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3民终56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孙维，男，1975年3月22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大渡口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孙国详，男，1977年9月2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重庆市丰都县。以上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代远洋，重庆琪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丰都县社坛中心卫生院，住所地重庆市丰都县社坛镇朝门街39号，登记号4520271245002301102101。法定代表人：陈宏，该卫生院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何登明，重庆臻福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孙维、孙国详因与被上诉人丰都县社坛中心卫生院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2019）渝0230民初28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和询问当事人，不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孙维以及上诉人孙维、孙国详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代远洋，被上诉人丰都县社坛中心卫生院的法定代表人陈宏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何登明到庭参加了诉讼(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维、孙国详共同上诉请求：1、撤销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2019）渝0230民初2863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被上诉人丰都县社坛中心卫生院向其支付372256元（死亡赔偿金13781元/年*20年=275620元、丧葬费6106元*6个月=36636元、精神损害抚慰金60000元）；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丰都县社坛中心卫生院承担。事实和理由是：一审法院认定孙红军承担主要责任是错误的。1、丰都县社坛中心卫生院将孙维、孙国详的哥哥孙红军接到卫生院治疗，因孙维、孙国详未尽到监管责任，导致孙红军独自外出溺水身亡；2、其在一审中举示了孙红军的残疾证，载明孙红军属于精神病三级残疾，根据刑法的有关规定，孙红军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一审法院认定孙红军不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错误；3、孙红军的主治医生蒋伟红明知孙红军患癫痫病多年，给孙红军的护理级别为一级，但是丰都县社坛中心卫生院未按照一级护理级别的要求每小时观察一次病人孙红军，未在第一时间发现病人孙红军不在病房，错失寻找病人的最佳时机，故丰都县社坛中心卫生院存在严重过错，应承担主要责任或完全责任。被上诉人丰都县社坛中心卫生院辩称：1、上诉人孙维、孙国详虽然与孙红军是兄弟关系，但是未对孙红军尽扶养义务。孙红军是低保贫困户，符合丰扶组发【2018】57号文件规定，故其在孙红军自愿的前提下将孙红军接来卫生院治疗。治疗过程中上诉人孙维、孙国详及相关人员并未到卫生院护理孙红军，其医院在入院医患沟通记录、病程记录、护理记录均告知孙红军不能擅自外出，叫家人来卫生院陪护，其医院多次尽了告知义务，已经尽到了监管责任；2、评定民事行为能力有专门的标准，而且要经法定机构鉴定后按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特别程序加以确定，而不应当适用刑法上的规定。孙红军在住院之前一直独自生活，在住院期间也是自己外出吃饭和买日用品返还卫生院，从孙红军日常生活看，孙红军是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3、其在一审提交的孙红军住院病历中有入院医患沟通、病程记录、护理记录，当天值班医生、值班护士、主管医生、护士长的证人证言均证实了其卫生院已经按照一级护理的要求对孙红军进行了护理。并且在发现孙红军当天23时仍不在病房时，层级报告主管医生及护士长，主管医生、护士长在医院附近找到凌晨1点，故孙维、孙国详上诉称其卫生院未尽到一级护理责任，与本案事实不符。主张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孙维、孙国详2019年5月29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丰都县社坛中心卫生院立即赔偿其二人因孙红军死亡的损失372256元（死亡赔偿金13781元/年×20年=275620元、丧葬费6106元/月×6个月=36636元、精神抚慰金60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孙红军系孙维、孙国详二人之兄，生于1972年7月23日，生前独自居住于丰都县社坛镇火龙山村X组，一直未婚，没有子女，其父母均已死亡多年，系该村贫困户。孙红军患癫痫病已30余年，10余年前其因患直肠癌到新桥医院做过直肠癌手术，同时孙红军曾于10年前因意外事故头部受过重创，经开颅手术后，其头部左侧颅骨缺失。孙红军说话语速较慢、吐词不太清楚，表达有一定的障碍。2015年2月10日，孙红军在丰都县残疾人联合会办理了残疾证，该证载明孙红军残疾类别为精神，残疾等级叁级，监护人孙国详。2018年4月17日，丰都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印发《丰都县2018年深化脱贫攻坚“百日大会战”大病集中救治专项行动方案》的文件（丰扶组发[2018]57号），要求辖区各乡镇党委、政府，企事业单位等做到贫困人口家庭签约全覆盖，免费健康体检、健康档案建档率100%，大病慢病患者全部分类治疗，医疗扶贫政策全部落实到位，有效降低贫困患者个人自付费用，提升群众满意度。2018年8月2日，丰都县社坛中心卫生院根据该文件精神，其医生蒋伟红和当地村医殷国荣在经孙红军同意后将孙红军接到丰都县社坛中心卫生院住院治疗。孙红军入院时诊断为：1.直肠恶性肿瘤、直肠癌造糜术后；2.癫痫。同日，丰都县社坛中心卫生院通过《入院医患沟通》向孙红军告知了住院期间的相关注意事项，该医患沟通书载明：患者住院期间可能出现病情恶化感染、预后不良、药物副作用、输液反应及其他意料之外危及生命体征的情况，住院期间要求患者家属留陪，及时发现病情变化告知医护人员，若无陪伴，一切后果自负；患者在住院期间不得擅自外出，即便是患者病情目前暂时稳定，由于离开医院患者即脱离医护人员监管，如患者住院期间外出，仍然可能对其疾病的治疗、身体的健康甚至生命造成不利影响等内容。丰都县社坛中心卫生院根据孙红军的病情确定对孙红军的护理等级为一级。2018年8月10日21时01分至02分孙红军独自离开丰都县社坛中心卫生院，次日6时20分许，孙红军的尸体在社坛镇农贸市场外碧溪河段内被人发现，并报警。社坛派出所接出警情况登记表记载为经调查走访、法医现场勘验等得出综合结论：孙红军符合溺水死亡，排除他杀。蒋伟红是孙红军住院期间的主治医生，也负责孙红军所在村因病致贫人员的帮扶工作，孙红军是其帮扶对象之一，其清楚孙红军患有癫痫病多年，在这之前也曾为孙红军治疗过。另查明，孙红军在丰都县社坛中心卫生院住院治疗的近8天里，每天自己出院吃饭，饭后自己返回病房。丰都县社坛中心卫生院从2018年8月10日20时起至次日早上7时30分前，未对孙红军病房进行过查房。2018年8月11日早上7点半丰都县社坛中心卫生院对孙红军病房查房时，发现孙红军不在病房，以为是孙红军外出吃早饭去了，后在当日10时左右，因社坛派出所到丰都县社坛中心卫生院排查溺亡事件，丰都县社坛中心卫生院才知道孙红军外出溺亡。丰都县社坛中心卫生院提供的分级护理制度载明一级护理的护理要点为每小时巡视患者，观察患者病情变化；根据患者病情，测量生命体征等内容。2018年8月17日，孙维、孙国详向丰都县社坛中心卫生院出具领条一张，载明今领到丰都县社坛中心卫生院支付孙红军家庭困难帮助金5000元。另，庭审中孙维、孙国详明确其是按生命权纠纷主张权利。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行为人由于过错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综合孙维、孙国详与丰都县社坛中心卫生院双方的诉辩主张及意见，该院认为，该案争议的焦点为：1、孙维、孙国详主体资格是否适格，若主体适格本案的赔偿事宜是否已经调解委员调解处理完毕；2、丰都县社坛中心卫生院对孙红军的死亡后果是否存在过错，应否承担赔偿责任；若丰都县社坛中心卫生院应承担责任，则孙维、孙国详因孙红军的死亡造成的具体损失是多少。孙维、孙国详作为死者孙红军的弟弟，系孙红军的近亲属，合法的第二顺序继承人，在孙红军无第一顺序继承人的情况下，孙维、孙国详作为孙红军的近亲属有权提起本案诉讼。故丰都县社坛中心卫生院辩称的孙维、孙国详主体不适格的辩解意见不能成立，该院不予采信。丰都县社坛中心卫生院举示的领条并不能证明孙维、孙国详与丰都县社坛中心卫生院双方对孙红军死亡的赔偿事宜达成了一致调解意见，仅能证明在孙红军溺亡后，孙维、孙国详领到了丰都县社坛中心卫生院支付孙红军家庭困难帮助金5000元的事实，故丰都县社坛中心卫生院辩称的本案已经调解委员会调解，孙维、孙国详也接受了调解，并已实际履行的辩解意见不能成立，对其该辩解意见该院亦不予采信。作为医疗机构，理应在病人住院期间对病人进行及时全面的治疗和相应的看护。孙红军在住院期间丰都县社坛中心卫生院对其确定的是一级护理，但从该院查明的事实来看，丰都县社坛中心卫生院在当晚8点以后未对孙红军病房进行巡视查房，未尽到巡视看护义务，从而未能及时地发现孙红军外出的情况，进而未能履行在发现病人夜晚外出后及时寻找、通知或报警等义务，故丰都县社坛中心卫生院对孙红军夜晚私自出院溺亡存在一定过错，应承担适当的赔偿责任。丰都县社坛中心卫生院称其全面履行了医护职责和在整个诊疗过程中尽到了监管职责的辩解意见，与该院查明的事实不符，该院对丰都县社坛中心卫生院该辩解意见不予采信。从孙红军独自在丰都县社坛中心卫生院住院治疗的8天里，每天自己外出吃饭并返回医院，以及孙红军在本次住院前也系一人独自居住生活的情况来看，其基本生活能够自理，孙维、孙国详举示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孙红军系无民事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孙红军在住院治疗期间理应遵守相关住院规定，因本次事故系其私自离开医院的情况下造成，故其自身应承担主要责任。该院综合考虑孙维、孙国详与丰都县社坛中心卫生院的过错程度及丰都县社坛中心卫生院在孙红军溺亡后向孙维、孙国详给付了5000元困难帮助金等情况，酌定由丰都县社坛中心卫生院承担10%的赔偿责任，孙红军自负90%的责任为宜。孙维、孙国详的具体损失及丰都县社坛中心卫生院具体应赔偿的金额该院核定如下：1、丧葬费，孙维、孙国详主张36636元（6106元/月×6个月），未超出法定的标准，该院予以确认；2、死亡赔偿金，孙维、孙国详主张275620元（13781元/年×20年），符合法律规定，该院予以确认；3、精神损害抚慰金，孙维、孙国详主张60000元，该院认为，孙红军的死亡必然给其亲属造成较大的精神损害，但主张60000元过高，该院酌定为50000元。该三项费用合计362256元，由丰都县社坛中心卫生院承担其中的10%即36225.6元。综上，孙维、孙国详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对其成立部分，该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七条第三款、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第十条、第十一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1、丰都县社坛中心卫生院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孙维、孙国详因孙红军死亡产生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36225.6元；2、驳回孙维、孙国详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884元，由孙维、孙国详负担6000元，丰都县社坛中心卫生院负担884元。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相同。本院认为，该案争议的主要焦点是：1、一审判决认定孙红军在死亡前不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是否正确；2、丰都县社坛中心卫生院对孙红军生前是否尽到了一级护理职责，对其死亡是否存在严重过错；3、一审判决确定孙红军对其自身死亡承担主要责任是否正确。孙红军生前虽然在丰都县残疾人联合会办理了残疾证，该残疾证载明孙红军残疾类别为精神，残疾等级叁级，监护人孙国详，但该残疾证并不足以证明孙红军就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结合“孙红军独自在丰都县社坛中心卫生院住院治疗的8天里，每天都是自己外出吃饭并返回医院，没有监护人陪护，以及孙红军在此次住院前系一人独自居住生活，其基本生活能够自理”的具体情况，从该案现有的证据看，孙红军生前的利害关系人或者有关组织，并未按照法定程序申请认定孙红军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故一审判决未认定孙红军死亡前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并无不当。孙红军在丰都县社坛中心卫生院住院治疗时，该卫生院出具的《入院医患沟通》明确载明了：患者系癫痫病史病人，颅内术后智力、行为较常人由明显差异。患者住院期间可能出现病情恶化感染、预后不良、药物副作用、输液反应及其他意料之外危及生命体征的情况，住院期间要求患者家属留陪，及时发现病情变化告知医护人员，若无陪伴，一切后果自负；患者在住院期间不得擅自外出，即便是患者病情目前暂时稳定，由于离开医院患者即脱离医护人员监管，如患者住院期间外出，仍然可能对其疾病的治疗、身体的健康甚至生命造成不利影响等内容。孙红军也在该《入院医患沟通》上捺印予以确认。丰都县社坛中心卫生院出具的《护理记录单》也明确载明了患者住院期间不能擅自外出，注意安全等内容，孙红军在住院治疗期间理应遵守丰都县社坛中心卫生院住院的相关规定。因本次事故系孙红军私自离开医院的违规行为造成的，且孙红军的监护人又没有按照丰都县社坛中心卫生院的要求进行留陪，故一审判决确定孙红军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自行承担主要责任是正确的，亦无不当。丰都县社坛中心卫生院对孙红军生前的护理级别为一级，按照丰都县社坛中心卫生院提供的分级护理制度中载明一级护理的护理要点为每小时巡视患者，观察患者病情变化。但丰都县社坛中心卫生院并未按时尽到巡视看护义务，未能及时发现孙红军外出的情况，从而进行制止，对孙红军夜晚私自出院溺亡存在一定过错，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一审判决确定由丰都县社坛中心卫生院承担孙红军死亡损失10%的赔偿责任恰当，符合本案的实际情况。孙维、孙国详上诉称“丰都县社坛中心卫生院对孙红军死亡存在严重过错，应承担主要责任或完全责任”的理由，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符，没有相应的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综上，孙维、孙国详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的主要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诉讼费用6884元，由上诉人孙维、孙国详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陶米玲审 判 员 张 斌审 判 员 陈胜友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五日法官助理 杨丽彦书 记 员 尹 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