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2民终125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何岸飞，男，1980年9月15日生，汉族，住无锡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冠林，江苏双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马辉银，江苏双汇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云浮石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14MA1MGYLQ5H，住所地无锡市开发区65号地块。法定代表人：何岸飞，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冠林，江苏双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马辉银，江苏双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钱永足，男，1968年11月3日生，汉族，住无锡市滨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磊，上海市汇业（无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晓，上海市汇业（无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何岸飞、江苏云浮石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浮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钱永足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法院（2019）苏0214民初4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9日立案受理，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何岸飞、云浮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钱永足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一审中先后出现了两份内容截然矛盾的《协议书》，其中一份必然存在虚假或非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2016年12月23日在新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市场监管局）登记备案的《股权转让协议》正式文本中，约定了钱永足将云浮公司25%的股权以8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何岸飞，同时约定其他合同文本如有与该协议不一致的以该协议为准。完全可以推翻2016年12月2日的《协议书》。2.关于程义东的调查笔录，从形式、取证过程以及内容上均存在虚假。形式上两页未粘连和装订，第1页上无调查人和记录人签字，第2页上没有记录人签字，内容上程义东陈述的内容来源均为钱永足传达，本质上属于钱永足的自我称述，并非证人证言。3.一审中何岸飞要求对钱永足提供的《协议书》第1页右上角“何岸飞”字样与该页打印字体之间的形成时间差以及与第2页打印字体之间的形成时间差进行鉴定，但该鉴定需要对样本进行破损取样，由于钱永足坚决不同意导致该项鉴定无法进行，钱永足应当承担相应的后果，但一审法院却将举证责任分配给何岸飞，适用法律有误。被上诉人钱永足答辩称：其主张的另外80万元系何岸飞对钱永足的转让补偿损益，并非单纯的股权转让款，所以钱永足提供的《协议书》与在市场监管局留存的《股权转让协议》并不矛盾。对程义东的调查笔录亦无异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予维持。钱永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何岸飞支付钱永足出资损益80万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自2017年7月1日起至2018年12月1日止为33万元，自2018年12月2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月息1%计算）。2、云浮公司对何岸飞的上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6年3月29日，云浮公司设立，注册资本为2016万元，发起人为马军胜、何岸飞、钱永足、程义东，持股比例分别为25%、26%、25%、24%，法定代表人为何岸飞。2016年12月2日,何岸飞与钱永足签订《协议书》1份，约定：钱永足将其持有的云浮公司的25%的股权全部转让给何岸飞，钱永足持有的云浮公司的股权出资为认缴出资，截至协议签订日，钱永足已经实际缴纳了80万元。双方协商一致，何岸飞支付给钱永足的股权转让款为80万元。另外，何岸飞再补偿钱永足出资损益80万元。本协议签订之日何岸飞支付50万元，余款于2017年7月1日前支付完毕。云浮公司对何岸飞的上述债务提供连带担保。本协议签订且何岸飞向钱永足支付上述50万元款项后，双方共同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钱永足不再参加云浮公司的管理。但凡钱永足的关系业务单，按决算总价的8%返利。如何岸飞逾期向钱永足付款，则应向钱永足支付月息一分的利息，直至何岸飞实际付清款项为止。本协议一式两份，经双方签字或捺印后生效。2016年12月23日，钱永足与何岸飞签订《股权转让协议》1份并将该协议提交给市场监管局，该协议约定：钱永足将其持有的云浮公司25%的股权以8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何岸飞。股权转让后，钱永足在云浮公司中按出资比例承担的权利义务由何岸飞按照出资比例承继。本协议经双方签名（盖章）后生效。2017年1月6日，市场监管局出具公司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云浮公司原股东马军胜、何岸飞、钱永足、程义东变更为何岸飞、程义东。一审另查明，2017年1月18日，何岸飞向钱永足支付股权转让款30万元；2017年1月23日，何岸飞向钱永足支付股权转让款20万元；2017年7月1日，何岸飞向钱永足支付股权转让款20万元；2017年7月24日，何岸飞向钱永足支付股权转让款10万元，上述款项合计80万元。上述事实由《协议书》、《股权转让协议书》、付款凭证、工商资料以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在卷佐证。一审诉讼中，何岸飞提供了其持有的双方于2016年12月2日签订的《协议书》文本，该协议第1页第三条与钱永足提交的协议书文本的第1页的第三条内容不一致。何岸飞提交的协议书第三条并无约定另行补偿钱永足80万元。钱永足认为何岸飞提供的协议书上的第1页的边缘是光滑的，第2页系手工裁剪，比较粗糙，故第1页与第2页并非同时形成，其对真实性存在异议。对于钱永足自己提供的《协议书》文本上第1页右上侧“何岸飞”签字的过程，钱永足称合同签好后准备离开时发现第1页没有签字，就返回要求何岸飞补签，补签的时候钱永足是横着递给何岸飞签字的，故何岸飞的签名顺序为由下至上，签字位置在右上角。何岸飞及云浮公司遂向一审法院申请司法鉴，具体鉴定项目为：1、对钱永足提交的2016年12月2日签订的《协议书》右上角的签字“何岸飞”与何岸飞本人签字是否一致进行鉴定；2、对钱永足提交的上述《协议书》第1页右上角签字“何岸飞”与该页打印字体正文内容形成的时间差，即是否同一时间形成进行鉴定；3、对钱永足提交的上述《协议书》第1、2页正文打印字体是否出自同一台打印机打印，以及是否与其提交的2016年12月2日签订的《协议书》第1、2页是正文打印字体是否出自同一台打印机打印进行鉴定；4、对钱永足提交的上述《协议书》第1页正文打印字体与第2页正文打印字体是否同一天形成，是否存在时间差进行鉴定；5、对钱永足提交的上述《协议书》第1页右上角的签字“何岸飞”与第2页落款处何岸飞的签字以及与其提交的2016年12月2日的《协议书》第2页落款处何岸飞、钱永足的签字是否同一时间形成，是否存在时间差进行鉴定。在一审法院组织下双方通过摇号确定首选鉴定机构为上海市防伪技术产品测评中心司法鉴定所，备选机构为南京东南司法鉴定中心。2019年4月8日，上海市防伪技术产品测评中心司法鉴定所向一审法院出具司法鉴定委托要求确认函，该函载明，上述第1项鉴定委托可以鉴定，第3项鉴定委托依据现有鉴定条件无法得出明确结论。第2、4、5项鉴定委托超出其技术能力范围，不可鉴定。后双方一致同意将鉴定委托至备选机构南京东南司法鉴定中心进行司法鉴定。2019年5月20日，南京东南司法鉴定中心向出具司法鉴定工作联系函，该函载明：对于何岸飞申请的第2项鉴定委托，因打印字迹的物质种类明显不同，其不宜用现有技术方法对两者是否同一时间形成作进一步的检验。对于第4项鉴定委托，钱永足提供的2016年12月2日的《协议书》上印刷体字迹系激光打印机打印形成，其现有技术方法不能鉴定打印字迹的形成时间。关于第5项鉴定委托，手写字迹“何岸飞”、“钱永足”均系黑色水笔书写，具备鉴定条件。其中心现有技术方法针对形成时间鉴定需要对送检相关材料上字迹笔画进行少量破损性检验，烦请法院告知当事人相关风险，并要求当事人签字确认寄回其中心。2019年6月5日，一审法院向双方告知相关风险并就上述鉴定申请征询双方意见，钱永足称第5项鉴定项目会使部分手写字迹破损，故其不同意对第5项鉴定项目进行鉴定，第3项的鉴定项目已经能够等同于第5项的鉴定结果。何岸飞及云浮公司均称要对上述鉴定申请中的第1、3及5项进行司法鉴定，对于第2、4项的鉴定委托不再要求进行鉴定。2019年7月19日，南京东南司法鉴定中心出具鉴定意见书，该意见书载明：1、据现有鉴定材料，钱永足提供的标称日期为“2016年12月2日”的《协议书》第1页右上角处签名字迹“何岸飞”与送检样本字迹“何岸飞”是同一人所写;2、由于送检材料自身条件所限，不能鉴定钱永足提供的标称日期为“2016年12月2日”的《协议书》第1页右上角处签名字迹“何岸飞”与该页打印字体正文内容是否同一时间形成；3、据现有鉴定材料，无法判断钱永足提供的标称日期为“2016年12月2日”的《协议书》第1页与第2页上正文打印字迹是否为同一台打印机打印形成以及与何岸飞提供的标称日期为“2016年12月2日”的《协议书》第1页、第2页正文打印字迹是否为同一台打印机打印形成；4、由于送检材料自身条件所限，不能鉴定钱永足提供的标称日期为“2016年12月2日”的《协议书》第1页正文打印字迹与第2页正文内容之间是否同一天形成，是否存在时间差；5、由于送检材料自身条件所限，不能鉴定钱永足提供的标称日期为“2016年12月2日”的《协议书》第1页右上角处签名字迹“何岸飞”与第2页“乙方”处签名字迹“何岸飞”及何岸飞提供的标称日期为“2016年12月2日”的《协议书》第2页上“甲方”处签名字迹“钱永足”、“乙方”处签名字迹“何岸飞”是否同一时间形成，是否存在时间差。一审法院向双方出示了鉴定意见书及鉴定费发票，钱永足质证认为，对该意见书无异议，对发票也无异议。何岸飞及云浮公司均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鉴定程序均无异议，但鉴定书第4页提到无法判断检材1、检材2系同一台打印机形成，不能排除两份检材的打印存在时间差。鉴定书第3页提到关于笔迹鉴定形成需要对笔画进行破坏性检验，因钱永足不同意进行检验导致无法对该项目出具鉴定意见，故应由钱永足承担不能鉴定的后果。钱永足补充质证意见称：2016年12月2日的协议书右上角签字“何岸飞”与送检材料一致，为何岸飞所签，已经达到其证明目的，故其不同意进行破损性检验也是合法合理的。因何岸飞、云浮公司坚持申请对其鉴定申请中上述意见未出具鉴定结论的相关项目进行司法鉴定，一审法院要求其在庭后10日内向法院提交具备鉴定资质且具备鉴定能力的相关鉴定机构，但何岸飞、云浮公司均未予提供。一审诉讼中，钱永足称云浮公司成立前，程义东、何岸飞及钱永足三人合伙成立崇安区东尼石材商行，该商行运营良好，三人遂决定设立云浮公司。云浮公司审理后，崇安区东尼石材商行的资产与利润直接投入云浮公司，崇安区东尼石材商行的资产与利润分配到钱永足名下大约120万元。云浮公司设立后，钱永足实际缴纳出资60万元，另外支付公司装潢的费用20万元，再加上原崇安区东尼石材商行的资产与利润120万元，钱永足共计出资约200万元。此外，一审诉讼中,一审法院依据钱永足的申请向程义东作调查。程义东称其于2011年经营崇安区东尼石材商行，后来在2015年11月份，钱永足与何岸飞也参与经营并各自出资5-6万元用于装修。2016年3月，何岸飞发起设立云浮公司，按照协议钱永足实际出资80万元，马军胜实际出资200万元，其与何岸飞未实际出资，后其将股权转让给何岸飞。钱永足告诉其何岸飞另外补偿其80万元，如果当时云浮公司清算的话，每个股东应当能分到220万元左右，其将股权转让的时候仅仅拿到19万元。其在退出时，何岸飞承诺之后每年拿出公司利润的30%补偿给其余3个股东，但没有兑现。钱永足出资的50万元系向别人借来的款项，如果仅拿到80万元是不可能退出云浮公司的。原审法院经审查后认为：双方的股权转让应以钱永足提交的《协议书》作为依据。理由如下：1、双方提交的《协议书》第2页内容一致，仅第1页内容存在差异，钱永足提交的协议书的右上角由何岸飞签字确认，南京东南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确认该签字由何岸飞本人所签；2、结合对程义东所作的调查笔录以及钱永足的陈述，何岸飞向钱永足支付80万元出资损益更符合常理；3、尽管双方在市场监管局备案的《股权转让协议》的内容并不包含另行补偿80万元的条款，但该《股权转让协议》应为办理股权变更时所使用的格式文本，该协议仅约定的股权转让款金额也为80万元，未对付款时间、担保等事项进行约定，故补偿80万元的内容应视为何岸飞对钱永足的另外承诺，市场监管局备案的《股权转让协议》与案涉《协议书》并不矛盾，并不能否定之前另行补偿80万元出资损益的约定；退一步讲，如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完全依据市场监管局备案的《股权转让协议》，那么双方提交的《协议书》中约定的担保义务也无法履行，故该《股权转让协议》不能否定双方于2016年12月2日签订的《协议书》的内容；4、从双方提交的《协议书》文本来看，何岸飞提交的《协议书》原件第2页右侧边缘有裁剪痕迹，第1页无裁剪痕迹，而钱永足提交的《协议书》原件两页右侧均有裁剪痕迹，且钱永足称案涉《协议书》系用1张A3纸裁剪成2张A4纸打印形成，据此，一审法院认为何岸飞提交的《协议书》更容易产生合理怀疑；5、在法院委托的2家鉴定机构出具意见表明对本案除第1个鉴定项目之外的项目依据现有条件无法出具鉴定结论的情况下，何岸飞及云浮公司坚持要求对上述项目进行鉴定，一审法院要求其自行提供相关鉴定机构，但何岸飞及云浮公司均未提供，故应由何岸飞及云浮公司承担不利后果。另外，南京东南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认定钱永足提交的《协议书》的第1页右上角的签字为何岸飞本人所签，何岸飞及云浮公司对签字的形成时间持有异议，应对此承担举证责任。在鉴定不能的情况下，何岸飞与云浮公司应对此承担不利后果。因云浮公司承诺对何岸飞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故钱永足有权要求云浮公司对何岸飞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云浮公司在承担清偿责任后有权在承担责任的范围内向何岸飞追偿。关于何岸飞、云浮公司辩称《协议书》上第1页“何岸飞”的签名的方式为纸张的右上角由下往上书写，违背书写规律，故对真实性不予认可的意见。该院认为，尽管该签字的位置在协议书的右上角，且书写顺序为由下至上，但该签字经鉴定确认系何岸飞本人所签，钱永足对签字的过程也作出相应的说明，与此同时何岸飞、云浮公司提交的《协议书》上并无任何签字，故认为钱永足提交的《协议书》已经形成证据优势，依法采信钱永足提交的《协议书》，故对何岸飞、云浮公司的该项辩称意见，不予采纳。关于何岸飞、云浮公司辩称钱永足提交的《协议书》上落款处“钱永足”的签字系在证据送达后添加，故对真实性不予认可的意见，该院认为，钱永足提交的《协议书》有何岸飞的签字，并加盖了云浮公司的公章，该协议约定经各方签字或捺印后即生效，钱永足在本案立案后再在协议书上签字，并不能因此否认该合同的效力。另外，从合同的履行情况来看，何岸飞已经向钱永足支付了股权转让款，且已经按照约定将工商变更手续办理完毕，故案涉《协议书》已经成立并生效。关于钱永足主张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因双方约定股权转让款及补偿的出资损益款应于2017年7月1日前付清，且约定了逾期付款的利息标准，故钱永足有权要求何岸飞自2017年7月1日起开始支付逾期付款利息，利息标准为月息1%，云浮公司对此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现钱永足主张的利息计算至2018年12月1日止为33万元，该金额计算的标准已经超过月息1%，故对超过月息1%的部分不予支持，予以驳回。关于本案的鉴定费用，因南京东南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书确认案涉《协议书》第1页的签字确实为何岸飞所签，一审法院采纳该鉴定意见，故何岸飞、云浮公司的鉴定目的无法达到，相应的鉴定费用由何岸飞、云浮公司共同负担。综上，对于钱永足的诉讼请求，依法部分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四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何岸飞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支付钱永足出资损益80万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自2017年7月1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月息1%计算）；二、云浮公司对何岸飞的上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云浮公司在承担清偿责任后，有权在承担责任的范围内向何岸飞追偿；三、驳回钱永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97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9970元（此款已由钱永足预交），由钱永足负担3390元，由何岸飞、云浮公司共同负担16580元。钱永足同意其预交的诉讼费用中的16580元由何岸飞、云浮公司向其直接支付，法院不再退还，由何岸飞、云浮公司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向钱永足支付。司法鉴定费9800元，此款已由何岸飞预交，由何岸飞、云浮公司共同负担。二审经审理查明，对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此外，本院确认案涉《协议书》双方所持文本不一致的为第三条，钱永足持有的版本为：“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甲方支付给乙方钱永足的股权本金为人民币大写捌拾万元整（800000.00），另外，甲方再补偿乙方出资损益捌拾万元整。此款于本协议签订之日甲方向乙方支付伍拾万元，余款于2017年7月1日前由甲方向乙方全部支付完毕”。何岸飞持有的版本为：“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甲方支付给乙方钱永足的股权本金为人民币大写捌拾万元整（800000.00）（其中甲方未对乙方的出资损益进行补偿）。此款于本协议签订之日甲方向乙方支付伍拾万元，余款于2017年7月1日前由甲方向乙方全部支付完毕”。二审庭审中，何岸飞陈述其在一审中提交了一份钱永足于2017年1月23日出具的说明，该说明载明了“2017年1月24日之前钱永足和何岸飞与程义东之间已无任何账目和欠账，互补相欠均已全部结清”。钱永足称该份说明指向的是钱永足与何岸飞在云浮公司内相关的业务已经结清，其在云浮公司也有自己的业务，退出云浮公司后，业务费尚未结清，后在2017年1月23日左右业务费基本都到账了，遂出具了该说明，并非指向股权转让款和出资损益款。本院认为，双方争议焦点在于双方于2016年12月2日签订的《协议书》哪一方持有的为真实文本，何岸飞是否应当向钱永足支付80万出资损益。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对于证据的认定，应当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本案中，双方争议的2016年12月2日签订《协议书》，显然钱永足持有的文本更具有证明力。首先，从文本的签字而言，双方所持有的文本第2页内容一致，也均有双方签字。虽然钱永足所持有的文本上第2页钱永足本人的签名是诉讼后补签的，但并不影响其真实意思表示，钱永足以该份证据主张权利本身就意味着对该协议的认可，何况何岸飞持有的文本第2页上也有钱永足的签名。对于双方不一致的第1页，钱永足所持有的文本上有何岸飞的签名，虽然签名的位置与通常签名的位置不甚相符，但钱永足对签名的过程作出了合理解释。何岸飞虽然否认系其本人签名，但经司法鉴定明确该签名系其本人所签，何岸飞并未提供相反的证据予以推翻。其次，从文本的材质而言，钱永足提供的文本两页的右侧边缘均不光滑，而何岸飞提供的文本，其中与钱永足内容一致的第2页右侧边缘亦不光滑，但与钱永足内容不一致且无任何人签名的第1页却右侧边缘光滑。钱永足称，在打印该两份协议时，因没有A4纸，遂将两张A3纸裁剪为二，因此两份协议共计四页的右侧均为不光靠边缘。该解释较为合理，但何岸飞提供的第1页右侧边缘光滑，第2页右侧边缘不光滑，不太符合常理。其三，从文本的内容而言，钱永足所持有的文本中约定了80万元股权转让款后，另行约定何岸飞另外补偿钱永足出资损益80万元，符合一般行文惯例。但何岸飞所持有的文本中约定了80万元股权转让款后在括号中注明何岸飞未对钱永足补偿出资损益，该份协议上文中从未提到过出资损益，股权转让款的约定也很明确并无任何歧义，若无特别约定自然不包括其他性质的款项，却在括号中特别注明不包括出资损益，有违一般的行文习惯。此外，何岸飞主张在市场监管局本案的文本中没有出资损益的约定，也约定了以备案的文本为准。对此，本院认为，该备案文本系双方向市场监管局出具，形成目的在于变更工商登记，其上存在格式条款，这与双方之间的另行约定并不矛盾，并不必然就排除双方之间的其他约定。对于何岸飞主张的钱永足出具的说明，该说明指向的系钱永足、何岸飞、程义东三人之间的往来关系，结合程义东的证言，三人曾有过合作经营，因此三人之间的结算与钱永足和何岸飞两人之间的约定并不冲突，何岸飞亦无证据证明已经支付了出资损益。综上，何岸飞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采信，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原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所作判决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970元，由上诉人何岸飞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缪凌审判员  钱菲审判员  胡伟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二日书记员  周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