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浙03行终20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春花，女，1950年12月3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文成县。委托代理人陈爱芳，系周春花之女，1979年4月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文成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文成县公安局，住所地浙江省文成县大峃镇文瑞路1号。法定代表人曾仁海，局长。委托代理人吴元斌，文成县公安局大峃镇派出所教导员。委托代理人叶建森，文成县公安局法制预审大队民警。上诉人周春花因诉被上诉人文成县公安局履行法定职责一案，不服浙江省文成县人民法院（2019）浙0328行初223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3月26日，文成县公安局因周春花在文成县人民政府门口以敲锣、高喊“冤枉”和“公安造假”的形式，扰乱政府机关办公秩序及社会公共秩序，由公安110指派公安特警大队前往遣送周春花回家。此后，周春花的女儿陈爱芳向110报警，称周春花在公安民警遣送途中被殴打致伤，110将陈爱芳的控告转公安纪委和督察处理，公安纪委和督察经调查后，于2015年3月26日下午2点50分至3点22分同周春花谈话，告知调查经过，认定公安民警不存在殴打周春花的情形。2019年7月16日，周春花再次向文成县公安局提出《要求对周春花的报警作出处理的报告》，文成县公安局对该报告未作处理，周春花不服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决文成县公安局根据前述申请履行对2015年3月26日的报警作出处理的法定职责。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有二：一是本案是否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问题。公安机关负有保护公民人身安全的法定职责，对保护自身人身权而向公安机关报案、控告、举报等方式属于请求公安机关履行保护公民人身权的法定职责。周春花的女儿陈爱芳认为母亲被公安民警殴打向文成县公安局110报警属于请求保护人身权的范畴，公安机关应当履行110接处警的法定职责。故周春花要求对2015年3月26日的报警作出处理的实质是要求文成县公安局履行对2015年3月26日的报警作出处理的法定职责，该处理结果与周春花具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周春花具有原告资格。所以该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六）项的规定，属于行政诉讼案件的受案范围。二是本案是否已经超过起诉期限问题。本案中周春花要求公安机关履职的申请时间发生于2015年3月26日向110报警时，当日文成县公安局民警对周春花进行谈话告知不存在该局民警殴打周春花的情形，实质上是口头告知对周春花当日向110的报警不再处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2015年5月1日前起诉期限尚未届满的，适用修改后行政诉讼法关于起诉期限的规定。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只有六个月起诉期限的规定，因此两年起诉期限至2015年5月1日起不再适用，当事人剩余的起诉期限在2015年5月1日之后最长只能保留六个月。2015年5月1日至2018年2月7日之间，适用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六个月起诉期限，两年起诉期限不再适用。2018年2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生效，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未告知当事人起诉期限的，从知道或应当知道行政行为之日起，起诉期限最长不超过一年。至2018年2月8日，当事人六个月起诉期限尚未届满的，符合一年起诉期限的适用条件的，起诉期限可延长至一年。周春花于2015年3月26日公安机关对其谈话时应当已经知道文成县公安局拒绝履行其向110报警要求处理的法定职责，周春花至2019年11月19日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且未提交因不可抗力或其他不属于自身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证据，其起诉已经超过起诉期限，对其起诉应当予以驳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零一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裁定驳回周春花的起诉。周春花上诉称：一、原审法院滥用审判权，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原审中，上诉人申请调取相关证据，被上诉人因心虚害怕承担法律责任，故意不出具相关证据供质证，属于违法。本案证人陈某、王某、叶某、邢某是被诉行政行为的直接参与者，其出具的情况说明系伪证，与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一致，经上诉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只有林长云、陈某出庭。执法人员无正当理由未出庭接受质证，被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且陈某的证言可以证明上诉人当时有受伤的事实，其当时有使用执法记录仪并移交给纪委督察，而且仅其一人出警，属办案程序违法。上诉人13时02分才报警，民警于13时许出具情况说明，与事实不符。林长云称当时没有注意到上诉人有什么伤势，亦属伪证。被上诉人出具的纪检督察谈话笔录纯属伪造，该笔录上没有上诉人的签字、指印，谈话时间从2015年3月26日14时50分至2016年3月26日15时22分明显不合理。二、本案殴打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上诉人办案程序违法。上诉人在被被上诉人工作人员送回家途中殴打致伤，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有报警记录、损伤照片、病历、发票以及上诉人申请调取的证据等予以证实。被上诉人未依法查证，不出具鉴定委托书予以司法鉴定，剥夺了上诉人合法权益，属于不履行法定职责。综上，原审法院采信虚假的谈话笔录，认定被上诉人已经向上诉人对报警事项处理结果进行了口头告知，从而认定上诉人已经超过起诉期限并裁定驳回起诉，认定事实错误，裁判违法。请求撤销原裁定，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文成县公安局答辩称：一、2015年3月26日，被上诉人民警系依法制止上诉人违法行为。当日11时许，上诉人在县政府门口敲锣、高喊“冤枉”“公安局造假”，扰乱县政府办公秩序及社会公共秩序，被上诉人原特警大队民警陈某、辅警王某、叶某、邢某接110指令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的规定到现场对上诉人的违法行为进行制止，行为合法。二、对上诉人的投诉，被上诉人纪委督察部门已经进行调查并将结果告知上诉人。2015年3月26日12时许，上诉人女儿拨打110投诉特警大队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过程中殴打其母亲。接到投诉后，纪委督察部门介入调查，经核实，特警大队工作人员没有对上诉人进行殴打。被上诉人已将相关情况告知上诉人，不存在不履职的情况。三、2019年7月16日上诉人邮寄提交的《要求对周春花的报警作出处理的报告》属信访事项，被上诉人已按照信访件进行处理。四、原裁定驳回上诉人起诉，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被上诉人已于2015年3月26日以谈话的形式告知上诉人处理结果，上诉人直至2019年11月19日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五、关于本案证据问题。1.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申请调查取证的内容，已经说明不能提供的理由，不存在故意不出具证据供当庭质证。2.本案多位民警证言能够互相印证，证明现场的实际情况。上诉人于12时36分拨打110110立即将警单派给督察部门，现场处置人员在13时许出具情况说明，并不存在逻辑矛盾。出庭接受质证人员某经说明现场出警是两个人，并没有单人出警。3.当时由两位纪委督察人员对上诉人谈话，告知调查结果，并对上诉人拒签的事实依法予以注明，笔录制作过程合法，谈话起止时间中“2016年”系笔误。综上，被上诉人已经依法履职，上诉人起诉已经超过法定起诉期限，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二审诉讼中，被上诉人没有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上诉人提供了以下证据：1.2015年3月26日民警陪同周春花就医的视频，以证明被上诉人在一审中称没有对上诉人伤势进行拍照，也未看到上诉人存在任何伤势，属于伪证。2.2015年6月17日大峃镇派出所领导录音，以证明派出所民警及主管领导于当日才告知上诉人本案已经移交纪委督察，故本案3月26日谈话笔录系伪造。3.本院（2019）浙03行再1号行政裁定书，以证明本案与该案系同样情形，应当也未超过起诉期限。4.调查取证申请书，申请调取（1）文成县政府监控视频，以证明上诉人在文成县政府门口时没有受伤；（2）2015年3月26日陈爱芳的全部报警记录，以证明当时是被上诉人叫上诉人去文成县人民医院，且他们会在医院等待，并未告知本案移交给纪委部门；（3）2015年3月26日被上诉人特警送上诉人回家的执法记录仪，以证明特警有殴打上诉人的行为，以及特警称当时有使用执法记录仪并移交给纪委的事实；（4）2015年3月26日公安民警对上诉人谈话的执法记录仪，以证明当时对上诉人的谈话并不是纪委督查部门做的，而是派出所民警做的，且真实的笔录上上诉人有签字捺指印；（5）2015年3月26日派出所民警陪同上诉人就医的执法记录仪，以证明上诉人有受伤的事实，并且在人民医院陪同就医的是派出所民警而非纪委人员。以上证据1-3，经质证，被上诉人对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本院认为，证据1-2均形成于本案起诉之前，但证据1实际系对原审中伤势照片、门诊票据和病历的补强证据，佐证上诉人当时存在伤势，原审裁定中对该事实已予以认定；证据2中被上诉人工作人员告知上诉人本案已移交纪委督察处理，虽不能证明上诉人主张2015年3月26日谈话笔录系伪造的事实，且被上诉人对录音形成时间有异议，但鉴于被上诉人对录音真实性无异议，故可以证明上诉人自认于2015年6月17日被上诉人工作人员告知上诉人本案已经移交纪委督察处理的事实，本院对证据1-2均予以认定。证据3系人民法院对另案作出的裁判文书，与本案无关联性，亦不予认定；调查取证申请中第1、2、3、5项内容均涉及案发经过事实，不属于本案二审审理范围，第4项内容被上诉人已明确答复不存在，故均不予调取。原裁定认定的事实有相应证据证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有无超过法定起诉期限。根据《110接处警工作规则》第二条规定，110服务台负责受理报警、求助及投诉。第三十四条规定，110报警服务台受理投诉的范围：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正在发生的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公安机关督察条例》等法律、法规和人民警察各项纪律规定，违法行使职权，不履行法定职责，不遵守各项执法、服务、组织、管理制度和职业道德的各种行为。第三十九条规定，110报警服务台对投诉应当视情采取相应措施，进行处理。（一）对正在发生的公安机关和民警在依法履行职责、行使职权、遵纪守法等方面存在问题的投诉，应当指令就近警力先期处置，同时通知警务督察部门进行现场调查和处理。（二）对既往发生的公安机关和民警在依法履行职责、行使职权、遵纪守法等方面存在问题的投诉，应当告知投诉人向公安机关纪检、监察、信访、法制或者其他有管辖权的部门投诉，同时视具体情况移交本级纪检、监察、信访、法制或者其他有管辖权的部门进行调查处理。对110报警服务台移交的投诉，有关部门应当及时查处。（三）对已通过其他渠道进行投诉或者信访问题，交由原受理部门处理。（四）外地公安机关的民警或者其他无隶属关系的公安机关的民警在当地被投诉的，应当指令就近警力先期处置，再移送被投诉人的所属单位处理。（五）对公安机关职责范围以外的投诉，可以告知投诉人向有关职能部门进行投诉，并作出必要的解释。本案中，上诉人家属拨打110报警称上诉人在遣送回家途中被公安民警殴打，系投诉公安民警在履行职务过程中存在违法行为。根据在案证据，2015年3月26日，被上诉人两名纪委督察人员对上诉人制作谈话笔录，告知上诉人经核实，没有证据证明相关民警殴打上诉人。该笔录由两名纪委督察人员注明上诉人拒绝签字捺印，并签字，符合程序规定。上诉人主张该谈话笔录系伪造，但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纳。至于纪委督察人员陈述当日没有看到上诉人身上有伤势，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符，但仅以该陈述并不足以推翻谈话笔录客观性。故根据本案现有证据，被上诉人已于2015年3月26日告知上诉人对110报警的处理结果。进一步而言，上诉人也自认被上诉人于2015年6月17日告知其本案已经移交纪委督察处理，故上诉人至迟于2015年6月17日已知道被上诉人对其涉案110报警事项的处理。上诉人现诉请被上诉人作出处理，实际系对该告知不服。至于公安纪委督察部门对该事项最终如何处理，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亦不属本案审理范围。根据当时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上诉人至迟于2015年6月17日知道被上诉人对110报警的处理结果，至2017年6月17日起诉期限已届满，故其于2019年11月19日向原审法院起诉，已经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综上，原审裁定适用六个月起诉期限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但处理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案二审受理费依法免收。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戴华斌审 判 员 诸智影审 判 员 杨贤斌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代书记员 叶王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