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新民终13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新疆迅捷汽车救援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中科路135号。 法定代表人：黄文彬，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薇薇，新疆衡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交通警察支队），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峨眉山街599号。 负责人：段然，该局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健龙，男，该局公职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艳宇，新疆井然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南湖东路29号。 负责人：陶红军，该局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秦军，男，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明明，女，该局工作人员。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乌鲁木齐安保（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乌昌公路244号。 法定代表人：夏锡盛，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严曦，新疆元正盛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银芳，新疆元正盛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乌鲁木齐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新华南路808号。 主要负责人：阮成江，该委员会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易志坚，男，该委员会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冶娜，女，该委员会工作人员。 上诉人新疆迅捷汽车救援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迅捷公司）、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交通警察支队）（以下简称市交警支队）因与被上诉人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以下简称市公安局）、乌鲁木齐安保（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保公司）、乌鲁木齐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市国资委）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新01民初7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5月29日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迅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黄文彬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薇薇，市交警支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健龙、黄艳宇，被上诉人市公安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秦军、刘明明，安保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宋银芳，市国资委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易志坚、冶娜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迅捷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新01民初739号民事判决；2.改判由市公安局、市交警支队、安保公司、市国资委向迅捷公司支付停车费29870655元；3.改判由市公安局、市交警支队、安保公司、市国资委向迅捷公司支付自2014年7月11日至2018年11月15日期间欠付停车费利息3691231.53元，并支付2018年11月15日后至实际付清之日的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适用的停车费计费标准没有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规定，对于停车费的计算标准应当依据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一审法院依据市交警支队（甲方）与头屯河区中科路远涛停车场（乙方）（以下简称远涛停车场）于2018年2月签订的《车辆保管服务合同》中的价款作为标准计算一审双方事实合同的价款有误。该合同签订于一审双方争议事实发生之后，以此计价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车辆保管服务合同》既不构成交易惯例，也不属于政府定价，不应当作为诉争车辆的停车费计费标准进行适用。根据合同法第六十二条规定：“价款或者报酬不明确的，按照订立合同时履行地的市场价格履行；依法应当执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的，按照规定履行。”迅捷公司提交的《关于加强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乌发改费（2004）56号】、《关于公布第二十八批公共停车场收费标准的通知》证明迅捷公司的收费标准既合规又合法。同时根据市公安局提交的《关于处置2010年前查扣车辆的函》【乌公函（2012）40号】，市公安局对违规车辆停车费收费标准自认价格为20元／辆／天，远高于迅捷公司诉请的收费标准。二、一审判决对于利息起算时间的认定有误。一审判决中认为利息自2017年3月25日（即车辆清理完毕之日）起算，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迅捷公司提交的《关于安保公司停车场违法车辆的情况说明》证明市交警支队在2014年7月11日便对停放车辆数量进行确认，且明确了需要支付停车费。因此，市公安局、市交警支队、安保公司、市国资委应从2014年7月11日起支付停车费所产生的利息。三、一审判决对于双方过错责任划分错误，迅捷公司在保管合同履行中并无过错，不应承担过错责任。一审判决考虑租赁市场行情因素并无事实依据。迅捷公司提供的《关于加强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乌发改费（2004）56号】在2004年就确定了争议所涉停车场的收费标准，期间并无变动。一审判决错误认为“2014年交警支队要求对扣押车辆进行清理，而迅捷公司予以拒绝”是导致停车费损失扩大的因素。根据合同法第六十六条关于同时履行抗辩权规定及第三百八十条对于保管人留置权的规定，迅捷公司依法享有先履行抗辩权。在市交警支队未支付保管费用的情况下，迅捷公司有权拒绝市交警支队清理停放的扣押车辆。四、一审判决对于履行合同主体认定错误，应当由市公安局、市交警支队、安保公司、市国资委共同履行合同义务。（一）涉案合同开始实际履行时，市交警支队并无独立法人地位，仅为市公安局的内设机构。市公安局系机关法人，当然具有支付合同价款的义务。（二）市交警支队何时具有独立预算资格实非作为普通民事主体的迅捷公司能够查明。鉴于市交警支队自认具有机关法人地位，其应当承担在其取得机关法人地位后支付价款的义务。（三）安保公司作为事实保管合同一方当事人，应当承担共同责任。（四）市国资委作为安保公司的唯一股东，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承担连带付款责任。 市交警支队辩称，1.一审法院向乌鲁木齐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乌市发改委）询问，其明确表示远涛停车场如经过了审批，应当按照所批准泊位收取停车费，不能随意扩大。故迅捷公司根本无权按政府定价收取停车费，更无权按此主张支付停车费。2.一审判决认定双方为保管关系，迅捷公司对此未提出上诉却要求按照停车服务方式计费，不应得到支持。3.本案至今未审结，应承担支付责任的主体及应支付的金额均未确定，利息无从起算。4.一审判决市交警支队承担70%的责任与事实不符。迅捷公司拒绝市交警支队于2014年8月拖离车辆的要求，故此后产生的费用不应由市交警支队负担。5.关于承担责任主体问题。如果按照迅捷公司主张的《合作协议》认定责任人，就应当按照停车发生的时间段，分段承担责任，而不能不加区分的要求市公安局、市交警支队、安保公司、市国资委承担共同付款责任。如果按照迅捷公司所主张的由执法单位承担因执法行为所造成的相应费用，那么本案所有扣押车辆的执法单位是头屯河区交警大队，行使执法权的主体也是头屯河区交警大队，那么本案的承担主体就不是本案中的任一当事人。综上，应依法驳回迅捷公司的上诉请求。 市公安局辩称，1.一审判决计算的停车费标准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乌市发改委明确，远涛停车场只能按照批准的泊位计取停车费，不能超规收费，因此一审计算的停车费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2.根据市交警支队提供的会议纪要，2013年8月23日之前发生的停车费及利息应由安保公司承担。3.迅捷公司主体不适格。停放车辆的停车场为远涛停车场而非迅捷公司的停车场。4.市公安局不是本案适格主体。市交警支队是独立法人单位，且行使执法权的单位系头屯河区交警大队，由该大队行使执法权产生的停车费不是民事诉讼，应提起行政诉讼。综上，请求依法改判。 安保公司辩称，1.安保公司与迅捷公司没有有关停车费的约定，无保管或委托合同关系，安保公司不应当成为承担迅捷公司主张停车费的责任主体。2.安保公司与迅捷公司之间的《合作协议》仅涉及违章车辆的拖车不涉及违章车辆的停放，实际操作中，安保公司并未按照协议约定向迅捷公司收取管理费。安保公司并非违章车辆的所有者也非执法者，迅捷公司要求安保公司支付停车费没有依据。3.迅捷公司已与市公安局、市交警支队就违章车辆的数量、停放时间、停车费进行了确认。安保公司与迅捷公司的关系是接受交警支队的指令要求进行拖车。安保公司在交警执法活动中仅是提供辅警配合义务，涉案违章车辆的停车费与安保公司无关。 市国资委辩称，市国资委与迅捷公司没有涉及停产费用的相关约定，不存在任何利害关系，不应承担责任。1.根据《保安服务管理条例》《关于加快推进公安机关保安企业脱钩改制工作的通知》《关于对乌鲁木齐市保安服务公司脱钩改制的批复》等法规及文件要求，2013年11月19日安保公司与市公安局脱钩移交市国资委监管。市国资委依法只对安保公司履行出资人职责，不参与公司经营活动。安保公司作为自主经营的独立法人主体，依法享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2.安保公司移交市国资委之前是经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和乌鲁木齐市人民政府批准同意，由市公安局组建成立的服务型企业。本案所涉问题是在市国资委成为安保公司出资人之前发生的。3.安保公司参与道路清障业务属协助交警执法的辅警管理范畴，与市国资委监管无任何关联性。综上，应驳回迅捷公司的上诉请求。 市交警支队上诉请求：撤销（2018）新01民初739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第二项并依法改判。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对法律关系的认定错误，市交警支队不应成为承担责任主体。（一）一审中市交警支队提交了头屯河区交警大队与安保公司签订的《停车协议》和安保公司与迅捷公司的《合作协议》，可以充分证明头屯河区交警大队扣押车辆停放的合同相对方是安保公司，而迅捷公司是依据其与安保公司之间的《合作协议》提起本次合同纠纷之诉，合同相对方是安保公司，三者之间两个合同关系指向明确，法律关系清楚。一审判决在没有依据的情况下，突破三者之间的合同关系，将市交警支队与迅捷公司确认为合同权利义务相对方，与合同法的根本原则相悖。市交警支队所属的头屯河区交警大队所扣押车辆的停放，在2013年8月23日与安保公司解除合同前，其车辆停放的相关问题均应由市交警支队与安保公司直接依据合同确认相应的权利义务。如迅捷公司主张该部分车辆停放引起的停车费，应依据其与安保公司的《合作协议》向安保公司主张。2013年9月23日作出的《关于研究交警支队及安保公司相关业务工作会议纪要》也充分证明了该问题。因此，一审判令市交警支队向迅捷公司支付停车费错误。（二）如果一审法院认为迅捷公司主张的是公安交警部门因查扣违法、违章车辆所产生的车辆停放费用，应系由公安交管部门依据职权做出的行政行为产生的后果，那么这不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建立的口头或其他形式的合同关系。市交警支队下属的头屯河区交警大队所扣押车辆，其性质属“罚没”车辆，不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合同关系。头屯河区交警大队作为一级公安交管部门具有直接的执法权，独立承担由其做出的行政行为产生的后果，市交警支队不应对此承担责任。二、一审判决对于停车费数额、计算依据的认定不恰当。（一）一审法院认为市交警支队与迅捷公司建立了事实合同关系，但没有约定具体停车费用。根据合同法第三百六十一条规定“寄存人应当按照约定向保管人支付保管费，当事人对保管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认的，保管是无偿的。”合同法第六十一条规定了约定不明的补救措施，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约定不明的可以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交易习惯确定。一审中市交警支队提交的2015年市交警支队与全市8家停车场（包括远涛停车场）签订的停车服务协议，以及乌鲁木齐市昌吉州财政局《关于处理无牌无证摩托车支付停车费有关事宜的复函》，均证明按照当时的行业习惯，给付停车费就是按照报废残值的20％返还。（二）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一百零七条规定：“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二条、第九十五条、第九十六条、第九十八条规定被扣留车辆，驾驶人或者所有人、管理人30日内没有提供被扣留机动车合法证明、没有补办手续或者不来接受处理的，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通知并经公告3个月仍不来接受处理的，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予以报废”。本案所涉车辆，均属于逾期未接受处理的报废车辆，依法应当予以罚没。由此，对于罚没车辆处置及停车费的支付，应当按照财政部《关于发布〈罚没财物和追回赃物管理办法〉的通知》执行，即按照报废残值的20％返还，给付停车费。（三）本案所涉车辆存放时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于2010年11月至2013年8月。本段时间起点为迅捷公司与安保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的时间，终点为安保公司将拖车及停车场业务移交给市交警支队的时间。根据当时行业习惯，安保公司与全市类似停车场签订拖车协议，均符合合同法第三百六十一条的规定。因此，该区间段没有签订《车辆保管合同》，应依据行业习惯不收取费用。第二阶段于2013年9月至2014年8月。本段时间起点为安保公司将拖车及停车场业务移交给市交警支队的时间，终点为黄文彬笔录自认的2014年8月头屯河区交警大队去过两次要求清理车辆，但其以未结清费用为由拒绝清理车辆。该时间段内，应按照停车场租地价格×存放车辆占地亩数得出的费用全额支付。第三阶段于2014年9月至2017年3月。本段时间起点为黄文彬笔录自认的2014年8月头屯河区交警大队去过两次要求清理车辆，但其以未结清费用为由拒绝清理的时间，终点为2017年3月26日，迅捷公司出具《2010年至2013年摩托车、汽车清理数量确认书》确认涉案车辆均已清理出其停车场时间。该时间段属市交警支队积极要求清理拉运车辆，但迅捷公司拒绝合理要求的时间，造成该时间段内车辆停放的责任属于迅捷公司，市交警支队不应承担扩大费用的损失。（四）对于停车费的计算标准及数额认定参考了2018年市交警支队与远涛停车场之间签订的《车辆保管服务合同》，认为本案双方均不能举证证明建立合同关系时对于停车计费标准的约定，该适用显然不当。首先，本案涉及车辆停放的场地为中科路135号，迅捷公司与远涛停车场经营注册地均为该地址，并且一审中迅捷公司自认其与远涛停车场合并经营，市交警支队于一审时提供了2015年与远涛停车场签订的停车服务协议，协议明确约定以停放车辆的报废残值由财政返还后拨付停车费。其次，市交警支队在一审中还提供了市交警支队与全市其他所有停放扣押机动车停车场之间的停车服务协议，均明确约定了按报废残值财政返还部分支付停车费。因此，对于停车费的计算标准是清楚而明确的，完全不存在参考适用的必要。第三，该参考适用本身也极不恰当。《车辆保管服务合同》由市交警支队作为民事主体购买社会服务，该合同价款中包含了场地租金、人工、设备、水电、税金、安防、看管等一系列服务内容，而本案中所涉的车辆除了停放以外，迅捷公司未提供任何服务，从而导致所停放的车辆全部损毁，同时迅捷公司在2011年至2017年期间也没有提供任何设备、安防设施，也没有产生水电、税金支出，而且停放时间是2011年至2017年期间，该时间段内，中科路地段的土地租金与2018年存在巨大价差，不具有可比性。第四，迅捷公司在本案中主张的场地为其无偿使用。经人民法院现场实地查看，迅捷公司与市交警支队共同确认，涉案车辆所停放的场地是沿灌溉渠北侧的狭长地带，该部分区域是由迅捷公司无偿使用的部分。同时根据迅捷公司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其2013年至2033年期间的土地租金，有偿使用部分也仅为8000元／亩／年。2013年以前也不在头屯河区中科路，使用面积也没有20亩地，因此按2.5万元／亩／年认定并计算停车费显然偏离了事实。（五）一审判决酌定按参考标准计算的停车费由市交警支队承担70%的责任显然不当。市交警支队在一审中提供了迅捷公司法定代表人黄文彬的谈话记录，该记录明确显示2014年8月之后是迅捷公司拒绝拖走车辆，强行扣押才导致了车辆的长期存放，完全是迅捷公司的过错。2014年8月至2017年3月期间的停车费完全是迅捷公司原因造成，却判令市交警支队对该部分的停车费承担70％的责任显然不公平。如果责令市交警支队承担这部分责任等于支持迅捷公司的强买强卖，极大的损害了市交警支队的合法利益。（六）一审判决认定占用停车场面积有误。根据一审查明事实，停放的车辆数量在2000辆左右，根据台账2000辆左右的机动车中小汽车及大货车总计171辆，其余为二轮摩托1259辆、三轮摩托659辆。按车辆平铺停放占用的面积计算，每辆二轮摩托占地1㎡，每辆三轮摩托占地4㎡，每辆汽车占地16㎡进行计算，1257×1㎡+659×4㎡﹢171×16㎡=6629㎡=9.95亩，根据各方的确认，所有停放的车辆均是堆放，而不是平铺摆放。因此，认定停车面积占地20亩显然过大与事实不符。三、迅捷公司利用其与安保公司签订的合同未明确约定免费停车的疏漏，违背事实，意图利用民事诉讼获取巨大的不正当利益。根据市交警支队提供的同时段同区位的停车场与安保公司的拖车利润分成可以看到，同样经营拖车停车业务的停车场收取的拖车费高达600余万元，分成之后获利537万元，同时也收取了15万元的停车费。由此可以看出相比拖车费的收入，停车费的费用极低。而出于借助协助交管部门执法的便利获取拖车费收入，从而免除交管部门的停车费是拖车协议中显然应当包含的部分，也是当时安保公司与迅捷公司约定的实质内容。四、一审判决判令承担利息错误。一审判决认定应从车辆清理之日起支付费用显然不当。市交警支队与迅捷公司2017年3月25日将停放车辆清理完毕时，案件尚在审理中，并未确认停车费的支付责任，以未被确认的事实要求市交警支队由此承担利息显然不当。一审判令市交警支队自2018年11月16日之后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及同业拆解市场利率承担利息等于变相剥夺了市交警支队的上诉权，使市交警支队在法律赋予的程序权利期间还要承担利息。 迅捷公司辩称，1.市交警支队是本案适格主体。迅捷公司与安保公司订立的《合作协议》仅为拖车救援服务协议，处罚车辆的停放保管法律关系实际建立在迅捷公司和市交警支队之间。根据《关于停车场收费有关问题的答复》可知，谁委托谁付费，车辆系市交警支队作出处罚，并予以扣留，停放在迅捷公司经营的停车场，故处罚车辆的停放保管服务是建立在迅捷公司与市交警支队之间。市交警支队对被处罚车辆的车主的处罚行为是具体行政行为，市交警支队与迅捷公司之间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2.市交警支队与迅捷公司建立了事实合同关系，虽未约定停车保管费用，但停车场服务属于政府指导价范畴，可以根据政府指导价确定收费标准。市交警支队认为按照报废车辆残值确定停车费的处理意见是其内部意见，不能对抗作为车辆保管合同相对方的迅捷公司。是否对车辆予以报废处理，是交警部门对于扣留车辆本身的处理，是一种具体行政行为。被扣留车辆报废后残值如何处理属于行政机关内部财务处理方案，不能约束迅捷公司。3.迅捷公司在保管服务过程中不存在任何过错，在市交警支队未支付停车费的情况下，迅捷公司享有先履行抗辩权，或者同时履行抗辩权，迅捷公司拒绝市交警支队擅自拉走停放的车辆是在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应据此免除市交警支队的停车费支付义务。 安保公司辩称，根据查明事实，迅捷公司主张的停车费是交警部门因查扣违法、违章车辆期间，迅捷公司提供车辆停放场地所产生的费用。安保公司作为提供辅警配合义务的企业，仅是根据交警部门的指令组织第三方完成拖车清障，由此产生的费用应由执法部门承担，同时安保公司从未就此向迅捷公司及公安交警部门收取费用，故安保公司不是承担停车费的责任主体。根据道路交通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违法车辆的扣押、拖车、处置均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行使。迅捷公司主张的停车费均是因违章车辆拖拽至其停车场发生的，如存在违法车辆的保管停车费也应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承担，市交警支队主张由安保公司承担停车费不符合事实，于法无据。 市公安局述称，同意市交警支队的上诉意见。 市国资委述称，希望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公正判决。 迅捷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市公安局、市交警支队、安保公司、市国资委向迅捷公司支付停车费29870655元；2.判令市公安局、市交警支队、安保公司、市国资委向迅捷公司支付自2014年7月11日至2018年11月15日利息3691231.53元，并支付2018年11月15日后至实际付清之日的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10月，安保公司（甲方）与迅捷公司（乙方）签订一份《合作协议》约定：为规范乌鲁木齐市车辆救援市场，双方合作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道路的救援和清障业务。二、合作方式约定：1.由甲方统一协调头屯河区交警大队，乙方接受头屯河区交警大队拖车指令不得私自与乌市交警支队其他大队合作。2.乙方自行接受的社会救援业务与甲方无关，乙方可以自行派遣车辆，自行收取拖车费。3.乙方在拖拽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等造成的损失由乙方自行负责。4.乙方接到交警拖车指令后，必须将车辆拖至甲方指定的停车场。5.车辆拖入停车场后，由甲方人员在乙方填写的作业单上签字认可。6.乙方应向停车场提供拖车发票，甲方收费员有义务按乙方填写的作业单上的价格替乙方收取拖车费，并向客户提供乙方开具的发票。三、利益分配约定：1.乙方按交警指令拖拽至停车场的车辆，甲方收费后提取20%管理费，剩余80%返还给乙方。2.双方10天对一次帐并及时返款给乙方。四、1.甲方有义务帮助乙方与头区交警大队的协调工作。2.乙方有义务配合交警大型勤务、警务值班等需求。协议签订后，迅捷公司履行了约定义务。2010年7月31日，迅捷公司（甲方）与远涛停车场（乙方）签订《合并协议》约定：1.乙方并入甲方，作为甲方的一个部门，乙方的经营权由甲方行使，乙方的债权由甲方接管并对外承担法定权利及义务；2.甲方对乙方行使领导监督、人员管理、业务经营等项职能，并承担人员工资和各种费用支出。3.乙方的名称和工商登记及营业执照保持不变，暂不变更。迅捷公司法定代表人黄文彬与远涛停车场经营者黄义远系亲兄弟，《合并协议》未在工商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远涛停车场实际由迅捷公司对外负责经营。2014年7月11日头区交警大队向迅捷公司出具一份《关于安保公司停车场违法车辆的情况说明》，内容为：“经我大队认真核实，截止2014年7月11日，我大队扣留违法车辆2231辆，其中2229辆停放在头区安保公司停车场。”在一审法院审理迅捷公司诉市公安局、安保公司、市国资委保管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16)新01民初281号】期间，市公安局、迅捷公司就迅捷公司停车场停放车辆限期进行清理，截止2017年3月25日清理工作结束。迅捷公司于2017年3月26日向市交警支队出具了一份《2010年至2013年摩托车、汽车清理数量确认书》，该确认书中由市交警支队行政科和法制科、头屯河区交警大队、停车场、回收公司工作人员签字确认，内容为“我单位与交警支队共同清理我公司停车场内长期滞留的摩托车及车辆，清理时间于2016年12月至2017年3月25日，合计此次清理拉运出厂共计2090辆。有扣押凭证车辆1369辆（其中摩托车894辆，三轮摩托车411辆、四轮摩托车1辆，小汽车及大货车63辆）；其余多出事故及其它车辆721辆（其中二轮摩托车365辆，三轮摩托车248辆，小汽车及大货车108辆）。至此，2013年之前所有滞压在我公司停车场内的车辆及摩托车已全部清理完毕并交于交警支队。”另查明：一、经迅捷公司与市交警支队确认，双方从2011年2月28日开始发生停车业务。迅捷公司停车场地2014年之前在本市北站路，于2014年前后搬迁于本市中科路。二、2013年4月10日，出租方西缘产业发展中心（甲方）与承租方迅捷公司法定代表人黄文彬（乙方）签订《土地租赁合同》约定，租赁土地面积为30亩，租赁土地用途为车辆维修、救援及仓储物流。合同约定租赁期限为二十年，自2013年4月10日至2033年4月10日。年租金为240000元（30亩×8000元/亩）。该合同第四条第八款约定，乙方在使用土地期间负责养护周边林带71亩，无偿使用灌溉渠道北侧土地54亩，如林带养护不善，造成林木死亡，每棵树按市场价格予以赔偿。该合同后附《场地租赁平面图》一张。迅捷公司与市交警支队共同确认截止2017年3月25日清理出的2000余辆扣押车辆即停放在该《场地租赁平面图》下方使用区虚线内的狭长地带，面积约为20亩。三、市交警支队于2014年10月9日向黄文彬制作的调查笔录中，黄文彬自认2014年8月左右市交警支队先后两次要求清理停放车辆，黄文彬因故均未同意。四、2018年2月，市交警支队（甲方）与远涛停车场（乙方）签订《车辆保管服务合同》。合同第一条约定：（一）乙方提供位于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祥云路与中科路交汇处西南角头屯河区中科路远涛停车场的场地及相关配套设施，用于保管涉案车辆停车之用，合同服务期限自2018年2月9日至2019年2月8日。（二）甲方购买乙方停车服务按77万元/年支付停车服务费（含场地费、停车费、管理费、人工工资、各类安防设施及器材费、各类消防设施及器材费、各类监控设备及器材费、各类用电照明设施和器材费、各设施及器材维护休息费、水电费、取暖费、各种类法定税金等），不足一月按实际天数计算，服务费每半年结算一次，以此类推。甲方所支付的服务费以包含全部费用，乙方自行负责业务的运行，不得以任何理由再向甲方主张额外支出的费用。乙方需同时向甲方提供等额的正规发票，法定税费由乙方承担。合同第五条第二款第四项约定：乙方需提供面积为30亩的车辆存放场地。合同第五条第二款第八项约定：乙方场地内的水、电、暖、劳务及各项开支由乙方自行负担。五、乌鲁木齐市保安服务公司于2019年10月14日更名为安保公司。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迅捷公司要求市公安局、市交警支队、安保公司、市国资委支付停车费及相应利息的事实及法律依据。一、本案法律关系的认定问题。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本案迅捷公司提出诉讼主张是要求市公安局、市交警支队、安保公司、市国资委共同向其支付停车费及相应利息。迅捷公司主张的停车费是公安交警部门因查扣违法、违章车辆期间，迅捷公司提供车辆停放场地所产生的费用。本案诉讼中，迅捷公司虽未能提供其与公安交警部门就车辆停放期间费用的书面约定，但从市公安局在（2016）新01民初281号案件审理过程中提交的台账、头屯河区交警大队出具的《关于头区安保公司停车场违法车辆的情况说明》、2017年3月26日迅捷公司、市交警支队、头屯河区交警大队共同签字确认的《2010年至2013年摩托车、汽车清理数量确认书》，能够证明公安交警部门将扣押的各型车辆停放在迅捷公司的停车场。公安交警部门将车辆扣押后存放于迅捷公司停车场，双方建立了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合同关系，市交警支队理应支付相应的费用。市交警支队与迅捷公司系合同相对人。本案市公安局、安保公司、市国资委并非合同相对人，不应承担合同责任。二、市交警支队应支付停车费数额、利息的认定问题。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第一，关于本案停车费用的计算标准及数额认定问题。迅捷公司主张依据2004年12月22日乌市发改委向乌鲁木齐市各停车场经营单位下发的乌发改费（2004）56号《关于加强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三条第五款规定，室外停车场固定停放的摩托车（含客货两用三轮摩托车），微型、小型载客车，微型、轻型载货车，轻型挂车，三轮汽车，低速货车：10元/天的标准来计算本案的停车费费用，如本案不采纳该标准计算，则主张对相应的经营成本及利润进行评估，以评估结论作为计算停车费用的依据。市交警支队、市公安局诉讼中亦提出鉴定申请，主张以场地租金、人工等费用计算停车费用，还提出以停放车辆一定比例的报废残值清偿停车费用。对于双方提出停车费用的计算标准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乌发改费（2004）56号《关于加强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的内容来分析，迅捷公司主张的10元/辆/天的收费标准属于定价部门规定的收费最高限价，同时，其也并未提交应适用上述文件的有效证据，故迅捷公司主张以该价格作为计算本案停车费用的计算标准缺乏依据，不予采纳。对于市交警支队称按停放车辆报废残值计算的理由，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双方并未对此种计费方式形成合意，市交警支队主张以该种方式计算停车费用缺乏合同依据。其次，本案中经向市交警支队确认，其目前尚不能提供涉案停放车辆的报废残值相应的证据，故对于其该抗辩理由不予采纳。经查，2018年2月市交警支队与远涛停车场就涉案的中科路停车场的部分场地签订了《车辆保管服务合同》，根据该合同约定市交警支队以每年77万元的价格使用该停车场30亩场地用于停放处罚车辆，该价格包含相应的场地租金、人工、设备、水电、税金等各项费用。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因合同双方当事人不能举证证明建立合同关系时对停车计费标准的约定，为衡平双方的利益，一审法院参考上述查明的现行市场价格，以25666.67元/年/亩（77万元/年÷30亩）为参考标准，计算双方停车费用，故各方提出的鉴定申请并无必要，均不予采纳。关于停车费具体金额的计算，本案中，经双方确认从2011年2月28日建立合同关系，至2017年3月25日共同清理停车场地，清理停放车辆2000余辆，停放在迅捷公司约为20亩的场地中。而从迅捷公司提供的市公安局在（2016）新01民初281号案件审理过程中提交的台账显示2011年至2014年期间停车数量也基本保持在2000辆左右，市交警支队虽提出在该期间有车辆被车主领取，但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故综合上述情形，认定双方自2011年2月28日至2017年3月25日期间停车占用场地面积为20亩，停车期间约为73个月，停车费用为3122778.18元（25666.67元/年/亩×20亩×73月÷12个月/年）。同时因涉案车辆停放时间跨度较长，考虑到该期间租赁市场行情、租金递延，以及2014年交警支队即要求迅捷公司对扣押车辆进行清理，而迅捷公司予以拒绝，导致2014年8月之后停车费扩大等因素，一审法院酌定由市交警支队按上述停车费金额的70%即2185944.73元向迅捷公司支付。第二，关于利息的认定问题。鉴于本案双方均未举证证明就付款期限的约定，而至2017年3月25日双方实际已将涉案停车场地予以清理，此时，市交警支队即应当支付停车费用。因未支付迅捷公司停车费用，应当承担此期间的利息损失。故对迅捷公司主张利息的合理部分173053.96元（2017年3月25日至2018年11月15日按年利率4.75%计算），予以支持。同时，市交警支队还应承担以欠付停车费为基数，自2018年11月16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利息，自2019年8月20日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判决：一、市交警支队应当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迅捷公司停车费2185944.73元；二、市交警支队应当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迅捷公司利息173053.96元，并承担以欠付停车费为基数，自2018年11月16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利息，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三、驳回迅捷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9609.43元（迅捷公司已预交），由迅捷公司负担194873.89元，由市交警支队负担14735.54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市交警支队提交远涛停车场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及迅捷公司部分工商档案，用以证明：远涛停车场系独立主体，迅捷公司主张其与远涛停车场合并经营没有对外的法律效力，市交警支队停放车辆所在地为远涛停车场，故即使市交警支队应当支付停车费，也不应支付给迅捷公司。迅捷公司、市公安局、安保公司对上述证据真实性认可，但迅捷公司认为上述证据不能证明市交警支队的证明内容，远涛停车场与迅捷公司签订的《合并协议》，一审中已经远涛停车场的负责人到庭确认，因此迅捷公司可以主张涉案停车费。市国资委认为其对迅捷公司与远涛停车场关系不知情，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因迅捷公司、市公安局、安保公司对上述证据真实性认可，市国资委对该证据的意见与证据本身无关，故本院对上述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 二审查明，头屯河区火车西站北站路远涛停车场于2014年6月25日更名为头屯河区中科路远涛停车场，地址从头屯河区北站路三坪十一队变更为头屯河区中科路135号，为个体工商户，经营者黄义远。 二审查明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市公安局、市交警支队、安保公司、市国资委是否应向迅捷公司支付停车费及利息。2.停车费及利息的计算标准如何确定。 一、关于市公安局、市交警支队、安保公司、市国资委是否应向迅捷公司支付停车费及利息的问题。本案中的车辆停放发生在迅捷公司履行其与安保公司于2010年10月签订的《合作协议》过程中，迅捷公司接受头屯河区交警大队拖车指令，将车辆停放在市交警支队指定的停车场，迅捷公司还为此与远涛停车场于2010年7月31日签订《合并协议》，准备停车场地，但并未约定如何支付停车费用。迅捷公司履行《合作协议》的主要利益来源为拖车相关费用，而不是为车辆提供保管服务。自该类车辆停放行为发生后至2014年，即拖车业务合作过程中，迅捷公司并未向交警部门主张过停车费用。客观上，交警部门处理违章行为时，在等待违章车主接受处罚期间，违章车辆需要停放场地，车辆停放数量根据交警部门的执法情况变动，在违章车主接受处罚后，迅捷公司根据交警部门的指令放行车辆并向车主收取拖车、停车等相关费用，而涉案停放车辆多为无领取价值的违章车辆及事故车辆，在车主未按通知接受处罚或无法联系车主的情况下，车辆可由交警部门依法处分，该部分车辆的停放费用应由交警部门承担。根据本案查明事实，对该部分车辆迅捷公司无证据证明除提供停放场地外还提供了其他保管服务。双方的行为模式不符合保管合同的法律特征，应确定为场地租赁关系。交警部门实际使用了远涛停车场停放车辆，应当参照租金标准支付费用。 市交警支队认可其指令将违章车辆拖拽至远涛停车场停放，迅捷公司认可经交警部门同意后违章车辆方可放行，并认为其与市交警支队形成合同关系。故迅捷公司与市交警支队形成合同关系，其要求市公安局、安保公司、市国资委共同承担付款责任无事实依据。关于市交警支队主张应由头屯河区交警大队、安保公司承担给付责任的上诉意见应不予采纳，理由为：1.头屯河区交警大队不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主体资格。2.虽然迅捷公司与安保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约定了拖车相关业务中各方的权利义务，但拖车事项本身为交警部门执法工作的延伸，停车场地亦属交警部门指定，协议亦未约定安保公司负有向迅捷公司支付停车费的义务。3.2013年9月23日作出的《关于研究交警支队及安保公司相关业务工作会议纪要》仅是内部文件，并未征得迅捷公司及安保公司的同意，对上述两方没有约束力。关于市交警支队主张迅捷公司不具有主体资格的上诉意见，本院认为，虽然车辆停放地点为远涛停车场，但远涛停车场为个体工商户，其经营者黄义远一审中出庭确认迅捷公司与远涛停车场签订的《合并协议》的真实性，《合并协议》中约定远涛停车场的经营权由迅捷公司行使，债权由迅捷公司接管，黄义远对迅捷公司主张停车费并未提出异议。对市交警支队认为如应付款应向远涛停车场付款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二、关于停车费及利息的计算标准如何确定的问题。迅捷公司与市交警支队在一审中均认可涉案车辆停放面积占地约20亩，故一审法院确定租赁场地面积为20亩并无不当。市交警支队认为实际仅需要9.95亩面积的上诉意见与其一审中认可的事实相悖，本院不予采纳。关于每亩土地的租赁费如何确定的问题，远涛停车场与市交警支队于2018年签订的《车辆保管服务合同》约定每亩土地每年使用费用为25666.67元，参照该费用标准同时考虑租赁市场行情及双方在本案中的责任，一审确定按70%计取并无明显不当。关于应付款时间，因双方就场地租赁未签订合同，未确定支付标准，故一审法院以场地租赁关系结束的时间即双方实际将涉案停车场地清理完成作为市交警支队应付款时间，并以此时间作为利息起算时间，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本院对市交警支队提出的应按所停车辆残值支付停车费用及迅捷公司提出的应按政府指导价确定停车费用的上诉主张均不予采纳。 另，交警部门于2014年8月曾要求提取车辆，但迅捷公司以相关费用尚未付清为由拒绝，即使迅捷公司享有同时履行抗辩权，但该抗辩权的行使不应造成损失扩大的后果，迅捷公司应对扩大的损失承担责任，迅捷公司认为其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过错责任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市交警支队、市公安局认为本案不属于民事纠纷，应通过行政诉讼处理。本院认为，车辆因违章被扣押系行政执法行为，发生在违章车主与交警部门之间。但车辆停放并不包含行政执法的成分，发生在交警部门与停车场之间，二者属于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故本院对市公安局、市交警支队的上述抗辩意见，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迅捷公司、市交警支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新疆迅捷汽车救援服务有限公司交纳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97814.44元，由其自行负担。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交通警察支队）交纳的二审案件受理费25671.99元，由其自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侯卫宁 审 判 员 张 斌 审 判 员 陈建红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日 法官助理 曹艳红 书 记 员 丛雅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