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1民终224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毛宁皖，男，1965年9月22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雨花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满军，江苏善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晨露，江苏善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韩笑飞，男，1980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雨花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继林，江苏鼎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顾志贤，江苏鼎原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陶云啸，男，1986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鼓楼区。上诉人毛宁皖因与被上诉人韩笑飞、原审第三人陶云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法院（2019）苏0114民初41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毛宁皖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毛宁皖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约定》为要约错误。一审法院认为“韩笑飞向毛宁皖出具的《约定》从内容上看，属于要约的范畴，但该《约定》中仅约定了股权转让的标的、履行期限，双方对于价款的多少未作约定，甚至是否有偿转让亦无法确定”，前后矛盾且错误。案涉《约定》并不具有要约所需的要件，而是韩笑飞的单方承诺，但韩笑飞实际操控南京熙赢测控技术有限公司（简称熙赢公司），拒绝兑现承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四条的规定，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要约中必须表明要约经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示约束。要约人发出要约的目的在于订立合同，而这种订约的意图一定要由要约人通过其发出的要约充分表达出来，才能在受要约人承诺的情况下产生合同。因此，要约成立的前提之一是应具有具体、确定的内容，但《约定》对核心内容（转让价款等）并未作出具体、明确的表述，无法在“受要约人”承诺后产生合同，且毛宁皖与韩笑飞均无重复订立合同的意图。《约定》是韩笑飞为了完成次日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作出的单方承诺，实系韩笑飞归还代毛宁皖所持股权的承诺。在《约定》出具之前，毛宁皖与韩笑飞已达成口头合同，并体现为《约定》中“实现陶云啸控股熙赢公司35%股权，毛宁皖控股熙赢公司18%股权”，故《约定》是双方达成合同后，为了约束韩笑飞按期归还股权而由韩笑飞出具的单方承诺，并非一审法院认定的在出具《约定》后，再行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二、一审法院对股权转让款的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载明“韩笑飞以银行本票形式向施刚支付20万元”，但工商登记材料显示的股权转让价款是17.5万元，一审法院未审查韩笑飞多支付2.5万元的原因。韩笑飞支付的款项与股权转让人施刚出具的《情况说明》相符，但一审法院忽略了该事实。毛宁皖之所以在一审两次开庭中就韩笑飞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来源陈述不一致，系因毛宁皖在庭审结束后向施刚及案外人了解相关情况得知，韩笑飞一直向毛宁皖谎称股权转让款的来源，故在第二次开庭时提交了相关证据。另外，韩笑飞与熙赢公司财务混同，公司员工工资均由韩笑飞个人银行账户发放，且韩笑飞擅自从公司账上挪用巨额资金，故即使韩笑飞出具本票，亦不能证明该笔股权转让款系由韩笑飞个人所出。一审法院在未查明事实的情况下，直接表述“韩笑飞以银行本票形式向施刚支付20万元”，回避对该20万元是否是案涉股权转让款的认定。韩笑飞辩称，一、一审法院对《约定》性质及效力的认定正确，前后并不矛盾。毛宁皖认为《约定》对核心内容（转让价款等）未作出具体、明确表述，无法在受要约人承诺后形成合同，但《约定》明确韩笑飞在与施刚办完股权转让变更登记后6个月内向毛宁皖及陶云啸转让部分股权，据此，韩笑飞希望与毛宁皖、陶云啸签订合同的意思表示明确，即毛宁皖、陶云啸在要约的期限内如作出愿意受让部分股权的承诺，韩笑飞即与其签订股权转让合同，故《约定》具有要约的意思表示，但因缺乏转让价格，内容不够具体明确，不能作为有效要约。换言之，如果《约定》中有具体明确的价格，则构成有效要约，而不仅仅属于要约范畴，故毛宁皖的相应上诉理由是对一审判决的误读和误解，不能成立。二、韩笑飞向施刚支付20万元股权转让款有银行本票为证。至于工商登记资料，是根据施刚原始出资额填写，真实转让款为20万元，此系施刚与韩笑飞商定的结果，毛宁皖认为一审法院对股权转让款认定不清纯属吹毛求疵。施刚、毛宁皖、韩笑飞及陶云啸签字确认的《股权转让同意书》注明施刚转让的股权对应出资额为17.5万元，施刚却在所谓《情况说明》中称股权转让款仅为9万元，两者金额相差较大，毛宁皖认可9万元的金额，显属不负责任。另外，《情况说明》相当于施刚的证言，其未到庭作证，一审法院未确认其真实性无可非议。三、关于韩笑飞与熙赢公司财务混同问题。首先，毛宁皖提供的转发工资银行记录其在2012年就已掌握，不属于新证据；其次，熙赢公司于2012年8月27日成立，因企业规模较小、员工少，为了节省人力、方便考核，各股东决定由法定代表人转发工资，故熙赢公司将员工工资转至韩笑飞银行卡，韩笑飞根据考核情况转发工资，公司按规定做账；再次，2018年9月20日，毛宁皖聘请了律师和注册会计师对公司进行全面查账，不存在韩笑飞使用公司资金购买股权的情况。因此，毛宁皖仅以员工工资由韩笑飞转发就认为韩笑飞与熙赢公司财务混同，甚至认为韩笑飞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款项不属于韩笑飞所出，系无端猜测。四、毛宁皖主张《约定》是韩笑飞归还代毛宁皖所持股权的承诺，毫无根据。首先，《股权转让同意书》及所谓《情况说明》均载明施刚的股权转给韩笑飞个人，故不存在毛宁皖所称施刚的股权转让给毛宁皖、韩笑飞及陶云啸的情况。其次，假设施刚的股权转让给毛宁皖、韩笑飞及陶云啸，完全可以直接分别转让至三人名下，不会舍简求繁，先转让登记到韩笑飞名下，在韩笑飞受让股权后修改公司章程重新明确各股东的持股比例，经过6个月再将受让股权的部分转让给毛宁皖和陶云啸，否则有悖于常理。再次，韩笑飞以20万元受让施刚持有的35%股权，属有偿受让，不存在代毛宁皖持股的情况，毛宁皖没有任何理由要求韩笑飞将其有偿受让的股权无偿转归其所有。最后，《约定》形成时，毛宁皖对熙赢公司出资5万元占股10%，陶云啸出资13.5万元占股27%，即便毛宁皖所述分配股权属实，也应按出资比例进行分配，如毛宁皖可分得8%股权，则陶云啸应分得21.6%股权，而不是8%，否则是对陶云啸权益的严重侵犯。综上，毛宁皖上诉的事实和理由均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陶云啸述称，毛宁皖的上诉请求不成立，请求维持原判。毛宁皖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韩笑飞于2014年4月2日出具的《约定》合法有效；2.韩笑飞负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熙赢公司于2012年8月27日登记设立。2012年9月19日，经南京市六合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登记，熙赢公司的实收资本由10万元变更为50万元，其中股东施刚认缴出资17.5万元，持股比例35%；韩笑飞认缴出资14万元，持股比例28%；陶云啸认缴出资13.5万元，持股比例27%；毛宁皖认缴出资5万元，持股比例10%。2012年9月17日，江苏天宁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验资报告，显示熙赢公司的上述股东已经实缴出资50万元。2014年4月2日，韩笑飞出具《约定》一份，载明：“我韩笑飞接收施刚熙赢公司35%的股权，在与施刚交接完成后6个月内将部分股权转让至陶云啸、毛宁皖名下，实现陶云啸控股熙赢公司35%股权，毛宁皖控股熙赢公司18%股权。”2014年4月3日，施刚签署《股权转让同意书》，言明：同意公司股东施刚将持有的占熙赢公司注册资本35%的股权（计17.5万元出资额）转让给韩笑飞。韩笑飞、陶云啸、毛宁皖均在上述《股权转让同意书》上签字确认。同日，熙赢公司修正了公司章程，约定：股东韩笑飞出资31.5万元，陶云啸出资13.5万元，毛宁皖出资5万元。之后，熙赢公司就上述股权变更办理了登记。韩笑飞以银行本票形式向施刚支付20万元。2015年1月21日，熙赢公司形成股东会决议：将公司的注册资本由50万元增加到200万元，此次增加的150万元，由股东韩笑飞、陶云啸、毛宁皖认缴，其中韩笑飞认缴94.5万元，承诺于2017年12月31日前以货币方式缴付，毛宁皖认缴15万元，承诺于2017年12月31日前以货币方式缴付，陶云啸认缴40.5万元，承诺于2017年12月31日前以货币方式缴付。2015年1月22日，熙赢公司就上述注册资本变更事项办理了登记。2016年10月21日熙赢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1.同意公司注册资本由200万元增至500万元；2.本次增资300万元，由股东韩笑飞认购189万元，于2026年12月30日缴清，股东陶云啸认购81万元，于2026年12月30日前缴清，股东毛宁皖认购30万元，于2026年12月30日前缴清。同日，熙赢公司就上述事项通过了章程修正案。2016年10月31日，熙赢公司办理了注册资本变更登记。毛宁皖向一审法院提交施刚的《情况说明》及执行笔录、收条，证明韩笑飞支付给施刚的20万元中实际股权转让款仅9万元，韩笑飞占有毛宁皖的执行款未进行分配，而是用于毛宁皖、韩笑飞及陶云啸共同购买施刚的股权。韩笑飞对《情况说明》不予认可，认为施刚并未出庭作证，其出具的说明不具有证明效力，且该说明的内容与工商资料中《股权转让同意书》有差异，施刚仅将股权转让给韩笑飞；对执行笔录、收条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该执行款与股权转让款没有必然联系，与毛宁皖此前所述20万元股权转让款系来源于公司可分配利润的说法相互矛盾。陶云啸对《情况说明》中股权转让的事实认可，对于股权转让款的组成不认可；对于执行笔录及收据真实性无异议，但称当时的情况已经记不清了。一审法院认为，《情况说明》相当于施刚的证言，但其未到庭作证，故对《情况说明》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于执行笔录及收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对毛宁皖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毛宁皖在第一次庭审中陈述收购施刚股权的款项来源于三位股东对于熙赢公司的可分配利润，此次又陈述款项是来源于另案的执行款，两次说法相互矛盾，且该执行笔录及收据显示款项交接于2013年5月17日，与韩笑飞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时间相距近一年，无法证明款项是否用于收购施刚的股权。一审法院认为，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应当内容具体明确，表明经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示约束。韩笑飞向毛宁皖出具的《约定》从其内容上看，属于要约的范畴，但该《约定》中仅约定股权转让的标的、履行期限，双方对于价款的多少未作约定，甚至是否有偿转让亦无法确定，该《约定》内容不够具体明确，不能作为有效要约，毛宁皖、韩笑飞之间股权转让合同未成立，故毛宁皖要求确认《约定》有效的主张不能成立，一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驳回毛宁皖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毛宁皖负担。二审期间，毛宁皖提交其银行卡交易明细，证明熙赢公司的支出均由韩笑飞个人银行卡支出，韩笑飞与熙赢公司财务混同，其购买施刚股权的款项实际是熙赢公司的款项，而熙赢公司的款项均来源于各股东未分配的劳动报酬。韩笑飞的质证意见同其第三项答辩理由。本院认证意见：韩笑飞与熙赢公司财务是否混同及韩笑飞收购施刚股权转让款的来源问题，均与本案实体处理缺乏直接关联性，故对上述证据的证明效力不予确认。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各方当事人均未持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毛宁皖二审陈述，《约定》的形成背景是，韩笑飞拿走了熙赢公司各股东自案外人处获得的24万余元劳动报酬，未进行分配，后施刚要退出熙赢公司，韩笑飞称用上述劳动报酬购买施刚的股权。经当事人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约定》的效力如何认定，如有效，是否已失效。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四条规定：“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应当符合下列规定：（一）内容具体确定；（二）表明经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示约束。”本案中，韩笑飞于2014年4月2日出具的《约定》系其单方意思表示，该表示系向特定的人即毛宁皖、陶云啸作出，且包含特定的效果意思，即通过将部分股权转让至二人名下使得二人持有熙赢公司对应股权比例，故应纳入法律规定的要约范畴进行评价。但《约定》内容欠缺对价要素，且该要素无法在受要约人作出承诺使得合同成立后，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等规定的价格确定规则予以填补，因为《约定》中并未明确相应股权转让是否需要另付对价，而不仅仅欠缺对价金额，现各方争议的实质所在正是对价存在与否而非对价多少的问题。因此，《约定》的内容存在模糊性，不够具体确定，一审法院认定《约定》不构成有效要约，并无不当。毛宁皖主张《约定》是韩笑飞归还其代毛宁皖、陶云啸持有的熙赢公司股权的单方承诺。本院认为，在韩笑飞、陶云啸对此均予否认的情况下，毛宁皖应提交证据加以证明，但其一，各股东在《股权转让同意书》中明确“施刚将持有熙赢公司注册资本35%的股权（计17.5万元出资额）转让给韩笑飞”，毛宁皖提交的《情况说明》中载明“本人施刚与熙赢公司的韩笑飞、陶云啸、毛宁皖协商一致，同意本人持有公司35%股权转给韩笑飞个人”，均无施刚将股权转让给韩笑飞、陶云啸、毛宁皖的内容，且毛宁皖未举证证明其与韩笑飞、陶云啸存在共同受让施刚股权并由韩笑飞代毛宁皖、陶云啸持股的合意；其二，毛宁皖二审陈述《约定》形成前韩笑飞即表示以各股东的劳动报酬购买施刚的股权，但毛宁皖在上诉意见中称韩笑飞一直向其谎称用公司利润支付股权转让款，相互矛盾。因此，毛宁皖主张《约定》系韩笑飞归还代持股权的单方承诺，缺乏事实根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毛宁皖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毛宁皖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周毓敏审 判 员 徐岩岩审 判 员 陈宏军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五日法官助理 沈 林书 记 员 石晓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