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550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黄顺花，女，1978年5月4日出生，朝鲜族，住黑龙江省密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丽娴，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唐启查，男，1970年5月2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武冈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清，广东品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丘扬，广东品杰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被告：黄红花，女，1973年10月13日出生，朝鲜族，住吉林省龙井市。原审被告：严云荣，男，1973年10月3日出生，朝鲜族，住吉林省龙井市。上诉人黄顺花因与被上诉人唐启查、原审被告黄红花、严云荣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8）粤0111民初132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黄顺花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丽娴，被上诉人唐启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清、丘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顺花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直接改判;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唐启查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涉案买卖合同的买方是广州市多圣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多圣公司”）认定事实错误。从唐启查提交的送货单来看，收货人均显示“黄小姐”，欠条中也清晰记载着“黄红花欠唐启查的货款”，其后是黄红花的个人签名。此外，从唐启查提交的其与黄小组的微信聊天记录来看，其内容根本无法体现唐启查向黄顺花追偿货款。退一步说，就算这是其追偿货款的聊天记录，也只能证明其向黄红花个人所负债务的追偿。而根据一审法院判决书第7页“本院认为”部分中的“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的论述可知，一审法院认定涉案买卖合同买方的依据是“按常理分析”、“符合多圣公司的经营活动”、“更为合理”，可见，一审法院枉顾事实和证据，纯靠推测认定涉案买卖合同的相对方是多圣公司，该认定明显缺乏证据，是错误的。（二）一审法院认定“黄红花代表多圣公司出具欠条确认所欠货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首先，如前所述，唐启查提供的送货单均无多圣公司的盖章，收货人均记载为黄小姐而非多圣公司，且其提供的欠条也只有“黄红花”一人的签名。一审法院认为：“按常理分析，如果该货款与多圣公司无关，则无需写上多圣公司”的理解是毫无逻辑可言的，若按照一审法院的逻辑，如果属于多圣公司所欠的货款，则欠条更加无需特意写上“黄红花欠唐启查的货款….”,欠条更加不应该仅由黄红花个人签名，哪怕是代表二字也没有显示。且欠条左下方载明了还款的具体期限和数额，均为唐启查所记载的黄红花的还款记录，而不是记载多圣公司的还款记录。还有，黄红花本人也承认其个人一直以来直至今天也经营服装业务，其个人与唐启查存在买卖关系完全符合事实，也符合常理。因此，尽管是按照常理分析，本案也应该足以推定为黄红花个人债务。（三）一审法院关于黄顺花在庭审中的陈述记录错误。一审判决书第7页第2行称：“黄红花、黄顺花、严云荣称多圣公司无和原告签订过书面合同，涉案交易是原告和黄红花个人之间的交易，因为本案不是多圣公司债务故公司注销前无通知原告申报债权”的表述是错误的，黄顺花在庭审中表示公司清算时对涉案的债务根本不知情，因而不存在通知唐启查的情况，与一审法院的表述是不同的，而一审法院却强硬认定黄顺花在清算时明知存在该笔债务。（四）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撤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债权人主张公司股东承担清算赔偿责任诉讼时效问题请示的答复》的规定，作为清算义务人的公司股东怠于履行清算义务导致公司债权人损失的，公司债权人有权请求公司股东承担赔偿责任。该赔偿请求权在性质上属于债权请求权，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的规定，债权人行使该项权利，应受诉讼时效制度约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的规定，该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应从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因公司股东不履行清算义务而致其债权受到损害之日起计算。根据唐启查提交的证据资料显示，2015年5月12日，多圣公司成立清算组对公司进行清算，并向公司登记机关备案。2015年5月14日和2015年5月20日，分别通知公司债权人申报债权和刊登清算公告，2015年8月25日已经核准注销。唐启查以黄红花、黄顺花、严云荣注销公司，严重侵害其作为债权人的利益为由提起诉讼，要求黄红花、黄顺花、严云荣承担连带责任，本案所涉的请求权为损害赔偿请求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因此，即使涉案合同的相对方为多圣公司，但唐启查在诉讼时效期间内未向黄红花、黄顺花、严云荣主张权利，其在2018年9月30日提起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应予以驳回。一审法院对黄顺花关于本案诉讼时效的抗辩没有给予认定答复，并判决支持唐启查的诉讼请求，是错误的。（五）案涉债务为黄红花的个人债务，与黄顺花无关，应依法改判由黄红花一人承担。唐启查在一审期间陈述多圣公司以公司名义下单和签订合同，但均无提交证据证实。本案无证据证明涉案债务为公司的债务，一审认定的事实错误，据以认定涉案债务为公司债务的证据不足，且一审中黄红花已明确承认是其拖欠唐启查的货款，是其个人债务，其愿意偿还。因此，一审判决应予撤销，并改判由黄红花个人承担。唐启查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唐启查与多圣公司存在长期交易往来，黄红花是公司股东和曾经的执行董事，有权利代表公司与唐启查缔结交易，故在《欠条》中才会出现多圣公司字样。一审中，黄顺花、黄红花和严云荣确认三人共同经营多圣公司，多圣公司的经营范围与本案货款产生的合同一致。黄红花、严云荣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唐启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黄红花、黄顺花、严云荣向唐启查支付拖欠货款350467元及利息（以350467元为基数，从起诉之日至清偿之日，按照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认定的事实：根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及工商登记档案载明：多圣公司于2008年8月27日成立，于2015年8月25日注销。公司经营范围：加工、批发、零售：服装；货物进出口和技术进出口。公司注册资本10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黄顺花，股东黄顺花、严云荣、黄红花，股东认缴及实缴出资额为严云荣10万元、黄红花20万元、黄顺花20万。公司成立时执行董事兼经理是黄红花，监事是严云荣，2011年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变更为黄顺花。2015年5月12日，多圣公司取得工商部门核发的清算组成员备案通知书，清算组负责人为黄顺花、清算组成员为黄红花、严云荣。2015年8月25日，多圣公司向广州市白云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提交股东会决议、申请注销公司清算报告，其中，申请注销公司清算报告载明：多圣公司于2015年5月12日召开股东会决议解散，并成立公司清算组于2015年5月12日开始对公司进行清算，已于2015年5月12日向公司登记机关备案，清算组成员由黄红花、严云荣等人组成，由黄顺花担任清算组负责人；公司清算组于2015年5月14日通知公司债权人申报债务，并已于2015年5月20日在民营经济报刊登清算公告；至2015年8月25日，公司已了结所有未完业务，停止一切生产经营活动，公司资产总额为618666.61元，负债总额为0元；清偿债务后，公司剩余财产618666.61元，按股东出资比例分配等；经全体股东审查确认，一致通过该清算报告。该清算报告有黄顺花、黄红花、严云荣签名。2015年8月17日，黄红花向唐启查出具欠条1张，内容为：多圣服饰有限公司黄红花欠唐启查的货款：404467元。欠条下方的欠款人处有黄红花的签名并按手指印。另外，该欠条左下方载明：11月2日转8000元，11月7日绣花款5000元，12月11日转5000元、2016年元月13日转3000、2016年10月21日转5000元、2016年10月28日转10000、2016年10月29日转10000、2016年12月5日转5000、2017年元月2日转3000，以上累计54000。唐启查称欠条左下方的内容是唐启查所写，对此，黄红花予以确认。诉讼中，唐启查向一审法院提供以下证据：1.送货单8张，拟证明唐启查与多圣公司存在买卖关系，多圣公司欠唐启查货款350467元。送货单均载明货物名称（衣服、物料、纸箱等）、送货日期、送货型号、件数及金额情况，其中送货单位及地址除编号为3726174的送货单无记载外，其余均写为“黄小姐”，收货人处无签名。具体送货日期及金额为：2014年10月7日送货87615元，12月11日付70000元，87915-70000=17915；2014年10月20日送货24100元，多余的开支亏本-25000；2014年10月20日送货8280元，×27=9180，合计金额8280元涂改为9180元；2014年10月31日送货17472元涂改为19656元、2014年11月6日送货24318元涂改为24607.5元；2014年11月25日送货39258元；2014年12月11日送货23712元，+624×0.5=312元，合计24024元；2015年元月6日送货70959元。上述送货单金额合计299399.5元。黄红花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合法性确认，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买卖关系是唐启查和黄红花。黄顺花、严云荣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表示对送货单不知情，送货单亦无收货人签名，且金额与唐启查主张不一致，不能证明唐启查和多圣公司存在买卖关系。2.唐启查与对方微信号为：×××在2017年8月至9月期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唐启查有向黄红花催款，微信聊天内容为唐启查一直向对方黄小姐催促支付付款。黄红花对该真实性、合法性确认，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应属于黄红花的个人债务。黄顺花、严云荣对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庭审中，唐启查陈述：1.唐启查和多圣公司存在长期买卖关系，无签订书面买卖合同，口头下单的居多，也有微信、QQ、电子邮件下单，但现在时间太久找不到记录了，下单写的是多圣公司，介绍人写黄红花；2.每次送货均是送至黄红花指定的收货点（因为多圣公司没有仓库且比较小，故大部分送货是到黄红花指定的出货点，小部分是送到多圣公司处），唐启查将送货单及收货人的白条，通过微信拍照发给黄红花。本案提交的送货单是没有付款的，已付款的送货单无提交；3.当时口头约定是交货后15天付款，后来买卖变成一个月，再后来黄红花说生意困难就拖着没有付款，唐启查去追她款是她就出具了欠条。欠条书写之日欠款为404467元，在起诉之前黄红花偿还54000元，故目前尚欠货款为350460元；4.2014年至2015年最开始的一两单交易，唐启查是与多圣公司有签订合同，该合同已履行完毕，之后继续交易就没有签订合同。黄红花、黄顺花、严云荣称多圣公司无和唐启查签订过书面合同，涉案交易是唐启查和黄红花个人之间的交易，因为本案不是多圣公司债务故公司注销前无通知唐启查申报债权。黄红花、黄顺花、严云荣称黄顺花和黄红花是姊妹关系，唐启查对此予以确认。以上事实，有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清算报告、股东会决议、备案通知、送货单、微信聊天记录及唐启查陈述等证据证明。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焦点：一是涉案买卖合同关系的买方是黄红花还是多圣公司？二是黄顺花、严云荣作为多圣公司股东应否对涉案债务承担责任？分析如下。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第一，黄红花向唐启查出具的欠条是写“多圣服饰有限公司黄红花欠唐启查的货款……”。按常理分析，如果该货款与多圣公司无关，则无需写上多圣公司。第二，黄红花是多圣公司的股东，且曾是公司的执行董事及经理。黄红花、黄顺花、严云荣在庭审中亦陈述多圣公司注销前是由黄红花、黄顺花、严云荣经营管理。故由黄红花处理与唐启查的交易，是符合多圣公司的经营活动。第三，涉案买卖货物是服装，此属于多圣公司的经营范围内（加工、批发、零售服装）。综上，唐启查追款至多圣公司处并由黄红花出具欠条确认所欠货款，根据现有证据，唐启查主张涉案买卖合同关系的买方是多圣公司，而非黄红花个人的意见，更为合理可信，有理有据，一审法院予以采纳。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虽然唐启查提供的送货单无收货人签名，但黄红花出具的欠条已确认欠唐启查货款404467元，如前所述，鉴于黄红花的公司股东身份，应认定为其是代表多圣公司出具欠条确认所欠货款。唐启查确认黄红花之后已还款54000元，黄红花对此认可，且黄顺花、严云荣无举证证明多圣公司已付清上述货款，故一审法院认定多圣公司尚欠唐启查货款为404467-54000=350467元，该款应当予以支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一条规定：“公司清算时，清算组应当按照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的规定，将公司解散清算事宜书面通知全体已知债权人，并根据公司规模和营业地域范围在全国或者公司注册登记地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进行公告。清算组未按照前款规定履行通知和公告义务，导致债权人未及时申报债权而未获清偿，债权人主张清算组成员对因此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第十九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以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在公司解散后，恶意处置公司财产给债权人造成损失，或者未经依法清算，以虚假的清算报告骗取公司登记机关办理法人注销登记，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黄红花、黄顺花、严云荣作为多圣公司的股东决议解散公司，应当按法律规定进行清算，但其在清算过程中无依法告知唐启查申报债权，在多圣公司欠唐启查货款的情况下出具注销清算报告承诺公司债务已清算完毕，并将公司清算剩余资产618666.61元进行了分配，将多圣公司注销。上述行为严重损害债权人唐启查的合法利益。现唐启查要求黄红花、黄顺花、严云荣支付货款350467元及从起诉之日（即2018年10月9日）起至清偿之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利息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遂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一条、第十九条的规定作出判决如下：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黄红花、黄顺花、严云荣向唐启查支付货款350467元及利息（以350467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8年10月9日起计算至清偿之日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557元，由黄红花、黄顺花、严云荣负担。经审查，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查明如下事实：在涉案《欠条》主文第一行中，曾出现两个“欠”字。第一个“欠”字出现在“多圣服饰有限公司”名称后，但该“欠”字被手改划掉。“多圣服饰有限公司”名称后直接跟“黄红花”名字，且唯一的“欠”字紧随“黄红花”名称后。唐启查称在签署《欠条》时没有注意该细节。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认为，本案为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问题有二：其一，就涉案货款的形成与唐启查发生交易关系的相对方如何确定？其二，黄顺花、黄红花、严云荣在对多圣公司清算过程中是否存在履职不当行为，以及应否就此承担赔偿责任？本院分析认定如下：第一，唐启查认为一直以来与其发生交易的相对方均为多圣公司，且多圣公司以其自己名义下单和签订部分合同，但均无提交证据证实。先不论双方之前的交易模式为何，但在涉案货款交易发生期间，唐启查送货单上写明的收货人信息均为黄红花个人，而无体现多圣公司任何线索。此外，唐启查在追款过程中，均是向黄红花个人追讨，且在已付款金额中，也都是黄红花个人账户付款，均无体现多圣公司与唐启查缔结买卖合同关系的意思表示。第二，唐启查认为黄红花系多圣公司股东和曾经的执行董事兼经理，有权代表多圣公司与其发生事实上的买卖关系。但是，该职务代表或表见代理行为成立的基本要素之一，是黄红花以多圣公司名义与唐启查展开交易。但在本案货款发生的交易过程中，体现的均为黄红花个人的意思表示，且其一审期间也确认系个人与唐启查成立买卖合同关系，并无证据证实黄红花系履行其担任多圣公司股东和经理的职务行为。第三，涉案《欠条》系黄红花个人名义出具，欠款人处既无记载多圣公司名称，也无加盖多圣公司公章。《欠条》主文虽出现多圣公司名字，但从《欠条》基本文义和汉语语法来看，“多圣服饰有限公司”仅是对黄红花身份的界定，《欠条》主文所列明的欠款主体是黄红花而非多圣公司。更为重要的是，从《欠条》文字形成过程来看，各方曾将多圣公司列为欠款主体，但之后又修改了《欠条》文字表述，明确黄红花为欠款义务主体，唐启查对此并无提出异议。综上，从本案现有证据来看，就涉案货款的形成与唐启查发生交易关系的相对方为黄红花，而非多圣公司。唐启查以多圣公司注销过程中，清算责任人履约不当为由，要求清算人个人承责，于法无据。严云荣虽未提起本案上诉，但其承担责任的基础并不存在，故本院对严云荣个人承责问题一并予以更正。黄红花系涉案交易的相对方及欠款主体，其在一审期间同意承担付款责任，也未对一审判决提出上诉。因此，黄红花承担责任的法律基础虽与唐启查主张不同，但实际付款结果并无发生实质变化，故本院对黄红花的承责问题一并解决。综上所述，黄顺花上诉请求成立，一审判决对涉案货款交易相对方的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同时，因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故相应的利率标准应当予以调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8）粤0111民初13229号民事判决；二、原审被告黄红花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被上诉人唐启查支付货款350467元及利息（以350467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2018年10月9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以350467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款项之日止）；三、驳回被上诉人唐启查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557元，由原审被告黄红花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6557元，由被上诉人唐启查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汤 瑞审判员 国平平审判员 易超前二〇二〇年六月四日书记员 林燕贞梁惠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