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辽03民再9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夏某1，男，1955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鞍钢矿山公司退休工作人员。住所地：鞍山市铁东区。委托代理人：李洪梅，女，1956年4月16日出生，汉族，住所地：鞍山市铁东区。与夏某1系夫妻关系。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夏某2，女，1958年5月6日出生，汉族，鞍钢矿山附企退休工作人员。住所地：鞍山市铁东区。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韩某，女，1966年6月19日出生，汉族，鞍钢附企二炼钢退休工作人员。住所地：鞍山市立山区。委托代理人：李祖城，辽宁杰人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夏某3，男，1960年9月14日出生，汉族，鞍钢矿山附企退休工作人员。住所地：鞍山市铁东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夏某4，男，1963年7月2日出生，汉族，个体。住所地：鞍山市铁东区。一审被告：夏某5，男，1953年11月2日出生，汉族，鞍钢矿业公司矿山技校退休工作人员。住所地：鞍山市立山区。一审第三人：鞍钢集团矿业有限公司。住所地：鞍山市铁东区二一九路39号。法定代表人：邵某，该公司总经理。再审申请人夏某1、夏某2因与被申请人韩某及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夏某3、夏某4、一审被告夏某5、一审第三人鞍钢集团矿业有限公司遗赠抚养协议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8）辽03民终126号民事判决书，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19日作出（2019）辽民申4352号民事裁定书，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夏某1及其委托代理人李洪梅、再审申请人夏某2、被申请人韩某委托代理人李祖城到庭参加诉讼。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夏某3、夏某4、一审被告夏某5、一审第三人鞍钢集团矿业有限公司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夏某1申请再审称：2014年4月19日“遗嘱”的真实性无法确定，不能以此作为定案的证据，《关于夏茂大遗产的声明》应属无效。韩某没有尽到抚养义务，侵吞夏茂大巨额财产，违反社会公序良俗，无权获赠夏茂大的财产。本案韩某所诉部分财产不属于遗产继承范围。夏某2再审请求同夏某1一致。韩某答辩称：服从原审判决。夏某3、夏某4、夏某5均未到庭未答辩。鞍钢集团矿业有限公司未到庭未答辩。韩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法院判令韩某继承死者夏茂大的个人财产12万元，包括丧葬费、养老金、年金、个人救济款组成，请求由第三人矿业公司给付，有夏某1、夏某3、夏某4、夏某2、夏某5承担诉讼费。事实与理由：夏茂大在矿业公司工作，因患有脑血栓疾病，身体瘫痪，生活不能自理，2010年起由韩某照顾其日常生活直至死亡，由韩某办理其丧葬事务完毕。夏茂大的父亲夏德胜于2008年死亡，母亲董玉凤于2006年死亡，夏某1、夏某3、夏某4、夏某2、夏某5是夏茂大的哥哥姐姐，夏茂大于2006年离婚，无子女。2014年4月19日，夏茂大立遗嘱将其一切个人财产包括丧葬费等全部归韩某所有，2016年10月25日夏茂大因病死亡，2016年10月27日，夏某1、夏某3、夏某4、夏某2、夏某5共同在关于夏茂大遗产的声明上签字，共同承认夏茂大给韩某立的遗嘱，并同意放弃继承权。因双方协商未果，故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夏茂大于2006年6月21日与刘娟解除婚姻关系，二人无子女。夏茂大于2016年10月25日去世，夏茂大的父亲夏德胜于2008年9月12日去世，母亲董玉凤于2006年6月8日去世，夏某1、夏某3、夏某4、夏某2、夏某5系夏茂大的兄妹。韩某提供的住院病历和医疗费收据载明，夏茂大于2013年4月22日至2016年10月25日患病多次住院治疗，支付相应治疗费用。韩某提供的2014年4月19日“遗嘱”一份，载明：“立遗嘱人：夏茂大……现住鞍山市立山区。本人无儿无女，单身，因患脑血栓等重大疾病，身体瘫痪，不能自理生活。患病以来，韩某女士至今已单独照顾我日常一切起居生活，住院看病等四年整，是唯一依靠，以后还将继续照顾我。经与韩某女士协商，特立此遗嘱。一、韩某女士继续照顾我一切生活，直至将我送终为止。二、本人送终后事的一切个人财产，包括丧葬费等等全部归韩某女士所有。特立此遗嘱。遗嘱设立人：夏茂大。遗嘱接受人：韩某。街道证明人崔凤芹、卢玉英。亲属证明人：夏某5。”上述名字均同时按有手印。韩某提供的“遗嘱”复印件上另有“王丽媛、白金荣”签字。韩某表示该份“遗嘱”在鞍山市立山区韩某的家里形成，主文部分由夏某5书写，由夏茂大签字，在场人有邻居崔凤芹、卢玉英，街道办事处的人不在现场，后到街道办事处由两位工作人员在上述遗嘱的复印件上签字。夏某1、夏某3、夏某4、夏某2对上述遗嘱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认为无法证明夏茂大在设立遗嘱时是否意识清醒，是否可以表达自己的意愿，不能排除受到要挟和胁迫，遗嘱主文为夏某5书写不能证明为夏茂大的意思表示，代书人存在利害关系，见证人关系不明确。夏某5表示该份遗嘱真实合法有效，主文由其在了解夏茂大的意思后书写，后经夏茂大过目，夏茂大本人同意后签字，在场人有夏茂大、韩某、夏某5，崔凤芹和卢玉英不在现场，后该二人签字时我不在现场。韩某同时提供2016年10月12日形成的录像光盘两份。韩某提供2016年10月27日“关于夏茂达遗产的声明”一份，载明：“夏茂大是我们的弟弟……从2010年以来一直患重病在床，生活完全不能自理。日常起居、住院看病等，完全由韩某女士护理。我们共同承认，夏茂大给韩德分立的遗嘱：‘本人送终后事的一切个人财产，包括丧葬费等等全部都归韩某女士所有。’……我们在世法定亲属还有五位，分别是夏某5、夏某1、夏某2、夏某3、夏某4。我们一致同意，放弃亲属继承夏茂大遗产。具体事宜可由夏某5陪同韩某办理。”夏某4表示没有看内容，签名不是本人书写，手印是本人形成。夏某1表示该份声明没有让其看，签名不是本人书写，是其女儿签字，手印是夏某5拽住其手按的。夏某3表示没有看声明内容，签名不是本人书写，是其女儿签字，手印本人形成。夏某2表示声明是其本人签字。夏某5表示该份声明是其提前起草好主文，在饭店拿出来后，夏某1、夏某3、夏某4、夏某2仔细看过。韩某提供的鞍山市殡仪管理服务中心出具的费用明细载明，夏茂大丧葬费花费4017元。骨灰寄存费93元。鞍山市铁东区慈惠花园寿衣店出具的2016年10月25日专用收款收据载明，付款人韩某，收款事由为寿衣500，先生服务费500，穿衣服200，放像50，金额1250元。鞍钢集团矿业有限公司质量计量中心出具的“养老保险一次性支付审批表”载明：夏茂大名下有新账户返还34×××13.91元，老账户返还9378.10元，丧葬费10757元，抚恤金35855元，共计90104.01元。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的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抚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和该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公民可以与抚养人签订遗赠抚养协议。按照协议，抚养人承担该公民生养死葬的义务，享有受遗赠的权利。”本案中，韩某提供的2014年4月19日“遗嘱”一份，虽名称为遗嘱，但从其内容来看，夏茂大明确保姆韩某照顾其日常生活、住院看病，直至将其送终为止，并约定夏茂大的个人财产在韩某完成送终后事后归韩某所有，内容同时约定了抚养人和遗赠人的权利与义务，遗赠人夏茂大、抚养人韩某均在该协议上签字确认，夏茂大的亲属夏某5在该协议上签字，从形式上看应为遗赠抚养协议，结合韩某和夏某5对该协议形成过程的陈述和2016年10月12日形成的录像，本案夏茂大、韩某签订的遗赠抚养协议应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该院对该协议的效力予以认可，双方均应当按照该协议的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从韩某提供的证据来看，该份协议签订之前其照顾夏茂大四年，在该份协议中已得到夏茂大认可，同时在协议签订后韩某继续照顾夏茂大日常生活，从其提供的夏茂大的住院病历和2016年10月12日形成的录像中可以看出，夏茂大在上述协议签订后对韩某的抚养行为是表示认可的，在上述录像形成后数日夏茂大去世，韩某亦提供了夏茂大去世后处理其丧葬事宜的票据，故从上述情节来看，韩某已经实际履行了遗赠抚养协议中约定的生养死葬义务，即夏茂大与韩某所订立协议的目的已经实现，故对韩某作为受遗赠人提出表示接受夏茂大遗赠的要求，该院予以支持。关于夏某1、夏某3、夏某4、夏某2抗辩夏茂大形成涉案遗赠抚养协议时意识是否清楚、能否真实表达自己的意愿和代书人存在利害关系、见证人不明确的意见，因未提供证据证明夏茂大行为能力存在缺陷，同时遗赠抚养协议是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并不强制要求有见证人、代书人，见证人瑕疵不能作为影响协议合法生效的理由。关于韩某具体接受夏茂大遗赠的范围，在订立涉案的遗赠抚养协议时夏茂大明确为“一切个人财产，包括丧葬费等等”，同时韩某提供2016年10月27日“关于夏茂大遗产的声明”一份的表述内容来看，夏茂大的亲属夏某1、夏某3、夏某4、夏某2、夏某5对韩某照顾夏茂大和夏茂大对财产的处理的情况是知晓并未提出异议的，虽夏某1、夏某3、夏某4、夏某2抗辩表示对该声明未仔细阅读或非本人签字，但又表示非本人签字由其子女代签由本人按手印，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处理夏茂大丧葬事宜的场合下签署该声明，应明确知晓所带来的事实和法律结果，同时上述异议人并未提供证据佐证其抗辩的理由，故夏某1、夏某3、夏某4、夏某2、夏某5对夏茂大与韩某之间形成遗赠抚养关系、韩某负责夏茂大的生养死葬及夏茂大的个人财产的处理是表示认可的，故夏茂大名下的养老保险新账户返还34×××13.9亿元，老账户返还9378.10元归韩某所有。同时韩某提供证据证明其实际处理了夏茂大的丧葬事宜，故夏茂大的丧葬费10757元归韩某所有。对于夏茂大的抚恤金，因其在涉案的遗赠抚养协议中明确意见为“一切个人财产，包括丧葬费等等”，同时从本案审理来看，夏茂大在与韩某形成遗赠抚养协议和去世前，对其名下的财产情况是知晓的，即上述两个时间点其并无可由其实际处理的财产，均为其死后单位发放的养老保险、丧葬费、抚恤金等，故该院认为夏茂大在该份遗赠抚养协议中表述的“丧葬费等等”应包含抚恤金，考虑到遗赠抚养协议是一种平等、有偿和互为权利义务关系的民事法律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条“被继承人生前与他人订有遗赠抚养协议，同时又立有遗嘱的，继承开始后，如果遗赠抚养协议与遗嘱没有抵触，遗产分别按协议和遗嘱处理；如果有抵触，按协议处理，与协议抵触的遗嘱全部或部分无效。”的规定，在财产继承中，如果有各种继承方式并存，应先执行遗赠抚养协议，其次是遗嘱和遗赠，最后为法定继承，同时遗赠抚养协议是在没有继承人或法定继承人不便或不尽赡养义务而形成，故遗赠抚养协议可以约定抚恤金归抚养人所有，尊重死者夏茂大的意愿，同时在抚养人韩某已实际履行了遗赠人生养死葬的义务的情况下，夏茂大抚恤金35855元归韩某所有。关于夏某1、夏某3、夏某4、夏某2共同抗辩认为韩某涉嫌以欺诈的手段侵占死者夏茂大的遗产，夏茂大在订立涉案遗嘱时不能排除受到要挟和胁迫，韩某没有对夏茂大进行及时有效的治疗和妥善照顾，因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上述主张，故对其抗辩不予支持。关于韩某主张遗赠的其他财产，因未提供证据证明财产的范围，故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夏茂大名下养老保险新账户返还34×××13.91元，养老保险老账户返还9378.10元，丧葬费10757元，抚恤金35855元，共计90104.01元归韩某所有；二、驳回韩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700元，由韩某负担。夏某1、夏某3、夏某4、夏某2不服一审法院判决，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第一项。2、判决驳回被上诉人诉讼请求。3、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4、死者夏茂大下葬事宜由韩某负责。理由：1、2014年4月19日“遗嘱”的真实性无法确定，不能一次作为认定该案的证据，《关于夏茂大遗产的声明》无效。2、被上诉人韩某侵吞夏茂大巨额财产，无权获赠夏茂大的财产。3、被上诉人韩某没有尽到抚养义务，丧失了受赠人的资格。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陈述其所主张的事实成立的理由，被上诉人为进一步证明其在原审时主张的事实成立提出了反驳意见。本院二审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二审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的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抚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和该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公民可以与抚养人签订遗赠抚养协议。按照协议，抚养人承担该公民生养死葬的义务，享有受遗赠的权利。”遗赠抚养协议是指遗赠人与抚养人签订的，由遗赠人将自己的合法财产的一部或全部于其死后转移给抚养人所有，而由抚养人承担遗赠人生养死葬义务的协议。其特征：遗赠抚养协议从签订时起生效，但是双方履行义务的时间不同。抚养人应从协议生效之日起履行义务，在被扶养人死亡时实现权利；被扶养人则从协议生效时起享受权利，死亡以后财产转移给抚养人。遗赠抚养协议是继承法规定的多种遗产转移方式中优先适用的一种方式。本案中，韩某提供的2014年4月19日“遗嘱”一份，虽名称为遗嘱，但从其内容来看，夏茂大明确保姆韩某照顾其日常生活、住院看病，直至将其送终为止，并约定夏茂大的个人财产在韩某完成送终后事后归韩某所有，内容同时约定了抚养人和遗赠人的权利与义务，遗赠人夏茂大、抚养人韩某均在该协议上签字确认，夏茂大的亲属夏某5在该协议上签字，遗赠人夏茂大与抚养人韩某没有法定抚养关系，本院认定为遗赠抚养关系，所以原审法院认定为遗赠抚养协议纠纷并进行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二审予以维持。关于上诉人夏某1、夏某3、夏某4、夏某2提出2014年4月19日“遗嘱”的真实性无法确定，不能以此作为认定该案的证据及《关于夏茂大遗产的声明》无效的问题，本院二审认为，夏茂大与韩某签订的遗赠抚养协议时间是2014年4月19日，死亡时间是2016年10月25日，在此期间根据韩某提供夏茂大的住院病历等证据，证明其尽到对夏茂大抚养义务的原因，不是亲属关系，而是因为有遗赠抚养协议存在，现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夏茂大在此期间是其他人进行护理和照顾的，结合韩某和夏某5对该协议形成过程的陈述和2016年10月12日形成的录像，结合原审出庭证人王丽媛及刘浩洋证人证言证明“夏茂大曾经告诉证人：韩某人挺好的，她一直照顾他，所以死后把一切东西都给韩某”，现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韩某提供的2014年4月19日“遗嘱”中，签名及手印不是夏茂大形成的，上诉人也没有证据证明该“遗嘱”不是夏茂大的真实意思表示，所以本院二审认定夏茂大、韩某签订的遗赠抚养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对该协议的效力予以确认。至于上诉人主张《关于夏茂大遗产的声明》无效的问题，本院二审认为，处理遗赠抚养协议纠纷，应当遵循自愿、公平、诚实、信用原则，尊重当事人之间的约定，本案中遗赠抚养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遗赠抚养协议从签订时起生效，《关于夏茂大遗产的声明》是否生效不影响遗赠抚养协议的效力，故对上诉人此项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夏某1、夏某3、夏某4、夏某2提出被上诉人韩某没有尽到抚养义务，丧失了受赠人的资格的问题。本院二审认为，从韩某提供的证据来看，该份协议签订之前其照顾夏茂大四年，在该份协议中已得到夏茂大认可，同时在协议签订后韩某继续照顾夏茂大日常生活，夏茂大在上述协议签订后对韩某的抚养行为是表示认可的，在上述录像形成后数日夏茂大去世，韩某亦提供了夏茂大去世后处理其丧葬事宜的票据，故从上述情节来看，韩某已经实际履行了遗赠抚养协议中约定的生养死葬义务，即夏茂大与韩某所订立协议目的已经实现，且上诉人无证据证明韩某没有尽到对夏茂大的抚养义务，故对上诉人此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夏某1、夏某3、夏某4、夏某2提出被上诉人韩某侵吞夏茂大巨额财产，无权获赠夏茂大财产的问题，因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夏茂大处理个人财产有被上诉人韩某参与，亦没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韩某如何侵吞了夏茂大个人财产，故对上诉人此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夏某1、夏某3、夏某4、夏某2提出死者夏茂大下葬事宜由韩某负责的问题，因本案诉讼的提出是原审原告韩某，在原审时上诉人就此项主张，没有提出反诉，二审提出此项主张，本院不宜一并处理。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700元，由上诉人夏某1、夏某3、夏某4、夏某2承担。本院再审中，夏某1提交新证据鞍山市中心医院住院病案首页、入出院记录各一份，证明2010年1月27日至1月28日，夏茂大因脑梗塞由夏某1送医院治疗，2010年7月至2011年9月一直由夏某1及其家人护理的事实。经质证，韩某认为该证据无法证明是夏某1带夏茂大看病，不能证明其主张。经查，鞍山市中心医院住院病案首页中联系人一栏中填写为“夏某1”，对上述证据证明夏茂大2010年1月27日发病时是在夏某1陪同下就医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可。但上述证据记录时间为2010年1月27日至1月28日，无法证明夏某1所提其与家人2010年7月至2011年9月护理夏茂大的事实，故对其上述欲证事项，本院不予采信。本案其他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再审认定事实与原一、二审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再审认为，公民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社会生活中“诚信、友善”的价值观应当提倡。本案被申请人韩某在没有法定抚养义务的情况下，照顾身患重病的夏茂大多年，得到夏茂大本人及其亲属的认可并与夏茂大签订遗赠抚养协议，承担起夏茂大生养死葬的抚养义务，夏茂大表示韩某尽到义务后其个人一切财产归韩所有，该遗赠抚养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韩某提供证据证明其履行了协议约定的抚养义务，即在夏茂大生前照顾其生活和医疗，死后为其办理了丧葬事宜，夏茂大订立协议的目的已经实现，韩某作为受遗赠人提出接受夏茂大遗赠的主张，符合事实和法律的规定。原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的相关规定，判决夏茂大名下养老保险新、老账户返还款、丧葬费和抚恤金共计90104.01元归韩某所有及案件受理费的承担，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再审应予维持。关于再审申请人夏某1、夏某2提出2014年4月19日“遗嘱”的真实性无法确定，不能以此作为定案的证据，《关于夏茂大遗产的声明》应属无效。韩某没有尽到抚养义务，侵吞夏茂大巨额财产，违反社会公序良俗，无权获赠夏茂大财产的主张。经查，根据本案证据及当事人陈述，可以证明夏茂大的“遗嘱”即其与韩某签订的遗赠抚养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自签订时起发生法律效力。夏某1、夏某3、夏某4、夏某2、夏某5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处理夏茂大丧葬事宜的场合签署《关于夏茂大遗产的声明》，应当明知其签字或按手印行为的法律结果，该声明不违反法律相关规定，合法有效。根据韩某提供的住院病历和丧葬事宜票据等证据，证明其对夏茂大尽到遗赠抚养协议约定的生养死葬义务，有权接受夏茂大的遗赠。再审申请人对其上述主张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故对其上述再审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再审申请人夏某1、夏某2提出本案韩某所诉部分财产不属于遗产继承范围的主张。经查，本案中，由于夏茂大具有法定抚养关系的直系亲属未尽到抚养义务，导致夏茂大与韩某签订遗赠抚养协议，双方形成遗赠抚养法律关系。夏茂大在遗赠抚养协议和生前录像资料中，明确遗赠财产为其一切个人财产，包括丧葬费等单位给的钱。夏茂大近亲属签署《关于夏茂大遗产的声明》亦是对以上事实的确认。根据法律规定，抚恤金是被继承人死亡后由所在单位向其近亲属或生前被扶养人支付的费用，是对被继承人死亡所产生相应损失的经济补偿，又是对相对权利人的一种精神抚慰，其性质并非遗产，不能按照法定或遗嘱进行继承。但遗赠抚养关系是平等、有偿和互为权利义务的民事法律关系，在遗赠抚养协议中约定抚恤金归实际抚养人所有，法律并无禁止。韩某履行了对夏茂大生养死葬的主要抚养义务，并为此支付了相应的费用，其合法的权利应受到法律保护。原审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前提下，按照遗赠抚养协议的约定和夏茂大的遗愿，判决夏茂大名下养老保险新、老账户返还款、丧葬费和抚恤金归抚养人韩某所有并无不当。故对再审申请人的上述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夏某1、夏某2的再审请求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本院（2018）辽03民终126号民事判决。一审案件受理费2700元，由韩某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700元，由夏某1、夏某2、夏某3、夏某4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梁常莉审判员  张 宇审判员  李红兵二〇二〇年六月十日法官助理周海波书记员单国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