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白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吉06民终19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继琴，女，1954年4月23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吉林省临江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海言，吉林颖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临江市家宝木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吉林省临江市。 法定代表人：崔家宝，系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丽春，吉林智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崔家宝，男，1973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临江市家宝木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住吉林省临江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丽春，吉林智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秀芳（系崔家宝之妻），女，1977年7月10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临江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丽春，吉林智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原告王继琴诉被告崔家宝、王秀芳、临江市家宝木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家宝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吉林省临江市人民法院审理期间，家宝公司提出了反诉。该院对本诉及反诉进行了审理，并于2019年4月29日作出（2018）吉0681民初1号民事判决。家宝公司不服，上诉至本院，本院于2019年9月25日作出（2019）吉06民终433号民事裁定，以基本事实不清为由，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吉林省临江市人民法院另行组织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在案件审理期间，家宝公司撤回了反诉，该院于2020年1月13日作出（2019）吉0681民初1178号民事判决。王继琴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王继琴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海言，被上诉人家宝公司、崔家宝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丽春到庭参加诉讼。王秀芳的诉讼代理人王丽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继琴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隋某为上诉人出具一切凭证之前仍然是被上诉人工作人员，其做为检尺员向上诉人出具的所有检尺野账、出具的年度账上的检尺总数，均是隋某的职务行为，上诉人没有义务向法院提供证据证明隋某的职务范围，一审法院颠倒举证责任。一审法院却没有确认双方对账单上的木材米数，属重大事实没有审理清楚。庭审时，隋某已出庭作证，证明对账单上的所有木材款形成的过程，均是在受被上诉人委托的情况下形成；同时，隋某证明了年度账内的每一笔交易对账单均已被收回，给上诉人出具的是年度总账，隋某不能让上诉人手中持有两笔相同的对账凭证。一审法院没有认定隋某证言的效力，更没有在判决中阐述不予采信的合法理由。二、一审法院没有认定上诉人的年度账目的真实性，没有任何合理、合法理由。三、上诉人举出的由崔家宝签字的发货野账两份，是上诉人的检尺员在对上诉人所有的木材进行检尺时形成的野账，上诉人所有的木材凭证上有被上诉人的签字，证明被诉人对于上诉人所有的检尺野账上信息的认可，而且被上诉人认可上诉人野账上的木材是被上诉人所卖，那么被上诉人将上诉人所有的木材出售给第三人，当然应当将木材款项交付给上诉人，一审法院判决事实错误。四、一审法院未认定出售给大栗子铁矿的凭据是错误的，隋某做为检尺员，收到上诉人木材后为上诉人出具木材的原始凭证，却没有做为法院认定事实的证据。隋某的凭证上清楚记载“送大栗子铁矿”，既然上诉人的木材送到了大栗子铁矿，大栗子铁矿将款支付给被上诉人。 家宝公司、崔家宝、王秀芳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1.被上诉人未授权或委托隋某与他人结算、核算、定价等行为，企业职工没有法人或法定代表人授权或追认的行为，对企业和法定代表人不产生任何法律效力；2.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既无家宝公司的盖章，也没有法定代表人签字，因此上诉人提供的证据编号1-7、10、11、15-21都与被上诉人无关；3.通过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恰恰能够证明被上诉人不欠上诉人任何款项，而是上诉人尚欠被上诉人家宝公司6.0702万元（从2016年4月以后，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35.5万元，一审法院认定的金额是29.4298万元）；4.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是家宝公司欠款，上诉人与隋某都是家宝公司的职工，上诉人作为家宝公司的副总并参与企业的财务管理，完全有机会拿走相关单据，上诉人作为一名退休人员，根本没有能力为被上诉人垫付资金七八百万元；5.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一审法院依据事实证明被上诉人不欠上诉人任何款项才驳回上诉人的请求，上诉人主张利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 王继琴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王继琴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崔家宝、王秀芳、家宝公司向王继琴支付欠款人民币4,828,549.00元及利息。事实和理由：自2007年开始，家宝公司与王继琴开始做木材生意和啤酒生意，在做生意过程中，家宝公司又以各种理由请求王继琴为其垫付各项支出费用。在双方生意往来过程中，家宝公司除去已偿还的各项欠款，现仍欠王继琴人民币4,828,549.00元。诉讼过程中，王继琴减少诉讼请求数额，请求判令崔家宝、王秀芳、家宝公司向原告支付欠款人民币4,793,253.77元及利息。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7年至2012年期间，家宝公司与王继琴从事买卖木材生意，王继琴起诉认为家宝公司、崔家宝、王秀芳，应支付由家宝公司检尺员隋某签字的2012年以前各年度的七张年度账及相关费用（王继琴证据编号1-7）。但单据显示是2012年后对前期账目核对。另举出崔家宝签字的单据九张，（王继琴举证编号8-14、22、23）由隋某签字但无崔家宝签字的单据六张（王继琴证据编号15、16、18、19、20、21）王继琴举出手书记账单一份（王继琴举证编号17）未体现何人书写，其中证据15、17、18、20、21为铅笔书写。证据16、19，无价款约定。家宝公司认为，由崔家宝签字的认可，但有些不是家宝公司与王继琴木材款，隋某只是家宝公司的检尺员，其在时隔多年后在王继琴提供的单据上签名未经家宝公司授权。也不是她的职务行为，买卖木材应有依据，应提供合理的木材来源手续，应有检尺野单，应有法定代表人签字，其他有崔家宝签字的，家宝公司以现金或转账方式支付，已超出王继琴主张数额，不能重复支付。另查明隋某系因向家宝公司请假，未获准许离开公司。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王继琴与家宝公司在2007年至2012年间长期从事木材买卖，王继琴本人2009年1月至2010年5月亦在家宝公司任过职，与家宝公司人员相熟，其本人在此期间也从事木材买卖。王继琴举出的年度账与隋某2016年出具的记账凭证存在矛盾，且结算付款及书写欠款凭据均不是隋某职责范围，亦无证据证明得到的法定代表人授权。王继琴所举的欠据到2017年11月23日提交起诉状前，超过三年未主张权利的超过诉讼时效。因王继琴与家宝公司多年买卖关系及双方互相存在借贷关系。账目掺杂，均应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崔家宝系家宝公司法定代表人，其代表家宝公司做出的行为，应由家宝公司承担责任。崔家宝撤回反诉，不违反法律规定，准予其撤回反诉，不另行制作裁定书。 对证人隋某主张的出庭费用，综合隋某到庭作证的次数及时间酌定支付其出庭收入损失为1,000.00元，交通费200.00元，不符合三次白山往返临江的实际交通费用，酌定交通费用90元，故证人出庭费用共计1,090.0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十四条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驳回王继琴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5,146.00元，由王继琴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50.00元，由反诉原告临江市家宝木业（集团）有限公司负担；诉讼保全费5,000.00元，由王继琴负担；隋某出庭费用1,090.00元由王继琴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王继琴提交了18组证据：第一组共110页：1.2007年度总价为838,759.00元的分批次记账凭证以及每一次批次的检尺野账凭证。其中分6批次：第一批次是6,570.00元共9张凭证（批次凭证1张，野账8张），第二批次是204,812.00元共26张凭证（批次凭证3张，野账23张），第三批次是272,716.00元共26张凭证（批次凭证3张，野账23张），第四批次是177,635.00元共23张凭证（批次凭证2张，野账21张），第五批次是36,320.00元共8张凭证（批次凭证2张，野账6张），第六批次是140,706.00元共18张凭证（批次凭证2张，野账16张）。以上发生的2007年度由隋某经手的木材往来数额为838,759.00元。 第二组共273页：2008年度共计1,430,013.00元，共13批次。第一批次是138,645.00元共22张凭证（批次凭证3张，野账19张），第二批次是9,735.00元共7张凭证（批次凭证1张，野账6张），第三批次是121,620.00元共24张凭证（批次凭证3张，野账21张），第四批次是91,688.00元共13张凭证（批次凭证3张，野账10张），第五批次是114,045.00元共13张凭证（批次凭证2张，野账11张），第六批次是121,131.00元共14张凭证（批次凭证2张，野账12张），第七批次是57,479.00元共12张凭证（批次凭证1张，野账11张），第八批次是281,277.00元共36张凭证（批次凭证1张，野账35张），第九批次是76,046.00元共7张凭证（批次凭证1张，野账6张），第十批次是82,993.00元共18张凭证（批次凭证1张，野账17张），第十一批次是225,632.00元共47张凭证（批次凭证2张，野账45张），第十二批次是109,722.00元共18张凭证（批次凭证1张，野账17张），第十三批次是342,397.00元共42张凭证（批次凭证3张，野账39张），以上发生的2008年度由隋某经手的木材往来数额为1,430,013.00元。 第三组共126页：2009年度共计751,121.00元，共9批次。第一批次是10,579.00元共3张凭证（批次凭证1张，野账2张），第二批次是65,520.00元共10张凭证（批次凭证1张，野账9张），第三批次是15,223.00元共3张凭证（批次凭证1张，野账2张），第四批次是2,724.00元共5张凭证（批次凭证1张，野账4张），第五批次是73,690.00元共16张凭证（批次凭证1张，野账15张），第六批次是102,246.00元共11张凭证（批次凭证1张，野账10张），第七批次是78,771.00元共17张凭证（批次凭证1张，野账16张），第八批次是376,670.00元共58张凭证（批次凭证3张，野账55张），第九批次是25,698.00元共3张凭证（批次凭证1张，野账2张），以上发生的2009年度由隋某经手的木材往来数额为751,121.00元。 第四组共33页：2010年度共计1,110,135.00元，共16批次。第一批次是129,338.00元共20张凭证（批次凭证1张，野账19张），第二批次是218,035.00元共20张凭证（批次凭证1张，野账19张），第三批次是228,684.00元共16张凭证（批次凭证1张，野账15张），第四批次是43,144.00元共9张凭证（批次凭证2张，野账7张），第五批次是4,016.00元共2张凭证（批次凭证1张，野账1张），第六批次是17,744.00元共6张凭证（批次凭证1张，野账5张），第七批次是70,628.00元共8张凭证（批次凭证1张，野账7张），第八批次是78,004.00元共8张凭证（批次凭证1张，野账7张），第九批次是5,354.00元共2张凭证（批次凭证1张，野账1张），第十批次是84,408.00元共7张凭证（批次凭证1张，野账6张），第十一批次是39,134.00元共4张凭证（批次凭证1张，野账3张），第十二批次是7,220.00元共3张凭证（批次凭证1张，野账2张），第十三批次是48,598.00元共6张凭证（批次凭证1张，野账5张），第十四批次是114,515.00元共17张凭证（批次凭证1张，野账16张），第十五批次是3,066.00元共2张凭证（批次凭证1张，野账1张），第十六批次是23,282.00元共3张凭证（批次凭证2张，野账1张），以上发生的2010年度由隋某经手的木材往来数额为1,110,135.00元。 第五组共3页：2011年度共计17,480.00元，共1批次，共3张凭证（批次凭证1张，野账2张）。 第六组共4页：2012年度共计97,528.00元，共1批次，共4张凭证（批次凭证1张，野账3张）。 以上六组证据就是2007年到2012年度隋某经手的上诉人和家宝公司以及崔家宝之间的木材买卖详细账目，其中不含大栗子铁矿木材。 第七组：凭证7张数额是21,300.00元，其中6张野账，1张批次凭证。 第八组：凭证6张数额是42,857.00元，其中5张野账，1张批次凭证。 第九组：野账1张数额是8,318.00元。 第十组：野账1张数额是8,617.00元。 第十一组：野账1张数额是44,705.00元。 第十二组：凭证5张数额是3,510.00元，其中3张野账，2张批次凭证。 第十三组：凭证4张数额是39,157.00元，其中3张野账，1张批次凭证。 第十四组：凭证32张数额是347,520.00元，其中31张野账，1张批次凭证。 第十五组：野账2张数额是29,049.00元。 第十六组：野账30张数额是531,909.00元。 第十七组：凭证15张数额是186,229.00元，其中13张野账，2张批次凭证。 第十八组：野账59张数额是142,769.00元。 从第七组证据到第十八组证据都是用来辅证本案发回重审时提交的证据8到证据22，证明目的同原一审举证的证明目的。 以上证据证明上诉人手中持有的涉案凭证数额均来自于本案提供的批次凭证和检尺野账凭证，三份不同的凭证相互印证木材的米数、单价和数额，上诉人手中的凭证是总凭证来源合法、数额合法。 家宝公司、崔家宝、王秀芳质证称：一、对上诉人提供的第一组到第六组证据有异议，此6组证据中的年度总价单据和所附野账凭证不真实，不可信，该组证据是上诉人单方行为与被上诉人无关，理由如下：（一）从2007年度至2012年度，上诉人给被上诉人垫付木材款总金额为4,245,036.00元，迟迟不主张权利，还年年继续给被上诉人垫付木材款，不可信，不符合常理；（二）6张年度总价凭证用不同样式的笔、不同的时间、不同的人随意填写，被上诉人认为内容并不是该年度一次形成的，明显存在弄虚作假；（三）该野账不属于新证据。且在一审时，对法官说那些野账都在隋某手中，但在开庭审理中隋某证明野账不在其手中；（四）被上诉人在一审中对上诉人的购买能力提出质疑，上诉人作为一审原告也负有举证责任，证明其有实力为被上诉人垫付巨额木材款，上诉人未提供相关证据，无法证明野账中的木材是否存在；（五）木材属于特殊商品，上诉人作为一审原告对野账中大量木材是否存在，来源是否合法负有举证责任。上诉人应提供该木材的相关审批手续既木材采伐许可证、木材运输许可证、动植物检疫许可证，从而证明上诉人有这些木材，不能仅凭借大量的野账凭证来证明有这些木材以及其来源的合法性。上诉人至今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来证明野账中所记载的木材确实存在，且来源合法；（六）该组证据不能证明是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双方的买卖往来，该组证据中没有家宝公司单位盖章也没有法定代表人崔家宝的签字，因此该组证据与被上诉人无关；（七）该组证据中的野账共有582张，但有480张进行了涂改，有139张没有隋某签字，部分首页凭证显示的时间范围与野账中显示的时间不相符合，存在拼凑嫌疑，并且有些野账的载明时间存在刻意改动，该组证据中所提供的野账不真实，不可信；（八）上诉人提供的野账票据不符合交易习惯，上诉人作为卖方，野账中载明的检尺数量以及检尺员一栏，都应当是卖方工作人员进行签字，而不应由买方检尺员签字。正规野账应是一式两份，上联为原件，下联为复写件，而上诉人提供的野账既不是上联，也不是下联，是仅此一份。该野账中有480张存在涂改痕迹，存在随意书写行为，无法证明其真实性，该组野账是上诉人单方行为，与被上诉人无关；（九）被上诉人从未与上诉人发生过野账中所载明的木材买卖交易，被上诉人也从未授权隋某与上诉人进行核算，通过野账能够证明隋某是上诉人的检尺员，不是被上诉人的检尺员，至于野账中的木材是否存在以及上诉人出售给谁，与被上诉人无关；（十）2019年11月13日开庭审理中，庭审笔录第7页，隋某证实是2016年王继琴找到隋某，并给隋某一张王会计书写的凭证，让隋某模仿王会计的书写形式，在2007年度至2012年度的总页中添写“临江市家宝木业公司”的字样；（十一）该组野账中有多人笔迹，“隋某”“隋”的签名是否是隋某本人书写无法确认，因此隋某是不是该野账的检尺员以及检尺员是否另有他人都无法确认，因此上诉人提供的该组证据明显不真实，不可信；（十二）在2018年8月3日，（2018）吉0681民初1号案件第3次开庭审理中，庭审笔录的第7页倒数第7行，法官问隋某“给王继琴写的账是根据什么写出来的？”回答“根据检尺野账一笔算出来的”，因此证明隋某就是根据上诉人这些野账算出数额，并在年度总页签字，而该组野账是上诉人自己单方行为，与被上诉人无关；（十三）该组证据中的野账并非是被上诉人购买上诉人木材的野账。在2018年8月3日，（2018）吉0681民初1号案件第3次开庭审理中，庭审笔录的第9页正数15行，证人隋某证实野账是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但上诉人提供的野账明显仅此一份，并非一式两份，反面没有复写纸的痕迹，上诉人可以随意涂改、编写，因此这些野账不真实、不可信，与被上诉人无关。 二、对上诉人第七组证据不认可，此款不是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的买卖关系，是上诉人购买崔焕生杨木短材产生的费用，是崔家宝拿钱让上诉人抽的欠条，上诉人抽条后，未将欠条交回。上诉人提供的野账不是买卖双方的野账，是上诉人随意填写的，无检尺员检尺，与被上诉人无关。 三、对上诉人第八组证据有异议，被上诉人已经支付，但欠条依然在上诉人手中。上诉人提供所谓野账实质上是上诉人自己书写的单方行为，无检尺员检尺，与被上诉人无关。 四、对上诉人第九组和第十组证据有异议，与上诉人无关，这是被上诉人与其他人发生的买卖往来，并非是被上诉人出售给江源和湾沟的原始野账，这是被上诉人崔家宝履行领导职务确认的数量。2009年7月份，上诉人此期间正在家宝木业工作，上诉人将非正式野账利用职务之便捡走，从而证明其主张不能成立。 五、对上诉人第十一组证据有异议，被上诉人已经支付，但欠条依然在上诉人手中。 六、对上诉人第十二组证据有异议，被上诉人已经支付，但欠条依然在上诉人手中。对附有的3张野账不认可，该野账是上诉人自己单方行为，不是原始野账，是复印件，还在年度帐中重复体现。 七、对上诉人第十三组证据有异议，被上诉人认为，该条是2011年形成的，上诉人应该提供一式两份的原始野账，与被上诉人进行核算，还应该提供木材的合法手续。 八、对上诉人第十四组证据有异议，这是家宝木业出售给大栗子铁矿木材的数量明细，不能作为上诉人主张欠款的凭据。 九、对上诉人第十五组、十六组、十七组证据有异议，没有家宝木业盖章，也没有崔家宝签字，对附有的野账不认可，该野账是上诉人自己单方行为，不真实。 十、对上诉人第十八组证据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主张的根数不认可，对法院到栗矿核实的数额142,769.00元没有异议。 家宝公司提交证据两组：第一组，检尺野账12张，证明1份。用以证明木材买卖交易习惯中的野账是一式两份，分上联和下联，并用复写纸复写，从而防止一方涂改。这与隋某在2018年8月3日，（2018）吉0681民初1号案件第3次开庭审理中，庭审笔录的第9页正数15行，证实野账是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相吻合。检尺员和复核员也都是卖方的工作人员，并非买方工作人员。通过临江林业局森林经营培育中心给被上诉人提供的2009年至2012年期间，被上诉人购买木材的野账（仅提供各年度几张野账），证明野账一式两份，并用复写纸复写，上联的反面有复写纸的痕迹，检尺员和复核员都是卖方的工作人员，从而证明上诉人提供的野账不是买卖双方的野账，反面没有复写纸痕迹，可以随意涂改，隋某只能代表上诉人的行为，不能代表被上诉人；第二组，庭审笔录一份。2019年10月16日，临江市人民法院审理（2019）吉0681民初1108号案件中的庭审笔录卷84页第13行，上诉人提供的证人王某证明2003年至2015年期间就给上诉人负责检尺，从而证明上诉人也和其他人做木材买卖交易。结合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1，上诉人提交的野账中检尺员一栏写有“隋某”“隋”，只能证明隋某是上诉人的检尺工作人员，上诉人出售给他人木材时，找隋某检的尺，其行为是代表上诉人，不能认定该野账记载的木材数量就是出售给被上诉人的木材数量，上诉人提供的野账与被上诉人无关。 王继琴质证称，对第一组证据有异议，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其不能否定王继琴手中持有检尺野账的真实性、合法性，检尺野账在不同单位有不同的制式，家宝公司不能拿着培育中心的检尺野账来要求王继琴也要有相同的制式格式的检尺野账。另外，王继琴手中的检尺野账是临江林场使用的制式格式。隋某在庭审中所说的检尺野账有两份，双方各执一份，能够充分证明检尺野账双方各一份；对第二组证据证明的问题有异议，被上诉人总是在说隋某是上诉人的工作人员，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出具相关证据。另外，隋某在上诉人检尺野账上签字是为了确认上诉人检尺野账数量的正确性。上诉人手中不仅有检尺野账，还有批次账、年度账三种书面凭证相互印证，足以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木材买卖数量的真实性。 本院对上述证据的分析认定：王继琴二审所举的第一组至第六组证据，用以证明2007年到2012年度隋某经手的王继琴与家宝公司以及崔家宝之间的木材买卖详细账目。经本院审查核对，上述六组证据中，共有“批次凭证”69张，检尺“野账”单据582张，存在以下问题：1.“批次凭证”中均无家宝公司或法定代表人崔家宝的印章及签字；2.“批次凭证”中存在大量涂改痕迹，同一批次“批次凭证”中大量存在形成时间不一致、书写用笔不一致等情况；3.检尺“野账”单据均无家宝公司或法定代表人崔家宝的印章及签字。其中，444张有“隋某”或“隋”的签字，但部分签字笔体不一致，另有138张无隋某签字；4.检尺“野账”单据中有480张存在涂改痕迹（涂改情况包括日期、数量等）；5.部分“批次”中的检尺“野账”单据时间跨度过长（最长的近10个月），且有个别检尺“野账”单据上没有注明时间；6.部分检尺“野账”单据中存在同一“批次”、同一时间，但检尺“野账”单据制式不一致、签字不一致的情况；7.上述2007年度至2009年度的材料中，存在年度总账包含其他年份检尺“野账”单据的情况（2007年度账中有2008年的检尺“野账”单据，2008年度账中有2009年的检尺“野账”单据，2009年度账中有2007年的检尺“野账”单据）。因上述六组证据存在以上问题，王继琴无法对上述情况作出合理解释，且家宝公司对以上证据均不认可，结合本案情况，该六组证据本院不予采信。 王继琴提交的第七组至第十三组证据及第十八组证据，用以证明王继琴原审中提交的证据8—14、证据22应予支持。上述第九组、第十组、第十一组证据与原审证据10、11、12一致，本院二审不作为新证据采纳。王继琴提交的其余证据所证明款项本案一审中已经支持，且各方未对此上诉，本院二审不予审查，不作为新证据采纳。 王继琴提交的第十四组至第十七组证据，用以证明王继琴原审中提交的证据15—21应予支持。上述证据均是王继琴主张卖给案外人“大栗子铁矿”木材的相应“批次凭证”和检尺“野账”单据，仅凭以上证据和王继琴原审提交的相关证据，无法证明上述证据中所载木材交易的主体是谁以及王继琴与家宝公司之间是否存在该未结木材款项。且家宝公司对上述证据均不认可，结合本案情况，该四组证据本院不予采信。 家宝公司提交的第一组证据，系案外人制作的检尺“野账”单据样式，家宝公司无法证明其与王继琴进行木材买卖交易时也如此制作检尺“野账”单据，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家宝公司提交的第二组证据系本案一审时的庭审笔录，本院不作为证据采纳。 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一、王继琴主张的2007年至2012年年度账中所载木材款项应否支持；二、王继琴主张的未经崔家宝签字确认的卖“大栗子铁矿”木材款项应否支持；三、王继琴主张的有崔家宝签字的两张发货明细野账中所载木材款应否支持。 关于2007年至2012年年度账中所载木材款问题。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王继琴应对其主张承担举证责任。王继琴通过年度账、“批次凭证”及检尺“野账”单据，用以证明上述年度木材买卖存在，且家宝公司未予支付相应木材款。但上述证据中，2007年的年度账所载隋某签字时间为2012年8月25日；2008年的年度账部分所载隋某签字时间为2012年12月2日，另一部分所载隋某签字时间为2015年12月16日；2009年的年度账所载隋某签字时间为2012年11月3日（或12月3日）；2010年的年度账所载隋某签字时间为2015年12月19日，并于2016年3月2日复查；2011年的年度账所载隋某签字时间为2012年12月10日；2012年的年度账所载隋某签字时间为2012年12月19日。上述年度账均非王继琴所称的每年制作年度账，年度账中存在大量涂改痕迹，并有多种笔迹在不同时间书写的痕迹，均无家宝公司及法定代表人崔家宝的盖章或签字确认。而上述“批次凭证”及检尺“野账”单据中，亦存在如前文所述的大量问题。且结算付款及书写欠款凭据均不是隋某职责范围，亦无证据证明得到的法定代表人授权。综上，王继琴所举证据无法证明2007年度至2012年度存在其所主张的木材买卖及家宝公司拖欠相应款项，王继琴的该项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未经崔家宝签字确认卖“大栗子铁矿”木材款问题。家宝公司未向王继琴出具相关欠款凭证，王继琴所举证据无法确认相关木材交易的主体，无法证明王继琴与家宝公司之间存在相应未结木材款项。故王继琴的该项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有崔家宝签字的两张发货明细野账中所载的木材款问题。王继琴所举的发货明细野账中载明：发货站是加工厂，并注明卖湾沟、卖江源字样，有崔家宝签字。但仅凭该证据无法证明王继琴与家宝公司存在该木材买卖关系，亦无法证明家宝公司欠王继琴相应木材款。故王继琴的该项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王继琴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3,700.00元，由上诉人王继琴负担。王继琴多预交的11,446.00元予以退还。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赵希海 审 判 员 王立新 审 判 员 历彦飞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 法官助理 于 琦 书 记 员 孙晓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