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2民终134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扬州高立达科技产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10237532119966，住所地宝应县泾河镇驸马营路（泾河工业集中区）。法定代表人：蔡志坚，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於德龙，该公司法务。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江阴戴勒姆动力设备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816739245903，住所地江阴市南闸街道工业园开运路。法定代表人：王晓龙，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甄扬，江苏博爱星（江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戴进，江苏海越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扬州高立达科技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立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江阴戴勒姆动力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戴勒姆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阴市人民法院（2019）苏0281民初132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立达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本案涉及合同共19份，其中2013年4份、2014年9份、2015年6份，戴勒姆公司提交了2014年部分送货单和2015年全部送货单，但上述送货单大部分载明的收货单位为江苏智道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道公司），仅有个别载明收货单位为高立达公司，且绝大多数送货单没有收货单位人员签字验收，不能作为交货证据。一审法院根据瑕疵送货单以及高立达公司已经付款1000多万元推定戴勒姆公司已履行全部交货义务，显然未查明事实，所阐述的理由也不成立。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案涉合同大多为包工包料的加工合同，具有买卖合同显著特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不能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交货事实，一审法院作出的推定既有违前述司法解释规定，也不满足民事诉讼的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难以令人信服。三、高立达公司未提异议不代表确认戴勒姆公司完全交货的事实。案涉19份合同系高立达公司原股东智道公司委派的人员经办，2016年智道公司撤股时带走了所有合同资料，高立达公司现在的控股管理层确实不清楚这些合同的履行情况，并非想赖账，戴勒姆公司作为权利主张方应当提供交付货物的有效凭证。戴勒姆公司辩称，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案涉19份合同中货物的规格、型号、数量等都有针对性，是高立达公司为了制造不同规格的换热器设备而专门采购。戴勒姆公司已经提供证据证明履行了交货义务，高立达公司对此不予认可，就应当明确哪一份合同没有履行完毕以及相关原因，对此戴勒姆公司才能有针对性地向法院提供证据或情况说明。事实上，案涉19份合同均已履行完毕，高立达公司也支付了绝大部分款项。双方的交易往来是连续的，集中发生在2013年至2015年期间，如果有未按约供货情况，按照常理高立达公司应当会及时提出，并且在后续合同中作出相关处理。此外，根据双方多年的交易习惯，结算和付款均依据合同、发票，并未将送货单作为直接结算凭证，因此才出现送货单格式不规范的情形。高立达公司一味否认基本事实，却又不提供任何证据材料，有违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二、双方交易往来中采用滚动付款方式，最后一份合同于2015年7月签订，2015年10月交货完毕，高立达公司一直到2016年7月仍然在陆续付款，根据滚动付款的交易模式，可以认为此前所有合同的账目已经结清，目前仅剩最后一份合同没有付清价款。而从最后一份合同的送货单以及该项目的上下游合同和交易内容来看，最后一份合同也已交货完毕。综上，戴勒姆公司确实已经履行了所有合同的交货义务，高立达公司应当支付剩余款项。戴勒姆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高立达公司立即清偿拖欠的定作价款2726032元，并赔偿逾期付款损失（自2017年4月23日起至付清全部货款之日止，按全国银行业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6月3日，双方签订买卖合同一份，约定戴勒姆公司向高立达公司供应价值70794.72元的无缝钢管和价值35952元的翅片钢管。货到验收合格后7日内支付，付款前提供全额增值税发票。2013年9月26日，双方签订工矿产品（翅片管）加工合同一份，合同总金额143101.84元。交货时间2013年10月15日，承揽方负责运费，交货地点扬州宝应县泾河镇工业园区高立达公司，报酬的结算方式及期限为：合同签订后预付总价款的30%作为预付款，发货前提供全额增值税发票，再支付总价款的30%作为进度款，货到验收合格后再支付总价款的30%作为进度款，10%作为质保金在收到货物18个月付清。2013年9月26日、2013年11月7日，双方签订工矿产品（翅片管）加工合同各一份，合同价款分别为286203.67元、926621.86元，交付方式、地点及报酬的结算方式及期限为同上。2014年1月8日、1月27日、3月25日、3月26日、3月28日、4月23日、5月15日、6月17日，双方分别签订工矿产品（翅片管）加工合同各一份，合同价款分别为392343.75元、88721.68元、231320.79元、307471.59元、254689.03元、370133.58元、1364504.82元、2338994.83元，交付方式、地点及报酬的结算方式及期限同上；2014年4月17日，双方签订工矿产品购销合同一份，定作物名称为409L不锈钢钢带，价款1725元，交货方式、地点及报酬的结算方式及期限同上。2015年1月20日，双方签订高立达公司杭州中策项目（翅片管）合同协议书一份，合同价款为57425元。合同签订后，支付合同总额30%定金，发货前再付合同总金额70%的发货款，质保期为货到现场18个月或者调试合格12个月内。交货约定：双方签订合同，预付款到账7日内生产完毕，卖方收到发货款后1天交货，货运至合同指定交货点宝应县高立达公司。2015年3月9日、4月21日，双方签订高立达公司氨纶三期项目ＺＤＬ5001（翅片管）、澳神项目（翅片管、钢管）合同协议书各一份，合同价款分别为38100元、583325元，交货方式、地点及付款同上。2015年6月29日、7月8日，双方签订高立达公司华海氨纶项目（翅片管加工）、江联重工项目（热管加工）合同协议书各一份，合同价款分别为396000元、375000元，以上两份合同约定的支付方式均为：合同签订后支付合同总金额30%的预付款；发货前再支付合同总价60%的发货款，本次发货前卖方应交付合同总价17%的增值税发票，否则买方有权拒付本期款。质保期限货物到现场18个月或者调试合格12个月内，质保期满后没有任何质量问题再支付10%的质保金。2015年7月22日，双方签订华海氨纶十一套项目（不锈钢管、钢带加工）合同协议书一份，合同价款5427000元，含17%的增值税及运费。11套翅片管的交货方式、交货数量及交货批次如下：第一批次两套、第二批次四套、第三批次五套。支付方式：合同签订后即生效，合同签订后支付合同第一批次两套总额30%的预付款即296018元，第一批次发货前，买方支付第一批次两套总额30%的发货款即296018.18元，同时按照合同向卖方支付第二批次四套总额30%的预付款即592036.36元，本次计支付888054.54元，第二批次四套发货前，买方支付第二批次四套60%发货款即1184072元，同时按合同向卖方支付第三批次五套总额30%的预付款即740045元，本次共计支付1924118元，第三批次五套发货前买方应支付第三批次五套总额65%的发货款即1603431.70元，同时向卖方支付第一批次两套总额的35%即345354元，第二批次四套总额的5%即98672元，本次共计支付2047458.94元，发货同时卖方应向买方提交增值税发票等材料，否则买方有权拒付本期货款。质保期为货到现场18个月或调试合格12个月，质保期满后没有任何质量问题再付5%的质保金。该份合同项下的送货单载明的最迟送货时间为2015年10月23日。上述19份合同项下价款金额总计为13692963.08元，开票金额是13693045.48元，截至2016年9月28日高立达公司支付货款10967013.4元。关于送货单抬头为何载明收货单位为智道公司，戴勒姆公司解释，在2013年之前，其就与智道公司产生了多年的业务关系，2013年智道公司入股了高立达公司，作为高立达公司的股东之一，智道公司将部分业务交由高立达公司处理，智道公司就将原与戴勒姆公司的业务交于高立达公司，由戴勒姆公司继续与高立达公司签订并履行合同，故戴勒姆公司工作人员在送货单抬头收货单位处书写的仍然是智道公司，这一点系在制作送货单上存在的不足，但事实上货物全部是交到高立达公司在扬州宝应的地址。本案争议的焦点为：戴勒姆公司是否已经按约履行了交货义务。为此戴勒姆公司提交了2013年对账单、2014年双方签订的合同项下的部分送货单，2015年签订的合同项下全部送货单，上述送货单仅个别送货单载明收货单位为高立达公司，大部分送货单载明收货单位为智道公司，所有送货单均标注了物流车辆的车牌号。其中2015年7月22日华海氨纶十一套项目（不锈钢管、钢带加工）合同项下送货单收货人栏有签字，其余多数送货单收货单位栏没有签字。高立达公司质证意见为：对2013年询证函真实性无异议，但询证函仅是双方财务流水账的对账，并非最终债务确认函，高立达公司还需要核对2013年度戴勒姆公司履行合同情况下的送货单是否由其签收，才能确认最终的欠款金额；对载明收货单位为高立达公司的两张送货单予以认可，对载明的收货单位为智道公司的送货单均不予认可，与其没有关联性，2015年部分送货单上收货单位签名人是王宝云，经核实王宝云系智道公司派驻高立达公司负责收货的人员，并非高立达公司的员工。一审法院认为：综合戴勒姆公司提交的证据及调查的情况，认定戴勒姆公司已按合同约定履行了交货义务，对于高立达公司以送货单瑕疵所作出的未收到货物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理由如下：1、2014年4月2日双方签署询证函，高立达公司确认截至2013年12月31日，高立达公司结欠戴勒姆公司货款1466208.01元。可以据此认定，至少截至2013年12月31日，高立达公司已经收到了2013年合同项下的全部货物。自2013年6月起至2015年7月止，双方先后就不锈钢钢管、钢带及翅片加工签订了19份合同，每一份合同成立并生效后，戴勒姆公司作为承揽方，当然应按合同约定向高立达公司履行交货义务。戴勒姆公司提交的合同项下的送货单显然从一开始在制作上就存在瑕疵，且除最后一份2015年7月22日合同项下的送货单有收货人员签字外，其余送货单大都没有收货人签字。对于收货单位为何载明“智道公司”的问题，戴勒姆公司作了较为合理的解释，亦提交了相应的证据；2、自双方在2015年7月22日签订最后一份合同后，至今已有四年之久，假定正如高立达公司抗辩，没有收到合同项下的货物或收到的货物不足，高立达公司陆续支付了高达10967013.4元的货款，而至今未提任何异议，显然与常理不符；3、已查明，所有合同价款中均包含运费，合同项下货物均由戴勒姆公司委托物流运输送达，案涉戴勒姆公司提交的送货单上均记载有物流车辆的车牌号，与实际情况相符，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送货单的真实性，另外除小部分缺失送货单外，戴勒姆公司提交2014年以来所有合同项下的送货单，上述送货单均记载了的货物名称、型号、数量，与合同约定相符，与相应的增值税发票记载也一致，且根据合同约定及戴勒姆公司陈述，合同项下的货物均送至高立达公司，高立达公司对此并未否认，而高立达公司所陈述的王宝云系智道公司派驻高立达公司负责收货的人员，也印证了这一事实；4、戴勒姆公司按约就合同项下所有的销货价款向高立达公司开具了相应的增值税发票，开票货物名称、单价、数量均与相应的合同约定一致，高立达公司收取发票，且已全部抵扣，并陆续支付货款。现高立达公司仅因戴勒姆公司提交的送货单存在瑕疵即否认戴勒姆公司向其履行了交货义务，显然有违诚实信用原则。综上，一审法院认为，戴勒姆公司、高立达公司签订的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戴勒姆公司已按约履行交货义务，并开具了全部的增值税发票，现所有合同质保期均已届满，付款条件已经全部具备，高立达公司尚欠货款2726032元未付，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高立达公司抗辩现管理层对合同履行情况并不知情，这是高立达公司内部管理问题，并不影响其对外应承担的义务。双方往来最后一批货物交货时间为2015年10月23日，因而截至2017年4月22日质保期届满，戴勒姆公司主张剩余货款自2017年4月23日起计算逾期付款损失，系其处分自身权利的行为，实际上也减轻了高立达公司的违约责任，一审法院对该起算时间予以支持。由于双方并未明确约定逾期付款的违约金或违约金的计算方式，一审法院确定参照全国银行业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逾期付款损失。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二百六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解释》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高立达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戴勒姆公司支付定作价款2726032元及逾期付款损失（自2017年4月23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业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戴勒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4304元，由高立达公司负担。本院经二审审理，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一）2015年7月2日，智道公司与江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联重工）签订合同1份，约定由智道公司按技术协议要求为江联重工制造热管式煤气换热器1套，价款64万元。2015年9月，智道公司与高立达公司签订合同1份（编号GLDZ15-006），约定智道公司向高立达公司定制热管式煤气换热器1套，价款55万元。2015年10月27日，高立达公司向智道公司开具金额为55万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本案双方签订的2015年7月8日江联重工项目（热管加工）合同协议书的编号为GLDZ15-006-PO-001。（二）2015年7月2日，智道公司与江苏天明机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明集团）签订合同1份，约定由智道公司按技术协议要求为天明集团制造SM热管换热器11套，总价款996.6万元。2015年9月，智道公司与高立达公司签订合同1份（编号GLDZ15-007），约定智道公司向高立达公司定制SM热管换热器11套，总价款748万元。2015年9月至12月，高立达公司分数次向智道公司开具总金额为748万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本案双方签订的2015年7月22日华海氨纶十一套项目合同协议书的编号为GLDZ15-007-PO-004。（三）2018年4月，戴勒姆公司以智道公司为被告起诉至一审法院，案号为（2018）苏0281民初5349号（以下简称5349号案件）。该案中，戴勒姆公司诉请智道公司支付价款2726031.9元及利息，提供的证据中包含本案2015年7月8日和7月22日2份合同及相应送货单，并主张此系与智道公司之间发生的业务，且已向智道公司交货。对此，智道公司抗辩称，该2份合同的买方均为高立达公司，送货单表面虽写了收货单位智道公司，但货物并非智道公司人员签收。同时，智道公司提供其与江联重工签订的合同、与天明集团签订的合同、与高立达公司签订的合同及相应发票，以证明2015年7月智道公司承接业主方江联重工、天明集团的设备制造安装工程后，将其中部分设备交给高立达公司生产，高立达公司已履行完合同并已向智道公司开具了足额发票，高立达公司采购原材料的对应合同就是戴勒姆公司2015年7月8日和7月22日2份合同。2019年6月26日，戴勒姆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撤回5349号案件的起诉，一审法院作出裁定予以准许。以上事实，有5349号案件中的合同、发票、庭审笔录、民事裁定书等在卷佐证。二审中，戴勒姆公司向本院出具书面说明，表示对于逾期付款损失的主张，现自愿变更为自一审起诉之日起计算。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戴勒姆公司是否履行了19份合同的全部交货义务。本院认为，综合审查全案证据，可以认定戴勒姆公司已履行了19份合同的全部交货义务。理由如下：2013年4份合同签订于2013年6月3日至11月7日，开票金额为1466208.01元，双方于2014年4月2日对账，确认截止2013年12月31日高立达公司结欠戴勒姆公司1466208.01元。虽然部分合同系约定发货前提供全额增值税发票，但从事后相隔数月的对账情况可知，合同项下货物均已交付。2014年9份合同签订于2014年1月8日至2014年6月17日，提供了部分送货单；2015年6份合同签订于2015年1月20日至2015年7月22日，提供了全部送货单。虽然送货单存在瑕疵，一是收货单位写为智道公司，二是仅部分送货单有人签收，但基于以下考虑，本院认定高立达公司已收到全部货物。1、案涉送货单中，除个别送货单填写收货单位为高立达公司以外，其余均填写为智道公司，戴勒姆公司对此作出的解释具有一定合理性，且送货单本身也确实反映了填写模式的一贯性。2、现有送货单上货物的品种、规格、型号与合同相符，下方记载有运输车号，与合同约定承揽方负责运输也相符，可信度较高。3、部分有人签收的送货单中，签收次数较多的是周洋和王宝云，周洋系合同约定的高立达公司收货联系人，王宝云的身份经高立达公司陈述系智道公司派驻高立达公司负责收货及检验的人员，两人签收的送货单足以证明相应货物已由高立达公司收取。4、双方在2013年至2015年期间陆续签订了19份合同，开票总额13693045.48元，高立达公司已支付价款10967013.4元，如果这些已付款完全是按合同约定支付的预付款和进度款（发货前基本应付至60%、90%或全款），但实际并未收到全部货物，那么在前合同尚且违约未交货的情况下，一次次继续签订合同，继续支付发货前货款，显然不符合情理。高立达公司作为合同当事人，诉讼中不能明确说明究竟哪些合同未收到或未收足货物，也不符合情理。5、对于案涉19份合同，戴勒姆公司已向高立达公司开具了足额增值税专用发票，高立达公司也已全部抵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是指不能仅以增值税发票抵扣的单一证据认定收货，而本案中有其他证据和前述分析相印证，综合认定下高立达公司对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抵扣应可佐证收货事实。关于19份合同中的最后2份合同（即2015年7月8日和7月22日合同），戴勒姆公司虽曾经向智道公司主张价款，但在智道公司抗辩并举证后，已撤回起诉，对于合同责任主体的认定应当依据相应证据，不能单纯将当事人出于误解或认识错误而所作的陈述视为绝对自认且不容变动，况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规定，即使是生效判决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有充分相反证据的也能够推翻，又何况仅仅是未经法院最终审查确认的陈述性意见。从证据审视，该2份合同的履行人、受益人系高立达公司，且高立达公司与智道公司之间还签订有与该2份合同相对应的下游合同，故该2份合同的付款责任应由高立达公司承担。具体理由：1、该2份合同本身载明的抬头处买方、交货条款中的收货单位、落款处买方均为高立达公司，对应的送货单已全部提供，绝大部分由高立达公司负责收货的周洋和王宝云签收，戴勒姆公司对应合同开具的全额增值税发票已由高立达公司收取并抵扣且支付了部分价款，足以说明是高立达公司在履行该2份合同。2、其中2015年7月8日合同的编号为GLDZ15-006-PO-001，货物为翅片管，总价37.5万元，而2015年9月智道公司与高立达公司签订编号为GLDZ15-006合同，由高立达公司向智道公司供应总价为55万元的热管式煤气换热器，从合同编号、货物品种、合同金额可反映两合同之间具有上下游关联性，且案涉合同还载明项目名称为“江联重工项目”，与智道公司的业主方合同也吻合，可以反映系高立达公司向戴勒姆公司定作翅片管后制造生产成热管式煤气换热器供应给智道公司。同样，案涉2015年7月22日合同的编号为GLDZ15-007-PO-004，货物为11套不锈钢管及钢带，总价542.7万元，而2015年9月智道公司与高立达公司签订编号为GLDZ15-007合同，由高立达公司向智道公司供应总价为748万元的11套热管换热器，从合同编号、货物品种、合同金额可反映两合同之间具有上下游关联性，系高立达公司向戴勒姆公司定作11套不锈钢管及钢带后制作生产成热管换热器供应给智道公司。3、关于上述2份下游合同的履行，高立达公司已于2015年10月27日向智道公司开具了55万元增值税专用发票，于2015年9月至12月向智道公司开具了748万元增值税专用发票，且智道公司在5349号案件中也确认2份合同均已履行，即智道公司认可收到高立达公司向其交付了合同货物，意味着其负有向高立达公司结算付款的义务，因此对于案涉戴勒姆公司的2份合同应当认定高立达公司为定作人，高立达公司收取戴勒姆公司的货物后另行制作成设备供应给智道公司，故高立达公司应向戴勒姆公司支付2份合同项下共计580.2万元价款，同时享有向智道公司结算803万元价款的权利。综上所述，高立达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因二审中戴勒姆公司自愿将逾期付款损失的起算日期变更为一审起诉之日，此系当事人自行处分民事权利的行为，本院予以准许并对一审判决结果作相应调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江阴市人民法院（2019）苏0281民初1328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及案件受理费负担部分；二、变更江阴市人民法院（2019）苏0281民初1328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扬州高立达科技产业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江阴戴勒姆动力设备有限公司支付定作价款2726032元及逾期付款损失（自2019年9月4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案件受理费28608元，由高立达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蔡利娜审判员  费益君审判员  王俊梅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六日书记员  魏依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