所以上诉人引用九民纪要第58条第一种情形是不符合本案情形的，本案属于第二项情形。关于上诉人提交的焦国柱的不动产登记证明和蒲保春的登记信息两份证据都跟本案没有关联性，且登记证明中被担保数额470万也是设定最高额抵押，也符合双方关于设置最高额抵押的限额的意思表示。对蒲保春的登记信息真实性我方不予认可，认为是一个查询信息，和抵押登记以及抵押登记系统都是没有关联的。 被上诉人郭庆芳、曲萍提交了房屋最高额抵押权设立登记申请书一份，证明北京市国土局的登记系统中，是有担保范围设置的。 上诉人质证称：对申请书的真实性认可，这里担保范围也很清楚，包括本金、利息、违约金、赔偿金、抵押权人实现债权费用，也体现了最高额债权数额即是抵押约定的最高借款数额462万元。这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最高额抵押担保借款合同第4条约定的担保范围是一致的。 其余事实与一审查明一致。 本院认为：1.上诉人主张律师费应否支持；2.抵押优先受偿权的限额是多少及其范围；3.郭庆芳、屈萍应否承担本案连带保证责任 关于上诉人主张的律师费用问题，虽然案涉合同对于律师费均有涉及，但上诉人只提供了委托代理合同，上诉人不能证实实际支付了律师费冀支付数额，故对该项费用本案中不做认定，上诉人可另行救济。 关于抵押权优先受偿的限额是多少及其范围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十九条规定：“本法所称最高额抵押，是指抵押人与抵押权人协议，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以抵押物对一定期间内连续发生的债权作担保。”即抵押人与抵押权人协议商定最高债权额度，抵押人在此额度内对债权作担保。抵押权属登记的债权额与《最高额抵押担保借款合同》约定的数额相互印证，均为4620000元，被上诉人郭庆芳、屈萍提交了《抵押申请表》与其签订的《最高额抵押担保借款合同》，证明担保范围为主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本金、利息、违约金、赔偿金、抵押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上诉人对抵押申请表的真实性及担保范围均予以认可，本院对《最高额抵押担保借款合同》和《抵押的申请表》上的抵押范围予以确认。故被上诉人郭庆芳、屈萍在该房产拍卖变卖后的4620000元的范围内对主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承担担保责任。 关于郭庆芳、屈萍是否应当承担本案连带责任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郭庆芳、屈萍在《夫妻共同财产抵押承诺书》中第5项约定为该笔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故郭庆芳、屈萍应为该笔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但该承诺书未对保证期间作出约定，故适用法律规定的6个月保证期间。《借款借据》中约定的借款期限为2016年1月22日至2017年1月21日，故自2017年1月21日起开始计算6个月的保证期限。上诉人称其在借款到期后多次要求保证人承担责任，但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实。截止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已超过6个月的保证期间，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一审法院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 另，一审法院程序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并无不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1293元，由上诉人沧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献县支行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 梅 审判员 余志刚 审判员 李悦萍 二〇二〇年六月八日 法官助理刘青青 书记员张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