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192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某1，女，1958年7月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顺义区。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某2，女，1961年8月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顺义区。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某3，女，1963年6月1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顺义区。三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宇，北京壹律律师事务所律师。三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文吒，北京壹律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4，女，1967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顺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建，北京观道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杨某5，女，1956年5月3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顺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海（杨某5之子），住北京市顺义区高丽营镇夏县。原审被告：杨某6，女，1965年8月1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顺义区。原审第三人：北京建邦顺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李遂镇龙太路1-197号。法定代表人：朱杰，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林，北京岳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于贝贝，北京岳成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杨某1、杨某2、杨某3因与被上诉人杨某4、原审被告杨某5、杨某6、原审第三人北京建邦顺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建邦公司）遗嘱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3民初116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某1、杨某2、杨某3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杨某4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由杨某4承担诉讼费。事实和理由：《赠与书》性质不属于遗嘱。《赠与书》是打印件，不是手写件，杨某7不认字无法证明其真实意思表示，且视频没有体现制作过程。《赠与书》写了“赠与”和“同时继承”，两个行为矛盾。本案代书人王某未出庭质证，且无证据证明系本人签字，制作真实性无法核实。杨某4辩称，服从一审判决，不同意杨某1、杨某2、杨某3的上诉意见。《赠与书》是杨某7真实意思表示，与视频内容一致，相互印证。赠与与继承并不矛盾，是一个法律行为，形式瑕疵但不影响性质的认定。证明人是否为律师并不影响事实认定。杨某5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杨某1、杨某2、杨某3的上诉意见。杨某6辩称，同意杨某1、杨某2、杨某3的上诉意见。北京建邦公司述称，同意一审判决。杨某4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被继承人杨某72016年11月25日的遗嘱有效；2．确认杨某4拥有北京市顺义区李遂镇某号宅院拆迁利益1801639元的十四分之九的份额；3．本案诉讼费由对方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杨某7与杨王氏系夫妻关系，二人均已去世，杨某5、杨某1、杨某2、杨某3、杨某6、杨某4均系其女儿。杨某4系杨某7与杨王氏的六女儿。涉诉宅院位于北京市顺义区，该宅院《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登记的土地使用者人为杨某7，宅基地面积为360．71平方米。因北京市顺义区某村棚户区改造，上述院落及房屋已被北京建邦公司全部拆除。诉讼中，一审法院依法向拆迁人北京建邦公司（甲方）调取了其与被拆迁人杨某7（乙方）的委托代理人杨某1于2018年12月24日签订的《北京市顺义区集体土地住宅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下称简称《拆迁协议》），该《拆迁协议》载明：甲方应支付乙方拆迁补偿、补助及奖励款共计1801639元。其中宅基地区位补偿款为550816元、房屋及附属物重置成新价补偿款为176927元、搬家补助5000元、装修补助17990元、人员安置补助20000元、生活补助101000元、宅基地内空地奖324912元、提前搬家奖504994元、宅基地合法利用奖100000元。乙方家庭中符合安置资格的人员共一人，即杨某1。乙方的总安置面积为252．50平方米（宅基地使用权证证载面积的70%）。因乙方选择房屋安置，甲方另支付乙方享有安置资格的人员每人30个月的租房补助款，标准为每人每月1650元。另，工程配合奖、独生子女补助、大病补助、残疾补助、低保补助、住房困难补助、停产停业补助以及租房补助费、放弃安置面积货币安置款的金额及支付时间等，由甲、乙双方在补充协议和安置房认购协议中具体明确。杨某4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赠与书》及录像光盘、证人证言、死亡证明、亲属关系证明等证据。该《赠与书》载明：赠与人：杨某7受赠人：杨某4杨某7与妻子杨王氏（已去世）一生育有六个闺女，长女杨某5、次女杨某1、三女杨某2、四女杨某3、五女杨某6、六女杨某4。多年来，杨某4对父亲杨某7及已故去的母亲杨王氏精心照顾，杨某7愿意今后与六女儿杨某4一起生活，杨某7自愿将位于北京市顺义区李遂镇柳各庄村集建证字303号宅基地，本人名下及本人权益范围内的宅基地及地上物（即：该宅基地及地上物的50%产权）一并赠与六女儿杨某4永久使用，并同时继承。按照合同法等相关规定：杨某7，杨某4双方自愿达成赠与合同如下：第一条：因甲方杨某7本人年老，已达行动不便之程度，老伴已离世，孤单一人难以自理生活，本人共有六个女儿，综平日之表现，本人决定投靠于乙方六女儿杨某4家养老，并由六女儿杨某4送终。第二条：甲方杨某7自愿将位于北京市顺义区某号宅基地本人名下及本人权益范围内的宅基地及地上物（即：该宅基地及地上物的50%产权）一并赠与乙方六女儿杨某4永久使用，并同时继承。甲方杨某7自愿将老伴杨王氏的遗产，本人所占份额赠与乙方六女儿杨某4并同时继承。该宅基地状况如下：（一）该宅基地位于：北京市顺义区某号。（二）赠与该宅基地的使用权证号为：某号宅基地。（三）此赠与本人权益范围内的宅基地及地上物相关权益一并赠与六女儿杨某4一人（含杨王氏遗产所占份额）。第三条：甲方杨某7本人由乙方六女儿杨某4负责赡养，并且居住生活在乙方六女儿杨某4家中，直至终老。要求乙方六女儿杨某4孝顺陪待，以保证本人晚年生活快乐幸福。第四条：如有违反第三条内容，本人保证有权收回此合同之权力。第五条：因本人不识字，以上内容是我的意愿，由本人口述，王某律师代笔整理。第六条：本合同自签字之日起生效。本合同一式两份，杨某7，杨某4各一份，具备同等法律效力。以上是杨某7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签字生效。起草人：王某中证人：杨某8、王某立赠与人：杨某7受赠人：杨某4落款时间为2016年11月25日。证人杨某8、王某出庭作证称该《赠与书》系杨某7口述，一个叫王某的律师起草的，是杨某7的真实意思表示，自己在场亲自见证了《赠与书》的签署过程。杨某5对上述证据均表示认可，认可杨某4的主张，杨某1、杨某2、杨某6、杨某3对死亡证明、亲属关系证明的真实性认可，对《赠与书》、录像光盘、证人证言的真实性、证明效力均不予认可，坚持其辩称中的质证意见。杨某1、杨某2、杨某6、杨某3认为，自己对父母均尽了赡养义务，因此都有权继承父母的财产，故要求涉诉宅院拆迁所得的款项中人员安置补助费2万元应当归杨某1个人所有，其余宅基地区位补偿款、房屋及其附属物补偿款、装修补助款等奖励、补偿款等及安置房面积、租房补助款等由六位子女平均进行继承。另查，杨某4、杨某5、杨某1、杨某2、杨某6、杨某3的户口均不在涉诉宅院内，也未长期在该宅院内居住生活，拆迁时涉诉宅院为空户。再查，截至最后一次庭审之日，北京建邦公司已经将《拆迁协议》载明的1801639元打入杨某1名下工商银行的存折内，但该存折并未交付给杨某1；因各方未达成一致意见，没有签订房屋安置协议，故其他款项尚未发放。一审法院认为：对于杨某7与杨某4于2016年11月25日签订的《赠与书》，杨某1等人认为该《赠与书》的内容不明确，不是有效的遗嘱，其涉及宅基地产权的部分应属无效，但是根据该《赠与书》载明的内容来看，其虽名为赠与，实质仍是杨某7对自己财产的一种处分行为，因此尽管其行文中稍有瑕疵，但并不妨碍其属于遗嘱的本质属性，并且属于遗嘱中的代书遗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的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涉诉的《赠与书》，有代书人王某、中证人王某、杨某8及遗嘱人杨某7的签字确认，中证人王某、杨某8也出庭对该《赠与书》的签署过程进行了陈述，证实其确系杨某7的真实意思表示，同时有相关录像予以佐证，尽管杨某1等人对上述证据均不予认可，但其并未能提供有力证据加以反驳，因此该《赠与书》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均符合法律规定的要求，合法有效，故对于杨某4要求确认该《赠与书》有效的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涉诉宅院及房屋因拆迁所得补偿、补助、奖励等款项，根据相关拆迁档案，涉诉宅院的使用权人为杨某7夫妻，相关的房屋等建筑物的所有权人也为杨某7夫妻，而杨某7夫妻也早已去世，同时杨某4、杨某5、杨某1、杨某2、杨某6、杨某3的户口均不在涉诉宅院内，也未长期在该宅院内居住生活，即涉诉宅院在拆迁时为空户，因此尽管《拆迁协议》的签字人为杨某1，载明的被安置人员为杨某1，但其系各子女委托办理拆迁手续的代理人，并不意味着拆迁利益直接归属其所有，综合本案的实际情况，一审法院认定涉诉宅院因拆迁而获得的各项补偿、补助、奖励等款项1801639元及拆迁安置面积252．50平方米，均归杨某7夫妻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具体到本案来看，各项补偿、补助、奖励等款项1801639元及拆迁安置面积252．50平方米属于杨某7夫妻所有，因此由杨某7、杨王氏各享有的二分之一份额。由于杨王氏先于杨某7去世，因此杨王氏的遗产应当由其丈夫杨某7、子女杨某4、杨某5、杨某1、杨某2、杨某6、杨某3来继承，因此杨某7、子女杨某4、杨某5、杨某1、杨某2、杨某6、杨某3各可分得杨王氏遗产的七分之一。故对于该1801639元及拆迁安置面积252．50平方米，杨某7可分得的数额为十四分八，杨某4、杨某5、杨某1、杨某2、杨某6、杨某3各分得十四分之一。杨某7所享有的十四分之八，在其去世后，应当按照遗嘱继承来处理，由于杨某7在其遗嘱《赠与书》中其明确表示将其所享有的财产及其可继承妻子杨王氏的遗产份额全部交由杨某4继承，因此杨某7所享有的十四分之八，都归杨某4继承。综上杨某4最终可分得1801639元及拆迁安置面积252．50平方米中的十四分之九，杨某5、杨某1、杨某2、杨某6、杨某3各分得十四分之一。至于杨某1等人要求分割的租房补助款，因截至庭审之日，因双方尚未与拆迁公司签订房屋安置协议，该款并未发放，故其实际数额尚无法确定，因此目前并不具备分割条件，故其可待该款实际发放后再行主张。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十七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杨某4与杨某7于二○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签订的《赠与书》有效；二、位于北京市顺义区某号宅院因拆迁而获得的各项款项一百八十万一千六百三十九元及安置房面积二百五十二点五平方米中的十四分之九归杨某4继承，剩余十四分之五由杨某5、杨某1、杨某2、杨某6、杨某3各继承十四分之一；三、驳回杨某4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杨某5、杨某1、杨某2、杨某6、杨某3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补充查明，杨王氏于2016年2月27日去世，杨某7于2018年2月1日去世。本院对于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上诉争议焦点在于：杨某7与杨某4于2016年11月25日签订的《赠与书》是否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的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涉诉的《赠与书》于2016年11月25日签订，有代书人王某、中证人王某、杨某8及遗嘱人杨某7的签名确认。上述《赠与书》符合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一审中，中证人王某、杨某8在出庭对该《赠与书》的签署过程进行了陈述，证实其确系杨某7的真实意思表示，同时有相关录像予以佐证。综合《赠与书》的内容，该《赠与书》虽名为赠与，但实际是杨某7对自己财产的一种处分行为，实质上属于代书遗嘱的性质。杨某1、杨某2、杨某3上诉主张赠与与遗嘱两个行为相互矛盾，该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杨某1、杨某2、杨某3上诉亦未能提交有效证据证明该《赠与书》并非杨某7本人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法院认定《赠与书》合法有效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杨某1、杨某2、杨某3向本院申请鉴定《赠与书》中王某的签字是否为本人所签，并向本院提交调查取证申请，请求调取王某出庭笔录的笔记内容作为鉴定比对样本。本院认为，对王某笔迹鉴定与否不影响对于本案事实的认定，故对于杨某1、杨某2、杨某3上述两项申请均不予批准。综上所述，杨某1、杨某2、杨某3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1015元，由杨某1、杨某2、杨某3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巴晶焱审 判 员 蒋 巍审 判 员 曹 炜二〇二〇年六月四日法官助理 赵 霄书 记 员 李星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