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隆回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湘0524民初136号 原告：周运朝，男，1964年3月4日出生，汉族，湖南省隆回县人，住隆回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向小羽，湖南志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陈代喜，男，1959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湖南省隆回县人，户籍地隆回县，现住隆回县。 被告：陈继红，女，1970年9月20日出生，汉族，湖南省隆回县人，户籍地城步苗族自治县，现住长沙市雨花区。 被告：兰秋子，女，1996年8月15日出生，苗族，湖南省隆回县人，户籍地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现住长沙市雨花区。 被告：湖南金仓富邦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湘府东路二段517号红星大厦2813室。 法定代表人：兰秋子,该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 被告：陶世琴，女，1980年5月20日出生，汉族，贵州省贵阳市人，户籍地贵阳市云岩区。 第三人：阳国江，男，1968年5月27日出生，汉族，湖南省隆回县人，户籍地隆回县，现住隆回县。 原告周运朝与被告陈代喜、陈继红、兰秋子、湖南金仓富邦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仓富邦公司）、陶世琴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简易程序转换为普通程序进行审理。在诉讼过程中，本院根据被告兰秋子的申请，于2020年3月16日依法通知阳国江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2020年6月10日本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周运朝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向小羽、被告陈继红、被告暨被告金仓富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兰秋子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陈代喜、第三人阳国江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陶世琴经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周运朝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五被告连带支付原告30万元欠款及利息12万元(自2018年3月30日至2019年11月30日止)，之后的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息随本清；2.判令五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原告律师代理费等原告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事实与理由：2018年3月18日，原告和陈代喜、阳国江以湖南天人安装建设有限公司的名义与被告金仓富邦公司签订了《工程履约保证金合同》。后至2019年3月30日原告与陈代喜、阳国江三人多次向被告金仓富邦公司共计交纳了60万元的保证金(其中原告交纳了20万元保证金)，但被告金仓富邦公司却一直未按合同约定将长沙汽车南站对面仓库的隔层、冷藏库建设工程及装修工程承包给原告和陈代喜、阳国江，也未退还保证金及利息。原告多次要求被告金仓富邦公司支付保证金及利息，被告金仓富邦公司先后于2018年7月11日、2018年7月26日、2018年10月14日向原告出具还款承诺书，由被告陈代喜、陈继红、兰秋子承担连带责任保证。其中2018年10月14日的还款承诺书约定，由被告陈继红、兰秋子在2018年前向原告支付30万元欠款(保证金20万元、违约金10万元)，否则自2018年3月30日起按月利率2%向原告支付上述30万元欠款的利息至本息付清，承担原告为实现债权支付的诉讼费、律师代理费等一切费用，并约定由原告住所地隆回县人民法院管辖，由陈代喜承担连带责任保证，陈代喜、陈继红、兰秋子均自愿放弃抗辩和反诉权利。2018年11月15日还款期限到期后，经原告多次催讨，被告陈代喜、陈继红、兰秋子、金仓富邦公司至今未向原告支付30万元欠款及利息。另査明，被告兰秋子、陶世琴系金仓富邦公司股东，兰秋子认繳出资2850万元，陶世琴认缴出资150万元，认缴出资时间均为2019年10月30日，被告兰秋子、陶世琴至今未履行上述出资义务，还应在其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金仓富邦公司不能清偿的上述债务依法承担连带支付责任。综上，原告现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谨昐判如所请。 被告陈代喜提交书面答辩状称：2018年年初，我介绍朋友阳国江到我妹妹陈继红公司承包仓库装修工程，阳国江开始用天人公司名义承包，陈继红说资质有问题，就换为春秋公司。春秋公司和陈继红公司签约。后来工程停工，阳国江要我做陈继红工作，付些工程款好开工，周运朝也要我帮他去要保证金。我到长沙后，见了陈继红几次，看到好多人在办公室闹，我不清楚具体情况，因不关我事，加上家里还有事，我就回了隆回。10月份时，周运朝到我家里，要我给陈继红公司做担保，他拿出陈继红和她女儿签字的承诺，要我帮忙担保一下，他不会为难我，签完字后我也没再管过这些事情。 被告陈继红辩称：1.工程不可能承包给阳国江或周运朝个人。2018年年初，我哥要我把公司仓储项目交给他朋友阳国江做，阳国江一开始用天人公司名义，因资质不合，后来就用春秋公司。因公司需要向相关单位申报补贴，工程总项目利润空间大，很多公司抢着投标，而申报补贴时间有要求，所以需要承包方提供履约保证，交纳履约保证金。2.工程开工前我以为周运朝是工程项目负责人，开工后阳国江就和我讲廖果毅和魏哲浩是工程负责人，我一直以为他们是春秋公司的项目经理。开工才半个多月，廖果毅那边出事，没钱继续做工程了，当时完成工程30%不到，公司不可能提前预付工程款。他们就天天来公司办公室闹。为了公司能够正常经营，我就答应周运朝签了那两份承诺书，当时我女儿兰秋子说承诺书有问题，我也没管。签了承诺书后，春秋公司的人找到我，我才知道廖果毅、魏哲浩以及周运朝不是春秋公司的负责人，发现被骗后，我也不可能按承诺书内容向周运朝履行了。3.那份《还款承诺书》是我哥带着周运朝和阳国江找上门要我签的，我女儿不愿意签，我想着和前面两份承诺书一样，都是假的，无效的东西，签了也就签了。 被告兰秋子辩称：第一，工程不是给阳国江、周运朝个人做的。金仓富邦公司在汽车南站的仓库有冷链建设，当时为了以后能向相关行政机关申报补贴，需要特别规范的税票和建设手续，所以公司不可能与自然人工程队签约，必须得找有资质的公司。第二，我在签2018年7月11日和2018年7月26日的两份承诺书时，就知道两份承诺书的法律效力存在问题，而且承诺的内容也不是我的真实意思表示。2018年5月初，阳国江带着周运朝、廖果毅和魏哲浩这些人来金仓富邦公司闹，影响公司员工正常上班，还在半夜去我家里骚扰，闹了两个月。7月11日，周运朝要我和我妈陈继红签承诺书，我看了承诺书内容，还提醒周运朝，承诺书内容有问题，一是他没有权利要求金仓富邦公司退还保证金，只有春秋公司可以；二是拿我的资产和工资做抵押这一约定没有意义。但周运朝还是逼我签这份承诺书，说签了就不影响我们工作了，我不肯签，我妈求我签，我没办法才签了这份承诺书。7月26日写承诺书时也是同样情况，我讲我可以担保的是春秋公司的保证金，不是对周运朝个人的钱，他不肯听，一定要我按他的方式写。第三，《还款承诺书》我没有签字，不关我事，该《还款承诺书》法律效力也有问题，将春秋公司的工程履约保证金的合同主体篡改成了周运朝，有金仓富邦公司名字，但没有公司的盖章，所以我拒绝签字。但我舅和我妈以为这是真实情况，因我是公司法定代表人，他们怕牵连我，就签了字。第四，保证金合同是金仓富邦公司与春秋公司签的，至于周运朝和春秋公司或者阳国江私底下有什么关系，我们不知道也管不着。春秋公司也从没认可周运朝他们私底下的这些行为，金仓富邦公司在2018年11月给春秋公司发过函，当时春秋公司还回函要求我们将保证金退还给他们。债权是春秋公司的，没有转移给周运朝。 被告金仓富邦公司辩称：一、原告所诉内容大多不符合事实。被告从未与原告、陈代喜或阳国江个人签订任何协议。2018年3月18日，被告为顺利建设被告位于长沙汽车南站的仓库，与天人公司签订《工程履约保证金合同》，约定由天人公司向被告缴纳60万元保证金，被告将长沙汽车南站对面仓库的隔层、冷藏库建设工程及装修工程承包给天人公司。合同签订后，被告发现天人公司的资质不符合冷链建设要求，遂与阳国江(天人公司代理人)协商解除合同。阳国江提出他可以作为春秋公司代理人与被告签订合同承包该工程。被告审査春秋公司资质后，同意将《工程履约保证金合同》的合同主体变更为春秋公司，基于代理人同为阳国江，便未另行签订协议。2018年3月28日，被告收到春秋公司60万元保证金后，与其签订了《仓库改造工程协议》，约定由春秋公司负责建设长沙汽车南站对面仓库的隔层、冷藏库建设工程及装修工程。春秋公司于2018年4月初将施工图纸交予被告，并开始组织入员进场施工。工程开工后，阳国江为工程总负责人，阳国江告知被告，称周运朝、廖果毅和魏哲浩为工程分负责人。阳国江超出其代理权限的行为，从未得到春秋公司授权，被告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出具了两份《承诺书》。2018年4月中旬，阳国江和周运朝要求被告退还工程履约保证金给春秋公司。根据《工程履约保证金合同》第三条约定，如春秋公司未违反合同约定，则被告需在约定期终止之日起的三十日内(即2018年4月3日至2018年5月2日期间)退还保证金。因春秋公司实际缴纳保证金时间为3月28日，施工图纸出具时间为4月初，已经违反了该合同约定，被告告知阳国江，将顺延退还工程履约保证金的时间。2018年5月初，春秋公司施工未满一月(此时施工完成进度不足30%，未达到《仓库改造工程协议》约定的工程款支付条件)，未经被告许可无故停工。阳国江与周运朝以农民工阻工为由，要求被告提前退还春秋公司履约保证金和预付工程款项，再恢复施工。工程履约保证金是为保证工程顺利建设施工而约定，因此被告多次责令春秋公司恢复施工，否则不予退还工程履约保证金。为逼迫被告退还工程履约保证金和给付工程款，阳国江、周运朝、廖果毅和魏哲浩恶意串通，多次聚集农民工至被告公司闹事，阻挠被告正常经营活动，并聚集农民工到相关行政主管单位无故投诉被告。2018年7月初，工程仍未恢复施工，被告因阳国江、周运朝等人的违法行为导致公司无法正常经营，亏损惨重。为恢复公司正常经营与工程正常施工活动，被告于2018年7月11日与2018年7月26日先后出具两份《承诺书》，此后，工程仍未恢复施工，春秋公司委派了其他代理人与被告商议工程事宜时，被告才得知周运朝、廖果毅和魏哲浩不是春秋公司的工程负责人，阳国江对被告实施了超出其代理权限的行为。周运朝只是帮春秋公司转账支付了保证金，廖果毅和魏哲浩挂靠株洲市恒正建设劳务有限公司，与春秋公司签订了劳务分包合同，以此名义进行该工程的施工。春秋公司对被告出具的《承诺书》并不知情，也从未给予周运朝与被告协商《承诺书》内容或其他委托权限。二、原、被告之间没有直接的民事法律关系，因《工程履约保证金合同》与《仓库改造工程协议》而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与原告无关，原告无权要求被告承担责任。一方面，原告请求的“30万欠款及利息12万元”是基于《工程履约保证金合同》约定的工程履约保证金而产生的，但该合同与《仓库改造工程协议》均是被告与春秋公司签订，且已经实际履行，原告并不是前述合同的主体方或债权债务相关方，原、被告之间无任何法律关系。被告出具两份《承诺书》，并没有在原、被告之间产生相关民事法律关系。《承诺书》的相对人为春秋公司，不是原告。该两份《承诺书》虽然约定将相应保证金和违约金支付给“工程队负责人周运朝”，但保证金和违约金是基于《工程履约保证金合同》和《仓库改造工程协议》而产生的。被告的真实意思是，被告愿将相应保证金和违约金在承诺期限内支付给春秋公司，支付方式为“支付给工程队负责人周运朝”。另一方面，两份《承诺书》已失去法律效力。该《承诺书》实质是被告向春秋公司发出的要约，而不是被告单方面设定的义务。因其内容是保证金的退还、违约金以及支付款项的具体方式，前述内容涉及春秋公司的权利，需经春秋公司承诺才能生效。在两份《承诺书》的约定还款期限内，春秋公司均未通知被告接受该要约，即该《承诺书》实际已经失去法律效力。2018年10月14日的《还款承诺书》与被告无关，且不发生法律效力。首先，《还款承诺书》中虽有“我公司”的内容，但没有对被告做相关权利义务的约定，也没有被告公司盖章，与被告无关。其次，《还款承诺书》是无效的。依据我国《担保法》的规定，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陈继红和陈代喜的担保应建立在被告与原告存在真实有效的债权债务关系的基础上，但原、被告之间从未有直接的债权债务关系，也就不存在担保合同的主合同，故该《还款承诺书》不发生法律效力。三、原告与春秋公司的保证金债权债务关系从未转移给原告或其他第三人，原告的诉讼请求侵害了春秋公司的合法权益。春秋公司于2018年11月26日和11月28日寄送的《关于2018金仓富邦函第005号〈催告函〉的回函》和《关于2018金仓富邦函第006号〈催告函〉的回函》中明确写明，春秋公司对被告享有60万元保证金的完整债权。该函件的寄送时间也印证了春秋公司并不认可被告出具的两份承诺书和《还款承诺书》。该60万元保证金的债权仍归属于春秋公司，与原告无关。四、原告有滥用诉讼权利的行为。首先，原告为达到支持其诉讼请求的目的，在诉状中编造事实，欺骗司法机关，是对法律的藐视。其次，原告在与被告之间无债权债务关系的情况下，利用陈继红、陈代喜与被告法定代表人的血缘关系，要求陈继红与陈代喜为被告和兰秋子做担保。这种行为不仅违背了社会公平公正的基本原则，而且还涉嫌刑事犯罪。最后，原告要求陶世琴承担责任，直接造成了司法资源的浪费。陶世琴与本案无实际关系，原告也无法提供陶世琴的联系方式，导致法院只能对陶世琴采取公告送达，直接造成了司法效率的降低和司法资源的浪费。综上所述，原告要求被告支付相关款项并无法律依据，原告有恶意诉讼的嫌疑，因此，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陶世琴未做答辩。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3月18日，第三人阳国江以湖南天人安装建设有限公司的名义（乙方）与被告金仓富邦公司（甲方）签订《工程履约保证金合同》，合同主要内容为：1.乙方自愿预交履约保证金60万元，作为承包甲方装修工程的保证，甲方收到乙方保证金后承诺将长沙汽车南站对面仓库的隔层、冷藏库建设工程及装修工程（以下简称案涉工程）承包给乙方;2.如乙方未按时履行本协议，甲方有权按每日千分之五的比例扣押保证金不予退还并有权要求乙方继续履行义务，如甲方未按时履行本协议，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按每日千分之五的比例支付保证金利息。被告陈继红在上述合同甲方负责人处签名，并加盖被告金仓富邦公司印章，第三人阳国江在乙方负责人处签名。因湖南天人安装建设有限公司存在资质问题，后阳国江又提出以春秋时代城建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春秋时代公司）名义承包，并提出与原告周运朝、被告陈代喜等人合伙承包案涉工程。此后，原告周运朝先后通过其银行账户转款60万元至被告金仓富邦公司银行账户，其中原告周运朝出资20万元，陈代喜等人出资40万元。2018年3月28日，被告金仓富邦公司向原告出具了一份收据，载明：“今收到春秋时代城建有限公司周运朝仓储装修合同保证金陆拾万元，经手人陈继红。”同日，被告金仓富邦公司与春秋时代公司签订《仓库改造工程协议》，约定由春秋时代公司承包案涉工程，阳国江以春秋时代公司委托代理人的身份在该协议上签名。此后阳国江便组织人员进场施工。在施工过程中，被告金仓富邦公司与施工方因工程进度、工程款支付等问题产生纠纷。原告周运朝等人要求被告金仓富邦公司返还因案涉工程所交履约保证金，2018年7月11日被告金仓富邦公司应原告周运朝等人要求出具了一份书面承诺书，内容为：金仓富邦公司违约拖欠工程队的合同保证金60万元，违约金18万元，合计78万元，承诺2018年7月20日前全部付给工程队负责人周运朝，如再失诺，公司自愿将株洲市云龙示范区龙头铺镇食用菌基地做抵押，如该基地不再是该公司所有，就以法人兰秋子后续所有资产及工资做抵押，陈继红自愿将金仓富邦公司所有财产来做抵押。被告陈继红、兰秋子亦在承诺书上签名。2018年7月26日，被告金仓富邦公司再次应原告周运朝的要求出具了一份书面承诺书：我司同意向周运朝支付78万元，包括保证金60万元和违约金18万元，在2018年9月10日前支付不低于10万元，余款在2018年10月26日前付清，如2018年9月10日前支付数额低于10万元，则在2018年10月26日前支付周运朝84万元，如未在2018年10月26日前支付上述款项，按《工程履约保证金合同》约定即每日3000元支付违约金。2018年10月14日，被告陈继红应原告周运朝要求又出具了一份《还款承诺书》，主要内容为：1.本人和法人兰秋子同意向周运朝支付30万元，包括保证金20万元，违约金10万元，在2018年11月15日前付清，如未按期付清上述款项，愿承担每月2%（6000元）的利息，约定于2019年12月31日之前付清全部本息；2.如到期不能还清上述款项，愿承担债权人周运朝上诉的诉讼费、律师代理费等费用，约定于债权人周运朝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3.本人和兰秋子如到期未还清上述款项，担保人承诺负责偿还全部款项。被告陈继红、陈代喜以及第三人阳国江分别在承诺人、担保人、见证人处签字。此后，因被告未按上述承诺付款，原告遂于2020年1月7日诉至本院。 另查明，被告金仓富邦公司系2016年11月3日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法定代表人兰秋子，注册资本3000万元，其中股东兰秋子认缴出资1600万元，股东陈继红认缴出资1400万元。2018年10月16日，兰秋子受让陈继红股权1250万元（实缴0万元）、陶世琴受让陈继红股权150万元（实缴0万元）后，公司股东变更为兰秋子和陶世琴，其中兰秋子认繳出资2850万元，陶世琴认缴出资150万元，但实际出资额均为零。 还查明，原告因本案诉讼已支付律师代理费5000元。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的陈述、原告与被告的身份信息和企业信息资料、《工程履约保证金合同》、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和收款收据、金仓富邦公司出具的《承诺书》、陈继红出具的《还款承诺书》、律师代理费发票和《委托合同》、《仓库改造工程协议》、春秋时代公司回复函等证据在卷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系基于第三人阳国江与被告金仓富邦公司签订《工程履约保证金合同》产生的纠纷，双方签订该合同是为了将来能够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承包和发包案涉工程项目，因此，本案应为预约合同纠纷，本院立案时确认为保证合同纠纷不妥，予以纠正。争议的焦点为：1.第三人阳国江与被告金仓富邦公司签订的《工程履约保证金合同》是否有效，原告周运朝在本案中是否具有诉讼主体资格；2.原告请求被告返还履约保证金20万元并承担违约金和利息能否得到支持；3.被告兰秋子、陶世琴是否存在滥用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行为，是否应对本案所涉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无效：（一）承包人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的；（二）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的；（三）建设工程必须进行招标而未招标或者中标无效的。”第三人阳国江与被告金仓富邦公司签订《工程履约保证金合同》，目的是为了将来能与被告缔结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承包案涉工程，而阳国江并不具有建筑施工资质，无论其将来是以本人名义还是借用其他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与被告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均因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本约无效，以订立本约为目的预约合同即《工程履约保证金合同》亦为无效。虽然原告周运朝没有在《工程履约保证金合同》上签字，但其是最初与阳国江等人合伙承包案涉工程项目的合伙人之一，且原告已根据《工程履约保证金合同》实际履行交付了“履约保证金”20万元，其是签订履行该合同的利益相关方，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在本案中具有诉讼主体资格。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被告金仓富邦公司因《工程履约保证金合同》取得的“履约保证金”，应当予以返还，原告周运朝请求被告金仓富邦公司返还其所交的“履约保证金”20万元，于法有据，应予支持。原告请求被告支付欠款30万元，其中包括六违约金10万元，因《工程履约保证金合同》无效，原告主张依据该合同要求被告承担违约金10万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被告金仓富邦公司明知阳国江等人无建筑施工资质，仍与之签订《工程履约保证金合同》，收取“履约保证金”，存在过错，还应赔偿原告因此而受到的损失，考虑到原告亦有过错，应予赔偿的损失以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为限。参照商业银行的贷款利率，确定利息损失按年利率6%计算。原告所交“履约保证金”20万元按年利率6%计算自2018年3月30日至2019年11月30日的利息为2万元。虽然被告在原告等人催还“履约保证金”过程中曾先后三次出具书面承诺书，同意支付原告“履约保证金”，并依《工程履约保证金合同》承担违约金和利息，但本案原、被告的债权债务关系是基于无效的《工程履约保证金合同》产生的，是缔约过失责任问题，而非违约责任问题，被告有关承担违约责任的承诺是基于对民事行为效力的错误认知而作出的，三份承诺书的承诺主体、承诺对象以及承诺内容前后不一致，其所载内容与本院根据案件事实认定的民事法律关系性质、应承担的民事责任不符，被告陈代喜、陈继红在承诺书上签字的行为对本案所涉债务亦不产生担保效力和保证责任。原告主张被告依承诺书支付违约金和利息，并请求被告陈代喜、陈继红承担连带责任，于法无据，不予支持。 本案所涉债务虽然为被告金仓富邦公司债务，但被告兰秋子作为金仓富邦公司法定代表人和股东，认繳出资2850万元，占出资比例95%，但未实际出资，公司设立后在经营过程中，其实际投入公司的资本数额与公司经营所隐含的风险相比明显不匹配，资本显著不足，应认定其具有《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的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行为，该行为足以造成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公司债权人债务的后果，被告兰秋子应对本案所涉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被告陶世琴在本案所涉债务发生时不是被告金仓富邦公司股东，后来受让陈继红部分股份后才成为公司股东，且其认繳出资所占出资比例仅为5%，没有参与公司经营，没有证据证明被告陶世琴在本案中实施了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及股东有限责任的行为，被告陶世琴不应对本案所涉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湖南金仓富邦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周运朝人民币200000元，赔偿原告周运朝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20000元，合计220000元（利息损失已计算至2019年11月30日，此后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日期间的利息，以实际欠款本金数额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息随本清）； 二、被告兰秋子对以上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三、驳回原告周运朝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7600元，由原告周运朝负担3000元，被告湖南金仓富邦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兰秋子负担46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小为 人民陪审员  邱今卢 人民陪审员  阳超轩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五日 法官助理阳碧华 书记员韩雁 附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第二十条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 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第一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无效： （一）承包人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的； （二）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的； （三）建设工程必须进行招标而未招标或者中标无效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