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20)粤01刑终407号原公诉机关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蒋某，男，1988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文化程度小学，住江西省吉安市安福县寮塘乡谷口村谷口74号，现住广州市番禺区。因本案于2018年11月19日被羁押，次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2月21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广州市荔湾区看守所。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审理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蒋某犯合同诈骗罪一案，于2019年12月23日作出(2019)粤0103刑初362号刑事判决。宣判后，蒋某不服，提出上诉，并表示不需要法律援助。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查阅卷宗材料，讯问上诉人，认为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判决认定：2018年7月至10月期间，被告人蒋某伙同同案人王某、唐某2（另案处理），由被告人蒋某提供照片制作姓名为“蒋某1”的假身份证，并由王某出资、唐洋出面租赁广州市西堤二马路岭南国际电子城6楼的6008档，成立“广州市四海通讯”，伪装经营手机配件业务，由被告人蒋某2同案人唐某2在档口充当业务员，以骗取多名被害人的信任，通过微信（微信号：×××，电话号码：137××××4270）以“蒋某1”的名义向多名被害人订购手机壳，以月结货款或收货后三天支付货款为借口，骗取被害人的手机壳。得手后，被告人蒋某2同案人王某、唐某2关闭档口、关闭手机等逃避被害人催收货款，共骗得多名被害人共计人民币446275元。2018年11月19日，被告人蒋某被抓获归案。具体的犯罪事实如下：一、2018年8月7日至8月23日，被告人蒋某伙同同案人王某、唐某2，以上述手法骗得广州市宏仕达塑料制品有限公司业务员肖某的信任，向广州市宏仕达塑料制品有限公司购买价值人民币114500元的手机壳，并由被告人蒋某3“蒋某1”的名义与广州市宏仕达塑料制品有限公司签订货款月结协议。2018年9月17日，肖某向公安机关报案。2018年9月20日，被告人蒋某等人向广州市宏仕达塑料制品有限公司退回价值人民币27500元的手机壳。2018年9月20日，公安机关对本案立案侦查。2018年10月8日，被告人蒋某等人再次向广州市宏仕达塑料制品有限公司退回价值人民币21000元的手机壳。现广州市宏仕达塑料制品有限公司尚有价值人民币66000元的手机壳未追回。二、2018年8月23日至8月28日，被告人蒋某伙同同案人王某、唐某2，以上述手法骗得被害人唐某1的信任，向被害人购买价值人民币67980元的手机壳。2018年9月17日，被害人唐某1向公安机关报案。2018年9月20日，公安机关对本案立案侦查。在被害人唐某1报案后约半个月，被告人蒋某等人向被害人退出全部手机壳。三、2018年8月18日至8月29日，被告人蒋某伙同同案人王某、唐某2，以上述手法骗得被害人陈某1的信任，向被害人购买价值人民币131184元的手机壳。2018年9月17日，被害人陈某1向公安机关报案。2018年9月18日，被告人蒋某等人向被害人陈某1退出价值人民币14364元的手机壳。2018年9月20日，公安机关对本案立案侦查。现被害人陈某1尚有价值人民币116820的手机壳未追回。四、2018年8月21日至9月8日，被告人蒋某伙同同案人王某、唐某2，以上述手法骗得被害人杨某1的信任，向被害人购买价值人民币29700元的手机壳。2018年9月17日，被害人杨某1向公安机关报案。2018年9月18日。公安机关对本案立案侦查。2018年9月19日，被告人蒋某等人向被害人杨某1退回全部手机壳。五、2018年8月17日至8月26日，被告人蒋某伙同同案人王某、唐某2，以上述手法骗得被害人杨某2的信任，向被害人购买价值人民币59225元的手机壳。2018年9月26日，被告人蒋某等人向被害人杨某2退出价值人民币26450元的手机壳。2018年11月27日，被害人杨某2向公安机关报案。2018年11月29日，公安机关对本案立案侦查。现被害人杨某2尚有价值人民币32775元的手机壳未追回。六、2018年8月11日至8月28日，被告人蒋某伙同同案人王某、唐某2，以上述手法骗得被害人万某1的信任，向被害人购买价值人民币112000元的手机壳。2018年9月17日，被害人万某1向公安机关报案，同日，公安机对本案立案侦查。2018年9月27日，被告人蒋某等人向被害人万某1退出全部手机壳。原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公安机关出具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委托书、营业执照、货款月结协议等书证，证人赖某1等人的证人证言、被害人肖某等人的陈述、被告人蒋某4供述。原审判决认为，被告人蒋某伙同他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明知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被害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被害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触犯刑律，构成合同诈骗罪，应依法予以惩处。被告人蒋某5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可认定为从犯，依法予以减轻处罚。被告人蒋某6同案人已退出部分违法所得，挽回被害人的部分损失，酌情予以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蒋某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二、责令被告人蒋某6同案人共同退赔广州市宏仕达塑料制品有限公司人民币66000元，退赔被害人陈某1人民币116820元，退赔被害人杨某2人民币32775元。宣判后，上诉人蒋某上诉提出：原审判决认定其参与的宗数及货物数额与事实不符，对其判处量刑过重，罚金过高，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对其减轻处罚。经审理查明：2018年7月至10月期间，上诉人蒋某伙同同案人王某、唐某2（另案处理），由上诉人蒋某提供照片制作姓名为“蒋某1”的假身份证，并由王某出资、唐洋出面租赁广州市西堤二马路岭南国际电子城6楼的6008档，成立“广州市四海通讯”，伪装经营手机配件业务，由上诉人蒋某2同案人唐某2在档口充当业务员，以骗取多名被害人的信任，通过微信（微信号：×××，电话号码：137××××4270）以“蒋某1”的名义向多名被害人订购手机壳，以月结货款或收货后三天支付货款为借口，骗取被害人的手机壳。得手后，上诉人蒋某2同案人王某、唐某2关闭档口、关闭手机等逃避被害人催收货款，共骗得多名被害人共计人民币446275元。2018年11月19日，上诉人蒋某被抓获归案。具体的犯罪事实如下：一、2018年8月7日至8月23日，上诉人蒋某伙同同案人王某、唐某2，以上述手法骗得广州市宏仕达塑料制品有限公司业务员肖某的信任，向广州市宏仕达塑料制品有限公司购买价值人民币114500元的手机壳，并由上诉人蒋某3“蒋某1”的名义与广州市宏仕达塑料制品有限公司签订货款月结协议。2018年9月17日，肖某向公安机关报案。2018年9月20日，上诉人蒋某等人向广州市宏仕达塑料制品有限公司退回价值人民币27500元的手机壳。2018年9月20日，公安机关对本案立案侦查。2018年10月8日，上诉人蒋某等人再次向广州市宏仕达塑料制品有限公司退回价值人民币21000元的手机壳。现广州市宏仕达塑料制品有限公司尚有价值人民币66000元的手机壳未追回。该事实，有经原审庭审质证本院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1.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证实被害人肖某于2018年9月17日报案，公安机关于2018年9月20日立案。2.委托书，证实广州市宏仕达塑料制品有限公司委托其员工肖某办理报案。3.营业执照，证实广州市宏仕达塑料制品有限公司法人代表为刘某。4.货款月结协议，经上诉人蒋某签认，证实上诉人蒋某3“蒋某1”的名义与广州市宏仕达塑料制品有限公司签订的协议。5.出货单、收据复印件，证实被害人肖某的出货情况。6.微信账号信息、微信聊天记录截图，证实被害人肖某与微信“广州四海通讯有限公司”微信联系的情况。7.证人赖某1的证言：我在广州市宏仕达塑料制品有限公司工作。我不认识“蒋某1”，也没有见过他，但是有送过货物到指定地点给他。我共送过三次货物给“蒋涛”指定的番禺区大石镇诜村南路57号交给接货人，接货人不是“蒋某1”，时间是2018年8月。我送货时没有收取货款。我送到地点后由“蒋某1”的接货人签收后我就离开了。8.被害人肖某的陈述：我在广州市宏仕达塑料制品有限公司工作。我通过一名自称王某（广州铭程通讯）的男子介绍，并加了“蒋某1”的微信。7月30日，“蒋某1”在微信上向我下单，我在7月31日通过华丽专线交货给他，“蒋某1”在8月2日提货并付款。8月1日，“蒋某1”又在微信上向我下订单，我在8月2日交货给他，他在8月3日提货，并在8月5日通过中国农业银行转账付款给我。接着“蒋某1”从8月7日到8月23日在微信上向我下订单，我在8月9日到8月28日通过货拉拉或通过我们公司发货人员拉到他指定的加工点交给他。我们从8月9日到8月28日共交给“蒋某1”116616元的货。“蒋某1”在8月6日到我公司参观，我在8月7日下午和老板一起到“蒋某1”岭南电子城6F6008号的档口与“蒋某1”签了货款月结协议，货款是在次月的5日结上一个月的货款。到了9月5日月结的时候，我在微信叫他付货款，他说货还没有卖出去，要过两天到9月7日结货款。到了9月7日我又在微信上联系他，他又说对方不要他的货了，没有钱结货款给我们。9月8日下午我再次联系他，他一直没有回复我。9月9日下午，我老板到“蒋某1”的档口发现他档口已经锁门。货拉拉帮我们发了两次货到岭南电子城门口交给他，并由他本人签收。还有由我公司发货员送到“蒋涛”指定的番禺区诜村南路57号，由帮“蒋某1”加工的老板签收的。“蒋某1”在8月5日后没有支付过货款，但是他在我声称报警后于9月20日通过物流把22000个气垫（价值27500元）退回我公司，10月8日又通过物流退回21000个镜面（价值21000元）给我公司。减去这两次退货，我公司还损失68116元。附辨认笔录，被害人肖某辨认上诉人蒋某就是“蒋某1”。二、2018年8月23日至8月28日，上诉人蒋某伙同同案人王某、唐某2，以上述手法骗得被害人唐某1的信任，向被害人购买价值人民币67980元的手机壳。2018年9月17日，被害人唐某1向公安机关报案。2018年9月20日，公安机关对本案立案侦查。在被害人唐某1报案后约半个月，上诉人蒋某等人向被害人退出全部手机壳。该事实，有经原审庭审质证本院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1.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证实被害人唐某1于2018年9月17日报案，公安机关于2018年9月20日立案。2.情况说明，证实2019年12月10日，广州市公安局荔湾区分局岭南派出所民警致电被害人唐某1，被害人唐某1称其到派出所报案后半个月，有货运公司将一批手机外壳拉到其工厂，但诈骗其手机外壳的人并没有出现，其只是在微信上收到骗其手机外壳的人让货运公司拉回手机外壳退给其的信息。3.送货单复印件，证实被害人唐某1的出货情况。4.对账单，证实被害人唐某1出售货物的数量及价格，2018年8月23日及29日共出货价值人民币67980元。5.微信账号信息，证实被害人唐某1及广州四海通讯有限公司所使用的微信账号情况。6.证人戴某的证言：我将货拉到岭南电子市场楼下，就按唐某1给的电话打电话给岭南电子市场六楼6F6008档的档主，该档主接到我电话后没下来接货，直接让我将货放在电子市场后背处的空地上就可以，并且会找唐某1核对手机外壳的数量，我将货卸下来就走了。7.被害人唐某1的陈述：我在广州信俚通电子科技做手机壳生意。一个叫“蒋某1”的客户欠了我67980元，我多次微信联系“蒋某1”，要求他把货款还给我，“蒋某1”以各种理由拖着不还我货款，后来不回复我的微信，我多次拨打他的手机，语音提示是转入留言信箱。2018年9月15日，我来到“蒋涛”的档口（广州市荔湾区新基路岭南电子城6F6008）找他，他的档口在正常营业期间用锁锁住，找不到人。“蒋某1”是通过手机壳微信群加我的微信，后双方以微信聊天的形式认识。“蒋某1”说他是在岭南电子城做手机壳生意。我跟“蒋某1”做过两次生意。第一次是8月的一天，“蒋某1”微信我，要看我的手机壳样板，我就拿着“蒋某1”要求的手机壳样板到他档口找他并把手机壳样板给他看。之后有一天，“蒋某1”微信下单向我购买一批手机壳。8月23日，我按照“蒋某1”的要求把手机壳（总共33880元）配齐并安排公司的司机把货送到杉木栏路交给我公司在广州聘请的搬运工戴某，然后由戴某把货送到岭南电子城旁边的忠祥物流，由戴某把货交给“蒋某1”。“蒋某1”在我公司提供的送货单上签名。第二次“蒋某1”也是通过微信下单向我购买手机壳，下单时间是2018年8月28日。8月29日，我配好货叫公司的司机把货（总共34100元）送到杉木栏路，由戴某把货送到忠祥物流交给“蒋某1”，“蒋某1”在送货单上签名。“蒋某1”总共欠我货款67980元。附辨认笔录，被害人唐某1辨认上诉人蒋某就是“蒋某1”。三、2018年8月18日至8月29日，上诉人蒋某伙同同案人王某、唐某2，以上述手法骗得被害人陈某1的信任，向被害人购买价值人民币131184元的手机壳。2018年9月17日，被害人陈某1向公安机关报案。2018年9月18日，上诉人蒋某等人向被害人陈某1退出价值人民币14364元的手机壳。2018年9月20日，公安机关对本案立案侦查。现被害人陈某1尚有价值人民币116820的手机壳未追回。该事实，有经原审庭审质证本院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1.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证实被害人陈某1于2018年9月17日报案，公安机关于2018年9月20日立案。2.微信账号信息、微信聊天记录截图，证实被害人陈某1与微信“广州四海通讯有限公司”微信联系的情况。3.出货单、送货单复印件，证实被害人陈某1的出货情况。4.营业执照复印件，证实被害人陈某1为广州艾米尼士电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5.退还货物证明复印件，证实被害人陈某1于2018年9月18日收到王某退回的5320个手机壳。6.被害人陈某1的陈述：我在西堤二马路南太日用品批发市场二楼经营手机配件生意。2018年7月28日，一名男子主动加我的微信，对方自称“蒋某1”，在岭南电子城做手机配件生意的。8月1日，“蒋某1”向我购买价值10000多元的手机玻璃壳。过了一两天，我叫司机把货拉到岭南电子城门口的保安亭附近交给“蒋某1”。两天之后，“蒋某1”把货款拿到我档口交给我。之后“蒋某1”陆陆续续在微信向我下单购买手机配件。8月18日，共10500套，总共价值33075元。8月20日，总共28905元。8月22日，分别13325元、17820元。8月26日，共8473.6元。8月29日，共28835元，这次是叫忠祥物流代收的，之前的都是送到岭南电子城门口的保安亭附近。上述5次交易，“蒋某1”直到现在都没把货款给我，总共131183元。我多次用微信和电话联系“蒋某1”，要求其把货款给我，“蒋某1”以各种理由拖欠我的货款，后来“蒋某1”不接我的电话，微信也不回。8月30日，我去他档口，档口已上锁。我供给“蒋某1”的每批手机配件都是由我打印出货单或送货单，单据上写明手机配件的名称、数量、单价、总价，有三张单据是“蒋某1”自己签名，有一张是“蒋某1”的员工签的，写了“四海”两个字，另一张是物流公司员工签的。“蒋某1”曾在微信发了一张卡片给我，卡片上写“蒋某1”，广州四海通讯，地址广州市荔湾区新基路岭南电子城6F6008，手机号码137××××4270，微信号×××，微信名“广州四海通讯有限公司”。2019年9月的一天，我发现我被骗的手机配件有部分存放在一名叫王某的男子的仓库内，王某拒绝将手机配件还给我，我就报警，警察到场后，王某才将5320个亚力克壳成品手机配件退给我，这些配件价值共14364元。附辨认笔录，被害人陈某1辨认上诉人蒋某就是“蒋某1”。四、2018年8月21日至9月8日，上诉人蒋某伙同同案人王某、唐某2，以上述手法骗得被害人杨某1的信任，向被害人购买价值人民币29700元的手机壳。2018年9月17日，被害人杨某1向公安机关报案。2018年9月18日。公安机关对本案立案侦查。2018年9月19日，上诉人蒋某等人向被害人杨某1退回全部手机壳。该事实，有经原审庭审质证本院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1.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证实被害人杨某1于2018年9月17日报案，公安机关于2018年9月18日立案。2.营业执照复印件，证实广州市小伙伴塑料有限公司法人代表为熊某。3.送货单复印件，证实被害人杨某1出货共计价值29700元。4.微信账号信息、微信聊天记录截图，证实被害人杨某1与微信“广州四海通讯有限公司”微信联系的情况。5.被害人杨某1的陈述：我在番禺区市桥小伙伴塑料有限公司做销售业务员。2018年8月初，我与朋友谈起“蒋某1”也做外贸单，于是一起到“蒋某1”位于岭南电子城6F6008档的档口，见到“蒋某1”后，我加了“蒋某1”微信，并拿了“蒋某1”的名片，名片有“蒋某1”的名字及联系电话137××××4270。我认识“蒋某1”后没多久，他在微信上下了第一单生意，手机玻璃壳，价值约14万元。因我要收取货值一半的现金，他不同意，最后没有成交。8月21日左右，“蒋某1”在微信下单，要“苹果”型号的手机玻璃壳素材。于是在8月30日发了第一批货给“蒋某1”，这批货价值22950元。双方同意交完下一批货再一起结账。9月8日，我将剩下的货发给了“蒋某1”，这批货价值6750元。我是通过番禺专线向“蒋某1”发货，没有发货单。物流将货送到后按照留下的联系电话联系“蒋某1”，并会电话告诉我对方已收货。于是，我就在微信上与“蒋某1”联系，“蒋某1”也确认先后收到了我发的货。我有公司的送货单，但没与他签订合同。我电话跟“蒋某1”谈过付款的事，我同意交完货后一个星期付清货款。到我发第二次货给他后，我在第二天联系他，但电话处于“无法接通”状态，微信也没有回我信息。最后，我听其他厂家说“蒋某1”欠他们的货款，要到他档口找他。于是，我就将我的情况跟其他朋友说，并在9月12日联系其他厂家到岭南电子城6F6008档找“蒋某1”，见到档口已经关闭。其他档口的人反映9月8日左右该档口就搬走了。接着，其他厂家就通过其他途径找“蒋某1”。在查询送货地址发现“蒋涛”曾写下送货地址广州市荔湾区皮栏桥20号之一。9月17日下午15时许，我就到该地址看，发现有我的货，其他人就联系“王某”，“王某”不出来协助。9月17日，我们几个人在岭南派出所报了案，警察对我们进行询问并立案处理。第二天，我们几个人就在街上碰到仓库的老板王某，把他带到仓库查看。发现我的货物已经没有了，有个别货主的货还在，我们就跟王某说他是和“蒋某1”合伙诈骗的，我们已经报警处理，让他负法律责任并赔偿。王某就害怕了，说那些货是他低价从“蒋某1”处买来的，还说因为害怕在晚上把我们的一部分货拉出去仓库外面丢弃了，又说并不认识“蒋某1”，等他找到“蒋某1”再处理。9月18日，在王某仓库发现我的货不在之后，我又微信联系“蒋某1”，说我已经报警处理了，让他不给钱就把货退回给我。对方回复说我们这样报警会害死他的，并同意退货给我。我就把对账单和货物的特征发给他，“蒋某1”就在9月19日让货车司机把货送回工厂给我。我检查过货物没有减少和损坏，已挽回了全部损失。我主要通过微信及电话与“蒋某1”联系，微信号×××，微信名“广州四海通讯有限公司”。我有他的身份证复印件，复印件显示“蒋某1”，1988年11月10日出生，身份证号码，户籍地址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鹤城街58号。附辨认笔录，被害人杨某1辨认上诉人蒋某就是“蒋某1”。五、2018年8月17日至8月26日，上诉人蒋某伙同同案人王某、唐某2，以上述手法骗得被害人杨某2的信任，向被害人购买价值人民币59225元的手机壳。2018年9月26日，上诉人蒋某等人向被害人杨某2退出价值人民币26450元的手机壳。2018年11月27日，被害人杨某2向公安机关报案。2018年11月29日，公安机关对本案立案侦查。现被害人杨某2尚有价值人民币32775元的手机壳未追回。该事实，有经原审庭审质证本院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1.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证实被害人杨某2于2018年11月27日报案，公安机关于2018年11月29日立案。2.出货单复印件，证实被害人杨某22018年8月21日出货价值33062元，29日出货价值26450元，共计价值59512元，收货单位为“蒋生”。3.微信账户信息及聊天记录截图，证实被害人杨某2与微信“广州四海通讯有限公司”微信联系的情况。4.被害人杨某2陈述：我是广州真立塑料厂的业务员。2018年8月初，以前认识的叫王某的人通过微信向我推荐一名自称“蒋某1”的男子。“蒋某1”加我的微信后，说要从我们厂买进手机壳。我在当天下午拿着手机壳的样板去到“蒋某1”位于岭南国际电子城6008档的档口。当时一名自称“蒋某1”小弟的男子在档口，后来其他被骗的同行拿“蒋某1”使用的假身份证复印件给我看时我才知道就是“蒋某1”。我把样板放在档口就离开了。大概过了两天，“蒋某1”通过微信向我们厂定了八千元左右的手机壳。我们把货做好后“蒋某1”自行到我们厂提货，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了这第一次货款。之前王某加我微信，向我了解相关价格，我也发过样板图片给王某。王某向我下过一批订单，我说要现金支付，之后王某就没有再找我了，这次订货也不了了之。现在想起来“蒋某1”向我定的第一批货与王某定的是一样的型号与数量。8月17日，“蒋某1”用微信向我定了价值33062.5元（开单时没算0.5元，货单共计33062元）的手机壳，说好是货到付款。8月21日，我们厂配好货后就配送到他的档口，但是他拖着不给钱，说过一个星期再给。8月26日，“蒋某1”还没支付之前的货款又向我定了一批价值26450元的手机壳，我在8月29日配送给他了，但是之后就收不到钱了，微信及电话都联系不上。9月3日，我到档口找“蒋某1”时发现档口已经关门。我在追“蒋某1”货款的时候发现还有很多人被“蒋某1”骗货，于是我们一起报警，并想通过王某找到“蒋某1”。我们从王某以前的老板处得知王某在皮栏桥20号之一有一个仓库，我们一起找到这个仓库。当时里面没有人，灯是开着的，杨某1与万某1从窗口看进去发现自己被骗的货，就联系王某问他为什么被骗的货会在他的仓库，并约他到仓库，但是王某一直不到。第二天，我们再去的时候，仓库里的货就已经不见了。我们一直追问王某。我们这个举动使“蒋某1”害怕了，就立即联系我，说退货给我。9月26日左右，他在白云路边通过货拉拉送货到我们厂，我们清点之后发现退的货只有第三次的，第二次的货并没有退，就继续向“蒋某1”追讨，但是“蒋某1”一直推拖。“蒋某1”共骗了我们51750个手机壳，共59512元，后来退了23000个手机壳，现在我们仍损失28750个手机壳，共33062.5元。附辨认笔录，被害人杨某2辨认上诉人蒋某就是蒋某1。六、2018年8月11日至8月28日，上诉人蒋某伙同同案人王某、唐某2，以上述手法骗得被害人万某1的信任，向被害人购买价值人民币112000元的手机壳。2018年9月17日，被害人万某1向公安机关报案，同日，公安机对本案立案侦查。2018年9月27日，上诉人蒋某等人向被害人万某1退出全部手机壳。该事实，有经原审庭审质证本院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1.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证实被害人万某1于2018年9月17日报案，公安机关于当日立案。2.送货订单记录，证实被害人万某1的送货情况。3.送货单复印件，证实被害人万某1于2018年8月20日出货价值21000元，8月28日出货价值49000元，8月30日出货价值42000元，共计112000元。4.微信账号信息、微信聊天记录截图，证实被害人万某1与微信“广州四海通讯有限公司”微信联系的情况。5.营业执照，证实广州硕辰科技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是张某。6.身份证复印件，证实名为“蒋某1”的身份证的情况，经被害人万某1签认该身份证照片是“蒋某1”微信提供给其的。7.被害人万某1陈述：2018年8月8日，一名男子主动加我的微信，他是通过我们平时的快递“番禺专线”介绍的，自称在岭南电子城做手机配件生意。8月11日，“蒋某1”在微信上向我购买价值21000元的手机壳，叫我送货去番禺区冼村南路57号，8月20日，我叫司机送货过去。8月12日，“蒋某1”又微信下单价值49000元的手机壳，8月28日，我叫司机送货过去。8月28日，“蒋某1”又在微信下单价值42000元的手机壳，8月30日，我叫货拉拉司机送货到岭南电子城六楼6F6008档。三次合计货款112000元。9月3日，我将对账单发给他，他说在9月10日前安排将货款给我。9月9日，我找他，他一直在躲避，我当时就去岭南电子城六楼6F6008档找他，但是档口关门。后来我通过我微信朋友圈发现他在别家也拿了好多货，其他人都在找他要货款。我没有与“蒋某1”签订合同，都是由“蒋某1”在微信上下单，我做好了货、制作出送货清单再跟他联系，按照他说的地址叫司机送货过去。送货单上写明手机壳的名称、数量、单价、总价。每次送货我都发微信给“蒋某1”，他本人都确认已收到货物。9月17日，我和几名被骗的事主在皮栏桥20号之一仓库看见我供给“蒋某1”的部分货物，但是当时仓库老板王某不肯过来处理，我就和其他人过来派出所报案。第二天，我再去仓库发现我的货物全部不见了，就当场质问王某，他说因为害怕把那些货物丢弃在外面的马路上。我问他货的来源，他就说是从市场买的。后来我们几个就把王某带到岭南派出所。当时没有找到供给“蒋某1”的货物，并且“蒋某1”的电话一直不通，我就一直发微信和短信给“蒋某1”。9月26日，“蒋某1”的手机微信才回复说会把我的货物全部退回，并让我把朋友圈有关被骗的内容删除。9月27日中午，一个货车司机把我供给“蒋某1”的所有货物拉到厂门口，经过清点，我确认货物全部退回了，我没有损失。“蒋某1”曾在微信给我发了一张卡片，卡片上写“蒋某1”，广州四海通讯，地址广州市荔湾区新基路岭南电子城6F6008，电话137××××4270，微信号×××，微信名“广州四海通讯有限公司”。我没有亲眼见过“蒋某1”本人，但是他曾经在某工厂与别人发生证实的视频我见过，我的供认曾送货的样板到他的档口，见过他本人，“蒋某1”的特征与其身份证上的面部特征一直。附辨认笔录，被害人万某1辨认上诉人蒋某就是蒋某1。有经原审庭审质证本院确认的公共证据如下：1.租赁合同、身份证复印件，微信账户信息、微信聊天记录、微信转账记录，证实广州金立方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将广州岭南国际电子数码广场5F608档租给吴某宣，后吴某宣转租给唐某2。2.中国移动通信客户详单，证实本案“蒋某1”所使用的号码137××××4270的通话情况。3.抓获经过、破案经过，证实上诉人蒋某72018年11月19日被公安机关抓获。4.支付宝账户信息、转账记录，证实上诉人蒋某收取同案人王某转账的1500元的情况。5.身份证复印件，经上诉人蒋某签认，证实是其所使用的“蒋某1”的身份证。6.微信账户信息截图，经上诉人蒋某签认，证实微信号×××（微信名广州四海通讯有限公司）是其所使用的微信。7.搜查笔录、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证实从上诉人蒋某8上查获手机1台及银行卡8张。8.现场勘验检查笔录及现场照片，证实对荔湾区新基路25号广州岭南国际电子数码广场6F6008档进行勘验的情况，档口悬挂“广州四海通讯有限公司”招牌。9.电子数据检查工作记录，证实对缴获的手机进行电子数据检查的情况。10.价格认定不予受理通知书、标的涉案物品清单及价格汇总表，证实对涉案物品的数量及价格的统计情况。11.常住人口信息，证实上诉人蒋某的身份情况。12.证人陈某雄的证言:我是广州岭南国际电子数码广场（即广州金立方数码科技有限公司）的管理员，负责管理商场档口。商场将6F6008档租给了吴某宣。据说档主又将档口转租出去，至于转租给谁我不清楚，经营者经常关闭大门。为了方便办理营业执照，我们在合同上将6F6008档写成5F608档。８月31日下午，我看见有人从档口里搬东西出来，包括凳子、饮水机等，那天以后我没看见有人进出过档口。这个月初经常有一些客户到6008档，说被档口的经营者拿走货后没有给钱，具体情况我不清楚。13.证人吴某彤的证言：档口（6楼6008档）是我舅舅吴某宣向场方租的。吴某宣委托我打理档口。我将档口租给一名自称“唐洋”的男子。2018年7月27日中午，一名男子打电话给我，表示愿意租我的档口，并约好7月28日15时在档口见面签约。7月28日15时许，两名男子来到我档口，其中一名年纪较大的男子自称是老板，我与自称老板的男子签订了租赁合同，他还给了我一张身份证“唐洋”。唐洋从2018年8月1日开始进入档口经营。8月27日或28日的中午，他打电话给我，说他不再租我档口，要提前解约，并约我在8月31日16时到档口与他见面处理一下押金的问题。8月31日17时许，他将档口内的物品清理完后将档口的钥匙交还给我。14.证人（同案人）王伟的证言：我跟蒋某负责拿货，去跟工厂谈业务。我刚开始时跟蒋某说，由我负责出钱，他负责出人。唐洋刚开始是不知道前期的工作，他是后期才知道的。档口是唐洋租赁的，我支付租金。我们没有逃避客户，因为我们确实有一批货在工厂里让别人加工，但是工厂一直拖，我们的货期大概拖了十天，导致客户的款回不来。当出现这个问题时，我没有跟工厂解释，后面都陆陆续续跟客户联系，解释说货款收回后慢慢还。我们有关闭档口、关闭手机不回复微信。我们也用假身份证去签合同。当时有一个客户要求我们拿身份证去签合同，我就跟蒋某说。因为蒋某也要在市场里面拿货，他说不能用他真的身份证去签合同，我们就伪造了身份证。蒋某是到了最后结尾的时候，我让他去跟工厂解释，他不同意，大概在9月20日，蒋某把手机通过快递的形式给我，说他不管了。我想既然他不管了，我就不理了。第一宗是蒋某用假身份证跟客户谈的，第四宗的时候他去了福建，手机放在办公室，所以是我用微信跟客户沟通，我去拿的货，蒋某没有去拿样板，是唐洋拿的。除了第四宗以外，蒋某都有参与。15.证人（同案人）唐洋的证言：2018年6月，王伟找到我和蒋某，提议以我的名义租用档口，用来向其它档口拿货，先付小部分订金、拖欠大部分的货款，收到货物后拖欠货款直至最后关档逃匿。王伟说他以前以这样的方式搞过，没有什么事，搞一个月，每人可以分得十多万元。2018年7月28日，我们三人商议以我的名义租用岭南电子城6008档，名称叫广州四海通讯有限公司，有一个假的营业执照，写我的名字，但整个诈骗过程，这个假的营业执照都没有用过。关闭档口时，王伟拿走了这个假的营业执照。由王伟出资26500元，租金由我交现金给档主，还以微信转账875元管理费。王伟是后台老板，蒋某以“蒋涛”的身份假扮档口名义的老板。蒋某的假身份叫“蒋涛”，是谁提出做这个假身份证的我不知道，但这个假身份证是王伟做给蒋某用的。用假身份证的目的是我们不能让客户、厂家知道蒋某的真名。王伟也曾提议我做一个假身份证，但我没有同意。蒋某负责在档口和客人谈，具体的价格由王伟决定，档口的工作手机基本上都是王伟在用，跟上家谈好后由我去物流提货。平时，由我负责档口的日常管理，还负责按王伟的要求去拿样品和取货、发货，把货物拉到皮栏桥20号之一王伟的仓库存放，有部分送到白云区嘉禾，也是王伟的仓库，有时候也会按照王伟提供的客户资料发货给下家客户。从7月28日租用此档口到8月30日关档，我向南泰二楼某档口拿货五六次，约5万元。我还向物流提货十多次，然后交给岭南电子四楼4003档。每次卖完货，都是王伟使用工作手机与对方结帐。王伟在日常管理过程中通过微信发给我2000多元。最后走时，退还押金的6000元也给我了。总共付给我8000多元。蒋某分到多少钱我不清楚，好像后来是按每天200元左右给蒋某结算的。我不知道现在还欠多少钱，具体的价钱是王伟交谈，有时王伟会给现金我和蒋某，由我们到柜员机转账给商户做定金。都是王伟打电话或微信指示我去做什么的，是王伟提供的手机。我们开档后，王伟准备了一台工作手机，号码是13711234270，微信号“sihai13711234270”，微信名“四海通讯”。这个手机和微信平时都是王伟使用，用于与客户聊天和谈价钱。因为王伟是后台老板，不出面见客户，我和蒋某出面见客户，所以王伟在微信跟客户聊天时就是假扮蒋某与客户聊天、谈价钱，如果碰到需要语音聊天时，王伟就会叫我或者蒋某来说语音，好让客户放心。8月底，因为王伟说没有钱订货，加上快要交租金，王伟和我、蒋某说要提前关闭档口，就在8月30日关档口走人。王伟与上下家如何协商付款、结帐的我不清楚，都是王伟指示蒋某一手经办的，就是蒋某按王伟的要求和客户、厂家谈。附辨认笔录，唐某2辨认上诉人蒋某就是“蒋某1”。16.上诉人蒋某的供述：今年7月，王伟找到我，说和我及唐洋合伙做手机壳生意。王伟说他之前做手机壳生意，跟很多厂家都拿了货没有钱给，现在厂家都不肯给他货，就找我合伙，让我出面去跟厂家进货，我接到货后就交给王伟去销售。我因为害怕被王伟之前的债务牵连，他提议我使用假的身份资料去做，我没反对。大概两天后，王伟给了我一张假身份证，假身份证上的照片是我本人的照片，这个照片由照相馆帮我拍，冲出来后，我用手机拍下来然后发给王伟的，上面的信息是他自己弄的。因为王伟欠债越来越多，卖货的货款王伟表示有很多收不回来，我感觉不对劲，担心货款记在我身上，加上自己的手机店忙不过来，我就在8月中旬向王伟提出退出不做了。我当场把公司的手机交给王伟。我建议王伟处理好欠款，没有说其他，也没有制止他用“蒋涛”的身份继续联系业务。后来，因为我经常回西堤二马路这边拿货，有时候碰到王伟，王伟就要我使用公司的微信回复厂家，拖延一下货款。我便以四海通讯公司“蒋涛”的身份帮他回复追货款的厂家，内容是对厂家说等我们过几天收到货款就有钱了。之前我和一些厂家见过面，聊过天，一些客户记得我的声音。我帮王伟回复过追货款的有宏仕达、南太日用品市场二楼一个档口和一名姓黄的客户，回复完就把手机还给王伟。岭南国际电子城6008档由唐某2去签署租赁合同，租金是王某交的，我和唐某2布置整理档口，平时也是我和唐某2在档口营业，王某偶尔会到档口去。他配给我一台手机，电话号码137××××4270，微信号×××，微信名广州四海通讯有限公司。这个微信是我和王某、唐某2共用的，用于生意上和客户联系。我和王某、唐某2都有使用过这个微信。我是刚开始的时候用得比较多，在档口时，如果有厂家上门联系我们，王某就把手机放在档口给我，让厂家看见是我用这部手机和微信，这样就证实我是这个档口的人，让厂家放心。我只负责管理和联系业务，没有投资钱，费用都是王某出的。是王某让我负责出面订货，他负责销售，唐某2的具体工作我不清楚，也是由王某安排的。我记得和宏仕达公司、信俚通电子科技公司和一个叫“黄某”的做过交易。和宏仕达公司交易的具体数量我不记得了，我亲自接过两三次货，前面两批货是给了钱的，用现金存进对方的银行账户中。后来的订货和接货都是王某和唐某2暗地里以“蒋某1”的名义使用微信订货，具体的型号和数量我不清楚，因为签了月结协议就没有给钱，还欠着20000多元货款。我去了宏仕达公司考察，然后宏仕达公司就派了女业务员来我档口考察，当时我和唐某2负责接待。唐某2向他们介绍我是老板，我没有异议。信俚通电子科技公司也是我先出面联系好，后来都是王某暗地里以“蒋某1”的名义使用微信订货，具体的型号和数量我不清楚，这个厂的货后来有些给了钱，有些退了货，好像没有欠账了。8月初，“黄某”来到档口与我见面，达成了订货意向，我就向他订购过一次58000元的货物，货款已付清。后来的也是王某暗地里以“蒋某1”的名义使用微信订货，具体情况我不清楚。我记得和天靖塑料制品厂有过联系，但是后来也是王某暗地里以“蒋某1”的名义使用微信订货，具体情况我不清楚。南太日用品市场一楼A017档、二楼B179档及小伙伴塑料有限公司的交易情况我没有印象，都是王某暗地里以“蒋某1”的名义使用微信订货，具体情况我不清楚。王某加了“小伙伴塑料有限公司”的微信，大约在８月份，该客户拿样板过来档口让我们看，是我在档口接待了该公司的男工作人员。我没有订购过该客户的手机壳，不知道王某有没有订购过，我后来没有和该客户聊过微信。我没有用微信发过“蒋某1”的假身份证照片给客户，之前接待的其他客户我没有承诺过如何交付货款。货物全部都交给王某处理，有的是直接由我接收后按王某给的客户地址直接寄出去，收到的销售款我不清楚，有些退回厂家，有些货物存放在白云嘉禾望岗附近，我只去过一次。因为厂家觉得我在诈骗，到公安机关报案。我们当时还有些货在加工厂加工或者存在仓库，我就找王某说把这些先退给厂家，就这样把能退的先退了。当时王某是说好每天给我200元，有时做得辛苦就300元，我共领到1500元，王某是使用他的支付宝转给我的。关于上诉人蒋某提出的上诉意见，本院综合评析如下：被害人肖某等人的陈述与证人（同案人）王某、唐某2的证人证言以及出货单、微信聊天记录截图等书证相互印证证实，上诉人蒋某6同案人王某、唐某2通过伪造虚假的蒋某1的身份证件，由蒋某负责假扮广州四海通讯有限公司的老板使用虚假身份证跟被害人谈某，以先付小部分订金骗得被害人的信任继续签订合同，待被害人交付货物后，便谎称货款尚未收到拖延支付，实则得手后关闭档口逃匿，其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对于公诉机关指控的同案人王某使用上诉人蒋某4微信号进行诈骗的数额以及立案前已全部归还的部份，原审判决均予以了剔除，据此，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蒋某9参与了六宗合同诈骗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本院予以支持。上诉人蒋某提出原审判决认定其参与的诈骗宗数及诈骗货物数额与事实不符的上诉意见与现查明的事实证据不相符，本院不予采纳。现有证据证实，上诉人蒋某6同案人王某、唐某2共骗得44万余元，诈骗数额巨大，依法应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原审判决考虑到上诉人蒋某是从犯，并退赔部分违法所得等情节已对其减轻处罚，原审判决判处的刑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上诉人蒋某提出原审判决量刑过重、罚金过高的上诉意见理据不充分，本院不予采纳。本院认为，上诉人蒋某伙同他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上诉人蒋某5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是从犯，依法应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上诉人蒋某6同案人已退出部分违法所得，挽回被害人的部分损失，可酌情从轻处罚。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蒋某提出的意见，经查不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百四十四条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此页无正文）审判长  蔡丽君审判员  平文林审判员  钟海燕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六日书记员  朱秀文叶俊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