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吉07民终60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电建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华苑产业区。法定代表人：何占颂，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亮，山东胜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杜良涛，山东胜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水东北勘测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吉林省长春市。法定代表人:金正浩，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琳红，吉林昊桓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雪明，吉林从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国电建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建集团）因与被上诉人中水东北勘测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水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吉0721民初4409号民事判决，上诉至本院。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电建集团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亮、杜良涛，被上诉人中水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琳红、张雪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电建集团上诉请求：一、撤销吉林省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吉0721民初4409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依法改判驳回中水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一、电建集团与中水公司不存在合同关系，中水公司起诉电建集团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中水公司无权向电建集团主张权利。1、2009年1月4日电建集团经招投标程序与松原市哈达山水利枢纽暨松原灌区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哈达山水利枢纽工程一期防护期工程土建施工A07标段施工合同》。2、上述施工合同签订后，电建集团将涉案工程分包给吉林朋信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朋信公司”），并于2009年1月17日与朋信公司签订《哈达山水利枢纽工程一期防护期工程土建施工A07标段水泥土截渗墙工程施工合同》（编号2009-001）。其中合同第6.1.1条约定“人员由双方提供，其中项目经理、总工由甲方人员（电建集团）担任，其他人员均由双方根据项目具体需要进行配置”；第6.1.2条明确了“项目公章及财务章由电建集团负责保管”。3、分包合同签订后，朋信公司随即开展项目施工；朋信公司派驻的项目工地负责人为董育杰（一审时电建集团提交的董育杰个人参保证明、董育杰与朋信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书》、董育杰个人身份证件、董育杰出具的情况说明，足以证明其身份）。董育杰系朋信公司的员工，与电建集团无任何法律关系；除取得电建集团授权外，其无权代表电建集团以电建集团的名义实施任何行为。4、2009年7月4日因项目施工的需要，电建集团应朋信公司的请求，以项目部的名义向中水公司出具《哈达山防渗墙检测委托书》，委托书明确了检测的技术要求和委托代表人为董育杰。同日，委托代表人董育杰与中水公司签订《哈达山防渗墙钻孔检测合同书》，并加盖项目公章，且合同第一条明确了“委托内容详见甲方委托书”。合同总价款为八万元，电建集团支付四万元后，因中水公司未按合同要求提供检测报告，余款未付；后业主单位另行委托第三方公司完成了检测工作。该合同因中水公司的违约行为，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该合同事实上已然解除，电建集团保留向中水公司追索已付四万元的权利。5、2010年5月11日，朋信公司董育杰与中水公司签订《哈达山［A-07］标段先导孔施工协议》；本协议签订过程中，电建集团既未向中水公司出具《委托书》，亦未在该施工协议中盖章。6、2010年7月2日，朋信公司董育杰与中水公司签订《哈达山库区A-07标段防渗墙先导孔工程结算书》，电建集团不知晓该工程施工和结算的相关事实，且该结算书也并未加盖项目公章。电建集团对该结算书不认可，该结算书不对电建集团发生法律效力。综上所述，电建集团与中水公司签订第一份《哈达山防渗墙钻孔检测合同书》的时间为2009年7月4日，且单独签发的《委托书》明确委托事项和授权代表为董育杰。而中水公司提供的所谓第二份合同即《哈达山［A-07］标段先导孔施工协议》，签订时间为2010年5月11日，两者时间相距近一年的时间，且签订第二份合同时并无电建集团出具的《委托书》。中水公司作为独立法人，且系规模较大的集团公司（注册资金6000万，对外投资三家公司，分支机构两家），对签订合同的主体应有基本的判断，对签订合同时可能性的法律风险应有基本的把握，这既是法律常识，也是公司运营过程中的风控管理。特别是中水公司与电建集团签订第一份合同时不仅有《委托书》，更有项目公章；而时隔近一年签订的第二份合同却只有朋信公司董育杰的签字，中水公司应无任何理由相信董育杰有代理权，其更未举证证实有何理由相信董育杰有代理权。另，董育杰于2019年9月26日在一审法院所做《调查笔录》第二页中也明确表示，涉案工程系朋信公司转包给中水公司的；且中水公司曾向朋信公司主张过工程款。因此，中水公司在签订本案合同时明知电建集团与朋信公司的关系，其不属于签订合同时的“善意第三人”，无权以不知晓董育杰系无代理权“受害人”的身份向电建集团主张任何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之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因此，一审判决认定董育杰签订的第二份合同，即《哈达山［A-07］标段先导孔施工协议》对电建集团产生法律效力错误；电建集团与中水公司无合同关系，中水公司无权向电建集团主张任何权利。二、本案已过诉讼时效，一审判决认定错误。1、2010年7月2日，朋信公司董育杰与中水公司签订《哈达山库区A-07标段防渗墙先导孔工程结算书》，无电建集团盖章确认，电建集团对此不予认可。2、中水公司提交的《催款函》备注时间2013年12月25日，但中水公司并未举证证明该函是否已邮寄或交付给电建集团，因此该催款函对电建集团不发生法律效力。3、另，涉案《工程结算书》签署时间为2010年7月2日，此时间为本案诉讼时效起算时间；截止《催款函》作出时间（2013年12月25日），已逾三年以上。依据法律规定，本案已过诉讼时效，中水公司已丧失了胜诉权。4、中水公司在一审提交的其他证据均在《催款函》作出之后，对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债务，电建集团并未作出确认并同意偿还债务的意思表示。且中水公司也未举证证明，电建集团对已过诉讼时效的债务同意偿还。至于中水公司的职工路殿中的证人证言，因与本案中水公司具有利害关系，无证明力，不足采信。因此，本案诉讼时效已过，中水公司已丧失胜诉权，一审判决认定错误。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之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本案中，电建集团以《委托书》的形式告知中水公司，董育杰仅有签订第一份《哈达山防渗墙钻孔检测合同书》的权利；而时隔近一年后，董育杰在没有代理权的情况下，与中水公司签订的第二份合同《哈达山［A-07］标段先导孔施工协议》，电建集团对此不予追认，且电建集团亦未在结算单中确认；因此，董育杰签订该第二份合同对电建集团不发生法律效力。一审判决在中水公司未举证证明其“有理由相信董育杰有代理权”的前提下，即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之规定，判决电建集团承担第二份合同的付款义务确属错误。2、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之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一）当事人一方直接向对方当事人送交主张权利文书，对方当事人在文书上签字、盖章或者虽未签字、盖章但能够以其他方式证明该文书到达对方当事人的；前款第（一）项情形中，对方当事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签收人可以是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负责收发信件的部门或者被授权主体。本案中，首先，中水公司并未有证据证明其向电建集团主张过权利；其次，中水公司提供的录音等材料中相对人身份并不确定；再次，中水公司提供的签字人“叶芳”不符合上述法律的规定；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叶芳”签字仅是对合同复印件和结算单复印件的签收，而非对《催款函》的签收，更非对债务的再次确认，更未有同意履行该债务的意思表示。一审判决未查清上述事实，即错误地认定本案未过诉讼时效，系适用法律错误。四、一审判决程序违法，剥夺了当事人的诉权。一审法院分别于2019年9月26日、2020年1月7日两次向董育杰做了《调查笔录》，电建集团认为一审法院调查取证的行为程序违法，且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1、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六条之规定，法院依职权调取证据的范围包括：（一）涉及可能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二）涉及身份关系的；（三）涉及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诉讼的；（四）当事人有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可能的；（五）涉及依职权追加当事人、中止诉讼、终结诉讼、回避等程序性事项的。除前款规定外，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应当依照当事人的申请进行。但本案中并未有当事人申请一审法院对董育杰做询问笔录，且本案不属于法院依职权调取证据的情形。2、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七条之规定“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应当由两人以上共同进行。调查材料要由调查人、被调查人、记录人签名、捺印或者盖章。”而一审法院所做的两份笔录，只有董育杰的签名，并未有调查人、记录人的签字，该两份《调查笔录》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不应作为定案的依据。3、两次笔录间隔时间长、内容差异较大，且前后矛盾。其中，董育杰第一次调查笔录与电建集团提交的证据中董育杰的《情况说明》陈述的事实大体一致；而一审法院给董育杰做第二次笔录时涉嫌诱导证人，询问过程明显偏袒中水公司。且一审庭审中，董育杰也未出庭作证，一审法院直接单独采纳该调查笔录等于剥夺了当事人的诉讼辩论权。《调查笔录》属于证人证言，但基于证人调查笔录的特殊性，应赋予调查笔录这一书面证言以较低的证明效力（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调查笔录效力更应置于证据效力的末端）。因此，一审法院所做该两份《调查笔录》涉嫌程序违法，且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笔录内容前后相矛盾，依法不应采纳。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审理，并支持电建集团的上诉请求中水公司二审辩称：双方的合同关系明确，电建集团和案外人的分包关系，不影响双方合同的签订和履行，并且电建集团也曾就双方合同关系履行过合同义务，支付过4万元的工程款，中水公司从不知道分包关系的存在，也不知道案外人董玉洁系鹏信公司的负责人，并且法律规定电建集团将工程分包给没有资质的施工单位，分包合同无效。第二，中水公司多次主张过工程款，在2018年9月3日再次来到天津和德州，上诉人单位的工程单位，找到了上诉人单位的负责人叶芳，叶芳在催款函上的签字，首先体现的是对催款函内容的认知和认可，只是附带签署了，当日由张雪明律师送交的合同复印件，还有结算先导孔复印件一份，日期是由叶芳亲自书写的，所以关于诉讼时效部分，最高院有明确的答复，超过诉讼时效在催款函上签字，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后果。并且中水公司在此之前也多次主张，在一审当中提供了相应的证据。第三，原审适用法律正确。第四，关于电建集团所说的，调取证据并不是一个调查笔录，而是一个询问笔录，董玉杰在本案的出现，正是因为电建集团在开庭之时，递交了鹏信公司的分包合同，递交了董玉杰的劳动合同，而电建集团又不要求董玉杰作为证人出庭作证，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当中，由于原有的合同签字人都是董玉杰，所以对合同的事实背景必须查清，方才调取了董玉杰的笔录，由于一审法院审理案件十分慎重，对于事实的部分由于第一次笔录不够详尽。所以人民法院又再一次调取了等于杰的笔录，对于一些案件的关键证据和事实的关键点，再次进行了询问，是一个慎重和合法的询问笔录，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并无不可。所以一审的判决是经过几次开庭对所有的事实进行充分了解，寻找正确的法律适用作出的公正裁决，请二审法院依法维持。中水公司一审诉讼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工程款408358元及利息（自2010年7月2日到实际给付止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事实与理由：原被告于2009年7月5日签订了《哈达山防渗墙钻孔检测合同书》，于2010年5月11日签订了《哈达山【A-07】标段先导孔协议》。在合同签订后，原告如期履行了合同义务，完成了合同和协议中的工程量并与被告于2010年7月2日结算完毕。对于应支付的工程款，被告已支付40000元，尚欠408358元。对于欠付的款项，被告一直未予支付，故诉至法院。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10月23日，中国水利水电第十三工程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水十三局”）更名电建集团。2009年，松原市哈达山水利枢纽暨松原灌区开发有限公司拟建哈达山水利枢纽（一期）防护区工程土建施工［A-07］标段，接受中水十三局（原本案被告）的投标，双方于2009年1月4日签订《哈达山水利枢纽工程一期防护期工程土建施工A07标段施工合同》，合同总金额为人民币壹亿叁仟柒佰叁拾万零贰仟捌佰伍拾伍元。2009年1月17日，中水十三局第三分公司与吉林朋信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朋信公司”）签订《哈达山水利枢纽工程一期防护期工程土建施工A07标段水泥土截渗墙工程施工合同》一份，约定双方就哈达山水利枢纽工程（一期）（A-07）标段工程施工事项协商一致，工程名称为哈达山水利枢纽工程（一期）（A-07）标段工程，工程内容为“《主合同》中规定的所有工程内容”。开工、竣工日期均以招标文件及业主要求为准。合同价款为“主合同总金额：壹亿叁仟柒佰叁拾万元（包含备用金）”。同时约定，项目公章及财务章由甲方负责保管，原则上项目公章只作与业主和监理工程师的往来文件用印。2009年7月4日，中国水利水电第十三工程有限公司哈达山水利枢纽工程（一期）（A-07）标段项目部与中水公司签订《哈达山防渗墙钻孔检测合同书》一份，双方就哈达山防渗墙钻孔检测工作达成如下协议，委托工程量为12个钻孔，尽量钻至截渗墙底部或根据实际情况钻穿墙体外终止。委托价款为8万元，乙方设备进场付给50％工程款，即4万元整，其余工程款在交付甲方检测报告时予以结清。合同甲方处有被告项目部签章，法人代表处系董育杰签名；乙方处有原告签章，法人代表处系路殿中签名。案件审理过程中，经向被告核实，合同所涉先期工程款4万元系被告通过银行电汇形式向原告支付。2010年5月11日，董育杰与路殿中签订《哈达山［A-07］标段先导孔施工协议》一份，合同甲方处显示为中国水利水电第十三工程局有限公司哈达山水利枢纽工程（一期）防护区工程土建施工［A-07］标段项目部，乙方为中水公司，合同约定工程名称为哈达山水利枢纽工程（一期）防护区工程土建施工［A-07］标段部分先导孔施工，工程地点是吉林省松原市哈拉毛都镇。工程款结算为120元／米，甲方支付现金给乙方。合同同时约定了双方责任、违约责任及施工相关事宜。合同甲方代表处有董育杰签字，乙方代表处有路殿中签字，并加盖原告公章。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约定完成了合同约定的施工内容。2010年7月2日，董育杰、路殿中签订《哈达山库区A-07标段防渗墙先导孔工程结算书》一份，结算书载明“按照我公司与您单位的协议书约定，我们自五月中旬进场，历经一个多月的勘查钻探工作在你们指定的钻孔位置于2010年6月29日完成全部外业工作。完成工程总量为3069.65m，按照120元／m单价结算，总工程价款为人民币叁拾陆万捌仟叁佰伍拾捌元整，（¥368358.00元）”。结算书甲方处显示为中国水利水电第十三工程局有限公司哈达山水利枢纽工程（一期）防护区工程土建施工［A-07］标段项目部，甲方代表出系董育杰签名。乙方为中水东北勘测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乙方代表处为路殿中签名。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另提交的在甲乙方签名后，有手写体“哈达山防渗墙钻孔检测欠4万，368358＋40000=共合计40.8353万（给现金）”字样，原告称该字体系董育杰书写，但董育杰予以否认。因案涉工程款纠纷，原告曾向被告发寄催款函，并于2018年9月到被告天津、德州办事处主张权利，但均未果。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为：一，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二，若双方存在合同关系，被告是否应按原告诉请支付工程款及利息；三，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一）关于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的问题对于双方于2009年7月4日签订的《哈达山防渗墙钻孔检测合同书》，被告虽称董育杰实际是朋信公司的员工，是代表朋信公司与原告签订的合同，合同与被告无关，但是对于合同书上甲方签章处是被告公司印章并无异议。被告虽称在合同上签章是应业主要求，并无证据表明原告对此知情。被告与朋信公司签订的合同中明确约定，“项目公章及财务章由甲方（即本案被告）负责保管”，被告公司作出了在合同上加盖公章的决定及行为，应当知晓因此可能带来的法律后果。而且，被告方已明确基于防渗墙检测先期付款的4万元系被告方通过银行电汇形式支付，被告的付款行为应视为被告已经对于双方之间签订的合同进行了履行，故针对防渗墙检测事宜，应认定原被告之间具有合同关系。对于被告所称其与原告之间不具有合同关系的辩解，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对于2010年5月11日签订的《哈达山［A-07］标段先导孔协议》，协议中甲方处虽没有被告签章，但作为原告时任工程负责人的路殿中称“董育杰是十三局（本案被告）的现场负责人……施工过程中找董育杰完善这份合同，因为合同上没有公章，董育杰说章不在，始终没盖上……（合同事宜）是我负责谈的这个活……之前我们（指董育杰）不认识，在哈拉毛都十三局的项目部办公室谈的，十三局的项目部是瓦房，外边有牌子，写的十三局”，时任工程现场负责人董育杰亦表示“《哈达山［A-07］标段先导孔协议》中国电建是知道的，但是当时负责人一直不在家，章就没盖上”，“我不清楚（中水公司）知不知道我是朋信公司的员工，平时施工的时候大伙也没有谈到这些事，（先导孔协议磋商过程中）我没有和中水公司说过我是代表谁。因为当时施工都是以中标人，现在叫中国电建的名义施工，我也没告诉过中水公司的人我是朋信公司的员工”，之所以《防渗墙钻孔检测协议》上没有加盖朋信公司的印章是因为“当时对外都是以中国电建的名义做的”，可见，对于先导孔施工部分的磋商是在施工现场被告的项目部进行，加之《哈达山防渗墙钻孔检测合同书》签订在先，该份合同签订时是董育杰先签的字，被告后加盖的公章，也即被告在明知董育杰并非被告公司员工却在合同甲方法人代表处签字的情况下仍然在该份合同上加盖了公章，虽无明确证据表明被告对董育杰进行了授权，但是在原告对此不知情的情况下完全有理由相信作为现场负责人的董育杰系代表中标单位（也即被告）签订的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之规定，董育杰的身份虽为朋信公司员工，但是其自称“当时对外都是以中国电建的名义做的”，根据被告提交的被告与朋信公司签订的合同内容来看，被告转包给朋信公司的是被告中标的“《主合同》规定的所有工程内容”，故董育杰在《哈达山［A-07］标段先导孔协议》上签字的行为对于不知情的原告来说有理由认为其代表的是被告公司。综上，对于被告现以被告公司未在合同上加盖公章，对被告不发生法律效力的抗辩，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应认定《哈达山［A-07］标段先导孔协议》对于原被告双方具有约束力。对于被告方提出的防渗墙检测是委托合同、不是基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法律关系的主张，因两份合同约定的工程内容具有一定相关性，且因防渗墙检测与先导孔施工均属本案所涉工程内容范围，为避免给双方当事人造成不必要的诉累，对于双方基于两份合同产生的争议，原审法院在此一并处理。综上，应认定原被告之间具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若被告与朋信公司之间有其他债权债务关系，可另行处理。（二）关于被告是否应按原告诉请支付工程款及利息的问题对于原告主张防渗墙检测的后期工程款4万元，因双方于《哈达山防渗墙钻孔检测合同书》中明确约定“其余工程款在交付甲方检测报告时予以结清”，因防渗墙检测系隐蔽工程，现被告及董育杰均表示并未收到过原告的检测报告，原告对于该检测工程并未完工；对于原告提交的工程结算书中原告称手写的“哈达山防渗墙钻孔检测欠4万一……共合计40.8353万（给现金）”内容系董育杰书写，但对此董育杰予以否认，故既没有证据表明原告对于该检测合同内容确已施工完毕，亦没有证据表明基于检测合同双方进行了结算，对此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对于基于防渗墙检测的4万元，原审法院依据现有证据不予支持。对于基于双方之间签订的《哈达山［A-07］标段先导孔协议》产生的工程款368358元，原告于2010年6月施工完毕后，董育杰在《哈达山库区A-07标段防渗墙先导孔工程结算书》上签字的行为，应视为原被告对此已进行了结算。原告按约完成了施工，被告亦应按结算金额给付工程款。被告未按时履行给付工程款的义务，应承担逾期给付的法律后果，即支付相应的利息。（三）关于原告的起诉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诉讼时效应从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之日起开始计算。工程款结算后，双方权利义务已明确，债权人对自己的权利是否受到侵犯可以做出明确的判断，因此，工程结算之日后应为诉讼时效的起算点。但根据证人路殿中的证人证言，在哈拉毛都项目部时原告曾到十三局的项目部多次主张工程款，证人董育杰亦称，原告方去过董育杰在旭升地产附近的办公地点主张过工程款，综合原告提交的催款函、视频资料等证据，可以认定原告并未怠于或放弃主张权利，故不能当然认定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综上所述，原告要求被告给付工程款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中国电建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立即给付中水东北勘测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尚欠工程款368358元，并自2010年7月3日起至工程款付清之日止给付利息（2019年8月20日之前的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之后的利率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426元，由被告负担6699元，原告负担727元。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的证据。二审查明，《哈达山防渗墙钻孔检测合同书》、《哈达山［A-07］标段先导孔协议》两份合同施工项目均是哈达山【A-07】标段施工范围内的项目之一；《哈达山［A-07］标段先导孔协议》与《哈达山库区A-07标段防渗墙先导孔工程结算书》均未明确工程结束后具体付款时间。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基本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一、电建集团作为本案主体是否适格；二、中水公司的主张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三、原审审理程序是否合法。关于电建集团作为本案主体是否适格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本案中，第一份《哈达山防渗墙检测委托书》与《哈达山防渗墙钻孔检测合同书》甲方处均有董育杰的签字与电建集团（中水十三局）项目经理部的公章，且电建集团对该份合同的效力予以认可，故该份合同中电建集团（中水十三局）是合同相对人，主体适格。但在诉讼中中水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哈达山防渗墙钻孔检测合同书》内约定的施工范围施工完毕进行结算，故一审法院对“基于防渗墙检测的4万元，不予支持，”本院予以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董育杰与中水公司签订的第二份《哈达山［A-07］标段先导孔协议》及《哈达山库区A-07标段防渗墙先导孔工程结算书》甲方处有中水十三局项目部的字样，没有中电建集团（中水十三局）的公章，董育杰在甲方法人代表处签字，乙方处有中水公司的公章，路殿中在乙方法人代理处签字，电建集团对该份合同及结算书效力不予认可。此时，应评判董育杰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哈达山防渗墙钻孔检测合同书》是董育杰作为中水十三局的法人代表与中水公司签订的，在签订《哈达山［A-07］标段先导孔协议》及《哈达山库区A-07标段防渗墙先导孔工程结算书》时虽然只有董育杰的签字未加盖中水十三局项目部公章，但因董育杰曾经代表过中水十三局，又因均是哈达山【A0-07】标段内的施工项目，结合证人路殿中证言双方磋商时是在“哈拉毛都十三局的项目部办公室谈的，十三局的项目部是瓦房，外边有牌子，写的是十三局”可以认定中水公司有理由相信董育杰的行为代表电建集团（中水十三局），中水公司属于善意相对人，故董育杰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代理行为有效，电建集团（中水十三局）作为本案的主体适格。一审法院认定“原告按约完成了施工，被告亦应按结算金额给付工程款。被告未按时履行给付工程款的义务，应承担逾期给付的法律后果，即支付相应的利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关于中水公司的主张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中水公司在履行合同义务后，电建集团（中水十三局）应履行给付工程款的义务，经查双方在签订《哈达山［A-07］标段先导孔协议》和《哈达山库区A-07标段防渗墙先导孔工程结算书》中均未明确支付工程款的时间，在双方就付款时间约定不明的情况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的规定，中水公司可以随时要求履行，在向电建集团（中水十三局）主张权利时，本案方可计算诉讼时效；即便认为超过诉讼时效，2018年9月3日电建集团（中水十三局）的叶芳在催款函上签字，亦应当视为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该债权债务关系应受法律保护；另根据证人路殿中的证言可以证明中水公司并未怠于主张权利。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中水公司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审审理程序是否合法。董育杰是案涉两份合同的签订人，对合同签订时的事实情况最为了解，原审法院分别于2019年9月26日、2020年1月7日两次对董育杰进行调查核实，均是为了查清案件事实，从而更好的适用法律，电建集团主张原审法院审理程序违法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中国电建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426元，由上诉人中国电建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牟凤桐审判员  魏 巍审判员  张 蕊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日书记员  宁宏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