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2民终107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群英机床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市甘井子区红旗镇棠梨工业园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200759941201W。法定代表人：黄世杰，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晶，辽宁五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黄世杰，男，1947年9月12日生，汉族，大连群英机床有限公司总经理，住大连市沙河口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史少敏，女，1949年12月12日生，汉族，住大连市沙河口区。上诉人（原审被告）：蔡斌，男，1963年4月4日生，汉族，住大连市甘井子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孙玉美，女，1963年10月21日生，汉族，住大连市甘井子区。上诉人（原审被告）：林运有，男，1956年1月13日生，汉族，住大连市沙河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鹏，上诉人林运有之子。上诉人（原审被告）：黄荣芹，女，1954年12月27日生，汉族，住大连市沙河口区。上诉人黄世杰、史少敏、蔡斌、孙玉美、林运有、黄荣芹等六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静，辽宁摩斯尔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姜宗程，男，1963年6月28日生，汉族，住大连市中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丽，辽宁诚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大连汇泉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花园口经济区明阳街道办事处大张村祥麟水产办公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20055983310XB。法定代表人：董毅，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魏积德、姜岩，辽宁东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大连群英机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群英公司”）、上诉人黄世杰、史少敏、蔡斌、孙玉美、林运有、黄荣芹、上诉人姜宗程因与被上诉人大连汇泉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泉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2018)辽0211民初93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群英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一审法院多判决数额26万元）；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应当以大连银行实际向被告群英公司发放的借款179.2万元作为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履行还款义务的基数。上诉人与大连银行的借款合同中对利息没有约定，被上诉人自愿且自行多支付利息的行为均由其自行承担。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未在《委托担保合同》中约定服务费和保证金的情况下，应当将上诉人先期支付的26万元从应当偿还的总款中扣除，即实际最终应当偿还的本金为153.2万元。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合同中并未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规定的司法精神进行落实，民间借贷合同中借款人向出借人借款支付的成本应当主要以利息形式体现。对于通过利用保证金、服务费等方式变相规避其收取到的利息，不受法律保护。同时，双方之间签订的该份《委托担保合同》相应的约定条款均未落实履行。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的，应当以实际交付的金额作为认定本金的依据。本案中没有服务费6万元的约定，没有保证金20万元的约定，被上诉人明知合同没有相关约定，刻意规避收到26万元的事实，试图否认收到26万元，从相关的行为表现也可以看出被上诉人对于收到26万元不应当认定为服务费和保证金，应当认为是对上诉人的不当得利，应当从代偿的179.2万元中扣除。三、被上诉人至今未完成举证其享有合法追偿权的举证责任。上诉人至今未收到贷款人大连银行第三中心支行发出的催收偿还借款通知，同时也没有收到被上诉人相关有效的催收担保责任的通知，若被上诉人在贷款人大连银行没有进行有效书面催收或诉讼之时自愿代替上诉人偿还了尚欠的银行借款153.2万元，上诉人仅就该数额及利息承担偿还责任。黄世杰、史少敏、蔡斌、孙玉美、林运有、黄荣芹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六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中缺少必要的第三人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参加诉讼。1、本案系追偿权纠纷，依据法律相关规定，首先被上诉人作为担保人在主张担保追偿权时应当对基础债权的真实存在负有举证义务。其次，担保人应当对其已经承担了担保责任负有举证义务。被上诉人仅凭其于2016年12月6日、12月28日的两份入账至收款人为原审被告群英公司账户内合计1,878,000元的进账单作为证据，无法证明其一审的诉讼请求，应追加贷款银行大连银行第三支行参与诉讼，才能查清案件的相关事实。2、倘若被上诉人在贷款人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三中心支行向原审被告发放贷款后，原审被告出现逾期，贷款人应当向原审被告群英公司进行合法、有效的催收后，仍然未获得债务的清偿；另经贷款人向被上诉人亦经过合法、有效的催收过程或诉讼程序后，依据被上诉人在一审起诉状中的陈述，其按有效的《保证合同》向贷款人承担了担保责任，至此，被上诉人才能获得合法有效的追偿权，而本案中，被上诉人自起诉立案之时、举证期限届满及一审辩论终结，均未能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本次诉讼追偿权的理由及依据，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被上诉人提供的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三中心支行与原审被告群英公司签订的合同编号DLL三201511110036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2014.6版），原审被告在庭审中无异议，该份借款合同合法有效，贷款人系大连银行，借款人系原审被告，双方之间基于合同的相对性，出现纠纷应由其双方之间解决。2、被上诉人与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三中心支行签订的合同编号空白的《保证合同》（2011年9月第1版）未生效。具体体现:(1)、该份《保证合同》没有编号，第一页第一条中的被保证的主债权时间不明，编号不明，7页合同的全部内容未加盖连贯、整体的骑缝印章，存在被替换内容或页码的可能，不属于有效证据。(2)、该份《保证合同》第3页第六条乙方承诺的第6.1条情形没有出现，亦无合同中约定的合法有效的接到书面通知的证据。(3)、该份《保证合同》第5页第八条乙方违约的第8.2条情形没有出现，亦无合同中约定的被上诉人账户内的款项被贷款人大连银行第三中心支行扣划的事实。3、被上诉人与原审被告群英公司签订的合同编号150201010011的《委托担保合同》条件未成就、未生效。具体体现：(1)、该份《委托担保合同》第1页第3点约定“双方同意签署本合同，以便依照本合同中规定之条款与条件履行义务和主张权利”，基于此，双方在本份《委托担保合同》中的条款和条件尤为重要。(2)、该份《委托担保合同》第2页第二章保证前提第三条明确约定“被上诉人作为乙方只有在原审被告大连群英机床有限公司作为甲方瞒住（满足）以下条件的前提下才有义务提供保证和签署保证合同”，（一）实际缴纳第四条所列的费用；（二）实际落实第五条所列的反担保措施，完成一切使得该反担保措施产生法律效力的登记手续。由此也证明，（一）、（二）条的内容完成后，被上诉人才有义务为原审被告群英公司提供保证和签署保证合同。倘若未完成双方约定的内容，被上诉人作为从事专业担保经营的公司，自愿承担相应的风险，自愿为原审被告提供担保，导致其产生的相关损失，均与六上诉人无关，由其自担责任，否则，该条款就失去了约定的意义。(3)、该份《委托担保合同》第3页第六条约定“即使发生下列情况，甲方也须在乙方签署保证合同之前实际完成第三条规定之条件，否则乙方有权拒绝签署保证合同，（一）、（二）。”，基于此条约定，反担保措施未落实的条件下，被上诉人作为专业的担保公司有权拒绝签署保证合同。若反担保措施未成就时，被上诉人自愿为原审被告盖章提供担保，即使产生了相关损失，也应当自行承担风险，否则，该条款也就失去了约定的意义。4、该份《委托担保合同》第4页第十一条被上诉人与原审被告之间约定的保证方式不明确，被上诉人自愿向贷款人大连银行第三中心支行承担连带责任，系其自愿承担风险的行为，与上诉人无关。5、一审法院认定“《委托担保合同》中对履约保证金和保费已有约定，20万元保证金和6万元手续费，系原审被告大连群英机床公司为确保借款顺利发放到位并防止借款不能够得到及时偿还，而向被上诉人所做的承诺和反担保措施，被上诉人收取此两笔费用适当，现原审被告大连群英机床公司未能及时偿还借款即构成违约，其无权要求从代偿的借款本金中扣除此部分款项”系事实认定错误。依据原审被告群英公司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委托担保合同》，双方对履约保证金以及担保费用并无约定，合同第四条内容横线处未填写金额且被斜线划死，已经明确不支付也不收取任何费用。一审法院的上述认定无事实依据。违背了当事人之间意思自治的契约精神。6、一审判决第10页认定上诉人作为反担保人的连带责任认定的事实基点错误，一审判决中写明“反担保人是根据《保证合同》才签订的《反担保合同》，而事实是上诉人作为反担保人，是依据《委托担保合同》才签订的《反担保合同》。而《保证合同》本身是由大连银行与被上诉人公司双方签订的债权保证合同，其中内容均未体现与反担保人之间有任何直接和间接的关联关系。7、倘若依据被上诉人提交至一审法院的合同编号150201010011《保证反担保合同》第1页“鉴于….第3点已经明确记载:乙方(被上诉人汇泉公司）同债务人（原审被告群英公司）签订了《委托担保合同》,确定由本合同甲方提供保证反担保”的约定，《委托担保合同》和《保证反担保合同》是唯一对应的因果关系。上诉人作为反担保人是因为《委托担保合同》的存在且有效落实后及五套房屋的抵押、风险较小的情况下，才与被上诉人签订了《保证反担保合同》，但《委托担保合同》约定内容未落实，约定条件未成就，未生效，显然对应的该份《保证反担保》合同也是未成立，不生效的，被上诉人自愿承担风险，自愿为原审被告承担担保责任，应风险自担。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被上诉人作为从事专业担保经营的公司，前期在《委托担保合同》约定的内容未落实、条件未成就下，自愿承担相应的风险，自愿为原审被告提供担保，后期在贷款人大连银行第三中心支行未进行有效催收，未向被上诉人通过合法、有效的方式进行主张担保责任，其自愿代替原审被告群英公司偿还银行借款的一系列行为，从而其产生的相关损失，均由被上诉人与原审被告之间进行解决，而均与六位上诉人之间无关。假若被上诉人履行担保义务成立，上诉人的保证反担保也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八条“同一债权既有保证又有物的担保的，保证人对物的担保以外的债权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放弃物的担保的，保证人在债权人放弃权利的范围内免除保证责任”及《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一百二十三条“同一债权上数个担保物权并存时，债权人放弃债务人提供的物的担保的，其他担保人在其放弃权利的范围内减轻或者免除担保责任”的相关法律规定，被上诉人未落实和办理《委托担保合同》第五条其余四套房屋的抵押登记过程，也应视为其自愿放弃其余四套房屋的担保，上诉人应在被上诉人所放弃的四套房屋价值范围内免除保证责任；同时在原审被告姜宗程所提供的《抵押反担保》房屋价值仍未得到足额清偿的剩余数额内承担反担保责任。姜宗程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发回重审或改判上诉人姜宗程不承担担保及抵押责任；3、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金融借款合同，债务人归还的本金应以其实际收到（或实际欠付）的金额为准，一审法院根据被上诉人汇泉公司提供的银行进账单认定本金为1,811,000元、利息67,000元，系事实认定错误，实际的本金应以群英公司的自认为准。2、一审法院认定“原告当庭已经提供带有上述编号的《保证合同》作为证据展示、质证”，但判决中未表述的是，汇泉公司在起诉时提交的《保证合同》复印件并无编号，与其当庭提交的带有编号的《保证合同》并不一致，上诉人对该份合同的真实性均有异议，且汇泉公司对该份合同所作的说明也不能证明其在保管合同的时间内，是否对合同内容等有过不利于上诉人的更改，故该份证据一审法院不应采信。3、一审法院认定“《委托担保合同》中对履约保证金和保费已有约定，该20万元保证金和6万元手续费，系被告群英公司为确保借款顺利发放到位并防止借款不能够得到及时偿还，而向原告所做的承诺和反担保措施，原告收取此项费用适当，现被告群英公司未能及时偿还借款即构成违约，其无权要求从代偿的借款本金中扣除此部分款项”系事实认定错误。根据汇泉公司和群英公司签订的《委托担保合同》，双方对履约保证金以及担保费用并无约定，合同第四条对费用约定的部分，横线处未填写金额且被斜线划死，已经明确表明汇泉公司无权收取群英公司任何费用。一审法院的上述认定既无事实依据，亦无法律依据。4、根据《委托担保合同》第三条，只有在群英公司落实第五条所列的反担保措施，完成一切使得该反担保措施产生法律效力的登记手续的前提下，汇泉公司才有义务提供保证和签署保证合同，合同第五条约定的抵押给汇泉公司的房屋包括案涉姜宗程已抵押的房屋在内共有五套，其余均未办理抵押登记，即反担保措施未落实，《委托担保合同》所附条件不成就，故《委托担保合同》以及以《委托担保合同》为基础的《保证合同》均不生效，此时被上诉人汇泉公司向大连银行承担保证责任系其自愿行为，应风险自担，责任自负，上诉人无须向汇泉公司承担任何保证反担保责任。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即使汇泉公司自行履行担保义务成立，上诉人的保证及抵押合同也有效，汇泉公司未落实《委托担保合同》第五条其余四套房屋的抵押登记，即为放弃其余四套房屋的担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八条“同一债权既有保证又有物的担保的，保证人对物的担保以外的债权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放弃物的担保的，保证人在债权人放弃权利的范围内免除保证责任”，上诉人在汇泉公司放弃四套房屋的范围内免除保证责任，因第五条所列五套房屋价值超过原告诉请金额，上诉人应免除全部保证责任，故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三条认定上诉人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系适用法律错误。针对其他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群英公司辩称：同意其他上诉人的上诉理由。黄世杰等六上诉人辩称：同意群英公司的上诉理由，对于上诉人姜宗程的上诉理由，首先认为反担保合同无效，若反担保合同成立，应当在所有物保承担之后，剩余的反担保在物保之外承担保证责任，委托担保合同有五套房屋作为物保。对于应当由物保承担的担保责任不予承担。姜宗程辩称：对于群英公司的上诉请求没有意见。姜宗程签订的两份反担保合同自始不成立，不应该承担担保责任。汇泉公司不同意各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认为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各被上诉人的上诉。汇泉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群英公司立即支付代偿的银行借款本金1,811,000元，银行借款利息67,000元，按照前述数额支付至清偿日止的利息损失（按年利率9.24%计，自代偿之日2016年12月29日起至2018年7月29日止为274,751.4元），三项合计2,152,751.4元；2、判令被告群英公司承担律师代理费30,000元；3、判令其他被告对上述款项的支付承担连带责任；4、判令原告对被告姜宗程已抵押的房产享有优先受偿权；5、本案诉讼费用由各位被告共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1月4日，汇泉公司与群英公司签订《委托担保合同》，合同主要约定：汇泉公司接受群英公司委托，为群英公司与大连银行三中支之间的一笔2,000,000元借款提供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主合同即编号为PCC三201511110036《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后两年；如群英公司未完全履行主合同、违反主合同约定或出现其他情况,而导致汇泉公司承担保证责任的，汇泉公司有权从群英公司违约之日起每天收取逾期金额万分之五的违约金、扣收全部履约保证金、获得相应赔偿（以承担的保证责任金额、代为向债权人支付的款项、已垫付资金的利息损失、行使追偿权所产生的花费及开支等）。2015年11月5日，被告群英公司作为借款人与大连银行三中支签订了编号为PCC三201511110036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约定的借款金额为2,000,000元，借款期限为12个月即2015年12月3日至2016年12月2日，借款利率为浮动利率（其中约定的罚息利率为借款利率上浮50%），贷款的担保方式为保证担保。当天，汇泉公司与大连银行三中支亦签订了编号为DLL三201511110036B01号的《保证合同》，合同约定汇泉公司承担保证责任的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委托担保合同》以及《保证合同》签订后，黄世杰与史少敏为群英公司能顺利履行债务向汇泉公司提供反担保，并签订了《保证反担保合同》，合同约定的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蔡斌与孙玉美、林运有与黄荣芹亦与汇泉公司签订了《保证反担保合同》；姜宗程与汇泉公司签订了《保证反担保合同》和《抵押反担保合同》，其中抵押物为姜宗程名下的一处位于中山区房屋，抵押反担保的主债权额度为400,000元，双方为此办理了抵押反担保登记手续。《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签订以后，大连银行三中支于2015年12月10日开始陆续向群英公司发放贷款，群英公司收到相应借款后，未能如期履行全部还款义务。2016年12月9日，汇泉公司代群英公司向大连银行三中支支付涉案借款逾期利息67,000元。2016年12月28日，汇泉公司代群英公司向大连银行三中支偿还涉案借款本金1,811,000元。上述两笔款项均存入群英公司在大连银行三中支为办理此笔借款而开立的尾号为002563的借款账户内。同时查明：2015年12月9日，群英公司为上述借款能如期到账曾向汇泉公司支付60,000元作为担保手续费（保费）和200,000元的履约保证金。另查，黄世杰与史少敏系夫妻关系；蔡斌与孙玉美亦是夫妻关系；林运有与黄荣芹也是夫妻关系。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本案中，原告与被告群英公司之间签订的《委托担保合同》，原告与被告黄世杰、史少敏、蔡斌、孙玉美、林运有、黄荣芹、姜宗程等人之间签订的《保证反担保合同》，以及原告与姜宗程签订的《抵押反担保合同》等，均出自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或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其委托担保、保证反担保和抵押反担保关系依法成立。现原告基于自身负有的连带保证责任，在被告群英公司未能如约履行向大连银行三中支偿还全部借款的情况下，按合同约定替被告群英公司向大连银行三中支代偿了借款本金1,811,000元及逾期利息67,000元，原告已经按相关合同约定履行了代偿义务，其即享有了按上述合同之约定向诸位被告进行追偿的权利。现原告要求被告群英公司偿还1,878,000元款项（借款本金1,811,000元、逾期利息67,000元）以及至清偿日止的相关利息损失，要求被告黄世杰、史少敏、蔡斌、孙玉美、林运有、黄荣芹、姜宗程等七人对上述款项共同承担连带责任，以及要求确认其对抵押物（位于中山区房屋）享有优先受偿权一节，与法有据，予以支持；至于律师费一节，因原告在举证期限内并没有向一审法院提交证据，属于举证不能，应承担于己不利的法律后果。关于被告群英公司提出的相关抗辩意见，第一，关于利息损失是以年利率9.24%为标准计算还是以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一节，因双方在《委托担保合同》中已有“乙方承担保证责任后因乙方垫付资金所造成的乙方利息损失（按银行同期逾期贷款利息计算）及其他所有经济损失”的明确约定，故一审法院采纳被告提出的利息损失按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之意见；第二，关于借款本金及逾期利息之意见，考虑到相关借款账户系根据被告群英公司自己的公司名称所设立，代偿借款本金及逾期利息的金额大与小又系大连银行三中支负责计算并收取，原告对此并没有决定权，被告当庭亦未提供充分、有效之证据予以反驳，故被告此节辩言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考虑；第三，关于26万元款项应否在代偿借款本金中予以扣除一节，由于《委托担保合同》中对履约保证金和保费已有约定，该20万元保证金和6万元手续费，系被告群英公司为确保借款顺利发放到位并防止借款不能够得到及时偿还，而向原告所做的承诺和反担保措施，原告收取此项费用适当，现被告群英公司未能及时偿还借款即构成违约，其无权要求从代偿的借款本金中扣除此部分款项，故一审法院对被告的此项意见不予采纳；第四，关于被告的其他意见，无据认定，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被告黄世杰、史少敏、蔡斌、孙玉美、林运有、黄荣芹等六人的抗辩意见，其中对于六位被告提出的原告举证时提供的《保证合同》没有编号、保证合同的基础不存在、反担保不成立、几位被告不应承担相应责任一节，因原告是按照编号为DLL三201511110036B01的《保证合同》履行的代偿义务，六位被告亦是根据编号为DLL三201511110036B01的《保证合同》才签订的《保证反担保合同》，原告当庭已经提供带有上述编号的《保证合同》作为证据展示、质证，因此，六位被告此项辩言显系无理，一审法院不予接受；至于六位被告的其他观点，与法相悖，一审法院亦不予认同。至于被告姜宗程的抗辩意见，其中关于利息部分的意见合理，一审法院予以接受；至于其他意见，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认定。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被告大连群英机床有限公司偿还原告大连汇泉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垫付款项1,878,000元及利息（自2016年12月29日起至欠款全部还清时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二、被告黄世杰、史少敏、蔡斌、孙玉美、林运有、黄荣芹、姜宗程等七人对上述欠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原告大连汇泉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对被告姜宗程名下的位于中山区房屋，在400,000元债权担保额度内享有优先受偿权。四、驳回原告大连汇泉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4,262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承担240元；其余款项24,022元，由八位被告共同担负，此款应当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二审时双方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诚实信用是民事活动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该原则应该贯穿于合同订立、合同履行以及责任承担等全过程，当然也包括诚实信用的评价与解读合同。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各上诉人对贷款、贷款的偿还、贷款的违约和保证责任等应该有明确、清晰的认识，借时无条件，还时诸多理由推脱，以达到免责目的，有违诚信原则，不应得到法律的正向评价。本案是在金融借款合同依法成立、合法有效、已实际履行、借款人违约，担保人履行担保责任后向借款人、保证人等发起的追偿权纠纷，借款纠纷和追偿权纠纷可各自独立成诉，而非作为必要的共同诉讼并案审理，故本案没有必要追加债权人大连银行参加诉讼。本案所涉的《委托担保合同》、《保证反担保合同》、《抵押反担保合同》，均出于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故一审认定上述合同成立并有效并无不当，上诉人主张的相关合同无效、相关合同不成立、不生效，均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对于上诉人主张的保证合同无编号一节，因汇泉公司是按照编号为DLL三201511110036B01的《保证合同》履行的代偿义务，黄世杰等六位上诉人亦是根据编号为DLL三201511110036B01的《保证合同》才签订的《保证反担保合同》，汇泉公司一审当庭已经提供带有上述编号的《保证合同》作为证据展示、质证，一审采信该证据并无不当。退一步说，即使合同无编号，但合同的实质内容是存在的，上诉人的签名是真实的，改变不了担保关系成立的事实。故一审依据各合同认定各当事人间委托担保、保证反担保和抵押反担保关系依法成立并无不妥。本案不存在法定免责事由，各当事人应按各自法律关系承担各自责任。现汇泉公司基于连带保证责任的约定，在群英公司未能如约履行向大连银行三中支偿还全部借款的情况下，替群英公司向大连银行三中支代偿了借款本金1,811,000元及逾期利息67,000元，事实成立，其即享有了按上述合同之约定向各被告进行追偿的权利。因为是连带责任保证，不存在先诉抗辩权的问题。更何况群英公司已处于非正常经营状态，向其追偿不会有实质性的意义。正因为是借款的追偿，额度是债权人计算的，证据证明代偿额度是借款本金1,811,000元加逾期利息67,000元，此即追偿范围，群英公司若有异议，应与债权人交涉。至于20万元保证金和6万元手续费问题，虽在书面合同中未做约定，但根据实际履行情况，应认定为在履行合同中双方达成了关于保证金和手续费的合意，该合意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且本案基础法律关系是金融借款纠纷，而不是民间借贷纠纷，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群英公司要求从代偿的借款本金中扣除此部分款项，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对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群英公司、黄世杰、史少敏、蔡斌、孙玉美、林运有、黄荣芹、姜宗程的各项上诉理由均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群英公司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5200元;姜宗程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24,262元；黄世杰、史少敏、蔡斌、孙玉美、林运有、黄荣芹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24,262元，各自预交的各自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霍 宏审判员 孙文英审判员 周欣宇二〇二〇年六月三日书记员 张文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