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9民终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子贤，女，汉族，1963年9月28日生、现住阜新市太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孜伟，辽宁厚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史美新，男，汉族，1962年12月3日生，现住阜蒙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振，辽宁紫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阜新鑫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阜蒙县南环路西段南环小区经济适用房前楼一101。法定代表人：郝秀娟，系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勇，李敏，辽宁华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子贤与被上诉人史美新、被上诉人阜新鑫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阜新市太平区人民法院（2019）辽0904民初2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子贤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孜伟，被上诉人史美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振，被上诉人阜新鑫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子贤上诉请求：一、请依法撤销阜新市太平区人民法院（2019）辽0904民初247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二、一、二审诉讼费由二被上诉人共同承担。理由：原审认定事实和判决结果均是错误的。首先，一审认定上诉人出借资金数额错误。上诉人出借资金金额为36万元，不是32万元。对此数额一审被告史美新并没有提出反对意见。可见他是认可的。史美新是上诉人出借资金的第一经手人，是最知道事实真相的人。在后来的资金剥离过程中，被上诉人鑫汇公司是将36万元中的15万元转给了案外人柴清荣名下。关于4万元的收据没有原件，那是因为在资产剥离过程中，鑫汇公司将这4万元包含在15万元中直接转给案外人柴清荣，鑫汇公司收回了收据原件的缘故。一审被告鑫汇公司分别于2014年4月1日和2014年12月11日二次给上诉人出具借款收据，可见这两笔借款并不是同一借款。其次，原审认定被上诉人鑫汇公司接受亿通公司转过来的资金是替亿通公司进行记账管理，这更是错误的，同时也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作为投资管理公司的鑫汇公司，无论是依据其营业执照规定的业务范围还是依据金融方面的法律法规，他都无权为其他企业代管资金，代管资金是银行的专项业务。依据原审的认定，“亿通公司的经理和业务员，在亿通公司出现资不抵债的清况，出现了金融风险的清况时，将部分债权债务分离出来，拿到鑫汇公司进行记账管理”。如果这是真的，这不是在转移资产逃避债务吗？这不是明显的违法乃至犯罪行为吗？（涉嫌虚假破产罪，刑法162条之二）。如果亿通公司涉嫌犯罪，鑫汇公司是当然得共犯。最后，原审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鑫汇公司不存在借贷关系，这是对法律关系的认识错误。本案的实际借贷真实过程是上诉人出借的资金最初的确是通过被上诉人史美新借给了史美新所在的亿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该笔借款到2014年4月1日，被上诉人史美新告知上诉人，要将借款转给鑫汇公司。在上诉人同意后，上诉人与史美新一起到鑫汇公司。鑫汇公司在接受了包括上诉人借款的全部借款后，针对上诉人的借款单独给上诉人出具了借据性质的收据。至此，应该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鑫汇公司正式确立了借贷关系。鑫汇公司也从此日开始，向上诉人给付借款的利息。利息一直给付到2015年6月3日。如果没有借贷关系，鑫汇公司凭什么给上诉人出具借据？如果没有借贷关系，鑫汇公司又怎么会给上诉人支付利息。鑫汇公司给上诉人出具借据，接收史美新转交的，上诉人出借的资金，并且向上诉人给付利息，这一切都证明鑫汇公司与上诉人存在借贷关系，并且己经实际履行。至于上诉人出借的资金第一时间是出借给亿通公司一节，在亿通公司将上诉人出借的资金交给鑫汇公司的时刻起，依法属于亿通公司将与上诉人之间借贷关系中的权利义务全部转移给鑫汇公司。鑫汇公司同意，上诉人作为亿通公司最初的债权人一借贷关系的另一方当事人也同意。这次债权债务转移是合理合法的。原审依据上诉人最初出借资金的对象不是鑫汇公司，继而认定上诉人与鑫汇公司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显然是错误的。另外，上诉人认为，史美新对此借款应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综上所述，上诉人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请依法予以支持。被上诉人史美新辩称：一审判决正确，我和上诉人没有借贷关系，我们不应承担还款义务。被上诉人鑫汇公司辩称：一审判决正确，应驳回上诉人请求刘子贤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二位被告偿还借款本金210000元及利息（自2015年7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月利率20%计算）；2.要求二位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4月原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亿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通公司）的经理史美新（即本案被告史美新）和相关管理人员认为亿通公司资不抵债，出现了金融风险，即将亿通公司的部分债权债务分离出来，拿到被告鑫汇公司处，委托被告鑫汇公司进行记账管理。被告鑫汇公司提供财务工作人员建立了债权债务汇总表、库存现金明细账等。这部分债权债务中包含原来向亿通公司出借款项的18人，合计款项7637000元，其中包含原告刘子贤原来借给亿通公司的32万元（分两笔构成，一笔28万元，一笔4万元）。被告鑫汇公司接手进行账目管理后，通过鑫汇公司法定代表人郝秀娟的账户向原告账户转了相关款项，后又经多方协商将32万元款项中的15万元转到案外人柴清荣名下。原告刘子贤向亿通公司出借款项后，亿通公司也曾以付利息的方式给付过原告刘子贤相关款项。被告鑫汇公司的经营范围是项目投资咨询；项目投资、管理；财务咨询服务。上述事实，有原被告的陈述、原告提供的被告鑫汇公司给其出具的收款收据、阜新银行储蓄账户明细查询表、原告与被告史美新的通话录音资料、被告鑫汇公司提供的营业执照、融资情况汇总表、库存现金明细账、收回贷款明细表、亿通公司2014年1月份利息明细表（其中体现有亿通公司向原告刘子贤付息的内容）、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6）辽0921民初783号民事判决书、辽宁省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辽09民终415号民事判决书等证据在卷为证，可以认定。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史美新和被告鑫汇公司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原告与亿通公司之间存在出借和收取资金的关系。被告鑫汇公司给原告出具收款收据是因为原亿通公司经里史美新将亿通公司的相关债权债务从亿通公司分离出来后，转到被告鑫汇公司进行相关账目管理。原告在诉状中先称“2014年4月1日至2014年12月下旬，被告分两次向原告借款36万元，借款以现金形式交付于被告史美新”，后又说“原告将其中32万元交于被告史美新，4万元交于被告鑫汇公司指定员工，由被告鑫汇公司向原告出具收款收据”。而在原告与被告史美新于2019年2月11日的通话记录中有如下内容：“我说我是凑的，我也没那些钱，她说是，现在你32万，人家法院到时候还得追踪你，你哪来这些钱呢，你干啥了，这些钱哪来的，你还必须得写上，还挺闹腾的，你知道不？”，原告还说：“我说要是给郝秀娟32万现金，我那不是撒谎呢吗？没这事啊，人家郝秀娟也不可能承认”。原告在诉状中称借款地点在原告住所地，被告史美新一方陈述称借款是在亿通公司办公楼内原告交给史美新的，史美新给原告办理了相关手续，就是亿通公司的相关手续，而不是史美新个人的借款手续。上述事实也能证明原告与被告鑫汇公司及被告史美新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真实的民间借贷关系，结合被告鑫汇公司提供的相关证据，恰恰能够证明原告原来是向亿通公司出借款项，后来史美新将包含原告款项在内的相关债权债务从亿通公司分立出来后转到被告鑫汇公司，也能够证明原告主张的实际出借款项应为32万元，而不是36万元。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于2008年5月4日作出的银监发【2008】23号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中规定：“小额贷款公司是由自然人、企业法人与其他社会组织投资设立，不吸收公众存款，经营小额贷款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亿通公司向包括原告刘子贤在内的不特定多人吸收存款，与国家相关规定相违背。因亿通公司不是本案当事人，亿通公司吸收不特定人员款项的行为是否涉嫌违法或犯罪，不属本案审理或审查范围。原告刘子贤将款项出借给亿通公司后，从亿通公司收回多少款项以及包括后来收回款项在内，一共收回多少款项，本院也无法作出结论。原告对其出借款项应向原借款人亿通公司主张民事权利或向公安机关反映情况及报案。综上，原告称与被告史美新及被告鑫汇公司之间存在借贷关系，要求被告史美新及被告鑫汇公司偿还原告借款并给付利息与事实不符，于法无据，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应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子贤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45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刘子贤承担。二审中，史美新提供新证据如下：债权人夏树田的证明，证明鑫汇公司并不只是代为管理，曾经向外放款。泡子信用社原主任李海涛的借贷事实也可以证明鑫汇公司不仅仅是代为管理。上诉人质证：对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鑫汇公司有经营的行为。鑫汇公司质证：按照证据规则规定，夏树田应出庭作证，夏树田与鑫汇公司有利害关系，其陈述不真实。原审中我方提供的判决可以证明我们是给史美新代账。李海涛的证据不能当证据使用。因夏树田未出庭作证，故对其证言不予采信本院认为，收款收据为记载经济业务发生情况的原始凭证，所以鑫汇公司主张其法定代表人出于面子考虑为其加盖了公章，但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理应知晓加盖公章的法律责任。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本案实际是鑫汇公司取代亿通公司的债务人地位，故应由鑫汇公司偿还当事人借款并支付利息。鑫汇公司开具了收据并前期支付部分利息的行为，足以使相对人刘子贤有理由相信与鑫汇公司之间存在借贷法律关系。一审法院在缺乏证据支持的前提下，仅凭鑫汇公司的辩解意见而认定其仅提供账目管理服务，未实际接收款项属认定事实错误，本院予以纠正。鑫汇公司虽又提出该收据是史美新出具与其无关的辩解意见，但因与收据上所载收款单位为鑫汇公司并加盖公司公章的事实不符，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刘子贤所提其与被上诉人鑫汇公司之间存在借贷关系，鑫汇公司向刘子贤开具收据是32万元。之后鑫汇公司给付刘子贤15万元。此款打到案外人柴清荣名下（分两次给付，一次4万元，一次11万元）有鑫汇公司还款的收款收据。此事实刘子贤与鑫汇公司均认可，故鑫汇公司尚欠17万元未给付刘子贤。上诉人刘子贤称，其给付鑫汇公司32万元，又给付指定人4万元，但4万元没有原始凭证，且没有给付鑫汇公司，故上诉人要求鑫汇公司给付21万元本金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本院认为，鑫汇公司应给付上诉人刘子贤欠款17万元本金。关于利息部分，因鑫汇公司对刘子贤所提月息贰分即年利率24%的口头约定不持异议，并与利息流水单的内容相互印证，该约定亦未超出规定所确定的年利率上限。本院予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阜新市太平区人民法院2019辽0904民初247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阜新鑫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偿还上诉人刘子贤人民币17万元，并自2015年7月1日起依24%年利率为计算标准，支付相应的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4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450元，合计8900元，由被上诉人阜新鑫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朱有明审判员  杨晓光审判员  苑明珠二〇二〇年六月四日书记员  于 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