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民终120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高德鹏，男，蒙古族，1963年3月25日出生，住朝阳市双塔区。上诉人（原审被告）：董玉珠，男，汉族，1965年8月13日出生，住朝阳市双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文旭，辽宁森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范树伍，男，汉族，1963年1月23日出生，住朝阳市双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文旭，辽宁森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任树歆，男，汉族，1966年9月24日出生，住朝阳市双塔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任奕默，女，汉族，1990年9月11日出生，住朝阳市双塔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任婉彤，女，汉族，2005年6月27日出生，住朝阳市双塔区。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玫，女，汉族，1957年7月7日出生，住上海市宝山区共康八村102号402室，与三被上诉人系亲属。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龙昌，辽宁红枫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原告王凡诉原审被告高德鹏、董玉珠、范树伍、董晓芳、原审第三人王桂珍、王景财、陈淑丽、王树廷、刘祥、王宪臣、贺洪洁、刘贵不当得利纠纷一案，原审法院于2015年11月30日作出(2015)朝民一初字第00021号民事判决后，高德鹏、董玉珠、范树伍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作出(2016)辽民终585号民事裁定，将本案发回重审。在重审过程中，王凡于2018年5月28日申请撤回对第三人王桂珍、王景财、陈淑丽、王树廷、刘祥、王宪臣、贺洪洁、刘贵等八人的起诉，原审法院于2018年5月28日作出（2018）辽13民初1号民事裁定，准许王凡对王桂珍等八人的撤诉申请。2018年8月8日，王凡死亡，原审法院于2018年8月13日作出作出裁定，中止审理。王凡的继承人丈夫任树歆、长女任奕默、次女任婉彤申请作为原告参加诉讼，向高德鹏、董玉珠、范树伍提起诉讼，同时放弃对原审被告董晓芳提起诉讼的权利。原审法院依法恢复了审理，经原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作出（2018）辽13民初1号民事判决。宣判后，高德鹏、董玉珠、范树伍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高德鹏，上诉人董玉珠、范树伍和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文旭，被上诉人任树歆、任奕默、任婉彤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玫、李龙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高德鹏、董玉珠、范树伍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为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存在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1.一审反映不出董晓芳是如何退出诉讼的。王凡的起诉状要求董晓芳承担法律责任，但一审既没向当事人下发裁定告知，也没有在判决结果中进行评判，将原本四个被告的案件判决三个人承担。2.关于原告主体变更的问题，尽管本案原当事人王凡死亡后由其继承人参加诉讼符合法律规定，但是上诉人是在收到一审判决书的同时才收到中止诉讼的裁定和准许王凡对刘祥等八位撤回起诉的裁定。虽然该两份裁定书落款日期分别是2018年5月28和2018年8月13日，但上诉人有理由认为该裁定书为后补。3.原告主张不当得利法律关系，从未主张过居间合同法律关系，原审也从未向当事人行使释明权，征询过原告的意见，原、被告双方从未就是否存在居间法律关系进行诉辩，原审法院认定双方是居间法律关系脱离诉辩内容，属于主观臆断，违背不告不理原则。4.本案存在超审限情形。5.一审法院直接邮寄送达判决，未履行宣判程序。二、原审认定事实不清，明显超越职权，即使在认定为居间合同的前提下，判决结果也明显错误。1.2011年5月13日，刘祥、刘贵等9户村民与董玉珠、范树伍签订委托书，委托董、范二人全权处理果园转包事宜，董、范二人联系转包土地事宜是村民同意的，给每户村民转包土地的价格也是董、范二人与村民商定的，不是王凡与村民商定的，最终也是董、范二人按照商量好的价格给各户分配的转让费用，王凡从开始恰谈到签订合同这段期间和村民没有任何接触，根本不知道每户的具体金额，因此每户得到多少转包费用不是案件的实质问题。村民实际得到的钱数和王凡实际付款之间的存在差额，村民对此也是明知的，均同意给董、范二人作为好处费。这一事实在王凡、刘成行起诉村民的案件时，村民在庭审时己经明确作出意思表示。董玉珠、范树伍在2011年6月17日与王凡、李多（实为李美多）签订果园承包转包合同，确定了每亩土地价格为11万元。同日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书内容是现王凡、李多委托董玉珠、范树伍全权处理购买凤凰山地从凤凰山山门起约100亩并付定金50万元，另又添加了两户定金又付20万元。果园承包转包合同能够确定每亩的土地价格为11万元包含承包费和地上物价格，这是不变的价格。委托书中的内容充分能够证明是委托董、范二人到村民手中去承包土地，不是董、范二人将自己的承包地转包给王凡，王凡对此是明知的。一审法院认为果园承包转包合同不仅存在瑕疵且也未实际履行，双方并未形成转包再转包的法律关系。这一认定明显违背了客观事实，曲解了双方当时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李美多书写的情况说明已经能够证明是其在2011年6月17日与王凡共同与董、范二人签订，并且当日将定金70万元给付董、范二人，经过董、范二人的居间工作，实现了双方的合同目的，由村民与王凡、刘成行签订合同，合同中对土地价格及临建房屋、水井等补偿均未作约定，只是对面积进行了约定，而且按照与董、范二人约定每亩11万元付款。是董、范二人与王凡共同商量后，王凡、李美多按照每亩11万元的价格将钱款汇入高德鹏的账户，由董、范二人按照与各户村民商量好的金额进行分配。由此可见，双方合同已经履行完毕；董、范二人按照委托约定的每亩11万元土地价格帮助王凡取得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王凡就己经实现了合同目的，所以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无理的。一审法院认为果园承包转包合同存在瑕疵、没有实际履行，这与事实不符，没有依据。2.原审法院认定给付定金120万元是错误的。董、范二人就在2011年6月17日收取定金70万元，以后从未在收取定金；提供给王凡的村民定金收条110万元也是6月17日，另外10万元是6月18日的，在6月17日董、范就收到王凡70万元，没有另外50万元的定金收条。上诉人帮助王凡购买土地共计104.5亩，每亩价格为11万宂，共计应为1149.5万元，实际收到金额1135万元（70万元定金和1065万元银行转账），王凡按照约定的价格实际少付了14.5万元。一审法院按照董、范二人提供给王凡的九户村民120万元定金收条就认定收取定金120万元是王凡给付的不能成立。董、范二人提供给王凡村民收条总额为1123.13万元，包含70万元定金和董、范二人自己给付的定金50万元。定金收条和其他的收条是合同履行完毕后，王凡当时说是记账用，让董、范二人提供的，王凡从来没有直接向村民要求给出具收条。因此提供的收条并不是村民得款的实际金额，王凡对此是知道的。关于定金，王凡就支付了70万元，另外50万元和王凡无关，是董、范二人自己说支付给村民的。王凡从来没有向村民支付过定金，村民也从来没有收到过王凡的定金，如果王凡主张50万元定金存在，就要证明这50万元支付给谁，如果是董、范二人收取，就应当有董、范二人的收条。没有定金收条，根本不能证明50万元定金的存在。3.双方对居间费用没有约定具体数额，只是约定以11万元每亩价格去买地，董、范二人实际得多少和王凡无关，这是订立合同的真实意思表示。本案从2013年开始，至王凡2018年8月8日死亡，王凡从没有承认过给董、范二人居间报酬61.87万元，在王凡去世之后，其继承人在2018年8月28日重新书写的诉状中，同意给付高德鹏介绍的报酬61.87万元，此时王凡早己去世，王凡生前在6年诉讼中都没有过这种说法，在其去世之后由其继承人参加诉讼后就改变了王凡生前自己的说法，承认给高德鹏61.87万元，那董、范二人应得的那部分居间报酬呢？王凡生前在诉讼中不承认每亩11万元让董、范二人购买土地事实存在，也不承认委托事实存在，在其合同目的已经实现的情况下，仍坚持是不当得利，让上诉人返还，明显是在作虚假陈述，法庭在查清法律关系的情况下就应当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而原审法院直接认定合理报酬的金额为61.87万元，剩余的是多支付的金额，这明显违背了民法总则中的自愿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违背了契约精神。4.关于王凡与九户村民民事调解书所确认的金额与客观事实不符。因调解时王凡撤回对高德鹏起诉，董、范二人也没参与，但王凡和九户村民之间并没有直接的金钱往来，是董、范二人分给九农户的，其确认的数额与实际不符。其中王宪贵实际是58.138万元，调解书确认的48.138万元，相差10万元。其他农户也个别存在数额不符现象。三、高德鹏只是介绍王凡与董、范二人认识，与村民商谈等其他工作高德鹏并没有参与。只是借用高德鹏账户使用，其进入高德鹏账户的1065万元是董范人取走并分配的各户的，剩余部分也是董、范二人收取，高德鹏没有收取任何费用，一审判令高德鹏返还没有依据。从居间合同订立到履行，都是董、范二人与王凡完成的，高德鹏没有参与。汇入账户也是应王凡和董、范双方要求汇入的。在2011年7月6日进入账户后，由董、范二人分给各农户，剩余的321.87万元是在2011年7月7口以现金方式给付董、范二人120万元，有收条为证，还有200万元转账给董、范二人，剩余1.87万元董、范二人自愿放弃。在2011年7月11日120万元转出是高德鹏自己的钱，如何使用和案件无关。被上诉人任树歆、任奕默、任婉彤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和理由：一、关于程序的问题。1.被上诉人在原审中当庭撤回对董晓芳的诉讼，修改了的起诉状中也没有对董晓芳提起诉讼，上诉人是知晓的。2.王凡死亡后，本案变更诉讼主体属于法定中止情形，相关法律文书是否在同一时间形成与处理结果无关。3.被上诉人在原审中已经明确表示当事人的法律关系最终以人民法院确定的为准。4.本案因存在法定中止情形，审理期限并未超期。5.邮寄送达司法文书符合法律规定，宣判文书中已经交待了上诉权利，没有侵害上诉人的利益。二、原审认定事实清楚。1.上诉人没有案涉承包地，因此《果园承包转让合同》并没有最终签订，该合同没有成立，并不约束当事人各方；王凡又与刘祥等人签订了承包合同，这些合同真实有效，并已经履行。2.每亩地按照11万元给付，是基于对上诉人的信赖，但并不知道上诉人收取额外费用，并如此巨大。上诉人为隐瞒此节事实，让农户出具虚假的收条，以证明自己没有额外收取费用，违反民事交往中的诚实信用原则，应为法律不能纵容。三、高德鹏等上诉人将被上诉人给付的定金交付转让方后，将转让方收取定金的收据交给被上诉人，共计120万元，其称除70万元外的50万元没有给付无证据支持。四、本案定性正确，当事人之间属于居间合同法律关系。居间合同的报酬应当明确、具体，而非一方自行决定。高德鹏等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同意或者知道近400万元的报酬款，高德鹏等上诉人认为一亩地按照11万元包干，差价归其所有的观点没有证据支持。五、上诉人隐瞒真相，提供虚假收据，损害被上诉人利益，获取不正当利益，被上诉人认可61.87万元作为报酬有利于高德鹏等上诉人，上诉人对此反对属于违反诚实守信原则。被上诉人任树歆、任奕默、任婉彤一审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高德鹏、董玉珠、范树伍返还不当得利345.4万元；2、判令三被告返还上述款项的利息，自2011年7月6日至实际偿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认定事实如下：1.2011年5月13日刘祥、王宪贵和王宪臣、王景财、陈淑丽、刘贵、王桂珍、贺洪杰、王树廷，与被委托人董玉珠、范树伍签订内容为“村民委托范树伍、董玉珠全权处理果园承包转包事宜”的委托书。各方均签字、捺手印确认。2.2011年6月17日，李多、王凡(委托人)与董玉珠、范树伍(被委托人)签订《委托书并收条》一份，内容为：“现王凡、李多委托董玉珠、范树伍全权处理购买凤凰山地(从凤凰山门起约100亩)，并付给董玉珠、范树伍定金50万元。另，因又添加了两户，定金又付20万元。”双方均签字、捺手印确认。同日，李多、王凡(乙方、承包方)与董玉珠、范树伍(甲方、转包方)形成《果园承包转包合同》一份。该合同首页“王凡”签字系本人所签，尾页经鉴定署名“王凡”非其本人所签。该合同主要内容确定承包地每亩承包费11万元，并且王凡、李美多交定金70万元。3.2011年7月6日，王凡与刘祥、刘贵、王景财和于文莲、陈淑丽、贺洪杰、王树廷和王凤英、王宪臣和王宪贵、宋宝岐和王桂珍等八户村民，分别签订了《果园承包转包合同书》。然后，王凡主张将承包款直接给付村民，董玉珠与范树伍不同意，双方因互不信任发生争议，后王凡要求将承包款打入高德鹏账户，董玉珠与范树伍也同意。当日，王凡与李美多分别将承包款720万元和345万元，合计1065万元存入卡号为43×××52户名高德鹏账户内。同日，高德鹏向村民账款，其中刘祥198万元、刘贵70.2万元、王景财和于文莲106.1万元、陈淑丽30.8万元、贺洪杰43.622万元、王树廷和王凤英100.76万元、王宪臣47.47万元、王宪贵48.138万元、宋宝岐和王桂珍98.04万元，合计743.13万元，与当日存入1065万元相差321.87万元未支出。4.2011年7月11日、12日高德鹏账户分别转出200万元和120万元，至此7月6日存入1065万元，除去支出与本案有关的款项外，余1.87万元未付。原审法院依据申请调取120万元资金用途，经查，120万元由高德鹏用于理财。5.原审法院(2014)朝民一初字第00087号及朝阳市双塔区人民法院(2013)朝双民初字第00070号、00072号、00074号、00076号、00077号、00080号、00089号民事调解书，刘祥、刘贵、王景财和于文莲、陈淑丽、贺洪杰、王树廷和王凤英、王宪臣和王宪贵、宋宝岐和王桂珍等八户村民分别自认实际收到果园土地流转价款198万元、78.8万元、106.1万元、36.8万元、53.622万元、100.76万元、95.608万元(王宪臣47.47、王宪贵48.138)、108.04万元，合计777.73万元。此数额与高德鹏账户转给各户数额相比，贺洪杰多出10万元、刘贵多出8.6万元、陈淑丽多出6万元、宋宝岐和王桂珍多出10万元，合计34.6万元。6.董玉珠与范树伍向王凡提供村民收条，刘祥(298+20=318)万元、刘贵(130.2+10=140.2)万元、王景财和于文莲(106.1+10=116.1)万元、陈淑丽(30.8+20=50.8)万元、贺洪杰(143.622+10=153.622)万元、王树廷和王凤英(100.76+10=110.76)万元、王宪臣(47.47+20=67.47)万元和王宪贵(48.138+10=58.138)万元、宋宝岐和王桂珍(98.04+10=108.04)万元，合计1123.13万元。上述大数额为承包款，出据时间为2011年7月6日，小数额为押金出据时间为2011年6月17、18日。村民出具收条与其实际得到款数(法院调解确认)均不相符。同时董玉珠与范树伍自认，其向王凡提供的收条有的是村民本人书写，有的是他们代为出具。7.原审法院00021号卷宗第61页庭审笔录，高德鹏对事实有如下补充：“王凡始终不出庭，导致事情始终不清楚，刚开始我是跟着跑事情的，后来考虑到参与不太好就让他们之间自己谈，到了给钱的时候，他们之间互不信任，王凡给我打电话说要用我账户，没办法就把钱打入我的账户，他们四人到我办公室签的合同，具体事情我都没参与。”高德鹏在双塔区法院卷00068号第111页中称：“当时王凡与董玉珠、范树伍二人联系后，涉及付钱，他们之间就有些争执，因为董玉珠、范树伍二人要求把钱打到他们账户，王凡不同意，王凡要求直接给老百姓发，董玉珠、范树伍二人不同意。所以王凡就给我打电话，说要用我的账户，所以就借用我的卡，把钱打到我的建行卡上。”8.2018年7月30日李美多向原审法院出具“情况说明”，证明其与王凡于2011年6月17日共同签订果园承包合同，其已与王凡清算并撤出，债权债务与其无关。当时其向高德鹏账户汇款已与王凡结清，不会向高德鹏、董玉珠、范树伍追缴。该说明经庭上双方质证，对此均无异议。9.王凡向高德鹏账户汇款及给付董玉珠和范树伍现金，合计1185万元。村民实际收到果园承包款777.73万元。余款407.27万元由高德鹏、董玉珠、范树伍三人占有。高德鹏、董玉珠、范树伍自认三人之间存在着亲戚关系。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高德鹏、董玉珠、范树伍提供居间服务取得407.27万元报酬是否有合同和法律依据，是否应予返还及返还多少问题。经查，董玉珠、范树伍自认其为王凡受让八户村民果园承包地提供的是居间媒介服务。从董玉珠、范树伍接受王凡及八户村民双方委托并且最终促成王凡与八户村民签订《果园承包转包合同》，从高德鹏提供账户收取承包款并将款提取支付等事实行为看，高德鹏、董玉珠、范树伍均起到居间媒介作用，均属于居间人。虽然王凡和李多(李美多)与董玉珠、范树伍签订《果园承包转包合同》，但该合同不仅存在瘕疵且也未实际履行，双方并未形成转包再转包的法律关系，因此本案应定性为居间合同纠纷。双方之间的事实行为，均与委托与合同转包关系的法律特征不相符合，相反王凡与八户村民之间能够签订合同，源于高德鹏给王凡提供促成合同成立的机会，向王凡引见认识其亲戚董玉珠、范树伍，并在其二人媒介服务和参与下，完成了合同的订立和履行。依据合同法关于居间合同委托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报酬的规定，王凡应向三居间人支付报酬，但双方并未就居间人的报酬进行约定，根据居间人提供劳务情况，王凡认可给付三居间人61.87万元的报酬在合理范围内，予以确认。三居间人占有余款345.4万元没有合同和法律依据，应予以返还。关于王凡向董玉珠、范树伍支付定金数额问题。从董玉珠、范树伍出具的收条能够证明为120万元。虽然董、范二人辩称收条不真实，当时是为了给王凡平账出具，但其未提供证据证明，原告方对此也不予认可，故对董、范二人此辩解意见，不予采纳。关于高德鹏是否承担返还责任问题。从高德鹏账户卡号为43×××52的银行支付款明细反映，该账户共收取王凡土地转让款1065万元，向八户村民支付743.13万元(加120万元定金中支付34.6万元，合计给付村民777.73万元)，向董玉珠、范树伍各支付100万元后，有121.87万元高德鹏占有使用，故三居间人应共同承担返还责任。关于原告主张请求高德鹏、董玉珠、范树伍自2017年7月6日至实际偿还之日止，以345.4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给付原告利息的主张能否支持的问题。本案有事实行为及合同多种法律关系并存，原、被告对居间和委托费用均无明确约定，高德鹏、董玉珠、范树伍占有此款不存在过错，其对利息损失不承担赔偿责任，故原审对此项请求不予支持。王凡已于2018年8月8日死亡，王凡的法定第一顺位继承人作为原告申请参加诉讼，主体适格，对其请求合理部分予以支持，不合理部分不予支持。本案经原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第七条、第一百一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四百二十四、第四百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如下：被告董玉珠、范树伍、高德鹏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任树歆、任奕默、任婉彤除合理报酬后多支付果园承包款345.4万元。案件受理费43232.64元、保全费用5000元，合计48232.64元，由董玉珠、范树伍、高德鹏负担。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供新的证据，原审认定事实有证据佐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王凡与高德鹏相识，其将在凤凰山买地的想法告诉了高德鹏后，高德鹏向其介绍了家住凤凰山的亲戚董玉珠和董玉珠的亲家范树伍。2011年7月6日，王凡从八户村民转包土地面积104.5亩。2011年7月7日，董玉珠、范树伍向高德鹏出具“收条”一张，内容是“今收到人民币120万元整”。同年7月11日，高德鹏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汇给范树伍200万元，范树伍又转账给董玉珠100万元。原审法院从高德鹏银行账户查询出，高德鹏将120万元转出用于个人理财。庭审中，董玉珠、范树伍认可高德鹏共计给付二人320万元。董、范提供给王凡的村民收到押金的收条仅宋宝岐、王桂珍夫妇收到10万元押金属实，其余皆为虚构，没有实际发生。2013年，王凡与案外人刘成行分别向刘祥、刘贵、王景财和于文莲、陈淑丽、贺洪杰、王树廷和王凤英、王宪臣和王宪贵、宋宝岐和王桂珍等八户村民提起诉讼，请求确认签订的转包合同无效，按照11万元每亩的价格返还转让款，对方承担诉讼费。2014年，在法院的主持下，各方达成调解协议，确认签订的转包合同继续履行，确认各户实际收到刘成行、王凡给付的土地流转款金额，诉讼费由刘成行、王凡承担。上述事实，有当事人庭审陈述和经举证、质证的相关材料在卷佐证，足以认定。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二审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案件审理程序方面出现的问题是否符合发回重审的法定条件；2.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的定性；3.王凡付给董、范二人定金多少万元；4.高德鹏等三上诉人的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五条规定，下列情形，可以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一）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的；（二）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未回避的；（三）无诉讼行为能力人未经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的；（四）违法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可见，上诉人所提原审中存在的五种情形，均不属于法定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款规定，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根据该规定，本案不应再次发回重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条规定，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本案起因是王凡和李美多（因李美多自述钱款与王凡结清，该纠纷与其无关，故以下委托人仅为王凡）要以每亩11万元的价格购买凤凰山附近山地；基本过程是，王凡找到了其丈夫任树歆的朋友高德鹏，高德鹏又找到了董玉珠和范树伍，高德鹏向王凡介绍了董玉珠和范树伍；此后，董玉珠、范树伍先与当地村民签订了转包土地事宜的委托合同；又与王凡确定了转包土地的价格为每亩11万元，接受了王凡的委托，并收取了王凡的定金，再找到当地村民，根据村民土地的面积、质量等因素商定每户具体转包价格（每亩价格6、7万元至10万元不等），村民仅要求按照和董、范商定的价格得到转包款，对于董、范得到什么好处均默许；结果是，王凡同当地村民按照每亩11万元的价格签订了转包协议，并按照约定将转让款打入了高德鹏的账户，还有部分现金支付给董、范二人，村民按照和董玉珠、范树伍谈好的价格得到了转包款。可见，董、范二人接受了王凡的委托，也接受了村民的委托，为双方提供了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促成了合同的签订，符合居间合同的行为特点，故原审认定王凡与董、范二人形成居间合同法律关系正确。高德鹏与王凡就王凡购买山地一事没有书面协议，但王凡将购地款打入高德鹏账户，商定由高德鹏代王凡将购地款支付，高德鹏也进行了支付，故王凡与高德鹏就购地款支付事宜具有事实上的委托关系。关于董、范是否收到王凡、李美多在70万元以外又付给的50万元一节，董、范二人自述是为了方便王凡“平账”（但平什么账不能说明），而董、范二人提供给王凡的虚构的村民收到120万元的押金收条，这和董、范二人向王凡提供的120万元收条构成“平账”，以上三方面相互印证，董、范在收到70万元定金以外，还收到王凡给付的50万元，原审认定董、范共收到王凡1185万元并无不妥。董、范的责任应当依据居间合同的订立和履行情况进行分析判断。首先，现无直接证据证明王凡和董、范二人对报酬数额有明确约定。其次，有证据证明，王凡有给董、范二人报酬的意思表示和行为。一是王凡转包104.5亩土地，合同价款是1149.5万元，王凡实际支付1185万元，多支付34.5万元，而在2013年王凡向八户村民提起诉讼前，王凡并未向高德鹏等三人主张返还，可见各方对多支付的部分具有一致的意思表示。二是任树歆等被上诉人在本次一审时认可给付高德鹏、董玉珠、范树伍61.87万元报酬。第三，王凡起诉八户村民的诉讼请求是确认合同无效，按照每亩11万元的标准返还转包款，在该案的诉讼中才得知八户村民具体得款数额。这些诉讼行为表明，高德鹏等三人没有将董、范与八户村民协商转包价款的具体情况如实告知王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居间人应当就有关订立合同的事项向委托人如实报告；第二款规定，居间人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损害委托人利益的，不得要求支付报酬并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据此，董、范对王凡隐瞒了订立合同的重要事实，且损害王凡的利益，但鉴于王凡本人及任树歆等被上诉人均表示愿意支付报酬，故原审认定报酬金额为61.87万元的裁判结果并无明显不当，董玉珠、范树武应当将剩余的345.4万元返还给任树歆等被上诉人。高德鹏的责任应当依据委托合同的订立和履行情况分析判定。王凡委托高德鹏将转包款全部支付给八户村民，但高德鹏却将部分款支付给村民，部分款支付给董、范，没有完成委托事项，故原审判令其与董、范二人共同返还王凡多支付的果园承包款345.4万元并无不当。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裁判结果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3232.64元，由高德鹏、董玉珠、范树武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 伟审判员 刘善超审判员 张岩松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张曈书记员林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