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9）冀02刑终770号 原公诉机关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董利生，男，1955年4月20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天津市恒祥溢商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捕前住址天津市滨海新区。曾因犯单位行贿罪于2012年8月15日被判处拘役三个月。因涉嫌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于2019年1月27日被刑事拘留，同年2月28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唐山市曹妃甸区看守所。 辩护人庞标，北京庞标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李常胜，河北尚悦律师事务所律师。 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区人民法院审理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董利生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一案，于2019年9月7日作出（2019）冀0209刑初164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人董利生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唐山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吕超出庭履行职务，原审被告人董利生及其辩护人庞标、李常胜到庭参加诉讼。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本院于2020年2月3日对本案中止审理，2020年6月2日对本案恢复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区人民法院认定，2016年10月份左右，被告人董利生为了达到为合作企业津交矿产品销售（天津）有限公司（简称“津交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目的，找到李某1，双方商定由董利生按照开票金额一定比例向李某1支付开票费，李某1为了达到收取开票费的目的，通过孙宏伟、居尚、杨家美、徐小明、张鹏、罗士省等人以开展虚假贸易的形式通过唐山曹妃甸润物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简称“润物公司”）为津交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2016年10月18日李某1将居尚母亲王某3的银行卡号告诉董利生，董利生的个人银行卡向王某3的银行卡支付了人民币30万元的开票费定金，同时为了使业务更加真实，2016年10月27日董利生安排其公司员工张某带领津交公司会计杨某到北京找李某1、徐小明等人，徐小明使用张鹏筹措的资金，在津交公司和润物公司之间做虚假的资金倒账并签订虚假贸易合同。2016年10月28日李某1将润物公司开具给津交公司的31张增值税专用发票交给董利生，董利生在收到润物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后，转交给津交公司会计杨某认证抵扣。2016年10月31日董利生个人银行卡向李某1指定的高鹏飞银行卡支付开票费尾款人民币2451067元。经天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国税局证实津交公司取得的31张增值税专用发票已于2016年10月28日认证。（本案所涉金额单位均为人民币）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以下证据予以证实： 1.案件来源、立案决定书证实，2018年3月21日张鹏到唐山市曹妃甸区投案称，其伙同杨家美、徐小明、孙宏伟、居尚等虚开增值税发票79张，该支队当日立案。2018年4月25日唐山市曹妃甸区在工作中发现张鹏在介绍杨家美等人与润物公司之间做业务后，为了获取佣金虚开增值税发票22张，该支队当日予以立案。 2．抓获经过证实，2019年1月27日被告人董利生被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抓获。 3．证人阚某的证言证实，其系津交公司法定代表人，2016年5月份该公司与董利生的天津恒祥溢商贸有限公司（简称“恒祥溢公司”）合作经营煤炭，津交公司出资1000万元，董利生负责联系煤源和上下游企业。2016年10月份初左右，董利生说通过赵宝，准备从润物公司购进大约6万吨煤炭，然后销售到天津宝鲜国际贸易公司（简称“宝鲜公司”）和中新运（天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简称“中新运公司”）。董利生让其公司与润物公司签订购销合同，并安排人到公司加盖公章，后又与宝鲜公司和中新运公司签订了煤炭买卖合同。董利生称购买煤炭的钱是从上海前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简称“前颢公司”）借的钱需要用公司的网银设备去北京转款。其安排公司的杨某和董利生安排的张某去北京转的款。 4．证人张某、杨某、阚某的证言证实，津交公司与董利生合作经营煤炭，董利生负责找煤炭和上下游企业，津交公司负责出资，公司每吨提成1元，董利生手下的人张某使用前颢公司Ｕ盾转给津交公司36198260元，后按照董利生的要求转给润物公司36198260元，润物公司开具31张增值税发票，在天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国税局认证抵扣。 5．证人袁某的证言证实，其在津交公司任经理，该公司从润物公司购买过煤炭。该公司有内部审批单，需要董利生签字才能加盖公章、支付货款等事项。 6．证人解用连的证言证实，其系中新运公司法定代表人，2016年10月份该公司从津交公司购进过1万吨煤炭，当时是董利生代表津交公司销售给其公司的。当时公司的王某1与董利生对接的，其公司收到5张增值税发票。 7．证人王某1的证言证实，2016年10月份其任职的中新运公司从董利生代表的津交公司购进过1万吨的煤炭，合同其盖好公章后交给董利生，董利生负责盖好津交公司的公章交给中新运公司，公司收到5张增值税发票。 8．证人董某的证言证实，由董利生个人账户转给李建（李某1）的开票费30万元和245.1万元是通过赵宝个人银行账户和地标公司账户转给董利生的。地标公司股份由董利生、牛海燕、赵宝共同持有、共同经营，听董利生说2016年后半年董利生就对地标公司失去了控制。 9．证人侯某的证言证实，其系天津市滨海远创商贸公司（简称“远创公司”）的出纳，恒祥溢公司和远创公司的实际经营人都是董利生，两个公司的网银都由其保管，转账付款需要董利生签字后其才会操作，董利生不在时需要电话请示。考考的尾数为8012的银行卡也是由其保管使用，该卡的资金使用也需要董利生批准。 10.证人考考的证言证实，卡号为62×××12的银行卡不是其使用，大约是在2016年4月其按照其公公董利生的要求办理的，办完后交给了董利生。 11.证人王某2的证言证实，其系润物公司财物负责人，深圳蜀鑫科技有限公司开具给其公司的79张发票已经认证抵扣，因发票作废公司补缴税款13273655.94元，因补缴税款给公司造成损失13273655.94元。 12．同案犯李某1（曾用名李建）的供述证实，2016年10月初左右，董利生说想要让其帮忙找一家公司虚开些增值税专用发票，后来孙宏伟说可以在唐山曹妃甸的一家国有企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需要按照开票金额一定比例支付开票费。其告诉董利生后，董利生同意支付开票费，让其帮忙联系。后来孙宏伟将润物公司的资质发给其，其转交给了董利生。当时董利生说这家公司可以，其就联系孙宏伟开始运作开票的事情。董利生说需要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公司是津交公司，需要3600万元左右的増值税专用发票，其将公司名称和开票金额告诉了孙宏伟和居尚，后来居尚给其一份电子版合同让其找津交公司盖章，其就找董利生联系津交公司盖章。其记不清将电子版合同交给谁了，应该是将电子版合同给了董利生或者董利生安排的女员工（其不知道叫什么）了。当时孙宏伟说先让需要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公司支付开票费定金，其向董利生要30万元的开票费定金，孙宏伟给其一个叫王某3的银行卡号，其将王某3的银行卡号告诉了董利生，董利生直接转的开票费定金30万元。后来为了把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事情做真实，孙宏伟说需要在相关公司之间做虚假的资金倒账，资金由孙宏伟负责找，让其找津交公司要该公司的网银设备交给他，其就联系董利生。董利生说津交公司的网银设备不能给他，公司会安排人去北京找其做虚假资金倒账。2016年10月底，润物公司给津交公司开具増值税专用发票的前一天，董利生安排了他公司的一个女员工（其不知道叫什么）带着津交公司的一名女会计（其不知道叫什么）到北京找其，其和孙宏伟当时在北京宝林轩宾馆住，董利生的女员工及津交公司的女会计到北京宝林轩宾馆找其。当时津交公司的女会计还是不把公司网银设备给他们。孙宏伟把徐小明叫过来，让徐小明带者津交公司女会计去别的地方做虚假的资金倒账，具体徐小明和女会计去哪了，其不知道。其和董利生公司的女员工、孙宏伟就在宾馆等，女会计回来后，董利生公司的女员工和津交公司的女会计就走了。第二天，居尚告诉其润物公司可以给三家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了，居尚让其到润物公司找他。其到润物公司后，居尚将津交公司、天津昶鑫商贸有限公司、唐山捷祥贸易有限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交给其，其拿到增值税专用发票后就回天津了。其将润物公司给津交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交给了董利生或交给了董利生公司的女员工，要是交给女员工也都是其和董利生联系好后，董利生让其给谁其就给谁，具体开了多少张増值税专用发票，其不记得了。过了几天，其将自己使用的高鹏飞的农业银行卡号告诉董利生，让董利生把开票费尾数转到了高鹏飞的农业银行上，大概是245万元左右。其按照和孙宏伟事前商量好的比例，将开票费转给了孙宏伟指定的银行卡上，具体转了多少其不记得了，以银行流水为准。 13.同案犯居尚、徐小明、张鹏的供述证实，居尚提供李某1一份虚假的煤炭购销合同的电子版，津交公司盖章支付开票定金30万元后，董利生安排公司员工张某带领津交公司会计杨某到北京找孙宏伟、李某1、徐小明等人。徐小明使用张鹏筹措的资金，在津交公司和润物公司之间做虚假的资金倒账并签订虚假贸易合同。 14．被告人董利生的供述和辩解证实，2016年5月份左右，其、赵宝、牛海燕准备合作经营煤炭业务，但缺少资金，想找一家企业出资。当时牛海燕和津交公司的袁某关系比较好，其和赵宝、牛海燕就到津交公司找袁某，想和津交公司一起合作经营煤炭贸易，袁某提出可以出资1000万元，但是需要收取固定回报，每个月20万元的固定收益。其和赵宝、牛海燕同意后，使用其天津恒祥溢商贸有限公司的名义与津交公司签订的合作经营协议书，协议书约定津交公司出资1000万元，每个月需要给津交公司完成20万吨的业务量，每吨津交公司收取1元的固定收益。当时其使用其实际控制的天津滨海远创商贸有限公司、赵宝使用他的地标（天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作为担保企业，也在合作协议书上加盖了公章。合同签订后，牛海燕找到李某2出资1000万元；津交公司相关人员以个人名义又出资了1500万元；其在2015年借给了赵宝500万元，后来其又陆续出资500万元，合计其出资1000万元。其和相关人员、津交公司合计出资4500万元合作经营煤炭贸易，具体煤炭的购进和销售都由赵宝负责。2016年8月底或9月初的时候，赵宝使用他们个人和津交公司出资的共计4500万元在内蒙古地区购进了大约10万吨煤炭。赵宝将其中7.5万吨煤炭销售给了天津建宇能源有限公司，该公司将煤炭销售给了珠江电力公司。因为这笔业务没有过津交公司的账，津交公司知道后，袁某就找到其说，如果用他们的资金不在该公司过账的话，津交公司准备将1000万元收回。其就找到赵宝，把袁某的意思告诉了赵宝，赵宝当时说他刚给宝鲜公司定了6000吨煤炭，准备以宝鲜公司的名义销售给珠江电力公司，曹妃甸有一家国企公司（润物公司），津交公司和宝鲜公司都是国企，如果津交公司同意的话，就一起合作经营这6000吨煤炭贸易。其将赵宝的意思告诉袁某后，袁某也同意了。其又找到赵宝，赵宝说曹妃甸国企让其联系李建，赵宝使用其手机给李建打电话，赵宝让其接听。其问李建，赵宝说的与津交公司合作的事情有问题吗，当时李建说没问题，其就将津交公司杨会计的电话给了李建，后来的事情都是李建和杨会计联系的，具体他们怎么操作的其不清楚。津交公司与润物公司、宝鲜公司签订合同的事情其都不知道。津交公司调取的合作公司业务审批表，时间2016年10月21日，合同名称中新运（天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煤炭买卖合同，签批人“董利生”，这个合作公司业务审批表上的签字是其签的，但其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远创公司由其和赵宝、李某2三个人共同负责日常经营，其只负责该公司款项支出、收入的审核。考考是其儿子董毅的妻子，62×××12的银行卡是其让考考在农业银行办理的。考考的这张银行卡在远创公司出纳**或韩芳处保管，由公司使用，卡上资金由其审批才能支出。张某是其公司的员工。其名下登记的公司及实际经营的公司有远创公司、天津亚盛物流、恒祥溢公司。恒祥溢公司与津交公司是合作关系。润物公司和津交公司什么关系其不清楚。杨某说去北京做账，让其找个女的作伴，其让张某陪杨某去的北京。煤炭业务的具体操作由赵宝实施，合伙的经营组织财物是一人管一摊账，资金支付是多人决策，最后由其签字，出纳是齐某和侯某，本案发生时应该是齐某为出纳。其不会使用网银，从其银行卡里转出的200多万元资金，其不清楚，银行卡一直在公司财务放着。相关的网银设备由侯某和齐某保管，9月8日之前由其审批，9月8日之后就失控了。地标公司是赵宝控制，赵宝担任总经理。原则上来讲，赵宝听其指挥，资金失控之后，其指挥不了赵宝了。 15．销售合同、付款凭证、増值税专用发票、营业执照、煤炭买卖合同、业务回单、银行交易明细、业务明细表证实，本案涉及的增值税发票的买票方和受票方签订虚假的购销合同，进行资金倒账，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事实。 16．刑事判决书证实，董利生曾因犯单位行贿罪，被判处拘役三个月。 17．其他情况有辨认笔录、常住人口基本信息、视听资料等证据予以证实。 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董利生虚开増值税专用发票，税款数额达5259576.36元，数额巨大，其行为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关于董利生的辩护人所提董利生不构成虚开增值税发票罪的辩护意见，经查，2016年5月份津交公司与董利生的恒祥溢公司合作经营煤炭，董利生负责找煤炭和上下游企业，津交公司负责出资，津交公司每吨提成1元。董利生购进无进项增值税的煤炭后，为了抵扣进项税款，通过李某1等人的介绍联系到润物公司，以津交公司的名义与润物公司签订虚假购销合同，安排人到津交公司加盖公章，为了使业务更加真实，董利生使用张鹏从前颢公司筹措的已经转到津交公司的资金，安排张某和津交公司的会计杨某去北京进行虚假倒账。上述交易完成后津交公司关于本案业务的内部付款审批申请单，经董利生签字后履行的煤款审批付款手续。以上事实均有证据证实，且证据相互关联，故该辩护意见不实，不予采纳。被告人董利生没有参与整个虚开增值税犯罪的全过程，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辅助作用，系从犯，应当减轻处罚。被告人董利生有犯罪前科，从重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七条的规定，认定被告人董利生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零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 宣判后，原审被告人董利生上诉提出：1.无进项税煤炭的买卖与其无关，合伙资金被赵宝挪用后，其没有能力购进6万余吨煤炭，不需要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税款；2.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钱票交易与其无关，用于支付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费用，全部来自于赵宝个人账户及赵宝的地标公司账户，其不会操作网银，通过其网银账户向王某3和高鹏飞银行账户转款不是其所为，其不知情；3.虚假合同的签订，其不知情，与其无关；4.虚假过账的情况，其不知情，与其无关；综上，其不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辩护人庞标所提辩护意见为：1.没有证据证实董利生是“无票煤”的所有者，没有证据证实“无票煤”的来源，董利生没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动机和故意；2.购买发票支付的定金（30万元）和尾款（245.1067万元）只是从董利生的银行账户过账，并非董利生支付；3.涉案煤款的收取方是尚源公司及相关人员，而非董利生，董利生并非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需求方；4.不能排除尚源公司及其会计刘燕通过循环走账的方式，刻意制造董利生及关联公司津交公司收取涉案煤炭销售款的假象的合理怀疑；5.董利生的个人银行卡一直由远创公司出纳侯某、会计齐某保管使用，齐某与赵宝共同设立了齐天公司，极有可能是赵宝与齐某合谋，实施了一系列的循环转账，并嫁祸于董利生；6.赵宝及地标公司才是发票款的源头，尚源公司才是“无票煤”的所有者，是煤炭销售款的收取方，现缺少关于赵宝的证据；7.董利生只是安排张某带领杨某去北京与李某1对接，董利生并不知道具体去做什么，对于签订虚假合同和虚假的资金倒账并不知情。综上，原判认定董利生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建议改判董利生无罪。 辩护人李常胜所提辩护意见为：1.董利生没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目的，董利生参与本案的动机和目的是基于对赵宝的信任，认为存在真实的煤炭交易，为避免津交公司解除合同，而从津交公司过账，赵宝及地标公司、尚源公司和宝鲜公司是本案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主要嫌疑人；2.证人杨某、阚某、贯福红、李某1、齐某等人的证言系伪证；3.原判所列证据4和证据12，即证人张某、杨某、阚某的证言，和同案被告人居尚、徐小明、张鹏的供述，系一审合议庭毫无根据的炮制和杜撰出来的；综上，原判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改判董利生无罪。 唐山市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的意见为：1.一审判决认为“董利生为达到为合作企业津交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目的找到李某1”的表述与事实不符，认定董利生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事实基本清楚，定性准确。2.董利生介绍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数额巨大。董利生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辅助作用，系从犯。董利生有犯罪前科。一审判决对董利生的量刑基本适当。但一审判决关于董利生“有犯罪前科，从重处罚”的表述不当，应予纠正。综上，建议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经二审审理查明，2016年10月，原审被告人董利生与李某1商定，由李某1给津交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董利生按照开票金额的一定比例向李某1支付开票费，董利生需先支付部分开票定金。2016年10月18日，李某1将居尚的母亲王某3的银行账号告诉了董利生。同日，董利生的个人银行账户向王某3的银行账户转账支付了30万元的开票定金。为了使业务更加真实，2016年10月27日，董利生安排其公司员工张某带领津交公司会计杨某到北京找李某1、徐小明等人，李某1通过孙宏伟、居尚、杨家美、徐小明、张鹏、罗士省等人以开展虚假贸易的形式，由徐小明使用张鹏筹措的资金，在津交公司和润物公司之间做虚假的资金倒账，并签订虚假的贸易合同。2016年10月28日，李某1将润物公司开具给津交公司的31张增值税专用发票（合计税款5259576.36元）交给了董利生，董利生将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转交给津交公司会计杨某，并于当日认证抵扣。2016年10月31日，董利生的个人银行账户向李某1指定的高鹏飞的银行账户支付了开票费尾款2451067元。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与一审相同，原判所列证据经一审当庭质证、认证，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庭审过程中，二辩护人向法庭申请证人李某2、董某出庭作证，并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 1.证人李某2出庭证言证实，其从2016年5月至12月与董利生、赵宝等人合伙经营煤炭买卖，在2016年9月合伙资金失去控制，之后都是赵宝和齐某操作，董利生以赵宝涉嫌职务侵占罪向天津滨海新区公安局报案。其不清楚董利生、赵宝与津交公司签订协议的事，其不认识李某1（李建），曹妃甸润物公司给津交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事，其不清楚。津交公司与宝鲜公司、中新运公司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其不知情。 2.证人董某出庭证言证实，其和董利生是兄弟关系，地标公司的账套是其提供的，其在之前的供述均属实。 3.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2019）津0116民初3654号民事判决、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9）津03民终2957号民事判决证实，齐某在董利生控制的公司任会计，有接触和使用董利生银行卡的职务便利，齐某与赵宝有重大利益关系，二人共同设立了齐天公司，赵宝和齐某合谋从董利生银行卡上过账，汇出购买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钱款，并非董利生授意。 4.津交公司的上诉状证实，津交公司承认合同的签订和倒账系在北京完成。 5.地标公司019账套证实，10月31日下账一笔30万元的付款摘要记载，支付李健开增值税发票定金，发生日2016年10月17日。10月31日下账一笔245.1万元的付款摘要记载，支付购煤进项发票税款已付定金30万元，发生日2016年10月31日。说明发票款的实际支付方是地标公司，是无进项增值税煤炭的所有者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需求方，董利生的账户仅是购发票款支出的外在表现载体，是掩盖犯罪行为并陷害董利生的手段。 针对原审被告人董利生及其辩护人所提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结合二审出庭检察员所提意见，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合议庭综合分析、评判如下： 关于原审被告人董利生是否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问题。经查，本案中李某1、孙宏伟、居尚、杨家美、徐小明、张鹏等人在润物公司与津交公司之间不存在真实购销业务的情况下，制作虚假购销合同，进行虚假资金倒账，让润物公司给津交公司虚开了税款525万余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事实存在；董利生以津交公司的名义分别与宝鲜公司、中新运公司签订了5万余吨和1万吨的煤炭购销合同，并最终将煤炭销售给广州珠江电力公司和廊坊热电厂的事实存在；董利生及其辩护人所提的“无票煤”客观存在。根据同案犯李某1的供述，结合证人张某、杨某、阚某、袁某等人的证言，以及董利生亲笔签批的合作公司业务审批单、收用款确认表、关联公司进行虚假资金倒账和真实资金回流的银行流水明细、董利生银行账户支付开票定金和结算尾款的银行流水明细等书证，可以认定董利生对于李某1、孙宏伟等人在润物公司与津交公司之间不存在真实购销业务的情况下，制作虚假购销合同，进行虚假资金倒账，让润物公司给津交公司虚开了税款525万余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事实知情，并提供了帮助。原判认定原审被告人董利生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定罪准确。 关于原判对原审被告人董利生的量刑是否适当的问题。经查，原审被告人董利生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虚开税款数额巨大，应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没收财产。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原判认定原审被告人董利生系从犯，对其减轻处罚，以及董利生有犯罪前科，对其酌情从重处罚，并无不当。原判根据原审被告人董利生犯罪的事实、情节及后果，依法在法定刑幅度内予以判处刑罚，量刑适当。 关于辩护人所提本案中证人杨某、阚某、贯福红、李某1、齐某等人的证言均系伪证；原判所列证人张某、杨某、阚某的证言，及同案被告人居尚、徐小明、张鹏的供述是否与卷中笔录相符的问题。经查，辩护人未提出侦查机关可能涉嫌非法取证的相关材料或线索，本案中相关的证人证言均系侦查机关依法取得，证据来源合法，证明内容客观真实，且证人李某1、杨某、阚某、贯福红等人的证言能够与在案的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并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故本院予以采信。原判所列证人张某、杨某、阚某的证言及同案被告人居尚、徐小明、张鹏的供述均系原审法院根据卷中侦查机关所作笔录内容进行的归纳、整理，不存在毫无根据的炮制和杜撰的问题。 关于原审被告人董利生是否为“无票煤”的所有者，是否为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需求方，购买发票所支付的275万余元钱款是否为董利生支付，“无票煤”的来源，是否存在他人合谋嫁祸董利生的情况，以及二审庭审过程中辩护人提交的证据材料以及证人李某2、董某的出庭证言，合议庭综合分析、评判如下： 本案中，对于“无票煤”的来源及所有者，以及用于购买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钱款来源等问题，确实存在事实不清，但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可以认定董利生对于李某1等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事实知情，并提供帮助，在本案缺少相关证据的情况下，根据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认定董利生为从犯，并无不当。根据本案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存在他人合谋陷害董利生的情况。辩护人二审提交的相关书面证据材料以及证人李某2、董某所作证言不足以影响对原审被告人董利生的定罪和量刑，本院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区人民法院认定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董利生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量刑适当。但原判认定“董利生为了达到为合作企业津交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目的，找到李某1”，以及“董利生购进无进项增值税的煤炭后，为了抵扣进项税款”的表述不当，根据本案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董利生系为了达到为合作企业津交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目的，亦不足以认定无进项增值税的煤炭（无票煤）系董利生购进，本院予以纠正。对于原判决中存在的多处笔误，本院一并予以纠正。上诉人董利生及其辩护人所提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出庭检察员所提出庭意见中，关于原判对董利生“有犯罪前科，从重处罚”的表述不当的意见，本院不予支持，其他出庭意见，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百四十四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李 博 审判员 曹留柱 审判员 刘 健 二〇二〇年六月四日 书记员 马慧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