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041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颐和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颐和北街63号6楼。法定代表人：何建信，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栩锋，男，1995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系该司职员。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郑文达，男，1973年7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潘艳萍，广东穗港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菀蓉，广东穗港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广州南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侨燕街20号虹侨楼B座801房。法定代表人：张建丽，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哲，男，1984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系该司职员。上诉人颐和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颐和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郑文达、原审被告广州南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开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6民初247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颐和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颐和公司无需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一、二审诉讼费由郑文达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未对案涉“确认书”的担保性质进行法律及事实审查，该“确认书”不符合保证担保的成立要件，不构成担保意思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和第十五条的规定，“确认书”是否构成保证担保应从以下方面进行分析：1.担保合同的从属性。本案中并不存在债权主合同，案涉“确认书”中附件有关物业涉及多个房屋买卖合同，除了南开公司与郑文达的买卖关系外，还涉及广州颐和南湖高尔夫会员住所有限公司、广州润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各自与郑文达、中海怡高控股有限公司等关系。而在郑文达与南开公司等签订《颐和四季公馆车位认购协议》（以下简称《协议》）时，颐和公司并未参与也不知悉具体的签约情况，因此《协议》并不是本案的主合同。本案的有关合同只有《协议》，颐和公司从未对《协议》作出担保意思表示。2.担保的必备内容。案涉“确认书”有关担保的必备条件缺失且未有效补正。除上述第1点主债权并未设立外；担保的债权的种类及金额也是不明确的，表述肯定不是最高额担保方式，但附件内容显示的却涉及多个买卖合同当事人，担保内容所指向债务人/债权人及担保对象有多个，不符合普通担保的形式；债务人的履行期限及保证期间，郑文达发出返还房款的申请没有确定甚至提及南开公司的履行期限，更未与颐和公司沟通保证有关问题如保证期间、保证范围，仅以其草拟的一行字表述即要求颐和公司承担几个亿的债务，显然违背常理。如此大额担保，盖章前从未与颐和公司取得联系，盖章后也未对担保的必备内容进行补正。原审法院未认真审查担保过程中诸多影响担保效力的要件，而仅以颐和公司形式上盖章即认定担保效力，严重违背担保的立法原则。二、原审法院未查明事实：案涉“确认书”是郑文达通过欺诈手段取得，并非颐和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1.确认书欺诈过程：郑文达在2018年12月12日向颐和公司提出书面申请，要求颐和公司敦促下属公司为其办理相关的房屋权属手续，同日郑文达持颐和公司法定代表人何建梁签字的文件要求颐和公司盖章确认，后郑文达将需要盖章的文件偷换成案涉确认书，与何建梁签字确认的仅同意抓紧办理房产权属手续的内容大相径庭，颐和公司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加盖公章。郑文达以欺诈方式取得“确认书”不久便分别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颐和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可见郑文达为了诉讼目的在制造对其有利证据。2.“确认书”未经颐和公司的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通过及事后追认，郑文达也没有尽到形式审查义务，违反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颐和公司于2019年4月1日召开董事会，明确该“确认书”的盖章行为未履行内部审批决策程序、未经公司董事会决议，不符合公司法和章程的有关规定和要求，该盖章行为无效。另郑文达作为多家装饰公司（含上市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其理应熟悉公司的基本运作规范及法律对公司对外担保的相关规定，但其并未要求对颐和公司的内部决策文件进行审查。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支持颐和公司的上诉请求。颐和公司向本院确认其在上诉中所称的“确认书”是指由颐和公司盖章的《致何建梁董事长及颐和公司的文件》。被上诉人郑文达答辩称：由颐和公司盖章确认承担连带责任的《致何建梁董事长及颐和公司的文件》是颐和公司真实意思表示，颐和公司应当按照该文件的内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颐和公司的上诉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具体理由：一、郑文达向颐和公司控股的南开公司共购买了包括本案车位在内的共9个车位以及29套公寓、办公楼。之前，郑文达以这29套公寓、办公楼无法办证，在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起诉南开公司以及颐和公司，郑文达同样以由颐和公司盖章的《致何建梁董事长及颐和公司的文件》要求颐和公司对南开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该29起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系列案历经一审、二审、申诉，最终由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粤民申1285-131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颐和公司的再审申请。三级法院已审理查明由颐和公司盖章的《致何建梁董事长及颐和公司的文件》为颐和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依法有效，颐和公司应当按照该文件的内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二、颐和公司关于由颐和公司盖章的《致何建梁董事长及颐和公司的文件》不符合保证担保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该文件符合担保性质，颐和公司在该函中明确表示对南开公司退房及赔付损失的债务承担保证责任，本案主债务就是南开公司退房及赔付损失的债务，担保形式就是连带担保责任，符合担保法规定的担保的构成要件。三、由颐和公司盖章的《致何建梁董事长及颐和公司的文件》是颐和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颐和公司所述的系郑文达欺诈得来的情形。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被告南开公司述称：同意颐和公司的上诉意见，其意见与原审时的答辩意见一致。即：同意解除与郑文达签订的《协议》。双方签订的是车位认购协议，并未正式签订买卖合同，在协议中也没有约定相关的办证时间及违约责任，郑文达主张支付利息的条件未成就，该诉讼请求缺乏合同及事实依据。郑文达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郑文达和南开公司于2013年4月19日签订的案涉《协议》；2、南开公司向郑文达退还车位认购款438000元；3、南开公司向郑文达支付逾期退还车位认购款的利息（以438000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上浮50%的标准计算，自2013年4月19日起计至实际退还全部款项之日止）；4、颐和公司对南开公司上述第二、第三项诉讼请求债务内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本案受理费由南开公司、颐和公司共同承担。原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4月19日，南开公司（甲方/开发商）与郑文达（乙方/认购方）签订《协议》，约定：一、乙方向甲方认购广州市天河区瘦狗岭路颐和四季公馆负五层26号（以下简称案涉车位）；二、该车位按个计价，每个598000元，乙方享受甲方给予的一口价优惠，优惠后车位总价款438000元；三、乙方需于2013年月日前向甲方或甲方指定的代理机构广州君浩房地产策划代理有限公司一次性缴纳认购款438000元；四、该车位具备销售条件后，在乙方满足第三项条款的条件下，甲方或甲方指定代理机构广州君浩房地产策划代理有限公司需书面通知乙方签订《颐和四季公馆车位认购书》及购买车位合同；……六、乙方已清楚本车位暂时未能在网上签订合同，并已阅读并理解及同意甲方在售楼部公示的各项文件、证书上、重要提示、物业服务的相关规定、《颐和四季公馆车位认购书》、《广州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等。《协议》签订后，郑文达向南开公司支付了购房款，南开公司于2014年3月13日开具了438000元的收款收据。关于案涉车位的交付时间，郑文达、南开公司均确认于2013年4月19日签署《协议》后将案涉车位交由郑文达使用。郑文达曾以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起诉南开公司、颐和公司，原审法院以（2019）粤0106民初354号立案受理，该案中郑文达提交《致何建梁董事长及颐和公司的文件》，其上载明“致何建梁董事长及颐和公司，因我郑文达及中海怡高控股有限公司购入贵集团及下属公司之以下附件物业，一直未能办理房产证及确认权属，现我郑文达及中海怡高控股有限公司向贵集团及下属公司提出按有关规定办理退房、返还房款、赔付损失等申请，请予同意及确认。以上回复：同意及确认上述及附件内容，颐和公司就以上内容及责任承担连带保证责任”，颐和公司并在回复处加盖公章，落款日期为2018年12月12日，附物业附表的房屋包括案涉车位。颐和公司在该案中确认上述文件上加盖的公章为其公章。原审法院其后作出（2019）粤0106民初354号民事判决，判令南开公司向郑文达支付迟延办证违约金及退还税费，颐和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颐和公司提起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粤01民终14716号民事判决，判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另，在原审法院审理的南开公司作为被告的其他案件中，原审法院向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发函调查，该局于2019年4月4日函复原审法院称：楼盘表显示颐和大厦负五层只有501（地下汽车库）和502（战时水池）两个单元。501单元总建筑面积6885.47平方米，暂未分割为独立车位，暂无首次登记、预告登记、查封抵押信息。南开公司、颐和公司均于2019年8月2日收到本案的起诉状等诉讼材料。原审法院认为：郑文达与南开公司签订的《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为有效，该协议已具备买卖合同的主要内容，应认定为车位买卖合同。从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的复函可见，案涉车位至今尚未初始登记，即案涉车位能否办理产权证尚未可知。现郑文达诉请要求解除其与南开公司签订的《协议》，南开公司对此表示同意,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合同解除的时间为南开公司收到本案起诉状等诉讼材料的时间即2019年8月2日。《协议》解除后，南开公司继续持有购房款缺乏依据，郑文达诉请要求南开公司返还购房款438000元，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南开公司至今未返还购房款，郑文达诉请要求支付利息并无不妥，根据案件查明，未有证据显示郑文达在提起本案诉讼前曾向南开公司主张过解除合同，案涉车位自2013年起一直由郑文达使用，从公平角度，原审法院酌情判令利息以438000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标准，自2019年8月3日起计至实际支付之日止。对于郑文达诉请的超出部分，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予以驳回。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9）粤0106民初354号、（2019）粤01民终14716号民事判决已对颐和公司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进行论述及认定，原审法院不再赘述。郑文达主张颐和公司对南开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原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原审判决如下：一、解除郑文达与广州南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13年4月19日就广州市天河区瘦狗岭路颐和四季公馆负五层26号车位签订的《颐和四季公馆车位认购协议》；二、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广州南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郑文达返还购房款438000元并支付利息（以438000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标准，自2019年8月3日起计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三、颐和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就上述第二项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四、驳回郑文达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9680元，由郑文达负担2370元，南开公司、颐和公司负担7310元；保全费3460元，由南开公司、颐和公司负担。二审期间，郑文达向本院提交了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粤民申1285-1313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由颐和公司盖章的《致何建梁董事长及颐和公司的文件》是颐和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颐和公司应承担连带担保责任。颐和公司对该民事裁定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坚持认为该文件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南开公司对该民事裁定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颐和公司、南开公司均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另查明，郑文达曾以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向原审法院起诉南开公司、颐和公司，同批次案件共29件，案涉房屋分别为广州市天河区瘦狗岭路411号1801-1813房、广州市天河区瘦狗岭路413号1804-1806房、1901-1913房，案号分别为（2019）粤0106民初354-382号，诉请均为要求南开公司支付迟延办证违约金及利息、返还税费及利息并要求颐和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等。原审法院于2019年4月28日分别作出（2019）粤0106民初354-382号民事判决，认定迟延办证期限按照郑文达迟延付款495天予以顺延495天，并判决颐和公司向郑文达支付迟延办理《房地产权证》的违约金及利息、退还税费及利息。颐和公司不服，以《致何建梁董事长及颐和公司的文件》是被欺诈所签、颐和公司不应承担担保责任为由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8日分别作出（2019）粤01民终14716-14744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颐和公司依然不服，以郑文达仅依据由其盖章的《致何建梁董事长及颐和公司的文件》即主张颐和公司为南开公司应负的违约及退款债务承担连带保证没有事实依据为由，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4月21日作出（2020）粤民申1285-1313号民事裁定书，认定“根据查明事实，郑文达曾因本案诉请求事项，在2018年12月12日‘致何建梁董事长及颐和公司文件’中申请颐和公司及下属南开公司为其办理退款和赔偿，该文件附件所列办理范围包括案涉29套房屋在内。颐和公司在该文件上明确回复：‘同意及确认上述及附件内容。颐和公司就以上内容及责任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在该文件及附件上分别盖章确认。颐和公司为其控股的南开公司履行合同债务向郑文达提供保证担保，应当认定为真实意思表示。颐和公司主张该文件存在欺诈、伪造情形，但无相关证据证明。原审法院判令颐和公司为南开公司应负的违约及退款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并无不当。”并据此驳回颐和公司的再审申请。现郑文达以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向原审法院起诉南开公司、颐和公司，同批次案件共9件，具体为包括涉案车位在内的位于广州市天河区瘦狗岭颐和四季公馆负五层第26、27、60、62、63、65、74、76、85号车位，案号分别为（2019）粤0106民初24713、24725-24732号，其中本案的原审案号为（2019）粤0106民初24713号。郑文达在该九案原审中的诉请均是要求解除合同、判令南开公司返还购房款及利息并要求颐和公司对南开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郑文达在该九案中主张颐和公司应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的证据均为2018年12月12日由颐和公司盖章的《致何建梁董事长及颐和公司的文件》，该证据与前述29套房屋所对应的（2019）粤0106民初354-382号、（2019）粤01民终14716-14744号民事判决、（2020）粤民申1285-1313号民事裁定书中的证据是同一份文件。原审法院作出判决后，颐和公司不服，对包括本案在内的九案均向本院提出上诉。再查明，颐和公司提交的由何建梁手写签字的《致何建梁董事长及颐和公司的文件》，载明“致何建梁董事长及颐和地产集团公司，因我郑文达及中海怡高控股有限公司购入贵集团及下属公司之以下附件物业，一直未能办理房产证及确认权属，现我郑文达及中海怡高控股有限公司提出及催促贵集团及下属公司严格履行购房合同和购房协议的约定，抓紧办理房产权属的相关手续。（附物业附表）。以上回复：收到上述及附件内容，并确认相关事实，同意抓紧办理”等内容。该文件空白处有手写“手续正在办理。何建梁2018.12.12”。附物业附表的房屋包括案涉车位。另，南开公司的股东是颐和公司和中国南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颐和公司确认南开公司是其下属控股公司。二审中，郑文达向本院出具书面意见称：其要求解除案涉《协议》，并同意将案涉车位交还给南开公司，交还手续由双方自行处理。南开公司、颐和地产均向本院出具书面意见称：如二审法院判决解除案涉《协议》并要求南开公司和颐和公司向郑文达返还购房款，其同意在法院判决解除《协议》后，由郑文达将案涉车位交还给南开公司，交还手续由双方自行处理。其返还购房款的条件成就以郑文达完成车位交还手续并将车位实际交还给南开公司。颐和公司向本院陈述：其在盖章后察看留底的复印件时已发现由其盖章的《致何建梁董事长及颐和公司的文件》中有担保内容，其来不及与郑文达沟通，郑文达已依据该文件提起诉讼。其对此没有采取其他补救措施。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针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郑文达与南开公司签订的《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法国家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现因案涉车位能否办理产权证尚未可知，郑文达诉请要求解除案涉《协议》，南开公司对此表示同意，原审法院据此判决案涉《协议》于2019年8月2日解除并判令南开公司向郑文达返还购房款438000元及支付利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同理，案涉《协议》于2019年8月2日解除后，郑文达继续占有、控制、使用案涉车位缺乏依据，理应向南开公司予以返还。现郑文达、南开公司、颐和公司均向本院表示：若法院判决解除《协议》后，由郑文达自行向南开公司返还车位，车位交还无需法院处理。各方已对合同解除后的车位交还事宜已达成一致意见，属于各方对自身权利的自主处理，本院在本案中对此不予调处，各方自行依约履行。关于颐和公司应否承担担保责任的问题。首先，颐和公司在案涉《致何建梁董事长及颐和公司的文件》中“以上回复：同意及确认上述及附件内容，颐和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就以上内容及责任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等文字的签章处加盖印章。从上述内容看，颐和公司已书面确认并同意郑文达及中海怡高控股有限公司向其及其下属公司提出的按有关规定退房、返还房款、赔付损失等申请，并作出愿意对此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意思表示。且生效民事判决已认定该文件系颐和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颐和公司在确认该文件上印章真实性的情况下虽否认该文件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但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足以推翻。其次，法律并未禁止同一当事人为不同债权人同时作出愿意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保证。而在本案中，颐和公司已确认与案涉车位的相关合同仅案涉《协议》，郑文达亦是依据该《协议》起诉南开公司及颐和公司要求解除合同、返还购房款及利息等，颐和公司主张本案的主合同、主债务不明确，与事实不符。第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五条是对保证合同应当具备内容的规定，同时该条款亦规定不完全具备所规定内容的可以补正。因该第十五条并非国家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当事人之间签署的合同违反该条款的规定并不必然导致合同无效；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对保证期间、保证范围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等情形已作出相应规定，故颐和公司据此主张由颐和公司盖章的《致何建梁董事长及颐和公司的文件》不符合担保的成立要件缺乏理据。第四，颐和公司至今仍未能提交任何证据证实由其盖章的《致何建梁董事长及颐和公司的文件》系郑文达通过欺诈手段取得。经比对，由何建梁手写签字的《致何建梁董事长及颐和公司的文件》与由颐和公司盖章的《致何建梁董事长及颐和公司的文件》，二者虽然在文件形式上相似，但两者的文字内容并不一致，且在文件空白处有无何建梁手写内容是明眼可见的，二者实际上并不容易混淆。颐和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证实郑文达以无何建梁签字内容的《致何建梁董事长及颐和公司的文件》假冒有何建梁签字内容的文件要求其盖章，故颐和公司称其在有担保内容的《致何建梁董事长及颐和公司的文件》上盖章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依据不足。颐和公司在知晓其盖章行为后并未采取有效的补救措施，其于2019年4月作出的股东会决议否认其盖章行为的效力并不当然对郑文达具有约束力。第五，南开公司系颐和公司的控股公司，两公司之间存在关联关系，颐和公司为其下属南开公司的经营行为作出担保承诺，属于颐和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颐和公司是否作出对外担保的决议及郑文达是否尽到对颐和公司内部文件的审查义务，均不影响案涉担保成立的认定。因此，原审判决颐和公司应对南开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有据，本院予以维持。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颐和公司既未有新的事实与理由，也未提交新的证据予以佐证自己的主张，故本院认可原审法院对事实的分析认定，即对上诉人颐和公司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受理费7310元，由上诉人颐和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宾审判员 王碧玉审判员 罗 毅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六日书记员 伍静怡李蕴妍罗文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