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23民终69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楚雄宏运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文斌，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忠宝，云南天外天（楚雄）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凤，云南天外天（楚雄）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家富，男，1965年2月4日生，汉族，云南省楚雄市人，初中文化，务农（未到庭）。委托诉讼代理人：艾可生，云南义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楚雄宏运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宏运公司）与被上诉人王家富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楚雄市人民法院（2020）云2301民初5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宏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忠宝、李凤，被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艾可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宏运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云南省楚雄市人民法院（2020）云2301民初536号民事判决；2.改判宏运公司不承担还款责任；3.一、二审诉讼费由王家富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并非民间借贷关系，而系合作经营关系。被上诉人原系出租车营运人，2007年8月，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的股东楚雄州汽车运输公司签订了《出租车辆经营协议》，约定被上诉人承租经营楚雄州汽车运输公司的一辆捷达出租汽车进行出租车客运，后双方以挂靠经营关系维持，直至2015年3月经营期限届满。在经营过程中，为促使楚雄市出租车行业健康发展，楚雄市政府于2015年2月下发《关于印发2015年出租汽车运力投放实施方案的通知》（楚市政办通[2015]11号），决定成立楚雄宏运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明确要求出租车新一轮经营期内执行公车公营、统一购车、两权归企、按月支付承包费的原则。在该文件颁布后，被上诉人和其他出租车营运人对新一轮出租汽车营运方案极为不满，遂多次聚集，集中至政府相关部门上访，要求按照以前的挂靠经营模式继续经营出租汽车。为妥善解决好被上诉人等人的信访请求，维护社会稳定，迫于政府相关部门压力，上诉人的股东楚雄州汽车运输公司便与被上诉人等90人于2015年4月21日签订《协议》，协议约定“一、甲方（楚雄州汽车运输公司）同意乙方（被上诉人）参与甲方的其他产业及项目融资，具体融资金额与新公司落户的营运成本发票为准，收益与新公司签订的承包经营月承包费为准，按照月收入甲方为40%，乙方为60%的比例分配。二、乙方承诺并保证不参与上访、请愿等违法行为，确保社会稳定……等四条”。2015年5月，上诉人作为法人成立后，双方达成口头合作协议，约定被上诉人一次性向上诉人出资120000元用于购买出租汽车，然后由上诉人统一经营管理，上诉人按原协议约定收取收益的40%，被上诉人收取收益的60%。但为规避政策规定，双方以《借款合同》形式进行签约。故双方虽签订了《借款合同》，但“借款”并非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上诉人并没有借款的意思表示及目的，之所以签订《借款合同》，实际是为了维持被上诉人与上诉人股东之间原有的合作经营关系。民间借贷的产生，必须基于上诉人有借款的合意，但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并没有借款合意，而是合作经营关系。被上诉人收取的利润分配，也是按照原《协议》约定履行的，合同约定的“利息”实际上是按一辆出租车每月承包费4600元的60%计算得出，由此可见，借款合同只是一种形式，并不成立，双方之间的关系不应认定为民间借贷关系。二、上诉人严格按照双方之间的合作经营协议约定履行义务，并未违约。首先，从2015年7月起至双方发生争议前，上诉人均按照双方的合作经营协议约定，以承包经营费的60%向被上诉人分配收益，并未违约；其次，上诉人三次降低承包经营费，是根据经营成本、运价变化等因素及时调整承包费标准作出，并非违约行为。根据《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2014年9月30日交通运输部发布，2016年修正）第三十四条规定：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者应当合理确定承包、管理费用，不得向驾驶员转嫁投资和经营风险。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者应当根据经营成本、运价变化等因素及时调整承包费标准或者定额任务等。上诉人在经营过程中依据该文件作出调整，符合法律法规及政策要求，也是经营过程中经营策略的调整，并不是上诉人违约，之所以引发本案纠纷，是因为传统出租车业务受到网约车的冲击，市场经营逐步下滑，出租车驾驶员罢运，导致承包经营收入降低。尤其是2019年7月以后，无驾驶员继续签约，导致被上诉人及其他人出资的上诉人名下的90台出租车中有55台停运，受此影响后，使得被上诉人的收益减少，相对应的出资人的收益分配也减少，被上诉人依据民间借贷起诉主张权益，实际上是解除双方之间的合作经营关系，是被上诉人违约；再次，被上诉人不仅违约，还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合作经营的关系，双方已经共享利益，那么风险也应当共同承担。截止2020年2月底，上诉人已向被上诉人分配收益共计126054.47元。但在这样享受利益的情况下，被上诉人是见利则进、见损则退。而上诉人在经济下行压力大、出租车市场艰难无比的情况下，依旧在苦心经营、抵御风险，既为楚雄人民出行提供方便，也为90名出资人谋取最大利益，被上诉人出尔反尔，明显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明显违反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经营方针；虽然被上诉人违约、违反诚信，但上诉人在一审时提出，今后上诉人也会一如既往的严格按照约定履行义务，至今也未改变。上诉人一直坚持合同原则，履行双方之间的合同义务，并未违约。三、一审法院未依法查明该案基础法律关系事实，违反民事诉讼的“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被上诉人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上诉人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本案所涉法律关系应追根溯源，不能简单的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未履行民间借贷关系认定，而忽略双方之间的投资关系。一审法院认定案件事实过程中，并未依法查明案件事实，导致认定案件事实错误，恳请二审依法查明案件事实后予以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综上，一审法院仅看到了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并没有审查签订《借款合同》的背景和双方之间基础的法律关系，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导致适用法律错误，进而做出错误的判决。现上诉人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特依法提起上诉，请求二审人民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王家富辩称，一、上诉人捏造、歪曲事实。本案系单纯的民间借贷纠纷，并非上诉人所主张的投资经营合作纠纷。二、上诉人在一、二审中提交了虚假的证据，建议法庭依法作出处理。三、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王家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宏运公司归还王家富从2016年11月1日到2020年2月28日的借款本息25745.53元；2.从2020年3月1日起，每月15日前归还王家富借款本息2760元，直到2023年7月30日止；3.案件受理费由宏运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7月15日，王家富（乙方）与宏运公司（甲方）签订《借款合同》，合同约定：“一、乙方自愿借款120000元给甲方；二、借款期限96个月，时间从2015年8月1日至2023年7月30日止，本息还完，合同终止；三、甲方每月连本带息2760元于上车当月的15日前通过银行转入乙方账户……五、如合同期内因发生不可抗力的因素和政策性的变化和调整，导致合同不能按期履行的，甲方退还乙方剩余的本金，不再支付利息；六、如因市场变化或特殊情况，双方另行协商解决”。合同签订后，王家富于同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宏运公司借款120000元。自2015年8月至2016年10月，宏运公司每月支付王家富借款本息2760元；自2016年11月至2017年12月，宏运公司每月支付王家富借款本息2520元；自2018年1月至2019年6月，宏运公司每月支付王家富借款本息2436元。自2019年7月起至2020年2月28日，宏运公司累计欠下王家富借款本息25745.53元。一审法院认为：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本案中，王家富提交的证据能够证实宏运公司向其借款120000元，宏运公司按合同约定每月支付借款本息至2019年6月的事实，且王家富与宏运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借贷关系成立。债务应当清偿，宏运公司应当按合同约定支付截止2020年2月28日尚欠王家富的借款本息25745.53元。王家富要求宏运公司归还2020年3月以后借款本息的诉讼请求，因为此款项尚未实际产生，故在本案中不予处理。对于宏运公司关于双方系投资经营关系的辩解，因借款合同第五、六条已明确约定变更或解除合同的情形，其并未提出异议，且未提交相应证据加以证实，故不予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之规定，判决：一、由宏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王家富截至2020年2月28日的借款本金及利息25745.53元；二、驳回王家富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7元（已减半收取），由宏运公司承担。二审中，上诉人宏运公司提交以下新证据：第一组证据：1、解除合同协议书；2、红塔村镇银行业务凭证；3、收条。欲以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实际上是合作经营的关系，并非借贷关系；有部分投资人已与上诉人解除合同，上诉人已向这部分人支付20000元款项的事实。第二组证据：1、记账凭证；2、宏运公司驾驶员出资名册；3、楚雄兴彝村镇银行现金进账单。欲以证明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交付的120000元系出资款而非借款。第三组证据：1、出租车承租经营合同；2、出租车承租经营合同补充协议；3、楚雄兴彝村镇银行现金进账单；4、对公存款账户明细对账单。欲以证明2015年8月至2016年10月每辆出租车的承租费是每月4600元，2016年11月1日起调整为每月4200元，2019年7月1日起调整为每月3200元，2020年1月1日起调整为每月2800元，上诉人已严格按照收入比例向被上诉人分配收益。经质证，被上诉人王家富对上诉人提交的楚雄兴彝村镇银行现金进账单真实性无异议，对其余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对上诉人针对其提交的三组证据主张的证明内容均不认可。本院认为，上诉人宏运公司二审中提交的三组证据中，仅宏运公司驾驶员出资名册及楚雄兴彝村镇银行现金进账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能够证明王家富实际向宏运公司转账支付120000元的客观事实，对该二份证据予以采信；其余证据与本案均无关联性，依法不予采信。被上诉人王家富提交新证据：证据一：两份通话截屏图片，欲以证明宏运公司曾电话通知被上诉人2019年7月8日到宏运公司开会，宏运公司在一审中伪造了2019年9月13日开会的虚假证据。证据二：委托维修派工单，欲以证明宏运公司对租赁车辆的驾驶员进行垄断性服务和捆绑收费、滥收费，导致本案的出租车驾驶员无法经营。经质证，上诉人宏运公司对该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但对证明内容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被上诉人王家富提交的二组新证据证明内容与本案的判处结果不具有关联性，依法不予采信。二审认定的法律事实与一审一致。归纳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焦点为：宏运公司是否应支付王家富借款本金及利息25745.53元。本院认为，本案中，王家富主张其与宏运公司之间系借贷关系，宏运公司拖欠其借款本息25745.53元。宏运公司则抗辩主张根据双方签订的《楚雄州汽车运输公司出租车辆经营协议》，双方系投资经营关系，为规避政策规定，双方以《借款合同》形式合作，双方虽签订了《借款合同》，但“借款”并非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上诉人并没有借款的意思表示及目的，《借款合同》实际是为了维持被上诉人与上诉人股东之间原有的合作经营关系，双方系投资经营合作关系，并无实际的借款事实。本院认为，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的股东楚雄州汽车运输公司签订的《楚雄州汽车运输公司出租车辆经营协议》系2007年8月28日签订，约定的履行期限为2007年3月26日起至2015年3月，后又于2015年4月续签了一份《协议》，该协议未约定履行期限。该两份协议的相对方为王家富及楚雄州汽车运输公司；而王家富据以主张权利的系2015年7月15日宏运公司与王家富签订的《借款合同》，该合同明确约定借款期限为2015年8月1日至2023年7月30日，合同相对方为王家富及宏运公司，并非王家富及楚雄州汽车运输公司。《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第二百零五条规定：“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利息。”王家富提交的《借款合同》及转款凭证能够证实宏运公司实际向王家富借款120000元的事实，故宏运公司依法应按《借款合同》的约定按月支付王家富借款本息2760元，至2020年2月28日宏运公司共欠王家富本息25745.53元，宏运公司依法应履行归还的义务。上诉人宏运公司主张双方系投资经营合作关系，但根据查明的事实，宏运公司并未实际向王家富交付过营运车辆，无合作经营之实，且二审庭审中宏运公司已明确认可针对未实际经营车辆的驾驶员，宏运公司按《借款合同》每月支付其2760元；针对于已实际经营车辆的驾驶员，宏运公司按《借款合同》每月支付2760元，经营车辆的驾驶员则按其与宏运公司签订的《出租汽车承租经营合同》缴纳约定的承包费。本案王家富并未实际经营营运车辆，故对上诉人宏运公司以双方系投资经营合作关系为由而拒绝履行《借款合同》的抗辩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宏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予以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44元，由上诉人楚雄宏运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承担（已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判决送达双方当事人后即发生法律效力。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规定履行期限届满后法律规定的二年期限内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审判长  纪艳茜审判员  杨培松审判员  李晓黎二〇二〇年六月一日书记员  王 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