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3民终167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温州市鹿城区杨府山塗村张宝寿户。诉讼代表人：张宝寿，男，1944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住温州市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凤梅、刘春龙，北京市盛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温州市鹿城区滨江街道杨府山塗村经济合作社，住所地：温州市鹿城区滨江街道思芳路巨江花苑8幢2楼。法定代表人：叶美榜，社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宏辉、谢思思，上海普世（温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诉讼代表人张宝寿户因与被上诉人温州市鹿城区滨江街道杨府山塗村经济合作社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一案，不服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302民初112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宝寿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确认被上诉人于1993年2月征用上诉人农村承包地的行为无效。事实和理由：第一部分上诉内容。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与主要证据证明内容相矛盾，与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相违背，明显错误。上诉人诉求为确认“征地”行为无效，法院应以是否存在案涉的“征地”行为，该“征地”行为是否能够对相关当事人产生“征地”的效力。一审判决认可1993年2—3月被上诉人为举办与温州市冶炼厂共同投资联营制砖企业而实施“征地”行为，但将该“征地”行为认定为“收回土地承包经营权行为”，一审判决对该事实的认定，不仅与主要证据证明内容相矛盾，而且违背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属于基本事实认定错误。一、1993年2—3月被上诉人为举办与温州市冶炼厂共同投资联营制砖企业而实施“征地”行为，完全符合违法“征用土地”行为全部条件：（一）1993年2—3月征用土地未经批准，这是各方认可的事实，在此不再赘述。（二）从“征地”目的和用途上看，被上诉人作为农业集体经济组织要与温州市冶炼厂共同投资举办的联营制砖企业，就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1988修订）第三十六条之规定实施“征用土地”。被上诉人作为农业集体经济组织要与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温州市冶炼厂共同投资举办的联营制砖企业，就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1988修订）第三十六条之规定“全民所有制企业、城市集体所有制企业同农业集体经济组织共同投资举办的联营企业，需要使用集体所有的土地的，必须持国务院主管部门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按照国家基本建设程序批准的设计任务书或者其他批准文件，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提出申请，按照国家建设征用土地的批准权限，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经批准使用的土地，可以按照国家建设征用土地的规定实行征用，也可以由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按照协议将土地的使用权作为联营条件。”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提出申请，按照国家建设征用土地的批准权限，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三）从“征地”实施行为来看，举办的联营制砖企业用地，由温州砖瓦厂出资补偿，被上诉人以“征地”名义实施拿地，但收回温州砖瓦厂支付的劳动力安置费，未对劳动力进行安置。第一、征地补偿费和青苗补偿费等，实际支付人是温州砖瓦厂被上诉人仅是垫付的。上诉人提交新得到证据——《收据》，该收据盖章的收款单位为被上诉人，付款方为温州砖瓦厂，付款项目是“征地青苗、土地补偿及劳动力安置费面积38.896亩”，金额472263.2元，该证据与“屹二18队东北段制砖厂征地补偿费清单”中被上诉人支付费用的土地面积和款项金额完全吻合。在整个征收占地过程中，被上诉人仅在1993年2月18日垫付了面积38.896亩金额为472263.2元的土地补偿费，但1993年3月10日该款就由温州砖瓦厂按照“征地青苗、土地补偿及劳动力安置费”项目支付给被上诉人。第二、一审证据中被上诉人垫付的“岠二18队东北段制砖厂征地补偿费清单”，原始清单记载的内容明确使用的“征地面积”，记载的款项名称为“征地补偿费用”。第三、一审证据《收款收据》载明的收款项目是“征地农转待分配款”，也只能在征用中才能出现和使用。一审判决无视1993年3月18日《收款收据》中2000元“征地农转待分配款”这一主要证据所包含的时代背景、当事人的权益以及法律含义。在1993年初，只有存在合法征收，则被征地农民能享受到“农转非”而带来的利益：平价粮油肉食等供给、安置工作、甚至是安置住房等非农业户籍人员能够享受的各种待遇。这些农村户籍人员享受不到的待遇，对于上诉人家庭成员来说，只有通过“土地被征用”这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1988修订）第三十一条法定条件才能实现“原有的农业户口可以转为非农业户口”。但被上诉人在1993年3月18日，以收取“征地农转待分配款”名义收回了温州市砖瓦厂以支付的劳动力安置费，但并未对上诉人进行劳动力安置。第四、被上诉人并未提交该两份证据中的“征地”有不同于当时法律规定的特定含义的证据。综上，在拿地过程中，温州砖瓦厂实际支付了面积38.896亩金额为472263.2元的“征地青苗、土地补偿及劳动力安置费”；被上诉人不仅没有付出任何代价，反而还将劳动力安置费通过收取“征地农转待分配款”形式收回上诉人2000元，占为己有，且未对上诉人进行劳动力安置。（四）从“征地”程序上，并不存在“经协商”的情形的证据，且虽有上诉人领取征地补偿款的事实，只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1988修订）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国家建设征用土地，被征地单位应当服从国家需要，不得阻挠”，上诉人只能服从。在1993年2月18日领取征地补偿款时，被上诉人举办与温州市冶炼厂共同投资联营制砖企业的联营协议已经签署，且联营企业占用上诉人承包土地是以“征地”名义进行的。在计划经济还占主导地位的当时，被上诉人作为基层组织，以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名义征用自己承包经营的承包地，以理依法，上诉人只能服从。被上诉人也未提交进行协商的证据。二、“征地”行为认定“收回土地承包经营权”行为，不仅与上述的“征地”行为主要证据相矛盾，而且与相关法律、法规、国家和中央政策相违背。第一、上诉人并没有撂荒或失去集体成员资格或请求交还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事实，不存在集体经济组织依法可以“收回土地承包经营权”或“调节集体土地”前置条件。第二、本案是将耕地变为非耕地，明显与“收回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设计理念相冲突。“收回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基于对耕地保护，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对承包经营土地的依赖基础考虑所做的制度安排。同时对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保护，虽然当时尚未立法，但党中央和国家的政策规定明确。有《中共中央农村工作引向》（中发【1987】5号）第四条第三款“要进一步稳定土地承包关系。只要承包户按合同经营，在规定的承包期内不要变动，合同期满后，农户人可连续经营”。有《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中发[1991]21号“稳定和完善家庭承包经营，要认真完善土地和其他各业的承包合同管理，明确双方的权利、责任和义务。已经形成的土地承包关系，一般不要变动”。有《国务院批转农业部关于加强农业承包合同管理意见的通知》国发[1992]52号“三、依法管理农业承包合同。农业承包合同一经依法签订，即具有法律约束力，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目前已经签订的三亿多份农村承包合同，都具有法律约束力，应予保护。农业承包合同的管理，包括合同的签订和鉴证，无效合同的确认和处理，合同的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纠纷的调解和仲裁等，都必须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办事，一定要杜绝单方面违约、毁约的现象；杜绝在农业承包合同的管理上强迫命令、随意侵权、以权代法等行为。”第三、本案若为被上诉人“收回土地承包经营权”，则涉及被上诉人擅自将耕地改为非耕地，则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73号）第十四条之规定，且非法占用农用地的情形一直持续到“非法占用农用地”入刑的1997年之后。第四、本案被上诉人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系土地的所有权人，耕地的发包方，若其在收回土地承包经营权问题上严重违反法律、法规或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政策行为，也被法院确认合法有效的话，其社会影响不堪设想。第二部分上诉内容。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在认可土地承包经营权属于物权，但对本案的审理未适用土地征用或收回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包括但不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1988修订）第三十六、三十五、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73号）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条及中发【1987】5号、中发【1991】21号、和国发【1992】52号等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政策规定。同时，在被上诉人以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名义征用自己承包经营的承包地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1988修订）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国家建设征用土地，被征地单位应当服从国家需要，不得阻挠”，上诉人只能服从。故，上诉人领取“屹二18队东北段制砖厂征地补偿费”，只是在取得自己作为被征收人权利，并非民事合同行为，不存在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事实依据。温州市鹿城区滨江街道杨府山塗村经济合作社辩称，1.原审法院对事实认定无误，根据原审的材料，在1993年期间，由于村里办厂，收回了土地，根据9500元/亩进行了补偿，我们也提交了征地协议书，沿江路当时征地补偿款是8000元/亩，包括劳力补偿费、青苗补助费、土地补偿费，说明上诉人在当时已经得到相应的对价。根据联营办厂的协议，冶炼厂出资150万，村里出土地，上诉人提交的新证据中认为以砖瓦厂的名义支付是不当，但是根据联营厂的协议并无不当，协议中很明确，上诉人在上诉状中和一审中主张自己是受骗，不是真实意思表示，但是至今没有举证。一审中的证据领款抬头很清晰的表示是补偿费，上诉人也签字盖章，说明上诉人明知是办厂所用，并不存在受骗。联营厂也是村里办的，如果盈利也归村里所有，对村民来说是有益的。根据原审鹿城区土地管理分局的报告，村委会对涉案土地是调节土地的行为，并没有违反规定。说明这份文件没有否定村委调节土地的合理性，村民也获得合理补偿。后续征地所得的款项也没有归村里，已经通过股权分红的模式返还给包括上诉人在内的本村村民。2.原审法院对法律适用并无不当，原审法院做了明确认定，村里和村民收回土地，是自愿流转，上诉人主张该调节土地的行为系征地行为没有依据。对于调节集体土地的行为不应适用相关法律规定。当时只是保证承包地的稳定性，只是在2003年的文件中规定发包方不能收回土地。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张宝寿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确认被告于1993年2月征用原告4.515亩农村承包田无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系温州市鹿城区滨江街道杨府山塗村农户，同时也是温州市鹿城区滨江街道杨府山塗村经济合作社股东，在村中有承包地。户主为张宝寿，家庭成员还有妻子赵兰香、儿子张胜伟、儿媳徐苏丽、孙子张聪任（长子张胜健与长儿媳周晓珍因出国无在册户口）。1984年时，原告户依法享有6.94亩承包土地。1993年2月份，温州市鹿城区滨江街道塗村村委会为与温州冶炼工厂创办“联营”制砖企业，经协商向包括原告张宝寿户承包地4.515亩在内的该村岠二18队村民收回38.896亩承包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并以支付每亩9500元左右的补偿款及青苗补偿费等方式向被收回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岠二18队村民进行补偿。1993年3月18日，被告向原告收取2000元“征地农转待分配款”作为原告家庭成员农转非的款项，并开具了一份收款收据交由原告收执。2002年1月11日，温州市国土资源局鹿城分局出具温土鹿信字［2002］01号《关于对巨二村黄松贵等16户村民反映的情况的调查报结报告》，该报告载明：1993年4月份，温州冶炼厂未经合法批准，使用巨二村的集体土地38亩建成厂房。温州市土地管理局于1993年12月对该单位作出温土监罚［1993］104号行政处罚决定，没收其在非法占用土地上的建筑物及其他设施，并处罚款。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巨二村18队黄松贵等16户村民承包的40亩土地未经过国家征用，只是属于巨二村村委会调节集体土地的行为。另2001年、2003年，政府因建设需要，先后向塗村征收上述38.896亩土地中的部分土地。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涉及土地承包经营权，属于物权纠纷，不应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对被告关于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的辩解意见，不予采纳。经协商，温州市鹿城区滨江街道塗村村委会于1993年2月份向包括原告张宝寿户承包地4.515亩在内的该村岠二18队村民承包地中收回38.896亩承包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并支付了补偿款。这属于村集体与村民之间对特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自愿流转，系调节集体土地的行为，原告主张该调节集体土地的行为系被告的土地征用行为没有依据，不予采纳。另原告主张其被征地或收回涉案土地系受被告欺骗，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依据不足，不予采纳。故涉案的村集体与村民之间调节集体土地的行为在当时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温州市鹿城区杨府山塗村张宝寿户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0元（已减半），由温州市鹿城区杨府山塗村张宝寿户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张宝寿户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1.温州砖瓦厂支付征收青苗、土地补偿及劳动安装费的收款收据，证明对上诉人等的征收补偿等费用系温州砖瓦厂支付，被上诉人在其中没有付出任何代价和对价，并非收回土地使用权，而是征地。2.款项的记账凭证，证明被上诉人当时是按照征地进行记账管理的。两份证据证明被上诉人的行为是征收行为不是收回承包地的行为，而且被上诉人没有付出任何的对价。经质证，被上诉人对上述证据材料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经审理，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征地系政府有权机关实施的行为，村经济合作社作为村集体经济组织不存在实施征地行为的可能，即使有村组织以征地名义收回承包地愿交还承包地的，亦不属于征地行为；村组织若存在违法收回承包户承包经营的土地的，承包户可依法请求返还。上诉人以上述证据主张塗村经济合作社向其实施了征地行为，缺乏法律依据，该主张明显不能成立。上诉人请求确认征地行为无效，其目的无非是通过确认无效之诉以实现其对案涉土地继续享有承包经营权。但从现有证据看，本案更符合上诉人因获得合理补偿而自愿将案涉承包地交还村集体的情形，上诉人缺乏充分证据证明承包地系由被上诉人违法收回的待证事实。一审判决对张宝寿户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张宝寿户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温州市鹿城区杨府山塗村张宝寿户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伟达审判员  郑文平审判员  黄百隆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潘 曦附文：一、不履行裁判惩戒后果警示1.【追究刑事责任告知】义务人拒不报告财产、虚假报告财产、违反限制消费令，义务人或其他相关人员拒不腾退涉案房屋、土地，或具有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虚假诉讼、拒不交出执行标的或财产等抗拒执行行为的，法院将视情予以罚款、拘留；情节严重的，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权利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自诉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2．【报告财产义务、拒不履行后果告知】执行期间，义务人必须向执行法院如实报告财产，拒不报告又不履行的，法院将视情节轻重采取纳入失信名单、限制出入境、罚款、拘留等措施；义务人报告财产不实的，法院将予以罚款、拘留；单位为被执行人，可视情同时对该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3.【交付车辆义务告知】义务人应当将名下的车辆等动产移交执行法院。拒不移交的，法院将予以罚款、拘留；确有正当理由无法移交的，义务人应当向执行法院书面报告车辆等动产的权属和占有、使用等情况。4．【限制消费、强制执行措施告知】案件立案执行后，人民法院将对义务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及非生活或者经营必需的有关消费措施（含禁止乘坐飞机、G字头高铁、在星级以上酒店消费、旅游度假、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等），并有权对义务人的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性措施。5．【特殊身份执行措施告知】义务人具有中共党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公职人员等特殊身份，执行立案后拒不履行义务的，人民法院将向其所在单位及纪律监察部门、组织人事部门通报失信行为，并严格采取惩戒、制裁措施。6．【迟延履行债务利息、执行费用告知】案件立案执行后，义务人除应当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外，还需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或迟延履行金，直至债务清偿完毕之日止，并应承担执行费和因执行程序产生的申请执行费、评估费、保管费等。7．【强制执行信用污点告知】义务人未在法律文书确定的期限内自动履行，一旦案件立案执行，义务人的被执行信息将成为信用污点，并被人民银行征信系统、各级信用信息平台记录在案。二、执行风险告知1．【申请保全、提供线索告知】权利人在诉讼过程中可以申请对义务人的财产采取保全措施，并尽可能地调查了解义务人的财产状况以及下落情况，积极向法院提供义务人的财产、下落线索，以提高财产保全和送达效率，提升生效法律文书的实际执行效果。2．【申请破产权利告知】权利人发现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可以直接向企业住所地法院提出破产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的申请。3．【权利人申请执行期限告知】义务人未按期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内容的，权利人应在法律文书生效之日或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内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4．【执行不能风险告知】申请执行具有执行风险，权利人应当有执行风险意识。人民法院依照法定程序执行，如义务人已丧失履行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能力，且权利人又无法对义务人进行财产举证，将可能导致案件无法执行到位。这种后果是法院与权利人都不愿意发生的，但这是当事人商业风险、交易风险在执行阶段的继续，权利人应知悉并理解此类执行不能的风险。注：义务人是指应当履行生效法律文书内容的债务人、被执行人；权利人是指享有生效法律文书赋予权利的债权人、申请执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