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云01行终10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桂英，女，汉族，1941年4月21日出生，住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公民身份号码：5301021941××××××××。委托代理人：洪芸，女，汉族，1968年2月12日出生，住址同上，系上诉人之女，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昆明市五华区城市更新改造局，地址：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人民中路66号。法定代表人：祁俊，局长。委托代理人：傅斌、杨典，云南直度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审第三人：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政府龙翔街道办事处，地址：云南省昆明市人民西路38号。法定代表人：金屃，主任。委托代理人：刘武，云南经方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杨桂英因与被上诉人昆明市五华区城市更新改造局（以下简称：五华区城改局）及原审第三人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政府龙翔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龙翔街道办）诉请撤销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纠纷一案，不服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2019）云0102行初122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坐落于人民西路73号附4号1幢1单元203号房屋所有权人为洪德宇，洪德宇同时为昆明市人民西路73号附4号（地号05-01-08Ｆ001010203）的土地使用权人。洪德宇于2005年7月5日去世，生前与杨桂英为夫妻关系。2015年10月26日，五华区城改局（房屋征收部门）作为委托方、龙翔街道办（房屋征收实施单位）作为受委托方，共同签订了《昆明学院人民西路地块及周边片区改造项目委托协议》，五华区城改局委托龙翔街道办具体实施昆明学院人民西路地块以及周边片区改造项目中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具体工作。2017年5月17日，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作出五政办通［2017］38号《关于印发五华区昆明学院人民西路地块及周边片区改造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及土地征收与补偿方案的通知》，对征收补偿五华区昆明学院人民西路地块及周边片区国有土地上房屋以及土地的范围、搬迁奖励、补偿办法和原则等事宜进行了规定。2017年7月12日，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政府作出《关于五华区昆明学院人民西路地块以及周边片区改造项目国有土地及房屋征收与补偿公告》。2017年8月9日，杨桂英（乙方）与龙翔街道办（甲方）签订了2051号《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对征收坐落于昆明市五华区房屋相关事宜进行了约定，载明了“本协议签订后乙方全权委托甲方代为办理注销被征收房屋所有权证和土地使用权证，并接受产权登记机关的相关问询”以及“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章后成立，须在《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政府关于五华区昆明学院人民西路地块及周边片区改造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决定的公告》实施期限内，当签订协议户数达到征收区域范围内总户数80%以上签约比例的，本协议正式生效”以及“履行协议中，甲、乙双方若有未尽事宜发生争议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或不能达成一致的，双方均有权向被征收房屋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等内容。2019年9月25日，杨桂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五华区昆明学院人民西路地块及周边片区改造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及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产权调换）2051号协议；2、诉讼费由五华区城改局承担。一审法院认为，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十五条“市、县级人民政府确定的房屋征收部门组织实施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过程中作出行政行为，被征收人不服提起诉讼的，以房屋征收部门为被告。征收实施单位受房屋征收部门委托，在委托范围内从事的行为，被征收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房屋征收部门为被告”之规定，因诉争2051号《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系房屋征收实施单位龙翔街道办受房屋征收部门五华区城改局的委托而与杨桂英进行签订协议的行为，杨桂英以五华区城改局作为被告提起本案诉讼符合法律规定。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行政诉讼规定起诉期限的价值取向在于尊重长期存在的事实状态，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秩序的稳定，公民“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的程度也并非要求知道行政行为的所有内容，知道能使起诉人确定是否会影响其合法权益或者能使起诉人可以通过起诉方式维护其权益、并知道起诉的对象即可。本案中，诉争2051号《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系协议双方协商一致后于2017年8月9日签章并成立，协议双方在协议项下的权利义务也并不完全以协议生效为履行要件，本案也并非因履行协议而产生的争议。因此，自诉争协议成立之日起，协议双方也就依法获得了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协议的诉权，杨桂英于2019年9月25日才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超过了法定的起诉期限，且并不存在因不可抗力等不属于杨桂英自身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情形，依法应当裁定驳回起诉。综上所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杨桂英的起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予以退还原告杨桂英。”杨桂英上诉请求：撤销一审裁定，对本案依法立案审理。事实和理由：一、案涉征收行为擅自扩大征收范围，没有合法审批文件，未取得对杨桂英房屋的合法征收权，片区征收不合法。《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的签订没有合法依据，违反了《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的公平原则、诚实守信原则。五华区城改局没有片区征收资格，五华区政府发布的片区征收文件无合法依据，签订的《征收补偿安置协议》自始无效。二、征收行为程序违法，杨桂英在签订《征收补偿安置协议》时协议多处内容为空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第十四条及《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五华区城改局利用行政征收优势及被征收人缺乏判断能力，行使行政优益权以欺诈手段签订的《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应予撤销。三、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二条及《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以欺诈、胁迫、显失公平手段签订的合同，诉讼期限应从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计算。杨桂英是在2019年7月2日房屋被违法强制拆除后才知道《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存在欺诈、显失公平的可撤销事由。故自2019年7月2日起计算至2019年9月25日，杨桂英的起诉未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四、五华区政府至今未发布合法有效的《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以欺骗手段签订的《征收补偿安置协议》至今未生效。综上，请求支持杨桂英的上诉请求。五华区城改局辩称，一、杨桂英于2017年8月9日签订《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于2019年9月25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应驳回其起诉。二、即便本案参照适用民事法律规范，杨桂英的起诉也明显超过其撤销权行使期限。杨桂英于2017年8月9日签订《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前，昆明学院项目人民西路地块及周边片区改造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公告与征收补偿实施方案已发布，对于征收范围、征收补偿标准等已经明确向被征收人进行告知，五华区城改局和龙翔街道办已依序开展征收补偿工作。杨桂英在协议签订当时及签订后对协议签订可能存在的风险均足以判断，故其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的时间起点应自协议签订日起算。结合《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九条的规定，撤销权适用除斥期间，期间届满，权利消灭。杨桂英于2019年9月25日提起诉讼，已明显超过撤销权行使期限。三、杨桂英主张的撤销事由并不成立。杨桂英的房屋明确位于《昆明学院项目人民西路地块及周边片区改造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公告与征收补偿公告》的征收范围内。杨桂英不能证明《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对其明显不公平，导致其承担更多义务、享有极少权利或利益遭受重大损失，也不能证明五华区城改局获得了极大的超过法律允许限度的利益，更不能证明杨桂英因缺乏经验或在紧迫情况下签订协议。《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内容明确清晰，是否显失公平，是否违背杨桂英的真实意思表示，杨桂英在签订协议时应当知道。杨桂英未能举证证明其主张的显失公平的情形在签订协议当时不知道或不应知道，后期方知晓。四、本案不应一并审查昆明学院征收决定的合法性。杨桂英系以欺诈、胁迫、重大误解、显失公平为由，诉请撤销《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并非基于违法行政行为要求撤销。征收决定系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政府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而非规范性文件，本案不应一并审查征收决定的合法性。征收决定至今未被生效判决确认违法或否认合法性，征收决定至今仍在对被征收人发生效力。据此签订的附生效条件的《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已生效，杨桂英在诚实信用原则下应受到协议约束，保障协议履行。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龙翔街道办述称，同意五华区城改局的答辩意见。本案不应审查征收决定，《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系双方协商一致签订，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经审查，一审法院已认定的案件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杨桂英提起本案诉讼，请求撤销与龙翔街道办签订的协议号为2051的《五华区昆明学院人民西路地块及周边片区改造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及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产权调换）》（以下简称：《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经本院二审要求并结合杨桂英提交的一审起诉状和二审上诉状，杨桂英最终确定其诉请撤销案涉《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的理由为两个方面：一是认为该协议的签订违法；二是认为其在签订协议时存在受胁迫、欺诈及显失公平的情形。故本院将针对杨桂英的诉请理由逐一评判其起诉是否符合法定受理条件。首先，针对杨桂英认为案涉《征收补偿安置协议》违法应予以撤销的问题。因该《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系行政协议，属于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故对该协议合法性的审查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及司法解释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杨桂英与龙翔街道办签订《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的时间为2017年8月9日，杨桂英主张该协议的签订存在违法提起本案诉讼时已超过上述1年的起诉期限且杨桂英未能举证证实存有不可抗力或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情形，故杨桂英以案涉《征收补偿安置协议》违法为由诉请撤销已超过行政诉讼的法定起诉期限，对其起诉应予以驳回。其次，针对杨桂英认为其在签订《征收补偿安置协议》时存在受胁迫、欺诈及显失公平的情形，该协议应予以撤销的问题。因杨桂英主张该项撤销事由引用了民事法律规范，故本院在行政诉讼法对此类案件的起诉期限无具体规定的情形下参照民事法律规范进行评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一）、（二）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重大误解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三个月内没有行使撤销权；（二）当事人受胁迫，自胁迫行为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第一百九十九条规定：“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的撤销权、解除权等权利的存续期间，除法律另有规定外，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产生之日起计算，不适用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和延长的规定。存续期间届满，撤销权、解除权等权利消灭。”杨桂英行使的撤销权系形成权，该权利存续期间从杨桂英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计算。杨桂英与龙翔街道办签订《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的时间为2017年8月9日，该协议系双方协商一致后杨桂英自愿签订，杨桂英在签订之时对协议的约定内容应清楚明知。协议签订之时与该地块征收补偿有关的文件已经行政机关如实发布，杨桂英也未能举证证实龙翔街道办或其他行政主体存有发布虚假文件、虚构事实等足以影响其判断的情形存在，故杨桂英对于案涉《征收补偿安置协议》是否存有可撤销情形在签订协议之时即可做出判断和认知，其撤销权期间应从协议签订之时开始计算。杨桂英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上述法定的撤销权期间，导致撤销权消灭，故杨桂英提起本案诉讼无权利基础，对其起诉应予以驳回。综上，杨桂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裁定驳回杨桂英的起诉认定事实清楚，裁判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方 玲审判员 张 锐审判员 赵鸿章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五日书记员 李国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