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5民终220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某1（曾用名杨某1），男，1970年3月28日出生，汉族，住常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姚丹，上海市锦天城（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于某1，女，1968年2月24日出生，汉族，住常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姚丹，上海市锦天城（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2，男，1950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住常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邹叶锋，江苏少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桂好，江苏少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3，女，1950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住常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邹叶锋，江苏少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桂好，江苏少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杨某1、于某1因与被上诉人杨某2、杨某3分家析产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法院（2019）苏0581民初29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杨某1、于某1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杨某2、杨某3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杨某2、杨某3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位于常熟市下房屋（以下简称洋浩房屋）应归杨某1所有，并非双方家庭共有。1.洋浩房屋建造的前提是杨某1已成年，符合建房政策和条件，该房屋准建证中也明确“同意长子另建壹宅”，说明杨某1才是该房屋的建设权利人。杨某2在本村另有老宅平房一处，如认定洋浩房屋的宅基地使用权人也为杨某2，则杨某2拥有两处宅基地，与政策不符。一审中，原洋浩村村主任何某1也出庭作证，证明洋浩房屋宅基地使用权属杨某1所有；2.洋浩房屋建造的目的是为杨某1和于某1结婚作为婚房使用，杨某2因长子结婚需要参与共同建造，其行为仅是帮助行为，其在建房过程中的支出按农村生活习惯及习俗，一般应认定为父母对子女的赠与。通过杨某2、杨某3自己的陈述“当时造了房子就是给他的”、“在领到洋浩房屋证的时候知道的（房屋登记在杨某1名下）”、“拆迁的时候是知道房子登记在儿子（杨某1）名下”、“本来房子也是传给儿子的，他去签我们也没有意见的”等内容也可知，即使两人在建房过程中进行了出资，该部分出资也是对杨某1的赠与。该赠与行为在1999年土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办理过程中进行了确权登记。况且杨某1本人还参与了该房屋的建设，并对该房屋进行了装修；3.1999年6月30日出具的《产权变更申请书》，是意思表示明确并经第三方证明的合法有效文件，从形式上看符合赠与的行为方式，从效果上看具有确权登记的效力。杨某2、杨某3辩称不知其中内容，但在（2018）苏0581民初13040号案件审理过程中明确陈述对房子办证是知晓的，故其在本案中辩解理由不能成立。根据一审时何某1陈述的该申请书形成过程，可知是由村民至大队里统一集中办理的，且经村委会加盖公章。现有证据也不足以认定杨某2、杨某3的捺印非本人所为。故不能轻易否认该申请书的效力。该申请书是由行政机关提供的格式文件，出具的目的是为了办理物权的登记，其中“现在本人要求由儿杨某1作为房屋产权人进行登记”的含义是登记为物权人，而非仅是作为家庭代表或物权代持人。因此，该申请书表达的是变更登记的意思，并非如一审法院认为系代表登记行为。（二）退一步来说，即使洋浩房屋属于双方家庭共有，杨某2、杨某3也并非理所当然享有春来家园房屋的物权份额。当时常熟市沙家浜镇人民政府实施的并非是行政征收行为，而是农民放弃宅基地，将农村住宅与政府建设的商品房进行交换的民事行为。杨某2、杨某3因非合同相对人而并不享有相应的物权请求权。《常熟市沙家浜镇农宅置换商品房协议书》中“杨某1户”的理解，既不是指建房时的家庭户，也不是指拆迁时的家庭户，而是指依法经过登记的房屋产权人。（三）无论洋浩房屋的拆迁定性为行政征收，还是房屋置换，都没有损害到杨某2、杨某3的合法权益。杨某2、杨某3在本村拥有的老宅平房，同样得到了补偿和房屋置换的权利。实际该老宅平房在杨某4的置换合同中得到了体现，杨某2、杨某3应向杨某4主张其应当享有的相应置换房产份额和结余补偿款。（四）根据房产登记簿记载，自1999年11月2日起，杨某1已经成为洋浩房屋合法的物权所有人。该登记行为发生在物权法施行以前，本案不应适用物权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确认物权归属。被上诉人杨某2、杨某3辩称：（一）洋浩房屋系家庭共有财产。该房屋以杨某2的名义申请建造，准建证上名字是杨某2，1999年颁发土地证时登记成了杨某1，是基于《产权变更申请书》，但该申请书上杨某2、杨某3签字非两人所签，捺印经鉴定也无法确定是否为两人所留，村委会也表示当时并未审查签字、捺印的真实性，故一审法院结合宅基地上自建房屋的基本事实，认定杨某1只是作为家庭的代表进行宅基地使用权和农村房屋产权的登记，是正确的。（二）洋浩房屋主要由杨某2、杨某3出资、出力建造，两人对该房屋应享有大部分的财产份额，但对常熟市沙家浜镇春来家园房屋同意按照50%份额分得。（三）洋浩房屋是杨某2、杨某3婚后生育子女，并长期共同生活、居住的场所，主要由杨某2、杨某3出资、出力建造。杨某1作为大儿子，不仅不赡养父母，在农宅拆迁后还要独占全部拆迁权益，明显不当。综上，杨某2、杨某3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杨某2、杨某3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杨某2、杨某3享有杨某1和常熟市沙家浜镇人民政府于2016年7月1日签订的《常熟市沙家浜镇农宅置换商品房协议书》项下80%的拆迁安置权益，包括：（1）杨某2、杨某3有权按80%的份额享有剩余的130平方米商品房面积安置；（2）杨某2、杨某3有权按80%份额享有杨某1、于某1依据常熟市沙家浜镇人民政府于2016年7月1日签订的《常熟市沙家浜镇农宅置换商品房协议书》分得的常熟市沙家浜镇春来家园房屋；（3）杨某2、杨某3有权按80%份额享有杨某1、于某1依据《常熟市沙家浜镇农宅置换商品房协议书》分得拆迁补偿款161016.43元及利息；（4）杨某2、杨某3有权按80%份额享有杨某1、于某1依据《常熟市沙家浜镇农宅置换商品房协议书》获得的租赁补偿款28600元；2.诉讼费由杨某1、于某1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杨某2、杨某3系夫妻关系，生育长子杨某1、次子杨某4，杨某1、于某1系夫妻关系。坐落于常熟市房屋于1990年建造，并于1990年4月23日颁发了村镇建房准建证（总建证号码000580）经批准建造，建房申请表上载明户主为杨某2，申请理由为“次子已大，故需另建壹宅”；核准意见上载明：“同意长子另建壹宅”。该房屋建成后由杨某2、杨某3、杨某1以及杨某3的母亲杨某6、次子杨某4共同居住，后杨某4结婚（系入赘）后搬出上述房屋，并将户口迁出本村。1999年，该房屋办理了土地使用权证，登记土地使用者为杨某1。2016年7月1日，常熟市沙家浜镇人民政府为甲方、杨某1户为乙方签订《常熟市沙家浜镇农宅置换商品房协议书》，双方就上述房屋拆除选择产权调换的方式，其中载明被置换房屋补偿金额总计524496.43元，包含评估房屋总值、装修及附属物评估值、户型补贴、临时安置补偿费、搬迁补偿费、高层安置补贴等项目。安置方式载明：“甲方提供春来家园商品房住宅，建筑面积约260平方米，价格按高层1398元/平方米结算。目前由于房源紧张，甲方暂时只提供一套现房，另外一套期房，甲方将按实际期房面积通过租赁的形式予以补偿，待房源充足后再安置。期房面积租赁补偿标准，起算时间为第一套安置房交付之日起至安置房全部交付结束之日止，第一年按100元/平方米/年补偿，第二年按120元/平方米/年补偿，第三年按150元/平方米/年补偿。”临时安置补偿费标准中载明：“临时安置补偿费：按拆除主房实际合法建筑面积238.23平方米×6元/平方米/月发放，起算时间为被拆迁房屋移交甲方之日起至第一套安置房交房后3个月止。”协议落款处乙方处由杨某1签名。后杨某1于2016年8月11日接到物业通知书，在取得第一套安置房坐落于房屋后，杨某1于2018年1月5日办理了不动产权登记，权利人登记为杨某1、于某1。现该套安置房尚未装修居住使用，杨某2、杨某3租住在外，其以享有安置权利为由诉讼来院。又查明：从常熟市国土资源局调查材料显示，《产权变更申请书》载明：“兹由沙家浜镇洋房屋系90年建造，合计建筑面积252平方米，我是该房屋产权人，现在本人要求由儿杨某1作为房屋产权人进行房产登记。”该申请书落款处分别有杨某2、杨某3、杨某1签名字样和手印，证明人处由村委会盖章。《产权人（共有人）直系亲属情况表》载明：房屋所有权申请人为杨某1，房屋坐落沙家浜镇洋116号，产权人（共有人）直系亲属为于某1、杨某7（杨某1女儿）、杨某2、杨某3。另查明：杨某2、杨某3曾于2018年7月12日以杨某1、于某1为被告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享有《常熟市沙家浜镇农宅置换商品房协议书》项下90%拆迁权益，后以有意与被告进一步协商为由于2018年9月3日向一审法院申请撤诉。后杨某2、杨某3又于2018年10月18日以杨某1为被告、常熟市沙家浜镇村民委员会为第三人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在该案审理中，杨某2、杨某3申请对《产权变更申请书》上“杨某2”的字样是否为杨某2所写，“杨某2”字样上捺印是否为杨某2的捺印，“杨某3”的字样是否为杨某3所写，“杨某3”字样上捺印是否为杨某3的捺印进行鉴定，经委托，上海市防伪技术产品测评中心司法鉴定所出具防伪司法鉴定所（2018）文鉴字第130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产权变更申请书》上落款“原产权人签章”处的“杨某2”签名字迹不是杨某2所写；该处“杨某3”签名字迹不是杨某3所写；2.无法确定《产权变更申请书》上落款“杨某2”签名处的红色指印是否杨某2所留；无法确定《产权变更申请书》上落款“杨某3”签名处的红色指印是否杨某3所留。该案庭审中，杨某2、杨某3陈述过“本来房子也是传给儿子的，他（杨某1）去签（常熟市沙家浜镇农宅置换商品房协议书）我们也没有意见的，没想到后来他分到新房子不让我们住了。”“拆迁的时候是知道房子登记在儿子（杨某1）名下，是在领到洋浩房屋证的时候知道的，当时是没有意见的，当时造了房子就是给他的，现在他房子不给我们住了，我们没办法了。”第三人常熟市沙家浜镇村民委员会在庭审中陈述：“村委会在证明处盖章只是根据当时不动产登记部门的要求为乡镇不动产房屋进行登记，配合提交相关凭证，并未审查双方签字盖章的真实性。”“材料是在特定的房产发证时形成的，一般是由房产部门要求各乡镇普查要领证的农户，将材料汇总，对要求变更准建证户名的要签订产权变更申请，由村委会收集好以后按提交的申请书上的新的登记人名字进行登记，由于当时进行登记的人员较多，当时村委会的工作人员不能回忆起当时该份变更申请书形成的具体细节，因为确权机关是不动产登记部门，村委会也没有权利和义务来审查该申请书上签名是否真实。”审理中，一审法院向沙家浜镇房屋征收中心作了调查，反映：“2016年7月1日《常熟市沙家浜镇农宅置换商品房协议书》是沙家浜镇人民政府和杨某1签订的，具体结算以结算单为准，拆除的是洋浩宅基房屋，置换两套房屋，260平方左右的面积，实际履行中暂时交付了春来家园房屋，面积为134.04平方米，大概2016年8月左右，房子手续是和杨某1做的，结算补偿款余款124225元是拆迁办拨付到的。另外一套房屋还没给，面积为125.96平方米，从2016年8月11日起算租金，目前结算到2018年8月10日为2年，付了2次，1次是2017年底付了12596元，1次是2018年底付了15115.20元。对于另外一套房子目前确定不了交付时间，房子现在在造，估计要三年左右。对于这份《常熟市沙家浜镇农宅置换商品房协议书》所明确的安置权益属于杨某1户，权证上是杨某1的名字，协议是和杨某1签的，杨某1户有几个人我们协议上不作明确。另外，还有一套平房也在，这套房子也拆除了，没有单独签订置换协议书，因为不属于置换，杨某1父母有两个儿子，小儿子杨某4是入赘的，在女方有宅基地，所以平房拆除只补偿地上物，按结算为61375元，捆绑在杨某4的妻子一方坐落于芦荡社区房屋的安置中。”一审法院向沙家浜镇村民委员会作了调查，反映：“杨某2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杨某1，小儿子杨某4，当时杨某1要结婚了，杨某4当时也未考虑到入赘，按照规定进行二子分宅，大儿子是增宅，后来杨某4入赘，宅基地是靠女方的，杨某2、杨某3与杨某1为一户，所以不能拥有两块宅基地，安置时平房只补偿地上物，宅基地收归集体。平房的补偿款6万左右给了杨某2。至于后来造的洋浩房屋的出资情况，具体不清楚。”庭审中，杨某2、杨某3陈述洋浩房屋造好后没有装修，只是在杨某1结婚时稍微装修了一下，杨某2、杨某3出资做了一个石驳岸。杨某1陈述石驳岸是其出资做的，另外结婚时自己出资装修了一下房间，结婚后自己出资装修了卫生间。对于该房屋出资情况，双方均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杨某2表示自己是泥瓦工，房子是自己造的，杨某1不认为房子是杨某2建造起来的，但认可其是泥瓦工。另外，杨某2表示自己念了两年书，能够书写自己的名字，杨某3表示自己是文盲。杨某1、于某1申请了何某1（原洋浩村主任）作为证人出庭，其作证称：“洋浩房屋是杨某2和大儿子杨某1造的，大儿子先出宅，明确房子是大儿子的，当时宅基地是分给他的，房子造好后也是他的，杨某1也有出资的，养了儿子总归是儿子的。老房子没拆除的是给小儿子的。（经出示《产权变更申请书》后）这份申请书我见过的，上面的字记不起是谁写的，我不在场不知道，具体为什么写申请书我也不知道。房子（洋浩房屋）是1990年建造的，几个人造的不记得了，杨某1也造的，至于他有无出钱我不知道。”杨某2、杨某3认为：涉案洋浩房屋是农村房屋，建在农村宅基地上，杨某1只是作为家庭共有财产的代表在房产证和土地证上登记，杨某1和常熟市沙家浜镇人民政府签订的农宅置换商品房协议书，乙方表述为杨某1户，说明政府对于拆迁安置是以一个家庭户为单位，这份协议书获得的拆迁权益是给整个家庭户的，不是给某个个人的。鉴于洋浩房屋完工于1990年底，当时杨某2、杨某3的两个儿子年纪尚轻，没有什么收入，杨某2从事泥水匠建房工作有很多年，洋浩房屋建造是由杨某2、杨某3出资，杨某1和杨某4未出资，房屋建好后，杨某2、杨某3和两儿子、杨某3母亲一起搬到洋浩房屋居住，杨某2、杨某3户籍包括身份证的地址变成洋浩116号，这套房屋是家庭共有财产，根据房屋形成的原因、建造的主体、对房屋形成的贡献，应由杨某2、杨某3占80%份额，杨某2、杨某3享有的权利属于民事权利，应属于法院审理范围，请法庭支持。杨某1、于某1认为：杨某2、杨某3没有证据证明涉案房屋由杨某2、杨某3出资建造，应以登记为准。杨某2、杨某3本人在（2018）苏0581民初13040号案件中曾说到房子是传给儿子的，当时造的房子就是给他的。当初建造房屋是1990年，如果从诉讼时效看，杨某2、杨某3主张权利超过诉讼时效。假设该房屋全额由杨某2、杨某3出资，1999年6月杨某2、杨某3已将房屋赠与杨某1，杨某2、杨某3不享有该房屋拆迁权益，要求驳回杨某2、杨某3的诉请。因双方意见不一，致庭审中调解未成。庭审后，一审法院多次组织双方调解，但最终未能达成一致意见。经征询杨某2、杨某3意见，其表示本案中只要求确认杨某2、杨某3对常熟市房屋享有50%的份额，其他的在本案中暂不主张。以上事实，由杨某2、杨某3提供的身份证、户籍信息、准建证、建房申请表、建筑施工合同、不动产登记查询、产权（共有人）直系亲属表、土地档案基本信息表、常熟市沙家浜镇农宅置换商品房协议书、房屋评估明细表、户表、（2018）苏0581民初13040号民事裁定书，杨某1、于某1提供的产权变更申请书、不动产权证以及一审法院的庭审笔录、证人证言、调查笔录、调取的常熟市沙家浜镇农宅置换商品房协议书、（2018）苏0581民初13040号案件中的相关材料包括庭审笔录、防伪司法鉴定所（2018）文鉴字第130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2018）苏0581民初8880号民事裁定书等证据材料予以证实。一审法院认为：按照规定，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的，应予支持。本案中，坐落于常熟市房屋虽登记在杨某1、于某1名下，但不影响一审法院对实际权利人的认定。因该房屋系常熟市沙家浜镇（原常熟市沙家浜镇洋浩村）农宅置换商品房所得的其中一套，该农宅系1990年建造，准建证及建房申请表上户主均登记为杨某2，因置换考量的因素包括房地一体，根据上述证据及双方当事人陈述、居住情况、户籍情况、产权人（共有人）直系亲属情况表以及一审法院的调查情况等，结合农村宅基地的相关政策，可以认定该农宅系双方家庭共有，因此之后在1999年颁发的土地使用证登记的土地使用者为杨某1(杨某1)以及杨某1在《常熟市沙家浜镇农宅置换商品房协议书》的签名，杨某1均是作为家庭户的代表。对于提供的《产权变更申请书》，前案中经委托鉴定，其中名字并非杨某2、杨某3所签，无法确定杨某2、杨某3签名字迹处的手印是否为两人所留，所在村民委员会作为第三人在前案庭审中亦表示“当时并未审查双方签字盖章的真实性，是由村委会收集好以后按提交的申请书上的新的登记人名字进行登记，由于当时进行登记的人员较多，当时村委会的工作人员不能回忆起当时该份变更申请书形成的具体细节”，因此是否有杨某1、于某1所抗辩的房屋已由杨某2、杨某3赠与杨某1、于某1的事实，或者是否当时明确由杨某1、于某1继承，并无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即使该《产权变更申请书》上的手印为杨某2、杨某3所留，该申请书上的内容也只是明确由杨某1作为房屋产权人（实际为土地使用权）进行登记，当时一人代表家庭进行土地使用权进行登记较普遍，不能凭此当然推定房屋已属杨某1一人所有。对于杨某1、于某1认为杨某2、杨某3在（2018）苏0581民初13040号案件中曾说到房子是传给杨某1的，当时造的房子就是给杨某1的意见，因赠与或者继承应具备相应的法律构成要件，且杨某2、杨某3文化程度较低，其口头表述是否全面反映当时完整的真实意思是不明确的。故对此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对于杨某1、于某1认为杨某2、杨某3主张权利超过诉讼时效，因杨某2、杨某3主张的是物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故对此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常熟市房屋的实际权利人为杨某2、杨某3、杨某1、于某1。因双方均未提供房屋建造出资情况的证据，且常熟市沙家浜镇洋浩宅基房屋建造时杨某1工作时间并不长，杨某2、杨某3要求确认享有常熟市房屋中50%的份额，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确认杨某2、杨某3对登记在杨某1、于某1名下的坐落于常熟市的房屋享有50%的份额。案件受理费8900元，由双方各负担4450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中，杨某2、杨某3起诉要求确认享有50%份额的春来家园房屋，产权虽登记在杨某1、于某1名下，但系由洋浩房屋农宅置换而来，其实际产权归属与洋浩房屋产权归属具有直接关联。洋浩房屋宅基地系因杨某1兄弟两人均已成年、均面临成家而由杨某2申请增宅而来，主管部门核准意见虽是“同意长子另建壹宅”，但该房屋建造过程中，杨某2、杨某1均有贡献，该房屋建成后，也并非仅由杨某1、于某1居住使用，而是自始由大家庭居住使用。1999年的《产权变更申请书》，并无明确证据证明系经杨某2、杨某3同意而出具。即使能够证明，也仅表明两人同意由杨某1作为家庭户代表进行房屋权属登记。在前案审理中，杨某2、杨某3虽曾表达“本来房子也是传给儿子的”、“当时造了房子就是给他的”等意见，但两人上述意见的真实意思，应理解为在百年后可将房屋归儿子所有，不应理解为生前放弃房屋份额。当地村集体及房屋征收中心在农宅置换过程中，也将杨某2夫妻及杨某1夫妻视同一户进行置换，杨某1、于某1所述的另外一套平房，拆除后只补偿了地上物，宅基地收归集体。综上，杨某2、杨某3对洋浩房屋理应享有份额，结合该房屋建造时双方的贡献程度，一审法院对杨某2、杨某3要求确认对洋浩房屋置换而来的春来家园房屋享有50%份额的主张予以支持，并无不当。综上所述，杨某1、于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900元，由杨某1、于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耀荣审判员  黄文杰审判员  张珍芳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李 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