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2民终268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武，女，1983年7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申勤君，广东梵意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青岛根源生物技术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青岛海峡两岸农业合作试验区（平度市南村镇东王府庄村）。 法定代表人：张宗国，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宗慧，山东天正平（崂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武因与被上诉人青岛根源生物技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根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平度市人民法院（2019）鲁0283民初56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武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项，依法改判根源公司立即向王武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204000元；2、撤销一审判决第四项,依法改判根源公司立即向王武支付2018年4月1日至2018年12月5日期间基本工资56675.94元；3、撤销一审判决第七项,依法改判根源公司立即向王武支付业务折让569925元；4、判决根源公司立即向王武支付为进行诉讼而支出的电子固化费1040元；5、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根源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关于双方劳动合同是否是根源公司违法解除的问题。1、王武提交的与部门负责人刘某的电子邮件、与同事王某、同事秦某两人2018年10月14日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2018年10月29日被刘某移除公司合作发展事业部微信群等证据,不是各自独立的孤证，而是能够相互印证，足以证明2018年10月14日根源公司在部门会议上口头当众宣布解除与王武的劳动合同事实存在。且，刘某是王武的部门负责人,其在部门会议上作出的宣布解除劳动合同应当是代表根源公司的职务行为。而且，假如没有解除劳动合同，按常理，在王武病假休完后,根源公司应当联系王武，正常安排王武工作，安排销售内勤李某同王武继续联系工作事宜，以及要求王武照常提交周工作计划和工作报告等。2、一审庭审中,根源公司始终不认可劳动合同中的劳动合同期限是在2015年5月1日签订劳动合同时就已填写，一审法官表示这个手写时间确有可能是之后填写，因此，应当将双方劳动合同理解为没有明确的终止期限的劳动合同，即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一审认定为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是终止劳动合同的时间约定不明、根源公司可以随时提出终止劳动合同，没有法律依据。3、一审认定双方劳动合同关系于仲裁开庭之日（根源公司向王武出示《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书》）即2019年3月18日解除，认定错误。按此认定，2018年12月5日王武病假休完后至2019年3月18日期间，根源公司应当继续支付王武工资。二、关于车辆补贴的性质问题。一审以双方认可的《合作发展事业部销售政策》上载明的王武基本收入公式不包含车补项为由，认为王武的收入应当按照双方的合同约定计算，并认定车补不属于王武工资收入范畴，并提到王武与李某的微信聊天记录，认为聊天记录所载明内容可以看出车补款是报销事项，不属于工资收入范畴。一审上述认定明显违反了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中第四条的规定。本案中，王武的车辆补贴标准是3500元/月，这是固定金额，无论实际使用车辆的费用是高于或者低于3500元，根源公司都是按照这个数字进行固定发放的。从这一点看，毫无疑问，车辆补贴属于通常所称的补贴(性质为补偿职工特殊或者额外的劳动消耗补贴)，属于工资性质和范畴。所谓报销是员工在工作中先垫付费用，然后将已垫付费用的合法票据提供给公司审核报销，其金额通常是不固定的。王武每月固定提供3500元的票据给公司是应根源公司财务记账需要提供(且票据不一定是交通费发票，也可以是加油发票、加油充值发票等等)，实质上不属于报销款性质。因此，固定车辆补贴属于工资，应纳入王武工资计算基数，不能因为车辆补贴要贴票就认为车辆补贴属于报销事项，以是否要贴票为标准判断款项性质是非常片面和错误的。三、关于病假工资问题。一审判决支持根源公司按照青岛市最低工资标准1910元/月发放的主张，错误。理由如下：1、从法律层面讲，一审判决书引用的原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9条以及《山东省企业工资支付规定》规定的病假工资不得低于工作地最低工资标准的80%，是病假工资的最低发放要求，不是实际应发放标准。2、从事实角度讲，该期间虽然是王武病假期间，但王武并非纯粹休假不进行任何工作。虽然王武没有出门跑业务,但是仍然通过电话、微信、QQ等方式同客户联系业务，并且为根源公司拿到了客户采购订单，因此，无论按照青岛市还是广州市最低工资标准计算该期间王武病假工资都显失公平。3、李某在2018年8月至10月期间发给王武的微信内容显示，根源公司在王武病假期间是按照7300元/月计算王武基本工资的(病假期间只停发固定车辆补贴3500元/月)。根源公司是在王武提起劳动争议仲裁后才不同意按此标准发放基本工资给王武，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四、关于业务折让问题。一审判决一方面认定关于折让的事实，另一方面又对根源公司应否支付王武折让的问题认定错误。1、一审判决认为折让的数据是王武提供的，是在微信群中申报的数据，错误。折让数据是销售内勤李某每月月底通过微信主动发送给王武核实和确认的数据，是一对一发送的，不是在微信群中由王武申报的。2、一审判决认为微信聊天内容中没有记载公司审批同意的内容，王武也没有提交审批的签呈。但从常理来讲，工资待遇(包括折让)核算工作应当是公司财务等相关部门职权范围内的事务，如何发放、发放多少事关重大，没有财务的核算确定乃至相关主管领导的确认，作为销售内勤的李某是不可能制作和发放相关微信信息给王武等业务人员确认的。因此，李某作为根源公司销售内勤，其可以代表根源公司，其与王武之间的微信记录中每月关于工资待遇(包括折让)内容是通过根源公司领导审批同意后才发送的,其内容真实有效。以2017年7月31日李某同王武的微信聊天记录为例：该日上午6：29李某发送了该月王武业绩对账表格给王武核对，王武认为“粤虹的有25元返还”属于漏记，李某询问“有没有签呈啊”,王武回复“忘记了,但是跟冠卿已经确认过”、“我晚上把签呈补给你”,之后李某核实签呈通过属实后，重新发送了该月月度业绩报表，将粤虹公司的折让补记上去了。这足以说明李某是每次见到了王武关于折让的签呈通过领导审批后才会将折让内容记载到月度业绩对账表的。3、在2017年度中，王武已经从佛山市高明谷维饲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广州市粤虹饲料有限公司等一些客户的部分产品交易中从根源公司领取过折让款，一审判决也认定根源公司在前面的销售过程中有向王武支付折让款的记录。2017年度中，王武唯独没有领取到折让的就是恒兴集团下属的三家子公司(包括湛江恒兴特种饲料有限公司、湛江粤华水产饲料有限公司、北海恒兴特种饲料有限公司)的业务，原因就在于当年恒兴集团下属的三家子公司的货款没有收回，而公司规定业务人员领取折让款的前提就是客户货款全部收回。在2018年12月29日，恒兴集团下属的三家子公司所欠的2017年度货款已经全部收回，已完全具备支付折让的条件。按此逻辑，一审应当判决根源公司支付该三家子公司业务的折让款给王武。但一审认为根源公司的2017年已支付行为不能证明根源公司支付折让款系王武应当得的收入或为完成该业务支出的费用。折让是一种相对于基本业务提成而言的一种特殊业务提成，基本业务提成是销售公司所有产品都有的，而折让不是针对所有产品，而是公司规定的特殊产品(某些利润特别高的产品)，当业务人员认为销售某种产品需要折让时，会向公司领导提出申请(也就是签呈)，公司领导同意后会告知业务人员销售内勤、财务人员等相关人员，销售人员会根据得到的签呈信息每月底造表给业务人员对账确认，之后如果客户回款，财务人员就会按照领导核准的结果将折让款支付给销售人员，这个过程已经足以说明折让就是销售人员应得的收入，是相对于基础提成而言的特殊业务提成收入。根源公司制度中有折让规定，根源公司之前已经按照公司制度规定支付过部分折让款给王武，现在因为发生纠纷，根源公司便拒绝支付，并非是王武申报后面的折让款未得到根源公司批准，一审认定错误。其他客户的折让款在2017年已经支付给王武，为何2017年恒兴集团下属的三家子公司的折让以及2018年度王武列明的几家客户的折让根源公司至今未予支付，一审本应要求根源公司对此作出合理解释。综上，一审判决错误，请求改判支持王武的上诉请求。 根源公司辩称，一、双方劳动合同于2019年2月1日期满而终止。1、王武于2019年1月29日通过仲裁程序提出解除劳动合同，详见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案件要素调查表》“六、劳动关系存续情况……2.解除时间2018年10月29日”，根源公司于2019年2月18日收到仲裁委的仲裁文书；2、根源公司于2019年1月30日向王武发出EMS通知，告知：其劳动关系因劳动合同期满而终止，于2019年2月1日通过青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网络系统办理终止劳动关系备案手续。对此，根源公司已经当庭提交EMS回单、《解除劳动合同报告书》证实。上述行为发生在根源公司收到仲裁文书之前，因此，王武主张的伪造劳动合同，都是王武及代理人的主观臆断。3、关于王武主张的空白劳动合同，与事实不符。而且，合同首页由王武代理人填写、签字页有王武本人签名，说明他们夫妻二人审阅劳动合同、对内容没有异议后，才签字交给公司的。王武与其代理人是夫妻关系，作为一名法律从业人员已经从审慎角度签订劳动合同，现在再提出空白合同不符常理。4、王武仲裁时以已经搬家为由，主张没有收到公司邮寄的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书，但在一审庭审中又提交EMS信函，足以证实王武已经实际收到用人单位发出的终止劳动合同通知；退一步讲，邮寄留存的联系电话是王武本人的手机，邮政部门也出具证明已经送到，均能推翻王武称没有收到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书的主张。5、王武自称2018年10月29日根源公司与其解除劳动合同，这与其要求2018年12月5日之前的工资相矛盾、与《仲裁申请书》（第3、4页）中协商了解双方之间的劳动争议相矛盾。实际上，在此之前公司从未通知王武解除/终止劳动关系。6、王武自2018年12月5日医疗期满后再未提供劳动，期间不支付其劳动报酬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根源公司于2019年1月30日终止劳动关系的通知已经送达给王武，并于2019年2月1日通过青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网络系统办理终止劳动关系的备案手续，应当认定双方劳动关系2019年2月1日因合同期满而终止，这符合青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规范劳动关系有关问题的意见》的规定和当地劳动关系的客观情况。二、赔偿金问题。本案不存在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王武要求支付赔偿金没有事实根据。王武一审起诉主张的是赔偿金，仲裁时也没有要求支付经济补偿金，未经仲裁审理不应直接审理并判决支付，鉴于劳动合同期满终止的事实，同意按照一审法院裁决金额支付经济补偿。三、工资。2018年8月-2018年9月王武有提交病假条，虽然没有提供病假资料，考虑其住院治疗实际情况，根源公司按照青岛市最低工资标准1910元/月计算病假期间工资；2018年10月-2018年12月5日，王武虽然在仲裁中提交医疗机构出具的病假条，但是没有向根源公司履行请假程序，也没有提交诊疗记录。按照国家关于医疗期的规定，根源公司对是否为医疗期、是否应支付待遇，无法判断。另，王武自2018年12月5日医疗期满后再未提供劳动，期间不支付其劳动报酬符合法律规定。四、车补。王武提出的车辆补贴实际是汽车费用，按照根源公司规定，王武每月的汽车费用3500元封顶，超出部分自理，具体是凭燃油费、过路过桥发票予以报销。根源公司已经向仲裁庭提交了差旅报销凭据予以证明。而且，王武提交的证据2中的第三部分差旅费规定，也能证实这是用于业务需要产生的公共交通费用，不是劳动报酬。五、关于业务折让的问题。1、首先，折让不是销售提成，也不是王武的劳动报酬。《2018年事业部销售政策》规定，王武作为业务人员的工资构成：底薪+提成+奖金。销售政策中没有给业务员折让的规定，也没有折让计算及发放的规定，王武作为业务员要求支付折让没有依据。2、折让是根源公司支付给客户款项，不是支付给业务人员的。《2018年事业部销售政策》第二部分中“1、制剂类产品。提成+销售收入x提成系数x价格系数x个人贡献系数。其中：销售收入为扣除折让和运费后的净收入……”3、折让是根源公司针对不同的客户，提前批准认可的费用，不是每个客户都产生折让费用。通过王武提供与根源公司内勤李某的沟通记录（证据2）可以看出，最终数据业务提成或者折让需要提报总经理和财务审批（签呈）通过后，才可以发放。譬如2017.7.31/2018.3.31的聊天记录，都提到了“签呈”的程序要求。根源公司对涉及恒兴/粤华公司的业务，没有审批支付给客户折让。4、王武关于折让成立与否，已经超过仲裁时效。六、电子固化费是王武提供证据产生的费用，不属于劳动争议案件审理范围，而且，王武完全可以提交手机证明微信聊天记录的内容，没有必要进行电子固化，不是必要的支出，其要求根源公司承担没有法律依据。本案终止劳动关系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确凿，业务折让、车补显然不属于劳动报酬，王武诉讼主张于法无据。为了早日解决纠纷，根源公司放弃上诉，但这并不意味根源公司认可一审判决确定的事实与结果。 王武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根源公司立即向王武支付被拖欠和克扣的2018年4月1日至2018年12月5日期间基本工资56675.94元；2、根源公司立即向王武支付拖欠和克扣的2018年4月1日至2018年7月31日期间车辆补贴14000元；3、根源公司立即支付2018年4月1日至2018年7月31日期间业务费用报销款16966元；4、根源公司立即支付王武退还垫付的客户货款87000元；5、根源公司立即向王武支付业务折让569925元；6、根源公司立即向王武支付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204000元（17000元×6个月×2倍）；7、根源公司立即向王武出具书面解除劳动合同证明；8、根源公司承担电子固化保存费用1040元；9、本案诉讼费用包括案件受理费10元、保全费5000元，由根源公司承担。 根源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根源公司不支付王武工资34937.9元；2、判决根源公司不支付王武车辆补贴14000元；3、判决根源公司不支付王武业务报销款11561元；4、判决根源公司不支付王武垫付的货款87000元；5、判决根源公司不支付王武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64800元；6、判决根源公司不再出具劳动关系证明；7、本案诉讼费用由王武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仲裁确认王武、根源公司无争议的事实及查明的情况：王武入职时间为2013年3月15日；工作岗位为市场销售经理，负责广东地区；月工资标准：基本工资7300元（自2018年4月起）+业务提成；每月报销3500元/月（单据报销上限）车辆补贴。根源公司每月以银行转账形式支付上月工资，没有工资清单。根源公司每月10号左右向王武发放工资（备注为代发工资），2017年至2018年实发工资在4300元至8200元之间浮动。未付工资情况，根源公司未向王武支付2018年4月至7月期间的工资，双方确认王武已提交该期间的车辆补贴票据回单位。病假及工资情况。王武于2018年8月1日至2018年12月5日期间休病假，根源公司未向王武支付病假期间工资。业务报销款情况。根源公司确认收到王武2018年4月业务报销款凭证（7012元）、5月份业务报销款凭证（4549元）。2018年6月、7月业务报销凭证（原件）尚未寄回公司。垫付货款情况。根源公司确认王武为根源公司客户垫付货款的情形及数额，合计金额87000元。考勤方式为无需考勤，但需定期汇报行程。最后工作日为2018年7月29日。社保情况。根源公司为王武缴纳社会保险，工资中代扣社保及公积金数额为303.44元/月。申请仲裁时间为2019年1月29日。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6月10日作出穗劳人仲案[2019]1501号裁决书，裁决：一、裁决生效之日起3日内，根源公司一次性支付王武2018年4月1日至2018年12月5日期间的工资34937.9元；二、裁决生效之日3日内根源公司一次性支付王武2018年4月至2018年7月的车辆补贴款14000元；三、裁决生效之日起3日内，根源公司一次性支付王武2018年4月、5月业务报销款11561元；四、裁决生效之日起3日内，根源公司一次性返还王武为单位垫付的客户货款87000元；五、裁决生效之日起3日内一次性支付王武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64800元；六、裁决生效之日起3日内为王武出具解除劳动关系的证明。 仲裁中，双方认可的《合作发展事业部销售政策》所载：业务人员收入组成为基本收入=底薪+提成+奖金，对上述收入计算公式的说明中包括工资、车房补、提成、奖金；各类人员的提成与激励政策，其中制剂类产品的提成=销售收入x提成系数x价格系数x个人贡献系数，该计算公式的销售收入为扣除折让和运费后的净收入，价格系数为实际售价（不含返还）与公司规定售价之比，个人贡献系数为在实际销售过程中个人所在贡献的权重。 一审庭审中，王武提交2018年6月份（3885元）、7月份（1520元）的报销凭证，根源公司对王武提交的该两个报销凭证的真实性及数额累计5405元予以认可。王武提交客户恒兴公司下属三家子公司2017年度业务对账单以及三家公司已付清2017年度全部货款凭证复印件，证明王武仅三家公司垫付的客户货款71500元，王武为客户垫付的货款共计87000元。根源公司对垫付款数额87000元予以认可，但是认为按照公司政策规定，货款没有实际收回的，应当抵扣应扣回的业务提成款。 根源公司提交社会保险缴纳明细打印件，证明根源公司一直为王武缴纳社会保险直至2019年7月份，没有与王武解除劳动合同。王武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其主张。 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 1、王武为证明根源公司违法解除了与她的劳动合同，提交以下证据：根源公司部门负责人刘某的电子邮件、根源公司合作发展事业部微信群、以及同事王某同王武的微信聊天记录。聊天记录的内容如下。王武：“老大，刚刚刘某宣布我已经离职了？”王某：“对，会前说了。说是因为业绩不好”，王武：“他就这样宣布我离职，我就可以找他要辞退通知书了”。一审法院认为刘某系合作发展事业部主管，王某是王武的同事，这是王武和其同事之间的聊天，而刘某是否宣布过王武离职不能确定，且即使刘某有与王武解除劳动合同的意思，是否为根源公司的意思表示无法确定，故该聊天记录，不能作为根源公司与王武已解除劳动合同的证据，也不能作为根源公司违法解除与王武劳动合同的证据。 2、关于王武2018年4月1日至2018年12月5日的工资。对于双方没有异议的2018年4月-2018年7月期间按照王武的月工资7300元计发，即27986.24元，一审法院予以认定。2018年8月至12月5日，王武因病住院治疗及休息，根源公司对于2018年8月-9月王武住院治疗、休息的时间予以认可，但认为应当按照青岛市最低工资标准1910元/每月计算病假期间工资；对于2018年10月-12月5日，根源公司主张虽然王武提交了医疗机构出具的病假条，但是没有向根源公司履行请假程序，如果王武诊疗资料证实需要病休，根源公司可以按照每月1910元/每月标准支付病假工资。一审法院认为，王武当庭提交住院治疗及医疗机构出具病假条的资料，可以证明其生病的实际情况，一审法院对其病假期间予以认定。 3、关于王武主张的2018年4月至2018年7月车辆补贴14000元的性质。王武认为属于工资收入，根源公司认为该系汽车费用，且每月3500元封顶，超出部分自理，具体凭燃油费、过路过桥费发票予以报销。故不属于劳动报酬。 4、关于王武业务报销款。王武所诉2018年4月、5月业务报销款11561元，根源公司同意给予报销，对于王武主张的2018年6月业务报销款3880元、7月份业务报销款1520元，因王武未提交发票无法核实，不予报销，王武称该两个月的报销凭证原件仲裁开庭时王武已出示，但根源公司不同意当庭质证，该两个月的报销凭证已经通过电子邮件将数据和费用明细发给了根源公司部门负责人刘某，刘某没有提出过异议，该报销凭证没有将原件寄给根源公司的原因是双方发生了争议，该费用根源公司应当报销。庭审中，王武将2018年6、7月份的发票提交法庭，并经当庭质证。一审法院对王武提交的发票及报销款项予以认定。 5、关于王武垫付的客户货款87000元。根源公司称金额属实，但认为按照公司政策规定，货款没有实际收回的，应当抵扣应扣回的业务提成款。对王武垫付的该货款87000元的真实性一审法院予以认定。 6、关于折让。王武称关于业务折让问题，第一，该主张没有超过仲裁时效。业务折让本质上属于工资，其仲裁时效在解除劳动关系之日起1年内；且4471500元的货款在2018年12月29日才全部收齐，按照政策此时才符合计发该客户业务的业务折让的条件，至仲裁之日未超过仲裁时效。第二，王武主张的折让具有真实性。一是王武提供的《2018年事业部销售政策》的三性予以确认；二是根源公司称折让是公司先给业务员然后由业务员给客户是错误的，折让本质上是一种特别提成，是给业务员的。第三，根源公司在仲裁中称王武在从事广东恒兴集团下属三家子公司业务中已经领取了业务销售基本提成款161606.4元这一事实本身也可证明折让的真实存在。第四，王武从银行打印出来的工资待遇发放流水可以看出每月10号左右发放的工资金额，同销售内勤李某每月初发给王武工资待遇微信记录内容完全一一对应，这足以说明李某作为根源公司销售内勤能够代表公司，并非根源公司所言该微信记录仅属内部沟通记录。李某的微信中关于工资待遇的内容其中包括了折让是得到公司具有最终决定权的领导审批之后发送的，是完全能代表根源公司的意思表示。第五，从王武打印银行流水可以看出根源公司账户以工资、其他、差旅费的名义支付王武的款项为543998.8元，其中包括基本工资52000元、车补24000元、业务报销费不超过50000元、根源公司退回王武期间垫付的一些客户货款大约100000元、再减去业务提成161606.4元，剩余还有将近160000元，及王武在此期间同其他客户的业务中得到的业务基本提成和折让，折让占大头。第六，根源公司关于折让是通过业务员给客户的主张，没有依据，也与已发放给王武的事实相矛盾。根源公司认可关于折让的事实，但是认为折让是针对客户的政策，并非支付给王武，且折让要经过审批，王武没有提供签呈，不能证明根源公司已经同意王武提出的折让。关于折让的事实，根据王武、根源公司提供的证据和当庭陈述，一审法院予以认定。 7、根源公司称，至今给王武缴纳社会保险费，如果王武坚持要求解除劳动合同，解除原因确定后可办理劳动合同终止的相关手续。根源公司没有实际支付王武工资、差旅费、垫付款等款项，是因为王武没有向公司返还业务提出款。因此从2018年4月份开始，根源公司应当从支付给王武的2018年4月-7月期间工资、病假工资、交通费和业务报销款、垫付款中扣除。一审法院认为根源公司在向王武发出终止劳动合同关系通知后，仍给王武缴纳社会保险费用，是自愿行为，并非王武的原因，不应当从王武工资收入等款项中扣除。 8、根源公司邮寄的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书的地址问题。王武在劳动合同中自己填写地址为“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锦绣香江花园紫荆园八号楼508房”，根源公司庭后提交的与根源公司工作人员李某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所载，根源公司在核实王武地址表上的地址为“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锦绣香**府二期7栋201”，王武当庭质证的根源公司邮寄的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书并当庭启封，证明王武确实没有收到根源公司的该通知书，是仲裁时知道根源公司邮寄该通知书后，到原住址找到的，因该房屋已变卖，故当时未收到该通知书。根源公司对王武庭后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不予认可，认为应当以王武签订合同提供的地址为邮寄地址。一审法院认为王武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其主张，一审法院予以认定，根源公司抗辩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信。 9、王武提交发票证明，为制作微信聊天等证据的电子固化支出1040元。一审法院认为该费用属于王武为进行诉讼固化证据而支出的费用，其真实性，一审法院予以认定。 一审法院认为，王武、根源公司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根源公司是否违法解除与王武之间的劳动合同，根源公司是否应当向王武支付经济补偿金或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二、王武的工资基数、解除劳动合同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及其主张的2018年4月1日至2018年7月31日期间车补14000元问题；三、关于王武2018年4月1日至2018年12月5日的工资；四、关于王武垫付的客户货款87000元；五、关于折让；六、关于王武业务报销款；七、王武支出的电子固化费用的承担。 第一，王武的工资基数、解除劳动合同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及其主张的2018年4月1日至2018年7月31日期间车补14000元问题。根据双方认可的《合作发展事业部销售政策》所载的王武基本收入公式，为底薪+提成+奖金，没有车补项，在该项说明中所载的车房补，解释由总经理根据人员实际情况灵活制定；在王武提供的与根源公司工作人员李某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所载实发工资明细中均不包括“汽车费用”。一审法院认为，王武的收入应当按照双方的合同约定计算，而双方争议的车补（汽车费用）并不在双方约定的工资收入范围，按照王武与李某的微信聊天记录所载的王武的工资收入明细，可以看出车补款项是报销事项，不属于王武的工资收入范畴。故根据合同约定及王武、根源公司在仲裁和庭审中提交的证据和当庭陈述，王武的底薪为7300元。根源公司扣发2018年4月1日至2018年7月31日期间车补14000元，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合法性，根源公司应当予以补发。王武解除劳动合同前12个月的月平均工资，应当以王武实际工作期间所发工资计算为宜，即按照2017年8月至2018年7月期间的月平均工资计算为6863.84元[8212.09元+8212.15元+8211.7元+6825.85元+6364.81元+6671.26元+4253.26元+5628.7元+27986.24元（2018年4-7月工资）]÷12个月。 第二，根源公司是否违法解除与王武之间的劳动关系，根源公司是否应当向王武支付经济补偿金或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王武认为根源公司于2018年10月中旬口头与其解除劳动关系，其提交的证据是根源公司部门负责人刘某的电子邮件、根源公司合作发展事业部微信群以及同事王某同王武的微信聊天记录。根源公司否认与王武解除劳动合同，认为王武发送的电子邮件本身不能证明刘某对王武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公司一直为王武缴纳社会保险，且与王某的聊天记录不完整，该证据为传来证据，不具备可靠性、客观性、关联性，移除部门微信群不能证明已经解除与王武的劳动合同。一审法院认为，王武与根源公司的工作人员在微信聊天及所发的电子邮件中确实涉及到与王武解除劳动合同话题，并把王武移除部门工作群，该工作群系根源公司部门工作群，但从王武与根源公司工作人员的聊天内容可以看出，并非该部门经理刘某当场宣布与王武解除了劳动合同，且根源公司一直为王武缴纳社会保险，因此王武提供的上述证据不能充分证明根源公司确已与王武解除劳动合同。王武认为根源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要求根源公司支付赔偿金，理由不足。根源公司提供的合同中所载双方的劳动合同期限为2015年5月1日至2019年1月31日，王武称当时此处为空白，但确认该合同封面文字系王武代理人（即王武丈夫）所写、最后一页的签字为王武本人书写，根源公司否认劳动合同时间是后填写的。一审法院认为，即使劳动合同的期限未填写，但该合同确认的是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视为对终止劳动合同的时间约定不明，根源公司可以提出终止劳动合同，但应当向王武支付经济补偿。故王武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根源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根源公司在王武申请仲裁后以劳动合同期限已满为由向王武发出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书，亦应向王武支付经济补偿。王武在仲裁中未主张经济补偿金，鉴于王武所在地为广州，根源公司住所地为山东平度，如果再次仲裁、诉讼会增加双方的经济负担，不利于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以根源公司在本次诉讼中向王武支付经济补偿金为宜。根源公司已经向王武出具终止劳动合同证明，无需再出具。关于终止劳动合同的时间，仲裁开庭时，根源公司当庭出示了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书，此时王武已知晓，故以仲裁开庭时间即2019年3月18日为宜。王武自2013年3月15日至根源公司工作，根源公司应当按照每月6863.84元标准向王武支付6.5个月的经济补偿即44614.96元。 第三，关于王武2018年4月1日至2018年12月5日的工资。（1）双方对王武2018年4月-2018年7月期间按照王武月工资7300元计发即27986.24元，没有异议，根源公司应当向王武支付。（2）《企业职工患病或非因公负伤医疗期规定》第三条规定：“企业职工因患病或因工负伤，需要停止工作医疗时，根据本人实际参加工作年限和在本单位工作年限，给予三个月到二十四个月的医疗期：（一）实际工作年限十年以下的，在本单位工作年限五年以下的为三个月；五年以上的为六个月。”第五条规定：“企业职工在医疗期内，其病假工资、疾病救济费和医疗待遇按照有关规定执行。”王武于2013年3月15日入职根源公司，至生病之日2018年7月30日工作年限5年以上，因此可以享受6个月的医疗期。《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9条规定：“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治疗期间，在规定的医疗期间内由企业按有关规定支付其病假工资或疾病救济费，病假工资或疾病救济费可以适当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但不能低于工资标准的80%。”《山东省企业工资支付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在国家规定的医疗期内的，企业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支付病假工资或者疾病救济费，病假工资或者疾病救济费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80%。……”根源公司主张王武病假期间的工资按照青岛市最低工资标准即1910元计算，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王武病假期间（2018年8月至2018年12月5日）工资为7903.45元（1910元/月×4个月+1910元/月÷21.75天×3天）。综上，根源公司应当向王武支付2018年4月1日至2018年12月5日的工资35889.69元（27986.24元+7903.45元）。 第四，关于王武垫付的客户货款87000元。王武垫付的客户货款，是双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约定由王武先垫付货款的销售方式，根源公司对该款项的金额予以认可，根源公司应当向王武支付该款项。根源公司抗辩按照公司政策规定，货款没有实际收回的，应当抵扣应扣回的业务提成款，理由不当，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第五，关于折让。根源公司的《合作发展事业部销售政策》载有“折让”，但是没有具体说明折让的概念、范围和具体的操作规则。王武提供的折让的数据，是在微信群中申报的数据，微信聊天中没有记载公司审批同意的内容，王武也没有提交审批的签呈，且按照王武、根源公司认可的《合作发展事业部销售政策》，销售收入为扣除折让和运费后的净收入，折让不包含在销售收入范围内。虽然王武提供的证据中，在前面的销售过程中根源公司有向王武支付折让款的记录，但根源公司的该行为不能证明根源公司支付折让款系王武应当得收入或为完成该业务支出的费用，因为王武、根源公司之间没有关于将折让作为王武收入的约定，且根源公司已经为王武报销了车辆费用及业务报销款项，故根源公司之前向王武支付折让款的行为不能推定根源公司也应当向王武支付后面申报的尚未经批准的折让款。综上，王武主张要求根源公司支付微信中其申报的折让款，理由不充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第六，关于王武业务报销款。2018年4月、5月业务报销款11561元及2018年6月业务报销款3880元、7月份业务报销款1520元，共计16961元（11561元+3880元+1520元）已经一审法院当庭查明，根源公司应当给付。 第七，王武支出的电子固化费用的承担。王武为进行诉讼而支出的电子固化费1040元，属于王武为本次诉讼自己搜集证据而支出的实际费用，并非必要支出，王武要求根源公司承担，没有法律依据，故该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国务院劳动部门《企业职工患病或非因公负伤医疗期规定》第三条、劳动部门《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9条《山东省企业工资支付规定》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一审判决：一、王武与青岛根源生物技术集团有限公司的劳动合同于2019年3月18日终止；二、青岛根源生物技术集团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给王武经济补偿44614.96元（6863.84元x6.5个月）；三、青岛根源生物技术集团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给王武垫付的客户货款87000元；四、青岛根源生物技术集团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给王武2018年4月1日至2018年12月5日的工资35889.69元（27986.24元+7903.45元）；五、青岛根源生物技术集团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给王武2018年4月1日至2018年7月31日期间车补14000元；六、青岛根源生物技术集团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给王武16961元（11561元+3880元+1520元）；七、驳回王武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义务人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5020元，由王武负担3010元，青岛根源生物技术集团有限公司负担2010元。 经审理查明，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 本院认为，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1、车辆补贴应否认定为王武工资的组成部分；2、根源公司是否违法解除与王武的劳动合同；3、2018年8月至2018年12月5日期间根源公司支付王武的工资数额应如何认定；4、根源公司应否支付王武业务折让费用和电子固化费用。 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王武主张，无论实际情况如何其车辆补贴每月固定发放3500元，故车补不属于报销范围而应作为补贴属于工资组成部分。本院认为，首先，根据根源公司规定，业务人员收入组成不包括车补，王武的实发工资明细中不包括“汽车费用”，车补亦不在根源公司与王武约定的工资收入范畴内，故车补不属于工资范畴，一审判决对此已进行详细阐述，本院不再赘述。其次，根源公司主张王武的车补报销上限为3500元，王武亦自认需向根源公司提供3500元的票据贴票报销车补，故王武关于无论实际汽车费用高低车补均按该标准发放的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一审认定王武的底薪为每月730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本院认为，王武提交的与其同事的微信聊天记录及与刘某的电子邮件往来等证据涉及根源公司事业部经理刘某宣布王武离职等话题，且刘某也将王武移除其部门工作群，但刘某作为公司事业部经理，无权解除与员工的劳动合同，亦无充分证据表明刘某系得到根源公司授意要与王武解除劳动合同，且根源公司一直为王武缴纳社会保险费，并无解除与王武劳动合同的行为表示。王武主张刘某系代表根源公司违法与其解除劳动合同，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在双方无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意思表示的情况下，一审从减少当事人诉累、彻底解决本案纠纷角度出发，判令根源公司支付王武相应的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且根源公司亦同意支付王武经济补偿金，本院予以确认。王武主张根源公司应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劳动合同解除时间，一审根据仲裁开庭时根源公司向王武出示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书的行为，认定双方劳动合同解除时间为2019年3月18日，并无不当。 关于第三个焦点问题。王武主张2018年8月至2018年12月5日其与李某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李某都是按7300元计算王武月基本工资，故该期间王武的工资应当按照该标准发放。本院认为，一审判决已经对王武依法应享受的医疗期间及医疗期内病假工资的支付标准作出详细阐述，本院不再赘述。李某的微信聊天记录中虽载明王武月工资7300元，但实发工资显示为0，该聊天记录不应作为根源公司承诺王武该期间工资发放标准的依据。根源公司一审中同意按照青岛市最低工资标准每月1910元计算王武该期间的病假工资，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一审认定王武2018年8月至2018年12月5日期间的病假工资为7903.45元，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第四个焦点问题。本院认为，首先，根据根源公司《合作发展事业部销售政策》的规定，业务人员收入组成包括底薪、提成和奖金，其中没有折让一项，其中提成计算方式为：提成=销售收入×提成系数×价格系数×个人贡献系数，销售收入为扣除折让和运费之后的净收入。结合销售折让为企业因售出商品质量不符合要求等原因而在售价上给予减让的定义，折让在此理解为根源公司对其客户在售价上作出的减让较为适宜。且，从李某与王武的微信聊天记录看，李某给王武发送的表格中虽有折让项，但并未体现折让的支付对象是王武，李某向王武发放的工资确认明细中亦从未出现过折让一项。王武主张根源公司应当向其支付折让，依据不足。其次，根据王武的主张，折让是个别暴利产品成功交易后支付给销售人员的特殊业务提成、并非每单都有，且双方均认可折让需要审批和签呈，王武应当举证证明其主张的折让款已经通过审批和签呈、根源公司已经支付折让款数额和未付王武折让款数额。王武与李某的微信聊天记录无法体现王武主张的每笔折让是否已经过根源公司领导审批和签呈、每笔折让所属交易是否成功，故其主张的折让款数额无法确认。王武主张其打印的银行流水中根源公司以工资、其他、差旅费的名义支付给王武543998.8元，其中除去基本工资、车补、业务报销费、退回垫付客户货款和业务提成，还有近16万元是王武该期间同其他客户的业务中得到的提成和折让，其中折让居多。本院认为，从上述银行流水中无法看出是否有根源公司支付给王武的折让款以及支付的具体数额，王武主张其中16万款项中有折让且占大头，缺乏事实依据。综合上述分析，王武关于折让系支付给销售人员的特殊提成的主张依据不足，王武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折让已经审批和签呈程序、达到支付条件，亦不足以证明根源公司曾向其支付过折让及已付数额、未付数额，王武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对王武要求根源公司支付其业务折让569925元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王武为本次诉讼搜集证据而产生的电子固化费用，并非必要支出，王武要求根源公司负担该费用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未予支持正确。 综上所述，上诉人王武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王武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孙 琦 审判员 齐 新 审判员 甘玉军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日 法官助理 于遨洋 书记员国莹莹 书记员王冉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