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8民终30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笏仓，男，1975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江山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爱青，女，1975年8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江山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罗涛，男，1983年1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江山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郑晓颖，女，1986年1月2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江山市。 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建国，浙江郑建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笏仓、王爱青因与被上诉人罗涛、郑晓颖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江山市人民法院（2019）浙0881民初43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笏仓、王爱青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者改判上诉人在江山市房屋分界处（以76号房屋面积60平米处，以丈量为准）建造隔墙（一至三层），并将房屋交付给被上诉人;2.驳回被上诉人的其他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对本案关键事实认定错误。1.原判认定涉案房屋地下室属于买卖合同标的，无事实及法律依据。首先，涉案房屋所在的社稷坛小区内，绝大多数房屋都没有地下室，上诉人建房时建造地下室主要是为了经商储藏货物，并没有设计地下室使用功能专属于76号房屋。所以，76号房屋没有地下室，根本不影响房屋的使用功能。其次，地下室没有取得建设规划许可，也没有办理产权证书，属于违法建筑。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八条规定，未依法登记领取权属证书的房地产禁止转让。被上诉人夫妻双方都是国家机关公务员，上诉人一直相信被上诉人不可能存有取得违法地下室的想法。最后，地下室没有取得建设规划许可，也没有办理产权证书，使用功能独立于房屋，如果被上诉人想要该地下室，那么应当在买卖合同中明确予以约定。相反，合同第二条约定，甲方（上诉人）对该房地产拥有合法处分权，保证权属清楚。而地下室是违法建筑，没有权证，上诉人不具有合法处分权，这也证明地下室不属于交易范围。至于录音中上诉人陈述赠送地下室的内容，在近一个小时的对话过程中，双方不停争执，上诉人也说过地下室当时不卖给被上诉人的内容，而且录音中被上诉人多次诱导上诉人作出对被上诉人有利的陈述，仅凭录音中双方争执过程中的一句话就认定赠送，依据不足。即便上诉人确有赠与的意思表示，那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上诉人在地下室交付前撤销赠与，法律依据充分。2.原判认定在75、76号房屋交界处的承重梁为参考线砌墙，事实依据不足。《房地产买卖合同》第十四条约定，甲方负责在75、76号中间砌成24厘米的墙，并没有约定交界处承重梁位置砌墙。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也是要求中间砌墙。原判如此认定，违反了合同约定，违背了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超越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属于判非所请。原判认为，合同未约定房号、结构、楼层层次、建成年份、建筑面积，故视为房屋按现状进行交易，该认定严重错误。合同虽未约定房号、楼层、建筑面积，但合同第一条的表格中清楚的约定了房产证号、共有权证号，土地证号及土地使用权面积，这些信息足以认定双方以房产证、土地证为标准进行房屋交易，原判认为约定不明，视为现状交付，无视上述约定。另外，原判认定“按照房地产现状针对整幢房地产的买卖”，与事实不符。房屋的现状是75、76号房屋的一层、门口庭院及地下室都没有砌墙，无法确定75、76号房屋的范围，如果不依据房产、土地证记载面积，根本无法按房屋现状进行交易。事实情况是，双方在交易过程中对房屋的面积范围发生争议，双方在2019年9月5日的通话过程中还商量委托测绘公司测量房屋实际面积，约定实际面积不足60平米，由上诉人补钱；超过60平米的，上诉人在60平米处砌墙等内容。房屋买卖合同签订后，上诉人自行丈量房屋后发现，如以75、76号房屋中间承重梁作为分界线，76号房屋单层面积为62.8平米，比证上面积多2.8平米；75号房屋单层面积为78.2平米，比证上面积少2.8平米。如果按照原判认定以中间承重梁作为分界线，必将造成被上诉人花了285万元购买了180余平米的76号房屋，又无偿霸占了上诉人75号房屋中8.4平米的面积。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原判认为上诉人不交付房屋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金，适用法律错误。按照合同要求，上诉人配合被上诉人完成了房屋登记过户，且早已腾空76号房屋，准备交房。但是由于双方对房屋面积范围（砌墙位置）、地下室是否属于买卖标的产生争议。被上诉人答应上诉人委托测绘公司进行测量，但之后没有委托。如果在60平米处砌墙交付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不会接受。如果在承重梁处砌墙，被上诉人又不同意补偿多出面积的价格。如果不砌墙进行交付，双方日后定会纠纷不断。正因为面积范围、砌墙位置存在极大争议，涉案房屋根本不具备交付条件，所以双方没有实际交付房屋。双方7月11日签订的购房补充协议也约定，分界墙必须在交房前完成，即完成砌墙是交房的条件。而且被上诉人未按9月19日签订的协议交付4万元砌墙费用给中介。所以，上诉人未砌墙是因双方产生争议，客观上无法履行；被上诉人未支付砌墙费用违约在先，上诉人行使后履行抗辩权。原判认为构成违约，与事实不符，适用法律错误。退一步讲，即便上诉人未交房构成违约，被上诉人主张的违约金损失也过分高于损失，法院应当依照合同法规定予以调整。涉案房屋己经办理过户，所有权己经转移给被上诉人，上诉人未交付房屋，只是对被上诉人房屋的使用权造成影响，应当参照当地该类房屋的租金价格作为损失依据，不能以房价作为基数计算利息损失。如即使认定上诉人违约，请求二审法院以房屋租金作为参照，对被上诉人主张的违约金进行调整。2.原判认为被上诉人未将4万元留在中介处不构成违约，适用法律错误。原判认为双方以实际行动变更了将4万元交至中介处的约定，是胡乱推理。该推断是被上诉人的主张，而且被上诉人是付款方，应当对此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双方变更了之前协议约定。三、原判无视地下室是违法建筑的事实，判决交付地下室，处分非法利益，是知法犯法行为，审判程序严重违法。上诉人建造地下室没有取得建设规划许可，也没有取得产权证，违反了城乡规划法的规定，地下室是违法建筑。这些事实双方当事人心知肚明，原审法院也能基本查清。但是，原审法院认为是否属于违章建筑，是相关职能部门的职权范围，对此不予处理，这完全是在掩盖非法事实。法院即便没有职责认定违法建筑，也应当中止诉讼，主动将相关违法线索移交职能部门，或者向双方当事人释明，补办地下室的规划许可手续，再判决处理，或者就地下室部分的诉请，裁定驳回起诉。此外，原判主文第三项内容模糊，砌哪几面墙、砌墙用什么砖、能否空心砌、砌好要不要粉刷等等，这些都没有判定，无法实际履行。而且，砌墙是交房的前提，应当列在判决主文第一项，而非是第三项。另外，如果上诉人不按期付款，是否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判决书中也没有写。判决书首部没写当事人的民族。 罗涛、郑晓颖辩称：第一，房地产买卖合同约定被上诉人购买的76号整幢房屋，当然是包含地下室的。同时，该房屋的结构是地下室与上面房屋上下一体，被上诉人购买上面的房屋，地下室当然是不可分割的附属部分。无论从功能设计还是结构看，地下室都是附属于房产的。第二，75号与76号房屋的结构，是通过中间的承重梁将房屋进行区分，双方房屋买卖是以幢为标准，而不是面积。因此，原审判定以75号与76号交界处的承重梁作为参考线砌墙，依据充分，也符合补充协议关于在75号、76号房屋中间砌墙的约定。第三，双方合同明确约定款清交房，在被上诉人房款交清之后，上诉人以种种理由拒不交房，明显违约。双方的购房补充协议也明确约定，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商业贷款到位之后，双方分界墙必须动工。在被上诉人商业贷款到位之后，分界墙并没有动工。而且，上诉人需在2019年12月10日将房屋交给被上诉人，但是至今也没有交付。第四，原审判定上诉人承担违约责任，符合双方合同约定。上诉人已经收取了285万元的款项，已经实际占有房款。合同认定违约金是以房价款的千分之三十据实计算，原审酌情变更违约金按照银行贷款利率计算，已经充分照顾到上诉人利益。第五，原审认定被上诉人将4万元放在中介处不构成违约，认定事实正确。被上诉人本应将4万元交付中介保管，作为督促上诉人尽早完成隔墙砌墙的担保，相反，被上诉人将4万元当中的3万元直接付给了上诉人，不仅不具有违约行为，而是以实际行动表明了积极履行合同的意愿。剩余1万元，是在上诉人将隔墙砌好之后，据实多退少补。第六，原审判决将地下室交付被上诉人，符合法律规定。地下室是涉案房屋的附属物，目前并无政府部门关于地下室为违法建筑物的认定，法院判决交付给被上诉人使用，并非将违章建筑确认为合法建筑。最后，原审判决主文正确无误。双方关于建立隔墙的协议具体、明确，判决主文无需这么繁琐。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民事诉讼法有明确规定，原审判决是否引用该条规定，并不影响被上诉人在申请法院执行时提出相关主张。原审判决正确，请求二审维持原判。 罗涛、郑晓颖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两被告履行《房地产买卖合同》，向原告交付江山市排屋及地下室；2.自2019年10月21日起至实际交房之日止，以房款285万元每日千分之十向原告支付违约金；3.两被告负责将76幢与75幢中间砌成24厘米隔墙；4.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 原审法院审理认定：王笏仓、王爱青原是江山市社稷坛76号房屋的产权人。2019年5月18日，经江山市昊天房产中介服务部介绍，王笏仓、王爱青（甲方，出卖方）与罗涛、郑晓颖（乙方，买方）签订《房地产买卖合同》1份，约定：“一、乙方向甲方购买的房地产状况……，三、甲、乙双方议定的该房地产成交价格为人民币（￥）2850000（大写贰佰捌拾伍万元）；四、付款时间及方式：（1）于2019年5月18日支付人民币（￥）50000.00（大写：伍万元整）作为定金。本合同签订后，甲方应将该房地产的产权证、土地证、契证（发票）、门牌证等交由中介方保管，如产权证、土地证抵押在银行，甲方须从乙方交甲方的定金中提取人民币定金的一半交给中介方保管……；（2）于前双方到场办理过户时支付首期房价款（含定金）共计人民币（￥）1500000.00（大写）壹佰伍拾万元整；（3）房价余款计人民币（￥）1350000.00（大写：壹佰叁拾伍万元整）于贷款下来或以现金支付于银行放款（除交房押金外）付清。银行实际贷款如与合同约定贷款额之间存在差额……（4）甲方需要由乙方提前支付房款还银行按揭贷款……五、甲、乙双方同意该房地产交付给乙方使用的时间为：款清交房。交房时乙方支付交房押金……甲方之房价包括以下附属物：固定设施。八、违约责任：……4、过户后乙方不能按期向甲方付清房款，或甲方不能按期向乙方交付房地产时，每逾期一日，由违约一方向守约方支付该房地产价余款千分之10的违约金，超过半个月另一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并要求按房价款赔偿损失……十四、甲、乙双方约定的其他事项：……2、过户后甲负责把76栋与75栋中间砌成24cm墙，其花费由甲、乙双方各出一半。” 合同签订后，罗涛、郑晓颖分别于2019年5月18日、7月10日向两被告支付了5万定金和首付款145万元。7月11日，双方对涉案的房地产办理了产权变更手续，两原告现已领取（2019）江山不动产权第0007908号不动产权证。 同日，王笏仓（甲方）、罗涛（乙方）签订《购房补充协议》1份，约定：“1.因乙方公积金受限时间要拖延到8月1日去办理，故乙方补偿甲方捌仟柒佰元（￥8700.00）利息；2.甲方在商业贷款到位后，双方分界墙工程必须动工，分界墙需在交房前完成。” 2019年7月15日，原告通过银行转账向被告支付8700元。2019年9月4日，原告通过银行贷款向被告支付了1200000元。 2019年9月19日，王笏仓（甲方）、罗涛（乙方）、徐良林（中介）再次签署《协议》1份，约定：“关于甲方社稷坛76号出售给乙方，因有中间分界线需要砌墙成本的计算，所以乙方留叁万元余款加上乙方多支出壹万元砌墙支用，共肆万元放在中介方。经甲乙双方商议所用材料需用红空砖砌成，墙面用水泥粉好批白，材料费包括泥工费由泥工师傅在场实算，所产生的费用甲乙双方各出一半，由中介方余留的肆万元当中支出。如砌墙总费用超出贰万元的，乙方余留的壹万元不足部分，乙方需在2019年10月20日前把不够部分支付给甲方，反之退还给乙方。甲方在同一天内把该房产交付给乙方使用。……”2019年9月28日，原告向被告转账支付了150000元余款。现双方均确认涉案房地产的购房款已经全部付清。 原审法院对争议焦点分析如下： 一、关于违约责任 原告认为，其已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付款义务，被告应当将涉案房产（含地下室）交付给原告使用，现被告未按约交付，已构成违约，应当承担继续履行及支付违约金的违约责任。而被告则认为，虽然已经收到原告支付的全部购房款，但双方买卖房产当时的土地面积只有60㎡，而涉案房产的实际面积超过60㎡，因此不具备交付条件，而且地下室属于违章建筑，依法不能向原告交付，且原告未将砌墙的费用交至中介处，应由原告承担违约责任。 原审法院认为，原、被告经中介介绍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依法成立有效，双方当事人均有义务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违约方支付迟延履行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 本案中，原告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全额支付了购房款，作为合同相对方的被告也应当将涉案房产交付给原告，现被告未将涉案房产交付给原告应当承担支付违约金及继续履行的违约责任，理由如下： 其一，被告主张的面积差异及地下室问题不是不交付房屋的理由。首先，根据双方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合同》，双方约定交易的房地产状况中明确载明幢号为76，设计用途排屋，而房号、结构、楼层层次、建成年份、建筑面积均未予以约定，也未约定每平方米的单价，应视为双方所交易的房屋是按照房地产现状针对整幢房地产的买卖，如被告对房地产上证面积有异议应在首次办理房产证、土地使用权证时就向相关职能部门提出异议，要求予以更正。其次，虽然76号下面的地下室和75号下面的地下室相互贯通，但从整幢房地产的结构来看，地下室通过楼梯分别与相应房屋的一楼相连，故从功能设计来看，两幢楼下面的地下室使用功能应附属于相应的楼房，至于该地下室是否属于违章建筑及如何处置，则应当由相关职能部门予以认定和处理。此外，结合原告所举的证据4，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通过该录音中被告方“地下室本来就跟送你一样”的表述，说明双方对于地下室使用功能的处理是明确的，故在相关职能部门对地下室的性质作出认定之前，被告仍有义务将地下室的相应权利一并转移给原告行使。 其二，原告未将4万元留在中介处不应认定构成违约。双方签订《房地产买卖合同》后通过签订《购房补充协议》、《协议》等形式对交房时间进行了补充约定，根据双方2019年9月19日的协议书，原告确实需要将购房款中的3万元留在中介处，但原告已将该笔3万元一并汇到被告账户中，被告对此也没有提出异议，虽被告庭审中主张该笔3万元是原告自愿补偿的款项，但未提供证据予以支持，也未得到原告的认可，且庭审中被告也确认原告已经付清购房款，故该笔原应余留在中介处的3万元已由原告直接支付给被告。根据被告所提供的证据，因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通过该证据却能说明原告没有将4万元支付到中介处，而是将其中3万元直接支付给被告，但由于双方约定砌墙的费用是原、被告各承担一半，且被告收到相关款项后也未提出异议，说明双方已以实际行动变更了将4万元交至中介处的约定，被告收款后未开始砌墙，也没有实际产生砌墙费用，故不应认定原告没有将4万元交至中介处构成违约。相反，根据《房地产买卖合同》约定的交房时间及双方签订的《协议》，可以确认双方约定了交房时间为2019年10月20日。 综上，原告主张要求被告履行《房地产买卖合同》交付涉案房地产（含地下室）并支付违约金的请求依法能够成立，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告要求按照每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违约金，该标准低于双方合同约定的违约金标准，不违反法律规定，亦未损害其他人利益，原审法院予以确认，现原告已向被告支付了全部的购房款，故应当以全部的购房款为基数，从被告违约之日（即2019年10月21日）开始计算违约金。 二、关于隔墙问题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双方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合同》及《协议》，被告有义务在75号、76号房屋中间砌隔墙。双方对于砌隔墙的材料、工艺、费用分担等均已予以明确约定，该约定不违反法律规定，依法成立有效，原审法院予以确认，故被告应当按照协议内容砌隔墙。至于隔墙位置，原审法院认为，应当结合房屋设计的实际结构来考虑，经现场查看，从该址75号、76号房屋第二、三层来看，两幢之间的隔墙都是按照房屋框架交界处的承重梁来确定的，考虑到房屋的设计建设的整体性，第一层及地下室的隔墙也应当遵照设计时两幢房产交界处的承重梁为参考线，并以此位置垂直砌墙，厚度为24厘米。故对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也予以支持。 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之规定，判决：被告王笏仓、王爱青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罗涛、郑晓颖交付位于江山市房屋（含地下室）。二、被告王笏仓、王爱青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罗涛、郑晓颖支付逾期交房违约金（以285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10月21日起至实际交房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被告王笏仓、王爱青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在江山市房屋（含地下室）分界处以承重梁为分界参考线建造24厘米厚的隔墙。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为40元，由被告王笏仓、王爱青负担。 二审中，上诉人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76号房屋平面图、现场测量图。拟证明，根据上诉人的现场测算，76号房屋每层面积都超过产权证上的60㎡，双方除了在第一层争议如何砌墙外，其余第二层、第三层的实际测量面积都是62.8㎡。对于超出面积，被上诉人应当退出。2.通话录音。拟证明，通过与上诉人同小区的业主杨爱所售房屋面积、价格、户型比较，上诉人卖给被上诉人的76号房屋应当是不包括地下室部分的。被上诉人认为，对76号房屋平面图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现场测量图的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不管76号房屋实际面积是多少，本案双方协商买卖的是76号整幢房屋，价格已经全部包含在内；杨爱所售房屋价格与本案无关，房屋转让是自由协商的市场行为。本院审查认为，76号房屋平面图真实性可予确认，可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关于杨爱所售房屋面积、价格，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上诉人自行制作的现场测量图，真实性难以确认，本院对其证明主张综合全案分析认定。 经审理，本院对原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第一，关于本案双方争议的76号房屋面积及地下室。本院认为，双方在2019年5月18日签订《房地产买卖合同》时，75号、76号房屋均已取得土地使用权证、房屋所有权证，土地使用面积、房地产平面图对房屋的面积、结构均有明确具体的记载，上诉人作为房屋的建造人和出卖方，其对75号、76号房屋的结构、面积差异不可谓不熟悉，上诉人在出卖76号房屋前，已经自行在75号、76号房屋的第二层、第三层砌筑了共用隔离墙，而在与被上诉人签订《房地产买卖合同》时，双方对76号房屋的结构、楼层层次、建成年份、建筑面积均未予以约定，也未约定每平方米的单价，应视为双方所交易的房屋是按照房地产现状针对整幢房地产的买卖。结合双方在2019年7月11日对涉案76号房屋办理了产权变更手续，同日，双方还对被上诉人补偿上诉人利息损失及分界墙建设进行了补充协议，双方于9月19日再次对75号、76号分界墙如何建设、交付及款项分担，作了明确具体的约定。本院综上各项行为分析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其时对75号、76号的分割、交付应当并无实质争议，具体理由如下：其一，如上诉人认为75号、76号之间已有的第二层、第三层隔墙，因与建筑设计不符，损害了其75号房屋的面积与使用，那么在双方的交易过程中，上诉人完全有理由拒绝房屋交易，或者要求对第二层、第三层隔墙拆除重建，或者要求被上诉人补偿房屋差价，而不仅是约定完成75号、76号中间的砌墙后交付房屋。其二，根据75号、76号房屋的固有结构，75号、76号房屋的室内楼梯均可进入地下室，如上诉人不同意将地下室一并转让给被上诉人，其应当在《房地产买卖合同》中明确排除地下室的转让，在与被上诉人协商75号、76号中间的砌墙时，也需要明确如何禁止76号房屋的楼梯进入地下室。其三，关于地下室是否因无规划审批而不能交易，本院认为原审判决理由及被上诉人的答辩意见成立，对此不再赘述。综前所述，本院认为上诉人主张的面积差异及地下室问题均不成立，本院对此不予支持。 第二，关于本案争议的75号、76号隔墙建设。基于前述第一项争议焦点的论述，本院认为75号、76号房屋除第一层及地下室需建立隔墙外，其他应当以房屋出卖时的现状交付。而关于第一层及地下室的隔墙建立位置，本案双方在协议中并未明确具体位置，被上诉人主张协议中的“中间分界线”是75号、76号房屋内宽的中间点，上诉人主张按照每层60㎡实地测绘后划分，本院认为，根据75号、76号房屋平面图显示，75号房屋建筑宽度为8米，76号房屋建筑宽度为6米，结合房产测量规范的规定，各套房屋之间的分隔墙、外墙等共有墙，系按水平投影面积的一半计入各套房屋面积，故本案双方主张的隔墙分界划分均无依据。二审中，经过本院现场勘查，认为75号、76号房屋第一层及地下室的隔墙设置，系在75号、76号房屋第一层（地下室）之间，建造24厘米厚的隔墙，且保持隔墙在76号一侧的墙面与76号房屋第一层楼梯墙（现为75号、76号房屋中间墙）外立面水平。 第三，关于本案的违约责任认定。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在房产中介的居间下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合同》，主体适格，意思表示真实，且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双方均应当依约履行。本案双方在交付房款及办理房产变更登记之后，因75号、76号房屋之间的隔墙如何设置产生争议，鉴于该争议问题双方事先约定不明，事后又无法达成一致，以致不能完成隔墙建设和房屋交付，此结果属于双方的共同原因所致，故本院对被上诉人原审主张的逾期交房违约金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主张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原审判决部分不当，本院予以调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浙江省江山市人民法院（2019）浙0881民初4386号民事判决； 二、王笏仓、王爱青在江山市之间，建造24厘米厚的隔墙，且保持隔墙在76号一侧的墙面与76号房屋第一层楼梯墙（现为75号、76号房屋中间墙）外立面水平；在75号、76号房屋地下室之间建造24厘米厚的隔墙，地下室隔墙位置与房屋第一层隔墙位置在空间上处于同一垂直面；房屋第一层及地下室隔墙建设均限于本案生效后30日内完成； 三、王笏仓、王爱青在履行完毕第二项判决义务之后，即向罗涛、郑晓颖交付位于江山市房屋（含地下室）； 四、驳回罗涛、郑晓颖的其他诉讼请求； 五、驳回王笏仓、王爱青的其他上诉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4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均由王笏仓、王爱青负担，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缴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程顺增 审判员  刘小伟 审判员  郑慧芳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黄徐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