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民终351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詹国顺，男，1974年3月1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石景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德胜，北京市尚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郑玲宇，北京市尚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铜川平安中西医结合医院，住所地陕西省铜川市王益区五一路火车站51号。法定代表人：何习英，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杰，北京常鸿（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詹国顺因与被上诉人铜川平安中西医结合医院（以下简称铜川医院）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7民初201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詹国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詹国顺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詹国顺与铜川医院为借贷关系而非投资关系。詹国顺与张某、许某1、詹某曾达成出资设立医院的合意,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张某等合伙人及铜川医院均以行动变更了意思表示。首先,铜川医院在设立时未将詹国顺登记为出资人;其次,詹国顺未实际参与过铜川医院的经营管理,也从未享有出资人的相关权利。故《铜川医院股权确认书》没有实际履行便被《收款确认书》所替代。根据尊重合同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上述行为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合同各方当事人实际变更了合同义务。铜川医院作为实际用款人,理应承担还款义务。詹国顺与铜川医院实际控制人张某及詹某、许某1三人电话协商沟通后,由铜川医院起草加盖印章,公司股东兼出纳许某2在自己的办公室于2019年7月1日将《收款确认书》交付给了詹国顺。《收款确认书》加盖了铜川医院的公章及法人章,铜川医院亦认可公章及法人章的真实性。其他投资人与铜川医院均有利害关系,法院仅凭证人证言,在铜川医院未提出其他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即认定《收款确认书》来源不合法,有失偏颇。二、一审法院未对其认定的法律关系予以释明,存在重大疏漏,程序违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的限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指定举证期限。”一审法院未在庭审中告知詹国顺法院认定本案法律关系为投资关系,也没有要求詹国顺变更诉讼请求,补充证据,便径行在一审判决书中作出判定,存在重大疏漏,也直接剥夺了詹国顺的合法诉权和陈述权利。属于明显的程序违法。三、《铜川医院股权确认书》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二十一条的规定:“民办非企业单位的资产来源必须合法,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私分或者挪用民办非企业单位的资产。民办非企业单位开展章程规定的活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的合法收入,必须用于章程规定的业务活动。”另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八十四条的规定:“非营利组织的财产及其孳息不用于分配。”故铜川医院作为民办非企业单位,不得分红。而《铜川医院股权确认书》却明确约定“医院产生的利润到达壹佰伍拾万元整做为一次股东分红”,故此,《铜川医院股权确认书》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而一审法院在未进行释明的情况下,竟对并非诉讼请求审查范围内的《铜川医院股权确认书》进行效力审查,一方面剥夺了双方的陈述、举证和答辩的权利,另一方面也未充分进行调查进而作出错误判定,更是明显的超范围审查和处理,实属程序错误。铜川医院辩称，不同意詹国顺的上诉请求，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詹国顺以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提出诉请，但詹国顺与铜川医院之间系投资关系而非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一审法院告知过詹国顺双方之间属于投资关系，詹国顺坚持以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进行诉讼，一审不存在程序违法的情形。《铜川医院股权确认书》未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认定有效。詹国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铜川医院偿还詹国顺借款本金130万元及约定利息20万元；2．判令铜川医院偿还詹国顺逾期利息36756．16元（利息计算至债务全部清偿日止。现暂从2019年8月1日计算至起诉之日即2019年9月11日，按年利率24％计息，共计36756．16元）；3．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由铜川医院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铜川医院为民办非企业单位，开办资金为100万元。铜川医院民办非企业单位章程中载明：铜川医院性质为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合伙人为何习英、许某2、詹志鹏，开办资金100万元；出资者何习英出资金额为60万元、许某2出资金额20万元、詹志鹏出资金额20万元；单位的决策机构为合伙人会议，合伙人会议由全体合伙人组成，合伙人会议行使处分财产、入伙、退伙等事项的决定权；章程修改、单位分立、合并或终止等重要事项会议，须经全体股东2／3以上通过方为有效；合伙人在不给单位事务造成不利影响下，可以退伙，但必须提前30日通知其他合伙人；退伙人对其退伙前已发生的本单位债务，与其他合伙人承担连带责任；其投入的开办资金，退伙时不能返还；本章程经2017年7月24日全体合伙人决议通过，自登记机关核准之日起生效。2018年1月22日，甲方张某、乙方詹国顺、丙方许某1、丁方詹某与铜川医院共同签署《铜川医院股权确认书》，其中载明：经甲、乙、丙、丁四方基于现有股权事实基础上共同确认如下事项：一、甲方在铜川医院占20％的股权；二、乙方在铜川医院占15％的股权；三、丙方在铜川医院占25％的股权；四、丁方在铜川医院占40％的股权；五、医院总投资捌佰万元整由以上四方按占股比例用货币资金方式支付。医院产生的利润到达壹佰伍拾万元整做为一次股东分红（分红壹佰万，伍拾万做为医院流动资金）；六、根据医院章程规定享受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包括股东权益、重大决策、表决权、查账权、处置权等章程和法律赋予的全部权利；七、本确认书一式肆份，签署肆方各执一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另，詹国顺于2016年8月13日向崔秋玲转账45万元、于2016年12月6日向张某转账30万元、于2017年10月12日向张某转账15万元、于2017年11月10日向张某转账15万元、于2018年6月7日向许某2转账15万元、于2019年4月13日向许某2转账10万元（增资款）。铜川医院认可收到上述款项合计130万元，且认为该款项系詹国顺按照股权确认书约定向铜川医院支付的出资款项。庭审中，詹国顺提交日期为2019年6月30日（日期为手写，其他内容为打印）、加盖铜川医院印章及法人何习英个人名章的《收款确认书》一份，该收款确认书载明：“我单位已收到詹国顺先生支付款项共计130万元，其中：2016年8月13日支付45万元；2016年12月6日支付30万元；2017年10月12日支付15万元；2017年11月10日支付15万元；2018年6月7日支付15万元；2019年4月13日支付10万元。以上款项原系詹国顺为履行2018年1月22日签订的《铜川医院股权确认书》所支付的投资款，鉴于铜川医院在设立时未按照《铜川医院股权确认书》实现詹国顺先生的股东（出资人）资格，后续经营中詹国顺先生亦未享有股东（出资人）的相关权利，根据目前的客观情况，我单位经与詹国顺先生协商，确认将詹国顺先生已支付的投资款转作我单位因设立和经营需要向詹国顺先生的借款。该笔借款的数额以本确认书确认数额为准，我单位承诺于2019年7月30日（该日期手写）之前偿还完毕借款本金130万元，同时支付给詹国顺先生借款期间的利息20万元，合计150万元。如我单位未按时偿还前述本金和利息，我单位同意以未偿还借款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24％的标准向詹国顺先生支付逾期期间利息，直至借款本金和利息全部偿还完毕为止。我单位与詹国顺先生协商后同意：因该笔借款所起争议或纠纷均应向詹国顺先生现居住地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詹国顺以此证明铜川医院确认将詹国顺对铜川医院的投资款转为向詹国顺的借款，双方之间形成借款合同法律关系。铜川医院主张詹国顺、张某、詹国顺、许某1、詹某系铜川医院的实际投资人，何习英、许某2、詹志鹏仅系铜川医院登记意义上的名义投资人，詹国顺作为铜川医院实际股东兼市场部负责人参与了医院经营管理，詹国顺所持《收款确认书》印章系其利用工作之便自行加盖，该《收款确认书》不是铜川医院及其他投资人真实意思表示，铜川医院及实际投资人均不予认可。铜川医院虽无直接证据证实《收款确认书》中铜川医院及法定代表人印章系詹国顺自行加盖，但詹国顺不能充分证实该《收款确认书》来源的合法性。即便该收款确认书的印章系保管人张某、许某2同意为其加盖，但仍构成因恶意抽逃出资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无效行为。詹国顺承认其与詹国顺、张某、许某1、詹某（简称：詹国顺等四人）系铜川医院的合伙投资人，但否认参与过铜川医院的经营管理，亦否认其实际投资人股东身份，主张因后期发现铜川医院未将其登记备案为显名股东，且铜川医院财务混乱，故经与铜川医院实际控制人张某及印章保管人许某2两人电话协商沟通后，由铜川医院起草加盖印章，公司股东兼出纳许某2在自己的办公室于2019年7月初将《收款确认书》交付给了詹国顺。铜川医院提交日期为2019年7月、8月由詹国顺签字的报销单若干，以证实詹国顺在该期间以投资人名义参与医院管理事务并到财务许某2处报销费用，有机会接触到印章，詹国顺的行为与其主张与铜川医院之间的借贷关系存在矛盾。其中该若干报销单中记载的报销部门为市场部、报销内容为花费、饭费、招待费、义诊号费、餐费、烟酒水等项目，均有出纳许某2、部门主管张某的签字。詹国顺认可其中部分报销单的真实性，但抗辩称系帮工而报销了部分费用。铜川医院为证实其主张申请许某2、张某、许某1、詹某作为证人出庭作证。证人经隔离后分别到庭作证，接受了法庭询问及双方质询，证人就其作证内容分别与詹国顺的主张相互进行了对质。其中，证人许某2陈述称：许某2系铜川医院登记的显名股东，负责公司财务和公章、法人名章的保管，詹国顺等四人系公司的实际控制的隐名股东，公司日常决策由张某负责，公司加盖印章须张某同意后经手许某2加盖并登记，许某2没有向詹国顺出具过《收款确认书》，亦未加盖过印章，詹国顺是铜川医院市场部负责人，期间詹国顺在其办公室报销了部分差旅费用；詹国顺上班时经常到许某2办公室聊天，其上洗手间时公章时没有锁着的。证人张某陈述称：张某等四人系铜川医院实际投资控制人，共同负责公司经营决策，其中张某担任总经理，负责医院日常经营管理，许某2保管公司印章，詹国顺担任外联部证人负责市场宣传，期间詹国顺亦在单位报销了相应的费用；公司用章由许某2保管，用章须经张某同意后在许某2处登记盖章，张某从未同意或授权向詹国顺出具过《收款确认书》，詹国顺等四人从未就詹国顺退股事宜协商过或达成过任何决议文件；詹国顺经常到许某2办公室，2019年7月、8月期间一直在查账，有机会解接触到公司的印章。证人詹某出庭作证陈述称：詹国顺等四人系铜川医院的实际投资人，詹某负责外联部，从未与詹国顺商谈退股事宜，对《收款确认书》亦不知情，公司公章由许某2保管，须将总经理张某同意后才能加盖公司印章，詹国顺在市场部上了2个月的班。证人许某1出庭作证陈述称：何习英、许某2、詹志鹏仅是铜川医院找来的登记名义上的股东，2018年铜川医院登记在该三人名下，詹国顺不放心找到张某写了股权确认协议，张某等四人系实际投资股东，四人之间通过微信群交流开支等状况，没有与詹国顺商谈过退股事宜，对《收款确认书》亦不知情。张某、许某1、詹某共同到庭表示，其与詹国顺签订的股权确认书是有效的，不认可詹国顺所持有《收款确认书》的效力，张某、许某2均明确否认经二人协商后向詹国顺出具了《收款确认书》。詹国顺认为上述证人与铜川医院均存在利害关系，故其证言不足为信。詹国顺于2019年11月30日向该院提交的书面说明中载明：其于2019年6月通过电话与张某、詹某、许某1三方协商一致同意后，许某2于2019年7月1日亲手向其交付了《收款确认书》。该院经向铜川医院登记的出资人何习英、詹志鹏核实，何习英陈述称，其仅为铜川医院登记的出资人和法定代表人，并未实际出资和参与医院的经营管理，医院实际出资人为詹国顺、张某、许某1、詹某，认可各方签署的《铜川医院股权确认书》，医院公章及何习英个人名章由许某2保管，未授权许某2等在《收款确认书》盖章，对此亦不知情，亦不予认可。詹志鹏表示，其仅为铜川医院登记出资人，并未实际出资，实际出资人为詹国顺、张某、许某1、詹某，认可各方签署的《铜川医院股权确认书》，对《收款确认书》不知情，亦不予认可。本案中，詹国顺向该院申请对铜川医院进行财产保全，该院依法作出（2019）京0107民初20128号民事裁定书，并实施保全措施。为此，詹国顺交纳保全费5000元。一审法院认为，综合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及查明的事实，一审法院将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归纳为：一是詹国顺、铜川医院之间实际诉争法律关系性质的认定；二是詹国顺与铜川医院是否存在将詹国顺的出资款转变为借贷的合意；三是詹国顺所持《收款确认书》对铜川医院是否具有约束力。一、关于双方实际诉争权利义务关系性质的认定问题。正确认定当事人所实施行为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是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基本任务和作出裁判结果的前提。人民法院对法律关系的性质作出判断，要以客观事实为前提，而非仅仅根据当事人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当事人起诉的法律关系与实际诉争的法律关系不一致的，人民法院结案时应当根据法庭查明的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相应变更案件的案由。詹国顺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铜川医院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进行审理。本案中，詹国顺以所持《收款确认书》主张与铜川医院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铜川医院不认可詹国顺主张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而主张双方之间系投资关系，詹国顺实际为铜川医院实际出资的隐名出资人。结合《收款确认书》载明的内容、双方陈述意见及证人证言，可以认定双方之间系出资等形成的合同法律关系。故本案应当按双方之间基础法律关系即因出资等形成合同权利义务法律关系进行审理。二、关于詹国顺与铜川医院是否存在借贷的合意问题。根据《民法总则》、《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可基于双方或多方意思表示一致成立，也可基于单方的意思表示成立。法人、非法人组织依照法律或章程规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作出决议的，该决议行为成立。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当事人对合同变更内容约定不明的，推定未变更。同时，设立民办非企业单位，需要制定相应的章程，且其章程对法人内部相关人员均具有约束力。本案中，铜川医院章程明确规定，铜川医院决策机构为合伙人会议，涉及合伙人的加入、退出等重大事项时须由合伙人会议决定。詹国顺等四人与铜川医院于2018年1月22日共同签署的《铜川医院股权确认书》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对各方具有约束力。根据《铜川医院股权确认书》的约定，詹国顺实际享有铜川医院20％股权，包括詹国顺在内的各方实际出资人应根据铜川医院章程的规定享受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鉴于《铜川医院股权确认书》就詹国顺等四人的出资股权比例、利润分配、股东权利义务行使等均作出明确的约定。故詹国顺作为铜川医院实际出资人，涉及其退出、出资转为借贷等重大事项，应当经合伙人会议或由铜川医院实际出资人共同决定。庭审中詹国顺述称，其经与张某及印章保管人许某2电话沟通后，许某2于7月初在自己办公室将已起草并打印好的《收款确认书》交付给詹国顺。詹国顺在2019年11月30日向该院提交的书面说明中载明，其通过电话与张某、詹某、许某1三方协商一致同意后，许某2于7月1日将《收款确认书》交付给詹国顺。对此，张某、许某1、詹某、许某2均予以否认。詹国顺亦未能提交证实其与张某、许某1、詹某、许某2就借贷合意进行协商并由许某2起草并交付《收款确认书》有效证据。此外，从《收款确认书》所载内容分析，该《收款确认书》除两处日期为手写外，其余均为打印，且《收款确认书》仅加盖了铜川医院的公章及法人个人名章，并未有经办人或法定代表人签字确认。故在詹国顺未能充分证实各方签署的《铜川医院股权确认书》已废止，且其与铜川医院其他实际出资人张某、许某1、詹某就其出资关系变更为借贷合意的前提下，仅凭詹国顺所持《收款确认书》，其主张无法达到双方存在借贷合意的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无法满足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成立的前提条件，即存在借贷合意。三、关于詹国顺所持《收款确认书》对铜川医院是否具有约束力问题。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之人在合同上加盖法人公章的行为，表明其是以法人名义签订合同，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形外，应当由法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在民商事法律中，以公示公信和外观主义原则，外观主义旨在保护交易安全，一般适用于因合理信赖权利外观或意思表示外观的交易行为，以保护外部善意第三人。但外观主义并不适用内部关系。尽管詹国顺所持《收款确认书》加盖了铜川医院公章，但铜川医院提交的《铜川医院股权确认书》、报销单以及张某、许某1、许某2、詹某的证人证言等证据材料，相互之间能够相互印证，已构成完整证据链，足以证实詹国顺系铜川医院实际出资人，涉案130万元款项系其交纳的出资款，且詹国顺亦参与了铜川医院的经营管理活动。从公司内部关系讲，詹国顺作为铜川医院的实际出资人和经营管理人员，对《铜川医院股权确认书》以及对铜川医院章程规定的相关退出、重大事项决策等决议机关及决议程序应当是明知的，即应当遵守章程规定的共同决议程序。故在詹国顺不能证实其有关退出、出资转为借贷等行为，系经过铜川医院合伙人会议或由铜川医院实际出资人共同决议的情况下，亦无法充分证实所持《收款确认书》系善意取得，系所主张的借贷法律关系中的善意的债权人。故《收款确认书》对铜川医院不具有约束力。因此，关于詹国顺主张铜川医院返还借款及利息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此外，铜川医院于本案开庭后提交申请书，要求恢复法庭调查，鉴于其恢复法庭调查的具体理由及相关情况，不影响本案裁判结果，故不予准许。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七十七条、第七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詹国顺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中，詹国顺向本院提交以下新的证据材料：2019年6月30日詹国顺从北京前往西安的购买火车票情况及2019年7月28日詹国顺从西安前往北京的火车票，证明詹国顺与张某、詹某、许某1电话沟通确认终止投资合作，并将投资款转为公司借款事宜后，于2019年6月30日从北京出发至西安，7月1日到达铜川医院取得盖章的《收款确认书》，因铜川医院承诺于2019年7月30日前偿还借款，詹国顺在西安滞留了近一个月时间，期间帮助铜川医院处理了一些事务，从而报销了部分费用。经审查本院认为，詹国顺二审提交的新证据，与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即《收款确认书》是否铜川医院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无直接关联性。该证据与其一审提交的证据及陈述相结合，亦无法达到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无法证明《收款确认书》的实质真实性，故对该份证据，不予采信。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中，詹国顺依据《收款确认书》主张其与铜川医院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结合在案证据及各方当事人陈述，本院认为，詹国顺的举证，不足以证明《收款确认书》系铜川医院的真实意思表示，对其还本付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首先，本案中，詹国顺主张案涉借款的形成方式为将其对铜川医院的投资转化为借款，但就上述投资款的具体转化过程，其与铜川医院其他投资人的沟通协商过程，投资转出后的投资份额处理情况以及作为铜川医院用章负责人张某的授意盖章过程，詹国顺均未能提举有效证据予以证明。相反，铜川医院提举了铜川医院全部名义投资人及实际投资人的证言及詹国顺于《收款确认书》出具后仍参与铜川医院经营的相关证据。综合以上举证情况，结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詹国顺的举证，明显未达“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而铜川医院的举证，使得本院认为詹国顺所主张的投资款转借款的事实明显“真伪不明”，故对詹国顺相关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其次，关于《收款确认书》上加盖铜川医院公章的问题。法人及非法人组织的公章，一定程度上确能对外代表组织的意思表示，但本案实际涉及的是铜川医院内部投资关系问题，詹国顺系铜川医院的内部投资人，其对铜川医院内部投资转化程序及公章加盖流程均应明知，故不能仅凭外观表象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同时，在相关事实与“外观主义”表象明显相背时，亦应进一步探究相关表象客观真实的可能性。在詹国顺就《收款确认书》的真实性与合理性未能进一步举证的情况下，对其主张的投资转借款的事实，不予采信。最后，詹国顺上诉称一审判决对双方的法律关系认定有误。本案中，詹国顺的举证，不足以证明其与铜川医院之间成立了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一审判决将本案案由认定为合同纠纷，并无不当。詹国顺上诉称一审法院未对其认定的法律关系予以释明，程序违法，本院认为，民事诉讼中，在双方当事人对具有事实基础的法律关系性质存在错误认识时，法院予以释明、可充分解决双方纠纷。但本案中，就案涉130万元的返还，根据前文认定，并无任何事实基础，故一审判决直接驳回詹国顺的诉讼请求，无不当之处。关于詹国顺上诉称《铜川医院股权确认书》无效一节。本案中，詹国顺对《铜川医院股权确认书》的真实性不持异议，故《铜川医院股权确认书》对本案的处理具有背景事实意义，但《铜川医院股权确认书》本身的效力问题，与本案争议焦点问题无关，不应属于本案审理的范畴。詹国顺的该项上诉理由，不影响本案的处理结果，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詹国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270元，由詹国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 利审 判 员  王 晴审 判 员  甄洁莹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一日法官助理  韩悦蕊书 记 员  史继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