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辽民终84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学义，男，1951年12月6日出生，汉族，住址：沈阳市和平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马晓光，男，1956年9月21日出生，汉族，住址：沈阳市铁西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博林，系马晓光之子。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旭，辽宁华禹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沈阳红泰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沈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燕塞湖街32号252室。（新）法定代表人：刘学义，系董事长。原审被告：沈阳红泰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花海路一号。（老）法定代表人：刘学义，系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诗文，该公司员工。原审第三人：彭浩民，男，1959年4月24日出生，汉族，住址：沈阳市铁西区。原审第三人：任钺，男，1957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住址：沈阳市沈河区。原审第三人：白喜军，男，1962年9月28日出生，汉族，住址：沈阳市沈河区。上诉人刘学义因与被上诉人马晓光、原审被告沈阳红泰实业有限公司（新）（简称新红泰公司）、沈阳红泰实业有限公司（老）（简称老红泰公司）、原审第三人彭浩民、任铖、白喜军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辽01民初8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组成合议庭，依法对本案进行了公开询问审理。上诉人刘学义，被上诉人马晓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博林、陈旭，沈阳红泰实业有限公司（老）的法定代表人刘学义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诗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学义上诉请求：1、撤销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辽01民初836号民事判决书，改判支持刘学义的反诉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及其他费用由马晓光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本案马晓光没有按照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行为已经构成违约，依法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赔偿刘学义的损失。（一）、马晓光股权转让款支付时间和支付方式都存在严重的违约行为。根据2012年刘学义与马晓光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第一条第二款约定的股权转让款支付时间和方式是：“乙方在本协议签订之日，向甲方支付定金100万元人民币，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一个半月之内，乙方向甲方支付人民币5000万元，支付方式为乙方将该款存入甲方指定的法院银行账号；第二笔人民币叁仟万元作为备用金，随时按甲方要求存在甲方指定的法院银行账号”，可是，根据马晓光提供支付股权转让款的相关证明，可认定马晓光并没有按照约定时间和支付方式支付股权转让款。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的“本院认为”中也充分认定了马晓光并没有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的规定将款项汇入沈阳经济开发区法院账户。通过以上事实可以认定马晓光在支付股权转让款过程中支付时间和支付方式都存在严重的违约行为。（二）、马晓光应当按照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即赔偿刘学义的损失。根据2012年刘学义与马晓光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第四条“乙方违约按照乙方应付金额的日万分之五向甲方赔偿违约金。”的约定，马晓光已经严重违约，应当依据约定承担违约责任，赔偿刘学义的损失。总之，马晓光已经构成违约，一审法院也给予了认定，因此，马晓光应当赔偿其违约行为给刘学义造成的损失。二、原审第三人彭浩民与马晓光在2012年6月28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书》不具有法律效力。（一）、刘学义2012年6月20日给原审第三人彭浩民出具的委托书并没有明确的委托事项，依法应当认定为无效的委托书，第三人彭浩民代表刘学义与马晓光签订的《补充协议书》也是无效的。1、关于一审法院认定刘学义2012年6月20日（实为2012年6月28日）给原审第三人彭浩民出具的委托书属于“概括性授权”的认定是错误的。我国法律上根本没有“概括性授权”的概念，只是上海海事法院自2015年首次推出“境外诉讼主体概括性授权委托”，目的是便于涉外主体参与诉讼尝试的一种委托方式。学术上关于“股权概括性转让原则是指股东将自己享有的公司股权转让的同时，也将自己原享有的股东地位或资格，以及由该地位或资格决定的其应承担的义务等，一并转移给受让人，受让人因此成为公司股东，取得股东地位与股权。简言之，股权一旦转让，则属于股东的权利与义务概由受让人继受”的论述也是针对股权转让后附随权利随之转让，并不是一审法院认定的“现委托辽宁省海韵律师事务所彭浩民担任我代理人，按国家法律规定同意把我在红泰公司90%股权的2/3转让”的内容代表可以任意处理刘学义的实体权利。2、刘学义给彭浩民出具的委托没有变更《股权转让协议》的具体授权，同时该授权也不是为《补充协议书》出具。刘学义2012年6月20日（实为2012年6月28日）给原审第三人彭浩民出具的委托书内容“根据经开民初清预字第1号法院通知，现委托辽宁省海韵律师事务所彭浩民担任我代理人，按国家法律规定同意把我在红泰公司90%股权的2/3转让”。从该委托书内容来看，该委托书内容只有笼统的“彭浩民代理刘学义转让红泰公司90%股权的2/3”，并没有关于价款、支付方式、支付时间、违约责任等具体条件的授权，更没有对刘学义在场时让彭浩民与马晓光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进行变更的明确授权，而且从时间上来看，该授权也是针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授权，并不是对签订《补充协议书》的授权，更何况马晓光也明确知道该授权的内容并没有关于对签订《补充协议书》的授权，马晓光还与彭浩民签订没有授权的《补充协议书》，明显存在恶意。因此，彭浩民与马晓光签订的《补充协议书》是无效的。（二）、2012年6月28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书》不是彭浩民的老红泰公司表示，更不是刘学义的真实意思表示，所以该《补充协议书》无效。在2012年6月28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是在刘学义在场的并经过刘学义同意的情况下彭浩民才签的名字，所以该《股权转让协议》是有效的。然而彭浩民与马晓光签订的《补充协议书》时刘学义并没在场，该内容也没有经过刘学义同意，该事实在一审庭审中彭浩民也认可该补充协议的内容并没有经过刘学义同意，同时也不是彭浩民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该《补充协议书》对刘学义是无效。三、马晓光的违约行为和恶意与没有授权的彭浩民签订协议的行为已经构成严重违约，依法应当解除原告与被告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上述第一点和第二点已经充分论述了马晓光在履行《股权转让协议》中存在严重违约，同时马晓光恶意与没有明确授权的彭浩民签订《补充协议书》的行为已经严重侵犯了刘学义的合法权益，根据以上事实，刘学义有权要求与马晓光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四、本案一审法院诸多关键事实没有查清，导致一审判决对事实认定错误。一审法院在审理本案过程中诸多事实没有认真查清，下面对部分没有查清的事实进行列举：1、马晓光实际支付刘学义的具体款项没有查清；2、一审第三人白喜军是否具有委托权限没有查清；3、沈阳红泰实业有限公司的资产是否解封没有查清；4、红泰公司的楼房第三层是否存在合法手续，是否可以办理房产证等事实没有查清。5、马晓光支付给第三人白喜军资金的去向没有查清。6、刘学义对第三人任钺的授权解除时间没有查清，一审庭审中任钺在质证马晓光提交的第五份证据时自认2013年刘学义就解雇了对其授权，继续工作是受马晓光的授权。然而一审法院却没有依据的认定任钺受刘学义委托处理红泰公司事宜的期限是2012年6月30日至2016年5月31日。没查清的事实还很多，暂时不一一列举，请二审法院帮助查清一审法院没有查清的事实。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在审理本案过程中，不能认真查清相关事实，妄下结论，致使对本案事实部分认定错误，才导致本案判决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清事实，正确适用法律，给刘学义一个公平公正的判决，以维护法律的尊严和刘学义的合法权益！庭审时，补充如下：一、对一审判决有三点不服。1、一审判决有两个红泰公司我不服。老红泰没有被注销，怎么会出来新的红泰公司呢?2、一审判决马晓光出资8800万元证据不实我不服。3、一审开庭时不让我说话、不让我质证、答辩、不让我对马晓光私刻的公章进行文检，我不服。请二审法院允许我对马晓光的证据，提出异议，并进行文检。2018年4月16日开庭，4月10号法院才给我提供马晓光的证据材料，离开庭只有3个工作日取证时间。二、马晓光乘人之危，强买强卖。2012年4月我和曹艳华在昆明和马晓光谈妥，马晓光给我一亿元人民币，转让给他我在红泰实业公司51%的股份，当时马晓光就给我1万元定金。2012年7月曹艳华通知我，马晓光给我们俩买了飞机票，去沈阳签合同，到沈阳马晓光安排我们住马丽蒂姆酒店，第二天上午带我去天光电影院对面的9层楼上彭浩民的律师事务所，房间有200多平方米，没有工作人员，黑洞洞的。当时现场有只4个人，马晓光、彭浩民、任钺、和马晓光的保镖。彭浩民拿一份开发区法院《清算通知书》给我看，又拿了一沓子打印好的（股权转让协议）要我签字、我看了内容，马晓光不但不给我钱，反而还把我和马晓光在昆明谈妥的红泰实业有限公司，51%股份改成了66.7%股份，我当时拒绝签字，和马晓光吵了3个小时未果。然后马晓光、任钺、彭浩民和马晓光的保镖去小房间研究一个小时。出来后彭浩民翻脸说；老刘你不签字、法院《清算通知书》都下来了，大楼拍卖了，你一分钱都拿不到，然后把一沓子合同往桌子上一摔说：我不管了。这时任钺就过来劝我说；大哥你签字，马晓光还能给你留1/3股份，不然法院把大楼拍卖了。你一分钱都得不到。当时我想走都走不了，下楼电梯卡在彭浩民手里，在四个人围攻下，只好在彭浩民所谓的委托书上，签了我的名字。彭浩民这个人我根本就不认识，当时也不知道他是马晓光的法律顾问。我签名字的根本就不是什么委托书，名头写的是委托书，实际内容是同意书，是根据法院一号文件《清算通知书》同意的，根据签委托书的法律程序，当事人得先和律师事务所，签订法律文书，并且得加盖公章，然后才能委托律师，并写清楚，当事人给委托代理人授权的权限。问问彭浩民你有辽宁省海韵律师事务所和我签字的法律文书吗？一审法官根本就不审查代理人资格，后来我在一审开庭才知道马晓光，给了彭浩民一百万元定金，胁迫我签字，一百万定金上证据写着，如果刘学义不签字，还得把一百万退还给马晓光，彭浩民和马晓光协议上，又写着彭浩民是刘学义的担保人，名头上还冒充刘学义我的签字。根据公司法：146条、新公司法：147条明确规定：刑满释放人员5年内，不准担任公司法人、董事、高级白领，签字无效，即使我签字，法律也是无效的。三、2018年8月，我到开发区法院；查档发现《经开民初清字一号法院清算通知书》，不是红泰实业有限公司的，是沈阳东药弘泰包装有限公司的。是马晓光无中生有。四、马晓光瞒天过海，发现红泰东北灯具没有产权，是认缴出资，就急于拿到红泰实业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在老的红泰公司没有注销，重赏之下，拿出500万元奖励，中国科学院院士一辈子才有500万元奖励。真可惜马晓光会变相买卖指使他人，私刻公章，办理，新的红泰公司，雇了蔡占奎作为红泰实业公司：债权人代表。伪造假证据，办事成功后，又给蔡占奎佣金142万元，蔡占奎拿到马晓光的钱，又向债权人要了几百万回扣，马晓光又雇白喜军委托，是红泰实业公司：债务人代表，专门发钱，白喜军和债务人，勾结做假的法律文书，洗钱拿回扣。马晓光又给白喜军佣金824万，（有五百万元是马晓光给所谓的奖励买了新红泰实业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他俩无中生有、伪造证据。有（四建工程相关移交一份）把四建公司人工费40万元改成1000万元。前几天开发区法院：下执行通知书：白喜军，给敦煌古建筑工程公司的工程款74万元，是案外人私刻公章领取的，法院已经认定没有红泰实业有限公司公章执行，不属于公司行为。法院已经恢复红泰实业有限公司执行，请马晓光不要把这74万元算到红泰实业公司账上。附马晓光汇款表：马晓光给白喜军等四人办事的佣金和奖励姓名金额（元）备注1白喜军8,250,0002任钺3,500,0003彭浩民1,000,0004蔡占魁1,420,000共计：14,170,000（壹仟肆佰壹拾柒万元）马晓光回购摊位款共八笔姓名金额（元）备注1陈大宏8,800,000分别汇给程敏、杨玉珍、程德友、陈大宏四个账号2潘素辉2,000,000分别汇给潘素辉、宋佳3邢宇龙350,0004程建平550,0005王平650,0006王华芳250,0007郭德政1,400,0008常德林2,000,000马晓光购买科技园在红泰公司股份200万共计：16,000,000（壹仟陆百万元）两笔款项总计：30,170,000（叁仟零壹拾柒万元）五、一审法官判决：开发区法院执行案件121个，证据都是经过涂改的复印件、认定马晓光出资8800万元、经我调卷取证，法院只有85个执行卷、证据是没有涂改过的，85个案卷共计四千万元左右，但是没有红泰实业有限公司公章，这只是马晓光私人行为和一审判决不符。所以说我对一审判决马晓光出资8800万元，不服。一审认定121个执行卷减去85个执行卷，差了36个案子。六、2012年底任钺通知我去佛山开会，安排住的是5星级宾馆，在马晓光工厂看见了白喜军，酒桌上我向马晓光索要三千万元，马晓光当时就和我翻脸，吵起来了，第二天任钺，白喜军去机场，马晓光给白和任买了腊肠，腊肉很多礼物，回来的路上，马晓光就不和我说话了，把我安排在六十元的一个小旅店住下，第二天早上，有一个彪形大汉踢门就喊；谁是刘学义，老板让我把你送回去，我说：你们老板还没有给我钱呢。他把衣服一揭开露出枪把子吓唬我。我很恐惧，我知道20年来，我被政府官员报复陷害。判了三次有期徒刑。因为红泰这个大楼，我受到人间最无情的伤害，我随时都有被杀人灭口的危险。因为我手里有5个亿的红泰实业有限公司资产，所以马晓光，吓得我6年都不敢回沈阳，当时我刚从监狱出来，没有生活出路，被马晓光逼得我，去香港跳楼，想完结自己的生命。因为我不给马晓光签字，马就让儿子马博林把红泰灯具市场，砸的惨不忍睹，把市场15000平方米，经营设施，砸的无一死角，造成2800万元的损失，还扬言如果刘学义回沈阳，就把刘学义做了。七、马晓光提供的授权委托书红泰实业公司的公章是伪造出来的，清算通知书也是伪造的。马晓光答辩称：马晓光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方式符合双方于2012年6月28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合同目的与约定，案涉股权转让款支付方式的变更是由刘学义及其代理人导致。马晓光对此无任何过错，更无违约行为。（一）马晓光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方式符合案涉协议约定的目的，即“股权款支付外欠债务”。案涉协议第一条中第二款支付方式中约定合同支付目的是“甲方（刘学义）须先用乙方（马晓光）支付的购买股权款支付外欠债务”。案涉股权转让款的核心作用在于“股权款支付外欠债务”。马晓光在刘学义代理人（一审第三人任钺、一审第三人彭浩民、一审第三人白喜军）的指示下已完全履行前述给付义务与目的，即通过法院执行和解的方式清偿外欠债务，相关债权人已收到马晓光代为支付的执行款。马晓光已履行协议约定的付款义务。（二）刘学义按照协议约定有义务安排案涉股权转让款接收单位（沈阳经济技术开发人民法院）同意接收，但刘学义未履行合同约定的接收付款义务。案涉协议第一条中第二款支付方式中约定第一笔伍仟万元的支付方式为“乙方（马晓光）将该款存入甲方（刘学义）指定的法院银行账号”，第二笔人民币叁仟万元，“随时按照甲方（刘学义）要求存入法院账号”。根据协议约定，马晓光支付股权转让款至法院银行账户，均需要刘学义提供协助配合，但刘学义在协议签订后并未履行合同约定收款义务，即刘学义并未取得法院接收案涉股权转让款的同意，旋即离开沈阳。刘学义将案涉协议的后续工作全部交给任钺与彭浩民处理，马晓光接到任钺、彭浩民变更付款方式的通知，即通过执行和解的方式支付外欠债务。案涉股权转让款支付方式的变更是由刘学义及其代理人导致，马晓光对此无任何过错。刘学义代理人（一审第三人任钺、一审第三人彭浩民）通知马晓光，沈阳经济技术开发人民法院无法接收案涉股权转让款，需变更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方式为通过人民法院执行和解的方式清偿老红泰公司及其关联的对外债务。一审第三人任钺、一审第三人彭浩民作为刘学义代理人的通知变更付款方式的行为应视为刘学义本人的行为。刘学义代理人（一审第三人任钺、一审第三人彭浩民、一审第三人白喜军）作为沈阳红泰实业有限公司（老红泰公司）及其关联公司代理人与沈阳红泰实业有限公司（老红泰公司）及其关联公司债权人达成执行和解，马晓光按照执行和解协议确定的金额直接向债权人清偿债务即视为马晓光已向刘学义支付案涉股权转让款。因此，马晓光不存在基于变更股权转让款支付方式的违约行为，刘学义的基于此提出赔偿请求是无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二、基于刘学义及其代理人（一审第三人任钺、一审第三人彭浩民）履行案涉合同的具体行为如刘学义的委托书、彭浩民代为签订主合同及其相关协议、彭浩民代收股权转让定金等，刘学义的前述全部行为均可以得出案涉补充协议书系协议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可被认定协议无效的法定事由。（一）基于刘学义本人签发的《委托书》、代理人彭浩民的签订主协议及老红泰公司变更的补充协议、定金协议及补充协议、代收股权转让定金500万元等履行案涉合同的代理行为，马晓光完全有理由相信第三人彭浩民有相应的代理权，彭浩民代替刘学义与马晓光签订补充协议的行为应当对刘学义有效。本案基于股权转让事宜马晓光与刘学义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补充协议（1）》、《补充协议书》三份协议，第一个协议为主合同整体确定股权转让的总体方向与内容，第二个协议为目标公司名称更正确认，第三个协议为补充约定剩余200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条件。基于股权转让定金双方又签订《协议书》两份，第一份协议约定定金数额与返还的条件，第二份协议约定追加定金数额。刘学义与马晓光在2013年4月6日再次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老红泰公司另外10﹪股权的收购、分配、持有的情况。以上是马晓光与刘学义基于老红泰公司签订的全部协议，共计为六份协议书，根据一审证据显示，马晓光在全部的协议书上有本人签字确认，除刘学义在2013年的协议书上本人签字确认，之前全部的股权转让相关的协议书均由彭浩民代为签字确认。马晓光通过彭浩民支付股权转让定金给刘学义，刘学义在本案一审程序中予以自认。在本案起诉之前长达5年多的时间内刘学义从未向马晓光提出彭浩民代理其履行案涉合同的行为存在瑕疵。因此，基于刘学义本人的授权与彭浩民多次代替刘学义签署股权转让事宜的主协议与补充协议的行为，马晓光完全有理由相信彭浩民具有相应的代理权限。（二）案涉《补充协议书》系刘学义代理人（一审第三人彭浩民）与马晓光签订，该协议应对刘学义有效。马晓光基于刘学义出具的《委托书》完全有理由相信彭浩民有权代表刘学义签订与股权转让有关事宜的协议书。根据《合同法》第三百九十七条：“委托人可以特别委托受托人处理一项或者数项事务，也可以概括委托受托人处理一切事务”的规定，结合《委托书》书写的内容，可以看出刘学义对彭浩民委托为概括委托。《补充协议书》约定应当对刘学义具有约束力。因此，刘学义提出的《补充协议书》存在无效的法定事由没有事实基础也无法律依据。三、马晓光已完全地履行了案涉协议约定的义务，刘学义没有权利行使合同解除权，案涉协议应当继续履行。马晓光按照案涉协议约定已经支付超过股权转让款上限8000万元，实际付款数额已接近1亿元。刘学义并未履行协议约定的向马晓光办理股东资格确认的相关事宜与交付老红泰公司的相关企业营业执照、账册、印章等重要经营性文件的义务。由于刘学义的迟延履行行为已经造成马晓光的巨大经济损失。马晓光支付的近1亿元的股权转让款至今迟迟无法产生收益，导致马晓光存在巨大的资金压力，在马晓光支付股权转让款后老红泰公司的大部分债务均已得到解决。刘学义提出的解除合同的请求无事实根据，请二审法院予以驳回。四、刘学义提出的存在事实未查清的情况并不存在，一审法院已将案件的相关事实全部予以查清。1、马晓光向刘学义支付的股权转让款的数额与分类在一审判决书中均有提及，在一审判决书的第18页至第20页均有详细的证据（马晓光一审证据八）显示马晓光基于股权受让向刘学义支付各类款项的分类数额与累计数额，一审法院已经认定马晓光有效向刘学义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为88,863,353.56元。2、白喜军作为刘学义的委托代理人，马晓光在一审中已向法院提交由老红泰公司出具的授权委托书（马晓光一审证据六），该组证据均经过一审三位第三人质证，一审法院对此明确予以认定刘学义与白喜军存在委托关系。另刘学义在其一审的反诉状、答辩状中均自认其曾经委托过白喜军作为老红泰公司及其关联公司的代理人处理对外债务。3、老红泰公司由于在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存在大量作为被执行人的执行案件，其名下的位于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房产，一直处于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查封中。由于刘学义怠于履行作为老红泰公司法定代表人与股东的责任，导致尽管马晓光注入大量资金，仍使老红泰公司处于被查状态。马晓光在一审中已向法院提交查封公告与查封裁定书（马晓光一审证据十二），具体查封时间已由一审法院予以查明为2017年11月22日。4、红泰公司的第三层是否存在合法手续与案涉协议履行的阶段无关，与本案的争议焦点关联性不大。刘学义应当全面地向马晓光履行协议约定的义务，即刘学义为马晓光办理股权的变更与确认手续，向马晓光移交老红泰公司的重要经营资料，如营业执照、公章、账册等。根据案涉《补充协议书》约定，第三层建筑合法性手续的问题应当由刘学义负责解决。待刘学义按照协议约定办理第三层建筑的全部合法手续后，马晓光亦按照协议约定履行义务。5、在本案一审程序中，马晓光举证环节已经将具体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方向与明细提供详细准确的证据，其中就包含白喜军代收款项的去向。刘学义在一审程序中已经质证，一审法院均予以审查并作出相应的认定。6、刘学义提出解除对第三人任钺的授权委托已向马晓光发出，该情况并没有任何证据支持，刘学义在一审举证环节的第八组证据提出解除授权委托的观点，马晓光亦向法院提出相应的质证意见。在一审判决书的第31页，一审法院对此组证据予以审查并作出不予采信的认定。综上所述，马晓光与刘学义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后，马晓光严格依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并不存在刘学义诉称的违约行为。因此，请求驳回刘学义的上诉请求，维护马晓光的合法权益。庭审时，补充答辩：第一、新红泰公司与老红泰公司系刘学义采用移花接木的手段欺骗马晓光，让马晓光误以为老红泰公司已经重新恢复了正常的经营状态。针对刘学义提出的公章进行文检的问题。我方认为与案件争议焦点不当，其应当在一审中就提出文件鉴定。第二、刘学义与马晓光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及刘学义向彭浩民出具的委托书均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存在胁迫等其他可被撤销的法定事由。第三、刘学义辩称，法院的清算通知书是伪造的，此情况与客观事实不符。在一审时刘学义在举证环节的证据二中，已经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清算通知书并且在举证意见当中说明其认可人民法院的清算通知书，此陈述与二审陈述是相矛盾的。关于刘学义提出的股权转让款去向的疑问和假设，一审法院均已查清。我方已向法院提交了全部的证据。需要说明的是，案涉执行和解协议的原件均由刘学义本人保管在一审过程中第三人任钺将全部案涉的执行和解协议原件交给了刘学义。在一审庭审笔录中有记载后续刘学义提出的其他上诉意见，均与本案无关。老红泰公司陈述称：一、马晓光起诉沈阳红泰实业有限公司的主要证据《股权转让协议》，协议本身就没有沈阳红泰实业有限公司公章，协议是马晓光和彭浩民签的。在沈阳中法开庭时，彭浩民承认是马晓光的法律顾问，马晓光给彭浩民100万元定金，胁迫刘学义，并在名头上伪造刘学义签字，此协议不是沈阳红泰实业有限公司行为，是不合法的。二、工商管理法规定，股权转让需要工商局市场监督局审批。需要公司资产整体评估、财务审计、股东大会决议签字、并加盖公章。刘诗文是公司法人占红泰东北灯具家饰有限公司60%股份，红泰东北家饰有限公司根本就没有科技园有限公司10%的股份。三、沈阳红泰实业有限公司现有45000平米商业大楼，最低评估价也有5亿元资产，一审判决马晓光提交，开发区法院执行案件121个，证据是经过涂改的复印件，一审法官认定马晓光出资8800万元。经我调卷取证，开发区法院档案证据是没有涂改过的，只有85个执行卷。一审法官认定121个减去85个，差了36个。还有执行卷里，没有红泰实业公司公章，属于马晓光的私人行为。我查卷一共85个执行卷、共计4000万元左右，和沈阳中法一审判决不符。附加表。马晓光给白喜军等四人办事的佣金和奖励姓名金额（元）备注1白喜军82500002任钺35000003彭浩民10000004蔡占魁1420000共计：14170000（壹仟肆佰壹拾柒万元）马晓光回购摊位款共八笔姓名金额（元）备注1陈大宏8,800,000分别汇给程敏、杨玉珍、程德友、陈大宏四个账号2潘素辉2,000,000分别汇给潘素辉、宋佳3邢宇龙350,0004程建平550,0005王平650,0006王华芳250,0007郭德政1,400,0008常德林2,000,000马晓光购买科技园在红泰公司股份200万共计：16,000,000（壹仟陆百万元）两笔款项总计：30,170,000（叁仟零壹拾柒万元）四、4月7日，开发区法院给沈阳红泰实业有限公司下的《执行通知书》马小光你给敦煌古建筑工程公司的74万元，是案外人私刻公章领取的，已经通知沈阳红泰实业有限公司恢复执行，不要把这74万元算在红泰实业有限公司的帐上。五、现在沈阳房地产开发市场情况。在没有拿到开工报告前，不含工程建设费，首先要交、城市基础配套费、排水工程费、电力工程费、绿化费、监理费、和各种税费等等、每平方米应先向政府交2348.5元。才能领取开工报告。红泰商业大楼三层45000平方米层高4?5米，如果现在重新建设就得向政府，在没开工之前，缴纳壹亿零伍佰万元。这就是马晓光，聪明之处，捡便宜的动机。六、在我调卷的过程中还发现，马晓光私刻公章，伪造红泰实业有限公司法人证明，马小光发现和彭浩民签的红泰东北灯具灯饰有限公司（认缴制）没有产权。感觉自己错了。重赏之下，花500万元买了新的红泰实业公司的营业执照。串通开发区执行法官，伪造法院法律文件《清算通知书》。又让儿子马博林打砸红泰灯具市场惨不忍睹，把15000平方米经营设施砸的无一死角造成2000多万损失。实属黑社会。根据刑法307条马晓光构成了虚假诉讼罪。七、红泰有两个公司。一个是沈阳红泰实业有限公司（实体制），还有一个东北灯具家饰有限公司是（认缴制），如果一审确认合同有效。那么马小光起诉沈阳红泰实业有限公司红泰实业有限公司就是错误的合同无效。同时请求二审法院对刘学义和马晓光的签字的协议书进行文检，那个不是刘学义本人的签字。马晓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马晓光与刘学义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继续履行；2.确认马晓光在老红泰公司的股东资格及刘学义持有的90％股权中的66.7％份额归马晓光所有；3.判令老红泰公司向马晓光签发出资证明，并修改公司章程与股东名册中关于马晓光的股东资格与出资额的记载；4.判令刘学义、新红泰公司、老红泰公司配合马晓光办理马晓光在老红泰公司的股权转让与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过户手续；5.判令刘学义承担违约责任，并向马晓光给付违约金3000万元；6.本案的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等诉讼费用由刘学义承担。刘学义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解除刘学义、马晓光之间于2012年6月2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2.判令马晓光赔偿损失32,928,000元；3、反诉费马晓光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6月20日，刘学义向彭浩民出具《委托书》，委托事项为：委托彭浩民担任其代理人，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同意将刘学义在老红泰公司90%股权的三分之二转让，如违反法律法规由彭浩民负责。2012年6月28日，刘学义与马晓光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以下内容：第一条、股权转让价格与付款方式。1.甲方（刘学义）将持有沈阳红泰东北灯具家饰有限公司90%股权的66.7%，以壹亿元人民币的价格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按此价格及金额购买上述股权。科技园的股份由法院处理后按照甲方占33.3%，乙方占66.7%的比例无偿由双方分配，最终使甲乙双方在公司中所占股份比例为甲方占公司总股份的33.3%，乙方占公司总股份的66.7%。2、支付方式：因为沈阳红泰东北灯具家饰有限公司的资产目前被法院查封，所以甲方须先用乙方支付的购买股权款支付外欠债务，因此在甲方保证甲乙双方的股权转让协议得到相关法院认可的前提下，乙方在本协议签订之日，向甲方支付定金100万元人民币，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一个半月之内，乙方向甲方支付人民币伍仟万元，支付方式为乙方将该款存入甲方指定的法院银行账号；第二笔人民币叁仟万元作为备用金，随时按甲方要求存入法院账号，在法院将沈阳红泰东北灯具家饰有限公司资产解封后三个工作日内，甲方为乙方办理股权更名过户手续。剩余款项在更名过户完毕后立即支付给甲方。第二条、保证。1.甲方保证所转让给乙方的股权是甲方在沈阳红泰东北灯具家饰有限公司的真实出资，是甲方合法拥有的股权，甲方拥有完全的处理权。甲方保证对所转让的股权，没有设置任何抵押、质押或担保，并免遭任何第三人的追索。否则，由此引起的所有责任，由甲方承担。2.甲方转让其股权后，其在沈阳红泰东北灯具家饰有限公司原享有的权利和应承担的义务，因股权转让而由乙方享有和承担。甲方自身的债权债务均由甲方自己承担。乙方购买股权支付给甲方的股权转让金包含由此产生的一切税、费，税费均由甲方承担。3.股权转让的同时，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乙方。4.本次股权转让有关费用，由双方承担。第三条、盈亏分担。本公司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同意并办理股东变更登记后，乙方即成为沈阳红泰东北灯具家饰有限公司的股东。第四条、违约责任。甲方违约按股权转让金总额的30%作为违约金赔偿给乙方；乙方违约按照乙方应付金额的日万分之五向甲方赔偿违约金。上述《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彭浩民代表刘学义与马晓光签订《补充协议书》（协议书上记载时间为2012年6月28日，庭审中，彭浩民提出该补充协议书形成的时间应为6月29日或6月30日），补充协议书上记载的内容为：一、乙方（马晓光）在沈阳红泰东北灯具家饰有限公司法院查封过程中向法院账号支付的股权转让金付款上限为8000万元，超过部分由红泰公司自己负责解决。二、由于红泰公司位于铁西区的建筑元报建面积为27000平方米，共二层，后来加建一层，现在共三层计40500平方米，乙方目前未见到第三层规划手续，所以乙方支付的股权转让金中最后一笔2000万元，乙方在该建筑办理房产证的相关手续齐全之日支付给甲方。2012年6月30日，彭浩民代表刘学义与马晓光签订《股权转让补充协议（1）》，对于2012年6月2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所存在的笔误部分进行更正如下：甲方（刘学义）将持有的老红泰公司90%股权的66.7%以壹亿元人民币的价格转让给乙方（马晓光）。2012年6月2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所有表明沈阳红泰东北灯具家饰有限公司的字样全部改为沈阳红泰实业有限公司（老红泰公司）。本补充协议与原协议具有同样法律效力。2013年4月6日，刘学义与马晓光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内容约定：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在2012年6月28日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基础上，进一步达成如下协议：1.沈阳国际科技工业园在老红泰公司持有的百分之十（10%）股权，由甲乙双方共同购买后，仍然按三分之一和三分之二的比例进行分配，即马晓光持有百分之百（100%）的三分之二，刘学义持百分之百的三分之一。2.沈阳国际科技工业园有限公司在老红泰公司的百分之十（10%）股权，暂时由常德霖代替刘学义、马晓光持有。暂时由常德霖持有百分之十股权，刘学义持有百分之九十股权。2012年6月30日，刘学义与任钺签署《委托书》一份，委托事项为：委托任钺管理沈阳红泰实业有限公司的33.3%股权经营管理权，从本委托书签订之日起任期四年，服从马晓光的领导。刘学义养病，不再过问红泰实业公司事务。2012年12月1日，老红泰公司向白喜军出具授权委托书两份，委托白喜军代理老红泰公司与张立秋、王艳等债权人案权限范围内为代为承认、变更诉讼请求、提起上诉、反诉、进行和解。2018年2月8日，沈阳国际科技工业园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递交《确认函》表示，其自愿放弃对老红泰公司刘学义股权转让的优先购买权。马晓光自2012年6月28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起，向刘学义及其代理人支付定金及为老红泰公司及其关联公司偿还对外债务金额累计88,863,353.56元，而刘学义及老红泰公司未按照2012年6月28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等约定履行股权转让变更手续及其它相关义务，马晓光诉至一审法院。另查明，老红泰公司成立于1998年8月19日，在2003年7月5日因不按规定接受年度检查被工商机关吊销经营资格。新红泰公司成立于2015年9月16日。以上两个红泰公司的注册资本金数额相同，且法定代表人均为刘学义。还查明，（2006）沈中民（3）合初字第216号民事判决认定，老红泰公司与沈阳红泰东北灯具家饰有限公司存在经营地点混同、资产混同、人员混同、债权债务混同的情况，结合本案马晓光、刘学义在2012年6月2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2016年6月3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补充协议（1）》中约定将刘学义所转让的沈阳红泰东北灯具家饰有限公司的股权变更为老红泰公司的股权的行为可以认定，马晓光所偿还的沈阳红泰东北灯具家饰有限公司对外债务应视为对老红泰公司对外债务的偿还。又查明，刘学义在向一审法院第一次递交的反诉状及答辩状中自认以下事实：1.2012年6月2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2016年6月3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补充协议（1）》系其真实意思表示；2.自认与白喜军形成了委托关系，委托事项为代为处理老红泰公司对外债务在诉讼及执行方面的问题；3.自认马晓光代为还款78,530,000.10元，仅对马晓光支付的回购摊位费及给予蔡占奎等人的奖励合计1700余万元存在异议。刘学义在递交该反诉状之后，委托彭浩民代为缴纳反诉费24,744元。再查明，马晓光、刘学义在2012年6月2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第一条第2款“……在法院将沈阳红泰东北灯具家饰有限公司资产解封后三个工作日内，甲方为乙方办理股权更名过户手续，其余款项在更名过户当日更名过户后立即支付给甲方”约定的沈阳红泰东北灯具家饰有限公司的资产经双方当事人确认应为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建筑面积为27,000平方米的框架结构商业房产，而该房产及土地使用权登记的权利人为沈阳博大家饰有限公司。该房产于2017年11月22日被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法院查封，查封的依据为（2002）沈开执字第136号、137号执行裁定书以及（2004）沈开执字第93号执行裁定书。一审法院认为，马晓光与刘学义于2012年6月2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2012年6月3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补充协议（1）》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协议约定履行各自义务。现马晓光已经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籍《补充协议》的约定向刘学义支付定金及偿还老红泰公司及其关联公司对外债务合计88,863,353.56元，履行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主要义务，而刘学义及老红泰公司则未履行股权变更登记及《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约定的其它相关附随义务，故马晓光诉请要求确认马晓光在老红泰公司的股东资格及刘学义持有的90％股权中的66.7％份额归马晓光所有、刘学义及老红泰公司配合马晓光办理马晓光在老红泰公司的股权转让与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过户手续请求符合协议约定及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马晓光要求老红泰公司向马晓光签发出资证明并修改公司章程与股东名册中关于马晓光的股东资格与出资额的记载的诉讼请求，属于公司自治范畴，应当由马晓光在取得股东资格后，通过召开股东大会的形式予以解决，司法不应予以干预，故对于马晓光该项请求，本院不予处理。对于马晓光第二、四项诉请，在2012年6月28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中明确作出约定，且属于第一项诉请的具体执行内容，为避免诉累，应当在本案中一并作出处理。对于刘学义提出2012年6月2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2012年6月3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补充协议（1）》系被胁迫下签字，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的抗辩理由，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的规定，因刘学义在向本庭第一次递交的答辩状及反诉状中，对于2012年6月2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曾明确认可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并委托彭浩民缴纳了案件的反诉费用，在《股权转让协议》履行过程中，刘学义自认曾由马晓光代老红泰公司向债权人曹艳华偿还了360万元的债务以及刘学义本人收取了马晓光给付的定金及股权转让款60万元的事实，故在刘学义及老红泰公司所提供的证据无法推翻其自认的案件事实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对其该项抗辩理由不予支持。对于马晓光要求刘学义承担违约责任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按照2012年6月28日的《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刘学义为马晓光办理股权更名过户手续的时间为沈阳红泰东北灯具家饰有限公司资产由法院解封的三个工作日内，但对于沈阳红泰东北灯具家饰有限公司的何种资产由法院解封，双方未作出明确约定，即便如双方当事人所述，该资产为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房产及土地使用权，但上述财产现登记在沈阳博大家饰有限公司名下，并非登记在沈阳红泰东北灯具家饰有限公司或老红泰公司名下，且该资产现仍由开发区法院予以查封，故在双方对于违约责任没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不宜认定刘学义承担违约责任。对于马晓光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对于刘学义提出的反诉请求，一审法院认为，虽然马晓光未按照《股权转让协议》将款项汇入开发区法院账户，但马晓光在之后向刘学义支付定金及代老红泰公司及其关联公司偿还对外债务的金额达到88,863,353.56元，超过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先期支付5000万元及备用金3000万元合计8000万元的数额，且马晓光的行为经过了刘学义的受托人即本案三位第三人的认可。刘学义虽对本案三位第三人的委托授权的内容、范围及授权有效期提出异议，但其在答辩状及庭审中自认曾委托第三人白喜军处理老红泰公司对外债务在诉讼及执行方面的问题，另外根据刘学义向第三人彭浩民、任钺出具的委托书中，并未约定具体的委托权限及委托事项，特别是向任钺出具的委托书中记载了“刘学义养病，不再过问红泰公司事务”的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七条“委托人可以特别委托受托人处理一项或者数项事务，也可以概括委托受托人处理一切事务”的规定，在刘学义对于第三人彭浩民、任钺的委托书中，未具体约定委托事项的情形下，应视为刘学义对第三人彭浩民及任钺进行了概括性的委托。因此，本案三位第三人作为受托人，其行为应视为代表了委托人即刘学义，行为的法律后果应由委托人刘学义承担。综上，马晓光变更支付股权转让款方式因经过刘学义的受托人同意，应视为本案马晓光、刘学义之间对于原《股权转让协议》在付款方式上的变更，而非违约，故对刘学义该项反诉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老红泰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是否影响《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问题。一审法院认为，企业法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只是工商机关根据行政法规对违法的企业法人做出的一种行政处罚措施，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主体资格仍在，只有经过注销后才消灭。企业法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虽不能从事经营活动，但刘学义向马晓光转让其在老红泰公司股权的行为并非前述意义上的经营活动。我国公司法也未规定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允许转让所持股权。根据法无禁止即允许的法理，刘学义有权转让其在老红泰公司的股权，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股权转让补充协议（1）》应为合法有效。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三百九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刘学义在老红泰公司中所持有的90%股权中的66.7%份额归马晓光所有；二、刘学义、老红泰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配合马晓光办理刘学义在老红泰公司中所持有的90%股权中的66.7%份额转让给马晓光的股权转让登记变更手续；三、刘学义、老红泰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配合马晓光办理老红泰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登记手续；四、驳回马晓光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刘学义的反诉请求。案件受理费671,800元、由马晓光负担214,771元，刘学义、老红泰公司负担457,029元；反诉费103,220元，由刘学义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刘学义、被上诉人马晓光围绕诉讼主张，分别向法庭提交了部分新证据，本院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刘学义提交的新证据有：证据一、玛丽蒂姆酒店住房单。拟证明：6月28日我没在沈阳，我是7月15日来的沈阳。证据二、江连生写的事实经过一份。拟证明：马晓光是黑社会，把红泰公司大楼给砸了。证据三、沈阳红泰东北灯具家饰有限公司机读档案。拟证明：股东成分这个公司并没有科技园10%的，股份不是实体制而是认缴制。证据四、白喜军与四建公司签订的相关材料提交登记。拟证明：白喜军是代表红泰实业公司签订的。证据五、沈阳市开发区法院2020年（2020）辽0191执恢字35号执行通知书。拟证明：马晓光给钱给的是案外人的钱，私刻公章，做假账。然后法院就判决这是案外人不合法，白喜军没有代理权限。证据六、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发展局批复文件。拟证明：马晓光和彭浩民签的补充协议也是假的，彭浩民不是我的委托人，是马晓光的法律顾问。这个沈阳市经济开发区的文件就是规划手续。证据七、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法院（2012）经开民清（预）字第一号民事一审卷皮复印件。拟证明：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法院2012年6月6日出具的通知书是假的。证据八、经济技术开发区法院解凯主任于2018年11月27日做的信访笔录。拟证明：通知书是假的是马晓光花了500万买回来的。证据九、收购门市协议及摊位回购协议（共八份）。拟证明：马晓光私自收购的钱算在我在账面上了，共1600万元。证据十、马晓光给白喜军、任钺、彭浩民、蔡占奎等人的付款明细一共是1417万元，拟证明：这是马晓光给他们的佣金和奖金一共是1417万元。证据十一、从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法院复印的85个执行案件卷宗材料。拟证明：不是老红泰公司还款，是白喜军代表马晓光还的款，不代表老红泰公司。马晓光的质证意见：对证据一这个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有异议。该证据能显示住店的住店人为马晓光，并非刘学义本人，且在宾客签名处是空白的，无法确认实际房屋居住人。两份住店单并不能够显示刘学义2012年6月28日不在沈阳。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无异议。首先该份证据的内容与本案无关，且证明人姜连生并未出庭，无法确认该事实经过的真实性。对证据三该份证据与本案无任何关联性。对证据四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有异议，首先该证据系复印件，其具体记载的事项，需要通过其他证据予以证明，无法达到证明目的。对证据五该执行通知书真实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该执行通知书与本案争议无关无法证明上诉人的证明目的，需要说明的是该案件审判债权人撤销之诉。我方已在法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准备撤销该执行通知书据以执行的生效法律文书，该案件正在审理当中。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对证据六该证据系打印件无法确认其证据的真实性，该证据无法证明马晓光与彭浩民签订的补充协议是无效。对证据七，该复印件真实性无法确认，且刘学义在一审举证过程当中自行提交清算通知书。对证据八的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首先该件系打印件非原件，无法确认其真实性。该文书当中提出的清算通知书是否为刘学义举证的通知书并没有清晰的说明即该清算通知书在接待笔录当中并没有体现出相应的法律文书字号。对证据九真实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收购门市所产生的，依然是老红泰公司对外的债务。马晓光按照刘学义代理人白喜军的指示，将相应的钱款支付给老红泰公司的债权人，符合案涉合同约定的目的并无任何违约行为，且该收购门市当中的签字均为刘学义的委托代理人彭浩民、任钺、白喜军签字，其应视为刘学义本人行为。对证据十，马晓光确实向白喜军、蔡占奎、任钺和彭浩民支付过款项，但是马晓光支付的款项均是用于偿还老红泰公司及其关联公司的对外债务或代替刘学义支付相应的办公经费与律师代理费。刘学义提交的证据并不能够达到其证明目的。对证据十一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上述85份执行卷宗均有红泰公司代理人即刘学义代理人任钺、彭浩民、白喜军签字。我方已在一审当中向法院提交了白喜军的由老洪泰公司签字、盖章确认的授权委托书，至于实际具体执行案件当中的办理，我方并未实际参与，具体均由刘学义及其代理人操作，且根据执行卷宗显示，上述85件执行案件均已按照执行和解结案。那么按照相应的法律规定，执行法院一定会审查相关诉讼参与人的资格和权限，既然85件执行案件均已结案，我方认为前述三位第三人均有相应的代理权限，并以老红泰公司名义清偿对外债务。老红泰公司的质证意见：没有意见，同意刘学义的举证意见。马晓光提交的新证据有：证据一、（2018）辽0191执异81号执行裁定书。拟证明：刘学义对外已经认可马晓光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行为，并将马晓光清偿老红泰公司债务的款项计算在刘学义个人对老红泰公司的投资中。在该裁定书第3页“第三人刘学义认为”中，刘学义提出的：“刘学义已经超大额的补足了虚假注册的资本”。在该裁定书第4页老红泰公司向法院提交的证据中的三个执行和解案件中执行标的分别为900万元、200万元、500万元执行和解协议均由马晓光实际支付的执行款。证据二、（2000）沈开法经初字第101、102号民事调解书一份、博大家饰土地欠费情况说明及建议。拟证明：马晓光于2012年10月12日向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集团有限公司支付的1000万元是清偿老红泰公司的外欠债务。刘学义清偿的债务系由于老红泰公司的土地与对外担保产生，该1000万元属于老红泰公司债务。该调解书确认沈阳红泰实业公司对调解书确认的债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马晓光在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土资源局档案室调取情况说明，该情况说明已说明中国银行对老红泰公司的债权通过债权转让至沈阳经济技术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刘学义质证意见：第一个证据是红泰实业公司20年前的历史遗留的事情，和现在马晓光起诉我的一点关系都没有。第二个证据也是20年前的红泰公司，有另案的问题，跟马晓光没有一点关系。第三个问题开发区土地局也没有公章，这是欺骗法庭。老红泰公司质证意见：同刘学义的质证意见。本院对刘学义提交的证据1、证据3、证据5至证据11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不足以充分证明其所要证明的目的；对于刘学义提交的证据2、证据4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于马晓光提交的证据1、证据2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不足以充分证明其所要证明的目的。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之诉，二审争议的焦点为：一、彭浩民与马晓光在2012年6月28日签订的补充协议是否具有法律效力，马晓光是否存在乘人之危强买强卖，马晓光与刘学义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应否解除；二、马晓光在向刘学义支付股权转让款过程中是否违约，应否承担违约赔偿责任；三、刘学义是否收到一审判决认定的88,863,353.56元股权转让款。一、关于彭浩民与马晓光在2012年6月28日签订的补充协议是否具有法律效力，马晓光是否存在乘人之危强买强卖，马晓光与刘学义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应否解除的问题。本案刘学义因需要离沈治病，对于老红泰公司的经营管理，于2012年6月20日、6月30日、12月1日先后向受托人彭浩民、任铖、白喜军每人签发一份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彭浩民“按国家法律法规同意把我在红泰公司90%股权的2/3转让”；授权委托任铖“管理沈阳红泰实业有限公司的33.3%股权经营管理权，从本委托书签定之日起任期四年，服从马晓光的领导。刘学义养病，不再过问红泰实业公司事务”；授权委托白喜军“作为我的合法代理人，权限范围为代为承认、变更诉讼请求，提起上诉、反诉，进行和解”。对白喜军在诉讼代理方面的授权委托，不仅有刘学义在2012年12月1日签发的授权委托书，还有同日沈阳红泰实业有限公司（老）、沈阳红泰东北灯具家饰有限公司分别向白喜军签发的授权委托书。刘学义签发的上述授权委托书，有其本人的签名及捺手印；沈阳红泰实业有限公司（老）、沈阳红泰东北灯具家饰有限公司签发的授权委托书有这二公司的盖章，内容均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符合生效法律文书的基本要件。刘学义对于其向彭浩民、任铖、白喜军分别签发授权委托书的事实从未否认，也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其签发该三份授权委托书非为其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依法应当认定刘学义向案涉三位受委托人分别签发的授权委托书均合法有效。沈阳红泰实业有限公司（老）、沈阳红泰东北灯具家饰有限公司亦未举证证明其分别向白喜军签发的授权委托书无效。彭浩民作为刘学义的被授权委托人，先于2012年6月28日以刘学义的名义与马晓光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刘学义（甲方）持有的沈阳红泰东北灯具家饰有限公司90%股权的66.7%，以壹亿元人民币的价格转让给马晓光（乙方）。乙方在该协议签订之日，支付定金100万元；在该协议签订之日起一个半月之内，支付伍仟万元，支付方式为乙方将该款存入甲方指定的法院银行账号；第二笔叁仟万元作为备用金，随时按甲方要求存入法院账号。在法院将沈阳红泰东北灯具家饰有限公司资产解封后三个工作日内，甲方为乙方办理股权更名过户手续，剩余款项在更名过户完毕后立即支付给甲方。依据刘学义一审答辩状记述，在签订该《股权转让协议》时，刘学义和任铖都在场，签订该协议是经刘学义审阅同意的。对此，彭浩民、任铖在一审答辩状、庭审笔录中也都有相应证实。同日，彭浩民又以刘学义名义与马晓光签订了一份《协议书》和一份《补充协议书》，约定了股权转让中一些其它事项。又于2012年6月30日，以刘学义名义与马晓光签订了一份《股权转让补充协议（1）》，约定对2012年6月2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所存在的笔误部分更正如下：甲方（刘学义）将持有的老红泰公司90%股权的66.7%以壹亿元人民币的价格转让给乙方（马晓光）。2012年6月2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所有表明沈阳红泰东北灯具家饰有限公司的字样全部改为沈阳红泰实业有限公司。本补充协议与原协议具有同样法律效力。需要注意的是，2013年4月6日，刘学义本人（甲方）亲自与马晓光（乙方）签订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经友好协商，在2012年6月28日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基础上，进一步达成如下协议：沈阳国际科技工业园在老红泰公司持有的百分之十（10%）股权，由甲乙双方共同购买后，仍然按三分之一和三分之二的比例进行分配，即马晓光持有百分之百（100%）的三分之二，刘学义持百分之百的三分之一。此节印证了刘学义对于此前彭浩民以其名义与马晓光签订的2012年6月28日、2012年6月30日股权转让协议和相关补充协议中约定双方在股权转让后按三分之一和三分之二的比例进行分配占有老红泰公司股权内容的认可。在一审法院第三次庭审笔录中，刘学义、老红泰公司、彭浩民、任铖、白喜军一致陈述马晓光与刘学义2012年6月28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目的是受让刘学义拥有的老红泰公司股权，此节进一步证实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和相关补充协议的真实性。依据上述事实证据，可以认定彭浩民以刘学义名义与马晓光签订的2012年6月28日和2012年6月30日股权转让协议和相关补充协议，为其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属于合法有效，对刘学义和马晓光依法均具有法律拘束力。一审判决认定刘学义与马晓光于2012年6月2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2012年6月3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补充协议（1）》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证据充分，并无不当。二审中，刘学义递交了一份《申请书》，申请对一审证据卷（一）第22页2000年6月2日《关于沈阳博大家饰公司在中行借款的认定》中“刘学义”三个字和“沈阳博大家饰有限公司”公章真伪及一审证据卷（一）第19页2012年12月1日《授权委托书》加盖的“沈阳红泰实业有限公司”公章真伪进行鉴定。本院认为刘学义在未能提交任何充分有效证据证明其对2000年6月2日《关于沈阳博大家饰公司在中行借款的认定》和2012年12月1日《授权委托书》存在何种虚假、伪造问题的合理怀疑情况下，即因自我否认而请求法院对案件证据材料的签字、盖章进行司法鉴定，依据不足，不予支持。刘学义还申请本院去调取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法院经开民初清预字第1号卷宗，因刘学义未提交证明该案件卷宗现在必须由本院去调取的充分事由，到法院借阅案件卷宗取得相关案件证据材料的举证责任依法应由当事人自担，对该申请本院亦不予支持。刘学义上诉提出马晓光限制其人身自由，胁迫其在对彭浩民的《委托书》上签字，乘人之危强买强卖，证据不足，无法认定。刘学义上诉主张解除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和相关补充协议，证据不足，缺乏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二、关于马晓光在向刘学义支付股权转让款过程中是否违约，应否承担违约赔偿责任的问题。刘学义与马晓光在2012年6月2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对转让款的支付有如下约定：1、因为沈阳红泰东北灯具家饰有限公司资产被法院查封，所以甲方刘学义需先用股权转让款支付外欠债务，在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得到相关法院认可的前提下支付款项；2、乙方马晓光在协议签订之日支付定金100万元；在协议签订一个半月内，向甲方指定的法院银行账号支付5000万元；第二笔3000万元作为备用金按甲方要求存入法院账号。刘学义在一审《答辩状》及《反诉状》中均自认：经过其对马晓光提供的账目复印件进行核对，发现马晓光已用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代为偿还外欠债务7800余万元，其仅对马晓光支付的回购摊位费及给予蔡占奎等人的奖励款合计1700余万元存在异议。经查，马晓光代替刘学义偿还的债务绝大多数是刘学义在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因债务纠纷诉讼在执行和解协议中确定的债务，仅有很少一部分款项用于支付刘学义的其他债务，这有一审卷中相关执行和解协议及还款凭证为证。故此，马晓光向刘学义支付股权转让款绝大多数是得到相关人民法院认可，支付给了刘学义外欠债务的债权人，总体应属符合双方所签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款项用途。其次，马晓光虽然未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在协议签订一个半月时间内将第一笔款5000万元和第二笔款3000万元一次性全额存入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账号，但却在代刘学义还债过程中按照负责处理刘学义外欠债务的被授权委托人任铖、白喜军及债权人的要求，在每一笔债务的偿还中，或先转给白喜军再通过白喜军支付给债权人，或直接支付给了各债权人。本院认为，本案刘学义因离沈治病之需要，先是向彭浩民签署《委托书》，授权委托彭浩民作为其代理人将其在老红泰公司90%股权的2/3对外转让，签订了案涉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和相关补充协议。后又向任铖签署《委托书》，授权委托任铖管理老红泰公司的33.3%股权经营管理权，服从马晓光的领导，对任铖管理老红泰公司经营管理进行全权授权。最后又向白喜军签署《授权委托书》，授权白喜军作为其合法代理人处理其所涉各种债务纠纷，并有权代为承认、变更诉讼请求，有权进行和解。对于马晓光将股权转让款间接或直接支付给刘学义的各个债权人，任铖和白喜军一直持认同态度，从未进行过公开明确地制止。这样即如一审判决所认定“马晓光变更支付股权转让款方式因经过刘学义的受托人同意，应视为本案原、被告之间对于原《股权转让协议》在付款方式上的变更，而非违约”，因为马晓光的还款方式是经过了刘学义的授权委托人任铖和白喜军的认可。而任铖和白喜军作为刘学义的授权委托人，其行为代表了委托人刘学义，行为的法律后果依法应由刘学义承担。故此，马晓光向刘学义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过程不应认定为违约，依法也不应承担违约赔偿责任。刘学义上诉提出马晓光在支付股权转让款过程中违约，应向其承担违约赔偿责任的主张，证据不足，不予支持。三、关于刘学义是否收到一审判决认定的88,863,353.56元股权转让款的问题。马晓光在《起诉状》中主张截止2016年5月17日已向刘学义支付股权转让款96,812,853.72元;在向一审法院提交的支付股权转让款证据中，主张向老红泰公司及其关联公司债权人支付股权转让款已达95,503,362.56元；在二审庭审后，向法庭提交了一份经其重新审查核算的支付股权转让款明细及付款凭证材料，主张已向刘学义支付股权转让款91,403,362.56元。由于马晓光、刘学义双方均未提出对马晓光已付股权转让款具体金额进行审判的诉讼请求，故此受案两级法院均未将该具体金额作为案件审理焦点。然而，一审法院初步认定马晓光已支付股权转让款88,863,353.56元是具有充分有效证据证明的，其中包括以下5项：1、在法院执行中和解或与部分当事人自行和解中支付刘学义及其关联公司债务65,563,353.56元；2、向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支付1000万元；3、支付定金500万元；4、马晓光提供的借款申请所涉50万元；5、支付回购摊位费780万元。刘学义上诉中虽然对于一审法院审查认定的已付款金额88,863,353.56元不认可，但并未提交充分有效证据证明上述哪项付款不属于马晓光以代为偿债方式给付其股权转让款。依据本案现有证据，可以认定马晓光已向刘学义支付股权转让款金额已达到双方在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8000万元分期付款标准，履行了协议约定的分期付款义务。刘学义上诉提出未收到一审判决认定的88,863,353.56元股权转让款，证据不足，不予支持。对于马晓光已经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具体金额，以及双方最后如何结算股权转让款，可以由双方将来根据情况另诉处理。综上所述，本案马晓光与刘学义委托代理人签订的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及相关补充协议应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对于双方依法产生法律拘束力。一审法院认定马晓光已支付股权转让款88,863,353.56元亦存在有效证据证明。刘学义虽然对于一审法院审查认定的已付款金额不认可，但是并未提供充分有效证据证明具体哪项付款不应认定，依据现有证据，可以认定马晓光支付股权转让款金额已达到协议约定的8000万元以上的分期付款标准，履行了协议约定的分期付款义务。马晓光变更支付股权转让款方式可以认定系经过刘学义的授权委托人同意，应当视为双方共同对于原股权转让协议在付款方式上的变更，而非违约。依据股权转让协议及相关补充协议，刘学义应当配合办理将其在老红泰公司中所持有的90%股权中的66.7%份额转让给马晓光的股权转让登记变更手续和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手续。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刘学义所提上诉理由证据不足，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3,220元，由上诉人刘学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华 锋审判员 郑锦弘审判员 陈 建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六日法官助理王军书记员李婷（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