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1民终318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凌秀梅，女，1968年12月3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为春，江苏苏恒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平清，男，1965年11月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四川省梓潼县，现住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吉兴奎，江苏苏浩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王玉强，男，1989年2月1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临朐县。上诉人凌秀梅因与被上诉人王平清、原审第三人王玉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法院（2019）苏0105民初61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凌秀梅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后，依法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之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错误。原审第三人是山东一家建材企业的业务员，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企业都无权以个人名义买卖建材。原审第三人明确向法庭表示，和上诉人之间没有买卖关系，只是作为中间人接受被上诉人委托代为向上诉人办理了订货手续，此后双方的业务往来第三人均未参与。被上诉人和上诉人之间买卖合同履行，都是被上诉人自行到上诉人门店提货，如产品不符合要求也是直接退还给上诉人，由上诉人向其出具退货凭证。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具的“欠条”，清楚地说明了欠款的数额和退货的处理方式。被上诉人向法庭提供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证明欠条是在上诉人强迫下出具的，但笔录的内容恰恰证明了被上诉人和上诉人之间是业务往来关系，第三人是业务员，是接受被上诉人委托向上诉人购买门窗铝材，只是被上诉人把材料款付给了第三人。庭审过程中，被上诉人陈述其向第三人支付了两笔定金和材料款，一笔是支付给上诉人，而另一笔给了第三人所在企业。这只能说明，被上诉人把应该支付给上诉人的货款支付给了第三人。按一审法院逻辑，被上诉人和第三人建立了买卖合同关系，而第三人又分别和上诉人、山东公司发生买卖关系，第三人不仅和上诉人有买卖合意形成，而且和自己的单位也有买卖合意。而被上诉人再三强调，其直接向山东企业支付了幕墙铝材货款。所以，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之间形成买卖合意完全是一审审判人员的主观臆造。一审法院向上诉人释明向第三人主张货款，是建立在错误的法律关系认定基础之上。请求二审法院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请。王平清答辩称，与被上诉人发生买卖关系的是第三人王玉强，被上诉人向王玉强购买铝型材料，并向其支付案涉货款，而后王玉强通过向上诉人支付定金，指定将案涉铝型材料发货至被上诉人工地，实际上是一个指示交付，不能证明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买卖关系。上诉人多次向第三人索要货款未果之后，其在2017年纠结社会人员向被上诉人讨要所谓的货款，并强迫被上诉人出具欠条，被上诉人在第一时间已经报警，并且在公安机关留有询问笔录，所以该份欠条无法证明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王玉强未发表答辩意见。凌秀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王平清支付货款67350元并负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3月至4月间，王平清因工程需要提出向第三人王玉强购买用于制作门窗的铝型材，并于2014年3月26日、2014年4月3日分两次向王玉强支付货款20000元和43000元，合计支付货款63000元，王玉强于收款当日向王平清出具了两份《收条》，分别言明收到王平清铝型材货款20000元及43000元。王玉强在收到上述货款后，至凌秀梅销售点向其工作人员支付10000元购物定金，并指定凌秀梅将案涉王平清用于制作门窗的铝合金型材送至王平清所在工地，凌秀梅所送上述铝型材价值合计75350元。因凌秀梅不知王平清有向第三人购货的上述事实情况，误认为其向王平清所在工地送的货即为王平清直接向其购买，后向王平清主张货款未果，凌秀梅遂于2017年10月17日邀请数名案外人以做业务为由将王平清约至南京市索要案涉货款，王平清在当时报警未出警的情况下，邀请案外人吴付国（即本案王平清方证人）、杨乾武（杨凤）到场为凌秀梅、王平清进行了协调，后凌秀梅“要求”王平清向其出具了案涉“欠条”一份，言明：“今欠到凌秀梅货款合计人民币75350元。”次日即2017年10月18日，王平清向南京市公安局雨花台分局赛虹桥派出所进行了报警，并在公安部门形成了《询问笔录》一份，但公安部门对王平清所反映情况未进行实质性处理，后凌秀梅又多次向王平清索要欠条项下的货款，王平清后于2019年6月前向凌秀梅支付宝账户内支付了8000元。因凌秀梅向王平清主张剩余货款未果，遂于2019年6月诉至法院，要求判令王平清支付剩余货款。王平清应诉后，认为其未直接向凌秀梅购买案涉铝型材，凌秀梅于2014年期间向王平清所在工地供应的门窗铝型材均是按王平清向第三人出具的规格交付的，凌秀梅没有证据证明王平清曾向凌秀梅直接出具型材规格，也没有王平清向凌秀梅出具的收货单，王平清在工地所收到的凌秀梅送货均是王平清向第三人直接购买的，且王平清已向第三人支付了购货款，至于凌秀梅未全部收到案涉货款，应由其向第三人主张。应王平清申请，法院通知王玉强作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王玉强认可其曾于2014年3、4月间共收到王平清铝型材货款63000元，但认为其收到的王平清货款系第三人直接向王平清所供的幕墙铝型材货款，而非案涉门窗铝型材货款，但第三人关于其有向王平清供应幕墙铝型材及货款金额之事实，未能在本案中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另查明，凌秀梅认可其在2014年3月间由工作人员收取过第三人10000元定金，并认可王平清提供的由凌秀梅出具给王平清的2014年6月22日的两份《调拨单》，即认可王平清曾向凌秀梅退回铝型材合计17142.5元，并同意在本案所主张的货款中扣除该17142.5元及10000元定金，故凌秀梅实际未收到的货款余额为40207.5元（67350元-17142.5元-10000元）。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法院向凌秀梅释明其可在本案中要求第三人向其承担给付货款的义务，但凌秀梅坚持原诉请，且不同意在本案中由第三人向其给付货款。因凌秀梅、王平清及第三人关于应由谁向凌秀梅支付案涉货款一事意见不一，致本案调解不成。上述事实，有凌秀梅提供的欠条、王平清提供的公安询问笔录、收条、调拨单、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认为，第三人在收到王平清案涉货款后，向凌秀梅交纳了部分购货定金，后虽由凌秀梅直接向王平清供货，但凌秀梅却未能提供王平清有向其直接订货的证据，凌秀梅向王平清的供货行为实质是其受第三人指令发生的，故本案凌秀梅所涉的买卖关系系由凌秀梅与第三人之间的买卖合意所形成。由于第三人并未将王平清给其的全部货款转付给凌秀梅，本案纠纷的责任在第三人。鉴于第三人在本案中未能提供其有向王平清供应玻璃幕墙铝型材的证据，法院认定第三人于2014年期间所收王平清货款63000元实质系用于王平清直接向第三人购买的案涉门窗铝型材。王平清于2017年10月向凌秀梅所出具的案涉“欠条”，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且有王平清在出具“欠条”次日至公安机关报警的询问笔录佐证，故可认定王平清向凌秀梅出具的案涉“欠条”，不能反映王平清与凌秀梅间存在案涉买卖合同关系。王平清事后虽有向凌秀梅给付部分货款的行为，也不能据此认定王平清认可其尚欠凌秀梅案涉货款的事实。鉴于凌秀梅在法院向其释明后，不同意在本案中由第三人向其承担给付货款义务，故对凌秀梅要求王平清向其支付剩余货款之诉请，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凌秀梅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与上诉人凌秀梅洽谈、交付1万元定金的是原审第三人王玉强，上诉人直接将货物送到被上诉人王平清的工地，被上诉人也向上诉人退还了部分货物。被上诉人向法院提交证据证实其已向原审第三人支付6.3万元货款，原审第三人主张该款系购买幕墙铝型材货款，但未能提供证据证实，一审法院据此认定被上诉人已向原审第三人交付了货款，造成上诉人未收到货款的责任系原审第三人正确。再结合，案涉买卖发生于2014年，2017年10月上诉人才通过做业务的方式将被上诉人约至，要求被上诉人出具“欠条”，“欠条”出具次日被上诉人即向公安机关报案，表明出具“欠条”并非被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被上诉人于2019年3月22日向上诉人转账8000元时，也在转账备注栏中注明代替王玉强给的材料款，该转账行为亦不能表明被上诉人认可其与上诉人之间发生买卖合同关系。从当事人的举证来看，上诉人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与被上诉人之间发生了买卖合同关系。在上诉人明确不要求原审第三人承担给付货款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凌秀梅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5元，由上诉人凌秀梅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剑飞审判员  王长春审判员  钱发洪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苏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