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11民终31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潘潇俊，男，1991年6月6日出生，汉族，住松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锋、陈静，浙江纳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水发，男，1961年7月8日出生，汉族，住松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饶炳海，浙江绿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何淑娟，女，1990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松阳县。 原审被告：潘春芳，男，1968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松阳县。 上诉人潘潇俊因与被上诉人何水发、何淑娟、原审被告潘春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松阳县人民法院（2019）浙1124民初19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潘潇俊上诉请求：一、撤销浙江省松阳县人民法院(2019)浙1124民初1935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二、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何水发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一审法院认定“2017年8月9日，被告潘潇俊出具了借条一份，借条约定‘今本人潘潇俊从2017年2月份开始到8月8日共计向何水发借款人民币叁佰叁拾万元整3300000元，所有款项打入由本人指定账户，利息从2017年8月9日起按月利率2分计算至款清日止，本借款本人用于给自己父亲(潘春芳)国外生意投资用’。该借条实际出具时间为2018年5月11日”，同时一审认为“案涉借条双方主体符合法律规定，合同内容合法有效”系认定事实不清。具体理由如下：1、一审法院选择性认定案件事实，忽略了与本案至关重要的前因后果，导致认定事实片面、错误。案涉纠纷发生前提和过程事实应为：被上诉人何水发通过女婿潘潇俊转款，投资潘春芳的印尼矿石贸易，因出现亏损，通过各种途径向女儿、女婿及亲家催讨投资款。被上诉人何淑娟为让父母安心，2018年5月11日晚以离婚等婚姻“软暴力”逼迫上诉人潘潇俊抄写其事先准备的借条。为保家庭完整、停止争吵，潘潇俊只能顺从妻子何淑娟抄下案涉借条。2018年5月12日凌晨被上诉人何淑娟又通过微信向上诉人潘潇俊解释为何写借条、并就逼迫其抄写借条伤害了丈夫的行为进行道歉。一审中提交的证据以及庭审过程足以还原当日上诉人潘潇俊被逼迫抄写案涉借条的情形。但一审法院仅选择性认定了借条的事实，把事实割裂开，完全不考虑事情发生的前因后果，所以一审认定事实是片面的、违背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2、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何水发之间针对案涉借条并没有真实的借款合意。(1)一审法院作出的“从何淑娟与被告潘潇俊的微信聊天记录来看，并没有存在逼迫、胁迫等情况的存在”、“案涉借条系被告潘潇俊的真实意思表示”的认定严重与事实背离。上诉人提交的与被上诉人何淑娟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证明：在案涉借条出具时，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何水发并未进行任何的沟通，纯粹是被上诉人何淑娟编辑的。所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何水发之间对案涉借条并不存在借款的合意，而是通过被上诉人何淑娟的一系列家庭“软暴力”逼迫而取得，若系上诉人潘潇俊真实意思表示，没有逼迫、胁迫存在，何淑娟为何事后要发长篇大论来解释她让丈夫抄写借条的理由，又为何要为此举伤害了丈夫而道歉。(2)被上诉人何水发在一审庭审中自认“被上诉人何水发和上诉人潘潇俊在沟通出具借条时，为了少算60万元利息，所以将借条的落款时间书写为2017年8月9日”。经庭审查明，案涉借条时间出具时间是2018年5月11日，按照借条内容可以看出，从2017年8月9日到2018年5月11日的应付利息就是60万元，无法看出落款时间提前上诉人可以少付利息。再者，从被上诉人何淑娟的微信可以看出，何水发关于其与潘潇俊之间进行的沟通陈述都是单方虚构的，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出具借条并非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在妻子的软暴力威胁下出具；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何水发在出具借条时并未见面，更未进行任何的协商，再者从借条内容可以看出，时间提前并不能减少利息。所以被上诉人何水发提供的案涉借条不能作为认定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成立的依据。一审法院对于该事实认定不清，依法应予改判。3、借条项下借款金额错误，同时被上诉人并未履行相应的出借义务。一审法院认定“原告妻子叶青莲转账给被告潘潇俊190.12万元，第三人何淑娟转账被告潘潇俊30万元。被告潘潇俊也认可收到了上述大部分的款项”系认定事实不清。被上诉人何水发在一审庭审中自认：借条中330万元借款是由320万元借款本金及10万元利息组成，出借借条之前从未支付过任何利息，计算至借条出具之日利息10万元多点，把零头去掉。从被上诉人提交的汇款凭证可以看出，被上诉人主张的330万元借款系拼凑，以下几笔存在错误：(1)2017年7月31日涉及30万元汇款系叶青莲汇款给张金凤。该收款人“张金凤”与潘潇俊、潘春芳没有任何法律关系，显然是被上诉人何水发为了把借条上的330万元凑齐，胡乱编造的，将与别人转账往来归结到借条中来。一审法院应查明案件事实，上诉人在一审中明确对该笔款项提出异议，且被上诉人何水发对该汇款也无法作出解释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仅以“潘潇俊认可收到上述大部分款项”为依据直接认定330万元借款事实明显错误。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是实践合同，即以出借人实际交付金额作为认定借款金额的依据。2017年7月31日的30万元上诉人并未收到，不能作为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何水发之间存在借款的依据，依法应予驳回。(2)330万元包括10万元利息也是错误的，上诉人实际借款的利息已经归还。(3)2017年8月8日何淑娟转给潘潇俊30万元，系夫妻之间的转账往来，一审证据并不能证明该款项系一笔真实合法的借款，即使是借款也是何淑娟的个人借款或者何淑娟夫妇向第三人的共同借款，与被上诉人何水发无关，显然是被上诉人何水发为凑“330万”而强行纳入的；若债权转让也应书面通知债务人，被上诉人所称的30万元只涉及“何水发、何淑娟、陈登经”，一审法院却将原本可能为何淑娟的个人债务或何淑娟夫妻的共同债务直接转为上诉人的债务，无事实和法律依据。(4)被上诉人何水发在一审庭审中明确：上诉人借款330万元，包括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何淑娟共同向恒通村镇银行的90万元贷款，所有的银行利息均是被上诉人何水发支付。该陈述不属实。通过一审庭审查明：恒通村镇银行90万元贷款的贷款人为何淑娟，共同借款人为潘潇俊，抵押房产为何淑娟名下的房产，鉴于贷款性质为消费贷款，贷款经指定第三方收款后转给潘潇俊岳母叶青莲，再转汇给潘潇俊。贷款利息每月4100元，潘潇俊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6个月，后因潘潇俊出国察看矿石生意另外利息便由被上诉人何淑娟支付。按照被上诉人何水发的逻辑，90万元是通过叶青莲转给潘潇俊的，就是330**面的借款，利息由何水发支付给银行，所以要按照借条约定的月息2%再支付216000元。事实上，贷款利息都是上诉人潘潇俊和被上诉人何淑娟支付，上诉人提供相应的银行转款凭证证明上诉人陈述虚假。被上诉人何水发对90万元的陈述，是案涉借条应查明事实的组成部分，与诉请240万元构成一个整体，不可分割的。虽然本案诉请不包括该争议的90万元，但该90万元的争议却关系到本案关键证据“借条”的真实性、合法性。现有证据证明本案关键证据“借条”存在伪造可能，一审以“原告未提出诉求，故本案不再处理”对该部分事实不予审查，偏离司法基本原则。4、何淑娟为上诉人依法登记的配偶，应对上诉人的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何淑娟与上诉人于2016年9月3日登记结婚，至今婚姻关系仍存续。通过庭审查明，何淑娟与上诉人结婚后共同经营燕窝生意及共同注册公司经营矿产，如果上诉人存在向何水发借款，均是何淑娟举债，然后何淑娟和上诉人共同向何水发借款，用于共同经营所需。另外，何淑娟明确自认：上诉人的举债其不仅知晓，且通过何淑娟本人对外举债。通过何淑娟的自认内容可以看出，借款的合意均是通过其达成的，仅仅是借款的理由或原因涉及上诉人，何淑娟必然是借款的合同相对人，一审中何淑娟及何水发在法庭中关于何淑娟不应成为本案被告、无需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辩驳都不成立，根本不能与何淑娟本人自认的事实相对抗。基于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何淑娟必须作为本案被告参与诉讼，如果上诉人因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承担责任，何淑娟必须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综上，在案众多的证据指向被上诉人陈述不真实、借条存在伪造的情况。5、一审法院认定“单单仅凭聊天记录里提及到投资二字并不足以证明原告有投资的行为……本院结合被告潘潇俊出具的借条及原告提交的转账记录，可以认定被告潘潇俊已经收到了案涉借条中的款项”系错误，依法应予改判，理由如下：从案件的证据中可以看出恒通村镇银行90万元贷款、2017年8月8日被上诉人何淑娟汇入上诉人潘潇俊的30万元，都是发生在潘潇俊与何淑娟两夫妻之间，但法院在认定款项的事实就是依据了何淑娟的陈述。何淑娟作为连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何水发之间的关键纽带，在各方矛盾爆发前，何淑娟的陈述是最为客观的存在。显然一审法院在采纳被上诉人何淑娟陈述内容存在选择性，对被上诉人何水发有利的内容采纳，不利内容予以驳回或避而不谈。关于“投资”在本案中不是两个字那么简单，而是关系到公序良俗、关系到案件事实真相。虽然在聊天记录中只有“投资”二字，但庭审过程中被上诉人何水发补充说明、被上诉人何淑娟回答上诉人的问题均围绕“投资”展开并延伸。何水发在质证意见中明确：当地百姓对投资、借款的法律关系分不清楚，所以投资就借款的意思。但何淑娟在回答时明确：其生活常识中借钱就是借钱，不是投资。何淑娟作为本案中直接参与案件整个事实发生过程当事人，还是中间重要环节，其在三方未发生矛盾的情况下的微信聊天内容自然可以作为认定案件的事实依据，更何况在与上诉人闹离婚的情况下，还能客观地阐述其对投资和借款的认知。足以证明案涉款项性质系投资款，而非借款。投资行为发生于何水发和潘春芳之间，法庭提出“潘潇俊提供出较为全面的证据来予以证明何水发的投资行为”这一要求并不合理且不切实际，诉讼前作为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儿女婿的日常聊天记录足以证明何水发的投资行为；且鉴于何水发、潘春芳和潘潇俊的关系，因涉外投资需要进行复杂的外汇业务，作为长期在国内农村生活的老年人，何水发将投资款通过女婿潘潇俊进行汇兑是顺理成章的。所以一审的认定是片面的、断章取义，依法应予改判。二、一审法院认定何淑娟系本案必要共同诉讼参与人，经法院释明后何水发不同意追加何淑娟为本案的被告且不同意变更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仅将何淑娟列为第三人，明显违反法定程序。《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参加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十三条规定：“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二条的规定，通知其参加；当事人也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追加。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申请，应当进行审查，申请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申请理由成立的，书面通知被追加的当事人参加诉讼。”从2016年9月3日上诉人与何淑娟登记结婚开始，何淑娟就是上诉人的配偶，何淑娟和上诉人潘潇俊的财产在法律上是共同的，必须作为本案的被告参加诉讼，何淑娟在一审时明确自认上诉人的举债她不仅知晓，且通过何淑娟本人对外举债。通过何淑娟的自认内容可以看出，借款的合意均是通过其达成的，何淑娟必然是借款的合同相对人、借贷纠纷中的被告。上诉人在一审时申请追加何淑娟为本案的被告，一审法院亦认定何淑娟系本案必要共同诉讼参与人，按照法律规定，无论依职权还是依申请，一审法院都应当将何淑娟列为被告，并要求原告变更诉讼请求。按照不告不理，一审被上诉人并未要求第三人承担责任，将何淑娟列为第三人只能实现查明事实的目的，并不能实现诉讼中解决讼争的目的，更不能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最终还会导致上诉人为让何淑娟承担夫妻共同债务另行提起诉讼，造成诉累，明显违反法定程序。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从上述的阐述中可以看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何水发对案涉争议的款项性质各执一词，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何水发陈述的330万元中，90万元是上诉人夫妻共同贷款，其他实际支付部分系被上诉人何水发投资潘春芳所在公司的投资款，但也明确其夫妻曾经共同向被上诉人何水发借款40万元的事实。被上诉人何水发明确40万元单独借条已经撕毁，包含在案涉330万元借款中。虽然何水发向法院提交了一份形式上的借条，但众多证据显示该份借条存在各种瑕疵，不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未履行交付义务。现被上诉人何淑娟当庭向法院明确了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且明确微信聊天记录中的投资不是借款的意思。被上诉人何淑娟明确向一审法院表明案涉款项系投资款，而非借款。所以一审法院依据民间借贷相关法律作出判决显然是错误的。综上，一审判决在实体上认定事实错误，在程序上违反法定程序，导致法律适用错误，故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后依法改判。其当庭口头补充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被上诉人何水发陈述案涉款项涉及到10万元利息，在诉请中也是按照月利率20‰进行主张，一审判决主文按照月利率20‰计收利息，已经超过了不能超过年利率24%的法律规定，因此一审判决存在错误。 何水发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判决结果正确。一、何水发与潘潇俊、潘春芳存在借贷合意，有潘潇俊书写的借条作为主要证据，何水发与潘潇俊的微信聊天记录作为辅助证据，两方面的证据相互印证，足以确认上诉人称书写借条系受何淑娟软暴力逼迫的理由明显不成立。首先，这只是上诉人的单方说辞，何水发、何淑娟根本未予认可。其次，上诉人这种说法与何水发和潘潇俊的微信聊天记录相矛盾。在该聊天记录当中，上诉人多次提出借条是应该写的，钱是应该归还的，所以书写本案借条是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最后，上诉人在2017年2月至8月，多次向何水发借款，借贷合意长期存在，借条的书写地点是何水发的家里做燕窝的房间，是何水发自己要求潘潇俊书写的。双方经核对以后，潘潇俊出具了书面的借条一张，在场的就是何水发与潘潇俊两人。所以答辩人认为借条是潘潇俊的真实意思表示。二、至于借条的实际出具时间是2018年5月11日，而落款时间是2017年8月9日的问题。根据双方的约定及民间借贷的实际做法，如果落款时间为2018年5月11日，则表明在2018年5月11日结算利息，按照民间借贷的做法可能会计入本金，就会加大计付利息的本金数额。所以潘潇俊为了对自己有利，要求借条出具时间写为2017年8月9日，符合借贷惯例以及上诉人的利益。三、何水发已经履行了相应的出借义务，一审时何水发已经举证证明出借款共分七笔打入上诉人或者上诉人指定的账户，加上前期利息10万元，共8笔款项。上诉人在庭审时以及上诉状中，只对其中的4笔提出异议，分别是张金凤的30万元，以及利息10万元，还有恒通的贷款90万元、2017年8月8日何淑娟转给潘潇俊30万元，对其余的借款数额均无异议。关于以上四笔借款，在一审庭审时法院已作为重点查明，结合潘潇俊自己书写的借条，本案借贷关系的成立足以认定。答辩人要补充说明的是，恒通村镇银行的贷款利息其实都是何水发支付的，是何水发现金交给何淑娟，何淑娟打款给潘潇俊，再由潘潇俊分为8次支付到恒通村镇银行，所以该利息并不是潘潇俊实际承担的。二审中答辩人也向法庭提交相应证据证明何淑娟不应当承担共同还款责任。虽然上诉人与何淑娟现在还是夫妻关系，但该借款的用途是潘潇俊、潘春芳借取用于潘春芳国外投资使用。所以从借款用途看，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也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不承认借款的存在，否认亲笔书写借条，另一方面又称系夫妻共同债务。所以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只是要求二审法院改判，至于如何改判上诉人自己都无法解释。四、一审法院不违反法定程序，何淑娟不应当追加为本案被告。本案答辩人起诉的是潘潇俊、潘春芳，答辩人并不认为何淑娟是共同借款人，没有要求何淑娟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借贷关系与何淑娟无关，所以上诉人要求追加何淑娟为被告，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何淑娟并不是必要的共同诉讼参加人，但为了查明本案争议事实，依法追加何淑娟为第三人不违反法律规定。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何淑娟未作答辩。 原审被告潘春芳未作陈述。 何水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被告潘潇俊、潘春芳归还原告借款240万元及利息（利息从2017年8月9日起按月利率20‰计算至还清之日止）；二、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何水发与第三人何淑娟系父女关系，与被告潘潇俊系岳父女婿关系，与被告潘春芳系亲家关系。2017年8月9日，被告潘潇俊出具了借条一份，借条约定“今本人潘潇俊从2017年2月份开始到8月8日共计向何水发借款人民币叁佰叁拾万元整3300000元，所有款项打入由本人指定账户，利息从2017年8月9日起按月利率2分计算至款清日止，本借款本人用于给自己父亲（潘春芳）国外生意投资用”。该借条实际出具的时间为2018年5月11日。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案涉借条是否合法有效？二、被告潘春芳是否需要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三、第三人何淑娟是否承担夫妻共同还款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一，该院认为，案涉借条在形式上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双方主体符合法律规定，合同内容合法有效。被告潘潇俊答辩称该借条系在胁迫的情况下抄写的，应当无效。该院认为，从第三人何淑娟与被告潘潇俊的微信聊天记录来看，并没有存在逼迫、胁迫等情况的存在。且被告潘潇俊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于借条是否应当书写应当有自己的判断能力。即便是抄写已经准备好的借条，在没有被逼迫、胁迫等其他情况下也是其对自身民事行为的处置。虽然借条落款时间与实际出具借条的实际不一致，但并不影响合同整体的效力。故该院认定案涉借条系被告潘潇俊的真实意思表示。关于案涉款项是否交付？该院结合原告何水发提供的多份转账记录及其他证明材料，可以看出案外人丁金林通过原告指示向被告潘潇俊转账了60万元，原告妻子叶青连转账给被告潘潇俊款项共计190.12万元。第三人何淑娟转账被告被告潘潇俊30万元。被告潘潇俊也认可收到了上述大部分的款项，只是对于部分款项的性质有异议，认为系投资款项。另外认为其中90万元系第三人何淑娟与被告潘潇俊自己的钱，并非原告的钱。该院认为，被告潘潇俊所说的其中90万元系其夫妻向恒通村镇银行贷款的钱，并非原告的钱。关于该90万元，被告已经归还给银行且原告也未提出诉求，故本案不再处理。对于案涉借条中的部分款项，被告潘潇俊答辩称系原告的投资款，被告潘潇俊除了提供与第三人何淑娟在聊天记录里有提到投资俩字以外，没有提供其他任何证据予以证明收到的部分款项系投资款项。该院认为，案涉款项数额巨大，若原告方存在投资的行为，被告潘潇俊应当能够提供出较为全面的证据来予以证明，本案单单仅凭聊天记录里提及到投资二字并不足以证明原告有投资的行为。故被告潘潇俊答辩称案涉借条中大部分款项系投资款的意见，该院不予采信。该院结合被告潘潇俊出具的借条以及原告提交的转账记录，可以认定被告潘潇俊已经收到了案涉借条中的款项。其书写借条的行为已经明确且认可拖欠原告的具体金额数。综上可得出，案涉借条合法且有效。关于争议焦点二，该院结合被告潘潇俊出具的借条以及被告潘春芳与原告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看出借条中的款项系被告潘春芳在国外投资所用，款项的实际使用人是被告潘春芳。其在聊天记录里表示会承担还款责任，该院结合实际案情可以认定被告潘春芳为本案的共同借款人。被告潘春芳在本案中未作任何答辩意见，系对其抗辩权利的放弃。故被告潘春芳对被告潘潇俊所借的借款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三，该院认为，被告潘潇俊在庭审过程中自认案涉借条中有130万元系夫妻共同举债。包括丁金林转账给被告潘潇俊的40万元以及两夫妻向恒通村镇银行借来的90万元。（90万元通过叶青连账号转给被告潘潇俊）。其中向恒通村镇银行贷款的90万元，被告潘潇俊已经还清，且原告何水发也没有主张，故本案不再处理。关于丁金林转账的40万元是否系夫妻共债问题，该院认为，被告潘潇俊申请追加何淑娟为本案被告。经该院释明后，原告何水发不同意追加何淑娟为本案被告且不同意变更诉讼请求，故本案中对于第三人是否承担夫妻共同债务超出了原告的诉求，本案不予处理。对于第三人何淑娟是否要承担夫妻共同债务问题，被告潘潇俊与第三人何淑娟可另案处理。综上所述，原告的诉求成立，该院予以支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被告潘潇俊、潘春芳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归还原告何水发借款24000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从2017年8月9日起按月利率20‰计算至还清之日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3864元，由被告潘春芳、潘潇俊负担。 二审期间，被上诉人何淑娟、原审被告潘春芳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上诉人潘潇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录音一份，待证：丁金林从何水发处知晓何水发向永康借款是为了投资，并非是为了借款给潘潇俊；丁金林系何水发指示汇款给潘潇俊的受托人。被上诉人何水发质证认为，录音内容和文字内容不完全相符，录音资料不合法，丁金林是本案证人，按照法律规定证人需要出庭作证，录音与本案并无直接关联，从录音文字倒数第六行开始，这些内容即使属实，也与本案没有关系。被上诉人何水发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浙江松阳恒通银行何淑娟银行流水清单一份，待证：恒通村镇银行贷款利息系由其支付。上诉人潘潇俊质证认为，该证据有银行盖章，真实性予以确认，关联性有异议，无法证明其待证目的，一审中上诉人提交证据证明转账给何淑娟三十几万元，不能将该笔35000元转账认定为还款的利息；另外，因何淑娟是主贷款人，还款都是用其账号还的，其与上诉人是共同借款人，必须把钱先打给上诉人再每个月打回去，该份证据同时证明了八个月的银行借款利息是由上诉人支付的。被上诉人何淑娟、原审被告潘春芳对上述证据均未发表质证意见。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诉人潘潇俊所提交的证据，与本案不具关联性，不能证明其待证事实，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被上诉人何水发提交的证据，因所涉90万元贷款何水发在本案中并未主张，该款项利息支付情况不属于本院审查范围，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作评判。 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另查明，2017年4月13日，丁金林通过银行转账给潘潇俊20万元，丁金林的妻子欧阳柳通过银行转账给潘潇俊20万元。2017年5月17日，丁金林通过银行转账给潘潇俊20万元。丁金林在一审法院制作的谈话笔录中表示前述60万元系受何水发指示转账给潘潇俊。2017年5月16日，何水发通过银行转账给潘潇俊25万元。2017年5月18日，叶青莲通过银行转账给潘潇俊55万元。2017年6月8日，潘潇俊通过微信告知叶青莲分别汇70万元给潘潇俊、10万元给陈如鹏、20万元给周喜霞，并提供了三人的开户银行及银行卡号。2017年6月8日，叶青莲分别通过银行转账给潘潇俊70万元、陈如鹏10万元、周喜霞20万元共计100万元。2017年7月31日，叶青莲分别通过银行转账给潘潇俊171200元、兰黎慧3万元、张金凤30万元。2017年8月3日，何登经通过银行转账给何淑娟30万元。2017年8月8日，何淑娟分别通过银行转账给潘潇俊101850元、某彦198150元共计30万元。何登经出具证明载明何淑娟于2017年8月3日向其所借的30万元，已由何水发于2018年12月22日还清。潘潇俊在微信中向何水发表示“你们信任我，把钱拿出来。当时也是为了我们一家多赚点钱。我到现在也没有骗你们什么。我写欠条给你们也没事，这个也是应该的……我不会跑路的。我也不会赖皮这个帐，你们信任我。我有这份责任。你们别担心这个钱不还给你们。我不会这么做的。”“我没有因为写条子的事情不高兴，本来就应该写条子。”“我说了，钱肯定不会拿不回来。你们信任我，我当然有责任。”“钱肯定会还的，这点你们不要担心我,我故意和你们闹僵，钱就不还了。我从来没有这种想法。”何水发在微信中称：“潇俊，我一直看着你就是我儿子想法，所以，你问我借钱叁佰多万元钱，我也一直没有叫写借条，搞的自己什么生意都做不成，借钱写条子也是千金第一（天经地义）的……你应该多为淑娟多想，他为了借给你30万……”。 本院认为，关于双方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问题。借条是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和借贷关系实际发生的直接证据，具有较强的证明力。上诉人潘潇俊认为案涉借条系受何淑娟以软暴力胁迫所写，但其所提交的潘潇俊与何淑娟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并不能证实该主张，且该主张明显与潘潇俊和何水发在微信聊天记录中所表明的“我写欠条给你们也没事，这个也是应该的”、“我没有因为写条子的事情不高兴，本来就应该写条子。”等内容相悖，故对上诉人的该主张本院不予采信。 至于案涉借条项下借款是否已实际交付问题。本案中，双方均确认案涉借条存在倒签情形，借条中明确了借款发生时间为2017年2月至8月8日期间以及所有款项打入由潘潇俊指定账户。被上诉人何水发述称案涉借条项下330万元借款由320万元借款本金并结算前期利息10万元而形成，并提供了2017年4月13日至同年8月8日期间多份丁金林、欧阳柳、叶青莲、何水发及何淑娟的银行转账凭证及丁金林、陈登经的证明材料，用以证明320万元借款均已实际交付。而上诉人潘潇俊认为案涉借条项下借款数额错误，何水发并未履行出借义务，且其对320万元的款项性质在一、二审和上诉状中存在前后不一的陈述。对于2017年4月13日汇付的40万元，潘潇俊认为属于其与何淑娟共同借款但不属于案涉借条项下借款，何水发主张该40万元系潘潇俊个人所借并结算至案涉借条，结合该笔款项发生于案涉借条所载明的借款时间范围内，故潘潇俊关于该40万元不属于案涉借款的辩称依据不足，至于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本院将在后文予以评述。对于2017年7月31日叶青莲汇付给张金凤的30万元，潘潇俊辩称与潘潇俊、潘春芳无关，但案涉借条实际出具时间为2018年5月11日且借条中明确载明所有款项打入由潘潇俊指定账户，结合2017年6月8日叶青莲分别转账给潘潇俊、陈如鹏和周喜霞共计三笔款项的行为与同日潘潇俊在微信中指示叶青莲打款的内容能够相互印证这一事实，由此可见，何水发关于该30万元亦系受潘潇俊指示交付的主张具有可信度，本院予以采信，潘潇俊的该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对于2017年8月8日何淑娟汇付的30万元，潘潇俊在上诉状中辩称系夫妻之间的转账往来，即使是借款也属于何淑娟的个人借款或夫妻二人的共同借款，与何水发无关，但其在二审中又称该30万元系何淑娟向陈登经所借，何水发已代为偿还，应认定为赠与而非借款；何水发和何淑娟对此均不予认可，亦无证据证明何水发存在赠与的行为，故对潘潇俊的该主张本院亦不予采信。对于2017年6月8日汇付的100万元中的90万元，何水发认可已归还该90万元，其在本案中对该90万元不予主张，故一审对该90万元在本案中不予审查并无不当。对于其他款项，潘潇俊主张系何水发的投资款，但其据以主张的丁金林的录音和何淑娟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并无法直接得出案涉款项为投资款的结论，其也未能提供其他证据予以证明，故对该主张本院亦不予采信。再结合何水发在与潘潇俊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明确表达了“你问我借钱叁佰多万元钱……”，潘春芳、潘潇俊也通过微信均向何水发作出过愿意还款的意思表示。综合上述分析，原审认定案涉320万元借款已实际交付并无不当。此外，对于10万元利息能否计入后期借款本金问题。上诉人在上诉状中辩称该10万元利息已归还，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故对该主张本院不予采信；二审庭审中其又认为该10万元利息不能计入本金，并主张一审认定利息有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借贷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债权凭证，如果前期利率没有超过年利率24%，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载明的金额可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故何水发可以据此将本金320万元与利息10万元合计作为后期借款本金，一审法院对此确认并无不妥。因此，原审法院综合本案现有证据，认定案涉借条合法有效并对何水发要求上诉人承担240万元还款责任的诉请予以支持，有其依据，本院予以维持。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二款关于借款人在借款期间届满后应当支付的本息之和，不能超过最初借款本金与以最初借款本金为基数，以年利率24%计算的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之和的规定，一审判决对利息的实体处理存在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 关于原审法院是否存在程序违法问题。上诉人在一审中要求将何淑娟追加为共同被告，理由为案涉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且何淑娟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经一审法院释明后，何水发作为原告认为案涉借款与何淑娟无关，不同意追加何淑娟为被告且不同意变更诉讼请求，而借贷行为发生于潘潇俊与何淑娟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在此情形下，一审法院将何淑娟列为第三人，并不违反法律规定。至于案涉款项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问题，潘潇俊与何淑娟可另行处理。故上诉人关于一审存在程序违法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潘潇俊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结果存在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浙江省松阳县人民法院（2019）浙1124民初1935号民事判决； 二、潘潇俊、潘春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归还何水发款项240万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24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0‰自2017年8月9日起计算至款项还清之日止，但潘潇俊、潘春芳应当支付的本息之和，不能超过本金230万元与以230万元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至款项还清之日止的利息之和，其中40万元本金的利息自2017年4月13日起算，20万元本金的利息自2017年5月17日起算，25万元本金的利息自2017年5月16日起算，55万元本金的利息自2017年5月18日起算，10万元本金的利息自2017年6月8日起算，50万元本金的利息自2017年7月31日起算，30万元本金的利息自2017年8月8日起算）； 三、驳回何水发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上述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27728元，减半收取13864元，由潘春芳、潘潇俊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7728元，由潘潇俊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杨 婷 审 判 员  陈俊明 审 判 员  吴黄影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九日 代书记员  刘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