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10民终74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高夫银，女，1989年5月7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明光市，又系原告夏某1、夏某2的法定代理人。 上诉人（原审原告）：胡月霞，女，1964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明光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夏某1，男，2016年1月27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明光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夏某2，女，2010年7月9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明光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夏从芳，男，1942年5月11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明光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胡翠华，女，1944年6月6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明光市。 上述六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新，浙江海豪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六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媚娜，浙江海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余匡，男，1971年4月2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立孟，男，1972年4月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永嘉县。 上述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冬青，台州市黄岩区西北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迪，男，1988年2月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永嘉县。 上诉人高夫银、胡月霞、夏某1、夏某2、夏从芳、胡翠华因与被上诉人胡余匡、刘立孟、李迪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2019）浙1003民初54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高夫银、胡月霞、夏某1、夏某2、夏从芳、胡翠华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被上诉人胡余匡与死者夏茂培之间构成承揽法律关系缺乏依据，系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一审法院以被上诉人胡余匡提供的其与上诉人高夫银事后对涉案粉刷业务结算单内容中显示是按面积计算工程款，并以案外人楚满意、马玉民向该院承办法院的陈述，便认定死者夏茂培与被上诉人胡余匡之间缺乏支配与被支配的人身依附性，认定双方系承担关系，显属不当。（一）“结算单”为被上诉人胡余匡在夏茂培死亡后单方制作并让刚接到丈夫死讯到达台州，完全不知双方法律关系的高夫银签署。对高夫银而言，其仅以为是结算拿到丈夫生前血汗钱并以此安排后事急用，其完全不明白具有确认双方法律关系的意义，更无法排除被上诉人胡余匡隐藏其他目的之可能，因此在无其他充分证据相互印证时，显然不能以结算单、收条内容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案外人楚满意、马玉民向该院承办法官的陈述不仅在形式上不符合证据的要求，仅能作为辅助证据使用，而且该所谓的陈述与公安机关对其所作的调查笔录内容也相矛盾，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即使工友楚满意陈述真实，认为被上诉人胡余匡将工程“分包”给夏茂培，因其不具备法律专业知识，无法区分“承包”、“承揽”和“雇佣”之间的法律关系，且其陈述带有一定的主观偏见，也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二）从农村建房发生众多事故的实际情况看，认定并区分“承包”、“承揽”或“雇佣”之间的法律关系是比较复杂的问题，但司法实践总体认定上是从保护弱势群体和受害人权利，再平衡各方利益作为考量。从本案实际情况看，更适合认定为雇佣法律关系。首先，约定按何种方式结算，因本案夏茂培已死亡，无从查证，且结算方式也并非区分雇佣关系和承揽关系的标准。其次，无论夏茂培和工友之间是按什么方式结算，都不影响夏茂培与被上诉人胡余匡之间的关系认定。夏茂培与被上诉人之间是雇佣关系还是承揽关系，应严格按照两者的法律特征结合证据所能证明的事实加以区分和认定。再次，本案中，油漆、外墙涂料及工具以及包括夏茂培在内的小工住处均由被上诉人胡余匡提供，这并不符合承揽关系中承揽人应当以自己的设备完成主要工作的特征。且即使如被上诉人胡余匡陈述的，其是以120元／平方的价格从被上诉人刘立孟、李迪处承包过来，以43元／平方的价格与夏茂培结算，差价之大也不符合分包的行业惯例。最后，夏茂培死亡行为依法应认定是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虽然没有最直接的证据证明夏茂培是从事前期的准备工作，但结合其他证据及法庭调查，以及工作场所等判断，应认定为从事前期的准备工作。退一步讲，即使夏茂培是为电瓶车充电而经过，并非是提供劳务本身，但是从客观上来看，由于工作地点与住所存在一定距离，骑电瓶车往返与提供劳务之间存在内在联系，且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对于“从事雇佣活动”不能作机械的理解，应当结合雇佣活动的性质、雇员行为目的、行为发生地等综合因素予以确定。本案中，死者在工作场所内，为电瓶车充电，系雇佣活动的前期准备部分和后续的收尾必需工作，属于通常可以预见的合理行为，与雇主利益有客观联系，其表现形式与执行职务有内在联系，该行为应认定为从事雇佣活动。二、一审判决确定上诉人承担主要责任，三被上诉人承担次要且各自担责，明显与客观事实和法律规定不符，判决所依据的证据不足，结合错误。（一）如前所述，上诉人认为，本案被上诉人胡余匡与夏茂培之间应认定为雇佣关系，且夏茂培是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该条明确了雇主责任为无过错责任原则，因此被上诉人胡余匡应承担作为雇主的无过错责任。（二）本案建筑系农村二层以上房屋建设，根据建设部《关于加强村镇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管理的若干意见》和《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相关规定，农民兴建两层（不含两层）以上住宅必须由取得相应资格证书的单位进行设计或选用通用设计、标准设计，除修缮房屋以外的施工必须由取得相应资格证书的单位或工匠承担。而被上诉人刘立孟、李迪将工程发包给没有资质的被上诉人胡余匡，依法应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退一步讲，即使如一审法院认定的被上诉人胡余匡与夏茂培系承揽关系，那么本案三被上诉人除了应承担安全保障义务外，也均存在选任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0条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中，发包人明知承包人不具备建筑资质仍然发包，承包人明知自己不具备建筑资质仍然承包，还将工程分包给同样不具备资质的死者夏茂培。上述三被上诉人均存在选任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四）从导致本案事故发生及死亡原因看，被上诉人刘立孟、李迪二人作为共同发包人在建筑物外围利用并改造自然沟壑作为建筑现场的通道，且明知之前发生过安全事故又系台风暴雨后通道湿滑极易发生安全事故的情况下，导致本案事故发生，二人应共同承担主要赔偿责任，而非次要责任和各自担责。被上诉人胡余匡作为承包人未提供安全保障义务，亦应当承担主要责任，而死者夏茂培在通过该木板时，以推行方式通过沟壑上的通道，尽到了善良义务人的注意义务。由于发生此次事故的主要原因系木板遇台风暴雨后松动湿滑，导致夏茂培从木板上坠落后因头部碰撞沟壑内被加固后的坚硬的混凝土而导致死亡后果，因此，夏茂培对此次事故的发生只存在一般过失，不应减轻三被上诉人的赔偿责任。一审法院未充分考虑上述事实和事故成因，仅判决三被上诉人共承担约不到12%的责任比例，而让死者承担了88%以上的责任，显然不公，应予纠正。三、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各项经济损失金额为1763283.19元与事实不符。（一）对于死亡赔偿金项下的被抚养人生活费。首先，其母亲胡月霞1964年11月15日出生，已年满55周岁，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如无相反证据证明，应认定为无劳动能力，且胡月霞为农民，并无退休工资，应认定为无其他生活来源。其次，夏茂培是由其爷爷夏从芳、奶奶胡翠华抚养长大，上诉人一审时已提供明光市古沛镇高王村村民委员会的证明，能够证实夏茂培父亲在其七岁时死亡，其母亲十岁时改嫁，夏茂培由爷爷、奶奶抚养长大的事实。因此，上诉人对上述抚养费的主张于法有据，应予支持。（二）对于精神损害抚慰金。一审判决刘立孟、李迪、胡余匡分别赔偿2500元、2000元、2000元，明显过低，显失公平。夏茂培死亡时年仅31岁，作为上诉人的妻子一夜之间失去了物质和精神的依靠，两个孩子再也得不到父亲的关爱和教导，夏茂培的死亡给上诉人造成了巨大的精神损害。一审法院认定精神损害抚慰金明显过低，显失公平。 被上诉人胡余匡、刘立孟、李迪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对责任分配、赔偿数额的认定也是正确的，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胡余匡承包了两被上诉人房屋粉刷项目的工程，并转包给死者，承包的价格是包括了漆料的价格的，上诉人说胡余匡承包来是120元一平方，给死者是40多一平方，胡余匡的价格是包括了漆料价格的。从被上诉人胡余匡与死者妻子的结算清单以及死者工人楚满意、马玉民的陈述来看，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符合承揽关系的法律特征，被上诉人胡余匡与死者之间缺乏支配和被支配的人身依附性。死者夏茂培雇佣了楚满意和马玉民来工作，夏茂培的工作时间不受胡余匡安排、支配。胡余匡是受夏茂培支配安排的，今天说漆料没有了，就让胡余匡送漆料到工程项目地点。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双方之间系承揽关系，对责任分配也是正确的。夏茂培没有在工作时间发生事故，从事与工程无关的行为是发生事故的全部原因，事发时没有注意周边情况，没有佩戴安全帽，通过危险地段致使事故发生。本案是墙体粉刷，不是房屋建设。本案死者的死亡是从事与工作无关的行为导致的，被上诉人没有责任。三、法院对赔偿数额的认定是正确的。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死者的爷爷奶奶等人没有劳动能力，一审没有支持是正确的。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高夫银、胡月霞、夏某1、夏某2、夏从芳、胡翠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三被告共同赔偿六原告因夏茂培死亡产生的各项经济损失共计2429117.69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刘立孟、李迪因装修各自房屋需要，将位于浙江省永嘉县的各自房屋的粉刷业务承包给被告胡余匡。后夏茂培从被告胡余匡处承包了上述业务，并雇佣案外人楚满意、马玉民与其一同粉刷上述房屋。2019年8月17日中午，夏茂培在通过上述工地与后山之间的沟壑时，不慎掉入沟中受伤。后其被送至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救治，经诊断为：脑疝、右侧额颞顶硬膜下血肿、脑挫裂伤等。夏茂培经住院治疗13天后（2019年8月30日）死亡。另查明，原告高夫银、胡月霞、夏某1、夏某2、夏从芳、胡翠华分别是夏茂培（身份证号码3411821988××××××××）的妻子、母亲、儿子、女儿、爷爷和奶奶。原告高夫银、胡月霞、夏某1、夏某2、夏从芳、胡翠华因本次事故造成夏茂培死亡产生的经济损失，该院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本案实际情况，确认合理部分如下：1.医疗费：原告主张65423.69元（含医疗器械），其中包含伙食费94.50元，已另行主张，应予剔除。原告主张的其余医疗费损失，因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不予支持。故本项金额为65209.19元。2.住院伙食补助费：原告主张390元（13天×30元／天），符合规定标准，依法予以认定。3.误工费：原告主张2366元（13天×182元／天），符合规定标准，依法予以认定。4.护理费：原告主张2366元（13天×182元／天），符合规定标准，依法予以认定。5.丧葬费：原告主张33216元，符合规定标准，依法予以认定。6.死亡赔偿金：原告变更后主张1203640元（20年×60182元／年）；被告方主张应按照农村居民标准计算该损失。该院审查认为，夏茂培在事发前的较长时间内从事非农业生产，收入来源也以非农业收入为主。据此，可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本项损失，认定1203640元（20年×60182元／年）。另外，原告变更后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1012716元［应纳入本项项下，分别为：儿子夏某1281310元（37508元／年×15年／2）、女儿夏某2168786元（37508元／年×9年／2）、母亲胡月霞37508元（37508元／年×20年／2）、爷爷夏从芳93770元（37508元／年×5年／2）、奶奶胡翠华93770元（37508元／年×5年／2）］。被告方认为应适用2019年安徽省农村居民标准计算，且夏从芳、胡翠华不是被扶养人，不应计算其被扶养人生活费。该院审核认为，因本案死亡赔偿金适用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故原告有权主张适用城镇居民标准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至于适用何地标准，依法应适用受理法院所在地标准。故对被告要求适用2019年安徽省农村居民标准计算该费用，该院不予支持。原告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夏茂培母亲胡月霞在夏茂培死亡时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亦不足以证明夏从芳、胡翠华为夏茂培的被扶养人，对其相关主张依法不予支持；原告方主张的夏茂培子女的被扶养人生活费，符合规定标准，予以支持。被扶养人生活费核算为450096元［（37508元／年×15年／2）＋（37508元／年×9年／2）］。本项金额合计1653736元。7.办理丧葬事宜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原告主张9000元，该院结合本案案情以及当地司法实践，酌情认定本项金额为6000元。以上合计：1763283.19元。8.垫付款情况：事发后，被告胡余匡向原告垫付医疗费13392.08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主要的争议焦点为：1.夏茂培与被告胡余匡之间是何种法律关系；2.各被告对原告损失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以及责任大小。关于焦点1，被告胡余匡提供的其与原告高夫银对涉案粉刷业务的结算明确表明双方系按面积计算工程款，结合案外人楚满意、马玉民向该院陈述的其与夏茂培、胡余匡之间的关系情况，胡余匡与夏茂培之间缺乏支配与被支配的人身依附性，应认定为承揽关系。原告主张三被告因未尽安全保障义务而应承担赔偿责任，据此，其请求权基础为夏茂培生命权受到侵害而产生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因此，本案案由应定为生命权纠纷。关于焦点2，受害人在事发时未查明周围情况，未佩戴安全防护设备，在未确保安全的情况下通过危险路段，自身存在重要过错，系本次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应承担主要责任。被告刘立孟、李迪对事发地的安全隐患未尽警示、防范义务，导致事故的发生，系本次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应承担次要责任。被告胡余匡承包涉案粉刷业务后，未提供安全保障措施，对事发地的安全隐患未尽警示、防范义务，也是本次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也应承担次要责任。因三被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且能够确定责任大小，故三被告应各自承担相应责任。对于原告合理的经济损失1763283.19元，根据本案实际情况，考虑各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该院酌情确定由被告刘立孟、李迪、胡余匡分别赔偿70000元、65000元、65000元。另外，原告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被告认为过高。该院结合本次事故的后果、事故双方过错程度及当地司法实践，酌定由被告刘立孟、李迪、胡余匡分别赔偿2500元、2000元、2000元。被告刘立孟、李迪抗辩称，事发地系自然形成的沟壑。经查，该沟壑是由自然地形与人工建筑共同形成，且地处该二被告建筑周边，被告刘立孟、李迪均应履行必要的安全保障义务，尤其是在本案事发前还发生过其他安全事故的情况下。被告李迪称事发时夏茂培在被告刘立孟家工作，该院审查认为，即使该情况属实，仍不能免除被告李迪的安全保障义务，故对该抗辩意见不予支持。综上，原告诉讼请求的合理部分，该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二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第十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胡余匡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高夫银、胡月霞、夏某1、夏某2、夏从芳、胡翠华因本次事故导致夏茂培死亡产生的各项经济损失67000元（含已支付的13392.08元）；二、被告刘立孟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高夫银、胡月霞、夏某1、夏某2、夏从芳、胡翠华因本次事故导致夏茂培死亡产生的各项经济损失72500元；三、被告李迪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高夫银、胡月霞、夏某1、夏某2、夏从芳、胡翠华因本次事故导致夏茂培死亡产生的各项经济损失67000元；四、驳回原告高夫银、胡月霞、夏某1、夏某2、夏从芳、胡翠华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未提交新证据。被上诉人向本院提交了2020年1月9日上诉人高夫银向被上诉人胡余匡出具的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胡余匡工程承包（清工）余款20000元，工程尾款全部结清。”，以证明死者夏茂培与被上诉人胡余匡之间系承揽关系。 上诉人对该收条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本院经审查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以及关联性予以确认。 经审理，本院二审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有如下三个方面：（一）关于死者夏茂培与被上诉人胡余匡之间的法律关系是承揽关系还是雇佣关系。通常，提供劳务一方的工作具有独立性，在完成工作过程中自行提供工具设备，拥有专业技术，不以接受劳务一方的设备、技术为依托而工作，提供劳务一方未受接受劳务一方的指挥、管理，不存在身份上的支配和从属关系，且提供劳务一方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并非单纯地提供劳务，而是以完成一定的工作成果为最终目的，具备上述特征的法律关系属承揽关系。从本案查明的事实及确认的证据来看，死者夏茂培与被上诉人胡余匡之间符合承揽关系的法律要件，上诉人主张两者之间系雇佣关系，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事故过错责任的分配。案涉事故并未发生在死者夏茂培完成工作任务期间，而系死者夏茂培在中午为给电瓶车充电通过施工工地与后山之间经台风暴雨冲刷过后的湿滑危险路段时发生，其未查明周边环境，在通行时未佩戴安全防护装备，自身存在重要过错，应承担主要责任。被上诉人刘立孟、李迪在本案事发前在该路段曾发生过其他安全事故的情况下，对已存的安全隐患未尽警示、防范义务，应承担事故次要责任。被上诉人胡余匡在承包涉案粉刷业务后，未提供安全保障措施，对事发地的安全隐患未尽防范义务，亦应承担次要责任。故一审法院对三方过错程度的认定、责任的分配恰当。（三）关于被扶养人的确定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金额。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上诉人所举证据无法证明受害人夏茂培母亲胡月霞在夏茂培死亡时已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且不足以证明夏从芳、胡翠华系受害人夏茂培的被扶养人，故对其就被扶养人的相关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另外，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基本功能是填补和抚慰，受害人近亲属对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合理期待应符合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一般价值取向。一审法院根据侵权人的过错程度并结合当地司法实践，酌定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属合理。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546元，由上诉人高夫银、胡月霞、夏某1、夏某2、夏从芳、胡翠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阮丹军 审判员  王安安 审判员  胡精华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应一娇 -14- -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