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9民终34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漯河市安普惠民农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漯河市郾城区辽河路正骨医院西临3巷8号。法定代表人：薛志安，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国红，男，1968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区，系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台前县相臣种植专业合作社，住所地台前县马楼镇马楼村。法定代表人：许相臣，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檀金平，河南天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武守印，男，1964年4月26日出生，汉族，住台前县，系该合作社职工。上诉人漯河市安普惠民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普惠民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台前县相臣种植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相臣合作社）种植、养殖回收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台前县人民法院（2019）豫0927民初32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安普惠民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国红及其法定代表人薛志安，被上诉人相臣合作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檀金平、武守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安普惠民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相臣合作社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1.原审判决认定案外人张大奇构成表见代理错误。根据双方签订的《种植购销协议》甲方是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薛志安签字并加盖的公司印章，并明确约定了种植面积为150亩，我公司按乙方相臣合作社打款数额提供种苗，而乙方在一审中称双方约定的是种植面积为50亩，与双方签订的协议不符。在这种情况下，乙方与案外人张大奇合作以达到他人不明的合作目的失败的情况下，将损失强加给我公司，有悖事实。2.我公司与员工张大奇解除劳动关系，没有必要通知相臣合作社，并且张大奇也不是案涉合同的签订者和授权执行落实人。相臣合作社将其行为视为我公司行为，必须有法律规定构成表见代理的充分理由和证据。张顺喜不是我公司的员工，相臣合作社称张顺喜是我公司的员工应承担举证责任。3.相臣合作社没有按合同约定向我公司账户打种苗款，双方约定的150亩的板栗南瓜种植合同未能落实履行，相臣合作社违约将种苗款交付我公司的个人账户或与公司解除劳动关系的个人的账户其损失后果以表见代理的形式强加给我公司，于法无据。4.案外人张大奇的行为不能代表上诉人，不构成表见代理。相臣合作社主张构成表见代理，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不仅应当举证代理行为存在诸如印鉴等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形式要素，而且应当证明其善意且无过失在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台前县相臣合作社辩称，一审法院认定张大奇构成表见代理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二审应予以维持。1.张大奇的行为符合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首先张大奇来台前县以安普惠民公司的名义收款并发放种苗。其次，张大奇是安普惠民公司的正式员工，也是涉案合同的签订参与人，签订合同在安普惠民公司的办公室内并且张大奇以领导的名义参与合同谈判协商。且张大奇也是涉案合同甲方派来乙方的代表，是合同的直接联系人，来相臣合作社持有双方签订的《种植购销协议》。2.相臣合作社相信张大奇有代理权，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安普惠民公司将张大奇辞退未通知相臣合作社，且合同签订后15天张大奇就来台前发放种苗并收款，按一般常理也不会相信张大奇被解除劳动关系。安普惠民公司也不具备《合同法》第九十四条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情形，当然就不存在合同已经自行解除。3.安普惠民公司称，合同签订的是150亩，而一审诉状中称是签订的50亩种植合同，以此来否定合同已履行是对合同条款的片面理解，不能成为上诉理由。相臣合作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依法解除合同，并责令被告安普惠民公司赔偿板栗南瓜损失75000元，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2月12日，被告安普惠民公司（甲方）与原告相臣合作社（乙方）签订《种植购销协议》，约定原告相臣合作社负责发展种植板栗南瓜，种植面积150亩，由被告安普惠民公司提供种苗，具体数量根据原告相臣合作社种植情况，根据打款数额发货。被告安普惠民公司负责回购，保底价1400元/吨。双方并约定，如被告安普惠民公司在合同约定内不收购原告方合格产品，应赔偿全部投资金额，亩投资款大约1500元。案外人张大奇原为被告安普惠民公司员工。2019年2月27日，原告相臣合作社法定代表人许相臣交付张大奇45000元，张大奇为原告相臣合作社提供了种苗。此后原告相臣合作社种植板栗南瓜50亩，南瓜成熟后，被告安普惠民公司并未收购。庭审中，被告安普惠民公司辩称签订《种植购销协议》后便已将张大奇辞退，未通知原告相臣合作社，并辩称未收到原告相臣合作社交付的种苗款。一审法院认为，2019年2月12日被告安普惠民公司（甲方）与原告相臣合作社（乙方）签订《种植购销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关于该《种植购销协议》是否实际履行，是本案的争议焦点：原告方主张已交付种苗款、已种植南瓜并收获，该合同确已履行；被告方辩称在该合同签订后，便已将员工张大奇辞退，此后未收到原告方交付的种苗款，因此涉案合同并未履行。一审认为，被告安普惠民公司亦认可在签订《种植购销协议》时张大奇尚且是公司员工，此后张大奇以被告安普惠民公司名义来到台前县收取种苗款并提供种苗，原告相臣合作社有合理理由相信其行为代表被告安普惠民公司；且被告安普惠民公司虽辩称已将张大奇辞退，但亦承认并未将辞退一事告知原告方，也未及时通知原告方解除涉案合同，因此案外人张大奇收取种苗款、发放南瓜种苗的行为已构成表见代理，其代理行为有效。原告相臣合作社基于合理信赖，履行了《种植购销协议》约定的合同义务，涉案《种植购销协议》应视为有效合同。根据该合同约定，被告安普惠民公司未如约回购板栗南瓜，应当按照每亩1500元的标准赔偿原告方的投资。原告相臣合作社主张其种植50亩板栗南瓜，应由被告方赔偿75000元的意见，予以支持。因原、被告均不愿再继续履行合同内容，依法解除《种植购销协议》中约定的、关于涉案50亩土地上的板栗南瓜种植、回购协议的内容。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判决：一、原告台前县相臣种植专业合作社与被告漯河市安普惠民农业有限公司于2019年2月12日签订的《种植购销协议》中，关于涉案50亩土地上的板栗南瓜种植、回购的协议内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解除。二、被告漯河市安普惠民农业有限公司赔付原告台前县相臣种植专业合作社投资款75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三、驳回原告台前县相臣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相臣合作社申请证人许某出庭，其证言称同许相臣到漯河安普惠民公司签合同时，张大奇在场，并参与合同谈判。意在证明，张大奇构成表见代理。安普惠民公司未提交新证据，对许某的证言质证意见为，其系许相臣之子，并且为种植户，其对被上诉人有利的证言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本院经审查认为，安普惠民公司对许某同许相臣到漯河签订合同，张大奇在场的基本事实未予否认，只是认为许某与许相臣的父子关系认为该证言不应采信的法律依据不足。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且一审中安普惠民公司称，“张大奇是公司普通员工，签订合同之后，不听公司指挥，公司就不用他了，签完合同没几天就解除了。”许某的证言与一审庭审中安普惠民公司的陈述相印证，应予采信。二审另查明，张大奇又名张奇，身份证号码：，在案涉《种植购销协议》签订前同安普惠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薛志安到台前考察过，在漯河安普惠民公司签订《种植购销协议》时，张大奇在场。其余事实与一审认定基本相同，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张大奇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相臣合作社主张赔偿75000元是否有事实及法律依据。首先，相臣合作社作为合同的相对人因张大奇陪同安普惠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薛志安到台前考察过，并且在签订《种植购销协议》时张大奇是安普惠民公司的员工，也在场。案涉协议中未明确约定，种苗款打入公司的基本账户，相臣合作社有理由相信张大奇有代理权的情况下，在《种植购销协议》签订后不久就将南瓜种子款交给了张大奇，张大奇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第二，被代理人安普惠民公司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三条的规定，在承担有效代理行为产生的责任后，可以向无权代理人追偿因代理行为而遭受的损失。第三，综合45000元种子的数量，可以种植的亩数，再根据双方签订的种植购销协议备注约定，“如甲方在合同约定内不收购乙方合格产品，甲方赔偿乙方全部投资金额。亩投资款大约壹仟伍佰元整。”相臣合作社自始主张50亩的损失共计75000元，应予支持，安普惠民公司不能以相臣合作社与张大奇之间系另外的法律关系，来否认作为其员工的张大奇与相臣合作社之间表见代理的事实。综上所述，漯河市安普惠民农业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75.00元，由漯河市安普惠民农业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贺艳丽审判员刘伟审判员魏献忠二〇二〇年六月八日书记员 陈      亚      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