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四平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2020）吉03刑终134号原公诉机关吉林省双辽市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孙永贵，男，1958年6月18日出生于吉林省梨树县，身份号码×××，汉族,户籍地吉林省四平市，住北京市海淀区。辩护人李瑛，吉林满誉律师事务所律师。吉林省双辽市人民法院审理双辽市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孙永贵犯寻衅滋事罪一案，于2019年10月10日作出（2019）吉0382刑初44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孙永贵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上诉人孙永贵，听取辩护人李瑛的辩护意见，吉林省四平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赵力出具书面意见，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判决认定，1991年9月4日,梨树县人民法院错误拍卖被告人孙永贵解放141柴油车一辆。经过孙永贵起诉通过四平市铁西区人民法院、四平市中级人民法院及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由梨树县人民法院赔偿孙永贵损失4.94万元且给付赔偿。孙永贵又要求赔偿其间接损失,并以此为由到省高院、最高人民法院及全国人大上访。2004年7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对孙永贵案决定不提起再审,至此孙永贵与梨树县人民法院赔偿纠纷一案司法程序已终结。在法律程序已全部进行完毕后,孙永贵继续进京上访索要高额间接损失费,多次到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区对面滞留、静坐、摆判决书施加压力,严重扰乱了最高人民法院正常秩序。2013年4月至2014年1月,孙永贵仅在中南海周边非访就被北京市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训诫7次。孙永贵还不断以上访相威胁强行索要救助款,因其无数次的进京非访,从2007年7月至2014年9月梨树县人民法院、梨树县政法委、梨树县信访局迫于梨树县维稳工作的压力,陆续给付孙永贵34万余元。认定上述事实的主要证据有抓获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2003）民一监字第465号立案庭通知书、吉林省梨树县人民法院（1990）郭民字第225号民事调解书及（1994）梨民再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吉林省四平市中级人民法院（1994）四民终字第248号民事判决书、吉林省四平市铁西区人民法院（1996）西民初字第600号民事判决书、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2000）吉民监字第126号民事裁定书及（2000）吉民再字第33号民事判决书、1997年9月7日吉林省四平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办公室通知、吉林省四平市铁西区人民法院（1998）西民申字第3号驳回申诉通知书、吉林省四平市中级人民法院（1999）四民监字第59号驳回再审申请通知书、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2001）吉民监字第135号驳回申诉通知书、关于上访人孙永贵对梨树县人民法院答复意见书拒签的情况说明、赔偿申请书、2013年4月19日接谈笔录、梨信联办（2008）54号关于孙永贵上访问题处理情况的报告、梨信联办（2009）49号关于郭家店镇居民孙永贵信访事项的审核报告、梨信联办（2012）83号关于孙永贵上访问题处理情况的报告、梨信联办（2013）11号关于市联席会议交办孙永贵信访案件的结案报告、梨法发（2013）11、12号梨树县人民法院文件、中共四平市委四平市人民政府信访局四信联办发（2012）1071号、借条、收条、孙永贵借取信访救助款情况说明、证实材料、借据、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训诫书及行政处罚决定书、北京市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工作说明、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苏家坨派出所情况说明、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情况说明、户籍信息及情况说明等书证，证人宋志军、李尚谦、陈徐杰、杨树启、王浩、王麟、刘双全、宋会彬、杨朋超、曾勇、王学君、宋志军、张延生、陈宏伟、赵炳武等人的证言，被告人孙永贵的供述与辩解等证据，足以证实。原审法院认为，关于被告人孙永贵的行为是否构成寻衅滋事罪的问题。经查，被告人孙永贵因不服法院判决提出上诉、申诉，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决定不对被告人孙永贵与梨树县人民法院赔偿纠纷一案提起再审，孙永贵与梨树县人民法院赔偿纠纷一案司法程序已终结，法律程序已全部进行完毕。但是被告人孙永贵多次以上访相威胁，索要钱财，为了向政府及法院施加压力，被告人孙永贵多次到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区对面滞留、静坐、摆判决书，持续在最高人民法院门前及中南海地区非法上访，与法院工作人员发生争执，影响正常工作和信访秩序，造成恶劣社会影响。虽然我国宪法和法律赋予了公民申诉、控告的权利，但同时也要求公民要正当地行使上述权利，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及相关上访条例正确行使权利。纵观全案，被告人孙永贵非法上访，主观上具有破坏社会秩序的故意，客观上实施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的行为，其行为符合寻衅滋事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孙永贵的行为构成寻衅滋事罪的公诉意见有理，应予支持；对于被告人孙永贵的辩护人认为被告人进京上访是公民的权利，不构成寻衅滋事罪的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梨树公安局对本案立案侦查，并无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故对被告人孙永贵的辩护人认为本案受案程序违法的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被告人孙永贵违反信访相关规定，进京非法上访，并导致最高院办公秩序受到影响，其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罪，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与罪名成立。被告人孙永贵具有劣迹，依法应酌情予以从重处罚。根据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情节、社会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之规定，判决：被告人孙永贵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上诉人孙永贵上诉称：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首先，寻衅滋事罪在主观方面中表现为故意，即公然藐视国家法纪和社会公德，出于逞强斗狠、耍威称霸或开心取乐、寻求刺激等不健康动机而实施的犯罪。其常年上访究其原因是因为法院的错误执行和自身损失未得到合理赔偿，这与寻衅滋事罪规定的主观构成要件有着明显区别。其次，寻衅滋事罪的客观行为表现为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并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后果，这就要求行为人在实施寻衅滋事犯罪过程中存在“起哄、闹事”等过激或暴力行为，其在上访期间始终采取静坐、展示诉状的平和行为，这与寻衅滋事罪的客观行为不符。再次，一审法院认为其多次以上访相威胁，向政府法院施压索要钱财。通过第二卷材料可知，其每次领取的都是信访救助金，并且该笔资金都是由上级信访机关批复专用于救助其。然而梨树县信访局并未按上级信访局批复意见全额给付其上访救助金，而是每次以息访为要求少量向其发放救助金，这才造成其赔偿请求得不到合理补偿，无奈才坚持上访维权。政府在发放救助金时并未受到其威胁，而是执行上级批复意见履行职责的职务行为。因此，一审判决存在事实认定错误。2.一审判决法律适用错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没有具体规定，但最高人民法院作为我国最高审判机关如果出现“秩序严重混乱”的情况势必会引起媒体关注，然而一审法院仅凭最高人民法院法警、四平地区法院工作人员的证言就认定其对最高人民法院秩序造成严重混乱，显然是错误的认定。综上，一审判决存在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并予以改判。辩护人李瑛的辩护意见是：1.孙永贵的行为不构成寻衅滋事罪。首先，孙永贵常年上访是因为法院的错误执行和自身损失未得到合理赔偿，与寻衅滋事罪的主观构成要件有着明显区别。其次，孙永贵在上访期间始终采取静坐、展示诉状的平和行为，这与寻衅滋事罪的客观行为不符。另外，孙永贵的上访确切地点为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区对面，与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区直线距离在百米以上，不可能在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区滋事。最高人民法院作为我国重要的国家机关，如果其办公秩序受到骚扰，造成严重混乱的后果势必会引起媒体关注，然而在起诉书指控的时间段内，媒体并未有过相关报道，单凭本案几名最高人民法院法警和证人的陈述不能认定被告人孙永贵对最高人民法院秩序造成了严重混乱。2.本案中侦查机关存在多处违法行为。侦查机关在《受案登记表》等法律文书中使用“治”字头文书，本案属于刑事案件应当使用“刑”字头文书。上述法律文书的形成违反法律规定。立案是公安机关进行立案侦查的前提条件，《立案决定书》显示，本案立案时间为2018年10月29日，公安机关在2018年10月27日对孙永贵进行了讯问。在该份笔录形成时，公安机关尚未立案侦查，孙永贵接受讯问时的身份并不是本案的犯罪嫌疑人。因此公安机关在立案前对孙永贵采取讯问方式查问，属于违反法律规定的违法行为。本案报警形式为“口头报警”，但在接受口头报警后没有形成受案笔录，《受案回执》中也没有报案人签字。因此本案受案程序违法。本案报案人与侦查人员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上下级关系，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十九条以及《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三十条有关回避的规定，侦查过程违法。综上所述，孙永贵的行为不构成寻衅滋事罪，不应追究其刑事责任。吉林省四平市人民检察院意见：1.本案孙永贵之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罪，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寻衅滋事罪是指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的；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行为。综合本案而言，在孙永贵与梨树县人民法院赔偿纠纷一案，法律程序已全部进行完毕后，孙永贵继续进京上访索要高额的间接损失，多次到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区对面滞留、静坐、摆判决书施加压力，严重扰乱了最高人民法院正常秩序。2013年4月至2014年1月，孙永贵仅在中南海周边非访就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训诫7次，还不断以上访相威胁强行索要救助款，因其无数次的进京非访，从2007年7月至2014年9月梨树县人民法院、梨树县政法委、梨树县信访局迫于梨树县维稳工作的压力，陆续给付孙永贵34万余元。孙永贵违反信访相关规定，进京非法上访，影响最高人民法院办公秩序，其行为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之规定，构成寻衅滋事罪。2.原审法院关于本案的判决定性准确，量刑适当，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孙永贵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建议二审法院驳回其上诉请求，依法维持原审判决。经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并有经原审法院庭审举证、质证的定案证据予以确认。结合案件事实及证据，本院对上诉人及其辩护人提出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评析如下：1.关于上诉人孙永贵是否构成寻衅滋事罪的问题。经查，1991年9月4日,梨树县人民法院错误拍卖被告人孙永贵解放141柴油车一辆。经过孙永贵起诉最终判决由梨树县人民法院赔偿孙永贵损失4.94万元且给付赔偿。孙永贵又要求赔偿其间接损失,并以此为由到省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及全国人大上访。2004年7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对孙永贵一案决定不提起再审,至此孙永贵与梨树县人民法院赔偿纠纷一案司法程序已终结。在法律程序已全部进行完毕后,孙永贵继续进京上访索要高额间接损失费,多次到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区对面滞留、静坐、摆判决书施加压力，持续在最高人民法院门前及中南海地区非法上访，与法院工作人员发生争执，影响正常工作和信访秩序，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孙永贵还不断以上访相威胁强行索要救助款,因其无数次的进京非访,从2007年7月至2014年9月梨树县人民法院、梨树县政法委、梨树县信访局迫于梨树县维稳工作的压力,陆续给付孙永贵34万余元。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原审判决作为定案依据相关书证、证人证言及孙永贵的部分供述与辩解相互印证。孙永贵涉诉案件内容的司法程序终结后，其未按照法律规定及相关上访条例正确行使权利，长期缠访、非访，特别是持续到最高人民法院、中南海地区等重要国家机关附近非法上访，且与法院工作人员发生争执，影响国家机关正常工作和信访秩序。其行为主观方面明显具有无事生非，挑战法律和破坏社会秩序的故意；客观方面实施了在重要国家机关的公共场所起哄闹事的行为，严重扰乱了公共秩序和社会秩序，破坏了遵纪守法的善良风俗，且经多次训诫，屡教不改，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其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罪。上诉人及其辩护人提出孙永贵不构成寻衅滋事罪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2.关于本案侦查机关是否存在多处违法行为的问题。经查，首先，本案最初以孙永贵扰乱单位秩序被采取行政拘留措施，后被转为刑事案件处理，《受案登记表》等法律文书中使用梨公（治）开头的文书号，是代表梨树县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办理的案件，该大队系梨树县公安局办案部门，有权办理刑事案件，故辩护人提出侦查机关在《受案登记表》等法律文书中使用“治”字头文书，而本案属于刑事案件应当使用“刑”字头文书，法律文书的形成违反法律规定的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其次，本案系因同一事实，孙永贵被采取行政拘留处罚后立案侦查的刑事案件，故孙永贵在接受行政处罚时的讯问笔录，能够作为刑事案件审理的依据。同理，在处理治安案件时认为本案应转为刑事案件处理，报案方式及办案过程均不违反相关法律及法规的规定。辩护人提出本案侦查机关程序违法的相关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本院认为，上诉人孙永贵违反信访相关规定，进京非法上访，多次到最高人民法院、北京中南海地区非访，并导致最高人民法院办公秩序受到影响，其行为严重扰乱了公共秩序和社会秩序，已构成寻衅滋事罪。应依法惩处。鉴于孙永贵有劣迹行为，可酌情予以从重处罚。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孙永贵及其辩护人李瑛提出孙永贵不构成寻衅滋事罪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张宇桐审判员 钱红英审判员 李晓霞 二○二○年六月十一日书记员 阎意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