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黔03行终12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习水县习酒镇瓮坪村新民组。住所地：习水县习酒镇瓮坪村新民组。负责人肖兴权，组长。委托代理人杨照勇，贵州于道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雷小强，贵州于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住所地：习水县西城区行政中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2033066295900X9。法定代表人陈钊，县长。委托代理人梁爽，习水县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王汝强，贵州仁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住所地：贵州省遵义市新蒲新区府前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203000095002207。法定代表人黄伟，市长。委托代理人张文熙，贵州文熙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吴柳娟，贵州文熙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吴从英，男，1928年7月6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习水县人，住习水县习酒镇瓮坪村新民组。原审第三人吴崇美，男，1936年8月15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习水县人，住习水县习酒镇瓮坪村新民组。原审第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吴杰，贵州山一（习水）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习水县习酒镇瓮坪村新民组（以下简称：新民组）因林业行政管理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法院（2019）黔0321行初396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原告习水县习酒镇瓮坪村新民组由原与原习酒镇瓮坪村新房子生产队合并而来，第三人吴从英、吴崇美系原村民。双方因“天堂沟”林地的使用权归属发生争议，第三人吴从英、吴崇美遂以原告新民组为被申请人向习水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确权，习水县人民政府于2018年5月18日作出习府处［2018］19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决定书撤销了新民组习府林证字（2008）第5203301603167-1／1号《林权证》上“洞坡”山林登记，同时确定争议地使用权归第三人吴从英、吴崇美享有，原告新民组不服，向遵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遵义市人民政府于2018年9月28日作出遵府行复［2018］22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习水县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原告新民组不服，认为二被告作出的处理决定错误，故诉来法院，要求撤销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书》和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争议地“天堂沟”位于习水县习酒镇瓮坪村新民组，面向争议地，四至为上抵吴从玉山林、白岩为界，下抵河沟和吴成朝田界，左抵沙坝田组林地，右抵吴先坤土、肖开明田、王夕勇与集体争议山林。原告新民组为主张争议地使用权提供了1981年12月4日的习府山权字第003号《习水县林权证》（存根），该证登记了三幅林地，分别是：“天堂沟”林地，四至为上肖泽伦林，下河沟，左王夕勇林，右沙坝田界；“关口黄角岩”林地，四至为上郎庙胡家，下吴从英林，左王夕勇林，右沙坝田界；“硐坡”林地，四至为上郎庙胡家，下为河沟，左为新房子队，右肖泽伦。其中，“天堂沟”林地的四至与争议林地四至一致。第三人吴从英、吴崇美为主张争议地使用权提供了吴从英1981年2月10日的习府自山字叁壹柒号《习水县自留山使用证》（存根），该证登记了“天堂沟”林地一幅，四至为上肖泽伦界，下河沟，左王夕勇界，右沙坝界，四至与争议林地四至一致。另查明，在村民肖泽伦1981年2月10日的习府自山字第叁壹捌号《习水县自留山使用证》（存根）中登记了“关田草过岩”林地一幅，四至为上胡家界，下吴从英界，左王夕勇界，右沙坝界，该幅林地四至与习府山权字第003号《习水县林权证》（存根）中登记的“关口黄角岩”林地四至一致。在村民王夕勇1981年2月10日的习府自山字第叁壹玖号《习水县自留山使用证》（存根）中登记了“河坡”林地一幅，四至为上胡家界，下河沟，左新房子界，右肖泽伦界，该幅林地的四至与习府山权字第003号《习水县林权证》（存根）中登记的“硐坡”林地四至一致。再查明，2008年6月7日，原告向习水县人民政府申请对争议林地颁发林权证，并提交了争议地的《林权证登记申请表》，该表内表登记的地名为“洞坡”，四至是：东新房子林界，南河沟，西沙坝田组林界，北岩轮还过，该四至包含争议地四至。2008年12月20日，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为新民组颁发了习府林证字（2008）第5203301603167-1/1号《林权证》，该证对争议地进行了登记，登记地名为“洞坡”，登记林地所有权权利人、林地使用权权利人、森林或林木所有权权利人、森林或林木使用权权利人均为“翁坪村新民组”。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作出的习府处[2018]19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与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作出的遵府行复[2018]22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是否合法。本案中原告为主张“天堂沟”争议林地的使用权，提供了1981年12月4日的林权证。但该林权证中登记的“天堂沟”、“关口黄角岩”、“硐坡”三幅林地同时又分别登记在吴从英、肖泽伦、王夕勇1981年2月10日的自留山证上。原告提供的林权证与吴从英、肖泽伦、王夕勇的自留山使用证除登记的林地地名稍有差别外，登记四至均一致。其中“天堂沟”林地的上界与“关口黄角岩”下界互为接界，如“天堂沟”、“关口黄角岩”两幅林地使用权均属原告，则“天堂沟”上界不应登记为肖泽伦林，则应登记为田湾生产队林，“关口黄角岩”下界不应登记为吴从英林，亦应登记为田湾生产队林。故原告主张争议林地的使用权属其享有不属实，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为其颁发的习府林证字（2008）第5203301603167-1/1号《林权证》林权证中“洞坡”林地的登记错误，根据有错必究的原则，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一并撤销并无不当。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作出维持习府处[2018]19号《行政处理决定书》的行政复议决定亦正确合法。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之规定，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法应予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习水县习酒镇瓮坪村新民组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习水县习酒镇瓮坪村新民组负担。原审宣判后，原告新民组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新民组上诉请求为：1.撤销原审判决或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原审请求；2.由被上诉人承担全部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在1981年林地下户时，吴从英系当时的生产队队长，集体林地的登记申请工作均是由其负责，上诉人持有的1981年习府山权第003号林权证签发时间为1981年12月4日，第三人持有的习府自山字第叁壹柒号《自留山使用证(存根)》时间为1981年2月10日。被上诉人与第三人对此辩称为涉案林地所有权权利人为田湾生产队，使用权权利人应当为本案第三人，纯属偷换概念。据此可知，第三人持有的习府自山字第叁壹柒号《自留山使用证(存根)》权属来源存疑，1981年林地下放到户时，在作为集体的田湾生产队所有权都没有确定的情况下(1981年12月4日发证)，第三人却先于集体拿到了林权使用权证(1981年2月10日签发的林地的使用权证)，这显然与案件事实自相矛盾。从该两份权属证明签发时间足以认定在作为生产队队长在林权下放时将集体财产私自划归自有的事实。(二)第三人声称在1981年开展的林业“三定”改革工作中，原田湾生产队已将争议山林划归第三人作为自留山进行管护的事实，第三人的权属来源既没有村民小组发包的承包合同，更没有与集体经济组织签订的其他合法流转、承包的协议或通过集体村民农户开会决定等等证据。且在本案中我们可以看出，作为所持有1981年《自留山使用证(存根)》的第三人在2008年林改时，作为本组群众(包括吴从英、吴崇美)共同参与勘界发证过程，并没有对上诉人作为争议林地所有权人和使用权人的事实提出过任何异议，结合本县实际情况，在人多地少的情况下，将属于集体经济所有的山林承包给个别农户，显然与本案实际情况明显不符。原审判决基于权属来源存疑的证据作出的判决显然是错误的。二、被上诉人在缺乏事实依据的情况下撤销上诉人的林权证程序严重违法。（一）被上诉人习水县人民政府在处理本案权属争议过程中并没有积极的履行调查职责，被上诉人据以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缺乏应有的客观和真实性。本案中被上诉人在调查争议山林实际管护情况时，被上诉人没有对本组(新民组)其他成员进行询问调查，而是有选择性的选择证人，且这些所谓的“证人”全是与本案存在重大利害关系的村民(吴崇英、吴崇美、王夕勇等等)。(二)在没有查清作为处理本案依据的权属证据无权利来源的情况下，仅根据第三人提交的1981年《自留山使用证(存根)》以及所谓的“相关证人证言”(本案利害关系人)，就得出原田湾生产队已将争议山林划归第三人作为自留山进行管护的结论，并撤销上诉人依据习府山权字第003号《林权证(存根)》所取得的习府证字(2008)第5203301603167-1/1号《林权证》上“洞坡”山林登记的具体行政行为，缺乏有力的证据，显然是错误的。三、原审判决不利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原审判决在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作出的判决，罔顾本案事实，错误的判决不仅有损法律的尊严，更使得诉讼参与方的矛盾进一步扩大。被上诉人习水县人民政府答辩称，争议处理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结果恰当，原审判决予以维持是正确无误的。上诉人在本案中主张的权属凭证是1981年习府山权字第003号《林权证（存根）》，原审第三人据以主张权属的凭证为习府自山字第叁壹柒号《自留山使用证（存根）》，上诉人持有的权属凭证为所有权凭证，原审第三人持有的凭证为使用权凭证，且不冲突。原审中习水县人民政府已经举出了大量充足证据证明本案处理的事实及保障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程序权利的事实。被上诉人遵义市人民政府答辩称，一、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依法不能成立。1.在习水县人民政府行政处理调查过程中、答辩人行政复议过程中、原审法院审理过程中，原审第三人吴从英均提交了习府自山字第317号习水县自留山使用证(存根)，证明其已于1981年取得了争议林地“天堂沟”的管理使用权，该自留山使用证盖有公章，且与案外人肖泽伦、王夕勇同时期取得的318号、319号习水县自留山使用证(存根)能够相互印证。上诉人仅通过原审第三人吴从英系当时的生产队长，推测性地否认自留山使用证的效力，缺乏证据支撑，主张依法不能成立。2.上诉人称习水县人民政府撤销其取得的习府林证字(2008)第5203301603167-1-1号《林权证》程序违法，不能成立。经习水县人民政府查明，2008年颁发给上诉人的习府林证字(2008)第5203301603167-1-1号《林权证》，未调查清楚林地的权属来源依据，在第三人吴从英持有自留山使用证的情况下，将争议地的使用权和所有权都颁发给上诉人，违反了《贵州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确权发证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法应当予以撤销。二、原审法院作出的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内容适当，不存在可撤销的事由，依法应当予以维持。原审第三人述称，习水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程序合法、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同时通过习水县人民政府和遵义市人民政府举证的情况来看，保障了上诉人的相关权利，请法院驳回上诉人的请求。本案原审的证据已随案移送本院（原审卷宗），本院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结合双方的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习水县人民政府作出的习府处[2018]19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及遵义市人民政府作出的遵府行复[2018]22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是否合法。虽然1981年12月30日的习府山权字第003号《林权证（存根）》上载明的“天堂沟”林地登记在吴从英1981年2月10日的自留山使用证上，登记的面积和四至均一致，且吴从英的自留山使用证与接界人肖泽伦、王夕勇所持有的自留山使用证能够相互印证。但是，习府山权字第003号《林权证（存根）》上载明的属原田湾生产队所有的林地只有“天堂沟”、“关口黄角岩”、“硐坡”三幅，该三幅林地的使用权却只登记在吴从英、肖泽伦、王夕勇三人的自留山使用证上，另外，上诉人一直称吴从英在林业三定时系原生产队的队长，故吴从英的自留山使用证存在疑点，习水县人民政府在未对此进行查明的情况下就决定争议的“天堂沟”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林木使用权归原审第三人所有，属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遵义市人民政府复议维持不妥，原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亦不当。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本院予以纠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及第七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贵州省播州区人民法院（2019）黔0321行初396号行政判决；二、撤销习水县人民政府于2018年5月18日作出的习府处[2018]19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三、撤销遵义市人民政府于2018年9月18日作出的遵府行复[2018]22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四、责令习水县人民政府重新作出处理决定。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共计100元，由习水县人民政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唐永群审判员  方 兵审判员  冯再军二〇二〇年六月九日法官助理张萍萍书记员胡茜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