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5民再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崔勇伟，男，1979年10月4日出生，汉族，农民，在外务工，住临清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强，山东舜翔（聊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安徽阜阳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清河办事处一道河中路696号。法定代表人：梁玉岭，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伟嘉，男，1994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阜阳市，该公司副处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顺德，男，1964年4月19日出生，汉族，农民，在外务工，住四川省平昌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邱勇，巴中市平昌县正大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信守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江津区几江街道东部新城C2-3地块江岸东城中央2幢1单元8-4号。法定代表人：周上先，董事长。原审被告：王泽友，男，1984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重庆信守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股东，住河北省三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付池洪，聊城东昌正坤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赵顺德诉崔勇伟、安徽阜阳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阜阳建工公司）、重庆信守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信守公司）、王泽友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山东省临清市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17日作出（2017）鲁1581民初4097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山东省临清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31日作出（2019）鲁1581民监1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并于2019年7月10日作出（2019）鲁1581民再4号民事判决。崔勇伟与阜阳建工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崔勇伟上诉请求：1.撤销临清市人民法院(2019)鲁1581民再4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中“崔勇伟对上述欠款承担连带责任”的内容，依法改判驳回赵顺德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赵顺德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崔勇伟将涉案工程转包给重庆信守公司，构成违法转包”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违法行为认定查处管理办法》第七条的规定，转包是指承包单位承包工程后，不履行合同约定的责任和义务，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或者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肢解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给其他单位或个人施工的行为。本案中，上诉人崔勇伟承包了涉案工程后，并没有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或者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肢解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给其他单位或个人施工；同时，上诉人崔勇伟也不存在上述办法第八条规定的可以认定为转包的情形。崔勇伟只是将涉案工程劳务承包给了重庆信守公司，并积极履行了承包合同的义务，其行为不构成转包。二、原审判决依据《合同法》第二百六十九条、第二百七十二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四条、第二十条之规定，判决上诉人崔勇伟应对重庆信守公司支付劳务费的责任承担连带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上述法律规定调整的对象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法律关系，而本案系劳务合同纠纷。突破合同相对性，判令合同以外的第三人承担合同义务，必须要有法律规定。从上述法条的内容来看，并不能得出上诉人崔勇伟要对被上诉人主张的劳务费承担连带责任的结论。另外，原判决援引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亦不能成为认定上诉人崔勇伟对劳务费承担连带责任的法律依据。该条解决的是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时法院应否受理的问题，不是关于如何承担责任的规定，更不是关于连带责任的规定。况且，赵顺德并非实际施工人，其仅仅是涉案工程劳务部分的木工班组组长，其主张的是劳务费而不是工程款。故，原判决依据该条认定上诉人崔勇伟对本案劳务费承担连带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民法总则》规定，连带责任由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本案中，各方当事人并无关于连带责任的约定，原审也未引用能够支持崔勇伟承担连带责任的法条。三、尽管《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二条有“工程总承包企业不得将工程违反规定发包、分包给不具备主体用工资格的组织或个人，否则应承担清偿拖欠工资的连带责任”的规定，但该办法并非法律，无权对“连带责任”作出规定，该规定应违反上位法而无效。从该条的规定看，承担连带责任的主体是工程总承包企业，而非作为实际施工人的崔勇伟。《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中并无关于“连带责任”的规定，该条例第三十条第三款、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也无法得出崔勇伟承担清偿义务的结论。四、被上诉人赵顺德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无权以个人名义请求支付劳务费，原审判决对此未作分析认定，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我国建筑行业法律法规禁止建筑劳务企业将劳务工程再次分包。赵顺德系木工班组组长，其组织相关农民工进行劳务施工，具体施工人员才是劳务费的权利请求人。同时，根据《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管理暂行办法》第七条的规定，企业应将工资直接发放给农民工本人，严禁发放给“包工头”或其他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和个人。被上诉人赵顺德请求支付劳务费违反了上述规定。原审判决违反该办法的规定，支持赵顺德的要求支付劳务费的诉讼请求，是错误的，也可能再次引发农民工工资被拖欠的事件发生。五、上诉人崔勇伟向重庆信守公司支付了全部劳务工程款，原审判决判令崔勇伟对本案劳务费承担连带责任无事实依据。上诉人崔勇伟已经向重庆信守公司支付了劳务工程款1675万元，足以全额覆盖重庆信守公司应支付的全部民工工资1101.74万元。本案之所以发生拖欠民工工资的情况，完全是因为重庆信守公司负责人王泽友携款逃匿，将款项挪作他用等原因引起，与崔勇伟无关。六、原审判决违反了“同案同判”的基本裁判思维。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近期审理的江苏南通三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陆赛赛、严大鹏等14人劳务合同纠纷一案、闫占、赵先龙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并未支持原告要求开发商、总承包方、实际施工人与实际用工主体对其劳务工资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更何况，本案实际用工主体为重庆信守公司，该公司具有合法的用工主体资格，应对涉案劳务工资承担清偿责任。阜阳建工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临清市（2019）鲁1581民再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2.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赵顺德与重庆信守公司系劳务合同关系，非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一审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系适用法律错误。赵顺德要求支付的是劳务费，说明赵顺德清楚地知道其与重庆信守公司之间是劳务合同关系，而非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上述司法解释的前言“就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的问题，制定本解释”表明其只能作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的处理依据，一审适用该司法解释处理劳务纠纷属于法律适用错误。二、一审判决上诉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26条：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该条是程序性规定，能够受理并不能当然推定为承担连带责任。一审判决将该条作为实体判决依据，属法律适用错误。三、上诉人不存在法律规定的或合同约定的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形。根据《民法总则》第178条第3款的规定“连带责任由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因此，连带责任的来源只能由合同约定或法律规定。在没有法律规定或双方合同约定的情况下，应尊重合同的相对性，不应随意扩大连带责任的适用范围。部门规章不能作为法院判决的依据。一审判决将施工合同无效作为承担连带责任划的理由之一，无法律依据，属法律适用错误。四、一审判决错把被上诉人(劳务人员)作为实际施工人，人员性质判断错误，法律适用错误。实际施工人对应的是工程款，劳务人员对应的是劳务费。劳务人员只提供劳务，不组织人、财、物，不属于实际施工人。本案中，被上诉人是劳务人员，要求支付的也是劳务费，一审判决对实际施工人与劳务人员未加区分，将适用于实际施工人的法律规定适用在劳务人员上，属法律适用错误。被上诉人赵顺德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充分，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二上诉人认为一审适用法律错误，该上诉理由不成立。阜阳建工公司和发包方的合同是主合同，崔勇伟又将工程分包给重庆信守公司，是从合同，阜阳建工公司将涉案工程违法转包给崔勇伟致使主合同无效，从而导致从合同无效。因此，一审法院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26条判决本案是正确的。2.二上诉人认为承担连带责任缺乏法律依据，该上诉理由是错误的。按照民法总则178条规定，连带责任是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约定，2017年1月26日临清市人民政府组织相关部门对涉案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进行政府协商调解的时候，阜阳建工代表人石朝中在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发放表上明确显示同意支付，这就是当事人约定。也就是说欠被上诉人的工资由上诉人阜阳建工支付，同时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由承包单位总施工人支付，从立法的理论就很好理解总承包人和分包人互为连带责任。3.上诉人认为农民工工资应该发给个人，该上诉理由是不成立的，赵顺德是木工班班长，工人工资由他具体分发，整个涉案工程中，施工企业都是与赵顺德进行结算的，因此不存在主体不适格的问题。被上诉人王泽友辩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重庆信守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赵顺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被告崔勇伟、阜阳建工公司连带支付欠原告的劳务费1087447元，并从欠款之日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至还款之日。一审法院原审认定的事实：2015年7月1日，被告阜阳建工公司承包了聊城建业置业有限公司临清市育新街以北、经一路以东、永青路以西青年路以南的逸景家园建设项目1#2#3#5#8#9#楼，双方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2015年7月6日，双方又签订了关于1#2#3#楼的施工补充协议。后被告阜阳建工公司将工程中的1#2#3#楼房建设承包给了被告崔勇伟，双方签订了工程项目经营承包合同书。原告赵顺德经人介绍，在被告王泽友处承包了该工程1#2#3#楼的木工工程，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协议，至2016年底结算时，尚欠原告木工组劳务费1337447元。一审法院原审认为：被告崔勇伟与被告阜阳建工公司之间存在违法转包的事实，崔勇伟应承担支付劳务费的责任。王泽友为实际施工人，对所欠原告劳务费应由被告崔勇伟与王泽友共同偿还。被告阜阳建工公司无据证明已付清工程款，对被告崔勇伟与王泽友所承担的支付责任，应由非法转包的被告阜阳建工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对于原告主张的要求支付劳务费1047447元，法院予以确认。一审法院原审判决：一、被告崔勇伟、王泽友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支付原告赵顺德劳务费1047447元及利息（自2017年10月23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二、被告安徽阜阳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对以上债务承担连带给付责任。三、驳回原告赵顺德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再审认定以下案件事实：崔勇伟承包涉案1#2#3#楼房工程后，又将该项目承包给了重庆信守公司，未签订书面协议。原告赵顺德经人介绍，在重庆信守公司处承接了该工程1#2#楼的木工工程，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协议。其他事实同原审认定。一审法院再审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原告主张的劳务费应由谁来承担支付责任。2.原告要求支付的劳务费具体数额。对第一个焦点，综合本案证据，被告阜阳建工公司将涉案工程转包给没有资质的被告崔勇伟，事实清楚，可以认定。崔勇伟与重庆信守公司虽无书面协议，但各相关证据相互印证，构成了完整的证据链，可以认定崔勇伟将涉案工程劳务承包给了重庆信守公司，原告系为重庆信守公司提供的劳务，重庆信守公司应为还款义务人，对所欠原告劳务费应予偿还。被告王泽友系代表信守公司的施工负责人，系职务行为，其实施的民事行为的后果应由信守公司承担。阜阳建工公司将涉案工程转包给不具资质的崔勇伟，不具资质的崔勇伟又将涉案工程转包给重庆信守公司，均构成违法转包。承包人非法转包、违法分包建设工程或者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与他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行为无效。在崔勇伟作为原告就涉案工程起诉阜阳建工公司的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鲁15民初286号民事判决书中亦认定：“崔勇伟作为实际施工人，借用阜阳建工集团公司资质进行施工，向阜阳建工集团公司交纳管理费，自行全面承担该工程的盈亏和责任，其与阜阳建工集团公司签订的工程项目经营承包合同本质上是一份转包合同，亦属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被告阜阳建工公司、崔勇伟均应对重庆信守公司欠原告的欠款承担连带责任。对于第二个焦点，原告与被告王泽友对于原告劳务费的总额没有异议，共计2530627元，原告主张信访局调解之前已经给付1193180元，信访局调解之后给了29万元，下差1047447元。被告王泽友认为给付超过总数额，提交了收款收据，其中一张266000元的，原告予以认可，对于工商银行回单的162万元的，原告不予认可，汇款时间在临清市信访局确认欠款金额之前，被告王泽友不能证明该款与本案有关联性，对该笔款法院不予认可，对于原告主张的要求支付劳务费1047447元，该数额本院予以确认，因利息没有约定，利息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自主张权利之日（2017年10月23日）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被告崔勇伟称重庆信守公司已付清原告欠款，未提交证据，本院不予认可。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六十九条、第二百七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四条、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重庆信守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赵顺德劳务费1047447元及利息（自2017年10月23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二、被告安徽阜阳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被告崔勇伟对上述欠款承担连带责任。三、驳回原告赵顺德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588元，由被告重庆信守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负担。二审中，上诉人崔勇伟提交临清市公安局撤销案件决定书一份，该决定书载明临清市公安局办理的崔勇伟、王泽友等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一案，因没有犯罪事实决定撤销案件。拟证明：不存在拖欠赵顺德劳动报酬的事实，也不存在崔勇伟支付劳动报酬的义务及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事实，上诉人赵顺德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上诉人阜阳建工集团、被上诉人王泽友对上述证据无异议。上诉人赵顺德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必然关联，不能证明诉争的工程款已支付完毕。上诉人崔勇伟主张，在一审认定的已支付款项之外，重庆信守公司和王泽友后期又发放了部分农民工工资，且赵顺德及其班组成员的劳务费已支付完毕。崔勇伟主张在临清市公安局办理的“王泽友、崔勇伟、张毅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卷宗中有相关证据。依崔勇伟的申请，本院到临清市公安局查阅相关案件卷宗，调取了王泽友的讯问笔录三份、《逸景家园第二次发工资明细表》、《王静波200万支出明细表》等材料五份。讯问笔录显示，王泽友称涉案工程的农民工工资基本已结清，但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逸景家园第二次发工资明细表”和“王静波200万支出明细表”显示向赵顺德班组11人发放工资26.6万元。二审中，崔勇伟称，赵顺德承包木工的涉案工程逸景家园1、2号楼的建筑面积共计27764.11平方米，赵顺德主张木工劳务费为每平方米36元，据此，赵顺德劳务费总额应为27764.11×36=999507.96元，结合其自认的款项支付情况，涉案工程劳务费已超额支付。本院委托本院技术室就工程建筑面积和木工计费面积是否系同一概念、木工计费面积是否有可能大于工程建筑面积出具咨询意见。本院技术室出具咨询意见为：工程建筑面积与木工计费面积不是同一概念，二者的大小取决于建筑物的结构，框架结构、框架剪力墙结构的建筑物需要大量浇筑混凝土，制作、安装的木模板工程量就大，其木工计费面积是有可能大于工程建筑面积的。原一审期间，赵顺德提交《临清项目班组2016年底结算汇总》一份，王泽友在汇总表下方签字，汇总表显示赵顺德木工班组工人劳务费共计2530627元，已支付1193180元。后临清市政府就涉案工程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成立了联合工作组。经工作组调解后，实际给付26.6万元，赵顺德自认收到29万元。崔勇伟主张重庆信守公司和王泽友后又支付了部分劳务费，赵顺德及其班组人员劳务费已支付完毕，但未提供证据证明。依现有证据，能够认定重庆信守公司尚欠赵顺德劳务费1047447元。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再审查明的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崔勇伟及阜阳建工公司应否对欠付赵顺德的劳务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赵顺德承包涉案工程中的木工工程，则赵顺德为该木工工程的实际施工人，赵顺德以清包工方式承建，其主张的欠款既是木工工程的工程款，工程款的主要内容又是劳务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是法定突破合同相对性的情形，立法本意即是为保护农民工的劳动报酬，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建设部制定的《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管理暂行办法》属于行政规章，该办法第十二条与上述司法解释第二十六条的立法本意相一致。一审法院按照上述司法解释及行政规章的精神确定总承包人与各违法转包人、分包人均对实际施工人的劳务费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不当。阜阳建工公司作为涉案工程的总承包方，将工程转包给不具备资质的崔勇伟，崔勇伟又转包给重庆信守公司，均构成非法转包，阜阳建工公司及崔勇伟应对欠付赵顺德的劳务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上诉人主张不应对该款项的支付承担连带责任，本院不予支持。另外，上诉人崔勇伟主张按照涉案工程建筑面积计算，赵顺德的木工工程劳务费已超额支付，但并未提交相关证据。本院技术室出具的咨询意见指出木工计费面积与工程建筑面积并非同一概念，因此，崔勇伟的该项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崔勇伟、阜阳建工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588元，由上诉人崔勇伟、安徽阜阳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各负担7294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尹继阳审判员  李中栋审判员  张 磊二〇二〇年六月十日法官助理刘婷婷书记员王清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