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1民终258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孙素芳，女，1957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葛涛，江苏举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振邦，男，1934年9月3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建军，北京市京师（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孙素芳因与被上诉人孙振邦赠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法院（2019）苏0113民初37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素芳上诉请求：1.改判驳回孙振邦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孙振邦承担。事实与理由：双方2018年9月10日签订的《南京市存量房买卖合同》是双方真实、自由意思表示，未违反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案涉房屋已于当天赠与孙素芳，孙素芳接受赠与并取得所有权证，赠与行为履行完毕并产生法律效力，非法定情形不得撤销。案涉合同不存在合同法规定的可撤销情形。1.孙振邦并未以显失公平为由要求撤销合同。双方从未提及显失公平，也没有提及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孙振邦认为赠与合同合法有效，以孙素芳不履行扶养义务为由要求撤销赠与。一审判决违背事实，违反了不告不理的原则，违背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侵犯了孙素芳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同时造成了同案不同判，系滥用自由裁量权。2.赠与合同是单务无偿的合同行为，赠与合同本身不存在等价有偿，不能简单从结果的不平衡角度考虑，应考虑订立合同时是否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只要主观意思没有瑕疵，客观上不可能存在显失公平，不应适用显失公平的规定。3.本案双方系养父女，案涉房屋为孙振邦和原配偶的夫妻共同财产，孙振邦原配偶死亡后，孙素芳应继承25%份额。孙振邦将案涉房屋过户给唯一养女，合乎情理，合法有效。另孙振邦只过户了75%份额给孙素芳，法院判决孙素芳将案涉房屋全部过户给孙振邦，剥夺了孙素芳的继承权及所有权。4.本案双方均明确案涉房屋过户为赠与，双方在房产交易中心签订了合同并办理了过户。房产交易大厅工作人员对于老年人房产过户特别慎重，必须孙振邦本人到场签字、拍照，表明其神志清楚，且工作人员会单独多次询问其是否自愿。孙振邦亲自办理手续，其神志清楚并具有相应民事行为能力。其虽已84岁，但并无重大疾病，不存在危困状态，过户后孙振邦亦未报警。5.孙振邦要求撤销赠与，应承担举证责任。本案无充分证据证明孙素芳不履行赡养义务，孙振邦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案涉房屋过户后，一直由孙振邦居住，其居住权得到充分保障。孙素芳还提供了大量证据证明其尽到了赡养义务。孙振邦辩称，关于孙素芳所述的同案不同判问题，事实上每个案件都有其特殊性。本案双方尽管是养父女，但在本次纠纷前已有14年无来往。孙素芳此次在孙振邦妻子看病期间短短几天就带了4、5个人到孙振邦住处翻箱倒柜，将现金、存折一起卷走，最后还告知孙振邦税费要涨价，孙振邦当时神志不清，被孙素芳架到了房产局办理过户。孙振邦在匆匆忙忙中产生了重大误解，其当时没有要把房子给孙素芳的想法。一审没有违背不告不理的原则。孙振邦多病缠身，卧病在床是基本事实，其名下只有案涉房屋一处房产。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孙振邦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撤销孙振邦与孙素芳的房屋赠与关系；2.判令孙素芳将南京市栖霞区四棵柳6幢302室房屋（案涉房屋）过户至孙振邦名下;3.孙素芳承担本案的诉讼费及相关费用。一审认定事实：案涉房屋原登记在孙振邦名下，2018年9月10日，本案双方签订《南京市存量房买卖合同》一份，约定孙振邦将案涉房屋以50万元的价格出售给孙素芳，但孙素芳并未实际支付给孙振邦购房款，后案涉房屋登记至孙素芳名下，并办理了不动产权证。现案涉房屋仍由孙振邦及其配偶蒋忠武居住。2018年11月6日，孙振邦以解除收养关系纠纷为由将孙素芳诉至一审法院，在该案中法院查明：1960年2月，孙振邦、寇桂珍夫妇收养孙素芳为养女。孙素芳由孙振邦、寇桂珍夫妇抚养长大后出嫁。期间，孙素芳与孙振邦、寇桂珍夫妇关系较好。寇桂珍去世后，2005年8月30日，孙振邦与蒋忠武结婚。因孙振邦再婚，孙振邦、孙素芳产生矛盾，双方很少来往。2018年8月，孙振邦妻子蒋忠武离家，在此期间，孙振邦的存款10万元转存到孙素芳银行卡中，孙振邦名下的房屋变更登记在孙素芳名下。9月蒋忠武回家后，孙振邦因存款和房屋事宜与孙素芳发生矛盾，孙振邦就房屋及钱款纠纷另行提起了诉讼，孙振邦、孙素芳关系紧张，孙振邦要求解除收养关系。同日，孙振邦以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为由将孙素芳诉至一审法院，要求法院判令“解除孙振邦、孙素芳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孙素芳将案涉房屋归还给孙振邦并承担诉讼费用”，2019年5月30日孙振邦就该案向法院申请撤诉，并于2019年6月10日提起本案诉讼。2018年11月6日，孙振邦还以不当得利为由将孙素芳诉至一审法院，要求法院判令“孙素芳归还孙振邦人民币13万元并承担诉讼费用”。2019年10月29日，本院作出（2019）苏01民终6146号终审判决，在该案中本院查明：南京市公安局栖霞分局燕子矶派出所接处警工作记录载明，报警时间：2018年9月29日7时46分40秒，报警人员及电话：孙振邦85331496，处警内容：孙振邦系86岁老人住在案涉房屋，2018年9月29日7时46分报警称一周之前发现，房产证存折等被盗，当时没有报警，现在怀疑是家政人员偷的，需要处理。民警到场得知非盗窃，而是其女儿保管起来了。孙振邦的生活起居均由其女儿女婿及妻子照应，也无使用过家政服务人员，只是对女儿有点意见。二审中，孙素芳到庭接受法庭询问，问：“蒋忠武和孙振邦何时结婚的？”，答：“2005年”；问：“你出嫁后，孙振邦一个人居住吗？”，答：“结婚后没有和我父母居住在一起。我母亲2005年4月去世的。2005年以后蒋忠武就和孙振邦居住在一起”；问：“平时你多久回去一次？”，答：“因是继母，害怕我们有矛盾，所以我父亲让我没有事就不要去。我就逢年过节去，平时不去。他们身体很好，经常出去游玩”；问：“他们有无问你要赡养费？”，答：“没有。我父亲有退休工资，蒋忠武也有退休工资”；问：“蒋忠武每年都要回淮阴老家吗？她回老家期间，孙振邦是否由你照顾？”，答：“不一定每年都回老家，很少回去。她回老家，我就照顾孙振邦”；问：“蒋忠武一般回去多久？”，答：“不一定。去年回去时间最长。当时蒋忠武说她姐姐在上海生病了要回去3、4天。但我照顾孙振邦十几天了，她都没有回应。我打电话她都没有回，3天后就关机了。孙振邦着急了，然后报警。蒋忠武有个儿子，但他儿子不接电话。蒋忠武有个姐夫在南京，打电话也不接。后来报警后，民警打电话他就接了，当时民警问他是否认识蒋忠武，他说是她姐夫。并且她姐夫和民警讲孙振邦是二婚，又生病，还说孙振邦打她，意思不想回来。然后我父亲就死心了。我父亲将水电费卡、存折等都拿出来要交给我”；问：“蒋忠武这次走之前有无反常情况？”，答：“没有。蒋忠武走的前一天是我父亲生日，还买了菜给我父亲吃”；问：“10万元银行卡的户名是谁？你为何要将卡里的钱取出来”，答：“银行卡是我父亲的。我父亲给我了，我就取出来。而且孙振邦年龄大了，万一要有密码，以后不好取”；问：“10万元卡到底有无密码？”，答：“有密码。我到银行去问过了，银行让我父亲本人去取。我就和我父亲讲，这张卡有密码，我取不到钱，然后我父亲就去了银行”；问：“你取了10万元后如何使用的？”，答：“没有用，我将10万元转到我户头上了”；问：“现在你父亲是什么态度？”，答：“还是问我要钱。蒋忠武回来后，我取了5万元给孙振邦。但孙振邦还是向我要钱，到了10月份我将2万元存单给了孙振邦。我用另外的5万元办理了过户”；问：“根据法院到社区了解的情况，蒋忠武对孙振邦照顾十分周到，两人感情也不错，在小区共同生活了十几年。孙振邦目前仍然由蒋忠武照顾，这个情况是否属实？”，答：“是的”。本院在该案中认为“孙振邦虽然在一审中系依不当得利法律关系进行主张，二审中明确其与孙素芳之间是保管合同关系，但对于该10万元存款孙振邦始终认为系其养老看病的钱，对孙素芳主张的赠与行为一、二审中均不予认可。孙素芳抗辩称该10万元系孙振邦对其的赠与，但其并未能提供有效的证据证明孙振邦有赠与的意思表示。法院认为，孙振邦与孙素芳虽然是父女关系，但父母对子女基于特殊身份关系所发生的钱款交付行为并不能当然认定为是对子女的赠与，结合孙振邦年老多病，十几年来均是与再婚配偶蒋忠武共同生活并由其照料的实际状况，孙振邦关于将10万元存款交付孙素芳由其暂为保管而非对孙素芳赠与的陈述更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故法院对此予以采信”。本案庭审中，孙素芳提交了案件起诉后其与其子女至案涉房屋探望孙振邦、带孙振邦至医院看病的照片、视频；孙振邦质证认为，孙素芳提交的所有照片、视频均为诉讼期间，孙素芳此举是为了其诉讼目的。一审法院认为，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的，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本案中，就案涉《南京市存量房买卖合同》，孙振邦、孙素芳均明确实为赠与，且合同价款也明显低于市场价格，孙振邦也未收到孙素芳支付的购房款，故就案涉房屋一审法院认定孙振邦、孙素芳双方之间系赠与。综合双方在两级法院的数次诉讼及两级法院查明的事实来看，孙振邦及寇桂珍系孙素芳的养父母，寇桂珍去世后，孙振邦与案外人蒋忠武于2005年8月30日再婚致孙振邦、孙素芳产生矛盾，往来较少，此期间均由蒋忠武照料孙振邦。而在2018年8月蒋忠武离家后，在此期间孙素芳取得了案涉房屋的所有权、并自孙振邦处取得了款项，在蒋忠武返家后引发了孙振邦数次将孙素芳诉至法院。而在2018年9月10日，蒋忠武离家期间，孙振邦、孙素芳签订了实为赠与的《南京市存量房买卖合同》，孙素芳据此办理了过户，当时孙振邦已时至八十四岁之高龄，根据两级法院的调查材料反映孙振邦当时亦多病缠身，且孙振邦名下也仅有案涉房屋一处不动产并在过户后仍居住至今，故一审法院认定孙振邦在处分案涉房屋时因客观情形将案涉房屋赠与孙素芳，致显失公平，故孙振邦有权主张撤销。因案涉房屋系孙振邦赠与孙素芳，因此重新过户到苏振邦名下时产生的各种税费由孙振邦负担。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百五十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撤销孙振邦与孙素芳于2018年9月10日签订的《南京市存量房买卖合同》；二、孙素芳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将南京市栖霞区四棵柳6幢302室房屋过户至孙振邦名下（因过户产生的所有税费由孙振邦负担）。二审中，孙素芳提交寇桂珍户籍信息证明一份，证明寇桂珍因死亡注销户籍的时间为2005年4月15日。孙振邦表示对真实性认可，但认为与本案无关。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双方一致确认，案涉房屋于1997年5月17日登记于孙振邦名下。关于房屋是如何过户的，孙振邦在解除收养关系纠纷一案中表示，是孙素芳一家人架着其办理过户并让其签字的，其并不知道是去干什么，不知道是办理房屋过户；在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中，孙振邦再次表示，是孙素芳架着其去办理过户的；本案一审中孙振邦又表示，房屋过户是孙素芳强拉其去的，其到了哪里签的什么字，其并不知道。孙素芳认为房屋过户是孙振邦的真实意思。孙素芳另表示房屋过户是孙素芳提出来的，其对孙振邦说“既然你已经把房子给我了，万一继母回来产生矛盾，所以不如过户到我名下”，孙振邦表示同意。对蒋忠武离开期间，孙振邦的精神状态，孙素芳在多次诉讼中表示，孙振邦以为蒋忠武不会再回来，所受打击很大，从而心灰意冷开始准备身后事，其父亲还说这些东西其要了没有意义，所以把钱和房子给了孙素芳；在蒋忠武出走期间，孙振邦曾要死要活，有自杀倾向。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民事判决书、卷宗材料、《南京市存量房买卖合同》、庭审笔录等证据证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2018年9月10日孙振邦配偶蒋忠武离家期间，本案双方签订了《南京市存量房买卖合同》，案涉房屋从孙振邦名下过户至孙素芳名下。因合同约定价款明显过低，孙素芳也未实际支付价款，结合双方当事人陈述，一审认定双方之间关于案涉房屋签订的合同名为买卖实为赠与，并无不当。对于老年人而言，随着生理功能的自然老化，通常心理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一些老人会更加依赖身边的亲人，更加需要亲人的陪伴与关心。孙振邦与蒋忠武婚后，夫妻感情较好，蒋忠武对于孙振邦照顾非常周到，与孙素芳的来往反而较少。蒋忠武离家，孙振邦联系不到蒋忠武，对孙振邦心理造成巨大影响。孙素芳也陈述，其父亲被告知蒋忠武不会回来后心灰意冷、要死要活、有自杀倾向，并开始准备身后事。在此期间，孙振邦与孙素芳签订《南京市存量房买卖合同》，案涉房屋过户给了孙素芳。房屋过户后不久，蒋忠武回到孙振邦身边。孙振邦先是报警称房产证存折被盗，后又提起多个诉讼。关于案涉房屋，孙振邦最初提起的是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之诉，撤诉后又提起了赠与合同纠纷之诉，无论以何理由而诉，孙振邦要求孙素芳将案涉房屋归还给其的诉请并未变更过，两次诉讼中孙振邦均表示是孙素芳强行拉其去过户的。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的，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本院认为，案涉房屋过户期间为蒋忠武离家，孙振邦联系不到蒋忠武，其心理受到巨大冲击的特殊时期。一审认定在此期间本案双方签订的《南京市存量房买卖合同》于孙振邦而言显失公平，并予以撤销，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客观上保护了老年人的合法权益，本院予以维持。孙素芳提出案涉房屋其应享有25%份额。本院认为，案涉房屋原先登记在孙振邦名下，后依合同过户至孙素芳名下，现合同撤销，孙素芳应配合孙振邦将房屋过户至孙振邦名下。孙素芳在本案中并未明确提出继承、析产的诉请，故案涉房屋是否为孙振邦与其前妻的夫妻共同财产，其前妻去世后房产应如何继承分割，均不属本案审理范围，当事人如争议，可另行诉讼。综上，上诉人孙素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孙素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武 琼审判员 徐松松审判员 陈晓霞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二日书记员 汤 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