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辽0192行初1020号原告：冯超，男，1984年5月18日出生,汉族，个体经营者，住址辽宁省葫芦岛市龙港区。委托代理人：李江，辽宁大潮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沈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住所沈阳市于洪区沈大路116号。法定代表人：俞红梅，该所所长。委托代理人：祝宇，该所民警。委托权限人：吴羽思，该所民警。第三人：恒昌众鼎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镇安富街6号。法定代表人：张然，董事长。委托代理人：李强，北京恒都（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冯超诉被告沈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以下简称市车管所），第三人恒昌众鼎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昌众鼎公司）车辆抵押登记一案，于2019年1月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4月8日作出（2019）辽0192行初4号行政裁定，以冯超与被诉抵押登记行为不具有利害关系，冯超没有原告诉讼主体资格为由，裁定驳回了冯超的起诉。冯超不服，上诉至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年7月25日，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辽01行终649号行政裁定，认为冯超与涉案抵押登记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具有本案诉讼主体资格，裁定撤销本院（2019）辽0192行初4号行政裁定，指定本院继续审理。2019年10月15日本院重新立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6月1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冯超及其委托代理人李江，被告市车管所的委托代理人祝宇、吴羽思，第三人恒昌众鼎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李强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2017年11月16日，原告与王兴签订《买卖车辆协议》，约定原告购买王兴名下的德宝公羊轻型普通货车，车牌号为辽Ａ×××××，价款41万元。当日，原告查验车辆现状无异议，并以行驶证、机动车登记证书查询车辆确无抵押后，原告向王兴支付全部车款，王兴交付车辆、行驶证、机动车登记证书、购车发票等车辆全部手续。合同签订后，王兴迟迟不协助办理车辆过户，为此，原告将王兴诉至葫芦岛市龙港区人民法院，上述合同的有效性和所有权人为原告冯超等事实已经龙港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30日作出的（2018）辽1403民初95号民事判决所确认。原告申请强制执行，龙港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到被告处办理车辆过户，被告知该车已办理抵押登记，不能过户。经查证，2017年11月10日，王兴与第三人恒昌众鼎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签订《汽车抵押合同》，且抵押登记申请于2017年11月10日由鞠天华向被告提交，但被告违反《机动车登记规定》第二十三条的规定，未在1日内办理登记，而是到2017年11月17日（原告购车的后一日）才作出抵押登记。提交抵押登记申请的双方（抵押人王兴、抵押权人恒昌众鼎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的代理人都是鞠天华，违反《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故上述被告的抵押登记行为违法，损害了原告的财产权，致使原告所购买的车辆不能办理过户登记。为此，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被告于2017年11月17日作出的车牌号辽Ａ×××××车辆抵押登记。原告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1.车辆买卖协议，证明原告于2017年11月16日购买辽Ａ×××××车辆事实；2.机动车行驶证，证明2017年11月16日王兴交付原告的车辆行驶证；3.机动车登记证书，证明2017年11月16日王兴交付原告的车辆登记证书，当日无抵押事实。被告市车管所辩称，1.辽Ａ×××××机动车所有人王兴于2017年11月16日在沈阳市车辆管理所申请办理了补领机动车登记证书业务，沈阳市车辆管理所于11月17日通过业务审核，并核发辽Ａ×××××机动车登记证书。经查，该次业务受理流程规范，符合相关规定。2.辽Ａ×××××号机动车所有人王兴于2017年11月10日与恒昌众鼎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签订了机动车抵押合同。2017年11月17日，王兴和恒昌众鼎融资租赁有限公司首次共同向造化二手车市场服务站（经沈阳市车辆管理所同意可以开展抵押登记业务）申请机动车抵押登记业务。办理抵押登记业务中使用的是11月17日核发的辽Ａ×××××号机动车登记证书（编号为210010498494）。经查，该次业务受理流程规范，符合相关规定。被告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1.王兴身份证、恒昌众鼎公司营业执照、二人的委托书、被委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2、辽Ａ×××××登记证书（当时由王兴提供，在登记证书签订抵押信息后返还）；3、王兴与恒昌众鼎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及抵押合同；4、抵押登记申请表。上述证据用以证明被告作出的抵押登记申请资料齐全、有效，抵押登记业务符合《机动车登记规定》。第三人恒昌众鼎公司述称，我公司与王兴于2017年11月15日签订融资租赁合同和汽车抵押合同，2017年11月17日办理抵押登记，当日向王兴放款31.5万元。现我公司合法拥有辽Ａ×××××号车辆的登记证书，并依法签注了抵押登记。第三人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机动车登记证书，证明原告手里的机动车登记证书已经作废了。经本庭质证，本院对证据作如下确认：本院对原告、被告及第三人提供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经审理查明，2017年11月10日王兴与第三人恒昌众鼎公司签订汽车融资租赁合同和汽车抵押合同，当日恒昌众鼎公司向王兴放款31.5万元。2017年11月16日，王兴以“丢失”为由向被告市车管所申请补领辽Ａ×××××车辆机动车登记证书。被告对案涉车辆进行了查验。同日，王兴与原告冯超签订了车辆买卖协议，约定王兴将其名下的德宝公羊轻型普通货车一台（车牌号为辽Ａ×××××）以41万元价格卖给原告。当日原告给付了王兴购车款41万元，王兴向原告交付了该车及机动车行驶证和登记证书。王兴在同冯超交易完毕后，即向被告补领登记证书窗口递交申请，重新补领一本案涉车辆的《机动车登记证书》，冯超手中的案涉车辆《机动车登记证书》在被告电脑系统中显示作废。2017年11月17日，王兴与恒昌众鼎公司共同委托鞠天华作为代理人向被告申请办理案涉车辆抵押登记。被告经审查，作出本案被诉抵押登记。并在恒昌众鼎公司持有的《机动车登记证书》上记载：抵押权人名称恒昌众鼎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08551531XJ;抵押登记日期2017年11月17日。另查明，因王兴未将车辆办理过户手续，原告冯超于2018年1月10日起诉至葫芦岛市龙港区人民法院，并对案涉车辆申请诉讼保全。2018年1月24日，龙岗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辽1403民初95-1号民事裁定，查封了案涉车辆。2018年1月26日龙岗区人民法院向市车管所下达《协助执行通知书》。2018年5月30日龙港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辽1403民初95号民事判决，判决确认买卖车辆协议合法有效，辽Ａ×××××车辆所有权从2017年11月16日起归原告冯超所有，王兴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协助原告冯超办理过户手续。原告申请强制执行，龙港区人民法院在执行过程中查明，辽Ａ×××××车辆存在抵押权，不能过户，原告至此知道本案被诉抵押登记行为，故起诉到院。再查明，2019年5月23日，沈阳市公安局沈河分局对王兴涉嫌合同诈骗进行立案侦查。本院认为，因案涉车辆的所有权已经被生效判决认定为自2017年11月16日归原告冯超所有，而被诉抵押登记行为作出时间是2017年11月17日，在该抵押登记作出时，原告已经取得了案涉车辆的所有权，故冯超与本案被诉抵押登记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具有本案原告诉讼主体资格。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第二条第二款、第二十二条的规定，本案被告市车管所具有作出案涉车辆抵押登记行为的法定职权。《机动车登记规定》第二十三条规定，申请抵押登记的，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填写申请表，由机动车所有人和抵押权人共同申请，并提交下列证明、凭证：（一）机动车所有人和抵押权人的身份证号码；（二）机动车登记证书；（三）机动车所有人和抵押权人依法订立的主合同和抵押合同。本案中，案涉车辆原所有人王兴及抵押权人即本案第三人委托共同的代理人共同向被告提出了抵押登记申请，并提交了上述规定中的法定要件，被告在受理当日作出抵押登记，从形式要件来看，本案被诉抵押登记行为并无不当。但通过庭审查明的事实，能够认定王兴在收到案涉车辆车款，并将案涉车辆及《机动车登记证书》等车辆相关证件交付购买人冯超后，又虚构案涉车辆《机动车登记证书》丢失的事实，以欺骗的手段办理补领案涉车辆的《机动车登记证书》，然后王兴在其已不是案涉车辆所有人的情况下，采取欺骗的手段办理抵押登记，很显然，本案被诉抵押登记行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此外，经审查，第三人恒昌众鼎公司与王兴2017年11月10日是以售后回租的方式签订的租赁合同，也就是说案涉车辆已被王兴出售给第三人恒昌众鼎公司，恒昌众鼎公司又以租赁的形式将车辆租给王兴使用，此时如恒昌众鼎公司及时同王兴办理案涉车辆转移登记的话，王兴就不会有可乘之机，本案亦不会发生。但第三人恒昌众鼎公司却错误的办理了抵押登记，致使案涉车辆在被告处仍登记为王兴为所有权人，从而导致之后一系列行为得以发生，故第三人恒昌众鼎公司存在过失。还需要指出的是，本案被诉抵押登记行为虽然是抵押登记申请人利用欺骗的手段，骗取车辆管理所作出的行为，但为了保证交易安全，不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被告作为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车辆管理所，应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发生。综上，本案被诉抵押登记行为应予撤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撤销被告沈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于2017年11月17日对辽Ａ×××××车辆作出的抵押登记行为。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 静人民陪审员  张桂芬人民陪审员  李 惠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五日法官助理张大为书记员肖姝本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一）主要证据不足的；（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三）违反法定程序的；（四）超越职权的；（五）滥用职权的；（六）明显不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