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新01民终165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史雪芹，女，1984年9月1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新市区天津北路资金长安8号楼5单元1401号。   委托诉讼代理人：华翾，新疆安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雅，新疆安隆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黄河路支行，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黄河路105号。   主要负责人：惠晨峻，该支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晶，男，该支行法务。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国，男，该支行职员。   上诉人史雪芹因与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黄河路支行（以下简称农行黄河路支行）借记卡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2019)新0103民初104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史雪芹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华翾，上诉人农行黄河路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晶、孙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史雪芹上诉请求：撤销（2019）新0103民初10465号民事判决，改判农行黄河路支行赔偿史雪芹损失312,810.19元、利息9,384元。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判决我对损失承担百分之三十的责任，是由于对于此次银行卡异地盗刷，我存在过错，因此对损失的发生需要承担过错责任。一审法院认为我需要对没有泄露密码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我认为，该认定完全违背了民事诉讼法最基本的举证规则。农行黄河路支行在庭审时一再认为该次异地盗刷是由于我非法使用银行卡导致密码泄露而直接造成的，对于我是否泄露密码的争议事实理应由其举证证明，而一审法院在农行黄河路支行没有履行举证义务的情形下，将举证责任不利的结果强加给我，违背了最基本的举证规则。我发现银行卡盗刷后立即进行挂失并持储蓄卡向公安机关报案，已经可以排除我有恶意使用储蓄卡的行为，我不可能报假案。我一审出示的客户关联合约信息足以证明，该卡的业务功能仅限于储蓄，服务功能也仅仅设置了短信提醒，我对于该卡没有开通其他任何形式的业务功能，也没有与其他平台软件联合开展业务，就是为了保障该卡资金的安全性。2.就算我将银行卡密码公之于众，只要卡在我处保管，旁人只知道密码就能无介质取款吗？显然这个说法是荒谬的，真卡的确定性和密码的唯一性是使用银行卡必备的两个条件，缺一不可。我与农行黄河路支行之间建立了储蓄存款合同关系，其作为商业银行，最基本的合同义务就是保证我的资金安全，并且农行黄河路支行作为设计并制作银行卡的一方，应当保证该银行卡的防伪性，以防银行卡被他人复制，但农行黄河路支行显然没有完成该义务，一审已经查明，本案中异地银行卡盗刷属于伪卡交易的情形，由此说明，农行黄河路支行在银行卡管理识别方面存在安全隐患，其发放的此类银行卡存在被复制的可能性且复制的伪卡不能被交易系统识别，故其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应当承担违约责任。综上，农行黄河路分行没有证据证明系我的过错导致该银行卡交易密码泄露，故本案银行卡被盗刷的全部损失应当由农行黄河路支行承担。   农行黄河路支行辩称，1.史雪芹对于其银行卡号和密码的泄露负有不可推卸的全部责任。2.史雪芹以储蓄合同纠纷为由提起诉讼，应当按照合同法的相关精神和规定进行审判。3.诚如史雪芹所言，验证银行卡的真伪的同时验证密码是目前芯片卡相较于磁条卡在安全性上更为先进的表现，但我行需要明确指出，任何技术的发展都是具有时代局限性的，我行对于磁条卡存在技术缺陷的问题不回避，但该技术缺陷并不是导致史雪芹资金损失的关键原因。   农行黄河路支行上诉请求：撤销（2019）新0103民初10465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史雪芹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对于盗刷的结果的形成，双方所负责任界定不清。一审判决将史雪芹未妥善保管银行卡密码定为次要责任，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银行卡密码是史雪芹支取账户内余额的唯一有效凭证，是银行卡能够盗刷成功的先决条件，具有决定性作用。我行在一审中已经明确提出，即便史雪芹持有的银行卡类型为芯片卡，一旦发生密码泄露账户安全依旧无法保障。可见我行相关防范技术是否升级并不是盗刷结果产生的主要原因和直接原因，因此对于银行卡被盗刷，史雪芹负有主要责任。一审判决认为我行提示史雪芹交易异常后没有其他作为，放任了损害结果的发生，具有疏忽管理的责任。上述判决违背了现有金融行业账户安全保障基本原则，属于认知偏差。我行与史雪芹之间存在储蓄合同关系，既要求我行保障其账户免受犯罪导致的损失，同时也应保障其资金不被非法冻结，我行在一审中提出在无法律、账户持有人或有权机关授权的情况下，我行自行冻结银行客户资金是违法行为也是违约行为。我行在发生盗刷后已通过不止一条短信告知史雪芹，在法律授权的范围内履行了可尽、应尽之职责。一审判决对我行在庭审中提出的史雪芹被盗刷前几日的异常交易未做查明亦未做明确认定。我行认为史雪芹在2019年6月3日至6月9日发生的多笔存疑交易，交易附言明显异于正常交易，极有可能是在被改造的非法POS机或微信二维码上进行了交易，是导致银行卡被复制的主要原因。史雪芹虽在庭审中提交了交易明细，却未提供证明交易真实性的证据，在公安机关案件侦查结果尚不明确的情况下，应推定是史雪芹未妥善保管银行卡。一审判决认定银行卡系统应不断改进技术，不断提高其所发的银行卡的安全性，不给犯罪分子可乘之机，同样属于跨行业认知偏差。我行已在一审中明确提出，各家商业银行目前发行的银行卡皆为银联卡，系统技术和安全标准由银联公司统一开发、升级和指定。各商业银行和银联公司之间仅为业务合作关系，银行卡不属于银行自有产品，因此银行没有义务也没有能力对银行卡安全技术进行改进升级。且银行卡安全技术是否升级，对本案而言并不是盗刷结果形成的主要原因。一审判决认为我行仅通过3.15金融消费和权益日和知识宣传公告向客户提示养成良好习惯，难以达到使借记卡用户意识到交易风险的目的。同样属于跨行业的认知偏差。我行在前述已经提到，在无法律、客户或权力机关授权的情况下，我行不能随意冻结账号。因此我行不可能通过冻结账户手段在内的违法手段迫使客户更换芯片。我行作为普通金融机构，只可在现有法律框架下通过不断的宣传和教育，引导客户更换更安全的芯片卡，是否更换的权利在于史雪芹。因此一审法院在判决中认定我行更换芯片卡的相关宣传或引导的行为并不能减免我行保障客户资金安全的义务，是错误的。2.一审中，史雪芹以《储蓄合同》纠纷为由提出诉讼，应当按照合同法的相关精神和规定进行判决，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过多着眼于我行和史雪芹之间的责任的界定，忽略了《储蓄合同》中有关约定。我行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储蓄合同》明确约定了未妥善保管银行卡及银行卡密码导致的资金损失，由史雪芹负责，一审法院既已认定了史雪芹对银行卡密码的泄露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就应该依据合同法规定和《储蓄合同》相关约定进行审理和判决。   史雪芹辩称，我不同意农行黄河路支行的上诉请求，其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应当依法予以驳回。1.双方之间存在储蓄存款合同关系，银行最基本的合同义务就是对我的资金适度监管以及安全保障，银行认为密码泄露是导致损失的直接原因，这一主张银行并没有对我泄露密码进行举证，并且我依据出示相关证据证明该卡是在正常使用状态中，所以我在银行卡的使用过程中不存在过错。2.银行的系统已经在6月11日6时33分发现该卡存在异常交易的情况，并且短信提示我确认交易，在我没有确认行为的情况下，该卡又陆续被盗刷，银行并没有阻止交易，这种情况下损失应由银行承担。3.关于银行卡的正常使用，我已经出了银行卡合约信息、业务凭证、交易明细等，足以证明我对于银行卡的正常使用状态，至于该卡为什么会发生伪卡交易，是怎样进行交易的，是银行应当解决的技术问题，不应当由我进行防范。4.我手中的银行卡是建立在储蓄存款合同法律关系时银行交付给我方使用的银行卡，在发生盗刷时该卡依然可以继续正常使用，足以证明银行对该磁条卡安全是默认的。如果以公告的行为要求我更换芯片卡，那恰好可以说明银行明知磁条卡可能存在技术漏洞和安全隐患，在这种情况下，银行依然放任储户继续正常使用磁条卡，是对其技术漏洞的放任和无视，也正是技术漏洞的原因，才导致我的损失。   史雪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农行黄河路支行赔偿史雪芹损失312,810.19元；2.判令农行黄河路支行支付史雪芹利息9,384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11月22日，史雪芹在农行黄河路支行处办理一张以磁条为介质的借记卡，卡号为：×××（以下简称涉案借记卡）。2019年6月11日，史雪芹涉案借记卡分26笔通过消费、现支方式共计被盗刷312,927.87元，史雪芹提交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名下清单显示消费地点为美国洛杉矶与圣塔莫妮卡两地。2019年6月11日6时33分，农行黄河路支行向史雪芹发送了其尾号为2519的借记卡存在异常交易的短信，短信内容：按照人行规定，我行拦截了您尾号2519银行卡的一笔可疑交易支出，如为正常交易，请回复“FJYZ﹟卡号”后办理。后史雪芹又收到多条相同短信提醒。后，农行黄河路支行又陆续向史雪芹发送相同短信。同日7时17分26秒，史雪芹第一次向银行拨打电话要求挂失尾号为2519的借记卡未成功，此时账户余额内尚有4,027.42元。同日7时32分史雪芹再次拨打农行黄河路支行客服电话挂失成功，但史雪芹尾号为2519的借记卡于同日7时28分再次被盗刷3,514.73元，待挂失成功时卡内余额仅为512.69元。同日13时55分，史雪芹持其尾号为2519的借记卡在柜台存入1元钱。   一审法院认为，史雪芹提交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存款凭证可以证实史雪芹所持涉案借记卡被他人盗刷，且盗刷时涉案借记卡为史雪芹所持有的事实存在。史雪芹在农行黄河路支行处办理银行卡后，双方之间便形成了储蓄存款合同关系，农行黄河路支行作为商业银行，应当保障史雪芹的资金安全，保障史雪芹的财产权益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侵犯。要保护好储户的资金安全，银行系统应不断改进技术，不断提高其所发的银行卡的安全性，不给犯罪分子可乘之机，避免储户损失的发生。本案事发时为上午六时许，处于乌鲁木齐市民睡觉休息时间，从农行黄河路支行向史雪芹发送短信的内容可以看出农行黄河路支行已意识到存在可疑交易，但在史雪芹未回复确认交易系正常交易的情况下，农行黄河路支行确未能拦截，亦未能有其他任何作为，放任损害结果发生在一定程度上，农行黄河路支行具有疏忽管理的责任。另，涉案借记卡系以磁条为介质的银行卡，农行黄河路支行认可该卡容易被复制，存在技术上的安全隐患，在史雪芹卡内存在大量现金的情况下，农行黄河路支行却未能着重向史雪芹进行安全提示，仅通过“3.15金融消费者权益日”知识宣传公告向客户提示养成良好习惯，难以达到使借记卡用户意识到交易风险。综上，农行黄河路支行对于史雪芹涉案借记卡存在的风险是具有预见性的，且能够通过技术的手段提前预防。虽然农行黄河路支行通过公告告知了其交付的磁条借记卡存在安全风险，在关系到史雪芹账户资金安全的情形下，农行黄河路支行的此种公告行为并不能减免其保障客户账户资金的安全的义务，亦并不能及时有效的防止损失的发生。史雪芹作为涉案借记卡的使用人，其亦有义务妥善保管银行卡及密码。案件审理过程中，史雪芹银行卡在美国被盗刷当日，其于中午13时持真卡在中国农业银行乌鲁木齐市黄河路支行柜台存入1元钱，表明史雪芹对自己持有的银行卡初步尽到了妥善保管的义务，银行卡由其本人占有，但史雪芹却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已对涉案借记卡密码进行了妥善保管。银行卡密码系史雪芹自己所设，亦由史雪芹自己保管，银行卡交易必须是卡和密码共同印证方可，可以推断出史雪芹对于其银行卡密码保管不当，此次史雪芹银行卡被盗刷其本人亦有责任。关于史雪芹要求农行黄河路支行赔偿312,810.19元之诉讼请求，鉴于史雪芹自身存在疏忽，一审法院酌情减免农行黄河路支行的赔偿责任，农行黄河路支行赔偿史雪芹损失为218,967.13元（312,810.19元×70%）。关于史雪芹要求农行黄河路支付利息9,384元之诉讼请求，因史雪芹借记卡内资金系活期存款，故应按照中国农业银行同期同类活期存款利率年息0.3%标准计算利息按照70%的比例由农行黄河路支行予以赔偿即253.76元〔218,967.13元×（0.3%÷365天）×141天（2019年6月11日-2019年10月30日）〕。综上，一审法院判决：一、农行黄河路支行赔偿史雪芹218,967.13元；二、农行黄河路支行支付史雪芹利息253.76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农行黄河路支行向本院提交证据一、《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关于8月26日投产借记卡风险控制功能的通知》（复印件），用于证明在2017年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已经对磁条卡交易安全的外围技术进行了全面升级。农行黄河路支行已在现有技术条件下和权限范围能对外围风险进行了尽可能地控制和防范；证据二、《史雪芹女士银行卡资金异常交易当日全量短信记录》，依据短信记录的时间线，结合证据一中有关异常交易短信提醒的技术规则，可证明农行黄河路支行在史雪芹账户发生实际损失前，通过系统已成功拦截了四笔异常交易。史雪芹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认为这些证据是农行黄河路支行自行出具，不能约束史雪芹，并且该证据恰巧能证明农行黄河路支行对技术上存在漏洞的事实是知晓的；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均不认可，认为通过该份证据可以反映，短信是在资金被盗刷前向史雪芹发送的，在史雪芹本人未回复的情形下，农行黄河路支行并未阻止异常交易，由此产生的损失应当由农行黄河路支行承担。本院对于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与本案的关联性需结合本院其他证据在本院认为部分阐述认定。   综上，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   本案争议焦点为：史雪芹要求农行黄河路支行赔偿损失312,810.19元、利息9,384元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   本案中，农行黄河路支行向史雪芹发放了借记卡，双方形成了储蓄存款合同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六条规定：“商业银行应当保障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侵犯”。银行卡具有唯一性、针对性、隐秘性的特征，史雪芹作为银行卡的持卡人负有谨慎妥善地保管使用卡片、密码及相关信息的义务，而作为发卡行的农行黄河路支行应当尽到保障持卡人在交易平台使用银行卡的安全，并有防范犯罪嫌疑人利用银行提供的服务系统、设施设备实施各种犯罪行为的义务。史雪芹向涉案借记卡账户存入款项后，农行黄河路支行即负有按约给付存款本息，保障持卡人资金安全等义务。史雪芹作为持卡人的安全保管义务应以一般人在正常使用借记卡过程中的合理注意义务为限，持卡人只要按照正常的操作要求使用借记卡，就应当视为尽到了合理注意义务。经查，涉案借记卡于2019年6月11日在美国洛杉矶与圣塔莫妮卡两地通过消费、现金方式被盗刷312,927.87元。当日史雪芹立即进行挂失、报案并在柜台存入1元钱。其作为储户已证明涉案借记卡被盗刷时由其个人持有。从涉案交易发生的时间、空间、数额等因素综合分析，并根据民事证据的高度盖然性标准，可以认定史雪芹的账户存款系被他人非法支取，涉案交易行为系他人使用伪造银行卡完成的。农行黄河路支行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涉诉交易时他人使用真实的银行卡，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史雪芹在用卡过程中存在不规范使用借记卡和密码的行为，即无法证明史雪芹对涉案借记卡使用过程中存在过错。农行黄河路支行在二审庭审中出示了案发当天史雪芹的手机短信记录，该短信记录反映，农行黄河路支行在发现史雪芹账户存在异常交易，成功拦截4笔扣款、未获取史雪芹的进一步指令后，完成了多次资金转出业务，由此确认农行黄河路支行存在过错。另，伪卡交易中，发卡银行与伪卡使用者之间的交易行为对持卡人不产生法律效力。综合上述理由，史雪芹的上诉请求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农行黄河路支行应对史雪芹所诉涉案款项承担全部违约赔偿责任。   借记卡具有转账结算、存取现金等功能，账户内存款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相应存款利率及计息办法计付利息。因史雪芹持有的为借记卡，卡内资金系活期存款，故一审法院判决以中国农业银行同期同类活期存款利息年息0.3%计算利息并无不当，农行黄河路支行应当向史雪芹支付利息362.52元〔312,810.19元×（年息0.3%÷365元）×141天（2019年6月11日-2019年10月30日）〕。   综上，史雪芹的上诉请求成立，农行黄河路支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五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变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2019）新0103民初1046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黄河路支行赔偿史雪芹218,967.13元”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黄河路支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史雪芹312,810.19元;   二、变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2019）新0103民初1046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黄河路支行支付史雪芹利息253.76元”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黄河路支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支付史雪芹利息362.52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持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3,066.46元（史雪芹已预交），由史雪芹负担2.8%即85.86元，农行黄河路支行负担97.2%即2,980.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979.07元（农行黄河路支行已预交4,619.61元、史雪芹已预交2,359.46元），由史雪芹负担66.06元，农行黄河路支行负担6,913.01。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映红                                         审  判   员   李卫玲                                         审  判   员    田 姝   二 〇 二 〇 年 六 月 二 十 二 日   书  记  员  孟芳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