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苏03民申36号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刘怒涛，男，1970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杨浦区。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冯安，男，1969年3月15日出生，汉族，住邳州市。二再审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汤波，江苏尊鼎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原审原告)：顾运成，男，1969年8月2日出生，汉族，住邳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强，江苏姑苏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朱荣高，男，1970年1月25日出生，汉族，住邳州市。再审申请人刘怒涛、冯安因与被申请人顾运成、一审被告朱荣高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新沂市人民法院2019年3月28日作出的（2018）苏0381民初7503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刘怒涛、冯安共同申请再审称，1.二申请人在邳州和上海的住房均正常居住，正常工作、生活，单位、住址、手机都正常，原审法院公告送达及查无此人涉嫌恶意人为。故原审判决程序违法，剥夺申请人诉讼权、质证权、辩护权、取证权。2.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和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生效判决已经认定，被申请人顾运成主张的63万元无借贷事实，并以证据不足为由驳回。本案未有任何证据证明申请人刘怒涛、冯安和朱荣高收到过被申请人63万元。该款实为被申请人顾运成向朱荣高借款并由申请人刘怒涛担保，用于在上海购置房产。3.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意见：“不当得利作为一种独立的法律制度，具有严格的构成要件及适用范围，不能作为当事人在其他具体民事法律关系中缺少证据时的请求权基础。借贷纠纷案件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被驳回后，又以不当得利为由另行起诉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五)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的规定，本案应当不予受理或驳回被申请人顾运成的起诉。江苏高院亦未曾向顾运成作出相应的释明及告知另行起诉。因此，本案适用不当得利的法律规定确有明显错误。4.当事人及其律师都知悉申请人单位、住址及电话，原审居然无法送达而缺席判决。朱荣高故意为顾运成作证背书，原审法院未能审查和发现虚假诉讼，实属有幕后不可告人之利。本案原审违背“一事不再理”原则，否定了江苏省高院之前作出的终审判决效力，涉嫌枉法裁判犯罪。5.依据《刑法》第三百零七条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三条规定，被申请人涉嫌虚假诉讼罪和妨害作证罪违法及犯罪。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四)、(六)、(八)、(九)、(十)、(十三)项之规定，请求再审并改判驳回原审诉讼。被申请人顾运成提交意见称，1.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苏民终字第00126号民事判决查明顾运成起诉的310万元中，有235万元借款本金均是转入刘怒涛个人账户，此后该笔款项有部分由刘怒涛账户转入冯安账户，且冯安又给顾运成出具了日期为2012年1月6日的收据，所以江苏省高院对于刘怒涛和冯安共同借款247万元的事实是予以认定的。对于余下的63万元，因涉及到案外人朱荣高不当得利，所以法官建议顾运成另案起诉。因在朱荣高起诉刘怒涛和冯安一案中，已经认定了三人系合伙关系，该63万元系三人合伙经营放贷业务期间与顾运成所产生的关系，故（2015）苏民终字第126号判决只认定刘怒涛和冯安共同承担247万元的借款，对于余下的63万元没有予以认定。2.2012年元月6日63万元借据中，借款人是顾运成出借人是朱荣高，担保人是刘怒涛，审批人是冯安。该借据仅仅是顾运成和三人做的一个手续，实际上并没有拿到该63万元。但是此后顾运成在2012年8月10日偿还三人该63万元的借款。顾运成既然没有拿到63万元，为什么还要偿还63万元？首先，当时朱荣高、刘怒涛三人系合伙，从事放贷业务的同时也在经营稀土业务，当时顾运成也想和三人一起经营稀土。一个稀土货柜的价值是310万元，之前刘怒涛和冯安已经从顾运成处借款235万元，加上利息共计是247万元，所以还差63万元。于是顾运成就向三人合伙体借了63万元凑足了310万元。当时63万元没有实际交付，三人也提供不出来交付给顾运成的63万元的证据。其次，2012年8月10日，顾运成在上海向曹华购买一套房产，先付全款给了曹华，后来考虑到需要资金，又和曹华商量补办银行贷款115万元。于是在2012年8月10日曹华扣了7000元辛苦费后，将1143000元转给冯安，故该1143000元实际就是顾运成转给冯安的，其中包括本案争议的63万元（其余款项顾运成认可已经结清）。江苏省高院认为顾运成不能证明该63万元交付给了刘怒涛所以剥离出来，但没有否定该63万元转给了冯安。上海市闵行区法院以该63万元不存在借贷合意为由没有支持，也并没有否定该63万元系不当得利，该案与原审判决并不冲突和矛盾。3.顾运成支付给朱荣高、刘怒涛、冯安三合伙人63万元的事实，有2012年8月10日曹华转给冯安1143000元的证据证实，如果对方否定，应提供证据证明款项入账的理由，同时对方还需举证证明2012年元月6日借据中63万元实际交付给顾运成的事实。综上。请求法院查明事实，驳回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申请。原审被告朱荣高提交意见称，原审判决是事实，没有任何虚假，申请人提出的再审再审是无理由的，法院不应该受理其再审申请。本院经审查认为，关于原审法院送达程序问题。原审法院受理本案诉讼后，于2018年9月27日通过法院专递方式分别向再审申请人刘怒涛和冯安邮寄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诉讼材料，上述邮件于2018年9月29日和30日均因“查无此人”被退回。2018年12月4日，原审法院通过《人民法院报》对冯安和刘怒涛进行公告送达后，依法进行缺席审理。经查，刘怒涛的邮寄送达地址为“上海市杨浦区营口路600弄77号904室”，冯安的邮寄送达地址是“江苏省邳州市运河镇世纪花园20号506室”，本院审查中，二申请人均认可上述送达地址系其实际居住地。据此，本院认为，原审法院在经向二申请人实际居住地邮寄送达不能后，依法采用公告方式进行送达，程序并不违法。关于本案原审是否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问题。一事不再理，一是指当事人不得就已经起诉的事件，在诉讼进行中另行起诉；二是诉讼标的在生效判决中已经作出裁判的，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当事人不得就该法律关系另行起诉。据此，判断当事人的起诉是否构成一事不再理，一是看当事人是否相同，二是看诉讼标的与前诉是否具有同一性。本案原审诉讼的当事人，与顾运成在本院起诉刘怒涛、冯安借贷一案，以及顾运成在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起诉刘怒涛、朱荣高、冯安借贷案比较，当事人不完全相同，诉讼标的也不具有同一性。据此，原审法院受理本案纠纷，并不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关于原审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问题。不当得利，是指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情形。不当得利制度对民事主体之间的财产流转关系有调节作用，目的在于恢复民事主体之间在特定情形下所发生的非正常的利益变动。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本案中，刘怒涛、冯安和朱荣高系个人合伙，冯安于2012年8月11日向顾运成补具3100000元收据，并注明用途系“稀土投资款”。在顾运成诉刘怒涛、冯安借贷纠纷一案的证据交换中，冯安对于该3100000元收据和款项用途，以及顾运成通过刘怒涛、冯安购买稀土的事实明确予以认可；同时，冯安对顾运成举证的2012年8月10日案外人曹华向冯安账户转账1143000元的贷记凭证及曹华2013年4月12日出具的证明真实性不持异议，并陈述其与曹华不认识且没有业务往来。结合2012年1月6日顾运成向三人合伙体出具630000元借据，以及朱荣高关于该款未实际支付给顾运成的陈述等内容，原审认定三人合伙体获取了顾运成所主张的630000元款项，具有充分依据。因此，在顾运成与刘怒涛、冯安的稀土业务合作取消或解除的情况下，三人合伙体继续占有该款项，缺少合法依据。据此，原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令冯安、刘怒涛、朱荣高共同向顾运成返还不当得利630000元，结果并无不当。二申请人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提出异议，但在审查中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合伙体将630000元实际交付顾运成的事实，对冯安收取曹华1143000元款项的事实，冯安亦未能作出合理解释或举证证明存在合法的收款事由。综上，本院认为，再审申请人刘怒涛、冯安的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再审事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刘怒涛、冯安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邱德祥审判员  杜有刚审判员  胡晓文二〇二〇年六月十日书记员  马莎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