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行 政 赔 偿 裁 定 书                                      （2020）陕71行赔终7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抗琼，女，汉族，1986年2月9日出生，公民身份XXXXXXXXXXXXXXXXXX，住西安市灞桥区。   委托代理人王晓星，陕西永嘉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政府洪庆街道办事处，住所地西安市灞桥区。   负责人陈健，人大工委主任。   委托代理人牛树全，该办事处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任芮，陕西华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抗琼因与被上诉人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政府洪庆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洪庆街办）行政赔偿一案，不服西安铁路运输法院（2020）陕7102行赔初43号行政赔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进行听证审理了本案。   一审法院查明，2017年8月30日，原告抗琼以灞桥区洪庆街办、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政府为被告，向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确认灞桥区洪庆街办、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政府于2017年6月15日对其位于西安市灞桥区XX村XX号房屋拆除行为违法。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于2017年12月11日作出（2017）陕71行初378号行政判决书。该判决书中认定：“……原告抗琼系西安市灞桥区XX村XX村XX小组村民，其农业家庭户口显示住址是西安市灞桥区XX号XX号。2011年12月12日抗琼与宁夏永宁县XX乡XX村XX段杰结婚，婚后二人育有一子，抗琼的农业家庭户口上有抗琼本人与儿子二人。2005年1月31日，西安市灞桥区土地管理局向西安市灞桥区上鲁峪村民委员会作出灞土管批字[2005]229号《关于村民申请划拨宅基地的批复》，XX村XX村XX小组村民抗建宁划拨宅基地133平方米。抗建宁系原告抗琼叔叔。抗建宁在西安市灞桥区土地管理局给其批准宅基地后，因资金困难未在该批准的宅基地上建造住宅，后抗建宁于2011年因结婚搬离上鲁峪村。2012年抗琼在给其叔叔抗建宁批准的宅基地上建造一层平房房屋，房屋未安装门窗，门牌号为XX村XX号，抗琼一家也一直未居住进去。……原告抗琼在给其叔叔抗建宁批准的宅基地上建造的一层平房房屋在灞桥区XX街道移民搬迁项目（一期）拆除范围内。被告灞桥区洪庆街办作为涉案移民搬迁项目的实施单位，负责上鲁峪村移民搬迁工作的具体实施。2017年6月15日，被告灞桥区洪庆街办组织有关部门，在未履行相关法律手续情况下，对原告抗琼在西安市灞桥区上鲁峪村给其叔叔抗建宁批准的宅基地上建造的一层平房房屋进行了拆除。庭审中，被告灞桥区洪庆街办对其组织有关部门拆除原告所建一层平房房屋的事实认可，但称其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只是略有瑕疵。本院认为，……抗琼在给其叔叔抗建宁批准的宅基地上建造了一层平房房屋，抗琼系该房屋的所有权人，与该房屋被拆除行为有利害关系，故抗琼是本案的适格原告。……本案中，原告抗琼所诉被拆除的房屋，在没有法定机关依法定程序认定为违法建筑的情形下，而被灞桥区洪庆街办在组织实施灞桥区XX街道移民搬迁项目（一期）上鲁峪村移民搬迁工作中予以拆除。被告灞桥区洪庆街办作为移民搬迁项目的实施单位，在对原告所诉房屋实施拆除行为时，没有履行法律规定的强制拆除程序，在举证期限内也未提交证据证明自己拆除行为的合法性，故被告对原告房屋的强制拆除行为没有法律依据。鉴于原告的房屋已被拆除，本案中所诉的拆除行为不具有可撤销的内容，依法应当确认被诉的拆除行为违法。……判决如下：确认被告灞桥区洪庆街办强制拆除原告抗琼位于西安市灞桥区XX村XX号房屋的行为违法”。该判决书送达原告抗琼及被告灞桥区洪庆街办后，原告抗琼及被告灞桥区洪庆街办均未上诉，该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2019年9月25日，原告抗琼向被告灞桥区洪庆街办邮寄递交了《赔偿请求书》，内容为：“致：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政府洪庆街道办事处：我是抗琼，……我诉贵单位强拆案件已经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2017）号判决书判决贵单位强拆违法。在接到判决书后，我多次去找贵单位的领导、工作人员等要求赔偿，你单位均未答复。现我请求对强拆进行赔偿。赔偿请求为：1.请求被告向原告赔偿住房一套，安置面积为150平方米；2.请求被告赔偿奖励费39000元；3.其它地上附着物价值112000元。请贵单位按照以上予以赔偿。请求人：抗琼 2019年9月24日。”。被告灞桥区洪庆街办于2019年9月27日收到原告抗琼邮寄的《赔偿申请书》后至今未作出处理。原告抗琼不服，于2019年12月2日向本院提起本案行政赔偿诉讼。另查明，原告抗琼于2019年10月16日以灞桥区洪庆街办为被告，向本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本院受理后，因被告灞桥区洪庆街办收到《赔偿申请书》后法定履行期限未届满两个月，原告抗琼向本院递交撤诉申请，本院于2019年11月4日作出（2019）陕7102行赔初259号行政裁定书，裁定准许原告抗琼撤回起诉。再查明，原告抗琼在赔偿请求时效的最后六个月内，无人身自由被限制、重大疾病或其他不能行使赔偿请求权的情形。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原告抗琼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以下简称国家赔偿法）第九条“赔偿义务机关有本法第三条、第四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给予赔偿。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也可以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及第十四条第一款“赔偿义务机关在规定期限内未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赔偿请求人可以自期限届满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提起行政诉讼的同时一并提出行政赔偿请求的，人民法院应一并受理。赔偿请求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须以赔偿义务机关先行处理为前提。赔偿请求人对赔偿义务机关确定的赔偿数额有异议或者赔偿义务机关逾期不予赔偿，赔偿请求人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规定，赔偿请求人可以选择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也可以选择在提起行政诉讼的同时一并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与一并提出行政赔偿请求的区别在于，行政行为的违法确认和赔偿处理是否在一个诉讼程序中予以解决。同时，行政行为具有违法性是承担赔偿责任的前提。如果行政行为未被确认为违法，赔偿请求人在向人民法院对该行政行为提起撤销或者确认违法之诉的同时提起行政赔偿请求的，则属于一并提出赔偿请求。如果行政行为被确认违法，赔偿请求人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即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而对于行政行为已经行政诉讼确认违法的，赔偿请求人可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赔偿请求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1）原告具有请求资格；（2）有明确的被告；（3）有具体的赔偿请求和受损害的事实根据；（4）加害行为为具体行政行为的，该行为已被确认为违法；（5）赔偿义务机关已先行处理或超过法定期限不予处理；（6）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赔偿诉讼的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7）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及《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九条“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之日起计算，但被羁押等限制人身自由期间不计算在内。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赔偿请求的，适用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有关时效的规定。赔偿请求人在赔偿请求时效的最后六个月内，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赔偿请求时效期间继续计算。”的规定，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必须同时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所规定的7项条件。即加害行为被确认违法仅是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法定条件之一，在加害行为被确认违法后，赔偿诉讼请求如需得到法律的支持，还必须同时符合“原告具有请求资格、有明确的被告、有具体的赔偿请求和受损害的事实根据、赔偿义务机关已先行处理或超过法定期限不予处理、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赔偿诉讼的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6项条件。其中对于“原告具有请求资格”的理解，从法律层面上，赔偿请求人不仅具有请求资格，而且赔偿请求必须是在《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九条所规定国家赔偿请求时效内提出。国家赔偿请求时效是指权利人在法定期限内不向国家赔偿义务机关提出权利主张（赔偿请求），就丧失了法律对其权利的保护。其不同于我国现行民事立法上的诉讼时效。诉讼时效的实质是丧失法院适用司法权对其权益的保护。而国家赔偿请求时效的丧失不局限于此，违反国家赔偿请求时效的规定，不仅丧失了赔偿义务机关的法律保护，也丧失了法院司法权的保护。国家赔偿请求时效规定的目的：一是为了督促赔偿请求权人及时行使赔偿请求权利，保护自身合法权益，防止“在权利上睡觉”的情形发生；二是为了法律权利义务的稳定性以及国家行政管理秩序的连续性、稳定性，从而有利于提高行政机关的行政效率，促进社会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二者相比，国家赔偿请求时效规定更侧重于保护国家行政管理秩序的连续性、稳定性。因而除法律另有特殊规定的情况外，所有的国家赔偿纠纷都要适用《国家赔偿法》中关于国家赔偿请求时效的规定。若赔偿请求权人在国家赔偿请求时效期间届满后仍未提出赔偿的，其法律后果不仅导致其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赔偿的请求权消灭；而且同时导致基于该赔偿请求权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请求权利消灭。本案中，被告灞桥区洪庆街办强制拆除原告抗琼位于西安市灞桥区XX村XX号房屋的行为已被确认违法，就行政赔偿事宜，原告抗琼可以请求被告灞桥区洪庆街办先行处理，也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但如果原告抗琼选择请求被告灞桥区洪庆街办先行处理，如前所述，原告抗琼必须遵守《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两年国家赔偿请求时效，确保其向被告灞桥区洪庆街办及向法院请求赔偿的资格不丧失。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了国家赔偿请求时效的起算点为：自赔偿请求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之日起计算。原告抗琼应按照该条规定及时行使自己的赔偿请求权利。被告灞桥区洪庆街办拆除其房屋的时间发生在2017年6月15日，原告抗琼称其当时并未在拆除现场，而其提起确认拆除房屋行为违法诉讼的时间为2017年8月30日，据此推定原告抗琼最迟于2017年8月30日就应当知道被告灞桥区洪庆街办的拆除行为侵犯了其财产权。故本案应当以2017年8月30日作为原告抗琼国家赔偿请求时效的起算点，其于2019年9月25日才向被告灞桥区洪庆街办邮寄《赔偿申请书》，在请求时间上已经超过了上述法律规定的两年国家赔偿请求时效。针对原告抗琼提出其未超起诉期限及国家赔偿请求时效的四点理由是否成立，本院逐一予以释明：关于理由一“认为只有拆除行为被确认违法后才能提起行政赔偿诉讼”，1994年《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自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被依法确认为违法之日起计算，但被羁押期间不计算在内。”的规定已于2010年4月29日、2012年10月26日陆续进行了两次修正，现行《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九条已明确规定了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起算点为“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之日起计算”，原告抗琼提出的理由一因不符合现行《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九条规定，依法不能成立；关于理由二“一直与被告灞桥区洪庆街办指定工作人员协商，协商未果后才向被告灞桥区洪庆街办递交赔偿申请”，原告抗琼向本院庭前提交的其与被告灞桥区洪庆街办的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协商行政赔偿事宜的信息沟通记录（该证据在庭审中未提交）时间分别为2019年10月23日、29日、30日。均在其邮寄《赔偿申请书》时间之后，上述证据不能证明协商发生在国家赔偿请求时效内，因此原告抗琼提出的理由二依法不能成立；关于理由三“其曾在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一并提起行政赔偿诉讼但未被一并立案”，一方面，原告抗琼未能向本院提交其一并提起行政赔偿诉讼但未被一并立案的证据，另一方面，（2017）陕71行初378号行政判决书生效时间为2017年12月底，原告抗琼完全可在该判决书生效后，法律规定的国家赔偿请求时效内请求被告灞桥区洪庆街办先行处理，或在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内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其向被告灞桥区洪庆街办提出先行处理或者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时间非常充裕，其当时放弃一并提起行政赔偿诉讼主要是基于“行政行为被确认违法后才能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错误认识。即使提交一并提起行政赔偿诉讼但未被一并立案的证据，本院认为，该事实并不会造成行政赔偿诉讼起诉期限的耽误，亦不能成为原告抗琼不遵守或者耽搁国家赔偿请求时效的理由，故原告抗琼提出的理由三依法不能成立；关于理由四“行政赔偿诉讼的起诉期限应当从其向被告灞桥区洪庆街办递交赔偿申请后开始计算”，如前所述，《国家赔偿法》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是基于赔偿请求人在国家赔偿请求时效内向赔偿义务机关申请赔偿未果而向法院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起诉期限规定。原告抗琼2019年9月25日向被告灞桥区洪庆街办邮寄《赔偿申请书》，在被告灞桥区洪庆街办对其赔偿申请未作出处理情况下，于2019年12月2日向本院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即属于单独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从《赔偿申请书》邮寄与向本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衔接时间上看，原告抗琼的起诉表面上未超过《国家赔偿法》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三个月起诉期限，但从遵守国家赔偿请求时效法律规定上讲，其向被告灞桥区洪庆街办提出《赔偿申请书》已超过了法律规定的国家赔偿请求时效，其请求赔偿资格已丧失。故原告抗琼提出的第四条理由，依法亦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原告抗琼向被告灞桥区洪庆街办申请赔偿超过了法律规定的国家赔偿请求时效，原告抗琼提出其未超起诉期限及国家赔偿时效的四点理由均不成立，且经本院询问，原告抗琼在赔偿请求时效的最后六个月内，亦不存在人身自由被限制、重大疾病或其他不能行使赔偿请求权的情形，其已丧失了向赔偿义务机关和法院保护其赔偿权利的请求资格，据此，原告抗琼的起诉存在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的赔偿请求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原告应当具有请求资格”条件的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1）项、第二十七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抗琼的起诉。   上诉人抗琼不服原审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西安铁路运输法院（2020）陕7102行赔初43号行政赔偿裁定；2、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包括赔偿抗琼房屋补偿款285000元、奖励费39000元、其他地上附着物112000元）或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裁定书关于本案超过诉讼时效的认定，属于法律适用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赔偿请求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4）加害行为为具体行政行为的，该行为已被确认为违法…。确认违法主要情形包括：（1）作出侵权行为的行政机关承认其行为违法；（2）具体行政行为被复议机关确认违法；（3）具体行政行为经法院生效判决确认违法。确认无论如何不可能扩大解释道赔偿请求人主张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之时。行政侵权的前提是行政行为的违法性，只有当行政行为被认定为违法后，赔偿请求人才“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一审法院将上诉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的时间节点推定为2017年8月30日，即上诉人提起确认拆除房屋行政行为违法的起诉时间，违背了国家赔偿法诉讼时效制度设置的初衷，与国家赔偿法“保障权利人依法取得国家赔偿，促进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立法宗旨完全冲突。（二）上诉人已经在合理范围内非常积极的主张权利。2017年6月15日房屋被拆后，2017年8月30日即向西安铁路运输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2017年12月行政行为被生效判决确认违法后，上诉人就一直与被上诉人进行协商。多次协商未果，2019年9月25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提出正式赔偿请求。2019年9月27日，上诉人到法院起诉行政赔偿，经法院释明，赔偿义务机关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未做出是否赔偿的决定的，赔偿请求人才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故申请撤诉。直至本案起诉。一审裁定迳行认定上诉人沟通的起始时间为2019年10月23日，显然是“故意”。二、关于地上附着物112000元诉讼请求在本案开庭后的撤诉，非上诉人自愿，是在一审法院给上诉人错误审判结果预期的基础上，诱导上诉人作出的撤诉。一审庭审期间，法庭曾要求被上诉人提供上诉人房屋的评估作价材料等，并表示会组织质证，庭审笔录中都有记载，但上诉人在没有任何预期的情况下即收到了一审裁定书。因此，上诉人坚持一审诉讼时主张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洪庆街办辩称，一审裁定适用法律正确，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拆除房屋的时间2017年6月15日，抗琼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是2019年12月 2日，已经超过了国家赔偿请求时效。   本案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另经审理查明，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2017年12月11日作出的（2017）陕71行初378号行政判决已于2017年12月30日生效。   本院认为，根据上诉人抗琼及被上诉人洪庆街办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审查重点是抗琼提起本案行政赔偿诉讼是否符合法定起诉条件。   本案是上诉人抗琼是因被上诉人洪庆街办强拆其位于西安市灞桥区XX村XX号房屋的行为被确认违法后而单独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原审原告抗琼起诉应当符合下列条件:（1）原告具有请求资格；（2）有明确的被告；（3）有具体的赔偿请求和受损害的事实根据；（4）加害行为为具体行政行为的，该行为已被确认违法；（5）赔偿义务机关已先行处理或超过法定期限不予处理；（6）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赔偿诉讼的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7）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   经审查，本案中抗琼的起诉有明确的被告，即洪庆街办；有具体的赔偿请求和受损害的事实根据；西安铁路运输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原审被告洪庆街办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已被确认违法；洪庆街办对抗琼提出的赔偿申请不予处理，故本院认为，抗琼的起诉符合上述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规定的条件。   对于第（一）项规定的条件，即抗琼是否有提起本案行政赔偿诉讼的请求资格，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其根本争议焦点在于抗琼是否超过了提出国家赔偿的请求时效，故本院将此项审查与第（七）项规定的条件一并审查，即抗琼是否因超过赔偿请求时效和起诉期限而不符合起诉条件。   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和一审法院裁定理由，本案当中，赔偿请求权时效的起算点时间的确定是本案争议的核心焦点，这决定了抗琼是否丧失了赔偿请求权，其起诉是否超过了起诉期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九条规定：“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之日起计算，但被羁押等限制人身自由期间不计算在内” ；第十四条规定：“赔偿义务机关在规定期限内未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赔偿请求人可以自期限届满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规定：“赔偿请求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可以在向赔偿义务机关递交赔偿申请后的两个月届满之日起三个月内提出”。根据上述法律规定，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第（四）项的规定，本院认为，上诉人抗琼在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2017）陕71行初378号行政判决生效之前，无法判断强拆其房屋的主体是谁、其主张房屋被强拆行为违法是否能够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如果以其房屋被拆除之日作为赔偿请求权时效的起算点，显然与国家赔偿法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享有依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的立法目的相悖。同时，具体加害行政行为被确认为违法是赔偿请求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前提，因此，赔偿请求权人申请国家赔偿的请求时效的起算点应当为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政行为被依法确认违法之日。具体到本案，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作出（2017）陕71行初378号行政判决，判决确认洪庆街办强制拆除抗琼位于西安市灞桥区XX村XX号房屋的行为违法，该行政判决于2017年12月30日生效，故抗琼针对该具体加害行政行为向洪庆街办提出行政赔偿的请求权时效的起算点应当为2017年12月30日。上诉人抗琼于2019年9月25日向赔偿义务机关即本案被上诉人洪庆街办邮寄《赔偿申请书》，洪庆街办于2019年9月27日收到，但被上诉人洪庆街办至2019年11月27日未予赔偿，也未作出相关决定。故本院认为，抗琼于2019年12月2日向西安铁路运输法院就本案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既未超过请求国家赔偿的法定两年时效，也未超过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法定起诉期限。   对于上诉人抗琼上诉请求中关于“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包括赔偿抗琼房屋补偿款285000元、奖励费39000元、其他地上附着物112000元）”的请求，因其不是本院二审审查范围，故本院不予审理。   综上，上诉人抗琼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裁定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西安铁路运输法院（2020）陕7102行赔初43号行政赔偿裁定；   二、本案指令西安铁路运输法院继续审理。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刘秦瑜  审判员  衡飞玲   审判员  柴苗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五日     法官 助 理  徐晟               书记员  刘倩     20207170198629XXXXXXXXXXXXXXXXXX47166820207102432017830201761547120171211201771378471201112122005131200522913320112012471201761547120199252017115023900031120002019924201992720191222019101620191142019710225912345677647120176152017830201783020178302019925199420104292012102620191023293020177137820171220199252019122112020710243228500039000112000412320178302017615201783020171220199252019927201910231120002017615201912220171211201771378201712304711234567201771378201771378471201712302017123020199252019927201911272019122285000390001120002020710243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