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409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孙向军，男，1968年6月21日出生，汉族，北京市水产科学研究所职工，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闫桂荣，山西泰格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贾均甫，男，1958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北京市水产科学研究所职工，住北京市丰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博，北京市博融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程涛，女，1985年8月7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邯郸市涉县。上诉人孙向军因与被上诉人贾均甫、原审第三人程涛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6民初253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向军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6民初25330号民事判决；2.改判支持孙向军一审诉讼请求3.由贾均甫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审理程序错误。（一）一审判决所载立案时间与实际不符。本案一审立案时间是2018年5月16日，2018年6月19日第一次开庭，一审判决却载2018年7月10日立案，这个时间节点是错误的；（二）一审期间，贾均甫申请追加程涛为第三人，由此产生的公告费等费用由孙向军承担不合理，应由贾均甫承担；（三）一审法院对证据断章取义。2016年10月31日，孙向军、程涛、贾均甫签订的《借款合同》中，仅引用保证期间的约定，没有引用保证责任的范围：利息，逾期利息、违约金之和不得超过本金年利率24%。根据一审审理期间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孙向军于2017年5月22日收到转款60万元，到2017年5月22日贾均甫向程涛还钱，在不考虑孙向军已归还部分欠款的情况下，贾均甫也就是代还本金60万元，利息、违约金及逾期利息之和为8.4万元，两项合计最多为68.4万元，无法得出贾均甫2017年5月22日转给程涛150万元以及孙向军与贾均甫的220万元《借款合同》有关的结论。二、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一）2017年5月22日的《借条》上载“此借款为现金收款”，孙向军实际并未收到该借款，只收到10万元，该笔款项是通过银行转账收取，并非现金。（二）贾均甫非法取得孙向军出具的《收条》和《承诺书》，《收条》并非上载的2017年5月22日出具的，而是2017年12月出具的，前述收条是贾均甫及其儿子骚扰孙向军及其妻子，并对孙向军进行恐吓、威胁后，孙向军写的《收条》。一审法院未对孙向军主张的非法取得进行认定，即对《收条》和《承诺书》进行采纳认定。三、一审判决法律适用错误。孙向军一审中已完成了双方借款合同无效或者部分无效的举证责任，是贾均甫举证不能，但一审法院却判决驳回了孙向军的诉讼请求，适用法律不当，一审判决未能体现公平正义。贾均甫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理由如下：一、关于程序问题。因属法院审判权范围，请法院结合一审卷宗材料予以认定。二、法律适用方面。因为孙向军主张《借条》无效，无效有法定事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对借贷无效的事由有明确的规定。孙向军主张要求确认借贷无效的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项、第二项的规定。关于第一项，只有损害国家利益才是无效的法定事由，如果是损害个人利益，应属可撤销事由；关于第二项，恶意串通，如果适用该条，实际上是孙向军和贾均甫合谋损害案外人利益，因此这条也不适用本案。关于孙向军所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的规定，因为该法对合同成立与否、有效与否、生效与否是严格区分的法律概念，合同无效是和合同有效对应的概念，合同生效是和合同不生效对应的概念，孙向军将合同无效等同于合同不生效理解有误。三、事实认定方面。首先，孙向军主张数额不对不能作为合同无效的事实依据；其次，关于孙向军主张签订抵押合同是做局欺骗孙向军，对该主张孙向军应向法庭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再次，关于孙向军认为是贾均甫欺骗孙向军签订的《借条》，孙向军是贾均甫的领导，按照常理不应存在欺诈，且孙向军应向法院提交证据对此予以证明，且假设存在欺诈，也属于可撤销事由，不属于无效事由。程涛未参加本案诉讼。孙向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孙向军2017年5月22日为贾均甫出具的2200000元《借条》无效；2.诉讼费由贾均甫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0月31日，孙向军（甲方、借款人）、程涛（乙方、出借人）、贾均甫（丙方、连带保证人）签订《借款合同》，约定：“第一条借款金额：各方确认如下法律关系：甲方的债务系个人债务。甲方向乙方借款人民币70万元整（实际出借额以合同签署日起三个月内的银行转账凭证为准）用于资金周转……第二条借款期限：本合同项下的借款期限为二个月，自二〇一六年十月三十一日到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三十日止（实际放款日期与约定不一致的，以实际放款日期为起算期限；分笔出借资金的，以每笔出借款的实际放款日期为起算期限。具体放款日以银行转账凭证为准，还款日顺延）。第三条利息及利息的支付：本合同项下的借款月利率为2%，日息为月息除以30，超过15日的按月计息。利息按月支付。月利息于每月10日前支付……借款人未能按照合同约定日期偿还借款本金，产生的逾期利息为月利率2%。第四条交付方式：本合同项下债权债务各方通过银行实名账号进行转账往来……第七条担保条款：丙方向乙方提供第三方连带责任保证担保。1、丙方为甲方上述债务向乙方提供第三方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丙方保证提供的材料全部真实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丙方以其全部财产（包括但不限于其动产、不动产、股权、知识产权、资金、产品、对外债权、预期收益、存货、设备等）提供担保，担保范围：本合同项下借款本金、利息、逾期利息。2、在甲方违约时，丙方自愿承担与甲方同等的还款义务，可以采取代偿或先行支付或拍卖自有资产向乙方履行还款义务，偿还全部债务。3、保证期间：自本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2016年11月1日，程涛向孙向军包商银行账号为×××的银行卡中转款600000元。2017年5月22日，孙向军出具《借条》，载明：“今本人孙向军因临时资金周转需要，从贾均甫处借款人民币贰佰贰拾万元整，借款期限为叁个月（即自2017年5月22日-2017年8月20日止）。本人承诺：以上借款到期日前，一定全额还清，若到期未能全额归还，本人自愿每天按借款总金额1%（百分之一每天）向贾均甫支付违约金”。该借条下附注：“此借款为现金收款”。一审庭审中，孙向军认可《借条》为其本人书写，但称不存在交付2200000元的事实，称其是在没有收到借款的情况下就打了《借条》。同日，孙向军出具《收条》，内容为：“今孙向军收到贾均甫人民币贰佰贰拾万元整，其中壹拾万元转孙向军转，另收陆拾万元现金，壹佰伍拾万元转程涛账”。一审庭审中，孙向军认可该收条系其本人书写，但认为实际出具《收条》时间为2017年11月，且其未收到600000元，仅收到了100000元，认为《收条》内容是虚假的。一审庭审中，贾均甫出示其与戴春晓于当日签订的《主债权及不动产抵押合同》，用于证明其抵押自有房屋借款2200000元并根据孙向军《收条》所载内容，为孙向军向程涛还款的事实，对此，孙向军认为与其无关，是贾均甫处分自己房产的行为。当日贾均甫中国工商银行卡号为×××的银行卡收到戴*晓转入2200000元，并向*涛账户转款1500000元，向孙*军账户转款100000元。2017年10月15日，孙向军出具《承诺书》，载明：“今孙向军承诺付贾均甫贰佰贰拾万元整，月息1.5%×7个月，计贰拾贰万元整，于2018年10月1日前付清”。2018年3月19日，孙向军出具《承诺书》，载明：“今孙向军承诺：2018年3月25日前归还贾均甫人民币壹万伍仟元整，于2018年4月5日前归还贾均甫人民币贰万伍仟元整，于2018年4月22日前归还贾均甫人民币伍万伍仟元整。上述款项合计玖万伍仟元整，用于归还人民币贰佰贰拾万元之利息，并承诺于2018年5月1日前带贾均甫见孙向军父母”。对上述《承诺书》，孙向军认可为其本人出具。自2016年12月30日至2017年4月11日，孙向军陆续向张杨、张岩进行转账，孙向军以此证明其向程涛进行还款，对此贾均甫不予认可，认为孙向军未提交证据证明程涛与张扬、张岩的关系，与本案无关。一审庭审中，孙向军出示微信聊天记录、照片等证据用于证明贾均甫对其及家人骚扰，但认可该行为均为《借条》签订之后。对此贾均甫认为该证据只能证明其向孙向军行使催促还款的权利。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有答辩并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本案第三人程涛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视为其放弃了答辩和质证的权利。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孙向军与程涛签订《借款合同》，贾均甫为该借款合同的连带保证人。2017年5月22日，孙向军出具《借条》及《收条》，之后又向贾均甫出具《承诺书》对借款事实予以确认，现孙向军未向法庭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在签订《借条》时存在欺诈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故对孙向军要求确认其于2017年5月22日为贾均甫出具的2200000元《借条》无效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程涛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应诉，不影响该院在已经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裁判。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百四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孙向军的诉讼请求。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审理期间，孙向军向本院明确其主张《借条》无效的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项、第二项以及第二百一十条。对于孙向军出具的《收条》，一审法院表述为“同日，孙向军出具《收条》”，本院纠正为“孙向军出具《收条》，上载时间为2017年5月22日”。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孙向军2017年5月22日为贾均甫出具的2200000元《借条》是否无效。二审审理期间，孙向军明确其主张《借条》无效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对于前述第一项规定，孙向军称损害国家利益的事实为扰乱金融，其该项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对于“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规定，本院认为该规定项下的“恶意串通”应为合同当事人之间的“恶意串通”，孙向军主张贾均甫与程涛以及小贷公司恶意串通，从而要求确认孙向军向贾均甫出具的《借条》无效，缺乏法律依据，本院对其该项上诉主张亦不予采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该条规定系对于合同是否生效的规定，合同未生效与合同无效在现行法律体系下的认定依据不同。因此，孙向军依据该规定主张《借条》无效属于对法律理解有误，本院对其以该条规定所提出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关于孙向军主张的一审判决所载立案时间错误的问题。经核，一审法院于2018年5月16日收到孙向军起诉状，一审法院于起诉前委托调解，委托调解于2018年6月5日结束，本案一审期间的审判长于2018年6月19日组织谈话告知当事人审判组织组成人员，其后一审法院于2018年7月10日立案，该案于2019年6月3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因此，一审法院并不存在程序违法的情况。关于追加程涛为第三人所支出的公告费负担问题，一审法院决定由败诉方孙向军负担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孙向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4400元，由孙向军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君审判员  胡君审判员  潘伟二〇二〇年六月九日书记员  洪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