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603民初2386号 原告：绍兴飞泰光电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绍兴市袍江三江路以北、规划支路支南。 诉讼代表人：马洪明，该公司破产管理人浙江中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负责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燮平，浙江越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住所地杭州市拱墅区密渡桥路1号浙商时代大厦1-14层。 代表人：章国华，该分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蓉蓉，浙江南方中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薛进军，浙江嘉瑞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绍兴飞泰光电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泰公司）与被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以下简称光大银行）对外追收债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23日立案受理，依法由审判员王萍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4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飞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燮平，光大银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蓉蓉、薛进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飞泰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光大银行返还《有追索权国内保理业务协议》项下结算余款13891579.15元；2.光大银行支付上述款项自2019年7月4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利息损失（2019年8月20日前的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后的利率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事实与理由：2013年3月1日，飞泰公司与光大银行签署《综合授信协议》一份，协议约定光大银行向飞泰公司提供最高授信额度人民币3000万元。同日，双方签署《有追索权国内保理业务协议》一份，约定：飞泰公司向光大银行申请获得光大银行的有追索权保理业务服务；飞泰公司决定采用光大银行的有追偿权保理服务后，应向光大银行提供叙做保理业务的书面申请；协议项下卖方即飞泰公司申请叙作保理业务时，应在申请贸易融资之前或之后，将应收账款转让事项通知买方；飞泰公司可以根据自己财务状况，凭已转让给光大银行未到期合格应收账款在保理融资额度内向光大银行申请贸易融资，由双方协商填写《保理业务申请书》相关内容；光大银行有权决定是否接受飞泰公司的融资申请，如果光大银行决定接受飞泰公司的贸易融资申请，将与飞泰公司确定融资条件、比例、利率及利息计收时间，在飞泰公司提交的《保理业务申请书》上签署意见并盖章予以确认后，及时将上述贸易融资款项划入卖方在光大银行开立的账户；光大银行应于收到买方支付的应收账款的款项后的一个工作日内区分不同情况，将款项作如下处理，如光大银行已向卖方提供贸易融资，在扣除应偿还光大银行的贸易融资本息及相关保理费用后，交余额贷记在光大银行的账户。2013年5月8日，双方签署《国内保理业务申请书》，约定将飞泰公司持有的针对上海斐讯数据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斐讯公司）的应收账款40136100元债权转让给光大银行，以申请贸易融资3000万元。同日，光大银行向飞泰公司发放贸易融资3000万元，飞泰公司也履行了应收账款转让的通知义务。因飞泰公司未能按期归还融资款项，光大银行通过诉讼方式向斐讯公司主张权利。2015年4月，斐讯公司依据生效法律文书，通过执行从斐讯公司处获得全额执行款4214万元（含向斐讯公司主张的应收账款40136100元）。另飞泰公司于2013年12月5日进入破产清算程序。飞泰公司认为，在有追索权保理业务的框架下，光大银行并不承担应收账款不能收回的商业风险，其受让飞泰公司对斐讯公司的债权，目的是为清偿飞泰公司对其所欠债务。因此应收账款扣除欠付光大银行的融资债务后，光大银行应返还其余款项，遂诉至本院。 光大银行辩称：一、光大银行根据生效判决并由法院执行取得对斐讯公司的40136100元应收账款债权转让款，法院判决斐讯公司应向光大银行支付该款项的依据是由于斐讯公司未按与银行的约定履行付款义务。飞泰公司对光大银行不享有任何债权。根据飞泰公司与光大银行签订的《有追索权国内保理业务协议》，约定飞泰公司将其对斐讯公司的40136100元应收账款的债权转让给光大银行，斐讯公司在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上签章，承诺将全部应收账款汇至光大银行指定的监管账户。因斐讯公司未按承诺的金额和方式付款，光大银行诉至法院要求斐讯公司承担付款义务，一审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2013）杭拱商初字第1521号判决、二审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杭商终字第502号判决及再审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浙民申字第2507号裁决书表明，斐讯公司在三级法院审理中均以其已向飞泰公司支付全部货款为由抗辩，而三级法院均认定斐讯公司提供的付款凭证不能证明其已经按照承诺的金额和付款方式向光大银行账户汇款，斐讯公司对光大银行的付款义务不能免除，支持光大银行的诉讼请求。该判决系生效判决，如飞泰公司对该判决有异议，应通过审判监督程序，而不通过另行起诉解决。二、根据法院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斐讯公司已向飞泰公司支付全部应付货款，飞泰公司对斐讯公司亦不享有债权。不仅在光大银行诉斐讯公司一案中斐讯公司提供证据称其已向飞泰公司支付全部货款，本院（2017）浙0603民初2431号关于斐讯公司诉飞泰公司债权确认纠纷一审判决及本院（2017）浙0603民再19号再审民事判决确认定的事实，亦对飞泰公司管理人主张斐讯公司尚欠飞泰公司84606018元的主张不予确认，法院依法确认截止至2013年6月30日，斐讯公司已向飞泰公司支付全部货款；同时认定，斐讯公司向光大银行等三家银行支付7613.31万元均是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斐讯公司的法定付款义务，具有法律依据。因此，在三级法院判决认定斐讯公司因其对光大银行违约向光大银行支付债权转让款；另案判决认定斐讯公司已向飞泰公司支付全部应收账款，驳回飞泰公司要求斐讯公司支付货款的情况下，飞泰公司起诉向光大银行追收债权及利息损失，无相应的依据。双方之间不存在任何关于结算余额及相关利息支付的约定，飞泰公司关于利息损失的诉请无事实依据，诉请要求返还的金额亦缺乏相应的依据。三、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4月、7月即在斐讯公司账户扣划应收账款40136100元及诉讼费用等，在该案审理期间（2014年），法院也向飞泰管理人了解了其与斐讯公司的业务往来明细节，根据该判决及法院执行斐讯公司案款情况，斐讯公司管理将光大银行的申报债权确认为零，光大银行对此亦予以确认，飞泰公司管理人知晓该结果至今已超过四年，已过法定诉讼时效，飞泰公司管理人一直未主张权利，说明其亦清楚飞泰公司对光大银行并无债权。综上，斐讯公司向光大银行支付债权转让款及诉讼费用均是生效法律文确定的斐讯公司的法定义务，且经法院依法执行，具有法律依据。本院的判决亦认定斐讯公司在向光大银行履行义务前已向飞泰公司支付全部货款，即飞泰公司对光大银行和斐讯公司均无债权，同时飞泰公司在长达四年多的时间里，亦未就此提出主张，早已超过诉讼时效，故请求法院驳回飞泰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飞泰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1.《综合授信协议》、《有追索权国内保理业务协议》各一份，以证明飞泰公司与光大银行就保理业务达成协议，飞泰公司将持有的针对买方斐讯公司的应收账款40136100元债权转让给光大银行，以申请贸易融资3000万元；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为保理业务法律关系。光大银行质证认为，对于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但保理业务协议中并未约定在回购之前进行结算的意思表示，并未约定所有保理业务均应进行结算，需在回购之后才会发生结算的事实。 2.债权申请表一份，以证明光大银行向飞泰公司管理人主张债权回购的权利，双方存在保理协议的事实，飞泰公司管理人对该笔债权审查范围为光大银行回购的权利，双方在沟通时确认光大银行不需要回购债权，故确认该笔债权额为0元的事实。光大银行质证认为对于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双方在沟通时即确认不进行回购，双方不存在结算，同时双方确认该笔债权为0元的事实。 3.债权申报函件一组，以证明斐讯公司就应收账款已被执行等事项与管理人进行沟通的事实，时间为2016年12月5日，由此管理人才最终知晓债权转让的催收。光大银行质证认为，对于真实性无法核实，但提交的时间为2016年12月5日，但管理人向光大银行寄送债权表的时间为2016年7月8日，而在这之前，飞泰公司管理人已知晓案涉债权已清偿的事实。 4.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2013）杭拱商初字第1521号、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杭商终字第502号民事判决书各一份，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2015）杭拱执民字第1167号执行通知书、交通银行电子回单各一份，以证明光大银行通过向斐讯公司追索应收账款取得法律文书，最终已取得40136100元的应收账款款项的事实，但在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杭商终字第502号民事判决书第10页中提到光大银行取得应收账款后，双方之间仍应经过结算确认金额。光大银行质证认为对于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但杭州中院的判决书中并未有双方之间需进行结算的表述，在上述判决生效后，飞泰公司已知晓债权转让的相关权利已归属光大银行的事实，故诉讼时效应从上述判决书生效之后开始计算，本案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 5.债权申报书（斐讯公司第一次申报）、债权申报表及债权申报材料清单（斐讯公司申报最后一次）、2018年3月1日债权核查联系单（最后一次确认债权）、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资料（2014年5月10日）各一组，以证明斐讯公司有三次申报债权，第二次申报时告知管理人光大银行的款项已全部从斐讯公司处执行到位，而光大银行债权申报材料中未包括案涉4000多万元已执行到位的材料；同时根据双方的交易习惯，银行凭证所载的款项性质均为融资款，多余款项应退还给飞泰公司的事实。光大银行质证认为对于真实性无异议，但并不能证明飞泰公司并不知晓光大银行债权已清偿的事实，光大银行上述举证与事实不符。 6.债权核查联系单（光大银行债权不予确认）一组，以证明飞泰公司管理人并不知晓光大银行该笔债权获得清偿的方式的事实。光大银行质证认为对于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飞泰公司向光大银行确认债权额为0元的时间为2016年7月8日，但在2015年，光大银行收到斐讯公司的执行款后，已向飞泰公司管理人沟通，告知管理人相关债权已全部清偿的事实。 7.光大银行提供的债权申报材料（国内保理业务申请书、保理融资回单）一组，以证明本案系贸易融资，系在保理协议框架下而发生的融资，光大银行最大期待权为收回全部融资及相应的利息的事实。光大银行质证认为对于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保理业务中约定，光大银行保证内容仅为诸多情况中的一种情况，并不因保证的条款反推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亦不能证明光大银行不享有受让的债权。 8.斐讯公司两次债权申报表及飞泰公司一债会及二债会时间，以证明斐讯公司第一次申报，管理人待定为普通债权，中间2016年12月5日作了补充申报。2018年1月，斐讯公司变更申报，管理人确认其为不当得利，普通债权的事实。光大银行质证认为，对于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但关联性有异议。根据飞泰公司所称斐讯公司三次申请，但从飞泰公司所提供的补充证据来看仅有一份，而无法确认该债权申报表为第一次申报，客观来说，应当存在其他两份债权申报表，而根据斐讯公司2016年12月5日提交的债权申报函件显示，在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前其他已提交相关材料，确认债权金额为7613.31万元，实际飞泰公司亦在之前知晓斐讯公司清偿案涉金额的事实，结合庭审中飞泰公司亦承诺对于光大银行申报债权确认为0元，是因为债权已清偿。综上可见，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 光大银行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9.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杭商终字第502号民事判决及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浙民申字第2507号裁决书各一份，以证明飞泰公司将斐讯公司的40136100元应收账款的债权转让给光大银行，法院判决斐讯公司承担责任的依据是其未按承诺向约定的光大银行监管账户汇款的事实。飞泰公司质证认为对于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法院判决认定双方债权转让合同成立，本案应收账款转入光大银行账户后双方仍应进行结算，将多余款项退还给飞泰公司。 10.债权审查联系单一份，以证明飞泰公司根据相关判决及斐讯公司执行款已全部执行到位的情况，将光大银行申报债权确认为零，光大银行对此予以确认，且飞泰公司早已知晓该结果，且至起诉之日已逾4年，已超过诉讼时效的事实。飞泰公司质证认为对于真实性无异议，但无法推导飞泰公司已知晓判决结果及相关内容，飞泰公司仅知晓债权得到清偿，本案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 11.本院（2017）浙0603民初2431号民事判决书及（2017）浙0603民再19号再审民事判决书各一份，以证明飞泰公司将对斐讯公司的应收账款转让给银行，在未偿付保理融资款的同时丧失了对斐讯公司的应收账款；法院判决认定斐讯公司已向飞泰公司支付全部应付款项，飞泰公司对斐讯公司不享有债权，斐讯公司向光大银行等三家银行支付7613.31万元均是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斐讯公司的法定付款义务，具有法律依据的事实。飞泰公司质证认为对于形式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且（2017）浙0603民初2431号判决已被撤销，斐讯公司以不当得利为由并被确认债权，但双方仍存在结算的必要和基础。 12.杭州银行进账单一份，以证明光大银行实际从杭州市拱墅区法院就案涉债权取得的执行款为41785257元的事实。飞泰公司质证认为，对于真实性无异议，但该执行款项系斐讯公司应收账款及孳息，应用于保理合同项下的结算。 对于双方提交的证据及相互的质证意见，本院认定如下：对于飞泰公司提供的1、3-8，光大银行质证认为对于形式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在本案中予以认定；对于飞泰公司提供证据2，本院经审查认为该证据系飞泰公司破产清算案中斐讯公司申报债权的函件，且加盖有斐讯公司的公章，故本院对该证据的形式真实性在本案中予以认定。对于光大公司提供的证据9-12，飞泰公司质证认为对于形式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对上述证据形式真实性在本案中予以认定。 综上，本院经审理查明：2013年3月1日，光大银行与飞泰公司签订一份有追索权国内保理业务协议，协议约定的主要内容有：1、有追索权保理是指光大银行作为保理商，在基础交易合同卖方将基础交易合同项下的应收账款转让给自己的基础上，向卖方提供的综合性金融服务。2、在应收账款转让给光大银行后，光大银行应享有卖方在该应收账款被转让前所享人的一切权利，在任何情况下，应收账款的转让都不得解释为光大银行承担了卖方与买方基础交易合同下的任何义务，卖方应继续履行其在基础交易合同项下的所有义务。3、对于转让给光大银行的应收账款，卖方必须履行应收账款转让通知的义务。此处所称的应收账款转让通知是指卖方采用商业发票上列明的形式或其他形式向买方合理指明应收账款已经转让给光大银行，并要求买方仅向光大银行支付应收账款款项以及只有向光大银行支付应收账款才能解除买方在基础交易合同中的付款义务的书面通知。4、无论何种原因，在已转让的商业发票到期日后30天内，光大银行尚未收妥全部款项的，光大银行有权将未收妥的应收账款进行反转让。5、在卖方违约的情况下，光大银行有权按照本协议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将已转让给光大银行但买方尚未付款的应收账款进行反转让，卖方保证立即无条件退还光大银行提供的贸易融资，并承担光大银行因此而遭受的损失，在卖方未能足额退还上述款项前，光大银行有权不将应收账款反转让事宜通知买方，该应收账款上的一切权利仍属于光大银行所有。同日，光大银行和斐讯公司签订一份有追索权保理业务买方及额度清单，清单中表明的买方名称即为斐讯公司，保理融资额度为3000万元。上述协议签订后，飞泰公司向光大银行提供了飞泰公司与斐讯公司之间的销售合同（合同号分别为SXFT201304-0001、SXFT201304-0003，合同金额共计4013.61万元），收货确认书，商业发票清单，表明将其对斐讯公司4013.61万元的应收账款转让给光大银行。同时，飞泰公司向斐讯公司发出两份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斐讯公司通知书的落款处加盖公章及财务专用章，并在落款处承诺“我司确认收到本通知并将按照本通知要求付款”。 2013年5月8日，光大银行向飞泰公司发放了3000万元的保理融资款。飞泰公司未按约向光大银行归还保理融资款。之后，斐讯公司也未按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的约定向光大银行支付约定的应收账款4013.61万元。光大银行遂于2013年8月19日向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院于2014年12月18日作出（2013）杭拱商初字第1521号民事判决，确认光大银行在与飞泰公司发生保理业务过程中，飞泰公司将其所有的对斐讯公司的应收账款债权40136400元转让给光大公司以叙作保理业务，现斐讯公司未按承诺将所欠飞泰公司的40136100元货款支付至光大银行的账户或光大银行指定的账户，故判决认定斐讯公司应向光大声银行支付欠款40136100元及相应的利息损失。斐讯公司不服上述判决，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于2015年4月7日作出（2015）浙杭商终字第502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斐讯公司又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作出（2015）浙民申字第2507号民事裁定书，驳回斐讯公司的再审申请。 光大银行就上述生效判决向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款41785257元于2015年4月30日执行到位。 本院另查明，飞泰公司于2013年10月30日向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后该院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同意后指定本院管辖，本院于2013年12月3日作出（2013）绍商破字第3-1号民事裁定，受理飞泰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并分别于2014年5月10日、2017年7月22日召开飞泰公司债权人会议。 飞泰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后，光大银行就案涉保理融资款项向飞泰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合计28248420.85元，管理人于2016年7月8日发送债权审查联系单给光大银行确认光大银行的债权为0，光大银行于2016年7月25日回函确认无异议。 斐讯公司于2016年12月5日向飞泰公司管理人提交的债权申报函件中载明称，含本案在内的飞泰公司因保理融资所对应的全部应收账款，除因飞泰公司未发货外，其余款项均由斐讯公司全部付讫，并在飞泰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前向管理人书面送达债权申报表，现再次向管理人申报债权。 本院再查明，飞泰公司曾就本案于2019年7月4日向本院提起诉讼，后因故撤回，本院裁定予以准许。 本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以下几方面： 一、飞泰公司对光大银行是否享有债权。本院认为，根据《商业银行保理业务管理暂行办法》（银监会【2014】第5号）第六条之规定，保理融资业务是一种以应收账款债权转让为核心的综合性金融服务业务。从案涉《有追索权国内保理业务协议》约定的内容看，包括了债权转让、金融借款等多种法律关系。该协议的性质依法应认定为同时包括了有名合同和无名合同的准混合契约。判决该协议的效力，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有关民事法律行为效力的规定。有关当事人之间的合同有明确约定且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应以当事人之间的合同约定来确定；当事人之间合同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应当结合合同目的、保理融资业务的交易惯例，并类推适用合同法中最相类似的有名合同的相关规定来衡量。本案当事人之间的保理融资业务是光大银行按照保理协议约定，受让飞泰公司对斐讯公司所享有的应收账款债权，为飞泰公司提供保理融资，且光大银行办理的是有追索权的保理业务。本案涉及飞泰公司与斐讯公司的买卖合同关系，飞泰公司与光大银行之间的保理融资关系，以及飞泰公司、斐讯公司、光大银行三者之间的债权转让关系。 本案光大银行虽因飞泰公司未按约归还保理融资款，依据其与斐讯公司签订的有追索权保理业务买方及额度清单而提起诉讼，生效判决认定光大银行与斐讯公司之间系债权转让合同纠纷，判决认定斐讯公司向光大银行支付欠款40136100元及相应的利息损失。同时光大银行通过法院执行取得对斐讯公司的40136100元应收账款债权转让款及相应的利息，合计41785257元。但结合前文分析，光大银行、斐讯公司、飞泰公司三者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保理融资关系、债权转让关系多重法律关系，故生效裁判文书认定的仅为多重法律关系中的一种，而现光大银行把混合关系中的其中债权转让部分单独割裂出来，有违三方签订保理协议及相关清单时的真实意思表示。本案三方签订相应保理协议及相关清单时的意思表示应为飞泰公司将其他对斐讯公司的应收账款转让给保理人即光大银行，光大银行提供资金融通、应收账款管理或催收，斐讯公司以其应付给飞泰公司的账款为飞泰公司的融资提供担保。同时因本案的保理协议系有追索权保理协议，光大银行可向应收飞泰公司主张返还保理融资本息或者回购应收账款债权，也可向斐讯公司主张应收账款债权。但结合双方之前的交易习惯、双方签订案涉协议时的真实意思表示及合同目的，光大银行在案涉交易关系中合同目的即为收回保理融资本息和相应的费用，同时根据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杭商终字第502号民事判决所认定，光大银行取得应收账款后，飞泰公司及光大银行之间仍存在最终结算情形，故光大银行向斐讯公司主张应收账款债权，在扣除保理融资本息和相应费用后剩余部分应当返还给应收账款债权人。光大银行认为根据案涉《有追索权国内保理业务协议》中明确约定光大银行有权将未收妥的应收账款进行反转让，而本案并未发生反转让情形，故飞泰公司将其对斐讯公司的债权转让给光大银行后，光大银行受让债权，无需将案涉保理融资多余款项退还给飞泰公司，亦即只有光大银行选择反转让后，才会发生光大银行与飞泰公司结算情形。本院认为，光大银行的上述辩称有违本院前文阐释的双方之间签订合同时的真实目的，同时根据案涉保理业务协议第二十四条的约定，光大银行在收到买方支付的应收账款的款项后，已向卖方（即飞泰公司）提供贸易融资，在扣除应偿还的贸易融资本息及相关费用后，亦需将余额贷记在光大银行的账户，亦说明即使未发生反转让，在扣除相应的融资本息及相关费用后还应进行结算。 二、关于双方结算金额的确认。本院认为，飞泰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后，光大银行曾就案涉保理融资债权向飞泰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金额为28248420.85元，管理人对该项金额亦无异议。同时根据光大银行提供的证据显示，光大银行就飞泰公司转让的斐讯公司债权经法院执行后最终入账的执行款为41785257元。故本案扣除光大银行保理融资本息和相应费用28248420.85元后，剩余款项应为13536836.15元。现飞泰公司以斐讯公司交纳的执行款扣减光大银行申报债权金额而起诉要求光大银行返还13891579.15元，无相应的依据，应以光大银行实际入账的金额扣减光大银行申报债权金额来确定。光大银行关于根据生效判决文书已经确认斐讯公司对飞泰公司已无债务，案涉应收账款实际斐讯公司已支付的主张，本院经审查认为，光大银行所主张的生效判决文书即本院（2017）浙0603民初2431号判决已被本院（2017）浙0603民再19号民事判决所撤销，同时根据（2017）浙0603民再19号民事判决认定，“如经双方对账，斐讯公司确实在飞泰公司已经将债权转让合仍向飞泰公司付款并付清全部货款的情况下又依据生效法律文书重复支付了7613.31万元……，如果确有该款项，飞泰公司应就该款项向斐讯公司承担返还责任，斐讯公司可就该款项另行向飞泰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故斐讯公司是否已在保理融资后已全额付清尚欠款项，系斐讯公司与飞泰公司需对账结算的问题，不影响飞泰公司依据保理合同关系，要求光大银行返还扣除保理融资本息和相应费用后剩余部分的应收账款。 三、关于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光大银行主张，光大银行起诉斐讯公司债权转让纠纷的案件，最终经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杭商终字第502号二审判决生效，而判决生效时间至飞泰公司就本案第一次向本院提起诉讼已过四年余，本案已过诉讼时效。本院经审查认为，光大银行起诉斐讯公司债权转让纠纷一案，飞泰公司并不是案件当事人，即使在该案审理过程中，承办法官向飞泰公司管理人了解过相关情况，但飞泰公司管理人并不当然知道判决结果。同时根据案涉双方签订的保理业务协议，仅提到“需将余额贷记在光大银行的账户”，而对于双方结算后的款项如何返还，结算时间均未作出明确约定。故本案诉讼时效应从权利人向债务人主张履行请求时开始计算，即从飞泰公司第一次向光大银行主张返还扣除保理融资本息及费用后多余款项之日起（2019年7月4日）开始计算诉讼时效。综合上述分析，飞泰公司提起本案的诉讼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绍兴飞泰光电技术有限公司13536836.15，并支付该款自2019年7月4日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款清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 二、驳回绍兴飞泰光电技术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105149元，依法减半收取52575元，由绍兴飞泰光电技术有限公司负担1343元，由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负担51232元，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王 萍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五日 书记员 谢燕娣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