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15民终385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泽勇（曾用名王卫东），男，1970年2月21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山东省临清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善岭，山东文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临清市锦源棉业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临清市康庄镇。 法定代表人：杨春厚，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炳伟，临清志同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春厚，男，1964年5月9日出生，汉族，临清市锦源棉业纺织有限公司经理，住山东省临清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炳伟，临清志同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董树坤，男，1966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临清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董志凯，男，1987年3月1日出生，住山东省临清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骤进数控机床有限公司，住所地：临清市康庄镇。 法定代表人：董树坤，经理。 上诉人王泽勇与被上诉人临清市锦源棉业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源公司）、杨春厚、董树坤、董志凯、山东骤进数控机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骤进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临清市人民法院（2018）鲁1581民初16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泽勇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8）鲁1581民初1644号民事判决书，并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主张的诉讼金额，借款利息应当从每笔款的借款之日起，按年利率24%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锦源公司与其他被告共同承担还款责任，或者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原审判决对于借款本金的计算认定事实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关于民间借贷案件的若干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通知法（2018）215号》的相关规定，民间借贷案件应当根据交易习惯、财产变化情况、当事人关系来综合认定借款事实。对于借款本金的计算不能仅仅依靠银行流水，应当根据当事人陈述综合计算。本案中，上诉人向被上诉董树坤、董志凯账户转款共81笔，合计金额8044329元。被上诉人董树坤、董志凯账户向王树涵账户转款81笔，合计金额7237101元。根据相关司法解释，在没有明确注明所还款项为本金的情况下，所还款项均为利息。所以上诉人认为应当在计算完约定利息后，再计算借款本金。上诉人与董树坤、锦源公司之间的借款金额是经过多次借款还款后双方核算本息合计的金额，不是单纯的借条和银行流水一一对应的关系。二、一审查证事实不清，上诉人至始至终都是借款给锦源公司与骤进公司，而不是董树坤个人。上诉人借款的目的是为了收取孳息，在被上诉人董树坤没有提供担保的情况下，上诉人不会借款给被上诉人董树坤。上诉人不知晓公司与被上诉人董树坤在借款事实中是怎样的关系，其又是以何种途径取得锦源公司的财务专用章。上诉人只是单纯的认为有财务专用章在，该借条便成立且生效，上诉人与其公司形成了借款的合意。至于借款的用途，该公司是否正在营业等问题不是上诉人所关注的。锦源公司应当承担还款责任，董树坤在收款凭证上加盖印章符合表见代理情形，上诉人要求锦源公司承担还款责任符合法律规定，所以由被上诉人锦源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于法有据。三、一审计算利息的起算时间错误。一审判决第一项利息从2018年6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上诉人认为起算时间错误。上诉人出于盈利目的借款给被上诉人，并不是无偿出借。利息计算应当从借款形成之日起计算。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认定事实错误，没有查证本案中借款形成前后各方主体的关系。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支付利息从借款之日起按照三分计算，是符合客观真实情况的。 被上诉人锦源公司、杨春厚答辩称，上诉人和董树坤是朋友关系，上诉人的妻子在银行工作，为了完成任务，找到董树坤帮忙，相互之间频繁转账，但间隔时间很短，转账金额基本持平，和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22张借据没有关联性。本案系虚假诉讼，因为一审没有判决锦源公司和杨春厚承担责任，故而没有上诉，锦源公司和杨春厚认可一审判决，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董树坤、董志凯、骤进公司未作应诉答辩。 王泽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锦源棉业偿还借款本金430万元及利息，被告董树坤、杨春厚、董志凯、山东骤进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3年11月7日，锦源公司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为杨春厚。2008年10月29日，骤进公司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为杨春厚，董树坤为财务负责人。2017年1月10日，骤进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董树坤。董树坤系董志凯之父。原告王泽勇与被告董树坤、杨春厚原系同事关系。自2014年6月18日至2017年8月1日，原告王泽勇通过其子王树涵账户向被告董树坤、董志凯账户转款81笔，合计金额8044329元（其中董树坤2笔316000元、董志凯79笔7728329元）。自2014年10月8日至2018年1月15日，被告董树坤、董志凯账户向王树涵账户转款81笔，合计金额7237101元（其中董树坤9笔258540元、董志凯72笔6978561元）。以上有原告提供王树涵6223191508446908号账户交易明细在卷。自2016年11月12日至2017年11月12日，被告董树坤共计向原告出具收款凭单22张，合计金额4346818元，收款凭单上注明收款人：董树坤，并加盖了被告锦源公司财务专用章。其中有11张单据系直接书写加盖印章，有11张单据系复写后加盖印章。另外，其中2017年11月1日的2166226元、2017年11月6日的200000元、2017年11月7日的500000元、2017年11月9日的399110元收款凭单上记载“3分”字样，且2017年11月6日单据上的“3分”系在复写完毕后添加。上述收款凭单开具日期与原告提供银行交易明细时间不相符，原告与被告董树坤均解释为该借据系原借款产生利息后又重新更换的包含本息的借据。2018年5月29日，被告董树坤、董志凯失去联系。2018年7月10日，临清市公安局以董树坤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对其网上追逃，2019年3月21日，董树坤被抓获归案，现羁押于临清市看守所。原告王泽勇于2018年6月1日向本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依法对被告董树坤、董志凯、骤进公司进行了公告送达法律文书，并于2019年2月25日进行了开庭审理。庭审中，被告锦源公司、杨春厚辩称锦源公司自2013年4月2日就注销了税务登记，之后一直未生产经营，没有向外借款的必要性，被告锦源公司与原告之间不存在借款合意，双方也未发生借款事实，借贷关系不成立。一审法院为查清事实，依法调取了被告董志凯账户交易明细，交易明细显示被告董志凯账户与被告锦源公司、杨春厚之间并无资金往来，只与被告骤进公司存在频繁的资金往来。在被告董树坤归案后，一审法院对董树坤进行了询问，董树坤表示：被告董志凯系其儿子，董志凯的账户由其掌管使用。借原告款属实，收款凭单也是其亲笔书写，该款用于偿还锦源公司的一些外欠以及骤进公司的经营，但董树坤没有证据证明该款用于偿还被告锦源公司的外欠。在问及涉案款项有没有与被告锦源公司存在账务往来时，被告董树坤称锦源公司长时间未经营，所以该款未进入锦源公司账户，又因锦源公司存在有价值的固定资产，为了取得出借人的信任，所以在收款凭单上加盖了锦源公司的财务专用章。之所以原、被告之间款项往来频繁，董树坤解释，因原告王泽勇之妻在银行工作，月底需要完成任务，所以在原告需要时将款项转给原告，冲抵完任务后再将款项转回被告董志凯账户。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通过其子王树涵账户与被告董树坤、董志凯之间频繁发生账务往来，且多次存在同一天发生多笔往来，不符合正常的民间借贷情形。从原告提交银行交易记录计算，原告通过其子王树涵账户共向被告董树坤、董志凯账户转款8044329元，董树坤、董志凯账户向原告之子王树涵账户转款7237101元，之间差额807228元。原告向一审法院提交由被告董树坤出具且加盖被告锦源公司财务专用章的收款凭单22张，合计金额4346818元，其中2017年11月1日的2166226元、2017年11月6日的200000元、2017年11月7日的500000元、2017年11月9日的399110元收款凭单上记载“3分”字样，且2017年11月6日单据上的“3分”系在复写完毕后添加，其收款凭单记载时间与转款时间明显不符，虽然原告及被告董树坤称系原借款产生利息后又重新更换的包含本息的借据，一审法院仍不能认定该收款凭单的真实合理性。因此，原告诉称出借款项本金430万元，证据不足。一审法院认定原告出借款项为807228元。因该凭单存疑，凭单中记载的利息亦不能认定。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利息，应自主张权利之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予以支持。该款项系原告（通过其子王树涵账户）与被告董树坤、董志凯之间的往来，董树坤为原告出具收款凭单，被告董树坤应当承担偿还责任。被告董志凯仅向其父董树坤出借了账户，并未参与借款，原告要求被告董志凯承担偿还责任，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从一审法院调取董志凯账户银行交易记录看，上述款项进入了被告骤进公司，董树坤作为被告骤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表示部分款项用于了骤进公司的经营，骤进公司也是实际用款人，应当对该款项承担偿还责任。从上述情况看，被告骤进公司实际使用了部分款项，被告董树坤不能证明其他款项的用项，因此，在被告董树坤、骤进公司不能分清系个人借款或公司借款的情况下，应当对借款承担共同偿还责任。民间借贷属于实践性合同，上述22张收款凭单上加盖了被告锦源公司的财务专用章，但从被告锦源公司、杨春厚的陈述举证及本院调取的董志凯账户银行交易记录及对被告董树坤的询问材料分析，之所以在收款凭单上加盖被告锦源公司的财务专用章，是因为被告锦源公司存在可信赖资产，为了取得原告的信任，所以被告董树坤加盖了锦源公司的财务专用章。但锦源公司多年来并未经营，也无借贷的必要与合意，董志凯银行交易记录显示所有款项均与锦源公司、杨春厚无往来，并未发生事实上的借贷关系。再者，原告与被告董树坤原系同事关系，从董树坤供述看，原告之妻在银行工作，为了完成任务，被告董树坤频繁的将款转给原告，说明原告与被告董树坤关系较为密切，且原告住址与被告锦源公司、骤进公司住所地较近，应当了解被告锦源公司、骤进公司的经营状况，其将款转给被告董志凯账户，收取董树坤出具的加盖被告锦源公司财务专用章的收款凭单，不能认定其存在善意或不知情。被告董树坤向原告借款，开具收款凭单并加盖锦源公司财务专用章，未获得锦源公司及杨春厚的事前允许或事后追认，其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原告要求被告锦源公司、杨春厚承担还款责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八条、第二百零六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董树坤、山东骤进数控机床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王泽勇（王卫东）807228元及利息（以807228元为基数，自2018年6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120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董树坤、山东骤进数控机床有限公司负担。 二审中，上诉人提交以下证据：1.（2018）鲁1502民初4463号之二《民事裁定书》、《借款合同》、《11个人借款明细单》，证明锦源公司在2018年4月28日仍然向鲁西（聊城）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借款100万元，虽然锦源公司处于停业状态，但仍然到处借款，用于补充流动资金，该裁决书印证了锦源公司向上诉人借款的客观情况。2.锦源公司《企业变更情况》，证明董树坤在2009年1月14日成为锦源公司的股东，在2017年1月12日董树坤将股权转让给其他股东，身份变更为锦源公司的财务人员。董树坤在借款收据上加盖锦源公司的财务印章是履行的职务行为，上诉人有理由相信董树坤能够代表锦源公司进行借款。3.骤进公司《企业变更情况》，证明董树坤、杨春厚是该公司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与锦源公司实际上一套班子两个牌子。4.照片，证明锦源公司的财务室与杨春厚的办公室、卧室等三间房屋紧挨着，董树坤在该财务室内向上诉人出具借据，上诉人有理由相信，借款人是锦源公司，上诉人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5.《余额明细查询》，证明上诉人利用王树涵的62×××58银行卡向被上诉人支付借款68万元，一审时，上诉人漏算了本卡的交易记录。在一审中只是说明了没有提供详细的银行流水，但该金额包含在上诉人一审诉讼的金额中。 被上诉人锦源公司、杨春厚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上诉人证明目的有异议，聊城鲁西民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起诉锦源公司没有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已驳回起诉，且与本案上诉人主张的事实无关联性，该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与锦源公司、杨春厚之间存在借款合意，从资金的变动情况看，锦源公司、杨春厚从来没收到上诉人的任何款项，上诉人主张不能成立。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上诉人主张不能成立，董树坤已于2017年1月12日不再是锦源公司的股东，董树坤的全部股权已转让给杨春厚享有。2017年1月20日后，董树坤和锦源公司无任何关系，董树坤不是锦源公司的负责财务的人员。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情况表明确记载骤进公司与锦源公司是完全独立的两个法人实体，没有任何关联性，应当独自承担民事责任，上诉人的主张没有事实根据，没有法律依据。对证据4，现场的现状是真实的，骤进公司的法定代表董树坤潜逃后，该公司无人管理，上诉人主张的锦源公司财务室与杨春厚的办公室、卧室紧挨着不符合事实，锦源公司、杨春厚不认可。该照片也不能证明锦源公司、杨春厚和上诉人之间有借贷关系。对证据5的真实性，锦源公司、杨春厚无法确认，即便是真实的，也与锦源公司、杨春厚无关，该款并没有转入锦源公司、杨春厚名下。 被上诉人锦源公司、杨春厚提交以下证据：1.锦源公司2017年1月11日的股东会决议和2017年1月11日的股权转让协议，证明2017年1月11日董树坤将其在锦源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给杨春厚，经股东会决议，从此之后，董树坤和锦源公司再无任何关联性。涉案的22张借条有20张是在2017年1月11日之后书写的，虽然书写了借条但该时间节点也没有任何资金来源和流向，没有发生财产变动，这足以说明董树坤和其朋友王泽勇恶意串通，损害锦源公司、杨春厚的合法权益，书写的借条不能证明上诉人主张的事实。2.2016年12月15日国家税务局康庄分局出具的证明1份，证明锦源公司已于2013年4月2日注销税务登记并歇业，从而印证锦源公司没有对外借款的必要。 上诉人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认可，但不同意被上诉人证明内容，通过股东会决议可以证实，杨春厚和锦源公司从本案的2014年6月18日至2017年8月1日期间以加盖锦源公司印章的形式向上诉人借款，该借款行为由锦源公司承担，更具有合理合法性。董树坤原来是锦源公司的股东后变更为财务人员，董树坤以锦源公司财务专用章在借据上签字盖章完全符合职务行为的特点和形式。被上诉人锦源公司、杨春厚主张借款后公司的资金没有任何的变化，该理由并不能否认锦源公司没有向其他公司以外的人借款的事实。锦源公司、杨春厚提交的证据1证实，锦源公司不仅向上诉人借款，还在停业后甚至税务注销后依然在社会上进行融资借款，用于补充流动资金，这一点在一审董树坤的询问笔录中可以证实。对证据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不同意被上诉人的证明内容，被上诉人不能以公司账户没有进项、税务注销等因素否认向上诉人借款的事实。 被上诉人董树坤、董志凯、骤进公司未到庭质证。 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同一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上诉人王泽勇请求各被上诉人共同还款430万元及利息是否成立。 关于锦源公司是否应承担还款责任问题，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交的收款凭单上盖有锦源公司的财务专用章，在无证据证明收款凭单存在可撤销和无效情形的情况下，锦源公司应对加盖公章的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锦源公司虽主张其在借款发生期间公司并未营业，但锦源公司在未营业期间，其仍对外使用自身财务专用章的行为应系公司内部管理行为，不足以对抗公司外部的善意第三人。借款后的使用用途是借款人对借款的自由支配，亦不足以影响借贷事实的成立。综上，锦源公司应对涉案借款承担还款责任。 关于借款数额和利息约定问题，本院认为，上诉人王泽勇与被上诉人董树坤、董志凯之间资金往来比较频繁，双方之间的资金往来差额并不能证明借据记载的430万元的借款金额。上诉人王泽勇提交的收据共22张，有4张带有利息3分的记载，其中1张3分的利息记载为后添加，因收款凭单记载时间与转款时间不相符，且在无法证明出借金额为430万元的情况下，亦无法证实双方对于借款有利息约定。上诉人虽主张涉案借据均包含了原有的借款和利息，但未提交证据证明涉案借据含有的借款本金数额与利息数额具体为多少，亦不能对还款数额中的本金和利息作出明确区分。综上分析，一审法院作出借款数额为807228元，且借款无利息约定的认定并无不当。在无利息约定的情况下，一审认定自上诉人向一审法院主张权利之日起支付利息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要求自借款形成之日起支付利息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上诉人王泽勇主张一审漏判68万元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上诉人王泽勇单方制作的个人历史交易明细中虽对该68万元有所记载，但其向一审法院提交的银行出具的交易流水中并没有证明该68万元实际出借的证据，且上诉人的起诉状并没有明确其要求对方支付430万元借款的具体构成，故一审未对该68万元进行认定并非是对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的漏判。若上诉人认为该68万元亦属于其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借贷，可另案主张。 综上所述，王泽勇的部分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山东省临清市人民法院（2018）鲁1581民初164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二、变更山东省临清市人民法院（2018）鲁1581民初164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被告临清市锦源棉业纺织有限公司、董树坤、山东骤进数控机床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王泽勇（王卫东）807228元及利息（以807228元为基数，自2018年6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 一审案件受理费4120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由临清市锦源棉业纺织有限公司、董树坤、山东骤进数控机床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41200元，由临清市锦源棉业纺织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赵曙昉 审判员  徐红杰 审判员  刘晓光 二〇二〇年六月四日 法官助理肖倩 书记员肖军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