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苏民申3419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周鹤良，男，1957年4月4日出生，住江苏省常熟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俞健，国浩律师（苏州）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广，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盛南萍，女，1971年2月1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浙江省浦江县，现住江苏省常熟市。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楼小光，男，1968年10月3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浙江省浦江县，现住江苏省常熟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邵志渊，江苏海容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第三人：何建良，男，1965年1月3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常熟市。 一审第三人：罗国锋，男，1970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浦江县。 再审申请人周鹤良因与被申请人盛南萍、楼小光，一审第三人何建良、罗国锋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苏05民终1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周鹤良申请再审称，（一）二审判决认定罗国锋系以案涉南京天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杰公司）55%股权抵偿其所欠盛南萍、楼小光的借款，没有法律依据。1.盛南萍、楼小光举证的罗国锋签字的500万元借条的落款日期为2013年1月1日，借条载明的还款日期为2013年3月1日。而罗国锋将案涉股权转让给何建良的时间为2013年11月25日，该时间在上述借条载明的期限届满之后。如盛南萍、楼小光与罗国锋之间存在以股权抵销借款的意思表示，则在2013年11月25日，罗国锋即应直接将案涉股权转让给盛南萍或楼小光，不可能由罗国锋先将案涉股权转让给何建良，再隔一个月之后由何建良转让给盛南萍抵债。加之，500万元的借条原件现仍由盛南萍、楼小光持有，如存在以股权抵偿借款的意思表示，按日常生活经验，盛南萍应在受让何建良股权后将借条原件返还罗国锋，而非继续持有借条原件。2.盛南萍、楼小光主张以股权抵销欠款与事后盛南萍向罗国锋催要借款的事实相矛盾。一审中，盛南萍、楼小光陈述“因为已经取得了股权，故之后就借条项下欠款未再向罗国锋主张”。但新证据即罗国锋与盛南萍于2016年1月25日至2016年5月28日期间的短信记录显示，盛南萍在从何建良处受让案涉股权后仍继续向罗国锋催要借款。（二）二审判决认定何建良为名义上的股权持有人，股权实际权利人为罗国锋，没有法律依据。1.罗国锋将案涉股权转让给何建良是用于抵偿2011年罗国锋向何建良借款400万元的本金及利息，且两人均认可双方之间系真正的股权转让关系。2.罗国锋将股权转让给何建良后，何建良办理了股东变更登记手续。请求依法再审本案。 盛南萍、楼小光提交意见称，（一）二审判决认定“以股权抵销欠款”具有合理性。1.楼小光提供了500万元的借条原件，证实与罗国锋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2.债务清偿之后，出借人继续持有借条原件也属正常，只要借款人保存还款凭证，就足以证明清偿的事实。3.罗国锋将案涉股权变更至何建良名下，系让何建良代持该股权，罗国锋又具体操办其后的工商变更登记，将案涉股权变更至盛南萍名下，这是出于抵销借款的目的。（二）公证短信内容不是新证据，不能改变罗国锋以股权抵债的事实。1.本案一审立案时间为2015年12月8日，而短信发生时间段为2016年1月25日至2016年5月28日，系一审期间，不属于新证据。2.罗国锋怠于举证，应排除该证据材料。一、二审中，罗国锋本人均拒绝出庭，仅提供了一份情况说明，应视为其放弃诉讼权利。（三）何建良、罗国锋称罗国锋将案涉股权转让给何建良是抵销二人之间的借款本息没有事实依据。请求驳回周鹤良的再审申请。 罗国锋提交意见称，其和何建良之间不存在股权代持关系，而是真实的股权转让关系。 本院审查期间，周鹤良提交江苏省常熟市公证处于2018年11月2日出具的公证书一份，拟证明周鹤良在二审判决后找到罗国锋，罗国锋提交了其本人与盛南萍在此期间手机短信记录并进行了公证，证实在何建良将股权转让给盛南萍后，盛南萍仍然向罗国锋催讨借款，故盛南萍和罗国锋之间均不认可何建良将案涉股权转让给盛南萍是为了抵充罗国锋欠楼小光的借款。 楼小光质证意见为，公证书上载明短信内容上显示的手机号分别是盛南萍和罗国锋的，据盛南萍回忆，记不清有没有发送过信息。但罗国锋和盛南萍在股权转让后一直没有信息往来，公证书上的手机信息往来都是在一审诉讼期间发生的，因盛南萍没有法律意识，周鹤良突然起诉要求盛南萍支付550万元，故盛南萍发短信给罗国锋，其目的是认为罗国锋去还款或者盛南萍继续持有股权，不能证明周鹤良的证明目的。 罗国锋质证意见为，认可公证书的真实性及周鹤良的证明目的。 本院认证意见为，对于公证书上的手机短信内容是否是盛南萍和罗国锋的手机号码所发，因盛南萍并未认可，在无其它证据证实双方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短信往来的情形下，本院不予采信。此外，公证书上短信发生时间是本案一审诉讼期间，而短信内容中也没有盛南萍确认案涉股权转让并非真实意思表示的表述，故周鹤良的证明目的不能成立。 本院经审查认为，天杰公司成立于2007年9月3日，注册资金1000万元，罗国锋持有55%股权，楼小光持有45%股权。2013年11月25日，罗国锋与何建良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由罗国锋将其持有的天杰公司55%股权作价550万元转让给何建良。12月25日，何建良与盛南萍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由何建良将其持有的天杰公司55%股权作价550万元转让给盛南萍。上述两次股权转让均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但均未支付股权转让款。2015年9月28日，何建良与周鹤良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将其对盛南萍享有的550万元股权转让款债权转让给周鹤良，周鹤良为此提起本案诉讼，要求盛南萍、楼小光夫妇共同支付周鹤良550万元股权转让款及利息损失，二审判决驳回周鹤良的诉讼请求。依据现有证据和事实，周鹤良的再审申请不能成立。理由： 1.何建良在罗国锋开办的其它公司担任会计，与罗国锋之间关系密切。何建良、罗国锋称两人之间的股权转让是为了抵销罗国锋向何建良的借款，但对于借款的具体组成两人始终不能提交证据证实。从股权后续转让给盛南萍、股权转让款债权转让给周鹤良的过程而言，何建良与盛南萍之间、何建良与周鹤良之间均不存在任何债权债务关系，何建良均认可是接受罗国锋的指示实施股权转让及债权转让行为，故何建良在本案中的上述民事行为均是遵循罗国锋的意思表示，盛南萍、楼小光主张何建良系代罗国锋持有天杰公司55%股权具有合理性。 2.罗国锋对于楼小光提交的500万元借条对应的债务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于双方之间存在真实有效的债权债务关系构成自认。何建良、罗国锋一致陈述案涉股权的第二次转让过程是罗国锋与盛南萍、楼小光直接协商确定，何建良仅是作为登记股东至工商部门配合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由此可见，罗国锋、盛南萍、楼小光、何建良四人均明知何建良并非股权的真实权利主体，第二次股权转让的真实主体系罗国锋与盛南萍，盛南萍受让股权以抵销罗国锋向楼小光的借款，具有合理性。 3.案涉两份《股权转让协议》均约定“受让人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10日内将转让款全额支付给转让人”，而何建良、盛南萍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于2013年12月25日，且于当日办理了股东变更登记手续，但何建良自此时直至2015年9月28日将债权转让给周鹤良之时，已经长达二十一个月的期间，何建良从未要求盛南萍支付股权转让款，亦不能提交任何曾经催讨款项的证据，明显不符合常理。在何建良代罗国锋持有的股权已经真实有效转让给盛南萍的情形下，罗国锋也无须再向楼小光偿还借款。故何建良并不对盛南萍享有550万元债权，周鹤良基于债权转让而要求盛南萍支付55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周鹤良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马 杰 审判员 管 波 审判员 赵 畅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八日 书记员 闻方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