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鲁09民申251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侯培玉，男，1950年2月13日出生，汉族，住泰安市岱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晨龙，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神长菊，女，1950年10月9日出生，汉族，住泰安市岱岳区，系侯培玉之妻。   委托诉讼代理人：侯培玉（神长菊之夫），住泰安市岱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晨龙，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侯培柱，男，1953年2月2日出生，汉族，山东惠普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退休职工，住泰安市泰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毕俊斌，山东公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罗丹，山东公允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第三人：侯培玲，女，1947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泰安市泰山区。   再审申请人侯培玉、神长菊因与被申请人侯培柱及一审第三人侯培玲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8）鲁09民终17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侯培玉、神长菊申请再审称，（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1.提交山东省济南市泉城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该公证书证明涉案2000年5月5日说明的签订过程，以及卖房人侯某1、朱某1找到汪仙先，让其代书，将涉案房产卖给侯培玉、神长菊的事实，以此证实侯某1、朱某1与侯培玉、神长菊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2.提交天津市天鼎物证司法鉴定所（以下简称天鼎鉴定所）出具的致函，该致函自行否定了其作出的鉴定意见。3.提交司法部（2018）司复决26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复议决定书）及天津市司法局津司鉴投﹝2018﹞23-2号投诉答复书（以下简称投诉答复书）。通过司法部复议决定书的相关记载可以看出一二审审判过程中对本案的失察以及对事实的错误认定。另外，该复议决定书同时查明鉴定机构本案中做鉴定时，与《司法鉴定程序通则》、《技术规范》要求不符，从而亦能证明本案鉴定意见书不应被法院采信。同时提交泰安市公安局天平店派出所（以下简称天平店派出所）出具的证明，证明神长菊自侯某1逝世后便是户主，原审法院认定“神长菊于2009年11月20日将户口迁到北黄社区，落户到朱某1名下，而朱某1是户主”认定事实错误。（二）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原审法院用排除合理怀疑而非高度盖然性的证据标准来认定民事案件的事实，显属错误。（1）一审法院查证遗赠协议的证明人候文东、侯西庆是由卖房人候文涛、朱玉香亲自找到并请求在协议上签字证明。一审法院认为两证明人未见证整个协议的签订过程和钱款的支付过程而不认可协议真实性，显然罔顾是卖房人主动联系证明人签字的事实，证明人的签字行为是在卖房人的主动要求下行使，其签字是对该协议真实性的证明，而要求证明人见证签署过程和钱款支付过程显然是原审法院主观增加证明人的义务，违背生活常识和本案的基本事实，退一万步说，协议真实，对于协议是否全面履行则分属不同的法律关系，原审法院以刑事案件的证据标准来认定民事案件事实，于法无据，于理不合。（2）一审法院认为候文涛的名章未经备案，且人章容易分开，证明力较低。首先，行政备案并非公民个人名章使用的法定要求，且候文涛作为文盲，使用名章是其生活工作中签署一系列与其相关文书的便捷、合法、有效方式；其次，人章容易分开是无物理或生理依附的两物体存在的普遍现象，容易分开与是否分开是特性和事实状态的关系，而非直接因果关系，一审法院无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以人章容易分开而否认人名章的证明效力，纯属主观猜测，毫无法律依据，况且侯培玉、神长菊已经向法庭提交了侯某1在其原单位使用该印章领取有关款项，也充分说明了该印章合法使用并经备案。如按一审法院逻辑，所有人名章签署的文件无需证明，全部无效，任何不依附于人体本身的证据均因容易与本人分开而不具备证明力。2.原判决认定事实所依据的鉴定意见是由鉴定机构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作出，不能作为有效的鉴定结论。（1）本案中鉴定机构采集指印样本未按照《文件上可见指印鉴定技术规范》(SF/ZJD0202OO1-2015)所规定的平面捺印、滚动捺印、局部捺印的标准进行采集，捺印方式简单随意，完全不符合相关规定，不具备比对条件，且鉴定机构的采集人员未在样本表上签字确认。鉴定意见书缺少必备的指印特征比对表，且其中的检验过程、分析说明、结论认定均不符合规定，该文件中完全没有作出鉴定结论任何分析依据。即使鉴定人出庭接受了质询，但是鉴定结论不符合法定形式要件，也不能当然确认其证明力。（2）一审法院认为采集指印样本时，侯培玉、神长菊的委托代理人候西健在场且未当场表示异议即可认定样本采集合法有效并具备比对条件。首先，候西健作为普通人不具备指印采集鉴定的专业知识和分辨能力，不应对其当场发现指印采集违规问题有任何的合理期待；其次，指印采集应以相关规定为标准，而不是以当事人是否当场有异议为标准，一审法院的认定于法无据。（3）一审法院片面依据鉴定人庭审时所谓的2010年9月2日的《遗赠协议》中朱某1的两枚指纹系同一人所按就推定鉴定过程的规范，全凭主观臆测，毫无法律依据。首先，鉴定程序是否规范应以相关规定为标准，而不是鉴定人的主观认定；其次，泰安市岱岳区人民法院就涉案三项检材中相关指印是否为朱某1手指捺印委托鉴定，鉴定人王某审中擅自口头作出委托范围外的其他鉴定结论，显然超出委托范围，且无任何书面分析依据，鉴定人竟以检材比对检材，结论随口而出，严重违反《司法鉴定程序通则》、《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之规定。故而，鉴定结论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三）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1.本案应属买卖合同关系，两审法院却以继承来审查和认定本案的事实，属于法律适用错误。（1）2000年5月5日由朱某1的外甥女女婿汪仙先代书，侯某1加盖名章、朱某1加盖指印的“关于侯某1、朱某1九六年购买房屋的说明如下”，载明侯某1、朱某1夫妻将从张立富处购得的宅基地及房屋转让给侯培玉、神长菊，转让价款为伍仟元，且侯某1、朱某1夫妻已经收到了侯培玉、神长菊支付的转让款。此后，神长菊与侯某1、朱某1夫妻同住在涉案院落内，侯培玉、神长菊对涉案院落进行了翻建。通过提起司法鉴定，虽然无法确定其中的指纹为朱某1的个人指纹，但是并不能就此否认该说明的内容的真实性。（2）2010年9月2日的《遗赠协议》，虽然名为《遗赠协议》，但是内容却是对于侯培玉、神长菊向侯某1、朱某1购买涉案院落的内容。即使鉴定得出的结论是两枚指纹不是朱某1的指印，同样不能否定该协议内容的真实性。相反，一审庭审中证人均证实了由侯某1找到的侯西庆，朱某1找到的侯文利，分别由侯某1和朱某1告知了将涉案院落卖给侯培玉、神长菊的事实，足以充分证实侯培玉、神长菊与侯某1、朱某1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因为买卖合同可以是口头形式也可以是书面形式，抛开指纹，结合证人证言看，侯培玉、神长菊也与侯某1、朱某1形成了买卖涉案院落的合同关系。2.一审法院对部分关键证据的认定依据适用法律错误。（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之规定，《遗赠协议》虽名为遗赠，但实际为买卖合同，合同双方具有买卖房屋的意思表示，符合买卖合同的构成要件。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制作的录像录音与朱某1本人的意思表示不一致，应当以最后的意思表示为准。其逻辑起点是将朱某1在录像中所承认的房屋卖给侯培玉、神长菊的事实为遗赠行为，但是朱某1和一审法院均混淆了遗赠行为和买卖行为。（2）二审法院认为2000年5月5日说明的代书人汪仙先未出庭作证，侯培玉、神长菊提交的相关证据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形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三条规定，代书人汪仙先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且年老体弱身患疾病，故以录像视频形式为侯培玉、神长菊证明代书事实，一审法院不顾证人的现实情况，不依据以上规定，而是径自否认证据的证明力，于法无据。侯培玉、神长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六项的规定申请再审。   侯培柱提交意见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法律关系定性及运用法律准确，适用证据恰当，审理程序合法，侯培玉、神长菊的再审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侯培玉、神长菊提交的2000年5月5日说明代书人汪仙先的公证证据并非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新证据，其再审申请事由不符《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之规定。侯培玉、神长菊提交的2000年5月5日说明代书人汪仙先的公证证据，并非原庭审结束后发现的新证据，而是因原一审汪仙先作为证人仅提供录音录像未出庭作证，导致原录音录像不符合证据形式未被一审法院采纳，侯培玉、神长菊在原庭审结束后对该证据形式的一种变更。2.原审法院对本案认定事实清楚、适用证据恰当，原审过程中，侯培玉、神长菊原审提交的证据不能证实其与朱某1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根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规定，天鼎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不存在严重违反法定程序需重新鉴定的情形。对于侯培玉、神长菊存在的异议，原审法院也依侯培玉、神长菊申请由鉴定机构工作人员出庭进行说明。天鼎鉴定所出具的致函没有否定该鉴定机构作出的鉴定结论。天津市司法局投诉答复书与司法部复议决定书均是对鉴定过程中的程序瑕疵进行了说明，没有对鉴定结论进行变更或撤销。侯培玉、神长菊并无证据能够推翻原鉴定结论。3.原审法院对本案法律关系定性及运用法律准确。关于本案诉争法律关系，二审判决已做充分释明不论是侯培玉、神长菊主张的买卖合同纠纷还是原审认定诉争房产属于遗产，确定房屋拆迁前的所有权归属是厘清本案法律关系和由此产生的拆迁利益归属的基础。本案不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侯培柱请求依法驳回侯培玉、神长菊再审申请。   侯培玲提交意见称，自开庭以来，对于双方官司细节，侯培玲并不是很清楚，但房屋确实为父母所买，并且从未听父母说过卖房屋，其相信并尊重法院的公正判决。   本院经审查认为，侯培玉、神长菊一二审主张其从侯某1、朱某1处购买涉案诉争房屋、双方存在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主要提交了2000年5月5日“关于侯某1、朱某1九六年购买房屋的说明如下”和2010年9月2日的《遗赠协议》。其中2000年5月5日说明仅有侯某1的签章而无签字手印，说明上存有的朱某1的指纹，经鉴定无法确定为朱某1的个人指纹；2010年9月2日的《遗赠协议》中两枚指纹经鉴定不是朱某1的指印，朱某1在本院（2016）鲁09民终2607号案件庭审时明确表示手印不是其所按、协议的事其不知道。二审认为，现侯培玉、神长菊父母均已去世，上述证据不能充分证实侯培玉、神长菊主张的买卖关系成立并实际履行，经审查，并无不当。关于证人证言，如二审指出，本案相关出庭证人的证言仅能证实其自身在协议上签字的过程，不能充分证实协议内容及涉及款项交付的事实，且有出庭证人证实本案存在侯培玉、神长菊与侯培柱在买卖事宜上协商未果的事实，2000年5月5日说明的代书人未出庭作证，相关证据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形式，一、二审不予采信并无不当。关于天鼎鉴定所鉴定意见书以及侯培玉、神长菊再审审查期间作为新的证据提交的天鼎鉴定所出具的致函、天津市司法局投诉答复书和司法部复议决定书。天鼎鉴定所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检材系在诉讼期间经一审法院主持、朱某1在世、双方当事人参与的情况下及时采集并进行鉴定，鉴定人员一审亦已出庭对相关问题作出说明；天鼎鉴定所出具的致函并不属于原鉴定机构作出重新鉴定推翻原鉴定结论的证据，该致函以及此后天津市司法局投诉答复书、司法部复议决定书并不足以推翻天鼎鉴定所鉴定意见书的鉴定结论。关于侯培玉、神长菊新提交的经过公证的汪仙先的证人证言，该证据属于证人证言，汪仙先未到法院作证，接受当事人的质询，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形式。关于天平店派出所出具的证明材料，虽然相关材料显示神长菊因原户主侯某1死亡、户口注销，于2014年1月6日变更为户主，但一二审判决对朱某1是户主的认定并非是一二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侯培玉、神长菊再审审查期间新提交的证据不足以推翻一二审判决。二审认为，侯培玉、神长菊关于涉案房产买卖关系真实及实际履行的主张不成立，一二审认定诉争房产的相关权益属于侯某1、朱某1的遗产，并无不当。综上，侯培玉、神长菊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   经本院专业法官会议讨论、合议庭合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侯培玉、神长菊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郑成国 审判员  冯小芳 审判员  唐 娜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二日 法官助理徐元强 书记员袁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