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2民终84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傅红梅，女，1970年2月12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鄞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晗，浙江王裕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左宝昌，男，1954年8月24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海曙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立，宁波市鄞州区开成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傅红梅因与被上诉人左宝昌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海曙区人民法院（2019）浙0203民初128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9日立案后，依法独任审理，经阅卷并询问当事人，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傅红梅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左宝昌一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在未查明左宝昌于2016年9月28日出借给傅红梅的7万元投资款全部详细事实的前提下，以含糊其辞的推理形式来认定7万元借款事实成立。2016年9月28日借条，载明“今借”，左宝昌也明确是现金交付，但傅红梅在当天并未收到借条所涉7万元。如左宝昌确实交付了款项，应说明款项来源、交付地点、时间、有无其他证人等客观事实。傅红梅一审已经陈述借条是在左宝昌欺骗下所写，是左宝昌为了向其他合伙人催讨债务时参照所用。一审片面的认定7万元借款“实际是在2015年左右投入至其与左宝昌等人合伙经营的资金盘中”，但“投入左宝昌等人合伙经营的资金盘中”是借款用途，并不是款项交付行为。一审将“今借”推定为出具借条之前2015年左右的借款行为，至少应查清2015年交付款项的具体时间、地点、如何交付以及款项来源。二、一审错误认定左宝昌微信转给傅红梅的7000元为借款。左宝昌在没有7万元借款事实和款项交付的情况下，尚且欺骗傅红梅出具虚假的借条，如果7000元为借款，按照左宝昌习惯做法，应要求傅红梅出具借条。目前仅有微信转账，并无对应的借贷合意的证据，无法推定双方借贷成立，傅红梅一审已经明确该款是左宝昌赠与。三、双方之所以出现两份“借条”和微信资金往来，是因傅红梅2012年从上海经商回宁波，当时傅红梅因经商亏损，在生活困难的情况下认识了左宝昌，当时左宝昌将傅红梅当作亲妹妹看待，傅红梅也听从左宝昌，当时左宝昌要求傅红梅出借身份证，让其与他人合伙做网络资金盘生意，所以傅红梅就出借了身份证给左宝昌做网络融资生意，当时左宝昌承诺赚钱了分给傅红梅，亏损与傅红梅无关，从2018年4月20日和7月3日左宝昌向傅红梅微信转款可以看出双方关系较好，但在微信转款后不久，左宝昌突然让专业讨债人员向傅红梅催讨款项，傅红梅曾于2019年9月10日委托律所向左宝昌发送律师函，鉴于左宝昌起诉，所以未报案， 左宝昌辩称，与一审陈述一致。 左宝昌以傅红梅欠款未还为由，请求判令：傅红梅归还借款94000元，支付利息（以借条载明的借款本金87000元为基数，以年利率6%计算自2016年9月29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4月17日，傅红梅向左宝昌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左宝昌信用卡借用人民币壹万柒仟元（17000元）。于五月底归还”。2016年9月28日，傅红梅向左宝昌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左宝昌投资钱7万元整，人民币柒万元整。一年内还清”。2018年4月20日，左宝昌向傅红梅微信转账5000元；同年7月3日，左宝昌向傅红梅微信转账3000元。2018年10月26日，傅红梅向左宝昌微信转账1000元。另查明，借条出具后，左宝昌直到2018年过年前才通过朋友向傅红梅提出还款。以上事实由左宝昌提供的借条两份、微信转账记录三份及左宝昌、傅红梅庭审陈述予以证实。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左宝昌、傅红梅之间是否存在借款关系；二、第一张借条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 关于第一项争议焦点。傅红梅在庭审中自认2015年4月17日出具的借条记载的信用卡款项是在2012、2013年由其刷卡，故该院认为该笔款项应视为在借条出具前已经交付，虽然傅红梅主张该款系左宝昌对外投资的款项，应由左宝昌承担亏损的风险，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且2015年4月17日出具的借条已表明了左宝昌、傅红梅双方之间的借款合意，傅红梅的主张与其出具借条的行为不符，亦无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故对其抗辩不予采纳。同理，傅红梅在庭审中自认2016年9月28日出具的借条所记载的款项实际是在2015年左右投入至其与左宝昌等人合伙经营的资金盘中。故该院认为，在该份借条出具时，款项亦已实际交付使用，借条中双方对该笔款项的性质确认为傅红梅向左宝昌的借款，故对傅红梅关于款项未交付的抗辩，该院不予采纳。傅红梅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出具上述两份借条时，应当清楚借条文义所表达的内容，亦清楚其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还款义务。关于微信转账的款项，傅红梅主张系赠与，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微信转账7000元亦应认定为借款。综上，该院认为左宝昌、傅红梅之间的借款关系成立并生效。关于第二项争议焦点：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和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两年，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傅红梅于2015年4月17日出具的借条，约定于2015年5月底归还款项，左宝昌自认其在两年的诉讼时效期间内未向傅红梅主张过权利，故左宝昌的该项诉请已超过诉讼时效，该院不予支持。2016年9月28日出具的借条约定一年内还清，现已过还款期限，傅红梅应向左宝昌归还借款本金70000元，逾期还款的，应向左宝昌支付逾期利息。左宝昌主张自2016年9月29日计算缺乏法律依据，该院认定应自2017年9月29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的逾期利息。微信转账的未还款项7000元，傅红梅亦应归还左宝昌。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19年12月31日作出判决：一、傅红梅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归还左宝昌借款本金77000元，支付以70000元为基数，以年利率6%计算自2017年9月29日至款项付清之日的利息；二、驳回左宝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一审案件受理费2150元，减半收取1075元，由左宝昌负担194元，傅红梅负担881元。 二审中，双方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7万元借款问题。傅红梅于2016年9月28日向左宝昌出具借条，借条载明：今借左宝昌投资钱7万元整，人民币柒万元整。一年内还清”。傅红梅称7万元现金系左宝昌交与陶言奇，左宝昌逼迫傅红梅出具虚假借条是为左宝昌之后向陶言奇追讨投资款所用，又称当时出具借条时陶言奇也在场，傅红梅写好借条再让陶言奇抄写一遍，傅红梅所称前后不一，亦与常理相悖，故本院不予采信。借条对应的7万元款项虽然发生在借条出具之前，即使实际用于资金平台，但双方已经以借条的形式明确了款项性质及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故一审认定借款事实成立，并无不当。关于7000元微信转账款问题。傅红梅称该7000元微信转账款为左宝昌赠与款，但左宝昌并不认可，傅红梅也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因此，一审判决傅红梅应归还该7000元，亦无不当。 综上，傅红梅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725，由上诉人傅红梅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杜海平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日 书记员  王沂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