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4民终75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任佳，女，1988年4月9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郝明、左红敏，山东宁泰律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英，女，1957年9月7日出生，汉族，住滕州市北辛办事处幸福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党同皓，山东墨班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徐庆春，女，1965年3月4日出生，汉族，住滕州市。原审第三人：王亚楠，女，1976年1月8日出生，汉族，住滕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党同皓，山东墨班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任佳因与被上诉人李英及原审被告徐庆春、原审第三人王亚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滕州市人民法院（2019）鲁0481民初73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任佳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山东省滕州市人民法院（2019）鲁0481民初7303号民事判决，将本案依法改判或者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李英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一审判决认定李英与徐庆春之间的借贷关系合法有效，认定事实错误。1.李英与徐庆春之间的借贷关系发生在2010年11月17日，是滕州市人民法院（2011）滕刑初第687号刑事判决书认定徐庆春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时间段：2009年上半年至2010年12月期间。2.李英与徐庆春之间借贷行为发生的时间，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不到8厘，李英与徐庆春约定的利息为3分，是同期银行利率的四倍左右，从约定的利息上看应属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属于无效的民事行为，不属于民间借贷纠纷。3.李英诉称徐庆春是因为生活需要向李英借款，且李英是基于次女王某的面子，才借款给徐庆春，显然不符合事实和常理。（1）徐庆春对李英的陈述不认可，李英是为追求高息才将这20万元主动放给徐庆春；（2）李英与徐庆春之间的借贷行为发生时，徐庆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还未案发，徐庆春掌握巨额资金，不存在李英陈述的“生活需要”；（3）李英称任佳打电话给王某称是因为其母亲徐庆春生活需要，向李英借款，无证据证明，任佳对此不知情；（4）王某与任佳及证人高某、任某均是多年的同学、好友，李英与徐庆春借贷行为发生时，任佳已经参加工作，有稳定的收入，不会产生李英所说的“生活困难”；（5）即使按照李英诉称，是为了女儿的面子才将20万元借给徐庆春，显然不符合常理，因为在普通生活中，不会需要这么大额的资金；一审认定任佳与王某是多年的好友、同学，因为生活需要借款，约定月息3分，再次说明李英借款给徐庆春的目的不是其诉称的“被告因生活需要借款”，而是李英追求高利息。根据法[2019]254号《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129条规定，【涉众型经济犯罪与民商事案件的程序处理】2014年颁布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和2019年1月颁布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的涉嫌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涉众型经济犯罪，所涉人数众多、当事人分布地域广、标的额特别巨大、影响范围广，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对于受害人就同一事实提起的以犯罪嫌疑人或者刑事被告人为被告的民事诉讼，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不予受理，并将有关材料移送侦查机关、检察机关或者正在审理该刑事案件的人民法院。受害人的民事权利保护应当通过刑事追赃、退赔的方式解决。正在审理民商事案件的人民法院发现有上述涉众型经济犯罪线索的，应当及时将犯罪线索和有关材料移送侦查机关。侦查机关作出立案决定前，人民法院应当中止审理；作出立案决定后，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侦查机关未及时立案的，人民法院必要时可以将案件报请党委政法委协调处理。除上述情形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外，要防止通过刑事手段干预民商事审判，搞地方保护，影响营商环境。综上，一审判决因徐庆春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决书中，没有涉及李英，且徐庆春认可借款事实，愿意出狱后偿还，没有考虑到李英与徐庆春之间的借贷行为发生的时间，约定的利息等因素，就确认李英与原审徐庆春之间的借贷关系有效，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应裁定不予受理或者将中止审理。（二）一审判决认定任佳将其母亲徐庆春的部分账务凭证、物品放在李英及其女儿王亚楠处，认定事实错误。事实是任佳将上述物品、凭证放在王某手中，庭审时，证人王某对此予以认可。任佳和王亚楠并不熟悉，任佳并不知道这些物品和凭证怎么到王亚楠手中。（三）一审认为任佳出具的所谓的保证不是受到胁迫下出具的，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认为任佳与证人证言之间存在矛盾，且李英不认可就不采信任佳是在胁迫下出具的所谓的保证书，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庭审中，任佳就出具所谓的保证书是否是在胁迫下出具的作了陈述，证人高某、任某也当庭作证，任佳与证人证言之间存在细节上不一致的地方，但是主要事实，是否受到胁迫的情节，做出了相似的证言。比如，其和证人任某及高某走到王亚楠家后，被人锁上门，有人砸烟灰缸威胁，语言威胁，在王亚楠语言威胁，根据王亚楠的指示下，出具保证书内容等细节上，做出相似的证言，尤其是证人任某当庭指证是王亚楠语言威胁任佳，让任佳根据王亚楠的要求出具保证书。一审认为上述证言存在不一致，就否定了存在胁迫，一审庭审距离案发已经过去八年之久，证人与任佳对无关紧要的细节做出不一致的陈述，符合人的记忆规律。如果证人的证言与任佳的陈述完全一致，不仅不符合记忆规律，而且不应被采信。（四）一审认为债权转让与徐庆春无关的认定，属于认定事实错误。1、在一审庭审中，任佳提交了滕州市人民法院（2011）滕民初字第585号案卷一宗。该卷宗的庭审笔录显示，案外人钱力、柳振红明确说明了其诉张开增的债权凭证是由徐庆春转让，证人王某认可与案外人钱力系夫妻关系，证人王某已经出庭作证，完全可以直接向证人王某核实，案外人钱力、柳振红诉张开增一案的债权来源，但是一审并没有核实这个情况。证人王某称李英及其丈夫钱力与徐庆春之间仅有这一笔借贷关系，可以推定钱力起诉张开增的债权凭证来自于徐庆春的转让。但一审却认为与徐庆春没有关系，枉顾事实，任佳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证明了徐庆春已将43万元的债权转让给了李英，李英次女王某之夫钱力持上述债权凭证起诉了张开增，证人任某，系柳振红之女，在证言中也证明了这一点。2、根据《民事诉讼法》第64条之规定，人民法院为查明案件事实，应当调查收集。柳振红、钱力诉张开增的债权凭证是否来自徐庆春的转让，也可以直接通知钱力到法庭说明即可，一审人民法院没有收集上述证言，直接认定债权转让与徐庆春无关，属于不作为。（五）一审判决认为李英的起诉符合法律规定，认定事实错误。任佳提交了滕州市人民法院（2011）滕民初字第585号案卷，显示徐庆春在李英的要求下，转让了债权，说明李英已经在2011年就向徐庆春提出了履行请求，造成诉讼时效的中断，诉讼时效从2011年计算，即使任佳是对这个债权债务的保证，作为从合同的保证合同超出了诉讼时效。一审人民法院认为保证合同没有超出诉讼时效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六）一审判决超出了李英的诉讼请求。一审中，李英提出的诉讼请求除了要求徐庆春承担还款责任外，还请求任佳承担担保责任。而一审认定任佳属于债的加入，明显超出了李英的诉讼请求。（七）一审判决认为任佳出具的保证，不是担保，属于债的加入，这个认定属于认定事实错误。1、任佳是向王亚楠出具字据，该字据是应办案机关的需要拿回徐庆春的借条原件，不是为了本案的借贷出具的保证。任佳也没有对借贷行为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2、拿回借条原件是应办案单位的需要，与20万元的保证也不等价，同时说明任佳是在胁迫下出具的保证。3、任佳向王亚楠出具所谓的保证，也与李英没有关联性。通过任佳出具的所谓的保证上看，没有任何字眼显示与李英有关，也没有任何字眼显示与李英、徐庆春之间的债权债务有关。（八）一审判决认为“虽然任佳否认给付原告利息，但李英自认任佳已偿还利息，本院以李英自认为准”认定事实不清。1、任佳是否给李英所谓的利息，李英自认，但是任佳不予认可，在没有其他证据相印证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仅仅依靠李英的认可就做出认定，属于认定事实不清。2、一审法院以李英的自认为准，没有说明理由，说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二、一审法院程序违法。一审庭审中，主审法官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告知了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任佳对主审法官及书记员没有提出回避申请，但是一审开庭时书记员是满忠信，而在判决书中是徐苒，审判员没有对任佳告知是否对书记员徐苒是否提出回避的申请，剥夺了任佳的诉讼权利，属于程序违法。李英辩称，1.李英与徐庆春之间的借贷关系合法有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2.一审判决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一审判决书中书记员名字有误，已出裁定进行补正。徐庆春述称，1.利息是高息，是3分息，当时我从事事务所工作，不存在生活困难，我把借条给了王某，没有给李英，王某是任佳的同学。王某是为了高息才借给我的钱。2.刑事判决中没有涉及到这块事实，因我已经把张开增欠我的钱转让给王某了，并且王某也已经起诉了，至于什么结果我不了解。王亚楠述称，同李英的意见。李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徐庆春偿还所借原告人民币本金20万元，并从2011年2月17日起按月息2%计算利息至判决履行之日；2.任佳对第一项诉讼请承担担保的连带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徐庆春的女儿即任佳，与李英的女儿王某是同学关系，2010年11月17日，徐庆春借李英款20万元，并书写借据一份，内容为：“借条，借现金贰拾万元整，￥200000，月息3分，徐庆春，2010年11月7日”。借款由王某交付。2011年1月19日，徐庆春因涉嫌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滕州市公安局刑事拘留，2012年4月16日被滕州市人民法院判处刑罚，刑期9年。徐庆春出事后，任佳将其母亲即徐庆春的部分账务凭证、物品存放在李英及其女儿王亚楠处。2011年1月15日，任佳与证人任某、高某三人一起到第三人王亚楠处取回所存放的物品时，给第三人王亚楠出具保证书一份，内容为：“今天从王亚楠手中拿走徐庆春所有原件，借款借条，为了打官司用，我保证给王亚楠现金贰拾万元付清，并给付壹万两千元现金利息，保证人任佳，2011年1月15日”。因徐庆春被判处刑罚，任佳出具还款保证后没有偿还，双方产生纠纷，2019年11月25日，李英诉来一审法院。庭审中，徐庆春认可借款事实，愿意出狱后偿还该借款，任佳辩称借款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并申请证人出庭作证，出具保证书是受胁迫所为，借款已过了诉讼时效，担保也过了保证期间，另外徐庆春以债权转让形式对李英进行了清偿，所以任佳不承担责任。案经调解未果。一审法院认为，一、李英与徐庆春之间的借贷关系是否有效的问题。原、被告双方对借款20万元的事实无争议，任佳辩称借款发生在徐庆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期间，不是民间借贷，而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但一审法院对徐庆春作出的刑事处罚，认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涉及受害人23户，这23户并没有李英，加之徐庆春认可借款事实，愿意出狱后偿还，因此对任佳的此项辩解，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确认李英与徐庆春之间的借贷关系合法有效；二、任佳出具保证书是否是受胁迫所为。任佳与李英的女儿王某是同学，任佳在其母亲即徐庆春出事后，将有关账册等物品交给李英的女儿保管，说明任佳与李英的女儿不是一般的关系，而是非常要好，2011年1月15日，任佳与证人任某、高某三人一起到第三人王亚楠处取回所保管的物品时，出具的保证书，对受胁迫的事实，任佳与证人证言之间不相一致，加之原告方不认可，且任佳没有提交其它证据佐证，对其受胁迫的问题，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三、债权转让问题，任佳提交的证据是转让给案外人柳振红、钱力共同所有，与徐庆春没有关系，况且所谓的债权转让也没有相关法律文书证实，对此辩解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四、关于诉讼时效问题，徐庆春给李英书写的借据上，没有约定履行期限，依照法律规定，履行期间不明确的，债权人可以随时主张权利，李英的起诉符合法律规定；五、关于责任承担问题。徐庆春愿意承担还款责任，但对利息约定过高，一审法院予以调整，按月利率2%计付。任佳书写保证书愿意偿还借款20万元，并给付12,000元利息。此种保证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担保，而是对徐庆春的借款，愿意承担20万元的还款责任，属于债的加入，虽然任佳否认给付原告利息，但李英自认任佳已偿还利息，一审法院以李英自认的为准。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第八十四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徐庆春偿还原告李英借款20万元，并支付借款利息（以20万元为基数，从2010年11月18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付，已偿还的12,000元予以扣除）；二、被告任佳对上述一项借款承担20万元还款责任。上列一、二项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150元、财产保全费1520元，由被告徐庆春、任佳承担。本院二审查明，一审中，王某出庭作证，证实徐庆春出事后，任佳将徐庆春的部分账务凭证、物品存放在李英及王某处。除此之外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关于李英与徐庆春是否存在合法有效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问题。上诉人任佳主张本案所涉款项不属于民间借贷纠纷，属于无效民事法律关系，应裁定不予受理或中止审理。对此本院认为，在一审庭审中徐庆春陈述对于本案所涉借款，其已在公安机关进行了供述，公安机关未将该款项纳入到吸收公众存款犯罪中；且滕州市人民法院已对徐庆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作出判决，该判决认定的犯罪事实中并不包括本案所涉借款；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李英与徐庆春就借款20万元达成合意，徐庆春出具了借条，李英向徐庆春交付了20万元，符合民间借贷的法律特征。综上分析，一审认定李英与徐庆春存在合法有效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并无不当，上诉人任佳从借款利率、借款原因等角度主张本案所涉借款属于无效民事法律关系，理由不成立，其要求裁定不予受理或中止审理，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本案债权是否通过债权转让的方式进行了清偿。上诉人任佳主张，徐庆春将其对张开增享有的43万元债权转让给柳振红和李英的女婿钱力，转让给钱力就是为了清偿本案的借款。李英认为系徐庆春与柳振红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与其无关。根据上诉人任佳的申请，本院依法对钱力进行了调查，钱力称，其从来没与任佳或徐庆春签订过债权转让协议，曾经为了帮助任佳要回其母徐庆春的债权，而在起诉状上签名，并未参与案件的审理，对于案件的审理结果亦不知情。对此本院认为，上诉人任佳在一审中提交的（2011）滕民初字第585号案卷材料显示，仅有债权转让通知书和借条，并没有债权转让协议，而任佳在二审中提交的债权转让协议书复印件，系徐庆春与柳振红签订的，该协议载明将债权43万元转让给柳振红，结合钱力的证言，不足以证明徐庆春已通过债权转让清偿了本案的借款，故对于上诉人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任佳应否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于胁迫等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法律对于胁迫行为规定了比一般民事证明标准更严格的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以维护法律秩序的稳定性及保障交易安全。本案中，根据任佳的陈述及证人证言，双方因为案涉纠纷存在情绪激化的情况，任佳在出具保证书后既未报警，亦未在法定期间内申请撤销，不能达到司法解释规定的证明标准，故不能认定案涉保证书系上诉人任佳基于胁迫行为而出具，对于上诉人任佳的相关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根据保证书的约定，认定任佳承担还款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任佳主张，其未曾向李英支付过利息，一审以李英自认的利息为准，认定事实不清。对此本院认为，任佳向李英出具了保证书，保证书上亦载明任佳给付1.2万元的现金作为利息，与李英的陈述能够相互印证，故一审认定李英自认收到1.2万元的利息并无不当。关于一审判决是否超出李英诉讼请求的情形。李英要求任佳承担担保连带责任。但是从任佳出具的保证书的内容来看，虽然落款为保证人，但是并没有对本案所涉借款进行担保的意思表示，其承诺清偿案涉债务，属于债的加入，应与徐庆春承担共同清偿责任，一审认定正确。不管是连带责任还是共同清偿责任，从责任的性质、承担责任方式上看，任佳与徐明春所承担的是相同的、不分先后的偿还责任，一审判决并未加重任佳的责任，亦不存在超出诉讼请求的情形。关于一审判决是否存在程序违法的情形。通过查阅一审卷宗，一审庭审中，王某证实徐庆春出事后，任佳将徐庆春的部分账务凭证、物品存放在李英及王某处，一审虽然认定存放于李英及王亚楠处，但并不影响本案的判决结果。对于一审判决书中载明的书记员与参与庭审记录的书记员不一致情形，一审法院已对该笔误进行了补正，且并不影响上诉人的诉讼权利，故对于该项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任佳主张，2011年徐庆春进行债权转让，导致诉讼时效中断，李英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期间。对此本院认为，本案所涉借条及保证书中均未约定还款期限，任佳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亦不足以证明李英在2011年向徐庆春主张权利而导致诉讼时效中断，故任佳的相关上诉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任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上诉人任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张 硕审判员 孙 梦审判员 金 颖二〇二〇年六月五日书记员 路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