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7民终41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裴利，男，1967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凌海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宁宁，锦州市太和区兴泰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佟百春，男，1962年2月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凌海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晖，北京隆安律师事务所沈阳分所律师。上诉人裴利因与被上诉人佟百春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凌海市人民法院（2018）辽0781民初18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裴利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宁宁、被上诉人佟百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晖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裴利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原审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即解除土地流转合同，拆除非法建筑，恢复原有用途，承担因非法建筑的损失5万元，或者发回原审法院重审。二、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审法院以上诉人流转给被上诉人的土地四至不清，无法确定被上诉人的非法建筑建在上诉人承包的耕地上属于认定事实错误。2000年1月1日上诉人承包了本村耕地2.14亩，承包期限自2000年1月1日起至2030年1月1日止。2008年3月1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一份，上诉人将其承包的2.14亩耕地转包给被上诉人（承包合同面积是1.5亩，村里土地重新测量是2.14亩），流转期限从2008年3月1日起至2030年1月1日止，流转价格为50,000元。合同签订后，上诉人将诉争土地交给被上诉耕种，而被上诉人却在其流转的耕地上建房，改变了土地用途。上诉人流转给被上诉人的地块名称是“大道沿”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辽宁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中明确了本案诉争地块的名称：“大道沿”，四至：东邻：道，西邻：赵振彪，南邻：道，北邻：道，名称、四至清晰明了。从凌海市人民政府颁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对上诉人流转给被上诉人地块的四至及面积均有明确的标注。一审法院应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标注的四至及面积对本案诉争土地进行实地测量，根本不存在地界不清问题。一审中，被上诉人没有提供任何有效证据证明地界不清的证据，而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一审法院也没有对这一重要证据进行质证。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明案件事实，依法判决，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佟百春辩称，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答辩人并未在被答辩人向其流转的耕地上建房。答辩人现在使用的土地由三部分组成，包括本案案涉土地，也包括从赵振彪和孙志银处流转了土地，答辩人将三块土地进行统一管理。答辩人与被答辩人签订的《辽宁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以下简称《流转合同》）及被答辩人提供的相关资料，只是载明土地四至为“东邻道，西邻赵振彪，南邻道，北邻道”，由于地貌等变化等原因，道的边界并无明显标识，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对此看法也不一致，村委会也没有给予明确。所以，在土地位置尚不明确的情况下，无法确定被答辩人诉称的农舍是否建在案涉土地之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原审认定被答辩人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并无不当。二、答辩人并未改变土地用途，《流转合同》中第七条规定：“依法保护和合理利用土地，维护土地的农业用途，不得用于非农建设，不给土地造成永久性损害。”2007年末，为了果蔬遇冷及农副产品临时存储，答辩人兴建了农舍，并未改变土地用途，也没有对土地造成永久性的伤害。同时，合同约定的流转期限是2007年10月9日至2030年1月1日，距离流转结束仍有10年的时间。且答辩人承诺在《流转合同》到期前，恢复土地原貌，对被答辩人利益并未产生损害。被答辩人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不合理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综上，恳请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裴利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解除土地流转合同，拆除在裴利承包的农业用地上的非法建筑，恢复原有用途。并承担因非法建筑给土地造成的损失5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佟百春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裴利、佟百春系同村村民。裴利的父亲裴俊华（2003年6月份去世），作为家庭代表于2000年1月1日与村委会签订土地承包合同，裴俊华所代表的农户家庭，共有8口人，其中包括有本案的裴利本人。裴俊华通过与村委会所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总共承包了18亩土地，分3块，其中包括本案所涉案的“大道边”地块。该“大道边”地块的承包合同写明所承包的地块的面积为1.5亩，承包年限为30年，即从2000年1月1日到2030年1月1日。裴俊华2003年6月份去世后，裴利对上述的“大道边”土地进行耕种管理。2008年3月1日，裴利作为家庭代表与佟百春签订了《辽宁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将上述“大道边”1.5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流转给佟百春，年限为从2008年3月1日到2030年1月1日止，承包费为人民币5万元，承包合同中对土地座落的表述为“东邻道，西邻赵振彪，南邻道，北邻道”。流转方式为转包，用途为种植。合同同时对双方的权利与义务进行了约定，其中第七条3项约定佟百春拒绝履行或不适当履行流转合同约定的义务，裴利有收回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利；第七条第4项规定佟百春有获得在土地上生产经营的自主权、收益权和补偿权，佟百春方依法保护和合理利用土地，维护土地和农业用途，不得用于非农建设，不得给土地造成永久性损害。第八条还约定考虑到物价波动因素的影响，为了维护转让方的利益，在合同签订后，在一定的期限内，如土地转让价格明显变化，流转双方进行协商确定流转价格；第九条关于违约责任约定，佟百春如果违反合同约定改变约定的土地用途，应终止土地流转合同，并及时恢复原使用状态，造成的损失由佟百春方自行负责；合同签订后，佟百春将土地流转的全部费用5万元交给裴利，裴利将土地经营权流转给佟百春，双方按照合同履行。另查明，与上述裴利流转给佟百春的“大道边”土地西侧相邻的土地分别是同村的赵振彪和孙志银俩人的承包地。该两人均在裴利流转之前的2007年10月9日与佟百春签订了内容相同的《辽宁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将两人的土地亦流转给佟百春，流转年限均到2030年1月1日。佟百春通过先后从赵振彪和孙志银流转土地和从裴利处流转土地，将三块土地连成一体，统一进行经营管理。后佟百春在经营过程中自行在所流转的土地的偏东部靠北邻道(大锦线)一侧又建了房屋3间。关于房屋建造的具体年份因时间太久加之没有任何手续，裴利、佟百春的说法不一。经过多年的经营和改造，佟百春所流转土地的原始地貌有了改变，特别是裴利、佟百春所签订的《辽宁省农村土地流转经营权流转合同》中约定的“东邻道，南邻道”，现已经找不到原始的“道”。还查明裴利曾经于2018年5月因本案的这块土地起诉过佟百春，要求其恢复土地用途，按照合同约定增加流转承包期内土地流转承包费30万元，如佟百春不能按照现有市场价格支付流转承包费，依法收回流转承包的土地。该院于2018年6月27日依法作出了（2018）辽0781民初1391号民事判决书，以证据不足驳回了裴利的诉讼请求。还查明，由于佟百春现经营使用的一整片土地系佟百春从裴利及赵振彪，孙志银三个人流转所得，该院曾两次召集双方当事人到现场并申请村委会对双方的土地进行丈量，以区分出裴利流转给佟百春的土地的具体位置边界，但因为双方对丈量的起点意见不一致，再加上村委会认为各农户实际的承包地亩数与承包合同中的亩数均不一致，都不同程度的要多，还有因地貌的改变等原因无法具体确定承包地时各农户的土地实际位置和具体边界，导致无法具体明确裴利所流转给佟百春的土地的四至边界。从而也导致无法确定佟百春所建的三间房屋是否是建在了裴利流转给佟百春的土地上以及占用的面积。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合同双方均具有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地履行自己的义务。裴利与佟百春签订《辽宁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将案涉土地经营权流转给佟百春，佟百春就享有对土地的经营权。本案中裴利认为是佟百春在经营管理土地的过程中，在流转的地上非法建筑了房屋，改变了土地的用途。佟百春属于违反法律的规定和合同的约定，因此要求解除与佟百春的土地流转合同，要求佟百春拆除房屋，恢复土地原状，将土地经营权返还并赔偿其经济损失。但通过现有的证据无法查明，裴利所流转给佟百春的土地的具体的四至，佟百春所建的房屋是否是建在裴利的承包土地上?占有多少面积?是否为根本性违约?是否达到了法定或者流转合同约定的解除合同的条件?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第五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判决：驳回裴利要求解除与佟百春签订的《辽宁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拆除在裴利承包的农业用地上的非法建筑，恢复土地的原有用途及赔偿经济损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裴利承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在二审庭审中，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进行了质证。上诉人提交如下证据：1.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2.辽宁省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合同；3.凌海市大凌河街道办事处大锦村民委员会证明，以上证据证明诉争地块的名称、四至、地界、亩数清晰。佟百春发表质证意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在一审中没有提交，超过了举证期限，不应予以确认。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与承包经营权证上的示意图是一致的，上面记载的四至与承包合同中四至一致，但是没有具体的坐标，不能证明土地的具体四至。辽宁省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合同对于实测面积与确权面积的差额部分并没有给出处理方案，差额部分权属不清，具体坐落也不清楚。对于上诉人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依据有效证据查明事实如下：凌海市人民政府向以裴利为承包方代表的家庭成员下发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颁证时间2018年8月21日），其中记载代码为2107810012070300032地块的四至为东至道路，西至赵振彪，南至荒地，北至道路，面积为1.5亩，后附有承包地块示意图，但未标注具体坐标。2018年12月28日发包方凌海市大凌河街道办事处大锦村民委员会与承包方代表人裴利签订《辽宁省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合同》，其中记载地块名称为“大道边”土地四至与上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一致，实测数为2.33亩，确权数为1.5亩。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在其流转的承包地上建设非法建筑改变了土地用途，进而要求解除土地流转合同，拆除非法建筑并承担因非法建筑给土地造成的损失5万元，则应当对案涉房屋系建筑在上诉人流转给被上诉人的承包地上的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经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08年3月1日签订的《辽宁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中记载名为“大道沿”的地块四至为东邻道，西邻赵振彪，南邻道，北邻道，面积为1.5亩，面积与村里原始台账记载一致。根据双方陈述可以确认案涉房屋于2008至2009年间已经存在，但具体建设时间依现有证据无法认定。在近10年后的2018年进行土地确权时，确认上诉人承包的名为“大道边”地块四至为东至道路，西至赵振彪，南至荒地，北至道路，实测数为2.33亩，确权数为1.5亩。可见，土地确权时案涉土地面积以及南侧边界均发生了改变，其余边界与双方签订土地流转合同时的边界位置是否发生变化依现有证据亦无法确定。一审法院为区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所流转土地的具体位置边界，曾两次召集双方到现场并申请村委会对土地进行丈量，但因双方对丈量起点不一致以及地貌改变等原因，导致无法具体确定各农户的土地实际位置和具体边界，因而无法确定被上诉人2008至2009年间已经存在的案涉房屋是否建在了上诉人流转给他的承包地上。故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无充分证据证明，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原审法院据此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裴利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上诉人裴利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钟 鸣审判员 韩晓武审判员 安剑凌二〇二〇年六月五日法官助理范宇文书记员张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