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京03民终458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根弟，女，1952年4月3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耿江浩，北京策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兆容，女，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1933年12月4日出生，住深圳市龙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艳红，北京启帆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北京市朝阳区房屋管理局第五管理所，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团结湖北三条甲4号。法定代表人：李小华，所长。上诉人张根弟因与被上诉人李兆容、原审第三人北京市朝阳区房屋管理局第五管理所（以下简称第五房管所）排除妨害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5民初315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根弟上诉请求：撤销一审法院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李兆容的起诉或驳回李兆容的一审请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第一，李兆容并非本案适格原告，其一审时提交的《公有住宅租赁合同》上所载明的承租人为李兆荣，回乡证编号也与李兆容不同；第二，1995年时香港并未回归，李兆容作为外籍人士不具备公房承租资格；第三，我在涉案房屋中居住了四十年之久，《房屋租赁契约》上亦有第五房管所的公章，该租赁协议真实有效，不能因为第五房管所未及时变更承租房屋底档就以此来否定协议的真实性；第四，我曾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李兆容与第五房管所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但是一、二审均是裁定驳回起诉，并未对1995年及2001年李兆容与第五房管所签订的租赁合同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只是从程序上予以驳回。李兆容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张根弟的上诉请求，请求一审法院维持原判。事实和理由：第一，我是本案的适格原告，回乡证的号码其实是一样的，只是现在在原号码前增加了代表香港的H和代表初始登记的0，而且合同签字我签的也是李兆容；第二，涉案房屋并非是从1995年才开始承租给我，该房屋上个世纪60年代就给我和全家人共同使用，该房屋涉及历史遗留问题；第三，根据1997年11月26日通知，此前的合同应全部更换新的版本，张根弟持有的合同因为更换而废止不具有合同效力。李兆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张根弟腾退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水碓子公房（以下简称×号房屋），将×号房屋返还李兆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号房屋由张根弟实际居住使用。现李兆容以其系×号房屋合法承租人为由要求张根弟腾退并交还×号房屋。张根弟否认李兆容所述，表示其自1980年开始即在×号房屋内居住，系×号房屋合法承租人和实际使用人。庭审中，李兆容为证明其系×号房屋合法承租人提交了《公有住宅租赁合同》。经查，该租赁合同系2001年9月11日第五房管所作为出租方与承租方李兆容签订，合同约定将×号房屋出租给李兆容，租期自2000年10月1日至下次市政府调租时止，月租金55.83元。张根弟不认可《公有住宅租赁合同》合法性，表示李兆容自1979年户口即从×号房屋内迁出，居住于香港，根据《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城市公有房屋管理的若干规定》李兆容不具有承租北京市公有房屋的主体资格。张根弟为证明其系×号房屋合法承租人提交了1980年5月10日张根弟与北京市朝阳区房地产管理局呼家楼管理所签订的《房屋租赁契约》，记载张根弟自该管理所承租朝阳区金台北里×号房屋。关于上述双方各自提供的房屋租赁合同哪份系有效合同，第五房管所到庭陈述北京市朝阳区房地产管理局团结湖第五房管所与北京市朝阳区房地产管理局呼家楼管理所合并以后变更为第五房管所，因为工作人员已经退休了，经查历史档案，没有任何关于张根弟签署租赁文件，其提交的《房屋租赁契约》已经作废，从2000年开始签署新的公有住宅租赁合同，认可李兆容提供的《公有住宅租赁合同》，按照历史查询×号房屋合法的承租人只有李兆容，账目账本和计算表上一直都是李兆容。第五房管所提交了《公有住宅租赁合同》，与李兆容提交一致，证明其只有李兆容信息。张根弟对此不认可。就此，张根弟于2019年4月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确认李兆容与第五房管所2001年签署的《公有住宅租赁合同》无效，后张根弟撤诉。张根弟另于2019年5月13日，以不服第五房管所变更登记公房承租人行为，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判决撤销第五房管所2001年变更登记×号房屋承租人（李兆容）的行政行为。2019年7月12日，法院出具（2019）京0105行初363号行政裁定书，认为李兆容与第五房管所于2001年9月11日签订的《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仅是由于合同文本变化所签，系双方之前公房承租关系的延续，并不存在公房承租管理机关变更涉案房屋公房承租人的行政行为，故张根弟提起的行政诉讼缺乏相应的事实根据，不符合法定的起诉条件，法院裁定对张根弟的起诉予以驳回。张根弟不服提起上诉。2019年11月19日，法院出具（2019）京03行终935号行政裁定书，裁定驳回张根弟上诉，维持一审裁定。关于×号房屋来源及居住，李兆容表示×号房屋最早系中央政法干校给配偶何天贵分了宿舍，在60年代将该宿舍置换为×号房屋，90年代李兆容和配偶出国后，李兆容将×号房屋借给张兆容居住。张根弟表示与李兆容配偶关系很好，之前以干爹干女儿称呼，最早×号房屋确实是分给李兆容一家，1979年李兆容一家户口全部从×号房屋内迁出，前去香港，1980年张根弟户口迁入×号房屋。张根弟提交了何天贵给呼家楼派出所和张根弟信件，提交了户口本，证明何天贵与张根弟为养父女关系，从1980年开始张根弟户口迁入×号房屋。经查，1980年5月11日，张根弟户口确由北京市崇文区迁入×号房屋。张根弟亦提交了1992年至2000年租金收据、提交了《北京市居民供热采暖合同》、采暖费发票、2004年至2018年租金收据、燃气费缴费通知，证明张根弟一直以合法承租人身份居住在×号房屋，且一直交纳相关费用。李兆容对证据真实性认可，表示张根弟户籍迁入×号房屋并不认为其对房屋有合法承租权，其他票据和合同等并非×号房屋归谁所有凭证，提供不完整。一审法院认为，从李兆容与张根弟陈述来看，×号房屋最早确系分给李兆容一家，×号房屋系第五房管所出租和管理的公有租赁住宅，现第五房管所表示历史查询×号房屋合法的承租人只有李兆容，且仅认可李兆容与第五房管所就×号房屋签订的《公有住宅租赁合同》合法有效；张根弟虽辩称其系×号房屋合法承租人并提交了《房屋租赁契约》以及户口本、收据等，但第五房管所不认可《房屋租赁契约》真实性，表示其已作废，而张根弟户口迁入及交纳缴费仅能证明张根弟实际使用了×号房屋而无法证明其合法承租×号房屋的事实。另据李兆容、张根弟所述，张根弟也是在李兆容一家允许下搬入×号房屋内居住，故现李兆容作为×号房屋的合法承租人有权要求收回×号房屋，对李兆容的诉讼请求，法院予以支持。判决：张根弟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将北京市朝阳区水碓子×号腾退交还给李兆容。二审中，张根弟提交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20）京行申335号受理通知书，欲证明其针对之前已生效的行政案件申请再审，已被法院立案受理，李兆容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虽然法院作出了受理通知书但并未作出最后的裁决。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在本案中，李兆容以其为涉案房屋的承租人为由要求张根弟腾退，就此，李兆容提交了其与第五房管所2001年签署的《公有住宅租赁合同》以证明其主张，而张根弟亦主张其为涉案房屋的承租人，并提交了其与北京市朝阳区房地产管理局呼家楼管理所于1980年5月10日的签订的《房屋租赁契约》以证明其主张，第五房管所虽表示根据北京市相关文件1980年的房屋租赁契约已经作废，但上述文件仅是要求使用新的租赁契约合同文本，而张根弟亦曾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第五房管所2001年将李兆容变更登记为承租人的行为，该案件被一审法院以“2001年9月11日，基于合同文本变化的原因，原团结湖房管所与李兆容签订《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该合同签订行为系双方之前公房承租关系的延续，并不存在公房承租管理机关变更涉案房屋公房承租人的行政行为”为由驳回张根弟的起诉，之后二审法院亦以同样理由维持原裁定，并未在实体上对涉案房屋承租人变更的行政争议予以认定。同时，因李兆容系香港居民，张根弟亦对其公房承租人的资格提出异议。在此情形下，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实质为直管公房承租权争议，在上述争议尚未解决前，本案所涉诉争房屋的腾退问题暂不具备处理条件，故现本院对李兆容的起诉予以驳回，其可待前述争议处理后另行解决。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5民初31501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李兆容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70元，退还李兆容；上诉人张根弟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予以退还。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林存义审 判 员 赵 霞审 判 员 薛 妍二〇二〇年六月三日法官助理 杨俊逸书 记 员 王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