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303民初981号原告：温州市金来利电子锁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永强大道3577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3037258940801。法定代表人：季克龙。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张青腾、张彬彬，系温州市龙湾区罗东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李尚柏，男，1977年12月5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阳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田丽娟，系浙江佳兆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温州市金来利电子锁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来利公司”）为与被告李尚柏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于2020年3月11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同年4月3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金来利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青腾、被告李尚柏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田丽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金来利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货款64351.7元及逾期支付利息损失（自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告当庭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货款64351.7元及逾期支付利息损失（以64351.7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付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原告温州市金来利电子锁业有限公司诉称：2012年开始，被告代销原告各种不同型号与规格的锁具产品，后至2014年1月25日经双方结算，被告尚欠原告的货款为124957.9元且不包括2013年1月27日货款3600元与由被告待查的21322.3元货款。后由于被告尚欠原告的货款没有减少，双方于2014年3月份开始，以现金交易方式至2016年1月17日结算，被告又拖欠货款87472元。此后被告陆续偿还货款及退还部分货物结至2016年4月15日止，偿还了87472元货款，双方又开始交易。后至2016年12月23日双方停止买卖关系，但后经原告多次催讨，扣除被告偿付的部分货款与退货抵偿外，余下尚欠原告的货款为64351.7元，被告却借口推拖偿还，至今无果，其行为显然是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提起诉讼。被告辩称：一、被告共欠付的货款总金额是245661.4元，不是原告诉称的269383.7元。被告欠付的货款包含两部分，一是2014年结算时，被告欠付的款项，二是原告2016年3月至2016年12月的供货。1、2014年双方结算时，被告尚欠款项中包含2万元车款。欠条显示，截止至2014年1月25日，双方确认被告尚欠原告货款124957.9元。2013年之前，被告系原告方员工，2013年2月从原告处离职，并成为原告在宁波的代理商，双方为此签订代理协议。原告将之前的铺货及库存以现货的方式转让给被告，并将一辆送货车辆以2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被告。2014年双方进行结算，按照常理，双方结算时应对所有待结款项进行结算，原告连未查明的款项都写进欠条，不可能唯独将已经明确的车辆款排除在外，且双方对于车辆款没有签订任何书面协议，明显违背生活经验。故欠条中载明的款项包含2万元车款。2、欠条下方载明的注明一二不是双方确认的欠付货款。首先，注明一涉及的内容，是双方结算时，有四把锁具需要被告配合收回，并非被告欠付的货款。现因涉及的锁具已经无法收回，被告愿意对该部分锁具的价值承担责任，但锁具价格应按照被告作为代理商的价格，不能按照铺货价格计算。根据被告提交的代理协议，欠条里涉及的四把锁的价值是5800元（1300*2+1600*2）。其次，注明二涉及的内容，是原告方在结算当时未查明的款项，未查明的原因是，2012年被告作为原告的员工时，与原告方负责人一起铺货，其中28把指纹锁的铺货价格是2300元/把。2013年，被告从原告公司离职，并成为原告方的代理商，原告将上述28把指纹锁转让给被告，转让价格为2013年的市场价1600元/把，原告方的财务记账单上存在2万元左右的差异，该差异与原被告之间的关系转化及锁具市场价格不断变动有关，并非被告方的欠款。若原告依然主张注明二部分款项是欠款，根据证据规则，其应该举证证明这部分款项在双方结算后，经查明，是被告尚欠的货款且经被告确认的事实，否则其应该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欠款金额只能按照双方已经确定的金额计算。故2014年双方结算时，被告欠付的款项总额是130757.9元，且其中包含车辆款。3、原告在2016年3月至2016年12月期间共供货价值114903.5元。综上，被告欠付的款项总额为245661.4元（130757.9+114903.5）。二、对于欠付的款项，原告通过转账及退货抵扣等方式共已归还243504元，具体为：（一）被告通过现金及货款抵扣的方式已归还145049元，原告自认收到被告转账的145049元，只是辩称其中两万元系支付的车辆款，与本案无关，这一辩称没有事实依据。如上已述，被告欠付的款项里已包含车辆款。被告在归还款项时并未注明归还的是货款还是车辆款，亦能佐证双方是对所有款项进行结算的事实。钱财非特定物，被告未对款项进行标明，原告未经被告认可自行将其区分没有事实依据。（二）被告通过货物抵偿已归还96055元。2015年至2017年期间，被告多次通过退回样品的形式归还款项。结合原告提交的2015年的对账单和被告提交的送货单，可以证实被告提交的送货单的真实性。比如，2015年8月25日，送货单显示被告退货金额是1118元，原告2015年对账单亦显示退货金额为1118元，送货单与对账单即使存在差异，差额范围也在几百元以内，可以证实送货单是原告结算的依据。双方对于配件样品的退货价值差异不大，且有被告提供的送货单可以证实。但对于9801大型指纹锁的样品退货价值双方差异较大。需明确的是，涉及指纹锁型号是兰彩98-01、规格390*40，该事实有被告提供的送货单可以证实，且根据惯例，铺货的模具只能容纳大型锁体，不存在用大型锁体的模具装小锁体的可能。1、原告主张退货样品需折旧处理与双方交易习惯不符。根据原告提供的对账单以及被告提交的送货单，可以看出双方对于退货抵偿的交易习惯，即退货抵款的价格基准是进货价格，不存在折旧。比如6803A款锁具，2016年3-8月份，原告的发货价格是61元/把，9-12月份涨到68元/把，2017年被告退货时，退货价格是65元/把，双方是取中间值的方式，并未进行折旧、类似的还有6803M款锁具等，均可以看出退货是按照发货价格计算。且关于折旧问题，庭审中，原告方法定代表人亦陈述称，样品退货是不存在折旧的。原告对于其他样品按照进价退回，却对指纹锁样品折旧处理，违背双方交易习惯。2、原告主张退货样品因质量存在问题应进行折旧处理没有事实依据。因为样品铺货的目的本就是让客户进行体验、试用，样品自然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磨损，所有样品在铺货收回后都不存在再次使用的可能，更不存在再次出售的可能。原告对其他样品按照进价收回的事实，证实原告对此是明知的且认可的。且被告在2015年至2016年初将样品锁退回，原告从未提出样品所存在超出正常磨损范围外的问题，在庭审中亦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主张，故仅依据原告陈述无法认定退回的样品锁存在需要进行折旧。故，根据原被告之间的代理协议，涉及的28把指纹锁的抵偿单价应为1600元/把，共可抵偿41600元。（三）原告在铺货时收取的押金2400元应从欠款中扣除。如上已述，被告在作为原告员工时，曾与原告方负责人进行铺货。根据原告提供的视频及指纹锁销售协议，其中两把指纹锁的押金共计2400元由原告方负责人收取。2013年，原告将指纹锁转让给被告时，并未移交押金，故押金应从欠付款项中扣除。综上所述，被告共欠原告款项245661.4元，已归还243504元，尚欠2157.4元，请求法院查明事实，依法判决，驳回原告的不合理诉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3年之前，被告李尚柏曾为原告金来利公司员工。2013年2月，被告从原告处离职，并成为原告在宁波的代理商，双方为此签订一份《宁波总代理协议》，约定金来利公司聘请被告李尚柏为宁波地区销售总代理，全权负责该地区指纹锁的销售、安装、维修及机械锁的销售；被告按月付清原告货款，如有欠款，按实际情况处理，故意或恶意拖欠货款，原告将追究法律责任；原告2013年前在宁波铺的指纹锁样品和2013年2月27日前的库存，以现货转让给被告，按实际价格计价等内容，协议附有价格单，其中型号兰彩98-01、规格390*40的指纹锁单价为1600元，型号兰彩98-01、规格240*24及240*30的指纹锁单价为1300元。被告还提供了原告金来利公司与案外人周某于2012年5月签订的《指纹锁销售协议》，落款处有手写内容“已付压金（押金）样品锁1200元”，后附价格单中关于型号兰彩9801、规格390*40的指纹锁单价为2300元，型号兰彩9801、规格240*24及240*30的指纹锁单价为1800元，被告称该《指纹锁销售协议》中周某退出代理商后由其接手。2014年1月25日，被告李尚柏向原告出具一份欠条，载明截至2014年1月25日欠金来利公司货款124957.9元，并注明：（1）不包括2013年1月27日，9801#2*1800=3600，9801大体2*2300=4600；（2）不包括21322.3元（未查明）。之后双方继续交易，2014年3月至2016年1月期间货款，双方已结清，不存在争议。2016年3月之后供货金额（最后供货时间为2016年12月），被告称为114903.5元，该数额与原告提供对账单计算金额一致。期间被告陆续有部分退货及样品退还，双方对退货金额存在争议。双方均确认被告于2015年2月至2017年5月期间已支付原告145049元，但其中2万元原告称系偿还2014年1月25日欠条之外的汽车转让款，被告则称2万元已包含在2014年欠条金额里。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存在锁具产品买卖关系，事实清楚，所欠货款应及时清偿。关于双方主要争议，本院分析如下：一、关于货款总数额。2014年3月至2016年1月期间货款，双方已结清，不存在争议，故该期间货款对本案审理没有意义，本院不予计算。关于2016年3月至12月的供货金额，原、被告均认可为114903.5元，该金额纳入货款总额。关于2014年1月25日欠条上方金额124957.9元，双方当事人无异议，该金额纳入货款总额，关于欠条下方注明的两项金额，经查，注明（1）是关于型号9801指纹锁，原告与被告签署的《宁波总代理协议》约定原告2013年前在宁波铺的指纹锁样品和2013年2月27日前的库存，以现货转让给被告，按实际价格计价，该协议后附价格单显示金额型号9801指纹锁，小规格的单价为1300元，大规格的单价为1600元，故指纹锁的价格应以该协议约定价格计算，而不应按案外人周某与原告2012年5月签订的《指纹锁销售协议》中价格计算。故该部分涉及的四把锁（两把小规格、两把大规格）总结调整为5800元（1300*2+1600*2）。关于注明（2）部分，被告称与原被告之间关系转化及锁具市场价格变动有关，该说法较为可信，且数额未经被告确认，该21322.3元不予纳入货款总额。二、关于车款2万元问题。双方当事人均确认原告转让给被告一部汽车作价2万元的事实，至于该车款2万元是否纳入欠条数额，经查，根据原告提供的对账单，2016年3月3日，供货数额7320元，3月5日两笔1224元，3月9日13420元，合计23188元，而4月26日被告付货款23188元；2016年4月13日，供货四次，数额分别为820元、1500元、2196元、900元，4月18日910元，4月22日1512元，4月25日1320元，减去2016年6月25日退货1300元，合计7858元，而被告于2016年5月29日支付17858元，多出的1万元原告解释为货款之外的款项较为合理。另外，2016年6月15日支付宝转账1万元，系由买车人李某直接支付原告工作人员“雪儿（*飞雪）”，且备注“我是买面包车的小李”，该款与面包车有关，系向原告支付车款可能性更高。此外，该车2016年才过户转让，在过户之前，不在2014年欠条中体现亦属合理。综上，本院认定被告2016年5月29日支付的17858元中的1万元以及通过买车人李某支付宝转账给原告工作人员的1万元均系支付原告2万元车款，不应视为支付货款。三、关于退货抵扣数额。（1）双方均确认26把指纹锁样品退货，但原告单锁作价1000，被告则作价1600元。经查，被告提供的2015年8月25日的送货清单中显示退回8把老样品中有4把小锁体，据原、被告之间协议，小锁体单价1300元，被告全部作价1600元显然不合理。另外，原告称被告退还的样品有废品，故降价。本院认为，双方对26把指纹锁样品退货单价并未签字确认，样品存在部分零件缺失也有可能，本院酌情确定单价1300元，26把指纹锁样品退货总价为33800元，该数额可从货款中抵扣。（2）被告提供了五份退货单，分别为2016年6月14日9173元，2016年11月27日3940元，2017年1月2日3036元（被告制作的表格中误写为3096元），2017年6月8日16845元，2017年8月3日21401元，合计54395元。与原告对账单表格标注该部分退货数额相比，仅超过400多元，数额差距不大，被告退货单中有明细，形式上优于原告表格，故本院采纳被告退货单数额，该54395元可予以抵扣。（3）关于被告主张退还押金2400元，被告未提供押金单，向其退还押金依据不足，该款不应予以抵扣。综上，被告尚欠原告货款数额为32417.4元（114903.5+124957.9+5800+20000-145049-33800-54395）。被告经催讨未及时偿还，应向原告支付逾期利息损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李尚柏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温州市金来利电子锁业有限公司货款32417.4元及逾期利息损失（从起诉之日即2020年3月11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诉讼费1409元（原告已预缴），减半收取704元，由原告温州市金来利电子锁业有限公司负担399元，被告李尚柏负担30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曙光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一日书记员  蒋 煜附文：一、不履行裁判惩戒后果警示1.【追究刑事责任告知】义务人拒不报告财产、虚假报告财产、违反限制消费令，义务人或其他相关人员拒不腾退涉案房屋、土地，或具有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虚假诉讼、拒不交出执行标的或财产等抗拒执行行为的，法院将视情予以罚款、拘留；情节严重的，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权利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自诉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2．【报告财产义务、拒不履行后果告知】执行期间，义务人必须向执行法院如实报告财产，拒不报告又不履行的，法院将视情节轻重采取纳入失信名单、限制出入境、罚款、拘留等措施；义务人报告财产不实的，法院将予以罚款、拘留；单位为被执行人，可视情同时对该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3.【交付车辆义务告知】义务人应当将名下的车辆等动产移交执行法院。拒不移交的，法院将予以罚款、拘留；确有正当理由无法移交的，义务人应当向执行法院书面报告车辆等动产的权属和占有、使用等情况。4．【限制消费、强制执行措施告知】案件立案执行后，人民法院将对义务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及非生活或者经营必需的有关消费措施（含禁止乘坐飞机、G字头高铁、在星级以上酒店消费、旅游度假、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等），并有权对义务人的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性措施。5．【特殊身份执行措施告知】义务人具有中共党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公职人员等特殊身份，执行立案后拒不履行义务的，人民法院将向其所在单位及纪律监察部门、组织人事部门通报失信行为，并严格采取惩戒、制裁措施。6．【迟延履行债务利息、执行费用告知】案件立案执行后，义务人除应当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外，还需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或迟延履行金，直至债务清偿完毕之日止，并应承担执行费和因执行程序产生的申请执行费、评估费、保管费等。7．【强制执行信用污点告知】义务人未在法律文书确定的期限内自动履行，一旦案件立案执行，义务人的被执行信息将成为信用污点，并被人民银行征信系统、各级信用信息平台记录在案。二、执行风险告知1．【申请保全、提供线索告知】权利人在诉讼过程中可以申请对义务人的财产采取保全措施，并尽可能地调查了解义务人的财产状况以及下落情况，积极向法院提供义务人的财产、下落线索，以提高财产保全和送达效率，提升生效法律文书的实际执行效果。2．【申请破产权利告知】权利人发现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可以直接向企业住所地法院提出破产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的申请。3．【权利人申请执行期限告知】义务人未按期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内容的，权利人应在法律文书生效之日或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内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4．【执行不能风险告知】申请执行具有执行风险，权利人应当有执行风险意识。人民法院依照法定程序执行，如义务人已丧失履行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能力，且权利人又无法对义务人进行财产举证，将可能导致案件无法执行到位。这种后果是法院与权利人都不愿意发生的，但这是当事人商业风险、交易风险在执行阶段的继续，权利人应知悉并理解此类执行不能的风险。注：义务人是指应当履行生效法律文书内容的债务人、被执行人；权利人是指享有生效法律文书赋予权利的债权人、申请执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