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民终542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浏阳市大瑶镇金盛出口花炮厂。住所地湖南省浏阳市大瑶镇强盛村。执行事务合伙人：李凡章，厂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伟,湖南湘卓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左雪飞,湖南湘卓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汤华星，男，1958年7月5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湖南省浏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欣，湖南声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郭明科，男，1957年2月22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湖南省浏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欣，湖南声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赖建国，男，1965年5月1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湖南省浏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淼，湖南众议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武山，男，1989年12月2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湖南省浏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淼，湖南众议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洪江，男，1965年6月9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浏阳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彭满文，男，1965年4月16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浏湖南省阳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志强，男，1985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湖南省浏阳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浏阳市河口烟花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浏阳市中和镇江河村。法定代表人：刘武山,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洪江，男，1965年6月9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浏阳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浏阳市吉腾烟花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浏阳市古港镇华湘村。法定代表人：汤华星,总经理。上诉人浏阳市大瑶镇金盛出口花炮厂（以下简称金盛花炮厂）、赖建国、刘武山、汤华星、郭明科因与被上诉人郭志强、彭满文、浏阳市河口烟花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口烟花公司）、浏阳市吉腾烟花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腾烟花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浏阳市（2019）湘0181民初102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金盛花炮厂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金盛花炮厂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的上诉费用全部由吉腾烟花公司、汤华星、郭明科、河口烟花公司、刘武山、赖建国、郭志强、彭满文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1、《下单委托书》的委托人除汤华星、赖建国、刘武山、郭明科四人外还有吉腾烟花公司、河口烟花公司、浏阳市港华出口花炮厂（以下简称港华花炮厂）、浏阳市昌盛出口烟花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盛烟花公司）四家单位。吉腾烟花公司、河口烟花公司、港华花炮厂、昌盛烟花公司均系印度尼西亚华雅国际烟花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雅公司）的组建单位。根据查明事实华雅公司自始至终都不存在，而汤华星、赖建国、刘武山、郭明科、吉腾烟花公司、河口烟花公司、港华花炮厂、昌盛烟花公司共同出资、合伙经营、共享收益、风险共担。《下单委托书》内容之所以载明组建单位及股东，其真正目的是向上诉人表达“华雅公司”幕后老板真实身份，为此取得包括上诉人在内的各生产厂家的信赖，而与之发生交易。鉴于上述事实和理由，上诉人认为，各被上诉人为本案货物的共同买受人，一审判决仅由汤华星、赖建国、刘武山、郭明科承担付款责任明显违背事实和法律。2、《生产单》第四条第五项关于付款条件的约定为：“货物交清后及时与公司核对账目，双方核对清楚后三个月内付清。”而对此一审判决认定的是“贷款没有确定具体实际的付款期间”事实，属于明显错误。二、一审判决未支持上诉人主张的逾期付款利息错误。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对货款支付时间有明确约定，但双方并未对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进行约定，而截止至起诉之日，上诉人已将货物交付给被上诉人达四年之久，在此期间上诉人已以微信、电话及上门等多种方式进行催讨而未果，因此，被上诉人的违约事实存在。2、上诉人所要求的被上诉人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于法有据。依据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解释》的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综上，上诉人认为“华雅公司”仅是名义买受人，实际买受人为汤华星、赖建国、刘武山、郭明科、吉腾烟花公司、河口烟花公司、港华花炮厂、昌盛烟花公司。一审法院仅认定由汤华星、赖建国、刘武山、郭明科四人承担给付货款之责的判罚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请求。汤华星、郭明科辩称，一、上诉人认为汤华星、赖建国、刘武山、郭明科、吉腾烟花公司、河口烟花公司为本案货物共同买受人不符合情理。1、买卖合同具有相对性，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谁购买谁付款。在本案的买卖合同中，仅有刘武山、赖建国形成买卖合同关系的证据，而无汤华星、郭明科构成共同买受人的证据。2、委托书不能认定构成共同买受人的证据理由。在经济交往中，委托书仅仅是受托人有权进行委托事项的一项证明。受托人是否进行了委托事项需其他证据证明。因刘武山、赖建国均为花炮经营者，不能排除此二人自己经营花炮并借委托人之名购买上诉人货物的前提下，单凭委托书就认定汤华星、郭明科为共同买受人明显错误。3、认定为共同买受人最重要的一点是共同人的确认。在本案中汤华星、郭明科始终不清楚刘武山、赖建国买了多少花炮、价值多少，花炮如何出口等，也即汤华星、郭明科未确认相关情况。在此情况下，上诉人完全可以向合同当事人主张权利，而非在未确定被上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的前提下，将汤华星、郭明科诉至法院，上诉人突破了两种不同法律关系的界限。二、上诉人与刘武山、赖建国有串通的行为，企图将买卖合同所产生的责任转嫁给汤华星、郭明科承担。本案上诉人提交的重要证据《华雅公司往来账债权协议》中证明所有发生往来的应付款共计120万，刘武山、赖建国共承担154,897元，余下1,045,103元全部由汤华星、郭明科承担。该协议是在汤华星、郭明科不知情的前提下签订。其法律效果有以下几点：1、对汤华星、郭明科不存在约束力；2、充分证明上诉人与刘武山、赖建国二人串通，其目的是将买卖合同的付款责任转嫁给汤华星、郭明科；3、汤华星、郭明科始终不清楚应付欠款的具体数额以及涉及多少当事人；4、最典型的串通体现在第一页股东名单上有汤华星、郭明科的名字，而汤华星、郭明科二人根本未参与该签订，更没有签名。因此上诉人提供该证据唯一的作用在于证明了他们之间的串通行为。三、上诉人与刘武山、赖建国串通，他们所提供的证据不能成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民法》、《合同法》对此均有相应的规定。四、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汤华星、郭明科未与上诉人构成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完全可以向与其构成合同关系的刘武山、赖建国主张权利。他们之间是否应该共同承担买卖合同的责任，承担多少，是他们之间应当解决的问题。上诉人与汤华星、郭明科以串通的方式转嫁责任，不应得到法律的支持。刘武山、赖建国辩称，一、刘武山、赖建国已经与金盛花炮厂达成协议，刘武山、赖建国支付相应货款后，不应承担任何责任。二、赖建国、刘武山与汤华星、郭明科之间并非无法清算，恰恰相反，刘武山、赖建国、汤华星等人的出资、销售收入、已付货款、费用、尚欠货款等均有账目可核算，且《结算协议》中赖建国、刘武山应承担的债务均是各方共同聘请的会计王红霞根据华雅账目收支明细进行核算所得，并未加重汤华星、郭明科的义务。三、华雅公司欠付货款金额应以2019年2月3日付款明细表上折后金额予以确认，该金额是金盛花炮厂等签字同意，加盖公章并且刘武山、赖建国按照金额予以支付的。吉腾烟花公司辩称，同汤华星、郭明科的答辩意见一致。河口烟花公司辩称，同刘武山、赖建国的答辩意见一致。汤华星、郭明科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法院判决；2、驳回金盛花炮厂对汤华星、郭明科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以汤华星、郭明科与赖建国、刘武山等五人共同签署的授权委托书为判决依据，判令汤华星、郭明科二人承担共同偿还责任，其法律法理和事实依据严重不足。一、汤华星、郭明科及关联人均非本案适格被告。1、本案金盛花炮厂是以公司发起人的理由向上诉人提起的诉讼。依《公司法》第九十四条中关于发起人的责任，在公司不能成立时，对公司设立行为和设立费用承担连带责任，而华雅公司所负债务显然不是公司的设立行为所产生的债务，更非设立公司所产生的费用。该法条第二、三款更与本案事实无任何关联，故一审中金盛花炮厂以公司发起人之理由对汤华星、郭明科及关联人提起诉讼显然超越了《公司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另外，对公司发起人提出责任承担的诉讼之前提是公司已经在工商部门预先登记或公司已经成立，而一审时华雅公司未成立亦无证据证明进行过预先登记。更何况按金盛花炮厂所提供的证据显示，公司的设立地点为印度尼西亚，案件的管辖权不在中国境内。故依据《公司法》及相关法律规定，汤华星、郭明科不是一审的适格被告；2、《下单委托书》不足以证明汤华星、郭明科为一审的适格被告。首先该《下单委托书》的出具主体是“印度尼西亚华雅国际烟花集团有限公司”，故责任承担主体显然为该公司。而各股东和发起人的责任如前所述。再次，赖建国、赖艳的代理权限不明，因而不能就此认定汤华星、郭明科及相关联人有承担华雅公司债务的责任。二、一审查明的事实可以表明汤华星、郭明科对华雅公司债务不承担责任。一审中金盛花炮厂的主要证据之一是发货清单。对该清单予以确认的是当事人之一的赖建国，而赖建国本人也是负责花炮企业经营的，故该清单不能排除是赖建国以“华雅公司”之名来确认，但实质上是赖建国自己公司的清单。再之，无论是账单还是付款明细，都缺少汤华星、郭明科及关联人的签字确认。没有签字确认就不能判断一审中涉及债权债务的责任是否真实，在没有确定真实性的前提下判令汤华星、郭明科及关联人承担责任显然于法无据。三、从法律关系上讲，汤华星、郭明科及关联人也不是承担华雅公司债务的主体。一审诉讼所涉及就是买卖合同关系，买卖合同关系的主体就是买方和卖方，谁买货谁就付款，法理简单明确。但涉及买卖合同相关的法律法规中未见有承担连带付款责任的条款。一审中汤华星、郭明科、刘武山、赖建国之间是合作性的法律关系，不同于买卖合同关系，就两种法律性质不同的关系混为一谈显然有悖法律规定。如判令汤华星、郭明科及关联人承担责任，还必须查明一审中汤华星、郭明科、刘武山、赖建国之间合作性质的法律关系是否存在。四、金盛花炮厂对汤华星、郭明科及关联人的诉讼超越了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诉讼权限。根据一审金盛花炮厂、刘武山、赖建国的诉求及陈述，可以很清楚的看到，金盛花炮厂、刘武山、赖建国实在没有充分证据证明的情况下，直接请求汤华星、郭明科、刘武山、赖建国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根据民法的相关规定，承担连带责任应具有特殊的法律关系；承担连带责任应有法律明确规定。就本案而言，唯一可知的就是合伙的法律关系，但如前所述，本案一审中汤华星、郭明科、刘武山、赖建国均无证据证明其之间具有合伙关系。金盛花炮厂对汤华星、郭明科的上诉请求超越了民诉法的规定。五、本案存在实质证据证明金盛花炮厂、刘武山、赖建国之间有恶意串通的事实。如一审查明的事实及金盛花炮厂、刘武山、赖建国提供信息显示，2019年2月3日，赖建国、刘武山与杨圣芝、陈宗平等人签订的《结算协议》，该《结算协议》系在汤华星、郭明科完全不知情情况下签署的，明显系赖建国、刘武山推脱责任所签订，贷款数额是否真实均由金盛花炮厂、刘武山、赖建国之间予以确定，该协议所确定的汤华星、郭明科承担偿付货款的责任完全有失公平。金盛花炮厂、刘武山、赖建国之间恶意串通的恶果有两方面：其一是该买卖行为是否真实发生以及虽可能发生但具体债务数额不明，而汤华星、郭明科将为此支付货款责任；其二是一审汤华星、郭明科、刘武山、赖建国之间因合作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因金盛花炮厂、刘武山、赖建国之间的恶意串通经过判决书确认后变得无法厘清，即汤华星、郭明科、刘武山、赖建国之间因判决生效而无法进行清算。六、金盛花炮厂有解决问题的途径及相应的证据。金盛花炮厂有接收货物的清单并已有主体予以确认，而作为汤华星、郭明科无论是发货、收货、付款等涉及买卖关系的过程一概不清楚，是否真实也不清楚。金盛花炮厂将汤华星、赖建国及关联人诉至法院无非使得案件复杂化，反而不利于问题的解决。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金盛花炮厂对汤华星、郭明科及关联人的诉讼请求。金盛花炮厂辩称，汤华星、郭明科是本案的适格主体，我方认为汤华星、郭明科、刘武山、赖建国之间存在共同合伙经营的事实，共同合伙人应当对经营期间对外发生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汤华星和郭明科5人和5家单位共同签订了涉案合作协议，该5人和5家单位均签字盖章，该协议对出资形式均有约定，同时他们共同签订了《下单委托书》授权赖建国作为华雅公司与工厂签署生产单。且于2015年6月15日以汤华星等5人签字确认的因华雅公司周转以月息5%大圣出口花炮厂黄光、黄钢借款40万元，这些证据均能充分证明汤华星等5人共同出资合伙经营的事实，汤华星等人均认可投资组建华雅公司合伙经营的事实。我方在起诉时无法知情华雅公司具体是否成立，因此在庭审过程中查实了华雅公司并未登记，根本不存在。汤华星、郭明科等人以华雅公司之名，而实际是汤华星、郭明科等人拖欠我方货款106,752.8元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根据汤华星、郭明科合伙人签订合伙协议的分工，除了负责会计出纳财务的刘武山和工厂下单的赖建国对拖欠货款的事实认可外，我方提供了生产单，该生产单对规格、交货日期作了明确约定，生产单具备买卖合同的法律性质，均可以证明汤华星、郭明科等人合伙经营期间欠我方货款未支付的事实，汤华星、郭明科虽已没有签字提出异议，但未提出证据予以证明。虽然华雅公司实质并不存在，但华雅公司的经营事实清楚。刘武山、赖建国辩称，一、刘武山、赖建国已经与金盛花炮厂达成协议，刘武山、赖建国支付相应货款后，不应承担任何责任。二、赖建国、刘武山与汤华星、郭明科之间并非无法清算，恰恰相反，刘武山、赖建国、汤华星等人的出资、销售收入、已付货款、费用、尚欠货款等均有账目可核算，且《结算协议》中赖建国、刘武山应承担的债务均是各方共同聘请的会计王红霞根据华雅账目收支明细进行核算所得，并未加重汤华星、郭明科的义务。三、华雅公司欠付货款金额应以2019年2月3日付款明细表上折后金额予以确认，该金额是金盛花炮厂等签字同意，加盖公章并且刘武山、赖建国按照金额予以支付的。吉腾烟花公司辩称，请求维持一审判决。河口烟花公司辩称，同刘武山、赖建国的答辩意见一致。刘武山、赖建国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金盛花炮厂对刘武山、赖建国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的上诉费用全部由金盛花炮厂、吉腾烟花公司、汤华星、郭志强、郭明科、彭满文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华雅公司系2015年4月由印度尼西亚五洲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洲国际公司）、吉腾烟花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腾烟花公司）、河口烟花集团有限公司、港华出口花炮厂、昌盛出口烟花制造有限公司五家公司为股东组建，并在签订的合伙协议中约定以五家单位按100%的股份来平均分配股份，也即各出资人各占20%股份。其组建单位和代表人分别为：五洲国际公司的曾宪竹，吉腾烟花公司的汤华星，河口烟花公司的刘武山，港华花炮厂的赖建国，及昌盛烟花公司的郭明科。公司负责人员分工系汤华星出任法定代表人，曾宪竹出任董事长，会计由曾宪竹聘用，刘洪波兼任出纳。公司运营方式为统一进出口、统一管理、统一经营，并在中国设立分部，实行自负盈亏、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均按照股份比例执行。在华雅公司组建期间，委托赖建国以华雅公司名义向金盛花炮厂购买烟花，华雅公司与金盛花炮厂已经形成了买卖合同关系，但因华雅公司并未实际注册成立，故所欠金盛花炮厂的货款应当认定为设立华雅公司所产生之债务。刘武山、赖建国及汤华星、郭明科均系华雅公司发起人，其在《下单委托书》上签字为履行公司职务行为。2015年5月17日的《下单委托书》系赖建国、赖艳受华雅公司委托下单，并代表华雅公司与生产商磋商并签署生产单，赖建国、赖艳作为华雅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的行为由华雅公司承担一切法律责任。事实上因汤华星、郭明科、刘武山均经营花炮企业，也不可能以个人名义作为委托人委托赖建国下单，故该《下单委托书》系基于合伙成立“华雅公司”的前提下出具，也是以“华雅公司”的名义所进行，该事实有被上诉人工厂提交的生产单、各工厂陈述以及工厂和其他合伙人的认可予以佐证。故一审判决认定的“曾宪竹、赖建国、汤华星、郭明科、刘武山五个人作为委托人共同委托赖建国作为代理人与生产工厂磋商，签署生产单”系事实认定不清。2、金盛花炮厂的货款已于2019年2月3日由双方进行确认，折后10%余额为85,595.8元，其中赖建国、刘武山应当支付12,393元（已支付），汤华星、郭明科应当支付73,202.8元，故华雅公司欠付金盛花炮厂货款应为73,202.8元。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华雅公司并未实际注册成立，在其对外所负债务如何处理的问题上，一审法院以《民法总则》关于代理人的民事法律行为有关条款予以适用系法律适用错误。本案的下单并不是以曾宪竹、赖建国、汤华星、郭明科、刘武山五人个人的名义，而是以华雅公司的名义，故于《下单委托书》上的签字亦系职务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四条规定“公司因故未成立，债权人请求全体或者部分发起人对设立公司行为所产生的费用和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亦即，华雅公司未成立，对外所负债务由发起人承担责任，且债权人有权利对责任承担的主体进行选择，现本案金盛花炮厂请求除五洲国际公司外的发起人承担责任，一审认定适用法律错误。2、金盛花炮厂虽起诉了刘武山、赖建国，但其已与刘武山、赖建国签订了《华雅公司往来账单结算协议》，明确放弃要求刘武山、赖建国承担任何责任，系债务豁免条款，故刘武山、赖建国不承担任何债务责任。依《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二人以上依法承担连带责任的，权利人有权请求部分或者全部连带责任人承担责任。连带责任人的责任份额根据各自责任大小确定；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责任。实际承担责任超过自己责任份额的连带责任人，有权向其他连带责任人追偿。连带责任，由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约定”。本案中刘武山、赖建国已承担了华雅公司50%的债务，其偿债义务已经履行完毕。若案一审法院判决，无异于增加诉累。刘武山、赖建国与金盛花炮厂签订的《结算协议》并未加重其他债务人的责任，亦无需同其他债务人意思表示一致。协议中约定，刘武山、赖建国将各自所应承担的债务偿还后，金盛花炮厂不得再向刘、赖二人追偿华雅公司的债务。该《结算协议》系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规定，亦不存在无效或可撤销情形，故是合法有效的。现金盛花炮厂违背《结算协议》约定要求刘武山、赖建国共同偿还，明显违反了契约自由精神，违背诚实信用基本原则。一审判决明显不符合《民诉法》中禁止反言规则。故一审认定“协议不具有效力”系适用法律错误。该《结算协议》中豁免条款的产生系因华雅公司拖欠债务已久，汤华星、郭明科回避债务，各工厂为达到资金尽快回笼，提出由刘武山、赖建国承担华雅公司50%的债务后不再向其二人追偿剩余债务。故金盛花炮厂等十一工厂首次起诉未将刘武山、赖建国列为被告。由于汤华星、郭明科对所有华雅公司的债务均不予认可，金盛花炮厂遂第二次起诉，尽管将刘武山、赖建国二人列为了被告，但在起诉后仍同意在协议上补盖，且在庭审中亦明确表示认可该《结算协议》效力，可知金盛花炮厂已经以实际行动对协议内容再次予以了认可。该《结算协议》中对刘武山、赖建国二人的债务豁免条款已明确金盛花炮厂放弃了刘、赖二人承担华雅公司的剩余债务，系用书面形式确认下来的“免除二人债务承担”的约定。根据《合同法》第九十一条、第一百零五条规定可知，债权人免除债务，合同消灭，债权人免除债务人部分或全部债务的，合同的权利义务部分或者全部终止。金盛花炮厂自同刘武山、赖建国签订该《结算协议》即已表示对刘、赖二人放弃追偿华雅公司剩余债务的权利。金盛花炮厂辩称，华雅公司并未实际成立，而是吉腾烟花公司、河口烟花公司、港华花炮厂、昌盛烟花公司等5家公司和5个自然人之间为购销烟花形成的一种合伙关系。该委托下单书是个赖建国、汤华星、郭明科、刘武山在合伙期间对权利义务的分工合作，因此赖建国的签字行为的法律后果应当由各合伙人共同承担。赖建国、刘武山与我方签订的《结算协议》，并不具有法律效力，综合一审提交的证据证明表明结合该协议中的具体内容可知，金盛花炮厂的债务人并非只有刘武山和赖建国，在没有其他被上诉人意思表示一致的情况下，单就其中部分个人债务的协议不具有法律协议，刘武山、赖建国仍应承担偿还责任。汤华星、郭明科辩称，一、汤华星、赖建国不是本案货物共同买受人。1、买卖合同具有相对性，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谁购买谁付款。在本案的买卖合同中，仅有刘武山、赖建国形成买卖合同关系的证据，而无汤华星、郭明科构成共同买受人的证据。2、委托书不能认定构成共同买受人的证据理由。在经济交往中，委托书仅仅是受托人有权进行委托事项的一项证明。受托人是否进行了委托事项需其他证据证明。因刘武山、赖建国均为花炮经营者，不能排除此二人自己经营花炮并借委托人之名购买金盛花炮厂货物的前提下，单凭委托书就认定汤华星、郭明科为共同买受人明显错误。3、认定为共同买受人最重要的一点是共同人的确认。在本案中汤华星、郭明科始终不清楚刘武山、赖建国买了多少花炮、价值多少，花炮如何出口等，也即汤华星、郭明科未确认相关情况。在此情况下，金盛花炮厂完全可以向合同当事人主张权利，而非在未确定被上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的前提下，将汤华星、郭明科诉至法院，金盛花炮厂突破了两种不同法律关系的界限。二、金盛花炮厂与刘武山、赖建国有串通的行为，企图将买卖合同所产生的责任转嫁给汤华星、郭明科承担。本案金盛花炮厂提交的重要证据《华雅公司往来账债权协议》中证明所有发生往来的应付款共计120万，刘武山、赖建国共承担154,897元，余下1,045,103元全部由汤华星、郭明科承担。该协议是在汤华星、郭明科不知情的前提下签订。其法律效果有以下几点：1、对汤华星、郭明科不存在约束力；2、充分证明金盛花炮厂与刘武山、赖建国二人串通，其目的是将买卖合同的付款责任转嫁给汤华星、郭明科；3、汤华星、郭明科始终不清楚应付欠款的具体数额以及涉及多少当事人；4、最典型的串通体现在第一页股东名单上有汤华星、郭明科的名字，而汤华星、郭明科二人根本未参与该签订，更没有签名。因此金盛花炮厂提供该证据唯一的作用在于证明了他们之间的串通行为。三、金盛花炮厂与刘武山、赖建国串通，他们所提供的证据不能成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民法》、《合同法》对此均有相应的规定。四、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汤华星、郭明科未与金盛花炮厂构成买卖合同关系，金盛花炮厂完全可以向与其构成合同关系的刘武山、赖建国主张权利。他们之间是否应该共同承担买卖合同的责任，承担多少，是他们之间应当解决的问题。金盛花炮厂与汤华星、郭明科以串通的方式转嫁责任，不应得到法律的支持。吉腾烟花公司辩称，同汤华星、郭明科的答辩意见一致。河口烟花公司辩称，没有意见。彭满文、郭志强未到庭进行答辩。金盛花炮厂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法院判决吉腾烟花公司、汤华星、郭志强、郭明科、彭满文、河口烟花公司、刘武山、赖建国共同偿还所欠货款106752.8元以及逾期付款利息1,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5月17日,印度尼西亚五洲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曾宪竹（身份证号码31730318××××××××）,中国浏阳市吉腾烟花集团有限公司汤华星（身份证号码4301231958××××××××）,中国浏阳市河口集团有限公司刘武山（身份证号码4301811989××××××××）,中国浏阳市港华出口花炮厂赖建国（身份证号码4301811965××××××××）,中国浏阳市昌盛出口烟花制造有限公司郭明科（身份证号码4301231957××××××××）五人在印度尼西亚就组建印度尼西亚华雅国际烟花集团有限公司达成下单委托书,协议约定：公司全权委托赖建国和赖艳（赖建国之女）作为公司的合法委托代理人，自2015年5月17日起代表公司与生产工厂磋商，签署生产单，代理人的行为均代表公司，公司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刘武山、赖建国、汤华星、郭明科、曾宪竹均在该委托书上“股东签字”栏上签字确认。但此后，华雅公司并没有在中国或者印度尼西亚进行企业的登记和经营活动。曾宪竹的个人信息在中国境内也无法查到。2015年5月17日，赖建国以“印尼华雅烟花有限公司”的牌头向金盛花炮厂下达“魔术弹”生产单，要求金盛花炮厂生产2000箱价值为335500元的“魔术弹”，该生产单没有加盖任何公章，只是赖建国个人签名。此后，金盛花炮厂交付了“魔术弹”的产品。其产品及货款数量分别于2017年10月3日，2018年2月13日，2019年2月3日由王红霞制作《华雅公司付款明细表》，赖建国签名认可，刘洪江注明付款来源。2016年2月6日至2019年2月3日，由赖建国和河口烟花公司以华雅往来的名义五次支付货款198593元。2019年2月3日，赖建国、刘武山与杨圣芝、陈宗平等人签订《华雅公司往来账款结算协议》，协议内容：“股东赖建国、汤华星、郭明科、刘武山、曾宪竹共五人。工厂：港洋等共25家。赖，刘经与工厂代表杨圣芝，何孝亩等代表近20人商量，协议如下：华雅股东因欠工厂债务四年之久，多次催收仍欠120万元，赖，刘决定各自承担四分之一的债务，经财务核算清楚后，赖建国还应承担债款82973元，刘武山还应承担债款71924元。因此赖，刘与工厂代表协商并同意，赖，刘将各自应承担的剩余债款付清给工厂后，所有工厂不得再找赖、刘追问华雅的债款，更不得以其他任何理由和借口寻找赖、刘经济麻烦。自付清该账款后，华雅公司的任何经济问题与赖建国和刘武山无关”。该协议由赖建国、刘洪江及部分工厂代表签名，并实际支付了部分货款。此后，金盛花炮厂没有收到其余的货款，遂于2019年11月4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买卖关系受法律保护。本案焦点1、本案金盛花炮厂根据赖建国下单生产花炮销售，接收产品的企业或者个人应该支付相应的货款。现金盛花炮厂有赖建国的生产单，王红霞制作，赖建国确认的《华雅公司付款明细表》相对应，货物数量及货款金额均相符合，此后，也由相关合伙人支付了部分货款，故其要求购买人支付所欠货款106752.8元一审法院应予支持。2、就本案的吉腾烟花公司、汤华星、郭志强、郭明科、彭满文、河口烟花公司、刘武山、赖建国是否应该承担金盛花炮厂的货款支付责任？一审法院认为，印度尼西亚五洲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曾宪竹、中国浏阳市吉腾烟花集团有限公司汤华星、中国浏阳市河口集团有限公司刘武山、中国浏阳市港华出口花炮厂赖建国、中国浏阳市昌盛出口烟花制造有限公司郭明科五人在印度尼西亚就组建华雅公司达成《下单委托书》，但此后，不管是在中国或者印度尼西亚都并没有实际注册成立该公司，也没有实际经营的依据，说明该公司的成立尚处于筹备且不确定状态。尚未依法成立的公司是没有法人资格的，不能从事生产经营等活动。现因华雅公司并没有成立，而该《下单委托书》没有加盖任何公章，都是以个人名义签署（都注明了个人的身份证号码），故该《下单委托书》应该认定为均是个人行为。那么根据该“下单委托书”确定，汤华星、郭明科、刘武山、赖建国、曾宪竹为了共同谋取利益，五个人作为委托人共同委托赖建国作为代理人与生产工厂磋商，签署生产单，被委托人赖建国所从事的经营行为，其他委托人应该共同承担责任。故所欠金盛花炮厂的货款应由汤华星、郭明科、刘武山、赖建国共同偿还。吉腾烟花公司、郭志强、彭满文、河口烟花公司不应承担责任。3、刘武山、赖建国与杨圣芝、陈宗平等人签订《华雅公司往来账款结算协议》是否可以免除刘武山、赖建国的偿还责任？一审法院认为，该协议中已经明确债务人有五人，而在没有其他共同债务人意思表示一致的情况下，单就其中部分个人债务进行的协议，现债权人也不认可，该协议不具有效力，故刘武山，赖建国仍应承担偿还责任，而其是否超过自身应承担份额应由另外处理。4、金盛花炮厂只是根据赖建国个人下单即生产花炮销售，没有严格审查企业实际情况，其货款也没有确定具体实际的付款期间，现要求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一条，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一百六十三条，第一百六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汤华星、郭明科、刘武山、赖建国于本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共同偿还浏阳市大瑶镇金盛出口花炮厂货款106752.8元。二、驳回浏阳市大瑶镇金盛出口花炮厂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2,455元，减半收取1,227.5元，由汤华星、郭明科、刘武山、赖建国负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二审中，上诉人刘武山、赖建国提交如下证据：起诉状一份，拟证明各生产工厂认可2019年2月份赖建国与刘武山签订的协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有庭审笔录在卷为凭。本院对上诉人刘武山、赖建国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但该证据能否达到证明目的，本院将结合全案证据予以综合认定。本案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涉案货款的付款主体；二是赖建国、刘武山是否应承担付款义务。一、金盛花炮厂、汤华星、郭明科、刘武山、赖建国均上诉主张吉腾烟花公司、河口烟花公司等系印度尼西亚华雅国际烟花集团有限公司的组建单位及股东，应承担相应责任。本院认为案涉债务应由赖建国、刘武山、汤华星、郭明科承担，理由如下：1、虽然《关于组建“印度尼西亚华雅国际烟花集团有限公司”的合作协议》中载明“印度尼西亚华雅国际烟花集团有限公司”的组建单位为吉腾烟花公司、河口烟花公司等单位，但汤华星、郭明科、刘武山、赖建国等并未提交股东会决议等证据证明组建“印度尼西亚华雅国际烟花集团有限公司”确系相关公司的真实决议。2、《关于组建“印度尼西亚华雅国际烟花集团有限公司”的合作协议》约定“前期办理证照的出资，各股东必须以现金形式折合成人民币伍拾万圆整…”汤华星、赖建国、刘武山、郭明科等并未举证证明吉腾烟花公司、河口烟花公司、港华花炮厂、昌盛烟花公司等单位履行了相应出资义务。3、根据当事人陈述，案涉买卖合同履行中，赖建国、河口烟花公司支付货款186104元。即在案涉合同履行中，赖建国、刘武山等并未严格依照《关于组建“印度尼西亚华雅国际烟花集团有限公司”的合作协议》约定由相应公司承担付款义务。4、《华雅公司往来账款结算协议》中载明“股东赖建国、汤华星、郭明科、刘武山、曾宪竹共五人…”，即赖建国、刘武山认可其系“华雅公司”股东。5、赖建国、刘武山、汤华星、郭明科、曾宪竹五人就组建华雅公司达成下单委托书，约定赖建国和赖艳（赖建国之女）作为公司的合法委托代理人，代表公司与生产工厂磋商，签署生产单。但委托书中并未加盖吉腾烟花公司、河口烟花公司等公章。后华雅公司并未在印度尼西亚、中国境内完成设立。故赖建国基于下单委托书与金盛花炮厂签订的合同应视为上述五人的个人共同债务。二、赖建国、刘武山是否对金盛花炮厂的债务免责。本案中，赖建国、刘武山与杨圣芝、陈宗平等人签订《华雅公司往来账款结算协议》，协议约定了赖建国、刘武山的还款义务。但该协议并未经过其他共同债务人汤华星、郭明科的认可及签字。庭审中，汤华星、郭明科对协议载明的债务总额、各自应承担的债务额度、“华雅公司”的清算等均有异议，并主张应在“华雅公司”清算后再明确各自付款义务。依据查明的事实，涉案债务应为赖建国、刘武山、汤华星、郭明科的共同债务，赖建国、刘武山签订并履行《华雅公司往来账款结算协议》并不能免除其还款义务，赖建国、刘武山、郭明科、汤华星对外仍应共同承担涉案债务。另，金盛花炮厂的生产单中虽载明“货物交清后及时与公司核对账目，双方核对清楚后三个月内付清”，但金盛花炮厂未就货物交付时间、核对账目时间等举证予以证明，无法明确货款付款期限。另，金盛花炮厂仅根据赖建国个人下单即生产烟花爆竹，没有严格审查华雅公司企业实际情况，这也是导致其无法及时收回货款的重要原因，一审判决不予支持逾期付款利息，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金盛花炮厂、汤华星、郭明科、赖建国、刘武山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455元，由浏阳市大瑶镇金盛出口花炮厂负担818元，由汤华星、郭明科负担819元，由赖建国、刘武山负担81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应江审判员  冷旗帜审判员  常晓华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梁 樱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