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名称$ 陕 西 省 延 川 县 人 民 法 院行政判决书                        （2020）陕0622行初16号  原告：崔军，男，汉族，1968年8月26日出生，初中文化，南泥湾采油厂职工，现住西安市灞桥区。原告：张军利，女，汉族，1972年6月10日出生，大学文化，西安市人民银行职工，现住西安市灞桥区。委托代理人：高杰，陕西益能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王明富，陕西益能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延安市宝塔区民政局。住所地： 延安市宝塔区政府办公一楼。法定代表人：张红军，延安市宝塔区民政局局长。委托代理人：严纪伟，陕西通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薛春艳，陕西通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崔军、张军利诉被告延安市宝塔区民政局民政行政登记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17日立案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行政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等相关法律文书，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崔军、张军利及其委托代理人高杰，被告延安市宝塔区民政局委托代理人严纪伟、薛春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09年2月4日，被告延安市宝塔区民政局依据原告崔军、张军利的申请，为二原告进行了婚姻补办登记。原告崔军、张军利诉称，1988年12月25日，原告崔军、张军利以延安当地习俗举办婚礼，1992年1月25日在延安市宝塔区南市婚姻登记处办理了结婚登记。2002年5月29日，原告崔军与张军利因感情不合协议离婚，并于当日办理了离婚登记，领取了离婚证。2009年2月，原告崔军与张军利达成和解决定复婚，并于2009年2月4日到宝塔区XX中心办理复婚事宜，被告所属宝塔区XX中心于当日向原告崔军、张军利补发了结婚证，再未告知原告复婚相关的其他事项，原告领取结婚证后，认为复婚事宜已经办理完毕。2019年10月，原告崔军、张军利因结婚证遗失到被告所属宝塔区XX中心申请补办，该中心查证后告知二人目前处于离异状态，无法补办结婚证。原告此时方知2009年2月4日，被告所属宝塔区XX中心未给原告办理复婚登记，以致上述情况的出现。鉴于此，原告二人遂申请该中心重新为其办理结婚登记，但该中心又以原告已经领取了结婚证，书面上有结婚登记，不能再次办理结婚登记为由予以拒绝，致使原告崔军、张军利即不能重新登记结婚，也不能以夫妻关系办理其他业务，给原告的生产生活造成诸多不便。原告为使上述事情得到妥善解决，多次与被告交涉，要求其依法撤销延安市宝塔区民政局作出的“陕延补领结字0900021号”补发婚姻登记，恢复原告从2009年2月4日起的复婚登记并补发结婚证，依法履行婚姻登记机构的法定职责，以维护原告的合法权利，但被告均予以决绝。综上所述，被告的错误行政行为和不作为导致原告原本应当合法登记婚姻关系出现离异的状态，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婚姻自由和合法权益。因被告对上述错误行为坚持不予更正，故诉至法院，请求依法撤销被告延安市宝塔区民政局2009年2月4日作出的“陕延补领结字0900021号”补发婚姻登记；判令被告恢复二原告从2009年2月4日起的婚姻登记并补发结婚证。被告延安市宝塔区民政局辩称：1、民政局作出的行政行为是依申请人申请作出的行政登记行为，登记的事项依申请人申请作出，原告从未向民政局申请办理复婚登记。（1）从2009年2月4日原告崔军向民政局提交的《申请补领婚姻登记证声明书》内容中崔军亲笔填写的“本人与对方（张军利）于1992年1月25日在南市婚姻登记处登记结婚。本人至今仍维持该婚姻状况，现因婚姻登记证遗失，申请补领”可知，崔军于2009年2月4日办理婚姻登记手续时明确表明其结婚证遗失，办理的是补领结婚登记，而非复婚登记。（2）如果像原告诉称的其于2009年2月4日办理的是复婚登记，那么按照《婚姻登记条例》第十四条离婚的男女双方自愿恢复夫妻关系的，应当到婚姻登记机关办理复婚登记。复婚登记适用本条例结婚登记的规定。崔军当时应向民政局提交复婚登记申请，而非《申请补领婚姻登记证声明书》。故现有证据可以证明崔军从未向民政局申请过复婚登记。民政局无需恢复二原告从2009年2月4日起的婚姻登记，无需向其补发结婚证。 2、原告2009年2月4日申请补发结婚登记证，存在故意隐瞒事情真相，弄虚作假的行为，民政局已履行了法定的审查义务，无违法行为。二原告诉称1992年双方在南市办理结婚登记手续，2002年5月9日在该办事处办理离婚登记。因我国历史原因2006年前的婚姻登记由乡政府或者办事处负责办理，且相互不联网，档案无法共享查证。民政局因客观原因无法获知原告真实的婚姻状况信息，在办理相关登记手续时，很大程度上依赖申请人提交的相关材料和陈述。但是本案中，原告崔军明知其与张军利已经于2002年5月9日办理了离婚手续，但是2009年2月4日仍然向民政局申请补领结婚登记证明，存在刻意隐瞒事情真相的行为。即便如此民政局对原告崔军提交的相关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了全面审查，且向崔军发放了《申请补领婚姻登记证声明书》，由其当场填写并签字确认。民政局的以上行为已履行了法定的审查和注意义务，为其补发结婚证无违法行为。造成民政局向其作出补发结婚登记证是原告故意隐瞒事情真相，弄虚作假导致的。 3、因二原告已于2002年5月29日办理离婚登记，且此后未办理复婚登记，故民政局无法为其补发结婚证。 因崔军的2009年2月4日申请补发结婚登记证存在故意隐瞒事情真相，弄虚作假的行为，且当时因为婚姻登记档案不联网，导致民政局对崔军的真实婚姻状况无法查清，最后依崔军的申请向其补发了结婚证。后来信息联网后，民政局发现崔军与张军利已于2002年5月29日办理离婚登记，且此后未办理复婚登记。故其现要求民政局恢复其从2009年2月4日起的婚姻关系，与事实不符，与婚姻登记的职责相违背，故民政局在其未申请复婚登记前，无法恢复其与张军利的婚姻关系。 4、原告起诉要求撤销婚姻登记超过起诉期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法释（2018）1号]》第六十四条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原告2009年2月4日即办理了补办婚姻登记证，直到2019年11月8日起诉，明显超过了起诉时效，应依法驳回。综上，因原告崔军2009年2月4日申请补发结婚登记证存在故意隐瞒事情真相，弄虚作假的行为，导致民政局向其作出补领婚姻登记行为。但申请补领结婚登记与复婚登记是针对两种不同情况作出的登记行为，两者概念不同，针对的对象不同，不能因为崔军故意隐瞒事情真相，弄虚作假的申请补领结婚登记证就等同于其办理了复婚登记，其要求民政局向其补发从2009年2月4日结婚登记证与事实不符，与婚姻登记相关法律规定不符，人民法院应依法驳回其此项诉讼请求。  被告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均为复印件）：证据一：离婚登记申请书一份，桥沟居委会便函一份，延安靓丽日化有限公司证明一份，崔军、张军利离婚协议书一份。证明目的：崔军与张军利于2002年5月29日办理了离婚手续，即日起双方已不再是夫妻关系。2009年2月4日崔军在申请补领结婚登记证明中“本人与对方（崔军利）于1992年1月25日在南市婚姻登记处登记结婚，本人至今仍维持该婚姻状况，现因婚姻登记证遗失，申请补领”的声明，属于隐瞒事情真相，弄虚作假的行为。二原告如果要办理复婚登记应提交夫妻双方均为离异的婚姻状况证明，并填写复婚登记申请表，而不是申请补领结婚登记证及提交补领的相关证据。故二原告在未依法办理复婚登记手续前，不属于夫妻关系，被告无法恢复其婚姻关系。证据二：补发婚姻登记审查处理表一份，申请补领婚姻登记证声明书一份，崔军身份证复印件一份，崔军、张军利户口本复印件一份。证明目的：崔军明知其与张军利已经于2002年5月9日办理了离婚手续，但是2009年2月4日仍然向被告申请补领结婚登记证明，且在声明中表明“本人与对方（崔军利）于1992年1月25日在南市婚姻登记处登记结婚，本人至今仍维持该婚姻状况，现因婚姻登记证遗失，申请补领”。崔军的此行为属于刻意隐瞒事情真相，弄虚作假骗取婚姻登记证的行为。即便如此被告对原告崔军提交的1、补发婚姻登记审查处理表2、申请补领婚姻登记证声明书3、崔军身份证复印件4、崔军、张军利户口本复印件等相关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了全面审查，并向崔军发放了《申请补领婚姻登记证声明书》，由其当场填写并签字确认。被告的以上行为已履行了法定的审查和注意义务，为其补发结婚证无违法行为。造成被告向二原告作出补发结婚登记证是崔军故意隐瞒事情真相，弄虚作假导致的。证据三：《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婚姻登记工作暂行规范》各一份。证明目的：被告为原告补办结婚证符合法律程序。原告为证明自己的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均为复印件）：证据一：离婚登记申请书一份，便函二份，审查处理结果一份，离婚协议书一份。证明目的：原告崔军和张军利的婚姻关系在2002年5月29日已经依法解除，故2009年2月4日崔军、张军利到被告处要求复婚登记，被告应当根据《婚姻登记条例》的规定，重新办理结婚登记，发放结婚证，而不应是补发结婚证，被告的错误行政行为应当依法被撤销。证据二：申请补领婚姻登记证声明书一份，补发婚姻登记证审查处理表一份。证明目的：根据《婚姻登记条例》第七条、第十四条的规定，原告崔军和张军利婚姻关系解除后，2009年2月4日又自愿恢复夫妻关系，到被告处办理复婚登记，被告应当对当事人的证件、身份等进行审查，而不应直接认为原告存在婚姻关系，对原告作出补发结婚证的处理。被告的错误行政行为，导致原告书面登记和实际婚姻状况不符，给原告的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困扰，故被告的错误行政行为应当依法撤销，并应当依法恢复原告的婚姻登记并重新发给结婚证。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原告提出以下质证意见：对第一组证据中便函和证明及离婚协议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这组证据只证明了二原告于2002年5月29日协议离婚并进行了离婚登记，但不能证明双方目前不是夫妻关系；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及合法性有异议，首先2009年2月4日原告前往被告处目的是进行复婚登记，至于补发结婚证审查表及声明书均是被告向原告要求填写的，从证据看原告仅是在当事人签名处填写了名字，其根本不存在原告隐瞒事实及故意弄虚作假，从法律上被告作为国家机关，对其作出的行政行为要进行合法性审查，不仅要审查事实也要进行合法性审查，根据婚姻登记条例第十四条和第七条规定，被告的行政行为不合法，故应当恢复2009年2月4日二原告申请的复婚状态。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提出以下质证意见：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仅能证明2002年2月25日崔军与张军利解除了婚姻关系，但不能证明2009年2月4日二人到被告处办理的是复婚登记，被告处办理的业务是依申请人的申请作出的婚姻登记行为，具体登记结果应依据申请人提交的相关材料及结合婚姻登记相关法律规定，作出具体登记行为，二原告于2009年2月4日亲笔填写的声明书表明双方是办理补发结婚登记，未办理复婚登记；对第二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于2009年2月4日办理的是复婚登记，声明书虽是格式性文书，但重要的涉及到当事人身份信息均由当事人亲笔填写，崔军既然在空白处填写了其与张军利的身份信息，表明其对声明书的内容是完全知晓的，为了督促当事人真实的提供个人信息，该声明书尽到了相关的告知义务，并由其本人声明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且据二原告提交的完整的档案证据可知二原告在申请时提交了双方属于有配偶的户口证明，与崔军填写的声明书相互印证，证明双方一直维持着婚姻关系，故被告处结合以上材料做出补发婚姻登记处理，符合二原告的申请，符合法律的规定，无违法行为。本院对本案证据认证如下：原、被告提供的证据基本一致，均出自婚姻登记档案，双方对其真实性、关联性均无异议或者未提出异议，这些证据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能够证明本案的相关事实，故予以采信。经审理查明，原告崔军、张军利于1988年12月25日办理结婚登记，2002年5月29日在延安市宝塔区南市街道办事处办理了离婚登记，2009年2月4日在被告延安市宝塔区XX中心办理了补发结婚登记。2009年2月4日的婚姻登记中，原告给被告方提供的证件材料为崔军的身份证、户口薄复印件，张军利的户口薄复印件；崔军填写了被告方提供的制式《申请补领婚姻登记证声明书》声明“本人与对方于1992年1月25日在南市婚姻登记处登记结婚，本人至今仍维持该婚姻状况，现因婚姻登记证遗失，申请补领”；被告方制作的《补发婚姻登记证审查处理表》显示，婚姻当事人为崔军（男）、张军利（女），补发证件为结婚证，补发原因为遗失，登记日期为1992年1月25日，登记机关为南市办，审查意见为符合补领条件准予补领，补发日期为2009年2月4日，补发证件字号为陕延补领结字0900021，承办机关为延安市宝塔区XX中心，领证日期为2009年2月4日，崔军、张军利签字领取，备注为双方于1992年办理结婚登记手续。2019年10月二原告因结婚证遗失到被告XX中心申请办理结婚登记时，被告XX中心告知二原告在婚姻登记档案系统中显示崔军、张军利是离婚状态，在婚姻登记领证系统中显示崔军、张军利是已领结婚证，因此无法办理结婚证。本院认为，被告延安市宝塔区民政局是延安市宝塔区人民政府婚姻登记主管部门，具有婚姻登记的法定职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八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五条、《婚姻登记条例》第七条、第十四条、第十七条规定，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婚姻登记机关应当对结婚登记当事人出具的证件、证明材料进行审查并询问相关情况。对当事人符合结婚条件的，应当当场予以登记，发给结婚证。取得结婚证，即确立夫妻关系。未办理结婚登记的，应当补办登记。结婚后，男女双方自愿离婚的，准予离婚。离婚后，男女双方自愿恢复夫妻关系的，必须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复婚登记。复婚登记适用结婚登记的规定。结婚证、离婚证遗失或者损毁的，当事人可以持户口簿、身份证向原办理婚姻登记的机关或者一方当事人常住户口所在地的婚姻登记机关申请补领。婚姻登记机关对当事人的婚姻登记档案进行查证，确认属实的，应当为当事人补发结婚证、离婚证。本案中，原告崔军、张军利于1988年12月25日办理结婚登记，2002年5月29日办理了离婚登记。2009年2月4日原告申请被告延安市宝塔区XX中心办理婚姻登记，被告XX中心于当日根据原告提供的崔军的身份证、户口薄复印件，张军利的户口薄复印件、崔军填写的制式《申请补领婚姻登记证声明书》以结婚证遗失为由给原告办理了补发结婚证（证件字号为陕延补领结字0900021）。婚姻登记档案系统和婚姻登记领证系统均是由婚姻登记机关制作和管理的，婚姻登记机关理应能查找核实清楚原告崔军、张军利在婚姻登记档案系统中和婚姻登记领证系统中相冲突的婚姻状态记载。在原告崔军、张军利已于2002年5月29日办理了离婚登记的情况下，申请办理婚姻登记，应为复婚登记。被告延安市宝塔区XX中心未核实清楚原告崔军、张军利于2002年5月29日办理了离婚登记的事实，也未对原告提供的相关证件及声明内容尽到审慎审查义务，即为原告崔军、张军利办理了补发结婚登记，该补发结婚登记行为显然与原告崔军、张军利已于2002年5月29日办理了离婚登记的事实相冲突，由此造成原告崔军、张军利在被告的婚姻登记档案系统中显示是离婚状态，在婚姻登记领证系统中显示是已领结婚证。可见，被告做出的婚姻登记行为认定事实不清，对其婚姻登记行为应予撤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之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本案中，原告崔军、张军利于2019年10月因结婚证遗失到被告XX中心申请办理结婚登记时，被告XX中心告知原告在婚姻登记档案系统中显示原告崔军、张军利是离婚状态，在婚姻登记领证系统中显示崔军、张军利是已领结婚证，因此无法办理结婚证。可见，原告于2019年10月申请办理结婚登记时才知道原告崔军、张军利在婚姻登记档案系统中和婚姻登记领证系统中相冲突的婚姻状态记载，原告即提起诉讼，未超过起诉期限。故对被告提出原告起诉超过起诉期限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六）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被告延安市宝塔区民政局2009年2月4日作出的证件字号为陕延补领结字0900021的婚姻登记。二、责令被告延安市宝塔区民政局于本判决生效后30个工作日内对原告崔军、张军利的婚姻登记申请重新作出行政行为。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延安市宝塔区民政局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陕西省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 志 成             人民陪审员     冯 海 涛   人民陪审员     刘 秋 祥                二O二O年五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樊 倩 倩      本案适用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八条 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符合本法规定的，予以登记，发给结婚证。取得结婚证，即确立夫妻关系。未办理结婚登记的，应当补办登记。《婚姻登记条例》第七条 婚姻登记机关应当对结婚登记当事人出具的证件、证明材料进行审查并询问相关情况。对当事人符合结婚条件的，应当当场予以登记，发给结婚证；对当事人不符合结婚条件不予登记的，应当向当事人说明理由。第八条 男女双方补办结婚登记的，适用本条例结婚登记的规定。第十七条 结婚证、离婚证遗失或者损毁的，当事人可以持户口簿、身份证向原办理婚姻登记的机关或者一方当事人常住户口所在地的婚姻登记机关申请补领。婚姻登记机关对当事人的婚姻登记档案进行查证，确认属实的，应当为当事人补发结婚证、离婚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 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一)主要证据不足的;(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的;  (四)超越职权的;  (五)滥用职权的;  (六)明显不当的。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