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20)鄂08刑终51号原公诉机关沙洋县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刘长江，男，1953年5月10日出生于山东省巨野县，汉族，大专文化，中共党员，北京市凯浩律师事务所律师，户籍地黑龙江省北安市，住北京市朝阳区林达大厦A座11层C室。因涉嫌犯行贿罪，于2017年3月27日经沙洋县人民检察院决定刑事拘留，3月28日被抓获，4月1日由沙洋县公安局执行，4月13日经荆门市人民检察院决定逮捕，4月14日由沙洋县公安局执行，2017年12月11日被沙洋县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2018年2月7日经沙洋县人民法院决定取保候审，并由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执行。2019年12月26日经沙洋县人民法院决定逮捕，并由沙洋县公安局执行。现羁押于沙洋县看守所。辩护人刘景省，北京国舜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夏亚敏，北京市鼎弘律师事务所律师。沙洋县人民法院审理沙洋县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刘长江犯行贿罪一案，于2019年12月25日作出（2018）鄂0822刑初11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刘长江不服，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上诉人，听取辩护人的意见，认为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沙洋县人民法院判决认定，2011年始，刘武彪、叶恒武、朱某1等人在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93号院9号楼10层1001室以“昌龙运通（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昌龙运通（天津）公司]名义从事集资活动。2013年5月31日，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决定对该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立案侦查。其中，昌龙运通（天津）公司于2012年4月与肖某1等人签订了《委托投资协议》，吸收了肖某1等人股权（票）型基金的投资款100余万元，后刘某1、叶某等人离开了该公司，肖某1的投资款未予偿还。2012年10月，朱某1成立“昌龙运通（北京）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龙运通（北京）公司]，经营范围为非证券业务的投资管理、咨询（不得从事发放贷款；公开交易证券类投资或金融衍生品交易；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对除被投资企业以外的企业提供担保），朱某1担任法定代表人，继续在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93号院9号楼10层1001室开展业务。2016年11月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朱某3。2017年3月14日，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决定对昌龙运通（北京）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立案侦查。2011年底，刘某1以认识“湖北省纪委领导”为名骗取肖某1的信任，安排朋友祁某冒充“湖北省纪委领导”与肖某1、李某1见面，谎称可以通过关系帮助李某1救出羁押在湖北省荆门市看守所的丈夫陈某，先后四次共骗取李某1通过肖某1支付的活动费83万元，用于自己挥霍和偿还债务。2014年2月24日，李某1为追回被骗的83万元，向湖北省荆门市公安局东宝分局报案要求追究肖某1等人的刑事责任，询问笔录由时任刑事侦查大队大队长的李某2（已判决）和民警王某1制作。此后，王某1等人发现肖某1因涉嫌赌博罪被羁押在广州市天河区看守所，遂于2014年3月26日到该看守所对肖某1进行讯问，发现肖某1不涉嫌犯罪，实际诈骗人为刘某1等人。2014年9月23日10时许，刘某1被民警王某1等人抓获，于2014年12月18日被荆门市东宝区人民检察院以诈骗罪提起公诉。肖某1得知刘某1被抓获，向荆门市公安局东宝分局报案称“刘某1、朱某1等人假冒他人公司名义、以签订委托投资协议的形式诈骗其100余万元”。2016年7月，李某2将上述报案线索交给王某1等人调查，王某1等人到天津、北京等地调查后发现昌龙运通（天津）公司有犯罪嫌疑，且该公司原在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93号院9号楼10层1001室的办公地点变成了由朱某1注册成立的昌龙运通（北京）公司的办公地点，王某1等人找朱某1调查情况，因朱某1不在公司，王某1通知朱某1到荆门市公安局东宝分局接受调查。朱某1得知肖某1在荆门市公安局东宝分局举报自己诈骗，因害怕到荆门后被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以及担心公安机关的调查会暴露其公司的非法运营模式，为了让荆门市公安局东宝分局不再继续追查该案件，朱某1提供了10万元的活动经费，派公司华中事业部负责人袁某到荆门打探消息、疏通关系，另派被告人刘长江（该公司法律顾问）到荆门处理此事，并让刘长江到湖北后联系袁某。之后，袁某通过荆门市公安局原副局长邹某的关系与李某2见面，提出由李某2派人到北京或武汉给朱某1做笔录的要求，并送给李某2现金2万元、黄鹤楼1916香烟4条。事后，袁某将情况向朱某1做了汇报。刘长江到荆门后，便到荆门市公安局东宝分局了解情况，袁某带其到李某2办公室与李某2进行了沟通，刘长江希望李某2在案件上给予关照，并表示会感谢李某2。刘长江回到北京向朱某1汇报了荆门的情况。经商议，朱某1同意给刘长江含法律顾问费、差旅费等费用在内的活动经费共100万元，让刘长江给李某2送钱以达到让荆门市公安局东宝分局不再追查案件的目的。朱某1先将现金65万元送到刘长江家中，后刘长江与李某2联系沟通，李某2同意在武汉给朱某1做笔录并约定了时间。2016年8月19日，刘长江携带现金50万元坐火车从北京到武汉，并在一宾馆与朱某1汇合。不久，李某2和民警韩某开车到达武汉，在武汉市武昌区洪山路64号湖光大厦东5楼给朱某1做了询问笔录。做完笔录后，李某2和朱某1、刘长江等人一起吃晚饭。饭后，刘长江先行回客房取装有现金50万元的行李箱，后下到一楼大厅时遇到刚把李某2、韩某送走的朱某1等人，刘长江立即拨打李某2电话，并乘出租车追李某2的车。李某2接到刘长江的电话后，将车停靠在路边，不久刘长江乘出租车赶到，从行李箱中取出装有现金50万元的袋子递给李某2，李某2将袋子放到汽车后备厢后开车离开。李某2回到荆门后，将现金50万元藏在自己家中。刘长江给李某2送钱后，李某2没有继续安排王某1追查上述案件，朱某1见荆门市辖区公安机关没有派人再来找自己，加之刘长江一直催要余款，便将剩余现金35万元给了刘长江。2017年3月28日22时10分，刘长江在北京市朝阳区林达大厦内被抓获。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1．湖北省荆门市人民检察院关于杨占新、刘长江、孙爱玲行贿犯罪线索的指定管辖函、沙洋县人民检察院举报线索首办移送函证明：本案的管辖来源。2．立案决定书、案件办理经过、到案经过证明：案件受理立案情况、办理经过和被告人到案过程。3．刘某1诈骗李某1的案卷材料证明：（1）2014年9月23日10时许，刘武彪被荆门市公安局东宝分局刑侦大队民警王某1等人抓获，其供述找祁某冒充省纪委退休领导以帮李某1将丈夫陈某从荆门市看守所救出为由诈骗李某183万元的经过。2014年12月18日，荆门市东宝区人民检察院以诈骗罪对刘某1提起公诉。（2）肖某1因涉嫌赌博罪被羁押在广州市天河区看守所，民警王某1等人于2014年3月26日到该看守所讯问肖某1，发现肖某1不涉嫌诈骗。（3）2012年4月17日，肖某1签订了《委托投资协议》，股权（票）型基金投资100万元，公司印章签章叶某。2012年4月18日，肖某1向昌龙运通（天津）公司转账各类费用共107.12万元，含其本人投资100万元、帮妹夫彭国祥投资5万元，手续费、工本费等费用共2.12万元。同年4月至7月获得12余万元。4．李某1的报案材料及询问笔录证明：2014年2月24日，李某1向荆门市公安局东宝分局报案要求追究肖某1、李某4诈骗83万元的刑事责任，上述笔录由王某1、李某2制作。5．内资企业设立（变更、改制）登记（备案）审核表、营业执照等书证证明：2012年10月，朱某1申请在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93号院9号楼10层1001室设立“昌龙运通（北京）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经营范围为非证券业务的投资管理、咨询（不得从事发放贷款；公开交易证券类投资或金融衍生品交易；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对除被投资企业以外的企业提供担保），法定代表人朱某1，2016年11月变更法定代表人为朱某3。6．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证明：（1）朱文雯等人于2013年5月6日到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报案称，2012年8月15日，昌龙运通（天津）公司以投资每月有本金5%高额返利为名，与朱文雯等人在朝阳区万达广场9号楼1001室签订《委托投资协议》，骗取朱某334.7万元。后该分局于2013年5月31日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立案侦查。（2）2017年1月11日晚，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建国门外派出所接群众举报称，北京市朝阳区万达广场9号楼1001室昌龙运通（北京）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民警出警了解情况后，将公司负责人闫征带回派出所询问，后该分局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立案侦查。7．肖某1报案材料证明：2014年11月3日，肖某1向荆门市公安局东宝分局刑侦大队报案称其被刘某1、叶某、徐某、祈伟、朱某1等人诈骗，要求追究上述人员的刑事责任。8．询问笔录证明：2016年8月19日17时至19时46分，朱某1在武汉市武昌区洪山路64号湖光大厦东5楼接受李某2、韩某询问。9．送达回证、证据移送清单证明：2017年7月19日，荆门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沙洋县人民检察院派员向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建国门外派出所移送朱某1涉嫌犯罪线索。10．户籍资料证明：被告人刘长江的自然人身份。11．证人肖某1的证言：2011年底，李某1让我帮忙找人把她老公陈永祥从荆门市公安局掇刀分局放出来，我找到刘某1帮忙，结果发现刘某1是个骗子，骗了李某183万元。李某1夫妇向公安局举报我和刘某1诈骗，我把所有经过都讲清楚了。后来我听说荆门市公安局东宝分局把刘某1和祈伟都抓了并判了刑，李某1的83万元也追回来了。2012年4月，刘某1骗我在他创办的昌龙运通（天津）公司投入了股权基金107.12万元，包括我投的100万元、我帮妹夫彭国祥投的5万元，以及手续工本等费用2.12万元。这个公司的创办人是刘某1并任监事，叶某是董事长，朱某1是基金总裁，徐某是总经理。当年4月至7月，我从公司得到12万多元收益（公司给了两个月，朱某1给了一个月），余下的钱没有返给我。我找过刘某1，但联系不上，我又到北京公司找他，发现刘某1、叶某、徐某都跑了，只有朱某1留在公司搞招商大会，朱某1不让我进入会场，还说我是刘某1介绍来的，要钱找刘某1。我知道被骗了，现场打了110举报朱某1非法传销。当时来了很多特警，警察告诉我案件要到公安局报案，朱某1的律师刘长江出来和我协商让我不要举报，承诺第二天去公司把钱还给我，我没去报案。第二天，我去公司要钱，发现朱某1请了几个彪形大汉在公司门口，他们还威胁我，我给朱某1打电话就打不通了。2014年，荆门市公安局东宝分局因李某1被骗83万元的事找到我，我将被刘某1骗100多万元的事告诉了他们，并问李某2这事能不能在荆门报案，他说可以。后来东宝分局展开调查，办案警官雷某、王某1回来后对我说朱某1等人是几个大骗子，已经构成诈骗罪，王某1他们去北京想找朱某1，但没找到。我过了一段时间去找王某1，他说朱某1的笔录是李某2亲自做的，我问案件下一步怎么办，他说需要领导决定。我找到李某2，李某2说案件比较复杂，办案人员不够，经费不足，分管局长刘某3不在，他以各种理由推脱，但也没说办还是不办，到现在也没有查出结果。12．证人李某1的证言，证实其被刘某1等人诈骗83万元的经过。13．证人朱某1的证言：2016年8月初，东宝分局警官王某1到北京的公司找我，没见到人，他留下了联系电话，我回公司后联系王某1，王某1告诉我肖某1举报我集资诈骗，要我到东宝分局说清楚，我让律师过去，王某1不同意，要求我本人过去，我说暂时过不去，王某1说不来就在网上通缉。为此我责怪了刘长江。因为2011年昌龙运通（天津）公司的叶某、刘某1、徐某、邓某等股东在北京以分公司名义募集资金，当时北京分公司法人是刘某2，共有包括我在内的五个基金经理，肖某1是湖北大区经理，我们主要业务是募集资金，吸纳了3200多万元，由于镁豪矿业就是一个采石场，只是吸纳资金骗人的一个幌子，钱被挥霍光后他们都跑路，只有我、古某以及财务上的人没跑，我募集资金最多，有1700多万元，都是亲朋战友的钱，我想把公司撑下去，把这些人的钱赚回来，于是2012年10月30日在北京注册了新的公司，即昌龙运通（北京）公司继续开展业务，用的是原来的办公地址。2013年，我把募集的客户组织了13个人（包括我女儿）和律师刘长江到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报警，现在荆门的公安机关又来调查我的新公司，我问刘长江是怎么回事，刘长江说先打电话问问。两天后，刘长江说他得亲自去荆门一趟，我就让他把北京的报案材料带去荆门，劝说荆门警方将案件移交到北京并案办理，如果行不通就找关系，该打点的打点。我还让刘长江联系武汉办事处负责人袁某。刘长江回来后告诉我案件并到北京很困难，让我必须到荆门说清楚，我问刘长江不去的后果，他说那得准备一大笔钱送人，我问多少钱，他说最少100万元。我觉得不如直接把钱给肖某1，刘长江说你给肖某1180万元，他接着会要800万元，其他投资人也会找你退钱，你要出钱就等于认罪，退赃不退罪，要办事就得出钱，不出钱警方会来调查。刘长江说的正是我担心的，公司在募集资金过程中存在违规违法行为，警方追查下去，公司整个运营模式就会暴露，认定我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我和公司都麻烦。我当即同意给刘长江100万元，让他到荆门找警方摆平这个事，并于次日拿了65万元现金到他家给他。过了几天，刘长江来电说都安排好了，让我去武汉做个笔录。我到武汉后，在袁某办公室等了一会，东宝分局的李大队和一个年轻警官来了，在办公室给我做了笔录。吃完饭后，我和袁某、吴某送李大队下楼，送走后我们回到一楼大厅，看见刘长江从电梯里提着一个旅行箱出来，边提箱子边往外跑去追李大队。过了一会刘长江回来了，我问他干什么去了，他说我答应的事情一定会办好，我说你不是先办好了吗，他说办事要讲究时机，说完还很得意。我们送钱的目的是让荆门警方不要继续追查这个案件。刘长江送钱后过了一个多星期，荆门警方没有再找我们。回到北京后，刘长江说他垫付了钱，共花了100万元，找我要余下的35万元，我看荆门的警方没有再找我麻烦，觉得他办事可以，就带了35万元现金到他家给了他。另外，我和王某1通完电话后，还给武汉办事处的袁某打过电话，让他到北京来，我对袁某说了荆门的案件，安排他回荆门找人了解处理，他说他哥认识荆门市公安局的邹局长，我给了袁某10万元让他回荆门帮忙活动。过了三、四天，袁某打电话说没有多大的事，他已给邹局长和分管的大队长每人送了2万元钱和2条中华烟。14．证人袁某的证言：我是昌龙运通（北京）公司华中事业部的负责人，朱某1是该公司董事长，公司主要业务是做股权融资。2016年6月，朱某1的公司孵化了很多企业需要在武汉落地投入生产，我之前刚好是做金融投资这块工作，朱某4认识我后想聘请我做武汉的负责人，我同意了。2016年8月2日，朱某1给我打电话说有人向荆门警方诬告他，还说这件事北京警方已处理过，他也是案件受害人，荆门警方要找他做笔录，他怕来荆门后被抓，想在北京或武汉配合荆门警方做笔录。因为我是荆门人，他想让我找荆门警方了解情况，打点关系，我说到荆门找关系需要花钱。他说“先给你10万元，你去荆门活动一下，打点关系，给荆门警方做工作，我配合他们做笔录，但希望笔录在北京做，不去荆门，退一步在武汉也可以”，并于次日给我的农行工资卡汇了10万元。8月6日，我和司机吴某一起开车到荆门的帝豪酒店住下，并给邹某副局长打电话，希望他帮忙介绍东宝分局刑警大队的人，邹某给了我李某2的电话，让我等一下再打，他先给李某2打电话说一下。过了10分钟左右，我给李某2打电话说“邹局长让我联系你，有个事麻烦你”。之后，李某2到帝豪酒店客房见我，我把朱某1的案件情况跟他说了，还说朱某1愿意配合荆门警方调查，但他怕被抓，希望在北京或武汉做笔录，费用由我们公司负担，希望李大队帮忙通融。李某2让我第二天上午去办公室找他，然后我留他吃饭，李大队推托。我说你不吃饭，我包个红包给你，你自己去吃个饭，说完我就递给他一个事先装好2万元现金的牛皮纸信封，另外还有4条黄鹤楼1916香烟（每条900元，用一个黑色方便袋装着），他还是推辞，一直到进电梯时他才收下。当晚，朱某1给我打电话说公司有个姓刘的律师要过来，让我派人到武汉天河机场接，我派吴某去武汉。第二天，我去找李某2，刘律师也赶来了，我和刘律师到李某2办公室谈了几分钟，刘律师让我下去等一会，说他和李大队谈点事，我当时心里怪怪的，因为他俩是刚通过我认识的。我到楼下等了约三、四十分钟，刘律师下来后还没有和我碰面，我接到李某2的电话，他说“刘律师要我（指李某2）以后不再跟你联系，只跟他单独联系这事”。刘律师跟我碰面后说有事要赶回北京，让我对朱某1把这个案件说严重一点。另外，我联系邹某弟弟陈斌给邹某准备了4条烟，给陈斌准备了2条烟，让陈斌帮忙转交邹某，并委托我哥郑中华将烟交给了陈斌，然后我将上述情况向朱某1做了汇报。过了约十天，朱某1让我到火车站接他，说李某2要来武汉给他做笔录，我把朱某1和他前妻奚某、儿子朱某5安排在英伦酒店住下，刘律师比朱某1晚一点赶到英伦酒店。当天下午，李某2带着一个民警在我公司的会议室给朱某1做了笔录。之后，我安排李某2两人、朱某1、刘长江吃晚饭，我和朱某1送走李某2等人后，刚要进酒店大厅便碰到刘长江带着一个箱子往外跑，出酒店打的士走了。15．证人王某1的证言：朱某1的案子是从李某1诈骗一案中牵扯出来的线索。2014年，上级公安机关交办荆门人李某1被肖某1诈骗83万元一案的报案材料，大队把这个线索交给我办理，韩某、王某2等人配合。经到广州提审肖某1及进一步的侦查，排除了肖某1诈骗的嫌疑，通过追踪被骗钱款去向，锁定了刘某1、祁某两人，并先后抓获归案。肖某1得知刘某1被抓后，多次到大队找局领导、大队长李某2报案，说自己在北京被刘某1诈骗了100多万元，当时我们队里任务重，就暂时把这个线索搁置了。2016年7月，肖某1不断到荆门上访，李某2安排我和雷某到天津等地调查肖某1举报的刘某1、朱某1、叶某、徐某等人公司的真伪。我们两人先后到天津、北京调查，发现昌龙运通（天津）公司是用死人名义注册的空壳公司，登记法人叫马某，登记前已死亡几年。与肖某1签订合同文本上的法人签名是叶某，我们据此认为该公司和合同都是假的，这家公司有重大嫌疑。我们跟李某2作了汇报，李某2指示要查清楚。我在北京找了朱某1，但其以各种理由拒不接受调查，我当时跟该公司的副总说限定朱某1一周之内到荆门市公安局东宝分局接受调查，否则我们就对他采取措施抓捕，还留下我们单位的地址。回来后，我们把这些情况详细地向李某2进行汇报，他态度很坚决，说要查清楚，并指责我们没有查公司的账目、肖某1转账的项目，怪我们没有去当地警方调查，我们解释了一番，还说已经传唤朱某1一周内来做笔录，如果他来了我们来加班都行，李某2没有再说什么。没过几天，李某2到我办公室说朱某1的案子有人给市局领导打了招呼，来人要我接待，并带了两人到我的办公室。其中一个叫刘长江，自称是朱某1公司的法律顾问，我告诉刘长江现在是侦查阶段，这个公司是用死人名义注册的假公司，涉嫌重大犯罪，朱某1本人必须来接受公安机关的调查，法律顾问过来没用，我还吼了他们几句。李某2听到后来我办公室批评我，然后我对刘长江说朱某1必须来，不来就进行网上追逃，之后把他们轰出了办公室，我看见他们上去找李某2。第二天，李某2让我们再到北京去找朱某1。我开玩笑地问去的钱谁出，他说还要你出钱不成，我说休假完了去。上午快下班的时候，我一朋友给我打电话说他有个朋友到单位来找我办事，带了2条烟给我。见面后，对方为朱某1的事说情，我回复这事要按领导的安排做，我只是具体办事的。他趁我不注意时往我车上丢了一个袋子，便开车走了，我打开袋子发现是1万元现金和2条烟，我赶紧开车追出去把烟和钱全部还给他。回到队里，我跟雷某提到这个事，雷某说他们还找检察院的领导打过招呼，告诫我不能收钱，我说已把钱退还，不会收钱。当天下午，李某2给我打电话说市局的邹某局长打了招呼，朱某1不肯来荆门，要到武汉给他做笔录，被我回绝。李某2说了些缓和的话，我才答应，我于第二天去了珠海。李某2过了两三天给我来电，说朱某1到了武汉，要我回来。我很不高兴，他说是邹某局长打的招呼，我没有办法还是回到武汉。到了武汉，我给李某2去电，他回复已和韩某去了武汉，要我回荆门，我特别生气地回了荆门。第二天，我找韩某要笔录看，我和雷某看了笔录很气，因为这份笔录有诸多疑点，和我们调查的情况完全不符，甚至朱某1成了受害人。又过了两天，我想起和雷某从北京回来时李某2批评我们很多事没有查清楚，便写了一个待查提纲去找李某2，并且跟他汇报接下来的工作怎么做，他说现在大队工作忙，先丢那里再说，这个案件被搁置了。我多次问他案件还办不办，他说现在没人没精力办理，丢那里算了。后来肖某1来问我案件进展情况，我跟他说了这个情况，直到刘某3、李某2被双规前，这个案件的卷宗一直保存在我的手里，得知市纪检督察部门调阅他们经手的案子，李金水教导员让我们把他俩经手的卷宗全部放到档案室封存，朱某1的案件也在里面。16．证人雷某的证言：我从北京回来后被市公安局抽去办专案，朱某1的案件没有继续参与，后来听王某1说李某2自己去武汉给朱某1做了一份简单的证人笔录。我当时觉得奇怪，据我和王某1前期调查，朱某1已涉嫌诈骗犯罪，按道理我们应该传唤他到局里来接受调查，或者我们直接将他抓捕归案，而不是由我们的大队长亲自到武汉给他做笔录，做笔录的地点也不应该在宾馆，朱某1既然涉嫌犯罪，就不能简单地制作一份证人询问笔录。后来我听王某1说这个案件搁置了，没有继续查。2016年8月我听王某1说有人为了这个案件给他送红包，当时王某1把钱退给别人了，我还劝他不要犯错误。证人雷某证实其到天津、北京调查朱某1公司的情况，与王某1的证言一致。17．证人韩某的证言：2016年8月底的一个周五，我和李某2到武汉给朱某1做笔录，李某2手写了一份询问笔录提纲给我，好像是围绕朱某1公司的资金运作情况方面的问题。我们到武汉后，一个袁姓男子联系我们到汉口一家宾馆见朱某1，我用电脑做的笔录，李某2进行了修改，具体怎么修改的我不知道，因为不是我主办，我对案件也不是很熟悉。李某2修改好后，打印出来签字捺印，做完笔录已经七点多，我们吃完饭便返回荆门。走了不到十分钟，李某2接了一个电话把车停在路边，然后下了车，对方的声音我听不到，我在看手机也没留意，只听李某2说“算了，不要”之类的推托话，通话时间不长。不一会，有人来找他，李某2打开后备厢，拎着一个黑色布包的袋子放进后备箱，里面装的什么我不清楚，到荆门我就回家了。18．证人李某2的证言：2014年，荆门人李某1的丈夫陈永祥被荆门市公安局掇刀分局抓捕关押，李某1为了捞出陈某被诈骗80多万元，李某1到我们刑警大队报案，说是肖某1诈骗的。我安排王某1接待李某1并制作了笔录，王某1向我汇报后，我们觉得案件具有可查性，肖某1诈骗的可能性很大，安排王某1和副大队长王某2进行初查。他们在警综平台上发现肖某1在广东被抓，我安排他俩到广东找肖某1调查，根据调查排除了肖某1的嫌疑，发现真正的诈骗犯罪嫌疑人是刘某1和祁某，由祁某冒充湖北省纪委领导，两人演双簧诈骗了李某183万元。王某1等人到省纪委调查出该单位没有祁某这个人，我们对两人立案侦查。两人被抓获后，肖某1来我们大队报案，称自己被祁某诈骗过两次，第一次是在广州买车被骗了18万元，第二次是在北京被昌龙运通（天津）公司骗了100万元。我安排王某1给肖某1做笔录，同时要其提交了书面报案材料，祁某对此拒不承认。我们报捕后，东宝区检察院认为祁某的证据不足只批捕了刘某1，我们就把祁某放了。2015年，祁某取保候审期限即将届满，我们把祁某诈骗83万元的案件移送起诉，因其传唤不到案，东宝区检察院对祁某逮捕并网上追逃。2016年7月，祁某被抓获归案，当时上级下达的跨区域案件线索呈报数据没有完成，我在队里开会决定把肖某1的报案材料拿出来侦办，继续由王某1主办。因肖某1报案称100万元是在北京转到昌龙运通（天津）公司的账户，我安排王某1、雷某到天津、北京调查，发现该公司用死人的身份信息登记注册，还有两个注册股东一个出境、一个坐牢，该公司已经变更为昌龙运通（北京）公司，法人代表变更为朱某1，这样朱某1进入我们的调查视线，我很清楚这个公司有重大嫌疑。王某1向我汇报后，我安排王某1对朱某1开展调查，主要是查清昌龙公司和朱某1的关系以及过户到朱某1名下的原因，因为朱某1和这个诈骗犯罪的公司有了牵连。他们在北京没有见到朱某1就回来了，我要求他们把朱某1传唤过来调查清楚。2016年8月的一天，荆门市公安局副局长邹某打电话问我是不是在查一个姓朱的在北京开公司的案子，他说姓朱的是他同学袁某的老板，要来找我，邹某说他不是来说情的，要我们实事求是的办理。过了一天，袁某给我打电话介绍称是邹某的同学，朱某1是他的老板，想跟我见个面。我们见面后，他说朱某1很忙，没有时间来荆门接受调查，问我能不能安排人到北京去，被我回绝。因为我们的人才去北京，他提出费用由他们公司承担，我称不符合纪律，后来我说回去商量一下再说。说完我准备离开，他给我一个黑色的方便袋，要我收下，我感觉是4条黄鹤楼1916香烟，便拒绝不要，他追到电梯口，我才收下。回到单位院子，整理袋子时发现里面还有一个牛皮纸袋装着2万元现金，我就拿回家了。袁某送钱后的第三天，刘长江和袁某到局里找王某1了解案件情况，我听见他们办公室很吵，就到王某1办公室看看，王某1说我们找的是朱某1，来个法律顾问干什么，我要他们回去把朱某1叫来。过了一会，刘长江、袁某又到我办公室，刘长江自称是最高检的退休干部，现在是朱某1的法律顾问，过来了解案情。袁某自称是邹某的同学，朱某1是他的老板。刘长江问我能不能去北京找朱某1调查情况，我说我们刚从北京回来，现在不可能再去，财务上领导也不会批。刘长江说差旅费他们出，我说这也不行，朱某1必须来荆门接受调查。过了一段时间，刘长江、袁某来电问朱某1能不能在武汉见面，我同意。之后，我安排王某1和韩某去武汉给朱某1做笔录，王某1有事请假，我和韩某去武汉给朱某1做笔录。我们到武汉后，在袁某的公司给朱某1做了笔录，笔录做完已经差不多晚上九点了，我们吃完晚饭返回荆门。刚走一会，刘长江给我来电说有些资料还要交，让我等下，我把车停在路边等他，刘长江提着一个手提包，直接走到我们车的后面打开后备厢将包放进去，我下车提包有点沉，估计是钱，就问刘长江干什么，他说为了证明老朱的清白，先把这个包押在我们这，我知道这笔钱肯定是朱某1出的，没有问题就不会出这个钱。回到荆门，我将提包拿回家中，经清点有50万元，我把钱放在阳台上一个放烂鞋子的柜子里。刘长江给的这笔钱不是保证金，也不是赃款，是一笔不该收的钱，我没有把钱上交财务是因为我自己的私心，想占便宜得点好处才把这笔钱留下来。在武汉调查完朱某1后的星期一，我把询问笔录给了王某1，要王某1调查昌龙运通（天津）公司所有的账目往来以及受害人在朝阳区公安机关的报案情况，因王某1手上事情很多，这个案件没有继续查下去。19．被告人刘长江的讯问光盘及供述与辩解，与查明的事实一致。沙洋县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刘长江为帮助朱某1谋取不正当利益，受其委托给予国家司法工作人员人民币50万元，影响司法公正，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行贿罪。刘长江在庭审中供述主要罪行，是坦白，可以从轻处罚。针对刘长江及其辩护人提出的被告人的供述系非法取得、应予排除的申请，公诉机关在庭前会议中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了说明，并在庭审中进行了举证、质证和辩论，经审查认为刘长江及其辩护人提出的排除非法证据申请不能成立，根据《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规程（试行）》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驳回被告人刘长江及其辩护人排除被告人供述的申请。刘长江向法院提交的“法律专家论证意见书”，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对该意见书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三百九十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五十二款、第五十三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八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被告人刘长江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上诉人刘长江及其辩护人提出：1、刘长江接受公安机关电话通知到案，系自首；2、刘长江系从犯、初犯，其主观恶性小、社会危害性低，如实供述罪行且愿意认罪认罚，请求二审从轻处罚。经二审审理查明，上诉人刘长江行贿的事实和证据与一审相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所采信的证据经一审庭审举证、质证，二审核实，其来源合法有效，所证内容客观真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刘长江为帮助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受委托给予国家司法工作人员人民币50万元，影响司法公正，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行贿罪。刘长江在侦查机关及一审庭审中供述主要罪行，系坦白，依法可以从轻处罚。关于上诉人刘长江及其辩护人提出“刘长江接受公安机关电话通知到案，系自首”的上诉及辩护意见，经查，北京铁路公安局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出具的《到案经过》证实，2017年3月28日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通过网络信息得知网上在逃人员刘长江的行动轨迹后，遂于同日22时10分在北京市朝阳区林达大厦内将刘长江抓获。且刘长江在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对其讯问时，并未交代其行贿的事实。本案并无证据证明刘长江系接受公安机关电话通知主动投案，亦无证据证明刘长江确已准备去投案、或者正在投案途中被公安机关捕获，其行为不符合自首的成立条件。上诉人刘长江及其辩护人提出的该项上诉及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刘长江及其辩护人提出“刘长江系从犯、初犯，其主观恶性小、社会危害性低，且如实供述罪行并愿意认罪认罚，请求二审从轻处罚”的上诉及辩护意见，经查：其一、刘长江虽受朱某1的委托向司法工作人员行贿，但某、李某2等人的证言均证明刘长江明知朱某1因涉嫌违法犯罪而意图逃避司法机关调查，积极帮助朱某1向李某2提出请托事项，且实施了给予李某2现金50万元的行为，刘长江在侦查机关及庭审中亦予以供认。刘长江积极提出请托事项并给予司法工作人员财物，其在共同犯罪中并非起次要或辅助作用，不构成从犯；其二、原审判决已经认定刘长江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坦白从轻情节，并根据其犯罪的事实、情节、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及其人身危险性，对其在法定刑幅度内判处相应刑罚，并无不当。上诉人刘长江及其辩护人提出的该项上诉及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周加友审判员  水 双审判员  袁达成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九日法官助理伍华清法官助理李纯书记员曹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