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5民终46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兴伟，男，1989年5月6日出生，汉族，经商，住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德、杨明金，云南南亚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生元，男，1999年8月4日出生，汉族，务工，住云南省腾冲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隆阳区丽钰足疗店，住所地：保山市隆阳区九隆街道兰城路55号。经营者：张梅花，曾用名张莉，女，1977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经商，住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应宽，男，1991年3月8日出生，汉族，经商，住云南省腾冲市。上诉人杨兴伟因与被上诉人杨生元、隆阳区丽钰足疗店、朱应宽劳务合同一案，不服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人民法院（2019）云0502民初38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兴伟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其不承担责任，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其在与张梅花签订承包协议的第二天就将足疗店转包给了朱应宽，其并没有实际经营，也未从中受益，朱应宽至今尚欠其63800元；2.其只起了一个桥梁作用，张梅花本来就想将足疗店转让给朱应宽，因为张梅花不相信朱应宽，所以请其帮忙先由其承包后再转包给朱应宽；3.其与张梅花、朱应宽签订了解除承包协议，明确约定了2019年2月1日以前的工资和押金由朱应宽支付，2月1日之后的费用由张梅花负责；4.其由于未参与经营，对《2019年1月欠发工资统计表》上载明人员及金额的真实性无法核实，统计表也并未反映出已支付金额及欠付金额，故其在朱应宽未出面确认的情况下无法弄清真实情况，不应承担支付责任。杨生元、朱应宽未答辩。隆阳区丽钰足疗店辩称，其将足疗店承包给杨兴伟，杨兴伟如何转包给朱应宽及之后的经营情况其并不知情；《2019年1月欠发工资统计表》上的印章不知系何人所盖，在朱应宽未到庭的情况下无法核实统计表所载明人员及金额的真实性，请求法院公平公正判决。杨生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令三被告连带支付原告劳务报酬2600元、返还押金500元，合计3100元，并承担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足疗店系以经营者张梅花名义于2017年11月29日登记注册的个体工商户，2018年9月30日，张梅花将该足疗店的经营权承包给被告杨兴伟，双方并签订了承包经营合同，承包期限三年，自2018年10月1日起至2021年10月1日止，约定被告杨兴伟在经营期间的工资、物料、安全、保险等与经营有关的费用均由杨兴伟负责，与张梅花无关。张梅花将足疗店移交给杨兴伟经营时，将之前扣除原告等人员的培训押金形成一份清单后，移交给了被告杨兴伟。2018年10月1日，被告杨兴伟与被告朱应宽签订承包合同，杨兴伟又将该足疗店转包给被告朱应宽，期限自2018年10月1日至2021年10月1日止，约定在经营期间的工资、物料、安全、保险等与经营有关的费用均由朱应宽负责，与杨兴伟无关。其二人并于2018年10月3日共同签订了一份授权委托书，申明杨兴伟系该足疗店指定的负责人，委托朱应宽为其代理人在承包期内的经营活动产生的责任由朱应宽承担。原告自2018年12月起在该足疗店从事劳务，做服务员工作，每月劳务报酬2600元，并从原告每月工资中扣500元作为培训员工的押金，扣满2000元为止。朱应宽在经营管理期间，欠原告2019年1月份劳务费未发放给原告，其中，在盖有足疗店公章的2019年1月份欠发工资统计名单中，载明欠原告劳务报酬2600元，已扣押金500元，合计3100元，并注明了该月工资及押金由杨兴伟、朱应宽支付。原告找张梅花，张梅花知道该情况后，找到杨兴伟和朱应宽，三方就足疗店事宜签订了《合同解除协议》，约定自2019年2月1日起，三方签署足疗店前期三人的承包合同自愿协商解除，由张梅花收回后自行经营，自协议之日起，三方彼此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自行销毁，三方互不追究对方的违约责任；三方对足疗店在合同期内经营过程中出现的任何损失由各自自行承担；员工工资2月1日开始由张梅花承担，员工工资和培训押金1月31日前由朱应宽承担。现原告以该足疗店登记的经营者为张梅花，而实际经营者是杨兴伟和朱应宽，三被告应连带支付2019年1月份劳务费2600元、及返还500元押金。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在诉讼中，个体工商户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者为当事人。有字号的，营业执照上登记的字号为当事人，但应同时注明字号经营者的基本信息。”第二款规定：“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者与实际经营者不一致的，以登记的经营者和实际经营者为共同诉讼人。”本案足疗店系以张梅花名义登记的个体工商户，张梅花应为该足疗店的登记经营者，其在经营期间，将该足疗店承包给被告杨兴伟经营，杨兴伟又将该足疗店转包给被告朱应宽经营，杨兴伟和朱应宽应为实际经营者。原告以登记的经营者张梅花和实际经营者杨兴伟、朱应宽为共同诉讼参与人起诉，符合该解释的规定，故予以确认。张梅花作为足疗店的登记经营者，其将足疗店承包给杨兴伟，从其经营方式和物权的性质上，仅仅是足疗店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的暂时分离，并未实际改变该足疗店的归属问题，且双方是建立在有偿的承包关系上，张梅花将足疗店承包给杨兴伟后，虽然其未实际经营，但张梅花仍是该足疗店的受益者；而杨兴伟依据承包合同接收了该足疗店，其是实际经营者，也是受益者；事后，其将该足疗店有偿转包给朱应宽，朱应宽同样既是实际经营者，也是受益者。就拖欠原告的劳务费，在工资名册中除盖有足疗店公章外，并注明了由杨兴伟、朱应宽支付字样。故该足疗店在对外承包期间欠原告一个月的劳务费，应由该足疗店的实际经营者杨兴伟和朱应宽共同支付给原告，被告足疗店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足疗店和被告杨兴伟辩称欠原告劳务费均与其无关的主张，其理由不成立，故不予采纳。原告主张的返还押金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五条规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后，请求用人单位返还其收取的劳动合同定金、保证金、抵押金、抵押物产生的争议，或者办理劳动者的人事档案、社会保险关系等移转手续产生的争议，经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后，当事人依法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根据该解释的规定，足疗店从原告应得劳务报酬中按月收取原告的押金，属劳动争议范畴，原告应通过劳动仲裁后，才能起诉主张该权利，原告在未通过仲裁的前置程序之下，向法院一并主张该权利，不符合该法律规定，故原告在本案中主张返还押金之请求，不属本案处理范围，本案不宜处理。被告朱应宽经法院公告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故依法缺席判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十四条、第五十六条、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百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九条、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由被告杨兴伟、朱应宽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连带支付原告杨生元劳务费2600元，被告隆阳区丽钰足疗店对该劳务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驳回原告杨生元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本案在二审审理中有两个争议焦点：1.杨兴伟是否应当承担支付责任；2.《2019年1月欠发工资统计表》能否作为认定欠付金额的依据。针对第一个焦点：杨生元在隆阳区丽钰足疗店上班，其与足疗店，而非与张梅花、杨兴伟、朱应宽存在劳务合同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如个体工商户的组成形式是个人经营，那么个体工商户的债务由参与经营的个人承担。在本案中，营业执照上载明的经营者是张梅花，张梅花将足疗店承包给杨兴伟，杨兴伟转包给朱应宽。在2019年1月份，虽由朱应宽直接经营足疗店；但张梅花、杨兴伟以收取承包费的形式参与经营，故三人均系足疗店的实际经营者，足疗店欠付的劳务费等债务应由其三人共同承担。张梅花、杨兴伟、朱应宽签订《合同解除协议》，约定案涉费用由朱应宽承担支付责任。但合同具有相对性，只对合同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因杨生元并未在《合同解除协议》上签名捺印，故《合同解除协议》对杨生元并不产生约束力。如杨兴伟认为其根据上述协议不应当承担支付责任，可在实际支付后另行向朱应宽提起诉讼。针对第二个焦点：杨兴伟与张梅花均以其非当时的直接经营者，并不知晓欠付劳务费等情况，且并不知何人在《2019年1月欠发工资统计表》上加盖公章为由，否认统计表上人员、金额的真实性。本院认为，张梅花、杨兴伟、朱应宽在承包合同与解除协议中均未约定公章的交接事宜，公章由谁持有、何人所盖系足疗店内部管理事宜。在统计表上盖有公章，代表足疗店具有认可统计表载明内容的意思表示，在杨兴伟与张梅花未能提供足以推翻统计表效力的充分证据的情况下，原审法院以《2019年1月欠发工资统计表》作为欠付金额的认定依据并无不当。另，在足疗店与杨生元之间不可能既存在劳务合同关系又存在劳动合同关系，故原审法院令杨生元通过提起劳动仲裁索要押金错误。但二审审理范围应以上诉请求有关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问题为限，因杨生元并未提起上诉，本院对押金问题不予处理。综上所述，上诉人杨兴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杨兴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谢 玲审判员 田 旭审判员 张乾勋二〇二〇年六月三日书记员 李 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