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郓城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725民初145号原告：张爱松，女，1966年8月30日出生，汉族，郓城县潘渡镇国土资源所职工，住郓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军良，山东兴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蒋翠红，女，1983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郓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丙亮，山东众成清泰（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春梅，女，1968年1月11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郓城县。原告张爱松与被告蒋翠红、李春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3月1日作出（2018）鲁1725民初3045号民事判决书，被告蒋翠红不服，上诉至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12日作出（2019）鲁17民终2477号民事裁定，将本案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张爱松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军良、被告蒋翠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丙亮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李春梅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张爱松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被告偿还借款本金218万元及利息；2、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被告蒋翠红以资金周转困难为由，于2016年多次向原告借款，共计218万元，约定利息为月息3分，并由被告李春梅提供担保。借款到期后，经多次催要，被告至今未还。庭审中，原告补充：该218万元绝大部分是2016年之前实际交付给被告蒋翠红，2016年只交付了218万元中的一少部分，本案中出具的借条大都是之前进行实际交付后汇总得来。被告蒋翠红辩称，一、原告实际出借给被告50万元，未约定利息，被告已还款33.5万元，实际下欠原告16.5万元。1、根据最高院《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六条第2款的规定，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2016年4月7日及2016年5月17日的借条所载借款被告确实收到，其余借款都是被告答应借给原告，原告书写了借条，但并未实际交付，原告告诉被告借条已经销毁，最后的借款以实际打款为准，出于对原告的信任，被告才一次次书写了借条。因借贷合同为实践性合同，故其余借款合同并未生效，不应得到支持。2、2016年4月7日和2016年5月17日的借条上均未约定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5条的规定，不应支持原告的利息诉求。3、被告共借原告50万元，但自2016年4月29日起至今已经陆续还款33.5万元，实际尚欠16.5万元。4、原告主张实际出借给被告218万元，但原告明显不具备出借能力的实际情况，应当查清其资金来源。二、本案涉嫌虚假诉讼，不仅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且应当根据《民诉法》的规定给与其相应的惩罚。1、原告系郓城县潘渡镇土管所公职人员，每月工资不过数千元，仅在本案中短时间内即出借给被告200多万元，明显不具备出借能力。2、原告及其代理人在原一审和二审庭审中对借贷事实的陈述前后矛盾。完全符合最高院《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九条第（一）、（五）款的规定，因此人民法院应当严格审查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综合判断是否属于虚假民事诉讼。补充：原告在庭审的补充中说明借条是2016年之前实际交付所写，日期应当是2016年之前，而本案借条均是2016年并且原告在诉状中已经自认借款发生在2016年，其补充否认了诉状中的自认。原告在原二审中曾陈述本案借条是自2012年的借款及利息结算之后所得，综上，原告对借款交付的陈述前后不一，自相矛盾，请法庭调查款项的交付情况。被告李春梅未提交答辩。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于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于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一、对于原告提交的农业银行交易明细、建行历史交易明细、工商银行明细清单；甘某中国银行历史交易明细、莱商银行交易明细；张某在莱商银行、农村信用社的存折取款记录及交易明细；徐和平起诉状及撤诉裁定书。证明借款已经实际交付，交付时间大部分在借条出具之前，涉案九份借条均是被告蒋翠红在偿还借款利息后重新出具的本金借条。被告蒋翠红对上述证据进行质证，对于农业银行交易清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主张该清单没有显示转账给被告，也没有指出交易明细分别对应的哪一份借条。对原告庭后补充提交的农行交易记录认可其真实性和合法性，但不认可其关联性，张某的账号仅显示其有取款记录，不能证明原告将款项支付给了被告，原告张爱松的明细显示2015年3月29日转账给蒋翠红106000元，与任何一张借条均不吻合，无法证明其借条所载的借款实际支付给被告蒋翠红。支付给李凤芝的款项与本案无关，且并原告转账给被告蒋翠红的事实可看出原告主张大量借款是通过现金支付的事实与两人习惯不符。对于建设银行交易明细的真实性无异议，但称该明细显示2014年10月7日原告向被告转账100000元，2015年4月30日转账300000元，借条时间均系2016年，该证据与借条不相符，不能证实款项的实际交付。对工商银行清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称该证据只能说明原告支取了现金但并不能证明将款项交付给了被告。对甘某中国银行历史交易明细真实性无异议，但称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对甘某的莱商银行活期存款账户交易明细的真实性无异议，但称该证据并未显示向被告转账，与本案无关。对于张某在莱商银行、山东省农村商业银行的存折取款记录及交易明细，张某在莱商银行上面并没有显示持卡人为张某，且张某与本案无关，仅显示支取，并不能证明将资金支付给了被告；对于张某山东省农村商业银行的存折取款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其将资金交付给了被告，对于张某在山东省农村商业银行的交易记录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未显示案外人张某转账至被告蒋翠红的明细，不能证明原告将款项交付给了被告。对于徐和平起诉状及撤诉裁定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主张该证据只能证明徐和平起诉之后又撤诉，没有经过法院的法律评价，仅是其自主行为，不能证明其将钱借给了被告。本院认为，被告蒋翠红对于原告提交的农业银行交易清单、建设银行交易明细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采信。经查，农业银行交易清单显示原告转账给被告蒋翠红共计704000元，建设银行交易明细显示原告转账给被告蒋翠红共计500000元。对于甘某的中国银行历史交易明细、甘某的莱商银行活期存款账户交易明细，张某在莱商银行、山东省农村商业银行的存折取款记录及交易明细，原告主张甘某、张某的在银行的取款记录证明原告向被告以现金形式向被告交付部分借款。因甘某、张某均系案外人，其取款记录无法证明款项的去向及用途，在无收条等相关证据相互印证的情况下，该证据与本案缺乏关联性，对于该证据本院依法不予采信。徐和平起诉状及撤诉裁定书内容未显示原告向被告蒋翠红实际交付借款的情况及数额，该证据无法实现原告向被告蒋翠红交付借款的证明目的。二、对于原告提交的通话录音，原告张爱松与被告蒋翠红的通话录音、张爱松与李春梅通话录音、李春梅与蒋翠红通话录音。证明原告自2016年10月到本案起诉前一直不间断的向被告蒋翠红及担保人李春梅催要借款，蒋翠红对以上借款数额予以认可，并认可之前偿还的均是利息，被告李春梅认可其系涉案借款的担保人，未超过担保期限。被告蒋翠红经质证对于2018年10月18日21点58、21点55、22点19分李春梅与蒋翠红通话录音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主张无法确定另一方是李春梅，且原告称该录音系李春梅与蒋翠红通话时，在李春梅不知情的情况下所录，因此该证据来源不合法，从通话内容看，并未提到原告，也未提到原告将资金交付给了被告。对2016年12月29日20点18分、2017年1月26日22点36分原告张爱松与蒋翠红的通话录音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从录音内容看，应该是原告替别人向被告要钱，不能实现原告证明目的。对2016年10月17日22点17分、2017年3月4日18点04分原告与被告蒋翠红的通话录音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录音明显经过了剪辑，不是完整通话，且谈话内容被告并未认可欠钱的数目，未涉及款项交付和利息约定，不能实现原告证明目的。原告与被告李春梅的两份录音是原告欲证明涉案借款未过担保期限，与被告蒋翠红无关。对2016年11月26日21点10分、2016年11月5日8点15分、2016年12月16日17点23分原告与被告蒋翠红之间录音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原告欲证明向被告催要过欠款，但不能证明款项的交付及利息约定。本院认为，被告蒋翠红经质证对原告所提交通话录音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采信。经查，原告提交的上述通话录音内容显示原告曾向被告催要借款的情况，通话录音内容未显示原告向被告蒋翠红交付借款的具体方式及具体数额。三、对于原告申请证人甘某、王某、张某的证言，证明甘某、张某在本案中提取的资金交付给了被告蒋翠红，原告张爱松多次向被告蒋翠红及被告李春梅催要借款，被告蒋翠红对本案借款金额予以认可，被告李春梅系涉案借款担保人，本案保证期间没有超过。被告蒋翠红经质证对于证人证言均有异议，其主张证人甘某、王某、张某均与原告关系较好，且张某与原告系姐妹关系，与原告有利害关系，证人证言不应予以采信。本院认为，对于证人甘某的证言，证人甘某虽称原告借给被告218万元，交付方式为转账和现金支付“大约一半一半”，但又主张“我只知道自己的钱，不知道别人的怎么给的钱”，证言未显示借款的具体交付过程及对应的交付数额，且证人称其曾借给原告钱，与原告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与原告之间存在利害关系，故在无其他证据相佐证的情况下，证人甘某的证言无法证明原告证明借款交付的证明目的。对于证人王某的证言，证人称对于原被告之间借款一事是听原告所说，依法系传来证据，证人称见过借条，未见过转账记录。该证人证言无法实现原告证明借款交付数额的证明目的。对于证人张某的证言，证言内容未显示原告向被告交付借款的交付方式及具体数额，证人张某与原告系亲姐妹关系且其二者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存在一定的利害关系。该证言无法实现原告的证明目的。四、对于原告提交的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17）鲁0103民初5690号民事判决书一份及2014年3月28日农村信用社出具的储蓄存单两份，证明2015年11月13日、14日、26日原告分别借给被告蒋翠红5万元、5万元、10万元，2015年9月17日借给被告10万元，2014年3月28日借给被告4.9万元，2016年4月26日借给被告4万元，共计38.9万元，被告所述33.5万元的汇款记录均是偿还的上述借款。被告蒋翠红经质证认为，该判决书只是认定由张爱松向蒋翠红转账34万元，并没有认定蒋翠红向张爱松借款34万元，同时该判决还认定蒋翠红向张爱松转账35万元，因此上述证据不能证明蒋翠红向张爱松借款38.9万元。农村信用社储蓄存单其中一张系张爱松的存款凭证，另一张是蒋翠红的存款凭证，并不是取款，两者没有必然联系，不能以此证明被告向原告借款4.9万元。本院认为，被告蒋翠红对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17）鲁0103民初5690号民事判决书真实性未提出异议，本院依法予以采信。该判决内容未认定原被告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亦未显示被告蒋翠红向原告所汇33.5万元的性质，故该判决书无法实现原告的证明目的。原告的储蓄存单和被告蒋翠红的个人业务存款凭证均显示其二人的存款情况，未显示原被告之间存在4.9万元的借贷关系，该证据无法实现原告的证明目的。五、对于被告提交的银行转账明细五页，证明被告自2016年4月29日至2016年9月3日通过银行向原告转账五次，已偿还借款33.5万元，其中2016年4月29日转9.4万元、5月18日转0.6万元、6月8日转1.8万元、8月1日转18.1万元、9月3日转3.6万元。原告经质证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主张上述款项均是被告偿还的除本案之外的借款。本院认为，原告经质证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未提出异议，本院依法予以采信。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案件事实如下：2016年4月7日至2016年9月3日，被告蒋翠红向原告张爱松出具借条九份，借条分别载明：1、借条今借张爱松现金叁拾万元整。借款人：蒋翠红2016年4月7日担保人李春梅；2、借条今借张爱松现金叁拾万元整。借款人：蒋翠红担保人李春梅2016年4月29日；3、借条今借张爱松现金贰拾万元整借期为陆个月借款人蒋翠红2016年5月17号担保人李春梅；4、借条今借张爱松现金贰拾叁万元整借期为陆个月借款人蒋翠红2016年5月18号担保人李春梅；5、借条今借张爱松现金壹拾万元整月利息为叁分借期为半年借款人蒋翠红2016年6月8号担保人李春梅；6、借条今借张爱松现金叁拾伍万元整月利息为叁分借期为半年借款人蒋翠红2016年8月1号担保人李春梅；7、借条今借张爱松现金贰拾万元整月利息为叁分借期为半年借款人蒋翠红2016年8月13号担保人李春梅；8、借条今借张爱松现金叁拾万元整月利息为叁分借期为半年借款人蒋翠红2016年8月20号担保人李春梅；9、借条今借张爱松现金贰拾万元整月利息为叁分借期为半年借款人蒋翠红2016年9月3号担保人李春梅。原告通过银行转账向被告蒋翠红交付借款共计1204000元，其中通过农业银行转账给被告蒋翠红704000元，通过建设银行转账给被告蒋翠红500000元。原告主张其通过现金形式向被告蒋翠红交付其余借款，为证明该主张提交了原告及案外人甘某、张某的银行取款记录，银行取款记录显示原告及案外人甘某、张某在银行的取款明细。2016年4月29日，被告蒋翠红通过银行转账偿还原告94000元，2016年5月18日，被告蒋翠红通过银行转账偿还原告6000元，2016年6月8日，被告蒋翠红通过银行转账偿还原告8000元，2016年8月1日，被告蒋翠红通过银行转账偿还原告181000元，2016年9月3日，被告蒋翠红通过银行转账偿还原告36000元，共计偿还335000元。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原告出借给被告蒋翠红的借款数额。二、被告蒋翠红下欠涉案借款数额。对于焦点一，原告主张自2013年至2016年间共计陆续出借给被告218万元，约定利息为月息3分，被告半年支付一次利息，涉案借条大部分系被告支付利息后重新出具的借条。关于借款的交付，原告主张其分别通过银行转账和现金向被告交付涉案借款。原告提交的银行交易记录显示原告通过银行转账共计向被告交付借款1204000元。关于现金交付，原告提交了原告及甘某、张某的银行取款记录证明其取款后以现金形式向被告交付其余借款，结合甘某的证人证言所称：原告共计借给被告蒋翠红218万元，交付218万元，原告与被告之间的通话录音称借给被告200多万元，被告对于该数额未予否认。原告提交的银行转账记录、银行取款记录、甘某的证人证言、原告与被告蒋翠红的通话录音与九份借条可以形成证据链并相互印证。被告认可其为原告出具了九份共计218万元的借条，但称原告共计向其交付50万元借款，被告对于原告不足额交付借款而其陆续为原告出具九份共计218万元借条的原因未能做出合理性解释。被告主张有些借条出具时间与被告还款时间一致不符合常理，原告主张涉案借条有些是被告支付利息后另向原告出具了新的借条，依据被告提交的还款记录，被告分别于2016年4月29日、2016年5月18日、2016年6月8日、2016年8月1日、2016年9月3日向原告还款，也分别于上述日期向原告出具了借条，被告提交的还款记录可与原告的陈述相互印证，故应当认定被告于分别于上述日期向原告还款后另为原告出具了借条。依据民诉法解释第108条，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综上，应当认定原告共计向被告蒋翠红交付借款218万元。对于焦点二，对于借款利息，借条1、3未载明借款利息，也未载明借款期限（自起诉之日起按6%），借条2、4未载明借款利息，载明借款期限为六个月（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6%），借条5、6、7、8、9均载明借款月利息3分，借款期限为半年（自借款之日起按24%）。关于下欠借款数额，被告蒋翠红分五次共计向原告偿还借款33.5万元，根据被告出具借条的时间及偿还日期显示，被告自2016年4月7日至2016年5月18日向原告借款4次，共计数额103万元，均未约定借款利息，被告于2016年6月8日前偿还3次，共计数额11.8万元，可确认被告对此4次借款尚欠91.2万元（103万元－11.8万元）未偿还。被告自2016年6月8日至2016年9月3日向原告借款5次，共计数额115万元，均约定月息3分，但利息的约定违反了法律规定，原告主张的借款利息可按年利率24%予以计算。被告于2016年6月8日借款10万元，于2016年8月1日偿还18.1万元，可视为是对2016年6月8日借款本金10万元及利息3.534万元（10万元×2%÷30天×53天）的偿还，多出的数额4.566万元可视为是对前期借款的偿还。2016年9月3日被告偿还的3.6万元，可视为是对2016年8月1日至8月20日期间的3次借款本金85万元结算至2016年9月3日的利息1.3万元（35万元×2%÷30天×33天＋20万元×2%÷30天×20天＋30万元×2%÷30天×13天）的偿还，多出的数额2.3万元可视为是对此3次借款本金的偿还。综上核算，截至2016年9月3日，被告蒋翠红尚欠原告张爱松借款本金189.334万元（91.2万元－4.566万元＋85万元－2.3万元＋20万元）及其中的借款本金102.7万元的利息未偿还，被告蒋翠红依法对于该下欠借款本金189.334万元及其中的借款本金102.7万元的利息承担偿还责任。被告李春梅在借条上均以担保人的名义签名，未明确保证方式，依法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其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被告蒋翠红追偿。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第二款（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蒋翠红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张爱松借款本金189.334万元及其中102.7万元的利息（以其中的102.7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9月4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二、被告李春梅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李春梅承担保证责任后，在已承担的保证范围内有权向被告蒋翠红追偿。三、驳回原告张爱松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4240元，由原告张爱松负担2400元，被告蒋翠红负担2184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文蓉人民陪审员  吴福生人民陪审员  李成玉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书 记 员  侯菁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