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641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亮，男，1984年9月19日出生，汉族，无业，住河北省邯郸市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任万田，北京市博人律师事务所洛阳分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畅，男，1991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西城区。上诉人李亮因与被上诉人刘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5民初571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亮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任万田，被上诉人刘畅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亮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刘畅的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刘畅承担。事实与理由:1.李亮与程丽丽系夫妻关系，2015年8月14日北京盛唐弘悦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唐公司）成立，程丽丽是唯一的股东，也是法定代表人，李亮是该公司的实际掌控者。2017年8月2日，李亮与刘畅签订《北京盛唐弘悦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合伙人协议书》，主要约定刘畅出资25万元购买盛唐公司30％的股份、刘畅出资5万元用于公司运营。之后刘畅向公司实际注资30万元用于购买公司30％的股份和运营资金。2017年5月5日，李亮将刘畅转入的5万元运营费转予李某，用于公司运营。2017年5月8日，李亮又将刘畅用于购买盛唐公司30％股份的25万元转于李某，亦用于公司运营。之后，刘畅以合伙人和股东的身份投入到盛唐公司的实际运营中，先后与北京鸿源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北京致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签订《带驾租车合同》、《北京晨兴音乐厅内装台施工合同书》、《场馆租用合同书》，盛唐公司的总收入、总支出大概105万元左右，收支基本平衡，2017年5月—2018年3月盛唐公司亏损20047元。因刘畅的合伙预期与盛唐公司的实际经营效果相差别较大，刘畅以合同纠纷为由诉至法院。2.李亮是盛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刘畅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双方签订的《北京盛唐弘悦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合伙人协议书》属真实、合法、有效合同。事实上，刘畅已经成为盛唐公司的实际股东，刘畅以盛唐公司股东的名义先后与北京鸿源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北京致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签订上述合同，说明刘畅已经实际以股东身份投入公司的运营。3.一审法院的审理程序错误。刘畅于2018年3月份起诉至一审法院，李亮收到一审判决书的时间是2019年12月19日，一审法院审理时长1年9个月，超出一年的最长审理期限，故一审法院严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审理过程中，刘畅本人未出庭诉讼，刘畅的代理人庭审中回答不知道的事实，一审判决记载为刘畅认可的事实是错误的。4.2017年5月至2018年3月李某的记账是真实的，一审判决书未加以认定是错误的。李某一直系盛唐公司会计记账人员，其利用支付宝、微信、银行转账进行来往走账，其中2017年5月至2018年3月有所有走账往来系真实的，均系原始账目往来。刘畅将5万元运营款转给李某，李亮将该5万元用于盛唐公司的各项开支。5.刘畅曾两次提出办理工商变更手续，因费用问题双方商定暂不变更，刘畅同意暂不办理工商登记。现盛唐公司的股份仍能够继续过户，涉案协议能够继续履行，不存在合同法第94条规定的解除情形，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解除合同是错误的。刘畅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李亮的上诉请求。1.刘畅并不清楚李亮和程丽丽为夫妻关系，盛唐公司股权情况仅系从工商登记查询得知。2.2018年2月16日，刘畅向李亮提出退股请求并要求提供盛唐公司账目，李亮通过其邮箱向刘畅发送了盛唐公司账目，与李亮在一审中提供的账目不一致，李亮一审中提交的账目系虚假的。刘畅支付的相关款项最终进入李某账户中，并未进入盛唐公司账户，李某系李亮亲妹妹，该款项未用于公司经营。3.《北京盛唐弘悦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合伙人协议书》约定刘畅购买盛唐公司股权，但李亮并未将股权转让，刘畅未享受到相应股权权益，工商登记未变更，相关款项亦未转入盛唐公司账户，该协议应予解除。刘畅非盛唐公司实际股东，盛唐公司并未分红，《带驾租车合同》、《北京晨兴音乐厅内装台施工合同书》、《场馆租用合同书》与本案无关联性。刘畅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刘畅与李亮签订的合伙人协议书于2018年4月21日解除；2、判令李亮向刘畅返还投资款30万元；3、诉讼费由李亮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5月2日，刘畅作为乙方与甲方李亮签订《盛唐公司合伙人协议书》，约定：刘畅以25万元出资购买李亮30%分红股份，与甲方各自出资5万元共计10万元增资投入运营资金，乙方出资共计人民币30万元。乙方入资后将持有盛唐公司30%股份；公司每半年进行一次财务结算，由合伙负责人刨除公司发展所需必要预留资金后，将剩余盈余部分以各合伙人分红比例为依据，乙方持有盛唐公司30%股份，按30%分配；本合同自订立并报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批准之日起生效。2017年4月28日，刘畅向李亮交付了30万元。李亮认可收到该款项后并未向盛唐公司入资。对有争议的证据及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刘畅提交其与李亮的通话录音，用以证明前述《盛唐公司合伙人协议书》签订后，刘畅曾三次要求李亮依约办理工商登记，但李亮均未予办理。录音中刘畅表示：“我说上工商局变更，说了3次他都不去”，李亮答复称“他连房租都交不起，还变更？”刘畅向李亮主张退股，李亮认为公司盈利的前提下才能退股。李亮对该录音的真实性认可，但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其主张原则上同意变更工商登记，但盛唐公司的股东为案外人程丽丽，程丽丽系李亮配偶，为公司名义上的法人。因为公司经营随意，故未进行工商变更。刘畅提交盛唐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用以证明盛唐公司为一人公司，其法定代表人为程丽丽，李亮无权进行股权变更登记。公示报告载明：盛唐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法定代表人为程丽丽，注册资本120万元。李亮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其主张程丽丽仅为名义法人，李亮为盛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李亮提交《北航晨兴音乐厅内装台施工合同书》、《场馆租用合同书》、《带驾汽车合同》，用以证明盛唐公司在2017年5月至2018年3月之间系正常营业状态，期间收入为1015229元、支出为1035276元。上述三份合同载明了盛唐公司作为乙方与北京致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北京鸿源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签订合同，约定了乙方租用场馆、汽车、装台施工等事宜及乙方应付合同款。刘畅对上述三份合同的真实性及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其主张购买盛唐公司股份与盛唐公司是否盈利无关。李亮提交案外人李某银行卡明细清单、支付宝及微信收支明细，用以证明盛唐公司2017年5月至2018年3月之间的收支情况。刘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对关联性不予认可，其认为上述收支记录与本案无关。李亮提交盛唐公司出具的《证明》，用以证明程丽丽为盛唐公司名义法人，李亮系盛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证明》载明：兹证明程丽丽与李亮是夫妻关系，盛唐公司登记的法定代表人为程丽丽，但该公司实际所有人和控制人是李亮；另外，李亮、李某、刘畅合伙经营该公司。刘畅对该《证明》的真实性认可，但其表示其知晓程丽丽为盛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不清楚实际控制人。庭审中，李亮申请证人李某出庭作证。根据证人李某陈述称：其为李亮之妹，2016年在盛唐公司联系客户，公司的支出收入由李某记账，2017年底自盛唐公司离职；盛唐公司的收支并未走过公账而是自李某个人账户收支。李某表示2017年5月其账户收到30万元，其认可系刘畅购买盛唐公司30%股份的对价；该款项被李亮拿走花了，花哪了不知道；刘畅购买股权后约定去工商办理变更登记，但因为公司正处于亏损状态，想把公司搞好之后去办理，后续耽搁了；李亮系盛唐公司实际控制人；刘畅代表盛唐公司签订了前述《北航晨兴音乐厅内装台施工合同书》、《场馆租用合同书》、《带驾汽车合同》，公司账目走李某个人账户，刘畅需要查账时，李某将账目发给刘畅。李亮主张李某的证言可证明前述《北航晨兴音乐厅内装台施工合同书》、《场馆租用合同书》、《带驾汽车合同》及盛唐公司2017年5月至2018年3月之间往来账目的真实性。刘畅对上述李某证言的真实性、关联性及合法性予以认可。庭审中，刘畅表示其在与李亮签订《盛唐公司合伙人协议书》时，不清楚李亮在盛唐公司的工商股权登记情况。李亮主张其向刘畅告知了股权登记情况，但并未举证证明。李亮认可签订协议时其未在盛唐公司工商登记股权，但主张盛唐公司系其实际出资并控制的。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刘畅与李亮签订的《盛唐公司合伙人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义务。《盛唐公司合伙人协议书》虽名为合伙人协议，但明确约定了刘畅支付25万元款项的性质系购买盛唐公司30%股权，5万元用于公司经营，并约定了双方应进行股权变更登记。李亮亦认可收到上述款项。李亮收款后未将款项交付盛唐公司，亦未按约定进行股权变更登记，构成违约。李亮主张盛唐公司未盈利，故无法向刘畅退股，其前提条件应系刘畅正常购买股权并按比例享受分红。现刘畅并未实际持有盛唐公司股份，李亮亦未将刘畅出资5万元投入盛唐公司，故刘畅不应就盛唐公司亏损承担责任。法院对李亮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刘畅要求解除合同并要求李亮返还其30万元的诉讼请求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但刘畅主张合同解除的日期并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依法将合同解除日期确定为本案诉状向李亮送达之日，即2018年3月21日。综上，一审法院判决：一、确认刘畅与李亮签订的《北京盛唐弘悦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合伙人协议书》于2018年3月21日解除；二、李亮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刘畅返还投资款300000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李亮提交其名下尾号为3128的银行账户明细，用于证明刘畅给李亮转了30万，李亮分别转了5万和25万给李某用于公司经营。李亮亦提交程丽丽、王堃、李某三个证人出庭作证，程丽丽证言用于证明盛唐公司是李亮实际控制和运营；王堃证言用于证明王堃是盛唐公司行政主管，刘畅入资后实际参与该公司的经营；李某证言用于证明其是盛唐公司的出纳兼招商，刘畅入股成为了合伙人，在项目经营不济时起诉，最终导致该公司经营不下去倒闭。刘畅对上述银行账户名细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李亮所述款项转入李某账户后的用途。刘畅对三份证言均不认可，表示无人告知其李亮是盛唐公司实际控制人，王堃无盛唐公司的劳动合同及保险，不能证明是盛唐公司员工，李某证言相互矛盾，不符合事实。刘畅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均应按照诚实信用原则全面依约履行合同义务。本案中，李亮和刘畅于2017年所签《北京盛唐弘悦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合伙人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各自义务。该协议约定，刘畅出资25万元购买李亮30%分红股份，刘畅与李亮各自出资5万元增资投入该公司运营，刘畅入资后将持有盛唐公司30%的股份。根据查明的事实，刘畅如约于2017年初给付李亮30万元，但至今李亮未予如约办理盛唐公司的相应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李亮表示刘畅曾两次提出办理工商变更手续，因费用问题双方商定暂不变更，但未就此提供证据证实，刘畅予以否认，故本院对于李亮所述刘畅同意暂不办理工商登记手续的主张不予采纳。因此，刘畅购买股权及增资盛唐公司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一审法院认定李亮构成违约，双方协议于2018年3月21日解除，李亮应将上述款项返还刘畅并无不当。李亮上诉主张刘畅实际享有股东权益，现在仍可继续履行，不同意解除协议及退还款项，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根据在案证据及当事人陈述，李亮在收到刘畅所付相关款项后未将该款项转入盛唐公司账户，而转入李某个人账户，李某在一审中陈述其收到30万元后李亮拿走花了，至于用途其不清楚。二审中李某又表示刘畅和李亮各拿出5万作为运营资金，25万元也打入公司账户作为运营使用，对此刘畅不予认可，李亮提交的盛唐公司账目亦不符合相应规范要求，无对应的合同、收支凭据等予以佐证，亦未显示刘畅出资款项对应的具体用途。因此综合现有在案证据，并不足以证实李某二审反言所述内容以及李亮实际将争议款项用于盛唐公司经营。结合协议约定，刘畅向李亮所付30万元，其中25万元系刘畅购买李亮相应股权对价款，5万元应系刘畅基于将持有盛唐公司股份而入资经营，但至今李亮未予如约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故李亮以其将刘畅所付款项实际交予盛唐公司运营为由，上诉请求不应予返还，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法院审理当事人提出的管辖权异议和处理法院之间的管辖争议的期间不计入审限。根据查明的事实，虽然刘畅系于2018年3月起诉，但李亮提出管辖权异议，法院处理管辖权争议期间不应计入审限，且本案审限管理问题并非上述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应予发回重审的情形。因此，李亮据此上诉请求改判驳回刘畅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李亮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李亮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闫 慧审 判 员  玄明虎审 判 员  申峻屹二〇二〇年六月五日法官助理  刘 栋法官助理  肖萌萌书 记 员  田亚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