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3民终83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邵高强，男，1976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永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曹震宇，浙江嘉瑞成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煜龙，浙江嘉瑞成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彩珍，女，1963年7月18日出生，汉族，住永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锋，浙江永瓯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原审被告：杨淑兰，女，1983年2月14日出生，汉族，住永嘉县。上诉人邵高强与被上诉人刘彩珍、原审被告杨淑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永嘉县人民法院（2019）浙0324民初34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邵高强的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刘彩珍的一审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刘彩珍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刘彩珍主张的借款事实不成立，本案不属于民间借贷纠纷。1.刘彩珍根本没有借款给邵高强的主观意思。如果涉案80万元明确是借给邵高强，那么刘彩珍作为出借人肯定知道自己借钱给邵高强的事实，但从刘彩珍在刑事案件中三次供述涉案80万元款项的用途和领取人可以反映刘彩珍对此不清楚，足以说明涉案80万元不是出借给邵高强的。试问谁会将如此巨额的款项不清不楚的借给他人？单凭刘彩珍的说法和“借条”认定该款项是借款是明显错误的。2.刘彩珍持有的“借条”并不能证明涉案款项系借款。从永嘉县人民法院（2017）浙0324刑初97号刑事判决书有关邵高强的陈述可以看出，邵高强并没有明确承认涉案80万元是借款。据此，涉案80万元并非借款，而是刘彩珍放在邵高强处当作费用开支。邵高强在相关笔录中提到所谓“算借”即不是借，但暂且称之为借的意思。邵高强也已经明确说到等争得金台大厦一半房产后，再进行结算。鉴于上述理由，所谓的“借条”本质上其实就是邵高强出具给刘彩珍的基于双方委托关系的收款收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但一审法院对邵高强提交的相关证据，包括证明力极强的生效判决书所认定的事实视而不见，仍然认定借条具有较强证明力，邵高强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为主要理由，认定涉案80万元款项属于借款，明显错误。二、本案有充分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属于委托合同关系。涉案80万元为委托事项的预付款，用于办理委托事项有关费用的开支及待委托事项完成后约定报酬的结算。1.委托事项确实客观存在，且80万元的保证金或者预支费用实属合理。根据刘彩珍提供的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浙温民终字第1016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显然刘彩珍与林锦池之间关于位于金台大厦房产的纠纷客观存在。根据当时的房产价值，50%的份额也有将近200万元左右的价值。根据刘彩珍允诺的30%的报酬，以及平时费用的支出，刘彩珍向邵高强预支80万元合情合理。2.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涉案80万元就是用于委托事项的保证金或者预付款。首先，邵高强在永嘉县人民法院（2017）浙0324刑初97号案件中的陈述已经非常明确，涉案80万元就是刘彩珍托他办事，同意贷款80万元放在他那里，等事情办完再结算，而且平时贷款利息以及刘彩珍其他费用开支都是从该80万元中支付。其次，根据刘彩珍陈述，陈某是其情人。正是因为需要处理金台大厦的房产纠纷事宜，陈某才介绍邵高强与刘彩珍认识。而且陈某全程参与其中，故其证言的可信度高，陈某对该80万元的用途非常清楚。陈某明确陈述找邵高强帮刘彩珍争房产，贷款80万元的目的是为了支付打官司的费用。80万元交给邵高强后，邵高强向刘彩珍出具借条。最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浙03刑终1468号刑事判决书中已对邵高强和陈某的证言进行综合评析，即证人陈某和邵高强的证言相互印证，证明刘彩珍向恒升银行贷款80万元的用途。显然，邵高强与陈某有关涉案80万元贷款用途的陈述已被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可。并且涉案的80万元款项就是邵高强向刘彩珍出具“借条”的那笔款项。结合以上分析，邵高强辩称涉案80万元款项系刘彩珍委托其处理房产纠纷的预支费用证据确凿。刘彩珍答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本案属于民间借贷纠纷的事实清楚。1.借条证明了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案涉借条记载邵高强向刘彩珍借款80万元，且邵高强承认借条系其出具，对借条的真实性无异议。2.邵高强于2016年12月11日的讯问笔录中明确承认案涉80万元是刘彩珍出借给他的，同时也承认恒升银行的80万元贷款利息由其偿还。3.陈某和陈金北的证言证实案涉80万元属于借款。陈某于2015年11月20日、12月12日的讯问笔录证实了案涉80万元属于借款，邵高强收款后出具了欠条，利息和本金均由其负责偿还。陈金北于2016年12月1日的讯问笔录证实了2015年刘彩珍在永嘉法院碧莲法庭起诉，要求邵高强偿还80万元借款，起诉约半个月后双方协商，邵高强提出如刘彩珍撤诉，则其同意分期偿还恒升银行80万元借款本金和利息；如不撤诉，则其不还钱了。后刘彩珍撤回起诉。4.邵高强偿还利息及部分本金的行为证明了案涉80万元是借款。若案涉80万元属于邵高强陈述的委托合同的保证金或佣金，则其无需偿还该笔借款的部分本息，更不可能承诺分期还款。5.刘彩珍在公安机关的陈述证明了案涉款项属于借款。刘彩珍于2014年7月7日的讯问笔录中陈述觉得做生意风险大，就直接把80万元借给邵高强。另外，刘彩珍陈述“陈某说做生意需要资金，因不识字，当时认为陈某拿走了”，是指贷款当时的主观心态，该内容与案涉80万元出借给邵高强并不矛盾。二、邵高强主张双方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案涉80万元是委托费用的主张不成立。1.邵高强主张双方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的证据不足，况且刘彩珍不承认双方存在委托合同关系，故应由邵高强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2.邵高强对案涉80万元性质的陈述前后矛盾，不能证实其主张。邵高强在反诉状中称案涉80万元是履约保证金；在永嘉法院碧莲法庭第一次庭审中先称是佣金，后又称只是交由其保管，在该院第二次庭审中先称是预付合同保证金，后又称是委托合同的预付款，在该院第三次庭审中又称是委托代理的费用；在本案一审中邵高强称是办理委托事务所需的费用，并主张其支付给恒升银行的借款本息应从中扣减。事实上，如邵高强应支付给恒升银行的借款本息应从案涉80万元中扣减，则说明不可能是委托费用。三、（2017）浙0324刑初97号刑事判决书评析刘彩珍向恒升银行贷款的目的是用在与林锦池的离婚诉讼中争夺金台大厦房产的一半份额费用的内容不客观，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1.2011年12月18日刘彩珍与林锦池达成分居协议，双方自愿将金台大厦房产赠送给儿子林鹏。2012年12月13日温州中院判决刘彩珍与林锦池离婚，但案涉80万元于2013年3月27日才支付给邵高强。即刘彩珍贷款时其与林锦池的离婚诉讼已结束，当时不存在争夺金台大厦房产，故刘彩珍贷款目的不可能是用于与林锦池的离婚诉讼中争夺金台大厦房产的一半份额的费用。2.（2017）浙03刑终1468号刑事裁定书的评析已作修正。该判决书认定陈某与邵高强的证言可以相互印证，证明刘彩珍向恒升银行贷款80万元的用途。实际上原来贷款的目的与贷款后的实际用途是两个概念。四、邵高强于2019年11月提起上诉后，永嘉县人民法院已经向其送达缴费通知书，但其未在法定期限内缴纳上诉费用，存在逾期缴纳上诉费的问题，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查明。杨淑兰在二审中未作陈述。刘彩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邵高强、杨淑兰共同偿还刘彩珍800000元及利息（利息按月利率6.45‰从2013年12月21日起计算至被告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2.案件诉讼费由邵高强、杨淑兰共同负担。诉讼过程中，刘彩珍将第1项诉讼请求变更为：判令邵高强、杨淑兰共同偿还刘彩珍借款7900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以本金800000元为基数从2013年12月21日起按月利率6.45‰计算至2014年3月25日止，以本金790000元为基数从2014年3月26日起按月利率9.675‰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3月25日，刘彩珍以永嘉县乌牛街道皮服城37幢1号房屋设定最高额抵押担保向浙江永嘉恒升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提出借款申请，双方于2013年3月26日签订一份《个人最高额抵押借款合同》，约定由浙江永嘉恒升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向刘彩珍发放贷款800000元，借款月利率为6.45‰，未按期归还贷款本金从逾期之日起按约定加收50%的罚息利率计收罚息。2013年3月27日刘彩珍将该笔贷款800000元按照邵高强的指示转入杨淑兰的账户，邵高强于同日向刘彩珍出具一份《借条》，其中载明：“今借到刘彩珍现金人民币捌拾万元整（800000）”，刘彩珍与邵高强口头约定该笔贷款的利息由邵高强负责支付。浙江永嘉恒升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上列贷款的抵押物存在纠纷为由向该院提起诉讼要求刘彩珍提前归还借款，该院于2014年3月28日作出（2014）温永瓯商初字第48号民事判决，判决刘彩珍偿还浙江永嘉恒升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790000元及利息、逾期利息（利息按本金800000元从2013年12月21日起按月利率6.45‰计算至2014年3月25日止，逾期利息按借款本金790000元从2014年3月26日按月利率9.675‰计算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受理费减半收取5900元和保全费4520元合计10420元由刘彩珍负担。后刘彩珍未履行该生效判决所确定的义务，浙江永嘉恒升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向该院申请强制执行。另查明，刘彩珍曾于2015年向该院起诉要求邵高强偿还借款本金80万元及利息，后撤回起诉。在上列贷款期限内，邵高强有向刘彩珍的贷款账户支付贷款利息。2014年3月26日偿还上列贷款本金10000元，2014年4月15日偿还上列贷款本金40000元，2014年5月5日偿还上列贷款本金186.1元，2014年6月21日支付逾期利息0.02元。经该院执行刘彩珍分别于2014年10月30日、2015年8月7日、2015年8月24日偿还贷款本金9740.54元、108555元、20720元。坐落于温州市鹿城区人民中路金台大厦701室房屋于2008年5月12日登记的权利人为林锦池、刘彩珍。2011年12月18日林锦池与刘彩珍达成分居协议，其中约定金台大厦701室归儿子林鹏所有，双方不准出卖、出租。2012年2月23日刘彩珍向该院提起离婚诉讼，该院于2012年8月1日判决准予林锦池与刘彩珍离婚。刘彩珍不服提起上诉，本院于2012年12月13日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在该案中，本院认定：“刘彩珍在本案一、二审审理过程中虽明确表示不愿将房屋赠与给儿子林鹏，但因撤销赠与与本案离婚纠纷属不同的法律关系，刘彩珍可通过其他任何方式撤销赠与，本案不宜直接处理。”2015年4月30日案外人林鹏向该院提起赠与合同纠纷诉讼，后经调解达成协议，其中约定金台大厦701室房屋赠与给林鹏所有。金台大厦701室房屋于2015年7月6日登记在林鹏名下。2017年8月30日该院作出（2017）浙0324刑初97号刑事判决，认定在向浙江永嘉恒升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抵押贷款中，刘彩珍购买伪造的无婚姻登记记录证明办理房屋抵押登记等继而判决刘彩珍犯买卖国家机关公文罪。刘彩珍不服上诉至本院，本院经审理后作出（2017）浙03刑终1468号刑事裁定，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9年8月6日，浙江永嘉恒升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向该院出具《关于刘彩珍债务履行情况的说明》，其中载明：“我行与刘彩珍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我行起诉后被申请人已履行利息16481.92元；偿还本金50186.10元（其中1万元开庭前履行，已在庭上说明）；另收到法院执行款139015.54元。截至2019年8月5日，该案件尚欠本金610798.36元及逾期利息，贷款期内利息已结清。逾期利息以本金79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3月26日起按月利率9.675‰计算至2014年4月14日；以本金75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4月15日起按月利率9.675‰计算2014年5月4日；以本金749813.90元为基数自2014年5月5日起按月利率9.675‰计算2014年10月29日；以本金740073.36元为基数自2014年10月30日起按月利率9.675‰计算至2015年8月6日；以本金631518.36元为基数自2015年8月7日起按月利率9.675‰计算至2015年8月23日；以本金610798.36元为基数自2015年8月24日起按月利率9.675‰计算至债务履行完毕之日止；扣除已支付的逾期利息0.02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是涉案800000元款项的性质。刘彩珍认为系邵高强、杨淑兰向其借款；邵高强则认为系刘彩珍委托其代为处理刘彩珍与林锦池离婚争夺房产的费用。首先，借条是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和借款关系实际发生的直接证据，具有较强的证明力，一般不轻易否定借条的证明力。本案中刘彩珍向邵高强转账交付800000元，邵高强亦向刘彩珍出具了借条，交付款项、出具借条符合民间借贷的惯例；其次，邵高强认为该笔款项系处理委托事务的开支，对此刘彩珍不予认可，而邵高强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同时与邵高强向刘彩珍出具借条的事实矛盾，邵高强亦不能对此作出合理解释；再次，邵高强表示涉案800000元贷款的期内银行利息均由其支付，这与刘彩珍陈述从银行贷款借给邵高强使用，能够相互印证；最后，即使如邵高强所称与刘彩珍存在委托合同关系，但这与双方另行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并不冲突，且邵高强已经向刘彩珍出具借条，向刘彩珍借款的意思表示清楚。综上所述，故而认定涉案800000元款项的性质为刘彩珍出借给邵高强，双方存在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二是邵高强应偿还的款项金额。对2014年4月15日偿还贷款40000元及2014年5月5日偿还贷款186.1元，该笔款项刘彩珍表示并非邵高强偿还，但又承认不是由刘彩珍偿还。而浙江永嘉恒升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已进行了相应扣减，故刘彩珍要求邵高强向其支付上述款项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支持。对刘彩珍主张的以本金800000元为基数从2013年12月21日起按月利率6.45‰计算至2014年3月25日止的利息损失，浙江永嘉恒升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承认该部分利息已经支付，同时刘彩珍亦承认并非由其支付，故刘彩珍主张该部分利息损失不予支持。刘彩珍表示其被法院执行扣划的30460.54元未计算，但实际上该笔款项中的9740.54元已经支付给浙江永嘉恒升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且该公司亦予以认可，剩余20720元是作为（2014）温永瓯商初字第48号案件的诉讼费、保全费及执行费。刘彩珍从银行贷款借给邵高强，双方约定银行贷款的利息由邵高强支付，现因贷款到期未偿还而产生的逾期利息应由邵高强支付，故刘彩珍主张利息损失按月利率9.675‰计算，合理合法，应予支持，但刘彩珍已偿还的银行贷款本金应按照年利率6%计算利息损失。综上，邵高强应偿还刘彩珍借款本金749813.9元（790000元-40000元-186.1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以本金79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9.675‰自2014年3月26日起计算至2014年4月14日；以本金75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9.675‰自2014年4月15日起计算至2014年5月4日；以本金749813.9元为基数按月利率9.675‰自2014年5月5日起计算至2014年10月29日；以本金740073.36元为基数自2014年10月30日起按月利率9.675‰计算至2015年8月6日，以本金9740.54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自2014年10月30日起计算至债务履行完毕之日止；以本金631518.36元为基数按月利率9.675‰自2015年8月7日起计算至2015年8月23日，以本金108555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自2015年8月7日起计算至债务履行完毕之日止；以本金610798.36元为基数按月利率9.675‰自2015年8月24日起计算至债务履行完毕之日止，以本金2072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自2015年8月24日起计算至债务履行完毕之日止，履行时扣除已支付的利息0.02元）。对刘彩珍要求杨淑兰承担偿还责任的诉讼请求。刘彩珍应邵高强的要求将款项转账到杨淑兰的银行账户，且由邵高强出具一份借条，刘彩珍未提供证据证明杨淑兰有向其借款的意思表示，故对刘彩珍的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邵高强辩称在借款当日已经支付刘彩珍30000元，但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而刘彩珍亦不予认可，同时对于邵高强主张的包括上述费用在内的其他费用，邵高强表示系处理委托事务所支出并进而提起反诉，而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两者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故应驳回反诉邵高强的起诉，对该些费用可由邵高强依法另案主张。遂判决：一、邵高强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刘彩珍借款本金749813.9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以本金79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9.675‰自2014年3月26日起计算至2014年4月14日；以本金75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9.675‰自2014年4月15日起计算至2014年5月4日；以本金749813.9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9.675‰自2014年5月5日起计算至2014年10月29日；以本金740073.36元为基数按月利率9.675‰自2014年10月30日起计算至2015年8月6日，以本金9740.54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自2014年10月30日起计算至债务履行完毕之日止；以本金631518.36元为基数按月利率9.675‰自2015年8月7日起计算至2015年8月23日，以本金108555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自2015年8月7日起计算至债务履行完毕之日止；以本金610798.36元为基数按月利率9.675‰自2015年8月24日起计算至债务履行完毕之日止，以本金2072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自2015年8月24日起计算至债务履行完毕之日止，履行时扣除已支付的利息0.02元）；二、驳回刘彩珍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700元，由刘彩珍负担402元，邵高强负担11298元。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材料。经审理，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在于刘彩珍与邵高强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刘彩珍主张其与邵高强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以邵高强出具的借条及汇款凭证为证，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并无不当。邵高强辩称双方之间非民间借贷关系，而是委托合同关系，未提交充分确凿的证据予以证实，且邵高强所主张的委托合同事项有违社会公序良俗，邵高强的上诉意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本院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1298元，由上诉人邵高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许良岳审 判 员 李 洁审 判 员 胡淑丽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九日法官助理郑琳代书记员 蔡卓伊-1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