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4民终175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德州中心支公司，住所地山东省德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三八东路1288号鑫星国际。负责人：贾砚英，该公司副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海涛，山东全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万龙，男，1993年4月26日生，汉族，住山东省禹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峰，山东金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毕研泽，男，1996年1月10日生，汉族，住山东省禹城市。上诉人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德州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华安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孙万龙、毕研泽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禹城市人民法院（2020）鲁1482民初4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华安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山东省禹城市人民法院（2020）鲁1482民初499号民事判决书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诉讼费用由孙万龙、毕研泽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首先，孙万龙因犯交通肇事罪，被山东省禹城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毕研泽因该案被一并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经山东省禹城市人民法院判决，孙万龙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判决确定刑期至2019年5月14日。根据华安公司在一审提交证据显示，华安公司于2018年6月前去孙万龙家中进行家访，此时孙万龙尚在服刑，华安公司行使权利提出要求无法直接到达孙万龙本人处，故而派员前去孙万龙家中进行家访，制作询问笔录并由孙万龙同住成年家属确认，并拍照留存相关证据。此举是华安公司行使权利的完全表现，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相关规定，华安公司可以直接向孙万龙送交文书的方式提出要求行使权利，签收人可以是其同住的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亲属，根据孙万龙户籍显示，其与作为户主的孙兆伦系叔侄关系，且户主孙兆伦承认其为孙万龙的养父，具备同住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亲属的身份，孙兆伦的确认行为符合前述法律规定，能够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其次，一审法院错误理解询问笔录内容，诉讼时效的中断仅需权利人向对方义务人提出权利，而非需要义务人承认债务。一审法院以孙兆伦所述“孙万龙已经成年，他的事情由他自己处理”否认债务的谈话内容，认定不构成引起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系错误理解和适用法律，应当予以纠正。再次，孙万龙所述亦非事实，一审法院仅在判决书显示孙万龙的单方陈述，却未见华安公司对该项陈述的发问和辩论。华安公司除在2018年间找到其养父孙兆伦行使权利外，也曾于2019年8月向孙万龙邮寄过催款函，并由高桂珍予以签收妥投。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规定》、鲁高法[2017]122号《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的实施细则（试行)》以及山东省监狱管理局制定的《关于计分考核罪犯的实施细则》，孙万龙存在提前释放的条件，具体时间尚待监狱部门核实，以其三年刑期计算，正常参加劳动、配合教育，其可申请六个月的减刑，即预估在2018年12月前孙万龙具备提前释放的条件。而华安公司最近一次行使权利距其释放也仅不足半年，行使权利也是在孙万龙判决确定刑期届满之后，两次权利的行使均有其同住的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亲属确认，华安公司权利的行使符合法定程序。一审法院未就此争议焦点进行审理，致使案件事实并未查清，侵害华安公司的合法权益。最后，孙万龙系机动车驾驶人（醉驾），毕研泽系随同车主，在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中已经明确其二人的违法行为，属于二人共同意识到但均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该种结果的共同过失，虽确定了二人的民事赔偿份额，但究其侵权关系，应属共同侵权。华安公司对其中一人行使诉讼时效中断的权利同样引起另一人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一审法院未查明该项事实，作出了错误裁决。2.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审理程序违法。据一审判决所述，系“庭审后，孙万龙前来本院”，并对华安公司与毕研泽的庭审情况发表意见。首先，孙万龙经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系由其同住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亲属孙兆伦前来，但因孙兆伦未携带授权，法庭未予准许孙兆伦参与庭审，仅允许其旁听，在庭审结束后，审理法官仅将其留下对孙兆伦制作笔录。但对孙兆伦的谈话内容华安公司无从得知，在其本意以孙万龙近亲属代理人身份出庭却因材料缺失而不具备庭审身份的情况下，进行谈话制作询问笔录纳入评议范围，即以该项行为承认其作为孙万龙近亲属的身份，但却又未准许参与庭审，前后矛盾，一审法院单方制作笔录的方式，变相剥夺了华安公司对孙兆伦发问、辩论的权利，程序违法。其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一条，孙万龙系在庭审结束后才去往法院，其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法院应当按期开庭审理，缺席判决。本案有且仅有过一次庭审，而本案并不存在不开庭审理的情形，故而对于孙万龙拒不到庭的行为，不应允许其在庭审结束后再续接庭审。即便一审法院认为超过诉讼时效，对孙万龙在庭审结束后提出的时效抗辩亦不应采纳，应视为未提出。而本案却经历了一次未经开庭审理的“庭审”且将该次“庭审”纳入评议范围，变相剥夺华安公司对孙万龙发问、辩论的权利，程序违法。最后，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在仅有孙万龙参与的情况下制作的笔录，华安公司无从确定该笔录制作过程中是否存在违反本条前述规定的嫌疑，若该项程序为诉讼进程，审理法院也未能保证华安公司参与诉讼的权利，实属程序违法。孙万龙辩称：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华安公司起诉本案确实超过了法定的诉讼时效。孙万龙因犯交通肇事罪，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民事赔偿部分判决华安公司在交强险内垫付121053元。2016年12月14日，华安公司支付了赔偿款。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华安公司行使追偿权应在三年内起诉。而华安公司起诉本案的日期是2020年2月14日，明显超过了诉讼时效。华安公司主张曾于2018年6月前找孙万龙的亲属孙兆伦进行家访，即是向孙万龙主张了追偿权，诉讼时效中断。该说法孙万龙不能认可，理由是：其一，华安公司声称的“家访”是否为了追偿垫付款，现在已无法查清，华安公司也无法证明。况且当时毕研泽没有被限制人身自由，华安公司不去找毕研泽，却偏要去找正在服刑的孙万龙的叔叔主张权利，不符合正常的行为逻辑。其二，尽管孙万龙当时正在服刑，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华安公司完全可以通过合法方式向孙万龙主张权利，即便是起诉孙万龙，法院也会受理，没有必要去找孙兆伦。其三，孙兆伦虽然与孙兆山共同把孙万龙抚养长大，但是孙万龙成年后，就去禹城市加油站附近做维修摩托和电动车的生意，多年来独自生活，与孙兆伦仅是亲属往来，并未同居生活，不属于共同生活的近亲属。其四，华安公司邮寄催款函不是法院送达法律文书，不能适用共同生活近亲属代收视为直接送达的法律规定。其五，孙万龙与毕研泽不是共同借款人，也不是共同侵权人，华安公司行使追偿权是可选择之诉，不存在对其中一方行使权利引起另一方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鉴于上述理由，华安公司关于诉讼时效中断的主张依法不能成立，一审法院认定华安公司起诉超出诉讼时效事实清楚。2.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审理程序合法。一审开庭时，孙万龙因不愿意与毕研泽见面没有出庭，并没有影响案件审理，一审法院没有中断审理，缺席开庭，华安公司在庭审中充分陈述了自己的诉讼主张，提交了证据，发表了辩论意见，其诉讼权利得到了充分保障。庭审答辩时，毕研泽的代理律师当庭提出了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的意见。庭后，孙万龙向法官陈述了对案件的意见，也对本案诉讼时效提出了异议，是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的合法行为，法律没有禁止当事人在庭审之外发表对案件的意见，法庭给孙万龙制作笔录也是行使审判权的合法行为，两者均没有违反民事诉讼法律，也没有影响其他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实体利益。一审法院在形成判决意见时，对庭审笔录和孙万龙的询问笔录一并考虑，是对案件的全面审查，保证了案件正确处理，并无程序违法之处。至于孙兆伦的询问笔录，无论是否应当采纳，都不影响本案事实的查明和当事人实体权利的处理，所以不应成为华安公司上诉的理由，也不应成为二审改变一审判决的考量因素。毕研泽辩称：1.华安公司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首先，华安公司没有在诉讼时效之内向毕研泽主张权利，其起诉已超出诉讼时效。毕研泽地址是明确的，联系方式也是明确的，在案涉事故发生之后华安公司没有任何人员向毕研泽主张过任何权利。华安公司于2016年12月13日或14日作出保险赔付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三款，追偿权的诉讼时效期间，自保险公司实际赔偿之日起计算，华安公司的起诉已超出诉讼时效。其次，华安公司也没有在诉讼时效内向孙万龙主张权利，起诉孙万龙也超出诉讼时效。并无任何证据证明孙兆伦是孙万龙同住成年家属，也不是华安公司所说的对方义务人。华安公司仅凭其单方制作且未经孙兆伦签字确认的所谓笔录、照片不能证明其起诉符合民法总则规定的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的中断情形。再者，华安公司称在2019年8月向孙万龙邮寄催收函，邮件被高桂珍签收。但这一上诉理由在一审中并未提出，也没有提交任何证据。华安公司邮寄的材料内容孙万龙与毕研泽都不知道。收件人既不是毕研泽也不是孙万龙，高桂珍是什么身份毕研泽也不清楚。《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二条，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垫付抢救费用，有权向致害人追偿。该条中的致害人应理解为直接造成损害的责任人，将致害人扩大解释至机动车所有人没有法律依据。机动车发生事故的主要原因在于驾驶行为，而非机动车本身，所有人在丧失对机动车占有的情况下，难以再进行危险控制和危险防范。本案中车主的行为并不直接导致损害结果的发生，毕研泽与驾驶人孙万龙并不具有主观上的故意，不构成共同侵权人。是否向孙万龙主张，和毕研泽没有任何关系。刑事判决毕研泽只对孙万龙赔偿中的部分款项承担连带责任，相当于连带保证而已。而毕研泽的地址明确，但华安公司始终没有以任何方式向其主张过。孙万龙在刑事判决之后至2019年5月期间一直在德州监狱服刑，华安公司可以通过最简单的邮寄方式向孙万龙主张。2.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孙兆伦仅是孙万龙的叔叔，并无孙万龙授权，其当然不能参加庭审。法庭对孙兆伦的询问仅是依职权核实华安公司提交的所谓笔录和照片。孙万龙庭审后前往法院，在当时案件并未裁决，法院当然应当作为其意见陈述。一审法院为了查清案件事实而进行的司法活动，并不违反法律规定，故一审程序并无不当。华安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孙万龙、毕研泽共同偿还华安公司垫付的赔偿金121053元及利息（自2016年12月14日（赔付之日）之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年利率4.75%计算，计15406.90元，自2019年8月20日起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市场贷款利率计算至偿还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1361元由孙万龙、毕研泽承担。华安公司、毕研泽围绕其诉讼请求提交了相关证据，一审法院依法组织双方进行了质证，并认定事实如下：1.2016年5月14日，孙万龙醉酒驾驶毕研泽所有的鲁Ｎ×××××小型轿车与案外人孟凡明驾驶的电动三轮车追尾相撞，致人死伤。经禹城市交警大队认定，孙万龙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其他人无责任。禹城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交通肇事罪对孙万龙提起公诉。经审理，一审法院于2016年11月23日做出(2016)鲁1482刑初9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人孙万龙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二、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德州中心支公司在第三者强制责任保险限额内一次性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孟凡明……各项经济损失121053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2.上述判决生效后，孙万龙在德州监狱服刑至2019年5月14日（现已释放），华安公司分别于2016年12月13日、14日向一审法院账户支付保险赔偿金共计121053元（已经一审法院核实）。2018年麦季，华安公司曾派人找到孙万龙的原抚养人孙兆伦，并提及保险赔偿金追偿，孙兆伦称“孙万龙已经成年了，他的事情由他自己处理，我没有责任，也没有能力帮孙万龙处理”。3.庭审后，孙万龙前往一审法院，表示不认可毕研泽答辩状意见，并主张“华安公司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了，起诉之前没有人因为这个事找过我”，且称“华安公司来找孙兆伦，我不知道，当时我在德州监狱服刑”，“释放后也没人给我说过。我收到法院寄送的手续才知道，之前没人因为保险的事情找过我”。一审法院认为，毕研泽在华安公司为自有轿车投保交强险，孙万龙驾驶该轿车发生事故后，华安公司在交强险承保限额内进行了赔偿。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一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垫付抢救费用，并有权向致害人追偿：（一）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或者醉酒的；……”，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保险公司在赔偿范围内向侵权人主张追偿权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就该赔偿金额，华安公司对孙万龙、毕研泽享有追偿权。毕研泽辩称其并非实际驾驶人，不应担责，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未予采信。华安公司在诉讼时效内找孙兆伦谈话，并不形成华安公司要求孙万龙、毕研泽偿还保险赔偿金的民事行为，不能引起涉案追偿权诉讼时效的中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三款“追偿权的诉讼时效期间自保险公司实际赔偿之日起计算”，因孙万龙、毕研泽主张华安公司的起诉已超过三年的诉讼时效，且华安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诉讼时效的中断，因此其要求孙万龙、毕研泽偿还垫付的赔偿金及利息，一审法院未予以支持。孙万龙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拒不到庭应诉，不影响依法审理、公正裁决。综上，华安公司享有对孙万龙、毕研泽的追偿权，但该权利的主张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华安公司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驳回华安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722元，减半收取计1361元，由华安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华安公司提交快递单、快递信息查询页、催款函各一份，证明华安公司曾于2019年8月14日向孙万龙邮寄催款函。孙万龙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1.该证据的形成时间是2019年8月14日，说明华安公司在一审期间已经掌握该项证据，其在一审中没有提交不符合法律规定，不能再作为二审的新证据予以使用。2.该证据上没有孙万龙及家属签字确认，对真实性无法认定。3.该证据为华安公司2019年8月14日邮寄送达，其中的邮寄件是否为证据中的催款函，孙万龙亦无法确认。毕研泽质证意见同孙万龙的意见。本院认为该快递面单有单号条形码、投递实时状态截图，故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该快递面单虽收件人处为孙万龙，但没有具体的收件人联系电话，签收人处空白，投递记录上也显示非本人签收，综合本案，无法证明催收的意思表示到达孙万龙，不能产生催收的效果，故对该证据关联性不予认可。孙万龙提交禹城市黎济寨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一份，用以证明孙万龙成年后在禹城市开修理门市，并长期在门市居住。华安公司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毕研泽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没有异议。本院认为村民委员会作为基层自治组织对本村集体成员的工作、生活情况较为熟悉，出具的证明加盖有村委会公章、负责人签名，书证形式完备，故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内容予以认可。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对一审庭审后一审法院对孙万龙所做的询问笔录进行补充质证。华安公司对该询问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主张孙兆伦未向孙万龙告知华安公司家访事项，系孙兆伦与孙万龙之间沟通交流产生差错，华安公司已经行使权利，产生了时效中断的效果。关于孙万龙主张其释放后，未听说华安公司追偿事宜，华安公司向本院提交的证据可以显示华安公司已经行使该项权利。孙万龙认为法院为查清案件事实有进行调查的权利，并且孙万龙为表达自己的意见有向法庭陈述的权利。这份调查笔录是孙万龙为阐述自己的意见而向法院表达的一份记录，并未违反法律规定。毕研泽认为，在（2020）鲁14民终930号判决中，也存在法院依职权询问的情况。本院认为，经质证，双方均认可该询问笔录的真实性，同时通过补充质证修正了其程序上的瑕疵，综合本案其他证据，对该询问笔录本院予以采信。因一审法院对孙兆伦的询问笔录中孙兆伦认可华安公司曾去孙兆伦处家访，对该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不再组织双方对孙兆伦的询问笔录另行质证。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华安公司行使追偿权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以及是否存在时效中断而重新起算的情形。诉讼时效期间是权利人请求法院保护其权利的法定期限，可因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要求、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等情形而中断。债权请求权具有相对性，为实现催收的效果，权利人积极行使权利的意思表示应到达债务人本人。本案中，华安公司追偿权诉讼时效自实际赔偿之日起算，即自2016年12月14日起算，截止华安公司一审起诉之日2020年2月14日，已逾3年诉讼时效。孙万龙服刑期间有固定的监所，连带赔偿责任人毕研泽也有固定的地址联系方式，华安公司虽主张其在诉讼时效期间内前往孙万龙户籍所在地进行家访、向孙万龙邮寄催收函，提出了履行要求，可因此中断诉讼时效，但结合行使权利的实际效果来看，孙万龙有证据证明其成年后未与其原抚养人共同生活。孙兆伦或高桂珍并非孙万龙同住成年家属，华安公司未充分证明催收的意思表示已到达孙万龙本人，也未有证据证明已向连带责任人毕研泽主张权利，故对于华安公司主张的在诉讼时效期间内已提出履行要求而使诉讼时效中断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华安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程序略有瑕疵，但不影响双方权利义务的认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第一百九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721元，由上诉人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德州中心支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郑卫华审判员  高红梅审判员  宋珊珊二〇二〇年六月四日法官助理张婉芬书记员庄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