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377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何焕芬，女，1974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孔秋廉，广东理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嵘，男，1971年8月1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国华，广东雄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骆雅清，广东雄宇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嵘，女，1986年12月5日出生，回族，住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梦影，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何焕芬因与被上诉人郑嵘、陈嵘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3民初59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何焕芬的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确认郑嵘、陈嵘于2019年2月2日签订的《个人抵押借款合同》无效；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郑嵘、陈嵘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涉案房屋已做公证，明确99％的产权归何焕芬所有，而郑嵘等人伪造有关文件，将案涉房屋抵押给陈嵘并骗取借款2200000元，属无权处分，不能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何焕芬与郑嵘系夫妻，案涉房屋也是婚姻存续期间的财产，但对案涉房屋的归属已作约定，并在广州市荔湾区公证处作了公证，明确房屋全部产权归何焕芬所有，该公证对双方具有约束力。案涉房屋虽然登记在郑嵘的名下，实际上却是何焕芬的个人财产，而郑嵘等人通过伪造户口簿、民事调解书等方式办理了抵押登记，骗取了陈嵘的借款，属于非法取得，涉及的是刑事犯罪，不能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二、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查询得知，陈嵘经常参与诉讼，对法院的裁判文书内容及基本形式了如指掌。另外，陈嵘身为主营业务为提供贷款公司的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没有履行即使普通人都应当履行的注意义务。故陈嵘未尽到合理、必要的审查义务，本身存在重大的过失。第一，陈嵘作为职业放贷人，对法院文书了如指掌，不可能不具备专业法律知识及辨别力。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查询，可以知道陈嵘多次参加法律诉讼，法律知识相当丰富，作为经常参与诉讼的人来说，对于法院的裁判文书内容及基本形式应当非常熟悉，况且陈嵘还作为主营业务为提供贷款公司的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不可能无法辨别裁判文书的真伪。第二，（2015）越法民初字第0215号民事调解书具有很多常识性的错误，就算是一般的公民，也能辨别。比如“广东省越秀区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明显有错误，准确的调解书开头应该是“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案号（2015）越法民初字第0215号民事调解书错误，正确案号应该是（2015）穗越法民初字第215号民事调解书；落款处“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不应该盖法院的公章，就算需要盖公章，也应该由法院盖“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的长方形公章；调解书开头“广东省越秀区人民法院”与公章“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明显不符；调解书最后一段没有缩进两个字符，现实中哪有如此草率的调解书；管辖权也存在问题，被告居住地址在广州市荔湾区，案件怎么可能归越秀区法院管辖。基于上述常识错误，陈嵘应当要求郑嵘到法院调取相应的文件，以便证明该调解书的真实性。但是陈嵘在未核实调解书真实与否的情况下直接与郑嵘签订了《个人抵押借款合同》并办理了抵押登记，存在重大过失。第三，陈嵘持有的、变造的《居民户口簿》，在郑嵘的“婚姻状况”处签署了“离异”字样的印章，而在何焕芬的“婚姻状况”处仅显示“有配偶”，却没有签署“离异”字样的印章。普通人看到这两处完全不同的情况，自然而然的、本能的会对这种显而易见的巨大不同产生强烈的质疑，不会接受该《居民户口簿》，不会依据该《居民户口簿》认为何焕芬与郑嵘已经离婚。陈嵘身为主营业务为提供贷款公司的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接受了即使普通人都不会接受的《居民户口簿》，并以此认为何焕芬与郑嵘已经离婚，构成重大过失。第四，需要核对原件是常识，是任何一名普通人在接受和审查资料时的必经程序；仅提供复印件但无法提供原件予以核对的资料，即使普通人也不会仅凭复印件判断、认定相关事实。一审庭审中，陈嵘确认其只看到郑嵘持有的《民事调解书》的复印件，并没有看到该《民事调解书》的原件，陈嵘没有核对该《民事调解书》的原件。即陈嵘身为主营业务为提供贷款公司的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面对《民事调解书》却没有履行普通人应当履行的义务和程序，并据此认为案涉房屋属于郑嵘一人所有，陈嵘构成重大过失。第五，在案外人郑某与吴某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吴某提出：“我见他离婚协议都是15年的了，怎么会没有离婚证”，这说明陈嵘在签订抵押合同办理抵押登记的时候没有要求郑嵘出示离婚证。在《居民户口簿》与《民事调解书》都存疑的情况下，陈嵘居然没有要求郑嵘出具《离婚证》，也没有要求郑嵘到民政局调取离婚证明，就贸然签订抵押合同办理抵押登记，作为主营业务为提供贷款公司的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陈嵘本身就存在重大过失。第六，陈嵘为主营业务为提供贷款公司的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接受案涉房屋为抵押物，却根本不到房屋实地核实房屋的现状、使用情况等等，这就是重大过失。因此，对于善意取得中“善意”判断，不应只是单纯考察在取得财产或权利时是否明知或应知出让人无权处分，是否支付了合理对价，还应根据受让人自身状况及交易经验判定其应尽到何种程度的注意义务，及是否尽到该义务。三、本案存在诉讼中止的法定情形，但原审没有裁定诉讼中止，原审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一审判决认定：“郑嵘与陈嵘签订了借款合同，且陈嵘真实履行了借款合同向郑嵘银行账户转账支付了借款2200000元，郑嵘也偿付了部分利息，可见双方之间的借款合同乃真实履行并无虚假”的事实错误。“陈嵘与郑嵘就案涉借款合同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为（2019）粤0104民初40847号）”，在该案件未下判决认定陈嵘与郑嵘之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合法有效的前提下，就贸然认定双方之间的借款合同乃真实履行并无虚假，显然不合适。另外，案涉合同是抵押担保合同，是从合同。根据《担保法》第五条第一款的规定，案涉合同之主合同即《借款合同》的效力影响案涉合同的效力。案涉合同之主合同的《借款合同》纠纷尚在审理之中，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的规定，应当依法裁定中止诉讼。四、从郑嵘与案外人吴某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可以看出，陈嵘在签订合同时已经知道郑嵘对案涉房屋无处分权，但是依然恶意串通郑嵘签订抵押合同，办理抵押登记，损害何焕芬的合法权益。郑嵘与案外人吴某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有：“2019年5月22日，郑嵘：‘下午3点半吧。上回资料避免提及’；吴某‘好，你说上回中介做的离婚协议?’郑嵘：‘是’”。从这些聊天记录中可以知道，陈嵘在签订抵押担保合同时，已经知道离婚协议是中介做的，而不是法院作出的，在双方没有正式领取离婚证之前，郑嵘对案涉房屋没有处分权。众所周知，中介做的离婚协议不具有法律效力，要想获得不动产登记中心的抵押登记还得有生效的法律文书，而陈嵘在知道郑嵘个人婚姻信息及案涉房屋的具体情况下，依然恶意与郑嵘签订抵押担保合同，办理抵押登记，严重损害了何焕芬的合法权益。五、一审适用法律不当。本案中，陈嵘作为经常参与诉讼且身为主营业务为提供贷款公司的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其本身应当具有比平常人更高的注意和审查义务，但是在《居民户口簿》和《民事调解书》具有明显缺陷的情况下，没有核对原件或者要求郑嵘进一步提交证明材料，本身具有重大过失。此外，从本案的证据中可以看出，陈嵘是知道郑嵘对案涉房屋没有处分权，却依然选择与郑嵘签订抵押担保合同，恶意串通，损害何焕芬的合法权益。一审法院在认定事实错误的情况下，错误适用法律，属适用法律不当。本案应该适用《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四条：“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规定。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程序违法，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依法纠正。被上诉人陈嵘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晰。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一、何焕芬与郑嵘之间的《夫妻财产协议》没有公示，也没有告知陈嵘，对陈嵘无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一条：“一方未经另一方同意出售夫妻共同共有的房屋，第三人善意购买、支付合理对价并办理产权登记手续，另一方主张追回该房屋的，人民法院不予以支持。”该司法解释虽是对房屋买卖而言，但举重以明轻，对于抵押也应当参照上述条款办理。何焕芬与郑嵘双方签署《夫妻财产协议》，没有公示，没有办理产权变更登记，也没有告知陈嵘。故该协议仅在何焕芬与郑嵘之间产生效力，对陈嵘无效。二、陈嵘善意取得抵押权，符合《物权法》中关于善意取得的规定。根据《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陈嵘取得抵押权是善意的：（1）郑嵘在向陈嵘借款及办理抵押登记时，告知陈嵘，其已离婚，抵押房产归其一人所有，陈嵘对《夫妻财产协议》毫不知情。直到何焕芬提起原审诉讼，陈嵘才知道《夫妻财产协议》的存在。2019年5月13日，郑嵘已经拖欠借款，才告知陈嵘其实际未离婚，提供的《民事调解书》是伪造的。（2）郑嵘在2019年2月2日向陈嵘提供了《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显示荔湾区逢源路118号2901房为郑嵘单独所有，根据物权公示公信原则，陈嵘有理由相信该房产是郑嵘单独所有的。（3）根据何焕芬提交的《复制档案资料》，不动产登记中心员工询问房产是否存在未登记的共有人，勾选项“否”，并有郑嵘签名。（4）郑嵘向陈嵘提供了《民事调解书》，载明：“夫妻共同财产位于广州市荔湾区逢源路118号2901房的房产归男方所有”。郑嵘向陈嵘提供的《居民户口簿》婚姻状况处盖有“逢源派出所离讫”章。而郑嵘也因为涉嫌伪造、变造国家机关公文及印章罪被刑事拘留。（5）根据郑嵘、郑某分别与案外人吴某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看出来，郑嵘向陈嵘借款及办理抵押登记时，称其已离婚，抵押房产归其一人所有。2019年5月13日，郑嵘哥哥郑某与案外人吴某微信聊天记录，吴某问郑某：“他不是之前就离婚了吗！”郑某说：“没有，一直处在离婚状态但没正式办”吴某：“我见他离婚协议都是15年的了，怎么会没有离婚证？”，吴某：“我见他15年已经法院判决离婚了，现在又要办什么离婚事？”2019年5月31日，郑嵘与吴某的聊天记录，吴某回复：“并且当时你是以离婚形式来贷款的，后经调查发现对我们存在隐瞒”。2019年5月16日，郑嵘与吴某聊天记录，郑嵘称：“如太太坚持办理离婚，同意不分割房产，我一人独有”。2019年5月22日，郑嵘与吴某聊天记录，郑嵘称：“办离婚，清晰界定物业归我所有”。上述微信聊天记录都经原审法官当庭核对过吴某、郑嵘、郑某的手机微信。2.陈嵘已将借款220万元转账给郑嵘。陈嵘已于2019年2月2日将借款220万元转账给郑嵘，郑嵘按月支付利息。3.陈嵘与郑嵘签署的《个人抵押借款合同》已办理抵押登记。综上，陈嵘善意取得抵押权，符合《物权法》关于善意取得的规定。三、陈嵘对抵押房产的产权情况已经尽到了合理的审查义务。首先，何焕芬在上诉状中歪曲事实，提出了一些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的说法。实际上，陈嵘并不是“职业放贷人”，也不是“主营业务为提供贷款公司的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郑嵘、郑某当面告知陈嵘，抵押房产归郑嵘一人所有，并且由郑嵘提供了房产证、房产查册表、《民事调解书》、盖有离讫章的《居民户口簿》，陈嵘也核实过抵押房产现场的情况，均显示郑嵘已经离婚，抵押房产归其一人所有。郑嵘提供的《民事调解书》载明何焕芬与郑嵘的离婚财产分割情况，并盖有法院公章；《居民户口簿》盖有逢源派出所章，即便作为法律工作者，也难以从肉眼判断出真假，陈嵘作为非法律工作者，不可能判断出《民事调解书》《居民户口簿》系伪造、变造的，更没想到有人会做出涉嫌犯罪的伪造、变造国家机关公文、印章的行为。陈嵘相信抵押房产归郑嵘一人所有是合理的，已经尽到了应尽的审查义务。四、何焕芬没有提供任何能够证明《个人抵押借款合同》无效的证据。何焕芬主张《个人抵押借款合同》无效，却没有提供任何一项可以证明其主张的证据，只是在歪曲事实的基础上，做出毫无依据的推测。何焕芬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陈嵘、郑嵘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而郑嵘与案外人吴某的微信聊天记录、案外人郑某与吴某的微信聊天记录，均反映郑嵘在借款时刻意隐瞒房屋产权真实情况，告知抵押房产归其一人所有。陈嵘、郑嵘没有恶意串通的必要。陈嵘与郑嵘签订《个人抵押借款合同》为郑嵘的债务提供担保，是为了确保陈嵘可以实现债权。郑嵘向陈嵘借款时，郑嵘与何焕芬是夫妻关系，郑嵘也不可能与外人恶意串通，损害其配偶的利益。故何焕芬主张陈嵘、郑嵘恶意串通，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常理。五、本案不存在应当中止诉讼的法定情形。本案的审理不需要以（2019）粤0104民初40847号案的判决结果为依据，本案不存在应当中止诉讼的法定情形。综上所述，物权登记基于公示而产生公信力，陈嵘实实在在地向郑嵘出借220万元，善意取得抵押权，于法、于理有据。抵押房产已经由何焕芬、郑嵘购买十几年，何焕芬明知道物权变动需要进行登记，却不办理登记，理应承担由此带来的法律后果。何焕芬与郑嵘是夫妻关系，郑嵘不可能与外人恶意串通，损害夫妻二人的利益。何焕芬在原审中提交的证据《不动产登记查册表》、不动产抵押登记档案、郑嵘银行账户转账流水，查询人显示是郑嵘，由郑嵘提供给何焕芬。何焕芬与郑嵘作为原告、被告双方，在原审中意见一致，可见何焕芬与郑嵘恶意串通，私下签署《夫妻财产协议》不公示，欺骗陈嵘出借款项，又提起本案的诉讼，企图拖欠220万元的借款不还，损害陈嵘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郑嵘答辩称：一、案涉居民户口簿和民事调解书，并非郑嵘伪造变造，郑嵘也没有参与前述文件的变造和伪造。何焕芬称郑嵘等人通过伪造户口簿、民事调解书等方式，将涉案房屋抵押给陈嵘，骗取借款220万元，与客观事实不符，没有事实根据。二、虽然广州市公安局荔湾分局立案侦查的郑某等人涉嫌伪造、变造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案涉及郑嵘，但是由于郑嵘并没有参与案涉的民事调解书、居民户口薄的伪造、变造，且公安机关也没有证据能证明郑嵘有参与案涉居民户口簿和民事调解书的伪造变造，所以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检察院对郑嵘作出不予批准逮捕的处理，而广州市公安局荔湾分局也基于荔湾区检察院没有批捕郑嵘，而于2019年12月13日对郑嵘予以取保候审。三、郑嵘与陈嵘之间不存在有恶意串通的事实，何焕芬上诉称郑嵘与陈嵘故意串通与事实不符。四、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原审判决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15条规定，认定陈嵘为善意，并认定涉案的抵押合同有效，应该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何焕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陈嵘与郑嵘于2019年2月2日签订的《个人抵押借款合同》之抵押合同关系无效；2.判令陈嵘、郑嵘共同承担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何焕芬与郑嵘系夫妻关系，于2002年6月17日登记结婚。郑某与郑嵘系兄弟关系。广州市荔湾区逢源路118号2901房（案涉房屋），建筑面积77.8451平方米，于2006年10月9日登记于郑嵘与案外人廖可宜名下，为两人共同共有。2013年2月1日，郑嵘与何焕芬签订《夫妻财产协议书》约定：以郑嵘名字登记的案涉房屋的共有产权归何焕芬一人所有。该协议经广州市荔湾公证处以（2013）粤广荔湾第1145号公证书予以公证。2019年1月15日，郑嵘与廖可宜签订《房屋共有产权析产具结书》，约定案涉房屋由郑嵘占有99%的产权份额，廖可宜占有1%产权份额。同日，双方又签订《广州市存量房买卖合同》，廖可宜将其占有案涉房屋的1%产权份额出售给郑嵘。2019年1月19日，案涉房屋登记于郑嵘一人名下，为郑嵘单独所有。2019年2月2日，陈嵘（债权人、抵押权人）与郑嵘（债务人、抵押人）签订《个人抵押借款合同》约定，一、乙方向甲方借款2500000元；二、借款期限自2019年2月2日至2019年5月1日。如实际放款日与该日期不符，以实际借款日期为准；三、利息按月结清，月初支付当月利息，本金在借款到期日结清；五、乙方将其名下的位于荔湾区逢源路118号2901房的房产价值作为本合同项下的借款向甲方提供抵押担保，该房屋产权证号为05××21，建筑面积77.8451平方米，套内建筑面积为60.991平方米；六、本抵押担保的最高债权数额为4600000元，抵押期限自抵押登记之日起至主债务履行完毕。七、本抵押所担保的主债权范围包括：本合同项下的借款本金、利息、违约金等等。合同签订当日，陈嵘与郑嵘以《个人抵押借款合同》向广州市不动产权登记中心申请办理了抵押权登记手续。广州市不动产权登记中心以他项案号2019登记1007914号予以登记，抵押权人为陈嵘，最高债权数额为4600000元。同日，陈嵘向郑嵘银行账户转账2200000元。之后，陈嵘（出借方、甲方）与郑嵘、郑某（借款人、乙方）补签了《借款合同》，约定：甲方向乙方提供个人房屋抵押借款，借款金额2200000元，借款利息3%/月，借款期限3个月，自2019年2月2日至2019年5月1日；借款自实际提款日起计息，乙方于每月1日向甲方支付约定利息；为保障甲方的合法债权，乙方自愿以合法持有的位于荔湾区逢源路118号2901房的个人房产作为抵押物；等等。另查，陈嵘与郑嵘就案涉借款合同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由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审理，案号为（2019）粤0104民初40847号。本案在一审审理过程中，何焕芬申请了财产保全。一审法院于2019年7月22日作出了（2019）粤0103民初5903号及（2019）粤0103民初5903-1号民事裁定书，分别查封了案涉房屋百分之一产权份额及何焕芬提供担保的房屋。陈嵘当庭提交了郑嵘户的居民户口簿及（2015）越法民初字第0215号民事调解书，以证明郑嵘向陈嵘借款时，提供了其居民户口簿及与何焕芬的离婚调解书。郑嵘不确认居民户口簿的真实性、合法性，郑嵘确认有提供户口簿给其哥哥郑某，但户口簿是没有盖离讫章，也没有划改的，不确定户口簿是郑某变造还是陈嵘变造；不确认（2015）越法民初字第0215号民事调解书的三性，郑嵘从未提供该调解书，认为该调解书是伪造的。何焕芬称郑嵘从未提起离婚诉讼，也未与郑嵘达成任何调解协议，该调解书存在非常明显直观的严重错误，陈嵘应当知道该调解书是伪造的。经一审法院分别向广州市公安局逢源派出所及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发函查询，广州市公安局逢源派出所于2019年8月8日复函：1、郑嵘户口簿中郑嵘户口页所盖“逢源派出所X讫”（X该字无法识别）的印章与我所印章不符，属于假章，且广东省常住人口管理信息系统记载其婚姻状况为已婚，并未有变更。2、何焕芬户口页中“迁出”章与我所印章不符，属于假章，且何焕芬的户口广东省常住人口管理信息系统未有迁出。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17日复函：1、我院不存在原告郑嵘诉被告何焕芬的（2015）越法民初字第0215号离婚纠纷一案；……3、我院从未作出过（2015）越法民初字第0215号民事调解书。根据广州市公安局逢源派出所及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的复函，陈嵘当庭提交的郑嵘户的居民户口簿及（2015）越法民初字第0215号民事调解书系变造、伪造，一审法院已经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将该两份涉嫌伪造、变造国家机关公文及印章的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给有关公安机关查处。一审庭审中，陈嵘与郑嵘确认签订了两份借款合同，《个人抵押借款合同》用于向房管部门备案，实际履行的是《借款合同》。郑嵘提交了郑某的《证人证言》、转账记录、广州市融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纳公司）的企业信息报告、郑某及郑嵘分别与融纳公司员工的微信聊天记录，以证明郑嵘并非真正的借款人，真正借款人是郑某，且该借贷是融纳公司安排的套路贷，也是高利贷。何焕芬对郑某的《证人证言》、郑某及郑嵘分别与融纳公司员工的微信聊天记录三性予以确认，主张郑某是真正的借款人，借款属于套路贷，陈嵘出借借款不是善意；对融纳公司的企业信息报告三性予以确认，该证据显示陈嵘既是融纳公司的大股东，又是融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证明陈嵘对借款的事宜及对借款有关的资料审查具有丰富的经验，很强的风险控制能力。陈嵘对郑某出具的《证人证言》有异议，认为郑某系利害关系人，其陈述的内容与事实不符；对融纳公司的企业信息报告认为陈嵘并非法律工作者，已经尽到了充分的注意义务。陈嵘提供了案外人吴某与郑嵘及郑某的微信聊天记录，以证明郑嵘向陈嵘借款时，刻意隐瞒未离婚的事实，陈嵘对郑嵘未离婚一事毫不知情。一审法院当庭责令郑嵘提交其个人手机，将郑嵘个人手机中的微信聊天记录与陈嵘当庭提供吴某的个人手机中的微信聊天记录进行核对。经核对，郑嵘个人手机微信中与备注名为“融纳资产吴经理”的微信号聊天记录的内容与吴某的个人手机微信中与备注名为“客郑嵘”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一致，故一审法院当庭确认郑嵘与吴某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且郑嵘提交的郑嵘与融纳公司员工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据系郑嵘与吴某微信聊天内容的截图。另，一审法院当庭要求郑嵘提供其哥哥郑某的微信号，郑嵘当庭提供郑某的微信号为×××，经一审法院与吴某手机中备注名为“客郑某郑嵘哥哥”的微信号比对，微信号一致，故一审法院对陈嵘所提交的吴某与郑某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予以确认。其中，吴某与郑某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有：“2019年5月13日，郑某：‘你好吴总，这两天和郑嵘沟通转银行贷款的事，现在问题是他和老婆正在办离婚，他老婆目前不肯配合去银行签字……’吴某：‘他不是之前就离婚了吗？’郑某：‘没有，一直处在离婚状态但没正式办。’吴某：‘我见他离婚协议都是15年的了，怎么会没有离婚证？’郑某：‘那个应该是上次中介搞的吧’。”何焕芬主张郑嵘与陈嵘存在恶意串通侵害何焕芬的权益，且郑嵘无权处分属于何焕芬所有的房产，根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要求确认郑嵘与陈嵘签订的《个人抵押借款合同》中的抵押合同关系无效。何焕芬主张郑嵘户的居民户口簿及（2015）越法民初字第0215号民事调解书系变造、伪造的，陈嵘无法证明该两份材料是由他人伪造的，根据证据规则，应当推定为陈嵘制作。一审法院认为：本案郑嵘与陈嵘签订的两份借款合同，均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两份合同均有条款对以郑嵘个人所有的案涉房屋作为借款的抵押担保作了明确的约定，何焕芬诉请要求确认郑嵘与陈嵘签订的《个人抵押借款合同》中的抵押合同关系无效，实质是要求确认郑嵘与陈嵘签订的借款合同中关于抵押的条款无效。故本案仅就郑嵘与陈嵘签订的抵押合同条款效力进行审查，具体分析如下：首先，案涉房屋于2019年1月19日登记于郑嵘一人名下，为郑嵘单独所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的规定，物权登记具有公示公信效力。陈嵘依据案涉房屋的物权登记，有理由相信郑嵘具有处分权，故与之进行交易，并无过失。且无证据证明郑嵘在合同的签订过程中，有出示其与何焕芬经公证的《夫妻财产协议书》，陈嵘在签订合同时并不知道该协议的存在，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该协议对陈嵘不产生法律约束力。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五条规定：“受让人受让不动产或者动产时，不知道转让人无处分权，且无重大过失的，应当认定受让人为善意。真实权利人主张受让人不构成善意的，应当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可见，物权法对善意的评判是具有标准的，即必须为不知道无处分权且无重大过失，且举证责任在于真实权利人。本案中，何焕芬并未提供证据证明陈嵘在签订合同时已经知道郑嵘无处分权，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后果。第三，虽然（2015）越法民初字第0215号民事调解书系伪造的，但在不具备专业法律知识及辨别力的情况下，一般人也难以识别盖有国家机关公章裁判文书的真伪，故陈嵘已经尽到了必要的审查义务，在其不存在重大过失的情况下，应认定陈嵘与郑嵘签订的抵押合同合法有效，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何焕芬即便确系案涉房屋的真实权利人，也不影响案涉合同的效力。故针对何焕芬主张陈嵘未尽审查义务，并非善意，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何焕芬主张郑嵘与陈嵘恶意串通对案涉房屋进行抵押，对此一审法院不予采信。郑嵘与陈嵘签订了借款合同，且陈嵘真实履行了借款合同向郑嵘银行账户转账支付了借款2200000元，郑嵘也偿付了部分利息，可见双方之间的借款合同乃真实履行并无虚假。且何焕芬并未提供证据证明郑嵘与陈嵘恶意串通，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何焕芬以郑嵘与陈嵘恶意串通对案涉房屋进行抵押来主张抵押合同无效，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何焕芬主张陈嵘提交的郑嵘户的户口本及（2015）越法民初字第0215号民事调解书应推定该两份材料为陈嵘制作，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且陈嵘作为出借人，本身就担负着一定的经济风险，其为借款人伪造国家机关公文及印章，不符常理也难以令人信服。何焕芬主张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主张郑嵘无权处分，故郑嵘与陈嵘之间的抵押合同无效。但该款的规定仅适用于房屋属于共同共有的情形下，本案案涉房屋已经房管部门登记明确为郑嵘一人所有，并未有共同共有的情形。虽然郑嵘与何焕芬有签订《夫妻财产协议书》，但双方并未据此协议进行产权变更登记，对外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故何焕芬该主张，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何焕芬请求确认陈嵘与郑嵘签订的抵押合同无效，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五条的规定，判决：驳回何焕芬要求确认陈嵘与郑嵘签订的抵押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本案一审受理费13400元，保全费390元，由何焕芬负担。经二审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期间，上诉人何焕芬提交《调查取证申请书》，请求法院向广州市公安局荔湾区分局调取郑嵘涉嫌伪造、变造国家机关公文、证件罪一案的证据材料。二审庭审时，被上诉人郑嵘本人到庭应诉并述称，由于刑事犯罪证据不足，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检察院对郑嵘作出不予批准逮捕的处理，而广州市公安局荔湾分局也于2019年12月13日对郑嵘予以取保候审。上诉人何焕芬另提交三份证据：证据一、法律文书三份，拟证明陈嵘曾经参与诉讼，对法院的裁判文书内容及基本形式了如指掌，作为职业放贷人，不可能不具备专业的法律知识及辨别力。证据二、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根据郑嵘与案外人吴某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陈嵘在签订合同时已经知道郑嵘对案涉房屋无处分权，但是依然恶意串通郑嵘签订抵押合同，办理抵押登记，损害上诉人何焕芬的合法权益。证据三、离婚证，拟证明何焕芬和郑嵘已经离婚，不存在恶意串通损害陈嵘的利益。其中证据一、三是新证据，证据二在一审时已经提交过。被上诉人陈嵘发表质证意见：对证据一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及证明的对象有异议。1.三份法律文书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该三份法律文书不能得出证明对象的内容，陈嵘在2018年、2019年分别涉及一个诉讼案件，不属于经常参与诉讼，也不能达到对法院的裁判文书了如指掌的程度，也不符合职业放贷人的标准。2.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的对象有异议。郑嵘与案外人吴某微信聊天记录是发生在2019年5月22日，而郑嵘与陈嵘签订《个人抵押借款合同》的时间是在2019年2月2日。何焕芬以5月22日陈嵘知悉郑嵘伪造资料来推定2月2日前陈嵘就已经知悉，是错误的，属于对证据材料断章取义。案外人吴某与郑嵘及其哥哥郑某微信聊天记录都经过了一审的法官当庭核对，可见在陈嵘向郑嵘出借款项及办理抵押登记时，对夫妻财产协议内容不知情，郑嵘及其哥哥郑某欺骗陈嵘称郑嵘已经离婚，抵押房产是归郑嵘一人所有的，在郑嵘拖欠借款无法隐瞒真实情况时，2019年5月13日郑某才告知实际上郑嵘是未离婚的。3.对离婚证，证据三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的事实有异议。何焕芬和郑嵘是在2020年4月14日才登记离婚，不能证明其夫妻两人在此前没有恶意串通。被上诉人郑嵘发表质证意见：1.对证据一的三性没有意见。2.对证据三离婚证没有意见。3.对证据二真实性没有意见，对关联性有意见。微信聊天记录中所提到的离婚协议，并非是本案涉案的民事调解书，离婚协议跟民事调解书是两回事，但郑某有没有提供离婚协议其不清楚。另查，陈嵘是融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该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开展个人置业贷款担保业务等。陈嵘述称，借款事宜一开始是融纳公司的员工吴某跟郑嵘、郑某联系的，所以后来由吴某联系协商还款事宜，融纳公司是作为中介方介绍陈嵘借钱给郑嵘。而何焕芬认为，由于融纳公司没有相应的贷款业务资质，因此才由陈嵘向郑嵘放贷220万元，陈嵘是融纳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职业放贷人，为获得高额利息恶意放贷。陈嵘称，签订借款合同时郑嵘提交了民事调解书复印件和户口簿原件，陈嵘一直收执该户口簿原件至一审时提交给法院。而郑嵘述称，户口簿原件是由其提交给郑某，然后应该是郑某提供给陈嵘的，郑嵘是提供房产做抵押协助其哥哥郑某借钱。本院认为，何焕芬提起本案诉讼，以郑嵘无权处分属于何焕芬所有的房产，郑嵘与陈嵘存在恶意串通侵害何焕芬的权益为由，主张确认郑嵘与陈嵘于2019年2月2日签订的《个人抵押借款合同》之抵押合同关系无效，并认为本案不能适用善意取得制度。故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何焕芬主张该合同中抵押条款无效的理由是否成立。首先，案涉房屋于2006年10月9日登记于郑嵘与案外人廖某名下，为郑嵘与廖某两人共同共有，何焕芬也没有主张该屋是其与郑嵘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购置的产业。2013年2月1日，何焕芬通过与郑嵘公证签订《夫妻财产协议书》的方式，约定以郑嵘名字登记的案涉房屋的共有产权归何焕芬一人所有，但双方并没有到房管部门办理房屋产权变更登记手续。鉴于没有证据证明郑嵘在签订《个人抵押借款合同》时有告知或出示《夫妻财产协议书》，一审法院认定陈嵘在签订合同时并不知道该协议的存在并无不当。因此，即使何焕芬根据其与郑嵘的内部协议对涉案房屋享有真实权利，但其夫妻之间的内部约定对陈嵘不产生法律约束力。其次，郑嵘于2019年2月2日签订《个人抵押借款合同》时是以案涉房屋属其一人所有的情形提供抵押。当时案涉房屋已于2019年1月19日变更登记为郑嵘单独所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的规定，物权登记具有公示公信效力，陈嵘有理由相信郑嵘对案涉房屋具有处分权。诚然，在日常生活中也存在夫妻共有的房产仍登记在一方名下的情形，但在郑嵘和郑某提供居民户口簿及民事调解书佐证郑嵘对该房屋的处分权的情况下，要求陈嵘对郑嵘的婚姻状况进行进一步的实质性审查，显然加重出借人的审查义务。第三，《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受让人依照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原所有权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赔偿损失。当事人善意取得其他物权的，参照前两款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五条规定：“受让人受让不动产或者动产时，不知道转让人无处分权，且无重大过失的，应当认定受让人为善意。真实权利人主张受让人不构成善意的，应当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何焕芬认为陈嵘是职业放贷人并故意对郑嵘提交的户口簿和民事调解书不作认真审查，存在重大过失。但何焕芬没有充分证据证实陈嵘存在反复性、经常性的长期以发放贷款为日常业务活动的职业放贷情形。而虽然（2015）越法民初字第0215号民事调解书系伪造的，但在不具备专业法律知识及辨别力的情况下，一般人也难以识别盖有国家机关公章裁判文书的真伪，且郑嵘提供给陈嵘收执的户口簿原件上也被人使用派出所假印章添加了“郑嵘离异”、“何焕芬户口迁出”的内容，因此陈嵘作为非法律工作者，一审判决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陈嵘存在重大过失的情形，亦无不妥。何焕芬主张陈嵘不构成善意的理据不足，应当承担举证不足的不利后果。第四，陈嵘与郑嵘于2019年2月2日签订《个人抵押借款合同》及办理抵押登记手续，并于同日向郑嵘转账支付了借款220万元。即使陈嵘是通过融纳公司的员工吴某与郑嵘、郑某联系借款事宜，但案涉郑嵘、郑某与吴某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显示，2019年5月期间郑嵘、郑某向吴某告知郑嵘尚未办理离婚手续的事情，未能证明陈嵘或吴某在签订合同及出借款项时知悉郑嵘提供的婚姻状况资料与事实不符。现何焕芬也没有充分证据证明陈嵘与郑嵘恶意串通对案涉房屋进行抵押。综上所述，何焕芬提起本案诉讼主张2019年2月2日陈嵘与郑嵘签订的《个人抵押借款合同》之中抵押合同关系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至于何焕芬主张本案的实际出借人是融纳公司、该公司有职业放贷行为，以及郑嵘抗辩实际借款人是郑某等问题，涉及的是主合同的性质和效力问题，且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已经受理该主合同引起的民间借贷纠纷。本案抵押条款是否会存在由于主合同无效而从合同无效的情形，不属本案审查范围。故本案亦不存在必须中止诉讼的法定情形。综上所述，何焕芬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400元，由上诉人何焕芬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邹迎晖审判员  许雪芳审判员  李璐思二〇二〇年六月九日书记员  何贤羡林洁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