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786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东信禾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法定代表人：康弼。上诉人（原审被告）：杨金华，男，汉族，住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智恩、莫可君，均为广东易春秋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东信禾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称信禾公司）与上诉人杨金华因劳动合同一案，不服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2民初125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陈瑞晖独任审理。信禾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存在严重错误。杨金华任职期间是信禾公司的股东、执行董事及法定代表人，其任职应当视为股东对公司的无偿帮扶和服务。杨金华作为股东之一出任公司经理，参与公司的经营，且无需打卡考勤，无须遵守公司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无须接受公司的劳动管理。综合信禾公司与杨金华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公司未按规定对杨金华进行考勤、考核及收发工资，可看出杨金华以公司股东即公司所有者的身份管理公司，双方并未形成管理与被管理、监督与被监督、指挥与被指挥的隶属关系，杨金华与信禾公司不成立劳动关系。二、一审判决对杨金华任职时间认定错误。2017年8月11日，信禾公司通过股东会决议选举杨金华为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经理。因此杨金华的入职时间不会早于2017年8月11日。而杨金华实际于2018年4月17日已离开公司，后来只是约时间回来办离职手续。故杨金华于2019年5月才申请仲裁，已过时限。三、一审判决对杨金华工资标准认定错误。杨金华负责全面管理公司并实现盈利，则其获利以其股权价值增值的形式体现，信禾公司无需另行支付薪酬。退一步讲，即使杨金华与信禾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杨金华自愿获得较大比例的股权而放弃领取薪酬，也应视为杨金华已自愿放弃收取相应报酬的权利。同时，杨金华的行为已表明其与公司约定不收取薪酬的事实，如按杨金华单方制作的欠费汇总表来看，杨金华入职第一个月信禾公司即未完全发放工资，但杨金华仍然在公司任职。且杨金华提起劳动仲裁的时间距其入职将近二年，在此期间其从未向信禾公司提起索要薪酬，不符合常理。四、一审判决关于社会保险费及滞纳金的认定错误。杨金华任职期间作为信禾公司执行董事、经理且负责公司全面经营管理工作。杨金华是否缴纳社保由其自行决定，其自愿放弃权利的，社会保险费及滞纳金不应再由信禾公司承担。退一步讲，即使法院判定信禾公司承担交付社保的责任，但杨金华未缴纳社保的责任完全在于杨金华，相关滞纳金也不应由信禾公司承担。五、杨金华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本案不同于一般劳动争议案件，杨金华原系信禾公司的股东、法定代表人及高级管理人员，全面负责公司管理。因杨金华对公司管理不善且未履行职责，其离职时也未对相关材料进行交接。因此，根据杨金华的具体任职及管理地位，本案应由杨金华明确举证明其确实曾与信禾公司约定信禾公司应支付薪酬并明确薪酬标准。在本院二审庭询时，信禾公司补充以下上诉意见：一、一审遗漏重要当事人，请求法院依法追加案外人冯冠华为被告。（一）涉案《协议书》是杨金华与案外人冯冠华签订的，信禾公司从未见过该协议，无需受该协议约束。事实上，冯冠华并非信禾公司的股东或法定代表人，也并未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信禾公司从未授权其代表信禾公司对外签订任何协议，冯冠华的无权代理行为从未得到信禾公司的追认。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杨金华无权就相关约定向信禾公司主张权利。为便于法院查明事实，信禾公司申请追加冯冠华为被告。（二）涉案《协议书》并未实际履行。1.根据信禾公司提交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案外人冯冠华为江苏艾倍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艾倍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所以其和杨金华相关约定主要是针对杨金华在艾倍科公司担任副总经理职务而设定的，与信禾公司无关。而实际上，杨金华并未在艾倍科担任任何职务，甚至没有去过艾倍科公司，杨金华也确认其未向艾倍科公司催讨薪酬或要求受让相应股份。2.信禾公司从未向杨金华支付任何工资，杨金华也从未向信禾公司主张任何权利。从股权登记可知，杨金华实际得到信禾公司5%的股权，大大超过了《协议书》约定的3%。且杨金华不仅担任信禾公司的总经理，还作为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与《协议书》内容完全不一致。因此，杨金华也实际并非依协议约定任职。因此，就算案外人冯冠华与杨金华存在约定，以上事实均可证明《协议书》并未实际履行。（三）杨金华并非基于涉案《协议书》担任信禾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及总经理，而是基于和信禾公司大股东梁钰霞的《股权转让合同》。事实上，杨金华是与信禾公司的大股东梁钰霞于2017年8月11日签订《广东信禾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由梁钰霞赠送信禾公司5%的股权（股值100万）给杨金华，杨金华在信禾公司免费担任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及总经理，日后再视信禾公司的盈利情况而获得分红。并且，杨金华也在（2019）粤0112民初276-278号案中予以认可。梁钰霞与杨金华非亲非故，不可能免费赠送5%的股权给杨金华。实际上，杨金华在信禾公司处无偿担任法定代表人等职务就是相应对价，如还需另行支付工资报酬显然对信禾公司不合理。信禾公司作为营利性法人，在杨金华未给公司带来任何利益的情况下，不可能无偿赠送股权并愿意支付高额年薪给杨金华。结合杨金华在职期间，未和信禾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也未购买社保可知，信禾公司与杨金华之间只是无偿服务合同关系。二、首先，杨金华作为信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总经理，并不必然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其次，杨金华作为高管，其有权办理相应劳动合同及购买社保，而至今未办理相应手续。由此也可证实，双方并不存在劳动关系，而属于无偿服务合同关系。最后，杨金华也从未向信禾公司主张薪酬待遇，可印证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第一，杨金华提交的出勤表及工资表均是由其自行制作，并无信禾公司盖章确认；第二，其即使有出勤也不能以此推定杨金华与信禾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综上，一审遗漏重要当事人，应依法追加冯冠华为被告。信禾公司与杨金华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信禾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信禾公司无需向杨金华支付工资、社会保险费及滞纳金；2.判令杨金华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杨金华针对信禾公司上诉答辩称，杨金华的答辩意见与杨金华的上诉意见一致。杨金华亦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认定杨金华绩效工资与信禾公司盈利情况直接挂钩，且底薪与绩效比例为6:4是错误的。《协议书》约定，杨金华年薪不低于60万元，月薪为5万元，其中每月先行发放3万元，年薪余额在年终一次性发放。换言之，信禾公司必须支付杨金华不低于60万元年薪。《协议书》还明确约定：“1、另外根据企业运营情况和经济效益，根据双方协商同意可进行薪酬调整提升。2、奖金：根据公司的经营情况和考核标准……按奖励方案分配标准发放。”可见，根据信禾公司运营情况和经济效益，信禾公司可提升杨金华的薪酬，即在60万元年薪之外提高年薪标准。再有，根据公司的经营情况和考核标准，信禾公司额外支付杨金华奖金。由此可见，信禾公司支付杨金华60万元年薪为保底金额，二、在《协议书》履行过程中，信禾公司将年薪的发放方式变更为每月按5万元的标准一次性发放，且底薪与绩效比例调整为7:3，一审中杨金华已提供银行流水证明。杨金华与信禾公司均确认信禾公司未盈利，但即使如此，信禾公司在2017年8月份仍按5万元的标准计发杨金华工资。按照该月份工资表显示，绩效考核占总工资的30%，进一步证明了信禾公司对杨金华的绩效考核条件并非以信禾公司是否盈利，而是固定发放。如杨金华的绩效工资是根据信禾公司的盈利情况确定，信禾公司应提供相应的绩效考核标准，且该标准应在入职时让杨金华签名确认知悉。因此，一审法院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信禾公司盈利情况与杨金华绩效工资直接挂钩的情况下，仅因信禾公司未盈利认定其无需支付杨金华绩效工资，事实认定错误。三、信禾公司未盈利并非杨金华的过错所致，一审法院将责任归咎于杨金华是错误的。杨金华仅为信禾公司挂名的法定代表人，信禾公司的管理经营事务均由实际控制人冯冠华夫妇管控，信禾公司未盈利与杨金华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四、由于被长期拖欠工资，2018年3月23日杨金华向冯冠华提出辞职，2018年4月17日冯冠华签字同意，2018年5月14日信禾公司完成工商登记备案，2018年5月16日杨金华完成工作交接。在杨金华无过错的情况下，信禾公司应支付工资。综上，杨金华上诉请求：1.撤销（2019）粤0112民初1252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2.改判信禾公司向杨金华支付2017年8月1日至2018年5月16日期间的工资差额437280元；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信禾公司承担。信禾公司针对杨金华的上诉答辩称，信禾公司的答辩意见与信禾公司的上诉意见及补充上诉意见一致。信禾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信禾公司无需向杨金华支付工资差额437280元、单位应承担的社会保险费及滞纳金3841.49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杨金华承担。原审法院查明，信禾公司成立于2017年3月27日，是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成立时的股东为梁钰霞、陈红琼，2017年4月28日股东变更为梁钰霞、陈红琼、康弼、邵宇乾、黄颖然、郭小红，2017年8月15日股东变更为康弼、邵宇乾、黄颖然、陈红琼、郭小红、李雅婷、杨金华、黄惠广，2018年5月11日股东变更为康弼、李雅婷、邵宇乾、黄颖然、陈红琼、黄惠广、郭小红。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显示，杨金华在2017年8月15日至2018年5月10日期间担任信禾公司的执行董事兼经理以及法定代表人。双方确认因冯冠华控股的艾倍科公司收购信禾公司股权，杨金华通过冯冠华而入职信禾公司。杨金华提交的其与冯冠华于2017年7月10日签订的《协议书》载明，杨金华应冯冠华邀请加入冯冠华直接或间接控制企业（艾倍科公司、信禾公司），担任信禾公司总经理一职和艾倍科公司董事及副总经理一职。该协议书第1条“总薪酬”约定，杨金华的年薪不低于60万元，所支付薪酬为税前收入，并由公司依法代扣代缴其个人所得税及社保和住房公积金个人缴纳部分；年薪支付方式为底薪+绩效，比例为6:4，即固定月薪不低于3万元，年薪余额年终一次性发放；另外根据企业运营情况和经济效益，经双方协商同意可进行薪酬提升调整，杨金华的其他福利（如五险一金和年假等）按国家相应标准执行。该协议书第3条“股权”约定，冯冠华承诺将其持有的艾倍科公司股票份额的30万股无条件无偿赠送给杨金华，在杨金华入职后冯冠华6个月内交割10万股，其余20万股在杨金华入职满一周年后两周年内完成交割；冯冠华承诺将信禾公司3%的股权无条件赠送给杨金华，在杨金华入职后半年内完成相应工商信息及股东名册变更。日期为2017年8月11日的信禾公司股东会决议载明，该次决议同意选举杨金华为信禾公司的执行董事及法定代表人，并聘任杨金华为信禾公司的经理；同意梁钰霞将占公司注册资本5%的股权共100万元出资额转让给杨金华；杨金华以货币方式出资100万元，总认缴出资100万元，在2027年12月31日前缴足。信禾公司据此认为杨金华的入职时间为2017年8月11日。日期为2018年5月11日的信禾公司股东会决议载明，该次决议同意免除杨金华执行董事兼经理，并不再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同意杨金华将占公司注册资本5%的股权共100万元出资额转让给陈红琼。日期为2017年9月12日的艾倍科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载明，冯冠华、黄忠怡、李繁、杨金华、李英奇被选举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任期三年。日期为2018年4月24日的艾倍科公司董事任免公告载明，杨金华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职务。杨金华确认其并非艾倍科公司的股东，在上述期间内除了担任董事职务外，没有担任艾倍科公司的其他职务，也没有在艾倍科公司缴纳社会保险。杨金华主张其于2018年4月17日提出离职，并一直工作至2018年5月16日才办理工作交接手续，为此提交了《关于辞去广东信禾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职务的申请》《关于杨金华离职的工作交接说明》予以证明。《关于辞去广东信禾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职务的申请》是杨金华于2018年4月17日向冯冠华发出的，上面载明由于薪资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其本人及家庭的生活基础，同时也失去其作为职业经理人继续为公司服务的基本条件，故其申请辞去信禾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经理职务。同日，冯冠华在上述申请上手写“同意”意见。《关于杨金华离职的工作交接说明》显示，杨金华于2018年5月16日办理工作交接手续，“接收人”为李英奇，“监交人”为陈红琼。2018年5月16日，信禾公司为杨金华出具《离职证明》，上面载明杨金华的在职时间为2017年8月1日至2018年5月16日，该证明的落款处加盖有信禾公司的公章。另，双方确认信禾公司在杨金华任职期间没有盈利。银行流水明细清单显示，信禾公司分别于2017年9月30日、2017年11月2日、2017年11月24日、2017年12月15日、2018年1月17日、2018年2月15日、2018年3月12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杨金华支付了19420元、1000元、3000元、4300元、17986元、10000元、4000元。杨金华主张除2018年1月17日支付的17986元为报销款以及2018年3月12日支付的4000元为差旅费外，其他均为工资。信禾公司则主张从未向杨金华支付过工资，上述款项均为申领款或报销款，但信禾公司未就该主张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杨金华另提交了信禾公司2017年8月的工资表，上面显示杨金华的工资构成为基本工资1895元、保密工资200元、绩效考核15000元、岗位工资32085元、午餐补助220元、交通费300元、通讯补贴300元、全勤奖/交通补贴50元，应发工资共计50050元，扣除个人所得税11210元后，实发工资为38840元。杨金华称信禾公司仅按照38840元的50%即19420元发放了2017年8月的工资。信禾公司以上述工资表是单方制作为由，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杨金华主张因信禾公司未依法为其缴纳2018年2月至2018年5月的社会保险费，其自行向地税征缴部门缴纳了所有费用。《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黄埔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社会保险费事项通知书》《税收完税证明》显示，税务部门于2018年11月26日收取了杨金华2018年2月至2018年5月期间单位和个人应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及滞纳金共计5227.45元（4616.70元+610.75元），其中应属于杨金华个人承担的社会保险费数额为1385.96元（1014.40元+15.16元+356.40元）。双方发生争议，杨金华曾于2019年5月8日向广州市黄埔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仲裁申请，后因缺少相关材料被告知要求补充提交材料。杨金华又于2019年6月27日向广州市黄埔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请求裁决信禾公司支付：1.2017年8月1日至2018年5月16日期间的工资437280元；2.2018年3月13日至2018年3月15日期间的出差未报销费用5037元；3.2018年2月1日至2018年5月31日的社会保险补缴单位应承担部分及滞纳金3841.49元；4.2017年8月1日至2018年5月31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475000元。2019年10月30日，广州市黄埔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穗埔劳人仲案[2019]1527号《仲裁裁决书》，裁决：1.信禾公司支付杨金华2017年8月1日至2018年5月16日期间的税前工资差额437280元；2.信禾公司支付杨金华2018年2月1日至2018年5月31日期间单位应承担的社会保险费及滞纳金3841.49元；3.驳回杨金华本案其他仲裁请求。信禾公司于2019年11月20日收到上述裁决书，因不服仲裁裁决于2019年11月21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原审法院认为，信禾公司与杨金华依法建立劳动关系，双方均应诚信、全面履行义务，双方的合法权益均受法律保护。关于劳动关系的存续期间。加盖有信禾公司公章的《离职证明》明确载明杨金华的在职时间为2017年8月1日至2018年5月16日。现信禾公司主张杨金华于2017年8月11日入职，并于2018年4月17日离职，但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原审法院对上述主张不予采信，认定杨金华与信禾公司在2017年8月1日至2018年5月16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关于在职期间的工资差额。首先，《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四十八条规定，因工资支付发生争议，用人单位负有举证责任。本案中，信禾公司主张双方约定以杨金华管理公司使公司盈利实现股权价值增值的形式获得相应收益，无需额外支付杨金华的工资，杨金华对此不予确认，而信禾公司亦未就其主张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次，双方均确认因冯冠华控股的艾倍科公司收购信禾公司股权，杨金华通过冯冠华而入职信禾公司，由此可知，冯冠华与杨金华签订《协议书》对杨金华的工作岗位、薪酬待遇、奖金、股权等权益进行具体约定有事实基础，原审法院对此予以采信。再次，《协议书》虽然约定杨金华的年薪不低于60万元，但也明确约定了工资的构成方式为底薪+绩效，两者的比例为6:4。鉴于信禾公司在杨金华在职期间一直没有盈利，而杨金华担任信禾公司的股东、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及经理并具体负责公司的运营，其不同于一般的劳动者，从公平角度出发，原审法院认为绩效工资的发放应当考虑企业的经营情况，故原审法院认定信禾公司无需向杨金华支付绩效工资，即每月工资按照底薪30000元进行计算。最后，根据上述认定，信禾公司主张从未向杨金华支付工资，而杨金华自认收到了信禾公司的工资37720元（19420元+1000元+3000元+4300元+10000元），故信禾公司仍需向杨金华支付2017年8月1日至2018年5月16日期间的工资差额248831.72元（30000元/月×9个月+30000元/月÷21.75天×12天-37720元）。综上，信禾公司主张无需支付杨金华2017年8月1日至2018年5月16日期间的工资差额，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但数额以原审法院核定的为准。关于社会保险费及滞纳金。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条、第六十二条、第六十三条的规定，信禾公司应当自行申报、按时足额为杨金华缴纳在职期间的社会保险费。现因信禾公司未履行上述义务，杨金华自行向社会保险征缴部门申报缴纳2018年2月至2018年5月期间的社会保险费并已实际缴纳，故信禾公司应向杨金华支付上述期间单位缴纳部分的社会保险费及滞纳金3841.49元（5227.45元-1385.96元）。信禾公司主张无需支付上述款项，于法无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条、第六十二条、第六十三条，《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广东信禾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7日内一次性向杨金华支付2017年8月1日至2018年5月16日期间的工资差额248831.72元；二、广东信禾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7日内一次性向杨金华支付2018年2月至2018年5月期间的单位缴纳部分的社会保险费及滞纳金3841.49元；三、驳回广东信禾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债务人未按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义务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广东信禾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庭询后，信禾公司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广州市信和电信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称信和公司）企业信用信息系统查询结果；证据二、信禾公司企业信用信息系统查询结果；证据三、信和公司2017年6月至8月份工资表；证据四、信禾公司2017年6月至7月工资表；以上证据证明1.梁钰霞是信和公司及信禾公司两个公司的大股东、执行董事及法定代表人。2.杨金华同时为信和公司和信禾公司提供管理服务，实际是受梁钰霞所托，其为信禾公司提供服务是基于其与梁钰霞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杨金华是粱钰霞私人委托的职业经理人，杨金华免费为公司提供服务的对价正是梁钰霞赠与的股权，故杨金华为公司提供服务的原因是梁钰霞的股权赠与，并非基于与冯冠华签订的《协议书》，故不能依据未履行的《协议书》认定信禾公司与杨金华存在劳动关系，更不能以此认定杨金华的工资或报酬标准。3.即使杨金华确实为信禾公司提供服务，也是基于梁钰霞或冯冠华私人的委托及聘请，杨金华是以职业经理人的身份代替梁钰霞或冯冠华为信禾公司提供服务，故即使需支付相应服务费，也应由梁钰霞或冯冠华承担，与信禾公司无关。杨金华认为，一、信禾公司于2020年5月9日才提交该补充证据，已经超过了举证期限，依法不应作为证据采纳。二、不认可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信禾公司未将该补充证据在庭上出示原件核对，故杨金华对该组补充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三、杨金华从未在信和公司处任职，从杨金华的《社保缴费历史明细》可知，入职信禾公司前，杨金华在诚伯信息有限公司任职，由此足以证明杨金华从未在信和公司任职。所谓“杨金华是梁钰霞或冯冠华私人委托的职业经理人”的说法，信禾公司在本案一、二审庭审中从未提及，从该四项证据中均无法看出杨金华与梁钰霞或冯冠华有相关书面约定。可见，该说法是二审庭审后信禾公司为了逃避支付杨金华工资的义务而作虚假陈述。四、关于信和公司、信禾公司两家公司员工编制转移情况说明，此涉及到杨金华为何在信和公司工资表上签名，因业务开展需要，梁钰霞、冯冠华夫妇一致决定，成立信禾公司，并将信和公司的证照、业务及员工全部转移到信禾公司，该事实有杨金华提交的信禾公司管理团队工作沟通微信群聊天记录证明。由于信和公司的科创项目补贴申报尚在评审阶段，而该评审条件之一是公司有相应的团队成员人数，故信和公司保留该部分员工，并将在评审完毕后陆续转移至信禾公司；将不涉及评审的员工先行转移到信禾公司，如倪吉、钟嘉仪、李毒红、朱杰翔、叶宽宏、林仕扬、粱文婷、陈佳灵等员工在2017年6月是信和公司的员工，在2017年7月则为信禾公司员工。此外，还有原信和公司员工刘益军[穗开劳人仲案(2018)552号]、阳林[(2018)粤0112民初4029号]、李安[(2018)粤0112民初4030号]、温成柱[穗开劳人仲案(2018)263号]、张雨[(2018)粤0112民初4031号]也在后期转移到信禾公司，该事实有上述员工经劳动仲裁确认了与信禾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予以证明。因信和公司、信禾公司均存在欠薪问题。但由于员工陆续转入信禾公司，无论是信和公司，还是信禾公司的员工，均在为信禾公司工作，因此冯冠华夫妇决定在2017年8月份对2017年6、7月份的员工拖欠工资进行补发，并指示2017年8月份入职的杨金华在审批栏处签字，而日期是倒签的。综上所述，杨金华从未入职信和公司，不存在梁钰霞私人委托杨金华为“职业经理人”，免费为信禾公司提供服务的事实，信禾公司补交的证据达不到其证明目的。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规定：“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与争议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用人单位应当提供；用人单位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七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制定本单位的工资支付制度，并书面告知本单位全体劳动者。”本案中，信禾公司先是主张，杨金华担任信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及经理，是杨金华作为信禾公司的股东，对信禾公司提供的无偿帮扶和服务，而杨金华的报酬是通过提高信禾公司股权价值增值的方式实现的，信禾公司无需额外向杨金华支付工资。然后信禾公司又主张，杨金华为信禾公司提供服务，是基于其与梁钰霞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杨金华免费为信禾公司提供服务的对价正是梁钰霞赠与的股权，并非基于其与冯冠华签订的《协议书》，故不能依据该《协议书》认定信禾公司与杨金华存在劳动关系，并以此认定杨金华的工资标准。杨金华接受梁钰霞或冯冠华私人的委托及聘请，以职业经理人的身份代替梁钰霞或冯冠华为信禾公司提供服务，故即使需支付相应服务费，也应由梁钰霞或冯冠华承担，与信禾公司无关。但信禾公司对其上述主张仅有工商登记材料以及杨金华与冯冠华、梁钰霞签订的协议，股权转让材料等证据证明，但上述证据不足以证实信禾公司所主张的事实，也与信禾公司已经向杨金华支付了部分劳动报酬的事实不符。虽然，信禾公司主张，其在2017年11月至2018年3月期间向杨金华支付的款项，实际是杨金华的申领款和报销款，但信禾公司并无提供杨金华办理申领款项及报销手续的相应材料予以证实。因此，本院对信禾公司的上述主张均不予采信。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信禾公司与杨金华均确认，杨金华是因案外人冯冠华控股的艾倍科公司收购信禾公司的股权而入职信禾公司的。虽然冯冠华未在信禾公司任职，但冯冠华作为信禾公司的收购方，在杨金华进入信禾公司前，与杨金华就其在信禾公司的工作岗位、薪酬待遇以及享有的其他权益等问题进行约定，并签订相应的《协议书》，不违反常理。在信禾公司未提供足够证据证明杨金华工资报酬的情况下，杨金华上诉主张，应当按照上述《协议书》的约定认定其工资标准的理由，有事实和法律的依据，本院予以支持。根据上述《协议书》的约定，杨金华税前年薪不低于60万元，由底薪和绩效按照比例6:4构成，即固定月薪不低于3万元，余额年终一次性发放；另外根据企业运营情况和经济效益，经双方协商同意还可进行薪酬提升调整等。从上述内容可见，杨金华主张其年薪60万元与信禾公司的盈利情况不直接挂钩的理由，有事实的依据，本院予以采信。由于在上述《协议书》中，并未对年终才一次性发放的绩效工资在杨金华提前离职时应如何处理作出约定，结合杨金华提供的2017年8月份工资表，杨金华上诉主张，信禾公司应按照其工作时间按比例进行发放的理由成立，本院依法予以支持。综上，信禾公司应向杨金华支付2017年8月1日至2018年5月16日期间的工资差额为439866.2元（50000元/月×9个月+50000元/月÷21.75天×12天-37720元）。杨金华上诉要求信禾公司向其支付工资差额437280元，并未超过双方约定的工资标准，本院依法予以准许。此外，信禾公司未按照《社会保险法》的规定及时为杨金华购买社会保险，原审法院判决信禾公司承担由此产生的补缴费用，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至于信禾公司上诉要求追加冯冠华为被告参加本案诉讼的问题，因本案调整的是信禾公司与杨金华之间的劳动合同纠纷，与作为信禾公司投资方的冯冠华不存在法律上直接的利害关系，信禾公司可另循途径与冯冠华解决。综上所述，杨金华的上诉理由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不清，处理部分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2民初12522号民事判决的第二项；二、撤销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2民初12522号民事判决的第三项;三、变更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2民初12522号民事判决的第一项为：广东信禾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7日内一次性向杨金华支付2017年8月1日至2018年5月16日期间的税前工资差额437280元；四、驳回广东信禾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10元，均由上诉人广东信禾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陈瑞晖二〇二〇年六月三日书记员  彭泽鑫冯晓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