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津民终2号上诉人（一审被告）：振华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大街62号MSD-B1座7层。法定代表人：高翔，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玉苗，女，该公司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剑超，男，该公司工作人员。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天津港第四港埠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新港二号路2750号。法定代表人：姜鹤，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佐明，北京市海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丁相飞，上海海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唐山市天瑞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唐山市路南区吉祥市场138号。法定代表人：王小涛，该公司总经理。上诉人振华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华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天津港第四港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港四公司）、唐山市天瑞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瑞公司）港口作业纠纷一案，不服天津海事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2018）津72民初657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振华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玉苗、赵剑超，被上诉人天津港四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丁相飞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天瑞公司经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振华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天津港四公司、天瑞公司负担。事实与理由：（一）本案应为票据纠纷，应由地方法院管辖而非海事法院专门管辖，一审判决认定错误，应予撤销。（二）天津港四公司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一审判决认定错误，应予改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天津港四公司最迟应于2017年9月17日主张权利，其于2018年6月24日提起本案诉讼，明显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三）一审判决遗漏重要事实，认定事实有误，应予纠正。一审判决遗漏天津港四公司承认收到天瑞公司支票及振华公司于2015年8月26日对同一笔业务出具两份内容相似的载有“委托”字样的函件等事实。一审判决认定振华公司出具函件加盖公章，系属错误；认定天瑞公司支付支票行为系代付，缺乏事实依据。（四）振华公司与天津港四公司之间不成立港口作业合同关系，一审判决认定错误。第一，一审判决认定振华公司出具函件性质为要约，天津港四公司以行为作出承诺，系属错误。振华公司出具的函件实为依据海关规定对船放货物出具的保函。第二，假设振华公司与天津港四公司之间成立港口作业合同关系，则该合同直接约束天津港四公司和案外人山西阳煤化工国际商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山西阳煤公司）。第三，天津港四公司向天瑞公司开具发票，天瑞公司向天津港四公司付款，证明双方成立合同关系。（五）一审判决认定振华公司承担付款义务及款项数额，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第一，振华公司已将涉案货物包括港口费用在内的全部操作费用支付天瑞公司，履行完毕主要合同义务，一审判决判令振华公司再次付款，有失公允。第二，一审判决既认定天瑞公司代付款项，又在缺乏证据证明支票未能支付的情况下，判令振华公司承担付款责任，系属错误。第三，天津港四公司未能提交报价文件、费用确认的证据，一审判决以港口作业费率标准为对外公布普遍适用为由，认可天津港四公司单方制作的费率表，缺乏依据。天津港四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振华公司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予以驳回。事实与理由：（一）振华公司与天津港四公司成立港口作业合同关系。振华公司接受山西阳煤公司委托处理涉案货物装船、报关事宜后，委托天津港四公司进行作业。涉案货物出运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文件均能证明振华公司系作业委托方。第一，船代制作的单船记录显示振华公司代理货物运输事宜。第二，天津港四公司召开船前会议记录列明振华公司为负责人。第三，涉案部分货物由案外人天津中农生产资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农公司）集港。中农公司出具说明表示其系代振华公司集港。第四，振华公司出具的函件记载“委托”字样，并同意由其承担可能产生的违约责任。（二）振华公司告知天津港四公司由天瑞公司代为履行付款义务，但天瑞公司提供支票未能支付，故应由振华公司继续履行付款义务。（三）天津港四公司主张的费率标准系天津港集团统一使用的散货作业费率，一审判决依据该费率确定振华公司应付款数额，依据充分。（三）天津港四公司于2015年12月22日收到天瑞公司代为支付的支票，并于此后得知支票无法支付，故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规定的三年诉讼时效期间，天津港四公司于2018年6月26日提起本案诉讼，未超出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天瑞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意见。天津港四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振华公司、天瑞公司向天津港四公司支付作业费514208元及利息（自2015年12月21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2.案件受理费由振华公司、天瑞公司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7月13日，山西阳煤公司与振华公司签订《天津港化肥中转代理合同》，约定：山西阳煤公司委托振华公司办理货物到达天津港内火车站或汽车到达堆场后的交接、验收、入库、装船、报关等手续，保证货物顺利进港、储存和装船。费用和结算方式采用包干费形式，铁路小袋包干费80.5元/吨，汽运吨袋55元/吨。同年8月20日，振华公司与天瑞公司签订《天津港化肥中转代理合同》（以下简称《中转代理合同》），该合同与前述合同格式均一致，仅费用及结算方式约定约4100.5吨小袋包装价格66.5元/吨，8239.5吨小袋包装价格80元/吨，该价格部分为手写添加。8月26日，振华公司向天津港第五港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港五公司）货运科出函，载明：我司委托贵司操作一票货物船名航次MVFUTONG136，提单号FT04，重量12340MT；我公司会配合贵司装船，因为我司集港问题造成延误装船，我公司同意贵司进行相关处理。该函加盖振华公司公章。中国天津外轮代理公司出具的8月20日的单船记录中显示，提单号FT04，货物为尿素，公司联系人名称为振华。2015年9月10日、同年9月22日、2016年1月14日，振华公司分三笔向天瑞公司银行转账支付851823元。2015年12月18日天瑞公司向振华公司开具9张港口代理费的增值税发票，发票金额共计851823元。同年12月21日，天津港四公司向天瑞公司开具涉案货物港口费用增值税发票，发票金额514208元。另查明，天津港五公司于2018年1月17日，经市场和质量监督局核准注销。天津港四公司对其吸收合并，对资产和负债整体承继。一审法院认为，天津港四公司以港口作业合同项下欠款为由向振华公司、天瑞公司主张权利，因此本案为港口作业纠纷。振华公司主张本案案由为票据纠纷，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本案争议焦点为：1.天津港四公司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2.天津港四公司与振华公司、天瑞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3.振华公司、天瑞公司是否负有给付义务及数额；一、关于天津港四公司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涉案货物于2015年9月18日经港口作业后装船出运，天津港四公司于2018年6月24日诉至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因此，天津港四公司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二、天津港四公司与振华公司、天瑞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天津港四公司对天津港五公司吸收合并，对资产和负债整体承继。原天津港五公司已核准注销。因此，天津港四公司可替代天津港五公司行使诉权，主张权利。一审法院认为天津港四公司与振华公司具有港口作业合同关系，与天瑞公司不具有港口作业合同关系。理由如下：1.2015年8月26日，振华公司向天津港四公司（原五公司）货运科发函，委托天津港五公司对涉案货物装船作业。根据此函，可以认为振华公司向天津港四公司做出了委托作业要约的意思表示。其后并未向天津港四公司作出撤回要约或委托他人不再继续作业的意思表示。涉案货物如期经港口作业，装船出运。因此天津港四公司以行为作出承诺的意思表示，该合同成立。天津港四公司与振华公司具有港口作业合同关系；2.2015年8月20日，振华公司与天瑞公司签订《中转代理合同》，将涉案业务转委托给天瑞公司。8月20日的单船记录、8月21日的出口发货单、8月26日振华公司向天津港四公司（原天津港五公司）货运科出具的函均显示联系方为振华公司。未有证据证明天瑞公司实际从事涉案货物的货运代理业务，不能证明振华公司与天瑞公司之间的转委托合同已实际履行；3.虽天津港四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销售方为天瑞公司，是由于天瑞公司先期开具付款支票代付涉案款项，并不能据此证明合同相对方为天瑞公司。因此天津港四公司与天瑞公司不具有港口作业合同法律关系。三、振华公司、天瑞公司是否负有给付欠款义务及数额涉案货物已装船出运，天津港四公司已依约履行合同，合同相对方振华公司具有付款义务。天瑞公司并不是合同相对方，不具有付款义务。振华公司与天津港四公司（原天津港五公司）虽未签订书面合同及约定作业价款但港口作业费率标准为对外公布普遍适用，振华公司作为长期从事货运代理业务企业理应知悉。故依照港口作业包干费标准及服务内容清单记载的卸汽车装船港口作业包干费为45.38元/吨，涉案出运货物为10340吨，故涉案货物作业包干费为469229.2元（10340吨＊45.38元）。天津港四公司主张上述款项利息计算为自2015年12月21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2015年12月21日为天津港四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的日期，因天津港四公司与振华公司并未对还款期限做出约定，一审法院酌定还款期间为开具发票后三个月为宜，故利息计算标准为自2016年3月20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综上所述，天津港四公司与振华公司之间具有港口作业合同关系，与天瑞公司不具有港口作业合同关系。现合同已履行完毕，振华公司应就其所欠作业包干费469229.2元及迟延付款利息向天津港四公司承担给付责任。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一、振华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天津港四公司欠款469229.2元；二、振华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天津港四公司上述款项利息（自2016年3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三、驳回天津港四公司对天瑞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942元，由振华公司负担8160元，由天津港四公司负担782元。公告费260元，由天津港四公司负担。二审审理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补充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振华公司补充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振华公司预付款申请单、振华公司与天瑞公司业务资金往来情况专项审计报告，证明振华公司向天瑞公司支付了涉案业务产生的相关费用，振华公司与天瑞公司之间合同义务已经履行完毕。证据二，振华公司与天津港四公司于2019年签订的港口费结算协议、天津港港口货物作业合同样本及《关于对在天津新港海关申报的天津港出口散杂货实施运抵报告电子化管理相关事项的公告》（以下简称天津海关公告），证明振华公司出具函件的性质系保函而非委托函。证据三，中国工商银行转账支票及天津市同城票据交换退票理由书样本，证明银行退票会提供理由书说明退票原因，天津港四公司未提供退票理由书，不能证明其未收到支票项下款项；证据四，QQ聊天记录公证书，证明振华公司与天瑞公司之间合同已经实际履行。证据五，就业、劳动合同登记名册，证明在涉案单船记录、出口发货单上签字的人员并非振华公司工作人员。天津港四公司对振华公司补充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证据一，真实性不予认可，该组证据系振华公司单方制作。证据二，港口费结算协议、天津港港口货物作业合同样本不具备证明力，因为天津港四公司与振华公司之间不存在长期业务合作；天津海关公告不能达到振华公司的证明目的。证据三，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不同金融机构退票做法不一致。证据四，真实性、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QQ聊天记录中没有涉及集港、装船等港口作业内容。证据五，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名册并非振华公司全体工作人员名册。天津港四公司补充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富统”轮装船作业要求，证明天津港四公司根据中农公司、振华公司要求安排装船作业。证据二，中农公司出具说明，证明中农公司代振华公司集港1400吨货物。证据三，振华公司出具函件，证明振华公司委托天津港四公司进行港口作业。证据四，中国农业银行转账支票原件，证明天瑞公司提供的支票未能支付。证据五，振华公司手写便签，其上记载“缺少：唐山天瑞盖章合同，在合同上需写明价格，如上次我们开会所述”，证明振华公司提交其与天瑞公司签订的《中转代理合同》系伪造的。证据六，振华东疆（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华东疆公司）工商登记信息，证明振华东疆公司与振华公司之间具有关联关系。证据七，天津港四公司港口作业包干费标准及服务内容清单，证明天津港四公司收取费用费率已经进行公示。振华公司对天津港四公司补充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证据一，真实性不予认可，其上记载“代理：渤海包装”。证据二，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中农公司系代振华东疆公司集港，并非振华公司。再则，若集港工作由中农公司完成，则中农公司与天津港四公司成立合同关系。证据三，关联性、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涉案货物为船放货物，依据海关规定，需由货主或货代向码头公司出具保函，振华公司出具函件性质为保函而非委托书。证据四，真实性予以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天津港四公司未提供银行退票通知书，无法证明支票未支付。证据五、证据六，真实性予以认可，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证据七，真实性不予认可，不能证明港口作业包干费标准于2015年张贴。天瑞公司未提交证据、发表质证意见。本院经审查振华公司补充提交的证据，认定如下：证据一，真实性予以认定，该组证据能够证明振华公司向天瑞公司支付851823元。证据二，港口费结算协议、天津港港口货物作业合同样本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故对其证明力不予认定。天津海关公告不能直接证明振华公司出具函件的性质系保函，故对其证明力不予认定。证据三，振华公司提交支票及退票理由书样本的制作单位与天津港四公司提交支票并非同一家金融机构，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故对其证明力不予认定。证据四，真实性予以认定，该证据可以证明振华公司工作人员薛丹与天瑞公司工作人员“李小龙同事”郭某沟通联系，振华公司于2015年9月10日支付天瑞公司493600元的事实。此外，该证据显示薛丹告知郭某与其同事邢晓辉联系，并告知郭某“邢晓辉是我这边的操作，主要是负责这票散货的”。证据五，真实性予以认定，鉴于振华公司可以指派非本公司工作人员履行合同，且振华公司工作人员薛丹认可的操作人员邢晓辉亦未收录于名册中，故对其证明力不予认定。本院经审查天津港四公司补充提交的证据，认定如下：证据一，该证据系天津港四公司单方出具，振华公司不予认可，故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定。证据二，真实性予以认定，该证据能够证明中农公司于2015年8月12日代振华东疆公司集港货物1400吨。证据三，真实性予以认定，该证据能够证明振华公司于2015年8月26日前将1400吨货物集港至天津港四公司码头。证据四，真实性予以认定，该证据能够证明天瑞公司开具支票未能支付。证据五，真实性予以认定，该证据记载内容不足以证明振华公司与天瑞公司签订的《中转代理合同》系伪造的，故对其证明力不予认定。证据六，真实性予以认定，该证据可以证明振华东疆公司的控股股东系振华公司完全控股的天津振华国际物流运输有限公司，振华东疆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与振华公司总经理系同一人。证据七，真实性予以认定，因照片未显示拍摄时间，故对其证明力不予认定。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佐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2015年8月21日，涉案货物出口发货单记载，船名“富统”，装货单号FT04,品名化肥，重量10340吨，空白处有手写“开振华”“振华”字样，下方有田某某、中农公司张云海签字。同年8月26日，振华公司向天津港五公司货运科出具两份函件，第一份函件记载：我司委托贵司操作一票货物，船名航次MVFUTONG136，提单号FT04，重量12340MT……我公司会配合贵司装船，因为我司集港问题造成延误装船，我公司同意贵司进行相关的处理。另一份函件记载的运输、货物等信息与第一份函件相同，另载明此票货物我们已经集到贵司码头1400MT，麻烦贵司尽快协助我司发运抵等事宜。两份函件均加盖振华公司业务专用章。同日，中农公司向天津港五公司货运科出具函件，记载：我司8月12日开始集港的2800吨尿素，准备在贵司出口装船。此2800吨尿素含振华东疆公司1400吨，我公司1400吨，特此说明。该函件加盖中农公司公章。以上事实，由出口发货单、振华公司出具函件、中农公司出具函件等证据，予以证明。本院认为，本案为港口作业纠纷，振华公司虽以本案应属票据纠纷为由，主张一审法院对本案不具有管辖权，但因其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于一审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管辖异议，故本院对其二审期间提出的异议，不予审查。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归纳本案争议焦点为：1.振华公司与天津港四公司之间法律关系；2.振华公司应否支付天津港四公司港口作业包干费、利息及其数额；3.天津港四公司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一、振华公司与天津港四公司之间法律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条规定，当事人未以书面形式或者口头形式订立合同，但从双方从事的民事行为能够推定双方有订立合同意愿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是以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中的“其他形式”订立的合同。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就本案而言，第一，涉案单船记录、出口发货单记载振华公司名称，振华公司向天津港五公司货运科出具两份函件记载“我司委托贵司操作一票货物……”，可以证明振华公司委托天津港四公司进行货物装船作业；中农公司出具函件与振华公司出具第二份函件、出口发货单相互结合，可以证明振华公司履行了货物集港的行为；舱单可以证明天津港四公司履行了货物接货、装船的行为，振华公司对此亦不持异议。故而，天津港四公司、振华公司虽未以书面形式或者口头形式订立合同，但振华公司用行为向天津港四公司发出订立港口作业合同关系的要约，天津港四公司以履行合同主要义务的方式作出承诺，双方以履行行为的方式订立了港口作业合同。第二，振华公司与天瑞公司签订的《中转代理合同》虽约定振华公司转委托天瑞公司办理货物到港之后的有关手续及收发存储事宜，但本案涉及货物接货、装船、出运的全部证据均未显示天瑞公司实际完成了上述业务，故仅凭该合同不足以证明天瑞公司接受振华公司委托与天津港四公司订立港口作业合同并实际履行。第三，天津港四公司开具以天瑞公司为购买方的增值税发票时，已履行完毕全部合同义务，振华公司亦履行完毕除付款义务以外的全部合同义务。故，天津港四公司的开票行为并不能导致涉案港口作业关系相对方的变更。第四，天津港四公司、振华公司系以履行行为的方式订立港口作业合同，在案证据无法证明天津港四公司在订立合同时知道振华公司与山西阳煤公司之间的代理关系，故振华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提出港口作业合同直接约束山西阳煤公司和天津港四公司的主张，不能成立。据此，天津港四公司与振华公司之间成立港口作业合同关系，该合同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二、振华公司应否支付天津港四公司港口作业包干费、利息及其数额天津港四公司已履行完毕己方合同义务，振华公司亦应履行支付港口作业包干费的合同义务。双方当事人订立的港口作业合同未约定价款，亦不能达成补充协议，故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二）项“价款或者报酬不明确的，按照订立合同时履行地的市场价格履行；依法应当执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的，按照规定履行”规定，确定价款数额。天津港四公司主张的港口作业包干费标准，系其对外公布普遍适用的标准，同时低于振华公司与山西阳煤公司、天瑞公司约定的包干费标准，可以认定为订立合同时履行地的市场价格，故振华公司应按照天津港四公司主张的标准支付港口作业包干费469229.2元。涉案港口作业合同未约定履行期限，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规定，天津港四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可以视为天津港四公司要求振华公司或其指定的代付款人履行付款义务，一审法院根据价款数额确定振华公司付款期限为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后三个月，较为合理，天津港四公司亦未持异议，故振华公司应支付自2016年3月20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三、天津港四公司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如前所述，振华公司应在2016年3月20日之前支付港口作业包干费，故涉案诉讼时间期间应自2016年3月20日起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民法总则施行之日，诉讼时效期间尚未满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据此，天津港四公司于2018年6月26日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综上所述，振华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缺席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942元，公告费500元，由振华物流集团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善川审判员  赵清泉审判员  张 昕二〇二〇年六月二日法官助理刘阳书记员岳琰秋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