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20）鲁71行赔终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孙建玲，女，1966年1月2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济南市南部山区管理委员会，住所地济南市柳埠镇柳埠三区309号。 法定代表人文东河，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金星，男，济南市南部山区管理委员会综合执法局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唐生，山东环周律师事务所律师。 孙建玲与济南市南部山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南山管委会）行政赔偿一案，均不服济南铁路运输法院（2019）鲁7101行赔初11号行政赔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6年10月11日，孙建玲与济南八里峪生态农业观光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八里峪合作社）签订购房合同，以60万元价格购买了该合作社生态园内房屋1处。该房屋为木质结构。房屋交付后，孙建玲实际入住。2019年1月12日，南山管委会于孙建玲房屋处张贴《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通知书》，责令房屋所有人于同年1月13日前拆除案涉建筑。2019年1月25日南山管委会将案涉房屋强制拆除。2019年3月25日，孙建玲向济南市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济南市人民政府于2019年5月17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济政复决字〔2019〕178号），认定孙建玲与南山管委会作出的强制拆除行为有利害关系。南山管委会在未下达有关行政决定、未履行催告程序、未下达强制执行决定、未履行强制拆除的公告程序的情况下将孙建玲房屋强制拆除的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相关规定，强制拆除行为违法。孙建玲据此向南山管委会提出行政赔偿。南山管委会以案涉房屋为违法建设，未侵犯孙建玲合法利益为由，于2019年9月4日作出《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 原审法院认为，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一、孙建玲主体资格是否适格；二、孙建玲主张的损失是否应予赔偿，赔偿数额如何确定。 关于焦点一，孙建玲主体资格是否适格。《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八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行政机关违法实施行政强制受到损害的，有权依法要求赔偿。”本案中，孙建玲自八里峪合作社处购买案涉房屋并使用，系案涉房屋的实际权利人，南山管委会在向孙建玲送达了通知书后将案涉房屋拆除，其强制拆除案涉房屋的行为已被生效复议决定确认违法，孙建玲作为强拆行为的相对人也是受害人有要求南山管委会赔偿的权利，其有权提起本案行政赔偿诉讼。南山管委会辩称孙建玲不具有本案主体资格的意见，不予采纳。 关于焦点二，孙建玲主张的损失是否应予赔偿，赔偿数额如何确定。其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依据该规定，只有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才能获得国家赔偿，反之，违法权益不受法律保护。本案中，南山管委会的强制拆除行为虽被济南市人民政府确认违法，但孙建玲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被强制拆除的房屋属于合法建设，故不属于国家赔偿法所规定的赔偿范围，孙建玲主张南山管委会赔偿案涉房屋购房款600000元的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其二，违法强拆行为造成孙建玲合法权益受损的，应当予以赔偿。程序合法是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之一，行政机关作出任何行政行为，均应按照相应的法定程序进行，即使行政相对人违法在先，行政机关纠正违法行为也应当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履行职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条的规定，行政强制的实施应当适当，即便拆除违法建筑亦应当严格依照相关规定进行。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章关于行政强制措施实施程序的规定，行政机关对违法建筑实施强制拆除的手段、方式必须科学、适中，不得以野蛮方式实施强制拆除。对于建筑物内的物品，行政机关应当采用公证、见证等方式，进行清点造册、制作现场笔录、妥善保管并及时移交。如行政机关未依法履行上述程序，造成当事人合法财产损失的，应予以赔偿。本案中，南山管委会不能提供证据证实组织拆除孙建玲房屋时履行了上述程序。虽然案涉房屋的建设未取得相关手续，但房屋可回收利用的建筑材料应属合法财产，如因违法强拆造成损失，依法应予赔偿；建筑内合法动产以及附属院落内可移动利用的附属设施、树木等，如因违法强拆造成损失，亦应予以赔偿。 对于具体赔偿数额的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规定：“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四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当事人的损失因客观原因无法鉴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的主张和在案证据，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生活常识等，酌情确定赔偿数额。”本案中，南山管委会既未依法对屋内物品登记保全，也未制作物品清单并交孙建玲签字确认，致使孙建玲对可回收利用的建筑材料、建筑物内合法的动产及可移动利用的附属设施、树木等损失的具体数额无法举证，故该损失是否存在、具体损失情况等，依法应由南山管委会承担举证责任。案涉房屋及附属物、屋内物品、附属设施皆已毁损灭失，无法进行调查取证，在此情况之下，对于孙建玲主张的各项损失，应结合逻辑推理、生活经验、生活常识和当事人的诉求，采用酌定方式，判决行政机关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具体数额为：1.关于被拆除建筑可回收利用建筑材料（包括室内门窗）损失。结合双方举证情况，根据孙建玲主张，综合考虑建筑材料的性质、原购买价格、使用年限、折旧程度、建筑面积、可重复利用率等因素，酌情确定损失数额为60000元。2.关于被拆除建筑内合法动产损失。室内合法财产损失，包括地板、家具、灯具等，运用一般生活经验、生活常识，结合各方的诉辩意见，综合考虑建筑面积、折旧程度、可重复利用率等，酌定为5000元。3.关于附属院落内可移动利用的设施、地砖等财产损失。根据孙建玲、南山管委会举证情况，运用一般生活经验、生活常识，结合院落面积、拆除季节等，酌定为2000元。以上三部分共计67000元。 综上,南山管委会实施的违法行政强制行为造成孙建玲合法财产损失,应依法予以行政赔偿;孙建玲的部分诉讼请求成立,对成立部分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四条第四项、第九条第一款、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第三十六条第八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判决:1.南山管委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赔偿孙建玲财产损失人民币67000元；2.驳回孙建玲的其他赔偿请求。 孙建玲对原审判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依法改判南山管委会赔偿其房屋被强制拆除造成的损失共计927035元。事实与理由：南山管委会强制拆除房屋的程序违法、方式野蛮，且强拆行为未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故应赔偿可回收利用物品的全部金额。南山管委会突击强拆，孙建玲的易保留物品没有来得及转移便被损毁。案涉房屋建成仅两年，材料为木质结构且接近全新，绝大多数建筑材料可以完整回收利用。南山管委会的强拆行为严重违法，未对案涉建筑内的物品进行登记造册、制作现场笔录、妥善保管及移交，根据法律规定，本案应由南山管委会承担举证责任。孙建玲在原审法院已提交物品损失清单且列明物品价格，原审法院判决金额低于孙建玲的实际损失，显失公平。 南山管委会答辩称，1.孙建玲要求南山管委会赔偿违法建筑的全部金额于法无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是取得国家赔偿的前提，案涉房屋系未经任何审批手续情况下的违法建筑，孙建玲不享受对违法建筑及建筑材料的合法权益，南山管委会依法应当不予赔偿。孙建玲购买案涉房屋合同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属无效合同。因建筑材料涵盖在其购买房屋的价款中，孙建玲只能通过民事诉讼程序向八里峪合作社主张赔偿，而非南山管委会。2.南山管委会的拆除行为未造成孙建玲财产损失，房屋开发者八里峪合作社不配合工作，故意隐瞒房屋实际权利人，致使南山管委会无法进行物品移交，南山管委会已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故原审法院判令南山管委会赔偿孙建玲损失是错误的。3.孙建玲应承担对其损失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原审法院认定由南山管委会承担举证责任，举证责任分配错误。 南山管委对原审判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判决撤销济南铁路运输法院作出的（2019）鲁7101行赔初11号行政赔偿判决，驳回孙建玲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1.原审法院认定可回收利用的建筑材料属合法财产，因违法强拆造成损失应予赔偿，系事实认定错误。案涉房屋在未经任何审批情况下在农村集体土地上所建，属违法建筑，孙建玲不享有对违法建筑及建筑材料的合法权益；即使孙建玲认为建筑材料有扩大损失，其也只能通过民事诉讼以无效合同向八里峪合作社主张，而非要求南山管委会赔偿。2.南山管委会的拆除行为未造成孙建玲的财产损失，原审法院判决赔偿损失错误。3.孙建玲应对其损失负举证责任，原审法院认定南山管委会负举证责任，对举证责任的分配和适用法律错误。4.原审法院酌定可回收利用材料损失60000元，未具体说明可回收建筑材料的内容，亦未说明可回收建筑材料损失数量和价值的判断依据，故原审法院酌定可回收利用材料损失60000元缺乏相应的事实依据，不应成立。 各方当事人在原审中提交的证据和依据已制作电子卷宗移送本院，上述证据在原审中已经质证。本院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基本一致。 二审期间，孙建玲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拆除过程的照片3张及视频1份，拟证明房屋拆除过程及拆除后的状态；2、八里峪合作社的证明1份，拟证明房屋的面积。南山管委会质证后认为证据1不是新证据，应不予接纳，且该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定，通过该视频可以看出房内无家具、灯具，院落里没有可移动设施，故对于该部分损失不予赔偿；对于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该证据仅能证明案涉房屋的面积，不能证明孙建玲的损失，且该证据的出具时间是2020年5月12日，已超过举证期限，不属于新证据。 孙建玲提交的证据1是在原审庭审之前获得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十五条第二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第二款“原告或者第三人在第一审程序中无正当理由未提供而在第二审程序中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不予接纳”之规定，应不予接纳，故对证据1本院不作认定。对于证据2是孙建玲于二审审理过程中获得的证据，南山管委会对其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对证明本案事实有一定的证明作用，证据落款处有八里峪合作社的印章，具有合法性，本院予以认定。 本院认为，本案有两个争议焦点：一是南山管委会是否应因其强制拆除孙建玲房屋的行为承担行政赔偿责任；二是行政赔偿的具体数额如何确定。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南山管委会是否应因其强制拆除孙建玲房屋的行为承担行政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八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行政机关违法实施行政强制遭受损害的，依法有权要求赔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四项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行政职权造成财产损害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本案中，南山管委会的强制拆除孙建玲案涉房屋的行为已被济南市人民政府作出济政复决字[2019]17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确认违法，孙建玲有要求南山管委会赔偿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的五条的规定，行政强制的实施应当适当。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均未对行政强制执行的具体实施程序作出明确规定，但是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章关于行政强制措施实施程序的规定，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关于行政赔偿案件中因被告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时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的精神，行政机关对违法建筑实施强制拆除的，手段、方式必须科学适中，不得以不适当的方式实施强制拆除。对于建筑物内的物品，行政机关应当采取公证、见证等方式，进行清点造册、制作现场笔录、妥善保管并及时移交。南山管委会的拆除过程采取重型机械破坏式强制拆除，采取的拆除手段不科学、不适当，导致孙建玲的财产遭受明显不合理、过度损毁，南山管委会应承担行政赔偿责任。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行政赔偿的具体数额如何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获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据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请求行政赔偿，只有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时，才能获得行政赔偿；反之，没有合法权益可保护的，将不能获得行政赔偿。本案中，孙建玲未举证证明案涉建筑的合法性，故对于其提出的案涉房屋属于合法建筑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违法建设不属于孙建玲的合法财产权益，但违法建设本身违法并不意味着建筑材料亦随之变成非法财物，违法建筑物内的建筑材料、室内合法的财产以及院落内的合法财产，属于当事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因行政机关拆除手段、方式不当，造成相对人可回收建筑材料等合法权益损失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予以赔偿。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也规定，“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原告应当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造成损害的事实提供证据。”根据上述法律规范的规定，在行政赔偿诉讼中，相对人应就行政行为是否造成损失、具体损失数额多少承担举证责任。同时，行政机关实施拆除相对人房屋时，应尽慎重、妥善之注意义务，履行正当程序，依法公证或者制作证据清单，对合法财产予以清空并注意保存。本案中，孙建玲仅能提供案涉房屋照片、八里峪合作社的证明、收到条、银行账户流水、损失清单、造价证明复印件等证据证明损失情况，已穷尽举证手段。南山管委会未依法对相对人财产登记保全，未进行公证，未制作物品清单，是导致孙建玲财产损失具体情况无法查清的原因之一。南山管委会在原审庭审中承认其在拆除过程中进行了录像，但未予提交，视为举证不能，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适当降低孙建玲的举证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当事人的损失因客观原因无法鉴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的主张和在案证据，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生活常识等，酌情确定赔偿数额。”同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四条的规定，“法庭应当对经过庭审质证的证据和无需质证的证据进行逐一审查和对全部证据综合审查，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进行全面、客观、公正的分析判断，准确认定案件事实。”在被诉行政行为确已给相对人造成损失，但当事人双方有无法证明损失数额的情况下，法庭可以结合国家赔偿价值取向、举证目的、证明对象的实际情况等对全案证据进行综合审查，并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进行全面、客观、公正地分析判断。本案中，案涉房屋已于2019年1月25日被拆除，客观上已无法对可回收建筑材料等财产损失等进行鉴定，故应按照上述规定及原则酌情确定赔偿数额。 统观孙建玲的损失，应包括以下三部分：第一部分为案涉房屋可回收建筑材料（包括门窗）损失；第二部分为案涉房屋内部合法财产损失；第三部分为院落内合法财产损失。 关于第一部分案涉房屋可回收建筑材料损失。如前所述，因南山管委会拆除手段的不科学、不适当，造成孙建玲可回收建筑材料等的损失，南山管委会应予赔偿。通过向当事人询问及观察当事人提交的照片可知，案涉被拆除木屋与周边木屋的建筑材料是相同或者相似的，案涉木屋在可回收建筑材料上的损失应与房屋面积成正比，通俗的说就是房屋面积越大，可回收建筑材料越多，相对人因为强拆行为遭受的损失也就越大。案涉被拆除木屋主要的建筑材料是樟子松，但众所周知，房屋被拆除后，各种建筑材料长短不一，损坏程度轻重不一，二次利用率大打折扣，孙建玲主张按照木屋重置价格计算其损失，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本院通过市场调查，在充分了解樟子松市场回收价格的基础上，结合案涉房屋的面积、购买木屋的花费以及照片等在案证据，综合考虑案涉房屋在合理设计下的门窗数量，在保证同类案件统一裁判尺度的前提下，对原审法院作出的可回收建筑材料价值进行审查后认为，原审法院结合双方当事人举证情况，综合考虑建筑材料的性质、原购买价格、使用年限、折旧程度、建筑面积、可重复利用率等因素，酌情确定其可回收建筑材料（包括门窗损失）为60000元，符合本案实际，本院予以确认。关于第二部分室内合法财产损失，根据孙建玲的主张，室内合法财产损失，包括厨房卫浴、灯具等损失，属于正常生活必需品，原审法院运用一般生活经验、生活常识，结合各方的诉辩意见，综合考虑建筑面积、折旧程度、可重复利用率等，酌定为5000元，符合实际情况，并无不当。关于第三部分室外合法财产损失，根据孙建玲的主张，室外合法财产损失主要是太阳能照明设备等附属设施的损失，原审法院运用一般生活经验、生活常识，酌定为2000元，亦无不妥。南山管委会主张原审法院确认的赔偿数额过高，未提供证据证明，亦没有提出充分合理的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孙建玲、济南市南部山区管理委员会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姜筱倩 审判员  李 宁 审判员  庞伟杰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二日 法官助理张洁 书记员张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