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粤01民特470号申请人：刘浩。委托诉讼代理人：向强宗，宁波市海曙区天诚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高，宁波市海曙区天诚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申请人：周伟强。委托诉讼代理人：赖永辉，广东天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林波，广东天穗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请人刘浩因与被申请人周伟强合作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广州仲裁委）作出的（2019）穗仲案字第9845号仲裁裁决（以下简称案涉仲裁裁决），向本院申请撤销该仲裁裁决，本院于2020年5月21日立案后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刘浩申请请求撤销案涉仲裁裁决。事实和理由：2018年8月5日，刘浩与周伟强签订了一份《股份转让协议》，该协议签订后，刘浩与周伟强就股权转让协议商量要重新签订，周伟强同意修改协议，双方于2018年11月开始商谈修改合同的事情。刘浩分别于2018年11月15日及2018年11月29日向周伟强支付了20万元及13万元转让款。也就是说，刘浩在支付第一笔股权转让款时，2018年8月5日双方签订的协议已经发生了变更，后周伟强与刘浩将《股权转让协议书》修改结束，刘浩委托徐莹继续让周伟强在《股权转让协议书》上签字并寄回宁波摩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2019年1月13日周伟强将修改后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签字确认，并寄往天津而未与刘浩沟通，但周伟强一直不知道2019年1月13日所签的新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已经签字确认并寄出，而导致双方产生误会，使得周伟强以2018年8月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将刘浩诉至广州仲裁委。该案在仲裁过程中，刘浩从周伟强当庭提供的证据中才得知周伟强已经将2019年1月13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签字确认，同时仲裁员让周伟强将此证据庭后质证，后刘浩与周伟强在天津将此协议找到，周伟强也再三表示2019年1月13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是其本人签字及真实意思表示，并于2019年10月27日邮寄到宁波摩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刘浩的代理人向广州仲裁委提出了新反请求，认为广州仲裁委的管辖权已被2019年1月13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所排除，且新协议已经代替原来的协议，应以新的《股权转让协议》为准等答辩。但广州仲裁委认为2019年1月13日的协议时双方为了备案所用的格式文本，故未采纳，继续审理，并于2020年4月2日作出了案涉仲裁裁决。刘浩认为广州仲裁委无权审理此案，理由如下：1.2019年1月13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第五条约定：“本协议如发生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广州仲裁委无权管辖。2.虽然2018年8月5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了由广州市仲裁委员会管辖，但广州市有两个以上的仲裁机构，属于没有明确选定仲裁机构的情况，该仲裁条款的约定无效。3.企业股权变更时股权转让协议没有标准模式，只要内容合法、各方自愿便可以进行股权变更登记。4.2019年1月13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已经登记备案，属于生效的法律文书，应予认可。5.即使2018年8月5日的《股权转让协议》有效，2019年1月13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已经对旧的协议进行了更改，并且排除了广州仲裁委的管辖权。周伟强辩称：1.2018年8月5日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真实、合法、有效。刘浩在案涉仲裁阶段提交的《反请求申请书》曾要求继续履行2018年8月5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广州仲裁委有权仲裁。2.2019年1月13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载明周伟强一直要求刘浩到工商部门签署规定标准格式的《股权转让协议》，并委托宁波摩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人事徐莹与刘浩沟通工商登记事宜。2018年11月23日至2019年1月13日期间，徐莹与刘浩多次进行短信沟通，根据短信记录及邮件记录，周伟强并不存在刘浩所谓“不予理会、各种推诿”，其中，2019年1月11日，徐莹向周伟强发送电子邮件载明：“您好！附件是您和刘总的股权转让协议和第三次股东会决议书，请查收，麻烦您打印签名后与股东会决议一统寄回宁波摩通（签名页请不要填写日期），谢谢！地址：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区×号×，收件人：徐莹，1377****69”。该电子邮件附件含“股权转让协议书（周伟强-刘浩）”。而该附件正是2019年1月13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模板。现无证据证明周伟强与刘浩就股权转让协议已达成新的合意，2019年1月13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并不构成对2018年8月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变更。双方也并不存在协商修改协议事宜。因此，2019年1月13日签订用于工商备案的格式文本《股权转让协议》中第五条对法院管辖的约定亦不构成对2018年8月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明确约定向广州仲裁委提出仲裁的争议解决条款的变更。3.根据我国《仲裁法》的规定，当事人对仲裁协议效力有异议，应当在仲裁庭首次开庭前提出。刘浩一方面一直要求周伟强前往工商部门签署标准格式的《股权转让协议》，委托徐莹与周伟强沟通办理工商登记事宜，现又陈述其在仲裁过程中才得知周伟强将2019年1月13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签字确认不符合常理。周伟强确认2018年8月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有效且参与仲裁并提出反请求，表明其对约定仲裁系无异议的，现提出对2018年8月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仲裁条款的效力的异议系自相矛盾，且也已经过了我国《仲裁法》规定的期限。综上，请求驳回刘浩的申请。经审查查明：2019年7月23日，周伟强作为申请人，以刘浩作为被申请人向广州仲裁委提起仲裁，广州仲裁委立案受理，案号为（2019）穗仲案字第9845号。2019年10月26日，广州仲裁委开庭审理本案。2020年4月2日，广州仲裁委作出案涉仲裁裁决。2020年5月21日，刘浩提起本案申请。本院认为，本案为撤销国内仲裁裁决纠纷，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规定进行审理。一、刘浩以双方当事人于2019年1月13日签署新协议变更管辖条款为交由法院管辖，广州仲裁委无权仲裁案涉纠纷为由，申请撤销案涉仲裁裁决。经查，2018年8月5日，周伟强与刘浩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其中第十一条第二款约定，双方因履行该协议所发生的或与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应当友好协商。如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有权向广州仲裁委提出仲裁，仲裁地点广州。2019年1月13日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第五条约定：“本协议如发生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刘浩称其于仲裁庭审后才收到周伟强寄发的2019年1月13日《股权转让协议书》原件，且已就此向仲裁庭提出新的反请求及管辖异议，本院经调阅仲裁卷宗并结合根据查明事实，对刘浩上述主张分析认定如下：刘浩委托代理人参加仲裁庭审过程中，多次提及双方已通过微信协商签署新的《股权转让协议》，对双方是否协商变更争议管辖条款应清楚知晓，但在庭审过程中，刘浩明确表示对广州仲裁委管辖案涉纠纷并无异议。且，根据仲裁卷宗反映，2019年1月13日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刘浩于仲裁庭审后2019年10月30日与质证意见一并提交，刘浩向仲裁庭提交的《周伟强的微信短信质证意见》第二页载明：“附：修改后申请人周伟强签字的股权转让协议及天津肖齐于2019年10月27日寄给被申请人的顺丰快递邮寄面单，证明2018年1月13日双方签字的股权转让协议双方已经认可，发生法律效力的事实”。亦即截至刘浩向仲裁委递交2019年1月13日《股权转让协议》及质证意见时，刘浩并未对广州仲裁委管辖权提出异议，也未提出变更反请求，仲裁庭根据双方的仲裁请求和反请求处理并无不当。对于刘浩主张双方应以2019年1月13日签署的新协议作为履行依据，该协议已变更争议解决条款为法院管辖，故广州仲裁委无权仲裁。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二十条规定，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仲裁委员会作出决定或者请求人民法院作出裁定。一方请求仲裁委员会作出决定，另一方请求人民法院作出裁定的，由人民法院裁定。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议，应当在仲裁庭首次开庭前提出。经核，2019年10月26日案涉纠纷仲裁庭审中，刘浩委托代理人向强宗到庭参加，明确同意将双方案涉仲裁纠纷提交广州仲裁委管辖，对广州仲裁委审理该案并无异议。现刘浩就广州仲裁委无权管辖为由申请撤销案涉仲裁裁决，理由不成立。二、关于刘浩申请主张虽然2018年8月5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了由广州市仲裁委员会管辖，但广州市有两个以上的仲裁机构，属于没有明确选定仲裁机构的情况，该仲裁条款约定无效。对此，本院认为，广州市现有的民商事仲裁机构有且只有广州仲裁委一家，仲裁条款对仲裁事项和仲裁机构的约定明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和《仲裁规则》的规定，该仲裁条款合法有效。刘浩上述主张无据，本院不予采纳。至于刘浩申请撤销事项的其他事项均属于实体问题，均不属《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审查范围，本院依法不予审查。综上所述，刘浩申请撤销的理由不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六十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刘浩的申请。申请费400元，由申请人刘浩承担。审判长  李志明审判员  王碧玉审判员  俞 颖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八日书记员  陈蕴琦王嘉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