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226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桂英，女，1956年12月19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孔祥红，北京市信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曹某1，女，1988年11月15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曹某2，男，2016年12月1日出生。法定代理人：曹某1（曹某2之母）。二被上诉人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阎书波，北京市嘉昊律师事务所律师。二被上诉人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淑瑞，北京市嘉昊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李桂英因与被上诉人曹某1、曹某2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2民初425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桂英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保证书》经鉴定后确认系王涛本人签字，对借名及房屋归属记载清晰完整，一审法院笔迹鉴定后未采信该证据，导致事实认定错误。2．《保证书》中“三里河房屋”指向清晰。其家庭在三里河仅有一套房屋，即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区×号院×号楼×门502（以下简称502号房屋），是其与王涛父亲结婚时，王涛爷爷原单位分配的一间平房回迁而来；爷爷单位另外分配的一套三里河一区楼房，即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区×号院×号楼×层3号房屋（以下简称3号房屋），回迁后现由王涛的奶奶吴某居住。3．回迁时王涛年龄不大且无任何收入，购房款均系其出资，房屋由其出租，相关证件也一直由其保管。继承案件笔录可证实，其明确表示讼争房屋并非王涛遗产。曹某1、曹某2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李桂英的上诉请求。1．讼争房屋系吴某承租公房回迁而来，在继承案件中，李桂英明确认可房屋是奶奶留给王涛的。2．《保证书》虽系王涛书写，但王涛家在三里河有两个房屋地址，房屋指向不清。王涛得病去世与财产被夺走存在逻辑关系。3．购房合同、完税证明、交款手续、产权证等均非李桂英持有，房屋一直由王涛出租管理。因此，本案并非借名买房法律关系。2018年9月，李桂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曹某1、曹某2履行协议，将位于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区×号院×号楼×门502所有权变更登记至李桂英名下；2．案件诉讼费由曹某1、曹某2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讼争房屋位于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区×号院×号楼×层×门502，登记的房屋所有权人为王涛。李桂英为王涛之母，曹某1为王涛之妻，曹某2为王涛与曹某1之子。曹某1与王涛在2016年3月8日登记结婚。王涛于2016年8月27日死亡。就讼争房屋，2001年6月21日，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甲方、卖方）与王涛（乙方、买方）签订《回购安置住房买卖合同》，内容为：“根据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关于同意国家计委三里河一区旧房改造实施办法的批复》（房改字【2001】35号）的规定及所签订的《回购现房协议书》，经协商，甲、乙双方签订住房买卖合同如下：第一条甲方将座落于西城区三里河一区2号院1号楼6门502号的总建筑面积为63.45平方米的房屋的所有权以2001年度成本价格和所批准的经济适用房价格出售给乙方。总价款为253059.60元（含调节因素）。第二条乙方向甲方付房价款方式。乙方一次性付房价款计253059.60元。”就讼争房屋，在房屋管理部门备案的另一份合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甲方、卖方）与王涛（乙方、买方）于2001年6月21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内容为：“甲、乙双方就下列房屋的买卖订立本合同，双方共同遵守。一、甲方将座落西城区三里河×区×号院×号楼×单元502号楼房一套，总建筑面积64.3平方米，出售给乙方，房价款为65837.40元。”2001年6月21日，王涛向国家计划委员会机关基建办公室分别缴纳购房款现金253059.60元、维修及手续现金3371.47元。2008年1月27日，王涛书写字条两张，一张《保证书》内容为：“保证书。世纪城房、三里河房是李桂英出钱的，归李桂英所有，一切房租归李桂英，暖气费、物业费李桂英支付。”另一张内容为：“搬到乐城以后决不让李桂英负责王涛的日常生活，具体（收拾屋子、洗衣服、做饭）。”在一审庭审过程中，曹某1、曹某2对上述两字条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申请对第一张字条《保证书》中“王涛”的签字是否为王涛亲笔所写进行笔迹鉴定。经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摇号确定北京天平司法鉴定中心作为该案的鉴定机构。经鉴定，鉴定机构于2019年10月14日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保证书“王涛”的签字处与样本上的王涛笔迹是同一个人书写的。为此，曹某1、曹某2支出鉴定费5000元。2014年4月14日，房屋管理部门经审核，准予讼争房屋登簿发证，讼争房屋登记的房屋所有权人为王涛。一审法院认为，该案中，李桂英主张其与王涛之间达成借名买房的意思表示并实际支付讼争房屋购房款，李桂英应就其主张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关于李桂英实际支付讼争房屋购房款一节，李桂英提交了回购安置住房买卖合同、价款明细表、保证书、证人李某、邵某的证人证言、中国建设银行进账单等证据。其中回购安置住房买卖合同、价格明细表、中国建设银行进账单上填写的当事人均为王涛，无法证明由李桂英缴纳了讼争房屋购房款；保证书上只记载“三里河房是李桂英出钱的”，没有写明具体的房屋座落，没有写明出资的具体数额，难以判断与讼争房屋及待证事实存在关联性；证人李某、邵某均为李桂英之亲属，与其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难以采信。因此，李桂英未能提交具有证明力的证据材料证明其实际支付了讼争房屋的购房款。关于李桂英与王涛就讼争房屋达成借名买房意思表示一节，李桂英提交了保证书、证人李某、邵某的证人证言等证据。其中保证书的内容上没有体现出王涛与李桂英之间借名买房的意思表示；证人均为李桂英之亲属，与其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难以采信。因此，李桂英未能提交具有证明力的证据材料证明其与王涛就讼争房屋达成借名买房的意思表示。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19年12月判决：驳回李桂英的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另查明：王涛的出生日期为1981年12月7日。因李桂英对购房款交纳事项存在异议，双方确认：根据交款收据显示，2001年6月21日，王涛向国家计划委员会机关基建办公室分别缴纳购房款现金253059.60元、维修及手续现金3371.47元。2001年6月21日，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与王涛签订《回购安置住房买卖合同》时，合同落款处乙方签字为：王涛（李桂英代），联系电话为李桂英手机号码。因双方对涉讼房屋权利来源存有较大争议，本院调取了曹某1、曹某2起诉李桂英法定继承纠纷案件（以下简称继承案件）的庭审录像，与曹某1提供的该案件开庭笔录进行核对。经核对，在该次庭审中的录像与庭审笔录内容一致。在该次庭审中，李桂英明确表示：三里河的房屋原系吴某的房子，给其与王涛父亲结婚使用；拆迁时，其向自己父母借款购买了该房屋，担心丈夫刚去世，房屋写其名字让吴某不舒服，就写成了王涛名字；房子是属于吴某的，可以去向老人调查；该房不能作为王涛遗产分割。对此，曹某1、曹某2认为：李桂英在继承案件及本案诉讼中，几次陈述内容不同、前后矛盾，从庭审录像中可知，李桂英认可房子是吴某的；李桂英此后又以借名买房提起诉讼，系虚假诉讼，不应得到支持。李桂英称：在继承案件庭审中所称房子是吴某的，系其当时对法官问题理解错误；拆迁前平房是吴某承租的公房，但拆迁后其出资购买，《保证书》可证实是借名买房；当时王涛生活不独立，为让王涛理解父母不容易才写的《保证书》。为核实其对502号房屋的权利情况，本院要求李桂英提供吴某本人意见。李桂英在二审审理中提供录像视频及书面证明各一份。经审核，上述证据可以证实：吴某认可502号房屋已赠与给李桂英，系李桂英交款购买，当时房子写王涛名字是征求其同意的。就此，鉴于吴某年龄较大及该证据的具体情况，经本院电话沟通，吴某确认上述录像及证明的真实性。对此，曹某1、曹某2称：对该视听资料，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并质证称：如作为证人证言，证人吴某应出庭接受质询；如作为视听资料，明显不完整；从视频中可清晰看出纸质版意见系李桂英所写、念给吴某听，显系诱导性发问，与李桂英在继承案件中陈述不一样；对于出资，李桂英每次庭审说法都不同；即便该证据为真，也证明不了借名买房，不能推翻李桂英在继承案件中的自认。李桂英称：吴某已九十岁了，无法出庭，因此提交录像资料及按手印的证明，可清楚证实502号房屋的历史过程，如有必要可向吴某核实。对于王涛家庭在三里河房屋的具体情况，李桂英称：第一，502号房屋回迁前的地址是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区×排1-7号平房一间，系其与王涛父亲结婚时，王涛爷爷原单位分配的宿舍，吴某是承租人；第二，3号房屋，拆迁前房号为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区3-1号，两居室楼房，也是王涛爷爷单位所分配公房回迁而来，王涛父亲去世前户籍一直在此，现吴某系房屋所有权人并在此居住使用；第三，此外，家庭还有三套房屋，分别是李桂英名下丰台区育芳园小区房改房一套、西城区乐成小区经济适用房一套，王涛名下世纪城房屋一套，也系李桂英出资。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双方的上诉、答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可以归纳为：李桂英与王涛间是否存在借名买房法律关系。第一，关于李桂英诉讼请求的权利来源。首先，本案争议的502号房屋，系由王涛爷爷原工作单位分配的平房一间回迁购买而来，拆迁前的公房承租人为吴某，李桂英与王涛父亲婚后在平房内居住。在拆迁安置时，由李桂英代理王涛签订合同，房屋最终登记在王涛名下。现吴某认可李桂英的陈述，认可502号房屋归李桂英所有。因此，李桂英有权以借名买卖法律关系为基础提起本案诉讼。其次，对于李桂英在继承案件中的陈述，虽有“房屋系吴某的”等陈述，但从诉讼目的角度分析，其当时的陈述明显系阻碍502号房屋作为王涛遗产分割。因此，李桂英在继承案件中陈述不能作为认定本案法律关系的唯一证据。而对讼争房屋所涉争议，应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在借名买卖法律关系基础上审查要件事实，并做出最终判断。最后，为慎重起见，本院要求李桂英提供吴某的明确意见，并进行了电话核实。从吴某出具的书面意见可以证实，其已知晓房屋存在诉讼但并未提出异议，并通过视频资料亦予以明确。虽曹某1、曹某2不予认可，但因吴某的陈述清晰明确，鉴于其年龄较大，可不再出庭质证，本院对其意见予以确认。第二、《保证书》可作为确认借名买房法律关系的证据。首先，《保证书》可以起到证明作用。《保证书》系王涛单方意思表示，目的是确认“三里河”房屋系李桂英出资、归其所有，并非王涛与李桂英的借名协议。因此，虽未明确约定房号、价款等房屋详细情况，但母子间签订《保证书》的行为本身已非普通大众的惯常做法，应系在一定情境下对财产归属的确认，不能仅因内容不全就予以否定。因此，《保证书》可作为证实借名关系的证据。其次，《保证书》中“三里河房屋”指向明确。经本院核实，根据房屋分配原因、居住历史、拆迁过程等情况，三里河地区与王涛家庭有关的房屋，仅为登记在吴某名下的3号房屋及登记在王涛名下的502号房屋，而3号房屋系吴某名下、由其居住，故与王涛、李桂英直接有关的应为502号房屋。曹某1认为王涛家庭在该地区可能存在其他房屋，但并未提交证据佐证。因此，本院认定《保证书》中三里河房屋即为502号房屋。一审法院在未能深入核实，在《保证书》中王涛签字真实情况下做出的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最后，《保证书》需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借名买房法律关系，系以履行合同形式变更房屋权属登记结果，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物权的公示公信力，事实认定务求审慎。王涛签字的《保证书》系佐证本案事实的重要证据，但还结合其他证据，以达到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第三、李桂英主张的借名买房法律关系成立。认定借名买房的要件事实，一般为房款支付、房屋占有使用、证件资料保管、借名合理性。其中，在借名人与出名人存在近亲属关系时，房屋占有使用及证件资料保管可能存在一定交叉情况，因此借名合理性尤需注意。至于本案，曹某1、李桂英对房款支付、出租、保管证件的主体上存在本质分歧。因王涛已去世，本院只能根据现有证据做以下分析：首先，房款收据上的交款人虽系王涛，但在购房主体为王涛的情况下，交款人记录为王涛亦属正常，但不能以此认定系王涛出资购房。其次，2001年回迁购房时需一次性支付房款25万余元，当时王涛尚未年满20岁，其支付能力令人存疑。李桂英所称借款来源虽受到曹某1质疑，但相对于王涛支付款项真实性而言，李桂英支付购房款更为符合常理。再次，《回购安置住房买卖合同》上乙方签字为王涛（李桂英代），留有李桂英的联系方式，可佐证李桂英参与了拆迁回购过程。最后，对于产权证等证件资料保管、房屋占有使用，因二人的母子关系及王涛去世后房屋由李桂英控制，故此两项要件不应作为认定法律关系的绝对性标准。但除对李桂英在不同诉讼中的陈述及证言提出异议外，曹某1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王涛曾管理、使用502号房屋及相应证件资料。综合上述分析，结合《保证书》记载内容，李桂英借王涛之名购房的事实成立存在高度可能性，曹某1、曹某2应协助办理转移登记手续。必须指出，本院讨论本案借名买卖法律关系是否成立，重点关注要件事实及核心证据，对于各方在举证质证过程中的意见，本院不再一一讨论。因本案系二审改判，鉴定费及案件受理费的负担，本院一并依法调整。综上所述，李桂英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处理结果错误，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2民初42512号民事判决；二、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曹某1、曹某2协助将位于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区×号院×号楼×层×门502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至李桂英名下。鉴定费5000元，由曹某1负担（已交纳）。一审案件受理费5846元，由曹某1、曹某2各负担2923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5846元，由曹某1、曹某2各负担2923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金龙审 判 员 霍翠玲审 判 员 姚 颖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一日法官助理 李 慧书 记 员 李 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