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2民终346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立明，男，1990年4月10日生，汉族，住沈阳市皇姑区。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市分公司，住所地沈阳市和平区云集街5甲3号。负责人：赵枫，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颖，辽宁同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柳艳，女，1980年2月13日生，汉族，住庄河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家溢，男，2015年6月21日生，汉族，住庄河市。法定代理人：柳艳（张家溢母亲），本案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姜淑玉，女，1940年9月22日生，汉族，住庄河市三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臻，辽宁昊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阳军诚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沈阳市沈河区长青街149—13号（35门）法定代表人：邱丕华，经理。上诉人张立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保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柳艳、张家溢、姜淑玉、沈阳军诚运输有限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庄河市人民法院（2019）辽0283民初77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立明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判或发回重审；2.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确认的赔偿责任比例、赔偿数额及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认定均存在错误，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一、一审法院确定的赔偿比例错误，明显不当，一审判决赔偿被扶养人生活费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1.从案发地及相关证人证言来看，案发时上诉人驾驶车辆时速为23km，张某驾驶摩托车时速为56km，上诉人驾驶车辆在先左转，而张某驾驶的摩托车已超过上诉人并且速度超过上诉人两倍以上，逆向行驶，一审法院以此推定上诉人的主观过错及行为所起的作用大于张某，不符合常理。2.一审法院对于摩托车的认定系错误，摩托车在机动车道行驶，应当认定其为机动车。3.一审法院以“从我国民事法律予以最大限度保护受害人利益角度考虑，在赔偿上应适当倾向于原告”的观点是错误的，不公正的。上诉人同样存在因对方侵权行为而造成的损害，驾驶双方在此次交通事故中均存在过错，是互为侵权人和被侵权人，不存在受害人的概念。4.致使本案后果严重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张某在驾驶摩托车是否遵守交通规定，如佩戴头盔，按照规定搭载乘客等。一审没有认真审查侵权结果是否存在被侵权人因自身行为过错导致损害扩大，一审法院没有结合当时的案发情况去划分责任比例。5.被侵权人张某属于农村户口，应当按照农村居民纯收入计算赔偿标准。二、一审判决上诉人承担全部精神抚慰金不当。被侵权人及其近亲属请求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优先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法律条文中没有被侵权人近亲属请求精神抚慰金由侵权人全部承担的规定。本案上诉人与被侵权人均存在过错，赔偿责任比例应当划分。一审判决上诉人承担全部精神抚慰金，未划分责任比例。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市分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2.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令保险公司按主要责任承担投保车辆的事故责任，即按70%比例承担赔偿责任无事实依据，加重了上诉人的赔偿责任。本案中张某驾驶的摩托车属于机动车，交警部门并未明确划分事故责任，其理由系无法认定双方的过错程度及对事故产生的作用力，基于此应推定双方负同等责任较为公平。二、一审法院按大连标准认定赔偿标准没有法律依据。大连市属辽宁省管辖，理应统一使用辽宁省交通事故赔偿的相关数据，不应适用大连的标准。柳艳、张家溢、姜淑玉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内容如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维持。首先，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是有区分的，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要求达到排除合理性怀疑，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要求达到优势证据的优势盖然性，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低于刑事案件。本案交警部门因为不能确定上诉人张立明构成犯罪，出具了交通事故证明，但并不影响民事赔偿案件，法院依据事实和法律认定责任比例，交警部门的事故证明不是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唯一证据。张某本身车辆手续齐全，持有驾驶证，戴有头盔，张立明严重忽视观察瞭望义务，从没有交通标线的小路驶入车流密集有交通标线的干路没有让行，只是因为交警部门认为张某驶入逆向车道的原因不明，才没有追究张立明的刑事责任。其次，被上诉人强烈要求张立明个人承担精神抚慰金，一审判决50000元太少。张某属于城镇户，在市内有房，生活和工作均在市内，应当按照城镇标准赔偿。本次事故给死者亲属造成巨大的伤害，对交警部门的处理，被上诉人当时非常愤怒。上诉人在经济赔偿上拖延至今，给死者家属造成二次伤害。沈阳军诚运输有限公司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同意一审判决。柳艳、张家溢、姜淑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共计906414.31元，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险范围内承担责任，不足部分由被告沈阳军诚运输有限公司和张立明承担连带责任，精神损害抚慰金要求由被告张立明、沈阳军诚运输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7月28日17时25分许，在226公里+100米丁路口处，被告张立明驾驶辽Ａ×××××号福田牌轻型厢式货车沿无名路由北向南驶入丹绥线在道路中心双黄实线路段左转弯时与沿丹绥线由东向西驶入逆向车道的张某驾驶的辽Ｂ×××××号本田牌普通二轮摩托车（搭载其妻柳艳）相撞，造成双方车辆损坏，张某、柳艳受伤，张某经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庄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于2019年9月4日作出了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在调查交通事故得到的事实中记载：“1、张立明驾车上路行驶忽视观察瞭望，越道路中心双黄实线左转弯行驶，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三十八条之规定；2、张某驾驶机动车违反交通标线进入逆向车道，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八条之规定。张某驾驶二轮摩托车是因躲避辽Ａ×××××号轻型厢式货车驶入逆向车道还是超越其它车辆或其他原因驶入逆向车道无法查清，成因无法判定。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六十七条之规定，制作本交通事故证明。”2019年8月7日，庄河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作出（庄）公（司）鉴（法医）字[2019]169号鉴定书，鉴定意见为：死者张某系生前机动车辆肇事致颅脑损伤死亡。2019年8月19日，辽宁学苑司法鉴定中心作出辽学鉴[2019]车鉴字第（J842）号、（J843）号车辆技术检验报告，结论分别为：在检验状态下辽Ａ×××××号轻型厢式货车和辽Ｂ×××××号二轮摩托车转向有效、行车制动效能有效、照明信号装置均齐全有效。2019年7月31日、8月7日，辽宁学苑司法鉴定中心分别作出了辽学鉴[2019]毒鉴字第601号、第62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分别为：张立明血液中乙醇含量为0mg/100ml；张某血液中乙醇含量为0mg/100ml。大连科华司法鉴定中心作出了司法鉴定意见书，结论为张立明、张某血液中均未检出常见毒品成分。2019年8月19日，辽宁学苑司法鉴定中心作出辽学鉴[2019]第31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辽Ｂ×××××号二轮摩托车肇事时的速度约为了56km/h；2、辽Ａ×××××号轻型厢式货车碰撞时的速度约为23km/h。受害人张某系农村户口，在城镇居住工作，并缴纳社会保险，孩子在市内上幼儿园。受害人张某被扶养人有母亲姜淑玉（1940年9月22日出生，共有4名子女）、儿子张家溢（2015年6月21日出生）；事故后发生施救费260元，张某驾驶的二轮摩托车经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庄河支公司定损价值为2600元。张立明与沈阳军诚运输有限公司间系挂靠关系，沈阳军诚运输有限公司每年收取张立明车辆年检费和管理费500元。参照2019年大连市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标准的主要数据，经计算基于受害人张某死亡原告的合理经济损失有：医疗费599.96元、死亡赔偿金871000元（43550元/年×20年）、丧葬费43796元、被扶养人生活费223528.50元[姜淑玉14032.50元（11226元/年×5年÷4人）、张家溢209496元（29928元/年×14年÷2人）]、尸体冷藏费459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受害人亲属为办理丧葬事宜产生的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等2000元、施救费260元、维修费2600元，合计1198374.50元。另查，本起事故还造成了原告柳艳受伤，其已向法院表示交强险部分优先赔偿本案。一审法院认为，自然人的生命权受法律保护。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本案中，被告张立明驾驶轻型厢式货车与受害人张某驾驶二轮摩托车相撞，致张某受伤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侵权人对此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关于案件赔偿比例确定的问题。1、公安机关以受害人张某驾驶二轮摩托车是因躲避辽Ａ×××××号轻型厢式货车驶入逆向车道还是超越其它车辆或其他原因驶入逆向车道无法查清，成因无法判定为由作出了道路交通事故证明。通过法院所调取的公安机关卷宗内公安机关对蒙Ｅ×××××号重型自卸货车驾驶员孙某的笔录，孙某称：他驾驶空车往料场走的途中看见了这起事故，对两车如何相撞没有看到，两车相撞时其驾车已经驶过了现场，从后视镜中见到一穿白色衣服的人摔倒在地，因为后边全是车，其没有办法停下。在其被询问“那台厢式货车是怎么行驶的？”的问题，其答：“我当时开车沿丹绥线以大约五十公里的时速由东向西行驶，当我行驶到出事地点前，就见到路右侧的岔道里有一台白色的厢式货车驶出来，距路口二、三米远，我当时判断不出来它要向左转还是向右转，我就点了下刹车……待它车位越过我车时，我也与它的车错过去了，接着就听到我车后‘咣’的一声，我从后视镜中一看，有个白色的人影摔在地上，因我车后有不少车，就没有停车直接走了。”在其被询问“刚发现厢式货车时在什么位置？”的问题，其答：“我刚发现厢货时它还在路北坡下，我距它约有五、六十米远，我当时见它速度较快往道上行驶，待我发现那厢货上道时，我车已临近了，我见它没有停车的意思，就收收油减了下速度，那车就从我车头前过去了……。”从孙某在公安机关的证言中，应认定是被告张立明驾驶轻型厢式货车以较快的速度从岔道口进入主道内、没有让行，迫使孙某在主道上以50km/h的速度驾驶的重型货车减速避让其通过双黄实线左转弯情况下，说明被告张立明没有尽到一个司机应尽的注意义务，严重违反了《中华过程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中的“忽视观察瞭望，越道路中心双黄实线左转弯行驶”，不能排除受害人张某当时在欲超越孙某已减速的车辆时，突然发现被告张立明驾驶车辆越过道路双黄实线左转弯，而驶入逆向，最终与被告张立明所驾驶的车辆相撞，由此应推定被告张立明的主观过错及行为所起的作用大于受害人张某；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应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而不应是法院审理交通事故案件的唯一依据。对被告保险公司代理人辩称“因交警部门未明确划分事故责任，受害人骑行的系属机动车，依据司法实践，此情形下应推定事故责任为同等责任”的辩解主张，因无法律依据，不予采纳；3、从我国民事法律以最大限度保护受害人利益角度考虑，在赔偿上应适当倾向于原告。综上，一审法院确定本案交强险外损失由被告承担70%的赔偿责任。关于如何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因被告张立明所有的肇事车辆在被告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原告的合理经济损失首先应由被告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被告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根据法律规定和保险合同的约定按比例予以赔偿，仍有不足部分由被告张立明按比例予以赔偿。虽然被告张立明所驾驶的车辆挂靠在被告沈阳军诚运输有限公司名下，但二者之间系挂靠关系，且从被挂靠人每年所收取的500元管理费上看，被告沈阳军诚运输有限公司并未收取该车辆的运营费用，让其对被告张立明承担赔偿责任部分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不公平。一审法院确定被告沈阳军诚运输有限公司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对原告该项主张不予支持。关于案涉的赔偿标准问题。根据原告所提供的相关证据，应认定受害人张某生前在城镇居住、生活，主要收入亦来源于城镇，赔偿标准应按2019年大连市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标准中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又因大连市系规划单列市，对被告保险公司要求按辽宁省道路交通事故赔偿数据计算的主张不予采纳。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及原告要求精神损害抚慰金由被告张立明承担的问题。本起事故造成了受害人张某死亡的严重后果，在精神上给三原告带来了极大的的打击和痛苦，使三原告在精神上受到严重损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本院对原告要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主张予以支持，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之规定，对原告要求精神损害抚慰金由被告张立明承担的请求予以支持。根据当事人的过错程度、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及当地居民平均生活水平等因素综合考量，本院确定给付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原告在交强险医疗费用赔偿限额项下产生的损失有：医疗费599.96元，由被告保险公司在该赔偿限额项下全额予以赔偿；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项下产生的损失有：死亡赔偿金871000元、丧葬费43796元、被扶养人生活费223528.50元、尸体冷藏费4590元、受害人亲属为办理丧葬事宜产生的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等2000元，合计1144914.50元，由被告保险公司在该赔偿限额项下赔偿110000元；在交强险财产损失赔偿限额项下产生的损失有：施救费260元、维修费2600元，合计2860元，由被告保险公司在该赔偿限额项下赔偿2000元。不足部分1035774.50元（1144914.50元-110000元+2860元-2000元），由被告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按70%的比例赔偿725042.15元（1035774.50×70%）。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由被告张立明予以赔偿。综上，为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五条第一款（六）项、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市分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在交强险赔偿限额内赔偿原告柳艳、张家溢、姜淑玉合理经济损失112599.96元，在商业三者险赔偿范围内赔偿原告柳艳、张家溢、姜淑玉合理经济损失725042.15元，合计837642.11元；二、被告张立明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赔偿原告柳艳、张家溢、姜淑玉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三、驳回原告柳艳、张家溢、姜淑玉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516元，由原告柳艳、张家溢、姜淑玉负担1258元，由被告张立明负担1258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焦点问题是：一、一审认定的事故责任比例是否适当；二、对受害人的赔偿数额按城市标准且按大连市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标准计算是否正确；三、由上诉人张立明承担被上诉人柳艳、张家溢、姜淑玉的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是否正确。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交警部门对案涉事故责任主次没有作出认定，人民法院须根据交警部门卷宗、结合现场目击证人的证人证言及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加以认定。诉讼中当事人对事故的发生未能提供比如视频录像等有力证据加以证实，现有证据无法还源事故的真实经过。交警部门事故证明书记载，张立明驾车上路行驶忽视观察瞭望，越道路中心双实线左转弯行驶。目击证人孙某当时驾车经过事故现场，反映张立明驾车左转弯时速度较快。因正常人驾驶摩托车正常情况下是不会驶入反道行驶，一审法院依据社会经验法则，推定张某系为躲闪张立明所驾车辆驶入反道并发生事故，具有高度盖然性。因此，本案中认定张立明在事故中过错较大、承担事故责任比例70%，并无不当。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张某虽为农村户口，但一审中被上诉人柳艳、张家溢、姜淑玉提供了庄河市新华街道工人社区居委会出具的证明、幼儿园入园通知单、房屋所有权证、社保缴费明细，证明受害人张某工作生活于城市，上诉人张立明对上述证据没有异议，故一审按城市标准计算张某的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并无不当。又由于大连市为计划单列市，一审按大连市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标准计算受害人张某的赔偿数额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关于第三个焦点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虽规定被侵权人及其近亲属请求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优先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本案中被上诉人柳艳、张家溢、姜淑玉未请求保险公司优先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而是请求上诉人张立明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上诉人张立明为侵权人，一审判决张立明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并无不当。又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即一审法院在酌定本案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时即考虑到了侵权人的过错程度，在此基础上，张立明主张按责任比例分担一审酌定的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属重复计算，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张立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市分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189元，由张立明负担500元、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市分公司负担4689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艳波审判员  高明伟审判员  王 虹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一日书记员  丁艺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