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5民终68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吴华锋，男，1976年5月12日出生，汉族，住枝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先林，枝江市中联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国峰，男，1984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住枝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建民，枝江市马家店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审第三人：枝江市问安镇凤台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枝江市问安镇凤台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44205837510008101。法定代表人：高玉梅，该村委会主任。上诉人吴华锋因与被上诉人王国峰、原审第三人枝江市问安镇凤台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凤台村委会）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枝江市人民法院（2019）鄂0583民初16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吴华锋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确认吴华锋与王国峰2017年9月26日签订的调解协议合法有效，吴华锋享有问安镇凤台村民委员会发包的7.57亩（经营权证编号为：鄂EJ2061204124)中2000平方米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事实与理由：吴华锋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总面积是7.57亩，田块总数是两块（旱田一块2.61亩，渔池一口4.96亩）。购房协议中写得十分清楚，房屋一栋，附屋三间，鱼池一口出售给王国峰，吴华锋因家庭还有3个人要生活，这2.61亩旱田是留给自己的口粮田。之后王国峰听说吴华锋要出去打工的信息，就要求吴华锋把2.61亩田租给王国峰种，吴华锋就同意出租给王国峰种，租种了几年后，王国峰私自把这2.61亩旱田开挖了一部分并入了出售给王国峰的鱼池中，又拿了一点给别人的调田在所购房屋的西边挖了一个小鱼池，还剩下几百平方米的旱田。吴华锋打工回来后，发现王国峰违法开挖改造了鱼池，就要求恢复原状，返还这2.61亩旱田，发生矛盾，吴华锋向村委会、财政所主张权利，村委会、财政所于2017年9月26日组织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大鱼池确到王国峰名下，小鱼池和农田确到吴华锋名下，同时王国峰认可在大鱼池中分割一部分面积在吴华锋名下。保证吴华锋名下2000平方米的确权面积，至2028年12月31日止，三块田均由王国峰经营，2000平方米农田及鱼池面积给付租金吴华锋。这份调解协议是具有民事合同性质的协议，具有法律效力。一审认定事实错误，判决结果错误。王国峰答辩称：一审法院对本案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公正客观，吴华锋提起上诉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其诉讼请求均不能成立，故请二审法院在依法查明本案客观事实的基础上，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具体理由：1.确认吴华锋与王国峰签订的《购房协议》所涉土地承包经营权系7.57亩土地的整体转让，吴华锋所诉旱地2.61亩未予转让而系出租的片面说词，完全不符合客观事实，其理由难于成立。其一，双方在签订《购房协议》并交付确认时，吴华锋的原《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中鱼台子2.61亩旱地与鱼池4.96亩就是一个整体大鱼池，根本不存在尚有2.61亩旱地单独在外，也就是说，吴华锋当时交付给王国峰时鱼台子2.61亩旱地与鱼池4.96亩就合二为一了，由此才形成具有8000平米的大鱼池（堤埂面积除外）。如果说当时2.61亩鱼台子旱地另行在外存在的话，那么，原鱼池4.96亩就不具有8000平米的面积，故吴华锋的说词完全不符合客观事实；其二，上诉人所称2.61亩旱地单独存在而系出租给王国峰耕种的说词系歪曲事实，吴华锋将7.57亩土地整体转让给王国峰后，王国峰与凤台村委会形成了新的承包关系，吴华锋与凤台村委会原有的承包关系即行终止，凤台村委会也取消了吴华锋的承包户头，并从2007年开始将7.57亩土地的农业补贴整体登记发放给了王国峰，对此，吴华锋从未向王国峰提出过异议，也未向凤台村委会提出过异议。且《购房协议》中双方也未另行约定2.61亩旱地进行租种的事实，吴华锋也没有向王国峰交付2.61亩旱地，王国峰也从来没有耕种过所谓的2.61亩旱地，且吴华锋也从未向王国峰收取过租金。吴华锋在上诉状中称“吴华锋打工回来后，发现王国峰违法开挖改造了鱼池，就要求他恢复原状，返还这2.61亩旱田，发生矛盾”，这一事实根本不能成立。根据吴华锋原《土地承包经营权》中所载明的2.61亩旱地（鱼台子）的四至，其东至原4.96亩鱼池，即该2.61亩旱地位于鱼池西边，在2006年吴华锋将7.57亩土地转让给王国峰时，吴华锋业已将2.61亩旱地改造扩展至4.96亩鱼池内形成一个整体大鱼池，其西边的堤埂边线业已固定，即与同组村民秦启荣的旱地相邻，因此，从吴华锋将鱼池交付给王国峰截止今日，该鱼池的西至边线（即鱼池堤埂）仍然与秦启荣的旱地相邻，其相邻边线从来都没改变过，也就是说，王国峰在接收鱼池后，并没有向西边开挖鱼池，这又何谈王国峰擅自将2.61亩旱地进行改造而占用呢，对这一事实，枝江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仲裁委员会工作人员以及枝江市人民法院工作人员专门到现场进行过核查，根据上述事实可以说明，该2.61亩旱地早在转让之前就与4.96亩鱼池形成一个整体大鱼池的客观事实不容置疑。也因此可以充分说明，吴华锋当时是将原经营权证中7.57亩土地整体转让给王国峰的客观事实。另外，吴华锋自称“其打工回来要求返还2.61亩旱田”也纯属无稽之谈，因2016年期间，根据国家相关政策对农村土地重新确权，需原承包人即上诉人吴华锋进行确认，故吴华锋以此为由，向王国峰无理索要高额费用而拒绝配合确权才由此产生的矛盾。为此，王国峰才向枝江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在此过程中，各部门也进行了多次调解。2.应当依法认定《调解协议》未能生效，不具备法律效力，不应作为本案定性的依据。一是从形式要件上讲，该《调解协议》是通过行政程序和行政手段而进行调解的，并非经过村、镇人民调解委员会严格按照法律程序进行调解的，故不符合《人民调解法》的相关规定。在《调解协议》中未加盖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公章，也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司法确认，因此，该协议不具备法律效力。二是从协议内容上讲，该《调解协议》的形成是在王国峰基于对大鱼池面积存在重大误解的情况下而签订的，且事后王国峰即向组织调解的村、镇行政人员提出异议，主张要求撤销该协议，并要求对重大误解的事项及鱼池的面积进行实地测量。也就是说，该协议已经由王国峰主张撤销和反悔，而未实际履行，故而对案涉双方不产生法律约束力。凤台村委会未陈述意见。吴华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枝江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委员会（2019）枝仲裁字第02号裁决书；2.确认：凤台村委会与吴华锋签订的编号为鄂EJ72061204124的土地承包合同合法有效；2017年9月26日吴华锋与王国峰签订的《调解协议》合法有效；3.判令王国峰返还吴华锋2000平方米的旱田，并将鄂EJ72061204124经营权证上承包方代表书写成淡铁梅的笔误更正为吴华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吴华锋、王国峰均系第三人凤台村委会四组村民。2005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时，吴华锋家庭（经营权证登记为当时吴华锋妻子淡铁梅）承包地总面积为7.57亩，地块为两块，一块称“鱼台子”的旱田2.61亩，一块称“鱼池”的水面4.96亩。2006年12月17日，在枝江市问安镇凤台村民委员会时任村主任郑某的公证下，吴华锋（甲方）与王国峰（乙方）签订一份《购房协议》，协议约定：甲方现有房屋一栋，附屋3间，鱼池一口，出售给乙方，总计价格为56000元，楼房面积150㎡，附屋30㎡，鱼池面积8000㎡。吴华锋、王国峰及公证人郑某在该协议上签字。之后，王国峰支付了款项，吴华锋交付了房屋及鱼池，王国峰在该村生活，吴华锋外出务工。双方相安无事至2015年下半年，吴华锋称2.61亩旱田被王国峰私挖成鱼池，要求王国峰归还旱田，双方发生矛盾。2017年9月26日，在第三人凤台村委会及枝江市问安镇财政所的组织下，吴华锋（甲方）与王国峰（乙方）签订一份《调解协议》，协议内容为：甲乙双方争议地块三块，分别是大鱼池（约8500㎡）、小鱼池（约550㎡）、农田（约400㎡），经协商，双方认可经营权证上，大鱼池确到王国峰名下，小鱼池和农田确到吴华锋名下，同时，王国峰认可在大鱼池中分割一部分面积在吴华锋名下，保证吴华锋名下2000㎡的确权面积，至2028年12月31日止，三块田均由王国峰经营，2000㎡农田及鱼池面积给付租金吴华锋，双方均表示认可。（确权证上面积以村组上报实测面积为准）。《调解协议》签订后，王国峰发现大鱼池面积估算有误，当即反悔，要求组织调解人员进行实地测量，后因在测量过程中吴华锋、王国峰发生激烈矛盾，致使测量未完成，双方也未按《调解协议》内容进行确权。2019年7月4日，王国峰向枝江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委员会申请，要求确认吴华锋与王国峰签订的《购房协议》合法有效，并将本案诉争的7.57亩土地经营权确认到王国峰名下，枝江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委员会经审理后，于2019年8月23日作出（2019）枝仲裁字第02号《裁决书》，确认吴华锋与王国峰所签订的《购房协议》有效，王国峰享有原土地经营权证编号为鄂EJ2061204124，面积为7.57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裁决书送达后，吴华锋对裁决不服，依法向一审法院起诉，遂形成本诉。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依法组织吴华锋、王国峰及第三人对诉争地现场进行了实地勘查，并对诉争鱼池、土地进行了测量，勘查情况如下：本案诉争地位于枝江市问安镇凤台村村民委员会四组，王国峰正屋呈坐北朝南方向，门前横过一条村公路，正屋出门左边宽约40米至后方为大鱼池，房屋右边宽约14米为小鱼池，正屋后面为附属屋，附属屋往北与大鱼池相邻是一条宽约4.8米的田埂，田埂西边为另一村民秦启云经营的旱地，小鱼池与秦启云旱地相连。经过测量，大鱼池水面面积约7300～7500平方米，小鱼池水面面积约750～800平方米，田埂面积约600平方米，房屋及附属屋面积约500平方米。一审法院认为：吴华锋与王国峰于2006年签订的《购房协议》主体及内容均不违反法律规定，意思表示真实，双方按协议履行了交付，是合法有效的协议，双方均应受其约束。本案争议的第一个焦点是：诉争的2.61亩旱田是否包含在《购房协议》内的问题，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2.61亩旱田包含在《购房协议》内，由吴华锋于2006年12月17日一并转让给了王国峰，吴华锋无权再要求王国峰返还旱田或者水面面积。理由是：第一、“卖屋搭田”属农村房屋及土地流转的交易习惯，按照吴华锋与王国峰交易交付的履行情况及长达十年的相安无事总体情况来看，吴华锋将房屋及房屋周围的承包地一并转让给王国峰的可能性大于吴华锋单独留出一块旱田进行出租的说法；第二，从测量实际情况来看，大鱼池现在的面积不超过8000平方米，而吴华锋称王国峰在转让后私自将承租的旱田挖成鱼池，那么要么就是2006年转让时水面面积远远不足8000平方米，后来被王国峰挖成了7500平方米；要么就是协议中写的“鱼池面积8000㎡”就是现状，无论哪种方式，均符合《购房协议》的交易目的，以及上条理由所述的整体转让的可能性；第三，按照凤台村的原登记面积与实际面积打折的情况来看（每亩1000～1350平方米），7.57亩承包经营田折合为8000㎡也符合土地丈量的基本估算；故《购房协议》中的“鱼池面积8000㎡”应视为对吴华锋7.57亩承包土地的整体流转。本案争议的第二个焦点是：2017年9月26日吴华锋与王国峰签订的《调解协议》是否具有执行力的问题，按照法律规定，经行政机关、人民调解组织或者其他具有调解职能的组织调解的民事纠纷，经双方当事人共同向调解组织所在地基层人民法院申请确认效力后，方具有强制执行力，本案中的《调解协议》不符合具有强制执行力的条件，吴华锋要求确认，未得王国峰同意，其内容也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不符，难以确认。据此，一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吴华锋与王国峰于2006年12月27日签订的《购房协议》中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约定合法有效，王国峰享有第三人凤台村委会发包的位于该村四组7.57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原经营权证编号鄂EJ2061204124）;二、驳回吴华锋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40元，由吴华锋负担。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2.61亩旱地包含在《购房协议》内，符合农村房屋及土地流转的交易习惯，符合大鱼池实测面积的现状，也与吴华锋数年来没有从王国峰处收取租金的情况相符，与双方交易后近10年无争议的实际情况相符。因此，《购房协议》中关于“鱼池面积8000㎡”的转让应当认定为吴华锋对7.57亩承包地的整体转让。司法确认是人民调解具备司法强制执行力的必要前提，虽然吴华锋与王国峰在因2.61亩旱地发生争议后签订了《调解协议》，但王国峰当天即以面积存在误解为由向村委会及财政所相关人员反映要求撤销协议，主张进行面积实测后再行调解，后财政所及村委会也未按《调解协议》的内容进行上报确权，吴华锋要求王国峰返还2000平方米旱地，与7.57亩承包地已整体转让的事实不符，一审判决未支持吴华锋的该项请求，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吴华锋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恰当，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吴华锋已预交），由吴华锋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闫玲玲审判员  张 灿审判员  胡建华二〇二〇年六月四日书记员  郑宇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