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晋08民终47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智德，男，1959年9月29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万荣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惠东，男，山西尧之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麦芳，女，1965年5月10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万荣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永峰，男，山西双庆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智德因与被上诉人张麦芳侵权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万荣县人民法院（2019）晋0822民初26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智德上诉请求：一、撤销万荣县人民法院（2019）晋0822民初2639号民事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请求；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为合伙租赁关系。2014年1月23日上诉人与崔某1签订《场地租赁协议》，约定租期到2059年11月4日，租金共计17万元。当天支付给崔某17万元现金，另外10万元打欠条一张。崔某1认可当天收到上诉人现金7万元，并与上诉人签订《场地租赁协议》的事实。2016年1月4日被上诉人向崔某1支付了10万元租金，崔某1又与被上诉人签订了另一份《场地租赁协议》。所以，崔某1收到的17万元租金中，既包括上诉人交的7万元，出包括被上诉人交的10万元。双方共同出资租赁场地的行为，显然是合伙租赁行为。二、原审认定事实错误。原审认为“本案原先的丈夫孙建良2014年1月23日委托被告与崔某1签订《场地租赁协议》，2016年1月4日，孙建良去世后妻子张麦芳与被告、崔某1将合同变更为原告，并与崔某1重新签订一份《场地租赁协议》”。原审认为上诉人是接受孙建良委托才与崔某1签订《场地租赁协议》显然不是事实。首先，上诉人没有委托孙建良出具的委托书，崔某1也没有孙建良出具的委托书，上诉人也从没有跟崔某1说过是受孙建良的委托。其次，合同是上诉人本人与崔某1本人签订的，7万元租金也是上诉人本人拿着现金给的崔某1，所有过程孙建良不在场，没有参与。因此，在既没有书面委托，又没有口头委托，更没有孙建良向崔某1支付租金的事实下，原审仅凭崔某1一人毫无根据的证言，就作出孙建良委托上诉人的认定，显然是错误的。综上所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共同出资租赁场地，系合伙租赁关系。原审无视上诉人出资、签协议、打欠条等事实，仅凭崔某1的一个谎言，就做出错误裁判，使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了严重的伤害。现提出上诉，请求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张麦芳辩称：一、答辩人与上诉人不存在合伙租赁关系，案涉地块是答辩人单独租赁的，答辩人是唯一的承租人。证人崔某1作为出租人在一审出庭作证时明确证明，本案唯一有效的《场地租赁协议》是答辩人所持有的这一份协议，上诉人持有的2014年1月23日所签的《场地租赁协议》已变更并作废。崔某1与答辩人所签订的现行有效的协议足以证明答辩人是案涉场地唯一的承租方，协议上并没有将上诉人列为租赁合伙人的文字内容，上诉人与答辩人之间也无合伙协议，故上诉人所主张的合伙租赁关系是错误的，是不能成立的。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正确。证人崔某1在一审证明，是答辩人丈夫孙建良与崔某1电话联系租赁事宜，孙建良当时是村支部书记，不方便出面，委托上诉人前去与崔某1签订了租赁协议并交纳了7万元。因租赁款欠10万元，也是崔某1与孙建良电话协商，其后向孙建良要的，最后在换合同时由答辩人支付的。证人杨某1、柴某均能证明在2016年1月份，因孙建良去世，答辩人与崔某1、上诉人同场一致同意将《场地租赁协议》变更为答辩人，同时签订了一份变更说明，从协议变更之日起，场地即与上诉人无关，以前合同作废。上诉人在变更合同时并没有提出7万元是他本人所交。在本案起诉后，上诉人才提出这7万元是他所交，上诉人的主张明显不合理。虽然本案没有书面委托，但有证人崔某1、杨某1、柴某的当庭证言和上诉人无条件同意将协议变更为答辩人的事实，以及证人杨某2和谢某、王某成、崔某2、杜伟的四份租赁协议证明从2014年开始案涉场地一直由答辩人实际占有并出租的事实，足可以证明上诉人当时签订合同和交钱时均是受孙建良委托所办，实际租赁人和交款人均是孙建良。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公平合理，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法应予驳回。 张麦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被告停止侵权并返还其非法占有的原告房屋；2.判决被告赔偿原告损失，按照每年2300元从2014年2月计至返还之日，暂计算至起诉之日为13225元。事实与理由：2014年2月初，被告未经原告同意，私自使用了原告的库房，也未支付过原告分文费用，原告多次要求被告腾退房屋均未果，故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王智德占用万荣县荣河棉加厂场地内（东西长28米，南北宽68米，北至润华学校，南至王智德，东至孙克俭、孙建良、赵新民、谢敬芳、樊三稳，西至杨义苏、吕勤娃、谢忠民、李振红）南边西第一间简易库房，被告无异议。2014年1月23日原告丈夫孙建良（系荣河村书记2016年1月去世）与崔某1达成租赁荣河棉加厂场地，孙建良委托被告王智德与崔某1签订《场地租赁协议》，签协议时，仅拿70000元，崔某1因租赁款为170000元，欠100000元，不同意签，并给孙建良电话联系，经协商，欠款让被告出具欠条。2016年1月孙建良去世后，原告张麦芳叫被告、崔某1、中间人樊莹、杨某1、柴某共同在原告处（沃利达公司）变更崔某1与被告王智德签订的合同，被告称还欠崔某1100000元租赁款，原告给付崔某1现款，被告与原告签订了一份《变更说明》后，当场撕毁了两份2014年1月23日崔某1与被告王智德签订的《场地租赁协议》，崔某1与原告张麦芳重新签订一份《场地租赁协议》，协议内容与被告签订的相同，时间签订为2014年1月23日。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供的《场地租赁协议》、原、被告提供的《万荣县荣河棉加厂资产设备租赁合同》、原、被告签订的《变更说明》及证人崔某1、杨某1、柴某的当庭证言予以证实。原告提供的谢某、王某成、崔某2、杜伟租赁协议及证人杨某2证明每间库房租金为2200元至2300元，被告对证明损失提出异议，被告对损失数额未提供证据。另，被告王智德辩称其与原告是合伙关系，所提供的证据，原告除证据七外均提出异议。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原告的丈夫孙建良2014年1月23日委托被告与崔某1签订《场地租赁协议》，2016年1月4日，孙建良去世后妻子张麦芳与被告、崔某1将合同变更为原告，并与崔某1重新签订一份《场地租赁协议》，故原告对案涉场地享有合法使用权，被告的行为构成侵权。被告辩称其与原告系合伙关系，证人崔某1当庭证明其与原告张麦芳签订的《场地租赁协议》为有效，被告提供的证据均不能证明其与原告存在合伙租赁关系，故被告辩称与原告合伙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主张的赔偿损失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损失应自2016年1月4日起，每年按2200元计算至被告腾出库房时止。 遂判决：一、被告王智德于本判决生效后十内腾出万荣县荣河棉加厂场地内（东西长28米，南北宽68米，北至润华学校，南至王智德，东至孙克俭、孙建良、赵新民、谢敬芳、樊三稳，西至杨义苏、吕勤娃、谢忠民、李振红）南边西第一间库房交付原告张麦芳；二、被告王智德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张麦芳损失（损失自2016年1月4日起，每年按2200元计算）至返还之日。 本院审理过程中，上诉人当庭提交一份其与崔某1的电话录音及一份对租赁场地人员的视频录像。分别证明崔某1在一审作证的内容有部分是不真实的，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其次，视频录像证明2014年该承租人租房时就是和上诉人签订的合同，租金也是直接给的上诉人王智德。被上诉人张麦芳对以上证据质证认为：对第一份录音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有异议，崔某1在一审时作证，应以一审出庭作证的证言为准。同时，这个录音应该让录音制作人出庭作证。所以该录音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对其内容也不认可。对第二个视频证据不认可，证人应当出庭。 另，经查明，上诉人在一二审中均未提供其所主张的交付7万元租金的收据，同时不能提供7万元的来源。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上诉人王智德主张其与被上诉人系合伙租赁关系，其主张的理由是2014年开始签订租赁合同是其与崔某1所签，且7万元租金是其交付给崔某1的，对此事实双方并无异议。现双方争议的是：上诉人王智德与崔某12014年1月23日签订租赁协议是受张麦芳丈夫孙建良委托还是王智德个人行为。根据被上诉人张麦芳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张麦芳不但有与出租方崔某1签订的合同，且崔某1亦出庭作证明确说明其与张麦芳签订的合同为有效，与王智德签订的合同无效。同时，张麦芳提供的“变更说明”中，明确说明了合同主体变更的事实，而且明确说明“之后所有与甲方有关事宜均与王智德没有任何责任”（此处甲方即指出租方崔某1），王智德本人在该“变更说明”下方签名捺印。从以上证据显示的内容来分析：首先，如果以王智德所说，之前的租赁合同是其本人与崔某1所签，其是承租人，7万元租金亦是其所交。那么，在2016年变更合同时，作为基本常识，王智德应当作为共同承租人与张麦芳一起成为合同当事人；其次，以王智德主张，其从合同变更之日起与张麦芳是合伙租赁关系，那么其亲笔签名捺印的“变更说明”中，绝不应当出现“之后所有与甲方有关事宜均与王智德没有任何责任”的内容。反过来说，该说明中的这句话从根本上排除了王智德与崔某1的租赁关系。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如其主张的事实（与张麦芳系合伙租赁）属实，王智德不可能任由他人将自己的合同作废，并将合同当事人变更为他人，同时亲自签名认可明显侵害自己权益的“变更说明”；再次，以王智德的主张，7万元租金是其自己所交，亦为自己所有，但其却提供不出7万元的收款收据，亦提供不出7万元来源。该行为明显有悖常理，不符合日常生活的交易习惯和规则。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尽管由于双方证据欠缺的原因致使涉案第一份“场地租赁协议”真实的合同主体不能明确认定，但从2016年合同变更之时起，涉案的租赁合同及所涉地块已经与王智德无关，王智德无权再继续占有案涉他人房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理据不足，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0元，由上诉人王智德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玉林 审判员  王晓明 审判员  高军武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介 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