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14民终66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吉东，男，1980年12月5日出生，汉族，无业，住辽宁省锦州市太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殿申，辽宁金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兴城海上海酒店有限公司（原辽宁海上海度假酒店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兴城市钓鱼台街道新东路30号。法定代表人：王怀宇，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志伟，男，该公司职员。委托诉讼代理人：韩玲玲，辽宁兴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秀丽，女，1971年12月16日出生，满族，无业，住辽宁省兴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宏，辽宁卢宏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辛志力，辽宁卢宏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秦峰，男，1981年6月28日出生，汉族，无业，住辽宁省锦州市古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阴秀文，辽宁秀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程俊豪，辽宁秀文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黄吉东因与上诉人兴城海上海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上海酒店）、刘秀丽、秦峰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兴城市人民法院（2019）辽1481民初14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黄吉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殿申，上诉人海上海酒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志伟、韩玲玲，上诉人刘秀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宏、辛志力，上诉人秦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阴秀文、程俊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吉东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海上海酒店、刘秀丽、秦峰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黄吉东自身承担30%责任没有法律依据。黄吉东的误工费应按居民服务业标准计算。一审判决黄吉东6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过低。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请求。海上海酒店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黄吉东、刘秀丽、秦峰承担。事实和理由：海上海酒店因配电间需要更换过电压保护器及清尘，找到在开关厂担任主配线路工作的刘秀丽，将配电室修理、养护工作承揽给刘秀丽。刘秀丽又雇佣了秦峰、黄吉东等人。海上海酒店与刘秀丽之间形成的修理合同属于加工承揽合同。一审法院将本案定性为工程合同，认定海上海酒店为发包人，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是错误的。海上海酒店是定做人，不是发包人。黄吉东在工作中受伤，也不能定性为安全生产事故。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和第十一条第一款。黄吉东的损失应由雇主刘秀丽承担赔偿责任。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请求。刘秀丽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黄吉东对刘秀丽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由黄吉东、海上海酒店、秦峰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刘秀丽与海上海酒店之间没有签订过任何协议。刘秀丽只是在海上海酒店和秦峰之间起到一个联系的作用。刘秀丽与海上海酒店之间不存在承包关系，不应承担本案的赔偿责任。刘秀丽不懂高压工作，不能承揽案涉项目，报价多少刘秀丽根本不清楚。海上海酒店电气负责人杨秋泉让刘秀丽报价18620元，并找公司代开发票，不是刘秀丽工程报价18620元。刘秀丽没有从中获取任何利益，不存在承包的问题。2、本案应为高度危险责任纠纷，而不是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应由海上海酒店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高压电的所有者是海上海酒店，故该酒店是赔偿责任主体。本案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是高压电部分没有停电。高压配电室的管理方应负责停电。海上海酒店违反操作规程，没有尽到监管义务，并且在事故发生后没有及时报告主管部门，该酒店应承担赔偿责任。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请求。秦峰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诉讼费用由黄吉东、海上海酒店、刘秀丽承担。事实和理由：本案的发包方是海上海酒店，雇主（承包方）是刘秀丽，雇员为黄吉东、秦峰、于波三人。一审法院将秦峰认定为雇主是错误的。刘秀丽没有证据证明秦峰为雇主，也没有证据证明刘秀丽将工程转包给了秦峰。秦峰、黄吉东、于波三人共同受雇于刘秀丽。刘秀丽作为雇主（承包方）对于黄吉东的人身损害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同样作为雇员的秦峰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请求。黄吉东一并答辩称，本案工作不是高压配电间的专业技术维修，而是清扫和更换过电压保护器。过电压保护器即避雷器，就是把旧的拧下来，把新的拧上去，操作简单。没有法律规定该工作必须由特殊工种人员去完成。本案发生事故的实质是海上海没有为劳动者提供安全的劳动环境和条件，没有施工方案，没有防护措施，没有安管人员。海上海酒店作为高压配电间的所有人，存在严重过错。本案属于安全生产事故。秦峰将此次提供劳务的报酬5000元至6000元如实告诉了黄吉东和于波。海上海酒店和刘秀丽、秦峰之间具体怎么商谈的，黄吉东不知情。对于三方的关系，黄吉东无法发表答辩意见。海上海酒店一并答辩称，海上海酒店认为黄吉东、刘秀丽、秦峰的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不能成立。本案中，海上海酒店因为配电间需要定期检修更换过电压保护器并清洁，将该工作承揽给了刘秀丽，刘秀丽雇佣秦峰等三人。海上海酒店与刘秀丽成立的应是承揽合同关系。刘秀丽等人主要是检修、更换及清尘工作，并不是建设工程工作，本案更不属于高度危险责任纠纷。黄吉东的受伤是因为其在工作中没有按照工作方案进行施工，自己误碰了两条线路。本案的发生不是海上海酒店经营中出现失火、爆炸等问题，不能定为安全生产事故，请求人民法院驳回黄吉东、刘秀丽、秦峰的上诉请求。刘秀丽一并答辩称，海上海酒店不存在与刘秀丽之间的承揽关系；黄吉东、秦峰与刘秀丽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刘秀丽在此事故中无责任，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本案的本质是安全生产事故，是海上海酒店对于用电设施在安全生产更换中发生的高压事故。一审法院仅仅对海上海酒店的选任责任作出了认定，未就海上海酒店作为高压配电室的所有权人在设备的更换中违规操作未停电的责任作出认定。如果在停电的情况下，本案受害者即使没有资质也不能发生事故。刘秀丽在本案中只是基于与海上海酒店的熟悉关系及与秦峰的关系，帮助介绍了相关工作，没有任何责任。秦峰一并答辩称，海上海酒店与刘秀丽之间是发包与被发包的关系。刘秀丽与秦峰、黄吉东、于波之间是雇佣关系，刘秀丽是雇主，其他三人是雇员。本案系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案件，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不应适用第十条。一审法院已经查清海上海酒店将涉案工程发包给刘秀丽的价格为18620元，而刘秀丽向三雇员支付费用5000元至6000元。这说明刘秀丽在本案中有利润。黄吉东没有自杀等应由其承担责任的特殊情况，不应判决由黄吉东承担30%责任。黄吉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海上海酒店、刘秀丽、秦峰赔偿黄吉东各项损失合计261149.18元；2、诉讼费用由海上海酒店、刘秀丽、秦峰承担。一审审理过程中，黄吉东增加了诉讼请求，标的金额由261149.18元变更为329097.58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0月19日，海上海酒店因高压配电室清理及电设备维修养护之需，通过公司工作人员杨秋泉找到之前与海上海酒店有业务联系的刘秀丽。经协商，刘秀丽将整个工程报价18620元，海上海酒店予以接受。为解决工程费用支出的开发票问题，刘秀丽联系到葫芦岛市连山区，并以该单位的名义向海上海酒店提交了报价清单，海上海酒店指派杨秋泉对此予以签字确认。为完成该项任务，刘秀丽联系到秦峰，双方通过微信方式洽谈，刘秀丽以6000元价格将该工程转包给秦峰，并明确称“干完活钱一次给清，我(指刘秀丽)付款，对我，不对他们(指海上海酒店)”。刘秀丽与秦峰达成口头协议后，秦峰找到于波和黄吉东，三人于2018年11月5日前往海上海酒店，为其高压配电间清理、维修。在工作过程中，黄吉东在擦高压电柜过程中被电击伤。黄吉东受伤后，于当日被送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六八医院(又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05医院)住院治疗，诊断为头面颈、躯干、双上肢电击伤TBSA30%，深Ⅱ°25%，Ⅲ°5%。经对症治疗，住院98日后，黄吉东要求出院并获准出院。住院期间，有三日为一级护理，其余为二级护理。黄吉东因此次伤害医治累计支出各项医疗费用99327.3元。其中，刘秀丽以借工程款的形式从海上海酒店支出现金5万元并自行出资5000元，一并通过秦峰交付给黄吉东用于医疗费用的支出。同时，秦峰还为黄吉东负担了35000元的医疗费。一审庭审中，黄吉东主张其自行承担了医疗费6599.8元。一审诉讼过程中，黄吉东申请对其身体伤残程度进行司法鉴定。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鉴定于2019年8月28日作出鉴定意见，认定黄吉东身体两处九级伤残。黄吉东支出鉴定费2250元。另查明，黄吉东系非农业家庭户，在城镇居住、打工，但黄吉东未举证证明其有相对稳定的职业和收入来源。黄吉东的父亲黄治家（1953年生）及母亲李玉红（1955年生），均为农民，由黄吉东与案外人黄金丽（黄吉东姐姐）共同赡养。黄吉东与其妻子生育并共同抚育孩子黄迎哲（2009年生）。再查明，刘秀丽、秦峰、黄吉东及于波均无电工作业所需的特种作业上岗证。海上海酒店自述与秦峰等人研究制定了安全操作规程，但未能举证证明，且黄吉东及其他原审被告不予认可。另外，海上海酒店自认高压配电室共有两路供电回路电，维修当天为保证酒店运行，采取先停一个供电回路电分步清理维修的方式工作。原辽宁海上海度假酒店有限公司于2019年7月17日名称变更为兴城海上海酒店有限公司。一审法院认为，第一，关于案涉高压配电室设备清理维修工程的承发包关系问题。海上海酒店主张将酒店高压配电室设备清理维护工程发包给刘秀丽，刘秀丽不予认可。从刘秀丽认可由其直接与海上海酒店工作人员杨秋泉洽谈报价，以18620元达成一致意见，并为解决工程款发票问题而自行联系葫芦岛市连山区作为报价单位的事实，以及自行找到秦峰协商以6000元价格转包此工程给秦峰并明确让秦峰在工程完工后直接与其进行结算的事实，应能认定海上海酒店将酒店高压配电室设备清理维护工程发包给刘秀丽，刘秀丽又将工程转包给秦峰，秦峰找到黄吉东及于波共同完成该工程的发包、承包和转包关系。第二，关于各方当事人对于黄吉东的损害后果应如何承担责任的问题。海上海酒店将酒店高压配电室设备清理维护工程外包他人负责，理应按照《电工安全操作规程》的相关规定，尽到审慎的选任义务，但其选任的刘秀丽不具备相应资质和安全生产条件，应认定海上海酒店存在过错。同理，刘秀丽将工程转包给不具备电工特种作业上岗证的秦峰，同样存在过错。秦峰为完成所包工程又找到同样不具备电工特种作业资格的黄吉东及案外人于波，当然也存在过错。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海上海酒店应与刘秀丽及秦峰对黄吉东的损害后果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由于黄吉东本人明知其非电工特种作业人员，仍接受雇佣从事该项劳务，对于损害结果的发生也负有过错。依过失相抵原则，应当相应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酌定黄吉东对自身损害结果承担30%的责任，剩余70%的损失由海上海酒店、刘秀丽、秦峰负连带赔偿责任。第三，关于黄吉东主张的各项损失的合法性认定问题。关于黄吉东主张的医疗费6599.80元，应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本案中，黄吉东因此次伤害事故累计支出各项医疗费99327.30元，有医疗费票据佐证。在黄吉东认可海上海酒店、刘秀丽、秦峰仅垫付9万元的情况下，黄吉东仍主张自行支付医疗费6599.80元，予以认定。关于黄吉东主张的误工费42598.8元，应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本案中，黄吉东虽系城镇居民，但未能举证证明其有固定收入，也未举证证明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又未能举证证明其有相对稳定的职业，无行业参照，故其主张参照居民服务业的社会平均工资标准计算误工费，于法无据。参照《辽宁省2019年度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标准有关数据》中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7342元/年确定黄吉东误工费的计算标准，结合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确定黄吉东误工期295日，于法有据。故黄吉东误工费损失应为30180.52元(37342元/年÷365日/年×295日)。关于黄吉东主张的护理费16028.7元，支持14584.68元。关于黄吉东主张的住院伙食补助费4900元，予以支持。关于黄吉东主张的交通费392元，予以支持。关于黄吉东主张的残疾赔偿金171773.2元，支持164304.8元。关于黄吉东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支持62655.6元。黄迎哲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应为22334元，黄治家、李玉红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可为40321.6元。关于黄吉东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15000元。因黄吉东因此次事故伤害导致身体两处九级伤残，对其精神造成损害，属人之常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应予经济上的抚慰。但赔偿数额的确定不仅应考虑侵权行为的后果，还要考虑侵权人的获利情况、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受诉法院所在地的平均生活水平等因素。综合考虑上述情况，酌情支持6000元。关于黄吉东主张的鉴定费2250元及复印费27元，予以支持。综上，黄吉东因此次事故伤害各项合理损失共计291894.4元。为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五条规定，判决：一、兴城海上海酒店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黄吉东合理损失204326.08元（291894.4元×70%）；二、刘秀丽和秦峰对判决第一项确定的赔偿金额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驳回黄吉东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145元，由黄吉东负担645元，由海上海酒店、刘秀丽、秦峰共同负担1500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刘秀丽与秦峰通过微信方式洽谈，约定此项工作的报酬为5000元至6000元，即如果工作全部完成给付6000元，如果其中有一项工作无法完成给付5000元。秦峰将此项工作能够获得的报酬（即5000元至6000元），通过电话如实告知了黄吉东和于波。秦峰、黄吉东、于波三人约定，留出几百元吃饭、加油，剩余报酬三人均分。秦峰本人参加案涉工作的劳动。秦峰、黄吉东、于波三人分工合作，共同劳动，不存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黄吉东住院期间，海上海酒店为黄吉东垫付医疗费5万元，刘秀丽为黄吉东垫付医疗费5000元，秦峰为黄吉东垫付医疗费35000元，前述三人共计为黄吉东垫付医疗费9万元。黄吉东一审诉请的医疗费6599.8元，系扣除海上海酒店、刘秀丽、秦峰三人垫付医疗费之后的数额。经本院二审庭审询问，海上海酒店、刘秀丽、秦峰三人均要求返还垫付的医疗费。其他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依据《海上海高压配电室配电设备维修报价清单》及各方当事人陈述，海上海酒店高压配电室的案涉工作内容包括：中和保护器编程、高压柜耐压试验、高压柜保养、过电压保护器拆卸及安装、过电压保护器试验、控制回路连调、高压柜耐压试验报告以及相关设备的清理、维护等。完成此项工作，需要提供劳务的人员具备电工特种作业资格及高压电维修能力。海上海酒店自身即具有少量的电工和大量的保洁人员，如果案涉工作像黄吉东方答辩所称，仅为配电室清扫及简单地更换避雷器，海上海酒店自己即可完成，无需花费近2万元将该项工作交由他人完成。对于本案各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如前所述，海上海酒店因自身不具备相应的高压电作业能力，故找到刘秀丽，双方以18620元的价格达成一致意见。为解决发票问题，刘秀丽自行联系葫芦岛市连山区作为报价单位，向海上海酒店出具了《海上海高压配电室配电设备维修报价清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规定：“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承揽包括加工、定作、修理、复制、测试、检验等工作。”海上海酒店与刘秀丽之间构成承揽合同关系，属于承揽合同中的修理、测试合同。刘秀丽承揽了海上海酒店高压配电室修理、测试工作后，自行找到秦峰协商，以5000元至6000元的价格将此项工作交由秦峰、黄吉东、于波三人，并明确要求秦峰在工作完成后不得与海上海酒店结算，而是直接与刘秀丽进行结算，由刘秀丽给付劳动报酬。刘秀丽与秦峰、黄吉东、于波三人之间构成劳务关系（即雇佣关系），刘秀丽系雇主，秦峰、黄吉东、于波三人系雇员。此外，刘秀丽完成其在海上海酒店承揽的工作后，可以获得18620元的价款，而在秦峰等三人完成工作后，刘秀丽仅需给付秦峰等三人5000元至6000元。此节亦印证了前述各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秦峰在获得用工信息后，如实将劳动报酬情况告知了黄吉东、于波二人。秦峰本人参加案涉劳动，与黄吉东、于波之间分工合作，不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且三人均分劳动报酬。可见，秦峰仅是用工信息的传递者，其不是黄吉东、于波二人的雇主，秦峰、黄吉东、于波三人同为刘秀丽的雇员。对于各方当事人应承担的责任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六十九条规定：“建设工程合同是承包人进行工程建设，发包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可见，“发包人”、“分包人”的概念仅适用于建设工程等合同，而在承揽合同中，使用“定做人”、“承揽人”的概念。海上海酒店在本案中系“定做人”而非“发包人”，刘秀丽在本案中系“承揽人”而非“承包人”或“分包人”。一审判决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认定各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即：“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海上海酒店作为定做人，其选任了不具备高压电作业资质的刘秀丽作为承揽人，且对承揽人的工作指示不清，存在过失，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根据本案实际情况，结合海上海酒店的过失程度，认定海上海酒店对黄吉东的经济损失承担30%的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该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刘秀丽与黄吉东之间形成了劳务关系，黄吉东因劳务自己受到了损害，刘秀丽应承担相应的责任。鉴于黄吉东明知自身不具备高压电作业能力，仍接受案涉劳务，存在过错，应减轻致害方的赔偿责任。根据本案实际情况，结合各方过错程度，认定刘秀丽对黄吉东的经济损失承担40%赔偿责任，黄吉东自担30%的责任。秦峰与黄吉东同为提供劳务者，对于黄吉东的经济损失，秦峰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由此，黄吉东在本案中的经济损失由刘秀丽承担40%的赔偿责任，由海上海酒店承担30%的赔偿责任，其自担30%的责任。对于黄吉东上诉主张的其误工费应按照居民服务业计算的问题。因黄吉东未能举证证明其有固定收入及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也未能举证证明其有相对稳定的职业，故无行业可供参照。一审法院按照《辽宁省2019年度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标准有关数据》中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其误工费并无不当。对于黄吉东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一审法院酌定6000元，符合法律规定及本案的实际，不存在过低的情况。黄吉东在本案中的合理经济损失包括：医疗费96599.80元（包括各方垫付的费用），误工费30180.52元、护理费14584.68元、住院伙食补助费4900元、交通费392元、伤残赔偿金164304.8元、被扶养人生活费62655.6元、精神损害抚慰金6000元、鉴定费2250元、复印费27元，以上共计381894.4元。黄吉东的经济损失应由刘秀丽赔偿40%，即152757.76元（381894.4元×40%=152757.76元）；由海上海酒店赔偿30%，即114568.32元（381894.4元×30%=114568.32元）。鉴于刘秀丽为黄吉东垫付医疗费5000元，海上海酒店为黄吉东垫付医疗费5万元，秦峰为黄吉东垫付医疗费35000元。故刘秀丽需再给付黄吉东147757.76元（152757.76元-5000元=147757.76元）；海上海酒店需再给付黄吉东64568.32元（114568.32元-5万=64568.32元）；黄吉东需返还秦峰垫付的医疗费35000元。综上所述，海上海酒店、秦峰的上诉请求，部分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部分支持。黄吉东、刘秀丽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当，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二百六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兴城市人民法院（2019）辽1481民初1473号民事判决；二、上诉人刘秀丽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上诉人黄吉东经济损失147757.76元；三、上诉人兴城海上海酒店有限公司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上诉人黄吉东经济损失64568.32元；四、上诉人黄吉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上诉人秦峰垫付的医疗费35000元；五、驳回上诉人黄吉东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145元，由黄吉东负担644元，由刘秀丽负担857元，由兴城海上海酒店有限公司负担64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711元，由黄吉东负担2013元，刘秀丽负担2685元，由兴城海上海酒店有限公司负担2013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 瞳审判员 李春学审判员 朱 丹二〇二〇年六月一日法官助理孙敬伟书记员殷雨晴本判决书援引的相关法律条款：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承揽包括加工、定作、修理、复制、测试、检验等工作。”第二百六十九条“建设工程合同是承包人进行工程建设，发包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建设工程合同包括工程勘察、设计、施工合同。”2、《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