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1民终323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济南银花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法定代表人：李永军，董事长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尊建，山东闻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任冬梅，女，1973年1月4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俎树兵（系任冬梅之夫），男，1974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彬，山东荟萃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济南银花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花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任冬梅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济南市济阳区人民法院（2019）鲁0125民初33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银花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任冬梅的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任冬梅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任冬梅主张已经超过仲裁时效。第一、任冬梅的伤残发生在2009年，至2019年5月任冬梅提出仲裁申请，已经相隔十年，期间任冬梅一直没有主张权利，早已超过仲裁时效。第二、一审法院依据2017年1月11日三方签订的《济南市终止工伤保险关系协议》及推断出的时间认定任冬梅没有超过仲裁时效，属于认定事实不清，并没有深入调查银花公司盖章的事实经过，该协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1.该协议的签订存在欺诈、恶意串通损害第三方利益的情况，并非是银花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应当认定为无效协议，当然不产生仲裁时效中断的法律后果。2.签订该协议的过程是，当时任冬梅的对象俎树兵到银花公司工作人员任道村的办公室说为了尽快给任冬梅协议中第二条涉及把国家的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领出来，他从区工伤保险处那里托了个关系，工伤保险处让他拿着弄好的一张空白协议要公司盖个章。盖章当日，任道村首先问他与公司有没有关系、要是有关系公司不能盖章。在得到俎树兵与公司没有关系的肯定答复后，任道村又打印了一份与公司无任何经济、权益纠纷的证明并让俎树兵代签了任冬梅的名字后，才给他盖的章。3.2019年4月份任冬梅的请求早已超过仲裁时效，正是由于任冬梅的欺诈及其与工伤保险处工作人员的恶意串通、违规操作，给银花公司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当时任道村就盖了一份空白的协议，协议中涉及到的金额数字的填写，银花公司一概不知，且没有银花公司工作人员在场。按规定该协议应该是一式三份，但是银花公司并没有，更不可思议的是区工伤保险处那里也没有，可见相关人员有违规违法嫌疑。第三、银花公司根本没有支付给任冬梅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的意思表示和事实依据。1.早在2017年1月5日，任冬梅就已经签订了与银花公司没有任何权益纠纷的承诺，并已经履行。2.通过一审的庭审，也可以看出本案并非是银花公司签了协议不履行，而是从始至终并没有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的意思表示。二、银花公司不认可任冬梅主张的数额，该数额是谁填写的、谁计算的，按照什么标准计算出来的，银花公司一概不知。任冬梅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当维持原判，驳回银花公司的上诉请求。任冬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银花公司支付任冬梅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191988元；2.判令银花公司支付任冬梅一次性伤残补助金21564元；3.本案一切诉讼费、保全费、保险费、鉴定费及费用由银花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3月30日，济南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作出工伤认定书，载明“职工姓名：任冬梅；性别：女；年龄：37岁；职业：落纱工；单位全称：济南银花纺织有限公司；事故发生时间：2009年5月12日；伤残部位：左手；事故经过、诊治时间及受伤部位：2009年5月12时，任冬梅在银花公司车间细纱机前工作时，不慎被机器齿轮挤伤左手，遂送往济南空军456医院治疗，诊断为左手开放性外伤累及肌腱、血管损伤、神经损伤；工伤认定结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三章第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认定为工伤”。2015年9月14日，济南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出具证明一份，载明：“任冬梅（身份证：）同志于2010年在我委进行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为五级。特此证明”。2017年1月11日，甲方（济南市济阳区社会劳动保险事业处）、乙方（济南银花纺织有限公司）、丙方（任冬梅）签订《济南市终止工伤保险关系协议》。内容为：丙方在乙方工作期间，于2009年5月12日因发生事故伤害，经济南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认定为工伤，现经济南市劳动能力鉴定机构鉴定为伍级伤残。根据《关于印发山东省贯彻（工伤保险条例）实施办法的通知》（鲁政发【2011】25号）及省人社厅《关于转发人社部发【2013】34号文件明确工伤保险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鲁人社发【2013】39号）等有关政策规定，甲乙丙三方现就终止工伤保险关系达成协议如下：一、乙方和丙方在签订《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后，由乙方支付给丙方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191988元（36个月济南市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二、乙方和丙方在本协议签订后，由甲方支付给丙方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117326元（22个月上年度平均工资）。三、丙方与甲方及乙方终止工伤保险关系，并领取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和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后，之前丙方所受工伤的后续费用甲方和乙方均不承担。四、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签字后生效。五、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丙三方各执一份。济南市济阳区社会劳动保险事业处与银花公司在协议中加盖单位公章，任冬梅在协议中签名按手印。2019年4月1日，银花公司与任冬梅出具证明一份，载明“济南银花有限公司与原职工任冬梅已无劳动关系和任何经济、权益纠纷。特此证明”，银花公司加盖公章，任冬梅在个人签名处签名并按手印。2019年5月28日，济南市社会保险事业局向任冬梅名下的中国农业银行济阳支行账号为6228230255752089162转账138382元。任冬梅向济南市济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济阳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裁决：1.银花公司支付任冬梅一次性伤残补助金，标准为受伤前12个月平均工资为基数×18个月平均缴费工资（受伤时间为2009年5月），即1198×18=21564元；2.银花公司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即36个月济南市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2016年），计算为5333×36=191988元。2019年6月13日，济阳仲裁委作出济阳劳人仲案字[2019]第115号仲裁裁决书，裁决结果为驳回任冬梅的所有仲裁请求。双方当事人对以下事实争议较大，一审法院作出如下认定：银花公司是否应当支付任冬梅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及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任冬梅提交的济南市终止工伤保险关系协议，落款时间为2017年1月11日，但加盖的公章为“济南市济阳区社会劳动保险事业处”，结合《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济南市部分行政区划的通知》鲁政字（2018）170号文件，内容为“2018年6月19日，国务院以国函（2018）86号文件批复我省，同意对济南市部分行政区划进行调整。一、撤销济阳县，设立济南市济阳区，以原济阳县的行政区域为济阳区的行政区域”，落款为“山东省人民政府2018年8月13日”，可以推定该协议实际签订日期为2018年8月之后，因此，任冬梅于2019年5月提起仲裁，未超过仲裁时效。协议第一项明确约定银花公司和任冬梅在签订《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后，由银花公司支付给任冬梅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191988元。银花公司与任冬梅于2019年4月1日签订终止劳动关系证明，故银花公司应当按照协议约定支付任冬梅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191988元。协议第三项约定任冬梅与济南市济阳区社会劳动保险事业处及银花公司终止工伤保险关系，并领取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和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后，之前任冬梅所受工伤的后续费用济南市济阳区社会劳动保险事业处和银花公司均不承担，因此，任冬梅要求银花公司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为，任冬梅在提供劳动过程中受伤，并认定为工伤，任冬梅与银花公司就终止工伤保险关系达成协议，该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全面履行义务，银花公司应当按照协议约定支付任冬梅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191988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条、第七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六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济南银花纺织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任冬梅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191988元；二、驳回任冬梅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履行期间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济南银花纺织有限公司负担。二审中，银花公司提交新证据如下：证据一、济南吉洋纺织品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一份，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证据二、银花公司工作人员任道村一审庭审后给一审承办法官写的书面情况说明。证据三、2017年1月5日当日由任冬梅签字的证明及原济阳县经济和信息化局出具的承诺书各一份。证据四、济南市终止工伤保险协议复印件一份（金额部分系空白，落款处空白，其余内容为打印）。证据五、证人任道村的证言。任道村称:证据二是其写的，一审录音的书面材料是其通话录音;三方协议上银花公司的章是其盖的;吉洋公司和银花纺织公司没有关系，不在一个地方办公;任冬梅的5级伤残的赔偿计算明细是其写的，仅是个人意见，不代表公司，具体记不清什么时候填写的了。任冬梅质证称:1.证据一中济南吉洋纺织品有限公司与济南银花纺织有限公司实际为一个公司，自2016年1月至2019年3月吉洋公司为任冬梅代缴的养老保险也是受济南银花公司的指示为其代缴的。任冬梅在济南银花公司上班，具体为什么让吉洋公司为其代缴养老保险，任冬梅也不清楚。2.对证据二不认可，真实情况是任冬梅认定工伤后于2019年4月1日签订三方协议，并与银花公司签订的解除劳动合同后多次向银花公司以及上级主管部门催要一次性就业补助金。协议是真实的。3.从2015年之后银花公司就处于停产状态，员工上班也不固定，在2017年1月5日时经信局让签承诺书，由他们为公司缴纳社保。从证据一也可以看出银花公司也让吉洋公司为其代缴养老保险，所以当时任冬梅也不清楚公司到底是什么情况。任冬梅签字是真实的。4.对证据四不认可。5.对证据五的质证意见同证据二的质证意见。任冬梅提交新证据如下：证据六、2019年7月2日任冬梅跟银花公司上级主管部门刘遵新（他负责处理银花公司的善后处理，一直与他沟通保险的问题）的录音光盘。证据七、陈孝木的户籍登记信息、社会保险缴纳信息及银花公司工商登记信息。银花公司质证称：1.对证据六不认可。2.对证据七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证据八、为了查明任冬梅《济南市终止工伤保险关系协议》签订时的情况，本院于2020年6月9日到济南市济阳区社会劳动保险事业处调查取证，济阳区社会劳动保险事业处工作人出具了《证明》一份，载明：“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任冬梅《济南市终止工伤保险关系协议》盖章问题，经核实：该协议书在任冬梅社会保险补缴（2017年1月11日补缴）完成后签订，但任冬梅于2019年5月带着单位盖章的协议书等材料来我处办理工伤待遇，此时公章已换成“济南市济阳区社会劳动保险事业处”。当时任冬梅带着协议书一二条金额部分已填写完整，个人落款与单位落款部分已签名捺手印并加盖公章，落款日期为2017年1月11日，经查证，任冬梅最后补缴保险日期是2017年1月11日，所以我单位落款日期也落款为2017年1月11日。特此证明。”银花公司对证据八没有异议；任冬梅对证据八有异议，称三方协议系三方一起签订的。根据双方当事人一、二审提交的证据及相应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1.任冬梅系银花公司职工。银花公司自2008年起为任冬梅缴纳社会保险费用。2009年5月12日0点左右，任冬梅工作时左手受伤。2010年3月30日，济南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认定任冬梅的该次受伤为工伤。同年，经济南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为五级伤残。此后，双方继续保持劳动关系。2.证据三中的证明落款处系任冬梅签名，本院予以采信。原济阳县经济和信息化局出具的承诺系公文书证，证明力较强，本院予以采信。根据证据三，本院认定：2017年1月5日，银花公司与任冬梅共同签订《证明》一份，载明：银花公司与原职工任冬梅已无劳动关系和任何经济、权益纠纷。该证明中还载明“（2015年12月31日）”，系银花公司副总任道村所写，与证明中的上下文并无联系。同日，原济阳县经济和信息化局出具《承诺》一份，载明：经确认，银花公司与原职工任冬梅已无任何权益纠纷，根据县政府指示，由我局代为交纳该公司所欠该职工2015年12月31日之前的社会保险。3.结合任冬梅的陈述，本院采信证据一，认定任冬梅2016年1月至2019年3月的社会保险费用由济南吉洋纺织品有限公司代缴，费用由任冬梅个人承担。4.根据本院调取的证据八，任冬梅所述《济南市终止工伤保险协议》的签订过程不属实，本院不予采纳。结合银花公司陈述及证据二、四、五，可以证实银花公司所述《济南市终止工伤保险协议》形成过程属实，本院予以采纳。因此，本院认定任冬梅一审提交《济南市终止工伤保险协议》的形成过程如下：2019年4月1日，任冬梅丈夫俎树兵为了办理工伤赔偿事宜，持金额部分及落款处空白的《济南市终止工伤保险协议》（即证据四）找银花公司副总任道村加盖公章。双方先签订《证明》一份，载明：银花公司与原职工任冬梅已无劳动关系和任何经济、权益纠纷。然后，任道村在金额部分及落款处空白的《济南市终止工伤保险协议》用人单位落款处加盖了银花公司公章。此后，任冬梅一方填写金额及落款日期，于2019年5月带着上述协议书到济南市济阳区社会劳动保险事业处加盖了该处的公章，并将其落款时间填写为2017年1月11日。一审法院查明的该协议内容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银花公司与任冬梅在2017年1月5日前均未向对方提出解除劳动关系，直接在2017年1月5日共同签署了《证明》，表明双方已无劳动关系和任何经济、权益纠纷。因此，本院认定双方系通过协商解除劳动关系，解除劳动关系的时间为2017年1月5日。该《证明》中任道村所写的“（2015年12月31日）”与上下文均无联系，不能据此认定双方认可劳动关系解除时间为2015年12月31日。《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五级、六级伤残的，享受以下待遇：经工伤职工本人提出，该职工可以与用人单位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由用人单位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山东省贯彻实施办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工伤职工被鉴定为五级伤残的，经职工本人提出，可以与用人单位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以其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时统筹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为基数，分别支付本人22个月的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36个月的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济南市实施办法》第五条规定，工伤保险基金实行全市统筹。本案中，任冬梅在银花公司工作期间受伤，被认定为工伤，且被鉴定为五级伤残，双方2017年1月5日解除劳动关系时，银花公司就应当按照2016年济南市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标准5333元向任冬梅支付36个月的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191988元，但银花公司并未支付，因此，银花公司一直拖欠任冬梅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191988元。虽然双方于2017年1月5日、2019年4月1日签订的两份《证明》载明双方无任何经济、权益纠纷，但是与本院查明的双方之间的实际情况并不相符。《济南市终止工伤保险协议》第一条明确载明，双方在签订《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后，由银花公司支付给任冬梅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191988元（36个月济南市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虽然银花公司加盖公章时金额部分和月数是空白，但该条的其余内容均系打印内容，已经存在，银花公司加盖公章时已经知道该条内容是其向任冬梅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的条款，仅金额部分及月数部分空白，因此，银花公司在该协议上加盖公章的行为是在签订上述两份证明后，对其应向任冬梅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的确认。其在金额空白的该协议书上签字，应视为其对任冬梅填写金额的授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义务人同意履行的，不得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抗辩；义务人已自愿履行的，不得请求返还。第一百九十八条规定，法律对仲裁时效有规定，依照其规定；没有规定的，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本案中，双方劳动关系于2017年1月5日解除，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的仲裁时效应从2017年1月6日起算，至2019年4月1日，已经超过仲裁时效。但是银花公司在《济南市终止工伤保险协议》上加盖公章的行为表明其同意在仲裁时效已过的情况下向任冬梅履行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的债务。银花公司在本案中再以仲裁时效届满抗辩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银花公司支付任冬梅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191988元并无不当。综上所述，银花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济南银花纺织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韩 梅审判员 许海涛审判员 曹 强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二日书记员 孙 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