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2民终367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永毅，男，汉族，1959年10月30日出生，户籍地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现住址大连市沙河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蕾，女，汉族，1982年10月20日出生，户籍地大连市沙河口区，现住址大连市甘井子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城建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市西岗区水仙街46号。法定代表人：卢庆，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闫世娟，辽宁阳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孙永毅因与被上诉人大连城建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建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2019）辽0203民初41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永毅上诉请求：1.请求法院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支持上诉人的原审诉讼请求。2.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存在重要证据已审理没有采信的错误。1.原审法院审理时上诉人提供《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政策意见》(辽政发[2005]15号)。重要证据已审理没有查证采信的错误。1.此文件在原审2019年8月28日庭审，被上诉人对文件真实性没有异议。2.文件第二项第11款“职工在改制前已经办理内部退养手续的，由改制企业继续履行原企业与职工签订的内部退养协议”。辽宁省人民政府颁布时间是2005年6月8日。3.被上诉人《大连城建开发集团有限公司职工离岗休养(内退)管理办法》(大开发司字[2005]30号)颁布时间是2005年9月23日。原审法院刻意隐瞒辽政发[2005]15号文件。二、原审法院因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重新订立离岗退养协议的效力如何认定，原审法院裁定不属于人民法院调解范围的错误。1.1996年5月14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参照《中共大连市委办公厅文件》(大委办发[1992]25号)文件精神，经上诉人自愿申请，被上诉人领导同意，自1996年6月起办理内退手续。内退期间的工资及福利待遇按被上诉人规定执行。至达到退休年龄止。得到中共大连市规划土地局组织部鉴证。2.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协议，依据大委办发[1992]25号第二项第二款4条规定，在办理内退手续后，到实际达到离退休年龄前，基础工资、原职务工资、工龄工资及各项福利待遇享受在职职工待遇。履行2年零2个月到1998年7月28日。3.1998年7月28日，被上诉人按有关文件规定起草配套文件，经过民主程序，下发《大连城建开发集团公司三项制度综合配套改革方案》(大开发[1998]35号文件)，其中规定“内退职工原工资和各项补贴照发，在家休息的福利待遇与在职职工同样享受”。与大委办发[1992]25号文件无抵触。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没有按此文件规定再签订协议。2005年9月27日，被上诉人主动找上诉人，按市直机关事业单位补发各种工资补贴。4.2005年12月14日，上诉人接到了在被上诉人处当日提供的2份材料。一份由法人代表张军2005年10月24日签字的《职工离岗休养(内退)协议书》、一份无签住日期的大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监制的《劳动合同书》。《职工离岗休养(内退)协议书》中提到“根据国家、市政府的有关政策和《大连城建开发集团有限公司职工离岗休养(内退)管理办法》规定，离岗休养期间只享受生活费，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待遇”和“继续离岗休养职工的生活费标准按照本人现在已实行的离岗休养的生活费标准执行，直至退休不再变动”。协议书提到上诉人生活费标准为1221.67元每月。大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监制的《劳动合同书》内容中约定该合同期限为5年，自2006年7月26日起，至2011年7月25日止。其中劳动报酬和社会保险部分提到“每月工资不低于600元”。以上是根据《大连城建开发集团有限公司职工离岗休养(内退)管理办法》(大开发司字[2005]30号)规定。上诉人不同意以上协议、合同，也不同意签字。提出大开发司字[2005]30号是根据什么文件规定制定，废除上诉人在1996年5月14日同被上诉人参照大委办发[1992]25号文件精神签订的协议。被上诉人不提供也提供不出来。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提供大委办发[1992]25号文件及各种改制配套文件。上诉人提出仍按大委办发[1992]25号文件规定履行内退协议，被上诉人同意，如文件有规定的，仍按规定履行，但没有文件文本。被上诉人以为上诉人开具介绍信，到市档案馆调取为条件，欺诈上诉人必须先在新提供的协议、合同上签字，因改制急需上报，提供协议条款中有当公司体制发生重大变革时，本协议的终止或继续履行按市政府的相关规定执行，(大开发司字[2005]30号)也有此规定。并同意在合同文本中增加条款“乙方已内退10年，将继续内退。企业改制重签劳动合同。乙方内退期间，按内退协议书条款继续执行工资及其他待遇，附内退协议。”(指1996年5月14日内退协议书)。1996年5月14日同2005年12月14日内退协议有本质区别。5.辽政发[2005]15号发布文件标题是政策规定，时间为2005年6月8日。被上诉人在2005年9月23日发布大开发司字[2005]30号用民主程序的方式显然是违反政策规定的。就是违法行为。所用为强迫欺诈方式，按大开发司字[2005]30号规定签属协议应为无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劳动关系属存续期间，不存在法律时效问题。三、明显属于事实认定错误1.原审法院认定2005年12月某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提供《大连城建开发集团有限公司职工离岗休养(内退)管理办法》(大开发司字[2005]30号)规定，表述被上诉人提前已履行告知的法律程序，被上诉人没有提供证据能证明该项事实，也未陈述过，更没有重新安排上诉人上岗工作磋商程序。原审法院的认定没有任何事实和证据依据。另，大连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在2005年11月22日批复大连市建设控股有限公司改制方案其内容中，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未作安置方案，证明劳动合同的内容是经由被上诉人的欺诈签订的。2.根据已知的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出的另一事实，2006年上诉人未与被上诉人签订劳动合同。3.上诉人持被上诉人的介绍信到市档案馆查阅大委办发[1992]25号文件。按当时档案管理规定，不同意调取，长时间后在有关部门协调下，上诉人取得该复印件。上诉人到被上诉人处及各有关职能部门未能解决后，申请仲裁，诉讼法院。4.上诉人2019年5月14日申请仲裁。仲裁是因第一被申请人主体不适格，不予受理，诉至法院。5.关于上诉人主张的住房补贴损失、补缴社会保险，不属于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受理范围。是否应当合并审理值得商榷。6.他人让上诉人牵头租赁该办公场所部分搞经营因租金发生的纠纷，本与本案无关，原审法院既查证欠被上诉人租金事项，就应查清整个案件前因后果，才公正，查部分会影响本案上诉人诚信，不利于上诉人。四、本案焦点是履行辽宁省人民政府的政策规定，还是履行后来得知省政府政策规定被上诉人一个企业通过民主程序制定内部管理权的法律地位性质问题。违反政策规定，二次欺诈强迫签订内退协议法律问题。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城建公司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案涉《职工离岗休养（内退）协议书》是依据被上诉人通过民主程序制定的规章制度，由双方签订，合法有效，且已履行完毕。2005年9月23日，被上诉人大连城建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经职工代表大会表决通过，制定实施了“大开发司字（2005）30号”《大连城建开发集团有限公司职工离岗休养（内退）管理办法》。该管理办法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并向劳动者公示。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之规定，该管理办法可以作为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依据。上诉人孙永毅在起诉状中已自认被上诉人城建公司向其出示过大开发司字（2005）30号管理规定。2005年12月14日，双方签订案涉《职工离岗休养（内退）协议书》，该协议书合法有效。协议签订后，被上诉人城建集团按协议书约定支付生活费、为上诉人缴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待遇直至2019年10月上诉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劳动合同关系已终止，协议书履行完毕。二、上诉人提出的上诉理由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1.被上诉人从未违反《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政策意见》的规定，上诉人提出被上诉人制定的内退管理办法违反政策规定、是违法行为没有任何依据。（1）《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政策意见》只是一份关于企业改制的政策意见文件，不是规范劳动合同或劳动规章制度的文件，更不是法律法规。该政策文件颁布时，被上诉人并未进行企业改制，不适用该政策文件。（2）该意见第二条第11项规定“改制企业对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含5年）或工龄已满30年的职工，改制企业难以安排的，如本人申请，可实行内部退养，由企业发给基本生活费，并按规定继续缴纳社会保险费，待达到退休年龄时按规定正式办理退休手续并由该企业按月或一次性发给独生子女父母退休补助费等。职工在改制前已经办理内部退养手续的，由改制企业继续履行原企业与职工签订的内部退养协议”。可见，内部退养只是由企业发放基本生活费。2005年9月23日，被上诉人城建集团尚未进行改制，其通过民主程序制定的《大连城建开发集团有限公司职工离岗休养（内退）管理办法》内容符合内退发放基本生活费的政策规定，合法有效。（3）2005年12月14日，上诉人孙永毅与被上诉人城建集团签订内退协议，并实际履行。（4）此后2006年7月13日被上诉人城建集团才进行改制。所以，根据辽宁省企业改革政策意见“职工在改制前已经办理内部退养手续的，由改制企业继续履行原企业与职工签订的内部退养协议”的规定，被上诉人城建集团与上诉人孙永毅继续履行改制前于2005年12月14日签订的职工离岗休养（内退）协议书，完全符合辽宁省政策文件的规定。2.被上诉人有权通过民主程序制定公司的规章制度，《大连城建开发集团有限公司职工离岗休养（内退）管理办法》已向上诉人出示，原审法院认定正确。（1）被上诉人作为单位法人有权根据单位实际经营管理需要制定规章制度。2005年9月23日被上诉人制定的“大开发司字（2005）30号”《大连城建开发集团有限公司职工离岗休养（内退）管理办法》，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该管理办法是对全体员工均具有约束力。而上诉人主张只能按1998年的规定办理内退，没有任何依据。（2）《（内退）管理规定》内容明确并已向上诉人出示。上诉人孙永毅在起诉状中明确自认“2005年10月24日，被告向原告提供一份大开发司字（2005）30号文件”。而且《职工离岗休养（内退）协议书》第一句就是“根据（内退）管理办法规定”，上诉人在协议书上签字，证明其对（内退）管理办法知悉。（3）《（内退）管理规定》第七条对于重新上岗工作的有具体规定。上诉人从未申请重新上岗，其与被上诉人签订了内退协议书。（4）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提出“2005年11月22日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未作安置方案”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因为，被上诉人尚未进行改制；而此后2006年7月改制时，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已签订了内退协议书，按政策规定继续履行。3.本案中不存在欺诈情形，上诉人主张因欺诈签订协议无效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根据。（1）上诉人孙永毅在《职工离岗休养（内退）协议书》签字的行为是真实的。在2005年10月24日的《劳动合同书》、2006年7月26日的《劳动合同书》和2011年7月26日的《劳动合同书》上，均明确“离岗休养，按职工离岗休养（内退）协议书执行”，均有上诉人孙永毅的签字。上诉人应对自己的签字行为负责。上诉人称系被强迫或被骗签，没有任何证据证明。（2）自2005年内退协议书签订后，被上诉人城建集团一直按协议书约定履行直至2019年上诉人孙永毅退休。14年来上诉人一直领取生活费，享受社保等待遇，从未提出过任何异议。由此可见，协议的签订不存在任何欺诈情形。（3）根据法律规定，欺诈不会产生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上诉人以欺诈主张协议无效没有法律根据。《合同法》第54条规定因欺诈、胁迫的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属于可撤销合同。劳动合同也是合同中的一类，应适用合同法的总则规定。所以，上诉人孙永毅以欺诈为由主张协议无效，没有法律根据。而且，行使撤销权的诉讼时效为一年。上诉人2005年签订协议，如其认为被欺诈，应在2006年12月14日前提出主张。上诉人在十四年后提起诉讼，也早已超过诉讼时效。4.上诉人孙永毅提出的工资损失及利息损失、奖金损失、补缴社会保险、住房补贴损失等，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且补缴社会保险、住房补贴待遇等诉讼请求不属于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范围，应予驳回。综上，一审法院判决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审判决。孙永毅向一审法院提出的诉讼请求：1.判决原告同被告于2005年12月14日违反法律及文件规定二次骗签职工离岗休养（内退）协议书无效；2.判决被告按照法律及文件规定同原大连城建开发集团公司1986年5月14日签订公司职工内退协议书发放工资各项规定补贴及福利待遇（含没有发放）；3.被告承担所有诉讼费用。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自1978年9月起在被告处工作。1996年5月14日，原告与被告订立《公司职工内退协议书》，约定原告“参照大委办发〔1992〕25号文件精神，经本人自愿申请，公司领导同意，自1996年6月起，办理内退手续。内退期间的工资及复利待遇，按集团公司规定执行，至达到退休年龄”。1998年，被告下发《大连城建开发集团公司三项制度综合配套改革方案》，其中规定“内退职工原工资和各项补贴照发，在家休息的福利待遇与在职职工同样享受”。其中，“大连城建开发集团公司”是被告的曾用名，该方案经过了该公司职代会决议通过。原告办理内退手续后，再未到被告处上班。2005年9月27日，原告与被告订立了《协议书》，就解决原告在1996年5月至2005年6月内退期间的工资、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等待遇问题达成了协议，被告为原告补发交通补贴费、生活补贴、住房补贴费等合计39639.4元。2005年12月，被告向原告提供了《大连城建开发集团有限公司职工离岗休养（内退）管理办法》（大开发司字（2005）30号），该办法由被告2005年9月23日首届二次职工代表大会通过，规定职工离岗退养期间只享受生活费、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待遇，取暖费按大连市政府职工取暖费的政策执行。该办法第七条规定“本管理办法生效前已离职休养的职工，不符合本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者，或符合第二条规定但要求重新上岗工作者，应在本管理办法生效起一个月内向公司提出上岗申请并回公司报道，服从公司的岗位安排，与公司重新签订劳动合同后，方可上岗工作……”，该办法第八条规定“本管理办法生效前已离岗休养的职工，符合本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要求继续离岗休养者，须在本管理办法生效起一个月内与公司重新签订劳动合同和职工内退协议书后，方可继续离岗休养；继续离岗休养职工的生活费标准按照本人现在已实行的离岗休养的生活费标准执行，直至退休不在变动，继续离岗休养期间的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缴费标准，按本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执行”。原告接到该管理办法表示不同意按照新的办法享受离岗退养，也不同意重新上岗工作。2005年12月14日，原、被告重新订立《职工离岗休养（内退）协议书》，约定被告离岗退养期间“只享受生活费、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待遇，离岗休养期间的生活费标准为1221.67元”，另约定了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的缴费基数，取暖费按照大连市政府取暖费相关政策执行。2006年，原告与被告签订了劳动合同，约定原告继续离岗退养。2011年，原告与被告再次签订了劳动合同，约定原告继续离岗退养。自2005年重新订立《职工离岗休养（内退）协议书》后，被告已经按照该协议内容履行了支付生活费等各项待遇的义务。2019年5月14日，原告申请仲裁，要求被告仲裁双方于2005年11月24日订立的职工离岗休养（内退）协议书无效、被告根据1998年5月14日签订的职工内退协议书发放工资各项规定补贴及复利待遇（含没有发放的）、承担所有仲裁费用。大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大劳人仲不字〔2019〕第119号不予受理通知书，认为原告的请求不属于其受理范围，故不予受理。原告不服，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被告之间重新订立离岗退养协议的效力如何认定。首先，用人单位合法制定的规章制度内容不属于人民法院调节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用人单位通过民主程序制定的规章制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及政策规定，并已向劳动者公示的，可以作为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依据。本案中，被告对离岗退养人员的薪酬待遇先后制定了两份规章制度，第一份是《大连城建开发集团公司三项制度综合配套改革方案》，其中规定“内退职工原工资和各项补贴照发，在家休息的福利待遇与在职职工同样享受”，第二份是《大连城建开发集团有限公司职工离岗休养（内退）管理办法》，其中规定职工离岗退养期间只享受生活费、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待遇，取暖费按大连市政府职工取暖费的政策执行。上述两份制度均属于用人单位通过民主程序制定的规章制度，且均已经向劳动者公示。该两份制度虽然对于离岗人员薪酬待遇有所调整，但均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因此，用人单位由于制度变更，并根据新制度要求与离岗退养人员重新订立离岗退养协议，属于用人单位自主行使企业内部管理权，人民法院不应予以干涉。其次，劳动者应当对自己的签字行为负责，并应当及时履行诉讼权利。原告在1996年自愿申请办理离岗退养后未再上班，2005年，由于离岗退养制度变更，被告根据第二份规章制度重新与原告订立了离岗退养协议，原告称系被强迫签订，但未提供证据证明。该离岗退养协议订立至今，双方已经遵照第二份协议履行多年，而原告并未及时行使诉讼权利。原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晓签字及履行的法律后果，故对原告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其三，劳动者的诉讼请求应当符合劳动争议案件的受理范围，对于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范围的主张，人民法院不予处理。原告主张的住房补贴损失、补缴社会保险，均不属于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处理范围，故一审法院不予处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孙永毅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孙永毅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孙永毅与被上诉人城建公司间原存在劳动合同关系，1996年5月14日，双方签订《公司职工内退协议书》，该协议履行至2005年12月14日，双方重新签订了《职工离岗休养（内退）协议书》，在签订该协议的同时，双方签订了一份《劳动合同书》，此后双方又分别签订了2006年至2011年的《劳动合同书》及2011年起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书》。现以上协议及劳动合同均已履行多年。本案中上诉人孙永毅主张双方于2005年12月14日签订的《职工离岗休养（内退）协议书》因存在欺诈、胁迫，并且违反辽政发（2005）15号《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政策意见》中第二.11条的规定，属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因此为无效合同。本院认为，首先，用人单位依法制订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及政策规定，并已向劳动者公示的规章制度，对用人单位及劳动者具有约束力，可以作为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依据。其次，2005年12月14日《职工离岗休养（内退）协议书》系用人单位依据已依法制订并公示的《大连城建开发集团有限公司职工离岗休养（内退）管理办法》（大开发司字[2005]30号）的规定与上诉人签订的。第三，2005年12月14日《职工离岗休养（内退）协议书》有本案双方当事人签名、加盖印章，并据此又签订了三份劳动合同且均已履行多年，其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是有效的协议。第四，现上诉人主张该协议无效，但因其未能提交有效的证据证明该协议签订时存在其所主张的欺诈、胁迫的事实，而上诉人主张依据的辽政发[2005]15号《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政策意见》属于地方规范性文件，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三）项所确定的“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的范围。综上，上诉人孙永毅的此项诉请无法律依据，原审法院对于上诉人孙永毅的诉讼请求未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孙永毅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宁 宁审判员 林荣峰审判员 曾国救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六日书记员 苏 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