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辽06民终79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邵桂卿，女，1952年2月1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丹东市元宝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忠武（系邵桂卿之子），住辽宁省丹东市元宝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晓娜，辽宁万鹏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魏春艳，女，1965年4月17日出生，汉族，丹东市袜厂退休职工，住辽宁省丹东市元宝区。 法定代理人：徐辉（系魏春艳丈夫），住辽宁省丹东市元宝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吉东，辽宁天晓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邵桂卿因与被上诉人魏春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丹东市元宝区人民法院（2019）辽0602民初9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邵桂卿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忠武、杨晓娜，被上诉人魏春艳及其法定代理人徐辉、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吉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邵桂卿上诉请求：撤销原审法院（2019）辽0602民初997号民事判决，改判涉案民间借贷关系不存在；本案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所有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原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其据以作出判决的民间借贷关系是被上诉人为了挽回理财损失而虚构的债权债务关系；2、被上诉人没有有效证据证明该30万款项已经实际交付于上诉人，一审法院的判决理由没有法律依据；3、被上诉人魏春艳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独立作出的民事法律行为难以被认定为有效；4、被上诉人虚构债权债务关系提起民事诉讼的行为触犯刑法相关规定，极有可能构成虚假诉讼罪。 魏春艳辩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双方借贷关系是真实的，与上诉人所说的理财损失无关。1、原审法院并不是仅凭一张借条就认定双方借贷关系存在，该借条上上诉人两次签字确认（一次内容是打印的，一次是上诉人自己手写），上诉人自认借现金30万元，并已经收到该笔借款，而且被上诉人还提供了上诉人主动交付的房屋进户通知单，证明借贷关系的真实性；2、上诉人在上诉状中对借条的形成过程及入户通知单的交付过程叙述，完全是在变造事实，本案的借款事实与上诉人反复提到的理财没有任何关系，其实是上诉人为了逃避还款责任，故意将两者混在一起。二、被上诉人原审时已经提供有效充分的证据，证明将30万元借款交给上诉人，原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三、本案虽然被上诉人是限制行为能力人，但不影响本案借贷关系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四、上诉人最后一点上诉理由也就是否构成虚假诉讼的问题，与本案争议焦点无关。 魏春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被告立即偿还原告借款本金30万元及欠款利息（按照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计算）。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5月7日，被告邵桂卿为原告出具《借条》，其中《借条》一面为手书内容：“今日向魏春艳借欠30万叁拾万魏春艳以现金方式支付给借款人邵桂卿”。《借条》另一面为打印内容，仅借款人姓名、身份证号码、借款金额、借期及抵押物为手书填写，载明：“今有邵桂卿借现金人民币大写叁拾万小写30万。借款人约定：一、自借款之日起，12个月内偿还，不得逾期。二、借款人约定，对此笔借款由___作为此笔借款的担保人，若借款人不能按期偿还借款，担保人负责连带偿还义务，担保期限约定，借款偿还完毕为止。若未能按期还款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最高利率的五倍赔偿损失。三、借款人约定，对此笔借款由借款人元宝区宝山新城小区11#710室作为抵押物。若借款人不能偿还，抵押物自动放弃，作为抵顶借款。四、如若当时[事]人不履行合同，借款人可进行自行手段，如张贴告示等义务，一切法律责任及后果，由债务人自行承担。五、借款人若不能按期偿还借款，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最高利率五倍赔偿损失，并加收自借款之日起日万分之五的手续费。六、借贷双方若发生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交由元宝区人民法院解决。”被告认可《借条》系被告为原告出具，但否认借款关系真实性、否认实际收到借款本金。 同日，被告将自己名下位于丹东市元宝区房屋的《房屋进户证书》原件交付原告。双方并未办理抵押登记手续。 原告为证明其具有出借现金的能力，另提供其家中保险箱中有大额现金及首饰的照片7张；原告丈夫徐辉名下建筑面积65.23平方米房屋的不动产权利证书（2017年取得不动产权利证书）；原告女儿徐菁悦名下丹东市元宝区子健食杂店（2014年7月注册）、丹东市元宝区饼之坊蛋糕店（2015年8月注册）、丹东市元宝区允熙小吃店（2018年8月注册）的营业执照，上述三处个体工商户经营场所均位于宝山新城小区11号楼1单元。原告丈夫徐辉在庭审中陈述：“原告告诉我（徐辉）说当时条打了30万，但是直接扣了9000元利息，实际给了291000元。约定的是一个季度9000元利息。” 被告提供被告儿子赵忠武录制的2018年5月7日晚开始至2018年6月7日期间原告与赵忠武的多段电话录音，用以证明借条形成的前提是中金汇银理财的事情，被告没有拿过原告30万元现金。 诉讼中，被告申请法院调取2018年5月7日、5月8日被告在丹东市公安局元宝分局兴东派出所的报案登记。经该院调取证据，兴东派出所为该院出具《情况说明》2张，载明经查询2018年5月7日、2018年5月8日接报警登记表，未查到报案人为被告邵桂卿的报警登记内容。兴东派出所另为该院出具《询问/讯问笔录》2份，载明被告曾向派出所陈述打条经过，并明确表示不要求报案。 被告在本案诉讼中提出反诉请求，要求原告返还《房屋进户证书》，该院已告知与本案不合并审理，可另案起诉。 一审法院认为,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的合同。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及时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本案中，原告提供被告亲笔书写、填写的《借条》可以证明原、被告就资金融通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达成了一致意向。虽然原告持有载明原告系精神贰级残疾的《残疾人证》，但是以被告提供的被告儿子与原告7次通话录音及原告庭审陈述情况看，原告对借贷行为具有基本的判断能力，能完全意识到自己行为的后果。原告丈夫作为其监护人，协助原告以借款到期被告未予偿还为由提起诉讼，可以认定其追认原告与被告达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关于本案借款本金是否实际交付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第九条第（一）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视为具备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关于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一）以现金支付的，自借款人收到借款时”。第十六条第二款：“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本案中，被告为原告出具手书《借条》“今日向魏春艳借欠30万叁拾万魏春艳以现金方式支付给借款人邵桂卿”，后又在更加正规的打印《借条》中填写“今有邵桂卿借现金人民币大写叁拾万小写30万”，承诺还款期限及抵押物，并将抵押物房屋的进户证书交付给原告。被告主张其系被迫出具《借条》，但既未提供足以证明其受胁迫的证据，又未在法定除斥期间1年内要求撤销《借条》，被告主张其向派出所报案，却又在派出所陈述“我不要求报案，我只想到派出所登记一下情况”。结合原告提供的现金及首饰的照片7张、不动产权利证书、营业执照3张，被告申请该院自丹东市振兴区人民法院调取的原告丹东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账户历史交易明细清单等证据显示原告购买理财的金额，原告具备款项交付经济能力并实际交付借款本金的可能性较大。被告提供的通话录音证据，不足以推翻原告提供的证据和主张。现未有证据证实《借条》出具当时尚有第三人在场可以取证。以现有证据证明力大小判断，对原告实际交付借款本金的事实，该院予以确认。但借款本金的数额应当以原告法定代理人自认实际交付291000元数额为准。 关于原告主张借款利息的问题。《借条》未载明借期内利息，借期内的利息请求该院不予支持。关于逾期利息，《借条》约定“自借款之日起，12个月内偿还”，“借款人若不能按期偿还借款，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最高利率五倍赔偿损失，并加收自借款之日起日万分之五的手续费。”原告主张按照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计算，是对自己权利的处分，不违反法律规定。该院酌定2019年5月8日至2019年8月19日的逾期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因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遇节假日顺延）9时30分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的逾期利息，该院酌定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遇节假日顺延）9时30分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 一审法院判决：一、被告邵桂卿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魏春艳借款本金291000元；二、被告邵桂卿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魏春艳逾期利息[以291000元为基数，2019年5月8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付];三、驳回原告魏春艳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中，上诉人邵桂卿提供了二份证据： 1、2019年12月18日12点07分的录音材料及整理出的文字稿。该录音系上诉人的儿子赵忠武与兴东派出所所长张振宇的对话录音。证明上诉人2018年5月7日和5月9日两次到派出所报案，对此张振宇是认可的，进而证明如果上诉人真的向被上诉人借款30万元的话，不可能借款之后去派出所报案。两次报案的材料一审都提供过，卷宗中都有。被上诉人一审中说没有写明警员是谁，主要是上诉人说其不报案，这都是邻居的事，所以没有写警员是谁，且5月9日那一次的警员是梁峰。虽然没有报警登记，但是有笔录。2、2019年5月9日的视听录像资料及整理的文字稿，是上诉人儿子在上诉人工作场所365健身房与被上诉人魏春艳和魏春艳哥哥谈话的录像，当时还有110的两个人员在场。当时赵忠武跟魏春艳说钱亏了去派出所报案，所以当时被上诉人魏春艳已经知道理财款亏空了才找的上诉人打借条，这说明是跟理财款有关系的，就是因为理财款拿不出来了被上诉人才逼上诉人写的借条。 魏春艳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1、对上诉人提供的第一份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无法核实通话人就是上诉人所说的当时的兴东派出所的所长，这个需要上诉人证明其是派出所所长。且这份通话记录与原审法院调取的兴东派出所的书证相矛盾。原审法院调取的证据体现2018年5月7日、5月8日上诉人没有到派出所进行报案，派出所也没有报案登记，在对上诉人的询问笔录中也明确表示不报案。如果像上诉人所说被上诉人及其女儿逼迫上诉人打了欠条且数额这么大，上诉人情绪激动，那么当时上诉人为什么不报案，所以通话记录无法证实其打条之后进行报案的事实。2、对上诉人提供的第二份证据我方认为上诉人在原审提供了多份电话录音和视频，不知道该份证据是否提供过，而且按照刚才上诉人所述这个视频是2018年5月9日发生的，但是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借款时间是2018年5月7日，所以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提供的第二份证据与本案借款没有任何关系。上诉人无论是一审还是二审提供的证据都是证明了理财的事实，与本案争议的借贷方面的焦点没有关联性，都是上诉人主观的推断没有客观的证据证明。综上请二审法院对上诉人的证据不予采信。 本院对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认证意见为，上诉人提供的通话录音材料与兴东派出所对其所作的询问笔录相矛盾，故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提供的视频资料与本案无关联性，且无法证实其待证问题，本院亦不予采信。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结合当事人二审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上诉人邵桂卿与被上诉人魏春艳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上诉人邵桂卿应否偿还被上诉人魏春艳涉案款项及利息。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本案中，被上诉人持有上诉人为其出具的30万元借条用以证明双方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上诉人在为被上诉人出具的手写借条中清楚记载“今日向魏春艳借欠30万叁拾万魏春艳以现金方式支付给借款人邵桂卿”，后上诉人又在正规的打印《借条》中填写“今有邵桂卿借现金人民币大写叁拾万小写30万”，承诺了还款期限及设定的抵押物，并将抵押物房屋的进户证书交付给被上诉人。上诉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意识到其出具借条行为应承担的法律后果。上诉人主张涉案《借条》系在被上诉人的胁迫下出具，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但其未提供充足证据加以证明，又未在法定除斥期间内要求撤销《借条》。上诉人主张其向派出所报案，却又在派出所陈述“我不要求报案，我只想到派出所登记一下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故上诉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上诉人的上诉意见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邵桂卿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上诉人邵桂卿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卢国华 审判员  徐 蕙 审判员  韩 丹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日 书记员  王 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