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津03行终8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马春平，男，1965年8月30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南开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国伟，男，1963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南开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住所地天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永丰街23号。法定代表人张健，局长。委托代理人李春虎，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法制支队民警。委托代理人张瑞，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黄海路派出所民警。原审第三人陈占江，男，1962年7月13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上诉人马春平、徐国伟因治安行政处罚一案，不服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2019）津0116行初232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二原告系天津可口可乐公司员工。二原告于2018年4月18日向黄海路派出所报警称，因二人举报可口可乐公司领导腐败问题，自2016年8月1日至2017年5月期间持续受到陈占江、栾秀菊打击报复。二原告在被询问时明确上述打击报复是指：一是在二原告举报领导大吃大喝问题后，公司停发徐国伟困难补助；二是公司调整马春平的工作岗位和地点，工作地点由市区调整为塘沽；三是公司给予二原告劳动纪律处分；四是二原告到北京举报反映问题时，公司对二原告进行拦截跟踪，阻拦二原告去举报反映问题；五是以《联名投诉书》方式泄露二原告隐私，并对二原告进行侮辱。黄海路派出所于当日受理后，进行了调查、取证等工作。因案件复杂，于2018年5月14日经其上级公安机关批准后，决定延长办案期限三十日。后黄海路派出所经调查，认为二原告报称被打击报复一案没有违法事实，于2018年6月7日作出津滨公开(黄)行终止决字[2018]10号《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决定终止调查。马春平不服，诉至法院。一审法院经审理，于2019年7月4日作出（2018）津0116行初331号《行政判决书》，认为该《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判决予以撤销，并责令黄海路派出所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对二原告的报警事宜重新作出处理。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后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于2019年8月16日作出津滨公（黄）不罚决字[2019]209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二原告不服，诉至法院，请求撤销被告作出的津滨公（黄）不罚决字[2019]209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另查，2016年11月7日，天津可口可乐公司在法定代表人陈占江的主持下召开管理团队沟通会议，决定市场冲击队员（包括原告马春平等五人）从即日除负责市场冲击工作外，还将负责产品包装工作。后该公司于2016年12月12日向原告马春平作出《调岗通知书》，决定调整马春平到仓储部门产品组装组工作，任产品组装员，告知其于2016年12月15日到调入部门报到。2016年12月29日，该公司在陈占江的主持下再次召开管理团队沟通会议，认为“在中粮集团/中可公司相关部门按程序正常接访、并明确告知马春平、徐国伟回工作地等候答复的前提下，在2016年11月22日起，二人仍多次进入中粮和中可行政办公区域，现场大声呼喊、随意走动，长时间滞留、脱鞋、吃饭，无视接访人员指引，经多次劝阻无效，近期又携带铺盖进入中可行政办公区域，在地板墙边坐躺依靠，扰乱办公环境，严重影响了公司形象和正常工作秩序”，会议决定根据《纪律政策》第十四条第十一款及第十六条第二十八款之规定，给予二人严重书面警告处分。该公司于次日分别向二人下达了《纪律处罚通知书》，分别给予二人严重书面警告处分。2017年5月3日，该公司在陈占江的主持下再次召开管理团队沟通会议，认为“马春平、徐国伟近期一直不停到中可集团闹事，在集团办公大厅大声吵闹、拉横幅，其行为严重影响集团正常办公秩序，极大地抹黑了天津厂和员工形象，集团和公司都花费了很大的精力，目前依然还无法妥善解决此事”，会议决定：“以公司员工《联名信》的形式向马春平、徐国伟居住地派出所投诉此事，寻求公安机关的帮助，以尽快妥善解决。由法务部门负责起草《联名信》，根据马春平、徐国伟到集团上访、闹事的实际情况客观陈述，由人力资源部负责下发至各部门员工，向员工说明马春平、徐国伟的实际情况，并自愿签名。”该公司于2017年5月制作了《联名投诉书》，载明了二原告的基本信息（包括出生日期、身份证号码、具体住所和工作情况）、投诉事由和闹访照片及公司员工态度。在《联名投诉书》“三、闹访照片及我司员工态度”部分载明:“我公司员工认为：徐国伟和马春平在所谓反腐举报已经由接访部门依法依规给予答复后，仍以各种方式闹访滋事，恶意干扰上级单位的正常办公秩序，对这种无赖行为，员工皆嗤之以鼻以此为耻。”马春平曾于2017年5月23日向被告报警称“可口可乐天津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占江以公司名义对其进行侮辱并泄露个人隐私”。黄海路派出所接报警后于当日予以受理，后于2017年8月1日作出津滨公开（黄）行终止决字[2017]9号《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马春平不服，于2017年8月16日诉至法院。一审法院于2018年11月20日作出（2018）津0116行初178号《行政判决书》，认为其在行政程序中调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判决予以撤销，并责令黄海路派出所在判决书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对马春平的报警重新作出处理。黄海路派出所不服，提起上诉。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12日作出（2019）津02行终27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后滨海新区公安局于2019年4月19日作出津滨公（黄）不罚决字[2019]30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内容为：“现查明，2016年8月至今，天津可口可乐公司马春平持续至北京中粮可口可乐公司总部上访。2017年5月，天津可口可乐公司原法定代表人陈占江组织公司召开管理层会议，决定将一份内容涉及马春平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且有‘无赖’字样的《联名投诉书》在天津可口可乐公司、河北省可口可乐有限公司约1200名职工范围内传阅，后因客观原因终止联名传阅行为，未造成严重后果。陈占江在《联名投诉书》中写明马春平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个人基本信息，使用‘无赖’字样存在侵犯他人隐私、公然侮辱他人的违法行为，但情节特别轻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第六项、第二项、第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现决定不予行政处罚。”马春平不服，诉至法院。一审法院经审理，于2019年12月19日作出(2019)津0116行初120号《行政判决书》，认为滨海新区公安局提交的证据能够证实陈占江并未在《联名投诉书》中签名，其作为公司管理者，本可以就原告的行为进行正当批评教育；但其组织公司管理层召开会议，并审核通过涉嫌侮辱并载有原告个人信息的《联名投诉书》，做法欠妥；考虑到《联名投诉书》并未造成大范围影响，故滨海新区公安局对陈占江作出不予行政处罚的决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判决驳回了马春平的诉讼请求。马春平不服，提起上诉，现该案正在二审审理过程中。又查，2018年5月21日，马春平向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请求撤销天津可口可乐公司作出的处分，要求上岗工作（在天津市区工作），并支付相应加班费、暖气费和工资差额。该仲裁委员会经审理，于2018年7月9日作出津滨劳人仲案字[2018]第40403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天津可口可乐公司撤销2016年12月30日对马春平作出的处罚决定，驳回了马春平的其他仲裁请求。马春平不服，于2018年7月19日诉至法院，称2016年8月1日在塘沽高档酒店拍到栾秀菊和天津可乐公司领导大吃大喝并实名举报，后被打击报复，2016年11月份调整工作，由天津市内调至塘沽，2016年12月无故给予处分，请求判令天津可口可乐公司赔礼道歉、恢复到天津市区工作、支付加班费115200元、暖气费6400元、工资差额38400元。一审法院经审理于2018年9月20日作出（2018）津0116民初83103号《民事判决书》，认为：“用人单位有权制定劳动纪律和规章制度，对于违反劳动纪律和规章制度的劳动者，用人单位有权作出相应的处分，此系企业内部的经营管理行为，因此是否撤销处分决定的诉请，不属于劳动争议案件受理范围，除非因处分决定导致劳动者工资差额或其他待遇损失；关于调岗问题，用人单位有权根据经营需要调整劳动者的工作地点，本案中，马春平在《调岗通知书》上签字，同意调岗，应视为双方就调岗事宜达成一致意见，马春平此项诉请，缺乏依据”，判决驳回了原告马春平的全部诉讼请求。马春平不服，提起上诉。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2月21日作出（2019）津02民终44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8年5月21日，徐国伟向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要求撤销天津可口可乐公司作出的处分，要求上岗工作，并支付工资及相应补助。该仲裁委员会经审理，于2018年7月9日作出津滨劳人仲案字[2018]第40418号《仲裁裁决书》，裁决该公司支付徐国伟困难补助、工会补助共计48000元、撤销2016年12月30日对徐国伟作出的处罚决定。徐国伟不服，于2018年7月19日诉至法院，称因其于2009年身体原因伤残，公司领导让其内退，2014年身体恢复后要求上班，与领导发生冲突，领导一直没有为其安排工作；2016年8月1日实名举报领导大吃大喝，后被打击报复，2016年9月开始扣发工资待遇，2016年12月无故给予处分，故提起诉讼，请求判决认定内退协议无效，继续上班工作；支付残疾补助、企业困难补助、工会补助、工资等；撤销公司于2016年12月30日对其作出的处罚决定。一审法院经审理于2018年9月26日作出（2018）津0116民初83104号《民事判决书》，认为：“用人单位有权制定劳动纪律和规章制度，对于违反劳动纪律和规章制度的劳动者，用人单位有权作出相应的处分，此系企业内部的经营管理行为，因此是否撤销处分决定的诉请，不属于劳动争议案件受理范围。因此，对徐国伟要求公司撤销于2016年12月30日对个人作出的处罚决定的诉请内容，不予审理。”判决天津可口可乐公司给付徐国伟企业困难补助和工会补助共计57600元，驳回了徐国伟及天津可口可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徐国伟不服，提起上诉。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2月19日作出（2018）津02民终8185号《民事裁定书》，认为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裁定撤销了（2018）津0116民初83104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后一审法院经审理，于2019年8月15日作出（2019）津0116民初82133号《民事判决书》，认为2016年8月徐国伟到上级公司系反映天津可口可乐公司领导大吃大喝腐败问题，具有相应正当性，该公司亦未提交其2016年9月可以停止向徐国伟发放该两项费用的其他相应证据；关于处罚决定，即2016年12月30日作出的《纪律处罚通知书》撤销一节，停发困难补助和工会补助的决定系该公司2016年9月作出，故该纪律处罚通知并不涉及工资待遇发放等相关问题，从性质上来讲属企业内部的管理行为，不属劳动争议的受案范围，判决该公司给付徐国伟2016年9月至2018年8月困难补助和工会补助共计57600元及利息1964元；驳回了徐国伟和该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此外，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就马春平与韦昊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于2017年8月28日作出（2017）京0101民初8366号《民事裁定书》，认为韦昊与马春平发生身体接触的目的是制止马春平所采取的行为，以维护单位的正常工作秩序，应属职务行为，韦昊作为该案被告主体不适格，故裁定驳回了马春平的起诉。该院就徐国伟与王磊、天津可口可乐公司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作出（2017）京0101民初8365号《民事判决书》，认为徐国伟欲向中粮公司反映情况属正当行为，但在该公司保安阻止下未先通过正当渠道沟通协调，反而强行闯入，因此引起与保安肢体冲突，自己倒地受伤，对于原告负有主要（80%）责任；公司保安王磊阻止原告进入属正当履行职务，但在阻止原告和维护公司秩序中应注意保障原告的身体安全，其未加注意造成原告倒地时自己也倒其身上，致使原告受伤，对此王磊也负有次要（20%）责任，因王磊系该公司员工正在履行职务，故其责任应由该公司承担，遂判决天津可口可乐公司赔偿徐国伟医疗费195.54元，驳回了徐国伟的其他诉讼请求。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京02民终1705号《民事判决书》，认为天津可口可乐公司有过错在先，改判该公司赔偿徐国伟医疗费977.69元，驳回了徐国伟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一款规定：“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治安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该法第九十一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决定”，根据上述规定，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具有对涉案违法行为作出治安管理处罚的行政主体资格及法定职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九条规定：“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十日；案情重大、复杂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为了查明案情进行鉴定的期间，不计入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在本案中，被告于2018年4月18日受理涉案治安案件后，于2018年6月7日作出《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在该《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被2019年7月4日作出的(2018)津0116行初331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后，被告于2019年8月16日作出被诉《不予处罚决定书》，未超过该判决书确定的生效后三十日期限，且其在办案过程中履行了传唤、询问、调查、告知等程序，其行政程序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五条规定，“治安案件调查结束后，公安机关应当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以下处理：（一）确有依法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违法行为的，根据情节轻重及具体情况，作出处罚决定；（二）依法不予处罚的，或者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作出不予处罚决定；（三）违法行为已涉嫌犯罪的，移送主管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四）发现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有其他违法行为的，在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作出处罚决定的同时，通知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处理。”在本案中，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提交的证据可以证实，第三人陈占江作为当时的天津可口可乐公司总经理兼法定代表人，组织公司管理层召开会议，集体作出调整马春平岗位、停发徐国伟困难补助、对二人给予严重书面警告处分，以及以公司名义要求法务部门书写《联名投诉书》并在公司员工范围内进行签名、派员阻拦二原告去北京信访的事实；同时亦证实以上决定系天津可口可乐公司的集体决定，而非陈占江的个人行为。有关人民法院就马春平、徐国伟起诉韦昊、王磊及天津可口可乐公司的相关生效民事裁判文书也能证明阻拦信访、调整马春平工作岗位、停发徐国伟困难补助等行为系由天津可口可乐公司作出的，并判决该公司承担了相应法律责任。因此，被告认为以上行为属天津可口可乐公司内部管理行为，公司有权作出上述决定，不能成立公司领导对马春平、徐国伟二人实施打击报复的违法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五条第二项之规定，决定对陈占江不予行政处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马春平、徐国伟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马春平、徐国伟承担。上诉人马春平、徐国伟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合法，二上诉人因实名举报反腐被打击报复，法定代表人陈占江按照规定应当承担法律责任，被上诉人在事实清楚的情况下对陈占江不予处罚违法，故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公平、公正作出判决。被上诉人滨海新区公安局未作答辩。原审第三人陈占江未作陈述。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就一审法院作出的（2019）津0116行初120号行政判决，马春平不服提起上诉，本院于2010年5月19日作出（2020）津03行终54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就一审法院作出的（2019）津0116民初82133号民事判决，徐国伟、天津可口可乐公司均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2日作出（2019）津03民终174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一款之规定，被上诉人滨海新区公安局具有对本行政区域内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进行调查和处理的主体资格与法定职权。被上诉人受理案件后，作出的《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被法院判决撤销并责令重新作出处理，被上诉人在法院生效判决确定的期限内作出了被诉《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并履行了传唤、询问、调查、处罚前的告知、送达等程序，其履行的程序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五条规定：“治安案件调查结束后，公安机关应当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以下处理：......（二）依法不予处罚的，或者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作出不予处罚决定；......”本案中，原审第三人陈占江作为当时天津可口可乐公司总经理兼法定代表人，组织公司管理层召开会议，作出调整马春平岗位、停发徐国伟困难补助、对二人给予严重书面警告处分、以公司名义要求法务部门书写《联名投诉书》并在公司员工范围内进行签名等均系天津可口可乐公司的决定，公司有权管理其内部事务且作出上述决定。二上诉人针对上述决定均已向法院提起了相关诉讼，且相关案件已审理终结，二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已经得到法律保护，现有证据不能证实公司作出的上述决定是对二上诉人实施的打击报复。此外，公司派员阻拦二上诉人去北京信访，亦不属于公司对二上诉人所实施的打击报复行为。故被上诉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五条第二项之规定，决定对陈占江不予行政处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综上，被诉《不予处罚决定书》具有合法性。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马春平、徐国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敬梅审判员  曹 伟审判员  吕本文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九日法官助理张允春书记员王一强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