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苏民监20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袁某，女，汉族，1979年1月12日出生，户籍地江苏省句容市，现住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区。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尹源，男，汉族，2005年1月8日出生，住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区。 法定代理人：袁某（系尹源母亲）。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袁颖，女，汉族，2006年10月17日出生，住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区。 法定代理人：袁某（系袁颖母亲）。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马超，男，汉族，1983年8月17日出生，住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 一审第三人：尹刚，男，汉族，1978年11月27日出生，住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区。 再审申请人袁某、尹源、袁颖因与被申请人马超、第三人尹刚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南京中院）（2017）苏01民终60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经审查查明，南京市溧水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溧水法院）（2013）溧民初字第3号民事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后，尹刚未按指定期间履行返还马超借款本金15万元及相应利息的义务，马超于2013年6月向溧水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案号为（2013）溧执字第00710号，并于2014年12月25日司法查封案涉房屋。2015年6月，马超向溧水法院申请恢复执行，该院作出（2015）溧执恢字第64号执行裁定:拍卖登记在尹刚名下的案涉房屋。2016年5月27日，该院委托评估公司对案涉房屋现场勘验评估，并张贴封条。2013年6月始，袁某自认其已知晓案涉房屋被法院查封的事实。涉案房产为毛坯房，至一审期间无人实际居住。 2015年2月，袁某与尹刚离婚纠纷一案，一审法院作出（2014）溧民初字第3467号民事调解书，该调解书第三项内容为袁某与尹刚双方自愿将案涉房屋自愿赠予两个子女（即本案尹源、袁颖）。 溧水法院认为，本案请求权基础在于袁某、尹源、袁颖对案涉房屋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实体权益，即袁某、尹源、袁颖权利主张得以成立取决于其对案涉房屋是否享有民事实体权益；以及如果享有，那么其享有的该实体权益是否足以排除或者阻却强制执行。 关于袁某、尹源、袁颖是否对案涉房屋享有民事实体权益的问题，该院认为，袁某和尹刚对案涉房屋享有所有权，且为夫妻共同所有。尹源、袁颖对案涉房屋不享有物权法意义上的不动产权利。理由如下：第一，没有证据证明袁某与尹刚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的所有权种类和形式存在书面协议。根据《婚姻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的规定，夫妻财产处理存在法定财产制与约定财产制之分，且适用无约定即法定的规则。案涉房屋系袁某与尹刚婚后取得，虽仅登记在尹刚一人名下，但双方对该房产并无书面约定，故适用法定财产制规定，且该法定财产制规定应理解为《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中的“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但书条款，即案涉房屋具有的物权效力突破了物权法登记要件主义原则的一般规定，此发生的物权效力源自结婚登记的公示公信力。因此，在这个层面上来看，案涉房屋应为袁某与尹刚的夫妻共同财产。第二，（2014）溧民初字第3467号民事调解书中第三项中“袁某与尹刚将涉案房产赠予（赠与）尹源与袁颖”的行为并未产生物权效力。《物权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的“人民法院的法律文书”应当包括判决书、裁定书和调解书，但并非所有的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都可以直接引起物权变动。对于调解书而言，虽然与判决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但就物权变动所作的调解，却并不具有与判决同一的形成力，特别是基于法律行为的所发生物权变动的调解。本案中，袁某与尹刚就案涉房屋归属所为的意思表示仅仅是双方合意的表现，是一种民事行为。该院调解书实质上只是对该赠与合意的确认，并不能够直接引起案涉房屋权属的变动，除非案涉房屋已经办理不动产权属变更登记。因此，袁某提出的案涉房屋已经归尹源、袁颖所有的主张，不能成立。至于袁某与尹刚的上述赠与合意是否有效、是否属于规避执行妨害民事诉讼行为、是否应启动再审程序撤销（2014）溧民初字第3467号民事调解书中第三项等问题，在所不问。第三，如前案件事实部分所述，案涉房屋已被法院依法查封，且张贴封条，案涉房屋至一审期间无人实际居住状态。故袁某、尹源、袁颖也不享有物权法意义上的占有利益。至于案涉当事人是否存在撕毁法院封条、袁某与尹刚的行为是否构成妨害执行及应予何种处理的问题，乃本案执行程序中判断操作事宜，与本案无关。 关于袁某对案涉房屋享有的所有权能否排除强制执行的问题，该院认为，袁某对案涉房屋享有的共同共有权利不足以排除法院的强制执行。理由如下：第一，根据（2013）溧民初字第3号民事判决书，尹刚对马超所负债务应为尹刚个人债务，与袁某无关，即不属于袁某与尹刚夫妻共同债务。故尹刚应用其个人财产承担债务，马超有权申请执行尹刚个人名下财产。如前所述，案涉房屋属于袁某与尹刚共同共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四条的规定，对尹刚与袁某共有的案涉房屋，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除非袁某与尹刚有效协议分割案涉房屋或者袁某提起析产诉讼或者马超代位提起析产诉讼，否则该院不应中止对案涉房屋的强制执行。第二，虽然尹刚与袁某名下仅登记一套案涉房屋，但该案涉房屋在本案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至少超过三个月无人实际居住，且案涉房屋已被法院司法查封，并现场张贴封条。一审法院对案涉房屋采取的强制执行措施，不仅符合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有关“唯一住房”可以执行的精神，而且也与本省关于执行程序中执行唯一住房相关规定相符。第三，案涉房屋建筑面积达107.23㎡，参照我市2015年度人均住房建筑面积标准，尹刚与袁某、尹源、袁颖的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已经超过本地区人均住房建筑面积的60%（36.5㎡×60%=21.9㎡,21.9㎡×4=87.6㎡），故应认定案涉房屋已超出生活所必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及夫妻债务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并结合我省执行工作有关规定，案涉房屋可以强制执行。但是，为了均衡保障债权与居住权，一般应当为涉案当事人提供生活保障，具体保障方式与标准应当严格按照执行工作有关规定处理。 据此，溧水法院判决驳回袁某、尹源、袁颖的诉讼请求。袁某、尹源、袁颖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南京中院。 南京中院认为，本案二审主要争议焦点为：袁某、尹源、袁颖对案涉房屋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被执行人就已经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所作的移转、设定权利负担或者其他有碍执行的行为，不得对抗申请执行人”。本案中，虽然袁某与尹刚在离婚协议中约定案涉房屋归尹源、袁颖所有，该约定对袁某、尹刚具有约束力。但该约定发生在一审法院已确定马超对尹刚享有债权，并且对案涉房屋进行司法查封之后，故袁某、尹刚对案涉房屋产权归属的约定不具有对抗马超申请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在执行程序中，被执行人的财产被查封、扣押、冻结后，人民法院应当及时进行拍卖、变卖或者采取其他执行措施”。故在尹刚对外尚存未履行债务的情况下，马超作为尹刚的债权人，请求人民法院对登记在尹刚名下的案涉房屋采取司法查封、司法拍卖等执行措施符合法律规定。袁某、尹源、袁颖依据离婚协议中对案涉房屋产权的约定主张其对案涉房屋享有所有权，并要求解除对案涉房屋的司法查封、终止对案涉房屋执行的诉讼请求理由不足，该院不予支持。袁某、尹源、袁颖向南京中院申诉，南京中院立（2017）苏01民申791号案件审查。南京中院审查后驳回袁某、尹源、袁颖的再审申请。 袁某、尹源、袁颖，向本院申诉，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事实和理由：本案的执行依据存有虚假诉讼之嫌疑，其它同一、二审诉讼理由。 本院认为，一、本案系执行异议之诉案件。本案的执行依据系溧水法院（2013）溧民初字第3号民事判决，袁某、尹源、袁颖认为该执行依据存有虚假诉讼之嫌疑，应当另行通过审判监督程序予以解决。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被执行人就已经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所作的移转、设定权利负担或者其他有碍执行的行为，不得对抗申请执行人。本案中，溧水法院已于2012年12月25日查封案涉房产。2015年2月，袁某与尹刚离婚，将案涉房屋赠与其子女尹源、袁颖。人民法院查封在前，申请人就已被人民法院查封的财产所作出的赠与行为，不能对抗人民法院对案涉房屋的执行。因此，袁某、尹源、袁颖要求阻却人民法院对案涉房屋的执行，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袁某、尹源、袁颖的再审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袁某、尹源、袁颖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李 晶 审判员 苏 峰 审判员 赵建华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日 书记员 王莹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