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681民初9622号 原告：郭淑屏，男，1978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诸暨市，现住浙江省诸暨市浣东街道城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勇，浙江春森翔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雯，浙江春森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何雷，男，1984年3月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诸暨市，现住浙江省诸暨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钱云，浙江兰竹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禹菲菲，北京博儒（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郭淑屏与被告何雷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7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郭淑屏及其诉讼代理人周勇、被告何雷及其诉讼代理人王钱云到庭参加诉讼。审理过程中，被告何雷申请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进行鉴定，本院予以准许。本院于2020年5月21日公开开庭审理。原、被告及其诉讼代理人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郭淑屏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被告归还原告借款25万元，并支付自2018年2月13日起至借款本金还清之日止按月息2分计算的利息（利息暂计至2019年6月12日为8万元）；二、案件受理费由被告负担。事实及理由：2018年2月12日，被告因需向原告借款25万元。同日，原告通过网上银行转账给被告20万元。2018年2月13日，原告再次转账给被告49999元。2018年2月13日，被告向原告补写借条一份，欠条上载明借到原告人民币25万元的事实，并约定月息2分，借款日期为2018年2月13日，此欠条属于补写等。庭审过程中，原告变更其事实和理由为：原告是专业装修施工的包工头，被告曾经是原告下面的管理人员。原告承包的工地中，有许多材料和人工工资都是通过被告支付，其中有部分工程款也是通过被告结算，挂名在何雷建材商店，该店不对外营业，专为原告开票使用。2018年3月13日，经双方对账确认，原告付给被告各个工地款项1677213元，被告实际支付的金额为1254854元，两者差额为422359元。2018年11月左右，原、被告双方经协商，对上述差额款项，扣除被告工资外，涉及到赵坤、杨梁波、边李江、黄先均、周文彬、江山圣象地板的合计款项144600元，由被告承担责任，与原告无关，将其余25万元调整为借款，利息2分，借款日期为2018年2月13日，被告向原告补欠条一份作为凭证。 被告何雷辩称，原告所述的“原告是专业装修包工头，被告曾经是原告下面的管理人员。原告承包的工地中，有许多材料和人工工资是通过被告支付”属实。原告后面陈述的都不是事实。何雷建材商店确实存在，也是不对外营业的，但不是象原告陈述的专为其开票使用。不存在原告陈述的“2018年3月13日原、被告对账确认”的事实，原告所述的“原告支付给被告的款项为1677213元”也是不对的，具体可以通过银行账户查询。因为原、被告之间没有对过账，所以被告对原告陈述的数据都不承认。原告在起诉状上陈述的事实理由，与原告庭审中陈述的事实理由，有严重的陈述不一的情况。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且可能涉及到刑事犯罪，应该移送公安侦查。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原、被告提交的证据材料及质证意见如下： 一、原告提交欠条一份、转账凭证打印件2份，拟证明原、被告对25万元款项形成借款协议并约定利息、通过原告的农行手机掌上银行转到被告的银行账号的事实。 被告认为欠条上“何雷”签名及手印都是事实，但其他内容都是原告自行添加的。原告曾挂靠在浙江圣都家居装饰有限公司，以该公司的名义承建了浙江省江山市市民黄方有的别墅装修。而被告为其管理工地，并以自己的名义购买材料（地板），供应商叫阳慧群。由于原告未及时支付地板款，地板供应商阳慧群起诉被告，原告称会给被告找个律师去处理这个案子，让被告在一张空白纸上签字按印，以交给律师做授权委托书所用。被告对转账凭证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提出异议，认为原告转账的目的是要被告替原告支付人工工资使用。其中有一笔转账的金额为49999元，如果确实是借款，应该是整数。 二、原告提交标称日期为“2018年3月13日”的“2017年5月-2018年2月郭淑屏支付何雷”结算内容一份，拟证明原告在上述工地中支付给被告1677213元，这些款项需要被告代付的事实。 被告对原告主张的事实和证据的真实性都提出异议，认为原、被告之间没有对账的事实，也没有这样的对账确认单，所涉“何雷”两个字都不是何雷本人签的，要求对该份结算内容上的“何雷”名字是否何雷本人所签进行鉴定。 三、原告提交标称日期为“2018年3月13日”的“何雷支付（2017年5月至2018年2月）”结算内容一份，拟证明经原、被告对账，确认何雷已经支付出去的金额为1254854元的事实。 被告对原告主张的事实和证据的真实性都提出异议，认为原、被告之间没有对账的事实，也没有这样的对账确认单，所涉“何雷”两个字都不是何雷本人签的，要求对该份结算内容上的“何雷”名字是否何雷本人所签进行鉴定。 四、原告提交何雷建材商店分户明细对账单微信照片，拟证明何雷建材商店为原告代开税票，代收工程款的金额和相关情况的事实。被告对照片无异议。 五、原告提交无标称日期的“支付责任确定书”一份，拟证明原告已经支付给被告，应由被告转付，但被告尚未转付的人员名单及金额，所涉金额总计为144600元，应由被告承担责任的事实。 被告对其真实性提出异议，认为所涉“何雷”的签字及手印，都不是被告本人书写、所按，要求对所涉“何雷”签字及手印进行鉴定。 六、原告提交微信照片（陈述系被告出具给周文彬的付款凭证，由周文彬发给原告），拟证明原告早已将所涉款项支付给被告，被告却还把付款责任推给原告的事实。被告对微信照片无异议。 七、原告提交授权委托书照片一份，拟证明当时因为在浙江江山（注：应为常山）法院的诉讼事宜，被告的确签了两份一样的授权委托书交给原告，原告直接交给邵云舟律师的事实。 被告对其真实性提出异议，认为被告从来没有看到过这张照片，原告也没有发给被告看过。当时为了在浙江江山（注：应为常山）法院的诉讼事宜，何雷出具过右下角有何雷签名及手印的空白纸一份给郭淑屏属实。关于该份授权委托书，被告在庭前向邵云舟律师核实，邵云舟律师表示已记不清了。现在被告本人看了以后，明确不是被告本人所写。 八、原告提交营业执照一份，拟证明被告的公司注册的公司所在地在原告处。被告无异议。 九、被告提交杭州市住宅装饰装修施工合同及阳慧群的民事起诉状、圣象地板专卖店定货合同、农业银行何雷支付定金的留底、由何雷签字的圣象地板销售结算单、常山县人民法院调解书、何雷与郭淑屏的通话录音各一份（陈述原告曾挂靠在浙江圣都家居装饰有限公司，以该公司的名义承建了江山市市民黄云有的别墅装修，而被告为其管理工地，并以自己的名义购买地板材料，由于原告未及时支付地板款，地板供应商阳慧群起诉被告，原告称会给被告找个律师去处理这个案子，让被告在一张空白纸上签字按印，以交给律师做授权委托书所用），拟证明被告将自己前面所述的将已签名、按印的空白纸交给原告的原因及郭淑屏提交的欠条上为什么会有被告签名按印的事实。 原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认为原告曾挂靠在浙江圣都家居装饰有限公司，实际施工人是原告，被告替原告现场管理、代为购买材料。原告早就把这笔款项支付给被告，要求被告去支付，因为被告没有支付，所以由被告本人去浙江江山（注：应为常山）法院调解并承担付款义务。被告在委托书上签过名字属实，但被告所述的其在空白的纸张上签字后交给原告的事实并不存在。原告对被告提交的电话录音没有仔细听过，但对于被告主张的“录音中讲到被告在空白纸上签字交给原告”，原告不予认可。 十、被告提交其建设银行账户于2018年2月12日-15日的交易明细，拟证明原告打给被告的款项，由被告给原告的工人支付工资的事实，其中于2018年2月12日从银行ＡＴＭ取出现金20000元支付赵某的木工工资，2018年2月13日被告与周敏一起从银行ＡＴＭ取出现金取出现金20000元，用于支付零星的工人工资，具体付给谁已记不清了，2018年2月15日从银行ＡＴＭ取出现金5000元交给周敏。2018年2月13日有48700元转账到建设银行账户4492，转账给谁已记不清。其余通过银行转账、支付宝、微信支付给工人工资。 原告对被告所述从银行ATM上现金取出的款项的用途不予认可，对被告所述的2018年2月13日的48700元款项具体转账给谁，要求被告继续举证，对其他被告陈述的通过银行转账、支付宝、微信支付给工人的款项都予以认可。 十一、被告申请证人边某、赵某出庭作证。边某的证言主要内容为“被告何雷于2018年2月12日通过微信支付给边某三笔款项，该三笔款项是边某、边友法、边友夫、边巨锋四人的工资”。赵某的证言主要内容为“2018年2月12日何雷从银行ＡＴＭ上取款20000元交给赵某，该20000元是赵某、杨启周（音）、何经礼、阿夫四人的工资。此后，约农历腊月廿七日至廿九日之间，何雷又转账48700元给赵某等上述四人”。 原告对两证人的证言无异议。 十二、建行转账记录、支付宝转账记录、工行转账记录、微信转账记录、何雷建材商店分户明细对账单，拟证明原、被告双方发生很多款项往来，被告并未收到原告陈述的2017年5月至2018年2月底支付给被告的金额，并未收到原告所述的借款25万元。 原告对上述转账记录本身无异议，但认为只是原告支付给被告的款项中的一部分，原告支付给被告的款项还包括现金。何雷建材商店的钱本身就是原告的。被告转给原告的钱是从外面工地收回来的钱，也有一部分是被告要返还给原告的钱。 十三、被告提交简易劳动合同，拟证明被告和原告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原告无异议。 经浙江法会司法鉴定所对检材检验，送检的《支付责任确定》系原件，“2017年5月到2018年2月郭淑屏支付何雷”及“何雷支付（2017年5月至2018年2月）”的对账内容经放大观察系复制件。浙江法会司法鉴定所的鉴定意见为：送检的《支付责任确定》上落款处“何雷”签名字迹与何雷样本签名字迹，属同一人的书写笔迹，“何雷”签名上一枚红色指印是何雷右手食指捺印形成。送检的“2017年5月到2018年2月郭淑屏支付何雷”及“何雷支付（2017年5月至2018年2月）”上的“何雷”签名笔迹及“确认”字迹与何雷书写的样本笔迹，倾向属同一人的书写笔迹，其中日期字迹不能确定是否属同一人的书写笔迹。鉴定费11600元，由被告何雷预交。 庭审中，原告陈述原告处没有“2017年5月到2018年2月郭淑屏支付何雷”及“何雷支付（2017年5月至2018年2月）”的对账内容原件，原件被被告拿走了，原告提交给法院的复印件是被告在原告的办公室里复印后交给原告的。被告陈述被告处没有原告所述的“2017年5月到2018年2月郭淑屏支付何雷”及“何雷支付（2017年5月至2018年2月）”的对账内容原件，被告是在第一次开庭时才看到该两份内容，之前都没有看到过，原、被告就是因为账目对不上产生矛盾，原告才来起诉的。 庭审中，原告陈述原告提交的借条不是现时借条，是结算借条，借条上所署的日期“2018年2月13日”是打款的日期。被告对原告的陈述不予认可，并认为在没有对好账之前，被告不可能出具借条，且是2分利的高息。 经审阅，被告何雷提交的浙江省常山县人民法院（2019）浙0822民初127号民事调解书中，阳慧群为原告、何雷为被告，何雷无诉讼代理人，该民事调解书形成于2019年3月13日。 经核听，被告何雷提交的电话录音，通话人为原告郭淑屏与被告何雷，双方使用诸暨方言通话，通话时间较长，通话气氛良好，通话过程中所涉及的事情较多，被告何雷提交的文字整理内容与电话录音内容相符，有部分内容涉及在浙江常山法院的诉讼事宜，其中被告何雷两次提到其签了名字的空白纸交给原告，用于常山法院诉讼的委托书,所涉的双方对话内容如下： 何雷：......我想原来那个事情推翻，就是江山（注：应为常山）这个事情，那么原来时候我不是，律师，是哪个律师那里有没有联系过？ 郭淑屏：他没有的，原来拿给他的，他说没有必要去弄，他说没必要，那么我也没有没有弄了。 ...... 何雷：因为我原来的时候，不是有一张东西弄好的，还有委托书的。名字都签了，全部给你的空白的，要他委托书写好送过去的，如果委托过了，那么我再找这个人。 郭淑屏：嗯，没有，后来律师那里是去了，律师说这种事情没必要就丢了。 ....... 何雷：我是这样想的，原来东西提交上去，你那个律师朋友，委托书我也原来空白的委托书也给你的，本来要他写好弄好送上去的，我看看你东西寄过去过了，如果东西原来有的那么我还是请原来的人，费用大不了我自己出也不要紧的，我只是不甘心。 郭淑屏：你自己问律师，咨询几下看看。 何雷：那么原来他没有参与。 郭淑屏：他没有参与，我和你说了，他说没有必要去弄的，没有必要去弄就没有了，东西也他那里丢了。 本院对以上证据分析、认证如下：1.原告起诉时陈述原、被告之间存在现时借款关系，提交借条及转账凭证两份（所涉金额为249999元），原告庭审时变更陈述为原、被告之间不存在现时借款关系，其提交的欠条是结算性借条。本院认为，按照原告的庭审陈述，其提交的的所涉金额为249999元的转账凭证与欠条无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为有效证据。2.按照原告庭审陈述的原、被告结算及被告出具欠条的顺序来看是先有“2017年5月到2018年2月郭淑屏支付何雷”及“何雷支付（2017年5月至2018年2月）”的对账内容后有欠条，从因果关系来看是因为有“2017年5月到2018年2月郭淑屏支付何雷”及“何雷支付（2017年5月至2018年2月）”的对账内容，所以由被告出具欠条，因此“2017年5月到2018年2月郭淑屏支付何雷”及“何雷支付（2017年5月至2018年2月）”的对账内容是否真实存在是认定原告所述的结算事实是否存在、被告收到原告委托支付的款额与被告已支付的款额差额是否存在、原告所述的将差额中的一部分即25万元作为被告何雷的欠款及被告何雷的欠款25万元转为借款25万元是否存在、成立的前提。根据浙江法会司法鉴定所的鉴定，原告向本院提交的“2017年5月到2018年2月郭淑屏支付何雷”及“何雷支付（2017年5月至2018年2月）”的对账内容是复印件，在之后的庭审中，原告陈述其向本院提交的“2017年5月到2018年2月郭淑屏支付何雷”及“何雷支付（2017年5月至2018年2月）”的对账内容是复印件，并陈述其向本院提交的上述两份对账内容复印件是被告在原告的办公室里复印后交给原告的，原件被被告拿走了。被告对原告的该陈述予以否认。本院认为，在被告否认该两份对账内容的存在、否认其控制、持有该两份对账内容原件的情况下，本院对原告的关于该两份对账内容原件由被告控制、持有情况的陈述不予采信，理由如下：（1）原告主张所涉两份对账内容原件由被告控制、持有，未提交相关证据。（2）从原告的社会经验、能力等，结合原告持有“支付责任确定书”及“欠条”原件等实际情况来看，原告知道持有原件的意义、重要性。（3）对账内容，按照一般常理、习惯，应该对账双方签名、双方均持有。（4）结合原告在起诉时（2019年6月6日）和第一次庭审时（2019年7月26日）相隔较短的时间内关于借款经过及欠条来历等案件事实所作的截然不同的陈述来看，说明其陈述有不真实的可能性，故原告的陈述的可信度较低。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证据，应当提供原件或者原物。如需自己保存证据原件、原物或者提供原件、原物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供经人民法院核对无异的复制件或者复制品”，因原告未提交该两份对账内容原件，而原告已提交的“支付责任确定”无标称日期，从其内容看不出与原告提交的两份对账内容的关联性，不能反证该两份对账内容的真实性，浙江法会司法鉴定所所作的“2017年5月到2018年2月郭淑屏支付何雷”及“何雷支付（2017年5月至2018年2月）”上的“何雷”签名笔迹及“确认”字迹与何雷书写的样本笔迹，倾向属同一人的书写笔迹的鉴定意见也不能反证该两份对账内容的真实性，本院对原告提交的该两份对账内容复印件不予认定为有效证据。3.对其余原告提交的何雷建材商店分户明细单微信照片、“支付责任确定书”、周文彬的微信照片、营业执照，被告提交的杭州市住宅装饰装修施工合同及阳慧群的民事起诉状、圣象地板专卖店定货合同、农业银行何雷支付定金的留底、由何雷签字的圣象地板销售结算单、浙江省常山县人民法院调解书、何雷与郭淑屏的通话录音、建行明细（2018年2月12日15日）、证人边某、赵某的证言、建行转账记录、支付宝转账记录、工行转账记录、微信转账记录、何雷建材商店分户明细对账单、劳动合同，综合认定以下事实：被告曾任原告的管理人员，原告将款项打到被告账户，委托被告向原告的材料供应商支付货款及向原告的工人支付工资，被告收款后代理原告支付货款及工人工资。4.原告提交的“授权委托书”真实性不明，从其内容看，未载明授权委托书用于哪个案件，与本案关联性不明，本院不予认定为有效证据。5.被告承认欠条上借款人栏的签名“何雷”及手印为其本人所签所捺，但否认欠条上其他部分内容，主张其之前在一张纸上只签名捺手印、其他内容为空白交给原告用于浙江省常山县人民法院（2019）浙0822民初127号民事案件中委托诉讼代理人之用，原告否认被告的该事实主张。本院认为，欠条所在纸质载体，从上往下分成三部分，约各占三分之一，上部三分之二为何雷的居民身份证正反页复印件，下部三分之一为打印的六行文字，文字内容为欠条通常形式及何雷手签姓名及所捺指印。虽然该欠条从总体来看，与一般情况下的以欠条内容为主、欠条内容排列于主要的、醒目的位置、或再辅载身份信息等不同，其布局与通常情况不符，有不合理之处。但是被告对自己陈述的关于欠条形成的该事实主张未提交证据证明，本院对欠条本身予以认定，至于其效力在下文中再予以论述。 经审理，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被告曾任原告的管理人员，原告将款项打到被告账户，委托被告向原告的材料供应商支付货款及向原告的工人支付工资，被告收款后代理原告支付货款及工人工资。2019年6月6日，原告诉至本院，诉称“2018年2月12日，被告因需向原告借款25万元。同日，原告通过网上银行转账给被告20万元。2018年2月13日，原告再次转账给被告49999元。2018年2月13日，被告向原告补写借条一份，欠条上载明借到原告人民币25万元的事实，并约定月息2分，借款日期为2018年2月13日，此欠条属于补写等”，要求被告归还借款本金25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本案庭审中，原告变更其事实和理由为“被告曾经是原告的管理人员。原告承包的工地中，有许多材料和人工工资都是通过被告支付，其中有部分工程款也是通过被告结算。2018年3月13日，经双方对账确认，原告付给被告各个工地款项1677213元，被告实际支付的金额为1254854元，两者差额为422359元。2018年11月左右，原、被告双方经协商，对上述差额款项，扣除被告工资外，涉及到赵坤、杨梁波、边李江、黄先均、周文彬、江山圣象地板的合计款项144600元，由被告承担责任，与原告无关，将其余25万元调整为借款，利息2分，借款日期为2018年2月13日，被告向原告补欠条一份作为凭证”。 原告向本院提交的“2017年5月到2018年2月郭淑屏支付何雷”及“何雷支付（2017年5月至2018年2月）”对账内容，经浙江法会司法鉴定所鉴定为复印件。原告不能提交该两份对账内容原件。 原告向本院提交的的欠条所载内容从上往下分成三部分，约各占三分之一，上部三分之二为何雷的居民身份证正反页复印件，下部三分之一为打印的六行文字，文字内容为“欠条今借到郭淑屏现金人民币25万圆整，按月利息2分计算。借款日期2018年2月13日。欠款人何雷：证件号330681198403047051特此欠条今补欠条，作为凭证欠款人”，欠款人栏有何雷手写姓名及所捺手印。 本院认为，原告向本院起诉时，陈述原、被告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本院立案时案由为民间借贷纠纷。庭审中，原告的陈述已变更基本事实，本院按照原、被告的陈述及审理查明的事实确定案件案由为委托合同纠纷。本案中，虽然原告提交的欠条所载内容有借款之语、有何雷手写姓名及所捺手印，但前文已述原告所述的“2017年5月到2018年2月郭淑屏支付何雷”及“何雷支付（2017年5月至2018年2月）”的对账内容是否真实存在是认定原告所述的结算事实是否存在、被告收到原告委托支付的款额与被告已支付的款额差额是否存在、原告所述的将差额中的一部分即25万元作为被告何雷的欠款及被告何雷的欠款25万元转为借款25万元是否存在、成立的前提。首先，原告陈述的原、被告之间于2018年3月13日形成对账内容的事实未被证明。其次，原告提交的欠条：（1）从总体来看，与一般情况下的以欠条内容为主、欠条内容排列于主要的、醒目的位置、或再辅载身份信息等不同，其布局、排列与通常情况不符，有不合理之处。（2）原、被告双方本身非常熟悉，个人关系较好，从原告提交的“2017年5月到2018年2月郭淑屏支付何雷”及“何雷支付（2017年5月至2018年2月）”对账内容复印件及“支付责任确定”来看，所载内容均为文字内容，没有身份证复印件内容。欠条中突然出现被告何雷的身份证复印件，本身不符合双方的行为习惯。（3）从原、被告双方的通话录音来看，被告两次提到其为了在浙江常山法院的诉讼事宜，将其签了名字的空白纸交给原告，要原告的律师朋友办理委托书之用，原告没有明确提出反对意见。而前文已述，在浙江省常山县人民法院（2019）浙0822民初127号民事案件中何雷为被告，何雷无诉讼代理人。因此不能排除被告何雷所述的欠条形成的可能性。 综上，原告提交的欠条不足以证明其所主张的“被告收到原告委托支付的款额与被告已支付的款额差额存在差额、原被告约定将差额中的一部分即25万元作为被告何雷的欠款及被告何雷的欠款25万元转为借款25万元”的事实。对原告要求被告归还借款25万元，支付相应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郭淑屏要求被告何雷归还借款25万元及支付自2018年2月13日起至借款本金还清之日止按月息2分计算的利息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6250元，减半收取3125元，鉴定费11600元，合计14725元，由原告郭淑屏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许 君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六日 书记员 何鹏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