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民终55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明仁，台湾地区居民，男，1966年5月28日生，住中国台湾地区桃园中坜新中北路38号。委托诉讼代理人：於飞，上海汇银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明哲，台湾地区居民，男，1964年6月11日生，住中国台湾地区桃园中坜新中北路38号。委托诉讼代理人：於飞，上海汇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胡铠丞（曾用名：胡森俊），台湾地区居民，男，1963年7月11日生，住中国台湾地区新北市承德路235号2楼。委托诉讼代理人：顾跃峰，上海市中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溧阳天目湖乡村俱乐部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江苏省溧阳市天目湖旅游度假区环湖东路18号。法定代表人：李明仁，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於飞，上海汇银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JMC.国际投资有限公司（JMC.INTERNATIONALINVESTMENTCO，LTD），住所地萨摩亚独立国阿皮亚市。上诉人李明仁、上诉人李明哲因与被上诉人胡铠丞(胡森俊)、原审被告溧阳天目湖乡村俱乐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目湖公司)、原审被告JMC.国际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JMC.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中华人民共和国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苏04民初1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明仁、李明哲及李明仁、李明哲、天目湖公司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於飞，被上诉人胡铠丞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顾跃峰，到庭参加诉讼。JMC.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明哲、李明仁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胡森俊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及理由：一审法院未对JMC.公司有效送达法律文书，审理程序违法。案涉三份协议虽非胡森俊本人所签，但系胡森俊与李明仁、李明哲协商一致后，由李明仁代为签署。李明仁、李明哲在一审之后也找到了胡森俊签字的“投资款返还确认书”、“授权委托书”和电汇凭证，证明胡森俊确认收到退还的全部投资款150万元，此后双方无争议。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胡森俊即停止了投资行为，天目湖公司提交的预算单也证明胡森俊在2014年左右以普通管理人身份参与过公司的管理，完全说明其知道并认可董事长身份的变更。综上，胡森俊明知股权发生变更，明知有人代理其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而不作否认，应视为其同意股权变更的法律后果，应当认定三份股权转让协议是胡森俊的真实意思表示。被上诉人胡森俊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李明仁、李明哲二审提交的证据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五条中关于新证据的规定，且该“投资款返还确认书”、“授权委托书”中的签名不是胡森俊所签，电汇凭证上也仅仅涉及140万元人民币，与胡森俊全部投资款为101万余美元相矛盾，投资款是汇给天目湖公司，也不应是汇到李明仁的名下。综上，李明仁、李明哲提交的所谓新证据不能推翻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天目湖公司同意李明仁、李明哲的上诉意见。胡森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胡森俊为天目湖公司的股东，占公司36%的股份，确认2004年8月25日胡森俊分别与李明仁、李明哲签订的二份股权转让协议以及2005年12月2日胡森俊与JMC.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2、判令李明仁、李明哲、天目湖公司、JMC.公司协助办理确认胡森俊36%股权所需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3、判令李明仁、李明哲、天目湖公司、JMC.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中，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一审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于当事人未提异议且提交了原件的证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双方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和证据如下：为证明天目湖公司两次股权变更所涉股权转让协议并非胡森俊的真实签名，胡森俊提交了落款为2004年8月25日“胡森俊”分别与李明仁、李明哲签订的二份股权转让协议以及落款为2005年12月2日“胡森俊”与JMC.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并申请对三份协议中“胡森俊”签名笔迹进行司法鉴定；经一审法院委托，苏州同济司法鉴定所于2018年4月24日出具苏同济司鉴所[2018]文鉴字第4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为前述三份协议转让方处“胡森俊”签名字迹与对比材料字迹不是同一人书写。李明仁、李明哲、天目湖公司到庭认可该三份协议的真实性，并对鉴定意见不予认可，理由为，并无充分证据证明胡森俊所提交的对比材料上的签字是胡森俊本人所签，而且检材与样本只涉及“胡森俊”三个汉字，而司法鉴定所涉样本是正楷字，该鉴定方法并不科学，不能反映事实真相。对此一审法院认为，胡森俊提交的对比样本为两本《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等证件原件，如无充分的相反证据，应当认定其中签名为胡森俊本人所签，同时，司法鉴定意见书中记载，“检材中‘胡森俊’签名字迹书写速度适中，笔画自然、流畅，笔迹细节特征反映明显，具备检验条件，样本‘胡森俊’签名字迹书写速度适中，书写自然、流畅，笔迹细节特征反映明显，表现稳定，具备比对条件”，该次司法鉴定从书写风格、书写水平、连笔方式和笔画间的搭配关系、起收笔等能够体现个人书写习惯的笔迹细节特征的角度，最终出具相关鉴定意见，并附有笔迹特征对比表，李明仁、李明哲、天目湖公司虽然对鉴定意见提出异议，但是并未提出证据证明该鉴定意见属于明显依据不足等不应采信的法定情形，故对其异议不予采纳，胡森俊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该三份股权转让协议并非其本人签署。为证明天目湖公司注册资本的实收情况与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相吻合，李明仁、李明哲、天目湖公司提交了天目湖公司工商登记材料中的十五期验资报告，并认为，验资报告体现出在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后，胡森俊出资比例减少至股权转让后的比例，直至全部转让股权后，胡森俊再无出资；还认为，即使验资报告体现出胡森俊曾经出资，但也只是记录为以胡森俊名义出资，胡森俊实际并未支付过出资款；胡森俊认为，是李明仁利用职务便利，提供伪造证据致使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这样的验资报告，即使胡森俊出资不足，也应由李明仁、李明哲、天目湖公司另案主张。为证明本案已过诉讼时效，李明仁、李明哲、天目湖公司提交了天目湖公司《预算单》数份（其中一份标注年度为2013年，其余未标注年份），其认为，《预算单》中胡森俊在“总经理”一栏或其他地方签署其英文姓名“JohnyH”，“董事长”一栏则是李明仁的签名，由此证明胡森俊是在股权转让多年后被重新聘请到公司担任管理职务，而非其诉称“2016年5月前往溧阳”才了解自己权利被侵害，所以胡森俊是实际了解公司情况的；胡森俊认为，李明仁、李明哲、天目湖公司所主张的胡森俊的签名并非本人所签，且“董事长”一栏李明仁的签名是近期才添加的，该份证据经过变造。胡森俊同时提交了此前担任公司执行副总经理陈强的电脑中留存的《预算单》作为相反证据。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03年11月10日，江苏省人民政府制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港澳侨投资企业批准证书》，该证书显示天目湖公司企业类型为外资企业，注册资本壹仟万美元，投资总额贰仟伍佰万美元，投资者为胡森俊、李明仁、李明哲，出资额分别为360万美元、340万美元、300万美元。经委派，天目湖公司董事长为胡森俊，董事为李明仁、李明哲。溧阳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在其印发的《关于天目湖公司申请表、可行性报告、章程的批复》中明确，公司的注册资本由三名投资者按出资比例自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分二期缴付：第一期以现汇美元的方式各自缴付出资额的15%，余额在二年内缴清。2004年8月25日，“转让方胡森俊”分别与“受让方李明仁”、“受让方李明哲”各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胡森俊同意将其在天目湖公司的出资额160万美元（占股权16%）、100万美元（占股权10%）分别转让给前述二受让人。后经行政审批及工商登记，天目湖公司投资者信息予以变更，李明仁、李明哲、胡森俊出资额分别为500万美元、400万美元、100万美元。2005年12月2日，“转让方胡森俊”与“受让方JMC.公司”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胡森俊同意将其在天目湖公司占注册资本10%的股权转让给JMC.公司，受让方将支付给转让方的款额100万美元以现汇形式直接汇入转让方个人账户。同日，“转让方李明哲”、“转让方李明仁”亦另签股权转让协议将全部股权转让给JMC.公司。一审庭审中，胡森俊表示，对前述李明仁、李明哲向JMC.公司转让股权所可能涉及的股东优先购买权问题，在本案中不予主张。根据相关司法鉴定意见，一审法院认定，2004年8月25日胡森俊分别与李明仁、李明哲签订的两份股权转让协议以及2005年12月2日胡森俊与JMC.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称“涉案三份协议”）中，落款处“胡森俊”签名并非胡森俊所签署。另据天目湖公司验资报告及其附件所记载的内容，胡森俊自2004年3月8日至2005年8月9日间，陆续多次向天目湖公司资本金账户缴存注册资本金共计101.3466万美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现有证据能否证明涉案三份协议是胡森俊转让其股权的真实意思表示。首先，关于法律适用问题。因本案的自然人当事人均为台湾地区居民，JMC.公司为外国企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第一项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台民商事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一款的规定，本案涉外民事关系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相关规定确定准据法。天目湖公司为外资企业，本案纠纷产生于该外资企业2004年8月25日、2005年12月2日的两次股权转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2001年修订）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外资企业的股权转让须经我国审批机关审批，该规定具有公法性质，是强制性法律规范，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条规定，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法律。其次，关于天目湖公司验资报告及其附件证明效力的问题。李明仁、李明哲、天目湖公司欲以此证明公司注册资本的实收情况与涉案三份协议相吻合，从而印证股权转让协议的真实性，对此一审法院认为，验资报告的内容是忠实于书面材料进而对注册资本缴纳情况予以记载，即股权转让协议在先，缴纳情况记载在后，所以在股权转让协议本身已有争议的情况下，验资报告不能对股权转让意思表示的真实与否产生直接的反向证明作用；而且根据李明仁、李明哲、天目湖公司的答辩意见，胡森俊仅是投入了前期大约100万至150万元人民币出资，公司其余注册资金均由李明仁、李明哲支付，该陈述与验资报告所记载的胡森俊缴纳出资额的情况并不相符，结合李明仁、李明哲、天目湖公司提交该份证据时的举证意见“验资报告体现出胡森俊曾经出资，但也只是记录为以胡森俊名义出资，胡森俊实际并未支付过出资款”，一审法院认为天目湖公司验资报告及其附件所记载的内容，不能真实客观反映本案当事人实际出资情况，故该证据无法达到李明仁、李明哲、天目湖公司的证明目的，同理，李明仁、李明哲、天目湖公司庭后提交的《银行存款日记账》亦不能印证股权转让协议的真实性。再次，关于数份天目湖公司《预算单》证明效力的问题。李明仁、李明哲、天目湖公司举证认为，涉案三份协议发生多年后，胡森俊重新被聘为公司管理人员，其知晓公司情况，由此印证胡森俊对股权转让是知情并认可的，对此一审法院认为，首先，李明仁、李明哲、天目湖公司所指出的相关《预算单》中胡森俊的签名，字迹潦草，完全无法辨识为胡森俊签名，且胡森俊亦予否认；其次，从证据展示的内容看，胡森俊签名在多数《预算单》中签署在最下方，而非具体某个职务栏内，具有对单据内容“总括性”整体签字确认、最终审核的可能；最后，公司的经营权与所有权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具体的公司职务属于经营权的范畴，不能依此反推该任职人员在公司的股东身份，即自然人的公司职务与其在公司的股东身份不具有法律和事实上的必然关联。因此，该证据同样不能达到李明仁、李明哲、天目湖公司的证明目的，无法印证涉案三份协议为胡森俊的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法院综合考虑以下因素：第一，胡森俊提交的鉴定意见可以证明涉案三份协议并非由其签署，此为直接证据；第二，李明仁、李明哲、天目湖公司答辩所称“胡森俊、李明仁、李明哲三人协商，决定由李明仁、李明哲支付胡森俊150万人民币退股金，从此胡森俊退出公司，支付方式部分为现金，部分为转账”，仅为其单方陈述，缺乏书面协议、支付凭证等证据印证，也与在案的其他书面证据不符；第三，本判前已评述，李明仁、李明哲、天目湖公司提交的两组相反证据均不足以证明胡森俊具有股权转让的真实意思，且即使该两组间接证据相结合，亦达不到较高的证明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另一方当事人提出的相反证据不足以反驳的，人民法院可以确认其证明力。综上，一审法院依法确认涉案三份协议并非胡森俊的真实意思表示。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因缺乏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涉案三份协议并非当事人设立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合法行为，该三份协议依法不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的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方受法律保护，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该法第五十六条规定，无效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该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据以上法律规定可知，合同不成立与合同无效，在“对当事人没有法律约束力”这一法律后果上同一，均应产生返还财产的法律责任，故一审法院依法确认胡森俊在天目湖公司占有36%股权，李明仁、李明哲、JMC.公司应当将已登记在其各自名下的、源于胡森俊的股权份额分别向胡森俊予以返还，且均应配合办理工商变更登记。至于李明仁、李明哲、天目湖公司提出的诉讼时效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的规定，当事人提出诉讼时效抗辩限于债权请求权，但本案并非是基于请求权的给付之诉，而是胡森俊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与李明仁、李明哲、天目湖公司之间不存在股权转让关系，为确认之诉，故本案李明仁、李明哲、天目湖公司依法不得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2004年8月25日“转让方胡森俊”分别与“受让方李明仁”、“受让方李明哲”签订的二份股权转让协议以及2005年12月2日“转让方胡森俊”与“受让方JMC.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不成立，胡森俊在天目湖公司占有36%股权；二、天目湖公司、李明仁、李明哲、JMC.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协助胡森俊办理确认胡森俊在天目湖公司占有36%股权的变更登记所需手续。一审案件受理费166000元，司法鉴定费44900元，共计210900元，由李明仁负担93734元，李明哲负担58583元，JMC.公司负担58583元。二审中，李明仁、李明哲、天目湖公司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以下证据：1、2004年10月19日、2005年5月13日、2005年5月16日电汇凭证三张，金额共计140万元，证明李明仁、李明哲已支付胡森俊退股金。2、公证书一份，证明证据１中涉及的140万元是李明仁、李明哲通过张兰汇给胡森俊的退股金。３、胡森俊英文签名的“投资款返还确认书”，证明胡俊森确认收到退股金且再无其他争议。４、胡林俊英文签名的“授权委托书”，证明胡森俊授权李明仁代表其行使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并代为签署相关各类法律文件。李明仁、李明哲、天目湖公司同时申请对证据3、４中胡森俊的英文签名进行鉴定。胡森俊质证认为：对于证据1、2，所涉及140万元是胡森俊卖球场会员卡的分红，与本案无关，且胡森俊一共向天目湖公司投资了101万多美元，与李明仁、李明哲、天目湖公司称投资款为150万元人民币不相符。公证书中询问人不是李明仁、李明哲本案二审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２、证据3、4中的落款不是胡森俊的签名，证据3中称“胡森俊汇付至李明仁名下的投资款”已无息返还，但事实上胡森俊的投资款是汇到天目湖公司，不会汇给李明仁；李明仁提交2004年8月25日的股权转让协议称此时已开始股权转让，而证据4显示2005年7月27日胡森俊才授权李明仁签订相关法律文件。上述两份证据的内容自身存在矛盾，不应被采信。李明仁、李明哲、天目湖公司二审中还申请唐雅群、马荫影、李名华出庭作证。唐雅群陈述：我于零几年的时候就帮李明仁、天目湖公司工作，主要在上海，一个月去几次天目湖公司，起到兼职财务的作用。胡森俊大概2014年3、4月至9、10月在天目湖公司，因是财务管理人员，所有预算单都要胡森俊签字。胡森俊的工资是一万元，为了不缴个税，工资帐上是4800元，剩下的5200元以现金的方式直接存到胡森俊中国工商银行东莞支行的卡上。我看到确认书、委托书上胡森俊的签名与其护照上的英文签名是一样的。马荫影陈述：其2003年至天目湖公司从事财务工作。胡森俊2014年在天目湖公司上班，早上7点半上班，中午在办公室休息，下午5点半下班，住所在一个别墅会所的2楼，不打卡。李明仁向大家介绍胡森俊在天目湖公司是作为员工来上班。财务上的预算都要给胡森俊签字，胡森俊在总经理处签字，因为看不懂上面的签字，还问了一下胡森俊，胡森俊说是英文名字。我今天才看到授权委托书，我认为委托书上的签字就是胡森俊。我们上班在一楼，胡森俊在二楼。李名华陈述：我从2013年开始在天目湖公司工作。2014年4月，董事长向大家介绍了胡森俊，说胡森俊以前是天目湖公司的董事，现在是员工，来和大家共事。胡森俊工作至8、9月就离开了，离开之后又短暂的回来过几天。董事长说预算上的事除了陈强签字外还需要胡森俊签字。我将预算单交给胡森俊签字，因为看到签字比较特别，还问了一下，胡森俊说是英文签名。委托书上的签字就是胡森俊签的。我们上班在一楼，胡森俊在二楼。李明仁、李明哲、天目湖公司认为，三名证人的证言能够证实：1、“投资款返还确认书”和“授权委托书”中胡森俊的签名和她们在工作上交给胡森俊预算单上的签名是一致的。2、胡森俊在2014年是以普通员工的身份到天目湖公司上班，领取一份不太高的薪水，可见胡森俊在2014年对于天目湖公司股东变更、董事长已变更为李明仁是明知的，可以推论出胡森俊确有将自己的股份退出的意思表示。胡森俊质证认为，2013年底，胡森俊是在天目湖公司工作过，是因为当时管委会要求天目湖公司整顿内部的混乱，同时公司还受到政府处罚，李明仁为了稳定混乱局面让董事长胡森俊来处理。胡森俊在参与管理了多月后把混乱局面交给了现场总经理陈建豪后就离开了天目湖公司。三名证人均与李明仁、李明哲、天目湖公司具有利害关系，其证言不能作为证据采信。而且三名证人也认可没有看到胡森俊在授权委托书或其他档案材料上签字，不能仅仅从表面上就认定系胡森俊所签。证人陈述的不是真实、有效的事实。经本院向胡森俊释明，其明确表示不同意申请对“投资款返还确认书”及“授权委托书”中“胡森俊英文签名”是否为其本人所签进行鉴定。经各方当事人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涉案三份股权转让协议是否系胡森俊真实意思表示，是否合法有效。本院认为，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法律审理本案正确，本院予以确认。综合本案各方当事人的举证，本院认为，胡森俊以涉案三份股权转让协议中并非其本人签名而主张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依据不足，理由如下：首先，虽然鉴定意见为涉案三份股权转让协议并非由胡森俊签署，李明哲也认可该三份协议中的胡森俊签名系其所写，但代签事实的存在并不意味着三份股权转让协议即为虚假。经查，天目湖公司工商登记资料中的胡森俊签名均不是其本人所签，其中设立时的外商投资企业开业登记申请书、公司章程、向有关部门的请示报告中的胡森俊签名与三份股权转让协议中“胡森俊”签名相似。故存在着胡森俊曾委托他人办理设立天目湖公司各项手续及在材料上签名的情形存在。其次，李明仁、李明哲、天目湖公司在一、二审中关于胡森俊退股情况的陈述前后一致，其主张“胡森俊、李明仁、李明哲三人协商，决定由李明仁、李明哲支付胡森俊150万人民币退股金，从此胡森俊退出公司，支付方式部分为现金，部分为转账”。一审法院认为上述主张仅为其单方陈述，缺乏证据印证。二审中，李明仁、李明哲、天目湖公司补充提交“投资返还确认书”和“授权委托书”以证明其主张的上述事实。其中“投资返还确认书”的内容为：“胡森俊先生汇付到天目湖公司李明仁先生名下的投资款共计人民币壹佰伍拾万元，现已全额无息返还，相互之间无任何争议，特此确认。”“授权委托书”的内容为：“本人胡森俊，系天目湖公司股东。现本人特别授权委托李明仁先生代表本人全权行使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并代为签署相关的各类法律文件。”两份证据中有胡森俊的英文签名。胡森俊在一审中不认可其有英文名及英文签名，而实际在其早年的护照中有同样的英文签名。李明仁、李明哲、天目湖公司还提交了时间分别是2004年10月19日、2005年5月13日、2005年5月16日的三张汇款凭证及关于该汇款的公证书，汇款金额共计140万元，汇款人张兰亦明确表示其为天目湖公司出纳，其系替李明仁、李明哲向胡森俊汇出上述款项。胡森俊认可收到该款，并称系卖球场会员卡的分红，与本案无关。但在一审庭审中，李明仁、李明哲、天目湖公司的代理人曾问胡森俊的代理人：“2005年以后，胡森俊是否向李明仁、李明哲询问分红等财务情况？”胡森俊的代理人回答：“询问过，但是李明仁回答公司在投资阶段，暂不分红。”胡森俊在一、二审中的上述陈述显然存在矛盾。第三，关于胡森俊在2014年是否回天目湖公司工作的问题。李明仁、李明哲、天目湖公司在一审中提交了预算单，二审中申请了三名证人出庭作证，以证明胡森俊在2014年曾回天目湖公司从事财务负责人工作。胡森俊虽在一审及二审庭庭审中一再否认十几年中未参与过天目湖公司的经营，但在二审庭后认可2013年底因天目湖公司管理混乱曾回去工作多月，而天目湖公司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即已申请工商登记变更，故胡森俊在较长时间负责天目湖公司经营后仍称其不知道股权变更之事不符合常理。第四，关于胡森俊实际出资额的问题。胡森俊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实际出资额，一审中其主张实际出资200万美元。一审法院根据李明仁、李明哲、天目湖公司提交的天目湖公司工商登记材料中的十五期验资报告，认为反映出胡森俊至2005年8月出资1013466美元。但李明仁、李明哲、天目湖公司提交该验资报告的举证目的在于证明验资报告反映出在2004年8月25日至2005年12月2日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后，胡森俊出资比例逐步减少至10%，直至全部转让股权后，胡森俊再无出资；并提出整个验资过程是基于验资的需要，以胡森俊的名义从胡森俊的的账户打到天目湖公司账户上，表面上体现出胡森俊曾经出资，但实际并未支付过出资款。该主张并非没有可能性，一审法院在胡森俊未做任何举证的情况下，仅以该十五份验资报告认定胡森俊实际出资1013466美元，依据不足。最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本案中，涉案三份股权转让协议虽非由胡森俊本人签署，但李明仁、李明哲、天目湖公司提交的“投资返还确认书”和“授权委托书”反映出各方已就股权转让达成一致，其上有胡森俊的英文签名，该签名与胡森俊本人英文签名相似；胡森俊曾有委托他人办理相关法律手续的情形存在；其亦认可收到张兰所汇的140万元，但对该款项的性质未作出合理解释；胡森俊还曾在2013年至2014年回天目湖公司工作，从常理而言应当知晓股权变更及其职务的变化。故根据上述举证情况，可以认定李明仁、李明哲、天目湖公司所主张的胡森俊委托他人签署涉案三份股权转让协议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而胡森俊欲推翻该事实应提供反证。但经本院释明后，胡森俊拒不同意对“投资返还确认书”和“授权委托书”中胡森俊的英文签名申请鉴定，应就此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胡森俊主张涉案三份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其仍为享有天目湖公36%股权的股东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另，关于一审审理程序的问题。JMC.公司系注册于萨摩亚独立国阿皮亚市的公司，经查，天目湖公司2005年12月2日的章程中记载JMC.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李明仁，2005年12月2日的股权转让协议的落款处亦是李明仁作为JMC.公司代表签字盖章。二审经向李明仁送达JMC.公司的应诉材料后，JMC.公司向本院邮寄了《联系函》，表明其能够收到相关法律文书。李明仁、李明哲、天目湖公司在能够提交而不提交JMC.公司工商资料的情形下，以一审法院向李明仁送达JMC.公司法律文书主张审理程序违法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李明仁、李明哲、天目湖公司二审中提交了新证据，部分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一条、第一百六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条、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苏04民初110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胡铠丞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66000元，司法鉴定费44900元，共计210900元，由李明仁、李明哲、JMC.公司负担44900元，胡铠丞负担166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66000元，由胡铠丞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芬审判员 徐美芬审判员 罗伟明二〇二〇年六月四日书记员 易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