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20）陕06民终20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高玉彬，男，1969年10月3日出生，汉族，现住陕西省富县。上诉人（原审被告）：高玉才，男，1964年6月18日出生，汉族，现住延安市宝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玉彬，男，1969年10月3日出生，汉族，现住陕西省富县。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明利，男，1962年9月12日出生，汉族，现住延安市宝塔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薛春梅，女，1971年5月11日出生，汉族，现住延安市宝塔区。 上诉人高玉彬、高玉才、吴明利因与被上诉人薛春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延安市宝塔区人民法院（2019）陕 0602民初31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玉彬、高玉才、吴明利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延安市宝塔区人民法院（2019）陕0602民初3123号民事判决书，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上诉人高玉才与被上诉人的前夫赵某某及被上诉人达成的调解书是有效的。理由是赵某某口头讲是薛春梅委托他就债权债务进行调解，高玉才随后将其与薛春梅的帐务结算清单交给了赵某某，赵某某拿走清单过了几天又找中介人说薛春梅看了没有异议，要求进一步谈调解事宜。结算清单(提交审法庭) 明确高玉才共借薛春梅钱73.7万元，共还款106.6万元，分阶段按2分计息之后，高玉才向薛春梅多付款18.56万元。这也就是调解书中载明薛春梅退还其多付的欠款及利息15万元的依据。更重要的是在调解书上有薛春梅本人的签名，说明薛春梅对该调解书是认可的。2、上诉人高玉彬不应当承担还款责任。高玉彬给薛春梅打了借款条之后，薛春梅并未给高玉彬兑现借款，所以高玉彬向薛春梅借款的事实不存在。高玉彬给薛春梅打借条是薛春梅在高玉才单位要帐，造成高玉才及担保人吴明利无法正常上班的情况下，薛春梅提议去高玉彬单位让高玉彬给她打借条，于是高玉才、吴明利、薛春梅三人乘坐薛春梅的车来到高玉彬办公室，在高玉才的要求下，高玉彬在不知内情的情况下，出于兄弟情，出于高玉才的工作不受影响的考虑才打的借条。本案的实际情况是高玉才与薛春梅之间有借贷关系，在高玉彬打条之前就没有算过帐，没有算帐的原因是薛春梅要参照起初借50万元，三个月12万元的利息算，高玉才承受不了，才拖着着没有算帐。3、高玉彬的姐姐高某某还给薛春梅的10万元，应认定为高玉彬向薛春梅出具60万元借款本息中的还款。高某某给薛春梅出具6万元借条是在薛春梅挡在小区大门口不让高玉才上班，知道高玉才拿不出钱，提出让高玉才的姐姐高玉蓬给她打一张6万元的借条，才让上班。于是高玉才就让高某某在向阳小区门房给薛春梅打了一张6万元的借条，实际上高某某与薛春梅之间没有借贷关系。高玉才与薛春梅的帐在2018年10月份之前就从来没有算过，何来的借款零头。高某某给薛春梅这10万元是高玉才交给高某某，让高某某一手给薛春梅钱，薛春梅一手交房门钥匙，结果薛春梅钱拿走就反悔，这10万元与6万元借条没有任何关系。4、薛春梅于2016年7月4日给吴明利转款1万元。给张克斌转款5万元，共6万元，是高玉才让薛春梅转的，转了之后，高玉才与薛春梅和吴明利商定由吴明利给薛春梅打了张10万元的借条，只所以给4万元的利息是因张克斌在山东急用钱，才答应薛春梅借6万元打10万元的借条。吴明利据此借条于2017 年7月份前转帐10万元，现金偿还2万元。一审法院认定薛春梅打给吴明利和张克斌这6万元系高玉才的借款，那么吴明利还的这12万元应当认定为高玉彬向薛春梅出具60万元借款本息中的还款。5、2016年6月19日下午，高玉才在体育场把5万元现钱交给续某某，让续某某把钱交给薛春梅，续某某将钱给了薛春梅，让薛春梅打收条，薛春梅说存了再打，并一起去存款，吴明利直在现场，在一审庭审中吴明利一再证实，他亲眼看到续某某把钱给了薛春梅，事实是到了银行，薛春梅趁续某某买水之际，拿着钱跑了，未打收条。因此，续某某代高玉才偿还薛春梅这5万元应当认定为高玉彬向薛春梅出具60万元借款本息中的还款。6、一审庭审结束后，高玉才向李红梅询问庭审中薛春梅拿出李红梅证明之事，李红梅讲她从来没有给薛春梅出证明，说明此证明是薛春梅伪造的，也说明高玉才确实于2017年6月4日在慧源酒店3楼给过薛春梅5万元，此5万元应当认定为高玉彬向薛春梅出具60万元借款本息中的还款。7、2017年6月3日，在马家湾农科所家属院楼下薛春梅的车上高玉才给薛春梅4万元现金，吴明利也在车上，亲眼所见，这4万元应当认定为高玉彬向薛春梅出具60万元借款本息中的还款。8、一审法院把高玉彬向薛春梅出具60万元借条后，高玉彬、高某某、吴明利等偿还的款全部认定为利息系适用法律不当。9、吴明利认为其担保责任已过期的意见应当得到法院支持。本案中高玉彬并未向薛春梅借款，实际借款人是高玉才，高玉才共向薛春梅借款73.7万元，在不到两年的时间还款106.6万元，现在一审法院判决还要还60万元，共需还166.6万元，还不算后来的利息，可见此判决不是一个公正的判决。薛春梅是职业放贷，查一下她的银行流水便清二楚。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恳请二审法院查明案件事实，依法裁判。薛春梅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事实清楚、关系明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调解书是无效的，因被上诉人当时已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毫不知情况下所签的字。被上诉人于2018年9月6日已被上诉人通过关系恶意串通被刑事拘留，2018年9月8日又作出变更羁押（延长）。2018年9月17日作出了批准逮捕的决定。被上诉人根本见不上任何人，哪来的口头委托在调解书上签字，是管教提被上诉人，让被上诉人签字，被上诉人看都没敢看，根本不知道签的啥，人家是管教让签哪就签哪，其次被上诉人与前夫离婚多年，被刑拘后，根本没有见过前夫，哪来的授权前夫处理双方的债权债务，所以双方签订的调解书不能成立，调解书是无效的。高玉彬应该承担对被上诉人还款责任。高玉才和高玉彬是亲兄弟，因为高玉才做生意赔了，还不上钱，所以提出将部分借款转于其弟高玉彬名下（60万），当时在场的还有吴明利，吴明利继续当担保人。于是被上诉人听信了他们俩的话，在高玉彬知情的情况下打的借据，并有当时打借条的照片证明。高玉彬给被上诉人出具借条，并于2017年8月份再次给被上诉人出具利息借条，均表明对该债务的认可。借条均是在高玉彬知情并且自愿的情况下出具的。且高玉才当时已经不上班，根本不存在上诉人所说的被上诉人造成高玉才和吴明利两人无法正常上班。况且被上诉人在这之前根本就不认识高玉彬，何来的被上诉人提议去高玉彬单位。上诉人说之前并没有算过帐，实际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账务已经算清，其中房子卖了40万，有买卖合同，且被上诉人已经住进去了。吴明利替高玉才还了10万，高某某还了6万（有录音借条作为证明）。高某某给被上诉人还的10万，是她本身代高玉才还款6万，出于同情，被上诉人没有要利息，光要了本金。剩余下的4万，当时就说算到60万的利息里面。上诉人提出2016年7月4日的账10万元，是高玉才求被上诉人再给他10万，账回来就给，为了想办法收回已被高玉才拿走的钱，只能选择继续相信他们，才提出只要吴明利借，打条子就给。所以高玉才就开车把吴明利带来了，吴明利打了10万元的借条这和高玉才没关系，吴明利打完条子就忙的走了，高玉才拿了4万，让被上诉人分别给吴明利转1万、张克斌转5万。所以这笔钱被上诉人后来问吴明利要还了，这笔钱根本和60万元借款不沾边。上诉人说的2016年6月19日下午续某某给了被上诉人的5万元有吴明利在场，吴明利和高玉才本身就是一伙的，互相承诺、互打条据。且根据一审中的续某某证人证言说：“2017年6月19日下午，高玉才在体育场把钱交给续某某后，续某某交给被上诉人后，其与被上诉人、续某某一起来到二道街农行，被上诉人进去存钱，其与续某某在银行门口等...”可是在上诉状中，上诉人又说被上诉人趁续某某买水的时候跑了。首先一审和上诉状中的陈述有不符之处，一审中说是两人一起在门口等，上诉状中又说续某某去买水了，况且就算续某某去买水了，难道吴明利也去了吗，被上诉人怎么会凭空消失？如果被上诉人拿了5万元就跑了，吴明利和续某某为什么不报警，况且被上诉人就住在向阳小区，而且续某某本身就住在向阳小区门房，被上诉人能跑到哪里去？一审庭审结束后，高玉才问李红梅证明之事，说被上诉人伪造证明，因为就没有这么回事，被上诉人可以再次提交李红梅证人录音。上诉人又说2017年6月3日在马家湾楼下给被上诉人钱，是上诉人又求被上诉人想办法闹钱，被上诉人认可吴明利，当时上诉人联系的吴明利，吴明利一听又要让他打借条闹钱，当时一听下车就走了，所以就没有还款这回事。被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判决合法合理。吴明利认为其担保责任已过期的意见，首先关于高玉彬向被上诉人出具的60万元借条并没有约定还款期限，所以被上诉人有权随时主张上诉人高玉才、吴明利承担保证责任，所以法院判决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原审人民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合法合理，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上诉，维持原判。薛春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 1、依法判令被告高玉彬偿还原告借款本金60万元，及截止2017年12月15日的利息9万元并承担从2017年12月16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的利息，利息按照月息2分计算；2、依法判令被告高玉才、吴明利对上述借款承担保证责任；3、由三被告承担案件受理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 1、大约从2015年开始，原告给被告高玉才提供借款，期间有原告替被告高玉才偿还给张某某的借款、有给张克斌的转款但由高玉才给原告出具借条、有高玉才欠下曹益民酒钱后给原告出具借条、有吴明利给原告出具借条等，借款均约定利息。在2016年12月15日前，原告与被告高玉才存在借贷关系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2、2016年12月15日，高玉才的弟弟高玉彬向原告出具60万元的借条，担保人为高玉才、吴明利。该借条是高玉才要求高玉彬给原告出具的。2017年8月15日，高玉彬向原告出具14万元的借条，该14万元为60万元产生的一年的利息。对于原告称该60万元借条是高玉彬在2017年3至4月份出具的，因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故对该事实不予认定。3、2016年12月21日，高某某给原告出具6万元的借条，未约定利息。原告称该6万元为其与高玉才结算后高玉才欠其借款的零头，被告高玉才称该6万元为借款产生的利息。对于原告的陈述，因该借条出具在高玉彬出具的60万元借条之后，原告的陈述符合情理，故对原告陈述的事实予以认定。对于高玉才的陈述，因无证据证实，故不予认定。4、2017年1月26日，被告高玉才与原告签订卖房协议，高玉才将其名下位于向阳小区6-1-402室房卖给原告，房价40万元。高玉才要确保该房不再卖给其他任何人。中介人为田寅生、吴明利。后原告实际占用。5、原告称，2017年1月份其在热电厂门口给被告高玉才现金3万元，高玉才认可其向原告借款2万元。对该2万元本院予以认定。6、2017年8月份后，高玉彬共给原告偿还5万元，原告予以认可，本院对于该事实予以认定。7、吴明利共给原告偿还24万元，于2017年7月份前转账偿还10万元、现金偿还2万元；2017年腊月（2018年2月8日）现金偿还7万元（为高玉才交给吴明利后吴明利偿还给原告）、2018年3月至4月份偿还5万元（转账支付4万元、现金支付1万元）。第一笔偿还的12万元为2016年7月份前吴明利给原告出具10万元的借条，吴明利本息偿还12万元。第二笔偿还的12万元，为2017年腊月（2018年2月8日），高玉才要求原告腾房，原告提出高玉才需偿还12万元，高玉才答应后当时交给吴明利现金7万元，由吴明利支付给原告，同日吴明利给原告出具5万元的借条。结合全案，本院认定2017年腊月之后吴明利偿还给原告的12万元为偿还60万元借款本息的还款。8、2017年6月16日，高某某支付原告10万元，原告当日将该款存入银行。结合原告称高玉才借其钱还不上，由高玉才的姐姐高某某给出具6万元的借条的陈述，原告与高某某不存在借贷关系，故该10万元的还款认定为高某某替高玉才还款6万元，多偿还的4万元，因高某某给原告出具的借条未约定利息，故认定为该4万元为偿还60万元借款本息的还款。9、对于原告及被告高玉才陈述的其他现金来往，双方均不认可，也无证据证明，故均不予认定。10、2018年9月6日原告因非法侵入他人住宅被刑事拘留。原告被刑拘后，原告的前夫赵某某将原告占用的高玉才所有的向阳小区6-1-402室的房屋钥匙交给公安办案单位退回该房。2018年10月10日，赵某某找到被告高玉才、吴明利及案外人田寅生，高玉才（甲方）与赵某某（乙方）达成调解书，调解内容为：1、乙方退还甲方向薛春梅多还借款15万元；2、乙方将薛春梅手中具有的高玉才、高玉彬和吴明利的借条交给以上三人，从此解除薛春梅与以上三人的全部债权债务，互不相欠。借条及卖房协议在公安机关；3、乙方保证薛春梅同意该协议。调解书上有甲乙双方及中介人田寅生的签字。后赵某某通过看守所民警，原告在调解书上签字确认。本院对该调解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定。综上，2016年12月15日，高玉彬向原告出具60万元的借条后，高玉彬向原告偿还5万元，吴明利偿还12万元（含高玉才称偿还的7万元），高某某偿还4万元，共计21万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双方签订的调解书是否有效，双方的债权债务是否消灭；2、被告高玉彬是否应当承担还款责任；3、高某某支付给原告的4万元是否应当认定为高玉彬向原告出具60万元借款本息的还款；4、被告吴明利支付给原告的12万元是否应当认定为高玉彬向原告出具60万元借款本息的还款；5、原告主张按照月利率2%计算利息的请求是否应当予以支持；6、对于高玉彬、吴明利、高某某的还款应当按照本金还是利息计算；7、被告高玉才、吴明利是否应当承担保证责任。针对第一个争议的焦点，经查，2018年9月6日，原告被刑拘后，原告的前夫赵某某找到被告高玉才、吴明利及案外人田寅生，高玉才与赵某某达成调解书，约定解除薛春梅与高玉才、高玉彬、吴明利的全部债权债务，互不相欠，赵某某保证薛春梅同意该协议。后赵某某通过看守所民警，原告在调解书上签字确认。首先，原告虽在该调解书上签字确认，但其当时因涉嫌犯罪在看守所被关押，其作为不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妇女，为早日获得自由而在内心压力较大的前提下签字，违背了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其次，在案证据不能证明原告授权赵某某处理双方的债权债务。故双方签订的调解书不应当作为双方债权债务消灭的依据。针对第二个争议的焦点，经查，2016年12月15日，在被告高玉才的请求下，被告高玉彬向原告出具60万元的借条，担保人为高玉才、吴明利。在被告高玉彬给原告出具60万元借条前，原告与被告高玉才双方来往账务较多，现原、被告均不能说清楚60万元是如何计算来的，而高玉彬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给原告出具借条，并于2017年8月份再次给原告出具利息借条，均表明对该债务的认可，原告与被告高玉彬之间的行为应认定为成立新的借贷关系，该行为系双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结果，产生的法律后果为原借贷关系消灭，形成新的借贷关系，该借贷关系明确、合法，依法应予保护。故对被告高玉彬、高玉才辩称的是在受到胁迫的情况下出具的借条的辩解意见不予采纳，被告高玉彬应当承担还款责任。针对第三个争议的焦点，经查，2016年12月21日，高某某给原告出具6万元的借条。2017年6月16日，高某某偿还原告10万元。高某某偿还给原告的10万元为偿还其给原告出具借条中的6万元，因该借条未约定利息，且本案原告与高某某不存在借贷关系，故多偿还的4万元为替高玉才偿还的款项。又因高玉才将其欠原告的款项转移给高玉彬，故该款项应当认定为高玉彬向原告出具60万元借款本息中的还款。对于原告所述的该4万元与本案无关的意见不予采纳。针对第四个争议的焦点，经查，2017年腊月（2018年2月8日），高玉才要求原告腾房，原告提出高玉才需偿还12万元，高玉才答应后当时交给吴明利现金7万元，由吴明利支付给原告，同日吴明利给原告出具5万元的借条，后吴明利将该5万元偿还给原告。该12万元的起因为原告要求高玉才偿还12万元才给高玉才腾房，故吴明利当时支付原告现金7万元（实为高玉才还款），同时给原告出具5万元借条。吴明利给原告出具借条是基于双方协商偿还12万元，当场支付现金7万元后，剩余答应支付的5万元由吴明利给原告出具借条，故就该5万元原告与吴明利并未产生新的借贷关系，后吴明利将该5万元偿还为高玉才答应偿还原告的12万元。因该12万元的偿还发生在高玉彬给原告出具60万元借条之后，故本院认定该12万元为高玉彬向原告出具60万元借款本息中的还款。对于原告所述的该12万元与本案无关的意见不予采纳。针对第五个争议的焦点，经查，2016年12月15日，高玉彬向原告出具60万元的借条，2017年8月15日，高玉彬向原告出具14万元的借条，该14万元为60万元产生的一年的利息。在被告高玉彬给原告出具60万元借条时，虽未约定利息，但在随后又出具了14万元的利息借条，说明双方对60万元的借款进行了利息的约定，经计算，双方对利息的约定为月利率1.944%，故原告主张按照月利率2%计算利息的请求本院支持按照月利率1.944%计算利息。针对第六个争议的焦点，经查，高玉彬向原告出具60万元的借条后，高玉彬向原告偿还5万元，吴明利偿还12万元（含高玉才称偿还的7万元），高某某偿还4万元，共计21万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规定，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本案中，上述所还的款项部分还款时间无法确定，且每笔还款均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按照该规定，应当以偿还利息予以认定。针对第七个争议的焦点，经查，2016年12月15日，高玉彬向原告出具60万元的借条时，未约定还款期限，原告有权随时主张被告高玉才、吴明利承担保证责任，故被告吴明利辩称不承担保证责任的意见不予采纳。被告吴明利在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高玉彬追偿。因本案的实际借款人为高玉才，故高玉才在承担保证责任后不享有追偿权。另外，关于在2017年1月份原告给被告高玉才现金3万元，高玉才认可其向原告借款2万元。对该2万元，原告在本案中虽未主张，但为减少当事人的诉累，应一并处理为宜，在本案认定的还款中予以扣除，故本院认定本案还款为19万元。综上所述，原告主张被告高玉彬偿还借款、被告高玉才、吴明利承担保证责任的请求，本院依法部分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一条规定，判决：一、被告高玉彬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薛春梅借款本金600000元及利息（利息按照月利率1.944%计算，从2016年12月16日起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在计算利息时，应当扣除已经支付的利息19万元）；二、被告高玉才、吴明利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吴明利在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高玉彬追偿；三、驳回原告的其它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600元，原告已预交，减半收取计6300元，实际由被告高玉彬负担。本院二审期间，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账务核算。经核算，双方无争议的出借款及还款如下：一、被上诉人薛春梅通过银行转款出借款：1、高玉才替吴明利给他人还款10万元；2、2015年12月25日薛春梅在信合给张克斌转款30万元；3、2016年1月28日薛春梅在信合给高玉才转款8万元；4、2016年4月1日薛春梅在大东门农行给高玉才转款2万元；5、2016年4月1日薛春梅在国贸对面的农行给高玉才转款15万元；6、2016年5月4日薛春梅在大东门农行给高玉才转款1.7万元；7、2016年6月10日在火车站农行给高玉才转款3万元；8、2016年7月4日薛春梅给吴明利转款1万元；9、2016年7月4日薛春梅给张克斌转款5万元；10、2017年3月份左右，薛春梅给高玉才腾房子钱3万元；11、2016年2月，薛春梅替高玉才支付了10万元的酒钱。  以上合计88.7万元。上诉人高玉才通过银行转账还款：1、2016年高玉才多次通过银行转账共计37.6万元；2、2016年3月23日张克斌通过转账替高玉才给薛春梅还款20万元；3、2016年吴明利通过转账给薛春梅还款12万元；4、2017年6月16日，高某某向薛春梅还款10万元；5、2017年农历12月28日，吴明利给薛春梅现金7万元；6、2017年3月至8月，高玉彬分三次给薛春梅还款5万元；7、2017年清明前后，吴明利给薛春梅现金1万元，转账4万元。以上合计96.6万元。二、双方有争议的出借款及还款如下：薛春梅现金支付借款：1、2015年8月8日在农行小东门支行取现9万元；2、2015年11月4日在农行取现10万元；3、2015年11月12日在农行取现5.7万元（支付给张克斌5万元）；4、2015年12月14日在工商银行取现5万元；5、2016年1月10日在农商银行取现3万元；6、2016年3月16日在农行银行取现10万元；7、2016年3月29日在农商银行取现40万元（支付给高玉才30万元）；8、2016年3月30日在农商银行取现32万元（支付给高玉才20万元）。以上92万元，有银行取现凭证。2016年7月26日，薛春梅给高玉才5万元税款，没有银行凭证。上诉人高玉才现金还款：1、2017年6月3日在农行取款35000元现金加上自有的5000现金一共4万元；2、2017年6月19日在农行取现4万元，借了艾绳贵的1万元，共5万元；3、2016年9月22日在农行取现2万元。以上共计11万元，有银行取现凭证。4、2016年4月在XX路XX大队给了薛春梅2万元；5、2016年8月12日的1万元；6、2017年6月4日在延大对面的慧源酒店给薛春梅5万元。4—6项共计8万元无银行取现凭证。上述双方当事人有争议的现金出借款及还款，被上诉人薛春梅提供了7张银行取现凭证和1张借条复印件予以证明，上诉人高玉才提供了1张银行取现凭证予以证明。经质证，双方对对方提供的银行凭证、借条复印件均不认可，主张现金支付的出借款及还款均未交付。经审查，被上诉人薛春梅提供的7张银行取现凭证共计92万元，与其在一审提供的上诉人高玉才书写的借条的借款数额、时间均不符，结合其给上诉人高玉才出借一、二万元都是通过银行转账的交易习惯，该92万元大额现金支付仅有取现凭证，无其他证据佐证，不能证明该92万元取现后支付给了上诉人高玉才，故本院对被上诉人薛春梅提供的7张银行取现凭证不予采信；被上诉人薛春梅提供的5万元借条复印件，因无原件，本院不予认定。上诉人高玉才提供的1张银行取现凭证共计11万元以及8万元现金还款，无其他相关证据佐证，不能证明实际交付给被上诉人薛春梅，本院对上诉人高玉才提供的1张银行取现凭证不予采信。经审理查明，2015年8月至2016年3月30日，被上诉人薛春梅与上诉人高玉才之间发生多笔出借款以及其他经济往来，上诉人吴明利从中作担保或作中间人。经核算，被上诉人薛春梅共向上诉人高玉才转账出借款项共计88.7万元，上诉人高玉才给被上诉人薛春梅还款共计96.6万元，其中上诉人高玉才在高玉彬2016年12月15日出具借条前清偿了69.6万元，之后清偿了27万元。2016年12月15日，在上诉人高玉才的要求下，上诉人高玉彬（上诉人高玉才的弟弟）向被上诉人薛春梅出具借条一张，载明借薛春梅现金60万元，未约定利息，担保人为上诉人高玉才和吴明利。2017年8月15日，上诉人高玉彬又向被上诉人薛春梅出具借条一张，载明借款14万元，未约定利息，该14万为上诉人高玉彬2016年12月15日出具60万元借条后结算的利息。2017年1月26日，上诉人高玉才与被上诉人薛春梅签订实为以房抵债的卖房协议，上诉人高玉才将其名下位于向阳小区6-1-402室房卖给被上诉人薛春梅，房价40万元，中介人为田寅生、吴明利。2018年9月6日被上诉人薛春梅因占有向阳小区6-1-402室房涉嫌非法侵入他人住宅被刑事拘留，被上诉人薛春梅的前夫赵某某将以房抵债的房屋钥匙退回上诉人高玉才。2018年10月10日，赵某某找到上诉人高玉才、吴明利及案外人田寅生，双方达成调解书，调解书载明：赵某某、薛春梅退还高玉才向薛春梅多还借款15万元，并将薛春梅手中具有的高玉才、高玉彬和吴明利的借条交给以上三人，从此解除薛春梅与以上三人的全部债权债务，互不相欠。双方及案外人均在调解书上签了名，赵某某通过看守所将调解书转交给被上诉人薛春梅在调解书上签字确认。被上诉人薛春梅取得上诉人高玉才的刑事谅解书后被释放。本院认为，本案债务是基于被上诉人薛春梅与上诉人高玉才之间的债权债务往来而产生的。经查，被上诉人薛春梅自2015年12月起至2017年3月，共向上诉人高玉才支付款项88.7万元，截止2016年12月15日上诉人高玉彬书写60万元借条时，上诉人高玉才共向被上诉人薛春梅还款69.6万元。根据双方陈述，双方之间的借款约定有利息，故上诉人高玉彬2016年12月15日应上诉人高玉才的要求书写借条时，上诉人高玉才所借被上诉人薛春梅款项并未还清。上诉人高玉彬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向被上诉人薛春梅出具借条时，应当知道将产生的法律后果，其出具借条的行为以及之后还款5万元的行为，应当视为其真实意思表示，构成了债的转移，上诉人高玉彬与被上诉人薛春梅之间形成了合法的债权债务关系，上诉人高玉彬依法应当承担清偿责任。上诉人主张2018年被上诉人薛春梅因非法侵入他人住宅被刑事拘留期间，被上诉人薛春梅委托其前夫赵某某与上诉人达成调解书，双方已结算清了债务，上诉人不欠付被上诉人薛春梅借款，被上诉人薛春梅反而要退还上诉人高玉才多付的欠款及利息15万元。对该主张，本院认为，被上诉人薛春梅是因与上诉人高玉才之间的经济纠纷而涉嫌了非法侵入他人住宅被刑事羁押，其在调解书上签名时，人身自由受限制，其是为了取得上诉人的刑事谅解书以免于刑事处罚才在调解书上签的名，故不能认定系被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该调解书所附债务结算清单上并无被上诉人薛春梅签字，亦无双方的出借款还款的交易凭证或其他证据佐证，不能证明调解书内容的真实性，故上诉人高玉才的主张不能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借贷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债权凭证，如果前期利率没有超过年利率24%，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载明的金额可以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24%，当事人主张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上诉人高玉彬2016年12月15日在上诉人高玉才、吴明利、被上诉人薛春梅共同在场的情况下，向被上诉人薛春梅出具了60万元借款的借条，应当视为双方当事人共同对前期借款本息进行的结算。上诉人高玉才不能提供证据证明上诉人高玉彬重新出具的借条中60万元借款所含前期的利息超过了年利率24%，故该借条上载明的60万元应当认定为结算后欠付的借款数额。因借条上未约定利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上诉人高玉彬出具的60万元借条应视为无息借款，且上诉人高玉彬2016年12月15日出具的60万元借条中，已包含着前期借款的利息，故借条上再未约定利息，符合常理。被上诉人薛春梅主张上诉人支付利息不能得到支持。上诉人高玉彬2017年8月15日向被上诉人薛春梅出具的14万元借条，被上诉人薛春梅主张系60万元借款自2016年12月15日至2017年12月15日所产生的利息，上诉人高玉彬辩称是在被上诉人薛春梅不分场合索要欠款的情况下，被迫应被上诉人薛春梅要求出具的利息欠条。经查，上诉人高玉彬出具该14万元借条的时间是在出具60万元借条后的八个月，尚未到一年，按照常理，高玉彬出具欠条时不可能就尚未发生的四个月利息一并计算在当下所欠息的数额内，且出具该14万借条前，上诉人高玉彬还分三次向薛春梅还款5万元，以及上诉人吴明利、上诉人高玉彬的姐姐也共向被上诉人薛春梅还款22万元，该27万元还款足以预先抵扣60万元产生的正常利息，不可能再出现还欠付14万元利息，故被上诉人薛春梅主张14万元系60万元借款一年的利息无计算依据和法律依据，上诉人高玉彬的辩解理由成立，被上诉人薛春梅主张14万元的利息不能得到支持。上诉人高玉彬、吴明利、上诉人高玉彬的姐姐高某某向被上诉人薛春梅清偿的27万元，均在上诉人高玉彬2016年12月15日出具60万元借条之后，故该已清偿的款项应当在60万元借款中予以扣减，上诉人高玉彬应偿还被上诉人薛春梅本案借款数额为33万元。上诉人高玉才、吴明利在借条上以担保人的身份签了名，未约定保证方式，应当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上诉人高玉彬出具的借条上未约定还款期限，被上诉人薛春梅可随时主张债权。被上诉人薛春梅于2018年4月以三上诉人为被告提起过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后撤诉，被上诉人薛春梅在保证期内向上诉人高玉才、吴明利主张了保证责任，上诉人高玉才、吴明利的保证期间因被上诉人提起民事诉讼转为诉讼时效，上诉人高玉才、吴明利主张两人的担保责任超过保证期间，该主张不能成立。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四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人民法院（2019）陕 0602民初312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二、变更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人民法院（2019）陕 0602民初312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上诉人高玉彬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被上诉人薛春梅借款33万元；三、驳回被上诉人薛春梅要求上诉人高玉彬支付本案借款利息的诉讼请求；四、驳回上诉人高玉彬、高玉才、吴明利的其他上诉请求。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300元，由上诉人高玉彬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9800元，由上诉人高玉彬、高玉才、吴明利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霍 雨 枫审  判  员     牛    菲审  判  员     高 喜 霞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七日（院 印）法官 法 官助 理     王    慧书  记  员     张    良202006208196910325196461811614021969103251962912116021971511231201201906023123120190602312321737106621856152501231060666201810101064201674156104610201771026126052016619556062017643556072017634460860973710666016662018962018982018917602017840106106460201674101010415602016619520176195201763601602017121592017121622312015201612152201612156020178151414606020173432016122166660420171266140240520171322620178572420177102201720182872018345411220167101212201720182812752017126082017616106106446091020189661402201810101152320161215605127421123460412605267201896201612156060602017820161221620176161010646042017201828127551212751275551212601260122016121560201781514146060146019442194460512742120161215602017132219600000194420161216191260063001020151225302016128820164122016411520165417201661032016741201674520173311201621088720163762016323202016122017616102017122876201738572017149661201588922015114103201511125754201512145520161103620163161072016329403082016330322092201672651201763350005000422017619415320169222114201642520168121620176454687117929292751118120158201633088796620161215696272016121560201781514142016121560201712661402402018966140220181010152015122017388720161215606962016121552018152424201612156060246060201612156020178151460201612152017121514601452227601414601427201612156060332018420190602312320190602312333630098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