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冀01行终18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石家庄国耀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石家庄高新区昆仑大街56号副3号。 法定代表人张超，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兰建克，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周文龙，河北子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城市管理局，住所地石家庄高新区长江大道89号。 负责人秦吉辉，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李林松，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赫晓光，河北新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住所地石家庄高新区长江大道89号。 负责人周立新，该管委会主任。 委托代理人韩婷婷，该管委会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陈红英，北京市盈科（石家庄）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石家庄国耀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耀电子公司）因诉被上诉人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城市管理局（以下简称高新区城管局）行政处罚及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高新区管委会）行政复议一案，不服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冀0191行初30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2019年3月6日，原告国耀电子因涉嫌存在瞒报工资总额问题被员工实名举报。被告高新区城管局于2019年6月13日对该案件立案处理。立案后，被告高新区城管局委托石家庄君以诚会计师事务所对原告国耀电子2013年至2018年度工资支付和缴纳社会保险费等情况进行审计。石家庄君以诚会计师事务所于2019年6月13日做出君以诚专审字（2019）第010号专项审计报告，认为原告国耀电子2013年至2018年瞒报工资总额合计6909305.3元，欠缴养老保险总额合计3615122.35元。被告高新区城管局经过询问告知、听证、申辩、审批等程序，于2019年7月15日作出石高城管劳监罚字（2019）第JB001-2号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认为原告国耀电子在申报2013年至2018年养老保险费时，瞒报工资总额6909305.3元，违反了《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第四条第一款、第十条第一款之规定，给予原告国耀电子罚款1381860.6元的行政处罚。原告国耀电子该行政处罚决定不服，于2019年8月27日向被告高新区管委会申请行政复议。被告高新区管委会2019年10月17日作出石高行复（2019）004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被告高新区城管局石高城管劳监罚字（2019）第JB001-2号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石家庄市机构编制委员会石机编（2017）6号文件规定，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主要职责含有负责高新区人事劳动管理、社会保障和机构编制管理工作；中共石家庄高新区工委、石家庄高新区管委会《关于调整部分机构及职责岗位的通知》（石高工[2018]21号）第条22规定，高新区城市管理局负责检查用人单位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情况。依法纠正和查处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规章的行为。 原审认为：行政机关应依法行政。关于主体问题，石家庄市机构编制委员会石机编（2017）6号文件规定，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主要职责含有负责高新区人事劳动管理、社会保障和机构编制管理工作。石家庄高新区管委会石高工[2018]21号文件授予了被告高新区城管局对用人单位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行为进行查处的职权。依据该文件内容，被告高新区城管局具有查处企业违法行为的职能，在查实原告国耀电子有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情况后，有权依法对其进行查处，具有行政处罚权。关于处罚时效问题，《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规定，违法行为在两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前款规定的期限，从违法行为发生之日起计算，违法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关于如何确认违法行为连续或继续状态的请示》的复函规定，《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的违法行为的连续状态是指当事人基于同一违法故意连续实施数个独立的行政违法行为，并触犯同一个行政处罚规定的情形。该案中，原告国耀电子自2013年起至2018年，连续瞒报工资，其违法行为具有连续状态，应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时效。被告高新区城管局于2019年对原告国耀电子2013年至2018年连续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并未超过两年时效。关于原告国耀电子公司主张，被告对其瞒报工资数额计算错误。原告国耀电子认为审计报告将不属于公司的部分纳入工资总额，导致最终数据大于实际数据。其未提交证据证实其主张，该院不予支持。综上，被告高新区城管局作出的（2019）第JB001-2号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其行为并无不当。被告高新区管委会在受理原告国耀电子的复议申请后及时受理，在进行审查后依法作出了答复，其上述行为亦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遂判决驳回原告国耀电子公司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国耀电子公司不服，上诉至本院。请求撤销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冀0191行初30号行政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被上诉人高新区城管局不具有劳动监察的行政处罚权。1.被上诉人高新区城管局不属于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无权依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行使处罚权。《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三条明确规定，国务院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主管全国的劳动保障监察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劳动保障监察工作。高新区城管局不属于劳动保障监察条例中规定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不具有上述执法权。被上诉人高新区城管局不会因中共石家庄高新区工委、石家庄高新区管委会《关于调整部分机构及职责岗位的通知》（石高工[2018]21号）变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高新区管委会作为石家庄市人民政府派出机构，无权决定高新区城管局行使劳动监察的行政处罚权。石高工[2018]21号文规定，高新区城管局主要职责为24项，其中与人事劳动相关的仅3项，被上诉人高新区管委会据此认定高新区城管局为本区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明显错误。根据石家庄高新区官网公示的高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才是高新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才有权行使劳动监察行政处罚权。2.一审法院依据石家庄市机构编制委员会石机编（2017）6号文，认为被上诉人高新区城管局具有劳动监察处罚权属于认定错误。该文件只明确了被上诉人高新区管委会具有负责高新区人事劳动管理、社会保障和机构编定职能，未确定高新区城管局具有该职能。如果被上诉人高新区管委会是依据行政处罚法的相关规定委托高新区城管局行使劳动监察行政处罚权，高新区城管局应以委托机构的名义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而不是以自己的名义作出处罚决定。3.根据上诉人提交的石家庄市城市管理执法机构作出的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可以看出，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并未决定石家庄市城市管理机构行使劳动监察行政处罚权，劳动监察的行政处罚权仍由石家庄市人社局行使。石家庄高新区政府作为石家庄市政府的派出机构，应当与上级机构管理相统一，没有权利作出与石家庄市人民政府不一致的决定，该事实更能够说明高新区城管局无权行使劳动监察的行政处罚权。4.石高工[2018]21号文及石机编（2017）6号文不属于法律规定，不能作为判案依据。一审法院依据上述无效文件认定被上诉人高新区城管局具有劳动监察的行政处罚权，属于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二）被上诉人高新区城管局作出的石高城管劳监字[2019]第JB001-2号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所依据石家庄君以诚会计师事务所《君以诚专审字【2019】第010号专项审计报告》（以下简称《专项审计报告》）数据错误，鉴定人未依法出庭参加质证，不能作为处罚及判案依据。一审程序中，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出申请，要求石家庄君以诚会计师事务所出庭接受询问，但上述机构未出庭接受询问且未提交书面证言。石家庄君以诚会计师事务所《专项审计报告》中，作为处罚依据的主要数据即2013-2018年养老、工伤、失业三项社保中全年少申报基数数据计算错误。该报告以当年年底工资总额与当年度实际社保缴纳总额进行对比计算瞒报的数额违反相关规定，计算方法错误，导致该报告数据错误，被上诉人高新区城管局依据错误数据作出的行政处罚应予撤销。根据《石家庄市失业保险市级统筹暂行办法》第五条、《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河北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的实施意见规定》第二条第二款、《关于印发的通知》（冀人社[2015]62号）第四章第二十八条中，均明确以上年度工资总额为依据确定当年的社保缴费基数。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社保局要求用人单位每年六月份之前，申报上一年度的工资总额，用来确定当年的各险种的社保缴费。即便用人单位存在瞒报工资总额的情形，也应当对上一年度的工资总额数据的瞒报。计算瞒报的数额应当以上一年度的工资总额，对比当年度社保实际缴费总额，而不能当年工资总额对比当年社保缴费基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十七条规定，当事人要求鉴定人出庭接受询问的，鉴定人应当出庭。第六十二条第(三）项规定，被告在行政程序中采纳的鉴定结论，原告或者第三人提出证据证明鉴定结论错误、不明确或者内容不完整的，人民法院不予采纳。被上诉人高新区城管局行政处罚依据的《专项审计报告》内容及数据错误，并且鉴定人员未依法出庭参加质证，也未依法提交书面证言，不能作为处罚依据，更不能作为判案依据，一审法院在未查明事实的情况下，作出的判决应予撤销。(三）被上诉人高新区城管局对瞒报工资总额同一行为作出三个行政处罚决定，违反《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四条“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的规定。上诉人每年度只有一个工资总额，在申报社会保险时，虽然涉及养老、实业、工伤三险，但均以该数据为依据，即便存在瞒报行为也是对这一个工资总额的瞒报，被上诉人高新区城管局针对这个行为分别作出三个行政处罚决定明显违反行政处罚法的相关规定。（四)高新区城管局作出石高城管劳监字[2019]第JB001-2号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适用法律错误。该处罚决定认定上诉人在申报2013至2018年保险费瞒报工资总额，适用的法律是《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第四条第一款、第十条第一款，上述两个条款中均未规定与“瞒报工资总额”有关的事项，被上诉人高新区城管局认定上诉人瞒报工资总额事实违反《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属于法律适用错误。《专项审计报告》中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明确“因国耀电子公司未提供每月职工缴纳社保的具体清单”；第五条其他事项明确“该单位未提供2013-2018年度每个月的缴纳社保明细，我所谨以每月缴纳汇总表进行测算，提醒报告使用人关注”。根据上诉人一审过程中提供的社保缴费通知单及缴费凭证能够证明上诉人按照当月社保机构核定的社保费足额缴纳社保，被上诉人高新区城管局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存在违反《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第十条第一款的情形，被上诉人依据未查明的事实作出的处罚决定无效。《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第十条第二款对违法行为及处罚有明确规定，即便上诉人存在违反上述条款的情形，也应根据该条款进行处罚，被上诉人依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二十七条处罚没有法律依据。（五）被上诉人高新区城管局作出的行政处罚程序违法。被上诉人立案审批后，仍在做调查询问笔录；执法过程中未见到城管局罚没许可证和执法人员的监察证和行政执法证；被上诉人高新区城管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的初审人员为刘广跃，系劳动监察大队工作人员，并非本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法制机构人员，也未取得法律职业资格证书，违反了《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八条第（二）项及《石家庄市劳动监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用规则》第九条规定。（六）被上诉人高新区城管局对2013年至2018年申报社会保险工资差额进行处罚，超出两年的处罚时限，不符合法律规定。《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二十条规定，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在2年内未被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发现，也未被举报、投诉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不再查处。被上诉人高新区城管局对上诉人向前追溯六年处罚，明显违反法律规定。石家庄市社会劳动保险事业管理局每年度发文要求企业进行公司总额申报，企业根据文件要求申报上一年度工资总额核定当年度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缴费基数，企业按照核定后的数额缴纳当年度社会保险，工资总额申报每年度单独进行。用人单位及社保行政部门核定当年度缴纳基数时，与上一年的缴费基数没有关联性，也与前一年度的工资总额没有关联性，相互对立。当年度社保缴纳结束后，该年度工资及社保申报工作即为完成，上述行为并非同一违法行为的连续或持续。一审判决引用的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关于如何确认违法行为连续或持续状态的请示》的复函，是对单一案件的答复和指示，既不属于法律规定，也不属于司法解释，不应作为裁判其他案件的依据。（七）以瞒报社保工资总额为由对企业进行巨额性质的处罚不符合国家现行政策及精神。2018年9月18日的***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特别强调，总体上不增加企业负担，确保社保现有征收政策稳定，在社保征收机构改革到位前绝不允许擅自调整。对历史形成的社保费征缴参差不齐等问题，严禁自行集中清缴。有关部门要派出督查人员督查地方工作，绝不允许自行调整和集中清缴。国务院督查组和审计署要随机开展略访，发现此类问题要坚决予以纠正，对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等行为要严肃处理。”2019年3月26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总理在部署降低社会保险费率时明确强调。必须做到“两个不得一个务必”的要求“各地不得采取任何增加小微企业实际缴费负担的做法，不得自行对历史欠费进行集中清缴。今年务必使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社保缴费负担有实质性下降。”《政府工作报告》和总理记者会上，***提出要明显降低企业社保缴费负担，从5月1日起各地可将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从原规定的20%降至16%，石家庄社保费率已降低到16%。2018年9月21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切实做好稳定社保费征收工作的紧急通知（人社厅函2018246号）中要求，要确保征收体制改革平稳有序推进，维护经济社会发展稳定大局。要稳妥处理好历史欠费问题，严禁自行对企业历史欠费进行集中清缴。已经开展集中清缴的，要立即纠正，并妥善做好后续工作。根据上述中央国务院工作要求及人社厅紧急通知要求，对于历史社保缴费问题，禁止集中清缴，避免增加企业负担。根据现行政策，养老、失业、工伤保险的社保缴费比例为16%、1%、0.7%，即企业依法缴纳的数额为工资总额分别乘以上述比例。被上诉人高新区城管局对上诉人作出的行政处罚是对企业工资总额的200%进行罚款（即该行政处罚是企业依法补缴养老、失业、工伤三险的12.5倍、200倍、285倍），上述行政处罚的金额和力度要远远大于依法补缴的数额。中央国务院对补交都明确禁止，被上诉人高新区城管局作出如此巨额的行政处罚的行为明显违背中央国务院现行的政策。如果该处罚得以执行，将直接导致上诉人的破产，150余名工人失业，将会对高新区的投资环境及整个石家庄的经济环境社会稳定造成不良影响。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法律适用错误，且违背中央精神，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判决，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高新区城管局辩称：1.答辩人属于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依法享有劳动监察的行政处罚权。石家庄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调整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体制等事宜的通知》（石机编[2017]6号文件）规定高新区管委会的主要职责含有负责高新区人事劳动管理、社会保障和机构编制管理工作。中共石家庄高新区工委、石家庄高新区管委会《关于调整部分机构及职责岗位的通知》（石高工[2018]21号）第二项22条规定，高新区城管局负责检查用人单位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情况，依法纠正和查处违法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规章的行为。依据上述文件答辩人具有查处企业违法行为职能，在查实被答辩人有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后，有权依法进行查处。2.《专项审计报告》是专业人员出具的专业报告，应当作为处罚和判案的依据。被答辩人在答辩人告知审计报告结果时表示认可，并未提交证据用以推翻审计报告，应当作为处罚和判案的依据。3.答辩人作出的行政处罚系对养老、失业、工伤三险分别作出的，不违反一事不再罚的规定。4.答辩人作出的行政处罚未超过处罚时效。被答辩人从2013年至2018年违法行为一直存在，连续瞒报工资，其违法行为具有连续状态，应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时效。因此答辩人对其作出行政处罚并未超过处罚时限。综上，答辩人作出的行政处罚证据确凿，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高新区管委会辩称：（一）高新区城管局具有劳动监察行政处罚权。1.高新区城管局具有独立的行政主体资格，不存在委托执法问题。《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条例》第九条第（六）项规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行使以下职权：……（六）负责开发区内行政事务和社会事业的管理工作。石家庄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调整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体制等事宜的通知》（石机编[2017]6号文件）规定高新区管委会的主要职责包括“负责高新区人事劳动管理、社会保障和机构编制管理工作。高新区管委会作为开发区的统一管理机构，各项职权由具体的职能部门行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对由国务院、省级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开发区管理机构作出的行政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以该开发区管理机构为被告；对由国务院、省级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开发区管理机构所属职能部门作出的行政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以其职能部门为被告。因此，高新区城管局作为高新区管委会职能部门，具有独立的行政主体资格，有权以自己名义作出行政行为，不存在高新区管委会委托行政执法的问题。2.高新区城管局具有劳动监察行政执法权。2018年4月28日中共石家庄高新区工委、石家庄高新区管委会《关于调整部分机构及职责岗位的通知》（石高工[2018]21号）对高新区城管局与高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具体岗位职责作了如下调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不再承担全区劳动监察工作职责，城管局负责检查用人单位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情况，依法纠正和查处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规章的行为。高新区城管局依据调整后的职责实施行政处罚行为，具有法律依据。3.劳动监察执法岗位由人社局调整至城管局，是执法岗位在不同部门之间的调整，未改变岗位权限及机构编制总额。高新区人社局与城管局均为高新区管委会的职能部门，均可具体行使管委会的行政管理职权。《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条例》第十一条规定，开发区管委会可在市机构编制部门核定的机构编制总额内自行设立机构，并报市机构编办备案。高新区管委会将劳动监察岗位即劳动监察大队调整至城管局，只是劳动监察岗位所属部门的调整，劳动监察行政处罚权仍由劳动监察岗位行使，该调整并未超出市编办核定的机构编制总额，并不属于《行政处罚法》第十六条规定“一个行政机关行使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的情形。且高新区各职能部门的具体职责与市政府职能部门设置也并不完全一致，上诉人以此否认高新区城管局作为行政主体的行政处罚权限，没有任何法律依据。4.石机编[2017]6号和石高工[2018]21号文件均为有效文件，一审判决可依法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可以在裁判文书中引用合法有效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石机编[2017]6号文件属于部门规范性文件，石高工[2018]21号文件属于高新区管委会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均为有效文件，均可作为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引用的依据。因此，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二）上诉人并未提交证据证明《专项审计报告》存在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二条规定，对被告在行政程序中采纳的鉴定结论，原告或者第三人提出证据证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不予采纳：（一）鉴定人不具备鉴定资格；（二）鉴定程序严重违法；（三）鉴定结论错误、不明确或者内容不完整。但上诉人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审计报告》存在上述情形，鉴定人未出庭不能成为推翻《专项审计报告》的理由。（三）高新区城管局作出的三个处罚决定并未违反《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的“一事不再罚”原则。上诉人在2013年到2018年间分别对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工伤保险进行瞒报，即在缴纳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工伤保险时分别实施瞒报工资总额行为，属于三个不同的违法行为，不能认定为是同一个违法行为。因此，高新区城管局作出的三份处罚决定不违反“一事不再罚”原则。（四）被诉行政处罚决定适用法律正确。1.《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第四条规定，缴费单位、缴费个人应当按时足额缴纳社保保险费。第十条第一款规定，缴费单位必须按月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报应缴纳的社会保险费数额，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定后，在规定的期限内缴纳社会保险费。《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用人单位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报应缴纳的社会保险费数额时，瞒报工资总额或者职工人数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并处瞒报工资数额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因上诉人瞒报工资总额，致使其未能按时足额缴纳应缴纳的社会保险费数额，因此上诉人的行为当然违反了《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高新区城管局依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作出处罚并无不妥。《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第十条第二款的规定适用于缴费单位不按规定申报应缴纳的社会保险费数额的情形，不适用于本案。2.根据《关于转发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秘书行政司对解决有关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问题的意见的通知》（劳社厅函[2005]291号）规定，用人单位不按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要求报送书面材料，隐瞒事实真相，出具伪证或者隐匿、毁灭证据，属于三种违法情形。上诉人在审计过程中未按照要求提供每月职工缴纳社保的具体清单，及每月缴纳的社保明细，属于不按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要求报送书面材料的行为，应当为上述违法行为承担不利后果。(五）高新区城管局作出的行政处罚未超过处罚期限。《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规定，违法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违法行为处罚期限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另根据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对湖北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关于如何确认违法行为连续或继续状态的请示》的复函规定：“《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的违法行为的连续状态，是指当事人基于同一个违法故意，连续实施数个独立的违法行为，并触犯同一个行政处罚规定的情形。”上诉人基于瞒报工资总额的违法故意，连续实施数个独立的违法行为，触犯了应按实际申报工资总额一个法律规定，应当认定为连续违法行为。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规定，处罚期限应从行为终了之日起二年内计算，即2018年申报社会保险后二年内，高新区城管局于2019年7月15日作出行政处罚并未超过二年期限。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法院依法予以驳回，维持原判。 经审理查明，被上诉人高新区城管局委托石家庄君以诚会计师事务所对上诉人国耀电子2013年至2018年度工资支付和缴纳社会保险费等情况进行审计。石家庄君以诚会计师事务所于2019年6月13日做出君以诚专审字（2019）第010号专项审计报告，2013年至2018年度养老保险申报情况审计结果为：全部职工计费基数工资总额为39928971.39元，实际申报单位缴费基数21955166.46元，少申报基数为17973804.93元，欠缴养老保险总额合计3615122.35元。 其他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中共石家庄高新区工委、石家庄高新区管委会的《关于调整部分机构及职责岗位的通知》（石高工[2018]21号），被上诉人高新区城管局具有对用人单位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行为进行查处的职权。《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河北省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省级统筹的实施意见》要求参保单位以上一年度职工工资总额为养老保险缴费基数。根据上述规定，参保单位当年度应申报的社会保险缴费基数是由上年度该单位职工上一年度工资总额核定。案涉君以诚专审字（2019）第010号专项审计报告中，每一年度的审计结果均以本年度实发工资总额核定计算上诉人国耀电子公司当年应申报的社会保险缴费基数。该审计结果应申报基数的计算方法明显与上述规定不符，故其不能真实反映出上诉人国耀电子公司当年度实际瞒报工资总额的情况。因此，被上诉人高新区城管局以君以诚专审字（2019）第010号专项审计报告的审计结果为依据对上诉人国耀电子公司作出石高城管劳监罚字（2019）第JB001-2号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属于事实认定不清，主要证据不足；被上诉人高新区管委会作出的石高行复（2019）004号行政复议决定亦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国耀电子公司的诉讼请求不妥，本院依法予以纠正。综上，上诉人石家庄国耀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二条第(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第七十九条、第八十九条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冀0191行初30号行政判决； 二、撤销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城市管理局石高城管劳监罚字（2019）第JB001-2号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 三、撤销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石高行复（2019）004号行政复议决定。 一、二审诉讼费100元，由被上诉人高新区城管局、高新区管委会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淑然 审判员  张志洲 审判员  魏其仓 二〇二〇年六月五日 书记员  郄张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