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鲁08民初320号 原告：范某，男，汉族。 委托诉讼代理人：来广宁，山东公明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山东某甲照明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诉讼代表人：山东某甲照明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卫来，山东文思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绪宁，山东文思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告范某与被告山东某甲照明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甲照明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18年11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依照普通程序于2018年12月7日公开开庭审理。范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来广宁、某甲照明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卫来、张绪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范某提起诉讼请求：一、依法确认范某与山东某甲照明股份有限公司自1988年10月至2018年4月4日存在劳动关系（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中止情形）；二、依法确认范某对山东某甲照明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享有经济补偿金95340元的职工债权（按照2017年度济宁市社保缴费基数3178元×工作年限30年补偿30个月）；三、依法确认范某对山东某甲照明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享有退还违法收取的13500元及利息的职工债权；四、依法确认范某对山东某甲照明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享有因其未依法缴纳失业保险导致范某无法享受失业保险待遇赔偿24720元的职工债权（按照济宁市现行失业金发放标准1030元×4个月）；五、依法确认范某对山东某甲照明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享有放长假期间生活费103516元的职工债权（各年度最低工资标准70%计算）；六、诉讼费用由某甲照明公司负担。理由如下：范某于1988年10月进入济宁市灯泡厂制瓶车间从事维修岗位，后在某甲照明公司制瓶车间和二车间一直工作到2006年6月。之后被告2006年7月开始搬厂，并单方面通知原告放长假回家待岗等候上班至今，期间被告未给原告发放生活费用。经查，原告社会保险中的养老、失业、工伤保险被告缴费至2005年，生育保险缴费至2004年12月，医疗保险缴费至2018年10月。被告违法收取原告13500元现金至今未退还，现被告于2018年4月4日被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告进入破产程序，管理人虽然认可原被告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为1988年10月至2018年4月4日，但对于2018年4月4日宣告破产前的6年期限却认定属于劳动关系中止状态，期间的经济补偿金年限不予计算，社会保险费不予补缴，严重侵犯了原告作为破产单位职工应该享有的合法权益。原告同时认为管理人按照上年度济宁市最低工资标准计算经济补偿金，不将放长假期间应发放生活费作为职工债权予以确认同样没有法律依据。2018年10月15日，管理人张贴债权公示公告书，告知异议职工30日内向贵院提起诉讼。为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判决，支持范某的诉讼请求。 某甲照明公司答辩称，一、因被告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4日作出（2018）鲁08破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被告破产清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四款规定，用人单位被依法宣告破产的，劳动合同终止。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应于2018年4月4日终止。原告因自身原因长期不到岗，不能实际提供劳动，与被告达成代缴社会保险的协议，并向被告缴纳了部分年份的社会保险。根据《山东省劳动合同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该期间应为原告劳动关系中止期间，即原告自认未提供劳动的时间。二、原告要求按照2017年度济宁市社保缴费基数计算经济补偿金，没有法律依据,应按照济宁市最低的工资标准计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规定，月工资是指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按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计算。原告长期未提供实际劳动，在劳动合同终止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为零，故应当按照济宁市最低工资标准计算。并且，根据鲁政字〔2016〕117号和鲁政字〔2017〕86号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全省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计算出从2017年4月至2018年3月济宁市最低工资标准的月平均工资为1617.5元(（1550×3+1640×9）÷12)。三、原告要求确认退还个人支付的社会保险费、无法享受失业保险待遇赔偿、长假期间生活费、股权金为职工债权，没有实事和法律依据。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债务人所欠职工的工资和医疗、伤残补助、抚恤费用，所欠的应当划入职工个人账户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费用，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支付给职工的补偿金，不必申报，由管理人调查后列出清单并予以公示。原告主张确认退还个人支付的社会保险费、无法享受失业保险待遇赔偿、长假期间生活费、股权金并非职工债权。原告要求确认没有法律依据。2、根据《山东省劳动合同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劳动合同中止期间，劳动关系保留，劳动合同暂停履行，用人单位可以不支付劳动报酬并停止缴纳社会保险费。故劳动关系中止期间的社会保险应由原告自行缴纳，且被告无需向其支付生活费，原告要求退还个人支付的社会保险费、支付生活费没有法律依据。3、原告主张生活费没有事实依据，且已经超过诉讼时效。首先，2011年《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省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第八条第七款关于基本生活费适用仲裁时效的问题进行明确的规定，基本生活费并非是劳动者付出劳动的对价，而是用人单位依法承担的一种社会责任。同时，在司法实践也存在着用人单位与劳动者长期“两不找”，时隔多年以后劳动者要求用人单位支付几年甚至十几年的基本生活费的案件，若对这类案件中劳动者的主张全部支持，不符合社会公平原则。而且，不符合既要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又要维护用人单位生存发展的审判原则。因此，劳动者请求用人单位支付基本生活费的在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实施之前，适用劳动法第82条规定的仲裁申请期限，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实施之后，应适用该法规定的仲裁时效。即对于主张2008年5月1日之前的生活费，适用劳动法第八十二条规定，提出仲裁要求的一方应当自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对于主张2008年5月1日之后的生活费，适用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原告请求的生活费，即使存在被告应当支付生活费的情形，原告的请求已经超出仲裁的时效。其次，依照《山东省企业工资支付规定》第三十一条的规定，非因劳动者原因造成企业停工、停产、歇业时，劳动者可以要求用人单位支付基本生活费。事实上，原告因自身原因不提供劳动，且已于被告达成代缴社会保险的协议，不符合支付生活费的法定情形。4、根据《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一条规定：“劳动者以用人单位未为其办理社会保险手续，且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能补办导致其无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为由，要求用人单位赔偿损失而发生争议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因此，对用人单位未为劳动者办理社会保险手续，且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能补办导致劳动者不能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的情况下，劳动者才能要求赔偿损失，虽然被告因欠缴社会保险，被申请破产，但事实上并非不能补办，原告主张赔偿不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所述，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质证。对范某提交的证据分析认定如下： 一、济宁市任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不予受理通知书一份及山东某甲照明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债权公示告知书一份，证实本案纠纷已经经过仲裁前置程序，原告按管理人要求在规定时限内提出诉讼符合法定程序的事实； 二、职工医疗本一份，证实原被告劳动关系起始时间为1988年10月； 三、济宁市社会保险参保证明一份，可以体现原告身份为“在职职工”，原告的养老、失业、工伤保险被告缴费至2005年，生育保险缴费至2004年12月，医疗保险缴费至2018年9月，证实被告长期拖欠原告养老、失业、工伤及生育保险，原被告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应截至到2018年4月4日破产宣告日。原告待岗后并非与被告系长期“两不找”的关系，被告每年均为原告按时足额缴纳医疗保险费，履行着劳动法规定的应尽义务，故不应认定待岗后双方劳动关系处于中止履行状态； 四、被告向本案原告违法收取的养老保险金收据2张，证实被告违法收取原告13500元保险金至今未退还应予返还的事实，同时可以证实原告待岗开始时间是2006年（养老保险金缴纳收据可以体现）； 五、山东某甲照明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张贴公布的原告职工债权确认表一份，证实管理人虽认定原被告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为1988年10月至2018年4月4日工作年限30年，但对于2018年4月4日破产宣告前的6年期间却认定属于劳动关系中止状态，期间的经济补偿金年限不予计算，社会保险费不予补缴，严重侵犯了原告作为破产单位职工应该享有的合法权益。 六、原告职工代表、被告代表、管理人代表、国资委代表《四方会谈》录音光盘及内容整理材料各一份，证实原被告诉前协商时，被告认可当时被告承诺待岗员工向某甲交养老金后会享受与在职职工同等待遇，故可推翻被告认为原告待岗后属“劳动关系中止”的观点。 七、被告管理人询问笔录照片三张及职工债权清单照片两张，询问笔录证实被告管理人之前曾和部分员工就经济补偿金计算年限达成过一致意见，即被告考虑把代缴社保期间也计算为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计算年限，被告对经济补偿金计算年限较为随意，同时也可以反映出被告也认为“劳动关系中止”的观点没有法律依据。职工债权清单证实被告公布的补交社保方案是对全厂581名职工统一进行补缴，而未区分所谓“劳动关系中止”员工，同样可以反映出被告也认为“劳动关系中止”的观点没有依据。 八、新闻网页截图两张，证实被告近年来持续亏损最终导致破产，原告离职待岗是由于被告经营过程中出现各种问题所导致，原告待岗是被动的、非本意的，只能听从被告安排，而非主动离岗。 九、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济民终字第957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证实涉案劳动者2006年6月离岗后，某甲及劳动者均认可2011年6月17日解除劳动合同，期间未上班期间并未认定存在中止情形。 某甲照明公司对范某提交的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 为： 证据一：不予受理通知书真实性无异议。原告于2018年11月12日申请仲裁。 证据二：医疗本真实性无异议。 证据三：参保证明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为原告缴纳医疗保险，系因政策原因，不能作为确定双方劳动关系存续的依据，劳动关系存续应当以原告实际提供劳动，被告发放工资记录为准。 证据四：收据的真实性及金额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收据仅显示为收取的补交养老保险费用，证明原告2006年1月至2011年12月，向被告支付企业和个人已经缴纳的社会保险；对2002年5月18日的收据有异议，该收据显示的预收养老金已在工资中按月返还给职工，但收据条被告并未收回。 证据五：公示表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因原告现已提起诉讼，该公示内容对其不发生效力，以法院裁判结果为准。 证据六：尹淑梅在会议中所陈述的模糊性的观点既不能代表被告也不能证明该事实的存在，原告认为其应当与在职职工享受同等待遇，应当提供其实际在被告处持续性连续性工作的证明，其未实际提供劳动与实际提供劳动者享受同等待遇的要求已经违背了民法最基本的公平原则。 证据七：其系影印件，无法证明其真实性并且该证据仅是询问笔录，既不能证明是管理人的决定，也不能证明对于该事实有任何承诺，该形式不符合证据形式。并且对于已提起诉讼的原告，应当以法院最终判决为准。 证据八：新闻截图，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被告公司直至2017年7月20日一直处于生产状态，在岗职工均正常上班，该证据并不能证明被告安排原告待岗。 证据九：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每一个案子都有其不同的特点及事实，应当分别予以处理不具有参考价值。 本院认为，因双方当事人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一至证据五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于证据六，即使该录音是真实的，尹淑梅亦无权作出没有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的承诺。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可以与正常提供劳动的其他劳动者享有同等破产企业职工待遇。对于询问笔录，原告未能提供原件，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因此，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无法认定。退一步讲，即使该询问笔录是真实的，询问人也只是表示“可以考虑把您原代缴社会保险期间计算为支付经济补偿金的工作年限”，并没有作出确切的承诺，管理人更没有实际进行这样的操作。故该证据本院不予认定。关于新闻截图真实性无法认定，即使当时某甲照明公司经济效益不佳，也不能直接证明原告长期未到该公司提供劳动是该公司安排其在家待岗的结果。对于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济民终字第957号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但是，我国并非判例法国家，生效的法律文书并不能当然成为其他案件的裁判依据。 对某甲照明公司提交证据分析认定如下： 证据一：民事裁定书一份，证明：因被告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4日作出（2018）鲁08破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被告破产清算。 证据二：代缴社会保险协议，证明原被告双方达成代缴社会保险协议。 证据三：工资表，证明范某未提供劳动的时间。 范某质证意见如下： 证据一：对被告破产民事裁定书真实性无异议。 证据二：范某并未签订该协议，原告提交的协议非本人签字，属于伪造。该协议内容不能体现原被告双方就劳动关系中止履行达成一致意见的意思表示。向社保部门缴纳社会保险是被告应当承担的法定义务，劳动关系存续期间被告要求原告与其签订代缴协议属于严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行为，故该协议性质上为无效协议。同时，该协议均由被告打印提供且内容完全一致，属于格式条款，内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根据合同法第40条之规定，同样属于无效协议。该协议中仅有劳动者单方签字，被告单位未盖章、法定代表人未签字，且实际被告也从未履行合同内容，故该协议既未成立、未生效，也未履行，更不能约束劳动者。该协议中体现的“依据公司《代缴社会保险办法》精神”并结合原告提交的“四方会谈”录音，可以证实当时被告承诺交款后会享受与在职职工同等待遇，故同样可以推翻被告认为原告待岗后属于“劳动关系中止”的观点。 证据三：对于范某工资表无异议。 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对于某甲照明公司提交的（2018）鲁08破5号民事裁定书、原告的工资表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某甲照明公司与原告签订养老保险代缴协议，没有法律依据。因此，无论协议上是否是范某亲笔签名，对于该协议，本院不予认定。 综合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事实：范某1988年10月进入某甲照明公司工作。根据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工资发放记录显示，某甲照明公司最后一次向其发放工资的时间为2005年12月，某甲照明公司认可范某最后实际提供劳动的时间为2005年12月。原告的养老保险交纳至2005年2月，失业保险交纳至2005年9月，工伤保险交纳至2005年12月，生育保险交纳至2004年12月，医疗保险交纳至2018年10月。原告分两次共向某甲照明公司交纳养老保险金13500元，分别是：2002年5月18日1000元，2011年10月1日12500元。2018年4月4日，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鲁08破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某甲照明公司破产清算。2018年10月15日，某甲照明公司的管理人发布《债权公示告知书》。2018年11月12日，范某向济宁市任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劳动争议仲裁，该委员会以范某的仲裁申请不属于劳动人事争议受案条件范围为由，于当日出具了济任劳人仲案字（2018）第420号不予受理通知书。2018年11月16日，范某向本院提起诉讼。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自原告实际不再到被告处提供劳动时起，到被告被宣布破产期间，双方的关系应当如何认定；2、原告主张要求法院确认对被告享有经济补偿金、失业保险待遇损失、基本生活费和返还收取的保险费用等相关债权的请求是否有法律依据，是否应当予以支持。 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双方当事人对于原告自1988年10月进入某甲照明公司工作没有异议。原告在起诉状中主张其于2006年6月离厂未再到某甲照明公司提供劳动，但是，根据其工资发放记录，某甲照明公司最后一次向其发放工资的时间为2005年12月。某甲照公司发放工资惯例是本月发放职工上一个月提供劳动的相应报酬，因此，可以认定原告自2005年12月起未再到某甲照明公司提供劳动。原告主张其是因为被告以公司效益不好放假为由，被单位安排回家待岗，听通知。但是，原告并未就该主张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某甲照明公司对此也不认可。故对原告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原告自2005年12月起至2018年4月某甲照明公司被裁定破产清算未向某甲照明公司提供劳动，某甲照明公司亦未安排其工作，亦未依法与其解除劳动关系，双方均无有效证据表明曾向对方主张过权利，长期处于两不找的状态。作为企业职工，按照“按劳分配”原则，应当在为企业提供劳动、创造一定劳动价值的情况下，才能依法享有工资、社会保险等劳动待遇，在此对等条件下，其合法的劳动关系才受法律保护。在范某未提供劳动，且没有充分证据证明是因单位原因未提供劳动的情形下，单位亦未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双方的劳动关系做出明确的处理，结合双方在客观上对劳动关系的放任态度，可以认定劳动关系在此期间处于中止履行状态，双方没有劳动法意义上的权利义务关系。 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用人单位被依法宣告破产的，劳动合同终止。因此，原告与某甲照明公司的劳动合同于2018年4月4日该公司被裁定破产时终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因用人单位破产而导致劳动合同终止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因此，虽然原告与某甲照明公司的劳动合同关系在终止之前存在互不履行合同义务的情形，但是，这并不能免除某甲照明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的全部义务。某甲照明公司应当向原告支付双方正常履行劳动合同期间所对应的经济补偿金，即1988年10月至2005年11月共计17年零1个月期间的补偿金。《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经济补偿金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金。劳动者月工资高于用人单位所在直辖市、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布的本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标准按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数额支付，向其支付经济补偿金的年限最高不超过十二年。本条所称月工资是指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某甲照明公司应当向原告支付17.5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金。因某甲照明公司被裁定破产前十二个月，原告未实际提供劳动，故没有工资收入。某甲照明公司管理人按照济宁市月最低工资标准计算原告经济补偿金，并无不当。原告要求按照济宁市社保缴费基数每月3178元的标准计算经济补偿金没有法律及事实依据。2017年6月之前，济宁市最低工资标准为每月1550元；2017年7月起济宁市最低工资标准为每月1640元。所以，某甲照明公司破产前十二个月即2017年4月至2018年3月，济宁市最低工资标准平均每月为1617.5元[（1550×3+1640×9）÷12]。原告终止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数额为28306.25元（1617.5元×17.5个月﹦28306.25元）。在原告不再到某甲照明公司提供劳动的前提下，该公司以与原告达成养老保险代缴协议为由，收取原告13500元，没有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退还。原告自2005年12月起长期未到某甲照明公司提供劳动，其主张是因为该公司效益不好，公司要求其回家待岗，但是其并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故原告提交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是因为单位的原因而长期在家待岗。因此，原告关于确认某甲照明公司应当向其发放未上班期间生活费的请求，依法不应予以支持。因双方当事人自2005年12月起，双方就没有实际履行劳动合同相应义务，原告在某甲照明公司破产后无法享受失业保险待遇，并非某甲照明公司的过错造成的，故原告要求该公司赔偿其相应失业保险待遇的请求，亦不应予以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山东省劳动合同条例》第二十六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范某与山东某甲照明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自1988年10月至2018年4月存在劳动关系，其中2005年12月至2018年4月的劳动关系处于中止状态； 二、确认范某享有对山东某甲照明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终止劳动合同关系经济补偿金28306.25元的职工债权； 三、确认范某因山东某甲照明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收取其代缴养老保险而对该公司享有13500元及利息的职工债权（利息以1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02年5月18日起计算至2018年4月4日止；利息以125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1年10月1日起计算至2018年4月4日止）； 四、驳回范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元，由山东某甲照明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如果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至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何艳真 审判员  周英杰 审判员  杨 艳 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谷满满 书记员孙晨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