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民终455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磊，男，1981年5月26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雨花区。上诉人（原审原告）：阳露，女，1980年9月28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雨花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女，2010年10月7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雨花区。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咸武，湖南弘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长沙市雨花区高桥街道办事处友谊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长沙市雨花区长沙大道92号。负责人：彭斌，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颜宏，湖南英萃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赛东，男，1984年4月8日出生，汉族，系友谊村村民委员会工作人员，住长沙市雨花区。上诉人刘磊、阳露、刘某因与被上诉人长沙市雨花区高桥街道办事处友谊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友谊村）侵害集体经济成员权益纠纷一案，不服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2019）湘0111民初88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磊、阳露、刘语鑫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判；二、判决被上诉人友谊村依照《友谊村拆迁安置方案》将上诉人刘磊、阳露、刘语鑫列为安置对象中纯农户进行安置补偿，补偿安置房280㎡，补偿金额21万元；三、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友谊村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刘磊、阳露、刘语鑫具有友谊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1、友谊村事实上已经认可了刘磊、阳露、刘语鑫集体经济组织陈瑶固安资格。2019年7月18日，刘海林户与友谊村签订了《拆迁安置协议，协议中友谊村按照《长沙市雨花区高桥街道友谊村拆迁补偿方案中“纯居民户”的标准为刘磊进行补偿安置，即友谊村实际上已经认可了刘磊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该补偿方案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分为纯农户、半边户、四属户、纯居民户，纯居民户也属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在友谊村已经认可刘磊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情况下，案件的争议焦点是友谊村是否应当按照纯农户对刘磊等人进行补偿安置，而不是刘磊、阳露、刘语鑫是否具有成员资格。故一审法院列错了争议焦点。2、刘磊从未丧失友谊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首先，刘磊出生于友谊村，除外出求学之外，一直居住于此。也依法承包经营了友谊村的集体土地，在友谊村有固定的生产、生活资料，积极履行村民的义务，行使民主选举权利，享受集体经济收益，接受村委会的管理。以上事实均表明，刘磊与友谊村存在密切的联系，原判以刘磊在2006年以非农业户口落户于金环社区为由，认定刘磊丧失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没有法律依据，也与事实不符。其次，上诉人刘磊从未作出任何可导致丧失成员资格的主观行为，在雨花区人民政府颁布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办法》中，对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丧失的条件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刘磊不符合该规定中的任何一条。该办法中关于丧失资格的条件是被政府及国家公务机关等录用。即便刘磊因升学的原因将户籍迁出，刘磊也在补偿方案规定的期限内将户口落到了友谊村，故不影响刘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再次，上诉人刘磊已经被再次确认为友谊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承上所述，刘磊一直具有友谊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从未丧失。刘磊于2015年再次申请确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友谊村经民主决议后在刘磊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申请表上盖章同意。二、被上诉人应当以“纯农户”的标准对三上诉人进行补偿安置。1、上诉人刘磊符合《友谊村拆迁安置方案》中“纯农户”的定义。《友谊村拆迁安置办法》中确定“纯农户”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在种情形。刘磊与阳露户籍均在友谊村，并长期生活于此，符合“纯农户”定义。友谊村的拆迁安置方案对“纯农户”未提出农业户籍要求，故友谊村认为刘磊不具有农业户籍，因而不属于“纯农户”系主观臆断。且补偿方案于2016年3月实施，而在2016年2月湖南省已经正式取消了农业户籍，所有村民都统一为居民户籍，刘磊与其他村民同为居民户籍，理应与其他村民同样享受纯农户待遇。2、上诉人刘磊因升学将户籍迁出，但未放弃集体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而是以刘海林户依法承包了友谊村集体土地，享受集体土地带来的利益，同时履行相应义务，完全符合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中对“纯农户”的事实要求。3、上诉人刘磊工作属于建筑行业，工作极其不稳定，十年时间换了六家单位，社保也是时断时续，随着年龄的增长，刘磊随时面临失业的风险，如无集体土地为依靠，今后生活难以为继。同时，友谊村早在上世纪90年代已基本没有农田，青壮年都已在城市打工为生，对这些同样在城市工作，同样缴纳了城市社保且长期连续缴纳的村民，友谊村却采用“纯农户”标准进行安置，而一审法院却以刘磊在城市就业，缴纳社保，不依赖集体土地生活为由，认定刘磊不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违反了法律的公平原则。三上诉人应与其他村民享有同等的安置补偿。三、刘磊、阳露于2008年11月登记结婚，刘某系刘磊、阳露女儿，上诉人阳露、刘某亦属于友谊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依法可以获得补偿安置。友谊村辩称：1、友谊村拆迁安置方案是经过村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合法有效。2、已经根据安置方案对上诉人进行了安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维持一审判决。刘磊、阳露、刘语鑫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友谊村依照《友谊村拆迁安置方案》（友村证【2016】）将刘磊、阳露、刘某列为安置对象中纯农户进行安置补偿，补偿安置房280平米（估价20万元）、补偿金额21万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友谊村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磊于1981年5月出生在友谊村，父母均系友谊村的村民。刘磊于1999年9月考入长沙理工大学，并按国家统招要求将原农业户口从友谊村迁入学校，2003年刘磊毕业。2004年3月11日，湖南省教育厅对长沙市教育局毕业生就业办公室下发了《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毕业生就业报到证》，载明“按照国家制定的2003年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方案，现有长沙理工大学毕业生刘磊，男性，到你处报到，报到期限自2004年3月11日至2004年4月11日”。按照当时的相关政策，其户籍及档案统一划拨至长沙市大中专毕业生就业中心保管2年，2005年底因保管到期，刘磊要求将户口迁回原籍友谊村，2006年2月22日，长沙市公安局批准“同意落原籍非农业户口”，并加盖长沙市公安局户口专用章，随后刘磊户籍落户到了其父母购买的位于长沙市雨花区，户口性质为非农业家庭户口。期间，刘磊一直在外工作。从友谊村提供的证据来看，从2008年1月至2018年5月，刘磊先后在华润置地（湖南）有限公司、长沙东方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湖南湘江新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湖南湘江新区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正荣（长沙）置业有限公司工作，上述公司均为刘磊缴纳了五险。2008年11月14日刘磊与阳露登记结婚，2010年10月7日共同生育女儿刘某，并落户在长沙市雨花区。阳露原系友谊村村民，该村在长沙市环改造拆迁过程中已经对其予以了拆迁补偿。另查明，2014年开始，国务院发布了国发【2014】25号《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开始启动户籍改革，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区别，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2015年5月，湖南省发布了湘政发【2015】16号《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开始按照中央要求实施户籍制度改革。2015年8月，刘磊向友谊村社区筹委会提交了申请迁回原籍，友谊村盖章同意了刘磊户口迁入的申请，但长沙市雨花区政府征地办公室、雨花区政府未在审批栏中进行盖章确认。同年9月24日，长沙市雨花区高桥街道办事处和友谊村出具《证明》：兹有雨花区高桥街道金环社区散居户（原户口在）刘磊，男，身份证号码：4301111981××××××××。该同志在我村未享受60号令、103号令拆迁安置。特此证明。2016年5月13日，刘磊、刘某的户口从长沙市雨花区高桥街道金环社区迁回原籍长沙市雨花区高桥派出所友谊村二十二组，同年6月14日阳露以夫妻投靠为由将户口迁移至长沙市雨花区高桥派出所友谊村二十二组，刘磊、阳露、刘某均落户在刘磊的父亲刘正平户下，户别均为居民家庭户口。2015年12月4日，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政府下发了《关于友谊社区筹委会拆迁安置相关工作的会议纪要》并附《长沙市雨花区高桥街道友谊村拆迁补偿方案》。2016年3月29日该拆迁方案经友谊村村民代表大会通过。方案第十三条规定，本次安置对象为已被拆迁合法房屋未享受安置的友谊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中的纯农户、半边户、四属户、招郎户、以及经国土部门认定的有独立合法房屋权证的纯居民户。刘海林系刘磊的祖父，2017年11月27日长沙市国土资源局对刘海林户下达了长国土资腾告字（2017）8号限期腾地告知书，告知：你户房屋建筑面积522.53平方米（其中合法建筑面积240平方米）在本次腾地范围内------责令你户到雨花区征地拆迁事务所办理有关手续，并腾出上述土地。刘海林户有9口人，刘海林、刘磊的父母、刘磊一家三口、其弟一家三口。2019年7月18日，刘海林户与友谊村签订了《拆迁安置协议》，协议中友谊村按照《长沙市雨花区高桥街道友谊村拆迁补偿方案》中“经国土部门认定的有独立合法房屋权证的纯居民户”的标准为刘磊进行了安置补偿。证明上述事实的证据有：刘磊、阳露、刘某身份信息、刘磊的大学毕业证、申报户口证明信、户口迁回原籍的报告、雨花区农业人口迁入申请表、雨花区高桥街道友谊村集体经济成员申请表、雨花区高桥街道友谊村村民代表大会会议决议、刘磊1999年、2003年的户口迁移证、刘磊2006常住人口登记卡、长沙市公安局户口迁入申请表、刘磊、阳露、刘某的2016常住人口登记卡、刘磊2007年12月-2018年7月个人社保缴纳明细表、长沙市雨花区高桥街道友谊村拆迁安置方案、关于友谊社区筹委会拆迁安置相关工作的会议纪要、关于印发友谊村拆迁安置方案的通知、限期腾地告知书等证据、询问记录、开庭笔录等。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应予以支持。但已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备案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地方政府规章对土地补偿费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分配办法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长沙市雨花区高桥街道友谊村拆迁补偿方案》于2016年3月29日经友谊村村民代表大会通过，民主议定的程序和内容符合《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农村土地承包法》以及《物权法》等规定，可以作为收益分配的依据。因此，本案所涉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刘磊、阳露、刘某是否具有雨花区高桥街道友谊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是判断其是否有权按照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中的纯农户享受安置补偿的依据。根据我国法律法规的规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确认，一般以常住户籍为主，以长期生产、生活在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土地作为基本生活保障为基本条件，其他条件为辅，综合认定。本案中，刘磊虽系友谊村原住村民，于1999年9月考入大学后，按国家统招要求将原农业户口从友谊村迁入学校。2003年毕业后，其户籍及档案却统一划拨至长沙市大中专毕业生就业中心保管。2006年2月22日，刘磊户籍落户到其父母购买的位于长沙市雨花区，户口性质为非农业家庭户口。刘磊的户籍转为非农业家庭户口，此时已经丧失了集体组织经济成员的资格。刘磊主张的2003年毕业后因雨花区政府没有按长沙市户籍政策执行，造成户口未能迁回原籍，但刘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且友谊村对于刘磊的户籍未落回原籍、转为非农业家庭户口没有过错，故友谊村不应当承担责任。另外，从2014年开始，我国进行户籍改革，开始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性质区分，按照户籍制度改革的要求和规定，2015年8月长沙市雨花区高桥街道办事处、长沙市公安局雨花区分局高桥派出所、友谊村同意刘磊迁入户籍的申请，但这并不意味着同意刘磊的户籍由非农业家庭户口转为农业家庭户口，更不能就此认定刘磊取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因为刘磊没有与友谊村形成较为固定的生产、生活关系，集体土地也并非其依赖的生活保障。刘磊毕业后已经在城市工作多年，工作单位均为其缴纳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其在城市形成较为固定的生产生活基本条件，不再依赖于农村集体土地作为基本生活保障，不应再认定其还具有原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故一审法院对刘磊要求按照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中的纯农户进行安置分配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刘磊与阳露系夫妻，阳露原系友谊村居民，该村在长沙市环改造拆迁过程中已经对其予以了拆迁补偿，因此该次拆迁补偿不应再得到支持。刘某随刘磊虽于2016年5月13日迁入友谊村，但其转入前系非农业家庭户口，并不依赖于农村集体土地作为基本生活保障，亦不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故刘某要求按照纯农户安置补偿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也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条、第八条、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刘磊、阳露、刘某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450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2225元，由刘磊、阳露、刘某共同负担。二审期间，刘磊、阳露、刘某提交新证据如下：一、上诉人刘磊、阳露的社保缴费记录，拟证明二人的社保缴费不连续，依靠友谊村集体土地作为生活来源；二、阳露母亲的房屋所有权证，拟证明阳露并没有享受拆迁安置补偿。友谊村质证称：两份证据均不属于新证据，且均与本案无关，不能达到证明目的。本院认证如下：刘磊、阳露、刘某提交的证据不能达到证明目的，本院均不予采信。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刘磊、阳露、刘某要求友谊村按照纯农户安置标准对其三人予以安置的主张能否成立。友谊村因拆迁经村民代表大会于2016年3月29日通过《长沙市雨花区高桥街道友谊村拆迁补偿方案》，其中第十三条规定，本次安置对象为已被拆迁合法房屋未享受安置的友谊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中的纯农户、半边户、四属户、招郎户、以及经国土部门认定的有独立合法房屋权证的纯居民户。2019年7月18日，刘磊的爷爷刘海林户与友谊村签订了《拆迁安置协议》，协议中友谊村按照《长沙市雨花区高桥街道友谊村拆迁补偿方案》中“经国土部门认定的有独立合法房屋权证的纯居民户”的标准对刘磊进行安置补偿。刘磊、阳露、刘某不服，要求按照《长沙市雨花区高桥街道友谊村拆迁补偿方案》中确定的纯农户标准对其三人进行安置补偿。经查，刘磊出生时随父母落户在友谊村，1999年9月读大学时按国家统招要求将原农业户口迁入学校，毕业后，刘磊的户籍及档案按政策统一划拨至长沙市大中专毕业生就业中心保管，2005年底因保管到期，刘磊申请将户口迁回原籍友谊村，2006年2月22日，长沙市公安局批准“同意落原籍非农业户口”，随后刘磊户籍登记在长沙市雨花区，户别为非农业家庭户口。2015年8月，刘磊向友谊村社区筹委会申请迁回原籍，友谊村盖章同意了刘磊户口迁入的申请，2016年5月13日，刘磊、刘某的户口登记于长沙市雨花区高桥派出所友谊村二十二组刘正平户下，同年6月14日阳露以夫妻投靠为由亦落户于此，户别均为居民家庭户口。从刘磊的户籍变动情况可以看出，刘磊大学毕业后的户籍以非农业性质落至长沙市雨花区，此时已经丧失了集体组织经济成员的资格。2015年8月刘磊、刘某户籍经同意迁入友谊村，阳露以夫妻投靠将户籍迁入，但这并不意味着友谊村同意其户籍由非农业家庭户口转为农业家庭户口，且刘磊毕业后已经在城市工作多年，工作单位均为其缴纳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故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刘磊、阳露、刘某主张按照方案中规定的纯农户标准获得安置分配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刘磊、阳露、刘某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上诉人刘磊、阳露、刘某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450元，由刘磊、阳露、刘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芳审判员 胡益民审判员 于 峰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二日书记员 伍志豪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