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9民终103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邓成，男，1991年3月13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上诉人（原审原告）:郁玲，女，1990年4月4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成（系郁玲之夫），住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盐城市顺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太湖路99号2幢428室法定代表人：谢金雄，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景晔，女，该公司员工。上诉人邓成、郁玲因与被上诉人盐城市顺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碧房地产公司）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法院（2019）苏0902民初58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邓成、郁玲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顺碧房地产公司返还不当得利款12458元；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顺碧房地产公司负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同案不同判，应当统一裁判尺度。一审法院针对相同案件事实曾作出支持退还购房者增值税的判决，本案一审未予支持可能参考了其他地区法院的相似判例，但本案存在特殊性，双方未约定房款为固定总价。2.对格式合同理解有争议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格式合同提供方的解释。顺碧房地产公司占有邓成、郁玲多付的税款无法律依据，案涉合同系顺碧房地产公司提供的格式合同，应作出不利于其的解释。3.顺碧房地产公司私自变更发票金额，给邓成、郁玲造成损失。合同约定总价款为1382839元（其中房价1245800元、11%税款137038元），现顺碧房地产公司实际开票总金额虽仍为1382839元，但却自行将其中的房价调整为1257126.35元，税款调整为10%即125712.64元，该行为将减少邓成、郁玲缴纳契税的抵扣额。4.支持邓成、郁玲诉请有利于为房地产市场树立良好价值导向。案涉房屋价款近140万元，顺碧房地产公司退还非法侵占的税款，仅是减少收益，并不会造成损失。5.增值税调整后对合同价款进行相应调整符合买卖合同交易惯例。虽然我国的增值税税收管理办法规定境内单位的销售方为增值税款的缴纳主体，但在房屋买卖实践中，买卖双方会就税款的实际承担进行约定，行政法规仅是从管理者角度对增值税的缴纳主体进行规定，但并未禁止合同双方对增值税负担或合同金额进行协商。6.增值税是价外税，施行价税分离的计税方法。顺碧房地产公司虽然是增值税的缴税主体，但案涉双方已经通过合同约定的方式，将顺碧房地产公司应当缴纳的增值税转移给邓成、郁玲承担。根据价税分离的计税方法，顺碧房地产公司应获得的商业收益仅限于房屋价款，而非增值税款。国家对于增值税的增减是政策调整，属于情势变更,不属于顺碧房地产公司可以预见的商业风险，因此增值税减少部分并不当然由顺碧房地产公司享有。案涉合同已经明确约定合同总价中包含11%的增值税，该费用实际由邓成、郁玲承担，故增值税减少部分应予退还。7.顺碧房地产公司在后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补充协议的第十四条增加了“房价不因增值税率的调整而变化”，说明其明知案涉合同在增值税调整后，应当对合同总价进行调整，而不应侵占邓成、郁玲缴纳的税款。8.顺碧房地产公司曲解国家税收优惠政策。国家降低增值税是降低企业作为购买者，在自身经营过程中购买原材料、设备等方面应支出的税费。顺碧房地产公司辩称，1.一审判决对案涉商品房总价不随税率变化而调整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正确。案涉合同第三条明确约定双方采用固定房屋单价乘以建筑面积的计价方法来确定房屋总价，案涉双方对此均无异议。顺碧房地产公司在确定房屋单价及总价时，税费仅是综合考虑因素之一，并未明确单列出来核算成本，房屋单价不会因税率调整而同比例增减。合同附件四补充协议第十四条仅是基于当时的税收政策，双方在固定总价的基础上，对当时税率的列明，并非对房价或房价计算方式的变更，不具有降税即降价的意思表示。在合同没有明确约定降税即降价的情况下，顺碧房地产公司是否缴税、缴税的具体金额、种类对于房屋总价款不产生任何影响。顺碧房地产公司因销售商品房而产生的增值税系其经营销售成本之一，缴纳增值税税率、税额的变化，系顺碧房地产公司的行业风险，与购房人无关。增值税税率下调所产生的获益应由纳税义务人即顺碧房地产公司享有。否则如果增值税税率上调了，顺碧房地产公司是否可以要求购房人补齐差价。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一条的规定，增值税的具体税率标准及征收对象等均是法定的，不属于缔约双方意思自治的范畴。本案中顺碧房地产公司作为开发商销售了案涉商品房后，发生了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系增值税纳税义务人，根据权利与义务相对等的原则，税率上调或下调的后果均由顺碧房地产公司承担。从政策导向层面来看，国家下调增值税税率本质目的是减轻企业负担，激发企业活力，是顺碧房地产公司与税务机关之间的法律关系，与购房人无关。3.从维护商品房交易秩序，保障交易双方的权利角度看，也应当将双方约定的固定总价作为定案依据，并且双方也已经按照约定的固定总价实际履行。案涉合同内容不存在违反国家禁止性规定的情形，亦未发生双方约定的可变更合同价款的情形。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邓成、郁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顺碧房地产公司向其返还不当得利12458元；诉讼费用由顺碧房地产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7月29日，邓成、郁玲与顺碧房地产公司签订《盐城碧桂园珺悦府认购书》，认购位于盐城市亭湖区型）洋房，建筑面积115.93平方米（其中套内建筑面积：90.63平方米），合同套内超标单价11928.22元/㎡，认购价1382839元。同日，顺碧房地产公司向邓成、郁玲送达买卖合同重要事项告知书，其中载明商品房总价款为1382839元。2017年8月6日，双方当事人就上述房屋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一份，其中约定“出卖人与买受人约定按建筑面积方式计算该商品房价款，该商品房单价为11928.22元/平方米，房款合计（大写）壹佰叁拾捌万贰仟捌佰叁拾玖元整（含增值税价）（小写1382839元）”。同时合同附件四补充协议第十四条“关于税率”第一款约定：“买卖双方明确知悉并同意该商品房总房价款为已包含增值税的价款，该商品房适用的增值税税率为11%”。合同签订后，邓成、郁玲向顺碧房地产公司支付了购房款1382839元。2019年3月16日，顺碧房地产公司向邓成、郁玲发出《期楼收楼通知书》，告知其房屋可于2019年3月18日交付。2019年3月21日，顺碧房地产公司向邓成、郁玲开具了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相关栏目载明如下：数量115.95（平方米）、单价10841.969501（元）、金额1257126.36（元）、税率10%、税额125712.64（元）、税价合计1382839（元）。同年3月23日，双方签订《盐城碧桂园物业及资料移交书》，办理了案涉房屋的移交手续。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增值税税率调整是否必然引发案涉房屋价款随之调整的后果。国家税率调整并不必然直接导致商品销售价格产生相应百分比的变化。首先，增值税是以商品在流转过程中产生的增值额作为计税依据而征收的一种流转税种。顺碧房地产公司作为商品房开发商，在销售了案涉商品房后发生了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应缴纳增值税，是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增值税的调整后果应由其承担，而并不是直接由作为买卖合同相对方的购房者承担。其次，双方签订的认购书、《买卖合同重要事项告知书》以及《商品房买卖合同》中均载明了案涉商品房的总价款为1382839元，认购书和《商品房买卖合同》中载明单价为11928.22元/平方米，并约定了房屋总价的计价方式为建筑面积×单价。上述协议中均未明确国家税率调整变化将对单价产生调整变化，多份协议内容中也不能直接反映出双方存在“降税即降价”之约定的意思表示，即并未指出双方约定的单价应随税率降低而降低。故本案中，案涉商品房单价不受税率调整产生直接变化，从而也致使其总价款不应随税率调整产生变化。综上，邓成、郁玲要求顺碧房地产公司退还因增值税税率下降而产生的增值税费用差额，依据不足，依法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之规定，一审判决：驳回邓成、郁玲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依法减半收取55元，由邓成、郁玲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邓成、郁玲提交了契税发票复印件一份，证明顺碧房地产公司少开增值发票导致邓成、郁玲缴纳的契税增加了。顺碧房地产公司质证认为，对该证据不予认可。本院认证意见为，该证据不能达到邓成、郁玲的证明目的。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增值税率下调对案涉商品房价款是否产生影响。经审查，本院认为增值税率下调并不影响案涉商品房价款的确定，理由如下：案涉商品房销售合同及相关补充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系合法有效合同，双方均应依约予以履行。商品房销售合同第四条“计价方式与价款”明确约定，双方按建筑面积计算商品房价款，单价为11928.22元/平方米，房款合计1382839元（含增值税价）。审理中，案涉双方对上述计价方式均无异议，结合合同明确载明的房屋建筑面积和销售单价，相应房屋总价款理应认定为确定价款。案涉合同虽载明房屋总价款中含增值税，但并未约定增值税率调整，则房屋总价随之调整。在房屋总价固定的情况，顺碧房地产公司明确总房款中含有增值税，仅是宣示性列明或告知购房人该合同所执行的增值税税率，至于合同签订后增值税税率如何调整，并不影响双方已经确定的总房款数额，因增值税调整导致顺碧房地产公司成本的变化与购房人无关。邓成、郁玲主张案涉合同价款并非固定总价，但根据合同约定建筑面积和单价均已确定，则房屋总价必然是确定的，故本院对邓成、郁玲的上述观点不予采信。邓成、郁玲还主张对案涉合同中格式条款理解有争议的，应当做出不利于格式合同提供方的解释。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对格式条款理解发生争议的，首先应当按照通常解释予以解释。案涉合同第四条“计价方式与价款”、补充协议第十四条“关于税费”第一款中，均约定商品房总房款包含增值税，该约定清楚明确，双方对此均无异议，但根据通常解释，从该约定中并不能得出增值税调整则房屋价款随之调整的结论，故本院对邓成、郁玲的上述观点不予采信。邓成、郁玲又主张顺碧房地产公司私自变更发票金额，给其造成契税损失。根据前述分析，案涉房屋总价为确定价款，增值税调整不影响房屋总价，故在房屋总价不变的基础上，按照下调后的增值税税率对不含增值税房价和增值税金额进行相应调整，进而按照上述不含增值税房价计收契税，并不存在所谓契税损失。至于邓成、郁玲所主张的增值税调整后对合同价款进行调整符合买卖合同交易惯例，无事实依据，其主张的增值税的计税方法、顺碧房地产公司与他人签订的商品房销售合同等与本案处理无关，本院不予理涉。综上所述，上诉人邓成、郁玲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0元，由上诉人邓成、郁玲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樊丽萍审判员  郑娟娟审判员  李 砚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陈微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