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7民终133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蒙红军，男，1977年12月9日出生，汉族，绵阳市盐亭生态环境局干部，住四川省盐亭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玉蓉，女，1975年5月20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系被告蒙红军之妻）。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智溥，四川君程明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阳海川，男，1977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盐亭职业技术学校教师，住四川省盐亭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康健康，四川誓贤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桑国红，男，1983年3月2日出生，汉族，从事建筑业，住四川省盐亭县。 上诉人蒙红军、张玉蓉与被上诉人阳海川，原审第三人桑国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盐亭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川0723民初11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本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蒙红军及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智溥，被上诉人阳海川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康健康，原审第三人桑国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蒙红军、张玉蓉提出上诉，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原告全部诉请；一、二审诉讼费用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如下，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认定涉案《借款凭证》是对以前借贷关系的结算，与查明事实不符。《借款凭证》所涉借款经庭审查明并未履行，不能作为之前借贷关系的结算。2、一审法院对利息的认定于法无据。上诉人在第一笔借款后，每月归还8000元，只是因为阳海川要偿还车贷，并非是归还每月利息。本案中双方并无利息约定，不应计算利息。3、一审法院超诉讼请求判决。阳海川提交《借款凭证》书证，以此主张借贷关系。现查明《借款凭证》未实际履行，一审将两人之间的其余借贷关系进行审理，超出了阳海川诉请。4、一审依法不能委托中国人民银行盐亭县支行对阳海川、蒙红军发生的借贷关系计算资金利息。二、因认定事实错误，所以适用法律错误。综上，请求二审法院判如所请。 被上诉人阳海川答辩称，一审认定事情清楚，证据充分。1、《借款凭证》是双方借贷关系的一个结算，这是其形成的原因。同时金额也与双方实际债务金额一致，出具后蒙红军也在实际履行；2、双方借款是有利息约定的。双方每一笔借款都有利息约定，同时蒙红军也按利息进行规律性还款。蒙红军提出2013年每月还8000元的原因是因为阳海川还车贷与事实和逻辑不符，阳海川如果自己有贷款要还，还会把钱无息借给蒙红军，不符合正常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逻辑。同时《借款凭证》上面双方对利息的约定也是佐证；3、原告起诉是2013年到2015年的借贷关系，一审并未超诉请判决；4、一审委托银行进行本金、利息的计算，是为了更准确的作出判决，并无不当。 原审第三人桑国红答辩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借贷关系与其无关，对涉案《借款凭证》在一审已作陈述。 一审原告阳海川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两被告立即偿还在原告处的借款40万元；2.判令两被告支付自2016年8月9日起至起诉之日止的利息25.6万元，同时向原告支付自2016年8月9日起至还清之日止，以40万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计算的资金利息；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相关费用由两被告共同承担。事实与理由：自2013年4月14日至2015年6月1日，被告夫妇先后在原告处借款140余万元。2015年6月8日，被告夫妇向原告出具了前期借款的《借款凭证》，约定自出具借款凭证之日起14个月还清。被告夫妇向原告归还了100万元后，剩余40万元虽经原告多次催收，但被告夫妇至今不予归还。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阳海川与被告蒙红军系同学关系，第三人桑国红与被告蒙红军系朋友关系，被告蒙红军与被告张玉蓉系夫妻关系。2015年6月4日，第三人为了施工承建位于盐亭县区（现更名为经济开发区）檬子村盐亭•交大众一机电产业园一、五、六、七厂区厂房及附属工程（含厂区内堡坎、总坪、绿化、钢构等）、园区干道道路及管网（干道道路主管网）工程项目，以中兴建邦公司的名义与梓江机电公司签订《盐亭•交大众一机电产业园三标段施工合同》，约定由第三人向梓江机电公司交纳保证金200万元。合同签订生效后，第三人在郭某某处借款100万元，尚差保证金100万元。在此情况下，第三人找到被告蒙红军，要求在被告蒙红军处借款100万元。当时，被告蒙红军告诉第三人自己没有钱借，将第三人介绍到原告处借款100万元，但原告表示不认识第三人，同意借款100万元给被告蒙红军，第三人对借款进行担保，原告、被告、第三人均表示同意。2015年8月8日，原告在“欧陆风情”茶楼持打印完好的《借款凭证》交与两被告和第三人签字，该《借款凭证》内容为：今借到阳海川处人民币现金100万元整（壹佰万元整），该借款用于盐亭县经开区梓江机电产业园三标段工程建设使用。经双方协商，该借款在14个月内分三次进行归还：借款期限6个月满后归还借款50万元整（五十万元整）；借款期限12个月满后再归还借款50万元整（五十万元整）；14个月满后借款人支付阳海川40万元整（四十万元整）报酬金。特立此据！被告蒙红军在借款人处签名、捺指印，被告张玉蓉在借款人配偶处签名、捺指印，第三人桑国红在担保人处签名、捺指印。2015年9月底前，原告、被告蒙红军与第三人在一起，原告持2015年8月8日打印的《借款凭证》原件要求改动上面一些内容，原告便亲笔书写被改动的内容，一是将小写“100”万元改写成“140”万元；二是将括号里面“壹百万元”中的“百”和“万”两个字中间上面添加“肆拾”两个字，改动后的内容为“壹百肆拾万元”；三是将“40万元整（四十万元整）”后面的“报酬金”三个字用墨水途黑，不能识别；四是将日期“2015年8月8日”中“8月”的“8”字改写成“6”字，改动后的内容为“2015年6月8日”。同时，原告在该《借款凭证》上书写：“注：超7天算半月，超半月算一个月，月息4分计算，以借款人不按时还款补偿给阳海川”。被告蒙红军在改动的地方分别加盖了指印。 庭审中，第三人在第一次开庭出庭作证时称：2015年8月8日《借款凭证》形成后，一直催要借款，但没有收到借款。2015年9月20日左右，被告蒙红军打电话告诉《借款凭证》上的一些内容要改动一下，原告说40万元后面的“报酬金”不行，不好听，人家认为是放高利贷，要把这三个字去掉，100万元借款金额改写成140万元。同时，原告又说把借款时间2015年8月8日改写成6月8日，这样才与本人签订的合同吻合，因为钱是用于本人签订的合同。《借款凭证》上的内容改动后，原告仍然没有给付借款，本人只有另想办法借款，在2015年12月8日向梓江机电公司交纳了200万元保证金。2015年12月10日，本人给被告蒙红军打电话说100万元借款不要了，要求把《借款凭证》收回来，但一直没有要回。 同时查明，2015年8月8日形成《借款凭证》之前，原告就已与被告蒙红军建立了民间借贷关系。从2013年4月14日起至2015年6月1日止，原告通过银行帐户一共12次分别借款给被告蒙红军计人民币160.4万元，分别为：（1）2013年4月14日，借款20万元；（2）2013年7月3日，借款5万元；（3）2014年2月24日，借款4.7万元；（4）2014年4月9日，借款3万元；（5）2014年5月17日，借款5万元（此款，系原告阳海川原妻侯丹通过银行帐户转入被告蒙红军银行帐户）；（6）2014年5月17日，借款12万元（此款，系原告阳海川原妻侯丹通过银行帐户转入被告蒙红军银行帐户）；（7）2014年9月14日，借款9.6万元；（8）2014年12月28日，借款19.3万元；（9）2015年1月18日，借款28.8万元；（10）2015年4月30日，借款20万元（此款，被告蒙红军要求原告提供银行转款依据）；（11）2015年5月28日，借款3万元；（12）2015年6月1日，借款30万元。 被告蒙红军借款后，从2012年11月29日起至2018年2月14日止，一共31次向原告归还借款本息共计人民币185.27万元，分别为：（1）2012年11月29日，还款1.95万元；（2）2013年5月15日，还款8000元；（3）2013年6月15日，还款8000元；（4）2013年7月15日，还款8000元；（5）2013年8月4日，还款5万元；（6）2013年8月15日，还款8000元；（7）2013年9月15日，还款8000元；（8）2013年10月15日，还款8000元；（9）2013年12月16日，还款8000元；（10）2014年1月16日，还款8000元；（11）2014年2月15日，还款7000元；（12）2014年3月16日，还款8000元；（13）2014年3月27日，还款5万元；（14）2014年4月20日，还款8000元；（15）2014年5月16日，还款8000元；（16）2014年6月19日，还款1.5万元；（17）2014年6月25日，还款19.4万元；（18）2014年7月24日，还款7000元；（19）2014年9月5日，还款16万元；（20）2014年11月19日，还款3500元；（21）2014年12月18日，还款3500元；（22）2014年12月23日，还款9.62万元；（23）2015年1月29日，还款7000元；（24）2015年4月2日，还款1.2万元；（25）2015年7月31日，还款12万元；（26）2015年9月17日，还款2万元；（27）2016年9月22日，还款20万元；（28）2017年1月27日，还款15万元；（29）2017年7月18日，还款40万元；（30）2017年12月14日，还款15万元；（31）2018年2月14日，还款10万元。其中：从2015年8月8日形成《借款凭证》后，被告蒙红军在2015年9月17日、2016年9月22日、2017年1月27日、2017年7月18日、2017年12月14日、2018年2月14日分别6次向原告归还借款2万元、20万元、15万元、40万元、15万元、10万元，共计人民币102万元。庭审中，原告称：2015年8月8日《借款凭证》形成前，被告蒙红军在原告处存在借贷关系，双方存在有借有还。口头约定的利息为月利率3分、3.5分、4分。2015年8月8日《借款凭证》形成后，被告蒙红军从2015年9月17日起至2018年2月14日止，一共6次向原告归还了借款102万元，借款本金为140万元，尚欠借款本金38万元，按《借款凭证》上双方约定的月利率支付资金利息，本息应当由两被告归还给原告。同时，原告在近年来，多次给被告蒙红军打电话、发微信联系，要求归还借款本息，被告蒙红军同意归还借款本息。证明《借款凭证》是原告与被告蒙红军对原发生的借款、还款的结算，属于双方对原借款的结算依据。但被告蒙红军当庭否认，称：自2015年9月17日起至2018年2月14日止，一共6次向原告归还的借款102万元是《借款凭证》形成之前被告蒙红军在原告处的借款，是归还原在原告处的借款。《借款凭证》形成后，原告没有借款给被告，所以6次归还借款102万元不是归还《借款凭证》中的借款。至于原告打电话、发微信要求还款的问题，因原、被告存在多笔借款、还款，一直没有结算，被告认为在原告处的借款还没有还完，所以，答复给原告还款。在这次诉讼中，被告才清楚借款已还完，还超还了几十万元。 诉讼中，根据案件审理需要，本院于2019年12月30日依法委托中国人民银行盐亭县支行计算原告与被告蒙红军之间因借贷产生的资金利息，并向中国人民银行盐亭县支行出具了《计算资金利息委托书》，要求中国人民银行盐亭县支行依据本院提供的《借款、还款统计表》计算下欠借款余额、资金利息；该统计表载明：借款日期从2013年4月14日起至2015年6月1日止，一共12次借款，借款金额为160.4万元；还款日期从2013年5月15日起至2018年2月14日止，一共30次还款，还款金额为183.32万元。2012年11月29日，还款1.95万元，此款因发生在借款日期2013年4月14日之前，未列入《借款、还款统计表》。同时，要求中国人民银行盐亭县支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按照已支付的利息按年利率36%的标准计算，未支付的利息按年利率24%的标准计算。中国人民银行盐亭县支行接受本院委托后，按照本院的要求，于2019年12月31日向本院出具了《利息计算清单》，结论为：截止2017年12月14日，欠本金10.2万元，欠利息463105.83元，合计565105.83元。同日，归还15万元，仍欠利息415105.83元。2018年2月14日，归还资金10万元，本金归还完毕，仍欠利息315105.83元。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的陈述、身份信息、《盐亭•交大众一机电产业园三标段施工合同》、《承诺》、《绵阳商行个人业务回单》、《收据》、《借款凭证》、《银行转帐记录》、《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个人活期明细》、《利息计算清单》等证据证实。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原告阳海川作为出借人持两被告在借款人处签名、第三人在担保人处签名形成的《借款凭证》，主张民间借贷的民事权利。民间借贷是一种历史悠久、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存在的民间金融活动，主要指自然人之间、自然人与法人或其他组织之间，以及法人或其他组织相互之间，以货币或其他有价证券为标准的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第二百一十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的规定，虽然案涉《借款凭证》形成后，原告未向两被告或第三人实际交付借款，能够证明该《借款凭证》尚未实际履行，该《借款凭证》尚未生效。但是，在《借款凭证》形成前被告蒙红军从2013年4月14日起至2015年6月1日止，通过原告银行帐户已分别12次在原告处借款共计人民币160.40万元，足以证明双方已形成了民间借贷关系。为此，原告认为该《借款凭证》是原告与两被告对原发生借款、还款和支付利息的结算，且在《借款凭证》形成后，被告蒙红军还一共六次分别向原告归还借款102万元。故，原告所持理由成立，与客观事实相符，并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一审法院予以采信。结合本案查明的事实，被告蒙红军在原告处借款后，从2012年11月29日起至2018年2月14日止，一共31次通过银行帐户向原告归还借款本息共计人民币185.27万元，双方间形成的借款、还款约有明确的时间、金额，真实可信，一审法院予以认可，应作为双方结算借款本息的依据。由于原、被告未提供分别12次借款关于利息约定的依据，对借款利息各持己见，但根据原、被告发生的借款、还款情况，可以推断月利率在3分、3.5分、4分之间，证明双方已口头或书面约定了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原、被告间形成的利率已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份的利息无效。诉讼中，为了案件审理需要，一审法院于2019年12月30日依法委托中国人民银行盐亭县支行对原、被告发生的借贷关系计算资金利息，要求按照已支付的利息按年利率36%的标准计算，未支付的利息按年利率24%的标准计算。中国人民银行盐亭县支行接受委托后，向本院提供《利息计算清单》一份，计算结果为：截止2018年2月14日，本金归还完毕，仍欠利息315105.83元。该计算真实可信，客观科学，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认可，应作为两被告尚欠原告利息的依据。在计算利息时，因最初第一次发生借款的时间为2018年4月14日，而被告蒙红军在2012年11月29日就在还款，该行政与常理不符，故该笔款项1.95万元未纳入本次计算利息的还款范围，但原告在庭审中认可该款项，被告蒙红军已提供了银行转款信息记录，该笔款项的发生客观、真实，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属于被告蒙红军支付给原告的款项，应在尚欠的利息中扣减。品迭后，尚欠的利息为295605.83元。因两被告系夫妻关系，且该借款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属两被告的夫妻共同债务，应由两被告共同支付给原告。关于原告在本案中主张支付资金利息的问题，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盐亭县支行出具的《利息计算清单》，已明确证实截止2018年2月14日本金归还完毕，欠付的利息为315105.83元，根据法律规定，利息不能再重复计付利息。为此，原告要求支付利息的主张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应予以驳回。第三人与本案审理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无关联，不承担责任。 综上所述，为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主义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本院审判委员会研究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由被告蒙红军、张玉蓉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阳海川支付尚欠的资金利息计人民币295605.83元；二、驳回原告阳海川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规定，本案收取案件受理费10360元，由原告阳海川负担6360元，被告蒙红军、张玉蓉负担4000元。 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焦点问题在于，一、本案是否存在超诉请范围判决事实。本院经审查，一审原告阳海川起诉事实为2013年4月14日至2015年6月1日阳海川向蒙红军提供借款，并要求归还剩余的40万元。而《借款凭证》只是阳海川主张为双方对借贷关系的结算证据。一审针对2013年至今双方借款和还款情况进行审查，且判决金额也低于诉请的40万元。因此，并不存在超诉讼请求审判情况；二、关于双方是否存在利息约定。本院经审查，双方第一笔借款发生在2013年4月14日，金额20万元，而蒙红军至2013年5月至2014年5月基本上每月还款8000元，与阳海川所提月息4分基本一致。蒙红军提出该8000元是基于阳海川还车贷所要求，但阳海川在自身有贷款的情况下将20万元交由蒙红军无息使用，不符合正常逻辑。此外，在双方所签订的《借款凭证》上，明确约定了借款100万，到半年还50万，到一年时还50万，另行支付40万元报酬金，该利息约定已达到4分月息。且在后面更改中也明确约定了4分的利息。综合整个借款归还情况，阳海川共出借160.4万元，蒙红军在归还185.27万元后，仍认可还应当继续归还借款。综合以上证据，本院认为双方不仅有利息约定，而且利息约定过高，一审对此依法予以调整，本院予以支持；三、关于一审委托银行对借款进行本金、利息的计算。本院认为，本案中双方发生多笔经济往来，所归还的款项应当在本金、利息之间怎样予以品迭，银行在该业务计算上较为专业，因此一审法院将该工作委托银行进行计算，并不违反法律规定。 综上所述，上诉人蒙红军、张玉蓉所提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360元，由上诉人蒙红军、张玉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周 坚 审判员 马红科 审判员 严 炎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五日 书记员 李宏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