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湘10民终77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南福鹅产业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曹长健，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史军平，湖南银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友喜，男，1955年10月15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肖贤进，男，1973年3月16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明亮，男，1984年6月16日出生。 以上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建国，湖南莽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曹长健（曾用名曹长见），男，1970年4月29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史军平，湖南银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湖南福鹅产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鹅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友喜、肖贤进、何明亮及原审被告曹长健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宜章县人民法院（2019）湘1022民初10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和通知各方当事人到庭接受调查询问后，不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福鹅公司及原审被告曹长健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史军平，被上诉人李友喜、何明亮及李友喜、肖贤进、何明亮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建国参加了本院组织的调查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福鹅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并在维持一审判决第三项的基础上依法改判驳回给付李友喜、肖贤进、何明亮合作经营期间的利润分红236,694.7元、合作经营期间的垫付款301,375.4元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李友喜、肖贤进、何明亮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确认福鹅公司与李友喜在2018年12月终止合伙关系属于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一审除三被上诉人的陈述之外，无其他任何证据证明该事实。2018年12月6日三被上诉人与福鹅公司发生纠纷报警，出警记录不能证明当天三被上诉人向福鹅公司提出终止合伙及福鹅公司和法定代表人同意终止合伙。福鹅公司的工资单中无被上诉人李友喜、何明亮名字，恰恰证明两被上诉人擅自违反合伙约定，不再经营管理种鹅厂，不能依此推定发生纠纷之日即解除合伙关系。李友喜在第一次庭审也自认管事到2019年2月和2019年5月，其在2019年5月25日才向一审法院增加诉讼请求要求法院解除双方的合作协议而非确认2018年12月6日终止合作协议。以上事实均能证明2018年12月6日双方未终止合伙关系。二、2019年2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的款项1,087,959.24元，不管是合作经营成本还是合作经营亏损，在双方合伙已于2019年6月30日终止的情况下都应由三被上诉人分担。三、一审认定福鹅公司给付三被上诉人2018年12月底之前的利润分红款236,694.7元，是错误的。1.三被上诉人无证据证明2018年12月底之前合作经营盈利4,905,022.52元。三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报表均是复印件，福鹅公司均不予认可。一审认为报表在福鹅公司处是主观臆断，也与合伙协议约定不符。2.一审委托的郴州同兴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结论不具有合法性和真实性，一审未同意福鹅公司提出质疑和重新鉴定申请，该鉴定结论不能采信。鉴定机构不具有司法会计鉴定资质，因鉴定结论所依据的复印件报表不真实，鉴定结论亦不真实。四、一审认定福鹅公司给付三被上诉人合作经营期间垫付的资金302,125.4元是错误的，三被上诉人无证据证明除70万元外另行为合作种鹅厂垫付了资金。根据双方的合作协议，2017年5月1日后由被上诉人负责费用及人员安置，即使被上诉人另行有资金投入，也属于履行约定的义务，应自行承担，与福鹅公司无关。五、一审判决未认定被上诉人擅自出卖4209只种鹅是错误的，种鹅是由被上诉人保管和经营，其擅自私吞造成了福鹅公司损失，应当返还或赔偿福鹅公司。六、三被上诉人未按照合作协议约定完成全部出资义务，且在2019年2月后擅自违约不再经营管理合作种鹅厂，属于严重违约。综上，一审认定事实错误，判决结果错误，其请求二审法院改判支持福鹅公司的诉讼请求。 李友喜、肖贤进、何明亮辩称，双方于2018年12月6日终止合伙关系是事实。一、部分会计凭证未签字是因曹长健对合伙事宜有意见，2018年12月6日双方发生纠纷后，曹长健同意李友喜提出终止合伙要求，并安排他人接管种鹅厂。因曹长健拖延合伙清算，李友喜销售了约30%的鹅苗，曹长健销售了70%的鹅苗并私吞销售款。后曹长健私藏合伙账目，导致合伙一直未清算。福鹅公司提供的工资表可以证明2019年1月后，公司未给李友喜、何明亮发放工资，说明终止合伙时间是2018年12月。李友喜在第一次庭审中要求将合伙账目算到2019年2月，不是自认，是李友喜对合伙清算的合理要求，是由种鹅养殖的周期性决定的。二、合伙账户数据的认定是依据双方选择的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结论，有法律依据。因大部分合伙收入被曹长健用于偿还私人债务，导致合伙没有资金周转，李友喜等垫付费用形成垫付款301,375.4元，并有会计凭证结算依据。三、种鹅厂少了4000只鹅，是正常损耗，残鹅处置经过了曹长健同意，也计入了合伙账目，不应由李友喜等赔偿福鹅公司。四、合伙账目由会计凭证和李友喜的现金流水证实。综上，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李友喜、肖贤进、何明亮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福鹅公司、曹长健共同支付李友喜、肖贤进、何明亮合伙利润分红245,694.75元，垫付现金301,375.4元，资产分配257,445元，三项共计804,515.15元；2.判令终止李友喜与福鹅公司签订的《湖南福鹅产业开发有限公司种鹅养殖繁育场经营合作协议书》，本案审理中李友喜请求确认其与福鹅公司终止合作协议时间为2018年12月；3.判令福鹅公司、曹长健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福鹅公司是从事灰天鹅繁殖培育技术开发，灰天鹅饲养、繁殖、销售等项目经营的公司。公司股东为曹长健、案外人曹江明，曹江明系曹长健的儿子。 2017年4月25日，福鹅公司为甲方，李友喜为乙方，签订了《湖南福鹅产业开发有限公司种鹅养殖繁育场经营合作协议书》（以下简称《合作协议书》）。协议约定，甲、乙双方本着诚实守信、平等互利、风险共担的原则，合资经营甲方的种鹅养殖繁育场（以下简称种鹅场）。经双方协商一致，融资经营达成如下协议。一、融资合作经营项目：福鹅公司种鹅场养殖，鹅苗孵化，鹅苗、种蛋销售。二、融资比例。福鹅公司种鹅养殖场总融资人民币贰佰玖拾万元整，甲乙双方融资比例：其中甲方的种鹅作价出资，甲方占总融资的金额70%，乙方以现金方式人民币出资，乙方占总融资的金额30%。三、职务和分工：1.甲方为福鹅公司种鹅场的法人代表，总管全场的全面工作；2.乙方为福鹅公司种鹅场主管，负责养殖、管理、孵化、配送和销售，负责财务总监及出纳的配备，会计由甲方安排。四、合作的时间和期限：合作时间从2017年5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限暂定两年。合同到期后，双方可以续签合同。五、合作的先决条件：2.乙方保障甲方正常质量标准，鹅苗由甲方按每只26元收购，鹅苗配送到所有合作社，需求之外由甲方对外随行就市销售，尾苗肉鹅及鹅蛋由甲方按市场行情收购。3.甲、乙双方签订协议后，2017年5月1日之前甲方在种鹅场原所有人员工资及其他的所有费用全部由甲方支付，与乙方无关。2017年5月1日之后由乙方负责费用及人员安置。4.甲乙双方签订协议后，种鹅场自立账户、单独核算，经营开支由甲乙双方签字方可动用账户资金，如单方动用资金作违约处罚。六、利益分配办法：乙方在经营管理期间，经营收入扣除生产原材料成本和人员工资、经营费用后，所得利润扣除上交税金金额后，按融资比例进行分红。超额完成甲方核定生产经营任务的，乙方还可以得到总纯利润的6%奖励金用于全场工作人员的年终表彰奖励。七、甲乙双方的义务。（一）甲方的权利和义务：1.甲方应在本合同签订后五个工作日内完成清产核资工作，向乙方移交全部经营资产和生产技术，并列出财产清单，经双方签字确认后作为协议副本。3.甲方在合作期限内，不得干预乙方的经营管理活动和人事任用、员工收入分配等内部管理事务。4.甲方应规范财务管理，保证种鹅场生产经营所需原材料和资金需求。5.甲方应根据实际情况和市场需求，科学制定生产计划和经营任务，及时下达工作指标和任务。8.乙方交甲方鹅苗后，甲方在10天之内将鹅苗款项如数打入种鹅场账号，逾期不到账，作违约处罚，按每月5%的利息计算。乙方有权利终止销售交易，自行向外销售，甲方不得干涉。（二）乙方的权利和义务：1.乙方应在本协议签订后期内，将融资金额打入种鹅场指定账户，甲方开具收款凭证，作为融资的依据；2.乙方打入的现金及本场全部收入进入乙方种鹅场总账作经营所有费用，甲方不得动用，只能监管；3.乙方融资现金在本场取得利润有备用资金后，甲乙双方可按比例享受利润分红。双方投资金额作固定资金合作经营使用；7.乙方应按规定及时向甲方报送月底财务报表和经营数据，及时进行财务结算，按时发放员工工资和福利。八、协议的终止。2.甲、乙双方有一方违约，另一方有权终止本协议。九、违约责任。有违约行为的一方，按照法律规定承担违约责任，赔偿经济损失。十、协议终止后的财产移交。合同终止后，乙方应将甲方厂房、所有全场内的设施设备完整归甲方所有。如有毁损，应作价赔偿。甲、乙双方总融资的本金回本后，所有融资资产按比例分配。双方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合同签订后，双方并未按第七条中甲方权利义务的第1条的约定进行清产核资、列出财产清单并经双方签字作为协议副本。李友喜、何明亮、肖贤进系合伙关系，何明亮主管种鹅场的销售。2017年4月20日至2017年6月16日，李友喜、何明亮、肖贤进分六次共投入70万元资金与福鹅公司合伙经营种鹅养殖繁育。按合同约定双方于2017年5月开始合作经营种鹅场。 李友喜主张2017年5月至2018年2月，种鹅场出纳由福鹅公司的人员担任，2018年2月年度结算盈利1,386,040元全部被曹长健挪用，李友喜等三人应得盈利未到手，2018年3月后，在李友喜的要求下由李友喜自己担任种鹅场的出纳。李友喜还主张种鹅场的财务报表由李友喜聘请的会计廖宗林及福鹅公司的李景亮以及合作双方负责人李友喜、曹长健共同签名确认，由福鹅公司保管会计账目及凭证,李友喜留存财务报表复印件。李友喜提供的双方合作经营种鹅场的财务报表复印件显示，2017年5月至2018年2月种鹅场的会计报表系2018年9月15日制作，2018年10月前的财务报表均由廖宗林、李景亮、曹长健、李友喜签字确认，2018年11月份、12月份的财务报表廖宗林、李景亮、李友喜签字确认，福鹅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曹长健未签字。 2018年12月6日下午，双方发生抢鹅苗纠纷，李友喜主张系曹长健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到种鹅场拉鹅苗出售，李友喜知道后赶到种鹅场进行阻止，双方发生纠纷，李友喜当时向宜章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报警。李友喜主张其当时就表示要终止双方的合作协议，曹长健表示三天内算清账，并当场安排胡军兵、曹长明接管种鹅场，但一直未与李友喜清算，李友喜遂向法院起诉。福鹅公司对李友喜的主张不予认可，但未提供反驳的证据。 李友喜等三人提交的曹长健签字的财务凭证中的股东投资明细证实2018年9月30日已退何明亮、肖贤进投资款各10万元，已退李友喜投资款20万元，2018年10月27日已退肖贤进、何明亮投资款各10万元，2018年10月28日付李友喜融资款10万元；湖南福鹅产业开发有限公司种鹅场财务说明2018年10月累计报表中的上年已分配利润（2018年2月截止）表显示，应分总额为1,386,040.49元，福鹅公司占股70%，应分红970,228.34元，李友喜占股30%，应分红415,812.15元；2018年10月的现金明细显示，2018年10月13日付李友喜截止至2017年度分红415,800元。2018年12月10日的财务报表显示，截止至2018年11月，种鹅场应收福鹅公司的往来款为4,712,116元，减除截止2018年2月的应分利润，应收福鹅公司的往来款为3,741,888元。李友喜主张应收的福鹅公司的款项中的部分款项用于了曹长健个人债务的偿还及其他开支，但无确凿证据证实。李友喜提供的2018年11月的种鹅场现金明细报表证明至2018年11月30日，李友喜等三人垫付现金373,976.4元。2018年12月，双方发生抢鹅苗纠纷后，12月的报表无现金明细报表及其他明细表。李友喜提供现金账证明至2018年12月，合作经营期间其垫付资金共计302,125.4元。 李友喜等三人申请对2017年5月至2019年2月种鹅场的原始财务凭证及财务报表资料进行证据保全，一审法院于2019年7月29日到福鹅公司财务室保全证据时，福鹅公司的会计李景亮称种鹅场的会计原始凭证原来是放在福鹅公司财务室，但后来不知哪里去了，并认可财务报表复印件上“李景亮”的签名是其签的。李友喜等三人提供2019年3月种鹅场种鹅打预防针时清点数据证明合作终止时种鹅数量为5721只。 在本案一审审理期间，李友喜表示其在第一次开庭审理时主张合伙账目算到2019年2月，是因种鹅养殖有周期性，当年的2月至7月为垫资静养期，7月至次年1月为产蛋期销售，产蛋经过一个月孵化才是鹅苗销售期，2018年12月6日至2019年2月，曹长健自行销售14批鹅苗约30000只，2019年2月之前的收入都是前一年的收入，所以在一审庭审时主张双方终止合作的时间为2019年2月，但双方合作终止的时间实际是2018年12月，因此按实际终止的时间变更终止合作的时间，故请求对2017年5月至2018年12月期间的合伙账目进行清算。福鹅公司、曹长健抗辩双方终止合作的时间应该是李友喜等三人起诉后即2019年7月，清算的截止时间应为2019年7月，并提供只有曹长健签字的财务报表主张2019年2-6月期间的经营亏损1,087,959.24元。福鹅公司提供的工资支出明细表及工资表证明，2019年1月之后种鹅场员工的工资由福鹅公司支付，其工资支出明细及工资表中无李友喜及何明亮的工资发放记录。 经一审法院委托郴州同兴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对种鹅场2017年5月至2018年12月的盈亏情况及2019年1月至2019年7月的盈亏情况进行审计，结论为：一、2017年5月至2018年12月（除2018年1月无数据）期间福鹅公司宜章种鹅场合伙经营盈利累计金额为4,905,022.52元；二、2019年2月至2019年6月期间福鹅公司宜章种鹅场的合伙经营亏损1,087,959.24元属经营成本费用支出，在与当年经营收入配比前不能认定为亏损。李友喜等三人预交鉴定费10,000元。 另查明，李友喜等三人诉请的财产保全担保费未提供相应的票据证实。福鹅公司主张种鹅被担保公司抵押，未提供证据证明。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李友喜提供的财务报表复印件能否认定其真实性。双方均主张财务报表及凭证在对方处，综合本案案情，一审法院认为，1.李友喜已经将合作投资款70万元投入到福鹅公司指定账户，福鹅公司出具了收据，福鹅公司对此无异议。2.在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书》第三条第2项中约定会计由甲方即福鹅公司安排；在第七条乙方即李友喜的权利和义务的第7项中约定：乙方应按规定及时向甲方报送月底财务报表和经营数据，及时进行财务结算。3.李友喜聘请的会计廖宗林证实财务报表原件及原始凭证交由福鹅公司保管。4.李友喜提供的2018年10月之前的财务报表复印件中有李友喜、李友喜聘请的会计廖宗林，福鹅公司的会计李景亮、曹长健的签名，2018年11月、12月的报表由双方的会计签名确认。一审法院在证据保全对李景亮调查询问时，李景亮认可财务报表上“李景亮”三个字是其所签，并表示财务报表原件原来在福鹅公司的财务室。5.《合作协议书》第三条第1项约定，甲方为种鹅场的法人代表，总管全场的全面工作，具备管理种鹅场账目的职责和能力。综上，福鹅公司主张合作期间财务账目及凭证在李友喜处的理由不成立且无法令人信服。一审法院对李友喜主张的合作期间的财务报表在福鹅公司处，予以采信。福鹅公司拒不提供原始财务报表及凭证，对李友喜提供的财务报表复印件，予以认可其真实性。二、合作协议终止的时间如何认定。李友喜主张双方终止合作的时间为2018年12月，福鹅公司主张双方终止合作的时间为2019年7月。从本案证据来看，2018年12月6日抢鹅苗纠纷有公安部门的报警记录证实；从种鹅场2018年12月的报表来看，与之前的报表相比，种鹅场2018年12月的报表无明细账，与纠纷前的报表不同。从福鹅公司提供的2019年2月至6月的会计报表、工资明细及工资表来看，李友喜是种鹅场的负责人，何明亮系种鹅场的销售主管，但福鹅公司提供的种鹅场2019年元月的工资表及工资明细中无李友喜、何明亮的工资记录，且福鹅公司未提供2019年元月后李友喜仍与福鹅公司合作经营种鹅场的相关证据。福鹅公司未经李友喜同意到种鹅场拉鹅苗销售，之后又更换种鹅场的销售人员，福鹅公司的行为违反了《合作协议书》第七条中甲方的权利和义务第3项的约定，李友喜等三人主张福鹅公司违约，并在抢鹅苗纠纷时向福鹅公司提出了终止合作，予以采信。李友喜对2018年12月种鹅场的报表予以签字确认，一审法院确认双方于2018年12月底终止了双方的合作关系。福鹅公司主张李友喜等三人自2018年12月后擅自不履行合同义务，但未提供证据证实，也与事实不符，不予采信。三、李友喜等三人是否按合同约定出资及是否提前抽回出资。双方合作经营后，李友喜等三人虽只出资70万元，但双方对截止至2018年2月的利润进行分配时仍是按合同约定的福鹅公司占股70%、李友喜占股30%的比例进行分配，在2018年9月30日，10月27日、28日退还李友喜等三人70万元合作投资款的财务报表经曹长健签字确认，说明福鹅公司认可李友喜等三人合作投资金额由原来协议约定的87万元变更为70万元，仍占总融资金额的30%。福鹅公司主张李友喜等三人违约，未按合同约定履行出资及擅自提前抽回出资的抗辩，与事实不符，不予支持。四、福鹅公司抗辩主张李友喜等三人擅自出卖4209只种鹅是否属实。福鹅公司主张李友喜等三人出卖了4209只种鹅应提供相应的财务凭证及其相关证据证实，福鹅公司未提供相关证据证实，该抗辩主张不予采信。五、李友喜等三人诉请的福鹅公司给付融资资产分配款257,445元应否支持。《合作协议书》第二条约定，甲方以种鹅作价出资，占总融资金额的70%，第十条约定，甲乙双方总融资的本金回本后，所有融资资产按比例分配。双方合作终止时的融资资产为剩余的种鹅，在未对种鹅场的种鹅的价值进行评估的情况下，李友喜等三人要求分配257,445元融资资产分配款，无事实依据，不予支持。李友喜等三人该项分配融资资产的诉请可另案处理。六、曹长健是否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与李友喜存在合同关系的系福鹅公司，曹长健系福鹅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友喜主张种鹅场收入的绝大部分用于偿还曹长健的个人债务和银行债务，依据不足，其请求判令曹长健承担本案债务的连带责任，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认为，李友喜与福鹅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书》合法有效，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在合作过程中双方对李友喜等三人融资的金额予以变更为70万元，则双方融资总金额为273万元。郴州同兴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对种鹅场2017年5月至2018年12月盈亏情况鉴定为合伙经营盈利累计金额为4,905,022.52元，减去双方的融资273万元，盈利2,175,022.52元，按70%和30%的比例分配，福鹅公司分得1,522,515.8元，李友喜等三人分得652,506.7元。2017年5月至2018年11月合作经营的种鹅场应收福鹅公司的往来款4,712,116元，减去其融资款2,030,000元及盈利1,522,515.8元，福鹅公司仍欠种鹅场往来款1,159,600.2元。2017年5月至2018年2月，李友喜等三人已分配的利润415,812元，还应分配盈利236,694.7元；李友喜等三人诉请的合作利润分配款245,694.75元，予以支持236,694.7元，超出部分不予支持。合作期间李友喜等三人垫付的款项302,125.4元，李友喜等三人请求福鹅公司支付垫付款301,375.4元，予以支持。李友喜等三人诉请的利润及垫付款共计538,070.1元。李友喜等三人请求分配剩余的融资资产分配款257,445元，不予支持。李友喜等三人诉请福鹅公司承担保全担保费，双方既无约定，该笔费用也非必然发生的费用，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第九十八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原告李友喜与被告湖南福鹅产业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湖南福鹅产业开发有限公司种鹅养殖繁育场经营合作协议书》于2018年12月底终止；二、被告湖南福鹅产业开发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李友喜、何明亮、肖贤进合作经营期间的利润分红236,694.7元、给付原告李友喜、何明亮、肖贤进合作经营期间的垫付款301,375.4元；三、驳回原告李友喜、何明亮、肖贤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845元，申请诉讼保全费4543元，合计16,388元，由原告李友喜、何明亮、肖贤进负担5427元，被告湖南福鹅产业开发有限公司负担10,961元；鉴定费10,000元，由被告湖南福鹅产业开发有限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合伙协议纠纷。当事人二审争议的焦点为：合伙关系终止后，福鹅公司应否支付李友喜、何明亮、肖贤进利润236,694.7元，垫付款301,375.4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5条规定：“合伙终止时，对合伙财产的处理，有书面协议的，按协议处理；没有书面协议，又协商不成的，如果合伙人出资额相等，应当考虑多数人意见酌情处理；合伙人出资额不等的，可以按出资额占全部合伙额多的合伙人意见处理，但要保护其他合伙人的利益。”本案双方对合伙财产的处理有书面协议约定，即利润按融资比例分红，应从该约定。是否有利润可分，应当进行清算。清算首先要有财务账等资料。本案双方均未提供财务账本原件，李友喜等三人提供的财务账复印件能否作为清算的依据，双方有较大的争议。单独的复印件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但持有原件的一方拒不提供原件，且有证据证明该复印件具有较高的真实度，不依据该复印件清算会损害一方利益时，应当采信该复印件作为清算的依据。具体分析本案，首先，根据双方的合作协议书约定，会计由甲方（即福鹅公司）安排，乙方（即李友喜）应按规定及时向甲方报送月底财务报表和经营数据，及时进行财务结算，及福鹅公司的会计李景亮的陈述，即财务报表原件原来在福鹅公司财务室，由此可推定财务报表等会计资料在福鹅公司；其次，李景亮认可复印件上的“李景亮”为其所签，复印件上的“曹长健”与合作协议书上的“曹长健”高度相似，故该复印件具有较高的真实度；再次，持有账本原件的一方不提供原件，不依据复印件清算，可能损害李友喜一方的利益。故应当采信该复印件进行清算。 一审法院委托郴州同兴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对双方2017年5月至2018年12月及2019年1月至2019年7月经营盈亏情况进行了鉴定。该鉴定委托程序、鉴定程序均合法，鉴定机构和人员具有相应资质，鉴定事实清楚，故该鉴定结论中第（一）项即2017年5月至2018年12月经营盈亏结论应予采信，第（二）项因无明确的结论，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根据该鉴定结论，2017年5月至2018年12月盈利4,905,022.52元，扣除双方的融资2,730,000元，可分利润为2,175,022.52元。李友喜等三人应分利润652,506.7元（2,175,022.52×30%），减去已分利润415,812元，还应分利润236,694.7元。根据查明的事实，福鹅公司尚欠双方合作的种鹅厂债务，李友喜等三人为种鹅厂垫付了302,125.4元。故李友喜等三人请求福鹅公司支付301,375.4元垫付款应予支持。 鉴定意见认为，2019年2月至2019年6月合伙经营亏损1,087,959.24元属经营成本费用支出，在与当年经营收入配比前不能认定为亏损。也即2019年的经营收入不清，无法配比，盈亏情况不明。且发生纠纷后，双方从2018年12月6日起并未实际合作经营。故一审就已查明的2017年5月至2018年12月的经营情况作出裁判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福鹅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181元，由上诉人湖南福鹅产业开发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罗仲贵 审 判 员 李惠铭 审 判 员 廖志刚 二〇二〇年六月八日 法官助理 翁方丽 书 记 员 李东雪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