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3民终63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吴利芬，女，1965年5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永嘉县，现暂住温州市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姜亚静，浙江光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林崇迪，男，1957年3月1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永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程芳，浙江人民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吴利芬因与被上诉人林崇迪赠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永嘉县人民法院（2019）浙0324民初75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经审查，合议庭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吴利芬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吴利芬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林崇迪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吴利芬同意放弃温州林迪塑料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林迪公司）36%的股权属于附义务的赠与行为，绝非无条件的财产赠与行为，对该争议一审存在事实认定不清。吴利芬同意放弃林迪公司股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能够与林崇迪协议离婚，该放弃行为属于附义务的赠与行为，以上事实有自愿离婚协议书、申请离婚登记声明书、林崇迪的答辩状和谈话笔录等证据相互印证，一审判决没有查明案件事实，存在事实认定不清。二、吴利芬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撤销权的行使期限。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九十条规定，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书系附义务的赠与行为，所附义务即林崇迪同意协议离婚。期间，又因其他财产分割问题，双方一直未达成协议离婚。2018年12月21日经法院主持调解，林崇迪出具书面承诺书主动承认错误，吴利芬撤回离婚诉讼。2019年初，吴利芬向林崇迪提出财产返还要求，但林崇迪既不同意返还财产又不同意协议离婚，吴利芬权益受到损害，作为赠与人有权按照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一款第（三）项和第一百九十四条的规定，请求撤销赠与行为并要求返还财产，并未超过一年的撤销权行使期限。一审判决对该事实认定错误，应予纠正。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所涉股权赠与行为属于附义务的赠与行为，应当适用合同法第一百九十条、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一百九十四条的法定赠与相关规定，一审判决适用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林崇迪辩称：一、股权转让协议书是婚内财产分割协议，而非附离婚义务的财产赠与行为。二、涉案公司及其股权属于婚前个人财产，股权转让协议书及随后的股权变更登记只是明确了该部分股权属林崇迪个人财产。即使涉案股权此前属双方共同所有，吴利芬的任意撤销权也已经消灭，且吴利芬不具有法定撤销权，本案不应适用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二条的规定。三、即使股权转让协议书认定为附离婚义务的财产赠与行为，该撤销权也因权利存续期间届满而消灭。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吴利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撤销吴利芬与林崇迪在2017年7月1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2.判决林崇迪将受让的林迪公司36%股份返还给吴利芬，并协助吴利芬办理股权转移登记手续；3.判决林崇迪协助吴利芬将林迪公司法定代表人职务变更为吴利芬；4.本案诉讼费由林崇迪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林崇迪与吴利芬于1997年11月18日登记结婚。此前，双方均有婚史，且生育有子女，林吉系林崇迪与前妻生育的儿子；陈崇强系吴利芬与前夫生育的儿子。吴利芬、林崇迪生育一女林真真，现已成年。林崇迪与吴利芬原分别持有林迪公司44%、56%的股权，吴利芬担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2017年七、八月间，双方曾协商协议离婚。在协商过程中，吴利芬将自己持有的林迪公司56%股权全部转移到林崇迪名下，并辞去法定代表人职务而由林崇迪接任。2017年7月18日，吴利芬与林崇迪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股权转移登记时，考虑到公司股权结构和公司性质，吴利芬分别与林崇迪、林吉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吴利芬分别将持有的林迪公司56%股权中36%、20%转让给林崇迪、林吉。吴利芬、林崇迪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载明：吴利芬将其持有的林迪公司的56%（计出资额560000元），将其中36%股权（计出资额360000元）以360000元转让给林崇迪持有；吴利芬保证对自己出让的股权具有完全处分权，无股权被质押或冻结等事由；股权转让款由双方自行账外交割，并在此协议书签署之日起15日内履行完毕；股权转让后林崇迪享有承担该公司36万元股权的权利和义务。当时，吴利芬、林崇迪口头约定，林崇迪无需支付吴利芬股权转让款36万元。2017年7月24日，永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股份变更予以核准。2017年8月30日，永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吴利芬变更为林崇迪。自此，林崇迪持有该公司80%股份，并担任法定代表人，林吉持有20%股份；吴利芬不再参与该公司事务管理。同年8月29日，吴利芬、林崇迪到民政部门准备办理离婚登记手续，并各自分别签署了《申请离婚登记声明书》，后因林崇迪不同意离婚未办成离婚登记手续。现吴利芬以《股权转让协议书》系附义务的赠与合同、现双方没有协议离婚、吴利芬有权撤销赠与为由提起本案诉讼。另查明，1.2018年3月7日，吴利芬提起离婚诉讼，后于同年3月26日撤诉。2018年10月16日，吴利芬再次提起离婚诉讼，审理过程中，林崇迪于同年12月21日出具一份承诺书，同日吴利芬申请撤诉，但事后吴利芬、林崇迪仍分居生活。2.落款时间为2017年8月30日的《自愿离婚协议书》载明涉案公司股权、经营权及设备财产归林崇迪所有，但吴利芬、林崇迪双方均未在该份协议书上签名。林崇迪称自己当时不签字是因为不同意离婚；吴利芬认为当时系林崇迪反悔了不同意离婚，后来自己也反悔了。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受理时依吴利芬民事诉状陈述以股权转让纠纷立案；审理中，吴利芬变更部分陈述，认为涉案股权转让实则为附义务的赠与合同，故本案宜定性为赠与合同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款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一年内行使”。鉴于涉案股权已于2017年7月24日办理股权转移登记，吴利芬亦已辞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并变更由林崇迪接任，吴利芬不能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的规定行使任意解除权。吴利芬在2017年8月底就已知道林崇迪不同意协议离婚，故其应在知道林崇迪不同意离婚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撤销权。现吴利芬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行使撤销权的诉讼时效，其撤销权消灭，现林崇迪亦以此提出抗辩。综上，对吴利芬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九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第（一）项、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款、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吴利芬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6700元，减半收取3350元，由吴利芬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吴利芬向本院补充提供微信聊天截图、语音光盘，用以证明吴利芬为了与林崇迪协议离婚才同意将公司股份和法定代表人职务转让给林崇迪，该转让行为是附义务的赠与，双方一直就有关财产分割问题在协商，吴利芬提起本案诉讼没有超过撤销权的行使期限。被上诉人林崇迪未向本院补充提供证据材料，其对上诉人吴利芬二审提供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于完整性无法确认，且微信聊天记录是可以后期编写的，无法核实。即使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完整性可以确认，也不能证明其待证事实。涉案公司股权是婚前财产，吴利芬急于离婚所以自愿放弃，离婚不成也无权要求返还财产。本院认为，上诉人二审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真实，可以反映双方通过微信进行沟通的事实，但尚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待证事实，本院在本案中不予采信。经审理，本院二审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吴利芬提起本案诉讼是否已超过撤销权的法定行使期限。吴利芬于2017年7月18日与林崇迪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登记在其名下的林迪公司36%的股权转让到林崇迪名下，并于2017年7月24日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吴利芬称其上述股权转让行为系附条件的赠与行为，所附条件是林崇迪同意与吴利芬协议离婚。双方在涉案股权变更登记前虽然确实曾协商离婚事宜，并且在2017年8月29日到民政部门准备办理离婚登记手续并各自分别签署了申请离婚登记声明书，但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并未明确约定股权转让须以双方同意协议离婚为条件，现有证据尚不能证明双方转让涉案股权系附条件赠与行为。双方已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吴利芬无权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的任意解除权解除赠与合同。即使双方转让涉案股权的行为系附条件的赠与行为，吴利芬主张撤销股权转让行为也应当在法定的期间内行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一年内行使。吴利芬主张转让涉案股权系以双方协议离婚为条件，那么至迟在2018年3月7日吴利芬提起离婚诉讼时其即已知道林崇迪不同意协议离婚，其应当在一年内行使撤销权。吴利芬于2019年11月6日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撤销权的法定行使期间，其要求撤销涉案股权转让行为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吴利芬要求变更林迪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诉请同样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予应支持。综上所述，吴利芬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700元，由上诉人吴利芬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 俊审 判 员  罗奇豪审 判 员  叶 恒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代书记员  张 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