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吉01民终214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胡志岩，女，1973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长春市南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卫文，吉林泉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忠，男，1938年5月18日出生，汉族，住长春市南关区。原审第三人：石玉珍，女，1938年6月7日出生，汉族，住长春市南关区。上诉人胡志岩因与被上诉人胡忠、原审第三人石玉珍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2019）吉0102民初39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胡志岩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2.请求确认胡志岩与胡忠、石玉珍于2014年4月18日签订的《协议书》有效并要求胡忠继续履行协议；3.请求撤销胡忠于2019年6月4日作出的《解除委托声明》；4.请求撤销胡忠于2019年6月4日作出的《委托书》；5.请求判令案件受理费、鉴定费、上诉费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认定胡志岩与胡忠、石玉珍于2014年4月18日签订的《协议书》是附条件赠与协议，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协议书》是委托协议，《协议书》约定：由胡忠委托胡志岩代理在吉林省高院及最高院的胡忠国家赔偿一案。胡忠、石玉珍是夫妻关系，胡志新与胡志岩系胡忠、石玉珍的婚生子女，胡忠国家赔偿一案，胡忠是当事人，国家赔偿一案的利益方是胡忠、石玉珍。当初胡忠国家赔偿一案，难度很大，胡志新不愿意办理，胡忠、石玉珍才要胡志岩代理，并且约定胡忠国家赔偿一案的花费及利益都归胡志岩，胡志岩经过十来年奔波，到2019年代理国家赔偿一案有了希望，所以《协议书》是委托协议。胡忠在一审的答辩完全是胡志新的意思，辩称《协议书》不是胡忠本人签字，是虚假的协议，经过司法鉴定机构鉴定，《协议书》签名及指纹均为胡忠本人。一审法院认定胡忠于2019年6月4日给胡志岩作出的《解除委托声明》系其真实意思表示，明显错误。胡忠是在胡志新的胁迫下作出《解除委托声明》，同时胡忠于2019年6月4日给胡志新作出《委托书》，委托胡志新代理国家赔偿一案，就是胡志新想自己代理国家赔偿一案获得利益。一审法院认定《委托书》与胡志岩没有利害关系，不是事实，《委托书》完全违反《协议书》，与胡志岩有利害关系。胡忠在一审的答辩辩称胡志岩怠于行使代理权，导致国家赔偿案件现在还未审结，所以作出《解除委托声明》，完全不是事实。胡志岩一直积极履行代理义务，没有违约。2019年1月28日，胡忠还出具证明，将国家赔偿金给予胡志岩所有，就是对胡志岩代理行为的认可。审理国家赔偿案件是有法律程序的，快慢不是胡志岩能说了算的，谁不愿早点结案，说胡志岩怠于行使不是事实。胡忠的《解除委托声明》也没有按照法律规定给胡志岩通知，胡志岩是在吉林省高院办理国家赔偿的办案法官处知道的，办案法官收到《解除委托声明》和《委托书》后，要求胡志岩处理好委托代理的事宜，而此时胡忠被胡志新转移到别的住处，胡志岩一直见不到胡忠，胡志新为了谋求个人利益所作所为都是违法，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石玉珍现与胡志岩一起居住，石玉珍对胡志岩代理国家赔偿一案一直表示认可，石玉珍对胡忠的行为不理解，也认为胡忠是在胡志新的胁迫下才作出《解除委托声明》和《委托书》，是违法的。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胡志岩代理胡忠国家赔偿一案，国家赔偿案件审结的结果不确定，如果国家赔偿案件结果是驳回，那么胡志岩就得不到任何利益，国家赔偿金就无从谈起，赔偿案件可能胜诉也可能败诉，赔偿金是要靠胡志岩这访那告四处奔走努力争取履约行为产生的结果，赔偿金是可能有也可能没有的，又不是胡忠已有的财产，根本不具备赠与协议的必备要素，怎么能说是赠与协议，本案《协议书》就是委托协议。申请国家赔偿一案，一是为了物质利益，二是为了胡忠、石玉珍的精神利益，胡忠、石玉珍因为国家赔偿一案备受精神折磨，老人对物质需求不强，但对精神需求强烈，所以双方自愿在《协议书》中约定：胡志岩接受委托代理国家赔偿一案，花费及利益都归胡志岩，也是合法合理，因为胡志岩是其女儿，在其儿子胡志新不愿意花费人力物力不代理的情况下，胡志岩花费人力物力耗费时间精力去代理，如果有利益归胡志岩，也是合法合理，法律也不会禁止。如无利益胡志岩也承担了白付出的风险不存在不公。委托协议即可是有偿委托也可是无偿委托，有利益胡志岩愿意接受有偿，无利益胡志岩也愿意接受无偿，委托合同自双方达成一致协议时即告成立。《协议书》中的所有条款是双方当事人一致认可签订的。经过胡志岩十来年的奔波努力下到2019年，胡志岩代理国家赔偿一案有了希望，可能获得赔偿金时，胡志新采用违法手段想获得利益，不仅如此胡志新用伪造的判决书将胡忠、石玉珍购买的南关区一处房产过户到自己名下，2019年11月1日企图用合法手段起诉胡志岩、石玉珍腾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第九十六条：“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解除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第四条：“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等相关法律规定，胡志岩一直积极履行《协议书》，无任何违约行为，胡忠解除《协议书》无法律依据，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公正裁决。胡志岩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原告与被告胡忠、第三人石玉珍于2014年4月18日签订的《协议书》有效，并要求胡忠继续履行协议；2．撤销胡忠于2019年6月4日在吉林省高院给胡志岩作出的《解除委托声明》；3．撤销胡忠于2019年6月4日在吉林省高院给胡志新作出的《委托书》；4．被告承担本案的鉴定费、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2013年9月12日，胡忠与胡志岩签署委托书，委托胡志岩参加在最高法院申请的国家赔偿。2.2014年4月18日，原告胡志岩与被告胡忠、第三人石玉珍签订《协议书》，约定由胡忠委托胡志岩代理胡忠在吉林省高院及最高院的国家赔偿一案的诉讼起直至案件终结，胡忠不得变更委托，不能委托他人代理或本人参与诉讼；诉讼期间一切费用由胡志岩承担；胡忠为胡志岩提供关于国家赔偿案件的有关一切委托手续，直至案件终结；国家赔偿案件的所涉房屋的出售权及所得收益归胡志岩所有；国家赔偿案件终结后胡忠同意将所有的国家赔偿金归胡志岩所有；如甲方胡忠违反上述协定按该案的所得收益的双倍赔偿乙方。该《协议书》中甲方“胡忠”签名及指纹经司法鉴定机构鉴定均为胡忠本人所写。3.2016年6月14日，胡忠授权胡志岩与吉林兢诚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及《授权书》，委托吉林兢诚律师事务所代为处理委托人胡忠向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国家赔偿事宜。4.2016年8月22日，胡忠、石玉珍与胡志岩签署委托书，约定胡忠、石玉珍夫妻二人全权委托胡志岩代为办理房屋（吉林省辉南县朝阳镇工农街一委七组）出售相关事宜。5.2019年1月28日，胡忠出具声明将国家赔偿金给予胡志岩所有，于2019年6月4日撤销该赠与。6.2019年6月4日，胡忠签署《解除委托声明》，声明从即日起解除胡志岩对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错误执行国家赔偿案的代理。7.2019年6月4日，胡忠签署《委托书》，委托胡志新全权代理关于申请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错误执行国家赔偿案。8．庭审中被告对2014年4月18日签订的《协议书》中胡忠的签字真实性提出异议，原告申请对该协议书中胡忠的签字及指纹真伪进行鉴定，经我院委托，吉林一诺司法鉴定中心作出鉴定结论为：该协议书中胡忠的签名字迹系胡忠本人书写，协议书中胡忠签名字迹处的指纹，系胡忠本人右手食指所留。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原告主张确认其与被告胡忠、第三人石玉珍于2014年4月18日签订的《协议书》有效，并要求胡忠继续履行协议的请求。《协议书》约定：“由胡忠委托胡志岩代理胡忠在吉林省高院及最高院的国家赔偿一案的诉讼起直至案件终结，胡忠不得变更委托，不能委托他人代理或本人参与诉讼；诉讼期间一切费用由胡志岩承担；胡忠为胡志岩提供关于国家赔偿案件的有关一切委托手续，直至案件终结；国家赔偿案件的所涉房屋的出售权及所得收益归胡志岩所有；国家赔偿案件终结后胡忠同意将所有的国家赔偿金归胡志岩所有。”该协议看似委托协议，但实质更符合附条件赠与协议的特征。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合同，受托人在委托权限范围内。以委托人的名义实施的行为，应当由委托人承担一切责任，享受一切权利，委托人应当预付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受托人为处理委托事务垫付的必要费用，委托人应当偿还该费用及其利息。但《协议书》约定产生的费用由胡志岩承担，国家赔偿案件产生的国家赔偿金也由胡志岩享有，委托费用由受托人承担，结果也由受托人享有，这不符合委托行为的常理。由胡忠同意给胡志岩出具申请国家赔偿需要的各种委托手续，以胡志岩代胡忠办理国家赔偿案件完毕并取得国家赔偿金为条件，胡忠将预期得到的国家赔偿金赠与胡志岩更符合签订《协议书》时的本意。关于附条件赠与协议，在条件未成就时，赠与的权力义务虽已确定，但是效力处于未定的状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现胡志岩并未代胡忠办理完毕国家赔偿事宜，胡忠尚未取得国家赔偿金，故胡忠可随时撤销赠与。现胡忠签署了《解除委托声明》意即撤销对胡志岩的赠与，故《协议书》虽成立，但因所附条件未成就，故该协议未生效。该项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二、关于原告主张撤销胡忠于2019年6月4日在吉林省高院给胡志岩作出的《解除委托声明》的请求。胡忠作出《解除委托声明》系其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合法有效；且未存在重大误解、欺诈、胁迫、乘人之危等可撤销情形，故该请求不予支持。三、关于原告主张撤销胡忠于2019年6月4日在吉林省高院给胡志新作出的《委托书》的请求。胡志岩并非该《委托书》的相对方，该《委托书》也未与胡志岩有直接利害关系，故该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五条、第五十四条、第一百八十六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胡志岩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原告胡志岩负担；鉴定费3,400元，由被告胡忠负担。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上诉人与胡忠、石玉珍于2014年4月18日签订的《协议书》，协议双方的当事人分别为女儿和父母。如果依据上诉人的主张，该协议为委托合同，其中内容记载“胡忠不得变更委托，不能委托他人代理或本人参与诉讼”，即协议签订后，胡忠已经退出其参加的诉讼，只是名义上为该案的当事人，不得变更代理人，此约定与合同法中委托合同中的任意解除权的规定相悖，且自己本人不能再参加诉讼，诉讼的权利及胜诉败诉的后果均归于上诉人享有，在此“委托代理”行为中，无论结果如何，作为“委托人”胡忠无任何利益可言。而分析协议的具体内容，系胡忠彻底将其诉讼利益让与上诉人，对于协议中胡忠承诺的“国家赔偿案件的所涉房屋的出售权及所得收益归胡志岩所有；国家赔偿案件终结后胡忠同意将所有的国家赔偿金归胡志岩所有。”系诉讼终结后可能会得到的财产利益全部归上诉人所有，胡忠作为该案的当事人，无利益可分，有失公平。该合同的对价承诺部分，更符合赠与的特征，只是赠与物当时并非是属于赠与人所有，在赠与合同中所附条件为上诉人代理胡忠参加国家赔偿案件而该案终结并因此得到财产利益，而该合同中的赠与物于合同签订之时并非赠与人所有，现在依据上诉人的主张，胡忠已经书面向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解除对上诉人的授权委托，因此赠与合同所附条件在此条件下不能成就，因此该赠与合同的生效条件未成就，因此该协议未生效。另外，胡忠于2019年6月4日在吉林省高院给上诉人作出的《解除委托声明》的请求系其真实意思表示，符合委托合同之解除权的规定，上诉人主张撤销不能支持。在以上委托关系解除的同时，胡忠于2019年6月4日在吉林省高院给案外人作出的《委托书》，上诉人并非该协议的相对方，且无直接利害关系，其请求撤销的诉请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主张鉴定费负担的问题，本案系上诉人为另案的国家赔偿案件解决委托代理权限过程中的产生的纠纷，该项鉴定费可在解决其与胡忠协议解除的后续争议中一并解决，而鉴于双方的亲属关系，希望各方当事人能够和谐协商争议。胡志岩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胡志岩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郭 宇审判员 曾范军审判员 马嘉翊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八日书记员 丁 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