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2民终268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费翔，男，1987年6月29日出生，汉族，住大连市旅顺口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有红，男，1974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住大连市旅顺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绅隆、杨继辉，辽宁邦德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干晨，男，1978年6月19日出生，汉族，现住大连市旅顺口区。上诉人费翔因与被上诉人吴有红、原审第三人干晨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旅顺口区人民法院（2019）辽0212民初31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费翔上诉请求：判令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支付借款30000元，并支付逾期违约金（至起诉日暂计为14080元，按照年息24%计算至实际给付日）。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通过一审庭审审查，被上诉人通过第三人干晨找到上诉人借款人民币30000元，且借款当日上诉人将现金30000元交付给被上诉人时第三人干晨也在场，足以证明上诉人已将案涉30000元借款交付给被上诉人，借款事实已经成立，而被上诉人提供的微信转账记录、贷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等证据仅能证明被上诉人与第三人干晨之间也存在资金往来，而无法证明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借款项未交付的事实，故一审法院认定借款事实不成立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有稳定的工作收入，已具备向被上诉人出借资金的能力，有提供借款的来源，且通过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电话录音可知，被上诉人认可欠款30000元的事实，还为了拖延还款时间承诺还给上诉人60000元，而一审法院却认为上诉人依然需对提供借款来源提供举证责任，显然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吴有红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意见。本案中，上诉人没提供收条或取款凭证等客观证据，用以证明上诉人已经将案涉借款足额的交付给被上诉人本人。上诉人仅提交一张被上诉人给第三人签署的、借款人处没有签字（“费翔”是上诉人倒签的）的债权凭证来主张权利。上诉人是帮第三人职业放贷的人，不可能只写借条而不要求被上诉人书写收条。实际上被上诉人自始至终都认可2017年9月25日跟第三人干晨形成借贷关系。但对方提供的是套路式借款合同文本，有高额的砍头息，借期极短又有高额利息。现在上诉人又恶意起诉，企图借助诉讼手段非法占有被上诉人的财产，是明显的套路贷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通知》（法〔2018〕215号）第二条的规定：应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并将涉嫌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干晨二审未予答辩。费翔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吴有红支付欠款30000元；2.判令被告支付逾期违约金（至起诉日暂计为14080元，按照年息24%计算至实际给付日）；3.被告承担案件受理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9月25日，被告吴有红签署《借据》一张，该借据整体为打印件。记载内容为：甲方（借款人）：吴有红，身份证：4211821974××××××××，手机：138××××8317、153××××6333；乙方（出款人）：费翔。借款金额：甲方向乙方借款人民币叁万元（￥30000）。借款期限：甲方保证从2017年9月25日起至2017年12月24日止按本合同规定偿还贷款。借款逾期不还则乙方有权限追回借款。甲方需按天数乘以欠款金额的1%支付违约金。条款变更：需要变更合同条款时，由双方签订变更合同的条件，作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保证条款：……。该借据落款处有甲方（借款人）：吴有红；借款日期：2017年9月25日。庭审中，原、被告均认可该《借据》中两处“吴有红”签字、身份证、手机、借款金额、借款期限、借款日期处的手写内容均为吴有红本人于2017年9月25日书写，并按手印；但各方当事人对借据的形成经过各执一词。原告代理人在第一次庭审中陈述被告通过马德斌找到原告要求借款，在第二次庭审中经与原告本人电话核实后确认借据中的“费翔”二字是原告本人于2017年9月25日当日书写；原告本人在第三次庭审中陈述是干晨给其打电话说有个人要借款，干晨的钱不够，干晨就带领原告到被告店内，原告将30000元现金交付被告，而后被告填写由原告提供的案涉借据，同时，原告本人自认借据中的“费翔”二字不是2017年9月25日当日书写，而是“回去之后才写上的”。被告主张空白借据由干晨提供，由原告签写后交付干晨，而后干晨向其转账25000元，但借据乙方（出款人）处为空白，借款地点是位于旅顺口区公建的被告店内，被告当时并未见到原告，也未收到过原告所称的30000元现金。第三人主张2017年9月25日被告给其打电话称要借5、6万块钱，第三人随即向被告转账25000元，后带领原告到被告公建处，原告将现金交付被告，被告填写由原告提供的案涉借据交付原告；第三人自认被告未向其出具借款凭证，且原、被告是通过此次借款相识。另查明，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被告提出司法鉴定申请，请求对借据中“费翔”二字与其他手写文字部分是否为同一时间形成以及借据中“费翔”二字与其他手写文字部分是否同一支笔书写形成进行鉴定。一审法院依法委托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送检。2019年12月24日，辽宁明鉴司法鉴定中心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认为根据现有技术水平及技术标准，无法对上述申请得出明确鉴定意见。一审法院认为：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本案中，原告虽持有由被告本人签署的《借据》原件，但原告本人在第三次庭审中自认被告在签署《借据》时出款人处为空白，结合被告提供的微信转账记录、贷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等证据，虽不能证明案涉借据记载的确为被告抗辩的系第三人对被告的出借款项，但上述证据及内容使得原告向被告出借款项的法律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在此情形下，原告应对其出借30000元给被告，即实际向被告交付30000元的主张承担进一步的举证责任。原告主张其以现金方式向被告出借30000元，但未提供该款项来源的证据。并且原告在庭审中，关于其与被告的相识经过、《借据》中“费翔”二字的书写时间等内容的陈述均存在不一致之处。故原告要求被告给付欠款30000元及违约金12280元的诉讼请求，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十六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判决：驳回原告费翔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02元，由原告费翔负担。本院二审期间，被上诉人提交了四份原告为费翔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撤诉民事裁定书，拟证明上诉人并非不懂借钱规则的普通人。被上诉人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因双方当事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上诉人以民间借贷为由提起诉讼，其应当对双方之间存在借款合意及借款支付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上诉人提交的借据为格式文本，落款处无出借人签字，而合同首部出借人处“费翔”的签字，上诉人亦认可是后补形成。被上诉人表示其在签订借条时并未见过上诉人，案涉借条系其向第三人出具。而借条形成同日第三人确实也向被上诉人转账25000元。被上诉人提交的交易记录显示其一直向第三人转账还款，并且被上诉人在上诉人向其讨债的通话录音中一直称上诉人为“干晨”，而上诉人亦未明确提出异议。被上诉人称在讨债电话过后几天上诉人上门讨债之后才知道借据由上诉人持有。而上诉人认可在此次上门讨债之前是通过电话向被上诉人进行催讨，除此之外，双方在借款时还见过面。按照上诉人主张，借款时上诉人、被上诉人、第三人均在场。被上诉人提交的四份民事裁定书显示，上诉人多次向他人出借款项，对于民间借贷的通常做法应有所了解，其对于三方均在场的情况后补出借人签名的行为并未作出合理解释。同时，上诉人关于款项出借的过程也存在前后陈述不一致的情形。据此，上诉人应进一步就双方间的借贷合意、款项来源、款项交付等方面继续承担举证责任。上诉人关于款项来源的主张除自述外再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一审法院对上诉人主张的民间借贷关系未予认定，并无不妥。综上所述，费翔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02元，由上诉人费翔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隋广洲审判员  刘丽媛审判员  于长江二〇二〇年六月二日书记员  邵 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