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617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关仲琳，女，1961年8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招小明，广东富來之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培鑫，男，1949年2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玉冰，广东经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关仲琳因与被上诉人黄培鑫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4民初195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关仲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判令黄培鑫偿还150万元借款；3.判令黄培鑫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黄培鑫于2013年5月开始至2016年4月份，分多次向关仲琳借款150万元，并写下借据。黄培鑫在一审开庭审理中，称是因黄培鑫之前的8万元借款，支付高额利息，最后得出150万元，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听信黄培鑫的一面之词，认为关仲琳的150万元借款证据不足，从而驳回关仲琳的诉讼请求。在判决书中，对黄培鑫的抗辩理由只字不提，却对借据白纸黑字写明的150万元借款给予否认。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严重偏袒黄培鑫。望二审法院支持关仲琳的上诉请求，以维护关仲琳的合法权益。黄培鑫辩称：关仲琳并没有向黄培鑫支付150万元本金，黄培鑫无需向关仲琳清偿其在本案中所主张的借款本金150万元及利息，请求法院查清案件事实，依法驳回关仲琳的全部上诉请求。一、根据黄培鑫提交的由关仲琳交付的关于150万元的计算方式资料可以看出，其计算是按照10%的高利贷利息计算的，本金的依据也是黄培鑫最初出借的2万元、1万元等，结合黄培鑫提交的曾经出借过的欠条，本金加高额利息作为重新计算的基数进行叠加计算所得，并取150万元的整数。二、关仲琳在上诉状及一审庭审中陈述的不是事实，其歪曲案件事实真相，恶意通过合法程序获取非法利益，恳请法院依法查清案件真实情况。三、从黄培鑫与关仲琳的交易习惯及往来流水来看，小额至3000元的交易，双方都是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交易进行的，几乎没有现金交易，而且只要是关仲琳的转账交易记录，关仲琳都是要求黄培鑫出具欠条的，而且直接将利息加至本金中并在借条中直接明确为借款本金。但是恰恰是大额借款，关仲琳却不能提供任何银行转款凭证，并主张是现金交付，这根本不符合双方的交易习惯。四、关仲琳在本案中提交的《借条》记载“今借到关仲琳现金人民币150万元，借款日期从2016年4月1日至2016年5月1日，约定于2016年5月1日归还150万元”，落款2016年4月1日。该借条与另案（2018）粤0104民初20400号案梁就胜主张其持有的所谓“60万元”借条如出一辙，表述都是一样的。梁就胜在该案中主张是其在2016年4月1日晚在其家里向黄培鑫交付的60万元现金，但是事实上当天梁就胜和关仲琳将黄培鑫约至小北路的小北鱼翅酒家的独立包间要求其签下的借条，事实上并没有实际发生任何款项的往来，更不用说现金了。五、关仲琳主张其提供了150万元本金给黄培鑫，其应当详细向法庭说明该150万元本金是如何提供给黄培鑫的，每次提供的金额、地点、提供方式，其资金是否能提供来源的客观凭证等，并需提供充分的有效的客观凭证予以支撑其主张。而截至今日，关仲琳也没能提供相应的凭证。六、关仲琳仅凭借条无法证明其实际向黄培鑫交付150万元现金。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借款来源、借款交付细节、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关仲琳财产变动情况、双方关系的亲疏程度等事实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根据关仲琳向黄培鑫提供转账的情况可以看出，其最高的一次转账金额为3万元，再根据黄培鑫提供的关仲琳要求重签的借条的金额都是10万元甚至几十万元，上百万元的金额，但是均没有任何转款凭证，这不符合双方的经济状况，而且关仲琳也未能提供其在2013年至2016年4月1日期间有高达10万元甚至几十万元，上百万元的财产变动情况证明。七、借条属于借款合同的一种表现形式，属于实践性的合同，必须以实际交付标的物作为合法成立的要件。涉案的150万元借条，虽然形式上表述为“收到现金”，但是事实上并非实际提供了现金，而是虚构的事实，提供借款现金的事实上并未发生，依法应当不予确认。八、一审庭审中，关仲琳多次向法庭作出矛盾的、不确定的陈述，包括全部借款都是通过现金支付的，没有转账，黄培鑫提交了转账凭证后，又说有8万元转账支付等，这些陈述明显是在说谎。关仲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黄培鑫偿还关仲琳借款本金150万元及利息（利息以借款本金15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自起诉之日2019年5月5日起至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黄培鑫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4月1日，黄培鑫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关仲琳现金人民币壹佰伍拾万元整（1500000元），借款日期从2016年4月1日至2016年5月1日，约定于2016年5月1日归还人民币壹佰伍拾万元整（1500000元）。”黄培鑫在“借款人”处签名。2018年1月5日，黄培鑫出具《承诺书》，载明“本人黄培鑫承诺于2018年2月15日前归还人民币贰拾万元整（200000元）给关仲琳，特此承诺。”黄培鑫在“借款人处”签名。关于借款本金交付情况，一审庭审中关仲琳表示黄培鑫做工程，需要大量现金的支出，在2013年5月至2016年4月期间，多次向关仲琳借款，关仲琳就给黄培鑫钱，支付地点有黄培鑫公司门口、楼顶等，一般借款给黄培鑫时都没有别人，关仲琳曾贷款准备购房，但是黄培鑫口头说借款有3分息，所以关仲琳将贷款购房的款项及向别人借的钱都借给了黄培鑫，但是关仲琳、黄培鑫双方借条上没有约定利息，黄培鑫每次向关仲琳借款的时间、借款金额不等，最少2000元，多的时候十几二十万元，具体分了多少笔给黄培鑫已经记不清楚了，关仲琳用过纸袋等将钱包好给黄培鑫；后又表示仅在最初的8万元款项（2013年5月10日转账2万元、1万元，2013年7月6日转账2万元，2014年12月10日转账2万元，2015年1月9日转账1万元）是通过银行转账支付黄培鑫外，剩余款项都是现金交付，因为时间太久，记不清了，才说所有款项都是现金给的。一审诉讼中，关仲琳为证明其主张，在本案提交以下证据：1.借条，2.承诺书，3.银行明细，拟证明黄培鑫总共还了约31万元利息，黄培鑫于2016年1月1日还2000元，2016年1月30日还4万元，2016年5月18日还3.9万元，2016年9月15日还1万元，2017年5月10日还5万元，2017年5月17日还5万元，2017年8月27日还了4万元，共计23.1万元，剩余款项黄培鑫是还现金。4.照片，拟证明黄培鑫公司已无人经营。黄培鑫的质证意见为：证据1的签名、手指模是黄培鑫签名及加盖，但对该借条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借条中150万元现金并未发生，都是从黄培鑫最初借的8万元借款利滚利计算出来的，具体计算方式，关仲琳当时逼黄培鑫签署150万元借条时有提供利滚利计算方式的资料，是关仲琳自己写的，黄培鑫一直配合关仲琳签署借条，是因为最初的借款是发生在2013年，但是黄培鑫是在2016年中旬才有能力还款，所以黄培鑫一开始没有钱还款，所以关仲琳不断要求黄培鑫重签借条，可见黄培鑫提交重签借条的证据；证据2的签名、手指模是黄培鑫签名及加盖的，但是承诺书是因为关仲琳及梁就胜与梁就胜的女儿、女婿前往黄培鑫公司闹事，可见黄培鑫提交手机短信，关仲琳不断发送短信要求黄培鑫还款，迫于无奈情况下黄培鑫出具了该承诺书；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流水不全，黄培鑫总共还了31.4万元，于2016年1月1日还2000元，2016年1月30日还4万元，2016年5月18日还3.9万元，2016年9月15日还1万元，2017年5月10日还5万元，2017年5月17日还5万元，2017年8月27日还了4万元，共计23.1万元，2013年6月13日支付了3000元利息，2017年7月27日还了3万元，2017年8月16日还了2万元，2017年11月27日还了2万元，2017年11月30日还了5000元，2017年12月10日还了5000元，2019年8月26日还了4万元，共计12.3万元；证据4照片是黄培鑫公司的照片，因为关仲琳在黄培鑫公司闹事，导致黄培鑫公司无法正常经营，且黄培鑫最近在外找工程。黄培鑫则为证明其抗辩意见，在本案提交以下证据：1.借条4张（2013年5月10日、2013年7月5日、2014年12月30日、2015年1月9日），2.银行流水凭证21张，3.重签的借条5张（2014年4月28日、2014年5月27日、2014年7月28日、2014年12月26日、2016年1月1日），4.手机短信，5.民事起诉状、证据清单、借条，6.民事答辩状、民事判决书，7.关仲琳提供的借款汇总表，8.黄培鑫向关仲琳支付款项的汇总表，9.利滚利计算方式。关仲琳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3无异议，黄培鑫之前有出具过该借条给关仲琳，黄培鑫在不断的向关仲琳借钱，一开始是几万几万的借，且黄培鑫出具新借条后就收走旧的借条，借条总额已超150万元，所以借条数额是真实的，借条上没有约定利息，对于利息约定不认可；对证据2无异议；对证据4的三性无异议，并非关仲琳逼迫黄培鑫，黄培鑫欠债还钱，关仲琳一直在追黄培鑫还款，但是黄培鑫一直在拖欠，黄培鑫说被逼写承诺书，但是黄培鑫没有报警；对证据5、6不予认可，与本案无关，150万元借条是在小北处出具的，是黄培鑫自愿出具的；对证据7、8无异议；对证据9，关仲琳也欠了别人225万元，所以写了情况给黄培鑫看，本案不存在利滚利。一审庭审结束后，关仲琳提交《关于150万元借条的说明》（称根据黄培鑫提供的借条，借款总额为1741952元，前期黄培鑫都有准时还款，2016年1月开始黄培鑫不按时支付本息，2016年4月1日双方确认黄培鑫借款150万元本金、剩余利息十几万，黄培鑫承诺2个月内还清150万元本金，希望减免利息，若无法在2个月内还款150万元本金，利息就按照10%计算，关仲琳为了尽快拿回本金，就同意了，黄培鑫就写下150万元借条，关仲琳也将之前的借条给回黄培鑫）、《关于20万承诺书的说明》。黄培鑫对此均不确认，表示是被关仲琳逼迫写借条及承诺书，但黄培鑫没有报警，因为黄培鑫不懂法律，不懂被逼迫写借条可以通过报警来维护自身权益，黄培鑫当时没有搞清楚关仲琳这个借款是怎么算出来的，签署时也搞不清楚怎么算的，关仲琳经常到黄培鑫公司来闹事，闹得公司无法经营，黄培鑫不懂法律，不懂保护自己，以为欠了钱就要还，关仲琳叫黄培鑫没钱还就要重写借款。另，关仲琳提交银行流水、广州银行信用卡中心开具的证明（称关仲琳2013年5月31日在该行开立信用卡，同日申请消费分期30万元）、证明书（称2013年至2015年期间关仲琳向梁素琳借款40万元，已全部归还，2013年至2015年期间关仲琳向韩景德借款55万元，已归还470880元，尚欠79200元，约定由黄培鑫归还，且黄培鑫出具承诺书，但黄培鑫未归还）、承诺书、情况说明（称其发现黄培鑫承包了广州市一户一表改造工程，总工程量超过一千万，关仲琳觉得能从黄培鑫身上赚得到利益，就不断借款给黄培鑫，包括关仲琳的自有资金、向广州银行贷来准备购买房子的钱和向私人借的款）。对此，黄培鑫表示对银行流水、广州银行信用卡中心开具的证明真实性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该笔款项并非出借给黄培鑫，对两份证明书三性均不予确认，梁素琳系梁就胜的女儿，双方具有利害关系，2015年12月1日关仲琳在要求黄培鑫写借条时带上了韩景德，并声称其欠韩景德79200元，要求黄培鑫向韩景德出具承诺还款79200元的承诺书，但该款项并不存在也并未发生，综上关仲琳未能解释借款150万元大额资金的来源，所谓借款150万元是被迫写出来的，是关仲琳放款高利贷的产物。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视为具备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关于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一）以现金交付的，自借款人收到借款时；……”。本案争议焦点和审查重点在于涉案借贷事实是否发生。关于本金150万元的借款，关仲琳提供了黄培鑫于2016年4月1日出具的《借条》、2018年1月5日出具的《承诺书》，但黄培鑫否认上述150万元借款实际发生，而关仲琳庭审中关于借款本金实际交付情况的陈述前后不一致，可信度较低，且与上述《借条》所载的现金收款内容不符，关仲琳又称其曾贷款准备购房，因黄培鑫口头说借款有3分息，所以将贷款购房的款项及向别人借的钱都借给了黄培鑫，但上述《借条》并未约定利息，关仲琳主张通过借钱、贷款向黄培鑫出借并未书面约定利息的大额款项，此亦与生活常理不符，关仲琳亦未能进一步举证实际交付借款本金150万元给黄培鑫，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关仲琳主张黄培鑫返还借款本金150万元及相应利息的诉请，理据欠缺，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一十条，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关仲琳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审受理费18300元，由关仲琳负担。关仲琳二审时提交5份证据。证据1.银行流水情况说明、银行明细清单，拟证明在出具150万元借条之后，黄培鑫偿还了26万元利息。证据2.收条、委托书，拟证明关仲琳向黄培鑫购买工程的事实。证据3.工程项目表，拟证明关仲琳购买工程的收益。证据4.房地产证，拟证明关仲琳有出借款项的经济能力。证据5.短信截屏5页，拟证明追款事实。黄培鑫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证据1银行明细清单真实性予以确认，银行流水情况说明的三性不予确认，原因是黄培鑫在关仲琳不断以欠款作为借口向黄培鑫追收高额利息的情况下，不断的向关仲琳支付款项，还款已经完全超过本金数倍。证据2、3真实性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黄培鑫确实曾转让相应的工程给关仲琳，黄培鑫也确实收到了转让款，但转让款跟本案没有关联。在一审第二次开庭的时候，关仲琳向法庭提交了部分转账凭证，里面涉及一笔款项是114370.89元，这是关仲琳转到黄培鑫的账户的，当时黄培鑫已经陈述清楚这笔钱是工程款。证据4真实性由法院根据核实情况进行确定，关联性不予确认，该证据不属于新的证据，房产证明确记载关仲琳占有房屋份额的二分之一，房屋的总价值是407160元，当时是全额抵押给了银行，说明购买的时候并没有全额出资，关仲琳也没有证据证明使用房产证去贷款并将款项借给黄培鑫使用。证据5，关仲琳所提供的短信记录是不完整的，黄培鑫在一审中已经全部提供给法庭。从黄培鑫提供的短信里面能够真实地看出，关仲琳在就涉案150万借条的处理方式上存在几个问题：第一，多次要求重签借条；第二，使用威胁的方式要钱；第三，当黄培鑫明确这些借条是不真实，需要核算究竟是怎么算出来的时候，关仲琳也向黄培鑫提供了具体的计算方式，计算方式里面能够看出，利息全部都是按照10%来计算的。经二审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黄培鑫一审时提交的4张借条的基本情况分别如下：1.2013年5月10日借款3万元，利息为月利率10%；2.2013年7月5日借款2万元、备注“原电话约定第一个月月利息5%，以后月利息为10%”；3.2014年12月30日借款24000元，未约定利息；4.2015年1月9日借款12000元，未约定利息。黄培鑫一审时提交的主张为重签的5张借条的基本情况分别如下：1.2014年4月28日借款171600元，备注“关仲琳同意还款期延期壹个月至2014年7月18日归还，利息加壹个月”；2.2014年5月27日借款78000元，备注“已续签2014年12月26日”；3.2014年7月28日借款264600元，备注“已续签2014年12月26日”；4.2014年12月26日借款682752元；5.2016年1月1日借款45万元。上述借条均未约定利息标准。黄培鑫一审时提交的由关仲琳出具的计算方式共5份，其中记载：本金12000元，按月息10%，自2015年1月9日计至2016年1月9日本息合计26400元；本金24000元，按月息10%，自2014年12月30日计至2015年12月30日本息合计52800元；本金682752元，按月息10%，自2014年12月26日计至2015年12月26日本息合计1502054.4元；本金150万元，按月息10%，自2016年5月1日计至2018年1月1日本息合计300万元。本院认为，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案涉150万元借款是否真实发生。人民法院在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除对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及银行流水等款项交付凭证进行审查外，还应结合款项来源、交易习惯、经济能力、财产变化情况、当事人关系以及当事人陈述等因素综合判断借贷的真实情况。首先，就款项的交付而言，关仲琳主张2013年5月至2016年4月多次向黄培鑫出借款项共计150万元，但有支付凭证证实的款项仅为三笔2万元和两笔1万元合计8万元，对于其他高达142万元款项的交付，没有相应的转账或取款凭证予以证实。对于款项的交付方式，关仲琳在一审庭审中先表示均为现金方式给付，在黄培鑫举证转账凭证后又确认有8万元为转账支付，其陈述前后不一，缺乏说服力。其次，就双方的交易习惯而言，关仲琳主张其他款项均为现金交付，但从双方的交易情况来看，第一笔借款3万元是转账支付，借款金额小至1万元的款项也会通过转账支付，而黄培鑫的还款包括2000元、3000元的较小金额也都是通过转账方式进行，因此对于高达142万元款项的出借反而以现金方式进行，不符合双方的交易习惯。再次，就利息而言，关仲琳在一审庭审中表示双方口头约定借款有3分息，但黄培鑫提交的部分借条及关仲琳出具的计算方式中，均显示双方曾约定月利率10%的高额利息，关仲琳的陈述与实际并不一致。在关仲琳向黄培鑫出具的本息计算方式中，对于借款均按照月利率10%的标准计算利息，其中将2014年12月26日的借条中的借款金额682752元的本息计至2015年12月26日为1502054.4元，与案涉150万元借款金额相符，又将案涉150万元借款的本息往后计至2018年1月1日达300万元之多，故不能排除案涉150万元借款是由最初的小额借款本金叠加高额利息所形成。综上，黄培鑫已对关仲琳的主张提出合理质疑并提交了相应证据予以证实，而关仲琳未能进一步举证证明除8万元外的其他款项的交付情况，也未能对黄培鑫提出的合理质疑作出合理解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黄培鑫已还款高达31.4万元，远超8万元借款按月利率3%所计的本息总和，因此一审法院对于关仲琳主张的其他款项的出借事实未予认定，对其要求黄培鑫返还150万元借款本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关仲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300元，由上诉人关仲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舒舒审判员  王泳涌审判员  李 杰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曾 正邝俊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