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吉24民终491号上诉人（一审原告）：高某，住延吉市。上诉人（一审被告）：延边龙川包装机械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覃某，住延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2，北京市京师（延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高某与上诉人延边龙川包装机械有限公司（简称龙川公司）企业租赁经营合同纠纷一案，延吉市人民法院于2012年5月3日作出（2012）延民初字第1211号民事判决，驳回高某的诉讼请求。高某不服，上诉至本院，本院于2012年7月10日作出（2012）延中民二终字第173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生效后，2017年8月22日，本院作出（2017）吉24民监31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2017年11月23日，本院作出（2017）吉24民再91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延吉市人民法院（2012）延民初字第1211号民事判决及本院（2012）延中民二终字第173号民事判决，发回延吉市人民法院重审。延吉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30日作出（2018）吉2401民初461号民事判决。高某和延边龙川包装机械有限公司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某上诉请求：请求依法判决延边龙川包装机械有限公司履行合同，偿还承包期间结算费用，偿还高某5,000,000.00元（以证据结算为准），支付高某的交通费、误工费、精神损失费、龙川公司占用高某资金所产生的利息以及赔礼道歉。事实与理由：龙川公司以各种不合法理由不与高某做最终结算，以保密为由坚决不让高某看账。在本案审理调查当中，拒不向法院提交会计资料，使人民法院无法查清本案真相。龙川公司故意销毁高某的独立核算账册，隐藏高某的财务依据，拒绝向司法鉴定机构人员提供部分关键账册，伙同他人出据假证明，导致司法鉴定审计机构人员无法认定相关事项。根据司法鉴定（吉中泽专审字2018第024号、2019第011号、012号）报告，足以证明高某的主张成立，法院应予支持。龙川公司没按最基本财务要求据实记录，做虚假账，不合法。调查询问时，司法鉴定审计专家明释“被告财务资料缺失严重，以现有的资料仅仅可以从签字上判定是否归属于原告，利用其他审计手段无法判定支取和费用应当由原告承担，所以凭原告签字来判定是仅有的手段，原告签字部分由原告承担，未签字的无法判定由谁来承担”。证明上诉人领款必须上诉人签字，领款当中没有通过上诉人签字的就是龙川公司冒领，应承担责任。依据合同，司法鉴定审计结论，五车间账计收入、成本、备用金存款、备用金领款、司法鉴定调整后收益，全部都是上诉人的。收入、成本由上诉人签字的，备用金存款、备用金领款由上诉人签字部分调整后的收益少计上诉人收入，以上合计12,721,17.50元。因龙川公司不履行合同约定，不给高某结算，所发生的诉讼费、司法鉴定费、审计师出庭费、交通费、误工费、精神损失费、占用上诉人资金产生的利息（按合同执行）由龙川公司负全部责任。综上，根据法庭多次庭审笔录、司法鉴定结论以及高某的独立核算帐户，结算款全部应由高某支配。龙川公司辩称，高某上诉请求不明确，主张返还承包款500万元，但在事实与理由部分却主张返还1272万余元，前后矛盾且没有事实根据，经会计审计，高某整个承包期间收入总计才911万余元。龙川公司始终积极配合鉴定机构的审计，且财务账册及记账方法符合会计规范。本案最初于2009年起诉，为积极化解矛盾，解决争议，诉前高某已自行不受限制在龙川公司财务部门查账达三个月之久，且可以复制相关财务账册。进入诉讼程序后，吉林经纬、大地包括本案的中泽三家会计事务所先后对龙川公司财务审计，每次都是长时间集中在企业自由查阅及复制财务账册及凭证，不存在高某主张的不让看账、隐匿关键账册、欺骗鉴定人员等情形。另外，三家会计师事务所在正式报告中没有提到龙川公司不符合会计规范的内容，且龙川公司每年都有专业审计部门对财务账册进行年度会计审计，高某主张龙川公司没有据实记录、作虚假账的情况与事实不符。高某主张承包期间都是使用自有资金购进原材料及支付相应成本，本案诉讼近十年，龙川公司始终要求高某就使用自有资金的主张提供相应证据，但高某未提交相应付款凭证，应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延边龙川包装机械有限公司上诉请求：撤销（2018）吉2401民初461号民事判决书，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高某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1.一审根据中泽鉴定报告进行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本案高某既然主张应给付其收益款1272余万元，人民法院就应当查清龙川公司是否应当给付高某收益款以及准确的数额这一重要事实。一审根据中泽鉴定报告数据最终认定应付收益款为270余万元，但该鉴定报告对高某应得收益款没有明确的鉴定结论，鉴定人员出庭时又提到鉴定报告无法确定收入均为高某所得，成本均为高某所担成本，报销中未签字部分也不能确定为高某应得报销款，上述事实说明报告中作为结论的各项数据均是不明确的，各项数据仅是对龙川公司财务账册数据的重新归类罗列，一审以上述不明确的鉴定结论作出判决明显违反法律规定。本案应严格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原则分配双方的举证责任。2.一审以“收入-成本-领款-报销”认定收益计算错误。一审判决认定应付收益款270余万元的计算方法违背了基本会计准则，错误理解和混淆了本案中核心账目“基本生产明细账”和“备用金明细账”的记账目的，两个不同账目中的借方和贷方并不存在直接的对应关系。中泽鉴定报告对“基本生产明细账”和“备用金明细账”的记账目的进行了说明（详见报告内容）。3.一审认定高某生产成本数额时未将原材料、工资、福利费、设备折旧、管理费、运费、用电及电话等费用扣除，即使按照“收入扣除成本”的审理思路也存在大量漏判成本项目。一审认定应扣除高某生产成本时，仅认可了鉴定报告统计成本9142360.02元中高某签字的492535.09元，对其余8649824.93元全部不予认可，这种计算方法与事实不符。4.一审根据鉴定人员的陈诉认定龙川公司财务记账方法不符合会计规范，进而判决龙川公司承担不利后果没有法律依据。龙川公司的财务记账方法是单位对下属车间的一种核算形式，各承包单位所谓的账目都是公司财务对各下属部门经营状况的核算和记录，各个承包单位的资产都是公司的资产，而并非个人的资产，高某承包的内容仅仅是利润提成，也就是获取的利润按规定上缴部分外，个人获利。十几个承包主体并未达到每个记账凭证都能由承包者签字，这是上诉人单位普遍存在的情况，至今也仅有高某对财务账册提出质疑并诉讼。吉林大地会计师事务所作出的2010年第8号司法鉴定报告补充意见中认定，“不能因为上诉人未以独立生产经营个体为单位来核算高某基本生产账和备用金账，就认为其记账方法不符合相关会计制度的规定。”该补充意见对上诉人财务记账方法进行了正面的肯定。本企业财务核算确认的收入、成本、收益等内容均符合法律规定，且每年度的财务报告都经过了审计和税务汇算的认可，财务核算合法有效。5.一审法院对上诉人提出的重新鉴定申请未予置评，违反法定程序。6.高某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上诉人1999年之前的内部承包文件称为合同，2000年开始为了与外界平等主体之间的经济承包相区分，而全部称为企业内部经营承包责任制。承包文件一年一定，一个承包期结束才会落实下一步的承包。高某主张承包期间从未进行结算与事实不符，如未完成结算，上诉人不可能完成月报、年报，也不可能通过审计和税务汇算。公司的承包文件明确规定，财务指标按月结算，全年平衡，公司的财务核算资料也可以说明这一点，而且公司每年的承包文件都要通过股东大会和职工代表大会批准，如承包者和公司发生纠纷，不能进入下一个承包期。高某在每年度的《承包责任书》履行完成后没有提出异议，而却在事隔长达6年（2009年）向上诉人主张权利，因此无论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否具有法律依据，其向人民法院起诉早已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7.本案不属于民事诉讼受案范围。《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人民法院可否受理企业内部承包合同纠纷案件问题的电话答复》中明确规定，对于“企业内部的经济纠纷”由于双方的不平等性，此类纠纷不属平等主体间的民事争议，不应由人民法院通过民事诉讼予以受理。从《承包责任书》的内容上看双方之间不具有平等性，上诉人作为管理者始终处于领导、管理的地位，被上诉人作为被管理者，其没有独立的生产经营权、财务权以及独立的用人自主权，上诉人通过职工代表大会通过的方式给被上诉人确定的是一种目标责任制，体现的是企业内部管理模式，不属一般意义上平等主体间的民事关系。高某在本案中主张收益款近1300万元，而承包期间的账面收入也仅为900余万元，属于滥用诉权行为。高某多年来从最初主张100余万元，到后期主张3万元、20万元、300余万元、800余万元各种数额，（2009）延朝民初字第233号最初判决支持100余万元后，高某也并未上诉，由此可以看出其诉求是可以随时变化且毫无根据的，其多年来就是想利用鉴定机构的鉴定意见试图谋求不正当利益。（2009）延朝民初字第233号案件中，吉林经纬会计师事务所已经作出鉴定报告初稿情况下，高某得知鉴定结论对其不利，不断到延吉市人民法院提出要求，最终更换了鉴定机构；吉林大地会计师事务所作出鉴定结论后，其又采取撤诉方式回避该鉴定报告。现在，高某又抓住吉林中泽会计师事务所似是而非的鉴定结论，罗列了近1300万元的诉讼请求。龙川公司是由初创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国营老厂逐步改制而来，国营企业的底蕴仍然非常浓厚，上诉人不会去侵占个人的利益，请求二审法院查清本案事实，依法裁判，保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高某辩称，龙川公司的主张与事实、法律不符，应该有证据佐证。司法鉴定时龙川公司提供的材料不全面，龙川公司关于基本生产明细账、备用金明细账，借方和贷方不存在对应关系的理由违反财务法的规定。高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龙川公司履行双方签订的承包合同，承担承包期结算结果，给付高某承包收益款12721176.5元、鉴定费736949元（548818元＋173131元＋鉴定人出庭费15000元）、（2009）延朝民初字233号案件费用50565元（鉴定费38600元＋诉讼费21930元＋其他费用100元–高某已退费10065元）；2．诉讼费用由龙川公司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7年2月18日，高某、延边龙川公司签订“经营承包合同”，约定：高某承包延边龙川公司的第五车间，承包期限自1997年2月18日至1997年12月31日，承包期间工业总产值达到30万元、销售收入30万元、资金占用10万元，占用生产资金，利息由高某承担，生产锁扣、包装箱、木型、木制品、其他，高某每月上缴承包费2000元，高某在经营中使用延边龙川公司帐号，接受延边龙川公司财务部门的监督、指导，销售收入的1％作为管理费，高某自负盈亏、完成各项上交费用后、亏损自行弥补、盈利由高某依法支配，高某有权决定职工的工资及奖金分配办法，报延边龙川公司审查备案。合同签订后，双方履行合同。1998年1月8日，高某、延边龙川公司签订“木制品班组租赁合同”，约定：承租人为高某，租赁费每月2000元，租赁期限自1998年1月1日至1998年12月31日，租赁期间工业总产值达到30万元、销售收入30万元、资金占用5万元。延边龙川公司根据车间生产需要，随时安排资金，保证其正常经营，利息由高某承担，高某交付延边龙川公司5000元作为承租抵押金，完成本年度承租指标时，年末一次性返还抵押金，如发生经营亏损时，由抵押金弥补，不足部分以私人财产偿还，班组生产经营过程中使用延边龙川公司的帐号，自觉接受延边龙川公司财务部门的监督、指导，高某有行使生产经营资金的支配权，销售收入的1％作为管理费，高某完成各项上交费用后，对盈利享有所有权和支配权，高某有权决定职工的工资及奖金分配办法，报延边龙川公司审查备案。合同签订后，双方履行合同。1999年1月8日，延边龙川公司下发延龙川公司发（1999）5号关于下发《有关部门及车间承包方案》的通知，确定了高某、延边龙川公司的租赁关系。2000年1月，高某、延边龙川公司签订“五车间经营承包责任书”，约定：高某承包延边龙川公司的五车间，承包费每月2000元，承包期间指标：工业总产值达到30万元、销售收入30万元、资金占用5万元。延边龙川公司根据五车间生产需要，随时安排资金保证其正常经营，利息由高某承担，高某交付延边龙川公司5000元作为承包抵押金，完成本年度指标时，年末一次性返还抵押金，如发生经营亏损时，由抵押金弥补，不足部分以私人财产偿还。车间生产经营过程中，自觉接受延边龙川公司财务部门的监督、指导，高某有行使生产经营资金的支配权，高某盈利3万元-5万元，上缴10％管理费、盈利5万元-10万元，上缴20％管理费、盈利10万元以上，上缴40％管理费，高某完成各项上缴费用后，高某享有盈利支配权，高某有权确定本车间职工的工资收入及奖金分配办法，报延边龙川公司审查备案，如全年营业额超过60万元时，承包责任另行研究。合同签订后，双方履行合同。2001年，高某、延边龙川公司签订“五车间经营承包责任书”，约定：承包费每月2000元，高某交付延边龙川公司5000元作为承租抵押金，车间在完成年度指标时，年末一次性返还抵押金，如发生经营亏损时，由抵押金弥补，不足部分以私人财产偿还。车间生产经营过程中，自觉接受延边龙川公司财务部门的监督、指导，高某有行使生产经营资金的支配权，高某盈利4万元-10万元，上缴20％管理费、盈利10万元-15万元，上缴30％管理费、盈利15万元以上，上缴40％管理费，高某完成各项上缴费用后，享有盈利支配权，高某有权确定本车间职工的工资收入及奖金分配办法，报延边龙川公司审查备案，如全年营业额超过60万元时，承包责任另行研究。合同签订后，双方履行合同。2002年，一车间、延边龙川公司签订“一车间承包责任书”，约定：一车间以班组名义承包，分组核算，承包费每月2500元。2003年1月至2008年1月，高某、延边龙川公司每年签订一次“辅助工段承包责任书”，2003年1月合同中，约定高某上缴承包费每月2000元、2004年1月合同中，约定高某上缴承包费每月2500元，承包方式为个人承包，自负盈亏，收入分成。2005年至2008年承包责任书，约定每月按销售额的5％上缴固定资产租赁费和企业管理费，工段实行租赁形式的承包方式。2008年合同中约定，一、承包人：高某（副主任工资待遇）；二、工段实行租赁形式的承包方式；三、工段生产项目为多种包装锁扣和公司所需要的木制品；四、公司为工段提供便利的生产设备和生产场所，按占用的设备上交折旧费，工段以公司名义进行销售活动和财务核算；五、工段必须保证现有人员和工段所需要人员的工资收入，并严格按照劳动法进行生产活动，工段职工收入不得低于车间定额平均工资的90％；六、工段应严格按照生产标准进行生产，确保产品质量，如因产品质量不良而影响公司信誉，公司将停止使用公司名称进行生产和销售活动；七、工段所发生的原材料、辅助材料、制造费用等成本项目由工段负责，工段每月按销售额的5％上缴企业管理费；八、工段核算工作由财务部代理，工段要每月进行库盘点，并在每月25日前把盘点表报送到财务部，便于月度结算，工段亏损免交折旧费，工段盈利时上交30％利润，月利润超过1万元时，超过部分上交50％；九、工段要严格按订单组织生产，不准积压原材料、在制品、产成品的长期超储占用，工段的生产周转资金，用其账面自由资金来解决，除特殊情况外公司不垫付资金；十、工段自负盈亏，核算中必须保证公司财务不受损失，并且公司不承担其造成的各种风险；十一、工段年销售额不足36万元时，双方商讨，公司减免管理费用，年销售额超过80万元且利润超过20万元时，利润每超过10万元，公司加提10％利润，但累计提取利润不超过70万元；十二、工段要严格管理，自觉遵守公司的各项规章制度，自觉接受公司百分考核；十三、各项财务指标按月核算，全年平衡。合同签订后，双方履行合同。承包合同结束后，双方未进行结算。经高某申请，一审法院委托吉林中泽会计师事务所审计1997年至2008年期间，高某承包延边龙川公司车间期间的全部往来账目，高某签字与未签字的数额各是多少，确认高某的收益数额。吉林中泽会计师事务所于2018年9月27日作出吉中泽专审字［2018］第024号司法鉴定报告，统计了成本、收入账目及领款、报销账目的账面金额、未签字金额、凭证缺失的金额、账证不符的金额，因收入和成本中高某未签字的部分，无法确定归属，且延边龙川公司部分凭证账证不符，违反会计法及准则要求，故无法确定高某的收益。其中：收入账面金额为9115796.9元，未签字部分数额为5275028.98元，凭证缺失数额为1790975.7元，账证不符数额458321.75元。成本账面金额为9142360.02元，签字金额为492535.09元，未签字部分数额为5578211.3元，凭证缺失数额为1060434.12元，账证不符数额490218.36元。账面收益-26563.12元，审计调增285280.41元，调整后收益为258717.29元。备用金领款（备用金借方）账面金额为6160312.14元、签字金额为4439628.15元，未签字金额为674703.96元，凭证缺失为449728.4元。备用金报销（备用金贷方）账面金额为7114077.62元、签字金额为963341.06元，未签字金额为4949644.33元，凭证缺失为229086.18元、账证不符金额为250001元。2019年1月，经高某申请，一审法院委托吉林中泽会计师事务所根据2002年延边龙川公司一车间会计出具的手写明细账及延边龙川公司出具的82张发货指令单确认2002年高某收入，并对123张发货指令单是否计入高某的收入，少计入多少进行鉴定。经延边龙川公司申请，一审法院委托吉林中泽会计师事务所对［2018］第024号司法鉴定报告“其他应付款-内部资金-五车间期末余额196751.54元调整高某收益”因有审计部门未予审查的2009年191#等凭证进行鉴定。2019年3月19日，吉林中泽会计师事务所作出吉中泽专审字［2019］第011号补充司法鉴定报告，鉴定意见为2009年3月30日191#记账凭证超出鉴定范围，与024号鉴定报告与鉴定结果无关。四张记账凭证后，均未附任何原始凭证，无法判定其实际经济业务，也无法判定其经济业务实质。仅能从摘要和会计科目中按照以往经验进行判断，截止2008年末应当归属于高某的内部资金为196751.54元。2019年4月29日，吉林中泽会计师事务所作出吉中泽专审字［2019］第012号补充司法鉴定报告，鉴定意见为2002年手写明细账中五车间（高某）收入认定金额为680397.9元。82张发货指令单中有31张计入手写明细账收入中，其他51张未能计入手写明细账收入中。由于部分发货指令单上只有产品名称及数量，还有的发货指令单无产品名称，无法判定其金额具体为多少。123张发货指令单中有4张重复，有效发货指令为119张，期间为2000年至2007年。由于延边龙川公司告知鉴定机构无法提供2004年1月至7月的任何账目，仅能提供相关记账凭证，但是会导致相关审计费用变高。由于2004年1月至7月财务资料未能进行鉴定，故不对发货指令是否计入高某收入发表鉴定意见。另查，2009年7月，高某将延边龙川公司诉至一审法院，要求延边龙川公司返还高某承包收益款1960967.72元，并支付利息。一审法院于2011年1月20日作出（2009）延朝民初字第233号民事判决，判决：延边龙川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立即支付高某承包收益款1187241.49元（包括高某支付天津材料厂的材料款917911.23元，扣减高某的备用金100000元，少计入高某账目的数额169330.26元），驳回高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延边龙川公司不服该判决，上诉至延边州中院，延边州中院于2011年6月3日作出（2011）延中民二终字第140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延吉市人民法院（2009）延朝民初字第233号民事判决，发回延吉市人民法院重审。2012年3月，高某在（2011）延民初字第2612号民事案件中申请撤诉。再查，2002年手写账目中1月份费用为105186.16元、2月份费用为10472.67元、4月份费用为99092.52元、5月份费用为26424.92元、6月份费用为15748.13元、7月份费用为11429.03元、8月份费用为8411.11元、9月份费用为127359.05元、10月份费用为142864.62元、11月份费用为79166.44元、12月份费用为276606.87元，共计902761.52元。一审法院认为，高某与延边龙川公司签订的“经营承包合同”、“木制品班组租赁合同”、“五车间经营承包责任书”、“一车间经营承包责任书”、“辅助工段承包责任书”等协议，虽名称不同，但内容均系高某使用延边龙川公司车间，并向延边龙川公司支付相应费用，双方之间的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一、关于高某主张的承包收益款问题。现延边龙川公司提出双方每年进行结算，已结算完毕，高某提出双方未结算。因延边龙川公司未能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双方已结算完毕，故对延边龙川公司主张双方已结算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1．对高某主张的承包收益中少记录收入696050.8元（82张发货指令单的总额）及641700元（发货指令单数额119张总额），因高某主张发货指令单系其严格按照发货指令单内容发货，而延边龙川公司主张发货指令单仅系公司向高某提供订购信息，高某自行发货。现双方所举证据均不足以证明各自的主张，高某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发货指令数额系其应得收益，故对高某主张将上述发货指令单的总额计入承包收益，一审法院不予支持。2．对高某主张的2002年手写账收入计入承包收益的主张，根据其提供的延边龙川公司原一车间会计弥井农的证言，该账目系其从延边龙川公司会计处抄录，故2002年手写账目一审法院予以采信，故2002年收入及成本费用以该账目为准。根据鉴定报告收入为680397.9元，经计算成本为902761.52元。庭审中，根据高某申请，对高某在延边龙川公司1997年至2008年期间的账目进行审计予以确认高某的承包收益款数额。通过向鉴定人询问，因延边龙川公司账目记录不符合会计法要求，故鉴定无法确定收入中是否均为高某所得，成本中是否均为高某应担成本，故无法确定高某的承包收益款。因系延边龙川公司记账问题导致鉴定无法确认高某收益，故应由延边龙川公司承担相应责任。虽然收入中均无高某签字，但系延边龙川公司记录，且高某对收入数额无异议，故收入数额应视为高某收入。收入数额中2002年数额为291880.8元，而根据2002年手写账目收入为680397.9元，故总收入为9504314元（9115796.9元-291880.8元＋680397.9元）。成本中有492535.09元系高某签字确认，其中2002年高某签字部分数额为1092.77元，根据2002年手写账部分，成本费用为902761.52元，故2002年成本费用应为902761.52元。总成本数额为1394203.84元（492535.09元-1092.77元＋902761.52元）。领款账目中有4439628.15元、报销中有963341.06元系有高某签字，高某对上述签字部分无异议，故上述部分应予以扣除。故高某收益为2707140.95元（9504314元-1394203.84元-4439628.15元-963341.06元）。二、对高某主张的本案鉴定费736949元（鉴定费548818元＋173131元＋鉴定人出庭费15000元），根据本案确定的高某应得承包收益为2707140.95元，参照鉴定机构收费比例及项目，延边龙川公司负担246926.54元，由高某负担490022.46元。三、对高某主张的（2009）延朝民初字233号民事案件中费用50565元（鉴定费38600元＋诉讼费21930元＋其他费用100元–已退费10065元）。因（2009）延朝民初字233号案件判决后，延边龙川公司上诉，延边州法院发回重审，重审过程中，高某撤回起诉，且本次审计自1997年至2008年期间账目包含了2003年鉴定部分，故相应费用应由其自行负担，故对高某要求延边龙川公司支付上述费用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1.被告延边龙川包装机械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立即向原告高某支付收益款2707140.95元；2.被告延边龙川包装机械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立即向原告高某支付鉴定费246926.54元；3.驳回原告高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2852.14元、其他费用80元，共计102932.14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延边龙川包装机械有限公司负担30512.54元，原告高某负担72419.6元。本院二审期间，龙川公司提供了一组五车间成本凭证，数额共计5578171元。证明：一审判决认定的成本不能产生911万余元的收入，还存在大量成本未扣除的情况。高某质证，真实性有异议，应以司法鉴定为准。本院认为，该组证据已经在鉴定期间向鉴定机构提供，属于在二审程序之前就已存在的证据，故不属于新证据的范畴。龙川公司提供了证人证言八份，证言1、2：龙川公司原物资部（后改为生产保障部）部长李灿勋、材料会计张锦花（均已退休），均证明公司材料核算的程序和方法，物资部每月根据车间材料领料单进行汇总，并同各车间和材料使用单位进行核对，准确无误后由材料会计报公司财务部进行成本核算，因此五车间基本生产明细账中直接材料费的财务记载是准确的，不存在高某主张的乱摊成本的情况。证言3、4：财务部会计、副部长孙艳红，成本会计尹今子（均已退休），均证明高某承包期间，龙川公司在每月末由成本会计将汇总的生产费用下达各车间（包括五车间）进行核算，并由财务部长和各车间承包人核对后编制损益表。各承包车间均是按月对财务成果进行核算，可以证明不存在高某主张自1997年至2008年承包结束始终未进行对账及结算的情形。证言5、6：公司车间会计弥井农（曾系五车间会计）、金成旭，均证明龙川公司是按月由车间核算员根据领料单进行汇总后，同物资部进行核对，确定材料消耗量及各项生产费用，核对无误后进行财务唱本核算并编制财务损益表。证言7：李东汉担任五车间调度期间，证明车间领料大部分都是由李东汉本人领取的，高某联系采购的原材料也由李东汉会同物资部或生产部验收的，然后都是高某同财务部核对的。证言8：天津市新立龙川包装带有限公司负责人张颖，证明天津新立公司为龙川公司的主要材料采购和产品销售合作方，高某联系采购的材料也是以龙川公司名义订货及付款。高某没有以自有资金出资订货的事实。其中证言4尹今子与证言7李东汉在二审听证期间出庭作证。高某质证，对证人证言真实性有异议，比如弥井农没当过五车间会计，其是一车间会计。本院认为，除出庭作证的尹今子、李东汉外，对其他6份证人证言（复印件）不予采信。经本院审理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上诉各方对收益款的异议，吉林中泽会计师事务所已经做出了鉴定报告书，该报告书认定龙川公司账目上存在未签字金额、凭证缺失、账证不符的情形，导致无法直接从鉴定意见中得出高某收益的确切结论，龙川公司在记账是否规范这方面承担相应责任并无不当。一审法院计算收益的方法是以收入减去高某所签字的成本、领款账目、报销部分，即2707140.95元（9504314元-1394203.84元-4439628.15元-963341.06元），一审法院根据鉴定结论、综合龙川公司财务情况及使用的计算方法所作出的结论并无不当。高某请求偿还5,000,000.00元收益款以及龙川公司关于鉴定结论、数额、成本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是否应重新鉴定的问题。龙川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的情形，且双方之间的纠纷已经过吉林大地会计师事务所、吉林经纬会计师事务所以及本次吉林中泽会计师事务所的鉴定，一审不予重新鉴定并无不当。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高某所主张的收益款是以1997年至2008年末这期间的总收益，以2008年作为时间节点，高某在2009年7月提起诉讼，该纠纷诉讼时效已中断，并且龙川公司未能在一审程序主张诉讼时效抗辩权，故龙川公司的该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举证责任分配问题，龙川公司掌握财务账册，具有提供相关财务资料的责任，高某所在车间的财务也由龙川公司监督，故应将举证责任分配给龙川公司。关于本案是否属于民事诉讼受案范围的问题，高某与龙川公司签署的相关经营承包合同等协议，具备合同性质，属于民事法律关系的范围，龙川公司将五车间有期限地交给承租方高某经营，高某向龙川公司缴纳费用并依照合同规定实行自主经营的方式，属企业租赁经营合同的范畴，并不是企业内部经济纠纷，人民法院予以受理并无不当。综上所述，高某、延边龙川包装机械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7,313元，由高某负担46,800元，由延边龙川包装机械有限公司负担30,513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柳南洙审判员  金亨今审判员  邓 艳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九日书记员  王雅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