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0民终56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林治元，男，汉族，1962年5月12日出生，住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成杰，山东三格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丛爱民，男，汉族，1973年9月27日出生，住威海市环翠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阿南，男，汉族，1978年12月27日出生，住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原审第三人：吕爱君，女，汉族，1984年1月24日出生，住威海市环翠区。原审第三人：威海市盛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仁泰花园8号楼。法定代表人：林乐建，执行董事。上诉人林治元与被上诉人丛爱民、张阿南、原审第三人吕爱君、威海市盛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元房地产）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2019)鲁1002民初55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林治元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原判，改判丛爱民、张阿南返还款项140万元，并自起诉之日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事实与理由：1.原审认定事实错误，林治元与丛爱民并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原判决以林治元与丛爱民对借款数额有争议，但双方均不否认双方之间存在的民间借贷关系为由，认定其并不构成不当得利，明显不当。首先，由于丛爱民与吕爱君所谓的“夫妻关系”，导致林治元陷于债务主体的认知错误和给付错误。林治元错误认知所理解的其与从爱民之间的“借款纠纷”，实际系其与吕爱君之间所谓的借款纠纷，并非指其与从爱民间之前还存在其他借款纠纷。2.原判决认定法律关系错误，明显不合常理。具体为：第一，按照房屋买卖的合同条款，房屋152平，49万成交，单价3213平方米，价格明显不合常理。林治元的本意是归还吕爱君80万，吕爱君需要把担保的房屋还给第三人盛元房地产。第二，林治元与丛爱民所谓的“借款纠纷”，系因林治元将丛爱民和吕爱君的主体身份混淆，导致林治元将应当还款给吕爱君的钱错误的偿还给了丛爱民。林治元要求丛爱民返还上述错误给付的款项时，丛爱民又编造了另一笔借款，但丛爱民所主张的借款所依据的证据明显不合常理。首先，丛爱民主张借款80万系现金交易不合常理。其次，丛爱民所提供的林治元出具的“还款承诺书”中未载明权利的主体、款项性质及事由，不具备借条的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无法以此认定双方存在借款关系。再次，关于案外人姜辉所陈述的情况，因姜辉与丛爱民存在利益关系，其陈述不能作为判断的依据。且其陈述应为证人证言，应出庭接受质询。故丛爱民所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其对林治元享有债权，亦不能证明其收到林治元支付款项具有合法的依据。丛爱民辩称，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关于吕爱军与林治元、盛元房地产之间的争议已经法院或仲裁机构依法裁判，且各裁判结果现均已生效，足以认定吕爱军与林治元、盛元房地产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和房屋买卖关系。2.丛爱民与林治元借款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反之，林治元对其不当得利的主张无证据证明。第一，林治元分别向丛爱民和吕爱君的借款金额、支付方式、偿还情况等均不同，林治元所称的系同一笔借款与事实不符；第二，林治元最迟于2017年3月对丛爱民与吕爱君已离婚的事实知晓，如像林治元所称的只存在同一笔借款，林治元就不会于2017年底到2018年4月期间仍份多次向丛爱民还款55万元，也不会于2018年1月5日再和担保人一起向丛爱民出具继续还款的承诺书。张阿南未作答辩。吕爱君述称，因吕爱君与林治元、盛元房地产之间的借款纠纷和买卖合同纠纷均已经法院或仲裁审理确定，林治元所偿还的款项均系其与丛爱民间的经济纠纷所产生，林治元的起诉与吕爱君无关。盛元房地产述称，同意林治元的上诉请求。林治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丛爱民、张阿南返还款项140万元，并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林治元与丛爱民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但双方没有签订书面的借款合同。林治元称按照丛爱民的要求曾向吕爱君出具借条，丛爱民称曾有借条（收条），但后林治元向其出具还款承诺书后撕毁。诉讼中，双方对于借款的具体数额有争议。林治元称其共向丛爱民借款三次，第一次借款40万元，第二次借款20万元，第三次借款95万元，前两次借款丛爱民均从其处拿走了部分字画，在原审法院再次询问时，林治元改称前两笔款项其认为应为买卖字画的款项，后再次称其共向丛爱民借款155万元；第三次借款时，因其系盛元房地产实际控制人，故其用仁泰花园的两套房屋作为担保，但在丛爱民的授意下，其与吕爱君签订了《威海市商品房【预售】合同》。丛爱民称林治元共向其借款两次，第一次为2014年5月底借款30万元，第二次为2014年6月初借款50万元。双方约定利息年利率36%，本金加利息共偿还155万元，林治元偿还部分款项后，双方约定利息年利率为24%。2018年1月5日，林治元出具还款承诺书，内容为：2018年1月10日给拾万元，25号给伍拾万，30号给20万，过期不付，由姜晖代付（37090219820104271X）。案外人姜晖在上述内容下方签字并书写“同意”。后林治元委托他人陆续向丛爱民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后截止到2018年11月，林治元还清了全部款项，共计130万元。原审中，林治元称其共向丛爱民偿还140万元款项。双方争议的10万元即是林治元主张张阿南带丛爱民领取40万元款项，丛爱民主张代为领取30万元款项。为此，林治元提供其与张阿南之间的通话录音予以证实，经质证，丛爱民不予认可，认为其仅让张阿南代领30万元款项，另10万元系林治元向其转账，其让张阿南代打收条；张阿南称其从林治元处领取款项30万元，另外10万元，系林治元向丛爱民转账10万元，丛爱民让其代打收条，故共计40万元。另查，丛爱民与吕爱君曾系夫妻，二人于2008年10月10日在威海市环翠区民政局登记结婚，于2011年12月28日协议离婚。2017年3月14日，吕爱君以林治元向其借款60万元未偿还为由向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林治元及其妻王建华共同偿还借款60万元及利息。林治元、王建华未出庭应诉，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依据吕爱君提供的借条、还款承诺书等，于2017年4月6日作出（2017）鲁1091民初57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林治元、王建华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吕爱君借款60万元，并自2016年7月31日起至实际履行还款义务之日止，以60万元为本金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支付利息。林治元不服，于法定期限内上诉至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在上诉期间辩称，其实际借款人并非吕爱君而系丛爱民，并向法院提交了其向丛爱民还款40万元的相关证据，经审查，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林治元辩称的60万元借款的实际借款人系丛爱民证据不足，且其向丛爱民还款40万元与本案无关，故于2017年7月17日作出（2017）鲁10民终119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林治元原审中提到的作为借款担保的仁泰花园房屋，案外人孙凤文已另案起诉吕爱君、盛元房地产，在吕爱君不服一审判决向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时称丛爱民与林治元、王建华之间的民间借贷与房屋买卖合同无关，其房屋买卖合同并非是为丛爱民与林治元之间的民间借贷提供担保。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28日作出（2019）鲁10民终120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吕爱君的上诉，维持原判决即孙凤文与威海市盛元房地产有限公司于2014年7月30日签订的关于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仁泰旅游度假花园2号906室房屋的《威海市商品房买卖合同》优先继续履行等。再查，因各方当事人均陈述借款或领款时案外人姜晖在场，故原审法院当庭电话落实案外人姜晖（电话：133××××8888），姜晖称林治元共向丛爱民借款80万元，借款多年，2018年年初曾在林治元办公室，林治元书写了一份还款承诺，原来的借条全部撕毁，其亦帮林治元向丛爱民还款5万元，现上述借款本金及利息已还清；林治元与吕爱君之间存在其他民间借贷关系，与其与丛爱民之间借款是两码事。一审法院认为，受益人受领他人基于给付行为而移转的财产或利益，因欠缺给付目的而发生的不当得利，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基于此，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丛爱民、张阿南收取林治元款项是否构成不当得利。虽然林治元与丛爱民对借款数额有争议，但双方均不否认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对此，依法予以确认。丛爱民基于双方之间存在的民间借贷关系，收取林治元支付的借款本金及利息，并非欠缺给付目的及合法依据。张阿南根据丛爱民的指示代收款项并出具收条的行为亦无不当。虽然林治元主张其根据丛爱民的指示向吕爱君出具借条，实际出借人系丛爱民而非吕爱君，但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且林治元在吕爱君起诉其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生效后，仍然于2018年1月5日，向丛爱民出具了还款承诺书，结合以上事实，对于林治元关于其与丛爱民、吕爱君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实际系一码事的主张无法认定。本案中亦无法认定丛爱民、张阿南收取涉案款项构成不当得利之债，故林治元要求丛爱民、张阿南返还给付的140万元款项及利息，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判决：驳回林治元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700元，由林治元负担。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受益人受领他人基于给付行为而移转的财产或利益，因欠缺给付目的而发生的不当得利，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首先，从本案中林治元与丛爱民对涉案款项的陈述及另案中吕爱君对本案中相关款项的陈述看，可以确认涉案140万元款项系林治元为偿还借款形成，亦即林治元均系基于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而为给付，并非没有法律上的依据，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其次，林治元主张吕爱君民在间借贷纠纷案件中主张的60万元借款实际系其本案中向丛爱民的借款并出具了2016年6月30日的还款承诺书，但该民间借贷案件中认定该借款60万元与丛爱民无关，系吕爱君对林治元的借款，林治元在该案中主张的已偿还40万元与在本案中主张的当时已偿还借款55万元不符，且该40万元款项亦被认定系其偿还丛爱民的借款，与吕爱君主张的60万元借款无关，该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相关民事判决已经生效，在未经再审程序救济的情况下，本院无法认定该生效判决确认的60万元债务与本案诉争的140万元款项之间存在关联。此外，本案一审中，林治元主张其共向丛爱民借款三次，第一次借款40万元，第二次借款20万元，第三次借款95万元，并认可前两次借款丛爱民均从其处拿走了部分字画，经法院询问，林治元改称前两笔款项其认为应为买卖字画的款项，后再次称其共向丛爱民借款155万元；二审中，林治元亦认可涉案155万元中部分款项涉及字画买卖，字画价值高达约200万元，林治元之上述陈述多次反复，且相互矛盾，表明林治元对其是否向丛爱民实际借款155万元亦含混不清，不能确认，且林治元在已经偿还140万元的情况下未收回此前出具的60万元借条和2016年6月30日的还款承诺、亦未收回其主张的95万元借条和2018年1月5日向丛爱民出具还款承诺且于2018年1月5日出具还款承诺之后仍继续还款明也显有悖交易习惯和结算常识，故依据现有事实和证据，尚不足以排除2018年1月林治元向丛爱民出具还款承诺中所涉80万元债务系林治元基于与丛爱民之间存在独立借款事实并作出向丛爱民还款承诺的可能。退一步讲，即使如林治所述涉案吕爱君主张的借款60万元和向丛爱民借款95万元均系向向丛爱民的借款属实，至迟在2017年7月吕爱君提起的民间借贷案件终审判决时，林治元应当明确知晓吕爱君与丛爱民早已离婚且涉案60万元借款债权被确认由吕爱君享有，在此情况下，林治元非但未与丛爱民通过对账、明确此前出具的借条或还款承诺的处理，以厘清双方间涉案债务具体付款和欠款数额，反而又于2018年1月5日向丛爱民出具80万元的还款承诺，并继续偿还相应款项，表明林治元以自己的行为认可该80万元与吕爱君主张的上述借款60万元无关，该还款承诺中的80万元债务系其欠付丛爱民独立借款80万元而来，该情况恰恰与丛爱民主张总计借款本金80万元亦相吻合，故无法排除丛爱民主张涉案140万元款项均系偿还林治元向丛爱民借款80万元及相应贷款利息的可能性。据上，原判决对涉案140万元款项是否构成不当得利作出否定性评价，并非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最后，林治元主张涉案两套商品房买卖合同系用于其向丛爱民借款95万元所提供的担保，因上述担保的房产网签在吕爱君名下并已由吕爱君实际占有或另行处分，故所偿还的涉案借款140万元应作为不当得利由丛爱民返还。现查明，涉案房屋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业经生效判决或仲裁裁决认定系合同双方真实交易的房屋买卖合同，并非借款担保合同，并据此裁决涉案房屋买卖合同合法有效，盛源房地产协助办理相应房屋的产权转移登记手续。相关法律文书已经生效，在相关生效法律文书未经法定程序救济前，仅就本案现有事实和证据尚无法认定涉案两套房屋系名为商品房买卖实为本案借款担保。基于此，林治元主张其以涉案两套担保房屋的交付和履行行为实际偿还了本案全部借款，故本案诉争的已还借款140万元系不当得利，即因缺乏关联性和生效的前提和条件而不能成立，原判决据此认定林治元偿还140万元款项不构成不当得利，并无不妥。林治元如认为本案所涉相关生效法律文书有错误，可以按照法定程序进行权利救济，本案中对此不做评判和处理。综上所述，林治元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400元，由上诉人林治元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于大海审判员  郭庆文审判员  王军志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刘双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