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423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神舟国际旅行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高粱桥路上园村30号3号楼3层。法定代表人：史晨，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焱，北京国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郝琨，北京国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孟俐，女，1953年3月26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辛玉成，北京市国典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北京神舟国际旅行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舟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孙孟俐旅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5民初285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神舟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焱、郝琨，被上诉人孙孟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辛玉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神舟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2．请求依法改判驳回孙孟俐所有诉讼请求;3．请求法院依法判决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孙孟俐承担。事实和理由：神舟公司认为，本案并非简单的民事案件，而是涉众类刑事案件，即集资诈骗或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依法应当终止本案审理，将案件移送北京市公安局进行刑事侦查。周蕾的违法犯罪行为不能构成职务行为或者表见代理，不应由神舟公司承担相应责任。具体事实与理由如下：一、一审法院对保证金的约定、支付、结转及退还等情况均未查清，判决认定神舟公司向孙孟俐退还保证金，无事实及法律依据。首先，神舟公司与孙孟俐之间是否存在合同关系存疑。孙孟俐、孟英、许元元、吴玉芬、王丽明、王丽文、张向东等人在一审并未提交《出境旅游合同》及《出境旅游保证金凭据与说明》的原件，其转账凭证也是复印件或截屏打印件，有些转账凭证并不能看出交易对象。且孙孟俐提供的《出境旅游保证金凭据与说明》上所加盖的章并非神舟公司的章，其真实性存疑。孙孟俐提供的《出境旅游合同》中，关于收取保证金的内容系手写添加，神舟公司对手写部分并不认可。根据一审查明事实，孙孟俐所有款项均支付给了周蕾个人，神舟公司并未受到任何涉案款项。在关键证据存疑，资金流转不清的情况下，一审仅凭孙孟俐的陈述而认定神舟公司与孙孟俐之间存在旅游合同关系，且认定孙孟俐支付了合同款项，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第二，孙孟俐自述的保证金结转完全无任何证据可证明。部分被上诉人自称曾多次参加周蕾组织的旅游，因其前次旅游所支付的保证金未退还，故结转为下一次的出境保证金，但是，孙孟俐并未提供其之前出行的旅游合同，不能证明之前的转款是旅游所交纳的费用，也没有提供前次未退款项可结转为下次的证据。部分被上诉人所提供的合同中并未约定保证金，结转没有任何依据。一审法院仅依据被上诉人的陈述而认定保证金结转事实的存在，属于严重的认定事实不清。第三，所支付的款项均与合同约定不一致，且付款无明确指向，无法判断涉案款项中何为保证金、何为旅游费。就所述的团费减免一事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所提供的转账凭证中所显示的支付金额，与其提供的合同约定金额完全不符。如孙孟俐，其提供的合同中约定旅游费用为13000元，出境保证金为7万元，合同签订日期为2015年10月12日，但在合同签订后，孙孟俐并未向周蕾或者神舟公司支付任何款项。孙孟俐自称其2014年4月30日向案外人唐露银行转账5万元，2015年4月13日向唐露转账5．8万元，2015年9月30日，孙孟俐之夫葛瑞柱向周蕾汇款4．8万元，共计15．5万元，包含孙孟俐与孟英二人的保证金14万元，二人旅游费用8000元，以及孙孟俐之前的旅游费用7000元。以上款项支付的时间和金额，均与2015年10月12日签订的《出境旅游合同》不符，且仅有4．8万元在合同签订之前支付给了周蕾个人，其余款项均系转给案外人唐露。而同时期唐露与周蕾之间存在多笔交易往来，款项性质存疑。孙孟俐自称其多次参加周蕾组织的旅游，前述款项系之前旅游时所支付的，因前次款项未予退还，故结转为下一次出境保证金。但孙孟俐并未提交前次旅游的相关合同，不能证明其在2014年4月30日和2015年4月13日向案外人唐露的转账系支付保证金，也不能证明该款项未予退还，更不能证明该款项结转为下一次。即使孙孟俐向周蕾支付款项的情况属实，又如何判定该款项仅系保证金而不包含合同约定的旅游费用呢？且孙孟俐自称的旅游费用与合同约定并不一致，明显过分低于市场价格，其参加的西班牙12日游仅4000元，价格极不真实。一审法院在无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就对孙孟俐的陈述予以认定，属于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第四，一审法院对款项退还情况未进行查明。一审中，部分被上诉人均自认周蕾个人已通过微信转账、现金给付等方式向其退还了部分款项，表明所有案件均存在周蕾已经向被上诉人退还款项的情况，一审法院对此并未进行查明。二、周蕾的行为不能认定为职务行为或表见代理。第一，周蕾的行为未获得神舟公司的授权，且实施的行为在工商登记的经营范围之外，不属于职务行为。根据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孙孟俐一审所提交的涉案合同，与神舟公司在演乐胡同门市注销清算时发现的合同并不一致，神舟公司发现的合同中均未约定收取保证金，也未约定对旅游团费予以减免。所有涉案款项均支付给了周蕾个人，并未支付给神舟公司，周蕾也未向神舟公司交纳任何涉案款项，而是将款项用于投资或他用。许多合同也并没有在神舟公司本部或者门店签订。孙孟俐自称的旅游费用明显不符合神舟公司的出团价格，也过分低于市场价。种种反常情况表明周蕾的行为与其职务并无关联，反而与职务背道而驰。职务行为是工作人员在法人授权的情况下，根据所任职务的工作需要而进行的为法人谋利的行为。而周蕾的行为系以其个人谋利为目的骗取他人财物的违法行为，不能认定为职务行为。第二，孙孟俐自身存在过错，非善意第三人，周蕾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相关被上诉人提交的涉案合同中，约定的退还保证金时间短则三个月，长则达一年之久，明显超过正常保证金的担保期限，与出境保证金的实际用途不符。多数被上诉人在签订合同前后均未与神舟公司进行联系。在约定保证金退还时间明显不合常理、旅游团费过分低于市场价、部分被上诉人之前的保证金长期未退还的情况下，仍与周蕾签订旅游合同，且将款项直接支付给周蕾个人，明显不符合交易常态。一些被上诉人，如张向东等人，在一审庭审中自认其明知保证金系用于投资。表明一些被上诉人系为了获取高额回报，在明知所支付款项并非真正的保证金的情况下，与周蕾进行交易，神舟公司有理由认为孙孟俐与周蕾之间存在串通，以签订旅游合同的方式获取不正当利益。因此，孙孟俐本身并非善意第三人，本案不符合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不应由神舟公司代为承担责任。同时，涉案的多份合同并不是在神舟公司处签订，很多被上诉人在签订合同前并不认识周蕾，也没有到过神舟公司，完全由中间人，即所谓的旅游者代表全权代为处理签订合同及付款事宜。相关案件中出现王敏、芮琪、李松敏等多个旅游者代表，代多名互无关联的旅游者签订合同或支付款项，部分旅游者的合同原件也由旅游者代表保留，完全不符合常态。一审法院未查明旅游者代表所代表的旅游者之间的关系，以及旅游者代表与周蕾之间的关系。旅游者代表存在以牵头人身份与周蕾串通集资的可能性。三、本案应系孙孟俐与周蕾之间的个人债权债务关系，与神舟公司无关。一审遗漏重要当事人周蕾，导致重要事实无法进行查明。本案中，所有被上诉人均系与周蕾签订的合同，涉案款项也均支付给了周蕾个人，部分被上诉人获得的退款，也系周蕾个人退还。在周蕾未退款的情况下，孙孟俐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一直是向周蕾个人追索款项，而未向神舟公司主张退款，表明孙孟俐始终是与周蕾个人之间进行资金往来，与神舟公司无关。一审法院未追加周蕾为案件当事人，未能查清案件重要事实。一些被上诉人一审时提供了周蕾出具的欠条或对账单，这些欠条或对账单上所显示的内容，不能看出任何与神舟公司有关的信息。例如许元元等人一审提交的“对账单”上，抬头为北京新中港大厦有限公司，内容系许元元、盛辰与周蕾的对账，落款为“债务人：周蕾”，时间为“2016年8月2日”。神舟公司演乐胡同门市早在2016年5月6日注销，对账单所显示信息均表明周蕾作为债款人，与债权人许元元等之间存在个人债权债务关系。许元元等人应依据该欠款条向周蕾主张还款，而无任何正当理由向神舟公司索要款项。同理，其他孙孟俐也应向周蕾个人主张权利，一审法院认定神舟公司承担退款责任错误。四、神舟公司关于团费抵销的抗辩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未依法对涉案团费进行处理。一审中，神舟公司始终主张，若法院认定由神舟公司承担退款责任，则应在所退款项中扣除合同约定的旅游费用，但一审法院认为团费与出境保证金非同一性质，而不予处理。神舟公司认为，合同中约定的旅游费用和保证金两笔款项，所对应的服务均为出境旅游服务，孙孟俐享受了出境旅游服务，理应支付相应的费用。根据《合同法》第九十九条、《九民纪要》第43条之规定，若法院认定神舟公司与孙孟俐之间存在旅游合同关系，则双方互负给付种类相同并已届清偿期的债权，法院理应根据神舟公司的主张，在对等数额内对双方债权进行抵消。在李志红与陈辛的案件中，二人同意在要求退还的保证金中扣除未支付的团费，一审法院对此予以支持，该处理结果与其他案件不一致。一审法院完全依据被上诉人同意与否，来判决是否在保证金中扣除团费，而完全无视神舟公司要求扣除团费的抗辩意见，导致同案不同判。五、1、未提供《出境旅游合同》及《出境旅游保证金凭据与说明》原件，且其提供的《出境旅游合同》复印件与神舟公司演乐胡同门市注销清算时所发现的合同内容并不一致，神舟公司所发现的合同中并无手写关于保证金的约定。2、银行转账及汇款均未支付给神舟公司，不能证明其向神舟公司支付了旅游费和保证金；3、葛瑞柱向周蕾转账4．8万的时间是2015年9月30日，合同尚未签订，该款项性质不清。4、款项支付时间与此次旅游合同签订时间不符，孙孟俐提供的转账凭证显示其于2014年4月30日和2015年4月13日，分5万、5．7万两笔将款项支付给唐露，款项性质不清。而唐露于2014年10月21日向周蕾转账6万，晚于孙孟俐支付第一笔款项近半年，金额也对不上。唐露2015年4月11日转账给周蕾的176000元，又早于孙孟俐第二笔款的支付时间，金额也对不上。同时，在2015年4月23日周蕾又向唐露转账13万元，说明唐露与周蕾二人之间存在其他经济往来，即使存在周蕾个人收取保证金的情况，也可能已将保证金退还。表明以上均系个人资金往来，不能证明与神舟国旅有关，且先付款后签约，不合常理；5、现有证据不能证明之前旅游情况、款项支付、结转及退还情况；6、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孙孟俐与葛瑞柱代孟英支付了团费和旅游费。孙孟俐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神舟公司的上诉请求。一审证据都提交原件了，有神舟公司公章和周蕾的签订。支付了保证金和团费，神舟公司应退还。孙孟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神舟公司返还出境保证金70000元；2．神舟公司向孙孟俐支付利息，以70000元为基数，自2016年4月13日起至实际退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0月12日，案外人王敏（旅游者）作为旅游者代表与神舟公司（出境社）签订《出境旅游合同》，约定：神舟公司为包括王敏等15人提供出境旅游服务。出发时间为2015年11月15日，结束时间为2015年11月26日。成人15人，每人13000元，旅游费用合计195000元。如需收取出境游保证金，神舟公司于2015年11月1日前通知。合同附件1《出境旅游报名表》中列有旅游者15人名单，其中包括孙孟俐。2015年10月12日，王敏与神舟公司演乐胡同门市部签订《出境旅游保证金凭据与说明》，约定：客人胡玉香、刘桂芝、韩思悦、孙孟俐、孟英共5人参加神舟公司组织的西班牙12日团队。团队日期2015年11月15日至2015年11月26日。现收取出境旅游保证金每人70000元，共计350000元。返程后保证金在2016年4月12日内如数退还。办理退还保证金时凭此原件到旅行社办理退款手续。一审庭审中,孙孟俐提交其名下中国建设银行转账凭证，显示:2014年4月30日，孙孟俐向唐露转账50000元；2015年4月13日孙孟俐向唐露转账57000元；2015年9月30日，孙孟俐之夫向周蕾转账48000元。孙孟俐称上述155000元中包含孙孟俐与案外人孟英的押金共计140000元，剩余15000元是旅游费。孙孟俐称其代孟英交纳保证金70000元及旅游费后，孟英已将上述费用向孙孟俐偿还。孙孟俐还提交案外人唐露名下中国工商银行账户活期历史明细清单，显示2015年4月11日，唐露向周蕾汇款176000元，摘要为唐璐等七人旅游费。神舟公司对上述转账凭证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关联性、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称上述证据仅为个人之间的资金往来，不能证明孙孟俐实际向神舟公司支付了保证金及旅游费。周蕾系神舟公司演乐胡同门市部法定代表人。2016年3月4日神舟公司在北京青年报上登报声明：神舟公司演乐胡同门市部关闭，停止营业。2016年5月6日神舟公司演乐门市部被注销。2016年5月13日神舟公司将演乐门市部注销情况刊登于北京青年报。一审法院认为，案外人王敏（旅游者代表）与神舟公司签订的《出境旅游合同》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合同。演乐胡同门市部系神舟公司的分公司，周蕾作为演乐胡同门市部的法定代表人，以神舟公司的名义对外签订旅游合同、收取旅游费及出境保证金，神舟公司应当为其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王敏作为旅游者代表在合同中签字，合同中亦注明旅游者系包括孙孟俐在内的15人，孙孟俐与神舟公司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旅游合同关系。根据在案证据，可以认定因本案旅游合同，周蕾收取孙孟俐出境保证金70000元，孙孟俐现已随团完成旅游，神舟公司应当及时退还出境保证金，故对孙孟俐要求神舟公司退还出境保证金并赔偿利息损失的请求，法院予以支持。针对神舟公司抗辩意见，涉案款项为出境保证金，与团费并非同一性质，且周蕾明确承诺返程后将保证金如数退还，故神舟公司主张抵扣，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不予采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北京神舟国际旅行社集团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退还孙孟俐出境保证金七万元，并支付自二〇一六年四月十三日起至实际退还之日止的利息（以七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神舟公司向本院提交移送公安及中止审理申请书，以本案涉嫌集资诈骗、吸收公众存款犯罪为由，申请中止本案审理。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一审期间已向公安机关移送，公安机关予以退回，现神舟公司二审期间再次请求向公安机关移送，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神舟公司就其关于本案涉嫌集资诈骗、吸收公众存款犯罪的主张未能举证，本院亦不予采信。故本院认为本案不存在应当被中止审理的法定情形，对神舟公司中止审理的申请，本院不予批准。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周蕾的行为是否构成职务行为，相关行为后果是否应由神舟公司承担；二、诉争保证金是否实际支付，神舟公司是否应当退还。关于争议焦点一，神舟公司上诉主张，演乐门市部对外只能招揽客户，没有签合同权利，周蕾的行为超出了经营范围，不属于职务行为；孙孟俐将涉案款项支付给周蕾个人，神舟公司并未收到涉案款项，且说明落款人为周蕾，本案系周蕾个人的债权债务纠纷；另，合同上明确约定保证金通过北京银行办理，神舟公司已经尽到告知义务，孙孟俐自身存在过错，非善意第三人，合同约定不符合常态，神舟公司有理由认为孙孟俐与周蕾之间存在串通，故本案涉嫌集资诈骗或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依法应当中止审理并移送公安机关。对此，本院经审查认为：首先，神舟公司虽上诉主张演乐门市部对外只能招揽客户，没有签合同权利，但就其该项主张已明确告知孙孟俐并未举证，本院对此不予采信。本院认为，神舟公司在一审提交的演乐胡同门市部工商登记信息显示，演乐胡同门市部系神舟公司的分公司，周蕾为神舟公司演乐门市部负责人，且孙孟俐在一审中提交的《出境旅游合同》系神舟公司的制式合同，加盖的公章系神舟公司的公章，神舟公司在一审中对孙孟俐提交的合同真实性亦无异议，故综合以上证据，本院认为孙孟俐有理由相信周蕾对外签订旅游合同、收取旅游费及出境保证金的行为系代表神舟公司的职务行为，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并认定神舟公司应当对周蕾的行为承担相应民事责任，并无不当，本院对此不持异议。其次，本案旅游合同并未明确收款账户，孙孟俐的支付行为系以《出境旅游合同》为依据，周蕾收取旅游费及出境保证金的行为亦系代表神舟公司履行本案旅游合同的职务行为，故孙孟俐有理由相信相关款项系支付至神舟公司账户。神舟公司以其未实际收到涉案款项为由认定本案系孙孟俐与周蕾个人之间的债权债务纠纷的主张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再次，神舟公司虽上诉主张本案旅游合同约定保证金通过北京银行办理，神舟公司已经尽到告知义务，孙孟俐迳行向周蕾个人支付，其自身存在过错，非善意第三人，但本院经审查认为该项约定并不足以证明神舟公司已经尽到告知义务，并足以达到排除其民事责任的证据标准，故本院对神舟公司该项上诉主张亦不予采信。此外，神舟公司关于其上诉提出的涉案合同约定不符合常态，孙孟俐与周蕾之间存在串通，本案涉嫌集资诈骗或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主张未能举证，本院不予采信。关于争议焦点二，神舟公司上诉主张孙孟俐向周蕾转款的用途不详，且部分款项系向唐露支付，不能证明是保证金；孙孟俐主张的保证金转结证据不足；款项支付与合同约定不符。对此，本院经审查认为，孙孟俐就其已经交纳保证金提交了周蕾签字盖章的出境旅游保证金凭据和说明，神舟公司虽上诉主张该份说明真实性存疑，但并未提交充分的相反证据予以反驳，本院不予采信；神舟公司虽上诉主张孙孟俐向周蕾的转款可能存在其他用途，但未能举证，本院对其该项主张难以采信。且其他同类案件中也存在大量类似情形，神舟公司均未能提交充分的相反证据对旅游者主张的合理性予以反驳，故一审法院结合在案证据，认定孙孟俐已实际支付出境保证金，神舟公司应当向其返还，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神舟公司要求抵扣团费的上诉主张，鉴于涉案款项为出境保证金，与团费并非同一性质，且周蕾明确保证金如数退还，故神舟公司主张抵扣，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神舟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结果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50元，由北京神舟国际旅行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 茵审 判 员  张丽新审 判 员  田 璐二〇二〇年六月一日法官助理  沈 力书 记 员  张晓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