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426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罗成雄，男，汉族，1958年8月15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广兵，广东诺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霞，广东诺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镜祥，男，汉族，1964年2月8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郑秋萍，广东羊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春江，广东羊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苏沃伦，男，汉族，1969年8月22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原审第三人：苏海均，男，汉族，1987年12月15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冯素芸，广东兆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广州市长河企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法定代表人：曾惠映。上诉人罗成雄因与被上诉人陈镜祥，原审第三人苏沃伦、苏海均、广州市长河企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河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3民初58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罗成雄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广兵、林霞，被上诉人陈镜祥委托诉讼代理人郑秋萍，原审第三人苏海均委托诉讼代理人冯素芸，原审第三人长河公司法定代表人曾惠映到庭参加了诉讼。原审第三人苏沃伦经本院公告送达传票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罗成雄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陈镜祥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陈镜祥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首先，一审判决已经查明双方交易的是《股权承诺书》中记载的罗成雄占有长河公司4.5％利润股份，陈镜祥为此支付了25万元对价。罗成雄将《股权承诺书》交给了陈镜祥，案涉交易在2009年就已完成。其次，长河公司股东于2018年5月9日转让公司全部股权后，陈镜祥认为其受让的案涉4.5％股权利益未能实现才提起本案诉讼。但2018年5月9日长河公司的股权由苏沃伦、苏海均转让给麦某威等四人，收到股权转让款1000万元，陈镜祥作为隐名股东之一分得100万元。对于陈镜祥分得的100万元所对应的长河公司股权份额，一审法院没有查明，只是根据双方的陈述，确认双方均是长河公司的隐名股东。至于陈镜祥何时取得多少股权份额，陈镜祥分得的100万元是否已包含了案涉交易的4.5％股权份额对价，均没有查明。一审法院只是简单依据罗成雄没有证据证明将隐名股权转让给陈镜祥的事宜已书面通知其他股东为由，否定了交易。最后，罗成雄认为，《股权承诺书》有长河公司的盖章和苏海均签名，并由陈镜祥持有，且案涉交易发生在2009年，陈镜祥取得股权转让收益在2018年。陈镜祥取得的100万元是否包含案涉4.5％的股权利益，其本人最清楚，却隐瞒了关键证据。该100万元股权转让款是由陈镜祥与长河公司的原股东结算后从长河公司取得的。一审法院仅以罗成雄是否通知长河公司的其他股东作为案涉交易的履行依据，属认定事实错误。陈镜祥辩称：罗成雄没有完成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股权交付义务。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苏海均述称：首先，其与长河公司的原其他股东以750万元对价受让了长河公司股份，因其与陈镜祥是远房亲戚关系，陈镜祥投资了50万元，但没有书面材料。其次，长河公司当时知晓罗成雄与陈镜祥之间的案涉股权转让事宜。罗成雄作为之前股权转让的介绍人实际占有长河公司8%股份，当时约定长河公司以55万元予以回购，后以30万元回购了4%股份，剩余4%股份没有回购。之后陈镜祥替长河公司向罗成雄购买了该4%股份，陈镜祥将股份转让款支付给了罗成雄。长河公司于2018年转让股权后，就陈镜祥占有的投资股和利润股进行了分红。长河公司述称：对案情事实不清楚，不发表意见。苏沃伦二审未到庭陈述意见。陈镜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陈镜祥与罗成雄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2.罗成雄返还陈镜祥股权转让金250000元；3.罗成雄支付自2009年4月1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至付清股权转让金之日止的利息（暂计至2018年9月30日为141947.64元）；4.案件受理费由罗成雄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长河公司成立于1995年9月8日，成立时发起股东为广州香格里拉实业有限公司和广东华都投资控股有限公司；陈镜祥与罗成雄是朋友关系，2009年，陈镜祥与罗成雄共同促成了该公司股权自广州香格里拉实业有限公司和广东华都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转让给苏海均和苏沃伦。在2009年3月11日制定，有苏沃伦、苏海均签名的长河公司《有限责任公司章程》中第十条规定，股东出让出资由股东会讨论通过，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其出资时，必须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不同意转让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出资，如不购买该转让的出资视为同意转让。2009年3月24日，长河公司申请了公司变更登记，将股东变更为苏海均和苏沃伦；长河公司和权利保证人苏海均出具了一份股权承诺书，内容：现因长河公司股东股份进行调整，经股东会一致同意罗成雄占公司利润股份4.5%的股权（即扣除投资费用后的分成），并同时商定该股份无需向工商部门登记，作为公司内部持股人（与登记股东们有同样的权利），该承诺书落款有长河公司的盖章和苏海均的签名，未载明时间。陈镜祥与罗成雄均确认该4.5%的股权是罗成雄促成长河公司股权转让获得的佣金。之后陈镜祥、罗成雄经协商，罗成雄将该4.5%的股权以25万元价格转让给陈镜祥，双方未签订书面股权转让协议。陈镜祥于2009年4月10日通过案外人李某娇支付了25万元给罗成雄，罗成雄于2009年7月22日出具收据，载明：现收到陈镜祥交来购买亲亲农庄4.5%的利润股金款25万元。双方庭审时陈述，亲亲农庄即长河公司实体经营的内容，并确认当时长河公司实际有若干隐名持股股东，陈镜祥亦是隐名持股股东之一，在促成交易过程中，实际控制人另有名为“苏某明”（音，未核实身份）的人，“苏某明”是苏海均的父亲，苏沃伦的哥哥，陈镜祥的姻表亲。罗成雄在庭审中主张因陈镜祥承诺自行办理股权变更手续，故双方的股权转让协议已履行完毕。陈镜祥与罗成雄对上述股权转让过程没有争议。对于罗成雄实际占有长河公司的隐名股份的份额一事，陈镜祥在本案开庭时称：罗成雄初始作为隐名股东持有长河公司9%的股份，大约于2009年以30万元将4.5%股份转卖给了长河公司（不是给苏沃伦、苏海均个人），余下的4.5%隐名股权达成了由陈镜祥以25万元购买的口头协议，本案的纠纷就是围绕该25万元向罗成雄主张的权利；罗成雄认可陈镜祥的陈述。陈镜祥并陈述长河公司原股东苏海均占公司90%的股权，苏沃伦占10%股权，2018年5月9日，股权由苏沃伦、苏海均转让给麦某威等四人后，收到股权转让款1000万元，陈镜祥作为隐名股东之一分得100万元；陈镜祥、罗成雄在庭审中均表示所拥有长河公司隐名股份均无明确约定由哪一个显名股东代持。陈镜祥承认与罗成雄进行隐名股权4.5%转让并支付25万元转让款时的身份是公务员，与罗成雄交易时长河公司不允许罗成雄转让股权，故双方想等到公司同意后再进行变更登记；未及股权登记变更，陈镜祥因工作调动到从化驻村扶贫，扶贫期间（2012年8月）被判处刑罚，至2016年9月刑满释放，故一直没有机会向长河公司主张股东权益。对陈镜祥的陈述，罗成雄称因陈镜祥与长河公司的相关人员苏某明及股东苏海均、苏沃伦有亲戚关系，陈镜祥承诺自行办理手续，不需要罗成雄配合，且股权承诺书亦是陈镜祥去长河公司领取并持有原件。对此，陈镜祥则称股权承诺书是由罗成雄交付的。另查，2018年5月9日，长河公司的股东变更为麦某威（占70%股权）、麦某雏（占15%股权）、赵某秋（占10%股权）、方某生（占5%股权）。长河公司的股权变更登记后，陈镜祥于2018年6月向长河公司的原股东主张分配从罗成雄处受让4.5%股权的相应利润，但被长河公司原股东拒绝，遂找到罗成雄，让其协助主张，但罗成雄未予配合遂产生诉讼。庭审中陈镜祥表示如胜诉或部分胜诉，所预交的受理费不需法院退回，要求由罗成雄迳付给陈镜祥。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股权转让纠纷。陈镜祥、罗成雄虽未经工商部门登记为长河公司的股东，但根据长河公司出具的股权承诺书记载，罗成雄作为内部持股人，与登记股东享有同样的权利，从陈镜祥自述长河公司的股权转让后，陈镜祥分得100万元的转让款，进一步证明陈镜祥、罗成雄均为长河公司的隐名股东，与登记股东享有同等权利。隐名股东所持有股份涉及到由哪一个显名股东代持，显名股东是否同意隐名股份转让的情况，双方在庭审中表示所拥有长河公司隐名股份均无明确约定由哪一个显名股东代持，长河公司及原来的两个股东苏沃伦、苏海均无到庭参加诉讼，本案应以在审理中查明的事实处理。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陈镜祥、罗成雄达成的口头股权转让协议，罗成雄是否已完全履行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的股权交付义务，即罗成雄在长河公司的4.5%股权是否已实际让渡予陈镜祥。对于案涉隐名股权的交付方式，虽基于隐名股东持股的特殊性，在陈镜祥、罗成雄无特别约定的情况下，罗成雄并不负有为陈镜祥办理相应股权变更登记的合同义务，陈镜祥也未提出该项主张，但从双方陈述意见可知，双方在均认可陈镜祥在受让案涉4.5%股权后即可向长河公司及该公司的登记股东行使股东权利，在长河公司内部关系中，此种隐名股权的转让与一般股东股权转让并无实质差异。我国《公司法》第七十二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本案中，陈镜祥不是长河公司的登记股东，则罗成雄的股权转让应参照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的规定，履行书面通知其他股东的义务，以保障陈镜祥可以直接向长河公司及其他股东主张权利。至一审法院作出判决前，罗成雄未能举证证明就隐名股权转让事项已依照法律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向其他股东通知的义务，应承担不利的后果。故一审法院对陈镜祥要求解除双方的股权转让协议，要求罗成雄返还股权转让款以及从收到款项之日（即2009年4月1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利息的请求予以支持。如罗成雄认为所持有原长河公司隐名股权的权益受损的，可另寻法律途径向长河公司的原登记股东主张相关权利。苏沃伦、苏海均、长河公司经一审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五款、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的规定，于2019年11月27日判决：一、解除陈镜祥与罗成雄于2009年4月10日达成的股权转让协议；二、罗成雄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陈镜祥返还股权转让金250000元；三、罗成雄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陈镜祥支付股权转让金的利息（利息以250000元为基数，自2009年4月1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至款项还清时止）。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7180元，由罗成雄负担（受理费陈镜祥已预交，一审法院不再退回，由罗成雄迳付给陈镜祥）。经审查，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陈镜祥在二审庭审后提交了其主张于2018年5月19日、6月6日分别与苏海均及长河公司其他隐名股东之间的谈话录音，拟证明其在2016年10月收到的95万元及2018年9月5日收到的100万元均是其另外隐名持有长河公司10%股份的分红，不包括其受让罗成雄的案涉4.5%股份的收益，长河公司的其他隐名股东不承认陈镜祥享有案涉受让的4.5%股份。罗成雄提交书面质证意见称，对录音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确认，该录音形成于一审立案前，陈镜祥在一审没有提交，因此不属于二审新证据，现已超过举证期限。而且被录音人的身份不明，录音内容无法核实，不能证明陈镜祥的主张。苏海均提交书面质证意见称，对上述录音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确认，有关苏海均的录音内容不完整，明显被截取过，陈镜祥只截取了对其有利的内容，而且明显进行诱导性陈述，不能证明其10%的股份不包括案涉争议的4.5%股份部分。其余录音的被录音人身份无法确认，与本案无关。罗成雄在二审中述称：案涉股权承诺书是陈镜祥自己打印出来后让苏海均签名及长河公司盖章的，股权承诺书的原件也在陈镜祥手上。陈镜祥也是长河公司的隐名股东。据苏海均陈述，陈镜祥自己向长河公司投资的50万元，加上其向罗成雄购买股份的25万元，共投资75万元。苏海均、苏沃伦当时购买长河公司的价格是750万元，陈镜祥共投资75万元，占长河公司10%的股份。陈镜祥在二审中述称：首先，其没有参与长河公司的实际经营管理。苏海均在2016年10月给陈镜祥汇款95万元，称该款项是对陈镜祥持有长河公司10%股份的分红，且是长河公司的第一次分红。因长河公司管理混乱，没有明确具体是哪个期间的分红。陈镜祥认为是2016年10月份之前的分红，且是对其另外持有长河公司10%股份的分红，不包括对案涉争议的4.5%股份的分红。但对分红问题只有口头约定，没有书面材料予以证实。陈镜祥又称该95万元是青苗补偿款，因其2014年在监狱服刑，因此长河公司在2016年10月才将该款项支付给陈镜祥。其次，陈镜祥认为在案涉股份转让过程中罗成雄需履行的义务是，罗成雄需要通知其他股东，在苏海均、苏沃伦不同意给陈镜祥分配案涉4.5%股份的分红情况下，罗成雄应配合陈镜祥主张与其他股东同样的分红权。苏海均在二审中述称：首先，其确认罗成雄与陈镜祥之间股份转让的事实，但双方转让的股份是4%，并非4.5%，也未明确是由何方代持，且只是利润股，陈镜祥只享有分红权，不登记为在册股东。陈镜祥之前向长河公司投资50万元也没有被登记为股东。罗成雄实际持有长河公司8%利润股，后长河公司以30万元回购了4%部分，另外4%部分约定以25万元回购，但长河公司还未回购时，罗成雄就将另外的4%部分转让给了陈镜祥，长河公司就默认了双方的交易，故本案争议的4.5%股份实际应为4%。至于股权承诺书提到的4.5%股份，是因为苏海均与陈镜祥是远房亲戚，陈镜祥拿股权承诺书给长河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苏海均签字盖章，苏海均当时未核实就签字盖章了。其次，陈镜祥在2009年向长河公司投资50万元，当时虽没有明确占有多少股份，但其占有的股份不足10%，只有6%左右，自其收购了罗成雄的4%股份后，长河公司就按10%的利润股给其分红，确认在2016年10月向陈镜祥分红的95万元中包括了案涉争议股份的分红。在2018年转让长河公司全部股份所得1000万元后，也按陈镜祥占有10%的股份在2018年9月5日向其支付100万元，该100万元包括了本案争议的4%或4.5%的股份对价。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陈镜祥主张罗成雄未履行股份转让义务而要求解除股份转让合同并返还股份转让款的理由是否成立问题。根据本案一、二审查明的事实，陈镜祥以罗成雄未履行股份转让义务为由主张解除合同并返还股权转让款，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依法应不予支持。具体理由阐明如下：首先，讼争各方对案涉股权承诺书的真实性无异议，该股权确认书载明罗成雄对长河公司享有4.5%分红股份。对于罗成雄与陈镜祥达成的转让4.5%股份事宜，长河公司当时的法定代表人及经登记持有90%股份的股东苏海均在二审中明确表示其本人及长河公司当时知悉上述股份转让事宜。虽然无证据显示苏沃伦是否知道上述股份转让事宜，但也无证据显示其曾对上述交易提出了异议。而且苏海均在二审中主张陈镜祥曾向长河公司投入了50万元，陈镜祥自认其曾向长河公司投入80万元，即陈镜祥在受让罗成雄转让的案涉4.5%股份之前就已是长河公司的隐名股东。鉴于该事实，罗成雄向陈镜祥转让案涉4.5%股份实为发生在长河公司的隐名股东之间，罗成雄是否向长河公司的其他股东履行股份转让的告知义务，不影响案涉股权转让合同的有效性。其次，因罗成雄只是长河公司的隐名股东，各方均确认罗成雄向陈镜祥转让案涉股份后也无需履行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在双方对案涉股份转让达成一致意见且占有长河公司控股权的股东苏海均也已知情的情况下，应认定双方的股份转让行为已履行完毕。陈镜祥现既无证据证明双方还约定了罗成雄应履行其他何种义务，也无证据显示双方自2009年达成转让股份的协议后至陈镜祥提起本案诉讼之前，陈镜祥曾要求罗成雄履行相关义务。最后，陈镜祥在二审主张罗成雄应配合其获得长河公司的分红，但苏海均在二审中确认陈镜祥就其持有长河公司包括案涉4.5%股份在内的所有隐名股份在2016年10月获得分红95万元，2018年9月5日给陈镜祥的100万元是其持有的包括案涉4%或4.5%股份在内所有股份转让的对价。陈镜祥确认收到了上述195万元，并确认在2016年10月获得的95万元为长河公司的分红，同时又主张该95万元是其应分得的青苗补偿款，前后不一。陈镜祥另主张其获得上述195万元是其另外持有长河公司10%隐名股份的收益，不包括案涉4.5%股份，但其在本案中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该项主张，本院对其该主张不予采纳。陈镜祥已获得受让的案涉4.5%股份的分红及再次转让的对价，在其受让案涉股份的目的已实现后，现又以罗成雄未履行股份转让义务为由主解除股份转让合同并返还款项，理据不足，且有违诚信原则，依法应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有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综上所述，罗成雄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依法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3民初5896号民事判决；二、驳回陈镜祥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7180元，由陈镜祥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7180元，由陈镜祥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徐玉宝审判员  杨 凡审判员  邓 娟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七日书记员  徐琳琳张丽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