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4民终24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维，男，1990年1月13日出生，汉族，自由职业，住湖北省黄石市黄石港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董蕾，女，1986年3月21日出生，汉族，自由职业，住河南省虞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丛林，山东天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澄，山东天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维因与被上诉人董蕾网络购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互联网法院（2019）京0491民初297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维上诉请求：1．撤销北京互联网法院（2019）京0491民初29775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2．请求判令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第一，一审法院存在同案不同判的情况。北京互联网法院2020年2月29日作出的（2019）京0491民初30989号民事判决书中支持了原告李昭宇的诉讼请求。第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上诉人和熊佳丽、刘仲吾是不同的民事主体，且上诉人与上述两人没有任何我国法律所承认的法律关系，熊佳丽、刘仲吾的民事起诉行为与上诉人没有任何关联性。此外，一审法官仅仅凭判决书中出现的“美国红毒”四个字，就主观臆断认为（2018）京0115民初17443号民事判决书与（2017）鄂0202民初445号民事判决书中的涉诉产品与本案是一致的，属于认定事实不清，对工作极其不负责任，据上诉人所知，以上两个案件的涉诉产品都与本案的涉诉产品不同，产品外包装不同，使用方法不同，价格不同。上诉人发现上述产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后，对涉诉产品进行了调查，据上诉人所了解的美国红毒是一款出现了很久的假冒伪劣减肥胶囊，其只是国内地下黑工厂包装出来的一款减肥胶囊，其包装各种各样，规格也各不相同。上述两个案件中的涉诉产品和本案涉诉产品根本就是不同的产品，案件在法院都留有卷宗，二审法院可以申请调取卷宗，就可以看到上述两个案件的涉诉产品实物与本案涉诉产品的外观完全不同，只是名字相同，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对工作极不负责。第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全凭主观臆断，上诉人虽然有多起索赔案件，但是涉诉产品上诉人只购买过这一次，一审法院以上诉人其他案件数量来证明上诉人购买本案涉诉产品属于牟利行为，没有任何事实根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第三款的规定，经营行为有两个构成要素，一是行为的内容是提供商品或服务。二是行为的目的是为了营利，即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目的是为了赚取利润。这两个要件是缺一不可的，上诉人没有提供任何商品或服务，不构成经营行为，一审法院法官作为一名资深法官，连最起码的经营行为组成要件都不懂或者可以说是故意任意曲解，实难让人信服。一审法院已经认定涉诉产品属于三无减肥胶囊，危害巨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的规定，本案中被上诉人既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上诉人购买涉案产品不是出于生活消费的目的，也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上诉人购买涉案产品是用于转售或者生产经营，至于购买动机是否用于牟利，在现有的法律规定下无法用来否认购买者的消费者身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一审法院判定上诉人购买涉案产品的行为属于“知假买假”无权主张“十倍价款赔偿”的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产品已经被一审法院认定为三无减肥胶囊，被上诉人的行为属于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其行为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以下简称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情形，一审法院的判决，直接与最高院指导意见背道而驰。综上所述，一审法院的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旦生效，必将后患无穷。二审法院应当坚决予以改判，以维护法治精神。董蕾辩称，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准确，应予以维持；上诉人刘维的上诉请求既无事实基础，也无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一、上诉人刘维是职业打假人，并与他人形成了打假组织，其购买涉案商品的行为具有营利性，一审判决未认定刘维为消费者是正确的。首先，刘维在本案中未有消费的需要。消费是由需要引起的，消费者购买商品和接受服务的目的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各种生活需要。本案中，通过一审查明的事实可知，上诉人刘维并没有任何购买涉案商品的生活需要。这一点从刘维自述在购买商品后未食用及拆封的事实可见端倪。其次，刘维购买涉案商品的行为具有营利性。一审法院已查明，上诉人刘维曾在多起诉讼中以食品安全问题为由主张十倍索赔，且其在进行一审案件前已获悉涉案商品的缺陷，故上诉人购买涉案商品、通过诉讼手段为自身牟利以获取巨额赔偿的意图明显，其行为整体具有盈利性，属于变相的经营行为。再次，刘维系职业打假人，且其与熊佳丽、李昭宇等人形成了打假组织。本案应考虑到该职业打假商业化、营利性、组织性等特征，将上诉人刘维与一般的知假买假者、普通消费者严格区分。二、根据上诉人刘维的认知能力，涉案商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情形不会对其造成误导，一审法院判令对刘维要求十倍赔偿的诉请不予支持是正确的。一审判决查明，上诉人刘维与熊佳丽、李昭宇等人相识，不仅共同作为承租人签订租房合同，且均在多起案件中主张过十倍赔偿，另熊佳丽等人亦曾购买过“美国红毒”，故上诉人刘维对涉案商品的缺陷应为明知。根据上诉人刘维的认知能力，涉案商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情形不会对其造成误导，一审法院判令对刘维要求十倍赔偿的诉请不予支持是正确的。三、本案并不存在“同案不同判”的情形。上诉人刘维在其上诉状中已自述，其与熊佳丽、李昭宇等人是不同的法律主体，熊佳丽等人的起诉行为也与上诉人没有关联性，故本案与熊佳丽、李昭宇等人的案件并没有同一性，上诉人“同案不同判”的观点是错误的，其在上诉状中的陈述也自相矛盾。四、一审承办法官为人正直，并依法处理了本案纠纷，而上诉人刘维在其上诉状中对一审法官进行诋毁，恳请贵院依法处理刘维妨碍司法公正的行为。刘维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解除与董蕾的买卖合同并退货款8400元；2．请求判令董蕾依法按购物款的十倍进行赔偿84000元，1、2项合计924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5月24日，刘维在董蕾经营的“萱萱减肥美体中心”淘宝店铺中，购买了“美国红毒美国美杜莎”6套，单价为1680元，总价为8400元。2019年5月27日收到上述货品。庭审中，刘维自述产品未食用及拆封，也尚未退货及退款。刘维提交的订单详情载明，商品详情页面上没有中文标签，没有页面详情等内容。刘维提交的涉案商品实物照片显示，产品为瓶装，白色帽盖、红色瓶体，为胶囊状。该产品瓶盖上有英文字母，瓶身上粘贴一张“正品标识”及二维码，包装未标注任何生产厂家、成分列表、生产许可证、批准文号、生产日期等标签信息。董蕾当庭承认销售了该涉案产品，瓶身上二维码粘贴为进货时自带，除此未粘贴任何标签。董蕾称该产品为其从微信朋友圈中联系进货，不清楚供货方的真实姓名及联系方式，系由董蕾微信转账后，由对方以快递方式将该产品从大连发货至董蕾处。董蕾主张该商品为美国进口，但未提交海关进境货物备案清单等予以佐证。经一审法院查明，涉案产品“美国红毒”的民事诉讼案件中，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8）京0115民初17443号民事判决书中载明，熊佳丽通过淘宝网在被告高琴琴经营“kitty小护减肥铺”购买了1袋“美国红毒（一名马拉松爱好者的选择）针对顽固体制脂肪克星”，支付价款1500元，该案判决高琴琴赔偿熊佳丽15000元。湖北省黄石市黄石港区人民法院（2017）鄂0202民初445号民事判决书载明，原告刘仲吾（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昭宇，刘仲吾之子）通过淘宝网以540元的价格购买了被告姚小红销售的“美国红毒1号产后瘦身美杜莎紫水晶抑制食欲塑形神器瘦肚子正品”1套，该案判决被告姚小红支付原告刘仲吾赔偿金人民币5400元。一审法院审理的（2019）京0491民初32385号民事判决书中载明，熊佳丽于2019年6月6日在被告经营的淘宝网店“小奶酪瘦身小铺”购买了4套（共计8瓶）名称为“美国红毒美杜莎hd”的商品（以下简称涉案商品），合计价格为5600元；该判决书中查明，熊佳丽称与案外人李昭宇系夫妻关系，李昭宇于2019年5月10日购买了“美国美杜莎红毒”的商品，该商品与涉案商品系同一类商品，且实物照片显示两者均为瓶装，白色帽盖、红色瓶体，且均为胶囊状。另查，（2019）京0491民初27048号民事裁定书中载明：刘维提交了一份房屋租赁合同，证明其与李昭宇、熊佳丽、涂勇、刘志桥、王佳鹏、熊俊、刘仲吾共同租住了位于房山区良乡地区北潞华家园16号楼2-402号的房屋。另查，刘维在多起诉讼中以食品安全问题为由主张十倍索赔。以上事实，有订单详情、产品实物照片、民事判决书和当事人陈述等在卷佐证。一审法院认为，刘维从董蕾处购买涉案产品，双方之间形成买卖合同关系。该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董蕾应向刘维提供符合合同要求标准的产品。食品安全标准包括对卫生、营养等食品安全要求有关的标签、标志、说明书的要求。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十一）款规定，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十一）无标签的预包装食品、食品添加剂。第六十七条“预包装食品的包装上应当有标签。标签应当标明下列事项：（一）名称、规格、净含量、生产日期；（二）成分或者配料表；（三）生产者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四）保质期；（五）产品标准代号；（六）贮存条件；（七）所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在国家标准中的通用名称；（八）生产许可证编号；（九）法律、法规或者食品安全标准规定应当标明的其他事项。本案中，董蕾辩称涉案产品属于进口商品，但刘维未能提交进口货物报关单等相应证据予以佐证，且自述为从朋友圈中购买，故一审法院对该产品属于进口商品的抗辩不予采纳。涉案产品经当庭勘验没有标签，违反了有关食品安全标准方面的规定。故对刘维要求解除合同、退还货款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据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但是，食品的标签、说明书存在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瑕疵的除外。依据一审法院（2019）京0491民初27048号民事裁定书中所载，李昭宇、熊佳丽、刘维等人共同作为承租人签订租房合同，故一审法院认为刘维与李昭宇、熊佳丽等人相识。另依据已经查明的事实，熊佳丽、李昭宇曾购买同样涉案产品进行索赔，并获得了赔偿。刘维在签订本案合同之前，已经基于李昭宇、熊佳丽的购买行为对涉案产品的包装、产品成分等有一定的了解，得知了涉案商品存在的缺陷，结合刘维另有数十起购买商品后索赔案件的情形，可以推断刘维意欲购买同样产品，通过诉讼手段为自身牟利以获取巨额赔偿，其行为整体具有盈利性，属于变相的经营行为。根据其认知能力，因上述原因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不会对其造成误导。故一审法院对刘维要求十倍赔偿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虽未对刘维关于十倍赔偿的请求予以支持，但对董蕾销售三无产品的行为坚决予以否定。就本案中发现的违法行为，一审法院将向有关行政执法机关移交案件线索，并收缴涉案产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十一）款、第九十二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四十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刘维与董蕾于2019年5月24日订立的关于购买“美国红毒美国美杜莎”产品6套的购物合同；二、董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刘维退还货款8400元；三、驳回刘维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刘维展示了一个红色商品包装袋，称为熊佳丽购买的美国红毒商品的外包装。还提交了刘仲吾购买美国红毒的交易快照和实物照片以及美国红毒的淘宝检索截图。说明自己和熊佳丽、刘仲吾购买的不是同款产品，虽然都叫美国红毒。董蕾一方提交了（2019）京0491民初29776号的判决书证明刘维在董蕾处多次购买同款产品。上述证据超过举证期间提交，且与涉案产品是否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待证事实无关。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董蕾销售的商品是否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是否应对刘维承担十倍赔偿责任。根据一审查明事实，涉案商品包装未标注任何生产厂家、成分列表、生产许可证、批准文号、生产日期等标签信息。没有合法来源，属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刘维主张涉案商品为有毒有害食品，提供中国裁判文书网搜索“美国红毒”查询到的判决，认为刑事判决认定的产品即为涉案产品，而刘维在上诉状中又主张：熊佳丽、刘仲吾与自己购买的只是名字相同，而外观不同的非同款商品。认为一审仅凭商品名称相同即主观臆断产品为同一产品，属于认定事实有误。两者论述，前后逻辑相悖。本院认为，仅凭检索的判决，无法得出涉案商品即为上述刑事判决认定的违法产品的结论。一审判决确认了产品来源存在问题，提出了向行政执法机关移交案件线索并收缴涉案产品的处理方式。同时，判决支持刘维退款请求并无不当。关于刘维是否可依据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主张惩罚性赔偿一节。从一审查明事实可以看出，刘维与共同承租人李昭宇、熊佳丽、刘仲吾先后在不同商家，甚至是同一商家购买“美国红毒”商品进行十倍索赔，说明刘维知晓产品缺陷，拟通过诉讼手段，谋取赔偿利益。结合刘维数十起网络购物和诉讼索赔的经历，这种不以食用为目的，大量购买进行索赔的行为，其牟利意图明显。刘维的行为不属于正常的消费行为，不应适用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关于惩罚性赔偿之规定。立法支持知假买假，目的是为了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净化食品市场，然而上诉人的行为显然已背离立法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初衷，有悖于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故一审法院判决不支持十倍赔偿，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刘维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900元，由刘维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勤缘审 判 员 王小虎审 判 员 胡怀松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六日法官助理 王 娟书 记 员 盛 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