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670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陈伟强，男，1971年4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现在广东省花都监狱服刑。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市港路通货运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负责人：王某飞。委托诉讼代理人：曾东炎，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东际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法定代表人：潘明智，该公司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潘明智，男，1986年8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龙门县。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铮哲，广东广开律师事务所律师。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丹红，广东广开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杨花，女，1986年3月4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汨罗市。原审被告：周震宇，男，1982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上诉人陈伟强因与被上诉人深圳市港路通货运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以下简称港路通广州分公司）、广州东际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际公司）、潘明智及原审被告杨花、周震宇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6）粤0114民初82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被上诉人港路通广州分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曾东炎、被上诉人东际公司、潘明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铮哲、朱丹红、原审原告杨花、到庭参加诉讼。上诉人陈伟强、原审被告周震宇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伟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港路通广州分公司在本案中需自行承担一定比例的民事责任；3.东际公司承担向港路通广州分公司退还本案部分代理费的责任；4.陈伟强和港路通广州分公司、东际公司、潘明智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本案实际委托的双方为港路通广州分公司和东际公司，而非陈伟强，陈伟强只是代表东际公司跟进上牌的事项，故其不需要承担还款责任。（一）从刑事一、二审和民事一审可知，港路通广州分公司认定与其有委托关系的是陈伟强、杨花、周震宇的依据是刑事判决书，根据一审起诉状和庭审陈述可以反映其认为是与东际公司发生业务往来，故将东际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潘明智列为被告，港路通广州分公司庭审中明确第一次与其洽谈业务的是陈伟强和潘明智，实际上，两人代表的就是东际公司，否则，东际公司不可能在没有签订书面合同的情况下将大笔业务、大额资金交给两人，也不会将大额款项转汇至杨花账户。港路通广州分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飞在公安机关供述中明确说他知道16.64米长的集装箱车的销售公告在2011年已经被取消，在深圳无法上牌，港路通广州分公司知道东际公司经营范围有此项业务，故在没有实际车辆，没有相关证件的情况下仍然委托东际公司代办车辆上牌业务。东际公司也是委托第三方办理，陈伟强只是代表东际公司跟进上牌事项，说明港路通广州分公司和东际公司都清楚知道此事实违法违规办理，故没有签订书面合同，仅作出口头约定，并愿意支付高额费用。双方约定每辆车的费用是3万元，包括车辆上牌、办证所需费用、给车管所相关人员好处费、东际公司的报酬等。潘明智作为东际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同意陈伟强接洽此项业务，故其陪同洽谈。在第一次办理好车辆后，也是其与陈伟强一同将车牌送到港路通广州分公司，之后具体事务由陈伟强负责，潘明智负责管理财务，因此会批单支出款项送“好处费”给车管所民警祝某。实际上港路通广州分公司、东际公司、潘明智都是行贿罪的共犯，因此应该共同承担相应的责任。港路通广州分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飞通过其个人账户和港路通广州分公司账户转汇至杨花账户的562万元主要用于购买案涉250辆车购置税费、检测费、购买合格证、车辆发票和因车辆上牌已支付的相应杂费，合计255万元，由于该费用已经实际支出，且当时包括陈伟强在内的人都认为相关税费、合格证、发票等证件、牌照都是真实的，车辆由港路通广州分公司也实际使用了近一年的时间，港路通广州分公司本身也是从事货物运输等业务，对于正常的车辆上牌价格都是清楚的，但其仍然在明知违规的情况下高价委托他人违规代办车辆上牌，按照合同法的规定对于造成的损失和后果存在明显过错，应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此一审法院判决陈伟强全额返还港路通广州分公司转汇的款项等同于放任该违法行为，是错误的。（二）根据陈伟强、杨花、周震宇陈述，陈伟强是东际公司股东，杨花和周震宇是东际公司员工，所从事的就是职务行为，故一审法院认定杨花和周震宇不需要承担责任，陈伟强对此无异议。杨花入职不久东际公司因业务需要就已经将杨花涉案5个账户作为公司业务的私账一直在使用（具体可见银行流水），并告知各个客户，直至刑事案件发生。杨花提交的证据已经证明收到王某飞和李某清款项的银行账户均是用作东际公司私账使用，杨花没有私自动用过账户中的款项，所收款项必须按照东际公司财务制度由潘明智或陈伟强签名后才能支出。公司业务有明确分工，陈伟强负责车辆上牌业务，潘明智负责海运和公司财务，二人一起以东际公司名义洽谈业务，具体事务由负责人跟进，是正常的。潘明智也有部分私人账户用于东际公司业务需求使用，亦曾经多次在报销单签名同意从杨花账户支出费用。若杨花并非公司员工，从其账户支出费用需要潘明智签名确认、公司往来客户打款至杨花账户、从杨花私账取款支付员工工资等业务所需费用均不合常理。杨花提交的银行流水中的备注均指向东际公司，不能因为刑事判决没有认定就予以否认。私账公用在公司中普遍存在。本案委托合同的双方就是港路通广州分公司和东际公司，若法院认定陈伟强承担责任，潘明智作为法人且知情，也应该承担相应的还款责任，并应追究刑事责任。（三）无论刑事案件还是民事一、二审，陈伟强均认为是单位行贿，并多次提出要求王某飞和潘明智出庭作证，但二人均已各种理由拒不出庭。刑事判决虽然已经生效，但陈伟强并不认同，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审查认定内容不同，杨花和周震宇从事的是职务行为，东际公司也并未否认杨花的个人账户作为公司账户对外使用的情形。如果陈伟强的行为是个人行为，其将收到的款项用于东际公司的各项业务往来，不合常理。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有误，应该依法予以改判。港路通广州分公司针对陈伟强的上诉请求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东际公司、潘明智针对陈伟强的上诉请求辩称，（一）东际公司、潘明智均没有与港路通广州分公司签订委托合同，也不存在任何事实上的委托合同关系，更没有授权或者授意陈伟强、杨花、周震宇与港路通广州分公司订立委托合同。根据合同法第十三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本案无任何证据显示东际公司、潘明智与港路通广州分公司之间就委托代办上牌事宜通过要约、承诺的方式形成了一致的意思表示。根据港路通广州分公司提供的《机动车注册、转移、注销登记/转入申请表》《车辆业务委托书》显示代理人为周震宇或者杨花，转账凭证均显示收款人为杨花。另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6）粤0112刑初501号刑事判决书显示，杨花的供述证实“在违规办理上牌事务过程中会用其银行卡去购买车辆购置税或者给邹某祖是因为这是陈伟强自己私下接的业务（东际公司也没有办理挂车上牌的业务）所以要通过其个人账户接收和付钱”可以直接证明，该挂车上牌业务是陈伟强的个人业务，与东际公司、潘明智没有任何关系，并且该刑案最终判决书认定因为违法履行合同义务而承担刑事责任的主体是陈伟强以及杨花、周震宇，并没有被认定为单位犯罪，故东际公司与潘明智既不是关联刑事案件的承责主体，亦无须承担本案的民事责任。（二）东际公司、潘明智没有参与分配陈伟强、杨花、周震宇取得的涉案违法所得。根据刑事案件所查明的事实，证实陈伟强是通过杨花的私人账户收取了港路通广州分公司挂车上牌的业务款，杨花经陈伟强的授意下取款后拿现金贿赂车管所的经办人，最后取得的涉案违法所得是由陈伟强、杨花分配，东际公司、潘明智从未参与其中，亦未因此而获益。（三）港路通广州分公司与陈伟强、杨花、周震宇都是在明知违法而为之，港路通广州分公司因对本案存在过错而应当依法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应法律责任。根据涉案刑事判决书中均能查明港路通广州分公司是明知涉案的集装箱车在深圳无法上牌，在没有实际车辆、没有相关证件、上牌费用明显高于市场价格情况下仍交付该项业务给陈伟强违法办理上牌业务。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之规定，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港路通广州分公司与陈伟强之间所订立的委托合同应为无效合同，应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之规定，按各自的过错责任比例承担各自的损失。杨花针对陈伟强的上诉请求述称，同意陈伟强的上诉请求。周震宇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发表意见。港路通广州分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港路通广州分公司与陈伟强、杨花、周震宇的委托合同无效；2.陈伟强、杨花、周震宇、潘明智返还港路通广州分公司上牌代理费562万元及利息（利息从2014年1月3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暂计至2016年1月4日利息为621575.34元）；3.东际公司对陈伟强、杨花、周震宇、潘明智返还上牌代理费及利息承担连带责任；4.本案的诉讼费用由陈伟强、杨花、周震宇、东际公司、潘明智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月，港路通广州分公司口头委托陈伟强代办250台重型集装箱运输半挂车的机动车登记和上牌事项，双方约定每台车的代理费用为3.3万元。2014年1月6日至2015年1月24日期间，港路通广州分公司通过其法定代表人王某飞及员工李某清的账户先后向杨花的个人账户汇入款项共计562万元。此后，杨花、周震宇持港路通广州分公司的企业资料及涉案250台车辆的《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以及加盖港路通广州分公司的《机动车业务委托书》等资料在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为涉案250台车辆办理了车辆登记和上牌手续，登记的车辆所有人为港路通广州分公司，随后涉案车辆交付给港路通广州分公司使用。2015年4月，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针对涉案250台车辆向港路通广州分公司作出《告知书》，告知港路通广州分公司涉案250台车辆在注册登记时提供虚假资料，拟撤销涉案250台车辆机动车登记并收缴机动车号牌、行驶证及登记证书，港路通广州分公司在3年内不得申请机动车登记的决定。2015年5月14日，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依港路通广州分公司的申请就上述决定组织公开听证。2015年11月11日，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对涉案250台车辆分别作出了《公安交通管理撤销机动车登记决定书》，认为涉案250台车辆均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一百零三条规定的情形，决定撤销机动车登记。港路通广州分公司不服，于2016年1月分别就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对涉案250台车辆的《公安交通管理撤销机动车登记决定书》向广州市铁路运输第一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广州市铁路第一运输法院、广州市铁路运输中级法院经审理后，依法分别作出了（2016）粤7101行初505号、（2016）粤71行终1185号等行政判决书，驳回了港路通广州分公司的诉讼请求。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判决书均查明：涉案250台车辆办理注册登记时使用的《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均为虚假资料。庭审中，港路通广州分公司称当时与其订立口头委托协议的是陈伟强、潘明智，其当时仅向陈伟强提供了其公司的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和公章，未提供其他材料，车辆的购买、上牌等手续均由陈伟强负责完成。陈伟强确认用于办理车辆上牌的《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等均由其委托第三方代办，但陈伟强认为港路通广州分公司对于涉案250台车辆不符合上牌条件的事实是明知的，并称是港路通广州分公司听说广州有一家公司曾经为同类型的车辆上牌成功，于是才找到其洽谈能否帮忙代办，并称其是东际公司的隐名股东，其所有的行为都是代表东际公司。港路通广州分公司对陈伟强的陈述不予确认。潘明智、东际公司均称从未与港路通广州分公司订立委托合同关系，亦未授权陈伟强代表东际公司与港路通广州分公司订立委托关系。一审庭审中，杨花称为涉案250台车辆上牌都是按照东际公司的指示进行，东际公司一直都是通过其个人账户作为公司账户对外进行收付款，又称其收到港路通广州分公司支付的562万元后，已将其中的255万元用于办理车辆上牌的支出，包括车辆购置税117.5万元、车辆检测费37.5万元、购买车辆合格证、购车发票费用75万元、其他杂费25万元，并提供了银行流水明细、内部报销单、广东银联刷卡消费存根等证据，拟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同时，杨花称其名下用于东际公司作公账使用的账户均由其控制和管理，但需要陈伟强、潘明智均同意才可以支出，知道账户密码的除了其本人和东际公司的另一个会计员之外，没有其他人知道。东际公司未否认通过杨花的个人账户作为公司账户对外进行首付款的事实，但认为杨花的个人账户除了公司业务外，同时也存在大量的私人支出，杨花向国家税务局车辆购置税征收管理分局支付的税费支出没有相应的报销单印证，不能证明属于公司业务，通过杨花账户收取港路通广州分公司562万元的行为均是陈伟强的个人意思，与东际公司无关。另，陈伟强、杨花均自述陈伟强早已以现金形式向港路通广州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某飞退还了250万元，但陈伟强、杨花均未提供相应证据，港路通广州分公司对此亦予以否认。一审庭审中，港路通广州分公司称潘明智通过其个人账户收取过款项，因此要求潘明智承担还款责任，又称与杨花、周震宇之间并未订立委托合同关系，主张其二人承担还款责任的原因是通过车管所的系统上查看到有杨花、周震宇签名的《机动车业务委托书》，因此认为其二人参与了委托合同的履行过程。另查明，2018年1月22日，本院对陈伟强、犯伪造国家机关公文罪、行贿罪购买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杨花、周震宇犯伪造国家机关公文罪、行贿罪一案作出（2017）粤01刑终1139号终审判决[一审案号为：（2016）粤0112刑初501号）]，陈伟强在该案中供述，其负责购买车辆合格证、发票和安排周震宇制作车架号、车船税告知书等资料，没有购买现车，是先递交资料办理行驶证，再按行驶证上的车辆类型购车。该判决认定陈伟强、杨花、周震宇均构成犯罪，但并未认定东际公司构成单位犯罪。又查明，东际公司成立于2011年1月4日，为有限责任公司，原股东为潘明智、杨花，法定代表人为潘明智。2014年5月12日，杨花将其股权全部转让给杨扩。诉讼中，一审法院根据港路通广州分公司提出的财产保全申请，依法作出（2016）粤0114民初8235号民事裁定，冻结了陈伟强银行存款共500万元或查封等值的其他财产。另，诉讼中，港路通广州分公司申请一审法院调取250台车辆的档案资料和（2016）粤0112刑初501号案卷宗材料，拟证明东际公司是陈伟强设立的公司、东际公司通过杨花的账户进行收款等事实。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港路通广州分公司主张陈伟强、杨花、周震宇、潘明智返还代理费562万元并要求东际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依据是否成立。结合当事人陈述及所举证据，一审法院评析如下：首先，港路通广州分公司称与陈伟强、潘明智共同订立委托代理关系，陈伟强亦称是与潘明智一起与港路通广州分公司洽谈涉案车辆的上牌事宜，但本案中并无任何证据显示潘明智参与了合同订立及履行的过程，虽然东际公司使用杨花的个人账户进行收付款且涉案款项汇杨花的个人账户，杨花陈述的该账户支出需要陈伟强和潘明智均同意才能支出，但杨花提供的涉及涉案车辆支出情况的内部报销单中，均只有陈伟强的签名，没有潘明智的签名，不能认定潘明智或东际公司与港路通广州分公司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港路通广州分公司要求潘明智、东际公司承担返还代理费的责任，无事实依据；其次，陈伟强确认杨花、周震宇只是受其指示处理代办上牌业务，港路通广州分公司亦在庭审中表示与杨花、周震宇之间实际上并不存在委托合同关系，其仅因为杨花、周震宇代办了上牌的具体事项而要求杨花、周震宇承担还款责任，依据不足；再次，陈伟强认为其个人行为代表的是东际公司的行为，但陈伟强并非东际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无权代表东际公司与港路通广州分公司订立委托合同，东际公司对此亦未表示追认，陈伟强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港路通广州分公司提出的调查取证申请，一审法院认为，涉案250台车辆违法登记的事实已由生效判决书查明确认，杨花亦已提供了其个人银行流水且东际公司对通过杨花个人账户收取款项的事实未提出异议，故对港路通广州分公司提出的调查取证申请，一审法院不予准许。《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规定，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对方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本案中，港路通广州分公司委托陈伟强代办车辆上牌登记，但陈伟强在履行合同义务的过程中，因自身行为导致涉案250台车辆被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撤销登记，港路通广州分公司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港路通广州分公司请求解除合同，理由成立，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合同解除后，陈伟强应向港路通广州分公司返还已收取的代理费。关于应返还代理费的数额问题，陈伟强、杨花虽称已因办理涉案车辆的登记上牌事项花费了255万元，陈伟强又称已向港路通广州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某飞退还了现金250万元，但一审法院认为，陈伟强明知自己的行为违法而为之，应对所造成不利后果承担责任，至于其所陈述的已向王某飞退还了现金250万元，仅为其单方陈述，未有其他证据佐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陈伟强应向港路通广州分公司返还代理费562万元，并支付利息。鉴于港路通广州分公司实际上已使用了涉案车辆一年时间，一审法院从公平原则考虑，确定利息应以562万元为基数，从本案起诉之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为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于2018年12月29日判决：一、解除港路通广州分公司与陈伟强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二、陈伟强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港路通广州分公司返还代理费562万元，并支付利息（以562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8月18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三、驳回港路通广州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所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5492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60492元，由陈伟强负担。经审查，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东际公司、潘明智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粤刑申488号《驳回申诉通知书》裁判文书网上打印件，拟证实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已于2019年12月18日驳回陈伟强的申诉申请，充分说明该案不属于单位犯罪，东际公司、潘明智与交易无关联；2.广州铁路运输第一法院作出的（2016）粤7101行初522号行政判决书以及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作出的（2016）粤71行终1176号行政判决书打印件，拟证实港路通广州分公司在另案提起的行政诉讼案件中也诉称涉案车辆是其委托陈伟强、杨花个人办理上牌业务，故案涉委托合同关系与东际公司无关。港路通广州分公司质证表示：1.证据1没有原件，真实性不确认。2.证据2的真实性确认。杨花质证表示确认上述证据。陈伟强、周震宇未到庭发表质证意见。陈伟强、杨花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2019年9月17日杨花与王某飞的通话记录，拟证实陈伟强与潘明智共同与港路通广州分公司洽谈合作，王某飞作为港路通广州分公司负责人也是基于潘明智是东际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才同意合作。2.周震宇于2020年5月17日出具的《证明》，内容为：2013年8月-2015年本人在东际公司上班，工资及上牌的报销款转账到我妻子钟某莹账户上，应上牌需要，也有大部分是现金支付的，在被逮捕期间在看守所写信给钟某莹去东际公司找潘明智报销逮捕前的上牌费用以及当时的工资。拟证实周震宇是东际公司的员工，并非陈伟强聘请人员。3.报销单及报销凭据，拟证实向东际公司报销上牌费用的情况，潘明智知道陈伟强所从事的上牌业务，在报销单中有签名。4.周震宇妻子钟某莹的银行账户历史明细清单，拟证实王某飞转入的上牌款项是用于东际公司的义务往来，并非陈伟强与杨花个人使用。5.2018年5月至6月期间杨花与潘明智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实杨花一直与潘明智协商查看东际公司的款项进出账目，但潘明智一直拖延。港路通广州分公司质证认为：1.证据1真实性无法确认，潘明智确有去过港路通广州分公司。2.证据2真实性不确认，周震宇作为证人未到庭质证。3.证据3的真实性无法核实，实际报销内容无法确认。4.证据4真实性、客观性、关联性确认。5.证据5予以确认。东际公司、潘明智共同质证表示：1.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杨花与王某飞与本案的处理在法律上有利害关系，且通话时间为一审判决后，不排除两人为将部分民事责任推卸到东际公司而恶意串通，且该证据与二人在刑事案件的供述相违背；2.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周震宇是本案被告，与本案处理有利害关系，且该证明出具时间为一审判决后，周震宇是东际公司员工，东际公司结清工资是为了息事宁人，不代表东际公司追认周震宇所参与的违规上牌业务；3.证据3关于周震宇的报销单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报销单中的出纳和报销人杨花、周震宇均是违规上牌的同伙，报销单中除毛司机11、12月运费外的其他费用东际公司与潘志明均不知情，报销单也非潘志明亲笔签名；4.证据4真实性确认，关联性、合法性不确认，公司银行U盾由杨花掌控，直至刑事案发东际公司才得知涉案违规上牌款项部分转至杨花的私人账户，杨花提及的王某飞的两笔款项与东际公司无关。5.证据5真实性确认，合法性、关联性不确认，杨花当时并非东际公司股东，东际公司没有向其披露公司财务资料的法定义务，且财务材料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周震宇未到庭发表质证意见。本院二审另查明：在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就陈伟强、杨花、周震宇涉嫌犯罪案作出的（2016）粤0112刑初501号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为501号刑事判决书）中查明以下事实：2013年下半年，被告人陈伟强与王某飞约定，在没有实际购买车辆的情况下，由陈伟强负责办理超长集装箱运输半挂车的注册登记上牌业务，并按每辆车人民币3万元的价格向王某飞收取费用。2013年12月至2014年3月期间，为帮助王某飞以深圳市港路通货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路通广州分公司”）广州分公司的名义办理250辆超长集装箱运输半挂车的注册登记上牌，陈伟强先后向“黄某云”购买250份伪造的可用于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及《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等资料，并指使被告人周震宇制作虚假的车船税纳税证明《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涉税保密信息书》电子版，指使被告人杨花根据虚假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上的信息在电脑上填写后打印250份《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涉税保密信息书》，并加盖其购买的伪造的“广州市白云区地方税务局征收管理专用章（3）”印章。在车辆登记注册资料齐备后，被告人陈伟强指使被告人杨花、周震宇持上述伪造的资料到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以下简称“广州市车管所”）办理车辆登记注册上牌手续，并通过贿赂的方式，让时任广州市车管所车辆技术检验科驻黄埔分所查验岗组长的祝某违反车辆查验的规定，在没有实车查验的情况下，做出车辆查验通过的结论，致使陈伟强以260份伪造的集装箱运输半挂车辆资料顺利登记注册并取得车辆号牌。上述事实，下列证据予以证实，该院予以认定：证人王某飞的证言证实：其和其妻子李某清于2003年成立了港路通广州分公司，其是法人代表也是实际经营者，李某清担任财务。其公司通过陈伟强购买了250辆集装箱半挂车并办理了上牌手续。其是到深圳市中集汽车公司提的车，陈伟强就交付车辆行驶证，机动车登记证书、车牌、购置税的完税凭证给其，其不在的时候，他就交给财务李某清。他没给过其那些购车发票、车辆合格证，其从来没见过。其都是安排公司的司机去提车，陈伟强就叫他的职员“小周”去打车架码。其共向陈伟强支付了车款人民币562万元。向陈伟强购买集装箱半挂车的每辆价格是根据轮胎、车轴等配置的不同，每辆的价格由人民币11万元到12万元不等。每辆车的价格包括车身价、购置税、车辆的上牌手续费。因为其没有能力为这些16.64米长的集装箱半挂车上牌，只能靠陈伟强上牌，所以如果他不能为这些车上牌，其也不会向他买车。因为据其所知，这些车的销售公告在2011年已经取消了，所以在深圳是上不了牌的。被告人陈伟强的供述证实：2013年7月，其入股50%到东际公司（另外50%是潘明智的），但名义上的股东是杨花。其在东际公司负责货运、车辆上牌、车辆销售等工作，杨花在东际公司做出纳。其通过工作认识了广州市车管所车辆检验科驻黄埔分所的祝某，他负责车辆的注册、转移和变更登记的查验工作，其还认识了邹某祖。因为工作原因，其经常与中集公司有业务来往，通过中集公司其与港路通广州分公司老板王某飞取得联系，并在获得祝某的同意后，其答应帮王某飞在广州办理250台超长集装箱半挂车的上牌业务（为此祝某收取了每台车人民币1万元的费用，其向王某飞收取每台车3万元的费用）。其提供了杨花平安银行的账号给王某飞，办好牌后其将牌交给王某飞，他们再将相关办理牌照的费用转到该账号内，但最终他们说不够钱，没有按照3万元每台车的标准转。除了帮王某飞办理这250台超长集装箱半挂车上牌业务外，其自己还以东际公司的名义办理了10台超长集装箱半挂车上牌业务，具体流程同上。被告人杨花的供述证实：其有伪造材料违规办理260辆机动车上牌手续的行为，也有向邹某祖给过人民币200多万元。其中250辆车是港路通广州分公司的，10辆车是东际公司的，不过帮港路通广州分公司违规上牌的事情都是陈伟强去谈的，其曾应陈伟强要求打印过《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涉税保密信息告知书》，这些告知书有盖税务局公章，公章是陈伟强交给其的，怎么来的其不知道。其银行卡是其个人的私人账户，不是公司账户。在违规办理上牌事务过程中会用其银行卡去购买车辆购置税或者给邹某祖是因为这是陈伟强自己私下接的业务（东际公司也没有办理挂车上牌的业务），所以要通过其个人账户接收和付钱。其不知道周震宇是否东际公司的员工，反正陈伟强有给周震宇工资，工资都是陈伟强叫其给周震宇的，约人民币5000元/月，钱都是从陈伟钱私人账户给周震宇的。被告人周震宇的供述证实：其从2013年3月开始帮陈伟强打工，后来陈伟强去了东际公司做股东，其也一并过去并按照陈伟强安排办理车辆上牌业务。其有伪造材料违规办理260辆机动车上牌手续和违规办理60-70辆翻新车上牌手续的行为，也有通过邹某祖向祝某行贿人民币12万元的行为。另关于行贿的犯罪事实，该判决查明：2013年12月至2014年7月期间，被告人陈伟强致使被告人杨花向祝某指定的周某祖多次贿送好处费共计人民币260万元，祝某在收受上述好处费后，违规在没有实车查验的情况下作出车辆查验通过的结论，致使被告人陈伟强以260份伪造的集装箱运输半挂车辆资料顺利登记注册并取得车辆号牌。2015年2月，祝某指使周某祖向被告人陈伟强退还收受的贿赂款259.5万元。501号刑事判决书作出如下认定：关于本案是否认定为单位犯罪的问题。根据相关证据显示，东际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潘明智，被告人陈伟强供述称潘明智知道有车辆上牌的事情但不清楚具体情况及行贿的事，而潘明智则否认知情，被告人杨花供述称港路通广州分公司的上牌业务是被告人陈伟强私下承接的，相关款项是由她的银行卡进出，而该卡亦并非公司的对公账户，故根据现有证据，不应认定本案属单位犯罪。被告人陈伟强及其辩护人提出的本案属单位犯罪的辩解、辩护意见，该院不予采纳。陈伟强、杨花对501号刑事判决提起上诉后，本院二审审理作出（2017）粤01刑终1139号刑事判决书，对上诉人的意见评判如下：“一、关于本案是否单位犯罪的问题根据法律规定，单位犯罪是指公司、企业、事业单位集体决定、以单位名义实施、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且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行为。个人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实施犯罪的，或公司、企业、事业单位设立后,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的，不以单位犯罪论处。本案中，现有证据证实：1、东际公司成立于2011年1月4日，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2014年5月12日，杨花将250万元的出资转让给杨扩。2015年10月8日，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黄埔分局出具的《商事登记信息》显示，东际公司股东为潘明智、杨扩，法定代表人潘明智。2、上诉人陈伟强在侦查机关供述：东际公司主要业务是物流货运和车辆上牌、挂靠、运输业务，潘明智负责国际货运代理业务，其负责车辆上牌、仓储运输调度业务，杨扩负责财务部工作，公司办理车行上牌费用为约1500元每辆，货车挂靠公司收取每辆每月100元管理费。2013年底至2014年3月，祝某同意违规为其办理集装箱半挂车牌、每辆车收1万元好处费后，其同意以每辆车3万元为王某飞办理上牌并让他在广州注册成立公司，其负责购买车辆合格证、发票及安排周震宇制作车架号、车船税告知书等资料交给祝某，都是没有购买现车、仅递交资料就办行驶证，再按行驶证上的车辆类型购车。祝某共办理了260台车牌，其中250辆是王某飞的，其用杨花的账户收取王某飞款项，另外10辆车的行驶证挂在东际公司名下，至案发时尚未购买现车。期间，其安排杨花或周震宇交给祝某指定的邹某祖共260万元现金。2015年1月王某飞因车辆无法年审要求其退款，同年2月邹某祖退回259.5万元现金。3、杨花在侦查机关供述：其按陈伟强安排用自己的银行账户收取王某飞的款项及支取现金交给邹某祖。4、原审被告人周震宇供述，其自2013年3月为陈伟强打工，一直按陈伟强的安排工作。其按陈伟强的安排办理了涉案260辆集装箱半挂车的上牌业务。5、证人潘明智陈述，其是东际公司法人，约2014年1月，周震宇将10辆泰骋牌重型集装箱半挂车挂靠在东际公司名下，其不清楚该批车的上牌登记情况。6、证人王某飞陈述，涉案250辆集装箱半挂车的上牌手续是其委托陈伟强办理，相关费用转到陈伟强指定的杨花账户。综上，尽管侦查机关未能调取东际公司的财务账册，但现有证据足以证实东际公司并未集体决定、以东际公司名义办理涉案车辆的违规上牌业务，也未集体决定以公司名义向祝某贿送财物，相关款项由陈伟强自行收取、支配，原审认定本案系自然人犯罪并无不当。”根据东际公司二审提供证据显示，2019年12月18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陈伟强不服上述一、二审刑事判决提出的申诉发出（2019）粤刑申488号《驳回申诉通知书》。针对陈伟强提出的申诉理由：“原判认定你构成行贿罪不当，你是东际公司的股东，你作出的决策代表公司的整体意志，行贿是为了顺利办理半挂车上牌业务，你办理上牌和挂靠业务所得收益虽进入了杨花的个人账户，但杨花的个人账户主要用于公司的业务开支、发放员工工资等，应视同公司账户。因此，本案的行贿行为是东际公司集体决策的、犯罪所得归于公司的单位犯罪。”该院经审查均不成立，理由如下：“首先，根据工商登记材料显示，东际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潘某，你并非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没有其他证据证实你违规代办车辆挂靠、上牌的业务得到东际公司的授权或追认，你的个人行为不能视为公司行为；其次，你为他人代办挂靠、上牌业务的资金均转入你妻子杨花的个人账户，杨花亦供认这是你自己私下接的业务，所以要通过其个人账户接收和付钱，故即使杨花的个人账户曾用于公司业务往来，但由于该账户尚有大量的个人支出，不能证实涉案代办挂靠、上牌业务的资金用于公司业务；最后，证人潘某否认知晓涉案车辆的上牌情况，证人王某称其委托你办理相关业务，同案人周某宇供认其为你打工、按你的安排工作。综上，上述证据均指向本案是你个人实施的行为。”另“关于证人证言，经查，证人潘某、王某虽未出庭作证，但其二人的书面证言均系侦查机关依法提取，并经庭审出示、质证，与在案证据可相互印证，原判予以采信并无不当。”再查明，一审期间，杨花主张其收取的562万元款项中已有255万元用于办理车辆上牌业务支出，包括车辆购置税117.5万元（每台车购置税4700元）、车辆检测费37.5万元、购买车辆合格证、购车发票费用75万元、其他杂费25万元。杨花一审提供了其在广州国税车辆购置征收分局支付税款的消费存根。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陈伟强主张其代表东际公司与港路通广州分公司设立委托合同关系是否成立；二、陈伟强是否应全额返还562万元的代理费。一、关于陈伟强是否系代表东际公司与港路通广州分公司设立委托合同关系的问题。本院认为，在案涉250台车辆号牌、证照被交警部门收缴、撤销后，对相关事实以及涉案当事人的责任已先后经过行政诉讼、刑事诉讼等多项法律程序进行了审查认定。其中在已发生法律效力的501号刑事判决书中已查明，“2013年下半年，被告人陈伟强与王某飞约定，在没有实际购买车辆的情况下，由陈伟强负责办理超长集装箱运输半挂车的注册登记上牌业务，并按每辆车人民币3万元的价格向王某飞收取费用……陈伟强先后向“黄某云”购买250份伪造的可用于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及《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等资料，并指使被告人周震宇制作虚假的车船税纳税证明《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涉税保密信息书》电子版，指使被告人杨花根据虚假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上的信息在电脑上填写后打印250份《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涉税保密信息书》，并加盖其购买的伪造的‘广州市白云区地方税务局征收管理专用章（3）’印章。在车辆登记注册资料齐备后，被告人陈伟强指使被告人杨花、周震宇持上述伪造的资料到广州市车管所办理车辆登记注册上牌手续”等一系列事实。另在该案中杨花、周震宇、潘明智、王某飞等均由侦查机关提取供述及证言并经庭审质证被法院予以采信。本院二审作出的（2017）粤01刑终1139号刑事判决书亦对以上被告人供述及证人证言认定如下：“杨花在侦查机关供述：其按陈伟强安排用自己的银行账户收取王某飞的款项及支取现金交给邹某祖。周震宇供述，其自2013年3月为陈伟强打工，一直按陈伟强的安排工作。其按陈伟强的安排办理了涉案260辆集装箱半挂车的上牌业务。潘明智陈述，其是东际公司法人，约2014年1月，周震宇将10辆泰骋牌重型集装箱半挂车挂靠在东际公司名下，其不清楚该批车的上牌登记情况。王某飞陈述，涉案250辆集装箱半挂车的上牌手续是其委托陈伟强办理，相关费用转到陈伟强指定的杨花账户。综上，尽管侦查机关未能调取东际公司的财务账册，但现有证据足以证实东际公司并未集体决定、以东际公司名义办理涉案车辆的违规上牌业务，也未集体决定以公司名义向祝某贿送财物，相关款项由陈伟强自行收取、支配，原审认定本案系自然人犯罪并无不当。”此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陈伟强申诉提出的其行为构成单位犯罪的申诉意见予以驳回，并阐明“你为他人代办挂靠、上牌业务的资金均转入你妻子杨花的个人账户，杨花亦供认这是你自己私下接的业务，所以要通过其个人账户接收和付钱，故即使杨花的个人账户曾用于公司业务往来，但由于该账户尚有大量的个人支出，不能证实涉案代办挂靠、上牌业务的资金用于公司业务；证人潘某否认知晓涉案车辆的上牌情况，证人王某称其委托你办理相关业务，同案人周某宇供认其为你打工、按你的安排工作。综上，上述证据均指向本案是你个人实施的行为。”因此，在上述刑事案件生效判决已经认定陈伟强的行为均为其个人行为、不构成对东际公司的代理或代表行为的情况下，陈伟强在本案中再次抗辩其从事案涉代理业务均属职务行为，理据不足，本院不予确认。至于陈伟强、杨花在本案审理期间提供周震宇的《证明》、杨花银行账户流水、报销单据等证据，本院认为：其一，关于陈伟强的行为是否构成单位犯罪（即职务代理行为）属于刑事案件一、二审及再审程序的审查要点之一，而周震宇、杨花作为刑事案件被告人在刑案审理期间均供述表示系接受陈伟强个人安排执行相关事务，且二人供述意见均经过开庭质证、认证后被生效判决予以采纳作为定罪依据。故周震宇、杨花在本案中又完全推翻此前供述的事实，主张其二人及陈伟强仅是履行东际公司的职务行为，明显有违禁止反言的诉讼原则，对其该项陈述本院不予采信。其二，港路通广州分公司负责人王某飞在行政诉讼、刑事诉讼期间均明确表示是与陈伟强个人磋商委托办牌业务，且其证人证言亦经过刑事案件审查后予以确定，现其在本案诉讼期间与杨花通话表示是与陈伟强、潘明智共同洽谈业务，也与此前陈述事实相违背，在王某飞并未到庭就其相反陈述作出合理解释的情况下，仅根据该项通话录音亦不能推翻前案已认定的证据效力。其三，虽杨花提供的银行流水等证据可以反映其收取562万元代理费用的银行账户确存在支付东际公司对外业务款项的情况，东际公司也未否认其司有通过杨花个人账户对外收付款，但据此并不足以认定东际公司参与了案涉代理合同的订立和履行。即便陈伟强通过杨花账户收取的代理费用确有进入东际公司或代东际公司支出费用，也属于其与东际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其可另行向东际公司主张权利。据此，陈伟强所提供的证据均不足以推翻刑事案件生效判决所确认的基本事实，故本院对陈伟强的该项上诉意见不予采纳。二、关于陈伟强是否应当全额返还562万元代理费的问题。本案中，港路通广州分公司委托陈伟强办理250台车辆登记上牌业务并向其支付代理费562万元，因陈伟强采用非法手段办理委托事务导致案涉车辆号牌、证照均被撤销，陈伟强应当就港路通广州分公司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但应指出，根据501号刑事判决书认定事实，港路通广州分公司负责人王某飞是在明知尚未实际购车、没有实车查验的情况下委托陈伟强办理车辆注册登记上牌手续，即其应当知晓陈伟强需通过违规手段完成该项代理事务。故港路通广州分公司对其车辆牌照因上牌资料虚假而被注销登记所导致的损失亦存在过错，陈伟强上诉提出对其已实际支出费用应由港路通广州分公司予以分担的意见，具有充分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采纳。关于分摊损失金额的认定，陈伟强主张实际支出255万包括车辆购置税117.5万元（每台车购置税4700元）、车辆检测费37.5万元、购买车辆合格证、购车发票费用75万元及其他杂费25万元。其中就车辆购置税陈伟强已提供相应刷卡消费存根，车辆检测费虽无直接对应的消费凭据，但亦属于车辆登记上牌的必要支出。本院结合陈伟强的举证情况以及港路通广州分公司的过错程度，酌情认定港路通广州分公司对该部分费用损失应自行负担80万元。至于陈伟强所称购买车辆合格证、购车发票支出75万元，在公安机关已认定其购买的购车发票、车辆合格证均为虚假资料的情况下，陈伟强可径行向收款方主张权利。据此，在扣减港路通广州分公司应自行负担的损失80万元后，陈伟强仍应向港路通广州分公司返还代理费4820000元。对于港路通广州分公司提出的超出部分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陈伟强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部分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有误，本院予以变更。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第四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6）粤0114民初823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6）粤0114民初8235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三、变更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6）粤0114民初823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上诉人陈伟强于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被上诉人深圳市港路通货运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返还代理费4820000元，并支付利息（以4820000元为基数，自2016年8月18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计算；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款项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四、驳回被上诉人深圳市港路通货运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所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5492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60492元，由上诉人陈伟强负担51880元，被上诉人深圳市港路通货运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负担861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5492元，由上诉人陈伟强负担47592元，被上诉人深圳市港路通货运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负担79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莫 芳审判员 杨 凡审判员 邓 娟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五日书记员 张丽珍徐琳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