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5民终198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星光纺织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云城街齐富路888号齐富大酒店8座425房。法定代表人：陈锦涛，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文，江苏法德东恒（吴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江市鼎基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盛泽镇东方市场三分场（商城）一区。法定代表人：郑昌红，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书敏，浙江正卓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黄灿，男，1983年1月13日出生，汉族，住所地湖北省孝感市应城市。上诉人广州市星光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光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吴江市鼎基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基公司）、原审第三人黄灿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2019)苏0509民初5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星光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鼎基公司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的诉讼费用全部由鼎基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一、黄灿与鼎基公司签订的加盖有星光公司公章的合同，系黄灿伪造的合同。虽然星光公司在一审中未对公章的真伪性进行鉴定，但星光公司一审中提交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和视频等证据，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公章系伪造的。故案涉加盖伪造印章的合同对星光公司没有约束力。二、黄灿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根据表见代理的法律原理，只有相对人的举证达到以下两个条件时，方可要求被代理人承担责任，一是客观上存在一定的事实足以使相对人相信他人具有被代理人授权，二是相对人必须善意无过失。首先，本案不存在任何事实足以使鼎基公司相信黄灿具有星光公司的授权。在本案发生之前，双方从未发生过买卖业务往来，星光公司也从未授权过黄灿对外从事过任何代表星光公司的经营行为，此外，黄灿既非星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股东，也未在星光公司处担任任何职务，更非星光公司的工作人员，星光公司的公章不可能由其长期持有，因此，黄灿持有虚假的星光公司公章的行为，尚不足以使鼎基公司相信黄灿具有星光公司的授权。其次，鼎基公司在本案中未尽到谨慎、理性交易主体的注意义务，存在过失。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黄灿在向鼎基公司采购布匹时，一开始是以其个人的名义与鼎基公司签订购销合同，且鼎基公司也按照合同约定向黄灿履行了发货义务，后来黄灿突然又以星光公司名义与鼎基公司签订购销合同，并且在购销合同上加盖了伪造的星光公司公章。在黄灿以个人名义与鼎基公司签订购销合同后，鼎基公司即应当知晓与其发生买卖关系的是黄灿个人，并非本案星光公司，因而当黄灿在交易过程中突然又以星光公司名义与鼎基公司签订购销合同时，作为一家长期专门从事纺织品销售的企业，鼎基公司应该发现其中存在问题，对此应该进行谨慎的审查，但是鼎基公司在与黄灿以星光公司名义签订合同的过程中，既未要求黄灿提供星光公司的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复印件等材料，又未向星光公司进一步核实黄灿的身份职责，仅凭黄灿持有的一枚来历不明的公章，就认为黄灿是星光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进而向黄灿发货，明显过于草率，存在过失。同时，在合同履行过程中，鼎基公司的所有货物均系发给黄灿，送货单上收货人全部是黄灿，对账单上也仅有黄灿的签名，并无星光公司的盖章，星光公司在整个过程中从未收取过鼎基公司的任何货物，事后也未以接收货物的方式对第三人黄灿的签约行为进行追认。星光公司虽然有向鼎基公司支付款项以及开具发票的行为，但是该行为并不是代表星光公司对第三人黄灿行为的追认，星光公司的付款和开票行为，系对黄灿生意上的帮助行为。通过第三方付款或者开票的现象在纺织行业非常常见。最后，根据星光公司提供的鼎基公司负责人郑昌满与星光公司法定代表人陈锦涛的微信聊天记录，能够证实鼎基公司自始至终均明知与其发生交易的对象是黄灿，而非星光公司，鼎基公司刻意隐瞒真实交易情况，对星光公司恶意提起诉讼，存在虚假诉讼的嫌疑。因此，鼎基公司并非善意无过失，无权主张黄灿构成表见代理。因此，一审认定事实错误，请求二审依法改判。鼎基公司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黄灿述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鼎基公司主张的债务是黄灿结欠,星光公司系代黄灿支付货款并接收发票。鼎基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星光公司支付鼎基公司货款264233.4元;2.判令诉讼费由星光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5月4日，鼎基公司与黄灿签订购销合同一份，合同约定，货物品名为320T防绒胆布，白色，价格为3.4元每米，金额为68000元；2018年5月12日，鼎基公司与黄灿签订购销合同一份，合同约定，货物品名为320T防绒胆布，白色，价格为3.4元每米，金额为68000元。2018年5月25日，鼎基公司与需方星光公司签订购销合同一份，合同约定，货物品名：320T防绒胆布，白色，30000米，3.4元每米，金额102000元，400T防绒单布，白色，4000米，单价5元，金额20000元，合同需方栏盖有星光公司公章及黄灿签名；2018年6月8日，鼎基公司与需方星光公司签订购销合同一份，合同约定，货物品名：320T防绒胆布，白色，12400米，3.35元每米，金额41540元，合同需方栏盖有星光公司公章及黄灿签名；2018年6月12日，鼎基公司与需方星光公司签订购销合同一份，合同约定，货物品名：320T防绒胆布，白色，50000米，3.35元每米，金额167500元，合同需方栏盖有星光公司公章及黄灿签名；2018年7月13日，鼎基公司与需方星光公司签订购销合同一份，合同约定，货物品名：320T防绒胆布，白色，70000米，3.35元每米，金额234500元，合同需方栏盖有星光公司公章及黄灿签名。2018年8月8日，鼎基公司出具对账单一份，载明，客户名称，广州市星光纺织品有限公司，5月4日至8月8日，总共供货595233.4元，已付331000元，结欠264233.4元。2018年12月1日，黄灿在该对账单上签名。星光公司分别转账给付鼎基公司款项为：2018年5月9日支付3.4万元，2018年5月22日支付3.8万元，2018年5月29日支付4万元，2018年6月11日支付4万元，2018年6月11日支付4000元。共计15.6万元。鼎基公司分别开具给星光公司增值税发票3张，时间为：2018年5月22日两笔36000、100000元，2018年6月12日20000元，共开票15.6万元。星光公司均已抵扣认证。另，鼎基公司自认，自2018年6月6日至2018年7月25日止，收到黄灿向鼎基公司支付款项计17.5万元，两笔合计为331000元。一审中，星光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对购销合同中加盖的星光公司公章真伪进行鉴定，后因星光公司在规定的时间内未交纳鉴定费用，苏州同济司法鉴定所退还了所有送检材料。一审中，星光公司提供的证据为：1、黄灿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黄灿录制的视频一份；2、行政处罚决定书、受案回执各一份，广东衡正司法鉴定意见书一份；3、微信记录一份，其中在2018年9月16日鼎基公司法人讲的货物单价，星光公司并未对单价作出回应，表明星光公司对货物的交付、收货、标准规格都是不知情的。2018年12月24日记录，星光公司向鼎基公司拍了2张发票照片，要求鼎基公司出2张送货单，因为税务的原因，过来的发票都要求要有送货单，该记录可以得知，星光公司对于2张发票所产生的货物交付以及买卖的基础法律关系都是不知情的，甚至是开完发票之后再去索要的送货单。星光公司认为，黄灿与星光公司法人个人仅是朋友关系，在纺织行业存在大量这种现象，个人业务通过朋友公司代为支付货款，主要目的是为了开具发票，但是实际收货仅是个人，公章一直由星光公司法定代表人个人掌握，从未给黄灿，黄灿并非公司关联人员、合作方，星光公司仅是帮助黄灿代开发票，仅凭发票抵扣不足以证明双方实际发生了货物的交易。星光公司提供的以上证据，结合本案的送货单，可以证明黄灿自已承认冒用星光公司名义签订合同，承认签订货物，货物交易与星光公司无关，星光公司并未实际收到货物。在2018年5月至10月期间，黄灿伪造星光公司公章进行交易，遭到行政处罚，结合鼎基公司提供的合同证据，可以相互印证，鼎基公司起诉的货物交易与星光公司无关。鼎基公司所提供的4份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鼎基公司质证后认为，对情况说明及视频的内容不予认可，视频人是黄灿本人。行政处罚决定书一份，真实性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但与本案无关，并不能证明双方之间所有合同上的公章均是伪造的。微信记录，从2018年5月25日至2018年12月26日，其中在2018年9月16日上午11:45分，鼎基公司的工作人员郑常满与星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聊天记录载明，发货有20290T胆布2.6元，320T胆布2.3元，等等规格布料，以上都是不开票的价格。双方供货日期截止是2018年7月13日，至2018年9月16日，星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还在说布的价格，说明星光公司是知道鼎基公司向其供货的。黄灿代表公司进行交易时，刚开始没有公章，鼎基公司并不认可，后来星光公司要求鼎基公司开发票，并从对公账户向鼎基公司支付货款，鼎基公司才相信黄灿是星光公司的员工，但鼎基公司为了交易安全，要求必须有公司公章才能继续后面的业务，故后4份合同是有公章的。且鼎基公司向星光公司开具发票，星光公司也通过公对公账户向鼎基公司支付了货款，因此，鼎基公司有理由相信黄灿属于星光公司委托代理人。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关系。黄灿属于公司职务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规定，公民、法人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表见代理是指行为人虽无代理权，但由于本人的行为，造成了足以使善意第三人相信其有代理权的表象，而与善意第三人进行的、由本人承担法律后果的代理行为。星光公司认为与鼎基公司没有实际发生业务，但确认为黄灿通过公司代为支付货款，并将收取的发票予以认证抵扣；黄灿起初以其个名义与鼎基公司签订买卖合同，在鼎基公司不认可后，黄灿就以星光公司抬头与鼎基公司签订4份买卖合同，并在合同上加盖星光公司的公章；鼎基公司按约发货后，星光公司在2018年5月9日至2018年6月11日期间先后转账给付鼎基公司计15.6万元，付款的期间已涵盖黄灿以其个名义向鼎基公司购买的货物；在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星光公司并没有否认双方之间的买卖关系，也未明示买卖业务是属于黄灿个人，而2018年5月25日至2018年7月13日期间签订的4份合同上加盖有星光公司的公章，由于星光公司未交纳鉴定费而视为放弃鉴定，故这4份合同上公章是否为伪造，并不能推理认定。星光公司支付货款、收取鼎基公司的增值税发票并予以抵扣认证等以上一系列行为，足以表明对黄灿相关行为的事后追认，而作为善意第三方的鼎基公司，完全有理由相信黄灿具有代表星光公司的权利；星光公司认为仅是朋友关系公司代为支付货款，这仅是星光公司与第三人之间内部的管理行为，且现有证据也无法证明。据此，一审法院确认，黄灿的行为，造成了足以使善意第三方相信其有代理权的表象，构成表见代理，其法律后果应由星光公司承担。黄灿在对账单上的签字，已确认结欠货款264233.4元，一审法院予以认定，星光公司应支付鼎基公司相应的款项。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成立并已生效，星光公司尚结欠鼎基公司货款事实清楚。拖欠不付是欠理的，故引起本案纠纷的主要责任在星光公司，星光公司应给付欠款并承担相应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星光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鼎基公司货款264233.4元。案件受理费5264元，诉讼保全费1842元，合计7106元，由星光公司负担。二审中，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星光公司提交证据：证据一、中国农业银行电子回单五份，证明第三人黄灿从鼎基公司购买的货物均出售给广州市乐缘体服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缘体公司），并由乐缘体公司根据黄灿的要求，将货款汇入星光公司账户，星光公司按照黄灿的指示，在2018年5月至6月期间，代黄灿向鼎基公司支付货款156000元，剩余款项，由星光公司直接支付给黄灿，再由黄灿支付给鼎基公司。该份证据能够反映星光公司的进账时间和付款时间相互衔接，由此证明星光公司支付给鼎基公司的款项均来源于黄灿的下游客户乐缘体公司。2018年5月至6月期间，乐缘体公司共计向星光公司付款330171.84元，与黄灿和星光公司在此期间公司向鼎基公司付款的331000元相互印证。证据二、微信转账记录两份。证明黄灿于2019年10月21日和2019年11月16日分别向鼎基公司支付货款1000元和2000元，合计支付货款3000元，该份能够证明鼎基公司明知与其交易的主体系黄灿，并非星光公司。鼎基公司质证意见：两组证据均为打印件，对两组证据的客观性有异议，真实性由二审法院核实。对证据一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证据显示截至2018年6月11日，乐缘体公司支付星光公司货款共计330171.84元，而自2018年5月4日起至2018年6月11日，星光公司与鼎基公司签订供货合同总金额为299540元（包括黄灿签名的两份），没有达到星光公司所称的330171.84元，该情况与星光公司、黄灿所述相矛盾。该证据也显示乐缘体公司与星光公司之间有很多业务往来。证据二仅能证明黄灿向鼎基公司支付3000元，而该3000元款项的性质不明。如果是货款，也只能是代星光公司支付的货款。黄灿质证意见：认可上述证据体现的交易情况。本院认证意见：对于证据一，星光公司支付鼎基公司的款项是否源于案外人乐缘体公司，不影响本案合同主体的认定，对于证据一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于证据二，该3000元的款项性质不明，对于证据二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二审经审理查明，星光公司于2018年5月22日、2018年6月11日分别通过公司账户向鼎基公司账户转账38000元和40000元，该两份中国建设银行单位客户专用回单中的用途一栏均载明“星光货款”。案涉其余三份回单的用途处，均载明“电子汇入”。二审经审理查明的其余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鼎基公司主张星光公司支付货款的依据是否充分。本院认为，星光公司主张案涉四份合同中其公司的公章均系黄灿伪造，但其于一审中在规定的时间内未交纳鉴定费用，且尚无证据证明该公章的真伪。星光公司未能举证证明该四份购销合同具有法定无效情形，其应否受合同约束需结合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进行综合认定。从付款及开票情况来看，黄灿于2018年5月4日和2018年5月12日以个人名义签订合同后，并未支付货款。星光公司自2018年5月9日至2018年6月11日通过其公司账户向鼎基公司账户共支付五笔款项共计15.6万元，且其中2018年5月22日、2018年6月11日的两笔转款回单中明确备注用途为“星光货款”，故星光公司于付款时并未明确系代黄灿支付货款。案涉合同订立后，实际系由星光公司首先实施付款行为，且其五次付款已包含黄灿个人前期订立的两份合同的价款。鼎基公司此后亦向星光公司开具了15.6万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星光公司予以认证抵扣。从合同履行中的交涉情况来看，星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锦涛与鼎基公司的郑昌满之间曾就案涉合同的开票、补开送货单等事宜进行沟通，双方聊天记录中，星光公司亦未明确表明其并非案涉买卖合同的主体。因此，一审认定星光公司的行为已构成对黄灿相关行为的追认，应受案涉买卖合同约束并应支付相应货款，并无不当。综上，星光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264元，由广州市星光纺织品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 诚审 判 员  唐 蕾审 判 员  浦智华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  蒋 超书 记 员  郭聪敏法律文书履行提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具有国家权威性和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应当依法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否则人民法院将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将面临以下执行风险：一、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名下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执行措施，并有权对被执行人及其住所、经营场所进行搜查。二、被执行人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执行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三、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四、被执行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或者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五、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财产的，人民法院有权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及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六、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座以上舱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费经营必须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七、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或者通过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抗拒执行，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法院公告栏、电子显示屏、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向社会公布，并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向征信机构通报，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八、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或者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