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民终456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红赢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113号1号楼B座9层1009。法定代表人：路强，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丹丹，女，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世泽，河北冀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卫成，男，1990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洛阳市。上诉人北京红赢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赢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沈卫成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人民法院（2019）京0108民初57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因当事人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红赢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1.红赢公司无需支付沈卫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50802元；2.红赢公司无需支付沈卫成2017年12月1日至2018年8月17日期间休息日加班费27906.97元。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工资标准错误，沈卫成在职期间月工资标准为8000元，沈卫成提交的案外人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的款项不是红赢公司支付给沈卫成的工资。2.沈卫成虚构职业经历，无法胜任工作并有迟到早退现象，红赢公司据此解除与沈卫成劳动合同关系系合法解除，故无需支付其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3.沈卫成虽存在加班事实，但红赢公司已安排其调休，该公司也在一审中提举由沈卫成签字认可的员工请假申请单予以证明，故红赢公司无需再支付沈卫成加班费。沈卫成辩称，同意一审判决结果，不同意红赢公司的上诉请求和上诉理由。就工资标准问题，红赢公司每月分两部分发放工资，其中8000元由红赢公司直接发放，另外22000元通过李某、潘某银行转账发放。红赢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红赢公司无需支付沈卫成：1.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60000元；2.2017年11月1日至2018年8月17日期间休息日加班费27906.97元。诉讼费由沈卫成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红赢公司主张沈卫成于2017年12月1日入职其公司。沈卫成主张其于2017年9月14日入职天碧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碧公司），天碧公司与红赢公司系关联公司，沈卫成经公司安排由天碧公司至红赢公司工作，工作内容、工作地点没有变化。对此，红赢公司予以否认。沈卫成提交其与天碧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书予以佐证。2017年9月14日，天碧公司（甲方）与沈卫成（乙方）签订了期限自当日起至2020年9月13日止的劳动合同书，约定乙方从事高级IOS研发工程师岗位工作。2017年12月1日，红赢公司（甲方）与沈卫成（乙方）签订了期限自当日起至2020年8月27日止的劳动合同书，约定乙方从事IOS开发岗位工作。劳动合同书中仅约定乙方每月劳动报酬应不低于当地政府所规定的最低月工资标准，甲方每月15日（如遇节假日或休息日，则提前在最近的工作日）以货币形式向乙方支付上月薪资，未约定具体数额。红赢公司主张沈卫成月工资标准为8000元，其公司委托北京易才人力资源顾问有限公司每月通过银行转账形式支付。沈卫成主张其月工资标准为30000元，每月除红赢公司委托北京易才人力资源顾问有限公司支付8000元外，剩余22000元由李某、潘某分别通过银行转账支付。根据沈卫成提交的银行明细显示，北京易才人力资源顾问有限公司支付沈卫成工资的情况如下：2017年10月13日6248.3元、2017年11月15日6248.3元、2017年12月15日6248.3元、2018年1月16日6248.3元、2018年2月12日6248.3元、2018年3月15日6248.3元、2018年4月13日6248.3元、2018年5月15日6248.3元、2018年6月16日7309.68元、2018年7月16日6248.3元、2018年8月15日6248.3元、2018年9月14日6068.3元；“李某”、“潘某”支付沈卫成款项的情况如下：2017年10月16日27517.24元（李某）、2017年11月15日22000元（李某）、2017年12月15日22000元（潘某）、2018年1月15日22000元（李某）、2018年2月11日22000元（李某）、2018年3月15日22000元（李某）、2018年4月16日22000元（李某）、2018年5月15日22000元（李某）、2018年6月15日22000元（李某）、2018年7月16日22000元（李某）、2018年8月15日22000元（李某）、2018年9月14日9931.03元（李某）。红赢公司不认可沈卫成关于个人转账部分为工资的主张，同时否认李某、潘某为其公司员工。2018年8月17日，红赢公司出具一份解除劳动关系的通知（以下简称解除通知），载明：“因违反公司制度现与你（沈卫成：413026199010249330）解除劳动关系，请于2018年8月17日18点前将所有工作交接完毕，如有争议请到辖区仲裁委诉讼解决，我公司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沈卫成认可当日收到解除通知。庭审中，红赢公司主张沈卫成入职时提供虚假信息、无法胜任工作、屡次早退，但表示均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沈卫成主张在职期间存在休息日加班13.5天，红赢公司未支付加班工资，并提交微信记录予以佐证。微信记录显示对方为毕某，日期为2018年7月23日，内容如下：“沈：是在你这里查还有多少天调休嘛。毕：这是截止到6月份的数据7月份还没统计你现在调休还有13.5天”。沈卫成当庭出示了微信原始载体，与提交的打印件内容一致。在2019年1月17日的庭审过程中，红赢公司认可毕某为其公司在职员工，主张毕某于2018年5月因怀孕开始休假。红赢公司对微信记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但未提交相反证据予以佐证。红赢公司主张沈卫成在职期间存在休息日加班，但均已调休，并提交员工请假申请单予以佐证。员工请假申请单显示填写时间为2018年7月3日，请假类别为年假、调休，请假时间自2018年7月6日至2018年7月16日，调休3天。沈卫成对员工请假申请单中签字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请假申请单被更改过。沈卫成以要求红赢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未提前30日书面通知解除劳动合同一个月工资、加班费、未休年休假工资为由向北京市海淀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请，该委作出京海劳人仲字[2018]第15545号裁决书，裁决：一、红赢公司于裁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沈卫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60000元；二、红赢公司于裁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沈卫成2017年11月1日至2018年8月17日周六日加班费27906.97元；三、驳回沈卫成的其他仲裁请求。红赢公司不服该仲裁裁决，于法定期限内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银行明细、微信记录、解除通知及京海劳人仲字[2018]第15545号裁决书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首要争议焦点在于沈卫成的工资标准。首先，红赢公司作为负有管理责任的用人单位，应就沈卫成的工资标准举证。本案中，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书中并未明确约定沈卫成的工资标准，而红赢公司亦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沈卫成的工资标准，红赢公司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其次，虽红赢公司每月按照8000元标准向沈卫成支付工资，但并不意味着不会通过其他方式向沈卫成支付工资。综上，虽然沈卫成难以提供证据，证明李某、潘某与红赢公司之间存在何种关系，但根据沈卫成提供的银行明细显示，李某、潘某每月向沈卫成转账的日期与红赢公司的发薪日基本一致，结合上述两点，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沈卫成月工资标准为30000元的主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本案中，红赢公司主张沈卫成入职时提供虚假信息、无法胜任工作、屡次早退，但表示均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故在红赢公司以违反制度为由与沈卫成解除劳动合同显属违法。虽红赢公司与沈卫成就入职时间存在争议，但并不影响对于沈卫成工作年限的认定。综上，红赢公司应支付沈卫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50802元。沈卫成当庭出示了微信记录原始载体，与提交的打印件内容一致。而在2019年1月17日的庭审过程中，红赢公司认可毕某为其公司在职员工，虽其公司主张毕某于2018年5月因怀孕开始休假，并对微信记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但未提交相反证据予以佐证，故一审法院对微信记录的真实性予以采信。红赢公司主张沈卫成在职期间存在休息日加班，但均已调休，虽提交员工请假申请单予以佐证，但该申请单填写的日期早于微信记录的时间，故一审法院依据微信记录，采信沈卫成关于存在13.5天休息日加班的主张，故沈卫成要求红赢公司支付休息日加班工资的数额未高于法定标准，一审法院予以确认。鉴于双方签订劳动合同日期为2017年12月1日，故一审法院将休息日加班工资起始时间调整为该日。一审法院依照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第八十七条规定，判决：一、红赢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支付沈卫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50802元；二、红赢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支付沈卫成二○一七年十二月一日至二○一八年八月十七日期间休息日加班工资27906.97元。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另查明，二审期间，红赢公司认可沈卫成提交的其与毕某的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并据此主张截至2018年6月沈卫成尚有调休13.5天，但该公司主张沈卫成已于2018年7月将所有调休休完，并以一审期间提交的员工请假申请单为证。该请假单为表格形式，所载内容显示：“姓名：沈卫成；填写时间：18年7月3日；部门：研发；职务：IOS研发经理；请假类别：??事假??病假??产假??丧假??陪产假??年假??婚假??其他??调休；请假时间：自18年7月6日10时0分至18年7月16日19时0分，共计10天”；审批意见处部门经理签字一栏填写“沈卫成”。员工请假申请单中“沈卫成”、“√”、所有数字均为手写，表格以外的下方空白处另有手写字体“同意事假5天调休3天陪产假2天冯某”。沈卫成认可员工请假申请单中其本人签字的真实性，但主张该申请单被人为修改过，其自行填写的请假时间为2018年7月6日，共计1天，请假类别系调休。上述事实还有员工请假申请单及当事人陈述等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就沈卫成工资标准一节。首先，红赢公司主张沈卫成的月工资标准为8000元，但该公司未提交直接证据证明双方就劳动报酬达成的合意。其次，沈卫成主张的工资标准在数额上与证据显示的红赢公司支付款项与案外人支付款项之和能够相互吻合，且案外人支付款项从支付周期来看，具有工资支付的特点。考虑到劳动者的举证能力，本院认为沈卫成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其月工资标准为30000元。就劳动关系解除一节。红赢公司以沈卫成违反该公司制度为由解除劳动合同，但该公司未就沈卫成存在违反规章制度的行为举证进行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红赢公司的解除劳动合同行为缺乏事实依据，属于违法解除。一审法院判决红赢公司支付沈卫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50802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就加班工资一节。红赢公司与沈卫成均认可截至2018年6月沈卫成存在13.5天休息日加班未予调休，但红赢公司主张2018年7月沈卫成已对此进行调休，并提交员工请假申请单予以证明。就该申请单，本院认为存在如下疑点：首先，前已述及，该申请单显示假别的勾选项、所有数字部分内容均为手写，存在修改假别、假期时间的可能；其次，手写字体“同意事假5天调休3天陪产假2天”的假期明细写于表格以外的下方空白处，且非沈卫成本人所写，沈卫成的签字不能视为对该假期明细的认可；最后，表格中填写“请假时间：自18年7月6日10时0分至18年7月16日19时0分，共计10天”，但经计算，2018年7月6日至2018年7月16日实际共计11天，且上述期间存在4天休息日，无需请假，红赢公司对此未能作出合理解释。综上，本院对红赢公司据此主张沈卫成存在3天调休不予采信。红赢公司亦未举证证明沈卫成存在其他调休事实，故本院认定沈卫成存在13.5天休息日加班，红赢公司应支付相应加班工资。一审法院认定红赢公司支付沈卫成2017年12月1日至2018年8月17日期间休息日加班工资27906.97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红赢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十元，由北京红赢科技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丽蕊审 判 员 张 瑞审 判 员 吴博文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六日法官助理 李圆欢书 记 员 宋惠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