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677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袁秀兰，女，1964年8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东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钊，广东经纶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戚仲聿，广东经纶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古镇支行，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古镇镇华廷路灯都华廷A型4号B9至B11卡商铺首、二层。负责人：林伟鑫，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家骏、钟怡潇，均系广东百思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猎德大道68号广州民生大厦。负责人：黄红日。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家骏、钟怡潇，均系广东百思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袁秀兰因与上诉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古镇支行（以下简称民生银行古镇支行）、被上诉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以下简称民生银行广州分行）侵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粤0106民初162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系被告民生银行广州分行、民生银行中山古镇支行员工魏伟清利用原告基于其银行职员身份而产生的信任，伪造虚假合同骗取原告资金，谋取个人非法利益所引起的侵权纠纷。虽然与魏伟清建立劳动关系的是民生银行广州分行，但魏伟清自入职后一直在民生银行中山古镇支行工作，由该行监督管理，案涉侵权行为也发生于魏伟清在民生银行中山古镇支行任职期间，故民生银行广州分行在案涉交易过程中亦不存在任何过错，原告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并予以驳回。结合袁秀兰、民生银行中山古镇支行各方的诉辩意见及庭审情况，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1、魏伟清的行为是否属于职务行为；2、原告、被告民生银行中山古镇支行对于本案损失的发生是否存在过错，是否应当承担责任及各应承担多大比例的责任。一、关于魏伟清的行为是否构成职务行为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虽然案涉的委托贷款合同磋商、签订，原告资金的划付均发生于被告民生银行中山古镇支行的经营场所，魏伟清也具有该行员工的职务身份，但从魏伟清刻制假银行印章及私章、伪造虚假合同并将从原告处获取的资金用于转贷牟利或自身消费，可知其行为不仅不利于增进和维护单位利益，反而与被告民生银行中山古镇支行的利益明显有悖，其资金并未交付给被告民生银行中山古镇支行或民生银行广州分行，其行为必然也未经被告民生银行中山古镇支行的授权或许可。因此，魏伟清的行为既未获得被告民生银行中山古镇支行的授权和许可，其目的也非为了被告民生银行中山古镇支行的利益，并不属于执行工作任务而实施的行为，不构成职务行为。二、关于原告、被告民生银行中山古镇支行对于本案损失的发生是否存在过错，是否应当承担责任及各应承担多大比例的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原告在交易过程未尽审慎的注意义务，对案涉委托贷款交易的显著异常未能及时察觉，对资金安全的风险疏于防范，是其损失惨重的主要原因。首先，魏伟清的违法手段具有一定的隐蔽性，根据原告及其助理张聪涛在公安机关的陈述，相关业务的商谈系由魏伟清把原告叫到小办公室进行，原告又对魏伟清过于信任，轻率地听从魏伟清的安排便到柜台进行转账，对于这种巨额款项划付没有尽到基本的注意义务，而这种转账属于正常的个人转账业务，于银行而言也存在预警及监控上的难度，因此，这在客观上对魏伟清隐藏、掩盖其违法行为无疑起到了帮助和配合的作用。其次，原告在签订案涉《委托贷款委托合同》并进行交易前，曾在被告民生银行中山古镇支行多次办理过真实正规的委托贷款业务，其理应知晓办理真实的委贷业务除签订委贷合同外，还应签署包括风险提示确认书、委托贷款申请书等材料。亦应知晓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资金应先转入其个人在银行开办的理财结算账户，再流向具体的使用用途。即使在原告自身提交的撮合资金代理支付业务申请书中，也记载有“私人银行产品购买”“投资划款”等字样，即其在办理正规的委托贷款业务申请划款过程中，其签署的材料也可明确看出与银行理财相关。但反观虚假合同中资金的划转，均是直接转账支付给借款人个人，转账时签署的是办理正常转账的业务受理单，且回款也是从个人账户转回，而且是从多个不同的个人账户转回，与正规的委贷业务资金划付流程有着显著的区别。同时，原告手中也持有真实的《委托贷款委托合同》，且真、假合同签订的时间相隔并不远，落款处的银行印章也有一定的差异，即便是按照虚假合同上约定的交易流程，贷款款项也应先行进入结算专户再向借款人发放。原告在此过程中，只要对真假业务的签约流程及资金划转稍作比对，即可发现上述疑点。但遗憾的是，原告在事前、事后均未提出过质疑和异议。相反，在真、假业务两套完全不同的签约及交易规则面前，竟毫无应有的警觉意识及识别能力。而原告并非普通的银行储户或金融消费者，其作为一个在中山古镇当地经营灯饰多年的商人，不仅具有丰富的从商经验，也具有长期在银行购买理财产品和办理各类业务的经历，风险防范的意识和银行业务流程的熟悉程度理应高于一般人。相关案件所涉的资金金额和交易的频繁程度，亦决定原告在追求高额、稳定理财收益的同时，对其资金的安全更加不应忽视。然而，其却对于案涉交易过程中呈现的种种不合常理、不合约定的疑点却视而不见，可见其对资金安全的风险防范意识淡薄到了何种程度。而这一切仅因魏伟清具有银行工作人员的职务身份，是无法作出合理解释的。而与此同时，随着金融创新和银行业自身的发展，银行自营或代售的金融产品可谓推陈出新、琳琅满目，让人目不暇接。金融产品的专业性、复杂性也使得普通民众无法轻易搞清弄懂，加之部分银行职员职业道德缺失、法律意识淡薄，违法犯罪致使近年来“飞单”事件频频爆发、屡禁不止，不仅给投资者造成损失，也对银行业的整体信用和声誉带来负面影响。因此，将风险防范的责任全部归诸于投资者不仅不利于消除“飞单”隐患，对投资者也有欠公平。为了应对新的形势，银行业有义务加强内部管理和创新风控措施。例如，强化对员工选任和日常履职的管理，加大对营业网点的监督检查力度，充分利用业务信息系统、视频监控系统进行常态化的监测预警，通过对客户资金异动、员工可疑行为的监控、筛选和分析，持续开展对“飞单”交易的排查和治理。不仅如此，针对“飞单”隐蔽性强、形式多样、不易监控的特点，应当加大对投资者风险教育和提示，在大堂、理财室等主要营销场所以简明、清晰、易懂的方式加强对客户的警示和指引，充分揭示“飞单”交易的常见做法和严重危害，力求防患于未然。在“飞单”交易风险的防范中，只有依靠银行与投资者各尽其责，才能有效消除此类风险对投资者造成巨大损失和对银行业声誉造成的损害。反观本案，原告的过失自不待言，但被告民生银行中山古镇支行用人失察，对员工日常履职行为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管理，也是导致原告资金损失的原因之一。被告民生银行中山古镇支行自身有经营委托贷款业务，故在此情况下，被告民生银行中山古镇支行理应对员工在开展相应理财业务采取有效的监管措施，如对客户资金异动进行监测，对购买了委托贷款理财产品的客户进行实时回访等。但本案中，魏伟清在任职期间多次利用该业务对原告实施巨额诈骗，甚至在真实的委贷业务中向原告提供虚假的合同，被告民生银行中山古镇支行对此却未能及时发现处理，且被告民生银行中山古镇支行提交的证据材料中，并未见有对相应的委贷理财业务采取有效风控措施的证据。同时，原告在案涉交易发生前后1年多的时间里曾转出多笔数额巨大的款项，在柜台转账过程中也有除魏伟清外的其他银行员工参与，而对于原告大额资金划付的异常行为，被告民生银行中山古镇支行的其他员工和上级管理层也未能及时发现。由此可见被告民生银行中山古镇支行对员工日常履职及大额款项划付缺乏有效的监管。因此，被告民生银行中山古镇支行对原告资金损失存在一定程度的过错，应当承担一定比例损失。鉴于原告与被告民生银行中山古镇支行分别存在过错，综合分析讼争双方过错大小及造成损害结果的原因力，本院酌情认定原告自行承担损失的85%，被告民生银行中山古镇支行承担原告损失的15%。此外，（2018）粤2072刑初948号判决认定的魏伟清未归还原告的资金为72421551元，本院对此予以采纳。而原告在本系列案中主张的全部损失为7800万元，与刑事判决认定的资金损失存在5578449元的差额。因本案各方均未能明确该5578449元应抵扣哪一案件项下损失，本院依照原告向平安银行古镇支行主张的总损失6100万元及向民生银行古镇支行主张的总损失1700万元，按比例进行扣减（经核算，民生银行中山古镇支行应扣减的金额为1215878元），并将被告民生银行中山古镇支行应扣减金额在本案中予以抵扣，经抵扣后，原告在本案主张的合同项下的金额应为12784122元（1400万元-1215878元）。同时，原告要求被告按照虚假合同约定的借款利率支付利息损失的诉请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并酌情调整为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付原告的利息损失。另需指出的是，本案与魏伟清诈骗罪刑事案件之间虽有牵连，但并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原告有权选择或同时通过民事诉讼程序抑或刑事追赃退赔程序追究相关责任主体的侵权责任并获得损失填补。魏伟清的不法行为固然是造成原告损失的根本原因，应对给原告的全部损失承担终局责任，而被告民生银行中山古镇支行也理应为其人员选任及使用监督上的过错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其承责后有权再行向最终责任人追偿。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古镇支行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袁秀兰赔偿1917618元及利息损失（自2015年9月2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付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袁秀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36990元，由原告袁秀兰负担122000元，由被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古镇支行负担14990元。原审判后，袁秀兰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漏查大量关键事实，对被上诉人的整个侵权行为割裂处理，导致错判。1、民生银行古镇支行是导致袁秀兰巨大损失的始作俑者。上诉人自2012年起开始在中国民生银行古镇支行购买理财产品，并由该行的理财经理魏伟清担任理财顾问，在民生银行古镇支行的理财产品都非常正常，这也是上诉人信赖银行的基础。后魏伟清在2014年初去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工作，上诉人开始在平安银行古镇支行购买理财产品，平安银行古镇支行的理财产品也都非常正常，这是上诉人对银行信赖的延续。正因为有基础、有延续，上诉人才不会发现异常。一审判决却对上诉人在民生银行与平安银行购买理财产品的信赖延续关系视而不见。2、上诉人在平安银行的理财合同，与民生银行的理财合同模板、方式基本相同，产品基本相同，即便是现在聘请金融分析专家，花大量的时间，也根本分辨什么是真理财，什么是假理财，作为普通消费者的袁秀兰，在银行工作场所的短时间内，更加无法辨别真假。3、上诉人需要在银行填写多份文件，例如《委托贷款委托合同》、《私人银行客户理财委托书》、《项目融资撮合确认单》、《委托贷款申请书》等资料。这些资料都非常专业，字数也非常多，都是银行发放的资料，看起来很正规。这更加加深了上诉人作为金融消费者对银行专业、审慎的信赖。即便是对于一个有投资理财经验的人来说，银行副行长和银行工作人员在银行工作区域的营业行为，当然一定是代表银行的，也就是银行的行为。一个再有投资理财经验的人，也无法在银行工作场所内，发现这家银行的副行长及其他的工作人员的行为不代表银行。4、上诉人在民生银行、平安银行有多笔理财，多次办理该类委托贷款类理财产品，多次收到本息。所有业务的办理都是在银行营业场所，特别是，上诉人是民生银行、平安银行的VIP客户，每次去银行，银行的多名工作人员都是热情接待，填表、转账等等都由银行工作人员在银行工作场所代为进行，在银行人员的引导下，上诉人只要签字，输入密码即可。这种情况下，上诉人不可能对银行产生任何的质疑。上诉人根本无法分辨给上诉人这VIP客户提供金融服务的银行工作人员中有骗子，而且骗子是银行的副行长。一审判决漏查了袁秀兰在银行里面怀疑银行的可能性，也漏查了袁秀兰是银行VIP客户，以及作为VIP客户应当享有的更优权利这一事实5、一安神判决称袁秀兰“具有常年在银行投资理财的习惯”，的表述是错误的，袁秀兰在中山古镇从事灯具加工，销售二十多年，从事的是正在的制造业。6、一审判决还漏查了袁秀兰网银转账、柜台转账都由银行多名银行工作人员协助操作的事实。这是林剑锋、魏伟清等人都承认的事实。行工作人员填写。这一事实非常关键，银行多人参与而且在银行不同的区域协助袁秀兰操作，使得袁秀兰不可能怀疑其中有假，更应加重民生银行古镇支行的过错。7、一审判决还漏查列入袁秀兰民生银行账户被民生银行随意操控的事实，凌晨一点钟，晚上八点钟都有资金的操控流动，而且一笔可以产生多个账户。账户之间的资金调配，完全不受袁秀兰的控制。8、一审判决还漏查了魏伟清离职之后，民生银行不曾将这一情况向上诉人告知的事实。上诉人作为民生古镇支行的大客户，而且是魏伟清负责的大客户，在民生古镇支行辞退魏伟清之后，本应当立即通知客户，特别是通知像上诉人这样的VIP客户，但是上诉人自始至终没有收到。9、一审判决对7800万元本金的扣除毫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7800万元的本金总数不应扣除。袁秀兰完全是对银行的信任而不是对魏伟清个人的信任和购买理财产品。袁秀兰对银行的信任，是全方位的。袁秀兰一直非常相信银行公信力，相信银行员工在银行的行为代表银行，特别是副行长魏伟清的行为更加代表民生银行古镇支行。袁秀兰曾经在魏伟清任职期间，购买的多笔理财产品都得到兑现，更加加重了对银行的信任。袁秀兰是银行的VIP客户，更加不可能对银行产生质疑，一个VIP更加会信任服务机构。袁秀兰根本不可能分辨也无法分辨银行上班期间的银行工作人员中有骗子。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审理程序错误。上诉人并无过错，被上诉人应对上诉人的全部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一审判决对双方责任比例的划分严重失当。同案不同判，严重违背最高院的精神。综上：请求撤销原审（2017）粤0106民初16234号民事判决；二、改判支持上诉人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发表答辩意见称；不同意上诉人袁秀兰的全部上诉请求，首先民生银行认为一审认定的事实没有错误，一审认定事实是准确的。第二点，关于一审判决适用法律的问题，我们认为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适用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第二款，那么我们也认为适用第二款是有失偏颇的，因为在本案中民生银行是没有任何过错的，所以应当适用第五条的第一款。至于上诉人袁秀兰说一审判决程序违法，这个我们也不同意，原审判后，民生银行古镇支行上诉称：一、魏伟清实施的诈骗行为与“飞单”无关，所谓飞单是指银行工作人员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将非本银行自主发行或者承销的第三方机构理财产品，销售给客户的行为。所以“飞单”所涉及的是第三方机构发行或者承销的真实理财产品。委托代理是民间借贷的信用中介业务。不属于理财产品的范畴。而案涉的《委托贷款委托合同》系魏伟清编造的假合同，是魏伟清实施诈骗行为的具体手段，更加不属于“飞单”交易之列。因此，一审判决关于“飞单”的论述与本案无关，不应以该论述作为认定上诉人存在的过错依据。二、魏伟清的诈骗行为与袁秀兰的重大过错是造成袁秀兰损失的唯一原因，上诉人对袁秀兰的损失不存在任何过错，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对于魏伟清的犯罪行为，上人作为用人单位虽然失察，但与袁秀兰所受损失之间不成立相当因果关系。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如前所述，上诉人对袁秀兰的损失不发生任何过错的情况下，应适用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款的规定，即“行为人盗窃，盗用单位的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或者私刻单位的公章签订经济合同，骗取财务归个人占用、使用、处分或者进行其他犯罪活动构成犯罪的，单位对行为人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承担民事责任。”综上：请求一、撤销本案（2017）粤0106民初1623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袁秀兰的全部诉讼请求。三、改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被上诉人袁秀兰答辩称，民生银行古镇支行的上诉也没有任何的事实和理由依据，应当全部驳回。应当支持袁秀兰的全部的上诉请求。民生银行严重的内部管理问题和脆弱的风控体系，过错非常明显，袁秀兰的损失本质原因就是因为银行没有尽到监管义务所导致的，民生银行对于其过错行为导致的袁秀兰损失，应当承担全部责任。二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综合各方当事人的上诉、答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仍然是魏某的行为是否属于职务行为，以及袁秀兰与民生银行古镇支行、民生银行广州分行对于本案损失的发生是否存在过错，是否应当承担责任及各应承担多大比例的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虽然涉案委托贷款合同的签订以及款项的划付均发生于民生银行古镇支行的营业场所内，魏某也具有该支行员工的职务身份，但魏某私刻民生银行广州分行的公章和负责人私章、伪造虚假合同并将从袁秀兰处获取的资金用于转贷牟利或个人消费，其行为并未获得单位授权和许可，显然也并非为了民生银行古镇支行的利益，故一审法院认定魏某的行为并非职务行为是正确的，本院予以维持。关于争议焦点之二。本院认为，袁秀兰在交易过程中未尽到审慎的注意义务，对涉案委托贷款交易的显著异常未能及时察觉，对资金安全风险疏于防范，是导致其涉案损失的主要原因。首先，从合同缔结过程来看。民生银行古镇支行与民生银行广州分行并无隶属关系，魏某作为民生银行古镇支行的员工，却以民生银行广州分行的名义与袁秀兰签订涉案《委托贷款委托合同》，与一般常理不符。其次，从款项划付过程来看。袁秀兰曾经在平安银行古镇支行购买过正规的银行理财产品，也曾在民生银行古镇支行办理过正规的委托贷款业务，应该知晓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资金应先转入其个人在银行开办的理财专户，再流向具体的使用用途。袁秀兰在民生银行古镇支行办理的真实的委托贷款业务的转账备注为“私人银行产品划款”、“委贷本金转回”，即正规理财资金转账备注应可以明确看出与银行理财相关。反观袁秀兰涉案资金的划付，均是直接划付给借款人个人，回款也是从个人账户转回，而且是从多个不同的个人账户回款，转账备注均为往来款，与正规的银行理财资金划付流程有显著的区别。袁秀兰作为一个在中山古镇当地经营灯饰多年的商人，有丰富的从商经验，具备高等学历，也具有长期在银行购买理财产品和办理各项业务的经历，风险防范的意识和对银行业务流程的熟悉程度应高于常人。然而袁秀兰却对上述种种缔约和款项划转流程的异常均视而不见，很大程度上是袁秀兰轻信魏某，以及被涉案委托贷款业务所约定的高息所吸引的后果，相应的责任应由其自行承担。民生银行古镇支行用人失察，对涉案大额资金的划付未尽到核查义务，也是导致袁秀兰涉案资金损失的原因之一。从民生银行古镇支行在本案中提交的证据来看，其内部排查和风控措施流于形式，对员工日常履职行为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管理，对其员工魏某在职期间实施巨额诈骗的行为未能及时发现处理。袁秀兰在长达两年时间里通过柜台转账和网银转账方式转出多笔高达数百万元的款项，转账过程有除魏某外的其他银行员工参与。对其大额资金划付的异常行为，民生银行古镇支行的其他员工和上级管理层未能及时发现，可见民生银行古镇支行对大额款项划付缺乏有效的监管。一审法院对双方过错的分析与论述正确充分，本院不再赘述。综合上述，本院认为，鉴于袁秀兰与民生银行古镇支行分别存在过错，一审法院综合分析双方过错大小及造成损害结果的原因力，酌情认定袁秀兰自行承担损失的85%，民生银行古镇支行承担袁秀兰损失的15%，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民生银行古镇支行承担责任后，可向魏某追偿。民生银行广州分行与民生银行古镇支行之间并无隶属关系，其在案涉交易过程中亦不存在任何过错，袁秀兰上诉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但未提出任何事实和理由，本院对其该上诉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袁秀兰、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古镇支行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9284元，由上诉人袁秀兰负担94294元，上诉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古镇支行负担1499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彭 湛审判员 林幼吟审判员 叶建伟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八日法官助理黄慧书记员梁敏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