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苏06民终400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万某甲，女，1963年9月29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海门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万某乙，男，1966年3月4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中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万某丙，女，1970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 三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邵振涛，海门市三厂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某，女，1940年8月6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海门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柏平（系沈某弟弟），1950年11月2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海门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爱东，海门市其林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万某甲、万某乙、万某丙因与被上诉人沈某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海门市人民法院（2019）苏0684民初27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万某甲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认定案涉房屋系万仲亭与沈惠珍夫妻共同财产错误。农村宅基地上所建房屋的权属应当以宅基地申请审批时核定的家庭人口为重要依据，建房申请人享有房屋物权权益。2.根据宅基地清丈核实登记表的记载，案涉房屋建房时人口为5人，其中1人为常住非农业人口，并非都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户籍。对于宅基地上所建房屋，根据地随房走原则并基于对已建房屋的所有权，即使户口迁移，户口迁移人仍然对房屋所占宅基地享有使用权。本案中上诉人的户籍虽已经迁移，但上诉人是建房时的在册人口，是建房申请人，仍然对家里的房屋享有所有权，对房屋所占的宅基地享有使用权，户口的迁出并不影响权利。3.建房时，上诉人与父母亲在一个家庭中共同生活，上诉人万某甲、万某乙已经成年并参加工作，上诉人作为建房申请人系案涉房屋的共有权人，依法可享有案涉房屋的物权权益。即使上诉人万某丙未成年，也是产权人之一，遗嘱人万仲亨在所立遗嘱第一条明确，案涉房屋系其和前妻沈惠珍及母亲陈维英、三个小孩共同共有。4.案涉遗嘱不符合形式要件。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其中1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案涉遗嘱制作过程的录像显示并没有在场人，且遗嘱上的在场人之一吴俊杰并未亲笔签名，只是加盖了印章，该遗嘱不符合代书遗嘱的形式要求。案涉遗嘱与录像不完全一致，在内容上有很大出入。代书人对遗嘱人关于遗产的处理做了引导，遗嘱不是遗嘱人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制作遗嘱的录像中没有体现代书人就遗嘱内容向遗嘱人宣读的关键步骤，该遗嘱应当认定为无效遗嘱。 沈某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遗嘱上有代书人一个，在场人两个，完全符合遗嘱的形式要件。 万某甲、万某乙、万某丙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继承登记在万仲亨名下的位于海门市的砖木结构平房四间。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案外人万仲亨与沈惠珍夫妇共生育二女一子，分别为长女万某甲、儿子万某乙、小女万某丙。两人婚后于1983年建造坐落于海门市的砖木结构平房四间。2000年6月25日，沈惠珍病故。××××年××月××日，万仲亨与沈某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后共同生活。2018年12月27日，案外人崔丽娟作为遗嘱代书人按照万仲亨的意思表示书写了一份代书遗嘱，主要内容为：1、我和前妻沈惠珍及母亲陈维英和三个小孩子有共同共有砖木结构住房四间，坐落海门市常乐镇文明村一组周顺芳住房后边，房屋建筑面积为110平方米，产权登记号为村镇房屋所有权证海政房字第××号，其中属于我所有的全部产权由我妻子沈某继承；2、我死后，后事料理由我妻子沈某负责全权处理，包括捧骨灰和骨灰的安放由沈某负责和指派，和前妻所生的三个小孩，不要他们参与我的后事料理，我的丧事一切从简，我的骨灰待今后沈某死亡后和沈某的骨灰安放在一起；3、我们夫妇现没有积蓄，我单位发放给我退休金只有3000元，只能维持夫妻俩日常开支、吃药，我今后百岁千古后，单位所发放的抚恤金、殡葬费由妻子沈某领取和所得，其他亲属不得干涉。万仲亨在该遗嘱上签字、捺印，崔丽娟作为遗嘱代书人在该遗嘱上签字，案外人沈云岳、吴俊杰作为在场人签字、加盖姓名印章，海门市常乐法律服务所作为见证单位盖章确认。遗嘱上落款日期为2018年12月27日。2019年4月13日，万仲亨病故。现万某甲、万某乙、万某丙诉讼来院，提出前述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究竟是谁？二、案涉遗嘱的效力问题。 关于争议焦点一，万某甲、万某乙、万某丙认为案涉房屋系其与父母的共同财产，沈某认为应系万仲亨与其前妻沈惠珍共同共有。对此，一审分析如下：案涉房屋登记于万仲亨名下，且系其与沈惠珍婚后于1983年建造，对于宅基地清丈核实登记表中所载的建房时人口5人，系指宅基地申请审批时该家庭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户籍的成员为5人，宅基地以户的名义取得，属家庭共有，但户口迁移会导致丧失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不再具有宅基地使用权；建房时万某甲、万某乙、万某丙均年龄尚小且未婚嫁，虽万某乙认为其在1982年初中毕业后即在家务农，但并不能就当然地认为案涉房屋其存在出资；万某甲、万某乙、万某丙虽为案涉房屋宅基地申请审批时的在册人口，但并无出资出力的证据，且之后户口均已迁出，并不能当然的认为房屋属5人共同共有。审理过程中，遗嘱代书人到庭陈述了相关情况，并明确遗嘱第一条中“我和前妻子沈惠珍及母亲陈维英和三个小孩有共同共有砖木结构住房四间”系指当时的在册人口，并非共同共有的意思表示，房屋系万仲亨自己出资建造。同时，万仲亨的母亲陈维英自己名下有相关房屋，也不存在案涉房屋的共同共有问题。故此，案涉房屋应为万仲亨与沈惠珍的夫妻共同财产，双方各享有一半的房产份额。 关于争议焦点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三项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对于万某甲、万某乙、万某丙提及的遗嘱中有一个见证人加盖印章并非签名的行为，在日常生活及习惯做法中存在签名与加盖印章的不同做法，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盖章与签字应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据此，遗嘱的形式符合法定要求；从万某甲、万某乙、万某丙提供的视频资料来看，万仲亨在彼时神志清楚且为完全自愿，相关遗嘱应为其真实意思表示，遗嘱的内容亦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和社会公序良俗，遗嘱中指定的继承人在法定继承人范围内；同时，遗嘱的代书人、见证人与遗嘱无利害关系，故案涉遗嘱应为合法有效。 公民的继承权受法律保护。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案涉房屋发生了两次继承，由此产生了两次遗产分割。第一次继承分割产生于沈惠珍的死亡，实质是法定继承，凡是具备继承资格的继承人都有相应权利。本案中万某甲、万某乙、万某丙系沈惠珍的子女，万仲亨系沈惠珍的配偶，均为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共同所有的财产，除有约定的以外，如果分割遗产，应当先将共同所有的财产的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其余的为被继承人的遗产。”沈惠珍对案涉房屋有一半产权，该部分房产由万某甲、万某乙、万某丙及万仲亨平均继承，各享有八分之一的权利份额。第二次继承产生于万仲亨的死亡，实质是遗嘱继承，因为有合法生效的遗嘱，应当严格依照遗嘱的内容分割。此时，案涉房屋中属于万仲亨的权利份额为八分之五，依遗嘱由沈某继承。综上，万某甲、万某乙、万某丙对案涉房屋各享有八分之一的权利份额，沈某享有八分之五的权利份额。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海门市房屋四间的所有权由万某甲、万某乙、万某丙与沈某按份共有，其中万某甲、万某乙、万某丙各享有八分之一的权利份额，沈某享有八分之五的权利份额。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人民币150元，由万某甲、万某乙、万某丙负担100元，沈某负担50元。 二审期间，万某甲、万某乙、万某丙提交了一份海门市三厂街道镇西村村民委员会盖章的证明，证明万某甲在现在的村里没有申请建房。沈某质证认为该证据并非本案二审中的新证据。本院经与海门市三厂街道镇西村村民委员会核实，该证明确系该村村委会出具，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案涉房屋申请建房时的人口为万仲亨、沈惠珍、万某甲、万某乙、万某丙，其中万某甲、万某乙、万某丙在建房时年龄尚小且未婚嫁，亦没有举证证明对建造房屋有出资，故案涉房屋并非当然属于五人共有，应当为万仲亨、沈惠珍共同共有。沈惠珍过世后，属于其一半的房屋份额发生继承，由万仲亨、万某甲、万某乙、万某丙各继承八分之一的房屋份额，万仲亨过世后留有遗嘱要求其在案涉房屋中的份额全部由妻子沈某继承，该遗嘱合法有效，故由沈某享有案涉房屋八分之五的份额，万某甲、万某乙、万某丙各享有案涉房屋八分之一的份额。 综上所述，万某甲、万某乙、万某丙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00元，由上诉人万某甲、万某乙、万某丙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曹 璐 审判员 陆海滨 审判员 高 雁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日 书记员 唐颖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