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4民终82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郑汉，男，1975年9月4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虹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元初，上海前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温州吉路箱包配件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滨海园区梧桐路67号C幢第1、4层北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30468070174X1。法定代表人：张葭，系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廖赤峰，系公司员工。原审被告：嘉善海川箱包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嘉善县罗星街道人民大道2388号2幢2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210656197367。法定代表人：姚海池。原审被告：姚海池，男，1968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武冈市。原审被告：朱佳超，男，1990年8月25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嘉定区。上诉人郑汉因与被上诉人温州吉路箱包配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路公司）及原审被告嘉善海川箱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川公司）、姚海池、朱佳超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嘉善县人民法院（2019）浙0421民初33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郑汉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郑汉仅对海川公司欠付吉路公司的47260元货款承担一般保证责任，驳回吉路公司对郑汉的其他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郑汉在《分期还款协议》中的保证责任承担方式错误。本案各当事人于2018年9月3日签订的《分期还款协议》明确约定“姚海池4326231968××××××××是嘉善海川箱包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承担连带责任。郑汉对甲方提供担保”。从上述行文内容可知，各当事人对姚海池、郑汉在该协议中应承担的保证责任方式是明确、有区分的，且没有认识上的歧义，即因姚海池是海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故应承担连带责任，而“郑汉对甲方提供担保”的含义明显与姚海池的连带责任作区分，否则协议的行文内容应为“郑汉对甲方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一审判决未仔细研判协议内容，将郑汉在协议中的一般保证责任认定为连带责任保证，属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判决认定郑汉对2018年9月6日《购销合同》承担连带保证责任错误。郑汉在该合同甲方担保人栏中签名并不具备保证合同成立的要件，郑汉签字时销售合同尚未履行，债权数额尚未发生，并缺少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保证担保的范围、期间等基本要素，明显不符合保证合同的成立要件。截至吉路公司起诉时，郑汉也从未确认过吉路公司和海川公司之间的债权。此外，郑汉在该合同担保栏中的签名行为应认定为意向性约定，但该意向的落实尚需要具体销售事项发生，并由郑汉和吉路公司另行签订符合成立要件的担保合同才可能产生郑汉的担保法律责任。一审判决在没有证据证明郑汉和吉路公司就涉案债权签订有效担保合同的情况下，仅依据郑汉在购销合同担保栏中签名就认定郑汉和吉路公司之间存在担保法律关系，并据此判决郑汉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三、一审判决依职权对姚海池作诱导性询问、未允许郑汉一审中复制姚海池询问笔录的要求，且未将销售事实发生的证据原件（送货单等）交由吉路公司和其他原审被告核对质证，将未经质证的证据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违反了民事诉讼程序的规定。吉路公司辩称：一、郑汉的担保是其个人的真实意思表示，郑汉在本案中是以海川公司的实际经营人身份提供担保，其实际参与经营海川公司也直接参与跟吉路公司采购交货过程，若郑汉不签字担保，吉路公司也不会继续供货给海川公司，且从郑汉提前垫付《分期还款计划》的款项来看，其自己也认为是连带责任，故郑汉的担保真实有效，其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二、吉路公司跟海川公司的交易真实合法，一审中对账单等能够证明涉案交易对账结余数额清楚，海川公司对账金额并无异议，吉路公司亦将相关出库单作为证据在移动微法院出示予以佐证。综上，一审判决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海川公司、姚海池、朱佳超未发表答辩意见。吉路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海川公司立即支付所欠吉路公司货款574660元及利息损失（2018年5月1日起至判决确定之日止，按每天574660元的万分之六计算），庭审中吉路公司变更利息损失（其中47260元从2019年6月1日起，527400元从2019年1月1日起计算至判决确定之日止，按每日各自的金额的万分之六计算）；2.姚海池、朱佳超、郑汉三人承担连带责任；3.诉讼费由海川公司、姚海池、朱佳超、郑汉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吉路公司与海川公司于2015年开始发生买卖业务关系。2018年4月7日海川公司因购买箱包配件与吉路公司签订购销合同一份，约定货款支付采取月结方式，双方财务于每月月初对账，海川公司财务核对无误回传至吉路公司财务，海川公司于每月25日前汇清货款（例如：卖方6月的货款，卖方7月初对账，卖方8月初开6月货款发票，买方8月25日前汇清6月货款）。如买方逾期支付货款，应按每日万分之六支付利息损失。姚海池自愿作担保。截至2018年8月31日止，海川公司欠吉路公司货款457260元违约未付，后经双方协商，于2018年9月3日签订分期还款协议，约定海川公司欠吉路公司货款457260元分为九期付款，第一期2018年9月25日开始付款50000元，以此类推每月25日付50000元，至第九期2019年5月25日付款57260元所欠货款结清。姚海池、郑汉、朱佳超自愿提供担保。2018年9月6日吉路公司与海川公司签订第二份购销合同，约定货款支付方式同前，逾期付款应按每日万分之六支付利息损失。海川公司姚海池、朱佳超、郑汉自愿提供担保。吉路公司于2018年9月发货给海川公司货款合计161914元，10月货款合计281251元，11月货款合计78838元，2018年11月30日止货款合计欠979263元，海川公司于2018年9月付款50000元，2018年10月付款50000元，2018年12月27日郑汉支付货款100000元，2019年1月10日支付80000元，2019年3月6日支付50000元，2019年4月29日支付40000元，2019年5月30日支付40000元，共计支付货款410000元。期间吉路公司向海川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671090元，海川公司至今尚欠吉路公司货款569263元，经吉路公司多次催讨无果，故成诉。另查明，郑汉在2018年11月份支付海川公司工人工资90万元。本案争议焦点：一、海川公司结欠吉路公司的货款金额是多少？二、本案货款中是否有部分已过保证期间？三、郑汉在本案中承担保证责任的金额是多少？关于焦点一，一审法院认为，吉路公司提供的购销合同、分期还款协议、对账单、送货单、增值税发票等证据，可以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链，能够证明本案的事实。但在2018年9月的货款中应扣除退货款5397元。故本案实际欠款金额应为569263元。关于焦点二，本案中，货款连续支付至2019年5月，故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并未超过保证期间，保证人应按保证合同的约定承担保证责。关于焦点三，郑汉认为只对分期还款协议中履行的剩余货款47260元承担一般保证责任，对于吉路公司起诉的527400元依法不承担任何责任。一审法院认为，郑汉在分期还款协议和2018年9月6日的购销合同中担保人一栏处签名，且已支付了31万元货款。另在一审法院（2019）浙0421民初3275案件中，郑汉作为担保人在2018年11月支付海川公司工人工资90万元。故一审法院认为，郑汉在本案购销合同中作为担保人应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的事实清楚，一审法院予以确认。郑汉在庭审中抗辩2018年9月之后货款与其无关的理由不能成立。故对于吉路公司主张货款574660元其中的569263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吉路公司主张的利息损失庭审后自愿调低，一审法院认为除基数外并无不当予以支持。姚海池、朱佳超、郑汉作为本案担保人，应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海川公司、姚海池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相应诉讼权利。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海川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吉路公司支付货款569263元；二、海川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吉路公司支付利息损失（以569263元为基数，自2019年2月25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三、姚海池、朱佳超、郑汉对海川公司上述第一、二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吉路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547元，财产保全费3394元，合计诉讼费用12941元（吉路公司已预交），由吉路公司负担941元，由海川公司、姚海池、朱佳超、郑汉负担12000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吉路公司提供如下证据证明其主张：1.QQ聊天记录二份及转账记录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其与海川公司财务人员通过QQ对账且郑汉支付了部分货款；2.吉路公司龚菲与海川公司采购员姚永兴的微信聊天记录一份，用以证明涉案交易的真实性；3.吉路公司龚菲与朱佳超的微信聊天记录一份，用以证明朱佳超知情并参与企业经营，其担保有效；4.吉路公司龚菲、张葭与郑汉的微信聊天记录各一份，用以证明郑汉对涉案交易知情且是海川公司实际经营人，其担保有效。经质证，郑汉认为，证据1仅系复印件，不符合电子证据相关要求，且内容不完整，真实性、关联性均无法确认，不能证明待证事实；证据2系吉路公司与海川公司之间的情况，郑汉不知情；证据3不能证明待证事实，公司员工对企业工作有适当表达意见的权利，不能说朱佳超参与企业经营；证据4不能证明待证事实，郑汉因与海川公司有业务往来，所以从中协调，且大多数聊天内容为郑汉自身承接的订单和吉路发生业务关系，与本案没有关系。海川公司、姚海池、朱佳超均未发表质证意见。本院认证认为，证据1、2、3相关当事人均放弃质证，且吉路公司出示了相关聊天记录原始载体，所涉内容亦与其他在案证据能相互印证，故本院对待证事实予以确认；证据4郑汉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二审中，郑汉、海川公司、姚海池、朱佳超均未提交新的证据。经审查，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吉路公司提供的2018年9月6日《购销合同》项下三份对账单，系由双方财务人员陆续通过QQ进行对账，并由海川公司法定代表人姚海池签字予以确认。再查明，在郑汉与吉路公司龚菲的微信聊天记录中，郑汉曾称“你把这单付款的让海川财务确认下给我，我下周安排”“发给海川核对下（再）发给我”。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海川公司对其尚欠吉路公司货款569263元没有异议，担保人姚海池、朱佳超对一审法院判决其二人对海川公司应付吉路公司的前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亦无异议，本案争议的焦点为郑汉应否对海川公司尚欠的涉案货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关于《分期还款协议》项下尚欠货款47260元。郑汉对其在《分期还款协议》上签字担保并实际由其支付31万元的事实没有异议，但认为其对剩余货款仅需按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之规定，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本案中，郑汉作为担保人在《分期还款协议》签字且仅约定郑汉对甲方提供担保，属于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的情形，一审判决认定郑汉应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并无不当。郑汉上诉称关于其担保的约定结合“姚海池承担连带责任”的相关内容可知系一般保证，但该主张依据不足，且与其签字担保后陆续支付大部分货款的行为不符，故本院不予采信。关于2018年9月6日《购销合同》项下海川公司尚欠吉路公司货款522003元。郑汉上诉称其在该《购销合同》担保栏签名仅系意向性约定，涉案保证合同未成立，故无需承担保证责任。对此，本院认为，郑汉系在买方海川公司与卖方吉路公司签署的《购销合同》上签字担保，其为涉案合同项下海川公司应付货款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真实，且结合购销合同所载内容及买方海川公司对账确认的欠款金额，吉路公司主张要求郑汉承担保证责任的债权金额、债务履行期限清楚明确，现郑汉主张保证合同未成立故其无需承担保证责任，理由不能成立。至于保证方式及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款之规定，当事人对保证方式不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当事人对保证担保的范围没有约定的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保证人应当对全部债务承担责任。至于保证期间，涉案购销合同约定“担保有效期为双方权利义务终止之日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应视为约定不明，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综上所述，现吉路公司在保证期间届满前就涉案债务要求郑汉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有其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并无不当。至于郑汉上诉称吉路公司主张涉案购销合同项下货款不实且可能与海川公司串通，但未提供证据证明，故本院不予采信。至于郑汉上诉称一审法院程序违法的问题。经本院审查，姚海池一审中未到庭参加诉讼，一审法院为查明事实找到姚海池并制作了询问笔录，相关询问笔录亦由其他当事人当庭发表了质证意见。另外，一审法院据以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均组织相关当事人进行了质证，郑汉上诉称一审法院程序违法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郑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547元，由郑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宁建龙审判员  黄 阁审判员  王 浩二〇二〇年六月九日法官助理陈蓉书记员王若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