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陕04民终23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韦向宇，男，汉族，1973年11月16日出生，住陕西省三原县，公民身份号码：61042XXXX311160032。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文星，陕西秦直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惠微，陕西秦直道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泾阳县昌盛出租汽车客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盛公司），住所地陕西省西咸新区。 法定代表人：朱君利，系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峰，陕西永嘉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彤，陕西永嘉信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韦向宇因与被上诉人昌盛公司承包经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陕西省泾阳县人民法院（2019）陕0423（一审笔误为02423，下同）民初15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韦向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文星、惠微，被上诉人昌盛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峰、吴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韦向宇某甲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泾阳县人民法院(2019)陕0423民初1553号民事判决书，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2.请求依法判令被上诉人承担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对经营权归属的认定属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1）出租车经营权属于民事权利。一审认定“出租车经营权是经政府特许，经营者取得有期限从事出租车行业经营活动的权利，该经营权对应产生的是政府与出租公司之间的行政许可法律关系；使用权的产生是出租车公司与承包人之间的民事合同关系。出租车的营运权是一种有限的公共资源，需要行政许可而获得，不能通过民事判决而获得”是对法律概念的歪曲解读，于法无据。（2）上诉人享有案涉车辆的经营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法院将案件定性为承包经营合同是案由定性错误。车主个人签订合同的行为属于认知错误，而非真实意思表示，有撤销自己的行为，并对自己的行为归于无效的权力。该合同严重违反强制性规范，把经营权作为单独承包标的的行为应认定为无效。可见，一审法院作出的合同有效并以承包经营合同纠纷为案由的做法是错误的。 昌盛公司辩称：一审判决对经营权归属的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诉争车辆经营权属于昌盛公司所有和享有；昌盛公司与韦向宇是承包关系；一审法院将案由定性为承包经营合同纠纷正确。综上所述，请二审法院判决驳回韦向宇的上诉请求。 韦向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请求确认陕DXXXXX号出租车经营权归原告享有；2、请求依法确认《泾阳县昌盛出租汽车客运有限公司牌照经营管理合同》无效；3、依法请求被告将陕DXXXXX号出租车登记证书、机动车行驶证、道路运输证变更登记至原告名下。 昌盛公司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反诉人返还陕DXXXXX号出租车牌照及营运手续（包括营运证、行驶证、计价器周检册）；2、本案诉讼费由被反诉人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1年10月9日咸阳市人民政府办批复泾阳县永安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等五家公司开办150辆出租汽车牌照。咸阳市交通局咸政交发[2003]103号、271号文件分别批复了泾阳县昌盛出租汽车客运有限公司关于增加出租客运车辆。后被告泾阳县昌盛出租汽车客运有限公司购买涉案车辆登记其名下且取得营运权。陕DXXXXX号出租车牌照发生多轮承包。2013年6月9日原告（乙方）与被告（甲方）签订《泾阳县昌盛出租汽车客运有限公司牌照经营管理合同》，合同约定：1、乙方承包经营牌照号为陕DXXXXX；2、承包期限为2013年6月9日至2019年6月9日；3、乙方经营范围为出租汽车牌照一副；4、合同规定车辆的产权属乙方所有；5、合同规定乙方从挂牌之日起按月缴纳管理费及办理车辆相关手续费等费用；6、乙方须严格履行合同，未经甲方同意不得随意变更，私自转包牌照经营权。原告按照合同约定交纳各种费用后并经营该车辆。经营期间原告曾参与停运车辆及到政府上访。 一审法院认为：出租车经营权是经政府特许，经营者取得有期限从事出租车行业经营活动的权利，该经营权对应产生的是政府与出租公司之间的行政许可法律关系；使用权的产生是出租车公司与承包人之间的民事合同关系。出租车的营运权是一种有限的公共资源，需要行政许可而获得，不是能够通过民事判决而获得。而本案是政府将出租车的经营权出让给了被告出租公司，原被告之间签订承包经营合同。故本案存在政府与出租公司之间行政许可法律关系；原告与被告之间民事合同关系。原告依据承包经营合同对出租车仅是使用、收益的权利。原告韦向宇与被告泾阳县昌盛出租汽车客运有限公司签订《泾阳县昌盛出租汽车客运有限公司牌照经营管理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具有法律约束力。合同约定了被告将其拥有经营权的承包车辆交付原告承包经营，原告按约缴纳各项费用，合同虽名为牌照经营管理合同，但合同性质实为承包经营合同，原告诉称双方存在的是管理服务关系的观点不成立，原告主张确认合同无效，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诉称被告已将出租车的经营权出让给上轮经营车主，因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其诉称的事实本院不予采纳。原告对出租车使用、收益的权利是基于原被告之间签订的民事合同，原告请求脱离被告出租公司直接确认陕DXXXXX号出租车经营权归原告享有，及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协助原告将陕DXXXXX号出租车的机动车登记证书、机动车行驶证、道路运输许可证变更登记至申请人名下无事实依据且不符合法律规定，其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被告签订的上述合同履行期限届满，双方未续签合同，被告请求原告返还陕DXXXXX号出租车的牌照、行驶证、道路运输证、计价器周检册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驳回原告（反诉被告）韦向宇的诉讼请求；二、原告（反诉被告）韦向宇于本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向被告（反诉原告）泾阳县昌盛出租汽车客运有限公司返还陕DXXXXX号出租车的牌照、营运证、行驶证、计价器周检册。本诉案件受理费300元（原告韦向宇已预交），由原告（反诉被告）韦向宇承担。反诉案件受理费150元（被告泾阳县昌盛出租汽车客运有限公司已预交），由原告（反诉被告）韦向宇承担。 二审中，韦向宇提交了下载于相关行政部门网站的相关国家法律法规和杨凌区公告，以及从其他出租车公司个人处取得的个人车辆运输证及驾驶证复印件，证明个人已经有资格拥有经营权。昌盛公司质证认为，不是新证据，对其真实性、来源的合法性不认可，且与一、二审争议的焦点无关联性。经综合审查，因与本案没有直接的关联性，本院对其依法不予采信。 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双方当事人订立的牌照合同是否有效；2、本案应当属于物权确认项下的经营权纠纷还是承包经营合同纠纷。 关于焦点1，上诉人韦向宇与被上诉人昌盛公司在自愿、平等的基础上签订的《泾阳县昌盛出租汽车有限公司牌照经营管理合同》，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有效的合同，对双方都具有法律约束力。涉案合同虽然名义上称为牌照经营管理合同，实质上为承包经营合同，综合全案证据来看，昌盛公司一直是诉争车辆经营权的享有人，韦向宇某乙证据证明其对诉争车辆享有经营权，其依据合同仅享有对出租车使用、收益的权利，可见，韦向宇所主张的涉案合同严重违反强制性规范，把经营权作为单独承包标的应认定为无效的诉讼主张，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不能得到支持；一审法院认定涉案合同有效，依法并无不妥。涉案合同双方已履行多年，且已履行完毕，早已超过法定的撤销权行使期限，韦向宇也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现韦向宇主张其签订合同的行为是认知错误，并非真实意思表示，明显缺乏事实依据，其要求撤销合同，对自己的行为归于无效的诉讼主张，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现双方所签合同因履行期限届满而自动解除，昌盛公司依据合同要求返还陕DXXXXX号出租车的牌照及营运手续（包括营运证、行驶证、计价器周检册）符合法律规定，依法应予以支持。 关于焦点2，出租车经营权是政府特许的一种权利，并不是一般的民事权利。本案中，政府将出租车的经营权有偿出让给了昌盛公司，昌盛公司又与韦向宇订立了承包经营合同，故政府与昌盛公司之间形成了行政许可法律关系，而韦向宇和政府之间在出租车的经营权上没有这种法律关系；昌盛公司与韦向宇在行政许可项下订立的承包经营合同和物权确认项下订立的经营权合同有着显著的不同。本案牵扯到了行政权和审判权的行使范围，行政权不能干涉审判权，同样，审判权也不能代替行政权。如前所述，昌盛公司是诉争车辆经营权的享有人，韦向宇某乙证据证明其对诉争车辆享有经营权，在自己没有最终取得出租车经营权的政府行政许可的情况下，韦向宇要求法院判令昌盛公司协助其将陕DXXXXX号出租车的机动车登记证书、机动车行驶证、道路运输许可证变更登记至其名下的诉讼主张，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以承包经营合同纠纷为案由审理本案也依法并无不妥。 综上所述，韦向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韦向宇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春丽 审 判 员 樊国强 审 判 员 刘联胜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八日 法官助理 张健旺 书 记 员 郑 洁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