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20）湘06刑终96号原公诉机关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李春明，男，1971年2月22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系重庆市某煤炭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经理，户籍所在地重庆市长寿区，住重庆市长寿区，案发前租住于广东省湛江市赤坎区。因涉嫌犯骗取贷款罪于2019年4月30日被岳阳市公安局直属分局刑事拘留，同年6月4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湖南省岳阳县看守所。指定辩护人黄琦，湖南人和人（岳阳）律师事务所律师。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人民法院审理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李春明犯骗取贷款、票据承兑罪一案，于二○一九年十二月十三日作出（2019）湘0602刑初507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李春明不服，提出上诉。岳阳市岳阳楼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2月26日将案卷移送本院。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6月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岳阳市人民检察院于2020年4月23日至5月22日查阅了案卷，提出了延期审理的建议，并指派检察员李壮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李春明及其辩护人黄琦均到庭参加了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判决认定，2010年6月，被告人李春明通过股权转让方式出资收购重庆市某煤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公司”），该公司为自然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为煤炭批发。被告人李春明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经理，系公司实际控制人，负责公司全面工作；吴某（已判刑）系公司监事，负责公司日常事务。因需资金周转，被告人李春明利用某公司与岳阳某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纸公司”）之间的煤炭销售业务及某公司对某纸公司存在应收账款的事实，在某纸公司不知晓的情况下，采取虚增、虚构应收账款项下款项，并将应收账款转让、质押给原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后该单位名称变更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以下简称“平安银行重庆分行”＞）作为贷款质押担保的方法，以某公司购买煤炭为由向平安银行重庆分行申请贷款。为顺利申请并获取银行贷款及承兑汇票，被告人李春明伪造某公司与益阳市某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的《煤炭销售合同》，以编造贷款事由，且伪造“岳阳某纸股份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4）”、“岳阳某纸股份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并串通时任某纸公司热电事业部采购计划科计划员黎某（已判刑），由被告人李春明及黎某向平安银行重庆分行出具虚假的某纸公司对某公司的应收账款转让情况予以确认的相关资料；同时，被告人李春明将某公司对某纸公司开具的作废的原煤销售重庆增值税专用发票作为贷款申请资料递交给平安银行重庆分行，用以骗取平安银行重庆分行贷款和获取承兑汇票。具体事实如下：2012年2月1日，原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与某公司签订了综合授信额度金额为1.2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合同》及《最高额质押担保合同》、《国内保理业务合同》、《国内保理业务补充协议》、《应收账款转让登记协议》、《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协议》等协议。合同约定授信额度金额由某公司以其享有对某纸公司自2012年2月1日起形成的应收账款转让给原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取得，其中敞口授信金额4000万元。为应付原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对某公司以其对某纸公司应收账款转让、质押及金额情况真实性的贷款申请审核，在某纸公司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告人李春明在原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应收账款转让询证函》和部分《岳阳某纸股份有限公司结算单》上加盖其伪造的“岳阳某纸股份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4）”印章，且向平安银行重庆分行递交某公司对某纸公司开具的作废的重庆增值税专用发票，并串通和授意黎某在原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应收账款转让通知确认函》上签名及加盖上述伪造的印章，以此编造某纸公司同意将某公司的应收账款转让、质押的事实。2012年6月至12月，被告人李春明采取上述手段，以某公司为借款人（承兑申请人）与原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平安银行重庆分行）在《综合授信额度合同》框架内先后签订了《贷款合同》、《汇票承兑合同》，先后三次从平安银行重庆分行贷款及获取承兑汇票650万元、300万元和660万元，共计1610万元；其中某公司在申请汇票承兑过程中按照合同约定向银行提供了一定比例的保证金作为申请承兑的质押担保。2013年2月25日，平安银行重庆分行与某公司签订了综合授信额度金额为1.2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合同》及《最高额质押担保合同》、《国内保理业务合同》、《国内保理业务补充协议》、《应收账款转让登记协议》、《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协议》等协议。合同约定授信额度金额由某公司以其享有对某纸公司自2012年9月12日起形成的应收账款转让给平安银行重庆分行取得，其中敞口授信金额4000万元；同时被告人李春明及其妻子杨某2分别与平安银行重庆分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以连带责任保证方式保证某公司履行《综合授信额度合同》所约定的贷款本息偿还义务。为应付平安银行重庆分行对某公司以其对某纸公司应收账款转让、质押及金额情况真实性的贷款申请审核，在某纸公司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告人李春明在部分《岳阳某纸股份有限公司结算单》上加盖其伪造的“岳阳某纸股份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4）”印章，向平安银行重庆分行出具加盖有伪造的“岳阳某纸股份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印章的某纸公司欠某公司购煤款《函告》及“岳阳某纸股份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4）”为有效印章的《说明》，且向平安银行重庆分行递交某公司对某纸公司开具的作废的重庆增值税专用发票，并串通和授意黎某在平安银行重庆分行《应收账款转让询证函》（包括应收账款明细表）、《应收账款转让通知确认函》上签名及加盖上述伪造的“岳阳某纸股份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4）”印章，以此虚增、虚构某公司对某纸公司应收账款项下款项，并编造某纸公司同意将某公司的应收账款转让、质押的事实。如：根据平安银行国内保理业务及贷款审核等有关管理制度和规程要求，平安银行重庆分行在每次贷款前需派员前往某纸公司对应收账款转让情况进行确认或书面询证。为顺利骗取贷款，被告人李春明事先联系黎某，请黎在银行工作人员前来核实应收账款等情况时配合。随后，被告人李春明安排公司监理吴某将其伪造的“岳阳某纸股份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4）”印章及内存私自编制的虚假的某公司对某纸公司应收账款明细及某纸公司结算单等电子资料的Ｕ盘送至某纸公司黎某的办公室交予黎某，黎某即将Ｕ盘内的上述应收账款资料拷贝至自己办公电脑内，以应对银行工作人员核查。当被告人李春明陪同平安银行重庆分行工作人员至黎某办公室后，黎某遂将其电脑内的上述虚假资料调出给银行工作人员核对，并在《应收账款转让通知确认函》、《应收账款转让询证函》等资料上签名，加盖上由被告人李春明提供的伪造的“岳阳某纸股份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4）”印章。当银行工作人员离开后，吴某遂将伪造的印章带走，并将黎某电脑中伪造的应收账款资料删除。在2013年度某公司对某纸公司最大应收账款款项累计为4419032.37元、2014年某公司对某纸公司最大应收账款款项累计1039571.09元的情况下，被告人李春明伙同黎某、吴某以上述方式，分别于2013年3月1日、3月27日、8月26日、10月15日、11月1日、12月12日和2014年1月22日向平安银行重庆分行出具某纸公司确认某公司对某纸公司应收账款款项分别为19719909.81元、22325410.45元、41875173.68元、19919032.87元、51312953.83元、67940589.56元和57690026.38元的虚假《应收账款转让通知确认函》和《应收账款转让询证函》。2013年3月至2014年2月，被告人李春明采取上述手段，以某公司为借款人（承兑申请人）与平安银行重庆分行在《综合授信额度合同》框架内先后签订了《贷款合同》、《汇票承兑合同》、《质押担保合同》等协议，先后十四次从平安银行重庆分行贷款及获取承兑汇票500万元、540万元、300万元、500万元、660万元、400万元、725万元、550万元、440万元、765万元、455万元、500万元、289万元、240万元，共计6864万元；其中某公司在申请汇票承兑过程中按照合同约定向银行提供了一定比例的保证金作为申请承兑的质押担保。2014年4月11日，平安银行重庆分行再次与某公司签订了综合授信额度金额为1.2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合同》及《最高额质押担保合同》、《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协议》等协议。合同约定授信额度金额由某公司以其享有对某纸公司的应收账款转让给平安银行重庆分行取得，敞口授信金额为2850万元，并约定应收账款价值不低于4300万元；其中《最高额质押担保合同》约定某公司提供的其对某纸公司的应收账款价值不低于1.2亿元。同时，被告人李春明以其经营的重庆某煤业有限公司和重庆某发煤业有限公司、被告人李春明之妻杨某2分别与平安银行重庆分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分别以连带责任保证、股权质押方式担保某公司履行《综合授信额度合同》所约定的贷款本息偿还义务。为应付平安银行重庆分行对某公司以其对某纸公司应收账款转让、质押及金额情况真实性的贷款申请审核，在某纸公司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告人李春明采取前述手段，于2014年5月19日授意黎某在平安银行重庆分行《应收账款质押通知确认书》上签名及加盖上述伪造的“岳阳某纸股份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4）”印章，以此虚增、虚构某公司对某纸公司应收账款项下款项为41690026.38元，并编造某纸公司同意将某公司的应收账款转让、质押的事实。而某纸公司在2013年11月即停止了与某公司的煤炭购销业务，且某公司对某纸公司的应收账款在2014年5月仅为539571.09元，至同年9月11日某纸公司已将购煤款全部结清。此外，在益阳市某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于2010年停业并于2013年7月注销工商登记，该公司至2010年后再未与某公司从事煤炭交易的情况下，为虚构贷款事由，被告人李春明伪造某公司向益阳市某贸易有限责任公司销售煤炭的《煤炭销售合同》，作为某公司的贷款申请资料提供给平安银行重庆分行，以骗取贷款。2014年4月至6月，被告人李春明采取上述手段，以某公司为借款人（承兑申请人）与平安银行重庆分行在《综合授信额度合同》框架内先后签订了《贷款合同》、《汇票承兑合同》、《质押担保合同》等协议，先后四次从平安银行重庆分行贷款及获取承兑汇票245万元、329万元、527万元和460万元，共计1561万元。在被告人李春明以某公司名义向平安银行重庆分行贷款及取得承兑汇票过程中，某公司将其所有的煤炭抵（质）押给平安银行重庆分行，并由中国外运重庆有限公司监管。经岳阳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鉴定：某公司贷款资料中的《应收账款转让通知确认书》、《应收账款转让询证函》、《应收账款质押通知确认书》、《岳阳某纸股份有限公司结算单》等资料上的“岳阳某纸股份有限公司的合同专用章（4）”印文与从某纸公司提取的样本印文不是同一印章盖印形成；且上述资料中黎某的签名笔迹与黎某的样本笔迹为同一人书写形成。经重庆市长寿区国家税务局查询，某公司于2012年5月至2014年8月期间对某纸公司开具的大部分增值税专用发票属作废发票。综上，2012年2月至2014年6月，被告人李春明伙同黎某、吴某采取虚构贷款事由、伪造申请贷款、银行承兑汇票资料、提供内容虚假的《应收账款转让通知确认函》、《应收账款转让询证函》、《应收账款质押通知确认书》、《岳阳某纸股份有限公司结算单》和作废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等手段，以某公司的名义先后二十一次从平安银行重庆分行贷款和获取银行承兑汇票共计1.0035亿元（其中贷款5086万元、承兑汇票4949万元），其中2014年2月8日至6月25日的七笔贷款及承兑汇票逾期未归还。至今，某公司尚有2470.544537万元贷款及承兑汇票未归还。2015年2月，岳阳市公安局对被告人李春明等人骗取贷款案立案侦查。之后，被告人李春明潜逃至云南等地，并使用他人身份证隐匿。2019年4月27日，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南明分局民警在该市南明区小碧乡东客站将被告人李春明抓获。针对上述事实，原审判决列举了经庭审举证、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1）被告人李春明及黎某、吴某的户籍资料和身份证明、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企业登记资料、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有限责任公司变更登记、煤炭经营资格证、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综合授信额度合同、最高额质押担保合同、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国内保理业务合同、质押担保合同、贷款合同、贷款委托支付申请书、汇票承兑合同、煤炭买卖合同、煤炭购销合同、应收账款转让登记协议、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协议、授信业务放款申请／审批表、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应收账款质押通知确认书、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应收账款转让通知确认函、应收账款转让询证函、应收账款转让申请书、函告、回复函、说明、平安银行重庆分行授信批复、对账报告及情况说明、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监章确认报告、平安银行应收账款转让明细表、某纸公司辅助明细账、某纸公司结算单、增值税专用发票、借款借据、银行承兑汇票、结算业务委托书、动产权属统一登记、平安银行重庆分行损失情况说明及附表、国内旅客住宿登记、旅客车次、航班信息等书证；（2）同案人黎某、吴某的证言、证人周某、谢某1、陶某、徐某、王某、易某、张某1、陈某、张某2、何某、邹某、管某、江某、刘某1、谢某2、刘某2、李某1、杨某、李某2等的证言及民警出具的抓获经过；（3）被害单位某纸公司的报案报告；（4）被告人李春明的供述和辩解；（5）岳阳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岳公物鉴（文检）字（2015）28号、29号、152号文件检验鉴定书；（六）其他证据：重庆市长寿区国家税务局出具的某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说明等。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李春明伙同他人，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贷款、票据承兑，给银行造成特别重大损失，其行为已构成骗取贷款、票据承兑罪。本案骗取贷款、票据承兑犯罪行为是被告人李春明以重庆市某煤炭有限公司名义实施的，且被告人李春明供述重庆市某煤炭有限公司所获取的贷款及承兑汇票均被公司用于以新贷还旧贷、购买煤炭等公司经营活动，而本案尚无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上述贷款及承兑汇票大部分被被告人李春明个人非法占有和使用，故本案应属单位犯罪；被告人李春明作为重庆市某煤炭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策划、授意和安排他人参与骗取贷款、票据承兑犯罪，并直接实施具体犯罪行为，依法应按单位犯罪中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追究刑事责任。本案亦系共同犯罪，被告人李春明在共同犯罪中起了主要作用，系主犯。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条之一、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四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被告人李春明犯骗取贷款、票据承兑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原审被告人李春明上诉提出：一审判决认定其采取欺骗手段，骗取银行贷款的基本事实错误，认定相关事实的证据不足，部分重要证据公诉机关未提交并经法庭质证，其行为不构成犯罪：1、一审判决认定2012年2月至2014年6月期间，某公司从深圳发展银行（后更名为平安银行）重庆分行先后获取的1.0035亿元的贷款及承兑汇票系以岳阳某纸公司应收账款质押担保授信额度内的贷款、承兑汇票错误，某公司是以其库存煤炭等做担保贷的款，应收账款额度贷款并未发生。其中，2012年6月至2013年6月，平安银行重庆分行是用库存煤炭抵押并质押综合授信额度发放的贷款（2650万元），这期间虽然某公司与平安银行重庆分行之间签订了1.2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合同》，其中包括“某纸公司应收账款质押担保敞口授信4000万元”，但因平安银行重庆分行派人与某纸公司之间未达成协议，银行未对某纸公司应收账款质押担保的4000万元授信，此期间的贷款2650元是以“库存煤炭”抵押并质押综合授信额度发放的；2013年6月至2014年6月，平安银行重庆分行是用某公司“库存煤炭”作抵押并质押综合授信额度贷款，但形式上是以某纸公司应收账款抵押进行贷款（7785万元），该金额在其授信批复的库存煤炭综合授信额度8000万元内，某纸公司应收账款质押担保授信额度没有产生。2、原审法院对《银行授信批复》等核心证据没有提交质证，公诉人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平安银行重庆分行对某纸公司应收账款质押担保额度“授信”，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平安银行重庆分行对某公司每年4000万元的敞口授信额度已经产生，二审庭审中，出庭检察员出示的《银行授信批复》是伪造的，与事实不符。3、其没有伪造岳阳某纸股份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4）；其没有串通黎某并授意提供虚假的贷款资料；没有伪造益阳某贸易有限公司与某公司的《煤炭销售合同》；提供的作废的增值税发票复印件仅具查询功能，没有证明作用，且未质证。4、一审判决未查清库存煤炭、股权质押、支付定金、某纸公司应收账款质押担保等形式贷款授信额度贷款的金额、时间、是否归还等，未归还的2470万元贷款是哪一种方式的贷款，认定银行损失是上诉人的欺骗手段造成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且造成贷款等不能归还是因政府关闭煤矿所致，其本人无故意、过失。二审庭审中，上诉人李春明还提出，如认定其构成犯罪，请求二审改判其缓刑。辩护人辩护提出，每笔贷款均应有相应的贷款资料、抵押物清单等，用以证明上诉人李春明是用应收账款获得的贷款，如果用的是库存煤炭抵押，那么库存煤炭抵押贷款的部分应当在骗取贷款的金额中核减，本案造成损失银行也有责任，应相应减轻上诉人李春明的责任。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认定2012年2月至2014年6月，上诉人李春明伙同黎某、吴某（已判决）采取虚构贷款事由、伪造申请贷款、银行承兑汇票资料、提供虚假的《应收账款转让通知确认函》、《应收账款转让询证函》、《应收账款质押通知确认书》、《岳阳某纸股份有限公司结算单》和作废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等手段，以上诉人李春明担任法定代表人的重庆市某煤炭有限公司的名义先后21次从原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后更名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获取贷款和银行承兑汇票共计人民币1.0035亿元。至今，某公司尚有2470.544537万元贷款及承兑汇票未归还，给银行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李春明伙同他人，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贷款、票据承兑，给银行造成特别重大损失，其行为已构成骗取贷款、票据承兑罪。本案骗取贷款、票据承兑犯罪行为是上诉人李春明以重庆市某煤炭有限公司名义实施，且根据上诉人李春明供述重庆市某煤炭有限公司所获取的贷款及承兑汇票均被公司用于以新贷还旧贷、购买煤炭等公司经营活动，而本案尚无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上述贷款及承兑汇票大部分被李春明个人非法占有和使用，故本案属单位犯罪；上诉人李春明作为重庆市某煤炭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依法应按单位犯罪中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追究刑事责任。上诉人李春明与同案犯黎某、吴某构成共同犯罪，上诉人李春明在共同犯罪中起了主要作用，系主犯。上诉人李春明上诉提出，原判没有证据证明2012年2月至2014年6月，某公司是以该公司与岳阳某纸股份有限公司应收账款做为质押获取的贷款或承兑汇票，没有证据证明银行对某纸公司应收账款质押担保额度“授信”，二审庭审中，检察员出示的《银行授信批复》是伪造的，与事实不符，本案中银行实际上是以某公司的库存煤炭担保放的款；辩护人提出应有证据证明每笔贷款均系以应收账款作为质押而获取的贷款，如果系以库存煤炭作抵押的贷款数额应当核减的意见。经查，2012年、2013年、2014年，某公司与原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后更名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均签订了《综合授信额度合同》、《最高额质押担保合同》、《国内保理业务合同》、《国内保理业务补充协议》、《应收账款转让登记协议》、《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协议》等协议，以上协议的内容证明某公司向银行取得贷款或承兑汇票存在以对岳阳某纸公司应收账款作为担保方式的框架约定，据此，应收账款担保成为某公司获取巨额授信的基础及贷款的前提条件。且银行实际放出的21笔贷款或承兑汇票均有具体的贷款资料在卷，根据每笔贷款资料中银行对公授信放款通知、授信业务放款申请审批表中签署的意见、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应收账款询证函等材料，能证明每笔贷款均系以应收账款作为银行放款的主要担保方式和银行的主要核查对象；二审庭审中检察员出示的平安银行重庆分行的授信批复系公安机关从上诉人李春明的行李箱中扣押，由公安机关向检察机关提交，且与同案人黎某、吴某案中批复一致，无证据证明系伪造，以上银行授信批复亦证明银行对某公司出账的限制性条件中，某公司对岳阳某纸公司的应收账款系重要的担保方式之一，属贷前重要的核查内容及贷后的管理内容；虽某公司的贷款担保方式存在应收账款、库存煤炭、追加股权等多种方式，但从某公司与银行签订的各综合性合同、具体贷款资料及银行授信批复来看，应收账款的存在及真实性是某公司取得银行贷款的前提条件之一，应收账款担保的是全部债务，即便存在库存煤炭等其他担保方式，应收账款担保亦是不可缺的放款条件，系银行风险控制最稳定的方式，而煤炭受市价影响、损耗等因素影响较大，对银行风险控制作用有限，故不能分开来认定。除以上书证外，本案还有证人周某、谢某1、王某等银行工作人员及黎某、吴某等多名证人证言证明，某公司在贷款时均以应收账款为担保，银行多次对岳阳某纸公司进行应收账款核实的事实。以上证据形成锁链，相互印证，足以证明2012年至2014年某公司取得的21笔贷款均以该公司对岳阳某纸公司的应收账款作为重要担保方式，是否同时存在其他担保方式，不影响上诉人李春明骗取贷款、票据承兑性质的认定。故上诉人李春明提出没有证据证明银行系以某公司对岳阳某纸的应收账款额度放的款，某公司的所有贷款均系以库存煤炭作担保而获取的意见不能成立，辩护人提出以库存煤炭作担保的贷款数额应核减的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上诉人李春明提出其没有伪造岳阳某纸股份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4），没有串通黎某并授意提供虚假的贷款资料，没有伪造益阳某贸易有限公司与某公司的《煤炭销售合同》，作废的增值税发票没有质证，公司贷款事项由吴某具体操作，其对应收账款等虚假情况不知情，具体由吴某操作，系银行与黎某串通的意见。经查，上诉人李春明串通黎某，授意吴某携带虚假的应收账款数据及伪造的合同专用章送给黎某，以应付银行工作人员的现场核查，此事实有证人黎某、吴某的证言直接证明；岳阳某纸公司刘某2、谢某2等人间接证明在事发后，经向李春明电话追问，李春明对伪造公章的事实予以承认，表示此事与某纸公司无关，自己会想办法解决；证人李某1证明其负责的益阳某公司于2010年停办，2013年7月注销，在2013年、2014年与某公司没有签订过销售合同，合同上李某1的私章不是他本人的，且其公司没有在黄角湾开过账户（此账户为李春明提供给银行用于进账的上游公司账户）；原审法院在庭审时对税务机关出具的李春明贷款时提供的涉案增值税发票系作废发票的证明材料进行了质证，无需对发票原件一一质证。故上诉人李春明的以上意见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上诉人李春明提出，原审判决认定银行损失是上诉人的欺骗手段造成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且造成贷款等不能归还是因政府关闭煤矿所致，其本人无故意、过失。经查，前述大量证据已充分证明因上诉人李春明存在以虚假的应收账款作为质押担保方式，获取本案银行贷款及承兑汇票，至今尚有2470余万元银行贷款、承兑汇票未归还，造成了银行特别巨大的损失，该损失与其提供虚假应收账款骗取贷款、票据承兑有因果关系，损失以客观结果论。故以上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上诉人李春明以某公司名义虚增应收账款、虚构贷款理由、伪造贷款材料等行为，不仅骗取了银行的高额综合授信，且骗取了银行以应收账款作为担保的具体贷款及承兑汇票。上诉人李春明以欺骗手段获取银行贷款、承兑汇票，并造成银行特别巨大损失，其行为已符合骗取贷款、票据承兑罪的构成要件。其提出不构成犯罪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二审庭审中，其提出如认定其犯罪，请求对其判处缓刑的意见，经查，根据本案犯罪数额、损失数额等犯罪情节及上诉人李春明的认罪态度，均不符合判处缓刑的条件，故此意见本院亦不予采纳。综上，原判定罪准确，量刑适当，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系终审裁定。审判长 陈 敏审判员 黎小忠审判员 刘 琴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七日书记员 李 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