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604民初4120号 原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住所地杭州市延安路528号11、12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717611474R。 主要负责人：胡德，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竹青、王海燕，浙江震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绍兴市上虞中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绍兴市上虞区百官街道市民大道1650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6047309336032。 法定代表：严岳坤，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任穗、费俊杰，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上虞支行（以下简称交通银行上虞支行）与被告绍兴市上虞中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邦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分别于2019年8月7日、2019年9月19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信达资产浙江分公司）向本院提出申请变更当事人，本院经审查后，于2019年12月2日作出（2019）浙0604民初4120号民事裁定书，准许信达资产浙江分公司替代交通银行上虞支行作为本案原告参加诉讼，交通银行上虞支行退出诉讼。审理过程中，被告中邦公司向本院提出要求对原告提交的《买方确认意见》和《商业纠纷通知书》中被告原法定代表人阮晓军的签字进行笔迹鉴定的申请，本院经审查后予以准许，并依法委托杭州明皓司法鉴定所进行司法鉴定，该鉴定所于2020年6月4日向本院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本院于2020年6月12日对本案第三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交通银行上虞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琴到庭参加第一、二次庭审，原告信达资产浙江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燕到庭参加第三次庭审，被告中邦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费俊杰均到庭参加诉讼。因本案案情复杂，经本院院长审批，延长本案审限六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信达资产浙江分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40482943.60元，并支付该款自2018年4月10日起至款项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7年11月9日，原告与浙江蓝能燃气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能公司）签定编号为0000061的《公开型有追索权国内保理合同》一份，约定蓝能公司采用赊销方式销售货物，并向原告申请获得有追索权的保理业务服务，即原告作为保理商，在蓝能公司将商务合同项下应收账款转让给原告的基础上，向蓝能公司提供保理服务，发生回购情形时，保理银行有权向蓝能公司追索，且在发生回购后，卖方未足额退还保理融资本金并足额支付相应利息前，保理银行仍有权向买方要求付款及收取买方支付的应收账款。应收账款转让生效后，保理银行取得该应收账款项下的债权及其他相关权益，原告向蓝能公司提供保理融资额度为人民币3000万元，保理融资期限为2017年11月9日至2018年5月9日。合同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合同签订后，蓝能公司根据与被告之间的商务合同形成的应收账款债权，共向原告申请支用保理预付款共计人民币3000万元，涉及应收账款债权4314.58万元，应收账款到期日为2018年5月9日，蓝能公司将其对被告的上述金额应收账款债权及相关权利转让给了原告，被告均对此予以确认并向原告承诺无条件付款。据此，原告按保理合同约定向蓝能公司支付了保理预付款共计3000万元，但被告未能偿付到期日的应收账款债权金额，截至起诉日，仍拖欠应收账款40482943.60元及相应的逾期付款利息。蓝能公司于2018年4月10日经上虞区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破产重整，至今未能全额支付保理融资款，且被告作为买受人也未支付给原告货款。故原告起诉，望判如所请。 被告中邦公司答辩称，一、原告提出的“蓝能公司将其对被告的上述金额应收账款债权及相关权利转让给了原告，被告均对此予以确认并向原告承诺无条件付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被告从未收到过债权转让通知，即债权转让通知并未有效送达被告，因此被告并没有对此进行确认并向原告承诺无条件付款。首先，原告提供的《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不能证明在被告向蓝能公司履行付款义务前已经有效送达给了被告。其次，原告提供的《买方确认意见》以及《商业纠纷通知书》上的被告公章、法人章以及法定代表人签名均系由金盾公司员工张汛在未征得被告同意，且未告知被告的情况下擅自加盖和签署的，故张汛的该行为构成无权代理，且不构成表见代理。根据最高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构成表见代理，需满足两个要件：一是权利外观要件，客观上有足以使相对人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事实理由（即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二是主观要件，即相对人善意无过失。合同相对人主张构成表见代理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且应当证明其善意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具体到本案中，张汛携带2套公章至原告处办理保理业务明显存在异常，足以引起原告合理怀疑，然而原告工作人员在知道张汛是金盾员工，而非被告员工，且当时也没有被告的其他员工到场的情况下，在看到张汛代阮晓军签字以及加盖被告公章时，未尽必要的审查义务，未曾要求张汛提供相应的授权委托文件，也没有联系被告确认核实相关情况。而张汛则根据现场原告工作人员的要求，在他们指定的各个文件上进行了签字盖章。在签署过程中也都没有履行面签、录像等程序。根据保理合同约定，买方未在应收账款到期日全额支付保理银行受让的应收账款时，保理银行或卖方应向买方进行催收。但事实上，在到期日后，原告从未向被告进行过催收，被告也从未收到过任何催收通知。原告作为专业金融机构，对于其注意义务的标准，应高于普通的民事主体，原告在没有被告对张汛有授权的证据或在此前的类似行为中曾有授权的证据，且在明知张汛系金盾公司员工而非被告员工的情况下，未进行必要的核实与鉴别，存有明显疏漏。原告仅以张汛携带了当时尚无法确定真伪的被告印章即推断其具有授权依据不足，明显没有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不宜认定善意无过失。故张汛的上述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买方确认意见》以及《商业纠纷通知书》上的盖章、签字效力也不及于被告。二、不符合正常的商业行为逻辑。原告诉称蓝能公司将其对被告的部分应收账款债权转让给了原告，被告均对此予以确认并向原告承诺无条件付款，然而从事实情况看，原告的陈述不符合正常的商业行为逻辑，体现在两方面：1.主体上，被告在2017年底及2018年初即向蓝能公司履行了付款义务，若原告的债权转让通知有效送达了被告，那么被告没有理由和动机不向原告履行付款义务而向蓝能公司履行付款义务（因为债权转让行为并没有加重被告的义务）；2.时间上，根据原告提供的各项材料，应收账款到期日为2018年5月9日，如果被告知晓债权转让情况，则按照正常的商业逻辑应当在到期日再履行该笔款项的支付义务，而事实上被告与蓝能公司间的合同义务在2017年底至2018年初即已履行完毕。三、原告提出的“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40482943.60元及相关利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提供的各项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告和蓝能公司已向被告有效送达债权转让通知，原告与蓝能公司之间的债权转让关系对被告不发生效力，而被告已在本案诉讼之前支付了货款，债务已履行完毕，且蓝能公司也确认收到了款项，原告再要求被告支付货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被告经质证，除对《买方确认意见》、《商业纠纷通知书》有异议外，对其余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故对除《买方确认意见》、《商业纠纷通知书》外其余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对《买方确认意见》、《商业纠纷通知书》中“阮晓军”的签字，根据司法鉴定意见显示并非阮晓军本人所签，对于原告所举证据能否实现其证明目的，本院将在说理部分予以阐述；2.被告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该凭证无法体现案涉货款包含在内，故仅凭该证据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3.对被告提交的笔录，本院在依职权向张汛本人所作的询问笔录中，张汛对该份笔录予以确认，故对笔录的形式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有关笔录内容将结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认定。4.被告提交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原告经质证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被告是否知晓债权转让事宜无关，对该质证意见本院予以采纳。5.被告提交的其与蓝能公司之间的科目明细账，该组证据系被告向本院申请调查令后从蓝能公司的管理人处调取，体现了中邦公司与蓝能公司之间的账目明细，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并且可以证明截至2018年3月31日被告与蓝能公司之间的所有款项均已结清，至于原告质证中提到的关联性问题，取决于被告在付款前是否知晓转让事宜，对此，本院将在下文围绕争议焦点展开。6.被告提交的的阮晓军签名字迹说明函，与被告向本院申请笔迹鉴定的证明目的一致。根据被告的申请，本院依法委托杭州明皓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对该机构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本院予以确认，可以证明《买方确认意见》、《商业纠纷通知书》中“阮晓军”的签字并非其本人所签。原告经质证对司法鉴定意见书的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两份材料上的印章均真实，个人签字的真实性并不影响债权转让的效力，而且经向鉴定机构了解，原告作为自然样本提交的2017年《商业纠纷通知书》上阮晓军的字迹与上述两份材料一致，故在之前那份保理合同已经履行完毕的情况下，可以证明被告是知晓债权转让一事。对此，被告予以否认，同时原告庭后也表示2017年的保理合同最终是由蓝能公司履行，故对该异议本院不予采纳。7.对张汛、沈根峰、闫秋宇的三份询问笔录，系本院依法制作，根据该三份笔录内容可以明确交通银行上虞支行对案涉《买方确认意见》、《商业纠纷通知书》中被告公司的公章及原法定代表人的印章和签字是如何形成的并不清楚，事后也未向被告核实以及进行催讨。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11月9日，蓝能公司作为卖方与交通银行上虞支行签订《公开型有追索权国内保理合同》一份（编号：0000061），约定：蓝能公司采用赊销方式销售货物，并向交通银行上虞支行申请获得有追索权的保理业务服务，即交通银行上虞支行作为保理商，在蓝能公司将交易合同项下应收账款转让给原告的基础上，向蓝能公司提供保理服务；发生回购情形时，保理银行有权将已受让、未受偿的应收账款部分或全部转回给蓝能公司，蓝能公司应无条件受让，并按合同约定退还相应的保理融资本金、支付利息；保理融资额度为人民币3000万元，保理融资期限为2017年11月9日至2018年5月9日；融资方式为比例预付方式，即以对应的应收账款金额的一定比例作为保理融资本金金额，保理银行在受让应收账款时按本金金额向卖方预付转让价款，并在收回本金时收取相应利息，融资比例为80%，约定利率为基准利率上浮12%；卖方未按约退还预付转让价款对应的保理融资本金的，保理银行有权就未退还的本金金额计收罚息，罚息利率为银行凭证记载的利率上浮50%。合同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合同签订后，蓝能公司向交通银行上虞支行提交了《应收账款转让申请书》、与被告中邦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买方清单及金额为4314.58万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通过转让4314.58万元的应收账款债权向原告申请融资金额3000万元，应收账款到期日为2018年5月9日。 另查明，该笔保理业务系由金盾集团投融资部的工作人员出面办理，其中涉及的《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买方确认意见》、《商业纠纷通知书》格式文本均由交通银行上虞支行提供，最后盖章签字的《买方确认意见》、《商业纠纷通知书》亦是由金盾集团投融资部的工作人员经手交给交通银行上虞支行，交通银行上虞支行在收到该两份材料后并未就其内容向被告中邦公司予以核实，之后也未向中邦公司进行催讨。 又查明，2018年交通银行上虞支行从蓝能公司的关联企业浙江海豹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的保证金中扣划了2695290元，用于清偿上述保理合同项下的本金2662856.41元、利息32433.59元。2018年3月14日，余姚市斯蒂儿模具铁制品厂向本院申请对蓝能公司进行重整，本院于2018年4月10日作出（2018）浙0604破申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余姚市斯蒂儿模具铁制品厂对蓝能公司的重整申请。交通银行上虞支行在蓝能公司重整程序中对案涉保理合同项下的债权进行了申报，且已收到部分清偿款。 再查明，中邦公司与蓝能公司之间发生的所有款项已于2018年3月31日全部结清。2019年9月27日，交通银行上虞支行将其对蓝能公司所享有的包含案涉保理合同项下债权在内的所有权利、权益和利益都转让给信达资产浙江分公司，并将该事宜予以了登报公告。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中邦公司在向蓝能公司支付案涉货款前是否知晓债权转让之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交通银行上虞支行在与蓝能公司签订案涉保理合同后，根据该笔保理业务的客户经理陈述，《买方确认意见》、《商业纠纷通知书》是由银行交给金盾集团投融资部的工作人员闫秋宇，最终也是由闫秋宇将签字盖章好的材料交回给银行，故认为被告已经知晓债权转让之事。闫秋宇本人虽称未经手过上述两份材料，但明确若银行让其带回的材料中有需要其他公司签章的，这类材料也均是交给张汛处理。首先，无论闫秋宇是否经手该两份材料，能够明确的是，在该笔保理业务中交通银行上虞支行与被告并无直接联系，也未审核经手人有无被告的授权委托书。其次，银行在收到盖章签字的材料后，并未向被告核实，之后也没有向被告进行过催讨。原告认为两份材料上印章的真实性，足以使其认为被告已知晓债权转让一事，但材料是由融资方人员经手，并非为被告公司人员。据沈根峰的陈述，当时对两份材料上印签的真实性仅是通过与被告的开户资料进行比对后便予确认。然，通过这种肉眼比对的确认方式显然不能达到“真实性”的审查标准，特别是对作为金融机构的银行而言。再次，该笔保理业务是由金盾集团投融资部的工作人员出面办理，张汛作为该部门的负责人，确认诉争《买方确认意见》、《商业纠纷通知书》上的印章和签字均系其所为，并对印章为何在自己手上作出了合理的解释。原告虽以张汛就该保理业务的办理过程与沈根峰的陈述不一为由，而否认张汛陈述的真实性，但沈根峰的陈述同样也未得到闫秋宇的认可。本院认为，即便张汛等三人对该笔保理业务办理过程的陈述并不一致，但对诉争两份材料上的印签形成，无论是在银行直接办理还是通过闫秋宇转交办理，最后均涉及到张汛，这也符合当时张汛在金盾公司的身份。故结合司法鉴定意见，张汛关于自己在上述材料中签字、盖章的陈述更具有可信度。虽然，在对外发生法律关系过程中，印章在形式上起到代表单位意志的作用，但加盖印章之行为人的身份将影响该民事行为的效力。张汛既非被告公司人员，又未取得被告授权，其利用持有被告公章及原法定代表人印章之便，在诉争两份材料上盖章，其效力不能当然及于被告。本案中，原告除《买方确认意见》、《商业纠纷通知书》外，既未能提交其他证据佐证被告对债权转让事宜已经知晓，也未能就张汛对该两份材料签字盖章的陈述提供反驳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原告与蓝能公司之间的债权转让关系对被告不发生法律效力，被告在向蓝能公司付清货款后，无需再向原告承担付款义务。至于原告对法定代表人签字和加盖公章并非协议生效之共同要件的意见，并非本案争议焦点，本院不作评析。综上，对原告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五十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44215元，本案鉴定费100000元，合计344215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徐剑英 审 判 员  袁丽鸣 人民陪审员  张明娣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沈梦娣 附1：本案证据目录 一、原告交通银行上虞支行提交证据和证明目的如下： 1.编号为0000061《公开型有追索权国内保理合同》、购销合同、动产权属初始登记、应收账款转让申请书、买方清单、买方确认意见、融资凭证、商业纠纷通知书、国内保理业务重要凭证转移单各一份，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二份、增值税发票一组，证明2017年11月9日，原告与蓝能公司签订《公开型有追索权国内保理合同》，约定蓝能公司采用赊销方式销售货物，并向原告申请获得有追索权的保理业务服务，合同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合同签订后，蓝能公司根据与被告之间的购销合同形成的应收账款债权，共向原告申请支用保理预付款共计3000万元，涉及应收账款43145800元，应收款到期日为2018年5月9日，蓝能公司将其对被告的上述金额应收账款债权及有关权利转让给了原告，被告均对此予以确认并向原告承诺无条件付款。据此，原告按保理合同约定向蓝能公司支付了保理预付款共计3000万元，后2018年4月10日蓝能公司进入破产重整程序，被告也未能偿付到期日的应收账款金额，截至起诉日，被告仍应支付应收账款40482943.60元及相应的逾期付款利息； 2.（2018）浙0604破申5号民事裁定书一份，证明蓝能公司于2018年4月10日经法院裁定进入破产重整程序。 二、被告中邦公司提交证据和证明目的如下： 1.银行转账凭证一组，证明被告已向蓝能公司履行了全部的付款义务； 2.阮晓军签名字迹说明函一份，证明原告提供的《买方确认意见》及《商业纠纷通知书》的签名并非阮晓军本人签署； 3.张汛笔录一份，证明张汛从未获得被告授权，原告存在过失，且在张汛办理完相关业务后从未通知过被告，被告对债权转让事项完全不知情； 4.增值税专用发票三份，证明原告并未在被告收到的发票上加盖“保理”相关印章，未尽相应义务，存在过失，被告对债权转让事项完全不知情； 5.向蓝能公司管理人处调取的蓝能公司与中邦公司之间科目明细账二组，证明被告与蓝能公司之间的账款于2017年12月底已全部结清； 6.被告为证明案涉《买方确认意见》及《商业纠纷通知书》中“阮晓军”的签字并非其本人所写，向本院申请笔迹鉴定，本院予以准许并依法委托杭州明皓司法鉴定所进行司法鉴定。 杭州明皓司法鉴定所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一份及10000元鉴定费发票十份，鉴定意见：标称日期为“2017年11月9日”的买方确认意见》及《商业纠纷通知书》中两处“阮晓军”签字，均不是阮晓军书写形成。 三、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依职权向张汛、沈根峰、闫秋宇分别制作了询问笔录各一份。 张汛陈述的大意为：自己一直在浙江金盾控股集团投融资部工作，交通银行有贷款要求，让蓝能公司配合做一笔保理形式的贷款，是我们公司的人员通知我去办理的。被告提供交的访谈记录是真实的，具体的经过和该访谈记录中的一致。我根据银行的要求在指定的文件上加盖了中邦公司的公章和法定代表人的印章，《买方确认意见》和《商业纠纷通知书》上“阮晓军”的名字也是我签的，中邦公司并不知道这件事。我想蓝能公司的贷款都是蓝能公司自己在还的，所以事后也没有告知中邦公司。中邦公司与蓝能公司在业务上一直很密切，双方之间也有贴现业务，有时候中邦公司也会拿蓝能公司的公章去办理贴现业务。 沈根峰陈述的大意为：自己是交通银行上虞支行的信贷客户经理，银行和蓝能公司之间一直有保理业务。关于案涉的这笔保理业务，我是主办客户经理，在与蓝能公司签订《公开型有追索权国内保理合同》后，其中《买方确认意见》和《商业纠纷通知书》需要买方单位盖章确认，以及相应的《债权转让通知书》应送达至买方单位。这些材料我们交给金盾公司投融资部的闫秋宇，让她带回去办理，事后也是她把已盖章签字的《买方确认意见》和《商业纠纷通知书》拿给我们的。金盾公司投融资部的张汛没有直接出面办理这笔保理业务，但是否有参与决策并不清楚。对于为何没让中邦公司直接来银行签字盖章，我们的理解是，《买方确认意见》是以蓝能公司落款的，应由蓝能公司带去让中邦公司签字盖章；《商业纠纷通知书》是回函，是中邦公司收到后回复给银行的。该笔保理业务其实是续做的，在收到上述两份材料后，我们与之前那笔保理业务中相应的公章、签字比对后是一致的，所以也就没有再向中邦公司进行核实。在保理业务中，一般的操作是最初要求买方单位到银行签字盖章的，之后因为有了比对的样本，就可能让卖方单位将材料带回让买方盖章签字后再交到银行，我们只要拿到对方盖章的材料就行，只要公章是真实的。中邦公司在我们银行有开户，它的公章是否真实只要与开户资料直接通过肉眼比对下。2018年2月7日，浙江海豹机械设备有限公与蓝能公司是关联企业，当时海豹公司在我们银行有笔保证金，该保证金解除后的余款266万元用于归还蓝能公司的保理贷款。我们银行在这笔保理业务中没有与中邦公司联系过，也没有向中邦公司催收过这笔款项。 闫秋宇陈述的大意为：我原是金盾集团投融资部的工作人员，现在浙江金盾压力容器有限公司工作，对蓝能公司和交通银行上虞支行之间签订《公开型有追索权国内保理合同》的事情，因为时间太长已记不清。我是经常跑银行的，对上述保理合同相关的《买方确认意见》和《商业纠纷通知书》，我没有经手过，对具体内容没有印象。有时银行会让我带需要签字的资料回去，但我不知道里面的内容，业务中也会有需要其他公司签字盖章的材料，银行让我带回去后，我就直接把材料给我们领导张汛。《买方确认意见》和《商业纠纷通知书》上的签字和公司印章是谁签盖的，我不知道，这两份材料是谁交回银行的也不清楚，公司在银行的业务太多，一般是谁去银行了就让谁带去，没有固定人员，带来带去的材料我们也不看内容的。我和中邦公司及其公司领导没有任何联系。 附2：相关法律条文及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二百五十条第二款变更当事人后，诉讼程序以受让人为当事人继续进行，原当事人应当退出诉讼。原当事人已经完成的诉讼行为对受让人具有拘束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