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4民终85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朱传金，男，1961年3月20日生，汉族，常州市人，住常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琦，江苏博爱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陈，江苏博爱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建苏，男，1955年4月29日生，汉族，常州市人，住常州市武进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晓英，女，1955年3月10日生，汉族，常州市人，住常州市武进区。以上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顾萍，江苏张林芳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钱隆，江苏张林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朱传金因与被上诉人吴建苏、王晓英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2019）苏0402民初49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朱传金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不清，举证责任分配不符合法律的规定。一审在不当得利返还案件中适用民间借贷的举证责任分配制度并不合理。借款事实不存在的证明责任，应当由被上诉人来承担。被上诉人吴建苏在一审中陈述借条为其本人书写，如果未借到该笔款项，则应当及时销毁或作废，不应当告知其配偶王晓英该事实的存在。一审庭审过程中，被上诉人吴建苏做了两次有矛盾的称述。第一次庭审时其代理人称其不清楚借条的存在，第二次庭审时又称借条是其本人签署。而在其配偶代其履行10万元之后，才提出以上借款为虚假借款，明显不符合常理。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吴建苏出借款项时均是用现金支付，被上诉人吴建苏未能提出相反的证据证明其未收到款项，而其配偶自愿偿付10万元，也间接证明了借款的事实。一审应当将借款事实虚假的举证责任分配给被上诉人而非上诉人。如当事人之间不存在借贷合同，应当要求被上诉人起诉确认借款合同无效。二、如一审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本案应当驳回起诉，移交公安机关，而不应当进入实体审查的程序。如果被上诉人所称无借贷关系属实，上诉人是利用虚假的借条骗取被上诉人王晓英的信任，在其错误的认识下，占用了其10万元现金，应属于刑事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上诉人也愿意接受调查，法院应当移送公安机关审查或驳回起诉，不应当受理进入民事案件的实体审查。三、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其诉请不应得到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也适用于不当得利之诉，被上诉人王晓英在2015年即认为其已知上诉人侵害了其权益，被上诉人吴建苏更是早于2015年即认为其得知上诉人侵害其权益，两被上诉人最晚于2018年应当向法院提起诉讼，否则其诉讼请求无法得到法院的支持。上诉人在一审过程中未能查明2017年被上诉人提供的顺丰快递信息是否真实，故未对诉讼时效作出抗辩。且上诉人认为本案不属于民事案件。一审判决后，上诉人前往顺丰快递公司进行了调查取证，发现被上诉人所称的催款通知单并不存在，无法查询，故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的规定情形，即当事人在一审期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在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其基于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对方当事人的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情形除外。被上诉人吴建苏、王晓英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关于诉讼时效问题，在一审过程中上诉人明确放弃所有的质证权利且在一审中未提出任何诉讼时效的抗辩，故二审中对于上诉人提出的诉讼时效抗辩应当不予支持。吴建苏、王晓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朱传金返还不当得利人民币10万元，并承担利息损失（自2015年6月5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2、判令朱传金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吴建苏与王晓英系夫妻关系。2015年6月5日，朱传金向王晓英出具收条一份，注明“今收到吴建苏借款壹拾万元整，由其妻王晓英支付（现金壹拾万元整），朱传金，2015年6月5日”该收条内容记载于一张借条复印件下方，该借条复印件载明“今借朱传金现金伍拾万元整，月息1.5%，借期3个月，今借人吴建苏，2011年7月5号”。一审审理中，吴建苏陈述，确实向朱传金出具过上述借条，但是朱传金没有提供借款，至于为何会出具借条，记不清楚原因了。一审审理中，王晓英陈述，2015年6月5日，因吴建苏涉及的执行案件被武进法院拍卖了吴建苏与王晓英共有的一套位于常州市的房产，拍卖款100万元左右，王晓英作为共有人在建行武进区府北支行领取共有份额款项时，朱传金持借条复印件，称吴建苏借朱传金50万元，要求还款，于是王晓英取款后给了吴建苏10万元，吴建苏出具了收条，并表示还了10万元就不要求还后面的款项了。王晓英回家后，吴建苏表示并没有向朱传金借过钱，后王晓英便一直向朱传金催还该笔款项。按照借条注明的借款时间，吴建苏、王晓英经营的常州邮电通信光缆厂在2011年经营状况良好，吴建苏、王晓英根本无需对外借款，只是到了2013年的时候因为担保出现问题，朱传金曾跟着其他债权人来要过款，吴建苏、王晓英在2011年根本不认识朱传金也不欠朱传金款项。一审审理中，朱传金陈述，其原来从事投资和保险公司经营，吴建苏是因为经营工厂所需向其借款50万元，共分三次分别是30万元、10万元、10万元，在三个月内给了吴建苏，都没有写借条，后来写的50万元借条，借条原件现在找不到了。其也曾要求吴建苏归还借款，2015年6月5日听朋友说吴建苏夫妻有笔武进法院执行款项要退，于是当天下午在建行武进府北支行找到王晓英拿了10万元，该款项就是上述50万元借款的还款。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借条复印件、收条原件等证据予以证实。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吴建苏与朱传金之间是否存在借款50万元的事实。一审法院认为，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借款人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款金额、款项交付等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没有合法依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本案中，关于借款关系是否发生，朱传金未能提供足够证据证明与吴建苏之间50万元的借款关系已经发生。首先，朱传金未能在吴建苏未将款项还完的情况下提供出借条原件；其次，朱传金对其主张支付的大额借款也未提供任何取款和交付凭证；再次，该借条出具至今已有8年之久，借条复印件上确定了借期3个月的还款期限，但朱传金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借款到期后和收取王晓英10万元款项后采取措施向吴建苏、王晓英催要。综上，一审法院认为，朱传金与吴建苏之间并无实际借款行为发生，故朱传金应将王晓英基于错误认识支付的10万元款项返还。对于吴建苏、王晓英主张自2015年6月5日起算的利息，法院认为吴建苏、王晓英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自支付款项后一直向朱传金催要，吴建苏、王晓英提供的催要通知书和邮寄回单也未能证明已经送达朱传金，故应从朱传金收到本案诉状副本之日起计算利息损失。对于朱传金提出如朱传金与吴建苏不存在借款关系应驳回吴建苏、王晓英起诉，移交公安机关作为借款诈骗刑事案件处理的抗辩意见，一审法院认为，无论朱传金是否涉及借款诈骗，并不影响法院基于民事举证责任分配规则要求朱传金因举证不能在本案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吴建苏、王晓英在本案中否认借款支付行为的存在，也是基于民事法律关系要求朱传金承担相应的民事法律责任。故对于朱传金的上述抗辩意见，法院不予采信。一审判决：一、朱传金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吴建苏、王晓英返还不当得利10万元及利息（自2019年10月1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款项支付完毕之日止的利息）；二、驳回吴建苏、王晓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2300元，减半收取1150元，由朱传金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经查阅一审卷宗查明，1、王晓英在一审中陈述，朱传金曾经到厂里来问吴建苏要零花钱，因为朱传金是跟着别人到厂里来要钱；2、朱传金在一审中陈述，吴建苏确实有过脑中风，但是康复状况很好；3、吴建苏、王晓英在一审中提交了催款通知书及邮寄存根（均系原件），以证明两人于2017年5月31日向朱传金进行催款，朱传金在一审中放弃了对吴建苏、王晓英提供的证据进行质证；4、王晓英在一审中陈述，之前到派出所问过本案情况，当时派出所不给立案。二审中，朱传金陈述，1、分三次借给吴建苏的合计50万元，每次交付借款都有针对性的借条，第三次交给吴建苏10万元时，吴建苏将前面的借条作废，写了一张总的借条；2、50万元借款都是现金交易，其中有25万元左右是其自有资金，另外25万元左右是其向朋友临时周转借来的；3、向吴建苏交付借款都是在南都宾馆大堂，借款都是一捆一捆捆好的，有银行贴的封条，目测一下金额没有问题就交接了；4、向吴建苏出借款项后，吴建苏没有及时归还，其一直找吴建苏，在其要钱要得很急时，吴建苏就让人给其一点香烟和零花钱表示安慰。二审中，王晓英陈述，1、吴建苏存在脑萎缩的情况，曾中风过，吴建苏发病至今已经有13年时间，最初几年还可以，但是到吴建苏2011年写借条给朱传金时，脑子已经不好了，吴建苏写出去了好多借条，别人让他签字他就签字；2、2015年6月5日从银行取款后有众多债权人要求其还款，王晓英对于具体欠款情况都不清楚；其中许多债权人主张的债权都有法院生效的判决，王晓英就根据判决书的内容确定各债权人的具体债权金额；对于除此以外其他债权人的债权金额认定，王晓英是听从一个大约从2013年下半年开始帮助王晓英夫妇管厂的同村人的建议，该同村人说可以支付，王晓英就支付，因为手续都在该同村人那里，该同村人对于王晓英夫妇和他人之间的往来基本上是清楚的。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一、二审陈述在卷佐证。二审查明的其他案件事实与一审相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朱传金是否向吴建苏实际出借过50万元？对此，本院认为，吴建苏承认其向朱传金出具过金额为50万元的借条，该借条表明双方曾达成50万元的借贷合意。但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为实践性合同，朱传金对于借款的实际交付、借款合同的生效仍负有举证证明责任。吴建苏向朱传金出具借条后，在未收到相应借款的情况下，没有向朱传金要回借条，吴建苏对此也应予以合理解释。综合考虑以下情形：一、二审中，朱传金虽然对出借款项的来源、款项的交付地点和交付方式、借条的出具、后续的催要等情况进行了具体陈述，但未提交任何证据加以证明；二、王晓英在一审中陈述其知晓朱传金到厂里来问吴建苏要过零花钱，因为朱传金是跟着别人来要钱，在二审中陈述其2015年6月5日向众多债权人还款时并不清楚具体欠款情况，主要听从帮助其夫妇管厂的同村人的建议；三、王晓英在二审中陈述吴建苏在出具借条时脑子已经不好了，朱传金在一审中也认可吴建苏曾经脑中风。综上，本院认为，朱传金向吴建苏实际交付过50万元借款的事实真伪不明，本院依法认定该事实不存在。因借款合同未生效，对于王晓英交付给朱传金的10万元，朱传金应予返还。关于本案应否移送公安的问题。从目前审理查明的情况来看，双方当事人对于借条的存在并无争议，但50万元款项是否实际出借的事实真伪不明，法院系依据民事诉讼的举证规则对争议事实进行了法律推定，故本案中涉嫌刑事犯罪的初步证据并不充分，王晓英在一审中陈述派出所不予立案的内容也在一定程度上佐证该情况，故王晓英通过民事诉讼方式主张其权利并经法院实体审理并无不当。关于诉讼时效。朱传金在一审中有时间、有条件对吴建苏、王晓英提交的证据进行核实并质证，但其放弃了质证，在二审中才以所谓调查取证结果为由提出诉讼时效抗辩，该结果不属于新证据的范畴，依法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的适用情形，对其诉讼时效主张，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朱传金的上诉意见依据不足，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朱传金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沈秋云审判员  是飞烨审判员  周韵琪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五日书记员  张 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