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414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邬思恋，女，1985年5月5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一天，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洋，男，1994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卓水锦，广东天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优米达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清泉路清泉大厦A座1005室。法定代表人：陈朝杰。上诉人邬思恋因与被上诉人张洋、深圳市优米达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优米达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5民初157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邬思恋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一天、被上诉人张洋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卓水锦到庭参加诉讼，优米达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邬思恋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张洋的全部诉讼请求；2.由张洋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事实查明不清，错误认定邬思恋签名的性质。2014年5月23日优米达公司对张洋所出具的《计划书》中，邬思恋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签字并注明身份信息是履行法定代表人的职务行为，不能认定为个人行为。张洋与优米达公司在2013年底开始有生意往来，双方之间的信任基础较为薄弱，且优米达公司未能及时支付合作款项，故优米达公司被要求出具《计划书》。尽管优米达公司对《计划书》加盖公章，但张洋要求优米达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名。邬思恋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被要求在优米达公司对外文件上签字，属于合理请求范畴，故张洋要求邬思恋在签名的同时加上其身份证号码，以确保签名人身份真实性，邬思恋便同意了。二、一审法院要求邬思恋对曾经担任过法定代表人的企业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于法无据。《计划书》中邬思恋的签名是不存在作为保证人或是债务加入的意思表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有关保证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的规定，保证责任不同于其他民事责任，保证人的身份以在相关文件中明示为成立要件，不能推定其保证责任。同理，债务加入也应当遵循相应的原则，也应当有明确的意思表示。三、邬思恋对张洋的转账仅出于同情，并无承担债务的意思表示，不具有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邬思恋曾在优米达公司处担任法定代表人，但自2015年8月便不再担任法定代表人，也不再是优米达公司的股东或员工，邬思恋已完全退出了该公司的经营管理活动，与优米达公司不再存在法律上的关联。邬思恋也已经通过手机短信明确告知了张洋。邬思恋于2015年11月12日成立了广州忏润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从事餐饮行业。尽管张洋知道邬思恋已经从优米达公司处离职，邬思恋也一再表示货款是优米达公司与张洋之间的贸易纠纷，与邬思恋已无法律关系，但张洋一直发短信逼迫甚至威胁邬思恋还款。邬思恋在收到张洋的胁迫信息后，三年分别转款1000元、1000元、1500元。这三笔款项并不是对《计划书》中债务关系的确认或者承担，只是邬思恋出于缓解张洋的心理压力，同情张洋的遭遇，而进行的一点补偿。即便一审判决认定此3500元为货款，也不能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四、张洋的主张已超过诉讼时效，对债务人不再具有约束力，邬思恋并非债务人，也无承担连带责任的事实基础及法律依据。因此，尽管张洋一直有向邬思恋主张债权，但因为邬思恋已经明确告知张洋其已经离开优米达公司，且明确告知了张洋应当向优米达公司主张权利。如果张洋不能提供其有向优米达公司主张过权利并导致诉讼时效中断的证据，则其诉讼请求早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胜诉权消灭，依法应予驳回。张洋辩称：邬思恋本人在《计划书》对欠款事实进行了确认，确认承担连带责任。邬思恋并非是优米达公司的员工，在发生涉案债务时，邬思恋是优米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邬思恋在2015年8月24日才办理变更工商登记，后期有恶意变更的行为，涉案交易均是邬思恋本人进行，包括下单取货等。邬思恋声称在2015年8月已经离开优米达公司，但是其本人在2017年至2019年分3次向张洋偿还了部分货款，若其不是对涉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其不可能在离开公司后仍向张洋支付货款。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邬思恋在2017年至2019年向张洋支付货款的行为产生中断诉讼时效。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驳回邬思恋的上诉请求。优米达公司未提交答辩意见。张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邬思恋、优米达公司共同向张洋支付货款159901元，并从2014年12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本案诉讼费由邬思恋、优米达公司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张洋系案外人鄢来秀之子。张洋自2013年2月起在广州市中大长江国际纺织城租赁档口经营布匹生意。2014年5月23日优米达公司出具了《计划书》，内容为，经有优米达公司与天邦利档口商业合作……总金额95188元，2014年7月28日支付1万元，2014年9月28日支付1万元，2014年11月30日支付75188元，本公司承诺在此期间公司一切正常运作，确保该笔款天邦利2014年内顺利回收，经友好协商双方同意此支付计划。邬思恋在优米达公司落款盖章旁边手写签名并注明了自己的身份证号码和地址。张洋提供了2014年9月至11月期间的销售码单七张，其中0000453和0001000的销售码单由邬思恋本人签收，销售金额分别为6740元和9729元；0000013和0000419的销售码单由“吴茜”签收，销售金额分别为4766元和5261元；0001028和0001612的销售码单由“何**”签收，销售金额分别为11985元和9722元；0001648的销售码单无人签收，但上面注明“苏领走何**补签，总金额20010元，付5000元”。该七张销售码单中购货单位均为“天猫”，且除0000013外其他六张销售码单中的电话均记载为138××××9929。张洋称“吴茜”、“何**”均是邬思恋的助手。2017年1月24日邬思恋向鄢来秀银行转账支付了1000元，2018年2月9日邬思恋向鄢来秀银行转账支付了1000元，2019年2月2日邬思恋向鄢来秀银行转账支付了1500元。本案审理过程中邬思恋表示所支付的3500元是代表优米达公司支付的《计划书》中的货款。另查，根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优米达公司于2010年1月13日成立，现已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范围，2015年8月24日股东邬思恋（股权比例30%）和罗招亮（股权比例70%）变更为陈朝杰（股权比例100%），法定代表人由邬思恋变更为陈朝杰。张洋于2019年7月8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买卖合同关系，张洋供应了货物，依法有权收取相应的货款。关于买卖合同关系的卖方主体问题，鄢来秀与张洋是母子关系，以张洋的名义承租商铺对外经营，现以张洋的名义起诉要求支付货款，并无不妥。关于买方主体问题，根据《计划书》的内容，可以认定优米达公司是布匹买卖关系中的买方。邬思恋在该《计划书》落款签名并注明了自己的身份信息，如果邬思恋是以优米达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在《计划书》中签名，则完全没有必要注明其个人的身份信息，而且之后以自己的个人银行账户支付了《计划书》中部分的货款，因此，可以认定邬思恋是对布匹买卖关系中的货款承担共同责任。张洋要求邬思恋、优米达公司对货款承担共同责任，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销售码单的问题，虽然没有证据证明“吴茜”、“何**”是邬思恋的助手，不过，根据日常的交易习惯，购货单位和电话均一致的情况下，可以认定属于同一买方。因此，对张洋提供的销售码单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一审法院均予以确认，张洋要求邬思恋、优米达公司支付该销售码单上的货款，合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不过扣减0001648号销售码单上记载的已付5000元，七张销售码单上尚欠的货款金额应为63213元。关于邬思恋、优米达公司辩解的诉讼时效问题，虽然《计划书》中记载在2014年11月30日前支付全部货款95188元，不过邬思恋在2017年、2018年、2019年均有支付部分货款，且其明确表示是偿还《计划书》中的款项，邬思恋的还款行为属于义务人同意履行债务，依法构成诉讼时效中断。同时七张销售码单中没有明确记载付款时间，属于付款期限约定不明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之规定，张洋作为债权人有权随时要求履行。因此，邬思恋、优米达公司辩解的张洋诉请超过诉讼时效的意见，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邬思恋、优米达公司应向张洋支付货款154901元。关于张洋诉请的逾期付款利息，考虑到《计划书》约定的还款时间早已超过，张洋明知邬思恋、优米达公司没有付款仍迟迟未提起诉讼追偿，张洋对逾期付款的损失扩大负有过错，因此，公平考虑，一审法院酌定货款本金91688元的利息从2016年7月1日起计算，货款本金63213元的利息则应从张洋提起本案诉讼之日即从2019年7月8日起计算，利息计算标准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经核算，暂计至2019年7月7日利息为13320元。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于2019年11月13日判决：一、深圳市优米达贸易有限公司、邬思恋在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共同向张洋清付货款154901元及逾期付款的利息（利息暂计至2019年7月7日为13320元，从2019年7月8日起至实际还清之日止以尚欠本金为基础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二、驳回张洋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282元，由张洋负担664元，深圳市优米达贸易有限公司、邬思恋共同负担3618元。经审查，本院对于一审判决查明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邬思恋于二审期间提交以下证据：1.优米达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打印件，拟证明邬思恋于2015年8月24日退出优米达公司，与优米达公司不再有任何关联；2.广州忏润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打印件，拟证明邬思恋退出优米达公司后设立了新公司，并一直经营管理。张洋的质证意见：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确认，关联性、证明内容不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院针对邬思恋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关于邬思恋在《计划书》中签名的性质。《计划书》的内容是优米达公司向债权人承诺还款金额及还款期限，是双方对债权债务的确定，该《计划书》已经加盖了优米达公司的公章，该公司作出还款承诺的意思表示是明确的。按照邬思恋所述，其是在张洋要求下签署名字，张洋出于维护其债权安全考虑而要求邬思恋个人一并承担责任是其单方的意思表示，邬思恋作为优米达公司的股东、法定代表人、经办人员，邬思恋个人是否愿意共同承担责任可由其根据情况自行决定。邬思恋在《计划书》中签名，并写下其身份证号码及居住地址，突出了其个人身份的特点，如其是以法定代表人的身份签名，并不需要记载其个人信息，因此，张洋主张邬思恋是以个人身份承诺还款具有依据，本院予以采信。邬思恋辩称是以法定代表人身份签名依据不足，本院不予认定。关于邬思恋向张洋支付3500元的性质。邬思恋于2017年1月24日、2018年2月9日、2019年2月2日向张洋的母亲鄢来秀支付了款项，邬思恋与张洋之间除涉案买卖交易外，无其他的经济关系，故该款项为邬思恋支付给张洋的货款。至于邬思恋辩称其是受到张洋胁迫的情况下出于同情张洋的遭遇给予的补偿没有充足的证据证实，本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定邬思恋为共同债务人并无不当。本案认定邬思恋共同承担还款责任，并非依据邬思恋是原优米达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或其是担保人的身份而承责，而是基于其作出还款承诺而承担责任。邬思恋作为优米达公司的原股东，在其转让股权后，优米达公司并未向张洋清偿债务，张洋质疑邬思恋有逃避债务之嫌并非毫无依据。至于邬思恋开设新的公司经营与张洋主张其承担责任没有关联性。关于诉讼时效。邬思恋确认张洋一直有向其主张债权，邬思恋也有还款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的规定，邬思恋主张张洋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本院不予认定。上诉人邬思恋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618元，由上诉人邬思恋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蔡粤海审判员  练长仁审判员  曹 玲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刘晓妍黄旖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