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2020）浙0602行赔初1号原告王菊英，女，1963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原告祝小多，女，1938年7月30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原告许九妹，女，1960年7月14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三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孙滨、郭炜，浙江中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绍兴市越城区灵芝街道办事处，住所地绍兴市越城区洋江西路张市村。法定代表人周祝承，主任。出庭行政负责人黄烨，办事处副主任。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诸秦刚、宋佳婧，浙江金道（绍兴）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菊英、祝小多、许九妹诉被告绍兴市越城区灵芝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灵芝街道）行政赔偿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20年1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3月3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王菊英及三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孙滨，被告灵芝街道的行政负责人黄烨及委托代理人诸秦刚、宋佳婧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菊英、祝小多、许九妹诉称，原告与被告行政违法确认一案已由法院依法判决【案号为（2019）浙0602行初90号】，判决确认灵芝街道于2017年10月10日强制拆除绍兴市以勒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以勒公司）名下位于绍兴市××城区灵芝街道横湖村××号为××区××号的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原告认为被告采用暴力手段强制拆除原告房屋的行为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的财产损失。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赔偿对原告造成的财物损失1931200元、房屋征收补偿款损失3635000元、自2003年3月起因停工而造成损失600000元（停工损失时间暂计算24个月，按2003年月平均利润2.5万元计算），合计6166200元。原告王菊英、祝小多、许九妹在举证期限内向法院提供并在庭审中出示以下证据：1、行政赔偿申请书、邮寄面单及EMS邮寄查询单，证明原告已经向被告提出赔偿申请的事实；2、（2019）浙0602行初90号行政判决书，证明被告2017年10月10日强拆行为存在的事实；3、以勒公司的房屋产权证及契税证，证明被强拆房屋通过买卖获取，证载面积为500平方米的事实；4、物品损失清单3张及2017年10月7日拍摄的视频，证明因被告的强拆行为导致原告的物品损失，因原告被强拆的房屋是食品经营的厂房，根据经验可以推断，清单上的物品损失实际存在的事实；5、《小观、洋渎二村城中村改造工程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实施方案》，证明原告被强房屋拆可以参考的赔偿标准。被告灵芝街道辩称，一、原告主张被告在2003年通知以勒公司进行拆迁，并停产一事，经查证并不属实。故其要求赔偿自2003年3月起因停工造成的损失，显然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原告主张的房屋，依据《绍兴市镜湖新区非住宅房屋拆迁补偿标准》，经绍兴市平正房地产评估事务所依法测量评估，认定涉案房屋合法建筑面积500平方米，其他面积417.45平方米，合计安置补偿价格568257元，其中包括装修、附属物补偿价格110217元。该评估价格真实反映了涉案房产的产权情况，符合拆迁安置的补偿政策，符合法律规定。原告要求赔偿房屋征收补偿款损失3635000元的主张，没有政策和法律依据。三、原告2003年就已经停止营业，且在2004年被吊销了营业执照，2018年8月10日股东会决议解散。可见，原告主张的生产设施不可能存在，或者已经报废。而且，原告也无证据证明，清单上物品的真实存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十七条的规定，运用逻辑推理、生活经验和生活常识等，都无法认定原告主张的物品损失。被告灵芝街道在举证期限内向法院提供并在庭审中出示的证据如下：1、以勒公司的房屋产权证及契税证，证明案涉房屋拆除前的房屋、土地权属状况；2、房屋测量简图、房屋补偿清单、装修、附属物补偿清单，证明案涉房屋的测量面积及案涉房屋的实际评估价值；3、评估照片（光盘），证明案涉房屋内的生产设施在拆除前已不存在或报废，故不存在原告主张的财产损失；4、公司登记基本情况，证明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为以勒公司，并非本案原告，该公司在2004年11月4日被绍兴市越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吊销营业执照，公司已经无法从事生产，所以不可能有生产设备，即使有设备，也是报废设备。被告灵芝街道同时确认其赔偿依据为：《绍兴市镜湖新区非住宅房屋拆迁补偿标准》。经庭审质证，双方当事人发表的质证意见及本院认证意见如下：原告证据1、2、3，被告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原告证据4，被告对照片的真实性不认可，对视频的真实性请求法院核实，被告认为原告的企业2003年已停工，强拆房屋时企业的生产工具不可能存在，即使存在也已经报废没有价值；屋内物品部分，通过视频可以看出已经报废，无法使用，原告要求原价赔偿，显然无依据，且原告展示的大多数均为动产，通过视频可以确认，原告显然知道被告要对案涉房屋进行拆除，原告却未搬离物品，显然不当。本院对证据4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证据4未能完全反映强拆前的案涉厂区全貌，对其证明力将结合其他证据综合确认。原告证据5，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原告主张适用的条款针对住宅，而案涉房屋为非住宅，故不适用。本院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其是否适用在说理部分详述。被告证据1，原告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被告证据2，原告对测量简图的面积和结构无异议，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补偿金额不认可。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对其证明力，在说理部分综合评述。被告证据3，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系选择性拍摄。本院认为，证据3未能完全反映强拆前的案涉厂区全貌，对其证明力将结合其他证据综合确认。被告证据4，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吊销营业执照的原因系原告因拆迁未进行年检。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予以采信，可以证明以勒公司的营业执照已于2004年被工商部门吊销的事实。经审理查明，2000年7月，登记设立以勒公司，三原告原系该公司股东。2004年，以勒公司因未年检被工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2018年8月经股东会决定解散，公司注销。以勒公司原有坐落原梅山乡横湖村××号为××区××号房屋4处，合计证载面积500平方米，已于2001年4月取得房屋产权证（产别私营），并作为公司的的生产经营用房，公司以276000元价格购置该房屋。2017年10月10日，被告组织人员将上述房屋强制拆除。三原告以被告强制拆除房屋的行为违法为由，于2019年3月13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确认灵芝街道拆除原告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2019年5月20日，本院作出（2019）浙0602行初90号行政判决，确认灵芝街道于2017年10月10日强制拆除以勒食品名下的位于绍兴市××城区灵芝街道横湖村××号××号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判决生效后，三原告于2019年8月5日向被告申请行政赔偿，赔偿请求为请求灵芝街道赔偿对原告造成的财物损失1931200元、房屋征收补偿款损失3635000元、自2003年3月起因停工而造成损失600000元（停工损失时间暂计算24个月，按2003年月平均利润2.5万元计算），合计6166200元。因被告未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赔偿决定，原告于2019年12月4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同时查明，因拆迁需要，2015年3月30日，绍兴市平正房地产评估事务所（普通合伙）曾对案涉拆除的房屋进行了测量，建筑面积合计917.45平方米，占地面积527.65平方米，其中的500平方米房屋系以勒公司2001年4月19日取得房屋所有权登记的房屋，其余417.45平方米房屋原告未提供权源依据。另查明，三原告自述以勒公司于2003年3月起停业。还查明，案涉房屋区域自2003年开始动迁，拆迁时被告适用的补偿依据为2003年绍兴市镜湖新区管理委员会作出的《绍兴市镜湖新区非住宅房屋拆迁补偿标准》。2015年，被告委托评估公司对案涉房屋拆迁调查评估。2017年10月，被告对案涉房屋实施行政强制时周边小观村、洋渎村的补偿依据为《小观、洋渎二村城中村改造工程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实施方案》。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案涉行政行为已被生效的行政判决确认违法，如被告的违法行为确对原告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原告有权取得赔偿。现双方当事人的主要争议焦点是：一、原告要求以被告实施行政强制时周边村落的拆迁安置补偿政策对其拆除房屋进行赔偿理由是否充分。本院认为，以勒公司的厂房在2017年10月被被告强制拆除，并被法院确认拆除行为违法，被告认为应当按2003年的《绍兴市镜湖新区非住宅房屋拆迁补偿标准》对以勒公司厂房进行补偿，显然与房地产价格的上涨趋势不吻合，被告的补偿措施不足以体现和弥补房屋的实际价值。鉴于房屋拆除时周边村落可以参照的补偿依据有《小观、洋渎二村城中村改造工程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实施方案》，且该实施方案也包含对非住宅房屋征收时的补偿标准，故原告要求以该实施方案对其进行补偿符合一般情理，本院予以采纳。二、原告主张其停工停产损失为600000元依据是否充分。本院认为，本案原告据以提起行政赔偿的依据系本院已确认被告2017年10月实施的行政强制行为违法，而以勒公司于2003年已停业，故以勒公司的停业损失与被告的强拆行为之间无法律上的因故关系，其主张无事实依据。三、原告主张的其他财物损失1931200元依据是否充分。本院认为，从庭审中双方提供的证据可以确认，被告实施行政强制时，并没有对厂区内物品实施搬离，被告庭审中也认可现场确留有部分财物。因以勒公司成立于2000年6月，并于2003年3月停业，公司成立时的注册资本为500000元，且在2001年已支付276000元用于购置案涉房屋，现原告主张的财物损失远大于其注册资本。庭审中，经法院核实，原告承认期间未追加投资，原告虽提供了损失物品清单，但不能提供相关财物的购置凭证，也提供不了以勒公司2003年的资产负债表和财务凭据，故对于原告的实际损失尚待进一步核实评估。本院认为，本案行政赔偿责任之起因，系被告在实施城中村改造过程中，因未能与原告达成安置补偿协议，经被告组织人员将案涉房屋强制拆除。因法院已确认被告强制拆除的行政行违法，现原告要求被告赔偿，理由正当。对于原告的赔偿不仅包括拆除房屋本身的价值，还应当包括原告在拆迁安置补偿中依法可以享受的相关权益。鉴于原告的财产损失及拆迁安置补偿权益尚需行政机关在行政程序中进一步查明，原告也有义务依法提供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法院直接确认赔偿数额条件尚不成熟。出于对违法行政行为侵权受害者合法权益充分保护的考虑，被告在后续作出行政赔偿决定过程中，应在不违反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情况下，对本次拆迁的搬迁费、临时周转费、奖励等尽可能给予必要的、合理的考量。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四条第（四）项、第三十六条第（四）项、第（八）项的规定，判决如下：责令被告绍兴市越城区灵芝街道办事处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个月内对原告王菊英、祝小多、许九妹依法予以全面赔偿。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建国人民陪审员  施立龙人民陪审员  王 蜓二〇二〇年六月十日书 记 员  王 淋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第四条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一）违法实施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的；（二）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的；（三）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的；（四）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第三十六条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一）处罚款、罚金、追缴、没收财产或者违法征收、征用产的，返还财产；（二）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解除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造成财产损坏或者灭失的，依照本条第三项、第四项的规定赔偿；（三）应当返还的财产损坏的，能够恢复原状的恢复原状，不能恢复原状的，按照损害程度给付相应的赔偿金；（四）应当返还的财产灭失的，给付相应的赔偿金；（五）财产已经拍卖或者变卖的，给付拍卖或者变卖所得的价款；变卖的价款明显低于财产价值的，应当支付相应的赔偿金；（六）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的，赔偿停产停业期间必要的经常性费用开支；（七）返还执行的罚款或者罚金、追缴或者没收的金钱，解除冻结的存款或者汇款的，应当支付银行同期存款利息；（八）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