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2民终547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少春，男，1964年8月8日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玉蓉，重庆索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庆彬，广东济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魏放，男，1963年9月26日生，汉族，住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姜辉，江苏法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俊男，江苏法舟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周少春因与被上诉人魏放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法院（2018）苏0213民初106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11日立案受理，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周少春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其系挂名股东，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与事实不符。1.工商登记及验资报告并结合魏放举证的出资及增资缴款单均证明其系重庆普施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后更名为重庆普施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施康公司）股东，证明力远大于魏放提供的证人证言。且钟某和许某均旁听了案件审理，与魏放也存在利害关系，该证言不具有客观性，甘某和张某的证言也同样不具有客观性。2.普施康公司未对周少春分红，不应构成周少春不是公司股东的理由。普施康公司是周少春一手创办的，公司主要产品也是周少春的技术。钟某也在证言中陈述“听魏放说周少春走了，认为周少春走了就更搞不下去了”，许某证言中称周少春突然离开，其与魏放还去广州见周少春，均可以证明周少春是普施康公司股东，参与普施康公司经营。3.周少春与魏放之间从未签订过股权代持协议，魏放也无证据证明周少春代持了魏放的股权。魏放提供的证据也不能证明魏放就是实际出资人，实际操作中可能存在周少春委托魏放缴纳出资款、魏放自愿代周少春缴纳、魏放以出资和增资款抵消与周少春之间的其他往来等各种可能性。4.周少春从未认可退出股东身份，即便周少春曾说过要“退出”公司，也仅是退出公司经营管理而非退出公司股东身份。周少春成立了类似公司也不能构成周少春同意转让普施康公司股份的依据，周少春未行使股东权利系因公司由魏放掌控，但也不能因权利人不行使权利就认为权利人放弃股份。被上诉人魏放答辩称：1.工商登记、验资报告等表征性证据，仅是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但并非不得对抗实际出资人，无法证明周少春系实际出资人。一审法院从是否实际出资、是否参加经营决策、是否参与股东分红等实质要件认定周少春并非实际股东，应以此为准。2.证人证言客观真实，种秀群和许某仅是旁听了关于笔迹鉴定的听证程序，该程序并未涉及案涉实体审理和争议焦点，不影响证人证言的效力，魏放与证人之间的利害关系与证言的客观真实性并无必然因果关系。周少春否认几位证人证言的真实性的理由均不成立。3.周少春无证据证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周少春在本案起诉前12年期间，未行使股东权利、未参与经营关系与股东身份不符，周少春称因公司被魏放掌控，完全可以通过司法途径解决。事实上，周少春在此期间另行设立了经营范围相类似的公司，对作为股东应当享有的权利是已知和应知的。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予以驳回。周少春一审起诉请求：确认2006年3月25日以周少春名义与魏放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不成立，魏放返还周少春在普施康公司30%的股权。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4年3月，普施康公司申请设立登记，工商登记资料显示注册资本50万元，其中周少春持股25%（注册资本12.5万元），张某持股25%（注册资本12.5万元），钟某持股25%（注册资本12.5万元），魏放持股25%（注册资本12.5万元），魏放为普施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同年12月，张某将其名下25%的股份分别转让给周少春5%（注册资本2.5万元）、魏放10%（注册资本5万元）、钟某10%（注册资本5万元）。同月，普施康公司增资50万元，验资报告显示，周少春增资15万元，钟某、魏放分别增资17.5万元。经股权转让和增资后，周少春在普施康公司占股30%、魏放占股35%、钟某占股35%。2006年3月25日，钟某将其名下35%的股份全部转让给魏放，系争股份转让协议显示，周少春亦将其名下35%的股份全部转让给魏放。同日，魏放作为普施康公司法定代表人向工商登记机关申请公司变更登记，经变更登记，普施康公司股东由魏放、周少春、钟某变更为魏放、许某，注册资本由100万元增资至200万元，其中，魏放持股55%（注册资本110万元）、许某持股45%（注册资本90万元）。2006年4月5日，周少春与案外人出资设立广州释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释康公司），经营范围为医疗技术的研究、开发、销售等，周少春任监事，该公司于2018年7月26日经核准注销。2008年1月30日，周少春又与案外人出资设立广州奥迈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迈公司），经营范围为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医用电子仪器设备的生产等，周少春任监事。2017年，普施康公司曾与该公司就2015年签订的一份协议产生争议而诉讼至法院，经两审终审，法院判决双方的协议解除。该起诉讼中，周少春确认：自2006年4月份成为释康公司的股东后，其便没有参加过普施康公司的股东会会议、董事会会议及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亦未要求公司分配过利润。一审法院另查明，2004年11月，深圳市欣隆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欣隆公司）向普施康公司转账50万元，钟某系欣隆公司法定代表人。普施康公司现注册资本为1400万元，股东有魏放、毛里求斯ＳＡＩＦＩＶＭａｕｒｉｔｉｕｓ（Ｃｈｉｎａ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Ｌｉｍｉｔｅｄ、无锡搏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许某、上海复星平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赛富祥睿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一审诉讼中，周少春对于系争股份转让协议和2006年3月25日股东会决议中“周少春”字样的签名不予认可，并向一审法院申请进行笔迹鉴定，一审法院遂委托苏州同济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鉴定意见认为上述协议中“周少春”字样的签字并非周少春本人书写。因笔迹鉴定事宜，周少春（奥迈公司代付）支付鉴定费用41720元。上述事实，有普施康公司股东（发起人）名录、首届股东会决议、首届董事会决议、验资报告、普施康公司章程、变更登记申请书、普施康公司股东（发起人）出资情况表、系争股份转让协议、2006年3月25日股东会决议、董事会决议、监事会决议、职工大会决议、司法鉴定意见书、人行支付来账修改收款人清单、中国银行汇兑支付来账凭证、中国银行重庆市分行进账单、公司设立登记审核表、企业名称预先核准申请书、释康公司工商登记资料、奥迈公司工商登记资料、普施康公司章程修正案、重庆市江北区商务局文件、民事判决书以及当事人陈述等在卷佐证。一审庭审中，魏放申请证人出庭作证如下：1、证人甘某出庭作证，其陈述：其在会计师事务所工作，2004年普施康公司成立时的验资报告系其出具，当时是魏放一人将50万元注册资本拿给其并与其一同存入验资账户，当时魏放说该50万元是他一人所出，其没有见过普施康公司其他股东。2、证人钟某出庭作证，其陈述：普施康公司成立时，其并没有出资，也不知道自己是股东，后来魏放称公司没钱问其借钱，其就在2004年11月通过自己控股的欣隆公司给普施康公司打款50万元，其从未参与普施康公司的经营管理，除了退出公司的相关文件是其本人签字外，董事会决议、股东会决议上的签字均非其所签，相关手续也都是魏放一人办理。3、证人张某出庭作证，其陈述：其没有参与普施康公司的设立，也未实际出资，仅系帮朋友魏放代持公司股份。2004年12月2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上的“张某”不是其所签，也不清楚为何魏放要将其名下的股份转让给周少春等人，所有手续均是魏放办理的，其也没有收到周少春等人支付的股权转让款。4、证人许某出庭作证，其陈述：其与魏放系朋友，2006年，魏放来找其，称因周少春家里有事要回广州，突然离开了公司，故希望其能加入到普施康公司。其问魏放其进入公司后股权怎么分配，魏放说原来注册资本100万元，可增资到200万元，魏放占股55%，其占股45%。后来其跟魏放一起去广州见了周少春，周少春表示其不想夫妻两地分居，且不愿意继续做这个行业了，故想要回广州做医生，并劝其去普施康公司跟魏放合作。关于股权的转让等事宜，都是由魏放操办的，当天魏放确实拿了一些资料给周少春，但签没签字其不清楚。第二天，周少春把资料给了魏放。从广州回来之后，周少春就没有再跟公司联系过，也没有跟公司打过电话。周少春质证认为，1、证人甘某出庭作证申请程序不符合证据规则，对其证言不应采信。2、证人钟某旁听了本案，违反了法律规定，对其证言不应采信。3、证人张某仅陈述在公司成立时其没有出资，但其并不清楚其他股东的出资情况，也不在出资的现场，因此不能证明周少春没有对普施康公司进行出资。4、证人许某的证言不应采信，理由为证人许某旁听了本案的鉴定听证程序，也以魏放代理人的身份参与了选取鉴定机构的程序，其非常清楚诉辩双方争议的事实，同时，证人许某目前也是普施康公司的股东，本案的审理结果与其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原审法院认证如下：对证人甘某的证人证言，该证人与本案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对其证人证言予以采纳。证人钟某、许某虽旁听了2018年12月24日的笔迹鉴定听证程序，但该听证程序并未涉及本案实体审理和争议焦点问题，旁听鉴定听证程序并不影响钟某、许某证人证言的效力，对其证人证言，予以采纳。证人张某与本案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对其证人证言予以采纳。原审法院经审查后认为，虽然周少春提供的发起人名录、验资报告、公司章程等证据显示其持有普施康公司股份，系该公司股东，但由于验资、工商登记等程序通常只进行形式上的审查，无法反应股东的真实出资情况，因此，公司股权的确认，不能简单以验资报告、工商登记信息来认定，而应充分考量股东出资的真实情况、结合各股东之间的约定，从保护实际出资人权益的角度出发，进行综合认定。本案中，周少春虽主张系普施康公司股东，但其自始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已履行了公司成立时的出资义务、受让公司股权时的支付股权转让对价款义务以及公司增资时的增资义务，且在庭审中其先表示以资金出资，后又曾表示以技术出资，前后陈述自相矛盾，无法自圆其说。而结合魏放提供的证据：第一，证人甘某的证言，证实普施康公司成立时是魏放一人将50万元注册资金交给其，并与其一起存入验资账户；第二，证人张某的证言，证实其仅是普施康公司的挂名股东，2004年12月的“股权”转让事宜皆是由魏放代办，其并未收到过周少春的股权转让款；第三，证人钟某的证言以及相关交易凭证，证实其仅是普施康公司的挂名股东，2004年12月公司增资时，50万元的增资款皆由其控股的案外公司转给普施康公司，周少春并未进行增资。综合上述证据可证实，周少春从未履行过股东的实际出资义务，加之其承认从未以股东身份参与过普施康公司的分红，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参与过公司的重大经营决策，因此，2006年3月25日之前，虽然周少春名义上为普施康公司股东，但其仅系挂名股东。关于2006年3月25日后，周少春是否仍为普施康公司股东。原审法院认为，虽然经过司法鉴定，系争股份转让协议上的“周少春”字样非其本人所签，但由于周少春仅为挂名股东，其名下股份本身就是代实际股东持有，实践中由实际股东代为办理股权变更事宜的情况并不在少数（如本案的挂名股东张某就自认2014年12月的股份转让协议系魏放代为办理，该协议上的签名并非其本人所签），再加之在办理工商登记事宜中周少春就有让他人代为签名的先例，故并不排除其委托他人代为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的可能。其次，证人许某的证言表明，2006年3月，周少春确实表示要退出普施康公司，所以魏放才邀请其加入公司并对公司股权做了新的调整规划，结合“退出”的字面意思及股权调整规划中股东不再有周少春来看，当时三方的合意应为周少春转让其全部股份，许某作为新股东加入。最后，从2006年3月25日普施康公司股权变更登记之后的客观事实来看，周少春在离开普施康公司的次月初就设立了业务范围相似的释康公司，之后又设立了奥迈公司，并且对奥迈公司与普施康公司的合作与诉讼表示不知情，此外，至本案起诉前长达12年的时间里，周少春不仅从未行使股东权利，亦未参与过普施康公司的经营管理，甚至不再跟公司有任何联系，明显与其作为该公司股东的身份不符。结合上述证据与事实，有理由相信周少春将其名下股份转让给魏放系其真实意思表示，故对其要求确认系争股份转让协议不成立及魏放退还其普施康公司30%股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鉴定费，因该笔费用系双方当事人对“周少春”笔迹的真伪存有争议并同意委托苏州同济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而发生，而鉴定结论表明该签名确非周少春所签，与周少春主张相符，故相应费用应由魏放承担。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周少春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200元、诉前保全费5000元，合计25200元，由周少春负担。鉴定费41720元（周少春已预交），由魏放负担，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直接支付给周少春。二审经审理查明，对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此外，本院确认，苏州同济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中载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上“周少春”的签名笔迹“部分运笔动作有断笔及重描现象，行快实慢，缺乏笔力变化及正常书写时笔画间应有的照应关系”。二审审理期间，经周少春申请，本院出具调查令向重庆市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重庆药监局）调取普施康公司的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许可证审批材料，从调取的材料显示，2005年8月29日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许可证上企业负责人为周少春，医疗器械注册产品标准主要起草人为周少春和王黎；2010年2月21日医疗器械生产医疗企业许可证审批表和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许可证上均载明普施康公司的负责人为周少春。周少春认为该系列证据证明，普施康公司作为医疗器械生产企业，对公司负责人有特别要求，截止2010年，周少春均为普施康公司的企业负责人，周少春是参与了普施康公司主要产品的生产经营的，为该公司的合法股东。魏放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这些只是形式上的资料并不能证明周少春实际参加公司的生产经营，周少春在一审庭审中自认因两地分居的原因，于2006年3月成立了释康公司，此后没有给普施康公司提供过技术支持。二审庭审中，关于普施康公司的筹建，魏放陈述，普施康公司成立之初，是钟某到重庆找到他，说一起搞项目，他提出股东是谁的问题，他就找了一个本地人张某，处理一些社会关系上的事情，钟某就喊了周少春。四个人之间当时没有明确约定，实际上是钟某在牵头。周少春对此也陈述，钟某确实是牵头人，四个人在深圳开了个会，一致同意把他的技术在重庆落地，四个人一起筹建公司。双方一致确认，2004年3月普施康公司成立至2006年4月5日周少春离开期间，周少春负责普施康公司的技术，月薪6000元。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周少春是否为普施康公司的实际股东，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其真实意思表示。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综合分析双方提供的证据，周少春应当为普施康公司的实际股东，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不成立。首先，从双方的合意而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可见，股权代持协议约定的内容应当包括实际出资人、名义出资人，实际出资人的权利为享有投资权益，义务为出资，名义出资人的权利义务为登记为股东。本案中，普施康公司的工商登记和验资报告均载明周少春系普施康公司的股东，魏放主张其为实际出资人，周少春仅是名义股东，但并未提供双方存在股权代持合意的证据予以证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经司法鉴定并非周少春本人所签，魏放同样没有证据证明双方存在股权转让的合意。其次，从普施康公司的筹建设立而言，周少春和魏放均陈述当时由钟某牵头，四人协商成立了普施康公司，这与股权代持的法律关系也并不相符。周少春在普施康公司成立后的两年多具体负责技术研发，普施康公司也获得了重庆药监局的一系列批文，显然周少春是参与了普施康公司的经营的，2006年周少春退出普施康公司的经营并不意味着退出股权。虽然周少春自2006年离开普施康公司后从未主张过股东权利，但未主张股东权利并不意味着放弃股权。其三，从实际股权演变的过程来看，一审中，普施康公司的另两位原始股东钟某和张某均作证称，其两人未实际出资，仅是代魏放持有，但该两人与魏放的关系与周少春与魏放的关系并无必然因果关系。按照法律规定，有限责任公司仅需要2名以上的股东，如按照魏放陈述，普施康公司仅有其一人为实际股东，则其也仅需另行找一个名义股东代其持有股权即可在形式上成立有限责任公司。2004年张某将股权转让时，也未将其所持有的股权均转至魏放名下，而是分别转给了魏放、钟某和周少春，该事实与其本人陈述的系代魏放持有股权也相矛盾。其四，从周少春同意他人代签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可能性而言，2006年许某增资前，魏放和许某曾前往广州找过周少春，按照魏放所述其向周少春出具了股权转让协议，如周少春认可仅系代魏放持有股份，自愿退出股权，则当面即可签订该协议，没有必要委托他人代理签字。且鉴定意见书明确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上“周少春”的签名存在“部分断笔和重描现象，形快实慢”等情形，显然与委托他人代签也不相符。其五，关于周少春是否实际出资的问题，本院认为，周少春作为股东是否出资到位、其出资来源与其股份身份并无关联。魏放如认为周少春未出资到位或其代周少春垫付了出资款，可根据法律规定另行主张，与本案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成立并无直接关联。综上，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因并非周少春真实意思表示而不成立。魏放未经过周少春同意将周少春名下的股份转至自己名下系无权处分，但后续新入驻的股东鉴于工商登记的公示情况对普施康公司进行增资并无主观过错，属于善意第三人。现周少春主张魏放向其返还30%的股权，因普施康公司股权结构已经发生变化，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中涉及的周少春的30%股权也已经发生变化，且股权的返还涉及到普施康公司现有其他股东的权利，周少春可就魏放的侵权行为另行主张。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法院（2018）苏0213民初10656号民事判决；二、2006年3月25日以周少春名义与魏放签订的《重庆普施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不成立；三、驳回周少春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0400元减半收取20200元、诉前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25200元，由周少春负担12600元，魏放承担12600元，鉴定费41720元由魏放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40400元，由周少春负担20200元，魏放承担20200元。(上述费用均由周少春预交，魏放承担部分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直接支付给周少春)。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缪凌审判员  钱菲审判员  胡伟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二日书记员  周咪本案援引法律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行为人可以明示或者默示作出意思表示。沉默只有在有法律规定、当事人约定或者符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习惯时，才可以视为意思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第五十一条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一款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