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民终116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辽阳县万凯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辽宁省辽阳县首山镇人民街。 法定代表人：王华，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超，男，汉族，辽阳县万凯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涛，广东太上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万凯丰稀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冕宁县稀土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龙斌，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有龙，北京息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辜波，北京金诚同达（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冕宁县万凯丰稀土矿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冕宁县稀土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龙洋，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明玉，北京金诚同达（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辜波，北京金诚同达（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温荣源，男，汉族，1954年11月20日出生，身份证住址辽宁省辽阳县，现住四川省冕宁县稀土工业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明玉，北京金诚同达（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辜波，北京金诚同达（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冕宁县飞天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冕宁县稀土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龙海，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有龙，北京息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温权，男，汉族，1981年5月23日出生，住四川省冕宁县稀土工业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明玉，北京金诚同达（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辜波，北京金诚同达（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金素斌，女，汉族，1957年3月2日出生，住四川省冕宁县稀土工业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明玉，北京金诚同达（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辜波，北京金诚同达（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辽阳县万凯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辽阳公司）、四川万凯丰稀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冕宁县万凯丰稀土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冕宁公司）、温荣源、冕宁县飞天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天公司）、温权、金素斌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34民初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辽阳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涛、程超，上诉人四川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有龙、辜波，被上诉人冕宁公司、被上诉人温荣源、被上诉人温权、被上诉人金素斌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明玉、辜波，被上诉人飞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有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辽阳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决第二项，改判温荣源、温权、金素斌对案涉7000万元及利息的返还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撤销原判决第二项，改判冕宁公司及飞天公司对案涉7000万元及利息的返还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本案一审、二审案件诉讼费、律师费、保全费等由四川公司、冕宁公司、飞天公司承担连带责任；4.本案一审、二审案件诉讼费、律师费、保全费等由温荣源、温权、金素斌承担连带承担责任。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审理查明，“温荣源在其实际控制辽阳公司期间，将此款转给四川公司7000万元无法律和合同依据”，温荣源作为共同侵权人，应对其共同侵权所生之债承担连带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地位和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二、金素斌作为辽阳公司时任财务负责人，且温权和金素斌作为四川公司的大股东，是该笔挪用侵占款项的受益人，二人与温荣源构成共同侵权。三、四川公司、冕宁公司、飞天公司是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在申报项目、贷款融资、对外合作中都是一体的，三公司在经营上存在严重的混同。冕宁公司、飞天公司两公司与四川公司之间存在财产、人员、经营等人格混同的情况，实际上已构成对案涉款项的共同侵占，应与四川公司承担共同侵权责任。 温权和金素斌辩称：温权和金素斌并未和温荣源一起实施侵权行为。温权和金素斌作为四川公司的股东并无滥用其权利，否认公司独立人格的行为。 冕宁公司辩称：冕宁公司与四川公司不存在人格混同。 四川公司、飞天公司辩称：一审法院确定的是侵权责任纠纷案由，被侵权人仅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 温荣源答辩意见同四川公司的上诉意见。 四川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驳回辽阳公司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辽阳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四川公司无权取得案涉7000万元，是不当得利”错误。案涉7000万元资金的性质应当以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申3806号裁定（以下简称3806号裁定）认定的性质为准。该7000万元系温荣源股权转让所得，温荣源指定四川公司取得案涉款项具有合法依据。本案7000万元及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川民终171号判决（以下简称171号判决）所涉4000万元资金均是该2.8768亿元中的部分。二、一审法院认定7000万元系温荣源实际掌控辽阳公司期间转给四川公司错误。2011年9月14日起辽阳公司已被天俊公司控制，一审法院却以公章未移交为由认定温荣源仍控制辽阳公司明显证据不足。天俊公司《会议纪要》表明，通过增资方式由辽阳公司向温荣源支付股权转让价款是天俊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三、一审法院在辽阳公司以侵权法律关系为基础提出的诉讼请求不成立而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的情况下，径行改变辽阳公司请求权基础，剥夺了四川公司的抗辩权利，违反法定程序。四、一审法院以本案诉讼时效的起算应以最高人民法院向辽阳公司送达（2016）最高法民终806号判决（以下简称806号判决）起计算错误。诉讼时效应从款项支付的时间2011年10月14日起算。五、基于同一交易事实和法律关系，辽阳公司已提起过诉讼并由人民法院作出生效裁判，现再次提起本案诉讼系重复诉讼。 辽阳公司辩称：温荣源实质控制四川公司期间，将涉案7000万元转给四川公司。双方应该承担连带的清偿责任。 冕宁公司、飞天公司、温荣源、金素斌、温权述称：同意四川公司的上诉意见。 辽阳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l.判令六被告共同向原告返还侵占的款项7000万元；2.判令六被告共同向原告支付自侵占款项至实际返还期间的同期银行贷款利息(利息暂计算至2018年2月28日，暂定利息为2276.9442万元)，被执行人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3.判令六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及律师费。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辽阳公司于1999年4月22日成立，股东为温荣源、温鹏和温荣冰，持股比例分别为79.9679%、10.0160%、10.0161%，法定代表人为温荣源。 四川公司于2010年5月18日成立，法定代表人为温荣源，股东为温荣源、温权、金素斌；现任法定代表人为龙斌，股东为温荣源、温权、金素斌，持股比例分别为16%、29.33%、54.67%，注册资本为38001万元。 冕宁公司于2012年12月12日成立，现任法定代表人为龙洋，原系四川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现由华融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融公司）持股99%，四川公司持股1%，注册资本为29000万元。 飞天公司于2000年11月8日成立，现任法定代表人为龙海，原系四川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现由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益胜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益胜中心）持股99%，四川公司持股1%，注册资本为3000万元。 温荣源与金素斌系夫妻关系，温权系双方儿子。 2011年6月1日，辽阳公司作为目标公司，温荣源、温荣冰、温鹏作为甲方与天俊公司作为乙方签订《增资协议书》，约定：本次增资由乙方以现金出资方式进行，增资分两个阶段进行，共计增资15亿元，其中第一阶段增资分三期进行，余额为第二阶段投资，第二阶段投资具体安排视目标公司的效绩状况，完全由乙方自主决定。第一阶段增资分三期进行：乙方于2011年9月9日前向目标公司缴付首期增资款3亿元，其中1.1232亿元经验资后，作为向目标公司的增资，其余及后期投资款计入目标公司资本公积。第二期乙方于2011年9月30日前向目标公司投资1亿元，第三期乙方于2011年12月31日前向目标公司投资2.6亿元。首期增资完成后，目标公司注册资本增加到1.248亿元，乙方成为目标公司的控股股东，以货币出资，持有目标公司90%股权，甲方持有目标公司的股权相应减少，以实物出资，持有目标公司10%股权，其中温荣源持股8%、温荣冰持股1%、温鹏持股1%，温荣源不再担任目标公司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由乙方指定的人员并经股东会决议后产生。辽阳公司、温荣源及天俊公司均在该协议中签章确认。该协议签订后，天俊公司陆续向辽阳公司增资第一期和第二期约定的增资款，共计4亿元，第三期2.6亿元增资款未支付。 2011年9月14日经辽宁省辽阳县工商局核准，辽阳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温荣源变更为常浩，股东变更为天俊公司、温荣源、温荣冰、温鹏，持股比例分别为90%、7.9968%、1.0016%、1.0016%。 2011年9月20日，辽阳公司作为甲方及公司股东天俊公司、温荣源、温荣冰、温鹏与辽宁弘宇矿业有限公司（筹建）（以下简称弘宇公司）共同签订《分立协议书》，约定：辽阳公司分立为两个公司：1、辽阳公司名称不变，由天俊公司持有100%股权，公司注册资本1.248亿元。2、新设立弘宇公司，由温荣源、温荣冰、温鹏三人按股份全资持有，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元（股东自筹）。协议第二条对辽阳公司的现有财产等进行了分配约定。第三条其他应收债权分割条款约定：由于天俊公司向分立前的辽阳公司承诺的投资款项没有全部到位，该应收债权未计入本协议第二条分立前公司的财产及财产分割条款中，经双方协商确定，将天俊公司的尚未缴纳的第一阶段投资款作为分立前公司持有的应收债权，该应收债权由分立后的辽阳公司享有，同时，分立后的辽阳公司和其股东天俊公司向弘宇公司和其股东承诺：分立后的辽阳公司和其股东天俊公司还应当给付弘宇公司2.6亿元，给付时间为2011年12月31日前。如天俊公司未按期给付，超过10个工作日，视为天俊公司不再履行给付义务，天俊公司应当自约定的给付时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将其持有的分立后的辽阳公司的40%股权无偿变更为温荣源或其指定的自然人或法人持有，同时办理相关的股权变更登记。分立后的辽阳公司的持股比例同时发生变化，即：天俊公司持有60%的股权，温荣源或其指定的自然人或法人持有40%的股权。第八条其他条款约定，本协议签订之前，双方签订的其他协议与本协议约定内容不一致的地方，以本协议约定为准。辽阳公司及时任法定代表人常浩、天俊公司、温荣源均在该协议中签章确认。该协议签订后，弘宇公司于2011年12月7日成立。 同日，温荣源作为甲方与天俊公司作为乙方签订《关于辽阳公司 2011年10月13日、14日，辽阳公司通过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辽阳县支行分别向四川公司转款2000万元、5000万元。2011年10月25日、26日，温荣源向天俊公司移交辽阳公司相关资料，常浩、程超在《辽阳公司资料清单》上签字。2013年1月20日，温荣源移交辽阳公司公章，程超等在《交接单》上签字。现辽阳公司法定代表人为王华，注册资本为12480万元。 2014年1月16日，辽阳公司向辽阳市公安局白塔公安分局报案称，温荣源在担任辽阳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期间挪用公司资金计4亿元，已涉挪用资金罪，请求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并向温荣源追缴挪用的资金4亿元，并退还辽阳公司。理由：2011年6月1日温荣源与天俊公司签订增资协议书，约定增资1.1232亿元，投资5.4768亿元，共计6.6亿元。协议签订后，天俊公司于2011年7月至10月先后向辽阳公司支付增资及投资款计4亿元，温荣源指使其实际控制的财务人员分别于2011年7月13日、14日、15日、8月9日、9日、31日、9月20日、23日、28日、29日、30日、10月13日、14日、17日、18日、24日以在额汇兑的方式将上述4亿元的增资、投资款转账四川、辽宁设立的企业等单位，但辽阳市公安局白塔公安分局未立案。 2014年2月26日，辽阳公司在辽阳日报登载《催告函》，内容为：“温荣源（曾用名：温荣元）先生在我司担任法人期间，利用掌握公司公章、财务章和法人章的便利，未经股东会和董事会同意和授权，通过我司开立的账户对外转款如下：……通过我司工商银行开立的账户向四川公司凉山州商业银行攀西支行于2011年8月9日电汇人民币4000万元，通过我司辽阳银行于2011年9月28日电汇人民币3000万元、2011年10月13日电汇人民币2000万元、2011年10月14日电汇人民币5000万元、2011年10月17日电汇3000万元，共计人民币1.7亿元……”，并要求退还全部款项。2017年7月5日，2018年5月22日、5月24日，辽阳公司再次在辽阳日报登载《催告函》《公告》《关于敦促四川公司及温荣源家族履行法院生效判决，其转让财产无效的公告函》。 2015年，温荣源因与天俊公司、常浩、辽阳公司、弘宇公司产生股权转让纠纷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案由最高人民法院于2017年2月28日审理终结，并作出806号判决。在该判决书中，确认：“温荣源作为甲方与天俊公司作为乙方签订的《变更和补充协议》中有关向温荣源转让或处分辽阳公司4亿元注册资本金以及资本公积金的约定，在履行法定程序并经工商变更登记之前不发生法律效力，该部分协议内容属部分未生效，该笔4亿元财产性质并不能依此约定发生改变，温荣源并不能直接依据此协议径行取得辽阳公司的4亿元财产，亦不能将该笔4亿元款项视为天俊公司向温荣源支付的股权转让款”。该判决生效后，温荣源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于2017年10月30日作出3806号裁定，驳回了温荣源的再审申请。同年，辽阳公司就4亿元转让金中的一笔4000万元以企业借贷纠纷为由向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案由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终结，并作出171号判决。该判决以最高人民法院806号判决为依据，确认温荣源于2011年8月9日转入四川公司的4000万元系不当得利，并判决由四川公司返还该款项。四川公司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于2017年10月30日作出（2017）最高法民申3841号民事裁定，驳回了四川公司的再审申请。上述法律文书均已生效。 辽阳公司认为2011年10月13日、2011年10月14日，由该公司通过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辽阳县支行转给四川公司的2000万元、5000万元系挪用公司资金。四川公司、温荣源认为该7000万元资金系股权转让款的部分，温荣源有权合法取得，双方对此争议较大，2018年4月24日，辽阳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四川公司、温荣源等归还该笔7000万元资金及利息。 一审法院认为： 一、关于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四川公司、温荣源认为案涉7000万元诉争款项发生在2011年10月13日、2011年10月14日，距离辽阳公司起诉已逾七年时间，已超过诉讼时效。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从案涉诉争款项转入四川公司至2014年这一期间，温荣源、辽阳公司仍就增资等事项与案外人天俊公司等予以协商，无证据证明温荣源与辽阳公司等已发生纷争；2014年1月16日，在辽阳公司向辽阳市公安局报案称温荣源涉嫌挪用资金罪后，2015年，温荣源将辽阳公司、天俊公司、常浩作为被告以股权转让纠纷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7年2月28日该案由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终结。就辽阳公司而言，当时据以提起本案的基础处于不确定的状态，本案诉求的事实尚未成就，有待人民法院的相关处理结果。因此，本案诉讼时效应当自最高人民法院向辽阳公司送达股权转让纠纷之诉的诉讼文书时起算。故辽阳公司于2018年4月24日提起侵权责任之诉，并未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四川公司、温荣源认为辽阳公司未在法定时间内提出诉讼请求因而本案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2011年10月13日、2011年10月14日转入四川公司的7000万元是否系挪用公司资金构成侵权。温荣源与案外人天俊公司之间关于辽阳公司股权转让的交易性质，已由相关生效民事判决即806号判决所认定，温荣源作为辽阳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收取的4亿元，为辽阳公司的注册资金以及资本公积金，属于辽阳公司法人财产，未经法定程序不得任由股东处置。温荣源与天俊公司在《变更和补充协议》中虽有将4亿元转为温荣源股权转让款、3亿元交给温荣源使用的约定，但上述生效判决认定，协议中有关向温荣源转让或处分辽阳公司4亿元注册资本金以及资本公积金的约定，在履行法定程序并经工商变更登记之前不发生法律效力，该部分协议内容属部分无效，该笔4亿元财产性质并不能依此约定发生改变。温荣源并不能直接依据此协议径行取得辽阳公司的4亿元财产，亦不能将该笔4亿元款项视为天俊公司向温荣源支付的股权转让款。本案所涉7000万元由辽阳公司转给四川公司时，辽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虽然已变更为常浩，但2011年10月25日、2011年10月26日，温荣源才向天俊公司移交辽阳公司相关资料，2013年1月20日，温荣源才移交辽阳公司公章，因此案涉7000万元系温荣源实际掌握辽阳公司期间转给其实际控制的四川公司，该款项属于前述4亿元股权转让款中的一部分。根据查明的事实，温荣源所收取的对应股权转让对价，系以辽阳公司的注册资金以及资本公积金的形式存在，非经法定程序不得随意动用，温荣源在其实际控制辽阳公司期间，将此款转给四川公司7000万元无法律和合同依据。同时，171号判决中，对包含在温荣源作为辽阳公司法人期间收取的4亿元中的诉争标的4000万元以不当得利予以确认，本案所涉转给四川公司的7000万元也包含在4亿元中，也应按不当得利确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的规定，四川公司占有辽阳公司7000万元款项没有合法依据，构成不当得利，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31条关于“返还的不当利益，应当包括原物和原物所生的孳息”之规定，辽阳公司要求四川公司返还7000万元款项以及要求四川公司自判决之日至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支付利息具有法律及事实依据，应予支持。四川公司、温荣源辩称“3806号裁定认定4亿元中有1.1232亿元为对目标公司的增资，剩余款项应视为股权对价”，因该裁定维持了原判决，而判决书解决的是实体问题，裁定书解决的是程序问题，裁定书认定的事实不应对抗判决书，其辩解理由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六被告是否应该承担连带责任。首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一款“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的规定,公司独立财产是独立承担责任的基础。审查公司之间人格混同的重要标准是审查是否存在人员混同、经营混同及财产混同，其中核心是财产混同。如两公司之间财产混同，无法区分，失去独立人格，则构成人格混同，对外债务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反之，如两公司之间财产相互独立，不存在混同，则对外不承担连带责任。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辽阳公司没有证据证明温荣源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非法抽逃公司资产或者将公司财产与其个人财产混同，严重损害公司利益，该损失辽阳公司已通过诉讼请求四川公司返还财产方式获得赔偿。在这种情况下，其要求温荣源以其个人财产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依据。冕宁公司、飞天公司与四川公司之间财产独立，不存在混同，不应承担连带责任。另，辽阳公司并非四川公司的股东，四川公司的股东也非辽阳公司委派，辽阳公司提交的证据虽能够证明两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但尚不足以证明二者人格混同。因此，辽阳公司要求温荣源、金素斌和温权作为四川公司的股东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辽阳公司虽然在起诉请求中主张由被告承担律师费用，但在审理中并未向一审法院提交证据证明其具体收取律师费用的依据，故对其该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辽阳公司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一款、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31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如下：一、四川公司于本判决送达后15日内返还辽阳公司7000万元及利息（2000万元从2011年10月13日起算、5000万元从2011年10月14日起算，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二、驳回辽阳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05647元，由辽阳公司负担200000元，由四川公司负担305647元。 本院经审理查明，各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806号判决认定以下案件事实： 1.天俊公司支付的4亿元款项中，温荣源用119440946元偿还辽阳公司债务。其中，2011年9月20日，偿还辽阳顺通矿产品有限责任公司债务1亿元；2011年9月21日，偿还辽阳县国玉多彩石矿债务170万元；2011年9月23日，偿还辽阳县国玉多彩石矿债务170万元；2011年10月18日，偿还辽阳县鸿达加油站债务190万元；2011年10月24日，偿还辽宁厚德昌女娲石文化产业有限公司债务14140946元。另外，由温荣源经办，偿还了辽阳公司拖欠辽宁万凯峰稀土新材料有限公司的债务500万元。 2.2012年6月1日，甲方温荣源（出让方）与乙方常浩（受让方）以辽阳公司为目标公司签订一份《转让协议书》，约定甲方实际控制和持有目标公司累计46％股权和权益（10％登记股权及基于股权转让合同的36％权益）。经甲乙双方平等协商，并经目标公司股东会议讨论同意，甲方将其持有目标公司的46％股权转让给乙方，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2.6亿元。至本协议签订时，甲方合计收到乙方和天俊公司交付的股权转让价款人民币6.6亿元。 3.天俊公司在诉讼中称“天俊公司购买的不是股权，是看中温荣源控制下的辽阳公司的采矿权和探矿权，否则天俊公司不可能拿出6.6亿元向注册资本仅有1000多万元的辽阳公司进行投资”。 还查明，3806号裁定载明：案涉《增资协议书》约定给辽阳公司增加注册资本1.1232亿元，各方当事人于2011年9月7日将辽阳公司的注册资本由原来的1248万元工商变更登记为12480万元。从上述约定以及当事人实际履约行为看，天俊公司支付的4亿元款项中有1.1232亿元可认定为对目标公司的增资。对于剩余款项，当事人之间虽约定为资本公积，但综合本案情况看，应认定为股权对价款为宜。对于目标公司的增资部分，已转化为辽阳公司法人财产。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05年修订）第三条“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的规定，未经公司决议，无论是股东还是法定代表人，都不得任意处分公司财产。案涉《变更和补充协议》第三条以及第四条的相关约定，涉及到未经法定程序处置1.1232亿的注册资本金问题，有违《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05年修订）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由于本案中温荣源一审诉讼请求为请求判令天俊公司和常浩缴纳股权转让中的全部税费，且在温荣源与天俊公司之间未约定税费承担，因而原审对于资本公积等问题认定欠妥，并不影响本案的处理结果。 二审审理中，围绕上诉请求，当事人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 本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辽阳公司提交了以下证据：1.《关于采矿权抵押登记事项情况说明》。2.《冕宁公司关于木洛郑家梁子稀土矿办理第二顺位抵押的报告》。3.《冕宁公司关于木洛郑家梁子稀土矿采矿权抵押的情况说明》。4.对温权的《询问笔录》。5.三方合同。6.委托贷款抵押合同。7.委托贷款借款合同。8.委托贷款质押合同。9.四川公司股东会决议。10.飞天公司股东会决议。11.飞天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12.四川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13.四川公司董事会决议。14.四川公司董事会决议。15.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相城支行银行流水。16.恒丰银行查询结果信息一览表。17.2016年度四川公司审计报告。18.2017年度四川公司审计报告。19.2011年4月18日《股权转让（企业收购）协议》及资金往来。上述1至19项证据共同证明：温荣源、温权、金素斌等人控制的四川公司、冕宁公司、飞天公司等三家公司与华融系的两家公司其利害关系人——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是明股实债关系，即温荣源、温权、金素斌等人控制三公司，分别以股权质押、采矿权抵押、股权让与担保等担保方式向华融系的两家公司进行贷款，并且将华融系的两公司的利害关系人——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所发放的贷款挥霍转移的事实。20.川检民行监（2018）551000000472号《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拟证明4亿元都属于辽阳公司法定财产，未经法定程序不得随意动用。 四川公司质证认为：证据1-5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与本案没有直接法律关系。证据6-16没有原件，无法核对真实性。证明目的也不予认可，与本案没有直接联系，涉及的事实不属于本案审理的范围。证据17、18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与本案无关。证据19无原件，真实性无法确认，内容与本案无关。证据20，3806号裁定已经认定对剩余款项应认定为股权对价为宜。 冕宁公司、飞天公司、温荣源、金素斌、温权同意四川公司的质证意见，认为上述证据不能证明温荣源、金素斌和温权作为四川公司的股东，有滥用公司独立人格的情况，同时也不能够证明冕宁公司与四川公司之间有人格混同。 本院认为，辽阳公司提交证据1-19系为证明四川公司、冕宁公司、飞天公司与华融公司、益胜中心是明股实债关系。因双方是否是名股实债关系与本案争议的四川公司、冕宁公司、飞天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人格混同并无关联性，即便四川公司仍然实际控股冕宁公司、飞天公司，也不能证明三公司之间人格混同。故对上述证据本院不予采信。证据20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因该决定书不属于人民法院生效裁判，不能作为认定4亿元款项性质的依据。案涉4亿元款项的性质应依据相关证据以及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确定的事实予以认定。 四川公司提交了以下证据：1.辽阳市公安局白塔公安分局受案登记表，拟证明2014年1月16日辽阳公司向公安机关报案导致诉讼时效中断。2.辽阳日报催告函，拟证明2014年2月26日辽阳公司向四川公司催款导致诉讼时效中断。3.辽阳公司的起诉状。拟证明2014年10月15日，辽阳公司就与本案相同性质的诉争款项提起诉讼，辽阳公司可以同时提起本案诉讼，但其怠于行使权利导致诉讼时效届满。4.（2019）辽民申4541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裁定书可以对事实进行认定，该裁定书已经认定3806号裁定认定的事实。 辽阳公司质证认为：证据1没有原件，证据2、3真实性予以认可。证据1-3不是新证据，反而证明了辽阳公司一直在对侵权的行为进行追讨，是因为806号判决对事实基础进行了认定，法律属性才确认。证据4，该案件并未进行审理，不能达到对方证明目的。 冕宁公司、飞天公司、温荣源、金素斌、温权质证认为：对证据三性认可、证明目的认可。 本院认为，证据1、2待证事实一审法院已经认定，各方也没有异议，无需重复举证。证据4与本案争议焦点无关，本院不予采信。证据3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关联性证明力结合全案事实综合评述。 本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届满后，辽阳公司提交以下证据：1.金素斌和温荣源的结婚证。2.（2020）最高法民申1322号案《受理通知书》。证据1拟证明金素斌基于夫妻关系应与温荣源承担连带责任，证据2拟证明（2018）川民终997号判决只追究了温荣源个人还款责任，遗漏了四川公司还款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审理再审申请。同时，辽阳公司还提交了《调取证据申请》，请求调取4亿元中还债的4笔款项（2011年9月20日转入辽阳有色金属实业有限公司10000万元、2011年9月23日转入辽阳县国玉多彩石矿170万元、2011年10月18日转入辽阳县鸿达加油站190万元、2011年10月24日转入女娲石公司1414万元）财务凭证及债务形成的依据。 四川公司未发表质证意见。 本院认为，证据1所要证明的事实一审法院已经认定，双方也没有争议，无需重复举证。证据2与本案争议焦点无关，本院不予采信。3.关于辽阳公司申请调取证据的问题。生效的806号判决已经认定了以下事实，即：“上述（4亿元）款项中，温荣源用119440946元偿还辽阳公司债务。其中，2011年9月20日，偿还辽阳顺通矿产品有限责任公司债务1亿元；2011年9月21日，偿还辽阳县国玉多彩石矿债务170万元；2011年9月23日，偿还辽阳县国玉多彩石矿债务170万元；2011年10月18日，偿还辽阳县鸿达加油站债务190万元；2011年10月24日，偿还辽宁厚德昌女娲石文化产业有限公司债务14140946元。另外，由温荣源经办，偿还了辽阳公司拖欠辽宁万凯峰稀土新材料有限公司的债务500万元”，辽阳公司如对上述事实有异议，应举出相反证据推翻。同时，辽阳公司是806号案件的当事人，其可以申请查阅复制806号案件卷宗中的证据，现辽阳公司申请本院调取4笔款项的财务凭证以及债务依据，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故本院对其调取证据申请不予准许。 二审审理中，辽阳公司向本院提交了《调查收集证据和司法审计申请书》《调查收集证据申请》《追加第三人申请》。 《调查收集证据申请和司法审计申请书》载明:1.调查收集四川公司、冕宁公司、飞天公司的会计凭证、会计账册、银行账户流水；2.对四川公司、冕宁公司、飞天公司的公司财务账目进行司法审计；3.对四川公司、冕宁公司、飞天公司与温荣源、温权、金素斌等之间的资金往来或财产转移发表专项审计意见。理由:一审审理过程中，没有查明四川公司、冕宁公司、飞天公司的财务关联情况，以及四川公司、冕宁公司、飞天公司等法人与温荣源、温权、金素斌等自然人之间的资金往来和财产控制情况。 本院认为，三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人格混同，以及公司股东是否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属于辽阳公司的举证责任，不属于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证据的范围，对其申请不予准许。 《调查收集证据申请》申请调查内容:1.调查收集（2017）川34执212号案中涉及本案二审证据的十六份证据，具体详见附件；2.调查收集（2018）川民终997号案卷由四川公司提供的证据中的2016年度、2017年度审计报告。事实和理由:为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全面反映本案的事实，请求贵院调查收集以上证据。 本院认为，该两个案件，辽阳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常浩为当事人，可自行向人民法院申请查阅并复制证据材料，且根据辽阳公司二审中举示的上述证据复印件载明的内容，与三公司之间是否构成人格混同并无关联性，因此该申请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四条规定的情形，本院不予准许。 《追加第三人申请》载明申请事项:请求追加益胜中心、华融公司为本案的第三人。事实与理由:一审审理过程中，没有查明温荣源实际控制的四川公司、冕宁公司、飞天公司与益胜中心、华融公司是让与担保的借款合同法律关系，明股实债，导致本案缺少了温荣源仍然实际控制冕宁公司、飞天公司的证据。 本院认为，名股实债与人格混同不具有关联性，对其申请不予准许。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有以下五点：1.辽阳公司是否构成重复起诉；2.辽阳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是否已过诉讼时效；3.原判决是否违反法定程序；4.四川公司是否应向辽阳公司返还7000万元及其利息；5.冕宁公司、温荣源、飞天公司、温权、金素斌是否应承担连带返还责任。 一、关于辽阳公司是否构成重复起诉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当事人重复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只有在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诉讼标的、诉讼请求均相同的情况下，才能认定构成重复起诉。虽然2014年10月15日，辽阳公司就与本案相同性质的诉争款项提起诉讼，但该案与本案的诉讼标的和诉讼请求并不相同。因此，本案不构成重复起诉。 二、关于辽阳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是否已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的规定，不当得利成立的前提是没有法律根据。因本案中，辽阳公司在806号判决送达后，方明确4亿元属于辽阳公司的法人财产的法律结论，故此时其法律性质才得以固定，辽阳公司方知晓其权利可能受到侵害。故辽阳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未过诉讼时效。 三、关于原判决是否违反法定程序的问题。虽然辽阳公司诉请的法律关系是侵权，但其所追求的法律后果是返还财产，原判认定四川公司是基于不当得利占有辽阳公司款项，从而支持辽阳公司返还款项的诉请，不影响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和处理结果。四川公司辩称影响其举证权利，因当事人举证主要是为了证明案件基本事实，且本案已经是二审阶段，四川公司也注意到了辽阳公司诉请的法律关系与人民法院认定的法律关系不一致，四川公司可以在二审中进行举证，因此并不影响其举证权利。 四、关于四川公司是否应向辽阳公司返还7000万元及其利息的问题。806号判决认定，温荣源作为甲方与天俊公司作为乙方签订的《变更和补充协议》中有关向温荣源转让或处分辽阳公司4亿元注册资本金以及资本公积金的约定，在履行法定程序并经工商变更登记之前不发生法律效力，该部分协议内容属部分未生效，该笔4亿元财产性质并不能依此约定发生改变，温荣源并不能直接依据此协议径行取得辽阳公司的4亿元财产，亦不能将该笔4亿元款项视为天俊公司向温荣源支付的股权转让款。而针对806号判决进行再审审查的3806号裁定载明：“案涉《增资协议书》约定给辽阳公司增加注册资本1.1232亿元，各方当事人于2011年9月7日将辽阳公司的注册资本由原来的1248万元工商变更登记为12480万元。从上述约定以及当事人实际履约行为看，天俊公司支付的4亿元款项中有1.1232亿元可认定为对目标公司的增资。对于剩余款项，当事人之间虽约定为资本公积，但综合本案情况看，应认定为股权对价款为宜……原审对于资本公积等问题认定欠妥，并不影响本案的处理结果……”。因此，806号判决与3806号裁定对于4亿元款项中除1.1232亿元增资以外的其余款项的性质认定存在分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一）自然规律以及定理、定律；（二）众所周知的事实；（三）根据法律规定推定的事实；（四）根据已知的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出的另一事实；（五）已为仲裁机构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六）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基本事实；（七）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前款第二项至第五项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反驳的除外；第六项、第七项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的规定，生效裁判认定的事实的预决效力具有相对性，在后诉案件审理中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人民法院应当对相关事实重新作出认定。本案中，结合全案事实，应当认定为天俊公司支付的4亿元款项中，除1.1232亿元增资外，其余款项的性质为天俊公司取得辽阳公司股权支付给温荣源的股权对价款，理由如下： 天俊公司与温荣源等签订的《增资协议书》约定：首期增资款3亿元，第二期1亿元，第三期2.6亿元。首期增资完成后，天俊公司成为辽阳公司的控股股东，持有90%股权，温荣源等持有辽阳公司10%股权。之后天俊公司支付了首期、二期的增投资款项共计4亿元。三月后签订的《分立协议书》，约定将辽阳公司分立为新的辽阳公司（天俊公司占100%股权）和弘宇公司（注册资金全部由温荣源等自筹），且约定分立后的辽阳公司和其股东天俊公司还应当给付弘宇公司2.6亿元。天俊公司在另案诉讼中称“天俊公司购买的不是股权，是看中温荣源控制下的辽阳公司的采矿权和探矿权，否则天俊公司不可能拿出6.6亿元向注册资本仅有1000多万元的辽阳公司进行投资”。因此，806号判决认定，天俊公司意在通过购买温荣源所持有的辽阳公司的股权而实现对辽阳公司名下相关采矿、探矿权的实际控制。同时，双方出于其他考虑，并未直接依据真实意思径行进行股权转让，而是采取了以天俊公司先行向辽阳公司增资后，再行分立为两个公司的模式。 对于增资款1.1232亿元，根据其法律性质，不能由股东个人取得。根据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温荣源将上述款项用于偿还辽阳公司的债务。因此不论是从当事人约定看，还是实际履行看，该1.1232亿元的性质不属于股权对价，属于辽阳公司的实收资本和法人财产，非经法定程序不得任意处置。对于剩余款项的性质，当事人之间虽约定为资本公积，但没有证据证明辽阳公司收到款项后明确作为资本公积入账并纳入财务报表对外披露，亦没有证据证明从款项进入辽阳公司到转出辽阳公司期间辽阳公司增加了新的、大额的债务，对这部分资金的处理影响了债权人利益。而对这部分款项的处置方式虽以《增资协议书》《变更和补充协议》的形式体现，实际上经过了辽阳公司两方股东（天俊公司方、温荣源一方）的一致同意，属于股东内部对所有者权益的处置，不影响外部利益。当事人虽约定“其中1.1232亿元经验资后，作为向目标公司的增资，其余及后期投资款计入目标公司资本公积”，但该约定实为使双方交易的外观形式上更为符合增（投）资的表象而约定，综合本案情况看，除1.1232亿元注册资本金以外，剩余款项的性质应认定为股权对价款为宜。 不论当事人之间交易的最初目的是增资还是股权转让，天俊公司意在实现对辽阳公司的绝对控制。履行过程中，根据天俊公司实际付款情况对双方占辽阳公司的股权比例进行调整，并最终通过天俊公司与其关联方常浩以6.6亿元对价实现对辽阳公司的完全控制，按照新旧股东之间的内部约定，温荣源实际上不再持股辽阳公司。天俊公司的合同目的已经实现。温荣源对天俊公司支付的股权对价款有权进行处分。辽阳公司要求返还的依据不足。由于四川公司不应承担返还责任，辽阳公司要求其余被告承担责任的诉请亦不应予以支持。 综上，四川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辽阳公司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34民初35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辽阳县万凯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505647元，由辽阳县万凯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897447元，由辽阳县万凯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蔡源原 审判员  刘 云 审判员  汪秀兰 二〇二〇年六月八日 书记员  何 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