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72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牛潮服装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欧志良，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廖亚容，广东仁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市胜然纺织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晏红霞，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天军，广东穗益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梦诗，广东穗益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钟梓雄。上诉人广州牛潮服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牛潮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市胜然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胜然公司）、原审被告钟梓雄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8民初30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牛潮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牛潮公司不需向胜然公司支付货款355808元及利息。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胜然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牛潮公司与胜然公司之间并不存在实际交易，胜然公司未向牛潮公司交付过货物，法院判决牛潮公司支付货款是事实认定错误。胜然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购销合同》（合同编号：2017071928）需方处加盖的广州牛潮服装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非牛潮公司公章且无任何牛潮公司人员签字确认，牛潮公司对该份《购销合同》的形成不知情。牛潮公司在庭审中曾口头申请对该章进行鉴定，但一审法院未予鉴定。而且，胜然公司也未按照上述合同约定向胜然公司交付货物，就该份合同，双方未产生债权债务关系。胜然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购销合同》（合同编号：20170807）确系由双方签订，但合同签订后，经双方协商，己解除该份合同。合同存续期间，胜然公司未向牛潮公司交付过货物，也不存在牛潮公司拖欠胜然公司货款一说。（二）一审法院要求牛潮公司提交送货单、对账单签收人的社保记录证明属于举证责任分配错误，由此推断签收人为牛潮公司员工，为事实认定错误。胜然公司通过提交有案外人签字确认的对账单、送货单，主张己向牛潮公司交付货物并进行了对账确认债务总额，但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签字的案外人系牛潮公司员工，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要求胜然公司提交员工社保购买记录，违反了“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应一审法院要求，牛潮公司多次到社保局要求打印公司员工社保缴费记录，但社保局均答复牛潮公司员工已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无法打印，为此牛潮公司申请法院向社保局核实牛潮公司的社保缴费记录，但一审法院未予核实便认定案外签收人为牛潮公司员工。（三）钟梓雄在庭审中存在虚假陈述的情形，其未向牛潮公司采购过案涉货物，也未向牛潮公司支付过任何案涉交易的货款。一审法院采信钟梓雄的陈述，认定牛潮公司与胜然公司存在交易关系，属事实认定错误。首先，牛潮公司对钟梓雄与牛潮公司之间签订《担保书》及《购销合同》毫不知情，钟梓雄在新塘经营销售拉链辅料等，其向牛潮公司订购生产裤子，与其本身的经营范围不相符。其次，钟梓雄未提交任何合同、收送货单、付款记录等证明其与牛潮公司存在交易关系。一审法院在未有任何证据支撑的情况下单方面采信钟梓雄的陈述，认定牛潮公司与胜然公司存在交易关系，属事实认定错误。（四）案外人广州市国钦服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钦公司）向广州市景棉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景棉公司）支付的12万元与本案无任何关联。该笔款项为国钦公司与景棉公司存在实际交易而产生，并非国钦公司代牛潮公司支付案涉货款订金，一审法院是因上述款项与案涉合同约定的货款订金合计金额一致，从而推定牛潮公司与胜然公司存在交易并支付款项的事实。胜然公司辩称：（一）胜然公司在一审时提交的《购销合同》《担保书》《2017年8月胜然布料对账单》《协议》《胜然经营部细码单》，已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本案货物已实际发生交易，牛潮公司就是本案的交易相对方。胜然公司已经依约向牛潮公司履行布料的交付义务，牛潮公司亦按《购销合同》的约定委托国钦公司向胜然公司支付12万元订金至胜然公司的指定账户。而且，牛潮公司在一审时也表示承认有委托国钦公司转账给他人的情形，也就进一步证明了双方的交易是真实发生的，不存在牛潮公司所陈述的未实际交付货物的情形。并且，牛潮公司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主张，其陈述根本不属实。因此，其上诉请求完全不能成立，理应驳回。（二）通过《协议》《2019-4-22录音》以及交易过程中担保人钟梓雄的当庭陈述，可证明牛潮公司与胜然公司确实存在案涉布料买卖的事实，牛潮公司就是本案的交易主体。在一审判决后，担保人钟梓雄按照一审判决第二项向胜然公司履行16万元的支付义务，进一步证明本案交易实际发生，及牛潮公司欠胜然公司货款515808元的事实。因此，牛潮公司抗辩本案交易并未发生完全不能成立。钟梓雄述称：对一审判决没有意见，钟梓雄已按照一审判决第二项全部履行完毕。胜然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牛潮公司支付货款515808元及利息（利息自2017年10月1日起计至全部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逾期还款利率计）给胜然公司；2.钟梓雄对牛潮公司的前述欠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对前述欠款在16万元范围内承担直接还款责任；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牛潮公司、钟梓雄承担。一审法院查明事实：牛潮公司系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罗国权、欧志良，其中欧志良亦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胜然公司主张牛潮公司向其购买牛仔布，并由钟梓雄提供连带保证责任。对此，胜然公司提交了《购销合同》（2份）、《担保书》（2份）用于证明。《购销合同》显示签订日期分别为2017年7月19日、2017年8月7日，甲方均为胜然公司、乙方均为牛潮公司，分别载明具体的产品编号、品名及规格、数量（米）、单价（不含税）、总值、意向条款（含交货期限、地点、付款方式等）等；其中，单价（不含税）均为11.8元，总值分别为：合计552594元、75520元；交货期限分别为：2017年8月1日交5000米、8月5日交8000米、8月10日前交完全部大货，2017年8月13日前交完全部大货；付款方式分别为：乙方先付10万元货款订金给甲方、交大货2万米再付5万元、9月23日前付清余款，乙方先付2万元货款订金给甲方、交大货后40天付清余款；均约定交货地点在乙方工厂，款项支付至甲方指定的景棉公司账号。上述合同落款栏甲方处均加盖了胜然公司的印章（日期为2017年8月7日的合同落款栏中胜然公司的印章旁还有手写签名李渊及电话号码），乙方处分别加盖了内容为“广州牛潮服装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的印章、牛潮公司的印章，担保方（丙方）处有手写签名钟梓雄。《担保书》（2份）分别载明钟梓雄自愿为胜然公司与牛潮公司签订的上述购销合同中的乙方承担连带保证等。胜然公司陈述上述合同均系由李渊代表胜然公司所签，并由牛潮公司的股东罗国权代表牛潮公司与胜然公司进行交易，在交易前系经钟梓雄介绍胜然公司向牛潮公司供应布料，故其要求钟梓雄提供担保才与牛潮公司进行交易。牛潮公司确认签订了日期为2017年8月7日的《购销合同》，但称该合同已经默认解除，对此，表示没有证据证实；并称其股东罗国权基本上没有对外签订合同，且其没有签订日期为2017年7月9日的《购销合同》，该合同中的印章并非其印章，但表示因其没有该印章，无法提供检材对该印章进行鉴定；还称其不清楚上述《担保书》的签订情况，但确认其与钟梓雄有进行过辅料（拉链）的交易。钟梓雄确认签订过上述合同及《担保书》，称系由胜然公司的人员李渊拿给其签订，但称胜然公司及牛潮公司在其签订前均已签订了上述合同，其系在同一天签订了上述合同和《担保书》，时间大约是2017年8月左右；并称交易时是由罗国权代表牛潮公司与胜然公司进行交易，双方发生交易系因其让牛潮公司为其生产加工4万多条裤子，在生产前双方确认了一个样板，因只有胜然公司的布料符合样板布料的要求，故牛潮公司向胜然公司购买布料进行生产，但其已付清牛潮公司的货款。胜然公司并主张其已向牛潮公司履行了交付布料的义务，牛潮公司确认尚欠其货款515808元。对此，胜然公司提交了送货单（13张）、对账单用于证明。送货单均载明客户名称为牛潮服装或牛潮，日期为2017年7月31日至8月15日，并载明单价为11.8元/米等。落款栏左侧制表处有手写签名李渊或晏红霞，右侧收货人签章处有手写签名杜红敏或喻上荣。对账单载明的日期与上述送货单中的日期相对应，并载明金额合计635808元、已付合计120000元，应付账款合计515808元等内容，落款栏左侧胜然布行处有手写签名李渊、右侧牛潮服装处的手写签名仅辨认出姓邹，在其签名处加盖了内容为“广州牛潮服装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的印章、日期为2017年10月14日。胜然公司陈述上述送货单系由牛潮公司的员工杜红敏、喻上荣所签，其中喻上荣为仓管；对账单系由牛潮公司姓邹的财务所签、印章也系由其加盖，牛潮公司已支付的款项12万元系通过国钦公司支付至胜然公司指定的景棉公司的账户。牛潮公司确认其有通过国钦公司的账户转账给他人，但称其与该公司没有业务往来；并称上述签名人员并非其员工，但表示其没有员工花名册，有为部分员工购买社保。一审法院要求其在指定期限内提供为员工购买社保的记录，其至今未提供。胜然公司还主张钟梓雄应对牛潮公司上述欠款中的16万元承担还款责任并对全部债务承担担保责任，并提交《协议》、录音（含文字资料）作为证据。《协议》载明：“关于牛潮欠胜然布款515808元，其中16万由钟梓雄支付给胜然，余欠355808元请人向牛潮制衣厂追讨。所产生的费用由钟梓雄和李渊共同承担各付一半，只致收完为止。”落款栏胜然布行处有手写签名李渊，担保人处有手写签名钟梓雄及日期2018.10.15号。录音（含文字资料）主要显示钟梓雄同意支付16万元。钟梓雄确认签订了上述《协议》，且该《协议》内容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其仅需对16万元承担担保责任。胜然公司则称钟梓雄在上述合同及《担保书》的担保期间虽已届满，但上述《协议》中的担保期间尚未届满，最终应如何担责，由法院依法认定。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本案中，胜然公司主张牛潮公司向其购买布料且其已履行了交付布料的义务，牛潮公司否认胜然公司上述主张。对此，一审法院认为，首先，牛潮公司确认曾与胜然公司签订过日期为2017年8月7日的《购销合同》，但对其主张的该合同已经默认解除明确表示没有证据证实，故对其该抗辩意见不予采纳；而对于日期为2017年7月19日的《购销合同》，该份合同载明合同双方为胜然公司与牛潮公司，牛潮公司虽表示其没有落款栏加盖的印章，但并未提交书面申请对该印章进行鉴定，为此，一审法院对其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其次，胜然公司及钟梓雄均主张系由罗国权代表牛潮公司与胜然公司进行交易，牛潮公司虽称其股东罗国权基本上没有对外签订合同，但并未否认罗国权会存在对外签订合同或进行交易的情形，且胜然公司及钟梓雄均能对具体的交易过程作出相应解释，而罗国权作为牛潮公司的股东这一客观事实的存在使得其有理由相信罗国权的行为系代表牛潮公司。再次，送货单明确载明客户为牛潮公司，而对账单落款栏亦明确载明为牛潮公司，并加盖了内容为“广州牛潮服装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的印章，牛潮公司虽否认在送货单及对账单中签名的杜红敏等人系其员工，但至今未提供其为员工购买社保的记录到庭，亦无提交任何证据推翻胜然公司关于上述人员系其员工的主张。因此，一审法院采信胜然公司关于上述人员系牛潮公司员工的主张，并据此认定上述人员签名的送货单、对账单的真实性。现无证据显示上述人员系以个人身份与胜然公司设立买卖合同关系收取货物或进行对账确认，因此，上述人员确认签名的相应后果应由牛潮公司承担。另，胜然公司主张牛潮公司通过国钦公司向胜然公司指定的景棉公司账户支付了款项12万元，牛潮公司确认有通过国钦公司的账户转账给他人且其与该公司没有业务往来，而上述已支付款项与上述合同中约定的牛潮公司需向胜然公司支付的货款订金合计金额一致，由此印证了胜然公司关于牛潮公司已支付款项的主张。综上，一审法院确认胜然公司主张的上述事实。胜然公司已履行了交付货物的义务，牛潮公司应履行支付货款的义务。本案中，虽然胜然公司与牛潮公司于2017年10月14日对账确认牛潮公司应付账款为515808元，但由于胜然公司与钟梓雄于2018年10月15日签订的《协议》明确约定牛潮公司欠胜然公司的上述款项中的16万元由钟梓雄支付给胜然公司，该约定系胜然公司对其权利的合法处分，且减轻了牛潮公司的债务承担，其效力应及于牛潮公司，故胜然公司可要求牛潮公司支付上述16万元以外的货款即355808元（515808元-16万元）。由于双方签订对账单时并未对付款期限作出约定，牛潮公司应按上述合同约定的付款期限进行付款即应于2017年9月23日前付清货款，现其逾期支付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责任。因此，胜然公司主张从2017年10月1日起计算利息至付清之日止，合法合理，应予支持，但利息应以货款355808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胜然公司诉请货款及利息中超出上述金额的部分，不予支持。另，《购销合同》《担保书》中关于钟梓雄的保证期间均已届满，而其与胜然公司签订的《协议》内容清晰且无歧义，钟梓雄应按《协议》约定向胜然公司支付16万元。但因《协议》并未明确约定支付期限，亦无证据显示胜然公司在起诉前向钟梓雄主张过权利，因此，钟梓雄应向胜然公司支付16万元及利息（从起诉之日即2019年3月2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胜然公司诉请钟梓雄支付的款项中超出上述的部分，缺乏理据，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于2019年10月8日作出判决：一、牛潮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胜然公司支付货款355808元及利息（以货款355808元为基数，从2017年10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二、钟梓雄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胜然公司支付16万元及利息（从2019年3月2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三、驳回胜然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008元，由胜然公司负担58元，牛潮公司负担6212元，钟梓雄负担2738元。二审中，牛潮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景棉公司（供货方）与国钦公司（订货方）于2017年7月21日、7月25日签订的两份《购销合同》，合同金额分别为7万元、5万元，付款方式均约定国钦公司收到货付完，景棉公司的签约代表为李渊；2.送货时间分别为2017年8月25日、8月29日的两份《送货单》；3.景棉公司向国钦公司开具的两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开票时间分别于2017年8月29日、8月30日；4.载明国钦公司于2017年7月20日、8月8日分别向景棉公司付款10万元、2万元的《中国银行对公客户付款通知单》。通过以上证据，牛潮公司拟证明景棉公司与国钦公司存在实际交易，国钦公司支付的12万元是其货款，并非牛潮公司向胜然公司支付的订金。牛潮公司同时表示，上述证据来源于国钦公司，证据原件存于该公司，该公司已盖章证明其真实性。对此，胜然公司质证认为：从上述证据的来源可以证明国钦公司与牛潮公司之间存在关联，所以牛潮公司委托国钦公司向胜然公司支付货款是合理的，其中送货单的签收人与胜然公司提供的《2017年8月胜然布料对账单》落款处牛潮公司的签收人为同一人；两份《购销合同》是为了配合支付订金款项的入账而制作的，并不能用来证明国钦公司和景棉公司之间发生交易；两份合同的签订时间分别在2017年7月21日、2017年7月25日，付款方式是乙方收到货付完，而本案12万元中的10万元在7月20日已经支付，早于合同，证明这个只是入账的资料，真正的合同是牛潮公司与胜然公司的合同。胜然公司为证明案涉12万元是牛潮公司委托国钦公司转账至景棉公司账户，以及牛潮公司股东罗国权承认胜然公司已向该公司履行交货义务及欠款的事实，向本院提交了景棉公司出具的《申明》，以及胜然公司代表李渊与牛潮公司股东罗国权的电话录音和李渊、罗国权、钟梓雄的谈话录音。在上述《申明》中，景棉公司表示国钦公司于2017年7月20日汇入的10万元及2017年8月8日汇入的2万元均为该公司代胜然公司所收的货款，该公司与国钦公司、牛潮公司从未有过业务上的往来。此外，胜然公司还提交了李渊与罗国权的微信聊天记录及李渊与牛潮公司会计的微信聊天记录。经质证，牛潮公司于2020年5月18日向本院提交了有罗国权签名的《复函》，表示：1.关于国钦公司提交的送货单签收人与胜然公司一审提交的《2017年8月胜然布料对账单》牛潮服装一栏签字人身份，因该签字人非牛潮公司员工，牛潮公司不清楚其身份；2.关于李渊与罗国权的现场录音、电话录音，系罗国权个人事务引发，与牛潮公司本案纠纷无关；3.关于胜然公司还提交的李渊与牛潮公司会计的微信聊天记录，因该人员非牛潮公司员工，牛潮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此外，牛潮公司还在二审期间提出申请，请求本院向相关部门调取该公司2017年1月至12月期间购买社保人员明细。对此，胜然公司认为查询结果对本案没有任何意义，很多企业没有为员工购买社保，并不能证明没有购买社保的不是其员工。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综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及理由，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胜然公司与牛潮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实际交易。本案中，胜然公司为证明其与牛潮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并已实际履行，提交了《购销合同》《胜然经营部细码单》《2017年8月胜然布料对账单》为证。虽然牛潮公司对部分证据不予确认，但结合本案事实及相应证据进行综合审查判断，可认定胜然公司的主张成立。首先，牛潮公司对2017年8月7日的《购销合同》为其与胜然公司签订不持异议，该证据可证明牛潮公司向胜然公司购买布料的事实确实存在，且买卖双方已就交易达成一致。至于牛潮公司称上述合同后经双方协商已经解除，并无证据证实。其次，在胜然公司提交的两份《购销合同》中，买卖双方约定牛潮公司需分别向胜然公司支付订金10万元、2万元，并汇至胜然公司指定的景棉公司账户，而根据景棉公司出具的《申明》，该公司已收到国钦公司代牛潮公司支付的上述订金。牛潮公司上诉主张国钦公司与景棉公司之间存在实际交易，国钦公司支付的12万元属于货款而非牛潮公司向胜然公司支付的订金。就以上主张，牛潮公司提交了国钦公司与景棉公司签订的两份《购销合同》。但对比国钦公司的付款时间与两合同约定的付款期限，二者并不相符，其中10万元在合同签订前即已支付，明显有违常理。因此，牛潮公司提出上述主张的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基于牛潮公司已按2017年7月19日的《购销合同》支付订金，可认定该合同为胜然公司与牛潮公司签订，牛潮公司在合同需方处加盖的合同专用章为该公司使用的印章。第三，胜然公司已就其交货情况进行举证，并提交了加盖牛潮公司合同专用章的《2017年8月胜然布料对账单》。鉴于对账单已为牛潮公司所确认，并且该证据与载明各次送货金额的《胜然经营部细码单》以及担保人钟梓雄签署的《协议》能够形成证据链相互印证，应认定胜然公司已履行交货义务。牛潮公司仅以胜然公司未证明签收货物及对账单的人员为其员工为由否认上述事实，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综合本案证据，本院对胜然公司主张的交货事实予以确认。因牛潮公司收货后未依约支付货款，扣除钟梓雄已支付的16万元，尚欠355808元未付，一审法院判决其向胜然公司支付该款及逾期付款利息并无不当。综上所述，牛潮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鉴于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已经取消，一审判决关于利息计付的判项应予调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8民初3070号民事判决第三项及对一审案件受理费的处理；二、变更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8民初307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上诉人广州牛潮服装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被上诉人广州市胜然纺织品有限公司支付货款355808元及利息（以355808元为基数，从2017年10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从2019年8月20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三、变更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8民初307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原审被告钟梓雄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被上诉人广州市胜然纺织品有限公司支付16万元及利息（以16万元为基数，从2019年3月2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从2019年8月20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二审案件受理费6637.12元，由上诉人广州牛潮服装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启军审判员  蔡粤海审判员  曹 玲二〇二〇年六月八日书记员  袁绿凡赵智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