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湘02行终11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军，男，1976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住址湖南省株洲市荷塘区。 委托代理人刘兴河，湖南弘一（株洲）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株洲市荷塘区月塘街道办事处，住所地株洲市荷塘区文化路32号。 法定代表人王穗，该办事处主任。 委托代理人郭泽龙，男，系株洲市荷塘区月塘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委托代理人熊曙，湖南新森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原审被告株洲市荷塘区人民政府，住所地株洲市荷塘区新华东路20号。 法定代表人王利波，该区区长。 委托代理人马志豪，男，汉族，系株洲市荷塘区人民政府工作人员。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委托代理人熊曙，湖南新森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上诉人刘军因与被上诉人株洲市荷塘区月塘街道办事处、原审被告株洲市荷塘区人民政府行政协议一案，不服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法院（2020）湘0203行初85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原告刘军系株洲市荷塘区月塘街道办事处荷塘铺村居民。2017年6月21日，株洲市人民政府依据“湖南省人民政府以（2014）政国土字第2155号”《农用地转用、土地征收审批单》，发布了“株土征［2017］018号”《征收土地公告》，征收株洲市荷塘区月塘街道办事处荷塘铺村土地16.7865亩，作为龙山寺储备地块二的建设用地。2017年7月7日，原株洲市国土资源局作出《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方案公告》。原告位于株洲市荷塘区的私房在上述征地范围。2018年10月中、下旬左右（2018年10月29日前，具体日期不清），被告株洲市荷塘区月塘街道办事处成立的荷塘区富家垅二期城中村项目（龙山寺储备地块二）征收指挥部为甲方与为乙方的原告签订了一份意向性的《协议书》，约定甲方共补偿乙方人民币210万元。2018年10月31日，荷塘区富家垅二期城中村项目征收指挥部与原告签订了一份《房屋征拆补偿安置协议》，补偿款总额为1697152元（不含住改非及停产停业人员补助）。协议签订后，原告已将房屋交付“指挥部”拆除，被告株洲市荷塘区月塘街道办事处于2018年12月28日前共支付了2150112元补偿款给原告。2019年9月24日，原告向被告株洲市荷塘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请求确认株洲市荷塘区月塘街道办事处对其房屋的拆迁行为违法，2019年11月11日株洲市荷塘区人民政府作出〔2019〕株荷政复字第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为经释明，刘军明确复议请求为对房屋征收依据的补偿标准不服，其房屋征收不应适用《株洲市集体土地征收及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办法》（株政发［2017］5号）文件，应当参照国有房屋征收标准进行补偿。株洲市荷塘区人民政府认为该案不属于其复议受理范围而驳回了刘军的行政复议申请。2019年11月28日，原告又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另查明，原告刘军系转城人员，家中有其本人及妻子、儿子、女儿，共4人。2006年，原告刘军及其弟刘钢经分家析产，取得株洲市荷塘区月塘街道办事处荷塘铺村大王冲组散户一砖木结构房屋的产权，经相关部门批准，改建为一栋三层砖混结构房屋，于2006年12月21日取得“集体土地使用证”，该证记载：土地使用权人为刘军、刘钢，地类用途农村宅基地，使用权面积179.89㎡等。在涉案征地拆迁中，“征地拆迁房屋产权信息公示榜”认定刘军实测建筑面积339㎡，其中有证建筑面积240㎡，被认定为合法建筑面积60㎡，历史性建成材料成本面积39㎡。经相关征地拆迁部门签章并由刘军签字的《株洲市拆迁房屋各项补偿（助）总表》认定，刘军涉案房屋征地拆迁的房屋征购费、房屋装修费、生产生活设施费、搬家费、过渡费、建房资格补助、按期签订协议奖、按期搬家腾地奖、设施评估补偿、房屋框架部分补偿、实丈调查设施、购房补助、住改非及停产停业人员补助等，共计补偿金额为2150112元。2018年10月中旬，原告刘军家被不明身份人员砸门、砸窗户玻璃等滋扰。 原审法院认为,该案系补偿安置行政协议案，争议焦点为：1.涉案补偿协议是否应当撤销；2.被告株洲市荷塘区人民政府是否是本案适格被告；3.两被告是否应该赔偿原告拆迁补偿款差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行政机关为了实现行政管理或者公共服务目标，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属于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行政协议。”本案中，被告株洲市荷塘区月塘街道办事处作为一级行政机关，为实现行政征收补偿目的,由其成立的指挥部与行政管理相对人通过协商方式签订协议的行政行为，是履行行政管理职责的体现，而被告株洲市荷塘区人民政府并非涉案协议的相对方。因此，株洲市荷塘区月塘街道办事处是本案的适格被告，株洲市荷塘区人民政府不是本案适格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第四款规定：“被征收土地上的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所有；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湖南省实施办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征收土地的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的具体标准，由省人民政府制定；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当地实际制定具体实施细则。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的具体标准，由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规定。”《株洲市集体土地征收及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办法》（株洲市人民政府“株政发〔2017〕5号”）第三章对房屋拆迁补偿的项目及标准作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本案中，被告株洲市荷塘区月塘街道办事处依据征地拆迁主管部门核定并由原告签字确认的《株洲市拆迁房屋各项补偿（助）总表》补偿项目及标准与原告刘军签订涉案“补偿安置协议”，且双方均已按协议履行完毕，涉案行政行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法规准确，程序合法。原告诉称应按国有土地房屋征收标准补偿及涉案“补偿安置协议”系受胁迫签订的意见，经查，原告虽然系因承包地被征收后的转城人员，但涉案房屋的土地以前并未被征收过，原告涉案房屋是与该土地同时征收，一同补偿。且原告并无证据证实其签订涉案“补偿安置协议”系受被告的胁迫，同时涉案“补偿安置协议”并未损害原告的权益，故原告的上述诉称意见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因此，本院对原告的诉请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判决一、驳回原告刘军对被告株洲市荷塘区人民政府的起诉；二、驳回原告刘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刘军承担。 宣判后，上诉人刘军不服，上诉称，一审法院部分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株洲市荷塘区月塘街道办事处订立房屋征拆安置协议受到暴力、胁迫，协议的签订不是上诉人真实的意思，应当予以撤销。2.上诉人房屋应该参照国有房屋征收标准进行征收补偿。1996年原告家所有田地均被政府征收，上诉人一家就成了城镇居民，在此次房屋被征收以前，房屋所在区域就已经纳入城市规划区，上诉人依据上述司法解释规定，要求参照国有房屋征收标准进行征收，于法有据。即使涉案房屋所在土地此前未被征收过，但该房屋及土地周围都已城镇化，为了不降低被拆迁人居住、生活标准，也应按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标准予以补偿。请求，1.撤销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法院（2020）湘0203行初85号行政判决；2.撤销上诉人与富家垅二期城中村项目征收指挥部签订的征收补偿协议；3.判决被上诉人株洲市荷塘区月塘街道办事处赔偿上诉人拆迁补偿款差额669万元。 被上诉人株洲市荷塘区月塘街道办事处辩称，1.荷塘区富家垅二期城中村项目指挥部系株洲市荷塘区月塘街道办事处依法成立的临时机构，具有签署案涉房屋征拆安置协议的资格。2.株洲市荷塘区月塘街道办事处依据相关职能部门所出具的房屋产权信息公示榜、征地拆迁安置人员信息公示榜及相关的补偿计算表，与上诉人签署的房屋征拆安置协议具有相应的事实的依据和法律依据。3.被上诉人上诉称其与株洲市荷塘区月塘街道办事处订立房屋征拆补偿安置协议受到暴力、威胁的理由，缺乏事实依据，依法不应得到支持。4.上诉人认为应参照国有房屋征收补偿标准进行征收，系上诉人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的错误理解，故该上诉理由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应得到支持。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株洲市荷塘区人民政府述称，案涉的荷塘区富家垅二期城中村项目征收指挥部并非株洲市荷塘区人民政府所设立，株洲市荷塘区人民政府不是本案适格被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判决认定事实的证据已随案移送本院，本院经阅卷调查及询问双方当事人，原审采信的证据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为行政协议一案，争议的焦点为：上诉人刘军与荷塘区富家垅二期城中村项目征收指挥部签订的征收补偿协议书是否应当撤销。 行政协议属于行政行为的一种，对行政协议是否应当撤销的判断应当适用行政诉讼法关于撤销行政行为的规定，同时行政协议区别于一般的行政行为，兼具行政与合同的双重特征，可以适用合同法关于合同撤销的相关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规定：“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一）主要证据不足的；（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三）违反法定程序的；（四）超越职权的；（五）滥用职权的；（六）明显不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修正）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规定，征收土地的，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征收其他土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参照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标准规定。《湖南省实施办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征收土地的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的具体标准，由省人民政府制定；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当地实际制定具体实施细则。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的具体标准，由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规定。”2017年3月22日，株洲市人民政府下发《株洲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的通知》（株政发〔2017〕5号）。案涉《房屋征拆补偿安置协议》按照《株洲市集体土地征收及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办法》的补偿标准计算，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上诉人刘军认为其被征收房屋所在区域已经纳入城市规划区，应当参照执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标准计算补偿款额。经查明，2006年上诉人刘军经相关部门批准，将砖木结构房屋改建为三层砖混结构房屋，并于2006年12月取得“集体土地使用证”，征收时，被征收房屋所在的土地性质依然为集体土地，而非国有土地。由此，本案案涉房屋的征拆补偿并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征收农村集体土地时未就征收土地上的房屋进行安置补偿”的适用条件，上诉人刘军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刘军主张其建房时交纳了白蚁防治费、人防费和城市配套费与参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并无关联。 另，上诉人刘军诉称签订案涉《房屋征拆补偿安置协议》系受到胁迫。但是上诉人刘军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证明被上诉人株洲市荷塘区月塘街道办事处有胁迫行为。由此，案涉《房屋征拆补偿安置协议》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规定的应判决撤销或部分撤销的情形，亦不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撤销情形。上诉人主张撤销《房屋征拆补偿安置协议》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本院予以支持。上诉人刘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刘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罗颖红 审 判 员 彭 华 审 判 员 梁小平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九日 法官助理 李 琰 书 记 员 吴 倩 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