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802民初6999号 原告：衢州市好利食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800749806591M，住所地衢州市柯城区新新街道中粮路2号1幢。 法定代表人：沈国兴，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春龙，男，系原告单位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康辉，江苏仁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宁波恒康食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82610279280D，住所地浙江省慈溪市周巷镇环城北888号。 法定代表人：宋佰春，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迪，浙江煜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邱建群，浙江煜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衢州市好利食品有限公司与被告宁波恒康食品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余建华独任审判，于2019年12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本案因案情复杂，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于2020年4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康辉，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衢州市好利食品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238846.98元的代垫费用，并承担逾期付款违约金（自2018年1月1日起，按照年利率4.35％的1.5倍计算至238846.98元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是被告在衢州地区的经销商，双方合作多年，原告销售被告的坚果、瓜子等恒康品牌食品，为此，原告为被告代垫了大量的销售费用。2015年12月18日，双方对截至2015年11月30日已经发生的代垫费用288846.98元，以书面形式确认承担方式和归还进度：即除了原告自己承担的5万元外，剩余的258846.98元由被告在2017年12月底前全部支付给原告。后来，由于被告的城市区域的主管人员变动，后面新接手的主管对此前已经发生的代垫费用不承认，该费用就没有支付。被告长期拖欠该笔费用已经占用了原告的资金，产生的资金占用损失应当由被告承担。因双方一直在合作，因此原告就通过协商方式催促被告尽快处理，但一直没有结果。故原告诉至法院，诉请如前。 被告宁波恒康食品有限公司答辩称，一、原、被告之间已合作十余年，原告系被告在衢州地区的经销商。多年来，被告对各地区的经销商开展业务过程中确有相关营销费用支持，但根据被告的财务制度规定，各地区的经销商在开展营销活动之前，必须由当地业务员向被告提出书面申请，并经公司主管、区域经理、公司主管领导审核并签订确认后，被告方可支付相关支持费用。被告的业务人员包括赵伟利只有向公司提出申请的权利，并无审核、签字确认相关支持费用的权限，双方签订的《特约经销协议》第八条对费用承担政策及垫付费核销条件也进行了明确约定。原告作为被告的长期合作伙伴，其对衢州地区主管为冯能飞、区域经理为朱吉波及相关费用承担政策、费用核销政策均是明知的。另外，双方在2015年9月28日签订了《特约经销协议》，如果涉案的原告诉请代垫费用真实存在，则在签订该协议时就应提出进行协商并达成书面协议，而不是等到2015年12月份由无权代表被告的赵伟利与原告私下签订所谓的《恒康合作备忘录》。二、被告对涉案《恒康合作备忘录》签署前三年（即2013年度、2014年度、2015年度）被告对原告的营销费用支持情况进行了统计，另有出库单、送货单、宁波恒康食品有限公司费用申请表、衢州市好利来食品有限公司食品销货凭证、衢州买一送一明细、衢州市好利来食品有限公司开具的发票联等相关凭证都足以认证该三年来所有被告对原告的营销费用支持均有相关的书面审批流程，且所涉费用均已全额拨付，根本不存在原告所诉称的代垫费用未支付的情况。三、被告对原告提供的涉案证据《恒康合作备忘录》的三性均不认可。首先，该份证据落款签订为被告的当地业务员赵伟利，但该签名是否为赵伟利本人所签署的真实性存疑。赵伟利在职期间，特别2015年12月18日前后这段时间内从未向被告及相关公司领导汇报过涉案《恒康合作备忘录》相关签署事宜。其次，就该份证据内容来看，其签订时间是在2015年12月18日，根据备忘录约定被告最后一期应付款时间是2017年12月底，但被告与原告之间在此后的交易往来中的营销支持费用仍一直按历年惯例正常进行支付，且在2015年至2019年6月16日期间，原告既未向被告进行过本案诉请的所谓代垫费用的催讨，也未披露过该份备忘录的存在。直至2019年6月17日，原告才向被告发函催讨该笔所谓的代垫费用，这不仅不符合常理，也不符合双方每审核一笔营销支持费用即行付清该笔费用的惯例。第三，原告作为长期合作伙伴应当明知相关营销支持费用应经被告主管冯能飞、区域经理朱吉波及公司主管领导签字确认后才能予以支付，而赵伟利并无审核确认、对账的权限。退一步讲，即便该份证据的签名确系赵伟利本人签署，基于以上原因，亦不构成表见代理。原告与赵伟利签订的《恒康合作备忘录》因事先没有得到被告的授权，事后也未得到被告的追认，该份备忘录应认定为无效，故对该份证据的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四、如原告在本案中所主张的代垫费用确有其事，原告作为一家财务制度规范的企业，理应保存有相应的财务凭证（包括相关费用明细及单据等），原告理应出示该些财务凭证以供双方核对。被告作为一家讲诚信、有实力的企业，如最终核账属实，被告绝不会故意拖欠分文代垫费用。综上，被告认为，原告本案所列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予以驳回。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衢州市好利来食品有限公司是被告宁波恒康食品有限公司在衢州地区的经销商，双方合作多年，原告在衢州地区销售被告的坚果、瓜子等恒康品牌食品。双方2015年至2018年签订有《年度特约经销商协议》，在经销协议中，对产品质量标准及验收方法、交货地点与方式、销售任务指标、产品价格与货款结算、销售目标奖罚政策、费用承担政策、产品退货奖罚政策、销售预测要求、市场价格、渠道管理与拓展要求及违约责任等均作了明确的约定。其中，在费用承担政策条款中约定：1、对以上费用乙方（衢州市好利食品有限公司）有义务及时垫付，一季度核销一次，发票由甲方（宁波恒康食品有限公司）区域主管带回公司，领导签字后方可核销；2、乙方必须按时向甲方提供符合要求的费用核销资料；3、乙方发生的费用必须按时核报，不得谎报或虚报，如有发现虚假现象或者发现不应由甲方承担的费用，经公司审核后，将在年度返利中扣除。 2015年12月18日，原告公司刘明章与被告公司业务员赵伟利签订了《恒康合作备忘录》一份，载明“1、厂方指标，恒康年度合同指标：全年销售指标350万，好利按季完成制定指标（厂家按月提供）。2、返利条件，年度返利：淡季2.5％，旺季1.5％，超额奖1％；与指标挂钩，完成指标100％，全额返：完成指标90％-100％，返1.5％；80％-90％，返1％，完成80％以下无返利。3、价格约定，按照现行系统订价为准，商超价格不变。4、销售约定，每月衢州市场按计划完成订货和销售。5、渠道返利、费用承担：渠道返利、陈列费、进场费由恒康承担，需好利公司承担代垫，恒康公司要提供费用代垫函，否则好利公司将不予支付；代垫费用周期2016年1月31日前控制在3个月内，金额在销售额的50％以内；截止2015.11.30日，代垫总额288846.98元，其中12月底回款3万左右，2016年2月底前回7万左右，2016年5月底前回3万，2016年12月底回5万，2017年12月底回5万，另外5万好利承担”。该份《恒康合作备忘录》均未加盖原、被告公司印章，在落款处分别为“恒康公司：赵伟利”及“衢州好利：刘明章”的签名。2019年6月17日，原告向被告发送了催款通知，要求被告支付代垫的销售费用。为此，被告于2019年7月18日向原告发送了回复函，对原告所要求的代垫费用不予认可。故原告诉至法院，诉请如前。 上述证据由原、被告庭审陈述、《年度特约经销商协议》、《恒康备忘录》等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主要在于赵伟利与原告所签署的《恒康合作备忘录》的效力问题，赵伟利的行为是否属于职务行为，是否为职务代理或构成表见代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规定“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对执行其工作任务的人员职权范围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职务代理的构成必须满足：其一、代理人是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工作人员；其二、代理人实施的必须是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若非职权范围内的事项，则要区分情形适用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第二款的规定等；其三、必须以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本案中，原告相信赵伟利与原告签订《恒康合作备忘录》是职务行为，具有代理权的理由在于：赵伟利是被告公司在衢州的员工，是费用的亲身经历者，对于费用的发生比被告的任何人都有发言权，被告现在的经办人或主管，并不是费用发生的亲身经历者，其对损失的表述，不可能比费用的经历当事人赵伟利清偿；原告的市场费用是由赵伟利一手经办，再通过被告公司支付给原告，赵伟利最清楚其向公司提交的费用是否包含在《恒康合作备忘录》中；被告未告知原告赵伟利无权管理市场费用，且在多年的合作中，赵伟利也一直这样处理。因此，原告有理由相信赵伟利代表被告公司与原告签订《恒康合作备忘录》的行为是在其费用使用和处理的履行工作的范围内，赵伟利可以对其亲身经历的费用进行对账和确认，赵伟利的行为是职务行为，被告以其内部职位划分，不能对抗原告。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2015年12月18日，原告与被告的业务员赵伟利签订了《恒康合作备忘录》，该备忘录载明“截止2015.11.30日，代垫费用288846.98元，其中12月底回款3万左右，2016年2月底前回7万左右，2016年5月底前回3万，2016年纪12月底回5万，2017年12月底回5万，另外5万好利承担”。原、被告双方长期合作多年，原告为被告公司恒康食品系列在衢州地区的特约经销商，双方2015年至2018年签订有《年度特约经销商协议》，在特约经销协议中对相关费用承担明确约定“1、对以上费用乙方（衢州市好利食品有限公司）有义务及时垫付，一季度核销一次，发票由甲方（宁波恒康食品有限公司）区域主管带回公司，领导签字后方可核销。2、乙方必须按时向甲方提供符合要求的费用核销资料；3、乙方发生的费用必须按时核报，不得谎报或虚报，如有发现虚假现象或者发现不应由甲方承担的费用，经公司审核后，将在年度返利中扣除。”，由此可以看出，对于《恒康合作备忘录》中所载明的代垫费用，须由区域经理审核，并经公司主管领导签字确认，而赵伟利仅为被告公司在衢州地区的业务员，并无签字确认相关费用的期限，且该份《恒康合作备忘录》也未加盖公司印章，因此，赵伟利与原告签订《恒康或者备忘录》的行为属于越权职务代理行为，而要使越权职务代理行为产生合法有效职务代理的法律后果，只有在交易相对人对该职权限制不知情的情况下，才能适用“职权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的规则。而原、被告双方长期合作多年，原告对于赵伟利的业务员身份及相关费用的审核报销程序也应该是清楚的，且原告与赵伟利签订《恒康合作备忘录》的时间为2015年12月18日，而被告在其后并未按该合作备忘录的约定支付代垫费用，但原告在其后几年与被告签订《年度特约经销商协议》时，却未向被告主张该权利。现被告已于2019年7月18日向原告明确表示对本案所涉代垫费用不予认可。因此，赵伟利的越权职务代理行为不能产生合法有效职务代理的法律后果，也不能构成表见代理，对被告不发生法律效力。故对于原告要求被告按《恒康合作备忘录》的约定支付代垫费用238846.98元及承担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第一百七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衢州市好利食品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4884元，由原告衢州市好利食品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余建华 人民陪审员  毛益民 人民陪审员  胡天姿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二日 法官助理徐春波 书记员江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