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2020）豫10刑终142号原公诉机关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郑其现，男，汉族，1966年3月30日出生，初中文化，农民，户籍地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现住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因涉嫌犯寻衅滋事罪，2019年2月26日被许昌市建安区公安局抓获到案，2019年2月27日被该局刑事拘留，2019年4月4日经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2019年4月5日被许昌市建安区公安局执行逮捕。指定辩护人李亚辉，河南天时达（郑州）律师事务所。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郑会雨，男，汉族，1972年9月16日出生，小学文化，农民，户籍地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现住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因涉嫌犯寻衅滋事罪，2019年2月26日被许昌市建安区公安局抓获到案，2019年2月27日被该局刑事拘留，2019年4月4日经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2019年4月5日被许昌市建安区公安局执行逮捕。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郑其堂，男，汉族，1953年7月30日出生，小学文化，农民，户籍地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现住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因涉嫌犯寻衅滋事罪，2019年2月26日被许昌市建安区公安局抓获到案，2019年2月27日被该局刑事拘留，2019年4月4日经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2019年4月5日被许昌市建安区公安局执行逮捕。指定辩护人樊挪亚，河南天苑律师事务所律师。指定辩护人张娜，河南天苑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原审被告人郑长友，男，汉族，1968年11月13日出生，小学文化，农民，户籍地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现住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因涉嫌犯寻衅滋事罪，2019年2月26日被许昌市建安区公安局抓获到案，2019年2月27日被该局刑事拘留，2019年4月4日经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2019年4月5日被许昌市建安区公安局执行逮捕，2020年3月24日被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取保候审。原审被告人郑建成，男，汉族，1967年1月8日出生，初中文化，农民，户籍地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现住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因涉嫌犯寻衅滋事罪，2019年2月26日被许昌市建安区公安局抓获到案，2019年2月27日被该局刑事拘留，2019年4月4日经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2019年4月5日被许昌市建安区公安局执行逮捕，2020年3月24日被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取保候审。原审被告人郑国栋，男，汉族，1964年11月18日出生，初中文化，农民，户籍地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现住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因涉嫌犯寻衅滋事罪，2019年2月26日被许昌市建安区公安局抓获到案，2019年2月27日被该局刑事拘留，2019年4月4日经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2019年4月5日被许昌市建安区公安局执行逮捕，2020年3月24日被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取保候审。建安区人民法院审理建安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郑其现、郑会雨、郑其堂、郑长友、郑建成、郑国栋犯寻衅滋事罪一案，于2020年3月24日作出（2019）豫1003刑初453号刑事判决。一审宣判后，原审被告人郑其现、郑会雨、郑其堂不服，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讯问原审被告人，听取辩护人意见，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以不开庭的方式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判认定：自2018年7月2日至2019年1月23日期间，许昌市建安区灵井镇柏树郑村的被告人郑其现、郑会雨、郑其堂、郑长友、郑建成、郑国栋等六人，在其村已经整体搬迁入住新居后，以该村拆迁等问题多次到北京、郑州等地上访。建安区灵井镇政府对被告人多次提出的关于土地等问题的多项信访事由已经作出处理意见，且部分问题也在通过诉讼途径解决。被告人郑其现等六人因不满灵井镇政府的处理方式和处理结果，继续进京上访，并在镇政府工作人员劝访的工作过程中，提出报销上访花销和给付高额补偿款等要求，并以不达目的拒不回家或以继续上访的方式给建安区灵井镇政府施加压力。灵井镇政府工作人员迫于信访稳定工作压力，于2018年11月22日向被告人郑长友账户内转入9720元上访花费款项，该款后由六被告人自行分配。2019年1月23日，灵井镇政府又以“上访务工救助”的名义向被告人郑长友账户内转入60000元，后该款由六被告人平分。2018年11月25日，被告人郑其现在北京上访期间向灵井镇政府工作人员姜某索要其因上访花销的2000元费用，并以组织他的妻子、儿子到北京一起和他上访的形式进行施压，姜某迫于信访稳定工作压力，让灵井镇政府工作人员艾某通过微信转账给郑其现2000元。郑其现在收到该2000元转款后，当即便通知其妻子、儿子不再去北京上访。2019年2月下旬，被告人郑其现、郑会雨、郑其堂、郑长友、郑建成、郑国栋六人为迫使建安区灵井镇政府给其兑现前期劝访时所承诺的剩余18万元“补偿款”，在郑其堂家中共同商议后，由被告人郑会雨购买车票，于2019年2月25日共同乘坐火车到北京上访。因正逢国家准备召开两会期间，灵井镇政府工作人员迫于信访稳定工作压力，在北京对其进行劝访时为能快速劝返该六名被告人，同意了该六名被告人的要求，并在从北京返回路上交给该六被告人18万元现金，才将该六名被告人劝返回家。后该款已被公安机关扣押并已发还灵井镇政府。另查，在案件审理期间，被告人郑长友、郑建成、郑国栋家属均已分别代其退出10000元违法所得。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实：一、书证1、受案登记表、受案回执、立案决定书，证明本案系许昌市建安区灵井镇政府工作人员姜某于2019年2月24日报案至许昌市建安区公安局，该局于当日受案并决定立案侦查。2、户籍证明，证明本案六名被告人涉案时均已达到刑事责任年龄。3、无前科证明，证明本案六名被告人在案发前均无违法犯罪记录。4、到案经过，证明本案六名被告人均系于2019年2月26日被许昌市建安区公安局抓获到案。5、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裁定书、驳回申诉通知书、保证书、收款收据，证明被告人郑其现儿子郑超杰因犯故意伤害罪于2009年被许昌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后判决经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维持；被告人郑其现夫妇因不服判决多次上访，建安区灵井镇政府于2010年10月15日给其8万元救助金，其二人签写了保证书，保证不再因此事以任何理由再上访；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月17日作出驳回郑超杰申诉的通知书。6、《许昌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许昌市建设征收土地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的通知》（许政[2013]24号）、《黄李社区分房安置方案》、《地面附属物清点丈量登记表》、《柏树郑村地面附属物补偿金额明细》、《灵井镇搬迁村房屋核算认证书》，证明建安区灵井镇政府对柏树郑村搬迁系依照政府文件执行，程序合法、标准公开。7、信访登记及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证明许昌市建安区灵井镇政府已经对本案被告人多次信访提出的关于土地等多项信访事项作出了处理意见。8、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2018）豫1003民初第4449号民事判决书，证明灵井镇小庄杨村六组、七组与河南神火兴隆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关于老址上复垦出的土地纠纷问题已进入诉讼程序。9、中央、省、市、区各级关于信访稳定及责任追究文件，证明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信访稳定工作，对越级上访、群访等稳控不力的部门及相关责任人进行责任追究的措施。10、建安区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灵井镇赴京上访情况的通报、灵井镇党委《关于对遵要甫、匡天峰两名同志的处理决定》，证明遵要甫、匡天峰因对本案被告人上访稳控不力，化解不及时，分别被给予诫勉谈话处分和约谈，并被责令写出深刻检查，并在全镇进行通报。11、农信社客户回单、赴京往返车票、记账单等，证明灵井镇政府工作人员艾某于2018年11月22日向被告人郑长友账户内转入9720元上访花费款项。12、微信聊天及转账截图、收款收据，证明灵井镇政府工作人员艾某通过微信向被告人郑其现转款2000元，被告人郑其现于2018年11月25日书写了收款收据。13、转账支票、进账单、农信社客户交易明细，证明灵井镇政府于2019年1月23日转给被告人郑长友60000元费用，郑长友后通过取现和微信转账分发给其他被告人。14、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发还物品清单，证明许昌市建安区公安局于2019年2月26日在被告人郑长友处查获并扣押现金人民币18万元，现已发还灵井镇政府。二、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1、被告人郑其现的供述与辩解：有时候我单独上访，次数太多我记不清了，大概每年我要到不同部门上访5、6次。我和郑会雨、郑其堂、郑长友、郑建成、郑国栋他们一起总共去上访过4、5次。我们上访是因为我们村拆迁补偿，我们几个觉得补偿不合理，还有我儿子郑超杰2008年因故意伤害被判刑，我认为法医鉴定有问题。灵井镇政府给过我们上访补偿费，大概是9000多元，我分到400元，这400元是我自己大概觉得我那几次上访花了400元，并不是准确数，我也没有多拿，我们上访的原因是政府给我们造成的损失，政府给我们补偿是应该的。我知道的就这9000元左右的上访补偿款，其他的钱我不知道。2019年过年以前，我和郑长友还有几个人在村里打牌，我说了句我没钱了，郑长友就转给我一万元，郑长友没有给我说是啥钱，这钱是我借郑长友的钱，我还没有还他呢。大概是2018年12月初，郑其堂给我说艾某给他打电话让我们几个去小庄杨村村室协商拆迁补偿的事情，当天郑建成有事没有去，郑其堂开着电动车拉着我、郑长友、郑会雨、郑国栋我们五人一起过去的，到那以后村室有干部艾某、于某、村主任杨某也在，到村室艾某就问我们：“你们想要多少钱”，我们说：“俺不要钱，你说吧”，艾某说：“一个人给恁一万”，我没吭气，我们有的人说不中，艾某问每一个人想要多少钱，有的人要10万，有的人要17万，有的人要20万，问到我的时候我说我随着低的走，说完以后当时没有谈成都走了。2019年2月份，是郑其堂通知我到他家里商量去北京上访的事的。我们六个人之前在我哥哥郑其堂家一起商量了一下，郑会雨提出定下2月25日去北京上访，后来不知道是谁买的火车票。因为我们上访总是被拦，后来我们就决定买火车票在郑州坐车。到2月25日的时候我们六个就一起先到郑州，在郑州火车站取了车票后从新乡火车站上的火车。我们到北京西站后，建安区信访局的一个姓陈的工作人员接住我们六个，这个姓陈的就劝我们说我们灵井镇政府工作人员来解决，然后就给我们六个开了个宾馆，我们就住在宾馆了。再后来灵井镇政府的艾某、姜某书记、常某他们几个就到宾馆找我们给我们协商处理问题，我们把信访材料上的诉求给姜书记说了一下，姜书记对我们说当时解决不了，我们一起回许昌解决，我们六个就同意了，后来我们就坐高铁回许昌了。公安局发现的十八万元现金我不知道，我没有带，其他人有没有带我不清楚。被告人郑会雨供述与辩解：从2018年5、6月份开始我们六个就开始上访，一直到现在，我们去过建安区信访办3次，建安区的信访局给过我们回复，我们不满意，去过许昌市信访办2次、去过河南省信访局3次、去过北京国家信访局6、7次，国家自然资源部一次。主要诉求是要求归还土地、基本农田被毁坏、拆迁补偿不合理等等。土地已经归还我们了，可是赔偿金没有解决。自我们开始上访以来，灵井镇政府的艾某补偿给我们了9000多元的路费，我分到了1000多元，这1000多元是郑其堂给我的。给我们补偿路费是因为政府的行为引起的我们上访，这钱是政府赔我们的。给我们补偿路费是在我们六个上访回来后，艾某通知我们去镇政府解决事，可是镇政府年前不能给我们解决我们的诉求，于是我们六个人商量后，由郑其堂向政府提出：“我们上访花这么多钱，我们出去来回的路费等费用给我们解决了吧。”大概意思就是这，要求补偿我们六个人的路费。2018年12月份在小庄杨村村室谈话时，当时在场的有郑国栋，郑其现、郑其堂、郑长友、还有我，我们五个人，还有艾某、村主任杨某和文书于某。这次谈话是艾某和我们村的干部组织的。灵井镇政府组织这次谈话是回复我们几个上访诉求的解决情况。可是我们上访的诉求一条都没有解决，每次镇政府都说给我们解决，可是最后都没有解决。具体的谈话的主要内容就是我们几个上访的诉求，其次就是给我们的补偿款太少了。这时候艾某说我们上访的问题短时间内不好解决，看看需要多少补偿，我当时说了句玩笑话，我说“那你给俺100万吧。”其实我的本意不是要100万的。再后来，艾某就逐个问我们五个需要补偿多少钱，问到我的时候我说了句“给我20万。”其他人有的说10万有的说20万，有的说十来万的，具体都谁说多少钱我记不清了。那次谈话说到这就结束了。之后我们又要求政府给我们拆迁补偿款、搬迁安置费，后来在政府赵某副镇长的办公室，政府答应给我们70万元，我们不再上访，但是，政府没有那么多钱，分三次给我们，年前先给我们24万元，我们就给政府打了一张24万元的条，上面写的是“上访务工救助”，但是政府以无法走账为由只给我们了6万元。灵井镇政府给我们“上访误工救助”是因为镇政府没有解决我们的诉求，当时灵井镇政府的艾某对我们六个人说“这事给恁解决不了，老难解决，恁说钱吧！”所以我们六个人就要求灵井镇政府补偿我们六人24万元钱，否则我们就继续上访，政府要求我们写个“上访误工救助”的条，我们说这是拆迁补偿款和搬迁安置费，不是“上访误工救助”，政府说因为拆迁安置费无法走账，只有以“上访误工救助”走账。2019年1月份，政府给我们了6万元，这6万元钱我们六人平分了，我分到了10000元。剩下的钱说过完年就给我们，后来一直没有给我们。2019年2月25日我们六个人为了给政府施加压力，把剩下的钱要过来，我们没有给灵井镇政府说，直接坐火车去北京上访了。我们是2019年2月25日晚上坐火车去的北京，去北京前的2、3天晚上在郑其堂家商量去北京上访的事情，那天晚上我、郑建成、郑其现、郑长友、郑国栋、郑其堂我们六个人在郑其堂家商量怎么去北京上访，我们几个人在郑其堂家说政府年前答应的24万元钱也不给，也给灵井镇政府打过条了，政府只给我们了6万元钱，剩下的钱要了好几次也不给，当时他们就商量怎么办，最后我们商量好去北京，给灵井镇政府压力，去上访还让政府找我们说事，当时我们6个人就达成一致准备去北京上访了，商量说过以后，我用手机购买了2019年2月25日晚上9点多从郑州到北京的K180火车票，然后我们就各自回家了。2019年2月26日早上我们到的北京，到北京以后就有人接住我们，还跟以前上访一样，先给我们找了一个旅馆住下，劝我们不要在上访，让我们回家，先后有陈局长、艾某、姜某、常主任、李明都到了，在旅社我们就给灵井镇政府提我们上访提的问题，该给我们处理得处理，灵井乡政府工作人员劝我们回家，我们不同意回家，后来就说到年前的欠我们钱的事了，艾区长给我们说：“这次黄局长都带这现金过来了”，我们六个人最后都同意回家，当时是灵井镇政府艾某给我们买了回来的火车票，我们上高铁以后，当时我和郑国栋、郑建成坐在一排，前排是郑长友和艾某，郑其现和郑其堂我们不在一个车厢，在火车上艾某把包扔给我，说：“这是18万元现金，你们看好了”，火车走着的时候，艾某说：“下车之前让包里的钱掏出来，包是赵镇长的”我把包给了郑国栋，让郑国栋把钱掏出来换到了郑长友的包里。3、被告人郑其堂供述与辩解：我们从2018年6、7月份开始就上访反映问题，我们去过省里、也去过北京，灵井镇政府就劝我们不要上访，问题可以在镇里解决，当时我们在一个月内去灵井镇政府反映问题跑了十几次，有的问题也解决不了，我很生气，我就先给灵井镇政府艾小强提出来给我们一些上访补偿费，灵井镇政府为了劝我们不上访最后也同意了，当时灵井镇政府就给我们9千多元钱，这个钱先打在了郑长友的卡上，郑长友又给我了，之前上访花费我都记得有账，我就让郑会雨按照账算了算，我把9千多元钱都给郑会雨了，郑会雨给我了1700多元钱，剩下的钱郑会雨给发了发。2018年12月初，当时是灵井镇政府给我们了9720元的上访费以后，灵井镇政府让艾某劝我们，给我们解决上访的问题，艾某让我们到我们村村室去说上访的事情，郑建成那天有事情没有去。我们五个到小庄杨村室以后，村里干部艾某、于某、村主任杨某也过去了，在村室里我们给他们反映我们的上访问题，他们就坐那给我们都说了说，劝我们别上访了，谈了很长时间一段后，我们都不同意他们的说法，也没有解决好我们反映的问题，我们之间争吵了一会，最后艾某问我们想要多少钱到底，我们都不吭气，他当时问我们给我们一万元钱，都别上访了中不中？我们都不同意，后来他又反问我们：“100万中不中”？给我们补偿别再让我们继续上访了，刚开始没有人吭气，当时郑其现接着艾某的话又问我们想要多少钱，让我们一个一个说想要多少钱，郑其现先说他要十万，郑长友好像跟着郑其现要了十万元，问我的时候，我要了14万元，郑国栋要14万，郑会雨当时要了20万，最后我们在场的人都答应如果政府按照我们说的金额赔偿给我们，我们就不再上访了，艾某最后说随后给灵井镇政府领导汇报一下，然后我们就走了。随后郑建成给艾某说的也是要10万元。后来政府给我们了6万，钱是灵井镇政府先打到郑长友卡上，然后郑长友给我、郑其现、郑会雨、郑建成、郑国栋我们5个人一人一万元钱。剩下的钱钱政府没有给我们。2019年2月，在我们去北京的前3、4天，那天晚上都在我们家商量灵井镇政府不给我们钱，也不给我们解决问题，我们6个人就都开始商量看咋办，最后我们就商量好还得去北京上访，给灵井镇政府压力，让灵井镇政府给我们照面，给我们解决问题，把年前说好的24万元补偿款给我们，然后我就还让郑会雨用手机查看火车车票，我们就订好了2019年2月25日到北京的车票。当时在北京，灵井镇政府艾强劝我们回家，说：“这次谈钱吧”，我就说要是谈钱我都出去透透气，赵镇长和艾小强就和郑其现、郑会雨、郑建成、郑长友、郑国栋开始谈赔偿，过了一会郑长友和小强给我说谈好了，最后灵井镇政府答应把18万元钱给我们，我们也同意回家不再上访，我们在北京西站等车的时候，赵某背了包钱，然后我们就上车了。赵镇长背18万元现金是因为赵镇长到北京劝我们回来，我们不同意回家，最后商量的要给我们18万元现金我们同意回家。这18万元钱是年前我们上访后给政府提出来要补偿，政府为了劝我们不上访，同意给我们24万元信访费，当时我们给灵井镇政府打了条，但是灵井镇政府只给我们了6万元，这是欠我们的18万。4、被告人郑长友供述与辩解：我们上访总共到北京国家信访局了两次，国家自然资源部了一次，省里去了2次，许昌市信访局去了1次，县里去了2次，县里的信访局给过我们回复，我们不满意，然后我们就往上面一直上访，这几次上访都是我们6个人一起去的。2018年6、7月份我们先到县信访办上访反映情况，后来也对我们的事情给予了答复，我们对结果不满意，然后我们就继续上访了。我们要的9720元钱是艾某给我打的，当天我就到银行ATM机上取出来了10000元钱，我们6个人在郑其堂家里，我当着面给郑其堂了，郑其堂给我了900元，郑其堂记的有账，他把钱给其他人分了分，分完以后剩下的钱都是郑其堂的，因为之前上访郑其堂记得有账。打我卡上的6万元钱是艾某往我的农村信用社的卡上打的，我通过我的微信先给郑其现转了1万元钱，又给郑国栋、郑会雨转了1万元钱，等了几天我又取了两万元现金给郑建成、郑其堂了各一万元钱。2019年2月份，在我们去北京的3、4天前，我、郑会雨、郑其现、郑建成、郑国栋、郑其堂我们六个人在我们村西头商量着要去北京，郑其堂喊着我们商量，因为灵井镇政府赵某答应我们赔偿的事情一直拖着不给补偿款，郑其堂说：“咱不能等着赵某，咱得去北京上访，给政府施压，赵某才能给我们补偿款”，说过以后，我们就商量着去北京，就让郑会雨在手机上查票，当时我们看了看火车票的时间，然后我们就购买了2019年2月25日晚上9点多从郑州到北京的K180火车票，第二天早上6点多刚到北京西站以后就有灵井镇政府的人等着我们，他们为了劝返我们回家，给我们开了宾馆，在宾馆里劝我们回家，让我们等姜书记去，后来当时姜某书记等人到宾馆里又给我们做工作，去的人都劝我们回家，不要再上访，我们都不同意，姜书记劝我们回家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在宾馆里我们要求必须把补偿款的事情给我们落实了，还按照之前给我们说的，然后我们才不上访告状可以回家，最后见我们上访的态度坚决，镇政府的人员也劝不住，后来我们就商量让镇政府先把之前说好的兑现，之前镇政府给我们了6万元钱，镇政府的艾某给我们说：“先把之前的钱给你们，你们先回家中不中，剩余的钱以后再说。”我们就同意了，在北京西火车站我们见赵镇长背了一包钱给俊强了，坐上火车以后，俊强把钱先给郑会雨了，郑会雨说他没有背包，没法装钱，然后就把钱装到我的背包里了，一共有18万元现金。5、被告人郑建成供述与辩解：我每次都是和他们5个人一起，总共去上访过5、6次，我印象中有两次是郑其现先提出来上访的，然后我们都同意去了，具体是哪一次我忘记了。我们从2018年6、7月份开始我们就上访反映问题，我们去过省里、也去过北京，灵井镇政府就劝我们不要上访，问题可以在镇里解决，当时我们在一个月内去灵井镇政府反映问题跑了十几次，有的问题也解决不了，先前我们去北京被劝回来，去省里被劝回来，被劝回来问题也没有解决。我们去上访花的钱基本上都是郑其堂先垫钱，然后回到家以后他给我们说花了多少钱，我们6个人就平摊把钱兑给郑其堂。我们6人上访花了不少钱，开始由郑其堂提议，费用想让灵井镇政府出，我们都同意了。平时外出上访花费，6个人分别出的有钱，比如吃饭、来往车票、住宿等，郑其堂记的有账，合计9000多元。郑其堂就先给灵井镇政府提出来给我们一些补偿费，灵井镇政府为了劝我们不上访也同意了。灵井镇政府把这笔钱给我们后，有一天在其堂家里，我们都在场，其堂根据记账情况分别给我们的现金，给我了500元。这个事之后有一天，在黄李小区村部，我那天有事，他们5人跟乡干部艾某协商补偿的事，第二天艾某通知我到镇政府说事，艾某给我介绍了他们5人各自要钱的数额，其中有两人要10万元，我也随着两人要10万元。2019年2月，在这次去北京上访的2、3天前，不知道是谁通知我的，喊我去郑其堂家买车票去北京上访，那天晚上我、郑会雨、郑其现、郑长友、郑国栋、郑其堂我们六个人在郑其堂家商量怎么去北京上访，我们几个人在郑其堂家说政府年前答应的24万元钱也不给，收到条也给政府打过了，反映的问题政府也不给解决，当时我们6个人就达成一致准备去北京上访，还得给政府施压，说过以后，当时就让会雨用手机查看有没有火车票，我们就商量着去北京，然后会雨就用手机购买了2019年2月25日晚上9点多从郑州到北京的火车票，然后我们就各自回家了。2019年2月26日早上6点多刚到北京西站以后就有灵井镇政府的人等着我们，他们为了劝返我们回家，先给我们开了一个旅社住下，随后就到旅馆劝我们回家，不要再上访，我们都不同意，当时我们见到姜书记我们就让他把我们之前反映的问题解决了，政府姜书记劝我们回家我们不同意，一定要上访，最后小强说在北京解决不了我们反映的问题，三天也解决不了，他就给我们说：“啥事都不用说了，把钱给你们妥了”，我们不同意回家继续坚持上访，最后我们同意小强说的话，让年前说好的18万元给我们，我们几个就回家，后来黄镇长就拿着18万元现金过去了，黄镇长拿着18万元现金让我们看了看，我们就上火车准备回家，上火车以后我就坐在座位上休息了，18万元钱最后给我们，具体在火车上怎么给的我不清楚。6、被告人郑国栋供述与辩解：我们从2018年6月份开始上访，去过建安区信访局2次、许昌市信访局2次、河南省信访局2次、国家信访局2次，先后去了七八次。信访是要求归还土地、解决毁坏土地问题、房屋搬迁赔偿不合理等。因为我们上访，灵井镇工作人员多次拦我们，我们6人外出上访花费有车票、饭费、住宿、资料等，郑其堂提出前期花费的9000多元让政府给出了，我们都同意了。后来又要24万元上访务工救助，想要些钱作为补偿。我们先后要过三次，第一次9000多元，第二次6万元，第三次18万元。第一次我分得1200、1300元左右，是在郑其堂家里，我们6人都在场，当场由其堂把现金分给了大家。第二次是郑长友用微信转账给我了1万元。第三次是18万现金，要这18万元是因为年前政府说好的给24万元，实际只给了6万元，过完2019年春节，我们6人在郑其堂家商量还得去北京上访，给政府施加压力，镇政府才会将剩下的18万元兑现给我们。去上访是郑会雨用手机订的火车票，我们6人就坐火车去了北京。我们在北京想给有关部门递交上访材料，镇政府工作人员姜某、艾某等不让去，告诉我们黄镇长、赵镇长带着18万元现金赶来了，我们与黄镇长、赵镇长见面后，就一起上了火车。在北京回许昌高铁上由镇政府干部艾某将装有18万元现金的背包交给郑会雨，我把18万元现金拿出来装进郑长友带的挎包里了，到许昌东站下车后，公安人员将我们6人连人带钱带到公安局了。三、证人证言1、证人姜某（时任灵井镇党委副书记）证言：郑其现等六人自2018年9月起共7次到省会郑州及首都北京非正常上访，每次他们上访的时候，人员不固定，有时候是六个人一起去，有时候是三四个人一起去，每次我们都要去把他们接回来。如果不去接他们，我们会受到上级纪委的处理、处分。我们去郑州、北京接他们回来的时候，他们要求我们将他们买的车票报销了，否则不愿跟我们回许昌，另外还以上访为由问镇政府索要误工费。一共给他们报了9720元的车票，他们六人列的有费用清单，2018年11月22日经工作区区长艾某通过许都农商银行灵井支行转账给他们了，这9720元包括他们六个人的吃饭、坐车、住宿、喝水、咨询费、材料费等，是他们六人自己花费的，不包括镇政府给他们六人买的返程的路费、住宿费等。2018年11月25日，郑其现自己单独到北京上访的时候，让他的妻子、儿子等人也从许昌买火车票到北京和他一起上访。镇政府得知这个消息后，就安排人员到许昌火车站做郑其现妻子、儿子的工作，让他们不要到北京上访。我们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在许昌火车站见到郑其现的妻子、儿子后，给郑其现打电话，郑其现在电话中说除非镇政府让他在此次北京上访期间的花费报销了的话，才愿意不让他的妻子、儿子到北京找他一起上访。我们镇政府工作人员迫于无奈，就通过微信给郑其现支付了2000元的费用，郑其现才打电话给其妻子，让他妻子领着儿子回家。灵井镇政府的经费里没有这项开支，不给他们报销，他们六人说还要上访，灵井镇政府就要受批评，并且还要受处分，迫于压力灵井镇政府没办法才给他们报销的车票及上访花费以及又给他们了6万元钱的上访误工费。2019年2月25日，我们得到消息说郑其现、郑其堂、郑长友、郑会雨、郑建成、郑国栋又准备去北京上访。我们镇政府多名干部到郑州火车站找他们6人，到郑州火车站没有找到他们，我们怀疑他们6人可能会在新乡上车去北京。因此我们就又赶到新乡，在新乡火车站站台上见到了他们6人，我们在火车站站台上给他们做工作，让他们回许昌，他们不听，执意上车。没办法，我们灵井镇政府的办公室主任李明又从新乡跟着他们一起坐火车到北京，我乘坐另外一班火车也去了北京。到北京后，他们6人提出要把18万元钱给他们。我和李明主任就给他们6人说钱的事儿回去再说，领导已经在家把钱安排好了。他们6人听了后说镇政府的人说话不算数，这次要把18万元的现金拿过来，交给他们，这样他们才回去，而且他们执意提出必须是现金，不能银行转账或支票。因为他们6人态度非常坚决，我给镇里的领导汇报后，镇里的领导说现在正直两会安保维稳，不能出任何差错，因此就安排赵某副镇长从银行取了18万元的现金来到北京。赵某和黄某镇长等人一起赶到北京后，郑其现、郑其堂、郑长友、郑会雨、郑建成、郑国栋六人提出要看看现金再说。我们就把包内装的18万元现金让他们看了看。他们看了看现金后，才愿意跟我们回许昌。于是我们就给他们6人买了从北京到许昌的高铁票跟着我们一起回许昌。在回许昌的途中，他们6人又提出钱交给他们，否则马上下车。没办法，我们将18万元的钱又交给了他们6个人，他们6人之中的郑会雨把18万元钱装到他的包内了。因为我们之前已经给咱们公安机关报过案，这个情况我们在快到许昌的时候也给公安机关说了说，因此公安机关的民警在许昌东站将刚出站的郑其现、郑其堂、郑长友、郑会雨、郑建成、郑国栋抓获了。2、证人赵某（时任灵井镇政府副镇长）证言：灵井镇柏树郑村的郑其现、郑其堂、郑长友、郑会雨、郑建成、郑国栋等人多次到北京上访了，期间我负责接他们回许昌。2018年11月份，郑其现他们六个人又到北京了，我和镇政府的王书记、艾某坐高铁去北京接他们，我们当天晚上11点左右到的北京。第二天早上，艾某先去北京市沙子口路的青年酒店见郑其现他们，给他们做工作并劝返。在艾某给他们做工作过程中，艾某电话通知我，说郑其现等人想要屡次到北京上访的费用哩，否则，还要继续在北京上访，并要求王书记和我尽快与他们见面，给他们答复。当天上午11点多，王书记和我赶到他们的驻地，见到郑其现等人后，郑其现等人就索要他们屡次到北京上访的费用，并说他们列有每次到北京所花费用的清单，让我们给他们报销了，否则不回许昌，根据当时的情况，迫于无奈，我们只好口头答复他们，等他们回许昌后给他们报销，他们才同意回许昌。2018年12月14日，郑其现、郑其堂、郑长友、郑会雨、郑建成、郑国栋六人到镇政府，他们到镇政府后，说要找政府的主要领导说事儿，当时接待他们六人的是镇政府的黄某镇长。他们六人见到黄某镇长和我们后，给我们明确的说让政府赔他们一笔钱，黄某镇长问他们要钱的理由是什么，他们六个人说他们信访的事情一直没解决，耽误他们很多事儿。黄某问他们要多少钱，他们六个人说要100万元，只要政府给他们100万元，他们就不再上访了，黄某镇长告诉他们六个，政府没有错，不会给他们钱。因为镇政府没有满足他们六个要钱的诉求，2019年1月8日，郑长友、郑会雨、郑建成等人又到北京去上访了，我和艾某按镇领导安排去北京接他们的时候，郑长友、郑会雨、郑建成、郑国栋四个人提出说原来给政府说的让政府给他们70万元的事儿必须落实了，否则不回许昌。我和艾某把这些给镇里主要领导汇报后，领导说先稳住他们，把他们骗回许昌再说。于是我和艾某就给他们说70万元数目太多，让他们跟着先回许昌等一星期再说。郑长友、郑会雨、郑建成、郑国栋四个听后就说他们六个已经提前商量好了，让镇政府先给他们三分之一（24万），否则就不回许昌。我和艾某再三做他们的工作，但是他们说不答应条件不回许昌，一直呆在北京告状。我和艾某将这个情况给镇里的主要领导汇报后，领导说先把他们骗回来，钱的事儿回来再说。因此我们被迫答应了他们的条件（一周之内给他们24万元）。2019年1月22日，我们承诺的一周的时间到了，郑其现、郑其堂、郑长友、郑会雨、郑建成、郑国栋六人来到灵井镇政府找我要钱，我给领导汇报后，领导说先稳住他们，让他们打个24万元的收条，之后给他们一少部分，别让他们再去上访了。之后，我让郑其现、郑其堂、郑长友、郑会雨、郑建成、郑国栋他们六人就在我的办公室打了一个24万元的收条，收条的内容是镇政府赔给他们六人的上访误工费。打完收条后，他们六个人就开始要钱，并且扬言不收到钱马上就去北京上访。于是2019年1月23日，我们镇政府先给他们六人了6万元钱，这笔钱是镇政府转到郑长友的银行卡上的。我们把钱转到郑长友的银行卡上之后，他们六人又提出马上把剩余的18万元也转过去，否则第二天就去北京上访。因为我们镇政府第二天没有把剩余的18万元钱转给他们，2019年1月24日他们六人就又去北京上访去了。他们六人到北京后，我们镇政府又安排我和艾某到北京接他们。我和艾某去北京的时候，我们怕他们六人不见钱不回许昌，去的时候我和艾某带着一张18万元的支票。我和艾某在北京见到他们6个人，让他们看了看支票，他们六个人才愿意跟着回来。我们是2019年1月25日回到许昌，回到许昌后他们6人就把支票要走了，去银行取钱。因为当时月底，银行系统升级，郑其现、郑其堂、郑长友、郑会雨、郑建成、郑国栋他们六人到银行取不出来钱，他们因此还投诉银行。因为支票到月底自动作废，他们6个人才没有得逞。这之后，他们六个人一直问镇里要剩余的18万元钱，还说不给钱过完春节就去北京上访。2019年2月25日，因为我们没有将剩余的18万元钱给他们六个，他们六个人就去北京上访。他们6人在北京时说这回不见到钱不回许昌，而且必须是18万元的现金，否则到国家信访局登记，让镇政府的工作人员跟着受处分。因为两会在即，维稳形势异常严峻，我们没有办法，只能满足他们的条件。于是黄某镇长安排我取了18万元的现金和他一起于2019年2月26日赶到北京。到北京后，我们见到郑其现、郑其堂、郑长友、郑会雨、郑建成、郑国栋六人，让他们6人跟着回许昌。他们六人提出不见18万元的现金，不回许昌。我们让他们打开钱包看了看18万元的现金，他们才愿意跟着我们回许昌。我们买好车票后，带着他们坐高铁从北京回许昌。在火车上的时候，他们六个提出钱包必须给他们，否则马上下车。后来，为了避免途中出事儿，我们无奈之下将18万元钱交给了郑长友和郑会雨，这他们才跟着我们回许昌。3、证人艾某（时任灵井镇政府杨堂工作片片长）：2018年11月15日，我在北京劝访郑其现他们，问他们为啥到北京上访，他们都说回去不给他们解决问题，这回来就是要钱哩，我没有答应他们，我就给王文亚书记和赵某镇长打电话。后来，王书记和赵镇长过来后，同意给他们钱，他们才同意回许昌。镇政府把他们上访的车费等费用给他们报了，他们列的有费用清单（日期自2018年6月26日至2018年11月15日）及亲笔签名，他们去郑州了两次，去北京了五次，一共给他们报了9720元。2018年11月22日我通过许都农商银行灵井支行转到郑长友的卡上了，这9720元包括他们六个人的吃饭、坐车、住宿、喝水、咨询费、材料费等，是他们六人自己花费的，不包括镇政府给他们六人买的返程的路费、住宿费等。2018年12月初在灵井镇小庄杨村村室，当时是由我和小庄杨村的村主任杨某和文书于某我们三个和郑其现、郑其堂、郑长友、郑会雨、郑国栋五个人在协商他们上访的事情。最初是我们三个对他们五人上访的具体内容逐条进行回复，有的已经解决了，没有解决的我们也告知他们解决问题的途径了，后来我就问他们五个还有什么问题没有，郑会雨就直接说“那你们得赔俺钱。”我就问“赔多少钱？”郑会雨就说“100万。”接着我就又问“你有啥理由要100万？”他们五个就开始说他们的房屋赔偿不到位，但是当时他们五个人都已经搬到新房子一年多了。我说“你们村的赔偿不是已经到位了，而且你们也已经搬到新房子一年多了？”那五个人就说“煤矿赔偿我们的太少了，我们不满意。”于是我就对他们说“怎么能赔偿你们这么多呢？这样吧，你们各自说一下你们各自的需求吧。”这时候他们五个就各自说了自己的要求，具体谁先说的我记不清了，我能记起来的有郑会雨当时要20万，郑其现索要10万元，郑长友要当时说“我随着其现”，郑其堂索要18万，郑国栋索要17、18万左右，当时我按照他们说的大概算了一下需要70多万，我当时就对他们5个人说“你们这个诉求我需要向灵井镇政府党委汇报研究后才能答复你们”。由于当时郑建成没在场，我就对他们说让郑建成第二天到我办公室见面说。第二天郑建成来我办公室找我说他需要赔偿和郑其现一样10万元。再后来我就把这个情况汇报给灵井镇政府党委了。再后来就是黄某镇长、赵某镇长和我在灵井镇政府黄镇长的办公室见他们六个给他们谈，最后定到赔偿他们70万。按照郑其现等六人的要求，春节前镇政府必须给他们兑现24万元，我在2019年1月23日在许都农商行灵井支行转到郑长友银行卡上了6万，过了一会儿郑其堂给我打电话说我打的钱金额不对，应该打24万，我却打了6万，钱不够。我就说钱不够可以坐下来协商，郑其堂说不协商了，如果第二天，也就是24日不给够24万，他们一行六人就要去北京上访。结果第二天郑其现等六人果然去了北京，我和赵某镇长就去北京劝返，郑其现等六人这次态度非常坚决的要求必须给他们兑现剩余的18万，赵某就让灵井镇财政税务所开了一张18万的转账支票，并承诺郑其现等六人跟着回许昌，到许昌以后取钱给他们。第二天准备在保定高铁站坐高铁的时候，郑其现等六人要求把18万的转账支票给他们，他们自己去取钱，我就在保定的高铁站广场上把这18万的转账支票给了郑长友。回来以后，郑长友拿着支票去银行取钱，因当时银行对公系统出问题了，支票提不出来钱，郑其现等六人就又去镇政府找赵镇长要钱，并明确说了过完年他们六人也不再找镇政府了，直接去北京上访。2019年的2月25日，郑其现、郑其堂、郑长友、郑会雨、郑建成、郑国栋等六人，直接到北京准备去国家信访局上访，其目的还是通过信访的手段向我们镇政府施压以便达到索要春节前承诺给他们兑现的钱。我们在北京给郑其现等六人做劝访工作时，郑其现等六人提出了要求，必须把去年镇政府承诺的70万元的剩余部分64万全部兑现，不要支票只要现金，他们才肯回许昌，否则他们将去国家信访局窗口登记，姜书记我们四人反复做工作，郑其现等六人同意先给他们18万现金。因为马上全国两会将要召开，两会期间到国家信访局窗口登记后，上级部门会给予灵井镇党委政府非常严厉的追责，迫于无奈和压力，我们镇里的黄镇长和赵某副镇长带着钱从许昌坐高铁往北京赶，我把这个消息告诉郑其现等六人，他们六个人才同意跟姜书记、常某、李明和我去火车站，并且郑其现等六人明确告诉我们，如果在火车站见不到钱，就不会跟我们上车，即使我们给他们六个买了票也不会回许昌，在2月26日17时左右，我们到了北京西站，我们在北京西站站台上见到了坐高铁带着钱赶过来的黄镇长和赵某，在郑其现等六人见到赵某背着的双肩包里面的18万现金的时候，这六人要求让赵某把这18万现金先给我，让我拿着，然后上车把钱给他们六个，满足了他们六人的所有要求后，这六人才同意跟我们一起上车回许昌。4、证人黄某（时任灵井镇政府镇长）证言：2018年8、9月份，郑其现、郑其堂、郑长友、郑会雨、郑建成、郑国栋等人人到北京上访了，我们工作人员多次去接过他们。2018年9月4日，由灵井镇政府召集郑长友、郑建成、郑国栋、郑会雨等人在镇党委会议室召开信访会商会议，会上先由他们四名信访人员提出诉求，然后由灵井镇政府和泉店煤矿给予答复和解释，他们反映的主要问题是柏树郑村搬迁安置涉及的问题。在会上，对于能够当场解决和答复的问题，我们均给予了信访人明确的答复，对于不能够当场解答的问题，均明确告知了信访人政策及答复限期。会上信访人郑会雨、郑长有、郑建成、郑国栋均明确表示不再上访。但是2018年10月、11月，郑其现等人又去北京上访。2018年12月14日，郑其现、郑其堂、郑长友、郑会雨、郑建成、郑国栋六人到镇政府，我当时接待的他们六人。他们六人见到我后，给说明确的说让政府赔他们一笔钱。我问他们要钱的理由是什么，他们六个人很直白的告诉我说他们上访就得找个理由，要不然怎么问政府要钱。我问他们要多少钱，他们六个人说要100万元，只要政府给他们100万元，他们就不再上访了。我听后给他们说他们信访的诉求镇政府已经答复过他们，部分问题已经解决，况且财政上也不允许这样做。他们六个听完后就说100万元不中的话最少政府得给他们70万，少于70万元不说事儿。他们六个还说这70万元钱他们要得找个理由，让政府以房屋补偿款的名义给他们。听完他们说这些后，我明确的告诉他们六个，政府没有错，不会给他们钱。因为镇政府没有满足他们六个要钱的诉求，2019年1月8日，郑长友、郑会雨、郑建成、郑国栋四人又到北京去上访了，我安排镇政府工作人员去北京接他们的时候，郑长友、郑会雨、郑建成、郑国栋四个人提出说原来给政府谈的让政府给他们70万元的事儿必须落实了，否则不回许昌。赵某、艾某把这些给我汇报后，我给他们说马上春节、两会了，先稳住他们，把他们骗回许昌再说。于是赵某、艾某就给他们说政府没有那么多钱，一时半会弄不来，让他们跟着回许昌找领导要。郑长友、郑会雨、郑建成、郑国栋四个听后就说他们六个已经提前商量好了，让镇政府先给他们三分之一（24万），否则就不回许昌。我们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再三做他们的工作，但是不满足他们的条件他们就是不会来，最后我们被迫答应了他们的条件。2019年1月22日，郑其现、郑其堂、郑长友、郑会雨、郑建成、郑国栋六人来到灵井镇政府找到副镇长赵某要钱，赵某为了稳住他们，说先让他们打个24万元的收条，之后到财政所报账把24万元提出来给他们，于是郑其现、郑其堂、郑长友、郑会雨、郑建成、郑国栋他们六人就在赵某的办公室打了一个24万元的收条，收条的内容是镇政府赔给他们六人的上访误工费。打完收条后，他们六个人就开始要钱，并且扬言不收到钱马上就去北京上访。于是2019年1月23日，我们镇政府先给他们六人了6万元钱，这笔钱是镇政府转到郑长友的银行卡上的。因为我们镇政府没有把剩余的18万元钱转给他们，2019年1月24日他们六人就又去北京上访去了。他们六人到北京后，我们镇政府又安排赵某、艾某到北京接他们。赵某、艾某去北京的时候，我们怕他们六人不见钱不回许昌，去的时候赵某、艾某带着一张18万元的支票。赵某、艾某在北京见到他们6个人，让他们看了看支票，他们六个人才愿意跟着回来。因为当时月底，银行系统升级，郑其现他们六人到银行取不出来钱，支票到月底自动作废，他们6个人才没有得逞。2019年2月25日，因为我们没有将剩余的18万元钱给他们六个，他们六个人就去北京上访。在北京，他们6人就给我们联系说这回不见到现金决不回许昌，而且要到北京国家信访局登记，让镇政府的工作人员跟着受处分。因为两会在即，维稳形势异常严峻，我们没有办法，只能满足他们的条件。于是我安排副镇长赵某带着18万元的现金和我一起于2019年2月26日赶到北京。到北京后，我们见到郑其现六人，他们六人提出钱必须交给他们，钱包必须给他们，否则不回许昌。后来，为了避免途中出事儿，我们无奈之下将18万元钱交给了他们，这他们才跟着我们回许昌。2018年11月22日上午，我们接到灵井镇政府驻京工作人员常某反映，郑其现又到北京了，常某与其沟通过程中，郑其现扬言要把事情闹大，如果反映的问题不给予答复，将通知其家人也到北京上访，并且采取冲突大使馆等过激行为，把事情闹大。2018年11月25日晚上八点半左右，我们发现郑其现的妻子程翠萍带领其两个儿子及孙女等五人已购买了去北京的车票并在火车站等车，灵井镇政府姜某副书记等人立即赶到许昌火车站做劝返工作。随后，我也赶到了火车站，姜某副书记通过电话与郑其现沟通，郑其现要求灵井镇政府给其2000元在北京上访的费用。否则，其妻子及儿子等五人不听劝导，执意进京，我们害怕郑其现在北京造成更大的影响，迫于无奈，由镇干部艾某通过微信向郑其现转款2000元。接到转款后，程翠萍又让镇政府给其60元钱的退票差价，否则不回灵井，没办法我们又给了程翠萍60元钱后，程翠萍才承诺暂不进京上访，离开了火车站。证人常某（时任灵井镇政府信访办主任）证言：2018年7月和11月，我参与了对郑其现等人的接访工作。2018年11月20日上午，我还在北京值班，接到信息，说郑其现又来北京上访了。当天下午四点多钟，我在北京最高人民检察院门口见到了郑其现本人，我问他为啥到北京上访，他说这次是为他儿子的事情来上访的，他说他孩以前和别人打架，被判刑六个月，别人做的是假证，他儿子被错判了，找上级部门翻案等等。2018年11月21日，我领着郑其现见了建安区信访局驻京接待站的李金伍主任，李金伍给他做思想工作，郑其现不听，扬言说如果给他处理不好，他就要非访，并且扬言要冲击大使馆。2018年11月22日上午，郑其现说他还要上访，我劝他，他不听，没办法我就和他一块去了最高人民检察院信访接待室，他递过材料后，我们就回到了驻地。2018年11月23日上午，郑其现说他要到最高人民法院上访，没办法我就和他一块去了最高人民法院接待中心，在接待中心他情绪非常激动，并且大骂许昌当时办他儿子案件的人。证人郑某证言，证明郑某于2018年9月到北京接访郑其现等人，因为北京正在开中非合作论坛，他们六个人被当地的公安部门拦下，后经劝访将其六人接回许昌。7、张文杰证言，证明灵井镇政府于2018年11月22日给过本案六名被告人9200元的上访费用，2018年11月25日给过郑其现2000元的上访费用，2019年1月23日给本案被告人6万元费用，2019年2月26日又给了18万元现金。8、证人薛建立证言，证明本案六名被告人多次到北京上访，灵井镇政府迫于信访压力给过他们费用的事实。9、证人遵跃甫、匡某证言，证明本案六名被告人多次因为土地、房屋质量和复耕不达标等问题到郑州和北京上访，灵井镇政府多次安排工作人员进行接访。10、证人于某、杨某证言，证明2018年12月份在小庄杨村村室谈话时，本案被告人郑其现、郑会雨等人提出过索要赔偿款的事实。根据以上事实和证据，建安区人民法院依法判决：一、被告人郑其现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零六个月。二、被告人郑会雨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零九个月。三、被告人郑其堂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四、被告人郑长友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五、被告人郑建成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六、被告人郑国栋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七、继续将被告人郑其现违法所得12000元、郑会雨违法所得10000元、郑其堂违法所得10000元，以及被告人郑其现、郑会雨、郑其堂、郑长友、郑建成、郑国栋共同违法所得9720元予以追缴。上诉人郑其现上诉称：1、上诉人郑其现上访是合法维权，政府给的9720元是上访花费，且是主动给的；2、对于18万元，其根本没有见过；3、2000元是政府主动补偿其上访吃住的钱。一审认定事实不清，请求依法改判。上诉人郑其现的辩护人辩称：1、郑其现文化程度低，简单地认为通过向上级政府反映能解决问题，加上其他人的鼓动才进行越级上访；2、郑其现系初犯，主观恶性小，社会危害不大，原判量刑过重。上诉人郑会雨上诉称：煤矿的地下开采造成地表沉陷，给其人身安全造成威胁，在拆迁安置过程中，补偿不到位，其系依法信访维权，镇政府人员对其进行骗访和打压，请求二审法院作出公正判决。上诉人郑其堂上诉称：1、其愿意将所得钱款退还；2、到案后如实陈述了犯罪事实；3、其系初犯，因一时糊涂而犯罪，认罪悔罪。上诉人郑其堂的辩护人辩称：1、郑其堂系坦白，可以从轻处罚；2、郑其堂法律意识差，不知道自己的行为系违法行为，系初犯；3、郑其堂在审查起诉阶段如实供述犯罪事实，有悔罪态度；4、郑其堂年纪较大，再犯罪的概率低，可以对其从宽处理适用缓刑。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和证据与一审一致，且所有证据均经一审当庭举证、质证，证据来源合法，所证内容客观、真实，经本院审核，予以确认。二审中，上诉人郑会雨表示不委托辩护人，亦不接受指定辩护。本院认为，上诉人郑其现、郑会雨、郑其堂、原审被告人郑长友、郑建成、郑国栋多次以上访相要挟，强拿硬要公私财物，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寻衅滋事罪。郑其现、郑会雨、郑其堂、郑长友、郑建成、郑国栋在共同犯罪中均起主要作用，均系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关于上诉人郑其现、郑会雨提出其行为系依法信访维权的上诉理由，经查，建安区灵井镇政府对柏树郑村搬迁补偿系依照政府文件执行，已经对郑其现、郑会雨补偿到位，对郑其现、郑会雨提出的信访问题已经作出处理意见，另外的部分问题已经通过诉讼途径解决。郑其现、郑会雨没有理由在国家召开两会等重要政治节点多次到北京上访并以上访相要挟向政府工作人员索要财物，综上，郑其现、郑会雨的行为已经超越了合法维权范畴，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郑其现提出政府主动给他的钱是上访费用及没有见到18万元的上诉理由，经查，政府工作人员之所以给郑其现所谓的上访补助，是因为郑其现多次以上访相要挟并主动提出让政府给其补偿上访费用的要求，政府工作人员迫于无奈而支付给郑其现上访补助，支付该费用没有法律依据，另外，郑其现及其他同案人员商议到北京上访有很明确的目的就是逼迫政府支付先前承诺的18万元补助款，且直至见到镇领导带着18万元现金到北京后才同意回家，郑其现对镇领导给同案人员18万元是明知的，故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郑其堂及其辩护人辩称郑其堂系初犯、如实供述罪行、请求适用缓刑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经查，原判已经对郑其堂如实供述罪行、初犯等情节予以认定，郑其堂在一审庭审法庭辩论过程中否认自己的行为构成犯罪，不符合适用缓刑的条件，故原判对其不适用缓刑，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陈艳玲审判员  高东安审判员  张 恒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孙润超邮编：461000地址：许昌市魏都区前进路与魏文路交叉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