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鄂08民终33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钟祥支公司，住所钟祥市郢中镇安陆府西路9-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881084720303F。负责人：邹明禄，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覃莉，女，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荆门中心支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谭昊，男，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麟，男，汉族，1991年5月7日出生，住钟祥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管军，湖北慧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子保，男，汉族，1968年8月18日出生，住钟祥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管军，湖北慧中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钟祥支公司（以下简称长安保险钟祥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杨麟、黄子保财产损失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钟祥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16日作出的（2019）鄂0881民初12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本院于2020年6月17日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询问，上诉人长安保险钟祥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覃莉、谭昊，被上诉人杨麟、黄子保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管军，到庭参加诉讼。长安保险钟祥支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其不承担赔偿责任或发回重审；2.上诉费由黄子保、杨麟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次事故杨麟（涉案车辆驾驶人）故意离开事故现场、且在事故发生后指使授意案外人杨泽荣顶包，存在故意掩饰事故真实情况的违法违约情形，违反了保险法的诚实信用原则。杨麟离开事故现场不具有合理性，其更换驾驶人向保险公司报案的行为，属于保险诈骗的违法行为，保险公司依法不应为违法行为承担赔付责任。二、本案基本事实存在重大疑问。根据长安保险钟祥支公司对杨麟的询问笔录，事故发生后，杨麟授意案外人杨泽荣顶包且离开现场，可以确认本案事故发生后杨麟向交警部门不实陈述且不合理离开现场。三、钟祥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对于此次交通事故的处理事实不清，证据不充分，适用法律不当，未严格执法，有失公平公正。一审法院在未查明真相的情况下直接认定事实有悖公平公正原则。四、杨麟故意离开事故现场，从保险合同约定来看，本案保险合同免责条款依法应当产生效力。五、杨麟具有驾驶资格，应当知晓道路交通事故的处理流程，其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离开事故现场指示他人顶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属于严重违约行为和违法行为。六、保险合同属于商业合同，是保险人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保险事故进行损失补偿或保险金给付的合同。保险合同对当事人的诚实与信用具有更高的要求，要求合同当事人在订立及履行过程中，必须以最大的诚信全面而完整地履行自己应尽的合同义务，严格遵守保险合同的约定和承诺。综上，为维护法律公平公正及该公司的合法权益，请求上级人民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黄子保、杨麟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长安保险钟祥支公司上诉称杨麟在本案交通事故发生后，更换驾驶人报险，自行离开事故现场，存在涉嫌保险诈骗行为等，与事实不符。本案交通事故发生后，杨麟向长安保险钟祥支公司报险时称驾驶人系案外人杨泽荣，但在第二日上午九时，即二十四小时之内又向长安保险钟祥支公司如实陈述驾驶人员系其本人，应当视为杨麟向长安保险钟祥支公司如实陈述了本案交通事故发生的真实情况。2.本案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合法有效。截止目前为止，没有一个生效的裁判文书或者行政决定书认定，钟祥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无效或予以撤销。3.本案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明确记载驾驶员系杨麟，长安保险钟祥支公司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杨麟在本案中存在酒驾、毒驾等违法行为。4.案涉车辆在长安保险钟祥支公司投保了车损险（含不计免赔），本案交通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长安保险钟祥支公司应当承担保险理赔责任。5.经长安保险钟祥支公司申请重新鉴定，案涉车辆损失价值为296998元，对此，该公司应当赔偿。二、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应由长安保险钟祥支公司负担。《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诉讼费用由败诉方负担，胜诉方自愿承担的除外。因此，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由长安保险钟祥支公司承担。综上，长安保险钟祥支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杨麟、黄子保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长安保险钟祥支公司赔偿杨麟、黄子保维修被损车辆所支出的费用、路边路灯等财产损失、鉴定费等各项损失的费用共计382142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长安保险钟祥支公司负担。一审中，杨麟、黄子保自愿撤回路边路灯等财产损失的诉请。本院认为，长安保险钟祥支公司对一审认定“2019年1月18日23时47分，杨麟驾驶车牌号为×××××的小型客车（该车所有人为黄子保），沿钟祥市郢中镇校场路由南向北行驶至体育馆门前路段时，因未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导致车辆失控与路边路灯、行道树、警示牌、护栏相撞，造成车辆损坏，路灯、行道树、警示牌、护栏损坏的交通事故”，提出异议，认为该认定不实，其中，时间、后果及当事人均不实，因为没有调取现场监控无法核实时间。此外，长安保险钟祥支公司认为一审认定的事实有遗漏，其对事故发生后驾驶人的状态有疑问，于一审中申请调取现场监控，但一审法院没有调取。1.对于长安保险钟祥支公司就一审事实认定的异议，经审核，（1）长安保险钟祥支公司对于案涉交通事故发生没有异议。（2）据长安保险钟祥支公司一审提交的机动车保险报案登记表，该公司记录的出险时间为2019年1月18日23时46分；报案时间为2019年1月19日23时58分；出险地点为湖北省荆门市钟祥市赵巷路；事故经过为标的车行驶中碰撞花坛无人伤，已提示报警，标的车前方受损；驾驶人为杨泽荣。（3）一审中，经长安保险钟祥支公司申请，一审法院委托中衡保险公估股份有限公司对案涉车辆损失进行了鉴定，损失价值为296998元。（4）据长安保险钟祥支公司一审提供的谈话笔录，2019年1月20日，杨麟、杨泽荣在谈话中，均向长安保险钟祥支公司承认，事故发生时实际驾驶人为杨麟，但报案时谎报为杨泽荣。（5）据长安保险钟祥支公司一审提交的该公司案件受理通知书，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公司于2019年3月5日书面通知杨麟，表示就杨麟提出的索赔，经该公司审核，此次事故的损失不属于该公司保险责任范围，不予受理。所附拒赔理由为，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中机动车损失保险条款责任免除项下第八条第二项：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据上述证据判断，案涉事故真实发生，且长安保险钟祥支公司及其上级公司当时也未对事故的发生提出异议。事故发生的时间、后果及当事人均有相关证据证明。因此，一审就案涉事故时间、后果及当事人的认定，并无错误。二审中，长安保险钟祥支公司也表示，对驾驶人是杨麟没有异议，只是对事发时他的驾驶状态有异议，怀疑有毒驾或酒驾的可能。据此，长安保险钟祥支公司实际是对一审认定的事故原因即“因未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有异议。2.长安保险钟祥支公司提出，本案基本事实存在最大的疑问是事故发生时驾驶人的状态，一审时其申请调取现场监控，但一审法院没有调取，以致认定事实存在遗漏。经审核，（1）据长安保险钟祥支公司一审答辩状，其在答辩意见第三项中表示，事故责任认定书记载内容与该公司调查笔录不符，且事故现场有监控，申请法院调取现场监控、交警笔录等材料进行核实查证。但就事故责任认定书记载的哪些事实与其调查笔录不符、需要核实哪些事实等问题，长安保险钟祥支公司并未明确，且在举证期限内未提交调查证据申请，未说明需要调查的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据当时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八条，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应当提交书面申请。申请书应当载明被调查人的姓名或者单位名称、住所地等基本情况、所要调查收集的证据的内容、需要由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原因及其要证明的事实。据该规定第十九条第一款，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不得迟于举证期限届满前七日。据第十九条第二款，对于证据调查申请，人民法院得对调查的必要性进行审查，以决定是否准许。据此，长安保险钟祥支公司并未依法实施诉讼行为，未明确表达其证据主张，以致一审无法准确判断是否需要调查证据。此种情形下，一审本可释明，要求当事人澄清，但未进行，也存在瑕疵。（2）据一审庭审笔录，长安保险钟祥支公司在陈述答辩意见时表示，事故责任认定书记载的事故经过与该公司调查不符，且事故现场有监控，必要时申请法院核实查证。据此，长安保险钟祥支公司是否要求调取证据，意见更为模糊。（3）据长安保险钟祥支公司一审答辩状及庭审笔录，一审中，长安保险钟祥支公司拒赔的依据是机动车损失保险条款责任免除项下第八条第二项中“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的规定。与该抗辩对应的事实主张是，杨麟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一审也重点围绕事发后杨麟是否离开事故现场进行审理。至法庭辩论时，杨麟是否离开事故现场仍是双方争议的一个重点。长安保险钟祥支公司仍坚持杨麟于事故发生后离开事故现场，该公司拒赔，并表示：“驾驶人是杨麟还是杨泽荣以及杨麟是否在现场的事实，必要时请法院核实”。可见，至法庭辩论终结时，长安保险钟祥支公司明确其争议的事实是，杨麟是否驾驶人以及是否离开事故现场。至于杨麟是否酒驾、毒驾，因长安保险钟祥支公司未以机动车损失保险条款责任免除项下第八条第二项第2目为拒赔依据，相关事实是否存在，一审未作审理。因此，长安保险钟祥支公司指责一审未依其申请调取证据，以致遗漏相关事实，不能成立。3.长安保险钟祥支公司还对钟祥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的责任认定有异议，认为在责任认定书中签名的两名交警实际未到事故现场，处理程序违法。就本案的审理而言，钟祥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的责任认定书仅具有证明案涉事故发生的作用。但如前所述，对于案涉事故发生及驾驶人为杨麟，双方已无争议，且有其他证据证明。因此，交警处理事故程序是否违法、责任认定是否正确，不属本案审查范围。4.就财产损失保险合同纠纷而言，一审未对机动车损失保险合同的订立、相关内容进行认定，确属遗漏基本事实。经审查一审证据，杨麟提交了机动车保险单，长安保险钟祥支公司提交了机动车辆综合商业保险保险单（副本），其中记载的承保险种包括机动车损失保险（综合）。二审中，双方对杨麟于2018年9月13日投保车损险，均无异议。双方均认可，机动车辆综合商业保险保险单（副本）尾部投保人签名（一审正卷第129页）是杨麟本人签字；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底部投保人签名（一审正卷第130页），经鉴定不是杨麟本人书写；但该免责事项说明书上部投保人签名（一审正卷第130页），杨麟声称不是本人签字，长安保险钟祥支公司表示不知道是否杨麟本人签字。此外，双方对保单记载的保险车辆、保险金额、被保险人等基本信息，以及保险车辆发生单方事故，均无争议；争议在于（1）机动车损失保险条款中的免责条款是否对杨麟生效；（2）如保险条款中的免责条款对杨麟生效，本案是否存在保险条款第八条第二项第1目、第十条第四项规定的免责情形。5.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对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的“明确说明”应如何理解的问题的答复》（法研[2000]5号），在订立保险合同的过程中，为使格式条款中的免责条款生效，保险人须（1）向投保人提供包含免责条款的格式条款；（2）就免责条款的存在向投保人作出提示；（3）对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向投保人作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以使投保人明了该条款的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既然对免责条款的提示及明确说明，是保险人的义务，长安保险钟祥支公司主张其履行了该义务，因此使免责条款生效，则应就其主张举证证明。（1）杨麟认可长安保险钟祥支公司向其提供了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2）提示是保险人通过特定方法，提醒投保人注意免责条款的存在。从提示的目的并结合上述规定看，保险人不仅需对格式条款中的免责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予以标识，还需主动出示该条款，提醒投保人注意该条款的存在。本案长安保险钟祥支公司交付给杨麟的格式条款中，免责条款、免赔率、免赔额部分的字迹，较其他条款颜色要深，但尚未达到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程度。保险单底部重要提示栏第5项虽提示客户仔细阅读保单所附保险条款，特别是责任免除和赔偿处理，但该提示内容未作明显标识，也不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投保人对保险人履行了符合该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要求的明确说明义务在相关文书上签字、盖章或者以其他形式予以确认的，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该项义务；但另有证据证明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的除外。长安保险钟祥支公司一审提交了免责事项说明书。但经鉴定，在“保险人已明确说明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内容及法律后果”文字下的签名，并非杨麟本人书写。此外，在保险单附页最后有投保人声明一栏（一审正卷第129页），内容为：“本人已经仔细阅读保险条款，尤其是黑体字部分的责任免除条款，对保险公司的保险条款内容的说明和提示完全理解并自愿投保，没有异议。”该段文字后面投保人处有杨麟签名及时间。二审中，杨麟代理人认可该处签名系杨麟本人签字。但该段文字仍未作明显标识，杨麟签字时是否注意到该段文字，难以判断。（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长安保险钟祥支公司据此主张，本案所涉免责条款无需明确说明，但未指明法律、行政法规作出禁止性规定的具体条文，也未说明法律、行政法规所禁止的情形。上述规定并非免除保险人对免责条款的明确说明义务，只是对以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免责事由的免责条款，考虑投保人负有应当知道并遵守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的义务，且该类规定一般较容易理解，因此，减轻保险人对该类免责条款说明义务的举证责任。就长安保险钟祥支公司援引的免责条款第八条第二项第1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区别事故情形，规定了多种处理方式，并未绝对禁止驾驶人在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离开现场。就长安保险钟祥支公司援引的免责条款第十条第四项，对于事故发生后向保险人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并无禁止性规定。因此，仅就格式条款中的免责条款进入保险合同的订入规则而言，是否可以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减轻长安保险钟祥支公司对免责条款第八条第二项第1目说明义务的举证责任，应视其主张的具体禁止性规定情形而定。综上，鉴于当事人未能就此项争议进行充分讨论和举证，就长安保险钟祥支公司在订立保险合同的过程中，是否向杨麟提示和明确说明了免责条款，依现有证据尚难以作出最终判断。因此，相关免责条款对杨麟是否生效，尚处于争议之中。6.一审查明，事故发生后杨麟当即向长安保险钟祥支公司报险，杨麟报称驾驶员系杨泽荣，随后其又与杨泽荣打电话，委托杨泽荣到现场帮忙处理事故，并要求杨泽荣对外称是杨泽荣驾驶的车辆，然后杨麟自行离开了现场。2019年1月19日上午9时许，杨麟向长安保险钟祥支公司报案，如实陈述驾驶员是其本人的情况。对此，双方均未提出异议。据上述事实认定，事故发生后，杨麟当即就保险事故的发生通知了保险人，但谎称驾驶人为杨泽荣，通知杨泽荣到现场后，杨麟离开现场，至次日才向长安保险钟祥支公司如实告知其本人为驾驶人。基于该事实，长安保险钟祥支公司认为杨麟离开事故现场，属“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且致事故原因无法查明，符合机动车损失保险条款第八条第二项第1目、第十条第四项规定的免责情形，拒绝赔付。其中，机动车损失保险条款第十条第四项系引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一条的内容。（1）机动车损失保险条款第八条第二项第1目并非绝对禁止驾驶人离开现场，免责的情形是指驾驶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作为对驾驶人事故现场行为的要求，其中“依法采取措施”，应指依《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相关行政法规、规章，采取措施。对于驾驶人离开事故现场，不能简单等同于逃逸，或简单认定为符合免责情形，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及相关行政法规、规章，结合事发时的具体情形，考虑驾驶人离开理由是否正当，是否及时报警，是否有条件报警，离开前是否采取了保护现场、抢救伤员的必要措施，驾驶人离开事故现场或迟延报警是否影响对事故性质、原因或后果的认定等，综合判断。其中，驾驶人亦属事故现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应予保护，非必要不得擅离事故现场。从本案目前的证据看，杨麟离开了现场，因此没有全面、完整保护现场。至于是否迅速报警，无证据反映，一审也未作认定。据长安保险钟祥支公司提交的两份询问笔录，对于谁向保险公司报案、谁报的交警，杨泽荣陈述其不知情；杨麟未回复是谁报警，于笔录尾部补充称未对交管部门报案。由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交警处理本案事故的具体资料，目前尚不清楚的是，究竟是谁于何时报警；报警内容为何；谁于何时告知交警实际驾驶人为杨麟；如存在对真实驾驶人的迟延告知，是否影响对杨麟驾驶状态及事故原因的判断；事故责任认定书中未认定杨麟酒驾或毒驾，是基于检测后明确排除，还是未经检测因此无证据予以认定。因此，不清楚的是，杨麟离开事故现场前究竟采取了哪些措施。至于其采取的措施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相关行政法规、规章的要求，也不能判断。（2）据机动车损失保险条款第十条第四项，下列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四）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保险人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赔偿责任，但保险人通过其他途径已经及时知道或者应当及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的除外。从该条款的内容看，所以要求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及时通知保险人，显然是为了使保险人能够及时调查，查明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关系保险赔付的事项。为实现条款设计的目的，此处的“及时通知”显然以正确通知为内容。杨麟虽然于事故发生后当即通知保险人，但其谎报驾驶人，直至次日才予以更正，不能视为及时通知。就此，长安保险钟祥支公司的异议及疑问，有其合理性。但此种就正确信息的迟延通知，是否导致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涉及交警部门及保险人两方面的事故处理流程。因相关证据欠缺，杨麟未及时正确通知长安保险钟祥支公司，是否导致事故原因无法确定，尚不能作出最终判断。综合以上分析可见，由于当事人没有围绕相关事实问题进行深入讨论和全面举证，一审也未作深入审理，现有证据、事实不足以支撑最终判断。故本案需发回重审，以审查认定下列事实。1.机动车损失保险合同的订立及合同相关内容。2.保险合同订立过程中，长安保险钟祥支公司是否就免责条款向杨麟作出提示和明确说明。3.如果免责条款经审查已生效，则需要对是否存在免责事由，进行深入审理。即使免责条款不生效，因为法定免责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一条）的存在，一旦长安保险钟祥支公司援引该条款作为免责依据，也同样需要审查是否存在免责事由。4.对于双方争议的免责情形是否存在，须结合免责条款及法律规定，综合考虑下列因素，合理判断：（1）驾驶人离开事故现场的理由是否正当，即离开是否必要，理由是否真实、合理；（2）在有条件的情况下，驾驶人离开前是否及时报警、通知保险人；在不具备条件的情形下，离开后一旦具备条件，是否及时报警并通知保险人；（3）驾驶人离开前是否采取必要、合理措施保护现场；（4）驾驶人离开事故现场或迟延报警、通知保险人，是否影响对事故性质、原因或损失程度的认定；（5）对于事故性质、原因或损失程度不能认定，保险人是否也存在过失；（6）事发时的其他情形，是否导致对驾驶人存在违法驾驶行为的合理怀疑，包括实际驾驶人身份，实际驾驶人是否有合格的驾驶证，实际驾驶人是否处于适驾状态等。不能仅以通知保险人未超过48小时，简单认定未迟延通知，也不能仅以此判定未影响事故性质、原因或损失程度的认定。此外，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二条第一款，诉讼过程中因鉴定等发生的依法应当由当事人负担的费用，人民法院根据谁主张、谁负担的原则，决定由当事人直接支付给有关机构或者单位，人民法院不得代收代付。但此类费用最终如何处理，该条并未规定。申请鉴定作为证据方法，通常成为当事人诉讼中的攻击防御手段。因鉴定而获益者，可能是一方当事人，也可能同时为双方当事人。同样是作为证据方法的申请证人出庭，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四条，证人出庭的费用由败诉方负担。如仅将鉴定费作为原告的损失或费用，在有诉讼请求时处理，而在被告为抗辩而发生鉴定费的场合不作处理，则有违公平。就此，一审对鉴定费予以处理，应属合理。但在当事人未提出诉讼请求的情况下，一审径行判决原审原告向原审被告支付鉴定费不当。目前司法实践中，对于鉴定费有两种处理方法。（1）如果一审原告支付了鉴定费，并增加诉讼请求，将鉴定费纳入赔偿或结算费用范围，则按损失或费用进行实体处理。（2）如果一审原告支付了鉴定费，未增加诉讼请求，或者对方当事人支付了鉴定费，并无诉讼请求，则按诉讼费用处理。综上，一审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经合议庭评议，裁定如下：一、撤销湖北省钟祥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16日作出的（2019）鄂0881民初1215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湖北省钟祥市人民法院重新审理。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钟祥支公司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7000元，裁定生效后，本院予以退还。审判长  王源渊审判员  王小云审判员  熊 蓓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法官助理刘雪苹书记员刘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