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102民初12293号原告：姚某，男，1959年5月20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江岸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党子（特别授权代理），湖北子良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熊明（特别授权代理），武汉市洪山区天工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被告：王某，女，1954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江岸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董虹（特别授权代理），女，系王某女儿，住武汉市江岸区。第三人：董虹，女，1976年8月4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江岸区桃园34号7楼2号。公民身份号码：420102197608042822。委托诉讼代理人：喻志刚（特别授权代理），湖北利源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武昌区八一路2号。法定代表人：张某，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魏秋阳（特别授权代理），男，系该公司职工，住武汉市江岸区。原告姚某与被告王某、第三人董虹、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2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姚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党子、熊明、被告王某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董虹、第三人董虹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喻志钢、第三人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魏秋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姚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我与王某《离婚协议书》中“位于武汉市武昌区杨园四美花苑小区2栋1单元13层4号房产（住房代码为10025638），离婚后归女方的女儿董某所有”的约定无效；2.诉讼费由王某承担。事实和理由：我与王某于××××年××月××日登记结婚，王某系再婚，之前××××年××月××日生有女儿董某，我系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原武汉铁路局）职工，2013年3月，我的单位武汉铁路局综合我的工龄等各项指标，我通过集资建职工保障性住房的方式购买了位于武汉市武昌区杨园四美花苑小区2栋1单元13层4号保障性住房一套，2019年1月我用自己的公积金结清了该房屋按揭贷款。2018年8月15日我与王某协议离婚，《离婚协议书》约定“位于武汉市武昌区杨园四美花苑小区2栋1单元13层4号房产（住房代码为10025638），离婚后归女方的女儿董某所有”。我认为涉案房屋系我的单位根据我的工龄等条件分配给我的保障性住房，既没有取得房屋权属证书，也不能办证，不能处分给他人，我与王某关于将涉案房屋给董某的约定应属无效约定，故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被告王某辩称，财产分割是作为离婚的条件我才同意离婚的，如果没有财产分割的条件我是不可能跟姚某离婚的，当时整个财产分割的意见都是姚某本人同意的，如果就任何一个条款没有同意，就不可能离婚，这都是实事求是的，我不同意姚某的诉讼请求，要求法院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第三人董某述称，当时姚某和王某都是武汉铁路局的职工，武汉铁路局是因为姚某、王某是双职工才分配的福利房，现在姚某在达到离婚目的后又企图通过诉讼来否认当时其在离婚协议中对于该福利房的分割意见，实际上是企图把本来属于夫妻共同所有的房屋变成其个人所有，这违反了双方在离婚协议中对房屋分割的约定，又违反了民法的诚信原则，根据离婚协议书中第四条的规定，我除了要求其继续履行外，还有权要求500,000元的违约金，我在本案中不提出反诉，但保留关于这一约定的诉讼权利。第三人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述称，本案是职工个人家庭之间的纠纷，我单位就此不发表意见。分配房屋的时姚某汉王某菊都是我单位职工，当姚某汉是在职的王某菊应该是退休了，涉案房屋是经济适用房，但是应该是能办证的，只是具体时间不清楚，我单位尊重法院的判决。经审理查明××××年××月××日日姚某汉王某菊登记结婚，《结婚登记申请书》载明婚姻状姚某汉为未婚王某菊为丧偶董某虹王某菊女儿。2018年8月15日姚某汉王某菊登记离婚，并签订《离婚协议书》载明，双方现因性格不合，自愿解除婚姻关系，现就离婚事宜达成如下协议：一、子女抚养，双方系再婚，无婚生子女；二、财产分割，1.位于武汉市武昌区杨园四美花苑小区2栋1单元13层4号房产（住房代码为10025638），离婚后归女方的女董某虹所有，房地产权证的业主变更手续应自双方工作单位（武汉铁路局）统一办理房产权证登记之时一个月内办理完毕，男方必须协助对方办理房屋权属变更过户的一切手续，该房屋购房期间使用的住房公积金20万元，董某虹在办理房屋权属变更的同时支付给男方；2.双方共同承租的位于武汉市江岸区桃园34号7楼2号公房，离婚后仍按照双方分别持有的《拆迁证》面积（其中包括：男方19.57平方米，女方12.39平方米）共同承租使用，待该房屋拆迁时，按双方承租面积的比例分割拆迁补偿（包括还建房屋、经济补偿等）；3.婚前双方各自的财产归各自所有，各自的私人物品及首饰归各自所有；三、债务偿还，婚姻期间没有发生任何共同债务，任何一方如对外负有债务的，由负债方自行承担；四、任何一方不按本协议约定履行相关义务的，除须继续履行外，还应支付违约金50万元给对方。以上协议内容完全真实，如隐瞒、虚报，与事实不符，后果自负。本协议一式叁份，双方各执一份，婚姻登记机关存档一份。男方、女方签字姚某汉王某菊签名捺印并手写有：我自愿离婚，完全同意本协议书的各项安排，亦无其它不同意见。另查明姚某汉持有2013年3月12日《武汉铁路局企业职工集资自建保障性住房协议书》（房屋代码：10025638号）载明，集资建房参加人为武汉北车姚某汉，房屋性质为经济适用房，预定房屋位于武汉市武昌区武昌四美花园小区第2栋1单元13层4房，该房建筑面积97.84平方米，该房价款为381,576元，集资建房单位下达房源后，集资建房参加人应在预售房款缴款通知单打印下发之日起3个月内缴纳总房款的90%，尾款（总房款的10%和全部代收费用）在项目交付时一次性缴纳，集资建房单位计划该项目竣工交付的时间为2013年12月31日，集资建房单位在房屋交付使用之后，负责协助集资建房参加人办理房屋所有权登记，办理房屋相关权属证书，若其上市交易按届时房屋权属证书发放部门有关规定办理。集资建房单位处加盖武汉铁路局职工住宅建设指挥部售房合同专用章，集资建房参加人、代理人处姚某签名捺印。姚某持有2013年6月24日《武汉铁路局房地产抵押证明（借款人购买武汉铁路局出售住房时填写）》载明，房屋坐落为武昌四美花苑2-1-13-4，抵押人为姚某，抵押权人为建行湖北省分行，抵押范围部位为全部、建筑面积为97.84（平方米），售房总价为381,576（元），已交房款为94,000（元），借款金额为25万元，抵押合同编号为武汉建行2013年抵588号，填发机关处加盖武汉铁路局住房交易所印章。姚某还持有《武汉市房产抵押登记注销申请书》载明，武汉铁路局住房交易所，因姚某贷款已结清原因，双方抵押关系予以终止，现将该登记部门核发的房屋他项权证（期房抵押证明）武汉建行予以注销，房地产注销登记手续，申请人处加盖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行个人贷款业务专用章。董某持有2015年12月21日《新房（出售）缴款通知书》载明，住房信息地址为武昌四美花苑，单位为武汉北站，编号为10025638，姓名为姚某，房号为2-1-13-4，建面（原面）为95.23（97.84），房款款项中总房款为382,349（元）、已缴款为344,000（元）、未缴款为38,249（元）。董某还持有《燃气开户通知单》、《四美花苑业主入住手册》。姚某、王某、董某对上述涉案房屋价款及支付方式、金额无异议，且均陈述董某办手续、拿钥匙时又补交了三万余元，但就具体细节存在不同意见，姚某陈述，涉案房屋分下来时，因为资金紧张，就用我的公积金贷款，部分是公积金贷款、部分是商业贷款，我当时给了董某接近30,000元现金，我的银行卡也在董某处，我没有直接缴纳涉案房屋首付款的行为、只是去办了手续，即使是董某支付了首付款也是属于代付、代办，原来协商的是由董某偿还贷款，但是董某只偿还了一部分贷款，后期因为董某还款逾期导致银行强行从我的公积金账户中扣除140,000元还贷，从比例上来说我偿还的房屋贷款占大头，2018年12月21日的柜台还款的行为虽然是董某去实施的，但是钱是我的、不是董某的，离婚前，我在家庭中的地位很低，钱都在王某和董某手上；王某陈述，我与姚某是双职工才能购买涉案房屋，是用公积金和商业贷款的组合贷款形式，房款94,000元是董某支付的涉案房屋首付款，姚某名下的建设银行还贷从2013年10月28日第一笔开始一直到2017年11月30日都是董某通过银行转账和柜台存款的方式存到该账户的，2018年12月21日那一天柜台还款的一万余元都是董某还的；董某陈述，姚某那时并不想要涉案房屋，他说他没有钱，我们要是要房屋的话就自己出钱，当时铁路局要求必须是姚某名下建设银行的卡支付，我就和姚某一起去洪山的建设银行办了卡，存了94,000元进去，我当时不知道首付款是94,000元，预估的是要交一半的首付款，我就去借了170,000元，2018年姚某和我母亲王某闹离婚的时候，我就没有往还贷账户里面存钱了，之前的涉案房屋银行贷款都是我在还，姚某那时说我要是要涉案房屋，就要给他200,000元，所以姚某和王某的离婚协议中才有这个约定，后来建设银行说要还钱，姚某说他的钱不够，我才在2018年12月21日去柜台通过现存的方式还了一万余元。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提交2012年2月7日《住房配售资格申请表》拍照打印件载明，申请单位为武汉北站装卸车间，住户信息中用户姓名为姚某、配偶姓名为王某、职务/职称为工人、面积标准为90-100（平方米）、单位名称为武汉北车站、用户工龄为35（年），是否已婚无房（勾选是），是否双职工（勾选是），旧房信息（均填写无）。姚某、王某、董某对该材料均无异议，但姚某就其上“是否已婚无房”勾选的“是”陈述，这一点与事实不符，我和王某除涉案房屋外在江岸区还有一套武汉铁路局分配的房屋，《离婚协议书》中第二条第二款中写明了。就此，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陈述，当年统计时因为（房屋）没有办证，在电脑里面没有搜索到，才会出现这种情况，我单位刚发了调查表清查核实，包括退休职工在内都要登记自己名下的房屋情况，依据的是我单位的发文，此外，我单位收到了一封举报信，举报的是包括姚某在内4名职工名下房屋的情况，目前武汉北站纪委在调查处理这件事，还没有处理结果，只是通知了征收部门先不签征收补偿协议、等待处理结果，是否收回、收回哪一套房屋等具体处理方案都不是法院审理的范围，是我单位内部的事务。再查明，2017年11月14日，武汉铁路局名称变更为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市场主体类型由全民所有制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2016年12月6日分公司/分支机构备案中包括武汉铁路局武汉北车站。以上事实，有当事人的身份信息、《结婚证》、《离婚证》、《离婚协议书》、《结婚登记申请书》、《离婚登记档案信息》、《武汉铁路局企业职工集资自建保障性住房协议书》、《武汉铁路局房地产抵押证明》、《武汉市房产抵押登记注销申请书》、银行流水、《新房（出售）缴款通知书》、《燃气开户通知单》、《四美花苑业主入住手册》、《住房配售资格申请表》、《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及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记录在案。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规定，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条款或者当事人因离婚就财产分割达成的协议，对男女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姚某与王某办理离婚登记并签订《离婚协议书》，其中约定位于武汉市武昌区杨园四美花苑小区2栋1单元13层4号房产（住房代码为10025638）归王某的女儿董某所有，并明确了办理权属变更登记手续的时间、姚某的协助义务及董某需支付姚某的款项，现姚某诉至本院要求确认上述房屋归属的约定无效，认为该约定显失公平、目的无法实现、违反公序良俗及法律强制性规定，但从条款来看，该约定内容明确且权利义务清晰，结合庭审中各方陈述的购房、交房过程及款项支付情况，并不存在姚某所称的显失公平、违反公序良俗的情形，姚某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其系在被欺诈、被胁迫的情形之下同意的离婚协议条款，且《离婚协议书》中的上述约定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其与解除婚姻关系、其他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等内容是互为前提、互为结果的，构成了一个整体，在婚姻关系已经解除的情况下，姚某仅主张上述财产分割约定无效，有违双方协议离婚时的契约精神和诚信原则。庭审中，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已陈述涉案房屋系经济适用房、应该可以办证，且《离婚协议书》中该条款的表述也说明姚某对涉案房屋暂不能办理权属证书、需由其与王某的工作单位武汉铁路局即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统一办理是明知的，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与职工之间就具有职工福利性质房屋的分配或收回等处理，并非本案审理范围，且其亦陈述系单位内部事务，本院就此已向姚某释明，是否待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就房屋问题作出明确处理结果后再另行主张权利，其表示坚持原诉讼主张，但在现有情况下，其未能提交充分证据证明《离婚协议书》中“位于武汉市武昌区杨园四美花苑小区2栋1单元13层4号房产（住房代码为10025638），离婚后归女方的女儿董某所有”的约定符合法定无效情形，故对其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条、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姚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姚某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郭奕君人民陪审员  袁德生人民陪审员  陈建华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六日书 记 员  杨月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