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鲁15行终9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高唐利泰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高唐县经济技术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李士平，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温立福，该公司职工。 委托代理人:张斌，山东君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唐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高唐县政通路中段。 法定代表人：郭文峰，局长。 委托代理人：袁丛丛，该单位工作人员。 原审第三人：魏连成，男，1989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高唐经济技术开发区。 上诉人高唐利泰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泰公司）因诉被上诉人高唐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高唐县人社局）工伤行政认定一案，不服高唐县人民法院(2020)鲁1526行初4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8年1月29日，魏连成填写《工伤认定申请表》以2017年11月28日在利泰公司细纱车间粘锭带时受伤为由向高唐县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因缺少与利泰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魏连成向高唐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经仲裁裁决、法院判决后于2019年5月16日再次向高唐县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高唐县人社局于同日受理并作出《工伤认定受理决定书》、《限期举证通知书》，于同日向利泰公司邮寄送达，利泰公司于次日签收。高唐县人社局于2019年5月17日对魏连成及利泰公司细纱车间工人魏德强、刘娟进行了调查，于2019年7月16日以魏连成需提供证据（住院病历）为由作出《工伤认定中止通知书》，于2019年7月19日作出高人社工伤认[2019]147号《认定工伤决定书》，主要内容为：经调查核实，申请人魏连成系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因工作原因致伤，情况属实。另据聊城市人民医院《诊断证明书》载明的伤情，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认定魏连成2017年11月28日7时左右在细纱车间粘锭带时受伤符合工伤认定范围，确认其左眼部钝挫伤（左眼眶周软组织肿胀、左眼虹膜根部离断、左眼外伤性虹睫光、左继发性青光眼、左晶体半脱位、左玻璃体混浊，左视网膜浅脱离、左视网膜震荡）、左眼部皮肤裂伤为因工受伤。高唐县人社局于2019年8月6日向利泰公司送达了该决定书，利泰公司不服，提起本案诉讼，请求撤销被诉工伤认定决定书。 魏连成自2015年10月至2018年2月在利泰公司工作，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2017年11月28日事发时，魏连成在上夜班（晚上11时30分至次日早上8时），所从事工作为络纱、粘锭带，约早上7时左右，魏连成在细纱车间粘锭带时被细纱管崩伤左眼，随后至高唐县人民医院、聊城市人民医院治疗，其伤情经聊城市人民医院诊断为：1.左眼部钝挫伤（左眼眶周软组织肿胀、左眼虹膜根部离断、左眼外伤性虹睫光、左继发性青光眼、左晶体半脱位、左玻璃体混浊，左视网膜浅脱离、左视网膜震荡）；2.左眼部皮肤裂伤为因工受伤。魏连成与利泰公司就双方之间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存在争议，魏连成向高唐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该仲裁委员会于2018年3月7日作出高劳人仲案字【2018】第8号仲裁裁决书，裁决魏连成与利泰公司劳动关系成立。利泰公司不服该仲裁裁决，向高唐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高唐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5日作出（2018）鲁1526民初888号民事判决，判决利泰公司与魏连成劳动关系成立。利泰公司不服该判决，向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9日作出（2019）鲁15民终625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利泰公司的上诉请求。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因此，本案被告高唐县人社局具有依法作出工伤认定决定的职权。原、被告及第三人对于魏连成系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因工作原因受伤以及所致伤情情况的事实无争议，本案争议的问题是：（一）被告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所依据的魏连成与利泰公司之间劳动关系成立之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凿；（二）被告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是否存在程序违法情形。 （一）关于被告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所依据的魏连成与利泰公司之间劳动关系成立之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凿的问题。本案中，魏连成与利泰公司之间就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已经高唐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高劳人仲案字【2018】第8号仲裁裁决、高唐县人民法院（2018）鲁1526民初888号民事判决、聊城市（2019）鲁15民终625号民事判决予以确认，利泰公司在收到高唐县人社局高工伤限字[2019]009号《限期举证通知书》后未进行申辩也未提交其与魏连成不成立劳动关系的相关证据，高唐县人社局根据生效裁判文书认定魏连成与利泰公司之间成立劳动关系，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二）关于被告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是否存在程序违法的问题。诉讼中，原告对程序部分主要提出三点异议，一是第三人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超过法定时限；二是被告在工伤认定程序中未向原告送达工作人员名单及相关证据材料违反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三是被告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超过法定期限。 第一，关于第三人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是否超过法定时限问题。《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规定：“职工发生事故伤害或者按照职业病防治法规定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所在单位应当自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30日内，向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遇有特殊情况，经报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同意，申请时限可以适当延长。用人单位未按前款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可以直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本案中，第三人魏连成在利泰公司未及时向被告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情况下，于2018年1月29日直接向被告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该次申请距离受伤之日并未超过1年时限，虽被告认为该次工伤认定申请缺少劳动关系成立的证据，致第三人在经劳动仲裁、法院判决后于2019年5月16日再次向被告提出工伤认定申请，但该次申请并不能否定第三人在2018年1月29日就已经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所产生的程序上的效力，因此，涉案工伤认定程序并未违反《工伤保险条例》所规定的申请时限。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八条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应当提交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包括事实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如提供材料不完整应予补正，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在材料补正后予以受理。被告在第三人初次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时发现缺少劳动关系存在的证据而在当时未予受理，在第三人与原告之间的劳动关系争议经生效裁判文书确认后予以受理，并不违反上述规定。 第二，关于被告在工伤认定程序中未向原告送达工作人员名单及相关证据材料是否违反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的问题。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条第四款以及《工伤认定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工作人员与工伤认定申请人有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本条规定的是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工作人员承担的在工伤认定程序中的自行回避义务，并未针对原告申请回避的相关权利作出规定，因此，原告主张被告未向其送达工作人员名单违反法定程序，于法无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后，根据审核需要可以对事故伤害进行调查核实，用人单位、职工、工会组织、医疗机构以及有关部门应当予以协助。职业病诊断和诊断争议的鉴定，依照职业病防治法的有关规定执行。对依法取得职业病诊断证明书或者职业病诊断鉴定书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不再进行调查核实。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工伤认定办法》亦作出上述规定，并规定了用人单位拒不举证的法律后果，即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可以根据受伤害职工提供的证据或者调查取得的证据，依法作出工伤认定决定。根据上述规定，被告高唐县人社局在审核工伤认定申请过程中，利泰公司承担协助调查义务，其享有的权利是针对魏连成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发表其不同意见并提供反驳证据，否则承担举证不能之法律后果，被告高唐县人社局并没有向原告送达认定工伤相关证据的法定义务。因此，原告主张被告未向其送达作出工伤认定的证据材料违法法定程序，亦于法无据。 第三，关于被告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是否超过法定期限问题。 《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自受理工伤认定申请之日起60日内作出工伤认定的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工伤认定的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和该职工所在单位。”第三款规定:“作出工伤认定决定需要以司法机关或者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结论为依据的，在司法机关或者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尚未作出结论期间，作出工伤认定决定的时限中止。”本案中，被告于2019年5月16日受理工伤认定申请，于2019年7月19日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已超过上述行政法规所规定的“60日”办理期限。被告2019年7月16日作出的《工伤认定中止通知书》之中止事由“申请人需提供住院病历”亦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关于程序中止的规定。鉴于该违法行为并未对原告之权利产生实际影响，且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六条规定的“处理期限轻微违法的情形”，依法不应予以撤销，可确认违法。 综上所述，被告2019年7月19日作出的高人社工伤认[2019]147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工伤认定处理期限虽存在轻微违法情形但对原告权利并不产生实际影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应当确认违法，但不撤销该行政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六条规定，判决确认被告高唐县人社局于2019年7月19日作出的高人社工伤认[2019]47号《认定工伤决定书》的行政行为违法。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利泰公司负担。 上诉人利泰公司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原审第三人申请工伤认定已经超过法定期限。本案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只是2019年5月16日第三人填写《工伤认定申请表》以及所谓的《超过工伤认定申请时效原因调查表》，原审第三人也没有提供任何的证据。《工伤认定办法》第八条：“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收到工伤认定申请后，应当在15日内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材料完整的，作出受理或者不予受理的决定；材料不完整的，应当以书面形式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材料。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收到申请人提交的全部补正材料后，应当在15日内作出受理或者不予受理的决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决定受理的，应当出具《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决定不予受理的，应当出具《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如果原审第三人在2018年1月29日向被上诉人提过工伤认定申请，那么，原审第三人在2018年1月29日填写《工伤认定申请表》时，被上诉人应当以书面形式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材料的告知书，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在整个审理过程中均没有提供，在此种情况之下，原审法院认定原审第三人2018年1月29日向被上诉人初次申请，没有违反《工伤保险条例》所规定的申请时限，显然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原审法院既然已经确认被上诉人的行政行为违法，就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的规定，撤销被诉工伤认定决定。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及被诉工伤认定决定。 被上诉人高唐县人社局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状。 原审第三人魏连成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状。 各方当事人一审提交的证据已经随卷移送至本院。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同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 本院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工伤。本案中,各方当事人对原审第三人魏连成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基本事实无异议。上诉人利泰公司提出异议的主要是程序部分。一审判决已经对上诉人在一审中提出的三个程序性问题进行了充分的回应，结论亦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再赘述。 关于上诉人提出一审判决认定原审第三人在2018年1月29日提出初次申请事实错误的问题。本案中，一审中被上诉人高唐县人社局提交的《工伤认定申请表》在填表日期和受伤害职工或亲属意见一栏记载的时间均为2018年1月29日，这和2019年5月16日《超过工伤认定申请时效原因调查表》中记载的“本人于2018年1月29日来申请工伤，证据不足，缺少证明劳动关系的证据……”以及仲裁裁决、民事判决，可以相互印证，原审第三人在2018年1月29日即向被上诉人高唐县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因缺少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明，原审第三人先提出了仲裁，后又经民事诉讼的事实。上诉人在没有相反证据否认上述时间的情况下，仅以缺少书面补正告知材料为由提出的上诉主张不成立。 关于上诉人提出的原审第三人申请工伤认定超过法定期限的问题。本院认为，职工发生伤害后,因用人单位未同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导致劳动关系不明确而为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发生争议,工伤职工为主张自己的权利,申请劳动关系仲裁与诉讼,并未放弃自己的权利,这属于不可归责于当事人的原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的规定，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工伤认定申请期限内，原审第三人申请工伤认定并未超期。 关于上诉人提出的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应确认违法，但不撤销行政行为。本案中，被上诉人于2019年5月16日受理工伤认定申请，于2019年7月19日作出被诉工伤认定，短暂超过了《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的应在60日内作出决定的期限，这对上诉人权利义务并未产生实际影响，上诉人提出的该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上诉人上诉请求依法不能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高唐利泰纺织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孙金昌 审判员  李 扬 审判员  孟庆杰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二日 法官助理高世宁 书记员路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