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14民终62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树林，男，1955年8月18日生，满族，农民，住兴城市。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国涛，男，1972年12月17日生，满族，农民，住兴城市。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晓新，辽宁持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德利，男，1965年9月25日生，满族，农民，住兴城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金辉，男，1972年11月8日生，满族，农民，住兴城市。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吕丽静，兴城市兴直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李树林、陈国涛因与被上诉人孙德利、刘金辉排除妨害纠纷一案，不服兴城市人民法院（2019）辽1481民初19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树林、陈国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晓新、被上诉人孙德利、刘金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吕丽静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树林、陈国涛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法院的错误判决，依法改判被上诉人返还上诉人享有经营权的土地；2、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土地承包关系这是认定事实的错误。首先，上诉人享有经营权的土地转包给每一农户都有转包合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土地转包关系已经到期，到期之后再也没有与被上诉人签订转包合同，被上诉人在没有与上诉人形成新的土地转包合同关系擅自继续耕种上诉人享有经营权的土地，实属侵权。其次，被上诉人主张自己与案外人刘兴仁共同合伙耕种涉案土地，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多次提到案外人刘兴仁，声称其与刘兴仁是合伙经营的关系，但是，对此被上诉人却没有向法庭提供与刘兴仁有关的任何一点证据，这已经充分说明了被上诉人的主张是没有证据支持的。也没有一审判决审理查明的刘兴余的5万元承包费的证据。第三，一审法院在证据采信上存在错误。一审中，上诉人向法庭提供了诸多的证据来证明上诉人对承包过来的土地到期后从来也没有转包给过被上诉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只是存在债权债务的关系。第四，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并没有出示过一份能够证明自己与上诉人之间形成土地承包关系的证据。只是在法庭辩论程序中出示了一份录音，但是其录音的内容也根本没有一审判决中所阐述的内容。此录音内容出自何处上诉人一无所知。刘金辉不能只找陈国涛协商，而李树林不需要在场，正因为陈国涛签的欠条欠刘金辉钱，刘金辉找陈国涛谈钱的事，录音当庭无播放，无法听清内容，从而无法质证，法庭也没有进行质证，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另外，原审判决所采信的录音所谓内容与上诉人提供的书证证明矛盾，其证明无法对抗书证。一审法院凭一录音资料来认定本案的事实必然导致其判决结果在认定事实上的错误。综上，上诉人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在2018年期间并不存在所谓的土地承包关系。被上诉人在没有征得上诉人同意且在其转包合同到期的情况下以欠钱为由擅自耕种上诉人享有承包经营权的土地是侵权行为。一审法院一是认定事实的错误二是适用法律的错误。请二审人民法院依法纠正一审法院的错误判决，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孙德利、刘金辉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实属牵强，完全是不义之举。当初承包时，因陈国涛支付不起承包费，就找到孙德利（二人系亲属关系），要求共同继续承包，这样二被上诉人找到元承包户刘金辉和刘兴仁，每人出资5万元，与二上诉人共同继续承包，陈国涛给我们出具条据，由于我们没有文化，又是亲戚朋友关系，就未签订合同。谁知因对外承包没有达成共识，现上诉人阻止我们耕种，延误农时，造成我方损失。请求维持原判。李树林、陈国涛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排除妨碍，二被告从原告享有经营权的土地中退出，返还二原告的土地；2.二被告赔偿二原告的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壹拾伍万元；3.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0年11月，二原告与土地发包人兴城大寨乡人民政府签了土地承包合同，合同约定承包期限为30年，同时合同还约定了承包金、承包范围以及各方的权利义务。此前签订的承包合同约定的承包期限是：1987年至2017年，共30年。在第一份合同履行期间，二原告将合同又转包给了二被告，转包的期限与第一份合同的履行期限相同。2017年合同到期后，2018年，二原告又将土地转包给了案外人。2019年，二原告要自己经营土地时，却发现二被告在没有征得二原告同意的情况下，将二原告承包的267亩土地部分（约100亩）擅自播种。二原告得知此情况后，找到二被告交涉，并要求其退出土地停止播种，但是二被告拒绝。现在二原告要经营自己的土地已经不可能。二被告的行为严重侵犯了二原告的合法权益，在协商不成的情况下，二原告只好向人民法院提起告诉，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支持二原告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兴城市大寨满族乡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大寨乡政府）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原告李树林、陈国涛签订《大寨乡山场地延长承包合同书》，约定：乡党委研究决定，将现有乡山场地267亩延长承包期30年，续包给乙方，承包费按每年50元/亩计算。土地权属归甲方，乙方只有承包经营管理权。承包地点及续包时间：甲方将坐落在本乡原孙马村和后营村之间山场地续包给乙方。界限划分：山场环形公路南北两侧至小牛心山以南乡山场辖区内的土地。东至循环路；南至循环路；西至循环路；北至循环路。延长承包期30年（2018年1月1日至2047年12月31日止）。自合同签订之后，乙方一次性交清承包费400,000.00元。乙方当事人因迁出和病故等原因，不能经营管理，子女有继承的权利，也可以在甲方的同意下转包他人，继续执行本合同，合同期满后，乙方有优先经营承包的权利。落款（甲方）代表处加盖有大寨乡政府公章及甲方代表李彦学的签名并加盖其名章，（乙方）代表处签有李树林、陈国涛的名字。李树林、陈国涛称该《大寨乡山场地延长承包合同书》是在1987年的承包合同基础上延续承包所至。1987年3月26日，大寨乡政府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刘兴会签订《集体果树承包合同书》一份，约定：甲方将坐落在本乡孙马村和后营村区域的山场116株承包给乙方，承包期限为三十年。本合同有效时间：自一九八七年三月二十六日至二0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落款甲方代表处加盖大寨乡政府公章及李树林、陈世民的名章，乙方处加盖刘兴会名章。李树林、陈国涛称陈世民系陈国涛父亲。承包给刘兴会的果树系李树林、陈世民自大寨乡政府承包所至，二人又转包给刘兴会等22户村民。被告孙德利、刘金辉提供大寨乡政府于1987年3月26日与村民刘兴余签订的《集体果树承包合同书》一份，刘兴余承包山场果树250株。落款甲方处除加盖大寨乡政府公章外，还加盖有李树林、陈世民的名章。孙德利、刘金辉辩称二人系与刘兴余共同承包该果树。2017年合同转包期限届满。2018年4月9日，李树林、陈国涛将收回的承包地转包给薛长明、刘宝库、张野及碱厂乡长岭村，双方签订《土地转包协议书》一份，转包期限为一年，转包费为35,000.00元。2019年，李树林、陈国涛收回承包地后，有意发包给种药材的客户，在双方协商过程中，孙德利和刘金辉未经李树林、陈国涛同意，自行决定开垦大约100亩的承包地进行农作物种植。李树林、陈国涛与孙德利、刘金辉因此发生矛盾，双方协商未果，李树林、陈国涛向本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1.排除妨碍，二被告从原告享有经营权的土地中退出，返还二原告的土地；2.二被告赔偿二原告的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壹拾伍万元。孙德利、刘金辉辩称1987年承包合同到期后，二人享有优先承包权，且称在2010年二人与刘兴余已向李树林、陈国涛交纳了承包费150,000.00元，孙德利、刘金辉提供借据两份，第一份借据载明：人民币伍万元整。上款系陈国涛从孙德利借包地款。收款人：陈国涛。第二份借据载明：人民币伍万元整。上款系陈国涛从刘金辉借承包地款。出具人：陈国涛。借款时间均为2010年4月23日。李树林、陈国涛称该两份借据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并不能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承包合同关系，但孙德利、刘金辉则辩称该两笔款项系二人交纳的承包费，加上刘兴余的50,000.00元，一共是150,000.00元。2018年李树林、陈国涛将承包地转包他人时，孙德利、刘金辉二人还分得了承包款。为证明孙德利、刘金辉二人与李树林、陈国涛存在共同经营果树地的事实，二人向本院提供录音资料一份，该录音资料是2019年4月25日刘金辉去陈国涛家与陈国涛就承包地如何经营的谈话录音，谈话中，陈国涛承认果树地为四人共同经营，承认包地时刘金辉押了50,000.00元钱，也承认去年包地四人“分红”的事。但商量今年如何经营承包地时，刘金辉与陈国涛出现了分歧，刘金辉要求四人分地，各种各的。陈国涛不同意，认为不是一个人的事，四家一家一条，这地就废了。包给谁就包一年，说有人要包三年他都没干，主要是“卖”地，能多出钱。刘金辉表示，不能总这么待着，自己种三年四年的，本钱就捞回来了。陈国涛表示，种花生产量不行。“五.一”放假，北京药厂来人看地，上咱这山，种三四个品种，看好就签合同，给个保护价。效益好，让他种，效益不好，秋后咱就“卖”。对该录音资料，陈国涛质证称，2018年包地，给刘金辉4,000.00元，是还的借款。对外发包种药材，是他和李树林与合作社协商的，与别人不发生关系，没有对外发包。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李树林、陈国涛于2010年与大寨乡政府签订《大寨乡山场地延长承包合同书》事实存在。李树林、陈国涛与大寨乡政府建立了乡267亩山场地延长承包的合同关系。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被告孙德利、刘金辉是否与李树林、陈国辉存在转包合同关系。李树林、陈国涛否认与孙德利、刘金辉存在转包合同关系。虽然孙德利与刘金辉提供了大寨乡政府与刘兴余签订的《集体果树承包合同书》，但不能证明二人与李树林、陈国涛之间存在转包合同关系，为了证明其抗辩主张，孙德利、刘金辉提供刘金辉与陈国涛谈话的录音资料一份，该录音资料反映的是，刘金辉与陈国涛就承包地在2019年如何经营进行协商的过程，在录音资料中，关于承包地的承包方式，刘金辉表示，分割承包地，各种各的。陈国涛则不同意，表示四家一家一条分割，这地就废了，包给药厂种药材，能多出钱。如果效益不好，秋后就把承包地“卖”了。在录音中，陈国涛承认刘金辉交了承包地押金50,000.00元，而且也承认去年（2018年）包地给刘金辉“分红”钱了。虽然不能够确认孙德利、刘金辉与刘兴余共同转包的事实，但二人在实际经营果树地，陈国涛是承认的。从陈国涛与刘金辉的谈话录音中，可以确认孙德利、刘金辉二人不但转包了果树地，而且还在与李树林、陈国涛共同经营承包地。双方产生纠纷的主要原因，不是果树地有没有孙德利、刘金辉的承包份额，而是如何经营果树地的问题。在双方没有就如何经营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孙德利、刘金辉自行耕种部分承包地，虽然做法不妥，但不构成对李树林、陈国涛承包地的侵权，故对李树林、陈国涛要求排除妨害、责令孙德利、刘金辉返还承包地并赔偿经济损失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本案应驳回李树林、陈国涛的诉讼请求。综上所述，为维护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九条、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七条、第一百二十八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树林、陈国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300.00元，由原告李树林、陈国涛共同负担。二审期间，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针对2019年4月25日刘金辉去陈国涛家与陈国涛就承包地如何经营的谈话录音进行质证，陈国涛的质证意见：认可向二被上诉人借钱的事实，分红的说法属口误，因借款10年未还，就给点利息。李树林质证称关于借钱一事自己不知情，不能证明合伙经营，陈国涛应还钱。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陈国涛收到刘金辉、孙德利每人5万元的事实存在，现本案争议在于刘金辉、孙德利是否应返还案涉土地经营权？经查，虽然陈国涛给刘金辉、孙德利出具的借据载明借承包款，但从孙德利、刘金辉多年来未向陈国涛主张权利、2018年陈国涛给刘金辉、孙德利分红及刘金辉提供的录音资料来看，足以认定刘金辉、孙德利与陈国涛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双方产生纠纷的主要原因，不是果树地有没有孙德利、刘金辉的承包份额，而是如何经营果树地的问题。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本应兼顾双方利益，协商解决经营分歧，实现经营效益最大化。在双方没有就如何经营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孙德利、刘金辉自行耕种部分承包地，虽然做法不妥，但不构成对李树林、陈国涛承包地的侵权，故对李树林、陈国涛要求排除妨害等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300.00元，由上诉人李树林、陈国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朱俊芬审判员  牛广兴审判员  焦 娇二〇二〇年六月二日法官助理吕彬书记员时玉明本判决援引的相关法律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