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鄂10行终1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熊永海，男，1973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江陵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陵县公安局，住所地：江陵县江陵大道129号。法定代表人易伟，该局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胜军，该局法治大队大队长。上诉人熊永海因与被上诉人江陵县公安局不履行法定职责一案，不服江陵县人民法院（2019）鄂1024行初13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认定，2017年12月14日17时21分左右，原告熊永海向江陵县公安局110报警，称在郝穴镇黄家台自己的房屋被强拆，随后，江陵县公安局郝穴派出所接到110指令，安排执勤民警该所副所长李丹等人出警，17时25分，民警到达现场，发现报警人即原告熊永海因房屋拆迁问题与拆迁公司发生纠纷，民警现场建议其通过司法程序解决问题；并于同日18时03分至18时45分，将原告带至郝穴派出所制作了询问笔录。次日即2017年12月15日，该局民警向江陵城市规划区内棚户区（城中村）和旧城改造房屋征收工作办公室调取了合同编号为2017319的房屋征收档案，亦即案涉被拆迁的房屋档案，该房屋地址位于江陵县××路××区；后该局民警前往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调取了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鄂10行初87号行政裁定书、（2018）鄂10行赔初13号行政赔偿裁定书和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鄂行终138号行政裁定书和（2019）鄂行赔终10号行政赔偿裁定书。在庭审的辩论阶段，被告认为，原告诉称被告不履行职务的行为，即行政不作为，该诉请超过了法定的起诉期限。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六条的规定，行政机关在接到公民的申请之日起两个月之内不履行法定职责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提起诉讼的时间为在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之内提出。本案中，被告于2017年12月14日接到原告熊永海报警后，当日出警初查履行职责，退而言之，即使被告江陵县公安局在接到原告报警电话后，未及时出警、未履行任何法定职责，原告熊永海亦应从2017年12月15日起至2018年8月14日止，应当在这八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而原告于2019年8月5日向本院提起本案之诉已超过法律法规规定的起诉期限一年多了，本案依法应驳回起诉。为充分保障原告的诉讼权利、实质化解行政纠纷，本案开庭进行实体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六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制止危害社会治安秩序的行为”，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人民警察遇到公民人身、财产安全受到侵犯或者处于其他危难情形，应当立即救助；对公民提出解决纠纷的要求，应当给予帮助；对公民的报警案件，应当及时查处”。人民警察的任务是维护国家的安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保护公共财产，预防、制止和惩治犯罪活动。本案中，被告江陵县公安局110指挥中心接到原告熊永海的报警求助电话后，立即指示辖区的郝穴派出所出警，该所的李丹副所长第一时间带领民警前往现场，了解情况，并用执法仪记录了执法过程，后依法将原告带到派出所制作了笔录。次日，为了更进一步地了解原告报警所称的情况，又前往江陵城市规划区内棚户区（城中村）和旧城改造房屋征收工作办公室调取了合同编号为2017319的案涉被拆迁的房屋档案，后来前往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调取了该院和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四份生效的裁定书，认定涉案房屋被拆除系基于补偿协议，并非行政机关的强制行为。由此可见，上述行为证实了被告江陵县公安局的民警在接到原告熊永海的报警后，及时出警履行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的法定职责，并进行后续系列调查，均是被告对原告的报警行为的履职行为。被告调查的结果亦证实了原告的报警不属实，并非违法强制拆除原告的房屋。经合议庭评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熊永海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熊永海负担。上诉人熊永海上诉称:2017年12月14日下午5点多钟，上诉人回家时看到自家房屋正遭到一群人的拆毁，家中财物不知去向，于是拨打110向警方求助。郝穴派出所警官李丹到达现场后，即要求上诉人跟他到派出所做询问笔录。但上诉人请求他依法展开调查取证、固定证据、保护现场，扣留肇事人员和车辆等工作，李丹只是对上诉人一直跟随。天黑后，上诉人只好跟李丹到派出所做询问笔录。之后上诉人一直找李丹出具报警回执，李丹称没有这个东西，直到2019年4月1日上午，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反映了此事，被上诉人联系李丹后，上诉人去郝穴派出所，李丹以电脑网络系统卡、暂时调取不出为由，要上诉人下午来取。当日下午，李丹在郝穴派出所向上诉人交具了《接处警工作登记表》，后在上面签了字。根据该表记载的内容，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对上诉人2017年12月14日的报警求助没有依法履行法定职责，遂于2019年8月1日至江陵县人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二、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没有超过法定起诉期限。1.程序正义是现代法治必须遵循的一项重要原则，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过程中必须根据不同的申请事项适用并遵守不同的程序规定。2.公民等在紧急情况下请求行政机关履行保护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不履行的，起诉期限不受“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期限届满”的限制，当事人可以随时起诉。3.公安机关处理一项接处警警务的具体行政行为，是一个动态过程。一项警务处置工作流程存在多个连续的环节，即会有多个具体行政行为，多长时间能够处置完结，上诉人无法左右，也无法自行推测，需要靠公安机关书面告知处置结果。上诉人受限于被上诉人不出具任何行政文书，无法向法院提供事实根据而不能及时提起诉讼。直到被上诉人交具《登记表》，上诉人才具备了提起诉讼的法定条件。4.被上诉人一直没有向上诉人送达任何法律文书，上诉人才坚持向其索要报警回执，因此根据交具日期起算，上诉人起诉未超过6个月的起诉期限。5.上诉人是2019年8月1日去法院递交起诉材料，因工作人员外出办事，一审法院于2019年8月2日接收了上诉人的起诉材料。三、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模式及具体表现。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模式归纳起来大致有三种，即拒绝履行、不予答复、不当履行。本案被上诉人在接警后，虽然出警，却无所作为。四、被上诉人确实没有履行法定职责。五、一审法院判决书中实体说理部分的错误逻辑。被上诉人江陵县公安局辩称，一、我局履行了处警职责。2017年12月14日，熊永海报警后，我局民警于当日17点30分进入现场，开展了初查，初步判断是因拆迁引发的争议，并通知熊永海到派出所制作了笔录。次日，我局调取了其母亲唐敦玉的房屋征收档案，并调取了拆除单位的现场视频，确认是因房屋征收拆迁引发的争议，不属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或行政案件。二、其所受损失应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经调取的房屋征收档案查明，唐敦玉2017年7月4日签署了房屋（土地）征收补偿协议，同日，征收部门支付了补偿款，所以征收部门基于此协议拆除房屋的行为不是违法拆除。这一结论也已经被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鄂行终138号行政裁定书确认。三、原告的起诉超过了诉讼时效。原告以我局行政不作为，没有履行保护其财产权职责，对我局提起的行政诉讼的最后期限应是2018年8月12日，原告2019年8月对我局提起行政诉讼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上诉人熊永海认为被上诉人江陵县公安局在接到上诉人报警后，未依法履行法定职责的问题。经查，江陵县公安局于2017年12月14日17时21分左右接到熊永海的报警电话后，派民警到达现场，用执法仪记录了执法过程，于2017年12月14日18时03分对熊永海做了询问笔录，并于2017年12月15日向江陵城市规划区内棚户区（城中村）和旧城改造房屋征收工作办公室调取了涉案房屋的征收档案，还调取了相关裁判文书，认定涉案房屋的拆除是征收部门基于被征收人签订征收补偿协议后实施的行为。江陵县公安局接警后，立即到达现场，并通过询问、调查，得出案件是因房屋征收引发的争议，不属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或行政案件，依法履行了法定职责。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未履行法定职责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是否超过起诉期限的问题。本院认为，上诉人在报警后即可判断被上诉人是否履行法定职责，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未依法履责，应当在法定期限内提起行政诉讼。依照相关法律规定，上诉人应当最迟于2018年8月14日向法院起诉。其认为江陵县公安局未向其出具报警回执的理由，不属于耽误起诉期限的情形。熊永海于2019年8月5日向法院起诉显然超过了起诉期限。本案应当驳回熊永海的起诉，但一审法院为充分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进入了实体审理，而从实体审理的情况看，熊永海的诉讼请求依法不应予以支持，故一审法院从实体上驳回其诉讼请求，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熊永海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欧阳庆审判员  王 阳审判员  孙开炎二〇二〇年六月五日法官助理王文娟书记员王文娟（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