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浙06行终19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浙江绍兴天源纺织印染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马山街道海塘。 法定代表人程国灿，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李一飞，浙江越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绍兴市越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北海街道马臻路45号。 法定代表人罗方远，局长。 出庭应诉行政负责人杨国宝，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薛宏，男，绍兴市越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朱东明，浙江德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董培中，男，1969年1月9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安徽省阜阳市颍泉区，现住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 上诉人浙江绍兴天源纺织印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源公司”）因诉被上诉人绍兴市越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区人社局”）、董培中工伤行政认定一案，不服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20）浙0602行初24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询问，本院不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天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李一飞，被上诉人区人社局副局长杨国宝及该单位的委托代理人薛宏、朱东明，被上诉人董培中到庭应询。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第三人董培中自2019年3月1日起与原告天源纺织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在原告公司从事装卸工作。2019年3月24日下午，第三人与同事田某同车去原告仓库装布，后不慎从装布的车上摔倒在地受伤，田某呼叫120救护车将其送至绍兴市人民医院治疗。入院抢救记录记载主诉：摔伤致头部外伤半小时；现病史：患者于半小时前在厂里干活时不慎从1.5米高处摔落致头部外伤，短暂昏迷；初步诊断：头部外伤、脑出血、枕骨骨折、乳突骨骨折。2019年6月10日，第三人董培中向被告区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被告区人社局于同日受理并向原告发送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原告于2019年6月24日提交了不同意董培中工伤认定的意见、劳动合同、田某情况说明等证据，认为第三人并非因工作原因受伤。后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人田某及第三人提供的证人丁某均进行了调查。2019年8月2日，被告作出（2019）704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第三人之伤为工伤。原告不服，遂成诉。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规定：“国务院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全国的工伤保险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设立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具体承办工伤保险事务。”故被告具有对第三人的工伤认定申请作出是否认定的法定职权。《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属于工伤。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各方当事人对于原告与第三人在事发时存在劳动关系、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受伤的事实均没有异议，对被告作出工伤认定的程序及适用法律也无异议。本案争议焦点在于第三人受伤是否系工作原因造成。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该举证责任在于原告。根据第三人的工作性质、入院抢救记录及被告所作的调查笔录等证据，可以确认第三人系在原告仓库装货时，不慎从货车上摔下致伤的事实成立。原告在工伤认定阶段及本案审理过程中，仅仅提供了田某的证言，欲证明第三人是在空车上摔下受伤。但该证言系孤证，且与常理不符，本院对其证明目的不予采信。故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第三人不是因工作原因受伤，不能阻却工伤认定。综上，被告作出的工伤认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原告要求撤销该工伤认定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负担，在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一审法院缴纳。 上诉人天源公司上诉称，一审法院并未查明区人社局作出工伤认定具有充分的证据，根据区人社局向当事人及其他现场人员制作的笔录，无法排除董培中系工作以外的原因致伤。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之规定，依法应当不予认定董培中为工伤。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撤销区人社局作出的（2019）704号工伤决定书。 被上诉人区人社局未在法定期限内提交书面答辩状，二审庭询时答辩称：1.一审判决完全正确。2.天源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首先，董培中的入院抢救记录及区人社局对丁某所作的调查笔录等证据均可证实董培中是在装布时不慎从车上摔下受伤，虽然上述证据不是直接证据，但特别是入院抢救记录，是董培中在抢救时，天源公司职工对董培中受伤情况的客观陈述，且与丁某的证言相互印证；而区人社局对田某所作的调查笔录，其证明力明显低于董培中提供的入院抢救记录及区人社局对丁某所作的调查笔录的证明效力，故综合本案证据，区人社局对一审法院直接认定董培中在天源公司仓库装货时，不慎从货车上摔下致伤，没有任何异议。其次，退一步讲，即使本案证据无法直接证明董培中是在装布时从车上掉下来摔伤，但至少可以证明董培中是从车上掉下来摔伤。由于董培中是天源公司的装卸工，2019年3月24日，为完成货车的装货任务，很明显董培中必须上下货车，故董培中上下货车的行为与其本职工作存在关联关系。在天源公司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董培中存在“自残或者自杀”的情形下，可以推断出董培中从车上掉下来摔伤与其本职工作存在关联性，是因工作原因受伤的结论。第三，从举证责任角度分析，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规定：职工或者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在天源公司无法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董培中非因工作原因受伤的情形下，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而在本案中，天源公司提供的田某的证言，系孤证，且与常理不符，无法证明董培中不是因工作原因受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项亦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受到伤害，用人单位或者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没有证据证明是非工作原因导致的”情形为工伤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董培中未在法定期限内提交书面答辩状，二审庭询时陈述称，董培中系受班长丁某指派，在车上装布时不慎摔下车而受伤。 经审理，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之规定，本案中，各方当事人对于被上诉人董培中与上诉人天源公司在事发时存在劳动关系、董培中系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受到伤害的事实均无异议。争议的焦点在于董培中受到的伤害是否为工作原因所致。从被上诉人区人社局据以作出涉案《认定工伤决定书》的董培中受伤经过陈述、田某和丁某的询问笔录、董培中在昏迷状态下被送至医院抢救时的“现病史”记载等证据，足以证明董培中系在装货时不慎从货车上摔下的事实。天源公司虽在区人社局工伤认定过程中提供了由田某签署的情况说明，用以否定上述事实。但该证据仅能证明田某并未看到董培中是如何从车上摔下的事实，尚不足以达到否定董培中因工作原因从车上摔下的事实。故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之规定，天源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且区人社局自2019年6月10日受理董培中的工伤认定申请后，经听取天源公司的意见及调查取证后，于2019年8月2日作出涉案《认定工伤决定书》并送达天源公司，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条“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自受理工伤认定申请之日起60日内作出工伤认定的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工伤认定的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和该职工所在单位”等之程序性规定。 综上，区人社局作出的涉案《认定工伤决定书》，并无不当，天源公司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浙江绍兴天源纺织印染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建 审判员 蒋 瑛 审判员 范卓娅 二〇二〇年六月四日 书记员 谈亚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