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2民终97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无锡市铸造机械厂，社会统一信用代码91320214136202410M，住所地无锡市新吴区旺庄街。法定代表人：徐建忠，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向东，江苏瀛恒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丹，女，1983年11月6日生，汉族，住无锡市新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殷勇、许冠，无锡市滨湖区太湖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无锡市铸造机械厂（以下简称机械厂）因与被上诉人徐丹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法院（2019）苏0213民初72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机械厂的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机械厂与徐丹均是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的适格主体。机械厂是股份合作制企业。我国没有对股份合作制企业有特别的法律规定。本案应参照最类似的公司法的规定来进行处理。徐丹掌握机械厂的营业执照、公章财务章、法人章等企业重要财务资料，实际负责机械厂的财务工作，应认定徐丹为机械厂的高级管理人员。2.机械厂在2015年即向徐丹追讨该笔款项，而非一审认定的徐建忠从未就徐丹的前述取款行为提出异议。如按一审法院认定的双方系代理关系，被代理人也应是机械厂，而非徐建忠个人。徐丹掌握的机械厂重要财务资料，所有权人均是机械厂而非徐建忠个人，况且转出的600万元现金也属于机械厂所有，一审判决认定徐丹与徐建忠存在代理关系自相矛盾。3.代理人在代理行为中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职责，损害被代理人的权利，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徐丹明知该款项为企业所有，仍将该大笔资金转入本人账户。无论被代理人为机械厂还是徐建忠个人，其均应承担赔偿责任。机械厂作为该笔款项的所有人，向擅自转款及个人账户的徐丹提出追偿，于法有据。4.徐丹取得款项后，陆续归还机械厂242.9万元。从该还款行为表明，徐丹也明知该款项属于机械厂所有。其所作抗辩也仅是认为余款均用于家庭开销企业支出，从未抗辩双方是代理关系，应由徐建忠个人承担。5.机械厂法定代表人徐建忠目前年事已高，机械厂也经营状况不佳，无力再继续经营，徐建忠想注销该企业，但还欠税务部门税款200多万元，机械厂向徐丹追讨该款项，也是为了合法注销企业。徐丹辩称，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是指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或者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定义务，损害公司利益而引发的纠纷，该类纠纷的适格诉讼主体应当为公司及其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徐丹不是机械厂的员工，更不会是机械厂的高级管理人员；且机械厂系股份合作制企业，并非公司，徐丹也不是机械厂的股东，因此机械厂及徐丹均不是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的适格诉讼主体。徐建忠、周其珍在诉讼中陈述，2011年2月1日至2016年2月1日期间，机械厂的实际经营者应当是徐建忠。徐建忠于2011年2月安排其女儿徐丹进入机械厂，徐丹在机械厂内不担任任何职务，但却能管理机械厂的营业执照、财务印鉴、银行支票等企业的重要财务资料，实质是代徐建忠行使相关职权，徐丹与徐建忠之间构成委托代理关系，徐丹作为代理人，以被代理人徐建忠的名义管理机械厂的财务，其在代理权限内实施的行为所产生的法律效果，应当全部由徐建忠承担。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机械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徐丹向机械厂返还357.1万元并支付该款项的利息（自2012年4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357.1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机械厂系股份合作制企业，成立于1980年10月30日，注册资本为27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徐建忠，股东为徐建忠（持股比例47.41%）、方建英（持股比例32.59%）、徐晶（持股比例12.78%）、无锡市欣旺实业总公司（持股比例3.7%）、周其珍（持股比例3.52%）。2011年2月，徐建忠与方建英签订《无锡市铸造机械厂股东协议》（以下简称股东协议），约定：甲方为徐建忠、周其珍，乙方为方建英、徐晶；截止至2011年1月，机械厂在拆迁补偿后的实际总资产为14733898元，甲方应得7661627元，乙方应得7072271元；自2011年2月1日起，机械厂由甲方独立经营，经营期限为2011年2月1日至2016年2月1日，双方不得违约，甲方独立经营所拓展的资产归甲方所有；乙方入驻股东为虚拟资金，在2011年2月至2016年2月间，乙方不参与工厂经营，不参与利润分配，不承担经营责任和其他风险责任；机械厂的无形资产归甲乙双方共同所有，如乙方有单独经营需要，同样可以以机械厂的名义独立经营；甲方在独立经营期间，如发生企业性质变化、法定代表人更换等重大事件，应及时通知乙方，双方商量同意后方可实施。徐建忠在甲方落款处签字，方建英在乙方落款处签字。2011年6月15日，机械厂向徐丹个人卡转账600万元；徐丹分别于2011年12月30日、2012年3月30日向机械厂转账120万元、510万元，合计630万元。2012年4月1日，机械厂向徐丹个人卡转账600万元；2014年7月1日，机械厂向徐丹转账11万元。徐丹于2012年5月2日至2018年6月21日期间共向机械厂转账242.9万元。机械厂的记账凭证载明：机械厂于2012年12月31日收到拆迁款600万元，并于同日支出600万元，支出科目为银行存款。机械厂向工商管理部门提交的2012年12月的资产负债表（以下简称12年资产负债表）显示：其他应付款的期初数为6583742.2元、期末数为583742.2元，支出600万元。2018年9月10日，机械厂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徐建忠向徐丹出具收条，载明：徐建忠于当日自徐丹处接收到机械厂的营业执照、公章、财务章、法人章、发票专用章、银行业务委托书、现金支票、转账支票、银行回单提取卡、银行支付密码器等企业相关物品。另查明，机械厂的股东周其珍与徐建忠系夫妻关系，徐丹系徐建忠与周其珍的女儿。2011、2012年度机械厂年检指定的委托代理人均为徐丹。诉讼中，双方共同确认，机械厂与徐丹并未签订劳动合同，机械厂也未向徐丹支付过劳动报酬。徐建忠陈述，经其安排，徐丹自2011年2月起到机械厂管理财务，其将包含公章在内的企业资料都交给徐丹管理；机械厂另外有1名财务会计，机械厂的账册平时放在财务会计处，由徐丹负责交接。原本机械厂的资金进出都需要徐建忠审批，后来因为徐丹是徐建忠的女儿，所以徐建忠将机械厂的财务全部委托给徐丹管理，包括财务会计在内的职工都知道这个情况。徐丹的工资是徐建忠个人以现金支付，一年一发，每年6万元。12年资产负债表上加盖的公章是真实的，但上面“徐建忠”字样的签字并非其本人所签。徐丹陈述，其于2011年2月进入机械厂给徐建忠帮忙，期间未担任任何职务，只是于每月25日到银行取回机械厂的回单交给机械厂的财务会计。机械厂的公章、合同章均不在徐丹处，应该都在徐建忠处。机械厂与徐建忠均未向徐丹支付过工资，徐丹个人的社保费用也是其自行缴纳的。其于2018年9月10日返还给徐建忠的公章是三证合一后办理的新章，而12年资产负债表上加盖的公章是老章，该枚印章一直在徐建忠处。周其珍陈述，机械厂实际系其与徐建忠共有，两个人各持有机械厂一半的股份，机械厂的财产与徐建忠、周其珍的家庭财产是混同的。机械厂拆迁后得到一笔拆迁款，2011年3、4月份，徐建忠说600万元拆迁款给女儿徐丹，周其珍是同意的。因为徐建忠、周其珍都不会使用银行卡，所以银行账户平时都由徐丹来操作，自2011年徐丹到机械厂上班起，周其珍平时需要用钱就向徐丹要，每个月向徐丹要3、4万元用于家庭开支及个人消费等，这些年平均每年向徐丹要40-50万元用于消费。上述事实，有股东协议、银行账户明细、进账单、社保费用缴纳明细、记账凭证、工商登记资料、收条、周其珍的证人证言等证据及当事人陈述在卷证实。诉讼中，徐丹为证明其于2012年4月1日自机械厂银行账户中取走600万元的行为系经徐建忠、周其珍同意，提供下列证据：1、徐建忠于2018年7月出具的结算凭证，载明：徐丹用360万元做理财6年，每年18万元，共计108万元。徐丹陈述，该结算凭证载明的360万元是徐丹于2012年4月1日从机械厂银行账户中取走的600万元减去其已经返还给机械厂的240多万元得出的，2012年至2018年就是6年，每年利息18万元。经质证，机械厂对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机械厂认为徐建忠出具该结算凭证只是为了统计徐丹一共在徐建忠处拿了多少钱，与本案无关；2011年，徐建忠让徐丹从机械厂拿360万去理财，但徐丹于2011年6月15日擅自从机械厂银行账户取走600万元，后又于2012年4月1日从机械厂银行账户中取走600万元，这些情况徐建忠原本是不知情的，因此徐建忠在结算凭证中记载徐丹用360万元去做理财，按每年5%计算利息，每年利息就是18万元，一共算6年。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因机械厂未提出异议，对证据1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证据1产生的时间是2018年7月，此时徐丹于2011年6月15日自机械厂银行账户中取走的600万元已于2012年3月30日全部返还，徐丹还向机械厂额外转账了30万元的利息，该笔600万元自徐丹取款到全部返还的时间不到一年，金额及时间与证据1所载内容不相符；而徐丹于2012年4月1日自机械厂银行账户中取走的600万元已返还242.9万元，尚余357.1万元未返还，该笔款项自徐丹取款至证据1产生时，恰为6年，与证据1载明的内容基本相符，因此证据1能够证明徐建忠知晓徐丹于2012年4月1日自机械厂银行账户中取走600万元及相应的还款情况。机械厂主张因徐建忠只同意徐丹从机械厂取360万元做理财，不知道徐丹真实的取款情况，因此才在证据1中记载360万元与6年，但机械厂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对此不予采信。徐丹为证明其于2012年4月1日自机械厂银行账户中取出的600万元中部分用于机械厂的日常经营及徐建忠、周其珍的日常生活，提供下列证据：2、租房协议2份、中国农业银行个人结算业务申请书，租房协议载明出租方均为无锡市盛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钛公司），出租厂房的坐落均为鸿山镇鸿月路10号，租赁期均为2年，分别为2011年1月5日起至2013年1月4日止、2013年1月5日起至2015年1月4日止，租金均为每年22万元，每半年支付一次。沈燕秋在出租方落款处签字，徐建忠在承租方落款处签字。中国农业银行个人结算业务申请书显示，徐丹于2014年7月7日向沈燕秋转账11万元。徐丹陈述，机械厂向盛钛公司支付的租金大部分都是由徐丹向沈燕秋支付的，其中有一笔11万元是银行转账，其他均是现金支付。经质证，机械厂对证据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其认为徐丹是预先从机械厂银行账户中转11万元至徐丹个人银行账户，然后再于2014年7月7日通过徐丹个人银行账户向沈燕秋转账，因此租金实际都是机械厂支付的，并非徐丹个人支付。3、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载明2013年3月30日至2018年3月4日期间，徐丹的62×××770号银行账户共取款3745690元；2013年12月3日至2017年12月8日期间，徐丹的62×××472号银行账户共取款311200元。徐丹陈述，前述提取的款项均用于机械厂及徐建忠、周其珍夫妇的日常开销。经质证，机械厂对证据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其认为证据3仅仅能证明徐丹提取款项的金额，并不能证明提款后的用途。4、机械厂工资明细表，载明2012年4月至2017年12月期间，机械厂职工工资总金额为1556803元。徐丹陈述，前述所有工资的发放均是由徐丹提现后进行支付的，支付款项的来源是徐丹于2012年4月1日自机械厂银行账户中所取600万元中的部分。经质证，机械厂对证据4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其认为证据4不能证明工资的发放是由徐丹个人支付的。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结合机械厂的银行账户明细可以看出，机械厂的银行账户于2014年7月1日确实向徐丹的银行账户转账了11万元，该转账金额及时间与证据2中银行结算业务申请书载明的金额及时间相对应，因此认定该笔租金实际系由机械厂支付，证据2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对证据2不予采信。证据3仅能证明徐丹提款的事实及金额，无法证明款项的流向与用途，证据4仅能证明机械厂职工工资的发放金额，不能证明相应工资系由徐丹个人支付，证据3、4均不能证明案涉款项的实际用途。因机械厂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机械厂的职工工资、房租全部由机械厂实际支付，故对案涉款项的实际用途，在本案中不予认定。一审法院认为，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是指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或者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定义务，损害公司利益而引发的纠纷，该类纠纷的适格诉讼主体应当为公司及其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本案中，机械厂主张徐丹是机械厂的高级管理人员，但机械厂既未与徐丹签订劳动合同，也未向徐丹支付过劳动报酬，故徐丹不是机械厂的员工，更不会是机械厂的高级管理人员；且机械厂系股份合作制企业，并非公司，徐丹也不是机械厂的股东，因此机械厂及徐丹均不是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的适格诉讼主体。机械厂虽然有5个股东，但根据股东协议的约定，2011年2月1日至2016年2月1日期间，机械厂实际由徐建忠、周其珍独立经营。徐建忠作为持股比例为47.41%的大股东，又是机械厂的法定代表人，结合徐建忠、周其珍在诉讼中所作陈述，2011年2月1日至2016年2月1日期间，机械厂的实际经营者应当是徐建忠。徐建忠于2011年2月安排其女儿徐丹进入机械厂，徐丹在机械厂内不担任任何职务，但却能管理机械厂的营业执照、财务印鉴、银行支票等企业的重要财务资料，实质是代徐建忠行使相关职权，包括财务会计在内的机械厂职工都不会觉得不正常。此时，徐丹与徐建忠之间构成委托代理关系，徐丹作为代理人，以被代理人徐建忠的名义管理机械厂的财务，其在代理权限内实施的行为所产生的法律效果，应当全部由徐建忠承担。该院对徐建忠所作的关于徐丹于2012年4月1日自机械厂银行账户中取走600万元的行为未经其同意，且其对该取款情况也并不知情的陈述不予认可，理由如下：首先，徐丹曾于2011年6月15日自机械厂的银行账户中转走600万元，徐建忠虽然说只同意徐丹支取360万元用于理财，但足以证明其是授权同意徐丹进行转款行为的，且徐丹在2012年3月30日前已经将转走的600万元全部都打回了机械厂账上，而在徐建忠同意徐丹转款的时候，其并未明确这笔款什么时候归还，因此其授权行为属于一直持续状态，直到2018年9月10日；其次，徐丹的前述取款情况不仅在机械厂的记账凭证当中有明确记载，在12年资产负债表中也有清晰反映，而12年资产负债表作为机械厂向工商管理部门提交的年检材料，具有公示效力，无论徐建忠是否在该表上签字，徐建忠作为机械厂的法定代表人、股东、实际经营者都应当知晓该项大笔支出。12年资产负债表的形成及公示时间为2013年，但是直到机械厂于2018年7月向徐丹提起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诉讼为止，徐建忠均未就徐丹的前述取款行为向徐丹提出异议或要求徐丹将相应款项返还机械厂，故该院认定，徐丹的前述转款行为已得到徐建忠的认可，并未超出其代理权限，即便该行为给机械厂造成相应损失，赔偿的责任也应该由被代理人徐建忠承担。综上，机械厂的诉讼请求无论在主体，还是事实上均于法无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之规定，该院判决：驳回机械厂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5767元，由机械厂负担。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机械厂提交了2016年1月至5月现金日记账1份、记账凭证3份，以证明机械厂职工工资是从机械厂账户支出。徐丹对真实无异议，但认为机械厂只提供了部分财务资料，不能证明工资均是由机械厂支付。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徐丹是否为机械厂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应向机械厂返还款项。本院认为，股份合作制企业不同于合伙企业，也不同于公司制企业，所以股份合作制纠纷的法律适用，由于我国立法机关还没有制定关于调整股份合作制企业的专门的法律及行政法规，所以涉及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案件不能直接适用公司法的有关规定。一般认为，首先应当以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章程为依据。因为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章程是在全体发起人就企业的设立与经营达成一致意见的基础上形成的，对股份合作制企业、全体发起人、董事会、监事会以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均具有约束力。各部委规章、地方性法规及政府规章也可以成为相关纠纷处理的参照适用依据。本案中，机械厂未与徐丹签订劳动合同，机械厂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向徐丹支付过劳动报酬，故徐丹不是机械厂的员工。徐丹基于其与机械厂法定代表人徐建忠系父女关系，受徐建忠委托办理部分财务工作，但尚不足以认定徐丹是机械厂高级管理人员。徐丹曾于2011年6月15日自机械厂的银行账户中转走600万元，徐建忠对此认可其是知晓的，只是称其仅同意徐丹支取360万元用于理财，可以认定徐建忠是授权同意徐丹进行转款行为的。徐丹之后归还机械厂630万元后，徐丹于2012年4月1日自机械厂银行账户中取走600万元，徐建忠称对此不知晓，但徐丹的前述取款情况在机械厂的记账凭证当中有明确记载，在12年资产负债表中也有清晰反映且加盖了机械厂公章，徐建忠称2年资产负债表上面“徐建忠”字样的签字并非其本人所签。但徐建忠作为机械厂的法定代表人、股东、实际经营者都应当知晓该项大笔支出。可以认定该笔取款也是取得徐建忠同意的。虽然2011年2月，徐建忠与方建英股东协议将机械厂包括拆迁款在内进行了内部分割，但机械厂并非只有徐建忠、方建英等股东，还有无锡市欣旺实业总公司也是机械厂股东，机械厂财产不能等同于股东个人财产。该笔款项是因拆迁政府对机械厂的补偿，而非对徐建忠等股东个人的补偿。从对该笔款项的财务记载情况来看，该笔款项也属于机械厂所有。机械厂或者徐建忠也从未表示过该笔款项是赠予给徐丹，从徐丹一审中关于其从个人银行卡账户取出款项为机械厂支付工资、租金等的陈述来看，其也未认为该款项是赠予的款项，而是认为是机械厂的款项，其只是代管，机械厂需用款时，其即需要从其银行卡中取出支付。从一审查明的付款情况来看，徐丹也确从自己银行卡中支出款项向机械厂归还部分款项。一审中，周其珍虽陈述，机械厂的财产与徐建忠、周其珍的家庭财产是混同的，机械厂拆迁后得到拆迁款600万元是给女儿徐丹的，徐建忠是同意的。徐建忠不认可该陈述，即使该陈述属实，周其珍将机械厂的财产，当作了个人财产，该处分行为也是无效的。基于机械厂的性质，实际经营中存在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混同的情况及双方的陈述，徐建忠与徐丹之间更符合委托代理关系构成，徐建忠为委托代理关系的委托人当然也有权撤销委托，要求受托人返还委托的财产，但本案原告为机械厂，起诉的请求权基础也是损害公司利益责任，故本案机械厂的诉请不能支持，徐建忠可另案以委托代理关系另行主张。综上，机械厂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7734元，由机械厂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缪凌审判员  胡伟审判员  钱菲二〇二〇年六月二日书记员  周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