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212民初14052号 原告：史惠君，女，1963年1月19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宁波市鄞州区。 被告：谷晓涵，男，1984年8月23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宁波市海曙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亚纳、胡义康，北京大成（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史惠君为与被告谷晓涵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于2019年9月25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陈文生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后因案情复杂，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分别于2019年10月21日、2020年4月23日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史惠君、被告谷晓涵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亚纳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史惠君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偿还原告30万元并支付自2019年6月7日起至款项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10%计算的利息。事实与理由：原、被告系邻居关系。被告系北京通金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金所公司）在宁波所设营业网点的管理人员兼营销员。在被告的极力劝说下，2018年2月6日原告与通金所公司、北京融聚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订了编号为TJS2018-0007431《出借咨询与服务协议》，约定原告以受让债权的方式出借资金，原告出借的金额为50万元，出借期限即为选择的服务模式所对应的期限。服务模式为月月盈，时间为一年期，预期年化收益率为10.2%。签约当日原告将50万元汇入北京通金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托管专户。因原告对通金所公司根本不了解，《出借咨询与服务协议》是由被告拿到原告家里签订，原告担心资金的安全，被告再三向原告保证资金的安全，并在2018年4月24日向原告出具《担保书》，载明：为原告于2018年2月6日在通金所投资的保理理财产品金额50万元整，在该产品标的物公司无力偿还回款，并且保理公司与通金所无力偿还回购债权情况下，被告为原告的50万元投资行使担保义务，最晚时间不超过2019年2月6日的后一个月。 2019年1月下旬，该笔借款快到期之际，因原告在公交车上受伤在家卧床休养，原告电话联系被告表示借款到期后，原告要将该笔50万元资金取回以备用，被告苦苦要求原告多支持其业绩，请求原告不要取回再续期。被告在2019年1月25日拿了通金所公司的《出借咨询与服务协议》到原告家中，要求原告提前续期，原告碍于面子，同意到期后只取回20万元，对剩余30万元又在《出借咨询与服务协议》签了名字，利息还是采用月月盈方式，借款期限为一年即从2019年2月7日起至2020年2月6日止，预期年化收益率为10%。2019年2月2日，原告收到通金所公司偿还的借款本金20万元，之后，原告按月收到通金所公司汇来的以借款本金30万元为基数计算的利息，原告于2019年6月27日收到最后一笔利息后就没有再收到利息了。通金所公司于2019年7月4日宣布进入良性退出阶段的经营决定，并于2019年7月13日发出《致投资人的一封信》，后被告通知原告选择通金所公司提供的所谓“良性退出兑付认选方案”，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原告只得选择C方案（根据通金所公司设定的条件，C方案是原告唯一能选择的方案），根据该方案，原告能在2019年8月11日拿到借款金额的0.5%，但原告一分钱也没有拿到。在此情况下，原告要求被告帮助撤销原告的兑付认选方案，现在被告告知原告已经撤销了原告的兑付认选方案。 出事后，原告仔细阅读了2019年1月25日被告要求原告签订的所谓续期的《出借咨询与服务协议》，发现该《出借咨询与服务协议》上的借款人实际是金商商业保理有限公司，而北京通金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只是居间人。原告认为原告从未将借款本金30万元汇给金商商业保理有限公司，该份《出借咨询与服务协议》从未生效，故原告剩余30万元借款的债务人仍然是北京通金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被告对该30万元借款的偿还仍应尽担保义务，通金所公司的现状表明其已经无力偿还原告的借款，故原告要求被告履行担保义务，向原告偿还借款30万元及支付相应利息的义务。 被告谷晓涵答辩称：原告与案外人北京通金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了两份出借咨询与服务协议，被告出具的担保书承诺承担担保责任对应的是购买50万元借款理财产品合同，该50万元合同已经到期。现原告要求被告承担30万元担保责任，该30万元借款理财合同，与前述50万元是不同的合同，该第二份合同已经生效并已经履行，而且原告也按第二份合同收取利息了，故被告无需再对原告第二份合同承担担保责任，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本院认定如下：案外人通金所公司为从事资金出借咨询、债务管理服务平台，被告系通金所公司业务员。2018年2月6日，原告与案外人通金所公司、北京融聚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三方签署了《出借咨询与服务协议》一份，约定原告以受让债权方式出借资金，委托案外人完成债权受让手续和受让债权匹配，出借资金经第三方托管账户转付给债权转让人，或者直接支付给债权转让人从而完成资金的出借，同时合同约定协议需经三方签字或盖章且出借资金成功划入至第三方托管账户后，协议方可生效。原告受让债权的资金为50万元。同日，原告将50万元打入通金所公司开设在恒丰银行的资金托管专户，产品模式为“月月盈”，该协议于2019年2月6日到期。2018年3月至2019年1月期间，原告每月收取利息4250元。2018年3月20日，被告向原告支付该出借协议的佣金5000元，2018年4月24日，被告签署担保书，约定被告对原告与案外人的协议中投资的50万元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原告可以要求被告承担担保义务的期限于2019年2月6日该协议到期后一个月届满。2019年1月25日，原告与通金所公司、金商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三方签署了《出借咨询与服务协议》一份（编号：ＴＪＳ2019-Ｂ0000419），约定原告投资出借30万元，受让金商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的相应债权，1月25日至27日，原、被告双方就是否继续出借理财通过微信多次协商沟通，后原告同意赎回20万元，其余30万元继续出借，1月27日，被告向原告支付第二份协议的佣金6000元。同日，原告赎回了20万元。从2019年3月至6月期间，原告收到五期利息，分别是3月1日2416.67元，3月25日、4月26日、5月29日、6月27日均为2500元的利息。2019年7月中旬前后，通金所公司向原告发送《致投资人的一封信》、《关于“瑞鑫嘉盈1号”定向融资计划产品未能按期实施兑付公告》，明确载明所投资金难以收回公司选择良性退出方案，后原告本人到本市通金所公司拿到的《良性退出兑付任选方案》载明协议的编号为ＴＪＳ2019-Ｂ0000419，原告签字确认自愿选择Ｃ方案，即三年分批支付方案，此时原告未对该编号的协议提出异议。 以上事实由原告史惠君提供的出借咨询与服务协议、汇款凭证、担保书、《致投资人信》、《北京通金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良性退出兑付任选方案》、《关于“瑞鑫嘉盈1号”定向融资计划产品未能按期实施兑付公告》、微信聊天记录、银行业务回单、民事判决书，被告谷晓涵提供的交易记录及原、被告的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案中，原告与案外人通金所公司、北京融聚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2018年2月6日签署出借咨询与服务协议，被告于2018年4月24日签署的担保书，均系各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2019年1月25日，原告与通金所公司、金商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签订的出借咨询与服务协议，经三方盖章或签字确认，该第二份协议亦约定协议需经三方签字或盖章且出借资金成功划入至第三方托管账户后，协议方可生效，虽然第二份协议签订之后原告未将款项划转至第三方托管账户内等，但根据第一份协议，该投资款处于第三方托管账户或原债权出让方，故第二份协议签署后，原告对新债权出让方金商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已是明知且该第二份协议亦成立生效。该第二份《出借咨询与服务协议》签订后，原、被告又经过反复充分协商，原告在微信中明确赎回20万元，其余30万元继续出借，后原告拿到了第二份协议的佣金，按月领取第二份协议约定的收益即持续五个月利息，原告自取的《良性退出兑付任选方案》也明确了第二份协议编号为TJS2019-B0000419，原告本人签字确认自愿选择C方案，故第二份协议生效并履行。原告无证据证明被告对第二份协议所涉款项提供担保责任，故被告不应承担担保责任。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史惠君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原告史惠君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陈文生 人民陪审员  施豪杰 人民陪审员  忻宏斌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二日 代书 记员  顾吉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