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内01民终46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魏江鹏，男，无固定职业，住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鹏，内蒙古鹏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涛，男，职员，住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新胜，男，无固定职业，住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于庆，女，职员，住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系杨涛之妻。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新胜，男，无固定职业，住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系于庆之父。上诉人魏江鹏因与被上诉人杨涛、于庆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2019）内0105民初63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调查和询问，各方当事人均没有新证据、新事实，本院依法不开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魏江鹏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魏江鹏的一审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由杨涛和于庆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杨涛向魏江鹏借款5.6万元是真实存在的。杨涛向魏江鹏提出借款请求后，魏江鹏从2017年8月28日起陆续向杨涛的银行账户里转入借款，共计5.3万元，后又通过现金给付的方式给付了3000元现金。杨涛于2017年9月1日给魏江鹏签订借条。杨涛在一审时辩称没有收到借款，上述借款是魏江鹏偿还其的借款且双方存在业务上的经济往来，以此来否定魏江鹏提举的证据，得到一审法院的支持,是明显错误的。首先,魏江鹏已于2017年9月1之前履行完全部出借义务,并有杨涛签名的借条佐证,而杨涛所谓的合伙搞投资和魏江鹏给其的还款则没有相关证据加以证明,事实上双方之间的经济业务往来早在杨涛向魏江鹏借款之前就已终止,微信截图上也都是魏江鹏向其催要借款而其借故拖延的聊天对话。其次,根据杨涛提交的《浦东发展银行客户对账单》显示的银行流水也都是在双方签订借条之前,并且无法证明转账的具体目的,签订之后双方并没有经济往来,故魏江鹏向杨涛催要借款的微信截图可以证明双方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而一审法院认定魏江鹏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已经履行完出借义务是错误的。二、于庆作为保证人,应该履行保证义务。根据魏江鹏与杨涛签订的借条,借款人是杨涛,担保人是于庆,故于庆在本案中的地位是保证人,在债务人不履行其还款义务时,魏江鹏向保证人主张履行还款义务符合法律规定,故于庆应该履行其保证义务,向魏江鹏还款。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魏江鹏是基于与杨涛真实的借贷关系提起的诉讼,一审法院在没有查清本案事实的情况下作出错误认定,从而导致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杨涛、于庆辩称，2017年8月30日，杨涛因为要投资向魏江鹏借款并出具了借条，魏江鹏未向杨涛交付借款，之后由于杨涛不想投资了，就找魏江鹏要借条，当时魏江鹏说“回去之后自己撕毁借条就可以了”，因为双方关系好，出于信任杨涛就相信了魏江鹏。2017年8月30日到魏江鹏起诉之日，双方发生了四笔款项往来，实际上已经平帐。双方所有的账目往来都是为了自己消费、偿还信用卡。魏江鹏起诉状与上诉状事实理由不一致，两份诉状中有关借款方式、借条签订时间的表述相互矛盾。魏江鹏所说的陆续转账行为与常理不符。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与本案无关。魏江鹏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杨涛归还其借款本金5.6万元；2.杨涛支付其借款利息4760元（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6％计算，从2018年1月31日起至起诉日2019年7月15日）；3.杨涛支付其借款5.6万元的利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6％计算，从起诉日2019年7月15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4.于庆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本案的诉讼费用由杨涛和于庆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8月30日，杨涛向魏江鹏出具《借条》，载明：“本人杨涛今借魏江鹏伍万陆仟元整，于2018年1月30日归还。到期未还用车做抵押，×××。”于庆在担保人处签名捺印。另查明，魏江鹏提交《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显示魏江鹏于2017年8月28日向杨涛转账2.5万元，2017年8月29日向杨涛转账1.5万元，2017年8月31日向杨涛转账1万元，2017年8月31日向杨涛转账3000元，以上共计5.3万元。魏江鹏称其向杨涛交付现金3000元，但杨涛对此不认可，庭审时魏江鹏无法说明交付该3000元现金的时间、地点及资金来源等情况。又查明，杨涛提交《浦东发展银行客户卡对账单》，显示2017年8月24日杨涛向魏江鹏转账2万元，2017年8月28日杨涛向魏江鹏转账5000元，2017年8月28日杨涛向魏江鹏转账1.5万元，2017年8月31日杨涛向魏江鹏转账1万元，2017年9月1日杨涛向魏江鹏转账3000元，以上共计5.3万元。再查明，经询问双方本人，魏江鹏和杨涛均认可双方之间存在业务上的经济来往，现有银行流水中显示魏江鹏共计向杨涛转账9.3万元，杨涛给魏江鹏转账6.3万元。魏江鹏提交其与杨涛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其中2018年6月19日杨涛向魏江鹏发送信息“努力不动啦，过几天又还贷款了，你最近抽时间，拿上条子过来拿钱吧”，“你现在把我弄的我也没办法哇，我只能说把每个月自己还贷款的钱给你，于庆那的，我没办法说，只能给你我自己的”。杨涛称此信息为魏江鹏投资赔钱后，杨涛同意给其适当补偿，并且换回魏江鹏手中未撕毁的借条，并非杨涛承诺还款。一审法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本案杨涛虽然向魏江鹏出具了5.6万元的《借条》，但魏江鹏应当举证证明其已经向杨涛实际交付借款5.6万元。本案魏江鹏提供的银行流水证明其于2017年8月28日至2017年8月31日期间分多次共计向杨涛转账5.3万元，杨涛提交银行流水证明其于2017年8月24日至2017年9月1日期间分多次共计向魏江鹏转账5.3万元，且双方均认可双方之间存在业务上的经济往来；现有证据中显示魏江鹏共计向杨涛转账9.3万元，杨涛共计向魏江鹏转账6.3万元，二者相差也并非借条上载明的5.6万元。魏江鹏称其向杨涛交付现金借款3000元，但无法说明交付该3000元现金的时间、地点及资金来源等情况。综合本案庭审过程及双方提交的证据，魏江鹏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其已经向杨涛实际交付借款5.6万元，故对魏江鹏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驳回魏江鹏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已减半收取660元，由魏江鹏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本案三位当事人曾经存在同事关系，经济往来较为频繁。除本案的借贷关系外，双方还存在因公司业绩及各自使用信用卡而相互转账的事实。对于双方上述相互转账事实的起止时间、数额、所涉银行账户等情况，双方均不能明确陈述。对于是否存在现金往来，双方当事人各执一词。2.魏江鹏在起诉状中称涉案借条的签订日期为2017年8月30日，签订借条后其以银行转账方式陆续支付杨涛5.6万元；上诉状中称涉案借条的签订日期为2017年9月1日，其从2017年8月28日起陆续向杨涛转账5.3万元，并支付杨涛现金3000元。魏江鹏对支付现金的时间不能确定。3.二审中，魏江鹏称涉案借款的转账部分由以下三笔组成：（1）2017年8月28日转账2.5万元；（2）2017年8月29日转账1.5万元；（3）2017年8月31日分两笔转账1.3万元。4.根据双方当事人提交的银行转账明细，双方当事人在短时间内存在较为频繁的相互转账行为，如在2017年8月28日，在杨涛向魏江鹏转帐5000元后，魏江鹏向杨涛转账2.5万元，之后杨涛又向魏江鹏转账1.5万元，魏江鹏于次日向杨涛转账1.5万元；2017年8月31日，杨涛于16：20向魏江鹏转账1万元后，魏江鹏于16:45给杨涛转账1万元，于22:54给杨涛转账3000元，杨涛于次日向魏江鹏转账3000元。5.魏江鹏与于庆之间也存在转账往来，但双方当事人均认为魏江鹏与于庆之间的账目往来与本案无关，双方亦非借款关系。本院认为，涉案借条仅能证明双方当事人就借款事项达成了合意，在借款人否认收到借款的情况下，出借人有责任对其是否履行了出借义务承担举证证明责任。魏江鹏所称的借款交付时间、交付方式与一审陈述相悖。根据魏江鹏二审陈述，在借条出具前后，其以转账及现金方式向杨涛交付了借款。而根据双方当事人提交的银行转账记录，双方在涉案借条出具前后不止仅有魏江鹏所述的四笔转账，还存在其他相互转账行为，这些相互转账在时间、金额上不具有规律性和对应性，且双方对账目往来的起止时间不能确定。双方当事人均认可双方之间存在多种经济往来，但因双方之间未签订内容明确、具体的书面凭证，仅从双方陈述和现有转账记录，不能区分各种经济往来所涉账户、款项往来的具体性质及具体金额，也不能认定魏江鹏于2017年8月28日、29日、31日的转账性质为借款。因此，在双方当事人存在多种法律关系、对款项往来性质各执一词，且均未提举充分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出借人应对涉案借款的交付事实承担更为严格的举证责任。一审法院结合双方当事人之间的转账情况，以证据不足为由驳回魏江鹏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所述，魏江鹏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20元，由上诉人魏江鹏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马国民审 判 员 张雪杨审 判 员 洪齐艳 二〇二〇年六月三日法官助理 任 敏书 记 员 马 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