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3民终314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渝中区邹容路15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902834995C。负责人：周炯，系该公司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谢某，女，汉族，1974年11月3日出生，贵州省遵义市人，住遵义市汇川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罗春容，女，汉族，1951年10月22日出生，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人，住播州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胥某1，男，汉族，2018年4月3日出生，贵州省遵义市人，住遵义市汇川区。法定代理人：谢某，女，汉族，1974年11月3日出生，贵州省遵义市人，住遵义市汇川区。胥某1之母。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胥某2，男，汉族，2004年11月8日出生，贵州省遵义市人，住遵义市汇川区。法定代理人：谢某，女，汉族，1974年11月3日出生，贵州省遵义市人，住遵义市汇川区。胥某2之母。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进，男，1981年11月9日出生，汉族，重庆市人，住重庆市綦江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永，男，1985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重庆市人，住重庆市綦江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相春，男，1974年6月7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仁怀市人，住仁怀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史郑勇，男，1974年10月3日出生，汉族，贵州省湄潭县人，住湄潭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田治，女，1978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贵州省湄潭县人，住湄潭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军，男，1978年1月20日出生，汉族，重庆市人，住重庆市綦江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富鑫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万盛区关坝镇兴隆街198号406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00945340294。法定代表人：李勇，该公司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遵义中心支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厦门路天安酒店二楼整层房屋，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30174113804XT。负责人：张家骐，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蒋成君，系贵州乾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湄潭支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遵义市湄潭县湄江镇中国茶城3-1-2-2、3-2-2-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328308869837D。负责人：冯青松，系该公司经理。委托代理人：王义奇，系贵州黔成起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谢某、罗春容、胥某1、胥某2、周进、杨永、王相春、史郑勇、田治、何军、重庆富鑫物流有限公司、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遵义中心支公司、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湄潭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法院（2019）黔0321民初41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主文第一项、第五项，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赔偿责任，对于上诉人先予赔偿的82.7万元予以返还;2.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上诉费。事实和理由：1、依照事故认定书认定，上诉人承保的车辆在本次事故中过错为未关闭尾箱车门、反光标示不合格，而按照事故认定书认定，导致本次事故发生以及胥思寅受伤的直接原因为胥思寅操作不当与护栏碰撞，后又被其他车辆撞击。上诉人承保的车辆驾驶人周进的过错与本次事故的发生不具有直接因果关系，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周进的过错与胥思寅操作不当之间具有直接的关联性，也不能证明本次事故的发生与该车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因此由于损害结果与过错之间不具有因果关系，上诉人不承担赔偿责任；2、渝Ｂ×××××（渝Ａ×××××）号车反光标识不符合安全技术条件，机动车检验分为定期年检及抽检，虽然该车年检合格，但是在本次事故中经过检验其反光标识不符合技术标准，说明检验不合格。依照重庆富鑫物流有限公司提交的保险条款的约定，该车检验不合格，上诉人不承担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赔偿责任；3、渝Ａ×××××外廓尺寸与行驶证记录存在差异，且与登记照片不符，说明该车经过改装，且改装行为属于过错行为，说明改装导致该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被保险人明知该车经过改装，但是未通知上诉人，根据保险法的规定及保险条款的约定，上诉人不承担责任；4、渝Ｂ×××××（渝Ａ×××××）号车违反了安全装载的规定，依照保险条款的约定，上诉人对于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应当绝对免赔10%，上诉人对免责条款已经尽到了提示说明义务；5、本次事故系由于胥思寅驾驶车辆操作不当并且未注意观察马路采取合理措施与护栏碰撞，其余车辆又与胥思寅碰撞导致，渝Ｂ×××××（渝Ａ×××××）号车在本次事故中具有一定作用，但是对于损失的加重均系其他车辆碰撞及胥思寅操作不当导致，各方应按照同等责任平均承担，且事故责任认定不等同于侵权责任承担，上诉人认为对于侵权责任的承担，应由四车平均承担。即使法院认定按照事故责任书认定的责任进行划分，上诉人认为对于胥思寅的损失首先应由除其乘坐车辆外其余车辆分别在各自交强险限额内承担，超出各车交强险限额之和的部分，由主责方承担40%，其余次责方分别承担20%的责任；6、医疗费应当扣除超过基本医疗保险的部分；7、一审法院认定医疗费金额错误，依据明显不足。胥思寅共计住院三次，第一次为2017年10月12日至2018年8月17日，产生医疗费1232240.3元。第二次住院时间为2018年8月17日至2019年2月12日，该次住院无发票证明。第三次住院有发票证明。因第一次住院与第二次住院均在同一家医院，一审法院依据该院2019年5月20日出具的费用通知书认定第二次住院金额为748093.6元依据不足，该通知单载明胥思寅现已用费用748093.6元，但是未载明起止时间，无法分清是2017年10月12日至2019年5月20日期间的所有费用还是第二次住院的费用，无法证明该金额是否包含在已经开票的1232240.3元金额内。被上诉人谢某、罗春容、胥某1、胥某2、周进、杨永、王相春、史郑勇、田治、何军、重庆富鑫物流有限公司、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遵义中心支公司、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湄潭支公司二审未答辩。谢某、罗春容、胥某1、胥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被告赔偿原告护理费、误工费等共计3363492.25元；2.请求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遵义中心支公司以及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湄潭支公司在保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0月12日下午，被告周进驾驶渝Ｂ×××××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的渝Ａ×××××（挂）重型平板半挂车装载煤炭从金沙方向沿经杭瑞高速公路自西向东往遵义方向行驶。17时50分许，该车行至杭瑞公路1646公里＋500米即鸭溪镇仁和村（下行）处时，由于渝Ｂ×××××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的渝Ａ×××××（挂）重型平板半挂车尾部车门未关闭，尾门与车厢之间形成宽0.10米×2.45米的缝隙，导致装运的小颗粒煤炭洒落在道路上，形成长248.80米×10.10米的障碍路段。17时54分许，胥思寅（1974年7月1日出生）驾驶贵Ｃ×××××号小型轿车行至上述地点时因操作不当发生事故，车头与右后侧车身先后与中央隔离护栏发生碰撞，随后，当事人王相春驾驶贵Ｃ×××××号小型普通客车搭乘张光会、张光容行至上述地点，与贵Ｃ×××××小型轿车左后侧相撞，18时2分许，史郑勇驾驶贵Ｃ×××××小型轿车又与贵Ｃ×××××轿车左后侧相撞，致正在对贵Ｃ×××××小型轿车内胥思寅施救的胥思俊和罗春容受伤，本次事故造成贵Ｃ×××××小型轿车、贵Ｃ×××××小型普通客车、贵Ｃ×××××小型轿车三车受损，胥思寅、张光会、张光容、胥思俊、罗春容等五人受伤。事故发生后，遵义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出具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载明：当事人各方存在的违法过错行为如下，1、当事人周进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时，未关闭渝Ａ×××××（挂）重型平板半挂车尾厢车门，并且周进驾驶未按规定粘贴反光标识的挂车上道路行驶，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2、当事人胥思寅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中未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3、当事人王相春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中未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其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且王相春在驾驶证被依法扣留期间仍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八条之规定；4、当事人史郑勇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中未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5、当事人张光容、张光会系贵Ｃ×××××号小型普通客车乘车人，在此次道路交通事故中无交通违法过错行为；6、当事人罗春容、胥思俊系过往车辆求助伤者的驾驶人和乘车人，在此次道路交通事故中无交通违法过错行为；综上所述，此次道路交通事故系当事人周进、胥思寅、王相春、史郑勇四方过错造成，但是当事人周进在此次道路交通事故中的违法过错行为以及在本次道路交通事故中所起的作用要大于当事人胥思寅、王相春、史郑勇等三人的违法过错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一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序，确定当事人的责任”、《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二）因两方或者两方以上当事人的过错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根据其行为对事故发生的作用以及过错严重程序，分别承担主要责任、同等责任和次要责任。”之规定，认定：一、当事人周进在此次道路交通事故中负主要责任；二、当事人胥思寅、王相春、史郑勇在此次道路交通事故中负次要责任；三、当事人张光会、张光容、胥思俊、罗春容在此次道路交通事故中无责任。事故发生后当日，胥思寅经送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重症医学一病区住院治疗（住院号931802）,在未治疗终结前经家属要求于2018年8月17日出院,该次住院共花费医疗费1258910.3元（包括医疗发票和药物发票）。出院当日因病情未见明显好转再次到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重症医学一病区住院治疗（住院号1444808）,2019年2月12日家属再次要求出院，该次住院共产生费用748093.6元（预付205000元，尚欠医院543093.6元）。出院后又于当日到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住院治疗,2019年2月28日家属放弃治疗出院,同日胥思寅死亡，该次住院花费51533.57元。胥思寅共住院505天（2017年10月12日至2019年2月28日）。2017年10月16日15时11分许，遵义市公安交通管理局杭瑞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大队六中队对杨永作了询问笔录第3页载明：杨永答，渝Ｂ×××××重型半挂牵引车和渝Ａ×××××车的车主是杨永本人，因何军在重庆富鑫物流有限公司定购了新车，故何军在接车时，将渝Ｂ×××××重型半挂牵引车和渝Ａ×××××车卖给了杨永，双方形成买卖合同后也没有在重庆富鑫物流有限公司变更挂靠协议；第5页载明：杨永答，周进是自己聘请的驾驶员，平时自己与周进一起出门，事发当天因为临时有事才没有和周进一起。2016年11月30日，何军与杨永就渝Ｂ×××××重型半挂牵引车和渝Ａ×××××车达成买卖合同，2016年12月14日，该车仍以何军的名字与重庆富鑫物流有限公司签订了《车辆挂靠合同》，即该车辆的实际车主为杨永，挂靠于重庆富鑫物流有限公司。渝Ｂ×××××重型半挂牵引车在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投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保险限额为100万元，且不计免陪率），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其中商业三者险投保人为重庆富鑫物流有限公司，投保单中投保人声明处载明：“本投保人兹声明在本投保单上填写的各项内容均属事实，如有隐瞒或与事实不符，贵司可按《保险法》及合同约定进处理。本投保人已经收到了条款全文及投保告知书，仔细阅读了保险条款，尤其是加黑突出标注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部分的条款内容。保险人已就本合同所涉及的所有免除其责任的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向本人做出了通俗的、本人能够理解的解释和明确说明，本人对其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完全理解，同意并接受本保单所载各项内容，申请投保并同意按保险合同约定缴纳保险费”，在该投保单投保人签章处有重庆富鑫物流有限公司加盖印章。该投保单附带的商业保险条款中对第三者责任保险免责责任情形处载明：“被保险机动车被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被保险人、受让人未及时通知保险人，且因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导致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违反安全装载规定的，实行10%的绝对免赔率”。贵Ｃ×××××号车在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遵义中心支公司投了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贵Ｃ×××××号轿车在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湄潭支公司投了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和商业险，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为50万元。贵Ｃ×××××号轿车原所有人为舒德洪，后新车主余德凤登记时由贵Ｃ×××××变更为贵Ｃ×××××,且该车在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遵义中心支公司投了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和商业险，商业险的保险限额为100万元，保险期间为2017年2月14日至2018年2月13日，投保人为舒德洪，在投保单上舒德洪签署了“保险人已明确说明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内容及法律后果”，商业保险条款中对第三者责任保险免责责任的驾驶人情形处载明：“无证驾驶，驾驶证被依法扣留、暂扣、吊销、注销期间”。胥思俊、罗春容等四人受伤的损失以及贵Ｃ×××××小型普通客车、贵Ｃ×××××小型轿车的损失可以在贵Ｃ×××××小型轿车的交强险内赔偿。另查明，事故发生后，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已向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垫付了医疗费1万元，该公司被我原审法院先予执行81.7万元，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遵义中心支公司被原审法院先予执行21.7万元，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湄潭支公司被原审法院先予执行21.7万元。杨永垫付了医疗费4万元，通过微信转账给谢某1万元，共计垫付费用5万元。周进通过微信转帐给谢某3000元，另垫付医疗费用1万元，丧葬费1.8万元，共计垫付费用3.1万元。罗春容有子女胥思寅、胥思俊、胥思立、胥思曼四个；胥思寅有子女胥某2（2004年11月8日出生）、胥某1（2018年4月3日出生）。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周进驾驶渝Ｂ×××××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的渝Ａ×××××（挂）重型平板半挂车装载煤炭从金沙方向沿经杭瑞高速公路自西向东往遵义方向行驶的途中，因渝Ａ×××××（挂）重型平板半挂车尾部车门未关闭导致装运的小颗粒煤炭洒落在道路上，形成障碍路段，胥思寅驾驶贵Ｃ×××××小型轿车行至该障碍路段时因操作不当发事故，车头与右后侧车身先后与中央隔离护栏发生碰撞，随后，被告王相春驾驶贵Ｃ×××××号小型普通客车搭乘张光会、张光容行至上述地点，与贵Ｃ×××××小型轿车左后侧相撞，与贵Ｃ×××××小型轿车左后侧相撞，18时2分许，史郑勇驾驶贵Ｃ×××××小型轿车又与贵Ｃ×××××轿车左后侧相撞，致正在对贵Ｃ×××××小型轿车内驾驶员胥思寅施救的胥思俊和罗春容受伤，造成贵Ｃ×××××小型轿车、贵Ｃ×××××小型普通客车、贵Ｃ×××××小型轿车三车受损，胥思寅、张光会、张光容、胥思俊、罗春容等五人受伤的交通事故属实。遵义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作出责任认定，即周进在此次道路交通事故中负主要责任，胥思寅、王相春、史郑勇在此次道路交通事故中负次要责任，张光会、张光容、胥思俊、罗春容在此次道路交通事故中无责任。该认定客观真实，符合实际情况，予以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之规定，对胥思寅请求赔偿的医疗费、护理费等费用的合理部分，依法予以支持。对原告因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认定如下：1、医疗费，根据原告提交了医疗发票和费用通知单，认定胥思寅受伤所产生的医疗费2058537.47元（1258910.3元＋748093.6元＋51533.57元）。2、误工费，原告未能提交胥思寅死亡前的工资标准，根据其居住地的实际情况，酌情按居民服务业工资标准计算，认定误工费60398元（43654元／365天×505天）。3、护理费，酌情按照居民服务业工资标准计算，认定护理费60398元（43654元／365天×505天）。4、住院伙食补助费，酌情按80元／天计算，认定住院伙食补助费80元／天×505天＝40400元。5、营养费，酌情按30元／天计算，认定营养费30元／天×505天＝15150元。被告辩称重症监护室不需要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且不符合一般生活常理，不予采纳。6、交通费、家属奔丧误工费，原告未提交相应证据，酌情认定4000元。7、死亡赔偿金，胥思寅死亡时未满60周岁，认定死亡赔偿金631840元（31592元／年×20年）。8、车辆损失费，原告仅提交了赔偿协议书，但未提交相应维修发票或报废依据，不予认定。9、车辆施救费，根据原告提交的发票，认定900元。10、丧葬费，原告主张31462元符合法律规定，予以认定。11、被扶养人生活费，2018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0788元，胥思寅死亡时罗春容年满67岁零4个月（需赡养12年零8个月，合计152个月），胥某2年满14岁零3个月（需抚养3年零9个月，合计45个月），胥某1年满0岁零10个月（需抚养17年零2个月，合计206个月），其被抚养人生活费应为：前45个月胥某2、胥某1、罗春容合计为20788元／年÷12×45个月＝77955元，45个月后，胥某120788元／年÷12×161个月÷2＝139452.83元，罗春容20788元／年÷12×107个月÷4＝46339.92元，合计被扶养人生活费为263747.75元。12、精神抚慰金，结合过错责任，酌情认定45000元。以上合计3211833.22元。关于本案应当如何明确赔偿责任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原告的损失应首先在渝Ｂ×××××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渝Ａ×××××（挂）重型平板半挂车、贵Ｃ×××××小型普通客车、贵Ｃ×××××小型轿车交强险限额内予以赔偿，张光会、张光容、胥思俊、罗春容等四人受伤的损失以及贵Ｃ×××××小型普通客车、贵Ｃ×××××小型轿车的损失可以在贵Ｃ×××××小型轿车的交强险内予以赔偿，不预留交强险。即由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遵义中心支公司以及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湄潭支公司首先在交强险限额内各赔偿122000元，合计366000元。余款3211833.22元-366000元＝2845833.22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之规定，对超出交强险责任限额的部分，依法明确由被告周进承担70%，胥思寅、史郑勇、王相春各承担10%的责任。对于周进承担的部分2845833.22元×70%＝1992083.25元，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辩称周进驾驶车辆存在改装和违反装载规定，不予赔偿。根据被告提交的商业三者险条款，免赔必须具有存在改装且显著增加危险性的情形，而被告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周进驾驶的车辆已显著增加危险性，不予采纳，同时周进驾驶车辆虽然在事发时车门处于打开状态，但装载的煤炭仅洒落了两百余米，可见车辆始发时车门应关闭完好，对被告辩称的违反装载规定的意见亦不予采纳。因此应首先在渝Ｂ×××××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渝Ａ×××××（挂）重型平板半挂车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内赔偿1000000元。不足部分992083.25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应由被告杨永和重庆富鑫物流有限公司连带赔偿。对于史郑勇承担的部分，其对应的赔偿金额为2845833.22元×10%＝284583.32元，由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湄潭支公司负担。对于王相春承担的部分2845833.22元×10%＝284583.32元，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遵义中心支公司辩称王相春驾驶证被暂扣，不予赔偿，根据被告提交的投保单和保险条款，符合免赔事由且保险人已向投保人履行了免责条款的提示义务，予以采纳。王相春、余德凤均未到庭参加诉讼，对于王相春驾驶车辆来源，王相春在2018年7月11日庭审中陈述系向余德凤借用，余德凤在庭审后向本院陈述系案外人雷德刚借用其身份证购买车辆，该车系雷德刚管理使用，案外人雷德刚对此予以认可，并陈述系其借给王相春使用，据此认定王相春系借用涉案车辆驾驶发生交通事故。作为该车车主应当审查驾驶人的相应驾驶资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之规定，酌情由王相春负担70%即284583.32元×70%＝199208.32元，车主负担30%即284583.32元×30%＝85375元。对于车主负担部分，经向原告方释明，原告方于2019年12月17日撤回对余德凤的起诉，依法予以准许，对于贵Ｃ×××××号小型客车车主的责任，原告方可另行主张。扣除已经支付的部分费用，对于原告方的损失应由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赔偿1000000元＋122000元-827000元＝295000元，由杨永和重庆富鑫物流有限公司连带赔偿992083.25元-50000元＝942083.25元，由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湄潭支公司赔偿284583.32元＋122000元-217000元＝189583.32元，由王相春赔偿199208.32元。被告周进庭后主张其垫付的31000元作为额外补偿原告方，本院不再处理。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遵义中心支公司辩称垫付超过交强险部分217000元-122000元＝95000元应予退还，为减少当事人诉累，予以采纳，在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赔偿中一并处理。被告王相春、史郑勇、田治、何军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本案缺席审判。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五条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条、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由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赔偿原告方因胥思寅在交通事故中死亡的损失200000元（295000元-95000元）。二、由被告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湄潭支公司赔偿原告方因胥思寅在交通事故中死亡的损失189583.32元。三、由被告杨永、重庆富鑫物流有限公司连带赔偿原告方因胥思寅在交通事故中死亡的损失942083.25元四、由被告王相春赔偿原告方因胥思寅在交通事故中死亡的损失199208.32元。五、由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支付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遵义中心支公司超额垫付的费用95000元。六、上述款项限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七、驳回原告方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408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7408元，由被告杨永、重庆富鑫物流有限公司承担12185.6元，由原告方自行承担1740.8元，由被告王相春承担1740.8元，由被告史郑勇承担1740.8元。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关于“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人民法院应依法审查并确认其相应的证明力，但有相反证据推翻的除外”之规定，交警部门经查勘现场并结合相关技术检验报告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在无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情况下，对其认定的事发经过、责任划分等主要事实应予采信。本案中，对于周进的违法事实，《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其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时，未关闭渝Ａ×××××（挂）重型平板半挂车尾厢车门，并且周进驾驶未按规定粘贴反光标识的挂车上道路行驶。对此，上诉人未能举证加以反驳，应当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诉讼风险，本院依法对《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证据效力予以采信。从《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对事故原因的论证内容可知，虽胥思寅未按照安全规范操作驾驶，但若周进无上述违法行为，则未必发生本次交通事故的严重后果。因此，导致胥思寅的死亡原因系其自身违法行为与周进等人的违法行为相互结合、共同作用的结果，交警部门认定周进承担事故主要责任，胥思寅承担事故次要责任，有充分的事实根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上诉人上诉称其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根据当事人提交的商业三者险条款，免赔必须具有存在改装且显著增加危险性的情形，而上诉人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周进驾驶的车辆已显著增加危险性，不予采纳，同时周进驾驶车辆虽然在事发时车门处于打开状态，但装载的煤炭仅洒落了两百余米，可见车辆始发时车门应关闭完好，对上诉人主张的违反装载规定，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应当免赔10%的上诉意见亦不予采纳。一审法院根据事故认定及各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对超出交强险责任限额的部分，依法明确由周进承担70%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九条关于“保险合同约定按照基本医疗保险的标准核定医疗费用，保险人以被保险人的医疗支出超出基本医疗保险范围为由拒绝给付保险金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保险人有证据证明被保险人支出的费用超过基本医疗保险同类医疗费用标准，要求对超出部分拒绝给付保险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首先，上诉人不得以医院为胥思寅治疗伤情使用的药品超出基本医疗保险核定范围为由拒付保险金；其次，对医院用于胥思寅伤情治疗的同类药品是否高于基本医疗保险费用标准，上诉人并未举证证明，故上诉人请求扣除非医保用药医疗费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事故发生后当日，胥思寅经送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重症医学一病区住院治疗（住院号931802）,在未治疗终结前经家属要求于2018年8月17日出院,该次住院共花费医疗费1258910.3元（包括医疗发票和药物发票）。出院当日因病情未见明显好转再次到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重症医学一病区住院治疗（住院号1444808）,2019年2月12日家属再次要求出院，该次住院共产生费用748093.6元（预付205000元，尚欠医院543093.6元）。出院后又于当日到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住院治疗,2019年2月28日家属放弃治疗出院,同日胥思寅死亡，该次住院花费51533.57元。胥思寅共住院505天（2017年10月12日至2019年2月28日），综上上述事实，一审认定的医疗费用正确，本院予以确认。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408元，由上诉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贺灿灿审判员  施正高审判员  娄 强二〇二〇年六月二日法官助理杨颜竹书记员唐坤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