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皖03民终140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蒲丽萍，女，1969年9月29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单刘丽，女，1987年6月5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蚌埠市分公司，住所地安徽省蚌埠市朝阳路197号（1-14层）。负责人：张蔚靖，该分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雷，安徽辉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荣岭，安徽辉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蒲丽萍、单刘丽因与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蚌埠市分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蚌埠市禹会区人民法院（2019）皖0304民初4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蒲丽萍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蒲丽萍一审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蚌埠市分公司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书认定“事故发生后驶离现场属于保险人的免责事由之一”属认定事实错误。根据《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六条对保险人免责事由的陈述为：“（六）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逃离事故现场，或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即保险公司的免责事由是“逃离事故现场”而非“驶离现场”，二者之间的区别就在于，驾驶人离开事故现场的主观目的是否是为了逃避责任，或者驾驶人是否知晓已经发生交通事故，且本案单刘丽是否有肇事后逃逸的行为，只能由公安部门依法认定。本案中事故认定书上清楚地载明单刘丽是“驶离现场”，而根据保险合同约定，“逃离现场”才属保险公司免责事由，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二、案涉《交通事故调解协议书》第二条之3的约定违反法律规定，且侵害蒲丽萍和一审第三人单刘丽的合法权益。该《交通事故调解协议书》实为三方协议，在甲方（一审第三人）不知情、且蒲丽萍尚要进行二次手术的情况下，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蚌埠市分公司即与上诉人约定“本次事故所有损失一次性了结，甲乙双方放弃其他一切诉讼请求，今后各方无涉”，显然严重侵害了一审第三人（甲方）的合法权益，因为一审第三人向上诉人垫付若干医疗费，但已无从追索。退一步说，即使本案一审第三人有“逃逸”行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蚌埠市分公司可依据“商业三者险”的约定免责，但蒲丽萍仍可通过起诉作为侵权人的一审第三人的方式获得赔偿。若上诉第3款的约定有效，蒲丽萍已无权再向一审第三人（侵权人）主张权利，该约定显然侵害了蒲丽萍的合法权益。故请求支持上诉请求。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蚌埠市分公司辩称，蒲丽萍所述的保险条款已经不再适用；《交通事故调解协议书》的内容是交强险项下的赔偿项目，系双方自愿签订并已履行完毕，该协议并没有侵害蒲丽萍与单刘丽的合法权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单刘丽述称，同意蒲丽萍的上诉理由。单刘丽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确认《交通事故调解协议书》无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蚌埠市分公司、蒲丽萍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蚌埠市分公司与蒲丽萍签订的《交通事故调解协议书》处分了单刘丽的权利，属无效协议。该协议主要内容为：保险公司仅在交强险范围内赔付，商业险免赔，处分了单刘丽获得商业险理赔的权利，属于无效协议。二、单刘丽是否能获得商业险赔付，应当在机动车交通事故纠纷或者保险合同纠纷中审理查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蚌埠市分公司、蒲丽萍无权对单刘丽的实体权利进行处分，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单刘丽一审提交的视频可以证实事故发生时，单刘丽驾驶的车辆与蒲丽萍碰撞点是车辆右后尾，是驾驶位的盲区，其是在公安机关通知其去处理时才知道事故始末。公安机关没有认定单刘丽系逃逸，其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驶离现场，不属于故意逃离现场，应当获得商业险的理赔，该权利不应被剥夺。如果蒲丽萍放弃在商业险理赔范围内对保险公司的索赔权，那么也应当放弃相应范围内对单刘丽的索赔权利。综上，请求支持上诉请求。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蚌埠市分公司辩称，单刘丽陈述对案涉协议不知情与事实不符，当时保险公司已经通知了车主宫晨晨（单刘丽丈夫），但其拒绝配合；单刘丽主张驶离现场并非逃逸，要求保险公司在商业险内承担责任与合同约定不符，合同约定驶离现场属于免责事由。蒲丽萍述称，同意单刘丽的上诉理由。蒲丽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确认蒲丽萍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蚌埠市分公司签订的交通事故调解协议书无效；判令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蚌埠市分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9月14日，单刘丽驾驶小轿车在沫河口镇中心街附近与蒲丽萍所骑的两轮电动车发生刮碰，致使蒲丽萍受伤。事故发生后，单刘丽驶离现场。经蚌埠市交警支队四大队事故认定为单刘丽承担事故全部责任，蒲丽萍无责任。后蒲丽萍被送往沫河口卫生院治疗，2018年9月6日转入蚌埠康桥医院入院治疗，共计住院58天，花费医疗费34831.02元。事故发生后，蒲丽萍、单刘丽进行调解，蒲丽萍配偶张学刚携带蒲丽萍医疗费发票前往保险公司理赔。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蚌埠市分公司理赔员告诉蒲丽萍，此次交通事故中单刘丽系逃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蚌埠市分公司仅在交强险范围内赔付萍丽萍医疗费，商业险拒赔。蒲丽萍、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蚌埠市分公司签订调解协议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蚌埠市分公司向蒲丽萍支付理赔款共计61716元，其中包含医疗费10000元。蒲丽萍认为其治疗所花费的费用超出了保险公司支付的医疗费10000元，且该协议系蒲丽萍配偶代签，没有蒲丽萍签字，案涉协议属于无效合同。庭审中，蒲丽萍明确主张案涉交通事故调解协议书属于无效合同。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蒲丽萍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蚌埠市分公司之间签订的《交通事故调解协议》是否符合合同法定无效的情形。蒲丽萍在庭审中称，涉案协议损害了第三人单刘丽的权益，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法定无效情形，应确认为无效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法院认为，法律规定的恶意串通系指各方当事人在签订合同时主观上均存在通过签订合同来侵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故意，彼此之间存在侵害的意思联络，但萍蒲丽萍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蚌埠市分公司在签订涉案协议时存在串通的主观恶意。本案中，第三人单刘丽与蒲丽萍发生交通事故时，天气状况良好，不存在因雨雪、大雾等使驾驶员难以察觉交通事故发生之客观情形，且单刘丽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蚌埠市分公司投保时，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蚌埠市分公司的第三者责任保险合同中明确规定事故发生后驶离现场属于保险人的免责事由之一。保险条款设置“事故发生后驶离现场保险公司免责”的理由至为明显，因为交通事故发生后，无论行为人对于交通事故之发生是否负有责任，均有保护事故现场、救助事故受害人、向交通管理部门报告事故的法定义务。保险人将离开现场的行为作为保险人的免责条款，目的在于敦促被保险人遵守交通法规，维护社会公众生命财产安全，保障社会公共秩序，以避免道德风险。事故发生后如果一方当事人离开现场，同时也将导致事故确切责任无法查明以及事故受害人的人身、财产因得不到及时救助而有可能造成损害的进一步扩大，而这些均与保险公司是否承担保险责任以及保险赔偿金额有重大、直接的因果关系，客观上加重了保险公司的合同义务，使保险人所承保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风险发生概率大大提高，改变了保险人承保之初的对价平衡表。单刘丽在发生交通事故后有保护现场、救助蒲丽萍的义务，但其在事故发生后驶离现场，属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蚌埠市分公司第三者商业险中的免赔事由，同时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蚌埠市分公司与蒲丽萍签订调解协议时，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蚌埠市分公司明确向蒲丽萍说明了只能在交强险范围内赔付医药费，故保险公司在与蒲丽萍签订调解协议时不存在与萍蒲丽萍恶意串通，损害第三者权益的事由。综上，涉案协议并无《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法定无效情形，故对蒲丽萍要求确认合同无效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蒲丽萍主张其没有授权配偶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蚌埠市分公司签订案涉协议，事后也没有得到其追认，故案涉协议不对蒲丽萍发生效力。法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本案中，蒲丽萍由于住院治疗无法亲自前往保险公司签订案涉协议，同时蒲丽萍配偶携带蒲丽萍医疗费发票前往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蚌埠市分公司进行理赔，事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蚌埠市分公司也向蒲丽萍告支付了理赔款61716元。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蚌埠市分公司有理由相信蒲丽萍配偶有权代表蒲丽萍签订案涉协议，蒲丽萍配偶代表蒲丽萍在案涉协议签字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故对蒲丽萍以上主张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一审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蒲丽萍所有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40元，由原告蒲丽萍负担。二审中，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新证据，本院依法组织当事人对证据进行了质证。蒲丽萍提供与宋雅玲律师的通话录音一份，证明蒲丽萍对案涉协议的签订不清楚。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蚌埠市分公司质证认为，宋雅玲作为蒲丽萍的代理人与蒲丽萍的丈夫一起去保险公司处理案涉交通事故，宋雅玲的意见视为蒲丽萍的意见，该证据达不到其证明目的。单刘丽质证认为，录音的内容仅能反映蒲丽萍在淮上区法院起诉的相关情况，达不到其证明目的。本院认证意见，该录音反映内容为通话双方商谈案件处理的相关事宜，且蒲丽萍自认宋雅玲为其代理人与其丈夫一同前往保险公司参与调解的事实，故该证据达不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认定。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均无异议，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蒲丽萍以案涉《交通事故调解协议书》的签订其不知情，且内容违反法律规定，侵害其与单刘丽的合法权益为由要求确认该协议无效。单刘丽以案涉协议系他人对自己权利的处分为由亦要求确认协议无效。经查，蒲丽萍二审庭审中自认陪同其丈夫去保险公司参与调解的还有其委托的执业律师，故其关于对调解协议的内容不知情的理由不能成立。蒲丽萍因事故入院治疗，于2018年10月28日出院，案涉协议于2018年12月18日签订，此时蒲丽萍的基本治疗已经结束，其对自己因事故造成的医疗费用等各项损失是清楚的，对损伤程度应当存在正确的认知和预见，调解协议中的各项赔偿费用均按相应的标准计算清楚明确，双方在调解协议书中约定的内容系对自己权利的处分，应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并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亦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合同无效的情形之一，且该协议已经履行完毕，故蒲丽萍主张合同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蒲丽萍、单刘丽上诉称案涉协议损害了第三人单刘丽的利益，因单刘丽并非案涉协议的当事人，且该协议的内容并未加重其责任，故该项要求确认协议无效的理由亦不能成立。至于单刘丽驶离现场的行为是否属于保险公司免责事由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不予评判。综上，蒲丽萍、单刘丽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蒲丽萍负担40元，单刘丽负担40元（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吴公礼审判员  张志荣审判员  胡玉巧二〇二〇年六月四日法官助理王海燕书记员杨璐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