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2民终241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某1，男，1974年11月6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丛林，辽宁元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孙某2，男，1977年8月1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长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丹，辽宁元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女，1975年7月4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吕飞，北京市盈科（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孙某1、孙某2因与被上诉人李某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2019）辽0202民初61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某1上诉请求：一、撤销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2019）辽0202民初614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并依法改判；二、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上诉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判决李某与孙某2按份共有案涉房屋（各享有50%的共有份额）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孙某1与孙某2共有房屋未明确约定为按份共有，且案涉房屋权属证明文件中亦未载明孙某2与孙某1系按份共有房屋，各享有50%的共有份额等信息；一审法院并未审理案涉房屋权属份额，并未查明孙某1与孙某2各享有50%的共有份额的事实，且一审法院亦未说明其认定李某与孙某2各享有50%的共同份额的法律依据。因此，一审法院判决李某与孙某2按份共有案涉房屋（各享有50%的共有份额）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二、案外人袁赓是否为案涉争议商业用房实际共有人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错误。案外人袁赓系案涉争议商业用房实际共有人的事实，孙某1在一审中已提交了案外人袁赓出具的《确认函》、大连大众联合机电工程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以及大连浩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的中国银行进账单等证据，上述证据均系原件或者已经核对与原件无异，且上述证据记载的内容相互印证，能够证明孙某1购买案涉争议商业用房时案外人袁赓亦进行了出资，并委托李某代为持有其房屋权属份额的事实。一审法院仅以“离婚协议未提及并且被告未能提交案外人的出资协议及履行证据；招商银行交易摘要未显示汇款性质及用途”等理由认定案外人袁赓并非案涉争议商业用房实际共有人，系事实认定错误。三、《欠款证明》的性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孙某1在离婚当日向李某出具的《欠款证明》，系李某担心孙某1不予偿还案涉房屋贷款，孙某1对此进行的担保。案涉房屋贷款已于2017年偿还完毕，本息合计304余万元，上述事实能够与《欠款证明》中记载的“孙某1欠李某人民币300万元”内容相互印证，能够证明孙某1主张的事实成立。李某提出的《欠款证明》，且李某在第一次庭审中主张《欠款证明》的性质为夫妻双方共有现金的分割，在第二次庭审中主张《欠款证明》系孙某1对李某作出的补偿，应由李某针对其主张进行举证，但李某均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其主张。孙某2向李某转款，系孙某2向李某购买其所占房屋权属的购房款，孙某1不存在委托孙某2向李某支付补偿的事实；孙某1与李某在离婚协议中并未约定案涉房屋租金相关事项，孙某1与李某、孙某2亦未就案涉房屋租金事宜达成过一致协议，孙某1不存在委托孙某2向李某支付房屋租金的事实。因此，孙某2向李某转款与《欠款证明》不存在关联关系。李某在庭审中针对《欠款证明》性质的表述存在前后矛盾的情形，且其无法证明《欠款证明》的性质，亦无法证明李某与孙某1存在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法院仅结合孙某2向李某转款的金额和频率认定李某的上述主张，于法无据，显属错误。孙某2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并依法改判；二、判令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1.孙某2向李某支付的人民币384万元系购买李某对案涉3处房产享有的权益价款，不是替孙某1支付的欠款。2009年李某、孙某1协议离婚后，孙某2与其二人就案涉3处房产的处理协商一致，约定由孙某2以人民币384万元的价款购买李某对于案涉沙河口区高尔基路773号、775号、777号房屋享有的权益，对于李某主张的房屋份额价款，孙某2在2017年12月8日已全部支付完毕，自2009年3月15日起至2017年12月8日止，孙某2共向李某支付人民币384万元。此部分事实有孙某2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银行交易回单等证据能够证实。孙某2与李某不存在其他金钱交易或债权债务，之所以向李某汇款是基于购买李某对房屋享有的权益份额。一审法院认定孙某2汇款给李某系受孙某1的委托，替孙某1偿还人民币300万元欠款有误。《欠款证明》是孙某1向李某出具的，不是孙某2出具的；孙某2与孙某1均否认委托偿还欠款的事实；李某就300万《欠款证明》性质的陈述前后矛盾，存在虚假陈述，一审第一次开庭时李某称该《欠款证明》是孙某1应该给其的现金，而第二次开庭时又称是孙某1应支付的补偿款。孙某2与孙某1对案涉3处房产的共有性质为共同共有，并非按份共有，李某不当然取得3处房产的份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三条“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没有约定为按份共有或者共同共有，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除共有人具有家庭关系等外，视为按份共有”之规定，孙某2与孙某1系同胞兄弟，双方未约定各自持有份额，对案涉3处房产共有的性质为共同共有并非按份共有。原共同共有人未就所持份额进行划分。一审法院直接认定孙某2与孙某1对案涉3处房产的共有性质为按份共有，双方各持50%的共有份额不符合以上法律规定。李某与孙某1签署的离婚协议对上诉人孙某2没有约束力。孙某2若认可李某与一审被告签署的离婚协议，三人就不会另行协商由孙某2购买其他人享有的房产份额，既然选择认购即否定了孙某1对共同共有房屋的处分行为，李某不当然、合法取得案涉三处房产的份额。三方虽无书面协议，孙某2己经依约履行了支付价款的义务，李某也接收了收购价款，说明三方对收购房产份额的事宜是经过协商一致的，且各方权利义务已经履行完毕，至今李某的购房价款已全部收悉，李某对案涉3处房屋不再享有任何权益，无权要求过户或主张重复支付收购房产份额的价款。单凭转款频率及转款金额不能直接认定孙某2转给李某的款项性质系补偿款及房屋租金。款项的性质不能单凭转款频率及转款金额即可认定，应有基础法律关系支撑。诉讼中三方当事人对款项性质持不同观点，李某主张系补偿款及租金，孙某2及孙某1主张该款项系收购房产份额的价款与《欠款证明》项下的款项无关。李某未举证证明孙某2应向其支付租金，一审法院也未就租金一事进行调查。李某提供的欠条并未载明款项性质，一审第一次庭审李某主张为孙某1应向其支付的现金，一审第二次庭审其又主张是孙某1向其支付的补偿款，李某陈述自相矛盾。孙某1不存在应补偿李某的事由。孙某2已经买断各方持有的房产份额亦不存在向李某支付租金的情况。被上诉李某未提供补强证据证实其主张，一审法院仅依据转款频率及转款金额即认定人民币384万元系孙某2替孙某1偿还的补偿款及租金没有事实及证据依据。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七条“处分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以及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作重大修缮的，应当经占份额三分之二以上的按份共有人或者全体共同共有人同意，但共有人之间另有约定的除外”之规定，判定案涉3处房产由孙某2与李某按份共有，各享有50%的共有份额，系适用法律错误。孙某2若同意一审被告在离婚协议对案涉3处房产的处分，为何还要出资购买李某及其他人对案涉房产享有的房产份额，这本身就是矛盾的。另外离婚协议有关对案涉3处房产的处分，是李某及孙某1二人之间的约定，并未经由共同共有人即孙某2的同意及认可。李某辩称,本案的争议焦点:l、李某离婚时孙某1对案涉争议的三处商业用房的处分是否有效;2、孙某2是否已取得了案涉争议的三处公建的所有份额。一、孙某1离婚时对涉案房屋的处分行为有效,按照离婚协议,李某取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权。理由:1、孙某2从2009年3月15日至2017年12月8日一直稳定的支付租金给李某,每年稳定支付租金的行为已经表明孙某2一直认可李某拥有涉案房屋所有权。2、涉案房屋目前登记在孙某1、孙某2名下,孙某1处分涉案房屋的行为,已经得到孙某2的认可。因为孙某2在一审中主张己经购买了李某的份额,并实际支付了购房款。只有孙某2认可涉案房屋属于李某的前提下,才存在孙某2单方面要求回购涉案房屋的意思表示。既然孙某2认可涉案房屋是属于李某的,那么孙某1处分涉案房屋的行为当然有效,孙某1的处分行为得到了孙某2的追认。3、案外人袁赓是否拥有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孙某1、孙某2都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当时的购房合同上也没有袁赓的名字,房产证上也没有袁赓的名字,孙某1、孙某2与袁赓之间也没有房屋代持协议、没有借名买房协议,仅凭转账记录无法认定袁赓拥有涉案房屋的所有权,转账记录所对应的基础法律关系孙某1、孙某2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二、孙某2没有取得案涉争议三处公建的所有份额。案涉三处公建的房屋为孙某2与李某按份共有,各50%的份额。理由:1、没有任何证据李某与孙某2达成过买卖涉案房屋的意思表示,双方没有签过任何买卖涉案房屋的书面合同,也没有达成任何口头的买卖涉案房屋的协议。2、涉案房屋目前正在出租,每年都有租金收入,租金全部由孙某2收取,孙某2从2009年3月15日至2017年12月8日一直稳定的支付租金给李某,认定孙某2一直认可李某房屋共有人的身份符合常理。3、孙某2并没有提供确实的证据证明李某与其存在口头的购房协议,孙某2给李某转账的384万,李某已经提供了转账记录的基础法律关系证明,第一个是离婚协议,涉案房屋李某拥有一半的份额,结合涉案房屋已经出租开面店的事实(店面营业执照名称:大连市沙河口区李先生加州牛肉面大王和平广场分店,注册地址: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高尔基路777号),孙某2拿到租金后,将属于李某的租金支付给李某理所当然。李某还有欠款证明作为转账记录的基础法律关系,欠款的理由是当时夫妻有共同的存款,需要对存款进行分割,但是李某并不知道孙某1名下的属于夫妻共同的存款有多少,孙某1还说这些存款都压在生意上了暂时取不出来。存款多少李某无法核实。所以夫妻双方就协商了一个数目300万,孙某1需要给李某补偿300万。但是钱压在生意上,孙某1表示暂时没钱先欠着。这份欠款证明上的金额实质上就是离婚补偿款。4、孙某2在一审中陈述其与李某达成了口头协议约定以374万的价格购买了李某的房产份额,但是孙某2在二审上诉状又说了口头约定以384万的价格购房了李某的房产份额,前后不一致。5、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李某与孙某2没有家庭关系,李某也没有与孙某2约定涉案房屋共同共有,一审判决涉案房屋按份共有符合法律规定。李某取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已经取得了孙某2的同意,否则孙某2也不可能在一审中主张购买李某的份额。综上，为了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李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登记于被告名下的大连市沙河口区高尔基路773号、775号、777号门面房属于原告及孙某2共有且被告应配合办理过户或者将房屋估价后属于被告份额（即50%）的价款归原告所有；2.依法判决被告配合原告办理位于大连市沙河口区房屋及车辆的析产手续，归还占有份额；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原被告双方于2009年3月16日在民政部门协议离婚，离婚协议书，第二条中约定“大连市沙河口区和平现代城A座1-3号公建、A座1-2号公建、A座1-19号公建”系男方与其弟孙某2（即本案第三人）共有，双方离婚后，该三套商业用房中被告享有的产权份额归女方所有；待可以办理产权证时，男方配合女方将房屋过户至女方名下，房屋贷款由男方承担至还清。同时还约定，女方名下的房产、汽车等财务全部归女方所有。原告诉求的位于大连市沙河口区两套房屋的产权均登记在原告李某名下；车牌号为辽Ｂ×××××的东风雪铁龙小型普通客车一辆（发动机号：PSARFN10LH468804127号）登记在原告李某名下。协议第三条约定，男女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有对外债务，离婚后由男方独自承担。上述离婚协议中所涉“大连市沙河口区和平现代城A座1-3号公建、A座1-2号公建、A座1-19号公建”的房屋现更改行政地址为“大连市沙河口区高尔基路773号、775号、777号”，系原、被告于2005年7月30日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并于2009年9月28日办理产权证，产权登记在被告孙某1和第三人孙某2名下，系双方共有，产权证中未记载双方的共有份额。上述离婚协议中所涉“大连市沙河口区中龙园27号2单元1层1号房屋”和“大连市沙河口区中龙园27号2单元2层2号房屋”产权仍登记在原告李某名下。2.协议离婚当日，被告孙某1向原告李某出具了《欠款证明》，主要内容为：孙某1欠李某人民币叁佰万元，每月还两万元，十五年内还清。原告李某提交的其名下招商银行的交易记录显示：自2009年4月开始，第三人孙某2每年均向原告给付款项，其中2009年支付28万元，2010年支付41万元，2011年至2014年每年各支付44万元，2015年、2016年被告每年各支付46万元，2017年支付给原告44万元，共计给付384万元。原告主张被告出具欠款说明上载明的款项系离婚时被告孙某1主动对其进行的经济补偿，离婚后案涉三套商业用房由第三人孙某2用于商业经营并收取租金，故而第三人代被告按年归还欠款证明中所载款项，每年付20万元，再加上公建每年的租金收益24万元，第三人每年应向原告支付44万元。被告主张第三人给付原告的上述款项并非是其应向原告支付的补偿款，而是离婚协议中约定三处商业用房归原告所有后，贷款由被告进行归还，原告担心案涉房款被告不予偿还，故而被告应原告的要求出上了案涉《欠款证明》，目的是为了给原告做担保。案涉房屋的贷款被告于2017年偿还完毕，系第三人转款给被告300万元，由被告实际归还了本息合计304余万元。因此，被告已经履行了偿还房屋贷款的义务，原告应当将该《欠款证明》归还给被告。至于第三人向原告支付的384万元，被告认可第三人孙某2向原告李某购买原告所属的房屋份额的对价款。第三人孙某2对被告出上述的《欠款证明》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并认可被告的主张。同时主张该书证不能证实原告主张的证明事项，被告孙某1并未委托其向原告付款。3.被告为证明其诉讼主张提交了：（1）案外人袁赓2015年2月出具的证明材料，该材料系复印件，并且最右侧复印时并不完整。主要内容为：和平现代城店铺A栋19号2号、3号面积分别为（37.85平方米、29.23平方米），价格分别为1367964元、1478880元，总计4693924元。为便于投资（出租）由孙某1办理产权，负责（此处漏字）实际产权由袁赓与孙某1共同占有，孙海及（此处漏字）共同均分该三处店铺的产权、投资收益及偿贷义务。负责投资的收益（此处漏字）得低于银行十年期住房贷款的利率。被告据此证明孙某1名下的案涉三套公建的房产份额是由孙某1与案外人袁赓共同所有。经本庭核实，被告未能提交该证明材料的原件；并且被告明确表示无法提交袁赓出资的相关证据，同时认可案涉房屋已用于餐饮店铺进行出租。（2）被告提交的其招商银行大连和平广场支行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显示：被告孙某1于2017年1月16日、7月12日各向袁赓汇款60万合计120万元，交易摘要均显示为“零售汇出汇款”，被告主张系汇给袁赓的购房价款。（3）被告提交的案外人袁赓2017年7月15日出具的《确认函》中，对其出资75万元购买和平现代商铺三处房屋，与孙某1共同均分房屋份额进行确认，同时说明委托大连大众联合机电工程有限公司付款50万元，向孙某1支付25万。经协商孙某1购买其所有的房屋份额，购买价款为120万元，并确认已于2017年1月16日、7月12日收到孙某1转账的120万元。被告同时提交了大连大众联合机电工程有限公司2019年9月17日出具的《情况说明》，内容为：该公司根据袁赓的委托于2005年1月28日以支票方式代其向大连浩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支付50万元购房款。被告同时提交该公司2015年1月28日的中国银行进账单，载明的持票人为大连浩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金额为50万元。4.第三人孙某2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向一审法院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银行交易回单、汇兑业务回单、通用回单、转账回单等证据证明，自2009年4月30日至2017年12月8日期间，第三人共向原告李某转款374万元，向被告孙某1转款301万元用于归还房贷，向被告孙某1转款150万元用于收购案外人袁赓所占房产的份额。原告认可收到了第三人的付款。同时主张第三人提交的转款记录遗漏两笔共计10万元的金额，第一笔是2009年3月15日离婚前第三人转账给原告的5万元，这笔钱虽然是婚前给的，但仍然是离婚的房租和补偿款；第二笔是2010年7月21日第三人给原告的5万元。第三人对原告所述10万元经过核实后主张：该两笔款项均为第三人购买原告房产份额的房款。被告孙某1认可收到了第三人的转款，并认可第三人主张的款项用途。5.被告孙某1和第三人孙某2对原告李某第二项诉讼请求中涉及的房屋和车辆应确认归原告个人所有没有异议。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1.原告离婚时被告孙某1对案涉争议的三处商业用房的处分是否有效；2.第三人孙某2是否已取得了案涉争议的三处公建的所有份额。根据本案的案情及相关的法律规定，进行如下判定：1.按照法律规定，无论是夫妻共有还是家庭共有，在性质上均系共同共有而非按份共有，即指家庭成员之间或夫妻双方依据身份关系对共有物不分份额地共同享有权利、承担义务。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七条之规定，处分共有的不动产或动产，应当经全体共同共有人同意，但共有人之间另有约定的除外。案涉争议的大连市沙河口区高尔基路773号、775号、777号三处商业用房作为被告孙某1与第三人孙某2的家庭共有财产，在产权证中并未约定系各自享有的份额，应认定为两人共同共有财产。在被告孙某1与原告李某离婚时，如果未经得共同共有人孙某2的同意即对房屋进行处分，依法构成无权处分。本案第三人孙某2主张原告李某受让孙某1的份额后，经与原告协商已实际回购了原告享有的房屋份额，并实际支付了房屋对价。根据第三人的上述主张，其不仅知道被告处分共有房屋的事实；并且从逻辑关系分析，只有在第三人认可原告李某已经取得案涉房屋一半共有份额的前提下，才存在其自原告处购买原告享有的共有份额的问题。据此，原告李某在与被告孙某1协议离婚时，已经第三人孙某2认可，合法取得了案涉三处商业用房的共有份额。对于被告辩称该三处商业用房的实际共有人还有案外人袁赓的诉讼主张，因被告在原告协议离婚时并未提及；并且其未能提交案外人合法有效的出资协议及履行证据，对此项诉讼主张，一审法院依法不予采信。从被告提交的证据分析，被告通过招商银行向袁赓的汇款120万元，相关交易摘要并未显示汇款的性质和用途与其主张有关；被告提交的大连大众联合机电工程有限公司出具的受袁赓委托向大连大众联合机电工程有限公司支付购房款50万元的证明，亦不能证明款项与案涉三处商业用房有关。故而对被告主张案外人袁赓是案涉争议商业用房实际共有人的诉讼主张，缺少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采信。2.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诉讼证明规则，第三人孙某2主张其与原告李某之间存在回购原告共有商业用房份额的口头约定，但原告明确予以否认。本案原告李某和第三人孙某2均举证证明了在2009年3月至2017年12月期间，第三人共向原告李某转款384万元。对于转款发生的事由，原告李某已经提交了被告于协议离婚当日向其出具的《欠款证明》，同时被告也认可了案涉三处公建实际出租进行餐饮经营的事实。结合第三人孙某2向原告李某的转款频率和每年的转款金额，基本能够与原告主张的房屋租金和补偿款事项和金额相互印证，因此对于原告的诉讼主张，一审法院依法予以采信。至于被告对其出具的《欠款证明》的诉讼主张，结合第三人孙某2提供的转款记录，仅能证明第三人孙某2向被告转款301万元和150万元的事实，至于该款项的实际用途，以及转款与被告诉讼主张的关联性，均无法予以证明。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确认大连市沙河口区高尔基路773号、775号、777号商业用房由原告李某及孙某2按份共有，双方各享有50%的共有份额；被告孙某1和第三人孙某2于本判决生后十日内负责协助原告办理产权过户手续；二、确认位于大连市沙河口区的房屋归原告李某个人所有；被告孙某1于本判决生后十日内负责协助原告办理产权过户手续；三、确认原告李某名下车牌号为辽Ｂ×××××的东风雪铁龙小型普通客车一辆（发动机号：PSARFN10LH468804127号）产权归原告李某所有；被告孙某1于本判决生后十日内负负责协助原告办理产权过户。案件受理费430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由原、被告及第三人各负担3100元。本院二审期间，孙某1提供了案涉大连市沙河口区高尔基路773号、775号、777号商业用房对外出租的租赁合同，拟证明案涉上述房屋对外出租的租金是每年8万元，房屋租金并非李某主张的金额。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李某质证称，对孙某1提供的大连市沙河口区高尔基路773号、775号、777号商业用房对外出租的租赁合同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印章并不完整，无法确认该印章是否真实，且该份租赁合同并不是涉案房屋的全部租赁合同，涉案租赁房屋有773号、775号、777号，该份租赁合同只是777号的房屋。该份租赁合同签订日期是2006年，现在是2020年，时间跨度很长，案涉大连市沙河口区高尔基路773号、775号、777号商业用房是商圈最好的地方，不可能是每年8万元的租金，该份租赁合同价格偏低，不符合常理。上诉人孙某2质证称，认可证据真实性，另外，对外出租人是孙某1，不是孙某2，孙某2没有义务向李某支付租金。本院认为，案涉大连市沙河口区高尔基路773号、775号、777号商业用房对外出租的租赁合同形成于一审之前，该证据不符合《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关于二审新证据的要求，且仅凭该证据不能证明待证事实，故不予采信。李某、孙某2未提供新证据。本院审核了当事人向一审法院提供的证据后，依法对一判决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观点,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为:一、案涉大连市沙河口区高尔基路773号、775号、777号商业用房的产权是否是李某、孙某2共同共有。二、孙某2银行转款384万元给李某是代孙某1偿还欠款、租金还是购买案涉大连市沙河口区高尔基路773号、775号、777号商业用房产权的份额。根据诉讼中查明的事实，案涉大连市沙河口区高尔基路773号、775号、777号商业用房的产权是孙某1、孙某2共同共有。李某与孙某1离婚协议约定，孙某1将上述房屋与孙某2共有的产权份额，离婚后归李某所有；待可以办理产权证时，孙某1配合李某将房屋过户至李某名下，房屋贷款由孙某1承担至还清。据此，该协议若有效，李某与孙某2对案涉大连市沙河口区高尔基路773号、775号、777号商业用房享有共同产权。孙某2在诉讼中主张己经购买了李某的份额,并实际支付了购房款。故孙某1处分涉案共有房屋产权的行为得到了孙某2同意，即孙某1将案涉共有房屋的产权份额离婚后归李某所有的协议有效。案涉共有房屋由李某与孙某2共有，李某享有孙某1在案涉大连市沙河口区高尔基路773号、775号、777号商业用房中的相应权利。因孙某1、孙某2对案涉大连市沙河口区高尔基路773号、775号、777号商业用房的产权是基于同胞兄弟关系，系属共同共有。据此，李某与孙某2对案涉大连市沙河口区高尔基路773号、775号、777号商业用房的产权也应为共同共有。一审认定李某与孙某2对案涉大连市沙河口区高尔基路773号、775号、777号商业用房的产权为按份（各50%）共有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纠正。关于孙某2银行转款384万元给李某是代孙某1偿还欠款、租金还是购买案涉大连市沙河口区高尔基路773号、775号、777号商业用房的产权份额的问题。李某、孙某2均未提供证据对其主张予以证明，且李某一审起诉并未对该节事实提起诉讼，孙某1、孙某2亦未对该节事实提起反诉，故本案不宜对该节事实进行处理，当事人可通过其他途径予以解决，一审法院对该事实进行确认不妥。关于案外人袁赓是否为案涉争议商业用房实际共有人的问题。案外人袁赓未对案涉争议商业用房产权登记在孙某1、孙某2名下提出异议，孙某1诉讼中提供案外人袁赓出具的《确认函》、大连大众联合机电工程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以及大连浩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的中国银行进账单等证据不足证明案外人袁赓是案涉争议商业用房实际共有人的事实，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孙某1的主张并无不当。一审判决孙某2负责协助李某办理产权过户手续没有法律依据。李某一审诉讼并未要求孙某2协助其办理产权过户手续的请求，且孙某2作为共有房屋的共有人，法律并未设定该项义务。据此，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孙某1、孙某2的上诉请求部分能成立，成立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2019）辽0202民初614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二、变更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2019）辽0202民初614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确认大连市沙河口区高尔基路773号、775号、777号商业用房由李某、孙某2共同共有。孙某1于本判决生后十日内负责协助李某办理产权过户手续；三、驳回李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孙某1、孙某2的其他上诉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由李某、孙某1、孙某2各负担31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600元，由孙海、孙某2各负担4000元，由李某负担6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富喜胜审判员  毛国强审判员  缪 明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陈彩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