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373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林勇，女，1966年8月2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天任，北京市天耀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波，北京市天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闫庆勇，男，1955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大中，北京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雯钦，女，北京好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法务。原审被告：李文，男，1966年5月1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天任，北京市天耀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波，北京市天耀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林勇因与被上诉人闫庆勇、原审被告李文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5民初295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林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天任、黄波，被上诉人闫庆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大中、刘雯钦，原审被告李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天任、黄波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林勇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对林勇的起诉。事实与理由：第一，林勇不是本案当事人，闫庆勇不应该起诉林勇。一审判决将李文个人债务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于法无据。林勇一贯坚决反对李文炒股，对李文与闫庆勇之间具体炒股事项不知情。对于李文炒股资金来源不清楚，林勇没有因其与李文的共同生活使用涉案资金，亦没有分享该资金的收益，没有共同举债合意，负债资金数额巨大，超出日常家庭生活所需，不应该是共同债务，林勇不应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关于夫妻债务问题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李文以个人名义签订合同和协议，所欠的巨额债务并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且远超出家庭日常生活所需，与林勇没有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强调坚持法治与德治相结合原则，在债权人主张夫妻一方所负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的，应当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判定。本案中，林勇没有共债共签，没有共同举证合意，负债资金数额巨大，不是共同债务。第二，一审法官仅凭林勇与李文一条夫妻间的微信就简单认定林勇将李文个人债务事后追认为共同债务，实在是草率，明显与事实不符。闫庆勇是李文朋友。林勇与闫庆勇夫妇并不熟悉，只是一起吃过两次饭。2016年3月某天，在得知自己房产证被李文私自拿去抵押，并被要求去房管局办抵押手续的情况下，林勇非常震惊和气愤。当时李文告诉林勇，跟闫庆勇炒股赔钱了，赔了几百万（没有告诉具体详情），闫庆勇要求房本抵押。这种情况下，林勇与闫庆勇打了电话，哭求闫庆勇不要逼李文，表示自己不同意抵押，但李文绝不赖账。事后，林勇不同意办理抵押，因而抵押手续没有完成，林勇并于2016年11月重新到房管局办理了新的房产证以示反对态度。李文转发给闫庆勇的林勇与李文的部分微信聊天记录，时间是2016年3月25日，是林勇对李文与闫庆勇之间具体炒股事项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对话，要认定对话表达的真实意思表示，不仅要考虑当时语境、上下文逻辑前提及假设等语言因素，至少还要考虑夫妻间对话中安慰甚至赌气等诸多感情成分。当时系统性股灾发生，很多人跳楼自杀，人心惶惶，李文也被股灾打击得一蹶不振，吃不下睡不着，急速消瘦。林勇与李文微信中说“我不想一直和你冷战”、“我不想给你伤口撒盐”、“我虽然一直反对你炒股，更反对借钱炒股，但已经亏损了我也不会逼死你”，说明林勇与李文有激烈争吵，林勇一直反对李文炒股，更反对借钱炒股的态度。因为李文责怪林勇跟闫庆勇通电话丢他脸面，林勇在微信中解释“我可以和闫总对质，我口口声声给他说绝不赖账”、“只是想办法在背后给你求情而已”、“反正一句话，我没有说赖账的话，我只是对合同有看法，只是想办法在背后给你求情而已”。微信对话明确表示对合同有看法，林勇并没有看见合同书，只是李文告诉她有炒股合同，合同约定李文承担全部损失。微信中“再说，我们认账，有偿还能力，已经房本扣在他们手里，你也在尽心尽力的为他们做事，他们还有什么不放心”。这句话显然是在安慰李文。因为林勇和李文共同的大学同学在股灾中失踪，林勇很害怕，害怕李文出意外，所以安慰李文。这句夫妻间对话，并不是跟闫庆勇之间的对话，并不是跟闫庆勇表明林勇认可借款。“我也是做好心理准备卖掉别墅堵上你造成的大窟窿”，明确说明是李文造成的大窟窿，跟自己没有关系，至于愿意卖掉共有房产赔偿，那是夫妻间的情分，并不是林勇的责任。长达4年的时间，林勇从未见过原始合同和后面的借款协议，有几次林勇问李文，跟闫庆勇的事怎么样了，李文都是轻描淡写的说：“没事了，等股市好了，就翻本了”。综上，林勇一直反对李文炒股，更反对借钱炒股，对李文告诉他的合同（保底条款）有看法，不知道李文具体炒股情况，坚决不同意去房管局做抵押，并重新办理了房产证以示反对，也没有跟闫庆勇表示过任何认可借款的意思，更谈不上“共债共签”，怎么可认定为“事后追认”？显然一审判定与事实不符。对于李文多达数千万元的个人债务，一审判决仅仅凭李文转发给闫庆勇的林勇与李文的部分微信聊天记录作为证据，认定林勇将李文巨额个人债务事后追认为夫妻共同债务显然草率，于法无据。根据《担保法》，在未经林勇同意的情况下，李文无权拿家庭共有财产作抵押担保，无权处分家庭共有财产。所以，李文对闫庆勇所作的承诺书应属无效。在本案一审法庭上，林勇表达了这个观点，也佐证了林勇不认可借债。本案一审过程中把林勇列为共同被告，查封林勇的共有财产，损害了林勇依法享有的合法权益。闫庆勇与李文炒股，遭遇系统性股灾，系统性股灾即使不属于不可抗力，也应属于重大情势变更，对李文履行合同造成重大不利影响，李文多次给闫庆勇道歉，对股灾造成的损失深表歉意，期间，李文努力给闫庆勇其他生意无偿付出，也是在表达歉意。本案一审判决后，李文积极借款和卖房子，尽全力赔偿闫庆勇。基于以上事实和理由，林勇认为，李文对闫庆勇所负债务完全是李文个人债务，一审判决仅凭林勇、李文夫妻间一条微信，草率确定为林勇将李文个人债务事后追认为夫妻共同债务，判决林勇作为共同债务人承担巨额债务，认定事实严重错误，适用法律明显不当，且显失公平。第三，涉案合同是场外配资合同，体现的双方权利义务包括借贷关系和让与担保法律关系，不是单纯的借款合同。场外配资属于证券业务，应遵守《证券法》及相关行政管理规定。《证券法（2014年修订）》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设立证券公司，必须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未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证券公司名义开展证券业务活动。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证券公司为客户买卖证券提供融资融券服务，应当按照国务院的规定并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第一百六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投资者委托证券公司进行证券交易，应当申请开立证券账户。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应当按照规定以投资者本人的名义为投资者开立证券账户。《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证券公司受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委托，为客户开立证券账户，应当按照证券账户管理规则，对客户申报的姓名或者名称、身份的真实性进行审查。同一客户开立的资金账户和证券账户的姓名或者名称应当一致。证券公司不得将客户的资金账户、证券账户提供给他人使用。《证券登记结算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投资者不得将本人的证券账户提供给他人使用。李文并未以本人实名在中国证券市场进行股票操作，而是使用闫庆勇提供的股票账户买卖股票，李文与闫庆勇违背了上述关于股票账户实名制的强制性规定，逃避了证券监管。本案中，闫庆勇未经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批准的情况下提供融资服务，违反了国家对于金融特许经营的强制性规定，违反了证券账户实名制规定。闫庆勇答辩称，同意原审判决，不同意林勇的上诉请求。李文陈述称，同意林勇的上诉请求。闫庆勇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李文、林勇向闫庆勇支付合同约定的本金2531.25万元，利息126.56万元；2.判令李文、林勇支付违约金（以2657.81万元为本金，按日千分之一的标准，自2019年3月17日计至实际支付之日为止）；3.李文、林勇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3月，闫庆勇作为甲方与李文作为乙方签订《合同》，约定甲方于招商证券开设有用于股票投资的证券账户26721119（以下称：该账户）；甲方向该账户中注资现金2000万元作为甲方投资本金，乙方向甲方交付400万元作为预付投资收益和保证金，其中250万是甲方一年的投资收益，150万是保证金；甲方将该预付投资收益和保证金亦转至上述券账户，即该账户内共计2400万元；在本合同约定的合同操作期限内，乙方负责依据本合同的约定对该账户的资金通过该账户投资、结算而进行证券投资操作；乙方承诺：在乙方使用该账户进行股票交易时，即使所投资的股票市值下跌，乙方也应确保该账户内的资产总额在合同有效期内的任何时间不少于人民币2250万元，且在本合同到期后，甲方投资本金的投资收益在保本的前提下为人民币250万元；合同操作期限（即开始由乙方执行投资操作的约定期限）为一年，即自2015年3月18日起，至2016年3月17日止；合同期内，甲方有权在任何时间查看该账户的交易情况，当该账户内的资产总额不足人民币2250万元的情形发生后1日内，乙方应向甲方补足差额至人民币2250万元，否则，甲方有权立即关闭该账户或终止本合同的履行；乙方应于本合同操作期限开始前1日，将人民币400万元交付给甲方，甲方应于合同操作期限开始前将甲方投资本金人民币2000万元以及乙方预付的投资收益和保证金人民币400万元转入该账户；操作期限开始后，甲乙双方均拥有该账户的交易密码，乙方依据约定操作进行股票投资交易中，所购入的股票对象及数量等均不受甲方的干涉；操作期期满后，甲方收回甲方投资本金人民币2000万元及投资收益人民币250万元，该账户内的余额大于2250万元的部分，甲方应于10日内将该部分通过转账汇款的方式转到乙方指定的账户下。2016年3月18日，李文出具承诺书，内容为：“我李文2015年3月15日向闫晓勇先生借款人民币贰仟万元，并承诺贰佰伍拾万元利息，合计贰仟贰佰伍拾万元。对以上事实，我李文没有任何异议。李文将以个人全部资产，无条件，偿还对闫晓勇先生的债务。李文现在拥有的资产清单有：1、目前在其家庭名下的三套房产（市值约6000万元）；2、在中科益安医疗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988万股（市值约1亿元）。闫晓勇先生任何时候都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以上财产处置以保证债务的回收。李文对此承诺无任何意见，并保证不对闫晓勇先生的告诉提出异议。”李文认可上述承诺书中的“闫晓勇”是指本案中的闫庆勇。2016年3月16日，闫庆勇作为甲方与李文作为乙方签订《借款合同》，约定2015年3月甲乙双方签署了一份《合同》（下称：原合同），原合同约定“合同操作期”自2015年3月18日起至2016年3月17日止；在原合同“合同操作期”期满时，乙方应保障在“合同操作期”期满后甲方收回投资本金及投资收益人民币2250万元整；现因乙方依据原合同约定的投资操作未能取得预期结果，乙方又因其出现资金周转困难，不能于2016年3月18日以现金补足的方式使甲方收回投资本金及投资收益人民币2250万元；双方确认：1、甲方已经依约履行了原合同项下约定的甲方所有义务，依据原合同的约定，乙方应当于2016年3月18日向甲方缴付投资本金及投资收益人民币2250万元；自2016年3月18日起，该债务转为甲方向乙方的个人民间借贷债务，甲方为贷款方，乙方为借款方；借贷金额为人民币2250万元；借贷期限2016年3月18日至2017年3月17日，共计一年，借贷利息12.5%／年；2017年3月18日乙方应向甲方缴付借贷本金人民币2250万元及借贷利息人民币281.25万元；依据原合同约定，甲方提供给乙方进行证券投资的股票账户内的现有资产归由乙方享有、支配，等同于甲方已经将借贷本金2250万元已经全额借贷交付给了乙方；甲方继续提供该账户给乙方进行证券投资操作，直到2017年3月17日止；该段期间内，乙方使用该账户进行的一切投资操作的盈亏风险均由乙方自行承担，且乙方保证不会就使用该账户给甲方带来任何的损失或债务；乙方自愿提供乙方及乙方与其妻子名下登记的房产作为抵押物，担保本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本金及利息按时归还和缴付；1、房产位置：海淀区万柳,2、房屋产权证（房产证号：京房权证海私字第XXXX号），抵押期限：自本借款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乙方还清甲方与本合同有关的全部借款本息及各项应付款项为止；对乙方交来抵押物契据证件要妥善保管，不得遗失、损毁；在乙方到期还清借款本息及各项应付款项后，将抵押物的全部契据、证件完整交还乙方并协助乙方解除抵押；若乙方提前缴还了全部借贷本金加实际履行期产生的利息并要求提前终止本合同的，甲方应予以同意；乙方应严格按照合同规定时间主动还本付息，逾期向甲方缴付本合同约定的借贷本金及利息的，应按逾期时间、逾期金额及日千分之一的标准向甲方交付违约金；将抵押物的全部契据、证件完整交给甲方。同时，在本合同签订后三日内，乙方主动与甲方到相关部门办理该抵押登记手续；保证在抵押期间抵押物的完好；本合同自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但若本合同项下约定的抵押物抵押登记手续未能在甲方容忍的期限内办理成功，则甲方有权立即提前终止本合同的履行；如此甲方提前终止本合同的，乙方应在甲方通知后的10日内，向甲方归还全部借贷本金人民币2250万元加实际履行期产生利息。2017年3月31日，闫庆勇作为甲方与李文作为乙方签订《〈借款合同〉补充协议》，约定2016年3月甲乙双方签署了一份《借款合同》（下称：原合同），原合同履行到期日为2017年3月17日，乙方应于2017年3月17日之前偿还甲方全部借款及利息共计人民币2531.25万元；现因原合同已到履行期，乙方无力偿还甲方全部款项，甲乙双方通过友好协商，签订补充协议条款如下：1、甲方同意将乙方在原合同项下的借款偿还期限延长至2018年3月16日；2、在合同履行延长期间内（2017年3月18日至2018年3月16日）甲方不计收乙方任何借款利息，如果乙方能够在2018年3月16日之前归还甲方人民币2250万元，则甲方同意免除其应付的剩余款项；4、本补充协议未尽事宜仍按原合同的约定处理。2018年3月27日，闫庆勇作为甲方与李文作为乙方签订《〈借款合同〉补充协议（2）》，约定2016年3月甲乙双方签署了一份《借款合同》（下称：原合同），原合同履行到期日为2017年3月17日，乙方应于2017年3月17日前偿还甲方全部借款及利息共计人民币2531.25万元；2017年3月，甲乙双方签署了一份原合同的补充协议，甲方同意将乙方在原合同项下的借款偿还期限延长至2018年3月16日；现因原合同已到履行期，乙方无力偿还甲方全部款项，甲乙双方通过友好协商，签订补充协议条款如下：1、甲方同意将乙方在原合同项下的借款偿还期限延长至2019年3月16日；2、根据本补充协议，在合同履行延长期间内（2018年3月17日至2019年3月16日），乙方应继续向甲方支付借款利息，借贷利率：5%／年；即乙方在原合同履行延长期内应向甲方支付借款利息为人民币126.56万元；3、如果乙方能够在2019年3月16日之前归还甲方人民币2460万元，则甲方同意免除其应付的剩余款项；4、本补充协议未尽事宜仍按原合同的约定处理。李文、林勇均认可《合同》的真实性，主张合同中约定了闫庆勇的止损义务，闫庆勇可以随时关闭账户，闫庆勇对账户有支配权，李文仅能操作闫庆勇的股票账户，无法控制资金账户，双方之间是委托理财关系。李文、林勇认可承诺书的真实性，但主张不是李文的真实意思表示，只是念及与闫庆勇的友情所作出的单方行为。李文、林勇对《借款合同》、《〈借款合同〉补充协议》、《〈借款合同〉补充协议（2）》的真实性认可，但主张订立借款合同时，指向的资金是委托理财合同之初的资金，但在签订《借款合同》的时间即2016年3月16日，并不存在2260万元的资金，当初投入的资金已经因市场行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仅余1350万元；《借款合同》的真实目的是将闫庆勇的投资损失以及风险强加给李文；李文自始至终对资金账户没有支配权和使用权，虽然双方签订的是《借款合同》，但事实上没有发生资金的交割和转移占有，双方仍是委托理财关系；2017年3月16日，李文就丧失了对股票账户的操作权限，所以两份补充协议的签订没有任何意义。闫庆勇提交京房权证海私字第XXXX号房屋所有权证、结婚证，证明李文于2016年3月将《承诺书》中用以担保的房屋的房产证和结婚证押在闫庆勇处，证明担保财产系夫妻共同财产，可以合法用于其债务抵押。李文、林勇对房屋所有权证、结婚证的真实性认可，但主张因证件不常用，所以林勇对担保一事并不知情，是李文的个人行为。为证明林勇对李文借款和房产提供担保一事知情且同意，闫庆勇提交李文转发的其与林勇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6年3月24日林勇说“李文，我不想一直跟你冷战，最近半年你受到的打击太大，我不想给你伤口撒盐。你说我让你在外面丢脸赖账，这不是事实，我可以和闫总对质，我口口声声给他说’绝不赖账’，我也是做好心理准备卖掉别墅堵上你造成的大窟窿，相比而言，我建议你现在不要卖支架公司的股份，后年就要完成二期临床可以销售了，我相信它会有一个特别大的增值。再说那也是你好多年的心血。我虽然一直反对你炒股，更反对借钱炒股，但已经亏损了我也不会逼死你，你和闫总商量，不行就委托中介卖别墅，以后有钱再买新的。”，“反正一句话，我没有说赖账的话，我只是对合同有看法，只是想办法在背后给你求情而已，是想帮你，不是要耍赖。如果你觉得给你丢脸了，那我去当面给闫总解释。我承认我不想卖掉阳春光华的房子是有私心，那是学校给钱买的，是我工作一辈子挣来的唯一资产，最重要的是我妈住着，老太太特别怕我们不要她，赶她回老家，你让我去房管局办抵押手续，情何以堪？我接受不了。再说，我们认账，有偿还能力，已经房本扣在他们手里，你也在尽心尽力的为他们做事，他们还有什么不放心？”李文、林勇认可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但主张闫庆勇和李文形成借贷关系时，林勇并不知情；且闫庆勇从未将资金打入过李文、林勇账户中，故其未履行借贷义务；林勇主张对李文拿房本抵押一事不知情，事后知道了也不同意，故去房管部门办理了挂失。李文、林勇提交李文与闫庆勇的聊天记录，证明在签订《合同》之前，双方就存在委托理财关系，李文曾为闫庆勇盈利904万元，闫庆勇的资金账户损失远未达到其主张的金额；股票涨跌是正常的市场规律，闫庆勇入市应有足够认知；闫庆勇对投资风险估计不足，向李文推荐代码002141的股票造成重大损失，事后将风险全部转嫁给李文显失公平。闫庆勇认可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但主张内容不完整，属于断章取义，从股票交易明细可以看出，李文在聊天对话之前就已经开始购买代码002141的股票，且李文在2016年11月25日的对话中表示自己有明确的判断，闫庆勇并未对李文进行误导；在闫庆勇指出“散户都跑了”后，李文仍多次购入代码002141的股票，其应是对投资有自己的判断，风险也应由其自行承担。双方均认可在签订《合同》后，闫庆勇与李文均可以进入股票账户进行操作，但与股票账户关联的资金账户只有闫庆勇可以进行转入和转出的操作。李文、林勇认为，闫庆勇曾经从股票账户中转出325万余元，资金的占有从未发生转移，因此借款合同不具备生效要件。闫庆勇认可曾于2015年5月19日操作股票账户认购新股，所使用327万元资金与2000万元借款和400万元保证金无关，且已经于2015年6月25日撤出，李文所使用的资金数额没有变化。另查，截止2019年9月4日，闫庆勇股票账户的股票市值为4360743元，资金余额为15974.47元，资产合计4376717.47元。一审法院认为：《合同》系闫庆勇与李文的真实意思表示，闫庆勇向其股票账户注入资金后，将账户控制权委托给李文进行交易，李文承诺委托期限届满后向闫庆勇返还本金并支付固定回报，超额投资收益归李文所有。双方法律关系的实质是闫庆勇向李文出借资金，到期后收取本金和固定回报，双方之间形成的是借贷法律关系。李文作为普通民事主体与闫庆勇达成合意，李文可以从中获取超额部分的收益，并自愿承担投资风险损失。因此，《合同》并未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法院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对李文、林勇辩称合同无效的答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合同》履行期限届满后，闫庆勇与李文协商签订《借款合同》系将双方的法律关系再次明确为民间借贷关系。闫庆勇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已将2000万元资金和400万元保证金注入了自己的股票账户，该股票账户李文控制并利用股票账户中的资金进行了股票交易，故闫庆勇已经履行资金出借的义务，李文、林勇辩称李文不控制资金账户，故闫庆勇并未出借款项的意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借款合同》、《〈借款合同〉补充协议》、《〈借款合同〉补充协议（2）》均系李文与闫庆勇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约定全面履行各自义务。现根据《〈借款合同〉补充协议（2）》的约定，李文应于2019年3月16日前向闫庆勇偿还2017年3月17日前的本金2250万元和利息281.25万元以及2018年3月17日至2019年3月16日期间的利息126.56万元。关于违约金，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中约定了逾期还款的违约责任，但违约金计算标准过高，一审法院调整为年利率24%的标准，2019年3月17日至2019年9月4日的违约金为2988397.87元。闫庆勇股票账户的现有资产余额系闫庆勇名下的财产，李文无法通过变现获得闫庆勇股票账户的余额，故该笔资产应从本金和利息中予以扣除。关于林勇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闫庆勇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林勇对李文与闫庆勇的债务知情，且表示不赖账，准备卖别墅偿还，应认定其对李文的债务进行了事后的追认，李文对闫庆勇的债务系夫妻共同债务，林勇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林勇辩称其对李文负债不知情也不认可的抗辩意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对此不予采信。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之规定，判决：一、李文、林勇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共同向闫庆勇偿还借款本金二千二百二十万零一千三百八十二元五角；二、李文、林勇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共同向闫庆勇支付违约金（截止二〇一九年九月四日的违约金为二百九十八万八千三百九十七元八角七分，剩余违约金以二千二百二十万零一千三百八十二元五角为本金，按照年利率百分之二十四的标准，自二〇一九年九月五日计至于实际支付之日为止）；三、驳回闫庆勇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林勇向本院申请证人朱某出庭作证，朱某称，其是林勇三十多年的朋友，林勇曾多次向其抱怨李文什么事情都不跟她说，2015年股灾时林勇很焦虑，不知道李文赔了多少钱。2018年寒假时其和林勇一起出去，林勇说李文把家里房产证拿去给他人抵押她不知道，很生气，跟李文吵架，李文还是什么都不跟她说。林勇从来没有向其提过闫庆勇。李文、林勇对证言予以认可。闫庆勇对证言发表质证意见称，证人无法证明林勇不知道李文的借贷行为，而且林勇在2015年担心李文不知道他炒股赔了多少钱，说明不是小的投资数目，所以闫庆勇认为林勇在2015年是知晓闫庆勇与李文间的借贷事实的。闫庆勇向本院提交了2019年12月19日李文与闫庆勇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李文明确承认本案债务为民间借贷。微信聊天记录显示，李文向闫庆勇发送微信称“我拖欠您借款这么多年，我实在是没有能力偿还，您起诉我，要通过法院强制执行，我是有怨气。在这种怨气的心理下，听信了‘专家’们的建议。其实，我一直是告诉‘专家’们我的认可借款性质的。一审期间，我内心一直煎熬。今天回想，如果一审判决成‘委托理财’，我一辈子内心是不安的。我黑纸白字写了是借款，我几年来一直在感谢您借款帮助我赚钱。这些事实，我抹不掉啊。今天，我回到当初，承认是我主动提出借款，事后文字追认是借款。我安心了，我这种安心比少赔1000万值得！”“您也不要再拿‘谅解’鞭策我。李晓林跟我说，他劝您减免，您批评他这种想法是‘拿下半身想问题’。李晓林早已经告诉我了，一分钱减免都不可能。律师和林老师也从来不相信‘谅解’。所以，我选择不起诉，不是为了减免。再说，减免是我可以争取吗？”李文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林勇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清楚，微信聊天记录中李文认可是借贷与事实不符。林勇向本院提交了鉴定申请书，要求对闫庆勇与李文之间炒股行为是否属于场外配资性质进行鉴定。本院认为，林勇申请鉴定的事项并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六条规定的当事人可以申请鉴定的“查明事实的专门性问题”，故对林勇的鉴定申请本院不予准许。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在二审中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闫庆勇与李文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是否合法有效；二、闫庆勇是否履行了资金的出借义务；三、涉案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关于争议焦点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本案，涉案《合同》系闫庆勇与李文的真实意思表示，闫庆勇向其股票账户注入资金后，将账户控制权委托给李文进行交易，李文承诺委托期限届满后向闫庆勇返还本金并支付固定回报，超额投资收益归李文所有。双方法律关系的实质是闫庆勇向李文出借资金，到期后收取本金和固定回报，双方之间形成的是借贷法律关系。且在涉案《合同》履行期限届满后，闫庆勇与李文协商签订《借款合同》，将双方的法律关系再次明确为民间借贷关系。故闫庆勇与李文之间的法律关系应为民间借贷关系。《证券法（2014年修订）》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证券公司为客户买卖证券提供融资融券服务，应当按照国务院的规定并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证券法（2019年修订）》第五十八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规定，出借自己的证券账户或者借用他人的证券账户从事证券交易；第一百二十条第四款规定，除证券公司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证券承销、证券保荐、证券经纪和证券融资融券业务；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违反本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出借自己的证券账户或者借用他人的证券账户从事证券交易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处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但是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超越经营范围订立合同，人民法院不因此认定合同无效。但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林勇上诉主张涉案《合同》属于场外配资合同，违反了《证券法》关于融资融券业务特许经营的相关规定，应属无效。对此本院认为，从审判实践看，场外配资业务主要是指一些P2P公司或者私募类配资公司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搭建起游离于监管体系之外的融资业务平台，将资金融出方、资金融入方即用资人和券商营业部三方连接起来，配资公司利用计算机软件系统的二级分仓功能将其自有资金或者以较低成本融入的资金出借给用资人，赚取利息收入的行为。这些场外配资公司所开展的经营活动，本质上属于只有证券公司才能依法开展的融资活动，不仅规避了监管部门对融资融券业务中资金来源、投资标的、杠杆比例等诸多方面的限制，也加剧了市场的非理性波动。在案件审理过程中，除依法取得融资融券资格的证券公司与客户开展的融资融券业务外，对其他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与用资人的场外配资合同，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10条的规定，认定为无效。本案中，闫庆勇将其资金出借给李文用于股票交易，系发生于闫庆勇与李文两个特定自然人之间的借贷行为，闫庆勇并非是在开展融资融券业务，其行为并不存在违反国家特许经营规定的问题，亦不存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违背公序良俗的情形，故对林勇的该项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信。林勇上诉主张闫庆勇出借其个人账户的行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涉案《合同》应属无效。对此本院认为，《证券法（2019年修订）》第五十八条规定并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根据《证券法（2019年修订）》第一百九十五条的规定，违反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出借人和借用人需承担相应行政处罚责任，但并无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违反第五十八条的规定会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且闫庆勇出借其个人证券账户给李文，发生于其两个自然人之间，并不存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违背公序良俗的情形，故对林勇的该项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本院认为涉案《合同》并不存在法定的无效情形，故对林勇就此提出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关于争议焦点二。根据查明的事实，闫庆勇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已将2000万元资金和400万元预付投资收益和保证金注入了自己的股票账户，李文控制并利用股票账户中的资金进行了股票交易，且在《合同》履行期限届满后，闫庆勇与李文协商签订了《借款合同》，对闫庆勇已履行了《合同》项下的所有义务进行了再次确认，由此可以认定，闫庆勇已经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了资金出借的义务。现林勇上诉主张李文不控制资金账户、闫庆勇并未出借款项，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借款合同》、《〈借款合同〉补充协议》、《〈借款合同〉补充协议（2）》均系李文与闫庆勇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约定全面履行各自义务。现根据《〈借款合同〉补充协议（2）》的约定，李文应于2019年3月16日前向闫庆勇偿还2017年3月17日前的本金2250万元和利息281.25万元以及2018年3月17日至2019年3月16日期间的利息126.56万元。关于违约金问题，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中约定了逾期还款的违约责任，但违约金计算标准过高，一审法院调整为年利率24%的标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争议焦点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闫庆勇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林勇对李文与闫庆勇的债务知情，且表示不赖账，准备卖别墅偿还，应认定其对李文的债务进行了事后的追认。一审法院据此判令林勇对涉案借款本金及违约金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无不当。林勇上诉主张其不应当承担还款责任的意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林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2807元，由林勇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龚勇超审 判 员 郑吉喆审 判 员 金妍熙二〇二〇年六月十日法官助理 程惠炳书 记 员 刘 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