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4民终44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廖某2，女，1994年3月14日出生，汉族，住永安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廖何秋，男，1967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 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桂妹，女，1967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 上诉人（原审原告）：廖某1，女，2019年3月22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 法定代理人：廖某2，女，1994年3月14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系廖某1的母亲。 以上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梁碧芬，福建万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叶诚，福建联合信实（三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陈信灶，男，1982年1月20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爱梅，女，1985年1月20日出生，汉族，住永安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华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三明中心支公司，住所地三明市梅列区乾龙新村301幢地下二层42-4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400757354070Q。 负责人：胡裕春，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必恭，男，华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三明中心支公司职员。 上诉人廖某2、廖何秋、吴桂妹、廖某1因与上诉人陈信灶、李爱梅，上诉人华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三明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华安保险公司）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三明市梅列区人民法院（2019）闽0402民初2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廖某2、廖何秋及廖某2、廖何秋、吴桂妹、廖某1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梁碧芬、叶诚，上诉人陈信灶，上诉人华安保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必恭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本院审理过程中，上诉人李爱梅经传票传唤未到庭，本院（2020）闽04民终44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对于李爱梅的上诉，按上诉人李爱梅撤回上诉处理。 廖某2、廖何秋、吴桂妹、廖某1上诉请求：1.撤销三明市梅列区人民法院（2019）闽0402民初254号民事判决的第二项、第三、第四项或者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陈信灶、李爱梅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本案认定和判决由雇员承担50%的责任，与事实不符，存在认定事实不清和适用法律错误，应予以纠正。理由如下：一、廖某2、廖何秋、吴桂妹、廖某1认为，导致涉案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系车辆本身存在安全隐患等重大瑕疵及车辆超载所致，而上述问题的责任方在于雇主，而非雇员，一审法院忽略了事故背后的真实原因，以致存在认定事实错误，继而错误判决由无辜的雇员廖礼梁承担本案50%的责任，该认定和判决明显加重了雇员的责任，无法令廖某2、廖何秋、吴桂妹、廖某1信服。1.从雇主交付雇员的车辆来看，因本案雇主交付给雇员廖礼梁的车辆本身多处存在重大瑕疵和安全隐患问题是导致本案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和直接原因，因此雇主应当承担本案的全部责任。事实一：车辆系雇主交付给雇员从事工作的工具。本案李爱梅、陈信灶交付给雇员廖礼梁驾驶的车辆本身存在多项问题，这不仅有交警部门委托鉴定确定事故车辆的制动效能存在问题，而且还有雇主陈信灶委托鉴定的《福建立信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中记载的“该车辆负极接头脱落，与开关正极接头相接触后，造成与总开关连接的（发电机-蓄电池）、开关正极、开关负极等线路出现短路，导致发电机不工作。”等内容足以印证车辆本身存在诸多瑕疵这一事实，且上述意见书中的内容还表明“不排除因蓄电池自身故障导致的高温熔断”这一鉴定意见。可见，正是由于雇主交付给雇员廖礼梁的车辆存在制动效能问题和高温熔断这些重大安全隐患等问题，对事故的发生产生了重大和直接的影响，导致事故发生。为此，廖某2、廖何秋、吴桂妹、廖某1在一审时已经将该“鉴定书”作为证据提供给了法院，然而一审法院在认定本案雇主责任时，对雇主交付给雇员驾驶的车辆本身多处存在重大瑕疵等安全隐患问题却只字未提，明显遗漏了对雇主交付给雇员的车辆本身存在诸多问题这一重要事实的查明，以致作出错误认定和判决，应予纠正。事实二：雇主交付的车辆本身存在安全隐患是事故发生的“原发性”因素，而车辆超载是事故发生的“继发性”因素，二种因素叠加而致事故发生。如果雇主交付的车辆本身性能良好，无安全隐患，仅仅只是超载，那么导致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小之又小。雇主未交付合格和安全的车辆给雇员具有重大过错，应当承担安全生产的全部责任。2.从车辆超载的责任这一角度分析，雇主对雇员负有指挥和管理的责任，超载的最大受益方也是雇主，因此雇主应当对车辆超载承担主要责任。一审法院忽视了雇主对雇员负有指挥和管理的职责，以及雇主系超载运输货物的最大受益者和直接受益者这一重要事实，将车辆“超载”的责任认定为雇员主要过错，这对雇员明显不公平，存在认定事实错误，应予纠正。事实一：车辆超载是造成事故发生的原因之一。本案车辆超载的主要责任仍然在雇主一方。从常理分析，雇主对雇员安全生产有指挥和管理的权利，车辆运载量由雇主决定，这从本案雇主交付给雇员廖礼梁的车辆本身是经过加高改造过的车辆，其加高的目的就是为了超载，这一事实进一步印证了雇主决定车辆超载与否，故雇主系本案车辆超载的责任主体。因车辆运载货物的多少系与雇主获利的多少有必然联系，雇主是第一受益人，也是受益最多的人，对此原审法院虽提到“结合李爱梅、陈信灶对廖礼粱超载货物享有运营利益等因素”，但一审法院仅考虑到运营利益，未考虑到雇主刻意加高车辆高度，主观上有超载的故意，不排除雇员超载系雇主授意之行为，在车辆超载的过错方面雇主的责任远远大于雇员等相关问题，其认定雇员承担本案50%的责任，与事实不符，存在认定事实错误。事实二：一审中，雇主李爱梅、陈信灶为逃避自身本应承担的责任，所举“证人证言”均系与其存在利害关系的人员，其相关证言无其他证据予以印证，且不符合常理，雇主以为雇员已死，死无对证强行将包括车辆瑕疵的责任、车辆超载等所有责任都推给了无辜的雇员廖礼梁，这对死者廖礼梁严重不公，一审法院对雇主毫无证据印证的所谓“证言”予以采信，违背事实，违背常理，不能让廖某2、廖何秋、吴桂妹、廖某1信服。二、李爱梅、陈信灶荒谬的辩解并没有相应事实和法律予以支持，一审法院予以采信，违背事实，违背法理，应予纠正。事实一：雇主李爱梅、陈信灶所谓“未检查维修好后仍于次日驾驶车辆上路”的辩解，违背事实，违背常理。李爱梅、陈信灶与廖礼梁系雇佣关系，一审中双方对此均无异议。本案车辆系由雇主李爱梅、陈信灶提供给雇员的生产工具，目的是为雇主运输货物，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然而，一审法院仅凭陈信灶、李爱梅所谓“车辆是委托交给雇员”的荒谬辩解，便得出“雇员受雇主之托日常对车辆负有管理、检查维修的责任”这一错误认定的结论，不知其法律依据何在？众所周知，雇员是在受雇主指挥和支配下从事雇佣活动，对于雇佣活动的定义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二款中明确了，“前款所称‘从事雇佣活动’，是指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因此，廖礼梁既然作为雇员身份从事运输工作，由此发生的法律关系都是雇佣关系，所从事的运输活动系雇佣活动，怎么会产生另一法律关系“委托管理”，这显然是雇主为逃避本应当承担的责任而杜撰出来的，系李爱梅、陈信灶的单某观点，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存在认定事实错误和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事实二：一审法院的认定和判决前后存在矛盾。一审法院在判决中一方面认为“陈信灶、李爱梅作为雇主及车主，仍负有对车辆管理监督、检查维修护理的义务”，一方面却又要求雇员承担车辆管理、检查维修责任，前后自相矛盾。安全生产的责任主体在于雇主。因此本案必须明确一点，即雇主李爱梅、陈信灶应当负有对车辆进行管理、监督、检查和维修的法定义务。更何况，本案事故车辆的车主也是李爱梅，其具有雇主和车主双重身份，在此情形下，其对车辆管理、检查维修负有更重的管理和监督检查、维修之义务，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一审法院却忽视上述重要事实，认定雇员承担更重责任，这显然违背事实，违背常理。如果按此逻辑，与维护弱势一方法理相悖，不能成立。这从员工无论是否违反安全操作，一旦发生安全事故时追究的都是法人或者负责人的责任，而非员工责任这一立法原意来看，雇主应当承担更大责任，这是立法之原意。事实三：一审法院将廖某2、廖何秋、吴桂妹、廖某1原审提供廖礼梁与陈信灶“聊天记录”作为是“受雇主之托负有管理和维修车辆”的理由，明显存在认定事实错误。该“聊天记录”仅是反映事故发生之前，廖礼梁在使用车辆时发现该车辆发现的一些瑕疵问题曾经有向雇主进行过汇报的情况，其可以印证雇员廖礼梁在发车前有对车辆进行过基本检查并有及时向雇主反映车辆情况这一事实。一审法院却从中得出雇员应当对车辆承担受托管理、检修责任这一认定，该认定与事实相悖，且违背常理，不能成立。按常理，雇主应当提供无害、安全的工具供雇员使用，劳务工具的好坏与否，责任在于雇主，而非雇员。雇员廖礼梁多次反映车辆问题情况，雇主仍然未主动对车辆进行检修，也未更换安全的雇佣工具给雇员使用，放任风险的存在，加大了雇员在雇佣活动中的风险，这一事实进一步表明雇主具有重大过错，一审法院将雇主的这一过错转嫁到了雇员身上，判决可想而知。一审法院在适用及理解法律上出现偏差，没有采取过失相抵原则，不是考虑雇主是否有足以减轻责任的情形，而是直接划分责任，以致存在认定事实错误，继而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事实一：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时，主要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十一条和《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的相关规定，而一审法院在审理该案时，完全没有适用《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十一条的规定，违背了立法原意。首先该“解释”从法理上采取的是一种“无过错责任原则”，而《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仅是把原本无过错责任，调整为归责原则，但从本质上来说，雇佣关系之间发生的雇员人身损害还是应当适用“过失相抵原则”，这主要由雇主系受益人身份及其具有主动管理和指挥、支配的重要身份和地位决定，雇主应当对雇佣活动中产生的风险承担责任。而法院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双方过错程度等因素，并考虑提供劳务一方是否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致自己受到伤害这一情形，进而综合考虑是否应当免除或者减轻接受劳务一方的责任。因此，本案应当考虑是雇主是否有存在可以减轻责任的因素，进而考虑降低其承担责任的比例。而非像一审法院采取是的“一刀切”认定责任的原则，如此直接划分责任，对弱势的雇员一方完全不公平，违背了立法原意和初衷。事实二：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中的认定，与雇佣关系中的责任认定系二个完全不同的领域，适用不同的法律，故不可等同视之。本案中，案涉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中虽然认定驾驶员操作不当，但其引用的法条可知，该“操作不当”系指存在“超载行为”，交警从《交通安全法》来认定超载行为违法，后车刹不住的原因与前车无关，故据此划分后车负全责。但后车之所以刹不住车，原因主要有二，一是车辆本身多处存在瑕疵所致；二是因车辆瑕疵叠加超载而致刹车失灵所致。从雇佣关系角度来看，首先车况和车辆的超载行为的责任主体系雇主，雇主交付给雇员的车辆本身多处存在重大瑕疵，这100%的责任在于雇主。其次，雇主刻意将车辆进行改造，对其进行加高，其目的就是为了超载能一趟多运货物赚取更多的利润，其对超载具有主观故意。第三，雇主对雇员负有管理、监督的权利和义务，雇员受雇主的指挥和管理，受雇主安排从事雇佣活动。雇员在雇佣活动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存在多大过错，这些过错大小才是减轻雇主责任要素。本案中，事故发生主要因车辆本身多处存在瑕疵再叠加超载所致。而雇员廖礼梁在出发之前有向雇主汇报情况并有将车辆交给雇主指定的修理厂进行维修，已经尽到了雇员的注意义务，雇员并非专业车辆维修人员，其对车辆维修过程中未检查出的隐性瑕疵问题无从得知，故不存在过失。更何况雇员廖礼梁具有驾驶“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系依法持证上岗的人员，故本案应当由雇主承担全部责任。在此情形之下，一审法院认定并判决雇员承担50%的责任，完全违背了事实与法律，违悖立法原意，令廖某2、廖何秋、吴桂妹、廖某1痛心和难过，对此认定和判决廖某2、廖何秋、吴桂妹、廖某1无法信服。四、廖某2、廖何秋、吴桂妹、廖某1系家庭独生子，家庭情况特殊，廖礼梁的死亡造成损失巨大，此判决完全不足弥补廖某2、廖何秋、吴桂妹、廖某1财产损失及精神创伤。本案廖礼梁是家庭的顶梁柱，廖某2、廖何秋、吴桂妹、廖某1仅有廖礼梁一个独生子，在事故发生时，廖礼梁孩子尚未出生，廖礼梁身亡给这样的家庭几乎是毁灭性打击。老人失去了唯一的孩子，面临今后养老问题，没有人尽孝道；孩子出生即没有了父亲，享受不到父爱；廖礼梁的配偶失去丈夫，要独自一人肩负抚养孩子长大的重担。这些都是可以直观看到的经济生活问题，更不要说背后巨大的精神压力。原审这样的判决完全不能弥补廖某2、廖何秋、吴桂妹、廖某1的损失，甚至可以说给廖某2、廖何秋、吴桂妹、廖某1带来更进一步的创伤。综上所述，廖某2、廖何秋、吴桂妹、廖某1认为，有证据证明，本案事故主要原因系车辆瑕疵问题所致，本案陈信灶、李爱梅既是雇主又是车主，其没有提供安全的雇佣工具供雇员使用，导致事故发生。廖礼梁在本案没有过失，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存在遗漏未查明，以及存在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等情况，由此所作出的判决存在认定事实不清和适用法律错误。因此，为了维护廖某2、廖何秋、吴桂妹、廖某1的合法权益，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严格、严谨适用法律的基础上，将案件依法予以改判。 陈信灶辩称，2018年9月19日21时50分许，廖礼梁驾驶闽Ｇ×××××号货车行至清流，县道嵩灵线9ｋｍ+470ｍ路段因未按操作规范驾驶，车头碰撞山体造成廖礼梁当场死亡及车辆损毁。经清流县交通警察大队，及三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复核结论：共同认定廖礼梁负事故的全部责任。陈信灶认为廖礼梁应承担事故损失的100%赔偿责任，事实理由及依据：一、廖礼梁驾驶机动车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一条驾驶人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前，应当对机动车的安全技术性能进行认真检查；不得驾驶安全设施不全或者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等具有安全隐患的机动车。第二十二条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事发前一日廖礼梁已经有意识到车辆刹车系统有问题，或存在着影响刹车制动性能的问题，未经排除隐患仍于次日上路行驶，及违反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前，应当对机动车的安全技术性能进行认真检查的规定；其行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是导致本起事故发生的主要因果关系，经清流县交通警察大队作出第350423120180000017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及三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作出的（明公交复字“2018”050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复核结论书，共同认定由“廖礼梁”负本起事故全部责任。二、廖礼梁严重违反车队安全管理规定《管理公告规定另附》：①事实一、根据管理公告第一条第2项规定：行车时（要保证车辆储水箱有水用）加水费用是由车队承担支付。廖礼梁严重违反管理规定贪图节省加水费用占利为己，未给车辆储水箱加水，导致车辆在下坡时因制动系统未得到冷却液体降温导致刹车制动高温燃烧失灵，是造成本起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事实根据：清流交警大队送达的“福建中联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报告”：第4页第三项第（3）拆开第三轴右侧车轮制动器，见制动摩擦片的工作表面局部被油渍污染，轮毂轴承润滑脂呈液化状态，制动鼓工作表面见高温痕迹。第（5）拆开第四轴右侧车轮制动器，见制动摩擦片及制动鼓工作表面均布满油渍污染，轮毂轴承润滑脂呈液化状态，制动鼓工作表面见高温发蓝痕迹。第（6）拆开第四轴左侧车轮制动器，见制动摩擦片及制动鼓工作表面均被油渍污染，轮毂轴承润滑脂呈液化状态，制动鼓工作表面见高温痕迹，制动蹄回位弹簧因高温退火拉长，制动器内部、第四轴左侧主胎靠车辆左侧部位、制动鼓靠车辆左侧边缘、第四轴钢板弹簧左侧对应轮鼓处均见燃烧熏烤遗留痕迹。及第6页的第1条结尾总结内容：“以上各轮导致行车制动效能下降及基本丧失原因，均为各轮制动器温度过高使轮毂轴承的润滑脂液化泄漏到制动器工作表面所致。另所见鉴定对象各轮制动器高温及被油渍污染故障现象的进程均为渐进过程，非突发形成”。②事实二、根据管理公告第一条第3项规定：驾驶员应服从指挥，应按车辆左右两侧醒目处喷写的告知“总质量31吨”的标准正常装载货物（有车辆照片为证），从而保障行车安全。要求其正常作业生产等（从未要求违规作业生产）。廖礼梁违反该管理规定，事发当日爬上闽Ｇ×××××的车顶指挥勾机师傅要求装载货物超过车辆醒目处喷写的告知规定，是造成本起事故发生的次要因素。事实根据：该勾机师傅“黎某”与另一部“闽Ｇ×××××”货车驾驶员黄某在一审时出庭证实该行为，及事实明显违反车辆醒目处喷写告知的载货重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四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行为，除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外，并实行累积记分制度。道路交通处罚实践中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行为，是针对驾驶人进行处罚。故应视为驾驶人是违反法律、法规行为的责任主体，驾驶人应对自己行为负责。③事实三、根据管理公告第二条第5项规定：要求驾驶员要把车辆当作自己的车来爱护，要定期对车辆打黄油，和吹空气滤芯等正常保养。出车和收车前应检查车辆各部位油“水”是否正常充足（如各部位的润滑油、电瓶水位、发动机防冻液、检查各个轮胎气压和轮胎有无损坏，调好刹车系统）的准备。廖礼梁违反该管理规定：事发前一日已经有意识到刹车系统有问题，或存在着影响刹车制动性能的问题，未经排除隐患仍于次日上路行驶，及违反：检查油“水”是否正常充足这项的规定，这项与第一条第2项是重复规定，可见管理人对车辆储水箱是否有充足的水非常重视。也充分证实陈信灶对车辆安全生产的管理事实。三、廖礼梁于2018年9月7日开始固定驾驶闽Ｇ×××××货车，至2018年9月19日发生事故，他连续驾闽Ｇ×××××货车有13个工作日，并不是第一天驾驶该车。可见该车交付时，车辆安全技术标准廖礼梁是知情与认可的。交付车辆之后驾驶员应当履行“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每次上道路行驶前应比对行驶证信息是否与车辆想符，车辆是否在年检有效期内，并对车辆安全技术检查，包括车辆外观、电瓶、刹车等等。当车辆存在安全隐患时应立即排除隐患，否则不得上路行驶。这是“道路交通安全法”对驾驶员的硬性规定，廖礼梁是专业司机，他在取得驾驶证后也就完成所有科目考试，考过所有交通法规，还参加三明第三技校学习考得“道路货运上岗证”，比普通的驾驶员学习过更多货运载货的专业知识与货车的维修管理知识，及更多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与“道路货物运输操作规定”，然而他却无视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知故犯违规操作。本案一审时由廖礼梁一方向一审法院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据：（证据材料在一审法院，一审判决书第7页有记录该事实）。①廖礼梁与陈信灶的微信聊天记录，记录内容是：廖礼梁说方向助力泵很重，陈信灶叫他去换掉修好，这句话已经足以表明陈信灶是把该车的维修交给廖礼梁进行送修，同时也证实陈信灶有对车辆进行管理的事实。②廖礼梁与龙华修理厂师傅的微信聊天记录，记录内容是他们在沟通车辆维修事宜（龙华修理厂是我们定点维修点），也证明是由廖礼梁送修的事实。③通过以上2条依据均可说明车辆是交由廖礼梁管理及送修的事实，另管理公告第二项第5条内容也充分证实，及在事故现场的另一部闽Ｇ×××××货车驾驶员“黄某”在一审时到庭进一步证实。因为车辆运营不像店铺及工厂一样是固定的位置，车辆在外行驶作为车主和其他人看不到摸不着根本无法知道实际情况，只有驾驶员现场操作才知道车辆有什么问题，所以“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硬性规定驾驶人应遵守及履行车辆上道路行驶前应对车辆认真管理检查职责，并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发现有安全隐患应及时把车停好，通知修理师傅到现场修理即可，并且修车不要驾驶员出钱。④根据廖方提供的微信内容证据：廖礼梁与龙华修理厂师傅的微信聊天记录“帮我看下我感觉是上面那节漏了，刹车给我调一下”得知2018年9月18日也就是事故前一天，廖礼梁已经有意识到刹车系统有问题，或存在着影响刹车制动性能的问题，但他却没有足够重视，而是在未检查维修好仍于次日上路行驶（一审判决书第7页第6行有记录），陈信灶认为这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廖礼梁作为货车驾驶员，驾驶车辆上道路行驶应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但廖礼梁明知车辆有刹车故障隐患，还驾驶该车上道理行驶的行为是对广大交通参与者和自身家庭其极不负责任的表现。试问：如果因为刹车故障，发生其它损害他人生命财产安全的交通事故后果不堪设想，廖礼梁这种行为负有不可推卸责任，并要为此付出代价。四、廖礼梁于2018.8.21日取得从业资格证，在2018.9.19发生事故，持证不足一个月的新手对驾驶安全意识思想麻痹，车辆下长坡前本应停车检查调好刹车和检查刹车降温系统是否正常（这是作为货车驾驶员最基本的常识），但廖礼梁在事故发生前的下坡路段，从未停车检查就已经造成安全隐患（有事发前车辆ＧＰＳ行驶轨迹为证）。①刹车制动效能下降它是有过程的不可能一瞬间产生高温熏烧，根据清流交警大队送达的“福建中联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报告”鉴定结论可知刹车制动能效的下降是因为：明显没有刹车喷水对刹车系统进行降温的迹象，导致温度升高继而燃烧制动系统。全国货车驾驶员谁不知道，我国南方因地势崎岖坡道较多，刹车使用频繁，刹车系统必定会因摩擦产生高温而大幅降低制动效果。所以不管是高速公路的服务区内，还是普通国道的路边各处均能见到设立的加水站，就是给货车加水供制动系统降温所用。根据鉴定报告显示该车的刹车制动系统内外均熏烧明显严重，证明当时刹车制动鼓已经被烧红产生火苗。可见该车事发前车辆的储水箱是肯定没有水。按照管理规定（第一项第2条）驾驶员要保证储水箱有充足的水量，加水的费用是有补给驾驶员的，廖礼梁贪图节省加水费用占利为己，而偷懒不加水。试问：如果有水降温会烧得起来吗。那是决对不可能的事。我国南方地势坡多，货车行驶中遇到下坡路段都要对刹车制动鼓喷水冷却，否则就算是新车也摆脱不了刹车失灵的危险，这是机械物理摩擦产热的简单原理人人皆知。明显可见廖礼梁其行为才是造成事故真正直接原因。②综上理由可见该车交付时刹车系统及车况等等是正常可靠的，否则不可能在事故发生前正常行驶了13天。本次事故刹车失灵不是原发性，而是因廖礼梁连日违反规定未按操作规范驾驶从而导致刹车摩擦产热引起燃烧失灵。这正好与他在事发前一日意识到刹车系统有安全隐患未排除相呼应，因为他习惯性不给刹车系统降温已意识刹车不好用，在未排除安全隐患仍驾驶车辆上路行驶。其行为就算刚出厂的新车给他开，也同样面临对社会造成巨大安全隐患。事实明摆是廖礼梁后期违规操作所致。③在刹车制动效能下降初期，驾驶员肯定能感觉出异常，此时就必须停车检查（经现场查勘在经过事发点之前路段有段平路，就完全有条件停车检查），廖礼梁在事故发生前的下坡路段不但未按规定挂低速档行驶，并且在事发处不具备超车条件的弯道强行超越前车“闽Ｇ×××××”冲出路面导致事故发生。根据“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驾驶员因未按操作规范驾驶，导致车辆整体行车制动效能大幅下降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认定廖礼梁负事故全部责任。五、关于电瓶接头熔断问题，由于车辆所有电器电路都在驾驶室工作台内，该车碰撞后驾驶室已经面目全非，所有电线肯定短路碰电，而且发动机前半部分也严重变形损毁导致发动机的起动马达正极的主线碰铁造成短路导致相呼应引起电瓶头熔断，这非常好理解的（另附损毁照片说明）。车辆的发电机在与电瓶接头断开后是否能正常供电，根据福建中联鉴定所检验人员做过实验电瓶头的熔断不影响发电机供电，在鉴定报告第五项第3条有说明，所以本事故发生和电瓶没任何关系。再说电瓶的日常检查职责也在于驾驶员（见管理公告第二条第5项，及交通安全法都有规定的），该电瓶是于2018年8月2日在永安市通用贸易商行崭新更换的，到发生事故才用1个多月，有发票并在三包期内的三包产品。六、廖礼梁家属称该车的车箱及各项技术不符合安全标准，廖礼梁是闽Ｇ×××××车的实际操作人，也是现场第一管理人。请问廖礼梁上道路行驶前为何不履行其职责，认真审核行驶证信息比对是否与该车相符，及检查全车排除隐患后再行驶上路。作为持双证上岗的驾驶员完全把我国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和车队管理规定抛掷脑后，完全不服从指挥落实安全条款，怎么能保证行车安全。该车驾驶室左右两侧门边特意喷有核载总质量31吨与车箱栏板高度的告知，目的就是时刻提醒驾驶员按照规定装载货物，来保证正常作业，因此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成为廖礼梁违规装载的借口和理由，由此可见超载的责任主体在于廖礼梁。但廖方断章取义、避重就轻编造各种荒谬的理由企图把自己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从超载利益分析是廖礼梁受益最大，廖礼梁利用产值与工资百分比挂钩所得的漏洞（见管理公告第一条第一项）投机取巧，不顾车辆严重损坏违规装载谋利。在运输行业如此艰难的环境之下，车辆的加速老化损坏，折损使用寿命，车主连修理费都赚不到。但廖礼梁却利用修车反正不要他出钱的心态不顾“道路交通安全法”拿自身生命和他人生命财产开玩笑。驾驶员是车辆的实际操作行为人，也是现场管理人，他若无心超载谋利，就应服从指挥遵守车辆喷写的公告进行合法合规载货，从而保证行车安全，才能算正常作业生产。在装货现场就算装超了也可以卸回原场地。然而廖礼梁却擅作主张不顾“道路交通安全法”把超载车辆违规行驶上路，致本起事故发生存在次要因素。主要原因在因果关系中起到决定性的影响，次要原因只是一个次要因素，不起决定作用，可见主要原因是指对于损坏结果的发生具有主要作用，由此可见本次事故发生和超载并无关。与廖方向三明中级人民法院上诉状中第2页第一项的“事实二”中说：仅仅只是超载，导致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小之又小，达成共同看法，说明双方共同意识到事故发生和超载无关，不是本案重点争议。七、福州法院曾经受理一起类似本案的交通事故驾驶员死亡案例仅赔18万元人民币，（案例打印件另附）。八、根据本案一审判决书第7页的第一行说：车主，仍有车辆管理监督、检查维修护理的义务。是因为在一审时陈信灶未提供“管理公告证明”及“车辆定点维修证明”以及“车身醒目处喷写的载货规定告知照片”为管理证据，所以当时无法证明。现陈信灶现重新提供以上证据，及廖礼梁与陈信灶的微信记录内容均充分反应出陈信灶有尽到管理职责的事实，故请求二审法院重新认定该事实。九、廖方在上诉书中提出的问题。①廖方在向三明中级人民法院提交的上诉状中第3页第二项的“事实一”中，指责一审法院采信“雇员受雇主之托日常对车辆负有管理、检查维修的责任”他质疑一审法院“不知其法律依据何在”。其依据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安全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还有车队管理公告的规定，及另一部闽Ｇ×××××货车驾驶员黄某在一审时到庭的证言，就是充分的依据。这就是作为驾驶员的本身职责。廖方无理取闹荒谬的各种理由指责一审法院极其不文明。事到如今廖方反而企图诋毁他人，转嫁责任寻找替罪羊。廖方任何说辞都不能甩脱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及违反车队管理规定的事实，这是法律对驾驶员行为的硬性规定，也是管理人对驾驶员能够保正行车安全，能正常作业生产的规定。②廖方上诉书第4页的事实三：说廖礼梁在使用车辆时发现该车辆的一些瑕疵问题曾经有向雇主进行过汇报的情况。关于这点廖礼梁反应的仅仅是方向助力泵很重的问题和刹车问题是完全两码事，而且陈信灶已叫廖礼梁进行送修的事实，因为车辆有定点维修点，车辆有任何问题都是驾驶员负责送修无可厚非。③关于廖方上诉书中第5页第四项所说关乎人情道德的说法：陈信灶也非常深表同情，毕竟谁也不愿发生这样的事，但这一切都是由于驾驶员违法违规的行为所造成的严重后果。现在是法与理大于情的社会，希望不要对他人进行道德绑架，因为陈信灶生存在世也不容易，出生时就患有先天性严重疾病（都疾病证明书另附），从出生至今每次发病生不如死。而且家中还上有瘫痪在床的老母亲（有照片为证），下有也是出生就患先天性双目失明的子女要抚费（并附有照片及医院证明）。本就非常不容易的我，在本起事故发生后，且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未下达责任不明确时，拼尽所能拼凑25万元人民币先代替保险公司垫付给其家属先作安抚，也当之尽到人道主义精神。十、陈信灶向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之前，因对事故发生的形成原因的认识方向错误，误认为自身有雇佣相应责任，故愿意承担次要责任。但现在证据充分，事实清楚，陈信灶有充分的依据说明有尽到其管理职责。是廖礼梁行为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驾驶人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前，未对机动车的安全技术性能进行认真检查，在事故发生的前一日已意识到有刹车的安全隐患，未经排除仍于次日上路行驶。并违反车队管理规定：贪图节省加水费用占利为己，未给车辆储水箱加水，车辆在下坡时因频繁使用刹车制动系统，摩擦产生高温未得到冷却液体的降温，导致高温燃烧致使刹车制动失灵，是成为本次事故发生的真正直接原因。从而导致自身伤亡及他人财产受到巨大损失的后果，应为自己行为买单。陈信灶不是侵害廖礼梁之人。一审法院判令廖礼梁只承担事故50%责任显为不符与不公，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本案事实改判廖礼梁承担本案全部赔偿责任。造成损失的清单：①李爱梅名下闽Ｇ×××××货车损失价值224140元人民币（另有清单），②事故后因车辆无法运营，造成该车缴纳的保险费用损失18886.65元人民币（另有清单），③事故车辆从清流用2台吊车吊到平板车运回永安费用共计9000元（收据）④事故现场赔茶树损失3000元（收据），⑤现场挖机施救3000元（收据）⑥车辆停运损失费：2018年9月19日发生事故至2019年6月14日报废，共计近9个月损失，该项由法院依法计算审判。以上共计损失：1.第①～⑤项计：258026.65元人民币。2.第⑥项近9个月车辆停运损失，该项交由二审法院依法计算判决。3.造成陈信灶一方（误工费、交通费、精神损失费、及所有财产被查封导致巨大的经济效益损失费等等），该项交由二审法院依法计算判决。综上证据充分，事实清楚。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判令廖礼梁一方承担事故损失全部的赔偿责任，并退回原先支付给廖何秋的25万元人民币，诉讼费与财产保全费应由廖礼梁一方全部承担。 华安保险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合法有效。 陈信灶上诉请求:1.撤销三明市梅列区人民法院（2019）闽0402民初254号民事判决的第二项，并重新改判当事人廖礼梁在本起事故损失中应占70%以上主要责任，陈信灶最多承担30%次要责任。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及财产保全费，由廖某2、廖何秋、吴桂妹、廖某1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廖礼梁是闽Ｇ×××××车的实际操作人、也是“现场”第一管理人，车辆的管理及检查维修责任等等在于驾驶员，因为驾驶员开车才知道车辆哪里不好用，陈信灶都有同意他去修车，也有定点的维修单位为他服务，而且修车又不要驾驶员付钱，（2019年8月1日一审开庭原告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和“修理厂的凭证”及“黄某”出庭的证言都相互印证了这些事实）。安全无小事，驾驶员每次出车前都应对车辆的安全性能的各部位零件负责全面检查及按照规定规范操作（这些都有公告要求驾驶员必须做的）同时也经过驾驶员“黄某”当庭印证过的事实。廖礼梁是通过交通法律法规考核的人，他很清楚该如何按规范操作安全驾驶原则，但廖礼梁不遵守交通安全法规、严重违规装载货物及下坡时不挂低速档安全行车，完全是他个人“违法违规”行为。经事发当日帮闽Ｇ×××××货车装货的勾机师傅“黎某”及闽Ｇ×××××驾驶员“黄某”出庭证实：2018.9.19日晚廖礼梁是站在闽Ｇ×××××的车顶指挥勾机师装车，勾机师傅是按廖礼梁指挥和要求装货，因为廖礼梁想赚取高额工资挺而走险违规操作，而陈信灶却从来没收到过廖礼梁的载货磅单故不知廖礼梁超载行为。以上证实“超载”及“修车”等等责任不在于陈信灶，而是在于廖礼梁自身行为。二、交警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已充分证明廖礼梁应承担本次事故全部责任的理由如下：①根据三明市公安局出具的交通道路责任认定书明确说明：当事人廖礼梁驾驶载物超过核定载质量的闽Ｇ×××××号重型自卸货车，行经事故路段时，未按操作规范驾驶，其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第四十八条“机动车载物应当符合核定的载质量，严禁超载，……”之规定。其行为是本起事故发生的直接因果关系。②公安交警大队出具的责任认定书责任明确认定为：当事人廖礼梁未按操作规范驾驶负本起事故的全部责任，并不是闽Ｇ×××××车子的责任。③本事故责任认定书裁决下达后，廖何秋于2018年11月6日向三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提出复核申请，2018年12月6日三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回复复核意见：经复核认为：清流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第3504231220180000017《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责任划分公正、调查程序合法，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七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决定维持原道理交通事故认定。④廖礼梁方断章取义、避重就轻表述事故直接原因是因刹车制动与畜电池原因造成的，是廖礼梁方颠倒是非、藐视公安交警出具的责任认定书的法律尊严、恶意篡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本意。闽Ｇ×××××车交给廖礼梁时车况是非常正常的，廖礼梁“固定”驾驶闽Ｇ×××××这部车且已经10日之多，而不是临时开这部车，没有任何理由可说是陈信灶交付的车有问题。廖礼梁是闽Ｇ×××××车的“现场”实际操作人，也是该车的“现场”第一管理人，廖礼梁很清楚该车的车况，既然廖礼梁把闽Ｇ×××××车行驶上公路可见他对该车车况的良好及正常是认可的或是明知有问题偷懒不检修一意孤行违规上路，如果该车车况有任何问题廖礼梁应把车开往维修厂进行维修保养，而不是上路行驶，因此廖礼梁应负不可推卸的责任。⑤事故发生后经清流县交警部门组织对闽Ｇ×××××车例行车检，报告称：发现该车刹车制动系统经高温熏烧及油渍污染（原因：由于刹车制动工作摩擦产生高温后未得到有效降温引起熏烧，熏烧后内部油封密封圈被破坏及轴承内黄油因高温被液化流串到刹车制动系统内，证明：是刹车制动摩擦先产生高温熏烧后黄油被高温液化串入刹车制动系统内，反之如果是先有油污串入刹车系统对刹车系统就会产生润滑作用，那么就会降低刹车摩擦力所以就不可能会引起熏烧。可见陈信灶交付的货车原先是正常的，而是因廖礼梁违规操作后所造成刹车制动损坏），说明：“廖礼梁在行车过程中对安全极其麻痹大意视生命为儿戏，在下坡时不挂低速档行驶未按操作规范驾驶，且又故意偷懒不对刹车制动系统进行有效降温的人为行为导致事故发生”。⑥廖礼梁于2018.8.21日取得从业资格证，在2018.9.19发生事故，持证不足一个月的新手对这种重型货车的驾驶经验生疏，对安全驾驶意识思想麻痹，廖礼梁在下坡前故意偷懒不检查刹车制动及降温系统，不按操作规范挂低速档低速行驶，刹车制动效能下降它是有过程的不可能一瞬间产生高温熏烧，在刹车制动系统效能下降初期驾驶员肯定能感觉出异常（可以咨询老司机），此时就必须采取措施停车检查（经现场查勘在经过事发点之前路段就完全有条件停车检查或在下坡前就应该检查刹车及降温系统，因为安全无小事），可是廖礼梁却不采取任何检查措施与避险，而是在不具备超车条件的弯道上超越前车闽Ｇ×××××后冲出路面发生事故。可见造成本次事故的直接原因廖礼梁有明显的故意行为，廖礼梁对自己的生命都不珍惜、视生命为儿戏，对自己生命及他人安全于不顾未按操作规范驾驶情况下发生了重大事故，给陈信灶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等，却要陈信灶承担赔偿因当事人廖礼梁违规违法造成的损失而买单实属不公平，陈信灶才是受害者，故陈信灶认为应由廖礼梁自行承担一切责任。三、据了解廖礼梁平时作风不负责任行为：①廖礼梁曾在2018年3-4月份（无上岗证）在永安市过水洋帮“谢明高”开车时，把“谢明高”车开坏后，就把这车丢弃在路上不管了，人也跑掉不开了。②廖礼梁曾2018年6-7月份“无上岗证”也敢帮闽Ｇ×××××的车主开货车，没开几天就把52071开去翻车了。③廖礼梁2018年9月份来开闽Ｇ×××××车，行车时，曾有同事闻到他的刹车有焦味，问他：你的刹车片怎么那么臭，廖礼梁回答有一路水不会来了。同事问他：那你不要去弄好来。廖礼梁回答：不要怕，刹得住。以上三点都是事实讲述绝无虚言，如有虚言本人愿意承担法律责任。可见“廖礼梁”日常行为及工作的作风非常没有责任心，忽视公共财产安全，对自己的生命安全于不顾，最终酿造成害人害己的悲剧严重后果。四、陈信灶查阅福州法院曾经受理一起类似本案的交通事故驾驶员死亡案例仅赔18万元人民币，案例打印件已提供一审卷宗档案内。五、本起事故是廖礼梁自身违法操作行为导致严重事故后果，陈信灶不是侵害廖礼梁之人，故诉讼费与财产保全费应由廖礼梁方承担。综上所述，陈信灶认为本次事故完全是因廖礼梁不按操作规范违规违法驾驶导致事故发生，廖礼梁有不可推卸故意行为的重大责任，陈信灶也是受害者判决陈信灶50%赔偿责任明显不公平，令陈信灶无法信服。故应由廖礼梁承担事故损失的70%以上责任。 廖某2、廖何秋、吴桂妹、廖某1辩称，一、陈信灶、李爱梅作为雇主，对雇员在雇佣活动承担管理责任，并负有提供安全保障的义务。车辆超载由雇主决定，责任更是应由雇主承担，陈信灶、李爱梅上诉的理由与事实不符，不能成立。因此，应当依法予以驳回。理由如下：1.雇主在雇佣活动中处于管理和支配地位，所获经营利润归雇主所有，雇主应当承担管理责任。本案中，陈信灶、李爱梅夫妻共同经营案涉物流公司，两人均系廖礼梁的雇主，雇员廖礼梁系在陈信灶、李爱梅的管理和支配下从事雇佣活动的事实。事实一：陈信灶一审所提交维修厂老板陈斌华出具的《证明》和2019年8月1日《法庭审理笔录》第3页中的内容表明，每当雇员廖礼梁驾驶的车辆有问题需维修时，都应当事先征得陈信灶的同意，且问题车辆还必须送至陈信灶指定的龙华汽车厂进行维修，维修费用由雇主陈信灶与龙华汽车厂老板陈斌华每月底结算一次等事实，足以印证雇主陈信灶实际上对雇员所驾驶的车辆进行全面掌管这一事实。事实二：廖礼梁与雇主陈信灶《聊天记录》中的内容表明，车辆维修，大到更换助力泵，小到更换螺丝或波纹管等所有零件都需向老板陈信灶汇报请示并征得老板陈信灶的同意，维修费全部由老板陈信灶承担。该事实进一步印证了老板陈信灶对雇员以及对雇员所使用的工具进行全面掌控和管理这一事实。2.雇主陈信灶、李爱梅交付存在安全隐患的运输工具给雇员廖礼梁使用，由此产生的安全事故责任理应由雇主陈信灶、李爱梅承担。（1）廖礼梁仅系老板陈信灶、李爱梅雇佣的司机，闽Ｇ×××××号车辆是老板陈信灶夫妻提供给雇员廖礼梁从事雇佣活动的工具。雇主陈信灶夫妻有义务交付给雇员廖礼梁性能良好和安全可靠的运输工具。（2）有证据证明，老板陈信灶、李爱梅交付给廖礼梁的车辆电瓶存在严重安全隐患。《鉴定意见书》中明确了事故发生前，该车的制动效能大幅度下降。而引发该车制动效能大幅度下降系因电瓶自身发烫之后，导致电瓶的正负两级对碰出现短路，引起发电机不发电，继而引发车辆在刹车时所需冷却水无法供应，由此引发车辆制动器的制动摩擦片因无冷却水而发烫，由此导致车辆油封烧坏后黄油因此泄漏，黄油泄漏后造成轮轂和刹车片打滑，最终致使车辆刹车制动效能大幅度下降，刹车失灵，导致廖礼梁无辜身亡这一严重后果的发生。这也是之所以事发之后，老板陈信灶会就车辆的电瓶质量进行专门的鉴定，拟向商家索赔。基于上述事实，陈信灶、李爱梅对本起安全事故致廖礼梁死亡的后果承担全部责任有明确的事实与法律依据，应予支持。3.案涉车辆超载运输的责任应当由雇主陈信灶、李爱梅承担。本案中，有证据证明，雇员廖礼梁所驾驶的车辆系由老板陈信灶夫妻提供，廖礼梁去哪里拉货、拉什么货、拉多少等均由老板陈信灶夫妻决定，廖礼梁完全按照老板陈信灶的安排在忙完白天的工作任务后晚上到陈信灶联系的地点运输渣土，装运多少完全由陈信灶决定。事实一：陈信灶、李爱梅系专门经营物流运输，陈信灶交付给雇员廖礼梁的工具（即闽Ｇ×××××车辆）并非原装车，而是经过老板陈信灶改装过的车辆，陈信灶对案涉车辆进行加宽、加高的改装行为，其目的不言自明，就是要求雇员多装、多运，以谋取利益最大化。可见，陈信灶一审中陈述，“由雇员自己决定装多少货”的观点，违背事实，违背常理，也违背物流公司的经营习惯，根本站不住脚。事实二：案涉每辆车装运多少渣土，完全由老板陈信灶决定。陈信灶既是老板，也是调度，其知道自己需要多少渣土填路，为此陈信灶提前与钩机司机黎某联系，并于2018.9.19晚特意安排了包括黄某、廖礼梁等三位雇员驾驶三辆自卸货车前往陈信灶指定的地点装运渣土，三辆货车每辆装的重量基本一致，并无差别。这从黄某在《法庭审理笔录》第5页倒数4行中，陈信灶的代理人问：当时你那部车拉的重量多少。黄某回答，没有过磅，大概60吨左右，后面那部车也差不多，这一回答能够印证黄某与廖礼梁装的渣土是一样多这一事实。实际上，三辆车所装渣土的量基本一致，每辆车装多少完全由陈信灶提前告诉钩机司机黎某，如果要多，就多派一辆车，如果要少，就少派一辆车。事实上派三辆车去的情况，表明陈信灶就是明确要三辆车渣土的量，故雇员装渣土的量完全由老板兼调度的陈信灶决定，符合事实，符合常理，也符合物流行业的习惯。事实三：本案廖礼梁运输的是废弃的渣土，按行业习惯，雇员运输渣土的报酬一般由运输次数决定，运一趟多少钱，不可能按吨计价。陈信灶法庭陈述的观点违背事实，违背常理，不能成立。实际上，廖礼梁自2018年9月7日受雇于陈信灶时至其去世时止，还没有半个月时间，工资没有结算过，为此曾要求陈信灶提供廖礼梁完成任务情况给廖礼梁结算工资，但陈信灶以种种理由推脱拒不提供，只肯给3000元工资，对这廖礼梁3000元是如何结算出来的，无从得知。陈信灶拒不提供廖礼梁的工作情况，不排除其存在刻意隐瞒证据而逃避责任这一可能性。陈信灶、李爱梅上诉的请求与事实理由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能成立，故应当予以驳回。二、雇员廖礼梁在本起安全事故中无任何过错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陈信灶、李爱梅提供的证人与其有特殊关系，证人的证言，与事实严重不符，且证言仅有证人单某陈述的观点，没有相应证据印证，不排除存在陈信灶、李爱梅为了逃避本应承担的责任，恶意与证人通某，由证方作虚假证言的可能性。理由如下：1.雇员廖礼梁在出车前已经尽到雇员的注意义务。事实一：从廖礼梁与陈信灶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的内容可知，廖礼梁在事发前一、二天将车辆开到陈信灶定点的维修厂进行检修并及时将车辆故障情况及需要更换的零件向陈信灶进行了汇报，由此印证廖礼梁对车辆的情况尽到了注意义务这一事实。事实二：众所周知，确认车辆是否维修好，车辆是否正常，应当由定点维修厂的专业维修人员检查认定，车辆没有维修好驾驶员不可能开离用于工作。陈信灶没有证据证明，雇员自行要对车辆小故障进行检修的义务。而且陈信灶与廖礼梁的微信聊天记录的内容印证了廖礼梁对车辆维修的专业性问题并不是很懂，有问题廖礼梁会及时将车辆送到定点维修厂去检修并向老板陈信灶汇报，车辆是否修好由维修人员检查认定这一事实。毫无疑问，廖礼梁在雇员这一角度，其已经尽到注意义务。事实三：有证据证明，2018年9月18日车修好后，廖礼梁按照陈信灶的安排完成了一天的运输任务，次日（即2018年9月19日事发当日）白天廖礼梁依然按照陈信灶的安排在为陈信灶运货，傍晚6点后，又按照陈信灶安排与黄某等二位同事顺便到清流运渣土回永安，而该车辆在运回渣土的途中发生安全事故。廖礼梁从维修厂将车开出后已经为陈信灶工作了两天时间，廖礼梁只是一位年轻的驾驶员，资历不深，也非专业维修人员，对该车辆是否已经彻底修好，故障何时还会出现，廖礼梁不可能知道。何况该车才刚修好才二天时间。老板陈信灶毫无底线，将本应承担的责任推卸给雇员廖礼梁，非常令人愤怒。2.本起事故系因车辆电瓶质量瑕疵所致，与廖礼梁的驾驶行为无关。事实一：有证据证明，廖礼梁没有超车。一审第二次《法庭审理笔录》第8页第1行至第5行，问及当时有无注意到廖礼梁的车灯，黄某描述，当时感觉好像没有。问其怎么跟交警说，黄某陈述，当时没有注意，一瞬间就冲过来，把我刮到，我就停下来了。而且是黄某拔打了110,并与陈信灶电话联系。上述事实恰恰印证了事故系因电瓶故障导致，这与陈信灶告知因车辆电瓶故障导致发动机没电，所以没有车灯，刹车失灵导致的情况完全相符，与“鉴定意见书”的结论相符。廖礼梁驾驶的车辆在下坡路段，且事发前已经出现刹车失灵，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会超车。黄某描述“一瞬间就冲过来”完全印证了车辆故障致刹车失灵时状况，不存在廖礼梁超车的问题。事实二：陈信灶当面告诉事故系因电瓶质量问题所致，其购买的电瓶才一个月左右就出了问题，陈信灶完全知道电瓶故障致车辆自动效能降低，这才是事情的真相（详见录音证据）。根据事发情况并按常理分析，廖礼梁的车刮碰到前车系因其车辆电瓶故障导致，不存在超车的问题。因此陈信灶夫妻应当对该车辆瑕疵造成雇员廖礼梁死亡的这一后果承担全部责任。3.证人黄某、黎某与陈信灶存在特殊关系，其证言的可信度低，不应当采信。（1）证人黄某与陈信灶系老邻居，且双方存在利益关系。证人黎某与陈信灶系朋友关系，且其为陈信灶装卸渣土，由陈信灶向其支付装卸费用，双方之间存在利益关系。故两位证人证言的可性度低。（2）证人黄某、黎某的证言没有其他证据能够印证，且其陈述的证言带有明显主观倾向性，违背事实，违背常理。事实一：《法庭审理笔录》第4页第23行中黎某陈述，其与陈信灶系朋友关系，废土是白送给陈信灶的。由此表明证人黎某与陈信灶系朋友关系，而且证人黎某帮助陈信灶装三车渣土是有收取装车费用，其除与陈信灶存在朋友关系外，还是生意上的伙伴，彼此存在利益关系。不排除黎某为了帮助陈信灶，而作虚假陈述的可能性，其证言的可信度低。事实二：案涉交通事故与黎某的装车行为本来没有法律上的关联性，黎某听从陈信灶安排，刻意到交警大队举报廖礼梁超载，违背常理。具体如下：2018年9月19日发生事故之后，廖礼梁方与陈信灶协商赔偿事宜，2018年10月1日陈信灶预付给廖礼梁方22万元赔偿款，可奇怪的是2018年10月15日陈信灶让黎某到清流县交警大队做笔录，刻意讲廖礼梁超载的事情，这显然违背常理。交警处理交通事故，是否超载交警完全可以根据事故车辆的现场情况进行判断，而且黄某的车辆与廖礼梁的车辆装货一样多，将黄某车辆进行过磅就能够确定廖礼梁车辆上渣土的重量，根本用不着黎某去交警反映。老板陈信灶让朋友黎某去交警投诉自己的雇员廖礼梁超载，其目的不纯。黎某自己说不认识廖礼梁，廖礼梁发生事故与其没有关系，他为何要主动到交警大队反映廖礼梁超载，并自己推定装载的重量。黎某他凭什么知道装了50-60吨？其为何特意到交警大队反映廖礼梁超载，这对其有什么好处？当时“交通事故认定书”尚未作出，前后碰撞的两车均系陈信灶夫妻所有，故不排除陈信灶为了将事故责任推卸给死者廖礼梁，以为死无对证，在预付给廖礼梁方22万赔偿款后，刻意设计好，让黎某主动到交警大队，以此误导交警，让交警作出超车、超载等不利于廖礼梁的认定，最终逃避本应承担的赔偿责任。陈信灶与一系列证人行为，不排除系陈信灶刻意安排的通某行为，目的就是把责任推卸给死者廖礼梁，以为死无对证。事实三：证人黎某的陈述违背事实，违背常理。《询问笔录》第2页中，黎某陈述，陈信灶事发二天前让其给陈信灶的车队装土填路，2018年9月19日晚上九点左右，来了三辆自卸车，一辆接一辆过来，装完一辆先走一辆，中间没停过，每装一辆大概十几分钟，后来我听说出事的是我装的第一辆车。而按常理分析，廖礼梁的车开在最后，而非第一辆车，第一辆车是另外一人，第二辆车是黄某，最后一辆才是廖礼梁，廖礼梁的车跟在黄某的后面，事故发生时才会刮碰到黄某的车。事实四：装渣土要爬到驾驶室顶上指挥违背事实，违背常理。黎某陈述，陈信灶车队三辆装渣土车时是晚上九点左右到达，三辆车一起，一辆装满开走，接着再装下一辆，不间断。装渣土，驾驶员会爬到驾驶室顶上指挥装车，装的不是黄金，是渣土，而且是晚上，万一被钩机刮碰到了呢。多装一吨渣土值多少钱。这显然不符合常理。事实上，廖礼梁方有理由质疑陈信灶与黄某、黎某存在通某的可能性大。因为此前陈信灶、李爱梅就已经有过收买证人的行为。其以为廖礼梁已经死亡，死无对证，在廖礼梁方有证据证明，一家人长期居住在城市的情况下，陈信灶、李爱梅刻意收买廖礼梁的房东，让其出具与事实相反的证言，后面廖礼梁方找到房东核实情况，房东才将收取了陈信灶的好处，只好按陈信灶说的写了证言等情况和盘托出，之后房东以不方便为由没有到庭为陈信灶作证。上述事实，廖礼梁方的录音为证可以证明陈信灶、李爱梅是如何找房东以及如何利诱房东作虚假证言这一事实。陈信灶两位证人与陈信灶存在特殊关系，且证人仅有主观陈述，没有其他证据印证，所陈述的内容违背事实，违背常理，结合陈信灶、李爱梅的种种行为，不排除其存在为了逃避本应承担的责任，而刻意采取不正当手段，与相关证人恶意通某，侵害廖礼梁方合法利益，其行为十分恶劣，令人不耻。 华安保险公司辩称，一审认定的责任分担合法有据，应予以维持。 华安保险公司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2019）闽0402民初254号民事判决第四项。二、依法改判华安保险公司不承担国内货物运输承运人责任险的赔偿责任。事实与理由：一、根据国内货物运输承运人责任险相关条款，当被保险车辆超载时，保险人不负责赔偿。投保人李爱梅在华安保险公司处投保的国内货物运输承运人责任保险附加司乘人员责任险（福建）的保险条款第三条第六项明确规定：“因货物超载或违章搭乘造成的人身伤亡，保险人不负责赔偿”。根据交通事故认定书和一审法院查明认定的事实，闽Ｇ×××××号货车在事故发生时超载导致行车制动效能大幅下降，超载行为与事故的发生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负本起事故的全部责任。二、华安保险公司己对保险条款中的免除责任向投保人、被保险人进行了明示及说明义务。在国内货物运输承运人责任保险附加司乘人员责任险（福建）的保险条款中，华安保险公司对免责事项使用了加粗加黑字体，应视作尽到提示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之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保险人将“因货物超载或违章搭乘造成的人身伤亡，保险人不负责赔偿”作为保险的免责条款，符合法律规定。 廖某2、廖何秋、吴桂妹、廖某1辩称，作为保险人，没有对被保险人尽到提示说明义务，保单没有签字，保险公司免责不能成立。三、保险公司提出尽到提示说明义务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理由如下：保险公司主要对于国内货物运输承运人责任保险的赔偿存在异议，认为尽到提示和说明义务，根据条款约定超载可以免责。这种观点显然没有事实，造成本案事故的直接原因系廖礼梁所驾驶的车辆制动系统和车辆蓄电池都存在故障等安全隐患所致，而非车辆单纯超载引发，车辆超载并非导致事故发生的唯一原因和直接原因。案涉“免赔条款”是格式条款，该“免赔条款”并没有投保人的签字，也无车主李爱梅的签字，保险公司未尽提示和说明义务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为此，根据《保险法》第十七条“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和“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等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对第十七条规定的“明确说明”如何理解的问题的答复》中明确了“明确说明”是指“保险人在与投保人签订保险合同之前或者签订保险合同之时，对于保险合同中所约定的免责条款，除了在保险单上提示投保人注意外，还应当对有关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等，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或其代理人作出解释，以使投保人明了该条款的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等内容。显然在本案中，保险公司主张字体加粗加黑就认为尽到义务的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所述，陈信灶、李爱梅作为雇主对雇员起着指挥、支配的权利，雇员在其要求下超载货物，由使用了其提供存在安全隐患的工具，导致事故发生，责任应当由陈信灶、李爱梅承担，陈信灶、李爱梅上诉请求于法无据，应予驳回。华安财产保险公司在本案中显然没有对保险条款尽到提升说明义务，要求免责理由不能成立。故请求依法驳回陈信灶、李爱梅及保险公司的上诉请求。 陈信灶辩称，一、李爱梅于2018年3月26日通过代办人“罗庆英”向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福建分公司永安营销服务部的经办人“潘崇铭”为李爱梅名下的闽Ｇ×××××车投保的“国内货物运输承运人责任保险”生效日期于2018年3月29日0时起,至2019年3月28日24时止。华安保险公司交付给被保险人留存的保单上写有“免赔约定与特别约定”均未告知超载免责条款。本案于2019年8月1日在梅列法院依法开庭，华安财产保险三明公司代表人在庭上提供的超载免责条款中，关于超载免责条款的字迹细小、阅读困难，没有显目的记号提醒说明，似乎给承保客户玩套路。还有该条款内容不是完整的册本而是零散分开的纸页，这些零散纸页条款的页面上更没有标注每页的页码及每页错开加盖印章，根本就无法证明该超载免责条款是属于本份保险所定的内容。二、2019年8月1日晚本案陈信灶通过电话询问当初代办购买这份“国内货物运输承运人责任险”的代办人“罗庆英”，她明确诉称：“当时华安公司的人并未告知她有超载免责条款，她也没有告知过投保人有超载免责条款”，罗庆英称连她自己都不知道有这个条款，（附电话通话录音翻文字打印证据为证和电信部门的通话详单佐证157××××7885的电话号码是属“罗庆英”持有的证明，录音光盘已提交一审梅列法院）。三、2019年8月2日下午陈信灶找到代办人“罗庆英”当面再次核实2018年3月份由代办人“罗庆英”找华安公司永安营销部的“潘崇铭”办理的闽Ｇ×××××车国内货物承运人责任险是否有告知或送达投保人关于超载免责条款时，罗庆英用电话反复和办理人“潘崇铭”确认称：办理该保险时并没有告知投保人超载免责条款，连他们自己办理人都不知道有这种超载免责条款。随后陈信灶还用“罗庆英”的手机和该保险的办理人“潘崇铭”通话：“通话中潘崇铭再次明确表明该保单办理时并没有超载免责赔偿这个条款，也未告知成送达超载免责条款”（附公共场所现场的录音翻文字打印证据为证，录音光盘已提交一审梅列法院）。四、2019年8月2日下午陈信灶找完代办人“罗庆英”之后，罗庆英把该保险单办理人“潘崇铭”的电话号码用微信发给陈信灶，陈信灶再次拨打潘崇铭电话138××××8897求证该保险单办理时是否有告知过投保人或代办人“罗庆英”关于该保险险种是否有超载免赔条款，“潘崇铭”再次明确表示从未有过超载免责条款，他更没有告知或送达关于超载免责条款。办理人“潘崇铭”说：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有超载免责这一说法（附电话通话录音翻文字打印证据为证和电信部门的通话详单佐证138××××8897的电话号码是属“潘崇铭”持有的证明，录音光盘己提交一审梅列法院）。五、投保人“李爱梅”收到的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所出售的“国内货物运输承运人责任保险单”该保单上所见一行：“免赔约定”并未见有关于超载免赔条款，有保单原件为证。六、造成本次事故主要原因是驾驶员上路行驶前未排除隐患，车辆下坡前未检查刹车降温系统及调好刹车。根据清流交警送达的“福建中联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报告”第五条第一款结尾总结内容：以上各轮导致行车制动效能下降及基本丧失原因，均为各轮制动器温度过高使轮毂轴承的润滑脂液化泄漏到制动器工作表面所致。事实表明：车辆在下坡时因制动系统未得到冷却液体降温导致燃烧，引起制动完全失灵是本次事故形成的主要原因，主要原因在因果关系中起到决定性的影响，次要原因只是一个次要因素，不起决定作用，可见主要原因是指对于损坏结果的发生具有主要作用，所以本次事故的发生和超载并无直接关系，保险公司应承担赔偿责任。七、“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向法院提供的免责条款的证据，其条款的签字并不是投保人所签，进一步证明保险公司并未告知投保人关于免赔条款的事实，所以保险公司无任何理由拒赔。八、华安保险公司出售的“国内货物运输承运人责任险”的相关免责条款”并未向被保险人说明传达及签字确认。故本案（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毫无理由拒赔该保险单上所有应承担的赔款数额。有关证据录音文件及证据材料已提交给一审法院梅列法院。九、因该车发生事故后已报废，故申请退回2018年3月26日在“华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保于2018年3月29日生效的所有保单剩余6个月零15天的款项，剩余款项共18886.65元（另附清单）。该款项由保险公司退回或由造成本起事故责任人廖礼梁家属负责赔偿，请求法院依法判决。另“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应当承担本案的诉讼费及各项费用，请求法院支持。 廖某2、廖何秋、吴桂妹、廖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李爱梅、陈信灶共同赔偿死亡赔偿金780028元、丧葬费34514.5元、被扶养人生活费753452.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70000元、误工费7159元、交通费1000元等各项损失共计1646154元；2.判令华安保险公司对上述损失在其承保的交强险、车上人员险、雇主责任险等保险责任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3.本案的诉讼费和保全费由被告承担；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四原告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中的死亡赔偿金为8424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为816205元，各项损失共计1771298.5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 1.廖某2、廖何秋、吴桂妹、廖某1分别系廖礼梁的妻子、父母、女儿。李爱梅与陈信灶系夫妻关系。 2.2018年9月初，李爱梅、陈信灶雇佣廖礼梁驾驶闽Ｇ×××××号重型自卸货车为其运送货物。当月19日，廖礼梁驾驶闽Ｇ×××××在清流县装载渣土运送至永安。21时50分许，廖礼梁驾驶车闽Ｇ×××××货车沿清流县道双白线由田源乡白石村往沙芜乡白塔村方向行驶，行至清流县道双白线9ｋｍ+470ｋｍ路段超车时，廖礼梁驾驶的闽Ｇ×××××号货车车身右侧与黄某驾驶的闽Ｇ×××××号货车车身左侧发生碰刮后继续向前冲出路外，碰撞道路右侧山体，造成廖礼梁当场死亡及车辆受损等后果。清流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事故认定，当事人廖礼梁驾驶载物超过核定载质量的闽Ｇ×××××号重型自卸货车，行经事故路段时，因未按操作规范驾驶，导致车辆整体行车制动效能大幅下降，该行为与事故的发生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负本起事故的全部责任，当事人黄某无责任。另，闽Ｇ×××××号重型自卸货车经福建中联司法鉴定所鉴定，排除本次事故造成的损坏因素，即将事故前，闽Ｇ×××××号重型自卸货车第三轴右侧车轮制动器的制动摩擦片工作表面局部被油渍污染、第四轴右侧车轮制动器的制动摩擦片及制动鼓工作表面均被油渍污染、第四轴左侧车轮制动器的制动摩擦片及制动鼓工作表面均被油渍污染，导致鉴定对象整体行车制动效能大幅下降，不符合《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ＧＢ7258－2017）之相关规定要求；排除本次事故造成的损坏因素，闽Ｇ×××××号重型自卸货车的转向系统及行驶系统性能均未见异常。 3.事故发生后，廖礼梁当即被送往清流县灵地卫生院救治，陈信灶为此支付廖礼梁的医疗费用160元以及处理丧葬事宜部分费用1120元。李爱梅、陈信灶支付给廖何秋、廖某2、吴桂妹赔偿款250000元，并支付廖礼梁2018年9月7日至2019年9月19日期间的工资3000元。 4.闽Ｇ×××××车和闽Ｇ×××××号车的所有人均登记为李爱梅，该两车均在华安保险公司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闽Ｇ×××××车在该公司还投保了国内货物运输承运人责任险、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其中国内货物运输承运人责任险中的附加司乘人员责任保险每人死亡赔偿限额400000元及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中的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保险（司机）责任限额100000元。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 5.廖礼梁于2018年8月21日取得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 6.原告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提出申请，要求保全李爱梅、陈信灶价值1646154元的财产，法院于2019年1月18日作出了（2019）闽0402执保28号民事裁定，保全了李爱梅、陈信灶的相应财产，原告负担了保全费5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廖礼梁受雇于李爱梅、陈信灶，为其驾驶营运货车，双方形成劳务关系。廖礼梁在受雇活动中驾驶闽Ｇ×××××号重型自卸货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其本人死亡，根据道路交通事故认定，本起交通事故是因廖礼梁驾驶载物超过核定载质量的闽Ｇ×××××号重型自卸货车，未按操作规范驾驶，导致车辆整体行车制动效能大幅下降造成的，廖礼梁负事故全部责任；同时，根据司法鉴定意见，闽Ｇ×××××号重型自卸货车即将发生事故前，其整体行车制动效能大幅下降，不符合《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ＧＢ7258－2017）之相关规定要求。李爱梅、陈信灶作为雇主，应为其雇员提供符合安全技术标准的车辆；陈信灶关于其将车辆委托交给雇员廖礼梁检查维修的辩解与证人黄某的证言以及原告方提供的廖礼梁生前和陈信灶、龙华修理厂人员的微信聊天内容能够相印证，予以采信，但陈信灶、李爱梅作为雇主及车主，仍负有对车辆管理监督、检查维修护理的义务。廖礼梁作为受雇驾驶员，并受雇主之托日常对车辆负有管理、检查维修责任，并在上道路行驶前对机动车的安全技术性能进行检查，同时在运输中应当依核定载质量载物及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廖礼梁与龙华修理厂人员在事发前日即2018年9月18日9时许的微信聊天内容“帮我看下我感觉是上面那节漏了，刹车给我调下”，说明廖礼梁已经有意识到刹车系统有问题或存在着影响刹车制动性能的问题，但在未检查维修好后仍于次日驾驶车辆上路，因超载及未按操作规范驾驶的原因，导致车辆整体行车制动效能大幅下降发生交通事故。综合上述情况，对本次事故造成廖礼梁死亡，廖礼梁本人与李爱梅、陈信灶均存在过错，结合李爱梅、陈信灶对廖礼梁超载货物享有运营利益等因素，一审法院确认当事人双方各承担50%的责任。 廖礼梁因提供劳务死亡的损失有抢救医疗费用、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丧葬费、处理丧事误工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陈信灶支出的廖礼梁医疗费用160元及原告方主张的丧葬费34514.5元，当事人双方均无异议，予以确认。关于死亡赔偿金的标准问题，廖礼梁的户籍所在地永安市的行政区域城乡分类代码为122，属城镇范围，死亡赔偿金应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即为842420元。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问题，因廖礼梁母亲吴桂妹尚未满60周岁，且未有证据证实其无劳动能力又无生活来源，故主张吴桂妹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本院不予支持；对廖某1的扶养人生活费253305元，因廖礼梁妻子廖某2在廖礼梁死亡时已怀有生育，廖某2分娩生育的女儿廖某1即系其与廖礼梁的女儿，故对该主张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处理丧事误工费问题，原告方主张按福建省农林物渔业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标准58068元以3人13天计算，以陈信灶、李爱梅一方认可的7天计算，即3341元。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问题，原告方因廖礼梁死亡在精神上遭受创伤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其要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予以支持；综合考虑廖礼梁系因从事雇佣活动中死亡、陈信灶一方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以及三明市平均生活水平等因素，酌情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为60000元。对原告主张的交通费1000元，因没有提供交通票据，且原告方主张的是处理丧事的交通费，处理丧事的交通费应包含在原告方主张的丧葬费用中，故不再予以支持。综上，廖礼梁死亡的损失有抢救医疗费用160元、死亡赔偿金842420元、被扶养人廖某1生活费253305元、丧葬费34514.5元、处理丧事误工费3341元、精神损害抚慰金60000元等共计1193740.5元。陈信灶、李爱梅共同承担廖礼梁死亡损失的50%即为596870.25元。对原告方因本案申请财产保全已负担的财产保全费5000元，法院确定由李爱梅、陈信灶负担2248元，原告方自行负担2752元。扣除陈信灶已付的赔偿款250000元及医疗费用160元、处理丧葬事宜部分费用1120元合计251280元以及由李爱梅、陈信灶应负担财产保全费2248元，李爱梅、陈信灶应再赔付给原告方347838.25元。 在本次交通事故中，闽Ｇ×××××号车的驾驶员黄某虽无责任，但该车在华安保险公司投保了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故华安保险公司应先行在交强险无责限额内赔付11160元（其中医疗费用160元）。因闽Ｇ×××××号车在华安保险公司投保了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国内货物运输承运人责任险，华安保险公司应当在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中的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保险（司机）责任限额理赔100000元及在国内货物运输承运人责任险中的附加司乘人员责任保险每人死亡赔偿限额内理赔400000元。华安保险公司关于廖礼梁超载属责任免除的辩解，因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对《国内货物运输承运人责任保险条款》中的免责条款在订立合同时有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李爱梅注意的提示或者明确说明，且李爱梅、陈信灶不予认可，该条款对投保人李爱梅不产生效力，该辩解不予采信。综上，华安保险公司对本起事故应当理赔511160元，李爱梅、陈信灶未赔偿给原告的部分347838.25元由华安保险公司直接赔偿给原告，余款163321.75元部分视为李爱梅、陈信灶代为垫赔，华安保险公司支付给李爱梅、陈信灶。 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八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六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确认廖某2、廖何秋、吴桂妹、廖某1因廖礼梁提供劳务死亡造成的经济损失为抢救医疗费用160元、死亡赔偿金842420元、被扶养人廖某1生活费253305元、丧葬费34514.5元、处理丧事误工费3341元、精神损害抚慰金60000元等共计1193740.5元；二、李爱梅、陈信灶对上述损失应赔偿50%即596870.25元；三、李爱梅、陈信灶应支付给廖某2、廖何秋、吴桂妹财产保全费2248元；上述二、三项，扣除已付251280元，李爱梅、陈信灶应再支付347838.25元；四、华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三明中心支公司对上述第二项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国内货物运输承运人责任险限额内赔偿给廖某2、廖何秋、吴桂妹、廖某1511160元（其中163321.75元李爱梅、陈信灶已代赔，代赔部分由华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三明中心支公司直接支付给李爱梅、陈信灶）；五、驳回廖某2、廖何秋、吴桂妹、廖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0742元，减半收取计10371元，由廖某2、廖何秋、吴桂妹、廖某1负担6842元，李爱梅、陈信灶负担3529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 二审中，廖某2、廖何秋、吴桂妹、廖某1对一审认定“廖礼梁超车、未按规范操作”有异议，认为系因为刹车失灵，车辆失控，因为电瓶故障导致制动效能下降而发生事故；陈信灶、华安保险公司对一审认定的事实无异议。对各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廖某2、廖何秋、吴桂妹、廖某1提交一份录音整理资料，拟证明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是车辆电瓶存在问题。陈信灶质证认为，对录音资料的真实性有异议，不能证实是车辆电瓶的问题导致事故；华安保险公司质证认为，录音资料与其没有关联性。 本院认证认为，陈信灶对廖某2、廖何秋、吴桂妹、廖某1提交的录音整理资料有异议，且该录音资料也不能证明本案事故发生是车辆电瓶的故障所致，对此录音资料，本院不予采信。 陈信灶提交四份证据，证据1事故前十天车辆的照片，拟证明车辆出事前是好的；证据2群公告（2017年12月1日）和2018年成功货运工作群的微信记录，拟证明已告知驾驶员不能超载并证明廖礼梁也在群里；证据3车辆轨迹回放报表，拟证明廖礼梁在长下坡时没有停车检查；证据4事故发生后对事故车辆发动机马达的拍照，拟证明电瓶熔断是因为事故后产生的。廖某2、廖何秋、吴桂妹、廖某1质证认为对证据1事故前十天车辆的照片真实性有异议，证明不了陈信灶要证明的内容；证据2群公告是2017年的，而廖礼梁是2018年9月7日才入职的，微信记录不能证明廖礼梁有在群里，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3车辆轨迹回放报表的真实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证据4车辆发动机马达的照片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证明陈信灶要证明的内容。华安保险公司质证认为，对四份证据无异议。 本院认证认为，证据1事故前十天车辆的照片与证据4事故发生后该车辆发动机马达的照片，不能证明事故当天的车辆情况，事后车辆发动机马达的照片亦无法证明电瓶熔断是因为事故后产生的，本院不予采信；证据2群公告（2017年12月1日）和2018年成功货运工作群的微信记录，只能证明陈信灶有在群里发布内容，但无法证明廖礼梁在群里，本院不予采信；证据3车辆轨迹回放报表，廖某2、廖何秋、吴桂妹、廖某1对此真实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本院亦不予采信。 二审中，廖某2、廖何秋、吴桂妹、廖某1申请具有汽车维修工四级职称的证人张某出庭作证，证人从专业的角度来证明电瓶断电搭铁故障会导致车辆发生事故。陈信灶认为，车辆还有手动开关，没有电的情况下，水也会下来；华安保险公司质证认为无异议。 本院认为，证人张某只是从专业的角度来证明电瓶断电搭铁故障会导致车辆发生事故，张某在庭上明确表示对案涉的车辆具体情况不清楚，因此，并不能证明案涉车辆发生事故是因为电瓶质量故障的原因造成的。 庭审后，陈信灶向本院申请追加永安市通用贸易商行为被告，以廖某2、廖何秋、吴桂妹、廖某1认为本起交通事故的发生是因为车辆电瓶质量问题造成的，而该电瓶系永安市通用贸易商销售与该商行有法律上直接利害关系为由，申请追加永安市通用贸易商行为被告。 本院认为，追加当事人是指人民法院发现对诉讼标的具有共同权利或义务的当事人未参加诉讼时，依照职权追加其为案件的原告或被告的诉讼行为。追加当事人只存在于必要的共同诉讼中，普通的共同诉讼中不会发生追加当事人的问题。依据本案现有的证据，并不能证明永安市通用贸易商行对本案诉争的赔偿款项具有共同的赔偿义务，永安市通用贸易商行并不是本案的必要共同诉讼人，本院不予追加。 针对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1.廖礼梁方与陈信灶、李爱梅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以及具体数额；2.华安保险公司是否承担国内货物运输承运人责任险的赔偿责任问题，本院分析认定如下： 一、关于廖礼梁方与陈信灶、李爱梅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以及具体数额认定的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该解释于2004年5月1日起施行，但依据2010年7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第一条“侵权责任法施行后发生的侵权行为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侵权责任法的规定。侵权责任法施行前发生的侵权行为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规定。”案涉交通事故发生在2018年9月19日，故应适用侵权责任法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廖礼梁与李爱梅、陈信灶双方形成劳务关系。清流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事故认定书是公安机关交警部门依职权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况和有关的检验、鉴定结论对涉案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成因等制作的文书，程序合法，本院予以采信。根据该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当事人廖礼梁驾驶载物超过核定载质量的闽Ｇ×××××号重型自卸货车，行经事故路段时，因未按操作规范驾驶，导致车辆整体行车制动效能大幅下降，该行为与事故的发生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负本起事故的全部责任。据此，可认定廖礼梁在本案交通事故中存在重大过错而导致自身伤亡，应依法减轻接受劳务一方李爱梅、陈信灶的赔偿责任。一审法院确认当事人双方各承担50%的责任，并无不当。 一审确定廖礼梁死亡的各项损失，数额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其中抢救医疗费用160元、死亡赔偿金842420元、被扶养人廖某1生活费253305元、丧葬费34514.5元、处理丧事误工费3341元等共计1133740.5元；由于精神损害赔偿针对的仅是行为人行为给被侵害人近亲属造成的心理和肉体上的无形痛苦，是对死者家属的补偿，不应当根据当事人之间的过错比例进行分担。一审法院对精神损害赔偿60000元予以平分承担，处理不妥，本院予以纠正。 华安保险公司应先行在交强险无责限额内赔付11160元（其中医疗费用160元），廖礼梁死亡的各项损失合计1122580.5元。陈信灶、李爱梅共同承担廖礼梁死亡损失的50%即为621290.25元（1122580.5÷2+60000）。扣除陈信灶已付的赔偿款250000元及医疗费用160元、处理丧葬事宜部分费用1120元合计251280元,李爱梅、陈信灶应再赔付给廖某2、廖何秋、吴桂妹、廖某1370010.25元（621290.25-251280）。 另外，李爱梅、陈信灶应负担财产保全费2248元。 二、关于华安保险公司是否承担国内货物运输承运人责任险的赔偿责任问题 华安保险公司提供的不足以证据证明其对《国内货物运输承运人责任保险条款》中的免责条款在订立合同时有对投保人李爱梅尽到注意的提示或者明确说明，且李爱梅、陈信灶均否认当时有对此事项进行说明，故华安保险公司应承担国内货物运输承运人责任险的赔偿责任。 在本案交通事故中，与廖礼梁驾驶车辆发生事故的闽Ｇ×××××号车在华安保险公司投保了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故华安保险公司应先行在交强险无责限额内赔付11160元（其中医疗费用160元）。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是指保险公司对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的强制性责任保险。应直接支付给受害人，故华安保险公司应将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11160元交付给廖某2、廖何秋、吴桂妹、廖某1。 华安保险公司应当对闽Ｇ×××××号车的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保险（司机）责任限额理赔100000元及在国内货物运输承运人责任险中的附加司乘人员责任保险每人死亡赔偿限额内理赔400000元。华安保险公司对闽Ｇ×××××号车应当理赔500000元，李爱梅、陈信灶未赔偿给廖某2、廖何秋、吴桂妹、廖某1的部分370010.25元由华安保险公司直接赔偿给廖某2、廖何秋、吴桂妹、廖某1，余款129989.75元部分视为李爱梅、陈信灶代为垫赔，华安保险公司支付给李爱梅、陈信灶。 本院认为，廖礼梁在本案交通事故中存在重大过错而导致自身伤亡，应依法减轻接受劳务一方李爱梅、陈信灶的赔偿责任。一审法院确认当事人双方各承担50%的责任，并无不当。廖某2、廖何秋、吴桂妹、廖某1以本案事故发生系车辆电瓶存在质量问题和廖礼梁超载为由，要求陈信灶、李爱梅承担全部责任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陈信灶、李爱梅以本案事故发生系廖礼梁在本案交通事故中存在重大过错，其自身至少应承担70%以上责任的上诉请求，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一审法院确定廖礼梁死亡的各项损失，数额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但对精神损害赔偿和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处理不妥，本院予以纠正。华安保险公司以廖礼梁驾驶闽Ｇ×××××号车超载导致本案事故发生为由，其应免除国内货物运输承运人责任险赔偿责任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廖某2、廖何秋、吴桂妹、廖某1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陈信灶、华安保险公司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导致对精神损害赔偿金和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处理不妥，本院予以纠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福建省三明市梅列区人民法院（2019）闽0402民初254号民事判决第一、三项，即“一、确认廖某2、廖何秋、吴桂妹、廖某1因廖礼梁提供劳务死亡造成的经济损失为抢救医疗费用160元、死亡赔偿金842420元、被扶养人廖某1生活费253305元、丧葬费34514.5元、处理丧事误工费3341元、精神损害抚慰金60000元等共计1193740.5元；”“三、李爱梅、陈信灶应支付给廖某2、廖何秋、吴桂妹财产保全费2248元”； 二、撤销福建省三明市梅列区人民法院（2019）闽0402民初254号民事判决第二、四、五项； 三、华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三明中心支公司应在本判决生效十日内将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11000元交付给廖某2、廖何秋、吴桂妹、廖某1； 四、李爱梅、陈信灶对上述损失应赔偿50%及支付精神抚慰金60000元，共计621290.25；陈信灶已付赔偿款及部分费用251280元,李爱梅、陈信灶应再赔付给廖某2、廖何秋、吴桂妹、廖某1370010.25元； 五、华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三明中心支公司应在本判决生效十日内在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国内货物运输承运人责任险限额内赔偿给廖某2、廖何秋、吴桂妹、廖某1500000元，其中李爱梅、陈信灶已代赔129989.75元（500000-370010.25），代赔部分由华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三明中心支公司直接支付给李爱梅、陈信灶； 六、驳回廖某2、廖何秋、吴桂妹、廖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七、驳回廖某2、廖何秋、吴桂妹、廖某1其他上诉请求； 八、驳回的陈信灶的上诉请求； 九、驳回华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三明中心支公司的上诉请求。 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20742元，减半收取计10371元，由廖某2、廖何秋、吴桂妹、廖某1负担6200元，李爱梅、陈信灶负担2074元，华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三明中心支公司负担2097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15544元，由廖某2、廖何秋、吴桂妹、廖某1负担3886元，李爱梅、陈信灶负担5440元，华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三明中心支公司负担6218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丽伟 审判员  吴树辉 审判员  林炬火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日 书记员  王晓婷 附：本案适用的主要法律条文及申请执行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 第二百三十六条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申请执行，也可以由审判员移送执行员执行。 调解书和其他应当由人民法院执行的法律文书，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