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1民终96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邓金豹，男，1964年1月19日生，汉族，住南京市浦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宁，江苏焯燃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虞兴东，江苏焯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许高明，男，1969年10月31日生，汉族，住南京市浦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丽，江苏君泊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邓金豹因与被上诉人许高明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2018）苏0111民初56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邓金豹上诉请求：一、撤销（2018)苏0111民初5663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二、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用由许高明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案涉房屋系买卖关系并无充分证据。第一，许高明开具的收款人为案涉房屋建设单位的155000元的本票系许高丽向许高明借款支付案涉房屋房款，并指示许高明直接支付给建设单位，上述款项并非许高明支付给邓金豹的房款。案涉房屋系2011年邓金豹原有房屋拆迁安置所得，2003年起邓金豹长期在北京，当时拆迁、安置相关手续均由许高丽所办，因原房屋拆迁补偿款共计80多万，足以支付包括案涉房屋在内的3套房屋的房款，邓金豹未再过问购房事宜。直到2016年邓金豹回宁，许高丽才告知当时因大部分款项在股市及理财中无法取出，案涉房屋的房款为向许高明所借，此后多次要求还款时，许高明表示不急先放一放。所以该15.5万元的本票系许高丽向许高明的借款。即便邓金豹无证据证明许高丽与许高明就15.5万元形成借贷关系，许高明也不能仅凭一张15.5万元的本票，被认定为向邓金豹缴纳案涉房屋的房款，从而与邓金豹就案涉房屋的形成买卖关系。第二，一审法院认定许高丽名下位于汤泉的90平方米安置房屋为补充案涉房屋房款无证据证明。许高明陈述，案涉房屋购房款分三部分，一部分为155000元，一部分系另行向安置公司缴纳的16万元许，一部分为2011年9月26日许高丽名下拆迁安置的位于汤泉的90平方米的安置房。第一部分的155000元邓金豹已陈述为借款不再赘述；第二部分许高明在一审时陈述另向安置公司缴纳的16万元许，并无证据证明其已完成支付，一审也对具体数额能未能查明；最后一部分款项，许高明认为是许高丽名下的汤泉90平方米安置房，一审中许高明提供了汤泉街道泉西社区居委会的证明以及房屋拆迁协议。邓金豹认为，许高丽是否因许高明赠与房屋而获得独自拆迁，以及该赠与房屋获得独自拆迁后所安置的汤泉90平方米的房屋与案涉房屋的房款存在因果关系，仅通过汤泉街道泉西社区居委会的证明，以及房屋拆迁协议，无法证实许高明与许高丽之间存在真实赠与关系。许高明代许高丽签订拆迁安置协议也无法证实，此后安置的房屋是用来补充案涉房屋的房款，其与许高丽是否系赠与，不是泉西社区居委会提供证明就可证实。许高明应当提供当时拆迁时与许高丽达成的文书证实，否则拆迁部门在没有赠与意思表示的证据前提下不可能与许高丽签订拆迁安置协议。泉西社区居委会无权就被上诉人与许高丽的赠与意思表示出具证明，而应当由许高丽明示。即便许高丽独立拆迁系许高明赠与房屋，但许高明也没法证实赠与房屋与案涉房款存在关联。一审认定许高丽获得的汤泉90平方米的房屋系补充案涉房屋的房款系一审法院主观推断。第三，许高明缴纳物业费、水电气等票据仅能证实许高明实际使用案涉房屋，不能认定实际占有。邓金豹陈述案涉房屋是借给许高明使用，因许高明的孩子在案涉房屋学区上学，故许高明在使用案涉房屋过程中，缴纳物业费以及水电气等费用，理应由许高明承担，而这也与邓金豹陈述该房屋为借用，以及邓金豹在一审法院起诉许高明迁出完全印证。第四，许高明持有案涉房屋权证、发票等原件无合理解释也未提供取得的合法来源，不能据此就推定案涉房屋系买卖关系。第五，案涉房屋系买卖还是借用，一审法院应查明所有事实需有充分证据方可认定，案涉房屋价值巨大，对邓金豹而言系重大利益，而一审审理过程中，无任何关于上诉人或许高丽与被上诉人就案涉房屋形成买卖关系的合意的直接证据。许高明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邓金豹在上诉理由中刻意割裂一审法院已经查明的证据链的形式，属于断章取义。邓金豹认为一审法庭中仅凭一张15.5万元的本票认定了买卖事宜，但是事实上本案一审许高明提供过房产证、契税发票、物业费、装修费等大量原始凭证，并前往公司调取了部分的付款凭证，甚至经历了笔迹鉴定、法院现场走访等多次调查，才取得了一审判决，一审判决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事实充分、事实清楚。2、邓金豹称该15.5万元系许高丽的个人借款行为，但邓金豹在一审中一直坚持认为案涉房屋系许高明向其借住才得以占有，在此期间邓金豹并从未提出关于借款的相关事宜，直至许高明前往开发公司调取相关付款凭证后，在本案上诉阶段邓金豹才改口称15.5万元系借款行为。邓金豹在一审过程中坚称房产证办理过户事宜并无许高明参与，系其一人办理，但又在上诉状中辩称均系其前妻许高丽办理，邓金豹是在2016年回宁时才被告知是借款。邓金豹的陈诉前后不一致。3、邓金豹认为买卖合同系要式合同，但无论是从法律规定还是从本案的实际来看，房屋买卖的要式性既无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也存在邓金豹与许高明原系姻亲关系的情况，故房屋买卖事宜并未签署正式房屋买卖合同，合情合理。许高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确认浦口区江浦街道新浦路126号盛景华庭北苑22幢1单元802室不动产（以下简称案涉房屋）归许高明所有，并由邓金豹协助许高明履行房屋过户手续；2.邓金豹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查明事实：2002年5月11日，案外人许高丽代表邓金豹（乙方）与江浦县征地拆迁办公室（甲方）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约定了“五、对符合按照条件的乙方需要安排宅基地的，甲方按规划给予安排宅基地······”，等等。随后邓金豹据此被安排了位于的宅基地，并建造了房屋。2009年2月16日，邓金豹（被拆迁人乙方）与浦口区江浦街道拆迁办公室（拆迁人甲方）就前述房屋被征迁签订了《征地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主要记载总计拆迁补偿款为852613.40元，后于2011年10月29日签订了《购房结算单（房产局）》和《购房结算单（民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各一份。《购房结算单（房产局）》主要记载，“选购房屋：1、11栋1单元301室99.17平方米。2、22栋1单元802室94.75平方米。合计193.92平方米。原房拆迁产权面积193.92平方米。产权内面积99.17㎡1580元/㎡。产权内面积94.75㎡1620元/㎡，等等”。《购房结算单（民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主要记载，“选购房屋：21栋3单元605室88.31平方米。原房拆迁产权面积32.82平方米，安置房超出产权面积55.49平方米。产权内面积32.82㎡1600元/㎡。超出产权面积30㎡以内30㎡1900元/㎡。超出产权面积30㎡以外25.49㎡6800元/㎡，等等”。2011年11月8日，许高明向南京宁浦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宁浦公司）缴纳155000元，该公司同日开具了付款方名称为邓金豹，选购房屋是11幢1单元301室安置房，面积99.17㎡、单价1580元/㎡、金额为79000元的发票两张。2012年11月7日，案涉房屋被接收，且《房屋验收交接表》业主及乙方（业主或委托的代理人）签字后均有手写的“邓金豹”。2012年11月7日，宁浦公司作为收款方开具了付款方名称为邓金豹，不动产项目名称为盛景华庭安置房22幢802室，金额为152410元的发票。2012年11月7日，许高明向案涉房屋此时的物业公司（南京辉燕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缴纳了2012年11月7号至2013年11月6号间的物业费、水电等公摊费、装修相关费用共计1845元。2014年4月3日，案涉房屋的产权人被登记为邓金豹，领取的产权证书记载，案涉房屋建筑面积94.08㎡。许高明持有案涉房屋的不动产产权证、土地使用权证、住房质量保证书、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契税减免税核定通知书、房屋登记费收据、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专用收据（业主使用）两张、房屋验收交接表的原件。2011年9月26日，许高明替案外人许高丽签名（被拆迁人乙方）与汤泉街道办事处（拆迁人甲方）签订了《征地房屋拆迁补偿协议》，记载拆迁补偿款合计132734元，预选安置房90㎡、储藏室1间计126800元，实付5934元，暂定汽车库壹间，等等。应邓金豹的申请，并由许高明提供了字迹和手印样本，2019年4月21日，由一审法院委托的南京师范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了《鉴定意见书》两份，鉴定意见主要是，署期为“2011年9月26日”的《征地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中乙方落款处“许高丽”签名字迹与字迹样本是同一人书写形成，以及该签名处的指印与样本右手食指指印是同一指捺印形成。邓金豹交纳鉴定费5920元。经南京市浦口区汤泉街道泉西社区居民委员会确认并加盖公章的《证明》的内容是：“兹有汤泉街道泉西社区苏坊组居民许高明于2011年9月26日拆迁时将自有房屋拆迁的90平方米房屋，由许高明承诺赠予妹妹许高丽。经拆迁部门同意以许高丽名义单独签订的拆迁协议。以上情况，特此证明！情况属实蒯文明2018.9.27。情况属实2018.9.27，加盖南京市浦口区汤泉街道泉西社区居民委员会公章”。2013年4月起，许高明对案涉房屋进行了整体装修，并陆续添置家具家电，遂后入住案涉房屋，缴纳了案涉房屋同时连续产生的水费和垃圾费、电费，以及自许高明的家人于2013年7月2日申请开通燃气后连续产生的燃气费，以上费用直至2018年4月一直由许高明缴纳。2013年9月14日，许高明为案涉房屋办理了乔迁酒宴，嘉宾礼簿上记载许高丽礼金贰万元（内收）。2015年12月9日，许高明以现金向南京市浦口区汤泉街道办事处缴纳97204.4元，此款中包含许高丽上述汤泉拆迁房屋的太阳能、储藏室、房屋补差款共计9785.6元。2017年11月13日，邓金豹与许高丽在南京市浦口区民政局登记协议离婚，《离婚协议书》中约定：“家庭财产：归女儿所有；房产：1.浦口区江浦街道新浦路122号同心佳园21幢605室。2.浦口区江浦街道新浦路126号盛景华庭北苑11幢301室。以上两套房归女儿所有；债权债务：无”，等等。另查明：1.2013年9月13日和2014年4月6日，邓金豹用于接收拆迁补偿款的银行账户被分别加盖了浦口区契税抵扣专用章，并记载该账户被分别抵扣了盛景华庭11幢301室房屋款155978元，以及盛景华庭22幢1单元802室房屋款152410元。2.2018年7月30日，南京市浦口区江浦街道办事处同心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了一份《证明》，主要记载邓金豹拆迁安置的案涉房屋面积为94.08㎡，属于拆迁安置平价房屋。3.2018年7月，邓金豹向物业管理公司为案涉房屋缴纳了2015年12月至2018年11月期间的物业费2450元，以及2016年、2017年和2018年的公摊费750元。4.2017年1月3日，邓金豹和许高丽的户籍均由汤泉镇泉西村苏坊组500-62号迁出。5.邓金豹与许高丽曾是夫妻，于2017年11月登记协议离婚，许高丽与许高明是亲兄妹。一审庭审中，许高明陈述，其是根据邓金豹和许高丽的指示直接向安置房公司缴纳房款，且邓金豹和许高丽告知其案涉房屋的房款是按照三种价格计算的（拆迁安置价、优惠价、市场价），根据指示其向南京宁浦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于2011年11月8日交纳房款155000元。一审庭审中，邓金豹陈述，许高丽与其结婚后一直在家照顾小孩，没有收入来源，其名下2002年和2009年的拆迁事宜均是许高丽经办，其中2002年拆迁后补偿了一处宅基地，随后在该宅基地建造了2009年拆迁时的被拆迁房屋，并被安置了包括案涉房屋在内的3套房屋。本案争议焦点是，许高明与邓金豹间就案涉房屋是借用还是买卖。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本案中，许高明与邓金豹之间未签订关于案涉房屋的买卖合同，而许高明主张双方间就案涉房屋是买卖关系，邓金豹抗辩是借用。一审法院认为，许高明与邓金豹之间就案涉房屋系买卖关系。理由是：首先，邓金豹抗辩案涉房屋是其个人财产，若是许高丽私自处分了该房屋，其不予追认。对此未递交证据证明，依法应该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案涉房屋系在邓金豹与许高丽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因征地拆迁而获得的安置房，而对应的被拆迁房屋是在邓金豹和许高丽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建造取得，本案中也没有证据证明邓金豹与许高丽就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作出过约定，何况即使是许高丽的无权处分行为，亦依法不影响案涉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综上，故对邓金豹的该抗辩意见不予采信。其次，许高明递交的向宁浦公司于2011年11月8日缴纳155000元的凭证以及宁浦公司同日开具的发票（11幢301室房屋）可见，许高明向宁浦公司缴纳的该155000元系房款。邓金豹抗辩案涉的三套安置房的房款缴纳事宜均是许高丽办理，不排除许高丽向许高明借款代付房款，对此未递交证据证明，应依法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认为，邓金豹递交的其银行存折被加盖的两份契税抵扣专用章记载的抵扣时间分别为2013年9月13日（11幢301室、金额155978元）和2014年4月6日（案涉房屋、金额152410元），而11幢301室房屋销售发票于2011年11月8日开具，且是许高明当日缴纳了155000元房款后开具，另，案涉房屋的销售发票的开具时间是2012年11月7日，以上可见案涉的三套拆迁安置房（11幢301室、案涉房屋、21栋605室）的房款并非是明确区分后对应缴纳，亦印证了许高明陈述其不知道向宁浦公司缴纳的155000元实际被确定为案涉房屋的房款，以及案涉房屋的实际单价，均是根据邓金豹和许高丽的指示确定何时、何地、向谁付款及付款金额。许高明陈述就案涉房屋其购房款分为三部分，一部分是上述155000元、一部分是另向安置房公司缴纳的16万元许，一部分是2011年9月26日许高丽名下拆迁安置的位于汤泉的90㎡安置房。邓金豹抗辩上述许高丽名下的上述安置房应属于许高丽应得的拆迁利益，因许高丽的户籍在结婚后并未从娘家迁出，直至2017年才迁出，目的就是为了获得拆迁利益。对此邓金豹未举证证明上述90㎡安置房就是许高丽基于户籍就能获得的拆迁利益。许高明陈述必须要有被拆迁的房屋，才能有安置房，户籍仅能获得代劳利益，作为购买案涉房屋房款的一部分，其将自己的房屋赠与给许高丽作为被拆迁房屋独立拆迁，获得了90㎡的安置房，且替许高丽代签了征地房屋拆迁补偿协议，并替其缴纳了上述安置房配套的储藏室等的房款。对此许高明递交了由南京市浦口区汤泉街道泉西社区居民委员会确认的证明以及南京市浦口区汤泉街道办事处收据（2015年12月9日）、许高丽名下征地房屋拆迁补偿协议（2011年9月26日）证明，邓金豹对此有异议，但未举证证明反驳。一审法院认为，许高明递交的上述证据，形式完备、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对其证明效力予以确认。另，一审法院走访南京市浦口区汤泉街道拆迁办公室，向经办许高丽拆迁补偿协议的工作人员了解到，根据此时的拆迁政策，必须要有被拆迁的房屋才能安置房屋，仅有户籍（俗称“空挂户”）不能获得安置房屋的拆迁利益。同时在该拆迁办公室调取了许高丽拆迁安置的材料，反映许高丽作为户主独立拆迁，该户中还有邓金豹，因许高丽名下有被拆迁的房屋，故许高丽有安置房屋（90㎡）的拆迁利益。再结合应邓金豹申请，一审法院委托南京师范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两份鉴定意见书，以及案涉房屋安置时间和许高明支付155000元房款的时间可见，上述证据与许高明的上述陈述意见相互印证，逻辑上严密，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故一审法院对许高明陈述的上述许高丽名下90㎡的安置房是其支付的案涉房屋房款的一部分的意见予以采信。对于许高明主张支付的另一部分16万元许的房款，因未递交证据证明，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但是不影响许高明与邓金豹间就案涉房屋之间是买卖关系的确认。再次，许高明递交的物业费收据（2012年11月7日开具）及案涉房屋装修相关的凭证可以证明，案涉房屋在2012年11月7日被交付接收后即由许高明实际占有，且许高明于2013年4月起开始由许高明进行了整体装修案涉房屋进行整体装修。另，许高明递交的案涉房屋的水、电、燃气费缴费凭证及物业费缴费凭据以及嘉宾簿可以证明案涉房屋自被交付接收后即由许高明实际持续占有使用。最后，许高明持有案涉房屋的房屋产权证、土地使用权证、住宅质量保证书、住宅使用说明书、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住宅专项维修基金专用收据2张、房产交易登记中心收费收据、契税减免通知书、验房验收交接表的原件，邓金豹抗辩其从未将上述文件原件交给许高明，其已经将房产证挂失后重新办理，对此邓金豹未举证证明，亦未作出合理的说明，一审法院对邓金豹的该抗辩意见不予采信。邓金豹主张案涉房屋是借给许高明使用，而许高明却持有案涉房屋全部的相关产权证明文件原件，有违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行为常识。综上，一审法院对许高明主张邓金豹协助办理案涉房屋的过户手续的诉请，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因案涉房屋产权于2014年登记在邓金豹名下，而案涉房屋卖给了许高明，故许高明并非案涉房屋的原始产权人，故对许高明主张确认案涉房屋由其所有的诉请，一审法院予以驳回。因调解不成，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邓金豹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次日起十日内协助将坐落于南京市浦口区江浦街道新浦路126号盛景华庭北苑22幢1单元802室不动产过户至许高明名下（过户所涉相关税费根据即时政策规定由许高明或邓金豹承担）；二、驳回许高明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660元，由邓金豹负担。本院二审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正确，本院二审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许高丽来院接受了本院的调查，许高丽陈述称，案涉房屋为邓金豹家里房屋拆迁取得，相关手续除其向许高明借款15万元多的一笔外，其他都是许高丽办理的手续，且当时邓金豹拆迁所有款项都在许高丽处。在2011年需要向开发商交钱时，因为其的钱一部分在股票，一部分在银行，取出来比较亏，所以向许高明借款。借款没有手续，之后许高丽曾向许高明要求还款，但许高明说不急，所以就拖了下来，最后也没有还。许高明、邓金豹从来没有支付过其他钱，所有的费用都是许高丽所交。办房产证时是邓金豹自己去办理的，钱也是邓金豹交的。案涉房屋的金额具体是多少记不清了，票据都在许高丽这里，但许高丽已经都交给了许高明。当时因为许高丽和邓金豹关系不好，许高丽怕邓金豹把财产转移到邓金豹名下离婚时独吞，所以就把案涉房屋的所有材料主动送到了许高明处，包括房产证、合同、维修基金发票。案涉房屋都是许高丽操作，邓金豹并不清楚，该房屋是许高丽借给许高明的，许高明没有说要求许高丽将房子卖给他。借给许高明大半年后许高丽才告诉邓金豹，邓金豹听说后说反正借给小孩用，就先用着。案涉房屋的水电煤气都是许高丽开通的，费用是许高明交的。许高明在2013年搬进去，住进去的时候是毛坯，但许高明说不好住，然后就自己装修了。许高明搬家泰来小区时办过宴请，但没有办过案涉房屋的宴请。泰来小区房屋搬家时许高丽出了2万元钱，邓金豹不知道。许高丽和邓金豹离婚协商时为什么没有约定802室记不清了，但之后写了一个补充协议。汤泉镇的房屋是许高丽的父亲分给了许高丽一点面积，许高丽才拿套房，许高丽的户口一直在汤泉镇。拆迁手续是许高丽自己去签的，拆迁补偿协议上的字是许高丽签的，指纹有没有按记不清楚了，许高明从来没有代许高丽签过字，拆迁协议也放在许高明处。邓金豹对许高丽陈诉的内容并无异议，许高明对许高丽接受法院调查时的陈述不认可，并表示：一审中，邓金豹一直表示许高明从未支付过购房款，直到一审中许高明调取相关凭证后，邓金豹也未明确该费用为许高丽的借款，且表示如果许高丽在邓金豹不知情的情况下将案涉房屋低价出售给许高明，其行为也构成无权处分。二审阶段，邓金豹改称该15.5万元为借款，前后矛盾。自2011年许高明支付该款项至2017年邓金豹、许高丽离婚，许高明长期占有案涉房屋，邓金豹却对重大财产处置不知情，显然不合常理。许高丽的借款金额为开发公司所需款项，许高丽主张部分资金在股市、银行，但没有证据证明房屋拆迁后拆迁款的去向，许高丽的说辞并不可信。如果许高丽表示当时和邓金豹关系不好，害怕邓金豹独吞房产才会将所有材料送至许高明处。但许高丽如此处心积虑，怎么会在民政局的离婚协议及补充协议中放弃房屋份额，许高丽的表现前后不一，自行矛盾。案涉房屋的乔迁宴，许高丽出了2万元礼金，许高明另一房屋的乔迁宴，许高丽也出了5000元礼金，礼金簿有记载。关于汤泉拆迁安置房，一审法院已经亲自前往拆迁办了解情况。拆迁协议上的签字已经经过鉴定机构鉴定，许高丽无法否认鉴定的客观事实。案涉房屋许高明前后装修共计花费15万元左右，若只是借住，完全没有必要，也不合常理。本院二审还查明，一审中，邓金豹还提交落款日期为2017年11月15日的离婚协议书补充协议一份，内容为邓金豹与许高丽约定，案涉房屋在离婚协议中没有分割，该房屋产权归邓金豹所有，由邓金豹自行处理。以上事实，有补充协议、调查笔录、当事人陈述在卷证实。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邓金豹与许高明就案涉房屋是借用关系还是买卖关系。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关于案涉房屋为借用还是买卖的问题，首先，二审中许高丽来院接受调查时陈述其和邓金豹关系不好，怕邓金豹转移财产离婚时独吞，所以将案涉房屋所有材料主动送到许高明处。但许高丽在与邓金豹备案的离婚协议中并未就该十分关注的案涉房屋进行约定，之后补充协议中却将案涉房屋另行约定为邓金豹所有，许高丽的该行为与其所述怕邓金豹将该房屋独吞的理由明显存在矛盾。其次，许高丽陈诉称汤泉房屋拆迁协议为其自己所签，但一审经司法鉴定，已经确认《征地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中乙方落款处“许高丽”签名字迹与许高明的字迹样本是同一人书写形成，许高丽的主张与该事实明显不符。此外，一审法院已就汤泉房屋拆迁情况赴相关部门进行了调查，许高丽的主张与一审法院查明的当地拆迁仅有户籍（俗称“空挂户”）不能获得安置房屋的拆迁利益的情况并不一致。综合上诉情况，本院对许高丽的陈述，不予采信。邓金豹上诉主张其与许高明就案涉房屋之间为借用关系而非买卖，但案涉房屋于2011年向开发商支付的15.5万元确为许高明所付，许高丽虽陈述称该款项为其临时款项紧张向许高明的借款，但从该15.5万元支付后，至许高丽向开发商支付其他房屋款，再至许高明装修及入住案涉房屋，进而直至许高丽和邓金豹离婚分割财产等重要的财产结算时间节点，许高丽并未向许高明返还该15.5万元，许高丽虽在接受本院调查时表示其可以返还，但对于该款项为何一直不还，不能作出合理解释。综合上述情况，结合案涉房屋乔迁、装修等情况，一审法院认定该15.5万元为许高明支付的购房款，符合实际情况。案涉房屋为许高明支付购房款购买，邓金豹与许高丽已经离婚且已约定案涉房屋为邓金豹处理，一审法院判决邓金豹配合许高明办理过户，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综上所述，邓金豹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320元，由上诉人邓金豹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凡审判员 龚 达审判员 张卓慧二〇二〇年六月四日书记员 戴 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