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民终467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洋，男，1981年8月21日出生，满族，居民身份证地址武汉市青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陶永元，湖北千禧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雷旭晶，湖北千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恒大都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青山区27街坊62门4号。法定代表人：洪昌龙，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幸，女，该公司工作人员。上诉人刘洋因与被上诉人武汉恒大都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大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法院（2019）鄂0107民初24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因案情不复杂，本院决定对本案不开庭审理，并告知了当事人。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洋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刘洋在一审程序中提出的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恒大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一审中，刘洋提交法庭的证据证实——2017年5月12日，刘洋（甲方）与恒大公司（乙方）签订《装修升级协议》及附件，同日，刘洋向恒大公司支付《装修升级协议》约定的费用144580元；2017年5月15日，刘洋（买受人）与恒大公司（出卖人）签订《武汉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及附件，该合同附件四约定了装饰、设备标准，该装修标准与上述签订时间在先的《装修升级协议》中《附件：装修升级后的交付标准》所载明的装修标准一致。一审中，恒大公司的庭审答辩证实——刘洋与恒大公司“于2017年5月15日签订武汉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附件四装饰设备标准确定的装修标准与装修升级协议中确定的标准一致，是对装修升级协议的确认”。既然刘洋与恒大公司2017年5月15日（时间在后）签订的武汉市商品房买卖合同附件四中的装饰设备标准确定的装修标准是对双方于2017年5月12日（时间在先）装修升级协议的确认，那么，本案的基本事实就是——后签订的武汉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已经完全吸收、涵盖并取代了先签订的装修升级协议之约定，装修升级协议因此失去了独立存在的客观条件，没有独立存在的任何价值，不能作为确定双方权利义务之根据；刘洋与恒大公司的权利义务应当且仅应当依照双方间后签订的武汉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确定。刘洋与恒大公司间的武汉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第五条第三款明文约定“出卖人不再向买受人收取该商品房房价款外的费用”。该约定足以说明双方间的武汉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商品房价款已经包含了装修价款。因此，刘洋为履行武汉市商品房买卖合同而支付给恒大公司的商品房房价款中包含了已经被取代的装修升级协议中约定的装修升级费用。本案中，恒大公司在双方间武汉市商品房买卖合同之外，据已经被双方间武汉市商品房买卖合同所完全吸收、取代，且失去了独立存在条件的装修升级协议收取刘洋144580元装修升级费用，既违反了双方间武汉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第五条第三款之明文约定，又是典型的重复收款。一审法院虽认定先签订的装修升级协议和后签订的武汉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装修标准完全相同，但是，却割裂了二者之间的依附关系，既没有厘清二者之间吸收与被吸收、取代与被取代、各自能否独立存在的事实，也没有就刘洋与恒大公司的民事权利义务应当以何者为依据确定作出符合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的判断。因此，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刘洋在一审庭审和代理词中均明确表示本案属于消费者权益争议纠纷，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但一审法院置“消法”于不顾，仅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作出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消法”第二条中载明“本法未作规定的，受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保护”，显然，涉及到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权益保护，应当优先适用“消法”。因此，本案应优先适用“消法”，对“消法”未作规定的，才适用其他有关法律、法规。“消法”第十条规定“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时，有权获得质量保障、价格合理、计量正确等公平交易条件”。本案中，恒大公司的行为明显有悖法定的公平交易，侵害了刘洋依法享有的公平交易权利。“消法”第二十三条第三款规定“经营者提供的机动车、计算机、电视机、电冰箱、空调器、洗衣机等耐用商品或者装饰装修等服务，消费者自接受商品或者服务之日起六个月内发现瑕疵，发生争议的，由经营者承担有关瑕疵的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因此，一审判决分析认证由刘洋“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适用法律确有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改判支持刘洋在一审程序中提出的诉讼请求。恒大公司辩称，1、装修升级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对双方都有约束力，履行过程中不存在欺诈行为。一审中刘洋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恒大公司欺诈。2、装修升级的标准，在商品房买卖合同中已经确认，标准明确，不存在刘洋所称事实不清。3、合同履行完毕，刘洋要求退差价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4、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洋在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恒大公司向刘洋赔偿损失126766元；2、恒大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5月12日，刘洋（甲方）与恒大公司（乙方）签订《装修升级协议》，协议约定：甲方已购买武汉恒大御府项目5幢2单元103号房屋，对房屋相关情况已详细充分了解，自愿委托乙方对该房屋进行装修升级工作；甲方认可该房屋的装修升级方案，乙方按照《附件：装修升级后的交付标准》中约定的标准进行交付，交付时间为2018年10月31日；乙方受甲方委托，安排具有资质的装修施工单位全权负责该房屋的装修升级，升级总费用为144580元，该款项包括但不限于乙方为实施本合同所需的设计费、报建费、招标代理费、工程费、管理费、监理费、检测费、质监费、品牌经营费、税金等全部服务费用，双方同意升级费用一次性包干，本协议双方不再另外结算费用；甲方在2017年5月12日向乙方一次性缴纳144580元；甲方在装修升级施工期间，不得进入施工现场，不得干扰施工，且不得对装修标准、图纸、材料等进行任何修改变更，不得另行委托其他方装修该房屋：甲方对本协议约定的装修升级费用已进行充分考量，甲方明确知悉上述总费用的合理性，明确知悉本合同约定的委托乙方对该商品房进行装修升级的内容和标准，完全同意并自愿接受本次升级产生的各项费用，且不会仅以装修价值提出解除合同及主张任何权利。该协议附件为：装修升级后的交付标准，即湖北公司武汉恒大御府项目装修交楼标准，该装修交楼标准载明住宅室内装修（包括：门、窗、客厅、过道、卧室、厨房、卫生间、阳台等）及住宅配套设施（包括：电话、电视、宽带网、供电、给排水、安防、空调、灯饰、新风系统等）的相应标准。同日，刘洋向恒大公司支付144580元。2017年5月15日，刘洋（买受人）与恒大公司（出卖人）签订《武汉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及附件，合同约定：买受人购买出卖人投资建设的武汉恒大御府（二期）项5幢2单元1层3号房屋，该房屋的用途为住宅，层高3.6米，房屋单价为每平方米13830元，总价为1999541元。该合同附件四约定了装饰、设备标准，包括：门、厨房、卫生间、阳台等，该装修标准与上述《装修升级协议》中《附件：装修升级后的交付标准》所载明的装修标准一致。2018年10月30日，涉案房屋竣工验收，恒大公司遂通知刘洋办理交房手续，刘洋称其在验房时发现其所购买的涉案房屋与武汉恒大御府项目其他未签订《装修升级协议》的业主的房屋相比，仅多了一个马桶和一个燃气热水器，认为恒大公司在签订《武汉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及《装修升级协议》时存在欺诈行为，故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刘洋诉讼主张和恒大公司抗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1、关于装修升级协议效力；2、关于装修升级标准；3、关于装修升级费用；4、关于装修升级协议履行。一审法院分析认证如下：1、关于装修升级协议效力。刘洋与恒大公司签订的《装修升级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主体适格，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该装修升级协议与刘洋与恒大公司签订的《武汉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具有不可分性，均为有效合同，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刘洋主张恒大公司在签订装修升级协议过程中存在欺诈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即“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之规定，其应当提交证据证实恒大公司具有欺诈刘洋的故意，实施虚构事实、变更事实或者隐瞒事实的行为，导致刘洋对签订装修升级协议存在错误认识。但是，2017年5月12日，刘洋与恒大公司签订《装修升级协议》时，该协议附件对装修升级后的交付标准作出了较为明确的约定，包括住宅室内装修及住宅配套设施的相应标准；2017年5月15日，刘洋与恒大公司签订《武汉市商品房买卖合同》时，该合同附件再次明确约定了装饰、设备标准，且该合同附件约定的装修标准与《装修升级协议》附件所载明的装修升级后的交付标准一致，故刘洋应当明知升级装修内容、标准及费用，恒大公司也未隐瞒、虚构事实。刘洋提交证据不能证实恒大公司存在欺诈故意和行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2、关于装修升级标准。刘洋与恒大公司在《装修升级协议》及《武汉市商品房买卖合同》中反复明确了装修交付的标准，该《装修升级协议》及《武汉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系刘洋与恒大公司之间达成的合意，刘洋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与恒大公司签订的《装修升级协议》及《武汉市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约定的标准应以未签订《装修升级协议》的业主的装修标准为基础进行升级，恒大公司与其他未签订《装修升级协议》的业主所签的《武汉市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约定的装修标准与本案无关联性，刘洋亦未提交证据证明恒大公司与其他未签订《装修升级协议》的业主所签的《武汉市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约定的装修标准，故恒大公司向刘洋交付的房屋的装饰、设备标准应以上述《装修升级协议》及《武汉市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约定的标准为准。3、关于装修升级费用。刘洋与恒大公司在《装修升级协议》中明确约定升级总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恒大公司为实施本合同所需的设计费、报建费、招标代理费、工程费、管理费、监理费、检测费、质监费、品牌经营费、税金等全部服务费用，刘洋向恒大公司支付的升级总费用为144580元，该费用不仅是装修材料、装修人工等装修成本价，而是房屋装修升级部分的销售价，至少包括税金规费、管理成本、合理利润等其他应予考虑的计价因素，而不能仅仅以实际交付的装修升级后的房屋仅比未签订《装修升级协议》的业主的房屋多了一个马桶和一个燃气热水器，故要求恒大公司向其返还升级总费用144580元与一个马桶和一个燃气热水器销售价格的差额。物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使用价值体现物的品质，而交换价值在交易中表现出的价格，还受供求关系等因素影响，最终系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不能将物的使用价值与其交换价值等同。开发商根据市场价格变化因素在不违反价格政策的前提下对房屋售价及装修销售价有自主的定价权，装修升级的销售价是自由协商的结果，刘洋要求退还装修升级销售价值与装修升级成本之间的差价，违背常识，无相应法律依据，也背离诚实信用原则。4、关于装修升级协议履行。刘洋已按照合同约定交付房款及升级装修费用，恒大公司已向刘洋交付了涉案房屋，刘洋未提交证据证明恒大公司所交付房屋的装饰、设备标准与上述《装修升级协议》及《武汉市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约定的标准不符，故《装修升级协议》及《武汉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均已履行完毕，且恒大公司不存在违约行为。综上，刘洋主张以未签订《装修升级协议》业主所收房屋为装修基础，在该基础上增值的部分为升级总费用为144580元所对应的装修升级价值，如前所述，没有事实依据，缺乏证据支持，刘洋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在与恒大公司签订《装修升级协议》、确定装修升级总费用的过程中恒大公司存在欺诈行为，亦不足以证明恒大公司为履行装修升级义务所支付的实际成本及相关费用，故刘洋要求恒大公司赔偿损失126766元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刘洋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835元，由刘洋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刘洋向本院提交了证据有：1、商品房备案价格查询；2、武汉市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拟证明合同约定的是精装修房不是毛坯房，装修价款应包含在房屋款中。恒大公司对该两份证据质证认为，对商品房备案价格查询的真实性有异议，没有相关部门公章，只是打印件。对武汉市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刘洋混淆观点，装修升级协议不是装修委托协议，交付的是不是精装修房不是本案的争议焦点，装修升级价格低于市场上装修委托的价格，装修升级性质内容在签房屋买卖合同时双方均已知晓。装修升级合同有效。装修升级价款和房屋总价款不存在涵盖关系。刘洋分别交纳了装修升级及购房价款，履行了两份合同的义务，可以看出刘洋对两份合同均不持异议，达不到其证明目的。本院认为，刘洋提交的商品房备案价格查询系复印件，真实性无法核实，对该份证据，本院不予认可。刘洋提交的武汉市商品房预售许可证，达不到其证明目的，对该份证据亦不予认可。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二审中，本院查明以下事实：2017年5月12日，恒大公司向刘洋开具湖北省增值税普通发票，载明：金额144580元，备注：面积，144.58平方米；单价，13830元；总价，1999541元。预收款，不作为产权交易凭据。地址，武汉市青山区冶金大道与工业二路交汇处恒大御府5－2－103，装修款。2017年5月12日，恒大公司向刘洋开具湖北省增值税普通发票，载明：金额1409541元，备注：面积，144.58平方米；单价，13830元；总价，1999541元。预收款，不作为产权交易凭据。地址，武汉市青山区冶金大道与工业二路交汇处恒大御府5－2－103。2017年5月19日，恒大公司向刘洋开具湖北省增值税普通发票，载明：金额590000元，备注：面积，144.58平方米；单价，13830元；总价，1999541元。预收款，不作为产权交易凭据。地址，武汉市青山区冶金大道与工业二路交汇处恒大御府5－2－103，银行按揭款。本院认为，刘洋与恒大公司于2017年5月12日签订的《装修升级协议》和2017年5月15日签订的《武汉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均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协议约定履行。关于刘洋上诉认为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上诉理由。双方签订的《装修升级协议》合法有效，《装修升级协议》对装修升级后的交付标准作出了较为明确的约定，包括住宅室内装修及住宅配套设施的相应标准。2017年5月15日，刘洋与恒大公司签订《武汉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的附件中，对装饰、设备标准进行明确约定，该附件约定的装饰、设备标准与《装修升级协议》附件中所载明的装修升级后的交付标准一致，《武汉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的附件只是对《装修升级协议》中约定的装饰、设备标准的确认。但根据恒大公司向刘洋开具的湖北省增值税普通发票可以看出，144580元是作为装修款单独收取的，并未计算在《武汉市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的房屋总价款中，且在《装修升级协议》签订当日、《武汉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之前就已履行完毕。刘洋分别按照《装修升级协议》和《武汉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约定交付升级装修费用及房款，恒大公司也已向刘洋交付了涉案房屋。刘洋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关于刘洋上诉认为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的上诉理由。本案是刘洋认为其与恒大公司签订的《装修升级协议》中约定的升级装修标准与实际交付的装修标准价值不符而提起的诉讼。其主张权利的依据是与恒大公司于2017年5月12日签订的《装修升级协议》和2017年5月15日签订的《武汉市商品房买卖合同》。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作出判决，适用法律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刘洋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835元，由上诉人刘洋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浩审判员  任文审判员  鲍刚二〇二〇年六月八日法官助理黄旭东书记员程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