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民终81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貌，男，汉族，1977年11月3日出生，住长沙市开福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熊盛君，湖南天恒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固安县京开路西侧三号北侧一号。法定代表人：王文学,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曾佳魁，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莫依云，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李貌因与被上诉人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幸福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以下称一审法院）(2019)湘0104民初60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貌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法院(2019)湘0104民初6027号民事判决，改判确认华夏幸福公司解除与李貌的劳动合同违法，继续履行与李貌的劳动合同；2、华夏幸福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认定事实不清，导致错误判决。一审法院仅凭华夏幸福公司在一审提交的一份《会议纪要》，就认定华夏幸福公司解散孔雀城住宅集团长沙片区证据不足，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115条之规定，该份会议纪要没有制作人及单位负责人签名或盖章，不符合单位向人民法院出具证明材料的法定形式，且该证据在仲裁阶段，华夏幸福公司并没有提交，如此重要的证据在仲裁阶段不提交，李貌有理由相信该份证据为应付一审诉讼事后补做，不具有客观真实性，且华夏幸福公司也并无其它证据佐证。其次，一审法院在李貌对该份证据明确表示异议，且提交了相反的证据材料，该份会议纪要的制作人也没有出庭作证，法庭也没有向单位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进行核实的情况下，就依据该证据认定华夏幸福公司解散了孔雀城住宅集团长沙片区，认定双方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劳动合同中约定的“主要工作地点为湖南省株洲市”的内容无法继续履行，属于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事实上，李貌在所谓的《会议纪要》确定的解散时间后，即2018年11月19日还应华夏幸福公司孔雀城住宅集团总部要求到北京召开项目推进会议，商讨具体项目的推展工作，何来解散长沙片区一说。二、李貌不存在消极怠工、无故旷工的情形，李貌与华夏幸福公司就调岗进行多次沟通未达成一致，也不存在未予回应的情况，并无严重违反华夏幸福公司的规章制度的情形。首先，李貌认为，在协调调岗期，华夏幸福公司并未提供相应的工作条件，华夏幸福公司依据所谓的客观经济情况变化，单方对李貌的劳动合同进行变更，没有法律依据，且华夏幸福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李貌脱岗；即使在劳动合同中有相关用人单位可以根据情况变化对劳动合同进行调整的约定，但是用人单位同样需要与劳动者协商，同样承担着证明调岗的合理性的举证责任。本案中，李貌一直在长沙工作，且家庭小孩都在长沙，将李貌调至北京总部工作，将严重影响李貌的生活，且华夏幸福公司湖南地区仍在正常运营，故该调动缺乏合理性。其次，李貌在2018年12月29日，以邮件的形式就华夏幸福公司发送的《关于工作安排与股份总部财务条线领导协商达成三个意向选择通知书》以及所谓的《调岗通知书》进行答复，并明确表示不同意公司的调岗决定，故不存在不予回应的情形。三、华夏幸福公司孔雀城住宅集团长沙片区仍在正常运营，李貌在一审提交了华夏幸福公司与衡阳市政府相关部门达成合作的新闻，而华夏幸福公司在一审并未提交相关双方劳动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证据，据此，李貌认为双方之间的劳动合同完全可以继续履行。综上，在双方劳动合同正常履行期间，华夏幸福公司以所谓的部门撤销，客观经济情况发生变更，单方面决定调动李貌岗位不成的情况下，就以李貌严重违反单位规章制度为由，并据此解除与李貌的劳动合同，明显属于违法解除，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判如所请。华夏幸福公司答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二、《会议纪要》的内容客观真实。同时，华夏幸福公司在2018年12月19日向李貌发送的邮件《关于工作安排与股份总部财务条线领导协商达成三个意向选择的通知》中也明确了，“领导就公司对于相关业务的决策向您作了传达，并给出三个意向选择。”因此，李貌对《会议纪要》的核心内容即业务解散事宜一直是知晓的，至于李貌提及的衡阳项目，与本案无关。三、李貌承认没有接听华夏幸福公司的工作电话，华夏幸福公司也充分举证证明了李貌在2018年12月24日至2019年1月7日，拒不回复华夏幸福公司的工作指示要求，也不接听电话，不回微信短信，严重违反了《员工手册》、《公司纪律与处罚管理规定》、《劳动合同》的规定，华夏幸福公司就此作出的《劳动关系解除通知书》合法合规。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李貌的上诉请求。华夏幸福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华夏幸福公司解除与李貌的劳动合同系合法解除，双方的劳动关系不应恢复，劳动合同不应继续履行；2、本案诉讼费由李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2018年5月9日，李貌入职华夏幸福公司工作，担任财务总监。同日，华夏幸福公司（甲方）与李貌（乙方）签订《劳动合同》，该劳动合同中约定：合同类型为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期限自2018年5月9日起至法定的终止或解除条件出现时止；乙方的工作岗位为财务专业总监；乙方的主要工作地点为湖南省株洲市，乙方同意在本合同约定的甲方各经营场所范围内服从甲方的工作安排；乙方所在岗位执行不定时工时制，乙方的工作时间由甲方根据乙方工作岗位职责及要求灵活安排；甲方因兼并、分立、合资、转（改）制、企业转产、技术革新、经营方式调整、经营发生严重困难、防治污染搬迁、资产转移、组织机构调整、业务调整等客观情况发生变化，致使乙方的生产、工作岗位消失，本合同无法履行，双方就变更合同不能达成一致的，甲方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乙方，或额外支付乙方一个月工资后，可以解除合同。2018年5月9日，李貌签收了《员工手册签收函》。该《员工手册》第三十三条第（二）项规定：一个月内无故迟到、早退达6次、或一个月内旷工累计达3天或一年累计6天的，公司可解除劳动合同。2018年9月7日，李貌由产业新城集团长沙事业部的区域财务总监岗位调岗至孔雀城十九分公司（位于北京）的区域财务总监岗位。2018年11月10日，华夏幸福公司通过《会议纪要》，通过决议解散了长沙片区的孔雀城集团。2018年12月19日，华夏幸福公司向李貌发送了《关于工作安排于股份总部财务条线领导协商达成三个意向选择的通知》的邮件，但李貌未予以回应。2018年12月25日，华夏幸福公司以短信通知李貌于2019年1月2日到北京孔雀城住宅集团总部报到。2018年12月27日，华夏幸福公司向李貌邮寄了《到岗通知书》，要求李貌必须于2018年12月27日到岗，并对之前擅自离岗并失联进行书面说明。2018年12月29日，李貌通过邮件的方式对《到岗通知书》进行回复。2019年1月7日，华夏幸福公司向李貌下达《劳动关系解除通知书》，以李貌无故旷工数日，已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为由解除了华夏幸福公司、李貌之间的劳动关系，并通过邮寄的方式向李貌送达，同时通过短信的方式告知李貌。此后，李貌再未到华夏幸福公司上班。另，1.李貌在华夏幸福公司处的月工资为36050元。2.在庭审过程中，李貌明确调岗的岗位要求为长沙的财务岗位，且要求薪资水平同原来岗位一致。3.李貌向长沙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申请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2019年3月29日，该仲裁委员会作出长劳人仲案字[2018]第2052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一、确认华夏幸福公司解除与李貌的劳动合同系违法解除；二、华夏幸福公司恢复与李貌的劳动关系，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华夏幸福公司对该裁决不服，遂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认为：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均受法律保护。李貌于2018年5月9日入职华夏幸福公司，实行不定时工时制。2018年11月10日，华夏幸福公司解散了长沙片区的孔雀城集团。华夏幸福公司解散长沙片区的孔雀城集团属于华夏幸福公司、李貌双方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形，由此导致双方劳动合同中约定的“主要工作地点为湖南省株洲市”的内容无法实现。在此情况下，华夏幸福公司向李貌发送了《关于工作安排于股份总部财务条线领导协商达成三个意向选择的通知》的邮件，但李貌未予以回应，且在之后未按《到岗通知书》的要求到岗，亦未如期于2019年1月2日到华夏幸福公司安排的新工作处报到，或再次与华夏幸福公司就工作事宜进行协商。2019年1月7日，华夏幸福公司向李貌发出《劳动关系解除通知书》，以李貌已无故旷工数日，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为由解除了与李貌之间的劳动关系，此后，李貌再未到华夏幸福公司上班。一审法院认为，华夏幸福公司的上述行为符合华夏幸福公司颁布的《员工手册》第三十三条第（二）项规定：一个月内无故迟到、早退达6次、或一个月内旷工累计达3天或一年累计6天的，公司可解除劳动合同；同时，也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的相关规定。一审法院认定，华夏幸福公司与李貌之间自2019年1月7日起合法解除。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之规定，判决：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与李貌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自2019年1月7日起合法解除。本案案件受理费收取10元，由李貌负担。本案二审期间，李貌提供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1、湘潭市孔雀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工商登记信息；2、廊坊京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工商登记信息；3、湘潭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国有土地使用权成交结果公示；4、湘潭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信息公示单；5、证人证言，证明目的：拟证明：第一、华夏幸福公司未撤销孔雀城住宅集团长沙片区，一审采信的《会议纪要》不符合证据法定形式，内容不真实；第二、李貌与华夏幸福公司之间的劳动合同能够恢复履行。第二组证据：2018年12月24日至2018年12月26日的打卡记录，证明目的：拟证明李貌在岗记录。华夏幸福公司对李貌提供的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针对第一组证据：对于证据1、2、3、4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以上证据的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其一、证据3和4涉及的湘潭市国有土地是由孔雀城武汉片区管理，并非李貌当时在职时的长沙片区管理；其二、孔雀城住宅集团长沙片区作出解散的时间是2018年11月10日，而李貌提交的证据3和4的形成时间是2019年10月30日，前后相差一年时间，恰恰说明孔雀城长沙片区确实运营困难，也恰恰证明了孔雀城长沙片区解散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其三、正是由于孔雀城住宅集团长沙片区作出解散的时间是2018年11月10日,所以被上诉人才在2018年12月19日向上诉人发送了一份《关于工作与股份总部的财务条线领导协商达成三个意向选择的通知》，在该通知中既明确了公司领导向上诉人明确传达孔雀城长沙片区解散的决定，同时也给出了上诉人三个协商解决方案，但上诉人拒不配合公司的工作安排，同时拒接公司领导的电话，不回微信、短信、私信、邮件等，根据被上诉人公司的《员工手册》、《公司纪律和处罚管理规定》以及《劳动合同》规定，公司做出劳动关系解除合法合规。对于证据5证人证言的三性均有异议，对其证明目的也有异议。针对第二组证据：对于该考勤记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对其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其一、公司考勤采取的是电子考勤打卡，在公司方圆二公里内都可以采取电子打卡的方式进行打卡，所以上诉人提交的打卡记录，并不能证明其实际在岗；其二、上诉人在2018年12月24日-26日这段期间，甚至持续到2019年1月7日，不接听公司领导的工作电话，不回复公司领导就工作发送的微信、短信、私信、邮件等，根据被上诉人公司的《员工手册》关于考勤的第2.1条的规定，上诉人的行为构成旷工，所以被上诉人以上诉人旷工为由解除劳动关系合法合规。本院对李貌提供的上述证据经审查认为，均不属于新证据，且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本案二审期间，华夏幸福公司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相一致。本院认为，根据本案案情及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华夏幸福公司解除与李貌的劳动合同系合法解除还是违法解除；二、李貌与华夏幸福公司的劳动合同应否继续履行。对此，本院分析如下：关于焦点一。因华夏幸福公司于2018年11月10日解散了李貌所在的长沙片区的孔雀城集团，华夏幸福公司于是邀请李貌到北京商讨后续工作安排，并提出了三个协商处理方案。2018年12月19日，华夏幸福公司向李貌发送了《关于工作安排于股份总部财务条线领导协商达成三个意向选择的通知》的邮件，但李貌未予以回应。2018年12月25日，华夏幸福公司以短信通知李貌于2019年1月2日到北京孔雀城住宅集团总部报到。2018年12月27日，华夏幸福公司向李貌邮寄了《到岗通知书》，要求李貌必须于2018年12月27日到岗，并对之前擅自离岗并失联进行书面说明。但李貌未按《到岗通知书》的要求到岗，亦未如期于2019年1月2日到华夏幸福公司安排的新工作处报到，或与华夏幸福公司就工作调岗事宜进行协商。2019年1月7日，华夏幸福公司向李貌发出《劳动关系解除通知书》，以李貌已无故旷工数日，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为由解除了与李貌之间的劳动关系，此后，李貌再未到华夏幸福公司上班。华夏幸福公司颁布的《员工手册》第三十三条第（二）项规定：一个月内无故迟到、早退达6次、或一个月内旷工累计达3天或一年累计6天的，公司可解除劳动合同。李貌在入职时签收了该《员工手册》。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华夏幸福公司解除与李貌的劳动合同系合法解除。李貌要求确认华夏幸福公司与其解除劳动合同系违法解除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二。华夏幸福公司已经合法解除了与李貌的劳动合同，华夏幸福公司亦明确表示拒绝继续履行双方的劳动合同，且华夏幸福公司解散了李貌所工作的处所长沙片区的孔雀城集团，属于双方订立劳动合同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形，而李貌拒绝被调整到长沙以外的地点工作，故华夏幸福公司与李貌订立的劳动合同在客观上无法继续履行。李貌主张继续履行与华夏幸福公司的劳动合同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李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李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黎 藜审  判  员  孟宝慧审  判  员  杨立平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郑丹妮书记员（兼）  郑丹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