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2民终152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淑琴，女，1951年4月6日出生，无业，住大连市旅顺口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厉建助，男，汉族，1965年5月29日出生，无业，住大连市旅顺口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厉彦顺，男，汉族，1995年2月22日出生，无业，住大连市旅顺口区。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金海、梁照强，均系辽宁青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营业场所大连市中山区中山路136号希望大厦23层、25层。负责人：吴彬，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东旸，男，该公司律师，住大连市中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海荣，北京大成（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淑琴、厉建助、厉彦顺因与被上诉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寿保险大连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2019）辽0202民初98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淑琴、厉建助、厉彦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向三上诉人理赔人民币6万元。事实和理由：蒋卫波生前在被告的营业网点购买了“国寿瑞鑫两全保险（分红型）”。2019年4月9日6时40分许，蒋卫波在保险期内、上班路上被辽Ｂ×××××小轿车撞伤，不幸身亡。经大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旅顺口大队现场勘查，认定蒋卫波和肇事方负事故的同等责任，说明蒋卫波发生了保险事故身亡，在被上诉人的理赔范围内。被上诉人以《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死者蒋卫波生前骑的电动车为“机动车”。依照其保险合同条款为无证驾驶，拒不理赔是错误的。具体理由：1、死者蒋卫波生前购买的是“电动车”而不是“机动车”，这一事实从三上诉人提供的电动车生产厂家出具的产品合格证、使用说明书可以证明。2、死者蒋卫波购买的电动车生产厂家是依照国标生产的，也有生产许可证，符合安全标准。3、目前国家公安部门没有为电动车上牌、购买保险的明文规定，不能认定凡是购买电动车的公民一律为无证、无牌驾驶。4、依照《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做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被上诉人对涉及投保人重大利益的条款没有特别告知，违反了保险法的强制性规定。人寿保险大连公司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服从一审法院判决。认为：原告所述机动车的性质是由公安机关通过鉴定的方式认定的，公安机关已认定涉案的系无号牌电动两轮轻便摩托车，属于机动车，而非原告所述电动自行车，因此被保险人驾驶无行驶证机动车，且无证驾驶机动车，属于合同免责条款约定范畴。被上诉人不应当承担保险责任。王淑琴、厉建助、厉彦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被告理赔三原告保险金人民币6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12月17日，蒋卫波向被告人寿保险大连公司递交了《个人保险投保单》，投保主险为“国寿瑞鑫两全保险（分红型）”，在投保人“声明与授权”处，蒋卫波签字确认，并明确“本人已阅读保险条款、产品说明书和投保提示书，了解本产品的特点和保单分红利益的不确定性。”2010年12月20日，蒋卫波与被告人寿保险大连公司签订了人身保险合同，主险为“国寿瑞鑫两全保险（分红型）”，主险保险金额为20000元，保险期间为41年，保险条款第五条约定“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身故或于本合同生效之日起一年后因疾病身故，本公司按基本保险金额的300%给付身故保险金，本合同终止。”保险条款第六条（五）项约定“因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导致被保险人身故，本公司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同时本合同终止，本公司向投保人退还本合同的现金价值。”保险合同签订后，被告对蒋卫波进行了电话回访，蒋卫波再次确认“知道保险的保障范围和不保的事项”。另查，2019年4月1日，蒋卫波驾驶电动两轮轻便摩托车沿爱大线由北向南行驶至1761公里+600米处时，与吕易宾驾驶的辽Ｂ×××××号小型客车相撞，蒋卫波当场死亡，事故经大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旅顺口大队处理，认定“当事人吕易宾驾驶机动车超速行驶，当事人蒋卫波未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未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的机动车、不按规定在相应车道内行驶、违反禁止标线行驶、变更车道时影响相关车道内车辆行驶，双方当事人对事故发生均有过错，当事人吕易宾、蒋卫波各负此事故的同等责任。”再查，蒋卫波的第一顺位继承人有原告王淑琴（母亲）、原告厉建助（丈夫）、原告厉彦顺（儿子）。事故发生后，原告厉建助到被告处领取了保单现金价值，并签字确认。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原被告双方对于存在有效的保险合同和原告发生意外事故并无异议，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该事故是否属于保险责任。依据保险合同条款，被保险人发生意外事故身亡，保险公司按基本保险金额的300%给付身故保险金，但合同同时约定了因被保险人无合法有效的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保险公司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案涉交通事故经公安交警部门处理，认定“被保险人蒋卫波在事故发生时未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且驾驶未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的机动车”并出具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该认定书系合法有效的国家机关公文，应予采信，原告关于“被保险人驾驶的是电动自行车，无需办理登记并取得驾驶证”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故应当认定案涉意外事故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除外责任。投保人蒋卫波投保时在投保单“授权与声明”处签字，表明知晓保险条款，并在随后的电话回访中确认“知道保障范围和不保的事项”，故可以认定被告对于免责条款履行了提示说明义务，该免责条款合法有效。综上，被保险人发生意外事故系因保险合同约定的免责事项导致，保险公司不应承担理赔责任。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三条、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王淑琴、原告厉建助、原告厉彦顺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00元，由原告王淑琴、原告厉建助、原告厉彦顺共同负担。二审时，双方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关键问题在于对公安交警部门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能否采信的问题，公安交警部门作为对交通进行管理的职能部门所做的事故认定应该是专业的和权威的，现该《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并未做变更或被撤销，不采信该《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故对公安交警部门所做事故认定应予采信。依据本案中保险合同条款，被保险人发生意外事故身亡，保险公司按基本保险金额的300%给付身故保险金，但合同同时约定了因被保险人无合法有效的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保险公司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案涉交通事故已经公安交警部门处理，并出具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根据该认定书的认定，死者蒋卫波所驾驶的确为电动两轮轻便摩托车，属于机动车。上诉人对案涉车辆为“电动车”而非“机动车”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蒋卫波无证、无牌驾驶机动车致使发生事故身亡，符合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理赔责任的条款。同时，本案现有证据表明，被上诉人对于免责条款已经履行了提示说明义务，该免责条款合法有效。综上所述，上诉人王淑琴、厉建助、厉彦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00元，由上诉人王淑琴、厉建助、厉彦顺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霍 宏审判员 周欣宇审判员 孙文英二〇二〇年六月九日书记员 张文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