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苏02民终139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高红霞，女，1967年8月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襄城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丽娇，女，1990年8月20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禹州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文澎，男，1997年6月13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襄城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帅娜（受高红霞、王丽娇、王文澎共同委托），江苏汇典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阴文达建筑装饰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江阴市祝塘镇文林锡文路38号。 法定代表人：王银宝，该公司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银宝，男，1982年3月16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濉溪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潘红，女，1985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濉溪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心仪、费婷（受江阴文达建筑装饰有限公司、王银宝、潘红共同委托），江苏振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薛钢，男，1982年12月9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江阴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杜晓华，女，1975年11月2日出生，居民身份证号汉族，住江苏省江阴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大椿（受薛钢、杜晓华共同委托），江苏雅言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雷志峰，男，1983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禹州市。 原审第三人：王配乐，男，1988年7月13日出生，汉族，河南省襄城县王洛镇谢庄村。 上诉人高红霞、王丽娇、王文澎因与被上诉人江阴文达建筑装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达公司）、王银宝、潘红、薛钢、杜晓华、原审三人雷志峰、王配乐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江阴市人民法院（2019）苏0281民初921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高红霞、王丽娇、王文澎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1.文达公司赔偿其因王国兴死亡的损失1039287.06元(包括死亡赔偿金1049203元、丧葬费39870.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误工费4200元、交通住宿费3000元、医疗费51216.56元)；2.王银宝、潘红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杜晓华在夫妻财产范围内与薛钢共同承担赔偿责任；3.王配乐不承担赔偿责任，如法院查明王配乐应承担责任，则王配乐承担赔偿责任；4.一、二审诉讼费、保全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严重错误。1.医疗费损失中，王国兴的门诊挂号费和治疗费合计3821.12应认定而未认定。2018年12月23日王国兴受伤后送医院抢救治疗，发生门诊挂号费12元和急诊抢救治疗费319.6元、3589.52元，合计3821.12元。虽然被上诉人对该款的收据形式是记账联而非收据联有异议，但对该款的真实性并未否认，也未提供证据证明该款已计算住院费41995.44元中。一审对该款未予认定，显然与客观事实不符。2.一审判决认定文达公司与王配乐之间成立劳务分包民事法律关系，从而认定王配乐与王国兴之间成立个人劳务雇佣关系与事实不符。（1）王配乐与文达公司双方没有承发包案涉钢结构工程安装劳务的意思表示。文达公司与王配乐之间不仅没有签订书面承包合同，文达公司还从未向王配乐作出过发包的要约，王配乐也没有作出过接受发包承诺。王配乐之所以在文达公司承包的工程项目中参与现场施工，是根据农民工在当地提供点工劳务的交易习惯，接受了文达公司法定代表人王银宝的交代和指派后，负责为文达公司介绍几名提供劳务的雇员，并与这些雇员一起干活，协助文达公司进行简单的现场管理，但王配乐与其他农民工按一样的标准计算和领取劳务报酬，并不从中取利。（2）王国兴劳务活动的受益人不是王配乐，而是工程承包人文达公司和发包人薛钢。（3）王国兴劳动报酬的支付主体不是王配乐，而是文达公司。正如王银宝所说，他把几人的劳动报酬交给王配乐后再转给其他工人，王配乐对王国兴的工资仅仅是负责代领代管，但没有分配和支配的决定权。二、一审判决在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主观臆断、运用审判实践经验，错误归纳雇佣关系特征，将劳动关系的特征混淆为雇佣关系，导致认定雇主错误，从而造成适用法律错误和责任承担错误，判决结果不公。劳动关系具有长期性、持续性、稳定性，劳动关系中才存在从属关系，劳动者必须受用人单位的管理、监督、控制、支配等，而雇佣活动多是以完成特定事项为目的，雇佣关系具有临时性，雇主与雇员之间不存在隶属关系，雇员相对独立。文达公司为了履行与薛钢签订的《钢结构工程施工承包合同》，完成其承包工程的经营性施工活动，通过委托职工朱成磊作为案涉钢结构施工工程的项目负责人，联系雷志峰介绍并雇佣了王配乐到文达公司的工程施工现场提供劳务。王配乐又因文达公司施工人员发生变动人手不够而找来王国兴为文达公司的雇佣活动提供劳务。在此过程中王国兴受伤，完全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的情形。三、一审认定王国兴承担30%的事故责任，没有事实依据，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认为王国兴在仓库屋面进行高空作业未具备高空作业技能、未进行妥善的安全防护，与事实不符，没有法律依据。王国兴作为一名农民，为了生计，到苏南打工，没有技能提升的通道和余地，随着年龄增长，健康受损，不得不开始建筑业零工的生涯。王国兴到文达公司工地干活自行携带安全帽，说明他有安全意识，已尽到了自己可控范围内的注意义务。2.文达公司的违法行为和过错，一审没有给予客观认识和评价。对于从业者个人而言，国家法律没有规定需要取得高空作业技能证书或资格证。即使需要培训，主体责任在于用人单位而不是个人。文达公司作为经营建筑业的企业，在未取得资质和安全生产条件的情况下，在生意兴隆，施工人员不足的情况下，招募农民工为其承接的钢结构工程安装施工提供劳务。但既不给农民工办理任何保险，不给他们做任何高空作业的危险告知和技术交底，也不制定施工方案和安全作业计划，不指派安全员监督管理工程施工，不提供安全防护工具，才发生了本次安全事故，造成王国兴死亡的结果。建筑企业施工过程中发生的生产安全事故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建筑企业负有无过错赔偿责任，除非雇员存在故意，不承担赔偿责任。一审对文达公司严重违法行为轻描淡写，却苛求和责备王国兴作为一名仅提供一天临时劳务的农民工未尽到所谓的“高空作业技能”、“谨慎义务”，并要其承担30%的损失，严重失守法律公平、公正的原则和司法为民的宗旨。3.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而没有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规定的解释》第九条，适用法律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仅适用个人之间的劳务关系。本案中，劳务的发起和受益人是文达公司，而文达公司并不是自然人。三、一审法院在庭审后按照文达公司的要求，两次追加第三人，偏听偏信文达公司的一面之词，偏袒本地企业和本地人，判决并无法赔偿能力的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透露出严重的地域歧视，漠视外地人的生命和合法权益。1.对于文达公司法定代表人王银宝前后陈述严重的自我矛盾，只字未提，却对王配乐陈述的细节吹毛求疵。2.文达公司股东王银宝和潘红真实的过度控制文达公司，严重损害文达公司债权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只字未提，在本案中审而不理。 文达公司、王银宝、潘红共同辩称：1.关于其增加的医疗费的部分，上诉人应当提供相应的票据。如果上诉人能提供相应的票据，可以计算在医疗费里面。2.王银宝和潘红不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上诉人基于公司法第20条滥用股东权利、第36条1人公司人格否认的规定，要求潘红和王银宝承担连带责任是于法无据的。首先，滥用股东权利和一人公司法人人格否认，两者的请求权的基础不同，上诉人只能基于其中一条提出请求。同时提出请求的话，请求权基础不明。其次，文达公司有两个股东，也并非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所以说潘红和王银宝不应当承担连带责任。3.文达公司与王国兴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而王配乐与王国兴之间是存在雇佣关系的。首先，雇佣关系中雇主召集雇员提供劳动，雇主给付雇员报酬，并提供劳务条件，即安全保障义务，且雇员受雇主支配、管理和控制。而在本案中，从人员的召集方面来看，其与王国兴之间并不认识，王国兴以及本案事发工地的工人是王配乐召集。文达公司没有也不可能与王国兴签订书面的雇佣合同。其次，从经营范围来看，文达公司的经营范围仅包括钢结构的生产，不包括钢结构的安装。钢结构安装均是发包给其他人的，不另外雇佣个人进行安装。第三，因事发的工地已经发包，其对于事发工地钢结构安装的内容，安装的顺序安装人员是谁？有多少？如何分工？均不参与控制或者指挥，均由承揽方自行负责。王国兴未受到其管理、指挥或者控制。第四，2018年12月27日江阴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现场的检查记录，也认定钢结构安装工程中并非是其负责，而是发包给了个人。第五，事发工程，其是按照每平方米的价格结算给承揽人的，而并非是按照点工来结算工资。而且王国兴的个人报酬也不是由其来结算的。在一审的庭审中，王配乐自认也是由其来支付的。王国兴本人不幸亡故，上诉人对于谁是雇主实际上也并不清楚，上诉人起诉其主要是认为其相对于个人而言，其有履行赔偿能力，而个人没有赔偿能力。这是有悖于本案的事实，也有悖于法律。且雇佣关系的举证责任由上诉人承担，但上诉人并没有证据证明其与王国兴之间存在雇佣关系。在一审中，一审法院曾向上诉人释明，且上诉人也同意如果法院认定的雇主与其主张的雇主不一致，要求法院认定的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其余人承担连带责任，也就是说，不论法院判决最后谁是雇主上诉人均予以认可。因此，上诉人不能以该上诉理由进行上诉。最后，上诉人在一审时，已说明因王国兴本人已去世，家属及代理人均不清楚具体关系，所以，现在清楚各方之间具体关系的人，应当是王配乐和雷志峰。而一审认定王配乐系王国新的雇主，并判决其承担70%的赔偿责任，对此清楚双方之间真实关系的王配乐及雷志峰均未上诉提出异议，说明清楚三方关系的两人都认可了一审法院认定的雇主关系，从而说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清楚，王配乐是王国兴的雇主，应承担侵权责任。4.关于责任分配的问题，王国兴在高空作业过程当中，未具备高空作业的技能，未能妥善的安全防护，自身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存在一定的过错，一审法院对于王国兴责任分配比例划分恰当。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薛钢和潘红共同辩称：1.薛钢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理由是：根据建设部《关于加强村镇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管理的若干意见》第三条第一项和第二项的规定，对于农村的建筑工程投资额在30万以下，建筑面积在300平方米以下的不需要施工人有建筑法所规定的施工资质。2、杜晓华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其理由与在一审中的观点一致。 雷志峰陈述：一审认定其是好意介绍是正确的。文达公司要其承担责任没有法律依据。 王配乐书面陈述：1.其与王国兴还有其他几个工友都是为文达公司或者王银宝所承接的薛钢家的钢结构房拆除、安装干活的，其和王国兴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文达公司或者王银宝是我们共同的雇主。2.一审判决曲解其想表达的意思，歪曲了事实。我们干建筑点工的，在干完活后一般都是工友们一起找雇主算账拿钱。但有些工友因年龄大不识字，大家又都是乡里乡亲，非常熟悉，也非常信任，而很多雇主为了方便省事，通常会在工友当中选一两个年轻人带头过去领钱和签字。判决讲“王配乐在公安询问笔录中承认工资由文达公司给他由他发放，讲也是230元/天”，先不说其只有小学文化，讲话没有什么水平，派出所笔录其也没有一个字一个字的看明白其中的意思。对于2018年12月23日的询问笔录“问：王国兴的工资由谁支付？答：工资是王银宝付给我再支付给他们，讲好是230元一天”，其的意思是说王国兴的工资230元一天，是老板王银宝支付的，其是王国兴的介绍人，正常情况下王银宝把钱发下来后其转交给王国兴，不是说由其个人来发王国兴的工资。3.一审认定其从文达公司分包了薛钢家的钢结构工程安装，没有依据没有道理，这样判决明显是错的。（1）文达公司没有与其签过分包合同。（2）文达公司、王银宝、朱成磊、雷志峰，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人跟其商量过由其来分包。（3）分包有关的事，比如价格是多少，咋计算，钱咋给，什么时间给，从来没有人跟其商量过。除王国兴摔下之后王银宝给其钱让其去交医疗费把钱转交给王国兴家属外，其没有收到文达公司一分钱。王银宝给工友多少钱其就转交多少钱，其没有从中间得到好处和利润。王国兴出事了，文达公司非要拉个垫背的。法院判是其分包的，就连文达公司和王银宝自己都没说过工程分包给其做。4.一审法院认定雇佣关系没有标准，法官想怎么认为就怎么认为，想怎么判就怎么判。一审法官说文达公司与王国兴没有雇佣关系，原因是他们没有签订书面的雇佣合同，那同样王国兴与其也没有签订书面的雇佣合同，为啥就说其是雇主。一审法院还说王国兴提供劳务并非文达公司召集，王国兴工作内容并未受文达公司的指控，劳动防护用品也非文达公司提供。其就是个平头百姓，如果不是文达公司承包了薛钢家的仓库工程，又通过朱成磊负责安装，并安排其和其他工人干活，其也不会好心介绍王国兴来薛钢家干活。江阴市安监局作出的调查讲文达公司应该派安全员监督施工而没有安排，应该提供劳动保护工具而没有提供。文达公司之前钻了法律的空子，反而成了后来推卸责任的理由。总之，雷志峰说他是好心介绍工作给其，法院就认为雷志峰没有任何责任，为啥其也是好心介绍王国兴工作，反而让其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请求二审判决其不承担赔偿责任。 高红霞、王丽娇、王文澎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其因本起事故的损失为：死亡赔偿金944000元、丧葬费42344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近亲属办理丧葬事宜的误工费、交通费、住宿费合计10000元、医药费5300元，合计1051644元。上述损失由文达公司赔偿；2.判令薛刚对文达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判令杜晓华在夫妻共同财产范围内对其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4.王银宝、潘红对其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5.诉讼费用（含保全担保费2000元）由被告方承担。 事实与理由：薛钢因家庭生活、经营所需，将位于江阴市米的钢结构房的施工搭建工程发包给文达公司施工，并签订了《钢结构工程承包合同》一份。2018年12月23日，文达公司临时雇佣死者王国兴为该工程提供个人劳务作业一天。王国兴在当天提供劳务中因脚手架不稳导致被摔倒后颅脑受伤，后经手术治疗无效于2018年12月24日死亡。王国兴的受伤、死亡，给他们造成了无比痛苦的精神打击，并且也造成了一定的经济损失。王国兴在受文达公司雇佣劳动过程中死亡，文达公司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损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应承担责任。薛刚作为违法发包人，根据人损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应承担连带责任。杜晓华与薛钢系夫妻关系，应承担共同赔偿责任。王银宝、潘红系文达公司股东，其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应根据公司法第二十条、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承担责任。 一审审理中，经法院释明，高红霞、王丽娇、王文澎明确若法院认定的雇主与其主张的雇主不一致的，其要求法院认定的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其余责任人承担连带责任。 文达公司一审辩称：1.他公司与王国兴不存在雇佣关系，文达公司在承接了涉案工程之后将其中的劳务部分分包给了雷志峰，后来雷志峰与王配乐共同到涉案工地，并承接了该业务。至于雷志峰和王配乐是什么关系，他公司不清楚；2.本次事故的发生系由于薛刚与施工队私自更改原合同修理计划造成，与他公司无关；3.雷志峰作为雇主，未提供安装防护措施，对施工的发生存在过错；死者王国兴明知存在安全隐患，未采取安全措施，主观上存在过错。 王银宝、潘红一审共同辩称：1.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范的是一人公司的行为，而文达公司股东系王银宝、潘红两人，该条规定不适用于本案；2.文达公司与股东个人之间不存在人格混同的情形；3.高红霞、王丽娇、王文澎要求文达公司的股东承担责任的请求权基础既包括补充责任，又包括连带责任，责任之间相互冲突，请求权基础不明确。 薛刚一审辩称：1.王国兴系雷志峰聘请，与雷志峰存在雇佣关系；2.王国兴在拆除彩钢瓦时一脚踏空摔倒在地，且未穿戴安全帽，存在过错；3.他系在网上搜索了钢结构施工单位后才将工程发包给文达公司的，他已尽到了安全注意义务，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杜晓华一审同意薛刚的意见，并认为即使薛刚承担赔偿责任，该债务也系薛刚的个人债务，不应由她承担。 第三人雷志峰一审述称：1.他并非涉案工程的承包人或分包人，他与王国兴之间也不存在雇佣关系；2.他只是将涉案工程好意介绍给王配乐，至于王配乐和文达公司之间如何洽谈，系何种关系，他不清楚。 第三人王配乐一审述称：1.他并非涉案工程的承包人或分包人，他与王国兴之间也不存在雇佣关系；2.他与王国兴等人都是做点工的，同工同酬，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 （一）事故的发生经过 2018年11月12日，薛刚与文达公司签订钢结构工程承包合同，约定：薛刚将其坐落于上东村村委向西50米的轻钢结构厂房制作安装工程发包给文达公司施工。其施工内容为：由文达公司搭建钢结构的屋顶覆盖掉原漏水屋顶；实际施工过程中，将钢结构的高度更改为了4.5米，故增加了原屋顶的拆除。 2019年12月23日12时30分许，王国兴在4.6米高的屋面进行施工作业时，忽然从屋顶摔下。 王国兴被送往解放军第101医院抢救，后因抢救无效死亡。 （二）事故调查经过： 事故发生后，江阴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进行了调查。 1.王银宝陈述：2018年11月12日，他公司与薛刚签订《钢结构工程承包合同》后，钢结构由他公司生产，钢结构安装由朱成磊找了雷志峰来安装的，雷志峰找了王配乐等5人来安装。事故发生时，他不在现场。他公司没有钢结构安装资质。该起事故的主要原因系高处作业没有采取安全措施。施工前，他公司没有制定安全作业方案，也没有对施工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培训。 2.王配乐陈述：他是跟着雷志峰一起干活的，雷志峰主要是负责安装钢结构。2018年12月18日，文达公司的工人朱成磊联系了雷志峰，说是有一个仓库要更换钢梁和房顶，需要安装钢结构。20118年12月19日，雷志峰就安排了他、王阿乐、陈海烽、王全新、张宝路五人到达徐霞客镇上东村村委向西50米处的工地，工程内容主要是拆除老旧的彩钢瓦屋面和钢梁，拆完后再安装新的。2018年12月23日12时30分许，他和贾燕锋、王国兴在屋面上拆除彩钢板，他在前面拆除铆钉，王兴国在后边用手拉彩钢瓦。他突然听到“啊”的一声，回头看到王国兴从屋面上摔到地上了，坠落高度约4.6米。当时，王国兴戴安全帽的，但没有扣帽带，他坠落的时候，帽子先掉了。 事故发生后，江阴市公安局徐霞客派出所进行了调查： 1.王银宝陈述：那天出事的时候他不在现场，当时是工人王配乐打他电话，他半个小时后到达了现场。薛刚由于仓库老旧，联系了他要全部翻新。双方签订了合同，合同约定他负责原材料的提供，同时也要找人过来施工，钱是一边做一边付的。他让他底下的工人朱成磊负责找彩钢瓦的施工方，朱成磊找来了雷志峰作为施工的小包工头，小包工头喊来了王配乐全权负责施工，王配乐喊了贾燕峰，贾燕峰喊了自己的丈人王国兴，他们才来干了没两天王国兴就出事了。他把工钱全部给王配乐的，再由他付给下面的工人的。具体王配乐和雷志峰怎么谈的，他不清楚。 2.王配乐陈述：他是做钢结构安装的，在几天之前，他的老乡雷志峰和他联系，跟他讲江阴这边有个老板那里有点活我来干一下，他答应了。之后雷志峰来到他张家港住的地方，他就和雷志峰一起来到长泾找到了王银宝，他是大包，江阴璜塘的这个仓库做钢结构就是他承包下来的。之后王银宝带着他过来看了一下，王银宝已经在这边的这个仓库里面钢结构做好了，让他过来安装，之后他就叫了人过来安装了。安装到施工发生当日是第四天，当天因王银宝还有一个工地去了几个人，没有人了。他就叫了住在张家港附近的河南老乡贾燕峰来干活，刚好贾燕峰讲自己老丈人王国兴也没有工作，可以一起来工作，然后他也就答应了。当天上午8点，他和贾燕峰、王国兴、王阿乐、陈海峰一起到江阴璜塘的这个厂里面安装钢结构。到中午12:30分左右，他和王国兴、贾燕峰三个人在屋顶上拆彩钢瓦，过程中王国兴从屋顶上摔了下去。仓库里面放的是啤酒、白酒箱子，王国兴摔在箱子上到地上。工资是王银宝付给他之后，他再支付给其他人，讲好是230元/天。每个人都戴了他提供的安全帽。 3.王阿乐陈述：2018年12月19日，他弟弟王配乐喊他到位于江阴市西侧厂里的一个仓库做钢结构。当时王国兴、贾燕锋、王配乐、陈海烽与他五个人在那里干活。当天中午12点半左右他站在仓库外面，听见仓库里面有人在喊:“有人掉下来了。”他走进去看见王国兴头侧躺在地上，头部地上有一摊血，身体半靠在旁边的酒箱上。他们一起将王国兴抬上120车，王配乐、陈海烽、贾燕锋三人就随120车去了无锡101医院。他自己开车过去了。活是他弟弟的一个老乡联系的，具体是一个叫王银宝的承接到的，让他弟弟王配乐喊人过来做钢结构的。具体怎么掉下来的他不清楚，他们都带安全帽的。 （三）本案查明的其他事实： 1.高红霞与王国兴于1989年9月19日登记结婚。生育一子王文澎、一女王丽娇。王国兴自2009年2月5日起在张家港工作。2.文达公司于2016年10月8日登记设立，其股东为王银宝、潘红。3.薛刚与杜晓华系夫妻关系。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王国兴受谁雇佣从事劳务活动；二、文达公司、薛刚是否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三、王银宝、潘红、杜晓华是否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四、高红霞、王丽娇、王文澎的损失如何确定。 对于第一个争议焦点： 高红霞、王丽娇、王文澎认为王国兴与文达公司之间存在雇佣关系；文达公司认为，他公司系将工程发包给雷志峰，后来雷志峰与王配乐共同到涉案工地，并承接了该业务。至于雷志峰和王配乐是什么关系，他公司不清楚；雷志峰认为，他只是将涉案工程好意介绍给王配乐，至于王配乐和文达公司之间是如何洽谈的，双方是什么关系，他不清楚；王配乐认为其与文达公司之间系雇佣关系，他与王国兴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他与王国兴等人均是点工、同工同酬。 一审法院认为，所谓雇佣关系，是指受雇人提供劳务，雇佣人给付报酬。在雇佣关系中，雇佣人的义务除给付受雇佣人报酬等义务外，还有提供合同劳务条件和安全保障的义务。审判实践中，如当事人之间存在控制、支配和从属关系，由一方指定工作场所，提供劳动工具或设备，限定工作时间，定期给付劳动报酬，所提供的劳动是接受劳务一方生产经营活动的组成部分的，可认定为雇佣。 本案中:1.文达公司与王国兴未签订书面的雇佣合同； 2.王国兴从事雇佣劳动时非文达公司召集，而是王配乐召集； 3.根据2018年12月27日的询问笔录，王配乐承认系雷志峰安排其、王阿乐、陈海峰、王全新、张宝路五人至工地现场工作，显然王国兴工作内容并未受文达公司的指挥； 4.王配乐在公安询问笔录中承认安全帽系其提供，故劳动防护用品也非文达公司提供； 5.王配乐在公安询问笔录中承认王银宝系“大包”，工资由文达公司给他后由他发放。 综上，文达公司与王国兴未存在直接的工作联系，如安排工作内容、限定工作时间、发放劳务报酬等。高红霞、王丽娇、王文澎认为王国兴与文达公司之间存在雇佣关系证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相反，王国兴与王配乐之间存在雇佣关系的可能性更大，理由如下： 1.王配乐的陈述存在矛盾：王配乐在公安询问笔录中承认安全帽系其提供；但在一审庭审中陈述若施工人有的话自带，没有的话王银宝提供。王配乐在公安询问笔录中承认工资由文达公司给他后由他发放，讲好是230元/天；但在一审庭审中陈述没有谈到过工资标准，等干完活后所有工人一起去文达公司要钱。一审法院认为，事故发生不久后王配乐在公安询问时的陈述更为可信。 2.王配乐在庭审中陈述，其与王国兴等人均系点工，施工结束后，按照自己记录的人工与文达公司结算。但施工现场没有文达公司的人员在场，仅凭施工人自己记录的人工与文达公司结算也不合常理。 3.王配乐在公安询问时陈述当天因王银宝还有一个工地去了几个人，没有人了。他就叫了住在张家港附近的河南老乡贾燕峰来干活，刚好贾燕峰讲自己老丈人王国兴也没有工作，可以一起来工作，然后他也就答应了。可见召集谁来施工，也是由王配乐予以决定。 一审法院综合上述因素根据优势证据原则确定王配乐与王国兴之间存在雇佣关系，应由王配乐承担相应的雇主责任。 对于第二个争议焦点： 虽然文达公司与王国兴之间不存在直接的雇佣关系，但人损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失，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案中，即使文达公司与王国兴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由于其将钢结构安装工程分包给不具备资质的个人，应与雇主对王国兴死亡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 薛刚作为发包人，其将车间改造工程发包给没有施工资质的文达公司，既未进行安全事项告知，又未履行安全管理职责，亦应对王国兴死亡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 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王国兴在仓库屋面进行高空作业时，未具备高空作业的相关技能，未进行妥善的安全防护，其自身未尽到谨慎的安全注意义务，存在一定的过错。法院依据双方的过错大小酌定减轻侵权人30%的赔偿责任。 对于第三个争议焦点： 1.对于王银宝、潘红的责任承担问题： 高红霞、王丽娇、王文澎要求王银宝、潘红基于公司法第二十条“滥用股东权利”、第六十三条“一人公司人格否认”的规定对文达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本案不予理涉，高红霞、王丽娇、王文澎可另行主张权利。 2.对于杜晓华的责任承担问题： 夫妻一方因实施侵权行为所负的债务，原则上应认定为个人债务。本案中高红霞、王丽娇、王文澎未提供证据证明夫妻共同分享了债务带来的利益，因此本案债务系薛刚个人债务，不应由杜晓华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对于第四个争议焦点： 1.对于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为：79741元/年/2=39870.50元。 2.对于死亡赔偿金，被告方认为应适用农村标准。法院认为，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死亡赔偿金的计算，应当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结合受害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等因素，确定适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标准。根据王国兴的居住人员信息登记表，其2009年起在张家港市工作，法院适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确定死亡赔偿金为47200*20=944000元。 3.王国兴送医院治疗及其家属处理丧葬事宜确需一定的交通费、住宿费，法院予以综合考虑确定交通费、住宿费损失合计为3000元。 4、误工费：王国兴亲属处理丧葬事宜的误工费，因高红霞、王丽娇、王文澎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法院参照三人七日内办理丧葬事宜，酌定其误工费标准为200元/人/天，故计算为4200元（200元/人/天×7天×3人）。 5.医疗费5300元、41995.44元有票据为证，法院依法予以确认。 6.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依法予以确认。 综上，高红霞、王丽娇、王文澎因王国兴死亡的损失合计1088365.94元，由王配乐负责赔偿761856.16元；扣除文达公司垫付款53000元，尚应赔偿708856.16元，由文达公司、薛刚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王配乐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高红霞、王丽娇、王文澎因王国兴死亡的损失708856.16元。二、文达公司、薛刚对王配乐的上述第一项赔偿义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驳回高红霞、王丽娇、王文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40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0400元；由高红霞、王丽娇、王文澎负担3120元，由王配乐、文达公司、薛刚共同负担7280元。保全担保费2000元，由高红霞、王丽娇、王文澎负担600元，由王配乐、文达公司、薛刚共同负担1400元，王配乐、文达公司、薛刚负担部分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直接给付高红霞、王丽娇、王文澎。 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已查明事实一致。 另二审中，高红霞、王丽娇、王文澎向本院申请变更死亡赔偿金为1049203元（以2019年度标准计算），对此，文达公司、王银宝、潘红、薛钢、杜晓华同意高红霞、王丽娇、王文澎在二审中变更死亡赔偿金数额，但认为应按2018年度标准计算赔偿金。第三人雷志峰、王配乐陈述由法院依法判决。 另查明，目前江苏省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死亡赔偿金根据上一年度江苏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工资性收入与经营性净收入之和乘以全省平均负担系数的标准计算。2018年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的工资性收入为21948元，经营性净收入为5386元，2018年全省平均负担系数为1.78。2018年度死亡赔偿金赔偿标准即按48654.52元/年计算。2019年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的工资性收入为23836元，经营性净收入为5636元，2019年全省平均负担系数为1.78。2019年度死亡赔偿金赔偿标准即按52460.16元/年计算。本案一审法院法庭辩论终结时是2019年12月10日。 另还查明，在一审卷宗中有解放军第101医院门诊收费收据三张（编号为：181124897712、181124897715、181124897754，均为记账联，均未加盖公章），载明：王国兴急诊诊察费12元、药费319.6元、药费、治疗费3589.52元，合计3921.12元。 本院认为：综合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王国兴的雇主应认定为文达公司还是王配乐。二、王银宝、潘红是否对文达公司的赔偿义务承担连带给付责任；杜晓华是否在夫妻财产范围内与薛钢共同承担赔偿责任。三、王国兴是否有过错应承担相应责任。四、高红霞、王丽娇、王文澎主张的医疗费3921.12元和变更死亡赔偿金的标准应如何认定。 关于争议焦点一。确认雇员与雇主的核心是，雇员是否受雇主的控制、指挥和监督。本案中，王国兴从事雇佣劳动，并非由文达公司召集，而是由王配乐召集。王国兴的工作内容、工作时间并非由文达公司决定，王国兴的劳务工作量计算，也非由文达公司监督记录，其劳务报酬也非由文达公司直接或委托王配乐支付给王国兴。高红霞、王丽娇、王文澎也未有充足的证据证明王国兴与文达公司之间存在雇佣关系，且一审判决认定王配乐为王国兴的雇主后，王配乐也未提起上诉。由此，一审法院根据优势证据原则确定王配乐与王国兴之间存在雇佣关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虽然王配乐在二审中否认其是雇主，但因其未提起上诉，且也未提供充足的证据来证明其主张，故本院对王配乐二审中提出的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意见，不予理涉。综上，本院有理由确信王国兴的雇主不是文达公司。高红霞、王丽娇、王文澎主张文达公司是王国兴的雇主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二。关于王银宝、潘红是否对文达公司的赔偿义务承担连带给付责任的问题。高红霞、王丽娇、王文澎基于《公司法》第二十条“滥用股东权利”的规定，要求王银宝、潘红对文达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本院认为，根据《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的精神，只有在股东实施了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及股东有限责任的行为，且该行为严重损害了公司债权人利益的情况下，才能适用公司人格否认。认定公司人格与股东人格是否存在混同，最根本的判断标准是公司是否具有独立意思和独立财产，最主要的表现是公司的财产与股东的财产是否混同且无法区分。在认定是否构成人格混同时，应当综合考虑以下因素：（1）股东无偿使用公司资金或者财产，不作财务记载的；（2）股东用公司的资金偿还股东的债务，或者将公司的资金供关联公司无偿使用，不作财务记载的；（3）公司账簿与股东账簿不分，致使公司财产与股东财产无法区分的；（4）股东自身收益与公司盈利不加区分，致使双方利益不清的；（5）公司的财产记载于股东名下，由股东占有、使用的；（6）人格混同的其他情形。在出现人格混同的情况下，往往同时出现以下混同：公司业务和股东业务混同；公司员工与股东员工混同，特别是财务人员混同；公司住所与股东住所混同。此外，公司控制股东对公司过度支配与控制，操纵公司的决策过程，使公司完全丧失独立性，沦为控制股东的工具或躯壳，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应当否认公司人格，由滥用控制权的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高红霞、王丽娇、王文澎主张文达公司应适用人格否认，但并未提供符合上述构成人格混同的因素和公司控制股东对公司过度支配与控制，操纵公司的决策过程，使公司完全丧失独立性，沦为控制股东的工具或躯壳情形的证据。因此，高红霞、王丽娇、王文澎否认文达公司的人格否认，要求王银宝、潘红对文达公司的赔偿义务承担连带给付责任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杜晓华是否在夫妻财产范围内与薛钢共同承担赔偿责任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本案中，薛钢因违法发包对王国兴死亡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其所负债务并非是因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且该债务杜晓华在事后也未予以追认。因此，一审判决杜晓华不共同承担赔偿责任，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综上，高红霞、王丽娇、王文澎主张王银宝、潘红对文达公司的赔偿义务承担连带给付责任；杜晓华在夫妻财产范围内与薛钢共同承担赔偿责任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三。《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根据国家标准《高处作业分级》（国标GB/T3608-2008）规定：凡在坠落高度基准面2m以上（含2m）有可能坠落的高处进行作业，都称为高处作业。根据相关规定，高处作业应持证上岗，必须戴好安全帽、佩好安全带。本案中，王国兴在进行高空作业时，未戴好安全帽、未佩好安全带，在不具备高空作业的相关技能的情况下，未进行妥善的安全防护，未尽到谨慎的安全注意义务，存在一定的过错。一审法院依据本案具体情况酌定减轻侵权人30%的赔偿责任，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高红霞、王丽娇、王文澎主张王国兴不承担责任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四。首先，高红霞、王丽娇、王文澎主张的医疗费3921.12元是否应计入赔偿总额问题。本院认为，高红霞、王丽娇、王文澎所提供的均未加盖公章且均为记账联的门诊收费三张收据，存在证据上的瑕疵，其可至解放军第101医院进行补正，但高红霞、王丽娇、王文澎在一审中未进行补正，故一审对该医药费未予认定，并无不当。现高红霞、王丽娇、王文澎虽然在二审也未予以补正，但本院考虑确实存在患者就医必须先急诊挂号、抢救治疗，然后再办入院治疗。门急诊挂号和抢救治疗费用与住院费用单独结算的情况，且各方均认为该笔费用并未计入一审认定的医疗费5300元、41995.44元之中，是否计入赔偿总额由法院认定。故本院酌情对于该笔医疗费用计入本案赔偿总额之中。当然，对该医药费用改判是因高红霞、王丽娇、王文澎的证据问题而改判，故高红霞、王丽娇、王文澎应承担该改判的二审诉讼费用。其次，关于高红霞、王丽娇、王文澎向本院申请变更死亡赔偿金标准应适用2019年度标准计算还是应适用2018年度标准计算问题。本院认为，由于相关规定的变化，高红霞、王丽娇、王文澎向本院申请变更死亡赔偿金，本院应予准许。高红霞、王丽娇、王文澎主张以2019年度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文达公司、王银宝、潘红、薛钢、杜晓华主张按2018年度标准计算赔偿金；第三人雷志峰、王配乐陈述由法院依法判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规定的解释》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第三十五条“‘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之规定，本案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是2019年12月，故本案死亡赔偿金赔偿标准应按上一年度即2018年度标准计算，即王国兴的死亡赔偿金应为973090.4元（48654.52元/年×20年）。 此外，关于上诉人高红霞、王丽娇、王文澎上诉提出，一审法院没有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规定的解释》第九条，属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规定的解释》第九条规定是，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本案中，王国兴并不是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他人损害，雇主应承担赔偿责任。因此，本案不能适用该条款作为判决的依据。故一审法院没有适用该条款，是正确的，不存在错误。 关于上诉人高红霞、王丽娇、王文澎提出“一审法院在庭审后按照文达公司的要求，两次追加第三人，偏听偏信文达公司的一面之词，偏袒本地企业和本地人，判决并无法赔偿能力的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透露出严重的地域歧视，漠视外地人的生命和合法权益”问题。本院认为，一审法院两次追加第三人，正是为了不遗漏赔偿主体，从而保护受害者的合法权益。一审法院判决王配乐承担赔偿责任的同时也判决文达公司和薛钢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即使王配乐无赔偿能力，也不影响高红霞、王丽娇、王文澎向文达公司和薛钢主张承担连带的赔偿责任，故一审法院不存在地域歧视和漠视外地人生命和合法权益的情形。因此，高红霞、王丽娇、王文澎所称“透露出严重的地域歧视，漠视外地人的生命和合法权益”毫无事实根据，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高红霞、王丽娇、王文澎的上诉请求除改判的部分医药费用外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另结合江苏省人身损害赔偿标准的调整，本案各项赔偿费用为：医药费51216.56元，死亡赔偿金973090.4元、丧葬费39870.5元、交通费、住宿费3000元、误工费42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合计1121377.46元。由王配乐负责赔偿784964.22元；扣除文达公司垫付款53000元，尚应赔偿731964.22元，由文达公司、薛刚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江阴市人民法院（2019）苏0281民初921号民事判决。 二、王配乐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高红霞、王丽娇、王文澎因王国兴死亡的损失731964.22元。 三、江阴文达建筑装饰有限公司、薛刚对王配乐的上述赔偿义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四、驳回高红霞、王丽娇、王文澎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540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0400元；由高红霞、王丽娇、王文澎负担3120元（高红霞、王丽娇、王文澎已预交11800元，一审法院予以退还8680元），由王配乐、江阴文达建筑装饰有限公司、薛刚共同负担7280元，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直接汇入一审法院诉讼费账户（开户名称：江阴市财政局非税收入专户；开户账号：01×××82；开户银行：农村商业银行江阴农商银行营业部）。保全担保费2000元，由高红霞、王丽娇、王文澎负担600元，由王配乐、江阴文达建筑装饰有限公司、薛刚共同负担1400元，王配乐、江阴文达建筑装饰有限公司、薛刚负担部分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直接给付高红霞、王丽娇、王文澎。二审案件受理费2743元，由高红霞、王丽娇、王文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静静 审判员  潘晓峰 审判员  仓 勇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徐冬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