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681民初5615号原告：戚爱霞，女，1964年5月15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翁坚超，浙江点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裘佳益，浙江点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戚位光，男，1963年7月8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被告：戚位平，女，1968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两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培高，诸暨市大唐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戚爱霞与被告戚位光、戚位平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9日立案后，根据原告的财产保全申请，于2020年4月13日作出民事裁定，对两被告价值62万元的财产予以查封、扣押或冻结。本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5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戚爱霞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翁坚超、两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培高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戚爱霞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两被告返还原告款项62万元。事实和理由：两被告系夫妻。2008年2月至2009年4月，原告共转账给两被告合计款项62万元。被告获取上述款项没有事实依据和合法理由，属于不当得利，依法应当返还。被告戚位光、戚位平辩称，1.原告诉称2008年至2009年支付给两被告62万元，经两被告核对属实，但是这些款项的性质是双方发生买卖交易的袜子货款，这是客观事实，并不存在不当得利的情形；2.原、被告之间早在2007年至2010年期间，就发生了袜子买卖关系，两被告发过去的袜子货款在170-180万元，原告总共支付给两被告的货款，截至2016年，经两被告结算，并经原告确认，原告尚欠两被告货款50万元，并由原告出具给被告戚位光欠条一份，约定上述50万元货款在三年内付清，该欠条在（2019）浙0681民初14063号案件的案卷中。原告起诉两被告不当得利，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属于虚假诉讼；3.退一步讲，按照有关法律规定，诉讼时效为三年，2008年至2009年支付的款项，原告现在起诉，诉讼时效已经超过；4.请求法庭查明事实，若原告存在虚假诉讼和虚假陈述，对原告应当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原告代理人若明知原告有虚假诉讼和虚假陈述，同样应追究法律责任，为体现法律的严肃性和法院的公正性，本案应当予以驳回。原告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被告对真实性均无异议，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至于能否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在下文中阐述。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两被告系夫妻，原、被告之间曾存在袜子买卖业务往来，原告在2008年2月至2009年4月期间分多次向两被告付款共计62万元，其中2008年9月10日的10万元系支付给案外人“诸暨市大唐君君化纤厂”，2009年2月12日的1.5万元系支付给案外人戚志英。2015年11月，被告戚位光持发货凭证六份，向本院起诉原告及应国均，要求二人共同支付所欠货款708852元。2016年1月3日，原告向被告戚位光出具欠条一份，载明：“今欠戚伟光袜子款人民币伍拾万元，分三年付清，2016年2月7号前付壹拾万元，2017年付贰拾万元，2018年底付清”。2016年1月19日，被告戚位光以双方已私下达成和解协议为由，向本院申请撤回上述案件的起诉。欠条出具后，原告已支付299997元。2019年3月，被告戚位光以诸暨市大唐镇丹伟袜厂的名义，持发货凭证三份，向本院起诉原告，要求原告支付货款257880元及相应利息损失。2019年6月26日，诸暨市大唐镇丹伟袜厂撤回起诉。2019年7月，被告戚位光持上述欠条向本院起诉原告，要求原告支付货款220003元及相应的利息损失。后本院作出（2019）浙0681民初14063号民事判决，确定原告应支付被告戚位光货款200003元及相应利息。在该案的审理过程中，原告向本院提供了本案的付款凭证，因该些凭证均发生在欠条出具日期之前，本院在该案中对该些凭证的关联性和证明力不予确认。另查明，2015年11月5日，本院作出（2015）绍诸刑初字第1411号刑事判决，判决内容为：“被告人戚爱霞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五千元（缓刑考验期自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限判决生效后即缴纳）”。原告出具给被告戚位光50万元欠条时，正值上述缓刑考验期内。本院认为，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法律上的原因），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依据不当得利之债的发生是否依据给付行为，可以将不当得利划分为给付不当得利和非给付不当得利。在给付不当得利中又可划分为给付原因自始不存在的不当得利和给付原因嗣后不存在的不当得利。不当得利中的给付无法律上的原因即给付欠缺原因，并非单纯的消极事实，法院在认定有无法律上的原因时，应予以具体化和类型化，使不当得利请求权建立在客观上可供检验的构成要件上。给付人作为不当得利请求权人，应当对欠缺给付原因的具体情形负举证责任，因为给付人系主动给付款项，是使财产发生变动的主体。具体到本案，首先，原、被告双方对原告支付给两被告62万元的事实均无异议，双方本身存在袜子业务往来，原告在庭审中陈述这些款项是基于双方的袜子交易关系才支付的，只是未明确是预付款性质还是结算性质。因此，原告在支付款项时，不存在给付对象或金额错误的情形，两被告当时取得款项并不欠缺法律上的原因。其次，原告在庭审中陈述，双方是从2006年开始发生业务往来，2006、2007年的账目都已结算清楚，2008、2009年总的业务往来是708852元；以前原料款都是由其支付的，在货款总额里面减去其支付的原料款，就是应支付给被告的款项，2008年4月的时候，被告戚位光说原料他自己进，当时其已经支付了原料款20万元左右，两被告那里也付了22万元左右，后来因为其出事情，跑掉了，一直到2015年被判刑；2016年1月3日出具欠条时，其在缓刑考验期间，被告戚位光说钱不付就让其去坐牢，其当时很害怕，不懂法律，就找到被告戚位光的两个堂兄弟，一起到被告戚位光家里，写了欠条，前后只有五分钟，根本没有算账，而且其当时就说逃出去前已经付了42万元，可以再写30万元的欠条，被告戚位光不同意，一定要写50万元的，其说那原料款20万元由被告戚位光去付，就写了50万元的欠条；其当时心里想三年把30万元付清，另外20万元原料款如果被告戚位光不去付，其去付，但原料款至今还没有付；2019年正月初二，其到两被告家里，说账簿找不到了，如果原料款被告付可以的，如果被告不付，其已经付过头了，双方一直没有对账。2019年6月，法院通知开庭，其于2019年6月8日晚上在家里五楼找到了账簿，一看付了将近100万元了。实际上袜款都已经足额支付了，多支付给两被告的款项构成不当得利。根据原告的上述陈述，原告认为扣除原料款，其实际只需要支付两被告50余万元，在出具欠条时其认为之前已经付过22万元左右，加上原料款的20万元左右，才出具了50万元的欠条，欠条出具后已经付了30万元，找到账簿后才发现实际付了近100万元了，早就付过头了。本院认为，双方在2008年之前就已经有业务往来，原告提供的付款凭证无法确定就是全部用于支付2008年之后的货款，原告是否存在多付款项的情形，应当审查双方全部的账目往来才有可能查清楚。但在原告已经出具欠条，且该欠条由本院已生效的（2019）浙0681民初14063号民事判决确认其法律效力的情况下，应当由原告进一步提供证据证明其与两被告之间的所有交易往来情况。现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两被告取得案涉款项在嗣后失去了合法依据，对原告提出的诉请，本院难以支持。不当得利作为一种独立的法律制度，具有严格的构成要件及适用范围，不能作为当事人在其他具体民事法律关系中缺少证据时的请求权基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戚爱霞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00元，减半收取计5000元，财产保全费3620元，合计诉讼费用8620元，由原告戚爱霞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傅刘强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二日代书记员 郭欢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