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576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桑秀丽，女，1973年3月8日出生，住北京市通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兵，河北华川（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支前，男，1966年3月23日出生，住北京市通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皇甫小平，北京市诚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薄雪，北京市诚汇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桑秀丽因与被上诉人王支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2民初352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桑秀丽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2民初35234号民事判决第一、二项。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由王支前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对于涉诉款项10万元的性质认定存在错误，涉诉款项10万元是王支前的投资款并非出借款。本案涉诉款项是王支前支付给中鸿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鸿公司）用于购买中鸿公司主营的P2P类投资理财产品，且王支前是将涉诉款项直接支付至中鸿公司账户中，实际未给付桑秀丽。二、桑秀丽虽向王支前出具借条，但桑秀丽未实际收到出借款，借款关系并未生效，故桑秀丽在一审中作为被告不适格，王支前应向中鸿公司主张返还涉诉款。三、因中鸿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已经被立案侦查，本案涉诉款项是由王支前投资给中鸿公司，本案涉诉款项属于刑事涉案金额的部分，王支前应向公安机关报案，不应向桑秀丽主张。王支前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桑秀丽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桑秀丽所称十万元用于购买理财投资款没有任何证据支持。相反，十万元是桑秀丽的借款且有桑秀丽借条为证，桑秀丽未实际收到出借款与事实不符。借款时银行卡是交给桑秀丽进行操作，收款人是谁王支前不清楚。王支前在桑秀丽的怂恿下，通过桑秀丽购买过理财产品，均有与公司签订的投资理财合同。本案借款的十万元没有签订投资理财合同，朝阳经侦不予立案，一审阶段王支前联系桑秀丽共同到经侦进行核实，但桑秀丽拒绝前往。王支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桑秀丽偿还王支前借款本金10万元；2．桑秀丽给付王支前自2018年6月9日至2019年6月11日止的利息1.5万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桑秀丽负担。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王支前与桑秀丽经李秀娥介绍认识。桑秀丽为中鸿公司工作人员。自2017年8月份至2018年3月份，王支前通过桑秀丽与中鸿公司签订多份投资合同，约定王支前向中鸿公司投资款项，中鸿公司定期给付王支前收益并返还投资本金。2018年6月9日，桑秀丽在其身份证复印件背面向王支前出具借条一张，内容为：“今借到王支前现金￥100000元（壹拾万元整），于2018年7月11日还现金￥2000元（贰仟元整）。剩余￥115000（壹拾壹万伍仟）于2019年6月11日还清。注：王增娣消费宝合同于2018年6月12日签（凑17％收益）。2018年6月12日合同，2018年7月11日付2％”。桑秀丽在借条落款借款人处签字并捺印。欠条出具当天，王支前通过POS机向商户名称为中鸿财富有限公司的账户刷卡支付5万元，李秀娥通过POS机向商户名称为中鸿财富有限公司的账户刷卡支付5万元。2019年5月15日，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以中鸿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为由进行立案侦查。现王支前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要求桑秀丽偿还借款本金10万元并给付相应利息。桑秀丽对此不予认可，称本案诉争借条中载明的10万元包括王支前的5万元和李秀娥的5万元，王支前并未将款项交付桑秀丽，而是直接给付中鸿公司，系王支前向中鸿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款项，故合同关系发生在王支前与中鸿公司之间，与桑秀丽无关，桑秀丽为中鸿公司的员工，王支前和李秀娥通过桑秀丽向中鸿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由于中鸿公司根据投资本金的数额确定收益的比例，投资本金越高支付的收益越多，故在桑秀丽的组织下王支前等多人共同投资100万元并以王增娣的名义与中鸿公司签订投资合同，收益为年利率17%；2018年7月12日，桑秀丽通过郭金成的账户向王支前支付收益2000元，2019年5月29日桑秀丽通过微信向王支前返还千分之一的本金100元，2019年8月30日，桑秀丽通过微信向王支前返还千分之一的本金100元；中鸿公司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立案侦查，王支前起诉的10万元属于涉嫌犯罪金额的一部分，故本案应移送公安机关处理。桑秀丽向一审法院提交了王增娣与中鸿公司于2018年6月12日签订的投资合同和资金到账确认函，其中投资合同约定王增娣投资50万元，投资期限为1年，中鸿公司按照年利率17%的支付收益；资金到账确认函中载明中鸿公司收到王增娣于2018年6月12日出借的50万元，并手写有“王增娣20万元续本金，……王支前5万、2%、2000元，李秀娥5万、2%、1000元、……”。王支前称桑秀丽提出向王支前借款10万元，但具体用途王支前不清楚，王支前与李秀娥分别通过桑秀丽提供的POS机刷卡交付5万元，李秀娥支付的5万元系王支前向李秀娥的借款；2018年7月12日桑秀丽通过其丈夫向王支前转账支付利息2000元，2019年5月29日和2019年8月30日的100元王支前不清楚，具体性质由法院认定；王支前并不认识王增娣，就本案诉争借款王支前并未向公安机关报案，其余向中鸿公司投资的款项王支前已经报案。李秀娥认可其于2018年6月9日刷POS机支付的5万元系代王支前付款，同意由王支前在本案中主张，其不会向桑秀丽主张该笔款项。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桑秀丽是否应向王支前偿还本金并支付利息。首先，关于王支前在本案中诉请的10万元款项的性质。2018年6月9日桑秀丽向王支前出具借条确认向王支前借款10万元，承诺于2019年6月11日还清，并注明“王增娣消费宝合同于2018年6月12日（凑17％的收益）”，王支前与李秀娥通过POS机刷卡向中鸿公司交付10万元，桑秀丽提交了王增娣与中鸿公司签订的投资合同和资金到账确认函，资金到账确认函载明了王增娣2018年6月12日投资的50万元包括王增娣、王支前、李秀娥的款项。结合双方提交的证据和当庭陈述，一审法院认为王支前在本案中主张的10万元实际为王增娣与中鸿公司2018年6月12日签订的投资合同中投资款项的一部分。其次，关于桑秀丽的责任问题。虽然王支前在本案中主张的款项为投资款的一部分，中鸿公司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立案侦查，但投资合同系王增娣与中鸿公司签订，且桑秀丽就本案诉争款项出具借条予以确认并承诺2019年6月11日偿还，中鸿公司涉嫌刑事犯罪并不影响桑秀丽依据其出具的借条承担相应的责任。最后，关于桑秀丽应偿还款项数额的确定问题。本案诉争借款包括李秀娥和王支前各5万元，桑秀丽统一向王支前出具10万元借条，李秀娥亦同意王支前向桑秀丽主张，其不会项桑秀丽主张，一审法院对此不持异议。根据桑秀丽出具的借条以及王增娣与中鸿公司签订的投资合同，桑秀丽承诺2018年7月11日给付王支前2000元，并于2019年6月11日偿还11.5万元，以上共计11.7万元，包括10万元本金及收益1.7万元；桑秀丽2018年7月12日通过郭金成的账户向王支前转账2000元，王支前与桑秀丽均认可系支付的利息，一审法院对此不持异议，但应支付的利息应以10万元为基数、以年利率17％为标准、自2018年6月12日起计算至该款项还款之日，余款应抵充借款本金。桑秀丽通过微信于2019年5月29日向王支前转账的100元，以及2019年8月30日转账的100元，桑秀丽称该两笔100元系偿还本金，王支前表示不清楚款项的性质，具体性质由法院认定。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根据王支前与桑秀丽的微信聊天记录，桑秀丽在支付上述两笔款项的时候标注“10万的千分之一”，从该内容上看应认定为偿还的借款本金。故在计算相应利息时，应扣除桑秀丽已偿还的借款本金。经核算，桑秀丽应偿还王支前借款本金99216.66元。王支前现要求桑秀丽给付截至2018年6月11日止的利息1.5万元，并未超出一审法院核算的数额，对此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判决如下：一、桑秀丽于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偿还王支前借款本金99216.66元；二、桑秀丽于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给付王支前截至2019年6月11日止的利息1.5万元；三、驳回王支前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桑秀丽提交三组证据，证据一李秀娥与桑秀丽微信聊天记录，证明李秀娥钱款不是代王支前支付，及李秀娥与王支前在知情并同意情况下，购买了中鸿公司理财产品；证据二桑秀丽向李秀娥转账2000元记录，证明2000元是提成，因拼单中周卫兵7万、杨铭晖3万系王支前介绍，加上王支前5万、李秀娥5万，总计20万元，提成1%，进一步说明李秀娥与王支前案涉款项是在知情并同意情况下，购买了中鸿公司理财产品；证据三立案告知书，证明拼单挂名人王增娣已经就拼单款项向公安报案，案涉钱款属于刑事涉案款项的一部分。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举证质证。王支前对证据一真实性无法确认，关联性不认可，认为即使按照桑秀丽的逻辑也恰恰说明不是中鸿公司的投资款。王支前对证据二关联性不认可，认为无法证明本案借款性质。王支前对证据三真实性认可，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王增娣是桑秀丽的一个大客户，她报案很正常，但与王支前的借贷没有关系。王支前二审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查认为，桑秀丽提交的证据与本案审查关联性不足，无法作为二审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王支前与桑秀丽是否成立民间借贷关系，是否承担还款责任。法律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王支前为证明其与桑秀丽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提交了桑秀丽出具的借条一张，桑秀丽对该借条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双方存在借贷关系。对此，本院认为，王支前提交证据证明在桑秀丽出具借条之前，支付了10万元，虽然款项并未直接交付给桑秀丽，但桑秀丽通过出具借条的方式对该债权予以确认。王支前、桑秀丽均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对各自的行为有清醒地认知，桑秀丽在向王支前出具欠条时，应当知晓相应的法律后果。桑秀丽作为中鸿公司的员工，王支前通过桑秀丽与中鸿公司签订多份投资合同，桑秀丽与中鸿公司系不同的主体，虽然中鸿公司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立案侦查，但并不影响桑秀丽与王支前之间法律关系的判断，特别是桑秀丽出具借条后，按照借条约定向王支前支付部分钱款，足以说明王支前与桑秀丽突破了理财产品合同的相对性，因此，一审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认定中鸿公司涉嫌刑事犯罪并不影响桑秀丽依据其出具的借条承担相应的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一审法院根据在案证据及还款情况，核算本金及利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桑秀丽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584元，由桑秀丽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孙承松审 判 员 李 坤审 判 员 杜丽霞二〇二〇年六月一日法官助理 闫韦韦法官助理 高恒阳书 记 员 李 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