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5民终277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亦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书彬，北京市康达（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峰，北京市康达（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郑乐娣。委托诉讼代理人：杜珈铭，上海市源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亦斌因与被上诉人郑乐娣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2019)苏0591民初25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亦斌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内容，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支付利息；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郑乐娣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在审理本案过程中，虽然认定事实清楚，但针对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对于合同无效的过错程度以及责任分担利益分配等适用法律错误，阐述如下：第一、本案股票认购书无效是因为被上诉人的原因造成的。被上诉人请求上诉人以自己的身份代被上诉人认购新海宜配售的部分股份，后双方签订股票认购书。后本股票认购书因为违反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要求、危害证券市场的公共秩序而归于无效。对于造成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被上诉人主观上具有完全的过错，其过错是本案股票认购书被认定无效的最根本和全部原因。第二、本案合同无效是被上诉人的原因造成的，被上诉人具有过错的情况下，上诉人在返还财产的基础上，无须赔偿对方的损失。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之一是有过错的一方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这种责任的性质是缔约过失责任，其范围是信赖利益损失。上诉人对于股票认购书被认定无效不具有主观上的过错。因此，即使因为合同无效而给被上诉人造成损失，此类损失也应由被上诉人自己承担。上诉人无责任再返还利息。第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新出台的《会议纪要》的基本精神，上诉人也无须向被上诉人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合同无效后返还财产时，应当考虑财产增值和贬值的因素，对于财产贬值时，返还财产的范围应当考虑财产贬值的情况在当事人之间进行合理分担。本案中，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委托下代持的新海宜股票持有至本案诉讼提起时已经累计出现大额亏损和贬值的情况，如果不考虑该贬值因素要求上诉人返还财产并支付资金占有期间的利息损失，实际上是未考虑被上诉人在本案中的主观过错程度和诚实信用、公平原则。第四、至于一审判决说理部分阐释的“缔约目的”以及“新海宜的股价走势并结合签订后至双方发生纠纷期间的权益分派”角度进行分析并进而作出上诉人“返还1400万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向原告郑乐娣支付自2014年7月20日至实际清偿之日的利息。”的说理不充分，判决结果不当。首先，本案的实际情况是被上诉人郑乐娣意欲通过参与股票配售的方式认购股份持有上市公司新海宜的股票，并在持有期间内根据二级市场的股价表现情况择机出售套利，由于其本人不具有配售资格，因此找到上诉人并通过上诉人的途径认购相应数量的上市公司股票，同时，由于被上诉人资金量不足以认购较多的股票，因此，双方在协议中另行约定了认购后通过股票质押的方式继续融资增加持有新海宜的股票。双方之间的真实法律关系确系股票代持法律关系，并非一审法院认定的借款合同关系或者说“其行为目的具有借款的特征”。其次，股票作为一种有价证券，具有公开的交易场所和市场化的定价机制，其价值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这既是股票的魅力所在，也是股票的风险所在。被上诉人清楚自己投资股票的相应法律后果，仍然愿意承受这种风险或者说漠视其中的风险，其风险意识较强，风险承受能力较大。在上诉人代其持有股票期间，股票的市场价格不断变化，代持期间，曾经出现市场价大于认购价的时点，但被上诉人一直未主动要求上诉人在二级市场出售该等股票，也未通过诉讼、仲裁等方式寻求尽快处分该等股票伺机获利。反而在新海宜股票价格持续下跌的情况下，通过诉讼方式要求认定股票认购书无效并要要求上诉人返还认购款及相应利息。这就导致被上诉人通过股票代持关系未获得任何损失，反而获得一定的投资回报(同期银行贷款利息的收益)；而作为上诉人反而要代被上诉人承受投资的风险。而一审法院还认为“但当前的亏损系被告张亦斌违反本协议约定未依约按原告要求减持所致，该项损失的产生并非由原告郑乐娣的指示不当所致，不应归责于原告郑乐娣”，一审法院这种置法理和情理于不顾，单纯考虑被上诉人损失，片面适用法律作出的判决结果根本不具有合理性。第五、即使上诉人需要返还1400万元及相应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其利息计算标准也不应当是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遇节假日顺延)9点30分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并且取消了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在此情况下，今后利息要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准。一审法院仍然沿用之前的通常利率计算标准计算资金占用利息会导致标准不明，利息计算结果畸高，这将严重损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郑乐娣辩称：一审法院事实审查清楚，法律适用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首先，签订股票认购书的过错方是在上诉人，而且在签订股票认购书之后，经过被上诉人的多次指令，当时股票还是有高额的溢价，但是上诉人都没有执行被上诉人的指令，导致后期诉讼之后股价下跌，该部分损失应该由上诉人承担，而且截止到诉讼前股票的溢价价值远高于被上诉人支付的本金以及利息之和，没有显失公平。因为被上诉人鉴于双方是朋友关系，仅要求了同期银行的贷款利率，是被上诉人已经做出了最大的让步和放弃了很大的权利。另外，股票认购书无效导致的是股票代持关系是无效的，并不代表合同当中约定的利益分配以及分红是不可以一并处理的。相关司法案例当中，对于该种案件利益仍然进行分红，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郑乐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双方签订的股票认购书无效，判令张奕斌返还股票认购款1400万元并支付自2014年7月20日至实际付款日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的4月25日，郑乐娣以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张亦斌的账户支付1400万元。同年7月20日，郑乐娣（乙方）与张亦斌（甲方）签订股票认购书，约定乙方以每股7.756元的实际价格认购代码为002089的新海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海宜）股票328万股，股权款支付方式为乙方在2014年4月23日前向甲方指定账号先行支付1400万元，余款以所认购股票进行质押后融资所得充抵，融资款仍不足的，由乙方另行支付。所认购的股票仍在甲方名下由甲方代持，代持期间股票获得的收益归乙方所有。甲方同意在2015年1月1日以后，代持的股票可以在乙方需要卖出时通过二级市场卖出或大宗交易卖出。卖出后甲方同意在扣除乙方应归还的融资款本息后将余额汇入乙方指定账号。协议还约定，本协议双方应该对本协议内容尽保密义务。2018年10月15日，郑乐娣代理人以手机短信方式要求与张亦斌协商解决股票减持问题。2019年2月18日，郑乐娣委托律师向张亦斌发函表示解除股票认购书并要求张亦斌将所有减持款退还并承担违约金140万元。上述事实，双方当事人均不持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另查明，新海宜为上市公司，股票代码为002089，张亦斌系该公司董事长，第一大股东。该公司公布的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显示，2015年、2016年、2017年均有向全体股东派发上一年度的权益，包括派发现金红利和配送股权。一审中经双方当事人确认，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张亦斌是否应向郑乐娣支付利息。张亦斌认为利息属于法定孳息并非损失，本案双方并未约定利息，约定了投资风险由乙方自行承担，郑乐娣主张利息没有法律依据。郑乐娣对于合同无效亦有过错，当前股价已经大幅下跌，张亦斌也有损失。对此，郑乐娣认为，双方对于合同无效均有过错，郑乐娣仅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主张利息就是承担了自身的过错，而张亦斌若不支付利息相当于白白占用资金有失公平。至于张亦斌所称的股价下跌，应以郑乐娣通知被告减持时的股价而不应以当前股价衡量。一审法院认为，张亦斌、郑乐娣之间所签订的股票认购书根据其内容应认定为委托合同，即郑乐娣支付价款购买股票委托张亦斌代持，并要求张亦斌根据郑乐娣指示处置股票支付处置所得款项。该委托合同中所约定的张亦斌代持股票的事项因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要求、危害证券市场公共秩序应归于无效。事实上，双方当事人在协议中约定的“保密”条款亦足以表明双方当事人对于合同内容的“不可示人”具有一定认知，双方对于合同无效均负有一定过错，但张亦斌的身份决定了其对于合同无效负有更大的过错。郑乐娣要求返还1400万元的诉讼请求张亦斌亦不持异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双方所争议的资金利息是否应当支付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我国现行合同法规定，无效合同的财产利益处理旨在恢复原状和平衡利益，即优先恢复到合同订立前的财产状态，不能恢复原状的应当按照公平原则在当事人之间合理分配。在双方对于返还1400万元本金不持异议的情况下，判断张亦斌是否需要支付利息的基本原则就是如何更为公平地平衡双方的利益。根据本案实际情况，张亦斌应向郑乐娣支付资金利息。理由如下：首先，从双方当事人的缔约目的来看，郑乐娣的缔约目的旨在通过购买股票的投资行为获得股份收益，当然该投资行为也必然伴随着一定的投资风险，若存在投资亏损，理应由投资人承担相应损失。而张亦斌的缔约目的从双方协议约定的内容来看，应为通过以规避监管卖出股票的方式获得现金收益。但从双方协议的实际履行情况来看，有理由认定张亦斌的缔约目的旨在套取并占用郑乐娣的资金，原因在于张亦斌作为上市公司法定代表人应当明知若自己不主动履行协议所约定的义务，则郑乐娣无法取得协议所约定的利益，事实上在合同签订后至双方发生纠纷期间，张亦斌亦从未将公司派发的红利转交郑乐娣，由此有理由认定张亦斌并未打算履行协议，其行为目的具有借款的特征。要求张亦斌支付相应利息符合其行为特征，更为公平合理。其次，从新海宜的股价走势并结合协议签订后至双方发生纠纷期间的权益分派情况来看，在郑乐娣向张亦斌主张权利要求减持套现时，郑乐娣所投资的股权收益已超出投资本金的同期贷款利息，而该部分收益已经由张亦斌获得，在这个层面上看，张亦斌支付相应利息更为公平，郑乐娣所声称的郑乐娣仅仅主张同期贷款利息已经充分考虑了其自身对于合同无效所负过错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尽管当前新海宜的股价走势表明，按当前市场价格计算整个投资行为存在亏损，但当前的亏损系因张亦斌违反协议约定未依约按郑乐娣要求减持所致，该项损失的产生并非由郑乐娣的指示不当所致，不应归责于郑乐娣，故张亦斌关于其也有损失的抗辩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根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郑乐娣与张亦斌于2014年7月20日签订的股票认购书无效；二、张亦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向郑乐娣返还1400万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向原告郑乐娣支付自2014年7月20日至实际清偿之日的利息。案件受理费10580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合计110800元由张亦斌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的证据。二审中，双方的争议焦点为：张亦斌是否应当向郑乐娣支付1400万元款项利息。首先，一审法院认定双方签订的《股票认购书》因违反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要求、危害证券市场公共秩序应归于无效，双方也不持异议。张亦斌作为新海宜最大股东，代郑乐娣持有股份，向公众隐瞒了实际投资人的真实身份，损害了证券市场的公共利益，存在过错。郑乐娣对于签订《股票认购书》的目的系通过规避证券监管法规谋求利益也是充分认识的，亦存在过错。其次，虽然《股票认购书》无效，但无效的原因系违反相关规定而非意思表示存在瑕疵，因此协议中关于收益与风险承担的内容仍体现了双方真实意思。根据约定，郑乐娣通过股权质押的方式支付1400万元以外的款项；张亦斌代持期间股票所获得的包括但不限于分红、送股等一切收益权均归郑乐娣所有；张亦斌须根据郑乐娣的指示处置股权，扣除相关利息后再支付给郑乐娣。《股票认购书》约定亦可以看出若发生贬值亏损时遭受投资损失的亦是郑乐娣，故张亦斌更应当在收到郑乐娣减持通知时按约予以出售，郑乐娣才能实现获利或者止损。2018年10月15日、2019年2月18日，郑乐娣向张亦斌发出过减持的指令，但张亦斌未予理涉，应承当相应后果。再次，鉴于2015年、2016年、2017年新海宜公司均有向全体股东派发上一年度权益，包括现金红利和配送股权。本院要求张亦斌对2014年《股票认购书》签订后郑乐娣支付的1400万元所对应股权，按照现金红利、配送股权结合股价走势计算，在郑乐娣发出减持通知时的净值，以及是否有盈余，但张亦斌未给予答复。郑乐娣计算截至起诉时，按当时每股大概5.82元，在2019年4月17日总股数是787.2万股，结合分红和配股，然后减去融资利息，净值大概价值是2984万。因此，一审法院认为在郑乐娣向张亦斌主张权利要求减持套现时，郑乐娣所投资的股权收益已超出投资本金的同期贷款利息，而该部分收益已经由张亦斌获得，张亦斌却未向郑乐娣分配，故支持郑乐娣所诉的要求张亦斌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并无不当。最后，关于一审判决第二项“张亦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向郑乐娣返还1400万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向原告郑乐娣支付自2014年7月20日至实际清偿之日的利息”，由于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贷款利息的基本标准已改为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因此，张亦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向郑乐娣返还1400万元及利息，利息为以1400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7月20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综上，张亦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1119元，由上诉人张亦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沈维佳审判员  曾雪蓉审判员  卞干国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七日书记员  徐馨岚法律文书履行提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具有国家权威性和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应当依法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否则人民法院将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将面临以下执行风险：一、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名下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执行措施，并有权对被执行人及其住所、经营场所进行搜查。二、被执行人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执行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三、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四、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财产的，人民法院有权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及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五、被执行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或者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六、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座以上舱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非经营必须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七、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或者通过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抗拒执行，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法院公告栏、电子显示屏、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向社会公布，并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向征信机构通报，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八、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或者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