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皖03民终180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邹远凯，男，1966年2月1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衡绍锋，安徽君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汤明明，男，1987年6月7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德根，五河县城关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审被告：贺业云，女，1986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上诉人邹远凯诉被上诉人汤明明、原审被告贺业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邹远凯不服安徽省五河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9日作出的（2018）皖0322民初85号民事判决，向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22日作出（2018）皖03民终1380号发回重审民事裁定。安徽省五河县人民法院经依法组成合议庭重新审理了本案，并于2020年3月2日作出（2018）皖0322民初3792号民事判决，邹远凯仍不服原判，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邹远凯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被上诉人给付26万元借款及利息，并由被上诉人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上诉人系蚌埠市五河县远波商贸有限公司的职工，公司也没有要求职工借贷集资。被上诉人认可收到上诉人交付的8万元现金，而20万元系被上诉人将公司账户给上诉人，让上诉人将20万元汇入公司账户。后被上诉人又将20万元转入自己账户为其所用。虽然被上诉人辩称这钱用于公司，但至今无任何证据证实。2、被上诉人在本案中所称的五河县远波商贸有限公司系邹某的自然人公司，且被上诉人在公司任法定代表人是应邹某的聘请担任的。一审庭审时，邹某到庭证明，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的借贷行为不是公司行为，而是被上诉人的个人行为，被上诉人没有将28万元的款项用于公司。3、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并无合伙关系，更不存在共同投资经营的事实。汤明明辩称：上诉理由不能成立，20万元款项汇入公司账户，公司是上诉人堂弟独资成立，汤明明是聘请的法定代表人。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20万元是根据被上诉人的要求打入指定账户。20万元没有借条和担保，没有利息，没有打入汤明明的账户不符合借贷习惯。钱款进入公司账户后，汤明明实际已用于公司事务。8万元现金交给汤明明，但也是用于公司事务。邹某的证人证言因与上诉人存在利害关系，不能成立。贺业云书面答辩述称：我从未听说汤明明借过谁的钱。汤明明也从没有拿过钱回来用于家庭生活。我不应是本案被告。请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邹远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责令几被告付清借款26万元及利息；二、被告承担诉讼费、保全费。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汤明明与贺业云系夫妻关系，汤明明系五河县远波商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该公司为邹某一人独资公司，邹远凯系邹某的堂兄。公司成立后，原告进入公司工作，公司要求员工办理贷款给公司办理业务。原告以个人名义办理了8万元贷款，交给了汤明明。后邹远凯跟汤明明一起去办的五河县远波商贸有限公司的对公账户。2017年9月14日，原告分四次向五河县远波商贸有限公司转款20万元。后原告收回款项2万元。一审法院认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成立由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两方面构成。形式要件即达成合意的外在形式，如借款合同、借条、口头约定以及其他可以表明双方借款合意的形式。实质要件即款项的实际交付。对于民间借贷关系是否存在以及借款是否交付，应由出借人承担证明责任。若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其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首先，原、被告双方未签订书面的借款合同，被告未向原告出具借条，被告亦不认可双方达成了借款的合意。其次，原告的款项并非转入被告的账户，不能证明款项交付的事实。由此可见，原告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故对于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理据不充分，不应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邹远凯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200元，由原告邹远凯负担。二审中，邹远凯提交了一份汤明明的机动车信息查询单和三张顺福园现场照片。机动车信息查询单证明上诉人借8万元给汤明明，是汤明明用于购买宝马轿车；顺福园现场照片证明汤明明辩称的KTV没有成立，不存在。汤明明质证意见：对机动车信息查询单真实性无异议，但达不到其证明目的，不能证明是用8万元买的车，只能证实汤明明名下有辆车。因为这辆宝马车可以贷款几十万元，是邹远凯与汤明明共同买的二手车，且该车进行多次抵押。对顺福园现场照片真实性有异议，且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达不到其证明目的。因邹远凯提交的机动车信息查询单和顺福园现场照片，与本案借贷事实没有关联性，本院依法不予确认和采信。对一审法院判决认定的事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据借款合同的法律规定，借贷双方在发生借贷民事法律行为时，应当主动订立书面的借款合同，这也是为一般普通民众所能理解和认知的一般性常识，而民事法律行为是民事主体通过意思表示、变更、终止民事关系的行为。因此，依据“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诉讼原则，当事人在提起民间借贷纠纷诉讼时，应当就双方之间的借贷合意、出借款实际交付、债权凭证确认等，予以举证证明。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是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予以确认民间借贷关系是否合法成立的重要证据，也是为一般普通民众所能理解和认知是否发生借贷的基本常识。当今社会，金融交易发达，民事主体之间的金钱交往和银行转账的原因多种多样，并不能因有现金给付或银行转账行为的发生，即排除其他多种原因而确认为系民间借贷发生的唯一事实。本案中，邹远凯在没有提交由汤明明出具并确认的相应债权凭证的情况下，仅凭转账凭证而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虽然现行法律对该行为并不禁止，但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在汤明明抗辩，邹远凯的现金交付及转账行为是基于其他民事行为而发生并予以举证证明后，举证责任因此发生倒置，邹远凯应当就其转账行为确系双方借贷而发生，继续依法承担予以举证证明的责任。作为承担反证义务的汤明明，在诉讼中始终抗辩与邹远凯之间的28万元钱款交收行为，系因与邹远凯、邹某三人之间存在口头合伙约定，28万元钱款是邹远凯向五河县远波商贸有限公司交纳的投资款，自己是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予以接收，不存在两人之间的个人借贷。虽然汤明明没有在诉讼中提交三人合伙而签订的书面合伙协议，但邹远凯在前次一审2018年4月11日的庭审中陈述在所称的28万元借款之前，“不认识汤明明，后来进了公司后认识他的。公司是我堂弟邹某的，我进入公司后认识汤明明的。汤明明进公司早，他是法定代表人。我就是进去公司帮忙的”。邹远凯自认是公司员工的该陈述，思路清晰，字里行间的意思表示明确，并不能令普通人产生认同“这句话不是我加入远波公司意思，而是到远波公司的意思”（邹远凯二审中的辩解）。据此，一审法院运用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判决认定邹远凯“公司成立后，原告进入公司工作”的事实，证据充分。在2018年4月11日的庭审中，邹远凯还向法庭陈述“汤明明的公司成立后，要求公司的员工每个人办理贷款给公司办业务。我当时以我名义只办了8万元贷款。后来20万元是我自己的钱。我把钱取出来给汤明明的”。邹远凯的该庭审陈述，印证了汤明明抗辩主张自己以公司法定代人身份接收8万元的事由。邹远凯明知五河县远波商贸有限公司是其堂弟邹某独自开办，汤明明仅为公司聘任的法定代表人，公司要求员工以个人名义办理贷款为公司使用，自然是遵照邹某的该指示办理，方符合合理逻辑。邹远凯二审中辩解系因汤明明不能办理贷款而找自己为其贷款，但汤明明对此否认，邹远凯除其个人陈述外，没有提交能够支持该辩解主张的任何证明。同时，既然汤明明是向邹远凯借款，邹远凯应当直接将自己的钱款交予汤明明即可，大费周章地以其名义贷款8万元交付的辩解，很难为一般人所能理解和认知。何况，邹远凯随后即将自己的20万元转账至公司账户的事实，与其庭审陈述“后来20万元是我自己的钱。我把钱取出来给汤明明的”，不相一致。据此，邹远凯的该陈述明显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没有如实向法庭陈述案件事实，存在不诚信诉讼行为。邹远凯将20万元直接转账进入公司账户的事实，亦印证了汤明明在诉讼中的抗辩主张。邹远凯在此后诉讼中辩称是按照汤明明的指示转账20万元至公司账户，但汤明明对此不予认可。邹远凯除其个人陈述外，没有提交能够支持该指定交付辩解主张的任何证明。综上，邹远凯诉称汤明明个人系因民间借贷关系而接收28万元的事实，缺乏足够证据能予支持。邹远凯仅凭银行贷款取现金交付8万元和银行转账20万元，诉请与汤明明之间发生26万元（已还款2万元）民间借贷关系，但其在诉讼中没有提交汤明明确认案涉款项为民间借贷关系的债权凭证，且20万元转账凭证显示为邹远凯直接汇入五河县远波商贸有限公司账户。虽然证人邹某在一审中出庭作证讼争的钱款与五河县远波商贸有限公司无关，是汤明明的个人借贷，但因其与邹远凯系堂兄弟关系且为五河县远波商贸有限公司的独资投资人，与邹远凯及五河县远波商贸有限公司均存在利害关系，对其证人证言，本院依法不予采信。至于邹远凯辩称收到过汤明明给付的利息一节，其提交的与汤明明之间微信聊天记录和电话录音中，虽然有双方提及利息的表述，但结合汤明明在整个诉讼过程中，从未认可其个人有向邹远凯借款的事实，辩称接收款项和支付利息均是以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而与邹远凯谈论上述事宜，且邹远凯亦认可汤明明确系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事实，故两人之间提及的利息，实际为本案中“个人付息”或是“公司付息”的待证事实。在邹远凯不能证明其与汤明明个人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的前提下，汤明明抗辩自己的合伙投资款也是以自己钱款直接用于公司业务，自己接收钱款也是实际用于公司业务，并提交了其向公司业务交易对方潘道顺转账28万元的证据。因此，本院依法判定汤明明辩称其代表公司与邹远凯谈论利息的事实，符合高度盖然性。在邹远凯一审诉讼提交的2017年11月30日与汤明明之间的电话录音中，双方之间的交谈，思路清晰。虽然邹远凯存在刻意回避其与汤明明合伙经营的事实，但其字句中明显具有两人共同参与公司经营的意思表示，且一再刻意表达“如果汤明明你不干了，就要给我写借条”，但汤明明对邹远凯要求自己个人出具借条的意思表示，一再找理由予以婉转拒绝。整个电话录音中，汤明明始终没有认同是其个人向邹远凯借款的明确意思表示。据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本院对邹远凯辩称的上诉理由，依法均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邹远凯辩称的上诉理由，缺乏证据予以支持，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诉讼费5200元，由邹远凯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杜玲玲审判员  卞新春审判员  王国强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王锦书记员张明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