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3民终322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小漂，女，1994年1月2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永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郑自力，浙江震瓯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郑可，男，1989年4月1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永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仙兵，永嘉县瓯北法律服务所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上诉人李小漂与被上诉人徐郑可赠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永嘉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浙0324民初2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合议庭认为没有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经评议，现已审理终结。李小漂上诉请求：请求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徐郑可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1.2019年5月7日分四笔共赠与李小漂的33400元金额系恋爱期间双方建立感情基础的一般赠与，且用于双方共同生活日常支出，一审判决以李小漂无法陈述款项具体用途为由，认定上述款项为缔结婚姻目的赠与理由不充分，适用法律错误。首先，从双方感情发展路线可以看出，双方于2019年4月经人介绍认识，徐郑可对李小漂一见倾心，考虑到双方年龄差距及各方面原因，徐郑可想通过赠与金钱方式迅速俘获李小漂的芳心也是人之常情。上述四笔款项转账时间正是双方确定恋爱关系时，其中两笔转账数字系5200，代表中文“我爱你”的意思，这些具有特殊含义的转账数字，符合恋情期间徐郑可向李小漂表达爱意、增加双方亲密关系的一般赠与。其次，上述款项均用于双方共同日常生活支出和维系感情的必要支出。一审法院认为李小漂无法陈述款项具体用途，认为李小漂的陈述不符合常理，但货币属于种类物，不具有独立的特定化特征，很难证明消费属于该款项支出费用，且双方平时共同消费记录繁多，大部分开支费用都是李小漂向第三人进行支付，其中包括现金支付和电子支付，法院要求李小漂陈述每笔支出费用和用途明显不利于李小漂举证，且一审期间李小漂提交的转账记录和部分消费记录，已经徐郑可认可属于共同消费。因此，上述款项属于一般赠与，一审判决要求李小漂全部返还上述款项不符合情理。2.一审判决认定徐郑可于2019年6月30日支付李小漂10000元、2019年8月14日支付李小漂15000元也属于为缔结婚姻为目的的赠与，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导致法律适用错误。2019年6月30日的10000元经查明，系李小漂手机丢失后重新购买手机的费用。虽然徐郑可表示一开始系因投资店铺而做出的赠与，但李小漂购买手机时明确告知徐郑可具体使用用途，徐郑可对款项用途变更明知且同意，因此该笔款项从最开始投资的赠与变更为购买手机的赠与，徐郑可赠与的愿意也因此发生改变。手机作为日常消费品，属于爱意表达的赠与，不属于缔结婚姻目的的赠与，李小漂不用返还。其次，因李小漂原先有经营服装店的经验，双方合意共同出资经营服装生意改善婚后生活。李小漂不否认该部分款项存在缔结婚姻为目的，但服装生意系双方共同出资，徐郑可因工作原因，服装经营事项交由李小漂负责打理，且该服装店已进购一批衣服、衣架和模特等经营用品，后因徐郑可提出解除婚约，导致李小漂无心经营店铺，导致服装堆积尚未处理，李小漂利益也受到损害。因此，对经营服装生意产生的损失应由双方共同承担，李小漂不应退还因投资失败徐郑可部分的出资款项。3.徐郑可主动解除婚约，现又要求退还以缔结婚姻为目的的赠与款项，有违公序良俗原则。被上诉人徐郑可辩称：1.双方自2019年4月经人介绍认识，徐郑可相继通过微信、支付宝向李小漂转账，徐郑可的转账行为均为追求缔结婚姻的目的，属附解除条件的赠与，并非单纯以无偿向李小漂转移财产权利。现缔结婚姻目的不能实现，即赠与解除条件成就，赠与失效。基于该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属于以缔结婚姻为目的的赠与正确。2.徐郑可在基层派出所工作，收入微薄，不可能通过赠与金钱方式维系感情，李小漂称徐郑可通过金钱方式俘获其芳心，贬低了双方的身份地位，该说法有违社会公序良俗。3.关于2019年5月7日转账的33400元，李小漂没有提供充分完整的证据证明款项的具体用途，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4.关于2019年6月30日转账的10000元和8月14日转账的15000元，因李小漂准备开店，所以徐郑可支付上述款项，该赠与目的明确，系基于双方缔结婚姻并共同生活的期待和改善婚后生活的目的。但李小漂在接受款项后因手机丢失将其中10000元用于购买手机，这是李小漂在接受赠与后行使财产处分权的行为，加上当时双方的身份关系，徐郑可没有理由要求收回赠与财产，因此改变款项用途不影响徐郑可赠与款项的初衷。李小漂以手机作为日常消费品属于爱意表达的赠与，及4月29日徐郑可赠与5000元购买手机为一般赠与为由，主张该款项同样为一般赠与，牵强附会，没有法律依据。徐郑可将25000元支付给李小漂，由李小漂经商适用，徐郑可并未参与经营活动。李小漂将徐郑可的赠与款项偷换成合伙经营出资款，属于偷换概念。5.一审期间，李小漂承认订婚后带陌生男子回出租房系导致双方关系恶化的导火线。李小漂在订婚后因该事件对徐郑可造成隔阂，同时没有维护好双方的感情，反而通过微信要求徐郑可起诉解除婚约，可见李小漂也有解除婚约之意。在返还彩礼案件中，李小漂认为部分款项不属于婚约财产范围，要求另案处理，现徐郑可提起本案之诉，李小漂又以违反公序良俗拒不返还，显然没有法律依据。综上，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徐郑可一审诉讼请求：判令李小漂返还徐郑可不当得利91218元及利息损失，利息损失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4月间，徐郑可与李小漂经人介绍认识。2019年4月29日，因李小漂需购买手机，徐郑可赠与李小漂5000元。2019年5月7日，徐郑可分别赠与李小漂10000元、5200元、5200元、13000元，合计33400元。2019年5月14日，徐郑可赠与李小漂3000元。2019年5月30日，双方举办订婚仪式。2019年6月21日，徐郑可赠与李小漂3000元。2019年6月30日，因李小漂要开服装店，徐郑可赠与李小漂10000元。之后，李小漂表示因手机丢失，使用该款重新购买了手机。2019年8月14日，徐郑可再次因李小漂开服装店赠与15000元。2019年8月20日，因李小漂交纳房租，徐郑可赠与李小漂5000元。2019年4月至2019年8月，徐郑可通过微信、支付宝等电子平台小额支付被告共计8278元（包括2019年6月6日李小漂支付宝转给徐郑可2000元后徐郑可转还李小漂的2000元）。其中2019年4月27日转账520元，2019年4月28日转账336元备注“亲爱的做美容”，2019年5月23日转账500元备注“老婆大人收钱”，2019年8月6日转账520元备注“爱你”，2019年8月23日转账52元。2019年5月至2019年8月，李小漂通过微信、支付宝等电子平台小额支付徐郑可共计8738元（包括2019年6月6日双方相互转账的2000元）。双方在订婚后有共同生活，李小漂支付了部分共同消费的开支。2019年8月，双方因共同生活中的琐事发生矛盾。2019年10月，徐郑可及其父亲徐振浩提起婚约财产纠纷之诉。在该案审理中，法院认为订婚前后，徐郑可支付李小漂的款项与婚约财产纠纷系不同法律关系，且金额较大，不予一并处理，由当事人另行主张。现徐郑可以李小漂未返还款项为由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转移给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的合同。对于恋爱期间双方赠送小礼物等用于表达爱意、小额金额的赠与，或者双方日常性消费，系具有道德意义的一般赠与，一般不能主张返还。对于金额较大的财物赠与，其实质隐含了赠与方为缔结婚姻之目的，并非单纯以无偿转移财产权利为目的，受赠方对此种目的也是心知肚明的，若最终双方未缔结婚姻关系，则一方占有大额财产失去合理性基础。这种特殊形式的赠与应认定为附解除条件的赠与，当缔结婚姻或共同生活目的无法实现时，解除条件成就，赠与失效。本案中，徐郑可赠与李小漂的款项，部分是日常表达爱意的赠与，这部分赠与系普通赠与，不能主张返还。徐郑可对李小漂的大额赠与，从双方相处时间，相处后曾订立婚约，社会常理而言已超过日常交往礼尚往来的范围，不能界定为恋爱期间的一般赠与，应认定为以缔结婚姻为目的的赠与。具体到徐郑可赠与李小漂的款项，徐郑可通过微信、支付宝等电子平台于2019年4月至2019年8月小额支付被告共计8278元，部分款项金额有特殊含义，部分款项备注内容以表示爱意，均应当认为是普通赠与，同时在该时间段，李小漂向徐郑可转账的财物与该部分小额转账金额相近，徐郑可要求李小漂返还，依据不足，不予支持。徐郑可于2019年4月29日因李小漂购买手机赠与5000元，2019年8月20日因李小漂交纳房租赠与5000元，该两笔款项均有明确目的，系双方交往期间为表达爱意的赠与，且手机为日常消费用品，并非大额款项，应认定为一般赠与。徐郑可陈述2019年5月14日、2019年6月21日的两笔3000元均为领取工资后交由李小漂保管，李小漂陈述2019年6月21日的3000元系购买平板电脑，根据徐郑可此前起诉的婚约财产纠纷，徐郑可曾陈述为李小漂购买平板电脑及手表等物品，这两笔款项金额不大，很可能用于购买平板电脑等物品，故应认定为一般赠与。徐郑可在2019年5月7日分四笔共赠与李小漂33400元，金额较大，李小漂认为是徐郑可赠与用于日常开支但未陈述具体用途，李小漂的陈述不符合常理，原判认为这部分的款项应认定为缔结婚姻为目的的赠与。徐郑可于2019年6月30日支付李小漂10000元，2019年8月14日支付李小漂15000元，双方均陈述因李小漂准备开店，所以徐郑可支付李小漂。李小漂陈述6月30日的10000元后来因手机丢失而用于购买手机。李小漂接受款项后改变款项用途并不影响徐郑可支付李小漂时的原意。徐郑可基于双方缔结婚姻并共同生活的期待而将款项支付李小漂，由李小漂经商使用，徐郑可并未参与李小漂的经营活动，故这两笔款项共计25000元也应认定为缔结婚姻为目的的赠与。徐郑可主张通过蚂蚁花呗套现8540元支付李小漂，李小漂并未认可，徐郑可也未提交证据证实，原判不予认可。根据上述分析，徐郑可为缔结婚姻的目的共赠与李小漂58400元，双方订婚后无法继续生活而分手，李小漂继续占有该部分款项并无法律上的依据，李小漂理应将该部分款项返还徐郑可。考虑到双方已订婚并曾共同生活，原判酌定李小漂返还徐郑可50000元。因徐郑可支付李小漂款项的基础有身份属性，支付时并未约定利息，事后又因涉案款项性质发生争议，徐郑可要求李小漂支付利息损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判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百五十八条规定，判决如下：一、李小漂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徐郑可50000元；二、驳回徐郑可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李小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080元，减半收取1040元，由徐郑可负担515元，李小漂负担525元。本院二审审理期间，李小漂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1.消费记录，用以证明李小漂个人部分消费记录共计8383元，用于徐郑可部分消费记录共计785.3元，用于双方部分共同消费记录共计857元；证据2.照片，用以证明双方投资款项用于购买衣服、衣袋及店铺设备。徐郑可没有提供证据。针对李小漂的提交的证据，徐郑可质证称，对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于李小漂的个人消费记录在婚约财产案件中已经提交过，属于重复提交，其中李小漂父亲往返车票的费用实际是徐郑可支付的，其他款项并不知情，对于其中向他人的转账不清楚，对于李小漂为徐郑可支付的两笔共计199.60元话费予以认可；对证据2，李小漂未能提交照片原件，实际上服装店至今未开业，照片是李小漂朋友处拍摄。关于李小漂提交的证据，本院认为，关于证据1，对于其中向他人转账部分的款项，无法核实其消费用途，但就该证据反映的款项金额，也明显低于一审判决认定一般赠与部分的金额，故该证据并不影响对本案二审争议部分赠与的性质认定；关于证据2，李小漂未能提交照片原件，无法核实照片拍摄地点、时间，不符合证据基本形式要件，对其真实性无法确定，对该证据不予采纳。本院经审查当事人一审提供的证据，依法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当事人因赠与款项返还产生纠纷，一审判决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关于赠与相关规定进行审查，双方当事人亦围绕赠与性质发表诉辩意见，故一审法院将本案案由确定为不当得利纠纷不当，本案应为赠与合同纠纷，本院对案由予以纠正。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2019年5月7日赠与的四笔共计33400元、6月30日赠与的10000元及8月14日赠与的15000元款项是否系以缔约婚姻为目的的赠与。对于赠与性质的判断，应结合赠与发生时双方的关系、双方收入和消费能力及赠与初衷等因素。徐郑可系基层派出所协警，月收入3000元左右，二审争议款项明显超出其表达爱意的经济负担。对于其中33400元，李小漂抗辩用于消费开支，但即使结合李小漂二审提交的消费记录、一审认定其他一般赠与的金额以及双方交往的时长，李小漂的抗辩也显然不能成立，一审认定该笔款项系为缔结婚姻为目的的赠与正确。至于6月30日赠与的10000元和8月14日赠与的15000元，徐郑可赠与的原因系李小漂准备经营服装店，不论李小漂将收到的款项是否实际用以经营服装店，赠与性质的判断是以徐郑可赠与的初衷为依据的，而李小漂也没有证据证明系双方共同出资经营，故原判认定该两笔款项系为缔结婚姻为目的的赠与正确。在扣除其他赠与款项的情况下，一审判决充分考虑双方订婚、共同生活的实际，对二审争议款项再次酌情扣减返还金额，符合情理，本院予以维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上诉人李小漂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百隆审判员  刘伟达审判员  柯丽梦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江佳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