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3民终28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墙少将，男，1971年9月8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垫江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超明，重庆市垫江县澄溪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谭佐得，男，1979年8月25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垫江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瞿正宪，重庆君知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董正军，男，1971年9月1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垫江县。上诉人墙少将因与被上诉人谭佐得、董正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垫江县人民法院(2019)渝0231民初45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墙少将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超明，被上诉人谭佐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瞿正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墙少将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原判决，并依法改判我对谭佐得与董正军形成的借贷债务不承担偿还责任。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董正军承担。事实和理由：谭佐得向原审法院作出虚假陈述，导致原审法院作出错误判决。1、我与谭佐得从未有过合伙承包工程项目的事实，相反谭佐得在原审法院诉称的与董正军发生的所谓借贷关系实际上系其二者之间的合伙纠纷。谭佐得在原审起诉状中诉称其陆续转账给我与董正军，而谭佐得除了向原审法院举示了三张转账给董正军的与我毫不相干的140000元凭据外并没有举示任何直接证据表明与我有过借贷关系的凭据，同时董正军还诉称并于2017年3月25日算账完全是胡编乱造的虚假事实。2、关于从我账户转付给谭佐得26000元的问题，实际上是我在2014年前向董正军的借款，我在2018年底准备还给董正军，董当即告诉我说他还差谭佐得的钱，让我直接代其归还给谭佐得，我代为转支系接受了董正军的委托，是一种指示交付行为。3、关于我在董正军向谭佐得出具的所谓20万元借条上签名的问题。2017年3月左右，董正军又在重庆提供信息给谭佐得，称其在重庆接到了大项目建筑主体工程，希望和谭佐得在重庆合伙承包。2017年3月25日，谭佐得从武汉开车邀约我一起到重庆帮他考察该工程项目后，董正军与谭佐得口头约定每人出资20万合伙承包，由于董正军当时要求谭佐得对20万元先行垫付，于是双方均要求我作为在场人签名以证实董正军这个合伙出资款系谭佐得垫付的这个事实。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通过谭佐得向原审法院所举示的三份转账凭据来看，货币接收方均为董正军而非墙少将。据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之规定，就算该借贷关系成立，谭佐得也只能依法向董正军主张，而向我主张债权明显没有法律依据。2、依据谭佐得提交的转账交易凭证来看，转账交易给董正军的金额为三次14000元，原审法院在没有任何证据印证的情况下，仅凭谭佐得自称现金交付10000元给董正军，就认定借货交易总额合计150000元，实在是太过草率，依法也应当改判。3、谭佐得所举示的全部证据材料，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有所谓的借贷有利息的约定。4、就算有利息的约定，在抵扣完所谓借款期限内的利息后，尚余7723元，即应当减扣本金，然而原审法院仍然以104500作为本金计息同样违反法律规定。5、谭佐得在原审法院的诉称事实无法自圆其说。(1)谭佐得从2016年5月27日起转账交付给董正军50000元，后于2016年6月1日转账交付给董正军40000元，又于2016年6月2日转账交付给董正军50000元，还说现金交付给董正军10000元，这明显不符合民间借贷的交易习惯。(2)董正军在所谓借款后的一个月内就偿还了谭佐得50000元，那么二者之间实际的所谓借贷金额也就是只有90000元，同时在时隔不到九个月的所谓的借款时段里，利息达到11万元，而且出具借条的时间既不是月初也不是月尾，而是3月25日，这同样不符合结算利息的交易习惯。(3)更为蹊跷的是，谭佐得举示的借条连借款主体都不明确，明显不符生效合借款合的构成要件。被上诉人谭佐得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墙少将的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不能成立，请求驳回其全部上诉请求，维持原判。本案是董正军、墙少将共同向我借款，在借条上墙少将与董正军是明确共同签字确认的。二人共同借款，向其中一人转账和支付即可，并不需要分别转款。墙少将强词夺理说自己是在场人，明显不符合事实。在借条上墙少将不仅没注明是在场人，还签名在董正军之上方。墙少将是共同借款人，其转款2.6万元本身就是还款，不存在是受董正军的指示帮其还款的可能。墙少将的说法完全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的。一审法院对利息根据法律规定已经进行了处理，并无不当。董正军未到庭，未陈述。谭佐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判决董正军、墙少将立即偿还借款12400元及利息(利息从2017年3月26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本息还清之日止)；2.诉讼费用由董正军、墙少将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5月底至6月初，董正军、墙少将向谭佐得借款150000元。谭佐得于2016年5月27日、2016年6月1日、2016年6月2日分别通过银行转账方式交付董正军50000元、40000元、50000元，现金交付10000元，合计150000元。一审庭审中谭佐得自认，2016年7月1日，董正军偿还50000元；2018年年底，墙少将偿还26000元。2017年3月25日，董正军、墙少将向谭佐得出具借条一张，载明：借条——今借到谭佐得现金200000元，大写贰拾万元正，在5-6月份付清，此据，董正军、墙少将，2017年3月25日。一审庭审中，谭佐得陈述，借条载明的借款金额中包含从借款之日至出具借条之日期间的利息。期限届满后，董正军、墙少将未按约偿还借款。一审法院认为借款合同是指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本案中董正军、墙少将向谭佐得借款，并出具借条予以确认，且有转账凭证印证，故双方借贷事实清楚，借贷关系成立，董正军、墙少将应当在约定的期限偿还谭佐得借款，故对谭佐得诉请董正军、墙少将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的请求予以支持；关于董正军出具的情说明书，陈述谭佐得与其系合伙关系，因董正军未举示证据予以证明，故对于董正军的抗辩不予采信。关于董正军、墙少将尚欠借款本金及利息的问题，根据谭佐得的自认及举示的证据，分别作如下阐释：第一、截止2016年7月1日，董正军、墙少将尚欠的借款本金按照年利率36%扣除2016年6月2日至2016年7月1日期间的利息4500元(2017年7月1日董正军、墙少将偿还50000元，扣除利息4500元，另偿还部分45500元抵扣本金)，本金尚欠104500元。第二、从2016年7月2日至双方出具借条之日2017年3月25日期间的利息应以104500元为本金，按照年利率24%计算，经计算2016年7月2日至2017年3月25日，利息为18277元。关于2018年12月底董正军、墙少将偿还的26000元，应按照先息后本的方式首先抵扣该期间段的利息，诉讼中谭佐得出具说明，自愿按照年利率24%首先抵扣该期间段的利息系对自己权利的处分，不违反法律规定，予以确认，抵扣之后尚余7723元(26000元-18277元)。故2016年7月2日至双方出具借条之日2017年3月25日期间的利息董正军、墙少将已经履行完毕。第三、2017年3月25日双方约定及借条中载明的还款日期为“在5-6月份付清”，故从2017年3月25日至2017年7月1日期间不计算利息，谭佐得在庭审中主张从2017年7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资金占用利息符合法律规定及双方约定，予以确认，计息本金为104500元，利息扣除尚余的7723元。董正军、墙少将经合法传唤，逾期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依法视为其自动放弃抗辩、举证、质证的权利。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董正军、墙少将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谭佐得借款本金104500元及利息(以104500元为基数，自2017年7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扣除已支付的7723元)；二、驳回谭佐得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的债务利息。并决定一审案件受理费依法减半收取1390元，由董正军、墙少将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墙少将举示了其与董正军的通话录音；拟证明其是在场人，不是借款人，转账2.6万元是受董正军指示交付，不应当承担还款责任。谭佐得质证后认为，董正军本身就是本案当事人，其与墙少将有利害关系，同时董正军不出庭接受质询，对该通话录音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双方均未举示足以推翻一审认定事实的新证据，故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根据墙少将上诉请求的事实理由以及谭佐得的答辩意见，本案当事人二审争议以下焦点问题：墙少将是否是涉案借贷关系的共同借款人。本院具体评述如下：民间借贷一般发生在熟人、朋友之间，借贷双方往往因碍于情面而造成借贷关系事实的证据存在一定瑕疵，当发生纠纷时，法院所面临的难题往往是对借贷法律关系的认定进行判断。这时，在注重当事人举证的基础上，需要充分运用民事证据的相关规定对事实予以正确认定，才能充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借条是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且借款已实际交付的凭证，具有较强的证明力，除非有充分的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借条所记载的内容。本案基于墙少将、董正军共同出具借条这一借款凭证以及当事人自愿履行利息债务等事实，依照高度概然规则以及证据优势规则认定谭佐得与墙少将、董正军存在借贷关系，正是基于上述理念产生的必然结果。此乃本案意在维护正常交易秩序，倡导诚信守约，制裁失信违约所确立的价值取向，也是对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逻辑关系的诠释。借据本身的意义就在于确认债权债务关系，避免将来可能发生的争议，也有防止反悔、避免长时间后举证困难的意义。借条是墙少将与董正军共同出具，墙少将在借条上的签名与董正军并列。墙少将未能举证证明其是在场人的事实，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一审法院根据举证规则，对涉案法律关系处理恰当，应予维持。综上，上诉人墙少将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90元，由上诉人墙少将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黄镝鸣审 判 员 陈江平审 判 员 项江陵二〇二〇年六月三日法官助理 邬昌杰书 记 员 石 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