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055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申请执行人）：邱俊娴，女，1988年2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番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曾靖雅，广东比格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建军，广东比格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案外人）：刘涵，男，1993年2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番禺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被执行人）：刘晓波，男，1967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番禺区。上诉人邱俊娴因与被上诉人刘涵、刘晓波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3民初5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邱俊娴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一审全部诉请。事实理由如下：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刘涵对涉讼房屋是否享有可以排除法院强制执行的权利。一审法院认定刘涵对涉讼房屋享有可以排除执行的权利，没有法律依据。一、刘晓波与邵莉的《离婚协议》约定涉讼房屋归刘涵所有，该约定仅能作为两者将房屋未来要赠与给刘涵的一种安排，是两者单方面的赠与意思表示，并未与受赠人刘涵达成书面赠与合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的规定，不能认定为赠与合同。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二十八条规定，赠与关系的成立必须以交付为前提，对于房屋而言必须办理过户手续，否则赠与关系不成立。刘晓波和邵莉在离婚协议中对赠与房屋作出意思表示，该协议虽对刘涵设定了利益，但该利益是否实现取决于刘晓波是否现实履行房屋产权过户义务。涉讼房屋一直未办理过户手续，即使按照离婚协议约定在刘涵年满18周岁后也未过户给刘涵，所以涉讼房屋并不发生物权变更的效力。另外，涉讼房屋一直由刘晓波用于抵押贷款或用于为他人提供抵押担保，在刘涵成年之后亦是如此。因此涉讼房屋实际仍由刘晓波控制。刘涵称其实际占有使用涉讼房屋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因此，涉讼房屋仍归刘晓波个人所有，刘涵对涉讼房屋不享有任何权利。二、即使赠与合同成立，但刘涵基于离婚协议的约定有权请求不动产登记机关办理所有权利人变更登记，但该请求权是基于赠与合同关系产生的合同之债，属于债权请求权，不取得物权，其权利不具有优先性和对抗性。在涉讼房屋被查封之前，刘涵也没有证据证明其在该期间有行使过要求办理过户登记的权利。赠与房屋未能过户的过错是由赠与人和被赠与人共同造成的，刘涵对此存有过错。邱俊娴是善意债权人，根据物权法定和公示公信原则，刘涵的民事权益不能对抗善意债权人要求法院强制拍卖债务人刘晓波的财产。刘涵请求登记的权利不足以排除法院对涉讼房屋的强制执行。三、一审法院认定刘涵对涉讼房屋享有的民事权益足以排除法院执行，未明确援引相关法律或司法解释的规定。被上诉人刘涵二审答辩称：不同意邱俊娴的上诉请求、事实及理由。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二十九条的规定，赠与人明确表示将赠与物赠给未成年人个人的，应当认定该赠与物为未成年人的个人财产。事实上，刘晓波在刘涵年满18周岁时已经将涉讼房屋房产证交由刘涵本人并占有使用，刘涵在广州期间一直居住在涉讼房屋内，大学毕业后虽然在北京工作，但涉讼房屋也一直由刘涵占有使用。被上诉人刘晓波二审答辩称：不同意邱俊娴上诉主张的观点，同意刘涵的答辩意见。邱俊娴于2019年1月7日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1.准予（2018）粤0113执2429号案执行位于广州市番禺区钟村镇XX街XX楼的房屋（房地产权证号：42××70）；2.刘涵、刘晓波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事实如下：刘涵为刘晓波与案外人邵莉的婚生儿子。2002年5月17日，刘晓波（甲方）与邵莉（乙方）在广州市番禺区钟村镇法律服务所工作人员的见证下签订一份《离婚协议》，其中协议第三条约定“坐落在广州市番禺区钟村镇XX街XX房[商品房买卖合同编号：穗（番）房合字××号]（以下简称涉讼房屋）的房产归儿子刘涵所有，甲方居住。到儿子刘涵18岁时，过户在儿子刘涵名下。房款由甲方支付。”其后，刘晓波、邵莉于2002年7月9日登记离婚，《离婚证》“财产处理”一栏载明“XX街XX的房屋，归儿子所有，现由男方居住到儿子18岁时过户到儿子名下”等等。2006年2月9日，广州市番禺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对涉讼房屋核准登记，权属人为刘晓波，登记地址为番禺区钟村镇XX街XX楼。涉讼房屋曾分别于2006年6月7日、2007年6月13日、2008年6月23日办理抵押登记，该些抵押登记均注销后，又于2010年6月23日办理了权利人为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信源支行的抵押登记，该抵押登记于2014年6月16日注销。2015年6月12日，涉讼房屋被一审法院以（2015）穗番法民一初字第759-1号案件查封，后该查封转为（2018）粤0113执2429号执行案中的查封。2015年6月4日，邱俊娴以刘晓波未偿还双方于2014年4月8日所订立的《借款合同》中约定的借款为由，提起（2015）穗番法民一初字第759号案诉讼，一审法院经审理后判令刘晓波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偿还借款500万元及支付自2014年4月9日起至清偿之日止以500万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计算的利息给邱俊娴。刘晓波不服并提起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作出（2017）粤01民终22688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生效后，因刘晓波未履行生效判决所指定的义务，邱俊娴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受理案号为（2018）粤0113执2429号。涉讼房屋在该案执行过程中被裁定拍卖。刘涵在（2018）粤0113执2429号案执行过程中提出执行异议，一审法院于2018年11月26日作出（2018）粤0113执异460号执行裁定：中止（2018）粤0113执2429号案对涉讼房屋的执行。邱俊娴不服上述裁定，遂提起本案诉讼。一审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对涉讼房屋的实际权利人争议较大：邱俊娴除在其诉称的事实理由部分提出刘晓波才是涉讼房屋所有权人、刘涵对涉讼房屋不享有实体权利的各项理由外，还认为刘涵年满十八周岁后，其在北京读书、工作均不能成为拒绝登记的法定理由，况且在邱俊娴查封涉讼物业之前的一年里，涉讼房屋没有抵押、查封情况，但两被告仍未办理过户手续，而刘涵在刘晓波与邱俊娴的民间借贷纠纷立案后才起诉要求刘晓波过户是一种阻碍执行的手段，是刘晓波逃避债务的行为。刘晓波、刘涵均确认，虽离婚协议约定刘涵由母亲邵莉抚养，但邵莉离婚后便回重庆生活，刘涵一直与刘晓波共同居住在涉讼房屋内，刘涵上大学前均在番禺区内上学；刘晓波已向刘涵告知年满十八周岁后涉讼房屋归刘涵所有，且办理抵押均有征得刘涵同意。刘涵另述称其年满十八周岁后，随即要求刘晓波将涉讼房屋过户至刘涵名下，但由于当时房屋处于抵押状态无法办理过户，后刘涵在北京读大学、工作至今；期间邵莉也有催促过刘晓波过户；由于刘晓波未告知刘涵涉讼房屋涂销抵押的情况，故刘涵对此不清楚；刘涵得知涉讼房屋被查封后，认为利益受损曾以诉讼的方式要求刘晓波履行赠与约定，其后撤回起诉。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刘涵对涉讼房屋享有何种民事权益及该权益是否足以排除邱俊娴基于一般金钱债权对涉讼房屋的执行。刘晓波、邵莉于2002年5月17日所签订的《离婚协议》经广州市番禺区钟村镇法律服务所见证，该协议约定涉讼房屋归刘涵所有并于其十八周岁时过户至其名下，另民政部门于2002年7月9日颁发的《离婚证》中“财产处理”一栏亦记载了相同的内容。现无证据证明该《离婚协议》及《离婚证》为虚假或伪造，故刘晓波、邵莉关于涉讼房屋的约定对其双方具有约束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由于涉讼房屋现仍登记在刘晓波名下，刘涵根据刘晓波与邵莉离婚时就涉讼房屋的约定主张其享有该房屋的所有权，缺乏法律依据。虽然前述《离婚协议》及《离婚证》关于涉讼房屋的约定不能产生物权变动的效力，但刘涵基于该约定对涉讼房屋享有请求不动产登记机关进行所有权人变更登记的权利，只是该权利最终能否实现尚处于不确定状态。邱俊娴对刘晓波享有的一般金钱债权与刘涵基于《离婚协议》及《离婚证》的约定对涉讼房屋享有的物权请求权相比，一方面，《离婚协议》及《离婚证》的形成时间远早于刘晓波对邱俊娴所负债务的形成时间，刘晓波、邵莉不存在通过该两份文书的约定逃避该债务、损害邱俊娴利益的可能性；另一方面，邱俊娴基于一般金钱债权申请执行涉讼房屋，其不属于物权法意义上的善意第三人，邱俊娴亦未对涉讼房屋设定担保，其金钱债权并非基于对涉讼房屋公示的信赖所产生，故该金钱债权与刘涵所享有的物权请求权相比，不具有优先性。综上所述，刘涵对涉讼房屋享有的民事权益足以排除一审法院根据邱俊娴的申请对涉讼房屋的强制执行。一审法院（2018）粤0113执异460号案件裁定中止对涉讼房屋的执行并无不当。邱俊娴诉请准许执行涉讼房屋的理据不成立，一审法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一审法院于2019年10月8日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邱俊娴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邱俊娴负担。本院二审经庭询调查确认一审查明事实。各方二审均无新证据提交。本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以及有关的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据此，结合邱俊娴上诉主张及刘涵、刘晓波答辩意见，归纳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刘涵对涉讼房屋是否享有足以排除邱俊娴基于一般金钱债权对涉讼房屋的强制执行的权利。对此，本院认定如下：（一）刘涵系刘晓波、邵莉婚生儿子。刘晓波、邵莉于2002年5月17日签订《离婚协议》明确约定涉讼房屋归刘涵所有并于其十八周岁时过户至其名下。民政部门于2002年7月9日颁发的《离婚证》中“财产处理”一栏亦记载相同内容。现无证据证明该《离婚协议》及《离婚证》为虚假或伪造。《离婚协议》《离婚证》的形成时间远早于刘晓波对邱俊娴所负债务的形成时间，刘晓波、邵莉不存在通过该两份文书的约定逃避债务、损害邱俊娴合法权益的可能性。因此，刘晓波、邵莉对涉讼房屋权利归属的约定合法有效，具有法律约束力。（二）刘晓波、邵莉签订离婚协议及办理离婚手续时，刘涵尚未满十周岁。两人约定涉讼房屋归刘涵所有，与夫妻双方结束婚姻关系、财产分割以及对未成年人抚养义务分担和补偿等具有不可分割的意义，该约定并非普通的财产赠与关系。虽刘涵现已经超过十八周岁，但涉讼房屋多次被刘晓波用作抵押担保，且两者存在父子关系，对于涉讼房屋未依约办理过户，并不能认定刘涵存在过错。（三）邱俊娴对刘晓波享有一般金钱债权。刘涵基于《离婚协议》《离婚证》的约定对涉讼房屋享有物权请求权。邱俊娴基于一般金钱债权申请执行涉讼房屋，不属于物权法意义上的善意第三人，邱俊娴亦未对涉讼房屋设定担保，其金钱债权并非基于对涉讼房屋公示信赖所产生。邱俊娴享有的一般金钱债权与刘涵享有的物权请求权相比不具有优先性，就刘涵对涉讼房屋享有的权利予以保证更能突显司法的公平正义。一审法院认定刘涵对涉讼房屋享有的民事权益足以排除邱俊娴申请法院对涉讼房屋的强制执行，可予维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处理结果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邱俊娴的上诉主张，理据不足，依法应予驳回。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邱俊娴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柳玮玮审判员  黄春成审判员  李 娜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纪惠敏黄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