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2民终199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梁大显，男，1967年3月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四川省南江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希奎，辽宁德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单立春，男，1976年2月2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大连市普兰店区，现住大连市普兰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晓玲，大连市普兰店区赢博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梁大显因与被上诉人单立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普兰店区人民法院（2019）辽0214民初64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梁大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希奎，被上诉人单立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晓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梁大显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上诉人实际借款50万元，已偿还借款及利息44万元，尚欠被上诉人本金6万元；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关于本案借款数额问题。上诉人实际借款两次计50万元，均由被上诉人通过银行转付，第一次2017年4月18日转款27万元（直接扣除利息3万元按30万元借款计算）；第二次于2017年4月24日转款17万元（直接扣除利息3万元按20万元借款计算）。由于上诉人未及时还款，在被上诉人的要求下，将两笔未还借款合计一起，上诉人于2017年8月12日重新给被上诉人出具二次借款合计50万元借据，此前给被上诉人出具的借据未收回。一审认定借款80万元与事实不符。（二）关于本案的事实认定问题。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案涉借款是80万元还是50万元，以及借款交付的方式。上诉人分二次通过银行转账向被上诉人借款50万元，借据上说得很清楚。而被上诉人利用未抽回的第一笔30万元借条，起诉两次借款共计80万元，但对凭空多出的30万元借款是如何交付的，在发回重审前后的原审法院两次审理中的说法不一样。重审前被上诉人向法庭提供的是另几笔银行转账共计76万元的证据，余款4万元称现金交付，以证明该80万元的交付情况，但这几笔不同日期的银行转账是被上诉人转给上诉人的工程款。因在交付借款时间、次数上存在很大矛盾，在发回重审后，被上诉人又称2017年4月24日转账17万元，给付现金18万元，2017年8月13日通过银行转账三次49999元约15万元。而2017年8月13日通过银行转账三次给付的约15万元亦是被上诉人给付上诉人的工程款，且前后矛盾。一审法院并未对二审法院发回重审时指明的问题认真审理。（三）关于本案借款交付方式问题。上诉人所借两次借款均是由被上诉人通过银行转付的，被上诉人及二次一审认定绝大部分借款也是通过银行转付的，被上诉人出借给上诉人的借款，包括给付的工程款，无论金额大小，从未现金交付。被上诉人为凑上80万元借款及50万元两次借款及扣付的利息，将转账对不上的数额谎称为现金交付，且在2017年4月24日同一天，通过转账17万元，另给付现金18万元，既无证据证实如何交付现金，与常理不符，亦与第一次审理时其陈述的交付方式和原审法院第一次判决认定的该50万元的交付方式相矛盾。（四）关于本案50万借据内容所反映证明的问题。50万元借据明确表明两次出借的伍拾万元，就是指此前已实际发生的两次借款50万元，这次又重新出具的借据，这也是上诉人未将借据抽回的原因。该借据中又强调单立春在借款人梁大显工程款内将伍拾万元借款直接扣除，这也充分证明这50万元在出具此借条之前已交付完成。而被上诉人所称的在出具50万元之前曾交付18万元现金，没有出具借据及此后转账15万元，显然与出具借据所载明的两次借款相互矛盾，不仅没有证据证明，也不符合交易习惯。（五）关于举证问题。谁主张谁举证是民事审判的原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被上诉人应举证证明借款实际发生，举证责任在被上诉人，而上诉人只要作出合理的说明，法院应综合判断。但原判完全是根据被上诉人自己前后不一致的陈述进行分析判断，在被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如何支付，无法作出合理解释，与常理不符的情况下，将举证责任强加给上诉人。单立春二审辩称，应驳回上诉人诉请，维持一审判决。2017年4月17日上诉人梁大显向被上诉人出具了30万元借条后，被上诉人向对方支付了3万元现金，次日被上诉人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将剩余的27万元借款汇入上诉人的银行账户。因大连吉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线路板项目的工人工资问题，上诉人梁大显再次向被上诉人借款，2017年4月至2017年8月13日间，被上诉人分别向上诉人转账17万元和15万元，并给付上诉人现金18万元，借款额为50万元。以上总借款合计80万元。上诉人陈述其未能将第一次30万元的借条收回，导致被上诉人重复主张的说法无任何事实依据，上诉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在出具借条时，亲笔书写并按捺了手印，说明其具有借款真实意思的表示。因上诉人经营需要，再次向被上诉人借款，在借条中双方约定了借款用途和借款期限后，在借条中注明了借款利率、借款扣除方式等，上诉人如果重复借款，理应抽走第一次借条或者在2017年8月12日的借条中对以前的借款借据做出作废的声明。但上诉人在两次借款后，直至被上诉人单立春主张还款前，都没有向被上诉人做出任何要求，说明该两次借款真实有效。单立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被告偿还借款80万元及利息（其中的50万元自2017年8月12日开始按照年利率36%计算，另30万元自2017年4月17日开始按照年利率6%计算）；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4月17日，被告向原告出具借条一份，内容：“今借到单立春现金（300000.00）叁拾万元正借款：梁大显身份号5130261967××××××××2017.4.17还款日期到2017年6月17日”。2017年8月12日，被告又向原告出具借条一份，内容：“为完成大连吉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40万㎡/年线路板项目，解决工人工资问题，现收到单立春（身份证号：2321021976××××××××）以现金分贰次出借的￥500000.00元（人民币伍拾万元整），借期贰个月，月利率2%（百之贰），贰零壹柒年拾月拾贰日到期时本息一并还清。如到期未还清，愿按月利率5%（佰分之五）计付逾期利息。单立春可在借款人梁大显工程款内将伍拾万元借款直接扣除。如发生争议，双方有权提交大连普湾新区法院管辖。立此为据。借款人：梁大显身份证号5130261967××××××××贰零壹柒年捌月拾贰日2017.8.12。”上述第一笔借款，原告于2017年4月18日通过其中国农业银行个人账户向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账户银行转账27万元。第二笔借款，原告于同年4月24日以相同方式向被告交付17万元，于2017年8月13日以其中国光大银行账户向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账户分三次手机转账合计149997元。庭审中，原告称第一笔借款的其余3万元及第二笔借款的其余18万元为现金交付给被告。上述两份借据出具后，被告于2017年11月29日以银行转账方式向原告支付18万元，于2018年1月16日以银行转账方式向原告支付10万元，于2018年2月14日以银行转账方式向原告支付5万元，于2018年6月14日以银行转账方式向原告支付5万元，以上共计38万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第一、与二借条相一致的原、被告之间的借款数额、交易次数、交易方式是什么、是否有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的情况；第二、被告向原告偿还的38万元是否是偿还的本案借条中的案涉款项；第三、被告应承担的还款利息。针对第一个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对二份借条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第二份借条50万元中的30万元并未实际发生，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6条第二款，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本案中，原、被告对二份借条真实性均认可，且对二份借条内容及借款构成均提出自己意见，一审法院认为，可结合借条内容及当事人的经济能力、交易方式、交易习惯综合判断。原告称，第二份借条中“分贰次出借”是指2017年4月24日及8月13日两日的借款行为，即4月24日银行转账17万，现金支付18万，及8月13日手机银行转账149997元；被告辩称，借条中“现金”的意思并非狭义的用现金支付，而是现金转账，原、被告之间包括借款、支付工程款等各项业务往来，从无现金支付方式，均是转账形式，而第二张借条中的“贰次”为2017年4月17日及4月24日的两次银行转账，第二张借条包含了第一张借条。结合原、被告提供的证据，对比原、被告的两种陈述，一审法院认为，1.二借条均为被告出具，结合被告辩称，一审法院有理由认为，二借条中的“现金”的含义为广义的现金，即为“钱款”。2.被告辩称第二张欠条包含第一张欠条，却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出具了第二张欠条后，未对第一张欠条进行回收或注明，也无法作出合理解释，与常理不符。3.从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及当事人的经济能力来看，被告提供原告向被告支付工程款的部分转账明细，欲证明原、被告双方无现金支付的交易习惯。一审法院认为，工程款与借款性质不同，工程款发生在涉及工程的合同契约关系中，自然人之间的借贷多数发生借贷双方有一定信任基础的情景中，二者在交易发生的规范程度、发生的急迫程度以及对支付方式的选择上都有所区别，故被告的上述证据无法证明所证内容。而在一审普兰店区人民法院对原告的调查笔录中，原告称借款的支付方式“有一部分转账，有一部分现金”，“因为在工地会经常有突发性事件，所以平时我的包里经常放着10万、20万的现金，所以被告有时向我借款，我是现金方式交付的”，对于上述笔录，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为大连吉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副经理，是公司厂房建设工程负责人，这与笔录内容相一致，且有现金支付借款的经济能力。4.从当事人的交易习惯来看，2017年4月17日被告向原告出具第一份借条，2017年4月18日原告为被告银行转账27万元，而2017年8月12日被告向原告出具第二份借条，2017年8月13日原告向被告转账149997元，两次出具借条的习惯一致。对于被告辩称2017年8月13日原告向被告转账的149997元为工程款一节，一审法院认为，从被告提供的2017年1月份到2017年9月份原告向被告给付工程款明细单据来看，上述款项并未在其中，且被告未提供其他证据加以证明，故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被告辩称原告两次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各3万元一节，一审法院认为，在一审普兰店区人民法院对原告的调查笔录中，原告称借款原因是“被告干工程资金不足”“我是为了工程能继续下去才借款给被告”，称第二张借条约定了利息及逾期利息是因为“被告向我借款一般偿还的比较及时”“但是本案的50万元，被告向我借款的时候我也属于资金紧张，我怕被告不还，所以才约定了利息”，该陈述对第一张借条未约定利息作出较为合理的解释，而第二张借条约定了利息及逾期利息，更加与被告辩称不符，且被告未提供其他证据加以证明，故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告对于二份借条借款数额、交易次数、交易方式的陈述，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针对第二个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为，被告辩称，被告已向原告偿还了38万元，并提供了转账记录为证，一审法院对该辩称予以支持。原告称被告还的该38万元并非偿还本案借款，而是偿还之前的借款及利息，并提供上述借条复印件，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所述与原告一审调查笔录自认的“被告向我借款一般偿还的比较及时”相矛盾，且提供证据为复印件，未能说明证据来源，又无其他证据佐证，故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故，被告应偿还原告欠款本金42万元（80万元-38万元）。针对第三个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关于借款利息，第一份借条中未约定借款利息，第二份借条中约定借款利息为月利息2%，未超过年利率24%，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计算得20000元（500000元×2%×2）。关于逾期利息，第一份借条中约定被告还款时间为2017年6月17日，未约定逾期利息，第二份借条中约定被告还款时间为2017年10月12日，约定逾期利息月利率5%，超过年利率24%，故第一份借条按照年利率6%、第二份借条按照年利率24%计算逾期利息较为合理。计算如下：2017年6月18日-2017年10月11日的逾期利息5720元（300000元×6%÷365天×116天），2017年10月12日-2017年11月29日的逾期利息18147元（（300000元×6%÷365天×48天）+（500000元×24%÷365天×48天）），2017年11月30日-2018年1月16日的逾期利息16379元（（120000元×6%÷365天×47天）+（500000元×24%÷365天×47天）），2018年1月17日-2018年2月14日的逾期利息9297元（（20000元×6%÷365天×28天）+（500000元×24%÷365天×28天）），2018年2月15日-2018年6月14日的逾期利息37600元（470000元×24%÷12月×4月），合计87143元。2018年6月15日至还清之日的逾期利息，以42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给付。综上，一审法院判决：一、被告梁大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单立春借款本金42万元、利息20000元及逾期利息87143元，合计527143元，自2018年6月15日起至借款还清之日止的逾期利息以本金42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给付；二、驳回原告单立春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800元，由原告单立春负担2729元，由被告梁大显负担9071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供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2017年4月17日，上诉人梁大显向被上诉人单立春出具借条一份，内容：“今借到单立春现金（300000.00）叁拾万元正借款：梁大显身份号5130261967××××××××2017.4.17还款日期到2017年6月17日”。2017年8月12日，上诉人梁大显又向被上诉人单立春出具借条一份，内容：“为完成大连吉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40万㎡/年线路板项目，解决工人工资问题，现收到单立春（身份证号：2321021976××××××××）以现金分贰次出借的￥500000.00元（人民币伍拾万元整），借期贰个月，月利率2%（百之贰），贰零壹柒年拾月拾贰日到期时本息一并还清。如到期未还清，愿按月利率5%（佰分之五）计付逾期利息。单立春可在借款人梁大显工程款内将伍拾万元借款直接扣除。如发生争议，双方有权提交大连普湾新区法院管辖。立此为据。借款人：梁大显身份证号5130261967××××××××贰零壹柒年捌月拾贰日2017.8.12。”2017年4月18日、4月24日，被上诉人单立春通过其中国农业银行个人账户分别向上诉人梁大显中国建设银行账户银行转账27万元、17万元。庭审中，被上诉人单立春称，上述两份借条系两笔不同的借款，第一笔借款的其余3万元于当日现金支付；第二笔借款除2017年4月24日转账支付17万元外，于同日现金交付18万元，于2017年8月13日以其中国光大银行账户向上诉人中国建设银行账户分三次手机转账合计149997元。上诉人梁大显称，其实际借款两次计50万元，均由被上诉人通过银行转付，第一次2017年4月18日转款27万元（直接扣除利息3万元按30万元借款计算）；第二次于2017年4月24日转款17万元（直接扣除利息3万元按20万元借款计算）。由于上诉人未及时还款，在被上诉人的要求下，将两笔未还借款合计一起，上诉人于2017年8月12日重新给被上诉人出具二次借款合计50万元借据，此前给被上诉人出具的借据未收回。上述借条出具后，上诉人梁大显分别于2017年11月29日、2018年1月16日、2018年2月14日、2018年6月14日以银行转账方式向被上诉人支付18万元、10万元、5万元、5万元，共计38万元。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2017年8月12日出具的50万元借条是因2017年4月17日及2017年4月24日两笔借款未还而重新出具的借条，还是因新的借款而出具的借条。即，2017年8月12日借条中所示的50万元借款是否包含了2017年4月17日借条中的30万元借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举证的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首先，本案系发回重审案件。因原一审判决认定支付2017年8月12日50万元借款系“由原告于2017年4月24日以银行转账方式向被告交付17万元、2017年5月22日原告通过中国银行向被告转账49999元和12万元、2017年8月13日原告三次通过中国光大银行向被告转账各49999元及1万元现金所组成”而该认定明显与该日收条上所写明的现收到单立春以现金“贰次”出借50万元不同，亦与被上诉人单立春的代理人在原一审中所陈述的“这50万元并不是通过现金交付的，是通过手机银行转款数笔，一次只能转账5万元，通过农业银行转账49999元，8月13日通过农业银行转了三笔，每笔是49999元，三笔是15万元，加上现金就是28万元，8月13日通过光大银行转款3笔49999元，共转款15万元，还有一3万元，就是18万元，最后给了4万元现金，形成50万元。……两笔80万元转款都是分别由银行流水支付。有据可查。”“4月24日这笔款与本案不发生关系”相矛盾；且原一审中被上诉人单立春未提供任何证据佐证双方之间存在现金交付的事实，亦与上诉人原一审中提供的被上诉人向其支付工程款的银行明细等证据所证实的被上诉人向其支付工程款都是通过银行转账，双方之间并无现金交付的交易习惯相矛盾，致使本院以原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为由，发回重审。其次，从本案被上诉人单立春一方的陈述及提供的证据考察，其作为原审原告，系主张2017年8月12日的50万元借条并不包含2017年4月17日30万借条的一方，负有举证证明2017年8月12日50万元借款是如何履行的责任，且应保证其陈述与其提供的履行出借款项的证据之间及与借条所示内容之间不产生矛盾。但对2017年8月12日50万元借款是如何履行的这一基本事实，被上诉人单立春方在发回重审前后的陈述，完全不同，且相互矛盾。其代理人在发回重审后一审中陈述的该50万元的支付情况是：“2017年4月24日中国建设银行转账17万元，在大连银行取款17万元向被告以现金方式支付了18万元，2017年8月13日原告通过光大银行向被告用手机转款三次49999元，约15万元，合计50万元”。庭后其代理人又到法院陈述“撤回在开庭时提交的2017年4月24日取款17万元记录证据，这份证据是代理人看错了，是转账记录不是取款记录。18万元现金是在一审中法官对原告本人的调查记录中原告说了，是在工地会经常有突发性事件，原告平时会在包里放10万、20万元的现金，18万元是现金给付的。”但经考察2018年11月21日原一审法官对单立春本人的调查笔录，单立春本人亦未明确陈述该50万元借款具体是如何支付的，何时支付的，更没有任何关于2017年4月24日支付了现金18万元的陈述。即使其代理人可能存在看错证据的情况，但庭审时在该转账证据已经作为该日的转账部分证据向法庭提供的同时，又将其作为支付现金部分取款的证据向法庭提供，显然不合常理，故其庭后到法庭所做的解释亦是自相矛盾。在无任何证据证实该日在大连银行（或其他任何银行）有取款，且被上诉人单立春本人并未有任何关于该日存在现金支付18万元陈述的情况下，其代理人发回重审后在法庭陈述“2017年4月24日以现金交付18万元”不排除是为了拼凑50万元数额并欲达到与该日借条所书写的收到“贰次”出借的50万元的内容相吻合的目的。因此，从上述被上诉人单立春方陈述的2017年8月12日借款50万元的支付情况看，明显前后矛盾，无法自圆其说，无论是其代理人还是其本人，都无法明确陈述该50万元的支付情况，尤其是现金支付的18万元，更无任何证据证实。且2017年8月12日出借的借条，按被上诉人陈述的支付情况，一部分发生于出具该借条近4个月前，一部分发生于出具该借条之后，与该借条上所明确书写的“现收到”单立春以现金分贰次出借的50万元相矛盾；在近4个月前支付的部分，在同一天，一半支付现金，一半转账亦不合常理。故被上诉人方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足以使本院认定“2017年8月12日50万元借条中的借款金额并不包含2017年4月17日30万元借条中借款金额”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的可能性。其三，从本案上诉人梁大显一方的陈述及提供的证据考察，梁大显一方的陈述一直明确且稳定，其所陈述的“上诉人实际借款两次计50万元，均由被上诉人通过银行转付，第一次2017年4月18日转款27万元（直接扣除利息3万元按30万元借款计算）；第二次于2017年4月24日转款17万元（直接扣除利息3万元按20万元借款计算）。由于上诉人未及时还款，在被上诉人的要求下，将两笔未还借款合计一起，上诉人于2017年8月12日重新给被上诉人出具二次借款合计50万元借据，此前给被上诉人出具的借据未收回。”与其提供的2017年4月17日及2017年4月24日的银行转账记录相吻合，亦与2017年8月12日50万元借条中书写的“现收到单立春以现金分贰次出借的50万元”相吻合。且对此前未偿还的多次借款通过出具新的借条予以综合和确认亦符合人们通常的交易习惯。原判所认定的事实和上诉人梁大显原审提供的证据亦能够证明被上诉人单立春于2017年8月13日前后多次以银行或手机转账支付多笔49999元的方式向上诉人梁大显支付工程款（如：2017年5月22日单立春向梁大显转账支付49999元、2017年8月11日单立春向梁大显转账两笔49999元、2017年9月8日、9月9日单立春分别向梁大显转账49999元用于支付工程款等），故也不能排除2017年8月13日被上诉人单立春通过光大银行向上诉人梁大显用手机转款三次49999元，约15万元系支付工程款的可能性，且该款的支付时间与2017年8月12日借条上书写的“现收到”50万元借款的表述相矛盾。至于是否可能存在上诉人梁大显在2017年8月12日向被上诉人单立春出具新的总结性借条后，未将2017年4月17日的借条收回的情况，从上诉人梁大显系被上诉人单立春承包工程的实际施工人的双方关系及被上诉人单立春在本案发回重审前后能够向原审法院提供多份2016年-2017年间梁大显向其出具的借条复印件等事实看，亦不应排除存在这种可能性。故，依据现有证据及相关事实，本院认为认定2017年8月12日借条中借款50万元并不包含2017年4月17日借条中借款30万元的待证事实的真伪不明，依照上述法律规定，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故本案只应认定上诉人梁大显向被上诉人单立春借款50万元，且2017年8月12日前未约定利息，自2017年8月12日起双方约定了借款利息。依据双方的约定及相关法律规定，上诉人应按月利率2%支付未偿还款项的利息，但自2017年10月12日起，对于已经偿还的款项应先按月利率3%扣除利息，余款抵扣本金。因上诉人梁大显分别于2017年11月29日、2018年1月16日、2018年2月14日、2018年6月14日以银行转账方式向被上诉人偿还了18万元、10万元、5万元、5万元。故分别扣除利息及本金如下：2017年8月12日至2017年10月11日利息为20000元（500000元×2%×2个月），自2017年10月12日至2017年11月29日利息为23671.23元（500000元×36%÷365天×48天），故至2017年11月29日，上诉人偿还的18万元中，应扣除利息43671.23元，余款136328.77元应偿还本金，至此剩余本金363671.23元未还。自2017年11月30日至2018年1月16日利息为17092.55元（363671.23元×36%÷365天×47天），故至2018年1月16日，上诉人偿还的10万元中，扣除该利息后，余款82907.45元应偿还本金，至此剩余本金280763.78元未还。自2018年1月17日至2018年2月14日利息为7753.70元（280763.78元×36%÷365天×28天），故至2018年2月14日，上诉人偿还的5万元中，扣除该利息后，余款42246.30元应偿还本金，至此剩余本金238517.48元未还。自2018年2月15日至2018年6月14日利息为28622.10元（238517.48元×3%×4个月），故至2018年6月14日，上诉人偿还的5万元中，扣除该利息后，余款21377.90元应偿还本金，至此剩余本金217139.58元未还。故自2018年6月15日至还清之日止，上诉人应以217139.58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给付利息。综上所述，上诉人梁大显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对成立的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五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大连市普兰店区人民法院（2019）辽0214民初6400号民事判决；二、上诉人梁大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被上诉人单立春借款本金217139.58元，并偿还自2018年6月15日起至借款还清之日止，以本金217139.58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给付金钱义务，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限的债务利息。三、驳回上诉人梁大显的其他上诉请求；四、驳回被上诉人单立春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1800元（被上诉人单立春已预交），由上诉人梁大显负担7375元，被上诉人单立春负担442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307元（上诉人梁大显已预交），由上诉人梁大显负担5191.88元，被上诉人单立春负担3115.12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毛国强审判员  富喜胜审判员  缪 明二〇二〇年六月九日书记员  陈彩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