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鹤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黑04民终132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李国栋，男，1964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个体经营者，住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东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响宇，黑龙江远东律师集团（佳木斯）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鹤岗市兴盛米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黑龙江省鹤岗市东山区哈萝公路二公里处。 法定代表人：李淑华，职务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成和，该单位职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兴刚，黑龙江兴钢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被告：佳木斯市运生物资经销有限公司，住所地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前进区升平路杏花小区。 法定代表人：吕钦华，职务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志昌，该公司员工。 上诉人李国栋因与被上诉人鹤岗市兴盛米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兴盛米业公司）、一审被告佳木斯市运生物资经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运生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鹤岗市东山区人民法院（2019）黑0406民初7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李国栋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兴盛米业公司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兴盛米业公司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审认定上诉人李国栋尚欠被上诉人兴盛米业公司626，723.00元货款错误,上诉人李国栋已结清全部货款。被上诉人兴盛米业公司提供的发货凭证等证据,没有上诉人李国栋签字,不能证明是上诉人李国栋购买,亦不能证明是发给上诉人李国栋或其指定的人员。一审认定供货数量、价格、标准均无证据证实,认定的总货款数量、价格没有依据。2016年2月25日上诉人李国栋曾向被上诉人兴盛米业公司汇款100万元用于支付水稻定金,以被上诉人兴盛米业公司名义从粮库竞拍水稻粮库的32号仓水稻。竞拍成交后,每次与粮库都是现金结算,100万元定金转为上诉人李国栋购买被上诉人兴盛米业公司的大米款。关于水稻上诉人李国栋仅于2016年3月3日、3月4日共计购买了572，941.00元的水稻,其他与上诉人李国栋没有关系。二、一审判决程序违法。一审诉讼过程中,上诉人提交了管辖权异议上诉状,鹤岗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的裁定还没有收到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即通知开庭。一审法院于2019年12月10日签发的传票，12月13日开庭，传票是通过邮寄异地送达，上诉人李国栋是在12月11日晚收到的开庭传票，未在开庭前三日送达，程序违法；三、被上诉人兴盛米业公司一审提交的账目虚假，上诉人李国栋在3月9日曾经向兴盛米业公司法人李淑华转款20万元大米款，被上诉人兴盛米业公司账目中未体现；四、关于一审法院程序违法问题，由于一审法院审判长明显偏袒对方当事人，2019年12月26日，上诉人李国栋依法向鹤岗市东山区人民法院提出回避申请，审判长对此不予理睬，匆匆下判，程序明显违法。 被上诉人兴盛米业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上诉人李国栋认可与被上诉人兴盛米业公司有大米交易的事实，也认可是上诉人李国栋让被上诉人兴盛米业公司把发票开到运生公司，一审时上诉人李国栋认可，被上诉人兴盛米业公司从国家粮库购取水稻，上诉人李国栋不需要也无权向国家粮库交取款项，因此上诉人李国栋的上诉状中称不欠粮库的钱，但是上诉人李国栋是从被上诉人兴盛米业公司处购买水稻，因此应将款项交给被上诉人兴盛米业公司，关于上诉人李国栋提到的程序违法是不存在的，本案管辖权异议有中级人民法院的裁定，一审程序合法，关于上诉人李国栋提出一审法官帮助整理诉讼请求及威胁上诉人李国栋不存在，被上诉人兴盛米业公司方3人均参加了一审庭审，诉讼请求已经在起诉时明确，没有法官对上诉人李国栋进行威胁的事实，上诉人李国栋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关于上诉人李国栋提到的有一张注销卡20万元已经在账目中如实体现，因此，上诉人李国栋提交的上诉请求及理由不存在。 兴盛米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佳木斯市运生物资经销有限公司、李国栋给付鹤岗市兴盛米业有限责任公司货款626,726.00元；2、判令李国栋给付迟延货款利息（自最后一次交货起2016年5月7日至给付之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逾期罚息利率计算）；3、本案诉讼费由佳木斯市运生物资经销有限公司、李国栋承担。诉讼中，鹤岗市兴盛米业有限责任公司撤回第2项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3、4、5月间，兴盛米业公司向李国栋出售大米及水稻，基于双方的信任，基本采用电话沟通签订口头买卖合同，没有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在水稻交易中，兴盛米业公司承诺给李国栋150，000.00元销售利润，李国栋也为兴盛米业公司出售近千吨水稻，其自己也购买692.9吨，价款2,020,910.80元，但货款未全部及时结清。在大米交易中，兴盛米业公司、李国栋通过电话或其他方式沟通、协商，确定买卖数量及价格后，李国栋方提供军粮大米包装，兴盛米业公司按李国栋的指示，将大米装车交付货物承运人，并在货物运输协议上注明收货人李国栋(或其代理人)及其电话号码，完成交付行为，兴盛米业公司财务记账确认销售数量及价款。这期间，李国栋共向兴盛米业公司购买大米503吨，价款2,122,660.00元，兴盛米业公司按照李国栋的要求将购买大米的部分发票开至运生公司。在以上水稻及大米的交易中，李国栋共向兴盛米业公司付款1，966，847.00元+1，400，000.00元=3，366，847.00元，扣除兴盛米业公司承诺给李国栋的150，000.00元销售水稻利润，李国栋尚欠其货款626，723.0元。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七条规定，下列情形，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同法所称"交易习惯"：（一）在交易行为当地或者某一领域、某一行业通常采用并为交易对方订立合同时所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做法；（二）当事人双方经常使用的习惯做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本案中，根据双方的交易习惯和本院所采信的相关证据，本院认定兴盛米业公司主张的李国栋购买大米503吨，价款2,122,660.00元的事实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本案中，李国栋向兴盛米业公司购买水稻692.9吨，价款2,020,910.80元，大米503吨，价款2,122,660.00元，理应支付全部价款。现李国栋已支付货款3，366，847.00元，加上兴盛米业公司承诺给李国栋的150，000.00元销售水稻利润，其尚欠兴盛米业公司货款626，723.80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本案中，双方没有约定付款时间，故兴盛米业公司将货物交付承运人后，交付完成，李国栋即应在合理期间内支付货款。故对兴盛米业公司要求李国栋给付欠款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兴盛米业公司要求运生公司给付货款的请求，因兴盛米业公司、李国栋均认可双方之间并未发生货物交易，故对此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判决：一、李国栋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一次性给付给鹤岗市兴盛米业有限责任公司货款626，723.80元；二、驳回鹤岗市兴盛米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其它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被上诉人兴盛米业公司向本院递交了与中央储备粮鹤岗直属库签订的水稻合同及付款明细，上诉人李国栋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但对证明问题有异议，质证称这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兴盛米业公司向直属库交款的方式是购买水稻者将款交给被上诉人兴盛米业公司，被上诉人兴盛米业公司才将款项交给直属库，然后放行。同时证明上诉人李国栋并不欠被上诉人兴盛米业公司水稻款，否则100万保证金不可能转入大米款，也不可能兑现15万元的水稻奖金。本院认为，该转款行为系被上诉人兴盛米业公司与中央储备粮鹤岗直属库之间的水稻买卖关系的转款行为，且上诉人李国栋对真实性、合法性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查明，2016年3月，上诉人李国栋与被上诉人兴盛米业公司达成口头买卖水稻和大米协议。在买卖水稻协议中双方约定上诉人李国栋缴纳风险抵押金100万元，被上诉人兴盛米业公司承诺给上诉人李国栋15万元销售利润。在水稻的销售中基本上采用日结算。2016年3月7日，上诉人李国栋给被上诉人兴盛米业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淑华转款60万元，2016年3月7日-9日被上诉人兴盛米业公司共计销售给上诉人李国栋水稻303.42吨，合款885，986.40元,2016年3月9日上诉人李国栋给被上诉人兴盛米业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淑华转款20万元，尚欠水稻款85，986.40元。2016年3月12日上诉人李国栋给被上诉人兴盛米业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淑华转款20万元，被上诉人兴盛米业公司共计销售给上诉人李国栋水稻57.56吨，合款168，075.20元，该笔多付31，924.80元。以上，上诉人李国栋共计欠付被上诉人兴盛米业公司水稻款54，061.6元，按双方约定，被上诉人兴盛米业公司应给付上诉人李国栋150，000.00元销售水稻利润，扣除上诉人李国栋水稻欠款，被上诉人兴盛米业公司应给付上诉人李国栋95，938.40元销售水稻利润。 此间，上诉人李国栋共向被上诉人兴盛米业公司购买大米503吨，价款2,122,660.00元，被上诉人兴盛米业公司按照上诉人李国栋的要求将购买大米的部分发票开至一审被告运生公司。上诉人李国栋共向被上诉人兴盛米业公司支付大米款140万元（2016年2月25日100万元，2016年5月5日20万元,2016年12月19日10万元，2016年12月22日10万元）,上诉人李国栋尚欠被上诉人兴盛米业公司大米款72.266万元。 水稻销售利润和大米款欠款相抵后，上诉人李国栋尚欠被上诉人兴盛米业公司大米款626，721.60元。 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一、2016年3月7日、8日、9日、12日中央储备粮鹤岗直属库（水稻）销售出库明细表记载的每车水稻数量是否是上诉人李国栋从被上诉人兴盛米业公司购买的水稻；二、上诉人李国栋于2016年3月7日、3月9日、3月12日，给被上诉人兴盛米业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淑华转款60万元、20万元、20万元是支付的水稻款还是大米款。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对大米买卖的数量明细、价格以及对水稻买卖的每吨价格无争议。按照双方水稻的销售方式以及被上诉人兴盛米业公司提交的“中央储备粮鹤岗直属库（水稻）销售出库明细表”上加盖中央储备粮鹤岗直属库公章，对水稻每车的数量应予认定。从有争议的几笔上诉人李国栋向被上诉人兴盛米业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淑华转款时间和数额看：首先上诉人李国栋向被上诉人兴盛米业公司购买大米总计503吨，合款2，122，660.00元，而按上诉人李国栋主张在2016年3月5日后给被上诉人兴盛米业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淑华转款均系大米款，总计合款为240万元（100万+20万+10万+10万元+60万元+20万元+20万元），与实际大米合款2，122，660.00元多出27.734万元,且在2016年12月转款两笔10万元，显然不符合实际；其次，按照上诉人李国栋的转款时间、数额和当日、近日水稻出库明细表记载的数量折合的价款相近，而当日、近日没有大米买卖的记录。另，在一审审理期间，上诉人李国栋主张大米是其合伙人马小光经手期间产生了一些账目不清（209页），而二审上诉人李国栋主张大米款已经付清，一、二审陈述不一致。综上所述，争议的几笔转款应是上诉人李国栋付的水稻款。同时，在2016年3月9日的转款已经计算在水稻款中。 关于一审程序问题。1、一审法院第一次开庭时间为2019年12月13日，上诉人李国栋签收开庭传票时间2019年12月13日，违反民诉法的规定，但是上诉人李国栋按时参加了本次庭审，同时一审法院经过第一次庭审后，又确定了二次开庭，因此，上诉人李国栋的诉讼权利可以行使；2、上诉人李国栋称其在庭审后提出对审判长（主审法官）回避，未予答复，根据民诉法45条的规定，当事人申请回避应在法庭辩论终结前提出。综上，一审虽然在第一次开庭传票的送达存在未满三天前的问题，但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五条规定的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李国栋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67.00元，由上诉人李国栋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徐景华 审判员  任兢鹤 审判员  韩锡艳 二〇二〇年六月一日 书记员  孙 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