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民终479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益富，男，汉族，1990年3月17日出生，住长沙市天心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魁华，北京市东卫（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马金铭，北京市东卫（长沙）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南华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芙蓉南路999号。法定代表人：刘志伟。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群，女，汉族，1987年11月20日出生，住湖南省长沙县，系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浚，女，汉族，1980年6月20日出生，住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系该公司员工。上诉人刘益富因与被上诉人湖南华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美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2019）湘0103民初104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益富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一审判决，请求改判支持刘益富的全部诉讼请求；二、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基本事实认定错误，被上诉人存在欺诈上诉人的故意。1、华美公司收费后未提供相应服务，存在欺诈。本案中，与上诉人签订《汽车贷款合同》的为奔驰金融公司，应由奔驰金融来提供收取客户资料、贷款申请录入、视频面签及审核等服务，而上诉人也已经通过支付租金等方式承担了相应的服务成本。若被上诉人与奔驰金融不存在合作或委托关系，则被上诉人没有收取贷款手续费等相关费用的法律和事实依据，若其有权代为提供金融服务，则其与奔驰金融存在合作或委托关系，其提供贷款服务的相应费用，上诉人已经通过支付租金负担，被上诉人应向奔驰金融收取相应费用而不是上诉人。被上诉人通过补充协议收取咨询服务费和综合管理费（上牌劳务费），只约定收费数额，而只字未提提供服务和劳务的内容和标准，是利用汽车经销商的垄断地位和消费者急于购车的心理而强迫签订的不平等协议，涉嫌欺诈。被上诉人收取综合管理费（上牌劳务费）1980元，其提供的服务仅为排队验车和领取牌照，市场成本价最高不超过300元。收取客户高额的费用却不提供等额的服务，纯属欺诈。2、收费不公示、标准不一、名称混乱，存在欺诈故意。被上诉人与消费者签订的相关合同中，金融服务费部分按照贷款金额的5%、部分按照贷款金额的6%收取，收费名称有的为贷款服务费、有的为分期咨询服务费、有的为金融服务费，车辆上牌部分按照3980元收取、部分按照2980元收取、部分按照1980元收取，收费名称有的为上牌费、有的为上牌劳务费，收费名称、标准完全自行拟定，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和标准，存在欺诈消费者的故意。3、私人收费且没票据，存在欺诈故意。4、附加不合理条件侵犯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与公平交易权。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法院根据合同法的规定认定被上诉人有收取金融服务费的权利系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没有金融许可证，收费违法。收费没有物价局批文，违反法律规定。收费没有公示。私人收费且没票据。2、一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认定错误。价格法第十三条规定，经营者应当按照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的规定明码标价，注明服务的项目、收费标准等有关情况。被上诉人在《销售合同补充协议》中没有提及服务的具体项目，也没有提及具体项目的收费标准，违反价格法的强制性规定，关于咨询服务费的约定部分应当认定为无效。华美公司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华美公司不存在欺诈，上诉人要求华美公司对手续费、上牌费承担三倍赔偿的责任于法无据。1、华美公司向上诉人收取服务费、上牌费是双方自由协商的结果，华美公司不存在欺诈行为。本案中《新车销售合同》、《销售合同补充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销售合同补充协议》对服务费、上牌费及其金额都有明确约定，上诉人在签订协议时明知存在该两项收费，仍自主选择华美公司代办按揭服务和上牌服务，系双方自愿合意的结果，华美公司并未侵犯其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不存在欺诈行为。2、华美公司已将收费标准公示，上诉人主张华美公司未将收费标准进行公示的说法与事实不符。华美公司按照奔驰厂家的统一要求，已将代办按揭服务费的收费标准在经营场所内电子牌上进行公示，代办按揭服务的收费标准为6%、上牌费标准是3980元，客户可进行议价，最终成交价由双方协商确定，但最高不超过公示的收费标准。经物价局确认，因华美公司收取的服务费属于劳务费性质，华美公司有权自行拟定价格，只要将收费标准明确告知客户，则不违反物价局的相关规定。3、华美公司在收费后已提供相应的服务，华美公司未就服务成果欺诈上诉人。华美公司已根据《销售合同补充协议》的约定，承担了为上诉人办理按揭贷款的诸如贷前、贷中、贷后等一系列服务或事项。在贷前，华美公司配备专人与上诉人进行对接，向上诉人介绍贷款渠道及金融产品，并根据其需求推荐合适的方案，为上诉人介绍金融产品报价，同时按照上诉人确认的方案为其办理贷款准备相应资料，在贷中，对上诉人提交的贷款资料、资格证件进行审查、核实，资料确认无误后，将上诉人的相关贷款材料提交奔驰金融公司审核，并积极跟进、沟通审批结果，同时，向上诉人讲解贷款合同条款，并在审核通过后为上诉人与奔驰金融公司签订书面合同进行见证签约，将签约结果汇总提交奔驰金融公司，还需委派专人为上诉人办理所购车辆的抵押登记手续，并将登记证书即相关资料归档，将归档资料邮寄至奔驰金融公司。在贷后，及时跟进上诉人贷款状态，还需视其需要为其办理变更还款账户、还款期限、车辆登记证书借阅等对接手续。在车辆上牌方面，华美公司已实际为上诉人办妥车辆上牌事宜，上诉人也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系其自行办理车辆上牌手续。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华美公司收取服务费并非金融服务费，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华美公司有权收取服务费。华美公司收取服务费的具体名目虽有不同的，但本质是华美公司代上诉人办理按揭贷款所提供的一系列劳务所收取的劳务报酬，该报酬的性质与金融服务费有本质区别。我国并未禁止汽车经销商向客户就其所付出的劳务收取服务费，汽车经销商收取服务费，属于私法自治的范畴，只要与客户就服务内容及收费行为协商一致即可。另外，华美公司的营业范围包含代办按揭服务，华美公司向上诉人提供代办按揭服务也未超出自身营业范围，该服务及收费行为并不违法。三、华美公司有权收取上牌费。华美公司上牌业务中，除需承担车管所收取的实际成本外，还需负担人工成本、场地成本、交通运输成本等固定成本，还需负担车损风险等风险成本，还需考虑合理的利润，华美公司认为，纯粹以车管所的成本来界定代办上牌的成本不仅不合理，而且很片面。另外，上牌费本质也是一种劳务费，华美公司有权自行拟定价格，根据与上诉人协商一致的收费金额向其收取上牌费，并无不当。刘益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华美公司退还刘益富办理奔驰租赁贷款服务费11438.00元，并按华美公司以欺诈方式收取贷款服务费的3倍赔偿刘益富34314.00元；二、判令华美公司退还刘益富华美管家费用1980.00元，并按华美公司以欺诈方式收取华美管家费用的3倍赔偿刘益富5940.00元；三、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华美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0月29日，刘益富与华美公司签订了《汽车销售合同》，约定刘益富从华美公司处购买一辆奔驰乘用车，车价款326800元。同日，刘益富、华美公司双方签订了《销售合同补充协议》，协议约定：自费购买华美管家，费用为1980元，包上牌和抵押；办理奔驰租赁贷款，首付三成贷七成，贷三年，服务费11438元。2017年10月31日，刘益富与梅赛德斯-奔驰租赁有限公司签订了《融资租赁与保证合同（先享后选-弹性购车新方案）》及其附件，约定融资成本总额228760元，预定租期36期。2017年11月1日，华美公司出具了购买人为唐建华的税价合计为326800元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2019年4月26日，华美公司分别出具了购买人为唐建华、税价合计为11438和1980的服务费增值税普通发票。另查明，刘益富和唐建华为夫妻，刘益富购买的奔驰乘用车登记在其妻子唐建华名下。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本案中的《汽车销售合同》、《销售合同补充协议》系刘益富、华美公司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关于华美公司收取服务费和华美管家费用是否构成欺诈，一审法院认为，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时，享有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本案刘益富、华美公司双方签订的《销售合同补充协议》中对服务费、华美管家费用及其金额都有明确的约定，是双方自由协商的结果，刘益富在签订该补充协议时明知存在该两项收费，故华美公司并不存在欺诈的行为，刘益富要求华美公司予以三倍赔偿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服务费，刘益富在签订合同时明知以分期贷款的方式给付车价款会产生服务费仍选择该种方式并约定了具体的金额，应视为自愿接受因此而产生的该项费用，该费用系双方当事人自愿协商的结果，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华美公司已履行为刘益富协助办理购车融资租赁及咨询服务义务，故刘益富要求华美公司退还贷款服务费，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关于华美管家费用（含上牌和抵押），并非刘益富购买车辆时必然产生的费用，刘益富自己可自行办理车辆上牌事宜，其选择由华美公司代为办理并支付相应的费用，系双方自愿合意的结果，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华美公司已协助刘益富办理了车辆上牌事宜，故刘益富要求华美公司退还华美管家费用，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第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刘益富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142元，减半收取571元，由刘益富负担。本案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有庭审笔录在卷为凭，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对于刘益富提交的证据一、北京银保监局行政处罚信息公开表，虽然形式上真实、合法，但与本案待证事实并无关联，故本院不予认可。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奔驰租赁贷款服务费和华美管家费用的性质；二、华美公司是否构成欺诈。一、奔驰租赁贷款服务费和华美管家费用的性质。本案中，《新车销售合同》系由刘益富与华美公司签订，双方就此成立买卖合同关系。但是，在刘益富与梅赛德斯-奔驰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奔驰租赁公司）签订《融资租赁与保证合同》和《抵押合同》之前，刘益富与奔驰租赁公司并无任何直接接触，即缺少合同缔结前的磋商、谈判环节，而华美公司在此期间不仅向刘益富推荐、介绍与奔驰租赁公司订立合同的机会，而且还为刘益富提供了一系列诸如介绍租赁贷款政策、收取材料、进行初步审核等旨在促成上述合同成立的服务，并代替刘益富与奔驰租赁公司进行签约前的磋商，而刘益富与华美公司所签订的《销售合同补充协议》中清楚地记载“办理奔驰租赁贷款，首付三成贷七成，贷三年，服务费：11438”，与此同时，华美公司登记的经营范围亦包括“代办按揭服务”，因此，华美公司在汽车销售商的身份之外，其与刘益富签订的《销售合同补充协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规定的委托合同的特征，其中的奔驰租赁贷款服务费可视为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与此同理，《销售合同补充协议》中清楚地记载“华美管家费用，费用：1980，包上牌和抵押”，华美公司登记的经营范围亦包括“汽车上牌代理服务”一项，在刘益富未提供证据证明系自身独立完成上牌、抵押的情况下，华美管家费用亦可视为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二、华美公司是否构成欺诈。欺诈在民法中的概念是指当事人虚构事实或隐瞒真实情况，使对方陷于错误认识，从而违背其真实意思而为民事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作为民法的特别法，对欺诈概念并未作特别定义，故该法所规定的欺诈应以民法中欺诈的一般含义进行理解。本案中，刘益富、华美公司双方签订的《销售合同补充协议》中明确载明了奔驰租赁贷款服务费和华美管家费用的具体金额，刘益富对此明知，其在拥有自主选择权的情况下签字确认，并且，也无证据表明其作出相应意思表示受到诱导或干扰，因此，并不存在华美公司虚构相应事实或隐瞒真实情况，使刘益富陷于错误认识的情形，故本案并不构成欺诈。此外，由于刘益富系以华美公司构成欺诈为由主张本案权利，在双方自主签订《销售合同补充协议》的情况下，刘益富上诉所称收费公示、收费标准、收费票据等问题，与本案的要件事实并不关联，对于认定是否构成民事欺诈亦无影响，故本院不予评价，并不再赘述。综上所述,刘益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42元，由刘益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盛知霜审判员  曾 明审判员  赵康宁二〇二〇年六月八日书记员  刘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