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2民终66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贵阳家在黔中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花果园后街彭家湾花果园项目E区第E8（国际金融街2号）栋（E8）1单元15层22号[花果社区]。法定代表人：刘延宏。委托诉讼代理人：汪忠流，安徽中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湖南新成华农业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姚家坝乡姚家坝村王家湾组综合楼。法定代表人：张计林，系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曾辉荣，湖南法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贵阳家在黔中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阳家在黔中公司）与被上诉人湖南新成华农业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新成华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31日作出的（2019）湘0203民初52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书面审理。上诉人贵阳家在黔中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延宏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汪忠流、被上诉人湖南新成华公司法定代表人张计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曾辉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贵阳家在黔中公司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法院（2019）湘0203民初5276号民事判决；2、依法发回重审或在查清案件事实后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3、依法判决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本案存在服务合同纠纷、与公司有关的纠纷（包括股东出资技术纠纷、新增资本认购纠纷、股权转让纠纷）和买卖合同纠纷三个不同的法律关系，而一审法院简单的认定为合同纠纷；2、在服务合同纠纷中，一审法院没有从客观事实上和法律事实上认定被上诉人先期违约的事实；3、在与公司有关的纠纷（包括股东出资技术纠纷、新增资本认购纠纷、股权转让纠纷）中，一审法院没有从客观和法律事实上认定，上诉人已向被上诉人提供2019年度的技术顾问服务，该技术顾问服务费20万元，应依法认定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资20万；4、在买卖合同中，按照上诉人与被上诉人2018年11月3日签订的《技术合作服务合同》第二条规定，被上诉人应向上诉人预付款共计112.5万元，已付80万元，还有32.5万元没有在2019年1月21日前付清；上诉人为提供构树苗进行了培育及准备工作，被上诉人没有运走树苗系违约；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就是合同纠纷也不得单方无故解除。本案当中买卖合同纠纷，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规定的情形；三、一审法院审判程序违法。本案当事人之间存在与公司有关的纠纷、技术服务合同纠纷、买卖合同纠纷三种法律关系，应当是三个案件可以进行合并审理，但一审法院没有对上诉人进行释明，也没有对当事人的法律关系进行完整的审查。被上诉人湖南新成华公司答辩称：一、一审法院已全面审查双方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书》和《技术合作服务合同》及《补充协议》，对双方的权利义务进行了整体审查，查清了全部事实；二、酿成本次纠纷的根本原因在于上诉人仅于2018年提供构树苗的种植技术，没有按照上述合同约定提供构树收割、饲料生产加工的技术和配方，造成双方合作根本目的无法实现；三、案涉三份合同双方已经以实际行为进行了解除，双方均没有再进行合作的可能，继续履行合同对双方均不利，也造成社会资源的进一步浪费，因此一审法院解除《战略合作协议书》和《技术合作服务合同》符合法律规定；四、案涉80万元系答辩人提前支付的购苗预付款，现合同已经解除双方已不可能继续合作，按照合同法第九十七条之规定该款项应当应予返还；五、上诉人称解除合同对其造成损失上百万，既没有提供任何有效证据，亦没有在一审中提出反诉，二审再行提出不应支持。被上诉人湖南新成华公司在一审法院提出的诉讼请求：1、解除原、被告双方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书》与《技术合作服务合同》；2、判令被告返还原告运营服务费13.8万元及购苗预付款80万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方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1月25日，原、被告双方经协商，被告提供技术运营等相关事项签订了一份《战备合作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1、在湖南株洲（原告经营场地）建立构树全产业链项目，规模为2000亩；2、整个项目建设所需投入资金由乙方（原告）提供，项目各个环节由甲方（被告）提供技术及运营支持；3、乙方（原告）所占该项目的股份为85%，甲方为15%;4、合作期限为15年；5、乙方（原告）购买甲方（被告）饲用构树原种苗，单价为2.5元每株，2000亩需3000000株，需750万元，购苗时预付总苗款30%，即225万元，然后按车到时结款（一车一结），预付30%的种苗款冲抵后续苗款。上述合同签订后，双方都开始履行合同的义务，被告于2018年4月向原告派出了技术人员，原告也依约向原告的技术人员发放了工资至2018年10月份，11月份的工资没有发放，被告的技术人员于是从原告处离开。2018年11月3日，原、被告双方就被告提供技术合作服务再次签订了一份《技术合作服务合同》。该合同约定：1、乙方（被告）技术顾问服务费为每年20万元，乙方认购甲方（原告）股权200万股，每股单价为人民币1元，乙方以其十年技术顾问服务费200万元抵付股权认购款200万元；2、除技术顾问服务费外，乙方有偿合作费用还包括两年的运营服务费，其中2019年13.8万元，2020年15.8万元；3、原约定的购苗种植面积由2000亩改为1000亩，已种植300亩，剩700亩，原种苗预付款为112.5万元，甲方（原告）已付80万元，余款32.5万元应在2019年1月21日前付清；4、技术服务合作方案，乙方（被告）向甲方（原告）提供饲用构树发酵加工的技术和配方，以及各种用途的构树饲料生产加工方法和饲料配方。本合同签订之日起4个月内派员协助甲方公司成功研发并生产出构树饲料成品；5、违约责任，由于甲方（原告）资金管理不到位造成项目不能按时实施，乙方（被告）不承担任何经济责任，由于乙方（被告）提供的运营方案，工艺流程和技术规范不成熟造成甲方（原告）损失的，乙方（被告）需承担相应经济损失。2019年3月22日，原、被告又签订了《补充协议》，该协议约定：乙方（被告）委派汪尧春博士来甲方（被告）公司指导构树饲料生产工艺、技术配方等工作，并为甲方培养两名以上技术人员，汪尧春的工资及技术指导费用每月一万元，甲方每月1号时打入乙方账户，由乙方转给汪尧春等内容。被告按该协议的约定委派汪尧春到原告处工作，但没多久，原、被告又产生了纠纷，汪尧春从被告处离开，后原、被告双方没有继续履行合同。2019年12月10日，原告以被告没有按约提供有效的构树饲料生产配方，导致原告的构树在收割后加工饲料过程中全部报废，给原告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为由向该院起诉。另查明，原告于2017年12月份向被告支付了2018年度的运营支持服务费12万元，2018年11月16日向被告支付了2019年度的技术服务费13.8万元，于2018年2月7日支付了60万元的原种苗预付款，于2018年3月15日支付20万元的原种苗预付款，原告向被告购买的全部树苗均已另行全部付款。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合同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被告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书》与《技术合作服务合同》是否应该解除的问题及运营服务费13.8万元、购苗预付款80万元被告是否应该退还原告的问题。现分析如下：原、被告2017年11月25日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书》双方均按合同履行了部分合同义务，后因各种原因，只种植了300亩构树，双方又于2018年11月3日签订了《技术合作服务合同》对《战略合作协议书》进行了变更，但至今也没有生产出构树饲料成品，原告主张是被告违约、被告主张是原告违约，但原、被告双方向该院提交的证据均不能证明各自的主张。且综合本案的实际情况来看，继续履行本案的合同既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对原、被告双方均不利，也不符合原、被告缔约的真实目的。因此对原告要求解除《战略合作协议书》与《技术合作服务合同》的诉讼请求，该院依法予以支持。因本案2018年度、2019年度被告已按合同的约定委派了人员为原告提供服务，且原告提交的证据也不能证明是被告违约，故原告要求被告退还13.8万元运营服务费的诉讼请求，该院依法不予支持。原告向被告购买的种苗已全部支付了货款，现尚有80万元购苗预付款在被告处，双方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书》约定购苗预付款是用来冲抵后续苗款的，现合同已解除，原告不存在再买种苗，故原告要求被告退还该80万元购苗预付款的诉讼请求，该院依法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解除原告湖南新成华农业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贵阳家在黔中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双方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书》与《技术合作服务合同》；二、被告贵阳家在黔中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一次性退还原告湖南新成华农业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购苗预付款80万元；三、驳回原告湖南新成华农业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3180元，减半收取6590元，由原告湖南新成华农业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负担690元，由被告贵阳家在黔中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负担5900元。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贵阳家在黔中公司提交两份新证据。证据一：上诉人与贵州黔昌盛禾现代农业有限公司2018年2月11日签订的苗木购销合同，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2017年11月25日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书后，为履行协议，同贵州黔昌盛禾现代农业有限公司签订100万株构树苗的《苗木购销合同》，因被上诉人不履行协议，被上诉人只拖走49万株，导致上诉人损失不低于80万元的事实情况，被上诉人应当对该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证据二：上诉人与陈忠明、陈建兰2016年12月9日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育苗情况的相关照片等，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2017年11月25日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书后，为履行协议，不仅同贵州黔昌盛禾现代农业有限公司签订苗木购销合同，还在上诉人育苗基地培育构树苗，因被上诉人不履行协议，导致上诉人培育基地的构树苗只得低价出售及死亡，损失不低于120万元的事实情况。技术人员培育构树苗的周期是四个月，每个周期可以培育50万-100万株。被上诉人的行为给上诉人造成了损失，应承担120万元的赔偿。被上诉人质证认为，两份证据都不属于新证据，对两份证据三性均有异议。证据一，上诉人所述每个周期能培育50万-100万株，我们的合同约定就是150万株，上诉人不需要向第三人购买构树苗，所以这个证据不真实；该证据关联性有异议，对于合同是否履行无法进行核实，贵州黔昌盛禾现代农业有限公司这个公司是否存在也不清楚。证据二，签订的时间在2016年12月9日，我们的战略合作协议是2017年11月25日签订的，与本案没有关联。陈忠明、陈建兰是否真实存在、土地租赁合同是否履行都无法核实。对该两份新证据本院审查认为，上诉人贵阳家在黔中公司在一审中没有提出反诉要求赔偿损失，该两组证据其均拟证明存在损失要求被上诉人赔偿，与本案原告主张返还预付款的请求无关，故不予认定。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和采信的证据予以认定。另查明，2018年12月8日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发微信给上诉人公司法定代表人，要求在2018年12月12日之前提供制作饲料的核心原料，否则自动终止合同。上诉人收到后给被上诉人准备了部分生产饲料的原料，并于2019年3月22日双方签订了补充协议，委派汪尧春博士到被上诉人公司指导构树饲料生产，但双方仍未能合作生产出构树饲料。本院认为：本案为合同纠纷。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1、双方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技术服务合同等是否应予解除；2、双方是否存在违约行为，对上诉人的损失是否应予赔偿；3、本案的审理程序是否违法。本院评述如下：双方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技术服务合同等是否应予解除的前提是用构树叶生产饲料是否能够批量加工生产以及双方的合作是否有必要继续。上诉人贵阳家在黔中公司在合作过程中派遣员工主要是帮助被上诉人湖南新成华公司种植构树，双方在合作前期并没有对树叶生产饲料进行实质性生产。上诉人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其拥有构树叶生产饲料的成熟技术或者与其他公司合作成功生产出饲料的能力和经营模式，其在与被上诉人合作期间也没有能够试生产出合格的饲料。现被上诉人基于对合作方式的不信任以及出于减少双方损失的考虑，提起诉讼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并返回购买树苗的预付款符合本案的客观实际。虽然被上诉人在2019年初同意签订协议继续由上诉人委派汪尧春博士指导构树饲料生产，应视为被上诉人同意延续进行饲料生产试验，但双方仍未能合作生产出成品饲料，继续合作生产已无必要，一审判决解除双方合作协议是恰当的，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贵阳家在黔中公司提出被上诉人湖南新成华公司违约，应赔偿其准备构树苗的损失。双方合作协议约定的2000亩种植规模配套的树苗约为300万株，但并未明确分多少期种植，根据常理分析，在树苗种植和利用树叶生产饲料没有成功之前，不可能大规模进行推广应用，应采用分期种植的模式进行经营。这与一年后双方签订合作服务合同约定已种植300亩、剩700亩的规模基本一致。双方在履行合同长达两年多的过程中对于购销树苗的数量没有证据显示有异议，且被上诉人对已经购买的树苗另行支付了货款，上诉人一审时亦未提起反诉要求赔偿损失。故对于上诉人要求赔偿树苗损失的主张，本院不予处理。上诉人如认为解除合同造成损失，可另案提起诉讼要求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贵阳家在黔中公司还提出一审法院审判程序违法，本案当事人之间存在与公司有关的纠纷、技术服务合同纠纷、买卖合同纠纷三种法律关系，但一审法院没有对上诉人进行释明。本院认为双方之间虽然存在不同的法律关系，但主要依附于双方的合作条件，即上诉人出技术、被上诉人出资金进行合作生产饲料，所谓的股权和购买树苗均是依附于双方能够合作生产出成品饲料。一审法院在确定双方对股权和购买树苗未有较大争议的情况下，依据双方主要争议的法律关系确定本案纠纷的法律性质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贵阳家在黔中公司的上诉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其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1800元，由上诉人贵阳家在黔中公司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蕾审判员 彭建爱审判员 罗湘武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二日书记员 刘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