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5民终442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王涛，女，1981年3月13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涟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宜群，江苏六典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景龙，江苏六典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晨，女，1992年1月9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泉生，苏州市相城区北桥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王涛因与被上诉人**晨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2019）苏0507民初57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3日立案后，依法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涛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查清事实后改判，本案诉讼费用由**晨承担。事实与理由：王涛与**晨于2019年5月2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并非真实意思表示，双方之间不存在股权转让关系。王涛基于配合**晨去购买常熟土地受让股权，协议是**晨的父亲周建良拟好的，期间对方隐瞒抽逃出资的实际情况，王涛在信息不对等的情况下签订协议，该协议属无效或可撤销。即便存在真实转让关系，协议签订后当事人也应当积极履行，办理财务、经营等移交手续。但是协议签订后，**晨未要求支付股权转让款，也没有办理交接，移交财务凭证等，公司财务混乱，存在违法犯罪事实，王涛要求将股权回转。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导致错误判令支付股权转让款，严重侵害王涛的合法权益。**晨二审辩称，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和判决的结果均合法有理，双方之间股权转让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有效性毋庸置疑，王涛应当履行相关义务。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晨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王涛立即支付股权转让款人民币1088570元，并承担该款自2019年5月29日起至实际支付日止的同期银行贷款利息；2、诉讼费由王涛承担。王涛一审提出反诉请求：1、判令撤销双方于2019年5月29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2、判令撤销因本次股权转让所作的股权变更手续，将王涛现名下所占清健德公司55%的股权变更至**晨名下；3、本案费用由**晨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清健德公司成立于2015年5月29日，法定代表人为周东元，股东为周东元和周建良，其中周东元占股49%，周建良占股51%，注册资本为3000万元，出资期限为2044年8月4日。2018年4月10日，由周东元作为出让方、周阿多作为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出让方将其持有的清健德公司的股权147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49%，其中，实缴0万元，未缴1470万元），以人民币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受让方；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受让方开始享有股东权利并履行股东义务，出让方对已转让的股权不再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同日，周建良作为出让方与周阿多作为受让方也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出让方将其持有的清健德公司的股权153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51%，其中，实缴121.227万元，未缴1408.773万元），以人民币121.227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受让方；受让方于2018年4月10日前将股权转让款以现金方式一次性直接交付给转让方；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受让方开始享有股东权利并履行股东义务，出让方对已转让的股权不再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2018年4月24日，苏州市相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上述股权变更事宜进行了核准，同时清健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周阿多。2019年1月7日，周阿多作为出让方与王涛作为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出让方将其持有的清健德公司的股权132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44%，其中，实缴0万元，未缴1320万元），以人民币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受让方；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受让方开始享有股东权利并履行股东义务，出让方对已转让的股权不再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同日，周阿多作为出让方与**晨作为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出让方将其持有的清健德公司的股权153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51%，其中，实缴121.227万元，未缴1408.773万元），以人民币121.227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受让方；受让方于2019年1月7日前将股权转让款以现金方式一次性直接交付给转让方；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受让方开始享有股东权利并履行股东义务，出让方对已转让的股权不再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同日，周阿多作为出让方还与谷辉作为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出让方将其持有的清健德公司的股权15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5%，其中，实缴0万元，未缴150万元），以人民币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受让方；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受让方开始享有股东权利并履行股东义务，出让方对已转让的股权不再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2019年1月30日，苏州市相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上述股权变更事宜进行了核准，同时清健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晨。2019年3月21日，谷辉将其持有的清健德公司的5%股权以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晨，并进行了相应的工商登记变更。此时，清健德公司的股东为**晨和王涛，**晨持有股权比例为56%，王涛持有股权比例为44%。2019年5月29日，**晨作为出让方与周阿多作为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出让方将其持有的清健德公司的股权3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1%，其中，实缴30万元，未缴0万元），以人民币3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受让方；受让方于2019年5月29日前将股权转让款以现金方式一次性直接交付给转让方；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受让方开始享有股东权利并履行股东义务，出让方对已转让的股权不再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同日，**晨作为出让方与王涛作为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出让方将其持有的清健德公司的股权165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55%，其中，实缴108.8570万元，未缴1541.143万元），以人民币108.857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受让方；受让方于2019年5月29日前将股权转让款以现金方式一次性直接交付给转让方；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受让方开始享有股东权利并履行股东义务，出让方对已转让的股权不再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2019年6月6日，苏州市相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上述股权变更事宜进行了核准，同时清健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王涛，且**晨和王涛已缴纳了股权变更的相应税费。自2019年1月份，王涛成为清健德公司的股东后，其开始代表清健德公司对外签订合同，并核准发放清健德公司的员工工资（王涛确认，合同中的王纯系其别名）。此后至2019年5月29日股权转让前，**晨共计向清健德公司出资176300元，王涛累计向清健德公司出资157600元。在2019年5月29日股权转让后，**晨还在清健德公司短暂工作一段时间。2019年7月，王涛接收了清健德公司的营业执照、财务章等相关资料。2019年8月，**晨以王涛未按约支付股权转让款1088570元为由，起诉至法院。另查明，通过**晨提供的周建良的银行流水显示，周建良累计向清健德公司投入资金1212270元。周建良与**晨系父女关系，周阿多与周建良系父子关系。同时，**晨在庭审中确认，其于2019年1月7日受让周阿多的清健德公司的51%股权并未支付对价，是赠与取得；其再于2019年5月29日将清健德公司的1%股权转让给周阿多时，亦为赠与，未支付对价。还查明，周建良曾在2019年5月28日联系王涛，提出因常熟公司注册公司需要，**晨不能担任两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需要寻找一个人，把清健德公司转出去。在王涛与**晨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显示，在2019年6月20日，**晨向王涛提出：“有空把公章拿来敲一下”。在2019年6月28日，王涛向**晨提出：“清健德还是要过回去给你们的，我用不到这个公司”。之后，王涛也多次向**晨提出，要求**晨的父亲周建良找人将法人过走。以上事实，由**晨提供的企业登记资料查询表、股权转让协议、声明书、变更登记通知书、设备买卖合同、购销合同、设备租赁协议、机床租赁合同、清健德租房确认单、往来对账函、周建良投资清健德公司的银行流水、**晨投资清健德公司的银行流水、工资发放表、补充协议、完税证明复印件、签收明细、物品移出明细表、微信聊天记录截屏打印件、王涛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屏打印件、工商档案打印件及庭审笔录予以证实。一审法院认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部分股权。在本案中，**晨将其持有的清健德公司的55%股权转让给王涛，双方在市场监督管理局签订了相应的《股权转让协议》，除此之外未就股权转让达成其他的书面协议，故该份股权转让协议应认定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故双方应当按照协议履行。在审理中，王涛提出反诉请求认为，55%的股权转让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是其应**晨的父亲周建良的要求，配合**晨在常熟拿地才受让了股权，而且股权转让款对应的注册资本已被抽逃，故要求撤销上述股权转让协议，并要求回转股权至**晨名下。一审法院经审查后认为，通过庭审查明的事实可以看出，虽然**晨的父亲周建良曾经在股权转让前与王涛联系，称“要把清健德公司转出去”，以及王涛在受让股权后，也多次微信告知**晨“要把清健德公司转回去”，但仅凭上述聊天内容并无法认定**晨存在欺诈的行为，且王涛在受让**晨清健德公司的55%股权前，其已是持有清健德公司44%股权的股东，已实际参与清健德公司的经营管理，故亦无法作出王涛受让股权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的推断。案涉55%股权对应的转让价款1088570元的计算依据，**晨陈述是按照清健德公司前股东周建良实际出资的1212270元和**晨的出资176300元之和，再扣除转让给周阿多的股权对价30万元后计算所得。对于该两人向清健德公司的出资，王涛并无异议，但王涛提出，认为在其受让**晨股权时上述注册资本已被抽逃，故无权要求其支付股权转让款。一审法院认为，股权转让的对价在交易惯例中并不一定与注册资本完全一致，对价的确定是由交易双方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核算，现根据查明的事实无法看出股权对价明显显失公平，故亦无法以此为由撤销股权转让协议。对于王涛认为，清健德公司的前股东存在抽逃出资的情况，与本案的股权转让并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对此不予理涉。在审理中，**晨和王涛还向法庭提交了周建良与其他第三人的往来流水、周建良的关联公司与其他公司签订的合同等证据，与本案的股权转让亦无直接关联，对此不予理涉。综上所述，王涛应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向**晨支付股权转让款1088570元。王涛要求撤销该股权转让协议以及将股权回转至**晨名下的反诉请求，缺乏相应的事实依据，不予支持。对于**晨要求王涛承担以1088570元为基数自2019年5月29日起至实际支付日止按照同期银行贷款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虽在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付款时间为2019年5月29日，但庭审中**晨明确该时间仅是应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要求填写，双方未对付款时间进行明确约定。故**晨可以随时向王涛主张付款，未能付款的，应承担自**晨主张之日的次日起开始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现**晨以起诉的形式要求王涛履行付款义务，故王涛应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即2019年8月13日前支付款项，未能支付的，应承担自2019年8月14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标准，之后自2019年8月20日起则应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王涛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晨股权转让款人民币108857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1088570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14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之后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王涛的全部反诉请求。若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597.5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诉讼费用人民币19597.5元，由王涛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本院认为，王涛与**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晨将持有的清健德公司55%的股权以1088570元的价格转让与王涛。王涛虽然提供了部分微信记录，表明**晨的父亲周建良曾提出**晨转让股权的原因，但证据中并未表明**晨或周建良与王涛明确约定其可以要求回购股权，故本院对于王涛该主张不予采纳。至于王涛所称对方并未移交财务凭证等，其并未将其作为诉讼请求提出，即便存在该事实，亦并不影响《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现股权已经变更至王涛名下，其应当按约支付股权转让款1088570元并赔偿逾期付款利息损失。另外，王涛称**晨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并不属于本案审理的范围，王涛或清健德公司可以另案主张相关行为人侵犯公司利益责任，本院不予理涉。综上，王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6896元，由王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诚审判员 唐 蕾审判员 浦智华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殷 姿法律文书履行提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具有国家权威性和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应当依法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否则人民法院将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将面临以下执行风险：一、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名下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执行措施，并有权对被执行人及其住所、经营场所进行搜查。二、被执行人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执行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三、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四、被执行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或者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四、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财产的，人民法院有权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及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五、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座以上舱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费经营必须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六、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或者通过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抗拒执行，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法院公告栏、电子显示屏、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向社会公布，并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向征信机构通报，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七、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或者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附录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