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367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瑞星（北京）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号1号楼421室。法定代表人：聂磊，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双，女，中瑞星（北京）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段爱东，北京市中通策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皮革制品进出口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鸭子桥路35号6、7号。法定代表人：李铁靖，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丁辉，男，北京皮革制品进出口公司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建立，北京市中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瑞星（北京）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瑞星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北京皮革制品进出口公司（以下简称皮革进出口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2民初339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瑞星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改判驳回皮革进出口公司全部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皮革进出口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双方纠纷诉讼经过。2017年，皮革进出口公司曾以买卖合同纠纷为案由提起了诉讼，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将案件发回重审，除了案由变为合同纠纷，其他内容特别是证据及所谓欠款数额完全一致。二、中瑞星公司与皮革进出口公司真实业务往来为外贸代理关系。2010年时，中瑞星公司没有外贸出口权限，皮革进出口公司是一家进出口公司，作为中瑞星公司的进出口外贸代理。由于中瑞星公司所有业务均由皮革进出口公司代理，所有收取货款和退税均在皮革进出口公司的银行账户内，所以在皮革进出口公司收取1%出口销售额后，所有余下货款再支付给中瑞星公司，不可能发生中瑞星公司拖欠皮革进出口公司款项的事实。三、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为合同纠纷，货款计算按照买卖合同纠纷计算，但双方实为外贸代理，货款计算方式完全不同。根据法律规定“一事不二理”，皮革进出口公司已经以买卖合同纠纷方式起诉过被驳回，本案虽以合同纠纷为由，但所有合同结算方式仍按买卖合同计算。四、关于《询证函》的作用。皮革进出口公司提供《询证函》及《企业往来询证函》（以下简称《询证函》）以证明中瑞星公司欠款，同时提供《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原辅料发票，但通过原辅料发票和购销合同，不能证明中瑞星公司欠款，反而证明皮革进出口公司拖欠中瑞星公司1000余万元，是因为这些证据不是真实业务往来计算方式，只是核销做账使用。中瑞星公司一审中提供4份录音证据，皮革进出口公司认可证据真实性，整个录音过程说明双方业务关系、如何对账、《询证函》为了配合国有企业年终审计。《询证函》确认2014年、2015年欠款数额后，皮革进出口公司还在2015年又向中瑞星公司支付了9万余元款项。以上说明，《询证函》只是为了配合皮革进出口公司审计使用，并不能真实反映双方往来欠款情况。而且，皮革进出口公司一审提供的证据和《询证函》不能互相印证。五、关于双方往来关系，中瑞星公司与皮革进出口公司之间并不是买卖合同关系，而是服装出口外贸代理关系。一审法院认定中瑞星公司拖欠皮革进出口公司货款完全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双方往来中，所有外贸客户均系中瑞星公司长期联系的客户。中瑞星公司认可《询证函》中表述的款项，但这并不代表中瑞星公司拖欠皮革进出口公司的货款。原因是由于皮革进出口公司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资委）审计为名，财务做账上要求中瑞星公司配合工作，而中瑞星公司当时在并不知情的情况下盖章的。六、一审法院判决依据的证据一、二、三、四、五并不是本案真实交易往来证据。虽然皮革进出口公司提供了一系列证据，但事实上这些证据都是为了配合外贸代理费所作出的证据。皮革进出口公司主张中瑞星公司拖欠货款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中瑞星公司与皮革进出口公司之间存在外贸代理费未扣除的可能，但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也是皮革进出口公司未按期扣账，不应当让中瑞星公司背上恶意拖欠货款的罪名和承担不应当承担的逾期付款利息。七、由于中瑞星公司为配合皮革进出口公司审计工作盖章，并没有双方财务人员书面确认，中瑞星公司完全不了解皮革进出口公司如何做账，中瑞星公司申请二审法院同意指定或推荐合格的审计事务所对皮革进出口公司进行相关账目复核。八、鉴于中瑞星公司认为本案因皮革进出口公司掩盖事实真相，涉嫌欺骗组织、欺骗国资委审计工作、使用不真实的证据误导法院，中瑞星公司已经决定向纪检监察机关实名举报皮革进出口公司。皮革进出口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理程序合法，同意一审判决。一、2017年，皮革进出口公司以买卖合同纠纷为案由提起了诉讼的事实，皮革进出口公司不否认。但是对于中瑞星公司所述提供了相关证据证明双方之间业务往来关系为外贸代理关系的事实，皮革进出口公司不完全认可。因为双方之间的业务跨度时间长，业务往来频繁、复杂，不能说双方之间仅为外贸代理关系。皮革进出口公司此次的起诉，是依据双方之间的客观事实，并结合案件事实确定了本案的案由，并非是按照原来的案件予以起诉。二、中瑞星公司没有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双方之间仅为外贸代理关系。由于双方之间业务往来频繁，时间跨度久远，业务关系复杂，中瑞星公司认为双方之间的业务仅为外贸代理关系是错误的。另外，对于外贸代理关系是否存在与本案中瑞星公司偿还欠款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外贸代理关系仅仅是双方之间的一种法律关系，而本案的欠款是在双方之间对所有账目对账核实后，最终确定的中瑞星公司欠皮革进出口公司款项的事实。即使退一步讲双方之间存在外贸代理关系，中瑞星公司也不能以此来对抗双方之间对账后，中瑞星公司为皮革进出口公司出具的《询证函》所确定的内容，也不能否认中瑞星公司欠皮革进出口公司款项的事实。三、中瑞星公司认为一审法院按照买卖合同纠纷计算的说法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虽然，中瑞星公司列表比对了外贸代理和买卖合同等一些数据，但是这些也仅是中瑞星公司一方之想法，与一审判决之本意不符。一审法院是依据双方之间往来账目核对确认后签订的《询证函》所确定的欠款数额予以认定中瑞星公司欠款的事实情况。四、中瑞星公司所述的《询证函》是为了核销做账使用的事实是不存在的，中瑞星公司对此也没有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对于录音之材料，皮革进出口公司并没有予以认可，且这些内容无法具体核实，最主要的是这些录音均不能对抗中瑞星公司为皮革进出口公司出具的《询证函》所确定的事实。对于中瑞星公司所述的2015年皮革进出口公司向中瑞星公司支付了9万余元款项一事，经核实并不存在该事实，中瑞星公司也没有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另外，无论有无此事实，均不能证明与《询证函》确定的事实具有关联性及不能对抗《询证函》所确定的中瑞星公司欠皮革进出口公司款项的事实。五、就双方往来关系，对于外贸代理关系的事实，需要中瑞星公司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且与《询证函》具有关联性。对于中瑞星公司所述的皮革进出口公司以国资委审计为名的配合工作，需要中瑞星公司提供证据证明，且中瑞星公司此说法不符合情理，因为其作为独立经营的法人，对于签章确认欠款的事实具有最基本的认知能力，其应当清楚为皮革进出口公司出具该《询证函》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及所应承担的相应法律责任。中瑞星公司所述其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盖章，系规避己方责任。六、对于中瑞星公司关于配合外贸代理费所作出证据的说法，皮革进出口公司不予认可。中瑞星公司应当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并能够否定其为皮革进出口公司出具的《询证函》之法律效力。本案并非如中瑞星公司所述的一事不再理的情形，中瑞星公司一审起诉的诉讼请求并非是单一的欠货款，而是主张欠款。七、对于中瑞星公司申请二审法院指定或推荐合格审计事务所对皮革进出口公司进行相关账目复核的要求，皮革进出口公司账目的复核与否与中瑞星公司没有任何关联性，与本案也不具有关联性，和《询证函》确定的欠款数额也没有关联性，中瑞星公司的该项要求无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八、对于中瑞星公司所述之举报事宜，皮革进出口公司不作评议，但是中瑞星公司不可以此来要挟皮革进出口公司或国家司法机关。皮革进出口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中瑞星公司归还皮革进出口公司欠款981000.91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以欠款981000.91元为计算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4年3月31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2.中瑞星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本案在一审审理过程中，皮革进出口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工矿产品购销合同》（58份）及付款凭证（加工）；2.《工矿产品购销合同》（106份）及付款凭证（购买成衣）；3.中瑞星公司向皮革进出口公司交付购销服装明细表及入库单及增值税专用发票；4.皮革进出口公司销售给中瑞星公司服装原辅材料明细表及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5.中瑞星公司向皮革进出口公司给付原材料款付款明细表及凭证；6.皮革进出口公司记账本；7.北京中天永信会计师事务所《企业往来询证函》；8.部分购买原辅材料手续及相对应的发票。中瑞星公司提交以下证据：1.双方往来的邮件；2.协议书；3.合作协议两份；4.2015年12月2日录音；5.2015年12月2日录音；6.2015年11月25日录音；7.2015年12月18日录音；8.付款指示及底单（传真件）；9.FIVE外贸客户的邮件，原始的订单款式、尺寸、资料；10.FIVE外贸客户合同的面料，辅料合同；11.FIVE外贸客户合同发货发票、箱单、货代指示和送货情况；12.FIVE外贸客户出口订单开具发票；13.瑞典TEAM客户邮件、合同、款式尺寸资料；14.瑞典TEAM客户的合同面料、辅料合同；15.瑞典TEAM客户合同的发货发票、箱单及货代指示和送货情况；16.2015年3月24日付款凭证、邮件报关单发票还有平谷起诉书；17.邮件附表。中瑞星公司对于皮革进出口公司提交的证据1-5、7的真实性认可，但对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均不认可。皮革进出口公司对中瑞星公司提交的证据4-7、16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均不认可。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双方提交的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一审法院均不予确认。根据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及对案件事实的陈述，一审法院对以下与本案有关的事实予以确认：2010年3月10日至2013年10月17日期间，皮革进出口公司与中瑞星公司签订过《工矿产品购销合同》58份，并存在其他事实上的业务合作关系。2014年5月26日，皮革进出口公司与中瑞星公司双方盖章确认的《询证函》载明：截止2014年3月31日，中瑞星公司欠皮革进出口公司981000.91元；皮革进出口公司与中瑞星公司双方盖章确认的编号为2014-007的《企业往来询证函》载明，截止2014年12月31日，中瑞星公司欠皮革进出口公司981000.91元；2017年1月3日，中瑞星公司盖章确认的编号为2016-005的《企业往来询证函》载明：截止2016年12月31日，中瑞星公司欠皮革进出口公司981000.91元。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以下两个方面：一、中瑞星公司与皮革进出口公司双方之间存在的合同关系。皮革进出口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工矿产品购销合同》证明皮革进出口公司与中瑞星公司之间存在购销合同关系，中瑞星公司认为上述合同只是因为做账的需要而签订的，并非真实存在的合同关系，皮革进出口公司和中瑞星公司之间是代理合同关系。经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皮革进出口公司和中瑞星公司之间未签订书面的合同，但双方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合作关系，皮革进出口公司亦认可双方除了购销合同关系以外，还存在其他合作关系，综上，一审法院将本案案由调整为合同纠纷。二、关于《询证函》的证据效力。因皮革进出口公司与中瑞星公司之间业务往来频繁，时间久远，其中还涉及与第三方的诸多业务，且没有书面合同约定，双方提交的证据均不足以显示双方之间全面真实的所有往来款项。但根据双方当事人对往来账目经过核对确认，中瑞星公司在2014年5月26日向皮革进出口公司出具的《询证函》上盖章确认截止2014年3月31日欠款金额为981000.91元，于2014年底再次在皮革进出口公司出具的《询证函》上签章确认截止2014年12月31日欠款金额为981000.91元，以及2017年1月3日，中瑞星公司再次签章确认截止2016年12月31日，欠付货款的金额为981000.91元。根据上述3份《询证函》证明，中瑞星公司一直对于皮革进出口公司欠款981000.91元的事实予以认可。关于中瑞星公司所述其是为了配合皮革进出口公司审计的需求才盖的章，一审法院认为，作为独立经营的企业法人，应对于签章确认欠款的事实有基本的认知能力，对于此行为产生的后果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询证函》上均记载了明确的债权人名称、金额以及欠款时间，可以作为债权凭证。故关于皮革进出口公司主张中瑞星公司应支付货款981000.91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关于皮革进出口公司主张中瑞星公司应承担逾期付款利息的诉讼请求，因双方并未约定还款时间，故一审法院酌定利息起算时间为2017年1月3日，超出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一、中瑞星（北京）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于该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北京皮革制品进出口公司支付货款981000.91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981000.91元为计算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7年1月3日起支付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北京皮革制品进出口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中瑞星（北京）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中瑞星公司提交了1组证据材料，系中瑞星公司瑞典客户TEAM和FIVE两家公司近两年的报关单，用以说明中瑞星公司和皮革进出口公司终止合作后，中瑞星公司仍与其外贸客户合作，从而证明中瑞星公司与皮革进出口公司之间是出口代理合同关系。皮革进出口公司对此不予认可，认为报关单系中瑞星公司出口自己产品的报关单，出口方、发货方均非皮革进出口公司，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仅凭该组证据所记载内容和中瑞星公司所述的两家外贸客户与其合作关系，不足以证明中瑞星公司与皮革进出口公司之间存在出口代理合同关系，故对中瑞星公司该组证据不予采信。二审中，中瑞星公司主张认可案涉《工矿产品购销合同》确系中瑞星公司签署并盖章，但系为了提取相关款项而签署，不是真实的贸易往来。皮革进出口公司对此不予认可。中瑞星公司就其主张的双方之间存在出口代理合同关系，未提供其他书面证据予以证明。中瑞星公司另称，一审判决中对中瑞星公司对皮革进出口公司一审时证据的质证意见记载不准确，中瑞星公司对于皮革进出口公司一审时提交的证据2“《工矿产品购销合同》（106份）及付款凭证（购买成衣）”只提供了购销合同，没有付款凭证；证据3“中瑞星公司向皮革进出口公司交付购销服装明细表及入库单及增值税专用发票”除了增值税专用发票外，其他都不认可；证据4“皮革进出口公司销售给中瑞星公司服装原辅材料明细表及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是真实的，但是金额减过3990000元，是重复计算的。皮革进出口公司认可一审证据2中没有“付款凭证”，但称不存在重复计算货款3990000元的问题。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中瑞星公司与皮革进出口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如何认定，中瑞星公司应否依据《询证函》所载内容向皮革进出口公司支付981000.91元欠款及相应利息。一、中瑞星公司与皮革进出口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如何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除《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外，中瑞星公司和皮革进出口公司之间未签署其他书面合同。皮革进出口公司认可其与中瑞星公司除购销合同关系外存在其他合作，一审法院依据现有证据，基于双方之间的业务合作，认定本案为合同纠纷并无不当。中瑞星公司主张双方之间存在出口代理合同关系，但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故对其关于双方之间存在出口代理合同关系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二、中瑞星公司应否依据《询证函》所载内容向皮革进出口公司支付981000.91元欠款及相应利息。皮革进出口公司与中瑞星公司之间业务往来频繁，时间久远，但依据皮革进出口公司一审提交的证据，中瑞星公司分别于2014年5月26日、2014年底、2017年1月3日先后3次在皮革进出口公司出具的《询证函》上确认其欠款金额为981000.91元。中瑞星公司亦认可《询证函》确系其盖章确认。根据该3份《询证函》，中瑞星公司一直对尚欠皮革进出口公司款项的事实予以认可。中瑞星公司主张其是为了配合皮革进出口公司审计的需求才盖章确认欠款数额，但中瑞星公司作为独立经营的法人单位，应对签章确认欠款的事实及签章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有基本的认知能力，《询证函》上已经记载了明确的债权人名称、金额、欠款时间，一审法院据此判决中瑞星公司向皮革进出口公司支付欠款981000.91元，具备事实和法律依据。中瑞星公司逾期付款，因双方并未约定还款时间，一审法院酌定以中瑞星公司最后一次确认欠款日起算向皮革进出口公司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亦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中瑞星公司上诉主张本案不符合“一事不二理”原则，但本案系对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2民初26481号案件被发回重审的重新审理，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的“重复起诉”的情形，故中瑞星公司该项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中瑞星公司申请本院指定或推荐合格审计事务所对皮革进出口公司进行相关账目复核的要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中瑞星公司所称拟对皮革进出口公司予以举报的主张，不影响本案裁判，本院不予理涉。综上所述，中瑞星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610元，由中瑞星（北京）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银豪审判员  王国才审判员  陈 洋二〇二〇年六月五日书记员  洪 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