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5民终51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吴红心（曾用名吴红昕），男，1972年2月5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吉林省九台市，曾在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晓红，女，1973年6月20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吉林省九台市，曾在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梁爽，吉林泉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金根月，男，1995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斌，男，1987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桐乡市。 吴红心、王晓红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2019）浙0502民初4784号民事判决书；2、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请；3、一审及二审诉讼费用等各项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的基本事实是：上诉人自2018年8月开始与张斌合作，上诉人从张斌处拿各种衣服销售。由于服装销量不好，上诉人依双方口头约定按以下几种方式处理从张斌处拿的衣服。1、已经出售的衣服，支付货款给张斌；2、没有售出的衣服，由上诉人退货给张斌；3、张斌在上诉人的门市销售的己方衣服，由第三方直接付款给张斌；4、张斌从上诉人处拿上诉人的服装销售，抵扣上诉人需支付给张斌的货款。双方之间的往来均有对方签字或微信、现金、支付宝、银行卡记录。双方合作一段时间后，张斌突然将上诉人诉至法院。二、一审判决错误。1、一审程序违法。上诉人从不认识金根月，也更不可能同其合作，即使上诉人与张斌之间只存在口头合同。根据合同的相对性，金根月不是合同的相对主体，不具有原告的主体资格。一审法院认可不具有诉讼主体的人参与诉讼，程序违法。2、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对双方之间所谓的总货款价值的认定是违法的。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送货单只有复印件，并无原件，一审法院没有核实、又未要求其在合理期限内提供，有些送货单据没有上诉人的签字，一审均予认定是错误的。一审认定张斌给上诉人签收的单据存在重复，是错误的。如果张斌认为其签收重复，就要负举证责任，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一审法院对于退款金额的认定错误。上诉人对退款金额的举证有张斌签收的收条为证，一审在没有反驳证据情况下，仅凭张斌的陈述就认定有重复，于情、于理、于法不符。张斌认可微信、支付宝是自己所有，且上诉人有转账记录的情况下，采信张斌有关“在起诉的时候己经扣除了”的陈述是错误的。张斌对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均认为没有关联性、真实性，但又部分认可，一审法院也认为没有关联性、真实性，但判决支持张斌诉请，是错误的。 张斌辩称，一审判决合理、合法，希望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金根月二审未答辩。 金根月、张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吴红心、王晓红立即支付货款143786元，并自起诉之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年利率赔偿损失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吴红心、王晓红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张斌与案外人金根美是夫妻，金根月是金根美的弟弟。吴红心、王晓红系夫妻关系。张斌一直协助金根月管理生意。 2018年8月份至同年10月份期间，双方发生毛衣买卖业务，张斌向吴红心、王晓红送货，共43份送货单，货单由吴红心及员工签收确认，合计货款金额为267911元。期间，吴红心、王晓红陆续发生退货，退货金额为73475元。 同年9月30日张斌出具了收条一份，收条载明收吴红心毛衣款34390元。另张斌认可吴红心、王晓红还陆续支付了货款16260元。 另查，交易过程中，吴红心、王晓红一直认为交易相对方是张斌，张斌未向吴红心、王晓红告知尚存在金根月。还查明，张斌与吴红心、王晓红还存在着合作关系，双方互有款项往来，款项尚未结清。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关于毛衣交易张斌有送货，吴红心、王晓红有签收，吴红心、王晓红有退货，张斌亦有签收；同时吴红心、王晓红支付部分货款后，张斌出具收条；双方之间虽未签订书面合同，但毛衣买卖的合同关系成立，买卖货物的内容未违反相关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张斌依约交付了货物，吴红心、王晓红应当及时足额支付货款，现吴红心、王晓红对货款久拖不付，显属不当。故对于张斌要求吴红心、王晓红支付未结清货款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该院依法予以支持。 对于吴红心、王晓红主张金根月不是适格原告主体一节，因已有生效（2018）浙0411民初5682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认定，该院不予赘述。对于吴红心、王晓红主张不欠张斌货款，因无有效证据充分证明，该院不予采纳。 至于吴红心、王晓红与张斌合作关系所涉其他经济往来，鉴于双方均未向该院提交材料，且亦与本案所涉买卖关系无必然关联，当事人可另行处理。 吴红心、王晓红系夫妻，上述债务发生于吴红心、王晓红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且吴红心、王晓红共同生产经营服装生意，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共同承担支付所欠货款之责任。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吴红心、王晓红应支付张斌货款143786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未支付货款为基数，自2019年3月1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驳回金根月的诉讼请求。如果吴红心、王晓红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176元，减半收取1588元，由吴红心、王晓红负担。 二审期间，吴红心、王晓红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证据一、第三方向张斌转帐的微信记录及帐单（89页），用于证明上诉人通过第三方给付被上诉人的款额。证据二、吴红心的聊天记录（22页），用于证明双方是如何合作的。证据三、吴红心给付张斌的转帐记录（12页），用于证明上诉人通过微信等方式给张斌的转帐付款事实。证据四、吴红心同人生无奈的聊天记录（137页），用于证明双方之间的合作关系。证据一至证据四，一审中已部分提交。 张斌质证认为：对上诉人提交的所有证据均不认可。聊天记录内容虽然是真实的，但是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能实现上诉人主张的事实，关于收款，张斌已经把这些钱扣除了，在一审中张斌已经提交了相关的证据材料给法院。 吴红心、王晓红还向本院申请证人王某出庭作证。用于证明张斌、金根月在与吴红心、王晓红合作做毛衣生意期间，在上诉人店面销售的毛衣是由上诉人厂里配送的。张斌从上诉人厂里把毛衣拿走，毛衣所有退货单打包事实存在，都有证人参与。张斌、金根月在与上诉人合作毛衣生意期间，在上诉人店里收到的第三方货款信息传达给上诉人厂里，由证人亲自配货，把上诉人厂里的毛衣送出。张斌在上诉人厂里把毛衣打包发走，款式、数额写在一个单子上，并没有详细标注款号。张斌在上诉人厂里打包发走的其中一个款式是半成品，是上诉人厂里加工，由上诉人提供棉布面料，支付加工费，经过二次加工才完成一件成品，退货时已按成品退货。 经本院准许，证人王某到庭作证。王某陈述，张斌曾与吴红心、王晓红合作做羊毛衫生意，张斌到上诉人的店里帮忙销售。王某从2015年初到上诉人店里工作，当时负责送货、配货、裁剪，直至2018年12月底离开。张斌发到上诉人店里有成品和半成品，吴红心、王晓红将半成品加工后再销售。经过加工后的成品如果销售不出去，存在退货给张斌的情况。从上诉人店里发货，记录在发货单上，没有遗漏。至于毛衣销售的收益，上诉人与张斌之间如何分配不清楚。 对王某证言，陈斌质证认为，证人的陈述基本都不是事实，王某是王晓红的侄子。王某称工作到2018年底不是事实。在2018年9月中旬时，因为吴红心迟迟未付货款，张斌到上诉人厂里去，住在上诉人厂里，那时王某已经不在上诉人厂里工作了。王某其实在2018年8月份就不在上诉人厂里工作了。在一审中提交的送货单可以看出，前期王某确实有签字收货，后来就没有签字了，所以王某的陈述不是事实。 金根月未予质证。 对于上述证据材料，经审查，本院认证认为：证据一、证据二、证据四的证明对象涉及张斌与吴红心、王晓红之间存在合作关系及相应款项往来，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证据三，上诉人已向一审法院提交，属于重复提交，本院不予认定。证人王某证言的证明对象系张斌与吴红心、王晓红存在合作做毛衣生意的事实，该证明对象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 金根月、张斌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一审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对于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主要争议焦点为：一、吴红心、王晓红是否结欠张斌货款，如果结欠，金额如何认定。二、一审程序是否合法。 关于争议焦点一。首先，双方交易总额的问题。一审中，被上诉人主张双方交易总额共计267911元，并向法院提交了43份送货单予以证明，吴红心、王晓红上诉认为送货单为复印件，其中两份送货单缺乏人员签收，不应作为证据认定。本院认为，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43份送货单与金根月在金根月诉吴红心、王晓红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2018）浙0411民初5682号民事案件]中举证的送货单完全一致，对此，本案双方当事人均予认可。在秀洲区人民法院（2018）浙0411民初5682号民事案件中，吴红心、王晓红质证认为对该43份送货单的真实性无异议，生效的秀洲区人民法院（2018）浙0411民初5682号之一民事裁定已将43份送货单作为有效证据认定，且送货单已在该案中存档。故吴红心、王晓红该上诉理由不成立。吴红心、王晓红与张斌均认可双方交易金额已涵盖在该43份送货单中并无遗漏，送货单已明确载明交付的毛衣名称规格、数量及金额，一审结合送货单认定双方交易总额为267911元并无不当。其次，涉及1818款毛衣的退货单是否存在重复签收以及退货金额的认定。吴红心、王晓红上诉认为如果涉及1818款毛衣的退货单存在重复签收则应由张斌承担举证责任。本院认为，从上述43份送货单可查明，张斌向吴红心、王晓红共交付1818款毛衣748件，然吴红心、王晓红提交的8份退货单中有3份退货单涉及1818款毛衣，所涉1818款毛衣共计1477件，退货数量远超交货数量，故吴红心、王晓红主张的1818款毛衣退货数量确实存在重复计算。至于退货金额，8份退货单存在4份退货单未载明退货金额。如前所述，3份退货单存在重复计算情况。此外，2018年10月12日退货单中的棉布裙，据吴红心、王晓红二审陈述，系吴红心、王晓红在张斌交付的毛衣基础上进行加工，因最终未能销售，吴红心、王晓红将加工后形成的棉布裙再交付给张斌，即吴红心、王晓红提交的该退货单中包含其与张斌合作经营业务的数量。张斌出具的载明“今拉毛衣共计1942件，卖款所得共计31690元（叁万壹仟陆玖拾元）抵扣原有货款”的退货单，张斌抗辩认为涉及双方合作业务，与本案无关。其余4份退货单，分别为金根美于2018年10月22日、2018年10月12日、2018年10月30日、2018年10月19日出具，吴红心、王晓红主张该4份退货单合计21319元（其中2份退货单未载明退货金额）。一审结合退货单内容以及张斌的自认，认定退货金额为73475元，符合证据认定规则，并无不当。最后，关于付款金额的认定。吴红心、王晓红一审提交了张斌出具的收条，收条载明收吴红心毛衣款34390元，对此，一审判决已经认定。对于吴红心、王晓红提交的微信、支付宝转账记录，本院认为，该些转账记录并未明确所支付款项的性质，且生效的秀洲区人民法院（2018）浙0411民初5682号之一民事裁定认定吴红心、王晓红与张斌之间另存在合作关系，款项尚未结清，故仅凭转账记录难以证明该些款项是本案买卖关系所涉付款。一审中，除上述收款34390元以外，张斌还自认吴红心、王晓红支付其货款16260元，一审判决结合转账记录以及张斌自认，认定吴红心、王晓红支付货款共计50650元，并无不当。故吴红心、王晓红尚结欠张斌货款143786元。 关于争议焦点二。一审判决对于金根月不是适格原告主体已作评判，判决未支持金根月的诉请，据此，未影响吴红心、王晓红的实体权利义务。一审审理过程中也充分保障了吴红心、王晓红诉讼权利的行使，故吴红心、王晓红认为一审程序违法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吴红心、王晓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176元，由上诉人吴红心、王晓红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杨林法 审判员  杨瑞芳 审判员  郑 扬 二〇二〇年六月三日 书记员  鲍 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