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决 定 书(2020)皖委赔监10号申诉人（赔偿请求人）:王玉玲（系王业富之子），男，1945年3月1日出生，汉族，居民身份证住址为安徽省庐江县，现住安徽省庐江县。被申诉人（赔偿义务机关）:安徽省庐江县人民法院，住所地安徽省庐江县庐城镇城东新区经二路与城东大道交叉口，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40124003271703L。法定代表人:金峰，该院院长。委托代理人：朱磊，该院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汪幸生，该院工作人员。申诉人王玉玲因申请安徽省庐江县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庐江县法院)再审无罪国家赔偿一案，不服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2019）皖01委赔6号国家赔偿决定，向本院赔偿委员会提出申诉。本院赔偿委员会依法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2019年4月20日，王玉玲以再审改判王业富无罪为由，向庐江县法院申请国家赔偿。同年5月20日，庐江县法院作出(2019)皖0124法赔2号国家赔偿决定，决定驳回赔偿请求人王玉玲因其父王业富被错判而造成损失的国家赔偿申请。王玉玲不服该决定，向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其请求事项为:由庐江县法院赔偿因其父王业富错判而造成工资损失1845115.20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合计1945115.20元。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经审理查明：赔偿请求人王玉玲系王业富之子，王业富曾用名王业付。1954年4月20日，王业富因恶霸地主一案被庐江县法院法刑字528号刑事判决书判处五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八年。1981年元月3日，庐江县人民政府作出庐政(1981)3号《关于王业付收回作退职处理的决定》，该决定主要内容为:现经复查，王在土改时定为地主分子。一九五六年参加商店为从业人员后，未发现新问题，文化大革命中又以成份问题将其清除出店下放农村是不妥的。鉴于王业付已年老，兼之右脚残疾，不能重新工作。为了体现党的政策，经研究决定，将王业付收回，由原单位办理退职手续，并恢复其夫妻及两个孩子共四人为非农业户口，转吃商品粮。1986年7月28日，庐江县法院作出庐法刑监字(86)第068号刑事判决，判决撤销法刑字528号刑事判决书，改判对王业富宣告无罪。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溯及力和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受案范围问题的批复》(法复〔1995〕1号)第一条规定，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国家赔偿法》1995年1月1日起施行。《国家赔偿法》不溯及既往。即: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行为，发生在1994年12月31日以前的，依照以前的有关规定处理。发生在1995年1月1日以后并经依法确认的，适用《国家赔偿法》予以赔偿。发生在1994年12月31日以前，但持续至1995年1月1日以后，并经依法确认的，属于1995年1月1日以后应予赔偿的部分，适用《国家赔偿法》予以赔偿;属于1994年12月31日以前应予赔偿的部分，适用当时的规定予以赔偿;当时没有规定的，参照《国家赔偿法》的规定予以赔偿。王业富于1954年4月20日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其被判刑和羁押均发生在1994年12月31日以前，应当依照以前的有关规定处理，并不属于《国家赔偿法》调整范围。庐江县法院所作(2019)皖0124法赔2号国家赔偿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综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的规定》第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决定驳回王玉玲的国家赔偿申请。王玉玲对上述决定不服，向本院赔偿委员会提出申诉，其申诉请求为：撤销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作出的(2019)皖01委赔6号国家赔偿决定书，依法支持申诉人的赔偿请求。主要理由为：一、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作出的赔偿决定书认定错误。申诉人王玉玲系受害人王业富之子。2014年王业富病故。受害人王业富自幼读书，1938年至1940年在黄埔军校读书，后因被日军炮弹炸断右脚致残，回家在盛桥镇经商。1950年因恶霸地主一案被捕，1951年4月20日，庐江县法院作出法刑字第528号刑事判决，判其有期徒刑五年，剥夺政治权利八年。后经多次申诉，庐江县法院于1986年7月28日作出庐法刑监字(86)第068号刑事判决书，撤销庐江县人民法庭1951年4月20日作出的法刑字第528号刑事判决书，改判对王业富宣告无罪。另外，由于庐江县法院错误认定王业富为地主分子并被判刑，致使王业富从1956年规划进入盛桥南业商店的从业人员，于1969年以地主分子将其清除出店，并株连家人下放农村，直至1981年庐江县人民政府作出庐政(1981)3号《关于王业付收回作退职处理的决定》文件，才将王业付收回，时间长达13年。由于赔偿义务机关庐江县法院对王业富作出错误刑事判决，判处5年有期徒刑，后又从1969年被清除单位下放农村，直至1981年才予以恢复，时间长达13年，而且全家人都受到株连下放，共计造成18年的工资损失，该损失在当时根本没有赔偿。庐江县人民政府只是在1981年将王业富作收回处理。可是，赔偿义务机关庐江县法院却认定该案不溯及既往，且王业富的冤狱案已得到妥善处理，显然不符合客观事实，属认定错误。而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竟然对此错误认定，不但没有本着“有错必纠”的原则予以纠正，反而还错误地作出赔偿决定书，驳回申诉人的国家赔偿请求，这明显属于认定错误。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溯及力和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受案范围问题的批复》(法复〔1995〕1号)规定，属于1994年12月31日以前应予赔偿的部分，适用当时的规定予以赔偿。当时没有规定的，参照《国家赔偿法》予以赔偿。很显然，王业富于1951年被赔偿义务机关庐江县法院错误判决有期徒刑5年，后又从1969年被清除单位下放农村，直至1981年才予以恢复，时间长达13年，而且全家人都受到株连下放，共计造成18年的工资损失。由于当时没有具体规定，也没有得到任何赔偿。故应参照国家赔偿法予以赔偿，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中共安徽省委皖发〔1982〕18号《关于“文革”期间冤假错案补发工资的一些具体政策规定的通知》第二条、第六条规定，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的正式职工，“文革”前对其政历问题已做过结论，“文革”中未发现新的重大问题而加重了处理，复查后仍维持“文革”前的定性、处理结论的，其被停发、扣发的工资予以补发。应补发工资的人员已经死亡的，其补发工资应由死者的配偶、父母、子女领取。因此，申诉人要求赔偿义务机关庐江县法院按照国家规定进行赔偿，有国家法律法规及政策的明文规定，完全合理合法。综上，申诉人认为，赔偿义务机关庐江县法院及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国家赔偿决定书认定严重错误。据此，为保护申诉人的合法权益，现依法提出申诉，请求依法公正处理，支持申诉人的请求。庐江县法院答辩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溯及力和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受案范围问题的批复》(法复〔1995〕1号)规定，《国家赔偿法》不溯及既往。即: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行为，发生在1994年12月31日以前的，依照以前的有关规定处理。王业富于1951年被错误判处刑罚，1986年被改判宣告无罪，其被判刑和羁押的事实均发生在1994年12月31日之前。因此，其子王玉玲提出的赔偿问题不属于国家赔偿案件处理范围，应当依照1994年12月31日以前的有关规定处理。故王玉玲提出按照国家赔偿法给予赔偿，没有法律依据。请求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依据相关的法律规定，驳回申诉人的申诉。本院赔偿委员会审查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溯及力和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受案范围问题的批复》第一条规定：“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国家赔偿法》1995年1月1日起施行。《国家赔偿法》不溯及既往。即：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行为，发生在1994年12月31日以前的，依照以前的有关规定处理”。本案中，王业富于1954年4月20日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王业富虽于1986年7月28日经再审改判无罪，但其被错判及服刑，均发生在《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前，故对其侵权行为不适用《国家赔偿法》予以赔偿，应依照以前的有关规定处理。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2019)皖01委赔6号国家赔偿决定并无不当。综上，王玉玲的申诉事项及理由不能成立，本案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家赔偿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的重新审理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家赔偿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第（二）项之规定，决定如下：驳回王玉玲的申诉。审判长 周 辉审判员 汪结平审判员 姜 明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一日法官助理阮秀芳书记员刘菊芳附相关法律规定：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赔偿请求人或者赔偿义务机关对赔偿委员会作出的决定，认为确有错误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提出申诉。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家赔偿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第（二）项规定，赔偿委员会经审查，对申诉人的申诉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申诉人主张的重新审理事由不成立，或者不符合国家赔偿法和本规定的申诉条件的，书面驳回申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