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3民终39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胡金艳，女，1975年7月20日出生，汉族，住温州市鹿城区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文俊，浙江井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董小妹，女，1967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温州市鹿城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翁连芬，女，1977年7月27日出生，汉族，住温州市鹿城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季庆文，男，1978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住泰顺县。上列三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爱光，上海浩信（温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三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启信，上海浩信（温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黄芝菲，女，1971年12月6日出生，汉族，住温州市鹿城区。上诉人胡金艳与上诉人董小妹、翁连芬、季庆文及原审第三人黄芝菲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302民初92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胡金艳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胡金艳的一审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诉讼费用由董小妹、翁连芬、季庆文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说理部分不符合逻辑，自相矛盾，举证责任分配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具体陈述如下：一、一审判决第9页第二段只认定了“第三人记账”，结合微信“合伙人群”2018年1月19日的聊天记录显示，是董小妹指派第三人黄芝菲负责做账，董小妹、翁连芬、季庆文共同管理合伙体财产的收支和投资，黄芝菲根据董小妹、翁连芬的指示和提供的数据做账，这一事实证明黄芝菲2018年6月26日发布在微信“合伙人群”中的《合伙账务明细》，反映的是合伙体投资收益及支出的客观事实，截止2018年6月26日尚未收回的配资款为304999.8元。一审法院仅凭董小妹自己的辩称，就将董小妹汇入合伙体账户的2090620.36元认定为董小妹个人对未收回配资款的承担，显然缺乏证据，同时不符合逻辑、不符合常理。二、一审判决第10页第二段仅认定“股票配资使用了翁连芬的中信建投证券账户”是错误的。根据微信“合伙人群”2018年1月19日的聊天记录显示，董小妹对其他合伙人表示“用翁连芬现有的账户中信建投证券马上做（股票配资），跟我其他4个账户可以联保”。显然，合伙体配资款是否收回不仅仅体现在翁连芬的证券账户中，一审法院在没有查明董小妹联保的4个配资账户资金情况，也没有查明董小妹汇入合伙体账户的2090620.36元是否是其另外配资账户转出的资金，就认定该2090620.36元为董小妹个人对未收回配资款的承担，显然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三、做股票配资合伙体出资1100万元，翁连芬出资100万元，配资借款人提供保证金300万元，共计1500万元。2018年3月2日，翁连芬配资托管账户中的股票全部卖出，账户资金余额9604379.84元。2018年3月6日，合伙体收回8604379.84元，另100万元由翁连芬收取。翁连芬可以全额收回100万元配资款的事实，证明通过与董小妹4个配资账户联保，合伙体的配资款同样没有发生损失，可以全额收回。四、被上诉人在自己的反诉状和反诉证据中都不好意思编造的谎言，一审法院却越殂代疱，匪夷所思的帮被上诉人认定了合伙体收回的2090620.36元配资款系董小妹垫付的！如果这一垫付事实确实存在，那么在微信“合伙人群”长达8个多月的聊天记录中，或者在合伙人因为分配款项发生争议后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或者其他任何形式的证据，总会有被提及过，但是至今为止除了被上诉人当庭陈述外，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五、一审判决第12页第二段在评判本案时采用了不同的标准，并且逻辑混乱、自相矛盾。像董小妹这样对合伙体支付给胡振宇10万元都耿耿于怀的人，竟然仅仅因为歉意就自愿承担2090620.36元的巨额亏损，这竟然也能被一审法院认为是“符合常理”！另外，一审法院认为董小妹既然已经作出承诺承担亏损，就应当诚实信用，不应当推翻自己的承诺。既然如此，董小妹已经将2090620.36元汇入合伙体账户，履行了自己的承诺，那么这些款项就已经是属于合伙体所有，上诉人要求分配这些合伙体所有的资金合情合理合法，应当得到法院的支持。审理中，胡金艳补充以下理由：在本次配资炒股中，配资出借人出借的配资出借款为1200万元（合伙体出资1100万元，翁连芬出资100万元），按照配资惯例，一般强制平仓线是配资出借款的110%，警戒线是配资出借款的120%，故警戒线应当为1440万元，强制平仓线应当为1320万元。根据董小妹与陈建光之间汇款记录：1、2018年2月1日，陈建光（2720）汇给董小妹（7778）100万元。2018年1月29日，股票市场收盘时，凯恩股份收盘价为10.39元／股，该证券账户总资产为14028691.54元，已低于警戒线（1440万元），陈建光于2018年2月1日汇给董小妹的100万元，陈建光汇给董小妹的这100万元本应该直接转入证券账户，用以保证证券账户总资产不低于1440万元的警戒线，但由于2018年1月29日收盘后正逢春节休假日股票市场休市，直至2月13日才开盘（股票市场休市期间无法从银行账户转入证券账户），且开盘时凯恩股份就跌停了，当日收盘时该证券账户总资产为12633967.54元，已低于强制平仓线，该证券账户需要进行强制平仓。2、2018年2月13日，陈建光（2720）汇给董小妹（7778）100万元。2018年2月13日开盘时凯恩股份即跌停，造成该证券账户总资产仅为12633967.54元，低于强制平仓线，而在股票遇到第一个跌停日后往往会接连几日跌停导致巨额亏损，为保障配资出借人出借的本金能够顺利收回，陈建光于2018年2月13日应董小妹要求再次汇给董小妹100万元。3、2018年2月22日，陈建光（3990）汇给董小妹（7778）100万元。凯恩股票在2018年2月13日、2月14日、2月22日开盘后连续跌停，导致股票无法强制平仓，对配资炒股的亏损具体金额又无法确定，为保障配资出借人出借本金能够顺利收回，陈建光于2018年2月22日应董小妹要求再次汇给董小妹100万元。为尽快抛售证券账户上连续跌停的凯恩股票，2018年3月2日利用浙商证券中的“高速通道”在股票市场开盘时，将凯恩股票全部抛售，此时证券账户总资产为9604379.84元，亏损金额已具体确定为5395620.16元。4、2018年3月6日，董小妹（589）汇给陈建光（2720）344379.84元。配资炒股亏损为5395620.16元，截止2018年2月22日，陈建光已汇给董小妹600万元。按照惯例只有前面“大头部分”结算完，才会结算“小头部分”，尤其是零头5620.16元，恰好是董小妹2018年3月6日本来应返还陈建光35万元，并扣除5620.16元零头，才汇给陈建光344379.84元。即这条汇款记录系董小妹与陈建光最终结算的依据，故截止2018年3月6日，陈建光已归还全部的配资借款，合伙体与陈建光等人已全部结清配资借款。综上所述，董小妹中国建设银行卡（卡号：62×××78）系合伙体资金真正“公用”的银行账户，不仅证明了合伙体配资过程对内、对外资金往来情况，而且也证明了配资出借款已全部收回，甚至也证实了合伙体资金均系董小妹个人进行操作，且已霸占了合伙体出借款收益，现我方将另行起诉主张权利。无论如何，本次配资出借款1100万元陈建光已全额归还，董小妹现故意隐瞒且作伪证，应当严惩。董小妹、翁连芬、季庆文答辩称：一、合伙体的亏损不因为是否存在账册而改变，也不因为任何的举证责任由哪一方承担而改变事实。二、补充上诉状中，上诉人提到账户余额是还有1315929.33元，但账户余额并不是亏损额，只是账户里还剩下多少钱，本案中董小妹垫付了200多万，若没有董小妹垫付行为，那么亏损额就是账户余额。但实际上，董小妹的垫付行为，推翻了结论，即账户余额加上董小妹的垫付行为，最后结算出来的才是亏损额或者盈利。三、做账的第三人黄芝菲系与胡金艳合伙作为合伙协议的乙方，自称其与其存在利害关系。因此，微信记录中，黄芝菲发合伙账目明细不能直接作为结算依据。同时，黄芝菲在一审中并没有出庭接受各方的质证。因此，它既不属于当事人陈述，也不属于证人证言，更不属于书证。因此，其一审的证人证言是不存在任何证明力的。四、董小妹在一审中已经提供了账目清单，每一笔账对应的银行转账记录，还有证券的出入记录，都能相互印证。故一审法院就是在此基础上得出的一个结论是合伙体确实亏损了113万或115万。从微信记录来看，2018年6月26日之后，双方还在讨论，因此账户月不是最终结算。董小妹账户是否有其他的证券资金在使用的问题，我们认为与本案无关，而且董小妹在一审中已经提供了补充证据，其提供的邮政储蓄银行卡证明了该款项是董小妹个人所有的，是以其自己的积蓄来垫付。翁连芬收取的100万，如果跟胡正宇的收取的10万元能一起退款，则同意一起结算。董小妹、翁连芬、季庆文上诉称：改判胡金艳给付上诉人559339.19元及利息损失（利息损失按照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年利率4.35%从起诉之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诉讼费用由胡金艳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董小妹垫付的2090620.36元系自愿承担行为是错误的。一审法院在判决书（2019）浙0302民初9251号指出：“被告董小妹向合伙体账户汇入2090620.36元，系其自愿行为，且在庭审中解释称出于对其他合伙人的歉意表示愿意承担股票配资款未收回部分的亏空，该承诺已经做出，并在之后分配资金时实际向各合伙人分配了部分资金，故在股票配资损失尚未追回之前，董小妹出于自身处分行为所作出的分配行为不应推翻，其现要求原告返还已分配部分，有违诚信，本院不予支持”，对于以上判决的异议如下：一、一审法院查明股票配资已然出现亏损，同时董小妹垫付款项的事实清楚。根据一审提交的所有证据以及账目清单，可以明确证明亏损1131864.87元的事实，同时的证据可以明确看出董小妹垫付了2090620.36元的事实，因此按合伙比例承担的原则，胡金艳应该退还上诉人559339.19元。二、董小妹自始至终未向胡金艳作出自愿承担损失的承诺，一审判决错误。董小妹向合伙体账户汇入2090620.36元的事实清楚，庭审中，董小妹的陈述原话为：“当时董小妹因为自己发起配资的，感觉对不起大家，心想垫付下去，如果没起纠纷就这样算了，没想到胡金艳反而起诉有钱不分，为此董小妹主张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为此，从该案的证据可以很明确反映董小妹垫付了款项，而且内心是想息事宁人，但是自始至终未作出承担损失的承诺。三、胡振宇收取的10万元，应由胡金艳承担。一审法院在判决书（2019）浙0302民初9251号指出“该10万元同理应由合伙体向收款人胡振宇主张，如存在追回相应款项的情形，再予以分配.反诉原告称该款系由原告胡金艳收取并要求返还部分款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这显然属于逻辑不通，胡金艳负有连带责任返还10万元款项。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董小妹自愿承担亏损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一审判决认定胡振宇收取的10万元，应由合伙体向胡振宇追偿也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故依法应予改判。胡金艳答辩称：一、2018年8月之前董小妹从未告知有垫付行为或愿意补亏。从资金支付、分配情况看，翁连芬拿走100万也是从未告知合伙体的。一审认定董小妹自愿认亏是不合理的，实际是董小妹自行炒股。二、胡振宇收取的10万元是用于拍卖、解决纠纷、协调所需资金，一审认为由合伙体承担我方认可。黄芝菲未作陈述。胡金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董小妹、翁连芬、季庆文立即共同归还胡金艳人民币592168元，并支付起诉之日起至履行金钱给付义务时止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诉讼费由董小妹、翁连芬、季庆文承担。董小妹、翁连芬、季庆文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胡金艳给付董小妹、翁连芬、季庆文559339.19元及利息损失（利息损失按照年利率4.35%从起诉之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诉讼费用由胡金艳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1月，原告胡金艳与第三人黄芝菲作为乙方、三被告即董小妹、翁连芬、季庆文作为甲方，共同签订了一份《合作协议》，约定共同出资参加温州市鹿城区洪殿北路11号振宇宾馆房产的网络司法拍卖。甲乙双方各占50%份额，出资款项均汇入董小妹账户，以董小妹的名义参与竞拍，第三人负责记账。双方还就其他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合作协议》签订后，各合伙人按约定的比例出资，合计出资3420万元，均汇集至约定的董小妹账户。合伙体建立微信群，对合作及投资事宜进行沟通交流，该群中人员包括三被告、第三人、被告季庆文的妻子及案外人朱素敏，原告不在该群中。2018年7月1日，案外人胡振宇加入该群，一段时间后被踢出该群。2017年11月28日，合伙体通过司法拍卖竞得前述标的物。同年12月5日，原、被告及第三人在宁波海事法院共同签署了《拍卖成交确认书》，确认原告胡金艳占45%的份额，被告董小妹、季庆文、翁连芬分别占25%、15%、10%的份额，第三人黄芝菲占5%的份额。同年12月9日，朱素敏（代表原告）、三被告及第三人召开会议，并形成会议纪要（第一次），对拍得房产的管理及使用达成一致意见。之后，合伙体以标的物与网拍公告中的描述不一致为由，向宁波海事法院提起执行异议。经宁波海事法院审理后，于2018年3月15日作出（2018）浙72执异10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撤销（2017）浙72网拍61号司法拍卖，依法退还异议人董小妹、胡金艳、季庆文、翁连芬、黄芝菲的保证金250万元。合伙体为该案诉讼支出律师费5万元。合作期间，除向宁波海事法院交纳250万元竞拍保证金之外，合伙体将汇集的其他资金先用于理财等，累计产生理财收益及存款利息合计166770.68元。2018年1月16日，合伙体决定按投资比例先向投资人返还投资款2000万元，其中原告分得900万元。同年1月18日，合伙体一致同意将剩余资金中的1100万元用于股票配资，约定的利息收益为月利率0.95%，并使用翁连芬的中信建投证券账户。当日，合伙体出资1100万元，翁连芬另出资100万元，加上配资借款人提供的保证金300万元，合计1500万元，均转入前述约定账户，合伙体收入一个月利息104500元（1100万元×0.95%）。2月26日，前述证券账户中的13×××00股凯恩股份股票全部转入翁连芬开设在浙商证券的托管账户。次日，翁连芬中信建投证券账户资金余额94682.54元也转至托管账户。3月2日，托管账户中13×××00股凯恩股份股票全部卖出，账户资金余额为9604379.84元。3月6日，合伙体收回配资款8604379.84元，另100万元由翁连芬收取。同年2月28日，合伙体在微信群商议预支活动经费10万元给胡振宇，三被告及第三人在微信群中回复同意。3月2日，该10万元转至案外人胡佩佩账户。同年3月16日，董小妹向合伙体账户汇入资金200万元，后于3月28日又汇入90620.36元。4月25日，合伙体按投资比例分配1000万元，其中原告分得450万元，该450万元于4月26日汇入案外人胡楚楚账户。5月8日，各合伙人又按投资比例分配300万元，其中原告分得135万元，该135万元于汇入胡楚楚账户。第三人在合作初期提取1万元作为备用金用于日常开支，累计支出各项费用5336.35元，余4663.65元。另，合伙体支出银行卡办卡费5元。综合以上收支，合伙体共投资3420万元，收益271270.68元，支出55341.35元，预支胡振宇10万元，未收回股票配资投资款2395620.16元，董小妹转入资金2090620.36元，合伙体已分配3300万元。同年6月26日，第三人制作合伙账务明细并发在微信群中，列明前述收支情况，将董小妹转入的资金200万元、90620.36元作为收回配资款，得出余额1315929.33元。之后，合伙体对款项分配发生争议。另查明，胡振宇与朱素敏系夫妻关系，与胡金艳系亲戚。一审法院认为：涉案《合作协议》系各合伙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合法有效。各合伙人应依照协议的约定共享收益，共担风险。合伙体将合伙资金中的1100万元用于股票配资，系出于全体合伙人的共同意思表示。投资人借用该1100万元投资并失利亏损、合伙体未收回该投资款差额部分2395620.16元以及董小妹汇入合伙体账户2090620.36元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该差额部分应由合伙体向借款人主张返还。现原告认为股票配资没有亏损，与查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根据收支情况，在扣除股票配资投资款未收回部分后，各合伙人已分配的3300万元已超出实际可分配金额，故原告现要求再分得款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反诉部分，被告董小妹向合伙体账户汇入2090620.36元，系其自愿行为，且在庭审中解释称出于对其他合伙人的歉意表示愿意承担股票配资款未收回部分的亏空，该承诺已经作出，并在之后分配资金时实际向各合伙人分配了部分资金，故在股票配资损失尚未追回之前，董小妹出于自身处分行为所作出的分配行为不应推翻，其现要求原告返还已分配部分，有违诚信，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合伙体支付给胡振宇的款项10万元，原告称不知情，也没有同意，但朱素敏系代表原告，且收款人胡振宇与朱素敏系夫妻关系，其辩解不符合常理，本院不予采纳。该10万元同理应由合伙体向收款人胡振宇主张，如存在追回相应款项的情形，再予以分配。反诉原告称该款系由原告胡金艳收取并要求返还部分款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条、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原告胡金艳的诉讼请求。二、驳回反诉原告董小妹、翁连芬、季庆文的反诉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9722元，减半收取4861元，由原告胡金艳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4697元（已减半），由反诉原告董小妹、翁连芬、季庆文共同负担。二审中，胡金艳经本院准许调取以下证据：1.董小妹中国建设银行卡（卡号62×××78）自2017年11月27日至2018年6月21日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拟查明合伙体资金理财和配资及收回配资款等事实。2.翁连芬中国建设银行卡（卡号62×××42）和陈建光中国工商银行卡（卡号62×××20）自2017年11月27日至2018年6月21日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拟查明陈建光配资保证金来源和合伙体收回配资具体金额。3.陈建光中国工商银行卡（卡号62×××20），拟查明自2017年11月27日至2018年6月21日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拟查明陈建光配资保证金来源和合伙体收回配资具体金额。董小妹、翁连芬、季庆文质证认为：对所有证据形式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内容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1.胡金艳方提供证据无法证明董小妹7778号建行账户系合伙体资金款项记录，该主张与微信聊天记录内容不一致。2.陈建光付给董小妹的300万元系其为董小妹其他几个配资账户穿仓及停牌补交的保证金，与本案配资炒股无关。3.因合伙体是以翁连芬名义做配资，若有交保证金也应当打入翁连芬账户，而非打入董小妹账户。本院经审查认为，董小妹、翁连芬和陈建光的银行交易明细来源合法，内容真实，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董小妹、翁连芬、季庆文在二审中曾提交以下材料：1.银行卡信息复印件，拟证明平安银行卡号为62×××70的银行卡与卡号为62×××13系同一账户。2.平安银行交易明细清单复印件，拟证明合伙体指定的银行账户的所有往来明细。3.中国建行活期账户交易明细复印件，拟证明配资的300万元系陈建光汇入的事实。4.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单复印件，董小妹汇入合伙体的200万元系自己工商银行的储蓄款项的事实。5.手机号码，拟证明当时董小妹联系的人是石波，陈建光跟石波是一起的。董小妹、翁连芬、季庆文在庭询中明确上述材料不作为证据，故前述材料本院不作为二审新证据认定。本院经审理，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除“综合以上收支，合伙体共投资3420万元，收益271270.68元，支出55341.35元，预支胡振宇10万元，未收回股票配资投资款2395620.16元，董小妹转入资金2090620.36元，合伙体已分配3300万元。”中合伙体收益及未收回股票配资投资款的数额不予认定外，对原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二审另查明以下事实：一、2018年1月18日翁连芬另出资用于配资炒股的100万元来源于董小妹同日工商银行账户的汇出款。二、2018年1月19日，陈建光向董小妹建设银行账户支付利息12万元，董小妹向翁连芬支付9500元（100万元×0.95%），向合伙体支付104500元（1100万元×0.95%），截留6000元。三、2018年2月，合伙体证券账户持续亏损，陈建光在2018年2月1日、2月13日、2月22日分别汇给董小妹建设银行账户各100万元，共计300万元。四、2018年3月6日，合伙体收回配资款8604379.84元，翁连芬收回100万元，董小妹在同日通过其工商银行账户62×××89汇回陈建光344379.84元。五、董小妹另曾于2018年4月10日通过其工商银行账户62×××89向陈建光分别支付390170.8元和6500元。本院认为，根据二审查明的事实，胡金艳关于合伙体用于场外配资炒股的资金并无亏损的上诉主张具有高度盖然性，理由如下：一、合伙体资金使用翁连芬的证券账户与陈建光进行配资炒股期间证券账户资金虽有亏损，但陈建光在此期间三次向董小妹追加保证金共计300万元。截至2018年3月6日，合伙体和翁连芬收回配资款后账面亏损2395620.16元，而董小妹则在同日退还陈建光344379.84元，存在董小妹将追加的300万元保证金扣除部分利息后，将余款退还陈建光的可能（5620.16元和4379.84元相加为整数），如果配资炒股确有亏损，则董小妹不可能再退还陈建光款项。二、翁连芬在2018年3月6日足额收回配资款100万元，也能印证配资本金并无亏损。三、董小妹在二审中称其与陈建光之间存在其他配资合同关系且都有亏损，前述300万元是陈建光为其他配资合同追加的保证金。但本院要求董小妹提供其他配资合同及出资依据、证券账户交易明细、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董小妹未能提供。四、即使董小妹和陈建光确实存在其他配资合同关系，董小妹已将陈建光追加的保证金汇入本案合伙体资金账户，也应视为董小妹对300万元保证金的分配作出处分，不应轻易推翻。五、陈建光为本案配资支付的利息直接付至董小妹账户，董小妹称若有保证金也应打入翁连芬账户的抗辩理由不成立。六、董小妹另曾于2018年4月10日通过其工商银行账户向陈建光分别返还390170.8元和6500元，也与其所称的与陈建光多个配资账户都发生亏损的主张相矛盾。综上，胡金艳关于合伙体用于场外配资炒股的资金并无亏损的主张具有高度盖然性，对其上诉请求董小妹、翁连芬、季庆文偿付合伙资金结余款应得份额592168元（1315929.33元×45%），本院予以支持，但其请求董小妹等支付起诉之日起的利息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董小妹、翁连芬、季庆文上诉请求胡金艳返还559339.19元及利息损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302民初925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撤销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302民初925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三、董小妹、翁连芬、季庆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胡金艳592168元。四、驳回胡金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9722元，减半收取4861元；反诉案件受理费4697元（已减半），均由董小妹、翁连芬、季庆文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9722元，由董小妹、翁连芬、季庆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许良岳审判员  李 洁审判员  胡淑丽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五日法官助理吴世相书记员蔡卓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