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9民终24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阜新市新邱区万泰出租车行法定代表人：王艳英，该车行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莹莹，女，该车行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闵东升委托代理人：项五月，系闵东生母亲。上诉人阜新市新邱区万泰出租车行因与被上诉人闵东升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阜新市新邱区人民法院（2019）辽0903民初4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阜新市新邱区万泰出租车行的法定代表人王艳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莹莹，被上诉人闵东升的代理人项五月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阜新市新邱区万泰出租车行上诉请求：1、请求改判被上诉人闵东升在新邱区万泰出租车行真实合理的转出时间并依法给付拖欠的车行服务费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请求依法判决被上诉人承担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上诉人对一审判决中认定被上诉人闵东升的辽Ｊ×××××号出租车转入海州区的士阳光出租车服务中心的服务合同时间有意见，具体理由如下：1、中共阜新市交通运输事务服务中心于2019年5月27日下发《关于鼓励成立服务性出租车行（公司）、个体出租汽车经营者自主选择服务型车行（公司）的通知》文件中明确标注2019年个体出租汽车转行工作自2019年6月3日始至2019年7月3日止（只限工作日）。2、被上诉人闵东升的辽Ｊ×××××号出租车应在每年3月进行营运证年审，2019年3月21日该车辆的白班驾驶员任阜生驾驶辽Ｊ×××××号出租车来到阜新市新邱区万泰出租车行，车行的工作人员依照运管处的车辆审验标准对该车辆进行了外观审验并为他填写了《出租汽车年度审验登记表》，之后任阜生又到阜新市新邱区万泰出租车行领取了4本客票，2019年6月18日，阜新市新邱区万泰出租车行又为闵东升的辽Ｊ×××××号出租车驾驶员张喜发开具了服务注销表。并且闵东升本人在2019年6月28日在阜新市运输管理处自愿签署了一份转行通知单，在此日期前一直在使用阜新市新邱区万泰出租车行的资质，所以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于2018年8月就已经转入海州区的士阳光出租车服务中心这一点不成立。3、上诉人在未接到任何个人及主管部门告知闵东升已经转走的情况下，分别在2019年1月9日、2019年9月25日和2019年11月18日三次为被上诉人闵东升在新邱区万泰出租车行的挂靠车辆辽Ｊ×××××号计算2018年全年度出租车燃油补贴并上报给阜新市运输管理处，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双方的服务关系事实存在，所以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在2018年8月以后未对被上诉人闵东升提供任何服务，无权要求其给付服务费这一点不成立，上诉人及被上诉人都应遵循公平及诚实信用原则，履行各自义务，享受各自权利。综合以上三点，上诉人依法上诉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或者发回重审。闵东升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第一，被告于2018年8月已经明确告知上诉人，对上诉人收取服务费有异议，不再接受原告任何服务，并转入海州区的士阳光出租车服务中心，不能以行业管理部门为全市出租车转行统一办理更换营运证的时间做为依据来确定车主转出该车行的真实时间；第二，转行通知单是出租车主办理打印营运证时与阳光车行之间填写的一张表格，作用是在行管部门规定的时间段内办理打印营运证时使用，表格中只是标注一下转入阳光车行以前该车来源于哪个车行，只是便于行业主管部门查询统计之用，不能以此认定转行时间，更不能做为收费依据和节点；第三，上诉人在2019年分三次计算燃油补贴并上报给阜新市交通运输事务服务中心，此事与被上诉人无关，是车行与运管处之间的事，并非为被上诉人服务，不能做为收费依据；第四，上诉人收费所依据的文件已经废止，原告收费没有法律依据及资格。阜新市新邱区万泰出租车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闵东生给付拖欠原告车行服务费：2018年9月份至2019年5月每月60元，2019年6月份其中27天54元，共计594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被告之间系提供具体车行服务的服务合同关系。后经阜价发[2015]107号文件废止了原出租车行每月收取60元服务费的指导价格，改为经营服务费由市场调节。2018年8月，被告因原告继续按每月60元标准收取服务费，口头通知原告解除合同并转入了海州区的士阳光出租车服务中心，但至2019年6月份才由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办理转行审批手续。一审法院认为：合同双方应遵循公平及诚实信用原则，履行各自义务，享受合同权利。本案双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因行业政策发生改变，如按原合同继续履行，将对被告权益造成损害，且被告以实际行为表明了不再履行合同。在双方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况下，被告通知原告解除合同的行为于法有据。同时，对被告在事实上的解除行为，原告亦未在三个月内以提起诉讼或仲裁的方式确认被告的解除行为无效，应视为原告以事实行为认可了被告的解除合同的行为，故双方在2018年8月已经解除合同。虽然原告主张在2019年6月份双方才解除合同，但该行政机关的批准时间不能代表被告实际转入其他车行的时间，且民事行为主体应当遵循公平、自愿原则，遵守契约精神，双方在2018年8月后事实上已不存在合同关系，且在原告未提供服务的情况下，无权要求被告给付服务费。综上所述，原告要求被告给付服务费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第六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阜新市新邱区万泰出租车行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00元，由原告阜新市新邱区万泰出租车行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供出租汽车年度审验登记表，证明该车的年审是上诉人在2019年3月21日办理的；提供2019年客票台账复印件，证明被上诉人的司机领取了2019年1月至4月的税票，上诉人还在为其服务，被上诉人未支付服务费。经质证，被上诉人均不认可，但未提相反证据，故本院对上诉人提供的出租汽车年度审验登记表、2019年客票台账予以采信。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属实。另查明，2016年3月29日，被告任阜生将辽Ｊ×××××号出租车经阜新市新邱区万泰出租车行报阜新市运输管理处出租车管理所批准报废更新为辽Ｊ×××××号出租车。本院认为，本案是出租车服务合同纠纷。2013年1月1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了《新邱出租车行经营管理合同书》，该合同书约定车辆经营权及所有权均属于乙方（闵东升），甲方（阜新市新邱区万泰出租车行）对车辆进行管理服务，乙方每月向甲方缴代收费用及管理服务费60元，每月10日前按时缴纳。合同期为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以后，闵东升与上诉人虽未续签合同，但双方一直按照原有约定履行，直至2018年8月末。闵东升称知道阜价发[2015]107号文件废止了阜价发[1996]129号通知、[1998]159号批复后，出租车行每月收取60元服务费不合理，于是于同年9月开始，不再交纳。由此可见，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闵东升应否每月给付上诉人60元管理服务费。阜新市物价局阜价发【1996】129号通知允许“管理服务单位向接受管理的出租客运汽车个体工商户收取管理服务费”，每月60元，阜新市物价局阜价【1998】159号批复同意继续执行市物价局《关于出租客运汽车管理服务单位收取管理服务费标准的通知》，管理服务费每车每月60元。以上批复已被阜新市物价局阜价发【2015】107号文件(《关于公布废止的价格政策性文件的通知》，2015年12月20日阜新市物价局公布)明确废止。但将【1998】159号批复废止的目的，是将经营性服务费交由市场调节，由服务方和接受服务方协商确定，不再由政府主管部门定价，不是禁止出租车管理企业向车主收取经营性服务费。“新邱出租车行经营管理合同书”是闵东升与阜新市新邱区万泰出租车行自愿签订的，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是有效的，双方应严格按照约定履行。每台出租车每月60元服务费是双方在协议中约定的，闵东升应按照约定时间和数额向阜新市新邱区万泰出租车行交付。2014年以后，闵东升虽未与阜新市新邱区万泰出租车行签订出租车行经营管理合同书，但闵东升的出租车，依旧挂靠在阜新市新邱区万泰出租车行，直至2019年6月28日，闵东升才不再接受阜新市新邱区万泰出租车行服务。阜新市物价局公布《关于公布废止的价格政策性文件的通知》公布后，闵东升与阜新市新邱区万泰出租车行并未协商变更合同，60元的管理服务费闵东升一直交到2018年8月。因合同未变更，且阜新市新邱区万泰出租车行为被上诉人闵东升提供服务管理，故仍应按照每月60元的标准，向阜新市新邱区万泰出租车行交纳2018年9月至2019年6月27日的管理服务费，原审认定错误，应予纠正。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不当，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条、第五条、条六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阜新市新邱区人民法院（2019）辽0903民初464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闵东升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给付上诉人阜新市新邱区万泰出租车行2018年10月至2019年6月27日的管理服务费594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共100元，由被上诉人闵东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吕艳秋审判员  赵荣志审判员  黄 华二〇二〇年六月三日书记员  王 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