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1民终320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长庆，男，1966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裕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俊虎，河北轩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春花，女，1974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长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文阁，河北世纪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耿江涛，河北世纪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爱国，男，1963年2月1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正定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忠利，男，1970年7月30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正定县。 二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彦斌，石家庄市正定恒州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审第三人：高锁柱，男，1970年4月21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正定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彦斌，石家庄市正定恒州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李长庆因与被上诉人刘春花、陈爱国、高忠利、原审第三人高锁柱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冀0191民初12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长庆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俊虎、被上诉人刘春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文阁、被上诉人陈爱国、高忠利及原审第三人高锁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彦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长庆上诉请求：一、请求依法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上诉人不应该赔偿被上诉人刘春华损失70000元及利息，也不承担违约金10000元；二、二审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本案在一审中，第三人高锁柱明确提出原告在裕华仲裁委员会以及裕华法院的程序中涉嫌虚假诉讼，但是一审法院并未对此认定，也未作出司法建议追究原告虚假诉讼的刑事责任；裕华法院第00301号民事判决书、中级法院第00593号民事判决书中认定的事实是原告与高锁柱签署转让协议的，而一审中第三人高锁柱又明确说明了这一点，一审法院现在又认定是原告与陈爱国、高忠利和我签署了转让协议，难道同一个厂在同一时间段内分别进行了两次转让行为。到底哪次是有效的呢。这是非常不符合逻辑的，而且转让给高锁柱的行为已经得到了裕华、中级两级法院生效判决的认定；没有撤销以上两份判决的基础上，一审法院再这样判决显属不当！一审中，原告诉称通过朋友的介绍于2014年6月9日，我与被上诉人陈爱国、高忠利、刘春花签署了所谓的转让合同，而那个朋友就是我，陈爱国、高忠利是通过我认识的刘春花和她的父亲刘凤岐；是刘凤岐要求我签字，说知道你是给陈爱国、高忠利打工的，只是因为我有技术，咱们又熟悉，怕他们两个人干不下去；但是此合同履行中我就没有实际参与合伙事宜，也没有进行投资，只是给陈爱国、高忠利打了三个月的工；这一点，原告本人是非常清楚的，我离开木雕厂后，一直是原告刘春花、陈爱国、高忠利三人在经营此厂，他们三人之间是如何合作的，我就不知道了；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而且在发现明确证据证实原告在裕华、中级法院审理中存在虚假诉讼刑事犯罪的情况下，仍然认定了相互矛盾的两个转让行为同时存在，明显认定错误，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后改判我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为盼。 刘春花辩称，一、被上诉人根本不存在虚假诉讼问题。1、被上诉人与高锁柱从未签过《转让合同》。在本案中，一审法院为查明案件事实，避免出现错判，特意追加了高锁柱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高锁柱也亲自到庭做了陈述，明确表明自己家由老母，身有残疾，勉强靠打工生活，不具备任何经济购买能力和实际经营能力，不可能与被上诉人签订过《转让合同》，被上诉人也表示了相同的意见。因此，客观上不存在高锁柱签订所谓的《转让合同》的事实。2、该《转让合同》系转让经营期间由被上诉人陈爱国等人为推卸责任提供给法院的，与被上诉人无关。裕华区人民法院（2015）裕民一终字第00301号民事判决书、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石民六终字00593号民事判决书，针对的是米雕厂转让给被上诉人高忠利、陈爱国和上诉人李长庆经营期间发生的工伤赔偿案件，当时公章、营业执照等各种经营手续都在上诉人和被上诉人陈爱国、高忠利手里，工厂实际由他们进行经营、管理，工伤赔偿案件的诉讼活动，也是上诉人等三人委托人员进行的处理，被上诉人毫不知情，更不知道所谓的“转让合同”是如何产生的。该《转让合同》显然系陈爱国等人为推脱责任，想让一个不具备任何经济能力的人出面承担责任，从而达到损害工伤案件受害人的目的，该转让合同与被上诉人无关。3、该《转让合同》的出现未影响案件正常的审理和判决。在该工伤诉讼一审中，该转让合同的双方本人均未出庭作证或说明情况，该合同的出现也并未改变案件的正确性，一审法院依法作出了判决；在该案二审中，中院认定“……尽管上诉人主张其于2014年6月9日已将工厂转让给高锁柱并签订《转让合同》，产权归高锁柱，但高锁柱未出庭作证，该转让合同的真实性尚未确定。”驳回了上诉，维持原判。因此，不存在上诉人所述的裕华法院和市中院均认定被上诉人和高锁柱之间签署过转让合同的事实，法院从未对该《转让合同》的真实性进行过确认，该《转让合同》的出现，并未影响工伤赔偿案件的正确审理和判决。必须说明的是，即使存在追究提供虚假证据、干扰正常诉讼的法律责任事项，也是向上诉人李长庆和被上诉人陈爱国、高忠利追究。材料是他们提供的，与被上诉人无关。二、本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完全正确。本案中，一审法院为防止虚假诉讼，审理重点就放在了查明被上诉人与第三人高锁柱之间是否签订过合法有效的转让合同。后通过调取（2015）裕民一终字第00301号和（2015）石民六终字00593号案件的全部材料并追加高锁柱为第三人出庭等方式，查明了被上诉人与第三人高锁柱之间从未签订过《转让合同》。在经过审理后，依据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签订的合法有效的合同作出了判决，事实认定清楚，判决结果完全正确。上诉人在上诉状中也明确承认签订了一审认定的《转让合同》，只不过认为自己没有进行投资，就是给陈爱国和高忠利打工，所以不应该承担责任，这也充分说明了一审查明的案件事实完全实事求是，没有任何问题。本案一审判决后，仅由上诉人李长庆进行上诉，若判决确实错误，被上诉人陈爱国、高忠利在收到一审判决后就不会接受毫无根据的责任承担，也当然会进行上诉，被上诉人陈爱国、高忠利未进行上诉的事实也可以佐证一审判决的正确合理性。三、上诉人多次浪费一审庭审质证辩论机会，待一审判决后进行上诉，属于增加司法成本，浪费司法资源的行为。一审法院为正确处理本案，曾两次立案，三次庭审，花费了大量司法资源，但上诉人在收到法律文书后，无正当理由，拒不参加庭审，也未向一审法院提交过任何证据材料，抱有侥幸逃避责任的心理。一审判决后，上诉人为推卸责任才进行的上诉。虽然上诉是当事人的法定权利，但是上诉人李长庆这种利用上诉程序，借机逃避、拖延承担赔偿责任的行为，是不应当鼓励的。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完全正确，上诉人上诉的事实和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依法维持原判。 陈爱国、高忠利辩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陈爱国、高忠利与被上诉人李长庆之间的合同是合法真实有效的，被上诉人陈爱国、高忠利原则上尊重一审判决，但是一审判决第二项，要求判令陈爱国、高忠利、李长庆3人支付刘春花违约金1万元，不能成立。该案是属于履行合同过程中因发生工伤事故所产生的工伤赔偿纠纷，不属于上诉人及被上诉人之间的合同履行纠纷，所以不应当判决支付1万元违约金。 高锁柱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高锁柱与刘春花之间没有真实的转让行为，高锁柱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刘春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70000元及自2018年8月10起至实际偿还之日止的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10000元；3、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原告刘春花系石家庄市乾清古典木雕厂登记的经营者，其与刘风岐系父女关系。2014年6月9日，刘风岐作为转让人（甲方）与被告李长庆、陈爱国、高忠利（乙方）签订《转让合同》，转让项目为乾清古典木雕厂，合同约定：“甲方将所经营的家具厂一次性转让给乙方全面经营，甲方厂里的商标、字号以及和厂有关的所有证件继续由乙方无偿使用（法定代表人名称不变），使用中所产生的一切费用由乙方承担。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之前的债权债务由甲方承担，合同生效后乙方所产生的债权债务由乙方承担，与甲方无关。”同时该合同还约定违约责任为：“合同执行中，甲乙双方不得违约，如单方违约，给对方带来的经济损失由违约方承担，并付合同违约金壹万元。”刘风岐与被告李长庆、陈爱国、高忠利在该合同上签字捺印。合同签订后，被告陈爱国通过银行转账向张晓乐（原告刘春花的外甥）转账410000元。庭审中，刘风岐与张晓乐作为证人出庭作证，证明刘风岐受刘春花委托代刘春花与三被告签订转让合同，且张晓乐代刘春花收取被告陈爱国转让费410000元的事实。 另查明，董兵雷于2014年9月17日到石家庄市乾清古典木雕厂处从事木工工作，后在工作中受伤，董兵雷申请认定其与石家庄市乾清古典木雕厂存在劳动关系，该申请也经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判决，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后石家庄市乾清古典木雕厂不服，以该厂转让给高锁柱为由，上诉于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后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其提交的高锁柱与刘春花签订的《转让合同》真实性尚不确定，故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判决。董兵雷后向石家庄市裕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该仲裁委于2016年8月5日作出裕劳人裁字（2016）第65号裁决书，裁决：解除董兵雷与石家庄市乾清古典木雕厂之间的劳动关系，石家庄市乾清古典木雕厂支付董兵雷各项损失共计78808元。后石家庄市乾清古典木雕厂未履行付款义务，董兵雷于2016年9月8日向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18年8月10日，原告刘春花作为石家庄市乾清古典木雕厂的登记经营人向董兵雷支付70000元执行款，双方调解结案，董兵雷为其出具“收条”一份，并且出具“撤销执行申请书”。 经原告刘春花申请，本院到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调取了确认劳动关系一案中2014年6月9日原告“刘春花”与“高锁柱”签订的《转让合同》（复印件），该合同显示“刘春花”将石家庄市乾清木雕厂一次性转让给“高锁柱”全面经营。庭审中，原告刘春花与第三人高锁柱均否认签订过该合同。 以上事实有《转让合同》、收条、裕劳人裁字（2016）第65号裁决书、证人证言、庭审笔录等证据在案所证实。 一审法院认为，刘风岐受原告刘春花委托与被告李长庆、陈爱国、高忠利签订的《转让合同》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此予以确认。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依照该合同三被告向原告刘春花支付的转让费410000元并取得石家庄市乾清古典木雕厂的实际经营权。董兵雷系在被告李长庆、陈爱国、高忠利经营石家庄市乾清古典木雕厂期间受伤，现原告刘春花作为登记经营者赔偿董兵雷70000元后，依照《转让合同》有权向实际经营者李长庆、陈爱国、高忠利追偿，现原告刘春花要求被告李长庆、陈爱国、高忠利返还其70000元损失并支付自支付执行款之日2018年8月10日起至实际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对此予以支持。因双方签订的《转让合同》中约定“使用中所产生的一切费用乙方承担”、“如单方违约，给对方带来的经济损失由违约方承担，并付合同违约金壹万元”，现因三被告不履行支付董兵雷赔偿款的行为给原告刘春花造成经济损失，显属违约，现原告刘春花主张三被告支付违约金10000元，于法有据，予以支持。被告李长庆、陈爱国、高忠利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可依法缺席判决。综上所述，经合议庭评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陈爱国、李长庆、高忠利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刘春花损失70000元并支付利息（以7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8月10日起至实际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二、被告陈爱国、李长庆、高忠利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刘春花违约金10000元。案件受理费1630元，由被告李长庆、陈爱国、高忠利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2015）裕民一初字第00301号判决书中，查明刘春花与高锁柱于2014年6月9日签订有刘春花将石家庄市乾清古典木雕厂一次性转让给高锁柱全面经营，厂里的商标、字号、所有证件由高锁柱无偿使用，法定代表人名称不变，合同生效后高锁柱产生的债务由高锁住柱负担，与刘春花无关的书面转让合同书，本院（2015）石民六终字00593号认为刘春花与高锁柱于2014年6月9日签订书面转让合同书真实性尚不确定；上述两份判决书涉及的是董兵雷于2014年9月17日到石家庄市乾清古典木雕厂工作，后在工作中受伤，董兵雷与石家庄市乾清古典木雕厂存在劳动关系的认定，该转让合同书的出现也未影响原案件的审理和判决。本案中，被上诉人刘春花和第三人高锁柱均否认签订过该转让合同书，从现有的证据看，也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刘春花和第三人高锁柱履行了该转让合同书。由被上诉人刘春花提供的证据看，能够认定刘风岐受其委托，与上诉人李长庆及陈爱国、高忠利签订了《转让合同》，并由陈爱国通过银行转账向张晓乐（被上诉人刘春花的外甥）转账410000元。故一审法院认定刘风岐受刘春花委托与李长庆、陈爱国、高忠利签订的《转让合同》合法有效，并无不当。上诉人与陈爱国、高忠利作为《转让合同》的其中一方以接收人的名义签字，应当承担该转让合同接收人一方的义务。上诉人主张在此《转让合同》履行过程中，没有实际参与合伙履行事宜，陈爱国、高忠利对此不予认可，属于《转让合同》接收人上诉人与陈爱国、高忠利之间的内部事宜，应当另行处理。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630元，由上诉人李长庆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宋广道 审判员  陈爱民 审判员  张 洁 二〇二〇年六月三日 书记员  杨 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