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分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新40行终3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于秀云，女，1945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伊宁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郜华，男，1967年12月4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伊宁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郜成梁，男，1975年1月6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伊宁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郜迎春，女，1972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奎屯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郜强，男，1969年6月15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伊宁市。 上诉人郜迎春、郜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于秀云（两上诉人的母亲），女，1945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伊宁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伊宁边境经济合作区管理委员会，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伊宁市经济合作区辽宁路84号。 负责人：林向东，该管委会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文浩，新疆长信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郜成豹，男，1978年7月21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伊宁市。 上诉人于秀云、郜华、郜成梁、郜迎春、郜强因与被上诉人伊宁边境经济合作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边合区管委会）、原审第三人郜成豹行政补偿一案，不服伊宁市人民法院（2019）新4002行初37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6月1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于秀云、郜华、郜成梁，被上诉人边合区管委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文浩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郜成豹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 原审审理查明：2009年9月11日，郜周安与边合区管委会、伊宁市国土资源局签订了征地补偿合同，征用了郜周安承包的22.4亩土地，给予土地安置补偿费456，960元，地面附着物补偿费422，400元，合计879，360元，该款已被郜周安全部领取。 原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的，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本案中，郜周安、边合区管委会于2009年9月签订征地补偿合同，且郜周安已经领取了全部征地补偿款。其于2019年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已经超过了法定起诉期限。遂裁定：驳回于秀云、郜华、郜成梁、郜迎春、郜强的起诉。 于秀云、郜华、郜成梁、郜迎春、郜强上诉称：1.依法撤销（2019）新4002行初37号行政裁定，指令一审法院继续审理。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不清。郜周安（已去世）2009年9月11日与边合区管委会签订的征地合同只有边合区管委会的印章，没有伊宁市国土资源局的印章，证明该单位没有参与，边合区管委会没有权利征地。边合区管委会未按法定程序向相关单位办理批准手续，是非法征地。郜周安与边合区管委会签订征地合同时，存在蒙骗行为，是虚假合同。征地时声称每亩按3.8万元补偿给郜周安，并让郜周安在征地合同上签字，后又在核算表上签字，合同和核算表当时没有给郜周安，后在郜周安的强烈要求下才给了郜周安。边合区管委会以欺骗的手段征用上诉人的24亩林地，该合同应为无效合同。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边合区管委会征用土地时未按照法定程序公示相关文件和补偿标准，上诉人是2013年7月在被征地农户自发的征地登记表中发现3.5万元至3.9万元是耕地补偿款，郜周安误认为是林木未补偿，2013年12月2日开始，上诉人开始上访、起诉、上诉、申诉，一直在维权，后来上诉人接到边合区管委会2018年7月31日的答复书，答复书中写明土地安置费是按20，400元，而不是按约定的38，000元，上诉人才明白有遗漏部分，2019年上诉人起诉，请求边合区管委会补偿上诉人遗漏的土地安置费。根据答复书的时间起算，上诉人的起诉未超过起诉期限。 被上诉人边合区管委会辩称：一、上诉人的起诉属于重复诉讼。上诉人与边合区管委会征收补偿纠纷一案，上诉人于2016年、2017年两次分别向伊犁州法院、伊宁市人民法院提起过行政诉讼，被法院驳回起诉和驳回诉讼请求。2018年、2019年上诉人就同一诉讼请求及事实理由再次向伊宁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属于重复诉讼。二、上诉人的诉讼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之规定：“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等协议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边合区管委会已按照协议约定全面履行了给付义务，不符合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原审第三人郜成豹未答辩。 本院在一审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另查明，边合区管委会就于秀云向其提交的要求林木补偿的申请，于2018年7月31日出具答复书，写明“2009年9月11日，您的丈夫郜周安与我单位、伊宁市国土资源局签订了征地补偿合同，合同约定的22.4亩土地安置补助费为456，960元、地面附着物补偿费为422，400元，上述两项费用合计879，360元，合作区征地补偿费用核算表对上述补偿项目、计算方法均有详细记载，征地补偿合同和合作区征地补偿费用核算表均经郜周安本人签字确认。郜周安根据征地补偿费用核算表、征地补偿合同约定已全部领取上述补偿费用。在您及郜周安诉伊宁市人民政府不服林业行政行为纠纷一案中，2016年3月22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伊犁州法院作出的（2015）伊州行初字第24号行政判决书中，也确认了上述事实。因此，我单位认为在2009年征地补偿时没有遗漏补偿项目，故您向我单位提出的林木补偿的申请没有事实依据，我单位无需再向您支付您所提出的补偿款项，也不需要向你作出任何行政行为。”于秀云在收到该答复书后，向人民法院提出起诉，要求边合区管委会补偿遗漏的土地安置费。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的起诉是否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修订前和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均做了明确规定，2000年3月10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明确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在本案中，上诉人在一审时提供了《征地合同书》以及《巴彦岱镇新村征地核算表》等证据，郜周安、边合区管委会于2009年9月11日签订了征地补偿合同，合同对郜周安应得的安置补助费和地面附着物补偿费均作了核算，即安置补助费456，960元、地面附着物补偿费422，400元，合计879，360元，郜周安已经领取了全部征地补偿款。《巴彦岱镇新村征地核算表》对安置补助费进行了详细记载，写明“征用土地亩数22.4亩，补助费标准20，400元／亩，应得补助费金额456，960元。”郜周安在核算表上签字并按手印。现上诉人提出其收到边合区管委会2018年7月31日作出的答复书，该答复书中写明土地安置费是按20，400元，而不是按约定的38，000元，上诉人才明白有遗漏部分，2019年上诉人起诉，请求边合区管委会补偿上诉人遗漏的土地安置补助费，其并未超过起诉期限。经审查，被上诉人出具的答复书中载明的22.4亩土地安置补助费为456，960元，该数额与《巴彦岱镇新村征地核算表》中的安置补助费的数额一致，并未出现双方约定安置补助费标准为38，000元的情况，故本院认定郜周安及其亲属在2009年9月11日就已经知道安置补助费的标准是20，400元／亩。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在上诉人无证据证明本案存在起诉期限扣除和延长的情况下，一审依据查明的事实认定上诉人的起诉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是正确的。据此，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裁定结果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古力给那艾力 审判员 李    辉 审判员 田  金  华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七日 书记员 闫  姗  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