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新01民再63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董连成，男，1969年3月5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姜礼，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晋泰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尼加提·伊斯马依，男，1977年7月21日出生，维吾尔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阿布都热合曼·艾合麦提，新疆努尔路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阿勒米热·塔衣尔，新疆努尔路克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董连成因与被申请人尼加提·伊斯马依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9）新01民终993号民事判决，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30日作出（2019）新民申1739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董连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姜礼、被申请人尼加提·伊斯马依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阿布都热合曼·艾合麦提、阿勒米热·塔衣尔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董连成申请再审称，请求撤销(2018)新0105民初1527号民事判决及（2019）新01民终993号民事判决，依法驳回尼加提·伊斯马依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董连成与尼加提·伊斯马依从不认识，二者也没有任何业务往来。尼加提·伊斯马依在一审中称，在2014年3月14日将100000元出借给董连成的时候，并没有让董连成出具借据或其他文字证据，与常理不符，且对于该100000元的用途，尼加提·伊斯马依在一、二审中的表述前后不一，互相矛盾；2.尼加提·伊斯马依取得欠条的来源不合法。该欠条系尼加提·伊斯马依等人在连续三天对董连成的住所进行围攻，董连成感到生命安全受到恐吓和威胁且呼救无望的情况下被迫出具的，应属无效证据，不应予以采纳。   尼加提·伊斯马依辩称，原审判决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处理正确妥当。2014年董连成为了向尼加提·伊斯马依介绍购买仓库的业务，收取了100000元的押金，后来董连成并没有向尼加提·伊斯马依介绍业务，在尼加提·伊斯马依的催要下，所以才在6月14日写了欠条，该欠条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胁迫威胁围攻等情况，故请求驳回董连成的再审请求。   尼加提·伊斯马依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董连成返还欠款100000元及欠款利息48000元；二、诉讼费用由董连成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3月14日，董连成向尼加提·伊斯马依借款100000元，2014年6月14日出具欠条一份，载明：“今欠尼加提·伊斯马依（100000元）（拾万元整）在2014年7月14日归还，要是不还按每天5％利息（董连成）身份证号码：×××”。董连成至今未向尼加提·伊斯马依返还上述欠款。一审法院认为，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数额向出借人偿还借款。董连成向尼加提·伊斯马依借款100000元的事实属实。董连成理应向尼加提·伊斯马依偿还上述借款。庭审中董连成提出“尼加提·伊斯马依主张的100000元并未实际发生，不存在借款事实。董连成是受到尼加提·伊斯马依的胁迫下书写了欠条，并非是董连成的真实意思表示”的辩称意见，但未对其意见提出相关的证据来证实，故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对尼加提·伊斯马依要求董连成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七条规定：“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虽然欠条上董连成承诺的逾期利率超过法律规定的范围，但在诉讼中尼加提·伊斯马依请求的利息数额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范围。尼加提·伊斯马依请求董连成支付两年利息（2014年7月到2016年7月）利息按年利率24％支持48000元（100000元×24％÷12个月×24个月）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判决：一、董连成偿还尼加提·伊斯马依借款100000元。二、董连成向尼加提·伊斯马依支付借款利息48000元。   董连成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2018）新0105民初1527号民事判决；二、依法驳回尼加提·伊斯马依的诉讼请求；三、本案诉讼费由尼加提·伊斯马依承担。二审法院认定事实：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董连成陈述涉案欠条系在受胁迫的情况下出具，双方根本不存在任何业务往来，但不能对其受胁迫的事实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根据董连成的申请，本院在二审审理中调取了2014年6月13日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六道湾派出所的接处警记录，该记录的处理结果不能够显示发生纠纷相对人系本案尼加提·伊斯马依。同时董连成在出具欠条后未向公安机关报警以证实因尼加提·伊斯马依围攻、胁迫出具欠条的事实，且事后行使撤销权向人民法院主张权利。董连成上诉认为，尼加提·伊斯马依给阜康养殖业的赵学仁干活，他们之间有合同关系，因赵学仁违法被抓工程没有开展，所以尼加提·伊斯马依等人围攻自己要求出具欠条，但未能向二审法院提供证据证明主张成立。综上所述，董连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围绕当事人的再审请求，本院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再审中，1.董连成申请阿瓦汗·尼亚孜出庭作证。阿瓦汗·尼亚孜陈述：其与董连成系朋友关系，大概在2017年，董连成向其传达阜康需要工程劳动力的信息，后其将信息传给其弟吾马尔，吾马尔将苏占（音）带来，苏占一方来了6个人，去现场看过之后，苏占一方决定做这个工程，后来董连成就把他们叫到公司去了。其未见赵学仁是否与苏占签订过合同，只是听他们说签了。董连成对证人证言的三性予以认可，表示该证言能证实事情发生的起因。尼加提·伊斯马依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因为董连成出具欠条的时候证人并不在现场，不能证明存在胁迫等情况。本院认为，因证人陈述事情大概发生在2017年，与本案中欠条于2014年6月出具的时间相差较远，且赵学仁与苏占签订合同及董连成出具欠条的时候其本人均不在现场，本院对该证人证言的证明效力不予采信。2.尼加提·伊斯马依提交以下证据：（1）其名下中国工商银行卡于2013年至2014年期间汇款明细单复印件14张；（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复印件一份，内有阿不拉江·阿吾提与尼加提·伊斯马依于2012年12月14日签订的借款合同复印件一份及阿不拉江·阿吾提出具的借据复印件一份；（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证处于2014年3月10日出具的执行证书原件一份，证书号：（2014）新证经字第2528号。以上证据用以证明尼加提·伊斯马依有支付100000元现金的经济能力。董连成除对（2014）新证经字第2528号公证书的真实性认可外，对以上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因以上证据只能证明尼加提·伊斯马依与他人发生了相关经济往来，但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因以上证据除（2014）新证经字第2528号执行证书为原件外，其余均为复印件，第一组证据中14项汇款事项均发生在2013年，第二、三组证据中公证书载明的借款事项发生在2012年，与案涉争议发生的2014年相距较远，且以上证据并非董连成与尼加提·伊斯马依之间的经济往来凭证，与本案双方之间的纠纷并无直接的关联性，本院对以上证据的证明效力不予采信。   本院再审查明，2014年6月14日，董连成出具欠条一份，载明：“今欠尼加提·伊斯马依（100000）（拾万元整）在2014年7月14日归还，要是不还按每天5％利息。”尼加提·伊斯马依以董连成未返还上述欠款为由，诉至一审法院。   另查明，1.尼加提·伊斯马依二审及再审中陈述，涉案100000元系董连成为其介绍购买库房业务而收取的押金，其平时做买卖房地产生意，同时也做进出口生意，因业务需要，家中备有现金，其有支付100000元现金的能力；而董连成则陈述，因替赵学仁介绍盖羊圈的业务而认识尼加提·伊斯马依，二人之间不存在介绍购买库房的关系，尼加提·伊斯马依并未向其支付100000元现金，欠条也系在受到胁迫的情况下出具的。2.原二审中，本院曾前往乌鲁木齐市公安局水磨沟区分局六道湾派出所调取《接处警详细信息》，载明：接警时间：2014年6月13日19时59分；简要案情及处理结果：电话联系报警人，经了解，双方是劳务纠纷，已告知报警人去相关部门解决。   本院再审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再审中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为：2014年6月14日的欠条是否系董连成受到胁迫出具，董连成是否应向尼加提·伊斯马依返还100000元及支付相应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五条第二款“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的规定，本院再审对以上焦点问题分析如下：   尼加提·伊斯马依主张100000欠款存在的事实，其提供的主要证据即涉案欠条。董连成主张该涉案欠条系在受到胁迫的情况下出具，则应由其对此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的规定，对于胁迫事实的证明规定了比一般民事事实更严格、更高的证明标准，即需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具体到本案，第一，董连成称其在出具涉案欠条的前一天曾报警，据原二审中本院前往乌鲁木齐市公安局水磨沟区分局六道湾派出所调取的《接处警详细信息》显示，董连成确系于2014年6月13日报警，但要求解决的是劳务纠纷，且该《接处警详细信息》并未反映涉及尼加提·伊斯马依，也不能直接证明董连成于次日出具欠条时有受到胁迫的情形；第二，董连成出具涉案欠条后，本案无其报警记录。对此，董连成于再审庭审中辩解称“我去（报警）了，当时公安机关问我对方叫什么名字，我说我不认识，所以公安机关就没有进行登记。”本院再审认为，公安机关承担着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职责，“有困难找警察”也早已成为普通民众的共识，董连成出具的欠条中明确写明有“今欠尼加提·伊斯马依（100000）（拾万元整）”的内容，其以“不认识对方人员、不能说出对方姓名等基本信息”为辩解理由较牵强；第三，董连成在其认为被强迫出具涉案欠条后，长达两年多的时间内，未有其向公安机关的报警记录，其亦未以其他方式主张撤销出具欠条的民事行为，直至尼加提·伊斯马依于2016年7月提起本案诉讼，其应诉后才主张欠条系受胁迫出具，此亦与一般人的日常认知及生活经验所不符；第四，一般来说，欠条是交易过后产生应付账款的一方，即债务人，向债权人开具的证明其欠款事实同时表明开具人有到期“还款赎条”义务的凭证，是对当事人之间以往经济往来的一种结算，表明自欠条形成之日起双方之间形成的一种新的债权债务关系，是债权人向债务人主张欠款的直接证据。本案，董连成向尼加提·伊斯马依出具的系欠条，且现无相反、有效证据推翻该欠条。综合以上分析，董连成未能证实其系受到胁迫出具涉案欠条，其亦未在法定期限内主张撤销出具欠条的民事行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结合本案具体情况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本院再审对董连成关于涉案欠条系受胁迫出具的主张不予采信。根据该欠条反映的内容，董连成应向尼加提·伊斯马依返还欠款100000元及支付相应利息。   综上所述，董连成的再审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处理结果并无不当，本院再审予以维持。但根据本案事实，本案案由应为合同纠纷，而非民间借贷纠纷，本院再审对此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本院（2019）新01民终993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 健   审  判  员   王 海亮   审  判  员   玛依娜阿不都拉热依木   二 ○ 二 ○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书  记  员   杨 兴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