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415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森瑞包装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花都区。法定代表人：赵典洪，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春霞，广东合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龙辉，广东合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鸿木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花都区。法定代表人：陈梓健，该公司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致陶，广东古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罗育宁，广东古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健，男，1963年4月2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原审被告：江门市维昌五金电子有限公司，住所地江门市新会区。法定代表人：李健。上诉人广州森瑞包装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瑞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广州鸿木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木公司）、李健、原审被告江门市维昌五金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昌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4民初37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森瑞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春霞、黄龙辉，被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致陶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李健、原审被告维昌公司经公告送达庭询传票，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森瑞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为鸿木公司、李健对维昌公司所欠森瑞公司的货款420446.99元及利息（利息以420446.99元为基数，从2018年9月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款之日止）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鸿木公司、李健承担。事实与理由：1.2017年2月17日鸿木公司被环保部门责令停产后，事实上并无实际停产，而是安排部分员工转移生产线至维昌公司位于江门的工厂内继续生产，交易方式由森瑞公司送货至鸿木公司花东工厂变更至送货至维昌公司位于江门的工厂内。根据森瑞公司业务员李锦娴与鸿木公司边某的QQ聊天记录可以看出双方交易过程。2.边某2017年4月至2018年6月期间向森瑞公司下采购订单、安排送货地点、对账、通知开具发票等一系列行为均系代表鸿木公司与森瑞公司进行买卖交易的职务行为。一审对于是否是职务行为的调查并不严谨，未查明案件事实，森瑞公司申请法院传召边某作为证人到庭接受法庭调查及各方当事人的问询。3.涉案货物的收货人员也是鸿木公司员工。在鸿木公司员工身份及鸿木公司是否有安排员工至维昌公司内进行生产的问题上，为查明案件事实，森瑞公司申请法院开具律师调查令，由森瑞公司代理人到广州市花都区劳动监察大队调查该大队在2017年处理鸿木公司因环保处罚停业期间工人集体投诉的处理情况及处理结果。4.一审没有详细查明鸿木公司与维昌公司、李健三者之间的关系，认定事实不清。三者之间的关系是，采购方鸿木公司购货后，指示关联公司维昌公司为其付货款并指示供方按付款单位名称开票。5.李健作为鸿木公司及维昌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应对两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鸿木公司辩称，不同意森瑞公司的上诉请求，同意一审判决。1.2017年4月到9月，鸿木公司因为环保的问题停业，员工外出打工，边某是以个人身份帮助维昌公司下单，代表的并非鸿木公司。2.从与森瑞公司员工的聊天记录可以看出，边某明确说明了2017年4月之前代表的是鸿木公司，之后是维昌公司。3.从森瑞公司一审证据可以证明2017年4月到9月的货款中，维昌公司曾付款10万元。在此后鸿木公司与森瑞公司一直有交易，双方有对账，鸿木公司也有持续付款，并未拖欠货款。从双方聊天记录中，森瑞公司并没有要求鸿木公司承担上述期间的货款，即对方也认可是其与维昌公司交易，合同相对方并非是鸿木公司。李健、维昌公司经本院公告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作出答辩和陈述。森瑞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鸿木公司、维昌公司共同向森瑞公司支付货款420446.99元及利息（利息以420446.99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8年9月8日起计至付清款日止，暂计至起诉日为10000元），上述暂合计430446.99元；2.判令李健对鸿木公司、维昌公司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判令鸿木公司、维昌公司、李健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诉讼保全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森瑞公司是一家生产包装木箱、木架的企业，森瑞公司大约从2014年开始一直向鸿木公司供应包装木箱、木架，森瑞公司按照鸿木公司的要求将木箱、木架货品送至鸿木公司位于花都××花东镇的工厂内。2017年2月17日，鸿木公司因生产环保问题被环保部门查处并责令停产。2017年4月21日，森瑞公司业务员与鸿木公司生产部经理边某通过QQ联系业务，边某明确告知森瑞公司业务员送货地点为江门维昌公司。2017年7月2日至2018年6月15日，森瑞公司根据边某的下单指示，持续送货至维昌公司，且双方每月进行对账，并由森瑞公司向维昌公司开具相应的货款发票。2018年9月7日，森瑞公司与维昌公司进行对账，对账文件上载有“截止2018年9月7日止，维昌应付瑞森319610.74元（已开发票未付款）。维昌应付森瑞100836.25元（已发货维昌，森瑞未开发票）”，并有双方盖章确认。2017年10月21日，鸿木公司生产部经理边某与森瑞公司业务员联系，内容为“你好！订单请落实，鸿木公司已恢复生产，从这一批货开始，送货地点是花东镇原工厂。”2017年11月4日至2019年4月，森瑞公司与鸿木公司持续交易，且每月进行对账，鸿木公司于对账后2-3个月内支付货款，个别月份付款时间有所延迟，但均已结清。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双方争议焦点为：鸿木公司是否为本案所涉420446.99元货款的买卖合同相对方的问题。2017年7月2日至2018年6月15日，鸿木公司生产部经理边某通过QQ与森瑞公司业务员联系下单，要求将货物送到维昌公司。森瑞公司主张边某该行为是代表鸿木公司，该批货物的收货人为鸿木公司的员工，货物的实际使用人也是鸿木公司，故鸿木公司应对拖欠的货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但鉴于（1）本案所涉货物送货地址为维昌公司，森瑞公司制作的送货单、对账单中客户均为维昌公司，且森瑞公司开具的发票单位亦是维昌公司；（2）鸿木公司的生产部经理边某虽向森瑞公司下单，但其并非鸿木公司的股东或法定代表人，不足以使森瑞公司认为其代表鸿木公司，且从后续的送货、对账、开票等情况来看，森瑞公司明确知悉其交易对象为维昌公司；（3）森瑞公司确认维昌公司分别于2018年6月28日、8月15日各支付货款50000元，合计支付100000元；（4）森瑞公司与鸿木公司于2017年10月至2019年4月存在交易行为，森瑞公司在每月与鸿木公司对账的情况下，均未对上述欠款提出主张，亦未作出其他表明欠款的标识，不符合常理；（5）2017年10月以后，鸿木公司已恢复生产，但森瑞公司仍分别与鸿木公司、维昌公司对账，若如森瑞公司所主张的其实际是与鸿木公司进行交易，则分开对账也不符合常理。（6）森瑞公司主张2017年5月，其根据鸿木公司指示送货至维昌公司后，开具相应发票（NO15127747），鸿木公司也支付了货款52752.63元。鸿木公司对此辩解，上述货款所涉订单产生于2017年4月，即鸿木公司未停产期间，送货时间为2017年5月，发票开具时间为2017年6月17日，鸿木公司付款时间为2017年7月10日，上述时间节点符合双方以往交易习惯，故鸿木公司作出了合理的解释。综上，森瑞公司主张本案所涉420446.99元货款的买卖合同相对方是鸿木公司的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确认维昌公司系上述买卖合同的相对方。上述事实，有以下证据予以佐证：1.送货单7份、增值税发票4张；2.行政处罚决定书；3.森瑞公司业务员与鸿木公司经理的QQ聊天记录8页；4.送货单6份；5.月度对账单10份；6.鸿木公司、维昌公司工商企业信息；7.全国企业信用信息网查询的鸿木公司行政处罚信息；8.2017年7月-2018年6月送货单29张；9.2017年4月-2018年5月总对账单；10.2019年7月15日、7月22日送货单4张；11.送货单；12.发票、银行进账单；13.森瑞公司业务员与鸿木公司工作人员的QQ聊天记录；14.2017年10月至2019年4月，森瑞公司提供的对账单及鸿木公司的付款凭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买受人应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的同时支付。”如前所述，本案所涉货款交易双方为森瑞公司和维昌公司，因此维昌公司应在收到货物时支付森瑞公司货款，至今维昌公司仍未支付货款，应承担违约责任，并应向森瑞公司支付占用资金的利息，故森瑞公司主张货款的利息从2018年9月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款之日止，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超出部分不予支持。综上，维昌公司应立即支付森瑞公司货款420446.99元及利息（利息以420446.99元为基数从2018年9月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款之日止）。关于李健是否需要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条规定：“法人以其全部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维昌公司应以其全部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故森瑞公司请求李健对上述货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依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维昌公司、李健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当庭质证和抗辩的权利，一审法院依法作出缺席判决。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条、第一百一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于2019年9月23日作出判决：一、维昌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向森瑞公司支付货款420446.99元及利息（利息以420446.99元为基数从2018年9月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款之日止）；二、驳回森瑞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维昌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7756元、保全费2672.23元，均由维昌公司负担。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各方均没有向本院提交新证据。二审另查明：李健于2017年10月31日至2019年4月30日期间担任鸿木公司法定代表人。目前维昌公司股东为李健、金昂斯。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问题为：1.涉案货款的买卖合同的相对方如何认定？鸿木公司是否应对维昌公司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李健是否应对涉案的货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院对此评析如下：关于焦点问题一。第一，从涉案货款对应的货物的交易实际情况来看，所涉货物送货地址为维昌公司，森瑞公司制作的送货单、对账单中客户均为维昌公司，且森瑞公司开具的发票单位也是维昌公司；已付部分货款也是维昌公司支付；在鸿木公司恢复生产后森瑞公司也是分别与鸿木公司、维昌公司对账，一审判决已对此作详细分析。可见交易过程中，森瑞公司对交易对象的变更是明知的，而且森瑞公司与维昌公司对账时，明确记载是维昌公司欠付货款，森瑞公司也未提出异议。第二，森瑞公司称鸿木公司、李健安排员工、生产线迁至维昌公司继续生产经营，但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边某下订单要求将货物送至维昌公司，显然超出鸿木公司对其授权范围。现没有足够证据表明鸿木公司停产期间，边某履行的是职务行为以及其行为就是代表鸿木公司。送往维昌公司的部分送货单上有李某签名，也没有证据证明该时期李某的签字代表鸿木公司。第三，如果边某的行为是职务行为，鸿木公司为买卖合同的相对方，则鸿木公司承担的应是直接付款责任，而不是连带清偿责任，相应地维昌公司只是代收货物，就不应承担责任。森瑞公司一审起诉请求鸿木公司、维昌公司共同承担付款责任，其对涉案货款的承责主体是不明确的，一审认定维昌公司为买卖合同相对方并承担付款责任，现森瑞公司上诉变更为要求鸿木公司对维昌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则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森瑞公司在上诉状中申请出具律师调查令，由森瑞公司代理人到广州市花都区劳动监察大队调查该大队在2017年处理鸿木公司因环保处罚停业期间工人集体投诉的处理情况及处理结果，该证据对于本案的处理而言，并无直接关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对其律师调查令申请，本院不予准许。关于焦点问题二。关于李健的责任承担问题，李健只是维昌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大股东，一审对李健不应对维昌公司的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认定正确，应予维持。虽李健曾担任过鸿木公司法定代表人，因鸿木公司不需要对涉案的货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故森瑞公司请求李健对涉案的货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也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森瑞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606.7元，由广州森瑞包装制品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练长仁审判员  刘革花审判员  曹佑平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郭炜丹黄树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