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晋08民终54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芮城县公安局，住所地芮城县学府西街。 法定代表人：李建刚，该局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宏波，山西法实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亚亲，该局工作人员。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建林，男，1969年7月3日出生，汉族，芮城县公安局大王派出所辅警，住所地运城市盐湖区，经常居住地芮城县。 上诉人芮城县公安局因与被上诉人孙建林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芮城县人民法院于2016年2月4日立案受理，同年2月26日，芮城县人民法院报请本院指定审理，同年3月23日，本院作出（2016）晋08民辖13号指定管辖通知书，指定永济市人民法院管辖本案。永济市人民法院于2016年5月30日立案受理后，于2017年5月10日作出（2016）晋0881民初857号民事判决，芮城县公安局不服判决，提出上诉，2017年11月22日，本院作出（2017）晋08民终2276号民事判决。芮城县公安局不服，向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18年7月25日，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晋民再74号民事裁定，发回重审。2019年11月4日永济市人民法院重审作出（2018）晋0881民初2249号民事判决后，上诉人芮城县公安局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芮城县公安局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2.驳回被上诉人孙建林一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程序违法。一审判决超出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违反了民事诉讼“不告不理”的基本原则。“不告不理原则”是指在民事诉讼活动中，人民法院对案件的审理范围不应超出原告的诉讼请求，法院不得对原告未提出诉讼请求的事项进行审判。被上诉人以其劳动报酬应与2008年7月公开招聘的暂住人口协管员同工同酬为由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上诉人支付其同工同酬差额工资235000元，其提出的诉讼请求为“请求权”诉讼项下的给付之诉，而非变更之诉。案件发回重审后，被上诉人并未变更诉讼请求。一审判决没有支持被上诉人提出“同工同酬”的事实理由，据此也未支持其提出的诉讼请求，但一审判决在被上诉人并未提出变更合同条款的情况下，自行认定被上诉人提出支付差额工资的诉请是要求变更劳动报酬标准，显然是错误的。因被上诉人及上诉人双方在本次诉讼中从未提出过变更合同内容的请求或抗辩意见，也从来没有以该理由进行举证质证，也未就该事实进行辩论。因此，一审判决在被上诉人未提出变更合同内容这一诉请的情况下，以变更合同内容的判决方式判决上诉人自2016年12月1日起，按当地上年度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标准给付被上诉人与其本人实际领取工资的差额部分劳动报酬至2019年12月底止，明显超出了被上诉人一审的“给付之诉”的诉请范围，同时也剥夺了上诉人在一审程序中就被上诉人未提出的“变更之诉”进行答辩和辩论的权利，显然是程序违法。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违背了民法中“法不溯及既往”原则。民事法律法规原则上没有溯及力，只能适用法律实施后的行为。而案涉劳动合同签订于2008年，该合同至今一致有效，从没有变更和解除，对合同双方均具有约束力。一审对2008年签订的劳动合同进行审理时，应当适用2008年之前的法律法规及规章。而《关于规范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管理工作意见》的生效时间为2016年11月29日、《山西省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管理办法》的生效时间为2017年3月29日，这两个规章的生效时间均在2008年之后，显然对2008年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没有溯及力，一审判决依据2016和2017年的规章对2008年的合同行为进行认定，显然是适用法律错误。三、一审法院判决只考虑此案的法律结果，未充分考虑此案判决将引发的不良社会效果，违背了法院判决应当做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的要求。在芮城县公安局，同公安局签订劳动合同有数百人，在运城市乃至全省公安机关存在大量人员，同样在检察院和法院也存在聘用大量人员从事司法辅助性工作，都是根据具体劳动合同实行不同的薪酬标准。一审判决不顾社会历史发展和具体现实情况，未考虑确定薪酬工作标准多种因素，如有无编制、招录条件、工作关系、学历、工作要求、财政状况、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等标准合理确定，片面机械要求上诉人按照当地上年度在岗职业平均工资标准给付差额劳动报酬，引发公安机关被聘用人员与公安机关之间矛盾，制造社会不稳定因素，违背了法院判决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的基本要求。四、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一个变更之诉，实际是被上诉人就双方合同约定的劳动报酬标准要求进行变更，根据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应该由双方当事人进行协商，人民法院无权对劳动合同的变更做出判决，即使在民商事案件中，根据民法总则的规定，人民法院也无权对合同变更做出判决。在人社部门未就辅助人员工资标准做出明确的文件之前，人民法院不应就相关问题进行处理。因为国务院的意见及山西省的条例都是规定由人社部门参照当地工资设定警务人员的工资标准，不能依据上年度平均工资标准判定。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用工单位禁止强迫人员加班，被上诉人并不主张加班费，一审适用该规定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用人单位为全额财政拨款的行政机关，其对于人员工资的支付均是依据上一年度的财政预算进行的，财政预算又是根据上级单位的相关文件及上诉人与各个辅助警务人员签订的劳动标准制定的，如判决上诉人承担预算之外的费用，会造成该款项无出处，打乱国家财政预算制度。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恳请上级人民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维护上诉人合法权益。 被上诉人孙建林辩称，请求依法支持孙建林的诉讼请求。一、1996年芮城县公安局通过公开招聘与被上诉人建立了劳动关系，辅警岗位，工资按照山西省最低工资标准，目前每月1920元。2008年，芮城县公安局通过公开招聘21名暂住人口协管员，建立劳动关系，辅警岗位，目前每月3500元。根据国务院《关于规范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管理工作意见》第三条、山西省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山西省警务辅助人员条例》第三条、劳动法第四十六条、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对以上两批人员实行同工同酬，任何借口都不能成为阻却芮城县公安局向孙建林支付同等报酬的法律理由。二、2008年上诉人与孙建林签订的劳动合同应视为无效合同，理由在于该合同是用人单位以胁迫的方式在违反自愿的基础上签字的显失公平的劳动合同。三、根据2019年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四条关于时间效力的规定，同一事实延续至今的，新法就具有溯及力，彰显了法律的温度，由此决定上诉人应当自2008年1月起给付被上诉人差额部分的劳动报酬。四、上诉人称法院判决只考虑此案的法律结果，未充分考虑此案判决将引发的不良社会效果，制造了社会不稳定因素。对此应当理解为上诉人已经自认了法院的判决，上诉人作为公安机关理应知法守法，诚实守信，积极响应法律的呼唤，按照法律的要求履行法定义务，上诉人反而违反法律规定，人为制造双重标准，多重标准，人为增加矛盾，却还要站在所谓的道德高地关心起法检系统的辅助人员，《山西省警务辅助人员条例》只解决公安机关内部的辅助人员，可以理解为特别法，管不了法检系统的辅助人员，上诉人歪曲事实，无理缠诉，这才是最大的不稳定因素。本案中，人民法院对用人单位不合理的劳动报酬予以矫正，从而构建合法稳定的劳动关系，实现定纷止争是对社会稳定的有力维护，更好的诠释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五、本案理应属于法院受理范围，进入诉讼的条件是必须进行仲裁，本案已进行了仲裁，仲裁与否与法院有无管辖权是两码事。 孙建林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芮城县公安局支付同工同酬差额工资23.5万元（2019年2月21日开庭审理时，原告明确诉讼请求数额的起止时间及计算标准为：1.从1996年9月至2008年7月该时间段内每个月约增加300元；2.从2008年7月至今每个月约增加30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5年12月20日，芮城县机构编制委员会决定成立芮城县巡警队。1996年12月，芮城县公安局面向退伍军人公开招聘巡警队员。原告孙建林通过招聘到被告芮城县公安局巡警队工作，每月工资为250元，由财政部门按巡警人员数量统一拨付，后逐步涨到每人每月300元。2006年5月26日，为提高巡警队员的工资和福利待遇，经请示芮城县委主要领导和财政部门的同意，县财政为每人每月增资200元、生活补助100元，共计300元。2008年1月22日，芮城县公安局与原告孙建林等一批辅警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主要内容为：孙建林同意从事治安员岗位工作，工作地点大王所，每月工资为530元，不得克扣和无故拖欠，应不违反全县最低工资的标准。合同履行过程中，被告实际按最低工资标准向原告发放工资。自2015年开始原告实领工资1420元。自2018年元月1日起被告每月再次为原告增资500元，现原告月工资数为1920元。原告孙建林目前是芮城县公安局大王派出所的一名辅警。 2008年6月12日，运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运政办发[2008]57号《转发市公安局2008年全市公安机关公开招聘基层派出所暂住人口协管员实施方案的通知》，其中第二条规定：“此次公开招聘的对象是已参加2007年山西省公安机关基层派出所招考录用公务员（人民警察）笔试的警察院校毕业生，按照笔试成绩从高到低的顺序确定，其中女性比例不超过20%。”第五条规定：“暂住人口协管员的各项工资、福利、保险等参照人民警察同类人员的标准执行。”2008年7月17日，芮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芮政办发[2008]96号《关于转发〈芮城县公安局公开招聘基层派出所暂住人口协管员实施方案〉的通知》，其中第五条规定：“派出所暂住人口协管员的工资、福利、保险等列入财政预算。由县财政保障，按照批准的预算予以核拨。”随后芮城县公安局同被聘用人员签订了劳动合同书，该合同主要内容为：合同为有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被聘用人员同意在ＸＸ派出所协助派出所民警管理本辖区的暂住人口的岗位上工作；被聘用人员试用期工资为655元/月，试用期满后可参照本单位同等条件下的干部适当调整工资标准。原告提供的芮城县公安局暂住人口协管员2016年3月工资表证明此时协管员的工资为3300元～3500元/月之间。2013年8月22日，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晋政办发[2013]87号《关于规范全省流动人口协管员管理工作的通知》，将2008年以来全省公安机关按照《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改进和加强暂住人口管理工作的意见》（晋政发[2007]24号）聘用的暂住人口协管员转聘为流动人口协管员，由原聘用公安机关管理，纳入流动人口综合服务管理平台使用。山西省公安厅、运城市公安局对此相继下发了内部传真电报。另，被告芮城县公安局未制订过治安员、流动人口协管员岗位职责。 2016年1月21日，孙建林向芮城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2016年1月25日，仲裁委员会作出劳仲案字[2016]1号不予受理通知书，决定不予受理。 同时查明，2016年11月29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规范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管理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从管理体制、岗位职责、人员招聘、管理监督、职业保障等方面，提出了规范警务辅助人员管理工作的具体措施和要求。其中第七条规定：“各级公安机关根据工作需要，经同级人民政府或有关部门批准，可以使用一定数量的警务辅助人员。编制部门负责核定警务辅助人员用人额度工作，民政部门负责警务辅助人员的优抚工作，财政部门负责警务辅助人员的经费保障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负责确定警务辅助人员的薪酬标准。以上相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警务辅助人员的政策指导、管理保障等工作。”第二十二条规定：“各级公安机关应会同同级财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参照本地同类岗位人员及社会平均收入水平制定警务辅助人员的薪酬标准。警务辅助人员工资实行动态调整。工资调整根据其从事警务辅助工作年限、考核结果等情况确定。”2017年3月29日，山西省人民政府印发晋政办发（2017）23号《山西省公安机关辅助人员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其中第五条规定：“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公安机关主要负责警务辅助人员招聘、使用和管理，民政部门主要负责因公（工）死亡后符合烈士评定条件的警务辅助人员烈士评定及烈属抚恤工作，财政部门主要负责警务辅助人员经费保障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主要负责指导警务辅助人员招聘、薪酬确定和落实工伤保险等社会保险工作，编制部门主要负责配合相关部门做好警务辅助人员用人计划审核工作。”第三十八条规定：“警务辅助人员的薪酬标准应根据本地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财政状况等，在经费预算范围内参照当地上年度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等标准合理确定，并结合分级管理实行动态调整机制。在高危险岗位工作的警务辅助人员，其薪酬标准要与所从事的工作相适应。”2019年9月27日，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山西省警务辅助人员条例》，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第十八条规定：“辅警薪酬标准应当根据其职业特点、分类分级管理方式以及所从事工作，参照当地上年度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合理确定，并动态调整。”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孙建林1996年通过招聘到被告芮城县公安局工作，2008年双方签订无固定期限的书面劳动合同，该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的结果，自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在劳动合同文本上签字或者盖章生效，对双方当事人产生法律上的拘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原告孙建林提出签订2008年合同非本人自愿，亦不是自己的真实意思表示，对此并未提供证据，对其辩解之理，本院不予采信。本案的争执焦点是：原告孙建林要求与被告芮城县公安局于2008年招录的暂住人口协管员同工同酬的诉讼请求能否成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以下简称劳动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工资分配应当遵循按劳分配原则，实行同工同酬。”《劳动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条文的说明》第四十六条规定：“本条中的‘同工同酬’是指用人单位对于从事相同工作，付出等量劳动且取得相同劳绩的劳动者，应支付同等的劳动报酬。”分析全案事实可以看出：首先，原告孙建林系1996年12月由被告芮城县公安局经芮城县政府批准面向退伍军人公开招聘巡警队员时招聘的巡警队员。2008年元月22日，被告芮城县公安局与原告孙建林签订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书》中明确约定原告同意从事治安员岗位工作，而且明确约定原告孙建林月工资为530元，不得克扣和无故拖延，不应违反全县最低工资标准。多年来，被告芮城县公安局一直依约支付原告孙建林工资，并且依据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一直将其工资标准保持在当地最低标准之上，且与其同批招聘的现仍与其在相同岗位工作的巡警队员的待遇相同（不包括已经转为其它编制或已离岗的人员）。被告芮城县公安局2008年招录的暂住人口协管员，是依据山西省人民政府晋政发（2007）24号《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改进和加强暂住人口管理工作的意见》、晋公通字（2008）61号山西省公安厅《关于贯彻落实〈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和改进暂住人口管理工作的意见〉的通知》以及运政办发（2008）57号《运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公安局2008年全市公安机关公开招聘基层派出所暂住人口协管员实施方案的通知》和芮政办发（2008）96号《芮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转发芮城县公安局公开招聘基层派出所暂住人口协管员实施方案的通知》精神，由被告芮城县公安局面向当地2007年公务员招录考试中未被录用公务员的参考人员中招录的，依据上述文件要求，上述流动人口协管员的工资系参照该县财政拨款事业编制人员工资标准执行的工资。被告芮城县公安局与2008年招录的暂住人口协管员签订的《劳动合同书》，明确约定暂住人口协管员的工作岗位是协助派出所民警管理本辖区内的暂住人口的岗位，而且也明确约定了月工资标准。上述事实足以证明招聘巡警队员与招聘暂住人口协管员的政策依据、招聘对象、工作职责、工资标准明显不同。日常警务工作中，治安岗位的辅警同暂住人口协管员岗位的辅警工作职责存在交叉重叠的情形，但并不等同于劳动法中的“从事相同工作”。也就是说二者之间不存在“同工同酬”的事实基础，否则，便不存在“治安岗位”同“流动人口协管员岗位”之分。其次，原告孙建林的诉讼请求为要求被告芮城县公安局支付同工同酬差额工资23.5万元，实质上是要求与被告芮城县公安局2008年招录的暂住人口协管员执行相同的工资标准。原告孙建林提起本案诉讼，本质是要求变更其与被告芮城县公安局2008年签订的劳动合同中约定的劳动报酬标准。劳动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用人单位根据本单位的生产经营特点和经济效益，依法自主确定本单位的工资分配方式和工资水平。”第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的工资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劳动合同约定的内容。变更劳动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变更后的劳动合同文本由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各执一份。”自原告孙建林2016年1月21日申请仲裁开始，案件历经一审、二审、再审、重审，时至今日，原、被告未能就变更劳动报酬标准（月工资标准）协商达成一致，被告芮城县公安局在山西省最低工资标准基础上每月再增加500元向原告孙建林发放工资，符合合同约定，不违背上述法律规定。基于上述两点理由，对原告孙建林的诉讼请求按理不应予以支持。但是，国务院办公厅于2016年11月29日印发了《意见》，该《意见》是国家制定的一项政策，其效力是较高级别的，《意见》明文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这就是说《意见》对公安机关此前招聘辅警行为没有溯及力，仅规制文件发布以后的招聘行为。2017年3月29日，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又印发了《管理办法》，相关职能部门未制订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在国家已有规定、省级人民政府也出台相应办法的情况下，相关职能部门未制订实施细则不能成为阻却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支付劳动报酬的正当理由。故对原告孙建林要求被告芮城县公安局支付同工同酬差额工资的部分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经审判委员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一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芮城县公安局自2016年12月1日起按当地上年度在岗××××工资标准（以芮城县相关职能部门统计的数字为准）给付原告孙建林与其本人实领工资的差额部分劳动报酬，至2019年12月底止；二、驳回原告孙建林的其它诉讼请求。上述给付款项限判决生效后一月内履行。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孙建林负担5元，被告芮城县公安局负担5元。 二审期间，被上诉人孙建林提交上诉人芮城县公安局2008年5月22日通知复印件一份，证明被上诉人当时签合同时受到上诉人胁迫。上诉人质证认为，无论通知是否真实，都证明不了被上诉人所说的存在胁迫情况。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原审原告孙建林1996年通过招聘到芮城县公安局工作，2008年双方签订无固定期限的书面劳动合同，双方劳动关系明确，根据劳动合同法规定，依法订立的劳动合同具有约束力，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应当履行劳动合同约定的义务。该合同明确约定原审原告孙建林同意从事治安员岗位工作，月工资为530元。上诉人芮城县公安局依约支付孙建林工资，并且将工资标准保持在当地最低标准之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劳动合同约定的内容。变更劳动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孙建林的诉求实际是要求变更其与芮城县公安局2008年签订的劳动合同中约定的劳动报酬标准，根据规定，应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采用书面形式变更劳动合同。原审原告孙建林诉请上诉人支付其与上诉人2008年招录的人口协管员同工同酬差额工资，而芮城县公安局与招录的人口协管员签订的劳动合同，明确约定暂住人口协管员的工作岗位是协助派出所民警管理本辖区内的暂住人口的岗位，也约定了具体月工资标准，因治安员、人口协管员两者岗位不同、合同约定内容不同，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两者属于同一岗位，不能认定本案符合同工同酬情况。从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规范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管理工作的意见》、山西省人民政府印发的晋政办发（2017）23号《山西省公安机关辅助人员管理办法》、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山西省警务辅助人员条例》文件精神看，均要求在人民政府领导下，编制部门、民政部门、财政部门、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警务辅助人员的政策指导、管理保障等工作，故上诉人作为警备辅助人员，相应待遇应当由政府部门依据相关政策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对下列起诉，分别情形，予以处理：（三）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由其他机关处理的争议，告知原告向有关机关申请解决。故本案争议应由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解决。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案件范围，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山西省永济市人民法院（2018）晋0881民初2249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原审原告孙建林的起诉。 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退还原审原告孙建林，上诉人芮城县公安局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予以退还。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任志敏 审判员  张山平 审判员  淮 钢 二〇二〇年六月一日 书记员  梁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