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4民终123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平原县王庙镇堤下赵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山东省平原县王庙镇堤下赵村。法定代表人：贾维永，组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爱彬，男，1963年9月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平原县，平原县王庙镇堤下赵村民委员会文书。委托诉讼代理人：纪斌，山东忆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杜丙君，男，1963年6月1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山东省平原县。上诉人平原县王庙镇堤下赵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堤下赵村委会）因与被上诉人杜丙君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平原县人民法院（2019）鲁1426民初8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平原县王庙镇堤下赵村民委员会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9）鲁1426民初886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支持上诉人在一审中诉讼请求第一项，即：请求法院解除双方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2.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双方合同应当解除。一、被上诉人逾期缴纳承包费，不履行合同的主要义务，证明被上诉人构成违约，双方合同应当解除。2018年2月15日缴纳给李永涛的承包费4000元系另案70亩地承包费。二、上诉人已经通知被上诉人解除合同，双方的合同在通知到达时已经解除。三、合同约定的元旦之前缴纳上年度承包费的时间和方式是被上诉人违约造成，并非实际变更，上诉人不同意变更。李运友的证词不真实，其行为不能代表上诉人，也未得到上诉人授权。杜丙君辩称，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被答辩人上诉无理。答辩人承包的涉案土地原是砖瓦厂用地，盐碱低洼不能耕种。答辩人承包后进行了大量的投入才变成现状，答辩人因此背负了大量的外债，在这种情况下，答辩人自2000年承包开始，一直坚持按合同履行，及时交纳承包费，从未违约。2011年被答辩人时任法定代表人将答辩人承包的另案60亩土地以被答辩人名义转包回去后又转包给了案外人孙德林，致使答辩人对该60亩土地失去了控制权。由于被答辩人应付给答辩人的该60亩地的承包费足够用于答辩人向被答辩人交纳包括30亩地在内的所有承包费，所以从此开始答辩人向被答辩人交纳承包费的方式变为了被答辩人向孙德林收取承包费后，扣除答辩人应交纳的承包费，剩余部分再退还答辩人。答辩人与孙德林没有合同关系，无法向孙德林主张权益，因被答辩人没有及时收取到孙德林的租金，导致答辩人2017年5月-2019年3月期间的部分承包费没有交纳，即，被答辩人违约在先，答辩人没有根本违约。2.答辩人已交纳了包括涉案土地在内的部分承包费，在被答辩人违约的情况下仍然履行了部分义务。虽然被答辩人欠答辩人另案60亩地的承包费，但时任村党支部书记向答辩人要承包费时，考虑到当时刚换届的村干部的困难，答辩人还是于2018年2月15日向村里交纳了4000元的承包费，但未言明交纳的是哪块地的承包费，被答辩人将该款记录在哪个地块与答辩人无关。3.本案一审判决送达后，被答辩人按判决全额收取了应当交纳的承包费，并承诺由答辩人继续耕种所有的承包土地，现被答辩人的主张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4.合同是当事双方设立民事关系的协议，受法律保护，合同的解除应当依照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被答辩人未经合法程序私自解除是无效的。答辩人在涉案地块中进行了大量的投入，付出了很大的心血，如被答辩人的主张成立，对答辩人显失公平，也有违国家法规、政策。综上，一审判决符合法律规定，答辩人作为弱势群体理应受到法律保护，希望二审法院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平原县王庙镇堤下赵村民委员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解除双方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2.要求被告支付拖欠的承包费1.4万元（暂计算至2019年3月30日）及滞纳金；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在诉讼过程中，原告把第二项诉讼请求中承包费数额变更为11000元，计算标准是200元每亩，每年6000元，自2017年5月底计算至2019年3月；原告把第二项诉讼请求中滞纳金数额明确为2640元（以拖欠2017年的承包费6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标准，自2017年5月底计算至2019年3月底，再加上以欠付的2018年度承包金6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标准，自2018年5月底至2019年3月底）。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涉案土地位于堤下赵村，四至：东至王玉忠承包地，西至南北土路，北至东西土路，南至土路，约30亩。涉案土地的现状是：南半部是一个养鱼池，北半部是耕地。2008年2月1日，被告杜丙君与案外人刘继湖签订了一份《窑厂转包合同》，原告村民小组（原平原县王庙镇堤下赵村民委员会）及时任村负责人李运友作为见证人在该合同上加盖了公章、签名，合同首先明确“为搞活市场，发展经济，甲方（即刘继湖）于2000年元月25日承包了平原县王庙镇堤下赵村村东窑厂一处，承包范围为窑厂生活区、生产场地，占地面积一百亩，承包设施窑室20门，烟囱杆壹个，村东至窑厂所需电线杆以及窑厂东南北路以东取土用地壹佰亩（包括本案30亩土地在内），共计贰佰亩。承包期限壹拾伍年，即从2000年3月31日起到2015年3月31日止。承包费自2002年度起每年壹万伍仟元整；承包费交纳方式：每年5月1日前缴纳50%，10月1日前交纳50%承包费。近几年因资金、国家政策、经营方式等原因，致使窑厂闲置待发，为充分发挥该承包范围的作用，提高使用率，甲方征得发包方平原县王庙镇堤下村委会的同意，决定将该承包合同项下的窑厂以及占地转包给乙方（即杜丙君）”。然后该合同对转包协议进行了约定：转包范围为贰佰亩；转包期限8年，即自2008年1月31日至2015年3月31日；承包费每年15000元，于每年的5月1日和10月1日前各交纳7500元，承包费直接由乙方交于堤下村委会。该转包合同由堤下赵村委会见证和参与，合同签订后刘继湖就完全退出，与杜丙君转包的200亩地及村里均没有任何关系了。大约在2008年3月份，由于清除窑体牵扯到了别人窑体，村委会有异议，通过镇领导协调，杜丙君放弃了窑体及前后100亩地的承包权，就剩余的100亩（即本案的30亩和另案的70亩地）继续承包并进行了延期，并直接和堤下赵村委会口头达成了承包协议。口头协议约定的承包地块为100亩（即本案30亩地和另案70亩地，系窑厂南北路以东的100亩地取土用地），承包期限为2008年3月12日-2020年3月12日，承包费为每亩每年200元，承包费的缴纳时间为每年阳历年前缴纳上一年的承包金。2013年5月25日杜丙君作为实际承包人以其子杜腾飞名义与原告就本案30亩地签订了一份《土地延包合同》，合同约定：在原合同（2008年3月12日至2020年3月12日）基础上延期至2037年11月30日止；延期承包金额为每年每亩200元；承包费交纳方式为合同签订生效时；2020年3月12日前按原合同交纳承包费。2020年3月12日起按延期合同交纳合同约定的当年承包金，以后依次按每年的合同签订日前交纳下年的承包费。2008年3月份后，被告对窑厂东南北路以东地块进行了开发、利用，并将该100亩地分成南70亩、北30亩两块。北边30亩即本案争议地块，原为取土后造成的洼地，经被告改造、开发，发展成为南养鱼池、北耕地的格局。2017年4月1日，被告作为实际承包人以其子杜腾飞的名义把30亩地除鱼池外部分即耕地转包给了堤下赵村村民、本案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爱彬，该转包合同正在履行过程中。被告2008年后在一定时间内足额交纳了每年度的承包费，只是交费时间、交费方式在双方协议下发生了变更，其中2009年3月25日向村委会缴纳2008年度包括涉案30亩地承包费6000元在内的总承包费21000元，于2010年3月25日向村委会缴纳2009年度包括涉案30亩地承包费6000元在内的总承包费21000元，于2012年1月15日向村委会缴纳2011年度包括涉案30亩地承包费6000元在内的总承包费21000元，于2012年12月30日向村委会缴纳2012年度包括涉案30亩地承包费6000元在内的总承包费21000元，于2015年12月12日向村委会缴纳2015年度包括涉案30亩地承包费6000元在内的总承包费26000元。上述交费时间发生变更的直接原因是：2011年10月20日堤下赵村民小组把杜丙君从村里承包的另案土地60亩地转包抽回55亩并以村委会的名义流转转包给案外人孙德林后，特别是2012年开始，经原村委会和被告协商后，被告承包于村民小组的涉案30亩土地在内的三块地（包括涉案30亩地和另案村北的60亩、村东70亩承包地）的承包费缴纳时间发生了变更，均变成了每年12月30日前一次性交纳上年的承包费并合并缴纳（一开始总承包费为21000元，后增加为26000元），承包费缴纳方式也发生了变更：孙德林将55亩土地承包费全部交给原告村民小组后，原告将被告应交纳的涉案30亩土地承包费和其他两块土地的承包费全部扣除后，将剩余的承包费退还给被告，这样一直持续交到2015年年底（2015年12月12日）。在2016年10月20日因孙德林没有向堤下赵村民小组缴纳承包费，被告欠原告的当年承包费无法按照原来的方式扣除缴纳，原告通过由原告当时村负责人赵荣华垫付的方式于2016年12月25日缴纳了涉案土地和其他两块土地的承包费。因2017年10月20日同样孙德林没有向堤下赵村民小组缴纳承包费，被告在2017年12月30日前没有缴纳当年度涉案30亩土地在内的三块地的承包费。2018年2月15日，被告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转交给现任村党支部书记李永涛承包费4000元，但当时没有讲明交纳的是哪一地块的承包费，堤下赵村民小组按照最早日起的合同将该4000元入到了另案村东70亩地块账目上。因被告2017年3月12日-2018年3月12日承包年度的承包费被告没有交纳，原告于2018年7月13日和9月14日分别向被告送达了解除包括涉案30亩土地承包合同在内的三块地土地承包合同的解除合同通知书，被告当时表示必须通过法院来判断合同是否应当解除。双方发生争执后，2019年3月15日，堤下赵村民小组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2019年3月13日被告再次向原告村支书微信转账4000元承包费，村支书没有接收该承包费。另查明，2011年10月20日，堤下赵村民小组将另案的〈（2019）鲁1426民初830号原告平原县王庙镇曹庙社区堤下赵村民小组与被告杜丙君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涉案60亩土地地块中的绝大部分55亩土地转包抽回并连同村集体的50亩窑厂废弃地（在本案地块西南边）一并以每年每亩700元的价格承包给了案外人孙德林，当日双方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合同约定：发包方为平原县王庙镇曹庙社区堤下赵村民小组，法定代表人为李运友，承包方为孙德林，承包期限为2011年10月20日至2026年10月19日共15年，承包费为每亩每年700元、由孙德林于每年的10月20日一次性付清下年度的承包费。合同签订后，孙德林承包包括该案涉案的土地地块中的55亩土地在内的105亩土地并每年依约向堤下赵村民小组缴纳承包费，特别是2012年后堤下赵村民小组（由负责人李运友办理）直接于每年的12月30日前把孙德林缴纳的38500元承包费扣除被告承包的包括涉案30亩地承包费6000元在内的三块承包地的承包费后把余额交到被告手中，直到2016年年底孙德林没有按时向堤下赵村民小组缴纳2016年10月20日-2017年10月19日的包括被告承包的55亩土地在内的105亩土地的承包费。后孙德林于2017年5月30日只对其中村委会的50亩土地交纳承包费35000元。2017年10月20日应该交的下一年的承包费，到2018年3月份退出前，孙德林一直没交。在该案中原告主张被告收到孙德林对55亩土地的2016年10月20日-2017年10月19日的承包费但没有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实，被告对此不认可。2018年3月31日孙德林向堤下赵村民小组出具证明，表示其所在的兴旺林合作社因资金短缺无力经营，自动放弃2011年签订105亩土地承包合同确定的土地承包权。2018年6月份在村干部告知该55亩地块不再转包给孙德林、可以自种后，被告接管了该案60亩承包地，并于2018年9月对部分承包地进行了改造，于2019年3月份在改造地块上种植了杨树，之后原告村民带领本村村民欲丈量分割该地块，双方发生争执。关于原告增加的诉讼标的，即滞纳金2640元，庭审时一审法院告知原告在开庭后7天内补交案件受理费，但原告至今没有补交。另查明，被告于2018年2月25日缴纳到堤下赵村民小组的4000元承包费，在原、被告另案村东70亩地纠纷的（2019）鲁1426民初887号案件中，经一审法院调解，原、被告均同意把该4000元承包费抵扣该地块被告欠缴的承包费。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合同的解除不仅考查解除条件是否确已成就，而且也要考虑到解除合同的必要性有多大，能否继续履行，合同目的是否完全不能实现，并结合当事人在履约过程中存在问题，基于公平原则，维持交易秩序稳定之考量。本案中，堤下赵村民小组与被告杜丙君于2008年3月达成的土地承包原合同以及2013年5月25日杜丙君以其子名义与原告签订的《土地延包合同》，均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合法有效合同，原、被告双方应自觉遵守。现被告事实上拖欠原告2017年3月12日至2019年3月11日两个承包年度（不含被告已交纳的4000元，另2019年3月12日至2020年3月11日承包年度的承包费缴纳时间按原合同约定时间以及实践中变更时间均尚未到期）的涉案土地承包费12000元，构成不完全履行合同的违约情形，被告理应按照合同约定继续履行。因原告村民小组现只主张2017年5月底至2019年3月的承包费11000元，是对自己诉讼权利的行使，一审法院依法予以准许。由于合同中约定的于每年的元旦之前交纳上年度的承包费的时间和方式在承包过程中已经实际发生变更，一审法院为减少双方以后履行争议，确定本案涉案30亩承包土地2019年3月12日至2020年3月11日承包年度的承包费缴纳时间，应先由双方当事人协商确定，如协商不成，则被告杜丙君应于2019年的12月30日以前一次性缴纳承包金6000元。2020年3月12日以后的承包费缴纳方式和时间应严格按照本案延包合同的规定缴纳（今后缴纳方式和时间如有改变，需合同双方书面协议变更）。关于涉案地块的土地承包原合同和延包合同是否应予以解除问题，原告请求解除合同的理由先是主张根据合同约定，原告有权终止合同。后又主张在原告多次催缴以后，被告仍然拒缴，已经构成违约。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一方迟延履行义务，经多次催缴仍不履行的，原告有权解除合同。被告所讲的4000元与其陈述的每年12月30日前一次性缴清相矛盾，其缴纳的4000元既未按照合同约定交纳，也没有在12月30日前交纳，更没有足额一次性交纳，也属于违约行为，原告也有权解除合同。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自2008年3月份至今，本案涉案地块仍处于原承包合同的约束期限内，对此延包合同也予以明确约定2020年3月12日前按原合同交纳承包费。因原合同对在被告缴纳承包费方面是否约定原告村民小组具有合同解除权，原告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无法查清该事实，原告村民小组应承担不利后果，故一审法院对原告村民小组主张的“根据合同约定，原告有权终止合同”，不予以支持。关于原告村民小组是否可以依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享有法定解除权，一审法院认为，对于农村四荒土地的承包合同首先要根据合同履行情况确定继续履行能否达到合同目的。本案中，原、被告签订的原土地承包合同、《土地延包合同》是合法有效的，从上级党委政府关于四荒地的长期性、稳定性政策方面考虑，双方应长期履行。本案涉案30亩土地系来源于被告转包堤下赵村原窑厂的取土用地，原地貌低洼不平，后由被告进行开发建设，造成耕地和鱼塘等有用土地，改变了农村土地生态，扩大了集体土地的有效使用面积，可为以后集体土地带来经济效益，这完全能实现原告村民小组对外发包的初始目的。被告虽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拖欠承包费有所不当，但在本案中表示会继续缴纳承包费。一审法院认为，本着互谅互让、有利生产的原则，根据合同订立时当事人预期的愿望，又考虑到杜丙君已投入相应财力、人力经营涉案土地，只要双方按照诚实信用原则全面履行各自义务，合同目的是完全能够实现的，一审法院不宜从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方面来解除涉案原承包合同和延包合同。故原告从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出发主张原告有权解除合同与一审法院认定的双方继续履行合同能实现合同目的不符，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此外，本案还需考虑当事人在履约过程中存在问题，然后基于公平原则，从维持交易秩序稳定进行综合判断。本案中，在2017年3月12日后被告确实没有按照原合同约定以及合同变更情况及时交纳两年的承包费，但根据被告提供的证据可以认定，自2011年开始原告时任法定代表人将被告承包原告的其他土地（60亩土地中的55亩），以村集体名义先转包抽回后又以村委会作为主体流转转包给了案外人孙德林，后在孙德林承包的2016年10月20日至其退出承包地的2018年3月份的时间内因原告村民小组没有及时、负责的向孙德林主张所欠承包费，导致原告的预期收益不能实现，导致原告应交的包括涉案30亩地承包费在内的三块土地的承包费不能再依据2012年以来惯例先在孙德林应交的55亩土地承包费中直接扣除，这是被告没有交纳本案30亩地承包费的主要原因，并非被告主观违约，现原告仅以此要求解除合同，有失公平，又从维持交易秩序稳定考虑，本案也不宜解除涉案土地的原合同和延包合同，双方应自觉地继续履行该合同。原告应继续将该承包地交由被告耕种以履行合同，被告应按合同约定交纳欠缴的承包费。综上，一审法院认为，原告要求解除合同证据不足，不予支持；原告要求被告给付拖欠的2017年5月至2019年3月份承包费11000元，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支持；因被告并非主观违约，且原告就增加的诉讼标的滞纳金至今未交纳案件受理费，因此，对该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判决：一、被告杜丙君于本判决生效后5日内向原告平原县王庙镇曹庙社区堤下赵村民小组交纳所欠30亩承包地2017年5月-2019年3月期间的承包费11000元；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5元，由被告杜丙君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堤下赵村委会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一审法院（2019）鲁1426民初887号民事调解书一份，用以证明被上诉人杜丙君交纳的4000元承包费实际为另案70亩地的承包费，与本案无关。被上诉人杜丙君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加盖“平原县王庙镇曹庄社区堤下赵村民小组”印章、出具时间为2019年10月30日的“山东省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收款收据”一份，用以证明已经交付了涉案土地2017年、2018年的承包费。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提交的证据本院审核认定如下：双方当事人对于被上诉人杜丙君提交的收款收据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并在卷佐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在诉讼中，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协议作出妥协而认可的事实，不得在后续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根据，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均同意的除外。”因此，上诉人堤下赵村委会提交的调解书中双方对4000元用途的确认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即该份调解书不能实现上诉人堤下赵村委会的证明目的，对该份证据本院不予认定。本院二审查明，在诉讼过程中，上诉人的名称由原来的“平原县王庙镇曹庄社区堤下赵村民小组”变更为“平原县王庙镇堤下赵村民委员会”。被上诉人杜丙君于2019年10月30日交纳了涉案土地2017年、2018年的承包费合计12000元。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是：涉案承包合同是否应当解除、是否已经解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本案中，上诉人堤下赵村委会以被上诉人杜丙君没有按照双方合同的约定交纳承包费为由向杜丙君送达了解除合同的通知，杜丙君收到解除合同的通知后，并未向人民法院请求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杜丙君经堤下赵村委会多次催要，仍然违反双方书面承包合同中对于承包费交纳的约定，没有向堤下赵村委会实际交纳2017年5月至2019年3月期间的承包费。虽然双方在本案合同之外还存在杜丙君转包给堤下赵村委会的土地转包合同关系，但是该土地转包合同与本案合同之间属于两个不同的合同关系，杜丙君如果认为堤下赵村委会未履行转包合同中约定的义务，可以另案主张权利。因此，应当认定本案中杜丙君与堤下赵村委会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已经解除。综上所述，平原县王庙镇堤下赵村民委员会与杜丙君就本案30亩地签订的涉案土地承包合同已经解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三项、第九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山东省平原县人民法院（2019）鲁1426民初88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被告杜丙君于本判决生效后5日内向原告平原县王庙镇曹庙社区堤下赵村民小组交纳所欠30亩承包地2017年5月-2019年3月期间的承包费11000元”；二、撤销山东省平原县人民法院（2019）鲁1426民初88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杜丙君与平原县王庙镇堤下赵村民委员会就本案30亩土地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解除；四、驳回上诉人（原审原告）平原县王庙镇堤下赵村民委员会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50元，减半收取75元，由被上诉人杜丙君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50元，由被上诉人杜丙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贵孚审判员  王子超审判员  高世民二〇二〇年六月九日法官助理孔祥龙书记员王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