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赣71行终12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徐高国，男，1970年7月16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昌市公安局红谷滩公安分局，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春晖路545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60100756783121D。 法定代表人汪勇，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李群，该局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邬志勇，江西求正沃德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3601200610305386。 上诉人徐高国因诉原审被告南昌市公安局红谷滩公安分局（以下简称红谷滩公安分局）治安行政处罚一案，不服南昌铁路运输法院（2019）赣7101行初996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19年7月3日，罗序凤经营的轰趴馆被《新法制报》报道存在消防安全隐患，该报记者黄建华暗示可找人私下解决，故罗序凤向原告寻求帮助。原告通过微信与黄建华进行沟通。黄建华称可以争取不发表追踪稿，并提出到他办公室面谈。当日17时41分，原告陪同罗序凤及合伙人到黄建华的办公室，黄建华将计划于次日刊发的追踪稿通过微信转发给原告阅读，并且暗示如果不给好处，就将追踪稿发出去，并且还会继续调查其它轰趴馆。原告向黄建华提议,由罗序凤给调查的记者们两三千元人民币、每人一条香烟，追踪稿就不要发表了。黄建华表示同意。21时，原告按照约定到黄建华办公室将罗序凤准备的装着2500元的黄色信封交给他。7月4日9时57分，黄建华通过微信将追踪报道已发表的消息告知原告。原告追问其原因，约其晚上见面退钱，但其迟迟未回复。18时，原告称会在斡林世家小区（黄建华住址）南大门口等，黄建华才回复让原告次日去他单位，原告生气爆了几句粗口。19时，原告下楼开车出去准备找罗序凤商量，刚到大门口就由被告民警在未出示传唤证的情况下带至红谷滩派出所。原告将事实情况如实说明，并配合警方调查、做笔录。直到7月5日凌晨一二点，原告仍被留置在派出所。原告由于担心与其单独居住的13岁女儿，要求回家并愿意白天到派出所与黄建华调解，或者派出所通知其大女儿去照顾下妹妹。派出所李涛副所长表示通知家人后就马上把原告送进看守所。被告民警联系了原告的大女儿后，在没有听取原告陈述、申辩甚至没有出示《处罚决定书》的情况下，将原告送往拘留所。原告多次提出复议要求，但民警不予理会。原告被拘留了五日。直至7月12日，在原告的强烈要求下,被告才将《处罚决定书》原件给原告。被告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二、八十三条，在未出示传唤证的情况下将原告传唤至派出所，并且迟迟未通知家属，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四、九十七条，不顾事实真相，剥夺原告陈述、申辩的权利，在未当场交付《处罚决定书》的情况下将原告拘留，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不服，请求判令：1.确认被告作出的红公（红谷）决字[2019]091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违法；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审经审理查明，因报社记者黄建华报道了罗序凤和人合伙开设的轰趴馆存在消防隐患的新闻，罗序凤于2019年7月3日委托原告徐高国出面协调。当天17时许，徐高国陪同罗序凤等人到报社找黄建华，希望黄建华不要再追踪报道。之后，徐高国与罗序凤一同离开，徐高国表示需要三、四千元去疏通关系，罗序凤便将4000元现金交给徐高国。18时许，黄建华将追踪稿件发送至总编室，并向报社社长程君平汇报罗序凤等人找其要求不予报道之事，程君平要求按组织程序和新闻纪律处置。21时许，徐高国到报社将2500元现金送给黄建华，黄建华遂将该笔现金上交报社纪委。2019年7月4日，新法制报刊发了轰趴馆的追踪报道，徐高国在得知后续被报道后，通过微信方式对黄建华发送威胁、辱骂信息。12时许，报社委派黄建华到红谷滩派出所报案。18时许，民警将徐高国口头传唤至红谷滩派出所进行调查。被告向徐高国告知了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对徐高国、黄建华、罗序凤制作了询问笔录，对原告的手机予以证据保全，并查看、调取了其中的微信记录。7月5日，被告对徐高国进行处罚前告知,告知徐高国拟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当日3时04分，徐高国在告知笔录上签名。被告根据查明的事实和收集的证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第（一）项的规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原告行政拘留五日，徐高国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上签名。行政拘留五日已执行完毕。原告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作出的红公（红谷）决字[2019]0919号行政处罚决定依据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徐高国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徐高国负担。 上诉人徐高国上诉称，1.上诉人不存在威胁他人人身安全行为，被上诉人选择性摘取上诉人微信上的只言片语，套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2条第1款之规定：“写恐吓信或者以其他方法威胁他人人身安全的”，认定上诉人存在上述违法行为，既没有事实依据也没有法律依据。2.《行政处罚决定书》没有当场送达上诉人，办案程序严重违法。红公（网安）检（2019）097号《电子证物检查工作记录》检查日期为2019年7月12日，检查完成时间为7月22日，均晚于上诉人被行政拘留的日期7月5日，徐高国手机数据光盘没有办案民警签字，也没有上诉人签字，严重违反法定程序。黄建华自己在笔录里面承认上诉人只是在手机微信上“威胁”了一次，报社出具的情况说明与黄建华笔录矛盾。被上诉人第二组证据第11、13、14、15、19、20六份证据全是严重违反办案程序，李劲威吓上诉人说：“拒不签字我将记录，也不影响今天的拘留，将加重处罚”，上诉人是在极端恐惧又受到李劲威胁恐吓后才签的字。上述处罚证据存在重大瑕疵和造假。被上诉人在办案中没有全程录音录像。一审判决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对，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答辩称，1.答辩人对上诉人作出的红公（红谷）决字[2019]0919号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因江西新法制报社（以下简称报社）黄建华报道了罗序凤和人合伙开设的轰趴馆存在消防隐患的新闻，该轰趴馆被消防大队查封。罗序凤便委托其同学徐高国出面摆平，徐高国于2019年7月3日晚上到报社找到黄建华并送给黄建华2500元现金（黄建华将该笔现金上交报社纪委）。次日，黄建华仍在新法制报刊登了该轰趴馆的追踪报道，徐高国在得知后续被报道后，通过微信方式对黄建华发送威胁、辱骂短信，对黄建华的人身安全进行威胁。以上事实有对徐高国、黄建华、罗序凤的询问笔录、微信记录及通话录音等证据证实。答辩人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2条第1款之规定和上诉人上述违法事实，对上诉人作出行政拘留五日的行政处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2.答辩人作出的红公（红谷）决字[2019]0919号行政处罚决定，程序正当合法。答辩人依法严格履行了相关程序，并制作了受案登记表、受案回执、行政处罚审批表、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据保全决定书、证据保全清单、扣押物品、文件发还凭证、南昌市拘留所执行回执、传唤通知家属记录、行政拘留通知家属记录等相关文件。《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处罚告知笔录、传唤通知家属记录、行政拘留通知家属记录上均有上诉人的签名，且行政处罚告知笔录上明确写明了上诉人不提出陈述和申辩。答辩人对上诉人的传唤虽未使用传唤证，但确系民警在出示工作证件后口头传唤，并且在询问笔录中已予以注明，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故答辩人对上诉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程序正当合法。请求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审判决。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一款“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的治安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的规定，被上诉人红谷滩公安分局对案涉行政案件具有管理职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一）写恐吓信或者以其他方法威胁他人人身安全的......”。本案中，徐高国的询问笔录证明徐高国在公安机关陈述因送钱给黄建华后委托事项没办成而通过微信语音骂黄建华，说要到报社用巴掌打他，要带几个当事人过去找他，你会死的很难看，要去翰林世家找他等内容，公安机关提取的徐高国的微信聊天记录记载的上诉人徐高国对黄建华交谈的内容有：“你信不信我叫他们去翰林世家，到你家去？……你会吃亏的……人家一个小店，老子深夜去碰你！……你会死的很难看的……我让你在江报传媒大厦混不下去，让你臭名远扬……我办你妈……你羞辱欺骗我？你等着……”，上述证据与黄建华关于受到徐高国辱骂威胁的陈述、通话录音、罗序凤的询问笔录等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证实徐高国辱骂威胁黄建华的事实。上诉人徐高国关于不存在威胁他人人身安全行为，认定其存在“写恐吓信或者以其他方法威胁他人人身安全”的违法行为没有事实、法律依据的意见不能成立。 上诉人徐高国关于《行政处罚决定书》没有当场送达上诉人，被上诉人在办案中没有全程录音录像，红公（网安）检（2019）097号《电子证物检查工作记录》检查日期、检查完成时间均晚于上诉人被行政拘留的日期，徐高国手机数据光盘没有办案民警签字，被上诉人第二组证据第11、13、14、15、19、20六份证据是在受到李劲威胁恐吓下签字的意见，经查，1、红谷滩分局提供的《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证实，徐高国在该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内容“行政处罚决定书已向我宣告并送达”后签名确认，可以认定原告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并清楚其内容，徐高国认为《行政处罚决定书》未送达给其的主张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2、《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七十七条第三款规定“询问时，可以全程录音、录像，并保持录音、录像资料的完整性。”根据上述规定，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询问时是可以录音录像，而不是必须录音录像，亦无规定要求公安机关在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等过程中必须录音录像。红谷滩公安分局未能提供办案过程的相关音像资料，不影响对其所制作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行政处罚决定书》的真实性、合法性。3、红谷滩公安分局提供的证据保全决定书、证据保全清单、扣押物品文件发还凭证证实，公安机关在行政处罚决定作出之前已经扣押保全了徐高国的手机，该手机上的相关内容已经客观存在，红公（网安）检（2019）097号《电子证物检查工作记录》检查日期、检查完成时间晚于徐高国被行政拘留的日期并不影响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4、红公（网安）检（2019）097号《电子证物检查工作记录》有检查人签名，徐高国手机数据光盘包装袋上没有办案民警签字并不影响检查结果真实性、合法性。5、李劲关于“拒不签字我将记录，也不影响今天的拘留”等陈述属于依法告知，不属于威胁恐吓，上诉人的意见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石 斌 审 判 员  陈 榕 审 判 员  朱映红 二〇二〇年六月一日 法官助理  杨 柳 书 记 员  陈 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