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渭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陕05民终53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安，男，1974年4月28日出生，汉族，农民。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秦某芳，女，1932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农民，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延红，合阳县法律援助中心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书，男，1954年6月6日出生，汉族，农民。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安，男，1957年4月8日出生，汉族，农民。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花，女，1962年10月8日出坐，汉族，农民。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力，男，1962年7月20日出生，汉族。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英，女，1967年3月31日出生，汉族，农民。上诉人李某安因与被上诉人秦某芳、李某书、李某安、李某花、李某英赡养纠纷一案，不服陕西省合阳县人民法院(2019)陕0524民初28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某安上诉请求：撤销合阳县人民法院(2019)陕0524民初2837号民事判决，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审判程序违法。一、上诉人领取母亲的各项生活补助已全部用于母亲与侄儿的生活开支使用，一审判决主文第一、二项上诉人承担义务，认定事实不清，判决结果错误。1、上诉人母亲秦某芳共育有六个子女，其中四弟李均某已故，生前留有一个侄儿。上诉人深知赡养父母是天经地义，是每个当儿女的法定义务，上诉人对此无任何非义。2016年农历正月初八至2017年农历11月，上诉人将母亲及侄儿一同接到上诉人家随上诉人一起生活，尽管上诉人长期身体多病，但与其母亲在共同生活两年期间，与妻子精心照料母亲的生活起居，一日三餐，从未在生活上对母亲有过任何虐待，且包括侄儿李某锋在内，两人的生活费、医疗费用、零花钱等费用全部由上诉人一人开支。在此期间，其他兄妹几人并未照管过母亲一天，亦未给付过母亲与侄儿两人生活费等各种费用，尽管老母亲每月享有政府各项老龄补助款，甚至一审法院判决认定该款项已由上诉人全部领取，但该款项专属于政府给老母亲的生活补助，上诉人将其钱专用于老人和侄儿的生活和学习并无不妥。一审法院以不当得利判令上诉人返还老母亲秦某芳各项补助款12086.67元及2016年至2018年土地承包款4200元，实属认定事实不清，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2、2016年农历正月初八至2017年农历11月，上诉人在赡养母亲两年生活期间，为了照顾老母亲的生活起居，妻子无法外出打工，同时替代无劳动能力的母亲履行对孙辈（侄儿）抚养教育的义务。侄儿李某锋是政府照顾的孤儿，是未成年人学生，尚无劳动能力，亦无任何收入来源，上诉人领取母亲的各项补助款，已全部用于侄儿三年初中上学期间的学费、生活费、资料费、期末考卷费、意外保险费、医疗费、学习用具费及购买台灯、桌子、配镜、洗脸毛巾、衣服、校服等生活用品，在随母亲生活期间，给侄儿李永峰一人支付的各项费用共计达26000元之多，且政府给侄儿每月800元孤儿生活照顾款，上诉人已为侄儿专存入银行，以备后期生活和上学急用。而且在2019年8月7日下午4时，上诉人母亲同上诉人和两个长兄、侄儿李某锋、本村孙新仓以及信访局两个工作人员面，表态她的各项补助款同意让侄儿李某锋用于生活学习开支使用。一审法院不顾不符合本案实际。且对长兄以前多年领取母亲的各项补助款未涉判返还，于情于理不符、于法不通。二、本案赡养纠纷涉及上诉人等兄妹五人对母亲的赡养责任，政府给母亲发放的各项补助款，又涉及了上诉人在赡养老母亲两年期间对侄儿的抚养教育。即使属母亲享有的两年的政府各项补助款已由上诉人领取，上诉人也已将该款项超额给侄儿上学和生活消费。一审判决未依法追加李某锋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程序违法。综上所述，上诉人完全愿意赡养孝敬母亲，给付母亲每月生活费150元，但不同意返还上诉人已领取母亲的各项生活补助款12086.67元及土地承包金4200元，原因是上诉人为母亲及侄儿的各种花费已经超额支付。被上诉人秦某芳辩称，一、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得当，依法应予维持。被答辩人以“上诉人领取母亲的各项生活费用己全部用于母亲与侄儿的生活开支的理由不能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23条之规定：“老年人对个人的财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子女或者其他亲属不得干涉，不得以窃取骗取、强行索取等方式侵犯老人的财产权益。”第17条之规定：“赡养人有义务耕种或者委托他人耕种老年人承包的田地，照管或者委托他人照管老年人的林木和牲畜等，收益归老年人所有。”答辩人对国家向其发放的各项补贴及土地承包款享有合法所有权，受法律保护，任何不得侵犯。被答辩人在一审曾明确承认该款项全部存在其名下，却以用于答辩人及第三人的生活开支为由拒不返还，严重侵犯了答辩人的合法权益，与法相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9条明确规定：“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赡养父母是子女应尽的法定义务。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加以改变，也不得加以条件进行限制。”《婚姻法》第21条之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14条之规定：“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的供养、生活上的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赡养人是指老年人的子女以及其他依法负有赡养义务的人。赡养人的配偶应当协助赡养人履行赡养义务。”上诉人所称：“为赡养老人，其妻子无法外出打工，”不能作为其拒绝返还涉案款项的理由。二、本案系赡养纠纷，而李某峰与答辩人系祖父母与孙子女关系，答辩人已经年迈，生活起居需要他人照顾，无力抚养未成年人李永峰，且与本案无利害关系，被答辩人要求追加李永峰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认为一审程序违法理由不能成立。被上诉人李某书辩称，本案赡养纠纷，作为儿女都应对母亲秦某芳履行法定赡养义务，上诉人李某安属于一审被告，一审判决其对母亲承担赡养的费用及返还其领取属于母亲的政府补助款和收取母亲承包土地款正确，应予维持。其上诉请求于答辩人无关。被上诉人李某安辩称，同意我哥李某书辩称意见。被上诉人李某花辩称，我认为被答辩人李某安对母亲秦某芳尽到的赡养义务与其陈述事实不符，其领取母亲的补助款及土地承包款共计16285.67元应予返还，一审判决应予维持。被上诉人李某英经传票传唤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秦某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五被告承担赡养费（衣、食、住、行及医疗费）每人每月300元及安葬费用；2、原告要求随被告李某花生活；3、判令被告李某书、李某安、李某安返还原告23528.2元（其中2016年1月-2019年10月23日期间国家给付原告的各项补贴15128.2元；2016年-2018年土地承包款8400元）及原告的责任田；4、案件受理费由五被告承担。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原告与其丈夫（已故）共育有六个子女，其中四子李均发已故，五被告均已成家。现原告年事已高，丧失劳动能力，五被告就原告赡养问题经村干部多次调解未果，2017年11月原告随被告李某花生活至今。又查明原告现名下有责任田6亩，其中4亩现由被告李某安耕种，剩余2亩责任田对外承包，每亩每年承包款700元，2006年-2018年共计4200元，已由被告李某安领取。2016年1月-2019年10月23日原告共享受国家各项补贴12904.4元（具体为：养老金4416元、水库2925元、保健3000元、生产500元、农保1283.4元，合疗780元），截止2019年10月23日，原告名下陕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银行卡上剩余18.73元。其中被告李某安陆续领取800元，被告李某安陆续领取12085.67元。原告要求随被告李某花生活，五被告均同意；原告要求被告李某书、李某安、李某安返还其责任田，被告李某安同意；以上本院予以确认。经原、被告的诉辩意见，归纳本案争议焦点为：1、五被告是否应给付原告赡养费每月300元；2、原告自2016年1月-2019年10月23日享受国家各项补贴具体数额，及李某安、李某安分别返还原告的数额。一审法院认为，针对第一个争议焦点，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在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本案中，原告现年事已高，无自理能力，故对原告要求五被告负担赡养费的诉请予以支持，结合原告消费能力、五被告的经济状况及当地生活水平，赡养费酌情定为每月150元较为适宜。对于被告李某安辩称已尽到赡养义务，不同意给付原告赡养费，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因原告主张的丧葬费并未实际产生，本院不予处理。针对第二个争议焦点，2016年1月-2019年10月23日期间原告享受国家各项补贴数额，原告提供了其名下陕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银行卡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阳分行的存折明细1份，对该份证据上记载的2016年1月-2019年10月23日原告享受的国家各项补贴数额，被告李某书、李某安、李某安均认可，故对原告提供的该份证据本院予以采信。根据法律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依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故对原告要求被告李某安、李某安返还各自领取原告钱款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对于被告李某安辩称的已将领取原告的钱款用于原告已故四子遗留的孩子生活，因未提侠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原告要求返还其责任田4亩，被告李某安同意，但考虑到该责任田已种植小麦，根据农作物小麦的生长规律，待2020年6月被告李某安收割完小麦后再返还原告责任田较为适宜，但期间被告李某安应按每亩700元／年承包款给付原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原告秦某芳随被告李某花生活，被告李某书、李某安、李某安、李某花、李某英自2019年11月起每人每月给付原告秦某芳赡养费150元（每年12月30日前付清当年的赡养费）；二、被告李某安返还原告秦某芳2016年1月-2019年10月23日国家各项补贴款800元；被告李某安返还原告秦某芳国家各项补贴款12085.67元及2016年-2018年土地承包款4200元（判决生效后10日内付清）；三、被告李某安在2020年6月30日前返还原告秦某芳责任田4亩，并给付原告秦某芳土地承包款（按每亩700元／年计算，自2019年12月起至返还之日止）；四、驳回原告秦某芳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照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的，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00元，减半收取计150元，由原告秦某芳20元负担，由被告李某安负担30元，由被告李某安负担50元，由被告李某花负担25元，由被告李某英负担25元。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经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父母抚养子女，子女赡养父母均属法定义务。被上诉人秦某芳作为一审原告，起诉五个儿女承担其每月每人赡养费，请求三个儿子李某书、李某安、李某安返还其2016年1月至2019年10月23日期间国家给付的各项补偿款共计23528.2元及其责任田合理合法，依法应予保护。被上诉人秦某芳现年事已高，已生活无自理能力，上诉人李某安、被上诉人李某书、李某安、李某花、李某英均应对其母亲秦某芳履行法定赡养义务，最大限度让老人能够安度晚年。至于其母亲是否愿意跟随那个儿女一起共同生活，属于老人自己选择的权利，上诉人李某安及其他儿女均无权干涉，因为作为儿女只有履行义务的责任，并没有任何条件交换的权利。故上诉人李某安提出其母亲秦某芳应随其共同生活，仅是其作为母亲秦某芳其中一个儿子的心愿，并不能干预和阻止其他儿女主动赡养老人尽孝的行为，更不能强加和违背其母亲的意愿。至于其提出应追加案外人李永峰为本案第三人的要求，因李永峰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之缘故，其诉称一审判决程序违法之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信。其提出母亲秦某芳其他儿女是否存在领取母亲补助款的事实，属于其母亲依法享有的权利，但其母亲秦某芳并未对原审判决提起上诉，上诉人李某安无权主张，故一审判决结果并无不当。综上所述，李某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0元，由上诉人李某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吴丽宁审判员  秦文强审判员  李 谦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九日书记员  徐文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