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677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袁秀兰，女，1964年8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东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钊，广东经纶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戚仲聿，广东经纶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古镇支行，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古镇镇华廷路灯都华廷A型3号B3-B5卡商铺首层、B2-B5卡商铺二层。负责人：温小梅。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洪俊，上海虹桥正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雯珏，上海虹桥正瀚（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华强路1号珠控商务大厦102、103、201、602、25-35楼。负责人：王军。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思薇，系该分行职员。上诉人袁秀兰因与上诉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古镇支行（以下简称平安银行古镇支行）、被上诉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以下简称平安银行广州分行）侵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粤0106民初162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系被告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员工魏伟清利用原告基于其银行职员身份而产生的信任，伪造虚假合同骗取原告资金，谋取个人非法利益所引起的侵权纠纷。被告平安银行广州分行与平安银行古镇支行之间并无隶属关系，其在案涉交易过程中亦不存在任何过错，原告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并予以驳回。结合袁秀兰、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各方的诉辩意见及庭审情况，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1、魏伟清的行为是否属于职务行为；2、原告、被告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对于本案损失的发生是否存在过错，是否应当承担责任及各应承担多大比例的责任。一、关于魏伟清的行为是否构成职务行为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虽然案涉的委托贷款合同磋商、签订，原告资金的划付均发生于被告平安银行古镇支行的经营场所，魏伟清也具有该行员工的职务身份，但从魏伟清刻制假银行印章及私章、伪造虚假合同并将从原告处获取的资金用于转贷牟利或自身消费，可知其行为不仅不利于增进和维护单位利益，反而与被告古镇支行的利益明显有悖，其资金并未交付给被告平安银行古镇支行或平安银行广州分行，其行为必然也未经被告古镇支行的授权或许可。因此，魏伟清的行为既未获得被告平安银行古镇支行的授权和许可，其目的也非为了被告平安银行古镇支行的利益，并不属于执行工作任务而实施的行为，不构成职务行为。二、关于原告、被告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对于本案损失的发生是否存在过错，是否应当承担责任及各应承担多大比例的责任的问题。首先，原告在交易过程中的疏忽大意，缺乏对自身资金安全的风险防范是其损失惨重的主要原因。本案中，魏伟清的违法手段具有隐蔽性，根据林剑锋和张聪涛的陈述，每次交易的磋商、合同的订立均利用了魏伟清的办公室这一封闭的空间，并由魏伟清与原告单独进行。而原告又对魏伟清过于信任，对于如此巨额频繁的款项划付没有尽到基本的注意义务，仅在空白汇款单据上签名后任由魏伟清填写并操作，或将网银U盾轻率交付魏伟清或林剑锋进行转账操作，这无疑在客观上对魏伟清隐藏、掩盖其违法行为起到了帮助和配合的作用。同时，转款的用途均备注为往来款，属于正常的个人转账业务。对此种隐蔽性强、没有异常迹象的资金交易，于银行而言存在预警和监控上的难度。而原告并非普通的银行储户或金融消费者，不仅具有多年经商的经历，也具有长期在银行购买理财产品和办理各类业务的经验，风险防范的意识和银行业务流程的熟悉程度理应高于常人。相关案件所涉的资金金额和交易的频繁程度，亦决定原告在追求高额、稳定理财收益的同时，对其资金的安全更加不应忽视。原告曾在被告平安银行古镇支行购买过正规的理财产品，也有在民生银行成功办理过正规的委托贷款业务的经历，应该知晓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资金应先转入其个人在银行开办的理财专户，再流向具体的使用用途。但是，原告案涉资金均是直接支付给借款人个人，回款也是从多个不同的个人账户回款，且相应的转账备注均为往来款，与正规的银行理财资金划付流程有着明显的区别。然而，原告不仅没有在事前对相关业务和合同的真实性向银行进行必要核实和查证，在事后对资金走向和实际用途提出过质疑和异议。相反，其在签约流程和资金流向完全不同的虚假委托贷款交易面前，竟然完全没有应有的警觉意识和识别能力。不仅如此，即便按照虚假合同上约定的交易流程，贷款款项也应先行进入结算专户再向借款人发放，每次收款人信息和转账摘要信息银行已作短信提示，原告对转账细节是明知的，从其随意签署空白转账凭证或将网银U盾交付他人操作，对缔约、资金转账和回款上的种种不合常规的迹象视而不见，可见其对资金安全的风险防范意识淡薄到了何种程度。而这一切仅因魏伟清具有银行工作人员的职务身份，是无法作出合理解释的。而与此同时，随着金融创新和银行业自身的发展，银行自营或代售的金融产品可谓推陈出新、琳琅满目，让人目不暇接。金融产品的专业性、复杂性也使得普通民众无法轻易搞清弄懂，加之部分银行职员职业道德缺失、法律意识淡薄，违法犯罪致使近年来“飞单”事件频频爆发、屡禁不止，不仅给投资者造成损失，也对银行业的整体信用和声誉带来负面影响。因此，将风险防范的责任全部归诸于投资者不仅不利于消除“飞单”隐患，对投资者也有欠公平。为了应对新的形势，银行业有义务加强内部管理和创新风控措施。例如，强化对员工选任和日常履职的管理，加大对营业网点的监督检查力度，充分利用业务信息系统、视频监控系统进行常态化的监测预警，通过对客户资金异动、员工可疑行为的监控、筛选和分析，持续开展对“飞单”交易的排查和治理。不仅如此，针对“飞单”隐蔽性强、形式多样、不易监控的特点，应当加大对投资者风险教育和提示，在大堂、理财室等主要营销场所以简明、清晰、易懂的方式加强对客户的警示和指引，充分揭示“飞单”交易的常见做法和严重危害，力求防患于未然。在“飞单”交易风险的防范中，只有依靠银行与投资者各尽其责，才能有效消除此类风险对投资者造成巨大损失和对银行业声誉造成的损害。反观本案，原告的过失自不待言，但就被告平安银行古镇支行的举证而言，其内部排查和风控措施流于形式，对员工日常履职行为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管理，对其员工魏伟清在职期间实施巨额诈骗的行为未能及时发现处理。原告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通过柜台转账和网银转账方式转出多笔数额巨大的款项，转账过程有除魏伟清外的其他银行员工参与。对该大额资金划付的异常行为，被告平安银行古镇支行的其他员工和上级管理层未能及时发现，可见被告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对此缺乏有效的监管。因此，被告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对原告资金损失存在一定程度的过错，应当承担一定比例损失。鉴于原告与被告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分别存在过错，综合分析讼争双方过错大小及造成损害结果的原因力，本院酌情认定原告自行承担损失的85%，被告平安银行古镇支行承担原告损失的15%。此外，（2018）粤2072刑初948号判决认定的魏伟清未归还原告的资金为72421551元，本院对此予以采纳。而原告在本系列案中主张的全部损失为7800万元，与刑事判决认定的资金损失存在5578449元的差额。因本案各方均未能明确该5578449元可抵扣哪一案件项下损失，本院依照原告向平安银行古镇支行主张的总损失6100万元及向民生银行古镇支行主张的总损失1700万元，按比例进行扣减（经核算，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应扣减的金额为4362571元），并将被告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应扣减金额在本案中予以抵扣，经抵扣后，原告在本案主张的合同项下的金额应为8637429元（1300万元-4362571元）。同时，原告要求被告按照虚假合同约定的借款利率支付利息损失的诉请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并酌情调整为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付原告的利息损失。另需指出的是，本案与魏伟清诈骗罪刑事案件之间虽有牵连，但并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原告有权选择或同时通过民事诉讼程序抑或刑事追赃退赔程序追究相关责任主体的侵权责任并获得损失填补。魏伟清的不法行为固然是造成原告损失的根本原因，应对给原告的全部损失承担终局责任，而被告平安银行古镇支行也理应为其人员选任及使用监督上的过错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其承责后有权再行向最终责任人追偿。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一审判决如下：一、被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古镇支行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袁秀兰赔偿1295614元及利息损失（自2015年9月2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付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袁秀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18330元，由原告袁秀兰负担103990元，由被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古镇支行负担14340元。原审判后，袁秀兰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漏查大量关键事实，对被上诉人的整个侵权行为割裂处理，导致错判。1、上诉人自2012年起开始在中国民生银行古镇支行购买理财产品，并由该行的理财经理魏伟清担任理财顾问，在民生银行古镇支行的理财产品都非常正常，这也是上诉人信赖银行的基础。后魏伟清在2014年初去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工作，上诉人开始在平安银行古镇支行购买理财产品，平安银行古镇支行的理财产品也都非常正常，这是上诉人对银行信赖的延续。正因为有基础、有延续，上诉人才不会发现异常。一审判决却对上诉人在民生银行与平安银行购买理财产品的信赖延续关系视而不见。2、上诉人在平安银行的理财合同，与民生银行的理财合同模板、方式基本相同，产品基本相同，即便是现在聘请金融分析专家，花大量的时间，也根本分辨什么是真理财，什么是假理财，作为普通消费者的袁秀兰，在银行工作场所的短时间内，更加无法辨别真假。3、上诉人需要在银行填写多份文件，例如《委托贷款委托合同》、《私人银行客户理财委托书》、《项目融资撮合确认单》、《委托贷款申请书》等资料。这些资料都非常专业，字数也非常多，都是银行发放的资料，看起来很正规。这更加加深了上诉人作为金融消费者对银行专业、审慎的信赖。即便是对于一个有投资理财经验的人来说，银行副行长和银行工作人员在银行工作区域的营业行为，当然一定是代表银行的，也就是银行的行为。一个再有投资理财经验的人，也无法在银行工作场所内，发现这家银行的副行长及其他的工作人员的行为不代表银行。4、上诉人在民生银行、平安银行有多笔理财，多次办理该类委托贷款类理财产品，多次收到本息。所有业务的办理都是在银行营业场所，特别是，上诉人是平安银行的VIP客户，每次去银行，银行的多名工作人员都是热情接待，填表、转账等等都由银行工作人员在银行工作场所代为进行，在银行人员的引导下，上诉人只要签字，输入密码即可。这种情况下，上诉人不可能对银行产生任何的质疑。上诉人根本无法分辨给上诉人这VIP客户提供金融服务的银行工作人员中有骗子，而且骗子是银行的副行长。一审判决漏查了袁秀兰在银行里面怀疑银行的可能性，也漏查了袁秀兰是银行VIP客户，以及作为VIP客户应当享有的更优权利这一事实。6、一审判决还漏查了袁秀兰网银转账、柜台转账都由银行多名银行工作人员协助操作的事实。这是林剑锋、魏伟清等人都承认的事实。这一事实非常关键，银行多人参与而且在银行不同的区域协助袁秀兰操作，使得袁秀兰不可能怀疑其中有假，更应加重平安古镇支行的过错。7、一审判决还漏查魏伟清与林剑锋违法违规提升袁秀兰单天转账额度后，林剑锋在公安机关交待“事后我还觉得好奇，就问了魏伟清为何袁秀兰会分几笔转了那么大金额给几个人的，但魏伟清就回答说这是袁秀兰自己的事情，叫我不要管那么多。”这一事实也非常关键。平安古镇支行的员工，即便是发现了副行长明显的违规行为，也是基于上下级关系，隐瞒不报。听之任之。这种同事之间放纵违法的行为，更应加重平安古镇支行的过错。8、一审判决还漏查了魏伟清离职之后，平安银行不曾将这一情况向上诉人告知的事实。而且在案发之后，上诉人听魏伟清的同事李亚楠说，魏伟清是被平安银行古镇支行记大过、辞退的，并不是自己辞职的。上诉人作为平安古镇支行的大客户，而且是魏伟清负责的大客户，在平安古镇支行辞退魏伟清之后，本应当立即通知客户，特别是通知像上诉人这样的VIP客户，但是上诉人自始至终没有收到。9、一审判决对7800万元本金的扣除毫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7800万元的本金总数不应扣除。袁秀兰完全是对银行的信任而不是对魏伟清个人的信任和购买理财产品。袁秀兰对银行的信任，是全方位的。袁秀兰一直非常相信银行公信力，相信银行员工在银行的行为代表银行，特别是副行长魏伟清的行为更加代表平安古镇支行。袁秀兰曾经在魏伟清任职期间，购买的多笔理财产品都得到兑现，更加加重了对银行的信任。袁秀兰是银行的VIP客户，更加不可能对银行产生质疑，一个VIP更加会信任服务机构。袁秀兰根本不可能分辨也无法分辨银行上班期间的银行工作人员中有骗子。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审理程序错误。上诉人并无过错，被上诉人应对上诉人的全部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一审判决对双方责任比例的划分严重失当。同案不同判，严重违背最高院的精神。综上：请求撤销原审（2017）粤0106民初16225号民事判决；二、改判支持上诉人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发表答辩意见称，不同意袁秀兰所有的上诉请求，针对袁秀兰上诉的部分，我们认为原审法院对于袁秀兰在整个事件当中对于损失所负有的过错的认定，以及相关的事实，我们认为原审都是正确的。当然结合我们也上诉，我们认为整个事件当中银行是没有过错的。原审判后，平安银行古镇支行上诉称：一、本案中袁秀兰损失是魏伟清犯罪行为所致，而魏伟清的行为并不涉及理财产品“飞单刀交易，案涉《委托贷款委托合同》是魏伟清虚构的，并非平安古镇支行的理财产品，原审判决混淆了委托贷款与理财产品的区别，并将魏伟清诈骗袁秀兰的行为套用“飞单”交易模式，以平安古镇支行对“飞单”监管和预防的缺失为由判决平安古镇支行承担赔偿责任，属于明显错判。二、原审判决对部分事实认定错误，现有证据足以证明平安古镇支行对员工履职行为监管到位，切实落实对员工选任、人品、职业操守、合法合规培训等内部控制制度，也采取了必要和适当的风险提示和防范措施力图避免客户遭受损失。三、本案袁秀兰主张的是侵权纠纷，判断平安古镇支行是否承担责任的重点是审查平安古镇支行在本案中是否有过错，是否存在侵权行为，与袁秀兰的损失是否具有因果关系。本案在案证据显示平安古镇支行已尽到监管职责，并无过错，且至今被上诉人未能举证证明平安古镇支行存在侵权行为。本案损失系由魏伟清犯罪行为和袁秀兰本人重大过失所致，即便平安古镇支行确有用人不当之处，与袁秀兰损失不成立相当因果关系，原审判决仅认为平安古镇支行选人用人上忽视对员工人品和职业操守的考察，就认定平安古镇支行有过错，需承担一定比例损失，应予以纠正。四、本案中，平安古镇支行不存在侵权行为、不具有过错，与袁秀兰的损失也没有因果关系，不应对袁秀兰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袁秀兰的款项直接转账至魏伟清控制的账户或案外第三人，从未进入平安古镇支行的账户内，平安古镇支行不负有返还款项或支付利息的义务，原审判决要求平安古镇支行向袁秀兰赔偿利息以及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不存在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以纠正。五、程序上，袁秀兰损失可被刑事案件判决退赔处理，袁秀兰的损失应向犯罪分子魏伟清进行刑事追赃，袁秀兰应该向有关部门申请启动退赔程序，无权向平安古镇支行主张，更无权提起本案诉讼。综上：请求一撤销本案（2017）粤0106民初1622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袁秀兰的全部诉讼请求。三、改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被上诉人袁秀兰答辩称，袁秀兰的损失本质原因和根本原因就是因为银行没有尽到监管义务所导致的，并不是魏伟清的犯罪行为所导致的，如果银行尽到了相应的监管义务的话，就不可能有魏伟清副行长的犯罪行为，平安古镇支行对袁秀兰的损失他有根本性的重大过错，他要为过错来承担赔偿责任。二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综合各方当事人的上诉、答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仍然是魏某的行为是否属于职务行为，以及袁秀兰与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平安银行广州分行对于本案损失的发生是否存在过错，是否应当承担责任及各应承担多大比例的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虽然涉案委托贷款合同的签订以及款项的划付均发生于平安银行古镇支行的营业场所内，魏某也具有该支行员工的职务身份，但魏某私刻平安银行广州分行的公章和负责人私章、伪造虚假合同并将从袁秀兰处获取的资金用于转贷牟利或个人消费，其行为并未获得单位授权和许可，显然也并非为了平安银行古镇支行的利益，故一审法院认定魏某的行为并非职务行为是正确的，本院予以维持。关于争议焦点之二。本院认为，袁秀兰在交易过程中未尽到审慎的注意义务，对涉案委托贷款交易的显著异常未能及时察觉，对资金安全风险疏于防范，是导致其涉案损失的主要原因。首先，从合同缔结过程来看。平安银行古镇支行与平安银行广州分行并无隶属关系，魏某作为平安银行古镇支行的员工，却以平安银行广州分行的名义与袁秀兰签订涉案《委托贷款委托合同》，与一般常理不符。其次，从款项划付过程来看。袁秀兰曾经在平安银行古镇支行购买过正规的银行理财产品，也曾在民生银行古镇支行办理过正规的委托贷款业务，应该知晓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资金应先转入其个人在银行开办的理财专户，再流向具体的使用用途。袁秀兰在民生银行古镇支行办理的真实的委托贷款业务的转账备注为“私人银行产品划款”、“委贷本金转回”，即正规理财资金转账备注应可以明确看出与银行理财相关。反观袁秀兰涉案资金的划付，均是直接划付给借款人个人，回款也是从个人账户转回，而且是从多个不同的个人账户回款，转账备注均为往来款，与正规的银行理财资金划付流程有显著的区别。袁秀兰作为一个在中山古镇当地经营灯饰多年的商人，有丰富的从商经验，具备高等学历，也具有长期在银行购买理财产品和办理各项业务的经历，风险防范的意识和对银行业务流程的熟悉程度应高于常人。然而袁秀兰却对上述种种缔约和款项划转流程的异常均视而不见，很大程度上是袁秀兰轻信魏某，以及被涉案委托贷款业务所约定的高息所吸引的后果，相应的责任应由其自行承担。平安银行古镇支行用人失察，对涉案大额资金的划付未尽到核查义务，也是导致袁秀兰涉案资金损失的原因之一。从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在本案中提交的证据来看，其内部排查和风控措施流于形式，对员工日常履职行为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管理，对其员工魏某在职期间实施巨额诈骗的行为未能及时发现处理。袁秀兰在长达两年时间里通过柜台转账和网银转账方式转出多笔高达数百万元的款项，转账过程有除魏某外的其他银行员工参与。对其大额资金划付的异常行为，平安银行古镇支行的其他员工和上级管理层未能及时发现，可见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对大额款项划付缺乏有效的监管。一审法院对双方过错的分析与论述正确充分，本院不再赘述。综合上述，本院认为，鉴于袁秀兰与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分别存在过错，一审法院综合分析双方过错大小及造成损害结果的原因力，酌情认定袁秀兰自行承担损失的85%，平安银行古镇支行承担袁秀兰损失的15%，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平安银行古镇支行承担责任后，可向魏某追偿。平安银行广州分行与平安银行古镇支行之间并无隶属关系，其在案涉交易过程中亦不存在任何过错，袁秀兰上诉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但未提出任何事实和理由，本院对其该上诉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袁秀兰、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古镇支行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6366元，由上诉人袁秀兰负担92026元，上诉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古镇支行负担1434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彭 湛审判员 林幼吟审判员 叶建伟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八日法官助理黄慧书记员梁敏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