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970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哲，曾用名张旻洁，女，1987年9月2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田进春，广东瑞迪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兰凤，广东瑞迪安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枝琴，女，1991年10月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原审被告：王继业，男，1990年3月23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舞阳县。上诉人张哲因与被上诉人何枝琴及原审被告王继业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2民初92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张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田进春及原审被告王继业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何枝琴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哲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驳回何枝琴的所有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何枝琴与王继业之间存在买卖合同，且合同自何枝琴支付清合同款项即合同履行完毕；何枝琴与张哲之前并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因涉案产品的销售模式是层层代理关系，买卖的模式一般是买家支付货款即可享有货款对应数量货物的所有权，买家可以选择一次性提货或者将货物寄存在卖家的仓库中。何枝琴自向王继业支付清货款即可享受对应数量货物的所有权，两者之间买卖合同便履行完毕，货物只是寄存在王继业处。王继业与张哲之间是层层代理的关系，因此王继业向张哲支付货款即享有对应数量的货物，货物寄存在张哲所在公司。事实上，在何枝琴与王继业买卖合同中，何枝琴享有的货物是寄存在张哲所在公司，因此张哲才会按照何枝琴提供的提货地址和数量进行发货。何枝琴将货款转给王继业是履行双方之间的合同，王继业向张哲转账是履行他们二人之间的合同，因此事实上三人之间涉及的是两个买卖合同关系，而原审法院以王继业将从何枝琴处收到的款项转给了张哲，而张哲也是按照何枝琴的提货信息进行发货及张哲与何枝琴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认定本案为一个买卖合同关系，王继业与张哲为共同卖方事实错误。二、涉案产品的销售价格是按照买家选择的销售级别来定，何枝琴在与王继业订立的买卖合同中选择董事级别，享受单价38元的优惠价，最低的购货金额1003200元，这是一个整体方案，不能拆分，若退货，理应按照单价45元计算合同金额。本案买卖双方虽未订立书面的买卖合同，但是从双方之间的交易行为得知，何枝琴选择一次性购买金额为1003200元的货物而不是按照自己的实际销售数量来购买货物是为了达到董事级别，享受每瓶单价38元的优惠价格。若何枝琴退款，则其购买的金额达不到董事级别的要求，将无法享受董事级别的优惠价格，而应按照45元的单价来计算合同货款，何枝琴对于该情况是知情的。若张哲真的为共同卖方，则其与何枝琴之间有关退货事宜达成的协议应当为本案买卖合同的补充协议，原审法院依据“对于另外50箱货物的折现，张哲先后于2018年2月10日、2018年6月2日向何枝琴退款33000元、2000元，退款时也没有表明原告此前进货价不能享受董事级别的优惠单价”认定张哲以实际行为履行了单价38元计算的退款义务系错误的，因为双方退款时没有对进货价进行说明，表明双方之前的约定有效，若买方达不到董事级别则无法享受单价38元的优惠价格，张哲的退款行为与合同按照单价45元计算并不矛盾，其退款行为最多能认定其同意退货，不能以此认定张哲履行按照单价38元计算的退款义务，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何枝琴的行为是典型的投资行为，投资经营活动本身一定会存在商业风险，何枝琴应当自行承担风险，其不能因为销售出现困境要求退货，退货时达不到董事级别但仍要求享受单价38元的优惠单价，该行为本身就不合理。因此，原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按照单价38元的优惠价计算合同金额并履行退款义务系不合理的。何枝琴二审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王继业述称：应撤销原审判决，驳回何枝琴所有的诉讼请求。何枝琴与王继业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涉案合同的标的、数量、价格等均是何枝琴与王继业沟通。涉案产品的销售价格是按照买家选择的销售级别来定，何枝琴在与王继业订立的买卖合同中选择董事级别，享受单价38元的优惠价，最低的购货金额为1003200元。买家支付货款即可享有货款对应数量货物的所有权，买家可以选择一次性提货或者将货物寄存在卖家的仓库中。何枝琴选择将货物寄存在王继业处，后续王继业将会按照何枝琴提供的提货信息向何枝琴发货。涉案合同自何枝琴支付清合同款项即合同履行完毕，这整个过程张哲并未参与。因王继业与张哲之间也是买卖合同关系，王继业是从张哲处进行进货的，货物寄存在张哲处。为了方便发货，王继业经与何枝琴、张哲沟通后，决定由张哲直接按照何枝琴的提货信息进行发货。因此张哲并非涉案买卖合同的共同卖方，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张哲无权就王继业与何枝琴之间买卖合同的退货事宜达成协议，张哲与何枝琴之间关于退款事项达成的协议对王继业不产生效力。因王继业与何枝琴的买卖合同中并未约定合同解除条款且没有出现法定解除情形，所以涉案的买卖合同并未解除，王继业没有退款义务。何枝琴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何枝琴与王继业、张哲的买卖合同；2.请求王继业、张哲共同返还何枝琴货款89200元及利息（利息自2018年6月3日起，按年利率6%计至实际支付之日止）；3.请求王继业、张哲承担诉讼费。原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4月13日，何枝琴通过其名下尾号为3383的银行账户向王继业名下尾号为6115的银行账户汇入65000元，并备注“升小绿瓶董事”。2017年5月20日至2017年6月3日，何枝琴通过其名下尾号为3383的银行账户先后向王继业名下尾号为7112的银行账户汇入5笔款项共计963200元，其中，5月20日转汇的21万元备注“小绿瓶货款”，5月31日转汇的50万元、44000元备注“小绿瓶董事款”，5月31日转汇的13万元备注“小绿瓶董事款齐”，6月3日转汇的79200元备注“小绿瓶奖金”；上述何枝琴汇给王继业的款项共计1028200元。2018年2月10日，张哲通过其名下尾号为4308的工行账户向何枝琴尾号为9078的工行账户汇入33000元。2018年6月2日，张哲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向何枝琴转款2000元。何枝琴陈述称：1.何枝琴向王继业转汇的款项1028200元中，1003200元是用于预定涉案货物的。2.何枝琴向王继业支付货款1003200元用于预定330箱（每箱80瓶）仁和集团生产的薇美本草精华抑菌喷剂（以下简称小绿瓶），小绿瓶官方价格为每瓶45元，因其进货量较大，达到董事级别，每瓶按38元计算即每箱3040元，而王继业收到货款后将该款直接全额交付张哲，张哲收到上述款项后陆续向何枝琴发货227箱货物；但在尚欠103箱货物未发时，张哲向何枝琴承诺剩余货物中的50箱向何枝琴退款，另外53箱正常向何枝琴发货，何枝琴同意了该方案；后张哲向何枝琴发货53箱小绿瓶，但因存在质量问题，故双方达成协商将该53箱小绿瓶部分更换成了其他产品；而张哲承诺向何枝琴退还余下的50箱小绿瓶的货款，该货款应为152000元（按每瓶38元计算）但张哲仅分别于2018年2月10日、2018年6月2日向何枝琴退款33000元、2000元；后双方又达成协商，张哲用其他产品冲抵了退款27800元，现尚欠何枝琴退货款89200元。3.何枝琴与王继业、张哲没有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何枝琴将款项打给了王继业，其与王继业是买卖关系，张哲向何枝琴发货，故王继业、张哲是本案中买卖关系的一方，王继业、张哲有向何枝琴供货的义务，且张哲通过微信聊天记录向何枝琴承诺退款。4.何枝琴于2017年4月13日向王继业所汇款项65000元备注是“升小绿瓶董事”，该款是货款；而2017年6月3日向王继业所汇款项79200元备注是“小绿瓶奖金”，该款是公司举办的活动，何枝琴购货达到330箱所得的公司所发奖金，何枝琴将该笔奖金作为货款转给王继业；2017年7月7日，何枝琴向王继业所汇款项62000元与本案无关。5.在2018年1月31日前，何枝琴订货与取货是通过张哲给的一个微信名为G20-张哲行政总监（此号不收米）、微信号为×××的微信名片进行订货和拿货的，张哲称此人是公司的对接人，需要拿货就与此人联系。何枝琴向原审法院出示了其与张哲的微信聊天记录，根据何枝琴和张哲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8年1月31日，张哲向何枝琴提出了关于103箱小绿瓶的三个处理方案，第一个是折成10万，但不可能一次性给，年前3万，到5月份返完；第二个是全部发货给何枝琴；第三个是50箱折现，53箱直接发货。同日，何枝琴同意了第三个方案。2018年6月19日，何枝琴告知张哲“尚欠其30件小绿瓶，每件3040元，共计91200元”，并提出“我自己主动亏，3.3万元退我，2号给了2000，还有3.1万直接解决了吧”，还称“我也只想快点拿回自己的成本”。张哲陈述称：1.其从王继业处收到何枝琴缴纳的购买小绿瓶的款项1003200元后，将该款交给了广州奔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公司再将该款与仁和集团协商订货，后续会安排与王继业对接提货交货事宜，与何枝琴没有关系；因为公司的取货原则是层层对应，谁的代理商由谁同意取货，下级代理商要将发货信息转给上级，再由上级层层上报，王继业与其是层层代理关系。2.何枝琴如果要退款，其已购买的产品应按官方级别价格（即每瓶45元）计算单价，在此基础上按照其所实际销售的数量*官方单价，如果还有剩余，其同意退款；因为何枝琴当初支付的货款金额是1003200元，达到董事级别最低购货金额，享受董事级别每瓶38元的优惠单价，可以提货330箱，这是一个整体的优惠方案，不能拆分，如果何枝琴要求退款，也就是要减少所提货的数量，那么就不应享有董事级别的优惠单价，而应享受低一级别的每瓶45元的官方单价；根据何枝琴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8年6月19日何枝琴给其发微信确认其尚欠何枝琴30箱货物，即何枝琴共提货300箱，按照官方单价每瓶45元来计算，总金额是108万元，而何枝琴所支付的货款是1003200元，在此情况下，其没任何义务给何枝琴退款。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1.何枝琴与王继业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2.张哲是否是前述买卖合同关系中的一方当事人；3.进行退款处理的小绿瓶的单价是38元还是45元。关于焦点一，原审法院经审查认为，何枝琴与王继业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理由如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对账确认函、债权确认书等函件、凭证没有记载债权人名称，买卖合同当事人一方以此证明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本案中，何枝琴与王继业、张哲之间虽然没有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但何枝琴称其向王继业所转汇的1028200元款项中的1003200元均是购买小绿瓶的货款，其提交的与王继业之间的银行流水显示，何枝琴向王继业所汇的均与涉案货物“小绿瓶”有关，转款分别备注有“升小绿瓶董事”、“小绿瓶货款”、“小绿瓶董事款”、“小绿瓶董事款齐”、“小绿瓶奖金”等，故应认定何枝琴与王继业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合同标的额为1003200元，所购产品为小绿瓶。关于焦点二，原审法院经审查认为，在前述买卖合同关系中，张哲与王继业是共同作为卖方存在。理由如下：1.张哲确认收到何枝琴转汇给王继业的款项1003200元，张哲虽称收到该款后即将该款交给了广州奔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但没有提交证据予以证明；2.何枝琴与张哲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8年1月31日张哲就未发货的103箱小绿瓶与何枝琴商谈解决方案，双方达成协商，由张哲向何枝琴继续履行发货53箱小绿瓶，剩余50箱小绿瓶则折价返现；3.何枝琴称每箱小绿瓶价值3040元，50箱小绿瓶总价为152000元，张哲向何枝琴交付了价值27800元的其他产品冲抵款项152000元，何枝琴提交的银行流水及微信转账记录显示张哲分别于2018年2月10日、2018年6月2日向何枝琴退款共35000元；4.张哲抗辩其与王继业、何枝琴之间是层层代理关系，但张哲并没有提交相应证据证明。综上，就何枝琴与王继业之间的涉案买卖合同关系，何枝琴提交的证据已形成较为完整的证据链条，足以证实张哲已作为卖方参与了该合同的履行，故涉案货物小绿瓶的买方是何枝琴，卖方是王继业、张哲，即何枝琴与王继业、张哲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关于焦点三，何枝琴主张按每瓶38元的单价计算，王继业、张哲共应返还89200元；张哲抗辩称何枝琴想要享受董事级别每瓶38元的优惠单价，最低购货金额要达到1003200元，这是一个整体的优惠方案，不能拆分，而何枝琴实际支付了最低的购货金额1003200元，故何枝琴若要求退款，也就是要减少购货的数量，那就不能按董事级别的优惠单价每瓶38元来计算，而应按低一级的官方单价45元来计算。原审法院审查认为：1.根据何枝琴提交的其和张哲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8年1月31日，张哲向何枝琴提出了关于尚未发货的103箱小绿瓶的三个处理方案，第一个方案是折成10万，但不可能一次性给，年前3万，到5月份返完；第二个方案是全部发货给何枝琴；第三个方案是50箱折现，53箱直接发货。而上述方案中，张哲并未提到若折现，则何枝琴此前进货价不能享受董事级别的优惠单价；2.何枝琴同意了上述的第三个方案后，张哲履行了继续发货53箱的义务，对于另外50箱货物的折现，张哲先后于2018年2月10日、2018年6月2日向何枝琴退款33000元、2000元，退款时也没有表明何枝琴此前进货价不能享受董事级别的优惠单价，故应视为张哲以实际行为履行了小绿瓶按每瓶38元计算的退款义务。关于何枝琴主张解除涉案买卖合同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经审查认为，涉案买卖合同标的额为1028200元，合同标的是330箱小绿瓶，王继业、张哲已向何枝琴交付了300箱小绿瓶，已履行了合同的主要债务，且根据何枝琴与张哲的约定，剩余的30箱小绿瓶按折现返还处理，张哲也已退还了部分款项，故现何枝琴主张解除涉案买卖合同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张哲应依约继续履行其退款义务，因何枝琴与张哲达成协商，50箱的小绿瓶按折现返还，即张哲应向何枝琴退还152000元（按每瓶38元计算），而何枝琴确认张哲用其他产品冲抵了27800元，同时也分别于2018年2月10日、2018年6月2日退还了33000元、2000元，故王继业、张哲仍应向何枝琴退款89200元。关于何枝琴主张王继业、张哲应支付自2018年6月3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认为，张哲于2018年1月31日承诺将未发货的50箱小绿瓶折价返现给何枝琴，应及时依约返还，但其仅分别于2018年2月10日、2018年6月2日退还了33000元、2000元，尚欠89200元至今仍未退还，其行为给何枝琴带来了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故何枝琴该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于2020年3月4日判决：一、王继业、张哲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何枝琴返还货款892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89200元为基数，自2019年6月3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二、驳回何枝琴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30元，由王继业、张哲共同负担。经查，原审判决查明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何枝琴原审表示，其由于经济困难于2018年6月19日主动让步，同意张哲支付33000元解决问题，但张哲未同意该提议。二审中，王继业向本院提交一份微信聊天记录作为证据，王继业表示其是在何枝琴的代理律师的诱导下向原审法院作出了情况说明（情况说明主要记述王继业将相关款项支付给张哲及张哲承诺何枝琴提供特定的营销服务等内容），拟证明其是在特定情况下写的情况说明。张哲质证称，情况说明是何枝琴的代理律师在诉讼前诱导王继业出具的，所反映的内容与事实不符合。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本案二审上诉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张哲应否向何枝琴返还货款89200元。本院对此分析如下：首先，虽然现有证据无法证实张哲在何枝琴与王继业的交易初期是否是与王继业作为共同卖方与何枝琴进行交易，但根据相关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在后期处理103箱未发货小绿瓶的问题上，张哲是代表卖方参与了相关事项的协商处理。此时张哲与王继业应当被视作共同的卖方。其次，张哲与何枝琴在沟通过程中一致同意“第三个是50箱折现，53箱直接发货”的方案，应当视为双方对50箱小绿瓶折现达成了合意，张哲应当承担相应的折现义务。再次，双方在多次的沟通过程中均未提及折现后相关产品价格应予调整的问题，且张哲亦随后退还了何枝琴35000元，因此，张哲主张如果50箱小绿瓶退货的话，则相应已发货的产品价格应当45元每瓶计算依据不足；同时，倘若张哲的上述主张属实，那么何枝琴主张退货则反而需要支付更多的货款，这完全没有必要，也不符合正常的生活逻辑，亦违背了公平合理的法律原则。故本院对张哲的该主张不予支持。综上，原审法院结合相关的冲抵款项及张哲的已返还款项等判令张哲尚需向何枝琴返还货款89200元及相应利息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张哲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30元，由上诉人张哲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曹佑平审判员  刘革花审判员  练长仁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二日书记员  胡惠玲黎杏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