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379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谭国龙，男，1986年8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开发区支行，所在地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科学城科学大道162号B3区第1层105单元。负责人：吴文莉，该支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汤琪，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阳，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谭国龙因与被上诉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开发区支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广州开发区支行）信用卡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2民初66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3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谭国龙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浦发银行广州开发区支行的全部诉请；2.本案诉讼费由浦发银行广州开发区支行全部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涉嫌信用卡盗刷行为，应裁定驳回浦发银行广州开发区支行的请求。案涉信用卡存在多笔消费非谭国龙本人实际消费，涉案交易的两张签购单浦发银行广州开发区支行也认可非谭国龙本人签名，存在盗刷犯罪行为，并且谭国龙已向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南派出所报案，并制作了询问笔录，因此，一审判决要求谭国龙承担被盗刷消费金额明显不合理，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二、本案中浦发银行广州开发区支行中未履行告知义务，致使涉案信用卡存在多笔被盗刷谭国龙不知情，浦发银行广州开发区支行违反约定应承担相应责任。谭国龙申领案涉信用卡时，浦发银行广州开发区支行纸质的《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信用卡（个人卡）领用合约》中明确规定信用卡消费时浦发银行广州开发区支行会通知谭国龙，但本案中谭国龙信用卡被盗刷时未收到浦发银行广州开发区支行通知，致使谭国龙信用卡被盗刷时不知情，而产生多笔高额盗刷，浦发银行广州开发区支行存在违约行为，应承担相应责任。浦发银行广州开发区支行辩称：谭国龙主张的信用卡盗刷行为，仅有公安机关出具的受理回执，但并无公安机关对信用卡盗刷案件作出的正式刑事受理通知书，故谭国龙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其所主张款项系他人盗刷产生，一审法院认定正确，恳请二审法院予以维持。浦发银行广州开发区支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谭国龙偿付浦发银行广州开发区支行信用卡欠款共计112373.43元，包含本金66752.50元、利息34461.08元、逾期还款违约金11159.85元，以上欠款均计算至2019年4月26日；自2019年4月27日起的利息、逾期还款违约金、手续费及其他费用按《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信用卡（个人卡）领用合约》订明的标准计算至款项还清之日止；2.判令谭国龙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谭国龙于2013年5月10日申领了卡号为62×××45的浦发银行信用卡（以下简称6445信用卡），信用额度为78000元。该卡开通免密支付，人民币500元或外币100元以上的消费通过持卡人在银行预留的手机号码发送动态短信通知，每月25日向持卡人电子邮箱发送当月消费账单。浦发银行广州开发区支行提交的《个人信用卡账户对账单》显示，谭国龙浦发银行信用卡账户于2015年8月10日最后一次还款41915元，超额还清了当期账单，随即于当日在“广州市派高家居饰品批发”商户消费22025元、在“广州盛盈汇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商户消费44728元，合计消费66753元（22025元+44728元），此后再无还款记录。2015年10月，谭国龙致电浦发银行客服，表示上述两笔消费并非其本人消费，要求客服提供该两笔消费的具体信息。2015年11月9日，浦发银行通过电子邮件向谭国龙提供了上述两笔消费的签购单图片，其中消费金额为22025元的商户为“派高家居用品商行”，交易金额为44728元的商户为“广州市国忠汽配经营部”。两张签购单下方均有“谭国龙”字样的签名，双方在一审庭审中均认可并非谭国龙本人签名。一审诉讼过程中，谭国龙主张上述信用卡对账单记载的2015年2月28日至8月10日期间的交易均非其本人交易。经查，谭国龙浦发银行信用卡账户在上述期间发生了消费398857.10元，还款346209.82元。谭国龙确认其手机号码自办卡起未发生变化，与本案诉讼期间使用的号码一致，但声称其安装的手机软件屏蔽了浦发银行的通知短信，也没有查看电子邮件的习惯，故此不清楚2015年2月28日及此后的所有交易情况，但确认2015年2月28日前的交易均为其本人交易，但对于上述期间该信用卡为何发生大额消费及还款，谭国龙表示毫不知情。2018年3月22日，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受理了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广州分中心起诉谭国龙信用卡纠纷一案（案号为〔2018〕粤0106民初8067号），案情与本案相似。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广州分中心请求谭国龙偿还信用卡欠款本金、利息、违约金等款项，谭国龙否认2015年2月至7月期间的交易系其本人所为，上述期间其中信银行信用卡账户发生消费450465.20元及还款359770元，谭国龙同样辩称毫不知情，并提交了10031648号报警回执为证据，声称信用卡存在盗刷。在该案诉讼期间，谭国龙向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申请调取了其在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天河南派出所的询问笔录。该询问笔录显示谭国龙于2015年10月3日向天河南派出所报警，声称其与堂哥谭飞龙的信用卡一同放在谭国龙车里，该车于2015年3月底出借给案外人黄某豪，2015年8月谭国龙发现信用卡丢失且被盗刷，丢失的信用卡包括浦发银行、中信银行在内五家银行的信用卡，其中浦发银行信用卡卡号为62×××51（以下简称6851信用卡），涉案金额为66753元。公安机关调查后，未予刑事立案。谭国龙在本案中亦提交了上述10031648号报警回执，但拒不承认上述6851信用卡与本案6445信用卡关联，亦否认曾丢失、挂失或补办信用卡。浦发银行广州开发区支行主张因谭国龙申请挂失6445信用卡，已于2015年4月3日向谭国龙补发新卡，新卡卡号为62×××51，该卡于2015年4月12日通过浦发银行信用卡中心语音系统自动激活，原6445信用卡已失效，6851信用卡与原6445信用卡共用一个信用卡账户。浦发银行广州开发区支行提交的录音显示，谭国龙曾于2015年3月23日致电浦发银行客服，表示2015年1月27日消费4526元、2月1日消费9015元并非本人消费，请求客服提供该两笔消费的具体信息，通话中谭国龙确认其曾于2015年3月18日在“温馨小屋”商户发生了一笔14005.60元消费，并提出挂失6445信用卡。谭国龙于2015年3月31日再通过客服电话请求补办新卡，并变更了联系地址。上述录音当庭播放后，谭国龙改口称曾挂失过6445信用卡并申请补办，但不记得新卡有无收到、有无激活，新卡卡号也不记得了，对上述“温馨小屋”商户的消费情况表示“不记得温馨小屋在哪”，但对上述两笔声称非本人交易的欠款13541元（4526元+9015元）已足额还清。谭国龙提交的电子账单显示，自2015年4月13日起，浦发银行广州开发区支行向谭国龙发送的电子账单显示的卡号末位均为6851。《个人信用卡账户对账单》显示，谭国龙浦发银行信用卡账户于2014年4月至5月在“利亨小超市”消费74320元（10527元+26425元+26842元+10526元），2014年9月至2015年5月在“温馨小屋服装”消费215041.40元（56245元+57856.30元+14005.60元+18437元+28562.50元+39935元），2015年2月28日、3月2日、5月15日在“汕头市龙湖区晟琳电器商行”消费77658元（14420元+26580元+10000元+26658元），2014年6月至12月期间发生交易描述为“刷卡消费”的不明交易合计144106.30元（11842.10元+13157.90元+15526.30元+18947.40元+16579元+3947元+15131.60元+19875元+15875元+13225元）。浦发银行广州开发区支行主张谭国龙上述消费均发生在非知名小商户，消费时间集中且金额巨大，明显超出日常生活消费需要，存在违规套现的高度嫌疑。谭国龙在信用卡申请表上填写的工作单位为“民生银行广州分行小街金融商业合作社”，谭国龙及其亲属在2015年至2019年间涉及广州市内多起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涉案金额较大。信用卡领用合约条款约定，乙方（即谭国龙）非现金透支交易自记账日起至甲方（即浦发银行）规定的到期还款日为免息还款期。乙方在到期还款日当日截止时间前偿还当期对账单的全部款项的，即可享受免息还款期待遇，无须支付非现金透支交易的利息，否则，乙方须支付全部非现金透支款项自记账之日起至实际还款日止，按照每日0.05%的利率或中国人民银行规定或允许的该等其他利率计付利息；乙方还款未达到当期对账单列明的最低还款额时，除按上述约定的计息方法支付利息外，还应按最低还款额未还部分的5%按月支付滞纳金；乙方使用信用卡需按甲方对外公布的收费项目及标准支付相关费用（包括年费、入伙费、工本费、挂失费、公告费、补换卡费等以及取现、存款、转账等交易产生的各项费用），相关费用由甲方直接借记至乙方信用卡账户等。《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信用卡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银发〔2016〕111号）第三条“违约金和服务费用”规定，信用卡滞纳金自2017年1月1日起取消，对于持卡人违约逾期未还款的行为，发卡机构应与持卡人通过协议约定是否收取违约金，以及相关收取方式和标准。截至2019年4月26日，谭国龙浦发银行信用卡欠款本金为66752.50元、利息34461.08元、分期付款手续费0元、截至2016年12月31日的滞纳金11159.85元、自2017年1月1日起的逾期还款违约金0元。以上事实，有信用卡申请表、信用卡领用合约及章程、个人信用卡账户对账单、录音及文字版、电子账单、报警回执及询问笔录、关联案件卷宗材料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以上证据经过法庭质证，符合证据规则的要求，一审法院予以采信。一审法院认为：谭国龙向浦发银行广州开发区支行申领信用卡时，已明确表示知悉并承诺遵守信用卡领用合约及申请表所附条款的规定，该申请表和领用合约反映了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信用卡合同关系成立且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本案争议焦点为谭国龙是否应对本案信用卡欠款承担清偿责任。首先，浦发银行广州开发区支行提交的对账单与签购单显示2015年8月10日两笔消费的商户名称不一致，签购单上的签名亦非谭国龙本人签名，谭国龙主张上述两笔消费系他人盗刷产生，已向公安机关报案，故此本案是否存在盗刷的犯罪事实应由公安机关依法认定。自2015年10月受理报警至本案一审判决作出之日止，公安机关对谭国龙及相关知情人开展了调查，但未就其所称的“盗刷”立案侦查，现有证据未能反映本案信用卡欠款系他人盗刷产生，谭国龙请求无需承担清偿责任，缺乏事实依据。其次，谭国龙明知其信用卡不设密码、存在较高安全风险，仍人为设置拦截软件，积极回避提示短信及电子账单，与其作为金融从业人员的职业特点极不相符。在2015年10月已发现异常交易的情况下，谭国龙从未核查其他交易的真实性，直至本案诉讼期间才提出大量已发生、已还款的交易记录非本人所为，亦与一般生活常理明显相悖。再次，对账单显示谭国龙的浦发银行信用卡账户在2014年4月至2015年8月期间，在若干非知名商户短期、集中、大额消费将近51万元，即使是谭国龙声称不知道在哪里的“温馨小屋”商户，一年内累计消费金额也超过了21万元，明显超出日常生活需要，资金去向存疑。在谭国龙声称对交易毫不知情的2015年2月至8月期间，其浦发银行信用卡和中信银行信用卡不仅发生了高达849322.30元的消费，更出现了高达705979.82元的还款，这一异常现象与谭国龙所称的盗刷行为明显不符。结合谭国龙在本案中多次发表虚假陈述，隐瞒事实，干扰庭审，其抗辩意见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谭国龙使用信用卡透支后未按约定清偿欠款本息，应承担违约责任。浦发银行广州开发区支行请求谭国龙偿还信用卡欠款本金66752.50元，并以所欠本金为基数按日利率0.05%计算利息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符合双方约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领用合约载明持卡人未能达到当期账单列明的最低还款额时，除计收利息外，还应按最低还款额未还部分的5%按月支付滞纳金，浦发银行广州开发区支行请求谭国龙支付截至2016年12月31日的滞纳金11159.85元，符合双方约定，一审法院亦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谭国龙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浦发银行广州开发区支行偿还信用卡欠款本金66752.50元、利息（截至2019年4月26日为34461.08元，另以所欠本金为基数，自2019年4月27日起按日利率0.05%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滞纳金11159.85元。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548元，由谭国龙负担。经二审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谭国龙二审时提交2组证据。证据1.民事裁定书，拟证明另案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广州分中心已经撤诉。证据2.房产证、交契税的刷卡单、房屋买卖合同、补充协议（均为复印件）及房屋查册表，拟证明谭国龙在2014、2015年没有经济上的压力，不需要套现。浦发银行广州开发区支行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不能证明谭国龙对中信银行没有欠款或发生了信用卡盗刷的情况，中信银行对该案做撤诉处理，可能仅仅是因为该案已经被发回重审一次，中信银行从诉讼成本等方面综合考虑作出了不与谭国龙计较的处理。如果不是谭国龙在一审中发生了极为不诚信的行为，让浦发银行十分失望，对于此类案件，律师往往因为代理费的不足，都会建议银行做出撤诉处理。证据2中的查册表真实性予以认可，其他证据无原件，三性均不予认可。谭国龙在广州有多少套房产，有多少身家，不是其未使用信用卡的相关佐证，与本案无任何关联性。另，谭国龙二审时提交《追加第三人申请书》，申请追加黄璄豪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仍为谭国龙是否应对本案信用卡欠款承担清偿责任。首先，对于人民币500元或外币100元以上的消费，浦发银行广州开发区支行会向谭国龙预留的手机号码发送动态短信通知，且每月25日向谭国龙的电子邮箱发送当月消费账单。谭国龙理应立即知晓消费情况，但案涉两笔消费发生于2015年8月10日，谭国龙于2015年10月才反映该两笔消费不是其本人消费，不符合常理。在信用卡不设密码、存在较高安全风险的情况下，谭国龙主张手机软件屏蔽了短信，也无查看电子邮件的习惯，同样有违日常生活经验，也与其作为金融从业人员的职业特点极不相符。其次，谭国龙主张2015年8月10日的两笔消费系他人盗刷产生，并已向公安机关报案，故本案是否存在盗刷的犯罪事实应由公安机关依法认定。公安机关受理报警后对谭国龙及相关知情人开展了调查，但并未就其所称的“盗刷”立案侦查，现有证据未能反映本案信用卡欠款系他人盗刷产生。再次，案涉信用卡在2014年4月至2015年8月期间，在若干非知名商户短期、集中、大额消费将近51万元，明显超出日常生活需要，资金去向存疑。案涉信用卡大额消费及还款，包括案涉两笔消费当天仍存在还款情况，这一异常现象与谭国龙所称的盗刷行为明显不符。最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诚信信用原则是现代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谭国龙在一审诉讼过程中多次发表虚假陈述，隐瞒事实，干扰庭审，有违诚信并因此被处罚，故其陈述及主张欠缺可信性。综上，谭国龙主张案涉两笔消费为盗刷，其无需承担清偿责任，缺乏依据，一审判决已在详细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对于谭国龙的抗辩意见进行了充分说理，本院予以认同。谭国龙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黄璄豪不是合同的相对方和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不影响本案审理，对于谭国龙在二审中提出的追加黄璄豪为第三人的申请，本院不予准许。综上所述，谭国龙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548元，由上诉人谭国龙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舒舒审判员  王泳涌审判员  李 杰二〇二〇年六月五日书记员  曾 正邝俊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