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1民终87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江苏海企国际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开发区利源南路8号。法定代表人：杨剑鹏，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袁青，女，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云维，北京市盈科（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阜宁县雅韵达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江苏省阜宁县阜城条河村一组青龙路35号。法定代表人：徐为春。委托诉讼代理人：戴学清，男，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亚娟，女，该公司员工。上诉人江苏海企国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企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阜宁县雅韵达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雅韵达公司）加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2019)苏0115民初34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5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海企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袁青、赵云维，被上诉人雅韵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戴学清、徐亚娟到庭应诉。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海企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雅韵达公司赔偿海企公司运费损失20848.56元、制作工序损失65114元、残次衣物损失10902元，退还超额支付的加工费30396元，合计127260.56元，并负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错误认定海企公司与雅韵达公司变更交货标准、交货地点且免除其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七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本案中，双方并未协商一致对交货标准和交货地点进行变更。因海企公司向第三方交付案涉衣物的期限已届满，为降低自身对第三方的违约风险，被迫将雅韵达公司未做后道的衣物运至指定地点寻求多方补做后道。且在2018年9月12日邮件中，海企公司已经指出雅韵达公司未做后道及部分衣物严重不良导致重做等违约行为，并强调“如违约不能交货，按合同约定贵司需支付违约金和所有面辅料货款及其他一切损失”。受雅韵达公司胁迫所致，海企公司才向雅韵达公司付款，亦可通过事后起诉的方式追究其违约责任。一审法院在错误认定事实的基础上进而免除雅韵达公司应当承担的违约责任，属于错上加错。二、一审法院程序错误。海企公司的起诉已表明撤销受胁迫的付款行为的意思表示，一审法院在未进行释明的情况下认为“未撤销之前，该付款行为有效”，系直接认定海企公司未要求撤销，违反了法定程序。雅韵达公司辩称，不认可海企公司的上诉意见，一审判决对雅韵达公司有所不公。海企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雅韵达公司给付运费损失20848.56元、制作工序损失费65114元、残次衣物损失费10902元、逾期交货违约金40717.4元、超额收取的加工费30396元，合计167977.96元。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8年7月17日，海企公司与雅韵达公司签订一份承揽合同，约定雅韵达公司为海企公司加工混纺男式夹克5702件，加工单价为24元，总价为136848元，交货期限为2018年8月20日。同年8月1日，双方再次签订一份承揽合同，约定雅韵达公司为海企公司加工全棉男式夹克4430件，加工单价为24元，总价为106320元，交货时间为2018年8月31日。两份合同均约定交货地点为上海指定仓库，如雅韵达公司逾期交货，应向海企公司支付每天货值2%的违约金。合同签订后，双方均开始履行合同。海企公司就第一份合同向雅韵达公司提供了面料，就第二份合同向雅韵达公司提供的是裁片，海企公司向雅韵达公司提供了一台加工衣物所需机器及两套专用模具。后海企公司在明知雅韵达公司所加工的衣物后道工序尚未完成的情况下通知雅韵达公司交货至南京市溧水区宝多克制衣厂和镇江市句容天宇服饰有限公司。2018年8月24日、9月14日，雅韵达公司分别将两份合同项下的衣物送至上述地点，还多交付143件，海企公司在收货时发现部分衣物有外观质量瑕疵。海企公司通知雅韵达公司变更交货地点时并未明确衣物后道工序的加工费用、变更后产生的运费等费用的承担。2018年9月14日，海企公司工作人员袁青至雅韵达公司沟通相关事宜时，双方因加工费价格发生矛盾后，袁青报警。当日，海企公司按雅韵达公司指示支付了加工款273564元，雅韵达公司向海企公司开具了发票，海企公司将发票抵扣做账。一审法院认为，海企公司与雅韵达公司签订的承揽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履行。现雅韵达公司已交货并开具发票，海企公司已支付款项并将发票抵扣入账，应视为双方已就案涉合同结算并履行完毕，海企公司称付款系受胁迫，如海企公司确受胁迫，应主张撤销其付款行为，在其未撤销前，该付款行为有效。而海企公司未撤销付款行为，故双方的结算行为有效，双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海企公司在明知雅韵达公司未完成衣物后道工序时通知其交货，且指定交货地点，应视为海企公司对交货标准、交货地点的变更，海企公司在变更交货标准和地点时未说明相关责任由谁承担，结合其与雅韵达公司结算并付款，应视为相关责任由其自行承担，亦即运费损失、制作工序损失由海企公司自行负担。海企公司明知产品有外观质量瑕疵，仍与雅韵达公司结算，并支付加工款，应视为放弃对产品外观瑕疵质量问题的赔偿请求，如前所述，海企公司的付款行为在被撤销之前合法有效，其要求雅韵达公司返还多收的加工款于法无据，综上，对于海企公司要求雅韵达公司赔偿运费损失20848.56元、制作工序损失65114元、残次衣物损失10902元、返还超收加工费30396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双方合同约定了雅韵达公司逾期交货的违约责任，海企公司亦未明示放弃，故雅韵达公司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就第一份合同项下的衣物，雅韵达公司逾期交货4天，应给付违约金10947.84元，第二份合同项下的衣物，雅韵达公司逾期交货14天，应给付违约金29769.6元，合计40717.44元，雅韵达公司关于逾期原因为海企公司提供的原料不及时、面料不符合要求、机器设备及专用模具不够的辩解意见，首先双方合同对上述内容没有进行约定，其次雅韵达公司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并未提出，且没有其他证据证明，故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故对海企公司要求雅韵达公司赔偿逾期交货违约金40717.4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七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项、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项、第二百六十一条之规定，判决：一、雅韵达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给付海企公司逾期交货违约金40717.4元；二、驳回海企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660元、保全费1360元，合计5020元，由海企公司负担3803元，雅韵达公司负担1217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海企公司提供设备借用协议一份，拟证明在合同履行期内雅韵达公司南京海得宝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得宝公司）借用模具的事实。雅韵达公司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雅韵达公司提供微信记录两张及海得宝公司简介，拟证明海得宝公司系海企公司下属企业，双方当事人经过协商已将交货期延后。海企公司认为该证据并非二审中的新证据，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本院认证意见，双方当事人认可对方提供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亦予确认。本院经审理查明，双方当事人均确认海企公司经办案涉合同的主要工作人员是宋云东。就最初商谈拟交付加工衣服的数量，雅韵达公司主张为1.5万件，海企公司主张为1.3万件；海企公司还称整个订单的数量也没有1.5万件。案涉两份承揽合同约定加工衣物的款号分别为JFE－05系列、JFE－06系列。一审中，海企公司提供其与外商签订的销售合同，数量为36111件，附页所示JFE－05/P/M款5702件、JFE－06/P/M款8123件，并以该合同约定的交货期2018年9月5日为依据，主张雅韵达公司逾期交货导致其运费损失。海企公司提供其与喻晓威2018年8月25日签订的合同，证实其以6.5元/件的工价将化纤制男式上衣200件交由该人完成后道加工，且在合同中约定“交货期为2018年8月30日”。海企公司提供其与句容天宇服饰有限公司2018年9月4日签订的合同，证实其以6元/件的工价将化纤制男式上衣7000件交由该司完成后道加工，且在合同中约定“5800件混纺上衣其中约2500件9月4日晚上送到贵司，余下3300件9月5日送到，剩余棉上衣约1200件9月9日送到，交货期为2018年9月13日。”海企公司提供其与海得宝公司2018年9月14日签订的合同，证实其以6元/件的工价将JFE－06系列4430件交由该司完成后道加工，以8元/件的工价就其中尺寸不良衣物161件进行修理，且在合同中约定“9月15日晚上送到贵司，交货期为2018年9月22日”。前述三份合同均约定“运费由海企公司承担”。海企公司工作人员与相关工厂厂长等组成“JOC－海得宝（17）”微信群，2018年8月2日，袁青“@齐德有阜宁工厂两台机器一套模具不够的，5组JFE－06款要到8月15日才做，下周领导从缅甸回来可以带两副模具给你。”后宋云东“@齐德有这次外调的是裁片，勿必帮忙发货时按每个码面辅料对应，如果乱了，工厂就不好做了”。同年8月28日齐德有“@袁青阜宁回来了2497件（并附阜宁回来的大货明细）海得宝目前没有时间做，正在做自己家积压下来的几千件。……4号之后才能做到阜宁回来的大货锁订。”双方当事人还确认雅韵达公司确实做了一小部分衣服的后道；雅韵达公司主张有2000件左右的后道仅包装胶带没有做，其余衣服均未做后道；海企公司表示具体数量不详。对于雅韵达公司多交付的143件有无质量问题，海企公司表示无法区分。海企公司称宋云东于2018年9月18日辞职，不能到庭说明情况。2018年9月12日，海企公司向雅韵达公司发送电子邮件称：“混纺男式夹克5800件上衣均没有按合同要求做后道整理包装。这部分上衣我司只能找其他工厂做后道，有部分下摆尺寸严重不良的衣服无法回修，还要重新安排补做。”雅韵达公司述称双方系以微信方式进行联系，故未见到该份邮件。经雅韵达公司委托，海企公司于2019年9月14日10：47：29向江苏环球伟业服饰有限公司以电子转账方式支付加工费11万元，当日下午，雅韵达公司戴学清签收海企公司出具的银行汇票，金额为163564元。当日18：24，海企公司工作人员袁青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陈述：“我是来报警的，戴学清拿了我们公司的货款不发货。……我们公司一直催他发货，他就拖延交货期限并告诉我们（案外人）要给他涨价，他货才发不出来……我今天从南京过来把货款交到戴学清指定的银行……就催他交货，但是戴学清一直说钱没有到账，后银行告诉他货款已经到账后，戴学清又变卦了，他让我先写一份这批货是我们自愿加价，这批货出问题和他们无关，我才报警的……（他威胁我）如果我不写东西就不发货，也不让我走。（对于戴学清要求加价的事）我向公司汇报了，公司要求我尽量和戴学清协商。”二审诉讼中，海企公司确认之所以报警是因为雅韵达公司要求出具“双方再无争议”的书面文件。雅韵达公司对此不予认可，述称双方发生争执系衣物已经装运出发，袁青直到临近银行下班时间才办理汇票入账，在还没有确认汇票金额到达雅韵达公司账户的情况下就要离开，受到戴学清的阻止，袁青才报警，警察处警后因为钱已到账，就走了。接处警工作登记表载明（民警）到达时间为“20180914172441”，处警经过及结果为“民警到现场，报警人袁青称她公司将货款给戴学清后没有收到货物，系合同纠纷，民警建议民事诉讼。”除以上事实外，一审判决认定的其他案件事实依法可予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于：海企公司于2018年9月14日向雅韵达公司支付货款273564元是否受胁迫所为，海企公司主张雅韵达公司承担运费损失、制作工序损失及残次衣物损失的诉讼请求能否成立。本院认为，案涉承揽合同系签约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诚信履约。海企公司作为定作人依法有权随时解除承揽合同，其要求雅韵达公司将未全部完成后道制作工序的衣物送至其指定地点，属于解除承揽合同的行为。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雅韵达公司已于2018年8月24日交付第一份合同项下衣物，于同年9月14日交付第二份合同项下衣物，双方当事人当日还就工作成果所涉加工费及其发票完成交接。在此之前即同年9月12日晚，海企公司以双方当事人并不惯常使用的联系方式向雅韵达公司发送电子邮件，表明雅韵达公司逾期交货以及已交货衣物部分存在下摆尺寸严重不良的问题，一方面避免激化矛盾影响双方拟进行的款物交接，另一方面保留追索违约责任的权利，据此可见，海企公司拟追究雅韵达公司违约责任的内容并不在双方2018年9月14日加工费交接范围之内。海企公司提起本案诉讼，追究雅韵达公司违约所致其经济损失的赔偿责任等，一审法院要求海企公司另行提起撤销付款行为之诉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一审法院进而推定在付款行为未被撤销之前海企公司有放弃相关损失赔偿请求权的意思，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对此不予确认。就超额收取加工费30396元的诉讼请求，双方当事人并不否认273564元系按27元/件乘以10132件衣物所得金额。海企公司认为2018年9月14日支付加工费273564元是受胁迫所为，雅韵达公司主张该结算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二项的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对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相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的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雅韵达公司应就其主张双方一致同意该结算金额的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海企公司应就其反驳该结算系受胁迫所为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至于为何超出合同约定进行结算，雅韵达公司已做出解释并提供相应的证据，一是实际加工衣物的数量不足，二是第二份合同项下交付的裁片混乱不堪，三是工艺增加等。海企公司亦不否认最初商谈加工衣物的数量大于两份合同约定数量的合计，结合宋云东在“JOC－海得宝（17）”微信群要求“齐德有将外调裁片按每个码面辅料对应发货，如果乱了，工厂就不好做了”，对于雅韵达公司的加价要求，海企公司亦要求经办人尽量协商，而宋云东作为案涉合同主要经办人在双方交接完成后即辞职离开海企公司，海企公司无法让其到庭说明情况，并且，海企公司已将雅韵达公司开具的发票办理抵扣等因素综合考虑，本院认为雅韵达公司主张该结算金额合理，海企公司予以同意已达到可能性占优势的程度。而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海企公司支付273564元系受胁迫所为，支付该款并非其真实意思。依据接处警工作登记表载明的处警经过，海企公司工作人员袁青报警的原因系“已交款而未发货”，在其之后前往公安机关接受询问时对此也予重申。至于袁青所述戴学清要求其出具“自愿加价，双方再无争议”的书面文件仅有其之后的单方陈述，雅韵达公司不予认可，本院对此不予确认。海企公司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院对其该项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就运费损失20848.56元、制作工序损失65114元、残次衣物损失10902元、逾期交货违约金40717.44元，一审法院仅判决支持海企公司关于逾期交货违约金的诉讼请求。雅韵达公司在上诉答辩时陈述如此判对其不公，但其并未就此提起上诉，应视其服判，故本院对该判项予以确认。就其余三项损失赔偿请求，本院认为海企公司的主张不能成立。关于运费损失，如前所述，2018年9月14日双方当事人系在确认案涉两份承揽合同不再继续履行的情况下交接剩余衣物并结算加工费，海企公司亦在此前分别与喻晓威、句容天宇服饰有限公司、海得宝公司签订后道加工合同并约定运费由海企公司承担，故之后发生的相关运费系海企公司为履行对外销售合同必须发生的费用。且从三份后道加工合同约定数量来看，高于雅韵达公司实际交付衣物的数量，雅韵达公司2018年8月24日交付的衣物到达海得宝公司后也不能及时进行后道加工，海企公司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主张的运费确系雅韵达公司逾期交货行为所致经济损失，故本院对此不予支持。关于制作工序损失的组成，海企公司主张其支付给喻晓威1300元，支付给句容天宇服饰有限公司35946元，支付给海得宝公司27868元，结合其举证的三份合同计算为10621件（200件+4430件+35946元÷6元/件），即使如海企公司书面陈述最终句容天宇服饰有限公司只对5791件混纺衣物补做了后道，合计数量10421件（200件+4430件+5791件）亦是高于海企公司与雅韵达公司结算加工费的衣物数量10132件，故基于与前述运费损失认定相同的理由，本院对该项请求不予支持。关于残次衣物损失，海企公司除在2018年9月12日电子邮件中提及第一批交付衣物部分存在下摆尺寸严重不良问题以外，并无其他证据证实其向雅韵达公司主张过交付工作成果的质量异议，残次衣物的数量仅有海企公司的单方主张，在经过其他厂家后道制作工序以后，雅韵达公司对海企公司主张其交付的衣物存在残次的事实不予确认，再结合雅韵达公司多交付了143件衣物且并未结算加工费的事实，该数量与海企公司主张的残次衣物数量相差无几，故本院就该项损失主张不予支持。综合以上，海企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主要事实清楚，虽然部分裁判说理欠当，但实体处理尚属正确，依法可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845元，由上诉人海企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陆正勤审 判 员 董岩松审 判 员 曹廷生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二日法官助理 徐晶晶书 记 员 胡 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