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1民终64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余乐，男，1987年11月30日出生，住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剑林，江苏天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严梦玲，江苏天煦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惠鸿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庐山路198号南京世界贸易中心B幢2607室。法定代表人：艾凌羽。委托诉讼代理人：宫进强，北京策略（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卢春燕，女，1983年3月5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海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高云，北京市中伦（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志强，北京市中伦（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赵峰，男，1980年12月5日出生，住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高云，北京市中伦（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志强，北京市中伦（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余乐因与上诉人江苏惠鸿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简称惠鸿禾公司）、卢春燕、赵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法院（2019）苏0105民初63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余乐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1.惠鸿禾公司向余乐偿还借款本金1044600元并按年利率12%计付截止实际还款之日的利息，自2019年6月11日起按应偿还部分金额的日万分之五标准支付违约金；2.卢春燕在抽逃出资本息范围内对惠鸿禾公司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赵峰对卢春燕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3.惠鸿禾公司、卢春燕、赵峰承担余乐支付的律师费20000元；4.惠鸿禾公司、卢春燕、赵峰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1.惠鸿禾公司于2018年1月2日向余乐转款20万元系代案外人江苏景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简称景昆公司）向余乐偿还借款，而非偿还惠鸿禾公司于2017年12月29日从余乐处借得的20万元，否则案涉借款合同、对账单上均应对此予以明确。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有误。2.卢春燕是惠鸿禾公司股东，认缴出资1980万元，于2016年12月29日实缴500万元，并于当日将该500万元作为借款抽回到自己的账户，于2017年1月12日共分5次还款500万元到惠鸿禾公司的账户，又于2017年1月I7日抽逃公司账户上的500万元到卢春燕个人账户，之后无任何还款行为，应当认定为抽逃出资的行为。卢春燕、赵峰系夫妻关系，且赵峰担任惠鸿禾公司的监事、副总经理，负责公司的经营投资管理，应认定为夫妻双方共同经营，赵峰对卢春燕上述抽逃出资的债务应承担连带责任。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针对余乐的上诉，惠鸿禾公司、卢春燕、赵峰答辩称：本案系虚假诉讼，应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余乐系惠鸿禾公司的大股东、实际控制人，卢春燕、惠鸿禾公司法定代表人艾凌羽均系代余乐持有惠鸿禾公司股权。余乐担任惠鸿禾公司总经理，负责日常经营管理，并控制惠鸿禾公司公章、财务章、法人章，其单方捏造借款合同、对账单，意图侵占惠鸿禾公司资产，并损害卢春燕、艾凌羽合法权益，涉嫌犯罪，应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惠鸿禾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余乐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并由余乐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本案系虚假诉讼，余乐担任惠鸿禾公司总经理，负责日常经营管理，并控制惠鸿禾公司印章，其单方捏造借款合同、对账单，提起虚假诉讼。1.艾凌羽、赵峰是惠鸿禾公司的员工，艾凌羽是挂名的法定代表人，艾凌羽、卢春燕是代余乐持有惠鸿禾公司股权，卢春燕交至惠鸿禾公司的500万资金是余乐安排验资过账后抽回，导致惠鸿禾公司缺乏经营资金。2016年8月至2019年5月余乐多次向惠鸿禾公司转账用于公司运营开支，但前述款项不是借款，而是余乐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理应支付给惠鸿禾公司的运营费用。2017年9月余乐经营公司操盘基金导致巨额亏损，为挽回个人损失，余乐借其实际控制惠鸿禾公司公章、财务章、法人章的机会捏造案涉借款合同、对账单，意图将亏损转嫁到卢春燕、艾凌羽等人头上。2.一审法院仅凭加盖惠鸿禾公司公章、财务章、法人章的借款合同、对账单就认定余乐与惠鸿禾公司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缺乏依据。（1）案涉借款合同上仅有惠鸿禾公司公章、法人章，没有法定代表人艾凌羽的签字，也没有相应的股东会决议。（2）案涉借款发生于2016年8月至2019年5月期间，金额大小不一，而案涉借款合同落款时间为2019年5月21日，间隔时间较长，且一审法院没有查明余乐每笔转款的备注内容是否为借款，也没有查明每笔借款的具体协商过程。（3）余乐一审中提交了惠鸿禾公司银行账户明细，可以印证余乐实际控制惠鸿禾公司印章。（4）2019年5月22日余乐与赵峰的通话录音中，余乐与赵峰协商如何将卢春燕名下股权转至余乐名下，还说了凑钱走账，足以证明余乐是惠鸿禾公司实际控制人。之后余乐与艾凌羽、赵峰等人的微信聊天记录，也可以印证余乐是惠鸿禾公司实际控制人。一审法院对前述疑点均未能查明。3.一审法院未能细致审查本案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适用法律错误。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纠正。针对惠鸿禾公司的上诉，余乐答辩称：1.惠鸿禾公司、艾凌羽、卢春燕、赵峰等人认为本案系虚假诉讼，到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未予立案，要求双方通过民事方式解决纠纷。2.余乐仅为惠鸿禾公司聘用的总经理，负责公司日常管理，从未控制惠鸿禾公司公章、财务章、法人章。3.惠鸿禾公司的股东系卢春燕、艾凌羽，两人都曾出具声明确认其持有的股权不存在代持情形。卢春燕、艾凌羽仅凭所谓录音、微信聊天记录中模糊陈述主张其系代余乐公司持有惠鸿禾公司股权，缺乏依据。4.根据惠鸿禾公司银行流水记载余乐已经将借款合同、对账单中款项转入惠鸿禾公司，用于公司日常经营，且惠鸿禾公司2017年、2018年审计报告中均记载余乐向惠鸿禾公司出借款项。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惠鸿禾公司的上诉。针对惠鸿禾公司的上诉，卢春燕、赵峰答辩称：认可惠鸿禾公司的上诉请求，余乐系惠鸿禾公司实际控制人，卢春燕系代余乐持有惠鸿禾公司股权，余乐交付惠鸿禾公司的款项系余乐对惠鸿禾公司的投资款，而非借款。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裁判。卢春燕、赵峰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余乐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并由余乐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本案系虚假诉讼，应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具体理由同惠鸿禾公司上诉请求。2.卢春燕、赵峰不是案涉借款合同相对人，即使卢春燕系惠鸿禾公司的股东且确有出资不到位或抽逃出资情形，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惠鸿禾公司应先行偿还债务，在惠鸿禾公司已完全丧失或部分丧失债务清偿能力的情形下，卢春燕才在出资不到位或抽逃出资本息范围内对惠鸿禾公司的债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故余乐一审要求卢春燕对惠鸿禾公司的案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在此基础上要求赵峰对卢春燕的案涉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均缺乏依据。3.余乐为惠鸿禾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卢春燕替余乐代持惠鸿禾公司99%股权，卢春燕只是名义股东。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裁判。针对卢春燕、赵峰的上诉，余乐答辩称：1.余乐已经提交了银行转款凭证、借款合同、对账单等证据足以证明余乐与惠鸿禾公司之间存在真实借贷关系。2.余乐汇给惠鸿禾公司的款项是借款。如是投资款，理应经过验资程序。3.余乐从未要求卢春燕代持惠鸿禾公司股权，卢春燕也未能提交所谓代持协议。卢春燕据以认定存在代持的录音、微信聊天记录均是含糊不清、似是而非，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4.卢春燕存在抽逃出资行为，理应就案涉债务与惠鸿禾公司承担连带责任。赵峰作为卢春燕配偶，亦应承担连带责任。综上，请求驳回卢春燕、赵峰的上诉。针对卢春燕、赵峰的上诉，惠鸿禾公司答辩称：余乐与惠鸿禾公司之间没有真实借贷关系，艾凌羽、卢春燕均系代余乐持有惠鸿禾公司股权。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裁判。余乐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惠鸿禾公司偿还借款本金1044600元并支付利息（自借款之日起按年利率12%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及逾期还款违约金（自2019年6月11日起按应偿还金额的日万分之五计算），并承担余乐为此次诉讼支出的律师费20000元及诉讼保全担保费3000元；2.卢春燕对惠鸿禾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赵峰对卢春燕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以下事实：卢春燕与赵峰系夫妻关系，双方于2009年3月登记结婚。惠鸿禾公司于2015年8月13日成立，股权现登记在卢春燕及艾凌羽名下。自2016年8月15日至2019年5月17日,余乐多次向惠鸿禾公司银行账户打款，具体明细为：2016年8月15日16000元，2016年9月7日10000元，2016年9月13日2000元，2016年9月19日11000元，2016年9月20日68500元，2016年10月17日17000元，2016年10月24日200元，2016年11月4日2500元，2016年11月15日17000元，2016年12月14日17000元，2017年1月11日25000元，2017年2月14日16000元，2017年2月16日1000元，2017年2月22日20000元，2017年3月1日1500元，2017年3月8日1500元，2017年3月14日17000元，2017年3月23日70000元，2017年4月7日500元，2017年4月11日19000元，2017年5月4日20000元，2017年5月12日9000元，2017年6月14日8500元，2017年6月27日3600元，2017年7月14日7800元，2017年7月31日1600元，2017年8月11日9000元，2017年9月15日11000元，2017年10月16日7100元，2017年10月19日1200元，2017年11月29日10000元，2017年12月14日90000元，2017年12月29日200000元，2018年1月15日10000元，2018年2月14日12000元，2018年3月2日500元，2018年3月20日1000元，2018年3月30日36000元，2018年4月19日7000元，2018年5月18日11000元，2018年5月23日4000元，2018年6月15日6000元，2018年6月19日6000元，2018年6月25日200元，2018年7月15日8500元，2018年7月20日8500元，2018年8月15日7000元，2018年8月20日6300元，2018年9月4日200元，2018年9月17日8000元，2018年9月20日7200元，2018年10月10日50000元，2018年10月11日22000元，2018年10月15日8000元，2018年10月23日10000元，2018年11月14日8000元，2018年11月20日7000元，2018年12月17日8000元，2018年12月21日6500元，2019年1月3日4000元，2019年1月21日10000元，2019年1月30日10000元，2019年2月20日16000元，2019年3月19日12000元，2019年4月15日2000元，2019年4月16日7000元，2019年5月7日7000元，2019年5月17日6200元。2019年7月余乐提起诉讼并为此支出律师费20000元。审理中，余乐提交了惠鸿禾公司银行账户明细及《借款合同》用以证明与惠鸿禾公司的借贷关系，银行账户明细载有上述余乐向惠鸿禾公司所汇各笔款项记录，并载明惠鸿禾公司于2018年1月2日向余乐回款20万元（余乐称此20万元回款实际系惠鸿禾公司代案外人景昆公司向余乐偿还的借款，惠鸿禾公司对此不予认可）；《借款合同》抬头载明：甲方为余乐，乙方为惠鸿禾公司；合同中载明：2016年8月至2019年5月，乙方（惠鸿禾公司）向甲方（余乐）累计借款1044600元用于企业经营，具体明细为，2016年8月15日借款16000元，2016年9月7日借款10000元，2016年9月13日借款2000元，2016年9月19日借款11000元，2016年9月20日借款68500元，2016年10月17日借款17000元，2016年10月24日借款200元，2016年11月4日借款2500元，2016年11月15日借款17000元，2016年12月14日借款17000元，2017年1月11日借款25000元，2017年2月14日借款16000元，2017年2月16日借款1000元，2017年2月22日借款20000元，2017年3月1日借款1500元，2017年3月8日借款1500元，2017年3月14日借款17000元，2017年3月23日借款70000元，2017年4月7日借款500元，2017年4月11日借款19000元，2017年5月4日借款20000元，2017年5月12日借款9000元，2017年6月14日借款8500元，2017年6月27日借款3600元，2017年7月14日借款7800元，2017年7月31日借款1600元，2017年8月11日借款9000元，2017年9月15日借款11000元，2017年10月16日借款7100元，2017年10月19日借款1200元，2017年11月29日借款10000元，2017年12月14日借款90000元，2017年12月29日借款200000元，2018年1月15日借款10000元，2018年2月14日借款12000元，2018年3月2日借款500元，2018年3月20日借款1000元，2018年3月30日借款36000元，2018年4月19日借款7000元，2018年5月18日借款11000元，2018年5月23日借款4000元，2018年6月15日借款6000元，2018年6月19日借款6000元，2018年6月25日借款200元，2018年7月15日借款8500元，2018年7月20日借款8500元，2018年8月15日借款7000元，2018年8月20日借款6300元，2018年9月4日借款200元，2018年9月17日借款8000元，2018年9月20日借款7200元，2018年10月10日借款50000元，2018年10月11日借款22000元，2018年10月15日借款8000元，2018年10月23日借款10000元，2018年11月14日借款8000元，2018年11月20日借款7000元，2018年12月17日借款8000元，2018年12月21日借款6500元，2019年1月3日借款4000元，2019年1月21日借款10000元，2019年1月30日借款10000元，2019年2月20日借款16000元，2019年3月19日借款12000元，2019年4月15日借款2000元，2019年4月16日借款7000元，2019年5月7日借款7000元，2019年5月17日借款6200元；乙方于2019年6月10日前向甲方归还上述全部借款，并自甲方汇款之日开始计算利息，年利率12%，如乙方逾期未偿还本息，应另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按应偿还金额的万分之五/天计算，且乙方应承担甲方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费用（诉讼费、律师费等）；合同落款甲方一栏有余乐签名，乙方一栏盖有惠鸿禾公司公章及惠鸿禾公司法定代表人名章，落款日期载明为2019年5月21日。一审法院认为，惠鸿禾公司辩称涉案《借款合同》系余乐利用掌管持有惠鸿禾公司公章印鉴之便利而制作的虚假合同，但惠鸿禾公司对此未能提交证据加以证明，故惠鸿禾公司的抗辩意见不能得到采纳。余乐交付惠鸿禾公司的转款记录与涉案《借款合同》所载各笔借款的时间、金额均能相互对应，双方的借贷关系据此可以认定，故余乐依据《借款合同》向惠鸿禾公司提出清偿主张，并无不当。但根据余乐提供的惠鸿禾公司银行账户明细显示，余乐于2017年12月29日向惠鸿禾公司出借20万元后，惠鸿禾公司随即于2018年1月2日向余乐回款20万元，而余乐关于此20万元回款系惠鸿禾公司代案外人向余乐还款之说，并无确凿证据加以证明，不能得到采信，故此20万元回款应视为惠鸿禾公司对2017年12月29日的20万元借款的即刻清偿，根据先息后本的清偿原则，20万元回款应先行折抵20万元借款产生的利息328元（计算精确到个位），余款199672元折抵20万元本金后，2017年12月29日的借款剩余本金应为328元，连同其他各笔借款本金，惠鸿禾公司还应向余乐归还的本金总额应为844928元。惠鸿禾公司未能在《借款合同》约定的期限内清偿借款本息，其依约应向余乐支付逾期还款违约金，并应承担余乐为主张债权而支出的律师费，但合同约定的违约金标准偏高，应予适当调整，一审法院酌定为每天按逾期本金的万分之二点一即177元/天（精确到个位）计算，而惠鸿禾公司应承担的律师费数额则应根据惠鸿禾公司所应承担的还款金额并结合余乐的诉讼标的金额按比例确定，具体数额应为844928元÷1044600元×20000元=16177元。至于余乐提及为此次诉讼支出诉讼保全担保费3000元，并无证据加以证实，故余乐关于诉讼保全担保费的主张不能成立。卢春燕与赵峰均非涉案《借款合同》相对人，即使卢春燕确系惠鸿禾公司的股东且确有出资不到位或抽逃出资的情形存在，余乐也仅有权依照公司法相关规定要求卢春燕在其未出资本息范围内或抽逃出资本息范围内对惠鸿禾公司所负债务中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而无权超越法律规定在尚未确定惠鸿禾公司是否已完全丧失或部分丧失债务清偿能力的情形下径行要求卢春燕对惠鸿禾公司的债务无条件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故余乐在本案中对卢春燕的诉讼主张，缺少法律依据，不能成立。在此情形下，余乐在本案中基于对卢春燕的主张进而向赵峰提出的诉讼主张亦不能成立。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惠鸿禾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余乐偿还借款本金844928元并按年利率12%计付截止实际还款之日的利息（其中2017年12月29日的借款利息以剩余本金328元为计息基数，自2018年1月3日起算；其余各笔借款利息的起算时间及计息基数分别以《借款合同》载明的其余各笔借款的发生时间及金额为准）；二、惠鸿禾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余乐支付逾期还款违约金（自2019年6月11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177元/天计算）；三、惠鸿禾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余乐支付律师费16177元；四、驳回余乐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4201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9201元，由余乐负担3671元，惠鸿禾公司负担15530元。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有证据在卷予以证明，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对于双方当事人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余乐是否为惠鸿禾公司股东。惠鸿禾公司、卢春燕、赵峰主张：艾凌羽系名义法定代表人，艾凌羽、卢春燕系代余乐持有惠鸿禾公司股权，余乐是惠鸿禾公司股东并实际控制惠鸿禾公司公章、财务章、法人章。为证明前述主张，卢春燕、赵峰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2015年7月21日惠鸿禾公司章程，其中股东名册记载余乐母亲赵寿霞认缴出资800万、占股40%；2.申请证人陆某,朱某,4出庭作证及陆某,朱某,4手机上的微信聊天记录。陆某,朱某,4系惠鸿禾公司员工，其证言均能证明余乐是惠鸿禾公司的实际控制人。3.卢春燕、赵峰申请法院向惠鸿禾公司原行政人员陈莎莎进行调查，并提交2019年9月6日赵峰与陈莎莎的录音，陈莎莎的证言可以证明余乐实际控制惠鸿禾公司印章。4.惠鸿禾公司微信群聊天记录，载明自筹备至今惠鸿禾公司审批、迁址等事宜均由余乐主导和控制。惠鸿禾公司对卢春燕、赵峰提交的证据予以认可。余乐对卢春燕、赵峰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的真实性认可，但最终惠鸿禾公司登记股东是卢春燕、艾凌羽。对证据2陆某,朱某,4的证言不予认可，陆某,朱某,4是与惠鸿禾公司合并办公，陆某,4曾经挂靠在惠鸿禾公司，两人的陈述都是道听途说。对证据3陈莎莎的证言，对法院调查的真实性无异议，赵峰、陈莎莎录音的真实性存疑，应以法庭调查为准，陈莎莎仅系惠鸿禾公司行政人员，其不了解惠鸿禾公司的真实股权状况，且陈莎莎并不确定余乐实际控制惠鸿禾公司印章。对证据4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余乐是惠鸿禾公司总经理，负责日常经营管理，微信聊天内容不足以证明余乐是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余乐主张艾凌羽、卢春燕系惠鸿禾公司股东，不存在代持股权，并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江苏苏延律师事务所（简称苏延律所）出具的《关于江苏惠鸿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法律意见书》，其中惠鸿禾公司股东艾凌羽、卢春燕出具承诺书，明确股权清晰、不存在为他人代偿情形。2.卢春燕与余乐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载明卢春燕以240万元对价向余乐转让惠鸿禾公司48%股权，之后该协议未能履行。3.申请法院前往苏延律所调取该律所保管的艾凌羽、卢春燕出具的承诺书，该承诺书内容与证据1法律意见书中内容一致。4.赵峰与惠鸿禾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证明赵峰是惠鸿禾公司副总经理、投资总监。5.余乐社保缴存流水，证明余乐受雇于惠鸿禾公司直至2019年6月。6.余乐与艾凌羽、卢春燕、赵峰等人微信聊天记录，证明艾凌羽、卢春燕、赵峰等人实际参与惠鸿禾公司经营管理。惠鸿禾公司对余乐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对余乐提交的证据不予认可。对苏延律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及保管的承诺书均不予认可，艾凌羽从未出具承诺书，即便该证据真实，也仅是为了惠鸿禾公司通过基金监管规定而出具。对证据2股权转让协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惠鸿禾公司对此不知情，即便真实，也是为了规避监管。艾凌羽仅为名义法定代表人，从未参与惠鸿禾公司管理。卢春燕、赵峰对余乐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对苏延律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及保管的承诺书的真实性认可，系为了惠鸿禾公司通过基金监管规定而出具，不能代表惠鸿禾公司真实股权关系。对证据2股权转让协议的真实性认可，该协议是卢春燕为配合余乐将股权恢复至其名下而签订。对证据4、5、6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本院综合全案证据认定如下：2015年12月1日艾凌羽、卢春燕出具《承诺书》，载明：本人系惠鸿禾公司的股东，本人不存在通过协议、信托或任何其他方式为他人代持股权的情形，也不存在通过协议、信托或任何其他安排将本人持有的股权的表决权授予他人行使的情形，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苏延律所据此出具法律意见书载明：惠鸿禾公司股权清晰，股东为自然人，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控股或参股的境外股东，股权结构符合现行法律规定的要求和中国基金业协会的规定；卢春燕为惠鸿禾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惠鸿禾公司、卢春燕、赵峰辩称前述承诺书、法律意见书是为了惠鸿禾公司通过基金监管而出具，不能代表惠鸿禾公司真实股权结构，应对此承担举证责任。现惠鸿禾公司、卢春燕、赵峰提交的证人证言、微信聊天记录、录音等证据均为孤证，仅能证明余乐负责惠鸿禾公司经营管理，不足以证明余乐系惠鸿禾公司股东，因此本院对惠鸿禾公司、卢春燕、赵峰的该项抗辩意见不予支持。（二）余乐与惠鸿禾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余乐主张其与惠鸿禾公司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并提交了银行转款凭证、加盖惠鸿禾公司公章和法人章的借款合同、加盖惠鸿禾公司财务章的对账单。惠鸿禾公司、卢春燕、赵峰主张余乐实际控制惠鸿禾公司印章，案涉借款合同、对账单上印章系余乐自行加盖，惠鸿禾公司及股东艾凌羽、卢春燕对此均不知情。余乐二审中向本院提交惠鸿禾公司2017年、2018年审计报告，其中2017年审计报告记载惠鸿禾公司应向余乐支付739570.4元，性质为个人借款；2018年审计报告记载惠鸿禾公司应向余乐支付848547.18元，性质为个人借款，证明余乐与惠鸿禾公司之间长期存在借贷关系。惠鸿禾公司对余乐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对审计报告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惠鸿禾公司法定代表人艾凌羽对此不知情。艾凌羽未参与公司经营，不能提供惠鸿禾公司审计报告。卢春燕、赵峰对余乐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对审计报告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审计报告上没有法定代表人艾凌羽签字，仅加盖惠鸿禾公司公章，不符合法律要求。本院综合全案证据认定如下：余乐交付惠鸿禾公司的转款记录与涉案借款合同、对账单所载各笔借款的时间、金额均能相互对应，应认定余乐与惠鸿禾公司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且余乐已实际交付借款。惠鸿禾公司、卢春燕、赵峰辩称余乐交付惠鸿禾公司的款项系余乐给予惠鸿禾公司的投资款或日常经营费用。对此本院认为，余乐不是惠鸿禾公司股东，其无需向惠鸿禾公司交付投资款，且即便余乐为惠鸿禾公司股东，其仅需履行股东出资义务，亦无负担公司日常经营费用之义务。结合惠鸿禾公司2017年、2018年审计报告记载内容，可以认定余乐与惠鸿禾公司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三）惠鸿禾公司于2018年1月2日向余乐转款20万元是否是惠鸿禾公司代案外人景昆公司向余乐偿还借款。余乐于2017年12月29日向惠鸿禾公司转款20万元，惠鸿禾公司于2018年1月2日向余乐转款20万元。余乐主张惠鸿禾公司于2018年1月2日向余乐转款20万是惠鸿禾公司代案外人景昆公司向余乐偿还借款。二审中，余乐向本院提交余乐名下银行卡交易明细及景昆公司工商登记信息、景昆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合同，记载2015年9月至2017年12月30日余乐向景昆公司交付借款195600元，证明景昆公司是赵峰、卢春燕控制的公司，是惠鸿禾公司的关联公司，惠鸿禾公司于2018年1月2日代景昆公司向余乐还款20万元。惠鸿禾公司对余乐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惠鸿禾公司对此不知情，所有款项流转都是余乐一手操作，惠鸿禾公司没有代景昆公司归还款项。卢春燕、赵峰对余乐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该银行卡交易明细为复印件，真实性不予认可，且未载明余乐转给景昆公司的款项性质，景昆公司也是余乐实际控制，不能推定余乐转给景昆公司的款项就是借款。本院综合全案证据认定如下：惠鸿禾公司自身与余乐之间存在多笔款项往来，余乐主张惠鸿禾公司代景昆公司还款，但未能提交惠鸿禾公司同意代付的凭证，且余乐与景昆公司之间的往来发生在2015年9月至2017年12月期间、金额为195600万元，与惠鸿禾公司于2018年1月2日转款余乐20万元的时间、金额不具有对应性，故本院对余乐该项主张不予支持。惠鸿禾公司于2018年1月2日向余乐转款20万元系归还其自身债务。（四）卢春燕是否存在抽逃出资行为。2016年12月22日南京景晟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简称景晟管理中心）向卢春燕账户转入500万元，后卢春燕签发本票500万元汇入惠鸿禾公司账户。2016年12月29日惠鸿禾公司向卢春燕转款500万元，备注借款。同日卢春燕分五次向景晟管理中心转款合计500万元，备注还款。2017年1月12日景晟管理中心向卢春燕转款500万元。同日卢春燕分五次向惠鸿禾公司转款合计500万元，备注还款。2017年1月17日惠鸿禾公司向卢春燕转款500万元，备注审计。2017年1月18日卢春燕分五次向景晟管理中心转款合计500万元，备注还款。以上事实有卢春燕提交的其名下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在卷予以证明。余乐向本院提交工商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书（正本）、江苏天目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验资报告（苏天目会验（2016）第0031号），证明卢春燕于2016年12月23日向惠鸿禾公司转入500万元投资款，通过了验资手续，后被卢春燕转走。惠鸿禾公司对余乐提交的证据不予认可。卢春燕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认为根据赵峰与余乐的微信聊天记录记载及卢春燕名下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记载内容，卢春燕用于验资的款项来源于余乐实际控制的景晟管理中心，余乐持有并使用卢春燕该农业银行卡完成验资、借款、还款等手续。另查明，惠鸿禾公司2017年、2018年审计报告均记载惠鸿禾公司对卢春燕存在应收账款500万元。卢春燕在二审庭审中主张该笔款项已经归还。本案二审归纳争议焦点为：1.案涉借款合同项下余乐与惠鸿禾公司是否存在借贷法律关系？2.如果存在借贷法律关系，借款的金额应当如何认定？3.卢春燕、赵峰应否对惠鸿禾公司的债务向余乐承担还款责任？本院认为，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本案中，余乐主张其与惠鸿禾公司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并提交了银行转款凭证、加盖惠鸿禾公司公章和法人章的借款合同、加盖惠鸿禾公司财务章的对账单，且余乐交付惠鸿禾公司的转款记录与涉案借款合同、对账单所载各笔借款的时间、金额均能相互对应，应认定余乐与惠鸿禾公司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且余乐已实际交付借款。惠鸿禾公司、卢春燕、赵峰主张余乐是惠鸿禾公司控股股东，其与惠鸿禾公司之间的借款合同系虚构，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该主张，故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借贷金额及利息，余乐主张惠鸿禾公司于2018年1月2日代景昆公司还款20万元，但未能提交惠鸿禾公司同意代付的凭证。余乐与景昆公司之间的往来发生期间、金额，与惠鸿禾公司向余乐转款余乐的时间、金额均不能对应，且惠鸿禾公司明确表示其没有代景昆公司向余乐还款20万元，故本院对余乐该项主张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惠鸿禾公司于2018年1月2日向余乐转款20万元系归还其自身债务，并无不当。综上一审法院认定惠鸿禾公司应按合同约定向余乐偿还尚欠本息及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并无不当，但惠鸿禾公司所应支付的利息、逾期利息、逾期付款违约金之和不得超过年利率24%。至于余乐主张的律师费及诉讼保全担保费，本院认为，根据借款合同约定，惠鸿禾公司逾期付款应承担余乐为此支出的律师费、保全费等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费用，但前述费用应当已经实际发生且应符合当事人合理预期，一审法院根据其确定的债权数额酌定律师费，并无不当。另余乐未能证明其已经实际支付诉讼保全担保费，且案涉借款合同未明确约定惠鸿禾公司应支付该费用，故余乐主张惠鸿禾公司应承担诉讼保全担保费，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卢春燕、赵峰应否就案涉债务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余乐主张卢春燕向惠鸿禾公司出资500万元后将该款项转出以抽逃出资。但惠鸿禾公司于2016年12月29日卢春燕转款500万元，备注为借款，同时惠鸿禾公司2017年、2018年审计报告记载惠鸿禾公司对卢春燕存在应收账款500万元。卢春燕则认为该笔款项已经归还完毕，其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显示卢春燕与惠鸿禾公司、景晟管理中心之间存在多笔500万元款项往来，故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卢春燕抽逃了其出资。即便卢春燕存在该情形，其也应在抽逃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而非余乐一审主张的连带还款责任。余乐在二审中变更其该项诉讼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理涉。综上余乐在本案中对卢春燕的诉讼主张，缺少法律依据，不能成立。在此情形下，余乐在本案中基于对卢春燕的主张进而向赵峰提出的诉讼主张亦不能成立。综上，上诉人余乐与上诉人惠鸿禾公司、卢春燕、赵峰的上诉请求，均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本院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201元，由余乐负担3671元，由惠鸿禾公司、卢春燕、赵峰负担1053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罗正华审判员  毕宣红审判员  程俊杰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刘雨晴书记员  査菲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