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6民终86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美芝，女，1966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涿州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代某3，男，1993年9月21日出生，汉族，住涿州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静，女，1992年9月26日出生，汉族，住涿州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代某1，男，2016年9月11日出生，汉族，住涿州市。 法定代理人：代某3，系代某1之父。 上诉人（原审原告）：代某2，女，2019年6月27日出生，汉族，住涿州市。 法定代理人：代某3，系代某2之父。 上述五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运来，河北精耘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代文军，男，1967年7月17日出生，汉族，住涿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鹿保勇，河北鹿保勇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美芝、代某3、王静、代某1、代某2因与被上诉人代文军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涿州市人民法院（2019）冀0681民初37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美芝、代某3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运来、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鹿保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美芝、代某3、王静、代某1、代某2上诉请求：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重新对共同承包的所有土地按家庭成员人数进行分配。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将上诉人家庭联产承包的土地，强行分为一轮承包土地、二轮承包土地，存在明显的认定事实不清。我国农村土地实行的是家庭联产承包制，即以家庭为承包单位统一对所承包的土地进行耕种，1983年我国进行了第一轮土地承包，自1992年上诉人刘美芝与被上诉人代文军结婚，并生儿子代某3后，一直与代文军属于同一家庭户对一轮土地进行耕种。2001年在一轮土地15年的承包期满后，中央发文继续进行二轮土地承包，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属于一个家庭承包户，当时家庭成员有上诉人刘美芝、代某3、被上诉人代文军、以及母亲陈淑珍，村委会根据各家庭成员人口增加情况，为每个家庭户增加了承包土地，其中上诉人的家庭在一轮承包期间增加了两人即上诉人刘美芝、代某3，村委会对我们全家增加了1.85亩土地，增加后的家庭承包共计5块土地4.11亩（详见村委会证明），增加的土地是对我们全体家庭承包户的，并非只是上诉人刘美芝、代晨瞒个人的承包地，且在被上诉人离家的这十年间，是上诉人在承包土地上种植了大量的各类树木。一审判决只认定增加的上述土地属于二轮承包范围，而将一轮承包到期后二轮继续承包的其他4块土地共2.26亩认定为代文军个人承包地，进而认为这4块地上诉人无承包权，存在明显的错误，并导致上诉人5口人只承包1.85亩土地，而被上诉人一人承包2.26亩土地的极不公平的状况，更是造成上诉人在2.26亩土地上种植树木完全成了为他人服务。上诉人全家在二轮承包后一直作为一个家庭户耕种着这4.11亩承包地（5块承包地）。期间，2014年代文军之母陈书珍去世，以及代某3、王静结婚后儿女代某1、代某2两人出生，全家人员经历了减少、增加的过程，但全体家庭成员耕种这4.11亩承包地（5块承包地）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也根本不需要其他证据佐证，一审判决置上诉人刘美芝、代某3参加了二轮承包这一事实于不顾，片面强调早已履行完15年期限的一轮承包土地与上诉人无关，进而强行将上诉人全家在二轮承包时的所有土地分为一轮承包土地和二轮承包土地，完全颠覆了我国家庭承包责任制这一基本国策，一审判决完全割裂了一个家庭承包户内部属于统一承包土地的规定。导致一个家庭承包户内部存在不同等级的承包权，属于明显的认定事实错误。二、所有家庭成员对家庭承包的土地依法享有承包权。我国农村承包土地“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是指家庭成员增加或减少，村委会不会增加承包土地，也不会收回承包土地。本案上诉人全家在二轮承包期间，2014年代文军之母陈淑珍去世，由其他家庭成员继续耕种土地。同样，代某3、王静结婚后儿女代某1、代某2两人出生后，作为新的家庭成员共同承包上述土地。虽然上诉人刘美芝与被上诉人代文军在2015年8月17日离婚，且双方的户口于2017年也分别立户，但上述承包地一直未进行分户耕种。另外，已生效的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冀06民终4383号民事判决书，对上诉人全家已征收的一块土地（不是二轮承包增加的土地）补偿款也是按照当时家庭全部成员进行了分配，充分证明二轮承包后所有承包土地都是全体家庭成员共同承包，根本不存在一轮承包土地与二轮承包土地的区别，本案一审判决在上诉人家庭承包的土地中强行区分不同成员的承包权，只将二轮承包增加的土地判由上诉人继续承包，而拒绝上诉人对其他二轮承包土地的权利，明显违反了我国家庭承包责任制的相关规定。 代文军答辩称，原审法院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和法院核实的事实，查明了案件事实。被答辩人故意混淆视听，错误理解家庭承包责任制，违背了土地承包法和有关政策关于农村土地实行“延包”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九条规定：“下列土地应当用于调整承包土地或者承包给新增人口：（一）集体经济组织依法预留的机动地；（二）通过依法开垦等方式增加的；（三）发包方依法收回和承包方依法自愿交回的。”第三十一条规定：“承包期内，妇女结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妇女离婚或丧偶，仍在原居住地生活或不在原居住地生活但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1997年8月2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通知》指出，在第一轮土地承包的基础上再延长30年。二轮承包坚持“大稳定、小调整”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原则。刘美芝、代某3、王静、代某1、代某2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刘美芝、代某3、王静、代某1、代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分割原、被告以家庭形式承包的位于涿州市的承包地；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代文军系涿州市村民。1981年下念头村进行第一轮土地承包时，被告代文军与其兄代文友、其嫂孙艳霞、其姐代文英、其母陈淑珍作为一个家庭户参与承包并分得承包地，其中包含了现在由被告代文军耕种的位于村北电杆地0.96亩（东西长76.1米，南北宽8.4米）、二类地西南地0.9亩（南北长34.5米，东西南宽15.3米，东西北宽19.8米）、自留地0.2亩（东西长12米，南北宽11.2米）、非耕地河西地0.2亩（东西长14米，南北10米）。1992年原告刘美芝与被告代文军结婚并将户口迁至下念头村，1993年9月21日生育原告代某3。2001年下念头村进行第二轮土地承包，针对新增人口刘美芝与代某3，每人分配0.9亩土地，该土地位于河西五局大墙东，南北长41.38米，东西宽29.8米，共计1.85亩。又查，2015年8月17日，原告刘美芝与被告代文军经我院判决离婚。2017年3月13日，原告刘美芝作为户主登记开户，住址河北省涿州市双塔区。2016年4月15日，原告代某3与原告王静登记结婚，2016年9月11日生育原告代某1，2019年6月27日生育原告代某2。现刘美芝家庭户成员有刘美芝、代某3、代某1、代某2。 以上事实，有刘美芝、代某3、代某2、代某1的户口本、代某3与王静的结婚证、（2015）涿民初字第1051号民事判决书、下念头村村民委员会证明三份、证人臧某的证言及本案庭审笔录在卷为证。 一审法院认为，我国农村土地承包主要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本案中，当事人陈述、下念头村委会证明及证人臧某的证言能够证实，位于村北电杆地0.96亩、二类地西南地0.9亩、自留地0.2亩、非耕地河西地0.2亩系1981年下念头村进行第一轮土地承包时，被告代文军与其兄嫂、母亲、姐姐作为一个家庭承包户分得，位于河西五局大墙东的土地1.85亩系2001年下念头村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原告刘美芝、代某3作为新增人口分得。本院认为，原告刘美芝与被告代文军结婚后将户籍迁入下念头村，并在1993年生育原告代某3，2001年下念头村进行二轮土地延包时，刘美芝与代某3作为新增人口分得了位于河西五局大墙东的1.85亩土地。原告刘美芝与代文军离婚后仍在下念头村居住生活，并与其子代某3等人组成新的家庭户，故原告刘美芝、代某3对此1.85亩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关于村北电杆地、二类地西南地、自留地及非耕地河西地，五原告主张，2002年被告代文军与其兄代文友分家时，双方对原家庭户承包地进行了分割，被告代文军取得了上述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故五原告应与代文军共同享有上述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庭审中原告提供了分家协议一份。被告代文军对五原告的主张不予认可，称其结婚前即与哥哥代文友就承包地进行了分割，分家协议解决的是房子和老人赡养问题。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应由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发包方与作为承包方的农户家庭订立，且原告提交的2002年1月31日代文友、代文军分家协议仅就宅基地、走道、母亲的居住和赡养做出了约定，并未涉及承包地事项，故原告主张2002年被告代文军取得村北电杆地、二类地西南地、自留地及非耕地河西地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证据不足。五原告既非一轮土地承包时家庭户成员，也未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其与代文军作为新的家庭户与下念头村委会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从而取得了村北电杆地、二类地西南地、自留地及非耕地河西地的承包经营权，故原告要求分割上述土地承包经营权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条、第九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原告刘美芝、代某3享有位于河西五局大墙东1.85亩承包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二、驳回原告刘美芝、代某3、王静、代某1、代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原告刘美芝、代某3负担40元，被告代文军负担40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提交2017年11月6日下念头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这是从涿州市人民法院调取的，加盖法院档案材料专用章。证明在二轮延包时的家庭成员基本情况。被上诉人发表质证意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也不认可其证明目的。本院认为，该证据的内容已经包含在一审被上诉人的答辩内容中，并未增加新的事实。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农户内家庭成员依法平等享有承包土地的各项权益。”第二十二条规定：“发包方应当与承包方签订书面承包合同。”第二十四条规定：国家对耕地、林地和草地等实行统一登记，登记机构应当向承包方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并登记造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应当将具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全部家庭成员列入。1981年下念头村进行第一轮土地承包，被上诉人代文军与其兄代文友、其嫂孙艳霞、其姐代文英、其母陈淑珍共5人作为一个家庭户参与承包并分得承包地，上述5人以一个农户为承包方与村集体经济组织形成了土地承包经营法律关系。上诉人刘美芝与被上诉人代文军于1992年登记结婚，后将户籍迁入下念头村，在1993年生育上诉人代某3。勿庸置疑上诉人刘美芝与代某3不享有第一轮下念头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在2001年下念头村进行第二轮土地承包，坚持“大稳定、小调整”的原则，并未打乱第一轮承包的份额，只是用本村集体经济组织预留的机动地对新增人口以每人0.9亩的份额进行了承包。上诉人刘美芝与代某3作为新增人口分得了位于河西五局大墙东的1.85亩土地。自此上诉人刘美芝、代某3与村集体经济组织建立了土地承包经营法律关系，并对此1.85亩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此后，下念头村一直贯彻“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未再调整过土地。2016年4月15日，上诉人代某3与上诉人王静登记结婚，2016年9月11日生育上诉人代某1，2019年6月27日生育上诉人代某2。2015年8月17日，上诉人刘美芝与被上诉人代文军离婚，离婚后刘美芝仍在下念头村居住生活。2017年3月13日，上诉人刘美芝作为户主登记开户，住址河北省涿州市双塔区。现刘美芝家庭户成员有刘美芝、代某3、代某1、代某2。上诉人主张应将第一轮承包分得的现由代文军承包经营的土地和第二轮承包新增的刘美芝、代某3承包经营的1.85亩土地混在一起，由现两户全部家庭成员即代文军、刘美芝、代某3、王静、代某1、代某26人平均分割。其实质是后增加的没有承包经营权的家庭成员，不向村集体经济组织要求承包土地，而是以自己是该村某一土地承包经营户的家庭成员为由，针对他人已经承包经营的土地，不通过村集体经济组织，私自以平均分割的名义，侵害他人合法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上诉人该项主张没有法律依据，亦没有政策依据，一审判决不予支持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刘美芝、代某3、王静、代某1、代某2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刘美芝、代某3、王静、代某1、代某2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杨玉龙 审判员  王明生 审判员  万丙申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日 法官助理陈绍文 书记员何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