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豫03民申825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李涛，男，1955年2月16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樊雪玲，河南开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王晓，男，1969年1月10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红艳，河南绿剑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第三人：孙新胜，男，1955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再审申请人李涛因与被申请人王晓、一审第三人孙新胜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9）豫03民终18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李涛申请再审称：一、本案一、二审认定事实错误，判决结果错误。本案事实已经证明，孙新胜与王晓是合伙建楼关系，洛阳安厦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厦公司”）售楼款收益就应当是合伙收益，应当作为被执行财产，而一、二审判决却置基本事实（客观事实）于不顾，无故不认可该“基本事实”，错误判决，导致1000余万元售楼款收益面临解冻，李涛的损失将无法挽回。1、孙新胜与王晓的合伙关系已为人民法院生效法律文书所确认。（1）二审判决书第7页下半部分：“本院认为……李涛提供的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2015）涧民四初字第167号民事判决亦未认定王晓与孙新胜的合伙关系，故一审法院认为王晓不是被执行人并无不当”。李涛认为该认定错误。（2015）涧民四初字第167号民事判决“已经认定”王晓与孙新胜的合伙关系，而不是“亦未认定”。（2）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2015）涧民四初字第167号民事判决书[原告高景化起诉被告孙新胜（××）、李爱华（孙新胜之妻）、王相增（××）、王晓（××）借款合同纠纷案],其中第4页载明：“2014年12月2日，被告孙新胜、王相增、王晓给原告高景化出具的《承诺书》（当事人孙新胜、王晓自认合伙建楼事实），确认孙新胜取得的借款己经全部用于三人合伙开发吉利区恋水花园项目B2号楼建设费用支出，该款项实际属于我们三个××的共同借款，孙新胜、王相增、王晓愿对原告享有的全部债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院予以认定”。王晓与孙新胜的合伙关系，法院“已经认定”，而不是“亦未认定”。（3）该167号案件“庭审笔录”第9页质证时王晓回答（法庭询问）：“承诺书是我签的，我没有异议”。（4）《承诺书》、“庭审笔录”（第9页）、民事调解书，共同证明孙新胜与王晓确实是合伙关系。他们合伙投资并挂靠洛阳安厦置业有限公司共同开发建设了吉利区恋水花园项目B2号楼，这是“基本事实”，而不仅仅是高景化“个案”。2、二审判决书第7页上半部分：“本院认为李涛提交的新证据仍是对一审提交证据的再次确认，对本案基本事实并无补充。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子以确认”。李涛认为，李涛二审提交的新证据，既然二审认为是对本案基本事实的进一步强化，那就更加证明和确认孙新胜与王晓是合伙建楼关系，孙新胜借李涛1100万元用于合伙建楼，售楼款收益是合伙收益，售楼款可以作为被执行财产，二审法院应当纠正一审法院的错误判决却不纠正，显然不公正，失去二审的监督职责。一、二审判决均错误。3、二审判决书第7页下半部分、第8页上半部分：“本院认为，本案是因李涛申请执行孙新胜的财产过程中引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一、关于王晓是否为被执行人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申请人申请变更、追加执行当事人，应当向执行法院提交书面申请及相关证据材料。除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案件外，执行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审查并公开听证。经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变更、追加；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本案王晓是否为被追加执行人并未得到法院的裁定确认，且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只能依据生效判决的主文，如果判主文中没有相应的判项，则其他部分所做的论述不能作为执行依据。李涛提供的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2015）涧民四初字第167号民事判决书亦未认定王晓与孙新胜的合伙关系，故一审法院认为王晓不是被执行人并无不当。二、……”，（1）李涛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四）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生效法律文书为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2015）涧民四初字第167号民事判决对孙新胜与王晓合伙建楼的“事实”予以确认，已认定合伙关系成立，该167号民事判决书可以作为证据直接使用，而不需要再举出孙新胜与王晓是合伙建楼关系“判项”的判决书，因为，167号案件是借款纠纷案，在判决主文中是不会有关于“合伙关系”的判项的。一、二审认定事实错误，曲解法律，适用法律错误。孙新胜与王晓是合伙建楼关系，证据确实充分，法院应根据这一“基本事实”判案，应当认定“王晓在安厦公司的售楼款收益是合伙收益”，是被执行财产却不依法认定，一、二审判决置此重要事实于不顾，是歪曲事实，枉法裁判。（2）王晓虽不是被执行人，但王晓在安厦公司的售楼款收益是王晓与被执行人孙新胜的合伙共有财产，属于被执行财产。（3）关于王晓提出必须有合伙协议才是合伙的问题，李涛认为其论点错误。合伙关系有书面合伙协议，也有口头合伙协议，书面合伙协议中既包括签订“专门、复杂、条款完善”的《合伙协议》，又包括通过双方或多方签字确认合伙关系的“简单”合伙协议或合伙关系的书面证明、确认函、承诺书等。并非“没有书面合伙协议就一定不是合伙”，也并非“只有‘条款完善’的‘合伙协议’才是合伙”。孙新胜与王晓已签字确认双方是合伙关系，这是“当事人自认”的事实，这是本案的“基本事实”，不是王晓所认为的“个案事实”。对于“当事人自认”的事实，法院没有理由不采纳，王晓签字认可合伙关系与孙新胜给王晓转款建楼是相互印证的。（4）孙新胜与王晓利益一致，为避免其合伙财产被执行，他们不愿亲自到庭配合法庭审理案件、查明事实，法院应明察秋毫，保护债权人合法权益。4、二审判决书第8页上半部分二审认为：“关于孙新胜对案涉项目售房款是否享有收益权的问题。案涉楼盘系王晓与洛阳安厦置业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开发的合作项目，该协议中并不显示孙新胜。李涛提交的证据显示孙新胜与王晓之间存在经济往来，但在孙新胜与王晓没有签订合伙协议也没有进行清算的情况下，不能据此认定孙新胜对王晓直接享有债权或者对此楼盘直接享有收益权。”李涛认为：王晓与安厦公司的《合作协议》虽不显示孙新胜，但该《合作协议》不能否认孙新胜与王晓的内部合伙关系，孙新胜负责筹款，王晓负责签协议和工地施工，二人只是分工不同而已。孙新胜与王晓虽然没有签订正规、完善的《合伙协议》，但这并不能否认双方的合伙关系，因为“合伙协议”并非是认定合伙关系的“唯一”法定标准，本案还有其他证据（合伙双方自认是“合伙关系”及生效判决书确认是“合伙关系”）可以证明双方的合伙关系。5、一、二审法院的不公正判决，给李涛造成的损失巨大，王晓及孙新胜拿着李涛的钱建楼营利，而李涛却不能冻结其售楼款，同时还要承担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7800元，这太不公平了。二、二审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且违背“回避”原则。1、二审判决书第7页下半部分、第8页上半部分：“本院认为……且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只能依据生效判决的主文，如果判主文中没有相应的判项，则其他部分所做的论述不能作为执行依据。李涛提供的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2015）涧民四初字第167号民事判决书亦未认定王晓与孙新胜的合伙关系，故一审法院认为王晓不是被执行人并无不当”。李涛认为，（2015）涧民四初字第167号民事判决是生效判决，该判决在“本院认为”中己认定孙新胜与王晓的合伙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一款之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四）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该司法解释并未说“本院认为”不是“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也并未说“只有”“判决主文”才是“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所以，一、二审判决违背法律。2、本案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同一法院对同一事实的认定自相矛盾。在高景化起诉孙新胜（××）、李爱华（孙新胜之妻）、王相增（××）、王晓（××）借款合同纠纷案中[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2015）涧民四初字第167号民事案]，孙新胜（本人未到庭）的诉讼代理人主张孙新胜与王晓是合伙建楼关系，得到了涧西区人民法院支持（有第167号生效判决书为据），而在本案中（李涛诉被告王晓、第三人孙新胜），该诉讼代理人又成了王晓（本人未到庭）的诉讼代理人，她却主张孙新胜与王晓“不”是合伙建楼关系，也得到了涧西区人民法院支持，涧西区人民法院对同一事实的认定自相矛盾，违背法律。3、二审庭审时，合议庭和书记员三人中有一人称王晓的诉讼代理人为“姐姐”，其应当回避而未回避，与本案不公正判决也有一定关系。三、一审认定事实错误，判决结果错误。一审法院“驳回原告李涛的诉讼请求”其理由有三点：1、一审认为“首先，根据原告李涛所述，（2017）豫0305执1623号协助执行通知书中冻结的售房款尚未实际存在”。李涛认为，售房款现在虽然“尚未实际存在”，但将来“必然要发生”、“必然会存在”。《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财产保全(含诉前财产保全）和执行措施中关于查封、冻结财产等措施及立法精神，目的都是为了保障人民法院将来或现在的判决能够确保执行，防止判决书成为“法律白条”。例如，执行中冻结或扣划被执行人每月工资，也属于“尚未实际存在的工资”，但是也在执行之列。本案“尚未实际存在的售房款”如果不冻结，将来售房款“一旦收到”，立马流失，如何保障售房款被执行到李涛的手中？所以，冻结“尚未实际存在”、但将来“必然会存在”的售房款，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6条规定：“被执行人在有关单位的收入尚未支取的，人民法院应当作出裁定，向该单位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由其协助扣留或提取”。该《规定》第37条规定：“有关单位收到人民法院协助执行被执行人收入的通知后，擅自向被执行人或其他人支付的，人民法院有权责令其限期追回；逾期未追回的，应当裁定其在支付的数额内向申请执行人承担责任”。在上述规定中，最高人民法院并未使用“到期债权”的概念，而指的是“被执行人在有关单位的收入”。可见一审法院引用“到期债权”是偷换概念。退一步，即便按照王晓的诉讼代理人所说的孙新胜与王晓是借贷关系（而事实上是合伙关系），即使恋水花园项目B2号楼是王晓个人开发的项目（而事实上是合伙开发的项目），那么在孙新胜与王晓的“借贷”关系中，王晓必然欠孙新胜款，王晓的售楼款应当用来偿还孙新胜，售楼款就是孙新胜的债权，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五百零一条第一款之规定：“人民法院执行被执行人对他人的到期债权，可以作出冻结债权的裁定，并通知该他人向申请执行人履行”。楼房己经建成待售，“借款”也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售楼款就是偿还借款的最大保障和依赖。人民法院执行被执行人对他人的“到期债权”、涧西区人民法院“冻结孙新胜的××即王晓在洛阳安厦置业有限公司在洛阳市吉利区恋水花园项目B2号楼的售房款收益14226000元”都是应该的和正确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就是让洛阳安厦置业有限公司协助执行、将来不论何时有了售房收益，就何时协助扣款、协助执行到位。所以，退一步讲，即使孙新胜与王晓不是合伙关系而是借贷关系，李涛也是有权申请执行孙新胜的债权恋水花园项目B2号楼的售楼款的。2、一审认为“其次，该执行通知书涉及被告王晓的权益，王晓不是被执行人”。李涛认为，王晓与孙新胜是合伙关系，合伙开发建设吉利区恋水花园项目B2号楼，因而B2号楼售房款中有被执行人孙新胜的收益，属于本案“被执行的财产”，应当冻结。2016年1月25日双方对账，孙新胜写借条时王晓在场，借条载明所借的1100万元用于恋水花园B2号楼建设。王晓在B2号楼的收益也是被冻结的标的，也是本案“被执行的财产”。3、一审认为“再次，原告李涛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孙新胜对尚未存在的售房款享有收益权，也不能证明孙新胜对王晓享有到期债权”。（1）李涛认为，事实足以证明孙新胜对尚未存在的售房款享有收益权。生效法律文书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2015）涧民四初字第167号民事判决对孙新胜与王晓合伙建楼的事实予以确认，已认定合伙关系成立，孙新胜与王晓合伙投资建造恋水花园项目B2号楼是基本事实。2012年5月13日，洛阳安厦置业有限公司（甲方）与王晓签订的《合作协议》，对《合作协议》外在形式上“王晓签字”没有异议，但该项目不是王晓个人与洛阳安厦置业有限公司合作的项目，是王晓与孙新胜合伙开发的项目，该项目与第三人孙新胜有关，而不是无关。孙新胜的银行流水显示1100万元借款转账到王晓名下，用于建造恋水花园项目B2号楼。62×××95的银行卡是孙新胜的，62×××25的银行卡是王晓的。高景化起诉孙新胜、李爱华、王相增、王晓借款合同纠纷案借款时间是2014年8月4日，40万元借款用于恋水花园项目B2号楼建设；本案借款时间自2013年10月起，至2016年1月25日双方对账共欠李涛人民币本金1100万元，这个时间正是孙新胜、王晓投资建房急需资金的时候。（2）至于一审所认为的“原告李涛提交的证据……也不能证明孙新胜对王晓享有到期债权”。李涛认为，本案中，王晓与孙新胜就是合伙建房关系，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王晓虽然口头上否认与孙新胜的合伙关系，但却举不出任何反驳证据；王晓对其亲笔签名、确认的书面《承诺书》尚不认帐，他的口头辩驳还有什么可信度？一审庭审时，孙新胜缺席，王晓不到庭，只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法官问被告（王晓）：“孙新胜与王晓之间有没有合伙协议或者借款协议？”王晓的代理人回答：“只知道没有合伙协议，至于有没有借款协议不清楚”。事实上，双方的合伙关系早已在另案中得到确认[详见涧西区人民法院（2015）涧民四初字第167号民事判决书]。四、一审适用法律不当。一审引用的法律条文本身正确，但对案件事实的分析、认定是错误的。1、一审引用《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而李涛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己经提供证据、尽到了举证责任。李涛认为一审法院没有按照《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三款之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一审对于李涛提供的合法、真实、关联的客观证据（包括涧西区人民法院的生效民事判决书）却不知何故不予采纳，这是认定事实错误，是判决不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二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另一方当事人认可或者提出的相反证据不足以反驳的，人民法院可以确认其证明力”。李涛已经向一审法院提供了涧西区人民法院（2015）涧民四初字第167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内容中涉及到载明合伙建房关系的《承诺书》，作为另一方当事人的王晓没有提出相反证据,其口头辩驳意见也不足以反驳李涛的证据，一审法院依法应当确认李涛证据的证明力而没有确认、应当认定孙新胜与王晓是合伙建房关系而没有认定，违背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2、一审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规定，而第三百一十三条内容是：“对申请执行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准许执行该执行标的；（二）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李涛认为，借款用于孙新胜和王晓合伙建房，执行标的（售房款）属于孙新胜和王晓共同共有，是双方合伙经营建房的收益，案外人（被申请人王晓）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一审法院依法应当“判决准许执行该执行标的”却没有这样判决，一审判决是错误的，二审维持原判也是错误的。五、王晓意图通过提执行异议来妨害执行，逃避履行法律义务，人民法院应当明辨是非。王晓由此给李涛造成损害的，应当赔偿。六、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2018）豫0305执异106号执行裁定撤销了涧西区人民法院（2017）豫0305执1623号《协助执行通知书》，即撤销“冻结孙新胜的××即王晓在洛阳安厦置业有限公司在洛阳市吉利区恋水花园项目82号楼的售房款收益14226000元”。其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王晓（恋水花园项目B2号楼合伙建楼人）和孙新胜（被执行人）将来可以自由收取数千万元的售楼款、自由支配而不用被法院强制执行。综上所述，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2017）豫0305执1623号《协助执行通知书》正确，冻结孙新胜的××即王晓在洛阳安厦置业有限公司在洛阳市吉利区恋水花园项目B2号楼的售房款收益14226000元正确；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2018）豫0305执异106号执行裁定书错误，解除“冻结孙新胜的××即王晓在洛阳安厦置业有限公司在洛阳市吉利区恋水花园项目82号楼的售房款收益14226000元”错误;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2018）豫0305民初3680号民事判决错误；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豫03民终1859号民事判决错误；原一、二审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且违背“回避”原则。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九条：“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有错误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或者当事人双方为公民的案件，也可以向原审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第二百条：“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二)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六)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七）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或者依法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没有回避的”；李涛请求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再审。请求依法纠正原一、二审错误裁判。请求依法撤销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豫03民终1859号民事判决，依法撤销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2018）豫0305民初3680号民事判决，依法撤销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2018）豫0305执异106号执行裁定，请求依法驳回王晓提出的执行异议，继续“冻结孙新胜的××即王晓在洛阳安厦置业有限公司在洛阳市吉利区恋水花园项目B2号楼的售房款收益14226000元”。请支持李涛的诉讼请求。王晓提交意见称：李涛的再审申请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一审、二审认定事实清楚，程序正当，应依法驳回李涛的再审申请。1、李涛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孙新胜与王晓之间存在合伙建楼的事实，孙新胜与王晓之间就恋水花园项目不存在合伙关系，恋水花园售楼款并非合伙收益。2012年5月13日王晓与洛阳安厦置业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就坡头恋水花园B2号楼项目并未约定过双方之间如何投资，投资比例，如何经营，如何分配利润及风险承担等合伙关系所必须的具体内容。2、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2015）涧民四初字第167号民事判决也未认定王晓与孙新胜存在合伙关系。该案件是孙新胜向案外人高景化借款，到期后未能偿还，王晓是在孙新胜的请求下签订了一份承诺书，但仅仅是对高景化的该笔借款自愿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并不能推导出孙新胜向李涛所借的该笔款项属于王晓和孙新胜的共同借款。该判决主文中并没有相应的认定王晓与孙新胜系合伙关系。3、王晓不是李涛诉孙新胜一案的被执行人，人民法院无权冻结王晓的款项。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只能是依据生效判决，李涛诉孙新胜民间借贷一案，被执行人只有孙新胜，王晓并未被追加为被执行人，故不能直接冻结王晓的款项。4、孙新胜与王晓之间虽有存在经济往来，但在双方尚未进行清算的情况下，尚不能确认孙新胜对王晓享有到期债权，李涛无权直接申请执行王晓的财产。5、二审程序合法，王晓的代理人与审判人员及书记员均没有法律上规定的应当回避的条件和情形。仅仅如果是一声处于礼貌的称呼就被认定为应当回避，王晓认为这是李涛对法律理解的偏差。综上，李涛的再审申请没有道理，应依法驳回。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焦点问题为王晓对执行标的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2012年5月13日，王晓与洛阳安厦置业有限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约定合作开发案涉楼盘。该《合作协议》的当事人为王晓和洛阳安厦置业有限公司，孙新胜并非合同当事人。即使孙新胜与王晓存在内部合伙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在外部关系上，也是由王晓根据《合作协议》的约定享有对洛阳安厦置业有限公司的合同债权，并负担合同义务。孙新胜不是《合作协议》的当事人，其并不直接享有对洛阳安厦置业有限公司的合同债权，只能按照其与王晓之间的法律关系来主张权利。因此，原审驳回李涛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关于李涛的债权保护问题，其可另行主张。综上，李涛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李涛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苏 娜审判员 王鑫杰审判员 时志伟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姚显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