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7民终128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冯耐娟，女，1962年5月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傅建伟，浙江纵伸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志强，浙江纵伸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楼启琴，男，1944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凤鸣，浙江大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冯耐娟为与被上诉人楼启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2019）浙0782民初220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冯耐娟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驳回楼启琴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以推理的方式将案涉款项认定为借款，导致事实认定错误。楼启琴于2010年7月2日、7月6日分两笔50万元共计100万元，转入上诉人的账号，只能证明楼启琴有款项进入上诉人的账号。上诉人于2010年7月7日将楼启琴的100万元款项汇入石某账户，石某己出庭作证说明此100万元是楼启琴的投资款。一审回避了楼启琴在庭审确认与石某在汇款前交谈过萤石矿投资的事情，上诉人已提供了石某收购萤石矿的协议、石某于7月10日将收到的投资款汇给矿权出让人的凭证。投资萤石矿的时间点与楼启琴汇款时间相吻合。在没有排除石某证言虚假的情况下，一审仅以楼启琴亲生女儿的证词及两笔50万元不同的转款方式推定为借款。二、一审法院对证据认定和推理分析错误。证人楼某系楼启琴的亲生女儿，楼某的证言不具有可信力，且楼某的证言与上诉人的电话录音陈述不一致。一审却以楼某的庭审陈述为准，显然不当。上诉人申请的证人石某系上诉人的同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收购萤石矿的具体承办人，楼启琴对石某的证言没有反驳依据，一审也未指出石某证言不合理之处，石某证言却不被采信。一审将亲生女儿的证言效力高于其他人的证言效力而采纳，对上诉人极不公正。楼某的证言与其与上诉人通话录音内容不一致，楼某不能正面解释电话中自己的说法。整个通话内容没有一句确认是借款的意思，楼某以“不知道，你自己跟我爸去说”回避上诉人的质问。一审却从通话内容中推理认为楼某知道是借款。三、一审认定“以2010年7月2日的50万元本票需上诉人办理，2010年7月6日50万元如是投资，楼启琴完全可以自行的转账给石某，楼启琴的说法明显不符合常理”是常识认识错误。楼启琴将100万元投资款分二笔通过上诉人转给石某，因第一笔50万元已经汇入上诉人的账户，第二笔再汇入上诉人账户，由上诉人合成一笔，石某指示上诉人办理，这种操作方式完全符合常理。四、从转账过程可以看出是投资款。楼启琴转给上诉人的二笔50万元在银行凭证上均注明“往来款”，上诉人转给石某100万元的银行凭证上写的也是“往来款”。上诉人自己投资的50万元银行凭证上却注明是“投资款”，可以印证案涉款项是楼启琴的投资款。从转款时间看，上诉人收到楼启琴的款项后第二天就转给了石某。石某收款后立即支付了萤石矿的投资款。上诉人投资50万元是2010年8月19日过了42天，在石某劝说下，才与家人凑款投资50万元。如是向楼启琴借款投资，上诉人没有必要分二次，间隔42天将投资款转给石某。五、一审法院推定“2010月7月2日50万元稠州银行本票入账到户名冯耐娟账号10×××25和2010年7月6日50万元银行存折转账到户名冯耐娟账号10×××25共计100万元是上诉人向楼启琴借款”是错误的。2010年,上诉人家庭经济收入积蓄少，还借款能力低。楼启琴没有出借能力,上诉人与楼启琴没有任何经济往来。按照一般的义乌民间借贷交易习惯,借款方会出具借条和收条给出借方。楼启琴是生意人，具有较强的风险意识和保护意识。上诉人只是执行义乌市矿业煤炭有限公司出纳的职务，涉案款项不是上诉人个人借贷。2010年7月2日、2010年7月6日，因义乌市矿业煤炭有限公司经理石某身在青海，无法与楼启琴办理投资款接收工作。冯耐娟的涉案账号10×××25是用于义乌市矿业煤炭有限公司收付款和转账。2010年7月2日的50万元稠州银行本票载明为销货款，2010年7月2日和2010年7月6日，上诉人都是由楼启琴或楼启琴女儿楼某从义乌市矿业煤炭有限公司接到义乌农商银行城北支行办理款项进入上述账户，舍近求远办理“50万元稠州银行本票入账到户名冯耐娟账号10×××25和50万元银行存折转账到户名冯耐娟账号10×××25”，完全符合公事办公规律，上诉人是履行义乌市矿业煤炭有限公司出纳职务行为。六、从“2010月7月2日50万元稠州银行本票入账到户名冯耐娟账号10×××25和2010年7月6日50万元银行存折转账到户名冯耐娟账号10×××25”到2019年12月20日起诉之日止，时间间隔将近9年5个月零18天左右，期间，楼启琴一直未曾向上诉人主张过权利，这足以证明了涉案100万元是楼启琴投资款，不是上诉人向楼启琴的借款。2010年7月2日入账到上述账号的50万元稠州银行本票是楼启琴投资在石某名下收购“永昌天源矿业有限公司大通分公司、大通县昌通萤石矿、大通县盛源萤石矿”的投资款。七、一审法院采信楼启琴举示的“2019年7月19日补制2010年7月2日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转账借方凭证（回单）和楼某证言、2010年7月6日楼启琴账号10×××43存款分户明细查询”，并推定上诉人与楼启琴之间借贷关系成立是错误的。“2019年7月19日补制2010年7月2日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转账借方凭证（回单）”依法应排除，不应作为定案依据。八、一审判决适用《最高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7条是错误的。首先，本案不符合《最高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7条的适用条件。该第17条规定的“仅”是非常关键，“仅”字应指没有其他能够证明上诉人与楼启琴存在任何债权债务关系的证据，这是适用该第17条的前提条件。楼启琴自认与上诉人之间存在借款之外关系，具体详见“2010年7月2日浙江稠州商业银行本票（2浙江ＧＨ／0310095529）”，该银行本票备注：销货款，退一万步，即使适用上述规定，一审判决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7条作为判决依据不当，该条适用前提是双方存在之前的借款或其他债务。一审庭审己查明，双方不存在其他借款或其他债务，上诉人也没有以“之前的借款或其他债务”进行抗辩，上诉人仅受石某指示办理代收款项，本案不能以该条款作为判决依据。退一步讲，即使根据上述规定，上诉人承担的是反证义务，不必达到高度的盖然性，而上诉人一审的抗辩已达到了“合理可能”的证明标准。楼启琴自认与上诉人之间存在借款之外关系，具体详见“2010年7月2日浙江稠州商业银行本票（2浙江ＧＨ／0310095529）”，该银行本票备注：销货款。诉争100万元款项是楼启琴投资在石某名下收购“永昌天源矿业有限公司大通分公司、大通县昌通萤石矿、大通县盛源萤石矿”的投资款，已达到了合理可能性，上诉人的举证足以动摇法官的内心确信，使得待证的借贷合意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那么，楼启琴仍应对存在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一审以上诉人没有提供相关的投资协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显然适用法律错误。综上，依据《最高法关于适用的解释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第一百零八条“……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的规定，请求二审法院认定楼启琴的借款事实不存在，驳回楼启琴的诉请。 楼启琴辩称:冯耐娟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认定事实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理由如下：1、一审法院认定借款事实正确，冯耐娟的举证无法证明涉案100万元款项是往来款。另外，需指明的是，一审法院对石某、楼某的证人证言都没有采纳。2、楼启琴100万元的汇款事实客观存在。本案可以排除其他法律关系，楼启琴主张的是借款，冯耐娟主张的是来往款，本案应围绕《最高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本意。对被告提出的抗辩，抗辩的理由如果成立，原告还要继续举证。如果被告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要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由于上诉人原审抗辩的理由不能成立，楼启琴也就不存在继续举证的分配责任。3、一审法院的推定是妥当的。案涉投资没有任何书面协议，不符合常理。冯耐娟作为会计，对银行事务是非常清楚的。4、冯耐娟只提供了两个月的工资表，工资不能代表一个人的全部收入，没有收入就不存在借款，不具有必然性。楼启琴已汇给冯耐娟100万元，怎么能说没有出借能力。5、冯耐娟、石某与楼启琴并非一般的工作关系，未写借条事出有因。楼启琴长期以来挂靠义乌市矿业煤炭有限公司经营煤生意，石某则为公司经理，楼启琴处处受到公司的限制和牵制，冯耐娟是义乌市矿业煤炭有限公司的出纳，楼启琴要款、结账经常离不开出纳。当初石某询问楼启琴是否投资青海矿，楼启琴婉然谢绝，后石某提示，能否出借给冯耐娟100万元用于投资，石某表示资金周转回笼后马上叫冯耐娟归还借款。由于楼启琴平时有求于他们，才答应借款给冯耐娟。由于石某答应马上会还款，故没有出具借条，事后因为借款始终没有归还，楼启琴要求补写借条，但冯耐娟不肯出具。6、冯耐娟主张借款期间石某在青海收购萤石款无事实依据，其提供的住宿发票及飞机票中断了2010年6月18日到7月7日期间的行踪轨迹，而本案借款期间为2010年7月2日到7月6日，冯耐娟无法确证借款期间石某在青海。7、冯耐娟收款100万元是履行公司职务行为不能成立。50万元本票为“销货款”的主张不能成立。楼启琴并非义乌市矿业煤炭有限公司的员工，不知道公司是否借冯耐娟账号，案涉款项汇入的账号是冯耐娟指定的，楼启琴只要审查户名为冯耐娟就可。另，冯耐娟的主张一、二审是相互矛盾，不能自圆其说。一审中，冯耐娟主张为“过账往来款”，即为石某投资过账，二审抗辩的理由则是公司职务行为销货款。根据诉讼规则，冯耐娟只能对一审的抗辩提供新的证据及理由，无权在二审中提出新的抗辩。8、关于申请书用途与进账单中用途相互矛盾问题。楼启琴本票申请书中记载的汇款用途为“销货款”，但同日同一笔款冯耐娟的进账单载明的用途为“往来款”。以往银行的要求用途栏中不能空白，许多当事人对借款是隐瞒的，因此，明明是借款要写成是销货款，这中现象很常见。双方均承认除100万元外，无“销货款”的贸易往来。冯耐娟在一审中并未提出‘销货款“的抗辩。在冯耐娟所填写的进账单中，已经否定了销货款而认可为往来款。 楼启琴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冯耐娟归还借款100万元及利息损失（自起诉立案之日至实际履行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7月2日，冯耐娟向楼启琴借款50万元，楼启琴委托其女儿楼某开出50万元本票后，于同日将该50万元入账到冯耐娟银行账户。2010年7月6日，冯耐娟又向楼启琴借款50万元，楼启琴通过银行转账方式交付该50万元。上述借款共计100万元，冯耐娟至今未归还。为此，楼启琴于2019年12月20日诉至该院。一审审理过程中，冯耐娟称其已于2010年7月7日将案涉100万元转账给石某，案涉100万元只是一个过账的往来款。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楼启琴、冯耐娟诉请的理由及答辩理由，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案涉100万元是借款还是投资款？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冯耐娟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故冯耐娟主张案涉100万元系投资款，应由其承担举证责任。而冯耐娟无法提供相关的投资协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次，关于100万元款项为何要转给冯耐娟的问题。冯耐娟称因石某在外面，不方便办理，而本票一定要本人在场才能入账，故楼启琴将款项转给了冯耐娟。该院认为，即便受本票入账需要本人在场的限制，2010年7月2日的50万元款项需要先转给冯耐娟，但2010年7月6日的50万元系通过银行转账形式交付，如若是投资款，楼启琴完全可以自行转给石某，冯耐娟的说法明显不符合常理。最后，冯耐娟称其已于2010年7月7日将案涉100万元转账给石某，故案涉100万元只是一个过账的往来款。该院认为，冯耐娟在收到款项后享有处分权，款项的实际用途不影响借款事实的成立。综上，楼启琴、冯耐娟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冯耐娟应就该100万元借款向楼启琴承担还款责任。综上，楼启琴诉请合法有据，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冯耐娟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归还楼启琴借款人民币100万元并支付利息损失（自2019年12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以不超过年利率6%为限计付至实际归还之日止）。案件受理费6900元，由冯耐娟负担。 本案二审中,冯耐娟为证明其诉称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2010年期间义乌市矿业煤炭有限公司工资发放表打印件；拟证明2010年上诉人月收入为1100元，归还借款能力低。 2、楼启琴名下的银行账号10×××43在2010年7-8月的存款分户明细查询及楼启琴驾驶证信息打印件，拟证明2010年7月-8月楼启琴账户上没有闲款，楼启琴对外没有出借款项的能力，楼启琴初次领驾驶证日期为2006年5月17日。 3、法律服务委托合同、起诉状、诉讼保全申请书、义乌市人民法院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2017）浙0782民初10064号义乌市人民法院诉讼费汇款单、（2017）浙0782民初10064号民事判决书、（2007）义民初字第6418号民事调解书，拟证明平时楼启琴法律风险意识非常强。 4、2010年8月19日中国建设银行本票打印件、2010年8月19日浙江省农村合作银行进账单打印件各一份，拟证明上诉人的银行本票和进账单中明确备注投资款，上诉人投资时间为2010年8月19日，上诉人对外投资非常慎重。 5、2010年6月17日石某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2010年7月8日-7月10日石某住宿发票、2010年7月12日石某住宿发票、2010年7月13日石某住宿发票、2010年7月15日服务业发票各一份，拟证明2010年6月17日至7月15日义乌市矿业煤炭有限公司经理石某在青海等地商谈收购萤石矿，2010年7月2日、7月6日石某无法分身与楼启琴办理投资款接收工作。 6、冯耐娟名下账号10×××25在2009年7月至12月、2012年12月的存款分户明细查询打印件各一份，拟证明该账户是用于义乌市矿业煤炭有限公司公用。 7、2010年7月2日浙江稠州商业银行本票（2浙江ＧＨ／0310095529）（备注：销货款）；2010年7月2日浙江省农村合作银行进账单（备注：往来款），拟证明银行本票备注为销货款，不是借款；2010年7月2日浙江省农村合作银行进账单备注为往来款；上诉人与楼某一起在银行柜台办理本票进账，楼某完全有机会、有理由要求上诉人出具款项用途凭证。 8、2010年7月6日浙江省农村信用社（合作银行）义乌合作银行城北支行转账凭条一份（转账凭条中“客户备注栏中收款人户名：收款人账（卡）：号、付款人账（卡）号：”由上诉人填写，“客户签章：”则由楼启琴签名）；拟证明双方一起在银行柜台办理转账业务，楼启琴完全有机会、有理由要求上诉人出具款项用途凭证。 9、2010年7月7日浙江省农村信用社（合作银行）业务委托书第二联及附件打印件、2010年7月7日浙江省农村信用社（合作银行）业务委托书第三联及附件（附加信息及用途：往来款）打印件、2010年7月7日义乌农村合作银行本票（备注：往来款）、中国建设银行的进账单（备注：往来款）；该委托书的委托业务：银行本票；2010年7月7日义乌农村合作银行本票（2浙江金华ＧＨ／0310094585）（备注：往来款）；拟证明2010年7月7日石某进账单由上诉人填写，并由上诉人办理，上诉人只是履行义乌市矿业煤炭有限公司的出纳职务。 10、义乌农商银行城北支行客户经理施伟健的名片、中国建设银行义乌分行经营机构名称、地址及电话卡片、义乌市矿业煤炭有限公司步行至义乌市农商银行城北支行导航定位截图、义乌市矿业煤炭有限公司步行至中国建设银行孝子祠支行导航定位截图、2010年5月28日冯耐娟的中国建设银行银行卡领卡签收单、中国建设银行银行卡申请回执打印件各一份。拟证明义乌农商银行城北支行地址为义乌市福田街道长春三街38-46号，中国建设银行义乌孝子祠支行地址为义乌市城中路3-9号，义乌市矿业煤炭有限公司步行至义乌市农商银行城北支行距离为3.4公里，需时间51分钟；义乌市矿业煤炭有限公司步行至中国建设银行孝子祠支行距离为350米，需时间5分钟；2010年5月28日冯耐娟持有中国建设银行理财金卡，上述证据可间接证明冯耐娟的涉案账号是用于义乌市矿业煤炭有限公司公用的，冯耐娟有自己的个人账户。 11、（2015）金义商初字第5873号民事判决书打印件一份，拟证明义乌市矿业煤炭有限公司投资收购小马埠萤石矿采矿权效益好的事实，证人石某在一审中所作的证言真实可信、符合常理。 12、《仅有转账凭证的民间借贷诉讼举证规则—对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17条的分析》打印件一份、（2018）最高法民申2285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打印件一份；拟证明《最高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7条是“举证责任”转移规范，不是“证明责任”倒置规范；《最高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7条中被告对自己的抗辩事实主张证明至“合理可能”或“表面可信”程度即可，并不要求对自己的抗辩事实主张至“高度盖然性标准”。 13、义乌市矿业煤炭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以及王某出具的《情况说明》各一份，拟证明：1、2010年7月2日50万元银行本票以“往来款”名义入账到冯耐娟的涉案账号和2010年7月6日50万元以“往来款”名义银行存折转账到冯耐娟的涉案账号，共计100万元。上述100万元又于2010年7月7日以“往来款”名义通过银行本票形式转入石某的账户。该100万元是楼启琴投资到义乌市矿业煤炭有限公司经理石某名下收购青海萤石矿的投资款。2、王某投资遂昌小马埠萤石款、投资江山长台萤石款合股都没有书面协议的事实。 14、2010年7月2日浙江稠州商业银行50万元银行本票存根联打印件一份，拟证明楼启琴自认与上诉人之间存在借款之外的关系。 楼启琴质证认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该些证据的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有异议。关于证据1，低收入与借款没有必然联系；关于证据2，被上诉人已经实实在地向冯耐娟汇款100万元，充分证明其具有出借能力；关于证据3，冯耐娟所提出的法律风险意识非常强的是起诉依据，但是起诉跟防范风险没有必然联系。为什么被上诉人迟迟不起诉？是因为被上诉人在2004年挂靠义乌市矿业煤炭有限公司，直至2015年挂靠结束。2017年，就拖欠货款以义乌市矿业煤炭有限公司的名义起诉，真正执行结束是2019年；证据4只能证明冯耐娟自己的投资，不能证明案涉款项是投资款；关于证据5，借款时间是发生在7月6日，上诉人提供是2010年6月18日至7月8日期间的住宿发票，7月2日、7月6日或者该期间段的住宿情况是没有的；关于证据6、7，14，相关质证意见同答辩意见一致；证据8、10与本案无关联性；证据9只能证明冯耐娟向石某投资，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向石某投资；证据11与本案没有必然联系；证据12是学术理论上的探讨，相关案例也不是判例。证据13，质证意见与一审中的质证意见一致。 冯耐娟为证明涉案100万元为楼启琴的投资款，向本院申请证人陈某、王某、金某出庭作证。 陈某证词的主要内容为：我是义乌市矿业煤炭有限公司的职工，从事煤炭销售业务，楼启琴则是挂靠义乌市矿业煤炭有限公司从事煤炭堆放仓库业务，石某则是该公司的经理和法定代表人；2010年左右，石某在青海买了矿，当时石某向公司职工表示欢迎投资；当时该项目的具体投资事项都是会计操作的，后楼启琴投资了100万元，但我本人没有投资，楼启琴有无拿回该笔100万元投资款就不清楚了；楼启琴不只一次说起他也投资了100万元，他与很多人都说过他投资了100万元。 王某证词的主要内容为：我与楼启琴都在义乌市矿业煤炭有限公司工作，冯耐娟则是公司会计，楼启琴从事煤炭业务，我本人则从事萤石业务，我们都是在冯耐娟处办理结算，以前大家经常在冯耐娟处碰面，楼启琴拼命宣传他在青海萤石矿有股份，但对楼启琴投资了多少钱，具体有多少股份是不清楚，我只知道楼启琴是有股份。楼启琴的女婿（我表哥的儿子）去年在我家也是这么说的，我都不敢相信楼启琴会向冯耐娟要钱。 金某证词的主要内容为：我原来是义乌市矿业煤炭有限公司的办公室文书，2013年以后就没有在该公司工作，冯耐娟是公司财务，楼启琴挂靠义乌市矿业煤炭有限公司从事煤炭经营，因为煤炭经营许可证年检每年都要需审批，需要楼启琴提供资料，所以楼启琴要经常找我办理。2010年7月，经理石某找到我，当时提出两个要求：一是希望我去投资；二是希望我到青海帮他管理。2010年7月份，我去青海那边上班，主要是办理新公司的工商登记，公司登记完后，我就回义乌了，楼启琴问我青海那边的情况怎么样，我开始不知道楼启琴怎么会问这些事情，后来是听说楼启琴也投资了。2010年11月直到2013年，我又去青海工作，期间也曾碰到楼启琴，楼启琴会问我那边的情况；公司员工都知道楼启琴投资的事情；我知道除了楼启琴投资外，还有石某、冯耐娟、潘观云等人投资。 冯耐娟对上述三位证人证言质证认为：三位证人一致如实客观陈述情况，可以证明楼启琴投资的事实。 楼启琴对证人证言质证认为：对三位证人证言都是不可采信，从三位证人角度来说，证人证言都是孤证，时间都已经是十多年了。楼启琴跟他说有投资的，就自己证人知道，其他人都不知道。金某是义乌市矿业煤炭有限公司文书，三位证人都是义乌市矿业煤炭有限公司的职工，受石某的委托出庭作证，而楼启琴只是挂靠义乌市矿业煤炭有限公司，三位证人的证词不可采信。 本院经审查认为：鉴于楼启琴对上诉人所提供的书面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证据1、2、3、4、5、7、8、10、11、14均系间接证据，与待证事实不存在直接关联性，并不能必然证明上诉人主张的证明目的，故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证明力均不予确认。证据6仅为部分时间段的银行流水，并不能必然证明上诉人主张的证明目的成立，本院对证明力不予确认。证据9可以证明本案相关事实，故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予以采信。关于证据12，相关论文是学术性的探讨，上诉人所举证的该案例非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指导案例，其案情与本案也不完全一致，且我国系成文法国家，并非判例法国家，故该组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所主张的证明目的，本院对其证明力不予采信。证据13属于证人证言的范畴，在无其他充分证据佐证的情况下，本院对该两份证据的证明力均不予采信；关于陈某、王某、金某的证人证言，因三人并非本案事件的亲身经历者，且有关款项发生时间至本案诉讼已经多年，本院对其三人的证言的真实性和证明力不予确认。 楼启琴二审期间未提供新证据。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纠正，查明：冯耐娟担任义乌市矿业煤炭有限公司的出纳一职多年，而楼启琴原挂靠义乌市矿业煤炭有限公司从事煤炭经营业务；2010年7月2日，楼启琴委托其女儿楼某开出50万元本票后，于同日将该笔50万元入账到冯耐娟银行账户，2010年7月6日，楼启琴以银行转账方式向冯耐娟的银行账户汇款50万元，共计100万元；2010年7月7日，冯耐娟将案涉100万元转账给石某，在业务委托书上并注明“往来款”。 本院认为：通观本案，双方争议焦点在于案涉100万元款项是否为借款。一般而言，支付凭证除了能够证明支付，并不能对借贷合意的存在提供任何证明，一个支付背后可能存有无数种基础法律关系，因此，在原告仅以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予以否认的情况下，即双方对借贷合意成立与否出现争议时，应当由原告举证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这种证明应当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而被告的主张只要达到“作出合理说明”即可，无需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即原告负有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具体至本案，楼启琴起诉要求冯耐娟归还100万元借款及利息，应当对冯耐娟与其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的法律事实（包括款项交付和借贷合意的法律要件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而楼启琴提起诉讼的依据仅为向冯耐娟转款100万元的银行凭证，并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双方就100万元款项的借贷达成合意，而冯耐娟在本案一、二审诉讼中始终辩称该笔款项实为楼启琴个人的投资款，款项用于义乌市矿业煤炭有限公司经理石某收购青海萤石矿所用，其只是作为公司出纳，受石某委托代为接收涉案款项；从一、二审在卷证据看，案涉款项发生时冯耐娟为义乌市矿业煤炭有限公司的出纳，石某则为该公司的经理，第二笔50万元到账后的第二日冯耐娟即将100万元就转账给石某，同时，青海省大通县鸿瑞萤石有限公司在2010年8月6日成立，石某在该公司成立时为法定代表人，楼启琴也未提交任何曾向冯耐娟催讨诉争款项的证据等，从上述事实来看，冯耐娟对涉案款项系楼启琴投资到义乌市矿业煤炭有限公司经理石某名下收购青海萤石矿的的解释合乎常理，涉案款项的转账的基础法律关系存在其他可能性，因此，在冯耐娟的举证和陈述使得楼启琴主张的讼争100万元款项系借款的法律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即不能使本院形成涉案款项系冯耐娟的借款的充分确信，楼启琴对其诉讼主张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双方的借款成立，判令冯耐娟归还楼启琴借款100万元，本院不予认同。 综上所述，冯耐娟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对本案法律关系的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2019）浙0782民初22004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楼启琴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69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均由楼启琴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高 耘 审判员 楼 晋 审判员 胡 照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祝赫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