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11民终2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贵庭，男，生于1958年03月11日，汉族，住四川省峨眉山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熊英俊，四川守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吉庸，男，生于1972年09月27日，汉族，住四川省峨眉山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覃仁秋，四川坤宏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建群，四川坤宏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徐国容，女，生于1963年10月22日，汉族，住四川省峨眉山市。 上诉人李贵庭因与被上诉人王吉庸、原审第三人徐国容居间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峨眉山市人民法院（2018）川1181民初23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5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贵庭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熊英俊、被上诉人王吉庸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覃仁秋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徐国容经本院公告送达传票，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贵庭上诉请求：撤销（2018)川1181民初2398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王吉庸对李贵庭和徐国容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一审认定事实不清。一审只查明《合作协议》的存在，却并未查明王吉庸与李贵庭是否有过真实的居间行为存在，是否实际收到了居间费，《合作协议》是李贵庭受到王吉庸胁迫情况下签订，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应撤销；王吉庸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李贵庭指定原审第三人徐国容收取中介费300万元，徐国容的行为是自己的行为，李贵庭与徐国容离婚十余年，李贵庭一直在云南打工，偶尔回峨眉。2.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王吉庸没有居间行为，李贵庭也没有收取过居间费；徐国容不是协议的乙方，且与李贵庭离婚十余年，不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徐国容账户上是否有300万元与王吉庸、李贵庭无关，没有要求承担连带责任的法律依据。3.一审法院程序上存在问题：在公告送达开庭传票给徐国容的时候没有在报纸上公告，案件由简易程序转成普通程序没有告知李贵庭，因为王吉庸缴纳的诉讼费是简易程序的诉讼费，没有缴纳相应的增加诉讼费，判决后一审法院没有要求向徐国容公告送达判决书，而是在李贵庭缴纳公告费后才一并公告了上诉状和判决书。 王吉庸辩称，一审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请求，维持原判。1.本案一审程序问题：公告案件适用普通程序是法律规定，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我们得到了法院告知。2.李贵庭、王吉庸、杨国钢三方签订居间协议对已收到的385万居间费按比例进行分配，该居间协议是由三个有独立民事行为能力人签订，未违反任何法律规定，对三人有约束力，李贵庭提出该协议是被胁迫签订，但其没有证据证明该事实，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3.从事实来看，徐国容和李贵庭曾经有较长婚姻关系；从证据看协议上载明的385万元均进入徐国容账户，在协议中李贵庭也载明他已经收到该款，徐国容从法律主体上看可以承担连带责任；从客观事实上，本案争议的385万的中介费都进入了徐国容账户，因此徐国容应该与李贵庭连带承担支付义务。 徐国容经本院公告送达传票，既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未提交书面陈述意见。 王吉庸一审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李贵庭支付王吉庸中介费966,000元及利息（从2016年10月22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款清之日止）；2、判令徐国容对以上债务承担连带责任；3、由李贵庭、徐国容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事实：李贵庭与徐国容原系夫妻关系，2007年1月29日，因感情不和协议在峨眉山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离婚。2016年7月21日，王吉庸、李贵庭与案外人杨国钢书面签署合作协议，协议内容为：云南省怒江州贡山县顺达有限公司将顺达公司卖于成都谭力生、杨永继自然人的中介费用，甲方和家旭承诺交易成功后支付给李贵庭中介费用人民币现金一千万元整，现已收到和家旭现金转账三百万元整，乙方谭力生、杨永继承诺交易成功后支付李贵庭中介费用人民币六百五十万元整，现已收到谭力生、杨永继现金转账给李贵庭人民币八十五万元整。中介人：李贵庭、杨国钢、王吉庸三人。经三人共同商议分配中介费用如下：一、李贵庭占中介费用总数的35%股份；二、杨国钢占中介费用总数的35%股份；三、王吉庸占中介费用总数的30%股份。现李贵庭已收到以上双方的中介费用共计现金三百八十五万元整，除去李贵庭所有开支四十万元整，杨国钢开支三十万元整，王吉庸开支三万元整，杨国钢现已收到李贵庭中介费九十万元整，按股份划分杨国钢应分得一百零九万元整，现李贵庭支付杨国钢人民币现金四十九万元整（包括三十万元开支在内），现李贵庭应支付王吉庸人民币现金九十六万六千元整（包括开支三万元整），李贵庭按股份划分应得一百零九万元整，加上开支四十万元，共得人民币一百四十九万元整。现经三方共同商定由李贵庭支付杨国钢人民币现金四十九万元整，支付日期2016年10月21日前，由李贵庭支付王吉庸人民币现金九十六万六千元整，支付日期2016年10月21日前，付款以收据为准。特此注明：后续中介费以李贵庭收到实数为准后再由以上三人共同分配，三方签字生效。此协议一式三份，每人一份。中介人李贵庭、杨国钢、王吉庸分别签名按捺。 另查明，徐国容于2015年04月14日收到转账300万元。2018年07月30日，王吉庸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归纳本案争议焦点为：1、合作协议的效力；2、中介费的确定；3、徐国容应否承担连带责任。关于焦点一，依据当事人及案外人三方签订的《合作协议》内容可以看出，王吉庸、李贵庭及案外人杨国钢所起的媒介作用，内容系三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李贵庭未举证证明该协议系受威胁、胁迫情况所签订，且王吉庸已举证证明李贵庭指定徐国容收到部分中介费的事实依据，故应认定该《合作协议》有效。关于焦点二，依据当事人及案外人三方签订的《合作协议》内容得知，李贵庭除指定徐国容收到交易一方中介费300万元外，还收到另一交易方中介费85万元，扣除三方当事人开支部分，王吉庸按照约定占有中介费用总数30%份额，实际应当分得居间报酬为96.6万元。关于焦点三，依据当事人及案外人三方签订的《合作协议》内容看，李贵庭指定将部分中介费用转入徐国容账户，王吉庸有理由相信李贵庭与徐国容系夫妻关系，且徐国容未到庭举证证明其账户收到的转款300万元的性质及是否支付给李贵庭的事实依据，故徐国容应当对李贵庭承担责任的部分承担连带责任。 综上所述，王吉庸的诉讼主张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第四百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在本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由李贵庭与徐国容连带支付王吉庸居间报酬共计966,000元及利息（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6年10月22日起计算至款清之日止）。案件受理费收取6,730元，公告费300元，由李贵庭、徐国容共同负担。 loz二审中，李贵庭提交新证据：1.案外人谭力生提交的《情况说明》一份，拟证明谭力生与徐国容之间的转款85万元，系其与徐国容之间的单纯的经济来往，与李贵庭没有关系；2.案外人谭力生提交的《声明》一份，拟证明谭力生不认识王吉庸，也未委托王吉庸进行过居间业务。王吉庸质证认为谭力生未到庭作证，对上述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不认可，也不能达到李贵庭的证明目的。王吉庸提交新证据：1.2015年1月19日谭力生转款给徐国容85万元的银行卡取款业务回单一份，拟证明该笔85万元就是《合作协议》上载明李贵庭已收到的85万元；2.王吉庸向二审法院申请调查令，向峨眉山农村商业银行调取的2015年4月14日-2015年6月30日期间徐国容的账户明细，该账户载明2015年4月14日进账300万元，拟证明该笔300万元即《合作协议》上载明的300万元。李贵庭对第一份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真实性无异议，但无法核实该份证据上的徐国容与本案的徐国容是否为同一人，且交易时间是2015年1月，《合作协议》的时间是2016年7月，故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也不能达到王吉庸的证明目的。本院认为，李贵庭提交的谭力生出具的《情况说明》和《声明》，性质上属于证人证言而非书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八条第三款：“无正当理由未出庭的证人以书面等方式提供的证言，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规定，谭力生未出庭作证，对该两份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对王吉庸提交的银行卡业务回单和徐国容四川省农村信用社借记卡明细对账单上均加盖了银行的业务专用章，且李贵庭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认为该份证据真实合法，也与本案有关联，应予采信。 二审经审理查明事实除以下事实外与一审已查明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2015年1月19日谭力生卡号为62×××77的银行卡通过卡卡转账形式向徐国容账号为62×××78的卡号转账85万元；2015年4月14日，四川省农村信用社户名为徐国容的卡号为62×××57的账户转入300万元。 再查明，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遇节假日顺延）9时30分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应改为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上述事实有银行卡业务回单、四川省农村信用社借记卡明细对账单、一、二审庭审中当事人陈述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一审法院是否存在程序违法的问题。二、《合作协议》是否真实存在？三、李贵庭是否承担款项支付责任？ 一、一审法院是否存在程序违法的问题。经查，一审法院于2018年10月25日将本案由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后与2019年9月9日重新开庭进行了审理并进行了举证质证、法庭调查、辩论，在判决后向徐国容网络公告送达了一审民事判决书、上诉状，保障了诉讼中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一审不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五条规定的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问题，李贵庭认为一审法院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二、《合作协议》是否真实存在的问题。本院认为，《合作协议》上尾部有王吉庸、李贵庭及案外人杨国钢三方签名并捺印，表明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李贵庭虽认可由王吉庸、李贵庭及案外人杨国钢三方签订的《合作协议》上的签名捺印是其本人签署，但抗辩其是受王吉庸胁迫所签署，协议内容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但并未提交签订《合作协议》后的报警记录等证据予以证明其受到胁迫情形，且在签定该协议后，也未以受到胁迫为由申请撤销该《合作协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规定，李贵庭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王吉庸提供的银行卡取款业务回单、徐国容的账户明细也与《合作协议》载明的内容和金额相吻合，能够证明李贵庭指定徐国容收到部分中介费的事实，故本院认定该《合作协议》真实合法有效。 三、李贵庭是否承担款项支付责任的问题。如前所述，《合作协议》真实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按照协议的约定履行权利义务。依据《合作协议》内容来看，李贵庭已收到的中介费用共计现金385万元，除去所有开支按股份划分后李贵庭应支付王吉庸居间报酬为96.6万元，李贵庭应当按约支付。 另关于李贵庭在上诉理由中称，徐国容不是协议方，且与李贵庭离婚十余年，不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之规定，因徐国容并未对本案提出上诉，也不存在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形，徐国容是否承担责任不是本案二审的审理范围，故本院对此不予评述。 综上，李贵庭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但在二审中因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第三百二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四川省峨眉山市人民法院（2018)川1181民初2398号民事判决； 二、在本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由李贵庭与徐国容连带支付王吉庸居间报酬共计966，000元及利息［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1-5年期）贷款利率从2016年10月22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从2019年8月20日至款付清之日止］。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收取6,730元，公告费300元，由李贵庭、徐国容共同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6,730元，公告费300元，由李贵庭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 艳 审 判 员  杨梅娜 审 判 员  李金伟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日 法官助理  童渝婷 书 记 员  刘佳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