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77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勇，女，1983年3月8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湖南省安乡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威，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湛国威，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军，男，1981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湖南省武冈市。原审被告：广州市灵子文化艺术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解放北路173号之一。法定代表人：孙觉海。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威，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湛国威，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原审第三人：宋元元，女，1987年1月10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河南省驻马店市驿城区。上诉人黄勇因与被上诉人张军、原审被告广州市灵子文化艺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灵子公司）、原审第三人宋元元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8民初62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黄勇及其与原审被告灵子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威、湛国威，被上诉人张军、原审第三人宋元元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勇上诉请求：1.判令撤销一审判决或依法改判；2.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张军负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具体理由如下：（一）一审判决据以认定《股权转让合同》为恶意串通制作，且并未实际履行的证据不能排除合理怀疑。本案据以认定合同并未实际履行的依据是灵子公司在另案中提交的《确认书》，对该内容，黄勇认为与本案不存在关联性。一审庭审中，张军表示2017年1月两笔款项属于2016年12月盈余分配，而《确认书》显示，2017年1月11日亦有第三笔180万元的交易记录，根据灵子公司营业情况、交易习惯及以往分红情况，此时尚未对该月盈余情况进行结算，且该款项数额巨大，已经超出灵子公司盈利情况，也大大超出了张军作为股东应得分红的限度，明显不符合常理。另外，《确认书》中仅有5笔转账记录且时间相隔较远，不符合灵子公司对于分红的分配习惯。同时，双方当事人对于股权转让一事存在合意，并于2017年1月16日办理了变更登记，是履行《股权转让合同》的表现。（二）在（2017）粤0183民初2968号案中，张军确认已收到股权转账款50万元，对于张军承认的事实，法院应予以采纳。在（2017）粤0183民初2968号案中，张军确认已收到股权转让款50万元。其中20万元是黄勇在2016年12月27日向张军转账的；另外30万元，是通过分红款抵扣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的规定，法院应认定张军已收到股权转让款50万元的事实。（三）一审判决认定黄勇转账支付的20万元为盈余分配款，属于事实认定错误。20万元的转账属于股权转让价款而非分红款。首先，根据灵子公司分红分配习惯，当事人双方已形成了在次月5日前按照各50％的比例分配当月盈余的习惯。20万元转账发生于2016年12月27日，公司在尚未对12月盈余进行结算的情况下，不可能分配盈余，将其定性为分红款不符合交易习惯，不合常理。其次，根据张军的要求，2016年12月7日以后，灵子公司的收入不再通过张军的银行账号收取，而是采用微信、支付宝、现金等方式，该事实张军本人亦在一审中确认。最后，在（2017）粤0183民初2968号案庭审中，张军表示，双方达成股权转让的合意，并承认在12月底收到了2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故其在本案中一反常态主张是分红款，理由不充分。（四）本案股权转让款实际上与灵子公司12月盈余分红相抵销，而非装修款。灵子公司在2016年12月144万元盈利中，其中50万元是给张军用于支付后期装修款费用。因此2016年12月盈利为扣除装修费用后的94万元，即双方各得分红47万元。另外，黄勇12月份收取客户现金17万，并未上交。根据以往分红交易习惯，应当由张军向黄勇支付分红47万元，但因黄勇尚欠股权转让款30万元，故相互抵扣，张军仅需要支付黄勇17万元的分红款。双方将股权转让款直接抵扣分红款，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条的规定。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黄勇的诉讼请求。张军辩称，不同意黄勇的上诉请求。（一）黄勇未支付股权转让款，对此，黄勇在灵子公司诉张军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出具了一份书面的《确认书》。（二）在一审判决之前，黄勇为逃避责任，于2019年10月28日变更了灵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请求法院确认黄勇该行为无效，应该恢复原状。灵子公司述称，同意黄勇的上诉请求、事实及理由。宋元元述称，认同一审判决，不同意黄勇的上诉请求。黄勇与张军串通转移宋元元跟张军的夫妻共同财产。张军从未离开灵子公司，享有灵子公司50%股权，该股权属于宋元元与张军的夫妻共同财产。张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张军享有灵子公司50%的股权，并要求灵子公司、黄勇协助张军办理工商变更登记；2.灵子公司、黄勇负担案件受理费。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宋元元与张军于2008年9月5日登记结婚。2017年2月10日，宋元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准许双方离婚等，后一审法院作出（2017）粤0183民初1049号民事判决，判决不准宋元元与张军离婚。灵子公司于2015年7月22日成立，成立时，灵子公司注册资本为100万元，张军、黄勇各出资50万元，各占有50%的公司股份。2017年1月10日，张军和黄勇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书》，约定：灵子公司是由张军出资50万元，黄勇出资50万元共同设立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和股东会决议，现就转让股权事宜订立如下条款：同意张军股东将原出资5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50%），全部转让给黄勇，转让金额为50万元；合同签订之日，受让方需将转让金额全部付给转让方；至2017年1月10日止，本公司债权债务已核算清楚，无隐瞒，转让和受让股东均已认可，并已经明确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有关规定承担责任；公司红利的收益按本合同签订之日计算，转让方享有转让前的红利，受让方享有转让后的红利。合同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同日，灵子公司召开股东会议，经张军、黄勇表决，作出《股东会决议》，决议同意张军将原出资5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50%），全部转让给黄勇，转让金额为50万元。各股东新的投资比例分别为黄勇出资10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100%。股东会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决议。2017年1月10日，灵子公司向工商部门提交资料申请变更登记，经变更登记黄勇享有灵子公司100%的股权。宋元元在2017年5月5日向一审法院起诉张军、黄勇、灵子公司，诉讼请求为：1.确认张军、黄勇于2017年1月1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书》、张军、黄勇、灵子公司于2017年1月10日签署的《广州市灵子文化艺术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无效；2.确认宋元元享有灵子公司25%的股权。一审法院受理案号为（2017）粤0183民初2968号。经审理，一审法院认为张军通过恶意串通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书》方式处分张军持有的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范畴的灵子公司的50%的股权，明显损害了宋元元的利益，宋元元主张案涉《股权转让合同书》无效，符合法律规定。同时，鉴于案涉《股权转让合同书》因违反法律规定而无效，故基于上述《股权转让合同书》作出的同意张军向黄勇转让50%股权，黄勇享有灵子公司100%股权的决议，因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规定，应为无效。为此，做出民事判决：一、确认张军与黄勇于2017年1月1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书》以及两人于2017年1月10日作出的《广州市灵子文化艺术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中关于同意张军向黄勇转让50%股权，黄勇享有灵子公司100%股权的决议无效；二、驳回宋元元其他诉讼请求。张军、黄勇、灵子公司对上述民事判决不服，上诉至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案号为（2017）粤01民终24134号。该院经过审理认为：关于宋元元是否有权请求确认股东会决议无效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一条规定：“公司股东、董事、监事等请求确认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无效或者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只有公司的股东、董事、监事等公司相关人员才有权请求确认股东会决议无效，宋元元并非以上主体，故其不具有请求确认股东会决议无效的诉权。原审法院依据宋元元的请求确认股东会决议无效错误，一审法院予以纠正。关于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从张军与黄勇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书》的时间看，双方是在宋元元起诉张军离婚诉讼判决之前一个月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书》；从张军与黄勇的关系看，两人在公众场合拥抱，张军陪同黄勇就诊，可见两人之间的关系非常熟悉，甚至超越普通朋友的关系；从灵子公司的相关材料看，灵子公司相对于创建时已有较大的发展，张军再以当时的价格转让股权，确有低价转让之嫌。在特定的时间，基于黄勇与张军的特定关系，黄勇应当知悉张军当时的婚姻状态，黄勇低价受让张军的股权却又未足额支付股权转让款，综合以上因素，原审认定本案《股权转让合同书》构成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认定《股权转让合同书》无效正确，一审法院予以维持。依此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7）粤0183民初296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7）粤0183民初296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确认张军、黄勇于2017年1月1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书》无效；三、驳回宋元元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述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对案涉股权转让款的支付问题，在（2017）粤0183民初2968号案件庭审过程中，黄勇、张军在第二次庭审中表示，两人在2016年12月20日左右达成股权转让一致意见，后（根据银行交易记录显示为2016年12月27日）黄勇向张军转账支付20万元股权转让款，剩余30万元股权转让款因股权转让前灵子公司未对该年度（2016年度）经营状况进行结算，双方约定结算后从黄勇应分得的利润中扣除30万元股权转让款给张军。在第三次庭审中，灵子公司及黄勇提交2016年度资产负债表及2016年度的财务状况说明，载明截至2016年12月31日，灵子公司流动资产合计170465.35元，扣减预收款、应付款及税费，灵子公司未分配利润共计40361.77元。截至2016年12月31日，灵子公司未付装修费50万元及服务费103876.5元。黄勇称剩余30万元股权转让款实际是从张军作为股东应当负担的装修费中直接扣除的。同时，黄勇表示该理解与第二次庭审的陈述并不矛盾。张军同意黄勇的上述两次股权转让款支付方式的陈述属实。本案一审庭审过程中，对黄勇是否向张军支付过50万元股权转让款问题。张军表示黄勇未向其支付过股权转让款，2016年12月27日支付的20万元是灵子公司的分红款。黄勇则表示2016年12月27日支付的20万元是股权转让款，剩余30万元是黄勇替张军垫付的灵子公司装修款，直接用于抵扣股权转让款。张军和黄勇均确认在两人经营灵子公司过程中，灵子公司存在两本账册，对公账册和对私账册。对公账册由灵子公司聘请的会计制作并由会计保管。对私账册主要记载张军和黄勇通过私人账户收支款项。除公司账户收支款项外，灵子公司主要通过张军名下的一个银行账户进行收支，还有少部分收支会通过支付宝、微信等账户进行收支。黄勇也会收取部分灵子公司的款项，但黄勇收到款项后都会转给张军。张军和黄勇会在每月月初对上个月灵子公司的收支情况进行对账，并记录在公司财务账册（对私账册）上。在2016年11月之前，张军、黄勇每月月底对当月灵子公司私人账户的收支情况对账后记载于上述对私账册，然后对当月的盈余（收入扣减支出余额）在次月5日前按照各50%的比例分配，由张军支付给黄勇。2016年12月1日张军向黄勇支付了2016年11月的盈余分配款115000元。黄勇陈述，在2016年12月7日前后，张军打电话给黄勇，要求灵子公司的收入不要再通过张军的账户进行结算，以免影响黄勇分红。所以在2016年12月7日之后，灵子公司的收支款项小部分是通过黄勇微信收取，大部分是张军通过现金收取。对上述陈述，张军则表示在2016年12月7日之后灵子公司的收入就是黄勇通过微信、支付宝、现金或银行账户收取。根据张军、黄勇制作的对私账册显示2016年12月盈余款为1445077元。黄勇表示该款项未统计50万元装修未付款，扣除该50万元后，2016年12月盈余为945077元。张军则表示该月盈余款就是1445077元，该月款项已经分配，由黄勇于2017年1月1日、2017年1月2日分别向张军指定账户转账303588元、4万元，共计343588元。由于张军在2016年12月7日之前有收取公司款项，再加上黄勇在2016年12月27日向张军转账支付的20万元，张军已经收取了2016年12月的盈余分配款。黄勇对上述2017年1月1日、2017年1月2日分别向张军指定账户转账303588元、4万元的事实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灵子公司曾在另案起诉张军民间借贷一案中向法院提交了黄勇出具的日期为2019年5月24日《确认书》，载明“本人黄勇（身份证号：）是广州市灵子文化艺术有限公司的股东。我现确认，本人受广州市灵子文化艺术有限公司的指派于2017年1月1日、2017年1月2日向张敏（广州市灵子文化艺术有限公司股东张军的姐姐）的光大银行账户：62×××64转账303588元、40000元，于2017年1月11日向张军的光大银行账户62×××50转账180万元，于2017年5月4日、2017年8月1日向赵秋梅（广州市灵子文化艺术有限公司股东张军的母亲）的光大银行账号：62×××40存款9万元、转账625000元，合计人民币3668588元。本人转到张敏、张军、赵秋梅账户的资金及存进赵秋梅账户的资金均属于广州市灵子文化艺术有限公司，该资金与本人无关。”诉讼中，张军向一审法院申请财产保全，为此，一审法院于2019年11月27日作出（2019）粤0118民初6298号之一民事裁定，裁定：一、查封张军所有的位于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荔新十二路96号29幢122号房（产权证号：12××89）的房产；二、冻结黄勇持有的广州市灵子文化艺术有限公司50%的股权。为此，张军缴纳了财产保全申请费3020元。一审法院认为，张军与黄勇之间签订的案涉《股权转让合同书》经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认无效，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张军请求法院判令确认张军享有灵子公司50%的股权，以及要求黄勇协助张军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即黄勇协助将其享有的灵子公司50%的股权变更登记为张军享有的手续）的诉讼请求，依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黄勇、灵子公司抗辩的张军目前为广州舞大师艺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并不构成阻却黄勇向张军返还财产的法定事由，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灵子公司作为有限责任公司，依照案涉《股东会决议》内容办理了将张军持有灵子公司50%的股权变更为黄勇持有的登记手续，现案涉《股权转让合同书》虽经人民法院判决确认无效，但张军并未提起确认案涉《股东会决议》无效的诉讼程序，灵子公司并无向公司登记机构申请撤销变更登记的法律依据及义务，灵子公司也未有出现法定变更事由但拒不协助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情形出现，为此，张军现要求灵子公司协助办理公司股权变更登记理据不充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黄勇是否向张军支付了50万元股权转让款及张军应否向黄勇返还问题。鉴于在2016年12月前张军、黄勇对灵子公司私人收支账户每月盈余进行对账，并在次月初将盈余进行分配的经营管理习惯；以及两人均确认的在2016年12月7日张军打电话给黄勇，要求灵子公司的收入不要再通过张军的账户进行结算，以免影响黄勇分红，之后不再通过张军银行账户收支灵子公司款项的事实；再结合黄勇在2019年5月24日出具的案涉《确认书》中确认在2017年1月之后向灵子公司的股东张军转款的事实，可见在2017年1月之后直至2017年8月期间，黄勇仍认可张军为灵子公司的股东，案涉《股权转让合同书》系张军、黄勇恶意串通制作，该合同并未实际履行。根据张军、黄勇制作的对私账册显示2016年12月盈余款为1445077元，张军主张在2016年12月7日之后主要由黄勇收取灵子公司款项，以及于2016年12月27日黄勇向其支付的20万元及2017年1月支付的两笔款项均为灵子公司2016年12月盈余分配款，符合常理，一审法院予以采信。为此，黄勇并未向张军支付股权转让款，张军无需向黄勇返还股权转让款。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张军享有灵子公司50%的股权；二、黄勇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协助张军将其持有的灵子公司50%的股份变更登记至张军名下；三、驳回张军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800元以及财产保全申请费3020元（张军已预交11820元），由黄勇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张军向本院提交了灵子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和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出具的保全财产情况通知书，拟证明黄勇在2019年10月28日变更了灵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将公司的50%股权转让给了案外人。黄勇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称仅转让了黄勇个人所有的50%股权，还有50%股权登记在黄勇名下。灵子公司的质证意见与黄勇一致。宋元元对该证据无异议。经审查，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粤0183民初2968号民事判决认为，从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来看，未有证据证明黄勇实际向张军支付（或足额支付）了50万元股权转让款。首先，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间为2017年1月10日，在签订上述协议后，并未有证据证明黄勇直接向张军支付了股权转让款。黄勇主张2016年12月27日转账给张军的20万元系股权转让款，但在案涉股权转让合同书中并未明确约定，即未有直接证据证明2016年12月27日支付的20万元的性质为股权转让款。其次，退一步而言，即使上述20万元系案涉股权转让款，也没有证据证明黄勇向张军支付了剩余30万元股权转让款。在第二次庭审中，黄勇主张该30万元股权转让款系直接从灵子公司2016年度的利润中黄勇应分得利润予以扣除（支付）给张军。而第三次庭审中，黄勇却称张军应负担但未支付灵子公司30万元装修款，故直接抵扣股权转让款。上述两种陈述明显存在矛盾。如第一种陈述为真，则黄勇仅支付50万元股权转让款即可受让2016年度企业利润为60万元且处于高速发展壮大的灵子公司的50%的股权，进一步印证了案涉股权转让款不合理低价。且黄勇、张军并未举证证明张军实际获得该部分利润收益。而第二种陈述混淆了公司财产及股东个人财产，灵子公司的装修款负债（如确实存在）属于公司负债，该陈述将属于灵子公司负债作为张军对黄勇的负债在股权转让价款予以扣除，不符合日常生活常理；且在案涉《股权转让合同书》中，双方明确约定至2017年1月10日止，灵子公司的债权债务已核算清楚，无隐瞒。并在此基础上确定股权转让价款为50万元，现黄勇、张军又表述转让价款还应当扣减公司负债款30万元，与约定不符。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综合本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及证据，本案争议焦点为：张军是否需要向黄勇返还股权转让款50万元。对此，本院认定如下：本院作出的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7）粤01民终24134号民事判决认定，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于宋元元与张军离婚纠纷案判决前一个月，基于黄勇与张军的特定关系，黄勇应当知悉张军当时的婚姻状况，黄勇低价受让张军的股权却又未足额支付股权转让款，故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构成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应属无效。因该股权转让协议无效，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黄勇应将灵子公司50%股权返还给张军。虽然张军在（2017）粤0183民初2968号案和（2017）粤01民终24134号案中自认收到了黄勇支付的股权转让款50万元，但生效判决并未采信张军的主张，且二人系恶意串通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故不能仅仅依据张军的陈述就认定黄勇已支付股权转让款。由于上述两案已对黄勇是否支付了股权转让款进行了审查，黄勇在本案中也并未提供新的证据以充足佐证其主张，故本院对一审判决予以维持。但因张军在本案中主张，2016年12月27日的20万元实际为灵子公司的利润，30万元装修款抵扣股权转让款也不属实，故如黄勇认为给张军多分配了利润，可以另循法律途径解决。综上所述，黄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黄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易超前审判员  国平平审判员  汤 瑞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一日书记员  王 敏何冠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