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5民终412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桐乡市锁秋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桐乡市濮院镇越茂路211号置地广场3幢3、5号。法定代表人：陈熊蓉，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袁秀秀，江苏利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陈熊蓉，男，汉族，1986年1月8日出生，住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袁秀秀，江苏利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沈永红，女，汉族，1963年5月1日出生，住江苏省昆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琛云，江苏品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桐乡市锁秋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锁秋公司）、陈熊蓉因与被上诉人沈永红加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2019）苏0583民初130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锁秋公司、陈熊蓉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改判锁秋公司支付沈永红加工费216420元、沈永红赔偿锁秋公司服装损失182000元、沈永红向锁秋公司开具583000元的增值税普通发票，并由沈永红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沈永红为锁秋公司加工的服装数量为11640件错误，应为9391件。2019年6月4日，陈熊蓉向沈永红发送的对账单是比照沈永红2019年5月19日向陈熊蓉发送的清单制作而成，该清单清晰的注明“没有登记的”为868件，即锁秋公司实际认可收到的服装数量为6462件。沈永红主张2018年12月10日对账清单中的4310件衣服为2018年10月14日以前的收货数量不属实，锁秋公司亦不认可。根据沈永红向法院提供的151张送货单的内容，锁秋公司2018年10月14日前共计收到2929件衣服，而不是4310件，沈永红的主张与自己提供的证据自相矛盾。因此，一审判决认可沈永红的主张，将4310件与7330件相加，确定加工衣服总数为11640件错误，存在重复计算。锁秋公司认可2018年10月14日以后收到的服装数量为6462件，加上沈永红提供的151张送货单中2018年10月14日以前锁秋公司签字确认的2929件，沈永红为锁秋公司加工的衣服总数应为9391件。二、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200件8899款衣服的市场销售价格为每件400元，因此沈永红应当按照每件400元赔偿锁秋公司。一审判决以200件8899款服装所用面料的价值计算锁秋公司的损失，没有法律依据。三、一审判决支持沈永红主张的未交付的200件衣服的加工费错误。四、2019年4月份，沈永红为锁秋公司加工的52件1956款衣服，沈永红已自认加工费为每件70元，一审法院按照每件90元计算错误。五、一审判决认为沈永红是否开具发票不属于民事法律行为，适用法律错误，应当判决沈永红向锁秋公司开具相应发票。沈永红辩称，一、陈熊蓉2019年6月4日向沈永红发送的账单中载明“868件”位于收到数量一栏中，对账单中也明确实际收到数量为7330件，登记与否并不影响锁秋公司收货事实的认定。二、2018年12月10日锁秋公司与沈永红以昆山市巴城镇浩源羊绒制品厂（以下简称浩源羊绒厂）名义进行了结算，双方确认沈永红以浩源羊绒厂名义共加工了大衣4310件，其中童装569件。结合送货单来看，截止2018年10月19日的送货单的抬头为“浩源”，沈永红共计加工了4215件，与结算单数量基本吻合。95件的差额是因为抬头由“浩源”向“锁秋”过渡过程中有部分大衣算成了抬头为“锁秋”的，但未重复计算。三、200件8899款服装在沈永红处非因沈永红违约造成，且该部分未计算在锁秋公司结算的加工费中。双方微信记录显示，沈永红要求锁秋公司将8899款服装的样衣发送至沈永红处，锁秋公司一直未发送，后沈永红按照老版本制作完成后，锁秋公司却未收取。沈永红因锁秋公司一直未结算，才同意自身承担200件服装的原材料费用。四、沈永红于2019年5月19日发送的清单中注明了锁秋公司加工了7330件服装以及锁秋公司应付的款项总金额。既然锁秋公司不认可这份清单，则清单未得到双方一致认可，其中的单价亦不应适用。五、双方未将开具发票作为合同附随义务，因此开具发票非民事法律行为。沈永红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锁秋公司支付加工费4646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464600元为基数，从起诉之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2、判令陈熊蓉对锁秋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3、判令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锁秋公司、陈熊蓉负担。锁秋公司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判令沈永红赔偿锁秋公司200件衣服损失80000元、340件衣服损失255000元，以上共计335000元；2.判令沈永红返还锁秋公司1512.3米羊绒面料或支付相应价值151230元；3.判令沈永红向锁秋公司开具583000元的增值税普通发票；4.本案诉讼费由沈永红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陈熊蓉系锁秋公司唯一自然人股东和法定代表人。2018年起，锁秋公司与沈永红存在业务往来，锁秋公司提供面料，沈永红为其加工服装。2018年12月10日沈永红与陈熊蓉对账后形成《锁秋公司与浩源羊绒厂加工清单》，其中载明：“浩源羊绒厂一共为锁秋公司加工了4310件，其中童装款569件。4310-569=3741件，3741×90=336690元，569×70=39830元，一共加工费是336690元+39830元=376520元，以前已经付了12万元。再暂时扣除存在争议的罚款11万元，这钱等锁秋公司与对方厂家结清后再与浩源羊绒厂结清（附合同一份，已经由浩源羊绒厂沈老板手机拍照留底）。376520-120000-110000=146520元。对账存在141件衣服差错，经商量扣除75件，每件300元，则扣22500元。最终给浩源羊绒厂146520-22500=124020元。现在还有340件返修的衣服，请浩源羊绒厂尽快给我们修好。以上是锁秋公司陈总与浩源羊绒厂沈永红老板协商的结果，如果没有争议，双方代表签字为证。就算锁秋公司与浩源羊绒厂的加工费有了一个了断。”该文件由陈熊蓉与沈永红签字确认。沈永红另以个人名义为锁秋公司完成了其他的羊绒服装的加工，并制作了送货单向锁秋公司供货，其中部分送货单上有王建松等人签字，部分送货单上无人签字。锁秋公司对有签字的送货单予以认可，对无签字的送货单不予认可。2019年4月，锁秋公司通过微信要求沈永红加工8899款S号和M号千鸟格服装共200件。5月22日沈永红通过微信告知陈熊蓉8899款服装已经做好，陈熊蓉陈述“到现在卖给谁去”，沈永红陈述“如果不要，算我的好了”。2019年5月23日，沈永红通过微信向陈熊蓉发送了剩余面料清单，其中载明剩余“咖啡色149米、小鸡黄105.5米、驼马绒159.9米、黄色172.8米、粉千鸟格151.7米、驼色55.5米、象牙白207米、米驼64.2米、老红50.5米、含羞草58.5米、橙色114.7米、薄荷绿166米、浅米57米，另有4卷零布”。当日，沈永红还通过微信陈述：“还有你哥上次付了的房租没给他，总共6700元加小芳1500元，总共8200元房租，是你哥的扣一下”，“崔美玉少一件短款，我扣了400元，将风3件长款我扣了750元一件，总共2250元，合计2650元，你也扣一下”。陈熊蓉于2019年6月4日通过微信向沈永红发送对账单，其中载明收到数量为7330件。锁秋公司和陈熊蓉庭后向一审法院明确千鸟格面料单价为105元/米，200件8899款服装共需要面料300米；沈永红同意按上述数量和单价计算。锁秋公司为主张王建松代锁秋公司支付加工费向一审法院提供了沈永红出具给王建松的欠条，其中载明“今欠王建松人民币1万元整”，沈永红对此不予认可，认为与本案无关。锁秋公司为主张陈熊蓉根据沈永红的主张支付吴正华20000元，该款系锁秋公司支付沈永红加工费的一部分，向一审法院提供了中国农业银行个人账户明细，沈永红对该证据不予认可。锁秋公司还提供了微信支付交易明细证明用以证明陈熊蓉替沈永红支付装修、广告以及采购挂钩、衣架的费用共计19000元，该款项应从沈永红的加工费中予以扣除；沈永红对上述证据亦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锁秋公司与沈永红之间存在加工合同，该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并不违反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等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真实有效。沈永红完成加工义务后，锁秋公司应当及时支付加工费。双方对沈永红已经完成加工的服装数量以及加工费用持有异议。关于加工数量，双方于2018年12月10日已经对账确认加工数量为4310件，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另，陈熊蓉于2019年6月4日向沈永红发送的对账单中自认收到服装数量为7330件，故一审法院确认沈永红为锁秋公司已完成加工的服装数量为11640件。关于加工费单价，双方2018年12月10日的对账单中明确童装为70元/件，其他服装为90元/件，并未区分长款和短款，锁秋公司主张短款为70元/件，但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而沈永红认为均应按90元/件计算，故一审法院按童装70元/件，其他服装90元/件的标准计算沈永红的加工费为1036220元。2018年12月10日双方一致同意扣除22500元，一审法院予以确认；2019年5月份沈永红在微信中明确同意扣除10850元，一审法院亦予以确认。关于双方在对账单中确定暂扣110000元，待锁秋公司与对方厂家结清后结算，现锁秋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对此已经结算，且时间已经明显超出合理期限，故该款项锁秋公司应当支付沈永红。综上，锁秋公司应当支付沈永红的加工费为1002870元。关于已付加工款，锁秋公司主张为640500元，但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故一审法院根据沈永红的自认确认为583000元。综上，锁秋公司还应支付沈永红加工费419870元。锁秋公司未及时支付加工款的行为已经构成违约，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一审法院根据沈永红的主张，确认锁秋公司应当自2019年6月26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基准利率支付逾期付款利息至2019年8月19日，自2019年8月20日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陈熊蓉作为锁秋公司的唯一自然人股东，未提供证据证明自己的财产独立于公司财产，故其应当对锁秋公司的上述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关于锁秋公司要求沈永红赔偿服装损失共计335000元的反诉请求，一审法院认为，其中200件8899款服装，沈永红在微信中明确表示“算她的”并同意按锁秋公司认定的布料数量和价格计算，故一审法院据此计算沈永红应当赔偿锁秋公司该部分布料损失为31500元。2018年12月10日双方对账清单中明确有340件衣服在沈永红处返修，沈永红未提供证据证明已经将上述服装返修完成并交付锁秋公司，故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因该部分服装已经灭失，双方无法确定具体的用料数量以及单价，故一审法院按双方在该对账清单中明确的300元/件的标准计算沈永红应当赔偿锁秋公司的该部分损失为102000元。综上，沈永红应赔偿锁秋公司服装损失共计133500元。关于锁秋公司要求沈永红返还1512.3米布料的反诉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沈永红于2019年5月向陈熊蓉发送的微信中明确存在剩余布料及具体的颜色和数量，在锁秋公司履行完毕上述付款义务后，沈永红应当将该面料返还锁秋公司。关于锁秋公司要求沈永红开具583000元增值税普通发票的反诉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税务机关是发票的主管机关，负责发票印制、领购、开具、取得、保管、缴销和监督。单位、个人在购销商品、提供或接受经营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中，应当按规定开具、使用、取得发票”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十九条“销售商品、提供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对外发生经营业务收取款项，收款方应当向付款方开具发票；特殊情况下，由付款方向收款方开具发票”的规定，收取加工费后开具加工费发票是承揽人税法上的义务。本案中沈永红与锁秋公司并未将开具发票作为合同义务予以约定，因此沈永红是否开具发票并不属于民事法律行为，一审法院不予理涉。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二百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锁秋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沈永红加工费41987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419870元为基数，自2019年6月26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二、陈熊蓉对锁秋公司的上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三、沈永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锁秋公司服装损失133500元；四、沈永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锁秋公司剩余面料1512.3米（具体明细见本院审理查明部分）；五、驳回锁秋公司的其他反诉请求。案件受理费8269元，财产保全费2870元，以上共计11139元，由沈永红负担1639元，锁秋公司、陈熊蓉负担950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7212元，由锁秋公司负担4712元，沈永红负担2500元。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陈熊蓉于2019年1月1日向沈永红支付98000元，于2月1日支付50000元，于3月31日支付20000元，于4月21日支付15000元。沈永红于2019年4月8日通过微信向陈熊蓉发送“8899款没样衣，拍个图片过来”，陈熊蓉回复“好”。锁秋公司二审中陈述，其均是与沈永红个人进行的加工合作，合作前期沈永红使用的是浩源羊绒厂的名义。本院认为，锁秋公司、沈永红对双方之间存在加工合同关系无异议，该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履行。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形成了2018年12月10日及2019年6月4日的两份对账单。锁秋公司并未就其主张的陈熊蓉于2019年6月4日向沈永红发送的对账单与双方2018年12月10日签订的对账单存在重合的具体内容提供证据，陈熊蓉于2019年6月4日发送对账单时锁秋公司已经履行了2018年12月10日对账单中的付款义务，且2018年12月10日对账单系沈永红以浩源羊绒厂名义作出，而双方加工合同履行过程中确实存在沈永红以浩源羊绒厂名义和未以该厂名义进行交易的两个阶段，故一审法院对于沈永红主张2018年12月10日的对账单系对以浩源羊绒厂名义的交易进行的结算，两张对账单不存在重复予以采信，进而依据两张对账单总数量认定双方加工数量，并无不当。2019年6月4日的对账单载明200件8899款服装并未计入7330件加工数量之中，锁秋公司上诉认为应在一审法院认定的加工费中扣除该部分款项，依据不足。微信聊天记录显示沈永红于2019年4月8日要求锁秋公司提供8899款样衣，锁秋公司并未举证证明提供样衣的具体时间，现有证据并不足以证明该款服装系因沈永红逾期交付导致未能继续履行，且锁秋公司亦未举证证明该款服装的具体价格，故锁秋公司主张沈永红按销售价格400元每件赔偿损失，依据并不充分。沈永红同意承担8899款面料价款，一审法院对此予以支持并无不当。锁秋公司对沈永红于2019年5月19日向其发送的对账单内容不予认可，其本案中主张1956款服装应按照该份对账单中载明的每件70元计算加工费，亦缺乏依据。锁秋公司与沈永红并未就开具发票作出约定，而双方的交易款项中涵盖了加工费、面料损失款等多种性质的款项，故一审法院对锁秋公司要求沈永红交付583000元的增值税普通发票的诉讼请求未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所述，锁秋公司、陈熊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80元，由上诉人桐乡市锁秋服饰有限公司、陈熊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俞水娟审 判 员 唐 蕾审 判 员 李 诚二〇二〇年六月八日法官助理 杨俊生书 记 员 周媚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