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5民终37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宿迁市派特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泗洪开发区南路南侧1幢。 法定代表人：刘华忠，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见明，浙江广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彬芬，浙江广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湖州元成塑化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湖州市织里镇大港路387号。 法定代表人：郑瑶，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斌，江苏万善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志浩，江苏万善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丹阳星火塑料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丹阳市丹北镇后巷济德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段书桂，该公司总经理。 上诉人宿迁市派特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派特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湖州元成塑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元成公司）、原审第三人丹阳星火塑料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火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2019）浙0502民初54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由审判员杨林法担任审判长，会同审判员杨瑞芳、郑扬组成合议庭，因工作原因，合议庭成员变更为审判长杨林法、审判员江啸啸、顾月丹。本案于2020年4月24日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派特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许见明、潘彬芬，被上诉人元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志浩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星火公司未参加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派特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元成公司的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新审理。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派特公司与元成公司间无真实交易往来，本案买卖关系不成立。元成公司所提交的送货单是派特公司与第三人星火公司之间的多年往来业务中的一部分。1.本案买卖关系不成立。买卖合同的成立要双方协商一致，具有买卖的合意。而本案中，双方事先并没有进行业务接洽，派特公司也没有到元成公司，或者通过网络电话等现代通讯手段向元成公司表达过要购买货物的意向，直到元成公司起诉，派特公司才知道元成公司的存在。元成公司只提交送货单，没有其他证据印证双方之间的买卖合意，不能认定双方买卖关系成立。2.一审没有将举证责任分配给元成公司，系举证责任分配有误。派特公司提交送货联系人与星火公司联系人全部聊天记录表明，元成公司送货单均已对账结算。元成公司的证据存在疑问后，没有让其进一步举证证实买卖关系存在。因为业务一直由段玉联系，段玉始终是代表第三人星火公司与派特公司洽谈业务。一审法院在与段玉无法联系出庭的情况下，将举证不能的后果分配给派特公司明显不当。3.元成公司提供的送货单的左上方有“元成”两字，而派特公司提供的送货单的客户联左上方没有“元成”两字，送货单的左上方应填写收货单位。所以元成公司提供的送货单中“元成”两字是事后添加的。送货单上的货物不是元成公司发给派特公司的，而是第三人星火公司发给派特公司的。如双方存在买卖关系，元成公司在送货单的右下角“送货单位及经手人”处，就直接填写“元成”，没必要再在送货单的左上方添加。由此证明，派特公司与元成公司间没发生买卖关系，元成公司与第三人星火公司之间有隐情。4.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在2018年3月2日的送货单发货后，在5日业务人员段玉与派特公司人员联系，要求派特公司将合同签字回传。这表明该业务为第三人星火公司的业务。5.一审对派特公司证人证言予以了选择性采纳，一方面对派特公司与段玉开展业务进行认可，另一方面对2018年10月26日送货单3吨相关证言选择不认可，认为货物尚未收到就对账有违常理，但事实上对账时间是2018年11月21日发生，并不存在先对账后收货的说法。6.认定货物单价23000元每吨，没有事实法律依据，元成公司提交的送货单与单号一样的在派特公司留存的客户联不一致，元成公司提交的送货单，价格为事后添加，显示的价格与派特公司的聊天记录不符。事实上价格是双方在微信上先谈好，再发货的。根据聊天记录显示每次送货价格也不一样，元成公司提交的证据清单的价格也是根据微信聊天记录确定的，一审法院直接根据元成公司提供的送货单上的价格认定，没有事实依据。7.元成公司送货单明显存在事后添加内容，但一审法院却对事后添加事实不予认定。元成公司提交的送货单是派特公司与第三人星火公司发生买卖关系的送货单。段玉的身份问题和篡改的痕迹明显。8.派特公司提供了整套多份近几年来的账册以及和第三人星火公司往来交易的多份合同（合同中注明传真和通过微信等方式发送有效）、发票、付款记录、对账单、送货单等证据均可以证明元成公司提供的唯一被篡改过的送货单证据为派特公司和第三人星火公司交易的一部分。综上，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后，依法改判，驳回元成公司的诉讼请求，并追究元成公司虚假诉讼的法律责任。 元成公司辩称，本案所涉的三批货物派特公司已经由仓库保管员在送货单中签字，元成公司已完成交付义务。关于商品的单价问题，一审中元成公司基于所主张的23000元每吨单价与派特公司主张的20800元每吨或22000元每吨的单价相差不多，故要求法院依法处理。本案所涉三批货物与第三人星火公司无关。元成公司从未向派特公司承诺货款可以由星火公司收取，一审中第三人星火公司也向法院说明认为与其无关。段玉在第三人公司担任什么角色和元成公司无关。因为段玉既可以代表一个公司也可以代表多个公司发货。但是收取货款的权利应由货物提供方元成公司享有。派特公司主张在其与第三人星火公司的诉讼中已将案涉的三批货物计算在第三人星火公司的送货范围中没有事实依据。派特公司主张三批货物为3月6日、7月25日、10月26日与星火公司发生交易的相关记载和元成公司主张的送货单完全不一致。派特公司在一审中未提供完整的微信聊天记录，其目的在于逃避支付元成公司的货款。故一审判决要求派特公司支付元成公司货款及逾期利息，是合法合理的。 元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元成公司支付派特公司货款1840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自起诉之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本案诉讼费由派特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3月3日，元成公司通过物流公司向派特公司送达PVC加工助剂ACR货物2吨，每吨单价23000元，有派特公司仓库工作人员秦则兵在《送货单》上签字确认，该《送货单》上载明送货单位经办人段玉。2018年5月28日，元成公司通过物流公司向派特公司送达PVC加工助剂ACR货物3吨，金额69000元，有派特公司仓库工作人员秦则兵在《送货单》上签字确认，该《送货单》上载明送货单位经办人段玉。2018年10月28日，元成公司通过物流公司向派特公司送达PVC加工助剂ACR货物3吨，金额69000元，有派特公司仓库工作人员秦则兵在《送货单》上签字确认，该《送货单》上载明送货单位经办人段玉。上述货款总计金额184000元，该款派特公司至今未向元成公司支付，纠纷成讼。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涉案元成公司举证三份《送货单》是否发生于双方之间的业务往来。首先，元成公司现持有派特公司签收的三份《送货单》，虽派特公司举证了其中二份《送货单》的留底凭证上没有在送货单名称前加注“元成”二字，以及具体的单价或金额，但派特公司亦无证据证明事后系如何形成添加，结合第三人星火公司与派特公司间的《送货单》，其样式与元成公司持有的上述三份《送货单》完全不同，又结合派特公司与第三人星火公司的交易价格，上述三份《送货单》上记载的货款金额合理。故上述三份《送货单》系元成公司发往派特公司的《送货单》，且载明了元成公司单位经办人段玉，故可以认定双方之间的业务往来。其次，段玉具有元成公司及第三人星火公司业务员的双重身份，现有证据表明段玉既是元成公司的业务人员又是第三人星火公司的业务人员，而元成公司及第三人星火公司均与元成公司发生了业务往来，如果派特公司与第三人星火公司结账时已将现元成公司持有的三份《送货单》予以包涵，则段玉在派特公司与第三人星火公司结账时不诚信。本案诉讼中，派特公司曾申请段玉到庭作证后因无法联系而撤回，并要求法院对段玉调查，法院亦无法联系。如确系段玉的原因造成派特公司重复承担，派特公司可通过其他途径主张。最后，派特公司提供了其与第三人星火公司的产品购销合同用于证明合同对应的送货单，但该送货单并不是元成公司所持有三份送货单中的一份，派特公司既然主张元成公司三份送货单系其与第三人星火公司间发生，也可以通过相同方式举证其与第三人星火公司的产品购销合同来证明，但派特公司未能举证。综上，元成公司的诉讼请求，应予以支持，派特公司的抗辩理由因无有效证据证明，故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派特公司应支付元成公司货款184000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从2019年7月25日起以184000元的未付款项为基数按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清偿。如债务人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980元，减半收取1990元，财产保全费1470元，合计3460元，由派特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派特公司提供：证据1.第三人星火公司介绍、快递收件人信息、段玉微信界面、段书桂身份信息，以证明派特公司高度怀疑段玉就是星火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段书桂。网上公布的星火公司法定代表人段书桂的手机号，与合同中段玉留下的电话号码以及快递收件号码、微信绑定手机号码都一致。星火公司的工商登记材料中的段书桂身份号码中的出生年月与段玉微信名字中的1981也高度吻合；证据2.产品购销合同、神州物流托运单、送货单各一份，以证明星火公司存在委托其他工厂代加工送货的情况，星火公司向派特公司所供的货物一部分是自己直接供应，另一部分是委托其他工厂加工后直接通过快递寄送到派特公司。证据3.微信聊天记录，以证明段玉和派特公司采购经理皮欢迎自2017年10月以来至结账所有的记录，段玉自始至终都是以星火公司业务员身份与派特公司洽谈业务，并未表明系元成公司业务员，也没有以元成公司名义和派特公司开展业务。2017年11月3日段玉催讨货款时，提到了工厂也在向他催要，说明其中一部分货是星火公司委托其他公司代加工的，也说明了送货单样式不一样的原因。证据4.产品销售合同一份及银行电子承兑汇票一份，以证明2017年10月24日段玉和皮欢迎签订的第一份合同，代表派特公司和星火公司签订，因为系在微信中发送，故双方企业并没有盖章。元成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1中的前三份证据均认为不具有证据三性，段书桂的身份信息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尚不能以此证明段玉准确的手机号和微信号；对于证据2中所涉证据均不予认可，无法证明派特公司和星火公司于2015年3月交易过一笔业务，存在先发货后再补合同，星火公司委托其他工厂代发货的事实；对证据3中的微信聊天记录不认可，无法证明微信对方就是段玉或者就是段书桂，也无法证明两人是同一人。即使是星火公司与派特公司的聊天记录，也和元成公司无关；对证据4所涉证据均不予认可，合同中没有加盖公章，且是复印件，不具有真实性；银行承兑汇票，不是元成公司与派特公司间的付款交易，无法证明该款项就是2017年10月24日合同所涉的货款。 本院审查认为，派特公司提供的证据1，结合派特公司提供的派特公司与星火公司间合同载明的当事人信息，可以证明段玉与段书桂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性；证据2结合派特公司一审中提供的江苏省泗洪县人民法院生效判决，可以证明派特公司与案外人星火公司存在着买卖合同关系；证据3，派特公司庭后向法庭提供了皮欢迎的手机中留存的微信聊天记录情况，经核查，与手机中的微信聊天内容一致，故对该证据予以确认；证据4结合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证明经段玉与皮欢迎联系，案外人星火公司与派特公司签订了产品销售合同一份并付款2万元的事实。 本院查明：2018年3月3日，派特公司仓库工作人员秦则兵在《送货单》上签字确认收到PVC加工助剂ACR货物2吨（80包），该《送货单》上载明送货单位经办人段玉。2018年5月28日，派特公司仓库工作人员秦则兵在《送货单》上签字确认收到PVC加工助剂ACR货物3吨（120包），该《送货单》上载明送货单位经办人段玉。2018年10月28日，派特公司仓库工作人员秦则兵在《送货单》上签字确认收到PVC加工助剂ACR货物3吨（120包），该《送货单》上载明送货单位经办人段玉。 星火公司与派特公司具有多年的业务往来。2019年4月20日，星火公司在派特公司的询证函中确认，星火公司对派特公司的应收账款户上的余额为280836元，应付账款户上的余额为158380元，截止2019年3月20日，星火公司应付派特公司货款122456元。后因星火公司未支付结欠货款，派特公司于2019年5月15日向江苏省泗洪县人民法院起诉要求星火公司支付货款122456元。星火公司在该案中答辩认为，派特公司提供的包装材料质量不合格，导致星火公司被客户扣罚款数万元，双方对账后星火公司曾退了部分有质量问题的货物给派特公司，相应罚款、退回材料折款应从欠款中予以扣除。泗洪县人民法院认为星火公司抗辩不能成立，故判决星火公司支付货款122456元。派特公司员工皮欢迎与段玉的微信显示：2017年10月24日，段玉通过微信向皮欢迎发送ＰＤＦ格式的产品销售合同一份，合同约定供方为第三人星火公司与需方派特公司，星火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段书桂，电话为186××××0111，而派特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为皮经理。2018年11月21日，段玉在微信中向派特公司的采购员皮欢迎发送了送货明细表一份，派特公司确认后星火公司根据送货明细表向派特公司开具相应货物价值的增值税发票。在该送货明细表中包括2018年3月6日和10月26日星火公司发送的货物，虽然与元成公司提供的2018年3月2日、10月27日送货单存在发货时间上的略微差异，但货物名称以及发货数量完全一致。双方还在微信中洽谈了合同价格、账目核对等事宜。星火公司于2018年11月21日向派特公司开具了金额为15838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在微信中段玉对案涉三笔交易是否以元成公司的名义与派特公司的皮欢迎进行交易未作说明。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派特公司与元成公司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本案中，元成公司向法院提供送货单三份并以此向派特公司要求支付货款，对此，要根据本案的在案事实进行综合的分析判断。一、送货单不能排除存在其他法律关系。虽然元成公司提供了三份由派特公司仓库工作人员秦则兵出具的送货单。但除了送货单以外，元成公司并不能提供其他佐证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任何证据，如双方之间货物买卖合同，元成公司向派特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等等，该送货单凭证虽可证明派特公司收到货物的事实，但不能排除派特公司基于其他法律关系收取货物的可能。二、元成公司提供的送货单存在改动迹象。比较元成公司与派特公司各自向法院所提供的送货单，元成公司持有的票号为0295266、0526530两份《送货单》回单联中的左上角有手写“元成”两字以及填写了货物的单价或者金额，而派特公司提供的上述票号的《送货单》客户联中则没有“元成”两字以及合同单价、合同金额等内容，故应当认定“元成”两字明显系事后添加而形成。对此，元成公司也未能对送货单客户联与回单联中的差异作出合理的解释。三、案外人星火公司与派特公司存在买卖关系。派特公司与案外第三人星火公司一直发生业务往来，由星火公司出售PVC加工助剂及PVC抗冲剂等产品给派特公司，同时派特公司则出售包装材料给星火公司。在派特公司与案外人星火公司交易过程中，均是通过派特公司皮欢迎等采购员与星火公司的段玉通过微信联系业务、洽谈价格、传真合同以及进行对账。后经对账，星火公司尚结欠派特公司货款。派特公司向星火公司起诉，泗洪县人民法院的判决星火公司支付货款122456元。星火公司业务经办人段玉在微信中向派特公司的采购员皮欢迎发送了送货明细表，星火公司根据该送货明细表向派特公司开具相应货物价值的增值税发票。该送货明细表中包括2018年3月6日和10月26日星火公司发送的货物，虽然与元成公司提供的2018年3月2日、10月27日两份送货单存在发货时间的略微差异，但货物名称、发货数量等完全一致。元成公司及其经办人段玉对此也能作出合理的说明。四、段玉没有披露合同当事人。元成公司在本案中主张段玉以经办人的身份与派特公司发生买卖关系，具有元成公司和案外人星火公司业务人员的双重身份，既可以代表案外人星火公司又可以代表元成公司。但由于其在案涉三笔业务发生以前，长期作为星火公司的业务经办人员与派特公司发生买卖合同关系，而且星火公司与派特公司间互相负有债权债务关系，故段玉以元成公司委托代理人身份与派特公司发生交易时，应当主动向合同相对方派特公司披露合同当事人为元成公司，但无论是段玉在与派特公司采购员皮欢迎通过微信聊天记录，抑或是采用其他方式，均不能证明元成公司或者段玉已向派特公司主动披露案涉三笔交易的合同当事人为元成公司，也不能合理说明案涉三笔货物系段玉代表元成公司向派特公司发货的事实。在未披露合同当事人的情况下，作为合同当事人一方的派特公司自然有权相信其交易相对人为星火公司。鉴于元成公司只能提供经过改动后送货单，且合同经办人段玉本身系案外人星火公司的业务人员，代表星火公司与派特公司长期发生相互的买卖合同关系，故元成公司的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双方之间存在着买卖合同关系。 综上，派特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因本案二审中派特公司提供了新的证据，发生了新的事实，据此本院重新认定事实，并作出改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2019）浙0502民初5416号判决； 二、驳回湖州元成塑化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一审受理费受理费3980元，减半收取1990元，财产保全费1470元，合计3460元，二审受理费3980元，均由湖州元成塑化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杨林法 审判员  江啸啸 审判员  顾月丹 二〇二〇年六月三日 书记员  史一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