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皖0102民初4450号原告：马某1，男，1940年12月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被告：马某2，女，1958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被告：马某3，男，1950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闵行区。被告：马某4，男，1953年2月25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被告：马某5，女，1956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原告马某1诉被告马某2、马某3、马某4、马某5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29日立案。原告马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称：1、四被告应从被继承人马元朴的遗产中清偿他生前由我垫付的养老院费用、病危抢救时输血及医保规定外的用药费用,还有丧葬全套流程费用等,共计人民币100000元；2、由于马某2等四人使用不实材料套取“公证”,且公证单位又违规篡改结论、旁证材料中还出现“伪证”等,为求公理,我多方申诉,至使诉讼过程拖了长达两年之久,不但增加诉讼成本,而且给我身心造成极大伤害，特要求经济、精神赔偿人民币50000元；3、马元朴生前多次交待并在“代书遗嘱”中也有明确表示(请参阅“代书遗嘱):当他百年之后,如存款未能使用完,请分别给他五个弟妹作个“纪念”以表心意。另外明确委托我为遗嘱执行人,依据《继承法》第十六条之精神,同时依照第三章第六节的司法解释,由我按马元朴遗愿处理，我有权要求马某2等受益者从马元朴的遗产中拿出人民币250000元作为感谢和感恩,以报答多年的养育恩情；4、依据包河区法院2019年12月27日判决之日起算,马某2等四人才算取得了“继子女”身份。但法律规定有个前题,即“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而事实上马元朴在去世前的近七年时间,都是由我一人全方位的扶养,马某2等四人基本上没有参与,具有严重的遗弃行为，我有大量的证据予以证实，依据《继承法》第十四条规定,我属于“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因此依法要求从马元朴的遗产中获取200000元作为多年来的辛苦和劳务补偿。综上合计:本案值总数为人民币陆拾万元整。事实与理由:（一）先确定被继承人马元朴的遗产范围:A.合肥市包河区“京华世家”小区房产一套(127.13平米,估约200万元)。B.马元朴的存款,存折,债券等(取证于马某2等提供的“公证书”记载,估约50多万元)。C.马元朴的“工资”和单位内部的“福利存款”(丧葬、抚恤不属于“遗产”)估约10万元。D.徐丰龄在马鞍山花山区和平村34栋1号房产一套及财产若干。(徐先于马去世),依据《继承法》第26条之规定,经评估分割后的50%应归马所有。另外徐是小学高级教师,收入比马高,应有存款若干。以上两项估约人民币60万元+40万元=100万元。E.合肥市淮河路撮造山巷2号5栋4房产一套。此为1956年马元朴原工作单位“省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分配的,应为标准的“婚前财产”，产权完全归马元朴一人所有。此房在1970-1975年马元朴下放安徽全椒县蹲点时,被马某3侵占。后来淮河路改造,由政府征收置换阜阳北路杏林小区房屋一套,仍由马某3侵占至今。此房产约估120万元。综上相加马元朴财产总数约估为480万元。(二):虽然马某2四人“继子女”身份得到认可,但他们与马元朴之间没有形成“扶养关系”的事实。A.由马鞍山人社局提供的徐丰龄1981年4月自填的人事档案中表明,配偶为马伯寅、大弟马元朴。这可以肯定的说1981年4月以前,徐、马不可能是夫妻关系。既然俩个大人是叔嫂关系,那么四个孩子当然是叔侄关系了,所以数年来我们把马某2四人作为侄子看待是正常的。因此,我们与被告以前庭审中所有争论不休的若干问题,都应不复存。而衡量徐、马关系的节点应从1981年4月以后算起。B.假设徐丰龄填完“表”后立即与马元朴结婚,那么马某3应是31岁、马某428岁、马某525岁、马某223岁。如果从1988年徐从马鞍山退休后来肥与马同居算起,则四个孩子年龄更大了,早都已独立生活工作、结婚、生子,哪里有什么“抚养”的事实存在。再说徐丰龄1950年至1974年一直在阜阳工作,1974年-1988年退休在马鞍山工作。马元朴1950年-1990年3月一直在合肥工作(中间1970--1975年下放全椒县),他们俩人退休前从未有机会在同一个城市工作过,也没有正式组建家庭,更没办理结婚手续。我们兄妹五人的档案中没有他们结婚的记载,马某2四人的档案中也没有妈妈改嫁的事实。因此,他们与马元朴之间的抚养关系是不存在的。C.大哥马伯寅1966年去世后,大嫂徐丰龄一人带四个孩子生活,确实有困难我们兄妹团结亲密、相依为命,经商议决定大家凑钱支援他们,把四个侄辈抚养成人。自1966--1974年徐丰龄调到马鞍山,孩子们都能自立为止。马元洁、马元召、马元岭、马元清、马某1大家各尽其力,每月定时将钱凑齐交马元朴那里由他寄出,所以就造成每月都是马元朴一人寄钱的假象。其中马元清还把马某3接到身边,供养他上合肥九中。其实这些事马某2四人是详知内情的,今天为了争夺遗产故意编造谎言而已。他们这样,怎能对得起死去的姑叔和他们的后人？也正是由于这些姑叔平日对马元朴的各种方式的资助,帮他凑集置换心脏的手术费用,加上他自己省吃俭用,才使得他目前能有这么多存款,遗憾的是他没能等到这一天。D.2012年1月徐丰龄病逝,从此马某2四人彻底遗弃了马元朴,根本不管不问了。马年老多病、生活难以自理,孤身租住青年路小区里,每日靠几个包子生活。有次已病饿半昏迷两天半,滴水未进,差点死掉,房东宁愿退钱也不让租住了,他是从医院出院直接进养老院的(请查阅出院日期与入住养老院日期,有关材料已呈交)。作为胞弟我实不忍心,才咬牙接管过来,我自己当时已七十多岁(1940年出生),自身难保。试想一个近80岁的老人去照顾一个近90岁的老人,内中困难和辛苦多么巨大。如果早知道他们是“继子女”早把他们告上法庭了,何须担子落我头上呢。如果马某2他们孝顺且关系正常,我没必要介入也介入不了呀。将近七年时间里,马元朴先后住院13次(安医7次、省立医院3次、中西医结合医院3次)他们四人不但不出面,连个电话也不打(四人中有三人家都在合肥)。静安养亲苑和马元朴在安医住院时的护工王发高同志的证明最能说明问题,他们都能证明马元朴身边只有我一人在照顾。而马某2四人年青力壮、有扶养能力,如果是继子女,就应当按照法律尽扶养义务,《继承法》第十条第三、四款规定的十分清楚:“继子女与继父母之间继承是有条件的,即其是否尽了扶养义务,没有尽扶养义务就没有继承权。”《继承法》还规定了“对有扶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扶养义务的、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少分”。综上所述,我们不是为老不尊,也不是为老不善,我们五个家庭几十人总的补偿要求只占马元朴遗产的1/8。而马某2四人贪得无厌,将马元朴遗产的三大部分全掠一空,留给我的只有一个冰冷的骨灰盒,连我为马元朴垫付的款项也不偿还。为了维护我的合法权益,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请求法庭支持我的合理诉求。四被告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管辖权提出异议认为：被继承人死前住所地为包河区巢湖路省科委大院，主要遗产房屋所在地位于包河区京华世家小区3栋707室，且本案继承纠纷一直在包河区法院审理，故本案应由包河区人民法院继续处理。本院经审查认为，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因继承遗产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继承人死亡时住所地或者主要遗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双方均称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为包河区巢湖路省科委大院，主要遗产房屋位于包河区京华世家小区3栋707室。且马某1作为原告起诉继承纠纷的案件已经在包河法院起诉两次，案号分别为（2018）皖0111民初3826号，（2019）皖0111民初15917号，以及原告起诉的与本案继承有关的侵权责任纠纷亦在包河区法院审结，案号为（2019）皖0111民初7298号。原告称本案案由并非继承纠纷，但从原告主张的案由应为“依法从胞兄马元朴遗产中分享部分遗产和催讨其生前欠款”以及从其诉讼请求中均可确认本案纠纷仍为继承纠纷。综上，被告提出的管辖权异议成立，本案依法应由包河区人民法院处理。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之规定，裁定如下:本案移送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处理。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施建军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二日书记员  俞小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