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5民终94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宋荣娜，女，1975年1月4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济南市历下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仲勋，山东众寻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丹丹，山东众寻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于丽，女，1961年1月23日出生，汉族，居民，住聊城市东昌府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于庆阳，男，1971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居民，住聊城市东昌府区。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冠华，北京京青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宋荣娜因与被上诉人于丽、于庆阳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2018）鲁1502民初74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宋荣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仲勋,被上诉人于丽及被上诉人于丽、于庆阳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冠华，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宋荣娜的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2018)鲁1502民初7400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改判为股权转让协议无效；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于丽、于庆阳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法院认定于丽、于庆阳之间的转让虽然发生在宋荣娜与于庆阳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达成转让合意并履行转让行为时，宋荣娜并未提起离婚诉讼错误。于丽提交的转账凭证不能证明2009年6月17日、2009年6月30日、2011年8月23日、2012年6月27日分别转给于庆阳、宋荣娜的款项为转移股权的款项，不能就此认定实际的交易合意以及交易行为。故一审法院不能认定为此协议为后期补签。2、一审法院认定于丽和于庆阳达成转让合意后，己经支付了转让款，且转让款有部分直接转让宋荣娜的个人账户的认定完全错误。宋荣娜与于丽、于庆阳本就是亲属关系，之间有往来转账属于正常，于丽、于庆阳提交的该转账记录仅仅是记录，不能证明此转账属于股权转让的款项。一审法院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仅以此转账记录就认定该转账是股权转让的部分款项，认定事实无依据。3、宋荣娜与于庆阳于2002年7月6日登记结婚，宋荣娜于2011年10月第一次起诉离婚，2012年1月24日判决书生效。2012年9月宋荣娜再次起诉离婚，2013年1月29日判决书生效双方离婚，之后双方均上诉到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年4月25日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准许宋荣娜、于庆阳撤回上诉。故双方的婚姻存续时间为2002年7月6日至2013年4月25日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济民五终字第132号裁定书生效之日。以上时间均有法院材料可以证明，股权转让协议中亦记载了股权转让的时间，故一审法院片面的主观臆断案件事实，并没有从证据本身审理，认定事实错误。二、股权转让的事实。宋荣娜于2011年10月份第一次起诉离婚直至2012年1月24日判决书生效，而于庆阳与于丽签订的有关山东神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戎公司）的股份转让协议的时间为2011年11月1日，转让时间正是处于宋荣娜起诉被上诉人于庆阳离婚诉讼期间。于庆阳持有的神戎公司占有的5.51%股份共计101.94万股的股权，以每股0.6元的价格全部转让给于丽，并且于丽并未实际支付转让款。截至2017年4月13日，于丽持有神戎公司股份764550股，持股比例1.6733%，证明于庆阳在离婚诉讼期间恶意转移、隐匿夫妻共同财产。2011年11月27日，神戎公司与张新华签订的增资协议中张新华是以每股7元的价格予以增资的。于庆阳持有的神戎公司占有的5.51%股份共计101.94万股的股权属于宋荣娜与于庆阳婚姻存续期间的夫妻共同财产，并且于丽、于庆阳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为宋荣娜起诉于庆阳离婚之后，属于诉讼期间。故在宋荣娜不知情的情况下，于庆阳恶意转给于丽，隐藏、转移了本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神戎公司股权。于丽明知于庆阳与感情不和，正于离婚诉讼期间，仍与于庆阳恶意串通，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收购神戎公司股份。于丽、于庆阳的恶意串通行为严重侵犯了宋荣娜的合法财产权益。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第二款规定，所谓恶意串通，是指当事人为实现某种目的，串通一气，共同实施订方合同的民事行为，造成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的利益损害的违法行为。恶意串通而订立的合同，其构成要件为：⑴、当事人在主观上具有恶意性。即明知或者知其行为会造成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损害，而故意为之。⑵、当事人之间具有串通性。串通是指相互串联、沟通，使当事人之间在行为的动机、目的、行为以及行为的结果上达成一致，使共同的目的得到实现。在实现非法目的的意思表示达成一致后，当事人约定互相配合或者共同实施该种合同行为。⑶、双方当事人串通实施的行为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的利益。恶意串通的结果，应当是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的利益受到损害。恶意串通所订立的合同，是绝对无效的合同。本案中，于庆阳的行为属于离婚诉讼期间恶意隐藏、转移夫妻共同财产。而于丽明知于庆阳与宋荣娜感情不和，正于诉讼离婚期间，仍与于庆阳恶意串通，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收购神戎公司股份，损害了宋荣娜的合法财产权益。上述行为符合恶意串通而订立的合同的构成要件，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第二款的规定，该神戎公司的股份转让协议无效，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9条的规定，将双方当事人因该合同所取得的财产，收归国有或者返还集体或者个人，故本案中协议无效应回归到协议签订前的状态。综上，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宋荣娜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于丽、于庆阳辩称：一、本案股权实际转让发生在提起离婚诉讼之前。1、2009年4月-2011年8月23日于丽将近60万元转让给宋荣娜和于庆阳，已实际完成了股权转让。2、2011年8月23日剩余股权转让款实际进入宋荣娜个人账户。3、宋荣娜婚姻存续期间是2002年7月6日到2013年4月25日。4、在宋荣娜与于庆阳离婚判决1286号案件庭审中宋荣娜明确向法庭陈述，部分股权转让款发生在提起第一次离婚诉讼之前。二、近60万元的股权转让记录即是该案股权转让款。1、该60万元进入宋荣娜与于庆阳账户。2、在宋荣娜、于庆阳、于丽之间只发生过股权转让一事，且60万余元的转让款与本案股权转让款数额相吻合。三、宋荣娜婚姻期间已消费了转让款，且在离婚判决中已分割剩余股权转让款近47万元，证明宋荣娜对股权转让一事是明知的，不存在于庆阳隐藏转移共同财产的情形。1、婚姻存续期间宋荣娜主张与于庆阳装修房屋开支9万元，房产投资10万元，银行存款281655.71元，在宋荣娜和于庆阳结婚时间短，均为工薪阶层的情况下，拥有如此财产是不正常的，只能说明宋荣娜将股权转让款已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消费、投资、储蓄是成立的。2、在1286号离婚判决中，宋荣娜已实际分割了近24万余元的现金，证明宋荣娜已实际分割了剩余股权转让款。四、本案不符合恶意串通、合同无效的法律规定。1、股权转让是基于亲情帮助宋荣娜，于丽、于庆阳均没有主观恶意。2、宋荣娜自始至终对该股权转让是知情的。3、股权转让公平合理，未损害宋荣娜的利益。4、股权价格问题不是合同无效的法定条件。五、宋荣娜与案外人在起诉前达成了起诉协议，以获取不义之财为目的，不惜伪造公章，虚构管辖，恶意起诉，请求法庭对此行为应当予以严惩。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宋荣娜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确认于庆阳、于丽于2011年11月1日签订的有关神戎公司的股份转让协议无效；2.诉讼费用、保全费由于丽、于庆阳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2年7月，宋荣娜与于庆阳登记结婚。2005年婚生一子，现随宋荣娜生活。2004年于庆阳参与发起成立神戎公司，并持有该公司股权。2011年10月，宋荣娜与于庆阳关系恶化，宋荣娜曾提起离婚诉讼，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作出不准离婚判决，2012年宋荣娜再次起诉离婚，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作出（2012）民初字第1286号判决准予双方离婚，于庆阳不服提起上诉，2013年4月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准予宋荣娜与于庆阳离婚。在离婚诉讼中，未显示2011年11月1日于丽、于庆阳之间转让的股权。于丽与于庆阳系同胞姐弟关系，根据于丽提交的转账凭证显示，2009年6月17日、2009年6月30日、2011年8月23日、2012年6月27日分别转给于庆阳、宋荣娜208000元、3000元、370000元、5000元。其中5000元直接转入宋荣娜账户。2011年11月1日于丽、于庆阳之间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于庆阳将自己持有的神戎公司的股份101.94万股，以每股0.6元的价格转让给于丽。于丽在山东神戎公司的股权变更为764550股，占股权比例变更1.6733%。审理中，于丽、于庆阳辩称早就达成股权转让合意，并已经支付了股权转让款项，协议为后期补签。审理中，于丽提交了2017年2月16日宋荣娜与案外人周文卿达成的委托代理协议，协议约定宋荣娜委托案外人全权代理宋荣娜起诉，一切费用由案外人承担，案外人收取追讨全部财产份额中50%作为代理费。宋荣娜的委托代理人答应一审法院找宋荣娜核对，至今未能讲明该签订代理协议的具体情况。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和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于丽、于庆阳之间的股权转让虽然发生在宋荣娜与于庆阳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达成转让合意并履行转让行为时，宋荣娜并未提起离婚诉讼。宋荣娜无任何证据证明股权转让时存在欺诈、胁迫或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形，转让协议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也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第二项规定：“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或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者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根据于丽、于庆阳之间系姐弟关系的实际情况，于丽与于庆阳和宋荣娜达成转让合意后，已经支付了转让款，且转让款有部分直接转让宋荣娜的个人账户，宋荣娜主张对股权转让不知情的理由违背情理。宋荣娜数次起诉，对知悉股权转让时间的陈述不一，特别是宋荣娜与案外人达成的委托协议，无法让人形成宋荣娜对股权转让不知情这一基本事实的内心确信。股权价格随市场波动，同一日的股权价格尚且不一，且双方的股权转让合意形成并履行较早，宋荣娜主张应参照2011年11月27日股权转让价格认定于丽、于庆阳之间股权转让显失公平的理由不能成立，显失公平非认定合同无效的依据。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宋荣娜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宋荣娜承担。二审中，宋荣娜提交了其与于庆阳之子余瑞齐2011年8月11日至2011年8月15日在济南市儿童医院的住院病例一份，拟证明因孩子住院开销超出其个人负担，出院后经济紧张，故向于庆阳要了5000元，于庆阳因不方便转账故由于丽代为转账。于丽、于庆阳经质证认为，1、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2、该病例记载，于瑞齐住院期间的病史陈述者、家属联系人均为于庆阳，足以证明孩子住院、宋荣娜和于庆阳家庭支出均有于庆阳参与，不存在宋荣娜单独支付孩子住院费的情形；3、病例记载的住院时间为2011年8月11日至8月15日，而宋荣娜收到于丽股权转让款的时间为2011年8月23日，住院交费是常识，宋荣娜的主张不合常理、不成立。关于二审中当事人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宋荣娜与于庆阳之子余瑞齐的住院时间为2011年8月11日至2011年8月15日，于丽向宋荣娜转账5000元的时间为2011年8月23日，与上述住院的时间并不相符，故宋荣娜提交的住院病例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二审查明：2013年4月25日，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2013）济民五终字第13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宋荣娜、于庆阳撤回上诉。二审查明的其他案件事实同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相同。本院认为，于丽向于庆阳、宋荣娜转账的时间分别为2009年6月17日、2009年6月30日、2011年8月23日、2012年6月27日，四次转账的时间均为宋荣娜、于庆阳夫妻关系存续期间，除最后一笔转账外均在宋荣娜第一次起诉离婚之前。宋荣娜对于于庆阳、于丽主张的股权转让款支付的事实提出异议，但并未明确于丽向于庆阳三笔转账款项的性质。在宋荣娜与于庆阳离婚纠纷中，未显示股权转让的内容，但于庆阳账户中的存款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已进行正常消费，离婚判决中对于其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包括于庆阳账户中的存款已进行了分割。宋荣娜与于庆阳于2002年结婚，于庆阳是在婚后参与发起成立的神戎公司，宋荣娜对此应当知情。宋荣娜在本案中主张知悉股权转让的时间为2017年4月13日，称是在宋荣娜的追问下于庆阳告知其持有神戎公司的股份并已转让给于丽。但在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17）鲁0102民初1551案件中，宋荣娜诉称离婚后发现宋庆阳自2004年持有神戎公司的部分股份，该案的立案时间为2017年2月23日。从于丽与案外人周文卿的聊天记录及宋荣娜与案外人周文卿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内容看，宋荣娜与周文卿签订委托代理协议时宋荣娜并不知道案情，这也不符合常理。综上，原审判决认定宋荣娜对股权转让不知情不能成立，未支持宋荣娜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宋荣娜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宋荣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闫 红审判员 陈家勇审判员 刘 颖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五日法官助理宋剑书记员杨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