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民终269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1，女，汉族，1993年8月21日出生，住长沙市望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虢光辉，湖南湘军麓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彬菁，湖南湘军麓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某2，女，汉族，1974年8月12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鑫，湖南星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杨某1因与被上诉人杨某2继承纠纷一案，不服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2019）湘0112民初38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某1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判，改判支持上诉人杨某1的一审诉讼请求；二、被上诉人杨某2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原判认定事实有误。1、周桂芳于2018年9月21日与征收部门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约定房屋补偿费为752278元。被征收的涉案房屋系周桂芳与杨元斌共有，杨元斌去世时，并未对其遗产进行继承，杨某1的父亲杨某3可继承涉案房屋1／6的份额即125379.67元。结合杨某2提供的对证人吴某、周某律师的调查笔录，可知各方同意将杨某3继承杨元斌遗产应得份额中的125000元支付给杨某1。此时，周桂芳仍在世，杨某1所获取的125000元系代位继承祖父杨元斌的遗产，并非对整个房屋征收款的处分。故原判认定“周桂芳、杨某2、杨某1于2018年9月20日即对房屋征收款项的分配进行了商议，最终达成一致协议，由杨某1享有125000元”是错误的。2、视频资料和微信截图不能证明周桂芳已将剩余房屋征收款全部赠与杨某2。杨某2出示的视频资料未附有合法来源和制作时间，同时周桂芳在视频中所提到的“给”意思表示不明确，不能确定是赠与杨某2还是委托其保管之意，且数额不明确。如是赠与，杨某2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已经作出了接受赠与的意思表示，赠与不能成立。视频遗嘱也不符合法律规定，视频制作人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依法不能采信。另，从微信截图也可看出，周桂芳并没有将征收款赠与杨某2的意思表示。故原判认定“周桂芳自愿将剩余征收款全部给予杨某2，生前已将其财产分配完毕，已没有遗产”是错误的。周桂芳于2018年11月23日被接到广州与杨某2共同生活，此时银行卡余额有614870.8元，截止到2019年4月16日余额为29994.1元，因周桂芳将银行卡和密码交给了杨某2，故该银行卡里的存款均已被杨某2支取，周桂芳未留下遗嘱，杨某2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了周桂芳的存款，该款应当作为周桂芳的遗产予以继承。3、周桂芳医疗费、丧葬费等费用均由相应的社会保险机构支付，并非从周桂芳的银行存款中开支，故原判认定周桂芳账户的剩余金额用于丧葬等花费符合实际是错误的。二、一审法院遗漏了杨某1继承款未予分配的重要事实。杨某1在祖父杨元斌、父亲杨某3、母亲周云辉去世后，依法应当代位继承涉案房屋1／9的份额，但一直没有得到分配，原判遗漏了该重要事实，严重侵犯了杨某1的合法权益，是错误的。也没有银行转账成功等合法有效行为，杨某2属于私自占有周桂芳的财产。故此，周桂芳未留下遗嘱，其遗产应予以法定继承。杨某1在父亲去世后，享有代位继承权，故应与杨某2同等继承遗产。原判仅凭一个没有合法来源、内容表达不明确的视频资料，便草率认定周桂芳已将剩余房屋征收款全部赠与杨某2，财产分配完毕，已没有遗产，是错误的，严重侵犯了杨某1的合法权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纠正。杨某2辩称：周桂芳已将剩余征收补偿款全部给了杨某2。2018年9月20日，在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之前，杨某1、周桂芳、杨某2三人对补偿款进行了处分，即杨某1获得12.5万元，其他剩余补偿款全部给杨某2，该口头协议由三人达成，也是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对三人均具有约束力，并且征收补偿款下发之后，周桂芳和杨某1一同去银行将12.5元转给了杨某1，将其他剩余补偿款全部转给了杨某2，后因账户有误，该款被退回。2018年10月，周桂芳返回广州与杨某2共同生活时，将卡与密码交给杨某2，归杨某2支配和适用，故周桂芳生前将财产支配适用，去世后，无任何财产可供法定继承。周桂芳回广州后，病情恶化，多次住院，杨某2将周桂芳给的征收补偿款全部用于周桂芳治病、康复及丧葬等，故即使周桂芳未将补偿款赠与杨某2，也由周桂芳个人使用完毕。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杨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杨某2立即将应当由杨某1合法继承的财产返还杨某1,即将被继承人周桂芳的遗产房屋拆迁补偿款中的251139元支付给杨某1;2、依法判决杨某2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杨元斌与周桂芳系夫妻关系，二人育有儿子杨某3、女儿杨某2。杨某1系杨某3的独生女。2009年，杨元斌去世，2014年杨某3去世，2015年杨某1的母亲即杨某3的妻子周云辉去世。2019年4月17日，周桂芳去世。周桂芳自杨元斌去世后，长期与杨某2共同在广州居住，由其赡养。2018年9月21日，周桂芳作为被征收人与长沙市望城区城市房屋征收和补偿管理办公室签订了《长沙市望城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约定对周桂芳房屋进行征收，被征收房屋的补偿费用计为：房屋补偿金额458233元、装饰装修补偿金额45164元、附属设施补偿金额2350元、搬迁费金额1463元、临时安置补偿金额43992元、成新奖励17388元、上浮奖励70778元、提前搬迁奖22582元、提前腾房奖56455元、选择货币补偿奖22582元、寻找房源奖11291元，以上合计752278元。在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之前，周桂芳被告知了房屋征收款的具体金额后，周桂芳、杨某2、杨某1于2018年9月20日即对房屋征收款项的分配进行了商议，最终达成一致协议，由杨某1享有125000元，周桂芳则自愿将剩余征收款项全部给予杨某2。2018年10月16日，周桂芳在杨某1陪同下，前往中国银行将发放的征收款进行分配，在当场支付125000元给杨某1后，随即汇款624900.8元给杨某2。因二类账户存入超限的原因，当天该笔624900.8元被退回。2018年10月17日，周桂芳再次向杨某2账户转账624870元，因账户有误，该款项又被退回。2018年11月，周桂芳返还广州跟杨某2共同生活，自2018年11月23日起，其账户内金额陆续通过ＡＴＭ机及ＰＯＳ的方式被支取，截止2019年4月16日，该账户剩余款项为29994.11元。庭审中，杨某2陈述，周桂芳因转账未果，遂于返回广州后将存有剩余房屋征收款的银行卡交予杨某2并告知密码；同时，周桂芳生病期间的费用以及去世后丧葬事宜亦由杨某2承担，其所支出的金额远远超过了征收款项。庭审中，双方均一致认可，杨元斌去世时没有遗留书面遗嘱，未进行遗产分割。证明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证明、户口页、征收补偿协议、户口注销证明、录像光盘、中国银行人民币汇款业务回单、微信聊天记录、中国银行流水截图、广东省跨省异地就医住院结算单、出院记录、非广州市户籍人员殡葬基本服务费用免除申请表、发票、收据、证人周某、吴某的证言以及庭审笔录等。一审法院认为：继承人自被继承人死亡时便享有继承遗产的权利，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故本案杨某1请求是否成立，关键在于厘清被继承人周桂芳的遗产。案涉被征收房屋系杨元斌、周桂芳婚姻存续期间购买，杨某2虽主张其有出资，应视为家庭共同财产，但未举证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认定为杨元斌、周桂芳的夫妻共同财产，杨元斌享有其中1／2的份额。杨元斌去世时未留下遗嘱，故其享有的案涉被征收房屋的1／2的份额应当按照法定继承处理，由其第一顺序继承人周桂芳、杨某3、杨某2平均继承，即周桂芳、杨某3、杨某2各继承案涉被征收房屋1／6的份额，周桂芳继承所得份额加上其本人享有的1／2份额，共占有4／6的份额。杨某3于2014年去世，其继承的1／6的份额平均由其第一顺序继承人周桂芳、杨某1及周云辉进行转继承，因周云辉于2015年死亡，故其享有的份额由杨某1继承。至此，杨某1应享有案涉房屋1／9的份额，杨某2享有1／6的份额，周桂芳享有13／18的份额。2018年10月16日，周桂芳领取了案涉房屋征收款752278元后即将125000元支付给了杨某1，该款项虽已超过杨某1应当继承的杨元斌遗产份额，但系周桂芳、杨某1、杨某2协商确定，一审法院予以认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71条规定，财产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本案中，周桂芳对于案涉征收款中属于自己份额所享有的款项，在生前就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她将其给予杨某2，属于行使对自己财产处分权的行为，是合法有效的。虽然周桂芳的转账因为客观原因未成功，但杨某2主张周桂芳鉴于转账未果故将银行卡和密码交予杨某2，由其自行处分，该主张结合杨某2提供的证人证言、汇款凭证等证据，具有高度盖然性，应当予以认可，故周桂芳生前已将其财产分配完毕，已没有遗产。退一步讲，若周桂芳没有将银行卡交予杨某2，根据该银行卡使用情况，自2018年11月23日起，卡内金额便陆续通过ＡＴＭ机及ＰＯＳ的方式被支取，属于周桂芳生前已对该部分款项进行了使用或处分，截止至周桂芳去世前一日即2019年4月16日，账户余额仅剩29994.11元。根据杨某2的陈述，周桂芳的治疗、丧葬等事宜均由其操办，其支出的费用远远超过所得征收款项，故周桂芳的征收款项已无剩余，杨某2提供了住院结算单、出院记录、非广州市户籍人员殡葬基本服务费用免除申请表、发票、收据等在建佐证。鉴于周桂芳的账户在2019年4月16日仅剩余29994.11元，考虑到当地消费水平，该剩余金额用于丧葬等花费亦符合实际。因被继承人遗产首先应当清偿其个人债务及丧葬花费，故该29994.11元与丧葬等费用相抵扣后，周桂芳账户内无可供继承资金，一审法院对此予以认可。综上，周桂芳的丈夫杨元斌先于周桂芳去世，杨元斌的遗产已在周桂芳生前按照周桂芳、杨某1及杨某2协商的结果进行了分配；而周桂芳死亡后并未遗留财产可供继承；杨某1未举证证明其诉请的251139元是周桂芳死亡时予以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杨某1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对杨某1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杨某1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068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计2534元，由杨某1负担。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被继承人周桂芳是否有遗产可供法定继承。杨某1上诉称：涉案房屋征收补偿款752278元除已支付给杨某1的125000元之外的余款系周桂芳的遗产，但该款被杨某2占有，一审法院认定周桂芳将剩余款项全部给予杨某2、周桂芳生前将其财产已经分配完毕、周桂芳账户中剩余金额用于丧葬等花费等均是错误的，故请求杨某2返还251139元给杨某1。杨某2辩称：周桂芳、杨某2、杨某1三人就房屋征收补偿款达成了口头协议，即杨某1获得125000元，剩余款项均归杨某2，杨某1已经获得了款项，因账户原因，转给杨某2的款项被退回，后周桂芳将银行卡和密码交给杨某2，归杨某2支配使用。周桂芳去世后，无遗产可继承。经查，涉案被征收房屋系杨元斌、周桂芳的夫妻共同财产。后该房屋被征收，周桂芳于2018年10月16日领取了房屋征收补偿款752278元，其将125000元支付给了杨某1，并在杨某1的陪同下随即汇款624900.8元给杨某2，因二类账户存入超限的原因，当天该笔624900.8元被退回，2018年10月17日，周桂芳再次向杨某2账户转账624870元，因账户有误，该款项又被退回。一审中，杨某2申请证人周某、吴某出庭作证，证人周某证实：周桂芳要将征收款给杨某2，杨某1表示只要其父亲的那份即125000元。证人吴某证实：杨某1表示其只要该得的1／6的份额，并称款已到账。周桂芳称征收款已分，杨某1分得了125000元，其余的都给了杨某2。结合二位证人证言及周桂芳两次转账的事实，可以认定周桂芳、杨某2、杨某1达成了杨某1分得125000元的征收补偿款、剩余征收补偿款归杨某2的口头协议。周桂芳两次转账虽均因故未能成功，但其在返回广州跟杨某2共同生活后，其账户内金额在生前陆续被支取，故此，一审法院认定周桂芳在生前已将其财产予以了分配，有事实依据，还考虑到当地消费水平，将丧葬等花费与账户内剩余的29994.11元相抵扣后，认定周桂芳账户内无可供继承资金，并无不当。杨某1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杨某1上诉还称其祖父杨元斌、父亲杨某3、母亲周云辉去世后，其应当代位继承涉案房屋1／9的份额，一审法院遗漏了该事实，侵犯了其合法权益。经查，涉案房屋系杨元斌与周桂芳的夫妻共同财产，杨元斌去世时未留下遗嘱，房屋1／2的份额应当按照法定继承处理，由其第一顺序继承人周桂芳、杨某3、杨某2各继承1／6的份额。杨某3于2014年去世，其继承的1／6的份额平均由其第一顺序继承人周桂芳、杨某1及周云辉继承，因周云辉于2015年死亡，故其享有的份额由杨某1继承。如前所述，周桂芳、杨某1、杨某2达成了上述口头协议，周桂芳在领取了征收补偿款后，将约定的125000元支付给了杨某1，该款项已超过杨某1上述应当继承的遗产份额。故杨某1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上诉人杨某1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68元，由上诉人杨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芳审判员 于 峰审判员 胡益民二〇二〇年六月二日书记员 伍志豪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