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20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颜华，女，1977年10月20日，汉族，住北京市房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金海，北京市智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慧卿，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建军，男，1967年8月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房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宝乾，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颜华因与被上诉人郭建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1民初174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颜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金海、刘慧卿，被上诉人郭建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宝乾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颜华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郭建军偿还颜华300万元借款本金并按月利率2%计算支付利息，自2018年4月14日起至实际还清借款本金之日止；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郭建军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郭建军是实际借款人。本案中，颜华与郭建军均认可涉案300万元属于借款，争议事实为谁是借款人。对此，郭建军提交的证据均不能证明案外人北京普兴液化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兴公司）与颜华达成了借款合意。首先，郭建军提交的是案外人单方制作借条，不是借款协议，不能证实颜华的意愿。其次，郭建军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颜华收到了案外人出具的借条，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颜华知情并认可该借条内容。再次，郭建军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颜华直接向案外人主张过债权。还有，颜华有理由认定郭建军与案外人串通制造了此借条。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1.一审判决认定郭建军不是借款人，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郭建军主体资格不适格。对此类案件，法院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之规定，裁定驳回起诉，而非判决驳回诉讼请求。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的是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该条强调的是被告举证能够证明该转款是偿还双方之前的借款或其他债务，原告负有进一步举证责任。而本案中郭建军的抗辩理由是该300万元转款是颜华通过其账户出借给案外人的，郭建军并未抗辩这300万元是颜华偿还其之前的债务。因此，一审判决颜华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显然与前述规定不符。郭建军辩称，不同意颜华的上诉请求，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颜华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事实和理由：郭建军和颜华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本案的实际借款人是案外人普兴公司。关于举证责任分配问题，郭建军仅需举证证明郭建军与颜华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无需证明颜华与案外人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颜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郭建军偿还颜华借款本金300万元；2.判令郭建军支付利息，以300万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的标准，自2018年4月14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3.诉讼费由郭建军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颜华于2017年8月14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郭建军支付300万元。一审庭审中，颜华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主张郭建军尚欠颜华借款300万元；郭建军辩称双方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颜华依据银行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郭建军抗辩转账系其他债务、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并提供了相关证据证明。在郭建军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颜华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依据颜华提交的现有证据，无法认定颜华与郭建军就民间借贷合意达成一致的意思表示，在颜华未能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明的情况下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颜华要求郭建军归还借款300万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判决：驳回颜华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审理期间，颜华围绕其上诉请求提交了以下新证据，1.李某1和颜华、郑波之间于2019年12月16日谈话的录音，证明：李某1从未与颜华进行过借款的协商，借据是按照郭建军的要求出具的，李某1和颜华之间不认识；2.500万元借据复印件，证明郭建军与普兴公司存在500万元借款，郭建军在一审中提交的两份借据是李某1按照郭建军的要求分别书写的，颜华与普兴公司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郭建军不认可证据1的真实性，认为录音不完整，而且因为录音中除颜华外的人不是本案的当事人，录音中人员身份无法确认。此外，从录音内容可以看出郭建军告知李某1一部分钱是颜华的，恰恰说明郭建军和颜华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不认可证据2的真实性，主张证据2没有原件，且该证据与颜华提交的证据1之间相互矛盾。此外，即使普兴公司曾经向郭建军出具过500万元借据，也被其后200万元和300万元两张借据取代。而且李某1在2019年12月16日的录音中再次确认了分开打欠条、分开支付利息的事实。郭建军在2020年1月8日庭审后，提交情况说明称，郭建军与颜华及颜华之夫丁志军认识十多年。300万元借据早就给了颜华，具体日期记不起来了。但郭建军在2020年5月25日庭审中又改称，300万元借据并没有给颜华。关于500万元借据，郭建军先称不认可真实性，后又经过仔细回忆，称应该是普兴公司当时确实开过这个收据，但后来普兴公司收回并重新分别开了200万元和300万元收据，500万元借据是普兴公司收回了还是销毁了，记不清了，但没有给过颜华或其夫丁志军。但郭建军在2020年5月11日庭审中，又改称500万借据确实是自己给了颜华之夫丁志军。二审审理期间，经郭建军申请，证人李某1到庭作证称，李某1是普兴公司的财务人员。李某1不认识颜华，在本案涉诉之前也没见过颜华。后来由于涉诉，案外人带颜华本人去过李某1家询问李某1是否认识颜华，李某1告知不认识。李某1给郭建军出过借据，但是不记得借据的数量、金额、出具顺序及对应利息。本案中的300万元、200万元、500万元共三张借据是李某1经手的，借据上“李某1”的签字都是李某1本人所签，三张借据李某1都给了郭建军。事实上，三张借据指向一笔钱，即郭建军转账给普兴公司的500万元。因为郭建军当时告知其中300万元是颜华的钱，200万元是郭建军的钱，故将利息分开支付。每月给付颜华多少利息，也是郭建军告诉李某1的。后来郭建军把颜华的联系方式告诉李某1，李某1就和“颜华”直接联系了，后来直到颜华本人去李某1家时，李某1才发现郭建军给李某1的这个联系方式不是颜华本人，因为该联系方式是一名男士。这三张借据普兴公司并没有收回。一般而言，如果是打错的借条，肯定当时就撕掉销毁了。李某1记得每个月的利息是相同的。颜华对证人李某1的部分证言认可，但认为李某1对三张借据的出具顺序有意回避。如果第一张500万元借据是错的，那么按照常理应该收回。也不认可李某1关于普兴公司和颜华借贷关系的陈述。郭建军对证人李某1的证言认可。案外人王建于2017年8月15日、2017年9月13日、2017年10月15日，2017年11月15日、2017年12月15日、2018年1月15日、2018年2月13日、2018年3月15日分别向颜华打款9万元，共计72万元。郭建军和颜华对以上事实均认可。颜华认为以上钱款系郭建军委托案外人偿还的8个月借款利息。郭建军则认为王建系普兴公司的副总经理，以上72万元系普兴公司向颜华支付的借款利息。证人李某1出具书面证言称，以上款项系其用普兴公司副总经理王建的账户向颜华支付的8个月的借款利息。经郭建军申请，普兴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春华在二审出庭述称，认可普兴公司是本案300万元的借款人，出借人是颜华，但没有见过颜华。普兴公司员工王建账户转账给颜华的72万元是普兴公司还给颜华的利息，不同意作为替郭建军还颜华的钱。郭建军对刘春华的意见认可，亦表示不同意把该72万元作为普兴公司替郭建军还颜华的钱。颜华不认可刘春华关于借贷主体的意见，坚持认为该72万元是郭建军支付给颜华的利息。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异。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颜华依据银行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郭建军抗辩转账系其他债务、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本案中，颜华已提供基本证据证明颜华将案涉300万元转至郭建军名下的银行账户，而郭建军抗辩该转账系颜华与普兴公司之间的借贷关系，故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郭建军所提供的证据能否证明颜华与普兴公司存在借款关系。对此，本院分析如下：首先，郭建军未能证明郭建军将收到颜华的300万元转至普兴公司的行为系受颜华委托。本案中，颜华并未将300万元直接打入普兴公司或普兴公司工作人员的账户。郭建军主张自己是受颜华之委托，将300万元借给普兴公司，但既未提供委托合同，亦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郭建军和颜华之间存在委托关系。故郭建军未能证明郭建军将收到颜华的300万元转至普兴公司的行为系受颜华委托。其次，郭建军未能证明颜华与普兴公司存在借贷之合意。郭建军在一审中提交的普兴公司打给颜华的300万元借据复印件，颜华表示从未见过此借据。从形式上看，因是复印件，无其他证据相佐证，真实性本院难以认定。从内容上看，虽写明了“向颜华借款”，但颜华不予认可，且未有颜华签字确认，故不能当然得出颜华和普兴公司存在借款关系之结论。郭建军在一审中提交的普兴公司打给郭建军的200万元借据，因与本案借款并非同一笔钱，内容上的出借人是郭建军而非颜华，故与本案的关联性较弱，亦不能证明颜华和普兴公司的借款关系。郭建军在一审中提交的王建的证人证言，颜华不予认可，因未出庭作证，故真实性本院难以认定。证人李某2在借款时并未见过颜华，并称确曾打过500万元借据给郭建军。郭建军在二审庭审中也认可该500万元借据系其交给颜华之夫丁志军。由此可以确认，该500万元借据系普兴公司出具给郭建军，并由郭建军交给颜华之夫丁志军。因500万元借据上写明的出借人系郭建军，借款人系普兴公司，各方也均认可本案的300万元也包含在该500万元借据中，故郭建军主张普兴公司与颜华存在借贷关系，与500万元借据中所记载的内容不符，本院难以采信。再次，郭建军关于三张借据的陈述前后矛盾、语焉不详，证明力较低。郭建军陈述的矛盾之处主要有两处：一是关于颜华在二审中提交了普兴公司打给郭建军的500万元借据。对此，郭建军在二审中首先以借据非原件为由，不认可真实性。在庭后向法院提交的情况说明中，又称经仔细回忆，普兴公司确实开过此借据，但普兴公司又收回该借据，并重新开了两张分别为200万元和300万元的借据。至于500万元借据的原件普兴公司是收回了还是销毁了记不清了。而在二审开庭时，又称500万元借据确系普兴公司出具给郭建军，并由郭建军交给了颜华之夫丁志军。同时，又向法庭陈述记不清三张借据的具体形成顺序。二是郭建军向法院提交的300万元借据。对此借据，郭建军先是称300万元借据早已交给了颜华，但当本院向郭建军询问其将300万元借据原件给颜华的时间、地点、在场人等细节，其均表示记不得了。而在本院第三次庭审中，郭建军又表示300万元借据并没有给颜华。基于郭建军以上的明显前后矛盾的陈述，本院认为郭建军陈述的证明力较低，本院不予采信。最后，从本案主体间关系分析。郭建军和颜华均称二人及颜华之夫丁志军相识十多年，交往较多。从这一点来看，双方基于信任，在借款或转款时仅进行口头约定，与常理不悖。而郭建军申请的证人李某1及普兴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春华均称在款项来往时并不认识颜华，亦未见过面，颜华与普兴公司显然并不存在大额借贷的信任基础。故颜华主张其将钱款借给郭建军，较为可信，符合本案的实际情况。以上，郭建军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颜华与普兴公司存在借款关系。此外，关于利息。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颜华与郭建军并未签订书面借款协议，现颜华主张利息为月利率3%，虽郭建军对月利率3%不持异议，但其认为系颜华与普兴公司借贷之利率，而非颜华与郭建军借贷之利率约定。在郭建军和普兴公司均不认可前述72万元系普兴公司替郭建军偿还颜华借款之情形下，颜华未能有充分证据证明其与郭建军借款存在利息约定。故对颜华关于借期内利息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本案中，颜华未能证明借期，但其关于利息的主张超过了年利率6%，故本院依照法律规定，结合本案实际情况，从颜华一审起诉之日，即2019年6月11日起算，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逾期利息。综上所述，颜华的部分上诉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1民初17447号民事判决；二、郭建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颜华借款本金300万元；三、郭建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颜华利息（以300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6月11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一审案件受理费15400元，由郭建军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至一审法院）；二审案件受理费30800元，由郭建军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石磊审 判 员 罗珊审 判 员 李楠二〇二〇年六月五日法官助理 姜源书 记 员 朱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