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9民终25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阜新市新邱区万泰出租车行，住所地：阜新市新邱区长营大街30#30-9。法定代表人：王艳英，该车行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莹莹，女，该公司职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余磊，男，1982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辽Ｊ×××××号出租车车主，住阜新市海州区。上诉人阜新市新邱区万泰出租车行因与被上诉人余磊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阜新市新邱区人民法院（2019）辽0903民初4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阜新市新邱区万泰出租车行的法定代表人王艳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莹莹，被上诉人余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阜新市新邱区万泰出租车行上诉请求：1、请求改判各被上诉人余磊在新邱区万泰出租车行真实合理的转出时间并依法给付拖欠的车行服务费502元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请求依法判决被上诉人承担诉讼费用。理由：上诉人对一审判决中认定被上诉人余磊的辽Ｊ×××××号出租车转入海州区的士阳光出租车服务中心的服务合同时间有意见，具体理由如下：1、中共阜新市交通运输事务服务中心于2019年5月27日下发《关于鼓励成立服务性出租车行（公司）个体出租汽车经营者自主选择服务型车行（公司）的通知》（阜交运中心发【2019】69号）文件中明确标注2019年个体出租汽车转行工作自2019年6月3日始至2019年7月3日止（只限工作日）2、被上诉人余磊在2018年9月12日曾与新邱区万泰出租车行及阜新力马传媒发展有限公司签署一份为期10年的三方服务合同，新邱区万泰出租车行为甲方，被上诉人余磊为丙方。合同期限是从2018年9月12日至2028年9月12日，合同内明确标出在合同期限内丙方应服从甲方管理，甲乙丙三方任何一方不得无故终止或解除本合同，但是被上诉人余磊违背合同于2019年6月12日转入阳光车行，并且余磊本人于2019年6月12日在阜新市运输管理处自愿签署了一份转行通知单，在此日期之前一直在使用新邱区万泰出租车行的资质．所以，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于2018年8月就转入海州区的士阳光出租车服务中心这一点不成立；3、上诉人在未接到任何个人及相关职能部门的告知余磊已经转走的情况下，分别在2019年1月9日、2019年9月25日和2019年11月18日三次为被上诉人余磊的挂靠车辆辽Ｊ×××××计算2018年全年度出租车燃油补贴并上报给阜新市运输管理处，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双方的服务关系事实存在，所以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在2018年9月以后未对被上诉人余磊提供任何服务，无权要求其给付服务费这一点不成立，上诉人及被上诉人都应遵循公平及诚实信用原则，履行各自义务，享受合同权利。综合以上三点，上诉人依法上诉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或者发回重审。余磊陈辩称：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依法有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无理请求，维持原判。2．诉讼费由上诉人承担。针对上诉人提出的，阜新市交通运输事务服务中心于2019年5月27日下发的《关于鼓励成立服务性出租车（公司）、个体出租汽车经营者自主选择服务型车行（公司）的通知》中标注的2019年个体出租汽车转行工作自2019年6月3日始至7月3日止，2020年后定于每年12月（只限工作日）进行个体出租汽车转行工作。另依据：阜运管出租发【2014】35号文件：个体出租车车主每年可调整一次车行。由此可以看出这是行业主管部门的行业管理范畴，是具体实施的操作方法（这个是每年统一为个体出租车车主转行办理更换营运证的时间）并不是个体出租车车主调转车行与新车行签定转行合同的时间，上诉人不能以行业管理部门为全市出租车转行统一办理更换营运证的时间作为依据来确定车主转出新邱车行的真实时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条：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且民事行为主体应当遵循公平、自愿原则，实际上我在2018年8月以明确告之上诉人，对每月收取60元服务费有异议，并转出该车行，（转入海州区的士阳光出租车服务中心）之后也并未接受过其车行提供的任何服务，事实上我与上诉人之间已经不存在所谓的合同关系（答辩人与上诉人之间未签订过任何协议，合同）且在上诉人未提供服务的情况下，更无权要求我给付服务费。新邱区法院一审时也认定了行政机关的办理转行换证时间不能代表答辩人实际转入其它车行的时间。二、对上诉人提出的我与新邱车行及阜新力马传媒发展有限公司签定的三方合同，上诉人一审没有提出，不予回答，如有异议，请另行起诉。至于上诉人提出的转行通知单上标注有阜新市新邱区万泰出租车行字样，认为是在使用其资质。但事实上，这个是出租车车主办理打印营运证时与阳光车行之间填写的一张表格，作用是在行管部门每年一次办理更换打印营运证时使用，表格中只是标注一下转入阳光车行之前该车来源于哪个车行，是为方便行业主管部门查询统计之用。上诉人不能以此认定为是车主转行时间，更不能做为收费依据和节点。三、上诉人提出的分别在2019年1月9日、9月25日、11月18日三次为我计算燃油补贴并上报给阜新市交通运输事务服务中心，此事我不知情，这是新邱车行和运管处之间的事，与我无关，不是我要求上诉人为我提供的服务，谁雇工，谁付费，这是约定俗成的规律。上诉人不能强加给我，说成是为我所做的服务，更不能做为上诉人的收费依据。四、原告收取的车行服务费所依据执行的是阜新市物价局，阜价发【1996】129号文件（关于出租客运汽车管理服务单位收取管理服务费标准的通知）收费标准是每车每月60元，该文件已于1997年末废止，接续文件是，阜价【1998】159号文件（关于对出租客运汽车管理服务单位收取管理服务费标准的批复）因国家行业政策的整体改变，辽价发【2015】61号文件（辽宁省物价局关于公布废止的价格政策性文件的通知）阜新市物价局同时也出台了文件，阜价发【2015】107号（关于公布废止的价格政策性文件的通知）废止73件价格政策文件中第8项已经明确废止阜价【1998】159号（关于对出租车客运汽车管理服务单位收取管理费标准的批复）阜新市物价局将10家出租车行的收费许可证收回，取消了出租汽车公司（车行、车队）收取60元服务费的资格。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其上诉请求。阜新市新邱区万泰出租车行向一审法院起诉称：1．判令被告余磊给付拖欠原告车行服务费：2018年9月份至2019年5月每月60元，2019年6月份其中10天20元，共计560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被告之间系提供具体车行服务的服务合同关系。后经阜价发［2015］107号文件废止了原出租车行每月收取60元服务费的指导价格，改为经营服务费由市场调节。2018年8月，被告因原告继续按每月60元标准收取服务费，口头通知原告解除合同并转入了阳光车行，但至2019年6月份才由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办理转行审批手续。一审法院认为，合同双方应遵循公平及诚实信用原则，履行各自义务，享受合同权利。本案双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因行业政策发生改变，如按原合同继续履行，将对被告权益造成损害，且被告以实际行为表明了不再履行合同。在双方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况下，被告通知原告解除合同的行为于法有据。同时，对被告在事实上的解除行为，原告亦未在三个月内以提起诉讼或仲裁的方式确认被告的解除行为无效，应视为原告以事实行为认可了被告的解除合同的行为，故双方在2018年8月已经解除合同。虽然原告主张在2019年6月份双方才解除合同，但该行政机关的批准时间不能代表被告实际转入其他车行的时间，且民事行为主体应当遵循公平、自愿原则，遵守契约精神，双方在2018年8月后事实上已不存在合同关系，且在原告未提供服务的情况下，无权要求被告给付服务费。综上所述，原告要求被告给付服务费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一审法院据此判决：驳回原告阜新市新邱区万泰出租车行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00元，由原告阜新市新邱区万泰出租车行阜新市新邱区万泰出租车行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中，上诉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供机动车登记证书、营运证、行驶证复印件，证明2019年初给被上诉人计算燃油补贴的时候被上诉人提供给我车行的。被上诉人质证意见为是我车的，但我没送过。本院认为上诉人给被上诉人计算的燃油补贴是2018年度燃油补贴，上诉人提供上诉人、被上诉人及阜新立马传媒发展有限公司签署出租车服务合同，合同期限为2018年9月17日至2028年9月17日，并向被上诉人银行卡支付广告服务费360元，被上诉人质证意见为一审没有提出，其应另行起诉。本院认为此份证据可以证明上诉人从2018年在2019年6月期间，为被上诉人提供过服务管理，故对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本院予以采信。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系提供具体车行服务的服务合同关系。后经阜价发[2015]107号文件废止了原出租车行每月收取60元服务费的指导价格，改为经营服务费由市场调节。2018年8月，被上诉人因上诉人继续按每月60元标准收取服务费，口头通知原告解除合同并于2018年9月3日与阳光车行签订免费出租汽车服务合同，2018年9月17日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及阜新立马传媒发展有限公司签署出租车服务合同，即广告服务合同，合同期限为十年，从2018年9月17日至2028年9月17日，并向被上诉人银行卡支付广告服务费360元，2019年6月11日被上诉人个体出租汽车经营者自主选择服务型车行，才由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办理转行审批手续。本院认为，合同解除后，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根据庭审查明，2015年1月1日，余磊与上诉人签订了《新邱出租车行经营管理合同书》，该合同书约定车辆经营权及所有权均属于乙方（高辉），甲方（阜新市新邱区万泰出租车行）对车辆进行管理服务，乙方每月向甲方缴代收费用及管理服务费60元，合同期为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依据现有证据，在2015年12月31日后，余磊与上诉人未再签订书面合同，故2015年12月31日之后的出租车挂靠经营合同为不定期合同，双方当事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本案中被上诉人虽于2018年8月口头通知上诉人解除服务合同，但其于2018年9月17日仍又与上诉人及传媒公司签订广告合同，收取广告费用360元，不能表明其不再履行合同，故双方的出租车挂靠经营合同应于2019年6月11日解除，上诉人主张双方于2018年9月之后又继续履行合同并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故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交纳2018年10月份至2019年6月11日服务费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综上，上诉人阜新市新邱区万泰出租车行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阜新市新邱区人民法院（2019）辽0903民终463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余磊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给付上诉人阜新市新邱区万泰出租车行2018年10月-2019年6月11日，每月60元的服务费，合计502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100元，由被上诉人余磊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艳审判员 吴晓东审判员 乔丹青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七日书记员 马雨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