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内08民终46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内蒙古云海秋林畜牧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1，内蒙古扬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某，现住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2，内蒙古日恒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董某，现住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2,山东寒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李某3，现住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上诉人内蒙古云海秋林畜牧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秋林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杨某、董某及原审第三人李某3企业出资人权益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临河区人民法院（2017）内0802民初52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5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秋林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1，被上诉人杨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2，被上诉人董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2及原审第三人李某3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秋林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秋林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不顾秋林公司的诉讼请求，将一审原被告间要解决的问题直接转化为秋林公司与董某的问题。一审中董某并未提出主体不适格，亦未列为争议焦点，一审判决将该问题作为案件争议焦点进行了表述，不顾两个案件的争议焦点不尽相同、争议双方所举证据不尽相同等情况，照搬另一判决的结果，因此作出的判决是错误的；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一审庭审中，同类案件20多名被告均认可自己没有出资，向圣牧公司出资的是秋林公司，而一审判决却称“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之间存在的是委托代持股关系，应以双方委托代持股权的约定为依据，而非以投资款的来源为依据”，与法律规定完全背离。实际出资人应按是否实际出资为首要判断标准，而代持协议是约定实际出资人和代持股人的权利义务的。案涉《协定书》是云海秋林公司与董某、李某3签订，如果是股东个人委托董某、李某3代持股，就没有必要加盖公司公章，也没有必要召开公司股东大会。-审判决的上述认定既不符合情理，更与法律法规的旨意相违背；三、2010年3月9日签订的《协定书》实质上并未约定实际出资人是股东个人，该《协定书》签订时向圣牧公司的投资已完成，《协定书》是秋林公司与董某、李某3签订的，股东代表进行了签字，符合《公司法》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如果是个人出资，由个人与董某签订代持股委托协议即可，没有必要在协定书上加盖秋林公司公章。事实是，在2009年10月圣牧公司成立时，看中的就是秋林公司在巴彦淖尔市的牧场，初衷就是秋林公司以奶牛和现金投资入股,后秋林公司股东会决定以李某3和董某为圣牧公司的名义股东向圣牧公司按照秋林公司的注册资本的一半出资2460万元，秋林公司以外的14个自然人出资440万元。2009年12月至2010年2月秋林公司己向圣牧公司实际出资完毕。2010年3月9日召开股东会，形成了书面的《协定书》。如果以该《协定书》认定股东用秋林公司的财产出资，则违反了《公司法》第三条的规定，是侵占公司财产的行为，故只能认定秋林公司是财产所有人，是向圣牧公司投资的实际出资人。根据《物权法》第六十七条及《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二十四条规定，向圣牧公司出资的投资权益归属于秋林公司。《协定书》中所表述的“股东在圣牧公司的投资”实际出资人是秋林公司，其“所占圣牧公司的出资比例”的投资权益归秋林公司所有；四、一审判决不顾董某在2014年至2019年历次庭审中前后矛盾的陈述，以及分文未出资的事实，将公司巨额财产判归董某，于情于理于法均相悖。杨某辩称，2010年3月9日，包括杨某在内的44位股东入股圣牧公司的相关事宜形成了《协定书》，该协定书对股东入股圣牧公司的方式、数额、分配、代持等相关事宜，均作出了明确约定，是44位股东的真实意愿表达，该宗股份的实际出资人是44位股东，相关收益归股东个人，和秋林公司无关。杨某在秋林公司原有股本额为7.472万元，按比例计算秋林公司1元股份等于圣牧公司0.50元股份，占圣牧公司注册资本百分比为0.013%……。杨某、李某3、董某分别在该《协定书》上签名。根据《协定书》约定，包括杨某在内的秋林公司的44位股东，共同委托李某3、董某作为股东出资人代表，向圣牧公司出资入股，从出资之日起圣牧公司的每个结算年度的收益和亏损均由李某3、董某代表出面结算，李某3、董某凭圣牧公司的有效凭证再与杨某等股东具体结算收益及亏损等事宜，《协定书》的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且己被生效的人民法院判决、裁定所确认；自2016年起，股东中的贾爱新、索媛等人分别向土默特左旗法院、呼市赛罕区法院提起诉讼，主张自己的权益，法院均作出予以支持的判决。秋林公司的上诉及申请再审等均被驳回。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董某辩称，1.2009-2010年44位股东入股圣牧公司,委托李某3、董某代持股份,签定了委托代持协定书,协定书约定了各股东的股份数额、代持方式、收益分配等内容，并未涉及秋林公司的权利义务,秋林公司不是委托人；2.秋林公司称入股全部由其公司以钱物入股，不是事实。李某3的股份为1900万,其中1816万元为李某3从秋林公司领取现金和奶牛作价入股,另84万元为董某将现金汇入圣牧公司。董某代持的560万秋林公司股东个人股份中的544.1万股由董某借款700万元完成入股,还有辛存仁、贾爱新个人拿钱入股15.9万元；3.法院生效裁判已认定入股代持行为是股东个人行为,权益归股东本人所有，董某代持股份为44位股东的个人股份。此前秋林公司向公安机关报案称董某职务侵占,经司法部门侦查，确认董某没有侵占。原始证据材料及审计报告、检察院决定书、各级法院判决书均清楚表明,入股及代持行为是股东个人行为,秋林公司不是委托人,权利与义务与秋林公司无关。应驳回秋林公司的上诉请求。李某3述称，圣牧公司的前身为蒙源公司。第一次入股是以秋林公司的名义入的，但圣牧公司的领导基于上市的审查程序，提出以个人名义入股，当时公司经济困难，圣牧公司提出可以以实物资产先入股，奶牛价值1300多万元，再以一部分现金入股。14个自然人的入股也挂在了秋林公司名下，出资是由秋林公司以实物和现金出资，如果个人出资就不会加盖秋林公司的公章。秋林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秋林公司一审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2010年3月9日关于共同委托李某3、董某代表秋林公司30位股东及14位自然人出资入股成立内蒙古圣牧高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圣牧公司）的协议书中所表述的杨某在“圣牧公司的投资”实际出资人是秋林公司；2.依法确认2010年3月9日协议书中所表述的杨某在圣牧公司的原始投资股份0.013%的投资权益归秋林公司。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3月9日，李某3、董某与秋林公司28位股东及14位自然人股东出资入股成立圣牧公司达成《协定书》，约定包括杨某在内的30位秋林公司股东及另外14位自然人股东，共同委托李某3，董某作为全权股东出资人代表，向新的公司圣牧公司出资入股总额3000万元，出资金额占圣牧公司注册资本总额2.8亿元的10.711％。从出资之日起圣牧公司的每个结算年度的收益和亏损均由李某3、董某为代表出面结算，涉及到个人的应缴税费均由李某3、董某代缴，而后李某3、董某凭圣牧公司的有效凭证再与秋林公司的28位股东及14位社会自然人股东具体结算收益及亏损等事宜。从出资之日起，李某3、董某二位股东必须按照圣牧公司章程的规定条款履行义务和行使权利。任何股权转让或变更需经过44位股东过半数同意方可生效。为了便于圣牧公司的经营决策和简便办事的原则，44位股东同意李某3、董某在圣牧公司日常经营决策中以及需要圣牧公司对内对外提供保证担保、抵押借款、决议、承诺等有关的文件上签字，具有法律效力，并愿意共同承担连带责任。李某3，董某共同代表的股东人数、金额、及44位出资人实际占有圣牧公司的出资金额与比例:杨某在秋林公司原有股本额为7.472万元，按比例计算秋林公司1元股份等于圣牧公司0.50元股份，占圣牧公司注册资本百分比为0.013％……。杨某及李某3、董某分别在该《协定书》上签名。2009年10月16日，圣牧公司(原名称为内蒙古蒙渊高科牧业有限公司)向李某3出具金额为500万元现金缴款单，并注明李某3投资款。2009年12月23日，圣牧公司向李某3出具金额为2200元现金缴款单，并注明李某3投资款。2009年12月28日，李某3从秋林公司领取915头奶牛，并在出库凭单上签字，出库凭单载明“荷斯坦奶牛，915头，金额为13157800元，领物人:李某3”。秋林公司于2010年2月11日通过银行向董某转款700万元。2010年2月12日，董某通过银行向圣牧公司转账695万元。同日，董某向秋林公司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秋林公司人民币柒佰万元整(700万元)，用于圣牧公司入股。”2011年10月11日，董某与内蒙古金桥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中心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董某以712.5万元的价格向内蒙古金桥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中心转让占注册资本比例0.2265％的股权。同日，李某3与内蒙古金桥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中心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李某3以712.5万元的价格，向内蒙古金桥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中心转让占注册资本比例0.2265％的股权。后内蒙古金桥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中心按照协议约定将股权转让金支付到秋林公司的出纳杨艳霞个人账户。贾爱新于2016年5月5日向董某提起股东出资权益确认之诉，请求依法确认董某代贾爱新持有圣牧公司0.030％的股份实际出资人为贾爱新，投资权益归贾爱新所有，内蒙古自治区土默特左旗人民法院作出(2016)内0121民初字第874号民事判决，支持贾爱新的诉讼请求。秋林公司于2017年4月27日向贾爱新、董某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请求撤销内蒙古自治区土默特左旗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内0121民初字第874号民事判决，确认2010年3月9日《协定书》中所表述的贾爱新在圣牧公司的投资实际出资人是秋林公司及贾爱新在圣牧公司的原始投资股0.027％的投资权益归秋林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土默特左旗人民法院作出(2017)内0121民初字第1121号民事判决，驳回秋林公司的诉讼请求，秋林公司不服向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内01民终941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秋林公司不服向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高院作出(2019)内民申2808号民事裁定，驳回秋林公司的再审申请。索媛于2016年向董某提起民间委托理财合同之诉，请求依法确认董某所持有的圣牧公司0.005％股份的投资权益归索媛所有。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内0105民初2058号民事判决，支持索媛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一)秋林公司对杨某是否具有诉权;(二)秋林公司是否为实际出资人。（一）关于秋林公司对杨某是否具有诉权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所谓“原告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是指当事人认为自已的民事权益受到侵害或者与他人发生争议，那么为保护自已的民事权益而提起诉讼的一方即是本案合格原告，因秋林公司主张其向圣牧公司实际出资，而杨某并未出资，秋林公司应为杨某在圣牧公司投资的实际出资人并应享有投资权益，故秋林公司系与本案具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一方，其作为原告提起本案诉讼符合法律规定，董某认为秋林公司对杨某不具有诉权的答辩意见不能成立。(二)关于秋林公司是否为实际出资人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根据2010年3月9日《协定书》约定，包括杨某在内的秋林公司的30位股东及14位自然人股东，共同委托李某3、董某作为股东出资人代表，向圣牧公司出资入股，从出资之日起圣牧公司的每个结算年度的收益和亏损均由李某3、董某为代表出面结算，而后李某3、董某凭圣牧公司的有效凭证再与包括杨某在内的秋林公司的28位股东及14位自然人股东具体结算收益及亏损等事宜，该《协定书》的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协定书》中明确了向圣牧公司出资的实际出资人为杨某，并由其享有投资权益，并没有关于秋林公司向圣牧公司出资入股并享有投资权益的约定，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之间存在的是委托代持股权关系，应以双方委托代持股权的约定为依据，而非以投资款的来源为依据。秋林公司要求确认其为杨某在圣牧公司投资的实际出资人，并确认投资权益归其所有，但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其为杨某在圣牧公司投资的实际出资人并约定投资权益归其所有。按照《协定书》约定，秋林公司并未委托李某3、董某二人代为向圣牧公司出资入股，故秋林公司要求确认其为杨某向圣牧公司出资的实际出资人，并要求确认杨某在圣牧公司的原始投资股份0.013％的投资权益归其所有的诉讼请求，杨某不同意其诉讼请求，该请求对签订《协定书》的其他秋林公司股东的合法权益产生一定的影响。董某作为秋林公司的股东，其合法权益也受到相应的影响。故该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内蒙古云海秋林畜牧有限责任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内蒙古云海秋林畜牧有限责任公司负担。二审中，围绕上诉请求，秋林公司提供以下证据：1.（2017）内0802民初5226号民事裁定书和（2017）内0802民初7606号民事裁定书各1份。欲证明2018年1月12日一审法院认为24个一审案件与（2017）内0802民初7606号案件有关联，故裁定中止。2019年6月19日董某申请撤诉，法院裁定撤诉；2.2017年10月11日本案一审开庭时董某提供的录音及文字整理1份。欲证明在该录音中董某称“是40几个人授权我代持，说秋林公司出钱，是秋林公司出的钱，我也承认，当时这些股东就是秋林公司的股东，股东大会开完让我代持”。董某承认向圣牧公司投资是秋林公司出资的，而且召开了股东大会，股东同意让董某与李某3代持，说明要决定公司的事项才需要召开股东大会，如果是个人委托代持就没有必要召开股东大会；3.韩志新与董某的电话录音及文字整理。欲证明在该录音中，董某说借款700万元到现在没给秋林公司归还，还说是律师教他说是自己的借款，董某的陈述前后矛盾，有时说是秋林公司的股东委托其向秋林公司借款，有时又说是自己向秋林公司的借款，有时说已经还清，这次的录音中又说到现在还没有还，董某对该700万元的说法都是不可信的；4.2010年5月2日董某与辛存仁签订的委托持股确认书1份。欲证明该确认书中乙方辛存仁的签名不是辛存仁书写的，是董某自己写的辛存仁的名字，是董某自己与自己签订的确认书，董某在与秋林公司发生纠纷后弄虚作假；5.董某在（2014）土左民初字第859号案件中提供的其亲笔书写的代持秋林公司485万股的明细1份。欲证明董某现持有秋林公司出资的所谓“秋林股东小股东167.466万股+李某3及家人317.534万股”=485万股，这部分股权由秋林公司出资，实际出资人为秋林公司。该明细中所列名单中的股东均没有个人出资，这些股东也没有与董某另外签订过委托持股协议，如果有也全部是虚假的，或是2014年董某与秋林公司产生纠纷后签订的，是不真实的，不能作为判决的依据；6.董某书写的秋林公司以外的14位自然人的出资明细1份。欲证明该明细与《协定书》内容相辅相成，《协定书》中表述的向圣牧公司出资的投资人包括两部分，即秋林公司和公司以外的14位自然人，14位自然人出资440万元，剩余为秋林公司出资2460万元。秋林公司推举李某3和董某二人为共同代持人，并没有对被代持人进行划分；7.《协定书》1份。欲证明杨某没有在该《协定书》上签字，杨某没有参加股东会，杨某持有的签字的《协定书》是虚假的。杨某质证意见：对1号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本案的相关事实，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使用。对2号证据不认可，该证据是秋林公司整理的，董某与赵继文的通话录音听不清楚，剪辑拼接明显，不具备证据特征，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对3号证据认可，不认可举证意图。韩志新与董某的电话录音声音清晰，文字清楚，证明了本案700万元是由董某向秋林公司的个人借款，购买股权的投资款，是个人出资，不是秋林公司出资，目前为止，秋林公司拒绝向法庭提供董某个人借款700万元的借条，目的是为了混淆是非，掩盖事实真相。对4、5号证据不清楚，不发表质证意见。对6号证据的举证意图不认可，因杨某向一审法院提供了杨某的交款收据两张，股权凭证一张，证明杨某向圣牧公司入股资金8万元的事实。认可有杨某签字的那份协定书的真实性。7号证据没有杨某签字，没有实际履行，故不认可。董某质证意见：对1号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不认可举证意图。法院裁定中止审理、董某撤诉不代表董某败诉，撤诉是其的权利；2号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不认可其举证意图。股东大会明确的是个人权利，该证据不能证明其举证目的；3号证据韩志新不是本案的当事人，该录音不完整，不能反映韩志新与董某通话的全部完整的内容；4号证据中辛存仁的签字是其本人所签；5号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不认可举证意图；6号证据真实性认可，不认可举证意图。该协定书明确了董某和李某3的代持股份是3000万元，不是2900万元，数额有出入，责任不在董某，是相关股东没有委托董某代持那么多股份；7号证据真实性认可，不认可举证意图。有杨某签字的协定书是真实的，没有杨某签字的协定书是不完整的。李某3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及举证意图均无异议。杨某、董某、李某3均未提供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查明事实部分认定的“贾爱新于2016年5月5日向董某提起股东出资权益确认之诉，请求依法确认董某代贾爱新持有圣牧公司0.030％的股份实际出资人为贾爱新”中的0.030％应为0.027％。另查明，二审审理期间，秋林公司向本院递交了《中止审理申请书》，以其已向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就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9）内民再224号民事判决提起监督申请，要求将本案中止审理。其他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当名义股东与实际出资人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名义股东出面行使股权，但由实际出资人享受股权收益时，此种约定属于双方间的自由约定，根据契约自由之原则，如无《合同法》第52条规定之违法情形时，该合同约定应为有效，在名义股东与实际出资人之间产生拘束力，实际出资人可以依据合同约定向名义股东主张相关权益。本案中，2010年3月9日，李某3、董某与秋林公司30位股东及14位自然人股东出资入股成立圣牧公司达成《协定书》，根据该《协定书》的约定，包括杨某在内的秋林公司的30位股东及14位自然人股东，共同委托李某3、董某作为股东出资人代表，向圣牧公司出资入股，从出资之日起圣牧公司的每个结算年度的收益和亏损均由李某3、董某为代表出面结算，而后李某3、董某凭圣牧公司的有效凭证再与包括杨某在内的秋林公司的28位股东及14位自然人股东具体结算收益及亏损等事宜，该《协定书》实质为代持股协议，内容并未违反《合同法》第52条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协定书》中明确了向圣牧公司出资的实际出资人为杨某，并由其享有投资权益，并没有关于秋林公司向圣牧公司出资入股并享有投资权益的约定。现秋林公司主张其为实际出资人，未能提供其与名义股东之间存在委托代持股权关系的任何证据，向圣牧公司缴纳的投资款亦以李某3的名义缴纳。且贾爱新于2016年5月5日向董某提起股东出资权益确认之诉，请求依法确认董某代贾爱新持有圣牧公司0.027％的股份实际出资人为贾爱新，投资权益归贾爱新所有，内蒙古自治区土默特左旗人民法院作出(2016)内0121民初字第874号民事判决，支持贾爱新的诉讼请求。秋林公司于2017年4月27日向贾爱新、董某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请求撤销内蒙古自治区土默特左旗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内0121民初字第874号民事判决，确认2010年3月9日《协定书》中所表述的贾爱新在圣牧公司的投资实际出资人是秋林公司及贾爱新在圣牧公司的原始投资股0.027％的投资权益归秋林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土默特左旗人民法院作出(2017)内0121民初字第1121号民事判决，驳回秋林公司的诉讼请求，秋林公司不服该判决向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作出(2019)内01民终941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秋林公司不服向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作出(2019)内民申2808号民事裁定，驳回秋林公司的再审申请。索媛于2016年向董某提起民间委托理财合同之诉，请求依法确认董某所持有的圣牧公司0.005％股份的投资权益归索媛所有。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内0105民初2058号民事判决，支持索媛的诉讼请求。对2010年3月9日《协定书》中向圣牧公司出资的实际出资人为包括杨某在内的秋林公司的30位股东及14位自然人股东已由生效判决作出明确认定。一审判决驳回秋林公司要求确认其为杨某向圣牧公司出资的实际出资人、并要求确认杨某在圣牧公司的原始投资股份0.013％的投资权益归其所有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关于秋林公司申请本案中止审理的问题。经审查，秋林公司申请检察院监督的案件为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9）内民再224号民事判决，而本案一审审理查明事实部分并未涉及该生效判决，故不符合民诉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五）项规定的中止诉讼的情形，对秋林公司提出的中止审理申请，本院不予准许。综上所述，秋林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内蒙古云海秋林畜牧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甄玉红审判员  单久芬审判员  张莉萍二〇二〇年六月一日书记员  范 林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