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6民终156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戴乃共，男，1980年9月1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苍南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万钞，苍南县国泰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嵊州市新明针织印染有限公司，住所地嵊州市经济开发区东郭村。 法定代表人：竹新汉，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商国东，浙江创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戴乃共因与被上诉人嵊州市新明针织印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明印染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嵊州市人民法院（2019）浙0683民初49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戴乃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万钞，被上诉人新明印染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竹新汉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商国东到庭参加庭询。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戴乃共上诉请求：撤销一审民事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驳回新明印染公司一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导致判决错误。一、双方发生承揽合同关系属实，但新明印染公司提供的对账单存在诸多的计算错误。对比其提供的“戴乃共2017年对账单”与“华友布业月份对账单”和传递卡金额,错误的计算有如下：1.“戴乃共2017年对账单”列明1月份染费270903.2元,“华友布业月份对账单”列明1月份染费267661.1元，2016年12月21日之后到1月31日传递卡金额299578元；“戴乃共2017年对账单”列明2月份染费216056.6元，“华友布业月份对账单”列明2月份染费209260.6元，2月份传递卡金额253024.47元；“戴乃共2017年对账单”列明3月份染费547149.7元，“华友布业月份对账单”列明3月份染费529907.06元，3月份传递卡金额578047.1元；“戴乃共2017年对账单”列明4月份染费544778.6元，4月份传递卡金额556925.48元；“戴乃共2017年对账单”列明5月份染费610144.9元，5月份传递卡金额521487.84元；“戴乃共2017年对账单”列明6月份染费569856元，6月份传递卡金额629095.32元；“戴乃共2017年对账单”列明7月份染费563838元，7月份传递卡金额553816.91元；“戴乃共2017年对账单”列明8月份染费434453.24元，8月份传递卡金额251804.03元。为此根据其提供的传递卡2016年12月21开始至2017年8月的金额为3643779.15元，而“戴乃共2017年对账单”金额为3743497.34元，“华友布业月份对账单”金额为3729899.5元，故此其自行提供的同一时间段的戴乃共2017年对账单，传递卡及“华友布业月份对账单”反映的金额均不同，为此其账目计算是错误的，不能作为法院计算的依据。二、新明印染公司提供的传递卡计算时间从2016年12月21日开始，而其提供的“华友布业月份对账单”计算时间又从2016年12月26日开始计算金额，当中又存在金额计算的错误差距，而且传递卡记载的时间金额在对账单上有部分又无法反映出来，部分有的时间又完全不同，根本无法相对应。三、新明印染公司提供的“华友布业月份对账单”，该对账单经仔细核对存在部分不真实，对账单上的笔数金额部分无法在传递卡上体现，而且对账单的笔数众多，戴乃共及李道军根本无法短时间内核实，即使有在最后一页签字，但前面几页也存在不真实或者替换，为此戴乃共认为新明印染公司提供的对账单存在重大错误的情况下，不能作为计算依据。戴乃共几次开庭庭审中均要求对方提供传递卡，新明印染公司系企业和该证据持有人，但其第一次开庭称没有该资料，第二次提供部分资料，为此根本无法完整计算，为此请求二审法院责令其提供2016年4月至2017年8月全部的传递卡，否则必须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四、新明印染公司提供2016年10月5日新昌县海源针织有限公司委托书一份，并提供2016年12月20日该公司50万元的税票及李道军在税票上的签字，以印证该50万元加工款的存在。该委托书戴乃共根本不知情，也没有在2016年10月5日接受委托。李道军作为受托人接收货物，其没有资格结算，税票签字不能作为认定事实依据，请求法院责令新明印染公司提供2016年度传递卡。五、对于2017年1月份戴乃共支付的747031元，一审法院认定属于支付2016年度的款项错误。一审法院认为2016年度税票开具4299181元，戴乃共付款3496070元，当中差距803111元，并认为戴乃共2017年1月份支付的747031元尚不足以支付，该推理系错误的。如果上述推理成立，那么新明印染公司出具的对账单注明戴乃共2016年度欠款258635.66元也根本无法与上述金额对应。相反由于新昌县海源针织有限公司50万元税票无中生有，在2016年度进行叠加，如果扣除该50万元，另外部分加工费调价，金额也是与戴乃共称的2016年度欠款258635.66元相对应。2017年1月份正逢2016年年底，新明印染公司称资金周转困难，要求戴乃共预付款项，以便于资金周转，戴乃共考虑生意一直继续合作，而且部分货物已经存在其仓库，故此才同意预付款项，扣除2016年度欠款258635.66元，以及2017年1月及2月份将发生的加工费，作为预付款。六、经戴乃共再三计算，戴乃共累计结算不存在欠新明印染公司任何款项（具体在一审时已经提供计算清单）。 新明印染公司辩称，一、戴乃共提出的计算错误问题并要求新明印染公司提供所有工序传递卡不符合举证规则。1.2016年度尚欠加工费258635.66元戴乃共在一审庭审中予以认可，2017年1、2月份加工费分别为267661.1元、209260.6元，戴乃共已在对账单上签字确认，2017年3月份加工费系戴乃共根据工序传递卡统计，构成自认；2.2017年4月至7月发生的加工费分别为544778.6元、610144.9元、569856元、563838.2元，该事实已由李道军签字确认的对账单所证实，且对账单的每一笔承揽业务都可以从相应的工序传递卡中得到印证；3.2017年8月份的加工费411159.73元，已由李道军确认的出仓单所证实，且出仓单每笔承揽业务可以从相应的工序传递卡中得到印证；4.工序传递卡记载的时间系产品开始排队等待加工的时间，对账单、出仓单记载的时间系产品交付时间，两者有先后顺序及一定的时间差，对账单、出仓单每笔业务与相应的工序传递卡印证，均有戴乃共或李道军签名确认，不存在所谓计算错误；5.对工序传递卡，分存根联、客户联，客户联随货发送定作人，不存在必须由新明印染公司提供的问题；6.为进一步核实案情，我方根据法院要求提供了2017年的工序传递卡，与对账单、出仓单每笔业务均能对应，对证据进行了补强，足以证明相关事实；7.如戴乃共认为计算有误，完全可以提供自己的工序传递卡进行举证，该举证责任应由戴乃共承担。二、戴乃共关于新昌县海源针织有限公司50万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问题理由不能成立。戴乃共并非实际客户，其只是将熟悉的需要印染的厂家联合起来统一与我方开展业务，我方在承揽时并不知道实际客户是谁，增值税发票是根据戴乃共指示开具，该公司已出具委托书、李道军在增值税发票上签了字，戴乃共提供的付款清单中也有该公司向我方支付加工费的付款记录，足以证明该50万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是根据戴乃共指示所开具。从2017年工序传递卡中可以反映，注明的加工单位基本上是华友布业，但戴乃共提供的付款清单不是华友布业，而是温州双戟、温州常伟、新昌海源等众多公司，工序传递卡根本无法反映实际客户。三、一审法院认定2017年1月份戴乃共支付的747031元属于支付2016年度的款项正确。双方的交易习惯一直为先加工后付款，每月对账一次，双方提供的付款清单可以分析出来，如果该款支付的是2017年加工费，那么2017年1月份对账单不可能出现“2016年尚欠”“1月31日止应付”等字样，戴乃共也不可能在2017年2月份对账单中再次确认2016年尚欠258635.66元+2017年1月267661.1元”。从开票情况看，2016年度税票开具4299181元，戴乃共2016年付款3496070元，上述差额80余万元，减去2017年1月份支付的747031元，另有20余万未开票，与2016年尚欠款项吻合。戴乃共所称的我方资金周转困难纯属子虚乌有。 新明印染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戴乃共立即支付染色加工费1157978.04元，并赔偿自起诉日起至付清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 戴乃共反诉请求：判令新明印染公司立即赔偿其经济损失370174.13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自2016年4月至2017年8月间，新明印染公司为戴乃共提供染色加工业务，戴乃共委托李道军长驻新明印染公司负责具体的业务工作。戴乃共其实并非新明印染公司的实际客户，戴乃共只是将其熟悉的需要印染的厂家联络起来，然后统一由戴乃共与新明印染公司开展染色加工业务，但有关结算业务是由新明印染公司根据戴乃共的指示与其客户单独进行。双方的交易方式和交易习惯为：由戴乃共联络起来的客户首先向新明印染公司提供一份载明授权给戴乃共的委托书，然后由戴乃共将其客户的坯布送到新明印染公司，新明印染公司为其加工染色后，再由戴乃共自提至其客户处。戴乃共指示新明印染公司根据加工量为其客户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新明印染公司要求李道军在增值税发票的复印件上签名后，将发票交给李道军，然后由戴乃共通知其客户直接付款给新明印染公司；有时亦存在先根据加工量付款，然后再开具发票的情况。关于加工费用，双方提供的证据反映以下事实：新明印染公司2016年度向戴乃共各客户已经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累计4299181元，因其陈述2016年度未足额开具发票，故可以认定双方发生加工费至少有4299181元。2017年1月和2月，由戴乃共签署的对账单反映这两个月的加工费分别为267661.1元和209260.6元；根据戴乃共梳理的工序传递卡统计，2017年3月份的加工费为578047.1元；由新明印染公司提供并由李道军签字确认的对账单反映：2017年4月至7月发生的加工费分别为544778.6元、610144.9元、569856元、563838.2元；新明印染公司提供的出仓单反映8月份的加工费为411159.73元（已核减李道军没有签字的出仓单23293.51元），上述合计3754746.23元。2017年2月24日传递卡上李道军没有签名，应核减3746.88元。综上，2017年度合计染色加工费为3750999.35元。双方确认2016年度戴乃共尚欠新明印染公司加工费258635.66元。根据双方提供的付款清单可以确认：2016年4月至12月，戴乃共付款3496070元；2017年1月付款747031元；2017年3月至8月付款2847800元，以上合计7090901元。 一审法院认为，新明印染公司与戴乃共之间发生的交易行为属于承揽合同法律关系明确。本案双方的争议焦点是戴乃共对加工费是否已经全部清偿。下面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及庭审陈述予以分析阐述。根据庭审调查，双方的交易方式是先加工后付款，增值税发票根据戴乃共指示开具，有部分是先开票后付款，亦有部分是先付款后开票，但每一笔付款均有相对应的增值税发票。无论是在案证据所反映的事实还是双方的庭审陈述，均对2016年度戴乃共结欠新明印染公司加工费258635.66元的事实予以确认；同时对戴乃共付款总额为7090901元的事实予以确认。但双方对2017年1月份的付款金额747031元是付2016年度的加工费还是付2017年度的加工费有争议：戴乃共认为该款应当计算在2017年度的付款额中；新明印染公司认为是支付2016年度的加工费，且对2016年度的加工费在戴乃共支付了747031元后还欠付258635.66元。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判断，新明印染公司主张的事实可以采信。具体理由如下：第一，从双方交易方式上看，戴乃共在2017年1月的付款是支付2016年度的加工费，符合双方的交易习惯。双方先加工后付款，每月对账一次，根据双方提供的付款清单分析，戴乃共的客户有当月付款，但多数在次月或者以后付款。第二，从戴乃共亲自签署的2017年1月和2月份的对账单看，2017年1月的付款确实是支付2016年的加工费。该对账单载明“2016年尚欠258635.66,1月31日止应付染费526296.8元”，虽然对账单上没有注明对账时间，但因为载明1月31日止，故该对账时间应该是1月31日或者之后；且根据前面认证（六），戴乃共的对账时间应该是2017年3月7日或者之后。2017年1月戴乃共最后一笔付款时间为1月23日，戴乃共在3月7日或者之后对账时应该已经扣除了1月份支付的747031元。2月份再次确认应付735557.4元。第三，新明印染公司在2016年度向戴乃共的客户开具了累计总额为4299181元的增值税发票，可以认为双方至少发生了4299181元的业务量；戴乃共在2016年度向新明印染公司支付的加工费累计金额为3496070元。新明印染公司开票额与戴乃共付款额的差额为803111元，也就是说，2016年度戴乃共付款至少存在803111元缺口，将2017年1月的全部付款747031元填上还填不满这个缺口，且新明印染公司一直陈述2016年度增值税发票尚未开足，故这与双方确认2016年度戴乃共欠付加工费258635.66元并不矛盾。总之，2017年1月戴乃共付款747031元均是支付2016年度的加工费。在确定戴乃共2017年1月付款的归属后，戴乃共尚欠加工费可以按如下方式计算：2016年度欠付加工费与2017年度产生的业务量之和再减去戴乃共2017年1月之后的付款，即258635.66元+3750999.35元-2847800元=1161835.01元。新明印染公司加工生产的产品部分存在质量缺陷，戴乃共因此产生质量赔款，对该赔款应由新明印染公司承担。加工费应当清偿。本案中双方没有约定付款时间，根据法律规定，戴乃共应当在新明印染公司交付工作成果时支付，具体可确定在涉案交易完成之时即2017年8月底。戴乃共迟延支付加工费，对新明印染公司造成了相应的利息损失，合理的利息损失应予赔偿。至于戴乃共欠付款的具体金额，该院根据在案证据统计金额大于新明印染公司的请求金额，则应以请求金额为限；利息损失的起算点亦以请求为准。综上所述，该院对新明印染公司提出的合理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对戴乃共提出的反诉请求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二两六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戴乃共应支付新明印染公司染色加工费1157978.04元；二、新明印染公司应支付戴乃共质量赔款370174.13元；三、戴乃共应赔偿新明印染公司迟延付款以787803.91元为基数，自起诉日（2019年7月15日）起至付清日止的利息损失，2019年8月19日之前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计付，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 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2017年10月31日，新明印染公司厂长陈新道确认共计赔偿戴乃共金额为370174.13元。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一审判决对染色加工费的认定是否正确以及新明印染公司是否需要提供所有的工序传递卡；二、关于涉及新昌海源针织有限公司的五份增值税专用发票是否系为本案加工印染开具；三、戴乃共2017年1月支付的747031元是支付2016年度加工费还是2017年度部分加工费。关于争议焦点一，对戴乃共2016年度尚欠新明印染公司加工费258635.66元以及2017年1、2月份尚欠加工费，戴乃共已在对账单上签字确认，可予认定，戴乃共解释称是新明印染公司为了账面上好看、不是真实的记录，明显缺乏依据，不能成立。对2017年3月份尚欠加工费，戴乃共一审中予以认可，可予认定。对2017年4月至8月发生的加工费，李道军签字确认的对账单和出仓单与工序传递卡基本能够相互对应，一审核减李道军没有签字的出仓单及传递卡后计算双方交易金额并无不当。对于工序传递卡与对账单中金额不一致的原因，新明印染公司已作合理解释。对于工序传递卡，新明印染公司已提供2017年全部工序传递卡，戴乃共二审中要求新明印染公司继续提供2016年全部工序传递卡要求再对账，但在戴乃共已签字对账的情况下，已无必要，且戴乃共在二审庭询中认可新明印染公司已将客户联交给李道军，其如有异议，完全应该自己提供该证据，不能以自己保管不当丢失为由要求新明印染公司继续提供。关于争议焦点二，对开具给新昌县海源针织有限公司的五份增值税专用发票，戴乃共否认系案涉交易发票，但新明印染公司提供的新昌县海源针织有限公司签署的委托书与戴乃共认可的另外九份委托书格式相同、内容及手书填写部分一致，结合双方的交易方式和交易习惯，以及五份增值税发票复印件上均有李道军签名，增值税发票开出后新昌县海源针织有限公司向新明印染公司支付染色加工费等等事实，可以确认开具给新昌县海源针织有限公司的五份增值税专用发票是根据戴乃共的指示而为。关于争议焦点三，为证明戴乃共自己对账的真实性和客观性，新明印染公司在一审中提供了由李道军2017年3月7日签字的2017年1月和2017年2月份对账单，比对戴乃共和李道军分别签字的这两份对账单，除了几处单价有所不同之外，其它基本一致，新明印染公司解释李道军对账后，戴乃共发现有几处单价过高，于是戴乃共又亲自进行了核对，改动了几处单价后，新明印染公司重新打印交戴乃共签字确认，新明印染公司的解释符合常理和交易习惯，李道军、戴乃共签字的对账单能予以印证，由此可以证明戴乃共在2017年1月和2017年2月份对账单上的签字时间在2017年3月7日之后，两份对账单上均写明“2016年尚欠258635.66元”，据此，可以认定戴乃共2017年1月支付的747031元是支付2016年度加工费，一审判决认定并无不当。 综上，戴乃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鉴于一审判决对履行期限没有明确，本院在二审判决中予以明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戴乃共应在原审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嵊州市新明针织印染有限公司履行金钱给付义务。 二审案件受理费15222元，由上诉人戴乃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柳雪松 审判员  彭丽莉 审判员  杨 华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一日 书记员  冯 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