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5民终84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吕某1，男，1963年11月3日出生，汉族，邢台联通公司员工，住邢台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晓卿，河北观颐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立国，河北观颐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范某，女，1960年7月25日出生，汉族，实验学校退休职工，住威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吕欣，男，1984年3月9日出生，汉族，广西壮族自治区农行职工，现住南宁市青秀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吕某2，女，1986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威县第二中学教师，住威县。 被上诉人范某、吕某2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吕欣，男，1984年3月9日出生，汉族，广西壮族自治区农行职工，现住南宁市青秀区。 三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秋红，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吕某1因与被上诉人范某、吕欣、吕某2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威县人民法院（2019）冀0533民初6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吕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晓卿、马立国，被上诉人吕某2、吕欣，被上诉人范某、吕某2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吕欣，被上诉人范某、吕欣、吕某2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秋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吕某1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2、被上诉人承担由威县法院委托的笔迹鉴定提取费3000元。3、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严重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程序严重违法。一、根据婚姻法等相关法律条款，一审在房产方面事实认定错误。（一）威县洺水西路181号商贸街两层楼4间门店为父亲吕洪顺再婚前财产。1、庭审时已确认被上诉人窝藏吕某1给父亲吕洪顺回信（被上诉人窝藏3封回信、故意毁剪1封）中的1988年4月30日回信的第4页第3、4行已载明：北关盖楼（指的该楼房）已五、六年了。2、出庭证人武某及和爱民均作证已证实为1982年建造。3、庭审时被上诉人亲戚程贵香让证人武某转述为1982年建造。4、与被上诉人关系密切的父亲外甥女朱群也证实：舅舅吕洪顺让她1982至1983年在威县一中复读至高考时止期间，带她与姥姥一起见证过盖的门店两层楼，当时舅舅吕洪顺还没有再婚。5、威县政府八十年代初开始分期按路段招商开发洺水商贸街。被上诉人提交的威县工商局收据日期不能直接作为建房日期，是后来将交费人（1982年交费）父亲吕洪顺更换为挂号人的收据。（二）威县洺水西路183号商贸街两层楼4间门店为父亲吕洪顺与继母范某再婚后大约2000／2002年购买和爱民与武某的，应属父亲与继母共同财产。（三）威县门店后面的宅房为1988年182号范某名下的宅基证载明1984年12月建房，应属父亲吕洪顺与继母范某共同财产。上诉人在县土管局发现了被上诉人篡改的1988年182号范某名下宅基证平面图等与档案资料不一致，被上诉人把威县8间门店篡改扩大在1988年182号宅基证（门店后面的宅院）内。一审却错误认可被上诉人掩盖呼应篡改的182号宅基证，又配套伪造假证明，其假证明“关键内容如：长度、盖楼等”的8个人签字字体都是同一人的落款1985年1月18日出具的。（四）威县城内围紫园村寺庙对面南侧南北相邻第1、2、3户平房房产（属北街集体土地）,庭审时威县洺州镇北街已出具证明为父亲吕洪顺九十年代先后建造，当庭被上诉人没有提出异议，属父亲与继母的共有财产。先后从南向北依次建造，第1户1990年吕某2取得宅基证361号；第2户未办证；第3户1995年父亲吕洪顺取得宅基证732号。一审判决很不负责的将本项序次弄颠倒，还故意将宅基证732号是在父亲吕洪顺名下掩盖不写明。（五）威县城内洺水华庭小区12号楼5单203室的房产，冀（2017）威县不动产权第××号,虽然在范某名下，也是父亲去世前用家庭共有钱款购置，根据婚姻法相关条款及司法解释释义，属父亲与继母的共有财产。其2009年12月28日交款5万，2010年1月交款4万，2010年10月交房，“五证齐全”后才能贷款，被上诉人提交了2010年11月11日威县建设银行贷款19万的票据。二、一审认定被上诉人提交的藏了约32年一直不敢出示的系1988年10月1日被迫伪造的所谓的《家某》的效力完全错误。（一）一审对上诉人父母离婚时的房产分割认定严重错误。只要仔细阅读被上诉人提交的××××年××月××日邢台中院的父母离婚判决书最后一段内容的房子问题，就知道当时刘洼有两处房院，即刘洼西院房及老宅房。“（刘洼）老宅房子维修增值部分”属于父母吕洪顺、许兰平共同财产部分，则那么“老宅房子维修增值以前的部分”为上辈传承属于上诉人奶奶（奶奶1994年去世、爷爷70年代去世）、姑姑、父亲共同拥有。终审改判县城南街房子东头两间及对应2／4.5院落归母亲许兰平，其余归父亲及其家庭所有，家庭（房产）当时应包括上诉人奶奶、上诉人、还应有上诉人姑姑。因此威县南街院一处和刘洼老院房不属于父亲自己的单独财产，则无权处分。（二）一审对所谓的《家某》中的父亲吕洪顺与继母的共同房产认定，犯了常识性的严重错误。按照婚姻法的相关条款，所谓的《家某》中的北关后院房宅及以后再购置的家产属于父亲与继母共同财产，不属于父亲自己的单独财产，父亲也无权处分，铁的事实已证明前面叙述的起诉请求涉及的几处房产（且没有一处在吕欣的名下）根本没有析产、交付、赠与给次子吕欣。所谓的《家某》中只有北关两间楼（即：一层和二层楼各两间）属于父亲再婚前1982年建造属于自己的单独财产。（三）由于父亲被迫摹仿伪造吕建中等签字，手机拍照放大任何人都能看出与父亲字迹特征一致，三被上诉人一直没有做过丝毫辩解，一审让吕某12019年4月申请第1次笔迹鉴定，以案前样本不足折腾耗费几个月终止鉴定。吕某1于2019年9月又申请第2次笔迹鉴定，建议委托更具权威更广范围的机构鉴定，但一审既不否认、又不进行，却故意在判决书中掩盖而不叙述写明。一审称分单上盖了洺州镇公章，当时公章管理很混乱很随便。（四）被上诉人买通冯某作假证被戳穿。1、吕某1从法院取走所谓《家某》后曾向冯某打电话问询，冯某称“不知道家某之事，没有签过字”。2、由于冯某出庭作伪证，所谓《家某》中的“冯某”三个字明显为吕洪顺被逼摹仿所写，而冯某的假书证本人写的字明显与分单不同，冯某仍谎称是其所写。3、冯某编造诬陷称当时钟某1在场，已被钟某1在法庭否认。庭后上诉人让冯某与钟某1见面质证，冯某不敢不愿见面。4、被上诉人买通冯某作伪证，当庭却证实了当时吕某1“没有”在场，而一审判决却改为“记不清”吕某1在不在场，来误导别人。5、冯某只能叙述被被上诉人教唆“分单”中的简单内容，却不能为被上诉人教唆叙述全部复杂的、关联性的内容。6、一审庭审时违规让律师陈秋红诱导发问冯某。三、一审法庭及被上诉人一直根本就找不到任何一条对应被上诉人事实的法律条款，故意采用认定事实错误等卑劣手段，错误歪曲后再套用法律条款而导致判决结果错误。（一）按照《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所谓的《家某》中父亲赠与的按前述的房产主张“不是自己的独立财产，而是没有分割的共有财产”，父亲被迫签长子“吕建中”的名字，不能表示吕某1接受赠与；次子吕欣没有签字，也不能表示吕欣接受赠与；故所谓的《家某》无效或没订立。析产分家的赠与合同按合同分类属实践合同，尚须实物给付，合同始能成立，对长子和次子都未进行实物交付，合同不能成立。（二）按照《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所谓的《家某》损害第三人利益包括：吕某1母亲、奶奶、姑姑、继母范某及当时只有1岁多吕某2的利益，《所谓的家某》无效。（三）按照《合同法》第五十六条，合同的自始无效是从合同开始就无效，而不是从发现确认合同无效时开始无效。因此一审被上诉人提交伪造的“契约”妄想呼应所谓的《家某》，是随着分单的自始无效而无效。南街房产因父亲失误将宅院大门钥匙交给法院执行庭，致使自己部分的房产灭失，责任在父亲。买房人万鹏春已证明吕某1既没卖南街房又没按手印，“假契约”伪造吕某1及母亲许兰平等多人的人名和手印，“假契约”很明显是一个人笔体用毛笔字伪造。所谓的《家某》中无论准备析产赠与给哪个子女的只要不是自己独立的合法财产导致部分无效，属影响公平原则，则对分单上每一个子女的赠与行为也无效，按照合同法第五十六条司法释义第二层意思，整体合同无效，须重新进行。一审故意将所谓的《家某》的完整关联性故意歪曲变通为各自独立性，歪称分别赠与子女，是对每一个子女的独立赠与行为，逻辑非常荒谬。上诉人的“回信”关于财产分配意见不是大致相同，而是“关键性不同”，比如“回信”根本没有涉及再购置家产等。（四）一审将所谓的《家某》故意歪曲变通，再套用继承法，程序严重违法。分析所谓的《家某》的背景、主题、内容，以及上诉人父亲当时的年龄、身体、家庭状况等，是被迫析产赠与而非继承，所谓的《家某》析产赠与是属“双向合同模式”。（五）一审为达到其设计的判决结果，有意错误的将所谓的《家某》父亲共有财产违反法律常识的认定为父亲自己的部分。（六）按照《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二条，如果《所谓的家某》有效，则1988年当时只有1岁多吕某2的财产继承权被剥夺，则父亲几百万的遗产，她也是零继承。四、上诉人第1次的申请笔迹鉴定，由一审时威县法院委托“唐山物证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费20150元已退回，只扣收取“提取鉴定材料费”3000元，因范某涉嫌逼迫父亲签吕建中等的名字，伪造所谓的《家某》窝藏几十年不敢出示，一直丝毫没理由辩解和证明，该部分费用应当由被上诉方承担。五、被上诉人的假证伪证成灾，除客观性的比如：不动产权证、上诉人父母离婚判决书等很少几项外，其余十几项属买通、伪造或篡改的假证伪证，且均已被戳穿。 范某、吕欣、吕某2答辩称，一、被上诉人为节省司法资源,所以未针对原审判决第一项内容提出上诉。抚恤金是有关单位用以优抚、救助那些依靠死者生活而无经济来源的未成年人和丧失劳动能力的直系亲属，是家属的个人财产，并非死者的个人财产，不宜参照遗产来分割。且吕宏顺2010年7月开始病重至病近，取得的抚恤金实际远不足以弥补被上诉人关于治疗费、丧葬费等支出，因此被上诉人无需再向上诉人支付任何款项。二、原审判决第二项“驳回原告吕某1其他诉讼请求”是依法有据、公平公正的，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纯属缠诉，浪费司法资源。（一）《家某》是吕宏顺签署的，是吕宏顺的真实意思表示。三被上诉人均认可《家某》是吕宏顺本人签署的，上诉人亦认可《家某》是吕宏顺本人签署的，也就是说本案全体当事人一致认可《家某》是吕宏顺的真实意思表示。只要是立契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就不应否定其法律效力。况且《家某》上有威县洺州镇政府的监证盖章，见证人之一冯某也出庭证实参与《家某》的形成过程，因此真实性是毋庸置疑的。（二）两封家信是上诉人亲笔所写，内容与《家某》相互印证，足以还原30多年前分家析产的事实真相。上诉人认可两封家信是其亲笔所写，同意作为笔迹鉴定的样本。《家某》及两封家信形成至今已30多年，细读两封家信内容，《家某》上有关“威县南街宅基地房、刘洼村宅基地房归长子吕某1所有”、“长子吕某1不负担家庭债务”、“威县宅基地房归次子吕欣母子所有”的意思表示，均可在两封家信上找到具体出处，足以明确“分家析产”是上诉人主动向吕宏顺提出的要求，现上诉人企图推翻已分家30多年的事实，显然是背信弃义之举。（三）《家某》上的“建中”签名与两封家信上的“建中”签名均为上诉人所写，上诉人对《家某》的内容是明确同意的。上诉人在原审申请对《家某》上的“吕建中”签字进行鉴定，并同意以两封家信作为样本。因两封家信的签字仅有“建中”二字，没有“吕”字，而双方均无法提供同时期的更多自然样本，以致无法得出鉴定结论。为极力还原分家析产的事实真相，被上诉人委托广东中一司法鉴定中心，以《家某》上的“建中”二字作为检材，以两封家信上的“建中”二字作为样本，作比对鉴定，得出“为同一人书写”的鉴定结论。至此，足以证明《家某》上的“建中”二字为上诉人亲笔所写，上诉人对《家某》自始知悉并确认。（四）《家某》对威县宅基地房、围紫园3间平房以及洺水华庭商品房三处房地产产生的分家析产效力是肯定的。从涉案《家某》的形式和内容判断，属赠与型的分家析产，也就是说吕宏顺是将自己有权处分的财产赠与配偶、长子和次子，这种赠与型的分家析产并不必须要求被赠与人在分家文书上签字确认。另退一万步，即便《家某》上涉及的刘洼村宅基地房、威县南街宅基地房这两处房地产，吕宏顺没有完整处分权，但分家文件的部分内容无效不影响其他内容的有效认定，更何况这份《家某》的内容实际已被各方当事人确认和执行了30多年。就上诉人诉求一二三指向的威县宅基地房、围紫园3间平房以及洺水华庭商品房这三处房地产，一方面上诉人并不是家庭成员之一，对财产也没有任何贡献和权益，因此无权提出析产异议，另一方面本案三被上诉人自始认可吕宏顺的分家析产安排，因此吕宏顺的分家析产处分是合法有效的。（五）上诉人诉求的威县宅基地房、围紫园3间平房以及洺水华庭商品房这三处房地产，经分家析产已不属于吕宏顺的财产，上诉人无权主张继承。如前所述《家某》是吕宏顺的真实意愿和安排，也是上诉人知悉并确认的。在《家某》生效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已各自生活、互不干涉长达30多年。无论在吕宏顺生前还是去世7年时间里，上诉人从未对威县宅基地房、围紫园3间平房以及洺水华庭商品房这三处房地产的权益提出过任何异议，因为上诉人明知该三处房地产不属于吕宏顺的财产，自己无权主张继承。（六）吕宏顺去世时名下无任何财产，只有债务，上诉人无任何可继承财产。吕宏顺2010年7月开始病重至去世住院治疗等费用大概花了12万，死亡时名下没有银行存款、没有现金，与被上诉人范某夫妻二人只有债务（包括银行按揭19万和亲友借款数万元）。因此，对于吕宏顺，上诉人根本没有可主张继承的财产。（七）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已明显超过继承权纠纷2年的诉讼时效，应当被全部驳回。根据继承法关于继承权纠纷诉讼时效的规定，吕宏顺于2011年7月9日病逝，上诉人对吕宏顺的病逝过程是亲身经历的，如其认为自身的继承权受到侵犯，是自吕宏顺去世之日起就知道或应当知道的，但上诉人直至2019年3月8日方才向原审法院提起继承纠纷之诉，明显已过2年的诉讼时效，诉讼请求应被全部驳回。此外，上诉人自始至终自相矛盾，诉讼请求中主张威县的房产、威县围紫园三处平房以及威县洺水华庭是吕宏顺的个人房产，并要求按法定继承的份额继承，但是对本案核心证据家某反驳的时候，又以前述的房产不是吕宏顺的个人财产，吕宏顺无权处分为由，主张家某无效，可见上诉人的主张与反驳的基础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因此被上诉人认为既然上诉人在诉状中已经自认威县的房产、威县围紫园三处平房以及威县洺水华庭是吕宏顺的个人财产，那么否定家某的效力和理由与诉讼请求有冲突的应当不能成立。吕宏顺对自己的财产有权作分家析产的处分。另外，从上诉人原审对被上诉人的质证意见以及上诉状的理由，在没有理由和证据的情况下通篇以假证、伪证的名义明显是违背客观事实的，为了反驳而反驳的言辞不能采信。综上，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吕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原告继承父亲吕洪顺位于威县商贸街沿街两层楼8间门店及院落、租金及利息应得份额；2、依法判决原告继承父亲吕洪顺位于威县南北胡同西侧第1、2、3户平房房产及租金的应得份额；3、依法判决原告继承父亲吕洪顺位于威县洺水华庭小区12号楼5单元203室的房产（不动产权证号：冀（2017）威县不动产权第××号）的应得份额；4、依法对原告父亲吕洪顺去世时的家庭银行存款、现金及丧葬补贴抚恤金及其他未查明的遗产进行法定遗产继承；5、本案诉讼费全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吕某1系吕洪顺与前妻许兰平所生长子；××××年××月××日吕洪顺与许兰平离婚后，和被告范某结婚，生次子吕欣、女儿吕某2。在××××年××月××日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书中，已经确认吕洪顺与许兰平的共同财产为刘洼村的房产及威县，并在离婚的判决书中依法分割了上述房产。因被告范某和儿子吕欣在落户，为了生活方便，1985年1月18日委会为其落实宅基一处，1985年4月该宅基处统一规划为洺水商业街，范某向威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缴纳了相关手续费用后建成门市楼。原告的证人武某出庭作证证明盖该门市楼的时间是1982年不属实。2002年范某将相邻武某的两间门市楼购买。以上所有楼房为原告诉讼请求第一项“商贸街沿街二层楼8间门市的来历”。其后，吕洪顺和范某夫妇在相继盖了三处平房（前后相邻），第一处没有宅基证；第二处房于1990年11月7日办宅基证，宅基证上的户名为吕某2；第三处房于1995年12月办证。这是原告诉讼请求第二项所涉及房产的由来。2010年11月11日，被告范某在威县洺水华庭小区单独购买单元楼一处，于2017年12月办理不动产权证书。此为原告第三项诉讼请求所涉及内容。2011年7月9日，吕洪顺病故。去世后，威县民政局为死者家属发放抚恤金28140元，该款由被告范某领取。在举证期间内，被告提交有吕洪顺签字的家某一份，分单的落款时间为1988年10月1日，内容为“威县南街院一处和法定全部房、刘洼老院一处和全部房，归长子吕建中所有，长子吕建中不负担家庭债务。威县北关新方宅基一处两间楼和后院全部房，归次子吕建欣母子所有，现有家具和用具归次子所有。父亲随次子生活，清偿债务，赡养老人，再购置家产归次子所有。对长子和次子清分家产后，父亲对所有的房屋均有使用权。长子和次子析产后各自为生，互不干涉，空口无凭，特立字为证，从即日起分单生效”。该分单上有吕宏顺的签字、吕建中的签字，证人钟某1、冯某、王某的签字，并有威县洺州镇人民政府的公章（吕洪顺的工作单位）。原告吕某1对该分单的质证意见：1、该家某上“吕建中”三个字并非原告本人所签，且证人“钟某1”三字也非其本人所签，所以家某是不具有真实性的；2、该家某是指家庭成员对家中共有财产进行析产分割，该分单中所涉及的房产并非吕洪顺个人单独所有，应当是财产共有人共同签字确认有效，根据内容来看，该分单不具有合法性；3、被告方以吕洪顺是处置个人财产，认为该家某是吕洪顺自行分割财产的个人意思表示，明显与事实不符。分单上第四段立契人吕洪顺并未用其本人名义进行书写，而是以父亲的名义进行意思表示，对于该段内容，明显并非是吕洪顺真实意思表达，如果该段内容是吕洪顺的真实意思表达的话，其应当是第一人称，而非是用第三人称进行表述。原告吕某1对分单协议中“吕建中”的签字提出质疑，认为不是本人签字申请笔迹鉴定，因案前笔迹样本不充分，鉴定机构终止鉴定工作。证人冯某出庭作证，证实其曾任前麻固村支部书记12年，和吕洪顺不错，吕洪顺是该村的包村干部。有一天晚上，吕洪顺叫上我和王某、钟某2我们四个在场，商量吕洪顺分家的事，当时吕洪顺说吕某1要南街老院和刘洼村老院，吕洪顺答应了，我觉得也比较合理，能对住人，当时写在纸上了，谁写的记不清了，当时签字了，钟某2是局长，和洪顺是老乡关系，现在记不清楚吕某1当时在不在场。证人钟某2出庭作证，说不知道吕洪顺分家的事，分单上的名字不是证人本人签的。分单上的第三个证人王某已经去世。被告在举证期内提交原告吕某1给其父亲吕洪顺的回信，在信件中，有多处提起财产分割及分单的问题，并且在1988年4月30日的第二封回信第三页第二段中，是这样表述的：“关于我的财产分割问题，这个问题我记得父亲曾三次首先提出这个问题，而每次又都是您反复了，把说的话咽了回去。无论如何吧，我的基本思想还是这样：1、老家刘洼全部房产、宅基归我；2、南街宅基、房产不管判给我母亲多少，剩下的全归我；3、北关分给次子等人；4、家庭家具、杂物等不要，归奶奶和您使用或处理。……”。南街的房产和宅基于1991年出售，卖方协议上显示立卖契人为吕某1，买主为万朋春。原告否认在该契约书上签字，但是该契约书上还显示原告吕某1的母亲许兰平的签字，且万朋春已经在此居住多年。一审法院认为，被告提交的《家某》，所显示的内容与原告写给被告的回信内容能相互印证，虽然原告不承认在分单上的签字，证人钟某2也不承认此事，但是冯某当庭陈述其参与此事，且盖有吕洪顺单位的公章，应是吕洪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受胁迫等情形。这种分家的行为是对其自己财产的处分，吕洪顺对自己的财产有处分的权利，实际上是赠与行为，是将其财产分别赠与子女，与每一个子女之间都是一个独立的赠与行为。该分单并没有约定原告的义务，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且与原告给吕洪顺的回信中关于财产分配的意见大致相同，即使原告吕某1、证人钟某2不承认其在分单上签字，亦不能影响分家行为的成立，否认该分单的效力。从情理上讲，吕洪顺将在与前任妻子共同生活期间的共同财产中属于自己的部分赠送给和前妻的婚生子，在于第二任妻子共同生活期间的共同财产中属于自己的部分赠送给和第二任妻子的婚生子，亦能被社会认同。关于抚恤金，虽然不属于遗产，但是原告的第四项诉讼请求已经提出，为减少诉累，不再次起诉，本院予以分割，由其四位继承人（妻子范某、长子吕某1、次子吕某2、女儿吕欣）平均分割，每人人民币7035元，由管理人范某给付原告。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范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吕某1分割抚恤金款人民币7035元。二、驳回原告吕某1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被告范某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吕某1提交证据一，证人吕某3证言，证明上诉人曾帮助父亲吕宏顺代为办理宅基确权，并与被上诉人沟通过，但是因为没有赶上集中办理，至今未办理成。另证实本案涉及的家庭分单始终仍未履行，被上诉人履行三十年的主张不成立。证据二，冯某的视频资料2份，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拿着被上诉人委托代理人所做的鉴定书买通冯某做假证，一审直接采用冯某的证人证言明显错误，应当采信钟某1的证人证言，分家时上诉人并未在现场也未签字。依据《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律师调查令》调取的威县清理宅基地登记表，证明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182号宅基证属于篡改扩大的证件。在宅基地申请时并不包含2层门市所占地基，可是在发放宅基证后加入了2层门市的宅基地，同时予以证明该2层门市宅基地和建房时间为1982年，也就是吕宏顺与许兰平婚姻存续期间的财产，与被上诉人范某无关。另证明宅基证和宅基地申请登记表不一致，登记表应当为底档，当两者不一致时应当以申请登记表为准。吕某1另申请证人和爱民出庭作证，和爱民证明威县商业街4间门市楼上楼下一共8间，1982年秋天前建的。其的4间门市是在2002年卖给了吕宏顺。被上诉人范某、吕欣、吕某2质证意见：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该证明的出具人吕某3未出庭接受法庭和双方当事人的询问，不构成出庭作证，且证明内容与本案无关。证据二属于电子证据，未经过公证，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从视频呈现的内容可得该视频是原审二次开庭前取得，原审并未提交不构成民事诉讼法的新证据，且上诉人在证人出庭作证后自行向证人取证，明显对证人的心理造成极大的威胁，证人的陈述有可能与出庭作证时的证言有冲突，但应该以证人出庭作证时的证人证言为准。对威县清理宅基地登记表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但对上诉人的证明目的不认可。该证据显示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户主姓名为范某”，“使用时间为84年12月”，“证号为182”，“发证时间为1988年1月”，与被上诉人原审提交的证据8《宅基地证》显示的内容均吻合、印证，足以证明该宅基地使用权始于1984年12月，且系以范某作为户主申请取得。该证据不能证明“2层门市宅基地和建房时间为1982年，是吕洪顺与许兰平的夫妻财产”，上诉人该主张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一方面该证据上显示的使用时间为1984年12月，那么该宅基地上的任何房屋建设不可能早于1984年12月，另一方面被上诉人原审提交的证据4《民事判决书》，证明人民法院已对吕洪顺与许兰平地财产作了离婚分割处理，其中并不涉及威县宅基地房，且判决生效后，任何一方均未主张仍有其他夫妻财产未予分割，足以证明该威县宅基地房并非吕洪顺及许兰平的夫妻财产，与许兰平无关。虽然涉案威县房产非所有建筑面积都对应登记宅基地使用权面积（属历史遗留问题），但被上诉人原审提交的证据5-13足以证明涉案威县房产均由吕洪顺和范某共同完成房屋的自建、购买、占有等法律行为，没有登记宅基地使用权面积部分的房屋的事实物权亦受法律保护，因此涉案威县房产所有权原属吕洪顺和范某夫妻共同财产，与他人无关。对于证人和爱民的证言，证人在一审中没有出庭，二审出庭不构成新的证据。证人和上诉人是亲戚关系，其证言有失公正性。证人和被上诉人一方在合作建房时发生过矛盾，由武某的哥哥出面调和，但证人和爱民和原审的证人武某对被上诉人一方产生仇恨，其证言有失公平。另外，证人的妻子武某在原审出庭过程中已经在庭上直接指着被上诉人范某谩骂，庭审录音录像为证。其夫妻二人的证言都违背客观事实，其证明的内容和本案的争议焦点无关，不应采信。被上诉人原审提交的证据5-13足以还原涉案威县房产的历史由来，原属于吕宏顺与范某的夫妻财产，但经1988年分家析产已归属范某与吕欣母子。对吕某1提交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吕某3并未到庭接受审判人员和当事人的询问，无法核实其证言的真实性，故本院对吕某3的证言不予认定。冯某一审期间已出庭作证，应以其一审出庭作证的证言为准。威县清理宅基地登记表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虽然证人和爱民一审并未出庭，但吕某1已对证人一审未出庭理由作出合理解释，本院对证人和爱民的证言予以认定。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双方无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继承纠纷。关于涉案《家某》的效力问题。该分单上有吕洪顺的签字，盖有吕洪顺工作单位的公章，一审出庭证人冯某亦证实参与了此事，分单内容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吕洪顺采取分单形式处置财产的方式也符合我国农村地区的习俗，综合在案其他证据以及分单涉及财产的现持有状况，能够印证分单有效并已实际履行，且无任何证据证明吕洪顺在签订分单时受到威胁和逼迫。关于商贸街沿街二层楼门市及院落。威县城关镇民委员会文契能够证明，因范某和吕建欣在落户，向该村申请方宅，该村于1985年元月18号出具文契，将座落在修配厂东边和去橡胶厂大街北面，长26米宽17米的方宅一处给予范某。乡农房建字第××号宅基地证显示建房时间为“84年12月”，发证时间为1988年1月30日，威县清理宅基地登记表亦载明使用时间为“84年12月”，批准发证时间为1988年1月25日，与宅基地证显示的房屋使用时间和发证时间相呼应，证人和爱民虽然证明威县商业街门市于1982年秋天前建，但并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在案现有证据能够证明商贸街沿街门市及院落的宅基地取得时间及房产的建造时间均系在吕洪顺与范某结婚之后，且登记的姓名为范某。吕洪顺于1988年10月1日在《家某》中已明确将该处房产处置，归次子吕建欣母子所有，因此一审法院对吕某1请求继承商贸街沿街二层楼门市及院落的诉请不予支持并无不当。关于围紫园村寺庙对面的三处平房房产及洺水华庭小区12号楼5单元203室房产。上述房产均系吕洪顺与范某婚后购置，且吕洪顺在1988年的《家某》中明确说明“再购置家产归次子所有”，即吕洪顺已将上述房产作出处置。故对吕某1请求继承上述房产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关于吕某1上诉所提3000元笔迹鉴定提取费问题。一审判决并认定该事实，亦未作出判决，本院不予处理。 综上所述，吕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案经调解未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吕某1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胡立鹏 审 判 员 李 虹 审 判 员 王小英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五日 法官助理 赵亚男 书 记 员 李 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