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桂02民终160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范顺龙，男，1968年6月17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灌阳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泉，女，1982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灌阳县。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庆增，广西艾登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会谋，男，1978年3月29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融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晓竹子，广西君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范百发，男，1953年9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南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林翠平，女，1953年6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南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龙彦余，男，1972年12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南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灌阳县顺发砖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灌阳县文市镇马莲村大莲塘屯，注册号：4503270001026681-1。 法定代表人：杨忠华。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褀，广西银正（三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范顺龙、李泉因与被上诉人陈会谋、范百发、林翠平、龙彦余、灌阳县顺发砖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发公司）第三人撤销之诉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2018）桂0204民撤1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范顺龙、李泉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2018）桂0204民撤1号民事裁定，改判撤销（2016）桂0204民初3573号民事调解书；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适用判决书的方式，判决“驳回原告的起诉”，这种法律适用是完全错误的。二、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一）一审认定上诉人无诉讼主体资格错误。1．上诉人在申请执行广西灌阳县人民法院（2016）桂0327民初179号判决及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桂03民终1799号判决时得知，被上诉人于2016年12月13日在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作出了（2016）桂0204民初3573号民事调解，调解作出后，各方当事人作出和解协议，将上述案件的被执行人顺发公司的全部财产以严重低于市场价的标准（投入1000万余元，仅以253万元）抵给本案被上诉人陈会谋，这份调解书完全损害了本案上诉人的权利，因此，作为受害人一方有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之规定提起诉讼，诉讼主体资格适格、合法。2．（2016）桂0204民初3573号民事调解书属于虚假诉讼，且故意不通知本案上诉人参加诉讼，上诉人提起诉讼既有程序权利，也有实体权利。龙彦余共借给范百发500万元，2015年3月15日将其中的250万元转为杨忠华在顺发公司的股权，余下250万元经柳州市城中区人民法院（2015）桂0202民初1541号、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桂02民终3282号民事判决确认，至此，龙彦余所借的500万元己处理完毕，不存在再转让给陈会谋的债权。况且（2015）桂0202民初1541号民事判决在（2016）桂0204民初3573号民事调解之前，（2015）桂0202民初1541号民事判决第10页已确认了250万元转变为杨忠华股权的事实，被上诉人陈会谋、龙彦余、范百发、顺发公司作为（2015）桂0202民初1541号案件的当事人，对该判决所认定的事实既不提出上诉，在二审诉讼中也未否认该事实，视为对该项认定事实的认可，其在（2015）桂0202民初1541号民事判决作出后，再在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起诉并调解（2016）桂0204民初3573号案件，显然，（2016）桂0204民初3573号案件没有250万元的债务基础，调解属于虚假诉讼。3.（2016）桂0204民初3573号调解书所依据的《债权转让协议》上明确打印有“保证人林翠平、范顺龙、范顺海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也注明“共计250万元人民币债权及担保权等从权利一并转让给乙方”，且陈会谋在起诉书中也明确表述“从权利一并转让”，显然，上诉人与（2016）桂0204民初3573号案件有利害关系，被上诉人为了不让上诉人知道该案件的存在，故意不列上诉人为当事人，法院也未通知上诉人作为当事人参加诉讼，在诉讼程序上违法，从而造成认定事实及调解结果错误；上诉人范顺龙知道后当然有权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诉讼主体资格适格。4．一审裁定以上诉人尚有其他救济途径为由，不认定上诉人的原告诉讼主体资格也是错误的。是否申请诉讼保全是当事人的权利，并非当事人的义务，一审裁定以上诉人可以诉讼保全，执行另一当事人的财产为由，不支持上诉人的诉讼主体资格，实际上是强加给上诉人法律之外的义务，且法律逻辑错误，因此，该裁判理由没有法律依据。5．根据司法实践，只要是虚假诉讼，案件的利害关系人就有权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综上，一审裁定未确认上诉人的原告诉讼主体资格是错误的。（二）一审裁定没有查清相关事实，造成裁判结果错误。1．一审裁定在引用被上诉人范百发、林翠平的辩称时明显与事实不符，故意偏袒被上诉人。范百发、林翠平系龙彦余的借款人，一直受到龙彦余等黑恶势力的控制，诉讼代理人也由龙彦余指派、安排，因此，本案2018年7月9日、20日二次代理人陈述的意见与范百发的真实意思表示完全不符（代理人张朝华根本不知道范百发的联系电话，委托书系范百发事先签好给邓春光律师，张朝华从邓春光处获得范百发的委托书），之后，改为委托广西桂宁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后续律师到庭时陈述的意见与判决书所表述的意见完全不符，因此，一审裁定书明显的张冠李戴，移花接木，委托人改为后续律师名字，答辩意见仍引用之前律师的意见，故意偏袒被上诉人。2．一审裁定没有查清本案各方当事人的关系，也没有要求当事人本人亲自到庭接受质询，相反要求范百发到庭，但又未采用范百发本人的亲自陈述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造成认定事实错误。（1）龙彦余系500万元借款的名义出借人，但实际上，该笔借款的操作人至少应为三人以上，即龙彦余、陈会谋、杨忠华以及幕后提供法律策划的团队，一审判决没有通知任何一方当事人到庭，仅听代理人的意见，造成认定事实错误。（2）现有证据足以证明龙彦余、陈会谋、杨忠华为该笔500万元借款的共同人员，不能分割三人认定本案的相关事实：A、该笔借款的全部利息收入269.5万元转入陈会谋的账户；B、该笔借款在顺发公司的账上登记为陈会谋的借款300万元；C、杨忠华是龙彦余的姐夫，所以才会将龙彦余的250万元登记为杨忠华的股权。以上关系及证据在（2015）桂0202民初1541号案件的庭审笔录中均有查实。2018年12月13日，范百发在一审法院的谈话笔录中明确表示“2015年1月14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上面的签名是我本人所签，但是时间不对，签名时间应该是在2016年2月左右，2015年1月14日顺发公司还没有成立，就没有股权转让的事实存在，当时我有欠款，没有看上面的内容，在他们的强迫下我就签名了”。2019年4月26日，范百发再次到庭接受了法官的单独询问，并表明了被胁迫签订相关协议的事实，一审裁定故意未阐明上述事实，偏袒被上诉人一方。（3）历年来各案件的代理人组成情况也能证明三人的关系实为一体。A、在灌阳法院诉讼中，顺发公司、范森云的代理人为广西君行律师所的张诚律师代理，范百发的代理人为广西广为律师事务所的邓春光律师。B、在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诉讼中，顺发公司及范百发的代理人均为邓春光。C、在柳州市城中区人民法院的诉讼中，龙彦余的代理人为广西君行律师所的江森律师，顺发公司、杨忠华、陈会谋的代理人为邓春光。从上述三个案件的代理情况来看，顺发公司、杨忠华、陈会谋、范百发的利益是一体的，都共同委托邓春光作为不同阶段的代理人出庭。D、（2016）桂0204民初3573号调解书的代理人情况：陈会谋的代理人为：广西君行律师所的刘晓竹子律师，顺发公司的代理人仍为邓春光。上述四个案件有一个共同交叉点，即陈会谋的代理人不是邓春光，就一定是广西君行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而广西君行律师事务所基本上是代理龙彦余的，本案的所有债权均来源于龙彦余，因此，本案所有代理人均明知（2016）桂0204民初3573号案件的虚假情况，尤其是邓春光律师。E、再从本撤销之诉的案件代理人情况来看更可知本案是虚假案件：第一、范百发之前的代理人（张朝华）居然不知道自己委托人的联系电话，法庭当庭审核时居然无法联系自己的委托人，书记员联系范百发时，范百发又明确表示不认识自己的代理人，张朝华在庭上也明确表示其委托书是邓春光给的，再从前二次庭审情况来看，张朝华在庭上的发言完全是站在陈会谋一方，因此，范百发之前的代理人张朝华代表的是邓春光所代表的利益一方，而从前述几个案件的代理情况可知，邓春光代表的是龙彦余、陈会谋等人一方。因此，范百发之前的代理人所陈述的事实肯定是不真实的，是为龙彦余、陈会谋等人服务的。其二、陈会谋的代理律师是广西君行律师事务所的刘晓竹子、张诚，而张诚在广西灌阳县人民法院的（2016）桂0327民初179号案件中是代表顺发公司的，顺发公司与陈会谋在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的（2016）桂0204民初3573号案件中是原、被告关系，也就是说，张诚律师在有利益冲突的案件中既代表原告的利益，同时又代表被告的利益，这种代理关系是违反律师代理关系的利益冲突审查基本原则的，但他们仍为之，因此，可以证明（2016）桂0204民初3573号案件的调解是虚假的，本案代理关系实际上也是虚假的，被上诉人一方的所有代理人的代理利益是一致的，均是为了对付上诉人而为的，并非真正的为名义的代理人服务。以上人员的关系没有查清的情况下，无法判定诉讼的真伪，造成认定事实及裁判结果错误。3.一审裁定没有查清杨忠华股权的来源，故意将《股权转让协议》与《债权转让协议》分割处理，造成认定事实及裁判结果错误。（1）本案不管是杨忠华的股权还是陈会谋的债权均离不开龙彦余的500万元借款，该500万元中的250万元由柳州市城中区人民法院和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确认，余下的250万元，龙彦余转让给了陈会谋，陈会谋将其转为杨忠华在顺发公司的股金（柳州市城中区人民法院（2015）桂0202民初1541号判决书第10页倒数第9-10行有记录），因此，（2016）桂0204民初3573号调解书再调解250万元没有事实基础，属于虚假诉讼行为。（2）范百发在柳州市城中区人民法院及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庭审笔录中也承认，杨忠华的250万元来源于龙彦余转让给陈会谋的250万元（柳州市城中区人民法院（2015）桂0202民初1541号判决第5页顺数第3-5行，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庭审笔录第10页）。（3）《股东会议决议》及《股东会议决议事项说明》形成时间在没有诉讼之前，该项记录是真实的情况反映，该决议记载了杨忠华股权的真正来源，即来源于陈会谋的250万元债权，否则不可能凭空给杨忠华250万元股权，还任法定代表人，至今仍控制顺发公司的一切证照及印章。2016年7月26日开庭时，陈会谋、杨忠华对上述认定事实均未提出异议，且柳州市城中区人民法院判决作出后未提出上诉，在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审理过程中亦对一审查明的事实部份未提出任何异议，因此，该事实足以认定。（4）一审裁定认定杨忠华的股权来源于范百发的股权转让（2015年1月14日）完全错误。第一、鉴定结论已证实2015年1月14日的《股权转让协议》的形成时间在2015年3月之后，且形成于《债权转让协议》之后，这就证明了陈会谋等被上诉人所称的杨忠华的“股权来源于范百发的股权”的虚假性，更何况范百发陈述，该《股权转让协议》形成于2016年6月，显然，一审裁定对此事实的认定是错误的。第二、2015年1月14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顺发公司尚未成立，范百发根本没有股份可以转让，顺发公司是2015年3月19日才成立，成立时范百发的股份仅为150万元，也不可能有425万转让给杨忠华，被上诉人一方称，杨忠华股权来源于范百发的出资更与《股权转让协议》的名称及内容不符，因此，一审裁定未考虑该证据的虚假性同样错误。第三、各股东也不可能笨到杨忠华未有任何出资的情况下，凭空给其425万元的股权，还任法定代表人，至今仍控制公司的全部证照、印章，这完全违反日常生活常理，正是因为有陈会谋的250万元债权，才会给杨忠华股权，单独割裂龙彦余的借款谈股权，股权将成为空中楼阁。一审裁判未考虑上述因素，造成判决认定事实及裁判结果错误。三、一审法官故意拖延本案审理期限，表面上程序违法，实质上是在故意偏袒被上诉人一方。综上全部，上诉人认为，一审裁定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导致裁判结果错误，依法应予撤销并改判，请求二审法院查清案件事实，揭开本案虚假诉讼的面纱，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同时应依法追究相关诉讼参与人的责任（包括民事、行政、刑事责任）。 被上诉人陈会谋、范百发、林翠平、龙彦余、顺发公司均未提出答辩意见。 范顺龙、李泉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撤销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桂0204民初3573号民事调解书；2、本案诉讼费由陈会谋、范百发、林翠平、龙彦余、顺发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各方当事人的陈述、举证、质证以及本案庭审调查的事实，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李泉、范顺龙作为普通债权人是否有资格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针对本案的争议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前两款规定的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经审理，诉讼请求成立的，应当改变或者撤销原判决、裁定、调解书；诉讼请求不成立的，驳回诉讼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规定：第三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提起撤销之诉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出，并应当提供存在下列情形的证据材料：（一）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二）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全部或者部分内容错误；（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由上述规定可以看出，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主要的立法目的是对民事权益受到虚假诉讼侵害而未能参加诉讼的案外人给予救济。普通债权人不属于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或者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但其在受到虚假诉讼侵害时应将普通债权人纳入第三人的范畴，可以作为第三人撤销之诉的适格原告。考虑到第三人撤销之诉系事后特殊救济程序，为防止案外人滥用诉讼权利，影响生效裁判的稳定性和权威性，有必要对普通债权人作为原告提起诉讼设置严格的条件：即符合法律、司法解释规定的起诉条件外，还需满足前诉确系虚假诉讼且无其他常规救济途径这两项条件，方可确认普通债权人享有原告资格。具体到本案中，李泉、范顺龙是否具备在本案中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原告资格取决于：1、该院（2016）桂0204民初3573号民事调解是否为虚假诉讼？2、李泉、范顺龙是否有其他常规救济途径？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该院（2016）桂0204民初3573号民事调解并非为虚假诉讼，李泉、范顺龙尚有其他的常规救济途径，因此李泉、范顺龙在本案中不满足作为普通债权人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资格，应驳回李泉、范顺龙的起诉。具体分析如下：第一，龙彦余于2013年11月14日向范百发、林翠平出借1000000元、于2013年12月26日出借500000元、于2013年12月10日出借3000000元、于2014年2月21日向范百发出借500000元，共计5000000元借款，有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以及转款凭证为凭，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应予以确认。借款发生后，龙彦余于2015年3月5日将其中的2500000元债权转让给陈会谋，该2500000元债权就是该院（2016）桂0204民初3573号民事调解书所确认的债权。另外的2500000元债权，龙彦余在柳州市城中区人民法院（2016）桂0202民初1541号案件中提起诉讼，两案涉案金额共同构成范百发向龙彦余的借款共计5000000元。该院（2016）桂0204民初3573号民事调解书所涉及的2500000元并非虚构的事实，有各方当事人的债权转让协议以及龙彦余的转款凭证、借款合同为凭，故该民事调解应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第二，范百发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杨忠华于2015年1月14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属于范百发与杨忠华之间就范百发持有的顺发公司的425万元（占注册资本40.28436%）股权以250万元价格转让给杨忠华而签订的转让协议，与龙彦余出借5000000元借款并无关联，也并非应属于相同的法律关系。范百发与杨忠华应按照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积极履行各方的权利义务，其履行的结果并不对龙彦余或者陈会谋产生任何影响；换言之，陈会谋、龙彦余依照债权转让协议、借款协议向范百发主张的借款，而杨忠华依据股权转让协议向范百发主张的权利是基于股权转让所产生的法律关系，二者并不能发生任何抵消、混同，故不管双方协议签署时间的先后，都不能将股权转让协议与龙彦余的借款、陈会谋的债权转让混为一谈，更不能据此认定双方签订的协议属于虚假协议。第三，本案李泉、范顺龙是基于其在广西灌阳县人民法院作出（2016）桂0327民初179号民事判决、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桂03民终1799号民事判决所确认债权向广西壮族自治区灌阳县人民法院申请的执行。李泉、范顺龙作为普通债权人于2016年3月4日向广西壮族自治区灌阳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时就可以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而一审法院在执行（2016）桂0204民初3573号民事调解时，于2017年9月20日才作出（2017）桂0204执369号执行裁定书，查封被执行人顺发公司价值3500000元的财产。换言之，李泉、范顺龙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灌阳县人民法院起诉时申请财产保全查封顺发公司的财产就属于第一顺位的保全人，就能便于其案件的执行。即便在本院查封顺发公司价值3500000元的财产后，李泉、范顺龙案件被执行人为范百发和顺发公司，并非仅有被执行人顺发公司一人，李泉、范顺龙依法可以申请法院查封、冻结被执行人范百发和顺发公司的财产，其相关的权利并未受到影响，即李泉、范顺龙尚有常规途径对自己权利进行救济。现李泉、范顺龙仅以一审法院查封顺发公司价值3500000元的财产损害了李泉、范顺龙的权利为由，要求撤销该院（2016）桂0204民初3573号民事调解书，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综上，李泉、范顺龙并无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问题，也无法提供证据证明该院（2016）桂0204民初3573号民事案件存在虚假诉讼的情形，故李泉、范顺龙并不具备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原告资格，其相关所有诉请不应得到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百零八条、第二百九十二条、第二百九十五条、第二百九十六条、第三百条的规定，裁定驳回范顺龙、李泉的起诉。 本院认为，龙彦余曾于2013年11月14日向范百发出借1000000元、于2013年11月26日出借500000元、于2013年12月10日出借3000000元、于2014年2月21日向范百发出借500000元，共计5000000元借款。借款发生后，龙彦余于2015年3月5日将其中的2500000元债权转让给陈会谋，该2500000元债权就是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2016）桂0204民初3573号民事调解书所确认的债权。另外的2500000元债权，龙彦余在柳州市城中区人民法院（2016）桂0202民初1541号案件中提起诉讼。上诉人范顺龙、李泉认为，龙彦余转让给陈会谋的2500000元债权，陈会谋已将其转让为杨忠华在顺发公司的股金，因此，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2016）桂0204民初3573号民事调解书没有事实基础，属于虚假诉讼，故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本院认为，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2016）桂0204民初3573号民事调解书所涉及的2500000元债权有龙彦余的转账凭证、借款合同、以及龙彦余、范百发、陈会谋的债权转让协议为凭，虽上诉人提交的《顺发砖业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项说明》载明“杨忠华认购2500000元，现已足额缴纳2500000元股金，此款由陈会谋借款5000000元部分借款2500000元债权转为股金”，但是该《顺发砖业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项说明》系该公司内部决议，仅有范森云、范百发、杨忠华、黄善姣四位股东签字，不足以证实陈会谋同意将其对范百发的2500000元债权转为杨忠华在顺发公司的股权，上诉人亦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实陈会谋与杨忠华、范百发、顺发公司之间达成了关于陈会谋同意将其对范百发的债权转为杨忠华在顺发公司股权的协议。因此，无充分证据证实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2016）桂0204民初3573号民事调解书属于虚假诉讼，故上诉人不满足作为普通债权人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资格。另外，上诉人也不属于（2016）桂0204民初3573号案件的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或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故上诉人不具备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原告资格，一审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并无不当。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蓝丽霜 审 判 员 孙书文 审 判 员 黄小云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韦燕琳 代书记员 黄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