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602民初1518号原告：安军辉，男，1979年9月21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被告：浙江向日葵大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绍兴市袍江工业区三江东路22号。法定代表人：曹阳。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仙，浙江近远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安军辉诉被告浙江向日葵大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向日葵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8日收案后，于2020年3月17日立案，依法由审判员裘彬彬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于2020年4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仙、被告安军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2018年8月份少发的工资10301.86元，并双倍赔偿10301.86元，共计20603.72元；二、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2018年9月份上班至12号少发的工资7117.24元，并双倍赔偿9月份工资7117.24元，共计14234.48元；（以上两项共计34838.2元）三、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17年4月17日入职被告处工作，合同期一年，在公司人员录用审批表中约定原告工资待遇为固定工资11000元。双方于2018年4月续签了劳动合同，合同期一年。2018年4月12日被告正式下文任命原告为电池事业部三车间高级经理，主管三车间的生产工作。2018年8月3日下午5点下班时间，被告在没有提前和原告进行任何沟通的情况下，突然口头宣布解除原告的高级经理职务改为电站事业部的工程师，级别连降四级，工程师是基本工资2400+绩效考核600元，大幅度的降职降薪。被告于2018年8月6日上午正式发文确认了对原告职务的变更。被告违反了国家劳动法的相关规定，属非法变更劳动合同内容。原告在收到正式通知后回复被告，被告对原告的职位调整没有提前和原告沟通协商，且原告没有任何重大过错，原告不接受此次职位调动。之后原告一直在公司打卡上班，并在2018年9月4日给人力资源部提交了2018年8月份考勤表，当时并未通知原告要解除劳动合同。人力资源部在2018年9月12日下班时注销了原告的员工卡。2018年9月13日上午原告找到人力资源部和分管副总紧紧追问，要求必须明确是否和原告解除了劳动关系，才被告知要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合同。2018年9月12日之前，原告多次询问人力资源部是否和原告解除劳动合同，均未答复要解除合同。12日之后原告无法再打卡进入单位上班，被告于2018年9月19日向原告出示了解除劳动合同证明。原告于2018年8月份向绍兴市劳动人事仲裁委员会提交了劳动仲裁申请书，2018年9月18日劳动仲裁开庭审理，原告于2018年11月26日收到了仲裁裁决书，判定被告违法调岗，需向原告支付经济补偿金等。在等待仲裁开庭期间原告一直在打卡上班，但2018年8月份工资仅发了698.14元，9月份工资仅发了478元，完全忽略了原告每天都在打卡上班的事实，扣下了原告8月和9月大部分工资。原告每月工资为11000元，8月工资少发了11000-698.14=10301.86元；9月份工资少发了11000/21*14.5-478=7117.24元。由于工资发放时间延后一个月的时间，在2018年9月份的劳动仲裁时还不知道被告要少发工资，因此原告并未在该次仲裁申请中提及8月和9月的工资，后被告不服劳动仲裁结果向越城区法院提起了诉讼，原告应诉并提起了反诉，在反诉中增加了8-9月份工资的申请；一审及二审判决中法院均维持了劳动仲裁的判决结果，判定被告非法调岗解除劳动合同需向原告支付经济补偿金等，但原告在反诉请求中增加的8-9月份工资的申请由于未经劳动仲裁前置，未予受理。原告于2019年12月向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了关于8-9月份工资的劳动仲裁申请,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遂向原告给出了未予受理证明。综上所述，被告非法降职降薪非法解除劳动合同，完全忽略原告每天都在打卡上班的事实，扣发原告8-9月份的大部分工资，原告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双倍赔偿原告2018年8月份工资10301.86*2=20603.72元；双倍赔偿原告2018年9月份工资7117.24*2=14234.48元，合计34838.2元。现争议己经过了劳动仲裁前置程序，原告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遂成讼。被告向日葵公司辩称，一、原告提出的请求已过仲裁时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被告已于2018年9月12日向原告出具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因此原告对上述工资报酬的请求应当在2019年9月12日前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而绍兴市越城区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在2019年12月25日才收到仲裁申请书，显然已超过仲裁时效。二、原告要求被告补足2018年8、9月工资且双倍赔偿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2018年8月3日，被告已向原告出具调岗通知，其原岗位已经取消，要求其去新的岗位上任，但原告没有服从调岗安排，并没有在新岗位上任，而旧岗位已无其工作可做，劳动关系存续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支付劳动报酬，关键还是看劳动者有没有付出相应的劳动力。也即原告在没有付出相应劳动力的情况下，被告有权不支付报酬。2、（2019）浙0602民初202号民事判决书中，法院认定被告需要支付经济补偿金的理由主要是两个，一是调岗系公司生产经营所需符合法律但是没有和劳动者协商，二是调岗前后（即2018年7月份与8月份）工资差距较大（被告认为该工资差距大是由于劳动者未到岗上任的原因造成，并非本身岗位工资低），也就是法院已经对新岗位的工资进行了认定，那被告就没有义务再按照原岗位工资的标准对其进行补足，且被告也为此支付了经济补偿金，更不存在双倍赔偿的问题。综上，请求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原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供证据1、银行流水明细清单、8-9月考勤表复印件1组，要求证明工资发放情况的事实。原告对银行流水真实性无异议；对考勤表三性有异议，考勤表中的三个人刚好是在2018年8月调岗期间拒绝公司调岗而起诉公司的劳动者；该考勤员吕海峰与原告情况一致，其在原岗位工作也不存在，新的岗位也没有去任职；吕海峰做的考勤表并没有得到被告认可，是原告他们私自做的，该事实可从（2019）浙0602民初199号民事判决书印证。本院对上述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据2、解除劳动证明复印件1份，要求证明解除劳动合同的事实和时间。被告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实际解除劳动合同的时间根据202号判决书认定2018年9月12日解除了劳动关系，该份证明应该是后补的。本院对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据3、劳动合同2份，要求证明原、被告签订了劳动合同的事实。被告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试用期满1800元是针对原先的副总经理的工资，而2018年8月3日原告已经被通知去新的工程部岗位任职，旧岗位已经取消，没有工作可做，但是原告没有到新的岗位任职，也没有做具体的工作，因此原告在2018年8月3日后就没有付出相应的劳动力。本院对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据4、劳动人事争议仲裁申请书、证明、收件回单各1份，要求证明本案诉讼已经劳动仲裁前置程序的事实。被告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恰好证明了原告提出劳动仲裁是在2019年12月25日，而双方解除劳动关系是在2018年9月12日，所以原告申请仲裁已经超过时效。本院对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据5、民事判决书2份，要求证明原告曾起诉被告主张了相关权利，本案诉请未经劳动仲裁前置程序，未在前案中一并判决的事实。被告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也证明了被告已经向原告支付过经济补偿金，而2018年8月调岗后，原告工资与之前的工资相差大，即法院已经认定了调岗后的工资低，所以要求支付经济补偿金；既然是新岗位的工资标准低，那么就没有理由按照原岗位的工资进行补足，如果要求补足的，也没有理由要求被告支付经济补偿金。本院对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定。被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供证据6、判决书1份，要求证明原告提供的证据考勤表中的吕海峰的签字并不代表被告的意思，也并不代表其实际的出勤情况，因为吕海峰当时也是与被告发生劳动争议的当事人，他也存在缺勤的情况。原告认为之前判决书里没有提到8-9月的工资，是因为当时8-9月的工资没有发放，所以仲裁也没有提；考勤表是交给人事主管王秀娟（音译）接收的；保安队长查过考勤记录，9月12日上午上班打卡，但是到晚上打卡就是失效卡，保安说人事主管要把原告的卡停掉，还要拦着原告不让进公司；原告去找人事主管问，把原告的卡停掉是否是要跟原告解除合同，但是他们都没有给原告准确的回复；如果跟原告说解除劳动了，原告就不用打卡了，但是如果不解除，就会说原告旷工。本院对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定。经审理查明，2017年4月17日，原告安军辉入职被告处工作，工作职位为副总助理。2018年4月，原、被告再次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书一份，合同期从2018年4月14日起至2019年4月13日止，月岗位工资为1800元，约定原告从事副总助理岗位工作。2018年4月12日，被告发文聘任原告为电池事业部三车间高级经理。2018年7月16日，被告发布停产通知。2018年8月3日，被告发文聘任原告为电站事业部工程师，并要求其于2018年8月6日到任，原告回复公司表示不同意调任。2018年9月12日，被告向原告发布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被告向日葵公司就经济补偿金等劳动争议内容于2019年1月4日诉至本院【（2019）浙0602民初202号案件】，原告安军辉在该案就本案诉请及其他劳动请求一并提起反诉。原告安军辉于2019年12月25日向绍兴市劳动人事仲裁委员会就本案诉讼请求申请仲裁，该委未予以受理。另查明，原告安军辉考勤记录显示原告工作考勤截止日为2018年9月12日。原告离职前原岗位月平均工资为11070.75元，2018年8月、9月被告分别支付原告工资698.14元、478元（实发）。原告自述2018年8月岗位从高级经理降为工程师，岗位的调整职位降了4级，新岗位工程师工资3000元/月，同时原告于（2019）浙0602民初202号案件提供被告处员工薪资评定表显示部门经理工资7000元-9600元/月，工程师工资3000元-4100元/月。还查明，被告浙江向日葵大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2020年3月23日将名称“浙江向日葵光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浙江向日葵大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院认为，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应依法予以保护。关于被告认为原告提出的请求已超过仲裁时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前款规定的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本案中，被告于2018年9月12日向原告出具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而原告已于2019年1月24日即在（2019）浙0602民初202号案件中就该诉请向本案被告提起反诉，即原告已及时向被告主张了该项权利，仲裁时效因中断而重新计算，故原告对本案诉请于2019年12月25日提交劳动仲裁，并未超出仲裁时效，本院对被告的此项抗辩不予采纳。关于原告请求被告支付其2018年8、9月上班工资的诉请，本院认为，原告虽然不认可被告的岗位调整，但其上班工作事实有考勤记录证实，且时间上与被告2018年9月12日解除与原告劳动关系连续相符，故被告仍应支付原告该段时间的工资。被告认为原告未能到新岗位上任，没有付出相应劳动力，被告有权不支付劳动报酬的抗辩，本院认为，原告不同意岗位调动系事出有因，且仍存在上班打卡工作事实，被告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新岗位工资标准，原告认为被告对其调岗降薪事实清楚，被告认为（2019）浙0602民初202号案件已对原告新岗位工资降低的事实已予以了确认并且被告为此支付了经济补偿金，故对原告主张的2018年8、9月工资按11000元/月的意见不予采纳，本院结合被告停产情况及原告实际工作情况对2018年8、9月原告工资标准认定为3000元/月，即被告仍应支付原告2018年8月工资3000-698.14=2301.86元，2018年9月工资3000/21.75*12-478=1177.17元，合计3479.03元。原告认为被告应双倍赔偿少发的工资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浙江向日葵大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应支付给原告安军辉2018年8、9月工资3479.03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履行；二、驳回原告安军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应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元，由被告浙江向日葵大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结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裘彬彬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六日书记员  傅锦琪附相关法律、司法解释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五十条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前款规定的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因不可抗力或者有其他正当理由，当事人不能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申请仲裁的，仲裁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仲裁时效期间继续计算。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