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782民初2674号 原告：何龙泉，男，1952年2月1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 被告：黄江军，男，1983年2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超、鲁梅，浙江浩伦（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何龙泉为与被告黄江军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于2019年1月25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本院于2019年3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并2019年4月1日作出（2019）浙0782民初2624号民事裁定：驳回何龙泉的起诉。何龙泉不服向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该院于2019年4月24日作出（2019）浙07民终2217号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何龙泉不服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于2020年2月26日裁定撤销上述二份裁定，并指令本院进行审理。2020年3月17日本院受理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何龙泉、被告黄江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超、鲁梅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何龙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庭审明确）：一、判令被告立即归还原告为其垫付款623000元；二、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利息（以623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自2014年4月29日起至全部款项付清之日止）。事实与理由：原告在国际商贸城经商，有给客户结汇汇款和垫付货款的业务。被告在安哥拉做生意，被告要求原告给他的客户洑展宏垫付货款。2014年4月28日，被告发短信给原告：“汇款洑展宏，人民币623000元，收款银行农行东阳市城南支行，账号62×××19。”原告当天通过网银汇出。事后，被告以没有发该短信为由不承认行该笔垫付款，人也呆在国外不回国，并拒接原告电话。无奈之下，2016年4月25日，原告以不当得利为由向东阳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洑展宏返还原告不当得利款623000元。东阳市人民法院经审理，判决支持原告的诉请。洑展宏不服提起上诉，二审判决维持原判。洑展宏再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再审时，向法院提交新证据，其内容证明被告自行确认由其发短信到原告手机上要求给洑展宏垫付款的事实。据此，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再审，经调解，洑展宏自愿支付原告10万元而了结。原告认为，由于被告承认并确认原告收到的指示汇该笔涉案款的信息是被告发送的，该事实在法律上构成了原告接受被告的委托向洑展宏汇款的法律关系。致使原告以不当得利为由向洑展宏主张返还623000元的诉请最终未得到省高院再审的支持。既然被告已确认原告是受被告的委托向洑展宏付款，原告有权向被告主张偿还623000元钱款。原被告系委托付款关系。然而，被告却恶意与其亲戚关系的案外人方炳伟进行串通，将该笔应当由其偿还的钱款责任转嫁给与原告没有任何经济往来的案外人方炳伟所设立的义乌市双杰进出口有限公司。其行为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 被告黄江军答辩称：第一，原告与被告之间不存在委托关系，委托关系是指受托人以委托人的名义为委托人办理委托事务，委托人按约支付报酬的一种关系。本案事实上是原告与案外人方炳伟之间发生的借款关系，原告与被告之间并未达成委托合意，原告并未委托被告进行付款，双方不存在委托关系。第二，原告的诉讼行为构成虚假诉讼，应当移交公安机关依法处理，原告是因为方炳伟欠下巨额债务无力偿还借款，蓄意捏造所谓委托的事实，向被告主张款项。第三，原告于2017年8月14日自愿与洑展宏、王立英达成调解由洑展宏、王立英支付10万元，故基于原告汇款给洑展宏这一事实的纠纷，已于调解之日了结，原告已丧失以该事实主张权利的基础。第四，被告是方炳伟派驻安哥拉伟邦公司的负责人，被告给原告发的收款账户是受老板方炳伟的指示，仅是履行职务的行为，非责任承担人。第五，本案再审法院之所以发回重审，是认为原审法院程序处理不当，不应裁定驳回起诉，而应判决驳回诉讼请求，再审法院不是因为案件实体审理有问题而发回重审。再审法院未提及案件实体问题，也未对案件实体问题进行审理，原一、二审法院也未对本案实体问题进行审理。本案当中方炳伟向原告借款，同一时间一共有三笔：一笔是汇付给朱勇、王粹春，相当于20万美金，另一笔是本案洑展宏10万美金对应的人民币，还有是温新珠的一笔，具体金额不清楚。但是三笔加起来已经达到两百万元人民币左右，本案实际上是方炳伟指示何龙泉将对应借款交付给指定人员的行为。原告在国内汇付的是人民币，三笔借款对应的收款人员支付到的是方炳伟开设到安哥拉的伟邦公司，实际上是资金的周转行为，而且是跨境的，这中间被告是依方炳伟的指示，将对应的收款账户给到原告，原告眼见向方炳伟主张借款无望，这才死死的咬住被告，这是一个典型的虚构的事实。原告不仅仅向本案被告，还曾向朱勇等人提出过诉讼，要求追还款项，但实际上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只有一个，那就是原告和方炳伟之间的借贷关系，该关系以外的都是虚假的，应归入虚假诉讼。本案审查的重点是到底是谁向谁借款，谁应当归还，怎样归还。再则本案的立案案由是不对的，纵观我国所有的法律规定均不存在受托人向委托人要求归还款项的法律基础。 原告何龙泉提供的证据及被告黄江军的质证意见如下： 1、（2016）浙0783民初5352号民事判决书一份、（2016）浙07民终5844号民事判决书一份、（2017）浙民申1700号民事裁定书一份、（2017）浙民再220号民事调解书一份，证明原告就涉案款项汇付曾以不当得利起诉洑展宏，由于被告作证由其发信息指示原告汇款，省高院裁定再审，达成调解的事实。被告质证，对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如果说本案的法律关系是原告所主张的跟被告之间存在委托关系，那原告所诉的不当得利的案件即构成虚假诉讼。该案为什么会在高院的再审达成调解，当时的背景是被告出面，整个案件的基础事实清晰了，原告自知案件将改判，当时案件的被告洑展宏、王立英自认倒霉，吃点亏，出点钱就算了。主审法官也知道案件会改判，所以才调解，各方才达成调解协议。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原告仅仅说被告向其发信息指示汇款，但却未提是方炳伟要求被告发送信息，明显是断章取义，混淆视听。该组证据同时证明本案所涉及的623000元所指向的权利义务关系已在高院调解后消灭，本案的诉讼标的已经不存在。高院再审达成调解，所以该组证据中一、二审判决均为未生效裁定，其认定的事实不能作为本案裁判的依据。 2、黄江军发短信要求何龙泉给洑展宏汇款的证言和裁判文书判文一份（原告从民事判决书中摘抄），证明被告发信息指示原告给其客户洑展宏垫付款的事实。被告质证，对真实性没有异议，原告摘录的内容同样是断章取义的，在笔录的第11页被告明确说是方炳伟指示被告发信息给原告的，这一点原告却未作摘录。 3、方炳伟在东阳市人民法院的谈话笔录一份，证明被告指示原告付款洑展宏与方炳伟及义乌市双杰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杰公司”）无关联的事实。被告质证，对内容真实性有异议，真实情况在被告提供的证据三即在（2017）皖01民终2984号案件主审法官刘松柏及方炳伟、何龙泉、朱勇、黄江军均在场的情况下做出的谈话笔录有清晰说明，方炳伟也在该笔录中对之前的不一致陈述做出了合理解释。 4、义乌市通达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达公司”）登记基础情况及浙江省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历年参保证明各一份，证明被告系通达公司法定代表人且属该企业员工的事实。被告质证，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参保信息的真实性有异议，没有盖章，而且缴费参保与劳动关系没有必然的关系。通达公司实际系方炳伟设立，在被告提供的笔录中也有说明，只是借用了被告的名义而已。像被告长年国外国内的，属于半自由职业性质，本身交纳社保和支付报酬的形式是多样的，不能按照社保情况简单作出判断。 5、双杰公司登记基本情况一份，证明双杰公司没有登记设立安哥拉办事处的事实。被告质证，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没有备案不等于没有设立，中国境内的公司要在国外设立分支机构程序非常复杂，根据安哥拉政府的规定，中国人在安哥拉本身不能设立公司，本案涉及的安哥拉公司也是借用黑人的名义设立，但不影响国内人员在安哥拉的投资，这是迫于政策而采取的灵活的方式，体现了境外投资生意的现状。 6、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一份，证明原告接受被告的委托将涉案款汇付给洑展宏的事实。被告质证，银行交易明细无银行公章，对真实性有异议，仅从内容看，该证据只能证明原告向户名为洑展宏的人汇出623000元，并不能证明其主张的向洑展宏汇款，更不能证明是其接受被告的委托汇款的。 7、微信聊天记录一份（打印件），证明原告催促被告还款过程。被告质证，三性均有异议，在庭审中原告提供了手机，但拒不登录微信账号核查原始微信记录，这说明原告在有意回避本案的事实情况，如果能够完整地向法庭呈现原被告之间的全部微信聊天记录及原告与方炳伟之间的聊天记录，本案的真相将非常清楚，请法庭要求原告提供微信账号和密码，以便查清本案的事实，认定原告构成虚假诉讼。补充意见微信聊天记录即使有也是不完整的，在原先的庭审当中原告方拒不提供对应的原件，拒不陈述微信账号和密码，是故意回避微信聊天记录的完整性。如果整份微信聊天记录能够完全呈现本案事实，原告已构成虚假诉讼，既不提供也不登入的根本原因是其在回避本案真实事实。 被告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材料及原告的质证意见如下： 1、（2016）皖0102民初2707号民事判决书一份（复印件），证明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认定黄江军系义乌市双杰进出口有限公司驻安哥拉办事处的负责人，根据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方炳伟指示给何龙泉发送付款短信。说明一点，在判决书的第七页事实认定部分第一行到第六行前半部分，第七页倒数第四行到第八页的第一行就是本案的真实情况。原告质证，原告不予认可，法律有规定，要求被告提供原件。对合法性有异议，来源不合法，该证据是另案的裁判文书，按规定只有该案的当事人才能取得，被告是怎么取得没有交待清楚。用民事裁判文书的复印件中的法院认定来证明双杰公司是否依法设立驻国外办事处，被告是否是该办事处的负责人，不符合公司注册法规的规定。双杰公司是否设立驻安哥拉办事处，被告在案发时是否是该办事处负责人，唯一的合法证据应当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的营业执照和商务部颁发的企业境外机构证书为准。该公司董事会的文件为合法依据，自己或老板封的，或是哪个法院认定的都不合法，没有证明效力。对关联性有异议，本案是原被告之间的委托付款产生的委托合同纠纷，由此而产生的法律关系，被告提交的证据一牵涉另案另人另事，根本与本案无关联。牵涉进来的是案外单位和该单位的人所做的一些陈述，归属于证人证言，被告没有依法提交法律上适格的身份和法定证明，这是不合法的。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不同意该证据的证明目的，判决书复印件所记载的内容是依据被告与朱某的陈述，在法律上被告与朱某的陈述不能约束原告。这个证据证明被告是双杰公司的负责人，现在又说是伟邦公司的负责人，只是被告没有提供证据情况下的陈述。 2、（2017）皖01民终2984号民事裁定书一份、谈话笔录一份（法院档案核对件），证明方炳伟系义乌市通达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及双杰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指示黄江军让何龙泉给洑展宏汇款。能够体现证明目的的内容主要是谈话笔录第一项方炳伟说的内容，第四页方阔（何龙泉的代理律师）问方炳伟的内容。原告质证，三性的质证意见同证据一。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不同意该证据的证明目的，因为该合肥中院裁定书复印件内容是无法证明被告所有证明目的。对谈话笔录真实性有异议，复印件原告不认可，不符合法律规定。对其合法性有异议，证据来源不合法。形式和内容也不合法，通达公司由谁控制不是被告与方炳伟在谈话笔录中陈述就可成为事实的，再说这是案发四年以后，其两人串通的供述，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方炳伟在东阳法院的谈话笔录真实可靠，是原件，来源和形式合法，关联性强，方炳伟陈述的一清二楚，法院也作出采信，足可证明被告与方炳伟事后串通的说辞。至于该谈话笔录与东阳法院的谈话笔录存在矛盾之处，对证据相应冲突的内容在本案中应当排除其证明效力。综上，三组证据在三性和证明目的方面存在严重问题，原告不予认可，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请法院甄别真假，慎重采信。补充意见：被告证据二提供的待证事实与今天开庭讲的不相符合。被告没有提供方炳伟的借款关系事实证据，也没有伟邦公司的证据，正在构成虚假诉讼的是被告方，请被告方拿出证据，让原告质证。 本院认证意见如下：原告提供的证据1为裁判文书，予以确认；证据2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应结合完整的裁判文书确认全案事实；证据3为方炳伟一人于2016年11月9日接受东阳市法院的谈话笔录，方炳伟在2017年7月12日接受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谈话时也做过相应笔录，当时何龙泉、方炳伟及何龙泉的代理人也在场，方炳伟的陈述前后不一致，不予确认；证据4、5、6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7未提供原件，真实性不予确认。结合被告提供的证据2可确定被告提供的证据1系生效法律文书，在无足以推翻该判决认定的事实的情况下，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根据以上认定的证据，结合当事人的庭审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4年4月28日，黄江军向何龙泉发送短信：“汇款洑展宏，人民币623000元，农行东阳市城南支行，账号62×××19”。同日，何龙泉通过转账方式汇入洑展宏账号623000元，往案外人温新珠账号汇款623000元。2014年4月22日，何龙泉往案外人王粹春农业银行账号汇款1236000元。何龙泉称上述三笔款均为汇错的款，并曾以不当得利为由起诉洑展宏、王粹春。 何龙泉在肥东县公安局的控告书及询问笔录中均认可其与黄江军所在的双杰公司存在业务上的合作关系，由何龙泉在义乌给黄江军的客户垫付货款，黄江军在半个月内将垫付款打回来，同时给何龙泉三个点的回报。黄江军是双杰公司驻安哥拉的负责人。 何龙泉于2015年10月左右、2016年2月左右找过洑展宏、王立英，但双方对所谈话的内容陈述不一致。2015年10月前，何龙泉与洑展宏、王立英（系洑展宏妻子）互不认识。2016年4月25日，何龙泉起诉洑展宏、王立英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案号：（2016）浙0783民初5352号]，诉称何龙泉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经商，平时经常通过所接到的电话或所收到的短信给客户转账汇款。2014年4月28日，何龙泉收到手机短信，误以为是自己的员工或客户要求给洑展宏付款，于是就通过网银从自己的农行卡将钱打到洑展宏账户里。请求判令洑展宏、王立英返还何龙泉不当得利款623000元及赔偿利息损失。东阳市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15日作出（2016）浙0783民初5352号民事判决，支持了何龙泉的诉请。洑展宏、王立英不服，上诉至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17年3月13日作出（2016）浙07民终5844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洑展宏、王立英不服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17年8月14日，该院裁定提审该案。经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调解，双方达成协议并由该院作出（2017）浙民再220号民事调解书，内容为：一、洑展宏、王立英自愿支付何龙泉10万元，于2017年8月15日之前付清；二、一审案件受理费10120元，由何龙泉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0120元，由洑展宏、王立英负担；三、本案纠纷就此了结，双方互不再究。 2019年1月25日，何龙泉起诉黄江军[案号：（2019）浙0782民初2624号]委托合同纠纷一案，要求黄江军归还垫付款623000元及利息。2019年4月1日，本院作出（2019）浙0782民初2624号民事裁定，认为根据省高院的调解书，原告主张的623000元已作实体了结，何龙泉就同一笔款项以委托合同法律关系再次提起诉讼，不符合受理条件，裁定驳回起诉。何龙泉不服，上诉至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19年4月24日作出（2019）浙07民终2217号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何龙泉不服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于2020年2月26日作出（2019）浙民再552号民事裁定，认为（2017）浙民再220号案件与本案当事人、案由均不相同，本案争议事实在（2017）浙民再220号民事调解书中未作出处理，故两个案件并非同一个案件，何龙泉有权对本案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裁定撤销一、二审的裁定，指令义乌市人民法院进行审理。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所主张的事实有义务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该事实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法律后果。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何龙泉依据2014年4月28日短信“汇款洑展宏，人民币623000元，农行东阳市城南支行，账号62×××19”，主张其与黄江军存在委托垫付款的法律关系，本院不予支持，理由如下：一、委托人与受托人一般对大宗、复杂的委托事项都会明确合同内容，从而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委托合同有偿的情况下，获得报酬是受托人的主要合同利益，但纵观何龙泉的证据材料，并没有双方接洽、磋商，最后确定委托事项、报酬等关键的合同内容及逾期付款后续的催收行为。仅凭一条短信，不足以明确双方已达成委托合意；二、何龙泉曾起诉黄江军指示的其中两个收款人，均主张收款人不当得利，按常理若存在与黄江军的委托关系，其不会先以不当得利为由主张收款人返还款项；三、2014年4月下旬一星期内何龙泉按黄江军指示付款共计248.2万元，在双方无书面协议的情况下，何龙泉作为多年经商人员，直接就汇款不符合商人在重大决策时的谨慎、精明特质；四、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在何龙泉提供的证据不足的情况下，黄江军提供的安徽合肥瑶海区法院的判决书认定的事实，已确认何龙泉与黄江军就职的双杰公司存在业务合作关系，双杰公司在非洲安哥拉开清关和外贸公司，要给一些到非洲经营的全国各地客户垫会付到义乌市场采购时的货款，让何龙泉在义乌给双杰公司的客户垫付，黄江军在半个月内将垫付款打回，同时给予何龙泉三个点的回报。该认定的事实，让何龙泉凭一条短信主张双方存在委托合同关系的待证事实，更加真伪不明。综上，何龙泉的诉请，依据不足，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何龙泉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3374元，由原告何龙泉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项孟进 人民陪审员  楼教云 人民陪审员  楼小娟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八日 代书 记员  王佳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