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民终42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大理市音乐之窗娱乐城。经营场所：云南省大理州大理市大理经济开发区云龙路（龙山建材城东大门）。经营者：胡春红，男，1985年4月20日生，汉族，身份证住址为云南省丽江市永胜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韩炳辉，云南崇圣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尹丽霞，云南崇圣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呼家楼京广中心商务楼401室。法定代表人：周建潮，理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庞，北京盈科（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建伟，北京盈科（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上诉人大理市音乐之窗娱乐城（以下简称“音乐之窗”）因与被上诉人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以下简称“音集协”）侵害作品放映权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9）云29民初4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双方当事人同意，于2020年4月28日对本案进行了线上调查。上诉人音乐之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韩炳辉、尹丽霞，被上诉人音集协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音乐之窗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音集协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音集协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时间戳证据不客观真实，不具有证据效力。时间戳服务机构并非公证机构及法定的电子认证服务机构，对该证据应不予认定。《可信时间戳认证证书》所载的文件不能证明文件自申请时间戳时起，内容保持完整，未被篡改，也不能确定侵权作品完整度是否与权利作品一致（调查中音乐之窗明确该句话的意思是音集协在取证时间内不能将其所诉的作品全部取证，因此被控侵权作品的数量没有一审认定的数量多）。二、取证中微信扫码的支付行为不一定是消费行为，消费凭证上也无音乐之窗的公章来证实消费行为确系在音乐之窗产生。三、一审判赔金额过高。同一地区同一规模的娱乐场所判赔尺度不一，并且音乐之窗自2018年12月至2019年6月、2019年8月至今都被责令停业整改，营业时间极短，获利甚微，以相同侵权案件的判赔金额来认定本案赔偿金额就会偏高。四、一审违反法定程序，音乐之窗从未接到本案诉讼通知，直至一审宣判才知道本案诉讼。音集协口头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理由：一、时间戳可作为证据使用，具有合法效力，一切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能作为证据使用。二、一审判赔合理。音乐之窗侵权时间长达三年，按照音集协的交费标准，一审判赔金额与音集协的经济损失相符，且音乐之窗属重复侵权，应加大侵权赔偿力度。三、一审程序合法。音集协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音乐之窗：1.停止侵权行为，立即将侵权作品从曲库中删除；2.赔偿音集协经济损失17500元及为维权支出的各项合理费用1247元（包括时间戳取证消费73元、律师代理费1000元、差旅费174元），两项合计18747元；3.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音集协系经民政部门批准成立的社团法人，依法开展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工作。中国唱片总公司出版的《流行歌曲经典（第三辑）》（ISBN：978-7-7999-2275-1）收录作品的署名著作权人分别归属于北京华谊兄弟音乐有限公司、北京红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北京乐华圆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北京海蝶音乐有限公司。其中北京海蝶音乐有限公司于2013年11月11日与音集协签订《音像著作权授权合同》，将著作权人拥有的音像节目的放映权等权利信托音集协管理。根据合同约定合同期限为合同签订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三年，至期满前60日乙方未以书面形式提出异议，合同自动续展三年，之后亦照此办理。根据合同约定，北京海蝶音乐有限公司出具《声明》，同意顺延至2019年11月10日。2019年7月23日,音集协代理人对音乐之窗在其经营的“音乐之窗”中涉嫌侵犯其作品放映权的情况进行了证据保全，并由可信时间戳服务中心签发了认证证书，该50首音乐电视作品均属北京海蝶音乐有限公司授权给音集协管理的作品。在取证过程中，在前台通过微信扫描二维码支付了相关费用。一审法院认为，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符合“摄制在一定介质上，由一系列有伴音或者无伴音的画面组成，并且借助适当装置放映或者以其他方式传播的作品”的特征，属于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依法应予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著作权属于作者，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第四款规定：如无相反证据，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视为作者。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的著作权人为北京海蝶音乐有限公司，音集协经授权取得上述音乐电视作品的放映权等权利，并有权以自己的名义行使权利。音乐之窗未经许可，将音集协享有管理权的音乐电视作品有偿提供他人放映，侵害了音集协的合法权利，应当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关于损失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九条规定，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十万元以下的赔偿。本案在案证据无法确定音集协的实际损失和音乐之窗的违法所得，故综合考虑涉案作品的知名度、数量、侵权时间及音乐之窗的规模、过错和当地的消费水平等因素酌情确定本案赔偿数额为18747元（含合理费用）。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十项、第十一条、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四条第十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大理市音乐之窗娱乐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停止对涉案50首音乐电视作品的使用，并将其从点歌设备中删除；二、被告大理市音乐之窗娱乐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赔偿原告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损失及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共计18747元。”案件受理费269元，由音乐之窗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双方当事人对一审审理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归纳双方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音乐之窗是否侵犯了音集协享有涉案作品的放映权？二、一审确定的赔偿数额是否合理？三、一审程序是否违法？一、关于音乐之窗是否侵犯了音集协享有涉案作品的放映权的问题首先，音乐之窗认为用以证明其构成侵权的可信时间戳证据应不予认定，理由是该证据的出具机构并非公证机构及法定的电子认证服务机构，且《可信时间戳认证证书》所载的文件不能证明文件自申请时间戳时起，内容保持完整，未被篡改。本院认为，根据音集协所交取证视频文件对应的《可信时间戳认证证书》的记载，本证书时间戳由国家授时中心负责授时和守时保障的联合信任时间戳服务中心签发，证明文件（或电子数据）自申请时间戳时起已经存在且内容保持完整、未被篡改。因此可信时间戳证据提供的是对已有文件或电子数据的证据保全服务，本身并未形成新的证据，该证据能否采信应依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相关规定作出评判，不受证据保全服务提供主体身份的限制。并且，根据《可信时间戳认证证书》记载，通过时间戳证书（*.tsa）验证的证据文件是由“权利卫士”客户端产生，“权利卫士”使用自带的拍照、录像、录音功能对客观事实进行取证并实时进行可信时间戳电子证据固化保全。因此，每个电子数据文件在申请时间戳认证时自动产生时间戳认证证书（*.tsa）,该证书为加密格式的电子证书,用于和对应的证据文件匹配并在时间戳中心验证平台进行验证。如果文件自申请时间戳时起，内容保持完整、未被篡改，则可以通过时间戳验证，反之则无法通过时间戳验证。经查验，音集协所交取证视频文件通过了时间戳验证，并显示“该凭证自申请时间戳时起，内容保持完整，未被更改”。故根据该方法所保全的证据的真实性可以确认。在音乐之窗没有提供相反证据的情况下,该可信时间戳证据应予采信，可证明音乐之窗存在未经许可向公众提供涉案作品放映服务的侵权行为。其次，音乐之窗提出音集协在取证的时间内不能将其所诉的歌曲作品全部取证，因此被控侵权作品的数量没有一审认定的数量多。二审要求音乐之窗在限定的时间内说明被控侵权作品的具体数量以及哪些作品没有被取证保全，否则视为放弃相关的主张，但音乐之窗没有说明，故被控侵权作品的数量应以一审认定的为准。再次，音乐之窗认为用以证明其构成侵权的微信扫码付款截图不能采信，因为微信扫码的支付行为不一定是消费行为，且该支付凭证上也无音乐之窗的公章来证实消费行为系在音乐之窗产生。根据微信扫码付款的截图显示，收款方为“音乐之窗杨建清”，支付时间为2019年7月23日，与《可信时间戳认证证书》载明的申请时间相同，音乐之窗称杨建清系其财务出纳人员，在音乐之窗无其他证据证明该付款行为系因除消费之外的交易行为产生的情况下，该证据可证明该支付行为系在音乐之窗取证当天消费产生，即被控侵权行为系音乐之窗所为。二、关于一审确定的赔偿数额是否合理的问题音乐之窗未经音集协许可，以营利为目的，在其经营场所向公众提供涉案作品的放映服务，已经侵害了音集协对涉案作品享有的放映权，依法应当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均称音乐之窗有包房40间，音集协称本次起诉主张的侵权时间段是从2016年10月1日至2019年7月23日，其在音乐之窗当地的版权收费标准为每天每间包房5.5元，以此计算，音乐之窗每年应交的版权使用费为80300元。音集协本次对音乐之窗经营场所取证的作品分为四个案件起诉，一审法院分别以（2019）云29民初448、449、450、451号作出判决，每案由音乐之窗赔偿音集协经济损失及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共计18747元，四个案件总计74988元，音集协对此未上诉，故相较音乐之窗在本次侵权时间段应交的版权使用费，一审判决赔偿的数额并未过高。此外，尽管音乐之窗称其自2018年12月至2019年6月、自2019年8月至今都被责令停业整改，但无证据予以证明，因此其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三、关于一审程序是否违法的问题音乐之窗提出其从未收到一审的诉讼通知，直至一审宣判才知道本案诉讼。经查，一审卷宗存卷的向音乐之窗送达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的送达回证上在代收人一栏有“何艳萍”的签名，并加盖音乐之窗的公章，落款时间为2019年11月6日，备考处填写为“公司出纳”，一审传票预定的开庭时间为2019年12月6日，一审宣判后的民事判决书同样是何艳萍签名领取，故一审法院已依法向音乐之窗送达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程序并未违法。综上所述，上诉人音乐之窗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69元，由上诉人大理市音乐之窗娱乐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判决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如负有义务的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后二年内向原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审判长  任志祥审判员  沈 灵审判员  陈 姣二〇二〇年六月五日书记员  罗 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