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晋05民终32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宋某，男，1958年10月10日生，汉族，山西省晋城市人，现住晋城市。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某1（系宋某妻子），女，1966年2月8日生，汉族，山西省晋城市人，现住晋城市。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桑某，山西权洲律师事务所律师。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山西权洲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某2，男，1956年5月15日生，汉族，山西省晋城市人，现住晋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山西泽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段某，山西泽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宋某、陈某1因与被上诉人陈某2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晋城市城区人民法院（2019）晋0502民初5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宋某、陈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桑某、张某，被上诉人陈某2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段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宋某、陈某1的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9）晋0502民初512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一审以不构成民间借贷关系则构成股权代持关系来认定案件性质，对于上诉人代持股等对本案有实质影响的权利义务的事实未能查明，属于认定基本事实不清。2、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包括：（1）认定涉案120万元为代持股金，双方当事人构成委托代持股关系有误；（2）认定上诉人取得120万元用于投资晋城市兴方管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方公司）无证据支持；（3）认定“宋某与他人合伙投资经营公司，被告宋某需投资600万元，因资金紧张，遂于2009年11月28日，被告宋某在原告陈某2处取得股金款120万元”错误；（4）认定120万元股金款占总股金600万元的五分之一，应当分得总利润的20%错误；（5）将1650万元股权转让款确定为分红款错误；（6）认定上诉人归还被上诉人款项的时间错误。3、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应当获得分红款的前提是其成为股东或实际出资人，一审在未依据公司法解释三的规定确定双方关系的情况下，依据《公司法》第三十四条认定被上诉人享有股东分红权，适用法律错误。《公司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的分红方式有两种，一是按照实缴出资比例，二是按照股东之间的约定，且约定高于法定，一审在未查明兴方公司股东之间对分红约定的情况下，直接以实缴出资比例确定分红款，明显错误。被上诉人陈某2辩称，一审判决依据双方提供的证据认定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系股权代持关系有充分事实和法律依据。被上诉人一审提交了上诉人出具的收条一支和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交付的算账明细一份，足以证明双方的股权代持关系。上诉人主张与被上诉人系民间借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且违背常理。一审判决要求上诉人支付分红款330万元符合法律规定。一审认定本案中1650万元股权转让价款实为上诉人取得的分红符合事实，且与《兴方、骏达经营成果明细》、《股权转让协议》，手写算账明细等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被上诉人出资的120万元占上诉人入股资金的20%，实际持有股权应占被答辩人全部持有股权的20%。陈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二被告支付原告股金分红收益332.62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陈某2系被告陈某1的哥哥，被告宋某与陈某1系夫妻关系。2003年-2015年期间，原告分四次向被告宋某借款共计15万。被告宋某与他人合伙投资经营公司，被告宋某需投资600万元，因资金紧张，遂于2009年11月28日，被告宋某在原告陈某2处取得股金款120万元，并为其出具收据一支，该收据载明：“收到陈某2投入股金款壹佰贰拾万元整”。之后被告宋某于2016年-2018年，分四次支付原告105万元，剩余15万元用于折抵2003年-2015年的借款。另查明，2018年8月10日，被告宋某将自己持有的兴方公司20%的股权作价1650万元转让给任二花。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申请对手写算账明细的笔迹进行鉴定，一审法院依法委托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中心，由天津迪安司法鉴定中心进行了鉴定，该鉴定中心出具了津迪安[2019]文书鉴字第25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算账明细表》原件上的笔迹与宋某的样本笔迹不是同一人所写；2、由于陈某1的样本笔迹书写不自然，仅根据现有样本，无法判断《算账明细表》原件上的笔迹与陈某1的样本笔迹是否为同一人所写。原告陈某2支付鉴定费3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宋某在原告处取得120万元，被告辩称是借款，但庭审中称对借款的利息、还款期限等都未进行约定，不符合常理。根据被告宋某为原告出具的条据上载明“收到陈某2投入股金款壹佰贰拾万元整”，该120万元应当认定为股金款，并非被告所说的借款，因此原告与被告宋某为股权代持关系。原告投入股金120万元，占总股金600万元的五分之一，故应当分得总利润的20%。原告主张按照《兴方骏达经营成果明细》中载明的各股东应得利润1663.1万元进行分配，由于该证据无签章，也无其他证据佐证，依法不予采用。被告宋某将自己在兴方公司的股权作价1650万元转让与任二花，被告宋某也称该款中包含分红款，至于是否还包含工资、医疗费等其他款项，被告宋某未举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故认定被告宋某应当支付原告的分红款为1650万元×20%=330万元。该债务系二被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产生的，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由二被告共同承担。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申请对对手写算账明细的笔迹进行鉴定，鉴定结果并未显示系两被告笔迹，故鉴定费用30000元应由原告自行承担。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宋某、陈某1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支付原告陈某2股金分红款330万元；二、驳回原告陈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3410元，由原告陈某2承担334元，被告宋某、陈某1共同承担33076元。二审中，二上诉人新提交下列证据：1、兴方公司登记信息。证明兴方公司的资本金及股东出资、增资情况。2、2008年3月17日，上诉人向兴方公司缴款200万元的山西省农村信用社现金缴款回单及次日兴方公司出具的收据；2008年11月11日，上诉人向兴方公司缴款300万元的现金缴款单及11月13日兴方公司出具的收据。证明截止2008年11月11日，宋某已经完成在兴方公司的出资500万元。3、晋城市通利稀土合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利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以及晋城市祥通工贸有限公司一分公司（以下简称祥通一分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证明宋某除投资兴方公司外，还投资经营其他公司，没有证据证明120万元是投资兴方公司。4、陈某2出具的条据，内容为：今证明文芳以前借款全部还清陈某2。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是借款关系而非股权代持关系。被上诉人陈某2质证认为，对证据1、证据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不能否认收到被上诉人120万元系股金款性质，证据可以证明2009年11月15日上诉人出资增加到了500万元，后来公司又有几次增资，是将应当分红款项作为了增资。证据3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4可能是陈某2写的，但没有落款日期，与本案款项无关，指的是其他借款，被上诉人对此提供相关证据。被上诉人陈某2二审新提交证据：1、2020年3月31日，陈文平（系陈某2、陈某1的哥哥）出具的证明；2020年4月1日李新林（系陈某2、陈某1的姐夫）出具的证明。证明被上诉人与上诉人还有其他借款往来，以此反驳上诉人所举证据4。2、2014年2月9日陈某2夫妇与二上诉人的谈话录音。证明被上诉人因投资款分红事宜到二上诉人家中协商，对话内容可以表明本案诉争的120万元系陈某2的投资款，投资的公司正是兴方公司，上诉人在兴方公司的实际入股也确为600万元，骏达公司与兴方公司存在关联结算的情况。二上诉人质证认为，都记不清了，也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声音，也记不清该日期陈某2夫妇是否到过家中。该录音证据为二审庭审后提交，属于逾期提交证据，被上诉人称其逾期提交的理由是此前找不到该录音，该理由不能成立。被上诉人陈述录音为2014年2月9日生成，但举证中该录音属性中能够显示出的最早的时间为2014年3月2日。二上诉人于2020年5月26日申请对该录音证据进行鉴定。本院对二审新提交证据分析认证如下：对于二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证据1真实性能够确认，反映了兴方公司自2008年10月至2018年8月之间的注册资本变更情况。其中包含五份晋城昱鑫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验资报告以及宋某的两份股权转让协议，显示2008年11月宋某新增出资300万元，出资变更为500万元，占股16.67%；2011年10月18日，宋某与郭末山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支付100万元转让金受让郭末山3.33%的股份，2011年11月9日宋某新增出资400万元，出资变更为1000万元，占股20%；2012年4月10日宋某新增出资680万元，出资变更为1680万元，占股20%；2012年7月10日宋某新增出资820万元，出资变更为2500万元，占股20%；2013年11月9日宋某新增出资1000万元，出资变更为3500万元，占股20%。2018年8月10日，宋某与任二花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以1650万元向任二花转让全部20%的股份。2018年8月13日，兴方公司委托王奎德办理股东变更登记事宜。证据2的真实性可以确认，能够证明2008年3月17日、2008年11月11日，宋某分两次共向兴方公司出资500万元。证据3的真实性可以确认，显示晋城市通利稀土合金有限公司于2004年12月30日成立，法定代表人宋某出资74.227万元，陈某1出资5万元。晋城市祥通工贸有限公司一分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负责人宋某，2005年4月4日成立，现已注销。证据4没有日期，内容中也没有体现“以前借款”的具体范围，结合一审证据可以看出，双方当事人之间有多次借款往来，上诉人以该条据主张诉争的120万元系借款不能成立，对证据4本院不予采纳。对于被上诉人二审新提交的证据，证据1的出具人没有出庭作证，证明材料中的内容缺少其他证据佐证，对证据1不予采纳；证据2的谈话录音，被上诉人主张该证据系2014年2月9日录制，但无法提供原始的录音内容，能够提交的最早的拷贝副本创建于2014年3月2日。现上诉人对该录音真实性不予认可，本院对证据2不予采纳。上诉人对于一审认定的事实中“宋某在原告陈某2处取得股金款120万元”以及“之后被告宋某于2016年-2018年……”提出异议，认为应该是从2014年开始。经查，105万元款项的支付情况有银行流水单证明从2016年开始陆续支付，上诉人该项异议不予采纳。120万元款项的性质系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本院对一审认定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与二审查明一致。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交付的120万元款项性质以及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如何认定;2、被上诉人诉请的股金分红收益是否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关于焦点1，二上诉人主张120万元为借款，双方系借贷关系，被上诉人则认为120万元为投入股金，双方构成股权代持关系。本院认为，首先，上诉人宋某为被上诉人出具了“收到陈某2投入股金款壹佰贰拾万元整”的条据，条据表明收款人具有接受出资的意思表示，并非借贷的含义。上诉人主张该120万元实为借贷的，应当对该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上诉人举证双方在其他时间段的借条以及未写明日期的借款还清条据，不能证明本案诉争的120万元具有借贷的合意。因此，对上诉人主张120万元为借款，双方系借贷关系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其次，股权代持是指委托持股，即实际出资人与他人约定，以他人名义代实际出资人持有股权，履行股东权利义务的一种股权处置方式。不仅涉及出资人、股东身份、股权之间的特定联系，还与公司的治理有关。在股权代持关系中，实际出资人将可能享有隐名股东的相关权利，因此，要认定代持股关系，双方必须具有明确的建立代持股关系的合意。依据本案现有证据，除宋某出具的收条中写有“股金款”字样外，双方对于股权归属、股权托管均无约定。被上诉人出资120万元，但出资时对于120万元系持有哪个公司股份，该金额对应的持股比例均不知情。被上诉人主张其与上诉人形成代持股关系也不能成立。第三，本案双方当事人虽不成立股权代持，但上诉人宋某为被上诉人出具带有接受投资含义的收条是事实，应认定为一般的委托投资关系，实际出资人具有享受委托投资收益的权利。结合上诉人书写的“投入股金款”内容，双方约定的投资方式应为入股，投资收益则为分得入股产生的收益。关于焦点2，二上诉人以兴方公司登记资料、宋某相关的其他两个公司的企业信息报告主张，上诉人宋某在2008年已经完成了对兴方公司的500万元出资，兴方公司在2009年、2010年均未增资，宋某还有投资其他公司，因此没有证据显示被上诉人的120万元投入兴方公司，被上诉人主张的利润分配没有依据。此外，即便是兴方公司，该公司经过增资，上诉人宋某的出资在股权转让时已远超600万元，被上诉人的120万元不应再按照20%的比例分配收益，且上诉人宋某的股权转让价款1650万元不应等同于利润直接进行分配,上诉人也尚未收到全部转让款。本院认为，首先，本案双方当事人形成委托投资关系，被上诉人按约履行了120万元出资义务，上诉人作为受托方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履行投资义务。本案双方在出资时已经明确系以入股方式进行投资，该投资方式决定了双方以信赖关系为基础，委托事项是长期的持续性的。因此，受托人在投资过程中应及时披露投资相关的重大信息，上诉人宋某作为受托方应当对收取该120万元投资款之后的投资及收益情况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该120万元投入兴方公司，以此反驳被上诉人要求支付分红收益的诉求，本院不予支持。其次，上诉人宋某作为受托方，系实际掌控投资行为的一方，尽管不认可被上诉人有权分得兴方公司的投资收益，但在诉讼中既没有说明也没有举证证明120万元入股款的去向。依据现有证据，被上诉人陈某2一审举证的来自上诉方的手写明细账目与上诉人宋某转让兴方公司股权所得价款相互吻合。尽管该手写明细账证据经过笔迹鉴定排除了系宋某书写，但鉴定意见明确指出陈某1提供的样本笔迹书写不自然不正常，不是其书写习惯的自然反映，无法做出判断。被上诉人陈某2在二上诉人对其提交的手写明细账提出异议时申请了笔迹鉴定，该证据的真实性对于认定案件事实具有重要意义，二上诉人作为异议方应当积极配合以完成举证，现因上诉人陈某1在鉴定中的行为致使不能形成鉴定意见，亦未能对此说明正当理由，应当承担不利后果。结合前述证据及事实，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交付的120万元出资最终投入兴方公司的事实高度可信。第三，关于上诉人宋某在兴方公司的实际出资金额问题。兴方公司的验资报告载明，上诉人宋某通过增资，出资达到3500万元。但该验资报告是公司变更注册资本时提交给工商登记机关的证明文件，工商登记机关对于验资报告的真实性并不进行实质审查，仅凭验资报告并不能充分证明上诉人宋某的实际投入，还应结合基本的收款凭证及银行记录等内容判断。上诉人宋某仅提交500万元的缴款凭证，另有证据表明2011年10月18日，宋某支付100万元转让金受让郭末山3.33%的股份，可以确认上诉人宋某在兴方公司的实际投入共计600万元。该金额同样与前述手写明细账记载的本金600万元一致。被上诉人出资120万元交予上诉人宋某，上诉人宋某以自己名义共投入兴方公司600万元，一审认定该120万元占上诉人对兴方公司出资的五分之一，故应当分得在该公司投资收益的20%，依据充分。二上诉人对被上诉人应获收益比例所持异议，本院不予采纳。第四，关于1650万元能否作为投资收益进行分配的问题。二上诉人称，该1650万元股权转让价款包含宋某的工资、坏账以及前期投资利息等，不应全部成为被上诉人分配收益的对象。但二上诉人未能提交工资、坏账等不属于被上诉人的投资收益部分的相关证据，对二上诉人该项理由，不予采纳。被上诉人主张以《兴方骏达经营成果明细》中载明的应得利润1663.1万元进行分配，该证据缺少签章，且股权转让过程中有平价、低价、溢价转让的情形，故明细表本身也不足以确认上诉人最终能够取得的收益，对该证据不予采纳。依据宋某与任二花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上诉人宋某能够取得的股权转让款为1650万元，因被上诉人已经从宋某处先行收回其出资的本金120万元，又没有证据显示上诉人在获得股权转让款之外已经从兴方公司收回投入的股本，因此该股权转让价款扣减上诉人宋某投入的股本600万元之后，剩余1050万元应为被上诉人可分收益。即被上诉人应得的投资收益为1050万元×20%=210万元。二上诉人另主张股权转让款尚未实际取得，但询问二上诉人具体的到账情况，二上诉人未能做出明确答复。而依据《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自协议订立之日起3日内支付转让金。因此，二上诉人以此主张不应支付被上诉人收益，不予采信。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认定双方系代持股关系不当，应予改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晋城市城区人民法院（2019）晋0502民初51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驳回原告陈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变更晋城市城区人民法院（2019）晋0502民初51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宋某、陈某1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支付陈某2投资收益款210万元；三、驳回陈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3410元，由陈某2负担12362元，宋某、陈某1负担2104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3200元，由宋某、陈某1负担21248元，陈某2负担11952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秋萍审判员 李海霞审判员 李 然 二〇二〇年六月八日书记员 王 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