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9民终210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聂升东，男，1963年1月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敬伟，山东华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丛丛，山东华林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泰安华天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宁阳县北桥街北关市场833号。 法定代表人：聂帅，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庆新，山东青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乔庆全，男，1978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戚宪利，山东公允（泰安高新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聂升东因与被上诉人泰安华天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天置业公司）、乔庆全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宁阳县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2019）鲁0921民初2893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聂升东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聂升东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在股权转让过程中，聂升东与乔庆全均未实际出资是错误的。根据聂升东提交的原股东李延华、章国秀《证明》以及证人证言，可以看出李延华与章国秀的真实意思是将公司全部股权转让给聂升东，明确表示并没有打算向聂升东要转让款，实际上视为李延华与章国秀将自己的股权无偿赠与聂升东，股权转让后，之前的出资视为聂升东的出资，而并非一审法院认定的聂升东没有出资。李延华与章国秀并没有表示将股权转让给乔庆全，明确表示乔庆全没有支付过一分钱，一审法院认定乔庆全没有实际出资是正确的。从认定是否出资这一方面也可以确认聂升东系华天置业公司的唯一一个已经实际出资的股东。二、一审法院依据工商登记材料有乔庆全参与公司管理的记载就认定乔庆全系公司实际股东是错误的。聂升东已经向法庭陈述，公司进行股权变更时，被告知一般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必须是两人以上，当时为了办理变更登记的需要，便让当时给聂升东做司机的乔庆全在《股权转让协议》上签字，并在办理登记时作为名义股东代原告持有公司30％的股权。原股东李延华、章国秀的《证明》及证人证言也表示当时并没有将股权转让给乔庆全的意思表示，也没有跟乔庆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至于后来为什么《股权转让协议》上出现乔庆全的名字，他们并不清楚。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的内容也可以看出该协议的受让方只是聂升东，而没有乔庆全，理由如下：1.协议第八条就载明“合同一式贰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加上李延华、章国秀的证言可以佐证该协议是签署了两份，李延华、章国秀持一份、聂升东持有一份，如果当时签署协议转让给乔庆全的话，至少应当约定是合同一式三份，不会做出这样表述的；2.协议第三条约定“甲方股权全部转让给乙方”这也表明当时李延华、章国秀将其股权全部转让给一人，如果协议本就是转让给两人的话，应当在合同中将股权份额对两人进行分配的。《交接单》上“接收方”只有聂升东一人签字，表明办理公司交接时只是交接给了聂升东一个人，并没有交接给乔庆全。这与李延华、章国秀的《说明》和《股权转让协议》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第八条的表述相互印证，可以证实当时股权转让方为李延华、章国秀，股权的受让方只有聂升东一人。由于当时进行股权变更时让乔庆全代为持股，公司登记记载为乔庆全，为名义股东。所以后来涉及到公司的变更手续时仍旧以乔庆全的名义进行办理，这也是工商登记部门的要求，但不能仅因为工商登记材料中有乔庆全的记载就想当然地认定乔庆全为公司实际股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相关规定以及公司原始股东李延华、章国秀的《证明》及证人证言、《交接单》足以认定聂升东系华天置业公司的实际股东，乔庆全为公司名义股东。一审判决虽引用了《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26条的规定，但并没有依据该规定充分考虑当事人实施民事行为的真实意思表示，以及实际出资情况综合对股东资格作出认定。所以一审判决仅依据工商登记记载直接认定乔庆全系公司实际股东是错误的。 华天置业公司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聂升东为华天置业公司全部股权的受让人，乔庆全仅是名义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华天置业公司成立时，由原股东李延华、章国秀共同出资，注册资金1000万元。后因身体原因，且与聂升东系多年朋友关系，便将公司转让给了聂升东，未要求聂升东支付股权转让款，双方协商好后，便与聂升东办理了交接手续。原股东李延华、章国秀也出具了证明证实公司股权全部转让给了聂升东，并没有转让给乔庆全，作为公司原股权转让人的证明，该事实应当予以认可。乔庆全仅是聂升东的一名司机，从未参与过公司管理，与李延华无任何业务关系；原股东李延华、章国秀对股权转让协议上有乔庆全的签字，均不知情。这些证据能充分证实，原股东将公司股权全部转让给了聂升东。二、一审判决仅依据工商登记记载直接认定乔庆全参与公司管理、系公司股东是错误的。华天置业公司经营一直由聂升东负责经营管理，公司公章、法人章、合同章等均由聂升东持有。本案一审第一次开庭后，乔庆全明知自己是名义上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从没有持有公章，在发现无法证实自己的主张后，便于庭后在齐鲁晚报上公告公章丢失，声明作废，并补办了新的公章。该事实能充分证明，乔庆全一直没有对公司进行任何经营管理，更没有持有公章。如果法定代表人参与公司管理，在发现公章丢失后，早就应当公告丢失并重新补办公章，不会在开庭时，发现没有持有公章，不能证实自己的主张后，才去公告公章丢失，并补办公章。从以上事实，可以充分证明乔庆全实际仅是名义上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没有参与过公司经营管理。三、聂升东让自己的司机乔庆全代持股份，认为不会出现任何问题，故没有签订代持股权协议，但不能以没有股权代持协以就认定乔庆全是实际股东，应综合分析证据，正确作出判决。乔庆全原是聂升东的司机，双方关系很熟悉，办理公司股权变更时，因需要登记为两名股东，为了尽快办理公司股权变更便让跟随自己办理业务的司机乔庆全代签了字，代持了30％的股份，不能因登记在司机名下，就认定代持的股份为司机的财产。综上所述，聂升东的上诉事实理由充分，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应依法予以撤销，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支持聂升东的一审诉讼请求。 乔庆全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聂升东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一审法院认定股权转让过程中，聂升东与乔庆全均未实际出资正确。乔庆全高中毕业后于1999年经人介绍认识聂升东并给聂升东开车，乔庆全自此称呼聂升东为“聂叔”，乔庆全开始仅从事司机工作，后来自2011年开始就与聂叔合作共同做生意，从事过钢材、养殖，乔庆全均是占30%的股份。2002年，乔庆全及聂升东经人介绍一起与李延华认识，并开始联系较多，一两年后联系逐渐减少，2012年左右，双方联系又开始增多，2012年6月左右，李延华到泰安找债务人褚付勇要账入住泰山宾馆，当时由乔庆全日夜陪同，李延华提出要离开宁阳将涉案公司送给乔庆全，乔庆全提出与聂升东一起接手，为此，李延华将公司送给了乔庆全与聂升东，2012年7月10日，李延华、章国秀与乔庆全及聂升东分别作为甲乙双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并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因为是赠送，所以乔庆全与聂升东均未出资。二、一审法院依法认定乔庆全是实际股东正确。本案中，公司章程记载乔庆全是股东，工商登记中登记乔庆全是股东、出资情况是聂升东与乔庆全均未出资，乔庆全实际行使股东权利，再结合上述转让事实。因此，一审法院根据《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26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股东资格发生争议时，人民法院应结合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工商登记、出资情况、出资证明书、是否实际行使股东权利等因素、充分考虑当事人实施民事行为的真实意思表示，综合认定乔庆全系公司实际股东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华天置业公司一直由聂升东和乔庆全经营管理，一审庭审时，乔庆全是华天置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庭审期间，聂升东私自在未经乔庆全的同意之下变更了法人，法人是其女儿聂帅，因此，公司的答辩意见明显在与聂升东串通后以达到损害乔庆全利益的目的，本案是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乔庆全的股东资格是在双方2012年进行股权转让变更时所确定的，因此公司的理由不能成立。综上，聂升东的主张不能成立。为此，请求二审法院驳回聂升东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聂升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确认聂升东为华天置业公司股东，并持有华天置业公司30%的股权。2.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6年5月15日华天置业公司成立，为有限责任公司。李延华、章国秀系夫妻关系，为公司原始股东，法定代表人为李延华。公司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李延华占股70%的比例、章国秀占股30%的比例。2012年7月10日李延华、章国秀作为甲方，聂升东及乔庆全作为乙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1.华天置业公司注册资本壹仟万元，其中李延华占股70%，章国秀占股30%；2.甲方自愿把各自拥有的全部华天置业公司股权转让给乙方，乙方愿意接受，转让价格为壹仟万元。…4.甲方收到股权转让款后三日内把华天置业公司的相关证件移交给乙方，由乙方办理法人变更手续，详见移交清单。李延华、章国秀在甲方处签名，聂升东、乔庆全在乙方处签名。后聂升东与李延华、章国秀办理了交接，并在交接清单上签名捺手印。2012年7月10日，公司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股东由李延华、章国秀变更为聂升东、乔庆全，其中聂升东持股比例为70%、乔庆全持股比例为30%，并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聂升东。《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及股权登记变更后，聂升东及乔庆全均未向华天置业公司原始股东李延华、章国秀支付股权转让款。2014年11月26日，公司将法定代表人变更为乔庆全。2017年2月9日，聂升东与其女儿聂帅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70%的公司股份转让给聂帅，并于当日形成股东会决议，同意公司股东聂升东将其持有的70%的公司股份转让给聂帅，股东乔庆全放弃优先购买权。2017年2月16日，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公司股东变更为乔庆全、聂帅，其中乔庆全持股30%比例，聂帅持股70%比例，公司法定代表人为乔庆全。聂升东主张，乔庆全手中持有的华天置业公司30%的股份实为其所有。提供华天置业公司原始股东李延华、章国秀证明。证明内容为：其与聂升东自2002年起认识聂升东，对彼此比较了解。其与妻子章国秀2006年成立华天置业公司后，2010年至2011年间，因其身体原因，且与聂升东系多年朋友，故将公司转让给聂升东，也未要求聂升东支付股权转让款。双方商量好之后就办理了相关交接手续；乔庆全系聂升东的司机，未参与过公司的管理，与李延华亦无任何业务关系，也未曾支付聂升东股东股权转让款。股权转让协议上有乔庆全的签字我与妻子均不知情。乔庆全对上述证明有异议，认为证人陈述与客观事实不符，且证人应出庭作证。对于华天置业公司公章的管理，聂升东及乔庆全各执一词，均主张公司公章各自保管。乔庆全主张，公司公章一直由其保管，提供2019年3月14日齐鲁晚报一份，报纸公告部分载明：泰安华天置业公司不慎丢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370921228079142）公章、法人章、合同专用章，声明作废。2019年6月21日，乔庆全向华天置业公司股东聂帅发出通知书，将其持有的华天置业公司30%的股权以126万元人民币的价格进行转让，要求股东聂帅行使优先购买权，逾期视为放弃权利。聂升东认为乔庆全对其股权的处置行为，侵犯了其财产权益，遂诉至一审法院。 一审法院认为，2012年7月10日李延华、章国秀作为甲方，聂升东及乔庆全作为乙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由聂升东及乔庆全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分别持有华天置业公司70%、30%的股份，并在宁阳县工商局进行了股权变更登记，应当认定聂升东及乔庆全分别是华天置业公司的股东。2017年2月16日，聂升东将其持有的70%的公司股份转让给聂帅，并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此时公司股东变更为乔庆全、聂帅，其中乔庆全持股30%比例，聂帅持股70%比例。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乔庆全所持有30%的股份是否系聂升东所有，即乔庆全是否是名义股东，是否是为聂升东代持股份。根据《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26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股东资格发生争议时，人民法院应结合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工商登记、出资情况、出资证明书、是否实际行使股东权利等因素，充分考虑当事人实施民事行为的真实意思表示，综合对股东资格作出认定。首先，本案中聂升东及乔庆全与原始股东李延华、章国秀股权转让过程中，聂升东及第三人均未支付股权转让对价，即聂升东及乔庆全均未实际出资。其次，聂升东主张乔庆全系名义股东，但仅提供李延华、章国秀的证言加以证明，并未有李延华、章国秀与聂升东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以及聂升东与乔庆全之间代持股份的协议，无法改变工商登记所记载的事实。第三，从公司工商登记所记载的变更公司章程、股东发起人、法定代表人、股权转让等情况来看，均有乔庆全参与公司管理的记载。综上，应当认定乔庆全系公司实际股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二款规定，判决：驳回聂升东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共计5100元，由聂升东负担。 二审中，聂升东提交泰安市泰安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两份，系该公证处对华天置业公司原股东李延华、章国秀的证言进行的公证。用以证明华天置业公司原股东李延华、章国秀在转让股权时的真实意思是将公司全部股权转让于聂升东而不是乔庆全。转让股权时一并将出资转让于聂升东，原股东的出资视为聂升东的出资，两位原股东明确表示并未将股权转让于乔庆全，乔庆全也并未支付任何股权转让款，不存在实际出资的问题。该公证文书与聂升东在一审时向法庭提交的李延华、章国秀亲笔书写的《证言》及其签字时的视频资料相互印证，完全可以证实本案事实符合合同法司法解释三关于确认股权归属的情形：“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乔庆全系泰安华天置业有限公司的名义出资人，聂升东系华天置业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实际股东。经质证，华天置业公司认可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认为真实反映了原股东将全部股权转让给聂升东的事实。乔庆全对该证据本身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对证人证言的内容及聂升东的证明对象均有异议，证人证言并没有向法庭陈述真实客观的事实，当时的转让在答辩状中已经有所陈述，简单说就是李延华在2012年想离开宁阳，当时在泰安是乔庆全照顾李延华，李延华首先是向乔庆全提出的把公司赠送，是乔庆全提出要和聂升东一起接手，才有的本案的股权转让，此时聂升东与乔庆全的关系并不是老板与司机的关系，而是一种合伙做生意的关系。对其证明对象，该证人证言与本案并无法律上的关联性，李延华的意思表示并不能决定乔庆全是否是名义股东，聂升东主张乔庆全是代持，其应当提交他们之间的代持协议或者其他的证据，而不是由原股东来决定。经审核，本院对该证据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于证明力将予以综合评定。 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乔庆全是否系代聂升东持有案涉股权。 从李延华、章国秀证人证言本身进行分析，可以得出其二人具有向聂升东无偿转让股权的意思表示，但该意思表示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内容中载明的股权受让方和备注内容不符，该证人证言并不具有证据优势。且从聂升东陈述的办理案涉股权的过程进行分析，李延华、章国秀并未实际参与和见证股权变更登记过程，结合聂升东、乔庆全均未实际出资的客观事实，聂升东仍应对其主张的股权代持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对本证和反证的举证证明标准作出了区分规定。该条第一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第二款规定：“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依据上述规定，对待证事实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进行的本证，需要使法官的内心确信达到高度可能性的程度；反证则只需要使本证对待证事实的证明陷于真伪不明的状态。高度可能性是对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最低限度要求，举证责任人在穷尽了可以获得的所有证据之后，所举证据的证明效果必须至少达到足以令法官信服的高度概率。本案中，关于聂升东主张的乔庆全代其持有案涉股权的待证事实，仅有聂升东本人陈述，并无其他证据予以证实，该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并未完成，聂升东作为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应承担不利的后果。一审处理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聂升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聂升东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阎 鹏 审判员 朱 峰 审判员 邢友峰 二〇二〇年六月四日 书记员 李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