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四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吉03民终45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丛恩俊，女，回族，1940年2月21日生，住吉林省公主岭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安丹丹，吉林满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忠海，河北石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清武，男，回族，1990年1月15日生，住山东省无棣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安丹丹，吉林满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忠海，河北石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大伟，女，回族，1987年9月12日生，住河北省沧州市孟村回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安丹丹，吉林满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忠海，河北石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姜立军，男，汉族，1966年2月9日生，住吉林省公主岭市。原审第三人：姜立文，男，汉族，住吉林省公主岭市。上诉人丛恩俊、刘清武、刘大伟因与被上诉人姜立军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公主岭市人民法院（2019）吉0381民初20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丛恩俊、刘清武、刘大伟上诉请求：一、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公主岭市人民法院（2019）吉0381民初2079号民事判决；二、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原审诉讼请求；三、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据以认定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系被上诉人伪造的。1、被上诉人提供的《土地转包合同》是伪造的，上面“刘少和”不是上诉人刘绍和本人签字，且被上诉人未提供该证据原件，该证据的真实性无法判断。原审法院据此认定“刘少和将其与原告的承包经营权转包给第三人姜立文，转包期限为一包到底，该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没有事实依据。2、根据上诉人提供的《土地承包使用期合同》，1998年与村委村会订立承包关系的是刘文礼，并不是“刘少合”。时间载明为是1998年5月9月、1998年5月11日。首先与村里订立承包关系的是刘文礼，不是“刘少合”，“刘少合”无权将土地转包。其次，从时间上看，原审第三人姜立文和“刘少合”签订《土地转包合同》时，尚未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从而印证该合同的虚假性。况且1996年刘绍和患有严重脑血栓，在1998年刘绍和的身体状况是语言不清、半身不遂，按照当年刘绍和的身体状况根本不可能签订合同。二、被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之间签订的土地流转合同是无效合同。首先，原审第三人姜立文无权处分上诉人的土地。上诉人的土地是委托原审第三人姜立文代管的，虽说是租给姜立文但事实上上诉人一家均未收到过姜立文的土地租金或者承包费用，本案的事实是上诉人一家出外地打工遂将土地委托给姜立文代管，并不是实际的转租关系。其次，被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之间是亲属关系，因为上诉人一直找原审第三人要地，原审第三人才将土地转包给被上诉人，其二人属于恶意串通，目的是想将上诉人的土地据为己有。三、上诉人提供了充分证据证实诉争的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为上诉人所有。上诉人原审提供的长山村村民委员会的证明及吉（2018）公主岭市农村土地经营权第122050号农村土地经营权证，均可证实上诉人是诉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人，土地经营权证的发证时间是在2018年3月30日，本次确权是上诉人不断主张权利的结果，原审判决认定“并未对转包行为提出异议”是对案件事实的错误认定。四、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具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依据《农村土地承包法》和《物权法》的规定，农村土地承包权证是对农村土地具有承包经营权的有效凭证，上诉人提供的吉（2018）公主岭市农村土地经营权第122050号农村土地经营权证的发证时间是在2018年3月30日，也就是说，在2018年3月30日已经公主岭市人民政府确认诉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为上诉人所有，被上诉人所提供的证据从时间上及其他方面均无法与公主岭市人民政府的行政确权行为相抗衡。故上诉人的原审诉讼请求具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应当得到人民法院的保护。综上所述，原审判决确有错误，恳请二审法院查清本案事实，依法判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姜立军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使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上诉请求。丛恩俊、刘清武、刘大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贵院依法判决被告将违法占有的原告的承包地交还给原告（具体位置以下发给原告的《吉林省农村土地承包权证》坐落为准）；2、请求贵院依法判决被告将前述承包地对应的直补存折交还给原告；3、请求贵院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共计人民币114250元（2006年至2018年的直补32500元＋三年粮补10250元＋2008年至2018年包地租金71500元）；4、诉讼费及其他诉讼中所需费用均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8年3月8日，刘少和将其与三原告承包经营的土地转包给第三人姜立文耕种，承包期限为一包到底，2003年对姜立文承包经营的土地以及原告承包经营的土地在姜立文的土地使用权证上予以确认。2008年12月13日，被告姜立军与第三人姜立文签订土地流转合同，并经公主岭市杨大城子镇经营管理指导站鉴证。后该涉争土地在姜立军的土地使用权证书上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为，刘少和将其与原告的承包地经营权转包给第三人姜立文，转包期限为一包到底，该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村委会在2003年姜立文的土地使用权证予以盖章确认，该土地转包合同合法有效。原告主张该合同是假的，但并未提交相关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原告的该项主张，原审法院不予认可。在2008年姜立文又将涉争土地转包给被告姜立军，该土地流转行为经发包方同意并鉴证。原告主张被告姜立军与第三人姜立文之间再次转包承包地经营权，未经其同意，但自2008年12月13日姜立文将承包地转包给姜立军至诉讼至法院已经十年有余，且在2017年原告向村里主张粮食直补款应由其领取，并未对转包行为提出异议，因而，其行为应视为对姜立文转包行为的认可。另，刘少和与第三人姜立文之间签订的土地转包合同为一包到底，在此次土地流转中，原告已经将承包地的经营权转让给第三人姜立文，故，姜立文的再次转包行为，并未侵犯到原告的相关利益。关于土地直补款问题，属于国家政策调整范围，双方合同上没有约定，应当按照国家政策通过相关部门处理。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七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八条、第六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丛恩俊、刘清武、刘大伟的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相关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1998年3月8日的《土地转包合同》的效力问题，本案上诉人主张刘少合（名字以卷宗内户口复印件为准）和与姜立文签订的土地流转合同是伪造的，刘少合的签字不是其本人签字。经查，刘少合（系上诉人从恩俊的丈夫）现已去世，当时刘文礼（系刘少合与从恩俊的儿子）在上边两位老人，下边两个孩子（上诉人刘清武、刘大伟）的情况下，虽然刘文礼无分地资格，本案一审中刘文礼作为丛恩俊、刘清武、刘大伟的代理人出庭，在笔录中承认自己当时“孩子小，父亲生病了我就给处理了……这四个人知情”，二审中也称分地当年承包合同上自己以户主名义为除自己之外的4名家庭成员分得土地。关于土地流转的对价问题，经询问刘文礼在二审中称“是代种，是口头约定，没有收过费用，就是让姜立文经管”，而相同问题一审中其称“2000年的时候姜立文给我寄过2000元钱”，刘文礼在一审二审中的说辞前后矛盾，且其在二审中主张口头约定姜立文代种土地亦无法提供书面证据。且该诉争土地在2008年第三人姜立文流转给姜立军的《土地流转合同》中有发包方公主岭市杨大城子镇常山村村民委员会的签章，以及自2008年12月13日姜立文将土地流转给姜立军至今已经十余年，刘文礼仅在2017年向村里主张粮食直补款应由其领取，当时却并未对土地流转行为提出明确异议，综合上述情形一审法院认为诉争土地流转成立并无不妥，应予维持。刘少合与姜立文签订的土地流转协议上没有约定土地直补款问题，土地直补款属于国家政策调整范围，应当按照国家政策通过相关部门处理。综上所述，丛恩俊、刘清武、刘大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丛恩俊、刘清武、刘大伟共同连带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田迎春审判员 毕 莹代理审判员 牛云鹤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 王洪林书记员 孙乙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