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民终420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郑婷,女，1985年4月30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超，北京盈科（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阳黎炯，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危德强，男，1968年7月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一能，北京市炜衡（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俞丽群，北京市炜衡（福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被告：刘少甫，男，1968年2月2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原审被告：北京宝利明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地锦路7号院14号楼5层501。法定代表人：刘少甫，董事长。上诉人郑婷因与被上诉人危德强、原审被告刘少甫、北京宝利明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利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8民初424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郑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危德强对郑婷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危德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从合同法规定来看，一审判决认为“根据协议约定，危德强享有按照固定收益退出投资的权利，其亦自愿以民间借贷标准降低诉请金额，本院不持异议。”表明了一审法院认可了危德强“名股实债”的观点，即本案的法律关系应定性为民间借贷。那么郑婷有理由认为本案借款应为宝利公司，还款责任应由宝利公司承担，郑婷作为小股东，不应被认定为该案借款人一方，由郑婷负担还款责任明显不公平，也不符合本案的法律性质。二、从公司法规定来看，危德强支付的600万元，其中60万元记入宝利公司实收资本，540万元记入宝利公司资本公积，即该600万元全部打入了宝利公司账户，刘少甫作为宝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签署的《投资协议》《补充协议》等，均系其代表宝利公司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宝利公司实际享有了全部权利，依法应由宝利公司对危德强承担全部责任。郑婷在代理词中又提出如下意见：一、从危德强诉求来看，其主张本案是股权投资法律关系，但本案实质是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由于危德强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与本案事实不一致，法院应当依法驳回其起诉。二、危德强出借的600万元全部打入了宝利公司账户，宝利公司实际占有、使用该借款，宝利公司是600万元的实际借款人，应由宝利公司对危德强承担偿还责任。三、一审法院判决股权收购款为900万元不符合法定标准。危德强出借给宝利公司的本金是600万元，但一审法院根据《补充协议》约定判决郑婷向危德强支付的股权收购款是900万元，其中仅利息就是300万元，相当于借款本金的50％，违反了民间借贷年利息不得超过24％规定。同时，《投资协议》约定的违约金为每日万分之五，折合成年利率为18％。利息和违约金相加后的投资回报高达68％，显然畸高，违背了民事活动诚信、公平原则。四、一审法院判决郑婷向危德强支付股权收购款错误。五、由于本案是“名股实债”，宝利公司是借款人，郑婷和刘少甫是保证人，因保证期间已经届满，郑婷不应承担保证责任。危德强答辩称，不同意郑婷的上诉意见。1.一审判决符合法律规定；2.即便按照郑婷上诉所说债务是“名股实债”，也不影响债务人的还款责任；3.刘少甫和郑婷都是合同当事人，作为合同主体应当承担合同义务；4.危德强在一审中已经降低了违约金的计算标准，并未超过借贷利率的最高标准；5.本案的相关股权是危德强出资后才形成的股权，不是债务人自有财产的担保，不适用物权法、担保法关于物的担保相关规定；6.刘少甫、郑婷如果主张其他合同权利，应当另行起诉。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一审判决，驳回郑婷的上诉请求。刘少甫、宝利公司未发表陈述意见。危德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刘少甫、郑婷向危德强共同支付股权收购款900万元及违约金（以900万元为计算基数，自2017年11月24日起按照日万分之五计算至刘少甫、郑婷付清全部股权收购款之日止）；2.判令宝利公司对刘少甫、郑婷的前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刘少甫、郑婷、宝利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4月21日，危德强（甲方）与宝利公司（乙方）、刘少甫（丙方）、郑婷（丁方）签订《投资协议》，其上载明但不限于以下条款：第1条，投资概述。1.1甲方同意以600万元向乙方增资，甲方投资后，应享有乙方本轮增资后2％的股权。在本次增资的同时，乙方可能还将引进除甲方以外的其他投资者进行增资，本次增资被包含在本轮增资之中。乙方估值为本轮增资后3亿元，且本轮所有投资者合计投资额不低于3000万元。1.2各方同意，在完成本次增资行为后，将尽最大努力促使乙方在2016年3月31日前实现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在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允许的情况下力争于2017年6月30日前转板创业板或在境内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第5条，业绩目标与估值承诺。5.2.2丙方、丁方承诺:自2016年1月1日起至2016年12月31日止，如乙方进行融资（含增资或股权转让等类似行为），乙方的估值不低于3.9亿元，且丙方、丁方保证无论是否进行融资，甲方享有按照乙方估值不低于3.9亿元退出投资的权利。第6条，甲方退出投资的操作方式。6.2若乙方2016年进行除本轮增资外的后续融资行为，则丙方、丁方保证甲方享有以本协议约定的2016年度不低于3.9亿的最低估值向丙方、丁方或其指定的第三方出售股权的权利，丙方、丁方保证按本协议约定的条件促成甲方与第三方达成交易。若丙方、丁方无法促成甲方与第三方达成交易，或乙方2016年未进行后续融资行为，甲方依然享有投资退出的权利，且丙方、丁方保证在甲方提出行使投资退出权利时，由丙方或丁方负责收购甲方持有的乙方的全部股权。6.3当甲方提出行使退出投资的权利时，丙方、丁方保证自甲方提出行使退出投资权利起的30日内完成甲方投资的退出。6.4甲方行使退出投资的权利。6.4.2甲方于增资款支付至乙方指定账户之日起届满两年的次日起可以选择以如下两种方式计算的金额较高者计算退出投资的价值：（1）退出投资的价值=甲方增资款×（1+30％）；（2）退出时乙方的估值与甲方所持乙方股权比例的乘积。6.6丙方、丁方或其指定的第三方未按甲方要求支付收购价款的，除继续支付收购价款外，丙方还应自甲方要求支付收购价款截止日的次日起，每日按应付未付部分的万分之五支付违约金。同日，危德强（甲方）与宝利公司（乙方）、刘少甫（丙方）、郑婷（丁方）签订《补充协议》，其上载明但不限于以下条款：《投资协议》第5.2.2条相应变更如下：丙方、丁方承诺:自2016年1月1日起至2016年12月31日止，如乙方进行融资（含增资或股权转让等类似行为），乙方的估值不低于4.5亿元，且丙方、丁方保证无论是否进行融资，甲方享有按照乙方估值不低于4.5亿元退出投资的权利。《投资协议》第6.4.2条相应变更如下：6.4.2甲方于增资款支付至乙方指定账户之日起届满两年的次日起可以选择以如下两种方式计算的金额较高者计算退出投资的价值：（1）退出投资的价值=甲方增资款×（1+50％）；（2）退出时乙方的估值与甲方所持乙方股权比例的乘积。2015年5月8日，危德强与宝利公司签订《增资协议》，约定危德强以600万元向宝利公司增资，取得宝利公司60万元注册资本，占增资后2％的股权。危德强增资的60万元记入宝利公司实收资本，540万元记入宝利公司资本公积。2015年5月11日，危德强向宝利公司转账支付600万元。同日，宝利公司出具一张收据，确认已收到该笔入资款。2015年6月3日，宝利公司将危德强登记为公司股东。2017年10月17日，危德强出具一份《退出投资申请书》，向刘少甫、郑婷申请行使《投资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的退出投资的权利。《退出投资申请书》左下角有刘少甫和郑婷的签名字样。危德强称郑婷的签名系由郑婷的配偶文振邦代签。郑婷则称其未收到《退出投资申请书》，未曾委托文振邦代签，签名亦非文振邦所签。该院认为，签署《退出投资申请书》非因日常生活需要，且文振邦未曾向危德强出具过郑婷的授权委托书，故不论签名是否为文振邦代签，均对郑婷并不产生约束力。2017年11月20日，危德强出具一份《关于退出投资事宜的催告及确认函》，其上载明：“2017年10月24日，贵方签收了我方于2017年10月17日出具的《退出投资申请书》一份。我方特此致函催告贵方：按照《投资协议》及《补充协议》的约定，贵方应于30日内，即2017年11月23日前，依约退还我方900万元。如逾期退还上述款项，则贵方不但应当继续履行退还我方900万元的义务，还应自2017年11月24日起，以900万元为基数，按每日万分之五向我方计付违约金。”刘少甫在“以下各确认方同意按照本函的催告内容履行退出投资事宜”下方签名。2019年7月12日，该院将案件应诉材料送达至郑婷。一审法院认为，危德强与宝利公司、刘少甫、郑婷签订的《投资协议》《补充协议》，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根据协议约定，危德强享有按照固定收益退出投资的权利，其亦自愿以民间借贷标准降低诉请金额，该院不持异议。根据《投资协议》《补充协议》的约定，若刘少甫、郑婷无法促成危德强与第三方达成交易，或宝利公司2016年未进行后续融资行为，危德强依然享有投资退出的权利，且刘少甫、郑婷保证在危德强提出行使投资退出权利时，由刘少甫或郑婷负责收购危德强持有的宝利公司的全部股权，收购金额为900万元。根据已查明事实，危德强已于诉前向刘少甫送达了《退出投资申请书》及《关于退出投资事宜的催告及确认函》，向郑婷提出投资退出的申请亦随该院诉讼材料于2019年7月12日送达至郑婷，因此，对危德强要求刘少甫、郑婷共同支付股权收购款的900万元的诉请，有相应事实及法律依据，该院予以支持。根据《投资协议》的约定，刘少甫、郑婷或其指定的第三方未按危德强要求支付收购价款的，除继续支付收购价款外，刘少甫还应自危德强要求支付收购价款截止日的次日起，每日按应付未付部分的万分之五支付违约金。根据该条规定，逾期付款违约金的支付主体为刘少甫，并不包括郑婷，因此，对于危德强要求郑婷支付违约金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该院不予支持。关于刘少甫应当支付的违约金，刘少甫在《关于退出投资事宜的催告及确认函》中确认其于2017年10月24日已签收《退出投资申请书》，并至迟应于2017年11月23日前向危德强退还900万元，因此，对于危德强要求刘少甫支付违约金（以600万元为计算基数，自2017年11月24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每日万分之五计算）的诉讼请求，该院予以支持。《投资协议》《补充协议》并未约定由宝利公司回购危德强的股权，宝利公司并非合同约定的股权收购款的支付义务人，故对危德强要求宝利公司对刘少甫和郑婷所负债务承担共同偿还责任的诉请，缺乏依据，该院不予支持。刘少甫、宝利公司经该院公告送达出庭传票，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视为其放弃在本案中的诉讼权利，不影响该院依据查明的事实，依法作出裁判。综上所述，该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1.刘少甫、郑婷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危德强支付股权收购款900万元；2.刘少甫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危德强支付违约金（以600万元为计算基数，自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至实际付清之日，按照每日万分之五的标准计算）；3.驳回危德强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危德强与宝利公司、刘少甫、郑婷签订的《投资协议》《补充协议》均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对各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综合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问题是：郑婷关于诉争款项系民间借贷关系的主张是否成立。郑婷上诉主张，危德强的投资系“名股实债”，故本案应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诉争款项的借款人为宝利公司，应由宝利公司承担，其不应当承担还款义务。本院认为，郑婷该上诉意见不能成立，理由如下：从涉案合同的名称来看，两份协议名为《投资协议》《补充协议》，并非借款合同。从涉案合同的内容来看，协议中包含有：宝利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转板创业板、或在境内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投融资双方关于宝利公司业绩目标与估值承诺，以及投资人持有的宝利公司股权回购的条件等内容。上述协议是私募股权领域中投融资双方所普遍采取的融资方式，其建立起来的惩罚与激励机制，有利于高效地促成交易，对企业的经营管理起到一定的良性引导作用，促进目标公司业绩提升，同时也对投资方具有一定的担保功能，与传统的“名股实债”或民间借贷模式完全相同，并且已经被司法实践所普遍认可。故本案法律关系并非民间借贷关系，郑婷上诉意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郑婷在代理词中所提出的五点上诉意见，均围绕本案系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而展开，如前所述，因本案并非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故不能成立，本院均不予采信。依据《投资协议》《补充协议》关于回购方式的约定，若刘少甫、郑婷无法促成危德强与第三方达成交易，或宝利公司2016年未进行后续融资行为，危德强依然享有投资退出的权利，即由刘少甫或郑婷负责收购危德强持有的宝利公司的全部股权，收购金额为900万元。根据已查明事实，危德强在提起本案诉讼后，退出申请已于2019年7月12日送达至郑婷，故危德强要求郑婷与刘少甫共同支付股权收购款的900万元的诉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郑婷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4800元，由郑婷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 实审 判 员  杨 力审 判 员  黄占山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一日法官助理  曲建婷书 记 员  江 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