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681刑初771号 公诉机关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何祝根，男，1956年1月6日出生于浙江省诸暨市，汉族，初中文化，无业，住诸暨市。因本案于2019年3月15日被诸暨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4月20日被逮捕。现羁押于诸暨市看守所。 辩护人蒋宇，浙江司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诸暨市法律援助中心指派。 被告人陈延林，男，1956年12月13日出生于浙江省诸暨市，汉族，初中文化，农民，住诸暨市。因本案于2019年3月15日被诸暨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4月20日被逮捕，由诸暨市人民检察院决定于同年6月26日转取保候审,由本院决定于2020年6月4日被诸暨市公安局执行逮捕，因被告人陈延林患有不宜收押的疾病，于同月8日被本院取保候审。 辩护人李卫民，浙江博凡律师事务所律师。 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检察院以诸检刑诉(2019)740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何祝根、陈延林犯诈骗罪，于2019年6月27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同日立案，并依法组成合议庭，分别于2019年12月11日、2020年6月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检察院分别指派检察员何梦迪、桂钱胜等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何祝根、陈延林及其辩护人蒋宇、李卫民均到庭参加诉讼。期间，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检察院以需要补充侦查建议本院延期审理，补充侦查完毕后本案恢复审理。在审理过程中，因不能抗拒的原因，本院于2020年2月18日裁定中止对本案被告人何祝根、陈延林的审理。现中止的原因已消失，本院于2020年5月26日裁定恢复对本案被告人何祝根、陈延林的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检察院指控，2013年，被害人郭某和合伙人在江西省玉山县因土地问题发生纠纷。被告人何祝根得知此事，和被告人陈延林经过商谋，向被害人郭某谎称被告人陈延林在江西司法机关有关系，可以帮忙解决此事，被害人郭某信以为真。此后，被告人何祝根、陈延林以打官司疏通关系需要钱、律师费等为由骗取被害人郭某钱财。至2017年6月，共骗取55.76万元，被告人陈延林分得27万元。 案发后，被告人陈延林已退赃27万元，且取得了被害人郭某谅解。 为证明上述指控的事实，公诉机关向本院提供了相应的证据，认为被告人何祝根、陈延林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式，骗取他人钱财，数额特别巨大，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系共同犯罪。提请本院对上述二被告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处罚。 被告人何祝根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和罪名均提出异议，辩解其仅介绍被告人陈延林与郭某认识，其没有从郭某处拿过现金，郭某通过汇款的方式多次向其邮政银行账户上转钱共计8900元属实，但这是郭某向其归还的欠款，其没有参与实施向郭某诈骗钱财的事实，故其不构成诈骗罪。 被告人何祝根的辩护人蒋宇提出的辩护意见是：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何祝根犯诈骗罪与事实不符。被告人何祝根一直未供认自己实施诈骗犯罪行为，公诉机关仅依据被害人郭某的陈述及被告人陈延林的供述，认定被告人何祝根实施了共同犯罪，但他们所述与事实不符，且前后矛盾，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以证明被告人何祝根实施了诈骗犯罪。具体理由如下：1、关于被害人郭某的陈述存在以下疑点。（1）郭某陈述被告人何祝根共同实施了诈骗行为，但是从其于2017年10月19日出具的证明来看，何祝根仅仅是介绍了她与本案另一被告人陈延林认识；（2）郭某在2019年9月30日在诸暨市人民检察院所做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到她因为不信任何祝根了，所以要了陈延林的银行卡号于2016年8月25日将5000元钱直接汇给了陈延林。但经查阅被害人提交给侦查机关的汇款凭证，发现被害人在2016年5月29日，以及2016年7月10日分别给陈延林汇付了5000元、10000元，且前后三次汇款的银行账号完全一致，说明被害人一直在与陈延林直接联系，其陈述出现了前后矛盾。前两次的汇款也恰恰可以证明何祝根只是介绍他们认识，认识之后的收付款行为都只是在他们之间直接进行；（3）郭某在2019年9月30日在诸暨市人民检察院所做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到总共现金付款为518700元，其中交付给何祝根的为510700元，相应的证据仅仅为被害人自己制作的记账本，但查阅该记账本发现有一个细节，也就是被害人会将付给何祝根钱的后面加上何祝根的名字，而金额仅仅一共是4万元整。虽然辩方对于该记账本不予认可，且否认收到过该4万元现金，但是单从该记账本上记载的内容和金额来看也与被害人的陈述自相矛盾；（4）记账本的金额累加远远高于被害人陈述的金额，故说明即使该记账本系真实的，中间也存在其他用途的记载，公诉方仍应举证证明哪些与本案有关，以及说明起诉书中金额的计算方式。2、本案另一被告人陈延林供述被告人何祝根为共同犯罪的主要策划者与事实不符。（1）从其与何祝根的录音资料可以证明何祝根在向陈延林询问案件的进展情况，从而可以证明何祝根并不知晓陈延林实施诈骗行为，更没有共同参与诈骗行为；（2）按照陈延林的供述，被害人在2016年8月25日汇款给他5000元，而陈延林汇给何祝根2000元。如果何祝根确系主要策划者，那么他汇给何祝根的金额必然大于2500元。另外，被害人通过汇款方式付给了陈延林25000元，而这些钱陈延林并未付给何祝根分文。综上，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何祝根犯诈骗罪的依据不足，请法庭判决被告人何祝根无罪。 被告人陈延林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和罪名均未提出异议和辩解。 被告人陈延林的辩护人李卫民提出的辩护意见是：1、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陈延林诈骗数额特别巨大有异议，本案涉案总金额特别巨大缺乏足够的证据证实，应该认定数额巨大。（1）汇款凭证确实证明相关款项被被告人何祝根、陈延林诈骗，但除此之外其他证据主要是证人证言，缺乏书面证据特别是银行记录加以证实。（2）证人戚某、徐某、骆某等仅证明郭某向他们借款用以支付费用，但难以证明这些款项确实交付给两被告人。（3）被害人郭某提供的记账单仅是受害人一方单方自己的记录，缺乏其他证据加以证实，同时这些记录包含了很多其他支出，并非全部是诈骗款项的记录，且该记录与证人阮某1、姚某的证言不能相互印证，因此记账本并不能客观地反映被诈骗数额。（4）被告人何祝根与郭某的证明，公诉人在庭审中已说明郭某仅是为了获取证据而签字的，并不是真实的意思表达，且证明内容也与查明的事实不符，故该证明本身就不具有证据效力，不应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音频文件也已查明系何祝根与陈延林为应付郭某合作扮演，本身不具有真实性。因此，现有证据仅证明诈骗金额达到数额巨大，但不能证明诈骗金额达到五十万元以上——数额特别巨大。2、本案中犯罪起意系被告人何祝根提起，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也是由被告人何祝根对被害人郭某实施诈骗行为，被告人陈延林听从何祝根的安排，配合何祝根“扮演”，而且诈骗款项大部分均是由何祝根从郭某处诈骗取得，仅少部分是郭某直接交给陈延林（这部分款项也同样是由何祝根操作的），陈延林所得款项后来又被何祝根以各种名义取走十万余元。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陈延林的情节相对较轻，地位相对较低，作用相对较小。3、被告人陈延林归案后一贯能如实供述自己罪行，认罪态度较好。4、其系初犯、偶犯，积极退赃，取得被害人谅解，客观上减轻了犯罪后果，悔罪态度较好。5、被告人陈延林的身体状态恶劣，在看守所关押期间，发生了脑梗死的情况，其身体状况不宜羁押，前段时间发生言语紊乱，精神状况也不好。综上，请求法庭对其从轻处罚。 经审理查明，2013年，被害人郭某和合伙人在江西省玉山县因土地问题发生纠纷。被告人何祝根得知此事，和被告人陈延林经过商谋，向被害人郭某谎称被告人陈延林在江西司法机关有关系，可以帮忙解决此事，被害人郭某信以为真。此后，被告人何祝根、陈延林以打官司疏通关系需要钱、律师费等为由骗取被害人郭某钱财。至2017年6月，共骗取55.76万元，被告人陈延林分得27万元。 案发后，被告人陈延林已退赃27万元，且取得了被害人郭某谅解。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经当庭宣读、出示并经法庭质证的被害人郭某的陈述，证人阮某2均、姚某、阮某1、戚某、徐某、骆某、余某等人的证言，辨认笔录及照片，借款记录，银行转账，笔记本记录，常住人口基本信息，收条，谅解书，抓获经过及被告人陈延林的供述、被告人何祝根的部分供述等证据予以证明。其中： 1、被害人郭某的多次陈述，证实2013年，其在江西有一块地皮与另一股东产生了纠纷需要打官司，其朋友即本案的被告人何祝根向其介绍何祝根的朋友即本案的被告人陈延林，称陈延林交际比较广，在司法部门有人的，何祝根还当着其面给陈延林打电话，陈延林也承认有关系的，可以通过法院、检察院等帮其解决此纠纷，其把自己的事情向他们说了之后，陈延林说可以帮其联系聘请律师，在江西玉山县办理诉讼事宜。在2016年的时候，何祝根对其说案件已经移交到江西那边了，陈延林那边也有人认识的，会帮其弄好的。之后，何祝根、陈延林以诉讼费、律师费、请客费为由向其索要钱财，多则几万，少则几千，总共索要几十次，总计金额60多万，其中3万元是从银行汇款汇到陈延林的账号的，8900元是汇到何祝根账号的，其余的钱都是以现金方式给何祝根、陈延林。但是事情没有办好，其就起了怀疑，于是其在2017年6月份到了江西省玉山县人民法院，经查询后没有相关的起诉，其就问陈延林有没有帮助其办理相关诉讼事宜，陈延林拒绝与其见面，其就问何祝根，何祝根也不接电话，其就意识到自己被骗了，尔后报警；其现在想想何祝根、陈延林二人一定是串通在一起的，因为其打电话给他们，他们都对其说“清算”这个东西很麻烦的，已经在办理了，一定会给你办好的，而且他们已经通过关系在江西省玉山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了；其与他们二人一直在通话的，在通话的过程中，其都录音了等事实。另证实其先后给何祝根、陈延林钱款共计557600元的给付情况：其交给陈延林现金共有11000元，具体是：（1）2014年10月7日，3000元、（2）2017年3月11日，5000元、（3）2017年4月6日，3000元，上述现金11000元当着何祝根的面给付；通过汇款至陈延林60×××30的邮政银行账户共3万元，具体是：（1）2016年5月29日，5000元、（2）同年7月10日，10000元、（3）同年8月25日，5000元（当天陈延林转给何祝根2000元）、（4）同年11月22日，5000元、（5）2017年3月2日，5000元。其交给何祝根现金共518700元（包括了上述给陈延林的现金11000元），其在笔记本上均有记载；通过汇款至何祝根62×××14的邮政银行账户共8900元，具体是：（1）2017年1月10日，1900元、（2）同年1月22日，1000元、（3）2016年8月6日，1000元、（4）同年11月9日，1000元、（5）同年10月15日，1000元、（6）同年11月30日，1000元。还有一笔2000元的汇款存根，其也提供给公安机关。该笔汇款由公安机关出具的情况说明加以佐证。再证实其与何祝根之间不存在其他的经济纠纷或债务关系；何祝根向其拿钱基本上在其上班的厂里（诸暨市天鹰制衣厂），每月要拿二、三次，其当时上班的工资最高每月七千元，一般每月五、六千肯定是有的，其当时的工资付他是不够的，所以有很多次其向厂长戚某去借来然后交给何祝根的，有时候也问老板娘徐某预支工资交给何祝根的；另外，其有几次是向别人借的，地方是他们的家里或城市广场，向其丈夫的妹妹阮某1也借过几次钱，其中有一次2万元是何祝根一起去阮某1家里拿的，其小姑直接给了何祝根，还有几次是其老公去妹妹那里拿来交给其，其在厂里交给何祝根的；还有一次何祝根又问其拿钱，其因为没有钱，何祝根向其推荐从何祝根的朋友姚某处借钱，其从姚某处借了2万元，交接地点在城市广场那边拿到手并当场交给了何祝根的等事实。汇款凭证及账本等书证，分别证实郭某通过汇款给被告人何祝根、陈延林钱以及郭某分次给付何祝根钱的相关记录等事实，印证了被害人郭某的陈述内容。 2、证人姚某的证言，证实其通过何祝根认识了郭某。2014年的时候，何祝根打电话给其说有个郭某要向其借钱，利息2分，其同意了就与郭某见了面，到了5月15日那天，其与何祝根、郭某相约在城市广场碰面，其当着何祝根的面把2万块钱交给郭某，郭某写了张借条给其，说好借期二个月，郭某钱一拿到手何祝根就立刻让郭某坐车可以走了，后来何祝根再走的。后来时间到了郭某并没有还钱，其去催讨，郭某说这个钱被何祝根拿走了，而且她已经给何祝根很多钱，帮她打官司走关系用掉了，她现在没有钱归还了，于是这个钱拖欠到现在等事实。 3、证人阮某1的证言及记账凭证一份，证实其嫂子郭某认识一个叫“老何”的人，帮其嫂子郭某打赢江西的官司，然后“老何”就开始向郭某要钱，具体怎么给的其不清楚，郭某应该把自己的钱陆陆续续的都给了“老何”。后来“老何”又问她要钱，她没有钱，在2014年2月8日，她带着“老何”向其借钱，就借2万元，那天其嫂子坐着“老何”的车到其家门口，其把2万元钱当着嫂子的面亲手交给“老何”的。同年6月28日，其哥哥阮某2均给其打电话向其借5000元，其就给了他们5000元。同年7月12日，其哥哥又打电话给其需要借2万元钱，其又借给他们2万元。到了2015年5月10日，其哥哥打电话给其需要借10000元，又拿走了10000元。后来其家也没有钱了，他们就不来借了，直到2019年2月份，得知其嫂子的钱被那个叫“老何”的人骗了。另证实其见过老何二次，嫂子、哥哥从其处借去的钱都直接给了“老何”帮他们打官司去了，这些借款其都记在一张纸上的，并提供给公安机关等事实。 4、证人徐某的证言，证实2014年至2016年，其系天鹰制衣厂的老板娘，其厂里有一个叫郭某的员工经常找其借钱或预支工资，有时几千，有时一万，都是现金给她的，后来这些钱都从她的工资里扣掉的等事实。 5、证人戚某的证言，证实其系诸暨市天鹰制衣厂的厂长。2014年的时候，其厂里有一个员工叫郭某经常找其借钱，每次大概二、三千元，因为她在江西有一个关于地皮的官司托人打需要钱。至2016年上半年，她共向其借钱5次，而且借钱的这段时间，其也经常看到有一秃顶的男人开车来其厂里找郭某，郭某说这个人叫“老何”，就是帮她在江西搞地皮官司的人，实际上郭某从其处借了钱直接给了“老何”。2018年的一次，其问郭某那边的官司怎么样了，其才知道郭某被“老何”骗了等事实。刑事辨认笔录及辨认照片，证实由公安机关提供的相关照片，经证人戚某辨认，那个叫“老何”的男子即为本案的被告人何祝根等事实。 6、证人阮某2均（郭某的丈夫）、骆某、余某的证言：（1）证人阮某2均的证言，证实2013年左右的时候，何祝根向其老婆郭某推荐一个叫陈延林的人，称陈延林在司法系统有关系，可以帮助其老婆打点在江西打官司，之后就以请客吃饭、送礼等各种理由向其老婆拿钱，特别是在2013年、2014年这两年，向其老婆拿钱非常频繁，都是几千几千拿的，当时其老婆还在服装厂上班，她的工资不够支付给何祝根，然后就向其来拿，其虽然在供电局上班有点积蓄，但是按照那个频率拿钱其家的积蓄很快就拿光了，后来其家拿不出钱了，其就向公司的一些同事去借，公司的同事都知道其老婆托人打官司的事情。到了2016年的时候，何祝根来拿钱的次数不多，其开始有点怀疑了，好几次其老婆向其拿钱其不肯了，为这事夫妻也吵架，郭某不听劝，所以有几次还是把钱拿给何祝根。当时其夫妻外债有四十几万了，平时的工资除日常开销，全部被何祝根拿去了，且是郭某背着其私底下去借来的，其也从好几个同事里借了好几万，目前个别的还未还清。何祝根第一次向其拿钱是2013年年初的时候，在诸暨原来的儿童公园那边，是何祝根一个人开车来拿的。后来其老婆的钱不够要到其的存折里去拿，所以有几次是其提前取出来给其老婆，有几次是其老婆与何祝根一起来拿的。郭某从其处总共拿了二十几万的样子，包括其向同事借来的钱等事实。（2）证人骆某的证言，证实其在诸暨市姚江供电所上班，系阮某2均的同事。2013年3月份，阮某2均找其借钱，其当时问他要干什么用的，他说是因为她老婆在江西打官司，现在找到二个人，在江西有关系的，可以把这个官司打赢的，但是打官司需要通融关系，现在他们钱还缺点，因其与阮某2均系同事，其就借给他3000元，以后陆陆续续的借了三年，一共大概借了26000元，这些钱都是现金交付的等事实。（3）证人余某的证言，证实其与阮某2均都是供电局职工，并且是关系很好的朋友。2013年下半年的时候，其听阮某2均说他家在江西那边打地皮官司，他老婆郭某找了二个人在跑关系，听阮某2均说那二个人关系、路道很足的，在系统内部有熟人，能在官司上帮忙打招呼。之后阮某2均频繁向其借钱，听阮某2均说他家里的积蓄已全部投入到挖关系里面去了，阮某2均每次向其借2000元、3000元或5000元不等，最多一次是7000元，有几次是其交给阮某2均后他再打电话给郭某来拿钱，之后郭某再把钱给对方。其记得最多的时候阮某2均欠了其4万7、8千的样子，有时候他有钱就还个1、2千元，这样持续到2016年下半年的样子，其还劝过阮某2均好几次，并且怀疑会不会是被骗了，阮某2均与他老婆说对方很有门道，马上有结果了，其也一次次地借钱给他，前后总共向其借了三年多，到目前为止他们已经把钱还清了等事实。 7、被告人陈延林的多次供述，证实在2013年至2014年这段时候，其自己也因纠纷在诸暨市人民法院打官司，自身经济条件不好，也没有钱。其一个很好的朋友即本案的被告人何祝根找到其，说起这个叫郭某的女人在江西玉山那边与人产生纠纷在打官司，何祝根让其帮忙冒充在江西那边司法系统有关系，可以帮助郭某解决官司上的事情。一开始其拒绝，因为其在江西那边确实没有人认识，但是何祝根说没有关系的，其只要出个面就行，那个女人很好骗的，还说其没什么钱，这个事情他会打点好的，到时候钱也会分给其的，出于利益驱动，其就答应了。之后何祝根介绍其认识郭某，其按照何祝根的意思在郭某面前谎称自己在江西那边有关系路道，这个事情可以帮她去联系一下，郭某很相信他们，后都是何祝根与郭某在联系，每个月何祝根会给其不少钱，有时候一个月给其二、三次每次都是二千元至五千元不等，都是现金，每次何祝根给其钱都是笑眯嘻嘻的，还说钱你拿着好了，郭某那里他一句话的事情，何祝根的意思就是其不要穿帮就行了，其知道这钱是郭某那里骗来的，但鉴于自身经济一直很紧张，其也就拿下了，不过其知道这个是诈骗，以后要坐牢的，而且这个钱不能白拿的，所以其还在自己的香烟盒子上把每一笔从郭某那里骗来的钱都记下来的。时间一久，郭某好几次打电话给其问事情办得怎么样了，其就谎称还在打点，没有这么快的，那边有好几个人要疏通一下关系或者律师费什么的理由，这样郭某就相信其了，并且会继续给其、何祝根钱，有几次郭某当面给其现金的，其仍然按照之前与何祝根商量好的应付并没有穿帮，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其中记得2015年的时候，有一年多时间因为何祝根出远门了，所以那段时间其是没有从郭某那里拿到钱，后来何祝根回来了，就又开始从郭某那里骗钱了，到2017年上半年的时候，其最后一次见郭某是在其家楼下车库，郭某当着何祝根的面给其3000元钱，当时郭某已经有点不太相信他们了，但是其与何祝根照样对郭某说那边没有这么快的，事情解决要有个过程的，郭某说帮她办得快点，他们说好的，那以后其就没有从郭某处拿过钱了。郭某当面给其的钱并不多，基本上通过何祝根把现金给其的，其与郭某总共就碰过三、四次面，郭某当面给其钱的时候何祝根也在场的。有几次是通过银行转账给其的，也是几千几千的，有一次好像转给其有1万，但是其不知道是郭某直接转给其的还是通过何祝根转给其的，这个要去银行里查才能知道。其经过盘算，前前后后加起来大概27万元,其中，其直接从郭某里拿现金大概1万元左右，大部分现金是何祝根给其的，还有几次是通过银行转到其的邮政储蓄账户上的，有次是2016年8月25日郭某向其转账5000元，当日何祝根打电话给其，让其转2000元钱给他，其知道肯定是何祝根得知其收到钱来分赃的，其即转了2000元给他。其拿到的这些钱，现金都是统一放在家里的一个箱子里的，一部分用于平时工程的材料费以及日常开销，另外大约有10多万后来借给了何祝根，何祝根给其打了欠条的。另供述27万元的金额其找何祝根对账确认过的，结算清之后，对账的东西其就扔掉了等事实。 8、被告人何祝根的一贯供述，承认郭金风在江西因为土地问题与人发生纠纷，需要打官司，其认为其朋友即被告人陈延林在司法部门认识人，有关系，便将陈延林介绍给郭某认识，帮助郭某打官司。但否认其从郭某处拿钱的事实，也否认其与陈延林合伙一起诈骗郭某钱财的事实。郭某多次通过汇款的方式到其邮政储蓄账户上的钱共计8900元，系郭某归还给其的欠款。 此外，公诉机关还宣读、出示了下列证据： 1、由被告人何祝根辩护人庭前提交的“证明”一份（复印件），该份证明由郭某与何祝根于2017年10月19日双方签字，主要内容“为早日收回郭某在江西的一块土地，经被告人何祝根介绍郭某认识了陈延林，按陈只要能花钱就能收回土地的承诺，郭某共分116次付给现金60万元，银行汇款3万元，二项共计人民币63万元给陈延林，每次付款都是郭某与何祝根去云驾山庄陈贤林车库里完成，由郭某亲手交给陈贤林手上，每次付款何祝根都在现场”等。 2、被害人郭某的陈述（于2019年7月11日在公安机关）及录音资料，证实因其已经知道何祝根与陈延林两人合伙欺骗其，但其已经没有办法了，其联系的都是何祝根，一心想把之前投进去的钱讨还，但是何祝根、陈延林闭口不谈，而且态度很差，其多次上门去讨，均被何祝根、陈延林拒之门外，其本来打算报警的，但因手头一点证据也没有，而且怕一报警的话何祝根和陈延林就“拉倒走”，到时候一分钱也不给其，所以其还是三番五次的找何祝根谈让他们还钱的事情，甚至已经说到哪怕几千几千还都行，其真的走投无路了。在写这份“证明”之前，其与何祝根两人在大唐见面，何祝根知道这个事情是他不对，也承认拿过其的钱，但是他与其商量要把事情推给陈延林，同时拿出了这张“证明”，其看了一下“证明”的内容，觉得这样写的话也就是说何祝根把自己撇得很干净，当时其不同意签字。之后他说没事的，他还有与陈延林的录音可以提供给其，这些都是证据，让其把这个事情推到陈延林身上去，而且其签了之后他不会不管，还是会继续帮其把钱要回来的。其听他说有录音以后其就有点动心了，就答应签字，但是其当时的目的是想拿到那段录音，因为这些都是证据，万一以后真的报警，其可以把录音当作证据提交给你们公安机关，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另证实何祝根提供给其的录音其听了一下，有大部分是何祝根与陈延林两个人在谈论其他工程的事情，其中有二、三段是在谈其的事情。何祝根问陈延林其的事情弄得怎么样了，已经五六十万花下去了，然后陈延林说马上判了，快了应该，让其再等等之类的话，但是都没有提到钱是怎么分的事情。再证实其本人曾经打电话给陈延林问关于钱的事情，当时也有录音，陈延林明确说他拿到的钱他都记着账的，到时候那些钱他会与何祝根两个人去对账对清楚来的，这样就很明显说明其拿出去的钱他们两个人都是拿到的等事实。 另被害人郭某于2020年3月23日在诸暨市人民检察院的询问笔录，其对“证明”一份的由来作了进一步的说明，当时的情况是：其被何祝根、陈延林骗取钱财又讨不回来，与其联系的都是何祝根，但其手上没有留下给钱的相关证据，其与何祝根相约在大唐见面，见面时何祝根也承认自己错了，也承认拿了其的钱，但何祝根与其商量要把事情推给陈延林，并且何祝根可以把他与陈延林的通话录音提供给其作为证据，其为了拿到通话录音的证据，便同意了何祝根提出的要求，其把账本拿出来与何祝根对账，确定金额为63万元，其还把账本抄了一份给何祝根，何祝根看了后说与他家里的账本算算差不多，现金有60多万，并说现金算个60万好了，其看看数字差不多，能拿回60万也好的，就这样何祝根写好该份证明，让其签字的事实；其与承办民警顾高阳就其记账本记载的金额逐笔再次进行核实，其给付何祝根、陈延林的现金实际存在着多于其原报案时陈述的金额即518700元之事实，差别的原因在于当时其与办案警官核对记账本时，其由于情绪太激动了，报的时候漏了一些；记账本上的金额前面有小部分标注“何祝根”，但大部分没有标注，那是因为给钱的次数太多了，所以其也懒得标注了，反正钱是给他们的事实；何祝根每次与其讲陈延林要钱了，那时是2016年了，其已经有点怀疑他们了，所以其与何祝根讲转账好了，然后何祝根就提供给其陈延林的邮政储蓄的银行账户，每次转账前其均向何祝根问取陈延林的邮政储蓄银行账户的事实。 3、被告人陈延林的供述（于2019年9月6日在检察机关），证实其与何祝根的通话录音，涉及到其替郭某打官司的内容，相关对话都是何祝根事先与其电话沟通过的，何祝根让其按照他的意思讲，他说这样他就可以跟郭某交代了，以此来隐瞒何祝根与其合伙骗郭某的事情。比如录音中讲到“要办手续”、“时间还早”、“我会去江西”之类的话，都是两人事先商量好的，以此来骗郭某的，他跟其讲过，有时候郭某在身边，就让其这样讲，来骗郭某，其就按照他说的意思通话了。又比如录音中提到的“郭某催促，已经花了60万元”，这个都是何祝根提前给其讲过的，说打电话给其问的话，其只要应付过去就好了，其就是按照他的意思讲的，其也知道他的意思是让其帮其圆谎，可能郭某在身边，但是其并不知道他会录音等事实。 上述证据，证明的内容客观真实，相互关联、印证，具有证明效力，本院予以确认。被害人郭某的陈述及被告人陈延林的供述，对书证——“证明”一份中关于“按陈只要能花钱就能收回土地的承诺，每次付款都是何祝根在场，由郭某亲手把钱交给陈贤林手上”的内容已予以否定，该部分内容缺乏客观真实性，本院不予采信；同时，证实了“证明”中关于“为早日收回郭某在江西的一块土地，经被告人何祝根介绍郭某认识了陈延林，郭某共分116次付给现金60万元，银行汇款3万元，二项共计人民币63万元”的内容，该部分内容具有客观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由郭某提供的视听资料——（系被告人何祝根与陈延林之间）通话录音，根据被告人陈延林的供述，涉及到其替郭某打官司的内容，相关对话都是何祝根事先与其商量过的，何祝根让其按照他的意思讲，他说这样他就可以跟郭某交代了，以此来隐瞒何祝根与其合伙骗郭某的事情。结合案中其他证据，录音的该部分内容系虚构，不予采信；但其中关于“已经花了60万元”的对话内容与案中其他证据能相互印证，证实本案诈骗金额，本院予以采信。 被告人何祝根提出郭某通过汇款方式多次向其邮政银行账户上转钱共计8900元，这些钱系郭某向其归还的欠款之辩解，经查，据被害人郭某陈述，其与何祝根之间不存在其他的经济纠纷和债务关系。被告人何祝根也未能向法庭提供郭某曾向其借过钱或欠钱的客观性证据，故上述辩解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被告人何祝根及其辩护人蒋宇提出的无罪辩解、辩护意见，以及被告人陈延林的辩护人李卫民提出本案诈骗金额应认定为数额巨大的辩护意见，本院综合全案证据，评析如下： 1、本案属于被告人何祝根、陈延林经商谋后合伙实施诈骗的共同犯罪。根据被告人陈延林的一贯供述，其与被害人郭某原并不认识，系被告人何祝根找到其，并称郭某在江西玉山那边与人产生纠纷在打官司，叫其帮忙冒充在江西那边司法系统有关系，可以帮助郭某解决官司上的事情，其只要出个面就行，到时钱也会分给其的。其因当时自己官司缠身，自身经济条件不好，出于利益的驱动，就答应了。之后何祝根介绍其与郭某认识，其按照何祝根的意思在郭某面前虚构了一翻事实，郭某非常相信他们，后是郭某与何祝根在联系，每个月何祝根会分给其不少现金，每次何祝根给其钱都是笑眯嘻嘻的，还说钱拿着好了，郭某那里一句话的事情，言下之意就是其不要穿帮就行了；其分到的27万元钱，大部分是从何祝根处分来的等等，被告人陈延林的供述内容一贯稳定，并与被害人郭某陈述的“被告人何祝根因为其在江西的地皮官司，介绍其与陈延林认识，称陈延林在司法系统交际广，还当着其面与陈延林打电话，陈延林也肯定地说有关系，可以帮忙解决纠纷，其把自己的事情与何祝根、陈延林说了之后，陈延林答应可以帮其联系律师，在江西玉山县办理诉讼事宜。之后，何祝根、陈延林以诉讼费、律师费、请客费为由向其拿钱，其基本上与何祝根联系的，并将大部分现金交给何祝根”等内容相呼应。被害人郭某陈述到“何祝根向其拿钱基本上在其上班的厂里（诸暨市天鹰制衣厂），其当时的工资付付是不够的，有很多次其向厂长戚某借来然后交给何祝根的，有时候也向老板娘徐某预支工资交给何祝根”等，该陈述内容由证人徐某、戚某的证言加以印证。其中证人戚某的证言，讲到“厂里的一个员工郭某经常找其借钱，因为江西有一个地皮官司托人打需要钱，其也经常看到有一个秃顶的男的开车来厂里找郭某，郭某说这个人叫‘老何’，就是帮她在江西打地皮官司的人，实际上郭某从其处借钱直接给了‘老何’”。该‘老何’经其辨认即为本案的被告人何祝根。被害人郭某陈述到“有一次何祝根向其要钱，其没有钱，何祝根向其推荐从姚某处借钱，其从姚某处借了2万元交给何祝根；又向其小姑阮某1借钱，有一次借2万元是何祝根一起去的，其小姑阮某1当着其的面直接交给何祝根的”等，该陈述内容有证人姚某、阮某1的证言加以印证。上述被告人陈延林的供述及被害人郭某的陈述，证人戚某、姚某、阮某1等人的证言均相互印证，共同证实被告人何祝根、陈延林合伙诈骗郭某钱财的事实，并且郭某的大部分现金是交给被告人何祝根的事实，与被告人何祝根称仅介绍郭某与陈延林认识的辩解相矛盾；同时也进一步印证了被害人郭某的陈述具有客观性、真实性。被告人何祝根及其辩护人蒋宇提出其无罪的辩解和辩护意见本院均不予采纳。 2、本案涉案金额达到数额特别巨大。（1）根据被害人郭某的陈述，其分次通过转账汇款的方式给被告人何祝根8900元，给被告人陈延林3万元，均有转账凭证收集在卷；现金给付被告人何祝根518700元（其中包括当着何祝根面交给陈延林的11000元），其大部分现金都是交给何祝根的，且均记录在小本子上，该金额其与民警根据记录的数据逐笔核对过的。前几笔均标有何祝根字样，后面的没有标注，是因为笔数太多了，而且这些钱都是给何祝根他们的，所以后面的其就懒得标了。同时，由于其当时在公安机关制作笔录的时候，情绪太激动了，有好多笔留报而没有计算在内，其给何祝根、陈延林的现金存在着多于原陈述的金额518700元的事实。（2）根据被告人陈延林的一贯供述，其拿到的27万元钱，除郭某给其转账汇款3万元，大部分的钱是何祝根分给其的，而且其当时已认识到这种行为是诈骗犯罪要坐牢的，所以其将每一笔钱在自己的香烟盒子上记了下来，经过盘算，前前后后加起来为27万元，且其与何祝根算过账，核对确认过的。（3）根据被害人郭某的陈述及证人姚某、阮某1、戚某、徐某、阮某2均（系郭某丈夫）、骆某、余某（二人均系阮某2均单位同事）的证言，郭某给何祝根、陈延林的钱，来源有以下几部分组成：郭某本人的工资收入，其最高工资是七千元，一般每月五、六千肯定有的，因何祝根经常到郭某厂里向其要钱，郭某经常向厂长借钱或向厂里预支工资，预支的钱均在她的工资里扣除；从其小姑阮某1处借了5.5万元，由阮某1提供的记账凭证加以印证；从姚某处借了2万元；从阮某2均处拿去20几万，一部分是阮某2均在供电局上班的积蓄，还有一部分阮某2均从同事骆某、余某处分别借了2.6万元、4万7、8千元等，上述证人证言印证了被害人郭某关于被骗的钱的来源的陈述，结合被告人陈延林的供述，进一步证实了被害人郭某对涉案金额的陈述及相关记账本内容的客观性、真实性。（4）“证明”一份，上面写着金额63万元，对该金额何祝根当时写证明的时候是认可的，并且何祝根应该是原经手人，大部分钱经过其手，否则，何祝根不可能拿出写着63万元的一份“证明”给郭某在上面签字认可；郭某从何祝根处拿到的关于何祝根与陈延林的通话录音，二人之间的通话关于“已经五、六十万花下去了”的内容，间接印证了被害人郭某陈述的诈骗金额及记账本记录之数据的客观真实性。辩护人李卫民对诈骗金额所提出的辩护意见本院亦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被告人何祝根、陈延林的行为系共同诈骗犯罪，且诈骗数额特别巨大，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在案证据不仅有被害人郭某的相关陈述、记账凭证，而且有被告人陈延林的供述及证人姚某、阮某1、戚某、徐某、阮某2均、骆某、余某等证言加以证明，另有“证明”、通话录音所涉及的金额内容在案加以佐证。上述证据之间已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明体系，并排除了合理怀疑，足以定案。 本院认为，被告人何祝根、陈延林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式，骗取他人钱财，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系共同犯罪，均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被告人陈延林归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积极退赃并取得被害人的谅解，本院对其予以从轻处罚。辩护人李卫民就此提出对被告人陈延林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被告人何祝根归案后拒不供述犯罪事实，赃款分文未退，认罪态度极差，该情节本院在量刑时综合予以评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何祝根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二0一九年三月十五日起至二0三0年九月十四日止。罚金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 二、被告人陈延林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八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罚金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 三、继续向被告人何祝根追缴赃款人民币287600元，依法返还给被害人郭某。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周瞒华 人民陪审员  石 璐 人民陪审员  杨驹尔 二〇二〇年六月四日 书 记 员  金珉铭 附页 本案引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六十六条：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第二十五条：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 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