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皖行终330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康书英，女，1965年5月6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凤阳县。 上诉人（一审原告）康书良，男，1966年4月5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定远县。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安徽省凤阳县人民政府，住所地安徽省凤阳县府城镇惠政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41126394375875B。 法定代表人罗圣权，该县县长。 被上诉人（一审第三人）康书兵，男，1970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安徽省凤阳县。 上诉人康书英、康书良因诉安徽省凤阳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凤阳县政府）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行政确认一案，不服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皖11行初78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 康书英、康书良向一审法院起诉称，其与康书兵系姐（兄）弟关系，康书英、康书良是老大和老二，康书兵排行老三，康书昌排行老四，共同的父母亲为康守付和叶德兰。1978年农村土地一轮承包时，康守付夫妻二人加上四个子女一户共六人，按当时每人2.25亩的标准，共承包土地13.50亩，当时以康守付的名义与所在村委会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后来，二轮土地承包时，其与康书兵所在村民组没有进行土地调整，在家庭内部，康守付夫妻二人把自己承包的各2.25亩土地分别给了康书昌和康书兵，即康书兵名下登记承包的土地变更为4.50亩。因其二人和父亲户籍登记在同一个户口本上，所以其原一轮承包的土地共4.50亩仍登记在其父亲康守付名下。后期土地确权时，其所在村委会在未告知其的情况下，制造伪证，把登记在康守付名下，实际属于其二人承包经营的4.50亩土地，变更登记在康书昌和康书兵名下。凤阳县政府未尽到认真审核的义务，错误地为康书兵办理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导致了其名下无承包土地，剥夺了其土地承包经营权。直到其所在村的土地被征收时，其才知道自己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被侵犯。请求依法撤销凤阳县政府颁发给康书兵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并由凤阳县政府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凤阳县政府向一审法院答辩称，一、农村土地一轮承包时，康书英、康书良与康书兵以康守付为户主，分得本队发包的土地13.50亩，人均2.25亩。后康书良于1987年被招工到定远县盐矿工作，大约于1997年将户籍迁到定远县；康书英于1996年秋嫁到凤阳县××××宋西组（但户籍一直没有迁出）。1998年开展二轮土地承包时，因康书昌已婚，以康守付为户主的家庭进行了分户。由于康书英、康书良都已不在该组生活，按当时家庭分户协议，家庭一户分成三户，康书昌、康书兵各为一户，康守付夫妻为一户，承包土地三户均分，各为4.50亩。三户分别与当时的城西乡前进村民委员会签订了二轮土地承包合同。2014年，凤阳县进行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试点工作时，因康守付已去世（2013年11月），叶德兰无力耕种，自愿将部分承包地转让给康书兵，发包方遂将土地摸底登记时初步登记在康书兵户，并进行了公示。随后，在没有接到任何异议的情况下，又在承包地调查、承包户确认的环节，再次进行公示，仍然没有接到任何异议，故将康守付户部分承包土地登记在了康书兵户名下。在二轮土地承包时，康书良是国家企业职工，已不是牛郢村民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康书英嫁到外地，虽然户籍没有迁出，但康书英嫁入的家庭应当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康书英作为家庭成员，理所当然具有承包经营权，因此康书英也不是牛郢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所以，康书英、康书良二轮承包时不能承包牛郢组发包的土地；二、其在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试点工作中，颁证符合政策规定。其依据康守付、康书兵签订的二轮承包合同为基础，依据各方自愿原则，通过村民代表对农户承包土地的指界、摸底表公示、根据群众意见进行修正，修正后再次公示，最后让农户代表在公示无异议的承包地块调查表上签字认可后，填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簿，打印承包经营权证颁发给承包农户。其依据确权登记颁证试点工作的基本原则和工作程序作出本案被诉行政行为；三、康书英、康书良本次起诉超过法定六个月的起诉期限。康书英、康书良提起的诉讼理由与事实不符，且超过起诉期限，请求依法驳回康书英、康书良的起诉。 康书兵向一审法院述称，康书英、康书良不是诉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人，无权对其承包的土地主张权利。根据法律规定，《土地承包合同》是承包方依法承包土地的凭证，康书英、康书良既无诉争土地现行有效的《土地承包合同》，亦无《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康书英已出嫁并在凤阳县××××宋西组进行了土地确权，而康书良作为事业单位职工不再是本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请求依法驳回康书英、康书良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根据上述规定，行政诉讼中的原告必须与被诉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否则，其起诉不能成立。所谓利害关系，是指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行政诉讼中的利害关系，一般仅指公法上的利害关系，即以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所依据的行政实体法规范是否要求行政机关考虑、尊重起诉人诉请所保护的法律上的权益，作为判断是否存在公法上利害关系的重要标准。即使起诉人所主张的权益客观存在，也可能会间接受到影响，但因不属于行政实体法保护的权益，其与行政行为之间也不具有行政诉讼法意义上的利害关系，进而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且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进行发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依据承包方与发包方所签订的书面承包合同，向承包方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并登记造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本案中，康书英、康书良要求撤销凤阳县政府为康书兵颁发的编号为：341126100028000028J凤农地承包权（2015）第075933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而凤阳县政府颁发该证的依据为凤阳县府城镇云霁社区居民委员会与康书兵签订的《凤阳县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康书英、康书良未能提供证据凤阳县政府为康书兵颁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中所涉及的土地包含在其二人与凤阳县府城镇云霁社区居民委员会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或作为共同承包人的土地承包合同中，故康书英、康书良认为该承包经营权证导致其二人名下无承包土地，剥夺了其二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理由不能成立。同时，被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撤销与否，也不能增加或减损康书英、康书良在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综上，康书英、康书良与被诉的登记发证行为没有利害关系，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对其二人的起诉依法应予驳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驳回原告康书英、康书良的起诉。 康书英、康书良上诉称，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诉行政行为不具有利害关系，显然是错误的。事实上，两上诉人在农村土地承包时，无论是一轮还是二轮，每人均依法承包经营了2.25亩土地，只是一直登记在其父亲康守付名下。被上诉人在康书兵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时，错误地将该4.5亩土地中的一部分登记在康书兵的名下，一部分登记在康书昌(另案第三人)的名下，导致两上诉人的承包经营权被全部剥夺，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由于凤阳县政府颁发该证的依据为凤阳县府城镇云霁社区居民委员会与康书兵签订的《凤阳县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可事实是，康书兵一审时，当庭提交的二轮承包合同书上，明确记载，其二轮承包的土地是4.5亩，该合同书并不是真正的二轮承包合同。所以，凤阳县政府未尽到严格审查义务，请求撤销一审行政裁定，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请;诉讼费用由凤阳县政府承担。 凤阳县政府答辩称，一、农村土地一轮承包时，上诉人与一审第三人康书兵以其父康守付为户主，分得本队发包的土地13.5亩，人均2.25亩。1998年二轮土地承包时，上诉人康书良已将户籍迁到定远县，不再是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上诉人康书英也已出嫁，户籍虽未迁出，但其嫁入到凤阳县××××宋西组并进行了土地确权，因此上诉人康书英在原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丧失。故两上诉人在二轮承包时均不再享有原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存在答辩人侵害其合法权益的行为，亦不具有案涉的行政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二、案涉的具体行政行为，没有影响上诉人的合法权利，经营权证的撤销与否，没有增加或减损上诉人的权利义务。上诉人没有与当地村民委员会（原集体经济组织）签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康书昌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项下的土地，包含有上诉人承包的土地。所以，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撤销与否，不影响上诉人的行政法上的权利，亦不减损或加重其行政法上的义务。三、答辩人给一审第三人康书兵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依据正确，符合政策规定，已尽严格审查义务，不存在虚假合同。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请求，维持原审裁定。 本院认为，本案上诉人康书英、康书良在1998年第二轮农村土地承包时，已不是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均不再享有该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凤阳县政府根据土地承包合同颁发的案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符合相关规定。故上诉人康书英、康书良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汪结平 审判员  胡 萍 审判员  姜 明 二〇二〇年六月四日 法官助理王劲 书记员刘菊芳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