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2民终191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显波，男，1982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雁，辽宁盛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永红，女，1982年6月20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阎俊，男，1988年8月8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家德，辽宁诚事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显波因与被上诉人刘永红和阎俊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15日作出（2017）辽0202民初8358号民事裁定书，刘显波对该裁定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审理后，于2018年5月11日作出（2018）辽02民终397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原裁定，发回重审。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重审后，于2018年10月8日作出（2018）辽0202民初577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刘显波的起诉。刘显波对该裁定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审理后，于2018年12月27日作出（2018）辽02民终1045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原裁定，指令原审法院审理本案。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审理后，于2019年11月8日作出（2019）辽0202民初1075号民事判决，刘显波对该判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对该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显波上诉请求：撤销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辽0202民初1075号民事判决书，改判二被上诉人所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2、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规定，存在权属争议的房地产不得转让。（1）案涉房屋变更登记到女方名下是在离婚之前、婚内过户，是上诉人把婚前个人财产变更为夫妻共有财产，目的是挽留婚姻。离婚时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刘永红诱骗下签署的离婚协议书只是对房产进行初步处理，双方约定房屋登记在女方名下，仅是夫妻对共有房屋约定的一种存在方式，房屋财产的具体分割比例并未确定。离婚后双方离婚不离家，一直通过交流及相互起诉等方式分割房产。（2）被上诉人刘永红离婚后起诉要求对该房产进行确权，也表明被上诉人刘永红对该房屋权属存在争议的自认。被上诉人刘永红2017年5月31日在中山法院起诉要求对该房产确权，2017年8月29日法院开庭审理后，于2017年9月4日申请撤诉。（3）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刘永红撤诉后，起诉要求对案涉房屋财产进行分割，法院予以立案。（4）上诉人刘显波于2017年9月26日在中山法院起诉要求分割案涉房产，在法院诉讼审理期间，被上诉人刘永红恶意出售诉争房屋。（5）案涉房屋属于诉争房屋，并长期处于上诉人及上诉人父亲居住使用，自2017年5月至12月被上诉人刘永红多次组织雇佣被上诉人阎俊及社会闲杂人员17人等，到案涉房屋破门砸锁、寻衅滋事、打砸抢、断水断电、插手民事纠纷，上诉人父亲被打瘫，被省公安厅、省政法委等部门列为涉黑涉恶案件（市扫黑办案件编发2018007），目前案件正在中山分局刑侦大队侦办，多次报警也足以证明案涉房屋权属存在争议。（二）二被上诉人买卖房屋行为属于违反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三项规定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以合法的形式掩盖非法的目的，因此合同无效。二被上诉人明知案涉房屋存在权属争议，在上诉人起诉法院要求分割房产期间，2017年10月13日二被上诉人恶意串通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恶意出售诉争房屋，被上诉人阎俊购房时既不看房屋状况、是否有人实际居住、房屋具体位置、也未实际付款、违背房地产交易规则，隐瞒真相、虚构事实，骗取行政机关过户登记。二被上诉人在买卖房屋过程中通过市公证处办理的公证书涉嫌虚假公证。省检察院及省司法厅己经对公证员办理虚假公证进行立案调查。二被上诉人签署的买卖合同、公证声明、房款转借协议、过户登记询问记录及视频录音之间前后矛盾、漏洞百出、弄虚作假、系典型虚假交易、巧取豪夺、违法设计。二、从公平正义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角度也应依法判决二被上诉人所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案涉房屋是我和我父亲的唯一房产，全家的积蓄都在案涉房屋中，被上诉人刘永红骗婚夺财，为了达到独吞房产不择手段，所作所为有损社会公德，违背公序良俗。二被上诉人恶意串通买卖诉争房屋，有让我和父亲露宿街头的风险，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从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统一的角度也应该判决二被上诉人所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三、本案曾经被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两次发回重审，但两次发回重审一审法院均未按照发回裁定书的意见实体审查相关问题，仅从单一的物权作出判决，物权法属于一般法，是对权利人对其动产不动产行使的规定，房地产法是特殊法，仅对不动产中权利行使作出规定，特别法优先于一般法，在物权法与房地产法发生纠纷时应当优先适用房地产法，本案解决的是争议下的物权，应根据房地产法和合同法依法判决二被上诉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无效。阎俊、刘永红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2019）辽0202民初1075号民事判决是二审法院对原（2018）辽0202民初5777号民事裁定书发回重审后，第三次作出的一审裁判，（2019）辽0202民初1075号民事判决完全是对本案事实进行全面审查后做出的正确认定，无论从事实上法律上均不存在任何问题，上诉人提出的所有上诉理由均不成立。根据三次一审，一审法院均归纳认为二被上诉人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时，被上诉人刘永红是否已独立取得房屋的所有权是本案审理二被上诉人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以及上诉人是否有权对该合同的效力提出异议的争论焦点，二被上诉人认为：一、二被上诉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时，被上诉人刘永红依据法律规定以及离婚协议的约定独自取得了案涉房屋所有权的事实非常清楚，理由如下：1、被上诉人刘永红取得案涉房屋所有权是基于有效离婚协议的约定并实际办理了离婚手续取得，根据离婚协议第三条第二款的约定，上诉人应在双方领取离婚证之日前7日内办理好房产变更登记手续，而案涉房屋是在离婚登记的当天，由夫妻共有状态变更为被上诉人刘永红独自所有的状态，足以证明办理离婚时将房屋过户由被上诉人刘永红独自所有完全是双方履行离婚协议约定的结果，否则根本就没有变更的必要，所以上诉人在上诉状中主张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刘永红离婚后案涉房屋仍为共有的问题根本不存在。2、根据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9条规定男女双方协议离婚后一年内就财产分割问题反悔，请求变更或者撤销财产分割协议的，人民法院审理后，未发现订立财产分割协议时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的，应当依法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根据该条规定即使上诉人在协议离婚后对财产分割问题反悔了，根据法律规定申请撤销和变更的请求权也仅为离婚后一年内提出，而上诉人并没有在协议离婚后一年内就离婚协议的效力提出任何异议，所以根据该条法律规定，上诉人已无权就离婚协议约定的案涉房屋归属问题提出任何异议，同时人民法院在查明本案存在该项法律事实的情况下，就离婚协议中约定的财产归属问题，人民法院除依法确认外根本就不存在再次进行审查处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3、从上诉人一审庭审提交的第三组证据的证据2（保证书）下数第四行可证，上诉人离婚时亲笔书写保证书，向被上诉人刘永红保证仅在离婚后一年内可以在案涉房屋居住，而且还涉及到上诉人户口要从案涉房屋迁移的问题，据此也充分证明离婚时上诉人已自认案涉房屋的所有权已完全过户给被上诉人刘永红独自所有的事实非常清楚，否则也不可能在保证书中陈述离婚后仅要求暂住一年以及户口迁移的问题。二、关于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提出的其他上诉理由，二被上诉人认为这些上诉理由没有一项成立，也根本与本案审查合同效力的问题无关。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刘永红离婚时是将房屋由离婚前的共有状态变更为离婚后由被上诉人刘永红独自所有的状态，上诉人在上诉状中辩称做此变更的目的是为了挽救婚姻，而办理离婚登记以及办理房屋过户手续又怎么可能是挽救婚姻的方式？可见上诉人对此进行的抗辩根本不成立，双方办理房屋过户手续以及办理离婚登记手续，完全是履行离婚协议约定的事实毫无争议；2、被上诉人刘永红曾提出房屋确权之诉以及撤诉并不能改变案涉房屋客观上归被上诉人刘永红独自所有的事实：正常根据离婚协议的约定在双方办理了离婚手续后，上诉人就应搬离案涉房屋，但离婚当日上诉人找被上诉人刘永红商量请求在案涉房屋暂住不超过一年，在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刘永红出具了保证书（这份保证书就是上诉人一审庭审提交的第三组证据的证据2）的前提下，被上诉人同意上诉人离婚后在案涉房屋暂住不超过一年，而一年后，因其拒绝搬走，就因房屋腾退问题产生纠纷曾导致派出所介入处理过，当时派出所警察给被上诉人刘永红的意见是，要求被上诉人刘永红有法院的确权判决他们才能处理，故被上诉人刘永红提起了确权之诉，但经承办法官了解了被上诉人刘永红已基于离婚协议并且取得房产证的情况下，认为没有需要审查的事实争议，也没有审查的必要，建议被上诉人刘永红撤诉，所以被上诉人刘永红申请了撤诉，而起诉和撤诉是当事人的权利，起诉和撤诉的行为并不能改变案涉房屋依法归被上诉人刘永红所有的客观事实。3、关于上诉人陈述的曾向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提出过房产争议诉讼问题，一审法院已充分查明、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也自认，并没有向中山区法院提出过相关诉讼，上诉人也没有在法院立案的相关证据，况且就本案事实而言上诉人是否提起诉讼也根本不能改变离婚后案涉房屋已归被上诉人刘永红所有的事实。4、关于被上诉人阎俊因清退房屋与上诉人出现的相关争议问题。被上诉人阎俊作为房屋的买受人长时间无法占用所购买的房屋，到案涉房屋要求上诉人腾退符合房屋购买人最起码的心理，对此并不为过，任何人也不可能对自己购买的房屋住不进去而不闻不问，至于上诉人在上诉状中陈述的雇佣人员，打砸抢等完全是不存在的，完全属于上诉人无中生有的编造，而且即使因房屋腾退的问题出现过纠纷，但这些纠纷与确认房屋买卖合同是否有效也不发生任何关联。5、关于上诉人主张住在房屋中就是房屋的利害关系人以及与房产存在争议的问题：一个人待在一个房间就认为可以认定与这个房屋存在利害关系的争议，这完全属于上诉人主观想象的错误判断，而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应以客观事实为依据，在利害关系的认定方面，人民法院同样不能脱离客观事实进行认定。6、关于被上诉人购买房屋是否去查看的问题，被上诉人认为法律并没有要求房屋的购买人在购买房屋时必须现场勘验房屋，经代理人向阎俊了解被上诉人阎俊签订买卖合同前曾去看过房屋，但即使阎俊没去看房就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也不能作为确定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的理由，而且上诉人并不是合同的当事人，在二被上诉人作为合同当事人对合同效力无任何异议的情况下，上诉人根本无权提出任何意见，二被上诉人即使签订了一份赠与合同也与上诉人无关，上诉人也无权干涉二被上诉人之间关于如何付款的约定，更无权以此作为二被上诉人签订的买卖合同无效的理由。7、被上诉人刘永红取得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代价是在离婚协议中除放弃近18年每月2000元的孩子抚养费外还要承担独自看护教育子女的责任，而且双方离婚时除房屋登记给被上诉人刘永红独自所有外，上诉人也从没有承担抚养孩子的任何抚养费，被上诉人独自艰难的一边去打零工一边抚养着孩子，足以证明双方一直在履行离婚协议的约定，所以不存违背公平正义的问题。刘显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两被告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刘显波与被告刘永红于2010年9月9日登记结婚。2012年1月29日，原告以购买商品房的方式取得了位于大连市中山区屋的房地产权证，权证号：(中私有)2012100370号。2015年10月27日，原告刘显波、被告刘永红分别作为房地产权利人、以”依夫妻关系变更所有权人”的方式共同取得了位于大连市中山区屋的房地权证，权证号：(中私有)2015107427-1号、(中私有)12015107427-2号。2015年11月18日，原告与被告刘永红在大连市中山区公证处公证了一份离婚协议书，其中关于夫妻共同财产的处理约定。“房屋：位于大连市中山区产归女方个人所有，”。2016年2月26日，原告与被告刘永红在大连市中山区民政局办理了离婚登记。同日，被告刘永红以“依夫妻关系变更所有权人”的方式单独取得了位于大连市中山区手房屋的房地产权证，权证号：(中私有)2016100951号。2017年10月13日，被告刘永红与被告阎俊签订了一份大连市房地产买卖合同，被告阎俊于2017年10月16日取得了位于大连市中山区屋的不动产权证书，权证号：辽(2017)大连市内四区不动产权第00209177号。一审法院认为：大连市中山区屋的产权人系被告刘永红，依法有权处分自己的财产。原告无证据证明被告刘永红与被告阎俊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违反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原告的主张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诉称的案涉房屋的其他问题，属另一法律关系，本案不予处理。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刘显波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负担。上诉人刘显波于本院二审期间提交了如下证据：1、最高人民检察院举报查询，拟证明刘显波的举报已经转至辽宁省人民检察院处理；2、辽宁省司法厅关于公证职业活动转办的告知书，拟证明由于公证员滥用职权、虚假办理公证，上诉人已向辽宁省司法厅举报；3、2017年5月至12月二被上诉人到案涉房屋打砸的录音材料整理，拟证明阎俊明知上诉人住在案涉房屋当中，刘显波与刘永红关于案涉房屋存在权属争议，并在这种情况下破门砸锁的事实。二被上诉人认为上述证据均与本案缺乏关联性。经审查，上诉人刘显波提交的证据1、2所载内容无法体现相关司法部门对刘显波举报事实的处理结果或拟办意见，也不能完整体现刘显波举报的具体事实，无法从该两份证据材料中认定与本案争议事实相关的特定事项。关于上诉人刘显波提交的证据3，可以证实二被上诉人分别针对案涉房屋被上诉人刘显波及其父亲占用的问题产生过纠纷，但不能证明二被上诉人在明知或者认可案涉房屋存在权属争议的情况下签订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事实。故，上诉人刘显波于二审期间提交的上述证据与其主张的待证事实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根据二审审查情况，本院对一审法院已查明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现根据上诉人刘显波诉请确认二被上诉人之间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所提出的各项上诉事由，归纳其主张该合同无效的理由为以下三点：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认为二被上诉人恶意串通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损害了其作为案涉房屋共有权人的利益；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规定，认为案涉合同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形；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规定，认为案涉房屋存在权属争议，故而不得转让。关于刘显波提出的第一点事由，从本案已查明的案件事实可知，被上诉人刘永红在与被上诉人阎俊签订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处分案涉房屋时，该房屋登记的所有权人仅为刘永红，因此其有权处分自己享有物权的不动产，尚无充分证据证明二被上诉人在签订合同时明知案涉房屋存在权属争议，未见该房屋于当时属于特定案件的诉讼标的物或者被设定了权利负担的事实，亦尚无充分的证据证实案涉房屋在二被上诉人签订合同时为上诉人刘显波和被上诉人刘永红共同共有，因此无据认定二被上诉人订立的案涉房屋买卖合同损害了上诉人刘显波的利益。至于刘显波称其于2017年9月26日以分割案涉房屋为由向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过诉讼一节，其提供了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的受理案件通知书为证，但刘显波并未按通知书的告知内容预交案件受理费，该案未生成案号，亦未见该案件已被二被上诉人所知的其他证据。因此，刘显波以二被上诉人系在明知案涉房屋处于诉讼中或者存在权属争议的情况下处分案涉房屋为由，主张其二人恶意串通，证据不足。关于上诉人刘显波提出的第二点事由，其并未对二被上诉人签订案涉房屋买卖合同所欲掩盖的非法目的予以必要的举证证明，因此其该节主张亦缺乏事实依据，无法支持。关于刘显波提出的第三点事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八条第五项规定，权属有争议的房地产，不得转让。本案中，一方面，从事实认定的角度，如前所述，案涉房屋在二被上诉人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时登记于被上诉人刘永红名下，没有证据表明该房屋权属存在争议，刘显波提举报警、举报打砸抢等材料均系各方当事人嗣后基于上诉人刘显波占用案涉房屋的原因所致；另一方面，从法律适用的角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关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但是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的规定，仅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效力性规定的情形下，才能认定相应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前述规定并非该种强制性效力性规定，并不能直接作为认定合同无效的法律依据。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所依据的各项事由均不成立，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100元（上诉人刘显波已预交），由上诉人刘显波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贾春雨审判员  任 娲审判员  杨 威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六日书记员  任建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