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民终4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1，男，1988年5月2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1，女，1961年7月2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2，女，1986年5月1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上列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洪义，北京市汇昕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3，男，1960年4月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穆华敏，北京市冠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4，男，1966年8月2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祁铈程，北京颐合中鸿(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某1、张某1、刘某2及上诉人刘某3与被上诉人刘某4因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8民初190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之规定，合议庭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后，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某1、张某1、刘某2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确认双方签订的《企业股权（家产）分割约定协议》无效。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从《协议》所处分的财产内容和性质来看一审认定事实存在错误。1、《协议》是对三家公司财产的处分,一审判决所认定的协议“内容系对被继承人刘某5持有的公司股权及相关财产权益进行处分”是错误的。协议处分的是北京某1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1公司)、河北某2房地产开发公司(以下简称某2公司)、北京某3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3公司)三家公司的股权及财产权益，并非只对刘某5持股的某3一家公司，一审认定事实不全面。2、《协议》是对三家公司股权的处分,一审所认定的“该合同并非公司股东之间对公司股份进行处置,有别于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是错误的。该协议对某3公司、某1公司、某2公司股东之间股权进行一系列转让进行了约定，其实质上是股权转让协议。3、协议是对之前已经完成的三家公司股东变更登记事实的认可。二、一审适用法律错误。协议既然是对三家公司股权转让和公司财产权益的处分,应当适用公司法的规定来审查协议的效力。一审适用民法总则和合同法关于合同效力的原则性规定,以“当事人之间基于意思表示一致”签订合同、上诉人“基于继承人身份，对被继承人刘某5本人持有的股份以及家庭财产进行分割,并不构成无权处分”等为由认定合同有效,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我方认为,本案不仅应当适用民法总则和合同法,更应当适用公司法来审查协议的效力,因为协议的内容是对公司股权转让、股东变更、公司财产处置的约定,权利主体应当是股东和三家公司,约定的内容不能违反公司法规定。依据公司法规定,只有公司的股东才有权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只有公司才有权签订处置公司财产的协议。而本案当事人作为自然人,既分别不具有三家公司股东身份,也没有公司法人资格,均无权签订协议。首先,就某3公司而言,公司股东原为刘某3、刘某4和刘某5。我方作为刘某5的继承人,虽然有权继承其股东资格,但在完成股东身份变更登记之前,无权以继承人身份绕过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直接行使股东权利,三上诉人以继承人身份签署的涉及某3公司股权转让的协议应属无效。其次,就某1公司和某2公司而言,因两公司的股东均是企业法人某3公司,因此如果转让股权,也应当由某3公司来签订转让协议。我方与对方均不是公司股东,均无权转让股权。所签订的涉及某1公司和某2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也属无效。再次,就协议中涉及的对三家公司其他财产权益的处分而言,只有三家公司有处分权,双方均无权处分。一审混淆了一般民事主体和特定主体的权利范畴,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均存在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支持我方请求。刘某3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确认《企业股权（家产）分割约定协议》无效。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存在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等法定情形，新的行政法律事实也从根本上否定了合同当事人违背公司登记法律规范签订《股权分割协议》的合法性，故《股权分割协议》以合法形式约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公司依法登记的强制性规定事实成立，应当属于无效。《企业股权（家产）分割约定协议》签约主体不具有直接处分某3公司、某2公司、某1公司等三家公司股权的权利能力。《企业股权（家产）分割约定协议》是对已经完成的某3公司、某2公司、某1公司股权变更登记事实进行约定确认，而某3公司变更登记被行政执法机关依法予以撤销的行政法律事实，证明协议是对违法行为进行的确认，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企业股权（家产）分割约定协议》无效的法定情形。一审判决认定《撤销某3公司登记决定书》是合同履行过程中违约责任的结果，不符合本案客观事实。一审判决认定《企业股权（家产）分割约定协议》系合同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是建立在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和某3公司《章程》之上，即便合意，依法亦应无效。一审判决确认《企业股权（家产）分割约定协议》有效，却罔顾刘某3的合法权益根本无法通过该“有效”协议获得法律支持。在某3公司股东刘某5被继承的股东资格未经法定程序变更登记至刘某1、张某1、刘某2名下之前，一审判决确认协议有效，直接损害刘某3的合法权益。另外，签署协议时缺少法定继承人父亲刘某6，在缺少法定继承人的情况下，剥夺了法定继承人的权利，因此该协议无效。刘某1、张某1、刘某2辩称，认可刘某3的上诉意见。刘某3辩称，认可刘某1、张某1、刘某2的上诉意见。刘某4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企业股权（家产）分割约定协议》系继承人刘某1、张某1、刘某2对被继承人刘某5持有的公司股权及相关财产权益进行处分，属于当事人之间基于意思表示一致签订的合同，三人基于继承人的身份对于被继承人刘某5持有的股份以及家庭财产进行分割，并不构成无权处分，亦不能据此认定合同无效。刘某1、张某1、刘某2起诉时并非已确认合同无效为案由，而是以欺诈胁迫为由请求法院撤销合同，庭审期间事实与理由以及举证方面均围绕撤销之诉展开，被一审法院释明已过除斥期间之后，刘某1、张某1、刘某2又变更诉讼请求为判决合同无效，对于同一事实前后不一自相矛盾，可见其所述并非事实。刘某1、张某1、刘某2主张合同无效的理由在一审法院时援引的是合同法第52条，但就其举证不属于合同法52条任何一种情形，并未加以举证，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关于对方提供的证据撤销北京某3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登记决定书，不能作为《企业股权（家产）分割约定协议》无效的理由。协议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即使履行过程中存在争议，亦可通过其他途径救济，并不能因此否认合同本身的效力。被撤销的这次工商登记，正是由刘某3授权刘某1办理的，刘某5的签字系其子刘某1为尽快取得财产有意递交的，该证据在刘某4提供的证据三第35、36页其中可见，刘某3委托的签字和某3公司的公章，受委托人为刘某1。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撤销的2016年4月份这次工商登记，对方在明知刘某5已经死亡的前提下，为尽快取得财产，假冒刘某5签字，此事已涉及违法。对方恶意串通，向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隐瞒本案诉讼。海淀区市场管理局作出决定和投诉的时候，正是本案一审庭审期间，由刘某1向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刘某3拒绝听证拒绝向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供材料，并隐瞒本案诉讼，以至于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未查明情况的前提下，撤销了此次登记。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事实查明不清。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作为工商的主管部门，很清楚股权变更登记的撤销会给登记当时的各位股东带来影响，但由于工作失误，该局在查明事实时仅向目标公司送达了文书，而忽略了向利害关系人及相关股东刘某4送达任何文书和了解案情，造成刘某4丧失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权利，也未查明事实，刘某4就此保留追究相关责任的权利。协议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履行多年，各公司的经营情况与财产分割时发生了巨大变化，若判定协议无效，不但不利于维护交易的安全，还会严重影响某2公司的发展和正常经营，也会造成伪造文书的违法人即对方成为最大的受益者，而毫无过错、苦心经营才积累财产的刘某4成为最大受害者。无论其主张敲诈、胁迫撤销合同，还是变更主张合同无效，其根本目的就是要篡夺刘某4的个人财产。另外，刘某3称无其他救济方式，就本案工商登记中授权人刘某1伪造其父亲签字事项，其可以通过此事寻求救济。刘某3提到其父亲是继承人的事项，其提出主体不适格，与刘某3无关，如有主张，应由权利人主张。母公司某3公司及两个全资子公司某2公司、某1公司的股权分割事宜，是依据刘某5生前与刘某3、刘某4的约定及刘某5的遗愿，不存在侵犯刘某6份额的情况。签约主体是刘某5的继承人，并且在协议我方提供证据二第4至9页明显可见，该处分有刘某5遗嘱作为依据，刘某1、张某1、刘某2对遗嘱进行承诺，其中授权委托书中有相关表述。刘某1、张某1、刘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我方与刘某3、刘某4签订的《企业股权(家产)分割约定协议》无效。本案的诉讼费由刘某3、刘某4负担。事实和理由：刘某3、刘某4、刘某5系兄弟关系。我们是刘某5的法定继承人。1997年11月，刘某3、刘某4、刘某5共同出资成立某3公司。由于某3公司在刘某3的主导经营下取得了长足发展，又先后以某3公司作为投资主体投资设立了某1公司、某2公司。2014年5月22日，刘某5去世。2016年4月30日，我方与刘某3、刘某4签订《企业股权(家产)分割约定协议》，对上述三家公司的股权进行了分割。现我方认为，我方与刘某3、刘某4均无权签订上述协议，故诉至法院。刘某3在一审法院辩称，生效的行政法律文书《撤销某3公司登记决定书》是确认《企业股权(家产)分割约定协议》无效的行政法律事实。新的行政法律事实，已经改变了股权分割协议约定的三家公司分别归刘某3、刘某4及刘某1、张某1、刘某2各自持有所属公司100%股权的结构，导致刘某3的股东权益明显失去法律上的公平公正。《企业股权(家产)分割约定协议》确认的公司变更登记事项应以符合关于公司登记事项的法律规定为前提。综上，刘某3同意刘某1、张某1、刘某2的诉讼请求。刘某4在一审法院辩称，刘某1、张某1、刘某2主张合同无效不符合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任何情形。刘某1、张某1、刘某2三人分别是刘某5的孩子及配偶，协议附件中写明协议内容是按照刘某5的遗愿，协议各方均为刘某5直系亲属，自然对刘某5的遗愿知情并了解。协议履行多年后，刘某1、张某1、刘某2又主张合同无效属于前后矛盾，不足以采信。即使刘某1、张某1、刘某2不是权利人，无权签署协议，起诉主体应为真正的权利人，而不是刘某1、张某1、刘某2本人，故刘某1、张某1、刘某2的起诉主体不适格。刘某1、张某1、刘某2称自身无权签署协议，又以其无权签署要求确认协议无效，该行为不应得到支持。综上，刘某4不同意刘某1、张某1、刘某2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某3、刘某5、刘某4系兄弟关系；刘某5与张某1生有刘某1、刘某2。刘某5于2014年5月22日去世。2016年4月30日，刘某3、刘某4与刘某1、刘某2、张某1签订《企业股权(家产)分割约定协议》。该协议载明：本协议内容由刘氏三兄弟刘某3、刘某5、刘某4以分割家产(仅指归属于家族企业的财产)为前提；本协议约定分割的家产企业为某3公司、某1公司、某2公司，其中某3公司系由刘氏三兄弟于1997年11月14日在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注册登记设立的家族企业，某1公司系由某3公司于2006年5月投资设立的全资子公司，某2公司系由某3公司于2009年10月投资设立的全资子公司；本协议三方同意按照企业现状对上述三家企业的经营产权进行分割，并同意承继企业经营产权分割前的债权债务，其中隶属于某3公司名下的财产(包括北京某4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分割至兄长刘某3名下，隶属于某1公司名下的财产分割至二弟刘某5名下，隶属于某2公司名下的财产分割至三弟刘某4名下；由于二弟刘某5一直未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故本协议三方同意约定一个为期两年的企业经营产权(股权)分割过渡期，以保证二弟刘某5通过实际参与经营管理或指定经营管理人参与企业经营管理熟悉运营状况；经协商，一致同意将分割家产(企业经营权)的最后期限约定为2016年7月31日之前，即某3公司应在2016年7月31日前按照本协议约定将某1公司、某2公司分别转让至二弟刘某5、三弟刘某4名下，并退出公司股东地位，二弟刘某5、三弟刘某4应在2016年7月31日之前按照本协议约定将持有某3公司合计57%的股权全部转让至兄长刘某3名下并退出股东会；以本协议签署日期确认为分割家产的实际交割日，企业变更登记注册时间、或未来发生不可预知的意外风险等，都不影响本协议三方按照本款约定行使相应的财产权利；企业股权实际分割后，某3公司、某1公司、某2公司应各自负担本企业人员(包括企业员工和家庭成员)的薪酬及福利待遇、社会保险费用等其他费用开支，但对历史遗留问题不能由分割后所在企业负担的，均应按照下列约定由某3公司、某1公司、某2公司互相折抵或办理相应的结算支付手续；本协议为家族企业财产分割约定协议，是三方共同协商确认的结果，任何一方在获得本协议项下财产权利之后，无权根据本协议条款提出异议，除非以放弃接受本协议约定的财产权利为条件；如本协议任一签署方在本协议实际履行前身故的，其相应的财产权利由其长子代表家庭承继本协议约定的财产权利，但其家庭成员应同时签订不以任何方式针对本协议约定提起继承之诉的书面承诺，及委托长子管理家庭财产的授权书；同时，被委托人亦应向家庭成员作出不以任何方式独占或分割家产的书面承诺。另查，某3公司，注册资本200万元，原投资人刘某3(认缴投资金额86万元)、刘某4(认缴投资金额66万元)、刘某5(认缴投资金额48万元)，2016年4月7日变更投资人为刘某3(金额为200万元)。某1公司，注册资本100万元，原投资人为某3公司(认缴出资金额100万元)，2016年3月21日变更投资人为刘某1(金额100万元)。某2公司，注册资本6000万元，原投资人某3公司(出资6000万元)，2016年3月25日变更投资人为刘某4(出资6000万元)。2019年10月10日，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以某3公司变更登记时提交的材料虚假为由作出撤销某3公司登记决定书，撤销了2016年4月7日某3公司的变更登记。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刘某1、张某1、刘某2主张其要求确认《企业股权(家产)分割约定协议》无效的理由为其不具有某3公司股东身份，无权签订该协议；其与刘某3、刘某4不具有某1公司、某2公司的股东身份，无权签署该协议；该协议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本案中，刘某1、张某1、刘某2在被继承人刘某5去世后，与刘某3、刘某4于2016年4月30日签订了《企业股权(家产)分割约定协议》，该约定的内容系对被继承人刘某5持有的公司股权及相关财产权益进行处分，应属当事人之间基于意思表示一致签订的合同，刘某1、张某1、刘某2主张该合同无效，其应就合同无效的情形承担举证责任。刘某1、张某1、刘某2主张该合同无效的理由为三人并非公司股东，所以无权签订该合同，但根据本案查明事实，该合同并非公司股东之间对公司股份进行处置，有别于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而是刘某1、张某1、刘某2基于继承人身份，对被继承人刘某5本人持有的股份以及家庭财产进行分割，并不构成无权处分，亦不能据此认定合同无效。虽然某3公司在办理投资人变更登记过程中，变更行为被行政主管部门以提供虚假材料为由撤销，但这只是合同履行过程中出现的争议，当事人可以通过主张违约责任的方式予以救济，并不能因此否定合同本身的效力。综上，刘某1、张某1、刘某2主张《企业股权(家产)分割约定协议》无效的事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现有证据亦不能反映《企业股权(家产)分割约定协议》存在其他无效情形，故法院认定《企业股权(家产)分割约定协议》系合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与形式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刘某1、张某1、刘某2主张确认上述协议无效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刘某1、张某1、刘某2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中，刘某1、张某1、刘某2、刘某3提出刘某5的父亲刘某6尚在世，会对本案诉讼产生影响。经本院询问，刘某6表示不参与本案诉讼。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查，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经审查，本案争议焦点为确认《企业股权(家产)分割约定协议》是否有效。根据本案已查明事实，《企业股权(家产)分割约定协议》不存在合同无效的情形，其效力并不因为行政行为的出现而受到影响。关于是否涉及刘某6利益的问题，刘某1、张某1、刘某2、刘某3亦不是据此申请合同无效的适格主体。故一审法院认定《企业股权(家产)分割约定协议》有效，本院予以认定。综上所述，刘某1、张某1、刘某2、刘某3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刘某1、张某1、刘某2负担6900元（已交纳），由刘某3负担6900元（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国庆审 判 员 刘福春审 判 员 赵懿荣二〇二〇年六月三日法官助理 王 欣书 记 员 胡春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