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215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某1，女，1987年11月8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荔湾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某2，女，1991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白云区。上诉人（原审原告）：何某1，女，1966年2月25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芳村区。上列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卢蔚偲，广东安华理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思敏，广东安华理达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上诉人（原审被告）：何某2，男，1997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白云区。指定代理人：吴某3，女，1946年9月22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白云区，系何某2的外婆。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1，女，1973年3月16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白云区。法定代理人：刘某2，男，1975年5月10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白云区，系刘某1的弟弟。上列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伟杰，广东旭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冰媛，广东旭瑞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某3，男，1968年1月20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白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宾雪松，广东中粤云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黄某，女，1972年2月29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白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宾雪松，广东中粤云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吴某1、吴某2、何某1，上诉人何某2、刘某1因与被上诉人何某3、原审第三人黄某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8）粤0111民初24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吴某1、吴某2、何某1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为：被继承人何某4、赵某1遗下的位于广州市白云区马务大街×××201房的房产由吴某1、吴某2、何某1、何某3、刘某1共同继承，其中吴某1继承份额为二十分之三、吴某2继承份额为二十分之三、何某1继承份额为十分之三、何某3继承份额为十分之三、刘某1继承份额为十分之一；2.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为：被继承人赵某1享有的广州市白云区黄石街马务村第三经济合作社320股股份权益由吴某1、吴某2、何某1、何某3共同继承，其中吴某1继承份额为六分之一、吴某2继承份额为六分之一、何某1继承份额为三分之一、何某3继承份额为三分之一；3.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改判为：被继承人赵某1暂存于广州市白云区黄石街马务村第三经济合作社的2017年以及2018年股份分红款共51195元由吴某1、吴某2、何某1、何某3共同继承，其中吴某1继承份额为六分之一、吴某2继承份额为六分之一、何某1继承份额为三分之一、何某3继承份额为三分之一；4.撤销一审判决第四项，改判为：被继承人赵某1在广州农村商业银行的存款12106.64元，由吴某1、吴某2、何某1、何某3共同继承，其中吴某1继承份额为六分之一、吴某2继承份额为六分之一、何某1继承份额为三分之一、何某3继承份额为三分之一；5.撤销一审判决第五项，改判为：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何某3向吴某1、吴某2、何某1返被继承人赵某1于广州市白云区黄石街马务村第三经济合作社的2016年分红，向何某1返还抚恤金，即向吴某1返还3720.33元、向吴某2返还3720.33元、向何某1返还17586.67元；6.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何某3、何某2、刘某1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一、放弃继承声明不具有合法性，吴某1、吴某2、何某1有权继承被继承人何某4的遗产，包括有权继承被继承人何某4遗下位于广州市白云区马务大街×××201房的房产。二、何某3仅是尽了其作为儿子、兄长所应当尽到的正常赡养义务或扶养义务，不应多分遗产及抚恤金，而应与吴某1、吴某2、何某1共同均分，各遗产的继承份额及抚恤金分配份额如吴某1、吴某2、何某1的上诉请求所列示。三、被继承人赵某1养老待遇中发放的丧葬费20292元足以抵扣何某3支出的全部丧葬费用，而赵某12016年分红22322元应当作为遗产予以分配，何某3应当向吴某1、吴某2、何某1返还三人所应继承的份额。针对吴某1、吴某2、何某1的上诉意见，何某2、刘某1辩称，同意其上诉请求，但认为继承份额需要重新核定。针对吴某1、吴某2、何某1的上诉意见，何某3、黄某辩称，不同意其上诉请求，同意一审判决。一、何某6、何某1在取得适当的金钱补偿后，立下字据声明放弃外家的所有财产，其效力虽然不及于赵某1的遗产，但该声明是在何某4死亡后，其遗产分割之前作出，效力及于何某4的遗产，故该声明合法有效。二、何某6、何某1外嫁之后，没有与父母何某4、赵某1一起居住生活，也没有向父母支付生活费，何某4、赵某1的生活费和医疗费用都是由何某3与黄某承担。在何某4、赵某1生病需要住院治疗时，也是何某3、黄某在操劳照顾，被继承人过世办理后事也是何某3和黄某出钱出力操办。何某6、何某1没有履行赡养、照顾被继承人的义务，应当少分或者不分遗产，何某3、黄某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的扶养义务，应当多分遗产。但是一审法院并没有分给黄某适当的遗产，而判给何某3的遗产也不多。三、关于被继承人的丧葬后事支出问题，丧葬费的支出绝大部分皆有清单注明出处和收款人的签名证实，没有收款人签名的只是一小部分，而且办理丧事的一分一毫都要求收款人签名也不现实，何某3亦没有意识到要索取票据以作诉讼证明。根据清单可知，何某3为被继承人的丧葬后事共支出83066元，但一审法院只酌情认定了42614元。何某2、刘某1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查清事实认定何某2有继承权以及遗产分配方案，并依法合理分割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吴某1、吴某2、何某1、何某3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适用法律不当。一、何某2自出生之后，就由何某5与刘某1共同抚养，已形成事实上的抚养关系。2014年，在何某2进行了亲子鉴定后，何某5并没有对非亲生提出任何异议，也没有主张刘某1欺诈，且承认何某2是自己儿子这一事实。何某5与刘某1结婚之后，双方家庭成员均知晓刘某1怀孕并非是何某5亲生子的事实，亦对此并无反对意见，且一审中吴某1、吴某2、何某1对该事实均予以确认。二、在本次纠纷中，何某3及其配偶黄某，为了争夺更多的遗产，故意隐瞒事实，欲以亲子鉴定来侵害何某2的合法权益，具有极大的恶意。何某3、黄某早已知晓何某2非何某5亲生子的身份，黄某在另案争夺刘某1的监护人身份，并到居委要求指定何某2的监护人，表明其知晓认可了何某5与何某2之间的养父子关系。另案亦足以证明其为了争夺遗产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而在该案中失利后，又用亲子鉴定报告对何某5和何某2的关系进行大肆抹黑。三、在亲子鉴定报告形成后（2014年后），每年村里有分红时，何某5仍把分红的钱给到何某2，并且给何某2账户转账，上述事实也同样说明何某5与何某2构成事实上的抚养关系，何某5及其家属都共同承认。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6条规定，被继承人的养子女可代位继承。因何某5先于其母赵某1死亡，故何某5应继承的份额应由其已经形成抚养关系的子女何某2代位继承。而刘某1作为丧偶儿媳，且生活较困难，根据我国《继承法》第十三条第一、二、三款的规定，刘某1的继承份额应当多分。且刘某1存在智力上的障碍，不具备故意欺诈的主观性，一审提出的欺诈性抚养没有法律依据。针对何某2、刘某1的上诉意见，吴某1、吴某2、何某1辩称，同意一审判决。针对何某2、刘某1的上诉意见，何某3、黄某辩称，不同意何某2、刘某1的上诉请求，同意一审判决。何某2既不是何某5晚辈直系血亲，也不是其养子，依法不能代位继承。而刘某1生活并不困难，也不符合多分遗产的法律规定。吴某1、吴某2、何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确认吴某1、吴某2、何某1与何某3、何某2、刘某1依法继承被继承人的遗产，继承份额分别为：吴某1占1/8（即12.5%）、吴某2占1/8(即12.5%)、何某1占1/4（即25%)）、何某3占1/4(即25%)、何某2占1/5（即20%）、刘某1占1/20(即5%)。不动产包括：1.位于马务村××大街××房（农村宅基地使用证号：穗郊字第0105369号，暂估价值为4万元）的房产；2.位于石井镇政府马务村×××7号房屋（农村宅基地使用证号：穗郊石字第0126178号，暂估价值为4万元）的房产及从继承开始后产生的租金收入（租金自2017年1月16日起计，暂计至2018年1月29日共人民币5263.89元）；3.位于石井镇马务乡第六生产队马务村余和里14号房屋（农村宅基地使用证号：穗郊字第093597号，暂估价值为4万元）的房产及从继承开始后产生的租金收入（租金自2017年1月16日起计，暂计至2018年1月29日共人民币5263.89元）；二、确认吴某1、吴某2、何某1与何某3、何某2、刘某1依法继承广州市白云区黄石街马务村第三经济合作社向被继承人赵某1每年分派的永久性分红[继承份额分别为：吴某1占1/8（即12.5%）、吴某2占1/8（即12.5%）、何某1占1/4（即25%）、何某3占1/4(即25%)、何某2占1/4（即20%）]，并判令何某3分别向吴某1及吴某2支付应继承2017年度的2500元分红，向何某1支付应继承的2017年度的5000元分红；三、确认吴某1、吴某2、何某1与何某3、何某2、刘某1依法继承被继承人赵某1的银行存款10000元，继承份额分别为：吴某1占1/8(即12.5%)、吴某2占1/8(即12.5%)、何某1占1/4(即25%)、何某3占1/4（即25%）、何某2占1/4（即20%）；四、何某3、何某2、刘某1承担吴某1、吴某2、何某1因本案而支付的律师费人民币25000元；五、何某3、何某2、刘某1承担诉讼费。诉讼过程中，吴某1、吴某2、何某1变更诉讼请求，将第二项诉讼请求变更为确认吴某1、吴某2、何某1与何某3、何某2、刘某1依法继承广州市白云区黄石街马务村第三经济合作社向被继承人赵某1每年分派的永久性分红，以及赵某12016年度分红22322元、2017年度23995元、2018年度27200元；变更第三项诉讼请求中的金额为12106.64元；并增加两项诉讼请求，判令：1.因被继承人赵某1死亡而产生的抚恤金20292元应参照继承进行分配；2.何某3返还被继承人赵某12016年度股份分红应由吴某1、吴某2、何某1继承的部分，分别为返还吴某12790.25元，吴某22790.25元，何某15580.5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经查询，广州市公安局黄石派出所出具一份《户籍档案查询摘抄记录》，载明：户主何某4：1934年12月6日出生，2003年2月19日死亡。妻子赵某1：1941年3月18日出生，2017年1月15日死亡。女儿何某6，1963年9月3日出生，2003年3月3日死亡。女儿何某1，1966年2月25日出生；儿子何某3，1968年1月20日出生；儿子何某5，1970年11月25日出生，2016年12月15日死亡。另查，何某6育有两个女儿，分别是吴某1、吴某2。何某5与刘某1为夫妻关系。何某3与黄某为夫妻关系。何某6死亡前已与吴某5离婚。2014年11月，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根据委托方何某5的申请对亲子关系进行鉴定并出具《法医物证鉴定意见书》，鉴定结果为：何某2不是何某5的亲生孩子。2017年11月6日，案外人吴某3向一审提起申请确定监护人之诉[案号为（2017）粤0111民特537号]，请求确认刘某1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2018年3月14日，一审法院以本案需以（2017）粤0111民特537号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但该案尚未审结，故裁定本案中止诉讼。2018年12月27日，一审法院对申请人吴某3与被申请人刘某1、第三人黄某、何某2申请确定监护人一案作出（2017）粤0111民特537号民事判决书（已生效），判决：宣告刘某1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指定刘某2为刘某1的监护人。2019年6月5日，广州市白云区黄石街马务社区居民委员会函复一审法院有关遗产的情况和刘某1的生活保障情况：一、何某4的遗产情况。1.何某4名下共有三处宅基地，房屋门牌地址分别为××（宅基地证号为穗郊石字第0126178号，该宅基地上记载的地址为马务村××/7号）、马务余和里14号（宅基地证号为穗郊字第093597号）、马务大街××201房（宅基地证号为穗郊字第××号）。其中××（以下简称“19号房”）和马务余××14号（以下简称“14号房”）是拆除旧屋后新建成六层半的房屋；马务大街××201房（以下简称“201”房）为村集资商住楼。2.何某4无股份分红。二、赵某1的遗产情况。赵某1在马务村××320股股份。2017年、2018年的股份分红款（分别为23995元、27200元）。因双方发生继承纠纷导致尚未发放，至今暂存在马务三社的账户内。2017年1月，赵某1死亡后，何某3代领取赵某12016年股份分红款22322元。三、刘某1生活保障情况。刘某1目前在该村从事环卫清洁工作，已购买五险一金，在村里有220股股份。2017年的股份分红款有16422元，2018年股份分红款有18631元。截至2019年6月19日，赵某1名下在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具的账户07×××45内存款余额12106.64元。因赵某1死亡，经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结算，所支付的养老待遇总金额39665.50元，包括丧葬费20292元，抚恤金20292元，扣减养老金918.50元。诉讼中，各方对以下问题产生争议：一、何某2是否有继承权以及黄某是否能适当分得遗产问题。（一）关于何某2是否有继承权。何某3及黄某依据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法医物证鉴定意见书》的鉴定结果主张何某2不是何某5的儿子，故何某2无权继承涉诉遗产。吴某1、吴某2、何某1对鉴定报告不予认可，并认为即使属实，何某2与何某5、刘某1两夫妻共同生活多年，已经形成事实上的抚养关系。因此主张何某2享有继承权。何某2的指定代理人也即何某2的外婆称，何某2是刘某1结婚后生育的，刘某1的家公家婆也即本案被继承人对何某2都非常好。刘某1代理人表示，鉴定报告的真实性由法院核实。（二）关于黄某是否能适当分得遗产。何某3及黄某均以黄某对被继承人照顾较多为由，主张其应当适当分得遗产。吴某1、吴某2、何某1称长期以来，赵某1均与何某5、刘某1、何某2共同居住，并不存在黄某长期照顾被继承人的事实，故不同意黄某作为适格的主体分得遗产。何某2与刘某1也认为不存在黄某照顾被继承人较多的情况，不同意黄某分得遗产。二、关于何某6、何某1是否放弃继承遗产的问题。何某5主张何某6、何某1均放弃继承，并提供2003年2月25日何某6、何某1签名承诺放弃继承外家所有财产的声明。吴某1、吴某2、何某1对该证据真实性确认，但对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也没有提出具体理由。并认为该声明在继承开始之前作出，没有发生法律效力，因为何某6、何某1于2003年2月25日的承诺是在继承开始之前所作出。退一步来说，即使法院认定其放弃继承的承诺发生效力，但吴某1、吴某2、何某1生活困难且对被继承人尽了照顾义务，故仍有权参与遗产分配。三、被继承人何某4、赵某1的遗产范围。（一）宅基地经广州市白云区黄石街马务社区居民委员会复函，并经各方确认，何某4名下共有三处宅基地，分别为马务村第三生产队/7号（宅基地证号为穗郊石字第0126178号）、马务余和里14号（宅基地证号为穗郊字第093597号）、马务大街××201房（宅基地证号为穗郊字第××号）。各方确认宅基地证记载地址为马务村××/7号就是如今门牌号为××的地址，故全文统一表述为“19号”。（二）地上房屋吴某1、吴某2、何某1主张继承201房屋、19号房屋及租金收入、14号房屋及租金收入。各方对于201房屋作为被继承人的遗产无争议，但对于19号房屋和14号房屋及租金收入是否属于被继承人遗产存在较大争议。吴某1、吴某2、何某1以宅基地登记在何某4名下为由主张上盖房屋产权亦应属于何某4为由要求继承19号、14号宅基地的上盖建筑物即旧房屋以及现新建的6层半房屋。1.关于19号房屋何某3、黄某主张被继承人生前已经分家，19号、14号两处宅基地已经分配给何某3、何某5。何某3夫妇于2001年到2002年在其分得的宅基地上拆旧屋建19号新房，故该房产属于何某3及黄某所有，并非遗产。对此，提交了以下证据予以证明：（1）《立字据》，内容为：“由是何某4有长子何某3分新村五巷七号为七十二平方，次子何某5分余和里十四号为五十五平方。据此，过后长子新建旧屋一层以后，各归自治。为此众人在场立此据是也。立字据人：何某4、赵某1”公证人：李秀芳，提笔人：吴某5。是日：壹玖玖柒年叁月壹日。”何某3称，父母亲立该字据的时候，何某6、何某1早在1987年、1990年就嫁到广州了。吴某5是大姐夫，李秀芳是何某3的伯母。父亲当时名下有两块地，14号祖屋给了何某5，19号给了我。（2）建造7号房屋时购买钢材、水泥、石、沙、管线、五金等建筑材料和装修材料的票据、收据，拟证明2001年4月至2002年4月，何某3夫妇出资拆除了19号旧屋，重新建成了6层半的新楼房。（3）协议书、收据，拟证明何某3夫妇出资建成19号房屋后，出资进行了装修。（4）承建房屋的包工头欧树材、邻居萧少怀、黄某的妹妹黄春雅三个证人的证言，拟证明7号房屋由何某3夫妇拆旧建新屋。吴某1、吴某2、何某1对《立字据》的真实性确认，但主张该证据不符合遗嘱的法定要件，故不成立。对其他证据真实性都不予认可。何某2、刘某1均主张19号房屋是被继承人赵某1出资17万元让何某3两夫妇兴建的，何某3两夫妇仅仅是负责打理。但对此没有提交任何证据。2.关于14号房屋何某2、刘某1均主张是何某5与刘某1两夫妇出资兴建的，何某3两夫妇仅仅是负责帮忙打理。但对此没有提交证据予以证实。何某3、黄某主张虽然宅基地证在父亲何某4名下，但其夫妇俩于2003年到2004年拆旧屋建14号新房，故该房产属于何某3及黄某所有，并非遗产。对此，提交了以下证据予以证明：（1）余和里14号房屋建造时购买建筑材料的票据、收据，拟证明2003年10月至2004年11月，何某3夫妇出资拆除了14号旧屋，重新建成了6层半的新楼房。（2）承建房屋的包工头欧树材、邻居萧绍怀、黄某的妹妹黄春雅三个证人的证言，拟证明14号房屋由何某3夫妇拆旧建新。吴某1、吴某2、何某1对何某3的证据均不予认可。（三）赵某1的股份分红、银行存款、抚恤金1.赵某1享有的广州市白云区黄石街马务村第三经济合作社320股股份权益及已经产生的分红款（1）赵某1的320股股份权益；（2）何某3代领的2016年的股份分红款22322元；（3）2017年股份分红款23995元；2018年股份分红款27200元。2.赵某1在广州农村商业银行的存款12106.64元。3.赵某1养老待遇含丧葬费金、抚恤金：39665.5元。各方对以上赵某1320股股权、尚未分配的2017年、2018年股份分红款以及银行存款均同意作为赵某1的遗产进行继承。但是对于2016年股份分红款以及养老待遇含丧葬费、抚恤金进行分配存在较大争议，吴某1、吴某2、何某1主张全部款项应纳入赵某1的遗产范围。而何某3认为该款项已经全部用于办理赵某1的丧葬以及购买、迁移父母及弟弟坟地等项目，实际支出费用共计83066元已超出所领取的股份分红款22322元和养老待遇中的丧葬费20292元，并制作了费用支出统计表进行了逐项说明，提供了部分餐饮费收据、迁修山坟费、殡葬费用等证据予以证明。但吴某1、吴某2、何某1仅仅对上述证据中的从化殡仪馆费用1990元予以认可，对何某3提供的其他证据均不予认可。四、遗产的分配吴某1、吴某2、何某1以及何某2、刘某1均主张法定继承份额继承，何某3主张多分遗产，份额为70%，黄某主张适当分得遗产。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主要有：1.何某2是否有继承权；2.黄某是否可分得适当遗产；3.何某6、何某1有无放弃继承遗产；4.遗产的范围；5.遗产的分配。一、关于继承人、可分得适当遗产人的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规定，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本法所说的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第十一条规定，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子女的晚辈直系血亲代位继承。代位继承人一般只能继承他的父亲或者母亲有权继承的遗产份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2点规定，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没有表示放弃继承，并于遗产分割前死亡的，其继承遗产的权利转移给他的合法继承人。（一）何某2是否有继承权。本案被继承人是何某4与赵某1，由于其共同生育的儿子何某5先于赵某1死亡，故根据上述法律第十一条规定，可由何某5的晚辈直系血亲代位继承。本案中，何某3提供鉴定报告证实何某2与何某5无亲子关系，刘某1既未直接否定该证据也未提供相反证据予以推翻，故根据证据规则，对何某3主张何某2不是何某5的儿子的说法，一审法院予以采信。至于吴某1、吴某2、何某1主张称即使何某2与何某5无亲子关系，也考虑到双方共同生活多年，而实际上形成抚养关系。何某2在1997年出生，何某5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视之为亲生子女予以抚养长达17年，直到2014年何某5与何某2进行亲子鉴定后才确定双方无亲子关系，已经构成欺诈性抚养，因此，何某5与何某2并不构成事实上的抚养关系，吴某1、吴某2、何某1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故何某2无继承何某5的遗产资格，不符合代位继承的条件，因此不是本案适格的继承人。（二）黄某是否可分得适当遗产。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四条规定：对继承人以外的依靠被继承人扶养的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人，或者继承人以外的对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可以分给他们适当的遗产。但该条所适用的情形，通常是被继承人的同事、朋友，对被继承人本没有扶养义务，但由于某种原因，负有法定义务；或者被继承人没有法定继承人的，而这类人对被继承人提供了较多照顾。从立法宗旨来看，继承法设置该条款的意义在于通过对无抚养义务人的积极评价，鼓励邻里互助的行为。而黄某与何某3是夫妻关系，赡养被继承人是何某3夫妇的法定义务，何某3已经在本案中行使诉权，主张多分遗产，因此，黄某单独主张适当分得遗产并不符合继承法上述法条条文的立法本意和规定，因此对黄某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二、何某6、何某1承诺放弃继承是否有效的问题。何某3、黄某称何某6、何某1已经于2003年2月25日亲笔书写承诺放弃继承其父母遗产，故认为其不应再继承遗产。吴某1、吴某2、何某1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发生法律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应当在遗产处理前，作出放弃继承的表示。没有表示的，视为接受继承。而何某4于2003年2月19日死亡，赵某1于2017年1月15日死亡，何某6、何某1于2003年2月25日作出放弃继承外家财产的承诺，而此时赵某1尚健在，故其两人的承诺效力应只限于放弃继承何某4的遗产。综上，因何某4于2003年2月19日死亡，在何某4的继承发生之后、遗产分割之前，其女儿何某6、何某5先后死亡，故何某6应继承何某4的遗产由何某6的合法继承人继承；而何某5应继承何某4的遗产由何某5的合法继承人继承，本案中只有刘某1作为配偶是何某5的合法继承人。由于何某6、何某1已经放弃继承何某4的遗产，因此，何某4的继承人仅仅包括何某3和刘某1。由于何某6、何某5先于赵某1死亡，根据代位继承的法律规定，应分别由何某6、何某5的晚辈直系血亲代位继承。何某5因无晚辈直系血亲，何某6的晚辈直系血亲为吴某1、吴某2，故赵某1的继承人应为何某1、何某3、吴某1、吴某2。三、遗产的范围。（一）何某4名下三处宅基地。何某4名下共有三处宅基地，分别为马务村第三生产队/7号（宅基地证号为穗郊石字第0126178号）、马务余和里14号（宅基地证号为穗郊字第093597号）、马务大街××201房（宅基地证号为穗郊字第××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宅基地使用权人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享有占有和使用的权利，有权依法利用该土地建造住宅及其附属设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第六十二条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因此，何某4名下的三处宅基地的所有权仍然属于集体所有，不能继承。至于宅基地的使用权问题，首先，由于201房所对应的宅基地使用权，各方均无异议，均同意作为何某4与赵某1的遗产继承。其次，双方对于14号、19号房屋的宅基地使用权以及地上房屋是否可作为遗产继承发生争议。由于宅基地是以户为单位进行申请的，而且本案中从何某4名下有三处宅基地完全可以判断，其三处宅基地是以何某4为代表的同住成员为家庭单元申请的家庭财产，并非何某4的个人财产。再根据何某3提供的《立字据》可见，其父母也即本案被继承人对家庭成员内部使用宅基地进行了分割，即由何某3分得19号的宅基地、何某5分得14号的宅基地。由于该字据的内容并非针对何某4、赵某1死亡后的遗产进行处理，故不应认定为遗嘱，故吴某1、吴某2、何某1以代书遗嘱的见证人与遗嘱人存在利害关系为由适用遗嘱无效的法律规定而主张其无效，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因此，吴某1、吴某2、何某1主张该三处宅基地应作为何某4、赵某1的遗产，则是对家庭成员之间土地使用权产生争议，故应按照我国土地管理法的上述规定，先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待人民政府作出处理后，如对决定不服，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二）三处宅基地上盖房屋。各方对于201房屋作为遗产继承无异议，确认19号和14号原有旧房已经拆除，但是对于该两处的房屋权属争议较大。吴某1、吴某2、何某1认为宅基地登记在何某4名下，其上盖房屋就应该根据“房随地走”的原则确定归属于何某4。何某3与黄某认为，19号和14号均为其两夫妇出资兴建，属于其夫妇两人的共同财产，不能作为被继承人的遗产。且提供了证人证言、购买建筑材料单据、发包给承建人而签署的协议。何某2、刘某1则主张该19号房屋由赵某1出资兴建，14号房屋由刘某1与何某5出资兴建。但对此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认为，何某4名下的19号和14号宅基地上的原有旧屋已经人为拆除导致原房屋物权灭失；而对于在其上新建的六层半房屋没有进行物权确认，何某3提供了初步的证据证实，故各方对于该两处地块上盖房屋的权属存在争议的，应由当事人先确权处理。故本案不宜直接认定为遗产进行继承。（三）赵某1名下的股份权益、2016—2018年度股份分红款、银行存款。各方对赵某1名下320股份权益以及2017、2018年度股份分红款、银行存款均作为遗产继承无异议。至于何某3已经代为领取赵某12016年度股份分红款22322元，赵某1的养老待遇中丧葬费用20292元，结合农村民风民俗、参考何某3制作的费用支出统计表以及相关证据，酌定该部分款项已全部用于赵某1丧葬等费用支出。综上，由于何某4的继承人与赵某1的继承人不一致，所以应当先对何某4、赵某1夫妻共同财产分割后再逐个继承：1.继承人何某4的遗产包括：201宅基地使用权和上盖房屋的二分之一权益。2.继承人赵某1的遗产包括：（1）201宅基地使用权和上盖房屋的二分之一权益；（2）在广州市白云区黄石街马务村第三经济合作社的320股股份权益；（3）2017年股份分红款23995元；2018年股份分红款27200元；（4）银行存款12106.64元。四、遗产的分配。（一）何某4的遗产即201房的分配。《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八条规定，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二年，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诚然，何某4于2003年2月19日去世后，法定继承人并没有在继承法所规定的继承时效内就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行使权利，该行为应视为当事人对自己权利的自由处分，上述行为已导致当事人丧失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规定的原则分配何某4遗产的胜诉权；但鉴于何某6、何某1的法定继承人在继承开始后作出过放弃何某4遗产继承的意思表示，其他法定继承人没有对何某4的遗产进行过遗产分割，而继承权是一种既得权利，即在遗产分割前，只要继承人没有明示放弃，其自然取得遗产的所有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共同所有的财产，除有约定的以外，如果分割遗产，应当先将共同所有的财产的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其余的为被继承人的遗产。因此何某4的遗产即其对201宅基地的上盖房屋占有二分之一的份额，应由其继承人包括配偶赵某1、何某3以及何某5的配偶刘某1均等继承，即对201宅基地上盖房屋各占六分之一份额。（二）赵某1的遗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三条第一、二、三款规定，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对生活有特殊困难的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应当予以照顾。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通过调查，刘某1在马务村从事环卫清洁工作，且已购买社会保险，也有股份分红，并不存在生活困难情况，因此不需特别照顾。至于何某3是否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是各方争议焦点。根据被继承人赵某1的子女情况来看，两个女儿为长，两兄弟为次，且女儿何某6、何某1外嫁到广州市其他城区，何某5与妻子刘某1均是智障人士，因此结合生活常识，在农村，何某3夫妇对于父母生前、身后的家庭事务上具有承担更多责任的必然性，再综合当事人陈述以及全案情况，何某3可适当多分。具体到各项遗产分配情况如下：1.房产：（1）201房屋的二分之一权益。（2）赵某1继承何某4遗产，即对201房屋权益占六分之一的份额。综合何某3、刘某1对何某4201房权属继承情况，201房屋由吴某1、吴某2、何某1、何某3、刘某1共同继承，其中吴某1继承份额为三十分之三、吴某2继承份额为三十分之三、何某1继承份额为三十分之六、何某3继承份额为三十分之十三、刘某1继承份额为三十分之五。2.股份：（1）320股股权；（2）2017年股份分红款23995元；（3）2018年股份分红款27200元；3.银行存款12106.64元。以上第2、3项遗产由吴某1、吴某2、何某1、何某3四人继承，各自分配的比例为15%、15%、30%、40%。关于赵某1死亡后所发的抚恤金20292元，尽管其不属于遗产，但是为了减少当事人诉累，宜在本案中一并处理。由于抚恤金是发给死者家属的费用，故享受抚恤金必须符合两个条件：一是死者的直系亲属、配偶；二是这些亲属主要依靠死者生前扶养。在具体分配时，可参照遗产继承的顺位进行。赵某1的直系亲属即为何某1、何某3，故应由其二人享有，宜参照遗产分配的原则由何某3适当多分，双方按40%、60%比例进行分配。由于何某3已经领取抚恤金，故应按照40%的份额即8116.8元返还给何某1。另，吴某1、吴某2、何某1主张何某3、何某2、刘某1承担吴某1、吴某2、何某1因本案而支付的律师费25000元，本案为继承纠纷，而且其委托律师进行诉讼并非必要支出的费用，故吴某1、吴某2、何某1的主张无法律或合同依据，因此，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八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一、二、三款、第十四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第六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于2019年7月31日作出判决：一、被继承人何某4遗下的位于广州市白云区马务大街×××201房权属（宅基地证号为穗郊字第××号）201房屋由吴某1、吴某2、何某1、何某3、刘某1共同继承，其中吴某1继承份额为三十分之三、吴某2继承份额为三十分之三、何某1继承份额为三十分之六、何某3继承份额为三十分之十三、刘某1继承份额为三十分之五；二、被继承人赵某1享有的广州市白云区黄石街马务村第三经济合作社320股股份权益由吴某1、吴某2、何某1、何某3共同继承，各自所占份额分别为二十分之三、二十分之三、二十分之六、二十分之八；三、被继承人赵某1暂存于广州市白云区黄石街马务村第三经济合作社的2017年以及2018年股份分红款共51195元由吴某1、吴某2、何某1、何某3共同继承，各自所占份额分别为二十分之三、二十分之三、二十分之六、二十分之八；四、被继承人赵某1在广州农村商业银行的存款12106.64元，由吴某1、吴某2、何某1、何某3共同继承，各自所占份额分别为二十分之三、二十分之三、二十分之六、二十分之八；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何某3向何某1返还8116.8元；六、驳回吴某1、吴某2、何某1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260.6元，由吴某1、吴某2各负担489.09元、何某1负担978.18元，何某3负担1304.24元（吴某1、吴某2、何某1已预交，何某3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吴某1、吴某2、何某1迳付）。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吴某1、吴某2、何某1提交证据：何某2的账户交易明细查询清单（交易明细期间为2016年1月-12月和2017年1月-12月），拟证明：2016年12月5日，黄某将何某5银行存款转至何某2广州农商行账户，共计15万元，2017年2月8日，黄某将何某2上述银行账户存款共计20万元转至其名下账号为07×××58的账户，2017年11月20日黄某对何某2该账户进行取现，共计取出15万元，黄某上述行为涉嫌损害何某5、何某2、刘某1一家的合法利益。何某3、黄某质证称：上述证据均没有原件，对真实性不予确认，且并不能证明何某3没有对父母履行较多的赡养义务；证据显示的是何某5的财产，与本案没有关联，本案不应审查，亦不同意该证据在本案使用；而且证据的形成时间是2019年1月29日，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何某2、刘某1质证称：对上述证据的三性予以确认，从银行流水中的确可以看出黄某从何某2、刘某1的账户上多次取款，是利用其监护人的角色，损害被监护人的合法权利，何某2、刘某1会另案追讨该笔款项。何某2、刘某1提交证据：何某5于2014年5月14日经广州胸科医院确诊为肺癌的病历，拟证明何某5确诊肺癌后，黄某在明知何某5、何某2并不存在亲子关系的情况下，于2014年11月12日偷偷带何某5、何某2去做亲子鉴定，意图剥夺何某2的继承权，从而增加其继承份额。吴某1、吴某2、何某1质证称：上述证据已经超过举证期限，不属于二审新证据；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关联性不予确认，该检查报告及证明目的并无关联，具体客观情况由法院认定。何某3、黄某质证称：对于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于证明内容有异议，何某5的亲子鉴定并不是黄某偷偷带去做的，何某5是与赵某1一起带何某2去做亲子鉴定的，鉴定报告上亦有何某5、何某2的合影；该证据反而证明了何某5身体较差，当时已经患病，收到鉴定报告也没有精力和时间去提出离婚，以及提出要求刘某1承担欺诈抚养的责任。何某3、黄某提交证据：1.赵某1、何某5的医疗收费票据，拟证明何某5与赵某1的医疗费以及二人患病期间都是由何某3、黄某照顾，其他继承人都没有履行扶养义务；2.何某5住院期间，医院要求家属签名的文件，拟证明何某5住院期间，所有的家属签名都由黄某签署，且由黄某照顾，何某5与刘某1都是智障人士，因此其没有能力照顾被继承人何某4、赵某1；3.赵某1住院期间，医院要求家属签名的文件及因办理赵某1后事所购物品的老板签名确认，拟证明整个家庭中赵某1已经年老，其他人是智障残疾，完全没有能力照顾被继承人，平时患病都是由何某3、黄某出钱出力照顾。吴某1、吴某2、何某1质证称：上述证据已经严重超出举证期限，不予质证；证据1、2发生在2016年12月被继承人去世前，何某3明知被继承人入院、情况危急，但故意没有通知吴某1、吴某2、何某1三人，无论是发生的时间，以及事实内容，均无法证明何某3、黄某多履行了照顾义务；证据3并不能证明何某3、黄某充分履行了照顾义务，对医院出具的票据真实性和合法性予以确认，其他不予确认。何某2、刘某1质证称：上述证据不属于新证据，对其三性均不予确认，证据3的购物清单中手写的内容以及后面的签名并不能证明实际发生该笔费用，且后面签名属于证人证言，其举证形式不符合法律要求。经审查，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清楚、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本案系继承纠纷，对于二审中各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评析如下：（一）关于何某2是否有继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一条规定，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子女的晚辈直系血亲代位继承。代位继承人一般只能继承他的父亲或者母亲有权继承的遗产份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6条规定，被继承人的养子女、已形成扶养关系的继子女的生子女可代位继承；被继承人亲生子女的养子女可代位继承；被继承人养子女的养子女可代位继承；与被继承人已形成扶养关系的继子女的养子女也可以代位继承。经查，何某5先于被继承人赵某1死亡，而根据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出具的《法医物证鉴定意见书》，何某2不是何某5的亲生孩子。虽然何某2、刘某1主张何某5自何某2出生之日起即抚养何某2长达17年之久，但这并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养父母与养子女之间的合法收养关系，何某2并非何某5的养子女，何某2、刘某1上诉认为何某2享有代位继承权明显与上述法律规定不符。一审法院认定何某2不是本案适格继承人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二）关于何某6、何某1承诺放弃继承的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应当在遗产处理前，作出放弃继承的表示。没有表示的，视为接受继承。本案中，何某4于2003年2月19日死亡，赵某1于2017年1月15日死亡，而何某6、何某1于2003年2月25日作出承诺放弃继承外家所有财产的声明，二人承诺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清楚明确，其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当知道出具该声明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因此时赵某1尚健在，且何某4的遗产亦未在继承人中进行分割，根据上述法律的规定，该放弃声明仅对何某4的遗产发生效力。吴某1、吴某2、何某1上诉主张上述放弃继承声明不具有法律效力，其有权继承何某4的遗产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何某3、刘某1是否符合多分遗产的法定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三条规定，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对生活有特殊困难的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应当予以照顾。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有扶养能力和有扶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扶养义务的，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者少分。继承人协商同意的，也可以不均等。本案中，被继承人育有何某6、何某1、何某5、何某3四名子女，考虑其中两名女儿何某6、何婉玲均已外嫁，何某5与妻子刘某1为智障人士，再结合各方当事人的陈述以及提交的证据，被继承人生前、身后事宜亦主要由何某3夫妇承担，可以认定何某3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一审法院据此酌定何某3适当多分，合情合理，本院予以维持。至于刘某1是否存在生活困难应多分遗产的问题。一审中查明刘某1在马务村从事环卫清洁工作，已购买五险一金，另还有股份分红，故并不存在生活困难情况，刘某1上诉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存在多分遗产的法定情形，故一审不予采纳其要求多分遗产的主张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四）关于吴某1、吴某2、何某1上诉主张赵某1养老待遇中发放的丧葬费20292元足以抵扣何某3支出的全部丧葬费用、赵某12016年分红22322元应当作为遗产予以分配等意见。鉴于办理丧葬事宜必然花费一定费用，何某3、黄某称其实际支出费用已超出所领取的股份分红款22322元和丧葬费20292元，对此制作了费用支出统计表进行了逐项说明，并提供了部分餐饮费收据、迁修山坟费、殡葬费用等予以证明，一审酌定该部分款项已经全部用于张丽芳丧葬等费用支出，合情合理，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吴某1、吴某2、何某1，上诉人何某2、刘某1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521.2元，由上诉人吴某1、吴某2、何某1负担3260.6元，由上诉人何某2、刘某1负担3260.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华审判员 黄文劲审判员 苗玉红二〇二〇年六月四日书记员 徐桂花李洁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