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2民终594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青岛酷特智能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红领大街17号。 法定代表人:张代理,董事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道响，男，1963年3月23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 上诉人青岛酷特智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酷特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道响确认劳动关系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法院（2020）鲁0282民初19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酷特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不存在劳动关系；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上诉人与青岛顺易达实业有限公司菏泽分公司及青岛澳兰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签有劳务派遣协议，派遣至上诉人处工作。因此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具有劳务派遣关系。被上诉人2018年3月至2019年7月期间的工资由青岛顺易达实业有限公司菏泽分公司与青岛澳兰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发放也可证明，被上诉人与青岛顺易达实业有限公司菏泽分公司及青岛澳兰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具有劳动关系，与上诉人不具有劳动关系，仅具有劳务派遣关系。澳兰公司杨文砍在庭审中的证言内容不具有真实性，其说未与被上诉人签订过劳动合同，但实际澳兰与被上诉人签订了劳动合同，故澳兰公司杨文砍的证言不能被采信。现上诉人提交被上诉人青岛澳兰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故一审判决认定存有劳动关系错误。 王道响未答辩。 王道响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决2010年6月至2019年6月原酷特公司存在劳动关系；2.诉讼费由酷特公司承担。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 青岛红领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领公司）成立于2000年6月26日，2017年7月7日变更为青岛新启润商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启润公司），2019年4月17日决议解散。酷特公司成立于2007年12月28日。 2010年10月至12月、2012年1月、2012年7月至2013年1月、2013年6月至8月、2013年11月至2014年10月、2015年7月至11月红领公司作为扣缴义务人为王道响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2012年2月至3月即墨市东兴模型厂作为扣缴义务人为王道响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2014年11月至2015年6月酷特公司作为扣缴义务人为王道响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王道响自述2012年2月至3月在东兴模型厂工作系因红领公司没有活儿且东兴模型厂缴纳100元意外险。 仲裁庭审时，王道响称：2010年6月10日到红领公司从事木工工作，工作至2014年11月，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2014年12月到酷特公司处从事木工工作至2019年7月，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酷特公司未为其缴纳社会保险。 新启润公司自2013年10月至2014年11月为王道响缴纳社会保险。 2015年4月1日至2016年3月31日、2016年4月1日至2017年3月31日，红领公司（发包方）与王道响（承包方）签订《加工承揽协议》及《关于安全委派员工的承诺书》，就王道响为红领公司提供木质产品制作服务一事进行约定。2016年12月20日至2017年12月29日，酷特公司（发包方）与王道响（承包方）签订《加工承揽协议》及《关于安全委派员工的承诺书》，就王道响为酷特公司提供木质产品制作服务一事进行约定。王道响在《关于安全委派员工的承诺书》中承诺：“我方委派人员均已与我公司建立劳动关系，与贵方无劳动关系，贵方不承担因此而产生的任何劳动法律责任，如有,由我公司承担全部责任。” 2016年3月28日至2017年6月4日、2017年6月4日至2019年6月3日，青岛顺易达实业有限公司菏泽分公司（以下简称顺易达菏泽分公司）与酷特公司签订《劳务派遣协议》，就劳务派遣事项进行约定。2018年12月1日至2020年11月30日，青岛澳兰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澳兰公司）与酷特公司签订《劳务派遣协议》，就劳务派遣事项进行约定。酷特公司主张该期间王道响系顺易达菏泽分公司、澳兰公司派遣至其处的劳务派遣人员，但酷特公司未在规定举证期限内提交上述派遣协议附件《派遣劳务人员登记表》，亦不能提交顺易达菏泽分公司、澳兰公司与王道响的劳动合同。 庭审过程中，根据酷特公司提供的澳兰公司经理“杨文砍”联系方式，当庭拨打杨文砍手机186××××0893，“杨文砍”称：澳兰公司与酷特公司并非真实劳务派遣关系，澳兰公司仅为其部分工作人员代发工资、代投保险，该部分工作人员非澳兰公司招聘，均为常年在酷特公司工作的人员，不认识王道响，也未与王道响签订劳动合同。王道响认为“杨文砍”所述属实，酷特公司对“杨文砍”所述不予认可。 2017年12月22日，王道响填写付款申请单，向酷特公司申请支付木工11月制作费73606元，酷特公司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向王道响转账73606元，载明用途为木工11月制作费。 2018年3月6日至2018年12月21日，位海令每月为王道响中国建设银行个人账户网银转账，位海令为顺易达菏泽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9年1月22日至2019年7月27日，澳兰公司每月向王道响中国建设银行个人账户转账，交易附言为工资。 2019年9月25日，王道响向青岛市即墨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依法裁决：王道响与酷特公司自2010年6月至2019年6月存在劳动关系。仲裁委员会经审理，于2019年11月14日作出青即劳人仲案字[2019]第973号仲裁裁决书，裁决：驳回王道响要求确认2010年6月至2019年6月与酷特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申请。王道响对该仲裁裁决均不服，起诉至原审法院。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的规定，王道响要求确认与酷特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应就双方建立劳动关系的时间及事实进行举证。王道响自认自2010年6月10日至2014年11月在红领公司处工作，结合社会保险参保证明，2013年10月至2014年11月期间系由新启润公司为王道响缴纳社会保险，而红领公司与酷特公司系独立法人单位，故王道响要求确认其自2010年6月10日至2014年11月期间与酷特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王道响主张自2014年12月到酷特公司工作但未提交证据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原审法院不予采信。2015年4月1日至2017年12月29日，王道响分别与红领公司、酷特公司签订《加工承揽协议》，建立承揽关系，而非劳动关系。综上，王道响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自2010年6月至2017年12月29日期间与酷特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王道响2018年3月至2019年7月期间的工资虽由顺易达菏泽分公司、澳兰公司发放，但酷特公司不能提供涉案三份派遣协议的《派遣劳务人员登记表》，亦不能提交顺易达菏泽分公司、澳兰公司与王道响的劳动合同，结合澳兰公司经理“杨文砍”所述以及酷特公司庭审过程中“王道响工作根据公司安排做一些非公司主营项目的工作”和“工卡考勤”的陈述，对于酷特公司的王道响2018年、2019年是作为顺易达菏泽分公司和澳兰公司的劳动者被派遣至酷特公司处的劳务派遣人员的答辩意见，原审法院不予采纳。酷特公司认可该期间王道响在其公司工作，却无法提交有效证据证明王道响系劳务派遣人员，故原审法院认定王道响与酷特公司自2018年2月至2019年6月存在劳动关系。综上，原审法院对于王道响要求确认自2010年6月至2019年6月与酷特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诉讼请求予以部分支持。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一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王道响与酷特公司自2018年2月至2019年6月存在劳动关系；二、驳回王道响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由酷特公司负担。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酷特公司与王道响在2018年2月至2019年6月期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首先，上诉人不能提交王道响与青岛顺易达实业有限公司菏泽分公司与青岛澳兰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之间的劳动合同，亦不能提交上诉人与青岛顺易达实业有限公司菏泽分公司与青岛澳兰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之劳务派遣人员明细；其次，上诉人认可王道响在其公司工作，工作根据公司安排做一些非公司主营项目的工作；再次，一审中，原审法院依据上诉人提供联系方式，拨打澳兰公司经理杨文砍的电话，杨文砍称：澳兰公司与上诉人之间并非真实的劳务派遣关系，澳兰公司仅为部分工作人员代发工资，该部分工作人员均为上诉人的工作人员。基于以上理由，原审判决酷特公司与王道响在2018年2月至2019年6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并无不当。上诉人主张王道响与青岛顺易达实业有限公司菏泽分公司及青岛澳兰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青岛酷特智能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晓静 审判员  林伟光 审判员  刘昭阳 二〇二〇年六月八日 书记员  翟国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