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10民终147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志保，男，1971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住宝应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朱骏，北京市高朋（扬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燕燕，北京市高朋（扬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侯绪青，男，1962年5月3日出生，汉族，住宝应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金顺，安徽益友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志保因与上诉人侯绪青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宝应县人民法院(2019)苏1023民初82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志保上诉请求：1.就(2019)苏1023民初8292号判决书中第一项中的逾期利息进行改判，依法改判为利息自2014年10月19日起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年利率24%标准计算；2.撤销宝应县人民法院(2019)苏1023民初829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依法改判支持张志保要求侯绪青支付律师费用8000元。3、本案上诉费用由侯绪青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判定借期内的年利率为24%,逾期利息按6%判定，属法律适用不当，同时，如此判决使得恶意违约者不付出任可违约成本，无异于鼓励违约行为，既有失公允，亦与法相背。从一审己查明张志保将20万元本金出借给侯绪青。借据中双方将一年利息一并写入借条，写明的借款27.2万元，由此判定，双方约定借期一年内的年利率为36%。现一审法院己依据张志保的一审诉讼请求，将借期内的利率判定为年利率24%。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项的规定：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故本案中张志保与侯绪青间民间借贷的逾期年利率也应按借期内年利率24%计算，否则一审法院将借期利率认定为24%,却以“双方将一年的利息写入借款本金，而非注明借款年利率或年利息”为由将逾期利率判定为6%，明显存在自相矛盾。违约者应承担违约贵任，符合公知和法律规定。侯绪青在约定借期一年内并未还款，在张志保多次催款后仍未还款，甚至连一分钱的利息都没有给过，其违约行为明显存在恶意，其不仅应承担违约责任，甚至应加重其违约责任。而如果按照一审法院的判决，将逾期利率认定为年利率6%，不仅使得侯绪青无任何违约成本，甚至存在鼓励违约行为，该判决结果对张志保不公的同时，与法相背，亦与倡导诚信履约的精神相背，故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改判。二、一审法院未能支持张志保一审诉请的律师费用8000元同样属法律适用不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在本案中，因侯绪青张志保未按约定在一年后归还本息，甚至在经张志保多次催要后仍未归还，为保证张志保本金及其利息的全额实现，及法院审理程序的顺利，张志保聘请代理律师而发生的费用，属于不必要的损失范畴，该损失应由违约方承担。张志保诉请的律师代理费8000元也应由侯绪青承担。一审法院对此未予支持，同样属于法律适用不当。三、一审法院对侯绪青及其代理人的虚假陈述没有严惩存在不当。侯绪青在收到法庭传票后，其本人就在宝应当地，而其代理律师称其在外地，其撒谎属于严重的藐视法庭，应依法予以处罚。侯绪青代理人当庭辩称未借到5万元现金，但该辩解与法庭查明的事实严重矛盾，属于虚假陈述。依据民事诉讼法第13条规定，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而侯绪青代理人的虚假陈述，严重违背上述法律规定。该虚假陈述己严重干扰审判秩序，影响审判的公正高效，浪费司法资源，损害司法的权威及公信力，张志保多次要求对侯绪青代理律师的虚假陈述进行处罚，故一审法院对侯绪青及其代理律师没有处罚明显不当。侯绪青对张志保的上诉辩称：张志保与侯绪青之间无实际借贷关系，而是由张志保与案外人花国志双方谈好后请侯绪青担保，后因为花国志是国家工作人员，又让侯绪青代出了一张27.2万的借条。事后，侯绪青问张志保，花国志所借的二十几万元款项有无偿还。张志保说是借20万元尚未偿还。侯绪青就去找花国志，要求花国志尽快归还实际借款20万元，花国志说实际借款是15万。为此，侯绪青把花国志带到张志保饭店进行对质实际借款多少，花国志说是15万元。侯绪青接到一审法院传票时，又去找花国志，花国志又说实际没有借款，是花国志以前欠张志保的本息打的条子，为此，本案未实际发生借贷。侯绪青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江苏省宝应县人民法院（2019)苏1023民初字第8292号民事判决书，驳回张志保一审请求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张志保承担。事实和理由：本案实际借款人并非是侯绪青，而是案外人花国志，该借款是花国志与张志保洽谈好后，因侯绪青的店铺与张志保的饭店紧邻，请侯绪青一起去喝酒时让侯绪青出具了借条，实际用款人是花国志，当时说花国志公司进货差27.2万元，后花国志说实际只汇借款15万元。张志保仅凭当天的另一张5万元的取款记录就认定该5万元是交付给花国志的证据不足，一笔借款汇转15万元又取现5万元也不符合日常的借款交易习惯，更符套路贷的交易习惯，按照一审法院的审判思维逻辑，如果张志保有当天取款12.5万元的银行取款记录，侯绪青就应承担借条记载的27.2万元的偿还责任。现花国志又说实际并未借款给他，而是因以前债务走了一个形式，张志保应将实际交付多少借款给花国志进一步举证。侯绪青在出具借条时并不知道27.2万元包含7.2万元的利息，借条中也没有注明约定的利息，民间借贷没有约定利息或约定不明的视为无息，一审法院判决侯绪青按年息24%承担借款的利息后又按年息6%承担利息至实际还款之日是错误的，没有法律依据。假设张志保确实己经交付了借款20万元，也只能偿还20万元，利息应从张志保主张之日以2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息6%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况且，张志保并未能举证证明交付20万元给侯绪青或是给花国志的事实，现花国志也不认可张志保交付借款的事实。张志保滥用诉权而增加的案件受理费用应由张志保自行承担，标的49.6万元的案件受理费是8740元，而20万元案件受理费是4300元，减半收取只有2150元，而一审法院将全部案件受理费用由侯绪青承担有违合理分担原则。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导致适用法律错误。张志保对侯绪青的上诉辩称：1、一审法院已经查明案涉借条是真实的，系侯绪青出具给张志保；同时还查明张志保提交的录音证据中，侯绪青已认可借款20万并承诺本息一分不少；一审法院查明了侯绪青在张志保的转账记录中填写了收款人及收款人账号，同时，张志保举证的取款5万的记录与转账15万元记录仅仅间隔一分钟四十五秒。经过一审法院查明的所有证据均具有密切关联，均与侯绪青在录音证据中承认的借款20万和利息一分不少具有完全的对应关系。即侯绪青与张志保的借贷合意是真实的，张志保已经履行了20万本金交付义务，双方借条中也约定了年息36%的利息，因此，侯绪青所强调的借款与其无关，而是花国志所借完全是虚假陈述。侯绪青的代理律师在一审、二审中完全不顾事实与证据的关联性，作虚假陈述。2、侯绪青在借条中将一年息7.2万元和本金合计写入借条也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在后来张志保向侯绪青多次催要还款的通话录音中，侯绪青本人都承认利息的存在，且利息一分不少。3、以20万本金为基数，按照24%利率计算，符合法律规定，因此，一审法院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应驳回侯绪青上诉请求，至于借款一年期以后的逾期利息，张志保已经在本案中提起上诉。张志保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侯绪青归还借款人民币200000元；2.本案请求判决200000元本金为基数至2019年12月17日，利息人民币296000元；3.请求判决以200000元本金为基数，以年利率24%为标准，从2019年12月17日至实际还清的利息；4.本案的诉讼费、律师代理费用由侯绪青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0月18日，侯绪青向张志保出具借条一份，载明：“暂借人民币贰拾柒万元贰仟元整，借期壹年归还，暂借人：侯绪青，2013.10.18。”同日，张志保向他人账户内转账150000元，取现金50000元。2017年4月，张志保通过电话方式向侯绪青催要借款。一审法院认为，债务应当清偿。张志保提供侯绪青出具的借条及银行转账、取款记录作为证据，主张张志保、侯绪青之间存在借款关系且款项已实际交付，对此，侯绪青认可借条是其本人出具，但否认其与张志保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声称实际借款人系第三人，但其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其代理人辩称张志保仅通过转账方式交付150000元，侯绪青本人辩称，其仅询问第三人是否受到张志保给付的款项，第三人予以肯定答复，其本人未收到张志保交付的款项，张志保诉称实际借款本金为200000元，已根据侯绪青要求交付，提供借条出具当日的150000元转账记录及50000元取款记录，结合张志保、侯绪青通话录音中，侯绪青认可其曾向张志保借款200000元，一审法院对张志保关于借款金额的陈述予以采信。侯绪青辩称，借条约定的还款日期为2014年10月18日，现张志保向侯绪青主张还款已超过诉讼时效，对此，张志保提供其与侯绪青的通话录音，证明其曾于2017年4月向侯绪青提出还款要求，一审法院认为，张志保此举将诉讼时效中断，诉讼时效期间应重新计算。故一审法院对侯绪青的上述辩称不予采信。张志保诉称，实际借款金额为200000元，借条中载明借款金额为272000元，实际是约定了借款期间的年利率为36%，要求按年利率24%为标准，从借款之日计算到实际还款之日。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张志保、侯绪青约定将一年的利息款写入借款本金，而非注明借款年利率或年利息，双方仅仅是对2013年10月18日至2014年10月18日期间产生的具体借款收益进行了约定，对2014年10月18日之后的利息标准并未作出约定，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仅支持以200000元为基数从2013年10月18日至2014年10月18日期间按年利率24%为标准计算的利息及以200000元为基数从2014年10月19日至实际还款之日按年利率6%为标准计算的利息，超出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张志保主张其为本案所支出的律师费用，但张志保、侯绪青并未对律师费用的负担作出约定，故对张志保的该项诉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侯绪青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张志保偿还借款200000元及利息（自2013年10月18日起算至2014年10月18日止，按年利率24%标准计算；自2014年10月19日起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年利率6%标准计算）。二、驳回原告张志保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740元，减半收取4370元，保全费3020元，合计7390元，由被告侯绪青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基本无误，本院予以确认。经当事人确认，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一、本案双方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如果存在，则实际发生的借款数额如何确定；二、案涉借款借期内利率及逾期利率如何确定；三、张志保主张侯绪青承担律师费用是否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认为，关于争议焦点一，当事人对于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张志保以侯绪青于2013年10月18日出具的“暂借人民币贰拾柒万元贰仟元整，借期壹年归还”的借条为据，起诉主张侯绪青偿还20万元借款及利息，并提供了相应的银行转账记录和取款记录；侯绪青对借条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认为实际借款人是案外人花国志，而非自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之规定，在民间借贷案件中，借据是能够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直接证据，故张志保主张其与侯绪青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具有一定的事实基础。侯绪青主张其非案涉借款的借款人，应当提供证据证明，但无论在一审期间，还是在二审期间，侯绪青均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况且，侯绪青作为一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道出具借条的法律后果，其出具借条并在借条上作为“暂借人”签字确认，表明其同意作为借款人向张志保借款。现其否认系案涉借款的借款人，但不能对其非借款人却出具借条一节作出合理解释，其所作帮他人忙而出具借条的陈述，无法令人信服。退一步讲，即使侯绪青所述属实，其并非案涉借款真正的用款人，但其为案涉借款提供了名义，作为名义借款人也应当对张志保所出借款项的归还承担相应的责任。更何况，侯绪青本人在本院二审期间也承认花国志向其出具了一张总借条，其中包含了案涉借款，故其主张与张志保之间无借贷关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据此，侯绪青上诉主张其非案涉借款的借款人，未能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故对其该项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实际借款数额，张志保陈述其在侯绪青出具借条的当天，根据侯绪青的指示汇款15万元，并取现5万元交与侯绪青；侯绪青不予认可。本院认为，根据张志保在一审期间提供的银行个人业务凭证（填单）、个人业务凭证（签单），在案涉2013年10月18日借条出具的当天，张志保先后于15时17分02秒向他人账户转账15万元,15时18分47秒卡取现50000元，中间仅间隔1分45秒；结合侯绪青在其与张志保通话过程中所述“我当时跟你借20万元的”“你当时是不同意借的，本息不会少你一分”的内容，以及张志保的工作经济状况等，张志保就案涉借款所作陈述符合其日常生活、工作状况，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并不存在明显违背常理之处。侯绪青虽对此提出异议，但未能提供足以推翻张志保所举证据的反驳证据；目前也没有证据能够证明案涉20万元借款存在涉虚构债务、高额利息等情形，故现有证据尚不足以令人对借贷关系的真实性产生合理怀疑。综上，根据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现有证据基本能够证明张志保与侯绪青之间存在20万元的真实借贷关系。故对侯绪青上诉认为其与张志保之间不存在20万元借贷事实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侯绪青上诉认为其出具借条时不知道272000元包含72000元的利息，借条中没有注明利息，应视为无息；张志保则上诉认为双方已将一年利息一并写入借条，一年年利率为36%，故本案借贷逾期年利率应按照24%计算。根据现已查明的事实，案涉借条中没有明确载明借款利息数额或者利率标准，仅载明“暂借人民币贰拾柒万元贰仟元整，借期壹年归还”，但根据侯绪青在张志保向其催款时的电话通话中所作“利息不会少你的”、“本息不会少你一分”的陈述，可以看出双方在借款发生时对利息有所约定，侯绪青上诉主张双方未约定利息，与事实相悖，依法不能成立。但就案涉借条所载内容，其上并没有明确标注利息数额或者利率标准，且张志保、侯绪青就此各执一词，双方各自的主张均未得到对方的认可，显然属于“对支付利息约定不明确”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之规定，应视为不支付利息，张志保起诉主张侯绪青支付借期内利息的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侯绪青的该项上诉理由成立，应予采信。一审判决支持案涉借款借期内按年利率24%为标准计算的利息，违反前述规定，显属不当，本院予以纠正。至于逾期利率，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案涉借条并未对借期内利率作出明确约定，也未约定逾期利率，故对于逾期利息，可以按照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算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据此，一审法院判决侯绪青向张志保支付以20万元为基数，自逾期之日即2014年10月19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并无不当。侯绪青上诉主张案涉借款利息应从张志保主张之日按年利率6%计算，以及张志保上诉主张按照年利率24%计算逾期利息，均于法无据，依法不能成立。关于争议焦点三，张志保主张侯绪青承担律师费用是否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问题。因案涉借条中并未约定律师费，故张志保主张侯绪青承担律师费8000元，缺乏合同依据，对其该项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张志保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侯绪青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江苏省宝应县人民法院(2019)苏1023民初8292号民事判决；二、侯绪青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张志保偿还借款本金200000元及利息（以200000元为基数，自2014年10月19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三、驳回张志保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8740元，减半收取4370元，保全费3020元，合计7390元，由张志保负担2010元，侯绪青负担538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740元，由张志保负担4020元，侯绪青负担472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风光审判员  蔡胜友审判员  邓 华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五日书记员  夏心怡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