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民终349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甘镕嘉（曾用名甘剑），男，1963年11月2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苏丹，湖南纲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阳伟勇，湖南纲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湖南兴荣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大托镇先锋村大托镇政府办公楼东单元四楼。法定代表人：郝胜春，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苏磊，湖南善上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汀汀，湖南善上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湖南兴嘉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芙蓉南路二段248号大托镇政府办公楼西单元4楼。法定代表人：吴乐平，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国俊，广东圣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甘镕嘉因与被上诉人湖南兴荣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荣公司)及原审被告湖南兴嘉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嘉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2018）湘0103民初69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甘镕嘉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予以改判或发回重审，并由兴荣公司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张鸿翊与兴荣公司2015年10月21日达成的《执行和解协议》约定，兴荣公司应在“第九个月12日前一次性付清全部债务。”即兴荣公司履行本案案款的担保责任最后期限是2016年7月21日，兴荣公司行使追偿权时间为2016年7月21日至2018年7月20日。兴荣公司于2018年10月24日才起诉，早已超过法定的起诉时间，一审判决支持兴荣公司的诉讼请求错误，二审法院应依法改判。2、因200万元付款凭证注明的是律师费，307万元是2015年3月18日扣划的，至兴荣公司提起诉讼已过了3年多，退一步即使二审法院认定兴荣公司的主张未过诉讼时效，也应将200万元律师费及307万元扣款从兴荣公司履行担保责任的总金额中剔除。3、兴荣公司没有注明每个阶段利息的计算依据，甘镕嘉无法具体抗辩。另外应剔除的507万元也不存在利息，一审判决对利息认定不准确。4、兴荣公司所出具的付款凭证均是青岛海尔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尔地产公司），海尔地产公司曾以此为由，于2016年1月18日起诉深圳市合荣讯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荣讯公司），这说明海尔地产公司认为其对本案兴荣公司所主张的付款凭证有独立的请求权，后虽然海尔地产公司撤诉，但并不意味海尔地产公司放弃其实体权利。本案的权利人是海尔地产公司，兴荣公司并非本案适格的原告。5、一审中，甘镕嘉、兴嘉公司书面提出追加第三人，而一审法院未经合议，当庭驳回。一审法院即使不同意追加海尔地产公司为本案第三人，也应经过合议庭合议，且出具书面的裁定，否则属于程序错误，应发回重审。6、兴荣公司未提供海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和金融牌照。一审查明23352857.6元是通过海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系统走账，该笔资金属于兴荣公司，起码应经过海尔地产公司认可，或海尔地产公司出具证明23352857.6元归兴荣公司所有。兴荣公司辩称，1、根据张鸿翊与兴荣公司2015年10月21日达成的《执行和解协议》，兴荣公司依约向张鸿翊付款的最后履行期限是2016年8月12日，而不是甘镕嘉在上诉状中推断的2016年7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当事人约定同一债务分期履行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民法总则施行之日，诉讼时效期间尚未满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根据上述规定兴荣公司向甘镕嘉主张担保追偿权利的诉讼时效应为三年，即2016年8月12日至2019年8月11日，况且在实际履行和解协议中，兴荣公司经过与张鸿翊沟通协商并征得其同意，还迟延了付款时间，实际上兴荣公司最后一次向张鸿翊付款时间是2017年9月19日，故兴荣公司于2018年10月31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2、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执行裁定书载明的金额23352857.6元与《执行和解协议》约定的金额一致。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3月18日直接从兴荣公司账户上扣划的307万元是《执行和解协议》约定金额的一部分。兴荣公司于2016年6月4日向张鸿翊指定的北京海澜鸿润投资有限公司付款200万元付款凭证注明律师费，系备注错误，该200万元与其他13张付款凭证金额刚好是23352857.6元，兴荣公司履行担保责任的金额是准确的。3、海尔地产公司2016年1月18日起诉合荣讯公司，所依据的法律关系不同，且该诉讼未经人民法院实体审理和判决，该诉讼以海尔地产公司主动撤诉结案，故不能因此否认兴荣公司本案适格的原告地位。兴荣公司是海尔集团的成员单位，海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具有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收付的业务范围，并取得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准。4、兴荣公司一审中提供了利息计算的依据，如甘镕嘉认为利息计算有误，应自行提供自认为正确的计算方法和金额，以供法庭和兴荣公司审查核实。5、本案系担保追偿权纠纷，海尔地产公司与本案无关，不应追加为第三人，且一审法院在庭审中口头裁定驳回合法且恰当，未违反任何程序规定。兴荣公司辩称，1、根据张鸿翊与兴荣公司2015年10月21日达成的《执行和解协议》，兴荣公司依约向张鸿翊付款的最后履行期限是2016年8月12日，而不是甘镕嘉在上诉状中推断的2016年7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当事人约定同一债务分期履行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民法总则施行之日，诉讼时效期间尚未满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根据上述规定兴荣公司向甘镕嘉主张担保追偿权利的诉讼时效应为三年，即2016年8月12日至2019年8月11日，况且在实际履行和解协议中，兴荣公司经过与张鸿翊沟通协商并征得其同意，还迟延了付款时间，实际上兴荣公司最后一次向张鸿翊付款时间是2017年9月19日，故兴荣公司于2018年10月31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2、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执行裁定书载明的金额23352857.6元与《执行和解协议》约定的金额一致。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3月18日直接从兴荣公司账户上扣划的307万元是《执行和解协议》约定金额的一部分。兴荣公司于2016年6月4日向张鸿翊指定的北京海澜鸿润投资有限公司付款200万元付款凭证注明律师费，系备注错误，该200万元与其他13张付款凭证金额刚好是23352857.6元，兴荣公司履行担保责任的金额是准确的。3、海尔地产公司2016年1月18日起诉合荣讯公司，所依据的法律关系不同，且该诉讼未经人民法院实体审理和判决，该诉讼以海尔地产公司主动撤诉结案，故不能因此否认兴荣公司本案适格的原告地位。兴荣公司是海尔集团的成员单位，海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具有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收付的业务范围，并取得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准。4、兴荣公司一审中提供了利息计算的依据，如甘镕嘉认为利息计算有误，应自行提供自认为正确的计算方法和金额，以供法庭和兴荣公司审查核实。5、本案系担保追偿权纠纷，海尔地产公司与本案无关，不应追加为第三人，且一审法院在庭审中口头裁定驳回合法且恰当，未违反任何程序规定。兴嘉公司陈述，同意甘镕嘉的上诉意见。虽然兴嘉公司没有提起上诉，但一审遗漏了兴嘉公司的重要抗辩即保证期间已过这一重要法律事实。本案兴嘉公司的保证责任只有六个月，兴荣公司在经过保证期间以后所做的履行保证义务的行为，其实是经过保证期间后履行自由债务的行为，该行为不具有追偿的法律保护，因此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明基本事实的情况下将本案发回一审法院重审，或者免除兴嘉公司的支付义务。兴荣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甘镕嘉立即偿还兴荣公司代其垫付的款项合计23352857.6元；2、判令甘镕嘉向兴荣公司支付上述垫付款项的资金利息2873989.18元；（利息自垫付之日起开始计算，暂计算至2018年10月8日，后续利息以23352857.6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3、判令兴嘉公司对甘镕嘉不能偿还的上述款项总额向兴荣公司承担二分之一的还款责任；四、判令兴嘉公司、甘镕嘉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及财产保全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5年3月25日，兴嘉公司与案外人张鸿翊签订《股权转让及合作协议》。双方就张鸿翊收购兴嘉公司在兴荣公司股权及股东变更后的兴荣公司开发长沙市大托生态科技文化中心项目达成协议。该协议签订后，案外人北京益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根据张鸿翊的指令，分别于2005年7月26日、9月15日、10月18日汇入1500万元、600万元、900万元至兴嘉公司账户。2006年3月31日，张鸿翊、兴嘉公司、甘剑（即甘镕嘉）三方签订协议书（以下简称《331协议》），约定：1、张鸿翊已支付给兴嘉公司3000万元股权转让款。兴嘉公司和甘剑同意在2006年12月31日前归还该股权转让款给张鸿翊，其中的1000万元在2006年5月20日前支付；2、从2004年底开始，张鸿翊在融资、股权关系调整方面协助兴嘉公司、甘剑、兴荣公司三方做了大量工作，为体现兴嘉公司的股权价值和弥补张鸿翊的资金成本、运作费用等支出，兴嘉公司和甘剑同意向张鸿翊支付1000万元利润和费用。其中，甘剑已经支付400万元给张鸿翊，另外的400万元在2006年12月31日前支付给张鸿翊，余下的200万元作为税票保证金，在张鸿翊向兴嘉公司、甘剑提供兴嘉公司可以入账的税票时，兴嘉公司和甘剑同时向张鸿翊支付。2006年4月13日，张鸿翊、甘剑、兴嘉公司、兴荣公司签订协议书（以下简称《413协议》），四方在《331协议》的基础上，就甘剑受让张鸿翊持有兴嘉公司的12%的股权，甘剑取代兴嘉公司向张鸿翊支付《331协议》中约定的3600万元事宜达成本协议，约定：一、本协议签订之日，甘剑即可支付1500万元（其中1100万元为甘剑代兴嘉公司归还张鸿翊的本金，400万元为张鸿翊依据《331协议》应得的利益或费用的补偿）到张鸿翊、兴嘉公司的双控账户，同时甘剑向张鸿翊出具1900万元的欠条。兴嘉公司、兴荣公司对甘剑向张鸿翊支付以上共计3600万元负有永久的不可撤销的连带担保责任；二、甘剑在2006年12月20日前向张鸿翊（含张鸿翊指定的法人）支付共计2100万元（含1900万元本金和200万元的利益或费用补偿），兴嘉公司、兴荣公司对甘剑向张鸿翊支付以上共计2100万元负有永久的不可撤销的连带担保责任，如甘剑未如期向张鸿翊支付以上1900万元本金，张鸿翊认定甘剑构成合同欺诈，甘剑除继续向张鸿翊支付该1900万元以外，从2006年12月31日起按照日千分之五的比例以未付金额为基数，由甘剑向张鸿翊支付违约金并赔偿张鸿翊的其他损失，兴嘉公司、兴荣公司对甘剑的违约责任向张鸿翊负有不可撤销的连带担保责任。该协议签订后，兴嘉公司分两笔向张鸿翊归还了1500万元。2006年4月14日，兴嘉公司付张鸿翊现金20万元；同年4月18日，兴嘉公司付北京海澜鸿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1480万元。2006年4月14日，甘剑向张鸿翊出具了欠条，欠条内容为：“今欠到张鸿翊同志转让其在兴嘉公司所持有的12%的股权转让款余额2100万元整，其中有200万元作为张鸿翊应提供的相应税票的保证金。该欠款约定于2006年12月20日前归还（2006年12月20日前欠款不计任何利息及罚息）。如有违反，按《413协议》执行。2009年5月14日，因张鸿翊与甘剑、兴嘉公司、兴荣公司就履行上述协议产生纠纷，张鸿翊向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甘剑、兴嘉公司提起反诉。后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长中民四重初字第0465号民事判决：一、甘剑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张鸿翊支付股权转让款人民币551万元；二、在张鸿翊向甘剑提供可入账的1000万元票据的同时，甘剑将200万元的利益或费用补偿支付给张鸿翊；三、甘剑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张鸿翊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及利息损失13757721.6元（暂算至2012年8月10日，2012年8月10日以后的逾期违约金按511万元本金、每日万分之二点一的四倍利率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2012年8月10日以后的利息损失按200万元本金，每日万分之二点一的利率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四、兴嘉公司、兴荣公司对甘剑应向张鸿翊支付的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五、驳回张鸿翊的其他诉讼请求；六、驳回甘剑、兴嘉公司的反诉请求。因不服该判决，张鸿翊、甘剑、兴嘉公司均上诉至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年11月23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湘高法民二终字第60号民事判决：一、维持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长中民四重初字第0465号民事判决第二、四、五、六项；二、变更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长中民四重初字第0465号民事判决的第一项为甘剑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张鸿翊支付股权转让款511万元；三、变更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长中民四重初字第0465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为甘剑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张鸿翊支付如下违约金和资金占用费：1、截止2008年8月8日的违约金4665400元；2、以511万元为基数，自2008年8月9日起至该项款项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标准计算确定的违约金；3、以200万元为基数，自2006年12月21日起至该判决生效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确定的资金占用费。现该判决已经生效。2015年1月21日，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长中民执字第00115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冻结、扣划被执行人甘剑、兴嘉公司、兴荣公司银行存款人民币23352857.6元或查封、扣押其价值相等的财产。2015年10月21日，因甘镕嘉、兴嘉公司未履行支付义务，张鸿翊与兴荣公司达成执行和解协议。该协议载明：鉴于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湘高法民二终字第60号民事判决书业已生效，张鸿翊向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长中民执字第00115号民事裁定，截止2015年1月21日止，被执行人甘剑、兴嘉公司应向张鸿翊支付23353857.6元及利息，兴荣公司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张鸿翊将全部债权转让给崔建民，身份证号：1101011956××××××××。张鸿翊与兴荣公司通过友好协商，就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长中民执字第00115号强制执行一案，达成如下协议：1、兴荣公司承诺于2015年11月12日之前，向张鸿翊支付400万元；2、其他剩余欠款的支付方式，兴荣公司以现金和出售位于长沙市天心区两种方式向张鸿翊支付案款。2015年11月10日，案外人北京海澜鸿润投资有限公司（收款单位）、张鸿翊、崔建民共同出具《付款指令》，载明：“兴荣公司根据贵我双方2015年10月21日《执行和解协议》贵方应将和解案款支付到债权受让人崔建民的银行卡上。由于贵方资金汇转技术上的原因，现张鸿翊和崔建民同意请将《执行和解协议》书中的全部案款汇到本付款指令指定的账户。户名：北京海澜鸿润投资有限公司，开户银行：中国民生银行总行营业部，账号：01×××60，贵方将和解案款汇到本指定账户后视为贵方履行了《执行和解协议》的义务”。自2015年3月18日至2017年9月19日，兴荣公司分别通过其在招商银行、民生银行、海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的账户分十四次共计向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北京海澜鸿润投资有限公司支付23352857.6元。其中，于2016年6月24日的转账汇款200万元备注为律师费，其他均备注为诉讼案件和解款。庭审中，经该院查实，海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资讯代理业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等。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因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湘高法民二终字第60号民事判决已经生效，该判决确认兴嘉公司、兴荣公司作为保证人，对甘剑的债务应当向案外人张鸿翊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该院据此判令兴荣公司、兴嘉公司对甘剑（即甘镕嘉）的债务向张鸿翊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也作出（2015）长中民执字第00115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冻结、扣划甘剑、兴嘉公司、兴荣公司银行存款人民币23352857.6元或价值相当的其他财产，执行过程中，兴荣公司与案外人张鸿翊、崔建民达成了执行和解协议。现兴荣公司自2015年3月18日至2017年9月19日期间向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及张鸿翊、崔建民指定的收款人北京海澜鸿润投资有限公司支付执行案款共计23352857.6元，兴荣公司向张鸿翊已完全履行其担保责任，兴荣公司对甘镕嘉依法享有追偿权，且甘镕嘉对张鸿翊的违约行为给兴荣公司造成损失，故对兴荣公司要求甘镕嘉偿还其代为垫付的款项23352857.6元并支付相应的利息的诉讼请求，均予以支持。甘镕嘉应以兴荣公司实际垫付的款项为基数，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向兴荣公司支付自其垫款之日起至实际偿付之日止的利息，暂计算至2018年10月8日为2873989.18元（536485.13元+557947.87元+135264.75元+131438.36元+128271.69元+123653.63元+119299.47元+115473.08元+111250.86元+219598.93元+107424.47元+291398.4元+282294.24元+14188.3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连带共同保证的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向债务人不能追偿的部分，由各连带保证人按其内部约定的比例分担。没有约定的，平均分担。兴嘉公司与兴荣公司为甘镕嘉提供保证责任担保时，双方并未约定内部分担比例，故兴嘉公司应当对甘镕嘉的上述债务的不能清偿部分，承担1/2的偿付责任。兴荣公司自2015年3月18日至2017年9月19日期间分期、陆续向张鸿翊、崔建民支付了执行和解款共计23352857.6元，兴荣公司完全履行了其保证责任，且其履行该保证责任具有持续性，故应当以兴荣公司最后一次履行保证责任的期限（即2017年9月19日）计算本案诉讼时效，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故对甘镕嘉提出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的辩称意见，不予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八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一、限甘镕嘉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兴荣公司偿付23352857.6元；二、限甘镕嘉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兴荣公司支付截至2018年10月8日的利息2873989.18元；三、由甘镕嘉以欠款23352857.6元为基数，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向兴荣公司支付自2018年10月9日起至实际偿付之日止的利息；四、由兴嘉公司对甘镕嘉的上述债务中不能清偿的部分向兴荣公司承担1/2的偿付责任。本案案件受理费172936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177936元，由甘镕嘉、兴嘉公司共同负担88968元，由甘镕嘉负担88968元。二审期间，兴荣公司向本院提交了兴荣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登记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批准海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调整业务范围的批复、海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金融许可证，拟证明海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具有开展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收付的业务范围，并取得了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准。本院组织甘镕嘉、兴嘉公司对兴荣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进行了质证。本院认为兴荣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真实合法，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应予以采信。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对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本案案情及当事人发表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1、兴荣公司行使追偿权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2、关于行使追偿权的金额；3、关于利息问题；4、兴荣公司是否本案适格的原告；5、本案是否应追加海尔地产公司为第三人；6、兴嘉公司是否应当承担支付责任。1、关于兴荣公司行使追偿权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问题。本案中，张鸿翊与兴荣公司于2015年10月21日达成的《执行和解协议》约定，兴荣公司除2015年11月12日前向张鸿翊支付400万元外，承诺以现金方式直接向张鸿翊还款不低于800万元。从2015年12月12日开始，兴荣公司保证每个月12日前以现金方式向张鸿翊还款不低于100万元。如果兴荣公司在八个月后仍未向张鸿翊付清全部债务，兴荣公司应在第九个月12日前一次性付清全部债务。根据上述还款时间的约定，兴荣公司最后还款时间应为2016年9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当事人约定同一债务分期履行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民法总则施行之日，诉讼时效期间尚未满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根据上述规定兴荣公司向甘镕嘉行使担保追偿权的诉讼时效应为三年，即自2016年9月12日至2019年9月12日止。况且在实际履行和解协议中，兴荣公司经过与张鸿翊沟通协商并征得其同意，还迟延了付款时间，实际上兴荣公司最后一次向张鸿翊付款时间是2017年9月19日，故兴荣公司于2018年10月31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2、关于行使追偿权的金额问题。如果兴荣公司2016年6月24日支付的200万元是律师费的话，其付款对象即收款方应为律师事务所，而兴荣公司一审中提交的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虽然备注是律师费，但显示的收款人为北京海澜鸿润投资有限公司（张鸿翊、崔建民指定的收款人），故兴荣公司提出该备注系公司财务操作失误导致的理由成立，应予采信。且上述200万元与兴荣公司提供的其他13张付款凭证记载的付款金额正好是执行和解协议约定的23352857.6元。故甘镕嘉提出200万元系兴荣公司支付的律师费应当剔除，不存在向甘镕嘉追偿的问题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不予支持。2015年3月18日，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扣划兴荣公司307万元，该笔款项系执行和解协议约定金额的组成部分。兴荣公司行使追偿权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故甘镕嘉提出该笔款项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应从兴荣公司履行担保责任金额中予以剔除的观点亦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3、关于利息问题。一审中，兴荣公司提供了利息计算表。该利息计算表载明了付款日期、付款金额、利息计算起止日期及利息计算依据（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甘镕嘉认为该利息计算表仅仅计算了金额和起止日期，并未明确每个阶段计算依据，故无法对每一阶段利息具体抗辩与查明的事实不符，不予支持。2016年6月24日兴荣公司向北京海澜鸿润投资有限公司支付的200万元及2015年3月18日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扣划兴荣公司的307万元，系执行和解协议约定金额的组成部分，故甘镕嘉理应承担兴荣公司代为其垫付的507万元相应的利息。4、关于兴荣公司是否本案适格的原告问题。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湘高法民二终字第60号民事判决第四项判决兴嘉公司、兴荣公司对甘剑（甘镕嘉）应向张鸿翊支付的款项承担连带责任。因甘剑、兴嘉公司、兴荣公司没有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张鸿翊向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长中民执字第00115号执行裁定。执行过程中，张鸿翊与兴荣公司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兴荣公司已按执行和解协议约定的金额向张鸿翊或张鸿翊和崔建民指定的北京海澜鸿润投资有限公司支付23352857.6元。《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本案中，兴荣公司履行了生效判决确定的担保责任，故兴荣公司在履行担保责任后，有权向甘镕嘉追偿，兴荣公司是本案适格的原告。兴荣公司提供的14张付款凭证均载明付款人系兴荣公司，故甘镕嘉提出本案的权利人是海尔地产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海尔地产公司认为其与合荣讯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合荣讯公司故意隐瞒了张鸿翊起诉甘镕嘉、兴嘉公司及兴荣公司的诉讼案件，致使海尔地产公司支付了高额的股权转让对价，给其造成损失而于2016年1月18日起诉合荣讯公司，海尔地产公司是依据《股权转让协议》相关约定对合荣讯公司提起诉讼，且该案最后以海尔地产公司主动撤诉结案，故甘镕嘉不能以海尔地产公司起诉合荣讯公司，在该案中作为第三人的兴荣公司认可了张鸿翊起诉甘镕嘉、兴嘉公司及兴荣公司的事实，而否认兴荣公司在本案中的原告地位。5、关于是否应追加海尔地产公司为本案第三人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七十三条规定，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二条的规定，通知其参加；当事人也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追加。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申请，应当进行审查，申请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申请理由成立的，书面通知被追加的当事人参加诉讼。一审庭审中，甘镕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当庭口头申请追加海尔地产公司为第三人。法庭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兴荣公司是否有权向甘镕嘉、兴嘉公司追偿其垫付款问题，海尔地产公司与本案并无直接关联，并非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故当庭口头裁定驳回甘镕嘉的申请，并记入了庭审笔录。口头裁定，记入庭审笔录，并不违反法律的规定。甘镕嘉提出其在一审中与兴嘉公司书面提出追加海尔地产公司为第三人，而一审法院未经合议，当庭驳回与查明的事实不符,其认为一审程序错误应发回重审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6、关于兴嘉公司是否应当承担支付责任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连带共同保证的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向债务人不能追偿的部分，由各连带保证人按其内部约定的比例分担。没有约定的，平均分担。兴嘉公司与兴荣公司为甘镕嘉提供保证责任担保时，双方并未约定内部分担比例，故兴嘉公司应当对甘镕嘉的上述债务的不能清偿部分承担1/2的偿付责任。兴荣公司是依据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湘高法民二终字第60号民事判决承担保证责任后，向主债务人甘镕嘉及连带保证人兴嘉公司行使担保追偿权，只存在行使追偿权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问题,故兴嘉公司提出六个月的保证期限已过，应免除兴嘉公司的支付义务的观点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甘镕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2936元，由上诉人甘镕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郭伏华审  判  员  唐亚飞审  判  员  唐亚平二〇二〇年六月十日法官助理谢卓书记员（兼）  谢 卓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