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湘0304行初24号 原告刘丹，女，1993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 原告付梓涵，女，2016年9月5日出生，汉族。 法定代理人刘丹，系付梓涵之母。 两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豆雄亮，北京盈科（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湘潭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住所地湘潭市雨湖区北二环中路６号。 法定代表人王峰，局长。 委托代理人夏菁，系被告湘潭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王继文，湖南金州（湘潭）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湘潭昭山示范区优化人居环境事务中心，住所地湘潭市岳塘区昭山镇两型产业发展中心。 法定代表人言格，主任。 委托代理人张帅，系湘潭昭山示范区优化人居环境事务中心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周欢，湖南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刘子林，1969年5月8日出生，汉族。 原告刘丹、付梓涵诉被告湘潭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征地拆迁安置补偿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13日立案。因湘潭昭山示范区优化人居环境事务中心（以下简称昭山优居中心）、刘子林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追加其为第三人参加诉讼。2020年4月22日，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丹、付梓涵诉称,原告系湘潭市岳塘区昭山镇楠木村村民。2017年11月9日，湘潭市人民政府发布潭土公字[2017]70号《征收土地公告》。2017年12月4日，湘潭市国土资源局发布潭征补[2017]81-1号《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实施公告》。同日，湘潭市人民政府发布潭土公字[2017]73号、[2017]74号《征收土地公告》。2017年12月27日，湘潭市国土资源局发布潭征补[2017]89-1号、[2017]90-1号《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实施公告》。根据上述三份湘潭市人民政府发布的《征收土地公告》，原告所在村组的集体土地被纳入征收范围。《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实施公告》规定了征地补偿标准、房屋补偿安置及支付方式、被征地农业人员安置等内容。《湘潭市集体土地征收与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办法》第三十三条规定了住房货币安置补贴的计算方式，《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十二条规定要向被征地农民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安排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生活。但被告至今未向二原告发放土地补偿费，未向原告付梓涵发放住房货币安置补贴，也未对二原告进行社保安置。原告认为，被告作为土地征收组织实施部门，应依法履行对原告安置补偿的法定职责，但被告至今未履行，构成行政不作为。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请求：1.确认被告未在法定期限内履行征收安置补偿职责的行政行为违法；2.责令被告履行安置补偿职责，向刘丹、付梓涵各发放土地补偿费120000元，向付梓涵支付住房货币安置补贴98000元/人×2（独生子女增加1人），共计支付征收补偿款436000元，并对刘丹进行社保安置；3.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被告湘潭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辩称，第一，湘潭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不是本案适格被告。根据《中共湘潭市委、湘潭市人民政府印发的通知》（潭市发[2011]9号）关于“区政府和示范区管委会负责组织、实施辖区内土地和房屋征收与补偿事务性工作”的规定和《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的批复》（湘政函[2013]84号）第六条第二款的规定，该项目征地补偿安置具体工作由原湘潭昭山示范区征地拆迁事务所（现为湘潭昭山示范区优化人居环境事务中心）实施，且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显示，《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系湘潭昭山示范区征地拆迁事务所与其签署。第二，原告的起诉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原告提供的证据显示，其已与湘潭昭山示范区征地拆迁事务所签署《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那么其应该在签署协议时就知晓其权利的存在，应在协议签署后六个月内提起诉讼，本次提起诉讼明显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第三，本案具体负责拆迁事务并与原告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主体均为昭山优居中心，被告并未具体实施上述行为。为查明案件事实，请求法院依法追加昭山优居中心作为本案第三人。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起诉。 第三人昭山优居中心述称，第一，昭山优居中心在知道被征拆户家庭成员包括原告付梓涵的前提下，与户主刘子林（系刘丹的父亲、付梓涵的外公）签订了《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协议的签订能够证明昭山优居中心并未遗漏处理，且二原告已认可协议中不予认定付梓涵为住房货币安置补贴人口的法律效力。目前协议早已履行完毕，二原告的起诉已超过起诉期限。《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2017年7月20日，昭山优居中心对统征地（2017）30号储备用地被征拆房屋基本情况予以公示，公示内容显示刘子林户实际农业人口为5人。2017年7月26日，昭山优居中心就前期摸底、公示情况制作了刘子林户《被征拆户家庭人口及房屋测量情况摸底登记表》，其中该登记表中记载的被征拆户刘子林的家庭成员包括户主刘子林、妻子胡鹿云、儿子刘旭东、女儿刘丹、外孙女付梓涵共计5人，该登记表经户主刘子林、村委会代表王旭、测量经办人黄波、稽核负责人言格、征拆负责人杨树群核对后签字确认。昭山优居中心在基本情况公示以及摸底登记表中，已经明确知晓刘子林的家庭成员包括付梓涵共计5人，不存在不知情遗漏的情形。2017年7月28日，昭山优居中心对统征地（2017）30号储备用地补偿安置审核结果情况予以公示，公示表显示刘子林户人口为5人，认定住房货币补贴为392000元，征拆补偿费共计1434721元。2017年9月2日，户主刘子林代表家庭与昭山优居中心（原湘潭昭山示范区征地拆迁事务所）签订了《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该协议第一条确定各项征拆补偿费用共计1440221元（其中认定住房货币安置补贴人口为4人，货币补贴共计392000元）。二原告系刘子林户的家庭成员，二原告已认可该协议中住房货币安置补贴人口为4人。昭山优居中心早已按协议约定将拆迁款支付完毕，二原告实质上是对已处理完毕的协议不服，起诉期限应自签订协议之日起算，但原告直至2020年1月才起诉，明显已超过起诉期限。第二，原告付梓涵不享有住房货币安置补贴实体上的法定权利。原告付梓涵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在拆迁时具备该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享有承包田以及履行了村民义务等。因此，原告付梓涵要求享有住房货币安置补贴实体上的法定权利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第三，昭山优居中心没有向二原告支付土地补偿款的法定职责，且昭山优居中心作为征拆机构已依法向村委会全额支付土地补偿款。首先，根据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三款，原国土资源部《征收土地公告办法》第十一条规定，本市范围内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的法定职责应由市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即本案被告组织实施，昭山优居中心没有向二原告支付土地补偿款的法定职责。其次，昭山优居中心已与村民委员会签订了《土地补偿协议》，该协议约定的内容完全符合征收土地公告及补偿安置方案的标准，且昭山优居中心已按法律规定将土地补偿款支付给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昭山优居中心自身义务已履行完毕。第四，昭山优居中心作为征拆机构没有社保安置的法定职责，且二原告不符合领取社保的相关规定。根据《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的批复》（湘政函[2013]84号）和《湘潭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的通知》（潭政办发[2015]85号）第四条、第五条规定，被纳入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的对象，应符合相应条件、履行相应程序，但二原告不符合上述规定。综上，请求法院驳回二原告的起诉。 第三人刘子林未进行陈述。 经审理查明，原告刘丹系第三人刘子林之女，刘丹于2016年4月21日与付尧登记结婚，2016年9月5日生育一女付梓涵。刘丹、付梓涵均落户于湘潭市岳塘区昭山镇楠木村红旗组23号，第三人刘子林为户籍登记的户主。刘丹、付梓涵的户口于2017年7月24日分户至湘潭市岳塘区昭山镇楠木村红旗组448号（与湘潭市岳塘区昭山镇楠木村红旗组23号系同一幢房屋），单独成户。2017年，经湖南省人民政府审核批准，“统征地（2017）30号储备土地用地项目”在湘潭市岳塘区昭山镇楠木村征收部分集体土地，湘潭市国土资源局发布了相应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实施公告，湘潭昭山示范区征地拆迁事务所作为征拆机构进行了调查丈量等相关工作。2017年7月20日，征拆机构发布被征拆房屋基本情况公示表（第一榜），认定刘子林户农业人口5人（未注明5人名字），并备注“如对上述公示数据有异议，请于5日内以书面形式报湘潭昭山征地拆迁事务所”，刘丹户未提出书面异议。征拆机构内部保存的《住房安置货币补贴人口认定表》上认定安置人口为第三人刘子林及其妻子胡鹿云、儿子刘旭东、女儿刘丹,原告付梓涵不列入。2017年7月28日，征拆机构发布补偿安置审核结果情况公示表（第二榜），仍认定第三人刘子林户农业人口5人，住房货币补贴392000元(98000元/人×4人)，备注内容与第一榜一致，刘丹户仍未提出书面异议。2017年9月2日，湘潭昭山示范区征地拆迁事务所与刘子林签订了《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认定刘子林户住房货币安置补贴人口4人，住房货币安置补贴392000元，各项补偿金额共计1440221元。2017年9月，征拆机构向刘子林支付了全部拆迁补偿款，涉案房屋腾空并拆除。因二原告认为被告未履行征地拆迁安置补偿职责，于2020年1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另查明，2019年3月，因湘潭市机构改革，湘潭市国土资源局与湘潭市城乡规划局等部门行政职能整合，新组建为湘潭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2019年9月，原湘潭昭山示范区征地拆迁事务所更名为湘潭昭山示范区优化人居环境事务中心，系事业单位，宗旨和业务范围为根据授权承担集体土地征地拆迁和国有土地上房屋的征收补偿、房源安置的有关事务性工作。 本院认为，2020年1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下列与行政协议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二）认为征收征用补偿协议损害其合法权益的被征收征用土地、房屋等不动产的用益物权人、公房承租人；（三）其他认为行政协议的订立、履行、变更、终止等行为损害其合法权益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本案中，二原告落户于湘潭市岳塘区昭山镇楠木村红旗组23号，户主刘子林与湘潭昭山示范区征地拆迁事务所签订《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二原告认为损害其合法权益，不服签订房屋拆迁协议行政行为，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虽然原告的诉讼请求是确认被告未在法定期限内履行征收安置补偿职责的行政行为违法并责令被告履行安置补偿职责，但其实质内容是不服刘子林与湘潭昭山示范区征地拆迁事务所签订的《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本案中，征拆机构于2017年7月20日发布被征拆房屋基本情况公示表（第一榜），2017年7月28日发布补偿安置审核结果情况公示表（第二榜），均已告知被征拆户如对公示数据有异议于5日内以书面形式报湘潭昭山征地拆迁事务所，依据常理推断，本案原告已了解可享受住房货币安置补贴的具体人员名单。刘子林作为户籍登记的户主于2017年9月2日与湘潭昭山示范区征地拆迁事务所签订《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此事事关重大，本案原告刘丹系刘子林的女儿，且刘丹在《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中获得了住房货币安置补贴，刘丹不知道签订了协议明显不符合常理，本院认定《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签订之日即为原告刘丹应当知道之日。因此，原告于2017年9月2日应当知道签订协议行政行为，应在2017年9月3日起六个月内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即便不知道起诉期限，按“最长不得超过一年”计算，亦应当在2018年9月3日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原告未在前述时间内起诉，且无不属于其自身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客观事由，系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的情形，应当驳回起诉。关于湘潭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答辩其不是本案适格被告的辩解意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征收土地公告办法》的相关规定，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等工作的法定职能部门为市、县级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五款规定，“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所作的行政行为，委托的行政机关是被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没有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行政机关授权其内设机构、派出机构或者其他组织行使行政职权的，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委托。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该行政机关为被告。”本案中，第三人昭山优居中心在没有法律、法规或规章授权的情况下，实施的集体土地征收及房屋拆迁工作应视为原湘潭市国土资源局的委托，因此原湘潭市国土资源局为适格被告，本院对湘潭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辩解意见不予采纳。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刘丹、付梓涵的起诉。 原告刘丹、付梓涵预缴的案件受理费50元，本院予以退还。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赖浩翔 审判员  谢 勇 审判员  葛 嘉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刘 珺 附相关法律条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六十九条第一款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 （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