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6民终71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傅茂钦，男，1948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诏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威超，福建泾渭明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傅梅坤，男，1957年6月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诏安县 号。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志鹏，福建杜伦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贵洋，福建杜伦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上诉人傅茂钦因与被上诉人傅梅坤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诏安县人民法院（2019）闽0624民初7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傅茂钦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条，改判驳回傅梅坤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傅梅坤承担。事实和理由:傅梅坤请求宅基地归其所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持有的《诏安县梅岭乡下傅村收款收据》为傅茂钦向村缴纳的另一块宅基地办土地证缴纳的款项，傅茂钦并没有意思表示将案涉厝地赠与傅梅坤，且案涉厝地并未办证，一审判决将傅茂钦拥有的土地判决给傅梅坤无事实和法律依据。(2018)闽0624刑初25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确认双方不再履行的《调解协议书》,且《调解协议书》中的甲方签名“傅茂饮”不是傅茂钦所签，指印也不是其所盖。故一审根据《调解协议书》作为判决依据错误。《诏安县梅岭乡下傅村收款收据》单据背面所书写的“此厝地转梅坤”字样非是傅茂钦所写,且案涉土地并未办证。《诏安县梅岭乡下傅村收款收据》与本案无关，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首先，《诏安县梅岭乡下傅村收款收据》付款目是“为办厝地证村收费”，案涉宅基地并没有办土地证（实际上为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证），该收款收据是另一块宅基地办理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证村统一收取费用的凭证。《诏安县梅岭乡下傅村收款收据》并未记载四至、面积等宅基地基本信息，一审中，傅梅坤也没有举证证明《诏安县梅岭乡下傅村收款收据》和案涉宅基地的关联性。2017年5月23日，《调解协议书》属于无效合同，案涉宅基地不发生物权变动，该协议书系傅茂钦儿子傅建宗以傅茂钦的名义签订，目的是为了傅梅坤与傅茂钦达成谅解。傅梅坤明知案涉宅基地属于傅茂钦夫妻共同，且傅建宗不具有处分权的情况下，傅梅坤仍然与傅建宗签订该协议无效。该协议签订后，未得到傅茂钦与妻子追认，故该《调解协议书》属于无效合同，且傅梅坤并未支付合理对价。2017年5月24日，傅茂钦与傅梅坤签订的《民事调解协议书》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并未约定案涉宅基地归傅梅坤所有，其是对2017年5月23日的《调解协议书》的变更，应以《民事调解协议书》约定作为本案定案依据。且《民事调解协议书》不仅明确了案涉17000元的性质，同时最终双方并没有约定案涉宅基地归傅梅坤所有，因此，一审认定讼争宅基地归傅梅坤享有错误。 傅梅坤辩称,驳回傅梅坤上诉，维持一审判决。本案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2017年5月24日，傅梅坤与傅茂钦就土地问题签订《调解协议书》，约定原为傅茂钦所有的宅基地应归梅坤所有，并约定傅梅坤补贴傅茂钦17000元，该协议经福建省诏安县村委会见证盖章。据此，傅茂钦出具一份《诏安县梅岭乡下傅村收款收据》（ＮＯ.001651）背面写“此厝地转梅坤”的交傅梅坤收执。结合《调解协议书》约定“武坤北侧的宅基地应暂借茂钦使用一年，仅限时间2017年5月23日至2018年5月22日，满一年后，乙方收回所有权”，可以证实案涉宅基地使用权归傅梅坤享有的主张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关于傅茂钦主张《调解协议书》中的甲方签名“傅茂钦”不是其所签，指印也不是其所盖，其在一审诉讼中并没有提出。傅茂钦主张《调解协议书》经法院刑事判决确认无效无事实依据。2.傅茂钦主张案涉土地其无偿赠与傅梅坤观点不成立。傅梅坤依据《调解协议书》约定已一次性支付傅茂钦17000元。3.傅茂钦主张一审依据《调解协议书》约定“甲方原在傅武坤北侧与梅坤共墙的一块宅基地应归乙方梅坤所有”错误无事实依据。4.傅茂钦主张双方签订的《民事调解协议书》无事实依据,傅梅坤并没有签订《民事调解协议书》。且《民事调解协议书》目的用于取得傅梅坤的谅解，从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的判决结果看，因双方存在分歧，傅梅坤并没有谅解傅茂钦，故其被判实刑。故《民事调解协议书》不足以否定或推翻《调解协议书》。 傅梅坤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傅梅坤与傅茂钦于2017年5月23日签订的《调解协议书》有效；2.傅茂钦腾出位于傅幼生厝前的九槽公房，归傅梅坤所有；3.傅茂钦腾出位于傅武坤北侧与傅梅坤共墙的一块宅基地的使用权（75.6平方米）归傅梅坤所有；4.本案诉讼费由傅茂钦承担。 一审认定事实：傅梅坤与傅茂钦于2017年5月24日就土地问题签订一份《调解协议书》，约定：“1.位于傅幼生厝前面的九槽公房应归傅梅坤所有。原祖宗剌竹地归傅茂钦购买，一切手续和费用与傅梅坤无关；2.甲方原在傅武坤北侧与梅坤共墙的一块宅基地应归乙方梅坤所有；3.甲乙双方的九槽公房归乙方后应让母亲住到百岁以后（不得以任何借口赶走老人），待母亲百岁头七完后神主牌必须各自请回家中朝拜，不得放在九槽公房；4.通过以上调解傅梅坤应补贴傅茂钦人民币一万七千元整”,福建省诏安县村委会对该协议的签订进行了见证，并在该协议书上盖章。傅茂钦出具一份其在背面写有“此厝地转梅坤”的《诏安县梅岭乡下傅村收款收据》交傅梅坤收执。傅梅坤于2019年3月4日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期间，傅茂钦向法院提起鉴定申请，鉴定事项为《诏安县梅岭乡下傅村收款收据》背书中的字样“此厝地转梅坤”是否为傅茂钦所书写，并支付鉴定费用3500元，后福建闽南司法鉴定所做出鉴定意见，认为《诏安县梅岭乡下傅村收款收据》中的“此厝地转梅坤”笔迹是傅茂钦本人所写。另查明，傅梅坤与傅茂钦一致确认，二人的父亲已去世，母亲健在。傅梅坤现有一个姐姐和两个妹妹（均为傅茂钦的妹妹）。 一审法院认为，傅茂钦与傅梅坤于2017年5月24日签订的《调解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并经福建省诏安县村委会的盖章认可，但《调解协议书》中关于“位于傅幼生厝前面的九槽公房应归傅梅坤所有。原祖宗剌竹地归傅茂钦购买，一切手续和费用与傅梅坤无关”条款，因庭审中傅梅坤与傅茂钦一致确认，二人的父亲已去世，母亲健在，傅梅坤现有一个姐姐和两个妹妹（均为傅茂钦的妹妹），故该条款涉及案外人（财产权利的其他继承人）的财产权利，现有证据并不能表明傅梅坤和傅茂钦取得代理权，且案外人尚未表示追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中“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规定，该条款效力待定，因此对于傅梅坤的“傅茂钦腾出位于傅幼生厝前的九曹公房，归傅梅坤所有”诉求，不予支持。关于《调解协议书》中的“甲方原在傅武坤北侧与梅坤共墙的一块宅基地应归乙方梅坤所有”约定的条款，因双方协议处分的是傅茂钦所申请取得的宅基地使用权，且傅茂钦在《诏安县梅岭乡下傅村收款收据》的背面书写“此厝地转梅坤”，故对于傅梅坤要求傅茂钦腾出傅武坤北侧与傅梅坤共墙的一块宅基地及宅基地使用权归傅梅坤享有的诉请，予以支持。关于傅茂钦要求傅梅坤承担本案鉴定费的主张，因傅茂钦并未就该主张提起反诉，且该项费用属于傅茂钦欲证明其否认“此厝地转梅坤”系其书写的主张的举证费用，由傅茂钦自行承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条之规定，判决：一、傅茂钦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腾出傅武坤北侧与傅梅坤共墙的一块宅基地交付给傅梅坤，该宅基地使用权归傅梅坤享有；二、驳回傅梅坤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900元，由傅梅坤负担1000元，傅茂钦负担1900元，鉴定费用3500元，由傅茂钦自行负担。 二审期间,傅茂钦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证据一《户口本》，欲证明傅茂钦与傅养月系夫妻关系,案涉宅基地系傅茂钦与傅养月夫妻共同；证据二2017年5月24日，《民事调解协议书》，欲证明傅梅坤故意隐瞒其与傅茂钦在2017年5月24日签订《民事调解协议书》的事实，《民事调解协议书》与《调解协议书》是基于相同事实签订，应以《民事调解协议书》为准，《民事调解协议书》并未约定案涉宅基地归傅梅坤所有；证据三诏安县土地管理局收费凭单、诏集建（93）字第16928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欲证明诏安县土地管理局收费凭单系傅武坤北侧与傅梅坤共墙的一块宅基地的原始凭证，《诏安县梅岭乡下傅村收款收据》系傅茂钦办理诏安县梅岭镇下傅村地号8-513土地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办证费用的收款凭证，和本案无关。傅梅坤质证认为，证据一：该证据不是新证据。傅梅坤对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证明内容有异议，其证明目的不能成立。傅茂钦与傅养月夫妻关系应以婚姻登记机构颁发的结婚证为准。该户口本登记日期为2015年10月20日，无法证实涉案土地为傅茂钦与傅养月的夫妻共同财产。证据二：该证据不是新证据。傅梅坤对该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证明内容有异议，其证明目的不能成立。傅梅坤只签订《调解协议书》，《调解协议书》不仅有双方签字，还有公证人傅某1和傅某2签名，村委会加盖公章见证，傅梅坤已依据该协议书一次性付清傅茂钦补贴款17000元。且傅梅坤并未在《民事调解协议书》签名。从《民事调解协议书》内容看，其目的用于取得傅梅坤谅解，请求从轻处理。从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的判决结果看，因双方存在分歧，傅梅坤并没有谅解傅茂钦，故傅茂钦被判实刑。证据三：该证据不是新证据,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证明内容有异议，傅茂钦的证明目的不能成立。1987年6月,《诏安县土地管理局收费凭单》（ＮＯ.019641）和1993年9月9日的《诏安县梅岭乡下傅村收款收据》（ＮＯ.001651）没有指明哪个地块，《诏安县梅岭乡下傅村收款收据》（ＮＯ.001651）傅茂钦在背面书写“此厝地转梅坤”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并交给傅梅坤收执。本院分析认为,证据一：对傅茂钦依据户口本主张傅茂钦与傅养月系夫妻关系，予以确认。证据二因傅梅坤否认其在《民事调解协议书》签名,傅茂钦一审中未提出，二审中又不能举证证明《民事调解协议书》系傅梅坤所签,傅茂钦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且《民事调解协议书》约定的内容涉及处分傅茂钦与傅梅坤父母财产与本案无关。证据三：《诏安县土地管理局收费凭单》（ＮＯ.019641）并不能证明是否为案涉宅基地，对傅茂钦欲证据《诏安县梅岭乡下傅村收款收据》为案涉宅基地所缴纳的款项，不予支持。 二审中，除傅茂钦对一审认定的如下事实有异议：1.对“傅梅坤与傅茂钦于2017年5月24日就土地问题达成调解协议，签订一份《调解协议书》”有异议，认为签订《调解协议书》时间不是2017年5月24日，而是2017年5月23日。2017年5月24日是签订《民事调解协议书》，签订《调解协议书》是傅建宗以傅茂钦的名义签订。2.对“傅茂钦出具一份其在背面写有“此厝地转梅坤”的《诏安县梅岭乡下傅村收款收据》交傅梅坤收执”有异议，认为背面的字不是傅茂钦写的，也不是交给傅梅坤收执，是交给当时村里调解员傅某2。双方对一审认定其他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分析认为，双方签订的《调解协议书》调解时间注明是2017年5月23日，而该村委会作为见证人并加盖印章的时间为2017年5月24日，村委会盖章的时间并不能否认双方签订的《调解协议书》时间为2017年5月23日。《诏安县梅岭乡下傅村收款收据》背面写有“此厝地转梅坤”，一审中经笔迹鉴定，为傅茂钦所写，傅茂钦的异议不能成立。 本院认为，关于双方签订的《调解协议书》效力问题。傅茂钦主张《调解协议书》不是其所签，指印也不是其所盖。但傅茂钦在一审庭审中自认指印是其所盖，二审中，傅茂钦认可“傅茂钦”签名系其子傅建宗所签。傅茂钦对于签名的真实性有异议，但未申请笔迹鉴定又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傅茂钦主张生效的（2018）闽0624刑初25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已确认双方并未按《调解协议书》履行。经查，（2018）闽0624刑初25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查明认定，2017年5月24日，双方主就土地问题达成调解协议，傅梅坤出具谅解书对傅茂钦表示谅解。该案审理过程中，傅茂钦对原协议有异议，傅梅坤表示不同意谅解傅茂钦。该判决并未认定双方不再履行《调解协议书》，且傅梅坤已依据《调解协议书》约定于2017年5月24日履行了补偿傅茂钦17000元的义务。因此傅茂钦主张该刑事判决已经认定双方并未按《调解协议书》履行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关于傅茂钦主张其与傅养月系夫妻关系，案涉宅基地系其夫妻共有财产的问题。傅茂钦提供的户口本可以证明与傅养月系夫妻关系，但其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案涉宅基地系其夫妻共有财产,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傅茂钦对案涉宅基地有处分权，傅茂钦主张案涉宅基地属其夫妻共有财产未经其配偶同意其处置行为无效的理由，不予支持。根据傅茂钦在《调解协议书》签订后其在《诏安县梅岭乡下傅村收款收据》背面书写的“此厝地转梅坤”，进一步证实其自愿将涉案土地交给傅梅坤使用。傅茂饮主张1993年9月9日的《诏安县梅岭乡下傅村收款收据》不是案涉傅武坤北侧与傅梅坤共墙的一块宅基地，1987年6月开具的《诏安县土地管理局收费凭单》才是案涉的宅基地开具的收费凭证。本院认为，1987年6月开具的《诏安县土地管理局收费凭单》所涉及的宅基地，傅茂饮已于1993年2月5日办理了《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而案涉宅基地所开具的《诏安县梅岭乡下傅村收款收据》的时间为1993年9月9日，晚于傅茂饮1993年2月5日办理《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可以证实《诏安县梅岭乡下傅村收款收据》才是案涉宅基地所开具的票据。据此，傅茂饮上诉主张《诏安县梅岭乡下傅村收款收据》不是案涉宅基地的收据与事实不符，不予支持。因此傅茂钦与傅梅坤签订的《调解协议书》，关于案涉宅基地的约定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并经过福建省诏安县村委会的盖章确认，合法有效，双方应按该协议履行各自义务。傅梅坤已按约支付17000元，其要求傅茂钦腾空协议书第2条约定的案涉宅基地，依法有据，应予支持。 综上所述，傅茂钦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900元，由傅茂钦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廖书茵 审判员  陈春生 审判员  陈天明 二〇二〇年六月一日 法官助理黄倩茹 书记员邹晓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