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武邑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1122民初426号 原告：袁桂静，女，1987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深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文东，河北佳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袁治水，男，1978年10月5日出生，汉族，现住衡水市武邑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文灿，河北志安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袁桂静与被告袁治水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5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袁桂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文东、被告袁治水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文灿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袁桂静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停止对原告9.02亩耕地的耕种行为并将耕地返还原告；2、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耕地使用费1954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方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系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代码：13122203240000197J）上载明的7块耕地的承包人。被告自2016年起，在没有得到原告允许的情况下擅自耕种原告耕地，原告多次要求被告停止耕种并返还原告，但是没有任何结果。后经村委会和乡政府多次调解但是被告仍然对原告的诉求置之不理，至今原告的耕地仍然被被告强行耕种。原告认为其持有合法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其土地使用权应当受到法律保护。被告在未经原告允许的情况下，擅自耕种原告土地的行为已构成侵权，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起诉讼，望贵院依法裁判，支持原告诉讼请求。 原告为支持自己的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一份，证明案涉耕地承包经营权是原告的事实；证据二、后律寨村村委会证明一份，证明被告从2016年春天起至今耕种原告9.02亩地的事实；证据三、深州市村委会证明一份，证明原告迁入该村后没有承包地的事实；证据四、录音材料一份，证明被告将原告土地以每亩500元租赁给张海亮的事实；证据五、河北省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公示的武邑县耕地出让受让公示情况5份，证明武邑县耕地的租赁价格情况。 被告袁治水辩称，原告并不是被告所在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依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条、第十六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原告无权对被告所在村集体的土地进行承包，更不存在签订承包合同的事实，所以原告对涉案土地不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对于原告违反法律规定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被告保留相关的救济权利。在本案中，原告系被告亲大爷袁书昌（已故）的继子女，但原告从未对袁书昌履行过赡养义务，自2013年袁书昌摔伤瘫痪后，是被告一直对袁书昌进行扶养和照料，直至其死亡时还代为出资办理了袁书昌的丧葬事宜（原告为了争夺袁书昌遗产，向被告偿还了丧葬费用）。本案所涉土地是袁书昌生前享有的，按照《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耕地土地承包经营权属于用益物权，原告无法继承取得，另外袁书昌也已经通过口头遗赠扶养协议的方式将该地交付给了被告耕种。2016年，原被告对涉案土地归属问题产生了争执，经过前村支书袁合春的调解，原告同意被告耕种五年，作为对被告扶养袁书昌的补偿，但实际上，被告种植涉案土地5年获得的收益远远不足以补偿被告的付出，被告认为还应当继续耕种10年。综上所述，原告起诉状中的内容系扭曲事实的虚假陈述，请求法庭认定被告耕种涉案土地具有合理的事实及法律依据，并依法判决驳回原告所有的诉讼请求。 被告另辩称，自2013年袁书昌摔倒瘫痪后是被告一直进行照料，并且针对涉案土地，袁书昌也说过等其去世后就由被告进行耕种，按照2019年居民服务业的相关标准，被告连续照顾袁书昌3年之久（在其瘫痪之前也一直照料，不过并不像其失去劳动能力之后需要付出更多的精力和费用），其护理费总额应该估算为12万元，现被告耕种涉案土地，每年获得收益按每亩1000元计算，三年共计27000余元，因此被告应当继续耕种该土地，以补偿其代替原告所履行的赡养义务。 被告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证据一、证明两份，证明原告从未尽到赡养义务，是由被告对原告继父进行的赡养；证据二、后律寨村村委会证明一份，证明原告所出具的证据二不具有真实性；证据三、袁合春（前村委会负责人）出具的证明，证实原告同意将土地交由被告耕种；证据四、袁某等人出具的证明，证明像涉案土地这样的零散土地流转土地每亩价格300元；证据五、证人郭某、袁某的证人证言，以证明原告未对其继父承担生养死葬的义务，被告因承担了袁书昌生养死葬义务，原告同意被告耕种涉案土地5年作为对申请人的补偿。郭某做证称，与原告和被告“是邻居”，“袁书昌的闺女玲玲，大名不知道，证明她应尽的义务的没做到，秋收都是被告管，自从袁书昌摔伤都是袁治水一家伺候，庄稼都是袁治水收，后来给袁桂静打电话就接了一次，后来找车去找袁桂静，袁书昌去世后袁桂静不回来，我跟袁某去深州找她，找见他公公跟婆婆内容不清楚，后来（她）公公说不去了，让我们自己安排，安排完后出殡那天玲玲才回来，袁治水当时已经付钱，后来袁桂静拿出来8000元发丧。”被告在村里（人们）管他叫“袁春风”。现村委会主任袁某作证称：“与原告袁桂静及被告是邻居，远辈当家子。”“原告出具的证明我不知道什么内容，章没在，他们写的内容没看，乡里就给盖了章。证明袁书昌死后经前村主任袁合春调解，袁治水种5年土地，袁桂静是袁书昌抚养长大的，她一直不回家，没尽赡养义务，当时袁书昌去世后打电话一直不接，后来去婆家找她，经过她公公给她打电话，她公公转述说我不管，你们爱怎么办怎么办，我不管。”“村民需要盖章乡里区长给我打电话说需要盖章，没说什么内容。”当时调解时“没有在场”。 经庭审质证，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被告质证如下：证据一的合法性有异议，该证书的形成没有法律依据，违反了《土地承包法》第三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三条的规定。证据二不具有真实性，原告联系该村委会出具证明时，公章由乡里相关人员拿着，同时没有告知村支书该证明内容，是原告直接去乡里找人盖得章，此证据不具有真实性。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有异议，原告应当提交现所在家庭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与该证据相互印证，否则该证明不能达到原告所主张的目的。对证据四合法性有异议，该证据不符合录音证据收集的法定要件，系在袁桂静以诱导式发问，且被录音人不知情的情况下作出的，另外该证据也不具有关联性，因为该录音中所提到的租赁合同是与袁春风签订的，而被告的名称是袁治水。对证据五三性均有异议，该证据无法显示出处，也没有任何单位的盖章证实，且本案所涉土地是零散式土地，并不是整体式农田，不能参照证据五文件。 对被告提交的证据，原告质证称：证据一对证据三性均不认可，本案是土地经营权纠纷，与原被告谁赡养了袁书昌没有任何关系，退一万步讲，即便是被告照顾了袁书昌的生活也是其自愿的，原告并未让其照顾袁书昌，也更说不上被告替原告赡养了袁书昌。证据二真实性不予认可，原告提交证据二的目的是为了证实被告耕种袁桂静土地的事实，并且被告在庭审中已经明确表明其耕种了袁桂静的土地，即便袁某出庭证实证明其未出具过相关证明，也能确定被告耕种原告土地的事实。对后律寨村委会出具的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证明内容上写的袁书昌承包土地9.02亩，与本案袁桂静的9.02亩土地没有关系。对证据三真实性、合法性均不认可，原告并未说过任何让被告耕种其土地的言辞，该证明因为证明人不能出庭，故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证据四真实性、合法性均不认可，根据《衡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合理确定农村土地流转指导价格的意见》（衡政办发2015第35号）的第四条规定，土地流转指导价由县级土地流转中心拟定，经县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原告在河北省农村产权交易中心网站查询到武邑县土地流转中心挂牌出让受让土地价格最低为500元每亩，而被告提交的证明，几个证明人没有任何资格证明零散土地的土地流转价格为300元每亩，故对其证明不予认可。证人1证明内容与本案无关。通过对证人2的询问可以知道原告出具证明证实被告耕种土地，并且村委会盖章的行为符合正当程序；证人2说当时袁合春调解时让被告耕种5年，因其调解时并未在场故其证明力存在很大瑕疵，并且原告从未答应让被告耕种5年耕地的事实，证人2所称原告未尽赡养义务与本案无关。 对双方无争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原告提交的证据一系相关行政机关依法制作的，符合证据的形式和要求，本院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定。证据二村主任对盖章情况知情且被告对自2016年春开始耕种原告土地并无异议，故对证据二该部分内容的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据三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据四录音不能确认通话人身份，故对录音证据不予采信。从证据五可以看出耕地位置不同则租金存在差异，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原告土地位置、地质情况与其提提交的材料载明的土地存在相似性，也不能证明其提交的受让土地价格具有普遍适用性，故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不予认定。被告提交的证据一内容为“袁治水承担了袁书昌的生养死葬的抚养义务”与被告自认原告向被告偿还了丧葬费用相矛盾，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不予认定。证据二中袁玉俊等村民的证言、证据三袁合春的证言、证据四袁玉俊等村民的证言因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不符合证人证言的形式要求，对其合法性不予认定。证人郭某的证言能够证明原告袁玉静给付被告发丧费8000元。证人袁某的证人证言能够证实其对盖章知情，授权乡里相关人员代为盖章，因其并不是调解当事人，且原告称调解无果相矛盾，其证人证言充分证明当时的调解结果。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袁桂静系武邑县紫塔乡后律寨村袁书昌（已故）的继女，后迁入深州市，在该村无承包地。原告系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代码：13122203240000197Ｊ）上载明的七块耕地的承包人。原告袁桂静的承包地现在由被告袁治水（袁春风）进行耕种。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五条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可见我国农村集体土地实行的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以农户为单位而不是以个人为单位。通过家庭承包形式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在土地承包期内家庭成员死亡，土地不发生继承，而是由家庭成员继续承包。故本案原告享有承包权的基础是基于其是家庭成员，而非基于继承。该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该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向承包方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并登记造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该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本案中原告系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代码：13122203240000197J）上载明的七块耕地的承包人，对案涉土地具有经营权，即享有权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和排他性的权利。被告主张其耕种土地系因经营权流转但未提供书面合同，本院对其答辩不予采信。被告提供的证据证明目的是原告未尽生养死葬义务，未提供证据证明遗赠扶养协议的存在和内容，仅凭其口头陈述不足以认定。且家庭承包地的经营权系家庭成员共同享有，而非某个家庭成员的个人财产，未经其他成员的同意，某个家庭成员不能单独进行处分。被告现耕种原告的承包地，原告不同意其耕种，被告应予以返还。原告未能提供案涉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价格的充分证据，依法应予驳回，原告待证据充分后可另行主张。综上所述，被告现耕种原告的承包地，应予以返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袁治水自案涉耕地2020年麦收后五日内返还原告袁桂静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代码：13122203240000197J）上载明的七块耕地共计9.02亩； 二、驳回原告袁桂静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94.0元（已减半收取），由被告袁治水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张延华 二〇二〇年六月四日 书记员  李 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