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9民终298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厦门琦森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蔡塘工业区103号508。 法定代表人：苏家六，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纬光，该公司职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薛佳希，福建聚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河北德佰盛石油装备有限公司，住所地南皮县泊盐路南侧经济开发区东区麒润路12号。 法定代表人：肖军，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庆祥，该公司职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向阳，北京金台（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厦门荣锦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湖滨北路72号中闽大厦15楼01-C。 法定代表人：林仲贤，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俊华，该公司法务部经理。 上诉人厦门琦森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琦森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河北德佰盛石油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佰盛公司）、原审被告厦门荣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锦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南皮县人民法院（2019）冀0927民初1027号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琦森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河北省南皮县人民法院（2019）冀0927民初1027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官恣意妄为，任意解释、歪曲案件事实，存在严重偏袒、双重标准行为，其所认定的案件事实前后矛盾，原告的主张缺乏完整的证据链条，被告没有收到合同项下货物，一审法院以主观臆断事实作为判决基础，属于严重错判。根据《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规范》的要求精神，要求法官应当在对原、被告双方证据的分析认证的前提下，查明认定案件事实。而一审法官却反其道而为之，先认定整个案件事实，再以肢解证据、断章取义的方式来支持前面的事实主张。一审法官存在非常明显的先入为主的主观偏袒，丧失客观中立，其所认定事实并非是由证据论证而来，不应作为审理依据。一审法官对证据的分析认证存在严重的错误，原告证据存在严重的矛盾冲突，不足以证明原告按合同约定内容及方式交付货物给被告。首先是原告自认是在2018年10月中旬签订的《补充合同》，该证据上没有任何人员签字及落款时间，合同中荣锦公司一方的公章虚假，被告对被告公章鉴定为真的鉴定结论持反对意见，而且有一方主体公章虚假，根据协议第10条约定“本协议经各方盖章后生效”，因此该合同没有经合同各方主体盖章确认，属于不生效的合同，该协议对各方均没有约束力。一审法官断章取义地认为协议第9条独立整个补充合同，单独对原、被告生效，是错误适用法律。根据合同法规定，合同文本作为统一整体对待，除了争议解决条款，不存在其他独立条款。第3条约定“河北德佰盛石油装备有限公司同意释放合同编号为XMQS-HBDB-20180821的釆购合同项下部分货权（127吨73*5.51J55NUR2石油油管）给厦门琦森集团有限公司……，如沧州莘天钢铁公司于2018年10月27日前，未收到……Y1286100元，此货权释放条款无效、且自动失效、作废”。第4条约定“上海宝翔物资有限公司和上海遨湘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同意释放合同编号为XMQS-HBDB-20180821的采购合同顶下部分货权（193吨73*5.51J55NUR2石油油管）给厦门琦森集团有限公司和厦门荣锦贸易有限公司，如沧州莘天钢铁公司于2018年10月27日前，未收到……Y1486100元，此货权释放条款无效、且自动失效、作废”。第7条约定“河北德佰盛石油装备有限公司同意释放合同编号为XMQS-HBDB-20180821的采购合同顶下部分货权（419吨73*5.51J55NUR2石油油管）给厦门琦森集团有限公司……，如河北德佰盛石油装备有限公司于2018年11月09日前，未收到……，此货权释放条款无效、且自动失效、作废”。第9条约定“河北德佰盛石油装备有限公司与厦门琦森集团有限公司调整合同编号为XMQS-HBDB-20180821的釆购合同数量为：739-193=546吨”。从合同条款的先后顺序来看，履行前面3、4、7条约定后，数量自然要变更，因为其中193吨相当于是由他人替代履行，127+419=546由原告自己履行，才存在后面第9条的数量变更为739-193=546吨。—审法官认为该第9条系独立合同条款，是非常错误的认知，不符合一般生活常识及法律规定，没有无缘无故的合同变更，合同变更必事出有因。被告认为从“原告同意释放合同货权给被告”及整个文本表达来看，补充合同还确认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即在2018年10月中旬之前，被告尚未收到合同项下货物，货物物权仍由原告控制。再来看“2018年12月21日”的《合同补充协议》，被告认为该补充协议并没有经被告公司确认，叶纬光个人签字行为无权代表公司。而且该补充协议内容与原告证据及主张相冲突矛盾，同样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合同补充协议》没有约定生效条款，在第5条“其他事项按合同编号XMQS-HBDB-20180821的合同执行”，因此《合同补充协议》是否生效，根据XMQS-HBDB-20180821号采购合同的约定来确认，根据合同第12.3条“本合同经双方加盖单位公章或合同章后生效……”原、被告明确约定之间合同生效条件为双方盖章，该条款的效力及《合同补充协议》，未经被告公章确认，没有生效。而且其中第2条“河北德佰盛石油装备有限公司于2018年9月18日前就合同编号为XMQS-HBDB-20180821的采购合同73.02*5.51J55NUR2石油油管，分两批：561.7754吨及177.477吨，按合同要求交付给厦门琦森集团有限公司”，在从前文得知，在2018年10月中旬之前，原告实际是没有交货的。而且交货数量是739吨也不符合原告在起诉状中自认的571.7754吨或《补充合同》约定的546吨。该证据是由原告制作的，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是笔误，如果存在有笔误应当在当场补正或事后及时补正，而不是保留笔误至今。因此原告主张笔误的说法没有证据支持不能成立，一审法官无条件釆纳单方之言，有失客观公正。（二）一审法官在审理过程中，存在程序错误及严重的不公正审理行为。根据民诉法规定，证据应当在举证期限内提交，民诉法司法解释第一百零一条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必要时可以要求其提供相应的证据。当事人因客观原因逾期提供证据，或者对方当事人对逾期提供证据未提出异议的，视为未逾期。第一百零二条当事人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逾期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不予采纳。本案中，原告一而再、再而三地补充证据，而且均不属于案件事实的直接证据，被告一再表示异议的情况下，原告也未说明逾期提交证据的原因及事由，法官仍允许原告进行举证，不符合法律相关规定。（三）一审法官存在严重的徇私枉法、随意歪曲当事人意见，恣意栽判的不端行为。本案的三次开庭审理过程中，原告均没有申请延期举证，每次都是原告开庭完就又补充提交证据后，法官再通知被告开庭。在2019年9月18日下午开庭，庭审辩论前法官询问双方有没有证据提交，原、被告均回答没有。被告在十一国庆期间收到一张开庭时间为2019年10月16日的传票，当庭看到的证据显示原告提交证据的时间为2019年10月14日，是法官未卜先知，预见到原告会在十天之后提交新证据，提前通知被告开庭？一审法官的案件说理部分，充满随意性及主观臆断，双重标准，无法让人信服。一审法官认为原告迟延几天收到货款进度款，就对原告构成不安抗辩权的说法不能成立。如果原告认为被告迟延八天付款，构成违约，原告有权选择拒收货款或主张被告违约，不再履行。相反的原告未做任何表示，默认原告的付款行为，最多也就相应顺延发货。那么在被告按合同约定支付60%进度款后，原告迟至十月仍没有按合同约定义务交付任何货物，原告已经是严重违约，此时原告再要求被告支付全款，既没有合同基础依据，也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官将供货人未足额交付货物造成违约时，收货人的赔偿救济措施，当作供货人可以选择的补救措施是严重错误的法律认识，也违背日常生活经验。如何主张违约交货的损害赔偿责任是被告的权利，并不是由原告来选择。合同约定的交货方式内容非常明确，需要由被告指定仓库，原告应提前三日用电报传真或其他方式通知被告货物的数量、重量、件数、体积等有关资料，交货时提供产品质量合格证、装箱单及泰国石油钢管公司授权签字人签发的产品品质检验证书。对于上述合同约定义务内容，原告却未能提供任何一份关于实际履行的证据，提供的仅是一些单方证据，或没原件或不清楚时间来由，无法证明与本案相关性。仅有被告代理人任庆祥的口头陈述合同履行情况，任庆祥不是本案的证人，而是原告的员工，与原告的紧密的利害关系，其所做陈述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不能为法庭釆纳。在被告表示异议后，并指出对方的诸多不合理、矛盾之处的，一审法官仍一面倒地采纳没有证据支持的单方陈述。关于肖马兴的通话，首先肖马兴不是原告申请的证人，一审法官却仍让原告拨通电话，进行通话询问，已经是超越法官的客观中立场及法官职业道德。法官更是断章取义，仅截取了对写判决书有用的部分，对于关键性的肖马兴身份及其对合同履行的参与度问题，避而不谈。肖马兴原来不认识原、被告，是另一个人交代他组织双方协商的，对合同履行的情况并不知情，也没有在场见到双方签订什么合同或盖了什么章。比如任庆祥开始一连三次问肖马兴知不知道叶纬光带了二个公章来盖补充合同，肖马兴都回答不清楚，说他当时没有在场。法官与肖马兴对话时，肖马兴回答自己身份只是个召集协商的，并没有参与到合同履行过程中，所了解的情况都是任庆祥跟其转述的，因此肖马兴连作本案证人的条件都不能满足，一审法官却将部分言语作为定案的依据，是严重的循徇私枉法行为。被告在庭审中是表示对新鑫海公司有到海事法院起诉这一个行为没有异议，确实存在这样一个案件。一审法宫故意歪曲解释被告的意见为被告对新鑫海公司的起诉状主张的事实没有异议。实际上在该起诉状内容中，也未明确表示谁才是货主，在远洋运输关系中，托运人的身份往往都不是货主。被告在该案也提出货物与被告无关的抗辩意见，新鑫海公司起诉案件是否与原、被告有法律上的关联，并未得到法律上的确认，一审法官却能移花接木，将新鑫海起诉的内容当作本案合同已经履行的证据，是在极力地为原告作其没有合同履行证据的补救。本案的诉讼费承担方式也存在重大的错误，根据《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诉讼费要由败诉方承担，原告有四项诉讼请求，法院仅支持了原告的第一项694978元的诉求，驳回的第二项诉求及第三项诉求合计金额约为4529738元，反而被告要承担的诉讼费远高于原告。而且鉴定费30000元并不属于法院的案件受理费用，是由被告交纳给鉴定机构的鉴定费用，而且不在本案原告的诉求范围内，一审判决内容超过了原告的起诉范围。综上，被告认为本案一审判决的事实查明不清，证据不足，原告提供证据存在重大的缺陷，也没有其他实证证明原告有实际履行合同的情况下，一审法官枉法裁判，主观臆断案件事实，无条件釆纳原告的单方陈述作为定案依据，本案是典型的错判、误判，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改变驳回原告的全部诉求。 被上诉人德佰盛公司辩称，1、法院是先认定事实后做证据分析，还是先做证据分析后认定事实是法官的自由裁量。2、我们认为仅仅有合同补充协议第二条就足以认定货物已经按照合同的约定进行了交付，在庭审中被上诉人代理人在一审庭审中对此事实进行了自认，代理人承认上诉人琦森公司已经收到561.7754吨钢管。3、补充合同涉及琦森公司和我方公司的条款依法在二者之间发生法律效力。4、叶纬光作为上诉人的股东和此前代表上诉人在第一份合同上进行了签字，尽管合同补充协议没有上诉人的盖章，但是基于叶纬光的特殊身份该协议要么构成表见代理，要么构成有权代理，合同补充协议发生法律效力。5、在合同补充协议第二条中写明了上诉人于9月18日之前分两批收到钢管，其中第二批177多吨钢管是双方的笔误，实际收到钢管是561.7754吨。我方仍坚持实事求是向对方追索561.7754吨钢管的货款。6、一审程序不存在违法。 原审被告荣锦公司陈述，我方没有进行交易，对该交易情况不清楚。 被上诉人德佰盛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起诉请求：1.判决被告支付价款694978元；2.返还原告已交付的571.7754吨钢管（诉讼过程中变更为561.7754吨）；3.按照546吨总价款的每日万分之五的标准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288410元（从2018年12月28日起计算至起诉日）及后续产生的直至实际支付日止的违约金；4.判决二被告就前述第1项至第3项请求事项对原告承担连带责任；5.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7月3日，被告琦森公司作为卖方与买方泰国石油钢管有限公司签订销售合同，合同编号为CGCQXE180615JVT-01（以下简称“琦森-泰国合同”），约定买方购进、卖方出售J5573×5.51NUR2无缝钢管739吨（+/-5%）。2018年8月21日，原告（供方）与被告（需方）签订《出口货物采购合同》，合同编号为XMQS-HBDB-20180821（以下简称本案采购合同），约定被告向原告采购J5573×5.51NUR2钢管739吨，单价（含税）7750元/吨，合同价款5727250元。双方约定交货地点为天津港需方指定仓库，供方负责将货物运至该仓库；条款5.3约定：供方交货时应提供货物清单及重量单3份、产品质量合格证书2份、装箱单3份、泰国石油钢管有限公司授权签字人签发的产品质量检验证书2份；对“交货日期”双方约定供方于2018年9月10日前可分批也可一次性交货；对“付款条件”双方约定需方应于合同签订后2个工作日内通过现汇向供方支付出口采购合同总金额60%的预付款，剩余货款27%在货物集港后2个工作日内付清，尾款13%需在增值税专用发票开出后40天内完成支付；对“质量与检验”双方约定需方有权到供方工厂会同供方检验人员及泰国OST公司授权代表对货物品质进行检验，检验无误后由泰国OST检验人员签发合同项下5.3所规定的质量检验报告；对“违约责任”双方约定：供方提供的货物质量、型号、规格、数量及包装与合同约定不符，需方有权根据实际情况要求供方承担修理、更换、重作、退货、减少价款的违约责任；若供方未按时交货，须向需方支付每日总金额的0.05%作为违约金，若迟延交货超过10天，需方有权取消该合同同时要求供方承担所有损失；若需方未按时付款，须向供方支付每日总金额的0.05%作为违约金，若迟延付款超过10天，供方有权取消该合同同时要求需方承担所有损失。双方约定的“其他”事项包括：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琦森公司与上海宝翔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翔公司）均同意双方于2018年8月14日签订的合同编号为XMQS-SHBX-20180814的合同自动解除并作废。合同12.3条还约定：“本合同经双方单位加盖单位公章或合同章后生效”。合同最后有双方公司印章和“叶纬光”的签名。 2018年10月份，被告琦森公司作为甲方（需方）、原告作为乙方（供方），同时列明丙方（需方）荣锦公司和丁方（供方）沧州莘天钢铁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莘天公司）签订出口货物采购合同（补充合同），合同编号为XMQS-HBDB-20180821（补）（以下简称“补充合同”），约定如下条款：1、（略）；2、甲方和丙方承诺于2018年10月27日前通过宝翔公司和上海遨湘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遨湘公司）支付丁方与遨湘公司的采购合同全额货款1486100元；3、乙方同意释放本案采购合同项下部分货权（127吨）给甲方，如丁方于2017年10月27日前未收到1486100元货款此货权释放条款无效；4、宝翔公司和遨湘公司同意释放遨湘公司与丁方SHAX-CZXT-20181008和SHBX-FJRJ-20180929-001两个采购合同项下的部分货权（193吨）给甲方和丙方，如丁方于2017年10月27日前未收到1486100元货款此货权释放条款无效；5、甲方、丁方承诺于2018年11月9日前支付乙方本案采购合同项下全部剩余货款；6、甲方、丁方承诺于2018年11月9日前支付五杰物流相关的“琦森-泰国合同”项下的全部FOB港口费用（港杂费、滞港费等）；7、乙方同意释放本案采购合同项下剩余全部货权（419吨73*5.51J55R2NU石油钢管）给甲方，如乙方于2018年11月9日前未收到乙方与甲方合同编号为SHAX-CZXT-20181008的采购合同的全部剩余货款，或五杰物流于2018年11月9日前未收到“琦森-泰国合同”项下的全部FOB港口费用（港杂费、滞港费等），此货权释放条款无效；8、乙方承诺在收到本案采购合同全部货款后5个工作日内为甲方开具16%的增值税专用发票（73*5.51J55R2NU546吨*7768元/吨）；9、乙方和甲方同意调整本案采购合同的采购数量为739吨-193吨=546吨，合同单价为7768元/吨；10、本协议经各方盖章后生效，传真件、扫描件、影印件及邮件与原件有同等法律效力。该协议有甲、乙、丙、丁四方加盖公司印章。二被告否认签订了该“补充合同”并申请对其上“厦门琦森集团有限公司”和“厦门荣锦贸易有限公司”的印章进行真伪鉴定，经双方协商，本院委托，天津市天鼎物证司法鉴定所2019年8月23日分别出具津天鼎【2019】文书鉴字第1155号和115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补充合同”中“厦门琦森集团有限公司”印章印文（检材印文）与2019年7月30日琦森公司提供的“厦门琦森集团有限公司”印章印模三十二枚（样本印文）是同一印章盖印形成；“厦门荣锦贸易有限公司”印章印文（检材印文）与2019年7月29日荣锦公司提供的“厦门荣锦贸易有限公司”印章印模四十八枚（样本印文）不是同一印章盖印形成。琦森公司为此花去鉴定费36000元。 2018年12月21日，原告和叶纬光再次签订“合同补充协议”，双方确认：1、截至2018年12月21日，琦森公司支付德佰盛公司本案采购合同的73.02*5.51R2J55石油油管的采购合同款3436350元；2、德佰盛公司于2018年9月18日前就本案采购合同73.02*5.51R2J55石油油管分两批561.7754吨和177.477吨按合同要求交付琦森公司；3、琦森公司承诺于2018年12月28日前支付561.7754吨石油油管的剩余全部尾款917406.25元；4、如果琦森公司未按承诺支付上述款项承担所有经济法律后果，并放弃本案采购合同的合同所有货权，由德佰盛公司自行处理，且须承担此后所有损失。该协议有“叶纬光”的签名和原告印章，但无琦森公司印章。 原告提交了如下证据：1、本案采购合同以及“补充合同”、“合同补充协议”；2、琦森公司的工商登记档案（证明琦森公司工商登记情况以及叶纬光的股东身份）；3、琦森公司的付款明细及单据（证据目的为证实琦森公司迟延付款）、中国民生银行回单（目的为证实琦森公司采用欺骗的方式支付100万元货款，实际未支付）；4、发货单及发货、交货照片（目的为证实货物交付存在手续不规范之处，但“合同补充协议”第2条对交货等履行事实进行了明确确认）；5、任庆祥与肖马兴的微信聊天记录（其中2018年10月23日下午的记录显示：肖马兴告知任庆祥琦森公司参加“补充合同”协商的人员是“叶总，明天早上10点在宝隆一方大楼见面谈”，任庆祥告诉肖马兴“让他带章”，肖马兴回复“叫他带了两个公司的公章过来”；2019年7月18日的记录显示任庆祥问肖马兴“当时厦门荣锦和琦森的章是叶自己盖的，还是当着你们面盖的啊？”肖马兴回复“好像是叶拿章过来自己盖的！荣锦我们不熟悉，是叶自己提供的公司”；任庆祥问“厦门荣锦现在说那个章是假的，要做鉴定”，肖马兴回复“他们有开出信用证给上海宝翔，如果说公章是假的，为什么他们会配合做这个业务？”“这个赖的话，那你报警，说有人做假公章。不承认主合同，怎么开证出来？”“这个赖不掉的！那把叶纬光抓掉罗”）；6、任庆祥与叶纬光的微信聊天截图（显示叶纬光2018年9月21日发给任庆祥民生银行的电子银行回单，票面金额100万元）；7、入仓确认书（证据目的同发货单）；8、新鑫海航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鑫海公司）起诉追索集装箱费用等起诉材料（该起诉状被告一为五杰物流，被告二为琦森公司，被告三为德佰盛公司，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集装箱超期使用费人民币825740元；2.判令原告就涉案无缝钢管货物享有留置权，有权以拍卖、变卖等方式处置涉案货物并从处置价款中优先受偿。事实和理由为：2018年9月，被告向原告订舱出运一批无缝钢管货物共28个40尺高箱，从天津港运至泰国林查班港……由于被告自身原因，货物在集港后未能实际装船出运，后于2018年11月份才拆箱回空，由此产生集装箱超期使用费825740元）；9、授权委托书、产品质量证明书留存底稿（证据目的同发货单）；10、托运人声明（其上加盖有琦森公司印章，日期为2019年9月13日，载明的集装箱序号为8个，证据目的同发货单，同时证实部分交付货物已经被琦森公司托运）。 原告陈述：“补充合同”签订的背景是以前遨湘公司与莘天公司有另外一个采购合同，因为琦森公司、遨湘公司、莘天公司、宝翔公司四家关系比较好，所以一并提出解决问题才约定了第2至4条，涉及到很多合同，荣锦公司和琦森公司一并要求对这些问题作出约定，莘天公司与原告是友好合作公司，所以才同意一并解决，后来荣锦、琦森、宝翔、遨湘公司实际都没有履行；“补充合同”是原告公司任庆祥（也代表莘天公司）与琦森公司的叶纬光（也代表荣锦公司）在上海签订，荣锦公司和琦森公司的章是叶纬光亲手盖的；微信聊天记录中的肖马兴是本案所涉合同的撮合人，还有两个人，经其三人撮合原告与琦森集团签订合同，发生纠纷后他们出面调解，双方约定2018年10月23日共同到三人合伙经营的公司协商；“补充合同”第9条变更交货数量和变更单价条款履行义务的主体是琦森公司，该条款独立于其他条款，其效力不以合同其他条款为基础和依据，仍对双方有法律约束力；“合同补充协议”第2条清晰记载原告履行了合同的全部义务，系对交货数量及合同履行情况的确认，但是关于交货数量表述有笔误，没有交付那么多，实际交付数量是561.7754吨，当时双方均忽略，这些货现在还在天津港，该协议叶纬光也签字了，笔误的责任是双方的；第4-9项证据是对该协议第2条来源的说明，证据的瑕疵不影响第2条确认的内容；正是交货履行手续不完备才有了第2条履行事宜的确认，相当于收条，该协议虽未加盖琦森公司印章但有叶纬光亲笔签字，其身份是签约代表，其在本案采购合同中需方位置进行签名并加盖公司印章，证明其要么有权代理要么表见代理，其对原告交货义务及其他履行情况进行确认，原告合同履行的义务已完成；荣锦公司的林总在本案合同履行期间来过沧州、去过原告工厂，即使鉴定结论认定荣锦公司的公章是虚假的，其提供的印章样本可能存在隐瞒的情况，有可能未提交合同上加盖的印章印模；该协议第4条约定如琦森公司未支付剩余货款则放弃所有货权由原告自行处理，所以原告既要求支付货款又要求返还货物；诉讼标的的计算方式是按546吨，单价是按照调整后的7768元/吨计算的，最后算的结果是4241328元减去已付款为694978元。 任庆祥在回答琦森公司当庭提问时陈述：货物单据提交给叶纬光了，当时在港口现场验货过程中提交的，因不具备做书面交接的条件且当时双方互相信任所以没有做交接凭证，后来双方签了“补充合同”和“合同补充协议”对货物交付数量等进行明确说明；泰国方面的授权书是2018年9月12日用电子档寄给自己的，没有实物，自己把电子档打印出来给被告的；双方对货物结算是跟叶纬光通过两次补充协议确认的，有相关单据叶纬光自己去核实的，叶纬光根据之前收到的所有单据确定的；发货单上都有港口标注的时间、车号和有关人员的签字，发货一页两联，下半联都撕下来给叶纬光了，他根据收到的单据在“合同补充协议”上确认了收货数量，原告总共往天津发了561.7754吨货物；合同签订数量是739吨，但是“补充合同”进行了变更，后来“合同补充协议”也进行了确认，该协议是叶纬光到天津进行第三次解决时签署的，当时在编辑过程中，可能是以前的文本，自己没有注意到后面还有177.477吨，自己和叶纬光一致确认的是561.7754吨，第三条付款金额也是基于561.775吨（四舍五入）确认的，假如存在177.477吨第三条应该有关于该货物的付款金额，该笔误自己当庭才看到；合同是不是还要加盖琦森公司的公章要看合同是怎么约定，“合同补充协议”没有加盖公章的原因应该问叶纬光，自己是否要求其加盖公章记不清了；自己是原告公司员工，这个业务一直是自己和叶纬光谈的，履行情况大概清楚；（九月份）那几天一直在发货，在港口都可以查到，在9月18日之前按照变更后数额561.7754吨全部集港完毕，是分批次发出去的。 任庆祥当庭拨通肖马兴手机139××××0418，肖马兴陈述其微信名叫小马哥，微信聊天记录是其和任庆祥的，“补充合同”其没有见过，是他们自己谈的，但是其肯定通知他们带公章来了，带没带其不知道；既然荣锦公司同意开信用证出来，信用证是和业务走的，宝翔公司和荣锦公司是有合同的；其认识叶纬光，是做业务认识的。 叶纬光否认其在“补充合同”上加盖琦森公司的印章，陈述其没有代表荣锦公司及琦森公司签订“补充合同”，从未接触过莘天公司，任庆祥也没有告诉自己其代表莘天公司签订协议；其认识肖马兴，是朋友关系；其微信名是飞扬落叶，原告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上的微信头像是自己，但是内容其不清楚；原告没有向琦森公司交货的直接证据，要求原告再次举证；“合同补充协议”只有自己签名但没有盖章，本案采购合同12.3条和“补充合同”10条都规定需要加盖公章和合同章才生效，但“合同补充协议”上没有公章，当时其与肖军及代理人员任庆祥在天津共同拟定该协议，协议内容也经其确认，但其带着协议去公司盖章，向五杰物流电话确认实际货物到港情况时，五杰物流承认实际到货只有561.7吨，并非原告在补充协议上说的货物分两批，因此公司认为原告伪造单据，没有完成交货义务，所以对该协议不予盖章，该协议无效；“补充合同”是原告伪造，对该合同项下条款其不做任何陈述；中远公司发给五杰物流的律师函显示原告并未完成739吨货物，律师函是五杰物流发到其手机上的pdf文档；其公司与泰国的合同下方规定传真件、扫描件同样具备法律效力，其提交的证据与原始材料一致，具有法律效力；原告看完民生银行付款记录后认定其公司在付款时间上违约，但从始至终未发解除合同通知书，原告代理人在完成付款60%之前一直催促支付60%剩余的部分，因此其公司认为原告默认其公司在付款上的操作，其公司并未违约；100万元回单是17点之后银行已经下班，其公司对公账户付款在24小时内可以撤销，经与对方代理人任庆祥沟通把余款通过国内贸易信用证支付，之后才把100万撤回，撤回后其委托荣锦公司开具了国内贸易信用证，开到原告指定的宝翔公司，完成了100万的货款；自己没有收到钢管，“合同补充协议”是原告联合五杰物流以欺瞒手段告诉自己739吨已到天津港，实际交货561.7754吨，其余货物没有交，原告在交货义务上已构成违约，该协议是在蒙骗的情况下签订的，不具有法律效力；该561.7754吨货物没有交到自己手上。 琦森公司认为正常情况下不应签订“合同补充协议”，在8月30日前其公司就付款到60%，第2条只是强调交货时间是在2018年9月18日前，其要求五杰物流落实货物情况提供单据，但是没有人提交，所以其公司就没有在该协议上盖章；第2条只是确认某年某月交了多少货，但是多确认了177.477吨，这个条款内容不真实，“补充合同”写的是变更为546吨，又确认为561.7754吨，前后矛盾；本案合同具特殊性，原告需要和泰国石油钢管有限公司进行交易却没有信用证额度，所以才由琦森公司与原告签订买卖合同并与外商签订出口合同，为保证货物质量双方特别约定货物必须由需方授权的签字人签发产品品质检验证书和产品质量合格证书、装箱单，原告是否全面履行了合同义务是本案焦点；“合同补充协议”没有经过琦森公司认可，其公司从未向原告出具叶纬光可以代表公司对外签订合同的授权书，其行为不足以构成有权代理，双方文件往来都是以公章为准，即使叶纬光是股东也不能对外代表公司，只有法人和经过公司授权的人才有权对外代表公司；如果“合同补充协议”第2条是确认原告已全部履行合同业务，那就写合同全部履行完毕就行，无需作出很多解释；第2条、第4条都不真实，第2条如果是确认就不应出现谎报数量的情形，第3条琦森公司未收到货物不会承诺全部付款，合同的履行有迹可循，比如运单、运输合同、过磅单、入仓单等等证明货物存在转移行为的证据必然存在，原告没有提交，应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补充合同”上的印章不排除有人利用其公司对外合同使用高科技技术仿造的可能，该合同一方公章虚假，没有法律效力，从文本上看，原告没有将货权交给琦森公司，履行前面2-8条后才有合同文本上第9条款，该条款不能单独拎出来，只有保证条款、违约条款、管辖条款才能独立于本合同单独适用；原告方证据第4-9项是逾期提交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不应采纳；微信聊天记录中的肖马兴是案外人，该记录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两页磅码单无原件不予确认；发货单貌似原件不予认可，原告也没有发给琦森公司确认；发货、交货照片没有原件，对发货单和发货、交货照片真实性不予认可，原告也不能证明与本案有关；微信聊天记录是任庆祥和案外人肖马兴的聊天记录，肖马兴本人没有参与本案合同，只是负责召唤通知协商，对本案的案情并不了解，该记录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叶纬光的聊天记录真实性无异议，2018年9月21日之前琦森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已经付到了货款的60%，原告突然要求打全款，为了尽快拿到货其先打了100万，那天正好是中秋放假前最后一天，财务正常录入系统但是过了银行上班时间，所以没有过去，放假之后双方就协商开信用证过去结清，所以才有这个付款记录，原告未收到这100万说琦森公司违约，但该100万元没有到账是技术原因造成的；入仓确认书没有原件，原告提交的是500多吨的入仓确认书，琦森公司提交的是700多吨的，不知道到底发了多少货或没有发货；原告诉状主张的是571.7754吨，琦森公司主张的是563.115吨没有收到货，原告自己都说不清楚到底是多少；对新鑫海公司的起诉状无异议，确实存在这样一个案件，但与本案没有直接关系，货还在那边没有运走，到底是谁的不清楚，不能证明是琦森公司的；对产品质量证明书的真实性不认可，上面的交货数量是740吨，证据是虚假的；授权委托书来源于泰国，应经过我国驻当地的使领馆的认证，且该证据之前没有收到过，对真实性有异议；需要泰国石油钢管有限公司授权签发产品品质检验证书的授权人有两个，但是委托书只有一个人盖章，应该没有生效，该证据早就应该出示，最后才提交有造假的可能性；托运人声明时间是9月14日，而原告报关出口需要相关手续，让琦森公司先给他盖章配合他办报关手续，但海运公司在9月13日11时20分已经确认原告订舱了，上面的数量只有207吨，说明舱不是琦森公司订的；原告没有完整的证据证明货物已经交付给被告，其主张“合同补充协议”第2条有效但是又没有实际履行的证据，该协议内容与原告诉求和其他证据矛盾，双方按照单据结算，不存在笔误问题，按照该协议的算法单价是7750元/吨，既然“补充合同”已经对合同数量和单价进行变更，为什么该协议还按照原来的单价计算，原告在计算诉求的时候又按照7768元/吨计算，说明该协议是虚假的，五杰物流没有回复数字，所以该协议琦森公司才没有盖章回传；该协议第4条约定琦森公司不能拿货、不能退款还要承担所有损失，不符合公平原则和正常交易，对该协议不予认可；原告应对自己主张的事实和诉求承担举证责任，其一再补充提交证据且不属于新证据违反法律规定，其证据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没有证明力，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荣锦公司陈述其公司只有一枚印章，该印章在公安局有备案，可以去调查；其与琦森公司没有直接关系，但是有一笔钱就是叶纬光陈述的信用证，琦森公司委托其公司把信用证开给宝翔公司，其公司开了信用证；“补充合同”上其公司印章空白处有防伪码，在阳光下字体对不起来，其根本不认识莘天公司，原告公司其也没有接触过。 琦森公司自认泰国石油有限公司没有起诉其公司；叶纬光自认“合同补充协议”的签订时间是2018年12月份；荣锦公司法定代表人林仲贤自认其来过沧州，是陪着叶纬光来旅游的，其不清楚双方的合同，只是来看一看。 被告琦森公司提交了如下证据：1、2018年7月3日其与泰国石油钢管有限公司签订的“琦森-泰国合同”；2、2018年8月21日与原告签订的本案采购合同，其中特别约定原告所发货物必须有泰国石油钢管有限公司授权签字人签发的产品品质检验证书；3、转账记录5页，证明琦森公司向原告付款情况：2018年8月23日付100万元，8月27日付100万元和119万元，8月31日付款246350元，9月29日付款11万元，累计付款3546350元；4、发给原告的“解除合同通知函”及邮件送达情况，主张因原告根本违约未在约定时间内交货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行使合同解除授权于2019.1.3致函通知原告解除合同，原告于2019.1.4收到函件；5、五杰物流发给琦森公司的入仓确认书,载明目的港为泰国林查班，发运港为天津新港，产品名称“SEAMLESSPIPE”(73*5.51J55NUR2），数量739吨；6、2019年3月20日海同律师事务所代表中远海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河北中远海运国际货运有限公司保定分公司致五杰物流的律师函（内容为2018年9月五杰物流订舱出运货物至泰国林查班，完成22*40HQ装箱后，五杰物流未实际装船出运货物，货物一直在其委托人委托的天津滨海中远堆放场存放，后经拆箱，货物堆放至今，要求五杰物流在收到该律师函后五个工作日内付清相关费用并提走货物），主张五杰物流曾向被告出具虚假证明，原告是否依合同约定交货无法核实，原告也未举证，这是双方协商不下的原因。 原告质证认为：出口合同未提交原件，照片或扫描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原件；对银行回单真实性认可，但对其证明的对象和内容不认可，回单恰恰证明琦森公司逾期付款的事实，按照合同约定应在8月23日完成货款的60%，结果倒数第二笔才完成到合同总货款的60%，属迟延付款；第四组证据认可其真实性，但不具有解除合同的法律效力；第五组证据要求被告提交原件。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采购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系合法有效的合同，双方均应当依约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当事人互负债务，有先后履行顺序，先履行一方未履行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先履行一方履行债务不符合规定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双方约定琦森公司于合同签订后2个工作日内通过现汇向原告支付合同总金额60%的预付款，亦即应在2018年8月23日前向原告支付3436350元，但琦森公司仅支付了100万元，直到2018年8月31日才预付至3436350元，为首先违约方；此后在2018年9月21日又发生了100万元汇款撤回事件，原告有理由怀疑琦森公司的履约诚意并推迟交付其余货物。未足额交付货物系可以采取补救措施的违约行为，并不构成根本性违约，且双方在本案采购合同“违约责任”中约定供方提供的货物数量与合同约定不符时，需方有权根据实际情况减少价款，琦森公司事实上也默认合同继续履行并就此与原告进行了第二次和第三次协商。琦森公司竭力否认签订过“补充合同”意在回避其中第9条约定对其造成的不利后果（认定该合同或者该条款有效，即意味着“合同补充协议”确认的已交货数量已完成交货义务），但肖马兴与任庆祥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肖马兴通知叶纬光带两个公司的公章到宝隆一方大楼，司法鉴定意见书亦证实“补充合同”上“厦门琦森集团有限公司”印章印文与琦森公司提供的样本印文是同一印章盖印形成，本院确认“补充合同”系经双方协商后所签订，该合同系涉及其他公司和业务的一揽子解决方案，但第9条关于采购数量以及合同单价的调整系原告与琦森公司协商一致对原合同权利义务关系进行变更的独立条款，其他条款履行与否不影响该条款的效力。关于“合同补充协议”，该协议不仅存在实际交货数量的笔误，亦存在确认琦森公司已付货款和欠付尾款数额的错误，本院对此予以指出。《合同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合同补充协议”第1-2条系叶纬光对交货数量、琦森公司已付货款的确认，叶纬光系本案采购合同的签约代表对此有权代理，系有效条款，相关笔误和错误不影响叶纬光自认的法律效力；第3-4条系对双方继续履行事项以及违约后果的约定，应当由琦森公司加盖印章予以确认，因琦森公司拒绝加盖印章，该条款对琦森公司不产生法律效力，但第3条关于交货数量“551.775吨”和剩余尾款的确认具有叶纬光自认的法律效力。因本案采购合同全部履行环节均由叶纬光与原告方职员任庆祥操作，叶纬光作为琦森公司签约代表和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应当知道在“合同补充协议”上签名的法律效力，根据交易习惯和日常生活经验，其不会在未验货、未收到产品质量合格证书等随货单据的情况下凭空计算并签字确认精确到小数点后四位的已交付货物数量并承诺一周内支付欠付尾款，其在庭审中亦有“实际交货561.7754吨，其余货物没有交，原告在交货义务上已构成违约”、“五杰物流承认实际到货只有561.7吨”、其当时“与肖军及代理人员任庆祥在天津共同拟定该协议，协议内容也经其确认”的陈述，应当视为其对原告已交货561.7754吨事实的自认，本院对其在庭审中发表的未代表琦森公司签订“补充合同”、“补充合同”是原告伪造、自己“没有收到钢管”、“561.7754吨货物没有交到自己手上”等自相矛盾的陈述不予采信。被告琦森公司对新鑫海公司起诉其公司以及原告等要求支付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的案件存在不持异议，该起诉状所涉货物种类、出运目的地均与本案采购合同吻合，亦可从旁佐证原告已经将上述货物集港并装入集装箱，根据双方约定和交易习惯，集港地点必然为“需方指定仓库”。“补充合同”第9条以及“合同补充协议”第1-3条确认的履行情况与其他全部在案证据和当事人陈述能够形成证据链条，证实原告业已超额完成向琦森公司交货546吨的义务，琦森公司“未收到合同项下的任何货物和材料”的主张不能成立。琦森公司在原告已完成“补充合同”规定的交货义务三个多月、本案采购合同可以而且应当继续履行的情况下单方提出解除合同，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原告未按“合同补充协议”确认的561.7754吨主张权利，仅要求琦森公司支付按照“补充合同”变更后的交货数额及价款计算的剩余货款546吨×7768元/吨-3546350元=694978元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原告要求返还已经交付的货物违反双方合同目的且有违公平原则，本院不予支持，其多交付的15.7754吨货物可在解决完与港口以及新鑫海公司的纠纷后自行取回。《合同法》第一百二十条规定：“当事人双方都违反合同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原告未按期足额交付货物，亦存在违约行为，虽经双方签订“补充合同”和“合同补充协议”对交货数量、合同单价、尾款支付日期等进行变更，但双方的相互猜疑和纠纷亦由此产生，故原告请求琦森公司按照546吨货物总价款的日万分之五支付违约金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荣锦公司自认琦森公司委托其公司把信用证开给宝翔公司（系“补充合同”第2条约定的事项），肖马兴亦陈述荣锦公司与宝翔公司有合同，尽管现有在案证据不能证明“补充合同”上“厦门荣锦贸易有限公司”的印章系其公司授权的人员加盖，该“补充合同”与其公司并非毫无关系，但本案采购合同双方为原告与琦森公司，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给付货款的义务人为琦森公司，且“补充合同”仅约定琦森公司和荣锦公司支付所欠五杰物流的FOB港口费用，与本案采购合同尾款无涉，故原告要求荣锦公司对剩余货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理据不足，本院亦予支持。如果原告对于“补充合同”中涉及该公司的其他事项坚持主张权利，可通过向公安机关举报查明该合同上荣锦公司印章来源后另案起诉。 综上所述，为维护交易安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遂判决：一、被告厦门琦森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给付原告剩余货款694978元；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817元（已减半收取），鉴定费36000元，原告负担1999.3元，被告厦门琦森集团有限公司负担40817.7元。 二审经审理查明，二审中，上诉人提供了天津海事法院的调解书两份及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肖军与案外人白来晓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用以证实案涉钢管没有交付上诉人，无缝钢管让被上诉人以低于废钢的价格出售了，被上诉人是钢管的货主。被上诉人质证意见：调解书系各方同意才这么处理的，调解书中达成让步的事实不能作为其他案件认定的事实，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证明货物没有交付。原审被告认为该证据与我方无关，不发表意见。 二审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一致。 本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2018年8月21日签订的《出口货物采购合同》，需方加盖了上诉人公司公章及其公司股东代表叶纬光签字，供方加盖了其公司合同专用章，双方对合同的真实性均无异议，该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 此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等四方签订了一份《出口货物采购合同补充合同》，该合同对供货数量及价款进行了调整，上诉人与原审被告虽对公章持有异议，但司法鉴定意见书已证实上诉人提供的补充合同检材印文与样本印文是同一印章盖印形成。本院确认该补充合同系经双方协商后所签订，该合同系涉及其他公司和业务的一揽子解决方案，合同第9条关于采购合同数量及合同单价的调整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协商一致对原合同权利义务关系进行变更的独立条款，其他条款履行与否并不影响该条款的效力。 2018年12月21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经确认后再次签订《合同补充协议》，该协议系对双方签订的《出口货物采购合同》的补充，该《合同补充协议》虽未加盖上诉人公司公章，但叶纬光作为案涉合同的签约人及上诉人公司股东的特殊身份，其有权代理上诉人签订该《合同补充协议》。根据被上诉人原审提供的发货单、发货交货照片、肖马兴与任庆祥的微信聊天记录、入仓确认书、订舱确认书、托运人声明、新鑫海航运有限公司起诉上诉人追索集装箱费用的起诉状等相关证据，能够证实该《合同补充协议》确系经双方对合同履行情况进行了确认后达成了相关内容，协议中对合同履行情况及支付剩余全部尾款期限均作出明确约定，该《合同补充协议》对双方发生法律效力。被上诉人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合同义务，故上诉人应当支付剩余货款。上诉人主张《合同补充协议》是在蒙骗的情况下签订的，未经上诉人公章确认，没有生效，其未收到合同项下货物。上诉人的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750元，由上诉人厦门琦森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位海珍 审判员  高 娜 审判员  葛淑红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二日 书记员  米 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