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浙07行终197号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任志恒，男，1969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住东阳市。 委托代理人唐园，浙江良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任樟德，男，1948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住东阳市。 委托代理人程学林、汪伟，北京德和衡（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东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住所地浙江省东阳市艺海北路308号。 法定代表人吕良勇，局长。 出庭行政负责人楼万丈，东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主任。 委托代理人蒋月燕，该局法规科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马旭芳，浙江无双律师事务所律师。 任樟德诉东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任志恒土地行政管理（土地）行政撤销一案，浙江省东阳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17日作出（2018）浙0783行初49号行政判决。任志恒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并于2020年4月28日、6月5日传唤各方当事人进行了调查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第三人母亲任仙英于1992年登记宗地号为4013090-1的宅基地使用权面积208.93平方米。1993年9月2日东阳市横店镇人民政府批准任仙英户在上述宗地原位拆建54平方米。任仙英户在实际建造时将旧房全部拆除，建成后房屋占地面积204.8平方米，超出批准面积150.8平方米。2013年任仙英与第三人及第三人弟弟签订分家约，约定将上述房屋中三间新屋连前面一间分归第三人所有。2015年9月9日被告对上述超出批准面积的150.8平方米土地予以罚没处理。2015年9月16日，第三人向被告提出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申请，申请对坐落横店镇桥下社区黄珊庄小区160.38平方米土地使用权予以变更登记。第三人提交土地使用权登记申请书、身份证、户口簿、农民私人旧房原位拆建申批表、分家约、个人违法用地行政处罚表、公示照片、证明、罚没财物专用票据、宗地图、地籍调查界址确认表、集体土地宅基地使用证等资料。根据《土地登记办法》规定，被告经核查，查明第三人申请登记的160.38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部分系依法批准取得，其余业经依法处罚，依法应准予登记。东阳市人民政府于2015年9月30日同意第三人的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申请，并向其颁发东阳市集用（2015）第014-05703号集体土地使用证。原告于2018年3月12日原审法院提起排除妨害纠纷民事诉讼，原审法院于2018年8月2日作出（2018）浙0783民初2923号民事判决书，认为任志恒建造的案涉围墙紧邻原告户，未采取有效可行的措施至雨水溅淋致原告户东转房外墙，造成了原告东转房墙体霉变、脱落等，损害确实存在，但在尚可通过其他方法排除妨害的情况下，并无拆除围墙之必要，故原告坚持要求任志恒拆除案涉围墙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遂判决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另查明，原告任樟德诉称的任志恒紧邻原告房屋的涉案围墙系整体房屋建造完成后将底层墙体拆除向西（原告方）移建而成。第三人申请变更登记时，任樟德未到现场指界，任志恒提供的地籍调查界址确认表中的“任章德”非本人所签。东阳市委、东阳市人民政府于2019年1月15日印发的《东阳市委、东阳市政府关于印发〈东阳市机构改革方案〉的通知》明确：组建东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东阳市国土资源局、东阳市规划局等部门的职责予以整合，不再保留东阳市国土资源局、东阳市规划局。 原审法院认为，行政行为应当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首先，本案中的东阳市个人违法用地行政处罚表认定事实不清。任仙英户存在先后两个违建行为，先是超出批准面积建造房屋，未批先建，后又对部分墙体进行移位拆建，而案涉登记材料所提供的处罚表中只认定了一个违建行为，认定事实不清。其次，地籍调查程序不合法。根据《土地登记办法》第九条规定，地籍调查表由申请人申请土地登记时提交。根据《城镇地籍调查规程》4.4.2条规定，界址变更必须由变更宗地申请者及相邻宗地使用者亲自到场共同认定，并在变更地籍调查表上签名或盖章。本案中，任樟德未到现场指界，任志恒提供的地籍调查界址确认表未经相邻宗地使用者任樟德签字确认，不符合规定。关于被告辩称相邻宗地的“相邻”是指两块宗地有一部分完全相连（重合）在一起，该解释缺乏相应依据，不予采信。原告的诉请予以支持。被诉登记行为事实不清，程序不合法。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三）项之规定，判决：撤销被告东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于2015年9月30日作出东阳市集用（2015）第014-05703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的行政行为。 任志恒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任仙英（即上诉人的母亲）户并不存在“对部分墙体进行移位拆建”的违建行为，原审判决关于“存在先后两个违建行为”的事实认定错误。在原国土局在2015年9月9日作出罚没处理之前，上诉人户并不存在“对部分墙体进行移位拆建”的违建行为，纵观原审中的起诉状、答辩状、庭审陈述、庭审记录等，均没有关于“对部分墙体进行移位拆建”的违建行为的记载，因此，原审判决的该事实认定没有事实依据，也不符合客观事实。2、被上诉人有进行指界的行为，且在案涉的《地籍调查界址确认表》上进行了签章确认，该签章能体现被上诉人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审判决关于“被上诉人未到现场指界，上诉人提供的地籍调查界址确认表未经相邻宗地使用者任樟德签字确认”的事实认定错误。原告在原审中提供的证据5和证据6不符合行政诉讼证据的举证方式，其证明内容也不足以证明被上诉人未到现场指界。另外在客观事实上，在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就房屋相关问题协商一致后，当时已经同意在《地籍调查界址确认表》上签章确认，并亲自盖上了本人的印章。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1、原审判决在“本院认为”部分引用的《城镇地籍调查规程》已经被依法废止，并已由国土资源部于2012年9月1日实施的《地籍调查规程》所替代，在《地籍调查规程》的条文中，并没有要求相邻宗地使用者指界的相关描述，另外该《规程》属于土地管理的行业标准，不是法律法规或者规章，因此依法不应作为原审判决裁判的依据。2、原审判决在“本院认为”部分引用的《土地登记办法》已经于2018年2月1日经原国土资源部公告予以废止。《土地登记办法》第九条规定：申请人申请土地登记，应当根据不同的登记事项提交下列材料：（一）土地登记申请书；（二）申请人身份证明材料；（三）土地权属来源证明；（四）地籍调查表、宗地图及宗地界址坐标；（五）地上附着物权属证明；（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完税或者减免税凭证；（七）本办法规定的其他证明材料。前款第（四）项规定的地籍调查表、宗地图及宗地界址坐标，可以委托有资质的专业技术单位进行地籍调查获得。从该条款规定可知，案涉的《地籍调查界址确认表》并不是土地登记的必需材料。3、本案属于不动产登记纠纷，原审法院应以不动产登记行政行为中所认定的事实和登记程序是否违法进行审理，而不应对“原国土局对超出批准面积的土地予以罚没处理”的行政处罚行为进行审理。原国土局对超出批准面积的土地予以罚没处理的行政处罚行为是否合法合规应当另案处理。4、根据《行政诉讼法》第70条之规定，具体到不动产登记纠纷中，仅有主要证据不足、违反法定程序等非常严重的违法行为，法院才能撤销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的行政行为。但是在本案中，原审被告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充分，程序合法。原审判决不宜作出撤销的判决。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作出的判决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财产权，请求：1、判令撤销东阳市人民法院（2018）浙0783行初49号行政判决书，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2、判令本案的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任樟德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一）本案任仙英户存在移位拆建的情况。本案争议的这部分围墙，是双方以前留下来的共墙进行拆建后形成的。依据双方提供的证据和本案查明的事实，任仙英户编号为东集宅（92）字第2020号集体土地宅基地使用证宗地图和任志恒户东阳市集用（2015）第014-05703号集体土地使用证的宗地图可以看出，上诉人户西南角靠近任樟德户的墙体，在任仙英户时围墙宽度是1.1米，而任志恒户的宗地图上则移位变为1.45米，围墙向西移位拆建了0.35米，正是这0.35米移位造成了任志恒与任樟德两户间弄沟狭窄，几乎相连，导致下雨时弄沟上面滴下的雨水落在该围墙上，然后直接溅、淋在任樟德户东转房的墙体上，导致墙体出现霉变、裂痕、脱落。（二）答辩人从未进行过指界行为，案涉《地籍调查界址确认表》上“任章德”签名并非任樟德所签。上诉人的这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从任樟德一审提供的证据5和6可以看出，任樟德在指界这段时间一直是在杭州工作，从未在任志恒户《地籍调查界址确认表》上签名或盖章。任樟德签名和该《地籍调查界址确认表》上签名肉眼就可以看出很大差别，且《地籍调查界址确认表》上的“章”字没有木字旁，与任樟德姓名不符，印章也和任樟德在2006年宗地图上的方形印章完全不同。从一审被告的答辩以及本次的庭审调查中可知，该地籍调查表是由上诉人提供，上诉人坚持认为是任樟德签名盖章，但当时任樟德本人在杭州工作，并未回到东阳老家，对地籍调查一事毫不知情，也不可能在地籍调查表上签字盖章。该地籍调查程序不合法，有人伪造签名取得了土地登记。一审认定事实并无任何错误。二、一审适用法律无误。（一）一审法院引用的《地籍调查规程》不存在适用法律错误。依据《土地管理法》第五条规定，国务院土地行政管理部门统一负责全国土地的管理和监督工作。而《地籍调查规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行业标准。各地方土地行政管理部门对于土地管理需要遵循该行业标准。依据《地籍调查规程》【ＴＤ／Ｔ1001-2012】：5.2.4.1.2通知指界ａ）根据调查计划，将指界通知书送达调查宗地和相邻宗地权利人并留存回执。5.2.4.1.3现场指界，ｂ）指界时，调查员应查验指界人身份证明。ｃ）调查员、本宗地指界人及相邻宗地指界人应同时到场进行指界，并在地籍调查表、土地权属界线协议书上或土地权属争议原由书上签字盖章确认。ｆ）违约缺席指界：3）将现场调查结果及违约缺席指界通知书送达违约缺席者。5.2.6地籍调查应填写地籍调查表，填写内容和方法见附录Ａ，附录Ａ.2.4界址签章表3）与未确定使用权的国有土地相邻时，邻宗地“指界人姓名（签章）”栏可不填写。以上条款可知，在《地籍调查规程》【ＴＤ／Ｔ1001-2012】确定了地籍调查的程序，在指界时必须将通知书送达相邻宗地权利人，在指界时相邻宗地权利人需要到场并在地籍调查表、土地权属界线协议书上或土地权属争议原由书上签字盖章，即便缺席也需要将缺席指界通知书送达缺席者，只有在未确定使用权的国有土地相邻时，邻宗地“指界人姓名（签章）”栏可不填写。以上几条的规定目的就在于需要通知到相邻宗地权利人对现场进行指界并签字，即便相邻宗地的权利人不到场，也需要将通知书送达相邻宗地权利人。与《城镇地籍调查规程》【ＴＤ／Ｔ1001-1993】地籍调查表需要相邻宗地权利人签字的内容是一致的。可见《地籍调查规程》无论是否更新，在指界宗旨上是没有变化的，都是为了明确界址，化解纠纷，保障双方权利人的权利。而本案中，双方对于该处地界的纠纷由来已久，社区、街道对此都有所了解。原国土局对该处地籍的调查更应当审慎、严谨，组织双方现场指界，化解纠纷。但任樟德从未收到过原国土局的任何通知，实际上原国土局也并未进行《地籍调查规程》【ＴＤ／Ｔ1001-2012】所规定的指界流程，仅凭上诉人单方提供的地籍调查表就颁发了东阳市集用（2015）第014-05703号集体土地使用证，无形之中加剧了双方的矛盾。所以该行政行为程序不合法是本案发生的直接原因，一审法院认定原国土局地籍调查程序不合法正确。（二）《土地登记办法》在任志恒户办理土地证时并未废止，一审法院引用不存在错误。原国土局，在当时依据《土地登记办法》需要提供地籍调查表。只有在委托有资质的专业技术单位进行地籍调查获得才提供地籍调查表，本案中原审被告并未举证就此委托过有资质的专业技术单位进行地籍调查，一审法院认定需要提供地籍调查表没有错误。（三）一审法院审理并未对“原国土局对超批准面积的土地予以罚没处理”进行审理，本案中是因原审被告和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材料，一审法院在事实认定中认定了土地罚没，但并未对此进行实体审理。一审法院认定程序违法的原因在于，原国土局在给上诉人在进行土地登记时没有认定移位拆建行为。原国土局在审核时，处罚表中只认定了一个违建行为，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从本案的庭审调查中，我们可以得知，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上诉人户在西南角多出的0.35米围墙是否经过移位拆建。而上诉人自己也陈述该处原是双方的共墙，是将土墙挖掉后重新用砖块垒起的墙壁。正是这重新建好的砖墙向西移位0.35米后，造成本案的纠纷。一审法院对该移位拆建行为进行审理符合本案审理范围。依据《土地管理法》第七十六条第二款“超过批准的数量占用土地，多占的土地以非法占用土地论处”。第七十七条“农村村民未经批准或者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非法占用土地建住宅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限期拆除在非法占用土地上新建的房屋。”本案原国土局对任仙英户非法占有土地的处罚决定只有罚款，没有责令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限期拆除在非法占用土地上新建的房屋，处罚内容不当，而且也没有认定移位拆建的事实，存在多处错误，一审法院对此进行审理符合本案审理范围。（四）《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一）主要证据不足的；（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三）违反法定程序的；（四）超越职权的；（五）滥用职权的；（六）明显不当的。本案原审被告违反《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三）项，应当予以撤销。依据《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项，不撤销行政行为是在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情况下。本案中原审被告做出的该具体行政行为，是造成被上诉人权利受侵害后无法通过其他途径获得救济的重要原因，原审法院判决撤销该具体行政行为正确。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无误。请求法院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东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述称：一审判决适用《城镇地籍调查规程》4.4.2条之规定，认为上诉人提供的地籍调查界址确认表未经相邻宗地使用者任樟德签字确认不符合规定，并称原审被告辩称的相邻宗地的相邻是指两块宗地有一部分完全相连在一起，缺乏依据。一审判决的上述观点是错误的。其错误是在于两个方面，其一，《城镇地籍调查规程》已经失效，已经被2012年9月1日起施行的《地籍调查规程》所替代。其二，根据《地籍调查规程》的规定，地籍调查中的指界系指相连宗地之间的界址线界址点，两块宗地至少必须有一部分是相互连在一起的，因为只有连在一起才存在界址线界址点。如果两块宗地没有任何部位是连在一起，两块宗地是相互独立的，就根本不存在有界线需要区分，也就根本不需要指界。本案中上诉人的案涉宅基地与被上诉人的宅基地之间是有一条路相隔是完全相互独立的。因此，上诉人的案涉宅基地以及被上诉人的宅基地，相互之间均不需要对方指界。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判决。 二审中上诉人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照片五张，证明：任仙英（即上诉人的母亲）户并没有做出过“对部门墙体进行移位拆建”的违建行为，该墙体是老房子的墙体部分拆除后留存的，没有进行过移建。 2、《地籍调查界址确认书》（任樟德户）， 3、《地籍调查规程》（TD/T1001-2012）， 4、《宗地图》（任樟德户）， 5、《宗地图》（任志恒户）、《协议书》， 证据2-5证明：1、在原审被告东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行使地籍调查界址确认职责的日常工作中，对于界址明确的宗地，无需邻宗地户确认界址。2、被上诉人任樟德的地籍界址确认就没有邻宗地户确认界址。3、上诉人任志恒户与被上诉人任樟德户的界址明确。4、被上诉人任樟德对上诉人的宗地界址无异议。被上诉人任樟德在日常生活会使用“任章德”的姓名书写方式。 6、东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告知书》，《关于横店镇黄珊庄村任樟德违法行为和违章建筑情况的举报》，证明：东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认定，上诉人任志恒户与被上诉人任樟德户的界址明确，办理确权登记无需相邻户指界。 被上诉人任樟德对上诉人提交证据提出如下质证意见：首先证据1-6均不属于新证据，第一组照片，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达到证明目的，该墙体是属于共墙部分，后被任仙英户占用，后来被任志恒拆除原有土墙改用砖混结构，成为任志恒户的违章建筑，东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在办证的时候并未查清该事实，事实上是移位拆建。证据2，对于上诉人称界址明确的不需要指界，但是上诉人户界址发生变化，不属于界址明确的宗地。对于证据3，相邻宗地是需要指界的。证据4、证据5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达到证明目的，只能说明任樟德界址明确，该宗地是指界之后制作，指界行为是发生在2015年9月16日，该宗地图也是2015年9月16日制作，指界行为是否合法是本案的争议焦点，该争议行为制作的宗地图来证明指界行为，这是明显的逻辑错误。协议书关联性有异议，也不能达到证明目的。协议书是对任志恒户建造高度的确认没有谈到任何对于该处违章建筑的处理问题，不能以此协议书来证明任樟德对宗地指界无异议，而且任樟德如何书写自己的名字与有没有签字，是两个事实。指界确认表上的签字非任樟德本人所签，并不能因为协议书上的樟字没有木字旁，来认定当时的指界表系任樟德所签。另印章，也并非任樟德本人的印章，在任樟德户的宗地图上可以看出，任樟德的章是方章。证据6同样不能达到证明目的。第一个告知书，要说明的是任樟德户有两处房屋，a处就是涉案争议的，与任志恒户相邻的房屋。b处是在a处的西侧，隔了一条道路，a处房屋与任志恒户并不相邻，没有任何关系，自然不需要指界。违章举报跟本案没有关系。 原审被告对上诉人提交的上述证据提出如下质证意见：证据1照片五张，拍摄时间标注为2015年的二张照片，拍摄时间无法确认，照片所反映内容的真实性亦无法确认。拍摄时间标注为2020年的三张照片，拍摄时间无法确认，照片所反映建筑物的结构、形状与现状相符。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五张照片并不能证明相关墙体未进行过移建。证据2地籍调查界址确认表、证据3《地籍调查规程》，真实性没有异议，部分证明目的有异议：1、被上诉人户宗地既未与上诉人户宗地相连，亦未与其他宗地相连，因此被上诉人户宗地无相邻宗地，不需要他人指界，在被上诉人户《地籍调查界址确认表》中，就没有邻宗地权利人指界的任何记载。2、根据《地籍调查规程》规定，二块宗地之间，如有边界相连，则属相邻宗地，权利人间需相互指界，但如二块宗地之间，不存在任何相连，则不属于相邻宗地，不需要相互指界，并非如上诉人所说的“界址明确的宗地，无需邻宗地户确认界址”。证据4宗地图（任樟德户），无异议，该宗地图清晰可见，被上诉人户房屋的东侧与上诉人户房屋之间有弄相隔，因此被上诉人户宗地与上诉人户宗地并不相连，二宗地不属相邻宗地。证据5宗地图（任志恒户），真实性无异议，但该宗地图在房屋西侧标注相邻方“任章德”，是与事实不符的，该处按规定应标注为“弄”。协议书，真实性无法确认，且与本案无关联。证据6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被上诉人户办理确权登记无需上诉人户指界，系因被上诉人户宗地与上诉人户宗地并不相连，并非相邻宗地，因此无需指界，并非因上诉人户与被上诉人户界址明确而无需指界。 二审中被上诉人任樟德提交如下证据：照片两张，证明任志恒户利用遗留北边部分共墙建造了违章建筑，后被拆除。 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提出如下质证意见：首先对第一张照片显示的是上诉人房屋拍照当时的情况是无异议，但是对被上诉人证明目的有异议，从照片上来看，照片可以佐证上诉人制作提交的占地示意图简图的真实性，照片西面的墙体是分成两部分的，9.5米这一部分视觉效果上来看，明显超出4.35米原来老房的墙体的位置，是往东面有移动过的，该份照片无法提炼出能够佐证被上诉人证明目的要素。第二张照片，很模糊，没有证明力也不能佐证被上诉人的证明目的。 原审被告对被上诉人提交证据无异议 经质证，本院对上述证据认定如下：对上诉人提交证据及被上诉人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 另本院在审理过程中调取了分家约中涉及的任志洪户的土地登记材料，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 经审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确认案涉相邻的4.35米砖墙墙体位置原系泥墙，被上诉人户现房屋与原泥墙的间距与现状基本一致。本院（2018）浙07民终4575号民事判决认定，任樟德户及任志恒户的涉案房屋均系旧房拆除后重建。讼争墙体原系泥墙（任志恒主张任樟德户寄墙而建，任樟德主张系两户共墙），任志恒户先拆建并退出泥墙而建，后任樟德也进行拆建，后任志恒把泥墙拆除用红砖砌成一堵宽约0.48米、高约2.6米的墙体，该墙体西侧外缘离任樟德户东转房外墙约0.1米。原审关于“原告任樟德诉称的任志恒紧邻原告房屋的涉案围墙系整体房屋建造完成后将底层墙体拆除向西（原告方）移建而成。”的表述不准确。对原审认定的其余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另东集宅（92）字第2020号任仙英集体土地宅基地使用证中明确载明“西至任章德户，以墙中为界”，南北最长处总长18.25米。 本院认为，土地登记行政主管部门在变更登记时应当对权属来源合法性进行审查。本案东集宅（92）字第2020号任仙英土地使用权证明确载明“西至任章德户，以墙中为界。”但案涉相邻4.35米的砖墙系在泥墙拆除后，在泥墙原位建设，现变更登记后界址线确定为该段墙体墙外侧，也即整体墙体位置变更登记给了任志恒。变更登记的依据之一东阳市个人违法用地行政处罚系对任仙英户拆除老房未经批准建造的行为进行处罚，也即系针对原土地证确权面积范围内的建设行为。原审被告作出超越原土地证确定的墙中界线范围的变更登记行为依据不足。且原东集宅（92）字第2020号土地证南北最长处总长为18.25米，根据分家约及东阳市个人违法用地行政处罚表，原任仙英东集宅（92）字第2020号土地证所确权的老房拆除重建后分给了上诉人及上诉人弟弟任志洪，但现案涉任志恒土地证与任志洪土地证登记宗地图拼合后，现确权的土地登记南北最长处总长18.55米。另，案涉相邻争议墙体外与任樟德房屋间距仅为0.1米，但东阳市集用（2015）第014-05703号集体土地使用权证宗地图中该四至标注为“路”也明显是对事实认定不清。虽原审被告辩称争议的地籍调查确认表系上诉人提供，非原审被告制作，案涉房屋不需被上诉人指界，但土地登记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受理的土地登记申请进行审查。被诉土地登记四至认定不清，界址确定依据不足，应予撤销。一审判决正确，依法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任志恒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单晓剑 审 判 员 虞 行 审 判 员 徐青雅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一日 代书记员 余美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