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民终655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浏阳市易马彩印厂，住所地浏阳市大瑶镇南川社区瑶发街49号。投资人：李昌亮。委托诉讼代理人：陶维吾，浏阳市致远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启湘，男，1980年2月2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浏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伟，湖南湘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电平，女，1983年6月11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浏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伟，湖南湘卓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浏阳市易马彩印厂（以下简称易马彩印厂）因与被上诉人黄启湘、何电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浏阳市人民法院（2020）湘0181民初7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易马彩印厂上诉请求：1、撤销湖南省浏阳市人民法院（2020）湘0181民初700号民事判决书，改判二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贷款33474.6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二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1、本案的基本事实:2015年12月上诉人根据两被上诉上的订单，为其印制花炮彩色包装箱，分别于2015年12月14日、15日送货给二被上诉人。2016年2月6日，两被上诉人聘请的管理人员刘某制作由其签名的《浏阳市礼盛出口花炮厂，大瑶易马彩印厂对账单》该对账单未加盖“浏阳市礼盛出口花炮厂”公章，因上诉人只与被上诉人发生买卖合同关系，故由对账单制作人刘某将“浏阳市礼盛出口花炮厂”字样裁剪。该对账单总货款71208.6元。第一次送货时由被上诉人黄启湘付款10000元，2016年2月6日接收对账单时由被上诉人何电平付款10000元，2017年4月15日付款10000元。至此时被上诉人何电平在对账单上记载:下欠41208元。在第一部分货款没有清偿的前提下，被上诉人又要上诉人为其印制彩色包装箱，上诉人不同意再印制，被上诉人则提出付现钱，不赊欠，并于2017年11月23日预付订金10000元，上诉人便按上诉人订单印制，于2017年12月7日经送货人彭星山交被上诉人《财源滚滚来》包装箱货款5142元;2017年12月12日经送货人吴龙明交被上诉人《财源滚滚来》包装箱货款10284元，被上诉人于该日用微信转付10000元;2017年12月17日经送货人吴龙明交被上诉人《中国梦》包装箱货款15740元，《财源滚滚来》包装箱货款3428元，2019年12月19日被上诉人转付14500元;2018年1月15日经送货人吴龙明交被上诉人《中国梦》和《财源滚滚来》包装箱货款9572元，被上诉人于2018年1月28日转付9400元。第二部分分四次共交被上诉人货款44166元，被上诉人分四次支付货款43900元，抹去货款266元，现款支付完毕。这四次送货时，上诉人都开出了三联发货单，第一联存根联，第二联客户联，第三联记账联。上诉人将第二、第三联给送货人交被上诉人签收后，第二联交给了被上诉人，第三联回来交给了上诉人。第二部分货款履行完毕时被上诉人又要回上诉人保存的第三联发货单，所以现在上诉人持有的只有存根联。2019年8月，上诉人找被上诉人核对2016年2月6日对账单欠款余额并催收货款，被上诉人将第二部分现款交易付款额列于第一部分业务往来的付款，遂引发本案诉讼。2、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1）上诉人浏阳市易马彩印厂是与被上诉人黄启湘、何电平发生买卖合同关系，而不是与浏阳市礼盛出口花炮厂发生买卖合同关系。这有被上诉人聘请的管理人员刘某的证明和上诉人开出的发货单以及二被上诉人支付货款的记录为证，再有被上诉人不加盖“浏阳市礼盛出口花炮厂公章和上诉人不接受署名“浏阳市礼盛出口花炮厂”对账单为证。（2）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第二部分业务往来现款交易货款数与付款额完全吻合。即上诉人2017年12月7日货款5142元，2017年12月12日货款10284元，2017年12月17日货款19168元，2018年1月15日货款9572元，四次共供被上诉人货物款为44166元。被上诉人2017年11月23日预付款10000元，2017年12月12日支付货款10000元，2017年12月19日支付货款14500元，2018年1月15日支付货款9400元，合计43900元，抹掉266元。被上诉人将签收的发货单收缴后，上诉人凭无被上诉人签名的存根联作为证据，有当时送货人的证人证言证实，证人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不能出庭作证，理由正当。（3）一审法院对上诉人有证人证言的发货单，购货额与付款时间、金额相符的证据不予采信，而对被上诉人编造2017年12月12日付款10000元系另外购货付款而偏信。（4）被上诉人将支付第二部分货款的43900元归于支付第一部分货款不符合交易习惯。被上诉人在2017年4月15日前支付上诉人第一.部分货款30000元均分别在对账单上记录，注明下欠多少元。如果这43900元是支付第一部分货的话，同样会在对账单上予以登记。3、一审法院适应法律错误。由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楚，导致适应法律错误。被上诉人黄启湘、何电平辩称：一审法院作出的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以维持。易马彩印厂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黄启湘、何电平共同支付易马彩印厂货款46474.6元及利息（利息以46474.6元为基数自2018年1月15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履行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黄启湘、何电平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对于买卖关系发生的经过，易马彩印厂陈述：黄启湘、何电平因花炮生产需要向其订购彩印包装箱，双方的业务往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2015年12月11日-15日期间，易马彩印厂向黄启湘、何电平供货71208.6元；第二部分为2017年12月-2018年1月期间，易马彩印厂向黄启湘、何电平供货44166元。对第一部分的往来，易马彩印厂向该院提交了《大瑶易马彩印厂对账单》，该对账单的标题部分为“大瑶易马彩印厂对账单”，打印版正文主要内容为：“日期2015年12月11日、名称招财进宝／万事如意、总金额26020.67元；日期2015年12月14日、名称财满仓／前满贯、总金额23682.58元；日期2015年12月15日、名称中国梦、总金额16360.87元；日期2015年12月15日、名称招财进宝／万事如意、总金额519.89元；日期2015年12月15日、名称财满仓／前满贯、总金额4624.59元；合计71208.6元。大瑶易马彩印厂2015年交货明细如上属实！”该对账单下方有“刘某”签名，同时还手写记载了“送货时付10000元启湘手有领条，2016.2.6号付现金10000元转账下欠61208.6元电平手，2017.4.15付现10000元下欠41208元”的内容。对第二部分的往来，易马彩印厂向该院提交了四份《浏阳市易马彩印厂发货单》，第一份内容为：“领物部门（或个人姓名）黄启湘，2017年12月7日，物品名称：财源滚滚来，金额：5142元，送货人：彭，制单人：李昌亮”；第二份内容为：“领物部门（或个人姓名）黄启湘，2017年12月12日，物品名称：丝财源滚滚来，金额：10284元，送货人：吴龙明，制单人：邱小红”；第三份内容为：“领物部门（或个人姓名）黄启湘，2017年12月17日，物品名称：中国梦、财源滚滚来，金额：19168元，送货人：吴，制单人：李昌亮”；第四份内容为：“领物部门（或个人姓名）黄启湘，2018年1月15日，物品名称：中国梦、财源滚滚来，金额：9572元，送货人：吴，制单人：李昌亮”。上述四份发货单的“客户签章”处均无人签名确认。易马彩印厂为证明案外人刘某的身份情况，向该院提交了证明人为“刘某”出具的《证明》一份，内容为：“证明本人刘某，身份证号码4301811978××××××××,2015年至2016年，受黄启湘、何电平夫妇聘请，从事花炮生产管理，在职期间于2015年12月11日至15日签收大瑶易马彩印厂彩箱金额合计人民币71208.00元整。于2016年2月6日对账本人签字属实。证明人：刘某日期：2020年2月22日”。易马彩印厂为证明货物交付情况，向该院提交了由易马彩印厂代理人于2020年1月21日对彭星山、吴龙明进行调查而制作的两份《调查笔录》，在易马彩印厂代理人分别问及：“你为易马彩印厂送过货给黄启湘吗？”彭星山答：“送过，是2017年12月7日为易马彩印厂送过一车财源滚滚来的彩箱给金刚镇丹桂村的黄启湘，对方收货后我将易马彩印厂的发货单给了黄启湘。这发货单的货款是五千多元。”吴龙明答：“送过。2017年12月12日我为易马彩印厂送了一车财源滚滚来的彩印包装盒给黄启湘，当时由黄启湘雇佣的人员签收的，这车货金额是1万多元。2017年12月17日我又为易马彩印厂送了一车货给黄启湘，也是他请的人员签收的，货款是19168元。2018年1月15日，我再次为易马彩印厂送了一车货给黄启湘，也是他请的人员签收的，货款是9572元。我每次送货回来都把黄启湘方签收的发货单交给了易马彩印厂。”对易马彩印厂陈述的第一部分业务往来，黄启湘、何电平陈述：在2015年12月11日-15日期间，是由浏阳市礼盛出口花炮厂作为买受人与易马彩印厂作为出卖人之间发生的往来，刘某是浏阳市礼盛出口花炮厂聘请的工作人员，而易马彩印厂提交的《大瑶易马彩印厂对账单》的标题部分进行了裁剪，内容存在缺失，不能全面反映客观事实。黄启湘、何电平为证明易马彩印厂所提交的《大瑶易马彩印厂对账单》内容存有瑕疵及买受主体系浏阳市礼盛出口花炮厂的事实，向该院提交了打印版正文内容及“刘某”签名均与易马彩印厂提交的对账单一致，但标题部分第一行为“浏阳市礼盛出口花炮厂”、第二行为“大瑶易马彩印厂对账单”的《浏阳市礼盛出口花炮厂大瑶易马彩印厂对账单》。对此，易马彩印厂陈述：对账单中记载的货物确实是送至了浏阳市礼盛出口花炮厂，但该厂既有被告黄启湘的生产线，也有被告黄启湘之兄的生产线。2016年2月6日，易马彩印厂到浏阳市礼盛出口花炮厂进行对账，由刘某制作了《浏阳市礼盛出口花炮厂大瑶易马彩印厂对账单》，易马彩印厂当即表示其担心若浏阳市礼盛出口花炮厂注销后，被告黄启湘与其兄对该笔货款相互推诿的情况发生，刘某遂采纳了易马彩印厂的意见，将《浏阳市礼盛出口花炮厂大瑶易马彩印厂对账单》中标题部分第一行“浏阳市礼盛出口花炮厂”字样裁剪。对易马彩印厂陈述的第二部分业务往来，黄启湘、何电平陈述：易马彩印厂所提交的四份发货单系其单方制作，黄启湘、何电平二人均未在该发货单上签字确认，不能证明货物数量、金额的真实性，更无法证明易马彩印厂向黄启湘、何电平供货的事实。两份调查笔录属于证人证言，而证人未到庭接受询问，不具有证明力，且从调查笔录中的内容看，两位司机对几年前的送货日期、数字、金额均有准确的记忆，与常理不符。黄启湘、何电平还陈述，在2017年12月至2018年1月期间，易马彩印厂确实向黄启湘、何电平供过货，货值10000元，已现货现结。为此，黄启湘向该院提交了其于2017年12月12日通过微信向易马彩印厂投资人李昌亮转账10000元记录。而易马彩印厂则认为该笔款项系支付2017年12月12日发货单中的货款。另查明：1.黄启湘、何电平系夫妻关系，于2003年12月23日登记结婚。2.原浏阳市礼盛出口花炮厂成立于2002年7月26日，系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为黄蔚礼，该厂于2017年3月1日办理注销登记。在组织清算报告中,黄启初、黄启湘于2017年2月28日作出了“如有未清偿的债权债务由黄启初、黄启湘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承诺。3.黄蔚礼于2016年1月13日去世，其妻钟桂秋、其女黄慈英、其子黄启湘、黄启初于2016年8月22日向浏阳市公证处申请办理继承权公证，浏阳市公证处于2016年8月26日作出（2016）湘长浏证字第930号《公证书》，公证确认浏阳市礼盛出口花炮厂的全部资产及其他财产权益的一半为黄蔚礼的个人遗产，因黄蔚礼的父亲黄文藻、母亲刘瑞珍均先于其死亡，妻子钟桂秋、女儿黄慈英均表示自愿放弃继承上述遗产，故黄蔚礼的上述遗产应由其儿子黄启湘、黄启初共同继承。4.根据转账记录及双方当事人陈述，黄启湘、何电平的付款情况如下：2015年12月11日支付10000元、2016年2月6日支付10000元、2017年4月15日支付10000元、2017年11月23日支付10000元,2017年12月12日支付10000元、2017年12月19日支付14500元、2018年1月28日支付9400元、2018年2月14日支付5000元、2019年2月3日支付3000元，合计81900元。黄启湘、何电平陈述上述款项中2017年12月12日付款10000元系其以个人名义、现货现结的方式向易马彩印厂购买彩印包装箱所支付的货款，与本案无关，其余款项71900元系其代浏阳市礼盛出口花炮厂清偿债务，并认为原浏阳市礼盛出口花炮厂欠易马彩印厂货款为71208.6元，已付货款71900元，债务已清偿完毕。易马彩印厂则认为，黄启湘、何电平与其发生业务往来的总货款为115374.6元，已付货款81900元，尚欠33474.6元。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结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易马彩印厂与黄启湘、何电平之间的买卖关系是否成立。对此，该院评析如下：易马彩印厂在本案中主张其与黄启湘、何电平之间的业务往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2015年12月11日-15日期间，易马彩印厂向黄启湘、何电平供货71208.6元。易马彩印厂为此向该院提交了《大瑶易马彩印厂对账单》及刘某出具的证明，但该对账单进行了裁剪，不具备证据的真实性、完整性，不能全面反映客观事实，且证人刘某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的质询，故其出具的证明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而从黄启湘、何电平提交的《浏阳市礼盛出口花炮厂大瑶易马彩印厂对账单》内容来看，出卖人、买受人的合同主体地位明晰，且易马彩印厂在庭审中亦认可标的物交付地点在原浏阳市礼盛出口花炮厂。虽然黄启湘、何电平在2015年12月11日至2019年2月3日期间陆续向易马彩印厂支付了货款，但合同履行过程中的付款人并不必然就是买卖合同关系中的买受人，同时结合原浏阳市礼盛出口花炮厂在办理注销登记时的清算报告及继承公证书，黄启湘亦具有清算人和继承人的双重身份并负有相应的民事责任。因此，在易马彩印厂无充足有效证据证明黄启湘、何电平系买受人主体的情况下，根据已查明的案件事实及合同相对性原则，该院认定与易马彩印厂在2015年12月11日-15日期间发生买卖关系的交易相对方为原浏阳市礼盛出口花炮厂，货款金额为71208.6元。易马彩印厂主张的第二部分往来为2017年12月-2018年1月期间，易马彩印厂向黄启湘、何电平供货44166元。该院认为，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首先，虽然易马彩印厂没有书面买卖合同等直接证据证明易马彩印厂与黄启湘、何电平双方之间买卖合同成立，但其应提交证明合同已经履行并为对方所接受的证据，包括当事人签署的交货凭证、结算凭证和债权凭证等，而易马彩印厂向该院提交的四份发货单中的内容系其投资人李昌亮自行填写，黄启湘、何电平或其关联人员并未在发货单中签字确认，故该发货单不能作为双方买卖合同关系成立的依据。其次，虽然易马彩印厂提交了其代理人向彭星山、吴龙明制作的调查笔录，但该调查笔录属于证人证言的性质，对于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该院不予采信。故仅凭现有的证据无法认定易马彩印厂与黄启湘、何电平之间于2017年12月-2018年1月期间存在货值44166元的买卖合同关系，易马彩印厂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基于黄启湘、何电平并非涉案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方，且针对易马彩印厂与原浏阳市礼盛出口花炮厂之间发生的货值71208.6元的业务往来，黄启湘、何电平已履行了71900元的付款义务，该债务已清偿，故该院对易马彩印厂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易马彩印厂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962元，减半收取481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60元，合计1041元，由易马彩印厂负担。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为：2017年12月－2018年1月期间，易马彩印厂是否向黄启湘、何电平供货44166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易马彩印厂主张自己与黄启湘、何电平在2017年12月－2018年1月期间发生了44166元的买卖合同关系，应当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易马彩印厂为证实其主张，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四张发货单的存根及对应的送货人的书面证人证言，证人在二审中出庭作证并接受了法庭的质询。四张发货单的存根系易马彩印厂单方面制作，无黄启湘、何电平签字，其本身不能证明易马彩印厂已履行了出卖货物的义务。两位证人当庭陈述自己为易马彩印厂和附近其他单位送货拉货，每次送货收费120元左右，全年送货拉货收入达六、七万元。被上诉人黄启湘、何电平质证认为，两位证人对两年前送货的日期、金额都记忆准确，不符合常理,对证人证言应不予采纳。本院认为，根据人的记忆特征，对两年前送货的日期、金额在存在几百次送货拉货的情形下，能准确记忆并非常人能做到，该证人证言存疑，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易马彩印厂应进一步举证证明。根据易马彩印厂和证人的陈述，四次送货，易马彩印厂都开出了三联发货单，第一联存根联，第二联客户联，第三联记账联，易马彩印厂将第二、第三联交给送货人，送货人再将两联送货单交给客户，客户在第三联客户签单处签字后，送货人回来交给易马彩印厂。因此，易马彩印厂应当持有黄启湘、何电平签字的第三联。现易马彩印厂不能提交自己持有的重要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易马彩印厂现有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在2017年12月－2018年1月期间向黄启湘、何电平供货44166元，对易马彩印厂要求黄启湘、何电平支付货款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易马彩印厂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62元，由上诉人浏阳市易马彩印厂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应江审判员  高 进审判员  常晓华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何麟书记员詹毅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