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分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新40民终74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吴贵华，男，1955年9月29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昭苏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洲（系吴贵华之子），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昭苏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传武，新疆任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昭苏县察汗乌苏乡农村合作经济联合社，经营场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昭苏县察汗乌苏乡。 负责人：李国敏，该联合社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钱永浩，新疆同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谭新伦，女，1968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昭苏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国敏，男，1966年11月2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昭苏县。 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钱永浩，新疆同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吴贵华、上诉人昭苏县察汗乌苏乡农村合作经济联合社（以下简称察乡联合社）因与被上诉人谭新伦、李国敏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昭苏县人民法院（2019）新4026民初8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6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吴贵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沈传武，上诉人察乡联合社的负责人李国敏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钱永浩，被上诉人谭新伦、李国敏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钱永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吴贵华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其种植的喷施涉案农药“豆施乐”的农作物面积为405亩，该面积可以从农药“豆施乐”购药单据反映的重量和使用剂量计算得出，也可以从出现药害后，察乡联合社给其农作物解药的票据上注明的亩数反映，一审判决认定涉案受药害影响的农作物面积为400亩，认定面积错误。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首先，一审判决认定其在涉案农作物上一季使用两次除草剂违反了相关规定，认定错误。其于2019年5月同样在察乡联合社购买了除草剂“排草丹”，喷施后没有将杂草清除干净，其到察乡联合社根据该单位推荐再次购买了新型除草剂“豆施乐”，察乡联合社并没有告诉其除草剂使用事项，也明知其先后喷施两次除草剂。“排草丹”和“豆施乐”两种农药标签使用说明上仅注明“每季作物使用本品一次”，但并不排除作物一季各使用一次不同除草剂。因此，一审判决认定其违反农作物一季只可使用一次除草剂的规定，适用法律错误。其次，一审判决认定涉案作物损失是天气、土壤、管理及药害等多种因素造成的多因一果，适用法律错误。涉案鉴定意见书中所选取的鉴定地块和对照地块都是相邻地块，只是第二次喷施的除草剂不同，因此不存在天气、土壤、管理等对产量影响的其他因素，造成作物减产的唯一因素只是药害。最后，一审判决对双方赔偿责任比例认定不当。涉案农药“豆施乐”标签使用说明标注的用量是只是针对东北地区春大豆，并不是可广泛使用的除草剂，因此其当时按照察乡联合社在购药单据上推荐的农药使用量进行喷施，并无过错，一审判决认定其承担主要责任，明显适用法律错误。 察乡联合社针对吴贵华的上诉请求答辩称，其同意撤销一审原判。一审判决对涉案作物面积认定错误；其在本案中并无任何过错，涉案农药是吴贵华购买后自配喷施，农药标签说明上明确注明了用药量，因此吴贵华过量喷施农药造成作物减产与其无关；涉案鉴定意见书中，有一块被鉴定地与对照地是同一地块，但结果不同，明显错误，故不应采信涉案鉴定意见。 察乡联合社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吴贵华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对涉案受药害影响的作物面积认定有误。吴贵华自述为400亩，而当初县农业农村局技术人员只是看了两块共60亩受药害影响的田地。进行司法鉴定时，鉴定地块也只有三块作物地，共计121亩。因此，一审判决认定400亩蚕豆地受药害影响，没有事实依据。另外，吴贵华自述400亩作物受药害影响，鉴定意见书中又表述其中35亩没有受药害影响，扣除未受影响的作物面积，已经不是400亩。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其在本案中并不存在侵权行为。其具有农药销售资质，销售的农药也是合格农药。购药单据上明确注明农药自配，其在销售农药时对吴贵华已明确进行告知，至于吴贵华具体如何配药如何喷施，其并不在场，亦没有注意义务，因此其并不存在过错。（二）吴贵华使用涉案农药与其作物遭受损失之间并无因果关系。鉴定意见书中并没有使用涉案农药与作物减产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意见，吴贵华也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实存在该因果关系。三、一审中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一）鉴定机构对涉案受药害影响的田地亩数，并没有现场勘验，实际丈量，只是采取抽样方法选取了三块田块，严重失职，缺乏科学性。（二）鉴定意见采取的取价方法存在问题。损失鉴定一般应当按最近三年的平均市场价确认，但鉴定机构却采取了吴贵华自行提供的一份收购合同中确定的价格作为损失价格依据，没有科学依据。（三）鉴定意见中被鉴定地（3）和对照地（2）是同一块地，但结果不一样，并且对照地（2）上没有亩数。 吴贵华针对察乡联合社的上诉请求答辩称，其在一审中提交了其8份承包合同，并且根据购药单据上的重量和农药使用量也可计算出涉案作物面积为405亩。涉案鉴定机构是法院依法委托的机构，具有合法资质，鉴定中选取的鉴定方法具有科学性，并无不当，察乡联合社在一审中也并未提出异议。一审判决对双方赔偿责任比例认定失当，察乡联合社作为农药经营者，在销售农药时未尽到明确说明义务致使其用药过当而作物受损，应承担作物受损的全部赔偿责任。 谭新伦和李国敏认可察乡联合社的答辩意见和上诉理由。 吴贵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察乡联合社、谭新伦、李国敏共同赔偿其400亩作物减产损失357,015.6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察乡联合社系谭新伦、李国敏成立的普通合伙企业。2019年6月9日，吴贵华在察乡联合社购买除草剂“豆施乐”99公斤（后退还18公斤）、“宝荚”、“烯草酮”等农药，谭新伦在购药单据上“豆施乐”对应备注栏上书写“每亩200230克”；“宝荚、烯草酮”对应备注栏上书写“自配”。吴贵华购药后自行配制并负责喷施。2019年6月29日，昭苏县农业农村局接到吴贵华投诉后，派技术人员到达现场调查了解情况得知，吴贵华先后喷施了两遍除草剂和自配的部分农药。该局技术人员查看了400亩地，其中在原阿合牙孜牧场的两块（11亩和50亩，共61亩），现场发现蚕豆叶面变黄，生长不良。该局通过实地调解，争议双方一致同意技术人员提出的加强营养，促进植株生长，缓解药害的补救方案。谭新伦表示愿意无偿提供营养肥料。吴贵华在谭新伦处拿到肥料后，先后两次喷施了叶面肥。当年8月9日，在谭新伦要求下，昭苏县农业农村局再次前往先前看过的地块，实地查看蚕豆生产情况。通过实地查看，两块地在喷施肥料后，药害已经缓解，叶面变绿，植株生长正常，生育期延后。该局认为，因受天气干旱，雹灾、药害等等多种综合因素影响，导致蚕豆产量下降。2019年8月23日，经吴贵华申请，一审法院依法委托新疆臻冠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臻冠达公司）对涉案蚕豆致害原因和损失金额进行鉴定。2019年9月11日，臻冠达公司出具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吴贵华2019年种植的400亩大豆药物中毒减少产量为182.4公斤／亩；每亩经济损失为820.8元／亩。”察乡联合社、谭新伦、李国敏对鉴定意见书提出异议，申请鉴定人出庭，并支付鉴定人出庭费1500元。涉案除草剂“豆施乐”适用农作物系春大豆田，用药量为每公顷75100克／公顷（东北地区）；农药标签标注的用药量为：100133克／亩（东北地区）。 一审法院认为，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的民事权益的，应承担侵权责任。关于涉案蚕豆减产是否系喷洒农药“豆施乐”所致问题，有臻冠达公司出具的鉴定意见书为据。该鉴定意见鉴定程序合法，鉴定人具有鉴定资质，鉴定机构鉴定时经过现场勘验、调查并经试验后出具，法院予以采纳。察乡联合社虽对鉴定意见提出异议，但未提供确实充分证据予以反驳，亦未申请重新鉴定，故该鉴定意见可以作为有效证据使用。结合昭苏县农业农村局的证明，可以认定“豆施乐”与涉案农作物减产存在关联性。关于损失价值认定，亦可以合法有效的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予以确定。关于各方责任分担问题。国务院《农药管理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农药经营单位应当向使用农药的单位和个人正确说明农药的用途、使用方法、用量、中毒急救措施和注意事项”。本案中察乡联合社作为农药经营者，未尽到注意义务，未经试验，向吴贵华推荐药品标签明确注明适用作物为春大豆的“豆施乐”用于蚕豆，致使吴贵华种植的蚕豆喷施该农药后落叶、落果并减产，具有过错，且推荐的用量远远超过说明书的使用量，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吴贵华作为种植专业户及农药使用者，应当严格按照产品标签规定的剂量、防治对象、使用方法、施药期、注意事项施用农药，不得随意改变。但吴贵华在自己的承包地里使用两遍除草剂，违背了使用说明书上“一季庄稼使用一次除草剂”的规定；同时其未经试验，使用药品标签中标明适用作物为春大豆的除草剂“豆施乐”，未尽到注意义务，自身亦有过错，故吴贵华对其损失亦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另，农作物的生长受天气、土壤环境、水肥条件、管理等影响，综合双方过错程度及农作物损害的多因一果性，并结合本案实际，酌定吴贵华自行承担损失的70％赔偿责任，察乡联合社承担30％赔偿责任。关于察乡联合社关于涉案农作物损失亩数不能确定的辩称理由，结合察乡联合社出售“豆施乐”备注的使用量及后期给的营养药可以计算出吴贵华受损农作物面积为405亩，吴贵华按照400亩主张不违反法律规定，故对察乡联合社该项抗辩理由，法院不予采纳。关于诉讼主体问题，察乡联合社系依法登记领取营业执照的合伙企业，系我国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其他组织，可以独立作为诉讼主体，应由察乡联合社作为实际承担责任主体。判决：一、察乡联合社赔偿吴贵华经济损失98,496元（820.8元/亩×400亩×30%）；二、驳回吴贵华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吴贵华提交了如下新证据： 1.昭苏县喀拉苏镇墩克尔曼村村委会（以下简称墩村村委会）和昭苏县喀拉苏镇阿尔帕克尔曼村村委会（以下简称阿村村委会）分别出具的证明，拟证实吴贵华于2019年分别承包墩村6户土地共计386亩，在承包阿村2户土地共计96亩。察乡联合社、谭新伦、李国敏经过质证，认为上述两份证明上只有单位公章，但并没有出具人员签字，不符合证据形式，并且该证明上只陈述承包田地亩数，没有反映受药害影响的田地面积，故对该证据不予认定。本院认为，单位出具证明，从证据形式上不仅要有出具单位加盖印章，还需要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人员的签名，本案中墩村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上有制作证明材料人员周志安的签名，而阿村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上没有制作证明材料人员签名，不符合单位证明材料的证据形式要件，故本院对墩村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予以认定，对阿村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不予认定。 2.2019年5月19日察乡联合社出具的购药单据一份，拟证实吴贵华在购买涉案除草剂“豆施乐”前曾经在察乡联合社另外购买过除草剂“排草丹”。察乡联合社、谭新伦、李国敏经过质证，对该证据予以认可。本院对该证据予以认定。 3.除草剂“豆施乐”外包装图片6张，拟证实涉案农药外包装标注的生产批准证号与察乡联合社提交的该农药生产批准证号不一致，系不合格伪劣产品。察乡联合社、谭新伦、李国敏经过质证，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该包装上标注的证号与生产许可证上证号一致。本院经核实察乡联合社一审提交的涉案农药的农药登记证上记载的农药登记证号与“豆施乐”外包装上标注的农药登记证号完全一致，而农药生产许可证号系农药生产厂家经行政许可合法生产农药的编号，并未在农药外包装上标注，故本院对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但对其证明目的不予采信。 4.证人代某的证人证言，拟证实吴贵华从察乡联合社购买的农药“豆施乐”喷施了400余亩作物，按察乡联合社推荐的农药使用量200克/亩进行喷施；察乡联合社、谭新伦、李国敏经过质证，认为该证人是实际农药喷施人员，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对证言效力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该证人曾系吴贵华雇佣人员，且系实际喷施农药人员，与涉案作物受损存在潜在利害关系，故本院对该证人证言的证据效力不予采信。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二审另查明：2019年5月19日，吴贵华曾在察乡联合社购买300公斤除草剂“排草丹”。2019年6月30日，察乡联合社根据昭苏县农业农村局的调解方案，向吴贵华提供了“爱诺森”、“芸苔素”等解毒营养肥料，谭新伦当天出具的三张销货单据右上方分别注明“340亩大豆”、“60亩大豆”和“65亩大豆”。一审法院委托臻冠达公司进行鉴定事项为：吴贵华2019年种植的400亩大豆药物中毒减少产量及经济损失。涉案鉴定意见书第四部分“鉴定过程”内容附表“被鉴定地及相邻对照地田间调查统计表”中：被鉴定地（3）面积为50亩，对照地（2）面积未注明，但被鉴定地（3）与对照地（2）的GPS定位坐标完全相同；第五部分“分析说明”部分第一段陈述：“被鉴定地使用除草剂‘豆施乐’,该除草剂标签标注推荐安全使用剂量100133克／亩，据当事人吴贵华陈述在购药时供应商推荐使用剂量200230克/亩，被鉴定地实际用量200克/亩，超过最大安全用量133克/亩的50%以上。超剂量用药造成被鉴定地蚕豆产生药害，致使所涉蚕豆叶片发黄且产生斑点，影响正常的光合作用和生长发育进程，导致所涉蚕豆生育期延迟，无效分支增多，开花结荚期推后，有效结荚数减少，产量严重降低，经济损失惨重。”二审期间，臻冠达公司根据本院要求，针对察乡联合社对鉴定意见提出的相关异议出具书面回复函，主要内容为:“一、本鉴定中心两名鉴定人陈某、哈某是我公司具有高级技术职称的鉴定人员，两名鉴定人具有合法鉴定资质。二、鉴定田地为八块地共400亩，按技术鉴定规范可以随机抽取样地进行勘验调查，符合鉴定技术规范。三、鉴定意见书第3页中‘被鉴定地（3）’与‘对照地（2）’的GPS定位坐标完全相同，是因为两块地是同一块地，对照地（2）是对该地块中没有喷上‘豆施乐’蚕豆的调查数据，属于该地块中漏喷‘豆施乐’的地方，面积很小，所以没有计算亩数。四、鉴定意见书第五部分‘分析说明’部分第一部分关于‘超剂量用药造成被鉴定地蚕豆产生药害，致使所涉蚕豆叶片发黄……导致产量严重降低，经济损失惨重’部分，是我公司鉴定人员经过现场勘验调查后，经综合分析做出的分析说明，因法院委托事项中没有该内容，故第六部分‘鉴定意见’中未反映该部分内容”。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一审判决认定的受损作物面积是否正确；二、涉案鉴定意见书是否应予采信；三、吴贵华和察乡联合社对农药药害导致的减产损失是否存在过错及过错责任比例。 关于争议焦点一。尽管药害发生后，当地农业主管部门仅实地调查了61亩受损地块，鉴定机构鉴定时亦只是抽样调查了三块共121亩受损地块，但综合吴贵华提交的8份土地承包合同、墩村村委会出具的证明、“豆施乐”购药单据上购买量和使用剂量数据（81公斤÷200克/亩）以及事发后察乡联合社向吴贵华提供解毒营养肥料时销货单据上注明的亩数数据，可以印证吴贵华实际种植蚕豆440余亩，受过量喷施“豆施乐”药害影响的地块约405亩，其余35亩未喷施“豆施乐”这一事实。由于吴贵华在一审诉讼请求中仅主张400亩作物经济损失，基于对当事人自行处分诉讼权利的尊重和不告不理原则，一审判决按400亩认定吴贵华受损作物面积，符合法律规定。吴贵华和察乡联合社关于一审判决对涉案受损作物面积计算有误的上诉理由，均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二。涉案鉴定意见书由臻冠达公司具备司法鉴定人执业资格的鉴定人出具，鉴定程序合法，鉴定依据充足，鉴定机构针对察乡联合社提出的异议，也进行了明确答复。察乡联合社并未明确指出涉案鉴定意见书中使用的鉴定方法违反鉴定规范的具体条款，故涉案鉴定意见书可以作为定案依据，应予采信。察乡联合社关于涉案鉴定意见书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的理由，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争议焦点三。首先，察乡联合社提出吴贵华使用涉案农药“豆施乐”与其作物受损减产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无证据证实，本院认为，昭苏县农业农村局在事发后经实地查看涉案作物后出具的证明明确陈述“涉案作物受天气干旱，雹灾、药害等多种综合因素影响，导致蚕豆产量下降”；另外，经鉴定机构出具书面回复函，确认涉案鉴定意见书第五部分“分析说明”中关于“超剂量用药造成涉案蚕豆产生药害，最终导致产量降低”的陈述，是鉴定机构人员经过现场勘验调查并综合分析后，对本案作物减产原因做出的科学分析意见，尽管囿于法院委托事项的限制，该分析意见未在鉴定意见部分表述，但该分析意见与昭苏县农业农村局事故后调查得出的分析意见相互印证，可以证实吴贵华超剂量喷施农药“豆施乐”产生作物药害与涉案作物受损减产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其次，关于吴贵华和察乡联合社双方在吴贵华超剂量喷施农药导致作物受损行为中各自的过错比例问题。农药作为一种对生态环境、生物品种及食品安全均存在潜在风险的特殊产品，国家对农药经营者和农药使用者均规定有相应法律义务。国务院《农药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农药经营者应当向购买人询问病虫害发生情况并科学推荐农药，必要时应当实地查看病虫害发生情况，并正确说明农药的使用范围、使用方法和剂量、使用技术要求和注意事项，不得误导购买人”；第三十四条规定“农药使用者应当严格按照农药的标签标注的使用范围、使用方法和剂量、使用技术要求和注意事项使用农药，不得扩大使用范围、加大用药剂量或者改变使用方法。”因此，农药经营者在销售农药时负有科学推荐和正确说明用药的义务，农药使用者亦负有严格按标签标注用药的注意义务。本案中，察乡联合社在明知吴贵华前期已购买并使用过除草剂情况下，未详细询问并了解需用药地块实际情况，便再次向吴贵华推荐使用另一种农药；并且超出农药标签标注的用药剂量向使用者进行错误说明，故察乡联合社对涉案农药产生药害导致作物减产损失存在过失，应负主要责任；吴贵华作为农药使用者出于对经营者推荐使用剂量的轻信，没有严格审查农药标签明确标注事项，擅自加大农药剂量进行喷施，亦负有相应过失，应承担次要责任。综合衡量当地农药经销行业实际情况及双方当事人过失大小，本院认为察乡联合社对吴贵华作物减产损失承担60%赔偿责任，吴贵华自行承担40%赔偿责任较为适宜。涉案鉴定意见书中的减产经济损失，是在参照天气、土壤、田间管理等条件基本相同的受药害影响的地块与未受药害影响的相邻地块的作物不同产量后，对因药害因素造成涉案作物减产损失的科学分析，应当作为涉案作物减产损失依据。故察乡联合社应赔偿吴贵华作物经济损失196,992元（820.8元/亩×400亩×60%）。一审判决对双方过错责任认定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吴贵华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有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九条、第二十六条，《农药管理条例》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昭苏县人民法院（2019）新4026民初81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二、变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昭苏县人民法院（2019）新4026民初81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昭苏县察汗乌苏乡农村合作经济联合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吴贵华作物经济损失196,992元； 三、驳回吴贵华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2675元、鉴定费13,500元，共计16,175元，由吴贵华负担4374元，由昭苏县察汗乌苏乡农村合作经济联合社负担11,801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524元，由吴贵华负担963元，由昭苏县察汗乌苏乡农村合作经济联合社负担3561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 政 审判员 芦梦璇 审判员 刘云龙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马嘉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