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0民终99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薯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栖霞市桃村苏州路西首。法定代表人：刘添全，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宝骅，女，该公司职工。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厚涛，男，该公司职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闫红强，男，1971年9月14日出生，汉族，住荣成市黎明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潘鲁军，山东荣顺律师事务所。上诉人山东薯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闫红强种植、养殖回收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荣成市人民法院（2019）鲁1082民初47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山东薯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闫红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于厚涛未经山东薯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同意，私自签订红薯终止收购协议的补充协议，该补充协议对山东薯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不具备法律效力；2.一审认定的闫红强损失数额有误。按照闫红强自己的陈述，每亩土地的净利润也只有1011.4元，何况还有种苗、化肥等投入，故闫红强不存在利润损失；3.山东薯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不存在未及时供货的过错，事实上山东薯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有能力继续为闫红强供货，但闫红强因自身劳动力不足等原因拒绝接收种苗，过错在于其自身；4.一审认定的供苗数量有误。按照合同约定，山东薯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供苗数应为230万棵，另外有30%的赠送的，该赠送部分不应作为损失予以计算。另，于厚涛在签订5月22日补充协议时未仔细审查合同内容，该补充协议中对山东薯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未及时供货的内容不属实。闫红强辩称，1.合同虽然约定赠送30%，该约定其实属于变相降价，属于闫红强的合理损失；2.2018年3月6日双方最初签订的合同因为打印问题，双方于3月8日重新签订，但山东薯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未经闫红强同意将“每天”供苗改成“每次”供苗，该改动部分无效。同时，山东薯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没有依约完成供苗数量，且擅自更换了品种，构成违约；2.补充协议是双方协商一致后，由于厚涛代表山东薯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印章与以前的协议并无二致，合法有效。闫红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山东薯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赔偿闫红强烟薯经济损失2036137.27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闫红强系在荣成、文登经营牧场的个体业主。2018年3月6日，闫红强为乙方，山东薯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为甲方，签订《红薯种植收购协议》（打印版）一份，合同编号为2018030601。主要约定：第一条甲方责任。1、甲方向乙方提供优质脱毒烟薯25红薯种苗，暖棚育苗，剪苗长度在25公分以上，质量达到行业标准，红薯种苗价格为0.20元/棵；2、种苗供应数量合计：230万棵，按照乙方需求每天不低于15.6万棵；3、种苗供应时间：2018年5月1日起开始供应；……6、甲方收购乙方红薯保护价格为￥1元/斤，收购停止，一个月内甲方按照收购额度6%给予奖励；第二条乙方责任。4、种植管理方法具体指标为：①乙方须进行冬耕，冬耕深度超过40厘米以上；②种植起垄高度需超过30厘米以上，垄间距80厘米以上；③每亩种植苗数不低于4500株；……6、乙方种植的红薯必须是协议中执行的品种，如掺入其他品种的红薯，甲方有权拒绝收购并索赔。第三条：违约责任。1、甲方如有违约，不按照协议规定收购乙方红薯。按协议亩数计算，每亩赔付乙方4000元；……第五条：本协议签字后具有法律效力。供货、对账、款项结清后，协议自行终止。如遇不可抗力因素不能履行协议，甲乙双方各自承担责任。上述收购协议签订后，闫红强、山东薯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于2018年3月8日再次签订一份《红薯种植收购协议》，合同编号为2018030801，在该协议中，与3月6日协议相比，仅第一条第2款中的“每天不低于15.6万棵”变更为“每次不低于15.6万棵”。除此以外，其他条款完全一致。另外，该协议最后有备注内容“甲乙双方签订的编号为2018060601收购协议无效”。上述两份协议由山东薯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主管人员于厚涛与闫红强方进行磋商确定，后期协议的履行事宜也由于厚涛负责跟进。山东薯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公司在协议中加盖了公章，于厚涛也在协议中签字确认。对于两份《红薯种植收购协议》的由来，双方当事人陈述不一致。闫红强主张，之所以3月8日再次签订一份协议，是因为协议都是山东薯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打印的，后山东薯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3月6日打印的版本上有很多打印黑点，显得不美观为由，要求双方重新打印签署一份协议，但双方对协议内容并未合意进行变更，闫红强在签署完3月8日协议后，才发现山东薯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擅自将双方合意约定的“每天不低于15.6万棵”变更为“每次不低于15.6万棵”。山东薯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则主张：一、合同约定的15.6万棵是基于最大程度的运输运费，太少的话就不值得运输；二、由“每天”变更为“每次”，是签订3月6日合同后双方都发现了这个错误，所以才签订的3月8日合同，因为闫红强不可能每天种植15.6万棵苗，每次送苗闫红强的人员都告知山东薯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方人员不要一次送太多苗，不可能每天提供15.6万棵苗，这是双方都不可能履行的事；三、合同签订有先后顺序，按常理来讲，应当以后签的3月8日合同为主。经查实，涉案两份合同是双方之间唯一的合同，此前此后双方均未发生其他交易。2018年3月8日，闫红强、山东薯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同时签订《补充协议》一份，内容为“根据薯香公司与闫红强合同编号为2018030601，双方补充协议如下：1、薯香公司承诺按照供货数量给予30%的种苗赠送。赠送方式按照每车发货数量计算；2、关于运输用中转包装，由甲方向乙方提供，费用0.01元/斤，中转包装物运输由乙方负责。”2018年5月3日起，山东薯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按协议开始首次供应烟薯苗，供应数量为169100元。从2018年5月10日起，山东薯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向闫红强提供的红薯苗中开始包含西瓜红苗。其中5月10日西瓜红苗为92000棵，5月13日西瓜红苗为106800棵，5月16日西瓜红苗为180000棵，5月17日西瓜红苗为103500棵，5月23日西瓜红苗为176500棵，5月28日西瓜红苗为101400棵。从供苗数量看，包括烟薯苗、西瓜红苗在内，除5月16日、23日两天外，其余每天山东薯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红薯苗均未达到15.6万棵。2018年5月22日，闫红强、山东薯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又以补充方式签订协议一份，内容为：“因甲方未按原协议及时供苗造成乙方种植季节延误，因各种果树及农作物的严管期已到，社会上的劳动力严重紧缺，可能造成乙方完不成原协议中的种植亩数，甲方同意不予以追究”。该协议中山东薯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方加盖了公司公章，同时于厚涛签字确认。同日，闫红强、山东薯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还以补充方式再次签订一份协议，内容为“因甲方未做到《红薯种植收购协议》的要求，自2018年5月1日起开始每天供应烟薯25红薯苗15.6万棵，并再赠送30%的苗子，没有做到及时供苗，中间大部分还更换成了西瓜红红薯苗。现甲方承诺：1、乙方种植的西瓜红红薯秋天收获后的价格及奖励仍按原协议中烟薯25的价格执行；2、乙方种植的红薯可延迟至霜降后、上冻前收获，甲方仍按原协议价格收购；3、因刚出土的西瓜红红薯皮薄嫩，在收获中及在转运过程中造成的非故意外皮擦伤（非机械及人力造成的外力损伤、跌伤）不影响收购标准。”该协议中山东薯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方也加盖了公司公章，同时于厚涛也签字确认。对于2018年5月22日所签两份补充协议，山东薯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方主张：一、山东薯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公司内部在2018年5月22日没有公章使用记录，于厚涛本人也称其当时没有在2018年5月22日两份补充协议上加盖公章，而且公司内部存档的该两份补充协议均未加盖公章，既然协议上未加盖公章，就说明山东薯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公司不同意该补充协议的条款，故5月22日两份补充协议与山东薯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公司无关；二、即使5月22日补充协议是真实的，当时山东薯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方签署的本意也是闫红强、山东薯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互不追究对方的责任，现闫红强坚持追究山东薯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责任，山东薯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则认为该两份补充协议已经作废，山东薯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对闫红强保留诉权。经查，山东薯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曾于2019年9月25日二次开庭时对5月22日两份补充协议进行过质证，当时其对该两份补充协议表示无异议。自2018年6月17日起，闫红强以山东薯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未及时供苗导致红薯种植季节延误且缺乏劳动力为由，再未接收山东薯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红薯苗。2018年12月6日，闫红强依据上述3月8日的协议向一审法院提起（2018）鲁1082民初7888号诉讼，主张截至起诉之日，山东薯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共接收闫红强红薯319940.5斤，应付货款339136.93元，山东薯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已付货款10万元，尚欠货款239136.93元，且闫红强已将全部周转箱退回山东薯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故要求山东薯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支付货款239136.93元以及周转箱押金37321.31元。该案审理过程中，山东薯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对闫红强主张的事实和诉请予以认可。后经一审法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达成了调解协议，约定山东薯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对闫红强诉请欠款于2019年3月31日前进行分期偿还。该案调解后，山东薯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未按7888号调解书内容履行还款义务。一审诉讼中，经双方核对确认，截至2018年6月16日，山东薯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共计送红薯苗1509100棵，其中烟薯苗740900棵，西瓜红苗768200棵。对于种植节气的问题，闫红强主张：之所以约定山东薯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每天送苗不低于15.6万棵，是因为在5月中旬之前闫红强组织了充足的劳动力进行栽种，而5月中旬以后，因为各种果树及农作物的严管期就到了，社会上的劳动力都集中去从事给果树套袋等工作了，闫红强可用的劳动力就严重紧缺，而且越往后节气越晚，种红薯的产量就越低。所以闫红强将正常供苗时间从约定的2018年5月1日起计算至2018年5月15日（230万棵÷15.6万棵≈15天）；自5月15日以后供苗，就会造成闫红强收成减少；自6月16日以后供苗，已过红薯种植节气，如果继续栽种将会入不敷出，所以闫红强不再接收地瓜苗了。闫红强依据上述自述逻辑，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诉请数额2036137.27元的计算明细，上载计算经过为：1、闫红强实际亩收入339136.93元÷335.4亩（1509100棵÷4500株/亩）=1011.14元/亩；2、闫红强依据协议约定亩收入损失4000元-1011.14元/亩=2988.86元/亩；3、5月15日以前，闫红强种植的合同品种约定的烟薯亩数为425600棵（5月15日以前山东薯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所送烟薯苗数）÷4500株/亩=94.58亩；4、闫红强6月16日以前已种红薯的损失为240.82亩(335.4亩-94.58亩)×2988.86元/亩=719777.27元；5、6月16日以后的损失为329.09亩×4000元/亩=1316360元；6、乙方的总损失为：719777.27元（5月15日-6月16日期间的损失）+1316360元（6月16日以后不能再栽种的损失）=2036137.27元。经一审法院释明，闫红强同意山东薯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在6月16日之前的供苗均算作5月15日之前的供苗。对于闫红强每亩地种苗棵数的问题，闫红强主张除个别试验田按6000株栽种外，大部分土地都是按照4500株/亩栽种的。山东薯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主张之所以约定每亩地栽种不少于4500株，就是因为种得太疏会造成地瓜长得太大，所以闫红强实际每亩都是按照6000株/亩栽种。经协商，闫红强同意每亩栽种数按6000株计算。对于每亩地的正常收入问题，山东薯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主张：即使闫红强种了约定品种的红薯，每亩也没有4000元的收入，市场上的产值也就每亩不到2000元，协议上当时写4000元是因为签订合同时闫红强怕山东薯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到时候不收购，就写双倍价格，带有惩罚性质。而且闫红强种地瓜应该有苗种、人工费等成本支出，每亩红薯卖不到4000元，利润也就一千七八百元左右。即使需要赔偿，也仅仅应当赔偿闫红强的利润损失，不应赔偿成本支出。闫红强主张，双方协议中违约责任部分约定的4000元收购价就是每亩地种植烟薯的产值，不存在惩罚不惩罚的问题。扣除成本的话，一亩地能有1700-1800元的利润。对于红薯种植节气的问题，山东薯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主张，红薯中烟薯的生长周期为90天，西瓜红生长周期为120天，其在6月30日之前都能够提供红薯苗，在6月30日之前种植都不算晚，6月30日之后再种的话确实有点晚了。但在6月30日之前可以一直提供红薯苗，即便是提供晚了，也可以延后收购时间，满足4个月的生长期。事实上是闫红强不同意种植，也不要苗了，山东薯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才不提供种苗了。闫红强主张，红薯的生长期是5月至10月，6月中旬之前种植的话，产量还行，收成应该不错，但是之后就过了种植节气，产量就上不去了，而且山东薯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后来也没有烟薯苗给闫红强，所以闫红强才不要苗了。对有争议的事实和证据，一审法院认定如下：闫红强、山东薯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在《红薯种植收购协议》中对不低于15.6万棵的约定是“每天”还是“每次”。闫红强、山东薯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一致认可案涉协议是双方之间唯一的合作。但双方就这唯一的合作签署了两份协议，其中3月6日协议签订在前，3月8日协议签订在后，按照常理逻辑，原则上应当以后签协议为准。但两份协议内容除对应位置的“每天”变更为“每次”外，也就是说两份合同除一字不同外，其他内容不变，这种现象较为符合打印错误的偶然性。结合5月22日双方所签补充协议中“甲方未做到《红薯种植收购协议》的要求，自2018年5月1日起开始每天供应烟薯25红薯苗15.6万棵”的记载，以及山东薯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方主管人员于厚涛在该补充协议上签字确认的事实，可以看出，于厚涛作为山东薯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主管人员实际认可《红薯种植收购协议》中双方对15.6万棵的真实合意是每天供应，而非每次供应。据此，可以认定闫红强、山东薯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所签《红薯种植收购协议》真实合意应为山东薯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每天供应烟薯苗不低于15.6万棵。一审法院认为，闫红强、山东薯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红薯种植收购协议》以及签订当日形成的赠送红薯苗的补充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应按约履行各自合同义务。7888号案件处理的是闫红强种植山东薯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所供红薯苗后产出红薯的收购问题，而本案处理的是山东薯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实际供苗情况给闫红强造成损失的赔偿问题，二者系不同法律关系，故山东薯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7888号案件与本案依据同一合同进行处理为由，主张双方之间的纠纷已经一次性解决，理由不当，不予采纳。对于2018年5月22日两份补充协议的效力问题，山东薯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曾于2019年9月25日二次开庭时对5月22日两份补充协议进行过质证，当时其对该两份补充协议表示无异议，庭后山东薯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又以5月22日公司无公章使用记录并怀疑闫红强伪造所持补充协议上的公章为由，对该两份补充协议提出异议。但闫红强一方提供的5月22日补充协议上既加盖了山东薯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公章，又有山东薯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主管人员于厚涛的签字确认，何况山东薯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对该两份补充协议曾质证表示无异议，故在没有反驳证据的情况下，山东薯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公司内部对公章管理的规章制度仅系山东薯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己方陈述，不足以作为有效证据使用。退一步讲，即使如山东薯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所述，闫红强持有的5月22日两份补充协议上公章不真实，但该补充协议上仍有于厚涛的签字确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于厚涛作为山东薯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一方负责联系闫红强交易的主管人员，其能在5月22日补充协议上签字确认，闫红强就完全有理由相信于厚涛系履行职务代理行为，即代表山东薯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公司签署补充协议，故5月22日两份补充协议对山东薯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产生代理效力。而且从另一角度看，即使5月22日补充协议未加盖公章，于厚涛能在补充协议上签字确认，至少能够证实补充协议上记载的“甲方（山东薯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未做到《红薯种植收购协议》的要求，自2018年5月1日其开始每天供应烟薯25红薯苗15.6万棵并再赠送30%的苗子，因甲方未按协议及时供苗，造成乙方（闫红强）种植季节延误，而各种果树及农作物的严管期已到，社会上劳动力严重紧缺，可能造成乙方完不成协议中的种植亩数”之事实。综合以上分析，山东薯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就5月22日两份补充协议所作之抗辩，理由不当，不予采纳。对于闫红强主张的损失数额问题。首先，既然双方在《红薯种植收购协议》中合意约定按闫红强要求，每天供苗不低于15.6万棵，山东薯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作为供苗义务方，就应当遵照协议履行。按照每天约定的最低供苗数量15.6万棵计算，山东薯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供苗时间从约定的5月1日起，最长可以延续到5月15日。庭审中，闫红强亦同意山东薯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对其供苗均算作5月15日之前供应。但从查明的事实看，山东薯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不但供苗时间拖延至6月16日，而且实际全部供苗数量仅为1509100棵，明显少于合同及补充协议约定的包括赠苗在内合计应供苗数量299万棵（230万棵*1.3倍）。在这种情况下，结合5月22日两份补充协议中双方确认的因山东薯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未按约定及时供苗，导致闫红强延误种植季节，且因各种果树及农作物的严管期已到，社会劳动力紧缺，使闫红强可能无法完成约定种植亩数之事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之规定，可以认定山东薯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未按约定及时供苗构成违约，且基于红薯种植时节限制，该违约行为致使闫红强在种植适宜时节不再具备劳动力完成种植数量，相应地亦无法实现闫红强通过种植约定亩数而正常收成盈利的合同目的。故闫红强作为守约方，有权以拒绝山东薯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继续供苗的方式，就剩余尚未提供的红薯苗解除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本案中，双方签订的《红薯种植收购协议》以及3月8日所签补充协议中明确约定了闫红强的种植总量应为299万棵，按照协议中亩种植数量不低于4500棵/亩的约定，可以看出在签订收购协议时山东薯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能够预见到闫红强准备的种植土地最多可达664亩（299万棵÷4500棵/亩）。从实际种植情况看，山东薯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主张闫红强实际亩种植数量6000棵/亩，闫红强对此予以认可，由此可见，事实上山东薯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可以预见到闫红强准备的种植土地具体可达到498亩（299万棵÷6000棵/亩）。而从实际供苗情况看，山东薯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在约定时限内供苗1509100棵，按6000棵/亩的标准折算，仅够栽种闫红强土地252亩（1509100棵÷6000棵）。对于因山东薯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未及时供苗，导致闫红强由于劳动力严重紧缺以及延误种植季节而未能栽种的土地，虽闫红强主张其对该部分土地亦付出了平整、施肥、人工等费用，但在客观未实际栽种的情况下，本案中无充分证据证实闫红强对该部分土地付出了平整、施肥等成本费用，故上述法律规定的山东薯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可以预见到的合同履行后闫红强可以获得的利益，即可得利益损失，应以种植利润收益为宜。故闫红强要求山东薯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赔偿该部分损失，于法有据，应予支持。根据庭审中闫红强、山东薯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陈述一致的每亩种植正常利润达一千七八百元的情况，一审法院酌定闫红强因山东薯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违约导致未能栽种土地的可得利益损失为430500元【1750元/亩*246亩（498亩-252亩）】。至于闫红强提出的山东薯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供苗期间擅自将约定烟薯苗更换为西瓜红苗导致其产量减少的问题，首先，从5月22日补充协议内容看，山东薯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承诺西瓜红红薯的收购价格及奖励均按收购协议中对烟薯的约定执行，在补充协议签订前后，闫红强也多次接收了山东薯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供应的西瓜红苗，根据该事实情况，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当认定闫红强、山东薯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合意将西瓜红苗列入收购协议中约定的种植品种。其次，闫红强虽主张西瓜红苗的产量低于烟薯苗，但未提供证据证实，且农作物的产量受土地肥沃程度、种植管理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在没有确切证据情况下，不宜仅从红薯品种上评判产量。据此，闫红强以西瓜红产量低为由主张损失，理由不当，不予支持。关于山东薯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提出的5月22日补充协议是双方同意互不追究损失责任基础上签订的问题，基于山东薯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未及时供苗构成违约的客观情况，依据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山东薯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作为违约方，理应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而5月22日两份补充协议主要系以山东薯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承诺西瓜红收购价格以及山东薯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放弃追究闫红强完不成种植亩数的方式，对闫红强利益给予合理保障，属于山东薯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承担违约责任的表现。而且两份补充协议表述清楚，内容明确，无论哪份补充协议上均未体现出除山东薯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自愿承担的违约责任外，闫红强同意放弃追究山东薯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损失赔偿责任。故山东薯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就此所作之抗辩，理由不当，不予采纳。至于山东薯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坚持以闫红强拒收6月16日之后所供红薯苗给其造成损失为由，主张追究闫红强赔偿责任之主张，山东薯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可根据本案审理结果酌情另案处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山东薯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付闫红强可得利益损失430500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089元，由闫红强负担15331元，山东薯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担7758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双方签订了数份《红薯种植收购协议》及补充协议，上述协议均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山东薯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主张补充协议系于厚涛私自签订，未经其公司同意，但在一审中其曾明确对两份补充协议予以认可，在没有其他证据推翻山东薯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上述自认的情况下，该两份补充协议可以作为定案依据，山东薯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从双方提交的证据和相关陈述看，山东薯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应当向闫红强提供红薯种苗，虽然两份《红薯种植收购协议》对供苗的时间是每天还是每次表述不一致，但从补充协议的内容看，山东薯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承认其未能按时供苗，该行为已经构成违约，故无论双方的合意供苗周期是每天还是每次，都不影响山东薯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对自身违约行为的自认。同时，补充协议中再次出现“每天”供苗的表述，与3月6日的《红薯种植收购协议》的约定相互印证，而红薯苗的种植确实需要考虑季节和周期，即便按照山东薯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所主张的“每次”供苗也不意味着其可以无限延长供苗时间，不足以免除其应当承担的违约责任。山东薯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另对一审认定的闫红强的损失计算标准存在异议，主张种植红薯不存在1700元/亩的利润，但该数额系双方在一审中的一致陈述，同样属于山东薯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自认，一审依照双方的陈述确定种植红薯的利润标准并无不当。综上，山东薯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758元，由山东薯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万景周审判员  张丽萍审判员  蒋 涛二〇二〇年六月一日法官助理郎冰书记员江嘉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