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59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铁钢，男，1973年4月9日出生，汉族，户籍住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现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娜，广东理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于洪涛，男，1968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赖清松，广东百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铁钢因与被上诉人于洪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4民初65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铁钢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发回重审或驳回于洪涛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本规定所称的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第二条：“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本案中，于洪涛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刘铁钢存在借贷法律关系。刘铁钢与于洪涛合作经营除甲醛生物科技产品，条件是于洪涛出资，刘铁钢负责经营管理，利润共分。之后，于洪涛经物色打算向广州市荣熙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熙物业公司）租赁其房屋作为办公场所。根据刘铁钢与于洪涛的合伙约定，由刘铁钢在《房屋租赁合同》签字，于洪涛负责出资，故而于2017年4月6日，由刘铁钢在《房屋租赁合同》上签名，由于洪涛向荣熙物业公司支付租金14080元、管理费2048元、租赁保证金48384元。后来由于双方经营理念不同，于洪涛要求刘铁钢退出合伙，双方于2017年5月18日与荣熙物业公司三方协商后拟定了《解除协议书》，由于洪涛与荣熙物业公司签订新的《房屋租赁合同》，刘铁钢签订的租赁合同的权利由于洪涛继受。因此，刘铁钢与于洪涛在荣熙物业公司的工作人员主持下于2017年5月18日签订了《解除协议书》，该协议书由荣熙物业公司员工拿回公司盖章。本案不存在借贷的法律基础，双方也没有借贷的合意。刘铁钢本人有支付能力，不必因几万元的租金向他人借款。于洪涛既未能举证双方存在借款合意，亦未提交其持有的债权凭证。一审法院未查清本案事实，且未追加荣熙物业公司为第三人，以致事实认定错误。二、一审法院认定的案由错误。于洪涛主张其与刘铁钢之间是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而一审法院在认定两人不存在借贷关系，应为合同关系的情况下，却支持于洪涛主张的诉求，显然是错误且违反法律规定的。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本案中，于洪涛并未以借据、收条、欠条等债权凭证来提起民间借贷，刘铁钢也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解除协议书》证明两人是合伙投资关系，于洪涛也当庭对该《解除协议书》认可，足以证明两人的合意是合伙投资关系，于洪涛支付的费用是租赁办公室的费用，是出资的一部分。一审法院无视刘铁钢的陈述及其提交的证据，在认定两人不是民间借贷的情况下却仍然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于洪涛答辩称：双方是债权债务纠纷，从主观上讲，于洪涛仅是为刘铁钢垫资支付租赁费用，本质上仍然是借贷关系。荣熙物业公司与刘铁钢的租赁关系并没有转化由于洪涛继受、承接，且荣熙物业公司当时也是向刘铁钢而非于洪涛发出解除租赁合同的律师函，因此本案的上诉没有新的事实和理由，应当予以驳回。于洪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刘铁钢返还于洪涛借款64521元及利息（从2017年4月8日起按银行逾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支付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一审诉讼费由刘铁钢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于洪涛于2017年3月28日向荣熙物业公司转款10000元，于2017年4月7日转款54521元。于洪涛缴纳的上述费用包括帮刘铁钢代缴的租赁保证金48384元、管理费2048元、租金14080元。于洪涛与刘铁钢均确认未收到荣熙物业公司退回的保证金。此外，一审庭审中刘铁钢当庭拨打了为荣熙中心1号楼3层A303房装修的装修师傅电话，装修师傅在电话中称当时装修是刘铁钢介绍认识的，与刘铁钢较为熟悉，但并未领取装修款，装修10天左右就结束了。一审诉讼中，于洪涛向一审法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银行回单、收款收据，证明于洪涛在2017年3月28日、2017年4月7日共出借64521元，借款用途是为刘铁钢代为支付租金。2.《房屋租赁合同》，证明刘铁钢是因履行与出租人荣熙物业公司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而向于洪涛借款。刘铁钢对证据1的真实性确认，但认为与其无关，其未经手。对证据2的真实性确认，当时于洪涛不方便承租，由刘铁钢代替于洪涛签名。刘铁钢向一审法院提供了《解除协议书》一份。于洪涛对该证据的真实性确认，但因该协议中的甲方没有同意而未生效。此外，一审法院调取了荣熙物业公司于2017年7月10日向刘铁钢发送的律师函及EMS快递单。于洪涛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表示没有见过该律师函，只是听说有向刘铁钢解除合同，所以不可能退回押金。刘铁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确认收到律师函，但未加以理会，EMS单上的签名是其签署的，但表示是替于洪涛签的。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均确认于洪涛向荣熙物业公司共缴纳64521元。于洪涛提供的证据显示上述款项是用于支付荣熙中心一号楼三层A303物业的保证金、房租等费用，而上述物业也是刘铁钢向荣熙物业公司承租的，虽然双方在2017年5月18日签订了《解除协议书》，但该协议书并未经出租人即荣熙物业公司确认，而刘铁钢也并无证据证明将上述物业交予于洪涛实际使用。刘铁钢当庭拨打的装修师傅电话，可知装修师傅亦是刘铁钢所找，再加之荣熙物业公司也是向刘铁钢发送律师函并由刘铁钢签收，足见上述物业的承租人应为刘铁钢。刘铁钢作为房屋的承租人，应按照租赁合同缴纳相应租金、保证金等费用，但上述费用却是于洪涛所缴纳。于洪涛主张其替刘铁钢所缴纳的费用为借款，双方虽不存在借贷关系，但双方实际关系应为合同关系，现刘铁钢无法证明其要求于洪涛垫付相关费用的合法性，故一审法院对于洪涛主张刘铁钢返还上述款项予以支持。由于双方未约定利息，故于洪涛主张从2017年4月8日起计算利息并无依据，一审法院调整为从本案立案之日即2019年1月29日起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刘铁钢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于洪涛64521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以64521元为本金，从2019年1月29日计算至实际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二、驳回于洪涛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429元由刘铁钢负担。二审期间，刘铁钢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的复印件作为证据，拟证明其与于洪涛准备共同成立公司，由于洪涛出钱，其出关系和资源，双方存在合伙关系而非借贷关系。根据该通知书备注第3条“企业设立登记时，应将本通知书提交登记机关，存入企业档案”的规定，其已将该证据原件提交给工商登记机关，现只能向法庭提交复印件，无法提交原件。于洪涛的代理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其提出企业名称的核准预登记可以在网上办理，不需要任何证件审核，只需输入知道的身份证号码及拟登记的公司名称即可，系统会自动核实该名称是否与其他公司的名字相重复，如果没有重复都会出具通知书。根据这个流程，于洪涛是不清楚刘铁钢去办理了企业名称预登记的事宜，也没在该通知书上签名确认，故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合伙关系。二审庭询之后，刘铁钢向本院提交了《证据调取申请书》，提出于洪涛向荣熙物业公司提交了一份变更申请，由于洪涛与荣熙物业公司签订新的《房屋租赁合同》，将刘铁钢与荣熙物业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的权利转由于洪涛继受，由此证明本案并非民间借贷。刘铁钢认为该《房屋租赁合同》是本案的重要证据，对认定事实具有关键作用，现荣熙物业公司不配合调取，故申请法院前往调取。本院依法向荣熙物业公司核实，该公司于2020年6月4日出具《回复函》，内容如下：一、荣熙物业公司于2017年4月6日和刘铁钢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后由于刘铁钢违约，我司于2017年7月10日发出律师函和刘铁钢解除了租赁合同。我司仅和刘铁钢签署《房屋租赁合同》，并未和于洪涛签订《房屋租赁合同》，于洪涛也未向我司提交相关变更申请。二、我司未收到于洪涛提交的变更申请，也未与于洪涛签订新的《房屋租赁合同》。三、我司因未与于洪涛签订新的《房屋租赁合同》，故不存在刘铁钢与我司签订的租赁合同的权利由于洪涛继受。四、我司仅与刘铁钢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此份合同我司将提供给贵院核实。五、我司并不清楚刘铁钢和于洪涛到底是何种关系，我司仅和刘铁钢签订过《房屋租赁合同》，至于他们内部是合作抑或其他关系，我司从出租方的角度来讲，这些并不重要，也不关心，一切以我司盖章的正式书面文件为准。刘铁钢的代理人对该证据的合法性不持异议，但真实性和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荣熙物业公司回复的内容是对相关事实予以隐瞒。于洪涛的代理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是刘铁钢与荣熙物业公司发生租赁关系，该《回复函》证明的内容亦是如此，故与于洪涛无关。鉴于刘铁钢提交的《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没有经于洪涛签名确认，于洪涛表示不知情，且该证据与本案基本事实的认定、双方争议的焦点以及案件的实体处理不存在关联性，经合议庭评议，本院不作为二审新证据予以采纳。经二审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属民间借贷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双方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针对该焦点问题，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于洪涛向荣熙物业公司转款64521元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亦予以确认。现于洪涛依据提供的转账凭证、收款收据以及刘铁钢与荣熙物业公司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主张案涉物业是刘铁钢向荣熙物业公司租赁，该转账款是其代刘铁钢向荣熙物业公司缴纳的租赁保证金、管理费以及租金，刘铁钢应予归还；而刘铁钢反驳否认，抗辩称该款并非于洪涛的代缴租赁款，而是双方合伙开设公司过程中理应由于洪涛出资的费用。因此，刘铁钢应就本案是合伙纠纷而非民间借贷关系这一抗辩事由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综观本案全部证据，无论是于洪涛提交的相关书证，还是刘铁钢提交的《解除协议书》，均未提及双方有合伙成立公司的意向，更未提及双方的出资方式、约定的利润分配和风险承担以及共同选定的办公地点就是案涉的租赁地点。二审庭询后，刘铁钢向本院补充提交了《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该通知书仅为企业名称的预先核准，保留期至2017年6月22日，载明投资人分别是于洪涛、刘铁钢，但不能证实该公司的办公地点就是《房屋租赁合同》上约定的租赁地点，更不能证实该预先核准设立的企业与本案有关，而于洪涛亦对此表示不知情。此外，刘铁钢提供的《解除协议书》虽约定原由刘铁钢向荣熙物业公司租赁的物业转由于洪涛承租，但由于该协议书未经荣熙物业公司的盖章确认而致未能生效，刘铁钢亦无提供相应的证据证实其有将案涉物业交予了于洪涛实际使用，故而不能证实刘铁钢主张本案是合伙投资关系的抗辩意见，刘铁钢应就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于洪涛代刘铁钢向荣熙物业公司支付了租赁物业的相关费用，因案涉《房屋租赁合同》是由刘铁钢与荣熙物业公司签订，最终亦是由刘铁钢履行合同义务，且租赁的房屋更是由刘铁钢联系的人员进行装修，因此于洪涛代为垫付的行为本质应认定为借款，双方之间成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刘铁钢应对于洪涛所垫付的款项承担还款责任。民间借贷纠纷属于合同纠纷项下的四级案由，一审法院以合同纠纷支持于洪涛的诉请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综上，刘铁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29元，由上诉人刘铁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余锦霞审判员  邹迎晖审判员  吴 湛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九日书记员  魏雨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