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551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市白云汇丰皮革塑料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九佛镇穗北工业区马潮东路28号。法定代表人：冯应驹。委托诉讼代理人：蒋灵芝，广东执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严广杰，广东执正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合溢皮革行，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龙头家具材料城A3座106号。经营者：宋成辉，男，1974年1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顺昌，广东广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佘婉仪，广东广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州市白云汇丰皮革塑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合溢皮革行（以下简称合溢皮革行）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1民初349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汇丰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民事判决书中关于货款金额的判决内容，将一审判决“合溢皮革行支付汇丰公司货款133200.01元”改判为“合溢皮革行支付汇丰公司货款307884.24元并按银行贷款利率上浮50%支付利息”；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全部由合溢皮革行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基本事实认定不清，错误分配举证责任，适用法律不当，且判决所依据的核心证据不充分且未经核实，均为通过推测印证。（一）本案不构成表见代理。1.汇丰公司与合溢皮革行的所有交易、签字均与刘某无关，合溢皮革行没有理由相信刘某是汇丰公司的员工。汇丰公司与合溢皮革行双方签订的《订货合同》、《送货单》均是汇丰公司的销售人员陈琦签名，刘某从未在双方签字的单据上出现过。关于送货：送货给合溢皮革行的是汇丰公司的司机黄师傅和马师傅，每次送货单上都有司机签名，送货与刘某无关。关于付款：合溢皮革行支付货款，是由合溢皮革行指令其下游客户将款项转入汇丰公司的对公账户。汇丰公司的财务会出具印有公司名称和联系电话等具体信息的公司信笺《收据》。合溢皮革行在知道汇丰公司的银行账户和联系电话、财务人姓名的情况下，且汇丰公司也从未告知合溢皮革行刘某有权收取货款，合溢皮革行却两次将货款（26856+50000元）以现金方式交给刘某，且没有事先跟汇丰公司确认，事后也未告知汇丰公司，还没有要求汇丰公司出具收据，这有悖常理。事实上，刘某也未将此款交给汇丰公司。关于退货送货是汇丰公司司机黄师傅、马师傅送货，而双方协商一致同意退货的，退货单据也是由汇丰公司的销售人员陈琦签字，并由汇丰公司的司机直接从合溢皮革行处将货物取回，与刘某无关。关于《对账单》上有汇丰公司的财务联系人、联系电话，合溢皮革行却从未向汇丰公司的财务核实过刘某的身份。而且汇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总经理、财务也去过合溢皮革行处要求支付货款，但合溢皮革行未向汇丰公司提交过异议。2.合溢皮革行非善意，合溢皮革行明知刘某不是汇丰公司的员工。刘某在2017年前经营悦琪皮革，2017年，刘某成立佛山市汇悦琪皮革有限公司（悦琪皮革和汇悦琪皮革实为同一家公司），刘某是汇悦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唯一股东。刘某的汇悦琪公司经营地址和合溢皮革行的店铺是相邻的，相距仅400米左右。因此，合溢皮革行明知道刘某是汇悦琪的老板，而不是汇丰公司的员工。3.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错误。根据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应由合溢皮革行举证刘某是汇丰公司的员工，其有理由相信且为善意，而不应由汇丰公司来举证刘某不是汇丰公司的员工，已于2010年从汇丰公司处离职。汇丰公司和合溢皮革行的交易始于2017年，而刘某已于2010年从汇丰公司处离职，并不是汇丰公司与合溢皮革行交易开始后才离职的，汇丰公司不可能也没有义务告知7年前员工离职的情况。况且，汇丰公司自始至终不知道刘某在本交易中的存在，合溢皮革行也未告知。—审法院因陈琦当时是汇丰公司的员工，而陈琦又与刘某合伙做生意，就认定陈琦、刘某与汇丰公司之间存在关联，刘某签字的效力及于汇丰公司，该认定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一审法院判决的核心证据不充分且未经过核实。一审法院判决的关键依据是合溢皮革行一审当庭提交的《2018年1月份对账单》及明细三张，该组证据没有汇丰公司盖章、签字，甚至没有销售人员陈琦签字，仅有合溢皮革行单方书写的异议和刘某的签字，而刘某签字时，其身份是汇悦琪的法定代表人及唯一股东。一审质证，汇丰公司对该组证据的三性不予认可，但一审法院并未进一步核实由案外人签字的该组证据，且一审也未将合溢皮革行是否有理由相信刘某是汇丰公司的员工归纳为本案焦点，便以该组证据为依据进行了判决。合溢皮革行在《2018年1月份对账单》上的备注汇丰公司总经理、财务等前往合溢皮革行处催款、要求合溢皮革行签署《对账单》，合溢皮革行拒不签署，且也未提出书面异议，事后却单方在《对账单》上备注异议，即该异议从未到达汇丰公司处。关于合溢皮革行认为已向刘某支付50000+26865元的主张，前已述及，此处不再赘述。合溢皮革行单方制作的三张明细，合溢皮革行认为三张明细单的金额要从总欠款中予以扣除，扣除原因分别是单价错误、数量有误、已退货、应退未退货、赔偿下游客户、寄放产品在汇丰公司处。合溢皮革行该明细表的主张不应得到支持。关于单价错误、数量有误。每一次交易，均随行相应的《送货单》，由汇丰公司和合溢皮革行双方签字确认，送货单上明确载明送货数量、送货单价、送货金额、送货总金额，而合溢皮革行每一次均在《送货单》上签字确认了，且在很多《送货单》上签字确认的就是合溢皮革行的财务、三张明细表的制作人及诉讼代理人叶常怡。合溢皮革行在签收货物时在《送货单》上签字确认，签收后也未向汇丰公司的签约代表核实情况，且三张明细表记载的是2017年8月之前存在的单价错误等事由，却由案外人刘某在2018年3月15日签字确认，这不符合常理。关于已退货，合溢皮革行将货退给刘某，而非汇丰公司，汇丰公司也没有收到退货，且合溢皮革行也未提供与退货明细相应的《订购合同》和《送货单》，不能证明所退货物是从汇丰公司处采购。关于应退未退货，合溢皮革行未证明该货是从汇丰公司处采购的，汇丰公司也未确认货物存在质量问题，且假如货物是从汇丰公司处采购的，2017年8月之前的货物，2018年3月也早已过了质量异议期。关于赔偿客户。首先，合溢皮革行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该批货物是从汇丰公司处采购的且质量存在问题，也未证实已实际向其下游客户支付了赔偿款。相反，根据明细记载的陈琦总经理已审批，表明合溢皮革行明知应与陈琦对接，而不是刘某。关于损失赔偿，根据司法解释规定，应由合溢皮革行提出反诉。关于寄放牛津布，合溢皮革行未提交寄放牛津布在汇丰公司处的证据，也未证明该牛津布的价值、来源等。（三）一审法院因汇丰公司已收取合溢皮革行100000元并在对账中扣除，就认定刘某收取的26856+50000元也应当扣除，而事实上该两者没有任何关联性。刘某于2017年2月28日收取合溢皮革行26865元，2017年9月26日收取合溢皮革行50000元。而汇丰公司开具的收据分别为2017年5月27日50000元，2017年12月14日50000元，无论从时间和金额，两者都没有任何关联。假如刘某收了合溢皮革行的款项，刘某也没有交给汇丰公司。关于64685元退货单据，一审法院事实认定有误。根据合溢皮革行提交的2017年8月14日的《合溢皮革行送货单》，刘某签收的时间是2017年8月14日，金额是64685元，而汇丰公司在2018年1月《对账单》中显示，2018年1月17日合溢皮革行退货64685.4元。两者时间相差5个月，不能因为金额相等就认定合溢皮革行2017年8月14日退给刘某的这一批货就是2018年1月17日退给汇丰公司的这一批货，刘某也从未向汇丰公司返还这一批货。此外，刘某经营的汇悦琪皮革公司，也是经营皮革批发和零售，且汇悦琪的部分货物采购自汇丰公司处。因此，不排除合溢皮革行与汇悦琪公司有买卖合同关系，合溢皮革行退给刘某的货物是退给汇悦琪的，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与汇丰公司无关。综上，合溢皮革行没有任何理由可以相信刘某是汇丰公司的员工，且合溢皮革行并非善意，一审法院未进一步查实合溢皮革行当庭提交的证据的形成过程和记载的基础事实，一审法院的判决没有直接证据，均源于印证。同时，合溢皮革行和刘某存在恶意串通的可能，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并改判。在一审时合溢皮革行提交的证据都是刘某签收的，但一审并未查明所有证据都是刘某本人签字，汇丰公司不确认签名是否都是刘某本人的签名。合溢皮革行辩称，刘某是汇丰公司的员工，合溢皮革行一直都是与刘某进行沟通、下单、对账，合溢皮革行与刘某的交易是刘某代表汇丰公司的，不同意汇丰公司的上诉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驳回汇丰公司的全部诉请，维持原判。汇丰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合溢皮革行立即偿还我方货款307884.24元并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以307884.24元为基数，自2018年7月26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上浮50%计算逾期付款违约金，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50%计算）；2.合溢皮革行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汇丰公司与合溢皮革行素有交易往来，合溢皮革行向汇丰公司采购皮革，一般传真订货合同下单，然后汇丰公司送货上门，合溢皮革行在送货单上签收货物，每月对账一次，通过传真方式对账，然后合溢皮革行向汇丰公司现金支付货款或者通过合溢皮革行的客户直接向汇丰公司付款。一审诉讼中，合溢皮革行主张其一直向汇丰公司的业务员刘某下订单，货物异常第一时间与刘某联系，向其提交客诉书，刘某收回退货，汇丰公司主张的欠款应扣减合溢皮革行已付货款、单价异常货款和退货货款等。对此，合溢皮革行提供了2018年1月份对账单及明细三张，以及2016年8月-2018年1月期间的对账单、客诉书、收据、退货送货单、联络函等证据到庭。其中2018年1月对账单载明“截止至2018年1月30日合溢皮革行欠款金额为307884.24元”，对账单格式、欠款金额与汇丰公司提供的2018年6月对账单一致，供货方签章落款为汇丰公司的印章。另2018年1月对账单手写注明：“1、2017年2月28日合溢皮革付汇丰货款26856元（现金，业务员刘某签收）；2、2017年9月26日合溢转汇丰货款50000元（业务员刘某签收）；307884.24元-50000元-26856元-31884.03元-1404.55元-1044元-236.8元-16300元-1321.4元-12420元-15465.45元=150951.57元-17752元（寄放贵司中津布，应冲数）=133199.57元”。落款签名“刘某2018.3.15”。该对账单附有退货、单价有误明细三张。部分对账单和收据、全部客诉书、联络函上有“刘某”签名，三张2017年8月14日退货送货单（金额分别为64685.4元、12420元、15465元）均由刘某签收，其中退货金额64685.4元在2018年1月对账单载明的货款总额中扣减后，欠款余额为307884.24元。经庭审质证，汇丰公司对于刘某签名的证据均不予确认，认为上述证据均无汇丰公司签章，实际与合溢皮革行签订买卖合同的是汇丰公司的业务经理陈琦，并非刘某，刘某从2010年起就已经从汇丰公司处离职，不是其司业务员，其司未授权刘某处理公司业务，陈琦现在也已经离职，陈琦在汇丰公司处任业务经理的同时，还与刘某合伙做生意，共同经营佛山市汇悦琪皮革有限公司，刘某是该司的唯一股东和法定代表人，陈琦是该司的实际控制人，陈琦与汇丰公司之间因为货款问题存在矛盾才离职的；另汇丰公司表示有汇丰公司名称抬头落款日期为2017年7月25日和2017年12月14日两张收据的款项共100000元已经从合溢皮革行拖欠的货款中冲抵。以上事实，有订货合同、送货单、对账单、客诉书、收据、退货送货单、联络函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一审法院认为，汇丰公司长期向合溢皮革行供应皮革，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均应恪守履行合同义务。汇丰公司主张陈琦才是其司的代表与合溢皮革行签订订货合同及签发送货单，刘某并非其司业务员，也未经其司授权处理公司业务，对此一审法院认为，首先，根据合溢皮革行提供的2016年8月至2018年1月期间的对账单、客诉书、付款收据及退货单据分析，其中2018年1月对账单上的手写内容与客诉书、付款收据及退货单据对应吻合，每一份客诉书针对当月对账单记载的单价等问题提出异议，客诉书均有“刘某”签名，收款收据由刘某出具或由另一收款人使用汇丰公司的公司纸张出具，退款单据三张均由刘某签收，汇丰公司自认另一收款人出具的收款收据款项100000元已经在对账中抵扣，而刘某出具的其中一张退货单据的金额64685.4元也已经在2018年1月对账单的欠款总额中抵扣，从上述分析可见，合溢皮革行的证据与其陈述的交易惯例能够相互印证；其次，汇丰公司确认陈琦在其司与合溢皮革行交易期间任职业务经理，且刘某曾经是其司的员工，只是主张刘某2010年离职后与陈琦合伙经营公司，由此可见，陈琦与刘某、刘某与汇丰公司之间存在关联，印证了合溢皮革行关于其在下单（包括单价商定）、对账、付款、售后等各环节一直与刘某对接联系的陈述；再有，汇丰公司并未举证证实刘某已经于2010年离职。综合上述分析，合溢皮革行有理由相信刘某是汇丰公司的业务员并通过刘某、陈琦与汇丰公司长期进行交易，故刘某代表汇丰公司在客诉书、收款收据、退货送货单以及2018年1月对账单等材料上签名的行为对汇丰公司发生效力。根据刘某对2018年1月对账单的确认，扣除已付货款、单价异常款项以及退货货款等费用后，金额实际为133200.01元，合溢皮革行仍应当支付汇丰公司货款欠款133200.01元及该款的逾期付款违约金，逾期付款违约金以133200.01元为基数，其中自2018年7月26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的逾期付款违约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上浮50%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逾期付款违约金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50%计算。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之规定，判决：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合溢皮革行支付广州市白云汇丰皮革塑料有限公司货款133200.01元及该款的逾期付款违约金（以133200.01元为基数，其中自2018年7月26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的逾期付款违约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上浮50%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逾期付款违约金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50%计算）。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3150元，由广州市白云汇丰皮革塑料有限公司负担1650.60元，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合溢皮革行负担1499.40元（广州市白云汇丰皮革塑料有限公司多预交的受理费1499.40元一审法院予以退回。自判决送达之日起三日内，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合溢皮革行向一审法院交纳受理费1499.40元）。本院经审理查明，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期间，汇丰公司提交补充证据：证据1佛山市汇悦琪皮革有限公司工商登记信息，拟证明：刘某在2017年前经营“悦琪皮革”，2017年，刘某成立“佛山市汇悦琪皮革有限公司”（“悦琪皮革”与“汇悦琪皮革”实为同一家公司），刘某是汇悦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唯一股东，不是汇丰公司的员工；证据2社保缴纳记录，拟证明刘某于2010年即从汇丰公司处离职，其后一直在悦琪皮革、汇悦琪皮革工作；证据3合溢皮革与汇悦琪皮革商行的地图，拟证明刘某的汇悦琪公司经营地址与合溢皮革行的店铺是相邻的，相距仅400米左右。因此，合溢皮革行明知刘某是汇悦琪的法定代表人，而不是汇丰公司的员工，合溢皮革行不是善意第三人；证据4瀚达公司转账凭证，拟证明2017年12月14日由瀚达公司向汇丰公司付款，其中5万元是代合溢皮革行支付，并非由刘某向合溢皮革行收取5万元后转给汇丰公司。对此，合溢皮革行发表质证意见表示：证据1真实性没有意见，证明内容有意见，刘某从来没有经营悦琪皮革，这完全不是事实，在另案中陈琦已经解释的很清楚，后来汇丰公司想收购悦琪皮革，所以以刘某的名义登记了汇悦琪公司，送货单、对账单中，汇悦琪公司是汇丰公司的直销部。证据2真实性没有意见，但合溢皮革行并不知道刘某的离职事实。证据3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明内容不予确认。该份证据不能证明其证明内容。刘某是汇丰公司的业务员，汇丰公司与合溢皮革行的业务往来，包括下单、对账、催款、退货等都是刘某跟进的。刘某代表汇丰公司在客诉书、收款收据、退货送货单及对账单材料上签名的行为对汇丰公司发生法律效力。对于证据4，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瀚达公司不是合溢皮革行的下游客户，瀚达公司也没有代合溢皮革行向汇丰公司支付货款，该份证据与本案无关。合溢皮革行提交补充证据：证据1合溢员工叶常仪与刘某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据2刘某与陈绮的微信聊天记录，均拟证明：刘某是汇丰公司的业务员，是汇丰公司的总经理陈绮的下属，负责代表汇丰公司跟进合溢皮革行、宋新辉皮革店的业务往来，包括下单、对账、催款、退货等。汇丰公司一直否认刘某是其员工，显然是虚假陈述。合溢皮革行支付汇丰公司的贷款大多都是合溢皮革行的客户代付，所付款的金额均是合溢皮革行应收客户的货款金额，并非根据汇丰公司的对账单上每一笔货款金额，但合溢皮革行只确认对账单上手写修改的货款金额才是双方实际交易发生的货款金额。对此，汇丰公司发表质证意见表示：合溢皮革行未在二审开庭前提交相关证据，已超过举证期限。合溢皮革行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只是截取一部分，未完全反应合溢皮革行与刘某之间的关系，也未能反应合溢皮革行和刘某的汇悦琪公司存在交易，不排除合溢皮革行主张的扣减项是合溢皮革行与汇悦琪公司之间的扣减关系。从合溢皮革行财务与刘某的微信聊天记录看，两人之间的聊天记录非常密切，几乎每隔两天就会有微信联系。而合溢皮革行提交的证据显示，每个月都有大量的“单价错误”、“质量问题”、“退货”、“客诉”等异议以及合溢皮革行将货款交给刘某，却从未在微信聊天内容中显示该内容。表明该等扣减项本不存在或者并不是汇丰公司与合溢皮革行之间的买卖关系。关于刘某与陈琦的微信聊天记录，陈琦是汇丰公司的销售经理，不是总经理。即便陈琦曾让刘某于合溢皮革行联络，也不能否认合溢皮革行明知陈琦才是汇丰公司的销售经理、刘某经营汇悦琪公司。刘某只是出于与陈琦的私人关系与合溢皮革行联络的事实，不代表合溢皮革行有充分理由相信刘某是汇丰公司的员工。二审期间，汇丰公司表示其就刘某签名的真实性询问过刘某本人，刘某回复称“我不在广州，我得先去核实一下，这也不是一点点东西，而且那么久了”。双方当事人均确认，陈琦在另案中曾表示刘某2010年到2019年时均是汇丰公司员工。汇丰公司则表示陈琦与另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陈琦在另案中谎称是汇丰公司员工是为了不支付欠汇丰公司的200多万元的货款。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针对汇丰公司的上诉主张，分析如下：双方当事人对双方之间的买卖关系没有异议，双方当事人对于除刘某签名确认的款项之外的款项没有争议，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刘某的行为后果是否需由汇丰公司负担。汇丰公司确认刘某曾是其员工，但主张刘某在2010年已经离职，故汇丰公司无需承担刘某签名的行为后果。对此，本院认为，首先，汇丰公司确认刘某曾经是其员工，其次，汇丰公司确认陈琦是其业务经理，直至2018年3月才办理离职手续。而陈琦在另案中则确认刘某直至2019年仍是汇丰公司的员工。再次，合溢皮革行提交的多份客诉书、多份对账单上均有刘某的签名，且刘某签名确认的客诉书、付款收据及退货单据中的多笔金额均与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对账单中的金额相吻合。此外，刘某签名确认的金额为64685.4元的退货单据的金额已经在2018年1月的对账单中予以了抵扣。一审法院综合上述情况，认定合溢皮革行有理由相信刘某是汇丰公司的员工，刘某的行为后果由汇丰公司负担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至于刘某是否是佛山市汇悦琪皮革有限公司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与本案的法律关系没有直接关联性，本院对此不予审查。汇丰公司上诉主张刘某的行为与其无关，其无需承担刘某的行为后果，理据不充分，本院不予采纳。关于刘某签名的真实性问题。首先，二审期间汇丰公司表示其就刘某签名的真实性询问过刘某本人，刘某的回复中只是表示需要核实，但没有提出并非其本人签名或其没有签过相关的材料。其次，汇丰公司一审期间未对刘某签名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一、二审期间均未对刘某的签名的真实性申请笔迹鉴定。故本院对于汇丰公司提出的刘某签名不属实的主张不予采纳。由于刘某在对账单上签名确认合溢皮革行所欠的货款金额为133200.01元，汇丰公司上诉主张合溢皮革行所欠的货款金额为307884.24元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综上所述，汇丰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97元，由广州市白云汇丰皮革塑料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珊彬审判员  李 爽审判员  徐 艳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张佳乐谢灵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