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3民终83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胡国安，男，汉族，1968年4月18日出生，住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上诉人（原审被告）：盛志兰，女，汉族，1969年8月13日出生，住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上诉人（原审被告）：胡艳，女，汉族，1994年3月19日出生，住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业伟，雨湖区惟湘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淑兰，女，汉族，1962年4月19日出生，住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其伟，男，汉族，1967年6月22日出生，住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思，湖南勤人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胡国安、盛志兰、胡艳因与被上诉人刘淑兰、朱其伟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2019）湘0302民初35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胡国安、盛志兰、胡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判令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及财产保全费。事实和理由：1、一审事实认定错误。上诉人胡国安所经营的国安生猪养殖专业合作社被湖南龙润农牧科技有限公司于2018年5月解除租赁合同，腾出场地（渔场）。两被上诉人因劳务合同纠纷于2018年8月16日第一次起诉胡国安后，胡国安又多次提出解除劳动关系，但两被上诉人仍恶意霸占渔场，并继续对外提供有偿捕鱼钓鱼，收入归其所有，直至湘潭县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腾出场地，被上诉人朱其伟妨碍公务被司法拘留，被上诉人刘淑兰见状逃离渔场。一审判决仍错误认定被上诉人恶意霸占期间，侵占财产为劳务合同关系。2、一审证据认定错误。两被上诉人提交的基本证据均是第一次诉讼中已认定的“工资支付协议、全权委托授权书”，证据被一审法院重复采纳认定。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涉案渔场是湘潭市国安生猪养殖专业合作社租赁的，且租赁关系已解除，一审法院认定为无关联。3、一审主体认定错误。被上诉人是湘潭市国安生猪养殖专业合作社所雇佣，并在承租的白托渔场做事，应由湘潭市国安生猪养殖专业合作社支付工资。上诉人胡艳是湖南艳湘农牧科技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盛志兰是该公司股东。一审法院判决胡艳、盛志兰支付被上诉人工资是错误的。一是涉案渔场承租方是湘潭市国安生猪养殖专业合作社，与胡艳、盛志兰无关。二是湖南艳湘农牧科技有限公司是2014年10月27日才成立，也没有与湘潭市国安生猪养殖专业合作社签订转包合同。三是湖南艳湘农牧科技有限公司于2019年6月4日申请解散注销前，依法发布了债权人公告，两被上诉人认为湖南艳湘农牧科技有限公司有支付工资的义务应在公告期内申报债权。一审判决以未经核算即注销为由，判决三上诉人对“上述劳务工资承担清偿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刘淑兰、朱其伟共同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和理由：1、刘淑兰、朱其伟自2014年2月22日受胡国安雇佣看守渔场后，一直在渔场守护，从未离开。2018年8月16日第一次劳务合同纠纷后，胡国安也未提出过要求解除劳动关系，直至湘潭县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要求刘淑兰、朱其伟腾出场地。2、湘潭县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并非因刘淑兰、朱其伟的占用，而是因为胡国安没有按生效判决的内容履行义务，刘淑兰、朱其伟对该判决不知情，该案件也与刘淑兰、朱其伟无关。相反，朱其伟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司法拘留了。3、根据湖南艳湘农牧科技有限公司的住所地及刘淑兰、朱其伟的工作地点可知，刘淑兰、朱其伟实际是为湖南艳湘农牧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上诉人关于湖南艳湘农牧科技有限公司已履行了合法清算程序的主张，亦与事实不符，刘淑兰、朱其伟一直在该公司工作，从没有见过该公司发布了债权人公告。刘淑兰、朱其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向两原告支付欠付的工资33000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2月22日，原告朱其伟、刘淑兰经被告胡国安母亲介绍开始在位于湖南省湘潭县（白坨鱼场）的养殖场从事渔场看护、养护、猪场财产守护及其他劳务工作。2015年4月13日，原告朱其伟、刘淑兰（乙方）与被告胡国安（甲方）签订了一份《工资支付协议》，约定：“一、乙方从2014年2月22日起至2015年4月13日止，因猪场暂时停业，甲方对乙方工作进行调动；二、因目前处于困境，双方互谅互让，一致同意甲方支付乙方工资按叁仟伍佰元整／月计算，因甲方还欠乙方儿子黄光明三个月工资（已支付2000元，余欠400.0元），合计：大写伍万壹仟捌佰叁拾叁元整）；三、甲方同意乙方继续留守渔场的看守、养护及其他工作，甲方支付乙方工资为叁仟元整／月，自2015年4月14日开始计算，乙方兼带守护猪场财产，乙方生活费自理；四、乙方一直在猪场坚守，是目前最贴心的员工，希望乙方继续坚持，甲方承诺在九华征收款项优先支付乙方工资。如果猪场和渔场转让或征收，甲方必须优先保证支付乙方工资；五、在乙方坚守期间，绝对禁止私自处理公司的财产，如果受到威胁要及时报警和告知甲方，全力维护公司的财产，绝对保证任何人不得私拿强抢公司财产（财务清单）。”2015年4月13日，被告胡国安（委托人）与两原告（受委托人）共同签订了一份《全权委托授权书》，约定：“今委托人授权受委托人全权负责渔场1＃、9＃、10＃三间渔场的所有经营和管理，另全权负责猪场的财产的安全和维护，任何人未经委托人、受委托人的同意不得擅自捕鱼、钓鱼、偷鱼，否则可追究责任人造成的一切财产损失并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事后，两原告为追偿欠付的171833元劳务工资及自2018年8月14日起按3000元／月至双方劳务合同解除之日止的工资以及所垫付的渔场材料费、电费，故于2018年8月向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被告为胡国安）。2018年11月22日，该院经审理作出了（2018）湘0302民初2390号民事判决书，支持了171833元欠付工资，但以“提起诉讼时该部分工资的支付条件尚未成就，且无法确认双方劳务合同解除之日止的时间”为由驳回了“自2018年8月14日起按3000元／月至双方劳务合同解除之日止的工资”的诉讼请求。之后，两原告不服该判决向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但后于2019年4月10日撤回了上诉申请。次日，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2019）湘03民终33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予撤回上诉，故上述判决书现已发生法律效力。上述判决生效后，两原告继续在涉案养殖场内为被告从事渔场看护、养护、猪场财产守护及其他工作，直至2019年6月11日被湘潭县人民法院以“执行申请人湖南隆润农牧科技有限公司与被申请执行人湘潭市国安牲猪养殖专业合作社租赁合同纠纷执行一案（被执行人在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搬离租赁场所）”为由，被强制腾退并搬离养殖场（其中被告朱其伟因此被湘潭县人民法院以妨碍司法执行为由作出拘留决定，但事后被提前解除拘留措施）。事后，两原告向三被告索取后续劳务工资未果，形成本案诉讼。另查明：两原告主张其提供劳务时的养殖场为湖南艳湘农牧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住所地为湘潭县（白托渔场），营业范围包含生猪养殖销售、淡水鱼饲养等，法人代表为胡艳，公司股东为三被告胡国安、盛志兰、胡艳（三者系父母女儿家庭关系），于2014年10月27日成立，但之后又于2019年6月4日注销。两原告提交的“《合作协议书》”以及三被告提交的“垂钓鱼广告、吊杆图片、销鱼记录以及湘潭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湘0321民初1062号民事判决书”与本案无关联性，不作为认定本案客观事实的依据。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两原告是否有权主张后续劳务工资33000元以及三被告是否应对欠付的劳务工资承担连带清偿责任。1、两原告自2014年2月22日起受雇于湖南省湘潭县（白坨鱼场）的养殖场从事渔场看护、养护、猪场财产守护及其他工作，故两原告有权基于该雇佣劳务关系主张劳务工资。本案中，从两原告为养殖场实际从事上述劳务工作的时间应认定为自2014年2月22日起至2019年6月11日湘潭县人民法院强制腾退涉案养殖场地（两原告亦被强制搬离养殖场）止。因此，两原告有权主张上述劳务期间的工资，但鉴于2014年2月22日起至2018年8月13日止的劳务工资两原告已在另案解决，故两原告在本案中主张2018年8月15日起至2019年6月11日止的后续劳务工资（根据双方《工资支付协议》按3000元／月计算10个月，总计30000元）于法有据，予以支持，但对于两原告所主张的33000元超出部分不予支持。被告辩称双方劳务雇佣关系早在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湘03民终338号民事裁定书生效后解除，故两原告无权主张上述裁定生效之后的“后续劳务工资”。对此，三被告均未能提出足够证据证实已明确与两原告解除了劳务关系，相反，在另案（2018）湘0302民初2390号生效民事判决书中载明：“对双方劳务合同解除之日止的时间无法予以确认”，且从本案的事实来看，两原告事后继续在养殖场从事劳务的事实也是客观存在的（被告称系强行恶意占用养殖场未能举证证明）。2、本案中，两原告自2014年2月22日起经人介绍便实际为湖南省湘潭县（白坨鱼场）的养殖场从事相关劳务工作（未签订书面劳务合同），之后，被告胡国安于2015年4月13日以个人名义与两原告补签了《全权委托授权书》、《工资支付协议》等两份书面协议。但综合本案双方现有的证据及有关事实来看，两原告的实际雇主应为湖南艳湘农牧科技有限公司（公司注册成立时间、经营范围、住所地与两原告从事劳务工作时间、地点、工作职责均基本吻合），上述《全权委托授权书》、《工资支付协议》虽系被告胡国安以其个人名义与两原告所补签，但鉴于补签前两原告系为位于湖南省湘潭县（白坨鱼场）的养殖场从事有关劳务工作而不是为被告胡国安个人（湖南艳湘农牧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之一）从事劳务工作的事实也是客观存在的（养殖场在本案显然不属于个人所开设），故被告胡国安所签上述两份协议实为代表养殖场（公司）所签，湖南艳湘农牧科技有限公司（养殖场）应依法承担支付两原告所欠付上述劳务工资的义务。另考虑到三被告未举证证明湖南艳湘农牧科技有限公司有经过合法清算程序情形于2019年6月4日注销，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条规定，两原告以该公司未经合法清算即注销为由要求三被告（股东）胡国安、盛志兰、胡艳对上述劳务工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支持。判决：一、被告胡国安、盛志兰、胡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刘淑兰、朱其伟支付劳务工资30000元；二、驳回原告刘淑兰、朱其伟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30元，财产保全费350元，共计980元，由被告胡国安、盛志兰、胡艳共同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胡国安、盛志兰、胡艳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一、《报告》、《国安养殖合作社情况介绍》、湘潭县白托猪场及部分渔场租赁合同、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营业执照。拟证明两被上诉人是湘潭市国安牲猪养殖专业合作社所雇，在承租的湘潭县白托猪场渔场从事管理，应由该法人支付工资，与胡国安个人及湖南艳湘农牧科技有限公司无关。证据二、国家企业信用信息系统（湖南）债权人公告。拟证明上诉人胡艳为法定代表人的湖南艳湘农牧科技有限公司决定解散注销登记前，依法发布了债权人公告，两被上诉人没有在公告期内申报债权。该公司合法清算完毕后，公司股东胡艳、盛志兰、胡国安没有承担清偿劳务工资的义务。被上诉人刘淑兰、朱其伟质证称，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其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不能达到两被上诉人系湘潭市国安牲猪养殖专业合作社所雇的证明目的。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根据该公告，债权申报联系地址为湘潭市湘潭县，在债权申报期间，两被上诉人仍在该处工作，从未见过债权申报公告，也未见过清算组成员，上诉人的主张不能成立。被上诉人刘淑兰、朱其伟向本院提交了一份《合作协议书》，拟证明湘潭市国安牲猪养殖专业合作社的经营场所在湘潭市雨湖区，与两被上诉人工作的湘潭县无关，两被上诉人实际雇佣单位是湖南艳湘农牧科技有限公司。上诉人胡国安、盛志兰、胡艳质证称，该份《合作协议书》系复印件，对其真实性有异议，且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对其关联性也有异议。本院认证意见如下：对上诉人提交证据一、二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湘潭市国安牲猪养殖专业合作社工商登记地址为湘潭市雨湖区，与被上诉人的工作地点湘潭县石潭镇不同，不能证明被上诉人系湘潭市国安牲猪养殖专业合作社所雇的证明目的。仅凭国家企业信用信息系统（湖南）债权人公告，达不到证明湖南艳湘农牧科技有限公司系经过合法清算程序后注销，该公司原股东胡国安、盛志兰、胡艳无需对本案债务承担责任的证明目的。被上诉人提交的《合作协议书》系复印件，真实性无法核实，且该份证据亦与本案无关，故不予认可。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湖南艳湘农牧科技有限公司于2014年10月27日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艳，股东胡国安、胡艳、盛志兰，经营范围包括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生猪的饲养、销售，淡水鱼饲养等，住所地为湘潭县（白托鱼场），该公司于2019年6月4日注销。湘潭市国安牲猪养殖专业合作社于2010年10月22日成立，负责人胡国安，出资成员胡国安、盛志兰、周艳辉、沈志明、张素清，经营范围包括牲猪的养殖和销售，冷冻服务，住所地为湘潭市雨湖区。另查明，涉案鱼场经营场地系湘潭市国安牲猪养殖专业合作社从湖南龙润农牧科技有限公司处承租的，租赁合同签订于2013年8月20日，后湖南龙润农牧科技有限公司通过诉讼、执行程序收回了出租场地。二审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刘淑兰、朱其伟经胡国安母亲介绍自2014年2月22日起在湘潭县（白托鱼场）的养殖场从事鱼场看护、养护、猪场财产守护及其他劳务工作。刘淑兰、朱其伟所工作的鱼场地址与湖南艳湘农牧科技有限公司的登记住所地相同，刘淑兰、朱其伟所从事的工作亦在该公司经营范围之内，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包括股东共三人即为胡国安及其妻子盛志兰、女儿胡艳。另刘淑兰、朱其伟与胡国安签订了《工资支付协议》，胡国安并向刘淑兰、朱其伟出具《全权委托授权书》，双方对工作职责、权限、工资报酬等方面明确进行了约定。白托鱼场的场地系以湘潭市国安牲猪养殖专业合作社（法定代表人胡国安）的名义从湖南龙润农牧科技有限公司承租后用于从事养猪、养鱼等养殖业生产。签订租赁合同时，湖南艳湘农牧科技有限公司尚未成立，该养殖专业合作社与刘淑兰、朱其伟所工作的鱼场地址不同，根据本案案情并结合双方所提交的证据，能够认定本案中接受劳务的一方为湖南艳湘农牧科技有限公司。上诉人提出的被上诉人系湘潭市国安牲猪养殖专业合作社所雇佣，应由其支付工资的主张，依法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另上诉人提出湖南艳湘农牧科技有限公司在申请注销前依法发布了债权人公告，刘淑兰、朱其伟并未申报债权，故其要求三上诉人对本案所涉劳务工资承担清偿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发布债权人公告仅是公司解散注销前的一个程序，公司合法清算需经过成立清算组、通知债权人、债权申报登记、执行清算方案等一系列程序，发布债权人公告与公司进行了合法清算程序并不能划等号，且公司对其所欠劳务工资理应知晓，劳务工资一般应在支付完清算费用后优先支付，结合刘淑兰、朱其伟在本次诉讼前已通过起诉主张过劳务工资等情况，本院对上诉人所提出的上述上诉理由不予采纳。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对“刘淑兰、朱其伟以湖南艳湘农牧科技有限公司未经合法清算即注销为由要求三被告（股东）胡国安、盛志兰、胡艳对上述劳务工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并无不当，应予维持。本案中，刘淑兰、朱其伟自2014年2月22日起在白托鱼场工作直至2019年6月11日湘潭县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腾退涉案养殖场地，刘淑兰、朱其伟方才离开涉案养殖场。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刘淑兰、朱其伟从事劳务工作的时间自2014年2月22日起至2019年6月11日止，与本案审理查明的事实相符，应予维持。上诉人胡国安称其于2018年8月16日之后多次向被上诉人提出解除劳务关系，并要求被上诉人离开鱼场，被上诉人没有离开并恶意霸占鱼场，但对其主张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且与《工资支付协议》中约定的“甲方同意乙方继续留守渔场的看守、养护及其他工作，甲方支付乙方工资为叁仟元整／月，自2015年4月14日开始计算，乙方兼带守护猪场财产，乙方生活费自理”及《全权委托授权书》中“今委托人授权受委托人全权负责渔场1＃、9＃、10＃三间渔场的所有经营和管理……”等相关内容相悖，本院不予采纳。刘淑兰、朱其伟第一次向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主张权利时，该院以“提起诉讼时该部分工资的支付条件尚未成就，且无法确认双方劳务合同解除之日止的时间”为由，驳回了刘淑兰、朱其伟主张的“自2018年8月14日起按3000元／月至双方劳务合同解除之日止的工资”的诉讼请求。后因湘潭县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腾退涉案养殖场地，刘淑兰、朱其伟于2019年6月11日离开该养殖场，其提起本次诉讼主张后续劳务工资，并提交《工资支付协议》《全权委托授权书》等证据，合理合法，不属于重复举证，故上诉人提出的两被上诉人提交的基本证据均是第一次诉讼中已认定的“工资支付协议、全权委托授权书”，证据被一审法院重复采纳认定的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胡国安、盛志兰、胡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30元，由上诉人胡国安、盛志兰、胡艳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立兵审判员  戴 伟审判员  周智湘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李淇耀书记员李丹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