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900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谢红秀，女，汉族，住湖南省常宁市。上诉人（原审被告）：张伟成，男，汉族，住湖南省常宁市。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美华，女，汉族，住湖南省常宁市。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美容，女，汉族，住湖南省常宁市。以上四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文成，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尹爱民，男，汉族，住湖南省祁阳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市花都区广民纸品加工厂。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负责人：尹爱民。以上两被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慧博,广东谨然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两被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顾晓倩,广东谨然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上诉人谢红秀、张伟成、张美华、张美容因与被上诉人尹爱民、广州市花都区广民纸品加工厂（以下称广民加工厂）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8）粤0114民初118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谢红秀、张伟成、张美华、张美容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称，一、原审判决查明事实不清，认定《协议书》有效错误。1.尹爱民、广民加工厂利用自身优势,以及谢红秀、张伟成、张美华、张美容没有经验，在重大误解和显失公平情形下签订赔偿协议，该补偿费用与法定标准相差太远，违反公平原则，故尹爱民、广民加工厂与谢红秀、张伟成、张美华、张美容在张益群伤情严重医治无效的当日签订的赔偿《协议书》无效，依法应撤销。2.尹爱民、广民加工厂在签订《协议书》时，没有明确告知谢红秀、张伟成、张美华、张美容有关工伤死亡依法应享有的补助金额及法律依据。该协议书由尹爱民、广民加工厂提供，谢红秀、张伟成、张美华、张美容只是知道30万元数额，并不清楚工伤死亡赔偿的法律依据及计算金额，是在权利与义务不对等的情形下签订的协议书。3.由于谢红秀、张伟成、张美华、张美容4人均是初中及初中以下学历，在张益群死亡当天违背真实意愿情形下与广民加工厂负责人尹爱民签订了《协议书》。依据《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七条，张益群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为623900元，而在《协议书》中，尹爱民、广民加工厂支付的30万元还不到补助金的一半，并且还未包括计算其他项目赔偿数额，显失公平。4.在签订《协议书》前，张益群住院治疗已经拖欠医院医疗费用3.5万元。如谢红秀、张伟成、张美华、张美容不同意尹爱民、广民加工厂提出的30万元赔偿，尹爱民、广民加工厂则拒绝继续缴纳拖欠的医疗费。谢红秀、张伟成、张美华、张美容在得知张益群无医治可能的情况下，急于将张益群送往湖南老家安葬，同时为了付清拖欠的医疗费，迫于无奈在当天晚上约23时许与尹爱民、广民加工厂签订了协议，该协议明显存在显失公平及乘人之危情形。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显失公平，是指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明显不对等，使一方遭受重大不利，其构成要件为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明显不对等。本案中，谢红秀、张伟成、张美华、张美容与尹爱民、广民加工厂所签订的协议赔偿金额与法定赔偿金额相差巨大，显失公平。三、对于原审法院调查笔录调取程序的真实性，谢红秀、张伟成、张美华、张美容没有异议，但对于合法性及关联性有异议。根据调查笔录显示，尹爱民反映张益群有喝酒嫌疑，该事实只是尹爱民单方陈述，没有任何事实支持，谢红秀、张伟成、张美华、张美容不予确认。根据《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一条的规定，不得视为工伤的情形明确为醉酒。根据双方签订的《协议书》表述，张益群因为喝酒摔倒致伤。但是，《协议书》是尹爱民、广民加工厂起草的，谢红秀、张伟成、张美华、张美容是在明显违反公平的情况下被动接受，对尹爱民、广民加工厂主张的张益群喝酒的情况没有当场提出异议。根据车辆驾驶人员血液测量规定，酒精含量等级可以看出，喝酒与醉酒有明确区分，所以张益群不属于醉酒的情形。在张益群被认定为工伤后，尹爱民、广民加工厂没有对工伤认定结果提出异议及向法院提出行政诉讼，故张益群的死亡为工伤，尹爱民、广民加工厂应当按照工伤的标准进行赔偿。根据《协议书》内容，双方明确按照工伤的相关标准进行补偿，因此不存在关于喝酒不作为工伤赔偿的事实，一审法院没有查清该事实。工伤事故发生后，张益群在2016年11月4日脑死亡，当时还拖欠了医疗费。张益群属于低收入群体，没有能力支付这几万元的医疗费，考虑到张益群的伤势情况及老家的风俗，在张益群停止呼吸前双方签订协议是紧凑及无奈之举。但《协议书》没有说明及告知谢红秀、张伟成、张美华、张美容相关工伤死亡赔偿具体的项目计算金额，故《协议书》属于重大误解和显失公平。因此在死者张益群丧葬事宜处理后，谢红秀、张伟成、张美华、张美容通过申请工伤及起诉的方式争取合法权益。综上，谢红秀、张伟成、张美华、张美容上诉请求：1.撤销谢红秀、张伟成、张美华、张美容与尹爱民、广民加工厂于2016年11月14日签订的赔偿《协议书》，并请求按法定标准赔偿谢红秀、张伟成、张美华、张美容应得的费用；2.判决尹爱民、广民加工厂支付谢红秀、张伟成、张美华、张美容工亡补助金323900元、工资404元、伙食费280元、护理费320元、丧葬补助金40470元，以上合计为365374元；3.尹爱民、广民加工厂承担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被上诉人尹爱民、广民加工厂答辩称，一、尹爱民、广民加工厂认可一审判决及审理查明部分，谢红秀、张伟成、张美华、张美容的上诉请求与事实不符。对于张益群是否喝酒后摔下来受伤而死亡，不单有《协议书》的记载，还有当时案外人的陈述以及家属的确认。在一审质证时，对于该陈述，谢红秀、张伟成、张美华、张美容也只是辩称喝酒只是口头陈述，但没有否认该事实。现谢红秀、张伟成、张美华、张美容在二审中又否认喝酒，与事实不符。同时，双方是清楚喝酒与醉酒的区别，所以双方才在《协议书》以喝酒后摔下的字眼表述，并没有作出醉酒的表述，该《协议书》是经谢红秀、张伟成、张美华、张美容四个人签名确认。二、在整个调解过程中，谢红秀、张伟成、张美华、张美容多次报警，因此，调解不仅只有双方协商，还有警察作为第三方在场。而且，谢红秀、张伟成、张美华、张美容的其他亲属也在场，该情况一审判决中有所查明。而工伤死亡赔偿待遇并非是秘密，可以了解的渠道众多，也可以向相关部门了解核实，不可能存在谢红秀、张伟成、张美华、张美容所称的不知道法定的标准的情况。同时，了解或告知法定赔偿标准并非是尹爱民、广民加工厂的义务，而是谢红秀、张伟成、张美华、张美容的权利。即使尹爱民、广民加工厂没有告知谢红秀、张伟成、张美华、张美容法定赔偿标准，也不能证明尹爱民、广民加工厂对此隐瞒。双方是知道张益群在喝酒后摔倒致死的，并非是尹爱民、广民加工厂急于与谢红秀、张伟成、张美华、张美容达成调解了结纠纷，相反是谢红秀、张伟成、张美华、张美容单方面多次要求尹爱民、广民加工厂一次性解决，不想继续拖延及走法律程序。在此情况下，尹爱民、广民加工厂才与谢红秀、张伟成、张美华、张美容达成协议。由于张益群是在喝酒摔倒致死，谢红秀、张伟成、张美华、张美容担心不能被认定为工伤，所以才与尹爱民、广民加工厂签订《协议书》。以此，不能以是否认定工伤看协议是否公平合理。谢红秀、张伟成、张美华、张美容在确定工伤后以赔偿金额过低显失公平为由请求撤销《协议书》，是没有考虑到签订协议书时的前提。综上所述，请求驳回谢红秀、张伟成、张美华、张美容的全部上诉请求。尹爱民、广民加工厂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谢红秀、张伟成、张美华、张美容与尹爱民、广民加工厂于2016年11月14日签订的《协议书》合法有效；2.尹爱民、广民加工厂无需在三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谢红秀、张伟成、张美华、张美容工亡补助金323900元；3.尹爱民、广民加工厂无需在三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谢红秀、张伟成、张美华、张美容工资404元、伙食费280元、护理费320元；4.尹爱民、广民加工厂无需在三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谢红秀、张伟成、张美华、张美容丧葬补助金40470元；5.尹爱民、广民加工厂无需在三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谢红秀、张伟成、张美华、张美容二倍工资3269元；6.尹爱民、广民加工厂无需在三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谢红秀、张伟成、张美华、张美容高温补贴300元；（以上合计368943元）7.案件受理费由谢红秀、张伟成、张美华、张美容承担。原审法院查明，谢红秀为张益群的配偶；张伟成、张美华、张美容为张益群的子女；张益群的父母已去世；谢红秀、张伟成、张美华、张美容为张益群的法定第一顺序继承人，学历均为初中及初中以下。张益群于2016年9月1日到广民加工厂工作，岗位为搬运工，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合同。2016年11月10日上午10时左右，张益群在上班期间因卸货时从货车上摔下受伤，即被送往广州市花都区人民医院抢救。经诊断为右侧额颞部及左侧额内顶部硬膜下出血等。住院诊疗经过中记载：患者严重颅脑损伤后致中枢性呼吸循环衰竭，目前病情极重，随时有可能再次出现心率下降而死亡…家属经商议后要求自动出院。于2016年11月14日办理了出院手续，出院时病情为：患者仍呈深度昏迷，无自主呼吸。常宁市胜桥镇同裕村民委员会于2017年8月8日出具证明，证明张益群于2016年11月14日23时许，在医院出院后被送往湖南省路途中完全停止呼吸死亡，其遗体按当地风俗进行土葬。2016年11月14日，尹爱民（甲方）与谢红秀、张伟成、张美华、张美容（乙方）签订协议书，内容提及：2016年10月10日上午10时左右，张益群喝酒后在工厂门口卸货时从车上摔下，由头部着地。经医院抢救，现诊断为“脑死亡”，已经无救治可能。乙方同意为张益群办理出院手续。双方经协商一致，自愿达成协议如下：1.乙方保证到场签订协议的人员为张益群的全部法定第一顺序继承人，除签名人员外，没有其他法定第一顺序继承人。2.截至2016年11月14日，张益群的全部医疗费（约4.8万元，已付1.2万，现欠3.5万元），签订本协议当天，由甲方前往医院付清欠款后，乙方为张益群办理出院手续。3.在签订协议当天，甲方一次性支付乙方就张益群的工伤死亡（伤残）赔偿款包括一次性工亡补偿金（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伤残津贴）、丧葬补助金、供养家属抚恤金、住院期间护理费、出院后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等一切项目费用合计人民币300000元（叁拾万元）。4.乙方收到上述款项后，不得就本次工伤事故再向甲方及广民加工厂主张工伤赔偿和人身损害赔偿的权利，不得就本次事故向劳动部门申请工伤认定及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否则，乙方需退还甲方已支付的医疗费及300000元赔偿款，另外再支付甲方违约金300000元。尹爱民及谢红秀、张伟成、张美华、张美容均在协议书上签名捺印确认。签订协议后，尹爱民按约定支付了医疗费并向谢红秀、张伟成、张美华、张美容支付了300000元。经谢红秀、张伟成、张美华、张美容申请，广州市花都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7年8月30日作出穗花人社工伤认【2017】008659号《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张益群的情形符合国家《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一）项规定，认定为工伤。经原审法院调取工伤认定的相关材料，其中工伤部门对尹爱民所作的调查笔录中，尹爱民陈述：张益群在2016年11月10日上午10时左右，在家喝酒后回厂上班期间，在厂门口卸货时，从1米高的货车上摔下来，头部着地受伤。14日上午10时左右，张益群家属到工厂向我反映已到广州大医院了解，伤情已经没有治疗希望了。家属向我提出处理张益群的受伤补偿。11月14日下午18时左右，我和张益群家属达成关于张益群受伤补偿协议，晚上22时左右签订协议，并支付了大部分赔偿金，剩下的赔偿金几天后也支付了。由于协议是晚上签订的，而且当时家属催得急，所以出现了笔误，张益群实际受伤日期是2016年11月10日上午9时30分左右。张益群有没有醉酒不清楚，只是听工厂里的员工司机反映张益群喝了酒，有酒气，平时张益群上班也有在家喝酒后回厂里上班。工伤部门于2017年9月14日向广民加工厂送达了工伤认定决定书，于2017年9月8日向张伟成送达了工伤认定决定书，双方均无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原审法院依法前往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安全生产监察中队调查，该队专职安监员陈述：我了解尹爱民与谢红秀、张伟成、张美华、张美容调解的具体情况，我当时在现场。我们接到电话，来到广民加工厂的厂房，厂方还有伤者的家属在场，他们在协商赔偿事宜。当时张益群经过抢救，处于脑死亡的状态，家属认为没有必要继续治疗，按照家乡的习俗，打算将人送回老家。家属是确认张益群是喝酒后在工作时摔下的，我们只是安监部门，不可能给他们确定是否构成工伤，故此是由家属和厂方进行协商的。双方经过协商，家属同意厂方再支付30万元了结此事，家属有6、7人在场，有年轻人。赔偿事宜都是厂方和家属协商确定，当时没有签协议，后来怎样签协议、怎样付款不清楚，因没有在场，他们并不是调解当天进行的。但我在场的当天是确认了赔偿金额是30万元，应该是考虑了张益群喝酒的情况、厂方的赔付能力，综合考量确定的。在场的家属都是同意了该赔偿金额的。经组织双方质证，尹爱民、广民加工厂对调查笔录无异议，并陈述双方达成赔偿金额后，在第二天才正式履行。谢红秀、张伟成、张美华、张美容对笔录真实性无异议，但辩称喝酒只是口头陈述，安监部门只是对双方进行协商，具体协商费用的标准是由家属、厂方自行协商；确认是在第二天即2016年11月14日晚上11点的时候，因医院明确了没有治疗可能，从湖南老家也来了很多亲人朋友，为了办理丧葬事宜没有时间再等下去，才无奈签订了协议。谢红秀、张伟成、张美华、张美容于2018年3月23日向广州市花都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广州市花都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8年6月25日作出穗花劳人仲案[2018]613-616号《仲裁裁决书》，裁决：撤销双方于2016年11月14日签订的《协议书》；尹爱民、广民加工厂一次性支付谢红秀等4人工亡补助金共323900元、工资404元、伙食费280元、护理费320元、丧葬补助金40470元、二倍工资3269元、高温补贴300元。尹爱民、广民加工厂于2018年10月25日收到《仲裁裁决书》，因不服仲裁裁决，于2018年11月8日向原审法院起诉。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双方所签订的《协议书》应否撤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条规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办理相关手续、支付工资报酬、加班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达成的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不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情形的，应当认定有效。前款协议存在重大误解或者显失公平情形，当事人请求撤销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虽然《协议书》与谢红秀、张伟成、张美华、张美容依法应得的工伤保险待遇存在一定的差额，但该协议书签订于张益群伤情清晰的情况下，而从原审法院调取的安监部门的笔录可见，双方调解时有行政机关的人员在场，且协议并非当场即签订，而是在第二天晚上11点才签订，另按谢红秀、张伟成、张美华、张美容陈述从湖南老家也来了很多亲戚朋友。故此，即使谢红秀、张伟成、张美华、张美容不具备相应的工伤保险知识和法律素养，但在上述过程中，存在向行政机关、亲戚朋友咨询、了解工伤保险赔偿的充分机会，在双方签订《协议书》的过程中，谢红秀、张伟成、张美华、张美容不应处于“没有经验”的状态。且在张益群受伤后，即被送往医院救治，尹爱民、广民加工厂也负担了部分的医疗费，后来张益群也并没有因抢救产生巨额的医疗费、导致谢红秀、张伟成、张美华、张美容存在处于经济困难的境地而被迫接受尹爱民、广民加工厂调解协议的情形。谢红秀、张伟成、张美华、张美容所辩称的急需将张益群送往老家办理丧葬事宜，并不达到危困境地的程度。同时，《协议书》中明确写有张益群喝酒后的字样，谢红秀、张伟成、张美华、张美容即使学历只有初中或以下，亦能清楚理解该内容的意思。《协议书》中明确赔偿范围为“包括一次性工亡补偿金、丧葬补助金…等一切项目费用”，已基本列举了工伤保险待遇的赔偿项目，足以理解为该协议书约定的赔偿款为全部的工伤保险待遇。谢红秀、张伟成、张美华、张美容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协议书》上签名捺印确认，应清楚知悉相应的法律后果，且亦实际收取了尹爱民、广民加工厂按约定所支付的300000元。综上，原审法院认定双方所签订的《协议书》合法有效，谢红秀、张伟成、张美华、张美容辩称迫于无奈签订的《协议书》显失公平，缺乏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因《协议书》中明确约定了尹爱民、广民加工厂向谢红秀、张伟成、张美华、张美容所支付的300000元，包含了一次性工亡补偿金、丧葬补助金、护理费等工伤赔偿和人身损害赔偿的一切项目费用，故此对于尹爱民、广民加工厂主张无需支付工亡补助金、工资、伙食费、护理费、丧葬补助金，原审法院予以支持。但二倍工资、高温补贴并不包含在《协议书》约定的范围内，故尹爱民、广民加工厂应予支付。因双方对仲裁认定的二倍工资、高温补贴金额并无异议，原审法院予以确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确认双方于2016年11月14日签订的《协议书》合法有效。二、广州市花都区广民纸品加工厂无需向谢红秀、张伟成、张美华、张美容支付工亡补助金323900元、工资404元、伙食费280元、护理费320元、丧葬补助金40470元。三、广州市花都区广民纸品加工厂向谢红秀、张伟成、张美华、张美容支付二倍工资3269元、高温补贴300元，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付清。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谢红秀、张伟成、张美华、张美容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原审法院作出判决后，尹爱民、广民加工厂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但未在规定的期限内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本院已另行制作（2020）粤01民终900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按尹爱民、广民加工厂撤回上诉处理。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规定，一方当事人乘对方处于危难之机，为牟取不正当利益，迫使对方作出不真实的意思表示，严重损害对方利益的，可以认定为乘人之危；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致使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的，可以认定为显失公平；行为人因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的错误认识，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损失的，可以认定为重大误解。本案中，谢红秀、张伟成、张美华、张美容主张，其与尹爱民、广民加工厂签订的《协议书》存在重大误解、显失公平以及乘人之危的情形，应当予以撤销。但是首先，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在事故发生后，尹爱民、广民加工厂与谢红秀、张伟成、张美华、张美容已经就赔偿的问题开始进行了协商，因双方仍然存在一定的分歧，所以当时没有立即签订协议。该情况与原审法院向安监部门工作人员调查的情况相印证。虽然当时双方没有立即签订协议，但协商的过程中，有安监部门的工作人员以及谢红秀、张伟成、张美华、张美容的其他亲属等多人在场。而在签订协议的当天下午，谢红秀、张伟成、张美华、张美容接到医院的通知，清楚了解张益群的病情出现恶化，已经无医治可能的情况下，又继续与尹爱民、广民加工厂进行协商。至晚上11时左右，双方才在谢红秀、张伟成、张美华、张美容部分亲属的见证下签署了《协议书》。由此可知，谢红秀、张伟成、张美华、张美容是在可预见张益群病情最终发展的情况下，与尹爱民、广民加工厂就赔偿的问题进行协商的。从《协议书》的内容来看，《协议书》已经基本列举了工伤保险待遇的赔偿项目，谢红秀、张伟成、张美华、张美容主张其并不清楚赔偿项目的法律依据以及计算标准，但是在资讯发达的今天，从事故发生到协议的最终签订有四、五天的时间，谢红秀、张伟成、张美华、张美容完全有能力也有条件通过各种途经及时了解工伤保险待遇相关法律法规的具体规定。可见，尹爱民、广民加工厂当时并未较谢红秀、张伟成、张美华、张美容处于明显优势的地位而致使出现显失公平的情形。其次，虽然各方最终达成的赔偿数额与法定的赔偿标准有差距，但是协商本身就是一个利益平衡、取舍，相互妥协，相互让步的过程，协商过程中所考虑的因素不仅涉及到赔偿的法定标准，还涉及到事故发生的原因，赔偿人的赔付能力和赔付时间，以及死者家属一方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等其他诸多因素。谢红秀、张伟成、张美华、张美容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都具有相当的社会阅历和社会经验，也是在充分考虑了张益群的病情发展和自身承受能力的情况下，才与尹爱民、广民加工厂签订《协议书》的。该《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谢红秀、张伟成、张美华、张美容没有提供足够证据证明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最后，在张益群受伤后，尹爱民、广民加工厂已经支付了部分医疗费，之后张益群因为治疗也并未产生巨额的医疗费用，不存在谢红秀、张伟成、张美华、张美容所主张的因急需钱救治而陷入经济窘困的情形。因此，在签订该《协议书》时，尹爱民、广民加工厂亦未有乘人之危的情形。综上，谢红秀、张伟成、张美华、张美容上诉主张，涉案《协议书》存在重大误解、显失公平和乘人之危的情形，缺乏足够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不予采信。原审法院认定涉案《协议书》合法有效，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根据《协议书》的约定，谢红秀、张伟成、张美华、张美容在收到约定的赔偿款后，不得再就本次工伤事故向尹爱民、广民加工厂主张工伤赔偿和人身损害赔偿。现尹爱民、广民加工厂已经依据《协议书》的约定，向谢红秀、张伟成、张美华、张美容履行了支付赔偿款的义务，故原审法院对于谢红秀、张伟成、张美华、张美容主张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伙食费、护理费、丧葬补助金等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亦予以维持。综上所述，谢红秀、张伟成、张美华、张美容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谢红秀、张伟成、张美华、张美容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瑞晖审判员  刘庆国审判员  崔利平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二日书记员  彭泽鑫冯晓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