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681民初5543号原告：马燕平，女，1970年11月7日出生，汉族，诸暨市人，住诸暨市。原告：蔡伟，男，1995年2月8日出生，汉族，诸暨市人，住诸暨市。原告：蔡忠法，男，1937年8月25日出生，汉族，诸暨市人，住诸暨市。原告：石金莲，女，1943年5月24日出生，汉族，诸暨市人，住诸暨市。四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天林，诸暨市璜山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张伯昌，男，1955年4月8日出生，汉族，诸暨市人，住诸暨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惠林，浙江五联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媛媛，浙江五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钟水祥，男，1967年9月21日出生，汉族，诸暨市人，住诸暨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坎，浙江正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马燕平、原告蔡伟、原告蔡忠法、原告石金莲与被告张伯昌、被告钟水祥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赵恒丰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判，于2020年4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马燕平、原告蔡伟及四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天林、被告张伯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惠林、被告钟水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四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判令两被告按责共同赔偿因蔡国平死亡的死亡赔偿金1111142元、丧葬费30000元、处理事故误工工资1638元、处理事故交通费30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65762.5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合计1261542.50元。事实和理由：四原告系死者蔡国平的直系亲属。2019年8月17日早上9时许，蔡国平受钟水祥雇佣，共同去为张伯昌建房前拆旧钢管架。经钟水祥指示，蔡国平和另一小工钟某1在施工中先行把钢管架的底层螺母卸掉，并由钟水祥用切割机割掉了底层关键支撑钢管，从而导致原建房钢管架轰然倒塌，致使蔡国平和钟某1及钟水祥不同程度受伤。事发后该三人均被送至诸暨市人民医院抢救治疗，蔡国平经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蔡国平生前系钟水祥长期雇工，已有8年多，多年来蔡国平跟随钟水祥为其承包的工程做工。本次事故发生前夕，张伯昌和钟水祥已商讨好建房的相关合同条款，并口头约定在旧钢管架拆除后，订立建房合同。而钟水祥在多年工作中，组织聚集蔡国平、李某（均为泥水工），承包农村建房、修房工程，实为民间松散型施工组织的负责人，每次工程的工资结算、工资分发、施工指挥、出工时间等相关事项均由钟水祥负责，也由钟水祥和甲方业主商定或订立合同。因此，钟水祥作为该松散型组织的负责人对案涉事故的发生和蔡国平的死亡负有相应的法律责任，张伯昌系业主，依法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案经调解无果。张伯昌答辩称，首先，张伯昌与包工头钟水祥之间的法律关系应为承揽合同关系，也就是承揽人钟水祥按照定作人张伯昌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张伯昌支付价款的口头协议关系。死者蔡国平和小工钟某1、李某一直都是包工头钟水祥的长期雇工，工资都由钟水祥发放（长达8年以上，李某、钟某1询问笔录均能证明），死者蔡国平与张伯昌并无任何意义上的法律关系。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而本案中，钟水祥长期从事农居房建设施工业务，现有证据可以证实钟水祥从事农居房承揽工作已经长达8年以上，蔡国平更是从事泥水工工作长达30年之久，因此，张伯昌并不存在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行为，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其次，承揽人钟水祥对于侵权行为的发生具有重大过错，未尽到安全作业监管义务。案涉侵权行为发生的直接原因是钟水祥用切割机割掉了房屋底层关键支撑钢管，从而导致原建房钢管架、旧房屋顶轰然倒塌，三人不同程度受伤。根据钟某1的询问笔录，侵权行为发生时蔡国平“在切割机水祥在割的下面，水祥也没有叫我们走开”，现有证据可以证明，搭建钢管系隔壁邻居施工需要，而隔壁邻居的农居房翻建工程也是钟水祥承包的，钟水祥应当对自己搭建起到支撑作用的钢管承重有充分的预见能力，作为经常从事施工的包工头，钟水祥应当在施工前对房屋的整体结构有充分的认识，在切割重要支撑钢管之前应当充分观察施工现场情况，避免人身损害事故的发生，但钟水祥不仅没有充分勘察房屋的整体结构贸然切割重要支撑钢管，而且在切割时也没有观察施工现场，未尽到安全作业监管义务，提醒位于底层的小工蔡国平、钟某1及时避让，对于侵权行为的发生具有重大过错。作为包工头钟水祥应当在施工过程中为小工配备必备的安全保护装备，但钟水祥在施工过程中居然没有给蔡国平、钟某1两个小工配备安全帽，经张伯昌妻子提醒仍没有配备，对于案涉侵权行为的发生具有重大过错。钟水祥应承担主要责任。第三，死者蔡国平自身也存在过错。案涉承揽工程，不同于其他普通的农村自建房屋，因为该处施工是需要先期进行脚手架作业后，才能进行后续建房施工。脚手架的搭建拆除应当由专业有资质的人员进行持证上岗，而蔡国平作为钟水祥民间松散型施工组织的泥水工，自身长期从事农居房建设施工，对施工过程中需要采取的安全措施应当明知，蔡国平在施工过程中没有佩戴安全帽作业，对于案涉侵权行为的发生具有一定的过错。第四，张伯昌已履行充分的安全告知义务。事故发生当天早上，张伯昌妻子张香莲发现工人在施工中没戴安全帽，即告知他们戴上安全帽，并告诉他们把施工用的架子搭牢，但由于张伯昌不是包工头，与工人并没有直接的权利义务关系，张伯昌没有义务也不可能在施工现场实施全天候的监工，张伯昌能提供的警示义务也仅限于此，作为户主，张伯昌已经充分履行了安全告知、提示义务。第五，张伯昌垫付费用应当扣除。张伯昌出于人道主义已支付了死者住院期间的医疗费用和其他费用共计175241.07元，该笔费用应当在赔偿总额中扣除。第六，原告主张的赔偿金额有误。蔡国平系陈宅镇东升村村民，属于农村户籍户口，按照浙江省诸暨市农村户籍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应当为696440.50元。原告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死者生前常住在城镇，也没有长期生活居住在城镇的事实，原告按照城镇居民标准主张赔偿金没有法律依据。第七，原告诉请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承担连带责任的前提是存在共同侵权行为，本案中张伯昌是定作人，钟水祥是承揽人，两被告之间没有共同的侵权故意，也没有共同侵权行为，因此，原告要求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综上，原告要求张伯昌赔偿蔡国平的死亡赔偿金等费用无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原告对张伯昌的全部诉讼请求。钟水祥答辩称，首先，在本案中，张伯昌与钟水祥、钟某1及死者蔡国平之间建立劳务（雇佣）关系，张伯昌与钟水祥之间不存在承揽合同关系，钟水祥与钟某1、蔡国平之间不存在劳务关系。张伯昌系接受劳务一方，钟水祥、钟某1及蔡国平地位一致，均系提供劳务一方。张伯昌按点工的方式向三人支付报酬，三人听从张伯昌的指挥提供劳务，以点工的方式获取劳务报酬。从璜山派出所笔录可以清楚地看出，张伯昌以点工的方式，按照大工250元每天、小工150元每天的标准，雇佣了钟水祥、钟某1、蔡国平等三人，并且在重新搭建钢管架子、拆除和切割多余钢管架子、钢管的堆放场地等各个方面，均由其直接作出指示，三人均听从其指挥开展工作。其次，案涉工程不适宜也不可能以承揽的方式进行。案涉工程包括拆旧和翻新两部分，因此完全不同于新建工程，难以计算具体工程量，无法给出确切的承揽合同价格，为考虑双方利益，双方在一开始就已确定以点工的方式进行施工和计算劳务报酬，并明确了报酬标准。施工前，钟水祥考虑到安全问题，要求张伯昌先将瓦片、椽子等卸掉，仅保留檩（即桁），以减轻支架承重。但由于张伯昌房子的翻建没有经过审批，考虑到如果拆得过于干净，会导致不允许翻建，其仅允许在撑钢管的位置卸掉一点点，由此会增加施工难度和工作量，因此案涉工程不可能采用承揽的方式进行。张伯昌指挥拆除多余的钢管支撑，目的是为了施工方便，提高工作效率和加快劳动进度，其直接得益人系房东张伯昌，提早一天完工可以少支付一天劳动报酬，以此也可以证明本案双方建立的是劳务关系。目前也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案涉工程由钟水祥承揽。第三，案涉房屋的倒塌综合分析是由于两方面原因引起的，一是施工过程中拆除多余钢管支撑时，或许拆除了不应当被拆除的支撑架，导致支撑架不稳，二是事发前一天用挖机推倒老房子以及事发时挖机正在倒塌房屋周边80厘米处挖了一米多深的地基，导致房屋地基不实和受力不均匀。但无论两方面原因谁占主导或者其参与程度的比例，引起该两方面原因的行为均是在房东张伯昌的直接指挥下进行的，作为房屋所有权人和接受劳务、获得利益的一方，均应由其承担全部责任。综上，应由张伯昌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原告诉请钟水祥承担共同赔偿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应予驳回。结合原被告起诉、答辩意见，本院认为，本案诉争焦点为：1.死者蔡国平系受谁雇佣；2.两被告之间是何种法律关系；3.死者蔡国平的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标准问题；4.在工作中死者蔡国平自身是否存在过失。原被告为证实各自主张的事实，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并经庭审质证如下：1.原告提供蔡国平的火化证明书和注销户口证明1份，以证明蔡国平死亡的事实。经质证，两被告无异议。2.原告提供盖有诸暨市陈宅镇东升村民委员会印章的证明1份，以证明蔡国平的法定继承人为四原告的事实。经质证，两被告无异议。3.原告提供姓名为蔡国平的诸暨市中医医院住院病案1份，以证明死者蔡国平伤后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的事实。经质证，两被告无异议。4.原告提供盖有诸暨市陈宅镇东升村民委员会印章的证明1份、蔡国平的绍兴市社会保障市民卡1张，以证明蔡国平从事泥水工已有30余年并参加社会保险的事实。经质证，张伯昌认为，对市民卡没有异议，对村证明有异议，村没有职责来证明蔡国平的职业。钟水祥认为，对该2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原告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市民卡并不足以证明可按城镇居民标准赔偿，村委会没有职责证明蔡国平从业情况，也不能证明可按城镇居民标准赔偿。5.原告提供原告代理人姚天林对李某、钟某1、张伯昌所作的3份询问笔录，以证明蔡国平、李某、钟某1跟随钟水祥参加建筑工作时间长达七八年之久，以及蔡国平受伤之后的一些情况。经质证，张伯昌认为，钟某1、李某将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应以证人出庭作证的证言为准，对张伯昌的询问笔录没有意见。钟水祥认为，应以李某、钟某1证人出庭作证的陈述为准；对张伯昌的询问笔录，对其真实性有异议，事发当天张伯昌就前往璜山派出所做了询问笔录，原告所提供的笔录与该份笔录内容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应以璜山派出所对张伯昌所做的询问笔录为准。6.原告申请证人李某出庭作证（钟水祥也提出该项申请，证明目的为钟水祥与蔡国平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两被告之间也不存在承包关系），以证明蔡国平、李某、钟某1受钟水祥雇佣做工，工资由钟水祥结算后分发，时间长达七八年之久等事实。证人李某出庭作证陈述称，其和蔡国平、钟水祥等人一起干活有好几年了，期间其去丽水松阳做了两三年；大家是谁有活就去叫其他人一起做，不赚差价，房东处结算来多少报酬，就按金额支付；如果是包的话，按照平方计算报酬，按点工做的话，按时间计算报酬，其都是按照点工做的；其没有去张伯昌处工作，是去另一家工作；张伯昌处的工作是按点工做的；几个人的头头是钟水祥，包的时候很多都是钟水祥包的，自去年开始全部按点工做的；点工是按照250元一工算的。经质证，原告认为，李某在接受原告代理人调查时说一起共同工作了七八年，而出庭作证时说去丽水做了几年，这是有问题的；根据原告了解的情况，李某都是在本地干活，没有去外地干活过，都是在钟水祥的指挥下进行工作，不管是承包还是点工，都是由钟水祥去房东处结算来工资，再分发给下面几个人。张伯昌认为，李某的上述证言与其接受原告代理人询问所作的笔录，两者内容确实存在部分矛盾；考虑到一起共事的蔡国平已经死亡，但李某还需要和其他几个人一起工作，还需要和钟水祥一起干活，所以李某作证陈述肯定会有一定倾向性；原告代理人对李某所作的询问笔录中的李某的陈述更中立。钟水祥认为，从该证人证言可以明确一点，证人等五个人一起工作有包工和点工两种方式，点工的情况下没有工资差价；五个人从技术和交际能力来说，可能是推举了钟水祥出面去和房东去进行交流协商，但一起工作七八年，并不代表几个人之间有相互的雇佣关系;证人所述近几年都是以点工为主，且支付报酬没有差价，这期间钟水祥只起到了转交的作用；转交工资和计发工资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说难听点，点工工作中钟水祥付出的劳动和时间要远高于其他人员，但是钟水祥获得的报酬是一样的，是免费的、尽义务性质的转交；从结算形式上来讲，也是为了方便，需要一个人出面，起到代理职责，帮人领取报酬，而并不是劳务、雇佣关系；因此，五个人之间相互不存在雇佣关系，只与业主之间存在劳务关系或雇佣关系。7.原告申请证人钟某1出庭作证（钟水祥也提出该项申请，证明目的为钟水祥与蔡国平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两被告之间也不存在承包关系），以证明蔡国平、李某、钟某1受钟水祥雇佣做工，工资由钟水祥结算后分发，时间长达七八年之久等事实。证人钟某1出庭作证陈述称，案涉工作是张伯昌喊钟水祥去做，钟水祥再喊其去做，蔡国平是谁喊去干活的其不清楚；事发当天，其也在场，但不清楚钢架是怎样倒下来的；当天工作是拆钢管架子，是张伯昌叫其拆的，蔡国平也是在拆钢管；挖机是早上在房屋附近挖，架子倒掉的时候，挖机已经离开了；工资是150元一天；其拆钢管没有用工具，是别人用切割机割钢管，是谁在割其记不清了；其平时与李某、蔡国平、钟水祥一起干活，给人造房子，一般是钟水祥喊其去干活，都是按点工做的；工资是钟水祥拿给其的；案涉工作的工资其已经拿到了，是张伯昌拿给其的。经质证，原告认为，钟某1的上述证言与原告代理人对钟某1的笔录内容有矛盾，做笔录时钟某1没受到任何影响，所作陈述比较公正，请法庭鉴别考虑。张伯昌认为，上述证人证言和原告代理人对钟某1所作的询问笔录内容之间有差异，而且该证人出庭存在一个特殊情况，原告申请钟某1出庭，钟某1表示伤没有好不能出庭，但钟水祥去通知，钟某1却来出庭了，可以合理推断钟水祥和钟某1之间关系比较紧密；原告代理人对钟某1做的笔录的时间和事发时间比较接近，而且证人在回答提问时内容之间有矛盾，需要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钟水祥认为，应以上述钟某1的证言为准，原告代理人去钟某1处做笔录的时候，钟某1还躺在床上身体尚未康复，笔录内容均是由原告代理人代为书写，钟某1本人的签字也是由钟某1母亲代签，该笔录并不能真实的反映钟某1本人的意思表示；从钟某1出庭作证的情况来看，钟某1虽然反应迟钝，但钟某1思维还是清晰的，能够表达其自己的观点；从钟某1的上述证言可以证明以下事实，钟某1的工资是以点工的方式、150元一天结算，该工资由房东张伯昌直接支付，期间钟水祥不赚取任何差价，工作中包括拆钢管、搬钢管都是接受张伯昌的直接指挥，还由房东包饭，由此可以证明钟某1和张伯昌之间建立了雇佣关系；钟水祥和钟某1之间仅是工友关系，没有支配与被支配的从属关系。8.张伯昌申请证人张某出庭作证，以证明钟水祥长期从事农居房承包建设，张伯昌与钟水祥之间存在农居房建设承揽（承包）合同关系的事实。证人张某出庭作证陈述称，其与张伯昌系邻居；其家房屋拆旧建新的翻建工作系承包给钟水祥施工；当时是钟水祥与其商谈的，拆老房子是按点工做的，全部拆平，造新房子是按面积承包施工的；点工是按大工每天250元、小工每天150元计算的，按面积是按每平方米250元计算的；拆老房子的工资是钟水祥向其结算的；其不知道钟水祥付给工人的工资是怎么样付的。经质证，原告认为，原告方不知情，不认识张某。张伯昌认为，该证人证言可以证实以下事实：钟水祥等四五人长期从事农居房建设工作，是一个比较紧密的小团队；该小团队一般由钟水祥出面谈判联系业务，该证人讲到了五灶村里前两年有两套房子也是由钟水祥去做的；可以说明张伯昌和钟水祥为何没有签订承包合同，因为拆房子没办法以面积计量，是零散工程，所以按点工方式来计价，但不能说以点工方式计价，钟水祥就没有任何责任，钟水祥这个团队具备一定的经验和安全常识，经常从事这个行业，相对于普通老百姓的张伯昌来说，钟水祥等人的认知、识别能力都是不一样的。钟水祥认为，房子的拆除和新建是两个不同的阶段，一般以分开计价的方式进行的，证人张某老房子全拆的情况下尚不能以承揽的方式进行，更何况张伯昌的房子是需要保留一部分，不能全拆，因此张伯昌拆房子的项目不具备以承揽合同的方式完成，而以点工方式完成；工价是大工250元、小工150元，与钟水祥主张的无差价转付给其他工友一节事实相吻合，钟水祥仅起到出面协调、代为领取报酬的作用，而不存在承包工程后再雇佣他人进行施工之事；可以印证案涉拆除老房子的工作，钟水祥与房东张伯昌之间建立了劳务关系，与其他人员仅是工友的关系，不存在从属关系。9.张伯昌提供医疗费发票5份、诸暨市中医医院病人住院费用清单1份、诸暨市中医医院进出院许可证1份、诸暨市惠佳丰劳务信息服务有限公司陪护费发票1份、原告蔡伟出具的收据2份，以证明张伯昌已垫付相关医疗费用以及其他费用共计175241.07元的事实。经质证，原告无异议。钟水祥认为，该事实钟水祥不清楚，请法庭调查核实。10.张伯昌提供房屋建筑承包合同1份，以证明钟水祥长期从事农居房建设施工业务，张伯昌没有选任过错。经质证，原告认为，对这份承包合同原告不知情，且与本案没有直接关系。钟水祥认为，对该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张伯昌的证明目的即钟水祥长期从事农居房建设施工业务也没有异议，但该证据与本案没有直接关联性。11.张伯昌提供事故发生前的现场照片4份，以证明钢管支撑做得不到位，钟水祥和蔡国平等人从施工安全上来讲没有尽到安全的义务。经质证，原告表示不知情。钟水祥认为，房屋的支撑包括原先存在的支架和后续增加的支架，是在张伯昌的指挥下搭建完成的，作为雇主一方，张伯昌有充分的安全注意义务，及时提出指正，以加强安全防护；钟水祥、蔡国平、钟某1都是在张伯昌指挥下干活，安全责任应该由张伯昌承担；到目前为止尚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因为支撑的钢管架的原因引起的房屋倒塌；按照片所示，屋顶上的大部分瓦片都保留，与钟水祥在答辩中提到的即当时要求张伯昌拆除瓦片等部分以减轻承重的一节事实相吻合；照片显示，距房屋外墙不到50公分的地方，挖出了深度超过一米的大坑，而该坑是在房东张伯昌的指挥下由挖机挖出来的，是引起房屋倒塌的重要原因，因此房屋倒塌无论是钢管支撑的原因还是挖深坑的原因引起的，最终责任仍应归结于张伯昌错误指挥，应当由张伯昌承担全部责任。12.钟水祥申请本院调取并出示诸暨市公安局璜山派出所对谢尚标的询问笔录，以证明事发前和事发中都有挖机在屋旁施工，挖机施工是受张伯昌指挥，张伯昌和挖机之间存在雇佣关系，房屋倒塌与挖机施工和张伯昌错误指挥存在因果关系。谢尚标在该笔录中陈述称，事故前一天，经张伯昌要求，他把张伯昌的老房子用挖机推倒；第二天早上7点，他继续去施工，期间张伯昌要求他把地基再挖一下，他就给张伯昌挖了一米多深的地基；大概9点20分，他看到前面那间用钢管搭的房子倒塌了，张伯昌就跑了过来，当时有三个人压在下面；他挖地基的地方在倒塌的房子后面80公分左右的地方，他挖地基时没有碰到过钢管架。经质证，原告表示不知情。张伯昌认为，对该笔录没有异议，挖地基与房子倒塌没有因果关系。钟水祥认为，挖机由张伯昌直接雇佣，房子倒塌与挖地基有直接因果关系，应由张伯昌承担全部责任。13.钟水祥申请本院调取并出示诸暨市公安局璜山派出所对张伯昌的2份询问笔录，以证明张伯昌与钟水祥、钟某1、蔡国平之间是雇佣关系，拆除钢管是在张伯昌直接指挥下完成的，房屋倒塌原因在于张伯昌错误指挥，应当由张伯昌承担全部责任，张伯昌按点工方式以大工每天250元、小工每天150元的标准支付工资。张伯昌在开始时间为2019年8月17日16时8分的笔录中陈述称，其雇佣蔡国平、钟某1、钟水祥三个人帮其翻建老房子，支撑老房子的钢管架中有几个是多余的，需要拆除下来，当时钟水祥等三人在拆多余的钢管，其在旁边捡拆下来的木棒，想清理出一块场地，其还告诉钟水祥等人，让他们小心点，慢慢拆；其拿着木棒刚回到家，就听到一声巨响，其连忙去看，发现大号的钢管架子倒塌了，钟水祥等三人被压在下面。张伯昌在开始时间为2019年8月17日20时39分的笔录中陈述称，给其干活的三个人中，钟水祥是其喊来的，其他两个人是钟水祥喊来的；做的是点工，工资按天计算，钟水祥和蔡国平按每天250元计算，小工钟某1按每天150元计算，等活干好后其统一给钟水祥，再由钟水祥把钱给另外两人，钟水祥也是按上述标准支付给另外两人的；挖机是其叫来的，是其叫挖机挖地基的，挖机没有挖到钢管，这个事故与挖机没有关系的；钟水祥把支撑钢管结构的钢管切割掉，导致房屋倒塌，是钟水祥和蔡国平切割的；当时其看干活不方便，就让钟水祥看看能不能把钢管切掉，如果可以么就去切掉，不可以么就这么干活；钟水祥他们切割的钢结构是之前支撑堂屋的，当时隔壁邻居造房子时怕堂屋倒掉，就用钢结构把堂屋固定住，其翻建房子时为了防止房子倒掉就在那个钢结构里重新再弄了个钢结构以固定房子。经质证，原告认为，对上述笔录中讲到的工资都发给钟水祥后再由钟水祥分给蔡国平、钟某1一节无异议，对笔录中讲到的钟水祥把支撑的钢结构切掉，导致钢管架倒塌是认同的，对其余内容不知情；上述笔录内容与原告代理人对张伯昌所作的笔录内容存在矛盾，在原告代理人对张伯昌所作的笔录中，原告代理人问挖机是谁雇来的，张伯昌说是钟水祥雇来的；原告代理人在给张伯昌做笔录的时候，张伯昌也提到公安笔录的问题，张伯昌说那是按照钟水祥的意思说的，并不是其本人的真实意思，事后张伯昌两次去派出所要求更改笔录和重新做笔录，派出所不同意。张伯昌认为，张伯昌对自己的认知能力有限，笔录可能前后有矛盾，请法庭评判；对于钢结构倒塌的原因，钟水祥的笔录中也提到了有钢管切掉的因素，可以相互印证。钟水祥认为，从询问笔录制作背景，从时间上来看，这两份笔录都是案发当天形成的，当时钟水祥受伤在医院接受治疗，不可能和张伯昌进行笔录内容方面的沟通，因此这两份笔录应当是张伯昌本人的意思表示，应以派出所的笔录为准；从询问笔录内容来看，张伯昌陈述到其与钟水祥等三人存在雇佣关系，是按点工方式结算工资，而且把钢管切割掉的提议也是张伯昌提出，可见钟水祥等人的工作都由张伯昌直接指挥下进行和完成，事故责任应由张伯昌承担。14.钟水祥提供收条和张伯昌支付工资明细各1份，以证明钟水祥转付工资，不赚取差价，仅是代付行为。经质证，原告认为，对马燕平出具的收条无异议，对另一份证据不知情。张伯昌认为，对收条中的金额基本是认可的，可以证明工资是通过钟水祥结算的。15.钟水祥申请证人钟某2出庭作证，以证明事发前挖机施工与房子倒塌存在因果关系。证人钟某2出庭作证陈述称，钟水祥是其弟；当天早上其拉水泥去工地，在卸水泥的时候，其看到有根钢管爆掉了，节头脱出了，其就问张伯昌，张伯昌说是前一天拆小屋的时候爆掉的；之后其看到挖机在挖，卸完水泥其就回去了，九点多有人电话打来说出事了。经质证，原告无异议。张伯昌认为，该证人与钟水祥存在亲属关系；挖机拆除小屋时墙体撞到钢管导致节头爆掉并不是该证人的亲身感知，证人作证并不能以其听说的事情来作证，故不具有证明效力。钟水祥认为，证人如实地陈述了其所看到的事情；房屋倒塌有多方面原因，但其中指挥责任均在房东张伯昌身上；事故责任应由张伯昌承担。16.经张伯昌当庭申请，本院出示诸暨市公安局璜山派出所对钟水祥所作的2份询问笔录。钟水祥在开始时间为2019年8月17日15时19分的笔录中陈述称，8月初张伯昌夫妇到其家里叫其去帮助修建房屋，后讲好按点工付款；当天其、蔡国平、钟某1去干活，9点左右，其在老房子的上面扶钢管架的钢管，蔡国平和钟某1在下面拉钢管，他们拎起钢管时，整个房屋的架子就倾倒了；其是根据张伯昌的要求干活，其再安排蔡国平、钟某1干活，其本人也一起干活的；架子倒塌的原因其不清楚。钟水祥在开始时间为2019年8月18日10时9分的笔录中陈述称，张伯昌喊其干活，其喊了蔡国平、钟某1一起去干活，按点工做的，大工250元一天，小工150元一天；当天挖机就是把边上的泥土清理掉，挖机没有碰到钢结构，挖机是张伯昌叫来的；因为原来的钢结构影响施工，当时张伯昌问他们能不能把原来的钢结构拆掉，就一起商量，当时想新的钢结构已经架起来了，原先的拆掉也没关系，就拿磨光机把旧的钢结构的钢管割掉；后在抽切掉的钢管时发生倒塌，切割是其和蔡国平在事故前一天切割的。经质证，原告无异议。张伯昌认为，8月18日的笔录中，讲到切割钢管的原因和过程，钟水祥、蔡国平作为专业施工人员也有过错。钟水祥无异议。17.经张伯昌当庭申请，本院出示诸暨市公安局璜山派出所对钟某1所作的询问笔录。钟某1在该笔录中陈述称，其是钟水祥喊去干活的，其当时是搬运钢管，钟水祥和蔡国平在切割钢管，钢管架子突然倒塌下来压到了人。经质证，原告认为，公安笔录反映了较为真实的情况。张伯昌认为，该笔录中钟某1讲到其工资是钟水祥付的。钟水祥无异议。18.经本院询问，原告方陈述称，蔡国平生前一直居住在。钟水祥陈述称，工作中均未佩戴安全帽。结合本院归纳的诉争焦点，对上述证据和本案事实分析认定如下：证据1、2、3，因两被告无异议，故可予认定。证据4，其真实性可予认定。证据5，系原告代理人对钟某1等三人所作的笔录，因该三证人已经出庭作证，故应以出庭作证的证言为准，故对该三份笔录本院在本案中不作认定。证据13，系公安机关对张伯昌的询问笔录，张伯昌在笔录中认可系其雇佣了蔡国平、钟某1、钟水祥等三人，故该节事实依法可予认定。基此，本院对证据6、7、14，不再作进一步的分析认定。证据8、10，其证明目的与证据13显示的内容不相一致，故本院在本案中不作认定。证据9，因原告无异议，故依法可予认定。证据11，系照片，只能反映当时的客观情况，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证明目的。证据12，其内容不足以证明钟水祥的证明目的。证据15，系钟水祥兄弟钟某2的证言，因系孤证，且事故后房屋倒塌的原因也未委托有关机构进行鉴定，故在本案中本院无法予以采纳。证据16、17，系公安机关对钟水祥、钟某1所作的笔录，其真实性可予认定。结合本院归纳的诉争焦点，根据本案事实，先分析诉争焦点1，即死者蔡国平系受何人雇佣？张伯昌在事发当天接受公安机关调查，明确陈述系其雇佣蔡国平等三人，后张伯昌虽予以否认，但未能提供相应的、充足的证据予以证实，故本院对张伯昌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予以认定，认定蔡国平等三人系受张伯昌雇佣。基此，诉争焦点2，也不必再作分析认定。关于诉争焦点3，因死者蔡国平居住在陈宅镇东升村，居住在农村，故原告要求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依据不足，本院无法予以支持。关于诉争焦点4，钟水祥等人在施工中均未佩戴安全帽，对自身安全注意不足，且钟水祥等人长期从事农村建房，理应知晓安全生产常识，故死者蔡国平具有一定过失，结合本案实际，本院酌情确定原告方承担10%的责任。综上，经审理，本院认定本案事实如下：2019年8月，张伯昌雇佣蔡国平、钟某1、钟水祥等工作。8月17日，蔡国平等人在工作中，因钢管架倒塌而被压伤。蔡国平被送至医院抢救治疗，经抢救无效死亡，花去医疗费10251.07元，该款由张伯昌支付。后张伯昌又分2次向原告方支付款项共计165000元。另查明，蔡国平生于1965年。蔡国平等人在工作中均未佩戴安全帽。蔡国平一直居住在陈宅镇东升村。蔡国平父母生育儿子4人。本院认为，公民的身体健康权受法律保护。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死者蔡国平受张伯昌雇佣，在工作过程中受伤，经抢救无效死亡，张伯昌作为雇主应依法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死者蔡国平在工作中未注意安全，原告一方自己承担10%的责任，其余责任由张伯昌作为雇主承担。原告方因蔡国平死亡而造成的合理经济损失有：（1）医疗费10251.07元；（2）误工费1638元（3人/天×3天×182元/天）；（3）交通费，结合本案实际，酌情确定为500元；（4）丧葬费30000元；（5）死亡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595307.50元【546040元（20年×27302元/年）+被抚养人生活费为24633.75元（19707元/年×5年÷4（蔡忠法）+24633.75元（19707元/年×5年÷4）（石金莲）】；（6）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为计算方便，先不扣除原告一方自己负担的10%）；上述各项费用合计687696.57元。张伯昌应赔偿618926.91元，张伯昌已经赔偿175251.07元，尚应赔偿443675.84元。原告方诉请张伯昌赔偿，本院就其合理部分予以支持。张伯昌主张其不是雇主，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钟水祥并非蔡国平雇主，现原告要求钟水祥承担相应责任，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五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十七条至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张伯昌应赔偿马燕平、蔡伟、蔡忠法、石金莲因蔡国平死亡而造成的医疗费、误工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经济损失618926.91元，已付175251.07元，尚应赔偿443675.84元，款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驳回四原告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154元，依法减半收取8077元，由四原告负担5236元，张伯昌负担2841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赵恒丰二〇二〇年六月六日法官助理赵焕书记员郦柯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