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8民终86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河南益人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汝州市丹阳中路新步行街3号楼。法定代表人：陈耀全，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梁红军，河南纳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柴耀莉，河南纳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修武县益源农林专业合作社，住所地：河南省修武县五里源乡大堤屯村。法定代表人：宋秀琴，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国祥，河南宁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小全，男，汉族，1965年8月27日出生，住河南省修武县。上诉人河南益人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人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修武县益源农林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益农合作社）种植、养殖回收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修武县人民法院（2019）豫0821民初2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益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耀全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梁红军，被上诉人益农合作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国祥、袁小全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益人公司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修武县人民法院(2019)豫0821民初214号民事判决书,改判上诉人无需向被上诉人支付违约金303000元及花生款169274.4元,并由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增加支付各项费用61725.6元(不服一审判决的部分为534000元);二、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且程序违法。第一，被上诉人存在严重违约。1、被上诉人并未结清种植套餐费用;2、被上诉人送到货物的杂质超过合同约定的20倍,这属于严重违反合同约定的行为,并且从一审法院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杂质运费的事实及判决看,也足以说明该事实。而在被上诉人违约后，上诉人也是积极履行合同,提示被上诉人以筛选的方法纠正后,上诉人可将该批花生予以回收并计算费用,上诉人的该做法无不当;3、协议第五条约定,由被上诉人负责联系组织汽车,装车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运输费用由上诉人承担,第一批花生由被上诉人送至上诉人处,这也充分说明了,双方均按照这样的约定履行,上诉人的行为并无不当。并且,该条还同时约定,如果被上诉人将花生出售给他人,除支付余款220元/亩外,需额外赔付上诉人300元/亩,根据庭审得知,被上诉人已将花生出售给了他人,但对于该事实一审法院没有认定的做法是错误的;4、上诉人分别于2019年1月5日、1月12日两次派员到被上诉人处检验花生,并通知其筛选合格后予以供货,这充分说明,只要被上诉人能提供合格的花生,上诉人不可能存在拒收的情形,然而直至进入诉讼,被上诉人也未履行该义务；5、无论称重地点设在何处,均不影响双方合同的实质履行,所以上诉人不存在未及时检验等行为,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未继续收购自相矛盾的,应依法予以纠正。第二，上诉人不应向被上诉人支付违约金303000元。1、被上诉人所预先支付300元/亩系投资款,如果存在拒收,每亩赔偿仍为300元,所以,该300元应定性实际损失而非违约金;2、根据双方协议,仅对被上诉人的违约进行了约定,如果上诉人存在违约,向被上诉人承担的只是损失,而没有违约金,被上诉人请求违约金没有依据;3、对损失的主张,应以实际损失的存在为前提,就本案而言,被上诉人尚欠上诉人费用未结清,其除了卖给上诉人花生56424.8斤外,其余的全部出售给了其他人而因此获得了经济利益,并且被上诉人也未提供造成其实际损失的任何证据,且一审法院也未对被上诉人的损失作出认定;4、300元/亩的赔偿是以上诉人拒收为前提的,上诉人不存在拒收的情况，不存在违约。第三，上诉人不应向被上诉人支付花生款169274.4元，被上诉人应向上诉人增加支付各项费用62586.06元等。1、上诉人根据协议第一条之约定,扣除货款169274.4元的主张符合同期同类到期债务抵销的法律规定;2、一审法院违反了将损失及违约金同时计算的法律禁止性规定;第四，一审法院判决免除被上诉人支付剩余花生套餐费属程序违法。1、上诉人不存在违约行为,一直在违约的是被上诉人,是被上诉人交付的花生不符合合同约定质量标准,并且一直不做整改,而上诉人也从未有过拒绝回收的行为及意思表示,即使被上诉人提供的花生不符合合同约定,在被上诉人整改后,上诉人也是正常回收的。因此,该剩余花生套餐费依法不应当免除;2、每亩220元系被上诉人的应付款,是双方合同所约定的,并且上诉人已经向被上诉人提供了520元套餐的全部内容,被上诉人已经在生产中予以消耗,只是该每亩220元在回收时由上诉人从货款中予以扣除,而一审法院将该被上诉人已经消耗的每亩220元从被上诉人欠款中扣除,是没有任何道理的;3、对于被上诉人是否应支付每亩220元的剩余款问题,被上诉人在诉讼请求并未主张,反而是上诉人在庭审中声明,因被上诉人违约行为,对该项保留另行起诉的权利,被上诉人在庭审中也未对此进行抗辩,而一审法院在认定时将该项费用直接免除,变相增加了被上诉人的无理请求,故,一审法院违反了不告不理的原则,属于程序严重违法。益农合作社辩称，依据双方合同第六条的约定，上诉人应当在花生收获季节到被上诉人的种植地点进行检验、称重、付款，但是在花生收获后，上诉人出尔反尔，经被上诉人多次通知上诉人，上诉人一推再推，不愿意履行合同约定，被上诉人在无奈的情况下将部分花生运送至上诉人公司，但是上诉人公司再次违背约定，不按照合同约定的杂质量来进行筛选收购，而是按照筛选出来的精果收购了被上诉人部分花生，在其自己认为收回其花生种子款后，拒绝继续收购。在一审中被上诉人向法庭递交了被上诉人负责人袁小全和上诉人的总经理刘广军多份录音和光盘，足以证实上诉人的行为是违法的，构成了合同欺诈和违约。录音在一审播放中上诉人认可录音的刘广军是自己公司的经理，并且对录音的纸质记录是认可的，现反口说录音资料没有质证，是不尊重事实。上诉人上诉理由均没有法律依据，也没有证据予以佐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益农合作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定被告益人公司不完全履行双方所签订高产花生订单回收协议而为其社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即判令赔偿其社前期投资损失126，000元、减产损失220，000元，并支付其社花生补助款165，000元、收购款169，274.40元；2．判令被告益人公司承担双方合作合伙经营种植花生损失200，000元，支付其社花生补助款75，000元，并赔偿减产损失145，665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益人公司负担。诉讼过程中，变更诉讼请求为：判令被告益人公司支付其社违约金及补助款各303，000元（每亩300元，共1，010亩），支付花生收购款169，274.40元。益人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判令原告益农合作社支付其公司182,728.20元，并自2019年5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至实际支付之日止，并由原告益农合作社负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4月11日，原告益农合作社与被告益人公司签订高产花生订单回收协议，由原告益农合作社以每亩520元的价格在被告益人公司购买高产花生套餐（套餐包括益花1号花生种子、高效拌种济、核酸营养素叶面肥），在修武县五里源乡大堤屯村种植高产花生550亩。原告益农合作社按每亩300元预付套餐费用，余款待花生回收时由被告益人公司从货款中扣除。被告益人公司保证花生种子发芽率不低于80％，若原告益农合作社不按要求进行发芽率测试，播种后的一切后果须自行承担。种植管理方面，春播要求在4月中旬进行，并采取地膜覆盖，夏播要求在6月10日前进行，原告益农合作社应按照被告益人公司种植技术和田间管理要求进行实施。若因使用被告益人公司提供的种子、农药、化肥等物资造成减产，被告益人公司应按原告益农合作社所在地当年当季平均产量的110％补足差额。质量标准方面，要求霉变及杂质均小于等于2％，且无杂果，若不符合标准，被告益人公司有权要求原告益农合作社整改，待达标后方予回收。回收时，由被告益人公司到种植地进行检验、称重、付款，保底价每千克6元，如市场价高，按最高价回收，另由原告益农合作社组织车辆，并支付装车费，被告益人公司支付运费。被告益人公司不予回收的，对于套餐余款原告益农合作社无需支付，被告益人公司另需按每亩300元向原告益农合作社进行赔偿。2018年5月19日，原告益农合作社与被告益人公司又签订了高产花生意向种植协议，约定由原告益农合作社在修武县五里源乡种植高产花生1，050亩，被告益人公司按保底价每千克6元全部回收。2018年5月23日，原告益农合作社分别就550亩与500亩花生种子向被告益人公司出具了110,000元与226,500元的欠据，后一欠据扣除了播种盘费用3,500元。2018年6月16日、2018年6月27日，原告益农合作社又先后为被告益人公司出具了收到花生种子300千克（每千克20元，计6,000元）与2袋（每袋16千克）的收据。后被告益人公司安排张南方为原告益农合作社进行播种，共播种350亩，原告益农合作社支付播种费19,300元（含加油费378元）。花生收获后，被告益人公司未到种植地进行检验、称重、付款，后原告益农合作社自行运送被告益人公司部分花生，被告益人公司支付运费6,286元，因除杂支付人工费6,000元，所认可的含杂与除杂重量分别为44,740千克与28,212.40千克，花生价款合计169,274.40元，未付。2018年12月28日，被告益人公司以原告益农合作社欠花生种子款未付，所出售花生杂质严重超标，种植密度过大导致产量过低，以及未按照回收约定交付花生等为由，致函原告益农合作社，限于2019年1月3日前履行高产花生订单回收协议的约定。2019年1月5日、2019年1月12日，被告益人公司又先后两次派员到原告益农合作社检验花生，发现仍未完全除杂，便以原告益农合作社拟出售的花生杂质多等为由，不再收购。原告益农合作社多次与被告益人公司联系花生收购事宜，未果，遂自行销售。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本案中，原告益农合作社与被告益人公司约定由被告益人公司负责提供花生种子并负责花生回收，由原告益农合作社负责花生种植，双方之间形成种植回收合同关系。合同约定由被告益人公司到种植地进行检验、称重、付款，原告益农合作社所提供花生成品应达到霉变及杂质均小于等于2％且无杂果标准，但实际履行过程中，被告益人公司并未及时到种植地进行检验、称重、付款，而是由原告益农合作社自行将花生运送到了被告益人公司，并由被告益人公司进行了除杂，原告益农合作社也认可支付除杂费用，应系双方对合同相关约定进行了变更，被告益人公司应继续收购，但未再收购，构成违约。原告益农合作社依据合同第六条约定主张由被告益人公司按每亩300元标准支付违约金的请求成立，予以支持，同时，对花生套餐费原告益农合作社可按每亩220元免除支付义务。原告益农合作社按双方约定的1,050亩向被告益人公司支付了部分花生套餐费，对免除金额亦应按1,050亩计算，为231,000元。原告益农合作社仅按1,010亩主张违约金，故对违约金按1,010亩计算，为303,000元。原告益农合作社尚欠被告益人公司花生套餐费及另增加的花生种子费共计为343,140元，被告益人公司仅主张342,820元，故按342,820元计算，与应免除的花生套餐费折抵后，原告益农合作社应支付被告益人公司111,820元。被告益人公司主张支付利息，不违反法律规定，予以支持。被告益人公司回收原告益农合作社部分花生，尚欠花生价款169,274.40元未予支付，应承担继续履行的违约责任。因原告益农合作社交付被告益人公司的花生含有较多杂质，使被告益人公司遭受人工费损失6，000元，并存在运费损失，原告益农合作社应承担赔偿责任。运费损失按杂质比例赔偿，即（44,740千克-28,212.40千克）÷44,740千克×6,286元≈2,322.14元。有关补助款，原告益农合作社认可应系国家对花生种植户的补助，也即非被告益人公司的合同义务，原告益农合作社主张由被告益人公司支付花生种植补助缺乏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被告河南益人实业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修武县益源农林专业合作社违约金303,000元。二、被告河南益人实业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修武县益源农林专业合作社花生价款169,274.40元。三、反诉被告修武县益源农林专业合作社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反诉原告河南益人实业有限公司花生套餐费与另增加的花生种子费11,820元，并支付利息（2019年5月1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至实际履行之日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另赔偿运费损失2,322.14元、人工费损失6,000元。四、驳回原告修武县益源农林专业合作社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反诉原告河南益人实业有限公司的其他反诉请求。案件受理费11,553元，由原告修武县益源农林专业合作社负担4,515元，被告河南益人实业有限公司负担7,038元；反诉费3,955元，由反诉原告河南益人实业有限公司负担1,355元，反诉被告修武县益源农林专业合作社负担2,600元。二审中，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双方在履行合同中哪方存在违约行为？应承担的违约责任如何确定？关于第一个焦点，双方签订的《高产花生订单回收协议》，中约定：“质量标准方面，要求霉变及杂质均小于等于2％，且无杂果，若不符合标准，被告益人公司有权要求原告益农合作社整改，待达标后方予回收。回收时，由被告益人公司到种植地进行检验、称重、付款，保底价每千克6元……”在实际履行中，益人公司并未及时到种植地进行检验、称重、付款，而是由益农合作社将花生运送到了益人公司，并由益人公司除杂后予以接收，应视为双方对协议中有关回收的约定进行了变更，益人公司应继续回收，但其未再收购，故，益人公司构成违约。关于益人公司上诉主张违约的是被上诉人,是被上诉人交付的花生不符合合同约定质量标准,上诉人从未有过拒绝回收的行为及意思表示,即使被上诉人提供的花生不符合合同约定,在被上诉人整改后,上诉人也是正常回收，首先，关于花生回收的质量标准及地点等在双方实际履行中已进行了变更；其次，益人公司事实上确未回收益农合作社种植的花生，并且综合益农合作社将花生拉到益人公司所在地以及一审中益农合作社提供的多份与益人公司业务经理刘广军的通话录音等相关事实和证据，均不足以证明益人公司不存在拒绝回收的行为，益人公司也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益农合作社存在违约行为。关于第二个焦点，根据双方协议第六条的约定，益人公司不回收协议种植的面积，益农合作社不需支付余下款项，益人公司需赔付益农合作社前期投资300元/亩，该条款规定的是益人公司不履行回收义务的责任承担，系违约金条款，现由于益人公司未予回收，故应按照每亩300元的金额向益农合作社承担违约责任。益人公司上诉主张该300元应定性实际损失而非违约金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益人公司上诉主张一审违反不告不理原则，将套餐余款每亩220元的费用直接免除,变相增加了被上诉人的无理请求的问题,益农合作社依据双方协议第六条主张益人公司承担违约责任，该违约责任涵盖免付余款与另支付前期投资两项内容，故一审判决并未超出益农合作社的诉讼请求，没有违反不告不理的原则。综上所述，河南益人实业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140元，由河南益人实业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军审判员 苏 杭审判员 赵 歆二〇二〇年六月二日书记员 刘永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