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浙02行终15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史舜琦，女，1950年7月1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余姚市，现住余姚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余姚市公安局，住所地余姚市大黄桥南路81号。 法定代表人钱秉湧，局长。 委托代理人马洪波（特别授权代理），余姚市公安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宓文杰（特别授权代理），余姚市公安局工作人员。 上诉人史舜琦因诉被上诉人余姚市公安局治安行政处罚一案，不服余姚市人民法院于2020年3月13日作出的（2019）浙0281行初72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2019年5月21日，被上诉人余姚市公安局作出余公（梨）行罚决字［2019］52720号行政处罚决定。该决定认定上诉人史舜琦分别于2015年5月4日、6月5日以及2018年12月29日，携带信访材料至北京××周边而被××公安局西城分局查获并训诫，后被送至北京市马家楼接济服务中心。上诉人史舜琦明知北京中南海周边不属信访接待场所，仍屡次携带信访材料到该地区非法信访，严重扰乱了中南海周边公共场所秩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下简称《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决定给予上诉人史舜琦行政拘留十日的行政处罚。执行方式和期限，行政拘留送余姚市拘留所执行，执行期限从2019年5月21日至2019年5月31日，由于被执行人处罚前已因同一违法事实被执行行政拘留7日，折抵本次行政处罚7日，实际应执行行政拘留3日，执行期限至2019年5月24日止。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定，被告余姚市公安局于2019年3月27日以原告史舜琦因自有房屋拆迁补偿问题多次在北京中南海周边公共场所进行上访，并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训诫，以涉嫌扰乱北京中南海周边公共场所秩序为由予以行政立案，对相关人员进行调查取证。2019年4月25日经审批对该行政案件延长办案期限至2019年5月25日止。2019年5月13日，被告余姚市公安局经审批对原告史舜琦作出余公（梨）行罚决字[2019]52561号行政处罚决定，决定给予原告史舜琦行政拘留10日的行政处罚，并向原告史舜琦宣告及送达行政拘留决定。同年5月14日交付余姚市拘留所执行。同年5月14日，原告史舜琦在被告余姚市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告知笔录中作出书面陈述和申辩。2019年5月21日，被告余姚市公安局以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拘留执行回执等法律文书及行政拘留告知笔录复核程序等存在瑕疵需要纠正为由，经审批对余公（梨）行罚决字[2019]52561号行政处罚决定予以撤销，作出余公（梨）行撤字[2019]50017号《撤销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并向原告史舜琦予以送达。2019年5月21日，被告余姚市公安局通过审批对原告史舜琦重新作出余公（梨）行罚决字[2019]52720号行政处罚决定，并于同日向原告史舜琦宣告并送达上述行政处罚决定。 另经该院搜索查明，原告史舜琦因自有房屋拆迁补偿问题，已经司法裁判。2015年5月4日和6月5日，原告史舜琦在北京市中南海周边公共场所携带信访材料时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查获和训诫，并被送至北京市马家楼接济服务中心，先后两次被接回余姚。2018年12月29日，原告史舜琦携带信访材料至北京中南海周边公共场所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查获和训诫，后再次被接回余姚。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可以确认2019年5月13日，原告史舜琦因接到余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电话通知，在余姚市信访局约谈后，被告余姚市公安局当场口头通知原告史舜琦做笔录，原告史舜琦及其前夫邬宏泰在阅读笔录时发现“涉嫌寻衅滋事”字样时而将笔录撕破，被告遂于当日口头传唤原告至被告办案区接受调查。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条、《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的规定，被告余姚市公安局可以履行本案治安管理的法定职责，是适格被告。 根据《信访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对依法应当通过诉讼、仲裁、行政复议等法定途径解决的投诉请求，信访人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程序向有关机关提出。第十六条规定，信访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应当向依法有权处理的本级或者上一级机关提出。第十八条、第二十条规定，信访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的，应当到有关机关设立或者指定的接待场所提出信访；信访人在信访过程中应当遵守法律、法规，自觉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和信访秩序。《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原告史舜琦系浙江省余姚市人，因对自有房屋拆迁补偿相关问题处理不服，采取到北京走访的形式，分别于2015年5月4日和6月5日，2018年12月29日，携带信访材料到北京市中南海周边公共场所进行信访，后均被接回余姚。根据原告在庭审中的陈述和经质证有效的证据证明，原告多年来一直在北京走访。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出具的训诫书上明确告知，中南海周边不是信访接待场所，不接待信访人员走访，也不允许信访人员滞留或聚集。原告的上述行为，扰乱了北京市中南海周边公共场所的秩序，被告余姚市公安局作为原告居住地公安机关，对原告行为的处理具有治安管理的管辖权，根据查明的事实，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对原告作出余公（梨）行罚决字[2019]52720号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实体处理适当，程序合法。被告余姚市公安局在行政程序中发现2019年5月13日作出的余公（梨）行罚决字[2019]52561号行政处罚决定存在瑕疵，并予以撤销，系自行纠错行为，并无不当。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史舜琦要求确认被余公（梨）行罚决字[2019]52720号处罚决定书违法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上诉称，一审法院采信证据过程中违反相关法规，枉法袒护被上诉人，显失中立、公平、公正原则。被上诉人在缺乏证据证明上诉人存在违法事实的情形下作出处罚，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予撤销或确认违法。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撤销被诉处罚决定或确认被诉处罚决定违法。 被上诉人辩称，被诉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公正合法。上诉人在信访事项已终结的情况下，仍多次携带信访材料到北京中南海地区非法信访，严重扰乱了上述地区公共场所秩序。上诉人于2015年5月4日、2015年6月5日、2018年12月29日先后三次至中南海地区非法信访，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查获并训诫。其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行为已经达到情节较重的程度，被上诉人给予其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2019年5月21日，被上诉人对该案进行监督复查时发现，该案开具的行政处罚决定、行政拘留执行回执等法律文书及行政拘留告知笔录复核程序等存在瑕疵需要纠正，故将原决定撤销并于当日重新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审理期间，上诉人向本院提交证据为：2019年5月13日的不忘初心主题教育报道网页截图、《针对余姚市公安局不属他管辖范围及不调查处理告知书的举报信》、余姚市公安局梨洲派出所于2016年7月14日作出的《不予调查处理告知书》、余公依申请[2016]17号《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告知书》、《人身安全保护再次申请书》、《遗书》以及博客复印件各1份，余公（临）行传字[2019]50309号《传唤证》复印件2份，手机截屏打印件4张，用以证明被诉处罚决定违法的事实。被上诉人认为上述证据与本案被诉处罚决定无关联性。本院认为，上述证据与本案审查的被诉行政处罚决定无关，本院不予采纳。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十条第一款的规定，除涉及卖淫、嫖娼、赌博、毒品的行政案件外，如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从教育目的及对被处罚人的执行等方面考量，由上诉人居住地的公安机关即被上诉人进行管辖并无不妥。 《信访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信访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的，应当到有关机关设立或者指定的接待场所提出。根据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以及案外人施晓黎和鲁霄所作的《询问笔录》，宁波市信访驻京工作组出具的《情况说明》和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对上诉人所作的《训诫书》，等证据，能够证实上诉人明知中南海周边地区不是信访接待场所，仍于2018年12月28日到该地区非正常上访的事实清楚。上诉人的上述非正常上访行为已经扰乱了中南海周边地区正常的公共秩序，且情节较重。被上诉人余姚市公安局在行政程序中发现2019年5月13日作出的余公（梨）行罚决字[2019]52561号行政处罚决定存在错误并自行纠错，并在其后按照法定程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重新作出处罚决定，给予上诉人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基本合法，适用法律正确，量罚得当。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上诉理由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史舜琦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碧儿 审判员  谭星光 审判员  秦 峰 二〇二〇年六月三日 书记员  王 鸿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