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5民终1163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住所地苏州工业园区时代广场24幢105室、106室。负责人：陈朝晖，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濮赞忠，江苏剑桥颐华律师事务所。委托诉讼代理人：丁继，江苏剑桥颐华律师事务所。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姑苏区金阊桐泾北路爱尚丽舍家具经营部，住所地苏州市桐泾北路8号月星家具广场。负责人：程丽萍，该经营部业主。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禹彦，上海兰迪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焕娥，上海兰迪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财保苏州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姑苏区金阊桐泾北路爱尚丽舍家具经营部（以下简称爱尚丽舍）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2019）苏0591民初24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平安财保苏州分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平安财保苏州分公司在100万元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2、诉讼费由爱尚丽舍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100万元的限额约定合法有效。从爱尚丽舍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来看，爱尚丽舍在2016年10月就收到了保单，爱尚丽舍不可能不知道保单上100万元限额的约定。爱尚丽舍在保单上加盖公司印章，充分证明了爱尚丽舍对保单内容充分知悉，且保单内容简单明了、清晰易懂，不可能出现歧义或误解。投保单真实合法有效，赔偿限额在爱尚丽舍盖章前都确认好的。二、本案损失数额应当以平安财保苏州分公司委托泛华公估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为准。泛华公司的评估报告剔除不可清点类损失和扣除增值税属于根据评估规则作出的正确结论，并未有失公允。退一步讲，即便泛华公司的评估报告存在瑕疵，也应当在该报告结论基础上进行调整，而不能全盘否定。一审法院采信爱尚丽舍单方委托的评估报告，对平安财保苏州分公司不公平。三、本案免赔率15%的约定合法有效。本案的投保单合法有效，爱尚丽舍确认收到投保单并在保单上加盖印章，充分说明平安财保苏州分公司就该免赔率向投保人进行了提示说明。爱尚丽舍辩称：一、保险合同中100万元限额系平安财保苏州分公司自行在保单中书写，并非双方磋商的结果。二、事故发生后，平安财保苏州分公司告知爱尚丽舍已经就索赔事项委托泛华公司公估，公估报告出具后，平安财保苏州分公司口头告知爱尚丽舍损失为300多万，爱尚丽舍对该金额不认可，要求泛华公司出具书面报告，但未果。在此情况下，爱尚丽舍才委托衡量公司进行公估。泛华公司的公估报告系平安财保苏州分公司单方委托，且公估人员被保监会处罚，公估报告对爱尚丽舍实际成本损失二次打折，并且按17%扣除增值税，爱尚丽舍是个体工商户，不能进行增值税抵扣。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爱尚丽舍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平安财保苏州分公司支付保险理赔款4535209元，支付自2017年4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理赔款利息，支付公估费30000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9月26日，平安财保苏州分公司向爱尚丽舍签发了财产综合险保单，被保险人、受益人均为爱尚丽舍，保险期间12个月，自2016年10月1日起至2017年9月30日止，保险标的地址位于本市姑苏区，保险项目为存货，保险金额为10021342元，保险费率为0.0015。保单特别约定中载明本保单每次事故赔偿限额100万元，保单中还载明，本保险对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为2000元，或免赔率为15%，两者以高者为准。2017年2月20日6时20分，苏州相城经济开发区澄阳路12号美达科技园L栋3楼爱尚丽舍家具经营部仓库发生火灾，苏州市消防局消防支队相城区大队于2017年3月21日出具火灾事故认定书，认为起火原因可排除外来火源、遗留火种，不排除电器线路故障所致。2017年6月16日，苏州市公安消防局出具火灾事故认定复核决定书，维持原认定。上述事实，双方当事人均不持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2018年3月30日，因爱尚丽舍、平安财保苏州分公司双方对于理赔事项不能达成一致，爱尚丽舍向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案号为2018苏0507民初1813号），要求平安财保苏州分公司承担保险理赔责任，其诉讼请求内容与本案完全一致，2018年6月22日，爱尚丽舍撤回起诉。经双方当事人确认，本案一审争议的焦点是：1、本案诉争保险合同中对每次事故赔偿限额100万元的约定是否成立；2、保险合同中对于免赔率15%的约定是否有效；3、爱尚丽舍因火灾所造成的损失数额如何认定。一、关于100万元免赔限额问题平安财保苏州分公司一审主张，保单特别约定中明确载明本保单每次事故赔偿限额100万元，故理赔应以100万元为限。对此，爱尚丽舍一审则认为，保单明确约定了被保险财产价值，该条款免除了平安财保苏州分公司90%以上的赔偿责任而平安财保苏州分公司从未就此向爱尚丽舍做出任何说明，故该条款无效。在2018苏0507民初1813号诉讼中，平安财保苏州分公司向法院提交了平安财保苏州分公司工作人员于2017年2月21日对爱尚丽舍财务人员（亦为爱尚丽舍投保经办人）张某的询问笔录，该笔录载明以下内容“今年投保情况？答：今年保额提高了，从去年600左右提高至1000万左右，保费1.5万左右，今年保单每次事故赔偿限额100万元整。”平安财保苏州分公司拟藉此证实爱尚丽舍知晓100万元限额的约定。对此，爱尚丽舍认为，张某知晓该条款的时间是在火灾发生之后，不足以表明平安财保苏州分公司已经就该条款向爱尚丽舍作出充分说明。爱尚丽舍在该案诉讼中于2018年6月21日申请证人张某出庭作证，证人张某在作证时陈述称，投保是与人保的王健联系洽谈的，通过微信方式与王健联系，2016年9月底缴费，10多天之后收到保单，收到保单之前没有看到投保单，也没有对保单内容进行说明，第一次见到平安保险人就让盖章。出险的时候打电话给王健，王健告诉我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为100万元整，是出险那天知道的，之前不知道这个情况。在该次庭审中，平安财保苏州分公司明确表示没有找到投保单。在一审法院审理过程中，平安财保苏州分公司提交了由爱尚丽舍加盖公章的保单及保险合同条款复印件，平安财保苏州分公司拟藉此证实爱尚丽舍知晓并盖章确认保单内容。平安财保苏州分公司声称上述盖章系爱尚丽舍缴费后平安财保苏州分公司出具保单后要求爱尚丽舍在保单复印件上加盖印章，对此，爱尚丽舍予以否认，爱尚丽舍称其在诉讼中向法院提交证据时在复印件上加盖公章目的是为了表明证据提交人为爱尚丽舍。爱尚丽舍为了证实自己的主张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①张某与王健微信聊天记录的文字整理件，拟藉此证实缔约的基本过程是通过微信联系，爱尚丽舍交费之前并未就合同内容进行磋商。②爱尚丽舍2012年度、2013年度、2014年度投保财产基本险的保单，其中2012年、2013年系在平安财保苏州分公司处投保。爱尚丽舍拟藉此证实，爱尚丽舍此前在平安财保苏州分公司处投保从未有过赔偿限额的约定。对于该两份证据，平安财保苏州分公司认为证据①真实性不予认可，且其内容表明爱尚丽舍早就收到合同条款；证据②与本案无关。平安财保苏州分公司在一审法院审理过程中于2019年5月15日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投保单原件，该投保单为平安财保苏州分公司制作的格式文本，其中被保险人资料、受益人资料、保险财产地址、保险期间、保险金额、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特别约定部分的内容均为手工填写，投保单上投保人声明处加盖了爱尚丽舍的公章，但未填写日期。平安财保苏州分公司解释称在爱尚丽舍向保监会投诉之后平安财保苏州分公司曾向保监会提交过平安财保苏州分公司电脑系统中的投保单扫描件（提交时间平安财保苏州分公司自称为2018年下半年），但原件一直未找到，直至一周前平安财保苏州分公司才找到投保单原件。对此，爱尚丽舍质证认为，该投保单上所有书写内容均非爱尚丽舍所书写，且平安财保苏州分公司在此前诉讼过程中从未提交原件，爱尚丽舍在相城区人民法院撤诉之后曾就本案保险合同向保监会投诉，平安财保苏州分公司向保监会提交的也是扫描件。该投保单上保险费金额亦未填写，爱尚丽舍认为投保单内容均为平安财保苏州分公司擅自添加，故爱尚丽舍不认可存在特别约定条款。在该次庭审中，平安财保苏州分公司应一审法院要求陈述缔约过程时称，本案所涉保单系通过电话承保，具体来源不清楚，可能是爱尚丽舍所说的王健，但平安财保苏州分公司无法确认其身份。电话打给业务员王兰英。在一审法院追问是王兰英不知道谁打来电话，还是平安财保苏州分公司未落实该节事实时，平安财保苏州分公司称“我们核实过的，因为本身投保的业务很多”。爱尚丽舍、平安财保苏州分公司双方在审理过程中均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保监会苏州监管分局制作的调查笔录，平安财保苏州分公司业务经办人王兰英在接受调查时称，经人保产险相城支公司的业务员王健介绍达成这个业务，2016年9月中旬，经过王健介绍，我和王健一起去了爱尚丽舍在相城的办公地点，见了一个姓张的女士，我询问了她想要投保的保额，她讲要总保额1000多万，我们还谈了免赔相关事项，还到他们仓库区拍了相关的标的的照片，张女士提供了营业执照等相关证件，我把投保单给了她，她在投保单上盖了他们公司的章，还提供了标的物存放地址的清单，也盖了章，确认了投保事项。（投保过程）差不多花了一个小时。我跟她讲保险责任可以具体看条款，免赔额及免赔率在投保单上明确写明，还告诉她每次事故100万赔偿限额，她在投保单上盖章确认了。（投保单上的）手写文字不是我写的，可能是王健写的，或者也可能是客户张女士写的，我确认在客户盖章前这些信息在投保单上已经写好了。前期相关联系工作都是王健做的，投保完成后，我没有再与投保方有任何联系，保单出单后我把保单给了王健，然后由王健交给投保人。业务介绍人王健在接受调查时陈述称，我和王兰英一起去的，王兰英向张某介绍了保险方案并出具了投保单，张某看完后没有疑义，在投保单、条款、投保清单等文件上盖章投保。(投保过程)大概半个多小时。（投保单上的手写文字）不是我写的，应该是平安公司的人写的，我不清楚是不是王兰英写的，也不清楚是不是张某写的。（这个文字是投保前就写上去的、还是在投保当天写的、还是在投保完成后回来写的？）这个时间隔的久了，我实在记不清了，当时去了以后，跟投保方介绍了保费、免赔、赔款限额等内容，这些信息在她盖章前都确认好了的。平安财保苏州分公司向一审法院确认，投保单上所有手写内容均为平安财保苏州分公司公司负责单据制作的职员童某书写。一审法院要求平安财保苏州分公司经办人王兰英、童某到庭作证，平安财保苏州分公司告知一审法院王兰英以已在保监局接受调查为由拒绝出庭作证。证人童某向一审法院陈述称其在本案所涉保单中仅参与了出单与录入过程，并未参与磋商。投保单上所有手写字迹均是本人填写，且全部填写内容均为一次形成，填写时爱尚丽舍尚未盖章。填写该投保单的时间是正式确认保单录入之前，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填好之后投保单是交给业务员的。一审法院认为，平安财保苏州分公司虽然提交了投保单意欲证实双方缔约时存在每次事故赔偿限额100万元的特别约定，但其该项主张一审法院不予认可，理由如下：首先，投保单的来源及形成过程可疑且平安财保苏州分公司在事故发生后有故意回避某些事实的嫌疑。平安财保苏州分公司在向一审法院陈述有关缔约过程时尚未向一审法院提交保监局对王兰英、王健的调查笔录，在该次陈述中，平安财保苏州分公司有故意不确认王健的介绍人身份的嫌疑，平安财保苏州分公司自称核实过电话投保来源，但未能确认王健的身份，该陈述与保监局对王兰英、王健的调查笔录明显不符。事实上，平安财保苏州分公司所出具的本案所涉保单的保单明细表上明确载明了被保险人联系人“王先生”，因此，有理由判定，平安财保苏州分公司故意回避本案所涉保单介绍人为王健的事实。同时，保监局在对王兰英、王健调查时均仔细询问了投保单中手写字迹的书写人，但却未对平安财保苏州分公司所主张的书写人童某进行调查，此亦足以表明平安财保苏州分公司在保监局调查过程中并未向保监局说明实际书写人为童某。此外，根据平安财保苏州分公司的陈述，其投保单扫描件留存于电脑系统中，但在本案首次诉讼时，平安财保苏州分公司亦对投保单只字未提，直到保监局介入调查后方提交了投保单扫描件，平安财保苏州分公司不在首次诉讼中向人民法院提交投保单扫描件，甚至从未提及存在投保单扫描件而仅仅表示投保单找不到的行为亦令人费解，只能解释为平安财保苏州分公司未打算向相城区人民法院如实陈述有关投保单的问题。平安财保苏州分公司在诉讼中所陈述的“平安财保苏州分公司出具保单后要求爱尚丽舍在保单复印件上加盖印章”的陈述也有悖常理，不符合保险公司正常的交易惯例，如此大费周章，显然不如让爱尚丽舍在保单原件上抄写一遍特别约定的内容或者直接出具有关知晓特别约定的声明来得简单直接，故平安财保苏州分公司的该项陈述亦不可信。其次，爱尚丽舍所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整理件与王兰英、王健在保监局陈述的缔约经过基本一致，能够相互印证，故爱尚丽舍所陈述的缔约过程基本可信。王兰英的陈述表明其明知投保人要求的保额为1000万；从王兰英与王健的陈述来看，王兰英、王健均不知道投保单中手写内容为何人所书写，王兰英称“可能是王健写的，或者也可能是客户张女士写的”，由此应当得出的结论为王兰英所拿出的投保单为空白投保单而非已经填写过内容的投保单；而王健称“我不清楚是不是王兰英写的，也不清楚是不是张某写的”的陈述虽然不能直接得出上述结论，但在与王兰英的陈述相印证之后，也倾向于推断当时盖章的为空白投保单，因为作为缔约时的参与人不可能都没有注意到爱尚丽舍盖章时投保单上有无手写内容这个细节，尤其是王兰英，投保单系由其提供的，倘若其拿出投保单时已经有手写内容的话，其不应当不知道，没有理由做出“可能是王健写的，或者也可能是客户张女士写的”这样的回复，由此，证人童某称其填写投保单内容后交给业务员的陈述与王兰英的陈述之间存在明显矛盾，不足为据。因此，现有证据能够表明，除爱尚丽舍经办人否认投保单上有手写内容外，王兰英、王健均不能确认在王兰英拿出投保单时，投保单上有手写内容，故王兰英、王健虽然在接受调查时声称已告知投保人赔偿限额100万元，但投保单本身并不足以支持该二人的该项陈述。事实上，经办人王兰英甚至连投保单上的手写内容由谁书写、何时书写都无法确定，难以让人相信其曾对投保单中的手写内容（特别约定以及免赔约定）进行过合理的提示与说明。再次，爱尚丽舍提交的2012年度及2013年度的保单能够证明，爱尚丽舍此前曾以“尚尚居家具经营部”的名义在平安财保苏州分公司处投保类似险种，投保标的物地址系本案所涉标的物地址中的一部分，保险金额与保险费率均低于本案所涉保单，保单特别约定中均仅约定了“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为2000元或损失金额的10%”，并未约定每次事故的赔偿限额。王兰英在明知投保人的保险标的为1000万元的情况下向投保人解释并说服一个有多次投保经验的投保人接受以更高的保费支出而获取更小的保险金额毫无疑问不是一件容易完成的任务，王兰英与王健在缔约前的磋商时间的描述上略有出入但基本一致，王兰英称“差不多一小时”，王健称“大概半个多小时”，倘若王兰英、王健的确如其所言解释清楚了“每次事故赔偿限额100万元”的意义，难以相信投保人在不足一个小时的时间内仍然同意投保。综上，平安财保苏州分公司虽然提交了投保单并提供了证人童某证实其主张，但证人童某的陈述与业务经办人王兰英、缔约参与人王健的陈述存在矛盾，现有证据不足以表明平安财保苏州分公司在缔约时对“每次事故赔偿限额100万元”的特别约定进行过解释和说明，故平安财保苏州分公司要求以100万元作为赔偿限额的抗辩理由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二、关于损失数额问题本案保险事故发生后，平安财保苏州分公司委托泛华保险公估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对事故损失进行评估，爱尚丽舍亦在公估委托单上盖章。该公司于2017年12月22日作出报告，认定索赔金额为4189475.5元（该数据源自被保险人提供的2017年2月19日库存明细表中显示库存总金额），估损金额为1473884.78元（实际定损金额为1724445.2元，扣除17%增值税后为估损金额）。因爱尚丽舍对该报告结论有异议，平安财保苏州分公司未向爱尚丽舍送达该公估报告。2017年12月18日，爱尚丽舍委托广东衡量行保险公估有限公司对事故损失进行评估，2018年4月5日，该公司出具评估报告称，委托人报损金额为4959015.7元（其中重复报损143056元），评估金额4539105.02元，其中可清点类存货损失金额为3584324.94元、不可清点类存货总计定损941626.23元、不计入账的装修材料定损13153.85元(以上数据均已剔除税金)。爱尚丽舍为此支付公估费30000元。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公估报告（两份）、公估费支付凭证及公估费发票予以证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在一审法院审理过程中，爱尚丽舍、平安财保苏州分公司双方均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保监局对泛华公估公司工作人员张庆成、邱发伟的调查笔录。调查笔录显示，该公司于2017年3月6日接受平安财保苏州分公司委托，因与平安财保苏州分公司之间存在总对总的协议故没有单独的委托书，属于单方委托，无需被保险人盖章。被保险人提供过电子版的报损清单，但因无纸质的报损清单所以未将报损清单附在报告中。对于无发票的存货通过询价确认报损价格较高，考虑到生产成本、物流成本、人工成本、存放成本及销售成本大致测算其订单价格为正常价格的50%，故对报损价格进行50%的初步折算，并在折算后扣减了17%的增值税价值。对于不可清点物品未进行估算，也未进行折损率推算。爱尚丽舍还向一审法院提供了中国保监会苏州监管分局作出的针对泛华公估公司及相关个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三份（〔2018〕26、27、28号），爱尚丽舍拟藉此进一步证明泛华公估公司及相关评估人员因违规已受到处罚。对此，平安财保苏州分公司质证认为，相关处罚仅仅表明公估机构违反了监管规定，处罚内容并未对公估报告的内容与结论作出其他评价，不足以推翻公估结论。在一审法院审理过程中，平安财保苏州分公司对爱尚丽舍所提交的评估报告亦不予认可，认为应以泛华公估公司的评估结论为损失核定依据。同时平安财保苏州分公司明确表示不在本次诉讼过程中申请重新鉴定。一审法院认为，依现有证据，泛华公估公司的评估报告存在完全未计不可清点类损失以及在成本价基础上扣减增值税的情形，其评估结论有失公允，故该公司的评估结论不足以作为认定本案事故所造成损失的依据。爱尚丽舍提交的广东衡量行保险公估有限公司所作出的评估结论虽系爱尚丽舍单方委托，但该报告不存在明显瑕疵，故在平安财保苏州分公司坚持不申请重新鉴定的情况下，该公估报告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但经一审法院审查，爱尚丽舍先后两次向泛华公估公司、衡量行公估公司所提交的报损清单数额上存在一定出入，首次报损金额为4189475.5元，而第二次报损金额为4959015.7元（其中含重复报损143056元），在本案诉讼过程中，爱尚丽舍并未就上述差异主动向一审法院作出说明并给予合理解释，故对爱尚丽舍的报损金额应以其首次提交的报损清单为依据。鉴于此，一审法院根据衡量行公估公司的公估结论，扣除衡量行公估公司已经剔除的重复报损金额143056元之后，依相同的核减比例将爱尚丽舍的损失酌情调整为3948635.47元。三、关于免赔率15%的约定问题爱尚丽舍认为，保单中约定的“绝对免赔额2000元或免赔率15%，两者以高者为准”属于平安财保苏州分公司未尽提示说明义务的免责条款，故该条款不发生法律效力。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我国现行保险法规定，上述条款属于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提示并明确说明的免责条款，尽管本案中有证据表明爱尚丽舍属于对本案所涉险种具有相当经验的投保人，但由此并不能免除保险人的提示说明义务。由于平安财保苏州分公司所提交的投保单通过前述分析已经不能作为证明平安财保苏州分公司针对“绝对免赔约定”做出过有效说明的依据，且平安财保苏州分公司亦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就该免责条款尽到提示说明义务，故爱尚丽舍主张该条款不发生法律效力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爱尚丽舍、平安财保苏州分公司双方保险合同关系成立，平安财保苏州分公司应依约承担保险责任。平安财保苏州分公司主张在100万元限额内赔偿的抗辩理由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爱尚丽舍要求平安财保苏州分公司支付理赔款利息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但爱尚丽舍主张自2017年4月20日起计算利息的请求未充分考虑到本案保险损失核定的复杂性，一审法院予以调整，一审法院酌定平安财保苏州分公司自2017年11月20日起支付理赔款利息。爱尚丽舍要求平安财保苏州分公司支付公估费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依法应予支持，但鉴于爱尚丽舍有故意夸大损失数额的嫌疑，故对平安财保苏州分公司应承担的公估费数额一审法院调整为2550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条、第十七条、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向姑苏区金阊桐泾北路爱尚丽舍家具经营部支付保险理赔款3948635.47元，并支付上述款项自2017年11月20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二、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向姑苏区金阊桐泾北路爱尚丽舍家具经营部支付公估费25500元。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1661元，由姑苏区金阊桐泾北路爱尚丽舍家具经营部负担2365元，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负担19296元。本院认定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二审另查明：爱尚丽舍一审提交的张某和王健的微信聊天记录载明，保险单、《财产综合险保单明细表》至2016年10月10日仍未交付给爱尚丽舍。本院认为，爱尚丽舍在平安财保苏州分公司投保财产综合险并交纳了保费，保险合同成立并生效。在保险期间内，爱尚丽舍财产发生保险事故，平安财保苏州分公司应当进行理赔。案涉保险合同约定有每次事故赔偿限额100万元以及免赔率条款，因该些条款属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平安财保苏州分公司应当举证证明就免责条款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否则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本案中，首先，保险单所附《财产综合险保单明细表》虽然载明了每次赔偿限额和免赔率内容，但现有证据表明平安财保苏州分公司并未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向爱尚丽舍交付上述材料，故平安财保苏州分公司以《财产综合险保单明细表》来证明其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就免责条款进行了提示，不能成立。其次，从平安财保苏州分公司提交的投保单来看，投保单在保费金额等重要内容方面存在空白，爱尚丽舍在投保单上加盖公章，但日期空白，故投保单本身内容并不完备。而投保单上手写的单次免赔额和免赔率内容处并无爱尚丽舍签字或盖章确认，由此双方当事人对该些内容系何时、何人填写产生争议，平安保险公司系从事保险行业多年的全国性保险公司，平安财保苏州分公司作为提供投保单、保险合同等材料的一方，相对于投保人对保险合同签订业务流程更具专业能力和主导地位，理应对上述争议事实承担更严格的举证责任。再次，平安财保苏州分公司的工作人员王兰英陈述，投保单上手写的单次免赔额和免赔率内容可能是当日同行的王健或者客户张女士所填写。按其陈述，应当是订立合同时当场填写。而平安财保苏州分公司工作人员童某陈述系其先行填写好之后交给王兰英带至爱尚丽舍。平安财保苏州分公司工作人员的上述陈述存在明显不一致。爱尚丽舍认为其在投保单上盖章时并未看到有手写条款。因此，平安财保苏州分公司应当进一步举证证明爱尚丽舍在投保单上加盖印章时，投保单上手写的单次免赔额和免赔率内容已经存在，但平安财保苏州分公司未能进一步举证证明。最后，爱尚丽舍连续多年购买相同品种的保险，在此情形下，按照平安财保苏州分公司的主张，案涉保险相较于上一年度保险增加了单次赔偿限额100万元这一对爱尚丽舍权利重大限制的条款，而保费并未发生明显变化，平安财保苏州分公司未能就履行明确说明义务后，爱尚丽舍仍选择与之订立保险合同的合理性进行解释和举证。综合以上四点，平安财保苏州分公司一方面未能证明其就免责条款进行了提示，另一方面也未能证明其就免责条款进行了解释说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三条规定：“保险人对其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负举证责任。投保人对保险人履行了符合本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要求的明确说明义务在相关文书上签字、盖章或者以其他形式予以确认的，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该项义务。但另有证据证明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的除外。”如上所述，现有证据和事实足以证明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平安财保苏州分公司以爱尚丽舍在投保单上加盖公章来证明其已经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不能成立。关于损失金额认定的问题，平安财保苏州分公司委托泛华公估公司作出的公估报告未计入不可清点类损失，对货物价值评估时在成本价上扣减增值税，明显失当，故一审法院不以该公估报告作为认定损失金额依据，并无不当。对于爱尚丽舍提交的广东衡量行公估公司作出的公估报告，并未存在明显不当，在平安财保苏州分公司明确不申请重新鉴定的情况下，一审法院采信广东衡量行公估公司作出的公估报告，扣除重复报损金额后认定本案保险事故损失金额，并无不当。综上，平安财保苏州分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593元，由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柏宏忠审判员  丁 兵审判员  朱婉清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六日书记员  白佳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