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苏06民终494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春华，男，1962年1月30日生，汉族，住海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郝暄东，北京市盈科（南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吕广建，男，1968年12月10日生，汉族，住海安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葛坤凤，女，1969年4月7日生，住海安市。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程龙进，江苏美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徐春华因与被上诉人吕广建、葛坤凤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海安市人民法院（2019）苏0621民初42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徐春华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吕广建、葛坤凤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超出诉讼请求，错误扣除了2017年5月26日前借款利息64675.34元。上诉人诉请法院判令被上诉人偿还2017年5月26日借款48.7万元，2017年7月11日借款19.3万元，2018年3月29日借款17.45万元，扣除被上诉人已偿还的部分后，本金合计809124元及利息。2017年5月26日之前的借款本息已经全部清偿，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向其退还利息，为不当得利关系，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一审法院仅依据被上诉人的抗辩在本案中进行审理，超出了上诉人的诉请。2.一审法院行使释明权侵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一审法院向上诉人释明，当庭要求上诉人选择17.45万元是借给被上诉人的还是代徐爱莲归还被上诉人20万元的借款，该事实应当依据证据认定，而不是当事人的选择，而且一审释明的表述存在严重错误，表达了完全相反的法律后果。同时，上诉人与案外人徐爱莲之间的票据纠纷与本案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一审法院在本案中审理，超出了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由于一审法院错误行使释明权，导致上诉人违背真实意思表示，将17.45万元认定为代案外人徐爱莲向被上诉人的还款，该自认与事实不符。在票据转让交易发生时，案外人徐爱莲拖欠被上诉人借款，被上诉人本人不受让案外人徐爱莲的票据，以抵销其二人之间的债务，反而介绍案外人徐爱莲将票据转让给上诉人，该做法明显不合理。由于该票据为虚假票据，目前票据诈骗按已由海安市公安局立案受理。一审判决书中所称“承办法官两次拨打徐爱莲电话”等相关内容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徐爱莲没有到庭，而且在电话中陈述模糊不清，该证据未经双方质证，一审法院据此作出的判决显属不当。 吕广建、葛坤凤辩称，1.一审法院依法审查2017年5月26日之前双方当事人借贷的相关事实，不违反法律规定，双方在2017年5月26日之前相互之间存在28笔银行转账记录，未形成清偿的记录，被上诉人在一审中主张将超过法定利率的部分冲抵本金符合司法解释的规定。2.徐春华在一审中明确2018年3月29日转的17.5万元系代案外人徐爱莲向被上诉人的还款，一审法院在双方当事人在场的情况下当庭拨打徐爱莲的电话，不违反法律规定，徐春华对17.5万元性质的自认系事实，不是法律问题，而一审法院的释明是法律问题。3.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归还被上诉人493401元，支付利息10762元，按照年利率24%计算利息，我们认为应当按照年利率18%计算。 徐春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吕广建、葛坤凤归还借款110万元，支付利息24万元（以100万元为本金，按月息2分从2018年7月9日计算至2019年7月9日）；2.吕广建、葛坤凤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吕广建、葛坤凤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吕广建与葛坤凤系夫妻，与徐春华系朋友，均从事建设工程。 因承接丹凤小区安置房工程需要资金，吕广建于2015年6月13日向徐春华借款50万元，口头约定借期1个月，徐春华在预先扣除月息3万元后，通过其妻李素琴向吕广建账户转账存入47万元。2015年9月至2016年8月，吕广建基本按每月2万元向徐春华支付利息，截止2016年10月20日，吕广建累计向李素琴账户还款76万元。2017年1月19日，吕广建向徐春华借款30万元，口头约定借期1个月，徐春华在按月利率4%预先扣除月息1.2万元后，通过李素琴向吕广建账户转账存入28.8万元。2017年1月26日，吕广建向徐春华借款20万元，徐春华在按月利率2.5%扣除月息0.5万元后，通过李素琴向吕广建账户转账19.5万元。2017年1月28日，李素琴通过ATM机向吕广建转账2.4万元。2017年3月1日、3月6日、3月28日，吕广建向李素琴账户还款30万元、0.5万元和0.5万元。 2017年4月5日，吕广建出具借条：“今借到徐大华人民币伍拾万元正（￥500000.00）××××借款人吕广建4.5日”。葛坤凤在借款小写金额右侧书写了其姓名和身份证号码，徐春华、吕广建共同的朋友仲济来在借条的担保人栏签名。同日，徐春华在按月利率2.5%扣除月息1.25万元后，通过李素琴向吕广建账户转账48.75万元。 2017年5月2日、5月6日，吕广建向李素琴账户还款20万元和50万元。 2017年5月26日，徐春华在前述50万元借条下方添加“（定与2017年底还清逾期每日贰仟元利息）”，吕广建在该内容下方书写“2017.5.26吕广建”。2017年5月26日、5月27日，李素琴向吕广建账户转账10万元和38.7万元。 2017年6月7日，李素琴向吕广建账户转账3万元。同月15日、30日，吕广建向李素琴账户还款3万元和1.25万元。 2017年7月11日，吕广建出具借条：“今借到徐大华人民币贰拾万元（￥200000.00）”，徐春华在借条中添加“（月息3.5分）”。同日，徐春华在按月利率3.5%扣除月息0.7万元后，通过李素琴向吕广建账户转账19.3万元。2017年7月至2018年5月间，吕广建向李素琴还款15万元，通过王琴向李素琴账户还款1.95万元，合计16.95万元。 2018年2月21日，吕广建出具借条：“今借徐大华人民币叁拾万元正吕广建”，葛坤凤在借条上签名，书写了手机号码和身份证号码。 2018年3月28日，南通乾开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乾开公司）向徐华出具承诺书：“本人有一张商业承兑汇票，票号为0××（23319414）金额为壹佰万元整给徐春华，收徐春华现金陆拾贰万元整（620000.0）扣除借款叁拾捌万元整，本人承诺此汇票到期保障能兑现.如兑不了现，从乾开服饰有限公司付.如果8月30日钱不到徐总帐.按代款利息三倍结算利息.承诺人徐爱莲2018.3.28中国建设银行大公支行××××徐爱莲”，承诺人处盖有乾开公司公章，承诺书中还盖有徐爱莲私章。上述商业承兑汇票付款人为漯河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开户行中原银行漯河分行营业部，收款人泰州烨瑞玛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泰州新区支行，出票金额100万元，汇票到期日2018年8月2日。汇票背面背书人栏盖有泰州烨瑞玛金属材料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秦龙根私章以及乾开公司和徐爱莲私章。李素琴于2018年3月29日向徐爱莲账户转账60万元和2万元。 2018年3月29日，徐春华在2018年2月21日借条中添加“实付贰拾万元整2018年3月29月息贰分半”。同日，李素琴向吕广建账户转账17.45万元。 2018年7月9日，吕广建出具借条：“今借徐大华人民币壹拾万元正从6月29-10.29吕广建”。 第一次庭审过程中，一审承办法官两次拨打徐爱莲电话，徐爱莲确认：100万元商业承兑汇票交徐春华后，徐春华妻子汇给我62万元，我未再汇款给徐春华。我以前跟于忠来一起向吕广建借过钱，差吕广建的钱我没有打给他，我不晓得他们之间什么关系？反正我拿了徐总这么多钱。承兑汇票不止卖了62万，当时有20万是还吕广建的，这张承兑汇票实际卖了82万元，钱是徐春华直接转给吕广建的。我当时写了承诺书给徐总，吕广建也知道。我不差徐春华的钱。在被反复询问承兑汇票到底卖了多少钱时，徐爱莲称要想一下再答复，但未予答复。 2019年1月11日，徐春华以其被骗为由向海安市公安局报案，该局认为符合刑事案件立案条件，于同年2月8日决定立案。 庭审中徐春华陈述，2017年1月28日的2.4万元借款没有约定利息。吕广建2018年2月21日向徐春华借款，但徐春华当时没钱，直到2018年3月29日才打款20万元，其中10万元是50万元按月利率2.5%、20万元按月利率3.5%分别从2017年5月4日和2017年8月12日计算到2018年3月29日的利息。2018年3月29日写实付20万元，只汇款17.45万元是因为这里面有10万元利息，另外，吕广建还向我借1万、2万的小钱，2.55万元扣除0.5万元利息，其余给的是现金。吕广建答应还钱给我，说他那儿有个真的承兑汇票，8月2日肯定能兑现，让我去银行确认。我去了银行，银行说票是真的。8月2日我去江海路的中国银行要求兑现时，却不能兑现了，原因是票不是出票人单位出的，是社会上的假票。买承兑汇票前我不认识徐爱莲，徐爱莲也不差我的钱，吕广建给我介绍徐爱莲的承兑汇票，想从徐爱莲那儿减掉20万，我说如果承兑汇票能兑现就可以，不能兑现，吕广建要自己想办法。基于对徐爱莲的信任，我给徐爱莲62万元，给吕广建20万元，我可以赚18万元差价。38万元中有20万元扣的是徐爱莲差吕广建的钱，因吕广建欠我利息，所以我只给了他17.45万元。吕广建的20万我还没给他，一定要汇票的钱到手才可以给他。 鉴于李素琴在徐爱莲出具承诺书当日，按承诺书内容向徐爱莲汇款62万元，又于同日汇款给吕广建17.45万元的事实，结合徐春华的自认，法庭征求双方意见，如徐春华坚持17.45万元是出借给吕广建而非代徐爱莲归还吕广建欠款，那就应从吕广建所欠徐春华债务中扣除20万元，如徐春华认可汇给吕广建的17.45万元是代徐爱莲归还欠吕广建的债务，那就不能从吕广建所欠徐春华的债务中扣除20万元。徐春华选择将17.45万元作为代徐爱莲归还欠吕广建的债务,并表示接受了承兑汇票，愿意承担风险。吕广建对徐春华的选择没有异议。 徐春华代理人郝暄东陈述，2017年4月5日的48.75万元与2017年5月26日的50万元非同一笔借款。4月5日的借款，已由吕广建2017年5月2日的20万元和5月6日的50万元汇款偿还，该债权债务已消灭。徐春华配偶于2017年5月26日、5月27日汇款给吕广建48.7万元，吕广建在2017年4月5日借据上重新签名、加注日期，形成新的借贷关系，该笔借款截止2017年年底没有计算利息，要求吕广建从2018年1月1日起按年利率24%支付利息。如吕广建的还款超过法定利率标准，应当另案主张权利，不应在本案中主张。至于计息标准与本案讼争的法律关系无关。本案标的是2017年5月26日、7月11日、2018年3月29日发生的三笔借款。后郝暄东又改口称忽视了双方发生于2017年1月份的多笔借款，吕广建2017年5月6月、5月7日的汇款，偿还了2017年1月19日起徐春华向吕广建提供的多笔借款。这些借款分别是2017年1月19日28.8万元，2017年1月26日19.5万元，2017年2月4日2.4万元，合计50.7万元。确认2017年3月至5月，吕广建还款101万元。 吕广建陈述，2017年6月6日，徐爱莲向吕广建借款30万元，后来分两次还款各5万元，共10万元，还欠吕广建20万元。徐爱莲有一份100万元的商业承兑汇票，说给吕广建用于还款，吕广建当时没有接受，就把商业承兑汇票给了徐春华，徐春华咨询银行后认为该汇票是真的，就与徐爱莲协商。2018年3月28日，徐爱莲将100万元的承兑汇票交徐春华，并向徐春华出具了承诺书，徐春华给徐爱莲62万元，另外还有38万元抵扣徐爱莲向吕广建借款20万元。因此徐春华当天汇款62万元给徐爱莲，汇款给吕广建174500元。吕广建将徐爱莲出具的30万元借条给了徐爱莲，徐爱莲当场撕掉。 最后一次庭审中，双方一致同意2017年1月19日的28.8万元借款和2017年1月26日的19.5万元借款按年利率18%计息。 徐春华代理人认为，一、徐春华的诉讼请求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徐春华要求吕广建偿还2017年5月26日借款48.7万元、2017年7月11日借款19.3万元、2018年3月29日17.45万元及按年利率24%计算的截至实际给付之日的利息，扣除吕广建还款8.4万元，截止诉讼请求变更之日，吕广建尚欠80.9124万元、利息23.980445万元。上述欠款均有借据、银行转账凭证，证明双方形成借贷合意。双方约定的利息过高，已进行调减，一律按年利率24%计算。二、吕广建提供的原双方自2015年6月13日至2017年5月6日间的银行交易明细与本案无关，双方在2017年5月26日前的借款本息已经结算，债权债务已经消灭。三、吕广建主张双方2015年6月13日、2017年1月19日及2017年1月26日发生的三笔借款没有约定利息，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且与事实不符。2015年6月13日的50万元借款，实际交付47万元，2017年1月19日的30万元借款，实际交付28.8万元，2017年1月26日的20万元借款，实际交付19.5万元，该三笔借款实际交付95.3万元，吕广建2015年9月14日至2015年5月6日间向原告汇款合计127万元，远超本金金额，且吕广建不能提供证据证明超过部分的资金性质。借款清偿后，出借人将借据交还借款人，出借款人销毁是社会通行的交易习惯。如由于出借人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借款发生时存在利息约定，即认定出借人和借款人之间不存在利息约定，要求出借人返还利息，那按照社会通常的交易习惯，所有借款人均可以在销毁借据后要求出借人返还利息，这显然是荒谬而无法接受的。四、徐春华在庭审中自认2018年3月29日借款17.45万元为代案外人徐爱莲向吕广建还款明显与事实不符。徐春华在2019年7月19日下午的庭审中陈述：“那个时候徐爱莲不差我钱，吕广建给我介绍徐爱莲的承兑汇票，他想从徐爱莲那儿减掉20万元，我说如果承兑汇票能兑现，那就可以，不能兑现吕广建要自己想办法。”而在后续的庭审中，审判员当庭要求徐春华选择17.45万元是借给吕广建的还是代徐爱莲归还吕广建的20万元借款，徐春华遂陈述：“我选择这20万元作为代徐爱莲归还吕广建的欠款。法院在庭审过程中，应当控究事实，还原双方在交易发生时的真实意思表示，而非由当事人根据庭审情况临时做出选择。2018年3月29日，吕广建尚欠徐春华借款本息62万元（按年利率24%计算），如徐春华确实代徐爱莲向吕广建还款20万元，直接在吕广建欠款中扣除即可，根本无需向吕广建交付资金，吕广建更没有理由在2018年2月21日的借据上重新签名并标注日期。同时，徐春华实际仅向吕广建汇款17.45万元，存在当扣利息的事实也印证了该款项为吕广建向徐春华的借款。五、吕广建主张案外人徐爱莲向徐春华转让票据抵销20万元债务没有证据证明，且该票据未能兑现。徐爱莲出具的承诺书并未提及抵销吕广建20万元债务事宜，不能证明徐爱莲向原告转让票据时双方就该问题达成合意。2018年8月2日，该票据到期时，徐春华发现不能兑现，向海安市公安局报案，目前已立案侦查。可见徐爱莲向徐春华转让票据时，徐春华附条件地同意以该票据抵销吕广建20万元，条件为该票据能够兑现，而该条件未能成就，不发生抵销吕广建债务的效果。六、徐春华提出的调解方案不能作为判决的依据。庭审中徐春华提出“我们确认与被告之间的资金往来是从2015年6月13日开始的。我们之间无论是已经结算过的，或者是没有结算过的利息，通通按照月利率2%计算，被告的还款先充抵利息，超出部分再充抵本金。”但该方案为回应审判员询问而提出，不能作为判决的依据。将双方自2015年6月13日至今的全部资金往来统一按月利率2%计算确定吕广建欠款本息作出判决，超出了徐春华的诉讼请求，违反了处分原则。 吕广建认为，第一、本案经多次庭审，相关事实已经查明。双方2015年至2018年期间发生多笔资金往来，应将所有资金往来一并计算，而不能就单笔借款单独计算，否则可能发生判决不公。吕广建主张已还款项超过法律规定的最高利息部分应当抵算本金，符合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第二、徐春华主张2017年5月26日、27日借款48.7万元从2018年1月1日起计算利息，证据不足。2017年5月26日，吕广建没有向徐春华出具借条，双方对利息没有约定。徐春华未经吕广建同意，在2017年4月5日借条上添加“定于2017年年底还清，逾期每日2000元利息”对吕广建没有效力。庭审中吕广建陈述签字时没有看到上述内容。2017年5月26日、27日借款只有银行流水，转账人不是徐春华，所以徐春华主张利息证据不足。第三、2018年3月29日的17.45万元，徐春华认为是附条件的承诺，吕广建不予认可。在第一次法庭调查阶段，徐春华明确自认是代徐爱莲还款，不是附条件的承诺。第四、如果双方对利息有明确约定，则按约定支付，标准不能高于最高法院司法解释规定的标准。徐春华主张吕广建承担利息，有义务向法庭举证，但徐春华没有提供相应证据。 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二十七条规定：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载明的借款金额，一般认定为本金。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实际出借的金额认定为本金。本案中，徐春华在向吕广建出借每笔款项时，均按不同利率标准预先扣除利息，自2015年6月至2017年11月，徐春华通过李素琴共向吕广建转账217.45万元，依法应认定前述数额为出借本金。其中，2015年6月13日的50万元借款，实际交付47万元，徐春华按月利率6%预先扣除了月息3万元。2017年1月19日的30万元借款，实际交付28.8万元，徐春华按月利率4%预先扣除月息1.2万元。2017年1月26日的20万元借款，实际交付19.5万元，2017年4月5日的50万元借款，实际交付48.75万元，徐春华均按月利率2.5%预先扣除月息0.5万元和1.25万元。2017年7月11日的20万元借款，实际交付19.3万元，徐春华按月利率3.5%预先扣除月息0.7万元。徐春华通过李素琴于2017年1月28日、6月7日转账给吕广建的2.4万元和3万元，没有借据。关于从借贷双方的交易习惯可以看出，除没有形成借据的转账，徐春华出借每笔款项时均预先扣息，且扣除利息的标准从未低于年利率24%，结合借贷双方的庭审陈述和书写顺序，可以认定徐春华在2017年4月5日借条中添加的内容得到了吕广建的确认，故徐春华主张自2018年1月1日起按年利率24%计算利息，予以支持。对徐春华2015年6月13日的47万元借款按年利率36%、2017年1月19日的28.8万元以及1月26日的19.5万元按年利率18%、2017年4月5日的48.75万元及7月11日的19.3万元按年利率24%，均自出借之日计算，2017年5月26日、27日合计48.7万元从2018年1月1日起按年利率24%计算，超出利息部分的还款依法应当充抵本金。经逐笔计算，截至2018年5月18日，吕广建尚欠徐春华借款本金49.3401万元、利息1.0762万元。关于李素琴2018年3月29日转给吕广建的17.45万元如何认定？一审法院认为，第一、该笔转账与徐爱莲出具承诺书、李素琴向徐爱莲转账62万元发生于同一天，从承诺书载明的扣款金额及李素琴向吕广建、徐爱莲转账的数额，结合徐春华预先扣息的习惯，可以看出徐春华受让承兑汇票时认可被扣款的38万元中有20万元是代徐爱莲归还吕广建的欠款；第二、徐春华自愿受让承兑汇票，受让前曾向多家银行查验汇票真伪，且得到了乾开公司和徐爱莲的保证；第三、徐春华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长期从事工程建设，具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和多于常人的经济头脑，应当知道受让承兑汇票将会出现的风险；第四、徐春华“我认可17.45万元是代徐爱莲归还吕广建的欠款”的陈述，与其初衷不悖，还原了其受让承兑汇票时的心理状态；第五、徐春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郝暄东在徐春华作出前述意思表示后，在此后的法庭审理中对前述事项予以否认，违反民事诉讼禁反言原则，不应被采纳。综上，一审法院认定17.45万元系徐春华代徐爱莲归还欠吕广建的款项，而非借款。葛坤凤不止一次与吕广建共同向徐春华借款，且知晓借款用于吕广建承接的工程，故案涉债务应为夫妻共同债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吕广建、葛坤凤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归还徐春华借款本金493401元，支付利息10762元，并按年利率24%支付所欠借款本金自2018年5月19日起至还清之日止的利息。二、驳回徐春华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4240元，由徐春华负担6835元，吕广建、葛坤凤负担7405元（吕广建、葛坤凤应负担部分已由徐春华代垫，吕广建、葛坤凤在履行上述义务时一并给付徐春华）。 二审中，徐春华申请证人徐爱莲作证，因徐爱莲在一二审期间的陈述多处矛盾，本院对其证言不予采信。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基本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本案中应否扣除吕广建、葛坤凤2017年5月26日前超付的借款利息64675.34元；二、案涉17.45万元款项的性质认定。 关于争议焦点一。因吕广建与徐春华之间多年来存在多笔借款，虽然2017年5月26日之前的借款双方之间已经结算完毕，但因利息过高，徐春华应当返还超额支付的利息64675.34元，吕广建、葛坤凤在本案中就此抗辩，系行使法定抵销权，一审法院在借款总额中扣除64675.34元，并无不当。 关于争议焦点二。李素琴（系徐春华妻子）于2018年3月29日转给吕广建17.45万元的性质应认定为借款，具体理由如下： 首先，徐春华在一审期间作出的17.45万元系代徐爱莲还款的意思表示不构成自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条的规定，一方当事人对于另一方当事人主张的于己不利的事实有所限制或者附加条件予以承认的，由人民法院综合案件情况决定是否构成自认。 本案一审期间，一审法院征求双方意见并释明：如徐春华坚持17.45万元是出借给吕广建而非代徐爱莲归还吕广建欠款，那就应从吕广建所欠徐春华债务中扣除20万元，如徐春华认可汇给吕广建的17.45万元是代徐爱莲归还欠吕广建的债务，那就不能从吕广建所欠徐春华的债务中扣除20万元。 徐春华作为出借人，从有利于自己的角度，不认同从吕广建欠其的债务中扣除20万元，进而选择该17.45万元系代徐爱莲归还欠吕广建的债务。即徐春华“自认”该事实系以不从吕广建欠其债务中扣除20万元为前提条件，而一审法院释明的前提条件与后果之间存在矛盾，由此，不能认定徐春华对于该事实的承认构成自认。且案涉17.45万元究竟是徐春华对吕广建的借款还是徐春华代徐爱莲向吕广建的还款，法院应通过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并综合考虑相关因素，由法院依职权审查认定，而不应通过释明的方式让当事人自由作出选择。 其次，吕广建对其主张负有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徐春华多次出借款项给吕广建，在2018年3月29日，徐春华通过其妻子账户转账17.45万元给吕广建，吕广建主张该款项并非借款，而是徐春华代案外人徐爱莲向吕广建作出的还款，吕广建对该事实负有举证责任。 其三，吕广建提供的证据未达到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吕广建提供徐爱莲在一审庭审中的电话记录以及徐爱莲出具的承诺书作为证据，但徐爱莲在一二审中的陈述多处矛盾，且二审中提供了2018年4月25日李素琴（徐春华妻子）向其转账19.1万元的凭证。徐爱莲出具的承诺书中提及“扣除借款叁拾捌万元整”，该表述仅为徐爱莲的单方意思表示且并不明确，现并无证据证明徐春华具有代徐爱莲向吕广建还款20万元的意思表示。故徐爱莲的证言和承诺书不能作为吕广建证明其主张的依据。从常理分析，案涉17.45万元转账发生时，吕广建尚欠徐春华几十万元借款，如徐春华代徐爱莲向吕广建还款20万元，则徐春华可以直接从自己对吕广建的债权中予以抵扣，没有必要另行给付。故吕广建的举证并未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其四，案涉借条中“吕广建2018、3、29”不需要进行鉴定。因吕广建对其主张的事实负有举证义务，无论借条中的签字是否系吕广建本人所签，均不影响本案的事实认定，故本案无需进行笔迹鉴定。 因一审法院对案涉17.45万元的性质认定有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徐春华二审中同意该笔借款自起诉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算利息，该主张对吕广建、葛坤凤有利，本院照准。 综上所述，徐春华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予以部分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江苏省海安市人民法院（2019）苏0621民初429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吕广建、葛坤凤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归还徐春华借款本金493401元，支付利息10762元，并按年利率24%支付所欠借款本金自2018年5月19日起至还清之日止的利息； 二、撤销江苏省海安市人民法院（2019）苏0621民初429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三、吕广建、葛坤凤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归还徐春华借款174500元并支付利息（按年利率6%自2019年6月24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 四、驳回徐春华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4240元，由徐春华负担5020元，吕广建、葛坤凤负担922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036元（徐春华预交14240元），二审保全费5000元（徐春华预交5000元），合计11036元，由徐春华负担4937元，吕广建、葛坤凤负担6099元，由吕广建、葛坤凤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韩兴娟 审判员  王作杰 审判员  谷昔伟 二〇二〇年六月一日 书记员  任蕴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