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4民终420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伟伟，男，1994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阜阳市颍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伏洲，江苏禾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宇，江苏禾邦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子斌，男，1980年3月19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宿州市萧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忠明，江苏怀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嘉辉，江苏怀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徐玉甫，男，1952年7月18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上诉人王伟伟因与被上诉人张子斌、原审被告徐玉甫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2019）苏0411民初44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伟伟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原审被告与真正的产权人徐叶强系父子关系。因徐叶强最近三、四年生病，所以案涉房屋由其代管。可见，原审被告系基于亲属关系及真正的产权人徐叶强患病这一情况，才代管案涉房屋的,这一做法并无明显不妥。因此，无法认定上诉人和原审被告在产权问题上存在欺诈。关于徐叶强会影响正常经营活动的情况能否成为合同撤销的理由，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重大误解是指表意人自己对民事法律关系中的某一因素产生错误认识。徐叶强住在案涉房屋的三楼，平时进出的是后门，平时也没有无理取闹等暴力行为。至于2018年12月8日上诉人和徐叶强只是在生活琐事上发生了争议，并非影响经营的行为，因此在转让租赁房屋时并未告知被上诉人。在此一事上，上诉人并非恶意地故意不告知被上诉人真实情况，因此对于重大误解不成立。至于显失公平，在签订合同时并不存在双方利益不平衡的情况，而是按照之前承租和经营的现状折价转让给被上诉人。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实际上是一个纯粹的买卖合同的关系。上诉人将自己店内的相关物品转让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即时支付了相应款项，买卖合同已经履行完毕。所以本案应基于买卖合同关系进行审理，而不是把其他法律关系与买卖合同关系混同。张子斌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上诉理由中有关无法认定上诉人在产权问题上存在欺诈的部分，正是一审判决中作出的认定，上诉人不能以一审判决中自己认可的部分作为上诉理由。但被上诉人并不认可一审判决的此认定。上诉人作为案涉店铺的经营者，于2018年6月13日与案涉店铺房屋所有权人徐叶强签订房屋租赁合同，证明其对案涉店铺房屋所有权人是自始明知的。但在与被上诉人洽谈案涉店铺转让的过程中，且在被上诉人明确要求需与房屋所有权人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后才能接受转让的情况下，其却从未向被上诉人披露过房屋的真正所有权人。反而欺骗被上诉人，让被上诉人与其所谓的房东徐玉甫签订房屋租赁合同。上诉人实施欺诈的主观恶意明显。二、上诉理由中有关合同撤销的理由部分，一审判决已认定系由于上诉人的行为构成欺诈而撤销，并未涉及到上诉理由中提到的重大误解、显失公平，因此该条上诉理由同样不能成立。三、对于上诉人未如实告知被上诉人徐叶强的相关情况的行为构成欺诈的原因，原审判决已经分五点进行了充分说理，被上诉人不再赘述，仅强调两点事实。1.徐叶强患有精神疾病以及在上诉人经营期间徐叶强多次与其发生纠纷甚至到其店里闹事的事实，在当地众所周知，上诉人也曾多次报警求助。据被上诉人后来去圩塘派出所调取报警记录时了解的情况，因为徐叶强的原因，上诉人的店铺根本开不下去。上诉人不能因为圩塘派出所上门处理后未留下接处警记录，就否认这些事实的存在。法院也可以向圩塘派出所调查核实。2.案涉房屋共三层，一楼用于店铺经营，二楼系承租人居住，三楼系徐叶强居住。上诉人称由于徐叶强住在案涉房屋的三楼，平时进出的是后门。且不论上诉人如何保证徐叶强一定只从后门进出，即使该条件能够满足，那上诉人又如何使徐叶强可以不经过承租人居住的二楼而直达三楼？事实上在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完成店铺转让行为之后，被上诉人还尚未正式开展经营活动之前，徐叶强就连续两天到案涉店铺闹事，甚至直接睡在了被上诉人承租的二楼房间的床上不肯离去，导致被上诉人两天之内报警三四次。在这样的情况下，被上诉人的正常生活都无法保证，更别说正常经营。四、对于上诉人二审中当庭提出的合同性质是买卖合同而非店铺转让合同这个观点，已经超过了上诉的期限，而且在原审判决中对此也已经有过表述。案涉店铺转让协议是物品转让、经营及租赁于一体的综合性合同，三者缺一不可，否则被上诉人的经营活动将无法正常开展。因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转让合同并非单纯的买卖合同。综上，上诉人所提上诉理由均与原审判决无涉，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其并未针对原审判决的内容提出任何异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其上诉。徐玉甫二审未作陈述。张子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撤销张子斌与王伟伟之间的店铺转让合同；二、王伟伟返还店铺转让款22875元；三、王伟伟赔偿张子斌损失6300元（1.受让店铺后需要请客吃饭，预定了四桌，支付定金2000元；2.导出监控的费用200元；3.做门头的费用3600元；4.张子斌为签合同产生的住宿费500元，以上共计6300元）；四、徐玉甫对第二项诉讼请求承担补充责任，对第三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五、本案诉讼费由王伟伟、徐玉甫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常州市新北区的房屋登记在徐玉甫儿子徐叶强的名下，该房屋一、二楼平时用于出租经营餐饮行业，三楼则自己居住。2018年6月13日，徐叶强与王伟伟签订《房屋租赁合同》一份，约定，租赁期自2018年6月13日起至2019年6月13日止，房屋租金为每年38800元，房租费一年交清，不得拖欠，逾期不交，甲方（徐叶强）有权终止合同。房屋租金一年一付，房屋合同一年一签，在本合同签订后三年内甲方不得以任何形式涨房租，并且在乙方（王伟伟）愿意续租的情况下不可以不租给乙方。王伟伟租赁案涉房屋后，用于经营“新北区春江伟燕牛肉汤馆”。2018年7月17日，徐玉甫向王伟伟出具收条一份，载明，收房租4万元。在王伟伟第一年租赁期即将结束的2019年5月份，其将案涉店铺以22875元的价格转让给了张子斌，双方为口头协议，未订立书面合同，张子斌则于2019年5月23日通过微信转账支付了1000元，于5月25日通过微信转账分别支付了1000元、875元，并于同日通过ATM机取款支付了剩余的2万元。同时，张子斌与徐玉甫签订落款时间为2019年6月13日的《房屋租赁合同》一份，约定，租期自2019年6月13日起至2020年6月13日止，年租金为38800元。2019年5月30日，圩塘派出所出具《情况说明》一份，载明：“2019年5月27日18时许，张子斌来所称与徐玉甫签订的圩塘常建路21号店面房租赁合同，不是与房东徐叶强所签的。”对于此次报警引发的原因，张子斌称，系徐叶强来到案涉店铺，称其才是该房屋的所有人，要求张子斌搬离；徐玉甫则陈述称，徐叶强平时就住在案涉店铺的三楼，当时去店里是为了收房租。现张子斌认为，王伟伟与徐玉甫未如实告知案涉房屋真实的产权情况及徐叶强会影响正常经营活动的情况，存在欺诈，要求撤销合同，返还转让款，并主张赔偿损失。经多次协商未果，张子斌遂诉至法院，要求处理。一审另查明,根据徐玉甫提供的徐叶强的残疾人证及病历资料显示，徐叶强2017年11月份曾因摔伤住院；2019年4月份又曾至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零二医院住院治疗，出院小结“入院诊断”及“出院诊断”均载明，徐叶强有“继发性癫痫”及“酒精中毒所致精神障碍”等症状；2019年6月19日，中国残疾人联合会颁发残疾人证，确认徐叶强为精神残疾人。另庭审中，徐玉甫向法院提交徐叶强签字的授权委托书一份，载明，由于我本人不在家，我父亲代签字的。对于徐叶强的现状，庭审中，徐玉甫陈述称，徐叶强现在住在案涉房屋的三楼，出租的是一、二楼，平时进出不需要走一楼，可以走后门，平时没有无理取闹，没有暴力行为，能跟人交流，有时候会闹一闹。一审再查明,圩塘派出所2019年7月18日出具的《情况说明》载明，2018年12月8日1时许，接到110指令：圩塘常建路21号，租赁纠纷，现场两人，房东现在骂报警人，后民警赶赴现场了解情况，系报警人王伟伟与房东徐叶强因生活琐事发生纠纷，后双方协商解决。对于上述报警，张子斌、王伟伟与徐玉甫理解不一致，张子斌陈述称，王伟伟经营期间，徐叶强多次到店里闹事，去派出所调材料时了解到，该情况在当地是众所周知的；王伟伟与徐玉甫则陈述称，双方仅仅是因为生活琐事发生纠纷。一审还查明,张子斌为主张第三项诉讼请求，向法院提交收据三张，分别为：请客四桌定金2000元、监控导出200元、做门头3600元，另提供住宿发票一张，因签合同产生住宿费500元。对于张子斌与王伟伟之间合同的性质，王伟伟主张为买卖合同；张子斌则称，22875元不是针对某一物品的费用，是概括转让店铺、剩余租金、客源等综合概括转让价款。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王伟伟与徐玉甫是否存在符合合同撤销条件的欺诈行为，即张子斌主张王伟伟与徐玉甫未如实告知案涉房屋真实的产权情况及徐叶强会影响正常经营活动的情况是否能成为合同撤销的理由？针对上述争议焦点。对于张子斌主张王伟伟与徐玉甫未如实告知案涉房屋产权情况的问题。由于徐玉甫与真正的产权人徐叶强之间系父子关系。庭审中，徐玉甫陈述称，因徐叶强最近三、四年生病，所以案涉房屋由其代管。可见，徐玉甫系基于亲属关系及真正的产权人徐叶强患病这一情况，才代管案涉房屋的，这一做法并无明显不妥。因此，无法认定王伟伟与徐玉甫在产权问题上存在欺诈，法院对张子斌的该撤销理由不予支持。对于徐叶强影响正常经营活动的问题，法院认为，张子斌的该主张成立，主要理由如下：第一，王伟伟对徐叶强患病的情况应当知情。根据王伟伟与徐玉甫在庭审中的陈述，王伟伟租赁关系存续期间，徐叶强与王伟伟的居住位置为楼上楼下关系。而且，徐叶强患病时间，根据徐玉甫的陈述，并非短时间，至少是三、四年了。因此，可以合理推定王伟伟对徐叶强患病这一事实是知情的；第二，王伟伟对徐叶强可能会影响正常经营活动这一情况也是明知的。因为，王伟伟经营期间，其与徐叶强曾经发生过纠纷，并报过警；第三，王伟伟在转让案涉店铺时，对可能影响店铺经营的相关信息有如实告知的义务。案涉店铺转让协议是集物品转让、经营及租赁于一体的综合性合同，三者缺一不可，否则，张子斌的经营活动将无法正常开展。因此，张子斌与王伟伟之间的转让合同并非单纯的买卖合同，王伟伟作为出让方，对与经营有关的信息具有如实告知的义务。王伟伟主张案涉转让合同为买卖合同明显不当，法院对该抗辩意见不予采纳；第四，王伟伟未举证证明其在与张子斌在磋商及订立合同过程中，对徐叶强患病及可能影响正常经营活动的情况尽到了充分的告知义务，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该不作为行为明显有违诚实信用原则；第五，徐叶强的情况属于可能影响合同正常履行的重大信息。徐叶强已被确认为精神残疾，该状态按照一般人的认知，无法在短期消除。也就是说，徐叶强影响案涉店铺后续正常经营活动的几率是很大的。王伟伟对这一重大信息应当尽到善意的提醒和告知义务。故王伟伟未如实告知徐叶强相关情况的行为构成欺诈，张子斌以此为由要求撤销合同的诉讼请求成立，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合同撤销后的法律后果问题。张子斌要求返还转让款22875元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对于张子斌所主张的合同撤销后的损失，法院不予支持，主要理由如下：第一，张子斌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相关费用支出的实际情况，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订餐定金、导出监控及做门头的费用，张子斌仅提供了收据，未提供正规发票，证据不够充分，相关当事人也未到庭说明情况，无法核实真实性；第二，张子斌主张的损失与王伟伟、徐玉甫行为之间缺乏必要的因果关系。签合同时支出的住宿费系张子斌的单方行为，并不是王伟伟与徐玉甫行为导致的结果，二者缺乏必要的因果关系。关于徐玉甫是否需要承担责任的问题。案涉口头转让合同发生在张子斌与王伟伟之间，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理，合同撤销后，相应的责任应由合同当事方承担，徐玉甫无需承担相应的责任。故法院对张子斌要求徐玉甫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诉讼费，应当按照谁败诉谁承担诉讼费的原则承担。判决：一、撤销张子斌与王伟伟于2019年5月就坐落于常州市新北区店铺达成的口头转让协议；二、王伟伟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张子斌转让款22875元；三、驳回张子斌在本案中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30元，减半收取265元，由张子斌负担57元，王伟伟负担208元。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上诉人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提出异议，认为其对所谓的徐叶强的病症并不清楚；一审未载明上诉人当时现场转让的一些物品。各方当事人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未提出异议，二审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欺诈行为既可表现为积极作为，亦可表现为消极不作为。告知对方虚假情况和隐瞒真实情况均系欺诈行为的表现形式。本案中，被上诉人与上诉人订立合同的目的是在此前由上诉人进行经营的案涉房屋内使用从上诉人处受让的相关物品及设备等开展经营活动，因此无论被上诉人支付的转让款系针对哪些对象，其目的都是为了在案涉房屋内开展经营活动，对此各方应无异议。而上诉人对徐叶强很可能影响在案涉房屋中的经营活动的情况应当是明知的，却在与被上诉人达成转让协议时对这一重要信息未进行提醒、告知，上诉人的隐瞒行为构成欺诈，一审判决支持被上诉人撤销合同、返还转让款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对转让所涉的标的物等，上诉人可另行主张。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72元，由上诉人王伟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沈秋云审判员  姜旭阳审判员  是飞烨二〇二〇年六月四日书记员  张 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