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1民终177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汪莘杰，男，1978年5月20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鼓楼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俭，北京市中银（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晴，北京市中银（南京）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汪茂勤，男，1950年10月31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秦淮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兰凯，江苏法德东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少华，江苏法德东恒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汪莘杰因与被上诉人汪茂勤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人民法院（2019）苏0116民初52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5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汪莘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俭、徐晴，被上诉人汪茂勤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兰凯、张少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汪莘杰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汪茂勤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汪茂勤负担。事实与理由：一、汪莘杰并无利用汪茂勤危困情形牟取个人不当利益的故意，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汪宰杰作为南京高正农用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正公司）的股东和总经理，高正公司的发展好坏亦与其个人休戚相关，高正公司陷入债务危机、经营困境，汪莘杰亦无法独善其身，其自身也面临危困。2018年9月22日汪莘杰发给汪茂勤的短信恰巧足以佐证汪莘杰并无通过《股份转让协议书》牟取个人不当利益的故意。一审法院凭借该短信，认定“在髙正公司危困时…汪茂勤心系公司，汪宰杰却认为公司没有经营价值”系主观臆断，歪曲解读了汪莘杰对公司真实经营状况的客观阐述。汪茂勤是高正公司的创始人、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具有丰富的市场经验和足够的判断能力，其掌握高正公司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等财务资料，对公司经营及财务状况有充分了解，股权转让是汪茂勤经过详尽考量和权衡、正确评价双方给付及结果所做出的理性行为，其应该承担相应后果。二、《股份转让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是双方根据自己的意愿经过平等协商，平衡双方利益后达成的。若非汪莘杰凭借一己之力为高正公司筹措资金，解决了公司的债务危机和经营困境，高正公司很可能已经破产，汪茂勤在高正公司的股权和利益也就一文不值。因此，该《股份转让协议书》看似违反等价有偿原则,实际是双方在经过慎重考虑协商后平衡双方利益达成的结果。作为一个从事商事活动的理性人，汪茂勤应当承担自己法律行为的结果，汪茂勤看到公司经由汪莘杰努力逐渐扭转颓势、扭亏为盈便心生悔意，要求撤销已生效的股权转让协议，违反了民事活动最基本的诚信原则。汪茂勤的证人李某,4作证表明最初的协议文本系汪茂勤提供，是一份股权赠与协议，足以证明最终的《股份转让协议书》是汪茂勤真实的意思表示。且双方系父子关系，约定10元对价的《股份转让协议书》也是基于传承的考量，与上述原定股权赠与的证人证言亦可以相互印证。三、法院无权干预被转让股权价值的确定,一审法院认为汪莘杰应提供证据证明10元对价的合理性系适用法律错误，加重了汪莘杰的举证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并未将对公司资产和股权价值进行评估作为股权转让的必经程序，也未对股权转让价格是否必须与其实际价值相匹配作出强制性规定。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也未约定以公司财务报表或审计报告中显示的资产状况为定价依据或标准。汪茂勤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裁判。一、一审判决在综合书证、证人证言，尤其是汪莘杰自认的基础上，认定其故意利用汪茂勤及公司处于危困情形牟取个人不当利益正确。一审判决引用了三条微信（2018年8月20日6时38分、2018年8月20日11时8分、2019年9月22日22时49分）后得出结论：“在高正公司危困时，面对二人矛盾，汪茂勤心系公司，欲与汪莘杰共同解决公司困难，汪莘杰却认为公司没有经营价值”这样的结论是客观的。二、显失公平包括利用他人缺乏判断能力和利用他人处于危困状态两种情形，本案涉及的是汪莘杰是否利用了汪茂勤处于危困状态这一情形。对当时的困局，汪莘杰是明知的。股权转让前公司经营遭遇严重的资金问题，随时面临资金链断裂的境况。汪莘杰有意利用该危困状态，主动要求汪茂勤转让股权。汪莘杰早在2017年就已经实施了银行贷款不签字的行为，导致南京银行续贷延期半年之久。2018年8月，汪莘杰再次公开声称拒不签字，逼迫汪茂勤向其转让公司股权，而且出价只有10元，汪莘杰强烈的目的性正是建立在充分利用汪茂勤危困状态的基础之上。三、一审判决综合考察了注册资本、投资协议以及双方提供的资产负债表后认定40%的股权价值远远不止10元，没有将举证责任转移给汪莘杰，不存在加重其举证责任。高正公司注册资本800万元，40%股权对应出资额320万元。2013年江苏圣迪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迪公司）入股高正公司，确认公司净资产为3641万元，并出资728万元持股20%。根据汪茂勤提供的由国资方委托的审计报告和公司资产负债表，公司净资产2017年3520万余元、2018年4100万元，40%的股权分别对应净资产1300万元、1640万元。汪莘杰也提交了资产负债表，反映公司净资产2017年1854万元、2018年1990余万元，40%股权分别对应净资产741.6万元和796万元。无论是哪一个数字，与10元价格都相差数十万至数百万倍。四、汪莘杰称凭一己之力为高正公司筹措资金不是事实，也与本案无关。在签约前汪茂勤已经在公司账上提前准备了304万资金。签约后，账面反映从南京瑞康佳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康佳公司）流入680万元用于还贷，但其中的480万元都来自高正公司的银行续贷。真正由汪莘杰通过瑞康佳公司提供的借款只有200万元，而且前述借款本息高正公司已经全部清偿。认定显失公平的时间点是签约时，汪莘杰筹措200万元发生在签约之后，该行为与显失公平是否成立无关。签约后，汪莘杰认为自己是持股60%的公司大股东，当然有动力也有义务为公司筹措资金。五、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前，汪茂勤迫于危困并基于父子关系确实有无偿赠与的意思，以保留任意撤销权来约束汪莘杰，但汪莘杰拒绝接受赠与并提供了股权转让协议文本，要支付10元对价并逼迫汪茂勤签字，双方的关系已经变更为有偿的股权转让。现汪莘杰却以此为由反过来认为10元转让股权是汪茂勤的真实意思，不能成立。汪茂勤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汪茂勤与汪莘杰于2018年9月6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书》；2.诉讼费用由汪莘杰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高正公司成立于2001年9月26日，注册资本800万元（实缴）。公司工商登记信息记载股东持股情况为：汪茂勤持股60%、汪莘杰持股20%、圣迪公司持股20%。其中，圣迪公司持有的20%股份系其于2013年以728万元的价格获得。汪茂勤系高正公司的创始人，汪莘杰系其子，二人在高正公司经营过程中均作出了一定贡献。但由于二人在经营理念上存在差异，矛盾冲突不断。高正公司经营期间，为了公司发展需要，向银行申请了多笔贷款。2018年9月，高正公司有4笔贷款共计500万元（北京银行200万元、中国银行300万元）的还款期届满；同年10月，高正公司有2笔400万元南京银行贷款（共计800万元）的还款期届满。因汪茂勤与汪莘杰在公司经营理念上的差异，后者并未同意继续为高正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提供个人担保，高正公司因无法提供有效担保而不满足贷款条件，虽然能清偿先到期的300万元贷款，但“还旧”却无法“贷新”，无法继续偿还下笔到期贷款，资金循环受阻。不仅多笔银行贷款面临逾期，资金链也即将面临断裂。与此同时，汪茂勤与汪莘杰二人之间的矛盾也越发激烈。具体表现在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中：2018年8月20日上午6时38分，汪茂勤发给汪莘杰的信息里写到“从公司角度说，你和我的矛盾已严重影响到公司的正常运行，我作为公司的董事长也强烈要求与您当面交流……”；同年8月28日上午11时8分，汪茂勤发给汪莘杰的信息里写到“要解决你和我的矛盾，一定要坐下来商量，不要辱骂，不要激化矛盾，以公司大局、以你的切身利益的最大化为重，请提出你的要求，不需要以贷款不签字作为要挟……”；同年9月22日下午10时49分汪莘杰发给汪茂勤的信息里写到“工厂就别再做了，停掉吧。……这种企业，别再做了。就算还了贷款，也是工资都发不出来了。也没法往下走了。”在高正公司危困时，面对二人矛盾，汪茂勤心系公司，欲与汪莘杰共同解决公司困难，汪莘杰却认为公司没有经营价值。而后，就在汪茂勤与汪莘杰二人矛盾愈演愈烈以及高正公司面临债务和信用危机的情形下，汪莘杰提出受让汪茂勤名下高正公司的股份，由自己接手高正公司，解决高正公司困境。于是在2018年9月6日，二人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内容如下：1.汪茂勤目前持有的高正公司60%的股份已全部出资到位，其有意向汪莘杰转让其持有的高正公司40%的股份，汪莘杰同意受让该部分股份；2.前述40%的股份作价10元转让，汪莘杰在协议书签订3日内现金支付该款项；3.双方同意在股权质押解除后5日内办理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事宜。协议书签订后汪莘杰给付了10元转让款。协议书签订后的次日，汪莘杰即利用其与瑞康佳公司的友好关系，向瑞康佳公司借款200万元。该200万元加上高正公司账上自有的300万元，共计500万元，解决了高正公司9月到期的500万元贷款（北京银行200万元、中国银行300万元）问题。同年9月30日，高正公司将200万元偿还给瑞康佳公司。高正公司在清偿上述中国银行300万元贷款后，于同年10月再次向中国银行申请300万元贷款，并与中国银行约定将300万元贷款发放至瑞康佳公司账户。收到该300万元后，同年10月8日，瑞康佳公司将该300万元转至高正公司账户，并另行提供80万元给高正公司。前述款项共计380万元，一并用于偿还高正公司10月到期的第一笔400万元南京银行贷款。至此，高正公司资金危机才暂时得到缓解。由于汪茂勤名下高正公司的部分股份质押给案外人，在协议书签订后因股份未得解押，汪茂勤与汪莘杰双方并未就股份转让事宜进行工商信息变更登记，高正公司公示的股权结构未发生变化。如今汪茂勤诉至一审法院，认为协议书是汪莘杰利用其危困之际提出，其迫于无奈才签订，股份转让价极低，协议书内容显失公平，要求撤销。一审中，为了证明高正公司股份的真实价格，汪茂勤提供了2018年7月23日江苏天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苏天泰会审［2018］第216号账务报表审计报告和高正公司2018年度财务报表。前者显示2017年度高正公司资产总计143766049.56元，年度营业收入127803553.62元，净利润5752136.82元，净资产35215817.68元；后者显示高正公司2018年度营业收入158279569.84元，净利润5340092.74元，净资产41048910.42元。为了反驳汪茂勤，汪莘杰提供了其认为真实的高正公司资产负债表，该表显示高正公司2018年期末净资产19905040.15元，净利润1356543.6元，负债率达80%以上。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汪茂勤与汪莘杰于2018年9月6日签订的协议书是否具备撤销的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下简称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的，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当事人自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撤销权。由此可知，以显失公平为由撤销法律行为的，需满足以下几方面构成要件：一是须一方有危困等情形；二是须一方有利用对方危困，牟取不正当利益的故意；三是民事法律行为的作出是利用危困的结果；四是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前两个要件为主观要件，后两个要件为客观要件。同时，行使撤销权还需在法定期限内，超出期限则丧失胜诉权。本案中汪茂勤以其与汪莘杰签订的协议书显失公平为由要求撤销，其行使撤销权未超出法定期限一年，那么是否符合上述主客观构成要件。首先，是否符合主观要件，即汪茂勤是否处于危困状态，汪莘杰有无利用该危困情形牟取个人不正当利益的故意。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协议书签订前期，高正公司多笔银行贷款即将逾期，征信将严重受影响，最严重的后果是以后无法再通过金融机构融资，资金链即将断裂。除此之外，高正公司因无法偿还借款还面临被债权人起诉的风险。汪茂勤作为高正公司的投资人和经营者，在公司经营管理上倾注了大量心血，高正公司发展好坏与其个人利益休戚相关。汪莘杰也认可其二人在高正公司拥有巨大利益。因此，面对高正公司的种种危机，汪茂勤必定焦急万分，急需找到解决方法，这符合“一方有危困等情形”的主观要件。汪莘杰作为高正公司的股东，对高正公司的困境明知，其借机要求受让多数股份是为了达到掌控高正公司的个人目的，其之所以能以10元低价受让高正公司40%的股份，也是利用了高正公司的困境。汪莘杰的该行为符合“一方有利用对方危困牟取不正当利益的故意”的主观要件。其次，是否符合客观要件，即协议书签订时是否即显失公平，双方利益是否显著失衡；该不公平的结果是否是汪莘杰利用汪茂勤处于危困境地而产生。以上问题的关键为汪莘杰以10元的价格受让高正公司40%的股份是否明显不公平。虽然协议书中并未约定10元价格的依据，但市场上对股权通用的评估方法主要有资产价值评估法、重置成本法、市场比较法等，采用这些方法评估时，公司净资产、公司出资额、同期市场价等因素也是要考虑的。高正公司注册资本800万元，40%股权对应的出资额为320万元；2013年圣迪公司即以728万元的价格受让了高正公司20%的股权；汪莘杰认可的资产负债表显示高正公司2018年期末净资产19905040.15元。无论通过哪一种方法都不可能得出涉案股权价值仅10元。汪莘杰虽不认可上述评估方法，但其也未提供证据证明10元的合理性。股份价值评估系带有一定主观性的判断，无法客观精确，存在一定范围的上下浮动。但若是超出合理的误差范围，则得出的结论显然背离真实情况。本案中，并无证据显示高正公司前景堪忧，汪莘杰提出的负债率高低也仅是反映公司利用债权人提供资金进行经营活动的能力大小以及债权人发放贷款的安全程度高低的指标，并非公司股权价值的影响因素。负债率高低对于不同主体在不同情况下的影响是不尽相同的，负债率高不一定是坏事。若高正公司无任何投资价值，很难想象汪莘杰仅因10元钱就签字为高正公司高额借款提供个人担保，这不符合理性经济人做法。因此，汪莘杰受让的高正公司40%的股份，不仅远远不止10元，甚至是值得其自愿为高额负债提供担保的价值。该转让价对汪茂勤来说显然不公平，双方利益严重失衡。汪莘杰作为高正公司的股东，其没有义务以个人名义为高正公司借款担保，高正公司无法获得贷款的责任也不能归咎于其个人。但汪莘杰在低价受让高正公司更多股权的条件下却违背初衷为高正公司贷款提供担保，是利用了高正公司的危困，让汪茂勤在作出转让股份的决定时不能完全的意思自治。无论是汪茂勤还是汪莘杰，均认可转让股权是在高正公司危困之时的选择，若非高正公司面临如此困境，汪茂勤亦不会作出低价转让股份的决定。毋庸置疑，协议书的签订系汪莘杰利用高正公司处于危困的结果。故本案符合行使撤销权的客观构成要件。综上所述，汪茂勤行使撤销权符合法律规定的构成要件，且在法定期限内，对其诉请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百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撤销汪茂勤与汪莘杰于2018年9月6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一审案件受理费120317元，由汪莘杰负担。上诉人汪莘杰对一审查明的“因汪茂勤与汪莘杰在公司经营理念上的差异，后者并未同意继续为高正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提供个人担保，高正公司因无法提供有效担保而不满足贷款条件，虽然能清偿先到期的300万元贷款，但‘还旧’却无法‘贷新’，无法继续偿还下笔到期贷款，资金循环受阻。不仅多笔银行贷款面临逾期，资金链也即将面临断裂”和“在高正公司危困时，面对二人矛盾，汪茂勤心系公司，欲与汪莘杰共同解决公司困难，汪莘杰却认为公司没有经营价值”事实有异议，认为该事实没有相应证据证明。被上诉人汪茂勤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无异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庭审中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另查明，圣迪公司与高正公司、汪茂勤、汪莘杰于2013年3月30日签订的《优先股投资合同书》第4.3条约定：圣迪公司享有在同等条件下优先于其他股东出售股权的权利，其他股东不得先于圣迪公司转让所持有的高正公司股权，除非圣迪公司事先书面同意。汪茂勤在起诉状中称：“被告在股权转让签字之后，不仅没有履行自己的承诺，反而变本加厉，威胁原告让出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职务，要将原告彻底赶出公司。被告的所作所为没有一点对股东、对董事长（法定代表人）的尊重，也丧失了基本的父子情份，原告倍感痛心，也深为自己当时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的行为深感后悔”。一审中汪茂勤申请出庭的证人李某,4陈述：其和双方（汪茂勤、汪莘杰）都是朋友，汪茂勤委托其与汪莘杰沟通，在沟通过程中没有感觉到汪莘杰威胁汪茂勤；汪茂勤提供的是股权赠与合同，汪莘杰提供的是股权买卖合同。汪茂勤、汪莘杰对李某,4的证言均表示认可。二审中汪茂勤陈述：当时汪莘杰提出转让股权的条件是汪莘杰签字，为高正公司的贷款提供担保。签了股权转让协议后汪莘杰签字了，然后银行就放贷了，该行为让高正公司走出了困境。由于汪莘杰的签字行为，后面银行的贷款都续上了，国资方也放弃了提起诉讼。其当时除了汪莘杰签字担保外，没有其他路径。当法庭询问汪茂勤是否清楚股权转让出去的后果时，其称“我从事过法律工作，我知道一年的除斥期间可以撤销”。二审中汪茂勤称，其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10个月后才起诉撤销诉讼的原因是：其从事过法律工作，明知签这个字违背自己的意愿，是汪莘杰逼迫的，汪莘杰没有与其平等协商过，就在还款的当天逼其签字，当时其说可以赠与汪莘杰，因为汪莘杰是其儿子。当时其认为如果是赠与汪莘杰，其仍然在法律上随时可以撤销来约束汪莘杰。其这么多年来一直拉着汪莘杰走。其想看看汪莘杰在其在签字以后的表现如何，没想到汪莘杰在股权转让后叫其交出法定代表人，说如果不同意，就停发其工资。在办公室当众用烟灰缸、茶杯砸其，对其施暴，甚至不允许其坐公司的车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其被迫行使权利，要求撤销。在签订案涉《股份转让协议书》前，汪茂勤曾提供一份股权赠与合同，但汪莘杰拒绝接受赠与，未在赠与协议上签字，双方最终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书》文本系汪莘杰提供。在股份转让协议签订前一日，即2018年9月5日，汪茂勤出具一份《承诺书》，载明：“鉴于我本人年龄和身体状况以及公司面临的实际问题，为使高正公司能够平稳持续发展，我同意将我持有的高正公司60%股权，40%转让给股东汪莘杰，经得股东汪莘杰同意，15%转让给郑宁，待高正公司清偿郑宁全部借款577万元及利息之后，郑宁再将15%股权转给汪茂勤”。二审中汪茂勤明确，其行使撤销权的法律依据是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一条关于显失公平的规定。上述事实，有《优先股投资合同书》、起诉状、承诺书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经当事人确认，二审归纳争议焦点为：案涉《股份转让协议书》能否予以撤销。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的，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依据该条规定行使撤销权，需以意思表示不真实为前提，其构成显失公平的民事法律行为须具备以下构成要件：一是须一方有利用对方危困或弱势之行为；二是须一方有利用对方危困或弱势，谋取不正当利益之故意；三是民事法律行为的作出是利用危困或弱势之行为的结果；四是该民事法律行为于成立之时显失公平。案涉《股份转让协议书》不应予以撤销，理由如下：首先，案涉《股份转让协议书》签订时并不能认定汪茂勤处于危困状态。汪茂勤和汪莘杰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前均为高正公司股东，汪茂勤持股60%，汪莘杰持股20%，双方利益具有某种程度的一致性，公司的财务危机不能等同于某一股东个人陷入危困状态。虽然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高正公司银行贷款濒到期，但贷款到期日是在贷款时各方即已知晓的固定日期，汪茂勤可以通过其他途径提前化解公司资金链断裂的危机，并非其所称的除低价将股权转让给汪莘杰外别无他途，不能由于汪莘杰不签字担保便认为汪茂勤处于危困状态。其次，汪莘杰并无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故意，股权转让行为不存在汪莘杰利用汪茂勤危困状态。本案汪茂勤与汪莘杰系父子关系，汪莘杰系其独子。各方均确认在签订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前，汪茂勤的本意是将案涉股权无偿赠与汪莘杰，但由于汪莘杰担心汪茂勤将来行使任意撤销权而未接受赠与，双方最终同意以10元作为象征性的对价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前一日，汪茂勤出具《承诺书》载明：“鉴于我本人年龄和身体状况以及公司面临的实际问题，为使高正公司能够平稳持续发展，我同意将我持有的高正公司60%的股权，40%转让给股东汪莘杰……”。且居间联络人李某,4陈述在沟通过程中没有感受到汪莘杰威胁汪茂勤。汪茂勤基于企业传承等因素的考量，本想将案涉股权赠与汪莘杰，后汪茂勤以10元价格转让的行为系其自愿的自治行为，不存在汪莘杰利用汪茂勤危困状态。第三，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汪茂勤依法不享有撤销权。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双方均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和理性经济人的完整判断力，汪茂勤在签订协议时对该行为的法律后果应当明知。汪茂勤称其之所以在签订协议后未及时行使撤销权，是想看看汪莘杰在股权转让后的表现。汪茂勤在起诉状中称“被告在股权转让签字之后，不仅没有履行自己的承诺，反而变本加厉，威胁原告让出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职务，要将原告彻底赶出公司”“原告倍感痛心，也深深为自己当时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的行为深感后悔”。由此可知，汪茂勤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十月余才提起撤销之诉，主要原因是其对汪莘杰后续所作所为的不满意，无从得出其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违背其真实意思。相反，汪茂勤的陈述可以说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系其真实意思表示。汪莘杰受让股权后，筹措资金，努力使高正公司得以度过资金链断裂的危机。汪茂勤在此情况下主张撤销股权转让协议，有违诚实信用。据此，汪茂勤以显失公平为由要求撤销股权转让协议，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关于股权转让的价款，在双方意思表示真实且系父子关系的情况下，考量股权转让价款是否符合市场价格无意义和必要。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时高正公司已面临资金链断裂，一审用之前高正公司资产负债表显示的资产价值，认定转让价款对汪茂勤显然不公平，双方之间利益严重失衡，依据不足。综上所述，上诉人汪莘杰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人民法院（2019）苏0116民初5214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汪茂勤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2031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20317元，均由汪茂勤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夏 雷审判员 王方方审判员 刘阿珍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六日书记员 石晓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