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10民终35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裘玲美，女，1969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天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谢凯，浙江丰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陈松涛，浙江丰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余桂芳，女，1978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天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何晓威，浙江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邵洁，浙江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裘玲美因与被上诉人余桂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天台县人民法院（2019）浙1023民初51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裘玲美上诉请求：1.撤销天台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浙1023民初5192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裘玲美的原审诉讼请求或将案件发回原审法院重审；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余桂芳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对双方证据证明力的审查判断不当，错误分配举证责任，导致事实认定错误。借据是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和借贷关系实际发生的直接证据，具有较强的证明力，除非有确凿的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借据所记载的内容，一般不能轻易否定借据的证明力。本案中，裘玲美提供的借据属于直接证据，证明其与余桂芳之间存在借贷的合意，该证据具有极强的证明力。而余桂芳提供的证据均属于间接证据，证明力较为有限，不足以推翻借据所证明的事实。在此情况下，理应由余桂芳继续举证，而不应要求裘玲美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进一步的举证责任。从日常生活经验来看，民间借贷中借贷合意的证明往往以借据为主要证据甚至常常是唯一证据，债权人在借据之外往往无法再提供其他证据。而原审法院要求的原告裘玲美承担的举证责任显然是过重的，是不可能完成的，对其显然是不公平的。二、原审判决认定的基金投资行为只是引发借贷行为发生的关联事实，而非借据的基础法律关系，原审法院对“基础法律关系”的理解有误，导致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此处所指的基础法律关系是指形成借据、收据、欠条所确认的债权债务关系的法律关系。例如买卖合同关系中，双方就货款结算后出具借据等债权凭证，此时买卖合同关系就是借据的基础法律关系。而本案中的基金投资行为，是余桂芳的个人行为，而借据所确认的是裘玲美向余桂芳所提供资金的性质。因此，基金投资行为并非借据的基础法律关系，而是独立的法律关系，不能据此推翻借据所确认的借贷关系。三、原审法院认定的“基金投资”也不符合投资的特征，更符合借款的特征。投资基金的收益来自于基金收益的分配，而基金收益是基金经营公司运作基金资产所获得的收益。这种收益主要来源于基金资产运作中的利息收入、股利收入、资本利得、资本增值等。这些收益在扣除了基金运作费用后，剩余的部分才可用于基金收益的分配。因此，投资基金的收益不可能是固定的，其收益率无法事先约定。而原审法院认定的余桂芳向裘玲美进行的基金收益分配则是固定的，即借据约定的利息标准。这不符合基金的特征，恰恰与借款的特征完全吻合。因此，余桂芳以基金收益分配的名义向裘玲美转账，实际上是以基金收益分配的名义支付利息，无法否定双方存在借贷关系的事实。四、即使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借据仍然具有证据效力，并不必然否定双方之间所存在的债权债务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中所称的“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并非否认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而只是对争议标的性质的重新确认。司法实践中之所以强调要按“基础法律关系审理”，是因为常常涉及基于基础法律关系的抗辩，例如买卖合同案件中，一方以借据为依据主张借款，另一方则可能基于买卖合同提出质量抗辩，因此，基于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可以更准确的判定双方争议的性质。但是，即使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借据仍然是重要证据，具有证据效力。例如，即使将借据的基础法律关系认定为买卖合同关系，那么借据在确定货款金额、一方曾有付款承诺的事实上，仍然起到重要的证明作用。同理，于本案而言，即使存在原审法院所认定的基础法律关系，那么也不能直接否定借据所确定的债权债务关系。因为，从日常生活经验来看，借据的性质及法律效力众所周知，当事人对出具的借据的后果亦心知肚明，即出具借据就是还本付息的承诺。因此，本案即使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出具借据的余桂芳仍对裘玲美负有还款义务。原审法院以基础法律关系为由直接驳回裘玲美的诉讼请求，显然是错误的。综上，原判判决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上均有错误，依法应予以纠正，请二审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余桂芳答辩称，一、答辩人与上诉人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答辩人仅是为上诉人代为办理投资理财。一审时答辩人向法庭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相关投资理财的资料、协议以及银行交易流水，这些证据可以证明上诉人因投资需要找到答辩人（当时在基金公司上班）为其办理投资理财，而且答辩人均是明确告知款项投入哪笔理财哪笔基金，答辩人在收到每期的收益后均第一时间将收益全额转给上诉人，不论在微信聊天记录还是在银行交易流水中，答辩人每笔转给上诉人的款项均告知系“基金收益”，上诉人一直予以认可。而且2018年2月8日这笔20万元，上诉人在其投入陈卫国所投资的“冠世榴园私募股权基金”前，答辩人甚至将合伙协议通过微信发送给上诉人，后因上诉人自己提出让答辩人代为签订协议，答辩人才前往签订。2018年6月19日这笔20万元，系由上诉人自行与范平魁签订合伙协议。从这一系列事实中可以说明，上诉人在支付给答辩人每笔钱之前，知道款项系用于投资理财购买理财或基金，其仅是为了方便才委托答辩人代为办理投资事宜，而且答辩人从没有向上诉人借款的意思。二、答辩人并不需要向上诉人借款，而且答辩人与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借贷的真实意思表示。答辩人并不缺资，且自己也在山东创道股权投资基金公司投资了近几百万元，故答辩人根本不需要向他人借款。而且从本案相关证据来看，答辩人将上诉人所投资理财产品的所有的收益全额转给上诉人，其中没有任何的获利，且借条中的利息约定“年收益12%，收益三个月付一次”这些事实均与一般民间借贷的习惯相悖，答辩人并不是一个法律专业人员，其出具给上诉人条子的本意是用以证明这些钱上诉人交给我，我确实也是收到了。但是上诉人并不能以一纸借条就将其自己投资理财的风险全都加载在答辩人身上，这与理与法都不能成立。综上：答辩人从没有向上诉人借款的意思表示，而且上诉人将款项交付给答辩人其本人均是知道用于哪笔理财或基金，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是委托代办投资理财的关系，并不是借贷关系，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正确，故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裘玲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余桂芳偿还原告裘玲美借款本金49万元并支付利息（利息自2019年1月1日起按月利率10‰计算至履行完毕之日止）；2.由被告余桂芳支付原告裘玲美保全申请费322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1月16日，被告余桂芳认购了“创道颐高之信电商产业投资基金”，认购金额为100万元。该基金收益分配起始日为2018年2月22日，到期日期为2018年11月21日，预期年化收益为12%，设四个投资分配周期，自投资期开始每三个月为一个投资收益分配周期，分别为2018年2月22日、2018年5月22日、2018年8月22日，2018年11月22日，最后一期收益与投资本金一同分配。同日，原告将10万元现金交付给被告，由被告余桂芳出具了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到裘玲美人民币10万元整。借期一年，年收益12%，收益三个月付一次。2018年2月22日，被告余桂芳的中国银行账户收到山东创道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30047.95元，被告余桂芳于同日通过中国农业银行账户转账交付给原告3000元，转账备注为“基金收益”；2018年5月22日，被告余桂芳的中国银行账户收到山东创道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3万元，其于同日通过中国农业银行账户转账交付给原告3000元，转账备注为“基金收益”，并同时通过原告注册使用的“玲美布店679485”微信账号告知3000元已经转入原告信用社卡，原告当日回复收到；2018年8月22日被告通过中国农业银行账户转账给原告3000元，转账备注为“基金收益”，并同时通过微信告知原告，但原告未予以书面回复，2018年8月24日，被告的中国银行账户收到山东创道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3万元；2018年11月30日，被告的中国银行账户收到山东创道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103万元，并于2018年12月5日通过中国农业银行账户转账给原告3000元，转账备注为“基金收益”，并同时通过微信告知原告，但原告未予以书面回复。2019年5月16日，被告余桂芳转账交付给原告1万元，作为垫付投资款本金。2018年2月8日，原告通过转账交付给被告余桂芳20万元，由被告余桂芳向原告出具了借条一份。2018年4月19日被告通过其中国农业银行账户转账给原告2400元，并同时通过微信告知原告转账情况及被告“小舅”4月26号签冠世榴园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同情况，告知原告可将该20万元拼入该基金投资。2018年4月27日，被告通过其中国农业银行账户转账给案外人陈卫国20万元。2018年5月7日，被告再次通过微信告知原告将原告的20万元拼入陈卫国的基金，年化率11%，三个月分配一次收益，并发送了一份合伙协议。2018年8月3日，陈卫国跨行转存被告账户5522.70元，被告于当日通过中国农业银行账户转账给原告5522.70元，转账备注为“基金收益”，并于当日通过微信告知原告转账情况。2018年11月8日，陈卫国跨行转存被告账户5515元，被告于当日通过中国农业银行账户转账给原告5515元，转账备注为“基金收益”，并于当日通过微信告知原告转账情况。2019年8月21日，原告裘玲美邀请案外人陈卫国加入“天台基金米粒儿信息交流群”，并称“8月25马上就要到了，我申明，我是米粒，我的底线是今年开始还钱2020年3月31前还清本息，强烈要求公司兑现对米粒的承诺”。2018年6月19日，原告与案外人范平槐、王敏、陈莉萍签署一份合伙协议，约定共同投资购买创道九州一号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以范平槐名义购买，总投资130万元，由范平槐出资70万元，由王敏出资20万元、由陈莉萍出资20万元、由原告出资20万元，资金到账日期为2018年6月19日，起息日为2018年6月21日，业绩比较基准为每年12%。同日，原告通过转账方式将20万元款项转账至同为创道公司员工的案外人许杏珍的账户，由被告余桂芳向原告出具了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到裘玲美人民币贰拾万元整，利息1分，三个月付一次”。2018年9月27日，被告余桂芳通过其中国农业银行账户转账给原告及案外人陈莉萍各6000元，转账备注为“基金收益”，并通过微信告知九州一号6000元收益已经转入原告农商行银行卡，2018年10月7日范平槐转账给许杏珍18000元，2018年10月8日许杏珍转账给余桂芳12000元。2018年12月25日，许杏珍出具收条一份，载明收到范平槐九州一号基金第二季度收益共计18000元。2018年12月27日许杏珍转账交付给被告余桂芳12000元，被告于同日通过中国农业银行账户转账交付给原告6000元，转账备注为“基金收益”，并通过微信告知九州一号6000元收益已经转入原告农商行银行卡。另查明，创道九州一号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每满3个月进行一次收益分配，该基金要求单个投资者的认缴出资不得低于100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裘玲美以借条为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原告主张其与被告系借贷关系，为此提供借条，但部分借条中关于利息的表述与正常的民间借贷交易习惯不符，借条中关于利率以及利息支付时间的约定与被告抗辩中的几个基金项目的收益率、分配方式、分配时间高度吻合，且被告将基金的收益均已及时足额支付给原告，未有谋取收益。同时，被告提交的证据可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能够证明被告在事先征求原告意见的基础上，代为原告投资了相应的基金项目，原告在收到后未提出异议，并与案外人范平魁等签署了合伙协议及将案外人陈卫国拉进“天台基金米粒儿信息交流群”进行交流，且按期分配得到相应的收益，故对被告抗辩的本案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借贷的真实意思表示，该院依法予以采纳。在被告不予认可双方存在借贷关系且已经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的情况下，原告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进一步的举证责任，现原告裘玲美未提供双方借贷合意和借贷关系存在与实际发生的其他相关有效证据，故对原告要求被告余桂芳归还借款的诉讼请求，该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裘玲美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减半收取4600元，由裘玲美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对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即涉案的款项是否系被上诉人向上诉人的借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本案中，上诉人以被上诉人出具借条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上诉人对出具借条无异议，但认为借条中的款项并非系被上诉人向上诉人的民间借贷，而是上诉人委托被上诉人投资基金项目的款项。本院认为，上诉人分别于2017年11月16日、2018年2月8日、2018年6月19日向被上诉人交付10万元、20万元、20万元，并由被上诉人出具借条给上诉人的事实清楚。首先，倘若本案属于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则被上诉人每期支付给上诉人的款项性质应为利息款，但被上诉人每次转账时均注明款项性质为基金收益，上诉人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晓利息和基金收益之间的区别，但从被上诉人在一审时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看，上诉人对于基金收益之说法从未进行否认并收取了相应的基金收益。其次，根据被上诉人在一审时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合伙协议及基金份额认购确认函等证据，特别是银行交易中“基金收益”的信息备注，能够证明上诉人对于投资冠世榴园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创道九州一号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米粒儿”等基金的收益率、收益分配方式是明知的。因此，一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涉案款项用于基金项目而非民间借贷是得当的，本院予以支持。至于上诉人以借条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因与被上诉人抗辩提供证据的基础法律关系不相符，故上诉人应就其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进一步举证证实，在上诉人不能进一步举证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 综上所述，上诉人裘玲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200元，由上诉人裘玲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徐黎明 审判员  张淑娅 审判员  陈文杰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日 书记员  马 里 -10-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