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979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市凯通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福城街道福民社区核电工业园31号凯通物流办公楼101。法定代表人：杨吉勇。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广辉，广东知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汪腾锋，广东知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凯思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太和镇谢家庄村兴和大道凯通物流基地办公楼西1西2室。法定代表人：袁凯。原审第三人：袁凯，男，1981年11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原审第三人：袁培林，男，1954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被上诉人及上述两原审第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月君，北京市君泽君（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及上述两原审第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蓝倩琳，北京市君泽君（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杨国庆，男，1972年10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上诉人深圳市凯通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市凯思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思捷公司”）、原审第三人袁凯、袁培林、杨国庆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1民初227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凯通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支持凯通公司的全部一审诉讼请求；2.凯思捷公司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涉案关键事实错误。本案中凯通公司出资成立并运营凯思捷公司的事实清楚，且这一客观事实已在相关书面协议中明确，并得到杨国庆的确认。本案中，凯思捷公司在成××初就××深圳市凯通物流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以下简称“凯通公司广州分公司”）的场地作为办公场所。凯思捷公司没有实际的员工，在凯思捷公司的名义运营中，实际经营都是由凯通公司安排自己的员工在操作，比如凯通公司员工代表凯思捷公司对外签署业务合同，相关业务合同原件也由凯通公司保存。同时，凯思捷公司没有进行独立的财务核算，凯思捷公司的相关财务资料也是由凯通公司实际保管，凯思捷公司的实际运营费用都由凯通公司承担和报销。凯思捷公司取得的相关业务收益实际也归凯通公司所有，凯思捷公司在收到2016-2017年度广州飞梭云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棱云公司”）股利分配款2773244.40元后，就很快全额转给凯通公司所有。在2017年2月《袁培林与杨吉勇、杨德胜关于转让深圳市凯通物流有限公司股权之协议书》中，袁培林再次书面确认“凯思捷公司系凯通公司投资成立”，袁培林也是基于在凯通公司公司内部的原股权比例，作了所谓的保留，这进一步证明凯通公司是凯思捷公司的实际股东。并且，杨国庆对自己代凯通公司挂名持有凯思捷公司50%股权的事实始终都无异议。（二）、从凯思捷公司的设立运营过程分析，本案中凯通公司和袁凯、杨国庆之间，虽无书面代持协议，但双方具有明确的代持合意。袁凯、杨国庆对凯思捷公司均未实际出资，仅仅是挂名股东。在凯思捷公司设立运营过程中，袁凯、杨国庆均为凯通公司的员工，只是由于各自与凯通公司股东袁培林、杨吉勇的亲属身份关系，被选作代持凯思捷公司股权的代表，而袁凯、杨国庆对此表示接受，双方毫无疑问达成了代持股权的合意。实际上，袁凯、杨国庆均没有对凯思捷公司实际出资。杨国庆对自己并没有如实出资的相关事实在一审已作陈述，由于凯思捷公司系凯通公司委托第三方广州富宏企业顾问有限公司一条龙代办注册验资手续，杨国庆表明自己名下的涉案银行进帐单并不是自己实际出资，而是第三方在代办公司注册验资时形成的材料。本案中，袁凯、杨国庆名下的所谓出资银行进帐单上的填写笔迹和操作模式均完全相同，均为第三方代办验资时形成的备案材料，并不表明袁凯、杨国庆对凯思捷公司实际出资。第三方代办公司设立在现实生活中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不能因为代办设立过程中的瑕疵，就不认定凯通公司的出资人身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24条虽然规定了争议当事人之间明确存在书面代持协议的处理情形，但是，是否签订书面代持协议并非认定股权代持合意的必要条件。正如本案情形，凯通公司和袁凯、杨国庆之间虽然没有书面代持协议，但是双方之间存在明确的代持合意。（三）、综合全案事实，二审法院应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22条规定的“认缴出资”情形，对本案中凯通公司的实际股东身份依法作出认定。本案中凯通公司出资委托第三方成立凯思捷公司，凯通公司不仅承担注册验资等前期代办费用，并且承担凯思捷公司的后续实际运营费用。同时，袁凯、杨国庆作为挂名股东，并没有对凯思捷公司实际出资，只不过是凯通公司挑选其二人作为凯思捷公司股份的代持人而已。（四）、凯通公司今天当庭补充提交（2020）粤01民终6620号生效民事判决书，在该案中，凯思捷公司截取了某一账户某一时间段的交易记录资金差额，起诉要求凯通公司物权保护纠纷，但被驳回全部诉讼请求。该生效判决已经查明，凯思捷公司与凯通公司以及凯通公司广州分公司之间，不同的时间段、不同的账户之间，存在频繁的大量资金往来，足以证明凯通公司系凯思捷公司实际股东，并实际经营凯思捷公司。袁凯、杨国庆对于凯思捷公司均没有实际出资，因两家矛盾，袁凯拒不承认代持股份，一审法院不确认凯通公司持有凯思捷公司全部股权，直接造成凯思捷公司持股的两元结构，将会产生大量的经济纠纷。凯思捷公司、袁培林、袁凯共同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一）、在我方一审提交的承诺确认书中，明确了凯通公司及凯通公司广州分公司欠付凯思捷公司租金和分红，该确认书能够证明凯通公司并非凯思捷公司股东，否则其不需要出具该种确认书。（二）、我方一审提交的证据中，凯通公司出具委托书，将中山凯思捷公司的印章等资料交给袁培林一方，证明凯通公司知道并同意履行双方签署的权益转让协议书中第4条第三点约定，该条款可以证明杨吉勇和袁培林在分家时，按照杨吉勇将其持有的凯思捷公司、中山凯思捷公司各50%股权转让给袁培林的方式处理，以达到杨家退出、袁家持有100%股权的目的，也能够证明另外的50%股权属于袁培林所有。（三）、凯思捷公司代持飞梭云公司项目10%权益，凯思捷公司在收到该权益收入后，转给凯通公司，再由凯通公司根据其股东持股份额进行权益分配。凯思捷公司设立过程中支付的代办费用，也有袁培林的签字确认，也证明凯思捷公司是袁培林持有50%股权。（四）、凯通公司之所以控制凯思捷公司2018年之前的账册资料和营业执照，是因为凯通公司、凯通公司广州分公司代为管理凯思捷公司属下的仓库基地，是收取管理费的。2018年之后的账册资料，都是由凯思捷公司自行管理。本案审理应围绕公司法解释三第24条的规定展开，即审查凯通公司是否实际履行出资义务以及是否有代持协议，否则应当视为凯通公司并非凯思捷公司涉案争议股权股东。双方已产生大量纠纷，在双方协议中关于杨吉勇享有权利规定的，杨吉勇就以协议有效为由起诉履行；协议中关于杨吉勇需要履行义务的，杨吉勇就以协议无效为由进行抗辩不予履行。本案发生即为后一种情况。杨国庆陈述称，袁培林和杨吉勇都和我及袁凯说过，让我们设立凯思捷公司，让我们代持股份。我没有实际出资，袁凯有无实际出资我不清楚，凯思捷公司设立工作具体是由凯通公司广州分公司的员工负责的。凯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确认凯通公司是凯思捷公司登记在袁凯名下的50%股份的实际股东，袁凯是凯思捷公司50%股份的名义股东；2.凯思捷公司将名义股东袁凯登记持有的50%股份变更登记为凯通公司所有，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变更登记；3.凯思捷公司将凯通公司记载于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4.凯思捷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认定的事实：凯思捷公司于2010年5月24日注册成立，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法定代表人为袁凯。股东为袁凯和杨国庆。经营范围：道路货物运输；供应链管理；仓储代理服务；交通运输咨询服务；仓储咨询服务；道路货物运输代理；打包、装卸、运输全套服务代理；物流代理服务。凯思捷公司成立时注册资本为10万元，后变更为500万元，注册资金分别由股东袁凯和杨国庆的个人账户转账汇入凯思捷公司账户各250万元。凯思捷公司在注册成立时，曾委托广州富宏企业顾问有限公司协助代办，广州富宏企业顾问有限公司收取相应的服务费用，该服务费用由凯通公司支付。凯思捷公司未设立股东名册。庭审中，杨国庆确认凯思捷公司登记在杨国庆名下50%的股权是代持凯通公司的股权。凯思捷公司公司成立时，袁凯和杨国庆均是凯通公司的员工。2017年2月10日，凯通公司的股东袁培林、杨吉勇和杨德胜共同签订了《袁培林与杨吉勇、杨德胜转让凯通公司股权之协议书》，其中约定甲方袁培林因自身原因拟将持有的凯通公司37.5%股份转让给丙方杨德胜。乙方杨吉勇同意甲方转让37.5%股份，放弃优先购买权。同时约定凯思捷公司系凯通公司投资成立的，凯思捷公司又持有飞梭云公司10%股份，甲、乙、丙同意并确认：凯思捷公司和飞梭云公司10%股份等事宜不属于本协议转让范围，甲方仍持有凯思捷公司37.5%股份（广州飞梭云供应链有限公司10%股份之中的37.5%股份）及仓库基地投资等事宜不属于本协议转让范围。同时还约定了转让价格及转让时间等内容。诉讼中，凯思捷公司及袁凯陈述，袁凯的出资款250万元中，其中245万元并非袁凯本人出资，而是委托第三方代办机构垫资办理并提供一条龙服务，另外5万元的出资可能是袁凯自行出资也可能同样是代办机构垫资办理。凯思捷公司的成立用于经营杨袁两家为首投资团队进行投资，不是凯通公司或其广州分公司进行投资。凯思捷公司的收入给凯通公司作为现金使用，而后每年分红时均由凯通公司将款项还给各仓储园的投资股东。袁培林同意凯思捷公司及袁凯的上述陈述意见。凯通公司认为，凯通公司虽未对凯思捷公司实际出资，但凯思捷公司公司成立时由第三方代办机构垫资注册出资，凯通公司支付了相应的代办费用，凯通公司是凯思捷公司公司的实际股东，遂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如所请。以上事实，有收到材料凭证、公司章程、企业变更登记申请书、企业申报事项申请书、社保缴费清单、差旅费报销单、银行流水交易记录、协议书、进账单、验资报告、有限责任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无偿提供证明、承诺确认书、询问笔录、复函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凯通公司主张确认凯通公司是凯思捷公司登记在袁凯名下50%股份的实际股东，凯通公司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本案凯通公司虽支付了凯思捷公司公司成立时的代办费用，但该代办费用并非对凯思捷公司公司的出资款。凯通公司未能向一审法院提供证据证明其依法对凯思捷公司进行实际出资、认缴出资或者依法受让、继受凯思捷公司公司股权，同时，凯通公司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凯通公司与袁凯之间签订有代持股权的相关协议，且袁凯对凯通公司的该主张不予确认，凯通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凯通公司主张的该项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同理，凯通公司主张判决凯思捷公司将袁凯登记持有50%股份变更登记为凯通公司所有、办理公司登记机关变更登记并将凯通公司记载于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作出判决如下：驳回凯通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1800元，由凯通公司负担。经审查，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凯通公司提交（2020）粤01民终6620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该生效判决已查明，凯思捷公司与凯通公司及凯通公司广州分公司之间，于不同的时间段内，通过不同的银行账户，存在大量的资金往来，能够证明凯通公司系凯思捷公司实际出资人并实际控制经营凯思捷公司的事实。经质证，凯思捷公司、袁凯、袁培林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关联性、合法性不予认可，认为不能证实凯通公司拟证明之事实。杨国庆对此予以确认。本院二审查明如下事实：一、本院询问袁凯、杨国庆对于凯思捷公司各250万元出资的资金来源，凯通公司回复称，各方均没有实际出资，而是委托第三方代办机构提供公司设立的一条龙服务，出资款问题也是该代办机构解决，由其提供了资金的“过账”服务。本院继而询问，凯通公司该种陈述，是否认为凯思捷公司的股东在出资后存在抽逃出资行为？凯通公司回复称，我方不是这个意思，但在公司注册中都是这样操作的。本院再询问凯通公司在凯思捷公司设立过程中提供的资金数额为多少？凯通公司回复称，代办机构的服务费是凯通公司负担的，共计11550元。二、本院询问2017年2月10日《袁培林与杨吉勇、杨德胜关于转让深圳市凯通物流有限公司股权之协议书》第二条第5款中，“凯思捷公司和飞梭云公司10%股份等事宜不属于本协议转让范围，袁培林仍持有凯思捷公司37.5%股份（飞梭云公司10%股份之中的37.5%股份）”应当如何理解？凯通公司回复称，37.5%的股份份额是袁培林持有的凯通公司股份份额，故推算出其对凯思捷公司可以持有37.5%的股份，但其获得该股份份额需要支付对价，但袁培林没有支付。本院继而询问，何处体现袁培林获得凯思捷公司37.5%的股份需要支付对价？凯通公司回复称，2018年8月12日《杨吉勇与袁培林关于全国仓库基地的合伙股份及权益的转让等相关事宜协议书》第6页第2行“飞梭云公司整个项目股权权益价值为2000万元”，以及第7行开始，“杨吉勇及其妻子全面退出飞梭云公司项目享有的股权及权益，袁培林接受杨吉勇及其妻子享有的整个项目47.76%股份，为此袁培林支付对价955.2元”，即为合同中有关袁培林取得凯思捷公司股权应当支付的合同对价。三、杨吉勇、袁培林2018年8月12日签署《杨吉勇与袁培林关于全国仓库基地的合伙股份及权益的转让等相关事宜协议书》，内容为：鉴于双方自愿提请各股东成立调解小组，帮助调解两人就全国仓库基地置换、资产、债权债务、担保、反担保等事宜，签署本协议。第四条飞梭云公司项目权益及转让方式3.关于杨国庆（杨吉勇之弟）无偿转让其持有的广州凯思捷公司和中山凯思捷公司各50%股权给袁培林指定的人和公司。由于飞梭云公司整个项目系由广州凯思捷公司持有股权，故杨吉勇同意并确认杨国庆在本账务结清后十日内无偿转让其持有的广州凯思捷公司和中山凯思捷公司各50%股权给袁培林指定的人或公司。本院认为，本案为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问题为：凯思捷公司登记在袁凯名下的50%股权是否属于凯通公司实际所有？本院分析认定如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凯通公司认为其是凯思捷公司的实际出资人，登记在杨国庆、袁凯名下的股份均是其委托两人代为持有，故主张其为涉案争议股权的所有人。对此，本院认为，第一，杨国庆虽然自认其接受凯通公司委托，代为持有凯通公司登记在其名下的50%股权，但对于登记在袁凯名下的股权情况，其二审明确并不清楚实际出资人为谁。而凯通公司亦未能提交其与袁培林或者袁凯签署的代持协议，以证实双方委托持股法律关系的建立。第二，凯通公司一、二审期间均明确，各方对于凯思捷公司均无实际出资，凯思捷公司设立过程中的全部手续，包括验资程序等，均是委托第三方代办机构办理，代办机构提供了验资资金的“过桥”服务。从凯通公司该陈述来看，其既确认未有向凯思捷公司实际出资，也无关于承担认缴出资金额的意思表示。凯通公司是否承担了代办机构关于凯思捷公司设立的服务费，不能作为认定其履行了出资义务的证据，且凯通公司自认的该种出资方式，显然是对公司法关于禁止股东抽逃出资规定的违反，属于“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行为，本院对此不予确认。第三，2017年2月10日《袁培林与杨吉勇、杨德胜关于转让深圳市凯通物流有限公司股权之协议书》第二条第5款中，虽有记载“凯思捷公司系凯通公司投资设立的”，但该条款尾句又确认“袁培林仍持有凯思捷公司37.5%股份（飞梭云公司10%股份之中的37.5%股份）”。在本院询问凯通公司对该条款的理解时，凯通公司回复称系根据袁培林持有的凯通公司股份份额推算而来，袁培林需按照2018年8月12日《杨吉勇与袁培林关于全国仓库基地的合伙股份及权益的转让等相关事宜协议书》约定的款项金额支付对价，因袁培林至今没有支付，故其不享有该股份份额。但是，从《杨吉勇与袁培林关于全国仓库基地的合伙股份及权益的转让等相关事宜协议书》内容来看，凯通公司所称的袁培林需要支付的受让凯思捷公司股权份额的对价款，系双方约定袁培林受让杨吉勇及其妻子持有的飞梭云公司项目股权权益份额而应当支付的对价，与凯通公司所称袁培林受让凯思捷公司37.5%股权份额需要支付的对价系完全不同的款项性质。本院对于凯通公司对该条款的解释不予采信。第四，凯思捷公司的登记股东与凯通公司股东存在亲属关系；飞梭云公司项目由凯思捷公司代持，但权益归属于凯通公司各股东。基于上述关系或其他，凯通公司与凯思捷公司之间存在频繁的资金往来，亦属正常。但是，无论双方是否存在资金往来、人员混同、经营场所混同、经营范围混同或者财产混同，都不足以证实凯通公司系凯思捷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因为，上述结果的出现可能存在多种原因，而凯通公司不能证实其为凯思捷公司实际出资人的身份，系导致上述结果出现的唯一因素。至于凯通公司二审提交的另案生效判决书，也不足以证明其待证事实。综上，在凯通公司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以证明其实际出资人身份的情况下，其未能完成该项举证义务，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凯通公司以其系凯思捷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为由，主张其为登记在袁凯名下涉案争议股权的实际股东，于法无据，本院予以驳回。综上所述，凯通公司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1800元，由上诉人深圳市凯通物流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汤 瑞审判员 国平平审判员 易超前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林燕贞梁惠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