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09民初19452号 原告：洪桂洋，女，1988年4月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桐城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邹志艳，安徽百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王会龙，男，1988年2月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铭，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洪桂洋诉被告王会龙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2月31日立案受理后，根据防疫要求，于2020年1月23日裁定中止诉讼。本案恢复诉讼后，依法由审判员程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4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洪桂洋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邹志艳，被告王会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铭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洪桂洋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并在庭审中予以明确，即：1.解除原、被告签订的《换股及股份代持协议》；2.被告返还原告股份购买款3万元并赔偿该款自2015年12月25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损失（2019年8月19日之前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计付；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 事实与理由：原告之前系原合肥一品效果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一品公司）员工，被告系该公司老板。2015年5月份，被告向包括原告在内的一品公司员工集资，分别以股份代持形式签订《股份转让暨股份代持协议》。2015年12月25日，被告以惟锐（杭州）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惟锐公司）收购一品公司全部资产为由，让原告与被告签订惟锐公司《换股及股份代持协议》。原、被告自签订合同之日，被告未有向原告通报持股公司财务状况，更未有向原告分配利润。实质上，被告根本未有利用原告给付资金购买股权，履行代持股份应有义务，而是虚构惟锐公司收购一品公司的事实，骗取原告转换股份代持行为。后来原告发现被告根本就不是惟锐公司股东，无权代为持有股份权利。原告多次与被告协调解除合同，退回购买股款，被告不予理睬。 被告王会龙辩称：对双方签订《股份转让暨股份代持协议》和《换股及股份代持协议》的事实和收到原告3万元的事实无异议，对其余事实有异议，惟锐公司收购一品公司资产的事实是真实存在的，被告在签订《换股及股份代持协议》时直接持有惟锐公司股权，后变为间接持有。 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意见如下：1.《换股及股份代持协议》签署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2015年12月25日，原、被告基于以下双方知晓并认可的事实，自愿签署《换股及股份代持协议》：（1）2015年12月14日，惟锐公司与一品公司签署资产收购协议，约定惟锐公司收购一品公司全部资产；（2）2016年4月之前，被告直接持有惟锐公司40%的股权（400万元），并且完成400万元注册资金的实缴义务。因此，《换股及股份代持协议》的签署不存在被告隐瞒事实、欺诈对方的情况，协议合法有效。 2.被告依约履行《换股及股份代持协议》，不存在违约情形，原告不享有合同解除权。《换股及股份代持协议》履行过程中出现了以下情况：（1）惟锐公司与一品公司的资产收购协议实际已经签署，目前未履行完毕，一品公司仍在正常经营。（2）2016年4月，为优化惟锐公司的股权和治理结构，被告将其直接持有的惟锐公司40%的股权转让给三个有限合伙企业，三个企业均由被告实际控制，截至目前，被告通过合伙企业间接持有惟锐公司40%的股权。上述情况并非被告违约，理由如下：（1）原告于资产收购协议签署后的第二天即签署了《换股及股份代持协议》，其应当预见并承担资产收购协议履行中存在的风险，《换股及股份代持协议》亦未约定将资产收购完成作为合同履行或解除的条件。（2）被告实际控制合伙企业，并且通过这些合伙企业间接持有惟锐公司40%的股权，根据被告和有限合伙企业的协议，被告完全可以处分该部分股权，符合《换股及股份代持协议》的约定。 综上，请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如果人民法院判决合同解除，从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分析，应当是恢复到原、被告之间签订的《股份转让暨股份代持协议》。但考虑到被告也不希望恢复到原来的《股份转让暨股份代持协议》，被告认可在合同解除的情形下返还股权购买款，但对原告主张的资金占用损失不予认可。 原告为支持其主张的事实，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材料： 1.《换股及股份代持协议》1份，欲证明换股的标的股系惟锐公司成功收购一品公司以后的股权，并非被告当时持有的40%的股权。该协议生效后，一品公司的代持协议终止，造成原告解除合同后无法享有一品公司的股权损失。原、被告签订换股协议时，双方均未有提供合同约定的全体股东一致同意的书面股权转让说明。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被告未有履行作为名义股东向隐名股东报告每年财务报告及分配利润等相关义务。 经质证，被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协议并未约定代持的是惟锐公司收购一品公司以后的股权，代持协议也不以惟锐公司全体股东一致同意为生效要件，协议也未约定被告有报告财务状况、利润的义务。 2.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1份，欲证明原告根据被告要求支付购买股份股款3万元，被告未将3万元出资款支付给一品公司的事实。 经质证，被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原告应该是指被告未将股权转让款支付给惟锐公司，而被告实际在原告付款前已经完成对惟锐公司的实缴义务。 3.一品公司章程修正案1份，欲证明2017年2月16日，一品公司实际股东为王治怀、王会龙；被告虚构惟锐公司收购一品公司的事实，一品公司股东并非是惟锐公司，惟锐公司至今未有收购一品公司的事实。 经质证，被告认为惟锐公司对一品公司的收购系资产收购，不涉及股权层面，惟锐公司与一品公司已经签订了资产收购协议，目前尚在履行中。 4.惟锐公司股东信息1份（打印件），欲证明被告并非惟锐公司股东，无权继续履行《换股及股份代持协议》，致使合同丧失基础，依法应该解除的事实。 经质证，被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被告在签订《换股及股份代持协议》时是惟锐公司的直接股东，目前，被告也通过三个合伙企业间接持有惟锐公司40%的股权，对该部分股权享有处分的权利，不影响《换股及股份代持协议》的履行。 被告为支持其主张的事实，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材料： 1.《资产收购协议》1份，欲证明一品公司与惟锐公司签署资产收购协议的事实。 经质证，原告对其三性均有异议，认为被告提供的资产收购协议并不完整，真实性无法认定。原告与被告签订《换股及股份代持协议》是基于被告提到惟锐公司将收购一品公司资产、一品公司即将不存在的事实，原告认为惟锐公司与一品公司之间是股权收购而非资产收购。 2.《股份转让暨股份代持协议》1份，欲证明原告以其持有的一品公司的股权自愿换股取得惟锐公司的股权的事实。 经质证，原告对其三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认为原告签署《换股及股份代持协议》是因为惟锐公司收购一品公司后原告既享有一品公司股权也享有惟锐公司股权。原告按照《股份转让暨股份代持协议》履行了出资义务，但被告未按约于每年1月30日之前向原告分红。 3.惟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企查查网站截屏各1份，欲证明案涉《换股及股份代持协议》签订时，被告直接持有惟锐公司40%的股权。 经质证，原告对其三性均无异议，但认为换股的惟锐公司股权至今未落实。 4.杭州惟锐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惟一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惟信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企查查网站截屏各1份，欲证明被告通过持有该三个合伙企业的份额，间接持有惟锐公司的股权，并且担任该三个合伙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能够实际控制合伙企业的事实。 经质证，原告对其三性均无异议，但认为被告因将股权转让给第三方，丧失了作为惟锐公司股东的资格，从企业信用报告里很难体现被告能够实际操纵合伙企业的事实。即使被告能够操纵合伙企业，也是对公司的管理权，并非是股东权利。 5.交易对手批量查询导出清单1份，欲证明被告已经履行对惟锐公司的出资实缴义务。 经质证，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股东出资应由公司出具出资证明书，仅凭银行流水不能证明被告向惟锐公司出资，该流水也未体现被告信息。 6.《一致行动协议》1份，欲证明被告实际控制杭州惟一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并有权处分其持有的惟锐公司的股权的事实。 经质证，原告对其三性均有异议，认为应当由企业盖章确认含有相关合伙人的事实，且被告控制的是杭州惟一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并非惟锐公司，同时，被告对该企业享有管理权，而非股东的处分权利。 结合双方质证意见及有效证据“三性”特征，本院对本案证据综合认证如下： 1.原告提供的证据1、2、3、4和被告提供的证据2、3、4、6，来源形式合法，内容客观明确，且与本案事实相关联，本院予以认定。需要说明的是：（1）从《股份转让暨股份代持协议》的表述来看，系被告将其已经持有的一品公司股权转让给原告，而从《换股及股份代持协议》的表述来看，系原告将其由被告代持的一品公司股权转换为被告已持有的惟锐公司股权，而非原告主张的转换成惟锐公司收购一品公司以后的新股权。（2）仅凭一品公司的股东构成尚不足以认定被告虚构惟锐公司收购一品公司的事实，但结合被告陈述可以认定惟锐公司尚未完成对一品公司的收购。（3）虽然签署《一致行动协议》的合伙人与工商登记的杭州惟一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并不完全一致，但工商登记的合伙人均在该协议上签字。 2.被告提供的证据1，内容并不完整，本院无法核实真实性，故不予认定。 3.被告提供的证据5，未显示客户信息，本院难以确定与本案的关联性，故不予认定。 根据以上所确认的证据和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本院认定以下事实：2015年4月29日，原、被告签订《股份转让暨股份代持协议》1份，约定被告将其持有的一品公司2万股股权（总股本1000万股）以每股1.5元的价格转让给原告，共计3万元；原告受让的股份委托被告予以代持，被告接受委托；股东分红每年一次，每年1月31日前发放上一财年的分红，具体分红比例由公司股东视当年的公司经营状况决定；等等。2015年5月6日，原告向被告转账交付股权转让款3万元。 2015年12月25日，原告（甲方）与被告（乙方）签订《换股及股份代持协议》1份，协议主要内容如下：甲方所持有的一品公司股权目前由乙方代持，鉴于一品公司于2015年12月24日与惟锐公司签订资产收购协议，协议约定惟锐公司收购一品公司全部资产，双方同意甲方持有的一品公司0.2%（对应人民币0.2万元出资额）的股权（以下简称目标股权）转换成乙方持有的惟锐公司0.1%（对应人民币1万元出资额）的股权。甲方转换的惟锐公司股权不能过户登记显名于甲方名下，甲方委托乙方予以代持，乙方接受甲方之委托。乙方应当保证完全拥有可转换的惟锐公司股权的处分权，该部分股权未经质押或存在潜在纠纷，并针对本次转让事宜已经获得惟锐公司全体股东的一致同意。目标股权转换后，甲方不再享有一品公司股东的权利亦不再承担相应的股东义务，按其在惟锐公司的股权比例享受股东权益并承担股东义务；乙方按其在一品公司的股权比例享受股东权益并承担股东义务。从该协议生效之日起，双方于2015年4月29日签署的《股份转让暨股份代持协议》终止。 2016年4月1日，惟锐公司股东由浙江数联云实业有限公司、王会龙变更为杭州惟锐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惟一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惟信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浙江数联云实业有限公司。其中杭州惟锐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于2016年2月29日成立，合伙人为王小娜、王会龙，王会龙占96%的份额。杭州惟一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于2016年1月25日成立，有合伙人16人，王会龙为其中之一，占18.5%的份额。2016年1月20日，该企业工商登记的全体合伙人及案外人张强作为合伙人签署《一致行动协议》1份，约定各方在企业合伙人会议中行使表决权时采取相同的意思表示，在无法达成一致时，按照王会龙的意向进行表决并授权王会龙代表合伙企业在惟锐公司行使股东权利。杭州惟信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于2016年2月29日成立，合伙人为邵林海、王会龙，王会龙占98%的份额。以上三个合伙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均为王会龙。被告将其名下惟锐公司股权变更登记至三个合伙企业名下未征求原告意见，也未告知原告。 2017年2月16日，一品公司修改公司章程，公司股东由王小娜、王会龙变更为王治怀、王会龙，其中王治怀认缴出资20万元，王会龙认缴出资80万元，出资期限为27年内。 原告于2019年12月31日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庭审中，原、被告一致认可原告未得到过分红。 另查明，惟锐公司发布的2018年年度报告显示王会龙于2015年12月31日实缴出资200万元。 再查明，本案民事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等诉讼材料于2020年3月5日送达被告。 本院认为：案涉《股份转让暨股份代持协议》、《换股及股份代持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一是案涉《换股及股份代持协议》是否符合解除条件；二是如果协议解除，被告应承担的责任。 对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案涉《换股及股份代持协议》实质内容是被告将其持有的部分惟锐公司股权转让给原告，对价为原告持有的一品公司股权，同时，原告受让的惟锐公司股权继续由被告代持，而原告的最终目的应当是通过被告代持享受惟锐公司股东权益。且不论该股权转让行为是否得到惟锐公司其他股东同意，对于双方当事人而言，协议签订后，就原告受让部分股权，被告仅系名义股东，无权对该部分股权进行处分。而被告在案涉《换股及股份代持协议》签订后，将其名下所有股权变更登记至杭州惟锐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惟一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惟信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名下，实质上是处分了其代持的原告股权。被告该行为导致原告无法通过被告代持享受惟锐公司股东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之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故原告有权要求解除案涉《换股及股份代持协议》。结合本案民事起诉状副本等诉讼材料送达被告的时间，本院认定案涉《换股及股份代持协议》于2020年3月5日解除。被告关于其对上述三个合伙企业享有控制权进而可以代原告处分在惟锐公司的股东权利，故协议不符合解除条件的抗辩，本院不予采信。 对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名义股东处分股权造成实际出资人损失，实际出资人请求名义股东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被告未经原告同意擅自处分代持的原告股权的事实明确，结合原告诉请、被告关于如果人民法院认定合同解除愿以返还股权转让款的方式承担责任的自认和原告在案涉《股份转让暨股份代持协议》、《换股及股份代持协议》签订后未享受过任何分红的事实，本院酌情认定被告返还原告3万元并赔偿该款自2015年12月25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损失（2019年8月19日之前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计付；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洪桂洋与被告王会龙于2015年12月25日签订的《换股及股份代持协议》于2020年3月5日解除； 二、被告王会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洪桂洋人民币3万元并赔偿该款自2015年12月25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损失（2019年8月19日之前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计付；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 如被告王会龙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50元，减半收取275元，由被告王会龙负担。 原告洪桂洋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被告王会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程燕 二〇二〇年六月一日 法官助理胡乐铭 书记员朱炳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