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119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弘，女，1979年1月16日出生，住北京市通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滕宏伟，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那和利，男，1963年8月15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晓方，北京海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司丽君，女，1963年12月31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晓方，北京海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杨弘因与被上诉人那和利、司丽君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5民初146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弘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那和利、司丽君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那和利、司丽君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那和利、司丽君从肖某处实际借款400万元。那和利、司丽君与案外人刘某相识,刘某欲通过那和利、司丽君等第三方从肖某处借款400万元。2012年8月20日,那和利、司丽君与肖某签订金额为200万元的《抵押借款合同》并办理了房屋抵押登记手续,二人向肖某出具《付款委托书》指定刘某为收款人,按照计划,另200万元以马俊民的名义进行房屋抵押借款。2012年8月20日、8月28日,肖某分别向刘某转账250万元和150万元,共计400万元。此后,因马俊民的房屋无法办理抵押登记,经各方商议,全部400万元借款均以那和利、司丽君的名义借取,那和利于2013年3月18日补签了金额为200万元的《借条》。以上事实,有抵押借款合同、借条、转账凭证等为证,且有另案判决书予以证实,可以确定实际借款金额为400万元。二、杨弘按照那和利、司丽君的委托办理抵押典当事宜,所取得的当金已按要求用于偿还那和利、司丽君从肖某处的借款,那和利、司丽君始终知情且未提出过任何异议。三、那和利所签的200万元借条是真实有效的,且已按指示转账支付给刘某。该200万元借条独立于那和利、司丽君所签的200万元《抵押借款合同》，二者共同构成了总额为400万元的借款,两份借款凭证的总金额与实际转账金额是一致的。那和利、司丽君从肖某处借款共计400万，按照那和利指定，肖某将400万本金转到刘某名下的银行帐户，为了偿还借款，受那和利、司丽君委托杨弘代二人从典当行取得当金，且该当金直接偿还给肖某，当时肖某指定的帐户为柳某开设的帐户。柳某、肖某、刘某与本案有重大利害关系，一审法院未通知上述三人参加庭审，存在程序上的错误。那和利、司丽君辩称，杨弘所述与事实不符，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已经法院生效判决确认。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那和利、司丽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杨弘返还当金450万元；2.杨弘赔偿息费及利息90万元；3.杨弘支付上述两项费用的利息（以540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12月30日起至实际支付上述款项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4.诉讼费用由杨弘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8月20日，那和利、司丽君作为委托人向受托人杨弘出具《委托书》，并办理公证，载明：委托原因及事项为那和利、司丽君因为资金需要，拟将共同共有的坐落于北京市朝阳区林萃西里×的房屋（房屋所有权证号：京房权证朝私05字第XXXX号）抵押给有关典当机构；因那和利、司丽君工作繁忙，授权受托人杨弘代其到房屋所述房屋土地管理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代理上述房屋的抵押、解押及办理典当的相关事宜，受托人的权限为全权代理，包括但不限于：代为提前还款、办理注销与上述房产相关的抵押登记事宜；代为领取注销抵押登记后的房产证相关证件；代为办理上述房产的抵押登记等相关事宜，签署相关合同，并领取抵押后的房产证及他项权利证；代为将上述房地产抵押典当给有关典当机构，代为确定当金数额、当期等细节，代为签署抵押典当合同，代为到北京市方正公证处办理强制执行公证，代为作出接受强制执行的相关承诺，代为领取当金；代为偿还当金、支付利息、罚息（如有）和综合费用；代为办理有关续当手续及赎回抵押典当房屋并解除房地产抵押登记手续等事宜；如绝当后，代为协助典当机构办理法院执行程序中的房产拍卖及评估等后续事宜；代为签署、收取、领取相关文件；受托人在上述委托权限内代理委托人就上述房地产所实施的法律行为、所签署的法律文件，委托人均予以承认，并承担由此发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和后果；委托期限自本委托书签署之日至上述委托事项办理完毕为止。2012年8月20日，那和利、司丽君作为甲方（借款人）与肖某作为乙方（出借人）签订《抵押借款合同》，约定甲方向乙方借款200万元用于资金周转，借款期限为12个月，自实际转账之日起，利息按照同期央行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抵押房产所有权人为那和利，房屋坐落在北京市朝阳区林萃西里×，房屋所有权证号为京房权证朝私05字第XXXX号。同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双方自愿向公证处申请办理《抵押借款合同》和《补充协议》的强制执行公证。同日，北京市方正公证处出具（2012）京方正内民证字第15203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赋予《抵押借款合同》及《补充协议》强制执行效力。同时，上述房屋于当日办理抵押登记，担保金额为200万元，抵押权人为肖某。2013年7月9日，杨弘代那和利、司丽君作为当户（抵押人，甲方）与北京宝瑞通典当行有限责任公司中关村大街分公司（以下简称宝瑞通公司）作为典当行（抵押权人，乙方）签订《房地产最高额抵押典当合同》，并办理公证，约定：甲方自愿申请将其自有的或其享有处置权的房地产作为当物抵押给乙方，并根据评估结果确定的最高当金额度内循环赎当、续当；抵押典当房屋产权人为那和利，房屋所有权号为京房权证朝私05字第XXXX号，当金最高额度450万元，乙方在此额度内向甲方发放当金；合同期限为24个月，自2013年7月5日至2015年7月4日，当金息费起算时间及发放当金时开具的当票上述标注的期限为准；典当综合费用为每月2.5%；甲方在本合同范围内，任意一笔业务的典当期限届满后5日内不赎当也不续当的视为整个房产的绝当，乙方有权立即终止本合同并要求甲方清偿全部欠款，否则乙方有权对该房产进行绝当处置。同日，杨弘代那和利与宝瑞通公司签订《房地产评估价格确认书》，确认上述房屋的价值为680万元。2013年7月17日，宝瑞通公司向杨弘支付典当款4383000元。杨弘表示当金为450万元，宝瑞通公司少支付的部分为其扣除的费用；那和利、司丽君实际向肖某借款的本金为400万元，其中200万元为《抵押借款合同》项下的200万元，剩余200万元为那和利、司丽君于2013年另行向肖某借的，其在收到宝瑞通公司当金4383000元后将其中420万元按照肖某指示转给鑫坤典当行，其中400万元为偿还那和利、司丽君欠肖某的借款本金，20万元为偿还肖某利息，还有183000元亦为其代那和利、司丽君偿还的利息，并提供借条、谈话录音、杨弘提供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予以证明。借条载明：今向出借人肖某借款200万元，借款期限3个月，本人承诺按时还款，借款人那和利，“二〇一三年3月18日”。那和利对借条中那和利签字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该借条系在《抵押借款合同》签订前形成，为草签，但肖某并未实际出借借条中的200万元，“二〇一三”系为“二〇一二”修改而来。谈话录音的时间为2015年5月18日，录音中那和利表示“上次不是有带200万了吗，怎么还借200万干吗？”杨弘回复“那个不是做的借款合同200万嘛，然后后来马俊民的那个不是就是做不上抵押登记嘛，从您这儿不就”；那和利表示“相当于，使我这个，做不上抵押使我这个”，杨弘回复“对拿您这个又出了200万，签的这个借条”，那和利称“签的是400万，是不是那样，那50万就是息吧，是不是那意思”，杨弘回复“对，是息和服务费”。之后，那和利表示“我想办法找刘某，我现在跟你们这里定不下来数，我就没法跟刘某要…我不管想什么办法把这钱给还上，但决定你要让刘某知道这事，我更完了。”那和利、司丽君对谈话录音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其系在不知晓450万元来源的情况下询问杨弘，并非其认可借款400万元。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载明2013年7月17日，杨弘通过柜面卡取420万元。关于其余183000元为代那和利、司丽君偿还利息，杨弘未提供证据证明。2013年7月18日，房屋所有权证号为京房权证朝私05字第XXXX号房屋设定的肖某抵押权注销，借款还清。2015年3月9日，宝瑞通公司向那和利、司丽君出具《履行应偿债务及限期举证通知书》，通知二人自2015年1月9日起应偿还债务为典当本金450万元及违约金。2015年10月4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出具（2015）朝执字第12949号公告，载明那和利、司丽君应向宝瑞通公司偿还借款本金450万元及违约金、实现债权所支付的其他费用，但那和利、司丽君未在规定期限内履行还款义务；执行过程中已查封那和利名下位于朝阳区林萃西里×号房屋过户手续，为尽快执行此案，法院决定对上述房屋进行评估、拍卖，应拍卖款偿还债务，那和利、司丽君自公告之日起七日内腾房。那和利、司丽君与宝瑞通公司签订《执行和解协议》，载明截止2015年12月30日，那和利、司丽君共欠宝瑞通公司540万元，那和利、司丽君于2015年12月30日向宝瑞通公司支付上述欠款；宝瑞通公司收到上述款项后，解除对当物的查封。那和利、司丽君提供《北京市公安局防范电信诈骗安全提示单》（以下简《提示单》）及中国银行支付系统收付款通知书证明其委托司丽英履行上述《执行和解协议》中的付款义务，司丽英实际支付535万元。《提示单》中有司丽英签字字样，日期为2015年12月25日；中国银行支付系统收付款通知书显示司丽英于2015年12月25日向宝瑞通公司支付535万元，附言为购房。那和利、司丽君提供中国工商银行自助终端凭条证明其在2015年12月30日另行向宝瑞通公司支付5万元用于履行《执行和解协议》的付款义务。中国工商银行自助终端凭条显示汇款金额为5万元，汇款用途现金，收款人为宝瑞通公司。杨弘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其收取宝瑞通公司当金后代那和利、司丽君偿还肖某欠款。2016年11月10日，赵亚辉以民间借贷纠纷案由将那和利、司丽君诉至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赵亚辉起诉称杨弘已将其代那和利、司丽君偿还《房地产最高额抵押典当合同》项下2013年8月21日起至2014年12月2日期间典当综合费用1856250元的债权向其转让，故其主张那和利、司丽君偿还上述代偿费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京0105民初67793号民事判决书，认为杨弘可代那和利、司丽君典当的当金为250万元，故赵亚辉有权就杨弘代偿的1031250元主张那和利、司丽君支付。后那和利、司丽君不服该判决，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京03民终1382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重审。重审后，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京0105民初5334号民事判决书，认为杨弘虽有代为办理续当或赎当手续之授权权限，但行使代理权限前应当征得委托人相关指示并依照该指示进行，而非在未征得委托人同意情形下径行决定作出选择；且事实上，在宝瑞通公司启动强制执行程序后，那和利、司丽君清偿全部债务赎回了涉案房屋；由此推知，按期续当并未使那和利、司丽君受益，反而负担大额续当费用；杨弘行使代理权过程中未能及时履行告知义务，由此发生之损失应由其自行承担。故驳回赵亚辉全部诉讼请求。后赵亚辉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作出（2019）京03民终511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法院认为，那和利、司丽君与杨弘签订的《委托书》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亦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关于杨弘有权代那和利、司丽君偿还肖某借款的金额。《委托书》中约定的杨弘代偿借款义务系为“代为提前还款、办理注销与上述房产相关的抵押登记事宜”，故杨弘代还的款项应为与涉案房产抵押相关的款项，此为其一；其二，杨弘未提供证据证明借条中的款项已办理涉案房屋的抵押；其三，谈话录音中，那和利、司丽君未有同意杨弘用当金偿还款项的意思表示；其四，涉案房产已解除抵押。综上，杨弘有权代那和利、司丽君偿还肖某借款的金额应为《抵押借款合同》项下产生的债务。鉴于杨弘表示其向肖某支付的200万元为代那和利、司丽君借条项下款项，故法院确认杨弘向肖某支付的剩余220万元为其代那和利、司丽君偿还涉案房产抵押相关的款项。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虽《委托书》中约定杨弘有代为收取当金的权利，但那和利、司丽君作为委托人随时有权要求杨弘支付代为还款后的剩余款项。鉴于杨弘从宝瑞通公司处实际取得的当金金额为4383000元，故在扣除上述代还款后，那和利、司丽君有权要求杨弘返还剩余当金2183000元。虽杨弘主张除上述20万元外，其仍代那和利、司丽君偿还利息183000元，但因其未提供证据，法院不予采信。杨弘未及时返还那和利、司丽君上述款项，应赔偿那和利、司丽君利息损失，但利息起算点应调整为本案立案之日，即2018年2月7日。另外，因《委托书》中对那和利、司丽君主张返还当金的期限未明确约定，故那和利、司丽君有权随时主张，杨弘有关诉讼时效的答辩意见，法院不予采信。关于那和利、司丽君主张杨弘赔偿息费90万元及相应利息的诉讼请求。第一，根据《履行应偿债务及限期举证通知书》及（2018）京0105民初5334号案件可知，那和利、司丽君主张的90万元息费的产生时间应为2015年1月9日之后，属于《房地产最高额抵押典当合同》续当之后产生的债务。第二，在涉案房屋约定的当期届满后，依照《房地产最高额抵押典当合同》，抵押人可采取赎当、续当等选择，抵押权人在既不赎当也不续当的情况下亦可能采取终止合同并决算的措施。《委托书》亦约定提前还款、续当、绝当等多种处置措施。故在涉案房屋约定的当期届满后，抵押人那和利、司丽君可能采取的处置措施有多种方式，而不同的处置措施对那和利、司丽君的利益会产生不同的影响。杨弘作为那和利、司丽君的受托人，虽有代为办理续当或赎当手续的授权权限，但行使代理权限前应当征得委托人相关指示并按照该指示进行。现杨弘并无充分证据证明其在决定续当并支付续当费用时征询那和利、司丽君的指示或同意。第三，自涉案房屋约定当期届满后，杨弘作为受托人应及时将该情形告知委托人，但除宝瑞通公司于2015年3月9日向那和利、司丽君出具的《履行应偿债务及限期举证通知书》之外，杨弘未提供证据证明在此之前其已将续当情况告知那和利、司丽君并获得二人同意。故针对2015年1月9日至3月9日期间的续当费用应由杨弘向那和利、司丽君承担赔偿责任。第四，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首先，根据那和利、司丽君提供的《提示单》及付款凭证可知，其已履行《执行和解协议》项下的债务。其次，那和利、司丽君自2015年3月9日即已知续当事实，但未就此后产生的续当费用及时采取适当措施，故法院根据双方过错酌定杨弘赔偿那和利、司丽君息费损失金额为337500元。关于那和利、司丽君主张的该部分款项的利息，因其未提供证据证明在本案起诉前曾要求杨弘赔偿上述损失，故法院将该部分的利息起算点调整为本案立案之日，即2018年2月7日。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三百九十九条、第四百零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杨弘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那和利、司丽君返还当金200万元；二、杨弘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那和利、司丽君赔偿息费337500元；三、杨弘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那和利、司丽君支付利息（以2337500元为基数，自2018年2月7日起至实际返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四、驳回那和利、司丽君其他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杨弘围绕上诉请求向本院提交1份新证据，那和利、司丽君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依法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杨弘提交的证据为：转帐记录1张，杨弘称是2013年7月17日杨弘转帐给柳某的转账记录，其中420万元为转给柳某的，证明目的为杨弘受委托从典当行取得当金后将钱偿还给了肖某，肖某指定的帐户就是柳某的帐户，杨弘取得当金是用于偿还那和利、司丽君向肖某处借款400万，转出款项也是为了偿还那和利、司丽君从肖某的借款，本案肖某应作为当事人出庭。那和利、司丽君针对杨弘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为：不认可该证据，该证据不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据形式，既不符合证据的三性，也与本案事实没有关系，一审中杨弘明确说取得典当款之后将420万按照肖某的指示转给了鑫坤典当行，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当事人有禁止反言的规则。对此，本院认定如下：那和利、司丽君对该证据不认可，杨弘提交的该证据中收款主体与其一审陈述不一致，但未能就此进行合理解释，该证据不能证实杨弘所述证明目的。本院对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那和利、司丽君与杨弘签订的《委托书》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那和利、司丽君与杨弘签订的《委托书》约定，那和利、司丽君因为资金需要，拟将共同共有的涉案房屋抵押给有关典当机构，授权受托人杨弘代其到房屋所属房屋土地管理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代理上述房屋的抵押、解押及办理典当的相关事宜。杨弘的权限包括代为提前还款、办理注销与上述房产相关的抵押登记事宜等。根据《委托书》的上述约定，杨弘代还的款项应为与涉案房产抵押相关的款项。杨弘上诉主张那和利、司丽君从肖某处实际借款4000000元，所取得的当金已按要求用于偿还那和利、司丽君从肖某处的借款,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借条中的款项已办理涉案房屋的抵押，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用当金偿还借款经过那和利、司丽君同意，故杨弘有权代那和利、司丽君偿还肖某借款的金额应为《抵押借款合同》项下产生的债务，杨弘的上述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确认杨弘向肖某支付的2200000元为其代那和利、司丽君偿还涉案房产抵押相关的款项，合法有据，本院予以确认。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根据查明的事实，杨弘从宝瑞通公司处实际取得的当金金额为4383000元。杨弘主张除上述200000元外，还有183000元为其代那和利、司丽君偿还利息，并提交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等予以证明，杨弘的该项主张具有事实依据，本院予以支持，故杨弘应返还那和利、司丽君的当金数额应扣除其向肖某支付的2200000元及利息183000元，应返还剩余2000000元。庭审中，那和利、司丽君认可一审判决杨弘返还其的当金数额，本院对此不持异议。杨弘未及时返还那和利、司丽君上述款项，应赔偿那和利、司丽君利息损失，一审法院判决杨弘支付那和利、司丽君的利息计算标准及给付期间，并无不当。关于那和利、司丽君主张的息费一节，在涉案房屋约定的当期届满后，依照《房地产最高额抵押典当合同》，抵押人那和利、司丽君可能采取赎当、续当等处理方式，抵押权人在既不赎当亦不续当的情况下亦可能采取终止合同并决算的措施，而不同的处置措施对那和利、司丽君的利益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委托书》亦约定提前还款、续当、绝当等多种处置措施。杨弘作为那和利、司丽君的受托人，在行使代理权限前应当征得委托人相关指示并按照该指示进行。杨弘并未提交充分有效证据证明其在决定续当并支付续当费用时征询那和利、司丽君的指示或同意。根据查明的事实，2015年3月9日，宝瑞通公司向那和利、司丽君出具《履行应偿债务及限期举证通知书》，通知二人自2015年1月9日起应偿还债务为典当本金450万元及违约金。那和利、司丽君主张的息费的产生时间为2015年1月9日之后，属于《房地产最高额抵押典当合同》续当之后产生的债务。杨弘并未提供充分有效证据证明2015年3月9日宝瑞通公司向那和利、司丽君出具《履行应偿债务及限期举证通知书》前其已将续当情况告知那和利、司丽君并获得二人同意，故2015年1月9日至3月9日期间的续当费用应由杨弘向那和利、司丽君承担赔偿责任。那和利、司丽君于2015年3月9日知道续当事实，但未就此后产生的续当费用及时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扩大，那和利、司丽君亦存在过错，一审法院根据双方过错酌定杨弘赔偿那和利、司丽君息费损失及利息，合法有据。经审查，一审程序并无不当。综上所述，杨弘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5500元，由杨弘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何灵灵审 判 员 王 黎审 判 员 江 惠二〇二〇年六月五日法官助理 卫孚嘉法官助理 赵 纳书 记 员 高 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