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庆元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1126民初271号 原告：吴某，男，1984年7月14日出生，汉族，住庆元县。 被告：李某1，女，1990年5月25日出生，汉族，住庆元县。 被告：李某2，男，1966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庆元县。 被告：应某，女，1967年8月3日出生，汉族，住庆元县。 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学荣、吴涵萱，浙江天贝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吴某与被告李某1、李某2、应某婚约财产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并当庭宣告判决。原告吴某、被告李某1、李某2及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学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吴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李某1、李某2、应某共同返还原告款项96000元（其中：金手镯一只、金戒指一只、金项链一条，共计26000元，礼金7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与被告李某1于2016年年底认识，双方于2017年2月12日订婚。订婚后，原告带被告李某1购买黄金首饰等花费26000元，原告在2017年2月份开始陆续向被告李某2、应某支付彩礼70000元。原告与被告李某1订婚后，由于双方脾气都较为倔强、感情不和，双方矛盾激化，后来发展成没有任何交往。2019年，原告与三被告多次协商彩礼返还问题，但未能达成一致协议。因被告李某2、应某系被告李某1父母，故依据《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审理婚姻家庭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高法民一（2016）2号）》第五条规定，被告李某2、应某是本案适格被告。原告与被告李某1未登记结婚、未共同生活，故依据相关规定向本院提起诉讼。 三被告共同答辩称，一、三被告未收到原告彩礼款项，三被告收到原告给付的30000元系用于办理订婚酒席，且已支出，无需返还。二、案涉三件黄金首饰，系原告收取被告方亲戚订婚红包购买，且该三件首饰已经遗失，不存返还之说。三、原告与被告李某1共同生活约5个月，三被告为原告与被告李某1的婚事置办准备支出约60000元。四、原告与被告李某1对本案婚约解除均有过错，但原告系明显主要过错。 本院经审理认定以下事实：原告与被告李某1于2016年11月通过微信认识，双方于2017年2月订婚，原告于同年2月为被告李某1购置黄金手镯、戒指二件，于5月为被告李某1购置黄金项链一件，并于2月、5月分别向三被告给付款项10000元、20000元，共计30000元。订婚之前，原告与被告李某1感情尚可，订婚后争吵频繁。2017年10月，双方发生争吵后，原告与被告李某1未再联系，2020年1月、3月，原告分别致电被告李某1、李某2，协商解除婚约及返还彩礼等事宜，双方协商未果，原告遂诉至本院。此外，庭审中，三被告陈述原告与被告李某1自2016年底开始在被告家同居生活5个月，原告不予认可，陈述其仅在被告家中居住过几晚。 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交的身份证复印件、户籍证明、电话录音记录、原告与三被告在庭审中的陈述，本院向当事人应某、案外人叶马周制作的笔询问录、向庆元县明牌珠宝店、老庙黄金店调取的黄金首饰销售单及电脑汇总数据在卷证实。 本院认为，给付彩礼是男女双方在缔结婚姻关系过程中，依照习俗，一方向另一方给付财物或者一定数额的金钱的附条件赠与行为，在婚约没有实现的情况下，给付彩礼的赠与行为所依附的条件便不成就，接收彩礼的一方便失去了占有该彩礼的合法依据，给付彩礼的一方有权在符合法定情形下请求另一方予以返还。 首先，对于原告是否依照习俗给付彩礼及彩礼范围的认定问题。第一，原告分两次向被告方给付的30000元，被告方认可已收取，该款均由媒人叶马周经手交付，给付时间为订婚当天及“送日子”当天，符合当地支付彩礼的风俗习惯，应认定为订婚礼金。三被告抗辩称其并未要求原告给付彩礼，且该30000元系原告给被告方置办订婚宴席并已全部花费，三被告不应返还。本院认为，虽然被告方陈述其未要求原告给付彩礼，但原告出于其当地风俗考虑给付礼金亦符合常理，至于被告方称该30000元系原告给被告方置办订婚宴席的费用，从庭审被告方陈述来看，订婚时宴请的亲戚数量有限、规模为两桌，该30000元均为宴请费用不符常理，同时被告方称30000元已花完并不能对该30000元款项的性质及应否承担返还责任产生影响。第二，原告主张的第三次向被告方给付的40000元礼金，因三被告否认收取，原告提交的通话录音中并未见被告方认可原告陈述内容，原告提交的取款凭证亦不能佐证其实际给付40000元的事实，本院认定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能形成证据链，不足以证实其已向三被告交付该部分礼金的事实，原告因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对原告主张的40000元礼金不予支持。第三，原告为被告沈玲玲购置的黄金首饰（金镯子、金戒指、金项链），按照当地风俗，婚嫁之时一般由男方为女方购置，根据双方陈述，部分黄金首饰还由原告母亲陪同购买，此时男方为女方购置首饰的赠与行为应当区别于双方为增进感情的无偿赠与行为，该首饰应当视为彩礼的一部分。关于黄金首饰的价值，鉴于原告未主张返还原物，仅请求返还当时购买首饰时的数额26000元。庭审中被告陈述，该三件黄金首饰及发票凭证均已遗失，也无法确定当时的购置价格。本院审理过程中至相关店铺调查，结合被告李某1自认当时购买金额约为22000元，本院酌情确定该三件黄金首饰购置时的价值为22000元。综上，案涉彩礼价值合计52000元。 其次，对于被告方是否应当返还彩礼及如何界定返还彩礼的数额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当事人可以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本案中，原告与被告李某1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也未按农村习俗举办婚礼，符合返还彩礼的法定条件。结合实际情况，本院认为彩礼返还除应符合上述法定情形外，还应当综合考虑双方过错、经济水平、共同生活、风俗习惯等各种因素。就本案而言，原告与被告李某1解除婚约的主要原因是双方性格不合导致争吵增多、矛盾加剧。但原告在争吵之后也未调和矛盾、解决争议，在2017年10月份争吵后便置之不闻直至本案立案之时，未尽应有责任，确实存在一定过错。同时，根据庭审陈述，双方确有同居生活情形，皆有感情付出。结合当地的风俗习惯考虑，本院酌定被告方返还的彩礼数额为35000元。对于被告李某2、应某陈述的其因准备婚礼而支出的费用及损失，二被告庭审中认可该支出系其对子女的关爱付出，系自愿行为，购置物品现亦由被告方占有使用，原告并未因此获利，与本案婚约财产返还无涉。 此外，对于返还彩礼纠纷的诉讼主体是否适格问题。给付彩礼更多涉及到两个家庭的往来，对于彩礼的给付人及接收人宜作广义理解，家长接收彩礼既是乡土风俗的沿袭，也在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本案中，请求返还彩礼的原告是男方本人，当无疑问，原告给付彩礼时，被告李某1是被告家庭成员，接收彩礼可视为被告的家庭行为，故原告请求被告李某1或其家长返还彩礼，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也符合现实情况，故三被告可为本案适格诉讼主体。 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其合理合法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三被告的抗辩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李某1、李某2、应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共同向原告吴某返还彩礼款35000元； 二、驳回原告吴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上述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200元，减半收取计1100元，由原告吴某负担760元，被告李某1、李某2、应某共同负担34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胡 荣 二〇二〇年六月四日 书记员 姚冰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