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9民终79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常晋，男，1964年7月4日出生，居民，住泰安市泰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邹元华，山东岳首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泰安鼎基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泰安市泰山区泰山大街399号鼎基时代广场105商业楼。 法定代表人：常勇，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穆潇，山东泰山蓝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常勇，男，1967年7月5日出生，居民，住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敏，山东泰山蓝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杨和华，男，1978年11月1日出生，居民，住泰安市泰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准，山东泰山蓝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李良，男，1980年1月24日出生，居民，住泰安市泰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军，山东泰山蓝天（泰安高新区）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王为民，男，1965年10月30日出生，居民，住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秀坤，泰安泰前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审第三人：苏林，男，1968年5月25日出生，居民，住泰安市泰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征，山东盈和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文亨，山东盈和盈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审第三人：刘昊，男，1982年12月6日出生，居民，住山东省泰安市。 上诉人常晋、泰安鼎基置业有限公司、常勇、杨和华、李良与原审第三人王为民、苏林、刘昊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人民法院(2019)鲁0902民初15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常晋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一审诉讼请求，负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原审法院未撤销原审第三人王为民、苏林2013年2月2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常勇、苏林、杨和华、李良欺骗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王为民签订了2013年2月20日股权转让协议，直到2018年原审第三人苏林将股权转让给被上诉人杨和华、李良，上诉人才知道，股权转让协议均未支付对价。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王为民与原审第三人苏林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实际为股权代持协议，原审第三人苏林私自将股权转让给被上诉人杨和华、李良，这表明其已经不愿意代持股权，现上诉人要求解除双方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收回股权，符合法律规定。2、原审法院应当认定2018年3月12日，原审第三人苏林与被上诉人杨和华、李良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未宣告无效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公司股东会共同商定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王为民、杨和华、李良转为隐名股东，原审第三人苏林转为代持人将股权转让于杨和华、李良，杨和华、李良并未支付对价，而2018年协议上却写上了对价，即使支付了对价也是存在恶意串通，并且损害了我方的合法权益，合同无效。原审第三人苏林未经所有人同意，私自将股权转让，杨和华、李良明知无权处分，不属于善意第三人，且未支付对价，协议仍然无效，所有权人有权予以追回。3、原审法院驳回上诉人要求公司变更股东登记的诉讼请求，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与其他股东一起由显名股东成为隐名股东，公司及本案其他当事人均知情，依照法律规定，过半数股东知道出资事实，且对行使股东权利未曾提出异议的，对实际出资人一起登记为公司股东的，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泰安鼎基置业有限公司辩称，上诉人常晋一审并未请求法院撤销2013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不属于二审法院审理范围，且已经超过法定撤销权的期限，撤销权已经消灭。股权转让协议内容为股权转让，双方没有代持协议，也没有形成事实上的代持关系。上诉人常晋所主张35%股权，其曾持有13%股权已经多次转让，且已经办理了变更登记；另外22%股权原持有人已经转让，上诉人常晋对此明知又与其签订协议，无权取得该部分股权。上诉人常晋一审并未请求法院确认苏林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且股权已经办理了变更登记，有转让协议、公司决议、章程等可以证明意思表示是真实的。常晋、王为民未实际出资，无权要求进行股权变更登记。 常勇辩称，上诉人常晋请求撤销股权转让协议，系二审中增加的诉讼请求，应当另行起诉。股权转让协议意思表示真实，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常晋一审中未申请撤销转让协议，属于以自己行为放弃撤销权，且不是合同当事人也没有权利提起撤销请求。一审判决驳回变更股东登记诉讼请求正确。 杨和华辩称，我持有股份系通过合法受让苏林股权而来，苏林否认与常晋存在代持关系，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2018年，我受让苏林26%股权，而苏林50%股权分别受让于王为民、常晋、杨和华、李良，均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不存在欺诈胁迫。常晋将股权转让苏林，有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报告了工商登记，上诉人常晋在股东会签字确认，至于是否支付对价系股权转让纠纷，可另行解决。原审第三人王为民与上诉人常晋股权转让协议，侵害了其他股东的优先受偿权，因此上诉人常晋的诉讼请求不应当予以支持。 李良辩称，一审法院驳回上诉人常晋进行股东身份登记诉求正确。上诉人常晋上诉撤销股权转让协议和确认合同无效，超出一审诉求，也超过一年的撤销期间。2013年、2018年两次股权转让均系真实意思表示，并经过工商机关办理了变更登记，代持也不存在。股权归属应当考虑其他股东的认可。 王为民述称，认可上诉人常晋陈述及上诉请求。 苏林述称，放弃陈述。 刘昊述称，我是泰安鼎基置业有限公司员工，听从公司的安排。 泰安鼎基置业有限公司上诉称，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常晋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常晋承担。事实和理由：1、从出资来看，被上诉人常晋没有出资能力，也没有出资，不是公司股东。泰安永华商贸有限公司是公司的实际股东及实际出资人，我公司工商登记显示原始股东常晋、王为民均系代持股权。泰安永华商贸有限公司股东常勇、杨和华、李良授意以永华公司在杨和华账户1000万元作为注册资金以常晋、王为民等人名义存入我公司验资账户，常晋、王为民也没有证据证明其用自有资金进行出资。我公司股权经过数次转让，受让人均未支付对价，显名股东也从未要求过支付股权转让款。2、从法院调取银行凭证来看，注册资金缴存前后48分钟，且凭证号码前后相连，款项是从杨和华账户直接转存。3、被上诉人常晋没有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其监事身份仅是外观主义显示，并不代表实际享有公司经营管理决策权，其也没有证据证明其参与公司决策。4、被上诉人常晋没有证据证明其参与公司分红，而常勇、杨和华、李良则参与了公司的分红。5、原审判决认定苏林、刘昊与五个原始股东之间形成事实上的代持关系错误，被上诉人常晋没有证据证明苏林、刘昊系代持五个股东的股权。 常晋辩称，公司五股东共同商议将存入1000万元注册资金存入泰安鼎基置业有限公司账户，不存在常晋、王为民为永华公司代持股权的事实，公司章程、验资证明、工商登记材料均可以证明常晋、王为民的股东资格。常晋、王为民提交的向杨和华转账凭证，足以证实对泰安鼎基置业有限公司出资。常晋、王为民作为监事、总经理，并且是公司股东，一直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泰安鼎基置业有限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常勇、杨和华、李良参与分红。原审第三人苏林代持常晋股权事实清楚。要求驳回上诉人泰安鼎基置业有限公司的上诉。 常勇、杨和华、李良述称，认可泰安鼎基置业有限公司上诉请求及理由。 王为民述称，同意常晋答辩意见，要求驳回泰安鼎基置业有限公司的上诉。 苏林述称，放弃陈述。 刘昊述称，无异议。 常勇上诉称，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常晋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常晋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审判决认定常晋拥有35%股权，损害我的实体权利。常晋、王为民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向公司进行出资，公司成立款项来源系杨和华账户。监事主要是履行监督职责，不参与公司的经营、决策，何况监事一职仅仅是工商登记的外观显示。常晋、王为民不具有公司股东身份，没有享有公司分红，且长达8年之久，也没有主张过分红。王为民并非是公司实际股东，不存在将股权转让给常晋的条件，其将股权转让给常晋的行为是无效的民事行为。原审法院将举证责任分配给泰安鼎基置业有限公司、常勇、杨和华、李良错误。 常晋辩称，常勇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无权提起上诉。常勇、杨和华、李良恶意串通侵占常晋股权，其称与杨和华、李良私下转账为分红，苏林、刘昊一审称从未召开过股东会，也未签署过股东决议，从未分红。常晋作为公司股东，因常年劳累突发疾病，恳求公司分红或者借款换肝保命，作为亲弟弟的常勇及杨和华、李良以种种理由拒不分红。要求驳回上诉人常勇的上诉。 泰安鼎基置业有限公司、杨和华、李良述称，同意常勇的上诉意见。 王为民述称，认可常晋答辩意见。 苏林述称，放弃答辩。 刘昊述称，无异议。 杨和华上诉称，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常晋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常晋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常晋拥有35%的股权直接影响了上诉人的权益。上诉人没有与王为民、常晋成立公司的意思表示，二人也没有履行出资义务，公司系按照永华公司授意成立的。公司设立的款项来源与上诉人，而上诉人的该款项系永华公司出资。从一审法院调取证据也可以看出以五人名义存入验资账户款项，均是永华公司安排的结果，即永华公司股东常勇、杨和华、李良授意的结果。我所持有的股权系受让于苏林，双方有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苏林的股权也是合法受让，有股权转让协议，不存在股权代持。王为民将股权转让后，又与常晋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属于无权处分，也没有办理变更登记。常晋虽然工商登记显示为公司监事，但是并不能说明其是股东身份，也未参与公司分红。常晋、王为民从未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公司的出资、验资均未参与。 常晋辩称，杨和华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公司系永华公司出资设立。常晋、王为民通过银行转账给杨和华款项，已经证明对公司出资。公司注册资金经办人是李良与王为民的司机，王为民的司机系替我、王为民办理的具体存取款事宜。2013年2月20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实际是苏林为我及王为民代持股权，有录音为证。2018年股权转让协议无效，苏林是受胁迫转让将代持股权转让的，损害了我的合法权益，上诉人杨和华明知而受让，不是善意取得。我与王为民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有效，符合法律规定。公司不存在分红，上诉人杨和华也无证据予以证实。要求驳回上诉人杨和华的上诉。 泰安鼎基置业有限公司、常勇、李良述称，同意杨和华常勇的上诉意见。 王为民述称，认可常晋答辩意见及原审法院查明事实。 苏林述称，放弃答辩。 刘昊述称，无异议。 李良上诉称，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常晋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常晋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常晋拥有35%的股权直接影响了上诉人的权益。常晋未能举证证明符合股东条件。苏林、刘昊代永华公司持有股权，不能得出常晋拥有13%的股权，也无法得出实际受让王为民22%股权。泰安鼎基置业有限公司成立时所有出资均来自杨和华账户，实际是永华公司资金。常晋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履行出资义务，不具备认定股东条件，也没有参与公司的经营与管理，公司向常勇、杨和华、李良进行了分红，并没有向常晋分红。王为民也系代永华公司持股，并非实际股东，其将股权转让后，又转让于常晋属于无权处分，行为无效。一审法院认为我及原审被告未能证明出资来源，属于举证责任分配错误。 常晋辩称，李良通过欺骗、胁迫、恶意串通等手段由10%股权变为24%，不是善意取得。本案不存在苏林、刘昊代永华公司持有股权的事实，也不存在我、王为民代永华公司持有股权的事实。我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向杨和华账户转账交易明细，履行了出资义务：作为监事，一直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常勇、杨和华、李良提交的分红明细系伪造，也涉嫌职务侵占、私吞公款。我是公司章程签名股东，也是公司的发起人，是工商注册登记股东。刘昊一审称从未召开过股东会，也未签署过股东决议，从未分红。无论是实际出资、签署公司章程、核实工商注册登记，王为民确系股东，并且担任公司总经理，有权将持有股权转让给我，转让行为合法有效。一审法院不存在举证责任分配错误。要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泰安鼎基置业有限公司、常勇、杨和华述称，同意常勇的上诉意见。 王为民述称，可常晋答辩意见及原审法院查明事实。 苏林述称，放弃答辩。 刘昊述称，无异议。 常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原告在被告公司拥有35%的股份；2.判令被告限期为原告在公司登记机关办理35%股权的股东身份变更登记。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鼎基公司成立于2010年9月16日，登记股东为常勇出资450万元持股比例为45%、杨和华出资100万元持股比例为10%、李良出资100万元持股比例为10%、王为民出资220万元持股比例为22%、原告常晋出资130万元持股比例为13%，以上股东出资共计1000万元均为货币出资。登记注册时，常晋为公司监事。 2013年2月20日，鼎基公司全体股东召开股东会临时会议，并通过《泰安鼎基置业有限公司原股东会决议》，决定常勇将鼎基公司40%的股权转让给刘昊，李良5%的股权转让给刘昊、5%的股权转让给苏林，王为民22%的股权转让给苏林，杨和华10%的股权转让给苏林，常晋13%的股权转让给苏林，依法转让股权后，王为民、常晋、杨和华、李良不再是公司股东，苏林、刘昊成为公司新股东，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同日，股权转让方与受让方相互之间分别按前述决议的内容签订了《泰安鼎基置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并于2013年2月22日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鼎基公司变更后的股权持股比例为常勇5%、苏林50%、刘昊45%。 2013年2月26日，王为民与原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王为民将其原先在泰安鼎基置业有限公司22%的股权无偿转让给原告常晋，转让后其在鼎基公司的权利义务由常晋承担并实际行使股东权利。庭审中经询问，王为民称其与常晋原先存在债权债务关系，转让实为顶账，并不是无偿转让。 2018年3月12日，苏林与李良、杨和华分别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刘昊与常勇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苏林将其名下24%的股权转让给李良、26%股权转让给杨和华、刘昊将其名下45%股权转让给常勇，转让价款分别为240万元、260万元、450万元，转让价款应于协议签订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同日，常勇、李良、杨和华三人召开公司新股东会，决议公司成立新的股东会，由三人组成，免去常晋监事职务，选举李良为公司监事，聘任杨和华为公司经理，并通过公司章程修正案，修改股东注册资金及持股比例。以上股权转让于2018年3月20日在有关部门办理了变更登记，鼎基公司变更后的持股比例为常勇50%、杨和华26%、李良24%。 庭审中经询问，原告及所有第三人均认可鼎基公司的上述历次股权转让皆未有转让价款的支付；原告主张2013年将股权转让给苏林时，口头约定苏林为代持；第三人苏林、刘昊均主张其为鼎基公司的普通员工，从未参与过公司管理、未领取过公司分红、未参与过公司股东会，在股权转让协议上签字系听从公司安排，苏林主张因为受让股权时没花钱，所以转让股权时就没花钱，但是享有主张对价的权利。 庭审中，本院询问常勇、李良、杨和华如确认常晋在公司占有35%的股份，三人是否同意为常晋在公司登记机关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三人明确表示不同意。 另查明，泰安永华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华公司）成立于2007年4月，股东为常勇、杨和华、李良，三人投资占比依次为55%、25%、20%。2010年9月14日，杨和华泰安银行普照支行名下卡号为62×××46账户下取出1000万元（其中450万元的取款单标注有李良代杨和华），同日，鼎基置业五位原始股东名下账户分别存入相应投资款数额（常勇450万元、杨和华100万元、李良100万元、常晋130万元、王为民220万元），接着又分别取出相应数额，存入鼎基置业验资账户。银行流水显示，以上操作的时间前后不超过一个小时。对于五位股东的投资款即前述1000万元，鼎基公司、常勇、杨和华、李良均主张系永华公司的资金，永华公司的资金存放在杨和华账户名下，当时之所以登记在常晋名下130万元，是因为常晋是常勇的亲兄弟，老母亲要求兄弟之间要有照顾；之所以登记在王为民名下，是因为王为民当时是银行高管，手里有资金来源。二人并未真正出资，只是替永华公司代持股份。鼎基置业的实际出资人为永华公司。鼎基公司的股权变更与登记，都是按照永华公司三个股东即常勇、杨和华、李良三人的安排进行，鼎基公司的股权比例经三次变化，最终也回到了与永华公司相近的持股比例状态。 常晋、王为民对以上说法不予认可，主张投资款系从自己名下账户取出后存入鼎基置业账户，且自己已被登记为股东，当然具有股东资格。常晋、王为民分别提交银行流水明细一宗，证明在鼎基公司成立之前，两人均有大笔款项转入杨和华名下，两人有资金来源，有投资能力。王为民提交的流水显示，在2010年7月29日、2010年8月25日，王为民共计转入杨和华账号为62×××15的账户下302万元，之前亦有多笔转账，在2010年7月21日，王为民向杨和华卡号为62×××46账户下转入50万元；常晋提交的银行流水显示，在2010年6月7日、8月9日、8月10日常晋分别转到杨和华卡号为62×××46账户下85万、86万、14万，公司登记注册之后，亦有款项转入。原告常晋和王为民均主张，上述转账证实其为成立公司提前转入了投资款。被告鼎基公司及常勇、李良、杨和华均主张，上述转账与投资款无关联性，不能证实常晋和王为民履行了出资义务。 庭审中，被告提交常勇、李良、杨和华之间的转账凭证一宗，证明三人曾于2013年、2017年、2019年取得过鼎基公司的分红。常晋、王为民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主张该组证据只是三人个人账户的资金往来，无法证实是公司分红，如果确实是公司分红，那么这三人涉嫌职务侵占，损害所有其他原股东的合法权益，分红应当由相应的股东会、财务账目明细等其他证据予以支持。 一审法院认为，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是指股东与股东之间或股东与公司之间就股东资格是否存在，或者具体的股权持有数额、比例等发生争议而引起的纠纷。股东资格确认之诉分为内部股权确认之诉与外部股权确认之诉。外部股权确认之诉应坚持商法的外观主义，根据工商登记等外部材料确认股权；而内部股权确认之诉应当坚持民法上真实意思表示一致原则，探究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根据该意思表示对股权进行判断。本案属股东与股东之间的纠纷，不应适用外观主义原则，确认股东资格应主要审查出资、经营、分红、决策等实质性证据。关于原告常晋主张的对鼎基公司35%的股权，本院分析如下： 从2013年2月20日及2018年3月12日两次股权转让的实际情况来看，苏林、刘昊无论是作为股权受让方还是股权转让方，均未支出或接受对价，且苏林、刘昊均认可自己为公司的普通员工，从未参与过鼎基公司的管理决策，从未参与过公司的股东会，在股权转让协议上签字系听从公司领导安排，也从未参与过公司分红。可见，苏林、刘昊虽与公司五个原始股东之间没有书面代持协议，但已形成事实上的代持关系。不能因苏林、刘昊与原始股东之间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将股权登记在其名下就认定二人系公司实际股东、对登记在其名下的股权享有实际权力。既然苏林、刘昊为代持，可以确认常晋在鼎基公司占有13%的原始股份以及后来受让的王为民22%的股份，两者合计35%。 判断个人是否系公司实际股东，关键看是否出资。鼎基公司及常勇、杨和华、李良三人均主张常晋、王为民未实际出资，两人的出资款实际来源于永华公司资金，两人及其他原始股东均系代永华公司持股。从本院调取的证据来看，鼎基公司五个原始股东的1000万元投资款，确系均来源于杨和华名下卡号为62×××46的账户。但鼎基公司及常勇、杨和华、李良没有证据证实杨和华名下卡号为62×××46的账户中的款项就是永华公司的款项，且在鼎基公司成立前后，常晋、王为民皆往该账户转入过大额款项的行为亦能证明上述说法并不属实。并且，将从杨和华名下取出的1000万元中的130万元和220万元分别作为常晋和王为民的投资款存入鼎基置业验资账户是五位原始股东合意的结果，在此之后还办理了相应的股权登记手续。故本院认为，原告及王为民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鼎基公司及常勇、杨和华、李良关于常晋、王为民对鼎基公司没有实际出资的说法不能成立。 另外，从是否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来看，常晋自公司成立之初就为公司监事，一直到2018年3月12日常勇、李良、杨和华三人召开公司新股东会时，才被免去监事职务。从分红来看，鼎基公司提交的常勇、李良、杨和华之间的转账凭证均系个人账户往来，不能证明是公司对实际股东的分红，更不能证明常晋、王为民不是公司的实际股东。 综上分析，本院认为，苏林、刘昊系代持常晋股份，鼎基公司及常勇、杨和华、李良不能证明常晋、王为民对鼎基公司没有实际出资，常晋接受王为民转让的22%股份后，占有鼎基公司35%的原始股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第三款规定，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鼎基公司的其他原始股东常勇、李良、杨和华明确表示不同意为常晋在公司登记机关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故对原告要求被告协助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本院对原告常晋要求确认其在被告公司占有35%股权的诉讼请求依法予以支持，对原告要求被告协助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研究决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常晋在被告泰安鼎基置业有限公司拥有35%的股份；二、驳回原告常晋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0元，由被告泰安鼎基置业有限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查明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事实相一致。 本院认为，2010年，上诉人泰安鼎基置业有限公司注册成立，上诉人常勇、杨和华、李良、常晋及原审第三人王为民均为公司股东，上述人员在公司章程中也注明出资方式、出资额和出资比例，以上股东出资共计1000万元，上诉人泰安鼎基置业有限公司、常勇、杨和华、李良主张上诉人常晋此时系代持股权，但没有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2013年2月20日，上诉人常晋将其持有的13%股权转让给原审第三人苏林；2018年3月12日，原审第三人苏林与上诉人李良、杨和华分别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原审第三人苏林将其名下24%的股权转让给上诉人李良、26%股权转让给上诉人杨和华，以上两次转让均未实际支付对价，该股权转让均系上诉人泰安鼎基置业有限公司有关人员告知原审第三人苏林签订相应的股权转让协议，原审第三人苏林未参与公司决策经营及分红，原审法院认定原审第三人苏林代上诉人常晋持有股权并无不当。上诉人常晋多年在上诉人泰安鼎基置业有限公司担任监事，应当认定其实际参与了上诉人泰安鼎基置业有限公司的经营管理，行使了股东权利，故上诉人常晋要求确认为股东资格的诉讼请求，依法予以支持。上诉人常晋持有的股权从上诉人杨和华、李良持有股权中予以划转。至于原审第三人王为民的股权，如其权利受到侵害，其可以另行解决，本院不予评判。上诉人常晋受让原审第三人王为民股权产生的纠纷，应当待原审第三人王为民的股权归属确认后，另行解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人民法院(2019)鲁0902民初1540号民事判决； 二、上诉人常晋持有上诉人泰安鼎基置业有限公司13%的股权； 三、上诉人泰安鼎基置业有限公司自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为上诉人常晋在公司登记机关办理13%股权变更登记； 四、驳回上诉人常晋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案件受理费2000元，由上诉人常晋、泰安鼎基置业有限公司、常勇、杨和华、李良各负担4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 峰 审判员 梁丽梅 审判员 张 萍 二〇二〇年六月八日 书记员 苏 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