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1民终3372号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孔德动，男，1965年2月9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沧州市献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苗，河北庶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闫洪成，男，1968年1月30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新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金星、赏净，河北友高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孔德占，男，1967年1月7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裕华区。 上诉人孔德动因与被上诉人闫洪成、原审被告孔德占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2019）冀0108民初3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孔德动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上诉人之诉请或发回重审；二、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和保全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程序违法。1、一审判决违反民事诉讼之处分原则和不告不理原则。一审判决第7页11行载明“庭审后经本院询问，原告同意将诉讼请求变更为确认合同无效”。变更诉讼请求是原告的权益，只能由原告行使，一审法院无权主动询问并提出变更诉讼请求。本案中，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为撤销一审被告和上诉人之间的房产及地下室车位转让合同，属于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纠纷，一审法院应当按照被上诉人提出的诉讼请求进行判决。在被上诉人没有提出变更诉讼请求的前提下，一审法院主动询问并提出将诉讼请求变更为确认合同无效的行为，超越了原告的诉请范围，违反了民事诉讼之处分原则和不告不理原则。2、被上诉人同意变更诉请超出了举证期限，不符合法定程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四条第三款，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本案中，被上诉人同意变更诉讼请求，是在庭审结束后，超出了举证期限，不符合法定程序。3、一审变更诉讼请求后未重新指定举证期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制定举证期限。一审变更诉讼请求后并未重新制定举证期限，因此侵犯了上诉人和原审被告合法的诉讼权益。二、一审认定事实错误。1、上诉人系善意第三人，对原审被告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并不知情，一审仅因被上诉人对原审被告的债权产生在先就认定合同无效，不符合《合同法》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上诉人作为第三人，在与原审被告达成房屋买卖合意时，对原审被告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系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8月作出民事判决书予以确认的，因此，即使上诉人“应当”知道或“有义务、有可能”知道，也应当在2016年8月的民事判决书之后，而早在2015年5月，上诉人与原审被告就已达成了房屋买卖的口头协议，且按照市场价格实际支付130万元，并与2015年9月28日补签书面《房屋买卖协议》。同时，2015年5月19日，上诉人已在开发商处办理了涉案房产的更名手续，2015年6月8日与开发商签订《订购协议书》，2015年10月9日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并在不动产登记部门办理了备案手续。因此，应当保护上诉人作为善意第三人与原审被告之间的房屋交易。一审仅因被上诉人对原审被告的债权产生在先，而不考虑债务的履行期限、债务人的履行能力、第三人是否知情等因素，就直接认定上诉人与原审被告的《房屋买卖协议》无效，明显不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所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2、上诉人与原审被告不存在“恶意串通”，一审凭借“疑点”就认定房屋转让行为不具有真实性，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时，被上诉人没有提交任何证明上诉人与原告恶意串通的证据。上诉人不仅无恶意，更未与原审被告恶意串通。一审判决提出的与交易规则不符、房款转入原审被告之子账户、购买婚房之称、房屋位置与经常居所不一致、购买房屋未入住、双方系同胞兄弟、转账间隔时间短等与本案焦点无关的问题，不仅不能证明存在恶意串通，更不能替代被上诉人作为原告应当履行的举证责任。一审提出的所谓“疑点”，上诉人在一审时均已作明确说明：1.2015年9月28日的《房屋买卖协议》系上诉人与原审被告补签，双方早于2015年5月已达成房屋买卖的合意并办理更名手续。2.上诉人作为买方无权决定向谁支付购房款。3.购买婚房系上诉人在儿子儿媳结婚时的承诺。4.上诉人提交了儿媳在石家庄工作的劳动合同、暂住证、养老保险缴费证明等，均证明房屋为儿子儿媳购买。5.针对被上诉人在涉案房屋喷漆等不合理维权，上诉人曾向派出所报警处理。6.上诉人与原审被告的同胞兄弟关系，并不是认定合同无效的依据，正是由于双方的亲属关系，才互相信任达成口头协议后补签书面协议。7.上诉人与韩同刚的转账与本案并无关联，上诉人支付购房款的间隔时间短、收款人收款后取现并无任何不符合常理之处。一审判决在上诉人为善意、合同签订并履行完毕、被上诉人无证据证明恶意串通的情形下，仅凭借“疑点”，就认定上诉人和原审被告之间的房屋转让协议不有真实性，实在令人汗颜。综上，一审违反处分原则和不告不理原则，被上诉人同意变更诉讼请求超出了举证期限，变更诉讼请求后未重新制定举证期限系程序违法；上诉人系善意第三人，对原审被告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不知情，与原审被告不存在“恶意串通”，一审认定事实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裁判，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闫洪成答辩称，一审法院对本案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理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以保护答辩人合法权益。一、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审理程序合法。1、一审判决未违反处分原则和不告不理原则。合同的效力问题是人民法院依职权审查的范畴，也是审查合同法律纠纷的基础和前提。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第三条关于合同纠纷案件的审理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合同纠纷案件过程中，要依职权审查合同是否存在无效的情形，注意无效与可撤销、未生效、效力待定等合同效力形态之间的区别，准确认定合同效力，并根据效力的不同情形，结合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确定相应的民事责任。”该纪要第36条规定：“……要防止机械适用“不告不理”原则，仅就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进行审理，而应向原告释明变更或者增加诉讼请求，或者向被告释明提出同时履行抗辩，尽可能一次性解决纠纷。”根据《民事诉讼法》第64条：……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96条：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包括：……(四）当事人有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可能的……故一审法院依职权审查合同效力问题并依法作出判决并未违反民事诉讼的处分原则和不告不理原则。2、答辩人变更诉讼请求符合法定程序。被答辩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四条指出，答辩人变更诉讼请求超出了举证期限。但是该规定第三十五条明确指出：“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的限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一审法院根据调取的证据依法向答辩人释明可以变更诉讼请求，在此基础上的变更诉请完全符合法律规定。3、一审变更诉讼请求后法院可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重新指定举证期限，而非必须指定。本案第一次庭审结束后一审法院已经在原有举证期限范围外结合本案争议焦点另行给被答辩人指定了举证期限。但其并未在该举证期限内向法院提交任何书面意见或证据。根据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三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将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作为焦点问题进行审理……存在前款情形，当事人根据法庭审理情况变更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并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重新指定举证期限。”因法院在当事人变更诉求后并非一定重新指定举证期限，而是可依职权审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确定是否需要重新指定举证期限。鉴于诉请变更形态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原则上应具体分析其对答辩与举证负担的影响：如该变更增加了利害相对方的答辩与举证负担，法院就应重新指定举证期限；否则无需再定举证期。结合本案分析，首先，根据合同法第74条第一款、第52条第二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观点集成》之意见“债务人与他人恶意串通，签订损害债权人利益的合同的情况下，债权人可以行使债权人的撤销杈，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债务人签订的相关合同无效。”可见，答辩人原诉请和变更后的诉请其待证事实一致，均为被答辩人与一审被告是否存在恶意串通损害答辩人债权的情形。变更诉请后并未增加被答辩人及被告的举证负担。其次，第一次开庭时一审法院就本案争议焦点问题一直紧紧围绕着被答辩人与一审被告是否存在恶意串通开展法庭调查，并就其中疑点一审法院已经第二次给了被答辩人举证期限，而在该举证期限内被答辩人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而是在该举证期限再次届满的近五个月后，就法院调取的证据第二次庭审质证结束后才提交，且提交的证据均无法对本案争议的焦点进行合理解释也未被一审法院采纳。再者，本案中一审被告自2015年9月26日至今一直举家避债，人间蒸发。自2018年起诉时起至今反复经历各种公告送达及多次调取证据已有近两年，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本就因被答辩人与一审被告的恶意串通遭受到了严重侵害。毫无意义的一再拖延，时间上的漫长消耗无疑是给债权人雪上加霜。被答辩人如有理有据，在第一次庭审结束后法院就庭审时发现的疑点第二次给出举证期限内为何不提交？举证期限届满拖延五个月后经过第二次质证依旧不能拿出证据也不能对法院调取的证据进行合理解释。现在拿举证期限说事，以此理由提出上诉，完全是在拖延时间，浪费司法资源。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法律关系定性准确。1、被答辩人不是善意第三人，对答辩人与一审被告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知情。被答辩人何时知晓答辩人与一审被告的借贷关系与法院判决何时做出并无必然关系。法院的生效判决是认定债权债务关系的依据，但并非是他人知晓债权债务关系的唯一途径。答辩人、被答辩人、一审被告三人作为同乡，相识已久，交往甚密。根据新华区人民法院（2016)冀0105民初1246号判决认定的事实可知，被答辩人与答辩人自2013年1月至2015年1月的两年期间双方互有累计二十多笔巨额经济往来。一审庭审时答辩人指出2014年12月6日至2015年6月期间，答辩人、被答辩人和一审被告三人一直在一起，并当庭提交了2015年4月28日被答辩人和一审被告因其内部分赃不均被人打伤后住院治疗的照片十张(西里派出所接警），加之后来的一年多答辩人与一审被告又一直在打官司（最终经法院认定一审被告尚欠答辩人12552070元及利息）。作为一审被告的同胞哥哥，其二人具有紧密的亲属关系，其对一审被告家里的巨大经济状况变化和其二人为何被人打伤住院的缘由不可能不知情。且涉案房产自被答辩人申请更名后购买至今长达五年期间无人居住使用。在答辩人主张债权期间一审被告举家人间蒸发，自2015年9月26日消失以来至今多年从未敢探亲返乡，甚至大年三十也不见人影。被答辩人与一审被告系直系兄弟的亲属关系，自己的亲弟弟为何“失踪”被答辩人心知肚明。一审庭审时法院让被答辩人说明买房的过程，被答辩人称，“要为儿子儿媳买婚房，正好被告涉案房屋要出售。”买房卖房是人生大事，长期务农的被答辩人在外负债累累，儿子儿媳当时已经结婚多年，孙女和孙子都有十来岁了，买房的理由太过牵强；130万元的房价不是小数，先更名后支付，最后签合同，交易的过程太过草率。结合一审被告举家失踪及多年空置涉案房产的反常举动，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可以认定被答辩人在签署房屋买卖协议时对于房产情况和一审被告对答辩人负有债务这一事实是非常清楚的。退一万步讲，即便当时不清楚，多年来答辩人苦苦维权，多次去涉案房产处寻找一审被告与被答辩人无果。如是正常购买房产使用，在购买目的无法实现时买方应会找到卖方了解情况并要求解决，在根本不能实现交易目的时会考虑协商要求退房或承担违约责任。总之会想尽各种办法逬行权利救济，而不会放任这种状态持续，导致浪费闲置房产资源的情况延续多年。2、被答辩人与原审被告系恶意串通，损害答辩人合法债权。本案的争议焦点一直是一审被告与被答辩人之间的房屋买卖行为是否为恶意串通，损害答辩人债权。一审法院两次庭审也是紧紧围绕这一焦点问题开展法庭调查的，答辩人从以下几个方面逐一论述：被答辩人于2015年5月19日向开发商提出的更名申请，2015年6月8日与开发商签订了订购协议书，其与一审被告之子孔维胜的转账时间为2015年9月26日，双方签订房屋买卖协议的时间为2015年9月28日。房产属于大宗交易，动辄上百万元，对于这样一笔支出，正常的交易情况应是双方先签署买卖协议，然后按协议约定支付房款，后交付房产及办理交付、更名、过户等手续。而对于先更名、交付房产，后支付房款，最后签订协议这一颠倒正常逻辑顺序的交易方式，被答辩人辩称“双方因系同胞兄弟关系，互相信任才在后面补签的协议”令人不解。既是互相信任，房产也更名了，房款也交了，又何须画蛇添足再多此一举签订房屋买卖协议？签给谁看？所签为何？不言自明。如前所述，正是由于购买房产系大宗开支，支付房款系购房者在房屋买卖协议中最重要的合同义务。支付对象稳妥起见应为卖方也就是房屋所有权权利人本人。如另行支付给他人，应事先做书面约定，以证实自己是按约定履行的合同义务，在此买方未做任何书面约定将房款打给房产权利人之外的人，承受着可能存在不能证明自己履行了合同支付义务的巨大法律风险。一审被告恶意逃避债务的主观动机和被答辩人紧密配合恶意串通的心思昭然若揭。被答辩人辩称购买涉案房产是为了实现对儿子儿媳结婚时购买婚房的承诺，又提交了儿媳在石家庄劳动关系的工作证明说明儿子儿媳在石家庄工作生活。既然房子是为了儿子儿媳生活使用购买，为何不直接买到儿子儿媳名下却买到自己名下？既不能兑现所谓的给儿子儿媳购买婚房的承诺，购买后长达五年的空置又无法供其儿子儿媳实际生活使用，令人费解。至于被答辩人所述因答辩人的维权其曾报警解决，并未提交相应证据证明，对法院提出的为何不进行权利救济及几年间放任房屋空置状态持续，也未做出任何解释，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于法有据。案外人韩同刚与被答辩人的转账记录与本案并非毫无关联，正是因为被答辩人一审为证明自己支付了合理房款对价提交了转账凭证，才给了答辩人申请法院调查取证顺藤摸瓜的机会，发现了被答辩人一笔七十万元用自己另一张未给法院提交的银行卡同一天先打给韩同刚，再由韩同刚打回给自己给法院出示的银行卡上这一事实。且其提交给法院的这张工行卡在接收韩同刚转款当日刚刚开具，在第二天转款后就未再使用，其功能仅为证明转款事实而开具。其动机为何？证明给谁看？被答辩人用来转款给韩同刚的另外一张卡上的钱又是来自何处？如果是正常交易直接用那张卡转账给一审被告的儿子就好，何须冒着转给案外人的风险来回折腾？这种假别人之手从左兜掏到右兜的行为和帽子戏法一样，想掩盖的什么问题不言而喻。长期务农和对外负债的被答辩人的收入证明在法院庭审时给出了举证期限后到第二次开庭质证的中间近半年时间迟迟不予提交，最后仅提供了一张村委会于2019年10月20日出具的证明。且不说村委会作为群众性自治组织，是否有权出具收入证明？其证明的效力如何？真实性何在？从何得知被答辩人的收入情况？仅就内容而言，也只是被答辩人2000年至2013年在何地做生意，对于2013年至今处于何地，从事何种工作。收入情况和生活情况都未给予说明，基于2013年之前的印象得出“家庭收入生活条件在村里比较好”含糊不清的表述内容实在无法令人信服，更无法证明被答辩人自2013年至今七年的生活和实际收入情况，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合理合法。支付购房款时被答辩人和一审被告之子孔维胜（指定收款人）二人，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内，从直线距离几百米的工商银行的三家支行之间辗转多次历经卡取卡存，有违常理。正常能一次性付清全款的购房者在决定购房时至少自身是具备全款支付能力的，被答辩人在达成购买涉案房产的合意前也就是至少在申请更名前其自有资金至少应有130万元，才有后面交易得以进行的基础。被答辩人如果具备购买涉案房产的经济能力，这样的大额交易又是同银行之间转账没有任何手续费，为何不直接一次性转账却要如此大费周章的来回折腾？既然是在收到被答辩人第一笔转账后孔维胜是卡取，支走了现金，这笔现金又去向了何处？被答辩人在孔维胜卡取后能赶到被答辩人所在银行的合理时间后紧接着进行了卡存，其卡存的资金来源又是何处？被答辩人辩称自己与一审被告的同胞兄弟出于信任才先更名后交钱，既然信任，这么近的距离又为何不直接把现金给了孔维胜却要坚持大费周章走转账，做出这么一笔流水是为了证明什么？如果是担心其拿着现金不安全，才走的转账，为何孔维胜收到后又全部取现？距离之近，间隔时间之短，二人配合紧密，天衣无缝。正是由于上述种种疑点被答辩人在一审法院的两次举证期限内均无法提交证据进行合理说明也未做出合理解释，一审法院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均有理由确信被答辩人对于一审被告与答辩人之间的借贷关系不仅是明知，而且与一审被告存在恶意串通，损害被答辩人合法债权的行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09条规定：当事人对于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干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被答辩人上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恳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闫洪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被告和第三人之间房产及地下室车位转让合同无效（原诉求为撤销被告和第三人之间房产及地下室车位转让合同）；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月4日至2014年9月15日原告闫洪成分多次向被告孔德占及其妻子高秀芳转账共计2000万元（其中向高秀芳转账50万元，向孔德占转账1950万元），2014年12月20日孔德占向闫洪成出具欠条一张（金额2000万元）。2016年闫洪成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将孔德占、高秀芳诉至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该院于2016年8月23日作出（2016）冀0105民初1246号民事判决书（已生效），判决孔德占、高秀芳偿还闫洪成借款本金12552070元并支付利息。2015年6月8日孔德动与河北鑫海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藏龙福地定购协议书》一份，约定孔德动购买该公司开发的藏龙福地6栋3单元1101室，价格为594468元，另车库13万元，总价为724468元。同年10月9日双方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2015年9月28日孔德占与孔德动签订《房屋买卖协议》，约定孔德占将其坐落于石家庄市裕华区东岗路295号藏龙福地小区6-3-1101房屋（建筑面积165.13平方米）出售给孔德动，价格为130万元，附属于该房屋的阳台、走道、楼梯、卫生间、地下车库等亦转让给孔德动，转让价格包含在房屋价款中，不再另行支付。孔德占与孔德动系同胞兄弟关系。2018年10月23日河北鑫海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具情况说明一份，内容为：石家庄市裕华区藏龙福地小区6-3-1101房屋及此房地下室、Ｅ74号车位，于2015年5月19日提出更名申请，已经办理更名手续，由孔德占变更为孔德动。关于上述房屋的房款支付情况，孔德动提交：1．银行交易记录，2015年9月26日孔德动的工商银行账户（尾号0233）向孔维胜的工商银行账户（尾号5713）转账1元、699999元、600000元，共计130万元；2．2015年9月26日收条，孔德占收到孔德动购房款130万元，款项转入孔维胜账户。孔维胜系孔德占儿子。根据原告申请，本院调取的银行交易记录显示：1．2015年9月25日孔德动在工商银行国际城支行开设尾号为0233的银行账户，同日案外人韩同刚向该账户转入70万元。2015年9月26日孔德动用该账户分3次向孔维胜转账1元、699999元、600000元。2015年9月25日孔德动用尾号为8349的银行账户向韩同刚转入70万元；2．2015年9月26日孔维胜分别于当日10点23分、11点49分用自己尾号5713的银行卡在工商银行建南支行、石门支行取现70万元、60万元；3．2015年9月26日11点00分孔德动在工商银行胜利支行向自己尾号为0233的银行账户存现60万元，并于当日11点15分向孔维胜转款60万元，该笔款项属于上述130万元房款转账中的一笔。关于孔德动的职业、年收入、工作地、家庭居住地情况、购房款来源、韩同刚的身份以及与其的关系问题，其代理人当庭未能答复，在本院指定的期限内亦未书面回复本院。2019年10月23日第三人向本院提交献县垒头乡东抛庄村村民委员会于2019年10月20日出具的的证明，内容为：孔德动2000年-2007年在石家庄市经商做生意，2008年3月至2013年10月在天津做生意，家庭收入生活条件在村里比较好。原告称孔德动在家务农，没有经济来源。关于购房情况，第三人称系为儿子儿媳购买的婚房，因原告不正当维权，至今未居住未装修。原告对此予以否认。2019年10月23日第三人向本院提交：1．其儿子、儿媳的结婚证（登记时间为2008年11月21日）；2．儿媳卢凤凤的劳动合同书、暂住证、养老保险参保缴费证明，证明其儿媳自2015年起在石家庄市工作。关于原告何时得知房屋转让事宜，原告当庭陈述在2015年6月由孔德占亲戚告诉自己的，在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执行过程中才得知涉案房屋被孔德动恶意转移。2019年10月21日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向本院出具情况说明一份，内容为：该院受理闫洪成申请执行孔德占、高秀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经查孔德占于2015年5月19日向河北鑫海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出更名申请，要求将位于石家庄市裕华区车位由孔德占变更为孔德动，该公司于2018年10月23日向该院出具情况说明，之后该院将这一情况告知了闫洪成。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焦点是被告和第三人的房屋转让行为是否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虽然被告和第三人签订了《房屋买卖协议》，第三人亦在案外人河北鑫海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办理了更名手续，但本院注意到：1．第三人和河北鑫海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藏龙福地定购协议书》在前，被告和第三人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包括支付房款）在后，期间间隔3个多月，属于先办理更名手续后进行买卖行为，考虑到本案涉案房产价值巨大，上述行为与社会通常交易规则不符。2．涉案房款不直接转入被告账户，而是转入被告之子孔维胜账户。3．第三人称购房是用于为其儿子儿媳购买婚房，但在2015年其儿子儿媳已经结婚将近7年，不符合事实。4．本案涉及的房款数额巨大，且房屋位置与第三人经常住所不一致，本院当庭询问第三人的职业、年收入、家庭情况、购房款来源等情况，第三人代理人未予回答，在本院指定的期限内第三人亦未书面回复，超过指定期限后提交东抛庄村村民委员会证明亦不能对此进行合理说明。5．第三人购买房屋一直未入住，其虽称是原告不合理维权所致，但其亦未就此问题进行权利救济，而是放任状态持续，不符合常理。6．被告与第三人系同胞兄弟，具有紧密的亲属关系。7．房款的支付存在诸多疑点，⑴第三人在石家庄新开立账户（尾号为0233），当天用自己的另外一张银行卡（尾号8349）向案外人韩同刚转账70万元，同日第三人账户（尾号为0233）收到韩同刚转入的70万元；⑵本案涉及的款项数额巨大，但第三人和孔维胜不是直接进行转账，而是在交易当天多次进行大额的取现、存现，其交易的时间流程为：第三人向孔维胜转账70万元（1元+699999元），孔维胜取现70万元，第三人存现60万元，第三人向孔维胜转账60万元，孔维胜再取现60万元，且交易时间间隔很短，交易银行距离较近，极其不符合常理；⑶第三人对以上疑点不能合理解释，对韩同刚身份及与本案交易的关联行为不能予以合理说明。综合以上，根据证据规则，本院认定被告和第三人的房屋转让行为不具有真实性，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对被告的债权产生在被告和第三人转让行为之前），应属无效合同。庭审后经本院询问，原告同意将诉讼请求变更为确认合同无效，因确认合同无效与撤销合同的法律结果一致，故本院予以准许。关于第三人辩称的原告的撤销权是否超过了法定期限，1．基于以上论述，本案中被告与第三人之间的转让行为已经超越了恶意处置财产的范围，具有不真实性；2．石家庄市新华区法院已对此问题向本院作出书面说明，故该问题不影响本案的实体处理。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七十四条、第七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确认被告孔德占与第三人孔德动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无效。案件受理费80元，保全费（诉前）5000元，合计5080元由被告孔德占和第三人孔德动共同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 本院认为，关于原审程序是否严重违反法律规定的问题。虽闫洪成于2019年12月2日在原审法院明释后明确、变更了诉讼请求，但是其诉讼请求仅为从“撤销合同”变更为“确认合同无效”，其基础的诉讼标的并未发生变化，且至本案二审期间，孔德动并未提供新的证据，故原审程序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三条的规定，并无不妥。关于涉案《房屋买卖协议》应否认定无效的问题。孔德动与孔德占间的房产交易过程属于先办理更名手续后进行买卖，该行为与社会通常的交易规则不符；孔德动与孔德占系同胞兄弟关系，本案涉及的款项数额巨大，支付方式不是直接进行转账汇款，而是在交易当天交易双方在距离较近的多个银行网点多次进行大额的取现、存现；孔德动购买房屋一直未入住，其虽称是闫洪成不合理维权所致，但自知道或应当知道影响入住的情形发生后并未就此问题进行权利救济，而是放任状态持续，与常理不符。原审法院基于以上等疑点问题，认定孔德动与孔德占的房屋转让行为不具有真实性，侵犯了闫洪成的合法权益并确认孔德占与孔德动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无效并无不妥。综上所述，孔德动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0元，由上诉人孔德动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卢 亮 审判员 王淑芳 审判员 张 楠 二〇二〇年六月一日 法官助理靳传晔 书记员刘建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