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5民终197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苏州工业园区同盛金属有限公司，住所地苏州工业园区唯亭科技园西区。法定代表人：连景明，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丁益鸣，江苏正华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灵钧，江苏正华正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家祥，男，1962年5月23日出生，汉族，住苏州。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梦醉，江苏政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钰，江苏政纬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连家玥，女，1981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住苏州。委托诉讼代理人：丁益鸣，江苏正华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李明哲，男，1982年7月31日出生，汉族，住苏州。上诉人苏州工业园区同盛金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盛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家祥、连家玥、李明哲公司解散纠纷一案，不服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2018)苏0591民初121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同盛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王家祥的全部诉讼请求；2.上诉费用由王家祥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存在严重疏漏。一审法院曾于2017年6月28作出（2016）苏0591民初3334号民事判决，驳回王家祥解除同盛公司的诉请，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维持该判决。一审法院在本案审理时明确，前述案件中提交的证据和答辩意见无需重复提出，一审法院会依法查明。但一审法院对本案作出判决时引用的查明事实部分存在明显疏漏。1.（2016）苏0591民初3334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该份股东会纪要明确，同盛公司在完成上述财务问题的处理后，同盛公司本就应该按照股东会意见进入纯租赁模式。2.同盛公司现在正是按照当时三位股东的一致意愿，将同盛公司以纯租赁的模式进行运作，即便运作模式与营业执照登记范围不一致，但租赁经营也属于企业正常的运作形式且经股东一致同意。但一审法院作出本案判决时并未提及上述股东会会议纪要，且以同盛公司无经营范围内的经营活动作为认定解散的依据，显然属于遗漏重要事实。二、一审判决同盛公司解散理由错误。1.同盛公司自2004年8月20日引入王家祥（新股东）、李文义（新股东）与连家玥（老股东）组成股东会后，直至2015年7月26日王家祥被免除法定代表人期间，也仅召开过两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即同盛公司本就没有定期召开股东会的惯例，一审法院以同盛公司连续两年以上未召开董事会认定股东会机制失灵，明显失当。自2015年7月26日后，从未有同盛公司股东、董事或者监事提出要求召开董事会的提议。况且，同盛公司能够继续按照201年6月28日三方股东达成的股东会会议纪要继续有效运作。故不存在股东会运行机制失灵的情况。2.2015年9月30日，连景明变更为同盛公司法定代表人后，股东王家祥多次向人民法院提起各种形式的诉讼。2015年7月26日的股东会后，王家祥作为原同盛公司法定代表人和执行董事并未向现任法定代表人及执行董事连景明移交印章和财务账册（同盛公司经过诉讼也只获得了极小部分的财务账册），该行为给同盛公司的后续经营造成了重大影响。一审法院仅以王家祥一方提起较多诉讼为由认定有限公司人合性发生重大危机并作为解散公司的依据，显属不当。综上，同盛公司的股东会机制并未失灵，且持续经营的方式获得了股东会一致同意，股东之间的矛盾正在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不存在不可调和的情形。王家祥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关于同盛公司提及的会议纪要，本案之前的多个案件庭审中，同盛公司及其代理人对于会议纪要明确持否定态度，在其他所有案件中均不认可该份会议纪要。而本案中，同盛公司认为该份会议纪要似乎对其有利，故认为会议纪要有效并且各方进行了履行，该行为违反了禁止反言的原则。二、关于租赁，本案当中并不存在三方股东共同确认的将同盛公司的厂房用于出租的法律关系。本案当中所谓的租赁，根据一审法院在另案中查明的事实以及同盛公司在另案中所披露的证据，可以认定本案所谓的租赁是同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擅自将厂房土地租给了法定代表人与其女儿也就是另一个股东连家玥共同成立的一家第三方公司，该出租行为并没有征得其他股东同意，也没有征得股东会、董事会的同意。更为恶劣的是，在同盛公司在另案所披露的租金支付的协议里可以看出，同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连景明擅自将厂房土地出租给自己所控制的公司，同时又代表同盛公司向其支付了84万元的工资，又将该工资在财务上面作为承租公司与同盛公司进行租金结算的抵扣款，该行为明显侵犯了公司利益。三、同盛公司主张的关于双方所发生的案件均为王家祥一方起诉的观点，明显错误，在双方将长达四五年的矛盾爆发期间，同盛公司也多次起诉王家祥，例如（2016）苏0591民初4870号案件，（2017）苏05民终10392号案件，故实际情况是双方互有起诉。四、关于股东会召开的问题，何时召开股东会或多少年的时间之内召开几次股东会，并不是判断公司解散的一个量化标准。2015年7月股东之间矛盾爆发，公司停业、工人遣散至今，同盛公司未召开过任何股东会，各方均没有以召开股东会解决矛盾的意愿，一审法院确认同盛公司自2015年开始没有再召开股东会，就是判断股东之间矛盾长期无法调和的一个标准。连家玥辩称，不同意解散同盛公司。1.一审法院依据事实发生变化为由，没有采纳连家玥认为王家祥的起诉属于重复起诉的意见，存在明显错误。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曾于2018年7月16日做出二审判决(2017)苏05民终10392号，判决驳回王家祥要求解散同盛公司的上诉请求。判决书明确，“公司尚不存在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的情形。从同盛公司股东持股比例来看，连家玥、李明哲、王家祥分别持股33%、30%、37%，对于公司章程规定的大部分事项，也不当然存在股东表决时无法达到法定或公司章程规定的比例并导致不能形成股东会决议的情形。”就在同年相隔不到2个月的时间，也就是2018年9月9日(本案一审案件起诉书落款时间)，王家祥再次以相同的理由提起诉讼。那么，仅仅间隔2个月的时间，同盛公司不可能发生实质性的变化。2.关于一审判决认定“同盛公司两年内没有召开股东会，同盛公司和连家玥没有促成股东会的召开”，并以此为由认定股东会运行机制失灵，属于认定错误。同盛公司股东会不是无法召开，而是没有召开，同时还是没有必要召开。且不论同盛公司是否有定期召开股东会的惯例，单就(2017)苏05民终10392号民事判决做出后不到2个月，王家祥又以相同的理由提起解散公司的诉讼，连家玥认为公司所有股东的意见可以通过本案一审的审理向法院进行充分的表述和沟通，一审法院也曾经组织过各方股东以股权转让的方式来进行调解，因此根本没有必要召开股东会。一审法院机械僵硬地按照股东会的召开与否来判断公司股东机制是否失灵，明显不当。3.关于一审法院以同盛公司无经营范围内的经营活动为由认定公司继续存续会使公司利益受损，更是由于一审法院审查事实不明，对关键事实和证据没有进行核查，进而形成错误的认定。(2017)苏05民终10392号判决书认定，2015年6月28日,同盛公司全部股东达成“同盛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会议纪要”，就2008年7月1日起至2015年6月30日王家祥经营公司期间的经营成果归属、财务盈余或不足的处理、生产设备办公设备归属、土地房产税费负担以及同盛公司今后经营模式问题形成意见。根据该份会议纪要，同盛公司今后的经营模式为“纯资产租赁模式”，目前，同盛公司也正是遵照这份股东会纪要的精神在运转，将相关厂房出租给第三方。连家玥认为，即便同盛公司现在没有按照公司营业执照的范围经营，但是同盛公司经全部股东确认的股东会会议纪要，以对外租赁作为持续经营的状态也符合《公司法》的规定。关于一审法院认定，公司股东存在多起纠纷，无法调和，无法通过其他途径解决公司僵局，更是认定不当。截至本案二审开庭前，同盛公司只有一起向王家祥提起的诉讼，诉请为要求王家祥返还同盛公司自2004年成立之日起至2015年9月30日的全部财务账册，但是王家祥在该案中只确认有83册财务凭证在其处，一审法院即判决其归还83册财务凭证。其他案件均由王家祥作为原告。连家玥认为，正是由于王家祥不按股东会会议纪要精神，在没有履行结算义务的情况下就将设备和财务账册带走，才是形成同盛公司目前经营被动的原因。而且，不能因为股东之间有诉讼就认定矛盾无法调和，况且这些矛盾正在法院的审理过程中。毕竟，同盛公司现在也还能以出租的方式维持公司经营。李明哲二审未作辩称。王家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同盛公司强制解散；2.判令诉讼费用由同盛公司承担。一审认定事实：苏州工业园区联盛模具塑胶有限公司于2004年1月4日经工商登记核准设立。2009年4月21日，苏州工业园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公司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确认苏州工业园区联盛模具塑胶有限公司经核准名称变更为同盛公司。2018年8月29日工商登记档案查询显示：同盛公司法定代表人连景明；经营范围：加工、销售：金属件、冲压件、注塑件及农机、园林机械零部件；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元，股东连家玥认缴额165万元，持股比例为33%，股东李明哲认缴额150万元，持股比例为30%，股东王家祥认缴额185万元，持股比例37%；2015年9月3日，公司法定代表人由王家祥变更为连景明。因股东发生纠纷，一审法院于2016年4月20日立案受理了王家祥与同盛公司、第三人连家玥、李明哲公司解散纠纷一案，一审法院于2017年6月28日作出（2016）苏0591民初333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王家祥的诉讼请求。该判决中查明，同盛公司章程规定：股东会会议分为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并应当于会议召开十五日以前通知全体股东；公司设执行董事一名，执行董事任期三年；股东会会议由执行董事主持，股东会会议对所议事项作出决议，决议应由代表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表决通过，但股东会对本章程第十三条第八项（对公司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第十项（对公司合并、分立、变更公司形式，解散和清算等事项作出决议）、第十一项（修改公司章程）规定事项所作出的决定，应由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表决通过。因王家祥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7月16日作出（2017）苏05民终838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另查明，一审法院于2017年7月27日作出（2016）苏0591民初487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王家祥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同盛公司会计原始凭证83册（包括：2004年度5册、2005-2008年度各12册、2009年度11册、2010年度5册、2011年度7册、2012年度1册、2015年度6册）；二、王家祥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同盛公司由王家祥于2015年7月申请刻制并于公安机关备案的同盛公司名称公章一枚；三、驳回同盛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王家祥不服该判决，上诉至本院，本院于2018年7月17日作出（2017）苏05民终1039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后同盛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一审再查明，王家祥起诉同盛公司或股东连家玥等多起案件，均在一审法院审理中，包括损害公司利益纠纷、股东知情权纠纷等。一审中，王家祥、同盛公司及第三人连家玥均确认同盛公司于2015年7月26日后未再召开股东会，在公司经营范围内无经营活动，且无法通过减资、转让股权等方式实现和平退出。但同盛公司及第三人连家玥认为同盛公司在2015年7月26日后将厂房出租给他人使用，亦有收入。一审法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王家祥作为持有同盛公司37%股份的股东，符合提起公司解散之诉的主体资格条件。法律规定，在现有股权结构下，如果公司无法被有效治理，公司正常运行长时间陷入停滞和瘫痪状态，而通过其他途径无法破除时，法律赋予持有一定股权比例的股东起诉要求解散公司的权利。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同盛公司是否存在公司解散的法定事由。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的规定，判断公司的经营管理是否出现严重困难，应当从公司的股东会、董事会或执行董事及监事会或监事的运行现状进行综合分析。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侧重点在于公司管理方面存在严重内部障碍，如股东机制失灵、无法就公司的经营管理进行决策等。本案中，王家祥、同盛公司及第三人连家玥均确认至今已持续两年以上未召开股东会，同盛公司无经营范围内的经营活动，且公司股东存在多起纠纷，无法调和，无法通过其他途径解决同盛公司的僵局现状。关于同盛公司及第三人连家玥抗辩称本案属于重复起诉，一审法院认为，因事实发生变化，本案王家祥起诉依据的事实和理由与前案不同，不属于重复起诉，对同盛公司及第三人连家玥该项抗辩，一审法院碍难采纳。关于同盛公司及第三人连家玥抗辩称同盛公司并非无法召开股东会，一审法院认为，王家祥、同盛公司及第三人连家玥均确认同盛公司事实上已经超过两年未召开股东会，且无法通过减资、转让股权等方式实现和平退出，同盛公司虽抗辩可以召开股东会但事实上并未促成股东会的召开，故对同盛公司的该项抗辩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鉴于同盛公司股东王家祥与连家玥之间存在重大分歧，有限公司人合性发生重大危机，股东会运行机制失灵，如同盛公司继续存续，会使公司利益受损，进而使股东利益受损，违背股东设立及维持公司的初衷，综上所述，同盛公司现状已符合法律规定的解散事由，故王家祥提出解散同盛公司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解散同盛公司。案件受理费4680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51800元，由同盛公司负担。二审中，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同盛公司提交证据：证据一、同盛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会议纪要一份，证明自2015年6月28日后同盛公司进入纯租赁模式是各方股东的一致意思表示，一审法院以同盛公司无经营范围内的经营活动作为解散依据之一，与事实不符。证据二、同盛公司股东会决议两份，证明同盛公司自成立之日起至2015年7月，一共召开过两次股东会，按照股东会召开频率判定公司股东会是否陷入僵局，并不客观。王稼祥质证意见：对两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同盛公司已于另案中出示过证据一且其均否认该证据的效力。对于证据二，同盛公司在多少年间召开过多少次股东会并非法院判定解散公司的标准。案涉股东矛盾于2015年7月爆发后，同盛公司至今未召开股东会，股东之间矛盾长期不能调和且公司陷入经营困境才是公司解散的判断标准。连家玥质证意见：对两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关于证据一，同盛公司当时所有股东签字的股东会会议纪要，明确同盛公司今后的经营模式以租赁方式持续，是各方经过多轮谈判达成的一致意见。本案一审法院在一审判决中，多次强调开股东会以避免股东会机制失灵的重要性，但是居然连公司最后一次好不容易达成的股东会意见不予审查，的确属于遗漏重大事实。关于证据二，同盛公司自2004年成立以来至2015年6月28日，一共也就这么两份股东会决议。且这两份决议还是为了完成当年法人代表的更换以及股份比例的重新安排，可见同盛公司根本没有定期召开股东会会议的惯例。本院认证意见：因王家祥、连家玥对上述两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两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两份证据的证明力，本院将综合全案进行认定。王家祥提交证据：庭审笔录三份，分别是2016苏0591民初4870号案件，2017苏05民终8387号案件以及该案的第二次法庭调查的庭审笔录。证明同盛公司于另案庭审中对其所提交的证据一的效力均作出了否定性陈述。在三次庭审过程中，同盛公司对于会议纪要的效力均不认可，并表示没有形成决议，没有履行，没有形成定论，对各方均不具有约束力。同盛公司同时认为证据一只是一个方案，不是一个最终决定，没有形成最终解决的方案。同盛公司质证意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正如第三人连家玥在之前的质证意见所述，会议纪要是否有效合法，它的关键不在于同盛公司对于这份证据认定的态度，而在于同盛公司的三位股东对这份证据效力的态度。这份会议纪要已经过三位股东及其代理人签字确认，应认定合法有效。王家祥在之前的案件当中正是以这份会议纪要作为他拒不归还公司机器设备的一个理由，也就是说王家祥在对这份会议纪要的有效性的态度方面，他认为起码是部分有效的。连家玥质证意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关于会议纪要的效力，连家玥认为会议纪要是由同盛公司的三位股东协商一致后签字确认的，因此该纪要自三方签字之日起即应发生法律效力。如要否定该份纪要的效力，那就必须由三方股东共同否决方可。既然只有股东才有权对这份纪要的效力进行变更，且任何一方股东均无权单方面背弃该份会议纪要，同盛公司没有资格对这份纪要的效力进行评判。本院认证意见：因同盛公司、连家玥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该证据的证明力，本院将综合全案进行认定。连家玥提交证据：2015年的7月13日，由王家祥的配偶高昀发送给连家玥以及李明哲的父亲李文义的电子邮件，发送的时间是2015年7月13日晚10时27分，该邮件是为了解决2015年6月28日股东会会议纪要当中第一大点的第五小点。2008年连家玥作为法定代表人将同盛公司交托给王家祥经营的时候，由王家祥这一方负责做财务做平。高昀发这份邮件表明其难以完成该目的。王家祥质证意见：对该证据的形式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该份邮件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它是双方在2015年7月底矛盾爆发前，各方最后一次为了试图挽救公司所做出的一个协商的过程，这只是过程中的邮件之一，而在这个过程中，三方股东之间是相互通邮件的，但是最终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同盛公司质证意见：对邮件的真实性与证明目的予以认可。本院认证意见：因王家祥、同盛公司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本院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的证明力，本院将综合全案进行分析。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二审另查明，自2015年7月之后，同盛公司与王家祥之间共发生10件诉讼案件，其中一审案件8件，二审案件2件。案由包含公司解散纠纷，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股东知情权纠纷，与公司有关的纠纷等。（2016)苏0591民初4870号案件中，同盛公司为原告，其余7件案件的原告系王家祥。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王家祥诉请解散同盛公司的依据是否充分。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王家祥系持有同盛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其具备提起解散公司之诉的主体资格。从公司的经营状况来看，同盛公司主张三方股东于2015年6月28日已通过股东会纪要确定公司此后的经营模式为纯租赁形式，故同盛尚处于正常经营状态。另案中，同盛公司明确主张该会议纪要并非最终决定方案且未履行，且该纪要的相关内容亦引发了双方之间关于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等诉讼。结合双方一致认可同盛公司已无经营范围内的其他经营活动的情况，同盛公司以该纪要关于纯租赁模式的约定主张公司尚处于正常经营状态，依据不足。从公司的治理机制来看，双方一致确认同盛公司自2015年7月后未召开过股东会，而自该时点后，双方之间相继产生了10起诉讼，同盛公司亦以原告身份提起过诉讼。同盛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在公司理论上能够形成有效决议的情况下，2015年7月后，股东之间存在试图通过启动决议机制或其他有效途径化解纠纷的行为，相反，王家祥与同盛公司之间自该时间后产生的诉讼案件已多达10件。故同盛公司以公司成立后股东会的召开频率表明公司无定期召开股东会的惯例，进而主张公司决议机制未失灵，依据不足。因此，一审法院综合全案及另案情况，认定同盛公司人合性发生重大危机，股东会运行机制失灵，同盛公司继续存续会使公司及股东利益受损，进而判决同盛公司解散，并无不当。综上，同盛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6800元，由苏州工业园区同盛金属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 诚审 判 员  唐 蕾审 判 员  浦智华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  蒋 超书 记 员  郭聪敏法律文书履行提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具有国家权威性和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应当依法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否则人民法院将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将面临以下执行风险：一、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名下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执行措施，并有权对被执行人及其住所、经营场所进行搜查。二、被执行人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执行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三、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四、被执行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或者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五、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财产的，人民法院有权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及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六、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座以上舱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费经营必须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七、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或者通过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抗拒执行，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法院公告栏、电子显示屏、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向社会公布，并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向征信机构通报，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八、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或者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