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9民终82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洲，男，1983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阜宁县。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远洋船员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在南京市湖南路185号。法定代表人：瞿名泽，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西柳，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振东，江苏振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阜宁县劳动经济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在阜宁县阜城街道上海路158号。法定代表人：梁玉超，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文海，江苏阜一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洲与阜宁县劳动经济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阜宁劳动公司）、江苏远洋船员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远洋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江苏省阜宁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7日作出（2018）苏0923民初5027号民事判决，刘洲、阜宁劳动公司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15日作出（2019）苏09民终965号民事裁定，发回江苏省阜宁县人民法院重审。江苏省阜宁向人民法院重新审理后，于2019年12月13日作出（2019）苏0923民初4615号民事判决，刘洲与江苏远洋公司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洲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江苏远洋公司、阜宁劳动公司向刘洲支付2006年3月至2008年7月的工资46440元、差额工资75434元、合同期内无工作期间最低工资73960元、经济补偿金90751元，本案诉讼费用由阜宁劳动公司以及江苏远洋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1、阜宁劳动公司一直是刘洲的劳务派遣公司，并作为用人单位向刘洲出具终止劳动合同证明，该证明还明确其是于2007年1月与刘洲签订的劳动合同。阜宁劳动公司与江苏远洋公司均认可与刘洲存在劳动关系。劳务派遣合同无效是由于阜宁劳动公司与江苏远洋公司导致。2、2006年12月至2018年6月期间虽然劳动合同主体发生改变，但是具有连续性，且在变更过程中阜宁劳动公司与江苏远洋公司从未与刘洲办理过任何离职手续，也未支付任何经济补偿。由于两公司只是克扣劳动报酬，所以刘洲当时并未注意其他违法行为。刘洲与阜宁劳动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中并无关于工资的约定，因此船员就业协议中的约定就是对劳动合同的补充，刘洲提供的银行流水、船员就业协议等能够充分证明实发工资与应发工资之间存在差额。3、《劳动合同法》中明确规定了用人单位应当向被派遣的劳动者支付生活费的情形。船员条例中关于船员的特别规定也必须是在法律的框架之下，且船员也应当享有年休假权利，未休假的用人单位应当支付相应报酬。4、用人单位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是其法定义务。现阜宁劳动公司未依法足额缴纳社会保险，是其自身原因。且阜宁劳动公司要注销，其与江苏远洋公司多次要求刘洲以“个人原因”为由主动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表示不支付经济补偿金、不协助办理失业保险。故在两公司违法的前提下，刘洲才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其支付经济补偿金。刘洲工作年限应当是11年，另外，军龄也应当计入工龄，因此刘洲的工作年限共计13年。故请求支持刘洲的诉求。另，上诉过程中，刘洲申请追加江苏远洋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远洋运输公司）为被告，理由为：江苏远洋运输公司与本案有法律上的直接利害关系。江苏远洋公司在诉讼中称，阜宁劳动公司在2006年12月受其委托与刘洲签订《劳动代理合同》，但事实上江苏远洋公司在2011年才注册成立，之前委托阜宁劳动公司的应当是“江苏远洋运输有限公司船员分公司”，是江苏远洋运输公司的分支机构，因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且该分公司也已注销，故相应的民事责任应由江苏远洋运输公司承担，江苏远洋运输公司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必须共同参加诉讼”的当事人。江苏远洋公司辩称，1、2005年11月，江苏远洋公司委托阜宁劳动公司招用普通船员，招用的人员经面试、体检合格后，由江苏远洋公司安排至省内船员培训机构培训（费用由参加培训者自行承担）。培训合格的人员与阜宁劳动公司签订《劳动代理合同》，与江苏远洋公司建立劳动合同关系。刘洲在2007年7月1日前与阜宁劳动公司签订《劳动代理合同》，期限为2007年7月1日至2012年6月30日。2012年7月1日及2017年4月6日，刘洲连续两次与阜宁劳动公司签订《劳务派遣劳动合同书》，期限为2012年7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2017年7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合同明确约定，阜宁劳动公司为派遣单位（即用人单位），负责为刘洲缴纳社会保险，江苏远洋公司是用工单位。刘洲于2018年6月12日向阜宁劳动公司提出辞职并获准许，阜宁劳动公司于6月27日以用人单位的身份向刘洲出具了《终止（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2、关于刘洲主张的2006年3月至2008年7月的工资。2006年3月，刘洲仅仅是经过面试和初检合格，并未经过培训并取得相应的从业资格，不符合与江苏远洋公司建立劳动关系的条件。江苏远洋公司与刘洲正式建立劳动关系的时间是2007年7月1日至2012年6月30日。刘洲称劳动合同日期被篡改，但其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刘洲主张的最低工资标准也是2018年的，并非江苏远洋公司与之存在劳动关系期间的，且其该主张也超过仲裁时效。3、关于刘洲主张的差额工资和合同期内无工作期间的工资损失。刘洲直至目前也未能提交该两项请求的计算标准和依据，且江苏远洋公司与刘洲之间的劳动关系在2012年6月30日已经终止，刘洲的主张也超过仲裁时效。同时，江苏远洋公司实行综合工时制，不存在需要支付差额工资以及无工作期间内工资的问题。4、关于本案所涉劳务派遣的效力。根据《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船员用人单位以劳务派遣形式使用国际远洋海员的，不受临时性、辅助性、替代性岗位和劳务派遣用工比例的限制，因此阜宁劳动公司向江苏远洋公司派遣船员所占江苏远洋公司员工的比例并不受法定比例的限制。且阜宁劳动公司也非江苏远洋公司设立或所属单位，故也不构成“逆向派遣”。5、江苏远洋公司并非刘洲的用人单位，不应向刘洲支付经济补偿金。江苏远洋公司上诉请求：改判认定江苏远洋公司与刘洲之间自2012年6月30日后不存在劳动关系。事实和理由：1、根据《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船员用人单位以劳务派遣形式使用国际远洋海员的，不受临时性、辅助性、替代性岗位和劳务派遣用工比例的限制，因此阜宁劳动公司向江苏远洋公司派遣船员所占江苏远洋公司员工的比例并不受法定比例的限制。且阜宁劳动公司也非江苏远洋公司设立或所属单位，故也不构成“逆向派遣”。2、江苏远洋运输公司与江苏远洋公司是两家各自独立的企业法人。刘洲在2014年9月至2018年1月期间，分别与江苏远洋运输公司、江远杭州香港运输有限公司及翠洲香港运输有限公司签订的4份《江苏远洋运输公司船员就业协议》的相对方均不是江苏远洋公司，江苏远洋公司仅是代表船东签字，因此船东才是与刘洲签订上述就业协议的相对人。3、刘洲的工资是由阜宁劳动公司直接发放，社保费用也是由阜宁劳动公司缴纳，阜宁劳动公司也自认是刘洲的用人单位，并在刘洲辞职后出具《终止（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综上，江苏远洋公司与刘洲之间在2012年6月30日以后不再存在劳动关系。刘洲辩称，刘洲在开庭前几天才收到江苏远洋公司的上诉状，其上诉程序不合法，刘洲的其他主张也提交了相应的证据证明。阜宁劳动公司对刘洲以及江苏远洋公司的上诉辩称，1、阜宁劳动公司是应江苏远洋公司的要求与刘洲签订劳动合同的，名为劳务派遣，实际还是劳务代理；2、阜宁劳动公司已经全面履行了应当履行的义务，将从江苏远洋公司收取的全部款项都交给了刘洲，阜宁劳动公司仅是代收代付。3、刘洲部分请求已经超过仲裁时效，且江苏远洋公司实行综合工时制，也不存在需要支付差额工资、未工作期间工资的问题。4、因为双方是自愿协议一致解除，不存在支付经济补偿金问题。综上，刘洲、江苏远洋公司的上诉请求均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洲向一审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江苏远洋公司自2006年3月起至2007年6月期间与刘洲具有劳动关系并向刘洲支付2006年3月至2007年6月最低工资25920元，阜宁劳动公司负连带赔偿责任；2、江苏远洋公司向刘洲支付2007年6月至2008年7月最低工资21060元，阜宁劳动公司负连带赔偿责任；3、阜宁劳动公司向刘洲支付2008年7月至2018年6月期间差额工资69000元、休假后无工作期间工资82600元，江苏远洋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4、阜宁劳动公司向刘洲支付经济补偿金90571元(从2007年7月到2018年6月份)，江苏远洋公司负连带赔偿责任；5、江苏远洋公司向刘洲退还实习费5000元，阜宁劳动公司负连带赔偿责任；本案的诉讼费用由江苏远洋公司及阜宁劳动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6年3月15日，刘洲经面试、初检，初步被江苏远洋公司录取，2006年3月至8月自费至南通海运学校培训学习。后阜宁劳动公司受江苏远洋公司委托与刘洲签订《劳动代理合同》，其中合同期限：自2007年7月1日（改动）起至2012年6月31日止；工种：值班机工；社会保险及其它：用人单位按阜宁县缴费基数核定标准执行，缴费率为原告缴纳养老、失业、工伤、生育保险，个人部分按规定标准由本人缴给用人单位，由用人单位统一汇给阜宁劳动公司后，阜宁劳动公司为刘洲到有关部门办理有关手续等。阜宁劳动公司于2007年7月为刘洲参加了社会保险。2007年12月5日，江苏远洋运输有限公司收取刘洲实习费5000元。2012年7月1日，阜宁劳动公司与刘洲签订《阜宁县劳务派遣劳动合同书》，派遣刘洲到江苏远洋公司工作；合同期限自2012年7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止；刘洲享有与实际用工单位相同或相近岗位劳动者同工同酬和福利待遇的权利，阜宁劳动公司不得克扣实际用工单位支付给刘洲的劳动报酬；阜宁劳动公司与实际用工单位协商确定，刘洲的工资标准实行基本工资和绩效奖金相结合的工资分配办法；自劳动关系建立之日起，双方应当依法参加社会保险，按时足额缴纳五险，其中刘洲应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由阜宁劳动公司代扣代缴，刘洲有权按照规定查询个人的缴费记录；刘洲按约定到实际用工单位工作期限届满，在本合同期限内，阜宁劳动公司应按本地区最低工资标准的规定向刘洲按月支付报酬，缴纳社会保险；实际用工单位未按劳务派遣协议约定承担对刘洲义务，或者实际用工单位有《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情形，致使刘洲行使单方解除权的，由阜宁劳动公司承担对刘洲的义务，实际用工单位承担连带责任等。2017年4月6日，刘洲与阜宁劳动公司续签了内容与上述合同相同的《阜宁县劳务派遣劳动合同书》，合同期限自2017年7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后刘洲分别于2013年8月5日、2014年9月22日与船东江苏远洋运输有限公司，2016年1月27日与船东翠州香港运输有限公司，2017年4月17日与船东江远杭州香港运输有限公司，2018年1月12日与船东翠州香港运输有限公司均签订《江苏远洋运输有限公司船员就业协议》，船员公司代表船东签字均为江苏远洋公司。其中，2013年8月5日、2014年9月22日协议约定月合并工资（含基本工资、加班津贴、年休假工资）779USD(美元)；后三份协议期限为10加减1个月，2016年1月27日协议约定月合并工资（含基本工资、加班津贴、年休假工资）USD1106，2017年4月17日、2018年1月12日协议约定每月工资（含基本工资、固定加班工资、带薪年休假工资）USD1106。在刘洲工作期间，江苏远洋公司根据《关于远洋船员薪酬管理及发放的规定》计算刘洲工资并由阜宁劳动公司发放给刘洲。2016年、2017年实行的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2018年4月3日，阜宁劳动公司向江苏远洋公司发送《关于终止劳务合作关系的函》，内容为：“根据国家深化机构改革的文件精神和国有资产管理规定以及上级部门要求，我公司正在办理营业执照注销手续，所有经营业务至2018年4月底终止，贵单位与本公司的劳务派遣业务届时停止。为了保证贵单位正常生产经营，维护派遣员工的合法权益，故请贵单位速安排人员与我公司办理衔接手续。建议贵单位联系阜宁县强盛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对接并办理业务关系的转移，你们亦可自行选择其他派遣公司。”2018年4月24日，江苏远洋公司发微信给刘洲，称“阜宁劳动公司正在办理营业执照注销手续，所有经营业务至2018年4月底终止。为了保障你的合法权益，我们已建议你4月底前终止或解除与阜宁劳动公司的劳务派遣劳动合同，重新与溧水人力资源有限公司签订自2018年5月1日起生效的劳务派遣劳动合同，继续派遣到我公司工作，公司承诺给予你相同的工作岗位，不低于原标准的工作条件和工作报酬。因你不同意续签到溧水人力资源有限公司，请与你用人单位联系，离船后速来办理相关手续。”2018年4月26日，刘洲出具一份《声明》：因阜宁劳动公司的注销，本人自2018年4月底起，与贵公司的劳动派遣合同自行终止。2018年6月12日，刘洲向阜宁劳动公司及江苏远洋公司发出《辞职通知》，主要内容为：“本人与贵公司自2007年7月开始签订劳务派遣合同，至2019年7月期满，因用人单位违反劳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不按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依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的有关规定，本人提出解除劳动关系，请用人单位依据规定一次性付清劳动者工资，支付每工作一年一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金，及时办理离职手续，出具解除劳动合同证明。如果单位不予以配合，本人将保留申诉的权利。”2018年6月27日，阜宁劳动公司出具《终止（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本单位与刘洲同志2007年7月1日签订的劳动合同，依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于2018年6月27日终止（解除）劳动合同。后刘洲向阜宁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申请请求为：阜宁劳动公司及江苏远洋公司支付刘洲2006年3月至2007年6月最低工资25920元、2007年6月至2008年7月最低工资21060元、2008年7月至2018年6月期间差额工资69000元、休假后无工作期间工资82600元、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55000元、补缴2006年3月至2007年6月的社会保险费、补缴2007年7月至2008年1月的医保费用，重新核准缴费基数。该委于2018年9月3日作出阜劳人仲案字[2018]第77号仲裁裁决书，对刘洲全部申请请求不予支持。刘洲不服向一审法院起诉。另查明，2018年9月11日，阜宁县医疗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向阜宁劳动公司发送《医疗保险费核定征收告知书》，称：2018年7月3日，刘洲来我单位投诉，反映你单位2007年7月至2008年1月未为其缴纳医疗保险费，2008年2月至2018年6月为其申报缴纳医疗保险费基数不足，现将医疗保险费应核征情况告知如下：刘洲2007年7月至2008年1月期间医疗保险费（集体部分）计1792元，2008年2月至2018年6月期间医疗不足缴费基数医保（集体部分）10908.88元。2018年9月19日，阜宁社会劳动保险管理中心向阜宁劳动公司发送《阜宁县社会保险稽核整改意见书》，内容为：我单位于2018年9月11日至2018年9月19日对你单位社会保险方面实施了稽核检查，根据相关资料，提出如下意见：一、违反法律法规条款：《江苏省社会保险费征缴条例》第十四条等规定。二、违反法律规定事实：2007年7月至2018年6月期间刘洲申报缴纳养老、工伤、生育保险费基数不足。三、整改意见：为其补缴养老、工伤、生育保险不足缴费基数130242元。又查明，刘洲“依法确认刘洲自2006年3月起至2007年6月期间与被告具有劳动关系”的诉讼请求，已另行申请劳动仲裁，且另行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还查明，江苏远洋公司提供的工资表反映刘洲2017年4月、5月、6月、7月、2018年1月、2月、3月工资合计均为1106美元。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系劳动争议，提起劳动争议诉讼须经仲裁前置程序，否则法院不予受理。对阜宁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仲裁裁决有一方当事人不服向法院提起诉讼，该裁决书不发生法律效力，法院既不能维持仲裁裁决，也不能撤销仲裁裁决，法院对申诉人的申请请求和诉讼请求进行全面审查。（一）关于刘洲、阜宁劳动公司以及江苏远洋公司之间劳务派遣的效力问题。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劳务派遣用工只能在临时性、辅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岗位上实施，且不能“逆向派遣”。江苏远洋公司的经营范围是船员管理服务等，其将“船员”这一主要工作岗位采取劳务派遣的方式，违反了劳务派遣的“三性”原则。且江苏远洋公司认可，在2012年7月1日之前与刘洲存在劳动关系，后采用了劳务派遣方式，刘洲的工作岗位和工作内容并未发生变化，因此其也构成实质上的“逆向派遣”。故刘洲与阜宁劳动公司签订的劳务派遣合同应当认定为无效。（二）关于刘洲与阜宁劳动公司、江苏远洋公司之间关系的问题。2007年7月1日，阜宁劳动公司虽以自己的名义与刘洲签订《劳动代理合同》，但是受江苏远洋公司的委托，因此，从2007年7月1日至2012年6月30日刘洲与江苏远洋公司存在劳动关系。2012年7月1日后，刘洲与阜宁劳动公司签订《劳务派遣劳动合同》，因该合同违反了劳务派遣的法律规定为无效合同，刘洲仍在原岗位上班，且刘洲与江苏远洋公司签订了5份《江苏远洋运输有限公司船员就业协议》，因此，刘洲仍然与江苏远洋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刘洲虽提出《劳动代理合同》开始时间被改动，但无相反证据证明起始时间，且其不仅在《辞职通知》中自认于2007年7月1日与江苏远洋公司建立劳动关系，也在主张经济补偿金的诉讼请求中自认从2007年7月起算，因此刘洲与江苏远洋公司从2007年7月1日起至2018年6月存在劳动关系，由江苏远洋公司承担用人单位的责任。至于江苏远洋公司辩解2012年7月1日后与阜宁劳动公司签订劳务派遣合同，阜宁劳动公司是用人单位，刘洲与江苏远洋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以及阜宁劳动公司辩解刘洲违约与其他公司签订船员就业协议，与阜宁劳动公司终止了劳动关系，因刘洲签订的5份船员就业协议船员公司代表船东签字均为江苏远洋公司，且劳务派遣合同无效，故对阜宁劳动公司及江苏远洋公司的辩解意见不予采信。（三）关于刘洲的诉讼请求问题。1.关于刘洲要求确认自2006年3月起至2007年6月期间与被告具有劳动关系的诉讼请求，因刘洲已另行仲裁另案起诉，故在本案中不作理涉。对要求退还刘洲实习费5000元的诉讼请求，因在本案中刘洲此请求未经劳动争议仲裁前置程序，故不予受理，刘洲可另行主张。2.关于刘洲要求支付2006年3月至2007年6月最低工资25920元和自2007年6月至2008年7月最低工资21060元的诉讼请求，根据法律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本案中，刘洲该请求已超过仲裁时效，故不予支持。3.关于刘洲要求支付2008年7月至2018年6月期间差额工资69000元、休假后无工作期间工资82600元的诉讼请求。（1）关于2008年7月至2017年6月期间差额工资和休假后无工作期间工资问题，因刘洲已超过仲裁时效，故不予支持。（2）关于2017年7月至2018年6月期间差额工资和休假后无工作期间工资问题，因江苏远洋公司在该期间实行的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且刘洲与江苏远洋公司2017年4月17日、2018年1月12日签订的就业协议中约定每月工资1106美元，包含基本工资、固定加班工资及带薪年休假工资。刘洲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江苏远洋公司存在拖欠、克扣差额工资和休假后无工作期间工资的事实，故该诉讼请求亦不予支持。4.关于刘洲要求支付经济补偿金90571元(从2007年7月到2018年6月)，由阜宁劳动公司负赔偿责任，江苏远洋公司负连带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刘洲认为在两公司的压力下，其以未按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并履行了告知义务，依照《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两公司应支付经济补偿金90571元。因劳务派遣合同无效，阜宁劳动公司不是用人单位，故刘洲向阜宁劳动公司主张经济补偿金责任主体不符。对刘洲提出的未按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理由，刘洲现有证据不能证明阜宁劳动公司或江苏远洋公司存在拖欠、克扣其工资报酬的事实，故该理由不能成立。对刘洲提出的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理由，经查，刘洲与江苏远洋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始于2007年7月，并开始缴纳社会保险费，虽然阜宁县社会劳动保险管理中心稽核检查，认定2007年7月至2018年6月期间被告阜宁劳动公司为刘洲申报缴纳养老、工伤、生育保险费基数不足，作为用人单位的江苏远洋公司确实存在为刘洲社会保险费缴纳基数不足的事实，但根据《社会保险法》的规定，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责令其限期缴纳或者补足。对此，阜宁县社会劳动保险管理中心已作出整改意见。未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情形不等同于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情形，刘洲以未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支付经济补偿金，不符合《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的“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情形，故刘洲该理由亦不成立。对刘洲主张经济补偿金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一审判决：驳回刘洲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基本属实，本院依法予以认定。本院另查明，江苏远洋公司于2011年1月18日登记设立，江苏远洋运输有限公司持有江苏远洋公司100%的股份。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刘洲与阜宁劳动公司、江苏远洋公司之间的关系应当如何认定；2、刘洲主张2006年3月至2008年7月的工资46440元、差额工资以及不在船期间的最低工资是否具有依据。3、阜宁劳动公司及江苏远洋公司是否应当向刘洲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如应支付，刘洲的工作年限应当如何计算。本院认为，关于争议焦点1，《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六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劳动合同用工是我国的企业基本用工形式。劳务派遣用工是补充形式，只能在临时性、辅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岗位上实施。江苏远洋公司工商登记的经营范围为船员管理服务，提供国内劳务服务以及相关技术信息咨询服务，因此船员管理服务是江苏远洋公司的主要经营范围，且江苏远洋公司认可其原与刘洲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后为减轻公司用工负担，才采取劳务派遣的方式，由阜宁劳动公司与刘洲签订劳务派遣合同，并将刘洲派遣至远洋公司，而刘洲在此前后除实际服务的船舶发生变化外，其工作内容、工作岗位、工作形式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因此，虽然阜宁劳动公司在2012年7月1日之后与刘洲签订了劳务派遣劳动合同，刘洲与阜宁劳动公司签订劳务派遣合同违反了劳动合同法关于劳务派遣的临时性、辅助性、替代性的规定，应当认定无效，刘洲与阜宁劳动公司之间不形成劳动关系，其与江苏远洋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江苏远洋公司认为，根据《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船员用人单位以劳务派遣形式使用国际远洋海员的，不受临时性、辅助性、替代性岗位和劳务派遣用工比例的限制。但结合《劳务派遣暂行规定》全文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中关于劳务派遣的规定来看，此处的“船员用人单位”应当是指实际使用船员的单位。而在本案中，江苏远洋公司并非实际使用船员的单位，而是将刘洲安排到船舶上工作。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用工单位不得将被派遣的劳动者再派遣到其他用人单位。如按照江苏远洋公司的主张，阜宁劳动公司将刘洲派遣至江苏远洋公司，江苏远洋公司就是刘洲的用工单位，其应当安排刘洲在本单位工作，而不是再将刘洲安排至与其并非同一主体的船舶上工作，否则其亦是违反了法律规定。另外，阜宁劳动公司的经营范围仅限于境内职业中介服务等，将刘洲派遣至江苏远洋公司直至境外注册的船舶上工作，已经超过了阜宁劳动公司的经营范围。故江苏远洋公司认为其与阜宁劳动公司、刘洲的劳务派遣关系不受劳务派遣“三性”之限制，应为合法有效的劳务派遣，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2，《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第二款规定，前款规定的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因此，刘洲主张2017年6月之前的工资46440元（2006年3月至2008年7月）、差额工资、不在船期间的最低工资，均已超过仲裁时效，且刘洲亦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发生仲裁时效中断的情形，故不应支持。（1）关于2017年7月之后的差额工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刘洲称，江苏远洋公司未按照船员就业协议约定的标准向其发放在船期间的工资，为此其提交了银行流水予以证明。江苏远洋公司则提交了刘洲在船期间的工资签收表。经审查，上述签收表中刘洲签收的工资数额与船员就业协议中约定的数额一致，故能够认定刘洲已经按照船员就业协议约定的标准领取了全部工资。虽然刘洲称，其在签字时未能查看实际到账数额，且部分款项是由船东给付，与工资无关，但其未能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故不应采信。因此，刘洲主张2017年7月之后的差额工资亦不应支持。（2）关于2017年7月之后不在船期间的最低工资。《江苏省工资支付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用人单位非因劳动者原因停工、停产、歇业，在劳动者一个工资支付周期内的，应当视同劳动者提供正常劳动支付其工资。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的，可以根据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按照双方新约定的标准支付工资；用人单位没有安排劳动者工作的，应当按照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百分之八十支付劳动者生活费。而江苏远洋公司的远洋船员岗位实行综合工时制，并且已经过劳动行政部门审批。刘洲每年有部分时间不在船工作是由船员工作性质和工作特点决定的，这既是江苏远洋公司对船员施行综合工时制的原因，也是江苏远洋公司在综合工时制的范围内对于其工作的合理安排，并不属于上述规定中应当支付生活费的情形，故刘洲主张不在船期间的生活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支持。关于争议焦点3，《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项规定，用人单位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第四十六条规定，劳动者依照第三十八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本案是刘洲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其理由为“不按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以及“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而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阜宁劳动公司以及江苏远洋公司不存在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情形。且江苏远洋公司、阜宁劳动公司实际已经为刘洲申报并缴纳了社会保险，虽然存在申报及缴费基数不足的问题，但此属于劳动行政部门核查并处理的范围，并不属于法律所规定的“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可主张经济补偿金的情形。故刘洲以“不按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及“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为由要求解除合同并支付经济补偿金，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支持。关于刘洲主张追加江苏远洋运输有限公司为本案被告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为二人以上，其诉讼标的是共同的，或者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并经当事人同意的，为共同诉讼。本案中，刘洲认为江苏远洋运输有限公司是“必须共同参加诉讼”的当事人，但主要是基于江苏远洋公司注册成立之前之前即2011年之前与刘洲建立劳动关系的主体问题，而江苏远洋运输有限公司与江苏远洋公司在法律上是相互独立的主体，刘洲也不可能在同一时间段与江苏远洋运输有限公司与江苏远洋公司同时建立劳动关系，因此江苏远洋运输公司在本案中并非必须共同参加诉讼的当事人，故刘洲在二审程序中申请追加江苏远洋运输公司为本案当事人，本院不予准许。另外，江苏远洋公司在上诉期内向本院邮寄了上诉状，因卷宗移送等问题，导致向刘洲送达江苏远洋公司的上诉状时间迟延，但江苏远洋公司的上诉未超过上诉期，二审应当予以审理。综上所述，刘洲与江苏远洋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元，由上诉人刘洲及江苏远洋船员管理有限公司各负担1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珩审判员 李汉林审判员 惠 玲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二日书记员 成 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