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3民终2230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常州迅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钱成，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梦琪，湖北首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黎，湖北首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上海春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钱成，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一美，广东维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梅，广东维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春国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文惠，董事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市珅达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伟东，董事长。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樊荣，广东正大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原告：深圳市深大极光科技有限公司（原名：深圳大学反光材料厂）法定代表人：陈育剑，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永强，广东协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洪江，该司副总经理。上诉人常州迅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春城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深圳春国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春国公司）、深圳市珅达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珅达公司）、原审原告深圳市深大极光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大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4）深南法民二初字第7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承担。上诉事实和理由：关于本案交易模式（各方当事人已确认）。江苏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江苏中烟公司）及其下属各卷烟厂是涉案产品（防伪标识，也称作定位烫，为特种专用产品）的最终用户，上海春城公司是江苏中烟公司的供应商，但上海春城公司并不生产，而是在收到江苏中烟公司的订单后直接传真给上游供货商深圳春国公司生产。交易模式涉及的具体步骤如下：（1）江苏中烟公司下达防伪标识采购订单给上海春城公司，同时下达烟标采购订单给各印刷厂；（2）上海春城公司将防伪标识采购订单传真给深圳春国公司；（3）深圳春国公司生产好防伪标识后送货至各印刷企业；（4）各印刷企业将防伪标识烫印在烟标上后送货至江苏中烟公司下属各卷烟厂（最终用户）；（5）各卷烟厂验收入库，并将合格数量和结算数据上报江苏中烟公司；（6）江苏中烟公司根据上报的结算数量付款给上海春城（含防伪标识采购款和各印刷企业的烫印费）；（7）上海春城公司分别向深圳春国公司支付防伪标识货款，向各印刷企业支付烫印费。一、一审法官亲自为深圳春国公司炮制送货数量的证据—各印刷厂《回函》，并以炮制的证据作为判决依据，严重徇私枉法。深圳春国公司实际上没有完成关于送货数量的举证责任。深圳春国公司一审提交了在2013年突击统计的历史送货数据（2010年-2013年）作为证据提交，为了得到收货方各印刷企业的确认，一审法官按照深圳春国公司起诉的货物数量、品类等细节于2015年5月12日制作了13份（2014）深南法民二初字第717号《协助调查函》分别寄给各印刷企业，同时亲自为各印刷企业手写好确认交货数量和相关事实的《回函》，由各印刷企业直接盖章寄回。其中，1家印刷企业没有按照一审法官拟好的内容确认，提供了自己的数据，其余12家印刷企业直接加盖部门印章后寄给一审法官。为加强《回函》的证明力，一审法院又以该等《回函》作为检材，委托审计机构就交货数量、金额等进行审计。审计机构既没有发任何独立函证给印刷企业，也没有前往印刷企业查看收货台账等原始资料，无视《回函》上没有公章、效力存疑的事实，仅仅对《回函》中的数据统计一下就出具（深永信专审字［2016］第413号）《专项审计报告》。《回函》中的数据本来就按照起诉状复制的，审计报告的结论自然与起诉内容一致。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向一审合议庭严正抗议，明确提出：（1）一审法官为深圳春国公司炮制证据，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和《民事诉讼法》，属于徇私枉法行为。（2）《协助调查函》的内容明显存在诱导；（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15条，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这些回函均没有人员签名，没有加盖公章；（4）《专项审计报告》系以非法证据为基础，且审计程序不符合审慎原则，结论不能被采纳；（5）法院应以各印刷厂的台账、收货确认书等原始凭据作为证据，一份简单的《回函》不足以证明待证事实。一审合议庭拒绝对《回函》进行笔迹鉴定，将《回函》内容用电脑一字不差地打印，在时隔两年后的2017年再次让各印刷企业重新加盖公章确认。2017年6月前后，有7家印刷企业重新加盖了公章进行确认，但仍然没有人员签名。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发表质证意见认为：（1）《回函》虽然从手写字改成了打印字并加盖了公章，但内容依然是法院提前拟定好的，不能改变法官炮制证据的性质；特别是其中昆明瑞丰印刷有限公司的落款日期依然是两年前的2015年7月15日，来源和真实性严重存疑；（2）法院调查的内容主要是2012年-2013年的收货情况，而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主张自2010年至2013年没有发生过纠纷。《专项审计报告》也显示自2010年至2013年12月，双方都是按月开具发票并及时完成了支付。因此，调查函和《回函》涉及的都是己经结算支付完毕的业务，并不能证明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拖欠了货款。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还当庭向一审合议庭提交了自己委托的笔迹司法鉴定报告并两次申请主审法官回避。法官虽承认《回函》确实是办案法官亲自手写，但拒绝回避。事后，有7家印刷企业主动向常州迅成公司提供了加盖公章的《情况说明》，全盘否认了《回函》的内容，明确表示因时间久远，人员变动等原因“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4）深南法民二初字第717号《协助调查函》所调查的内容，我司无法核对、确认，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调查数据也未将实际损耗、废品和不合格产品数量扣除。……”至此，大部分印刷企业的证言前后出现了三次，前两次由法官炮制，第三次是印刷企业自己的陈述，且前后内容矛盾。无论何种原因导致该局面，《回函》因内容自相矛盾、来源不合法等原因应经不具备证明力，应予以排除。但一审法院强行采纳对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有利的前两次证言，否认第三次证言，以此又进一步认定《专项审计报告》的结论并作出判决。如果没有一审法官炮制的《回函》，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主张的送货数量就没有证据支持，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实际上没有完成关于送货数量的举证责任。二、一审法院不围绕拖欠2870余万元货款进行调查审理，却舍近求远将历史上无争议的交易全部纳入调查审理范围，采用“历时总送货量-已结算货款＝拖欠货款”的错误逻辑进行审理判决，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帮助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解决没有证据的问题。一审中，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主张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拖欠货款2870余万元，且明确表示过去的货款都已经按月结算完毕（共计约8088余万元），没有纠纷。从本案交易模式能够看出，每一笔订单都是一个独立的合同，每个合同约定的品类、数量、交货对象、交货日期都不同，尤其是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还主张2013年10月8日之后交易主体也从上海春城公司变成了常州迅成公司，那么更有必要查清2870余万元货物相关的基本事实。但一审法院却违背常理，不针对2870余万元货款的相关问题进行调查，而是将没有争议的8088余万元纳入调查审理范围，并完全采纳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总送货量-已结算货款＝拖欠货款”的错误思路简单推断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拖欠货款。鉴于一审法院在本案中立场严重不公正，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认为，一审法院采用这种简单粗暴逻辑是为进一步帮助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解决没有证据的问题。三、本案核心争议焦点是：货款结算依据是按照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送货数量结算，还是按照各卷烟厂验收入库数量结算。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作为原告一直未能证明是以送货量来结算，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一审法院却错误地将举证责任转嫁于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认为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没有证据反证是以各卷烟厂验收合格入库的数量结算货款。1.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持有证据拒不提供，应当推定证据内容对其不利，并承担不利后果。既然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在起诉状中承认与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之间自2010年至2013年期间都是按月结算货款，那么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应当很容易提供出结算依据，特别是上海春城公司发给深圳春国公司的订单。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在起诉状中主张多年来上海春城公司都是通过电话口头下达订单，单从案件材料就能看出口头下单不具备可操作性。涉案产品品类多，数量杂，涉及向十几家印刷企业分别发货，口头下单根本记不住，既无法完成向各印刷企业分别送货的任务，日后也无法核对数量。事实上，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是直接将江苏中烟公司的订单传真给深圳春国公司作为采购订单。2.按照商业逻辑，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只可能按照江苏中烟公司的订单数量向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采购涉案产品，并只可能按照各卷烟厂合格入库的数量与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结算货款。涉案产品是市场无法流通的专用产品，根据商业逻辑，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不可能超出江苏中烟公司的订单量向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采购，同时，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对于卷烟厂验收不合格的产品也不可能向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支付货款。按照行业惯例，上游供应商在送货时通常会多送一定比例的备货，以防止损耗。本案中，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主张拖欠货款部分的货物极有可能是几年交易中逐渐累积下来的备货数量。多送出的备货是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为了完成订单自愿承担的合理义务，不应计入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的采购量，不应由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承担备货的货款。3.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没有证据或拒不提供证据，应依法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一审法院不应该将举证责任转嫁至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认为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应当提供反证证明自己所主张的结算依据。关于一审判决书中关于涉案产品数量及金额确定的分析，一审法院认为“1.上海春城公司和常州迅成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曾向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下达过任何订单；2.上海春城公司和常州迅成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曾与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中的任何一方进行过对账或结算；3.上海春城公司和常州迅成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江苏中烟公司公司与上海春城公司和常州迅成公司进行结算时所依据的对账材料，故无法确认江苏中烟公司公司验收合格的涉案产品的具体数量；4.江苏中烟公司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实际结算情况统计表显示，常州迅成公司和上海春城公司共提供防伪标识（含小盒和条）499086.55万枚；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主张送货总量与本案调查回复函显示数量一致，即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共计送货486575.9587万枚（含小盒和条），比江苏中烟公司公司提交的实际结算统计表少12510.5913万枚，稍有误差，但不排除有些送货未统计进去的情况。”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逐条反驳：（1）关于第1、2两点，一审法院忽略双方已经交易三年多并结算8088万元无纠纷的事实，8088余万元靠口头下单时无法完成的。（2）关于第3点，根据一审法院调查，江苏中烟公司于2015年6月17日给法院《复函》中写到“我司业务部门根据需要向供应商发生订单，供应商送货至实际用货的厂里，厂里工作人员验收合格后向我司报送结算资料，我司办理结算付款。”可见，江苏中烟公司与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进行结算时所依据的对账资料就是卷烟厂工作人员验收合格后向江苏中烟公司报送的结算资料，江苏中烟公司与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对此从未发生过分歧。（3）关于第4点，一审法院想表达即使按照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主张的结算依据，由于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的送货数量少于江苏中烟公司的实际结算数量，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也应当按照送货数量支付全部货款。一审法院推算的数据是错误的。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在一审分别补充提交的“上海春城银行流水”和“常州迅成银行流水”涵盖了江苏中烟公司的全部结算金额，显示出上海春城公司于2010年向另一公司深圳爱迪尔公司支付了14650165元防伪标识货款，常州迅成公司于2014年4月-12月向另一公司智思控股集团支付了9831197.6元防伪标识货款。显然，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于江苏中烟公司结算的货物并非全部来自于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一审法院计算方法错误。另外，根据同一品种货物中条、盒采购配比1:10的采购规律，可得出深圳爱迪尔公司结算货物数量约64460.726万枚、智思控股集团结算货物数量约47018.77万枚，二者合计111479.496万枚。扣除这两家公司的结算货物数量，江苏中烟公司和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之间就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生产的货物结算数量约为387607.054万枚，远远少于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所主张的送货数量486575.9587万枚。四、常州迅成公司不属于债务加入，也没有法律上或约定上的连带责任。本案中的《企业名称变更函》是上海春城公司于2013年8月因涉嫌刑事案件后，为继续维护与深圳春国公司的正常交易而向深圳春国公司发出的通知，内容为“因我公司发展、生产需要，整体搬迁到江苏常州武进经济开发区，自二零一三年十月八日起由‘上海春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变更为‘常州迅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请贵公司在办理相关‘上海春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业务时予以更改、通知并给予支持。”上海春城公司为此又向常州迅成公司出具了《致函》，说明具体结算仍由上海春城公司和相关业务单位进行，常州迅成公司只是代收深圳春国公司的发票，双方仍各自独立，应收应付各自承担。后来上海春城公司又向常州迅成公司出具《委托付款函》，让常州迅成公司代其向深圳春国公司支付货款6883581.50元。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己经认可该笔款项的性质系常州迅成公司于2013年12月代上海春城公司支付。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认为一审法院对《企业名称变更函》法律性质上的认定是错误的。1.债务加入是指上海春城公司加入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债务，前提是要有一个合法有效的债务存在。没有证据证明上海春城公司和深圳春国公司之间己经存在合法有效的债务。2.债务加入应有明确的意思表示，上海春城公司或是与债权人、债务人之间就债务加入达成三方约定，或是向债权人发出债务加入的单方承诺。《企业名称变更函》只是一个通知行为，内容是未来业务对接主体由上海春城公司变为常州迅成公司，除此以外没有其他任何多余的意思表示，常州迅成公司从未明示或暗示过要承担上海春城公司的债务。3.双方当事人对于《企业名称变更函》的理解都是委托关系，一审法院不应突破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解释为债务加入。常州迅成公司和上海春城公司是两个独立的法律主体，股东构成和持股比例各不相同，《企业名称变更函》的内容不符合公司法的相关规定。一审法院将《企业名称变更函》认定为是承揽合同业务的承接和转移，并进而推导出并存的债务承担完全没有依据。4.常州迅成公司在本案中没有法律规定上的连带责任，也没有约定的连带责任。一审法院以《企业名称变更函》推导出为常州迅成公司构成债务加入，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任何依据。债务加入将导致上海春城公司增加负担，因此，上海春城公司除了要有明确的债务加入的意思表示，还应明确表示是连带债务承担和部分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属于严厉的民事责任，在没有法律规定或当事人明确约定的情况下，法院不能主动为当事人创设连带责任。五、常州迅成公司与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没有合同关系，也没有实际开展交易，不应承担支付货款的责任。1.本案双方当事人都有虚开虚受增值税发票的行为，不能因开具了增值税发票认定其拖欠货款。上海春城公司因虚受增值税发票于2013年8月被上海公安局经侦总队立案侦查，并被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刑罚。上海公安局经侦总队在侦查中发现大量增值税发票系深圳春国公司开出，遂对深圳春国公司实际控制人何陆新和财务经理费尚勇等人进行了调查。何陆新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被作为证言在刑事案件审理中被公诉人当庭提交并经过法庭质证，其他相关工作人员的证言在内容上与何陆新的证言互相印证，真实可信，具有证明力。何陆新在询问笔录中表述：“除了深圳爱迪尔公司，我还控制深圳建元投资有限公司、深圳珅达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和深圳春国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我的深圳珅达公司和深圳建元公司确实为深圳深圳春国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因为深圳珅达公司刚成立，需要增值税专用发票过账，所以我就让深圳大学反光材料厂将增值税专用发票开到深圳珅达公司，再由深圳珅达公司将增值税专用发票开到深圳深圳春国公司。”财务经理费尚勇在询问笔录中表述：“还有一点我要提醒下，通过翻看深圳春国公司的财务凭证，还有一家叫深圳市珅达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也向深圳春国公司开具了价税合计580万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开票时间2012年7月至2013年7月），而据我翻看珅达公司的发票发现，该公司的进项发票绝大部分都是深圳大学反光材料厂开具的，价税合计442万元（开票时间是2012年7月至2013年7月）。”（见常州迅成公司一审证据六）可见，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经常虚开增值税发票，发票与业务并无实际对应关系，不能证明交易的存在。另外，根据何陆新询问笔录，上海春城公司2013年7月就不再给深圳春国公司下单了，结合上海春城公司于2013年8月被刑事立案侦查，无法正常运转这一事实，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本应立即采取措施防范风险，如停止生产涉案产品，积极追讨货款等。奇怪的是，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没有发过一次催款函或对账函要求尽快开展结算，相反，在订单停止、月结停止，也没有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通知开票的情况下，深圳春国公司联合珅达公司一起连续开出17513999元的巨额发票，其动机严重存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之规定，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但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没有提供其他有效证据。2.实际上，双方的争议只涉及2013年11月份的一批货物，且证据显示货款已经支付完毕。何陆新在询问笔录中表述“我们之间的业务今年（注：2013年）7月就停了，因为上海春城公司不再给我公司下单了，八、九月份的时候，钱成说货物不再需要我公司这里来生产了，但过了半个月他又打电话让我再备两三个月的货物，于是我11月份又委托深圳大学反光材料厂为上海春城公司生产了一批定位烫，……，但上海春城公司至今都还没有将货款打给我公司”。深圳春国公司在《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最后一页中表述“本案业务实际到2014年1月便停止”。本案二审调查询问时，上诉人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补充其上诉事实与理由称，一、原审判决存在明显错误，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在起诉状中主张按百分之一百零五交货，按照百分之一百结算，但在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中变成了按照百分之一百零五结算，且完全没有提供证据，两种结算方法导致两次诉讼请求相差52636660.01元，一审判决在没有证据和理由的情况下支持了变更后的诉讼请求，上海春城公司一直主张是按照江苏中烟公司的采购订单作为结算依据，而不是深圳春国公司的交货数量作为结算依据。此处想说明，深圳春国公司即便是按照自己主张的交货数量，也是前后矛盾的。二、上海春城公司有充分证据证明结算依据是江苏中烟公司的采购订单数量，而不是上海春城公司主张的交货数量。1.深圳春国公司主张2013年之前双方没有争议，故以2011年、2012年数据为样本（详见上海春城公司新证据三《关于结算依据的汇总统计表》），可见，2011年、2012年都是按照江苏中烟公司的采购订单进行结算，而不是按照上海春城公司的交货数量结算。2.深圳春国公司实际控制人何陆新2014年1月17日在上海公安局经侦总队所做的询问笔录（已经过刑事案件庭审质证，并被上海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采纳，详见上海春城公司新证据十一），证明是按照江苏中烟公司的采购订单数量进行结算。三、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故意混淆概念，其主张的“交货数量”只是交货时的初步清点数量，并不是有效的“交货数量”。1.行业特点。货物验收滞后于交货时间，所谓交货数量只是初步清点数量，有效的交货数量要待到货物上机后才知道（详见上海春城公司新证据五以及新证据四）。2.一审法院调查的所谓交货数量也只是初步清点数据的数量，并非有效的交货数量。依据如下：（1）一审法院在2015年5月12日的第一次调查中青岛黎马敦包装有限公司采购部的回函（2015年7月20日）已经表明“因所收货物报废率和次品率较高，已办理多笔退货，尚有数量较大的退货正在办理中，因此收到的数量并不是实际有效的数量”。（2）在法院第一次调查之后，有7家被调查人向常州迅成公司提交了情况说明，均表示“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调查数据未将实际损耗、废品和不合格品数量扣除。3.关于各家被调查人在法院调查时不说废品和不合格品的事情，而是事后出具情况说明的原因。我们还原一审法院调查的场景：（1）上海春城公司新证据四江苏顺泰《现场访谈及工作笔录》中第三页“南山法院当时派两名工作人员来我公司调查，我说必须对账，今天对不了账，需要时间。但是调查人员称其下午要走，而且说调查函需要当场回复，他们就自行起草了一份回函，第一次起草的回函写的是“收货数量”。我说我认可收货这件事，但是收货数量是没法确认，必须对账后才能确认，调查人员又重新写了一份，并去掉了“数量”的表述，我就在上面盖上了业务部门的章。（2）上海春城公司新证据五江苏联通纪元《现场访谈及工作笔录》中第三页“朱、陈：南山法院当时派两名工作人员来我司调查，我们是认可收货这事儿和送货数量，但这不是结算依据，按照行业规矩，是按照向江苏中烟公司的订单进行结算”。从上述情形可见，虽然被调查人明确表示了有废品、不合格品的存在，但原审法院止步于调查清点数量，没有进一步调查有效交货数量究竟是多少。四、争议双方的交易在2013年7月就停止了，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在诉状中主张与上海春城公司的合同关系到2014年1月终止与事实不符。而且案涉货物的生产和发货的周期都很短，可以即叫即停，上海春城公司光明正大通知终止合作根本没有必要像深圳春国公司在起诉状中主张的那样“不断采取恶意违约行为损害原告利益”，依据如下：（1）深圳春国公司实际控制人何陆新2014年1月17日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第九页“问：你公司与上海春城公司的上述业务是否还在进行？”“答：没有，我们之间的业务今年（注：2013年）7月就停止了，因为上海春城公司不再给我公司下单了，8、9月份的时候钱成（上海春城公司实际控制人）说货物不再需要我公司这里来生产了”。深大反光材料厂营销总监周蓉晖2014年1月9日在上海市公安局的询问笔录第二页“一直到2013年7月份的时候深圳春国公司通知我们说要改版了，不需要我们做了，所以业务就停下来了”，周蓉晖在2014年1月15日公安机关询问笔录第一页表述“答：2013年7月份的时候季杜鑫通知我因为江苏中烟公司要改版了，所以让我厂的生产先停一停”，第五页表述“答：因为7月深圳春国公司通知我们把生意全部停掉了，所以当然也不可能再给珅达开票”。深大反光材料厂生产总监李建兵2014年1月10日公安机关询问笔录第三页表述“答：生产过的，应该是在2010年下半年的时候开始批量生产…好像到了2013年下半年的时候听说要升级改版了，业务就停掉了”，第四、五页表述“一般情况下，5天就可以先发部分货物，10天就基本可以全部发完了”。被上诉人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辩称，一、本案常州迅成公司是债务加入关系，而非委托关系。１.债务加入的构成要件主要有三项：其一，原债务合法有效存在；其二，债务加入人有意思表示；其三，债务人并不退出原债务关系。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出具的《企业名称变更函》载明“致深圳春国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因我公司发展、生产需要，整体搬迁到江苏常州武进经济开发区，自2013年10月8日起由‘上海春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变更为‘常州迅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请贵司在办理相关‘上海春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业务时予以更正、通知并给予支持。”上海春城、常州迅成均在《企业变更函》上加盖了公章，并附有常州迅成的地址、电话、银行开户信息，符合债务加入的基本法律特征。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主张本案不存在债务加入的主要理由，是上海春城公司与深圳春国公司之间不存在合法有效的债务。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的主张与其行为，明显自相矛盾。因为在《企业名称变更函》发出以后，常州迅成公司就据此向深圳春国公司为上海春城公司支付拖欠货款6883581.50元，足以证明上海春城公司与深圳春国公司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债务。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还主张《企业名称变更函》的内容是未来业务对接主体由上海春城公司变为常州迅成，更加不符合本案的实际情况。因为就在《企业名称变更函》送达深圳春国公司的当月，上海春城公司就已经完全终止与江苏中烟公司的所有业务，除了结算拖欠货款的工作以外，并没有未来的业务需要与常州迅成公司对接。事实上，本案常州迅成公司除了为上海春城公司支付拖欠货款688.36万元以外，也没有处理过上海春城公司的其他业务。上海春城公司无论以什么方式要求常州迅成公司为其向深圳春国支付拖欠的货款，都表明上海春城公司并没有退出原债务关系，因此深圳春国公司可以同时或者单独向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主张债权，很显然这在民事法律关系上属于典型的连带清偿责任。因此无论常州迅成公司是在《企业名称变更函》上的单方意思表示，还是在事后为上海春城公司还款的行为上，都应当认定常州迅成公司有债务加入的意思表示。2.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主张应当将《企业名称变更函》认定为委托关系，不符合本案事实。首先《企业名称变更函》不具备委托合同关系的基本法律特征。《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对委托合同关系有明确定义，即“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都在《企业名称变更函》上加盖了公章，即表明上海春城公司在自行处理自己的事务，完全不符合委托合同关系的基本法律特征。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为证明他们之间的委托关系，向一审法庭提交了《致函》、《委托付款函》两份证据，但是在本案诉讼以前，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从未将这两份函件送达给深圳春国公司，也没有征求过深圳春国公司的意见。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之间的任何函件所形成的法律关系，都只能对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存在法律上的约束力，而对深圳春国公司无法律上的约束力，因此不具备改变《企业名称变更函》性质的效力。函件是一种合同形式，一种合同只能存在一种法律关系，即使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认为《企业名称变更函》内容存在重大误解，也只适用撤销程序，而不适用抗辩程序。二、常州迅成公司与深圳春国公司之间存在合同关系，本案没有虚开增值税发票的行为。1.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主张常州迅成公司与深圳春国公司之间没有合同关系，也没有实际开展交易，完全不符合本案实际情况。常州迅成公司与深圳春国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和交易行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业务环节：其一，江苏中烟公司给一审法院的协助调查回复函附件中有《常州迅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供应商基本状况及评价记录表》、《上游供应商登记表》，都把深圳春国公司列为常州迅成公司唯一的上游供应商，并分别加盖了江苏中烟公司和常州迅成公司的公章，供应商体现的就是一种合同关系。其二，常州迅成公司与涉案印刷企业核对交货数量的《发货记录核对表》上，列有产品名称和交货数量等交易要素，足以证明常州迅成公司与深圳春国公司有实际的交易行为。其三，深圳春国公司共向常州迅成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4笔94份，金额合计为10535369.50元；珅达公司共向常州迅成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3笔63份，金额合计为6978629.50元，全部为常州迅成公司所接受，相应常州迅成公司也向深圳春国支付货款6883581.50元，足以证明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结算行为。其四，江苏中烟公司给一审法院协助调查回复函中也证明，截止2014年10月江苏中烟公司已经与常州迅成公司结清全部货款。如果没有深圳春国公司的供货，不会有常州迅成公司与江苏中烟公司的结算行为。2.《专项审计报告》清楚载明，深圳春国公司共计向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51笔863份，金额总计91511626.50元，本案货款总金额为109586039.34元，即尚有18074412.84元货款尚未开具增值税发票，即明明是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尚未足额，何来虚开增值税发票的情况。深圳春国公司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向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当时是要向税务部门缴纳17%的增值税，而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收到深圳春国公司的增值税发票以后，则可以等额地抵扣掉其增值税销项税额。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收到深圳春国公司的增值税发票就等于收到深圳春国公司的钱，因此深圳春国公司除非为了结算货款的目的以外，根本就不可能虚开增值税发票给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三、一审法院调查客观公正，能够和本案其他证据形成证据链。１.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在上诉状中指责“办案法官按照深圳春国公司起诉的货物数量、品类等细节于2015年5月12日制作了13份（2014）深南法民二初字第717号《协助调查函》分别寄给各印刷企业，同时亲自为各印制企业手写好确认交货数量和相关事实的《回函》，由各印刷企业直接盖章寄回。”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的这种指责没有事实根据。无论是协助调查的各涉案印刷企业出具给法院的《回函》、还是其中一些协助法院调查的涉案印制企业给常州迅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都没有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所指责的内容。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并非一审法院协助调查的当事人，在没有证据支持的情况下，这种指责具有明显的误导性质。本案的实际情况是，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与涉案印制企业核对深圳春国公司送货情况的《发货记录核对表》，原件全部由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保存，深圳春国公司只保存复印件。这些《发货记录核对表》能够真实地反映双方的交易情况，对查明本案的交易事实有利，但明显对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不利，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肯定不会提交给一审法院。基于这种情况，深圳春国公司只能向一审法院申请调查核实。从涉案印刷企业写给常州迅成公司的《情况说明》，也不难发现，大多数涉案印刷企业对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言听计从。一审主审法官与这些涉案印刷企业素昧平生，涉案印刷企业根本就不可能配合一审主审法官炮制证据。一审主审法官既没有炮制证据的条件，更没有炮制证据的行为。本案《发货记录核对表》产生于本案诉讼以前，不可能是由法官炮制出来的。涉案印刷企业给一审法院的《回函》，仅是对《发货记录核对表》的确认行为。事实上，本案一审诉讼长达4年之久，至今没有一家涉案印刷企业否认《发货记录核对表》的真实性。《发货记录核对表》是原始证据、直接证据，涉案印刷企业的《回函》则是派生证据、间接证据，显然《发货记录核对表》的证明效力要大于《回函》的证明效力。只要一审法院的调查内容没有脱离《发货记录核对表》，就应当作为法定证据采信。本案一审主审法官曾在一审庭审中向双方当事人作了解释，主审法官并没有直接参与法院《协助调查函》的调查工作，任何一份《回函》的字迹都与其无关，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仍然坚持以一审主审法官炮制证据为理由，申请一审主审法官回避，理所当然被一审法院依法驳回。3.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在上诉状中还指责一审法院“合议庭拒绝对《回函》进行笔迹鉴定，为了洗脱责任，又将《回函》内容用电脑一字不差地打印出来，在时隔两年后的2017年再次让各印刷企业重新加盖公章确认。”这种指责依然没有事实依据。如上所述，无论是涉案的各印刷企业出具给法院的协助调查回函，还是涉案印刷企业出具给常州迅成公司的《情况说明》，都没有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上述的指责内容。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并非一审法院的协助调查当事人，在无任何证据支持的情况下，这种指责具有明显的误导性质。由于本案调查核实的基础是原始的《发货记录核对表》，只要原始证据未发生变化，法院的调查内容与涉案印刷企业的回复内容就应当是一致的。至于涉案印刷企业在《回函》上加盖公章以后，未加上企业负责人的签名或盖章，形式上存在些微瑕疵。涉案印刷企业毕竟不是专门法律机构，这些企业在向法院回函时，很难面面俱到。就拿涉案印制企业给常州迅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来说，上面也是没有企业负责人的签名或者盖章。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也在竭力主张这些《情况说明》的证明力。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中对于不能单独采信的证据有明确规定，缺少负责人的签字或者盖章的证据，不属于不能采信的证据，体现了实质大于形式的民事诉讼原则。由此可见，涉案各印刷企业给法院的协助调查回函，依法不应当仅仅因为缺少企业负责人的签名或者盖章而丧失证明效力。4.相关涉案印刷企业出具给常州迅成公司的《情况说明》，因其不具备民事诉讼证据的基本要素，为此而未被一审法院采信。首先，从程序上讲，涉案印刷企业提供给常州迅成公司的《情况说明》、应当归类为民事诉讼证据的证人证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五条明确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的质询。然而，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在一审期间，既没有向一审法庭申请证人出庭，也没有向一审法庭申请证人不出庭，因此这几份《情况说明》一审期间都是没有经过当庭质证程序。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中明确将“（五）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列为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而采信。其次，从实体上讲，其一，本案所有《情况说明》都不具备真实性。这些涉案印刷企业分布于多个不同省份，各企业情况各不相同，不可能在同一时间同样都发生“因我公司人员变动，时间过去太久，资料保存不完整”的情况，其目的无非企图以此为理由，否认已经出具给一审法院的协助调查《回函》内容，具有明显的人为操纵痕迹。其二，本案所有《情况说明》都与本案不具备相关性。根据《合同法》规定和正常的交易习惯，任何货物的数量或者质量争议，都必须具备两个必备条件才能成立：其一是妥善保管；其二是在合理期限内主张。涉案印刷企业出具这么多《情况说明》，却没有一份《情况说明》说明货物的妥善保管情况，以便法院随时验证；也没有任何一家涉案印刷企业，在《情况说明》中说明其已经在合理期限内通知了深圳春国公司。我国《合同法》在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二款中明确规定“当事人没有约定检验期间的，买受人应当在发现或者应当发现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不符合约定的合理期间内通知出卖人。买受人在合理期间内未通知或者自标的物收到之日起两年内未通知出卖人的，视为标的物数量或者质量符合约定。”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二款中进一步明确规定“合同法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两年’是最长的合理期间。该期间为不变期间，不适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或者延长的规定。”况且，江苏中烟公司给一审法院的协助调查回复函中已经证明，江苏中烟公司与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之间的货款已经全部结清，并未发生数量或者质量方面的争议。由此可见这些《情况说明》根本就不具有诉讼意义。其三，所有涉案《情况说明》都不具备合法性。证据调查是人民法院的一项独立的审判权，常州迅成公司仅是一家普通的企业，法律并没有赋予普通企业有司法调查权，因此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对人民法院的调查权实施反调查没有法律赋权，并且在民事诉讼中也极其罕见。5.《专项审计报告》能够与本案主要证据构成证据链。本案审计机构根据涉案各印刷企业给一审法院协助调查回函，对一审法院的调查结果进行了专项审计，并出具了《专项审计报告》。一审法院根据《专项审计报告》认定，涉案交易的货物数量包括小盒和条盒合计为499086.55万枚，与江苏中烟公司提供的统计数量499086.55万枚，只相差2.5%，基本相符；结算金额为109586039.34元，与江苏中烟公司提供的统计金额422164875.89元，溢价312578836.55元，能够合理反映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的进销差价。民事诉讼对于数据只要求达到最大盖然性的标准，《专项审计报告》与江苏中烟公司的统计数据基本能够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链，因此这两份证据都合法有效，法庭应予采信。一审法院在给江苏中烟公司的协助调查函中，已经将本案双方当事人一一列明，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主张的深圳爱迪尔公司、湖北兴龙公司、智思控股集团都不属于《协助调查函》列出的当事人范围，因此他们之间的业务与本案无关。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主张“法院应以各印刷厂的台账、收货确认书等原始凭证作为证据。”还主张“审计机构既没有发任何独立函证给印刷企业，也没有前往印刷企业查看收货台账等原始资料，甚至无视《回函》上没有公章、效力有疑的事实。”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的主张是要对涉案印刷企业进行司法审计的主张，完全于法无据。涉案印刷企业是一审法院协助调查的案外人，并且已经根据协助调查内容向一审法院出具了《回函》。涉案印刷企业并非本案当事人，因此一审法院对于协助调查的涉案印刷企业没有管辖权，无权对涉案印刷企业进行司法审计。审计机构是一审法院从数据库中随机抽取的，具有司法审计资格，其独立审计行为，依法不应当受任何当事人单方意志的左右。四、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的上诉主张，不应当脱离本案的交易习惯，任何当事人都应当尊重法官独立审判的诉讼原则。1.上诉状所述“本案交易模式”实际就是本案的交易习惯。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将本案的交易流程划分成7个交易环节，其中交易环节（2）即上海春城公司将防伪标识采购订单传真给深圳春国公司，是双方当事人争议最大的交易环节。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上诉主张：事实上，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是直接将江苏中烟公司的订单传真给深圳春国公司作为采购订单，但因为提供订单对深圳春国公司不利，深圳春国公司故意说是口头下订单。该上诉主张逻辑非常混乱。本案双方当事人同样都是交易双方的主体，对于交易事实有同等的举证责任。既然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主张其将江苏中烟公司的订单传真给了深圳春国公司，那么江苏中烟公司的订单原件就应当保留在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手中，深圳春国公司手中即使按照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的主张，至多也就持有传真件。法律既没有限制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的举证权利，也没有免除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的举证责任。既然江苏中烟公司的订单对深圳春国公司不利，那么肯定就对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很有利，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持有江苏中烟公司的订单原件，即有充分的举证能力，却不向一审法院举证，反而主张持有传真件的深圳春国公司应当承担向法院举证的责任。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诉讼原则，如果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自认在一审期间放弃了举证的权利，那么依法就应当自行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况且，一审期间，江苏中烟公司向法庭提交的统计表上，都附有订单号，也并没有给深圳春国公司带来不利的诉讼后果。本案已经进入到二审程序，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继续坚持江苏中烟公司的订单对深圳春国公司不利的主张，实在荒谬。更为自相矛盾的是，如果双方当事人都同意以江苏中烟公司的订单作为双方交易的结算依据，则作为核对深圳春国公司交易数量的《发货记录核对表》不可能会使用数年时间、从未间断。本案业务有以下几个关键点，可以发现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的上诉主张完全无依据。关键一，就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主张的业务环节来说，其中第（3）、（4）、（5）环节的产品都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产品，不具备相互对应的关系和可比性。打个比方，可以用从小麦到面粉再到面包的关系作比。深圳春国公司在交易环节（3），将防伪标识提供给涉案印刷企业，这个环节的防伪标识是一种原料，相当于是小麦。涉案印刷企业在交易环节（4），将深圳春国公司提供的防伪标识烫印在烟标上以后，送货给卷烟厂，防伪标识经过这道加工程序以后，相当于是面粉。卷烟厂在交易环节（5）将印刷厂送货的烟标包装成香烟入库，并将合格品的结算数量上报江苏中烟公司，香烟是可以直接推向市场的商品，经过这道加工程序，防伪标识就相当于是面包。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主张本案核心争议焦点是：货款结算依据是按照深圳春国公司送货数量结算，还是按照各卷烟厂入库数量结算的问题，其实只要搞清楚防伪标识在不同交易环节中的不同形态，就能理解这分明是一个伪命题。尽管本案各交易环节都把防伪标识叫做定位烫，实际上这些防伪标识在各交易环节的性质各不相同，即结算主体各不相同，产品价格没有可比性，产品数量没有对应性。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理，只能采取小麦按照小麦的交易结算、面包按照面包的交易结算，两者根本不应当相互混淆。深圳春国公司送给涉案印刷企业的防伪标识，只相当于是涉案印刷企业的原料。深圳春国公司与此后的几道加工环节，没有任何业务联系和结算关系。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主张本案应当以卷烟厂上报给江苏中烟公司的合格品数量作为结算依据，实质就是把此后与深圳春国公司完全无关的几道加工环节，所发生的产品损耗与产品库存，全部强行由深圳春国公司来承担，这不但有悖合同相对性原理，也不符合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公平原则，深圳春国公司根本无法接受。正因为如此，本案双方当事人都是以《发货记录核对表》作为结算依据，并且从未有任何一方当事人与卷烟厂发生过对账或者结算行为。关键二，本案防伪标识在以上几个加工环节中，都存在仓储、领用、生产、检测、包装、运输及交货流程，每个流程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合理或者不合理损耗，并且每个交易环节还会保留合理的库存。不同印刷企业的技术装备与生产规模各不相同，相应损耗水平与库存数量也各不相同。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在接到江苏中烟公司公司的订单以后，既要考虑不同品种，不同企业的损耗水平，又要考虑到各交易环节的库存情况，然后才会向深圳春国公司下达交货通知。正因为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向江苏中烟公司的交货数量，与深圳春国公司向涉案印刷企业的交货数量不可能一样，所以江苏中烟公司的订单在双方当事人的结算环节中并无实际意义。双方当事人都有专门的业务内勤负责电话下单接单，这是一个切实可行并且维持多年的操作程序，事实上在本案的所有证据上，都没有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主张的另外下单的痕迹。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是本案交易的一方当事人，如果坚持主张双方当事人不可能采用电话通知的方法操作业务，是完全有能力通过举证来证明实际的操作程序究竟是什么，否则其脱离实际的上诉主张不能够成立。关键三，从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主张的交易环节（6）、（7）就可以明白，本案任何一个交易环节的结算，都与江苏中烟公司的订单无关。交易环节（6）的结算依据是卷烟厂上报给江苏中烟公司的数据；交易环节（7）的结算依据是江苏中烟公司公司根据卷烟厂上报的数据，与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的结算情况；即没有任何一个交易环节使用江苏中烟公司的订单进行结算。这并不奇怪，江苏中烟公司的订单作为一种合同形式，只是当事人交易的依据，收货一方当事人所确认的数据，则是合同执行的结果，交易双方按照合同执行结果来办理结算业务，是因为合同依据和执行结果总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本案就连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与江苏中烟公司的按月结算工作，都未直接使用江苏中烟公司的订单作为结算依据，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却主张本案双方当事人应当使用江苏中烟公司公司的订单作为结算依据，这种上诉主张有违本案的交易习惯。关键四，价格本身就是一种商业秘密，本案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的进销差价又特别巨大，如果不是因为发生诉讼，深圳春国公司不敢相信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有如此之大的利润空间，因此一般情况下，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也不会将这些容易引发价格纠纷的订单，直接传真给深圳春国公司，并且这些订单对本案的交货与结算都没有实际意义。2.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主张一审法院采用“历时总送货量一已结算货款＝拖欠货款”的方式审理是一种逻辑错误的行为，该主张明显不成立。一审判决的计算公式既符合一般的算术逻辑，也切合本案特殊情况，衡平地保护了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结清货款一般要具备两个要件，一是要完成对账，二是要有与对账结果一致的支付行为。实际上本案连一个要件都不存在。由于本案双方当事人的交易模式是一种常年流水式交货的模式，而不是按单结算的模式，因此只要双方当事人不终止交易行为，就不可能发生对账行为。本案的交易模式还证明，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作为一级供应商，在与江苏中烟公司结算时，尚且无法达到按单结算的要求；本案双方当事人已经到了三级供应商的层次，无论如何也不具备按单结算的条件。本案双方当事人按月结算的交易模式，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在主张的交易环节（6）、（7）中已经明确，是按照卷烟厂上报给江苏中烟公司公司的数据为依据，而非以双方当事人的《发货记录核对表》为依据，这也证明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不可能存在对账行为。在双方当事人不存在对账行为的情况下，一审法院除了采用“历时总送货量-已结算货款＝拖欠货款”的公式计算以外，没有更科学的计算公式。一审法院按照“历时总送货量-已结算货款＝拖欠货款”公式认定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拖欠深圳春国公司货款2870余万元，是一个可以采信的科学数据。况且，我国法律确立有法官独立审判的诉讼原则，任何当事人都不应当对法官独立审判行为加以干预或者指责，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这种妨碍法官独立审判的主张，根本就不应当受到法律支持。3.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明确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双方当事人同样都是交易主体，在本案中有同等的举证责任，深圳春国公司就本案交易已经从接单、加工、发货、核对、开票、付款等全部业务环节都进行了举证，并且形成前后衔接的证据链。反观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在本案已有对账依据《发货记录核对表》的基础上，一会儿主张应当按照江苏中烟公司公司的订单结算，一会儿又主张应当按照卷烟厂提供的数据结算，但都没有为其主张提交任何相反证据。否定对方当事人的主张，只是一种抗辩方式，但是不属于相反证据，不能满足法庭查明案件事实的诉讼目的。如果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在二审期间仍然回避举证责任，那就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针对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在本案二审调查时补充的上诉事实和理由，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补充答辩如下：一、关于按照百分之百还是按照百分之一百零五计算的问题。当时的约定是在百分之一百零五之内的，按照实际的交货数量计算；如果超过百分之一百零五的部分，按百分之一百零五来计算。正因如此，一审法院以调查的数字为准，其中有争议的，在审计时全部做了扣除，即指青岛黎马敦公司的订单。二、关于上海春城公司主张到2013年7月就停止业务，不符合实际情况。一直到2013年10月，徐州华艺公司还以上海春城公司的名义接收了货物，2013年10月之后由常州迅成公司继续进行，因此上海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或上海法院的审判都是以上海春城公司为对象，并不包括常州迅成公司的业务，因此不应当把两个不同主体的业务相互混淆。三、关于废品的问题。无论是数量争议或者质量争议，都必须符合两个构成要件：一是要妥善保管，即随时可以查验；二是必须在法律规定的合理期限内提出。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称有大量废品，首先要告诉法院这些废品的保管情况，是否可以查验；其次应告诉法院其有无在法律规定的合理期限内主张过数量和质量异议。如果这两个构成要件都不成立的话，那么数量和质量异议则没有诉讼意义。原审原告深大公司述称，其意见与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的答辩意见一致。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常州迅成公司向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支付拖欠货款合计23441170.33元；二、常州迅成公司继续履行涉案产品的核对交货数量、开票结算及支付货款的合同义务；三、常州迅成公司继续履行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已完成加工定作的涉案产品的交货结算义务；四、常州迅成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庭审前，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将原诉讼请求变更为：一、常州迅成公司及上海春城公司就拖欠的货款18049418.34元，以及已经发生的货款拖欠利息3330117.68元，向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承担连带支付责任，直至实际付清全部拖欠货款及利息为止；二、常州迅成公司向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支付拖欠的货款10655412元，以及已经发生的货款拖欠利息1867627.34元，直至实际付清全部拖欠货款及利息为止；三、常州迅成公司继续履行涉案库存积压产品的收货义务；四、常州迅成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以上款项，仍按交易习惯，由深圳春国公司负责统一结算，常州迅成公司和上海春城公司将应付款项直接支付给深圳春国公司。一审庭审中，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明确利息计算标准为年利率6.15%乘以1.5倍，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关于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提交的证据及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的质证意见及一审法院的认定意见如下：证据1.《企业名称变更函》，载明：“致深圳春国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因我公司发展、生产需要，整体搬迁到江苏常州武进经济开发区，自2013年10月8日起由“上海春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变更为“常州迅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请贵公司在办理相关“上海春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业务时予以更改、通知并给予支持。原单位名称上海春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现单位名称常州迅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常州迅成公司和上海春城公司均加盖了公司公章，并附有常州迅成公司的地址、电话、银行开户信息。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拟证明：1.该函表明变更的是企业名称，不是企业主体，常州迅成公司和上海春城公司的控股股东均为钱成，两企业之间没有实质变化；2.该函表明是企业整体搬迁，重新注册企业仅仅是企业整体搬迁的一种形式；3.上海春城公司与常州迅成公司均在该函上盖章确认，明确上海春城公司于2013年10月8日搬迁以后由常州迅成公司承接上海春城公司的业务，故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交易行为，上海春城公司与常州迅成公司之间构成合同上的连带责任关系。常州迅成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关联性不予确认，认为：1.从字面上看，该函仅发送给深圳春国公司，与珅达公司、深大公司无关；2.常州迅成公司和上海春城公司是两家不同的法人，注册地、核准单位均不同，不可能是简单的名称变更。该函载明自2013年10月8日起在办理业务的时候请深圳春国公司予以变更，但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未提供2013年10月8日以后与常州迅成公司之间发生业务往来的相关证据，故常州迅成公司无需承担相应的责任。上海春城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关联性不予确认，认为：1.该函系因常州迅成公司及上海春城公司的工作人员操作失误而出具，不是常州迅成公司和上海春城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明显与事实不符。上海春城公司因税务问题曾委托常州迅成公司代为接收部分发票，代为支付部分款项，为向深圳春国公司告知这一情况，才向其出具了该函件；2.实际上常州迅成公司与上海春城公司是两个完全独立的企业法人，二者的营业执照及组织机构代码证均不相同，股东和营业范围等也不相同，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主张常州迅成公司和上海春城公司对其承担连带责任，于法无据。一审法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2.2013年3月以前（含2013年3月）的交货汇总表及交货数量核对表；证据3.2013年4月以后（含2013年4月）的交货汇总表及交货数量核对表，该两份证据拟证明：1.从2010年6月至2013年3月，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向最终用户交货的数量，该数量经最终用户核对后已由最终用户盖章确认；2.2013年4月以后（含4月）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的交货数量有些已与最终用户核对确认；3.由于本案纠纷发生后常州迅成公司通知最终用户停止与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对账，因此有些交货数量只完成部分核对工作。常州迅成公司对此不予确认，认为与常州迅成公司无关。上海春城公司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认为：1.所有交货数量核对表中只有订单号，无订单信息，不能确认订单由谁出具，出具给谁，无法证明核对的是本案涉案产品；2.所有交货数量核对表无任何上海春城公司及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的信息，无法证明交货数量核对表中各印刷厂（印刷公司）确认收到的定位烫来自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更无法证明是上海春城公司委托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交付了涉案产品；3.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认为结算模式是月结，但从该组证据来看，数量的核对均发生在2013年4月，这与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诉状中的表述相矛盾；4.整个交易的最终客户是江苏中烟公司而非各印刷厂；5.核对表要么未签章，要么签章不清晰，所盖印章是采购章或物流章，签字人的身份及签字的真实性均无法确认，且多张对账单签字人员与核对人员不符。对账单中均没有常州迅成公司或者上海春城公司的签章。深圳春国公司以常州迅成公司和上海春城公司的名义发出的核对表或对账单完全系其单方行为，并未取得常州迅成公司或者上海春城公司的授权。在2013年4月以后的核对表中包含了2013年4月以前的货物数量；深圳春国公司收到《企业名称变更函》后，2013年10月16日，深圳春国公司分别以常州迅成公司及上海春城公司名义于同一日与南京三隆包装有限公司进行了发货、核对，说明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主观上明知上海春城公司和常州迅成公司是两个独立的公司法人；6.上海春城公司和深圳春国公司之间的交易模式是以江苏中烟公司的订单为基础的，深圳春国公司提供的核对表中部分订单号与上海春城公司发给深圳春国公司的订单能互相印证。一审法院认为，因一审法院已依据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的申请，向被调查单位调取了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向印刷企业送货的数量，具体送货数量应参照一审法院调查取证的结果。证据4.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开票通知汇总表及开票通知，拟证明本案业务始于常州迅成公司通知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加工，终于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向最终用户交货，开具发票通知是承上启下的中间环节，这种结算方式从2010年一直持续到2014年双方停止交易为止，应认定为双方的交易习惯。常州迅成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署名为常州迅成公司的开票通知系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单方制作，并无常州迅成公司的签章。上海春城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因系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单方制作。开票通知中缺少以下日期，2010年9月19日、2010年10月9日、2010年11月4日、2010年12月5日、2011年1月4日。上海春城公司对截至2013年7月3日的开票通知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确认，但对证明目的不予确认。一审法院认为，虽然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未提交原件，但部分开票通知有上海春城公司盖章（2010年2月14日，2010年12月7日，2011年3月4日的开票通知），部分为传真件，结合深圳春国公司已开具增值税发票的情况，一审法院对该证据所欲证明的通知开票的事实予以确认。证据5.常州迅成公司支付货款汇总表及银行单据；证据8.增值税发票汇总表及增值税发票。该两份证据拟证明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的开票和收款情况。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共开具增值税发票863份，合计金额91511626.50元，其中从2010年9月至2013年7月，深圳春国公司接到上海春城公司通知并向上海春城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706份，金额73997627.50元。上海春城公司向深圳春国公司支付货款73997627.50元。2013年10月8日以后，常州迅成公司共通知深圳春国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17513999元，深圳春国公司共向常州迅成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94份，金额10535369.50元；珅达公司共向常州迅成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63份，金额6978629.50元；常州迅成公司只向深圳春国公司支付货款6883581.50元，未向珅达公司支付货款。常州迅成公司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对证据8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常州迅成公司受上海春城公司委托才收取了深圳春国公司的发票，但也仅仅是代收发票和代付款的关系，并不是上海春城公司的所有业务或者债务由常州迅成公司承担。收取珅达公司的发票是因为珅达公司恶意向常州迅成公司提供了发票，因常州迅成公司的工作失误，将相应的发票予以了抵扣。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未向常州迅成公司交付过任何货物，因此，虽然收取了发票，但并未发生真实的交易。上海春城公司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确认，但认为：1.上海春城公司已按时足额支付了货款，债权债务已全部结算完毕；2.上海春城公司有委托常州迅成公司向深圳春国公司支付货款，但从未向另外珅达公司、深大公司支付过任何款项，上海春城公司从未与珅达公司、深大公司发生过业务往来；3.深圳春国公司在2013年12月之后向常州迅成公司开具的发票和珅达公司向常州迅成公司开具的发票，因不是上海春城公司要求开具的，也不是向上海春城公司开具，该部分增值税发票与上海春城公司无关。一审法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6.深大公司库存盘点表；证据7.深大公司库存产品照片。拟证明：目前还有26219.83万枚涉案产品尚在等待常州迅成公司通知发货，否则将给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造成重大损失。常州迅成公司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上海春城公司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认为上海春城公司从来不知深大公司的存在，未与深大公司发生过任何往来，该库存情况与上海春城公司无关。一审法院认为，该库存表系深大公司单方制作，因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库存产品系应常州迅成公司或上海春城公司要求而生产，一审法院对该组证据的证明力不予确认。证据9.安能物流运输证明；证据10.亚洲顺物流运输证明。拟证明，常州迅成公司通知最终用户停止与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对账后，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向最终用户的交货情况。常州迅成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上海春城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合法性、关联性未予确认，认为：1.该证明的附件是由深大公司单方制作；2.附件的发货清单中无发货单据，也无签收证明；3.即使有签收证明和发货单据，也不能证明深大公司发送的货物为上海春城公司要求其交付的，上海春城公司从未与深大公司有过任何业务往来。一审法院认为，因一审法院已依据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的申请，向被调查单位调取了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向印刷企业的送货数量，具体送货数量应参照一审法院的调查结果。证据11.上海春城公司出具给深圳扬丰印刷有限公司的发货清单，拟证明发货单位一栏中有“季杜鑫”的姓名，而季杜鑫实际是深圳春国公司的员工，深圳春国公司员工以上海春城公司名义与最终客户核对收货情况，足以证明本案交易的真实性，且能证明由深圳春国公司负责发货，最终用户核对交货是本案的交易习惯。常州迅成公司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上海春城公司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认为：1.发货清单上盖有上海春城公司的所谓送货专用章，上海春城公司从未授权深圳春国公司刻制和使用该印章，该印章其实是由深圳春国公司提供；2.如该份证据属实，则证明涉案交易模式是深圳春国公司接到上海春城公司的订单后私自委托深大公司生产，并委托深大公司以上海春城公司名义发送给各个印刷厂，珅达公司、深大公司之间的内部交易不能约束上海春城公司。一审法院认为，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提供了该证据的原件，一审法院向深圳扬丰印刷有限公司的调查回函亦能印证该证据的真实性，江苏中烟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常州迅成公司供应商基本情况登记表中记载的深圳春国公司的联系人为“季杜鑫”，亦能相互印证，一审法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12.深圳春国公司电话费发票；证据13.深大公司电话费账单。拟证明0755-835xx是深圳春国公司的传真号码，0755-265xx是深大公司的传真号码，在常州迅成公司出具给最终用户的发货记录核对表上，这是两个常用的传真号码，证明深大公司在涉案业务中是交货方，其直接与最终用户核对交货数量的行为构成与常州迅成公司的合同关系。常州迅成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上海春城公司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认为深圳春国公司以常州迅成公司和上海春城公司的名义发出的核对表或对账单完全是深圳春国公司的单方行为，没有证据证明常州迅成公司或者上海春城公司曾授权深圳春国公司以其名义与各印刷厂核对数量。一审法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14.合作合同书；证据15.补充合同书。拟证明深圳春国公司与深大公司共同合作承接涉案业务，深圳春国公司负责接单并开票结算，深大公司负责提供资质和加工，均构成与常州迅成公司的合同关系。在上海春城公司因涉税问题接受上海警方调查并更名为常州迅成公司后，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为配合上海春城公司，改由珅达公司办理涉案业务。常州迅成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上海春城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认为：1.合作合同书的内容是珅达公司、深大公司之间的内部约定，与上海春城公司无关；2.深圳春国公司和上海春城公司的交易模式是，深圳春国公司接到上海春城公司的订单后，以深圳春国公司的名义向深大公司下达订单，委托深大公司送货给各印刷厂，深圳春国公司自行与深大公司进行货款结算，这与合作合同书中所述的交易模式相矛盾；3.珅达公司早在2011年11月2日已设立，且深圳春国公司和珅达公司是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并非补充合同书约定的为承接与常州迅成公司的业务而设立；4.补充合同书约定经过珅达公司盖章后生效，但珅达公司并未盖章。一审法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16.珅达公司的工商变更资料，拟证明深圳春国公司与珅达公司的关联关系；证据17.深大公司工商变更资料，拟证明在本案审理期间，深大公司更名的情况。常州迅成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上海春城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一审法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关于常州迅成公司提交的证据及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上海春城公司的质证意见及一审法院的认定意见如下：证据1.常州迅成公司与上海春城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拟证明常州迅成公司与上海春城公司为不同的注册单位。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对此予以确认。一审法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2.上海春城公司租房合同及《结清证明》；证据3.常州迅成公司的租赁合同。拟证明上海春城公司办公地址未曾搬迁，常州迅成公司办公地址与上海春城公司不同。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一审法院认为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证据4.上海春城公司出具的《致函》，载明：“常州迅成公司：因上海春城公司与你公司向深圳春国公司发出变更函，双方在办理业务时进行变更；因双方业务仍是独立核算、应收、应付均是各自承担，为避免税务和法律风险，现委托你公司代收深圳春国公司与我公司发生业务的发票，具体结算仍由我公司与相关业务单位进行。”该证据拟证明上海春城公司和常州迅成公司在办理发出《企业名称变更函》后的后续业务时进行变更，并不涉及以前的业务。证据5、上海春城公司出具的《委托付款函》，载明“常州迅成公司：你公司代我公司收取的深圳春国公司发票，现委托从你公司账户向深圳春国公司支付6883581.50元，具体汇款途径见传真。”该证据拟证明常州迅成公司受上海春城公司委托向深圳春国公司支付了货款6883581.50元。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认为：1.两个函件的内容不真实，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既不是这两份函件的发件方亦非收件方，在双方多年交易中，从未出现过这两份与双方交易行为密切相关的函件，在本案诉讼中提交这两份函件，明显是常州迅成公司为了改变常州迅成公司和上海春城公司在《企业名称变更函》中的连带关系而专门制作的。《企业名称变更函》是由上海春城公司与常州迅成公司共同签发的，当上海春城公司与常州迅成公司都直接出面处理自己的合同事务时，二者之间成立的是连带关系，而非委托关系；2.这两份函件的内容与本案无关，本案需要解决的是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与常州迅成公司之间的货款纠纷，常州迅成公司和上海春城公司并未将函件内容通知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也未接受，对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无约束力；上海春城公司与常州迅成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委托关系，不在本案的审理范围内；3.这两份函件不具有证明力，《企业名称变更函》是直接证据，且已成为双方当事人在交易过程中的依据，对双方均具有法律效力，根据证据优势规则，该两份函件应排除在外。一审法院认为，因常州迅成公司和上海春城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已将该两份函件送达给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故对该两份函件的证明力不予采信。证据6.上海市公安局经侦五支队的《询问笔录》，拟证明深圳春国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何陆新对上海春城公司与深圳春国公司之间业务的具体阐述，与常州迅成公司所述交易模式一致。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认为：1.内容不真实，何陆新既非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的股东，也未在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处担任任何职务，也未参与本案的交易，无法证明何陆新是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的实际控制人；2.不具合法性，该证据没有公安机关加盖印章，且公安机关并未同意常州迅成公司将询问笔录作为民事诉讼证据使用；该证据在相关案件中未经一审庭审质证，也未被任何判决书采信，应作为非法证据排除；3.无关联性。询问笔录的目的是为了追究犯罪嫌疑人的责任，而本案是为了解决当事人的民事权利义务纠纷，属不同性质，两案之间无关联性。一审法院认为，该证据系复印件，未注明来源，且没有其他证据证明系经过质证被法院在生效判决书中采信的证据，一审法院对其证明力不予采信。上海春城公司对常州迅成公司提交的全部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确认。关于上海春城公司提交的证据及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和常州迅成公司的质证意见及一审法院的认定意见如下：证据1.上海春城公司和常州迅成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组织机构代码证；证据2.《致函》、《委托付款函》。该两份证据拟证明，上海春城公司和常州迅成公司是各自独立的企业法人；上海春城公司只是委托常州迅成公司代为接收部分发票及履行部分付款义务，除此之外，上海春城公司和常州迅成公司并无关系。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确认；对证据2的质证意见与对常州迅成公司证据4、5的质证意见一致。证据3.《江苏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卷烟材料采购框架协议》3份，均载明：采购数量为预估数，具体按月度辅料采购订单执行；江苏中烟公司接到上海春城公司的发票后，于次月以电汇方式结清发票中的货款；合理耗损及计算方法为按实际验收合格数计算。拟证明江苏中烟公司和上海春城公司之间的交易模式。证据4.《关于苏烟（五星红杉树）防伪标识的合作协议》、《关于苏烟（天星）防伪标识的合作协议》。证据5.江苏中烟公司辅料采购订单，拟证明该采购订单号与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提交的2013年4月以后的交货汇总表及交货数量核对表，以及上海春城公司提交的编号为4500030091的辅料采购订单号完全一致。上海春城公司提交证据3-5拟共同证明深圳春国公司和上海春城公司之间的交易模式是以江苏中烟公司的订单为基础，订单先由江苏中烟公司发起，下达给上海春城公司，上海春城公司再向深圳春国公司下达同样数量的订单，送货后江苏中烟公司以其验收后认可的数量和金额向上海春城公司支付货款，上海春城公司收到货款后再以江苏中烟公司认可的数量及金额与深圳春国公司结算。上海春城公司与深圳春国公司之间的结算依据并非深圳春国公司在诉状中所称以其自行与印刷厂核对的数量为准，而应以江苏中烟公司确认的数量为准。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对证据3-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确认，但认为：证据4明确指出，产品具有版权，限定提供给江苏中烟公司，不准流出市场，合同标的物的特定性正是承揽合同的法律特征。证据4中约定积极筹备预备量、积极备货作为上海春城公司一项必须履行的合同义务，充分显示为什么会出现上海春城公司或者常州迅成公司都曾通知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提前备货的原因；正因为常州迅成公司突然停止业务，才导致这部分提前备货的产品积压库存。一审法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6-10.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五支队分别对何陆新、周蓉晖、费尚勇、何泳、樊荣的询问笔录，拟证明：1.何陆新是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是关联公司；笔录中所述樊荣、费尚勇、季杜鑫、何泳的身份与其余笔录中显示的身份一致，证明了交易模式；何陆新也说到上海春城公司从来不知深大公司的存在；2.周蓉晖是深大公司的营销部总监，负责深大公司与深圳春国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两家公司于2010年7、8月份才有业务往来，业务往来通过传真订单方式进行，传真订单盖的是深圳春国公司的公章，这与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提供的《合作合同书》和《补充合同书》的时间及内容均矛盾；深大公司提供的发货清单上上海春城公司的送货专用章是由深圳春国公司向其提供的，并非上海春城公司提供；3.费尚勇是何陆新控制的深圳春国公司等几家公司的财务经理，何陆新是该几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该几家公司实际是一套班子；珅达公司从未参与过任何业务；何陆新实际控制的公司有些并不实际发生业务，但是为了公司内部平衡、进行内部转票而设立了珅达公司，珅达公司和常州迅成公司及上海春城公司没有任何业务往来；4.何泳是2012年10月份左右代替深圳春国公司的业务员王艳艳负责深圳春国公司与上海春城公司以及深圳春国公司与深大公司的订单跟踪；何泳陈述上海春城公司、深圳春国公司、深大公司之间的业务流程为：深圳春国公司收到上海春城公司传真的订单后转换成以深圳春国公司名义发出的订单，再传真给深大公司；上海春城公司传真开票信息给深圳春国公司，深圳春国公司开票给上海春城公司，然后制作给深大公司的开票信息，深大公司再以此信息开票给深圳春国公司，在这个交易模式下，上海春城公司不可能知道深大公司的存在，樊荣在询问笔录中的陈述与上述人员的陈述相互印证。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对证据6-10的质证意见与其对常州迅成公司提交的证据6的质证意见相同。一审法院认为，该证据系复印件，未注明来源，且没有证据证明系经过质证被法院在生效判决书中采信的证据，一审法院对其证明力不予采信。常州迅成公司对上海春城公司提交的全部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确认。根据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提交的调查取证申请，一审法院依法向江苏中烟公司、深圳市科彩印务有限公司、深圳扬丰印刷有限公司、青岛黎马敦包装有限公司、浙江爱迪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劲嘉新型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南京三隆包装有限公司、江苏顺泰包装印刷科技有限公司、徐州华艺彩色印刷有限公司、烟台博源科技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昆明瑞丰印刷有限公司、江阴联通实业有限公司、广西真龙彩印包装有限公司、山东鲁烟莱州印务有限公司发出《协助调查函》，核实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与上述各公司有无合同法律关系、有无实际收货及具体收货数量等相关事实，上述公司均予以回复。其中，江苏中烟公司2015年6月17日出具的《复函》载明，上海春城公司、常州迅成公司曾是其供应商。业务操作流程为：江苏中烟公司业务部门根据需要向供应商发送订单，供应商送货至实际用货的厂里，厂里工作人员验收合格后向江苏中烟公司报送结算资料，江苏中烟公司办理结算付款。截至2014年10月，江苏中烟公司与该两供应商的货款已全部结清。上海春城公司的上游供应商是深圳春国公司；常州迅成公司的供应商是深圳春国公司。深圳市科彩印务有限公司出具的回函载明：“1.深圳扬丰印刷有限公司与深圳市科彩印务有限公司正在办理合并工商登记（吸收合并）手续，深圳市科彩印务有限公司有权、有义务代表深圳扬丰印刷有限公司出具有关业务类证明；2.对于贵院发给深圳扬丰印刷有限公司和深圳市科彩印务有限公司的协助调查函中所涉及的收货数量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确认；3.我司根据江苏中烟的下单情况（烟包订单）由上海春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提供货物（调查函中所涉货物）。”青岛黎马敦包装有限公司出具的回函载明：除2013年3月前南京（佳品）小盒差额64.2万枚、南京（佳品）条盒差额4万枚；2013年12月18日南京（佳品）小盒差额1519.4万枚外，其余与《协助调查函》中1-5项问题所涉及的货物情况一致；该公司仓储部保管员与物流公司有签收手续；该公司仓储部唐欣、仲帅负责核对收货情况；对方公司由陈晶晶负责核对收货情况；注：因所收货物报废率和次品率较高，已办理多笔退货，尚有数量较大的退货正在办理中，因此收到的数量并不是实际有效数量。浙江爱迪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回复函载明：对于调查函中问题1的收货数量予以确认，发货供应商为上海春城公司；对于调查函中问题2的收货数量予以确认，9月下单发货的供应商为上海春城公司，10月下单发货的供应商为常州迅成公司；浙江爱迪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负责核对收货情况的具体经办人为赵建良，供应商负责核对收货情况的具体经办人为计（音）某某。江苏劲嘉新型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出具的回复函载明：1.该公司2013年2月以前收到苏烟五星红衫树定位烫小盒28080万枚，条盒2683万枚；2.该公司就此事项的具体经办人是仓库保管员魏凤娟和采购员胡跃琴，供应商负责核对收货情况的具体经办人是季杜鑫（此人已离开供货公司）。南京三隆包装有限公司出具的回函载明：1.对调查函中问题1和问题2所涉收货的数量、盖章的事实该公司予以确认；2.该公司收货、验货的经办人为蔡光军；3.供货商的具体经办人为季先生（名字不清楚）；4.该公司和上海春城公司（后改为常州迅成公司）并没有直接业务关系，上海春城公司、常州迅成公司为江苏中烟公司指定的供应商，深大公司为实际生产商，向该公司发货。江苏顺泰包装印刷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回函载明：1.对调查函中所调查的收货、盖章、签字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确认；2.该公司具体经办人（当时）为蔡明。徐州华艺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出具的回函载明：1.对调查函中问题1和问题2中涉及的收货数量、签字和盖章的事实给予确认；2.该公司接到江苏中烟公司的生产任务，负责接收深大公司发的货物，验收后该公司进行包装印刷，常州迅成公司向该公司结算印烫加工费，该公司并不与深圳供货商结算，因为烟草行业的特殊性，非常不同于其他行业。烟台博源科技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回函载明：对调查函中1-3问题中的收货数量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确认。昆明瑞丰印刷有限公司出具的回函载明：对于调查函中的收货事实以及收货数量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确认；常州迅成公司为代理公司，实际生产商为深大公司。江阴联通实业有限公司出具的回复载明：1.对调查函中第1、2、3问题中所述货物的收货及数量、盖章和签字均予以确认；2.该公司核对收货的具体经办人为韩强；3.0755-835xx为深圳实际加工人，上海春城公司是中间商或代理商。广西真龙彩印包装有限公司出具的回函载明：对于调查函中所涉及的收货数量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确认，上述货款该公司已与上海春城公司、常州迅成公司结清。山东鲁烟莱州印务有限公司出具的回函载明：对调查函中1-3问题中的收货数量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确认，上述货款已于2015年5月29日全部付清；下订单单位是上海春城公司和常州迅成公司。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对上述公司回函的质证意见如下：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对上述各公司回函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确认。常州迅成公司认为一审法院出具的《协助调查函》是完全按照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的证据目录及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自行编制的表格制作，然后向各企业发出；从回函的纸质看，有三份是相同的笔录纸；从回函的手工书写看，至少有三、四份出自同一人；回函上加盖的并非公章，对外不具有法律效力，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回函的性质系单方陈述，能否作为证据使用，由法院依法裁定；从回函证明效果看，回函是对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之前提供复印件的确认，无法证明事实存在；《协助调查函》和回函均与常州迅成公司无关。上海春城公司对江苏中烟公司的复函予以确认；对其他公司复函的意见为：从《协助调查函》的内容不能看出供应商的身份，复函未见各被调查公司需要确认的事项内容，接受调查的公司所确认的事实与调查函询问的事实是否为同一事实无法确认，对加盖公司公章的回函予以确认，对其他加盖了诸如经营部、销售部等印章的回函均不予确认。调查函和回函的内容均不能证明各公司确认收到的货物是上海春城公司或者常州迅成公司交付的，或是上海春城公司、常州迅成公司委托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交付的，也不能证明要求上述公司核对数量的事宜是上海春城公司或者常州迅成公司所为，或者是上海春城公司、常州迅成公司委托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进行的；各公司核对收到的货物因报废率和次品率较高，有多笔退货，因此收到的货物数量并不是实际有效的交货数量，不能作为江苏中烟公司收货结算的依据，不能作为上海春城公司与深圳春国公司之间的结算依据。针对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关于有几份复函笔迹相同的问题，为排除质疑，一审法院对南京三隆包装有限公司、江苏顺泰包装印刷科技有限公司、徐州华艺彩色印刷有限公司、烟台博源科技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昆明瑞丰印刷有限公司、山东鲁烟莱州印务有限公司、江阴联通实业有限公司、广西真龙彩印包装有限公司进行了第二次调查，上述八家公司除江苏顺泰包装印刷科技有限公司外，均加盖公章再次确认复函内容的真实性。江苏顺泰包装印刷科技有限公司在一审法院送达回证备考栏注明：1.2015年6月17日对南山法院的回函上加盖的确为该公司经营管理部的章；2、因该公司2015年内部变更，当时业务经办人员已离职，对于本案《协助调查函》中的数据要求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带相关原件到该公司核实后予以回复。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对上述回函真实性予以确认。常州迅成公司和上海春城公司认为1.该组回函内容是法官亲自拟定，代表的是法院的意志，并非各被调查人的真实意思，不能作为证据使用；2.（2014）深南法民二初字第717号《协助调查函》拟调取的证据早已于2015年调取完毕，并已完成开庭质证，本次调查取证无当事人申请，也不符合法律关于法院主动调查的情形，不具备合法性，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常州迅成公司为此提交了上述八家公司中除山东鲁烟莱州印务有限公司以外的七家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均载明因时间久远，人员变动，无法核对、确认南山法院《协助调查函》的内容，且未扣除实际损耗、废品和不合格产品数量。常州迅成公司用于证明1.法院调取的《回函》内容系法官自主拟定，确非各印刷厂的真实意思表示，亦与案件事实完全不相符；2.各印刷厂无法确认《协助调查函》的内容，无法证明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完成多少交付义务；3.法院计算货款的思路错误，忽略了废品、损耗及不合格品数量。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认为常州迅成公司提交的该组证据不真实，各印刷厂未提供相关产品不合格的反证证据，法院两次向协助单位调查，内容前后一致，应予采信。一审法院认为，常州迅成公司提交的七家被调查单位出具的《情况说明》，是常州迅成公司单方向各被调查企业调取，其向被调查企业调查时所陈述的调查内容不详；被调查企业虽在《情况说明》中陈述未扣除不合格产品，但未提供不合格产品的数量及金额；一审法院已对该七家被调查企业进行了两次调查，调查内容及复函内容一致，且第二次调查被调查企业加盖公章确认，故一审法院对常州迅成公司提交的上述七份《情况说明》的证明力不予采信，对一审法院调查时各被调查企业回函的真实性予以采信。江苏顺泰包装印刷科技有限公司确认加盖经营管理部印章的真实性，一审法院认为，该公司加盖经营管理部印章是因该公司经核对《协助调查函》并确认收货数量后的确认行为，故一审法院对该公司于2015年6月17日给一审法院复函内容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一审法院委托深圳永信瑞和会计师事务所对前述13家被协助调查单位确认的涉案产品（香烟防伪标识）的具体品种、数量、单价、总价（分2013年10月8日前与2013年10月8日之后送货情况两部分）进行审计。2016年9月12日，审计机构出具深永信专审字（2016）第413号《专项审计报告》，载明，审计范围：根据被调查单位向法院出具的回复函所确认的调查内容，以及增值税发票上列示的货物单价，包括以2013年2月21日开具的增值税发票为界限，香烟防伪标识小盒的单价统一下调20元/万枚的变动因素在内，作为货物的计价依据，序时地进行审计；根据上海春城公司与常州迅成公司在本案中的业务先后延续性特点，根据发货记录核对表下方落款的不同单位名称，分别为上海春城公司、常州迅成公司进行统计和分类；同时根据广东发展银行深圳百花园支行转账凭证客户通知单（实际付款人上海春城公司35单、常州迅成公司1单）以转账汇款方式向深圳春国公司支付货款的情况，香烟防伪标识定位烫产品货款明细情况表，香烟防伪标识定位烫产品开具增值税发票明细情况表。审计意见：1.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共同向上海春城公司提供产品（香烟防伪标识）的货款金额为98930627.34元;共同向常州迅成公司提供产品（香烟防伪标识）的货款金额为10655412元；即产品（香烟防伪标识）的货款总金额为109586039.34元；2.深圳春国公司向上海春城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44笔706份，金额合计73997627.50元，向常州迅成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4笔94份，金额合计10535369.50元；珅达公司向常州迅成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3笔63份，金额合计6978629.50元：即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方共向常州迅成公司及上海春城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51笔863份，金额总计91511626.50元，按附件一货款总金额为109586039.34元计算，尚有18074412.84元货款未开具增值税发票；3.上海春城公司从2010年10月8日起至2013年8月6日，向深圳春国公司转账汇款35笔，金额73997627.50元；2013年12月11日常州迅成公司为上海春城公司向深圳春国公司转账汇款1笔，金额6883581.50元。《专项审计报告》载明，经法院调查，扣除有异议的数量（青岛黎马敦公司提出的扣减数量），总计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向常州迅成公司和上海春城公司送货总量（含条盒、小盒）共计486575.4587万枚。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对该《专项审计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并提交了异议书，认为：1.审计方向错误。（1）江苏中烟公司、上海春城公司与深圳春国公司之间的具体业务模式为：上海春城公司接到江苏中烟公司订单后，以传真方式向深圳春国公司下达订单；深圳春国公司接单生产后向指定的印刷厂送货；各印刷厂收到防伪标识并印刷在烟标上后，将成品送江苏中烟公司；江苏中烟公司根据验收合格的成品烟标数量确认金额，与上海春城公司开票结算；上海春城公司根据江苏中烟公司确认的产品数量、结算金额再与深圳春国公司开票结算。据此，江苏中烟公司确认产品数量及金额的订单及相关资料是上海春城公司向深圳春国公司确认产品数量及付款的唯一依据，《审计报告》以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向各印刷厂交货数量的相关证据资料为审计依据，是方向性的错误；（2）《审计报告》未将江苏中烟公司的订单结算资料纳入审计范围，损害了常州迅成公司及上海春城公司的利益；2.审计机构未合理履行审计职责。《审计报告》的附件“香烟防伪标识定位烫产品货款明细情况表”仅是对《协助调查函》及各印刷厂回函中所记载的数据进行了分类统计，未对退货及存在产品质量不合格的情形进行核查及说明。此外，部分回函加盖的是被调查单位的部门章（如管控部、生产部等章），审计机构未对此进行独立函证便将其作为审计底稿，不符合会计准则的要求。深圳永信瑞和会计师事务所于2016年12月28日对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提出的上述异议作出回复，主要内容为：1.所有检材均由法院提供，审计是严格按委托要求根据检材进行的；2.审计机构依据检材进行审计并无不妥，对于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是资料提供方的责任；3.此次审计资料并没有常州迅成公司及第三方提供的检材，审计机构只按照法院提供的检材进行审计。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对《专项审计报告》及审计机构回复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确认。关于常州迅成公司和上海春城公司所述的质量问题，仅青岛黎马敦包装有限公司提过质量问题，其所述存在质量问题的烟标的相关数据在专项审计报告中已剔除。目前常州迅成公司和上海春城公司已与江苏中烟公司完成货款结算，无证据证明涉案产品存在质量问题。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对审计机构的回复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对其证明目的不予确认，认为：1.审计报告仅依据法院提供的、未经常州迅成公司及上海春城公司认可且真实性、合法性存疑的资料，对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向印刷厂交货数量进行统计，在方向上存在严重错误；2.审计机构在回复中仅表明其按照法院提供的检材进行审计，对于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不予承担责任，未对其他异议事项予以明确答复；3.审计意见带有主观倾向性，在相关事实未确定的情况下给予事实判定，不符合审计机构的职业规范，具体理由如下：（1）法院委托审计事项为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向被调查单位提供的具体品种、数量、单价、总价，而非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向常州迅成公司及上海春城公司供货金额，而审计意见直接认定了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共同向常州迅成公司和上海春城公司提供产品的货款金额，对本案作出了事实上的判定；（2）从法院的协助调查函及被调查单位的回函看，均未明确提供产品的供货商为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仅有部分回函表示深大公司为实际生产商，但审计机构对该内容未予分析即认定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共同向被调查单位供货；（3）青岛黎马敦包装有限公司的回函中所反映的大量退货情形绝非个案，在其他印刷厂亦存在该等情形，审计报告未对该等情形进行相关核查、说明。鉴于江苏中烟公司的订单是上海春城公司向深圳春国公司核对产品数量及付款的唯一依据，据此上海春城公司就有关烟标产品的交易只应向深圳春国公司支付68432328.50元货款，但上海春城公司已向深圳春国公司支付80881209元，实际多支付12448880.50元。深圳永信瑞和会计师事务所提供了审计费发票，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预交了审计费80000元。根据常州迅成公司及上海春城公司的调查取证申请，一审法院依法向江苏中烟公司发出《协助调查函》，核实其与常州迅成公司和上海春城公司签订的所有《烟用材料采购框架协议》、《辅料采购订单》；与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之间实际达成的产品数量及结算金额。该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其与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的之间自2010年7月1日至2014年1月27日的采购框架协议及订单数量清单。框架协议均约定，结算方式为江苏中烟公司收到常州迅成公司或上海春城公司的发票后，于次月以电汇的方式结清发票中的货款。订单数量清单记载，江苏中烟公司与上海春城公司交易数量为（含小盒和条）377543.74万枚；与常州迅成公司交易数量为（含小盒和条）108612万枚。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对江苏中烟公司提交的上述采购框架协议及订单数量清单的质证意见如下：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对真实性予以确认。关于采购框架协议，因江苏中烟公司不是本案当事人，其提供的证据系补强证据；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认可证明的交易习惯，采购框架协议注明应以订单为准，但常州迅成公司和上海春城公司提供的采购框架协议约定的产品数量及金额远远低于江苏中烟公司提供的订单的数量及金额，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认为可能存在常州迅成公司和上海春城公司所提供的框架协议不完整的情形。江苏中烟公司和上海春城公司的结算数额是3.1亿元，已被上海法院生效的刑事判决书认定。综上，上述证据可证明交易习惯，但不能否定《专项审计报告》的效力。常州迅成公司及上海春城公司对采购框架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予以确认，除2014年1月27日签署的采购框架协议外，对其他采购框架协议的关联性均予以确认，理由如下：1.上海春城公司与深圳春国公司自2013年11月后未再进行业务合作，上海春城公司及常州迅成公司在2014年与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不存在任何交易往来；2.采购框架协议载明江苏中烟公司向上海春城公司采购产品的数量以江苏中烟采购中心下达的辅料采购订单为准，结算依据为已实际验收合格的数量；3.采购框架协议反映出江苏中烟公司的订单及核对确认合格的产品数量才是上海春城公司向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付款的唯一依据；按照购销合同的惯例，采购方不可能按照销售方任意超出的交货数量进行结算；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交付的货物中存在大量的次品、退货的情形，更说明采购方必须按照订单的数量对产品进行验收；江苏中烟公司不可能支付远远超出其订单数量的货款。常州迅成公司及上海春城公司对江苏中烟公司提供的订单数量清单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确认，上海春城公司和深圳春国公司自2010年9月合作至2013年11月，2013年11月起上海春城公司未再向深圳春国公司发出江苏中烟公司的订单，故2014年的全部数据应予以排除。为进一步查明江苏中烟公司与常州迅成公司及上海春城公司结算金额，一审法院于2018年4月25日向江苏中烟公司发出《协助调查函》，调查江苏中烟公司最终确认的与常州迅成公司及上海春城公司之间结算的定位烫产品数量及金额（分年度）。江苏中烟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供了其与常州迅成公司及上海春城公司的《实际结算情况统计表》。其中与上海春城公司的结算统计表载明，江苏中烟公司与上海春城公司交易数量为（含小盒和条）377543.75万枚；与常州迅成公司交易数量为（含小盒和条）121542.80万枚，合计499086.55万枚，其中2014年的交易数量为108612万枚，金额76455744.70元。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常州迅成公司和上海春城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认为上海春城公司2010年至2013年底结算的烟标数量为390474.55万枚（含常州迅成公司2013年代收的12930.8万枚），在上海春城公司结算的烟标数量中应扣除深圳市爱迪尔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爱迪尔公司）供应的烟标，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起诉要求付款的烟标数量共计487575.96万枚，远远超出应计算数量。常州迅成公司代上海春城公司收取过部分货款，2014年结算情况与本案无关，2014年1月后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与上海春城公司的业务已终止。常州迅成公司提交了常州迅成公司的银行流水（2013年-2014年），江苏智思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发货单》，智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工商信息。用于证明自2014年1月起，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与常州迅成公司和上海春城公司不再有业务往来，智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是常州迅成的唯一供货商。智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江苏智思机械集团有限公司是同一公司，智思控集团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防伪标签制造”。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对该组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银行流水显示常州迅成公司于2014年4月30日才与江苏智思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发生业务往来，超出了本案审计报告的时间，且发货单的数量也与江苏中烟公司提供的数量不符。上海春城公司对常州迅成公司的证据予以确认。一审法院查明，2014年4月30日至2014年9月12日，常州迅成公司共向思控集团有限公司付款9831197元。上海春城公司提交了上海春城公司的银行流水（2010-2013年），拟证明江苏中烟公司以最终检验合格入库的烟标数量先与上海春城公司结算，上海春城公司再与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印刷厂结算，一账一清，没有拖欠。2010年除深圳春国外，深圳爱迪尔公司也是上海春城公司的防伪烟标供应商，江苏中烟公司的结算数据中应剔除该数量。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对此不予确认，认为该银行流水没有反映业务内容。常州迅成公司对该证据予以确认。上海春城公司提交了湖北兴龙包装材料有限公司的《证明》、湖北增值税专用发票、（2014）沪一中刑初字第155号刑事判决书。拟共同证明：1.除了深圳春国公司外，深圳爱迪尔公司也是上海春城的防伪烟标供应商。2.何陆新同时系深圳爱迪尔公司和上海春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明知深圳爱迪尔公司也上海春城公司的供应商，其在《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中表述“本案深圳春国公司是常州迅成公司唯一的上游供应商”与事实不符。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对该组证据的关联性不予确认。常州迅成公司对该组证据予以确认。一审法院依法调取了（2014）沪一中刑初字第155号刑事判决书和（2015）沪高刑终字第1号刑事裁定书。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认为该生效法律文书与本案无关，其中证人何陆新并非本案当事人，也未参与本案业务，也没有证据证明其为深圳春国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其证言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常州迅成公司认为证人汤晓明、何陆新等人的证言证明了本案的交易流程，与常州迅成公司所述的交易流程一致。上海春城公司同意常州迅成公司的质证意见。一审庭审中，本案各方当事人均确认关于本案的涉案产品就是香烟盒装和条装上的防伪标识，名称为“定位烫”。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确认，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是承揽加工合同的同一方，属于内部合作关系，深圳春国公司和珅达公司是关联关系。在上海春城公司因涉税犯罪被上海警方立案调查后，上海春城公司从上海迁往常州，更名为常州迅成公司，改为珅达公司和常州迅成公司对接业务。深圳春国公司和深大公司是合作关系，共同承接上海春城公司和常州迅成公司的业务，深圳春国公司负责结算，深大公司负责加工发货。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变更诉讼请求后的第一、二项诉讼请求中的货款金额是以各被协助调查公司的回函中最终用户确认的数量为实际计算依据，价格是根据上海春城公司及常州迅成公司在通知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的开票通知中的价格确定，且与增值税发票的金额一致；变更诉讼请求后的第三项诉讼请求中所述库存积压产品26219.83万枚涉案产品，系江苏中烟公司要求必须备货而生产，关于库存数量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供了库存清单和照片。上海春城公司确认未统计向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付款总金额，但应与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提供的付款底单一致，总共支付金额73997627.50元。《企业名称变更函》形成原因如下：1.因上海春城公司涉税问题，导致无法收取发票和付款，上海春城公司委托常州迅成公司收取部分发票和付款；2.形式上是名称变更函，实际上是工作人员的操作失误。常州迅成公司确认上海春城公司当时出现涉税问题，故受上海春城公司委托无偿收取发票并代付货款6883581.50元。关于本案加工承揽业务的交易模式。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主张先是由江苏中烟公司与上海春城公司签订采购框架协议，江苏中烟公司向上海春城公司下达采购订单，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根据上海春城公司通知加工涉案产品，发货给最终用户（印刷企业），并以上海春城公司或常州迅成公司的名义，与最终用户核对数量，将核对清单的原件反馈给上海春城公司或常州迅成公司，作为常州迅成公司和上海春城公司与江苏中烟公司的核算依据；其后，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根据常州迅成公司或上海春城公司的通知开具增值税发票，常州迅成公司或上海春城公司收到江苏中烟公司的货款后付给深圳春国公司。尽管本案交易没有签订书面合同，但该交易模式从2010年一直持续到2014年双方停止交易为止，从未改变；交易中从来没有订单，都是电话通知，对账时有传真给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上海春城公司主张：1.江苏中烟公司向上海春城公司下达订单，同时向印刷厂下达同等数量的烟标订单；2.上海春城公司接到江苏中烟公司订单后，盖章确认并回传给江苏中烟公司，同时以传真方式向深圳春国公司下达订单；3.深圳春国公司接到上海春城公司的传真订单后，以深圳春国公司的名义向深大公司下达订单；4.深大公司接到订单生产完毕后，以上海春城公司的名义向各印刷厂送货；5.各印刷厂收到防伪标识后将标识印在烟标上，将成品送货给江苏中烟公司或其指定的烟厂；6.江苏中烟公司对印刷了标识的成品烟标进行验收，根据验收合格的数量确认货款金额，并要求上海春城公司开具发票，收到发票后的次月向上海春城公司付款；7.上海春城公司根据江苏中烟公司确认的产品数量、结算金额，要求深圳春国公司和印刷厂开具对应数额的发票，上海春城公司于收到发票后次月向深圳春国公司和印刷厂付款。在整个交易流程中，上海春城公司从不知深大公司的存在，双方也没有发生任何往来。常州迅成公司同意上海春城公司主张的交易模式，另认为：1.从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的诉状和江苏中烟公司的回函可以看出，最终用户是指江苏中烟公司；2.江苏中烟公司开具的发票为合格产品的数量，上海春城公司通知深圳春国公司开具的也是江苏中烟公司确认的发票数量。各印刷厂收到的定位烫有合格的，也有不合格的，不合格产品一直由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承担，不计入核算。一审法院经上述审理认定事实如下：一审法院依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申请向江苏中烟公司发出《协助调查函》，2015年6月17日，江苏中烟公司复函，确认上海春城公司、常州迅成公司目前已非该公司供应商，该公司与上海春城公司、常州迅成公司两供应商的业务操作流程为：该公司根据需要向供应商发送订单，供应商送货至实际用货的厂里，厂里工作人员验收合格后向该公司报送结算资料，该公司办理结算付款；截至2014年10月，该公司与供应商上海春城公司、常州迅成公司的货款已全部结清。随函附有上海春城公司、常州迅成公司此前曾作为江苏中烟公司供应商的相关资料：一、常州迅成公司向江苏中烟公司提供如下供应商相关资料：1.《常州迅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供应商基本状况及评价记录表》，载明：供应商名称为深圳春国公司，提供主要产品为激光防伪材料，联络人为季杜鑫（技术主管、传真0755-829xx），评价结果为质量保证能力、价格适宜度、供货能力、服务质量、年度评审结果均很好。该《记录表》加盖了江苏中烟公司和常州迅成公司的印章。2.《承诺书》，载明“我公司承诺向江苏中烟公司所提供的信息及相关附件真实、合法、有效，如因我公司提供的上述信息不实等原因导致江苏中烟公司损失的，江苏中烟公司有权向我公司追究一切责任”。常州迅成公司在《承诺书》上加盖了印章。3.《常州迅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目前提供以下产品》，载明：南京（佳品）盒条防伪标识、南京（精品）盒条防伪标识、苏烟（五星红杉树）盒条防伪标识、苏烟（金砂2）盒条防伪标识、苏烟（天星）盒条防伪标识、苏烟（新星）盒条防伪标识、南京（壹品）盒条防伪标识、苏烟（吉祥）盒条防伪标识、苏烟（软金砂）盒条防伪标识。该页资料由江苏中烟公司与常州迅成公司盖章。4.常州迅成公司简介。二、上海春城公司上海春城公司向江苏中烟公司提供如下供应商相关资料：1.《卷烟材料供应商经营资质认证评估表》。2.《上海春城公司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简介》。该两份资料均由江苏中烟公司、上海春城公司盖章确认。3.《上游供应商登记表》，载明：供应商名称为深圳春国光电，供应产品为烫金膜，年供应量5000万卷，成品名称烫金膜，经过质量认证，证书编号115734。深圳春国公司和珅达公司共开具增值税发票863份，合计金额91511626.50元，其中从2010年9月至2013年7月，上海春城公司共通知深圳春国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73997627.50元，深圳春国公司向上海春城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706份，金额73997627.50元。上海春城公司向深圳春国公司支付货款73997627.50元，即双方已结清该期间所有开票款项。2013年10月8日以后，常州迅成公司共通知深圳春国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17513999元，深圳春国公司共向常州迅成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94份，金额10535369.50元，其余6978629.50元发票由珅达公司开具，珅达公司共向常州迅成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63份，金额6978629.50元；常州迅成公司向深圳春国公司支付货款6883581.50元，未向珅达公司支付相应的货款。一审法院根据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的申请，向深圳市科彩印务有限公司等13家公司发出了《协助调查函》，该13家公司均向一审法院复函。就13家公司的复函及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一审法院委托深圳永信瑞和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分2013年10月8日前与2013年10月8日之后送货情况），审计范围及审计意见在前文已有详述，在此不再赘述。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与常州迅成公司及上海春城公司之间是否存在承揽合同法律关系；二、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主张其交付的货物是否均为常州迅成公司或上海春城公司采购、产品是否合格、交付货物的具体数量及货款总金额应如何确定；三、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库存货物是否均为常州迅成公司和上海春城公司指定生产。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先分析《企业名称变更函》的性质。一审法院认为，该函表明了以下的意思：1.常州迅成公司系上海春城公司搬迁到常州后的继承载体；2.深圳春国公司在履行与上海春城公司的承揽义务时可直接与常州迅成公司对接；3.结合常州迅成公司向江苏中烟公司提交的备案资料记载的供应商为深圳春国公司，可以认定常州迅成公司的加入是债务的加入及承揽合同关系的加入。常州迅成公司和上海春城公司提交的《致函》、《委托付款函》是双方之间的内部约定，因常州迅成公司和上海春城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已将该两份函件送达给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故该两份函件对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无约束力。常州迅成公司和上海春城公司认为常州迅成公司和上海春城公司之间是委托关系，常州迅成公司不应对上海春城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与常州迅成公司和上海春城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一审法院认为，深大公司与常州迅成公司和上海春城公司之间不存在承揽合同关系，深圳春国公司和珅达公司与常州迅成公司和上海春城公司之间存在承揽合同关系。理由如下：1.深大公司就其与常州迅成公司和上海春城公司之间存在承揽合同关系所提供的证据不足，现有证据只有部分送货单上载明深大公司系送货人，部分印刷企业在一审法院调查时的回函中陈述定位烫产品由深大公司生产、供货，但该零星证据不足以形成证据链条，不足以证明深大公司与常州迅成公司和上海春城公司之间的承揽合同关系的成立。深圳春国公司与深大公司签订的《合作合同书》，仅能证明该深圳春国公司、深大公司之间存在法律关系，不能推定深大公司与常州迅成公司和上海春城公司存在法律关系；2.常州迅成公司和上海春城公司出具的《企业名称变更函》及常州迅成公司和上海春城公司收取深圳春国公司增值税发票和向深圳春国公司付款的事实，足以认定深圳春国公司与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之间存在承揽合同关系；3.珅达公司向常州迅成公司开具了63份总金额为6978629.5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常州迅成公司予以接受，可以证明常州迅成公司应知珅达公司加入了深圳春国公司与其之间的合同关系，结合《企业名称变更函》亦可推定珅达公司与上海春城公司之间亦形成了承揽合同关系。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为，一、深圳春国公司向各印刷厂交付的货物均为常州迅成公司或上海春城公司采购。理由是：1.常州迅成公司和上海春城公司在江苏中烟公司的备案材料均载明供应商为深圳春国公司，没有记载其他供应商；2.一审法院向13家印刷企业调查取证结果显示，该13家被调查企业并未提出定位烫产品有其他厂家委托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生产；3.江苏中烟公司提供的其与上海春城公司签订的采购框架协议显示，订货单价为招标或单一来源确定的最新价格；4.上海春城公司确认涉案的定位烫委托深圳春国公司生产，产品生产后直接交付印刷企业，由印刷企业与江苏中烟公司核对数量，然后与上海春城公司结算。这一过程中，如果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有受其他企业委托生产，则会出现江苏中烟公司与上海春城公司核对数量的误差，由此也可推知，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向印刷企业交付的定位烫因均系受上海春城公司或常州迅成公司委托而生产；5.从常理分析，香烟防伪标识（定位烫）是技术垄断性产品，由几家供应商同时生产同一防伪标识的可能性不大。二、关于产品质量问题。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均未在支付巨额货款时提出过任何质量异议；除青岛黎马敦包装有限公司在回函中称“所收货物报废率和次品率较高，已办理多笔退货，尚有数量较大的退货正在办理中，因此收到的数量并不是实际有效数量”，其他印刷企业给一审法院的回函均未提出质量异议，《审计报告》已将青岛黎马敦包装有限公司在回函中注明的差额数量予以了扣除，且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或青岛黎马敦包装有限公司均未就后续退货具体情况向一审法院提交相关证据，故对于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关于涉案产品存在质量问题的辩论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三、涉案产品数量及金额如何确定。双方关于本案的交易模式的分歧在于：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认为上海春城公司结算货款应依据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向印刷企业交付的货物数量结算；上海春城公司及常州迅成公司认为上海春城公司和常州迅成公司仅应依据江苏中烟公司与上海春城公司和常州迅成公司之间的结算数量为准。一审法院认为，1.上海春城公司和常州迅成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曾向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下达过任何订单；2.上海春城公司和常州迅成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曾与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中的任何一方进行过对账或结算；3.上海春城公司和常州迅成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江苏中烟公司与上海春城公司和常州迅成公司进行结算时所依据的对账材料，故无法确认江苏中烟公司验收合格的涉案产品的具体数量；4.江苏中烟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实际结算情况统计表显示，常州迅成公司和上海春城公司共提供防伪标识（含小盒和条）499086.55万枚；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主张送货总量与本案调查回复函显示数量一致，即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共计送货486575.9587万枚（含小盒和条），比江苏中烟公司提交的实际结算统计表少12510.5913万枚，稍有误差，但不排除有些送货未统计进去的情况。一审法院认为江苏中烟公司与常州迅成公司2014年结算的货物及金额，因定位烫产品需印刷企业印刷完成交付江苏中烟公司，故江苏中烟公司与常州迅成公司的结算时间应迟于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向印刷企业的送货时间，据此不能否认江苏中烟公司2014年与常州迅成公司的结算货款系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提供的定位烫产品货款；5.各方当事人确认，2013年10月8日以后，深圳春国公司共向常州迅成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金额10535369.50元，其余6978629.50元增值税发票由珅达公司向常州迅成公司开具。常州迅成公司向深圳春国公司支付货款6883581.50元，未向珅达公司支付相应的货款。仅从已开具的增值税发票总金额看，常州迅成公司和上海春城公司尚欠货款金额为10630417.50元（10535369.50＋6978629.50-6883581.50）。这与上海春城公司所述已完成与深圳春国公司之间的结算相矛盾。常州迅成公司称自2014年1月起，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与常州迅成公司和上海春城公司不再有业务往来，智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是常州迅成公司的唯一供货商，该观点与常州迅成公司在江苏中烟公司备案资料中登记的供货商为上海春城公司的事实不符；上海春城公司称涉案定位烫的供应商还有深圳爱迪尔公司，但未提交相关合同，也与上海春城公司在江苏中烟公司备案资料中登记的供货商为上海春城公司的事实不符。对常州迅成公司和上海春城公司的上述意见，因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关于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交付货物的具体数量及金额，一审法院采信《专项审计报告》的审计意见，理由如下：首先，检材取得合法有效。诉讼中，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申请一审法院就《对账单》（《核对表》）和《发货记录》等向深圳市科彩印务有限公司等印刷企业进行调查取证。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提交了该初步证据，一审法院的调查取证并非无本之木。一审法院就各被调查单位的回函，组织了质证审查，对常州迅成公司及上海春城公司质疑的手写回函，一审法院也进行了二次确认；其次，专业技术分析及审计程序合法。审计机构所调取的卷宗资料，在审计前已向各方当事人送达并经过质证；审计机构以多家印刷企业向一审法院出具的回复函所确认的调查内容以及增值税发票上列示的货物单价进行审计，并根据青岛黎马敦包装有限公司回函中所确认的内容核减了相关产品数量，审计范围和方法均客观可信；再次，审计意见中关于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共同向上海春城公司、常州迅成公司提供产品的相关表述仅为表述方式的问题，并不能否定送货数量及金额的审计效力；此外，审计报告依据一审法院调查取证的结果统计的送货量小于江苏中烟公司提交的实际结算情况统计表中江苏中烟公司与常州迅成公司和上海春城公司结算货物的总量，能基本否定常州迅成公司及上海春城公司所述的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未收到订单多交付货物，以便多收取货款之说法。根据《专项审计报告》的意见，一审法院认定：1.深圳春国公司共向上海春城公司提供涉案产品的货款金额为98930627.34元;共向常州迅成公司提供涉案产品的货款金额为10655412元；即涉案的货款总金额为109586039.34元；2.上海春城公司自2010年10月8日起至2013年8月6日，向深圳春国公司付款73997627.50元；2013年12月11日常州迅成公司受上海春城公司委托向深圳春国公司付款6883581.50元。深圳春国公司确认珅达公司系对接业务的后续公司，珅达公司与常州迅成公司及上海春城公司的法律关系前文已阐述。综上，一审法院认为上海春城公司尚拖欠深圳春国公司和珅达公司货款18049418.34元（98930627.34元-73997627.50元-6883581.50元），常州迅成公司尚拖欠深圳春国公司和珅达公司货款10655412元。四、关于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问题。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逾期付款，给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造成损失，但一审法院经过大量的调查工作来确定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的送货数量，花费了较长时间，故一审法院酌定利息计算标准为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关于利息起算时间。江苏中烟公司提交的其与常州迅成公司及上海春城公司之间的采购框架协议均约定结算方式为月结，在本案当事人均未提交书面合同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推定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与常州迅成公司及上海春城公司之间的结算方式亦为月结。《企业名称变更函》载明，自2013年10月8日后相关业务变更为常州迅成公司与深圳春国公司对接。故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主张上海春城公司拖欠货款的利息起算时间为2014年1月1日，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主张常州迅成公司拖欠货款的利息起算时间为2014年2月1日，因调查回函显示，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向印刷企业（江苏联通实业有限公司）发送的最后一笔货物的时间为2014年1月17日，故一审法院将常州迅成公司拖欠货款的利息起算时间调整为2014年3月17日（含江苏中烟公司1个月的结算期）。关于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诉请常州迅成公司对上海春城公司拖欠的货款和利息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企业名称变更函》载明“整体搬迁……，自二零一三年十月八日起由‘上海春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变更为‘常州迅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常州迅成公司和上海春城公司均加盖公章予以确认。深圳春国公司未对《企业名称变更函》的内容及此后的合同履行行为提出过任何异议，而且深圳春国公司和珅达公司已据此向常州迅成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常州迅成公司及上海春城公司亦确认常州迅成公司代上海春城公司向深圳春国公司支付货款6883581.50元。一审法院认为，《企业名称变更函》在法律性质上是承揽合同业务的承接和转移，是在深圳春国公司与上海春城公司已经存在合法有效的债务的情况下由常州迅成公司加入上海春城公司债务而构成并存的债务承担。常州迅成公司不但有直接参与到承揽合同业务之实际利益，亦得到了债权人即本案深圳春国公司的同意。故深圳春国公司和珅达公司诉请常州迅成公司连带承担上海春城公司所欠货款18049418.34元及逾期付款利息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常州迅成公司主张的其非合同当事人，收取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系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的恶意行为及常州迅成公司的工作失误，于法无据，且与常理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主张常州迅成公司继续履行涉案库存货物的收货义务问题。诉讼中，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未能向一审法院提交充足证据证明库存货物的具体数量和库存货物系应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要求而提前生产的，故对该诉求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六十条、第八十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二百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一审判决：一、常州迅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深圳春国公司和珅达公司支付拖欠货款10655412.00元及利息（利息以10655412.00元为基数，自2014年3月17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标准计至款项还清之日止）；二、上海春城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深圳春国公司和珅达公司支付拖欠货款18049418.34元及利息（利息以18049418.34元为基数，自2014年1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标准计至款项还清之日止）；三、常州迅成公司对上海春城公司上述第二项判项所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深大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五、驳回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11313元、保全费5000元、审计费80000元，共计296313元，由常州迅成公司承担296313元；上海春城公司对其中186321.61元承担连带责任。本院审理查明，一、1.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于2014年10月31日提起本案诉讼，其提交的《民事起诉状》载明：根据双方当事人的约定，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的交货数量，每次要增加5%的损耗，即按105%交货，作为双方当事人的结算数量。该《民事起诉状》中，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列明《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交货数量及货款明细表》，其内容显示：交货数量=结算数量×105%，货款金额=结算数量×产品单价。2.一审期间，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提交《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该申请书中关于产品数量的陈述未有区分交货数量和结算数量，且所列明的《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交货数量及货款明细表》内容显示：货款金额=交货数量×产品单价。3.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二、二审期间，1.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均提交：2018年12月3日江苏顺泰包装印刷科技有限公司《现场访谈及工作笔录》、2018年12月4日江苏联通纪元印务股份有限公司《现场访谈及工作笔录》、烟标样品、烟标烫印视频，拟证明涉案产品行业特点是防伪烟标的验收滞后于交货时间、烟标必须上机器后才知道是否合格，深圳春国公司主张的交货数量只是烫印厂初步清点数量、有效交货数量要待防伪烟标上机后才知道；防伪烟标上机后经常出现飞金、粘贴不牢等情形，均属于废品、不合格品，烫印厂会电话通知送货单位补货，会导致交货数量大于采购订单数量；货物质量问题在交易过程中已经由烫印厂通知深圳春国公司通过补货方式解决；行业惯例是按照江苏中烟公司的采购订单数量进行结算；一审法院对各烫印厂的调查目标只设定到初步清点数量环节即交货数量、没有进一步调查有效交货数量。针对前述证据材料，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质证称，《现场访谈及工作笔录》属于证人证言，但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未申请证人出庭作证，故该访谈笔录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烟标样品、烟标烫印视频表明涉案产品在交付印刷企业后的加工环节形态已发生变化，该部分意见与我方答辩意见一致。深大公司质证称，其意见与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一致。本院认为，前述证据不足以证明深圳春国公司交付的涉案产品中存在废品、不合格情形及该废品、不合格品的具体数量，故不足以证明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的主张。2.常州迅成公司提交：江苏中烟公司发给常州迅成的2014年度部分采购订单，拟证明：前述证据结合江苏中烟公司2014年《实际结算情况统计表》和一审《专项审计报告》可以证明，深圳春国公司主张最后一次送货是2014年1月17日，则该日期之后江苏中烟公司2014年的采购和结算都与深圳春国公司无关，江苏中烟公司《实际结算情况统计表》中的订单并非全部由深圳春国公司生产、还有其他供货商，深圳春国公司并非常州迅成公司和上海春城公司的唯一供货商；江苏中烟公司结算的499000万枚烟标与深圳春国公司交货的486000万枚烟标没有逻辑关系、没有可比性、一审判决有误。针对前述证据材料，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质证称，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各方关于涉案产品的结算并非以江苏中烟公司的统计表为依据、而是以送货数量为依据，两者无必然联系、并非一一对应。深大公司质证称，其意见与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一致。本院认为，一审并非以江苏中烟公司《实际结算情况统计表》中的订单货物数量计付涉案产品数量，故该统计表中如存在其他供货商供应的货物，亦与一审关于本案涉案产品数量的统计无关。3.上海春城公司提交：(1)2010年6月1日之前江苏中烟公司发给上海春城的部分采购订单，拟证明：江苏中烟公司一审提供的《实际结算情况统计表》中包含该采购订单，鉴于深圳春国2010年6月1日才成立，该等采购订单可以证明深圳春国公司不是上海春城公司和常州迅成公司的唯一供货商；前述《实际结算情况统计表》中统计已经结算的499000万枚烟标并非全由深圳春国公司提供，该499000万枚烟标与深圳春国公司交货的486000万枚烟标没有逻辑关系、没有可比性。（2）编号为4500018184、4500018176、4500018910的三份2011年防伪烟标采购订单（对应江苏中烟公司《实际结算情况统计表》“2011年结算品种”栏内“N/A”订单）、《关于结算依据的统计汇总表》，拟证明：前述证据结合江苏中烟《实际结算情况统计表》2011年、2012年的数据和《专项审计报告》中载明的发票数量、货款支付金额可以证明，2011年、2012年江苏中烟公司与上海春城公司的结算数量完全等于上海春城公司与深圳春国公司的结算数量；深圳春国公司2011年、2012年的交货数量明显大于双方结算数量，争议双方结算依据是江苏中烟公司的采购订单、并非深圳春国公司的交货数量。（3）沪检一分诉刑诉（2014）127号《起诉书》、《法庭审理笔录》，拟证明：前述证据结合（2015）沪高刑终字第1号刑事判决书可以证明，何陆新、樊荣、周蓉晖、李建兵等人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均已经过庭审质证，该案被告人当庭予以认可并被法院作为证据采纳，询问笔录真实有效，可以作为本案证据。（4）樊荣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拟证明何陆新是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公司业务是何陆新负责。（5）何陆新2014年1月17日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拟证明：何陆新证实本案争议双方是按江苏中烟采购订单最终认定的合格产品数量进行结算；何陆新承认争议双方自2013年7月份之后就不再合作，该证言与深大公司的陈述相吻合。（6）周蓉晖2014年1月9日和2014年1月15日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李建兵2014年1月10日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拟证明：深圳春国2013年7月通知深大反光材料厂停止生产、自2013年7月本案争议双方即终止合作、深大公司也停止生产。针对前述证据材料，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质证称，前述第（1）、（2）项证据与本案无关，第（3）、（4）、（5）、（6）项证据的内容如与一审查明不一致，应以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为准。深大公司质证称，其意见与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一致。本院认为，对前述第（1）项证据，因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主张的涉案产品送货时间在2010年6月1日之后，故该日期前上海春城公司的供货商问题与本案无关，本院对该证据的关联性不予认可；对前述第（2）项证据，该证据仅表明2011年、2012年深圳春国公司开具发票显示的货物数量、货款金额与江苏中烟公司订单的结算数量一致，不足以证明深圳春国公司与上海春城公司关于涉案产品的结算数量与江苏中烟公司订单的结算数量一致；对前述第（3）、（4）、（5）、（6）项证据,樊荣、何陆新、周蓉晖、李建兵的询问笔录均为复印件，该部分内容即便属实，仅有前述人员的陈述、未有其他证据佐证情形下，不足以证明上海春城公司的主张。4.上海春城公司申请本院向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调取另案中何陆新、樊荣、费尚勇、周蓉晖、李建兵、吴文慧的询问笔录，本院依其申请向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发出《协助调查函》，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未予回复。本院认为，本案系承揽合同纠纷，涉案产品系香烟盒装和条装上的防伪标识。本案中，综合各方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合同主体问题。常州迅成公司是否涉案合同主体，其与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是否存在承揽合同关系。二、货款结算问题。涉案产品数量的结算依据及对产品数量的结算应否考虑合理损耗。三、合同责任问题。常州迅成公司应否就上海春城公司的涉案货款承担连带责任。针对前述争议焦点，本院逐一分析如下：关于焦点一，合同主体问题。依本案查明事实，一、经一审法院函询江苏中烟公司，其复函提供的《常州迅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供应商基本状况及评价记录表》载明：供应商名称为深圳春国公司，该《记录表》加盖有江苏中烟公司和常州迅成公司的印章。二、一审期间，深圳春国公司已提交其以常州迅成公司名义向徐州华艺彩色印刷有限公司等印刷企业送交涉案产品的《发货记录核对表》，用以证明其依常州迅成公司通知已将涉案产品交付至指定的印刷企业。本案中，未有证据表明徐州华艺彩色印刷有限公司等印刷企业曾对前述《发货记录核对表》提出异议。三、本案中，深圳春国公司已提供常州迅成公司向其发出的开票通知，显示通知开票金额合计17513999元。深圳春国公司因此向常州迅成公司开具发票金额10535369.5元、珅达公司亦因此向常州迅成公司开具发票金额6978629.5元，常州迅成公司对前述发票（金额合计17513999元）均予接受。综合上述证据可见，常州迅成公司向江苏中烟公司提供涉案产品，其在江苏中烟公司处登记的供应商为深圳春国公司；深圳春国公司已提供证据证明其将涉案产品送交至常州迅成公司指定的印刷企业；在涉案产品的货款结算中，常州迅成公司亦曾通知深圳春国公司开具发票，并已实际接受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开具的发票。本院认为，前述情形足以证明常州迅成公司与深圳春国公司存在承揽合同关系，结合常州迅成公司对珅达公司提供的涉案发票亦予接受并已实际抵扣，可予认定常州迅成公司同意珅达公司加入涉案承揽合同关系。据此，一审认定常州迅成公司与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具承揽合同关系，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关于焦点二，货款结算问题。本案中，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上诉主张，涉案货款的结算应以江苏中烟公司的订单为依据，按照江苏中烟公司验收入库的涉案产品数量进行结算；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则抗辩主张，涉案货款的结算应以其与各印刷企业的《发货记录核对表》为依据，按照其向各印刷企业送货的数量进行结算。前述涉案各方的实质分歧在于涉案产品数量的结算问题。本院认为，一、本案二审期间，上海春城公司提交前述案外人何陆新在另案刑事案件中的询问笔录，拟证明涉案合同各方按照江苏中烟公司订单最终认定的合格产品数量进行结算。本院认为，一方面，上海春城公司提交的该份何陆新询问笔录系复印件，经本院函询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未能调取该份笔录原件。另一方面，即便该份何陆新询问笔录属实，在仅有何陆新关于涉案合同货款结算问题的陈述、而无其他有效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形下，何陆新关于涉案合同货款结算问题的陈述亦不足以证明前述上海春城公司的主张。据此，本案中，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并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涉案合同各方约定产品数量的结算以江苏中烟公司验收入库的数量为准，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该上诉主张缺乏合同依据，本院难予采纳。二、本案中，涉案各方均未能提供各方约定涉案货款结算问题的书面依据，故本院认为，关于涉案产品数量的结算依据问题，应予考察涉案合同过往货款的支付情况，亦应考量涉案产品的具体交易流程。1.依前述本案查明事实，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在对涉案审计机构的回复发表质证意见时称，江苏中烟公司的订单是上海春城公司向深圳春国公司核对产品数量及付款的唯一依据，据此上海春城公司就涉案产品交易只应向深圳春国公司支付68432328.50元货款，但上海春城公司已向深圳春国公司支付80881209元，实际多支付12448880.50元。本院认为，如确依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的主张，涉案合同各方以江苏中烟公司的订单作为结算依据，由此上海春城公司多支付了货款12448880.50元。但本案中，未有证据显示上海春城公司在向深圳春国公司多支付该巨额货款12448880.50元时提出异议；且截至本案诉讼前，上海春城公司亦从未要求深圳春国公司向其返还该多支付的货款12448880.50元，显有悖常理。故本院认为，前述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的主张与事实不符，涉案合同各方并未约定以江苏中烟公司的订单作为结算依据。2.从涉案各方关于涉案产品交易流程的陈述看，深圳春国公司并非将其承揽完成的涉案产品直接交付至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而是将产品交付至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指定的各印刷企业；其后各印刷企业将涉案产品烫印至烟标上，再运至江苏中烟公司下属各卷烟厂，由各卷烟厂将验收入库的数量报至江苏中烟公司。本院认为，从前述涉案产品的具体交易流程可见，深圳春国公司将涉案产品交付至各印刷企业后，该产品尚需经过印刷企业的烫印加工环节、保管运输环节，才至江苏中烟公司对产品验收入库的阶段。前述涉案产品交易流程的每一环节如处理欠妥，都有可能导致江苏中烟公司验收入库的产品数量少于深圳春国公司的交货数量，如以江苏中烟公司验收入库的产品数量作为深圳春国公司与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的结算数量，将导致深圳春国公司需为涉案产品交付后的其他交易环节承担责任，该结算方式显有违公平原则，亦有悖常理。综上，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上诉主张涉案产品数量应按江苏中烟公司验收入库的数量进行结算，与合同各方过往货款的支付情况不符，且没有证据支撑，本院不予采纳。三、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二百六十一条规定，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应当对工作成果进行验收，亦应给付报酬。本案中，深圳春国公司作为承揽人，已提交《发货记录核对表》等证据材料证明其交付涉案产品的情况，并有各印刷企业的回函予以佐证，足以认定深圳春国公司已向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交付涉案产品。故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作为定作人依法应对涉案产品进行验收，在验收合格情形下应支付相应货款。本案中，依各印刷企业向一审法院的回函，深圳春国公司交付最后一批涉案产品的时间是2014年1月17日，至深圳春国公司于2014年10月31日提起本案诉讼，期间已经过九个月，未有证据表明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于前述期间曾对涉案产品的数量、质量提出异议。故本院认为，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并未在收到涉案产品后的合理期间内对产品的数量、质量提出异议，现其以产品质量不合格为由主张深圳春国公司的交货数量并非有效的交货数量，该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深圳春国公司主张涉案货款的结算应以其向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指定的各印刷企业交付涉案产品的送货数量作为依据，具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采纳。关于涉案产品送货数量的认定。本案中，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已提供《发货记录核对表》等证据材料，用以证明其向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指定的各印刷企业交付涉案产品的具体情况。一审法院依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的申请函询各印刷企业，就《发货记录核对表》等证据材料中载明的送货情况向各印刷企业进行核实，各印刷企业均予回函。针对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质疑部分印刷企业的回函系手写内容，一审法院亦再次发函至出具手写回函的印刷企业核实涉案产品的送货情况，相关印刷企业均予再次回函，回函内容与前次手写回函内容基本一致。综合前述情形，本院认为，一审法院依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的申请函询各印刷企业，核实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深大公司已提供的《发货记录核对表》等证据材料中载明的送货情况是否属实，以查清本案基本事实。前述一审法院向各印刷企业发出《协助调查函》的内容和程序并无不妥，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上诉主张一审调查取证的内容、程序违法，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本案中，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提交部分印刷企业出具的《情况说明》及其与部分印刷企业的《现场访谈及工作笔录》，拟证明深圳春国公司送交的涉案产品中存在废品、不合格品情形，该废品、不合格品不应计入涉案产品的送货数量。本院认为，前述部分印刷企业出具的《情况说明》、《现场访谈及工作笔录》中关于涉案产品质量问题的异议，仅有该部分印刷企业的陈述，并未有其他相应的退货、补货等证据材料予以佐证。故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并未能充分举证涉案产品的送货数量中是否存在废品、不合格品情形，及该废品、不合格品的具体数量。据此，前述《情况说明》、《现场访谈及工作笔录》不足以推翻各印刷企业此前向一审法院出具《回函》中确认的涉案产品送货数量。一审对各印刷企业的回函予以采信，并委托审计机构对回函确定的送货情况进行审计，据此查清认定深圳春国公司向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交付涉案产品的送货数量为486575.4587万枚，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四、关于送货数量中是否存在合理损耗问题。如前述，涉案货款的结算应以涉案产品的送货数量为依据，但对该送货数量486575.4587万枚应否全部作为结算货款的产品数量，即对该送货数量应否考虑合理损耗问题。依本案查明事实，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在提起本案诉讼时提交的《民事起诉状》中自认，根据双方当事人的约定，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的送货数量每次要增加5%的损耗，作为双方当事人的结算数量，即：送货数量=结算数量×105%，货款金额=结算数量×产品单价；但其后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提交的《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中未再区分涉案产品的送货数量和结算数量，且在计付货款时将送货数量全部作为结算数量，即：货款金额=送货数量×产品单价。本院认为，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关于涉案货款结算数量的陈述前后不一，且无法作出合理解释，故本院依其前述自认确认送货数量系增加5%合理损耗后的产品数量，故涉案产品的结算数量应为：结算数量=送货数量÷105%。据此，涉案产品的结算数量应为：486575.4587万枚÷105%=463405.1988万枚；上海春城公司应向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支付的货款金额为：98930627.34元÷105%=94219645.09元，上海春城公司已支付73997627.5元、常州迅成公司亦为此支付6883581.5元，故上海春城公司尚应向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支付的货款金额为：94219645.09元－73997627.5元－6883581.5元=13338436.09元；常州迅成公司应向深圳春国公司、珅达公司支付的货款金额为：10655412元÷105%=10148011.43元。关于焦点三，合同责任问题。依本案查明事实，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共同向深圳春国公司出具《企业名称变更函》，载明：“致深圳春国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因我公司发展、生产需要，整体搬迁到江苏常州武进经济开发区，自2013年10月8日起由‘上海春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变更为‘常州迅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请贵公司在办理相关‘上海春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业务时予以更改、通知并给予支持。原单位名称上海春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现单位名称常州迅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均在该函件上加盖公章，并附有常州迅成公司的地址、电话、银行开户信息。本院认为，前述函件内容表明，深圳春国公司就其与上海春城公司之间的承揽合同事宜可与常州迅成公司迳行沟通；结合此后常州迅成公司就上海春城公司拖欠的货款向深圳春国公司支付6883581.5元，亦可推知常州迅成公司有与上海春城公司共同偿还涉案货款的意思表示。据此，一审认定常州讯成公司构成债务加入、其已实际加入上海春城公司与深圳春国公司的承揽合同关系中，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确认。一审据此判决常州迅成公司应就上海春城公司欠付的涉案货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另，关于逾期付款利息。一审关于货款利息的起算时间、计息标准分析正确，本院不再赘述。因中国人民银行自2019年8月20日取消人民币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故本院变更一审认定的计息利率标准为：1.常州迅成公司应向深圳春国公司和珅达公司支付拖欠货款10148011.43元及利息（利息以10148011.43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标准，自2014年3月17日起计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至款项还清之日止）；2.上海春城公司应向深圳春国公司和珅达公司支付拖欠货款13338436.09元及利息（利息以13338436.09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标准，自2014年1月1日起计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至款项还清之日止）。综上，常州迅成公司、上海春城公司的部分上诉请求成立，就其成立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一审认定部分事实有误，导致部分处理欠妥，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4）深南法民二初字第717号民事判决第四项；二、撤销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4）深南法民二初字第717号民事判决第三项、第五项；三、变更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4）深南法民二初字第71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常州迅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深圳春国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和深圳市珅达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支付拖欠货款10148011.43元及利息（利息以10148011.43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标准，自2014年3月17日起计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至款项还清之日止）；四、变更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4）深南法民二初字第71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上海春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深圳春国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和深圳市珅达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支付拖欠货款13338436.09元及利息（利息以13338436.09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标准，自2014年1月1日起计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至款项还清之日止）；五、常州迅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对上海春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上述第四项判项所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六、驳回深圳春国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珅达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常州迅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春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11313元、保全费5000元、审计费80000元，共计296313元（深圳春国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珅达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深大极光科技有限公司已预交），由深圳春国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珅达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深大极光科技有限公司负担53336元，常州迅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负担24297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59006元（常州迅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春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已预交），由常州迅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春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负担130385元，深圳春国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珅达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负担28621元。常州迅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一审法院交纳诉讼费用242977元。深圳春国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珅达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诉讼费用28621元。逾期不交纳的，法院强制执行。一审法院向深圳春国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珅达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深大极光科技有限公司退回诉讼费用242977元，本院向常州迅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春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退回诉讼费用28621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马    龙审判员 周    敏审判员 路  德  虎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二日书记员 陈晓莹（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