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民终410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蒋蒂尔，女，1992年8月7日出生，汉族，北京智慧乐投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职员，住长沙市芙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胖，湖南湘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望，1992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沅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棒，湖南伏龙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春波，男，1997年7月27日出生，汉族，湖南旅行象户外运动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住长沙市岳麓区。原审被告：杨杰，男，1990年9月23日出生，汉族，长沙华电有限公司职员，住湖南省邵东县。原审第三人：湖南旅行象户外运动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西湖街道枫林一路737号共和世家公寓1栋111房。法定代表人：李春波，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原审第三人：王呈文，女，1983年5月13日出生，汉族，无业，住湖南省邵阳市大祥区。原审第三人：全晓晴，女，1984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无业，住湖南省衡南县。上诉人蒋蒂尔因与被上诉人刘望、李春波，原审被告杨杰、原审第三人湖南旅行象户外运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旅行象公司）、王呈文、全晓晴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以下称一审法院）（2019）湘0104民初67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被上诉人李春波、原审第三人王呈文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终结。蒋蒂尔上诉请求，1、撤销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做出的（2019）湘0104民初6739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应由刘望、李春波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判令蒋蒂尔和李春波、杨杰共同返还股权转让款102353元、违约金20000元，合计122353元事实认定错误，证据不充分，理由如下：第一，刘望于2017年12月27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李春波转款的15万，不应认定为入股第三人旅行象公司的资金。因为旅行象公司于2017年05月19日成立，理应有自己的对公账户。而刘望是将15万元直接转入李春波的个人账户，而不是对公账户。且刘望向李春波转款的15万元，李春波并未用于旅行象公司的运营，一直被李春波个人占有并使用。在一审庭审过程中李春波也明确承认了所有的费用都和蒋蒂尔及第三人无关，愿意一个人偿还所有费用，只是因为目前公司经营困难，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偿还，这足以说明刘望向李春波转款的15万元不应属于入股资金，而应认定为刘望和李春波之间的个人债权债务。第二、刘望在一审提交的证据“花费清单”合计五万元，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都存疑，法院不应予以采信。首先，该清单完全系刘望个人制作，没有第三人旅行象公司的盖章，也没有其他任何股东的签字，再加上这些费用的明细没有相应的收据和发票予以支持，不应认定为入股资金。所以对于这样一份没有任何其他证据予以证明其真实性的清单，法院不应予以采信。以上两点足以能够证明，刘望主张的“投资款”根本没有20万，且刘望主张“20万”也并不能算作投资款，应当认定为刘望借给李春波的债权债务。第三、蒋蒂尔和刘望以及李春波和杨杰四人在2017年12月19日签订的《股份分配协议书》第八条第七款约定“合伙人在项目实施一年内不能退出，如退出需以投资额的50％作为团队补偿”。四人在2018年07月04日项目实施还不满一年的时间里，刘望要求退出股份，理应按照之前《股份分配协议书》第八条第七款约定，扣除投资额的50％作为团队补偿。因此，就算法院认定了刘望投资了20万，因为刘望的提前退股，理应扣除投资额的50％即10万元作为团队补偿。再扣除李春波于2018年07月04日支付给刘望的47647元，所以最终应退刘望的金额应为52353元。第四、如果法院认定上诉人和李春波和杨杰应当退还刘望股权转让款，基于蒋蒂尔和刘望以及李春波和杨杰四人在2017年12月19日签订的《股份分配协议书》第十七条“在经营期间若出现盈亏，各股东均按其出资比例共同承担”之约定，刘望要求返还的股权转让款，应按照上诉人和李春波及杨杰的出资占比来承担，即李春波承担占比55％，杨杰承担占比20％，蒋蒂尔承担占比12％。第五、蒋蒂尔早在2017年12月15日就已经和李春波签订了《退股协议书》，蒋蒂尔的退股时间远远的早于刘望的退股时间。蒋蒂尔和李春波的退股协议明确约定了蒋蒂尔将自己在第三人旅行象公司的股权(12％)转让给李春波，且蒋蒂尔跟李春波已经在此协议书第一条第一款明确确定其和第三人旅行象公司没有任何经济和财务纠纷(包括合并前和退股后的)。这也足以能够证明，蒋蒂尔已经跟李春波及第三人旅行象公司完全结算清楚，刘望所主张的股权转让款和违约金理应由李春波和第三人旅行象公司承担，蒋蒂尔不应承担任何责任。第六、刘望主张的违约金2万元，不应得到支持，因为就算法院认定了刘望违约，但是并没有给刘望造成实际的损失，因此刘望主张的2万元违约金，原审法院不应采纳。第七、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应由刘望承担。此次纠纷完全系刘望单方面引起，蒋蒂尔在此纠纷中也是受害者。如刘望想要主张自己的权利，完全可以向李春波主张，而不是找蒋蒂尔。另外，原审法院认定了刘望在第三人旅行象公司的股权来自原审第三人王呈文和全晓晴的再转让。在一审庭审中第三人王呈文和全晓晴也明确表明了，李春波承担公司的所有债权债务，跟蒋蒂尔没有任何的关系。以上也能够证明，此次纠纷跟蒋蒂尔无关。综上，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存在错误之处，特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恳请二审法院依法裁判。刘望辩称，1蒋蒂尔提出的刘望向李春波转账的15万元不应认定为入股第三人旅行象公司的资金。2.刘望认为李春波作为法人，四方协议并未约定入股资金支付的账户及股东刘望向法人李春波转账的15万元视为入股金。3.李春波私人账户绑定蒋蒂尔的私人手机号码，对于账户类资金的流向均已知情，知晓公司每笔资金的开销与财务经营状况。4.李春波对于刘望转支付的15万元入股金均用于公司运营，并未个人占有与使用。5.李春波个人承认所有费用自行承担，但与法律上应当由蒋蒂尔一同承担是两码事，李春波个人承担并不能否认蒋蒂尔的法律责任。6.自2017年12月27日股东分配协议书签订以来，蒋蒂尔与其他股东均为持异议，且都已经参与公司经营，自2018年7月4日，股东退股协议书签订之前及一审庭审中蒋蒂尔及其他公司股东均未持异议。综上，该15万元入股金视为公司的资金。针对蒋蒂尔提出的一审提交证据花费清单5万元存疑，刘望认为：1.一审庭审中蒋蒂尔及公司法人均已认可。2.公司采购零碎部件根本没有发票，但法人及公司股东对于每笔开支，均已核对过且都知情，因此花费清单5万元是事实支出。刘望主张的投资款20万元在退股协议书中第1条第1款明确约定了出资20万元，第3款明确了四方共同确定转让价为15万元。针对蒋蒂尔提出的股权分配协议书签订后不满一年时间里，刘望要求退股应扣除投资额50%作为团队补偿，刘望认为按照原股份分配协议书当中的条款可以约定补充协议条款，后签署了股东退股协议与前分配协议内容不一致，当然以后退股协议为准。原审被告杨杰的答辩意见与蒋蒂尔的上诉意见一致。原审第三人旅行象公司、全晓晴答辩称请求法院维持原判。被上诉人李春波、原审第三人王呈文未发表答辩意见。刘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李春波、蒋蒂尔、杨杰返还刘望股权转让款150000元；2、李春波、蒋蒂尔、杨杰承担违约金20000元。诉讼中，刘望变更第一项诉请为李春波、蒋蒂尔、杨杰返还刘望股东转让款102353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第三人旅行象公司于2017年5月19日登记设立，李春波持股54%、杨杰持股20%、第三人王呈文持股13%、全晓晴持股13%。2017年8月，第三人王呈文、全晓晴与李春波达成口头协议，约定将两人所持上述股权全部转让给李春波。此后李春波一直未办理股东变更登记。2017年12月11日，李春波就受让的部分股权与蒋蒂尔签订《股权分配协议书》，载明蒋蒂尔出资5万元，占注册资本12%的股份，第三人旅行象公司在协议上签章。2017年12月19日，刘望与李春波、杨杰、蒋蒂尔共同签订《股权分配协议书》，约定：刘望出资20万元，持有第三人旅行象公司13%的股份，李春波作为公司运作总负责人，全权处理公司所有事务，合同还对各方权利义进行了约定。同月27日刘望转账15万元至李春波的银行账户（该账户绑定被告蒋蒂尔的手机号码），并支付了公司的一些日常开支。第三人旅行象公司在该协议书上加盖了公章。后刘望一直未登记为第三人的股东。2018年7月4日，刘望与李春波、杨杰、蒋蒂尔签订《股东退股协议书》，约定上述协议自动失效，刘望将所持13%的股份以15万元的对价转让给李春波、杨杰、蒋蒂尔，李春波、蒋蒂尔、杨杰自行分配该13%的股权；因刘望未在工商局登记为公司显名股东，无须协助变更登记手续；李春波、杨杰、蒋蒂尔应于2018年12月31日前付清全部转让款；如任何一方不按约履行，则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10万元，且需承担连带责任。合同签订当日，李春波支付了47647元给刘望，现尚欠102353元未付。刘望遂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认为：刘望与李春波、蒋蒂尔、杨杰签订《股权分配协议书》，实为李春波将受让第三人王呈文、全晓晴的股权再行部分转让给刘望。在上述合同签订后，刘望支付对价后，双方再次签订《股东退股协议书》，其中约定刘望将相应股权转让给李春波、蒋蒂尔、杨杰，由三人共同支付15万元，该约定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合同成立且有效。李春波、蒋蒂尔、杨杰未按约支付相应款项，应承担相应民事责任，故对刘望主张李春波、蒋蒂尔、杨杰支付上述款项予以支持。关于约定的违约金，刘望自行调整为2万元，亦合法，予以支持。蒋蒂尔、杨杰抗辩两人已将股份转让给李春波，且原款项系付给李春波，不应承担给付义务。涉案《股东退股协议书》明确约定李春波、蒋蒂尔、杨杰共同受让刘望相应股权，关于蒋蒂尔、杨杰是否转让其自身所持股权为内部约定，不影响对刘望给付义务的负担；且李春波、蒋蒂尔、杨杰三人之间的内部份额分配亦不影响对外应负担的责任，故对蒋蒂尔、杨杰的抗辩理由不予采纳。蒋蒂尔、杨杰在对外履行给付义务后可基于与李春波的约定，另行追偿。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限李春波、蒋蒂尔、杨杰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返还刘望股权转让款102353元、违约金2万元，合计122353元。如果未按一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受理费2747元，公告费260元，合计3007元，由李春波、蒋蒂尔、杨杰共同负担（此款刘望已垫付，由李春波、蒋蒂尔、杨杰在支付上述款项时一并支付给刘望）。二审期间，蒋蒂尔向本院提交2017年12月15日《退股协议书》原件以证明蒋蒂尔在刘望入股之前就已经退出湖南旅行象公司。刘望质证称，对蒋蒂尔提交的《退股协议书》三性均有异议。1、该退股协议为蒋蒂尔方与李春波私下补签，在一审庭审中并未提交。2、自原股份协议书签订以来，退股协议签订之前，蒋蒂尔均参与公司经营。3、蒋蒂尔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明知退股协议内容与法律责任能力的情况下，仍然签字确认，说明蒋蒂尔均未退股。经本院审查，该证据并非二审中的新证据，且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刘望、李春波、杨杰、旅行象公司、王呈文、全晓晴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发表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李春波、蒋蒂尔、杨杰应否返还刘望股权转让款102353元、违约金20000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六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本案中，刘望与李春波、杨杰、蒋蒂尔于2017年12月19日共同签订《股权分配协议书》后，四方又于2018年7月4日签订了《股东退股协议书》，约定上述协议自动失效，刘望将所持13%的股份以15万元的对价转让给李春波、杨杰、蒋蒂尔，李春波、杨杰、蒋蒂尔应于2018年12月31日前付清全部转让款；如任何一方不按约履行，则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10万元，且需承担连带责任。合同签订当日，李春波支付了47647元给刘望，现尚欠102353元未付。上述协议已就刘望的退股事宜进行了明确具体的约定，且已部分履行。该约定不违反法律规定，亦不违反公平原则，系平等商事主体的自主交易安排,应予以尊重,亦应按约履行，各商事主体应当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市场风险。蒋蒂尔作为三义务人之一在《股东退股协议书》签字认可，其上诉主张《股权分配协议书》与《股东退股协议书》约定不符，不应按《股东退股协议书》履行，但《股权分配协议书》签订在前，《股东退股协议书》签订在后，刘望与李春波、杨杰、蒋蒂尔四人已经在后协议中达成了新的意思表示，应依约履行，蒋蒂尔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蒋蒂尔又主张刘望的投资款未实际用于旅行象公司经营，该主张没有证据，且与《股东退股协议书》约定不符，不能成立。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受理费2747元，由上诉人蒋蒂尔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黎 藜审判员 孟宝慧审判员 廖雯娜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七日书记员 李能峰附案件所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