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鄂05行终4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田邦武，男，汉族，1967年10月13日出生，住宜昌市夷陵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斌，宜昌市夷陵区鸦鹊岭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田邦文（系田邦武之兄），汉族，1963年11月20日出生，住宜昌市夷陵区。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宜昌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西陵大队，住所地宜昌市西陵区夷陵大道46号。 负责人胡钦，该大队大队长。 出庭负责人龙健，该大队副大队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志刚，该大队民警。一般授权代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延河，湖北百思特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 上诉人田邦武因诉被上诉人宜昌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西陵大队行政处罚一案，不服宜昌市西陵区人民法院（2019）鄂0502行初47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2018年12月14日9时许,原告驾驶鄂Ｅ×××××金龙牌中型普通客车沿宜昌市西陵二路快速路由北向南行驶至海山科技园附近时，被执勤民警发现有严重超员嫌疑，遂示意原告停车接受检查，原告不听从指挥，继续前行至长江路××××路交汇处时被民警拦截。经现场核查,存在以下违法行为:1.鄂Ｅ×××××号中型客车法定核载人数为19人,实际载客52人,超员率为173.7%；2.未放置保险标志;3.未放置检验合格标志。被告民警现场开具编号420502-3100840220《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以下简称《行政强制措施凭证》）,扣留鄂Ｅ×××××中型客车，并载明要求当事人“持本凭证在15日内到至喜大桥接受处理。逾期不处理的，依法承担法律责任”。原告对上述凭证记载的内容无异议并现场签字确认后收存了凭证。原告于2019年1月17日到被告处接受处理，被告于当日作出宜公交决字[2019]第420502-2601171480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原告实施了公路客运车辆载客超过额定乘员100%以上、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未放置保险标志的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二条第一款、第九十五条第一款、《湖北省实施办法》第六十七条第三项、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决定给予原告罚款2020元的行政处罚（其中公路客运车辆载客超过额定乘员100%以上处以2000元罚款、未放置保险标志处以20元罚款）。原告不服上述处罚决定，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决撤销被告于2019年1月17日对原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另查明，鄂Ｅ×××××金龙牌中型客车隶属于宜昌三峡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告与该公司签订有合作经营协议，该车辆为公路客运车辆，经营路线为小溪塔至当阳双莲。宜昌市公安局于2018年12月28日作出宜公(交)立字[2018]282号《立案决定书》，决定对原告危险驾驶案刑事立案侦查。2019年5月21日，原审法院作出（2019）鄂0502刑初88号《刑事判决书》，以危险驾驶罪判处原告拘役4个月、缓刑6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判决前行政处罚已缴纳的罚款2000元折抵相应罚金)。 再查明，2018年12月14日，湖北省公安厅、湖北银保监局筹备组下发的鄂公通[2018]109号《关于切实加强警保合作深入推进公安交通管理“放管服”改革工作的通知》规定，从2019年1月1日起全省推行保险凭证电子化。 原判认为，本案审查的行政行为是被告于2019年1月17日对原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条和《湖北省实施办法》第四条第一款的规定，被告具有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的法定职责。本案争议焦点为:被告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书》是否合法。1.从已经查明的事实看，2018年12月14日9时许,原告驾驶鄂Ｅ×××××金龙牌19座中型客车，沿西陵二路至喜大桥至峡州大道快速路段行驶时，经被告民警现场核查,实际载客52人,超过核载人数33人，且未放置保险标志，事实清楚，原告对上述事实亦予以认可。2.关于上道行驶车辆未放置保险标志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一条规定，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应当悬挂机动车号牌，放置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并随车携带机动车行驶证。第九十条规定，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告或者二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处罚。第九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未悬挂机动车号牌，未放置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或者未随车携带行驶证、驾驶证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扣留机动车，通知当事人提供相应的牌证、标志或者补办相应手续，并可以依照本法第九十条的规定予以处罚。《湖北省实施办法》第六十七条第三项规定：“机动车驾驶人驾驶机动车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警告或者20元罚款…（三）未按规定放置检验合格标志和强制保险标志的。”根据上述规定，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未按规定放置保险标志可以处以20元罚款。虽然鄂公通[2018]109号《关于切实加强警保合作深入推进公安交通管理“放管服”改革工作的通知》规定从2019年1月1日起全省推行保险凭证电子化，但原告驾驶车辆未放置保险标志的行为发生的时间在2018年12月14日,即违法行为发生在电子保单正式推行实施之前。被告民警现场开具的《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载明要求原告在15日内到至喜大桥接受处理，原告亦签字予以确认，即原告至迟应于2018年12月30日前去处理，而原告于2019年1月17日才前去接受处理，行政相对人不应因逾期处理的行为而获益，且亦无证据证明原告在被告现场查处或作出行政处罚前出示了电子保单信息，故被告对其上道行驶车辆未放置保险标志的行为处以20元罚款并无不当。3.关于公路客运车辆载客超过额定乘员100%以上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二条规定，公路客运车辆载客超过额定乘员百分之二十的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湖北省实施办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公路客运车辆载客超过额定乘员百分之百以上的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原告驾驶的公路客运车辆载客超过额定乘员173.7%，且逃避民警依法检查，故被告依据上述规定对该违法行为处以2000元罚款适用法律正确。4.关于原告认为其行为已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下，一并处以行政处罚属重复处罚的观点。首先刑事案件立案系原告危险驾驶案，不涉及原告驾驶车辆未放置保险标志的行为，故对该项违法行为被告另行作出行政处罚并不属重复处罚。对于原告驾驶的公路客运车辆载客超过额定乘员100%以上的违法行为，刑事判决中明确行政处罚缴纳的2000元罚款折抵相应罚金，故亦未构成重复评价。 综上，被告于2019年1月17日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原告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不应支持。本案经原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诉讼费50元，由原告负担。 上诉人田邦武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不顾客观事实，在认定证据时偏袒被告，导致错误的判决。1.案涉鄂Ｅ×××××车辆的权属应为上诉人所有。2.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在收到被上诉人的《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后，未在15日内到至喜大桥接受处理，该认定并不属实。事实上，自车辆被扣留后，上诉人多次到至喜大桥要求放车，均遭拒绝。二、被上诉人办案程序错误。2018年12月28日，上诉人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被立案侦查，在刑事案件侦办期间，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作出罚款2000元的处罚决定，不符合《公安局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的相关程序规定。三、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违章行为发生在鄂公通[2018]109号《关于切实加强警保合作深入推进公安交通管理“放管服”改革工作的通知》之后，且上诉人已于事发当日就出具并张贴了交强险保险标志。故被上诉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错误，应予撤销。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宜昌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西陵大队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人在二审审理期间向本院提交了两份证据材料。证据一，宜昌三峡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于2019年12月11日出具的《证明》一份，拟证明鄂Ｅ×××××金龙牌中型客车系上诉人出资，并由个人经营，上诉人每月向该公司交纳1670元管理费，该车辆由上诉人所有，原审法院认定该车辆系该公司所有，与事实不符。证据二，光盘一张，包含录音两段。第一段是2018年12月26日上诉人到西陵大队要求放车的录音，系当日田邦文和被上诉人中队长王雪峰二人的对话；第二段是2019年1月24日田邦文、上诉人以及上诉人之妻刘运香与王雪峰的对话。拟证明要求放车的事实以及当天放车的经过，还证明扣车长达42天的事实。被上诉人的质证意见为：对于证据一，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明》是在诉讼过程中向人民法院出具的，不能证明行政机关在执法时行政行为错误，被上诉人在行政执法时，在没有相反证据证明的情况下，根据机动车登记情况认定相关事实并无不当。对于证据二，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谈话人的身份无法确定，真实性存疑。谈话的时间、地点不清楚，不能证明上诉人主张。即便按照上诉人陈述，2018年12月26日要求放车的也不是上诉人本人，而是案外人田邦文。同样按照上诉人陈述，2019年1月24日上诉人要求公安机关放车，而实际放车时间就是当日，证明上诉人于2019年1月24日到公安机关要求放车，公安机关当天就依法放车，公安机关的行政行为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主张不能成立。 本院认为，对于证据一，因涉及涉案车辆权属问题，本院后续将结合本案案情予以评述。对于证据二，其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所规定的要求，此外，根据上诉人的自述，该两段录音的形成时间分别为2018年12月26日、2019年1月24日，也不属于新证据范畴。 当事人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已随案移送本院，本院经审查所认定的案件事实与原审相同。 本院认为，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是被上诉人于2019年1月17日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该《行政处罚决定书》是否合法。 本案中，被上诉人认定上诉人存在两个违法行为，一是载客超过额定乘员100%以上；二是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未放置保险标志。对于超员173.7%和未放置保险标志的违法事实，上诉人并无异议。被上诉人告知上诉人其存在载客超过额定乘员的违法行为后，上诉人也愿意接受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二条、《湖北省实施办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结合上诉人逃避检查的情节，被上诉人对上诉人载客超过额定乘员的违法行为处以2000元罚款符合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湖北省实施办法》第六十七条第三项之规定，对于上诉人未放置保险标志的违法行为处以20元罚款于法有据。同时，被上诉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的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相关规定。 关于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作出2000元罚款的处罚，上诉人主张该处罚发生在刑事立案之后，根据“一事不再罚”的原则，就不能再进行行政处罚。本院认为，1.“一事不再罚”是指对违法行为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以同一事实和同一依据，给予两次或两次以上的处罚。本案中，行政处罚在前，刑事判决在后，故本案并不适用上诉人所主张的“一事不再罚”的处理原则。2.《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违法行为涉嫌构成犯罪的，转为刑事案件办理或者移送有权处理的主管机关、部门办理，无需撤销行政案件。公安机关已经作出处理决定的，应当附卷。《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违法行为构成犯罪，人民法院判处罚金时，行政机关已经给予当事人罚款的，应当折抵相应罚金。依据前述规定，在上诉人违法行为涉嫌构成犯罪，转为刑事案件时，被上诉人未撤销行政案件，符合法律规定。且对于上诉人已经缴纳的2000元行政处罚罚款，已在后续刑事处罚的罚金中予以了折抵，故也不违反“一事不再罚”原则。 关于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作出20元罚款的处罚，上诉人主张其未放置保险标志的行为发生在全省推行保险凭证电子化的通知下发之后，且上诉人已于事发当日出示了交强险保险标志并予以了张贴，原审法院仍认定上诉人未放置保险标志违法，属于适用法律、政策错误。本院认为，上诉人违法行为发生在2018年12月14日，而鄂公通[2018]109号通知明确规定了保险凭证电子化的实施时间为2019年1月1日起。在此之前，上诉人已存在违法行为，故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该违法行为给予20元的罚款处罚，并无不当。此外，上诉人并未提供其在被处罚前已出具保险标志的证据，对于该项主张，本院不予认可。 关于鄂Ｅ×××××金龙牌中型客车的权属问题。上诉人一再主张，该车辆为其个人所有，原审认定为宜昌三峡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有错误。本院认为，根据被上诉人的民警对上诉人所作的多份《询问笔录》，上诉人均自述该车辆的车主为宜昌三峡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在申请放车时，宜昌三峡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向被上诉人出具的《放车函》也载明该车辆系该公司营运车辆。该两组证据与该车辆《机动车行驶证》上载明的所有人为宜昌三峡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相互印证。故原审认定该车辆隶属于宜昌三峡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并无不妥。上诉人在二审过程中提交的宜昌三峡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明》，虽然载明了该车辆的实际出资购买人为上诉人，但该证据并未在行政程序和原审中提交，也不影响本案的处理结果。 综上，被上诉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处罚适当。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正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诉讼费50元，由上诉人田邦武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春晖 审判员  甘 杨 审判员  曹 斌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三日 法官助理李乔 书记员陈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