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2民终126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富华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无锡市锡山经济开发区芙蓉中二路288。法定代表人：付卫思，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戴元广，江苏金匮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淑娟，江苏金匮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小芳，女，1968年9月16日生，汉族，住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坚强，江苏宽文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江西新振兴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高安市灰埠镇。法定代表人：聂国军，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涂汉民，江苏金匮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江苏富华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华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周小芳，原审第三人江西新振兴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振兴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2019)苏0205民初38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03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富华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周小芳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本案富华公司、新振兴公司和周小芳债权转让后，富华公司与周小芳已不存在借贷关系，周小芳因此出具了两张领条退回股本金。即便如周小芳陈述其没有拿到领条载明的款项，但从法律上来说，双方已履行完毕了债权转让手续，周小芳是否收到款项不影响双方债务转移。因此富华公司不是本案适格的主体。即便富华公司之后又向周小芳出具收款收据，也仅是代新振兴公司收款，不能认定富华公司为借款人。周小芳提交一审法院的证据《无锡富华股东投资股息计算表》备注“原新振兴投资记入谌红媛名义的应得利息184673元，已作为公司投资应得收回，后投资由聂总打借条”。说明从2014年3月之后股东的投资是由新振兴公司出具借条。一审中，周小芳提交与新振兴公司法定代表人聂国军的微信聊天记录，聊天记录谈到了诉争款项，聂国军在微信中明确回应“原则上我欠，但我也乐为。其实如果你要告我，我也何乐不为”和“我怎么意气用事了。你们俩真的是好朋友加兄弟，我74万还你50万，什么利息都够了”这也说明不是富华公司欠款，而是新振兴公司欠款。即便债权转让后富华公司向周小芳支付款项，也仅是代新振兴公司支付。根据转让决议，新振兴公司成为富华公司的债权人，故新振兴公司让富华公司代其向周小芳支付退股本金或投资款项。富华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记账凭证》摘要载明：代收新振兴公司还胡小南股本金20万元；代新振兴退周小芳股本金40万元，可见富华公司和新振兴公司都认为是富华公司代新振兴公司支付退股本金款。即便法院认定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周小芳仅凭收款收据和银行转账凭证也不能认定双方为借贷关系，周小芳应进一步举证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利息约定等，但是周小芳没有进一步的举证，应由周小芳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要求富华公司对120万元款项的性质、收条等予以说明和解释属于举证责任分配错误。二、退一步讲，即便不认定富华公司代新振兴公司支付资金的事实，周小芳的实际出资大于认缴出资的投资款，也应认定为公司的资本公积，而非借款。收款收据也明确载明为投资款或股本金，周小芳的收据也载明为退投资款或股本金，而不是借款。资本公积属于公司的后备资金，股东可以按出资比例向公司主张所有者权益，但股东出资后不能抽回，也不得转变为公司的债务计算利息，变相抽逃。三、再退一步来说，即便认定民间借贷关系成立，一审法院对周小芳的借款交付方式，具体金额、利息等都未查实，双方对此仍存在争议，一审法院基本事实认定不清。富华公司虽出具了692733.33元和307266.67元的收款收据，但富华公司并未收到此款。且周小芳提交的307266.67元收据的银行转账记录与该款项并不吻合。周小芳陈述692733.33元中包含了利息92733.33元，但周小芳未予以证明如何计算得出。虽一审法院对借期内的利息没有支持，但一审法院却又把92733.33元作为利息进行扣减，前后认定矛盾，不符合逻辑。即便认定双方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因在计算欠款总额时已包括股本金40万元，故在计算富华公司还款金额时也不能将富华公司支付的40万元股本金及利息予以剔除。周小芳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所作判决应予维持。新振兴公司陈述：一、2014年4月1日至2017年12月18日期间，新振兴公司是富华公司的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在此期间，新振兴公司经常委托富华公司对外付款，但并没有委托富华公司收款。2014年4月1日，新振兴公司和周小芳之间的债权债务互相轧抵后，仍欠周小芳692733.33元，轧抵时已将新振兴公司应支付的40万元股权转让款计算在内。当时谈好由新振兴公司委托富华公司代为支付，因此富华公司于2014年4月1日向周小芳出具了692733.33元的收据。二、一审未判决新振兴公司承担责任，新振兴公司接受这个判决结果。无论富华公司的上诉请求能否得到支持，都不应改变一审法院对周小芳和新振兴公司之间权利义务的确定。周小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7年1月8日，朱卫华、文四英发起设立无锡华瑞汽车运输有限公司。2012年12月13日，该公司增资至1000万元，并将企业名称变更为富华公司。工商登记信息显示朱卫华认缴出资450万元，实缴45.45万元，占注册资本45%；周小芳认缴出资100万元，实缴10.1万元，剩余89.9万元应于2014年11月28日前缴纳，占注册资本10%；新振兴公司认缴出资450万元，实缴244.45万元，占注册资本45%。2013年9月30日，富华公司召开股东会并形成股东会决议1份，明确周小芳实缴出资10.1万元，未缴出资89.9万元，其将未缴出资中的30万元股份无偿转让给熊尚经，另外30万元无偿转让给朱小倩；新振兴公司将30万元未缴出资无偿转让给谌红媛。工商登记显示本次股东会后股东出资均全部缴纳，周小芳于2013年10月14日出资29.9万元后实际出资变为4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4%，新振兴公司出资420万元，朱卫华出资450万元，熊尚经出资30万元，朱小倩出资30万元，谌红媛出资30万元。2014年3月16日，胡小南开始担任富华公司总经理，聂国军担任执行董事。同日，富华公司形成股东会内部决议1份，载明胡小南将其持有的富华公司4%的股份以40万元并收取相应利息转让给新振兴公司。另外，胡小南将其对富华公司的1145384.6元的债权并收取相应利息转让给新振兴公司，最终确认新振兴公司于2014年3月31日前付清胡小南投资款1545384.6元及利息243364.33元，以上合计1788748.93元。2014年4月1日，新振兴公司向胡小南出具收款收据1份，载明收回借款本金及利息合计1096015.6元。2015年11月12日，富华公司召开股东会决定增资1600万元，周小芳将其股权作价40万元转让给新振兴公司。富华公司增资后的股东变更为谌红媛、新振兴公司。周小芳称其2015年11月12日的股东会决议及股权转让协议均非其签字，并于2019年4月18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上述股权转让无效，后在该案审理中，富华公司、新振兴公司一致确认富华公司于2016年3月28日支付的40万系代新振兴公司支付的上述股权转让款，周小芳对上述行为的法律效力进行追认后撤回起诉。2015年11月12日，富华公司免去胡小南总经理职务。2017年12月18日，经股权转让及工商登记，富华公司股东变更为顾玲，袁爱民、谌红媛等6人，富华公司法定代表人由聂国军变更为顾玲。2018年7月27日，富华公司股东变更为顾玲、付卫思等9人，付卫思为法定代表人。2018年7月5日，周小芳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富华公司归还案涉投资款及利息，后于2019年4月3日撤回起诉，同日，一审法院作出（2018）苏0205民初3414号之一民事裁定，准予周小芳撤回起诉。周小芳与胡小南系夫妻关系。一审中，各方对胡小南在本案中的行为后果由周小芳承担并无争议。双方对以下事实存在争议：1.关于周小芳支付的120万元的组成情况。为证明富华公司结欠120万元及利息的事实，周小芳提供富华公司出具的收据，其中2014年4月1日为692733.33元（载明为投资款），2014年4月28日为307266.67元（载明为投资款），以上合计100万元；富华公司向胡小南出具的收据2014年6月24日为6万元（载明为股本金），2014年6月27日为6万元（载明为股本金），2014年7月7日为8万元（载明为股本金）。周小芳称692733.33元是由本金60万元及截至2014年3月15日的利息92733.33元构成，该60万元本金的来源为周小芳于2012年11月23日向富华公司支付的10万元，2012年12月3日支付的50万元。周小芳为此提供了相应的转账凭证。富华公司称上述款项均非借款，但对为何出具收款收据未能作出合理解释。2.关于富华公司向周小芳支付情况。富华公司于2015年6月1日向周小芳支付20万元，2016年1月16日向胡小南支付10万元，2016年3月28日支付周小芳40万元（胡小南代为签字），2016年3月29日支付145830.7元（收据中载明为股本金利息）。上述145830.7元，富华公司自认系支付的4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利息，且支付款项均为代新振兴公司支付。富华公司另提供了周小芳出具的领条2份，分别载明“今领到周小芳截止2014年3月31日所持有的富华公司的退回股本金1545384.6万元”，“今领到周小芳截止2014年3月31日所持有的富华公司的投资款利息243364.33元”，领条落款处未有日期。富华公司对上述领条中的款项如何支付未能作出说明。周小芳称，上述领条中的款项实际并未收到，是富华公司为了做账需要由周小芳采取的配合行为。一审法院认为，周小芳曾系富华公司股东，因各方对周小芳将股权转让给新振兴公司，且富华公司已经将股权转让款支付给周小芳并无争议，加之富华公司亦自认145830.7元系支付的40万元股权转让款对应的利息，故该两笔款项与本案无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富华公司向周小芳出具的收款收据的性质以及富华公司结欠周小芳款项的金额如何认定？首先，根据富华公司提供的2014年3月16日股东会内部决议，新振兴公司负担富华公司结欠周小芳的债务，并应于2014年3月31日前向周小芳支付投资款1545384.6元及利息243364.33元，以上合计1788748.93元，因上述投资款约定了利息，故周小芳与富华公司除曾存在持股关系之外，双方之间实质上还存在借贷关系。而根据2014年4月1日新振兴公司向胡小南出具的收款收据，其中载明归还借款及利息1096015.6元，可以看出周小芳同时又与新振兴公司存在借贷关系，且新振兴公司称该借款1096015.6元是和上述1788748.93元中的对应部分进行抵销，故未抵销部分的692733.33元应当由新振兴公司继续负责清偿。而同日，富华公司向周小芳出具了692733.33元的收款收据，表明各方在上述债务部分抵销完毕后又重新进行了结算，因此，在富华公司未能提供反证的情况下，应认定2014年4月1日富华公司与周小芳重新确立692733.33元的债权债务关系。其次，根据富华公司向周小芳或胡小南出具的另外4张收款收据，结合周小芳对上述收款收据中的款项提供了相应的转账凭证，且转账金额与其陈述的如何构成能够相互印证，故应确认富华公司另结欠周小芳504266.67元，以上合计120万元。富华公司对该120万元的款项性质未能予以说明和解释，虽然收款收据中载明“股本金或投资款”，但结合前述分析，其中692733.33元实为之前的借款重新结算后转换而来，故在富华公司未能提供证据推翻的情况下，上述120万元应全部认定为借款。第三，关于富华公司举证的周小芳出具的两张领条，富华公司称其系代新振兴公司支付，但对其如何支付以及为何支付未能作出合理解释，在富华公司已经将债务转移给新振兴公司承担后，富华公司再代新振兴公司向周小芳支付，不符合常理。在上述领条之后，富华公司对周小芳亦有多次支付行为，富华公司亦未能作出合理解释，因此，对两张领条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加之本案的借款均发生在上述领条之后，故即使领条真实亦与本案无关。最后，富华公司在向周小芳出具收款收据之后，除代新振兴公司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及利息之外，另于2015年6月1日支付20万元，于2016年1月16日支付10万元，该款项应当在借款中扣除，因此，应认定富华公司尚欠周小芳借款90万元。因周小芳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利息标准，且双方并未约定借款期限，故一审法院认定借款逾期利息应当按照年利率6%计算，且从其第一次提起诉讼即2018年7月5日起算。周小芳自认上述90万元中有92733.33元为利息，故该部分不应当再计算利息。至于富华公司提出的诉讼时效的问题，未提供证据证明，不予采信。综上，一审法院对周小芳诉讼请求中要求富华公司归还借款90万元及利息（以807266.67元为基数，自2018年7月5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部分予以支持，其余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五条之规定，判决：一、富华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偿还周小芳借款90万元及利息（以807266.67元为基数，自2018年7月5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二、驳回周小芳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9290元，由周小芳负担3218元，由富华公司负担6072元。二审经审理，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一、新振兴公司于一审中向法院提交1份款项说明，其中内容反映出，胡小南向新振兴公司借款945385元投入富华公司，胡小南自己另投入富华公司60万元，分别为2012年11月23日10万元和12月3日50万元。二、周小芳于一审中向法院提交《无锡富华股东投资股息计算表》，其中载明，截止2014年3月15日，胡小南借款投资945384.6元，利息150631元，胡小南投资60万元利息92733.33元，总应付利息243364.33元，办理息转股92733.33元。三、二审中，富华公司提供胡小南于2014年9月27日出具的借款收据遗失证明，载明其遗失了2014年6月24日、27日、7月7日开具的3份借款收据原件，金额分别为6万元、6万元、8万元；其于2014年8月17日领出3张借款收据共计20万元，转为其入富华公司股本金，其持有的3张借款收据作废。富华公司以此证明该20万元是股本金，并非借款。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周小芳、胡小南交付富华公司的资金是投资款还是借款，富华公司与周小芳是否存在借款关系；二、如果认定富华公司与周小芳存在借款关系，则借款金额是多少，富华公司应还款金额是多少。本院认为，关于争议焦点一，周小芳曾系富华公司股东，其除投入40万元注册资金外，其丈夫胡小南还向富华公司交付了大量资金。从富华公司提供的2014年3月16日富华公司股东会内部决议中反映，胡小南交付富华公司的大量资金均构成对富华公司的债权，且胡小南可收取资金利息，这并不符合投资款或股本金的法律特征，却符合借款的法律特征，因此，应认定胡小南交付富华公司的大量资金的性质为借款。2014年3月16日富华公司股东会内部决议中虽约定胡小南将对富华公司的1145384.6万元债权及相应利息转让给新振兴公司，但富华公司于之后（2014年4月1日）又向周小芳出具了收据，确认周小芳交纳了692733.33元投资款，且又要求周小芳向富华公司出具领据，领据载明“周小芳领到富华公司退回的截止2014年3月31日的股本金1545384.6元及投资款利息243364.33元”。富华公司出具的收据及要求周小芳向富华公司出具的领据可证明：一、富华公司确认周小芳（胡小南）交付富华公司的1545384.6元虽名义为股本金或投资款，但实质是借款，富华公司应予返还并支付利息；二、富华公司仍为该借款的还款主体。这些收据及领据形成于2014年3月16日股东会内部决议之后，可见股东会内部决议约定的债权转让事宜并未实际执行。富华公司仍为周小芳借款债权的债务人。关于争议焦点二，第一，根据新振兴公司一审提交的款项说明，新振兴公司确认胡小南向富华公司投入945385元和60万元这两笔资金。根据周小芳一审提交的《无锡富华股东投资股息计算表》亦载明截止2014年3月15日，胡小南对富华公司存在945384.6元和60万元两笔投资，并载明60万元投资利息92733.33元办理息转股。富华公司于2014年4月1日向周小芳出具的收据，载明收到周小芳投资款692733.33元。上述三份证据虽分别为三方提交或出具，但内容互相吻合和呼应，并无矛盾，可以反映出周小芳、胡小南夫妻确曾向富华公司投入资金945384.6元和60万元。依前述对争议焦点一的论述，该两笔资金为周小芳对富华公司的借款。富华公司要求周小芳出具的领据所载明的“股本金1545384.6元及投资款利息243364.33元”为富华公司应归还的该两笔借款的本金和利息。其中945384.6借款本金及利息以与胡小南借新振兴公司的相应款项抵销的方式结清后，富华公司尚有692733.33元未归还。之后，周小芳又以同样的方式投入富华公司307266.67元、6万元、6万元、8万元，富华公司亦应归还。因此，至2014年7月7日周小华投入最后1笔8万元为止，富华公司结欠周小华借款本息120万元。后富华公司陆续归还了部分款项，其归还的款项中，富华公司及周小华均确认2016年3月28日的40万元及3月29日的145830.7元系代新振兴公司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及利息，故扣除该2笔款项后，富华公司已还款30万元。富华公司尚结欠周小华借款本息90万元，其中92733.33元系利息。基于上述分析，富华公司提出在计算欠款总额时已包括股本金40万元，故在计算富华公司还款金额时也不能将富华公司支付的40万元股本金及利息予以剔除的上诉理由，因与证据反映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富华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580元，由富华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徐 冰审判员 贾建中审判员 龚 甜二〇二〇年六月四日书记员 王晴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