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临颍县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豫1122行初7号原告王博，男，汉族，1988年3月5日出生，住河南省临颍县。委托代理人冯春林，河南天坤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王觉颢，河南天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临颍县公安局，住所地：临颍县清风路999号。法定代表人张科，该局局长。出庭负责人王琳，男，汉族，1964年7月5日出生，住河南省临颍县育才巷90号，临颍县公安局副局长。委托代理人罗志友，男，汉族，1970年8月12日出生，住河南省临颍县，该局法制室主任。委托代理人王志伟，男，汉族，1981年2月7日出生，住河南省临颍县，该局工作人员。原告王博诉被告临颍县公安局不服行政处罚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1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博及其委托代理人冯春林、王觉颢，被告临颍县公安局出庭负责人王琳、委托代理人罗志友、王志伟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博诉称，原告王博为河南省中房燃气有限公司临颍分公司的员工，因临颍县范围内的独家经营天然气的权利受到侵犯，影响到公司及全体员工的切身利益，遂向临颍县信访机构反映合理诉求，在没有得到回复的情况下，原告于2019年9月3日到北京市朝阳区国家信访局向国家信访机构递交信访材料，期间国家信访局正常接待群众，原告听从安排、服从管理、有序进入，并未对公共秩序造成丝毫影响。9月4日凌晨，原告在入住的宾馆被临县公安局工作人员带回。被告认定原告于2019年9月3日在北京市朝阳区国家信访局门口聚集、越级反映其公司阻止其他天然气公司进入临颍经营施工的问题构成寻滋事，并于2019年9月6日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对原告以寻衅滋事行政留十日。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没有事实依据，适用法律错误。原告在临颍县信访部门反映问题得不到回复，向国家信访机关反映问题，是公民反映诉求的合法途径，其行为不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更不构成“寻衅滋事”。被告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6条第4项“其他寻衅滋事”条款错误，该条款属于兜底条款，应当有具体的法律解释。此外，原告到国家信访局反映问题在主观上不符合“寻衅滋事”所要求的寻求刺激、发泄情绪、逞强耍横等目的。综上所述，原告对该处罚决定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一、依法撤销临颍县公安局作出的临公(治)行罚决字[2019]1032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二、判决被告通过临颕县地方媒体(报纸、电视等)为原告消除影响，恢复名誉，以书面形式向原告赔礼道歉;三、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告王博为证明其主张，提供证据如下：第一组证据：1、《河南省临颍县城市管道燃气特许经营协议》；2、《解除合同通知书》；3、《关于纠正临颍中房燃气有限公司城市管道燃气特许经营协议的通知》；4、《关于临颍县住建局的回复》；5、《关于回复意见》。证明目的：因临颍县住建局单方解除与临颍中房燃气有限公司的特许经营协议，原告据此信访，其行为有因有果、有理有据，并非寻求刺激、发泄情绪、逞强耍横等无事生非的寻衅滋事行为。第二组证据：EMS邮寄回执单；EMS快递单号查询记录截图。证明目的：原告并非越级信访，在前往国家信访局之前，原告曾通过邮寄、走访等方式向相关部门反映情况，邮件均成功签收，在没有得到有效回复的情况下，原告通过走访的方式前往国家信访局递交信访材料。被告临颍县公安局的质证意见是：原告提供的河南省城市管道协议以及纠正临颍县城市管道燃气经营协议的通知，对真实性无异议，这组证据只能证明临颍县政府关于协议有问题，原告应当提起诉讼而不是进行集体上访，此证据与本案无关，根据第二组证据邮政快递单，这是信访，国务院信访条例中信访分两种一种是信访，一种是人访即本人来访，本案现在是原告的人访事件，这组证据与本案无关。被告临颍县公安局辩称：一、王博的行为符合寻衅滋事的要件，应当进行行政处罚。1、王博符合违法行为的主体要件。2、王博有违法事实和违法故意。2019年09月02日22时许，河南省中房燃气有限公司临颍分公司员工王博伙同侯颍杰、王高明等十人在国庆70周年前几天，以学习为由，到许昌聚集，在王高明的带领下，十人分批次乘坐火车至北京西站下车后，于2019年9月3日在北京市国家信访局集体越级反映其公司在临颍县范围内独家经营天然气权利，阻止其它燃气公司进入临颍县经营施工的问题。该行为因纠纷引起，经公安机关批评制止后，继续实施该行为，根据《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之规定，原告属寻衅滋事行为。违法行为人得知去北京上访的事仍积极行动，充分体现有违法的故意。这一事实有原告和其它违法行为人笔录、车票、派出所处警记录证实二、该案件临颍县公安机关有管辖权。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十条之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该案件中违法行为人居住地为临颍县，因此临颍县公安机关有管辖权，以上事实由户籍证明证实。三、被告临颍县公安机关执法过程中程序规范。临颍县公安机关从受案到调查取证，履行处罚前告知并送达均依法依规办理，程序合法，主体合适，这一事实由受案登记表、询问笔录、告知笔录、行政处罚决定书等证据证实。四、原告伙同他人集体上访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根据《信访条例》第十八条之规定，多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共同的信访事项的，应当推选代表，代表人数不得超过5人，原告伙同其公司员工共计十人越级非法上访，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之规定。五、原告在国庆节安保期间进行上访。违法行为人伙同他人利用国家重大活动、十一国庆节重要时间节点进京非正常信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处置信访活动中违法犯罪行为指导意见》，作为打击重点。六、原告要求法院判决被告恢复名誉，以书面形式赔礼道歉不合理。被告临颍县公安局认为该案件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量罚适当，原告要求被告恢复名誉，以书面形式赔礼道歉应予驳回，诉讼费用由原告承担。综上所述，王博的行为符合寻衅滋事之规定，对违法嫌疑人作出临公（治）行罚决字【2019】第1032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量罚适当，故应依法判决维持原决定。被告临颍县公安局为证明其主张，在法定期限内提交证据如下：第一组证据：证据一户籍证明，证明符合主体要件；证据二询问笔录，证明王高明有违法事实和故意；证据三处警登记表，证明证实符合寻衅滋事行为。第二组证据：户籍证明，证明临颍县公安局有管辖权。第三组证据：受案登记表及张大新传唤文书、询问笔录、告知笔录、处罚决定书、执行回执、被拘留人家属通知书、警官证，证明公安机关执法程序规范。第四组证据：侯颖杰笔录卷宗，王高明笔录、王博笔录卷、李君笔录、朱迪笔录、郭晓市笔录、贺彦杰笔录、和义皓笔录、谷亚东笔录、陈小涛笔录、张大新笔录、信访局证明及情况说明，证明询问笔录相互印证原告集体上访。第五组证据：证据一侯颖杰笔录卷宗，王高明笔录、王博笔录卷、李君笔录、朱迪笔录、郭晓市笔录、贺彦杰笔录、和义皓笔录、谷亚东笔录、陈小涛笔录、张大新笔录、信访局证明及情况说明，证明原告在国庆节安保期间进京上访；证据二火车票、住宿相关书证，证明原告在国庆节安保期间进京上访；证据三提交人，证明提交时间。原告王博的质证意见是：第一组证据：对户籍证明真实性无异议。对询问笔录证明目的有异议。笔录的内容均是对此次信访的起因、背景、进京的行程、递交材料细节的描述，信访的行为也是在专门的信访场所进行的，不能证明行为人行为的违法性及主观故意。笔录中原告王博及其他行为人谷亚东、公司法人张大新的笔录中都有提到进京之前，张大新特意对进京人员告知了注意事项“只能去信访局反映情况，不允许去天安门和一些重要的非信访场所示威、静坐、游行等”。原告也并非越级上访，根据王高明20页笔录、张大新70页笔录，特许经营权纠纷曾向漯河市信访局、河南省信访局反映过问题，河南省信访局把批件下到临颍县政府，但是临颍县政府一直没有处理好。对情况说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首先该证据的真实性无法核实，包括原告在内的各行为人笔录对情况说明中描述的内容均没有表述或者提及；其次，如果该情况说明属于被告自行调查取得的证据，不符合公安机关调取证据的法定程序；如果该份情况说明的性质为证人证言，则需要该证人出庭说明情况，查证属实的证据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最后该证据也不能证明原告的行为系违法行为。对接处警登记表的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是中房燃气与新奥燃气的经营权纠纷，但从证据的形式和内容来看，不符合寻衅滋事行为的法定要件，派出所也建议不予受理，不能证明系寻衅滋事行为，且没有证据证明原告参与了上述纠纷，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第二组证据：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关于管辖权问题，根据法律规定，行政案件应当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而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的前提条件是“更为适宜性原则”，在北京公安机关未采取措施的情况下，被告办案人员却驱车千里管辖本案，没有体现更为适宜性，反而浪费执法资源。第三组证据：对第三组证据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对原告没有合法传唤。证据中只有张大新的传唤证及被传唤人家属通知书，没有原告及其他行为人的相关手续，询问笔录中也没有注明违法嫌疑人到案经过、到案时间和离开时间，不符合《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二条、《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六十七条之规定，属程序违法。第四组证据：对询问笔录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并非集体上访，根据笔录（侯颖杰17页笔录、朱迪34页笔录、贺彦杰45页笔录、和义皓50页笔录），去信访部门递交材料的是王高明和郭晓市或者是朱迪和王博两人，其他人均在信访局外部等待，符合《信访条例》第十八条关于走访人数的规定，关于信访局证明及情况说明也不能证明原告系集体上访。第五组证据：对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有异议，没有证据及相关信息表明原告进京信访期间属于国庆的安保期间，即使属于安保期间，也不能说明此期间不能进行正常的信访程序，笔录中“排队”、“人太多”、“登记身份证”、“交材料”等相关信息的表述均说明在此期间，国家信访局是正常工作并正常接收材料的，来信访的人不在少数，原告的行为也是一个在规定的信访场所信访的正常行为。经质证，本院查明并认定如下事实：2019年9月2日22时许，河南省中房燃气有限公司临颍分公司员工王高明、贺彦杰、李君、谷亚东、和义皓、侯颍杰、陈小涛、王博、朱晓市、朱迪十人在国庆70周年前几天，以学习为由，到许昌聚集，在王高明的带领下，十人分批次乘坐火车至北京西站下车后，于2019年9月3日在北京市朝阳区国家信访局门口聚集，集体越级反映其公司在临颍县范围内独家经营天然气权利，阻止其它燃气公司进入临颍县经营施工的问题。河南省中房燃气有限公司临颍分公司因特许经营权纠纷，与开封新奥燃气多次发生争执，该公司也曾向市、县两级住建局、城市管理局及临颍县信访局反映过问题。河南省中房燃气有限公司临颍分公司理应通过法律渠道解决纷争，而部分职工却选择通过在敏感时期越级上访的方式制造影响、施加压力，以达到恢复独家经营权的目的。该越级上访行为经公安机关批评制止后，部分职工明知去北京越级上访，仍然积极参加，继续实施该违法行为。被告临颍县公安局认为，根据《信访条例》第十八条之规定：多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共同的信访事项的，应当推选代表，代表人数不得超过5人。原告王博伙同其公司员工共计十人越级非法上访，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之规定。违法行为人伙同他人利用国家重大活动、十一国庆节重要时间节点进京非正常信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处置信访活动中违法犯罪行为指导意见》，应作为打击重点。原告王博的行为符合寻衅滋事之规定，被告临颍县公安局于2019年9月6日对原告王博作出临公（治）行罚决字【2019】第1032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该行政决定书认定：2019年9月2日22时许，河南省中房燃气有限公司临颍分公司员工王博伙同侯颍杰、王高明等十人在国庆70周年前几天，以学习为由，到许昌聚集，在王高明的带领下，十人分批次乘坐火车至北京西站下车后，于2019年9月3日在北京市朝阳区国家信访局集体越级反映其公司在临颍县范围内独家经营天然气权利，阻止其它燃气公司进入临颍县经营施工的问题。根据违法人的违法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和相关证据，认定该违法行为为一般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六条、《公安机关对部分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实施处罚的裁量指导意见》关于寻衅滋事的规定，决定对王博以寻衅滋事行政拘留十日，当日王博被执行行政拘留，至2019年9月16日行政拘留期满。王博对被告临颍县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遂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认为，被告临颍县公安局在对原告王博作出行政处罚执法过程中：在行政处罚的事实认定方面，有处警登记表、告知笔录、王高明笔录、王博笔录、李君笔录、朱迪笔录、郭晓市笔录、贺彦杰笔录、和义皓笔录、谷亚东笔录、陈小涛笔录、张大新笔录、信访局证明及情况说明，火车票、住宿相关书证等证据在案佐证，证明2019年9月2日22时许，河南省中房燃气有限公司临颍分公司员工王博伙同侯颍杰、王高明等十人在国庆70周年前几天，以学习为由，到许昌聚集，在王高明的带领下，十人分批次乘坐火车至北京西站下车后，于2019年9月3日在北京市国家信访局集体越级反映其公司在临颍县范围内独家经营天然气权利，阻止其它燃气公司进入临颍县经营施工的问题。根据《信访条例》第十八条规定：多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共同的信访事项的，应当推选代表，代表人数不得超过5人。原告王博伙同其公司员工共计十人越级非法上访，原告等人的行为违反《信访条例》的规定。原告王博伙同其公司员工利用国家重大活动、十一国庆节重要时间节点进京非正常信访，利用信访活动制造影响、发泄不满、给政府施加压力，其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属其他寻衅滋事行为。被告临颍县公安局根据违法人的违法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和相关证据，认定该违法行为为一般违法行为，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六条、《公安机关对部分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实施处罚的裁量指导意见》中关于寻衅滋事的规定，对原告王博以寻衅滋事作出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在执法程序方面，被告在对原告及公司其他员工进行询问时均告知了被询问人享有的相关权利、义务；在调查询问过程中具有执法资格的办案人员依法出示证件；被告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依法告知了原告王博拟对其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王博有提出陈述和申辩的权利；被告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后，向王博进行了送达，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告知了王博享有申请行政复议和提出行政诉讼的权利，并及时通知了被拘留人家属，告知执行拘留的场所。被告在执法程序中，保障了原告享有的权利，执法程序并无不当。在对违法行为的量罚方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处罚法》第二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四）其他寻衅滋事行为。”的相关规定，被告作出的量罚结果完全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关于涉案违法行为管辖权的问题，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十条之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但是涉及卖淫、赌博、毒品的案件除外。该案件中违法行为人居住地为临颍县，因此被告临颍县公安机关对涉案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具有管辖权。综上，被告临颍县公安局对原告王博作出临公（治）行罚决字【2019】第1032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证据确实充分，量罚准确适当，程序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博请求撤销被告临颍县公安局作出的临公(治)行罚决字[2019]1032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和判决被告临颍县公安局通过临颍县地方媒体(报纸、电视等)为原告消除影响，恢复名誉，以书面形式向原告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王博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臧跃峰人民陪审员  赵亚超人民陪审员  陈庆伟二〇二〇年六月八日书 记 员  李琳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