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3民终90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温州市顺畅鞋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崇德路188号第四层西首。法定代表人：周凤娟。委托诉讼代理人：谢琰，浙江君柏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蒋田燕，浙江君柏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瑞安市增森鞋底加工厂。住所地：浙江省瑞安市塘下镇花园村瑞勤路25号。经营者：薛侠，女，1979年6月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曾翰峰，浙江浙杭（温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浩，浙江浙杭（温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温州市顺畅鞋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畅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瑞安市增森鞋底加工厂（以下简称增森鞋底厂）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302民初66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经审查，合议庭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顺畅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增森鞋底厂赔偿顺畅公司损失233556元；2.一、二审诉讼费均由增森鞋底厂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一方面在事实认定中认定“顺畅公司认为增森鞋底厂提供的货物存在质量问题，致使其因此向案外人赔偿各项损失共计436686元”，一方面却又在说理部分认为“反诉请求未提供证据证明……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自相矛盾。二、顺畅公司系独立法人组织，周亚与顺畅公司没有任何关联，其行为及言论不能代表顺畅公司。三、增森鞋底厂利用非法手段贿赂顺畅公司业务员，一审法院以增森鞋底厂与该业务员的聊天记录为证据，于法不符。被上诉人增森鞋底厂答辩称：一、顺畅公司实际尚欠货款为522600元，增森鞋底厂系考虑诉讼时间及成本才未上诉。二、一审法院只是认定“顺畅公司认为增森鞋底厂提供的货物存在质量问题，致使其因此向案外人赔偿各项损失共计436686元”，而非对顺畅公司的该主张予以确定。三、周亚系顺畅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的丈夫，系实际投资人和经营管理者。四、增森鞋底厂为顺畅公司尽快对账才发红包给业务员，并非贿赂。增森鞋底厂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判令顺畅公司向增森鞋底厂支付货款522600元及利息损失（自起诉之日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顺畅公司承担。顺畅公司提起反诉，请求：1.判令增森鞋底厂赔偿顺畅公司经济损失436686元并支付自反诉之日起至增森鞋底厂履行金钱给付义务时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资金占用期间利息；2.本案本诉、反诉费用均由增森鞋底厂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顺畅公司向增森鞋底厂购买鞋底。2018年8月7日，顺畅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丈夫周亚在一份对账单上签字，该单据载明：因鞋底问题批量退货承担往返运费4700元；因鞋底问题处理8071款鞋子1489双×73元=108697元；因鞋底问题处理6153款鞋子336双×69元＝23184元；本厂处理价为20元/双×1825双＝36500元；承担费用：4700元+108697元+23184元-36500元＝100081元；合计：1737047元-100081元＝1636966元；已排款1004800元，合计货款632166元。此后，增森鞋底厂继续向顺畅公司供货，其中2018年7月货款88275元、2018年8月货款73800元、2018年9月货款101800元、2018年10月货款14000元，合计277875元。上述货款由顺畅公司员工黄池玲在对账单上签字确认或在微信上核对确认。期间，顺畅公司向增森加工厂支付（包括因鞋底问题扣减的60000元）货款计507000元。另查明，顺畅公司认为增森鞋底厂提供的货物存在质量问题，致使其因此向案外人赔偿各项损失共计436686元。一审法院认为，增森鞋底厂与顺畅公司虽未订立书面的买卖合同，但双方对账后，顺畅公司对货款进行签字确认，故双方之间买卖关系事实清楚，合法有效。增森鞋底厂已向顺畅公司交付货物，顺畅公司应按约支付货款。关于本案的货款金额。增森鞋底厂提供的对账单，其中2018年6月、8-9月、10月的分别经顺畅公司法定代表人丈夫周亚及其员工黄池玲签字；2018年7月的通过微信经黄池玲确认。故顺畅公司尚欠增森鞋底厂货款403041元（632166元+277875元-507000元）。顺畅公司辩称周亚不是实际经营者及其未授权员工黄池玲进行对账，增森鞋底厂对黄池玲进行商业贿赂，故对对账单的真实性有异议的意见，没有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增森鞋底厂与顺畅公司未对逾期付款利息作约定，故增森鞋底厂主张顺畅公司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自起诉之日起向其赔偿利息损失，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反诉。根据2018年6月的对账单载明，双方对8A071鞋底质量问题的责任承担已协商一致并在货款中进行结算，且顺畅公司主张其损失的金额为436686元，但未提供证据证明，故其以增森鞋底厂提供的鞋底质量问题导致其生产的鞋子被投诉、退货和索赔为由，要求增森鞋底厂赔偿经济损失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二百五十九条、第二百二十六条、第二百三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顺畅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增森鞋底厂货款403041元及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以403041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自2019年3月12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二、驳回增森鞋底厂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顺畅公司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7226元，减半收取3613元，由顺畅公司负担2746元，由增森鞋底厂负担867元；财产保全费3133元，反诉案件费3925元，合计7058元，由顺畅公司负担。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证据。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一、关于尚欠货款金额问题。从增森鞋底厂与顺畅公司文员的微信聊天记录来看，双方通过微信进行对账，2018年7月21日，顺畅公司文员向增森鞋底厂发送“增森鞋底17年12月-18年7月总明细”（总数量为83509），其上记载了鞋底的型号、颜色及数量，增森鞋底厂收到该明细后，认为该明细尚未记载“6153米黄750双”，此后双方继续在微信在进行对账。2018年7月27日，顺畅公司文员向又增森鞋底厂发送另一份“增森鞋底17年12月-18年7月总明细”（总数量为84489双），该两份明细差别即为“6153米黄”750双及“6153白/中米/三角粉”230双，其上标注的单价除了8A071（女）型号鞋底之外，其他单价也均等于或低于顺畅公司在诉讼中提供的销售及付款明细标准的单价，且该明细事后又经顺畅公司2019年5月29日之前法定代表人的丈夫周亚签字确认。因此，不能以增森鞋底厂于2018年7月22日向文员发送了红包，就否认该文员发送或签字确认的明细的证明力。虽然周亚并非本案当事人，但系顺畅公司2019年5月29日之前法定代表人的丈夫，且从其于2018年8月7日签字确认的总明细记载的内容包括型号、数量、单价、已付货款、款项承担等内容，以及在视频录音中陈述“50多万，给你排款140多万，做了200来万生意”的表述来看，周亚对增森鞋底厂与顺畅公司之间交易情况是明晰的，因此周亚签字确认的总明细及录音亦可以真实反映双方之间的交易情况。一审法院结合微信聊天记录、对账单、总明细及录音综合认定顺畅公司尚欠货款金额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并无不当。二、关于顺畅公司主张损失赔偿问题。根据“增森鞋底17年12月-18年7月总明细”以及2018年对账单，双方已对顺畅公司所称的8071型号鞋底质量问题进行协商解决，增森鞋底厂也为此赔偿损失108697+60000=168697元。现顺畅公司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损失并未包含在双方协商一致的内容中或该些损失确实已经实际发生，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其应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未支持其反诉请求并无不当。另外，一审法院采取以重新作出的判决书换回已向当事人送达的错误判决书，而非出具补正裁定的方式处理判决书笔误问题，实属不当，但考虑到双方当事人二审期间对此均予以认可，故本院仅在维持一审判决的同时对一审法院该程序瑕疵予以指正。综上所述，上诉人顺畅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8224元，由温州市顺畅鞋业有限公司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朱鹏鸣审 判 员 王怡然审 判 员 郑建文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代书记员 张贝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