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5民终167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维才，男，苗族，1981年10月9日出生。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将，男，苗族，1976年1月13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小波，重庆欣渝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中兰，女，汉族，1987年4月30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舸，重庆劳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杨益翠，女，汉族，1953年2月12日出生。上诉人张维才、王将与被上诉人张中兰、原审第三人杨益翠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2019)渝0107民初192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维才、王将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张中兰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上诉人与杨益翠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最后特别条款约定：只要不影响出租人杨益翠的利益前提下，上诉人不需要其同意就享有转租权利。本案中上诉人与张中兰签订转租合同并未影响杨益翠利益。此外，张中兰与杨益翠是否达成新的租赁协议，不是上诉人的法定义务。即使上诉人未经杨益翠同意而转租，法律也仅赋予杨益翠单方解除合同的权利，并未赋予其在不行使合同解除权之前强行收回租赁物的权利。本案中杨益翠强行收回租赁物，致使合同不能履行，造成的后果应由其承担。上诉人与张中兰约定的转让费包括租金、押金、设备及洒水费用，一审中双方均陈述转让时有设备、酒水，现酒水已出售，设备还存放在张中兰处，故计算费用时应抵扣。一审对上述查明的事实不作处理是错误的，明显对上诉人不公。上诉人在与张中兰签订《门面转让合同》时，一并将原租赁合同交给张中兰，张中兰对原租赁合同的权利义务是清楚的，合同不能继续履行的后果应由张中兰自行承担。张中兰辩称，所谓特别条款是上诉人的歪曲理解，上诉人与杨益翠的合同没有写明可以不经杨益翠同意而转租，且从字面意思看必须经过其同意才能转租。杨益翠行使合同解除权，必然要收回租赁物。张中兰不能履行合同的原因在于上诉人未经杨益翠同意而转租，导致杨益翠行使合同解除权而收回租赁物，上诉人应当承担责任。一审对于酒水等物品的费用已作扣除。一审判决正确，要求维持原判。杨益翠述称，杨益翠出租房屋过程中，从来没有让其他人收取转让费，且杨益翠长期居住在成都，不清楚租赁转让的具体情况。杨益翠在约定收取房租的时间才知道张维才转租，但一直联系不上张维才。张中兰认为她已将转让费给了张维才，没有钱继续与杨益翠签订合同，杨益翠只能收回房屋。杨益翠收取张维才13000元押金，因张维才未经同意转租构成违约，该押金作为违约金不予退还。张中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二被告连带退还原告64000元；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资金占用利息损失（从起诉之日起，以欠款本金64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支付至本金付清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张维才、王将系合伙经营关系。2019年2月27日，张维才（乙方）代表二被告与杨益翠（甲方）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约定杨益翠将位于重庆市九龙坡区歇台子科园四路45号的门面交由二被告承租使用，租赁期限从2019年2月27日至2024年2月26日止，月租金6500元，半年支付一次合计39000元，甲方向乙方收取租房保证金13000元。乙方无权将房屋转租他人使用，乙方只有使用权而无转让权。如需转让，必须经甲方同意后才能转让。乙方确因特殊情况需要转租的，在不影响甲方利益前提下可以转租，但承租人必须与甲方签订租房合同，其余事项乙方与承租人协商。合同签订后，杨益翠将房屋交付张维才、王将使用，后者则由王将向杨益翠支付2019年3月1日至2019年8月30日租金39000元及押金13000元。2019年4月3日，王将（甲方）与张中兰（乙方）签订《门面转让合同》，约定甲方将案涉门面及设备、酒水合计95000元（含半年房租费及押金）转让给乙方，转让之日起所产生水电费、物管费、房租与甲方无关。同日，张中兰向王将支付了转让费95000元，并在原《房屋租赁合同》上签字确认“此房屋已转让张中兰，从后与张维才无关”。另查明，2019年8月29日，杨益翠向张中兰出具租房说明一份载明：“张维才私自将案涉门面转让他人，已属违约，应赔偿张中兰月租金两倍作为违约金，双方租赁合同终止。2019年7月28日，房东杨益翠与现经营者张中兰没有任何关系，有权要求后者立即搬离，但张中兰希望能经营到2019年8月25日。经双方协商，案涉房屋由杨益翠自己出租，一旦出租张中兰将案涉门面交还杨益翠。”庭审中，张中兰自述称因受到杨益翠驱逐，其于2019年8月10日搬离了案涉房屋，并将屋内的设施设备及物品放置他处。另查明，张中兰举示其与王将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一份证明张中兰曾于2019年4月7日要求王将提供房东电话号码核实转租相关情况，但王将则回复“除合同电话外无其他联系方式，因为房东是老年人可能把电话写错了，她若打电话过来到时候会转告她的电话给张中兰……”。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张维才、第三人杨益翠经依法送达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庭审，应视为其自愿放弃诉讼权利，依法对被告张维才、第三人杨益翠进行缺席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承租人未经出租人同意转租的，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案涉餐饮门面房系张维才代表二被告从第三人杨益翠处承租而来。依据张维才与杨益翠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中双方约定的内容，张维才需经杨益翠同意后方能转让案涉房屋；张维才确因特殊情况需要转租的，在不影响张维才利益前提下进行，但承租人需要与甲方签订租房合同。一审法院认为，2019年4月3日，王将与张中兰签订《门面转让合同》合同实质内容系二被告将其在杨益翠处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中权利及义务一并概括转让或转移给张中兰享有和承担，因此，二被告转让的前提系征得出租人杨益翠同意或者促成其与张中兰达成新的租赁协议。然而，被告称转让合同签订前其已事前征得了杨益翠的口头同意，但并未就此提供任何证据予以佐证，对于该辩解理由，该院不予采纳。张中兰与王将签订《门面转让合同》的合同目的是为了经营案涉餐饮门面，而保证张中兰享有承继并顺利实现该门面的承租权、经营权亦是王将、张维才的主要合同义务。现二被告未经房屋出租人杨益翠同意，将房屋转租给张中兰，同时事后该转租行为也未得到出租人的追认，未促成张中兰与杨益翠之间形成新的租赁关系，最终导致出租人要求张中兰搬出该房屋，《门面转让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合同目的已无法实现。因此，二被告的行为已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王将、张维才基于转让行为而从张中兰处取得的转让费应予以部分返还。另一方面，因张中兰在签订《门面转让合同》时也未能完全尽到注意义务，对合同无法继续履行也负有一定的责任，且张中兰亦自述其在案涉房屋处正常经营至2019年8月，故该院酌情认定王将、张维才应返还张中兰转让费60000元。对于张中兰因《门面转让合同》取得的相关设备设施及物品，因张中兰与王将、张维才均未就具体设备的名称和数量进行举证，而张中兰亦称其已将相关物品及设备另行保管存放，故对于相关设备的返还双方可另案解决。至于原告要求被告应当按年利率6%的标准支付资金占用损失，鉴于双方并未就此进行明确约定，且原告亦已实际占用案涉门面至2019年8月10日，加之原告并未占用损失的实际发生举示充分的证据进行证明，故该项主张无充分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十条、第八十四条、第八十八条、第八十九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二百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张维才、王将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张中兰转让费60000元；二、驳回原告张中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700元，由被告张维才、被告王将负担。”经审查，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张维才、王将未经杨益翠同意转让门面，杨益翠在出具给张中兰的《租房说明》中表明其因为张维才私自转让的违约行为而拒绝承认与张中兰的房屋租赁关系，并要求张中兰搬离租赁门面，故张维才、王将的违约行为导致了张中兰不能实现签订《门面转让合同》的目的，张中兰要求张维才、王将退还转让费的理由正当。一审结合张中兰未完全尽到注意义务以及实际使用门面一段时间的情况，酌情确定的退还金额60000元适当，本院予以采纳。因双方对于转让中涉及的设备及物品均未举示证据，就其返还的问题可以另案处理。综上所述，张维才、王将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00元，由上诉人张维才、王将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 舟审判员 夏兴芸审判员 段晓玲二〇二〇年六月三日（院印）书记员 余文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