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苏01行终24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骏，性别××年××月××日生，××族。 委托代理人张明，江苏维世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京市溧水区行政审批局，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区天生桥大道600号。 法定代表人徐茂友，南京市溧水区行政审批局局长。 出庭负责人曹义文，南京市溧水区行政审批局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王正顺，江苏方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丹，江苏方胜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颜玉平，性别××年××月××日生，××族。 第三人孔竹林，性别××年××月××日生，××族。 上诉人杨骏因诉被上诉人南京市溧水区行政审批局（以下简称溧水行政审批局）以及原审第三人颜玉平、孔竹林工商行政登记一案，不服南京铁路运输法院（2019）苏8602行初1079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8年7月19日，案外人徐茂明作为代理人向溧水行政审批局申请南京久裕农副产品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久裕公司）注销登记，并提交了公司注销登记申请书、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股东会决议、清算报告、《公司备案通知书》、《税务事项通知书》、清税证明、刊登公司注销公告的报纸报样、久裕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等书面材料，该申请书的“申请人声明”一栏显示有“杨骏”手写签名，且有久裕公司的盖章。股东会决议的“全体股东（法人）盖章、自然人（签字）”处有杨骏、颜玉平、孔竹林手写签名，下方有久裕公司的盖章。同日，溧水行政审批局作出（01240293）公司注销〔2018〕第07190002号《公司注销登记受理通知书》，受理了久裕公司注销登记申请，并于2018年7月20日作出（01240293）公司注销〔2018〕第07190002号《公司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准予久裕公司的注销登记。杨骏不服，诉至原审法院，请求：1.撤销被上诉人作出的注销久裕公司的工商登记；2.判决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原审法院另查明，杨骏在2019年4月23日开庭审理的（2019）苏0117民初783号案件庭审中，陈述自己委托一个姓徐的会计帮忙办理公司注销。 原审法院认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公司注销等事项进行登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四条、第八条的规定，溧水行政审批局具有对其辖区内符合条件的公司办理工商登记的法定职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公司申请注销登记，应当提交下列文件：（一）公司清算组负责人签署的注销登记申请书；（二）人民法院的破产裁定、解散裁判文书，公司依照《公司法》作出的决议或者决定，行政机关责令关闭或者公司被撤销的文件；（三）股东会、股东大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外商投资的公司董事会或者人民法院、公司批准机关备案、确认的清算报告；（四）《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提交的其他文件。”本案中，在卷证据能够证明，久裕公司注销登记时提交的材料齐全，溧水行政审批局经审查后认为久裕公司申请材料符合条件，为久裕公司办理注销登记，不违反法律规定。杨骏主张其对久裕公司注销登记不知情，该公司注销登记材料存在虚假，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且结合杨骏在另案庭审笔录中的陈述来看，久裕公司的注销登记是杨骏委托他人办理的，故原审法院对杨骏的以上主张不予采纳。因此，杨骏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条、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原审法院判决驳回杨骏的诉讼请求。原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杨骏负担。 上诉人杨骏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关于公司注销一事的真实情况是因为公司其他股东不愿再出资，公司财务陷入困境，上诉人听从了徐会计的建议，为解决财务问题而实行的行为，整个注销过程上诉人均没有参与，只是支付了费用，上诉人并不知道徐会计是如何操作的。上诉人直到收到颜玉平另案起诉上诉人的副本材料才知道徐会计将公司注销了。被上诉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上诉人并不知情，原审法院仅凭（2019)苏0117民初783号案件庭审笔录里的一句话就做出上诉人对公司注销事宜是知情的，这种结论是不恰当的。二、被上诉人溧水行政审批局对注销登记并没有尽到谨慎审核义务，其仅审查了材料是否齐全，对材料真实性完全不审核。在科技发达的今天，很多科技手段都可以帮助其做到更高程度的审查义务，比如人脸识别功能、提供身份证件审核，比对公司成立时的所有股东签名等等，但很显然被上诉人没有做这些基础的工作。此次注销登记中股东会决议的签名能看出是同一人所签。三、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原审法院判决公司注销行政行为有效损害了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孔竹林的利益。从本案原审庭审得知，颜玉平对股东会决议是不知情的，也能推断出孔竹林也不知情。颜玉平当庭追认股东会决议，上诉人认为这种追认没有法律依据，上诉人对股东会决议及其他相关材料的真实性不认可，即使法院推定上诉人认可，也损害了工商登记中另一股东孔竹林的合法利益。综上，本案中工商注销登记行为并非不可逆，如果三位股东真有注销公司的真实意思，完全可以在恢复公司主体资格后重新进行注销登记。因此原审法院作出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错误的，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判令溧水行政审批局撤销其于2018年7月作出的注销久裕公司的工商登记。 被上诉人溧水行政审批局答辩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上诉人在2019年4月23日（2019）苏0117民初783号案件庭审笔录中明确表示“大队说如果不把…把公司注销”，“我让他（会计）办的”，由此可知，涉案的注销公司登记是徐会计在上诉人的指示下作出的，原审法院依据上述庭审笔录认定上诉人对注销登记事宜知情，并无不当。据此，被上诉人认为，由于本案所涉行政行为是2018年7月20日作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上诉人提起本诉讼已经超过了六个月的法定起诉期限。二、被上诉人已尽到谨慎审核义务。被上诉人依据相关法律规定进行了审查，久裕公司提交过两次注销登记申请，其一是2017年4月20日，当时提供的材料不符合规定，被上诉人未予注销登记。2018年7月份，久裕公司又正式提出了注销申请，还提交了清税证明等材料，被上诉人作为行政登记机关仅进行形式上的审查。故被上诉人不存在未尽到谨慎义务。上诉人称很多科技手段，如人脸识别功能、提供身份证件、比对审核公司成立时所有的股东签名等，都可以帮助工商登记部门做到更好程度的审查义务。事实上，在公司登记、股东变更登记等工商登记事项中，被上诉人已经实施了人脸识别等手段，以确认工商登记为办理者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然而公司注销登记办理的主体并非某一自然人或某位股东，而是该企业自身。公章和营业执照就是企业的“身份证”，办理久裕公司注销事务的，是持有被注销公司公章和营业执照的会计，并非上诉人所称的任何一个人，被上诉人通过公章和营业执照确认了企业的身份，审查了法定的材料，也并非轻易的将别人的公司进行注销。需要说明的是，在办理以企业为主体的工商变更如营业范围、注册地变更、企业注销等业务时，由于许多企业可能拥有几十甚至上百名股东，要求工商登记部门审查所有股东的签名或者要求所有股东前来进行人脸识别、难以操作。故现阶段，被上诉人只能审查企业的公章和营业执照来确认企业身份的真实性，审查股东会决议来确认企业的意思表示，至于工商变更中每一名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暂不在公司注销登记材料审查范围内。如果企业股东认为股东会决议无效，可通过提起股东会决议无效之诉来确认。三、原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原审法院在确定本案事实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等相关规定判定被上诉人作出的行政行为合法，从而驳回上诉人诉讼请求，并非因为颜玉平追认股东会决议而认为该工商登记合法。股东会决议的效力需要通过股东会决议无效之诉确认，并非由本案原审法院判定。综上，原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颜玉平述称，原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孔竹林未陈述意见。 本案各方当事人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和依据已随案移送本院。本院经审理认定，原审质证、认证符合法律规定，本院对原审判决认定的证据予以认可。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溧水行政审批局具有作出本案行政行为的法定职责。 久裕公司在申请注销登记时，提交了申请书等申请材料，申请材料齐全并符合法定形式，被上诉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的规定审查了久裕公司提交公司注销登记申请书、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股东会决议、清算报告、税务事项通知书、清税证明、刊登注销公告的报纸报样及《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正、副本等材料，认为久裕公司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准予注销登记，已尽到了合理审慎的审查义务。被上诉人的注销登记行为符合法定程序，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杨骏认为其对注销公司不知情，但在卷证据显示其委托久裕公司的会计办理了该注销登记，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杨骏的主张，故对杨骏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杨骏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洪 途 审判员 付 双 审判员 王玉刚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八日 书记员 韩卓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