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65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某，女，1967年5月28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1，女，1993年10月3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以上二上诉人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忠，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二上诉人之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振海，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2，男，1958年4月23日出生，住北京市东城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1（张某3之夫），男，1963年8月1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2（张某3之女），女，1989年3月3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以上三被上诉人之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娜，北京浩勤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周某、张某1与被上诉人张某2、王某1、王某2因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5民初875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某、张某1上诉请求：撤销原审法院判决，改判驳回张某2、张某3的诉讼请求。上诉理由：1.在（2009）朝民初字第15032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15032号判决）中，继承人张某4、魏某对股权转让款实际数额是2325万元是明知的，涉案股权转让款已经分割完毕，本案中不应对股权转让款再做出分割，原审法院认定在15032号判决中张某4、魏某不知道股权转让款为2325万元，属于事实认定不清。2.《合作协议书》约定的2325万元股权转让款中包括邓某的10%，而原审法院未将邓某的份额扣除，属于认定事实不清。3.继承人继承遗产的还应当承担被继承人的债务，周某已经承担的债务，周某有权向张某2、张某3追偿，应当在本案中一并予以扣除。4.在（2019）京03民终3826号民事案件中，张某2承担了40万元债务，张某3也应承担40万元债务及利息，在本案中也应一并扣除。张某2、王某1、王某2坚持其在原审法院诉讼中的意见，未提出上诉。张某2、张某3在原审法院诉请：周某、张某1给付张某2、张某3被继承人张某5名下北京太真子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真子公司）股权转让款2246875元及利息（按年息6%计算自2017年11月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张某4与魏某系夫妻关系，二人共育有三个子女，即：张某2、张某3和张某5。张某2与邓某系夫妻关系。张某5与周某系夫妻关系，二人育有一女张某1。张某5于2008年5月23日死亡，张某4于2012年5月23日死亡，魏某于2016年7月26日死亡。2009年3月，张某4、魏某以继承纠纷为由将周某、张某1诉至法院，要求继承张某5的遗产980万元，主张遗产包括但不限于太真子公司股权转让款、房屋、存款等。该案审理中，双方确认的太真子公司股权被周某转让，转让所得估价为900万元。2011年11月，法院就该案作出（2009）朝民初字第15032号民事判决书：一、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号（现代城）×区×栋××××号房屋、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号（现代城）×区×栋××××号房屋、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号（现代城）×区×栋××××号房屋、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外小庄6号中国第一商城×栋××号房屋归周某和张某1所有；二、股权转让款900万元归周某、张某1所有；三、周某、张某1给付张某4、魏某财产折价款800万元；四、驳回张某4、魏某的其他诉讼请求。2012年4月23日，张某4立有遗嘱，表示将其名下财产及其继承张某5的遗产全部归魏某继承。2013年11月1日，魏某立有《遗嘱》，表示其去世后全部财产和债权均由张某2、张某3继承所有。周某、张某1对魏某立遗嘱时民事行为能力及签名的真实性持有异议，但在举证期限内未申请相关司法鉴定。2013年内蒙古蒙一堂生物制药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蒙一堂公司）、赵某因与周某、邓某、太真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诉至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7年8月30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三中民初字第00169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00169号判决）。该案审理中，太真子公司、周某主张转让金额为1600万元的《合作协议书》在签署后当日已销毁，其在继承纠纷中作为证据提交，是为了达到其他继承人少分遗产的目的；后，重新签订了转让金额为2325万元的《合作协议书》。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周某在15032号案件中存在不诚信诉讼行为，干扰了法院对案件事实的判断，但不能据此认定转让金额为1600万元的《合作协议书》是该案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等。原审法院判决认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共同所有的财产，除有约定的以外，如果分割遗产，应当先将共同所有的财产的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其余的为被继承人的遗产。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公民可以依法订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本案中，根据人民法院生效民事判决书认定事实可见，张某4、魏某诉至法院要求依法继承太真子公司股权转让款时，周某将1600万元的《合作协议书》作为证据提交，是为了达到其他继承人少分遗产的目的，其在15032号案件中存在不诚信诉讼行为，干扰了法院对案件事实的判断。由此产生双方当事人对于股权转让所得的“估价”。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张某4、魏某对此系明知并同意，故张某2、张某3作为张某4、魏某的继承人就上述“估价”与实际转让金额间差额提出诉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考虑到人民法院已生效民事判决中对张某5遗产综合处理情况，本案仍按照法定继承原则处理为宜。就张某2、张某3主张的利息损失，法院酌情判处。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张某1持有张某5涉案遗产，故张某2、张某3对张某1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三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一、周某于本判决书生效后七日内给付张某2、张某3人民币一百六十三万一千二百五十元，并以此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定期存款利率标准计算支付张某2、张某3自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七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并以年利率百分之六为限）；二、驳回张某2、张某3其他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对证据的审核认定符合法律规定，据此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一、张某3于2020年1月23日去世，张某3之配偶王某1及女儿王某2作为张某3的法定继承人，申请参加本案诉讼。二、00169号判决事实认定：“太真子公司、周某主张当时各方销毁转让金额为1600万元的《合作协议书》后，重新签订了转让金额为2325万元的《合作协议书》。邓某不认可转让金额为2325万元的《合作协议书》的真实性，主张转让金额为1600万元的《合作协议书》是周某拿到邓某家中让邓某签署的，邓某没有签署过转让金额为2325万元的《合作协议书》。邓某认为两份协议的末页是一样的，周某对两份《合作协议书》进行了拼接。但邓某对太真子公司、周某提交的转让金额为2325万元的《合作协议书》原件上邓某签字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蒙一堂公司、赵某认可签署过转让金额为2325万元的《合作协议书》，但主张各方在签署上述《合作协议书》之后又对转让价款进行了变更，后签署了转让金额为1600万元的《合作协议书》”。三、在15032号民事诉讼中，邓某作为魏某的诉讼代理人参加了该案的诉讼，该判决中对于张某4、魏某的诉讼请求和依据的事实理由、法院认定的事实及处理理由等，与太真子公司股权相关部分如下：1．张某4、魏某的诉讼请求为：要求继承遗产份额为980万元。起诉所要求继承的遗产范围为“1.公司股权价值约900万元，即太真子公司90%的股权；2.商品房包括（1）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号（现代城）××号楼××××号房产及出租收益、（2）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号（现代城）××号楼××××号房产、……3.家庭存款若干”。2.判决认定事实“庭审中，二原告主张被告周某将北京太真子医药保健品开发中心的股权转让，转让所得估价为900万元。被告方对股权转让所得900万元的估价无异议”。3.判决本院认为“关于股权部分，原告认为被继承人张某5持有的股权价值900万元，对此估值被告方亦予以认可。上述房屋及股权，均属张某5与周某夫妻共同财产，周某享有一半财产权，余下部分作为被继承人张某5所留遗产，本院将按照《继承法》的相关规定，依法进行处理”。在该判决中涉及到太真子公司股权相关的事宜，除上述部分外，未有其他认定，该判决中未涉及到1600万元的《合作协议书》。以上事实有当事人在二审期间的陈述及（2009）朝民初字第15032号民事判决书、（2013）三中民初字第00169号民事判决书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张某2、张某3提起诉讼，所依据的是15032号判决和00169号判决，认为在15032号判决中，涉及到太真子公司的股权转让款是按照1600万元进行的继承；而在00169号判决中，最终确定的太真子公司的股权转让款为2325万元，从而提起本案之诉，要求分割股权转让款的差价；因此，15032号判决对于太真子公司的股权转让款数额可继承部分的认定，成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即如果15032号判决是以1600万元为标准进行认定和处理的，本案中就应该对差价进行分割，否则张某2、张某3的诉求依据不足。对于张某2、张某3诉求的依据是否能够成立，应从以下几方面来分析：一、关于15032号判决中股权转让款数额的认定问题。首先，15032号判决书通篇未涉及到《合作协议书》，更未涉及到160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问题，即该判决对于股权转让款的认定和处理并不是依据1600万元的《合作协议书》进行的处理，即该案中并未将1600万元的《合作协议书》作为认定案件事实和处理的依据；故张某2、张某3主张15032号判决是依据1600万元的《合作协议书》处理的股权转让款的意见，不能成立。其次，从15032号判决认定事实和处理理由来看，对于股权转让款的价值，是由张某4、魏某提出估价为900万元，周某、张某1认可该估值，判决对于股权转让款的继承也是按照双方认可的估值900万元进行的处理，并非按照1600万元的《合作协议书》再减去债务等计算得出900万元，故张某2、张某3在本案中要求按照计算的方法进行处理，与15032号判决的处理方式不符，本院不予采纳。再次，从15032号判决的结果来看，处理的范围包括太真子公司的股权转让款、多套房屋等财产，而处理范围内的多套房屋也未明确分割方式，而是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对该案涉及到的遗产范围内的财产进行了概括性的处理和分割，太真子公司的股权转让款的继承也在该案的处理范围内，应当属于已经处理完毕的范围。二、关于张某2、张某3主张不知道2325万元《合作协议书》的问题。从00169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和处理结果来看，邓某对于其在2325万元《合作协议书》上签字的真实性认可，即该协议书属于邓某本人所签，也即邓某本人应当知道2325万元《合作协议书》的存在；而15032号案件的诉讼是在签订该协议书之后，邓某在15032号案件中是魏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某在该诉讼中提交了1600万元的《合作协议书》复印件，邓某应当提出异议，而不是双方达成估值900万元；因此，张某2、张某3主张在15032号案件中张某4、魏某不知道2325万元《合作协议书》的存在的意见，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三、15032号判决中，对于太真子公司的股权转让款估值900万元，涉及到因该公司的经营产生的债务偿还等问题，是继承人对于被继承人财产范围的合意确定，该判决也是按照双方合意进行了处理；现张某2、张某3主张按照法定继承份额计算的方式处理，应当提供证据证明该案是按照法定继承计算的方式对遗产进行处理，但在本案中并未提供相应证据，本院对其诉讼请求难以支持。另外，在15032号诉讼中，周某未收到全部股权转让款，剩余的股权转让款也是通过00169号案件的判决才确定，在15032号案件的诉讼中周某最终能得到的股权转让款的准确数额不能确定，双方是在最终取得的股权转让款数额不能确定的情况下，通过双方认可的方式确定的股权转让款中可继承部分的数额，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股权转让款中可继承部分的数额是通过股权转让款数额减去债务的方式计算得出，故张某2、张某3要求对两份《合作协议书》中股权转让款数额的差价进行继承的要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综合以上几方面的因素，不足以认定15032号判决是按照1600万元的《合作协议书》对股权转让款进行的继承和分割，因此，张某2、张某3要求分割差价的请求，依据不足，原审法院处理错误，本院予以纠正。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在诉讼中一方当事人死亡，人民法院应当及时通知继承人作为当事人承担诉讼，被继承人已经进行的诉讼行为对承担诉讼的继承人有效。在二审诉讼中，张某3去世，张某3之继承人王某1、王某2申请参加本案诉讼，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本案将王某1、王某2作为被上诉人继续本案的审理。周某、张某1在二审诉讼中提供的证据材料，不属于二审诉讼中的新证据，本案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5民初87585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张某2、张某3之诉讼请求。保全费5000元，由张某2、张某3负担（已交纳）。一审案件受理费26800元，由张某2、张某3负担（已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19300元，由张某2、王某1、王某2负担（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解学锋审 判 员 邢 军审 判 员 申峻屹二〇二〇年六月四日法官助理 佳 丽法官助理 李海龙书 记 员 高 明书 记 员 陈 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