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4民终19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任文彬，男，1964年5月9日出生，满族，住抚顺市望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郝雷，辽宁益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抚顺市望花区鞍山路东段8号。法定代表人：季永新，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鹏，该公司法律顾问。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东辉，该公司人力资源部职工。上诉人任文彬因与被上诉人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抚顺市望花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辽0404民初15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立案并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任文彬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郝雷、被上诉人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鹏、张东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任文彬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任文彬一审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上诉人于1982年11月到抚顺钢厂锻压分厂工作，中间调整过几个工作单位，最后于2002年7月前调至被上诉人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的下属单位方扁钢分厂。1999年6月7日被上诉人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时，上诉人一并随所在分厂的优质资产归属于被上诉人公司。因当时上诉人不知道涉案抚顺特殊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被上诉人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为两个独立的工作单位，及当年的“并轨”文件是否适用于正常生产且有赢利的被上诉人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再加上单位领导欺骗、恐吓，所以才配合签字并领取了所谓的“补偿金”。抚顺特殊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依所谓的国家政府“并轨”文件责令上诉人解除劳动合同违法，应认定为自始无效。因被上诉人表象上未参与此违法工作，则不存在原一审判决论证中所谓的“诉讼时效”的适用问题。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辩称，一、任文彬原系抚顺特殊钢集团有限公司员工，该公司与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是两个独立的法人主体，因此任文彬与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本案被告的主体不适格。二、答辩人了解到任文彬与其原单位抚顺特殊钢集团有限公司自愿签订了解除劳动关系协议，并领取了经济补偿金，已经合法解除劳动关系，因此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三、国有企业实行员工并轨，并不是企业自主改制，而是执行政府行政管理政策的行为，不属于民事案件受理范围，请求法院判决驳回任文彬的诉讼请求。任文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必须发放2002年7月15日至现在的工资，并支付我25%赔偿金。2、无条件给我交养老保险、失业，意外保险及往房公积金。3、无条件为我发放劳动保护用品。4、判令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查明：1982年11月13日，原告任文彬顶替其母亲修泽芹被安排到抚顺钢厂锻压分厂工作。1993年12月8日，原告任文彬与抚顺钢厂签订首期《劳动合同书》，合同期限从1993年12月8日起至1998年12月7日止。1999年1月8日，原告任文彬与抚顺特殊钢（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无期限劳动合同。抚顺钢厂及更名后抚顺特殊钢（集团）有限公司为全民所有制企业。1999年6月7日，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重组成立。2002年5月份，抚顺特殊钢（集团）有限公司实行减员并轨，2002年7月15日，原告任文彬与抚顺特殊钢（集团）有限公司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协议》，并领取11520元经济补偿金。2005年，原告任文彬补交养老保险，被告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在养老保险关系接续卡用人单位一栏盖印。事后，原告任文彬认为：本人属于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职工，此前在特殊钢（集团）有限公司并轨减员中与企业解除劳动合同关系不合理，向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提出信访申请。2019年3月3日，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对其信访申请予以书面答复，原告任文彬对其答复不服，于2019年4月25日向抚顺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抚顺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通知其不予受理，原告任文彬遂诉至一审法院，被告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仍拒绝其请求，原、被告各持己见，分歧较大，一审法院未能调解。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原告任文彬参加工作后，与企业抚顺钢厂建立劳动关系，及之后签订劳动合同的用工单位为抚顺特殊钢（集团）有限公司，直至2002年7月15日前，与抚顺特殊钢（集团）有限公司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协议》，并领取11520元经济补偿金，其本人均为抚顺特殊钢（集团）有限公司职工，不能因为被告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在其办理养老保险关系接续卡上盖印，就确认其与被告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建立了劳动合同关系；另外，原告任文彬与被告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之间的纠纷，并非企业自主改制而是因执行政府行政管理政策引发的纠纷，不属于法院主管的民事纠纷案件范畴；再者，原告任文彬于2005年与企业发生劳动纠纷，至其本人2019年向有关部门主张权利，事隔已10余年，早已超过劳动争议的仲裁及诉讼时效。综上，一审法院对原告任文彬的各项诉讼请求均不能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八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三）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任文彬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0元，由任文彬承担。二审期间，上诉人任文彬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2001年10月份任文彬在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工资明细表、现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人事管理部门证明，用以证明该工资表明细栏目可以看出当时任文彬在岗，且隶属于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2002年任文彬是股份有限公司的在岗职工，不适用并轨文件下岗。被上诉人质证意见：任文彬是2002年7月15日办理的失业，2002年7月方扁钢分厂并不是被上诉人的组织机构，该证明不能证明真实性和有效性，也不能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工资明细表上没有单位公章，不予认可。证据2、孙某的录音、崔明一的录音，用以证明：第一、上诉人在2002年7月15日下岗之前和两个证人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第二、证人及上诉人共同供职的被上诉人下属方扁钢分厂装置及人员在股份公司成立时1995年就被划分归类为股份公司的资产。被上诉人质证意见：两份录音存在欺骗和偷录因素，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孙某出庭证实方扁钢分厂和精轧分厂是一个分厂，对于方扁钢分厂是否是抚顺特殊钢集团有限公司还是被上诉人的时间不是十分清楚，应该以公司相关的文件为准。我方对崔明一谈话录音的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上诉人未提供崔明一是500分厂的机电工长的相关证明，该份证据也未能证明500分厂与本案有任何关系，对话中提到的股份制只是一种公司的组织形式，不能特指是一个公司的名称。被上诉人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2002年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上市公司的公告网址和网页、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资料。用以证明公告明确了2002年12月前，抚顺特殊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精轧分厂所属的固定资产（建设工程）都没有进入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上诉人意见：坚持合议庭和上诉人到现场去看原件，不发表质证意见。证据2、申请证人出庭作证，谷杰证言用以证明第一轧钢厂2020年4月15日为上诉人出具的证明内容不准确，出具证明的目的是上诉人找到第一轧钢厂要求出具一份证明，证明其有精整工的工作经历，上诉人拿该份证明到沈阳找工作，证明内容都是按上诉人要求所写。对于2002年期间方扁钢分厂属于集团公司还是股份公司不清楚；孙某证言用以证明方扁钢分厂和精轧分厂是一个分厂，只是称呼不同，前期叫方扁钢分厂，后期叫精轧分厂。上诉人质证意见：证人孙某应该作为我方的证人出庭，因为证人为被上诉人的在职人员，孙某不可能到庭给我方作证。孙某也不可以由被上诉人针对我方举证，将其列为证人出庭，孙某说当时录音中说的也对，但孙某也解释了，有一定道理，我们也接受，我们就要查询原始资料。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任文彬1982年参加工作后，与抚顺钢厂建立劳动关系，并先后与抚顺钢厂及抚顺特殊钢（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任文彬的用工单位为抚顺特殊钢（集团）有限公司。2002年7月15日，任文彬与抚顺特殊钢（集团）有限公司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协议》，并且解除（终止）劳动关系证明书已经抚顺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于当日备案，任文彬也实际领取了11520元经济补偿金，并至此以后再未到原单位上班。劳动合同及《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协议》均系任文彬本人签字，足以证明任文彬至解除劳动关系时为抚顺特殊钢（集团）有限公司职工，任文彬提交的证据无法推翻上述证据认定的事实。任文彬主张受欺骗、恐吓签订的《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协议》，也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再者，任文彬于2002年7月15日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协议》，并从此未再向原单位提供劳动，至其本人2019年向有关部门主张权利，已时隔十余年，一审法院认定其要求发放工资及劳动保护用品、交纳保险、公积金等全部诉求均早已超过仲裁时效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任文彬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任文彬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帆审判员  张秦审判员  郭爽二〇二〇年六月八日书记员  张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