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448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景素，女，1971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东大街支行，营业场所北京市丰台区东大街25号。负责人：金宇辉，行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营业场所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西大街28号楼大成广场4门8门。负责人：袁桂军，行长。二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童健，北京市善邦律师事务所律师。二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贾佳，北京市善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景素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东大街支行（以下简称建行东大街支行）、被上诉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以下简称建行北京分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6民初287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景素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王景素一审中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主要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案由错误，一审承办法官没有根据证据进行更改。因账户×××存折复印件显示是一类账户，一类账户都有银行卡，且有转账功能，故本案应为借记卡纠纷。或者根据证据《存款凭条》中接柜和印鉴字样，要求负有履约义务的被上诉人提供证据证明是否属于银行保管箱业务，确定为合同纠纷。但是被上诉人从未交付王景素银行卡和印鉴，王景素也不在银行业工作，故将案由暂定为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但是一审法官看到证据有义务更正，不能因被上诉人违法扣押银行卡和印鉴，不交付王景素使用而改变其职责义务和账户性质。如果被上诉人拒不提供账户信息，可以认定为侵权责任纠纷。因为该银行账户名及相关信息与王景素一致，作为负有履行合同义务的被上诉人拒不提供相关信息，侵犯了王景素的合法权益。一审法官涉嫌失职、渎职。二、一审判决书认定事实错误。1.认定王景素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储蓄存款合同关系错误。被上诉人至今拒不提供《开户申请书》、相关身份证件、银行回单、保管箱合同等任何形式的证明存在合同关系的有效文书和合法要件，不能证明存在合同关系。根据账户×××存折复印件显示是一类账户；根据证据《存款凭条》中有“接柜”二字和预留印鉴处，此账户一定不是储蓄账户，是附有印鉴和票据的结算账户或者保管箱业务。因为一般存款凭条中没有接柜和预留印鉴。因此不论是银行结算合同纠纷还是保管箱合同纠纷，都肯定不是储蓄存款合同纠纷。2.认定“合同关系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错误。在不能确定是否存在合同关系的情况下，自然没有是否真实意思表示之说。3.认定“被上诉人已经提供了开户资料”错误。开户资料包括客户手填的《开户申请书》、身份证件、银行回单预留印鉴、保管合同等。上述资料被上诉人均没有提供，但是账户名却与王景素一致。《存款凭条》不是开户时的必备资料，非实名制的说法不成立，非实名制不等于没有开户资料和手续，更不等于违法开户，或者作为扣押、盗用他人账户的理由。一般储蓄存款开户金额可以为零。如果有金额且有预留印鉴，应为结算账户或保管箱业务。被上诉人没有提供开户资料，一审法官涉嫌渎职。4.一审法官对“王景素的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诉讼请求，对于其中涉及账户信息本身的部分，建行东大街支行、建行北京分行已在第一项诉讼请求中一并提供，其余部分不属于法院受理范围，依法予以驳回”的认定错误。王景素第二项诉讼请求与第一项诉讼请求内容不同；第三、四项诉讼请求不在第一项诉讼请求范围内，被上诉人没有提供相关材料。王景素的全部诉请是被上诉人作为金融服务机构应当依据服务协议、职责、行规，不需到法庭都应主动全部提供的信息，所以全部属于受理范围。5.对“赔偿损失1万元的请求，因其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认定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被上诉人不履行合同义务必然导致的王景素起诉及一切诉讼费用都是被上诉人造成的，可预见也可因正当履约避免。损失计算金额，是根据（2017）京0108民初38812号、15077和27951号3份判决书中王景素最近一家用人单位北京中电兴发科技有限公司的月固定薪酬计算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第六款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文书所确认的基本事实，无需举证证明。自2019年5月王景素准备起诉材料和立案至少合计十个工作日，折合薪水两万元。因诉讼不能从事专业领域工作导致的机会成本，交通、餐饮、通信、打印复印等费用都没有计算。因此，一万元赔偿金额仅是不包括一分钱账户内损失的象征性损失，以警戒被上诉人。6.一审判决记载王景素到被上诉人处查询账户的时间错误。非2019年3月7日，而是2019年2月28日王景素首次到被上诉人处查询账户。否定2月28日查询，等于否认被上诉人承诺核实开户信息后交付开户时待领状态的红色旧存折在被上诉人手中，或者其他人手中。同时，3月7日被上诉人采取诱骗、欺诈等方式擅自出具两个流水错误的新存折，更说明被上诉人金融犯罪事实已经既定。一审法官存在故意包庇行为。7.一审判决载明的“申请”一词用法错误，应为王景素到被上诉人处查询自己名下的账户信息，而非“申请”查询。同时，本案一审审判人员一系列行为，说明本案存在违规违法行为。8.一审判决错误记载王景素在被上诉人处办理的业务内容，试图抹去该账户1999年5月3日到2019年3月7日前的所有交易和账户信息。2019年3月7日，王景素到被上诉人处不是去“要旧账户的新存折或者注销账户”，而是“因2019年2月28日被上诉人7号窗口张新月要求调出《开户申请书》核实信息后交付‘待领状态’存折，因3月6日、7日被上诉人员工刘欣电话中告知《开户申请书》已经调出，要求核实信息和笔迹”而前往查看《开户申请书》。王景素从未说过要办理新存折，只说核实所有开户信息后，是本人的取回红色旧存折，由自己决定是否注销，不是本人则归还真实账户所有人。一审法院故意删除2019年2月28日王景素与被上诉人业务内容和2019年3月6日、7日被上诉人刘欣的明确《开户申请书》已经调出的录音证据，系故意枉法裁判行为。9.一审判决对新旧存折的定义错误。不是储蓄而是结算账户，账户性质不同，涵盖的信息不同。被上诉人除应当依法提供《开户申请书》及预留身份证件、银行回单外，还应提供1999年开户日预留的全部银行印鉴和后续变更印鉴及其手续，来核对信息。10.被上诉人以欺诈方式，诱骗王景素签署《承诺书》。王景素没有向被上诉人出具《承诺书》，而是被上诉人以核对《开户申请书》信息为由，诱骗王景素到其营业厅后，谎称《承诺书》是查看《开户申请书》的前提条件，王景素才不得不签署。之后，银行工作人员刘欣只拿出了1999年5月3日的一张金额为1元的账户×××《存款凭条》No.1885955，拒绝出示其承诺过的《开户申请书》。该凭条左上角还有“后期储蓄”字样，说明1999年5月3日并非开户日，而是续存日期，因此，被上诉人隐藏了真正的开户日期、开户行、开户人、账户人，王景素的账户被他人非法盗用嫌疑很大。一审法官故意包庇被上诉人的违法行为。11.被上诉人存在旧存折没有交付王景素的事实。一审证据4中的第一张存折首笔不是1999年，说明之前有流水没有打印，第一张存折最后一笔2005年12月31日余额为零，流水中没有。12.一审判决错误记载被上诉人于2019年3月7日打印的流水和余额。一审证据7系篡改，且流水中存在“营业外收入”，客户存款在银行账目是负债，银行的营业外收入就是表内外营业收入之外的款项，包括不明账户主人的账款，因此，被上诉人存在私吞王景素款项、转为被上诉人自己收入计入财产、据为己有的可能性。一审法官对此未予查明。13.被上诉人拒绝在其提供的存折上打印流水，存在账户造假、存折造假、对应银行卡被非法使用的金融违规行为。第一个被剪角作废的存折上第一行不是1999年5月3日，说明存在至少一个存折用过，被上诉人拒不交付该存折，非法将账户交于他人盗用，系蓄意金融违规。14.被上诉人判断账户归属人方法错误。被上诉人在窗口、电话中、庭审中一再声明，1999年是非实名制时期，因此笔迹不一致不等于不是本人的账户，有可能他人为本人开户。被上诉人未提供代办人身份信息，与《开户申请书》信息一起核对、比对，只凭一个数字“1”的笔迹判断账户归属人。如因被上诉人原因将账户扣押，或者交付他人使用，被上诉人应对所有损失和可能的法律后果负全责。15.被上诉人员工在认定账户真实主人上存在逻辑错误，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载明被上诉人员工刘欣称开户申请书是客户隐私，不能给王景素阅看。但是被上诉人认可该账户系王景素名下，却不敢出示开户申请书，被上诉人自相矛盾的做法背后的真相可能是：王景素的款项全部被他人转移、盗走，或者被被上诉人作为无主资产转入建行的营业外收入，由被上诉人私吞。基本可以确认被上诉人与公安、司法蓄意、故意的金融犯罪行径。三、一审法官未尽调取本案关键证据的职责义务。一审法官没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依王景素申请调取2019年2月28日、3月7日被上诉人窗口被上诉人员工张某、刘欣业务视频和理财室与董峰的视频等关键证据。被上诉人陈述视频记录保留3个月的说法不成立。另案2019京0101民初21408号中，王景素诉中国银行王府井支行案的柜台视频存在一年后调出的事实。四、一审庭审和判决书载明的徐冲、赵昭不是承办法官，该判决书因合议庭成员非法而无效。王景素从未收到过任何口头或者书面合议庭成员告知书。一审中，王景素当庭提出了回避申请，只有赵昭在未授权的情况下口头宣布不同意对倪燕的回避申请，其他均未明确答复。五、一审程序违法。一审法院仅对王景素的回避申请口头宣布回避决定，未出具书面意见，符合回避条件的审判人员继续审理本案，系程序违法。六、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举证责任应当由负有履约义务的当事人负举证责任。被上诉人是履行银行结算合同、保管箱合同的法定履约义务人，举证责任在被上诉人，而被上诉人却从未提供客户所有真实开户信息和流水内容，其提供的全部是王景素立案时提交的证据。一审法官错将被上诉人的举证责任强加给王景素。建行东大街支行、建行北京分行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王景素未提供有力证据证明其上诉主张，请求驳回王景素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维护建行东大街支行和建行北京分行的合法权益。王景素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建行东大街支行、建行北京分行提供×××账户的全部开户资料和原始凭证，留存身份证件复印件、全部交易流水；2.判决建行东大街支行违反银行业操作规范、以欺诈方式诱骗王景素领取错误新存折的行为是违规操作；3.判决建行东大街支行、建行北京分行提供两个旧账号×××、×××的数字编码规则、账户启用日和终止使用日，以及终止原因。提供新账号：×××的数字编码规则和账户启用日；4.判决建行东大街支行、建行北京分行依法出具银行规定，佐证一审证据5中的“接柜”含义；5.判决建行东大街支行、建行北京分行支付王景素已发现和造成的初步损失一万元；6.建行东大街支行、建行北京分行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查明事实：2019年3月7日，王景素向建行东大街支行申请对私存款旧系统账号发新折或销户业务。储蓄旧账号为×××，储蓄新账号为×××。同日，王景素向建行东大街支行出具《承诺书》，载明：账号×××，户名王景素，账户余额0元的账户为非实名个人存款账户，应客户本人王景素申请，中国建设银行按照人民银行的相关规定为上述账户办理实名制变更业务。本人保证上述账户为本人所拥有的账户，若因本人原因引起纠纷或导致损失的，本人承担全部责任，并赔偿给中国建设银行造成的损失。一审另查，根据账号×××明细显示，该账号在系统升级前账号名称为×××，在1999年5月3日开户，账户金额为1元，明细显示1999年7月1日账户金额为0元，2000年、2001年、2002年、2003年7月1日账户余额均显示0.01元，至2010年8月31日账户余额显示0元。在一审庭审过程中，王景素与建行东大街支行、建行北京分行均向一审法院提供了账户承诺书、客户回单、交易流水等开户资料。一审法院认为，王景素与建行东大街支行之间储蓄存款合同关系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我国现行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的民事合同。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对于王景素要求建行东大街支行、建行北京分行提供账户开户资料的请求，一审法院认为，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建行东大街支行、建行北京分行已经提供了该账户的开户资料，王景素也将该材料复印件作为证据向法庭提交，故一审法院对王景素该项诉讼请求不再处理；对于王景素的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诉讼请求，对于其中涉及账户信息本身的部分，建行东大街支行、建行北京分行已在第一项诉讼请求中一并提供，其余部分不属于法院受理范围，依法予以驳回；对于王景素要求建行东大街支行、建行北京分行赔偿损失一万元的请求，因其并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一审法院对此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王景素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经双方当事人同意，本院曾定于2020年5月7日通过云庭审的方式审理本案，并向双方当事人均发送云庭审的登录账号和密码。王景素此后回复称其无法通过发送的账号和密码登陆云庭审系统，并表示其在2020年3月份曾经使用过会议室号登陆云庭审系统进行过审理，希望技术人员允许其仍然使用该种方式登陆云庭审系统。本院向其释明云庭审系统现已经过升级，无法再使用此前的登陆方式使用云庭审系统。王景素坚持要求法院为其解决该项技术问题，并明确表示不同意线下庭审。后，本院于2020年5月25日通知王景素，若王景素仍然不具备云庭审条件，也不同意线下审理，本院将采取书面方式审理本案，并要求王景素于2020年5月29日前将其书面意见和新证据（如有）向本院邮寄提交。本院至今未收到王景素提交的书面意见和新证据，建行东大街支行、建行北京分行亦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王景素在一审起诉状中陈述其到建行东大街支行查询开户信息的背景是：中国建设银行远大支行工作人员告知王景素其个人名下在建行东大街支行还有一个账户，并告知其开户日期、账户名和账号。王景素到建行东大街支行查询该账户开户资料时，与建行东大街支行产生纠纷，才以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为案由提起本案诉讼。现建行东大街支行已经提供案涉王景素名下账户的相关资料，根据目前证据，一审法院认定王景素与建行东大街支行之间存在储蓄存款合同关系，该储蓄存款合同关系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我国现行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的民事合同，且建行东大街支行已经履行了提供开户资料的义务，并驳回王景素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王景素怀疑建行东大街支行和建行北京分行故意不如实提供开户资料，存在金融违规、诈骗等犯罪嫌疑，可能与“王景素1981年被莫名玷污的户口页、1987年被上城派出所扣押32年的身份证、1990年的河北机电学院身份证、1996年长征街派出所造假的户口本和扣押23年的身份证”等有关。此非民事诉讼程序所能认定。一审法院不存在合议庭成员非法、回避处理不当等程序违法情形，本院对王景素的相关上诉理由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王景素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准予王景素免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葛 红审 判 员  王 楠审 判 员  石 磊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九日法官助理  任永军书 记 员  高婧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