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桂04民终168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建森，男，1978年10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西藤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欢，广东方则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彩霞，广东方则理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坤兰，女，1977年2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西藤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琦胜，广西合以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韦静，广西合以圆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建森因与被上诉人周坤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藤县人民法院（2019）桂0422民初13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建森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欢、被上诉人周坤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琦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王建森上诉请求：1.撤销广西壮族自治区藤县人民法院（2019）桂0422民初1317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请；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且自相矛盾。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曾是恋人关系，自2010年初至2017年下半年一直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上诉人一直有稳定的收入，且有其他投资项目收益，不存在资金周转不足需要向被上诉人借钱的情形。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所举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具有出借涉案借款的能力。根据被上诉人所举证据以及其在一审法庭调查中所作的陈述，可知被上诉人是将其与上诉人共同生活期间的所有经济往来都记作上诉人向其借款，而并非存在借款的事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2016年1月至2017年8月31日期间，通过银行转账，自被上诉人账户转给上诉人账户的金额共有52904.2元，自上诉人账户转给被上诉人账户的金额共有286722元，自上诉人账户转给被上诉人前夫账户（用于帮被上诉人偿还房贷）的金额共有17400元。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2016年1月至2017年8月31日期间，由上诉人通过微信转账向被上诉人转账金额共81285.76元。双方当事人自2017年8月31日以后，没有银行转账的记录，但有4笔微信转账的交易记录，均是由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转账，金额共计29300元。这些钱款均是上诉人出于情感关怀而给予被上诉人的经济帮助，并非其向被上诉人履行还款义务。被上诉人主张该款项是上诉人履行《还款承诺书》而支付的，与事实不符。该《还款承诺书》出具的时间是2018年4月8日，被上诉人却主张上诉人自2018年3月12日起即已履行还款承诺，不合逻辑；其次，该4笔款项转账金额均与《还款承诺书》中约定的“每月15日前向周坤兰还款伍仟元（5000）”不符。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本案中被上诉人作为出借人，向法庭出示了《欠条》《还款承诺书》两份债权凭证，但其未向法庭提交证据证明其已实际支付涉案借款。被上诉人虽称此《欠条》的形成系双方一年多来转账及现金往来结算后形成，但其对各次借款的交付时间、交付地点、现金交付数额、转账交付数额等交付细节及利息约定均无法明确表述，甚至自相矛盾，且上诉人对双方之间形成民间借贷关系是明确予以否认的，并不认可借款已实际交付，被上诉人也无法出具其他有效证据予以佐证，可见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并不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一审法院并未依据前述规定结合案情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的发生，导致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三、本案中涉及的借贷关系并非“合法的借贷关系”。本案的《欠条》是上诉人出于补偿、安抚的初衷而书写的，实际上双方当事人之间并无借贷事实发生。该《欠条》出具后，由于被上诉人的胁迫，上诉人应其要求于2018年4月8日重新出具了《还款承诺书》，并被其强行拍照留影。要求上诉人手持《还款承诺书》拍照留影的行为和举动，可见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有违常理，并非上诉人的真实意愿，被上诉人亦未能举证证实双方实际交付了借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欠条》和《还款承诺书》均为无效，自始没有法律效力，不应以此作为要求上诉人承担还款责任的依据。四、一审判决遗漏案件事实。根据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被上诉人称有银行单据作为证据证实已经将涉案款项交付给上诉人，却并未向法院提交，一审法官也没有要求被上诉人对相关事实进行举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的规定，被上诉人仅凭《欠条》提起诉讼，而上诉人凭借双方的聊天记录，并对双方之间并没有借款的事实，进行了合理说明。综上，请求二审法院判如所请。 被上诉人周坤兰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债务，事实清楚。上诉人亲笔签名的《欠条》《还款承诺书》以及微信聊天、还款记录，足以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债务关系。三、涉案400000元借款是在2016年以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分多次出借的，当时因上诉人投资了一些医疗项目需要资金，而上诉人的工资收入有限，故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借400000元符合客观情况。四、双方曾为同居关系，所以，两人之间有多种借款的支付方式，包括现金支付、银行转账、微信转账、支付宝转账以及上诉人使用被上诉人的信用卡取钱等交易方式。五、被上诉人在一审时提交了银行流水单据，且被上诉人曾在广东省做鞋业生意，所以被上诉人有充足的经济能力借钱给上诉人。 被上诉人周坤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本金360900元及利息（利息从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6%计付至还清本息之日止）；2.本案受理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周坤兰与被告王建森曾是恋人关系,从2010年至2017年10月同居生活，在此期间原、被告双方均相互有经济往来。被告于2017年8月20日向原告出具一份《欠条》:“今欠周坤兰自2016年来共计人民币肆拾万元整(400000),王建森,2017年8月20日”。原、被告因感情问题于2017年10月分手,经原告多次催收，2018年4月8日被告又向原告出具了一份《还款承诺书》:“今欠周坤兰自2016年来共计人民币肆拾万元整(400000),自2018年3月份起每月15日前向周坤兰还款伍仟元(5000)，直至欠款全部还清为止,在此期间本人不能按约还款,其本人可以要求本人一次性还清全部欠款。另2017年8月20日写下的欠条作废,以本次欠条《还款承诺书》为准，欠款人：王建森，2018.4.8”。被告从2018年3月12日至2019年2月1日期间被告履行还款承诺,分多次向原告汇款共39100元，后原告多次催收被告还款未果，原告遂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的关系受法律保护。原告周坤兰与被告王建森在同居期间,双方均存在较多的经济往来,原告提交的2017年8月20日,被告向原告出具了一份《欠条》,确认了被告欠原告400000元的事实。2018年4月8日的《还款承诺书》,再次确认欠款事实并确定还款计划,且从2018年3月12日至2019年2月1日期间被告分多次向原告还款共39100元。根据原告提交的中国农业银行、交通银行、民生银行交易明细清单、信用卡还款记录、微信转账及聊天记录等证据、综合原告的经济能力,原、被告之间的关系情况及交易习惯,足可证实被告向原告借款400000元的事实。原、被告债权债务关系明确。从2018年3月12日至2019年2月1日期间，被告共向原告汇款39100元,应认定为被告还款的数额。扣减被告已还39100元,被告尚欠原告借款本金为360900元,现原告请求被告归还原告借款本金360900元主张，理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原告要求被告从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6%计付利息至还清本息之日止的请求，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因此,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被告王建森辩称原告与被告是男女同居关系，《欠条》及《还款承诺书》是被告处于补偿安慰原告的目的，后被原告追偿并胁迫才书写及拍照留影的，并非被告真实意愿表示；本案没有真实的借贷关系发生,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的主张。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被告在与原告分手之前向原告立下《欠条》,在与原告分手之后又向原告立下《还款承诺书》,且又先后还款39100元,原、被告债权债务关系明确。被告所提交的工作收入证明、中国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微信转账记录、照片、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只能证明被告的经济收入及原、被告双方在同居期间有经济方面的来往,不足以推翻被告向原告所立的《欠条》和《还款承诺书》所载的内容。这些证据也不能证明被告在立《欠条》和《还款承诺书》时存在胁迫行为。被告也没有证据证明所立的《欠条》是出于对原告的补偿安慰性质。综上,被告所提交的证据均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一审法院对被告的该主张不予采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被告王建森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给付原告周坤兰借款本金360900元及利息（利息计算:以借款本金360900元为基数,从2019年6月20日起，按年利率6%计付利息至还清借款之日止）。一审案件受理费6714元，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计3357元,由被告王建森负担。 二审期间，上诉人王建森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1.《上诉人王建森向被上诉人周坤兰转款明细表》复印件一份，拟证明自2016年1月1日起至2017年8月31日期间，上诉人通过银行转账方式转款给被上诉人的交易记录共有43笔，金额共计297839元，上诉人通过银行转账方式转款给被上诉人前夫（用于帮被上诉人偿还房贷）的交易记录有7笔，金额共计17400元；上诉人通过微信转账方式转款给被上诉人的交易记录共有24笔，金额共计81285.76元。2017年8月31日以后，上诉人通过微信转账方式转款给被上诉人的交易记录共有4笔，金额共计29300元；以上转款金额共计425824.76元。在双方当事人同居生活期间，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转款的金额达420000元，双方不存在借款合意及借款事实，即便存在其他经济往来，但与被上诉人主张的借款、欠款关系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2.《被上诉人周坤兰向上诉人王建森转款明细表》复印件一份，拟证明被上诉人通过银行转账方式转款给上诉人的交易记录共有14笔，金额共计50191元，被上诉人通过微信转账方式转款给上诉人的交易记录共有18笔，金额暂合计为11800元，部分款项无法列明转账金额，故该合计金额只计算转款金额已列明的9笔转款，以上转款金额共计61991元。经对比，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转款的总金额低于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转款的总金额，也证明了被上诉人不具备出借400000元的能力。 被上诉人周坤兰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1.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八页）复印件一份，拟证明上诉人多次确认其一直使用被上诉人的钱，并愿意偿还，这足以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债务关系；2.上诉人王建森亲笔书写的结算清单复印件一份，拟证明上诉人王建森自己统计出向被上诉人周坤兰共借款400000元；3.《借款明细表》（五份）及相应的转账凭证复印件各一份，拟证明被上诉人周坤兰通过银行、微信、帮还信用卡、现金等方式支付了400045元借款给上诉人王建森。4.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十六页）复印件一份、手机短信信息截图一份、信用卡电子账单（四份）复印件一份，拟证明上诉人拿了被上诉人四张信用卡，上诉人刷卡消费后，有部分信用卡欠款是由上诉人偿还的。 针对上诉人王建森提交的证据，被上诉人周坤兰质证认为，以上诉人王建森的经济收入水平，不可能向被上诉人周坤兰转款420000元，上诉人王建森是在使用被上诉人周坤兰的信用卡刷卡之后再转款给被上诉人周坤兰，该款项实际上是还被上诉人周坤兰的钱。上诉人提交的转账记录明细表与本案没有关联，上诉人王建森所转账的款项并不是还款。 针对被上诉人周坤兰提交的证据，上诉人王建森质证认为，证据1、2、3、4均不属于新证据，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由法院依法审查，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可。该证据不能证明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借贷合意或款项已实际交付，双方在恋爱期间互有经济往来，但并不存在借贷关系。根据该组证据中2017年9月10日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被上诉人连信用卡都需要上诉人转款支付，足以证明其没有出借涉案款项的经济能力。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该组证据的内容和形式不足以证明与本案借款具有关联性，更不足以证明上诉人确认向被上诉人借款或被上诉人实际向上诉人出借并交付了400000元款项，该证据仅是上诉人统计双方同居生活期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相互转款情况，并非欠款或借款的证明。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其中，《借款明细表1》为被上诉人的农业银行账号转账给其他第三方，与本案无关，被上诉人按照上诉人的要求向第三方转款，并不等同于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借款，欠款关系与借款关系是具有本质上的区别。《借款明细表2》和《借款明细表3》只能证明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经济往来，不能证明双方有借款的合意，更不能证明涉案400000元借款已经实际发生。此外，被上诉人对借款用途的表述是“王建森没说具体用途”，不符合借款关系中借款人应有的交易习惯，证明被上诉人所描述的借款事实是虚假的。根据上诉人于2019年7月29日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可知上诉人的信用卡都在被上诉人处，被上诉人不能将其刷自己信用卡的账算作出借给上诉人的款项。对证据4中记载的信用卡刷卡款项的去处不清楚，且该部分刷信用卡的款项与上诉人没有关联，且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上诉人的信用卡在被上诉人处，而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被上诉人的信用卡在上诉人处，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对于上诉人王建森与被上诉人周坤兰提供的证据，本院认为，上诉人王建森提供的证据1、2能与其提供的银行流水明细清单相互印证，该部分证据能够证实上诉人王建森与被上诉人周坤兰在同居生活期间的经济往来情况，该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被上诉人周坤兰提供的证据1、3、4能证实双方的经济往来情况，该部分证据可作为本案的证据使用。证据2虽然为上诉人王建森书写，但该证据无法证实上诉人王建森确认其拖欠被上诉人周坤兰借款的事实，故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除“被告从2018年3月21日至2019年2月1日期间被告履行还款承诺”外，其他查明的事实基本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从2016年1月起到2017年8月间，上诉人王建森与被上诉人周坤兰之间存在大量的往来款项，其中，上诉人王建森通过银行账户、支付宝账户、微信账户向被上诉人周坤兰转款67笔，共计379124.76元。被上诉人周坤兰通过银行账户、微信账户向上诉人王建森转款27笔，共计61191元。 本院认为，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王建森是否需要向被上诉人周坤兰偿还借款本金360900元及利息。 本案中，被上诉人周坤兰以上诉人王建森拖欠其400000元借款为由提起本案诉讼。被上诉人周坤兰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上诉人王建森出具的《欠条》《还款承诺书》、银行卡明细清单、微信转账记录等证据。上诉人王建森则抗辩认为，其与被上诉人周坤兰之间并不存在真实的借款，涉案《欠条》《还款承诺书》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被上诉人周坤兰没有向其支付过400000元借款，双方之间的相互转账款项为其二人在共同生活期间的支出及经济往来，其不存在拖欠被上诉人周坤兰借款的事实。上诉人王建森为此提供了其银行账户明细清单、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予以佐证。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周坤兰提供的《欠条》《还款承诺书》仅记载上诉人王建森欠被上诉人周坤兰共计400000元的款项，并未载明该款项为借款，且上诉人王建森亦不予认可双方存在借款关系，因此，单凭该《欠条》和《还款承诺书》无法证实被上诉人周坤兰与上诉人王建森之间存在借款的合意。其次，根据被上诉人周坤兰所主张的涉案400000元借款构成、用途以及结合上诉人王建森提供的证据来看，该款项包括了被上诉人周坤兰代上诉人王建森支付购买建材、交纳房租、押金等大量的日常生活开支和相互偿还信用卡欠款的费用，被上诉人周坤兰主张该部分费用、支出均为其向上诉人王建森的借款缺乏理据。再次，根据查明的事实，被上诉人周坤兰与上诉人王建森在同居生活期间，双方有大量的款项往来，其中，在2016年1月到2017年8月间，上诉人王建森通过银行账户、支付宝账户、微信账户向被上诉人周坤兰转款67笔，共计379124.76元。而被上诉人周坤兰则通过银行账户、微信账户向上诉人王建森转款27笔，共计61191元。对于上诉人王建森通过银行账户、支付宝账户、微信账户向被上诉人周坤兰所转账的款项，被上诉人周坤兰虽然主张该部分的款项为上诉人王建森在使用其名下的信用卡刷卡消费后，向其支付的偿还信用卡欠款费用，但被上诉人周坤兰对此并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佐证，故被上诉人周坤兰的该项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上述双方往来款项表明，上诉人王建森向被上诉人周坤兰转账的金额明显多于被上诉人周坤兰向上诉人王建森所转的款项，而被上诉人周坤兰未能提出足以反驳的证据和进行合理说明，故被上诉人周坤兰主张上诉人王建森拖欠其400000元借款，与查明的事实不符，亦不合常理。基于以上事由，被上诉人周坤兰主张其向上诉人王建森出借了400000元，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周坤兰向上诉人王建森出借了400000元，并判决上诉人王建森向被上诉人周坤兰偿还借款360900元及利息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西壮族自治区藤县人民法院（2019）桂0422民初1317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周坤兰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3357元（被上诉人周坤兰已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6719元（上诉人王建森已预交），由被上诉人周坤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友齐 审 判 员 李庆春 审 判 员 黄 俊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五日 法官助理 覃楚楚 书 记 员 刘 莉 附：本判决适用的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