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13民终116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朝阳县天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朝阳市双塔区朝阳大街一段308号。法定代表人：王化峰，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光，辽宁晟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袁凤和，男，1943年3月1日出生，汉族，退休职员，住址朝阳市双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斌，辽宁法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朝阳县天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衡房产开发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袁凤和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双塔区人民法院(2019)辽1302民初11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天衡房产开发公司的上诉请求是：撤销一审法院判决，依法改判被上诉人给付欠款222,265元，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上诉人为被上诉人出具购房发票与被上诉人欠上诉人款项，不存在必然的法律关系，案涉欠款事实存在，欠款手续是被上诉人自己书写。被上诉人一审中提交的证据均为复印件，一审法院采信是错误的。此外，本案的诉讼时效期间应为20年，适用《合同法》第六十二条(四)规定。袁凤和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原判。天衡房产开发公司向一审法院的起诉请求是：要求被告给付原告购房款222,265元，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09年5月3日，原告天衡房产开发公司与被告袁凤和签订了一份《商品房买卖合同》，被告袁凤和以287,880元的价格购买了原告开发的位于寓丽公寓小区的建筑面积为143.94平方米的第201C幢2单元2301室楼房一户，该房屋买卖合同中对购房款的付款方式及期限，均未作明确约定。被告袁凤和于2009年5月3日当日给付了原告天衡房产开发公司购房款110,000元。被告袁凤和针对本案中的剩余购房款于2010年11月13日为原告出具了一份注明拖款222,265元购房款的“借条”，同时在该“借条”中注明“此款系房款（未减8万元）”。2010年11月23日，原告天衡房产开发公司针对本案中的涉案房屋为被告袁凤和开具了购房款金额为287,880元的购房发票。原告天衡房产开发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在庭审中称被告袁凤和为证明其向原告支付了110,000元的购房款所提供的收款收据系复印件，不具备相应的证明效力，并称即使此收款事实真实存在，超出其公司自认的被告已经给付65,675元购房款之外的44,325元系被告袁凤和交纳的维修基金和其他相关税费。原告天衡房产开发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在第二次庭审时,针对被告袁凤和所陈述的原告现尚未协助其办理房屋所有权证时,在庭审最后陈述阶段称在被告未向原告付清购房款的情况下，原告不可能为被告开具正式发票协助其办理房产证。被告袁凤和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认可原告天衡房产开发公司已将涉案房屋实际向其交付。原告天衡房产开发公司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认可其公司针对本案中的购房款在本次诉讼前并未向被告袁凤和提起过诉讼。现原告天衡房产开发公司以被告袁凤和尚欠其222,265元购房款未给付为由诉至法院。原告天衡房产开发公司针对其诉讼请求向法院提供了原、被告双方于2009年5月3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复印件和被告袁凤和于2010年11月13日为其出具的拖欠购房款的“借条”予以证明，被告袁凤和针对其答辩意见,向一审法院提供了原告天衡房产开发公司于2009年5月3日为其出具的收款收据的复印件和原告为其出具的经过税务部门核对无异的购房发票复印件等证据材料予以证明。一审法院根据原、被告所提供的上述证据材料及原、被告双方的庭审陈述认定上述事实。一审法院判决认为，因被告袁凤和对原告天衡房产开发公司提供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复印件不持异议，一审法院对该合同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原、被告双方于2009年5月3日签订的上述《商品房买卖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符合平等自愿、等价有偿、诚实信用原则，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确认合法有效。关于被告袁凤和对本案中的剩余购房款是否以现金和抵账的方式付清的问题，首先，在购房者与开发公司的房屋买卖交易过程中，开发公司在收到购房者的全部购房款后,才为购房者开具发票为常态性惯例，而在购房者未付清全部购房款的情况下,先行为购房者开具发票为极端个例，甚至在购房款已全部付清的情况下房屋开发单位仍迟迟不为购房者开具发票的情况大量存在，而原告天衡房产开发公司虽称被告袁凤和未向其付清购房款，但却未向一审法院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公司存在在被告袁凤和未向其付清全部购房款的情况下，其公司需要先行为被告开具购房发票的特殊情形，并且本案中购房发票的开具时间发生在被告袁凤和为原告出具拖欠购房款的“借条”之后；其次，原告天衡房产开发公司在本案审理过程中称被告袁凤和尚欠其222,265元购房款未给付，且在第二次庭审中称在被告袁凤和未向其付清全部购房款的情况下，其公司不可能为被告开具正式的购房发票，但通过被告袁凤和在第三次庭审中向法院提供的经过税务部门核对无异议的购房发票复印件能够证明，原告已于2010年11月23日就为被告开具了本案中涉案房屋的购房发票，原告在第二次庭审中陈述的事实与其早已在本案第二次开庭审理前就为被告开具了购房发票的事实相矛盾。另外，原告天衡房产开发公司在被告袁凤和于本案第三次开庭审理时，向一审法院提供由其公司为被告开具的购房发票时，作出的其公司为被告开具购房发票并不能说明被告已向其付清全部购房款的陈述与其在第二次庭审时的陈述相矛盾，也违背房地产市场的正常交易习惯；最后，被告袁凤和是于2010年11月13日，为原告天衡房产开发公司出具的拖欠购房款的“借条”，如果被告袁凤和没有以现金或抵账的方式与原告结清全部购房款，原告在被告拖欠其购房款将近十年未付的情况下不向其主张权利，亦违背常理。据此，被告袁凤和在原告天衡房地产开发公司为共开具购房发票前，已与其以现金和抵账的方式结清了全部购房款具有高度盖然性。虽然被告袁凤和向法院提供的由原告天衡房产开发公司为其出具的收款收据为复印件，但因被告袁凤和于2010年11月13日，为原告天衡房产开发公司出具的“借条”中的欠款金额，小于双方于2009年5月3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约定的房屋总价款的金额，被告袁凤和提供的上述收款收据的真实性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关于原告天衡房产开发公司现在向被告袁凤和主张购房款是否超出诉讼时效问题，诉讼时效是指权利人未在法定期间内行使权利而丧失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保护其权利的法律制度，诉讼时效期间是指权利人请求人民法院保护其民事权利的法定期间。原告天衡房产开发公司向被告袁凤和主张222,265元购房款的关键证据材料，为被告袁凤和于2010年11月13日为其出具的“借条”，该债权凭证的名头虽为“借条”，但本案中款项的实际性质系欠款，该债权凭证实为欠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人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借款和欠款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点有着本质的区别，借款人向出借人借款时为出借人出具的“借条”、“欠条”、“收条”等债权凭证出具的时间并非借款的到期时间，而系借款人向出借人出具的证明债权真实存在的凭证，借款的到期时间应以债权凭证中注明的借款到期时间为准，诉讼时效期间为债权凭证中注明的借款到期时间起计算三年，债权凭证中未注明借款到期时间的，可以适用最长二十年的诉讼时效期间。欠款产生的基础法律关系较多，绝大部分为原、被告双方前期存在买卖合同、劳务合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等合同关系。作为证明欠款事实存在所依据的欠条为合同一方当事人未向对方当事人支付货款、劳务费、工程款而在另一方当事人向其主张权利时其无力支付才为债权人出具的债权凭证。在双方当事人无特别约定的情况下，一方当事人为对方当事人出具债权凭证时应视为欠款到期之日，即权利受到损害之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日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因原、被告在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中对购房款的给付期限未作明确约定，本案属于对合同价款的履行期限不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第六十二条第（四）项规定“履行期限不明确，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被告袁凤和于2010年11月13日为原告天衡房产开发公司出具欠条时应当视为债权到期之日，债权到期之日债务人没有给付债权人欠款，应当视为债权人的权利已经受到损害，本案的诉讼时效期间应从2010年11月13日起计算三年。因原告天衡房产开发公司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认可其公司在本次诉讼前针对本案中的购房款未起诉过被告袁凤和，而其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又未向法院提供证据证明本案中的诉讼时效期间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二款、第一百九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的延长、中止、中断的情形，原告针对本案中的购房款于2019年3月6日向被告袁凤和主张权利，已经超出了诉讼时效期间。据此，原告天衡房产开发公司在被告袁凤和已经以现金和抵账的方式为其结清全部购房款存在高度盖然性的情况下，在超出诉讼时效期间后将被告袁凤诉至法院，提出的要求被告袁凤和给付其222,265元购房款的诉讼请求，因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袁凤和提出的本案中的购房款已经超出了诉讼时效，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天衡房产开发公司的诉讼请求的辩解意见，具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采纳。一审法院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天衡房产开发公司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634元（原告天衡房产开发公司预交），由原告天衡房产开发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天衡房产开发公司提交了双塔区人民法院（2017）1302民初4466号民事判决书及《庭审笔录》各1份，以证明上诉人已主张了权利；袁凤和质证称对判决书真实性无异议，该判决书未表示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主张了权利。通过双方围绕诉争焦点质证，经合议庭研究评议认定如下：双塔区人民法院（2017）1302民初4466号民事判决书为李国军向袁凤和、天衡房产开发公司主张履行转让房屋办理过户义务的诉请，案涉“欠据”是作为该案证据证明袁凤和曾购置案涉房屋，该判决书并未认定天衡房产开发公司向袁凤和主张权利的情形。因此，该证据与本案上诉人的诉请无关联性。本院对一审查明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诉争焦点是：一、袁凤和是否具有欠付案涉购房款情形；二、天衡房产开发公司向袁凤和主张购房款是否已超出诉讼时效期间。关于袁凤和是否具有欠付案涉购房款的情形问题。本案袁凤和与天衡房产开发公司于2009年5月3日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双方均无异议，属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袁凤和退休前曾任某国有商业银行主要负责人，退休后为天衡房产开发公司聘用，协调具体房产开发事宜。期间，袁凤和购置了位于寓丽公寓小区，第201C幢2单元2301室楼房一户，建筑面积为143.94平方米，并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袁凤和预付部分购房款，后于2010年11月13日为天衡房产开发公司出具了“借条”，其中载明欠款222,265元，注明“此款系房款（未减8万元）”。2010年11月23日，天衡房产开发公司为袁凤和开具了购房款金额为287,880元的购房发票，有朝阳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予以确认佐证，此后开发商交付了房屋。上述事实表明，袁凤和在履职期间，双方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袁凤和交付部分预付款后出具了“借据”、天衡房产开发公司开具了全额购房款287,880元的购房发票，符合消费者购房履行手续和法定流程，从开发商出具全额购房发票，且此后近10年未主张权利的事实分析，应视为对袁凤和取得案涉房屋交易债权的默示和认同，结合袁凤和受聘工作性质，不能排除开发商存在减免案涉房款的情形，从其购房履行的流程和环节分析，符合商品房买卖的交易习惯。据此，袁凤和所持有的天衡房产开发公司开具的全额购房发票，属于商品房交易的债权凭证，结合双方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和房屋已实际交付的事实，可以推定双方已完成商品房屋买卖的债权交易，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即：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故双方完成房屋债权交易具有高度盖然性。二审期间，天衡房产开发公司未举证说明，其出具全额购房发票及交付房屋的情形，与双方买卖房屋事实没有关联性，天衡房产开发公司称出具发票仅是为袁凤和办理房证所需的抗辩，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天衡房产开发公司向袁凤和主张购房款是否已超出诉讼时效期间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人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天衡房产开发公司与袁凤和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条款中未约定付款方式和期限，但约定了商品房交付期限为2010年12月31日，按照商品房交易习惯和常理，买受人购房付款期限不会迟于开发商交付房屋的限定时间，故双方约定的商品房交付期限，即可推定为是双方确认的付款最后期限。2010年11月13日，袁凤和向天衡房产开发公司出具了“借条”222,265元购房款，以其内容分析实为欠据，其数额少于合同购房价款，表明袁凤和在给付部分房屋款后又重新确认了所欠房款。据此，袁凤和于2010年11月13日为天衡房产开发公司出具欠条之时，应视为债权到期之日，买受人未给付债权人欠款，对债权人的权利构成实际损害，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应从2010年11月13日起第二日计算为三年，而不适用二十年的诉讼时效。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日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上述事实也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债务人在约定的期限届满后未履行债务而出具没有还款日期的欠款，诉讼时效期间应从何时开始计算的问题》（法复3号）中答复意见的情形。二审期间，天衡房产开发公司出具的双塔区人民法院（2017）1302民初4466号民事判决书，其内容与本案无关联性，不具有证明效力，其也未提交相关证据佐证向袁凤和主张过权利。故天衡房产开发公司称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抗辩，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天衡房产开发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634元，由上诉人天衡房产开发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玉华审判员  汪 江审判员  姜永涛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五日书记员  毕 雪（法官助理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