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553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市卡巴斯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楼岗大道蓝天科技园A1A2A5栋（A5栋五层C）。法定代表人：朱全海。委托诉讼代理人：葛向荣，广东国匠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延烽，国匠麦家荣（南沙）联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大龙，男，汉族，1988年10月26日出生，住江西省赣州市大余县。上诉人（原审被告）：文原兵，男，汉族，1972年10月16日出生，住江西省赣州市大余县。上诉人（原审被告）：吴福平，男，汉族，1984年6月15日出生，住江西省赣州市大余县。上诉人（原审被告）：刘雄妹，女，汉族，1986年11月10日出生，住江西省赣州市大余县。上述四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国华，广东合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长冠电子有限公司，住所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大石街植村工业二路3号5楼501。法定代表人：文原兵。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国华，广东合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深圳市卡巴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卡巴斯公司）、刘大龙、文原兵、吴福平、刘雄妹因与被上诉人广州长冠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7）粤0113民初101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卡巴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葛向荣、刘延烽，上诉人吴福平，上诉人刘大龙、文原兵、吴福平、刘雄妹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国华，被上诉人长冠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国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卡巴斯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2.请求改判刘大龙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支付卡巴斯公司货款804077.27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利息分别以804077.27元为基数，自2017年12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将悦视厂支付的713600元用于抵扣本案货款”是错误的，该部分款项并非用于支付本案货物，而是用于支付从苏州乐禄光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禄公司）采购的货物。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7）粤03民终10746号民事判决已充分说明悦视厂采购了乐禄公司的货物。又因悦视厂是个体工商户，无法收取并抵扣发票，并考虑到卡巴斯公司在收取乐禄公司发票后，可抵扣部分税款，因此，对于如何向乐禄公司支付货款的问题，始终是由悦视厂先向卡巴斯公司支付货款金额的94%，再由卡巴斯公司向乐禄公司支付货款金额的100%。实际上，不管是悦视厂向卡巴斯公司支付的款项，还是卡巴斯公司转交乐禄公司的款项，两者在时间上、金额上，均有高度对应关系，充分证明卡巴斯公司代付的事实。因此，悦视厂于2015年8月9日、2015年8月11日、2015年8月25日、2015年8月31日、2015年9月25日、2015年10月28日向卡巴斯支付的款项中713600元，卡巴斯公司已转交乐禄公司，该713600元款项不能抵扣悦视厂在本案中的欠款。卡巴斯对该713600元不应在本案抵扣的理由，本案最大的争议焦点是悦视厂向卡巴斯公司转账的713600元能否用于抵扣本案货款。（一）悦视厂的主营业务是生产和销售“背光产品”，因此需要采购“导光板”和“光学膜片”。根据卡巴斯公司与长冠公司于2014年6月12日签订的《合作协议》第4条和第13条的约定，双方以“合伙”的形式设立悦视厂；长冠公司负责背光产品的销售业务，卡巴斯公司负责导光板丝印加工的技术支持。可见，悦视厂的盈利模式是生产和销售背光产品。因此，悦视厂需要采购“光源、导光板、光学膜片和结构件”等原材料，才能生产背光产品。（二）卡巴斯公司放弃主张“悦视厂与乐禄公司存在导光板买卖关系”。因悦视厂采购的导光板由乐禄公司供应，所以卡巴斯公司在一审中主张“悦视厂与乐禄公司存在导光板买卖关系”。但是，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实际上，因为悦视厂是个体工商户，无法抵扣增值税发票，所以如果以悦视厂的名义采购导光板，将导致成本较高。为降低成本，悦视厂与卡巴斯公司协商设计了如下交易模式：悦视厂要采购乐禄公司的导光板，则由卡巴斯公司向乐禄公司支付货款，并收取乐禄公司发票。因为卡巴斯公司持该发票可以抵扣14.53%的税额，所以采购成本得以降低。最终，悦视厂只需按货款金额的94%向卡巴斯公司支付货款即可。对上述三角关系，一审法院认为“不能证明悦视厂与乐禄公司存在导光板买卖关系”。基于一审判决，卡巴斯公司在二审中放弃主张“悦视厂与乐禄公司存在导光板买卖关系”，即确认乐禄公司与卡巴斯公司存在导光板买卖关系。（三）悦视厂与卡巴斯公司存在“导光板买卖”关系。虽然悦视厂与卡巴斯公司未签订书面的导光板采购合同，但现有证据足以证明悦视厂与卡巴斯公司存在事实上的“导光板买卖关系”。1.悦视厂有采购导光板的客观需求。如前所述，悦视厂如需制造背光产品，就需要采购导光板等原材料。而且，从《合伙协议》第4条和第9条的约定可看出，悦视厂确有采购导光板的需求。2.悦视厂发出了导光板下单指示。已生效的（2016）粤0306民初1178号案一审判决确认：乐禄公司供应的导光板，均由悦视厂员工郭鹏、胡某、刘大伟等人下单采购。3.悦视厂向卡巴斯公司支付了部分导光板货款。根据悦视厂向卡巴斯公司的付款情况显示，悦视厂是按货款金额的94%向卡巴斯公司支付货款。4.悦视厂实际收到了导光板。根据1178号案一审判决书第2页显示，涉案导光板的收货地址均为“广州市番禺区沙头街小平村工业大道9号5楼”，该地址就是悦视厂的注册地址。可见，悦视厂已实际收到了涉案导光板。综上，悦视厂与卡巴斯公司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导光板买卖关系。（四）悦视厂向卡巴斯公司支付的导光板货款具有明显特征，该部分货款不应在本案中抵扣。如前所述，悦视厂每次采购导光板，都有下单、付款、收货的完整流程，而且悦视厂每次均按照94%的比例向卡巴斯公司支付货款，卡巴斯公司在收到货款后便在当日（或次日）向乐禄公司付款采购导光板。显然，悦视厂支付的导光板货款具有明显特征，该部分货款并非膜片买卖货款，不应在本案中抵扣。不应在本案抵扣的款项为2015年8月9日之后的导光板货款，合计713600元。（五）一审判决的两处事实认定错误，恰恰印证悦视厂与卡巴斯公司确实存在“导光板买卖关系”。1.一审法院认为“卡巴斯公司对悦视厂2015年1月19日转账10万元的性质表述矛盾”是事实认定错误。事实上，悦视厂在2015年1月19日向卡巴斯公司支付了两笔货款，金额分别是10万元和1.778万元。其中，1.778万元的款项系用于支付导光板货款，而10万元的款项用于支付本案膜片货款。因此，“《应收款明细》记载的2015年1月19日转款10万元为回款”是正确的。并且，卡巴斯公司在收到1.778万元导光板货款后，便于次日向乐禄公司付款采购了该批导光板。2.一审法院认为“悦视厂2015年7月20日支付的款项无法得出94%的转付比例”是事实认定错误。2015年7月20日，悦视厂向卡巴斯转款349574元。根据悦视厂要求，其中的150000元用于采购导光板，剩余199574元用于采购膜片。因此，《应收款明细》记载2015年7月20日回款199574元是正确的；另外，在收到150000元导光板货款后，卡巴斯公司于次日便向乐禄公司付款159575元（159575×94%=150000）用于采购该批导光板。综上所述，悦视厂在2015年8月9日至2016年1月6日期间向卡巴斯公司支付的713600元导光板货款，应属于悦视厂与卡巴斯公司的“导光板买卖关系”范畴，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不能用于抵扣本案欠付的膜片货款。刘大龙、文原兵、吴福平、刘雄妹辩称，不同意卡巴斯公司的上诉请求。本案最原始的法律关系是卡巴斯公司以其与长冠公司在2017年7月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记载的货款起诉。在庭审中，卡巴斯公司增加了悦视厂委托卡巴斯公司代为购买乐禄公司导光板的货款关系，并以此认定吴福平、刘雄妹支付的713600元为支付给乐禄公司导光板的货款。没有支付股份转让协议项下的货款。刘大龙、文原兵、吴福平、刘雄妹在一审时已经提出这是两个不同的案由，一个是与卡巴斯公司的直接买卖关系，一个是委托买卖关系，刘大龙、文原兵、吴福平、刘雄妹认为不应在本案一并处理。在卡巴斯公司与乐禄公司的1178号案中，卡巴斯公司称双方之间是借款和融资关系，而本案一审中称是买卖关系，而本案二审中称卡巴斯公司与乐禄公司是直接买卖关系，一个法律行为卡巴斯公司在不同诉讼阶段陈述是不同的法律关系，该行为违反民诉法司法解释第342条的规定。如卡巴斯公司不能给予合理解释，法院对其法律关系的陈述应不予采纳。卡巴斯公司主张713600元是转付给乐禄公司的，而该款是2015年8月1日至2015年10月28日之间付的，乐禄公司在1178号案中诉请的是2015年2月-11月的货款，则按照卡巴斯公司的主张，其在1178号案中不应败诉。1178号案中是支持了乐禄公司主张的80多万元货款，故卡巴斯公司无法自圆其说。卡巴斯公司称交易模式是为了降低悦视厂交易成本，而刘大龙、文原兵、吴福平、刘雄妹认为不成立。悦视厂是个体户，其税费是额定的，不存在发票抵税的情况。按照卡巴斯公司的主张，其用发票抵税后可以获取利益，该利益是违法的。悦视厂不需要发票，如需降低成本，可直接向乐禄公司采购，乐禄公司不需开具发票，可将发票成本扣减。卡巴斯公司没有取得货物却用发票抵税，是骗取税款。这种交易模式是卡巴斯公司违反税收政策，而悦视厂无法降低成本，反而陷入违法风险中。这种模式是卡巴斯公司为诉讼而设计杜撰的。没有文件确定94%的支付比例。交易发生在2015年2-3月份，股份转让协议发生在2015年7月份，用之前处理完的来印证后续支付的款项履行前面的合同是不成立的，需要有明确的书面证据证明才可以。卡巴斯公司二审没有新的证据提交，用一审的证据来证明其二审改变的买卖关系。这些证据难道既可以证明委托关系又可以证明直接买卖关系？法律关系的变更涉及到案由的问题。证据材料中涉及到货款的表格都是卡巴斯公司的自书证据，未经其他各方确认，不符合证据规则。一审对各方之间法律关系的认定是准确的。卡巴斯公司的经营范围与悦视厂、乐禄公司是有交叉的，1178号案中卡巴斯公司对此有陈述。卡巴斯公司也有采购导光板的可能性。卡巴斯公司的上诉理由没有证据支持，不能成立。长冠公司辩称，不同意卡巴斯公司的上诉请求，同意刘大龙、文原兵、吴福平、刘雄妹的答辩意见。刘大龙、文原兵、吴福平、刘雄妹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刘大龙仅需支付卡巴斯公司货款38215.09元；2.改判文原兵、吴福平、刘雄妹无需为判决第一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一、二审的案件受理费等诉讼费用全部由卡巴斯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以撤销和改判。（一）一审判决以高度盖然性为理由认定悦视厂应向卡巴斯公司支付11076元货款，该认定完全错误，缺乏事实依据。1.一审法院根据卡巴斯公司提交的乐禄公司在(2016)粤0306民初1178号案中提供的由吴志勇于2015年10月15日签收货物的发货单进行事实认定，不符合逻辑。首先，卡巴斯公司提交的该发货单，是1178号案件的证据。该案双方当事人为乐禄公司及卡巴斯公司，刘大龙、文原兵、吴福平、刘雄妹并未参与该案诉讼进程，亦未对该证据进行质证或发表任何意见，卡巴斯公司提交的该发货单，不可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其次，该发货单收货人处虽然签字人显示为吴志勇，但通过仔细观察可看出，该字迹与2015年10月21日的送货单上吴志勇的签字字迹不一致，该签字是否为吴志勇本人签署存疑。因此，一审法院通过该发货单认定吴志勇代悦视厂签收货物，并以此为依据以高度盖然性为理由认定相应11076元货款应由悦视厂支付，属于事实认定错误。2.吴志勇于2015年10月21日签收的送货单货物数量刚好为刘大伟于2015年10月20日签收货物的送货单显示的同种货物数量，纯属巧合，无任何必然的关联性。在无证据证明的情况下，一审判决以高度盖然性为依据，采纳卡巴斯公司的主张，认定吴志勇代悦视厂签收货物，并判决相应货款11076元应由悦视厂进行支付，属于单方面的推测，无任何事实依据。（二）一审判决认定吴福平、刘雄妹为悦视厂实际经营者，是事实认定错误。悦视厂由长冠公司与卡巴斯公司根据《合作协议》共同出资设立，同时，根据《股份转让协议》，卡巴斯公司将其持有的悦视厂50％股权转让于长冠公司。据此，悦视厂的实际经营者应为长冠公司，一审判决认定吴福平、刘雄妹为悦视厂实际经营者，是事实认定错误。根据《公司法》相关规定，公司享有独立法人人格，应当以其全部资产承担清偿债务的责任，债权人也有权就公司的全部财产要求清偿债务，在公司的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公司的债权人仍不得请求公司的股东承担超过其出资义务的责任，更不得将其债务转换到其股东身上。具体到本案而言，在卡巴斯公司向长冠公司转让股权时，吴福平、刘雄妹虽为长冠公司的股东，但其仅在出资范围内承担责任，一审判决吴福平、刘雄妹对本案欠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无任何法律依据。(三)文原兵在受让长冠公司股权时债务已发生，文原兵对该债务不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本案债务形成于2015年10月之前，而长冠公司的股东于2016年1月4日变更为文原兵，在文原兵受让长冠公司股权之时，债务早已发生。根据《公司法》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我们认为，该规定适用情形应为股东对于持有股权期间发生的债务，文原兵在债务发生之后受让公司股权，其对于该债务不应承担连带责任，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卡巴斯公司辩称，不同意刘大龙、文原兵、吴福平、刘雄妹的上诉请求，同意一审对刘大龙、文原兵、吴福平、刘雄妹的责任认定和判决。长冠公司辩称，同意刘大龙、文原兵、吴福平、刘雄妹的上诉意见。卡巴斯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刘大龙立即向卡巴斯公司支付货款804077.27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利息以804077.27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从起诉之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长冠公司、吴福平、文原兵、刘雄妹对刘大龙上述第1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刘大龙、文原兵、吴福平、刘雄妹、长冠公司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6月12日，长冠公司与卡巴斯公司签订《合作协议》一份，约定：双方就导光板丝印与背光合作项目合伙开办企业，合作总投资100万元，双方各出资50万元；合伙企业固定资产和盈余按照取得的销售净利润的双方各50%的比例分配；合伙企业债务按照双方各50%的比例负担，任何一方对外偿还债务后，另一方应当按比例在五日内向对方清偿自己负担的部分；长冠公司主要负责背光的销售业务，卡巴斯公司主要负责导光板丝印加工的技术支持。对于销售死账，原则上是谁销售谁负责，前期以现款为主，如后期导光板原材料有账期时可以相应延长结算周期，但须经双方协商决定；合伙企业聘请总经理一名，负责公司的生产、销售和人事；在合伙期间，资金由长冠公司负责管理。在生产及销售过程中出现争议的，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长冠公司拥有最终决断权。长冠公司负责开立银行卡，通知电话为卡巴斯公司指定号码。此卡用于合伙企业的收款指定账户，及用于支付供应商货款；本合伙依法组成合伙企业，在合伙期间合伙人出资的为共有财产，不得随意分割。合作终止后，双方可以将所有固定资产按照原价分成若干等份，抽签决定固定资产的归属，如果一方想购买另一方的固定资产，价格可以另行协商；本协议于2014年6月12日签订日起生效。等等。上述《合作协议》约定开办的合伙企业为广州市番禺区沙头街悦视光电子器件厂（以下简称悦视厂），该厂于2014年8月21日注册成立，类型个体工商户，登记经营者刘大龙，经营场所广州市番禺区沙头街小平村工业大道9号502，经营范围光电子器件及其他电子器件制作等，后于2016年12月14日注销登记。本案诉讼中，长冠公司称其没有依《合作协议》约定为悦视厂开立银行卡，悦视厂的收支有时通过现金、客户背书支票或承兑汇票结算，需要银行账户收支时使用吴福平和刘雄妹个人银行账户。后长冠公司（签约人为吴福平）与卡巴斯公司（签约人为李军峰）协商终止上述《合作协议》，双方为此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一份，该协议约定：1.卡巴斯公司将出资50万元所占的50%股份折价30万元转让给长冠公司，长冠公司于2015年8月25日支付10万元，余款在2015年9月24日之前支付完毕；2.双方合作期间产生的所有应付款和应收款均由长冠公司承担，与卡巴斯公司无关，卡巴斯公司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3.悦视厂在2015年7月31日之前拖欠卡巴斯公司的621890元货款均由长冠公司承担，且于2015年8月至12月分五期支付给卡巴斯公司；4.2015年8月起卡巴斯公司与悦视厂的后续合作由长冠公司担保，并于次月的10日之前支付上月货款。《股份转让协议》未记载签订日期，卡巴斯公司主张签订日期为2015年8月初，长冠公司主张签订日期为2015年7月左右。对于《股份转让协议》记载的货款621890元的构成，双方确认系经过对账后确定的金额。卡巴斯公司主张为《卡巴斯-悦视2014.6-2015.7扩散片反射片应收款明细》记载的应收未收款，该明细记载销售日期2014年6月至2015年7月，销售额合计1754459.97元，回款日期2014年12月12日至2015年7月20日（其中，2015年1月19日10万元、1月30日50000元、2月28日10万元、3月31日30000元、4月22日50000元、5月13日50000元、5月26日70000元、7月20日199574元，备注的付款方式均为“卢交行转入”），回款额合计1132569元，卡巴斯公司应收621890.97元。《卡巴斯-悦视2014.6-2015.7扩散片反射片应收款明细》仅有卡巴斯公司盖章，未见悦视厂签章。刘大龙、文原兵、吴福平、刘雄妹、长冠公司则称对账系由悦视厂的实际经营者刘大龙进行的，确认货款金额后由吴福平签名，吴福平没有管理悦视厂，故货款组成吴福平不清楚，货款具体明细是否为《卡巴斯-悦视2014.6-2015.7扩散片反射片应收款明细》无法确认，因为刘大龙也讲不清楚。卡巴斯公司提交《采购合同》打印件1份，用于证明其与悦视厂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该合同内容均为打印字体，无任何签章，合同首部显示公司名称“广州悦视光”，联系人郭鹏，供应方名称卡巴斯公司，采购日期2014年12月5日，货品为反射片，备注记载交货地点悦视仓库（广州市番禺区沙头街小平工业区工业大道9号五楼）。刘大龙、文原兵、吴福平、刘雄妹、长冠公司对该证据不予认可，认为该合同上无双方签章，且合同标明采购日期2014年12月5日，与本案诉争的2015年8月之后的买卖关系没有关联性。卡巴斯公司主张其于2015年8月、9月、10月向悦视厂供应货品价款合计182187.27元，提交对账单及送货单加以证明。其中，对账单仅有卡巴斯公司盖章，未见悦视厂签章；送货单上有卡巴斯公司盖章，收货单位签收处均为个人签名。刘大龙、文原兵、吴福平、刘雄妹、长冠公司对其中2015年9月23日由“杜郎兵”、2019年9月25日由“冯远贤”、2015年10月21日由“吴志勇”签收的三张送货单（对应价款分别为7751.60元、4727.58元、11076元，合计23555.18元）不予认可，理由是该三名签收人非悦视厂员工；对其余货款158632.09元（182187.27元-23555.18元）予以认可，该部分货款的送货单显示签收人为翁满群、胡某、郭鹏、刘大伟、包兴，其中刘大伟于2015年10月20日签收货物的送货单与上述“吴志勇”签收货物的送货单记载的订单号相同，且刘大伟签收货物的送货单显示其中一种货品的数量由640更改为440，“吴志勇”签收货物的送货单显示货品有两种，其中一种货品不在刘大伟签收货物的送货单显示的货品中，另一种货品与前述更改数量的货品相同且数量显示为200。卡巴斯公司主张其本案诉请货款804077.27元由上述《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的悦视厂在2015年7月31日之前拖欠其货款621890元和2015年8月、9月、10月向悦视厂供货货款182187.27元组成。吴福平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分别于2015年8月9日、同年8月11日、同年8月31日、同年9月25日、同年9月29日、同年10月17日、同年10月28日向卢燕敏交通银行账户支付15万元、15万元、80000元、94000元、101929元、124378元、216200元，合计916507元。刘雄妹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分别于2015年8月25日、同年10月7日、同年11月23日、同年12月7日、2016年1月6日向卢燕敏支付10万元、7200元、1200元、5400元、12000元，合计125800元。卡巴斯公司、刘大龙、文原兵、吴福平、刘雄妹、长冠公司确认卢燕敏为卡巴斯公司原法定代表人，上述转款共计1042307元为刘大龙、文原兵、吴福平、刘雄妹、长冠公司向卡巴斯公司支付的款项，但双方对转款的性质陈述不一致。卡巴斯公司主张上述部分转款是用于代付悦视厂应付苏州乐禄光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禄公司）的货款，该部分货款因悦视厂向乐禄公司采购货物产生，由于悦视厂是个体工商户，不具备一般纳税人资格，无法接收增值税发票，故悦视厂与卡巴斯公司协商确定，由卡巴斯公司代为接收发票及代付货款，悦视厂先按欠付乐禄公司货款94%的金额向卡巴斯公司付款，卡巴斯公司再按悦视厂欠付乐禄公司货款全额向乐禄公司付款，具体转付明细包括2015年8月9日转款15万元于同年8月10日转付乐禄公司159574元、2018年8月11日转款15万元于同年8月12日转付乐禄公司159574元、2018年8月25日和同年8月31日转款合计18万元于同年9月6日转付乐禄公司11万元（余下款项：18万元-11万元×94%=76600元）、2018年9月25日转款94000元于同年9月28日转付乐禄公司10万元、2018年10月28日转款216200元于同年10月28日转付乐禄公司23万元。除上述余款76600元可用于抵扣本案货款外，其余转款713600元与本案无关；2015年10月7日、同年11月23日、同年12月7日、2016年1月6日转款合计25800元是长冠公司向卡巴斯公司支付的长冠公司欠卡巴斯公司2015年8月、9月、10月、11月的货款，与本案无关；2015年9月29日和同年10月17日转款合计226307元可用于抵扣本案货款。刘大龙、文原兵、吴福平、刘雄妹、长冠公司则主张上述转账1042307元为长冠公司履行上述《股份转让协议》而支付给卡巴斯公司股权折价款30万元和货款742307元，故长冠公司仍欠卡巴斯公司货款38215.09元未付。就其上述代付乐禄公司货款的主张，卡巴斯公司提交了以下证据加以证明：1.网上银行电子回单5份。显示卡巴斯公司分别于2015年8月10日、同年8月12日、同年9月6日、同年9月28日、同年10月28日支付乐禄公司159574元、159574元、11万元、10万元、23万元，备注附言均为货款。2.电子邮件1份、采购单1份、网上银行电子回单2份。其中，电子邮件内容显示，郭鹏于2015年3月5日向“高峰-黄”发去题为“3.5悦视导光板订单”的邮件及名称为“采购单2015.3.5.doc”的附件，告知收件人“附件是我司此次下的订单，你们在广州番禺仓库都有货对吧？请确认下，如果没问题，我下午就把款安排过去，请你收到款后下午或明天安排送货到我厂，谢谢！广州悦视郭鹏”；采购单显示，抬头为卡巴斯公司名称并记载有卡巴斯公司的地址、联系电话，供应商为乐禄公司，订单日期2015年3月5日，订货清单为导光板，货款金额94512元，交货方式为送货至仓库（地址广州市番禺区沙头街小平工业区工业大道9号5楼），结算方式为预付30%定金28353元、余款月结30天，需方单位签章处空白，供方单位签章处加盖乐禄公司公章及“黄美瑶”私章，并书写有日期2015年3月5日；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显示，卡巴斯公司分别于2015年3月5日、同年5月13日支付乐禄公司28353元、66158元，备注附言为货款。卡巴斯公司对上述付款解释称，吴福平分别于2015年3月5日、同年5月13日按照其上述付款金额的94%向其转付26652元（28353元×94%=26651.82元）、62189元（66158元×94%=62188.52元）后，其当日支付乐禄公司上述货款，时间和金额均具有高度对应性。3.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6民初1178号民事判决书及乐禄公司在该案提交的证据、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03民终10746号民事判决书。该组证据显示，乐禄公司因与卡巴斯公司买卖合同纠纷向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卡巴斯公司向其采购压克力板和导光板欠货款未付，请求卡巴斯公司支付货款854767.25元及赔偿自起诉之日至实际付款之日至的逾期损失（自起诉之日暂计至2016年1月31日为4170.52元。按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乐禄公司在该案中向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提交了对账单、采购单、发货单、增值税发票、网上银行电子回单和电子邮件，用于证明其主张，前述证据显示下单日期介于2015年1月19日至2015年11月2日期间。其中，对账单由乐禄公司出具，记载客户为卡巴斯公司，结算方式30%订金、70%月结30天，以及到货明细等，卡巴斯公司未签章；采购单包括卡巴斯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2中的采购单在内，除订单日期、订货清单外，采购单的其余内容一致，均记载送货至仓库，仓库地址广州市番禺区沙头街小平工业区工业大道9号5楼；发货单记载客户简称为“广州悦视”或“深圳卡巴斯科技有限公司（悦视）”，发货地址除2015年11月2日记载为石基镇某厂房之外，其余记载送货地址与采购单一致，收货人分别为个人（包括翁满群、吴志勇等人。其中吴志勇签名的发货单记载发货时间2015年10月5日，吴志勇当日签收，另记载客户联系人“郭鹏”和“包生”及其二人联系手机）；增值税专用发票记载购货单位为卡巴斯公司；网上银行电子回单包括卡巴斯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2中的网上银行电子回单在内，转款均备注为“货款”；电子邮件包括卡巴斯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2中的邮件在内，邮件显示的收件人均为乐禄公司制单员黄美瑶，主题均为订单并包含有“悦视”字样，附件均为采购单，寄件人分别显示为“广州悦视郭鹏”、“广州悦视胡某”、“胡某”、“视光电刘大伟”（刘大伟发出的邮件内容中显示有“我这边是广州悦视”字样）。乐禄公司主张“广州悦视”系项目名称，卡巴斯公司指定送货至番禺。卡巴斯公司对转款备注为“货款”及其收取增值税专用发票解释称因为卡巴斯公司现经营产品的范围和乐禄公司经营的范围有交叉的地方，但是还没有实际生产，需要乐禄公司经营的产品，故先以借款的形式支付给乐禄公司一部分款项，后续需要时再转化成贸易的款项，但乐禄公司要向卡巴斯公司支付一定的利息，因卡巴斯公司借款给乐禄公司，故收取增值税专用发票作为凭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定乐禄公司与卡巴斯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关系，于2017年3月20日判决卡巴斯公司向乐禄公司支付上述货款及逾期付款利息。卡巴斯公司不服，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驳回乐禄公司所有诉讼请求，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1日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理由是卡巴斯公司主张双方之间的转款系融资贸易款项，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亦未对融资贸易的利息结算、转款备注“货款”等做出合理解释，原审判决综合乐禄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认定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符合高度盖然性的民事诉讼认证标准，卡巴斯公司关于双方并无买卖合同关系的主张依据不足。本案中，卡巴斯公司就该组证据解释称，上述民事判决认定卡巴斯公司与乐禄公司存在货物买卖关系，卡巴斯公司予以认可，但卡巴斯公司仅是该货物买卖中实际买方悦视厂的受托人，即卡巴斯公司与悦视厂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理由是货物由悦视厂直接联系乐禄公司下单采购货物、进行对账及安排付款事宜，因悦视厂无法收取并抵扣发票，故悦视厂委托卡巴斯公司代其向乐禄公司支付货款，并接收乐禄公司开具的发票，卡巴斯公司的代理行为并不以获取利益为目的，乐禄公司根据悦视厂的下单直接向悦视厂交付货物，悦视厂已经实际收到了货物，悦视厂向卡巴斯公司支付货款后，卡巴斯公司已全部转交给乐禄公司。4.“胡某”于2018年10月7日出具的证人证言及其居民身份证。内容显示胡某在2014年8月至2015年9月期间，在悦视厂工作，负责采购及生产、技术等工作，悦视厂因生产需要，向乐禄公司采购压克力板、导光板一批，具体由胡某、郭鹏、刘大伟等人代表悦视厂向乐禄公司下单采购，悦视厂的收货地址有悦视厂的注册地址和外发生产加工地址，因悦视厂是个体工商户，无法收取并抵扣发票，而卡巴斯公司是悦视厂的投资人，悦视厂请求卡巴斯公司代为向乐禄公司支付货款，又因卡巴斯公司收到发票可以抵扣部分税款，故悦视厂只按94%的比例向卡巴斯公司支付货款，再由卡巴斯公司代悦视厂向乐禄公司支付全款，实际上在乐禄公司的买卖关系中，货物的下单、付款、收货、对账全过程都是由悦视厂负责，悦视厂是实际买家。除签名外，其余内容均为打印字体。5.卢燕敏的交通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清单（与上述转款银行账户一致）。显示吴福平分别于2015年的1月7日、1月19日（10万元和17780元）、1月30日（50000元）、2月9日、2月28日（10万元）、3月5日（26652元）、3月11日、3月31日（30000元）、4月16日、4月21日（50000元和47000元）、5月8日、5月13日（50000元和62189元）、5月26日（70000元）、6月2日、7月20日（349574元）、7月24日向卢燕敏转款。卡巴斯公司根据乐禄公司提供的上述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记载转款日期及金额，按照94%比例核算，主张1月19日117780元、3月5日26652元、4月16日41486元、5月13日62189元转款全额转交给乐禄公司，7月20日349574元中的159575元转交给乐禄公司。6.卡巴斯公司于2018年10月8日向长冠公司、刘大龙、文原兵、吴福平、刘雄妹出具的《关于（2016）粤0306民初1178号案悦视长欠款的》1份及快递详情单。函件内容显示卡巴斯公司称，悦视厂系（2016）粤0306民初1178号案所涉货物买卖关系中的实际买方，悦视厂应向乐禄公司偿还债务，因悦视厂现已注销，长冠公司、刘大龙、文原兵、吴福平、刘雄妹为悦视厂的实际经营者和责任承担方，请求长冠公司、刘大龙、文原兵、吴福平、刘雄妹尽快向乐禄公司支付上述欠款，或将款项支付给卡巴斯公司转交乐禄公司，否则卡巴斯公司将通过法律途经追究各方的法律责任。该函还记载了卡巴斯公司主张的上述转款为其代转交给乐禄公司的明细。快递详情单显示，卡巴斯公司通过快递方式分别向长冠公司、刘大龙、文原兵、吴福平、刘雄妹寄出上述催款函，寄件人为李军峰。经质证，刘大龙、文原兵、吴福平、刘雄妹、长冠公司发表意见如下：证据1、2不予确认，该组证据反映的是卡巴斯公司与乐禄公司之间的货物买卖关系，且电子邮件显示时间是2015年3月5日，本案诉争的是2015年8月之后的货款，在时间点上没有关联，退一步说，即使卡巴斯公司陈述属实，也只能证明存在2015年3月5日的交易；证据3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民事判决书均认定卡巴斯公司与乐禄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卡巴斯公司在一、二审中陈述与乐禄公司之间是借款、融资贸易关系，从未披露悦视厂是实际买方，也没有提及卡巴斯公司是悦视厂委托的代理关系，如果真存在委托代理关系，通常合理的做法应该是卡巴斯公司向法院披露该关系，申请悦视厂作为案件的共同被告，或者申请追加为第三人，如实向法院陈述事实，这比其在案件中陈述是借款、融资贸易关系更有利于免除其付款责任。退一步讲，即便按照卡巴斯公司所述，其与悦视厂存在委托代理关系，也与本案卡巴斯公司起诉的货物买卖关系为不同的法律关系，本案的审理不应涉及卡巴斯公司与悦视厂之间是否存在代理关系，如果卡巴斯公司认为在其与悦视厂存在的委托代理关系受到损失，可以另案诉讼处理。对于乐禄公司在上述案件中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无法认可，且不能因为采购单记载的送货地址为悦视厂的注册地址即认定货物是悦视厂直接向乐禄公司下单，且2015年11月2日送货单记载送货地址不是悦视厂的注册地址，也不能仅仅依据发货单上有翁满群、吴志勇签名就认定悦视厂收悉货物，更何况吴志勇非悦视厂人员，电子邮件虽然写有郭鹏、胡某、刘大伟的字样，但不能证明是其本人邮件，也不能证明邮件是代表悦视厂发给乐禄公司的，邮件内容也看不出与采购单、送货单所记载货物关联。卡巴斯公司主张悦视厂无法收取并抵扣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说法是对个体工商户纳税政策不了解，目前个体工商户的纳税一般采用“核定定额增收”，无抵扣增值政策，因此收取或不收取增值税发票对缴纳税费无影响，如果卡巴斯公司无交易关系而收取增值税发票，并予以抵扣，则属违反税收规定的违法行为。卡巴斯公司将收到吴福平、刘雄妹、长冠公司的货款用于支付其购买乐禄公司的货款，是其自由支配权，但不能据此认定存在委托代理关系，是卡巴斯公司代悦视厂转付购货款；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不予认可，胡某是悦视厂设立时卡巴斯公司委派的技术人员，其不负责货物的采购，且胡某是卡巴斯公司老板李军峰的同乡，与卡巴斯公司有利害关系，证言内容明显对本案的焦点具有针对性，非本人手写，又无其他相关证据佐证，不能形成有效证据链；证据5、6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不予认可，卡巴斯公司所主张的代付金额、时间并不具有所谓的高度对应关系，尤其是按转付94%的标准根本无法一一对应，后几笔的时间也无法对应，且不能根据转款时间认定委托代理关系。就上述用于支付长冠公司拖欠其货款的主张，卡巴斯公司提交对账单及相应送货单，用于证明其于2015年8月11日、同年9月13日、同年10月29日、同年11月6日、同年11月26日分别向长冠公司供货价款7200元、1200元、5400元、8400元、3600元。其中，对账单显示由卡巴斯公司制作，接收单位为“长冠”，但无任何签章；送货单均显示订单号为电话订单，客户为“长冠”，2015年8月11日和同年9月13日送货单无任何签章，其余送货单制单人处加盖卡巴斯公司公章，收货单位签收处为个人签名，签名潦草无法辨认姓名。刘大龙、文原兵、吴福平、刘雄妹、长冠公司对上述证据不予确认，认为个人签名潦草，无法辨认姓名，且卡巴斯公司之前在深圳市提起的诉讼中没有出示过该部分证据，对该部分证据的形成存疑。本案庭审中，卡巴斯公司确认，除该部分货款产生于其与长冠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外，本案其主张的其余货款均产生于其与悦视厂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就其上述转款性质主张，刘大龙、文原兵、吴福平、刘雄妹、长冠公司提交长冠公司、吴福平、刘雄妹共同出具的《付款确认书》用于证明。《付款确认书》内容显示：长冠公司与卡巴斯公司于2015年7月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约定：1.长冠公司支付卡巴斯公司股权折价款30万元；2.卡巴斯公司与悦视厂的货款由长冠公司负责支付和担保。吴福平、刘雄妹作为长冠公司股东，确认上述支付该卢燕敏（卡巴斯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款项为长冠公司履行《股份转让协议》支付给卡巴斯公司的股权折价款30万元和货款742307元，共计1042307元，长冠公司对此也予以确认。卡巴斯公司于2016年1月18日向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长冠公司支付其欠款385930.39元。卡巴斯公司在民事起诉状中陈述的事实和理由显示，上述欠款385930.39元为长冠公司欠付上述《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的股份折价款30万元和货款621890元的余款。该案审理过程中，卡巴斯公司于2016年2月2日向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申请追加悦视厂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要求悦视厂与长冠公司共同承担还款责任。2016年4月19日，卡巴斯公司向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提出撤诉申请。2016年4月21日，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粤0306民初1533号民事裁定，裁定准许卡巴斯公司撤回起诉。卡巴斯公司解释其撤诉理由称，由于该案诉请金额计算有误，故其撤诉，欠款应以本案金额为准。长冠公司于2012年4月27日注册成立，注册资本50万元。吴福平、刘雄妹于2012年5月8日分别认缴出资40万元、10万元，成为长冠公司的股东，吴福平担任法定代表人。2016年1月4日，文原兵认缴出资50万元，成为长冠公司唯一股东并担任法定代表人，长冠公司进行了相应登记事项的变更，其中企业类型由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本案诉讼中，长冠公司陈述其经营状况称，长冠公司在2016年和2017年开展零星业务，2018年初开始暂停经营。长冠公司、文原兵主张长冠公司有独立的银行账户，每年均有年度财务报表，并有纳税记录，公司财产独立，文原兵的个人财产也独立于长冠公司，提交以下证据加以证明：1.长冠公司2016年和2017年《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该两表均由长冠公司编制。2.开户许可证。反映经银行审核，长冠公司符合开户条件，准予开立基本存款账户。3.税收完税证明8张和电子缴款凭证2张。反映长冠公司向税务部门缴交了2016年（2016年2月除外）印花税和2016年、2017年4月至2017年6月企业所得税。卡巴斯公司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不予认可，主张《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未经审计，违反法律规定，且所反映的数据明显造假，仅凭该两表无法明确资金的具体流向，不能证明公司的资产独立于股东资产；证据2、3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能证明长冠公司的资产独立于股东资产。庭审中，刘大龙、文原兵、吴福平、刘雄妹、长冠公司陈述其相互之间的关系称，长冠公司最早开办人是吴福平和刘雄妹，吴福平和刘雄妹于2016年将长冠公司全部股权转让给文原兵，文原兵成为长冠公司唯一股东，刘大龙是吴福平和刘雄妹当初以长冠公司名义和卡巴斯公司合伙设立悦视厂时联系到的同乡，以刘大龙名义登记成立悦视厂，并由刘大龙管理悦视厂，悦视厂的实际投资人是长冠公司和卡巴斯公司，吴福平和刘雄妹是夫妻关系。卡巴斯公司则称，刘大龙是刘雄妹的胞弟，刘大龙、文原兵、吴福平、刘雄妹、长冠公司确认刘大龙负责管理悦视厂具体事务，但悦视厂向卡巴斯公司支付的货款都是由吴福平、刘雄妹银行账户支出，可见吴福平和刘雄妹也是实际经营人。刘大龙、文原兵、吴福平、刘雄妹、长冠公司未对卡巴斯公司主张的刘大龙与刘雄妹关系予以确认或否认。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卡巴斯公司主张悦视厂拖欠其货款804077.27元，该货款的构成为《股份转让协议》记载的2015年7月31日之前拖欠货款621890元和2015年8月、9月、10月供货货款182187.27元。双方有争议的是卡巴斯公司主张的2015年9月23日、9月25日和10月21日供货货款23555.18元，其余货款780522.09元双方无争议。对于双方无争议的货款780522.09元，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对于有争议的货款23555.18元，一审法院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分析认定如下：卡巴斯公司对该部分货款提供的证据是对账单及送货单，对账单未经悦视厂签章确认，刘大龙、文原兵、吴福平、刘雄妹、长冠公司否认签收货物的杜郎兵、冯远贤、吴志勇为悦视厂员工。卡巴斯公司提供乐禄公司在（2016）粤0306民初1178号案中提供的由吴志勇于2015年10月5日签收货物的发货单，用于证明吴志勇为悦视厂员工，该张发货单记载送货地址为悦视厂经营场所，发货单上记载客户联系人为郭鹏和包生与刘大龙、文原兵、吴福平、刘雄妹、长冠公司确认的送货单上货物签收人郭鹏、包兴对应，且吴志勇签收货物的送货单显示送货时间是2015年10月21日，与其在上述发货单上签名时间相差不远，而吴志勇签收货物的送货单与刘大龙、文原兵、吴福平、刘雄妹、长冠公司确认的由刘大伟于2015年10月20日签收货物的送货单记载的订单号相同，吴志勇于次日签收货物的送货单显示的其中一种货物数量刚好为刘大伟签收货物的送货单显示的同一种货物数量更改前后的差额，吴志勇签收货物的送货单显示的另一种货物则与刘大伟签收货物的送货单显示的货物不同，不排除吴志勇签收货物的送货单为补充送货的凭证，综上，卡巴斯公司主张吴志勇于2015年10月21日代悦视厂签收货物，相应货款11076元应由悦视厂支付，符合高度盖然性的民事诉讼认证规则，在无证据推翻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对于杜郎兵和冯远贤签收货物相应货款12479.18元，卡巴斯公司未举证证明该两人为悦视厂员工或者收货代表，且无提供其他证据佐证，故一审法院不予确认。综上，一审法院确认悦视厂本案拖欠卡巴斯公司货款791598.09元（780522.09元+11076元）。关于本案应付货款。吴福平、刘雄妹于2015年8月9日至2016年1月6日期间向卢燕敏交通银行账户转款共计1042307元，双方确认该转款为刘大龙、文原兵、吴福平、刘雄妹、长冠公司支付给卡巴斯公司的款项。刘大龙、文原兵、吴福平、刘雄妹、长冠公司主张上述转款为长冠公司履行《股份转让协议》而支付给卡巴斯公司的股权折价款30万元和货款742307元。卡巴斯公司同意其中2015年8月25日和同年8月31日转款合计18万元中的76600元、2015年9月29日转款101929元、2015年10月17日转款124378元，共计302907元用于抵扣本案诉争货款。对于余下转款739400元，卡巴斯公司主张为其他两部分付款，其一，2015年10月7日、11月23日、12月7日和2016年1月6日转款合计25800元为长冠公司因长冠公司向卡巴斯公司购买货物应付给卡巴斯公司的货款，该货款产生于长冠公司与卡巴斯公司之间的货物买卖关系，与其本案诉请货款无关；其二，余下转款713600元是悦视厂支付给卡巴斯公司，再由卡巴斯公司支付给乐禄公司，用于清偿悦视厂欠乐禄公司的货款，该货款产生于悦视厂与乐禄公司之间的货物买卖关系。就卡巴斯公司该两部分付款主张，根据现有证据，一审法院分析认定如下：一、关于卡巴斯公司主张发生于其与长冠公司之间货物买卖关系的货款25800元。卡巴斯公司提供的证据为对账单及送货单，对账单未经长冠公司签章确认，部分送货单无任何签章，部分送货单收货单位签收处仅有个人签名，但无法确认签名人姓名，卡巴斯公司未能举证证明签收货物人员为长冠公司员工或者收货代表，目前除送货金额与付款金额一致及付款时间发生于卡巴斯公司主张的送货时间之后外，卡巴斯公司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实该期间内其与长冠公司之间存在货物买卖关系及长冠公司欠付货款的事实，鉴于本案诉争货款也是通过吴福平、刘雄妹银行账户向卢燕敏银行账户转账支付，且双方确认本案诉争货款尚未全部清偿，故单凭送货金额与付款金额一致之情形，无法认定该部分付款为长冠公司支付给卡巴斯公司本案诉争货款之外的其他货款，故应由卡巴斯公司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卡巴斯公司就该部分付款提出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刘大龙、文原兵、吴福平、刘雄妹、长冠公司主张该部分付款抵扣本案诉争货款，一审法院予以采纳。二、关于卡巴斯公司主张代悦视厂付乐禄公司货款713600元，根据卡巴斯公司提供的证据分析如下：首先，卡巴斯公司所提出的转付款记录，乐禄公司在（2016）粤0306民初1178号案中主张款项为卡巴斯公司向其支付的货款，该货款因卡巴斯公司向乐禄公司购买压克力板和导光板产生，该案生效民事判决已经认定乐禄公司与卡巴斯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扣除卡巴斯公司本案所列明的全部转付款后判决由卡巴斯公司向乐禄公司支付剩余货款及逾期利息。卡巴斯公司在该案一、二审中否认其与乐禄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但卡巴斯公司仅主张双方之间的转款系融资贸易款项，并没有主张其系代悦视厂与乐禄公司进行货物买卖，对此，卡巴斯公司未能做出合理解释；其次，在（2016）粤0306民初1178号案一审中，卡巴斯公司对其向乐禄公司转款备注为货款及其收取增值税专用发票所做出的解释，可反映卡巴斯公司系因其自身需要向乐禄公司购买产品。乐禄公司在该案中提供的对账单均显示交易相对方为卡巴斯公司，提供的采购单抬头也显示为卡巴斯公司，且乐禄公司对发货单和电子邮件显示有“悦视”字样解释系项目名称，并主张送货地址为卡巴斯公司指定的收货地址，乐禄公司在该案中提供的证据显示双方买卖关系发生于2015年1月至2015年11月之间，卡巴斯公司本案提供《采购合同》和《卡巴斯-悦视2014.6—2015.7扩散片反射片应收款明细》用于证明其与悦视厂之间存在货物买卖关系，并在本案提交的民事起诉状中称在2014年至2015年期间，悦视厂向其购买了压力克力板、导光板等货物（注：卡巴斯公司在庭审中删除该部分内容），卡巴斯公司该自认的货物与乐禄公司上述案件中主张交易的货物相同，结合《股份转让协议》第4条约定，不排除卡巴斯公司基于其与悦视厂之间的货物买卖合同关系而向乐禄公司购买压克力板、导光板，何况卡巴斯公司在其与乐禄公司发生交易前期是悦视厂的出资人，卡巴斯公司通过悦视厂员工向乐禄公司下单等并不违背常理，且卡巴斯公司对其主张的代理行为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因此，单凭电子邮件和发货单显示收货地址等，不足以推翻上述生效民事判决的认定；第三，卡巴斯公司就《股份转让协议》记载的货款构成提供的《卡巴斯-悦视2014.6-2015.7扩散片反射片应收款明细》记载的2015年1月19日转款10万元为回款，但卡巴斯公司在本案中主张该次转款为悦视厂支付其代付给乐禄公司的货款，明显矛盾，而该明细记载2015年7月20日回款199574元，卡巴斯公司主张当日转款中的159575元转付乐禄公司，两者之和明显大于当日吴福平、刘雄妹向卡巴斯公司转款349574元，故卡巴斯公司根据转款金额按比例94%主张的付款性质不能成立，且卡巴斯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双方存在该付款比例的约定；第四，卡巴斯公司提供的胡某证人证言内容显示为卡巴斯公司本案提出的相关主张，内容为打印字体，且胡某未出庭作证，故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第五，卡巴斯公司在（2016）粤0306民初1533号案提交的起诉状中确认长冠公司仅剩余《股份转让协议》约定应付款的385930.39元未付，即表明卡巴斯公司在该案中承认长冠公司已按该协议向其支付了535959.61元，扣除股权折价款30万元后，代表卡巴斯公司在该案中自认长冠公司已付该协议约定的货款235959.61元，这与卡巴斯公司在本案中主张拖欠货款相差甚远。综上，卡巴斯公司根据电子邮件和发货单及转款金额，主张上述第二部分转款为其代悦视厂支付给乐禄公司的货款，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刘大龙、文原兵、吴福平、刘雄妹、长冠公司主张该部分付款抵扣本案诉争货款，一审法院予以采纳。鉴于《股份转让协议》明确约定股权折价款30万元于2015年8月25日支付10万元，余下20万元在2015年9月24日之前支付完毕，刘雄妹于2015年8月25日转款10万元，该转款金额和时间与上述约定一致，刘大龙、文原兵、吴福平、刘雄妹、长冠公司主张本案转款中30万元为支付股权折价款，具有可信度，且刘大龙、文原兵、吴福平、刘雄妹、长冠公司该主张对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不存在影响，故一审法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一审法院采信刘大龙、文原兵、吴福平、刘雄妹、长冠公司主张，确认刘大龙、文原兵、吴福平、刘雄妹、长冠公司已向卡巴斯公司支付了本案诉争货款742307元，故本案悦视厂仍欠卡巴斯公司货款为49291.09元（791598.09元-742307元）。根据《股份转让协议》约定付款时间，长冠公司逾期付款行为，构成违约，卡巴斯公司主张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付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合理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应以货款49291.09元为基数。另，鉴于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遇节假日顺延）9时30分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故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货款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本案逾期付款利息确定为：分别以49291.09元为基数，自2017年12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的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关于付款责任主体。鉴于双方未约定转款用于支付何时产生的货款，故一审法院根据货款产生的先后顺序，确定上述应付货款49291.09元为悦视厂2015年8月之后拖欠卡巴斯公司的货款。该部分货款的债务人是悦视厂，由于悦视厂于2016年12月14日注销登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十六条第一款:“个体工商户的债务，个人经营的，以个人财产承担；家庭经营的，以家庭财产承担；无法区分的，以家庭财产承担。”之规定，悦视厂的债务应当由其经营者以经营者的财产承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第五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者与实际经营者不一致的，以登记的经营者和实际经营者为共同诉讼人。”本案中，刘大龙是悦视厂的登记经营者，刘大龙、文原兵、吴福平、刘雄妹、长冠公司本案也承认悦视厂由刘大龙负责管理，故卡巴斯公司主张刘大龙向其支付本案悦视厂所欠货款，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吴福平和刘雄妹的责任，悦视厂由长冠公司和卡巴斯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共同出资设立，刘大龙、文原兵、吴福平、刘雄妹、长冠公司在本案中陈述吴福平和刘雄妹当初系以长冠公司名义和卡巴斯公司合作开办悦视厂，根据《股份转让协议》约定，卡巴斯公司持有悦视厂的50%股权转让给了长冠公司，股权转让时吴福平和刘雄妹为长冠公司的股东，其二人自认是夫妻关系，悦视厂向卡巴斯公司支付货款均系通过吴福平和刘雄妹的银行账户转款，刘大龙、文原兵、吴福平、刘雄妹、长冠公司也确认悦视厂以银行转账方式收付款均通过吴福平和刘雄妹银行账户进行，而吴福平和刘雄妹于2016年1月4日将其持有长冠公司的股权全部转让给文原兵之后，刘雄妹仍于2016年1月6日向卡巴斯公司支付悦视厂所欠货款，且刘大龙、文原兵、吴福平、刘雄妹、长冠公司在本案中未举证证明上述股权转让行为发生后至注销登记前悦视厂的股权持有及实际经营情况，另卡巴斯公司主张刘雄妹和刘大龙系姐弟关系，刘雄妹和刘大龙的居民身份证显示其二人住址相同，而刘雄妹和刘大龙对卡巴斯公司该主张未予肯定或者否定。综上，卡巴斯公司主张吴福平和刘雄妹为悦视厂实际经营者，理据充分，在无证据反驳的情况下，一审法院采纳卡巴斯公司该主张，据此，卡巴斯公司主张吴福平和刘雄妹对本案欠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长冠公司的责任，根据《股份转让协议》约定，悦视厂2015年8月起与卡巴斯公司的合作由长冠公司担保，据此可确认长冠公司自愿为悦视厂2015年8月起所欠卡巴斯公司货款提供保证担保，该协议未约定保证方式及担保范围，故长冠公司应当对悦视厂全部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虽然长冠公司的股东于2016年1月4日变更为文原兵，但文原兵、吴福平、刘雄妹未举证证明股权转让中双方对股权转让前长冠公司的债务承担进行了约定，故长冠公司不因其股东发生变更而免除其原债务，卡巴斯公司主张长冠公司对本案欠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文原兵的责任，长冠公司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之规定，文原兵作为长冠公司的股东，文原兵应当举证证明长冠公司财产独立于其个人财产，否则，文原兵应当对长冠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文原兵提供的《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为长冠公司自制，未经审计，且该两表和税收完税证明等其他证据，仅能反映长冠公司某一特定时期内的生产经营活动状况，不能证明长冠公司的财产独立于股东个人财产，故在长冠公司、文原兵未能提供长冠公司经营中的相关原始凭证，用于进一步证明文原兵个人财产与长冠公司财产系分别列支列收、单独核算，利润分别分配和保管，风险分别承担的情况下，文原兵应当对长冠公司本案所负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综上所述，本案悦视厂所欠卡巴斯公司货款49291.09元及逾期付款利息，由刘大龙予以支付，长冠公司、文原兵、吴福平和刘雄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第五十九条第二款规定，一审法院于2019年12月23日作出判决：一、刘大龙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支付卡巴斯公司货款49291.09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利息分别以49291.09元为基数，自2017年12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长冠公司、文原兵、吴福平、刘雄妹对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卡巴斯公司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1841元，由卡巴斯公司负担11115元，刘大龙、长冠公司、文原兵、吴福平、刘雄妹共同负担726元。二审中，卡巴斯公司申请证人胡某出庭作证。胡某作证称其于2014年8月至2015年9月期间在悦视厂工作，负责采购及生产、技术等，其证明悦视厂因生产需要，向乐禄公司采购压克力板、导光板一批，具体由胡某、郭鹏、刘大伟等人代表悦视厂向乐禄公司下单采购。胡某通过135×××＠163.ｃｏｍ的邮箱向乐禄公司发送下单邮件，具体下单、收货、付款、欠款情况与1178号案认定的事实一致。悦视厂的收货地址有两个，其一是悦视厂的注册地址“广州市番禺区沙头街小平村工业大道9号5楼”，其二是悦视厂的外发生产加工地址“广州市番禺区石基镇市莲路88号3厂房”。因悦视厂是个体工商户，无法收取并抵扣发票，而卡巴斯公司是悦视厂的投资人，故悦视厂请求卡巴斯公司代为向乐禄公司支付货款。又因卡巴斯公司收到发票可以抵扣部分税款，所以悦视厂只按94%的比例向卡巴斯公司支付货款，再由卡巴斯公司向乐禄公司支付全款。实际上，在乐禄公司的买卖关系中，货物的下单、付款、收货、对账全过程都是由悦视厂负责的，悦视厂是实际买家。二审庭审后，卡巴斯公司向本院补充提交：证据1.乐禄公司《情况说明》，拟证明乐禄公司确认，是悦视厂首先提出采购导光板需求，后悦视厂、卡巴斯公司、乐禄公司三方协商同意形成连环买卖关系。乐禄公司确认，在连环买卖关系中，乐禄公司与卡巴斯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卡巴斯公司与悦视厂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证据2.悦视厂郭鹏2015年2月28日向乐禄公司回复的邮件，拟证明在达成合作初期，乐禄公司并没有卡巴斯公司的联系人和电话，而是由悦视厂向乐禄公司提供。证明卡巴斯向乐禄公司采购导光板，是为了满足悦视厂采购导光板设备的需要。证据3.悦视厂郭鹏2015年3月5日向乐禄公司回复的邮件1，证据4.悦视厂郭鹏2015年3月5日向乐禄公司回复的邮件2，共同拟证明乐禄公司向悦视厂催款，悦视厂2015年3月5日下午4点08分告知乐禄公司，称中午已将货款支付给卡巴斯公司。2015年3月5日下午4点15分，悦视厂告知乐禄公司，称卡巴斯公司已向乐禄公司付款。证明卡巴斯公司向乐禄公司付款，是用于支付悦视厂采购的导光板设备，且悦视厂已向卡巴斯公司支付了部分导光板货款。证据5.悦视厂郭鹏2015年3月27日向乐禄公司发送的邮件，拟证明悦视厂向乐禄公司提供了卡巴斯公司收取发票的地址。证明卡巴斯公司向乐禄公司采购导光板，是为了满足悦视厂采购导光板设备的需要。证据6.悦视厂郭鹏2015年6月10日向乐禄公司发送的邮件，证据7.悦视厂郭鹏2015年6月8日向乐禄公司发送的邮件，拟证明悦视厂直接向乐禄公司下单采购导光板，证明悦视厂有采购导光板的意思表示。刘大龙、文原兵、吴福平、刘雄妹、长冠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1乐禄公司的《情况说明》，（一）本案已于2020年5月9日开庭，辩论阶段已结束，而该份证据的形成时间是2020年5月22日，按照证据规则的规定，卡巴斯公司没有在二审举证期间向法院提交，并且在开庭法庭询问是否有新的证据提交，其代理人明确表达没有。因此，该份证据不能作为本案二审新的证据予以采纳。（二）对《情况说明》真实性认可，但对关联性和合法性不予认可。1.没有证据证明是悦视厂吴福平、郭鹏等人向乐禄公司提出采购导光板的意向，也没有证据证明悦视厂、卡巴斯和乐禄公司三方达成《情况说明》陈述的交易模式；2.《情况说明》陈述的时间是2015年初，但没有陈述交易截止时间，本案已经查明，在2015年7月31日之前，悦视厂的采购是由卡巴斯公司负责，长冠公司只是负责悦视厂生产的产品销售。在《股份转让协议》双方已经明确了悦视厂在2015年7月31日之前拖欠卡巴斯公司的货款621890元。结合卡巴斯公司提交的证据12（悦视厂委托卡巴斯公司向苏州乐禄公司采购货物的部分邮件下单记录、采购单、汇款凭证），证据14（2016）粤0306民初1178号案的“下订单邮件”以及上述证据2到证据7的邮件时间均在《股份转让协议》签订时间之间，即双方明确悦视厂在2015年7月31日之前拖欠卡巴斯公司的货款621890元之前。换而言之，在长冠公司收购卡巴斯股份后，卡巴斯公司没有提供在2015年7月31日之后的邮件。因此，一审法院在判决中认定“卡巴斯公司该自认的货物与乐禄公司上述案件中主张交易的货物相同，结合《股份转让协议》第4条的约定，不排除卡巴斯公司基于其与悦视厂之间的货物买卖合同关系而向乐禄公司购买压克力板、导光板，何况卡巴斯公司在其与乐禄公司发生交易前期是悦视厂的出资人，卡巴斯公司通过悦视厂员工向乐禄公司下单等并不违背常理”，刘大龙、文原兵、吴福平、刘雄妹、长冠公司认为一审法院结合证据材料的认定是正确的。对证据2到证据7的三性不予认可。1.该6份证据不能作为本案二审新的证据予以采纳，理由同证据1的（一）的意见。邮件的时间分别是2015年2月28日、3月5日、3月27日、6月10日、6月8日，邮件的时间均在2015年7月31日之前。退一步讲，顺着卡巴斯公司的主张，即使买了乐禄公司的货，再转手卖给了悦视厂，则双方在2015年7月31日已经对账完毕，悦视厂欠621890元。如果双方在2015年7月31日股份转让后还要延续之前的交易方式，则必然悦视厂还要通过邮件向乐禄公司下单，但时至今日，卡巴斯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中乐禄公司并没有提供2015年7月31日之后的邮件。如果这是本案的事实的话，则说明了按照卡巴斯公司主张的交易方式，在2015年7月31日之前，卡巴斯公司与长冠公司已经明确拖欠的货款不论是卡巴斯公司自己的货物卖给悦视厂，还是其购买乐禄公司的货物再转卖给悦视厂，截止2015年7月31日的金额是621890元，而在此时间之后，本案没有证据证明悦视厂继续按照之前的交易方式向乐禄公司下单采购。刘大龙、文原兵、吴福平、刘雄妹、长冠公司并不同意卡巴斯公司有权在二审庭后补交证据，并作为本案证据使用。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审理的争议焦点为：1.卡巴斯公司提交的2015年9月23日、9月25日、10月21日的送货单，合计金额为23555.18元货物是否由悦视厂收取；2.悦视厂支付给卡巴斯公司的713600元是否为支付本案货款；3.吴福平、刘雄妹、文原兵应否对涉案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关于3张送货单的认定问题。经查，卡巴斯公司提交的该3张送货单由“杜郎兵”、“冯远贤”“吴志勇”签收，卡巴斯公司没有证据证明“杜郎兵”、“冯远贤”是悦视厂的员工，该两张送货单金额分别为7751.6元、4727.58元，本院不予认定。吴志勇签收金额为11076元的送货单，刘大龙、文原兵、吴福平、刘雄妹虽否认吴志勇是悦视厂的员工，但在另案中吴志勇签收的送货单所记载的联系人员为悦视厂的员工，该送货单记载的订单号与刘大伟签收的送货单记载的订单号相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的规定，一审法院采信该送货单符合证据规则的规定，本院予以认定。一审法院认定卡巴斯公司向悦视厂供货的货款为791598.09元并无不当。关于悦视厂支付的713600元是否为支付本案货款的问题。713600元是于2015年8月9日至10月28日期间支付，即在长冠公司与卡巴斯公司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后支付的款项，根据该协议的约定，长冠公司有向卡巴斯公司支付货款621890元和股权转让款30万元的义务。因此，在没有特别注明款项用途的情况下，本院有理由相信上述款项为支付《股份转让协议》项下的款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卡巴斯公司在乐禄公司起诉其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辩称其与乐禄公司之间为融资关系，本案一审中称悦视厂与乐禄公司之间为买卖合同关系，其只是代悦视厂付款，本案二审中又称悦视厂、卡巴斯公司、乐禄公司之间为连环买卖合同关系。卡巴斯公司的说法前后不一，违背了民事诉讼中应遵循的诚实信用原则，故本院对于卡巴斯公司主张上述款项并非支付涉案货款及乐禄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胡某的证言均不予采信。悦视厂尚欠卡巴斯公司的货款为49291.09元（791598.09元-2907元-713600元-25800元）。关于吴福平、刘雄妹、文原兵的责任问题。悦视厂登记为个体工商户，而涉案货款均是由吴福平、刘雄妹支付，吴福平、刘雄妹也是长冠公司的原股东，故一审法院认定吴福平、刘雄妹为悦视厂的实际经营人具有依据。悦视厂在没有清理涉案债务的情况下便办理了注销手续，吴福平、刘雄妹应对涉案债务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吴福平、刘雄妹要求免除其连带责任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长冠公司经过股东变更后，文原兵为该公司唯一股东，其没有举证个人财产独立于公司。至于公司债务产生于何时与其承担责任没有关联，其认为涉案债务产生于其受让股权之前，可另行向出让人主张。文原兵要求免除其连带责任，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卡巴斯公司、刘大龙、文原兵、吴福平、刘雄妹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489元，由上诉人深圳市卡巴斯科技有限公司负担11348元，由上诉人刘大龙、文原兵、吴福平、刘雄妹负担2141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革花审判员  练长仁审判员  曹佑平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陶智斌韦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