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0民终100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永兰，女，1936年1月25日出生，汉族，住荣成市三环北区。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爱芹，女，1966年5月22日出生，汉族，住荣成市荷塘南区。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爱红，女，1969年5月10日出生，汉族，住荣成市。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爱玉，女，1973年3月30日出生，汉族，住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上四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曲娜娜，山东圣广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四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子韬，山东圣广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荣成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住所地荣成市伟德东路118号。法定代表人：王雁飞，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曲卫东，山东秦帅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冯丽娜，山东秦帅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孙永兰、王爱芹、王爱红、王爱玉与上诉人荣成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公共场所管理人责任纠纷一案，不服荣成市人民法院（2019）鲁1082民初62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永兰、王爱芹、王爱红、王爱玉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王某系在湿地公园溺亡，荣成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其过错更大，应当承担不低于50%的赔偿责任；2.王某的去世给孙永兰等人造成精神伤害，荣成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应当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荣成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辩称，1.王某的死亡时间、地点均未明确，荣成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对湿地公园已经尽到了安全提醒和管理义务，其对王某的死亡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荣成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孙永兰、王爱芹、王爱红、王爱玉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孙永兰等人未能充分举证证实王某的死因及死亡地点，无法证实其系在案涉湿地公园内死亡，其相关损失与荣成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无关；2.湿地公园系开放性公园，荣成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已经树立了各类安全警示标志，尽到了管理和安全提醒等义务，对王某的死亡不存在过错，亦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孙永兰、王爱芹、王爱红、王爱玉辩称，王某系溺亡，荣成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与王某的死亡存在因果关系，其应当承担主要责任。孙永兰、王爱芹、王爱红、王爱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荣成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对王某的死亡承担50%的赔偿责任，包括死亡赔偿金98872.5元、丧葬费18781.2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共计127653.75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某于1937年4月19日出生，户籍地为荣成市，王某的近亲属有妻子孙永兰、长女王爱红、次女王爱芹、三女王爱玉。王某自2013年1月至事故发生前在荣成市居住。2019年4月25日早晨，王某从家中离开外出散步，约一个小时未返回，家属联系不上王某，后发现王某走失。经报警及多方寻找，4月27日在荣成市桑沟湾湿地公园的水中发现王某，此时王某已死亡，遗体于当日被火化。一审诉讼中，孙永兰、王爱芹、王爱红、王爱玉提供荣成市南沙岛村村委会证明、户口本，证明其四人为王某的近亲属；提供火化证，证明王某的遗体于2019年4月17日在湿地公园被打捞上来并进行了火化；提供荣成市三环社区居委会出具的证明信、天然气缴费发票（2016年10月、2018年5月）、物业费缴费单据（2017年12月、2018年9月），证明王某自2013年1月开始居住在荣成市三环北区，期间缴纳天然气费用、物业费用。经质证，荣成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称对荣成市南沙岛村村委会证明、户口本真实性没有异议，说明王某为农业户口；对火化证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该火化证不能证明王某是在湿地公园打捞上来的；对荣成市三环社区居委会出具的证明信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对天然气交费发票证明内容不予认可，发票具名王某不能证明王某居住事实，2018年9月物业费缴费单据无公章，2017年12月物业费缴费单据不能证明王某居住在三环。孙永兰等人另申请证人连某、鞠某出庭作证。证人连某陈述，2019年4月25日王某走失后，周四、周五、周六其都帮忙寻找了，在湿地公园寻找时湖区周围没有警示标志，在湖区靠近小岛的区域发现的王某。证人鞠某陈述，王某走失后其帮忙找了两天多，后期去湿地公园找，从北门进去，所有的路都走了一遍，没有找到，在湖边没看见安全设施或警示标志，整个湿地公园的大牌子警示牌没注意。荣成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对上述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鞠某对有没有警示牌说没注意，可见不是很确定，连某称在湖区靠近小岛的区域发现的王某，不能证明死亡地点，且死亡原因不明。荣成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提供湿地公园照片一宗，自述该宗照片系2019年10月收到起诉状后拍摄的，拟证明其已经在湿地公园设置了警示标志和安全提示；提供保安业务合同书一份，证明其已在湿地公园设置了安保服务；提供微信截图两份，证明王某走失当日家属发布寻人启事说明王某系自己走失，孙永兰等人作为监护人未尽到监护职责，应自行承担责任；提供湿地公园卫星地图一份，证明公园为荣成市政府向市民提供的公益性、开放性活动场所，荣成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并非盈利人，根据地图上的显示，湿地公园道路和水系都是开放的，虽然王某遗体是在湿地公园发现，但是不能由此认定死亡地点在此；提供湿地公园工程结算书一份，证明2012年12月28日湿地公园修建时设置警示牌8个；提供采购列表一份，证明荣成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于2018年2月4日增加警示牌8个，标语为“水深危险，注意安全”。孙永兰、王爱芹、王爱红、王爱玉质证称，对照片真实性有异议，其在找寻王某过程中未发现警示标志，且该两张照片不是原始载体，无法证实拍摄时间；对保安业务合同书真实性不予认可，证据为复印件，无法证实安保服务情况；对微信截图真实性不予认可，两份微信截图内容不同，不排除转发修改可能，王某于2019年4月25日从家离开后未回到家是事实，但微信截图内容不完全准确；对卫星地图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事项有异议，湿地公园是开放的，但是荣成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作为管理人应当在湖区设置警示标志，并采取相关的安保措施；对湿地公园工程结算书、采购列表真实性不予认可，即使证据为真实的，只能证实荣成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在湿地公园闸门栏杆处设置警示牌，警示牌具体内容无法证实。荣成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陈述湿地公园有保安四名，每天保证三人出勤，11月至3月工作时间为早上7点半至下午16点半，午休一小时，4月至10月早张7点半至17点，午休一个半小时；湿地公园相连水系有崖头河、云光河，共设置摄像头8个，好用的有4个，驿站前面有两个是好用的，视频资料均未保存。孙永兰等人对荣成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的上述陈述有异议，称其提供的保安工作时间仅在白天，湿地公园作为开放性公园应保证有巡逻人员24小时巡逻，孙永兰等人在找寻王某过程中未发现任何巡逻人员，在查询监控时发现只有四个摄像头，只有驿站前面的一个是好用的，拍摄到王某进入到湿地公园的画面。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公共场所管理人责任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争议的焦点，一是王某的死亡原因，二是荣成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是否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三是荣成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是否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及责任比例，四是孙永兰等人的经济损失的数额。焦点一，关于王某的死亡原因，未有公安机关、医疗机构的相关认定，荣成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主张死亡原因不明，但是未提供王某自身存在疾病或其他原因导致王某死亡的依据，且荣成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作为湿地公园管理人，其安全保障义务不以王某自身存在疾病或其他原因导致王某死亡等免除，故对荣成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的相关辩解意见不予采纳。本案并无其他证据显示王某系因溺水以外其他原因导致死亡，结合各项证据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应当认定王某系溺水死亡。根据双方陈述可知，湿地公园驿站前有一处摄像头状态正常，孙永兰等人陈述该摄像头拍摄到王某走入湿地公园的画面，荣成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陈述视频资料均未保存，一审法院认为荣成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作为证据的唯一保存人，对该证据的灭失存在不可推卸的责任，对证据灭失应承担不利的后果，荣成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仅以水系相通为由辩解王某死亡地点在他处，依据不足，在无有效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其辩解意见不予采纳。对孙永兰等人主张的王某在湿地公园溺亡的事实，予以确认。焦点二，涉案湿地公园是政府为市民修建的开放性、公益性、免费性的公园，荣成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作为管理者，负有安全保障义务。荣成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提供的湿地公园照片，陈述照片系2019年10月收到起诉状后拍摄的，故该组照片不能反映案发前湿地公园警示牌的设置和保有情况；荣成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提供的湿地公园工程结算书、采购列表时间分别为2012年、2018年，距离案发时间一年以上，均不能证实事发前湿地公园警示牌的设置和保有情况；提供的微信截图，系微信转发人转发的内容，二份截图内容存在出入，因微信内容存在修改编辑后转发的可能，荣成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亦无其他证据佐证微信内容的真实性，该证据不予认可。综上，荣成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对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孙永兰、王爱芹、王爱红、王爱玉提供的证人连某、鞠某的证言在关键事实陈述部分高度一致，在查找王某时二证人必然在公园内长时间行走、停留、观察，注意力高于普通群众游览时的注意力，期间却未看到警示标志，足以证实荣成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在湿地公园相关区域未设置或未设置足以警示公众的警示标志，王某4月25日进入湿地公园后失联，直至4月27日才在水中被发现，湿地公园的日间安保巡逻人员一直未发现异常情况，应认定荣成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焦点三，荣成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应履行安全保障义务，但是案涉公园作为开放性、非营利性场所与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或一般性公园等营利性公共场所不同，安全保障义务的要求应有所区别，孙永兰等人提出湿地公园应有保安24小时巡逻等意见，于理不合，对荣成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的安全保障义务应当限定在合理的范围内。王某作为成年人，未能对自身安全起到完全注意义务，其死亡与自身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存在重大因果联系，应对自身死亡负主要责任。荣成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未设置或未设置足以警示公众的警示标志，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对王某的死亡负有一定的责任。综合考虑案件情况，以荣成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承担10%的民事责任为宜。孙永兰等人提出荣成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应承担50%的赔偿责任，于法无据，不予支持。焦点四，孙永兰等人提供的居委会证明能够证实王某生前一直在崖头街道办事处三环社区居委会辖区内的三环北区73号302室居住，天然气缴费一般是使用者自行交费，发票具名王某，与居委会证明能够相互印证。荣成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对居住情况有异议，但是无相反证据提供，故对王某自2013年在城镇居住的事实予以确认。按照就高不就低的原则，对王某的死亡赔偿金按照山东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为宜。王某死亡时82周岁，2018年山东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9549元/年，王某死亡赔偿金应计算为197745元。丧葬费按照2018年国有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标准计算，应计算为37562.5元（75125元÷2）。对于孙永兰等人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因在本次事故中，王某承担主要责任，故精神损害抚慰金不予支持。综上，孙永兰等人的经济损失如下：死亡赔偿金197745元、丧葬费37562.5元，荣成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承担10%的赔偿责任，即赔偿孙永兰、王爱芹、王爱红、王爱玉死亡赔偿金19774.5元（197745元×10%）、丧葬费3756.25元（37562.5元×10%），合计23530.75元。综上所述，孙永兰等人的部分诉请于法有据，应当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规定，判决：一、荣成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孙永兰、王爱芹、王爱红、王爱玉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合计23530.75元；二、驳回孙永兰、王爱芹、王爱红、王爱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27元（系减半收取），由荣成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负担194元，孙永兰、王爱芹、王爱红、王爱玉负担1233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王某的尸体系在案涉湿地公园打捞，而根据当事人的陈述看，王某进入到湿地公园后再未离开，荣成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虽对此不予认可，但其作为公园的管理人，疏于对监控设备的管理和维护而导致监控资料丢失，无法进一步查明王某的死亡地点，应当由荣成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在荣成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未能提供证据证实王某系因其他原因导致死亡的情况下，孙永兰等人主张的王某系在案涉湿地公园内溺亡具有高度可能性，对此本院予以认定。对于双方的过错，王某自行进入湿地公园导致本次事故，其自身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且王某年级已大，孙永兰等人亦未尽到看护责任，故王某存在主要过错。荣成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作为湿地公园的管理人，虽然主张其树立了警示标志，尽到了安全提醒义务，但其提供的照片均系事后拍摄，不足以证实事发时的公园状态。同时，其安保人员一直未曾发现王某尸体，也反映出安保力度不足，监控设备的损坏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孙永兰等人对王某的寻找。在此基础上，一审法院综合考虑案涉湿地公园的实际情况，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确认由荣成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承担10%的赔偿责任并无明显不妥，本院予以照准。综上，孙永兰、王爱芹、王爱红、王爱玉及荣成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854元，由孙永兰、王爱芹、王爱红、王爱玉负担2466元，荣成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负担38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万景周审判员  张丽萍审判员  蒋 涛二〇二〇年六月八日法官助理郎冰书记员江嘉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