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2民终123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胡志刚，男，1966年4月29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黄浦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立华，浙江素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宁波浙仑海外旅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和济街68号。 诉讼代表人：张剑锋，该公司破产管理人负责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骥，浙江海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胡志刚为与被上诉人宁波浙仑海外旅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仑集团）对外追收债权纠纷一案，不服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2019）浙0212民初7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并询问当事人，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胡志刚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浙仑集团实际上是0元转让宁波浙仑海外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仑投资）10%的股权，而胡志刚受让的是80万元的出资义务。一审判决错误认定了涉案款项80万元的性质和支付对象。第一，浙仑集团对浙仑投资的出资款800万元已经通过内部转账方式予以抽逃，浙仑集团与胡志刚之间的合意是胡志刚受让10%股权后向浙仑投资出资80万元而非向浙仑集团支付转让款80万元。第二，《股东内部协议》的条款表述均表明胡志刚受让的是出资义务，支付对象为浙仑投资。第三，无论是胡志刚支付10万元的汇款单，还是浙仑集团提供的胡志刚从浙仑集团领取70万元的凭证，均备注“投资款”，说明双方对胡志刚涉案款项的支付对象为浙仑投资并无分歧。二、浙仑投资的法定代表人蒋凯玲出具的收条足以证明胡志刚已支付剩余出资款70万元。即便法院未认定，浙仑集团也只能请求胡志刚向浙仑投资履行出资义务，其无权要求胡志刚支付股权转让款。三、浙仑集团提供的领款单“领款人”栏并无胡志刚签名，胡志刚确认未领过该款。即便如浙仑集团所述，胡志刚从浙仑集团领取70万元现金后分两次向浙仑投资完成出资，上述款项也应作为胡志刚向浙仑集团的借款，而事实上胡志刚之后还出借给浙仑集团25万元，其之前不可能尚欠浙仑集团借款，亦无需支付股权转让款。 浙仑集团辩称，首先，胡志刚所谓的0元转让股权及受让80万元出资义务系其混淆法律概念、虚构法律关系，浙仑投资并无增资行为，胡志刚要投资该公司仅能通过受让原有股权，浙仑集团向胡志刚转让了10%浙仑投资的股权，双方之间存在股权转让关系；其次，浙仑投资的出资是否到位并不影响涉案股权的转让，出资与否与本案不存在关联性；最后，胡志刚领取了浙仑集团70万元现金后向浙仑投资投资，但其本人并未支付相应款项，其对浙仑集团的支付义务未完成。 浙仑集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胡志刚支付浙仑集团股权转让款70万元，并赔偿相应利息损失117990元（自2015年2月17日起暂计算至2018年8月6日，之后的利息损失继续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浙仑集团成立于1990年3月9日，法定代表人为蒋凯玲。浙仑投资成立于2013年1月6日，注册资本为800万元，初始股东为浙仑集团，法定代表人为蒋凯玲。2015年1月30日，浙仑集团与胡志刚签订了《股东内部协议》一份，载明：一、股东出资时间：浙仑集团将其对浙仑投资持有的股权中的10%转让给胡志刚，股权转让价款为80万元，于股权变更登记前支付10万元，余款70万元分8年（2015年-2022年）在胡志刚的分红款中扣除，如在此期间无分红或分红尚不足以抵扣股权转让款的，则胡志刚最迟需在2022年12月31日前交清或补足70万元。二、退股说明：若胡志刚在未交清股权转让款80万元前退股，如公司盈利，胡志刚同意按其入股时实际已出资额退股，但可同时按其所持股权比例享受退股前的账面分红，不享受公司有形或无形资产的权益；如公司亏损，胡志刚则按照其所持股权比例承担的亏损额扣除实际已出资额后的金额退股，实际出资额不足以弥补其所应承担亏损的，胡志刚应予以补足。三、特别约定条款：1.浙仑投资股东必须是本企业管理人员，非企业管理人员如需成为股东，必须有非常特殊的企业发展需要，并经三分之二（含）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2.股东所持股权比例与其在本公司所任职位必须相匹配（以2014年12月时任职为准），如之后职位调整则所持股权比例作相应调整；3.股东在本公司任职期间，如出现受贿、挪用资金、损害公司名誉等严重的违法或违反公司相关规定的行为，董事会有权要求其立即退股。届时该股东必须无条件按照其本人入股时的出资额退股，不得享受公司任何有形或无形资产的权益，同时公司保留追诉其对公司所造成损失的一切赔偿权利；4.未经董事会同意，股东不得在本公司以外的企业任职或通过自营、合伙、隐名股东等方式从事与本公司相关及类似业务，一经查实，董事会有权要求其退股。届时该股东必须无条件按照其本人入股时的出资额退股，但可以按其持股比例享受退股前的账面分红，不再享受公司有形或无形资产的权益，同时公司保留追诉其对公司造成损失的一切赔偿权利；5.参与公司利润分配的股东必须按照公司规定严格保守公司的秘密，严格按照公司在内部信息使用及披露方面的规定去保护与使用这些信息，如有违反上述条款，股东必须无条件就公司的损失作出全额赔偿；6.不论任一股东以任何形式转让其所持股权，其他股东都必须按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认购。股东自退股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加入与公司有竞争关系的企业，不得带走客户及相关营销渠道。如有违反上述条款，股东必须无条件就公司的损失作出全额赔偿；7.以上内容和条款与浙仑投资章程具有同等效力，如有冲突，以本协议约定为准。在上述协议签订之前的2015年1月14日，胡志刚向浙仑投资的招商银行账户57×××01汇付了投资款10万元。2015年1月30日，经浙仑集团财务总监陈清波在领款单上签字并经蒋凯玲签字同意，从浙仑集团领取了现金70万元，用途载明为胡志刚用于投资浙仑投资。该领款单上“领款人”栏处无人签字，胡志刚确认未领过该款。2015年1月30日、2月2日，浙仑集团出纳陈柳以“胡志刚投资款”的名义将现金30万元、40万元分别汇入浙仑投资的招商银行账户57×××01。2015年2月6日，浙仑投资将资金85万元从其招商银行账户57×××01转入浙仑集团的中国银行账户38×××33，浙仑集团分别开具了金额为80万元、5万元的收款收据各一份，其中金额为80万元的收款收据上“交款项目”载明为“胡志刚股权转让款”，但胡志刚并不持有该收款收据（一式三联包括客户联均在浙仑集团处）。2015年3月9日，浙仑投资完成了股权变更登记，即股东变更登记为浙仑集团、胡志刚，持股比例分别为90%、10%。为办理该次股权变更登记，浙仑投资向公司登记机关提交了胡志刚与浙仑集团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宁波浙仑海外投资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和浙仑集团签章的《宁波浙仑海外投资有限公司股东决定》（落款日期均为2015年2月6日）及《企业股权转让、变更纳税证明》等资料。上述《股权转让协议书》载明：一、浙仑集团愿意将占浙仑投资10%的股权以8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胡志刚，胡志刚愿意受让上述股权。随着上述股权转让，未实缴部分的出资义务也一并转让，由受让方按原章程规定的出资期限履行出资义务。二、股权转让后浙仑集团在浙仑投资相应的股东权利和义务由胡志刚承继。三、股权转让款的交付日期：胡志刚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以货币形式一次性将股权转让款80万元支付给浙仑集团。四、浙仑集团保证对出让的股权具有完全处分权，无被股权质押或冻结等事由。浙仑集团必须配合胡志刚和浙仑投资依法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五、协议各方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均由违约方承担责任，并赔偿给对方造成的经济损失。若发生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六、本协议若与法律、法规不一致的，按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七、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经双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2016年12月6日、7日，浙仑集团分别向胡志刚借款10万元、15万元（合计25万元），浙仑集团给胡志刚分别出具了相应收款收据，收款收据上载明为“暂借款”，另外标明“对私工行2655”。2017年11月27日，宁波中院作出（2017）浙02破申2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浙仑集团的破产重整申请，并指定浙江海泰律师事务所与浙江天平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破产管理人。 一审法院认为，浙仑集团与胡志刚对胡志刚总计应支付浙仑集团股权转让款80万元及胡志刚于2015年1月14日已支付股权转让款10万元并无争议，双方的争议主要是：胡志刚是否向浙仑集团支付了剩余股权转让款70万元。胡志刚主张其已向浙仑集团支付了剩余股权转让款70万元，并提供落款日期为“2015.01.28”、内容为“今收到胡志刚用于宁波浙仑海外投资有限公司投资货币捌拾万元”等字样（均为打印字体，胡志刚称该80万元包含了于2015年1月14日支付的10万元）的收据（落款“收款人”处仅盖有蒋凯玲的法人章）一份予以佐证，以证明其于2015年1月28日以现金方式向浙仑集团法定代表人蒋凯玲支付了剩余股权转让款70万元，但浙仑集团不予认可。该院认为，对于大额现金交付，应根据交付凭证、支付能力、交易习惯、当事人关系以及当事人陈述的交付细节等进行综合判断，交付人应当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大额现金交付的事实。该案中，胡志刚对其交付的所谓70万元现金的现金来源一审庭审中称来源于其爷爷卖房款，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之，对如何交付、交付地点等均未作陈述。其所谓70万元大额资金直接以现金方式交付，与其之前交付10万元款项都以银行转账方式进行操作以留下交易记录的做法不相符，与其之后于2016年12月6日、7日交付借款资金10万元、15万元通过银行转账方式（胡志刚提交的两份收款收据上标明“对私工行2655”，经核实是该两笔款项汇入浙仑集团财务总监陈清波尾号为2655的银行账户的缘故）进行操作以留下交易记录并由浙仑集团出具正规收款收据（此种收据一式三联，在财务上有据可查）的做法亦不相符，不免让人心生疑虑。而从胡志刚提供的上述收据来看，在收据上盖具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法人章，亦不符合商事交易中直接签名的一般习惯。胡志刚提供的此种收据（属民间一种简易便条）仅胡志刚单方持有，在浙仑集团财务上并无存底，相应后果胡志刚作为公司从业人员应当非常清楚，但事后却无任何补救措施。另外，若胡志刚果真于2015年1月28日付清了全部股权转让款，那在2015年1月30日与浙仑集团签订《股东内部协议》时不可能再约定剩余股权转让款70万元分8年在其可得分红款中扣除，无分红或分红不足以抵扣时在2022年12月31日前还需交清或补足。通过上述分析可判定，一方面，胡志刚提供的上述收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另一方面，即使真实，仅仅凭该收据亦不足以证明胡志刚已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70万元。另外，虽然浙仑集团财务内部有胡志刚交齐股权转让款80万元的记录并有收款收据入账，但该收款收据一式三联包括客户联均在浙仑集团处，且根据浙仑集团提供的相关凭证，其中的70万元系浙仑集团通过内部走账方式完成支付的，其资金来源并非来自胡志刚，故浙仑集团内部的报表并不能真实反映胡志刚已支付7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事实。本案中，浙仑集团提交了其与胡志刚于2015年1月30日签订的《股东内部协议》和双方于2015年2月6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来源企业登记档案），认为后一份协议已取代前一份协议，胡志刚则认为后一份协议只是办理股权变更登记而签订的格式化合同，并非对前一份协议的修改或替代。该院认为，从上述两份协议的内容来看，前一份协议内容更为详尽，涉及双方切身利益，而后一份协议应当系来源于公司登记机关的格式化合同文本，且浙仑集团与胡志刚均未留存原件，故后一份协议应确是配合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需要而签订，真正约束双方的应是前一份协议即《股东内部协议》。根据该《股东内部协议》的约定，胡志刚应交的70万元股权转让款从其2015年至2022年可得分红款中抵扣即可，如无分红或分红不足以抵扣，才需于2022年12月31日前交清或补足，即不需要立即或短期内支付该70万元股权转让款。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何胡志刚在2016年12月间仍会暂借款25万元给浙仑集团，而不是直接向浙仑集团支付相应股权转让款，因为双方都清楚7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付款时间尚未届至。因此，胡志刚一审庭审中称其于2016年12月间出借款项给浙仑集团的事实表明其已不欠浙仑集团股权转让款的主张，不能成立，该院不予采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条规定，破产申请受理时属于债务人的全部财产，以及破产申请受理后至破产程序终结前债务人取得的财产，为债务人财产。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未到期的债权，在破产申请受理时视为到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条规定，债务人在被宣告破产时未到期的债权视为已到期，属于破产财产，但应当减去未到期的利息。因此，虽然根据涉案《股东内部协议》的约定，胡志刚对诉争7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付款期限尚未届至，但浙仑集团破产申请已被受理，该未到期债权视为已到期。如要起算诉讼时效应自此时开始起算，故该案起诉显然并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胡志刚一审庭审中称浙仑集团的起诉超过了诉讼时效的主张，不能成立，该院不予采纳。胡志刚有义务向浙仑集团支付该70万元股权转让款。但因浙仑集团同时对胡志刚负有借款债务25万元，该债务依法应予抵销，故胡志刚尚应支付浙仑集团股权转让款45万元。对于浙仑集团要求胡志刚赔偿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因胡志刚并不存在逾期付款违约情形，故该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九十九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七条、第三十条、第四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作出判决：一、限胡志刚于判决生效后三日内支付浙仑集团股权转让款45万元；二、驳回浙仑集团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11980元，由浙仑集团负担3930元，由胡志刚负担8050元。 二审期间，胡志刚向本院提交了夏涛的说明及相应的取款凭证一组，拟证明夏涛于2015年1月15日借给胡志刚现金200万元用于购买外汇，胡志刚当时持有充足现金。浙仑集团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经质证，浙仑集团对上述证据的三性均不认可，夏涛与胡志刚系亲属，双方存在利害关系，且夏涛出具的说明实为证人证言，但其并未出庭，可信度很低，该证据亦无法证明胡志刚支付了涉案70万元。 本院经审核认为，夏涛未出庭作证，而且其陈述胡志刚向其借款系用于购买外汇，胡志刚也表明涉案70万元仅部分来源于该借款，另有部分无法提供相应证据，故上述证据无法实现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认定。 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浙仑集团与胡志刚对双方之间的股权转让关系无异议且双方已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但胡志刚上诉认为受让80万元价值股权的对价是向浙仑投资支付80万元的出资款。浙仑集团作为浙仑投资的股东，履行出资义务是公司法赋予其强制性的法定责任，不允许依其与胡志刚的合意予以排除适用。即便浙仑集团未全面履行对浙仑投资的出资义务，该出资义务也仅限于浙仑集团与浙仑投资之间，无法随着股权转让而转移。故胡志刚相关上诉理由，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信。关于胡志刚是否向浙仑集团支付剩余7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问题。首先，胡志刚提供的加盖浙仑集团法定代表人蒋凯玲法人章的收据上显示的落款时间早于涉案《股东内部协议》签订时间两天，但收条载明“收到胡志刚投资款80万元”的内容与《股东内部协议》中关于“胡志刚于工商变更前交纳10万元，其余70万元分8年（2015年-2022年）在分红款里扣，不足部分最晚在2022年12月31日前补足”的约定前后矛盾。在胡志刚对《股东内部协议》不持异议的情况下，收据内容，与常理不符。虽然胡志刚主张收据系蒋凯玲提前开具且其提前支付剩余70万元系因蒋凯玲表明浙仑投资必须实缴出资才能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但其并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即便胡志刚所述真实，其在股权变更登记完成后也未要求蒋凯玲返还70万元股权转让款而放弃《股东内部协议》中约定的自己享有的权利，亦有违常理。而且，收据仅有蒋凯玲法人章的情况也区别于《股东内部协议》加盖浙仑集团公章的情况。其次，胡志刚并未清楚陈述涉案70万元款项的来源，一、二审中相关陈述不完全一致，也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再者，一审对胡志刚在尚欠浙仑集团7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情况下仍向浙仑集团出借款项25万元而非直接支付股权转让款作出了合理论述。故胡志刚关于其已支付7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胡志刚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50元，由上诉人胡志刚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此页无正文） 审判长 孔 华 审判员 梅亚琴 审判员 朱 静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一日 法官助理吴文雯 书记员夏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