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民终161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栗某，女，1966年2月1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石景山区。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1，男，1960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石景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樊某（王某1之妻），女，1957年9月7日出生，住北京市石景山区。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2，女，1964年2月1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石景山区。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某1，男，1988年1月2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石景山区。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某2（陈某1之母，兼陈某1的法定代理人），女，1963年6月2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石景山区。上诉人栗某因与上诉人王某1、王某2、陈某2、陈某1析产纠纷一案，均不服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9民初64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之规定，合议庭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后，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栗某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分割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某街某号（以下简称某号）宅基地上的房屋，其中1号、2号、3号、4号、6号、9号、10号房屋及宅基地所有权归栗某所有,5号房屋面积28.66平方米中7.165平方米依据王某4遗嘱归栗某继承；3、追查对方及其代理律师作伪证的违法事实；4、两审诉讼费用均由对方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案件审理过程中对方律师琚某涉嫌私刻政府公章作伪证、伪造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笔迹做伪证、伪造虚假书面材料作伪证,严重影响案件审理的公正性,一审法院为保护对方律师,裁决书以证据与本案无关为由,拒绝查证公章真伪,拒绝证言笔迹鉴定知法犯法,官官相互,包庇犯罪行为。二审法院应当追查证据真伪,追究其刑事责任。二、案件审理无视栗某提交新证据,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埋藏栗某提交证据。原审上诉至中院发回重审理由包含认定事实不清,现判决书第四页“现双方当事人仍坚持原审时举证、质证意见”,庭审针对事实认定不清之事项未做重新举证、质证,栗某提交辩论意见、证据证明对方捏造事实真相,提交证据证明栗某所提交证据真实性,判决书却描述为“在双方举证质证过程中,双方除原告栗某以原审的庭审笔录及原审判决书部分内容为新的证据外，其他证明材料均在原审时进行了质证”。重审是在2018年10月30日立案，新提交证据如下:1.王某4单位于2018年12月12日出具证明,用于证明王某4具备建房经济基础,证明中证实王某4去世前两个月才开始申请病退。2.某街居委会工作人员刘某1的证明,用于证明2012年居委会调解记录真实性,反驳对方原审庭审中陈述不认可此调解记录真实性。3.某居委会主任出具盖有公章的证明文件,证明栗某原审提交街道调解记录真实性。盖章日期:2019.7.23。4.2003年王某4于301医院住院病历档案,证明对方陈述2003年四月份曹某主持翻建1、2、3、4、9、10号房屋与事实不符。5.栗某提交证人李某证言,证明对方证人王某3证言中“王某1、王某4合盖建房与事实不符”,并证明6号房是在空地上挖掉一个大椿树后新建,陈述事实与对方证人刘某证言保持一致。门头沟法院继续认定事实不清,保护对方侵占栗某的合法权益。提交证据不组织质证,原有证据存在伪证的情况下,仍沿用原有质证信息。栗某提交的2012年居委会的调解记录,是栗某陈述事实的有力证据,一审法院藏匿栗某提交的新证据,采用一审判决书中对方质证意见。判决书9页4行“对原告提交的居民调解记录的真实性不认可而藏匿新证据”，在判决书16页14行“对居民调解记录表不采信，重要的是此调解记录表中证实曹某参与调解并没有陈述地契为自己购买”。三、判决书13页裁定“按照一般家庭生活的惯例,在购买和翻建房屋等较大事宜的处分上,一般均系父母主持操办,故综合各方陈述、购房和第一次翻建时间、家庭生活状况及证人证言,法院确认1号、2号处原有房屋应系曹某出面购买并主持进行了第一翻建”,裁定认定事实不清,不依据客观事实枉法断案。四、一审判决书14页裁定“根据1号、2号处原有房屋第二次改造时间以及改造后的居住情况,考虑当时曹某的年龄以及子女的婚姻和居住状况,以及证人王某3的证言,可以确认第二次改造房屋应系王某4、王某1及曹某共同所为”,判决与事实不符,为保护对方枉法裁判。曹某不具备任何二次翻建的基础，门头沟法院为帮助对方侵占栗某的合法权益，违背客观事实，肆意推断断案。五、判决书14页裁定“6号房、7号房、8号房原有东房应系曹某1980所建,因6号、7号、8号房屋系2008年在原有房屋的基础上翻建形成”,与事实不符,栗某、栗某证人证言及对方证言、对方证人证言均表明6号房、7号房、8号房原有东房系王某5所建,7、8号房在原有房基础上所建,6号房为空地所建。六、判决书14页裁定“因6号、7号、8号房屋系2008年在原有房屋的基础上翻建形成,考虑翻建时间和曹某的年龄,当时的家庭居住情况和翻建后房屋的使用情况,结合各方证人的陈述,本院确认,6号、7号、8号房翻建应由王某4、王某1主持翻建,现未有证据证明曹某对翻建行为提出异议,故本院确认该三间房为曹某、王某1、王某4共有”与事实不符,枉法断案。七、判决书15页裁定“9号、10号房屋位置原有曹某购买的房坷垃,后由王某4婚前建成房屋,故该房屋为王某4、曹某共有”,判决书与双方庭审发言均不一致,判决书违背生活常识颠倒黑白,胡乱捏造事实,帮助对方侵占栗某财产,枉法断案。八、判决书通篇采用对方王某3证言,王某3庭审证言与栗某证人及对方其他证人证言不一致,当事人双方所有证人均证明5号房未翻建过法庭查明的事实,王某3却虚假陈述为“5号房翻建过”。栗某提交辩论材料指证王某3与对方存在经济往来关系,且近亲亲属关系。对方庭审证言与栗某证人庭审证言、对方证人庭审证言均不一致。原审庭审法官篡改庭审记录,申请调阅录音,门头沟法院存档信息不存在,销毁证据保护自己违法行为。九、地契权属证明,地契未更换为房产证属于历史遗留问题。1、2、3、4号房地契栗某持有,且地契署名不是涉案人员,1、2、3、4号房屋栗某提供人证物证证明其翻健房屋,并至今长期居住使用。同理5号房屋也拥有地契,即认可其权属为王某5所有,涉案人员继承5号房屋所有权。1、2、3、4号房屋同样地契具有同样权利,两种不同位置法院判决书针对地契给出两种判决结果,肆意断案。两张不同地契、两个不同院落,门头沟法院为帮助王某6弟媳王某2抢房,枉法判决都是七十多岁的曹某建造。针对栗某的上诉，王某1、王某2、陈某2、陈某1辩称，坚持我方的上诉意见，不同意对方的上诉请求和理由。王某1、王某2、陈某2、陈某1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对方的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对方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法院判决认为“1号、2号、3号、4号房屋系王某1、王某4、曹某共有”、“6、7、8号房屋为曹某、王某1、王某4共有”、“5号房屋系王某5与曹某的共有遗产”“9号、10号房屋由王某4婚前建成房屋，故该房屋为王某4、曹某共有”，均为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2号房屋是曹某大概1978年买的,买的时候是两间加一个房坷拉,后来1983年3月份翻盖成了两间。后来2003年4月又翻建了一次,翻的时候接了前面两间3、4号房屋,同时9、10号房屋也是当时一起盖起来的。2003年翻建的时候也是曹某主要出资建房。王某4患病没有出资建房。6、7、8号房屋曹某2008年盖得,王某1及儿媳樊某及女儿王某2都帮忙了,王某4在建房的时候患有肝硬化,身体不好,没有参与建房。法院依据“考虑翻建时间和曹某的年龄,当时家庭居住生活状况已经翻建后房屋的使用情况,结合各方证人陈述”判定房屋归属,系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5号房屋在1976年父亲王某5去世后,1977年母亲就整体进行了翻建,不属于王某5与曹某的共有遗产,王某4去世在曹某之前,王某4也无法定晚辈直系血亲,因此王某4无权继承5号房屋份额。在对方没有明确证据可以证明其建房的情况下,且没有提交任何建房审批手续或者规划手续的前提下,法院不能依据证人证言及翻建时间来推断建房情况及共有情况,所以一审法院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二、法院判决认定王某4的遗嘱为代书遗嘱,并确认遗嘱的真实性系适用法律错误,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根据《继承法》第17条第3款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某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法院判决书中明确说明了“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某证”,对方提交的王某4的遗嘱光盘视频显示,当时两个见证人没有同时在场,而是一个先签字走了之后另外一个见证人才进来的。并且遗嘱最后落款为“自书遗嘱人”王某4,不符合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王某4的遗嘱无效。因此对方无权依据无效的遗嘱继承王某4的房产份额。三、一审判决在对方没有提供任何审批手续、权属证书,且证据不足的情况下,还支持其对9号、10号房屋以及西房中1号、3号房屋由栗某居住使用的权利,系适用法律错误、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举证不能的应承担相应的诉讼风险。本案中对方提供的证据均无法证明其建房的事实,在对方没有任何的审批手续没有权属证明的情况下主张房屋份额,法院判决中也说明了“法院无法对涉案房屋的物权进行分割处理”,那么对于对方要求分割物权的的诉求直接驳回即可,而不应当在其诉求之外,判决对方居住使用份额。法院判决中所述“为了便于物尽其用,实现资源的最优化配置和最大化利用,本院综合房屋建设情况、各自贡献居住使用情况、房屋面积、各方应当继承的份额以及王某4遗嘱部分有效等情况,对上述房屋原告享有的居往使用占有权利予以处理”系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本案涉案的房屋,早已成为无法居住使用的危房,面临拆迁,对方也早已搬出涉案房屋,在此前提下,法院还认为应物尽其用、资源优化配置,实在有悖常理。四、一审法院没有判陈某2的房屋居住使用权系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在案件重审过程中,一审法院从未征询过陈某2关于自己房屋份额的意思,陈某2也没有在重审中提出将自己的份额赠与陈某1,一审法院没有征求陈某2意思的前提下,自行推断“陈某2表示将其应当继承的份额赠与陈某1”与陈某2的真实意思表示不一致,系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陈某2要求二审法院依法判决拥有自己的房屋居住使用权。针对王某1、王某2、陈某2、陈某1的上诉，栗某辩称，不同意对方的上诉请求和理由。6号房是栗某建的，是婚后建的房子，一审法院判给对方，侵犯栗某的权利。9、10号房是邻居殷某夫妇两口子建的，建了以后送给我们夫妇的。3、4号房是栗某2004年来了以后帮着建的，栗某的证人作证了。根据病历档案证明2003年4月3日王某4被邻居张某1送到医院，王某4从2003年4月入院一直到2003年9月出院，在儿子生病住院期间曹某不可能一个人在家盖3、4号房。不认可王某3的证言，其在法庭上故意说谎，陈述内容不符合事实。在栗某的证人出庭后对方才交的龙某的证言，龙某的证言与樊某申请书上的字体是一模一样的，对方伪造证言。关于王某7的证明是某派出所出具的证明，但是这个字体是对方律师的。6、7、8号房一审法院判给对方，没有依据。对方律师琚某知法犯法，是他一手制造的伪证，樊某作伪证也是跟他有关系，应追究琚某法律责任。某街道办事处的、司法局的、派出所的三个政府部门的证据都是他伪造的，还有一个李某2的、李某3的都是他的笔迹。栗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依法分割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某街某号宅基地上的房屋，其中，1号、2号、3号、4号、6号、9号、10号归栗某所有，5号房屋面积28.66平方米中的7.165平方米属于王某4的份额由栗某继承。事实和理由：栗某与王某4系夫妻，婚后未生育子女。曹某系王某4的母亲，王某4于2016年5月死亡，曹某于2017年8月死亡。某号内5号房屋是祖业产，曹某的丈夫王某5于1976年去世，该房屋未进行分割，故王某4有权继承王某5的遗产，王某4去世后，该部分遗产应当由栗某继承。1号、2号房屋是王某4于1983年左右从案外人处购买的。1984年、1985年，王某4将1号、2号进行了翻建。栗某和王某4虽系2007年登记结婚，但栗某与王某4于2004年开始在某号共同生活，之后将1号、2号房屋在原有基础上加高并在屋前加宽了23.91平方米，形成3号、4号房屋。房屋建成后，栗某与王某4居住使用其中一半，另一半给王某4弟弟王某1居住。9号、10号房屋面积7.88平方米，系栗某与王某4于2005年所建。2008年，栗某与王某4又建造了6号房屋，面积为11.95平方米。栗某与王某4一直在上述自建房屋中生活，该房屋也是栗某与王某4唯一的安身立命之地。2010年，涉案房屋被列入拆迁范围，拆迁办进行了丈量和登记，将上述房屋产权全部登记在曹某名下。为了避免家庭内部对拆迁安置补偿利益产生纠纷，栗某和王某4找人从中协调分家析产，并通过中间人草拟分家析产协议。曹某口头承诺以上房屋归栗某夫妻所有，并起草了分家协议，没有签名确认，但是盖有曹某的人名章。王某4生前重病期间，担心百年后栗某与幼子的基本居住权益得不到保障，想让曹某书面确认以上房产归栗某所有，但曹某被其女儿隐匿起来。王某4只好自己立下遗嘱，将1号、3号、6号、9号、10号房屋归栗某所有，王某4的公积金也归栗某所有。王某4去世后，栗某被赶出家门，至今流浪在外。栗某多次找居委会、政府甚至报警来维权，但最终得不到解决。因1号、3号、6号、9号、10号按照王某4的遗嘱应当由归栗某所有，2号、4号系栗某与王某4共建的房屋，也应当归栗某所有。故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王某1、王某2、陈某1、陈某2在一审法院辩称，不同意栗某的诉讼请求。某号内5号房屋系王某5继承的祖遗产，该院内其他房屋均系曹某所建，并非王某4和栗某所建。栗某所称的分家析产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全家从未在2010年达成过分家协议，2014年，王某1、王某4、王某2、曹某还曾至北京市石景山区某街道居民调解委员会就某号房产进行过调解，但并未调解成功。另，栗某是2007年结婚之后才居住到涉案房屋的，王某4是2016年死亡，曹某是2017年死亡，王某4和栗某没有子女，栗某也无权继承曹某的财产。关于涉案房屋中我方各自应当享有的份额，不要求法院分割，我方自行协商。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无争议事实曹某和王某5系夫妻，生有王某7、王某4、王某1、王某2四名子女，王某5于1976年死亡，曹某于2017年8月18日死亡。王某7与陈某2原系夫妻，生有一子陈某1，王某7于1992年死亡，陈某2于1995年再婚。王某4与栗某于2007年1月登记结婚，王某4系初婚，栗某系再婚。二人婚后未生育子女，王某4于2016年5月死亡。某号系大杂院，并非封闭院落，土地性质为国有土地。某号中有西房两间（5号），系王某5继承的祖遗产，1951年的房地所有权证登记的权利人为王某5。5号房屋东侧原有东房，该东房于2008年被翻建形成三间东房（6号、7号、8号）。5号房屋南侧原有西房两间，系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所购买，后该房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左右被翻建形成西房两间，由王某4和王某7分别居住一间。2003年、2004年左右，该两间房屋房顶及部分墙体被改造，形成1号、2号房屋，同时往东扩建两小间，形成3号、4号房屋。2000年以后，3号、4号房屋东侧新建9号、10号房屋。上述房屋除5号房屋系祖业产之外均无建房审批手续，亦无权属证书。上述房屋如卷宗内图所示的面积，经双方当事人确认分别为：1号房27.695㎡、2号房27.695㎡、3号房11.955㎡、4号房11.955㎡、5号房28.66㎡、6号房11.95㎡、7号房11.95㎡、8号房11.95㎡，9号房、10号房相加面积7.88㎡。另查，2009年12月，争议房屋所属地块被列入北京市石景山区某建设组团土地一级开发项目住宅拆迁范围，某号房屋现尚未签署拆迁协议。经与安置部门核查，此次拆迁安置补偿，以按照地上物房屋面积及房屋建筑结构为标准。（二）有争议事实1、某号院内房屋建设情况栗某主张：5号房屋是祖上遗留的，从未被翻建。1号和2号处原有的两间房屋系1983年左右王某4从案外人王某8之子（某）处购买，没有买卖契约。1984年、1985年左右，王某4出资将该两间房屋进行了翻建，形成了1号、2号。1号由王某4居住，2号由王某7居住，当时王某4兄弟姐妹都还没有结婚。陈某2再婚后，2号由王某1控制。2004年，栗某搬至某号居住后与王某4共同将1号、2号房顶加高，并加建形成了3号、4号，1号、3号由王某4和栗某居住，2号、4号只是王某1自己居住，其配偶并没有居住。6号、7号、8号处原有王某4婚前与其家人共建的两间房屋及一个煤棚子，具体建设年代不清楚。2008年，栗某与王某4以及王某1拆除原有的两间房屋，建设了6号、7号、8号，6号是王某4和栗某建的，7号、8号是栗某找的包工头，王某1出资建的。9号、10号是2006年在邻居的帮忙下由栗某和王某4建的，后续没有再动过。王某1、王某2、陈某1、陈某2主张：5号房屋在王某5去世后，曹某于1977年进行了翻建，形成现在5号房屋。1978年3月，因家里人多住不下，曹某在王某5的兄弟王某9介绍下从案外人处购买1号、2号房屋，曹某于1983年对1号、2号进行了翻建。2003年4月，曹某又重新翻建1号、2号，外接了3号、4号，并新建了9号、10号厨房。6号、7号、8号房屋处原有三间房屋，系曹某在1980年所建。2008年，曹某将上述房屋翻建，形成现有的6号、7号、8号。上述房屋均是曹某出资翻建的，因为王某4是肝硬化晚期，王某4没有出力，其他子女都有出力。王某1于1986年左右结婚后常住河北，节假日回某号跟曹某居住5号，王某7于1987年左右结婚后居住2号、4号。王某2于1989年左右结婚后搬离某号。1995年陈某2再婚后，王某1使用2号、4号，2003年以后就经常居住2号、4号。王某4婚前婚后均居住1号、3号，栗某是在结婚以后才居住某号，而且因其是月嫂，也不是经常在家居住。栗某为证实其主张向法院提交了载明日期为2010年4月的多份《分家财产协议》、居民调解记录表、北京市石景山区房屋经营和市场管理中心出具的王某41985年的月收入证明、2017年做防水的证明及购买材料收据、拆迁政策、王某8名下的1951年的土地房产所有证、结婚证以及部分证人证言，并申请证人辛某、殷某、时某出庭。其中一份《分家财产协议》内容为“西房1号、3号两间，东房6号、9号、10号叁间归二儿子王某4所有；西房2号、4号两间，东房7号壹间归三儿子王某1所有；西房5号两间、东房8号壹间归曹某及之孙陈某1所有。”另一份《分家财产协议》内容为“西屋（主卧）建筑平方（27.695+39.65）平方米，东屋（厨房）一间，建筑平方11.95平方米，另外，西屋门前两间小厨房7.88平方米，以上房屋属王某4所有。”上述两份《分家财产协议》盖有“曹某”字样人名章，其余打印件无人名章；还有一份为手写材料，内容与上述材料内容相同，签有“曹某”字样签名，但栗某认可并非曹某本人所签；该多份分家财产协议中均无其他人员签字。证人辛某陈述：我与王某4是邻居，某号系大杂院；1号、2号那块原来有房子，后来倒塌了；我听王某4说他把这个地买了，花了好几个月的工资，1985年，王某4在这个地建了西房两间，建房时我去帮忙了，当时没有请包工队，都是街坊邻居和朋友帮忙，建房的东西都是王某4买的，建房的材料是王某4单位批的；当时曹某也在家，她也知道建房的事；房子建好之后由王某4和王某7各住一间；王某7没有参与建房，是否出钱了不清楚；王某1当时没有建房。2008年，王某4在老房对面建了两间厨房；2007、2008年，毛某帮王某4建过东房，具体时间和建了几间房记不清了；当时是在王某4买的房子对面建了一片房，其中有两间是王某4的。证人殷某陈述：我与双方是邻居，我和王某4从小一起长大。王某4在某号建了四间小厨房，具体建房时间记不清楚了，王某4出的钱，我给建的，房屋面积不清楚，没有量过；王某4住的1号、2号房屋是王某4建的，他单位的人和朋友也帮忙了；此后，王某4翻建过一次，时间记不清楚了；王某4建房的时候，是我爱人帮忙做的饭，当时好多人帮忙，王某2的爱人也帮忙了；签订分家协议的时候，王某4和我在场，有没有其他人想不起来了。证人时某陈述：1985年或者1986年左右，王某4说他们家要盖房让我们一个班的同事去帮忙，我去的时候那里已经是平地了，我就去了一天，不知道是谁在盖房，不清楚谁主持的，是王某4让我们去的。经质证，王某1、王某2、陈某1、陈某2对于分家财产协议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表示曹某不会签字，也没有人名章；对居民调解记录表真实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对王某4工资证明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无法证实是王某4出资建房的；对证明和收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无法证明建房的事实，而且日期都是2017年的，当时已经拆迁了；对于土地房产所有证的真实性认可，对于证明目的和关联性均不认可，该证不是涉案房屋的地契；对拆迁政策真实性、证明目的认可，但无法证明房屋的权属，恰恰说明曹某是房屋的产权人；对结婚证真实性认可，登记日期是2007年，与起诉书中载明的建房时间陈述相矛盾。对辛某的证言不认可，他与王某2家有纠纷，证人在作证的时候，栗某有诱导引导的行为。证人殷某与王某4关系好，有利害关系，其证言前后矛盾，对时某的证言不认可。对于没有出庭的证人证言真实性、证明目的和关联性均不认可。王某1、王某2、陈某1、陈某2向法院提交北京市石景山区某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分家财产协议草稿、曹某于2008年翻建房屋的申请书、邻居同意翻建的签字、曹某户籍证明、曹某谈话录音及视频、栗某申请调解的申请书、某号的拆迁评估结果通知单以及部分证人的书面证言，并申请证人曹某1、刘某、王某10、王某3出庭。其中，证人曹某1陈述：我与曹某系亲姐妹，我姐姐家老房子外面两间西房是我姐姐出钱买的，之后也是我姐姐和老大一起盖的，具体买房时间不清楚，是我姐夫去世后买的，不清楚翻盖花了多少钱。老房子对面是我姐姐盖的厨房，不清楚什么时间盖的。证人刘某陈述：我和曹某系夫妻，八几年到九几年时，曹某花300元买了两间房，她家老房子对面还有一间或者两间小棚子，东屋是否翻建不清楚。老房子没有翻建。证人王某10陈述：曹某是我的亲大妈，我亲大爷去世后，曹某买过两间房，过了一年左右就翻建了，后来好像又翻建过一次，我都去帮忙了；院子里还有我大爷住的两间老房子，后续是否翻建过不清楚。证人王某3陈述：我和曹某家是邻居，曹某家里面的院子里有两间西屋，但因家里孩子多，不够住。1978年至1979年期间，我当时看见曹某和王某9去大台找我本家爷爷辈“某”买了两间房（现1、2、3、4号房的房子位置）加一个房坷垃（现9、10号房的房子位置），购房款谁出的不清楚。1980年对这两间房进行了翻修建，怎么翻建不清楚，房子建好后，由王某7、王某4各住一间；2005年至2006年，又翻盖过一次，是王某1和王某4还有曹某三个人一起翻盖的；对面还盖了两间棚子一样的厨房，大概是2007年至2008年王某4盖的；里面的院子里原来有一大间厨房，2008年盖了三间东屋，听说是王某4和王某1他们哥俩合着盖的，谁出的钱不清楚，盖完之后，王某4、王某1和曹某各占一间。经质证，栗某主张对某街道的证明内容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对于分家协议的草稿真实性认可，但不是在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的，是在栗某家；对曹某的申请书真实性不认可，因为曹某不会写字，且2008年曹某年龄比较大，不可能翻建；对户籍证明的真实性也不认可；对邻居同意翻建房屋的签字的真实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无法证实翻建的房屋属于曹某；对于视频的真实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视频的录制者是本案被告，曹某是在胁迫下录制的，录音中也无法听清曹某的声音，曹某是在对方的诱导下做出的不真实的意思表示，无法体现曹某的真实想法，对方提供的录音和视频都是在6月底，曹某是8月死亡的，曹某当时的精神状况是否能够明确表示其意思不确定；对调解申请书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拆迁评估通知单真实性认可，但某号内房屋已经过分家，故以曹某的名义进行评估是错误的。对未出庭的证人证言不认可，对王某3陈述的6号、7号、8号、9号、10号房屋的翻建情况认可，对其他出庭证人的陈述不认可。案件审理过程中，经栗某申请，法院向石景山区规划局出具调查令，经查，未查询到某号内与双方等人相关的房屋规划审批手续。2、王某4遗嘱的情况王某4于2016年5月2日立下遗嘱:本人去世后,自愿将我所有的财产及收益遗留给妻子栗某,财产情况1、住房公积金个人可提取部分；2、自建住房三处，坐落石景山区某街某号，1、3、6、9、10号房屋，房屋因拆迁，财产及收益变更全部归妻子个人所有。栗某主张：王某4死亡前，立遗嘱将其名下的公积金和自建住房1号、3号、6号、9号、10号房屋由栗某继承，并将房屋因拆迁获得的房屋及拆迁款、财产及收益变更全部归栗某个人所有。栗某为证实其主张，向法院提交了遗嘱原件及书写遗嘱时的录像光盘，并申请证人郑某、卓某出庭作证。遗嘱内容与栗某主张一致，遗嘱中委托执行人处有郑某、卓某的名字，并有二人身份证号码。自书遗嘱人处有王某4签名，见证人处有“卓某、周某”字样签名，日期为2016年5月2日。录像为上述遗嘱的书写过程及签字过程。证人郑某陈述：我和王某4系同事，2016年5月份，王某4的爱人将我叫至王某4居住的廉租房内，王某4表示其将不久于世，让我代书一份遗嘱，将王某4名下的公积金、丧葬费以及房产遗留给王某4的爱人。我书写后给王某4念了一遍，王某4签的名。遗嘱上的字除了个人签名和身份证号之外均是我本人书写的。证人卓某陈述：我和王某11（栗某自称王某11是其养子）的妈妈系邻居，有一天王某11的妈妈叫我去她家，说是她老公病的很严重，想写一份遗嘱，让我过去做个证。我去的时候有一个大哥在，王某4叙述完了，大哥写的，大哥写完还给王某4念了。经质证，王某1、王某2、陈某1、陈某2表示代书遗嘱需要两个见证人在场，但录像视频中只看到一个见证人先签字后另一个见证人签字，两个见证人不是同时在场，且证人陈述是代书遗嘱，但王某4签字处却载明是自书遗嘱人，故对遗嘱的真实性和效力不认可。对证人证言不认可。根据双方陈述和提交的证据情况，法院对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1、某号院房屋建设情况5号房屋系王某5与曹某的共同财产，虽王某1、王某2、陈某1、陈某2主张该房屋在王某5死亡后由曹某进行了翻建，但并未就翻建事宜向法院提交证据，故法院对其该项主张不予采信。且即使存在翻建，并无审批手续，亦不改变房屋权属，故5号房屋应当属于王某5与曹某的遗产由其继承人依法继承。关于1号、2号、3号、4号房屋的购置、翻、改、扩、建的情况，法院将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证人证言，各方当事人当时的家庭情况、婚姻情况、工作情况、工资收入情况、出资情况、出力情况等综合予以认定。经综合评价可以确认：1号、2号处房屋买房时以及第一次翻建时王某5已死亡，王某1、王某2、王某4、王某7尚未结婚，按照一般家庭生活的惯例，在购买和翻建房屋等较大事宜的处分上，一般均系父母主持操办，故综合各方陈述、购房和第一次翻建时间、家庭生活状况以及证人证言，法院确认1号、2号处原有房屋应系曹某出面购买并主持进行了第一次翻建。虽然栗某向法庭提交了1号、2号房原有的地契，但持有地契并不等同该房屋系王某4出资购买。但应当指出，根据各方当事人陈述的1号、2号处原有房屋第二次改造的时间以及改造后的居住情况，考虑当时曹某的年龄以及子女的婚姻和居住状况，以及证人王某3的证言，可以确认，第二次改造房屋应系王某4、王某1及曹某共同所为，现并无证据证明曹某对共建行为提出异议，故法院确认1号、2号处原有房屋改造后形成的1号、2号、3号、4号房屋应为曹某、王某4、王某1共有，根据当时的居住生活状况以及曹某的年龄，法院考虑各方贡献情况确认各自享有的份额。关于6号、7号、8号房屋，现双方均认可6号、7号、8号处原有东房，虽栗某主张系王某4与全家共建，但并未就该主张向法院提交证据，且其亦无法明确建设时间，故对其该项意见法院不予采纳。王某1、王某2、陈某1、陈某2主张原房屋系曹某于1980年所建，根据双方陈述的当时的家庭状况，法院确认6号、7号、8号处原有东房应系曹某所建。因6号、7号、8号房屋系2008年在原有房屋的基础上翻建形成，考虑翻建时间和曹某的年龄、当时家庭居住生活状况以及翻建后房屋的使用情况，结合各方证人的陈述，法院确认，6号、7号、8号房屋翻建应由王某4和王某1主持所建，现并未有证据证明曹某对翻建行为提出异议，故法院确认该三间房屋为曹某、王某1、王某4共有。应当指出，王某4、王某1当时均已结婚，其二人配偶亦应当对上述房屋的翻建行为存在贡献，但鉴于本案系分家析产纠纷，王某4、王某1各自配偶与其二人系家庭共同体，法院不再就其各自配偶的利益单独处理。关于9号、10号房屋，根据双方当事人陈述的9号、10号建房时间，结合双方证人陈述的情况，可以确认，9号、10号房屋位置原有曹某购买的房坷垃，后由王某4婚前建成房屋，故该房屋为王某4、曹某共有，栗某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存在出资以及双方存在共有约定的证据，故栗某主张该房屋为其与王某4共同所建的主张，法院不予采信。虽王某1、王某2、陈某1、陈某2主张该房屋系曹某所建，但并未就其主张向法院提交证据，法院对其该项主张不予采信。2、关于王某4遗嘱的情况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某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本案中，栗某提交遗嘱原件及录像光盘，并申请证人郑某、卓某出庭陈述遗嘱书写情况，该遗嘱中有代书人、两名见证人以及遗嘱人签名，符合遗嘱的形式要件。虽王某4签名处载有“自书遗嘱人”字样，但根据录像光盘及代书人和见证人的陈述，可以确认该遗嘱为代书遗嘱，且为王某4的真实意思表示，“自书遗嘱人”字样并不影响遗嘱的形式要件，法院对该遗嘱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应指出王某4在遗嘱中处分属王某4自己财产的部分当属有效，处分他人房屋部分应当无效。根据法院确认的房屋建设情况，王某4在遗嘱中处分的1号、3号、6号、9号、10号房屋并非其本人完全所有的房屋，按照法律规定，遗嘱人以遗嘱处分了属于国家、集体或他人所有的财产，遗嘱的这部分，应认定无效。庭审中，栗某要求对王某1与樊某的结婚证真实性进行鉴定以及石景山区某街道建房审批表中的公章的真伪进行鉴定的申请。法院认为，该案遗产的继承是以家庭中有继承权的权利人相关联，故王某1与樊某结婚证真实性与否与本案遗产继承并无关联；房屋的新建、改建、扩建是要经过个人申请、街道办事处审批，上报规划部门审批核准后取得许可证，建筑完成后，经验收合格后由相关部门颁发房产证。本案原审时栗某曾持法院的调查函到相关部门调查规划的审批文件无果。故栗某对石景山区某街道建房审批表中的公章的真伪进行鉴定的申请与本案无关。关于双方当事人分别向法院提交的《分家财产协议》、居民调解记录表、北京市石景山区某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分家财产协议草稿、曹某于2008年翻建房屋的申请书、邻居同意翻建的签字、曹某户籍证明、曹某谈话录音及视频、栗某申请调解的申请书等证明材料,均不构成本案证据的证明效力，法院不予采信。庭审过程中，经询问，双方当事人对某号内各间房屋的价值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栗某主张王某4生前曾就某号房屋与曹某达成分家协议，但其提交的证明材料不足以证实其主张，且其提交的分家协议中并无其他家庭成员签字确认，故法院对栗某的该项意见不予采纳。遗产在家庭共有财产之中的，遗产分割时，应当先分出他人的财产。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子女的晚辈直系血亲代位继承。代位继承人一般只能继承他的父亲或者母亲有权继承的遗产份额。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没有表示放弃继承，并于遗产分割前死亡的，其继承遗产的权利转移给他的合法继承人。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应当指出，没有宅基地使用权证的房屋，应根据房屋来源、建设使用等情况综合认定。对当事人主张所在房屋，翻、改、扩建过程中，有出资出力的，应结合其家庭结构、生活状态、建房时当事人的工作收入情况等，并结合其提交的证明材料综合予以认定。依据查明的事实，1号、2号、3号、4号房屋系王某1、王某4、曹某共有，故上述房屋中王某4享有的共有份额按照遗嘱由栗某依法继承。王某1享有的份额，在继承前先前析出，曹某应当享有的共有份额由其法定继承人依法继承。王某7先于曹某死亡，故王某7应当继承曹某的遗产份额由陈某1代位继承。王某4亦先于曹某死亡，但根据法院认定事实，王某4无法定晚辈直系血亲，故曹某在上述房屋中享有的共有份额应当由王某1、王某2、陈某1依法继承。同理，6号、7号、8号房屋为曹某、王某1、王某4共有，该三间房屋中王某4享有的共有份额由栗某继承，曹某的共有份额亦由王某1、王某2、陈某1依法继承。5号房屋系王某5与曹某的共有遗产，现该二人均已死亡，且均未留有遗嘱，故5号房屋应由其二人的继承人依法继承。王某4应当继承王某5的遗产依照其遗嘱由栗某继承。王某7应当继承的王某5的遗产转由陈某2、陈某1和曹某依法继承，陈某2表示将其应当继承的份额赠与陈某1，法院对此不持异议。鉴于王某4无法定晚辈直系血亲，故曹某在5号房屋中享有的份额依法由王某1、王某2、陈某1依法继承。9号、10号房屋中王某4享有的共有份额按照其遗嘱由栗某继承，曹某应当享有的份额由其法定继承人依法继承。该争议标的物所在区域，已列入被拆迁安置，为了方便安置补偿，将属王某4在上述房屋中的遗产份额归集到1号、3号、9号、10号房屋中。将属曹某在上述房屋中的遗产份额归集到2号、4号、5号、6号、7号、8号房屋中。因双方当事人对于房屋价值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双方诉争房屋亦均未取得相关审批手续和权属证书，且现已列入拆迁范围，法院无法对涉案房屋的物权进行分割处理，但为了便于物尽其用，实现资源的最优化配置和最大化利用，法院综合房屋建设情况、各自贡献居住使用情况、房屋面积、各方应当继承的份额以及王某4遗嘱部分有效等情况，对上述房屋栗某享有的居住使用占有权利予以处理。本案中，王某1、王某2、陈某1、陈某2均表示不要求法院在本案中处理其各自享有的使用占有权利，法院对此不持异议。应当指出，法院对涉案房屋的处理不能对抗有权机构对房屋是否合法的认定及相关处理，不作为权利人要求登记机关进行物权登记的依据，不作为拆迁补偿的依据。因此类房屋被拆除或合法化之后产生的利益争议，当事人可通过自行协商或再行诉讼解决。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五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十八条、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坐落于北京市石景山区某街某号东房中的9号、10号房屋以及西房中的1号、3号房屋由栗某享有居住使用的权利；二、坐落于北京市石景山区某街某号东房中的6号、7号、8号及西房中的2号、4号、5号房屋的权利由王某1、王某2、陈某1共同享有居住使用的权利；三、驳回栗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栗某提交的证据材料有：证据一：一份病历（两页），用以证明2003年4月王某4有病在住院，曹某没有建房；证据二：从门头沟法院调取的北京铁路局石景山革命委员会命令（一页），用以证明王某11976年上班，1976年之前6、7、8原有房子已经存在了；证据三：某街道人民调解室证明（一页），用以证明樊某自己陈述当年打架打到派出所是为了要户口本，不是为了要地契，证明地契对方从来没有问栗某要过；证据四：从门头沟法院调取的对方的证据目录（一页），用以证明对方提交2010年分家调解协议，司法所给栗某盖章了，对方故意作伪证；证据五：石景山区某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栗某女士所反映问题的情况说明（一页），用以证明对方伪造证据。王某1、王某2、陈某1、陈某2针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关于铁路局命令，不认可栗某的证明目的。关于病历，对于真实性、证明目的都不认可，王某4一共住院就20多天，而且住院都王某2办的。情况说明是栗某自己添加涂改的内容，不认可。我方对这些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都不认可，而且栗某有伪造、涂改。王某1、王某2、陈某1、陈某2在二审中未提交新的证据。对于上述证据，本院意见为：栗某提交的上述证据均无法形成有效的证据链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对栗某提交的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均不予采信。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遗产在家庭共有财产之中的，遗产分割时，应当先分出他人的财产。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子女的晚辈直系血亲代位继承。代位继承人一般只能继承他的父亲或者母亲有权继承的遗产份额。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没有表示放弃继承，并于遗产分割前死亡的，其继承遗产的权利转移给他的合法继承人。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本案中，依据已查明的事实，1号、2号、3号、4号房屋系王某1、王某4、曹某的共有财产，就王某4享有的份额按照遗嘱由栗某依法继承，曹某享有的份额由其法定继承人依法继承。6号、7号、8号房屋为曹某、王某1、王某4的共有财产，该三间房屋中王某4享有的共有份额由栗某继承，曹某的共有份额由王某1、王某2、陈某1继承。5号房屋系王某5与曹某的共有遗产，现该二人均已死亡，且均未留有遗嘱，故5号房屋应由其二人的继承人依法继承。一审法院根据上述房屋的所有情况，并按照法律规定进行相关的遗嘱及法定继承并无不当。同时，考虑诉争房屋所在区域，已列入被拆迁安置，为了方便安置补偿，将属王某4在上述房屋中的遗产份额归集到1号、3号、9号、10号房屋中，将属曹某在上述房屋中的遗产份额归集到2号、4号、5号、6号、7号、8号房屋中。法院对涉案房屋的处理不能对抗有权机构对房屋是否合法的认定及相关处理，不作为权利人要求登记机关进行物权登记的依据，不作为拆迁补偿的依据。因此类房屋被拆除或合法化之后产生的利益争议，当事人可通过自行协商或再行诉讼解决。就栗某上诉称律师琚某涉嫌私刻政府公章作伪证、伪造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笔迹做伪证、伪造虚假书面材料作伪证,一审案件审理无视栗某提交新证据,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埋藏栗某提交证据等一节，其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对栗某的上述上诉主张不予支持。就栗某上诉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不依据客观事实枉法断案等一节，其并未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且一审法院在充分审查本案证据的基础上对诉争房屋作出认定，证据充分，事实认定清楚，故本院对栗某此项上诉主张不予支持。就王某1、王某2、陈某2、陈某1上诉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法院判决认定王某4的遗嘱为代书遗嘱,并确认遗嘱真实性系适用法律错误一节，该遗嘱中有代书人、两名见证人以及遗嘱人签名，符合遗嘱的形式要件，根据录像光盘及代书人和见证人的陈述，可以确认该遗嘱为代书遗嘱，且为王某4的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法院认定该遗嘱真实有效并无不当，故本院对王某1、王某2、陈某2、陈某1的此项上诉主张不予支持。就王某1、王某2、陈某2、陈某1上诉称一审法院没有判决陈某2的房屋居住使用权系认定事实不清等一节,一审中王某1、王某2、陈某1、陈某2均表示不要求法院在本案中处理其各自享有的使用占有权利，故本院对王某1、王某2、陈某2、陈某1的此项上诉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栗某及王某1、王某2、陈某1、陈某2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159元，由栗某负担648元（已交纳），由王某1、王某2、陈某1、陈某2负担1511元（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福春审 判 员 何 锐审 判 员 吴扬新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二日法官助理 王 欣书 记 员 胡春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