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15民终94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聊城方恒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聊城市振兴西路新纺街交叉口9号楼3单元6层605号。 法定代表人：赵建庆，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祥力，山东万航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继华，山东万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则勇，男，1958年8月1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湖北省大悟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辽阳襄泽建筑安装工程劳务分包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辽阳市宏伟区龙泽花园小区B区41号楼4号1-2层。 法定代表人：刘言，经理。 原审被告：刘言，男，1964年9月13日出生，蒙古族，辽阳襄泽建筑安装工程劳务分包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住辽宁省辽阳市宏伟区。 上诉人聊城方恒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恒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孙则勇、辽阳襄泽建筑安装工程劳务分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襄泽公司）及原审被告刘言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2018）鲁1502民初49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方恒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祥力，被上诉人孙则勇，襄泽公司及原审被告刘言，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方恒公司的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欠租赁费的具体数额不确定，原告尚需进一步举证”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一、孙则勇于2016年5月20日签署的《塔机租赁合同》、《建筑机具租赁合同》及结算单中记载的内容是真实的，仅是上述文件的主体被法院认定无效。孙则勇在2016年5月20日签署《塔机租赁合同》、《建筑机具租赁合同》及结算单时并未对其中记载的内容数额提出异议，仅是认为上述文件中以武汉东方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云公司）作为主体是错误的。在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2016)鲁1502民初3365号案件中，孙则勇出庭作证时亦称有人逼迫其写上了东方云公司的名字，并未提出对文件中记载的内容及结算数额有异议。结合方恒公司提交的其他证据，可以看出上述文件中记载的租赁物的规格、型号、租金标准等均与双方协商的内容一致，这也足以作证上述文件仅是主体错误，记载的内容及结算数额与客观事实一致，能证明方恒公司主张的欠付租金数额正确。二、孙则勇认可收到了方恒公司交付的租赁物，方恒公司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襄泽公司及孙则勇收到了所有的租赁物。方恒公司提交的120份送货清单，均由孙则勇指定的代收人签收，孙则勇亦称收到了租赁物，仅是是对租赁物的数量提出异议，其称不清楚收到多少租赁物。孙则勇作为承租人的代表、项目的实际施工人其应当知道承租的租赁物的数量，也应该有账目记载，其在法庭调查中称不清楚收到租赁物的多少明显与客观事实不符，其行为是妨碍法庭查清事实，能够推定方恒公司提交的交付租赁的证据真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孙则勇及襄泽公司持有承租租赁物数量及结算数额的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应当依法推定方恒公司主张的交付租赁物数量和结算金额成立。三、方恒公司作为出租人已经举证证明返还租赁物的时间，襄泽公司与孙则勇作为承租人对此有异议，应当由承租人承担证明返还租赁物时间的举证责任，一审举证责任明显分配不当。襄泽公司与孙则勇作为承租人，其负有向方恒公司返还租赁物的义务。方恒公司提供了大量的证据证明租赁物返还的时间，襄泽公司与孙则勇对返还时间有异议，襄泽公司与孙则勇作为承租人有义务证明其已经将租赁物返还给出租人，且其亦应证明何时将租赁物返还给出租人。一审将返还租赁物的举证责任分配给方恒公司，明显不当，应当将该举证责任分配给作为承租人的襄泽公司与孙则勇，并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中，襄泽公司与孙则勇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已经返还租赁物及返还租赁物的时间，应承担不利后果，依法推定方恒公司的一审主张成立。四、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中对租赁的计算方式约定明确，能够计算出襄泽公司与孙则勇欠付的租赁数额。方恒公司与襄泽公司及孙则勇签订的《建筑机械(机具)租赁合同》、《建筑机具租赁合同》中对所有租赁物的租金计算标准约定明确，方恒公司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租赁物的数量及返还时间，根据以上证明能够清楚地计算出襄泽公司与孙则勇欠付租金的数额。方恒公司一审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方恒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一审认为“欠付租赁费的具体数额不明确”明显错误。 被上诉人孙则勇辩称，一、孙则勇对方恒公司在上诉状中陈述的内容不予认可，对方恒公司一审提交的2016年5月20日孙则勇签订的《塔基租赁合同》及《建筑机具租赁合同》的真实性存在异议，因为上述两份合同是孙则勇在方恒公司的胁迫下签署的，孙则勇对该合同内容并不知情，对该合同中租赁物的规格、型号、租金标准等均有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因为方恒公司胁迫孙则勇签订合同，所以签订合同应属无效。二、孙则勇并没有收到方恒公司具体交付的租赁物，对收到租赁物的事实不清楚，孙则勇不应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孙则勇并没有在方恒公司一审提交的送货单中签字确认，也没有指定的人员代为收取租赁物，因而不能认定孙则勇收到方恒公司所称的具体租赁物。另根据方恒公司一审提交的东昌府区人民法院（2016）鲁1502民初3365号一案的庭审笔录，清楚地认定杨增付系该工程的工人，孙则勇并没有授权其代孙则勇对外签字承担任何法律后果，并且方恒公司也没有提供确切的证据证明，该送货单上的签字系杨增付所为，孙则勇也不应当对其签字的内容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三、方恒公司一审提交的证据不足，不能证明其收到返还租赁物的具体时间。方恒公司提交的证据多数是送货单据，并不能证明孙则勇具体收到的租赁物，孙则勇也没有义务返还租赁物。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方恒公司应当提交充足的证据达到其证明目的。因方恒公司并没有提交充足的证据证明方恒公司与孙则勇认可的具体租赁物数量及孙则勇已经返还的租赁物具体数量，所以方恒公司不能达到证明目的。四、孙则勇不应当承担付款责任，双方对租赁物的租金并没有达成合法有效的结算。方恒公司一审提交的结算单系方恒公司胁迫孙则勇签的字，孙则勇对此事实不予认可。根据孙则勇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受胁迫事实。除了上述证据，方恒公司并没有提交其他合法的证据证明租赁物租金的具体结算方式及金额，所以孙则勇不应当承担连带付款责任，应当驳回方恒公司对孙则勇的诉讼请求。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请二审法院依法维持一审判决，维护孙则勇的合法权益。 被上诉人襄泽公司辩称，1.一审判决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二审案件受理费由方恒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鲁15民终855号民事判决书载明方恒公司上诉请求的事实和理由“三、孙则勇既无襄泽公司的授权，也未有内部承包合同……东方云公司与襄泽公司之间的劳务分包合同也未实际履行，孙则勇不可能代表襄泽公司施工……四、方恒公司将租赁物交付东方云公司使用……孙则勇向方恒公司租赁塔吊、钢管等设备时，亦自称是代表东方云公司进行租赁，由东方云公司使用且由东方云公司支付租金，方恒公司也是将塔吊、钢管等设备送给了东方云公司使用。五、方恒公司与襄泽公司之间的合同为孙则勇骗取方恒公司加盖的公章，方恒公司加盖公章的本意是与东方云公司签订租赁合同。方恒公司与襄泽公司之间的租赁合同，双方均未实际履行，双方之间并未真实建立租赁关系。……方恒公司与襄泽公司之间的书面合同为孙则勇骗取方恒公司加盖的公章，并非方恒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襄泽公司从未向方恒公司支付过任何租金，方恒公司也从未将租赁物交付过襄泽公司使用，该合同双方未实际履行。”以上涉及到襄泽公司的内容，都是事实，不是伪证。自始至终，方恒公司对此都十分清楚。方恒公司为掩盖事实、曲解真相，改换一套前后自相矛盾的说法，企图通过本次诉讼，将自身行为的风险，转嫁给襄泽公司，属于非善意诉讼。二、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鲁15民终855号民事判决书载明：2016年5月20日，方恒公司的工作人员强迫孙则勇在塔机租赁合同、建筑机具租赁合同及结算单上签名捺印，并让孙则勇在上述两份租赁合同乙方处注明“武汉东方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两份租赁合同落款时间为“2014年10月1日”。事实很清楚，1.方恒公司在事情开始发生的一年半以后、并且已经结束的情况下，胁迫孙则勇补签合同和结算单时，完全清楚，并且特别强调注明的合同乙方，不是襄泽公司。这其中所反映的事实与上述“方恒公司上诉请求”的陈述，恰好相互印证，高度同一。“合同”对襄泽公司不应当产生约束力。2.更为严肃的是，两份租赁合同及结算单，方恒公司的获取手段不合法，从形成之时起就没有法律效力，不能作为合法证据使用。三、襄泽公司不认可“120份送货清单”。1.方恒公司指称的收货人张义权、杨义，上诉人主观认为是资料员的杨增付，均不是襄泽公司的人，襄泽公司不认识他们。无论他们做什么，都不是襄泽公司的职务行为；2.上述几人更不是襄泽公司的代理人。根据《民法总则》关于代理的规定精神，在襄泽公司不知情也没有理由同意的情况下，方恒公司或者孙则勇均无权代为指定。 原审被告刘言的述称意见同襄泽公司。 方恒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东方云公司、孙则勇、襄泽公司、刘言支付截止到2018年6月30日止的租金1028775.77元；2.判令东方云公司、孙则勇、襄泽公司、刘言支付方恒公司截止到2018年6月30日止的租金发生的损失100000元；3.判令东方云公司、孙则勇、襄泽公司、刘言支付设备赔偿款115004.2元；4.判令东方云公司、孙则勇、襄泽公司、刘言向方恒公司支付自2018年7月1日起至实际返还建筑机具之日止的租金；5.判令东方云公司、孙则勇、襄泽公司、刘言向方恒公司支付塔机进出场发生的费用72000元；6.判令东方云公司、孙则勇、襄泽公司、刘言赔偿已返还建筑机具但丢失建筑机具部件损失1718元；7.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东方云公司、孙则勇、襄泽公司、刘言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4年9月15日，东方云公司(发包方)与襄泽公司(承包方)签订劳务分包合同，由襄泽公司分包聊城幸福里居住小区工程，孙则勇代表襄泽公司在劳务分包合同上签字。襄泽公司与方恒公司签订建筑机械(机具)租赁合同，租赁方恒公司QTZ-40塔机，十八层月租金9500元，二十四层月租金10500元，从2014年10月11日开始计费产生租金；同时襄泽公司与方恒公司签订建筑机具租赁合同，租赁方恒公司钢管扣件等。孙则勇代表襄泽公司在上述两份租赁合同上签字。2016年5月20日方恒公司工作人员强迫孙则勇在塔机租赁合同、建筑机具租赁合同及结算单上签名捺印，并让孙则勇在上述两份租赁合同乙方处注明“武汉东方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两份租赁合同落款时间为“2014年10月1日”，同日，孙则勇向方恒公司工作人员发信息，声明其在结算单上签字无效。一审诉讼过程中，方恒公司撤回了对东方云公司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方恒公司提交的(2016)鲁1502民初3365一案的庭审笔录，虽经孙则勇、襄泽公司、刘言质证无异议，但该证据仅能证明杨增付系孙则勇的材料员，孙则勇未授权其签字，也未确定签字真实性。襄泽公司提交的证据仅能证明孙则勇代表襄泽公司与东方云公司在劳务分包协议上签名，孙则勇租赁了方恒公司的塔机和建筑机械(机具)，至于欠租赁费的具体数额不确定，方恒公司尚需进一步举证。综上，方恒公司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主张，其诉求应予驳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聊城方恒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658元，由原告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上诉人方恒公司提交光盘视频资料一份，并说明视频中穿绿衣服的人是方恒公司的工作人员路秀丽，路秀丽旁边的是孙则勇的材料员杨曾付，坐在门口的是孙则勇，当时孙则勇称东方云公司欠其钱，是孙则勇主动要求重新签订合同，写东方云公司的名字，让方恒公司去找东方云公司索要租金。拟证明2016年5月20日方恒公司的工作人员路秀丽、侯学利等人去找孙则勇和其材料员杨曾付对账，孙则勇的材料员杨曾付在认真核对了送货清单等相关材料后在租金计算清单上签字确认，孙则勇在场，双方在友好的气氛中完成的对账，并不存在孙则勇所称的威胁、胁迫、强迫。本案中的租金计算清单和结算清单中的结算数据是准确的，足以认定襄泽公司与孙则勇的租金欠付数额。一审认为“欠付租赁费的具体数额不确定”与事实不符。 经质证，孙则勇对录像视频的真实性及录像时间无异议，但认为录像所显示的前半部分属实，后来在场的还有方恒公司的会计和另外两个人，对孙则勇说只要在结算单和两份合同上签字，就不找孙则勇要了，这一部分录像方恒公司没有提交。 襄泽公司和刘言均表明对录像中出现的人，除了孙则勇之外，其他人均不认识，对视频的过程也不了解。 庭后，孙则勇提交证据如下：一、2014年10月28日的塔吊押金收据一份；二、中国农业银行交易明细单两份，拟证明上述三张单据涉及的20万元均已支付给方恒公司，还有一张2014年钢管等材料的租金押金汇款单未找到。 经质证，方恒公司对孙则勇提交的三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本案租赁发生时间较长，公司账目中并无该单笔款项的记载。但是路秀丽系方恒公司的人员，其与孙则勇没有个人之间经济往来，孙则勇向路秀丽账户的转账以及路秀丽出具的收据，方恒公司认可其真实性，视为方恒公司收到上述款项。同时孙则勇提交的该三份证据恰恰能够证明孙则勇、襄泽公司与方恒公司之间存在租赁关系，对于支付租金的数额及返还租赁物的时间应当由承租人孙则勇及襄泽公司承担举证责任。 襄泽公司经质证认为，其对方恒公司和孙则勇之间的交易情况不了解，对孙则勇所提交的三份证据无异议。 本院二审查明：载明承租人为东方云公司的两份租赁合同的签订日期为2016年5月20日，并非合同中的2014年10月1日；涉及承租人为襄泽公司的两份租赁合同签订时间均为2014年10月1日。 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案件事实同原审法院查明。 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上诉人方恒公司关于被上诉人襄泽公司、孙则勇及原审被告刘言应支付其租金、损失、设备赔偿款等其他费用的请求能否成立。 针对涉案塔机和建筑器材租赁事宜，从东昌府区人民法院（2016）鲁1502民初3365号民事判决书、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鲁15民终855号生效民事判决书所载明的内容，可看出方恒公司于2016年即已起诉过东方云公司，方恒公司当时主张其与东方云公司存在实际租赁合同关系，孙则勇为东方云公司的施工人员，其行为系代表东方云公司构成了表见代理，并要求东方云公司支付其相应租金、违约金和设备赔偿款。方恒公司在该案中提交了落款时间均为2014年10月1日，载明承租方为东方云公司，负责人为孙则勇的《塔机租赁合同》和《建筑机具租赁合同》，据此主张与东方云公司之间存在设备租赁事实，并自述涉及方恒公司与襄泽公司之间的另外两份租赁合同，系孙则勇骗取方恒公司加盖的公章，并非方恒公司真实意思表示，方恒公司与襄泽公司之间并未真实建立租赁关系，上述两份合同双方也未实际履行。该案经审理，最终由本院（2017）鲁15民终855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了方恒公司对东方云公司的诉讼请求。 时隔一年后，方恒公司依据同样的事实和理由，将孙则勇、襄泽公司、刘言、东方云公司诉至法院，而方恒公司在本次诉讼中又主张孙则勇系挂靠襄泽公司承包的聊城幸福里居住小区工程，并自述涉案租赁合同的相对主体为襄泽公司和孙则勇，同时诉请孙则勇、襄泽公司、刘言、东方云公司应共同支付其租金、损失等相关费用。后在一审审理期间，方恒公司再次撤回对东方云公司的起诉。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规定，“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正当行使诉权是诚信原则的内在要求，方恒公司提起的两次诉讼所主张的法律关系一致，但其认可的诉讼主体却明显发生变更，分别作出的陈述、事实和理由大相径庭。因此，方恒公司的诉讼行为，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存在滥用诉权情形。其一，孙则勇一直主张两张结算单和涉及东方云公司的两份租赁合同上的签字，非其真实意愿，方恒公司则述称系孙则勇骗取其公司在襄泽公司的租赁合同上加盖的公章；其二，方恒公司在本案中主张的租金及相关费用，与前次诉讼所主张的租金及损失等费用数额均不一致；其三，方恒公司本次起诉认为租金、损失计算截止至2018年6月30日，但杨曾付签字的结算单仅显示截止至2016年5月15日，且方恒公司二审庭审中，又表述租金应计算至2016年5月13日，所述时间节点多处不吻合。 综上，方恒公司在本案诉请的租金、损失、设备款等费用，所持依据是其单方制作的计算标准和数额，未有相对方人员的签字，孙则勇与襄泽公司均对此不予认可；孙则勇二审虽提交了塔吊押金收据和中国农业银行交易明细，但仅显示孙则勇向方恒公司支付租金200000元，并非孙则勇所述已付租金220000元；对于租赁物的具体返还数量和时间，方恒公司未在本院限定的期限作出明确回复，方恒公司单方计算的应返还建筑工具价值不能作为定案依据。鉴于此，方恒公司提交的现有证据，不能作为双方已经最终结算的合法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方恒公司对其上诉请求及理由陈述不实，举证不足，应承担不利后果。 综上，上诉人方恒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适当，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3316元，由上诉人聊城市方恒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闫 红 审判员 陈家勇 审判员 刘 颖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五日 法官助理赵廷玮 书记员雷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