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547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叶韩，男，1977年7月17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湖北省大冶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彬，广东唯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邓洪，男，1963年2月27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廉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明，广东天环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广州拯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华明路29号3A05房。法定代表人：王秀平。上诉人叶韩因与被上诉人邓洪、原审第三人广州拯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拯绿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1民初13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叶韩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彬、邓洪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明到庭参加了诉讼。拯绿公司经本院公告送达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二审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叶韩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邓洪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邓洪负担。事实和理由：第一，叶韩已经完成了居间服务。叶韩为邓洪提供了两项居间服务，一是为其提供“罗定市生活垃圾再生资源综合处理项目”（以下简称罗定项目）签订合同的机会，邓洪承诺给付合同总金额的一个点作为报酬；二是在合同签订后，邓洪认为挂靠费过高，要求叶韩协助其挂靠的陕西中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洋公司）解除与拯绿公司之间的合同，邓洪承诺在该合同解除后向叶韩支付20万元报酬。叶韩与中洋公司协调后，中洋公司同意与拯绿公司解除合同。当天，邓洪向叶韩支付了8万元居间报酬，并承诺在其找到下一家挂靠单位后再支付剩余的12万元。邓洪之后找到了另一个挂靠单位中建国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建国厦公司）与拯绿公司重新签订了协议。叶韩向邓洪主张12万元报酬时，被其拒绝。案涉8万元是叶韩协助中洋公司与拯绿公司解除合同的居间费用，叶韩已完成居间服务。第二，叶韩作为居间人，只是为邓洪与第三人进行民事法律行为报告信息机会或提供媒介联系，合同真实性应由邓洪负责核实。第三，叶韩只对接中洋公司，而非拯绿公司，故其对案涉协议中拯绿公司的盖章问题并不知情。叶韩经了解得知拯绿公司与中洋公司、中建国厦公司的合同是通过赖北金拿去拯绿公司在罗定成立的项目公司罗定拯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负责人苏某耀处加盖的拯绿公司印章，罗定项目并非由拯绿公司法定代表人王秀平负责，而是由拯绿公司的大股东黄某浩负责的，故王秀平对罗定项目的委托及承包事宜并不清楚。黄某浩对于盖章事宜是知情的，即便合同中加盖的不是拯绿公司备案的公章，但也是其股东及项目负责人加盖的，不能否认合同的真实性，这只是拯绿公司的内部管理问题。第四，一审法院只是向王秀平核实了委托书和公章的问题，并未向涉案项目的具体负责人苏某耀、黄某浩核实委托承包和盖章事宜。为查明案件事实，请二审法院再向苏某耀、黄某浩调查核实上述问题。邓洪辩称：首先，叶韩关于其为邓洪提供了两项居间服务的主张与事实不符。邓洪需要的不是叶韩所称的签订合同计划，而是要促成中洋公司与邓洪就罗定项目签订承包合同，事实上叶韩并未完成居间服务，未能促成中洋公司与邓洪就罗定项目签订合法有效的承包合同。叶韩原先对中洋公司与拯绿公司解除协议事宜并不知情，也不是其希望的结果，其称该解除合同事宜是其提供的居间服务，纯属无中生有。其次，叶韩如实报告有关订立合同事宜，是其法定义务。叶韩将其应承担的法定义务解释为“报告信息计划”，是意图免除其应履行的义务。叶韩称合同的真实性由邓洪自己负责核实，是非法加重邓洪的责任，于法无据。叶韩称其只对接中洋公司，对拯绿公司印章问题不知情，是在逃避其作为居间人应履行的如实报告义务。第三，苏某耀、黄某浩不是拯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也未经拯绿公司法定代表人王秀平授权，该两人无权代表拯绿公司从事民事法律行为。王秀平已否认案涉协议及拯绿公司印章的真实性及合法性，叶韩要求再向苏某耀、黄某浩核实，没有必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拯绿公司二审未到庭陈述意见。邓洪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叶韩返还中介费80000元；2.叶韩返还占用中介费的经济损失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1-3年（含3年）4.75%计算，从起诉之日起至叶韩实际返还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由叶韩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根据中国政府采购网信息显示，罗定市生活垃圾再生资源综合处理项目于2017年4月13日公开招标，中标供应商为拯绿公司。邓洪陈述：2017年初，邓洪经人介绍认识叶韩，叶韩向邓洪表示案涉项目的总承包方是中洋公司，其下属的中洋广东分公司正在寻找施工方进行合作，问邓洪是否感兴趣，邓洪经核实项目的真实性后，表示有兴趣去了解，邓洪就经叶韩介绍认识了中洋广东分公司的负责人刘某宏。2017年5月6日，叶韩带邓洪到中洋广东分公司，由邓洪与中洋广东分公司谈合作，中洋广东分公司当时还拿出了中洋公司与拯绿公司签订的《总承包框架协议》给邓洪看，邓洪遂与中洋广东分公司达成口头协议，中洋广东分公司许诺案涉项目由邓洪承接，邓洪于2017年5月8日向中洋广东分公司支付订金300万元。但之后邓洪一直未等到中洋广东分公司的进场通知，并了解到中洋广东分公司收到300万元后几天内就将钱花光。邓洪就要求中洋公司退回300万元，但刘某宏表示项目肯定是给邓洪的，还可以安排邓洪认识拯绿公司的负责人王某文。王某文跟邓洪说中间有很多中介，要撤出来，中洋公司也同意撤销《总承包框架协议》。撤销的事宜是由中洋公司和王某文办的，邓洪没有参与，也没有见过撤销的协议书。撤销《总承包框架协议》后，中洋公司和王某文向邓洪介绍了另一家挂靠单位即中建国厦公司，邓洪就与中建国厦公司签订了承包协议。后来，由于中洋公司不跟进项目，也不及时还款，邓洪遂亲自到拯绿公司处了解情况，拯绿公司告诉邓洪该公司没有王某文这个人，也没有向王某文作出授权，更没有与中洋公司签订任何的承包协议。叶韩陈述：叶韩只认识中洋广东分公司的负责人刘某宏，不认识王某文。刘某宏问叶韩有没有人愿意承包案涉项目，叶韩通过朋友找到邓洪，邓洪经了解这个项目是真实的。2017年5月6日，叶韩带邓洪到中洋广东分公司与刘某宏进行商谈，叶韩同意承包案涉项目并于2017年5月8日向中洋广东分公司支付了300万元。2017年5月9日，邓洪叫叶韩带其去中洋广东分公司，让刘某宏带其去工地现场看项目。之后的事情，叶韩就没有参与了，但是过了十多天，邓洪向叶韩表示其跟拯绿公司的老总接上了，为了省几个点的中介费，不想跟中洋公司签协议，想找另外的公司，让叶韩就此进行协调。叶韩就跟刘某宏协调后，刘某宏表示可以扣除十一个点的税后将剩余的钱退给邓洪。撤销协议书的内容是由邓洪、叶韩、刘某宏和中建国厦公司的莫总协商的。撤销协议书由邓洪发给拯绿公司，拯绿公司盖章后再由邓洪拿到中洋广东分公司，中洋广东分公司于2017年6月10日在撤销协议书上盖章，当时上述四个人均在场。邓洪于2017年6月10日，向叶韩转账8万元。邓洪主张该款项是叶韩帮忙促成案涉项目签约的中介费，该费用本来应该项目进场后支付，但叶韩当时说需要用钱要求邓洪先支付一小部分。叶韩则主张叶韩帮邓洪介绍项目的时候，邓洪说进场后给叶韩一个点的好处费，后来帮邓洪撤销协议时，邓洪答应再给20万元的报酬，但邓洪只于2017年6月10日支付了8万元，后来就失去联系了。叶韩为证实其帮助邓洪促成案涉项目的签约及解约等情况，提交了如下证据：1.《总承包框架协议》（复印件），由拯绿公司和中洋公司于2017年5月2日签订，拯绿公司指定中洋公司为案涉项目的总承包方。王某文在拯绿公司的盖章处签字。2.《关于撤销协议书》（原件），由拯绿公司和中洋公司签订，双方约定《罗定市生活垃圾再生产资源综合处理项目总承包框架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后失效。拯绿公司的签订日期为2017年6月9日，中洋公司的签订日期为2017年6月10日，王某文在拯绿公司的盖章处签字。3.《罗定市生活垃圾再生资源综合处理项目总承包框架协议》（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由拯绿公司与中建国厦公司签订，拯绿公司指定中洋公司为案涉项目的总承包方，未载明签订日期，其中复印件上王某文在拯绿公司盖章处签字。4.《罗定市生活垃圾再生资源综合处理项目施工总承包服务额外费用协议书》（原件），由邓洪和中建国厦公司于2017年6月23日签订。5.《建设工程项目内部承包责任书》（原件），合同所列各方为邓洪、中建国厦公司和担保人朱某霆，但仅有邓洪签字，其他方未签字盖章。6.《云浮罗定市生活垃圾资源化终端分类中心项目特许经营代理合同书》（原件），由拯绿公司和王某文于2016年10月13日签订，拯绿公司委托王某文代理推进云浮罗定市生活垃圾处理特许经营项目落地，委托代理期限至与罗定市政府签署招拍挂中标合同止。拯绿公司法定代表人王秀平在盖章处签字。6.照片，叶韩主张在涉案项目的政府采购合同签约仪式及动工仪式上均有王某文参与。7.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显示王某文从2018年4月20日至2019年1月20日累计向邓洪转账330万元。叶韩表示其从王某文处了解到，由于邓洪以将项目搞砸相威胁，逼迫王某文退还300万元，王某文退还了邓洪330万元，邓洪多拿回了30万元。上述证据中拯绿公司的印章均为合同专用章，但证据6《云浮罗定市生活垃圾资源化终端分类中心项目特许经营代理合同书》中的印章与其他证据上的印章在大小、字体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邓洪申请进行印章鉴定，并向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调取了拯绿公司的备案印鉴，备案印鉴与除证据6外的其他证据上的印章亦存在明显差异。对于王某文退还的330万元，邓洪表示中洋广东分公司收取300万元后将其中170万元转给了王某文，王某文另外又收取了邓洪260万元，而项目是假的，故王某文将款项退还邓洪。本案依法追加拯绿公司为第三人后，发现拯绿公司已不在原址经营。后经了解，拯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秀平因涉嫌环境污染犯罪被羁押在中山市看守所，一审法院遂前往该所对王秀平进行了询问。王秀平陈述：其以前和现在均是拯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项目拓展，拯绿公司在垃圾处理方面还是不错的，后来因为在管理方面出现问题，导致董事会的五个人全部被逮捕了；案涉项目是在董事会成员被逮捕之前中标的，应该是2018年前，案涉项目在董事会成员被逮捕之后应该是搁置了；《云浮罗定市生活垃圾资源化终端分类中心项目特许经营代理合同书》是真实的，其认识王某文，但不熟，只是朋友的朋友；王某文帮拯绿公司联系政府、跑跑关系而已，当时拯绿公司开出去的代理合同书有很多份，只要是帮助跑关系的人手中都有，但中标后，其和王某文就没有联系了，没有委托王某文去签订承包合同，也不认识中洋公司、中建国厦公司、邓洪、叶韩等，其他这些协议都是假的。鉴于其他协议上拯绿公司的印章与王秀平认可的《云浮罗定市生活垃圾资源化终端分类中心项目特许经营代理合同书》上的印章以及备案印鉴存在明显差异，一审法院认为没有进行印章鉴定的必要，邓洪、叶韩对此均无异议，但叶韩又主张拯绿公司与中洋公司、中建国厦公司的合同是通过中间人赖北金拿去拯绿公司在罗定成立的项目公司罗定拯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负责人苏某耀处盖的章，认为法院应向苏某耀核实盖章的问题。另，2018年9月10日，邓洪以中洋公司虚构从拯绿公司处承包案涉项目，诱骗其成为中洋公司的施工方，致使其向中洋广东分公司支付300万元工程款订金为由，向花都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中洋公司和中洋广东分公司返还工程款订金270万元并支付利息。中洋公司和中洋广东分公司在该案答辩时表“270万元中的231万元是原告委托被告中洋建设工程广东分公司付款……中洋建设工程广东分公司已经按照原告的指示转给他人……39万元是原告支付给被告中洋建设工程广东分公司前期服务手续费用”，案涉项目“是原告自己洽谈的工程项目，原告希望通过挂靠被告承接该工程，但由于原告自己原因最终没有挂靠被告，2017年6月8日原告向被告出具承诺书，双方义务已经结清”。2019年3月8日，花都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粤0114民初9708号民事判决书，认为“两被告提供了由邓洪签名并捺印的《承诺书》、转账支付凭证等证明中洋建设工程广东分公司收到的300万元款项已按邓洪确认的方式进行了处分，邓洪已承诺该款的债权债务与两被告无关，邓洪主张该《承诺书》并非自己的真实意思表示，《承诺书》是在受诱骗、要挟的情况下所签署，但对此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此，本院对邓洪的主张不予采信，邓洪要求两被告返还剩余270万元的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判决驳回邓洪的诉讼请求。邓洪未就该案提起上诉。一审法院认为：综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属于居间合同纠纷。居间人应当就有关订立合同的事项向委托人如实报告。本案中，邓洪的合同目的是取得案涉项目的承包工程，邓洪的委托事项是与具有发包权的发包方订立承包合同。案涉项目的承包事项是由叶韩主动向邓洪提供的，叶韩作为居间人，应当核实和确认发包方中洋公司是否具有发包权限，否则该居间服务将缺乏前提和基础。就中洋公司是否具有发包权而言，首先，从叶韩的陈述来看，叶韩在提供媒介服务时，所掌握的信息来源于自称拥有发包权的中洋广东分公司，叶韩并没有就此向拯绿公司核实。其次，按照中洋公司及中洋广东分公司在（2018）粤0114民初9708号案中的答辩意见，中洋公司及中洋广东分公司只是被挂靠方，没有参与案涉项目的洽谈，这与叶韩的有关陈述相互矛盾。再次，《总承包框架协议》等合同上拯绿公司的印章与《云浮罗定市生活垃圾资源化终端分类中心项目特许经营代理合同书》上的印章及备案印章不符，且按照《云浮罗定市生活垃圾资源化终端分类中心项目特许经营代理合同书》的记载，签约人王某文的委托代理期限至签署招拍挂中标合同时止，并没有办理后续事项的权限。最后，拯绿公司法定代表人王秀平的陈述，更直接否定中洋公司具有发包权。综上，现有证据足以证实中洋公司并不具有案涉项目的发包权。至于叶韩所称的有关合同上的印章是由罗定拯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负责人苏某耀加盖等情况，只是叶韩的单方陈述，没有任何证据予以证实，合同上加盖的是拯绿公司的印章而不是罗定拯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印章，合同上的签字人也不是苏某耀，且拯绿公司法定代表人王秀平的陈述已足以代表拯绿公司的意见，因此叶韩要求一审法院再向苏某耀核实盖章问题缺乏合理性和必要性，一审法院不予准许。虽然双方对于诉争的8万元报酬对应的服务事项存在分歧，但不论服务事项是邓洪所主张的促成其与发包方签订承包合同，还是叶韩所主张的协助解除中洋公司与拯绿公司之间的《总承包框架协议》，均应在中洋公司具有发包权的情况下进行，但中洋公司事实上不具有发包权，导致整个居间服务过程缺乏合法有效的前提和基础，对于邓洪实现合同目的均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因此，不能认定叶韩提供了有效的居间服务。叶韩作为居间人，没有尽到谨慎审查义务，没有提供有效的居间服务，致使邓洪无法实现合同目的，应向邓洪退还中介费8万元。关于邓洪主张的利息，由于现有证据不能认定叶韩故意隐瞒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且案涉项目为重大工程，邓洪应当且可以进行核实而未及时核实，同样未尽到注意义务，具有一定的过错，故对邓洪主张的利息，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四百二十四条、第四百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于2019年11月26日判决：一、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叶韩向邓洪返还中介费8万元；二、驳回邓洪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800元，由叶韩负担并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三日内直接支付给邓洪。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叶韩是否应向邓洪返还8万元中介费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条规定，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第四百二十五条规定，居间人应当就有关订立合同的事项向委托人如实报告。居间人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损害委托人利益的，不得要求支付报酬并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具体就本案而言，讼争双方对双方存在居间合同的事实无异议，只是叶韩主张其为邓洪提供两项居间服务，且已促成中洋公司与拯绿公司解除了双方之间的合同。但根据已查明的事实，中洋公司事实上不具有案涉罗定项目的发包权，在中洋公司不具有发包权的情况下，无论是叶韩促成邓洪与中洋公司签订合同还是其单方主张的协助中洋公司解除与拯绿公司之间的合同，对于邓洪为取得案涉罗定项目的承包工程而言均无任何实际意义，不能达到邓洪与叶韩之间居间合同的目的。叶韩虽主张其获得的8万元是其促成中洋公司与拯绿公司解除合同的报酬，但只是其单方陈述，邓洪对此不予确认，叶韩也无其他充分证据予以佐证，其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本院对其该项主张不予采信。因此，一审判决认定叶韩作为居间人未尽审慎审查义务，没有为邓洪提供有效的居间服务，致使邓洪无法实现合同目的，因此叶韩应向邓洪返还中介费8万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一审判决已对此进行了详细阐述，此不赘述。叶韩另主张向案外人苏某耀、黄某浩核实有关委托承包和拯绿公司的盖章事宜，亦无合理性和必要性，本院不予同意。综上所述，叶韩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00元，由上诉人叶韩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徐玉宝审判员  杨 凡审判员  邓 娟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徐琳琳张丽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