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晋08民终67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郭大伟，男，1958年4月15日出生，汉族，北京市西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海，北京市重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蔡民红，男，1976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运城市空港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志伟，山西众志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丹，山西众志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郭大伟因与被上诉人蔡民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盐湖区人民法院（2019）晋0802民初67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郭大伟的上诉请求：撤销（2019）晋0802民初6767号民事判决，并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庭在超过举证期限后接受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并在一审判决中确认使用，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2019年11月18日本案一审开庭时，被上诉人到庭承认其在立案时仅向法院提交了《凭证》复印件一份，该复印件载明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借款40万元，定于2014年3月底一次性还清。至举证期限届满，被上诉人未提交其他证据，开庭前被上诉人补充提交了两张转款凭证和上诉人郭大伟与案外人鸿德公司工作人员刘树卫的微信聊天记录若干条，在庭审质证结束时上诉人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提出补充证据提交时间已过举证期限，法庭不应采纳，为此一审法官当庭对被上诉人代理律师进行了口头训诫，一审判决全部采信了被上诉人逾期提交的以上证据，违反了民事诉讼的规定。二、一审判决未查明案外人刘树卫的身份，在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的情形下，错误理解并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导致错判。本案庭审过程中，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刘树卫主动添加郭大伟微信后，向郭大伟示明他是案外人鸿德公司工作人员，并代表鸿德公司向郭大伟主张还款40万元。郭大伟回复强调这是他对蔡民红的借款，应向蔡民红本人偿还而非鸿德公司，并提出了分期还款的方式等。由此可见，刘树卫是代表案外人鸿德公司向郭大伟主张还款还是代表蔡民红向郭大伟主张还款是本案是否适用该解释二十二条的关键点。刘树卫的身份直接决定了郭大伟是在向被上诉人蔡民红做出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还是在向案外人做出意思表示。后者将直接导致不适用该二十二条规定，意思判决含糊其词，未就刘树卫的身份予以查明。综上，被上诉人提交证据的行为违反了证据规则，且本案已过诉讼时效，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蔡民红辩称，上诉人适用法律错误，一审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均与案件基本事实有关，一审法院依法接受并采信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违反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首先，根据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于2002年4月1日起实施，本案应适用2015年4月2日起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二条的规定；其次，被上诉人逾期提交的证据均与案件基本事实有关，一审法院为查明案件事实，才能前述证据，并在一审庭审中当庭给以被上诉人代理人训诫，符合法律规定，不存在违反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的情形。二、案外人刘树卫系受被上诉人委托，代其向上诉人催要借款，上诉人于2019年5月24日出具的承诺书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不能以诉讼时效届满为由进行抗辩。首先，关于案外人刘树卫的身份。根据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刘树卫出具的证明材料，刘树卫是受被上诉人委托而通过自己的微信向上诉人催要借款，同时在微信聊天中也多次提到让上诉人安排给蔡总先还部分款，能够证明刘树卫代表的是被上诉人蔡民红。被上诉人系鸿德公司股东，刘树卫系其公司员工，在微信中提及“公司”二字，并称被上诉人为“蔡总”，其表述仅仅是一种口语化的称谓，与本案并无关联性，故刘树卫的身份信息明确，是受被上诉人委托向上诉人催要涉案借款；其次，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以对话方式作出的意思表示，相对人知道其内容时生效。本案中，被上诉人与案外人刘树卫是一种委托关系代理关系，代理人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进行活动，其产生的法律后果均由被代理人承受。因此，上诉人于2019年5月24日通过微信向刘树卫发送的《承诺书》，是一种向被上诉人做出同意履行还款义务的意思表示，其到达即已生效。此外，从上诉人出具承诺书的行为能够证明其对刘树卫代表被上诉人的事实是知晓且认可的。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借款事实清楚，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蔡民红向一审法院起诉的请求：一、依法判令被告立即归还借款本金400000元及利息（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自2014年4月1日起计至被告借款还清之日止，截止2019年8月31日暂计520000元）。二、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3年10月31日及2013年12月19日原告蔡民红通过山西鸿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其妻子李菊红账户向被告郭大伟转账共计400000元。被告郭大伟向原告出具凭证载明：“今暂借蔡民红先生（身份证）人民币共计肆拾万元整，于2014年3月底前一次性清还”。后案外人刘树卫受原告蔡民红委托向被告郭大伟催要借款，2019年5月24日，被告郭大伟向刘树卫微信发送一份还款承诺书载明：“鉴于此款为郭大伟本人向蔡民红先生私人借款(有相关借款凭证），故还款应汇到蔡民红先生本人名下银行账户”。 一审法院认为，债务应当清偿。被告郭大伟欠原告蔡民红借款未还，有借款凭证及转账凭证、当庭陈述在案佐证，可以相互印证，足以证定。故原告蔡民红要求被告郭大伟偿还借款400000元的诉讼请求，理据充分，本院依法予以支持。对原告要求按照口头约定月利率2%归还借款利息，因无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但借款凭证上约定了还款时间，原告主张利息，可自被告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2019年5月24日被告郭大伟作出还款承诺书载明：“鉴于此款为郭大伟本人向蔡民红先生私人借款(有相关借款凭证），故还款应汇到蔡民红先生本人名下银行账户”，该承诺书已经表明被告郭大伟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现被告又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法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之规定，一审判决如下：被告郭大伟自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归还原告蔡民红借款本金400000元，并支付自2014年4月1日起，以本金40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计算的资金占有期间的逾期利息。案件受理费元13000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18000元，由被告郭大伟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供新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上诉及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有二，一是一审采用被上诉人逾期提供的证据是否违反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二是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即一审采用证据是否违法的问题。根据当事人的上诉及答辩，经查阅一审卷宗，被上诉人在本案一审举证期限内提交了借款的主要证据，在开庭时提交了转款凭证及微信聊天记录等相关证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二条的规定，被上诉人提供的相关证据虽未在举证期限内提交，但与案件基本事实有关，一审法院当庭对被上诉人逾期提交证据进行了训诫，并在判决中采用了该证据，并未违反民诉法关于证据的规定，故上诉人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即案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根据被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刘树卫与郭大伟的微信聊天记录，刘树卫在2019年5月21日与上诉人郭大伟添加微信后，在聊天记录中提到催促归还涉案40万元款项，并将借款及转款凭证拍照后发给上诉人，要求其先向被上诉人归还部分款项并出具还款承诺书，上诉人郭大伟明确表示其是向蔡民红借款，款项应归还给蔡民红，并于2019年5月24日出具了还款承诺书。从双方的聊天记录看，刘树卫虽是鸿德公司的员工，但其代表蔡民红向郭大伟催要借款的意思表示明确，且郭大伟也认可其代表蔡民红催要借款，并出具了还款承诺。故一审认定刘树卫受蔡民红委托向上诉人催要借款且上诉人做出还款承诺并无不当，上诉人认为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的理由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上诉人上诉请求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00元，由上诉人郭大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程丽珍 审判员  任志敏 审判员  李满良 二〇二〇年六月三日 书记员  李亚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