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吉24民申50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刘玉军，男，1966年9月16日出生，汉族，无职业，现住吉林省长白山池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中兴，吉林林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王义文，男，1965年7月25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吉林省安图县。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高荣才，男，1947年9月12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吉林省安图县。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梁尔明，男，1960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吉林省安图县。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祝树金，男，1970年4月13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吉林省安图县。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刘光梅，女，1955年8月15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吉林省安图县。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张秀萍，女，1979年1月18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吉林省安图县。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王洪林，男，1980年1月21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吉林省安图县。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赵同香，女，1968年2月8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吉林省安图县。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周家仙，女，1957年8月22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吉林省安图县。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吴宗平，女，1957年8月27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吉林省安图县。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刘希芳，女，1964年8月6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吉林省安图县。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王焕云，女，1969年4月17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吉林省安图县。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孙明云，女，1962年8月10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吉林省安图县。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王月文，男，1957年8月13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吉林省安图县。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殷方军，男，1965年1月18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吉林省安图县。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潘兴伟，男，1970年4月12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吉林省安图县。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宋学亮，男，1954年5月3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吉林省安图县。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崔著忠，男，1966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吉林省安图县。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裴福庆，男，1969年8月22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吉林省安图县。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李维贞，男，1953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吉林省安图县。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刘洪芝，女，1962年1月27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吉林省安图县。再审申请人刘玉军因与被申请人王义文、李维贞等二十一人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9）吉24民终18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刘玉军申请再审称,请求再审本案，依法撤销二审判决第二项，改判驳回被申请人的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正确，二审适用法律错误。本案经过是刘玉军不会种地，经过协商承包给了李维贞，利润分成是达到约定产量后再分成，相关投入李维贞负责，这样较公平合理可以给李维贞压力。刘玉军给李维贞钱是因为李维贞没有钱而借支。虽然李维贞否认，但经过调查可知，刘玉军与案涉农民根本不认识，也没有谈价，都是李维贞找的，所以李维贞与其他被申请人是雇佣合同关系，应当是刘玉军与李维贞结算承包款，而李维贞与其他被申请人结算支付雇佣的劳动报酬。承包合同和委托合同有相似之处，但承包合同是按结果论，交付结果第一，而委托合同不仅是结果交付，合同履行期间的细节经过及委托权限都有明确约定，本案符合承包合同性质。同时刘玉军也有证据证明李维贞的劳务费用虚假。补充内容：当时都是由李维贞决定种什么庄稼，农民工工资都是李维贞定的，是李维贞负责招进农民工，并且进行田间管理、包括对农民工的工资发放，刘玉军当时是按承包预算出资并按实际发生给李维贞出资，所以李维贞不是受聘，更不是受委托，而是客观上的老板之一。李维贞利用合作的身份擅自把收的大豆卖了，并据为己有，并且利用了虚假证据和不实的证人证言，请求再审本案。李维贞提交意见称，刘玉军所述不属实，事实是2018年4月25日刘玉军承包了李树国的承包地170亩，有刘玉军和李树国签订的合同。刘玉军在立新村有一块蓝莓基地，总面积大约在160多亩，刘玉军让李维贞在2018年春天的时候去管理，给刘玉军雇人领着干活，刘玉军在2018年4月29日给李维贞打款2万元，然后蓝莓基地和其承包的李树国的农田地一起启动了。当时刘玉军问了李维贞工人干活当时的行情，李维贞说了每天150元。从春天一直到秋天，刘玉军总共给李维贞打款14万元，但从春天到秋天人工费、车工费、看野猪人工费等费用共计20多万，现在还差6万多没给，故提起诉讼。李维贞都是按刘玉军的要求操作的。崔著忠提交意见称，李维贞找到我跟我说要给刘玉军干活，头几天李维贞给开的工资，后来就不给开资了，我认为我是给刘玉军干活的。高荣才提交意见称，李维贞找的村长周殿堂，村长周殿堂找到我说蓝莓基地需要人干活，工资一天50元，我认为我是给李维贞干活。本院经审查认为,再审审查中，刘玉军提交的李维贞向高荣才出具的2019年1月25日的借款欠条，系李维贞、高荣才之间民间借贷关系的凭据，与本案不具备关联性；郑斌瑞的出庭证言无其他证据相佐证，且录音光盘中的声音为中间截取、不完整，不具备证明效力，郑斌瑞与周殿堂的出庭证言不能有效证明刘玉军关于“李维贞系承包人”的待证事实；刘慧慧的出庭证言不属于新证据；对于上述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刘玉军与李维贞之间成立承包关系还是委托代为管理关系是本案的焦点问题。二人若成立承包经营关系，李维贞则有较大的经营决定权，且可以获得财务上完全的支配权，反之，若成立委托代为管理关系，李维贞的经营决定权较小，且不能完全独立支配财务，同时受托人李维贞依约定有获得报酬的权利。本案中，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结合庭审调查，能够反映出刘玉军将其承包的案涉土地的生产经营管理包括各项用工、费用支出等工作交由李维贞负责，李维贞接受任务后，按刘玉军的授意以自己名义雇佣王义文等二十人为刘玉军承包的涉案土地提供劳务的事实，且庭审中，刘玉军与李维贞认可“李维贞每年不低于5万元工资”的事实，以及当事人之一的崔著忠自认陈述“李维贞找他的时候说要给刘玉军干活”。基于上述事实，刘玉军与李维贞构成委托代理关系，除李维贞以外的王义文等二十人与刘玉军形成雇佣劳务合同关系。诉讼中刘玉军虽抗辩主张其把田间农活承包给李维贞，其与王义文等二十人不直接产生劳务关系，但李维贞向王义文等二十人发放的人工费来源于“刘玉军从5月至10月每月支付给李维贞的钱款中”【该证据系刘玉军向法庭提交的李维贞用微信方式发送给刘玉军（李维贞整理的刘玉军打款明细）的微信截图】，虽然刘玉军主张人工费用是李维贞向其借支的，但没有客观证据予以证明，故李维贞是在刘玉军授权范围内与王义文等二十人订立了雇佣劳务合同，合同直接约束刘玉军和王义文等二十人。根据案涉记账单以及李维贞所认可的拖欠劳务费数额等证据，能够认定现共拖欠除李维贞以外的王义文等二十人的劳务费共计24141元，该费用作为雇主的刘玉军应当向王义文等二十人支付。针对上述两种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不同，诉讼标亦并非同种类，故本院二审释明“刘玉军与李维贞的委托合同争议可另案解决”，并无不妥。本院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综上所述，刘玉军的再审申请事由不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刘玉军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邓 艳审判员 柳南洙审判员 金亨今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一日书记员 李 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