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豫03民申311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刘富丽，女，1981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河南陆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文诗,河南陆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赵海洋，男，1975年1月10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高文伟，男，1979年8月1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新安县。一审第三人：谭芸，女，1984年12月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新蔡县。再审申请人刘富丽因与被申请人赵海洋、高文伟，一审第三人谭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8）豫03民终7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刘富丽申请再审称：一、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涉夫妻债务纠纷案件有关工作的通知》（法明传[2018]71号)(以下简称：《通知》)第一条规定：“正在审理的一审、二审案件，适用《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的规定。”《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第四条规定：“本解释自2018年1月18日起施行。本解释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此前作出的相关司法解释与本解释相抵触的，以本解释为准。”本案二审时，该《解释》己经公布并实施。（一）根据上述《解释》和《通知》的规定，对超出日常生活需要所负债务，是否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由债权人承担“举证责任”。据此，本案中如欲确定刘富丽承担还款责任，必须由赵海洋承担证明借款用于家庭生活的举证责任。而二审判决故意不适用《解释》和《通知》，故意把举证责任分配到刘富丽头上（二审判决书第13页第一行），明显与《解释》规定相违背，因此二审判决属于适用法律依据错误。（二）二审判决依据“常理”判案，也系适用法律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判决书应当写明判决结果和作出该判决的理由。判决书内容包括：（一）案由、诉讼请求、争议的事实和理由；（二）判决认定的事实和理由、适用的法律和理由；……。”根据该条，判决必须写明适用的法律，而二审判决书不仅不适用法律，而且依据“常理”判决：二审判决书第13页第十一行写到：“故一审法院认定涉案房屋贷款应为双方共同偿还，符合常理。”该常理是谁的常理，是中国的法律渊源吗？显然不是。该二审判决适用“常理”判案，而不适用法律规定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判案，明显是适用法律依据错误。二、二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本案中，赵海洋出具的相关书面凭据显示均由高文伟一人签名，且不显示借款用途，赵海洋提交的银行流水显示上述转款均转至高文伟账户，且本案借款金额较大，明显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赵海洋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故赵海洋主张本案借款为高文伟和刘富丽夫妻共同债务，要求高文伟和刘富丽共同偿还借款的诉求是不能成立的，一审、二审法院认定案件事实错误。具体而言：（一）赵海洋在一审诉状中自认高文伟借款目的是个人经营需要，并非用于家庭生活开支，并且高文伟收到该二笔转账款项（一个是147550元，一个是50万元）后的资金去向也对应了借款系经营行为，不是用于家庭生活开支。（二）二审判决认定：“高文伟出具的《关于赵海洋借款事项的使用说明》中载明，2014年9月19日50000元用于偿还甘敏高息账款，而2016年刘富丽将涉案房屋以420万元卖掉抵账，正是偿还甘敏、谢成夫妇的债务，亦证明刘富丽对其夫妻存续期间的债务知情，故对刘富丽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这种认定不仅错误，而且没有理解“知情”和“夫妻共同意思表示”的区别，错误的把“知情”和“夫妻共同意思表示”划等号。1.刘富丽2016年将涉案房屋以420万元卖掉抵账，是后来得知高文伟对谢成欠有巨额债务的情况下才同意卖房抵账的，事前对包括赵海洋在内的所有债务都不知情。2.《解释》第三条规定的是：“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条文明确说的是“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而不是“知情”，知情只是知道而不是同意，更不是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因此，二审判决错误地把“知情”和“夫妻共同意思表示”划等号，明显是错误的。三、一审法院程序违法，二审判决对一审法院程序违法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也是程序违法。在一审庭审中，赵海洋提供了一份录音证据，欲证明高文伟和其100万元债权债务关系成立，然而该份证据并未经刘富丽及高文伟质证，就直接予以认定，明显属于程序违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七条的规定，未经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但是一审法院将此证据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属于程序违法。二审审理中，对此证据也没有组织质证，二审判决就直接认定了一审查明事实，因此二审法院审理也是程序违法。四、一审判决作出前，《解释》尚未出台，其适用《婚姻法解释（二）》有情可原，但《解释》颁布并实施后，《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类似废除。因此，以前举证责任分配错误的情况应该予以纠正；适用法律依据错误也应该予以纠正，因此一审判决也应该同时撤销。综上所述，二审判决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依据错误，认定事实错误，均应该予以撤销并纠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第四项：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的；第六项：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特向法院申请再审，请法院作出公正裁决。赵海洋陈述意见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的规定：当事人的再审申请必须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才应当再审：（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二）、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三）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四）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的；（五）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等一系列情形。刘富丽在再审申请书中列举的事实与理由均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再审条件，具体内容如下：一、刘富丽认为“本案二审判决书适用法律错误、认定事实错误”，这一说法是没有事实依据的。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赵海洋已承担了债权人的举证责任并提供了充足的证据表明涉案借款是刘富丽与高文伟的夫妻共同债务。借款形成时刘富丽和高文伟是在国家民政部门登记的合法夫妻，本案中牵涉的刘富丽所购买的位于郑州市××区××路××楼××单元××号房屋（以下简称该房屋）在未转移前，登记的所有人也是刘富丽。一、二审的庭审已查明，刘富丽的个人工作收入根本不足以向银行贷款购买该房屋，甚至不足以偿还每月的按揭贷款，事实是高文伟一直在出资维持银行的按揭贷款，而刘富丽享有了该房屋的所有权，所以一审法院认定涉案房屋贷款应为双方共同偿还，不仅符合常理且是事实。上述内容足以说明赵海洋的借款是被高文伟、刘富丽二人用于了夫妻共同的生活开支，即使是高文伟使用部分借款用于经营，经营所得也还是用于了夫妻共同的生活开支。因此刘富丽既然享有了夫妻共同的生活开支，自然应当承担夫妻存续期间的债务。同时，赵海洋举证高文伟、刘富丽的离婚协议中清楚载明有关共同财产分割和债权、债务的部分：高文伟与刘富丽约定涉案房屋，登记在女方名下，属夫妻共同财产，离婚后归女方所有，而所有的债务都归男方负责偿还。离婚协议的内容不仅证明了刘富丽对夫妻存续期间的债务是知情的，同时也证明高文伟、刘富丽存在通过离婚的方式使女方保留财产并逃避债务的情形。二、刘富丽认为一审和二审判决程序违法，这一说法是错误和遑论事实的。刘富丽提出“在案件审理中赵海洋提供的一份录音证据未经质证一审法院就直接予以认定，明显属于程序违法”，此说法是强词夺理。一审和二审的判决书中清楚载明了法院合法认定的起到支持判决作用的各项证据中并没有赵海洋提供的一份录音证据，换言之一审、二审法院并没有将录音证据作为认定事实的主要依据，因此法院的判决不存在未经质证就予以认定的程序违法的情况。综上所述，刘富丽提出的再审理由既没有新的证据，一、二审的判决也不存在缺乏、伪造证据、或是未经质证就认定证据的情况。因此，刘富丽的再审请求不符合国家法律规定任何一项再审条件，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刘富丽的再审请求，维护赵海洋的正当合法权益。本院经审查认为：高文伟在其出具的《关于赵海洋借款事项的使用说明》中称，涉案借款用于项目经营和归还高额利息了；刘富丽也称涉案部分借款为高文伟经营所用，而经营收入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根据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刘富丽对因经营所负的债务也有偿还的义务。另外，高文伟、刘富丽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为购买房屋向银行贷款163万元，采取按月等额本金的方式还款，原审根据刘富丽的收入情况及每月需还贷的数额，认定房屋贷款为双方共同偿还，并无不当。而且，刘富丽与高文伟在离婚协议中将夫妻共有的主要财产分割给刘富丽，而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借款由高文伟一人承担，明显属于逃避债务的行为。综上，原审认定涉案借款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并无不当。因此，刘富丽关于原审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及原审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再审事由不能成立。关于刘富丽主张录音证据作为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的问题。根据一审庭审笔录的记载，法庭组织双方对证据进行了质证，刘富丽在对该录音证据质证时称“因为录音时间过长，庭后详细听完之后向法庭提交书面的质证意见”，但刘富丽在庭后并未提交书面质证意见，系其对诉讼权利的处分，并非未经质证。并且原审也未将该录音证据作为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因此刘富丽的该再审事由亦不能成立。综上，刘富丽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四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刘富丽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苏 娜审判员 王鑫杰审判员 时志伟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八日书记员 姚显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