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3民终67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赵裕春，男，1967年3月5日出生，汉族，住湘潭市岳塘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志锋，湖南明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泽湘，男，1969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住湘潭市雨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正海，湖南红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赵裕春与被上诉人陈泽湘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22日作出（2018）湘0304民初1572号民事判决，陈泽湘不服上诉至本院，本院作出（2019）湘03民终645号民事裁定，裁定发回重审。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人民法院重审后作出（2019）湘0304民初2221号民事判决，赵裕春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赵裕春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判决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在2013年10月14日之前就买卖合同债务进行了清理结算，被上诉人接受了上诉人出具的65800元货款欠条，也就说明双方明确了在2013年10月14日前就油膏买卖，上诉人只有65800元没有支付。上诉人为证明该笔款项已经支付提供了2013年10月15日、2013年10月25日、2013年11月21日、2013年11月22日、2013年12月19日、2014年1月30日、2014年3月24日七次通过建设银行向被上诉人付款11万元的银行转账凭据，同时还提供了被上诉人亲笔书写的“2013年底的全部结清”现金收入凭单。因此一审判决认定2013年10月14日清算的65800元货款上诉人没有支付是明显错误的。被上诉人就本案提起诉讼时，也没有提及该笔欠款，也没有认为该笔款项没有支付。在前次二审中被上诉人向法庭提交该份欠条后，上诉人再向银行申请打印支付凭据，之后才发现出具欠条后共计向被上诉人支付了11万元。2、上诉人为证明被上诉人诉请的2014年4月至2014年11月期间货款已经支付，提供了2014年5月9日、2014年10月11日、2016年10月7日通过建设银行付款57000元银行转账凭据；2014年10月15日、2015年2月17日、2015年11月1日通过工商银行付款65000元银行转账凭据；2014年5月15日、2014年9月9日、2014年9月10日、2014年12月6日、2015年6月17日、2016年2月7日现金支付109000元收据；前述证据可以证实上诉人在2014年5月9日至2016年10月7日共计向被上诉人付款231000元。2013年10月14日清算后，上诉人在2013年10月15日至2014年3月24日七次通过建设银行向被上诉人付款110000元。以上可以证明上诉人在2013年10月15日至2016年10月7日期间向被上诉人付款共计341000元，并非一审法院认定的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付款231000元。3、被上诉人向法庭提交的由上诉人本人书写收条（2014年11月2日收条由他人代写），都会注明交易双方主体、货物名称、数量、重量、交易日期，但被上诉人提交的“洪江区农村公路管理站”便条既没有商品名称，也没有落款时间，其他与交易有关的必要内容也没有。便条内容缺乏合同成立的主要内容，也明显不符合双方的交易习惯。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在审判长多次释明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多次陈述该便条不是提货单，是订单，也就是说明被上诉人提供该份证据的目的是证明上诉人有订货的事实，不是证明上诉人提货的证据。依据双方交易习惯，被上诉人在交货后都会要上诉人出具有货物名称、数量、重量并证明收货日期的收条，不会出现上诉人收货不出具收条的情况，没有收条就意味着没有供货。所谓订单也只是被上诉人一面之词，上诉人没有认可。便条只是上诉人随手涂鸦的结果，没有任何订立合同的意思存在，所谓“10T”根本不是什么10吨，上诉人没有任何一张收据是以吨位计算的，涂改书写的本意是“LOT”代表是商品生产批号（编号），即“LOT”的意思等同于“生产批号（编号）”，不是被上诉人理解的货物代码。在便条没有注明交易商品、文字内容双方有歧义并与双方交易行为存在巨大差异、被上诉人认为是订单的情况下，一审判决依据便条认定交易商品是油膏并作为提货依据计算货款显然不符合客观事实，便条内容没有交易主体、没有交易商品、没有交易时间，无法证明交易的事实存在。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民事审判坚持不告不理的原则，一审判决超出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诉请上诉人支付的是2014年4月至2014年11月期间货款，没有诉请支付2013年10月14日清算欠65800元货款的事实，一审判决在计算时将该笔款项纳入判决，明显超越了原告的诉请范围。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在2013年10月14日所进行的清算是终止一个阶段的合同关系，之后双方又开始新一阶段的交易，两个时间段的交易是不同的合同关系，且两个合同关系不存在关联性。因此被上诉人在提起诉讼的时候就非常明确诉请的是后一个阶段合同关系的货款。一审法院将两个不同合同关系涉及的货款一并计算，既超越了诉请范围，也不符合法律规定。2、一审法院计算被上诉人应收货款时，时间提前至2013年10月14日，计算已经支付的货款时又只计算上诉人2014年5月9日以后的付款，将上诉人在2013年10月15日至2014年3月24日的付款数据抛开不计算，得出的计算结果就是增加了被上诉人货款数据，同时减少了上诉人的付款数据，一增一减所得出的结果严重偏离了客观事实，明显不合理，也不公平。3、一审判决上诉人承担全部诉讼费违背了适用法律应当公平、公正的原则。被上诉人诉请的绝大部分数额没有得到一审法院的支持，但一审判决却将全部诉讼费判由上诉人承担，明显违背了法律规定的诉讼费由败诉方承担的原则，也违背了适用法律应当公平、公正的原则。综上所述，一审法院的判决无论是事实认定还是适用法律均有错误。为了维护法律的权威，维护司法公正，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予以改判。陈泽湘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证据遵循了最佳证据规则。双方都认可存在多年的业务往来，且赵裕春书面辩称“基于对陈泽湘的信任----没有和陈泽湘过细对账”，在庭审中，赵裕春拿出了2013年10月15日至2014年3月24日七次付款11万元的银行转账凭据，来抗辩已经全部偿还了欠条所载明的65800元货款。一审法院应当是基于以下理由没有采信其辩称：其一、赵裕春无法举证在欠条出具之前及之后，双方到底存在多少笔交易，11万元的支付很可能是偿还欠条所载之外的货款。由于年代久远，相关的商业单据没有妥善留存，在审理时已不具备司法审计的基础和条件，赵裕春所举的11万元汇款不能达到证明偿还欠条金额的证明目的；其二、欠条出具日后的四次付款（截止到2013年11月22日），赵裕春就已经支付了7万元，这已经超过了欠条所载明的金额，如果真的如他所言，赵裕春不可能一直再继续支付下去。双方的交易模式是先供货，再结算，这在庭审中都已经查明，只可能赵裕春拖欠货款，不可能先打预付款，这违反了双方的交易模式，也不符合商业惯例；其三、陈泽湘一直持有欠条的原件，欠条就是一份债权凭证，赵裕春如果偿还了欠款，必然会索回欠条原件；其四、2014年5月15日陈泽湘出具了一份《现金收入凭单》，其实这份单据，主要目的还是为了证实陈泽湘收到了赵裕春8000元油膏款，而非一份证明2013年度款项已经清偿的凭证。凭单上注明“2013年底的全部结清”应当理解成2013年底的货款双方已经核对、理算清楚，而不是偿还完毕。否则的话，赵裕春如果真的忘记索回欠条原件，也会要求注明“2013年10月14日的欠条已作废或已偿还”。正由于双方在下一个年度又继续合作，且存在着商业信任基础，陈泽湘才同意将2013年的货款继续滚动下去，计入2014年度，这完全符合商业惯例。在所举证据无法促使法官形成“欠条项下货款已经偿还的”内心确信之下，认定欠条上的45800元欠款没有偿还，符合最佳证据规则。结合当事人的陈述与其他书证，洪江区农村公路管理站便条足以认定。其一、陈泽湘持有便条原件，该便条由赵裕春亲笔所写。如果真如他所言，这张条子一不是订单、二不是提货单，那赵裕春写这张条子干什么，为什么要把这张便条交给陈泽湘，赵裕春的辩解显然不合理；其二、便条上有10吨的数量，有单价4000元，有收货单位洪江区农村公路管理站，有买家赵裕春的签字，结合双方多年的交易往来，陈泽湘一直在为赵裕春供应油膏、道路填缝胶产品，所以供应的产品结合单价情况也可以确定。因此，该份便条具备了订单和送货单的关键信息；其三、赵裕春与农村公路管理站签订过《采购合同》，合同中货物的名称为公路填缝胶，数量为11吨，单价为4200元每吨。根据当事人在法庭的陈述，可以确认赵裕春销售给管理站的公路填缝胶就来自于陈泽湘，这具有前后一致，数量与单价大致吻合的显著特征，陈泽湘的说法更具有合理性；其四、赵裕春解释10T是LOT的意思，这根本就讲不通：第一、1字被加粗，而本来可能写的是个2字，也许是订多了，后来想了想特意加粗，改为1，如果是L，那怎么解释所冒出来的2字头？第二、如果真的是产品批号，那为什么又不注明具体的产品批号，光留一个空的产品批号标识在这里，有什么意义，结合上下文去探求，只有10吨这个解释最为合理。第三、空的产品编号，下面接着就是单价，怎么理解？综上，法官遵循最佳证据的采信规则，认定陈泽湘的说法成立，具备合理性。二、法院按照生活经验与常识认定证据，应当得到肯定。陈泽湘大部分的诉讼请求没有得到支持，法庭仅仅支持了小部分。虽然对这份判决，从内心里，陈泽湘是不服的，但基于证据的状况，陈泽湘也只能自认倒霉。而对于欠条和便条的认定，一审法院充分考虑了生活经验与常识，所作出的判断应当得到二审法院的支持。一审法院在审理本案时，有两名人民陪审员参与，陪审员虽然未必是法律专家，但一定是具有生活智慧、能够明辨是非的明理人。在法庭的审理过程中，人民陪审员主动发问，并在询问的过程中察言观色，判断当事人陈述的可靠性。双方交易多年，商业单据管理不善，在此种情况下，结合现有的书证，判断当事人陈述的可靠性就成了非常重要的任务了。在赵裕春对便条极其牵强的解释无法被接纳的前提下，法庭采信了便条和欠条，这也体现了人民陪审员与专业法官的识人善断，二审法院应当支持。陈泽湘在这几年内一直锲而不舍的向赵裕春追索欠款，甚至因此而遭受了刑事调查，即使在面临刑事风险的前提下，陈泽湘依然启动了民事诉讼来维护权利。根据赵裕春的陈述，不但不欠陈泽湘款项，反而多向他支付了货款，在这种情况下，赵裕春却根本没有主张陈泽湘返还款项。赵裕春一直处于答辩的态势，仅仅是不认可欠款。他的后续行为不符合常情常理。法院审判案件、查明事实不光依靠法律，还应当基于社会常识作出判断。结合被赵裕春的消极抗辩、陈泽湘所举出的证据及持续数年的努力追款，一审合议庭得出赵裕春尚欠陈泽湘货款的认定，符合日常生活经验。三、一审判决没有超越陈泽湘的诉请。陈泽湘的诉讼请求为“判令赵裕春支付货款及支付逾期利息”，其在诉讼请求中并未明确只要求支付2014年4月至2014年11月期间货款。而根据法庭查明的事实，双方交易多年，陈泽湘压根没有表示放弃2013年度的货款。民事权利的放弃必须以明示的方式来表示，何况在事发之后，陈泽湘一直在持续不断的追款，毫无任何放弃的意思表示。赵裕春强行把多年滚动的商业往来进行割裂，这只是在为其逃避责任找理由。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驳回赵裕春的上诉。陈泽湘一审诉讼请求：1、判令赵裕春立即支付货款253040元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逾期利息至付清之日止；2、判令赵裕春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陈泽湘与赵裕春之间系多年的业务往来关系。赵裕春分别于2014年7月26日、2014年8月23日、2014年9月13日、2014年9月18日、2014年10月11日、2014年10月17日和2014年11月20日向陈泽湘出具了一份收条，确认收到陈泽湘的油膏共计3702包，每包净重为32.5公斤，其中2014年9月13日的收条上注明了每吨价格为1550元，其余的收条均未注明单价。赵裕春于2014年5月9日、2014年10月11日和2016年10月7日通过其建设银行卡向陈泽湘转账支付货款共计57000元；于2014年10月15日、2015年2月17日和2015年11月1日通过其工商银行卡向陈泽湘转账支付货款共计65000元；于2014年5月15日、2014年9月9日、2014年9月10日、2014年12月6日、2015年6月17日和2016年2月7日向陈泽湘及其妻子张焰现金支付货款共计109000元，以上共计支付了货款231000元，原告对此付款金额予以确认。2013年10月14日被告向原告出具欠条：今欠到陈泽湘油膏货款65800元是事实。该欠条上原告陈泽湘妻子张焰在该欠条上标注“12月18号打款2万元整”，该2万元在被告提交的付款凭据里没有体现，但原告予以确认。原告认为赵裕春拖欠货款253040元，其遂诉至法院。请求偿还货款并按银行同类贷款利率标准计息至清偿之日止。一审法院认为：陈泽湘与赵裕春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双方交易的油膏的数量、单价是多少元及货款支付数额。陈泽湘主张油膏单价是2600元，但无证据证实油膏单价是2600元。根据陈泽湘提交的7份收条，虽然只有2014年9月13日的收条上注明了每吨价格为1550元，其余的收条均未注明单价，从7份收条出具的时间间隔很短的事实分析，可以认定双方交易的油膏单价应为每吨1550元。陈泽湘以赵裕春签名的便条主张赵裕春向其购买了40000元货物的事实，该便条内容虽不完善，该便条由被告出具，被告没有事先订货的习惯做法，被告向原告出具“洪江区农村公路管理站10T单价4000元”后，双方之前的交易没有订货习惯，考虑双方是朋友关系，根据双方的交易习惯，被告将此便条交给原告，之后虽然双方之间就此笔没有收条，从原告处提走10吨单价为4000元的油膏具有高度可能性，法院予以认定。被告代理人提出“10T”是“LOT”，是货物的代码，原告提出其所供货物没有代码，被告亦未提供相应证据支持其观点，对其辩论观点法院不予认定。由此，赵裕春购买陈泽湘的油膏价值共计226488.25元(3702包×32.5公斤/包÷1000×1550元/吨＋10×4000元/吨)，再2013年10月14日被告欠到陈泽湘油膏货款45800元，合计272288.25元。赵裕春举证证实其在2014年5月9日至2016年10月7日期间，以银行转账和现金的方式向陈泽湘支付了货款共计231000元，尚欠41288.25元。赵裕春提出2013年之前的货款在支付8000元之后已经全部结清，但根据其提交的付款凭证无法证明在出具欠条之后支付欠款45800元，对原告的该诉请法院予以支持。鉴于原、被告之间多年业务往来，账务不请，对是否拖欠货款存在争议，故对原告要求从欠款之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的诉请，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遂判决：一、被告赵裕春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陈泽湘货款41288.25元；二、驳回原告陈泽湘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560元，由被告赵裕春负担。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期间，上诉人赵裕春向本院提交湿润烧伤膏商品照片一张，拟证明便条上“Lot”是编号的意思，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并非10吨货物。本院依法组织了当事人进行质证。本院认为上述证据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被上诉人陈泽湘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期间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2013年10月14日，经双方结算后，上诉人赵裕春欠被上诉人陈泽湘65×××××元货款中是否还有45800元未支付。该欠条原件由被上诉人陈泽湘持有，上面标注“12月18日打款2万元整”，其余45800元，上诉人赵裕春未收回欠条，也没有相应的收条予以证实，赵裕春于2013年10月15日至2014年3月24日之间通过建设银行转款给陈泽湘的11万元，不能证明就是对上述欠款45800元的支付，从支付的金额看，11万元远远超出了45800元的数额，结合陈泽湘提交的因字迹模糊无法明确送货数量的2张条据，不能排除该11万元是支付的其他油膏款，故一审法院认定2013年10月14日双方结算欠付65800元货款中仍有45800元未支付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二、被上诉人陈泽湘向法院提交的便条能否作为认定双方交易的依据。该便条由陈泽湘持有，上有赵裕春的签名，有“10Ｔ”、“单价4000元”以及“洪江区农村公路管理站”等内容。该便条内容虽不完善，但基本交易要素均有体现，结合双方多年的交易行为，考虑证据的高度盖然性，一审法院将该便条作为认定双方交易的依据亦并无不当。三、一审判决是否超出被上诉人陈泽湘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陈泽湘请求赵裕春支付货款253040元，一审法院审查双方提交的证据，查明案件事实，认定双方多年来存在业务关系，并依据查明的事实和证据，判决赵裕春支付陈泽湘货款41288.25元，并未超出陈泽湘的诉讼请求。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但一审案件受理费分担不合理，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2560元，由被上诉人陈泽湘负担2000元，上诉人赵裕春负担56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00元，由上诉人赵裕春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朱卫平审判员  向兴礼审判员  王 芳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一日书记员  胡佩佩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