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1民终206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汪跃，男，1969年3月2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南京市鼓楼区，住南京市栖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涛，江苏爱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男，1961年4月2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秦淮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德军，江苏昊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李影，江苏谢满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汪跃因与被上诉人**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2019）苏0104民初9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汪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涛，被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德军、王李影到庭参加诉讼。汪跃上诉请求：1．撤销（2019）苏0104民初968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查明事实错误。1．根据协议书，乙方汪跃于2017年6月1日已经离开时恒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时恒公司），不再任公司任何职务，4个多月后双方协商签定协议书的目的仅限于**对汪跃支付补偿金等诸多事项，不涉及乙方从时恒公司离职，这份协议书完全是个人之间的约束，即使在本案中被上诉人代表时恒公司的利益，法律也不禁止其以个人名义进行债务加入或以个人名义进行债务补偿。一审判决认定协议的主体是公司与个人有误。2．**、汪跃是亲兄弟，双方在协议书中用了大量条款对人身权、人格权作出约定恰是双方个人之间约定的最好说明。**虽然是时恒公司的大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但协议书中涉及公司利益的条款完全是**个人为公司今后发展及消除汪跃离职后在公司中影响力的一种安排，该约定完全合法。一审将该约定解读为“**以时恒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所做出的职务行为”过于片面，曲解了协议书本意。3．上诉人提交了被上诉人于2017年10月20日向上诉人转帐200万的银行交易明细单，证明被上诉人是以其个人身份履行了双方协议，结合协议内容完全可以认定双方是以个人名义签订履行了协议，被上诉人作为时恒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持有超过93%公司股份，和上诉人在协议中约定赋予公司较多利益并愿为公司利益支付补偿金的行为完全是自愿的个人行为，应予肯定。一审对该证据未作认定导致认定事实错误，请求二审予以纠正。二、一审适用法律错误。协议书约定了较多赋予时恒公司利益的条款，却没有对时恒公司设定任何责任，不符合合同权利义务对等原则，时恒公司完全不是本案合同主体，一审判决依据合同法第五十条，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三、一审程序违法。本案经过两次庭审，第二次庭审后，被上诉人在一审允许下，撤回了反诉，对被上诉人这一重大诉讼行为一审并未告知上诉人，属于程序违法。被上诉人**辩称，一、一审认定事实清楚、无不当之处。汪跃与**系兄弟，**是时恒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汪跃曾任时恒公司的副总经理，后因双方产生矛盾，就汪跃从时恒公司离职一事，双方于2017年10月9日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甲方**系时恒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乙方汪跃系时恒公司的前副总经理，乙方于2017年6月1日离开时恒公司，不再任时恒公司的任何职务，后经双方协商，达成相关协议。协议签订后，**于2017年10月20日向汪跃支付了第一笔补偿金200万，之后，**以汪跃损害其以及时恒公司的利益，未再继续支付剩余补偿金。一审对该部分事实认定并无不当。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签订的该份协议中，既有关于时恒公司的利益也有关于**的利益。该协议对双方权利义务的约束均体现到了**以及时恒公司。汪跃有侵害到**或者时恒公司任意一方利益的，均属违法。那么，对于**来说，或者对时恒公司来说，均没有义务继续履行该协议，继续支付上诉人要求支付的补偿金。二、一审适用法律正确，不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系时恒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汪跃与**之间签订该协议的目的是让任职时恒公司副总经理的汪跃离职，并支付其离开补偿金；关于协议内容部分，围绕汪跃从时恒公司离职后的补偿金数额以及不能损害**以及时恒公司利益；**该行为是代表时恒公司与汪跃之间签订的，一审根据合同法第五十条认定本案，无不当之处。三、一审程序合法。**在一审中提起反诉，后经慎重考虑，**作为反诉原告申请撤诉，系对自己民事权利的处分，仅需一审是否同意，并不需要告知反诉被告，且关于**撤诉的事实，一审在判决书中已予以释明，并不存在上诉人所述的程序不合法的问题。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汪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立即给付汪跃150万元及利息（利息自2018年12月31日起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还清之日止）；2.由**承担本案所有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系汪跃的哥哥，**是时恒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汪跃曾担任时恒公司的副总经理。后因双方产生矛盾，就汪跃从时恒公司离职一事，双方于2017年10月9日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甲方**系南京时恒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法人代表、总经理，乙方汪跃系南京时恒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前副总经理，乙方于2017年6月1日离开时恒公司，不再担任时恒公司任何职务，经双方协商，达成以下协议：一、甲方同意乙方要求，向乙方支付离开补偿金人民币捌佰万元整……二、甲方向乙方支付该补偿金时，乙方应向甲方出具收款收据，甲方首次向乙方付款时，乙方应向甲方移交相关资料。三、自本协议双方签字之日起，乙方今后不得以任何形式和任何方式或通过任何人披露甲方隐私和甲方所在的时恒公司机密；不得以掌握甲方隐私和甲方所在的时恒公司机密再次提出经济补偿和其他要求；不得再有任何损害甲方及甲方所在时恒公司利益，并可能给甲方及甲方所在时恒公司造成任何伤害的言行；不得再以任何形式损害甲方的名誉或给甲方带来精神压力，不得再以时恒公司副总经理的名义从事任何活动；不得干扰和干预时恒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否则，将视为乙方违约，甲方有权收回付给乙方的所有补偿金，终止未付补偿金的支付。四、自本协议双方签字之日起，乙方与甲方所在时恒公司无任何关系，停发乙方在甲方所在时恒公司的所有工资及福利待遇，车牌号为苏Ａ×××××越野车，由时恒公司过户给乙方。五、本协议一式二份，甲、乙方各持一份，如违约，各自承担责任”。协议签订后，**于2017年10月20日向汪跃支付了第一笔补偿金200万元。之后，**以汪跃损害了其以及时恒公司的利益为由拒不支付剩下的补偿金，并向公安机关报案称时恒公司前员工叶蓓蓓与汪跃串通损害公司利益。一审法院认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工作人员因职务行为或者授权行为发生的诉讼，该法人或其组织为当事人。本案汪跃诉称**自愿签订协议向其支付补偿金，现因**违约，故要求其继续支付剩余补偿金。经查明，汪跃与**签订的《协议书》并非个人补偿协议，而系**以时恒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身份与汪跃签订的离职补偿协议。理由如下：第一，双方订立该协议的目的是让任职时恒公司副总经理的汪跃离职，并支付其离开补偿金；第二，从协议的内容来看，协议明确载明**、汪跃在时恒公司的职务，内容也多是围绕汪跃从时恒公司离职后的补偿金数额以及不能损害**及时恒公司利益的附加条件；第三，纵观整个协议，**的签字实质是职务行为，而非个人行为，其作为时恒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签订合同时，必须在法律规定或者法人的章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职责，不得超越权限订立合同。综上，一审法院认为，汪跃主张离职补偿金的相对方是时恒公司，**是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身份签订了该份协议，故对汪跃要求**继续支付离职补偿金的诉请，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汪跃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经查明，一审中承办人向上诉人释明并询问是否愿意追加时恒公司为本案被告，上诉人表示不同意追加时恒公司为本案被告。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在一审允许下，撤回了反诉，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这一重大诉讼行为未告知上诉人，属于程序违法。经查，一审庭审后，**向一审法院书面撤回反诉，一审判决书中有记载“庭审中，被告**提起反诉，后又撤回了其反诉申请，本院口头裁定予以准许”。本院认为，**放弃反诉系对自己权利的处分，不需要经过上诉人同意亦未损害上诉人的权利，该内容记载于一审判决书中，已对上诉人进行了告知，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存在程序违法的情况，在一、二审期间均未能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对于其该项主张，本院依法不予采信。二审中，上诉人提交了时恒公司的章程共七页，这份章程是在2009年5月22日签署的，证明目的：**是时恒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有权代表公司签署协议。不管是**，还是时恒公司，还是**代表时恒公司，他都有权签署这份协议书。**质证认为：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首先，根据最高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一审中上诉人能够获取但未能提交的公司章程，二审中以新证据为由提交不能作为本案新证据。另外，从法定代表人向股东会负责的规定出发，签署的文件应该是利于公司和股东的，而不是有权签署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文件，更不代表股东会或公司会追认有损公司利益或违法的文件。同时，上诉人认为**有权代表公司签署一切文件（包括本案所涉协议），也就是说上诉人认可一审判决结果。经双方当事人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汪跃要求**依据协议书支付150万及利息能否得到支持。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上诉人汪跃要求**依据协议书支付150万及利息并提交了协议书一份。根据该协议书约定，“甲方**系南京时恒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法人代表、总经理，乙方汪跃系南京时恒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前副总经理，乙方于2017年6月1日离开时恒公司，不再担任时恒公司任何职务，经双方协商，达成以下协议……”可以看出，双方系以各自在时恒公司职务身份签订的该协议，该协议签订的目的是让任职时恒公司副总经理的汪跃离职。协议内容也是围绕汪跃从时恒公司离职后的补偿金及不能损害**及时恒公司利益的附加条件。纵观该协议内容，一审认定该协议并非个人补偿协议，而系**以时恒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与汪跃签订的离职补偿协议并无不当。汪跃要求**继续支付离职补偿金及利息的诉请，于法无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一审法院适用该条法律，用以说明，**作为时恒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签订合同时，必须在法律规定或者法人的章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职责，不得超越权限订立合同。一审适用该条法律亦无不当。综上所述，汪跃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法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300元，由上诉人汪跃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何建华审判员  冯婧雅审判员  宛洪顺二〇二〇年六月三日书记员  查菲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