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2民终212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玉冬，女，1962年12月2日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建，辽宁德中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传强，辽宁德中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中山路8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2002426936044。法定代表人：崔磊，该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于传斌，男，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辽宁国融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高新园区信达街57号3号楼205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200679997360G。法定代表人：王晶，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淑云，女，该公司员工。原审被告：李静，男，1960年3月10日生，汉族，住大连市沙河口区。原审被告：大连五矿中色进出口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七一街1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200716917076H。法定代表人：李静，该公司总经理。二原审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建，辽宁德中律师事务所律师。二原审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传强，辽宁德中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刘玉冬因与被上诉人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连银行”）、辽宁国融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融担保”）、原审被告大连五矿中色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连五矿”）、李静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2018)辽0202民初17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玉冬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大连银行原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第一次开庭时，法官、人民陪审员未参与庭审，由书记员在法官办公室独自开庭审理，程序严重违法。二、一审判决案件事实认定错误。（一）2016年7月28日，被上诉人大连银行和被上诉人国融担保恶意串通，以大连五矿为主体借款450万元，大连五矿、李静、刘玉冬并不知情，真实借款人应为国融担保。2014年，大连五矿因企业经营需要周转资金500万元，找到被上诉人国融担保，拟以李静名下400万元房产抵押方式由国融担保作为保证人寻求银行450万元贷款。国融担保称：为能确保450万元银行贷款精准到位，国融担保同时采取为大连五矿向两家银行分别办理450万元贷款的手续，要求上诉人在建设银行高新园区支行、大连银行第二中心支行两家银行以同一批抵押物400万元房产签署了两家银行多套空白借款手续，且声称如果建设银行贷款审批下来后，大连银行贷款手续将自动无效、作废。因此，大连五矿、李静、刘玉冬在2015年3月同时签署了两家银行的多份空白的借款合同、借款凭证、借款保证以及借款支付指令书等各类加盖印章和签字的文件；同时国融担保要求大连五矿将公章、法人印章、财物印章等交由国融担保控制，用于与大连银行办理借款使用。在建设银行高新园区支行450万元贷款审批下来后，上诉人未预料到被上诉人大连银行与被上诉人国融担保又违规以同一批抵押房产办理出第二笔450万元贷款，即国融担保共计以上诉人李静的400万元抵押房产同时在两家银行贷款900万元。大连五矿、李静、刘玉冬在知晓大连银行贷款审批后，为避免影响建设银行贷款使用，被迫同意由国融担保使用大连五矿在大连银行的这笔450万元贷款一年，且保证按期偿还本金及利息。但在2016年7月15日，国融担保向大连五矿提出继续以大连五矿名义再续贷一年的要求，遭到大连五矿、李静、刘玉冬的强烈反对并拒绝。上诉人刘玉冬为阻止该笔贷款续贷，与李静发生争吵并在2016年7月21日迫使被上诉人国融担保清偿了被上诉人大连银行2015年的450万元贷款本金及利息，并于当天下午，上诉人刘玉冬与李静办理了离婚手续。按照银监会的要求，大连银行必须要严格审查李静、刘玉冬的婚姻状况。如果大连银行、国融担保按照银监会规定审查了李静、刘玉冬婚姻状态，也不存在大连五矿、李静、刘玉冬能再次“获得”此笔续贷的可能性。显然，被上诉人大连银行、国融担保恶意串通，利用2015年签署的空白文件编造填写后，违法发放了该450万元的“贷款”。（二）大连银行庭审提交的2016年7月28日《借款合同》、《保证合同》、《无限连带责任保证书》以及相关的证据，均系冒用、涂改、变造了大连五矿、李静、刘玉冬2015年办理银行贷款签署的一系列空白文件。（三）2016年7月21日，上诉人刘玉东与李静因不同意被上诉人国融担保续贷事宜，在要求被上诉人国融担保清偿了被上诉人大连银行2015年的450万元贷款本金及利息后，已经于同日办理了离婚登记手续。2016年7月28日，上诉人刘玉东与李静已并非夫妻，不存在在《无限连带责任担保承诺书》中的“配偶”一栏上签字同意续贷的可能性，该份承诺书中的“配偶”一栏上签字实为冒用、涂改、变造了2015年的空白文件，应视为无效。此笔银行借款系被上诉人违法发放，被上诉人大连银行自己理应承担此笔贷款未能按时收回的责任。（四）上诉人提交的相关微信证据以及两次《调查令》的结论充分证明了大连银行与国融担保预谋串通了2016年7月28日的450万元银行贷款真实给国融担保使用的事实，国融担保为真实借款人。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本案系虚假诉讼，应当驳回被上诉人大连银行的诉讼请求。本案系因大连银行与国融担保恶意串通，冒用、涂改、变造了大连五矿、李静、刘玉冬2015年签署的系列空白文件，将450万元银行贷款违法违规操作发放给被上诉人国融担保使用。现因被上诉人国融担保无法偿还借款，被上诉人大连银行与被上诉人国融担保恶意串通提起诉讼，以达到由大连五矿、李静、刘玉冬承担还款义务的恶意诉讼目的。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企图通过诉讼、调解等方式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请求。大连银行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国融担保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大连五矿、李静表示赞同上诉人的上诉意见。大连银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被告大连五矿偿还贷款本金405万元及欠息547324.45元(利息、罚息计算自2017年8月21日至2018年10月29日)，合计4597324.45元及自2018年10月30日起至贷款实际还清之日止的全部利息、罚息(按借款合同约定利息、罚息利率计算)；2、判决被告国融担保、被告李静、被告刘玉冬承担连带还款责任；3、判决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原告实现债权的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7月28日，原告大连银行(贷款人、甲方)与被告大连五矿(借款人、乙方)签订编号为DLLY201607250040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450万元，贷款用途为采购木材，期限12个月，自2016年7月28日至2017年7月25日，实行浮动利率，合同生效日的基准利率为4.35%，浮动比例上浮70%，借款年利率为7.395%；还款方式为到期一次性偿还；借款人逾期不支付利息或偿还贷款本金的，自逾期之日起计收罚息和复利，罚息利率为借款利率上浮50%。同日，原告与被告国融担保签订一份《保证合同》、原告与被告李静及刘玉冬签订一份《保证合同》，约定所担保的主债权为原告对被告大连五矿所享有的上述债权，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范围为主债权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等)。同日，被告李静、刘玉冬共同向原告签订出具《无限连带责任担保承诺书》，主要内容为：大连五矿在贵行业务，合同号为DLLY201607250040，金额为450万元，本人及家属正式承诺自愿以本人家庭所有财产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承担无限赔偿责任，被告李静在本人签字栏处签字按手印，刘玉冬在配偶签字处签字按手印。同日，原告与被告国融担保签订《质押合同》，约定被告国融担保提供保证金45万元，为主合同提供担保，质押担保的范围为主债权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评估费等)，主债权到期(包括提前到期)债务人未予清偿的，原告有权实现质权。2016年7月28日，原告向被告大连五矿发放贷款450万元。同日，被告大连五矿向原告出具《委托支付书》，内容为“我单位授权和委托贵行将我单位约定帐户(帐号80×××11户名大连五矿中色进出口有限公司)中的款项按照下表的信息支付给指定收款人，本授权委托不因任何理由撤销。收款人名称为大连众意商贸有限公司，收款人帐号21×××59、金额为450万元，用途为采购木材”，当日大连五矿80×××11帐号通过电汇方式向大连众意商贸有限公司21×××59帐号汇款450万元。合同到期后，被告大连五矿未按约定偿还贷款本金，截止2018年1月20日，尚欠原告本金450万元、欠利息、罚息196475.90元。原告起诉后，将被告国融担保提供质押的保证金45万元从借款本金中扣除，至2018年10月29日止，被告大连五矿尚欠原告本金405万元，欠利息、罚息547324.45元。另，在本案第一次开庭庭审期间，被告刘玉冬对案涉合同中刘玉冬的签字均明确认可系刘玉冬所签，只是论述其从时间上不符合逻辑，因其在2016年7月28日时已与李静离婚，不可能再为被告大连五矿的贷款承担保证责任，案涉合同的签字均系在此之前所签的空白合同。第二次庭审中，被告刘玉冬否认合同中刘玉冬签字为其本人所签，申请对案涉刘玉冬所签的《保证合同》和《无限连带责任担保承诺书》中刘玉冬签字的真伪进行鉴定。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大连银行与各被告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保证合同》、《质押合同》，被告李静、刘玉冬共同向原告出具的《无限连带责任担保承诺书》均由各方当事人盖章或签字，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原、被告之间的借款关系及保证关系依法戌立，合法有效。被告大连五矿向原告借款，原告已按合同约定发放了贷款，被告大连五矿理应依约还款，否则需承担违约责任，现被告大连五矿未能按约偿还借款，原告请求判令被告大连五矿偿还原告剩余借款本金及相应利息、罚息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予以支持；关于原告请求判令被告辽宁国融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李静、刘玉冬对借款本金及相应利息、罚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诉请，符合各方协议约定，予以支持。原告与被告国融担保签订的《质押合同》符合法律规定，原告有权依质押合同约定实现质权，因原告已将被告国融担保质押的保证金予以扣除，故一审法院认可其诉讼标的本金为405万元。关于本案的争议焦点，一审法院总结分析如下：一、关于被告大连五矿、被告李静、被告刘玉冬辩称对案涉合同均不知情，案涉借款系原告故意违规操作，本案系原告与国融担保恶意串通的虚假诉讼，应移交公安机关进行处理问题。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大连五矿、被告李静、被告刘玉冬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法人和公民，对自己的行为应当具有明确的认知能力并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在案涉《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中，借款人处有大连五矿的法人印章及法定代表人李静的签字；李静与刘玉冬作为保证人与原告签订的《保证合同》中，合同乙方处亦由李静与刘玉冬签名，在《无限连带责任担保承诺书》中亦由李静及刘玉冬签字，且案涉贷款发放给大连五矿后，大连五矿向原告出具的《委托支付书》中也盖有大连五矿盖有法人印章及法定代表人李静的印章，款项也系由大连五矿帐户付给大连众意商贸有限公司，三被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签订案涉合同系被胁迫、被欺诈等情形下发生，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案涉借款涉嫌刑事犯罪，故对三被告的此项答辩意见不予支持。二、关于刘玉冬辩称其在保证合同中签字时其已与李静离婚，不可能为被告大连五矿担保，其签字系之前在空白合同中签字问题。首先现有的证据无法证明其该项主张，另外即使确实存在曾在空白合同签字的情况，刘玉冬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亦应对自己的行为可能产生的后果具有明确认知能力，应视为对其所签字的合同内容的无限授权。三、关于刘玉冬在本案第二次庭审中否认案涉合同系其签字、申请对刘玉冬的签字进行鉴定问题。因第一次庭审中，被告刘玉冬已明确表示合同中的签字系刘玉冬所签，只是辩称是在案涉合同所署的签订日期之前所签的空白合同，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在第二次庭审中直接否认第一次庭审的陈述的行为缺少事实依据，故对其鉴定申请不予准许。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大连五矿中色进出口有限公司偿还原告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405万元；二、被告大连五矿中色进出口有限公司给付原告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截至2018年10月29日止的利息、罚息547324.45元；三、被告大连五矿中色进出口有限公司自2018年10月30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以405万元为基数、按所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中约定的利率给付原告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利息、罚息；上列一至三项中被告大连五矿中色进出口有限公司应偿付原告之款项，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付清；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四、被告辽宁国融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被告李静、被告刘玉冬对上述一至三项被告大连五矿中色进出口有限公司应给付原告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案件受理费44370元、保全费5000元、公告费260元，由被告大连五矿中色进出口有限公司、辽宁国融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李静、刘玉冬共同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和二原审被告提交了上诉人与李静的《结婚证》原件，拟证明《结婚证》原件在2016年7月21日时已被民政部门加盖了“证件失效”印章，这与被上诉人国融担保提交给大连银行的《结婚证》复印件有显著差别，说明国融担保持2015年李静提交给国融担保的《结婚证》复印件在2016年办理银行贷款，进一步证明国融担保持大连五矿、李静、刘玉冬在2015年签署的空白的借款合同、借款保证以及借款支付指令书办理的2016年贷款，并据此认为一审认定的合同签订日期错误；被上诉人大连银行为反驳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提交了2016年7月13日的《贷款申请书》、反担保函，拟证明大连五矿在申请2016年贷款时，上诉人与李静尚未离婚，同时表示对一审认定事实没有异议；被上诉人国融担保没有提交新证据，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也没有异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案涉贷款的发放日期为2016年7月28日，而上诉人又不能说明合同具体的签订时间，因此，一审按照借款合同等文本上的落款时间认定合同签订时间并无不妥，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根据一审庭审质证的证据和当事人庭审陈述，本院二审补充查明：案涉贷款的《借款申请书》的落款时间显示为2016年7月13日。2016年7月21日，上诉人刘玉冬与原审被告李静离婚。二审庭审中，上诉人和二原审被告就案涉贷款利息偿还问题，自认“国融担保将款打给我们，我们又把利息打给银行”。本院认为，上诉人和二原审被告对案涉《借款合同》、《保证合同》以及《无限连带责任保证承诺书》上的签字和印章的真实性均没有异议，且被上诉人已经按照《借款合同》的约定将款项支付至大连五矿账户，因此，案涉《借款合同》的合同当事人为大连银行和大连五矿，大连银行和大连五矿之间存在金融借款合同关系，至于该借款是否为大连五矿实际使用则是另一层次的法律关系，不在本案审理范围，一审法院依据合同相对性判决大连五矿偿还欠款本息正确。更何况，大连五矿对一审判决也没有提起上诉。由此，本案二审的根本争议焦点为上诉人刘玉冬是否应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就前述焦点问题，本院认为，上诉人刘玉冬应当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一审判决正确。理由是：首先，虽然上诉人刘玉冬与原审被告李静于2016年7月21日离婚，2016年7月28日刘玉冬在《无限连带责任保证承诺书》上“配偶签字”处签名存在疑点，但上诉人刘玉冬对签名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且案涉贷款的《借款申请书》的落款时间显示为2016年7月13日，因此，上诉人离婚证据并不能必然得出国融担保在未征得刘玉冬同意的情况下以刘玉冬在2015年签署的空白《保证合同》、《无限连带责任保证承诺书》办理的2016年贷款的结论。其次，即便是国融担保在未征得大连五矿、李静、刘玉冬同意的情况下以该三个当事人在2015年签署的空白借款合同、保证合同以及借款支付指令书等材料办理了2016年贷款，但二审庭审中，上诉人和二原审被告就案涉贷款利息偿还问题，自认“国融担保将款打给我们，我们又把利息打给银行”，也就是说，大连五矿、李静、刘玉冬当时不知情，事后知晓后虽有异议但其以实际行为对国融担保以大连五矿名义办理贷款予以了追认，认可了案涉贷款的名义上借款人、担保人的地位，那么，刘玉冬当然应当按照约定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如果存在国融担保以大连五矿名义办理案涉贷款的事实，大连五矿、李静、刘玉冬可另行解决，而与本案无关。再次，在办理案涉贷款的过程中，借款人向大连银行提交了盖有大连五矿印章的刘玉冬与李静的《结婚证》复印件，且在大连五矿、李静、刘玉冬知晓国融担保以大连五矿名义办理案涉贷款的事实后，也未将刘玉冬与李静离婚的事实告知大连银行，还将“国融担保转款以利息打给银行”，履行借款合同，因此，大连银行已尽到了必要的审查义务。因此，上诉人关于其不应当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另外，关于上诉人提出的一审审理程序问题，本院认为，虽然一审第一次庭审程序上可能存在瑕疵，但一审法院并不只开了这一次庭审，而是又进行了第二次开庭审理，并未剥夺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且实体处理结果并无不当，一审审理程序不违法。综上，上诉人刘玉冬的上诉请求不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4370元（上诉人刘玉冬已预交），由上诉人刘玉冬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丁大勇审判员  王慧莹审判员  王 迪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一日书记员  牛超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