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10民初2222号 原告：邵建明，男，1970年3月7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华国、陶董立，浙江政法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夏培林，男，1932年12月8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被告：夏福森，男，1967年11月3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云鹏，浙江金成太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邵建明（下称原告）为与被告夏培林、夏福森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于2020年3月3日诉至本院，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4月7日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华国，被告夏培林、夏福森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云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起诉称：自2017年6月开始，原告母亲王祝英受雇于被告夏福森，一直在其家做保姆工作，照顾被告夏培林的生活起居，由被告夏福森每月支付原告母亲3000元的劳务费。2019年8月23日下午4点多，原告母亲在被告夏培林家中从事保姆工作时摔倒在地，被告夏培林、夏福森一直没有联系原告，直至2019年8月24日上午9点才打电话给原告。原告要求被告夏培林、夏福森第一时间将母亲送到医院救治。后被告夏培林、夏福森先将原告母亲送至余杭区第二人民医院，后因病情危急，再转院至浙江医院。原告母亲在治疗期间，一直未清醒过，处于植物人状态，最后于2019年10月1日11时医治无效死亡，死因为脑梗死。脑梗是一种较多凶险的疾病，被告夏培林、夏福森在明知原告母亲摔倒的情况下，长达十七个小时未联系原告，导致原告母亲错过最佳的治疗时间。为此，被告夏培林、夏福森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根据医学常识，脑梗疾病发现及时，现有的医疗条件有较高的治愈可能，然因被告夏培林、夏福森的过错，致使原告母亲错失良机，遭此不幸。因原告母亲的死亡，给原告造成了巨大损失。原告多次要求被告给予赔偿无果，故发生纠纷。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被告夏培林、夏福森共同支付原告医药费86347.74元，住院陪护费5880元、死亡赔偿金722462元，丧葬费33525元，营养费28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800元，交通费5000元，精神抚慰金50000元，共计908814.74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夏培林、夏福森共同负担。 为证明上述事实，原告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 1、门诊记录、住院小结、发票一组，证明：原告母亲在被告夏培林、夏福森家做保姆工作时，突发脑梗住院治疗的事实。 2、聊天记录录音及文字一份，证明：原告与被告夏培林沟通的情况的事实。 3、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一份，证明：原告母亲王祝英于2019年10月1日11时去世，死亡原因为脑梗。 被告夏培林、夏福森答辩称：夏福森不是本案适格被告。本案所涉雇佣人员王祝英系夏培林通过中介公司进行雇佣，由夏培林支付相应的劳务费。王祝英系常住夏培林家中对夏培林进行生活起居照顾，在其工作期间。夏培林未指示其从事危险的雇佣工作，王祝英系自身疾病导致送医治疗未果过世，与夏培林无关。夏培林一直独居，且已经88岁高龄，需要人员进行照料。王祝英系完全行为能力人，对自身的身体情况应当了解，其身体不适时，就应该向其近亲属反映或者去医院就医，其应对自身疾病导致的死亡，负有全部的责任。王祝英在2019年8月23日并未向夏培林说明其身体不适，后在2019年8月24日，才向被告夏培林家属（当天刚好来看望）反映身体不适，夏培林家属知道后，马上通过王祝英电话联系王祝英孙女，并及时拨打120将其送至余杭二院进行救治，被告已经做到了其应做的义务，不应对王祝英因自身疾病导致的死亡承担任何责任，该情况属于意外事件。综上，原告起诉要求被告赔偿相关费用无事实依据，恳请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夏培林、夏福森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 经庭审质证，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被告夏培林、夏福森经质证后，发表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的三性无异议，证明对象有异议，只能证明原告因病就医治疗的事实。同时该证据证明被告已经将王祝英送医治疗，从转院的时间就可以说明。王祝英过世是自身疾病导致，是脑梗。证据2的三性无异议，但是该证据不能证明实际情况。被告夏培林年事已高，无法正确表达。当时确实是摔倒了，但是王祝英没有异样，还能烧早饭给夏培林吃。后来夏培林家属来看夏培林，发现阿姨有点异常，就询问王祝英情况。然后夏培林家属就问王祝英家属电话。后来由夏培林女婿打电话给王祝英孙女，夏福森打了120送去二院。在二院的时候人没有死。证据3的无异议。同时证明其过世原因是脑梗，是自身原发性疾病。本院经审查后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1-3均符合有效证据的形式要件，本院予以确认为认定本案事实的有效依据。 根据以上有效证据和庭审中当事人的陈述，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如下： 自2017年7月起，原告母亲王祝英受被告夏培林雇佣，在夏培林家做住家保姆工作，主要负责照顾夏培林的日常生活。被告夏培林每月支付王祝英劳务费3000元。2019年8月24日上午，夏培林家人前来探望夏培林，发现王祝英身体异常，后第一时间和原告家人电话取得联系并将王祝英送至余杭区第二人民医院治疗，后因病情危急，同日即转院至浙江医院三墩院区住院治疗，2019年9月26日出院，诊断为：偏瘫；脑梗死；继发性癫痫、癫痫持续状体；心律失常；持续性房颤；电解质代谢紊乱；低钾血症；××。治疗期间，原告总计支出医疗费86387.74元，陪护费5880元。2019年10月1日王祝英因脑梗死亡。 另查明，王祝英出生于1952年，其与丈夫邵金海生前育有一子邵建明、一女邵建兰，其丈夫邵金海、女儿邵建兰分别于2007年6月、2009年7月因病死亡。 本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有过错的，可以减轻雇主的赔偿责任。本案中，虽然死者王祝英是在提供劳务期间发生人身损害事件，但其根本原因是其突发自身疾病所造成的，与其所从事的保姆工作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同时，作为接受劳务一方的被告夏培林及其家人在其发病后及时通知其家人,并送医治疗,履行了必要的救助义务，故原告诉请雇主承担全部的赔偿，不符合法律规定。但被告夏培林选聘保姆时，未充分注意死者王祝英年龄、身体健康状况，存在选任不当的情形,也应承担一定的责任。综合本案的具体情况，本院酌情认定被告夏培林承担10%的赔偿责任。另外，原告诉请被告夏福森共同承担雇主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损失的具体计算，本院酌定如下：1、医疗费86347.74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800元、营养费2800元、护理费5880元、丧葬费33525元，原告主张的计算标准较为合理，本院对其主张予以确认。2、交通费5000元，原告未提供充分证据加以佐证，本院酌定为1000元；精神抚慰金50000元，原告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3、关于死亡赔偿金，原告在事故发生之时系农村户籍,受被告夏培林雇佣也是在农村从事保姆工作,因此死亡赔偿金应按照2018年浙江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标准计算应为354926元（27302元/年×13年）。原告主张的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四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夏培林赔偿原告邵建明医疗费、死亡赔偿金等各项损失总计48727.87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 二、驳回原告邵建明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12888元，减半收取6444元，由原告邵建明负担5947元，被告夏福森负担497元。 原告邵建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被告夏福森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谈国永 二〇二〇年六月一日 书记员  杜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