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1民终162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黄静静，女，1974年6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学伟，泰和泰(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雪媛，女，1980年4月1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济南市，现住济南市历下区甸新东路46号中国银行宿舍4号楼3单元201号。委托诉讼代理人：林东，济南历下鲁林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黄静静因与被上诉人王雪媛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19)鲁0102民初84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静静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9)鲁0102民初8418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王雪媛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及财产保全费由被上诉人王雪媛承担。事实与理由：1、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涉案50万元理财款项已通过顶替案外人的方式买入元邦五号基金，被上诉人王雪媛对此是明知且认可的。根据上诉人黄静静与被上诉人王雪媛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可知，上诉人黄静静在2018年7月4日曾明确告知被上诉人王雪媛因元邦基金当时正处于封闭期，无法直接进行购买，案外人董明霞（资金由上诉人代持）已于2018年6月份申请赎回，被上诉人王雪媛此次买入是以顶替案外人董明霞投资者地位的方式买入元邦基金，被上诉人王雪媛对该种买入方式是明知且认可的。上诉人黄静静因工作需要，代持了包括被上诉人王雪媛在内的多人的投资资金，包括案外人董明霞130万元、唐蕾110万元。其中，2016年8月12日，董明霞向上诉人黄静静转款50万元，实际代持金额为40万元，同日上诉人黄静静与董明霞签订40万元的代持协议，同日，上诉人黄静静以黄惠丰名义买入280万元元邦基金，该40万元董明霞每月未赎回收益，根据上诉人黄静静与董明霞的微信聊天记录、元邦公司的收益表，截至2018年11月30日本金、收益已合计235万元，该笔资金董明霞至今未赎回；2017年12月13日，董明霞又向上诉人黄静静转账90万元交由上诉人黄静静代持，上诉人黄静静每月向董明霞转账支付收益，该笔资金董明霞于2018年6月份申请赎回，上诉人黄静静于2018年7月5日转账给董明霞。案外人唐蕾分别于2017年6月15日、2017年12月6日向上诉人黄静静转账30万元、80万元交由上诉人黄静静代持，上诉人黄静静每月向其支付收益，唐蕾于2018年6月份申请赎回，上诉人黄静静于2018年7月9日向唐蕾转账110万元，当日唐蕾向上诉人黄静静出具了收条。2018年7月5日，被上诉人王雪媛向上诉人黄静静转款50万元后，在2018年7月7日曾提出要在8月份申请赎回该50万元，而后在2018年8月24日，被上诉人王雪媛又告知上诉人黄静静不赎回了，等过了封闭期再说，依据元邦公司的资产管理计划合同，基金赎回的当月不支付基金收益，因此被上诉人王雪媛在2018年8月未有基金收益。而后元邦基金产品收益率降低，至2019年5月份元邦公司出现兑付困难，上诉人黄静静于2019年3月15日、2019年7月1日、2019年8月7日向被上诉人王雪媛转账基金收益合计6200元。综上，被上诉人王雪媛以顶替案外人董明霞的方式买入元邦基金，被上诉人王雪媛对该种买入方式是明知的，且因为被上诉人王雪媛自身原因，在2018年7月份申请次月赎回，致使被上诉人王雪媛在2018年8月未有基金收益。因上诉人黄静静与案外人董明霞、唐蕾等均是代持方式，因此并无董明霞向山东元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元邦公司）申请赎回的相应证据；上诉人黄静静微信聊天中提到的30万元不够支付他人赎回的金额也与事实相符，2018年6月份董明霞、唐蕾均申请赎回，赎回金额合计190万元，上诉人黄静静账户内资金不足以支付全部赎回金额也是客观事实；董明霞与被上诉人王雪媛并不相识，两者之间的份额转让均是由代持人即上诉人黄静静处理的，并未有董明霞向被上诉人王雪媛转让份额的意思表示，原审法院未查清案件事实，加重了上诉人黄静静的举证责任，属认定事实不清。2、山东元邦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已于2019年7月15日立案侦查，被上诉人王雪媛已就委托上诉人黄静静理财的90万元（包含涉案50万元款项）向济南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报案，济南市公安局经侦支队也已立案受理，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或者执行过程中，发现有非法集资犯罪嫌疑的，应裁定驳回起诉或中止执行，本案中涉案款项均已在济南市公安局经侦支队立案受理，本案应中止审理或裁定驳回起诉。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现特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四条、一百七十条之规定，提起上诉并请求依法改判。被上诉人王雪媛辩称，1、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正当。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上诉人黄静静不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涉案50万元买入元邦五号基金。上诉人黄静静没有向被上诉人王雪媛交付被上诉人成为理财产品权利人的证明，也没有提供上诉人黄静静成为理财产品权利人的凭证，也没有出示其他理财产品权利人与上诉人黄静静订立的将自己份额确认归上诉人黄静静所有的协议。而且被上诉人王雪媛的50万元并未进入任何一家公司的账户。上诉人黄静静称涉案50万元理财产品已经通过顶替案外人董明霞的方式买入元邦五号基金，但上诉人黄静静并无证据证明案外人董明霞实际购买了元邦五号基金产品，那么就更不可能存在被上诉人王雪媛通过顶替案外人董明霞的方式买入元邦五号基金。再者，上诉人黄静静自认被上诉人王雪媛于2018年7月5日向上诉人黄静静转款之前，山东元邦公司已经是封闭期，出现了兑付困难，上诉人黄静静在没有给被上诉人王雪媛说明情况且再让被上诉人王雪媛转款的行为存在明显的恶意，上诉人黄静静将该款私自留用或另做他用，以弥补自身损失的行为严重损害了被上诉人王雪媛的合法权益。3、被上诉人王雪媛曾应上诉人黄静静的要求去公安机关报案，报案的内容也是上诉人黄静静授意的，且被上诉人王雪媛无任何报案材料，并未有投资协议等证明材料，也没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王雪媛投资已经成功购买了元邦基金，无法证明自己系元邦公司的受害人，公安机关就被上诉人王雪媛的报案也未立案受理。在本案中，上诉人黄静静并未将涉案款项交付给涉嫌犯罪的公司，仅是留作私用，因此本案不属于刑事案件范围。在被上诉人王雪媛没有证据能够证明涉案款项交付给涉嫌犯罪的公司的情况下，被上诉人王雪媛也不可能通过刑事案件维权成功。因此上诉人黄静静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王雪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原告王雪媛与被告黄静静之间的委托关系；2、判令被告黄静静返还50万元款项及利息;3.本案诉讼费用、保全费用由被告黄静静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3月5日，原告王雪媛向被告黄静静账户转款30万元，黄静静于当日出具收条，内容为“王雪媛购买山东元邦投资集团五号一期产品，三十万元委托黄静静代持，代持期间产品的盈利与亏损均与代持人黄静静无关。投资期间若发生收益与本金赎回费用自行承担。到账后由代持人黄静静转交。备注：所有投资细节均按公司合同执行。投资时间2018年3月5日。代持人黄静静（签名）”。2018年3月5日，王雪媛向黄静静账户转款的30万元在十分钟后转入李红玉名下账户。2018年7月5日黄静静自李红玉账户中向董明霞转账80万元，转账后的李红玉账户余额为35.9万元。此后，当日15时，王雪媛向黄静静账户转款50万元，15时04分，王雪媛向黄静静账户转款的50万元转入李红玉名下账户。黄静静于当日出具收条，内容为“7月5号收到王雪媛购买山东元邦投资集团五号一期产品五十万元整，委托黄静静代持。其代持内容同上。代持人黄静静（签名）”。2015年12月,案外人黄惠丰与青海万相投资管理中心2015年12月签订的元邦5号牡丹稳健性资产管理计划合同。2016年3月4日、2016年8月12日、2017年3月3日、2017年12月7日案外人黄惠丰与青海万相投资管理中心签订直销申购协议（个人投资者）。2016年8月12日，案外人董明霞与黄静静签订代持协议，委托被告投资40万元。2017年12月13日，案外人董明霞向黄静静账户转账90万元。2018年4月11日，王雪媛收到黄静静回款23460元；2018年5月10日，王雪媛收到黄静静回款20700元；2018年6月8日，王雪媛收到黄静静回款22530元；2018年7月24日，王雪媛收到黄静静回款16479元。此后。至2019年3月15日，黄静静向王雪媛转款3000元；7月1日转200元；8月7日转款3000元。2019年7月15日，济南市公安局历下分局对7.15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立案侦查。经侦支队在通报中称经查山东元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青海万相元邦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西藏元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均由张敬伟实际控制，在线上或线下向不特定群体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另查明，黄静静自2015年8月至今由济南万相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缴纳养老保险。一审法院认为，现被告黄静静辩称所购买的“理财产品”系犯罪嫌疑人所控制的公司进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手段，本案属于刑事案件范围。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原告王雪媛通过被告黄静静所欲购买的“理财产品”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确定无疑。但本案中被告黄静静主张的于2018年7月5日转给被告黄静静的50万元属于该刑事案件范围的前提是黄静静确实已将该50万元交付给了涉嫌犯罪的公司。即如果黄静静将收到的王雪媛款项交付给了山东元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青海万相元邦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西藏元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的任一家公司，则被告黄静静的该主张成立。现原告王雪媛主张因被告黄静静提前已获知涉案山东元邦公司出现问题，出现兑付困难，故被告黄静静并未转交该50万元，而是将该款项私自留用，以弥补自身损失。因此被告黄静静需对其所主张的已经按照原告王雪媛的委托购买了50万元特定“理财产品”加以证明。根据现有证据，被告黄静静既没有向原告王雪媛交付原告王雪媛成为特定“理财产品”权利人的凭证，也没有提供被告黄静静自己为特定“理财产品”权利人的凭证，也没有出示其他“理财产品”权利人与原告王雪媛订立的将自己份额确认归黄静静所有的协议。同时，根据银行账户流水显示，原告王雪媛的50万元并未进入前述的任何一家公司账户。因此，被告黄静静主张将原告王雪媛的50万元已购买特定“理财产品”的意见并无证据证实。故本案原告王雪媛主张的50万元与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公司无关，被告黄静静辩称的本案属刑事案件范围的意见不成立。对于被告黄静静辩称的原告王雪媛的50万元是以顶替案外人董明霞投资者地位的方式买入元邦5号基金的意见。一审法院认为，第一，被告黄静静提交的董明霞与被告黄静静之间的40万元代持协议与董明霞向被告黄静静转款90万元的时间相差一年四个月，数额也不相符，故无法确认二者之间的联系；第二，被告黄静静称其为董明霞的基金代持人，但被告黄静静并未提交其履行了与董明霞所签订的代持协议的证据，即无证据证明董明霞实际购买了基金产品；第三，被告黄静静称董明霞于2018年6月份申请赎回，但被告黄静静并未提交董明霞向元邦公司申请赎回的证据；第四，被告黄静静在与原告王雪媛的微信对话中称原告王雪媛购买30万元太少，不够支付他人赎回的金额。但根据被告黄静静掌控的李红玉账户流水可知，被告黄静静在向董明霞转账前账户余额为一百三十余万元，与其向原告王雪媛所说的不够支付金额不符。第五，被告黄静静讲原告王雪媛顶替董明霞股份，但对董明霞与原告王雪媛之间存在份额转让的意思表示及转让行为并未提交证据证明，且二者金额也不相符。因此，对被告黄静静的上述答辩意见，不予采信。关于被告黄静静提交的原告王雪媛亲笔书写的收益清单，一审法院认为，该清单显示原告王雪媛在2019年4、5、6、7月均有收益，与被告黄静静主张的原告王雪媛在此之前购买了相关“理财产品”相对应。但7月之后再无收益，这与被告黄静静提交的在山东元邦公司有投资的案外人黄惠丰在2018年8月仍享有收益不符。与被告黄静静所主张的已将50万元购买了相关“理财产品”也无关联性。本案为委托合同纠纷，原告王雪媛委托被告黄静静购买特定“理财产品”。但该产品已被定性为非法，故因双方的委托事项不合法而使委托关系无效。因此对于原告王雪媛主张解除委托关系的请求，不予支持。因无效合同而取得的财产应予以返还，故对于原告王雪媛的返还50万元的主张，予以支持。关于原告王雪媛主张的利息，一审法院认为违法占有他人资金应支付占有期间的利息，故被告黄静静应支付原告王雪媛利息，以50万元为基数，利息起止日期为自2019年8月16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2019年8月20日前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之后的利息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黄静静返还原告王雪媛50万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被告黄静静支付原告王雪媛资金占用利息（以50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16日起至2019年8月20日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三、驳回原告王雪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被告黄静静负担；财产保全费3020元，由被告黄静静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黄静静提交下列证据：1、黄惠丰交通银行个人客户交易清单1份；2、董明霞与黄静静的微信聊天记录1份，上述两份证据拟证明：2016年8月12日，董明霞分两笔向黄惠丰转账汇款50万元用以购买理财产品，黄惠丰于同日买入元邦基金280万元，根据上诉人黄静静与案外人董明霞签订的代持协议，上诉人黄静静在2016年代持董明霞投资理财款共计40万元，结合上诉人2017年12月13日的交通银行个人客户交易明细，上诉人黄静静代持董明霞委托理财款合计为130万元；3、上诉人黄静静交通银行个人客户交易清单1份、案外人李红玉中国工商银行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1份、案外人唐蕾出具的收条1份；4、上诉人黄静静整理的银行交易清单一份，上述证据3-4拟证明：上诉人黄静静在山东元邦公司任职期间，代持了多人的投资资金，包括董明霞130万元、唐蕾110万元，2018年6月份，在投资封闭期内，案外人董明霞、唐蕾向上诉人黄静静提出赎回投资资金，此时被上诉人王雪媛找到上诉人黄静静，提出要买入一定份额理财产品，王雪媛即以顶替董明霞投资人地位的方式买入了元邦五号基金，该种买入方式王雪媛是明知的，通过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证实，该买入方式是在明确告知被上诉人王雪媛的情况下操作的；5、上诉人黄静静与被上诉人王雪媛的微信聊天记录1份，拟证明被上诉人王雪媛对顶替案外人买入元邦五号基金的事实是明知的，2018年7月5日，王雪媛向上诉人黄静静转款50万元后，2018年7月7日向上诉人黄静静提出要在8月份赎回该50万元，又于2018年8月24日表示不赎回了，等过了封闭期再说，依据与山东元邦公司的资产管理计划合同，申请基金赎回的当月不支付基金收益，因此在2018年8月份王雪媛没有收益。被上诉人王雪媛经质证，对上述证据1、2的真实性有异议，且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不能体现被上诉人王雪媛的涉案款项投入了山东元邦公司；对证据3中银行明细清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与本案有关联性，不能证实其证明内容，对证据3中的收条真实性有异议，且该收条与本案无关联性；对证据4的真实性不予确认，认为该证据不符合证据规则，证据3和4无法证明被上诉人王雪媛以顶替董明霞投资人地位的方式买入了元邦五号基金；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通过该证据可以证明上诉人黄静静没有给被上诉人王雪媛说明山东元邦公司已经是封闭期出现了兑付困难，也没有说明被上诉人王雪媛以顶替的形式购买元邦五号基金。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诉人黄静静提供的上述证据被上诉人王雪媛均有异议，且上述证据不足以证实黄静静完成了委托事项，对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黄静静与被上诉人王雪媛之间构成委托合同关系。上诉人黄静静上诉主张涉案王雪媛的50万元理财款已通过顶替案外人董明霞的方式买入元邦五号一期理财产品，但其提供的与董明霞之间的代持协议、微信聊天、转账记录等，并不足以证明其与董明霞之间代持元邦五号一期理财产品的数量，亦不能证明王雪媛顶替董明霞持有元邦五号一期理财产品50万元；且上诉人黄静静陈述其以黄惠丰的名义代持多人的投资资金，但其并未提供证据证实其具体代持元邦五号一期理财产品的数额及基本情况，亦即上诉人黄静静提供的现有证据无法证实其所代持的元邦五号一期理财产品中包含了被上诉人王雪媛的50万元。综上，上诉人黄静静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完成了委托事项，一审法院据此判决上诉人黄静静返还被上诉人王雪媛50万元并无不当。上诉人黄静静并未完成代持元邦五号一期理财产品50万元的委托事项，涉案委托合同纠纷与山东元邦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无关，上诉人黄静静主张本案应中止审理或驳回起诉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黄静静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上诉人黄静静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农泽审 判 员 刘永刚审 判 员 宋文华二〇二〇年六月一日法官助理 秦长葳书 记 员 韩卓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