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1民终215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佘家禄，男，1948年7月1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白下区。上诉人（原审原告）：葛国安，男，1955年1月31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白下区。上述二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丁传明，北京市隆安（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宣恒雨，男，1972年6月13日生，汉族，住安徽省凤阳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宣恒雷，男，1963年9月20日生，汉族，住安徽省凤阳县。上述二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传喜，江苏金风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南京市江宁区淳化街道新林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淳化街道新林村村民委员会前梅路。法定代表人：李顺兵，该村委会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金磊，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俞曾莹，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政府淳化街道办事处，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淳化街道桂园东路29号。法定代表人：宋洋，该街道办事处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柯玉婷，江苏苏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佘家禄、葛国安因与被上诉人宣恒雨、宣恒雷，原审第三人南京市江宁区淳化街道新林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新林村委会）、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政府淳化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淳化街道办事处）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2019）苏0115民初57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佘家禄、葛国安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损失120万元，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应当被撤销。一审判决对上诉人提供的足以影响判决结果的重要事实及证据没有查明和披露。1、对案涉养鸡场及养鸡场内的所有设备设施属于上述人的事实没有査明。(1)案涉养鸡场及相关配套设施、设备系承包给被上诉人经营，每年承包金实际才1万8千元，并不是转让给被上诉人，所有权仍归上诉人。该事实有公证书、承包协议、新林社区证明等事实佐证。(2)协议约定：“如遇国家或当地政府拆迁，征用土地，乙方只享受当年养鸡的赔偿，其他一切与乙方无关”。“每年甲方返还乙方12000元作为维修资金，负责鸡场所有物产维修”。“乙方必须保证所承租的资产及甲方提供的房屋及配套设备的完整性，承包期满归还甲方”。(3)国家、政府拆迁，征用土地的后果是无法再经营，需关停养鸡场，正是因为各方对养鸡场内设备设施归属做了约定，养鸡场内的所有设备设施归上诉人所有，才会有上述的协议约定。本案系政府行政指令关停养鸡场，两者后果是一样的，都是关停养鸡场，案涉关停补偿的款项应当归属上诉人。2、对案涉养鸡场设备设施的价值没有査明。(1)上诉人每年承包金实际才收取1万8千元，每年返还1万2千元给被上诉人维修设备，从2009年到2016年己有近10万元，设备设施必然具有价值。(2)养鸡场关停时上诉人所有的设备是存在的且具有价值的。3、对案涉养鸡场的关停补偿标准、关停时现场设备设施清单、政府予以补偿的清单明细等均没有查明。对关停补偿的对象系上诉人所有的设备设施的事实没有相明。案涉养鸡场关停系政府统一安排，关停补偿有统一的标准，上诉人曾多次向第三人询问，但第三人先是告知此次关停养鸡场没有任何补偿，在行政诉讼中又说关停补偿给了被上诉人，可以向被上诉人追偿。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严重错误，应当被撤销。1、本案系承包合同纠纷，各方也就承包事项作了协议约定。一审判决应当围绕争议焦点查明案件事实，依据法律规定，按照各方承包协议约定确定各方的权利义务，不是所谓的单方面的不确定的主观臆断“根据常理”、“除设备外其他费用均与二原告无关”、“并不一定”。被上诉人使用的是上诉人的设备，上诉人给付了设备的保养、维修费用，该养鸡场配套设备一直使用到关停时，关停补偿系对上诉人的设备的补偿。2、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已就设备设施做了协议约定，案涉承包协议约定符合法律规定，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应当按照各方承包约定履行。3、一审判决举证责任分配错误，不管是按照法律规定，还是按照交易常情,均应当由被上诉人就其反驳抗辩补偿设备不是上诉人所有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但被上诉人未能举证证明，未完成举证义务,应当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三、一审中存在程序不正当。综上，请求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保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宣恒雨、宣恒雷辩称：1、两上诉人不是郭村养殖厂经营业主，不是禁养通知中的被禁养关停的主体，不应享有该禁养补偿款项。2、郭村养鸡厂停业补偿协议中的各项补偿款均是对两被上诉人的停业补偿，没有对两上诉人也就是发包人或者是出租人的补偿项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新林村委会述称：1、新林村委会依据上级部门的文件指示，与被上诉人通过协议方式，清理案涉养鸡场，符合法律规定。且本次关停，只是对禁养区的整治，并非拆迁征地行为，不涉及养鸡场房屋的征收补偿。2、根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承包协议，被上诉人为案涉养鸡厂的实际经营人，因此，新宁社区村委会与实际经营人签订协议，对其经营损失进行补偿，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并且该协议已经履行完毕。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承包纠纷，与第三人新林社区村委会无关。淳化街道办事处述称，淳化街道办并非案涉养鸡场的关停主体，也并非补偿主体，与本案纠纷无关。佘家禄、葛国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宣恒雨、宣恒雷赔偿其损失120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佘家禄、葛国安租赁新林村委会土地用于经营禽畜养殖业务。2009年10月2日，佘家禄、葛国安（甲方）与宣恒雨、宣恒雷（乙方）签订《承包协议书》一份，约定乙方承包甲方在郭村的养鸡场一处，甲方将养鸡场及相关的配套设施和育雏室、饲料加工设备等一切设施承包给乙方经营；承包期为10年，自2009年12月1日起至2019年12月1日止，如遇国家或当地政府拆迁，征用土地，乙方只享受当年养鸡的赔偿，其他一切与乙方无关；乙方前五年每年12月份向甲方支付承包金30000元，后五年调整为每年35000元，每年甲方返还乙方12000元作为维修资金，负责鸡场所有物产维修；甲方向乙方提供两幢鸡舍、一幢育雏鸡舍、一口水井、一台饲料加工机、磅秤一台、两间宿舍楼及其他配套设备，乙方必须保证所承租的资产及甲方提供房屋及配套设备的完整性，承包期满归还甲方，否则照价赔偿，承包期间的资产维修费由乙方自行承担。双方在协议中还对其他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协议签订后，宣恒雨、宣恒雷在上述养殖场经营养鸡业务。2016年10月31日，淳化街道办事处发布《江宁区淳化街道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及综合治理实施方案》，将案涉养鸡场列为禁养区整治目标（粪污处理设施不完善）。2016年11月28日，新林村委会（甲方）与宣恒雨、宣恒雷（乙方）签订《养鸡场停业补偿协议》，约定：根据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政府《关于江宁区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情况的通知》和淳化街道办事处《江宁区淳化街道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及综合治理实施方案》的要求，双方达成如下协议：一、乙方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停止养鸡场的一切经营活动，并限期搬离养鸡场所在地，于2016年11月29日前将养鸡场里的鸡只全部清理完毕，于2016年12月10日前将养鸡场里设备设施全部拆除、清理完毕（房屋不在本次清理范围内）。二、甲方给付乙方补偿款140万元，该款项包括乙方养鸡场的所有鸡只处理的补偿款及搬迁费用、养鸡场的营业损失、房租损失、设备折旧损失、设备拆除及搬迁费用、人员工资、人员安置费用等一切与乙方养鸡场停业有关的费用；上述费用在乙方将鸡只全部按期清空处理完毕后一周内支付70万元，在乙方按期将养鸡场内设备设施全部拆除清理完毕后于2016年12月31日前支付剩余的70万元；如乙方按期将鸡只全部清理完毕的，甲方另行奖励乙方2万元。双方在协议中还对其他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协议签订后，新林村委会已将140万支付宣恒雨、宣恒雷。2016年12月31日，佘家禄、葛国安与宣恒雨签订《郭村鸡场转让协议书》一份，约定：养鸡场的股权比例和价款：佘家禄占80%，葛国安占20%，三方协商确定养鸡场所有建筑物及附属总价为100万元；转让经营时间自2016年12月1日起至2019年12月1日止。三方在协议中还对其他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协议签订后，宣恒雨支付佘家禄8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佘家禄、葛国安、宣恒雨、宣恒雷签订的合同虽然名为《承包协议》，但根据其权利、义务内容来看，实质上系租赁合同。合同中关于租赁标的物除列明“一台饲料加工机、磅秤一台”外，并未列明其他设备。加之佘家禄、葛国安已经营养鸡场多年，宣恒雨、宣恒雷自2009年12月1日起经营养鸡场至禁养关停时，已近7年，根据常理，除不动产外的设备也极大贬值甚至丧失使用价值。佘家禄、葛国安也未提供证据证明补偿款140万元中包含对其提供给宣恒雨、宣恒雷的设备的补偿。根据新林村委会与宣恒雨、宣恒雷签订的《养鸡场停业补偿协议》，补偿款140万元系对宣恒雨、宣恒雷所有鸡只处理的补偿款及搬迁费用、养鸡场的营业损失、房租损失、设备折旧损失、设备拆除及搬迁费用、人员工资、人员安置费用等一切与养鸡场停业有关的费用，该费用系对宣恒雨、宣恒雷停业进行的补偿，除设备外其他费用均与佘家禄、葛国安无关，且补偿款中相应设备补偿款并不一定等值于设备损失。综上，佘家禄、葛国安要求宣恒雨、宣恒雷赔偿其损失120万元，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佘家禄、葛国安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5600元，由佘家禄、葛国安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上诉人葛国安与被上诉人宣恒雷2019年2月16日的通话录音及根据通话录音整理的文字稿，录音中富恒雷说：“我上次到村里和他（新林村委会书记齐林）讲的，你（新林社区）应该给（佘家禄、葛国安）这个钱的，我们区里打多少钱来，补偿给多少钱，你（新林村委会）心里没数吗？”“这些钱应该给姓葛（佘家禄、葛国安）的，给他们一部分钱。”“一分钱不拿，还想人家企业关门，不知道怎么想的。”“他（齐林）昨天打了3个电话给我，我讲……你别找我，你直接找老葛去，他说我和他讲这个事，他狮子大开口，我说开口也好，不开口也好，你先找他”，以此证明被上诉人非常清楚案涉养殖场关停补偿的标准，以及相关的明细，且证明关停养殖场应当给予上诉人经济补偿，只是双方对这一经济补偿的金额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但是需要补偿这一事实是肯定的。证据2、2016年12月30日佘天丹、杨生贵、佘开太与佘家禄、葛国安的协议书，该份协议书是上诉人与案外人在养鸡场关停之后，就养鸡场水塘排污纠纷处理达成的协议，协议中有第三人新林社区工作人员林木的见证，该份证据证明案涉养殖场所有权归上诉人所有，第三人新林村委会非常清楚这一事实，上诉人不仅没有得到补偿，且承担了养鸡场排污的赔偿责任。宣恒雨、宣恒雷对于证据1录音及文字稿质证意见：1、文字稿中括号里的内容在录音里没有体现，其他文字内容与录音内容相符；2、该录音证实了区政府在关停养鸡场时，打了多少钱，他们在议论这个事情；3、2019年2月16日，新林村委会书记在前一天打了三个电话给宣恒雷，目的是与上诉人葛国安谈补偿的事情，证明养鸡厂关停之后，新林村委会继续与葛国安谈另外的补偿事宜，并不是本案2016年补偿的事宜，电话里所谈的补偿与本案补偿无关。对证据2协议的质证意见：1、真实性无法确认；2、该协议是池塘补偿协议，与本案无关联；3、该协议是甲乙双方产生纠纷后，经协商达成的协议，纠纷内容协议上没有载明，为何原因补偿也不清楚，不能证明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新林村委会对证据1质证意见：1、录音形成时间为2019年2月16日，系一审起诉之前便已存在，一审中未提交，不能作为二审新证据予以采纳；2、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份录音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对话，与第三人新林村委会无关。对于证据2协议书质证意见：1、该证据是2016年12月30日签署的，同样不符合新证据的规定，不能作为新证据予以采纳；2、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第三人新林社区并非该协议的签订主体，并且该协议内容与养鸡场关停补偿没有关联。淳化街道办事处质证意见同第三人新林村委会的质证意见。二审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基本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新林村委会原名南京市江宁区淳化街道新林社区村民委员会，后更名为南京市江宁区淳化街道新林村村民委员会。1998年12月28日，佘家禄与郭村行政村经济合作社签订《租赁协议》一份，约定佘家禄租用1000平方米土地，建造一座养鸡场房等，从1999年生效，租赁期为30年。后郭村村委会合并入新村村委会。佘家禄、葛国安主张双方为合伙关系。佘家禄、葛国安与宣恒雨、宣恒雷2009年10月2日签订的《承包协议书》中约定，如遇拆迁或征用土地时，保证设备完整存在交给佘家禄、葛国安。针对被上诉人二审质证意见中所述的新林村委会继续与葛国安谈另外的补偿事宜，新林村委会明确表示，对于案涉养鸡场的补偿，除已给予被上诉人的补偿外，不存在再与上诉人协商补偿之事。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佘家禄、葛国安是否属于养鸡场关停补偿的被补偿人；二、新林村委会与宣恒雨、宣恒雷签订的《养鸡场停业补偿协议》中是否包含对佘家禄、葛国安的补偿；三、佘家禄、葛国安应获补偿的数额。本院认为，公民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关于争议焦点一，佘家禄、葛国安是否属于养鸡场关停补偿的被补偿人。佘家禄、葛国安与郭村村委会1998年12月28日签订的《租赁协议》中约定，佘家禄、葛国安租赁案涉场地30年，佘家禄、葛国安在案涉场地经营养鸡场。因此，佘家禄、葛国安对案涉养鸡场的租赁经营权应当至2029年底止。2009年佘家禄、葛国安与宣恒雨、宣恒雷签订的《承包协议书》中，约定宣恒雨、宣恒雷租用案涉养鸡场的时间至2019年12月1日止。因此，2019年12月2日至2029年底期间案涉养鸡场的经营权仍归佘家禄、葛国安。2016年，新林村委会对案涉养鸡场进行关停，不但使宣恒雨、宣恒雷在其租赁期内对于案涉养鸡场的经营权无法实现，同时也使佘家禄、葛国安对于案涉养鸡场在2019年12月2日至2029年底期间的经营权无法实现。因此，佘家禄、葛国安当然是案涉养鸡场关停的被补偿人。关于争议焦点二，新林村委会与宣恒雨、宣恒雷签订的《养鸡场停业补偿协议》中是否包含对佘家禄、葛国安的补偿。佘家禄、葛国安与宣恒雨、宣恒雷2009年10月2日签订的《承包协议书》中明确约定，宣恒雨、宣恒雷必须保证所承租的资产及甲方提供房屋及配套设备的完整性，承包期满归还佘家禄、葛国安，否则照价赔偿；双方约定，佘家禄、葛国安从承包金中每年向宣恒雨、宣恒雷返还12000元作为养鸡场所有物产的维修资金；双方约定，如遇拆迁或征用土地时，宣恒雨、宣恒雷保证设备完整存在交给佘家禄、葛国安；双方还约定，如遇国家或当地政府拆迁，征用土地，乙方只享受当年养鸡的赔偿，其他一切与乙方无关。从上述约定可以认定，佘家禄、葛国安是养鸡场房屋及设备的所有权人，养鸡场所获补偿中应当有佘家禄、葛国安的补偿款。二审审理中，新林村委会明确表示，对于案涉养鸡场的补偿，除已给予被上诉人的补偿外，不存在再与上诉人协商补偿之事。且新林村委会与宣恒雨、宣恒雷签订的《养鸡场停业补偿协议》中，约定新林村委会给付宣恒雨、宣恒雷的补偿款包括养鸡场的所有鸡只处理的补偿款及搬迁费用、养鸡场的营业损失、房租损失、设备折旧损失、设备拆除及搬迁费用、人员工资、人员安置费用等一切与乙方养鸡场停业有关的费用。由此可以确定，被上诉人与新林村委会签订的补偿协议包含了案涉养鸡场所有补偿款，因此，其中应当有佘家禄、葛国安的补偿款份额。关于争议焦点三，佘家禄、葛国安应获补偿的数额。一审中新林村委会出具了一份《养鸡场停业赔偿清单附表》，主张其与宣恒雨、宣恒雷签订的《养鸡场停业补偿协议》中约定的140万元的补偿款是依据该附表确定。上诉人对该附表的真实性认可，对内容持有异议。但上诉人未能提供其他的补偿依据。该附表中涉及设施设备的补偿金额为70余万元。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承包协议中约定，被上诉人承包期满后要向上诉人返还设施设备，如遇拆迁，被上诉人只享受当年养鸡的赔偿，其他一切与被上诉人无关。因此，被上诉人对于其所获得的设施设备的补偿负有举证证明由其所购买的证明责任。被上诉人主张补偿协议中所涉的设施设备补偿均为其所有，其在一审中提供了购买养鸡设备的4张合计为405200元的收据。本院经审查认为，被上诉人未能提供购买设备的发票，仅以收据尚不足以完全证明其购买设施设备的确实情况和数额。新林村委会与宣恒雨、宣恒雷签订的《养鸡场停业补偿协议》中，约定新林村委会给付宣恒雨、宣恒雷的补偿款包括养鸡场的所有鸡只处理的补偿款及搬迁费用、养鸡场的营业损失、房租损失、设备折旧损失、设备拆除及搬迁费用、人员工资、人员安置费用等一切与乙方养鸡场停业有关的费用。但新林村委会出具的《养鸡场停业赔偿清单附表》中的数额与补偿协议确定的数额存在一定差距，补偿协议中所述的搬迁费用、营业损失等在附表中并无体现。因此，对于佘家禄、葛国安所获补偿的数额无法精确计算。本院综合本案实际情况，酌定对于《养鸡场停业补偿协议》中的补偿款50万元归上诉人佘家禄、葛国安所有。综上所述，上诉人佘家禄、葛国安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一审法院的判决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2019）苏0115民初5732号民事判决；二、宣恒雨、宣恒雷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一次性向佘家禄、葛国安支付500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5600元，由佘家禄、葛国安负担9204元，由宣恒雨、宣恒雷负担639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5600元，由上诉人佘家禄、葛国安负担9204元，由宣恒雨、宣恒雷负担639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孙伟审 判 员 龚震审 判 员 王路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五日法官助理 高婷书 记 员 戴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