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1民终182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蒋亚洲，男，1980年9月19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史军，江苏金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梅学山，男，1979年7月1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蚌埠市怀远县，现住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晶，江苏宁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蒋亚洲因与被上诉人梅学山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9)苏0106民初112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蒋亚洲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史军、被上诉人梅学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晶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蒋亚洲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2016)苏0106民初8036号民事调解书中的“双方之间所有纠纷一次性解决，再无其它纠葛”，包括本案中的纠纷，梅学山本案中要求蒋亚洲支付合作收益，不应得到支持，双方纠纷已经全部了掉。从调解协议第六条的字面意思理解，应解释为双方已发生的纠纷均已解决完毕。如该条款仅局限为解决前五条所述纠纷，不包括本案纠纷，则应约定为双方就上述案件纠纷一次性解决，再无其他纠葛，而非双方之间纠纷一次性解决。因当时本案纠纷双方未通过法院起诉，故未在调解书中列明。但在（2016)苏0113民初4073号案件中，梅学山将本案的合伙协议作为证据提交法院，提出拿34200元抵扣路虎车的保险和售车款。后梅学山对该案上诉，在其之后向法院提交的撤回上诉申请中，梅学山也陈述一次性解决所有纠纷。并且，调解书生效以后，梅学山和蒋亚洲之间没有因本案或其他纠纷再诉至法院。即使后来案外人姜荣亮就本案涉及的合伙协议起诉蒋亚洲，梅学山也只是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这也证明了双方2016年签订的调解协议中所有纠纷是包含案涉纠纷的；2.一审法院对合同的效力未作出认定错误。本案中，梅学山与蒋亚洲、案外人姜荣亮签订的合作协议，目的是购买一辆事故车，以不合格或以次充好的配件进行修理，然后转手贩卖，获取利润。该行为显然违反了法律规定，依法应当认定协议无效；3.梅学山仅介绍姜荣亮参与，案涉路虎车的修理费是姜荣亮出资，其他相关事宜均由蒋亚洲办理，梅学山没有履行合作协议的任何义务，依法不应当获取合作收益。此外，合作所得利润一审法院认定有误。实际上，车子除购置费用和维修费用外，还有评估费、律师费等其他费用，最终利润远远小于311160元，一审法院认定的合作利润对上诉人有失公平；4.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梅学山2013年就已经知道案涉路虎车被出售，但其没有在有效的诉讼期间内向上诉人主张，其本次诉讼已过了诉讼时效。梅学山辩称，1.（2016)苏0106民初8036号民事调解书中所称的“双方之间所有纠纷一次性解决”，仅是指调解书中列明的纠纷。在调解协议达成之时，梅学山不知道本案的合作协议到底是否存在利润，利润是多少，在此之前双方也没有过诉讼。在（2016)苏0113民初4073号案件中，蒋亚洲一直否认存在利润，法院最终没有采纳梅学山要求抵扣的抗辩意见，一直至姜荣亮诉讼，（2018)苏01民终2806号民事判决才明确本案存在利润需要分配，此时双方的纠纷才开始实际发生。因此，双方不可能就本案的合作利润达成调解协议，本案的纠纷双方实际上并没有解决，调解书当然不可能包括本案的纠纷；2.对于合作协议的效力以及是否履行、利润的多少，已经经过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两次审理，确认合作协议有效，利润的计算经过生效判决的认定，上诉人对该协议的效力提出质疑，是不成立的；3.三人履行的义务有不同的分工，姜荣亮出资44万，梅学山负责介绍姜荣亮参与本次项目，同时负责监督维修，梅学山履行了合作协议约定的义务，要求分配利润，理由正当；4.本案没有过诉讼时效，合作协议中未约定履行期限，梅学山直到（2018)苏01民终2806号民事判决才明确利润的多少，在该案庭审中及庭审前，梅学山也多次向蒋亚洲要求分配利润。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梅学山一审诉讼请求：1.蒋亚洲向梅学山支付合作利益82790元，并支付利息（以82790元为基数，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8年7月20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2.蒋亚洲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5月9日，梅学山与蒋亚洲、案外人姜荣亮签订了一份《合作协议》（以下简称案涉合作协议），约定：现有一辆黑色路虎事故车（牌号苏Ａ×××××、车架号SALAN2F46BA562958），由三人合作收购，总投资为50万元，保险理赔及车辆维修由三人共同参与，利润姜荣亮分50%，蒋亚洲和梅学山分50%；姜荣亮出资44万元，利润分成及风险三人共同承担；购车款为50万元，保险公司初步定损为20万元以上，其他事宜三人协商解决。协议签订当日，姜荣亮通过银行转账、现金等向蒋亚洲支付44万元，蒋亚洲在合作协议下方签收收条，载明：今收到姜荣亮投资合作款44万元。2013年10月15日，案涉车辆原车主方进立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分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出具（2013）玄商初字第908号民事调解书，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分公司给付方进立理赔款及鉴定费合计433160元。同年11月6日，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向方进立在中国农业银行尾号为7175的银行账号付款433160元，同日，该账户向蒋亚洲名下尾号为1514的银行账号转支200000元，另外又分别四次现支5000元，转支215549元，交易后余额为0。其中转支的215549元的交易行号为1104。2013年9月27日，案涉车辆所有人变更为张艳，车牌号变更为苏Ａ×××××。同年10月17日，案涉车辆所有人变更为蒋亚洲，车牌号变更为苏Ａ×××××，同日，蒋亚洲将案涉车辆转卖给孙文彬，转让款为498000元。2013年12月11日、13日、14日、21日，蒋亚洲通过其银行账户分别向姜荣亮转款20万元、4万元、16万元、4万元，合计44万元。2016年，梅学山与蒋亚洲之间因合作购买事故车辆维修后转卖而从中赚取差价发生了多起纠纷，二人互为原、被告诉至法院。2016年7月，因梅学山、蒋亚洲之间购买苏Ａ×××××号（原车牌号）车辆产生纠纷，蒋亚洲将梅学山诉至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法院，在2016年8月25日的庭审中，梅学山陈述，“之前和梅学山协商过，案涉车辆的34200元抵扣二手路虎车的保险和售车款。梅学山把合作买的二手路虎车卖了，不跟我们说。”在该案中，梅学山抗辩以此为由未向蒋亚洲支付购车款，但判决结果对该抗辩意见并未采纳。2016年8月，因梅学山、蒋亚洲合作购买苏Ａ×××××号事故车产生纠纷，梅学山将蒋亚洲诉至法院，在审理中，双方自愿达成调解协议，法院于2016年11月16日作出（2016）苏0106民初8036号民事调解书，约定：“一、蒋亚洲作为南京中沃汽车维修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承诺向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法院申请解除对（2014）鼓民初字第6405号执行款的冻结；二、蒋亚洲撤回（2016）苏0113民初6155号案件的起诉，不再就此案向梅学山主张任何权利；三、蒋亚洲作为南京中沃汽车维修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承诺撤回（2016）苏0113民初1981号案件【二审案号：（2016）苏01民终9316号】的起诉，不再就该案向梅学山主张任何权利；四、梅学山撤回对（2016）苏0113民初4073号案件的上诉，蒋亚洲不再就该案的判决内容向梅学山进行主张，视为梅学山已履行了该判决确定的给付义务；五、梅学山给付蒋亚洲12000元，上述款项从（2014）鼓民初字第6405号案件的执行款中支付；六、双方之间所有纠纷一次性解决，再无其它纠葛。”2017年9月4日，因案涉合作协议合作收益的分配纠纷，姜荣亮将蒋亚洲诉至法院，梅学山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经两审终审，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8）苏01民终2806号民事判决书中认定案涉合作的收益为331160元，判决蒋亚洲向姜荣亮支付50%的合作利润，即165580元。后蒋亚洲不服终审判决，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在（2019）苏民申1630号民事裁定书中，裁定驳回蒋亚洲的再审申请。在（2018）苏01民终2806号案件中2018年5月4日的庭审中，梅学山向法庭陈述：我也要向蒋亚洲主张，但是蒋亚洲没有给过我，我在案件之前一直向他口头索要过，但是他一直没有给。一审法院认为，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本案中，梅学山与蒋亚洲、案外人姜荣亮签订《合作协议》，对出资和经营作出了约定，并实际开展了经营活动，该《合作协议》系各合作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各合作人应当按照合作协议的约定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本案《合作协议》除利润分成外，均已实际履行，对于姜荣亮的利润分成，已由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苏01民终2806号民事判决书予以确定。同时，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合作的收益为331160元。按照《合作协议》的约定，梅学山与蒋亚洲分得利润为50%，二人内部利润分配未作约定，故梅学山应当分得25%的合作利润，即82790元。因该合作利润实际由蒋亚洲控制并管理，故应当由蒋亚洲向梅学山承担付款责任。因梅学山在2018年5月4日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苏01民终2806号案件的庭审中已主张过该合作收益，故梅学山主张蒋亚洲自2018年7月20日起向其支付逾期利息，未违反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关于本案纠纷是否处理完毕问题。蒋亚洲辩称在2016年11月16日之前，梅学山、蒋亚洲的经济纠纷在法院（2016）苏0106民初8036号民事调解书中约定一次性解决，已经处理完毕。法院认为，法院（2016）苏0106民初8036号民事调解书中约定条款第六条，是针对该调解书前五条的约定，意在解决前五条所述权利人诉请或申请解决全部纠纷，尚未包括本案纠纷，民事调解书约定的纠纷与本案纠纷无关，故法院不予采纳。关于诉讼时效问题。法院认为，诉讼时效是指民事权利受到侵害的权利人在法定的时效内不行使权力，当时效期间届满时，债务人获得诉讼时效的抗辩权。本案中，合作协议虽签订于2013年5月9日，但双方对利润分成的履行期限未作约定，且案涉车辆实际由蒋亚洲掌控，蒋亚洲并无证据证明其已告知梅学山案涉车辆何时卖出，2016年8月25日，梅学山在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法院（2016）苏0113民初4073号案件庭审笔录中的陈述可认定，梅学山已知案涉车辆卖出，至此诉讼时效开始计算。2018年5月4日，在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苏01民终2806号案件的庭审笔录中，对于合作收益，梅学山明确表示：“我也要向蒋亚洲主张，……”，至此，诉讼时效中断，故对蒋亚洲关于梅学山行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已届满的辩称意见，法院不予采纳。综上，一审法院判决：蒋亚洲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梅学山支付82790元，并支付利息（以82790元为基数，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8年7月20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上诉人蒋亚洲提供了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法院（2016）苏0113民初1132号案件（原告张艳诉被告梅学山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的庭审笔录，梅学山在笔录中陈述“以前蒋亚洲欠我钱，所以讲车辆抵押给我的，2012年我与蒋亚洲买一辆路虎车，车牌号记不清，蒋亚洲将车卖了，没有将车款给我，蒋亚洲欠我的是10万元欠款，没有借条，将车抵押给我了”，涉案路虎车挂在张艳名下，以证明梅学山在该案中主张涉案路虎车利润为10万元，车辆抵给梅学山。经质证，梅学山主张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且与本案无关。此外，上诉人蒋亚洲向本院提供了其本人以及蒋亚洲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南京中沃汽车维修有限公司与梅学山之间在法院所涉诉讼的案件材料，分别为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4）鼓民初字第6405号民事判决书、本院（2015）宁民终字第2917号民事调解书；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法院（2016）苏0113民初6155号案件起诉状、谈话笔录、蒋亚洲的撤诉申请；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法院（2016）苏0113民初1981号民事判决书、民事裁定书、本院（2016）苏01民终9316号民事裁定书、梅学山的撤诉申请；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法院（2016）苏0113民初4073号民事判决书、梅学山的撤诉申请等证据，梅学山对此无异议。蒋亚洲主张据此双方之间所涉的纠纷已全部解决完毕。梅学山抗辩认为，双方之间的纠纷全部解决仅限于（2016）苏0106民初8036号民事调解书涉及到的五个案件，涉案路虎车当时尚未产生纠纷，未纳入调解的范围。上述事实，有合作协议、（2016）苏0106民初8036号民事调解书、（2016）苏0113民初4073号庭审笔录、民事判决书、（2018）苏01民终2806号民事判决书、庭审笔录、谈话笔录、（2019）苏民申1630号民事裁定书、（2014）鼓民初字第6405号民事判决书、（2015）宁民终字第2917号民事调解书、（2016）苏0113民初6155号案件起诉状、谈话笔录、蒋亚洲的撤诉申请、（2016）苏0113民初1981号民事判决书、民事裁定书、（2016）苏01民终9316号民事裁定书等证据予以证实。本院认为，蒋亚洲与梅学山就（2016）苏0106民初8036号案件，经一审法院主持达成调解协议，约定“双方之间所有纠纷一次性解决，再无其它纠葛”。蒋亚洲认为“双方之间所有纠纷一次性解决”应指双方之间的全部纠纷均已解决，而梅学山则认为仅指调解协议中涉及到的案件纠纷双方再无其他纠葛。对此，本院认为，“双方之间所有纠纷一次性解决”应理解为所涉案件内外当事人均不再存在纠纷，本案所涉纠纷已经通过本次调解一次性解决。理由如下：其一，从语句字面意思上来看，该条款并未特指调解协议所涉纠纷，按照正常逻辑，如为特指，应表述为“双方之间就上述纠纷一次性解决”。“双方之间所有纠纷”的表述是明确的，意指在（2016）苏0106民初8036号案件调解中双方就已经发生的数次诉讼，包括本案争议在内一次性予以解决，双方的债权债务清结，不应产生其他纠纷。梅学山辩称仅指调解协议中涉及到的案件纠纷双方再无其他纠葛，不符合调解书的通常表述方式。其二，从梅学山在调解所涉案件中的诉辩内容及处理结果来看，梅学山在（2016）苏0113民初4073号案件中，提到蒋亚洲将合作买的涉案路虎车卖了，提出其未付的车款抵扣涉案路虎车的保险和售车款。该主张虽未得到法院支持，但表明梅学山对与蒋亚洲就涉案路虎车的合作收益存在纠纷是明知的，并在相关案件中提出了抗辩，该抗辩对双方的诉讼意图和诉讼行为都存在一定的影响。从一般常理分析，蒋亚洲不大可能在双方尚有纠纷未解决的情况下仅就已诉讼的数起案件作出处理，并在调解中让步，其让步前提应是双方不再产生其他纠纷，也就是双方纠纷的一次性解决。现梅学山主张双方仅就调解协议中涉及到的案件进行处理解决，有悖常情，本院不予采信。其三，从梅学山向法院提交的撤回对（2016）苏0113民初4073号民事判决书的上诉申请来看，梅学山称与蒋亚洲自愿达成了调解协议，一次性解决所有纠纷，该表述没有歧义，应认定双方之间所有纠纷一并处理完毕，不再存在未了结的债权债务关系。且在双方达成调解后，梅学山、蒋亚洲之间在法院不再有案件，直至案外人姜荣亮起诉要求合作收益并得到法院支持后，梅学山才起诉本案。因此，不管梅学山诉讼请求中所主张的合作收益能否成立，因（2016）苏0106民初8036号民事调解书已发生法律效力，对双方当事人均应具有约束力。梅学山再行提起本案诉讼，本院不予支持。综上，蒋亚洲的上诉请求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本院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9)苏0106民初11230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梅学山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974元，减半收取98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974元，均由梅学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剑飞审 判 员 王长春审 判 员 洪 霞二〇二〇年六月十日法官助理 冯 莹书 记 员 苏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