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顺市望花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辽0404行初12号原告刘思邈，男，1986年4月6日出生，汉族，住抚顺市顺城区葛山路7号楼1单元603号。委托代理人孙玲，系抚顺市顺城区抚顺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抚顺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抚顺市顺城区临江东路19—10号。法定代表人黄文来，系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郭西成，系该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王秀芳，系辽宁民威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抚顺富翔物流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抚顺市顺城区戈布东街住宅开发3楼1单元301号。法定代表人贺业勇，系该公司总经理。原告刘思邈请求撤销被告抚顺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人社局")及第三人抚顺富翔物流运输有限公司不予工伤行政确认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3日立案后，向被告及第三人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及举证通知书。被告在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答辩状、证据材料及法律依据，上述材料已经送达原告及第三人。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5月11日、6月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刘思邈及其委托代理人孙玲，被告人社局的委托代理人郭西成、王秀芳，第三人抚顺富翔物流运输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贺业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9年11月21日,被告人社局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相关规定对原告的父亲刘长柱作出20191006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其主要内容是：原告的父亲刘长柱（已故），是第三人处的司机。2016年7月18日6时左右，根据用人单位安排，刘长柱和赵会勇驾驶货车，从新华街中伟国际工地，运送塔吊节至顺城区××××村。7时许，在帮助他人卸货过程中，刘长柱从车上掉下来，被货车上脱落的货物砸伤。一同拉货帮助他人卸货的司机赵会勇立即拨打“120”急救，“120”到达现场紧急施救，随后刘长柱被送入抚顺市中心医院抢救。2016年7月19日14时06分，刘长柱经抢救无效死亡。根据抚顺市顺城区安监局作出的《7.18刘长柱死亡事故调查报告》，其结论已经明确刘长柱从事不属于自己职责范围内的工作受到伤害；生效的抚顺市顺城区人民法院（2017）辽0411民初232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刘长柱系因帮工受到死亡的事实，并判决张海涛赔偿刘长柱的近亲属因此所遭受的合理损失共计699249元。经调查复核，刘长柱受到的伤害与其工作职责无关，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认定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决定不予认定工伤或视同工伤。原告诉称,2016年7月18日凌晨4时许，刘长柱、赵会勇按照第三人经理贺业勇的指令，分别驾驶其公司所有的解放牌重型半挂牵引车辽Ｄ×××××/辽Ｄ×××××，和欧曼牌重型半挂牵引车辽Ｄ×××××/辽Ｄ×××××，从抚顺市顺城区新华中伟国际工地装配塔吊节运往抚顺市顺城区××××村存货场所，6点10分左右抵达卸货地点。在卸货过程中，被其物件砸伤，经医院抢救无效于2016年7月19日下午2点06分死亡。经生效判决确认，刘长柱与第三人在2016年7月18日存在事实劳动关系。2018年12月13日，原告向被告申请认定刘长柱为工伤，被告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原告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经生效判决撤销了被告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行政判决认为：本案中刘长柱是在工作时间内受到伤害，受伤地点为运输货物过程中，因此，本案各方争议的焦点是刘长柱是否属于工作原因而受伤。关于这一点，虽然生效的判决已经对刘长柱与货主张海涛之间存在帮工关系进行了确认。但帮工关系的成立不能否定刘长柱受伤时不是工作状态的延续，刘长柱作为司机其工作职责是将货物运输到目的地，终极目的是将车辆驶回工作单位。原告认为，其父亲刘长柱在货物运输工作的收尾阶段发生意外伤害事故，属于工伤。2019年11月21日,被告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相关规定再次对原告的父亲刘长柱作出20191006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原告认为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现请求依法撤销被告作出的20191006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刘长柱为工伤。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供证据有：证据1、工伤认定文书送达回执。证据2、20191006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证明被告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原告起诉符合条件。证据3、（2017）辽0411民初232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原告在工作中为第三人的工作受伤，已经得到法院的支持。证据4、抚顺市顺城区安监局作出的《7.18刘长柱死亡事故调查报告》。证明该事故调查报告没有告知原告，不具有法律效力，没有证明力。证据5、（2017）辽0411民初1460号《民事判决书》。证据6、（2017）辽04民终1312号《民事裁定书》。证据7、（2018）辽0411民初243号《民事判决书》。证据8、（2018）辽0411民终1589号《民事判决书》。以上用于证明原告与第三人是事实劳动关系，可以申请工伤认定程序。证据9、（2019）辽0404行初37号《行政判决书》。证据10、（2019）辽04行终193号《行政判决书》。证明生效判决判令被告重新履行工伤认定的法定职责。被告人社局辩称,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以用人单位未能提供“单位规章制度”为由，认为被告对刘长柱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的事实不清，予以撤销。为此，被告进行调查复核，期间，第三人提供了“驾驶人管理制度”等企业规章制度，被告依据调查的材料，再次作出20191006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被告对刘长柱作出不予工伤认定决定，有顺城区安监局的《7.18刘长柱死亡事故调查报告》、（2017）辽0411民初232号生效的《民事判决书》、用人单位的驾驶人管理制度及被告对相关人员的核实笔录为证。这些证据均能证明刘长柱是在为张海涛帮工的过程中受到伤害的，不是用人单位安排的工作范围，与工作无关，不能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被告对刘长柱作出不予工伤认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适当、程序合法。现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人社局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供的事实证据是：证据2、原告提供的裁决书、判决书、证人证言、病志等相关证据材料。对其中的裁决书、判决书、病志可以证明刘长柱与第三人有事实劳动关系以及死亡的事实，被告采信了。对其中原告提供的证人证言，是用于证明原告主张的事实。但经被告核实，没有采信原告提供的证人证言。特别说明的是，抚顺市顺城区人民法院（2017）辽0411民初232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认定刘长柱与张海涛之间是帮工关系，由于帮工遭受了人身损害，判决由张海涛赔偿原告69万余元。帮工关系是民事主体双方的关系，刘长柱受伤是其自身的行为造成的，不是因为工作原因，与其工作职责没有任何联系。故刘长柱受伤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第1款规定的应当认定工伤的情形。证据4、第三人提供的答辩状、抚顺市顺城区安监局的《7.18刘长柱死亡事故调查报告》、证人证言等相关证据材料。证明刘长柱同意帮助他人卸车，调查报告的结论第一项就认定了刘长柱从事不属于自己职责范围内的工作。被告对第三人提供的证据，予以采信。证据5、李炜东、李刚、赵会勇、高占起核实笔录。以上证人证言是被告依职责对知情人的核实笔录。证明刘长柱是帮助张海涛卸货过程中受伤，卸货不是第三人安排的工作。证据7、第三人提供的企业安全管理制度、证人证言。证明依照中级人民法院的行政判决，被告对第三人企业进行了调查取证，第三人提供了企业的规章制度，其中的《驾驶人员管理制度》第五条规定，在货物卸货时，驾驶员不负责货物的装卸，但负责货物数量的清点，不能出现货损，货差的现象。在大件货物装卸时，必须由专业起重工和吊车配合进行装卸。装卸时驾驶员要在安全区域待命。不得在车辆附近和驾驶室内逗留。证据8、刘兴毅、赵会勇的核实笔录。证明被告针对第三人提供的企业安全管理制度又进行了核实，结果是企业有明确的规章制度，不允许司机去卸货，进而证明刘长柱受伤是其帮工受到伤害，与工作无关。被告还向本院提供了程序证据，证据1、工伤人社申请表等；证据3和6、工伤认定举证通知等；证据9、送达回证等，用于证明其行政程序合法。被告人社局还向本院提供了作出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第三人陈述称，第三人公司是大型运输公司，运输的是货物，公司的驾驶员管理制度第五条明确了驾驶人员的工作职责，不负责货物的装卸，在大件运输时必须由起重工和吊车配合装卸。装卸时驾驶员要在安全区域内待命。不准在车辆的附近和驾驶室内逗留。本案在装卸时货主方雇佣的司索工没有到，货主与刘长柱私下协商装卸车。他们两方都没有和第三人公司打招呼，刘长柱在没有和公司请示的情况下自行帮助卸货。事故发生后，刘长柱的家属以义务帮工受害者权利为由，向顺城区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判决双方属于帮工关系，由货主张海涛赔偿本案原告69万余元，其不是因工作原因受伤，被告作出不予工伤认定决定正确。第三人未向本院提供证据。在庭审质证过程中，原告、第三人对被告人社局在职权、程序方面的证据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合法。原告对被告人社局的事实证据的质证意见是：对证据2中的裁决书、判决书、病志，无异议。对其中的尚丹和李洪延的证言，有异议。认为证言是虚假的。贺业刚的证言与事实没有关联性。对李刚、孙荣鹏、赵会勇、姚帅、高占起的证言，有异议。认为上述证言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4中的事故调查报告，有异议。认为在事故调查过程中，仅听第三人证言是帮助他人卸货摔伤，但不能否认刘长柱是在工作场地因工作原因受伤。对证据5中李炜东的笔录，有异议。认为李炜东的证言不具有证明力。对李刚、高占起的笔录，有异议。认为证人是中间介绍活的人，并没有看到工伤事故的过程，此证据没有证明力。对赵会勇的笔录，有异议。该证人在2019年1月和2019年11月的两次陈述相互矛盾。其陈述与事实不符。对证据7中第三人提供的规章制度，有异议。认为按规定所有的安全制度应该在劳动局备案，其中的很多规章制度都是重复的，伪造的，后补的，与本案事实没有关系。对其中的证人证言，有异议。认为证言都是虚假的，前后矛盾的，没有证明力。对证据8，有异议。认为证言前后矛盾，没有证明力。第三人对被告人社局提供的事实证据均无异议。原告对被告的法律适用有异议，认为其符合工伤，被告适用法律错误。第三人对被告的法律适用无异议。本院对原、被告提供的证据，认证如下：对原告提供的证据，因不能证明其主张，故不予采信。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因能够证明其作出的被诉不予工伤认定决定合法，予以采信。经审理查明，原告的父亲刘长柱（已故）系第三人处的司机。张海涛因拉运塔吊节一事，通过高占起、李刚联系第三人经理贺业勇，贺业勇将拉运塔吊节的工作交给公司的司机刘长柱和赵会勇。2016年7月18日早，根据第三人的工作安排，刘长柱和赵会勇分别驾驶解放牌重型半挂牵引车辽Ｄ×××××/辽Ｄ×××××，和欧曼牌重型半挂牵引车辽Ｄ×××××/辽Ｄ×××××，从抚顺市顺城区新华中伟国际工地装配塔吊节运往抚顺市顺城区××××村存货场所，6点10分左右抵达卸货地点。因塔吊节货主张海涛在现场没有配备司索人员，无法将塔吊节卸车，遂通过高占起、李刚联系刘长柱和赵会勇帮忙卸货，刘长柱和赵会勇同意帮忙卸货，在卸货过程中，刘长柱从车上掉下，倒在地上。经送医抢救无效，2016年7月19日下午2时许死亡。2018年12月，原告向被告申请对刘长柱认定工伤，被告对原告的父亲刘长柱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经诉讼被生效判决依法撤销。2019年11月21日，被告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的规定，再次作出20191006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原告的父亲刘长柱受到的伤害与其工作职责无关，决定不予认定工伤或视同工伤。本院认为,原告、第三人对被告的工伤行政管理职权和工伤认定程序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合法。关于刘长柱的受伤是否因工作原因，是否是履行工作职责，是否属于工伤一节。《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第（二）项规定：在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第三人的管理人员安排原告父亲刘长柱给货主张海涛拉运塔吊节，从顺城区新华中伟国际工地运往顺城区××××村存货场所，刘长柱的工作应是将货物运输到目的地，将车辆驶回第三人工作单位，在此期间均属于工作状态，但其是否属于工伤，应取决于刘长柱是否因工作原因受伤，以及是否是履行工作职责。第一，根据生效的民事判决，已经认定刘长柱与张海涛是帮工关系，其受伤、死亡由被帮工人张海涛赔偿刘长柱的近亲属所遭受的合理损失。故此，刘长柱受到的伤害来自第三方，是因为在帮助第三方卸货过程中造成的，是为第三方帮工的原因造成的，不是工作原因造成的。第二，刘长柱帮助张海涛卸货是否属于履行其工作职责。根据抚顺市顺城区安监局作出的《7.18刘长柱死亡事故调查报告》，该报告载明的事故原因：1、刘长柱从事的不属于自己职责范围内的工作，是事故发生的原因之一；2、张海涛在存放塔吊标准节现场未配备司装卸塔吊人员，是事故发生的原因之一；3、抚顺富翔物流运输有限公司对员工管理不到位，未告知司机不允许从事不属于自己职责范围内的工作，是事故发生的原因之一；4、中间人高占起、李刚传达张海涛要求司机帮忙卸货的请求，是事故发生的原因之一。该报告载明的事故性质：《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二条明确规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的造成人身伤亡或直接经济损失的生产安全事故属生产安全责任事故，适用本条例。同时，《关于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中有关问题的规定》第二条明确规定：《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二条所称生产经营活动，是指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为实现某种生产、建设或者经营目的而进行的活动，包括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活动。张海涛雇车运输存放塔吊节的行为属于个人行为，不属于生产经营活动。该《7.18刘长柱死亡事故调查报告》已经具有行政效力，其公定力是一种对世的法律效力，具有得到所有机关、组织或个人尊重的一种法律效力，民事纠纷的处理原则和其他行政决定的处理原则，应以此为基础。故此，刘长柱帮助张海涛卸货的行为不属于其工作职责范围内，也不属于收尾性工作。据此，被告作出的被诉20191006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思邈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刘思邈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高       辉人民审判员 侯萌人民陪审员谢磊二〇二〇年六月十日书 记 员 姜       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