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1民终70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静，女，1964年5月4日出生，汉族，济南铁路局客运段退休职工，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锋，山东琴岛（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翔，山东琴岛（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勇，男，1961年7月22日出生，汉族，山东济铁旅行服务有限公司济南旅游服务分公司职员，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和忠，山东法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毓奎，山东海中洲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王某忠，男，1971年2月6日出生，汉族，济南铁路局济南机务段职工，住济南市。上诉人王某静因与被上诉人王某勇，原审被告王某忠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2018）鲁0104民初69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4日立案，因突发全国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于2020年3月9日本案中止审理，中止情形消失后于2020年5月15日恢复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某静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上诉人所提交的两份《赠与证明》是其父母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审法院认定《赠与证明》不能表明两被继承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属于明显认定事实错误。首先，两份《赠与证明》有上诉人母亲的名章，上诉人父亲在《赠与证明》书写了“以上内容真实有效，我同意”并签字捺印。一审诉讼中，被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否定该证据的真实性，仅从楼号变更的时间怀疑该份证据为伪造，一审法院为核实被上诉人的怀疑是否属实，做了大量的调查取证工作，前往多个部门进行调查落实。虽然一审判决认定“均未得到明确统一的结论”，但实际上在一审法院对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的调查中，被调查人已经明确表述了涉案房屋“2014年年底肯定开始建了，那时候施工楼号已经和协议楼号不一样了”，而两份《赠与证明》的落款时间是2015年1月9日，完全可以证实《赠与证明》是真实的，亦可以直接否定被上诉人的怀疑。一审法院对于其他被调查人的调查中，被调查人不确定2015年1月9日前是否存在楼号变更，这也许就是一审法院所谓“均未得到明确统一的结论”，但这也代表没有明确的结论推翻该证据的真实性，上诉人在一审诉讼中已经达到了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根据民事诉讼优势证据原则，被上诉人在一审诉讼中没有任何证据推翻《赠与证明》，其主张不能成立。其次，《赠与证明》内容虽为打印，但签名并非打印，并不能因此否定其真实性。在我国民事领域的法律法规中，除被继承人自书遗嘱要求自书内容外，其他民事行为均无此强制性规定。本案赠与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等法律规定，并不要求赠与人自己书写或打印赠与内容。一审法院对该《赠与证明》的真实性认定上，首先分析该《赠与证明》内容应为他人打印，进而否定其真实性，这完全是对事实的颠倒。《赠与证明》内容系打印，但赠与人的签章、签名都是真实的，上诉人的父亲还特别手写了“以上内容真实有效，我同意”并签字捺手印。上诉人遗憾的看到一审法院对此视而不见，在整个判决书中，包括案件审理中，选择性忽视，根本就没有审理有关字迹、手印真实性的问题。被上诉人在一审过程中，否认《赠与证明》的真实性，但却没有申请鉴定签字、手印的真实性，也没有提出过怀疑签字、手印真实性的答辩和质证意见，也可以印证其认可签字、手印的真实性。最后，即使按照一审法院“只有曹某某的名章，不能证明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的认定，该赠与证明也应为部分有效。上诉人父亲手写的“以上内容真实有效，我同意”并签字捺手印的民事行为完全能够表明其同意将其财产份额赠与给上诉人和原审被告。虽然赠与证明的表述的是“本人曹某某……”，但涉案房产是上诉人父母的共同财产，上诉人父亲的“同意”并不能狭隘的理解为同意曹某某赠与的份额，应理解为同意对整个房产的处置，即上诉人父亲同意将其享有的份额赠与给上诉人和原审被告。一审法院狭隘的理解方式不能体现上诉人父亲的真实意思表示，如果是仅涉及赠与曹某某的份额，是根本不需要上诉人父亲的同意和签字捺手印。2．上诉人及原审被告对其父母尽了主要的赡养义务，被上诉人近二十年来没有对父母尽到赡养义务，一审法院仅认定上诉人及原审被告比被上诉人尽了较多的赡养义务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从2000年以后，上诉人父母由上诉人和原审被告赡养。上诉人母亲生前患有多种疾病需常年服药，在2012年5月4日上诉人母亲查出肺癌到2015年4月病逝期间主要由上诉人和原审被告照顾，所花费的巨额医疗费也是由两人承担。上诉人父亲治疗肺癌的医疗费用也均由上诉人和原审被告承担。《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四条规定“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上诉人在原审中提交的住院病例、医疗费发票、房屋租赁协议、物业费收据、电费收据等费用单据可以证实主要由上诉人与原审被告照料其父母的日常生活，包括为父母租房子，代缴房租、燃气费，在其父母患病时将父母送医治疗并承担医疗费，经常陪伴父母为父母提供精神的慰藉，以上应当认定上诉人与原审被告尽了主要的赡养义务。原审中被上诉人称其妻子代其履行了赡养义务，但没有向法庭提交任何证据证明。被上诉人离家后近二十年未照顾过父母，不仅对父母的日常生活不闻不问，父母生病住院期间被诉人也没有照顾过，在知悉父母去世后连葬礼都未参加，父母去世后却立即起诉要求分割遗产，在起诉状中却又将父母去世的时间均写错。以上种种事实都可以证明被上诉人没有对父母尽到任何赡养义务，被上诉人不赡养父母的行为不仅违反法律规定更违背了中华民族传统道德。一审法院仅认定上诉人及原审被告比被上诉人尽了较多的赡养义务，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也是为被上诉人开脱不赡养父母的责任，更是以判决形式对中华民族优良道德和传统孝道的否定。另外，被上诉人没有对父母尽到赡养义务也能印证上诉人父母决定将北大槐树家园小区8号楼1单元0503号房屋（以下简称503号房屋）、北大槐树家园小区8号楼2单元1206号房屋（以下简称1206号房屋）分别赠与上诉人、原审被告是合情合理、符合客观事实的。综上，上诉人恳请二审法院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以示法律的尊严和公正。王某勇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上诉人所谓其“提交的两份《赠与证明》是其父母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审法院认定《赠与证明》不能表明两被继承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属于明显认定事实错误”之说，完全不能成立。(一)首先，上诉人提交的两份所谓曹某某的《赠与证明》（以下称两份赠与证明）完全是伪造的、虚假的。一审的两次开庭，被上诉人的代理人在亲自调取证据并结合法院调取证据的基础上，以事实为依据，充分论证了该两份《赠与证明》系伪造。（二）对于两份赠与证明，上诉人所谓“一审诉讼中，被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否定该证据的真实性，仅从楼号变更的时间怀疑该份证据为伪造”的说法，与本案事实相悖，根本不能成立。实际情况是，两份赠与证明写明所赠与的是9号楼的两套房屋，并注明是新8号楼，落款时间为2015年1月9日。根据该两套房屋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签订时间2014年8月21日与赠与证明落款时间仅几个月之差，且楼房尚在建设初期就发生楼号变更等疑点，被上诉人的代理人经过查证，确认两份赠与证明系伪造。对此，在两次庭审中向法庭提交了涉案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9号楼2单元1206室的《迁入证存根》、槐荫公安分局西市场派出所《关于“龙槐雅苑”更名为“北大槐树家园”的报告》、《槐荫区北大槐树棚改项目回迁公告》、《北大槐树棚改项目回迁日程安排表》、两份证人证言，以及槐荫区人民法院对槐荫区房屋征收服务中心项目负责人周斌的调查笔录等证据，这些证据充分证明了上述9号楼改为8号楼的时间是2017年7月，因而落款时间为2015年1月9日的两份赠与证明毫无疑问是伪造的。可见，上诉人所谓没有任何证据否定、仅从楼号变更的时间怀疑之说，纯系罔顾事实。（三）上诉人所谓“在一审法院对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的调查中，被调查人已经明确表述了涉案房屋‘2014年年底肯定开始建了，那时候施工楼号已经和协议楼号不一样了’,.....完全可以证实赠与证明是真实的，亦可以直接否定被上诉人的怀疑”之说辞，不值一驳。其所说的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即槐荫区人民法院调查笔录载明的西市场办事处政法科科长张某某。在此，同样提请法庭注意的是,张某某的上述证言是虚假的，是作伪证、妨碍民事诉讼的行为。理由一是被上诉人于一审第二次开庭前向法院提交了要求张某某出庭作证申请书，经法院通知其无任何理由不予出庭。二是张某某的证言显属虚假。另外，(四)上诉人所谓其“在一审诉讼中已经到达了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根据民事诉讼优势证据原则，被上诉人在一审诉讼中没有任何证据推翻《赠与证明》，其主张不能成立”之说，系无理狡辩。第一，上诉人所称的已经到达了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依据则只有张某某的一份拒不出庭作证、虚假的证人证言，其达到的证明标准何在？第二，被上诉人向法庭提交了多份书证及证人证言等，足以证明上诉人的两份赠与证明是伪造的、虚假的。(五)上诉人关于“一审法院对该《赠与证明》的真实性认定上，首先分析该《赠与证明》内容应为他人打印，进而否定其真实性，这完全是对事实的颠倒”的异议，不能成立。第一，在假定《赠与证明》文书形式上真实的情况下，分析认定赠与证明是否曹某某的真实意思表示的思路或者说路径是正确的。因为该赠与证明不是手写文书，而是打印件，当然应首先分析是否存在本人打印的可能，如非本人打印，再结合分析签名盖章的具体情况，进而作出事实认定。因此，一审判决关于“两份赠与证明为打印件，从被继承人已年老的情况分析，应为他人打印，上面只有曹某某的名章，且王某静自己陈述是在曹某某去世后两年多由王某某交给自己的，不能证明相应的内容是曹某某真实意思表示”的认定，有理有据，符合逻辑，不存在任何问题。第二，从印章的角度分析，赠与证明上所加盖的一长条形铅字块的“曹某某”三个字，根本不属于人们通常所见的方形私人印章，此与常理、常识相悖，上诉人也未证明曹某某曾在有关文书上作为印章加盖过该长条形铅字块。而相反的事实是，与本案有关的签订房屋拆迁协议授权委托书上，曹某某既签名，又捺了手印，并未加盖该长条形铅字块“曹某某”。故仅就此而言，赠与证明上加盖的该长条形铅字块，根本不能证明系曹某某的真实意思表示，从而进一步证明一审法院的认定是正确的。(六)上诉人关于“被上诉人在一审过程中，否认《赠与证明》的真实性，但却没有申请鉴定签字、手印的真实性，也没有提出过怀疑签字、手印真实性的答辩和质证意见，也可以印证其认可签字、手印的真实性”的观点，是荒谬可笑的。第一，被上诉人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两份赠与证明是伪造的、虚假的，对于己方证据能够证明的事实，被上诉人任何必要提出申请鉴定。第二，上诉人所称的签字、手印，是指被继承人王某某的，但两份赠与证明的主体是曹某某，王某某与两份赠与证明没有任何关联性，无论两份赠与证明真实与否，王某某的签字、手印即使是真实的，也毫无法律效力。因此，被上诉人无须对赠与证明上所谓王某某的签字、手印申请鉴定，上诉人依照自己的歪理逻辑印证被上诉人认可签字、手印的真实性，显然不能成立。（七）上诉人关于“即使按照一审法院.....的认定，该赠与证明也应部分有效。上诉人父亲手写的‘以上内容真实有效，我同意’并签字捺手印的民事行为完全能够表明其同意将其财产份额赠与给上诉人和原审被告”的说法，不能成立。第一，如前所述，两份赠与证明的主体是曹某某，王某某在曹某某本人的赠与证明上表态，并不产生个人赠与的法律效果。第二，根据文义解释，王某某所写的“以上内容真实有效，我同意”，仅表明对曹某某所写内容不持异议，同意曹某某的赠与，除此之外，并无其他意思表示。第三，处分个人的财产，必须有明确的意思表示。而王某某并未在两份赠与证明上写明，将共同所有的房产中个人所有的份额予以赠与。因此，上诉人所谓表明王某某同意将其财产份额赠与给上诉人和原审被告和“一审法院狭隘的理解方式不能体现上诉人父亲的真实意思表示”的说法，根本不能成立。二、上诉人关于“上诉人及原审被告对其父母尽了主要的赡养义务，被上诉人近二十年来没有对父母尽到赡养义务，一审法院仅认定上诉人及原审被告比被上诉人尽了较多的赡养义务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之说，违背基本事实，不能成立。（一）上诉人称被上诉人近二十年来没有对父母尽到赡养义务，与事实严重不符，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二）被上诉人仅是由于特殊原因看望父母少一些，但绝非是近二十年没有对父母尽到赡养义务、未照顾过父母。事情的原委是，上诉人和原审被告及被上诉人关系不好，原审被告婚后经常住在父母亲家中，被上诉人每次到父母亲那里，原审被告就闹腾，摔砸东西，胡乱骂人。上诉人也经常到父母亲家中住，被上诉人经常向母亲挑事，不让被上诉人到父母亲那里。为了照顾家庭关系，被上诉人的母亲就对被上诉人讲：“他们这两个小的不是东西，你是老大就委屈点，尽量地少回来，省得他们闹，这样就是你孝顺我和你爸爸了。”于是根据母亲的要求，大概自1999年下半年开始，除了逢年过节外，被上诉人就很少到父母亲那里了。但是根据被上诉人的安排，被上诉人的对象却是时常（一到两个月）到被上诉人父母亲家中，代替被上诉人看望父母亲。除了被上诉人逢年过节到父母亲那里看望，带些物品，给一些钱外，被上诉人对象每次去被上诉人父母亲那里，也都带上较多的物品，有时也送一些钱。根本不存在上诉人所称的被上诉人近二十年没有对父母尽到赡养义务、未照顾过父母的问题。一审第一次开庭被上诉人的代理人对上述事实的陈述，上诉人未提出任何异议，实际系予以认可。(三)上诉人关于“父母生病住院期间被上诉人也没有照顾过，在知悉父母去世后连葬礼都未参加”之说，系歪曲事实。第一，被上诉人母亲自2012年5月检查出肺癌病后，被上诉人多次去看望母亲，被上诉人对象也多次带海参等物品去看望被上诉人母亲，并送了不少钱。被上诉人父亲从住院、出院到去世，仅七、八天时间，上诉人故意不告知被上诉人，不存在被上诉人故意不照顾父亲的问题。第二，被上诉人母亲去世，上诉人和原审被告在没有告诉被上诉人的情况下，就办理了丧事，侵害了被上诉人对母亲的祭奠权，对被上诉人造成了极大的精神伤害和痛苦。被上诉人父亲去世后，上诉人故伎重演，同样又不告知被上诉人，也没告诉任何亲戚，匆匆将父亲火化了事,并未举行葬礼，使用告别厅进行遗体告别。（四）上诉人称母亲、父亲治疗肺癌所花费的医疗费都是由其和原审被告承担，但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持有母亲、父亲的医疗费发票不能说明相应的费用是其承担的。母亲、父亲都有工作，有退休金，母亲退休后担任街道居委会副主任，另有一块收入，同一般家庭一样，他们也会有相应的存款，故上诉人的上述说法不能成立。（五）上诉人持有母亲、父亲的医疗费发票，以及房屋租赁协议、物业费收据、电费收据等单据本身，并不能证明主要由其照顾母亲、父亲的日常生活，尽了主要的赡养义务。（六）上诉人指责被上诉人在起诉状中将父母去世时间写错，系上诉人在母亲、父亲去世后，均未告知被上诉人。被上诉人起诉，提交母亲、父亲去世的证据，系分别到西市场派出所和山东省社会保险事业局社保大厅所调取，诉状所写母亲、父亲去世时间，依据的是公文书证载明的日期，对此被上诉人不存在过错，与是否对父母尽到赡养义务没有关联性。三、上诉人关于“涉案两份《赠与证明》合法有效，本案赠与关系已经成立，一审法院认定‘对于房屋则必须办理过户手续，否则赠与关系不成立’，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的说法，与法相悖，不能成立。1.根据《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之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本案事实是，两份赠与证明的受赠人上诉人和原审被告均未在《赠与证明》上签字，没有接受赠与的意思表示，不符合合同成立的基本要求，该赠与合同显然未成立。上诉人关于“父母生前将其合法取得的拆迁安置房产相关的《济南市城市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等材料原件交付上诉人，上诉人已表示同意接受赠与”的说法，不能成立。一是这些材料原件是父母亲的遗留物，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是父母亲所交付，根据上诉人对母亲、父亲去世故意不告知被上诉人的不正常行为，被上诉人有理由认为，私自占有上述材料原件应是其原因之一。退几步讲，即使上述材料原件系父母亲交付上诉人，也不能证明是根据所谓的赠与证明交付，当然也不能视为上诉人和原审被告同意接受赠与，否则，有违《合同法》上述规定。二是上诉人的前述说法存在明显矛盾。上诉人在一审第一次开庭时陈述，两份赠与证明是父亲2017年9月份交给她的，此时母亲已去世两年半之久，而前述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等材料原件，上诉人称是父母生前所交付。由此问题显现，既然母亲生前能将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等材料原件交付上诉人，为何不将两份赠与证明一并交给上诉人呢？显而易见，上诉人的说法自相矛盾。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28条的规定，现行有效，与《合同法》规定不相违背，一审法院予以适用并无不当。3.根据《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的规定，并不能得出赠与合同是诺成合同的解释，上诉人关于既然是“撤销赠与”就说明赠与合同已经成立的说法，仅是其个人理解，没有相关依据。4.赠与合同是当事人生前履行的合同，因所谓赠与人曹某某已经去世，涉案赠与证明即使是真实的，赠与关系业已消灭。上诉人关于“赠与人的死亡也并不会消灭赠与关系”的说法不能成立。四、上诉人所谓被上诉人“近二十年来没有对父母尽到赡养义务，应不分或少分财产，一审法院判决其享有30%财产份额明显不公”之说，没有事实依据，系无理要求，应予驳回。被上诉人近二十年来并非没有对父母尽到赡养义务。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事实和理由均不成立，二审法院应驳回其上诉请求。王某忠未作陈述。王某勇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原被告父母亲遗产济南市槐荫区北大槐树家园小区8号楼1单元0503号（以下简称503号房屋）、2单元1206号（以下简称1206号房屋）拆迁安置房屋两套，原告继承三分之一；2.原被告父母亲遗产济南市黄台南路29号4号楼1单元101号房改房，原告继承三分之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继承人王某某与曹某某系夫妻关系，二人均系初婚，共育有王某勇、王某静、王某忠三名子女。曹某某于2015年4月9日去世，曹某某去世后，王某某未再婚，并于2018年3月6日去世。曹某某、王某某的父母均先于二人去世。2014年8月21日，王某忠作为曹某某的代理人与济南市旧城改造投融资管理中心签订两份济南市城市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拆除曹某某名下北大槐树南街1号房屋，安置503号（协议中为北大槐树小区9号楼1单元503室）、1206号（协议中为北大槐树小区9号楼1单元503室）两套房屋，其中503号房屋应补差价款253499.76万，1206号房屋应补差价款172623.88元。现1206号房屋的差价款已补齐，已于2017年8月8日办理迁入手续。503号房屋尚未补差价款，未办理迁入手续。安置小区协议中名为北大槐树小区，后变更为龙槐雅苑，2017年8月16日经济南市民政局审批，更名为北大槐树家园。原9号楼已变更楼号为8号楼。王某某为铁路部门职工，1998年夫妻俩向单位申请购买了济南市黄台南路29号4号楼1单元101号房屋。上述三套房屋现均未办理房屋产权登记手续。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1.王某静提交两份赠与证明，主张父母已将503号房屋赠与自己，将1206号房屋赠与王某忠。两份赠与证明标题及主文部分均为电脑打印，内容分别为：本人曹某某自愿将房产（原济南市房屋）现拆迁回迁分得房屋9号楼1单元5层503室房屋（新8号楼1单元5层503室房屋）赠与女儿王某静个人所有，女儿王某静拥有该房屋的所有权力，不作为王某静与其配偶的夫妻共同财产。本人曹某某自愿将房产（原济南市房屋）现拆迁回迁分得房屋9号楼2单元12层1206室房屋（新8号楼2单元12层1206室房屋）赠与儿子王某忠个人所有，儿子王某忠拥有该房屋的所有权利，不作为王某忠与其配偶的夫妻共同财产。在两份赠与证明的尾部，立赠与证明人处均有曹某某的人名印章，在落款时间2015年元月9日之前均有“以上内容真实有效我同意王某某”的字迹，其中“我同意、王某某、2015年”处分别有手印。王某勇对两份赠与证明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两份赠与证明系王某静伪造，理由如下：第一，该证明中均有注明新8号楼的字样，但根据产权调换协议可知，赠与证明所指房屋在拆迁安置时是9号楼，经2018年12月24日向槐荫区公安分局西市场派出所咨询调查得知，北大槐树小区建成后，建设方于2017年2月向该派出所报备预审，派出所告知须按民政部门规定的楼房编号顺序进行编号，同时为其定制楼号牌。根据2017年8月8日的迁入证存根显示，拆迁安置的楼号为空白，仅注明2单元1206号，并说明原房屋为9号楼2单元1206号，可知截止2017年8月8日，该9号楼尚未改为8号楼，而两份赠与证明的落款日期均为2015年元月9日，此时小区楼房尚未重新编号，曹某某不可能预测到两年多以后她赠予两被告的房屋将改为8号楼，显而易见，该两份赠与证明是伪造的。第二，王某忠持有的赠与证明保存在王某静手中明显不符合常理，因赠与证明涉及到的房屋价值巨大，且二被告之间同样存在利害关系，一旦王某静把王某忠的赠与证明销毁掉，王某忠的利益将遭受极大的损失，现实中作为一个正常的理性人，几乎没有可能将涉及巨额财产的遗嘱或赠与文书等交由同为继承人的他人来保管，据此可推定该赠与证明系虚假的。第三，赠与证明的形式要件存在重大瑕疵和问题，不能产生相应的法律效力：首先，参照《继承法》相关规定，赠与证明应由赠与人本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而本案中的赠与证明包括年月日在内全部都是打印件，特别是赠与人曹某某没有亲笔签名，仅在立赠与证明人处加盖曹某某的人名章，显然该赠与证明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不能证明其系曹某某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次，赠与证明处分的房屋系曹某某与其配偶王某某的共同财产，其赠与证明中以王某某名义所写的“以上内容真实有效我同意”的字样，即使系王某某所写，只能说明王某某同意曹某某个人赠与行为，不能证明王某某同意将属于自己所有的部分房产赠与王某静、王某忠。第四，该赠与证明即使是真实的，也不具有法律效力。根据《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的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与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而该赠与证明的受赠人王某静、王某忠均未在赠与证明上签字，没有接受赠与的意思表示，赠与合同未成立，依法不具有法律效力。第五，赠与证明即使已成立并生效，也已无法履行。根据《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七条的规定，赠与财产需要依法办理登记等手续的，应当办理有关手续。赠与证明处分的财产是房屋，赠与人与受赠人依法应办理相应手续，本案中赠与人生前应当与受赠人共同与济南市槐荫区拆迁办公室变更《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但因赠与人曹某某已去世，该协议已无法变更，赠与证明自然无法履行。王某静自述赠与证明为2017年9月份左右自己去给王某某送饭时王某某给自己的。为对赠与证明真伪进行判断，一审法院经当事人申请向基层派出所、办事处、征收服务中心、建设单位等调查了解相应小区楼号变更情况，均未得到明确统一的结论。一审法院认为，王某静提供的两份赠与证明为打印件，从被继承人已年老的情况分析，应为他人打印，上面只有曹某某的名章，且王某静自己陈述是在曹某某去世后两年多由王某某交给自己的，不能证明相应内容是曹某某真实意思表示。赠与证明上“以上内容真实有效我同意”的字样即使是王某某所写，也不能表明其同意将自己所享有的份额自愿赠与王某静、王某忠。再退一步讲，即使赠与证明为两被继承人真实意思表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28条规定：“公民之间赠与关系的成立，以赠与物的交付为准。赠与房屋，如根据书面赠与合同办理了过户手续的，应当认定赠与关系成立；未办理过户手续，但赠与人根据书面赠与合同已将产权证书交与受赠人，受赠人根据赠与合同已占有、使用该房屋的，可以认定赠与有效，但应令其补办过户手续。”根据该规定，赠与关系的成立，必须以赠与物的交付为准，对于房屋则必须办理过户手续，否则赠与关系不成立。王某静不能证明赠与为两被继承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能证明已履行了赠与成立的法定手续，其主张的赠与关系不能成立。2.王某静提交差价款交款单据一份，以证明涉案1206号房屋差价款已由王某忠交清并领了钥匙，王某忠已搬进该房。王某勇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收款单据是2014年8月22日交的，王某静主张是王某忠交款，但王某忠交款后把单据给王某静的行为不符合情理。一审法院认为，该收据交款人处写明为曹某某，交款时间为2014年8月22日，当时曹某某尚在世，且王某忠未到庭说明情况，对王某静主张该款为王某忠交付，一审法院不予认定，王某忠可另行主张权利。3、王某静提交曹某某门诊病历、住院病历、医疗费发票一宗，王某某的病历、医疗费发票、费用结算清单一宗，房屋租赁协议、收据、燃气费收据、供热费收据、物业费收据、电费收据等两宗，王某某丧葬有关费用和购买墓地票据一宗，以证明父母生前主要由自己和弟弟王某忠照顾，所有涉及家属签名之处均系两人签名，王某勇从未以家属身份将父母送医治疗，被告为给母亲治疗疾病共花费156191元、给父亲治疗疾病共花费13787.43元，王某勇没有承担给父母治病的费用，被告为父母租赁槐荫区凯旋新城西区3号楼2单元1302号房屋并代为缴纳房租、燃气费等各项费用共计34280元，后又为父母租赁槐荫区凯旋新城小区2-1-401号房屋并代为缴纳房租、燃气费等各项费用97472元，履行了主要的赡养义务，为给父亲王某某办理丧葬事宜及购买墓地共花费4万余元。母亲去世后丧葬费抚恤金是由父亲领的，父亲丧葬费抚恤金是自己领的。父母亲的丧事都是自己和弟弟操办的。王某勇对王某静所提交的单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王某静、王某忠尽了主要的赡养义务，单据保存在他们手中不能等同于他们尽了主要赡养义务，而且曹某某有工作，退休后担任居委会副主任也有收入，也无法证明费用是被告支付的。对租房事实没有异议，但租房的费用也不能证明是被告支付的，曹某某与王某某均有工资存款，这些费用应当是他们支付的，也不能证明被告履行了赡养义务。庭审中王某勇认可父母去世时自己不知道也没有参加葬礼。不去看望父母是因为原告与被告关系不好，父母与弟弟住一起，两兄弟吵架老人生气，母亲要求少去或不去。但自己的妻子替自己履行了赡养义务。一审法院认为，王某静提供的费用票据不能证明其主张的两被继承人的相关费用为两被告支付。但从其持有的大量票据可以得出其在两被继承人年老多病，需要陪伴照顾时，两被告更多的在两老人身边。结合王某勇不知道两老人的具体死亡时间、没有参加老人的葬礼、很少去看望老人等陈述，可以证实王某静、王某忠在父母的就医、生活及去世后的付出较王某勇更多，比王某勇尽了较多的赡养义务，因此在分割曹某某、王某某遗产时王某静、王某忠应较王某勇多分。一审法院认为，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继承人应当本着互谅互让、和睦团结的精神，协商处理继承问题。被继承人王某某、曹某某生前没有立下遗嘱，其遗产应按法定继承处理。位于济南市黄台南路29号4号楼1单元101号房屋及济南市槐荫区北大槐树家园8号楼2单元1206室房屋虽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书，但其中1206室房屋也已交清差价款，已由王某忠占有并使用，该两处房产系曹某某、王某某的夫妻共同财产，依法发生法定继承，由王某勇、王某静、王某忠继承。坐落于济南市槐荫区北大槐树家园8号楼1单元503室房屋虽系由王某某、曹某某旧房拆迁安置取得，但该房屋尚未交清差价款，且王某静虽占有使用该套房屋，但系其擅自更换门锁并装修后入住，非经合法程序取得，该套房屋目前权属状况尚不明确，本院对该套房屋不予处理，各方当事人可待该套房屋权属明确后另行起诉主张权利。判决：一、坐落于济南市槐荫区北大槐树家园8号楼2单元1206室房屋由王某勇继承所有权份额的30%，由王某静继承所有权份额的35%，由王某忠继承所有权份额的35%；二、坐落于济南市黄台南路29号4号楼1单元101号房屋由王某勇继承所有权份额的30%，由王某静继承所有权份额的35%，由王某忠继承所有权份额的35%；三、驳回王某勇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087元，由王某勇负担4527元，由王某静负担5280元，由王某忠负担5280元。二审中，被上诉人提交了王某某殡葬收费明细一份（在济南市殡仪管拍摄的电脑屏幕打印件），拟证明王某某去世后没有举行告别仪式，上诉人所称被上诉人在知悉父母去世后连葬礼都未参加之说，系编造事实；上诉人认为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其来源也不合法，且系打印件，无法确定其真实性，该证据并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在其父亲去世时参加了葬礼，事实上被上诉人的父母去世时被上诉人都没有参加葬礼，一审庭审时被上诉人的两个代理人曾明确向法庭承认未参加过老人的葬礼。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王某静主张两份《赠与证明》合法有效，涉案两套房产济南市黄台南路29号4号楼1单元101号房屋及济南市槐荫区北大槐树家园8号楼2单元1206室房屋已经两被继承人王某某、曹某某分别赠与其与王某忠。经审查，首先，两份《赠与证明》的标题及主文部分均系打印，立赠与证明人处亦仅有“曹某某”字样的人名印章，无签字及手印，无法明确该赠与证明系曹某某的真实意思表示；其次，两份赠与证明载明立赠与人系“曹某某”，赠与证明上虽写有“以上内容真实有效我同意王某某”的字迹及“王某某”的捺印，但上述字迹无法明确王某某系在两份赠与证明中作出了将其所享有的份额赠与王某静及王某忠的意思表示。据此，上诉人王某静主张涉案两套房产已经两被继承人王某某、曹某某分别赠与其与王某忠，证据不足，本院对该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本案涉案房产济南市黄台南路29号4号楼1单元101号房屋及济南市槐荫区北大槐树家园8号楼2单元1206室房屋系被继承人王某某、曹某某遗产，三继承人未举证证明两被继承人生前立有遗嘱，故涉案遗产应按法定继承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三条规定，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尽赡养义务的方式包括经济上的供养、生活上的照料和精神上的慰藉等。具体到本案，根据双方当事人陈述与在案证据，王某忠与两被继承人王某某、曹某某多年一起共同生活，两被继承人看病住院及去世后的丧葬事宜均系王某忠、王某静经办处理，王某勇自认生活中很少看望两被继承人、没去医院参与陪护、没参加葬礼等，据此，应认定王某忠、王某静对两被继承人尽了较多的赡养义务。一审法院根据本案实际情况，判决由王某静、王某忠各继承涉案房产所有权份额的35%，王某勇继承涉案房产所有权份额的30%，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所述，上诉人王某静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087元，由上诉人王某静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蔺双祝审判员  高翠荣审判员  刘 洋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六日书记员  张修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