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京行终666号上诉人（一审原告）蔡伟强，男，1972年8月29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福建省仙游县。上诉人（一审原告）黄茜萍，女，1973年5月12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二上诉人之共同委托代理人高风，广东仁人律师事务所律师。二上诉人之共同委托代理人刘亚军，广东仁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19号。法定代表人易会满，主席。委托代理人冯新彦，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祝晓曦，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上诉人蔡伟强、黄茜萍因行政处罚及行政复议一案，不服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9）京01行初1236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书面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9年4月25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作出的〔2019〕2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被诉处罚决定），其中认定蔡伟强、黄茜萍存在以下违法事实：一、涉案内幕信息的形成和公开过程。2014年9月，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禧科技）以增资方式参股兴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科电子），并于2014年11月、2015年10月两次追加投资。银禧科技在投资兴科电子的同时考虑了其长期发展路径，兴科电子各股东都一致认同，在兴科电子未来发展较好的情况下，应将其资本化。2015年12月底，银禧科技董事长谭颂斌看到兴科电子全年业绩较好，和银禧科技总经理林登灿、董秘顾险峰就收购兴科电子进行可行性分析，并让顾险峰做一个兴科电子估值计算。顾险峰于12月28日开始起草兴科电子估值表，于2016年1月6日将《兴科估值》文件通过邮件发送给谭颂斌、林登灿。2016年春节上班后，谭颂斌和林登灿、顾险峰商定了收购兴科电子的整体估值方案。此后到2月19日之间，谭颂斌和兴科电子董事长胡恩赐沟通了银禧科技收购兴科电子的事。2016年2月19日晚上，根据胡恩赐提议，谭颂斌、林登灿与兴科电子经营班子成员胡恩赐、陈智勇、张文武在东莞旗峰山铂尔曼酒店会面，正式就银禧科技收购兴科电子事宜进行公司层面的会谈，因估值差距较大未达成一致。此后，谭颂斌与胡恩赐就收购事宜保持沟通。2016年3月底银禧科技公布年报和一季度业绩预告后，兴科电子业绩带动了银禧科技股价上涨，谭颂斌和胡恩赐决定加快收购进程。2016年4月14日上午11时左右，谭颂斌决定停牌启动收购事宜。当天晚上，银禧科技和兴科电子相关人员就并购重组事宜进行了洽谈，并于23时左右签署《股权收购意向书》。4月15日，银禧科技公司股票停牌。6月15日、6月27日，银禧科技先后发布《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披露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分别向胡恩赐、陈智勇、许黎明和高炳义购买其持有的标的公司兴科电子66.20%的股权，交易价格108,500万元，其中以现金方式支付36,993万元，以发行股份方式支付71,507万元，发行股份数为66,394,613股。同时，银禧科技拟采用定价发行的方式向谭颂斌、林登灿和银禧科技1号计划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38,720万元，不高于本次拟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100%。公司股票自6月28日起复牌。银禧科技收购兴科电子66.20%的股权事项，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9年12月28日已修订，以下简称修订前证券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的“公司的重大投资行为和重大的购置财产的决定”，根据修订前证券法第七十五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在公开披露前属于内幕信息。内幕信息形成的起点不晚于2016年2月19日，公开于2016年6月15日。谭颂斌、林登灿、胡恩赐、陈智勇、张文武等为内幕信息知情人。二、蔡伟强、黄茜萍内幕交易“银禧科技”蔡伟强、黄茜萍系夫妻关系。内幕信息敏感期内，蔡伟强夫妇使用本人账户，大量买入“银禧科技”，共计获利12,507,724.38元。具体情况如下：（一）账户交易“银禧科技”情况内幕信息敏感期内，黄茜萍利用本人开立于平安证券蛇口营业部的账户，于2016年2月25日至3月1日之间买入“银禧科技”共计825,000股，买入金额8,241,463.64元。上述股票在“银禧科技”复牌后于7月1日至6日全部卖出。经深圳证券交易所计算，“黄茜萍”账户在本案内幕信息敏感期内买入“银禧科技”盈利为11,233,219.38元。内幕信息敏感期内，蔡伟强利用其本人开立于安信证券深圳宝安海秀路证券营业部的账户，于2016年3月29日至4月12日之间买入“银禧科技”共计107,044股，买入金额1,530,962元。“银禧科技”复牌后，该账户于7月6日卖出87,000股，卖出金额2,284,950元，卖出后余股20,044股。经深圳证券交易所计算，“蔡伟强”账户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买入“银禧科技”盈利为1,274,505元。上述账户由蔡伟强夫妇控制并操作，交易资金来源于家庭经营收入及他人借款。（二）蔡伟强、黄茜萍与内幕信息知情人联络、接触情况陈智勇系兴科电子股东、总经理，于2016年2月19日晚参加了银禧科技收购兴科电子事宜的公司层面会谈，为本案内幕信息知情人。蔡伟强、黄茜萍与陈智勇是莆田老乡，并有多次资金往来。2016年年初、2016年元宵节（2月22日）后，蔡伟强、黄茜萍两次前往兴科电子参观，均由陈智勇接待。2016年2月23日至4月10日，蔡伟强、黄茜萍与陈智勇存在21次通话及1次短信联络。（三）蔡伟强、黄茜萍交易行为明显异常一是“蔡伟强”“黄茜萍”账户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持续单边买入“银禧科技”，且系首次交易“银禧科技”，交易额明显放大，并在敏感期内仅交易了该股票。二是账户开户和交易“银禧科技”时间同内幕信息形成、变化、公开情况基本一致，且同当事人与陈智勇接触、联络时间高度吻合。如2016年2月24日，陈智勇与蔡伟强通话3次，与黄茜萍通话1次。2月25日，“黄茜萍”账户买入“银禧科技”20万股。2月28日、2月29日，陈智勇与蔡伟强、黄茜萍各通话1次，“黄茜萍”账户于2月29日买入“银禧科技”50万股，3月1日买入2.5万股。此后该账户一直持有“银禧科技”，至公司复牌后数日内全部卖出。2016年03月22日蔡伟强与陈智勇通话１次，3月23日蔡伟强开立证券账户并办理指定交易。3月27日、3月28日，蔡伟强与陈智勇通话2次，3月29日“蔡伟强”账户首次买入“银禧科技”，至4月1日共计买入2,300股。4月9日、10日，蔡伟强与陈智勇通话3次，4月11日“蔡伟强”账户买入10万余股，4月12日买入3,400股。此后该账户一直持有“银禧科技”，至公司复牌后开始卖出。中国证监会认为，蔡伟强、黄茜萍在本案内幕信息敏感期内与内幕信息知情人陈智勇联络、接触，同时大量买入“银禧科技”且仅交易该只股票，买入意愿强烈，其开户和交易“银禧科技”时间与其和陈智勇接触、联络时间高度吻合，交易行为明显异常，且无正当理由或正当信息来源。蔡伟强、黄茜萍的上述行为，违反修订前证券法第七十三条、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构成修订前证券法第二百零二条所述内幕交易行为。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依据修订前证券法第二百零二条的规定，中国证监会决定：没收蔡伟强、黄茜萍违法所得12,507,724.38元，并处以37,523,173.14元罚款。蔡伟强、黄茜萍不服被诉处罚决定，向中国证监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中国证监会经审查，于2019年9月29日作出〔2019〕10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被诉复议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决定维持被诉处罚决定。蔡伟强、黄茜萍不服，诉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请求判决撤销被诉处罚决定和被诉复议决定。一审法院经审理，除确认被诉处罚决定认定事实外，另查明：2016年5月，中国证监会对蔡伟强、黄茜萍涉嫌内幕交易“银禧科技”一案展开调查。同年8月16日，中国证监会向蔡伟强、黄茜萍送达调查通知书，并对其进行询问。2018年8月23日，中国证监会对蔡伟强、黄茜萍作出《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告知蔡伟强、黄茜萍对其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其中包括违法所得的数额，并告知其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和听证的权利。同年10月29日，中国证监会作出《听证通知书》，蔡伟强、黄茜萍于同年11月7日签收。同年10月18日，蔡伟强、黄茜萍的代理人进行阅卷。同年11月20日，中国证监会举行听证会。听证过程中，蔡伟强、黄茜萍主张其不构成内幕交易，主要申辩意见为：第一，蔡伟强、黄茜萍并未通过与陈智勇的联络、接触知悉涉案内幕信息。当事人走访兴科电子的目的是为了评估其投资加工厂承揽兴科电子的外包加工业务的可行性。在参观期间，陈智勇并未提及银禧科技收购兴科电子有关的任何信息，现场陪同参观的人员可作证。蔡伟强、黄茜萍与陈智勇的通话、短信联系主要涉及子女上学及深圳买房等私人话题以及前往兴科电子参观的联络事宜，并未谈及涉案内幕信息。第二，申辩人开立股票账户是出于投资转型的目的；之所以买入“银禧科技”，主要是因为在现场走访中了解到兴科电子盈利较好，鉴于承接该公司外包项目存在较大困难，于是在邻居、朋友、亲戚等的建议下，决定投资持有兴科电子33.8%股权的上市公司银禧科技的股票。申辩人的交易决策有正当理由并基于上市公司公开信息，同时与其持续单边买入、大额买入股票的交易习惯相符；以及当事人在现金流充足的条件下未买入更多股票，与当事人一同接触陈智勇的邻居、亲友等未买入银禧科技股票等事实，都表明本案不具有内幕交易的异常交易特征。第三，蔡伟强、黄茜萍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调查，没有故意隐瞒、虚假陈述及逃匿情形；当事人交易“银禧科技”的获利已在股市投资中全部亏空；中国证监会的处罚将造成当事人生产、生活困难，等等。经复核，中国证监会认为：首先，内幕信息敏感期内，蔡伟强夫妇不仅走访了兴科电子，与内幕信息知情人陈智勇见面，并与陈智勇有多次通讯联系。当事人提供的证人证言、当事人及相关人员陈述等均不足以证明在前述联络、接触期间未发生内幕信息传递，其未获知内幕信息的申辩主张缺乏证据支持。其次，蔡伟强夫妇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集中资金持续买入“银禧科技”并仅交易该股票，期间合计买入932,044股，买入金额合计9,772,425.64元，其交易数量、金额显著大于当事人交易的其他股票，且账户开户、交易行为同内幕信息形成、变化、公开情况基本一致，同当事人与陈智勇接触、联络时间高度吻合。当事人交易行为异常性特征明显，其提出的现场参观印象良好、基于公开信息分析以及参考他人建议等理由，并不足以对前述异常情形做出合理说明。至于当事人提出其银行账户尚有资金可用，完全可以其经营周转需要预留适量资金为合理解释，并不足以为交易无异常的证据；而同时期可能接触内幕信息的他人有无买入“银禧科技”，与当事人是否实施内幕交易亦没有必然联系。最后，配合调查系涉案人员的法定义务，当事人的其他申辩理由于法无据。综上，中国证监会认为蔡伟强、黄茜萍的申辩意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决定不予采纳。2019年4月25日，中国证监会作出被诉处罚决定，并向蔡伟强、黄茜萍送达，蔡伟强于5月15日签收，黄茜萍于5月21日签收。蔡伟强、黄茜萍不服，向中国证监会申请行政复议，请求予以撤销。7月10日，中国证监会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收到蔡伟强、黄茜萍的行政复议申请，并于7月17日作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7月22日，被申请人作出复议答复。8月30日，中国证监会作出行政复议延期审理通知书并向蔡伟强、黄茜萍送达，决定延期至10月8日前作出复议决定。9月29日，中国证监会作出被诉复议决定并向蔡伟强、黄茜萍邮寄送达。蔡伟强、黄茜萍仍不服，诉至本院。一审法院庭审中，蔡伟强、黄茜萍明确表示对被诉复议决定程序的合法性不持异议。一审法院判决认为，根据修订前证券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七)项之规定，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对违反证券市场监督管理法律、行政法规的行为进行查处；根据修订前证券法第二百零二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四条之规定，中国证监会对于内幕交易行为具有查处并予以行政处罚以及进行行政复议的法定职权。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中国证监会将陈智勇认定为内幕信息知情人是否正确？二、蔡伟强、黄茜萍是否存在利用内幕信息交易“银禧科技”的行为？三、中国证监会关于违法所得的计算是否正确？四、被诉处罚决定的处罚幅度是否适当？五、被诉处罚决定的程序是否合法？一、关于争议焦点一修订前证券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公司的重大投资行为和重大的购置财产的决定属于该条第一款所称的重大事件。修订前证券法第七十五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本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所列重大事件在未公开前属于内幕信息。本案中，银禧科技收购兴科电子66.20%的股权事项，属于修订前证券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的“公司的重大投资行为和重大的购置财产的决定”，根据修订前证券法第七十五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在公开披露前属于内幕信息。在案证据显示，2016年2月19日晚，根据兴科电子董事长胡恩赐的提议，双方的核心管理层成员在东莞旗峰山铂尔曼酒店会面，正式就银禧科技收购兴科电子事宜进行公司层面的会谈，参会人员包括谭颂斌、林登灿、胡恩赐、陈智勇、张文武等人。陈智勇系兴科电子的总经理和股东。上述事实有参会人员的询问笔录以及银禧科技就并购重组起因及谈判过程作出的说明佐证，上述证据能够形成证据链条，证明陈智勇参会的情况以及此次会谈的主要内容。陈智勇认可其参与会谈，但称对于收购事宜没有仔细听，该解释不符合公司的一般运行规律和日常生活逻辑，无法推翻上述证据所证明的事实。中国证监会综合全案证据将陈智勇认定为涉案内幕信息知情人具有事实根据，一审法院应予支持。蔡伟强、黄茜萍对此提出的异议主张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二、关于争议焦点二修订前证券法第七十三条规定，禁止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和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利用内幕信息从事证券交易活动。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行政处罚案件证据若干问题的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证券处罚证据纪要）第一部分“关于证券行政处罚案件的举证问题”和第五部分“关于内幕交易行为的认定问题”的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证券内幕交易行政处罚案件时，应当考虑到该类案件违法行为的特殊性，由监管机构承担主要违法事实证明责任，通过推定的方式适当向原告转移部分特定事实的证明责任。在原告并非内幕信息知情人，又无直接证据证明原告非法获取了内幕信息并实施内幕交易的情况下，证券监管机构认定原告存在内幕交易行为的，应当对原告在内幕信息公开前与内幕信息知情人或知晓该内幕信息的人联络、接触，其证券交易活动与内幕信息高度吻合这一事实承担证明责任。原告应当对其与内幕信息知情人员的联络、接触以及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相关证券交易活动与内幕信息高度吻合问题，承担合理说明以及提供证据排除其存在利用内幕信息从事相关证券交易活动的责任。这就是说，如果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原告与内幕信息知情人员联络、接触，其证券交易活动与内幕信息的形成、变化高度吻合，相关交易行为明显异常，需要原告作出合理说明或者提供证据排除其存在利用内幕信息从事相关交易活动；如果原告对该明显异常的交易活动不能作出合理说明，或者不能提供证据排除其存在利用内幕信息从事相关交易活动的，可以认定监管机构认定的内幕交易行为成立。本案中，中国证监会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银禧科技收购兴科电子股权事项在公开披露前属于内幕信息，陈智勇为内幕信息知情人之一。上述内幕信息敏感期内，蔡伟强、黄茜萍与陈智勇联络接触频繁。蔡伟强、黄茜萍通过本人证券账户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持续单边买入“银禧科技”，且系首次交易“银禧科技”，交易额明显放大，并在敏感期内仅交易了该股票。蔡伟强、黄茜萍证券账户开户和交易“银禧科技”时间同内幕信息形成、变化、公开情况基本一致，且同当事人与陈智勇接触、联络时间高度吻合，交易行为明显异常。参照证券处罚证据纪要的前述规定，中国证监会已经完成主要违法事实的证明责任，故应由蔡伟强、黄茜萍来对其异常证券交易活动作出合理说明。蔡伟强、黄茜萍称其并未通过与陈智勇的联络、接触知悉涉案内幕信息，买入“银禧科技”主要是因为在现场走访中了解到兴科电子盈利较好，但承接该公司外包项目存在较大困难，方才决定投资持有兴科电子股权的上市公司银禧科技的股票。持续单边买入、大额买入股票与蔡伟强、黄茜萍的交易习惯相符，且蔡伟强、黄茜萍在现金流充足的条件下并未买入更多股票，因此该交易行为不具有内幕交易的特征。对此，一审法院认为，识别内幕交易行为的关键点在于交易时点、内幕信息形成发展时点以及与内幕信息知情人联络时点这三项因素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形成的“巧合”就是内幕交易行为区别于正常市场交易行为的显著特征。如果交易行为具备上述“巧合”特征，行为人就需要作出合理解释，来说明该交易行为确属巧合。本案中，蔡伟强、黄茜萍买入的股票为“银禧科技”，并非兴科电子，考察兴科电子并不能当然得出银禧科技利好的市场信息。至于蔡伟强、黄茜萍与陈智勇联络频率的变化情况，与双方是否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传递涉案内幕信息这一待证事实无关，自然也无法佐证其交易行为的合理性。关于蔡伟强、黄茜萍所提投资股票分布、投资权重等主张，一方面其并不能合理解释交易时点、内幕信息形成发展时点以及与内幕信息知情人联络时点一致所形成的“巧合”，另一方面，将内幕信息敏感期外所进行的股票投资与本案交易行为进行比对也不具有说服力。综上，蔡伟强、黄茜萍提出抗辩主张并不能对其异常的交易行为作出合理说明，中国证监会认定其构成内幕交易正确，一审法院应予支持。三、关于争议焦点三关于违法所得，中国证监会已经提供证券交易所提供的计算数据，并列明了具体的计算方式，蔡伟强、黄茜萍对于相应的交易数据也不持异议，中国证监会据此作出的违法所得认定具有事实根据。蔡伟强、黄茜萍虽对此提出异议，但未能提供反证或充分说明予以推翻，故对于蔡伟强、黄茜萍针对违法所得的计算结果提出的异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四、关于争议焦点四根据修订前证券法第二百零二条的规定，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或者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在涉及证券的发行、交易或者其他对证券的价格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公开前，买卖该证券，或者泄露该信息，或者建议他人买卖该证券的，责令依法处理非法持有的证券，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本案中，蔡伟强、黄茜萍在获悉涉案内幕信息后动用大量资金购入目标股票，在内幕信息公开披露后，卖出股票获利，涉案金额巨大，严重扰乱证券市场秩序，损害投资者利益。中国证监会根据蔡伟强、黄茜萍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及社会危害程度，决定对其采取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三倍的罚款，并未超出法定幅度，不存在显失公正之情形。蔡伟强、黄茜萍对该问题的相关主张，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五、关于争议焦点五在案证据显示，中国证监会在作出处罚决定前向蔡伟强、黄茜萍发出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告知其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其中包括违法所得的数额，并告知其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和听证的权利。蔡伟强、黄茜萍的委托代理人在听证前进行阅卷，且中国证监会为蔡伟强、黄茜萍预留出充分的阅卷时间，能够保证蔡伟强、黄茜萍充分的行使陈述、申辩以及质证权利。此外，对于蔡伟强、黄茜萍提出的陈述、申辩理由，中国证监会在被诉处罚决定中也逐一进行回应。因此，蔡伟强、黄茜萍以中国证监会未提供证据副本为由主张被诉处罚决定程序违法缺乏事实根据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此外，中国证监会系综合多份证据以及当事人的陈述作出的事实认定，蔡伟强、黄茜萍所主张的听证笔录与录音不一致的内容并不影响案件关键事实的认定，不足以推翻被诉处罚决定的合法性。综上，被诉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处罚幅度适当。被诉复议决定程序合法，维持被诉处罚决定亦无不当，一审法院均予以支持。蔡伟强、黄茜萍的相关诉讼理由均不能成立，对其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了蔡伟强、黄茜萍的诉讼请求。蔡伟强、黄茜萍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本院称，其一，本案听证时未给上诉人提供证据副本，未对应核实证据进行核实，且听证笔录与录音不符，被诉处罚决定程序违法。其二，一审法院援引的证券处罚证据纪要并非司法解释，效力低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且该纪要也明确上诉人仅需作出合理说明即可，不能就此转移中国证监会的举证义务。其三，被诉处罚决定严重违反同案同判原则，处罚过重。故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撤销被诉处罚决定及被诉复议决定。中国证监会答辩认为，其一，处罚听证前一个月已安排上诉人进行了阅卷，并同意其摘抄，听证会上也保障了上诉人的质证权利，不存在未提供证据副本影响上诉人陈述申辩权利的情形。其二，证券处罚证据纪要是法院审理证券处罚案件应参照执行的指导性文件，被诉处罚决定亦符合该文件的规定精神。其三，配合证券监管部门调查是涉案人员的法定义务，上诉人亦不存在法定的从轻减轻处罚情节，被诉处罚决定并无不当。故一审判决正确，上诉人的上述理由缺乏事实及法律根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一审期间，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均已移送本院。经审查，一审法院对各方的认证意见正确。二审期间，各方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另经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本院采取书面方式审理本案。基于在案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鉴于双方当事人对中国证监会具有作出被诉处罚决定、被诉复议决定的法定职权以及被诉复议决定程序的合法性均无异议。经审查，一审法院的相关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关于证券处罚证据纪要的效力。根据证券处罚证据纪要的记载，该纪要系最高人民法院根据行政诉讼法、行政处罚法和修订前证券法等法律规定制定，属最高人民法院与有关部门对证券行政处罚案件中有关证据审查认定等问题形成之共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通知》（法[2011]225号），该纪要需要各级法院在审判工作实际参照执行。因此，一审法院援引并参照该纪要之规定审理本案，并无不当。根据证券处罚证据纪要“五、关于内幕交易行为的认定”部分的规定，如被处罚人存在内幕信息公开前与内幕信息知情人或知晓该内幕信息的人联络、接触，其证券交易活动与内幕信息高度吻合的情形，且不能作出合理说明或者提供证据排除其存在利用内幕信息从事相关证券交易活动的，人民法院可以确认被诉处罚决定认定的内幕交易行为成立。关于中国证监会认定陈智勇为内幕信息知情人，本院同意一审法院之认定，不再赘述。本案中，中国证监会提供的在案证据可以认定，在涉案内幕信息最晚形成时点、即2016年2月19日后，至涉案内幕信息的公开时间、即2016年6月15日前，上诉人与涉案内幕信息的知情人陈智勇存在频繁联络、接触的情形，且联络、接触行为又与上诉人多次实施的单边大量买入涉案股票的证券交易活动存在时间上的先后关联，已构成上述纪要所称的“证券交易活动与内幕信息高度吻合”的情形。由此，案件的举证义务已转移至上诉人，需由上诉人对上述异常交易行为作出合理说明或者提供证据排除其存在利用内幕信息从事相关证券交易活动的情形。但如一审法院所认定，上诉人并未完成上述举证义务。据此，一审法院支持被诉处罚决定有关上诉人构成内幕交易的认定正确，本院应予支持。上诉人有关一审法院不应适用该纪要及据此分配举证义务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被诉处罚决定是否侵犯上诉人的程序权利。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及第四十二条的规定，当事人在行政处罚程序中，有权知晓行政机关拟对其作出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并提出相应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对较大数额罚款之处罚，有权要求举行听证。参照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听证规则》第十一条及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听证程序中，当事人享有查阅涉及本人行政处罚事项的证据、委托代理人参加听证、对案件调查人员提出的证据进行质证、提供新证据、要求补正听证笔录等权利。本案中，在案证据可以证明，中国证监会作出被诉行政处罚之前，履行了行政处罚法规定的上述告知和意见听取程序，并在听证会召开前安排上诉人代理人查阅了案件证据。故上诉人主张中国证监会未给其提供证据副本影响其程序权利，缺乏事实及法律根据。根据听证笔录记载，上诉人及其代理人均参加了听证会，进行了陈述申辩、提交了证据，并在听证笔录上签字确认，故上诉人主张因听证笔录未全面记录其相关陈述影响其程序权利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被诉处罚决定是否明显不当。根据修订前证券法第二百零二条的规定，针对存在证券内幕交易行为的当事人，中国证监会有权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本案中，中国证监会对违法所得的认定，本院同意一审法院的意见，不再赘述。同时，被诉处罚决定确定的罚款数额在中国证监会的裁量范围内，在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该裁量存在明显不当的情形下，本院对该裁量予以尊重，一审判决之相关认定正确。上诉人有关被诉处罚决定违反同案同判原则、处罚过重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本院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上诉人蔡伟强、黄茜萍共同负担（已缴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井玉审 判 员 哈胜男审 判 员 周凯贺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二日法官助理 张钰杰书 记 员 秦静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