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3民终212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智扬，男，1967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乐清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笑蕾，上海润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文葆，男，1958年2月1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乐清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晓，浙江嘉瑞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合兴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乐清市虹桥镇溪西路130-138号。法定代表人：陈文葆。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捷峰、陈跃伟，浙江嘉瑞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周智扬因与被上诉人陈文葆、合兴集团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2019）浙0382民初103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智扬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为2000年1月周智扬将合兴集团有限公司0.5%股权（出资额103598元）转让给陈文葆的股权转让无效；陈文葆返还周智扬合兴集团有限公司出资额为25万元的股权，并予以工商变更，合兴集团有限公司予以配合。事实和理由：一、诉争股权转让并非自然退股，退股的客观要件不成立。1.公司章程并未约定员工离职自动退股。公司章程第十一条约定“股东必须是本公司职员”，规定了入股的条件，没有约定离职后应当退股。第十二条约定“股东可以退股，股东退股时，股金按账面金额计算，其股金在退出之日起不计利息，视公司经济状况一年内归还。股东退股，不享受企业公积金和其他福利待遇。股东一经退离公司，其股权自然退出。”该条款约定的是股东自愿退股情况下的具体操作，最后一句“股东一经退离公司”，而非“员工一经退离公司”。所以，章程既未约定员工离职后自动退股，也未约定退股的具体价款等操作方法，陈文葆、合兴集团有限公司无权将周智扬的股权作自然退出处理。2.诉争股权转让亦非按照公司章程所进行的退股。首先，诉争股权转让发生于2000年1月1日，周智扬于2001年2月离职，时间上不符合。陈文葆、合兴集团有限公司辩称系笔误，应该是2001年1月1日，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且即便是2001年1月1日，周智扬当时亦未离职。这是本案的关键事实，原审却在未查清的情况下妄断。其次，股权对价并非按照“账面金额”。章程约定的“账面金额”包括两部分，所有者权益和利润留存的生产发展基金（章程第十三条），故即使有权要求周智扬退股，也应按照2001年1月底的账面金额。2001年4月5日的《验资报告》显示，截止2001年1月31日，所有者权益总额5437.62万元，该《验资报告》经原审认定。故即便根据公司章程陈文葆、合兴集团有限公司有权要求周智扬自然退股，收购金额也应该高于25万元。但是，诉争股权转让的对价是1998年底用的出资额103598元。所以，从时间上和转让款的计算方式上，均可证明诉争股权转让并非根据公司章程所进行的自然退股。二、周智扬未同意或追认退股，退股的主观要件不成立。1.周智扬未委托其父亲结算退股款项。周智扬的委托权限为“结算本人与合兴公司有关账务事宜”，即合兴集团的分红事宣，而非退股事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的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周智扬父亲的行为无论是否由于其年迈，不知晓行为的具体含义和后果，他收取退股款项的行为已经超出了代理权限，对周智扬不发生法律效力。并且，上述代理行为也不构成表见代理，周智扬的委托书交付陈文葆、合兴集团有限公司，委托权限陈文葆、合兴集团有限公司是明知的。2.周智扬未追认退股结算。2004年时周智扬父亲在已经年过70，退股这种公司法领域的经济活动不属于其知识范畴。事后，他只是笼统地告知周智扬领取到了几千元钱，周智扬也就认为是依据自己的委托领取到了分红款。故周智扬事后没有被告知更没有追认所谓的退股结算。此外，陈文葆、合兴集团有限公司的主张有违常理。如果2002年2月离职时就自然退股，为何时隔2年才结算;陈文葆、合兴集团有限公司至今都能轻易联系到周智扬，如果要结算退股款项，为何不与周智扬亲自结算，或者进行银行转账。事实是，陈文葆、合兴集团有限公司知道周智扬不会同意退股，所以从未要求周智扬签署退股协议或领取退股款，而是利用其父亲年迈糊涂妄图侵占周智扬的股权。3.其他员工的退股与诉争股权转让没有可比性。陈文葆提供的《访谈提纲》、《证明》及其当庭的表述显示，其他员工倪孔徒和方灵福，他们分别是1998年和1999年离职的，离职后自愿退股，按照当时的公司资产算退股金额。这与诉争股权转让存在根本不同：其一，诉争股权转让发生在离职前一年，而非离职后；其二，双方没有协商一致；其三，诉争股权转让金额没有按照当时的公司资产计算。以上三点区别，恰恰说明了陈文葆对周智扬权益的侵害。三、原审认定周智扬的请求已逾诉讼时效，没有事实依据。原审作出上述认定的唯一依据，系2004年2月周智扬对其父亲的委托行为。然而，委托权限不包括退股，事后其父亲也未告知领取的是退股款，显然不能认定周智扬在2004年就已经知道或应当知道股权被转让。四、原审判决认定返股已经结算完毕，没有依据。周智扬主张其到2001年1月31日的出资额相应变更为25万元。原审认为，鉴于2004年2月周智扬已委托其父亲结算，合兴集团有限公司根据“其他应付款-周智扬明细账”对周智扬的股金及欠款进行了结算，结余金额已由其父亲领取，故周智扬的该主张理由不足。上述认定没有依据。首先，《领款收据》和“其他应付款-周智扬明细账”是两份文件，后者系合兴集团有限公司自行制作，未经周智扬或其父亲认可。其次，《领款收据》上即没有退股款的计算方式，也没有显示领取的是最后的结余金额，如何能得出结算完毕的结论？并且，陈文葆、合兴集团有限公司自己也主张除了《领款收据》上的6398元外，周智扬父亲还另外自案外人陈文义处领取10000元，两项相加才是余款。但是，陈文葆、合兴集团有限公司亦未举证证明另行支付了10000元。再次，“其他应付款-周智扬明细账”是根据1998年的出资额计算的，此后，公司的净资产有了大幅增长，对此，双方都是明知的，周智扬根本不会同意按照1998年的出资额来转让股权。由于双方亦未签订任何协议，故结算也没有时间期限。何况，对于原审认定的抵扣之前的借款3.5万元，周智扬亦未确认，原审对该节事实的认定也没有依据。上述3.5万元中，有部分系周智扬经办的公司支出，不属于个人借款。剩余借款也与本案系不同主体间的两个法律关系。陈文葆答辩称：一、周智扬离职时已退出股权。（一）《公司章程》规定，股东一经离职股权自动退出。1.《浙江合兴电子有限公司公司章程》第十一条规定，股东必须是公司职工；第十二条规定…股东一经退离公司，其股权自然退出。上述两条规定内容清晰明确，并无歧义，即股东必须是公司职员，离职后自动退出股份。公司章程有周智扬签字，周智扬清楚、知晓且同意章程的规定。2.《浙江合兴电子有限公司公司章程》第十一条、第十二条设置的背景及目的。在上个世纪90年代，陈文葆意识到员工对企业的重要性，鼓励员工入股，借钱给员工入股，激励骨干员工的积极性，促进企业发展。因此，公司章程规定股东必须是公司员工，离职后，股权自然退出。当时的做法是由陈文葆受让股权，再由陈文葆转给其他有贡献的员工。所有的股东对此都是认同的，也是按照这样的制度执行的。当时周智扬是通过向陈文葆借款入股公司，周智扬自己并未出资。3.同期离职的方灵福、倪孔徒也以同样的方式处理，一经离职股权自然退出。方灵福、倪孔徒在接受国浩律师事务所访谈时确认上述事实，对此并无异议。（二）诉争股权转让的时间是2001年1月，与周智扬离职时间不矛盾。乐清市乐怡会计师事务所的验资证明中所陈述的董事会会议为股东股权变更事项讨论并决议的时间存在笔误，乐怡会计师事务所对此出具了书面的材料，明确日期实际为2001年1月1日。周智扬先行提出离职，其股权退出，2001年2月正式离开公司，符合情理。离职通常有个过程，而不是说走即走。二、诉争股权转让款已结算完毕。2004年，周智扬出具书面委托书，委托其父亲周新前来合兴集团有限公司结算账务。周智扬父亲周新与合兴集团有限公司结算后出具《领款收据》，收据上亲笔注明“退股”二字。同时，周智扬父亲从公司领取了退股款（扣除欠款后余额）6398元，又从另一股东陈文义处领取10000元。周智扬于2018年5月发送给合兴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的短信（见陈文葆一审提供的证据4，公证书）中写明:“2004年2月，本人接到公司通知，委托我父亲前往公司;结算结果为公司支付16398元人民币并提供了公司2001茸1月-12月的[20907]其它应付款-周智扬明细账（见附件）”。周智扬同时将其它应付款-周知扬明细账拍摄的图片作为附件在短信中一并发送，明细账中列明结算款的各项明细，其中包括退股金一项。从上述表述可见，周智扬父亲代为办理股权结算后已经立即将情况反馈给周智扬，且还将合兴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的明细账带回交付周智扬。周智扬事后并未向合兴集团有限公司或者陈文葆提出异议。显然，周智扬对于委托其父亲办理退股结算事宜是事前同意且事后确认的。周智扬在上诉状中将委托书“结算本人与合兴公司有关账务事宜”歪曲地解释为是委托其父亲办理合兴公司分红事宜，显然与事实不符。周智扬陈述其父亲年迈不懂公司法知识的说辞不能成为否定股权转让效力的理由。周智扬父亲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并无民事行为能力的限制。且周智扬选择其父代为办理，出具书面委托书给其父，可见周智扬确认其父是具备处理相关事务的能力的。周智扬质疑陈文葆没有联系其亲自结算更是欲加之辞。周智扬在短信中陈述“本人接到公司通知，委托我父亲前往公司”，合兴集团有限公司通知的是周智扬本人，但周智扬选择委托其父亲过去办理。且周智扬及其父与陈文葆均是亲戚关系，彼此熟识，周智扬委托其父过来办理，也属正常。在2004年结算时，双方对于股权转让价款已达成合意，且周智扬领取了转让款。周智扬在上诉状陈述自案外人陈文义处领取10000元无证据证明。事实上，周智扬的短信内容中已明确结算结果为公司支付16398元，其中就包括该笔10000元。退一步讲，即便周智扬认为股权转让的价款或者款项的履行有争议，也与本案诉请无关，应另行起诉。三、周智扬事后行为证明股权已转让的事实。陈文葆与周智扬的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发生在2001年至起诉时逾18年。工商登记信息属于向社会公示信息，所有人均可查阅，更何况周智扬是原股东。周智扬在一审中陈述对工商变更登记不知惰，直至2018年上半年经查询才发现，显然与事实不符。周智扬主张事后没有被告知退股结算事宜也与其在短信中的陈述不符，根据其自述，其父已告知周智扬且将明细账交于周智扬。自2001年工商变更登记以后，周智扬从未对此提出任何异议，既未向工商部门提出异议，也未向陈文葆或者合兴集团有限公司提出异议。周智扬也从未向合兴集团有限公司主张过任何股东权利，也未履行过任何股东义务。周智扬于2005年设立的乐清市信智汇电子有限公司住所地与合兴集团有限公司相邻。合兴集团有限公司近十年来发展迅速，系当地的龙头企业，周智扬不会不知。假如确如周智扬所述，其怎会一直不主张、关心自己的股东权益？四、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其他股东股权转让也是类似处理，股权退出的方式符合情理。公司法实施于1994年，即周智扬入股合兴集团有限公司之初。2001年股权转让时，距离公司法实施时间仅6年多。当时办理股权转让的手续在形式上没有今天这样完善。股东之间一个简单朴素的共识就是，股东离职了，股权就要退出。同期离职的方灵福、倪孔徒，其名下股份均以类似方式转让。其它离职股东对股权转让事宜均是确认的，并无争议。五、周智扬诉请已过诉讼时效。诉争股权转让发生在2001年，同年工商登记予以变更。周智扬诉请之诉讼时效应当适用1986年颁布的《民法通则》计算二年。周智扬于2019年向法院提起诉讼，已逾诉讼时效。周智扬辩称其不知惰，难以自圆其说。六、周智扬诚信缺失。1.2018年5月，在合兴集团有限公司在筹备上市过程中，负责IPO的律师向周智扬访谈。周智扬获知合兴集团有限公司将要上市，股权相关利益可能大幅增长，利益的驱使导致其否认股权转让的事实。周智扬提起诉讼的目的和主观恶意是明显的。2.在一审庭审中，周智扬否认委托书的真实性，掷地有声地说从未写过委托书，进而申请司法鉴定。后经一审审判人员释明，如果鉴定结果确认委托书系其本人所写要承担鉴定费用等后果，周智扬又在前去法院选定鉴定机构时当场撤回鉴定。周智扬明知合兴集团有限公司处于IPO的关键阶段，通过诸多途径拖延诉讼周期，阻碍上市进程，试图以此获取经济利益。合兴集团有限公司答辩称：一、诉争股权转让是自然退股，客观要件充足。1.根据《公司章程》，周智扬的股权于其2001年2月离职时应自然退出。1999年1月、2001年1月实施的《浙江合兴电子有限公司公司章程》第十一条均约定“股东必须是本公司职员。”第十二条“股东一经退离公司，其股权自然退出。”上诉状片面强调周智扬“员工”身份，选择性地忽略了其“股东”身份。其在2001年1月离职时，应当适用《公司章程》上述规定，其股权在离职时自然退出。2.涉案会计师事务所已出具《说明》，证明涉案董事会召开于2001年1月，《验资报告》记载有误。上诉状认为诉争股权转让“时间上不符合”，即《验资报告》所记载的发生时间“2000年1月1日”远早于其离职时间2001年2月，据此认定诉争股权转让不是按照公司章程所进行的退股。乐清乐怡会计师事务所已出具《关于乐会所验字［2001］第292号的说明》，说明原验资报告附件（三）中所载公司董事会议召开时间2000年1月1日，系打字错误，实际是2001年1月1日。该时间与周智扬离职时间能够呼应。二、周智扬已明确同意其父代理退股，退股主观要件充足。1.周智扬父亲的代理范围已明确包含退股。2004年2月12日，周智扬出具委托授权书，委托其父周新“结算本人与合兴公司有关账务事宜”。结算账务事宜，即清账，已明确包含双方全部应收应付事项。因此该代理范围明确包含退股。上诉状认为即结算账务事宜仅指分红，显属曲解。2.周智扬从未要求分红或主张其他股东权利，可以说明其同意上述退股。如上诉状所述，周智扬始终与陈文碟等保持联系，也能够轻易地接触到合兴集团有限公司的经营活动。在此种情况下，以下两个迹象可以说明，其知晓且同意上述退股事直，并自认已经退股。首先，周智扬此后从未要求过分红。近十余年间，合兴集团有限公司发展迅速，逐渐成长为当地龙头企业。各股东均不同程度从中受益。然而自2004年完成退股后，周智扬从未向合兴集团有限公司要求分红，也没有以其他方式主张过股东权益。其次，周智扬此后从未主张其他股东权利。至2018年周智扬因合兴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公司参与IPO，收到征询之前，其既没有要求参与经营管理、查阅账册账簿，也没有要求出席股东大会、参与经营决策，或主张其他股东权利。3.周智扬曾自认已经退股。2018年5月22日，周智扬在向合兴集团有限公司高管发送的彩信中已明确，上述委托结算、领取退股款都是基于其本人真实意思表示，仅就退股金的数额计算存在异议，即对争议事实予以自认。三、股权变更事项已由工商部门对外公示，周智扬在2001年就应当知道，其相关请求已逾诉讼时效。2001年5月，当地工商部门已就诉争股权变更事宜进行登记，并对外公示。周智扬随时可以申请调阅。应当认为其在股权变更公示之日，就已经知道上述情况。相关诉讼时效应自工商部门公示之日起算，截至周智扬起诉之日，已经逾期。四、退股事项，已由周智扬代理人即其父周新代为结算。首先，周智扬父亲系其有权代理人，代理范围包含周智扬与合兴集团有限公司全部应收应付款项。理由同上。其已于2004年代周智扬同合兴集团有限公司完成结算，相关权利义务依法应及于委托人，即周智扬本人。其次，“其他应付款-周智扬明细账”及其内容，已由周智扬父亲现场确认。在2004年办理退股事宣时，周智扬父亲正是根据该表与合兴集团有限公司结算账目，并根据结算结果领取剩余退股款。该表所载金额，与其父签字确认的《领款凭证》所载金额，能够对应。周智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决2000年1月周智扬将合兴集团有限公司0.5%股权（出资额103598元）转让给陈文葆的股权转让无效；二、判决陈文葆返还周智扬合兴集团有限公司上述股权，并予以工商变更，合兴集团有限公司予以配合。诉讼过程中，第二项诉求确认返还的出资额为25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合兴集团有限公司最早成立于1996年8月22日，其前身为浙江合兴电子有限公司。陈文葆为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周智扬与陈文葆系亲戚关系，曾就职于陈文葆及其兄弟创办的上述企业。1992年11月1日周智扬向陈文葆创办的华通无线电厂暂借款10000元，1993年7月19日向陈文葆创办的虹桥人民无线电厂暂借款10000元，同年12月3日暂支差旅费5000元，1994年6月23日暂借款10000元。同年7月1日，陈文葆作为乐清市虹桥人民无线电厂法定代表人签名，向周智扬核发《出资证明书》，编号016，记载股东姓名周智扬，出资额贰万壹仟元整，企业名称乐清市虹桥人民无线电厂，股金总额柒佰万元整，开始实行股份制时间为1994年7月1日。1999年4月16日，乐清市审计事务所向浙江合兴电子有限公司提供《验资报告》，报告内容为：浙江合兴电子有限公司变更前的注册资本为1200万元，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2067.6808万元。根据审计事务所的审验，截至1999年1月31日，公司投入资本867.6808万元，变更后所有者权益总额为27027932.18元。其中：实收资本2067.6808万元，资本公积5647.18元，盈余公积3106305.84元，未分配利润3239171.16元。与上述变更后投入资本相关的资产总额为52959264.75元，负债总额为25931332.57元。报告附件《变更前后注册资本、投入资本对照表》显示，投资者周智扬，注册资本变更前为金额3.6万元，比例0.3%；变更后金额10.3598万元，比例0.5%。浙江合兴电子有限公司分别于1999年1月1日和2001年1月1日实施的《公司章程》第十一条规定：股东必须是本公司职员。公司优先发展对公司有贡献的员工入股。第十二条规定：经股权三分之二同意，公司可以扩充股份。经股权三分之二同意，股东可以相互转让其部分或者全部出资。股东可以退股，股东退股时，股金按账面金额计算，其股金在退出之日起不计利息，视公司经济状况一年内归还。股东退股，不享受企业公积金和其他福利待遇。股东一经退离公司，其股权自然退出。第十三条规定：公司对股东坚持按股分红，按股承担亏损的原则进行分配，从税后的利润中提取50%作为生产发展基金，并按出资比例记入股东名下；25%作为股金分红；15%作为公积金；10%作为职工奖励基金和福利保险基金用于对公司生产经营活动中作出重大贡献的经营管理者的奖励和公司职工的福利保险支出。2001年4月5日乐清乐怡会计师事务所向浙江合兴电子有限公司提供《验资报告》，报告内容为：公司变更前的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根据事务所的审验，截止2001年1月31日，公司增加投入资本3000万元，变更后所有者权益总额5437.62万元。其中实收资本5000万元，资本公积101.32万元，盈余公积161.26万元，未分配利润175.04万元。与上述变更后投入资本相关的资产总额为10674.31万元，负债总额为5236.69万元。该报告附件（一）《变更前后注册资本、投入资本对照表》显示，投资者周智扬，注册资本变更前金额10万元，比例0.5%。变更后已无显示，投入资本变更前金额10.3598万元，比例0.5%。本次变更增减额为-10.3598万元，变更后金额和比例已无显示。投资者吴X泉、方X福，其变更后也无显示。2004年2月12日，周智扬便函致浙江合兴电子有限公司，便函内容为“本人已于2001年2月离职，现委托我父亲（周新）前往贵公司结算本人与合兴公司有关账务事宜，请予以接洽，谢谢！”。同年2月14日，原浙江合兴电子有限公司财务部门根据“其他应付款—周智扬明细账”对周智扬的股金及欠款进行结算，其股权净资产金额103598元，分别归还1994年借款入股本金21000元，1999年1月借款入股本金41200元，公司应退股金41398元。账上扣除周智扬以前年度向公司和陈文葆结转借款10000元和25000元，结余金额6398元。公司负责人陈文义在“其他应付款—周智扬明细账”上签字“同意支付壹万陆仟叁佰玖拾捌元整，￥16398元正”。同日，周智扬父亲周新作为经手人，向第三人公司出具《领款收据》，领款金额为陆仟叁佰玖拾捌元整，￥6398.00元，收据用途说明栏写明“退股”两字。2018年上半年，合兴集团有限公司为下属的合兴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准备申报上市，根据上市流程，中介机构要对该合兴汽电IPO项目历史沿革进行尽职调查，对原持股人包括周智扬等人进行征询。此时周智扬认为自己还拥有第三人公司前身企业发放的《出资证明书》，2001年2月离开公司没有办理任何手续，以持有的股权现在工商档案里已查不到等理由，向合兴集团有限公司高管手机发送：“本人1999年1月起有合兴公司0.5%股权的由来说明及合兴公司私自变更本人0.5%股权”的书面短信，双方协商未成引发纷争。一审法院认为：在判断股权转让的效力问题时，既要依据我国《合同法》关于合同效力的规定，又要兼顾我国《公司法》的特殊规定，依法制定的公司章程对公司、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具有约束力。第三人公司章程对员工入股、退股条件、利润分配作了约定，陈文葆及第三人当初为优先发展对企业有贡献的员工入股，借钱给周智扬入股企业，周智扬是明知的。1994年7月1日周智扬所在的企业开始实行股份制，正逢我国《公司法》正式实施之时，陈文葆作为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字向周智扬发放《出资证明书》，以后周智扬的股金经过二次增资扩股，这个事实当事人之间是没争议的。2001年2月周智扬自己离职，第三人公司虽未及时注销周智扬的《出资证明书》，但公司依照1999年1月1日及2001年1月1日实施的《浙江合兴电子有限公司章程》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的规定，将周智扬持有的股权作自然退出处理，按规定修改了股东名册中包括周智扬在内的有关股东及其出资的记载，并办理股权变更事项。2004年2月周智扬书面委托其父前往第三人公司结算账务，周智扬父亲与公司结算后出具《领款收据》，收据上注明“退股”二字，第三人公司财务账册至今尚保存结算的相关资料，说明周智扬退股的意思表示已具备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第三人公司有足够理由认为对周智扬已经作退股结算。陈文葆作为公司大股东、董事长、法定代表人，依公司章程受让该退股的股权，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周智扬主张其持有第三人公司0.5%股权转让给陈文葆无效，要求陈文葆返还公司股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周智扬主张周智扬、陈文葆间的借款系另一法律关系，陈文葆无权未经周智扬许可转让股权以抵扣借款。周智扬根据2001年4月5日乐清乐怡会计师事务所向浙江合兴电子有限公司提供《验资报告》，认为到2001年1月31日周智扬出资额相应变更为25万元，诉求确认返还的出资额为25万元。因周智扬于2004年2月已委托其父亲前往第三人公司结算其与公司有关账务事宜，公司财务部门根据“其他应付款—周智扬明细账”对周智扬的股金及欠款进行了结算，结余金额已由其父领取。结合本案发生的时间、行为的性质、目的、背景和认定的具体案情，周智扬的该主张理由不足，该院不予支持，陈文葆主张该请求已逾诉讼时效并无不当。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一条、第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款、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于2020年3月25日判决：驳回周智扬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2372元，减半收取1186元，由周智扬负担。合兴集团有限公司在二审中向本院提供了关于乐会所验字［2001］第292号的说明复印件，拟证明原报告就公司董事会议的召开时间记载为2000年1月1日系打字错误，实际为2001年1月1日的事实。周智扬质证认为对其三性均有异议；陈文葆质证认为没有异议。本院认为，该证据对本案的实体处理并无实质影响，故在本案中不作认定。周智扬、陈文葆在二审期间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陈文葆受让周智扬持有合兴集团有限公司的涉案股权虽未签订书面的股权转让协议，但一方面周智扬于2001年2月离职后的2004年2月委托其父前往合兴集团有限公司结算有关账务事宜，其父与公司结算后出具《领款收据》并领取了结余金额，收据上用途说明一栏明确注明“退股”，周智扬主张委托其父系结算公司分红，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且与《领款收据》载明内容不符，同时双方于2004年2月结算后至2018年上半年的较长时间里，周智扬均未向合兴集团有限公司主张股东权益，即使存在其所陈述的在结算之后公司分红先抵扣借款的情形，但结合借款的数额、合兴集团有限公司发展状况及双方间的关系等，亦不符合常理；另一方面，周智扬离职后，其持有的公司股权作自然退出处理，符合合兴集团有限公司当时公司章程的约定，公司亦按规定修改了股东名册中包括周智扬在内的有关股东及其出资的记载，并办理了股权变更事项，周智扬对此均未提出异议，直至2018年上半年，合兴集团有限公司为下属的合兴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准备申报上市，根据上市流程，中介机构对原持股人包括周智扬等人进行征询时，周智扬才对涉案股权转让行为提出异议，亦难以让人信服。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对周智扬主张其持有合兴集团有限公司0.5%股权转让给陈文葆无效，要求陈文葆返还公司股权不予支持，并驳回周智扬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案股权转让纠纷属于确认之诉，且本案股权转让行为不存在无效之情形，不应适用诉讼时效的相关规定，本院对此不再予以评判。综上，周智扬提出的上诉理由和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判处理得当，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72元，由上诉人周智扬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谢 斌审 判 员  郑建文审 判 员  王怡然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二日代书记员  张贝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