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10民终35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松滋支行，住所地松滋市新江口镇乐乡大道103号。负责人：赵帆，系该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为涛，湖北居正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易先亮，系工行荆州分行职工。一般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杜其章，男，生于1950年11月6日，汉族，松滋市人，住松滋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文泽玉，女，生于1958年8月3日，汉族，松滋市人，住松滋市。系被告杜其章之妻。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蹇永贵，湖北丰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彭知松，男，生于1963年8月29日，汉族，松滋市人，住松滋市。上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松滋支行（以下简称工行松滋支行）因与被上诉人杜其章、文泽玉、彭知松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松滋市人民法院（2019）鄂1087民初6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工行松滋支行上诉请求：1.撤销湖北省松滋市人民法院（2019）鄂1087民初61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改判两被上诉人承担连带责任；2.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原审在证据的认证和运用上是片面和孤立的，主观割裂了2013年7月11日签订的和同和2013年8月1日签订的合同在事实上的互相关联性，事实认定错误；2.2013年8月1日签订的合同彭知松的代签行为是一个表见代理行为。工行松滋支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杜其章、文泽玉、彭知松立即向原告偿还贷款本金696587.66元，截止2018年2月28日的利息233646.91元，2018年3月1日起的利息按照原告与被告杜其章、文泽玉签订的《个人借款/担保合同》约定的标准（按逾期罚息利率计算利息；对未按时支付的利息，按逾期罚息利率计收复利）计付至贷款本息还清之日止；2.判令原告对被告杜其章、文泽玉共同所有的位于新××镇环城路的房产及占用土地使用权享有抵押权（房产证号：松房权证新字第××），原告有权就抵押物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3.判令被告杜其章、文泽玉承担原告因本案而支出的律师费及其他为实现债权而产生的费用；4.判令由被告杜其章、文泽玉、彭知松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彭知松因资金周转需要，与杜其章、文泽玉夫妻商定后，由杜其章、文泽玉于2013年6月8日出面替彭知松向工行松滋支行申请个人经营贷款，当日杜其章、文泽玉与工行松滋支行办理了《个人经营贷款面谈记录》及《委托转账付款授权书》等。2013年7月11日，以杜其章为借款人，以文泽玉为共同借款人，与工行松滋支行签订《个人借款/担保合同》（该合同文本无编号）一份，约定由工行松滋支行向杜其章发放个人经营贷款85万元，期限60个月，利率为人行同期同档次基准利率年利率6.55%上浮30%（即年利率8.515%）确定，罚息利息按约定利率基础上加收30%（即年利率11.0695%）确定，未按期支付的利息按罚息利率计收复利，贷款由杜其章、文泽玉提供位于松滋市××镇环城路（房产证号：松房权证新字第××）共有房屋及土地使用权进行抵押担保。合同还约定贷款期限为5年，实际放款日与到期日以借款凭证为准（借款凭证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放款方式为一次性划入彭知松工行账户，还款方式为按月付息，还款账户为杜其章工行个人结算账户。2013年7月15日，工行松滋支行取得上述抵押房屋他项权证书，抵押权证号为松滋市房他证新江口镇字第××号。2013年8月1日，工行松滋支行以一份同日签署的借款人为文泽玉的《中国工商银行个人借款凭证》等为依据，将85万元贷款发放到收款人彭知松在工行开立的银行账号62×××17中，该《中国工商银行个人借款凭证》所载明借款利率为基准利率年利率6.4%上浮40%（即年利率8.96%），还款方式为按月等额本息还款法，还款账户为文泽玉工行账号18×××64。此后，彭知松通过文泽玉工行账户18×××64打款按期偿还工行松滋支行贷款本息13期，至2014年10月共偿还本息235590.30元，此后再未还款。2015年5月14日彭知松向工行松滋支行出具一份书面《共同还款承诺》，承诺自愿成为杜其章、文泽玉与工行松滋支行签订的《个人借款/担保合同》（合同编号为01813000122013经营贷0000355）项下贷款的共同还款人。后工行松滋支行向杜其章、文泽玉、彭知松三人催讨欠款未果，工行松滋支行遂于2017年10月16日第一次提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之诉〔案号为（2017）鄂1087民初1792号〕，诉讼中工行松滋支行以一份于2013年8月1日签订的以文泽玉为借款人的《个人借款/担保合同》（合同编号为01813000122013经营贷0000355）、一份于2013年8月1日签订的以文泽玉为借款人的《中国工商银行个人借款凭证》（与本案中其提交的借款凭证为同一份借款凭证）为主要事实和理由提出诉讼主张。工行松滋支行提交的上述2013年8月1日《个人借款/担保合同》中约定，借款人为文泽玉，杜其章为共同借款人；同时约定由工行松滋支行向文泽玉发放个人经营贷款85万元，期限60个月，利率为人行同期同档次基准利率6.4%上浮40%（即年利率8.96%），罚息利息按约定利率基础上加收30%（罚息利率即年利率11.712%），未按期支付的利息按罚息利率计收复利，贷款由文泽玉、杜其章提供共有房屋及土地使用权进行抵押担保。还约定放款方式为一次性划入彭知松工行账户62×××17，还款方式为按月等额本息还款法，还款账户为文泽玉工行个人结算账户18×××64。该案审理过程中工行松滋支行于2018年3月9日申请撤诉，一审法院于2018年3月15日裁定准予其撤回起诉。2018年3月26日工行松滋支行又提起本次诉讼，要求判如所请。本案审理过程中，经查明2017年9月11日杜其章以原告的身份向一审法院提起（2017）鄂1087民初1650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之诉，要求解除其与工行松滋支行于2013年7月11日签订的《个人借款∕担保合同》，并要求撤销依据该借款合同办理的房屋抵押登记。因（2017）鄂1087民初1650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审理结果影响本案基本事实的认定，且该案尚未审结，本院遂于2018年5月15日依法裁定中止本案诉讼。一审法院还认定，2018年6月13日该院作出（2017）鄂1087民初1650号民事判决，工行松滋支行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2018年11月19日经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作出（2018）鄂10民终1065号民事裁定，将该案发回重审。该院对该案进行重审后于2019年11月1日作出（2019）鄂1087民初344号民事判决，该判决认定2013年7月11日《个人借款∕担保合同》与2013年8月1日《个人借款∕担保合同》不具有同一性，设定在杜其章、文泽玉房屋上的抵押权并非针对2013年8月1日《个人借款∕担保合同》，2013年8月1日《个人借款∕担保合同》不能成立，并判决如下：“解除杜其章、文泽玉与工行松滋支行于2013年7月11日签订《个人借款∕担保合同》，工行松滋支行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办理注销松房权证新字第××号（他项权证号：松滋市房他证新江口镇字第××号）房屋抵押登记手续。”。一审法院另认定，（2017）鄂1087民初1650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审理过程中，经该院委托湖北军安司法鉴定中心于2017年12月13日作出湖北军安（2017）文鉴字第23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署期为“2013年8月1日”《中国工商银行个人借款凭证》中“收款人（签章）”处的“文泽玉”签名，与署期为“2013年6月8日”《委托转账付款授权书》中“授权书人签章”处的“文泽玉”签名，署期为“2013年6月8日”《个人经营贷款面谈记录》中“申请人签字”处的“文泽玉”签名，不是同一人所书写。工行松滋支行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对上述湖北军安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湖北军安（2017）文鉴字第23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无异议。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湖北军安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湖北军安（2017）文鉴字第230号笔迹鉴定结论以及彭知松自认情况，综合案情可以推定署期为“2013年8月1日”《中国工商银行个人借款凭证》中“文泽玉”签名并非其本人签名，署期为“2013年8月1日”《个人借款/担保合同》中借款人、共同借款人亦非文泽玉、杜其章本人签名，事后杜其章、文泽玉对上述签名亦未予以追认，故上述两份出自原告工行松滋支行的金融借款合同重要文本为虚假文本。虚假的“2013年8月1日”《中国工商银行个人借款凭证》记载的借款人、借款利率、还款方式、还款账户等约定事项与虚假的“2013年8月1日”《个人借款/担保合同》所约定的相关事项完全吻合，但与真实的“2013年7月11日”《个人借款/担保合同》所约定的借款人、借款利率、还款方式、还款账户等事项则完全不同。杜其章、文泽玉向工行松滋支行提供的房地产抵押担保亦基于“2013年7月11日”《个人借款/担保合同》设立，与虚假的“2013年8月1日”《个人借款/担保合同》无关。工行松滋支行以虚假的“2013年8月1日”《个人借款/担保合同》、虚假的“2013年8月1日”《中国工商银行个人借款凭证》为据于2013年8月1日向彭知松发放个人经营贷款85万元，而后彭知松以文泽玉的工行账户向工行松滋支行归还部分贷款，不能证明工行松滋支行的贷款发放行为系向杜其章、文泽玉履行“2013年7月11日”《个人借款/担保合同》义务，只能印证其系向彭知松履行“2013年8月1日”《个人借款/担保合同》，结合彭知松自认上述虚假金融借款文本系其代签及其向工行松滋支行作出的还款承诺等，工行松滋支行主张本案所涉借款本息清偿责任应由实际借款人彭知松承担。综上，工行松滋支行与杜其章、文泽玉签订的“2013年7月11日”《个人借款/担保合同》虽真实有效，但工行松滋支行并未履行该合同义务，根据实际情况杜其章、文泽玉有权要求解除其与原告工行松滋支行签订的“2013年7月11日”《个人借款/担保合同》及撤销依据该合同办理的房屋抵押登记。现该院已依法另案判决解除双方签订的“2013年7月11日”《个人借款/担保合同》及撤销依据该合同办理的房屋抵押登记，故工行松滋支行现提出由杜其章、文泽玉承担本案借款本息清偿责任及实现对杜其章、文泽玉房屋抵押权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工行松滋支行主张的借款本息清偿责任依法应由实际借款人被告彭知松承担。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五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由彭知松偿还工行松滋支行贷款本金人民币696587.66元及利息233646.91元，合计930234.57元（截止2018年2月28日），并从2018年3月1日起至清偿之日止以本金696587.66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1.712%（罚息年利率）的标准向工行松滋支行支付逾期利息，对从2018年3月1日起至清偿之日止以贷款本金696587.66元为基数按年利率8.96%计算产生的利息按照年利率11.712%的标准向工行松滋支行支付复利，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履行。二、驳回工行松滋支行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102元，减半收取6551元，由彭知松承担。二审中，当事双方没有提供新的事实和证据。经审查，一审查明的事实和证据与二审查明的事实和证据相同，二审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综合上诉人工行松滋支行的上诉理由和被上诉人杜其章、文泽玉的答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如下：1、2013年7月11日的借款合同与2013年8月1日的借款合同是否具有关联性；2、彭知松代杜其章、文泽玉签订2013年8月1日的借款合同是否构成表见代理。关于焦点1。虽然涉案两份借款合同的借款金额、抵押物是一致的，但两份合同还是有很多不同之处：2013年7月13日的借款合同的借款人是杜其章、文泽玉作为共同借款人签字，2013年8月1日的借款合同的借款人是文泽玉、杜其章作为共同借款人签字；两份合同的利率不一致，前一个合同的利率为在6.55%上浮30%，后一个合同的利率在6.4%上浮40%；还款方式也不一样，前一个合同是按月付息，后一个合同按月等额本息还款；前一份合同的编号为[工行]字[荆州]行[松滋]支行[2013]年[]号，后一份合同的编号为[工行]字[荆州]行[松滋]支行[2013]年[01813000122013经营贷0000355]号。既然两份合同存在以上不同之处，特别是后一份合同的利率高于前一份合同，加重了借款的义务，可见两份合同是独立的合同。工行松滋支行称，后一份合同是为了履行前一份合同的补充资料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工行松滋支行依据2013年8月1日的合同放款，而该合同并非杜其章、文泽玉本人所签。关于焦点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限的，代理行为有效。”虽然2013年6月8日杜其章、文泽玉签订了委托转账付款授权书，授权银行将贷款资金85万元付至彭知松的账户，但该授权书是针对2013年7月13日的借款合同的款项支付问题，而非借款合同的签订事宜。2013年8月1日的借款合同并非杜其章、文泽玉本人签字，现工行松滋支行无证据证明杜其章、文泽玉授权彭知松签订新的借款合同，故彭知松在2013年8月1日的借款合同落款处签署杜其章、文泽玉的名字，属于无权代理行为，该行为的后果依法应由行为人即原审被告彭知松承担，工行松滋支行主张彭知松代签借款合同的行为为表见代理不成立。综上所述，上诉人工行松滋支行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102元，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松滋支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海涛审判员  杨志兰审判员  范昌文二〇二〇年六月四日书记员  王 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