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399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春春，女，1980年1月2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杜娟，广东明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邓燕君，女，1982年5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寸生，广东正大方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洁，广东正大方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春春因与被上诉人邓燕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2民初90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李春春上诉请求：1.变更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粤0112民初9069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改判李春春仅需归还借款本金20万元予邓燕君；2.判令邓燕君承担本案一、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邓燕君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李春春与邓燕君之间的借贷曾约定利息，原审法院仅凭邓燕君主张即通过常理推断系有偿借贷系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资金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通知》：“一、加大对借贷事实和证据的审查力度。”之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应坚守法律的证据原则，邓燕君称其与李春春的借款之前的借条上约定的利息一般为月息3%，但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双方的借贷关系有约定利息，而原审法院在邓燕君无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只是凭邓燕君主张曾约定月息3%并依据所谓常理就直接认定邓燕君向李春春出借款项不应无偿，完全系脱离证据本身的臆断。况且，如真如邓燕君主张的曾约定月息3%，那么李春春归还的借款也应该符合月息3%的规律，从李春春归还借款的数额、时间、笔数来看都不符合李春春所主张的月息3%。另一方面，如果原来约定月息3%的话，在邓燕君所称后续对账后剩余未还款重新确认的时候为何不约定利息。因此，在本案三张《借款借据》对利息没有约定的情况来看，法院应当认定为双方并未对借款约定利息。（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的规定，本案中邓燕君未提交证据证明双方的借贷关系有约定利息，更没有举证证明利息的具体数值，原审法院更未查明具体利率水平，本案应认定为“利息约定不明”之情形。邓燕君原审主张三张借款借据中系对账后的本金数额，实质上也隐含了对自2015年起出借金额的利息的主张，原审法院只是根据常理推断应该有利息，就认定对账数额就是借款本金，完全违背上述司法解释中对于利息约定不明的借款不应支持利息主张的裁判规则。对于邓燕君未提供证据证明利息主张的，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被上诉人邓燕君辩称：跟一审的答辩意见一致，二审的时候强调两点，第一点就是本案涉案的三张借款借据，都是双方于2015到2017年之间借款以及利息的总额，扣除了对方的已还款之后，对欠款总额进行了一个确认，不是一个新的借款关系。第二点就是双方确实是存在数量较多的借款，三张借款借据也是李春春亲自打印出来，亲手签名的，是双方的真实的意思表示，双方非亲非故，不可能会在短短两年内无利息成本的借贷给李春春这么大额的款项，双方在每一次借款之前都是有签订手写的借据，但是在签订三张借款借据之前，由于双方已经进行过最终的一个对账，所以这些借款借据的原件都是已经交还给了李春春，双方对每一笔借款都是有约定利息的，一审判决具有合理性。本案一审提交了一份证据，是邓燕君跟李春春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里边是能够清晰的体现双方是对此前所有的借款进行过一个核对，而且也是在核对之后重新打印的三张借款借据进行确认签字的。邓燕君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一、李春春立即偿还邓燕君借款本金440000元及利息（利息以及440000元为本金，按年利率6%自起诉之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本案诉讼费用由李春春承担。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因邓燕君的小孩和李春春的小孩系同班同学，双方由此相识，后李春春以生意资金周转为由向邓燕君多次借款，邓燕君分别于2015年12月28日、2015年12月29日、2016年1月24日、2016年2月20日、2016年2月25日、2016年3月25日、2016年4月12日、2016年5月25日、2016年5月31日、2016年7月5日、2016年10月23日、2016年10月24日、2016年12月28日、2017年1月16日、2017年1月23日、2017年2月25日、2017年3月11日、2017年4月4日，邓燕君通过银行转账分别向李春春转账50000元、30000元、9700元、20000元、20000元、20000元、30000元、40000元、30000元、10000元、50000元、50000元、40000元、10000元、50000元、40000元、10000元、20000元，以上合计529700元。2016年8月12日、2017年2月7日，邓燕君通过银行转账分别向蓝日珍转账三笔5000、45000元、5000元。蓝日珍出具《情况说明》，载明其分别于2016年8月12日、2017年2月7日收到邓燕君三笔转账共55000元，该三笔款项系李春春委托邓燕君向本人代还的借款。李春春确认收到上述款项。2016年1月29日至2018年1月1日，李春春通过微信和银行转账方式向邓燕君转款364700元，2018年2月11日，李春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邓燕君转款20000元。邓燕君确认收到以上款项，但认为上述款项大部分用于归还借款利息。2018年1月10日，邓燕君（出借人）与李春春（借款人）分别签订三份《借款借据》，均约定李春春因资金需要，向邓燕君借入一笔款项以满足发展需要，借款金额分别为200000元、100000元、140000元。邓燕君主张该三份《借款借据》是双方对之前多次借款的本金和利息进行对账结算后的确认，之前李春春向邓燕君借款所签订的借条在签订该三份《借款借据》前已经交付李春春，之前借条上约定的利息为月息3%；李春春否认邓燕君的主张，认为该三份《借款借据》系双方重新达成的借款合意，但邓燕君并未将所载款项实际支付。另查：邓燕君、李春春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7年10月19日，邓燕君对李春春说：“后面给你的都没有纸条，上次你说换打印的，到时候全部换了吧”，李春春说：“好”；2017年10月24日，邓燕君对李春春说：“春春，我的账对好了吗？”，李春春说：“我未得闲对，天天在外面跑，请给我两天时间”。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邓燕君提交的三份《借款借据》的性质，邓燕君主张该三份《借款借据》是双方对之前多次借款的本金和利息进行对账结算后的确认；李春春主张该三份《借款借据》系双方重新达成的借款合意，但邓燕君并未将所载款项实际支付，只确认其尚欠邓燕君本金200000元未归还。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邓燕君、李春春之间有多次互相转款，双方聊天记录也显示双方曾商量过对账的事情，且依据常理和双方之间的关系，李春春向邓燕君借款不应是无偿，故一审法院对邓燕君的主张予以采纳，确认该三张《借款借据》实际是双方对之前的借款还款情况对账后对剩余未还款项进行确认并重新达成的协议，该三张《借款借据》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形，合法有效，一审法院予以认可。综上，一审法院确认截至三张《借款借据》的签署日期即2018年1月10日，李春春尚欠邓燕君440000元未归还，后李春春于2018年2月11日向邓燕君转账20000元，故李春春还应向邓燕君归还借款420000元，因邓燕君李春春双方签订的三张《借款借据》中未对利息进行约定，一审法院认定上述款项为李春春归还邓燕君的借款本金。关于逾期利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的规定，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故邓燕君可以催告李春春在合理期限内还款。邓燕君诉请自起诉之日起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利息，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故一审法院依据前述认定的本金420000元，自起诉之日即2019年7月29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利息。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二十九条规定，判决：一、李春春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邓燕君归还借款420000元及利息（以420000元为本金，自2019年7月29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二、驳回邓燕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900元，由邓燕君负担359.1元，李春春负担7540.9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之规定，第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为邓燕君与李春春的三张《借款借据》能否作为本案的债权凭证计算本金。结合本案查明的事实，首先，李春春对于案涉《借款借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一般而言，《借款借据》具有直接证明当事人之间借贷关系成立的效力，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借款借据》记载的借款金额可作为认定双方的借款金额的依据；其次，李春春一审抗辩主张三张《借款借据》是新的借贷合意并未实际支付，但李春春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道签署三张大额《借款借据》产生的法律后果，如未实际支付，李春春对此从未提出异议，也未采取措施保护自己的权益，直至发生本案诉讼才作出此抗辩，与常理不符；第三，邓燕君主张三张《借款借据》是双方对之前多次借款本息对账结算后确认的本金数额，案涉三张《借款借据》的结算金额与双方实际转账差额差别较大，邓燕君主张李春春之前还款均是按照月息三分实际支付利息故该三张借据未约定利息，对此邓燕君虽未能提交双方之前的借条对于利息的约定，但其主张系由于结算后相关借条原件已经交还李春春，在民间借贷的一般情况下，也有其可能性，邓燕君提交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双方协商换成打印的借据以及对账，亦可予以印证，再结合双方转账往来的金额和时间，邓燕君的主张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反观李春春主张，其称双方未有利息约定，但其作为从事商业活动的完全民事行为人，对结算行为应比普通人更具注意义务，其仅确认尚欠本金200000元，却出具总额440000元的《借款借据》，无法做出合理解释，不足以采信。综合以上分析，本院认为，案涉《借款借据》是李春春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经结算形成的借款数额，李春春先是抗辩未实际支付，又抗辩数额不实，前后陈述不一，均未能提交相反证据反驳《借款借据》的记载，一审法院合理采信邓燕君的主张，确认该三张《借款借据》是双方对之前的借还款情况对账后对剩余本金重新达成的协议，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李春春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600元，由上诉人李春春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庄晓峰审判员  汪 婷审判员  李 杰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二日书记员  肖 乔肖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