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856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屈忠英，女，1968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亮，广东均桓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汪静涛，广东均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蒋红兰，女，1968年7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傅显扬，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嘉豫，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屈忠英因与被上诉人蒋红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4民初113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屈忠英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中屈忠英需承担的借款利息的部分；2.依法改判屈忠英向蒋红兰支付以借款本金65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的标准自蒋红兰起诉之日（2019年3月7日）起计至借款还清之日止的资金占用期间利息；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蒋红兰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屈忠英与蒋红兰在借贷合同履行过程中，已将有息借贷合同变更为无息借贷合同并实际履行，而在无息借贷期间蒋红兰不存在利息损失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仍判定屈忠英须向蒋红兰支付自2016年4月21日起至借款还清之日止的资金占用期间利息与事实不符。2015年8月蒋红兰向屈忠英转账140万元后，屈忠英向蒋红兰共出具了三张借条，当时双方确实存在支付利息的约定，月利率为2％，且双方均明知借贷用途为借贷给第三人以收取高额利息。但是在借贷合同履行的过程中，因第三人无法按期向屈忠英支付利息，屈忠英在已向蒋红兰垫付多月利息的情况下，无法再继续向蒋红兰垫付利息。此后屈忠英将此事原委告知蒋红兰后，蒋红兰因在此前与屈忠英的借贷交易往来中已获利甚多，为了避免此次本金损失，故与屈忠英约定自2016年4月21日起无需屈忠英再向其支付利息，只需清偿本金即可。这一事实通过蒋红兰在一审庭审中提供的相关证据均能予以佐证。（1）根据银行流水明细及证据目录显示，蒋红兰明确知晓2016年4月21日之后被告向其偿还的75万元款项是本金而非利息。（2）根据短信记录截图可知，蒋红兰已将此前约定借贷利息的三张借条归还给了屈忠英，屈忠英于2018年1月向蒋红兰出具的新的欠条中未约定借款利息和借款期限。这表明欠条是双方对此前无息借贷约定的书面确认。即自2016年4月21日开始，蒋红兰对屈忠英无息且无期限借贷的事实是认可的。（3）根据欠条内容可知，截至2018年1月屈忠英仅欠蒋红兰本金70万元，这与2016年4月21日之后屈忠英向蒋红兰偿还的70万元是本金而非利息的事实相印证。（4）在屈忠英、蒋红兰的短信记录中，屈忠英每次还款后，蒋红兰多次回复确认屈忠英剩余的应还款金额均为本金，从未确认过利息，这亦可证明屈忠英从2016年4月21日之后不再向蒋红兰支付利息而仅偿还本金的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七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的规定，屈忠英、蒋红兰约定将有息借贷合同变更为无息借贷合同这一事实，有屈忠英向蒋红兰还款的行为、屈忠英收回借条的行为、屈忠英重新出具欠条的行为，以及在短信中蒋红兰不断确认屈忠英剩余还款金额的行为这四种行为予以印证，足以证明屈忠英、蒋红兰双方对借贷合同进行了变更并已实际履行。因此，实际上屈忠英与蒋红兰已于2016年4月21日形成了新的借贷法律关系，此后屈忠英无需再向蒋红兰支付借款利息。而蒋红兰在无息借贷期间不存在利息损失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判定屈忠英仍须向蒋红兰支付自2016年4月21日起至借款还清之日止的资金占用期间利息明显与事实不符。二、屈忠英与蒋红兰均以实际履行行为确认已将有息借贷合同变更为无息借贷合同，且并未约定借贷期限，一审法院不应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直接判定以屈忠英无需支付利息之日作为逾期还款之日起算资金占用期间利息，而应以蒋红兰起诉之日作为逾期还款之日起算资金占用期间利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本案中，屈忠英与蒋红兰在履行借贷合同过程中，均以实际履行行为确认已将有息借贷合同变更为无息借贷合同，且确认无借贷期限。在未约定借期内利息、逾期利息，未约定借贷期限或借贷利息约定不明的情况下，屈忠英均无需向蒋红兰支付利息。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规定明确未约定借期内利息及逾期利息的，资金占用期间利息起算时间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算。但屈忠英无需向蒋红兰支付利息之日并非逾期还款之日，在无需支付利息期间，屈忠英仍在向蒋红兰陆续支付借款本金。因此，一审法院不应以屈忠英无需支付利息之日作为逾期还款之日起算资金占用期间利息，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直接判定屈忠英需向蒋红兰支付自2016年4月21日起至借款还清之日止的利息。而应以蒋红兰起诉之日作为逾期还款之日起算资金占用期间利息，判定屈忠英仅需向蒋红兰支付自蒋红兰起诉之日起至借款还清之日止的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且适用法律不当，现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之相关规定向法院依法提起上诉，以维护屈忠英的合法权益。蒋红兰辩称：一、双方明确约定了借款利息，屈忠英逾期偿还借款属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从屈忠英一审答辩及民事上诉状的内容可知，双方存在支付利息的约定，屈忠英收到借款后出具了月利率为2%的借条。在借条到期后，屈忠英未能按约偿还款项，重新出具了月利率为2%的借条。从蒋红兰一审提交的证据可知，在2016年4月20日之前，屈忠英均按照月利率2%的标准支付利息。自2016年4月21日起，屈忠英开始违约，蒋红兰多次要求屈忠英偿还款项。由此可知，双方明确约定了借款利息，屈忠英逾期偿还款项属实，一审法院基于上述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二十九条判决屈忠英偿还款项、支付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就本案而言，双方对支付利息做了明确约定，并不适用屈忠英主张的《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屈忠英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二、利息约定在2016年4月21日之后仍然有效，2018年1月出具的欠条仅表示屈忠英拖欠的本金，双方并没有变更此前约定的借款利息及期限，屈忠英主张双方是无息、无期限借贷不属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载明的借款金额，一般认定为本金。……”屈忠英自2016年4月21日起违约，在蒋红兰多次反复催告下，屈忠英开始偿还部分款项，借款本金逐步减少。2018年1月，屈忠英出具欠条，该欠条记载了屈忠英拖欠的剩余本金，没有记载与借款利息、期限有关的内容。《合同法》第七十八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变更的内容约定不明确的，推定为未变更。”根据上述事实及法律规定，结合生活常理，屈忠英在2018年1月出具的欠条仅表示屈忠英拖欠的借款本金，该欠条并没有变更此前约定的借款利息及期限。而且，在双方明确约定了利息的前提下，屈忠英没有提供直接证据证明存在变更的行为，因此利息约定在2016年4月21日之后仍然有效。借贷法律关系的主体、客体、内容由始至终未发生变更，屈忠英主张双方在2016年4月21日之后形成新的借贷法律关系并不成立，屈忠英仍需按约定偿还本金、支付利息。蒋红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屈忠英支付借款本金65万元及利息（按月息2%自2016年4月20日起以各阶段剩余本金为基数分别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8月19日，蒋红兰向屈忠英指定的屈良英账号转款140万元。2018年1月8日，屈忠英出具《欠条》，内容为“截止2018年元月8日，屈忠英还欠蒋红兰现金人民币柒拾万元整（￥700000.-），此据是实”。2015年8月20日至2016年4月20日，屈忠英按每月2.8万元即月息2%向蒋红兰支付了8个月利息，具体支付日期为2015年9月21日、2015年10月19日、2015年11月17日、2015年12月17日、2016年1月18日、2016年2月18日、2016年3月23日、2016年4月20日，后屈忠英未再支付利息。屈忠英合计归还蒋红兰本金75万元，具体还款时间与金额为：2016年5月19日10万元、2016年7月25日5万元、2016年8月24日25万元、2016年10月18日10万元、2017年2月14日10万元、2017年7月26日5万元、2017年9月29日2万元、2017年11月2日1万元、2017年12月29日2万元、2018年4月3日2万元、2018年7月31日1万元、2018年10月30日1万元、2019年1月3日1万元。蒋红兰提交了下列证据：1.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2015.8.19），证明屈忠英向蒋红兰借款140万元，蒋红兰以转账的方式交付借款。2.欠条（2018.1.8），证明屈忠英确认截止至2018年1月8日，屈忠英仍有借款70万元未还。3.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2018.1-2019.2）。4.查询明细截图。3-4证明屈忠英偿还款项5万元。5.短信记录截图，证明屈忠英仍有借款65万元未还、蒋红兰催收款项而屈忠英拒不还款。6.短信记录截图（2015.8.19）。7.明细详情（2015.8.19）。6-7证明2015年8月19日屈忠英要求蒋红兰将借款支付到其指定的户名为屈良英、尾号为5095的银行账号；2015年8月19日蒋红兰通过其名下尾号为2438的银行账号向屈忠英指定的收款账户转账两笔，金额分别为人民币100万元、40万元，合计140万元。8.明细详情（2015.9-2016.4），证明在2015年9月至2016年4月期间，屈忠英每月向蒋红兰名下尾号为5404的银行账户转账支付利息人民币28000元，屈忠英支付了8个月的利息，合计支付利息224000元。9.明细详情（2016.5-2017.12），证明在2016年5月至2017年12月期间，屈忠英合计偿还借款人民币70万元。10.明细详情（2018.4-2019.1），证明在屈忠英出具《欠条》确认拖欠借款70万元后，在2018年4月至2019年1月期间，屈忠英合计偿还借款人民币5万元。屈忠英的质证意见是：证据1三性确认，屈忠英承认收到蒋红兰转账140万元事实，但是该款项并非借款，而是蒋红兰通过屈忠英向他人投资而获取高额收益的投资款。证据2三性确认，是因为他人不能如期向屈忠英支付利息从而导致屈忠英无法向蒋红兰支付相应收益，只是因为原屈忠英是多年好友屈忠英迫不得已才向蒋红兰出具案涉欠条。证据3-4三性确认，蒋红兰向屈忠英转账140万元后，屈忠英共计已向蒋红兰转回866000元，若按蒋红兰所称未还65万元本金计算，蒋红兰实际已获得收益116000元，这可以证明蒋红兰向屈忠英转账的实际用途是用于获取高额收益。证据5三性确认，证据5最后一页最后一段中可知蒋红兰对案涉款项用途是已知的，屈忠英称今年别人那边已经在好转，印证了案涉款项实际上是向他人投资的事实。证据6-7三性确认，屈忠英确有收到蒋红兰转账的140万元。证据8三性确认，但屈忠英在2015年9月-2016年4月向蒋红兰支付利息，并不能推定2016年5月之后屈忠英仍需按原利率向蒋红兰支付利息，蒋红英、屈忠英双方已约定将有息借贷变更为无息借贷，所以屈忠英在2016年5月之后无需再向蒋红兰支付利息。证据9三性确认，银行流水明细恰恰能证明原屈忠英之间无息借贷约定已经实际履行，屈忠英在2016年5月之后也没有再向蒋红兰支付过利息。证据10三性确认，该证据也能证明屈忠英向蒋红兰还款的5万元是本金而非利息。屈忠英提交了银行流水明细，证明蒋红兰、屈忠英此前也存在交易往来，对于案涉款项用途蒋红兰是明知的。蒋红兰的质证意见是：真实性确认，关联性不确认，双方此前的借款已经处理完毕，与本案无关，屈忠英的证据也不能证明其主张双方为投资关系的事实。一审庭审中对于2016年4月21日起有无利息：屈忠英认为2018年1月屈忠英为蒋红兰出具的欠条及从2016年5月开始，截至目前每一笔还款双方均只确认本金，不再确认利息，甚至把之前存在的有利息的借条由蒋红兰归还给屈忠英，足以证明之后不存在利息。蒋红兰则认为屈忠英明确承认此前的借条中载明月利率2%的标准，2018年1月欠条只是对借款本金的记载，并未改变双方在140万元借款之初的约定，屈忠英主张双方对利息做出变更，没有直接证据可以证明，屈忠英不能将其单方意愿强加给蒋红兰，故利息仍然存在。一审法院认为，其一，屈忠英已确认之前向蒋红兰支付月息2%的利息，足以证实涉案140万元确为借款，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其二，对归还75万元本金及剩余本金65万元当事人均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其三，对于2016年4月21日起的利息，现无证据显示蒋红兰有明确向屈忠英继续主张月息2%的利息，亦无证据显示蒋红兰有明确放弃继续主张月息2%的利息，故一审法院视为双方对之后的利息约定不明并酌情以资金占用费标准即年利率6%计算自2016年4月21日起的利息。其四，以年利率6%为标准，按75万元还款的具体时间与金额分段计至2019年1月3日利息应为137366.5元，自2019年1月4日起则以65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利息。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屈忠英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天内支付蒋红兰借款本金650000元及利息（利息至2019年1月3日为137366.5元、自2019年1月4日起则以65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至实际还清之日止）。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受理费16843元，由蒋红兰负担6933元，由屈忠英负担9910元；保全费3770元由屈忠英负担。二审中，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经二审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根据双方的上诉和答辩意见，二审的争议焦点是屈忠英应否向蒋红兰支付2016年4月21日至2019年3月6日期间的利息。双方曾就案涉借款签订借条并约定利息标准为月利率2%，屈忠英亦按该标准支付了截止至2016年4月20日的利息。蒋红兰将屈忠英于2016年4月20日后的还款充抵本金的行为，仅能认定双方以实际履行变更了还款充抵方式，不能当然认为蒋红兰放弃了利息的主张。在双方对于利息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蒋红兰主张自2016年4月21日起无需再付利息，应举出蒋红兰明示放弃利息的相应证据，但现有证据并不能证实蒋红兰有明示放弃利息的意思表示。屈忠英于2018年1月8日出具的欠条，只是对于尚欠本金的确认，且欠条出具前后，蒋红兰一直在持续催讨欠款，故双方并未形成新的借贷关系，亦即不能以欠条未载明利息和期限而认为借款无利息和无期限。同上所述，虽然欠条所载的金额仅为借款本金，但同样不能据此认定蒋红兰放弃主张利息。双方对于借款约定了较高的利息，蒋红兰将还款充抵本金已使屈忠英应付利息大幅减少，同时屈忠英又明显逾期还款，在此情况下，屈忠英主张不付利息显然于理不合。一审法院认定屈忠英应支付2016年4月21日起的利息，并将利息标准调整为按年利率6%计算，符合法律规定并已兼顾各方利益，判决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屈忠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15元，由上诉人屈忠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舒舒审判员  王泳涌审判员  李 杰二〇二〇年六月二日书记员  曾 正邝俊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