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4民终63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北京宾立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平谷区夏各庄镇夏各庄前营南小区14楼3号底商。 法定代表人：陈利宾，该公司董事长兼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建忠，河北十力（广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忠，该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刘瑞红，女，1984年5月5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邯郸市魏县。系死者郭利军配偶。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郭春生，男，1953年11月2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邯郸市魏县。系死者郭利军父亲。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蒿爱廷，女，1956年6月4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邯郸市魏县。系死者郭利军母亲。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郭某1，男，2006年8月29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邯郸市魏县。系死者郭利军长子。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郭某2，男，2008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邯郸市魏县。系死者郭利军次子。 上述蒿爱廷、郭某1、郭某2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春生，系蒿爱廷配偶及郭某1、郭某2祖父。 上述蒿爱廷、郭某1、郭某2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国锋，系蒿爱廷、郭某1、郭某2亲属。 原审被告：栗艳峰，男，1978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邯郸市魏县。 上诉人北京宾立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宾立房产经纪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瑞红、郭春生、蒿爱廷、郭某1、郭某2及原审被告栗艳峰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魏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冀0434民初19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宾立房产经纪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利宾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建忠，被上诉人刘瑞红、郭春生及蒿爱廷、郭某1、郭某2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春生、郭国锋，原审被告栗艳峰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宾立房产经纪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民事判决书，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一、二审诉讼费用（含反诉费用）由刘瑞红、郭春生、蒿爱廷、郭某1、郭某2承担。上诉理由：一、本案宾立房产经纪公司签订协议的目的就是让陈廷坤取得受害人家属的谅解，进而从轻或免除刑事处罚。1.一审判决中载明“《协议书》与《刑事谅解书》二者之间没有直接关联性”，该认定错误，与客观事实严重不符。2018年4月3日，为了减轻或免于对陈廷坤的刑事处罚，该公司积极与受害人的近亲属协商并达成和解协议．同日，受害人妻子刘瑞红出具了刑事谅解书，谅解书中明确记载“经宾立房产经纪公司与被害人郭利军的亲属协商，达成赔偿协议，赔偿协议为分期（2018年-2028年）且按照赔偿协议到期支付给乙方，不再追求陈廷坤的刑事责任。取得了郭利军妻子刘瑞红的谅解并配合到公安司法机关提出建议不再追究陈廷坤的刑事责任”。由此能够证明该公司签订协议的目的就是让陈廷坤取得受害人家属的谅解，进而被判缓刑或免于刑事处罚。由此可见《协议书》与《刑事谅解书》具有必然的关联性。2.通过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栗艳峰（也是该协议的见证人）及证人的陈述，都能够充分体现该公司与刘瑞红签订协议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该公司员工陈廷坤取得受害人家属的谅解，达到不被判刑，即判缓刑或免于刑事处罚的目的。对于一审判决中载明“五名证人均为宾利房产经纪公司员工，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且证人证言互相矛盾，故对证人证言的证明效力本院不予认可”不能成立。因为发生事故后，出面处理相关事宜的正是该公司的相关员工。别人也不关心该事宜。五位证人客观公正地反映了受害人发生交通事故的整个过程，其证言因时间较长，虽稍有出入，但是证明的基本事实都是一致的．证人证言足以证明该公司签订合同的目的以及郭利军发生交通事故并非发生在雇佣活动中。二、刘瑞红等先后拿到49.8万元，即便签订了谅解书，也始终都没有到司法机关表示谅解，使得宾立房产经纪公司签订协议的目的彻底落空。1.双方达成协议后，该公司陆续向刘瑞红转账49.8万元。该转账数额是在天津市宝坻区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所确定的49.8万元基础上，该公司又向受害人家属转了4000元。从刘瑞红等的诉状中要求的数额也可以印证。最后一笔转账截止到2019年5月份，而宝坻区人民法院出判决的时间正是在2019年5月份，因刘瑞红等始终都没有到司法机关表示谅解，该公司在已经得知陈廷坤因没有得到谅解被判刑9个月的情况下才停止支付。2.刘瑞红等主张2019年1月1日前，该公司没有按时给受害人家属转账20万元违约在先的说法不能成立，因为早在2018年4月3日协议签订后的公安阶段，刘瑞红等在该公司多次通知和沟通下，始终就没有到公安机关表示谅解。该事实已被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的陈述和证人王某的证言所证实。也被宝坻区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和宝坻区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书所印证，因此在该公司得知刘瑞红等人不去公安机关表示谅解的情况下，该公司才没有按时转出大额款项。因为到了检察院和法院阶段还有谅解机会，该公司仍抱有一丝希望，还陆续向刘瑞红等转款。因此该公司没有任何违约在先的行为，相反刘瑞红等陆续拿到49.8万元，在协议已经签订的情况下，在其已经出具谅解书的情况下，却始终没有到公安司法机关表示谅解，陈廷坤最终也没有因被谅解而被从轻或减轻处罚，更没有被判处缓刑或免于刑事处罚。虽然陈廷坤具有自首情节，但因没有得到被害人近亲属的谅解，2019年5月29日天津市宝坻区人民法院依法出具判决书，判处陈廷坤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3.该公司签订该协议的目的就是为了取得受害人近亲属对该公司员工陈廷坤的谅解，因受害人近亲属没有向司法机关表示对其谅解，结果使得该公司签订协议的目的始终没有实现。检察院和法院都没有认定陈廷坤获得了受害人家属的谅解，最终陈廷坤被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这使得该公司签订该协议的目的彻底落空。依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之规定，该公司有权依法解除该协议。三、一审判决认定该协议合法有效是错误的。依据《继承法》的相关规定，刘瑞红一个人签署该协议属于主体资格不适格。该协议理应无效。签于该协议上乙方是受害人第一法定继承人共有5个人，而在落款处仅仅有刘瑞英一个人的签字，而非受害人郭利军的全体第一法定继承人签字。并且当时签订协议时，刘瑞红也没有向宾利房产经纪公司提交其他法定继承人的授权委托书。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理应归于无效。四、一审判决认定“本案是合同纠纷，死者郭利军是否从事雇佣活动与本案无关联，不予处理”是错误的。本案中的协议只有基于从事雇佣活动，受害人家属才能获得相应补偿。因为造成受害人郭利军死亡的原因是交通事故，如果不是发生在雇佣活动中，受害人家属也就丧失了要求该公司补偿的权利。五、刘瑞红等庭后提交微信聊天记录五页，且未经该公司质证，一审法院也没有向该公司询问是否质证，已经违反了法定的举证规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综上，依据合同法等相关规定，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请求法院依法支持该公司的上诉请求。另上诉补充意见为：本案为合同纠纷，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一审判决将刘瑞红、郭春生、蒿爱廷、郭某1、郭某2均列为当事人不当。 刘瑞红、郭春生、蒿爱廷、郭某1、郭某2共同辩称，1.刘瑞红、郭春生等在一审开庭时陈述过，陈利宾在调查责任认定期间己背信弃义，两个孩子抚养费4000元，本应2018年4月5日之前打入刘瑞红账户，但拖延到5月份才打入，以后这几笔都是故意拖延，陈廷坤服刑事责任完全是陈利宾造成的。2.宾立房产经纪公司称协议应由5人签字，现只有刘瑞红一人签字，签协议之前郭春生给刘瑞红打过电话，问是否用全体过去或写委托书之类，她说，陈利宾董事长说大爷、大娘有病两个孩子年幼正上学就别来了，把协议签了就行了。如果当时硬要求必须有5人签字，很简单一个道理，你还会在这赔偿协议上签字吗？协议双方协商一致达成是受法律保护的，白纸黑字年轻人要敢担当，上诉状围绕谅解胡搅蛮缠，请问协议哪一条哪一句有谅解二字，这是纯粹是为转移资金转移财产制造时间。3.栗艳峰是经济赔偿的担保人，不是协议见证人。一审判决认定准确，于法有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栗艳峰述称，宾立房产经纪公司所述是事实，刘瑞红等陈述有出入。其是中间人，给刘瑞红等打过电话，一打电话刘瑞红就哭。对陈廷坤免责的事同意宾立房产经纪公司的说辞，现申请法院将其担保人的责任撤除。 刘瑞红、郭春生、蒿爱廷、郭某1、郭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宾立房产经纪公司在赔偿协议担保责任内向刘瑞红等支付赔偿款732000元，支付违约金21960元；2.判令栗艳峰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诉讼费、律师费等由宾立房产经纪公司、栗艳峰承担。 宾立房产经纪公司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依法判令解除双方于2018年4月3日达成的协议或依法确认该协议无效；2.诉讼费用由刘瑞红、郭春生、蒿爱廷、郭某1、郭某2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郭利军系宾立房产经纪公司员工。2018年3月24日，郭利军乘坐车辆与其他车辆发生交通事故，造成郭利军死亡。事故发生后，刘瑞红与宾立房产经纪公司经协商，于2018年4月3日签订赔偿协议，栗艳峰做为宾立房产经纪公司连带担保人在协议书上签字。协议书中就支付赔偿款约定：“宾立房产经纪公司赔偿刘瑞红等五人死亡赔偿金75万元，抚养费48万元，共计123万元。死亡赔偿金分三次付清，2018年4月3日付40万元，2019年1月1日前付20万元，2019年12月1日前付15万元。抚养费48万元分10年付清（2018年4月-2028年3月），每月5日前支付4000元至刘瑞红账户。”宾立房产经纪公司已向刘瑞红支付死亡赔偿金和抚养费共计498,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1.关于《协议书》效力。双方于2018年4月3日签订的协议书是在双方协商一致的情况下签订的，不违反法律相关规定，且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依法认定双方签订的《协议书》合法有效。2.《协议书》是否可以解除。本案刘瑞红等虽出具了《刑事谅解书》，但谅解书中并没有载有《协议书》解除条件的内容。双方签订的《协议书》也没有约定解除合同的条件。《协议书》与《刑事谅解书》二者之间没有直接关联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宾立房产经纪公司申请出庭作证的五名证人证言主要证明的内容：宾立房产经纪公司签订《协议书》的目的是为了减轻司机陈廷坤的刑事处罚。五名证人均为宾立房产经纪公司员工，与该公司存在利害关系，且证人证言相互矛盾，故对证人证言的证明效力，不予认可。宾立房产经纪公司没有证据证明该协议存在解除的情形，故，对该公司解除《协议书》的反诉请求，不予支持。 《协议书》是双方协商一致签订，双方都应依约履行合同。本案是合同纠纷，死者郭利军是否从事雇佣活动与本案无关联，不予处理。协议书第三条第一项约定：“如甲方延迟支付任何一项款项，乙方有权要求甲方一次性支付剩余所有款项，并有权要求甲方以剩余款项为基数支付0.3%的违约金，乙方并保留对甲方提起诉讼的权利。”宾立房产经纪公司于2019年1月1日未按照协议向刘瑞红方支付20万元死亡赔偿金，故宾立房产经纪公司属于违约行为。根据协议的第三款第一项约定，刘瑞红方有权要求宾立房产经纪公司一次性支付剩余款项，故，宾立房产经纪公司应支付刘瑞红等赔偿款732000元、违约金21960元。栗艳峰作为连带保证人，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刘瑞红等主张的律师费，是其为实现自己的权益而支出的，且律师费票据非正式发票，故不予支持。综上，刘瑞红等五人要求宾立房产经纪公司支付赔偿款732000元、违约金21960元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予以支持。宾立房产经纪公司要求依法判令解除双方于2018年4月3日达成的协议或依法确认该协议无效的反诉请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条的规定，判决：一、北京宾立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刘瑞红、郭春生、蒿爱廷、郭某1、郭某2赔偿款732000元，支付违约金21960元；二、栗艳峰对上述赔偿款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北京宾立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追偿；三、驳回北京宾立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的反诉请求；四、驳回刘瑞红等五人的其他诉讼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11340元，减半收取计5670元，由宾立房产经纪公司、栗艳峰共同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5670元，减半收取计2835元，由宾立房产经纪公司负担。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宾立房产经纪公司提交证人陈某证言，证明当时同一天签订协议书及刑事谅解书时，证人陈某在现场。陈利宾和栗艳峰给刘瑞红和郭利军大哥说了很多，主要意思是让刘瑞红到公安司法机关去表示谅解，公司可以按照协议补偿一部分钱。后来，刘瑞红始终没有到公安司法机关表示谅解。 被上诉人刘瑞红等称不认识证人陈某，他没有参与过这个事。原审被告栗艳峰认同证人陈某的证言，陈某跟其一起在中间进行调解。上诉人宾立房产经纪公司还提交公安机关询问刘瑞红的笔录，证明刘瑞红在2018年8月份在公安机关询问刘瑞红时，刘瑞红明确表示对签订刑事谅解书后悔，不想谅解陈廷坤。被上诉人刘瑞红等对公安机关询问笔录无异议，并称因宾立房产经纪公司违约在先，2018年4月5日该给的不给，之后一直拖延不给孩子抚养费，所以要求公安机关依法处理。如果2019年1月的20万元这笔钱给了，还可以去法院谅解，但该公司未给，所以不同意谅解，就没有去法院。 本院二审除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外，另查明：刘瑞红与宾立房产经纪公司、栗艳峰经协商签订赔偿协议的当日即2018年4月3日，刘瑞红向宾立房产经纪公司出具《刑事谅解书》，后在赔偿协议履行中，宾立房产经纪公司未能按照协议约定的时间即“每月5日之前支付4000元抚养费”，刘瑞红于2018年8月在公安机关明确表示对签订刑事谅解书后悔，不想谅解肇事司机陈廷坤。后宾立房产经纪公司未能按照协议约定“第二次20万元于2019年1月1日前付清”履行，刘瑞红未到检察机关及法院表示谅解。2019年5月29日，天津市宝坻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津0115刑初307号刑事判决，以“被害人近亲属与被告人所在公司达成和解协议后，因该公司未能按协议履行，现被告人未能得到被害人近亲属的谅解，...”为由判决被告人陈廷坤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 本院认为，根据宾立房产经纪公司的上诉及刘瑞红等的答辩及栗艳峰的陈述，并征求各方当事人的意见，本案当事人争议的主要焦点问题是案涉协议是否应当解除、宾立房产经纪公司应否按协议履行还款义务。宾立房产经纪公司提交的相关证据及证人证言虽能够证明《协议书》与《刑事谅解书》具有一定的关联，但宾立房产经纪公司未能按照协议书的约定时间支付其承诺的抚养费即“以每月4000元计算并按每月5日之前支付给刘瑞红账户”，当刘瑞红在公安机关明确表示对刑事谅解书后悔并表示不予谅解后，宾立房产经纪公司又未能按照协议书约定“第二次20万元于2019年1月1日前付清”履行其义务，最终导致刘瑞红拒绝配合到检察机关、法院提出建议不再追究肇事司机陈廷坤的刑事责任。宾立房产经纪公司诉称该公司签订协议的目的是为了让陈廷坤取得受害人家属的谅解进而从轻或免除刑事处罚因刘瑞红等不配合到天津公安、司法机关提出建议谅解且在公安机关明确表示对刑事谅解书反悔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符合合同法的法定解除条件。而从本案客观事实看取得受害人家属的谅解并非系刘瑞红等与宾立房产经纪公司签订协议的唯一目的，给予受害人家属一定的经济补偿及心理安慰也是签订协议的目的之一且系主要目的，案涉协议上并未约定解除条件，再加上宾立房产经纪公司又未能严格按照协议履行，故宾立房产经纪公司诉称依法应当解除的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宾立房产经纪公司还诉称签订协议时只有刘瑞红一人签字该协议无效，后经本院法律释明又诉称根据合同相对性郭春生等诉讼主体不适格。经查，案涉协议乙方处郭利军的所有直系亲属即刘瑞红、郭春生、蒿爱廷、郭某1、郭某2均已列明，刘瑞红作为受害人亲属代表签字，郭春生等虽当时没有出具委托书，但在本案诉讼中对刘瑞红的签字及协议内容均予以认可，应视为所有直系亲属对刘瑞红签字的追认及对协议内容的认可，本案郭春生等作为原审原告的诉讼主体适格。故宾立房产经纪公司该诉称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由于案涉《协议书》未约定付款的附加条件，双方对该协议是否变更过付款时间及方式以及刘瑞红在公安机关明确表示对刑事谅解书反悔后双方就如何履行该协议及到司法机关配合未能达成合意，导致宾立房产经纪公司寻求让陈廷坤取得受害人家属的谅解进而从轻或免除刑事处罚的目的没有实现，双方均有一定的责任，故刘瑞红等主张违约金的诉求，本院不予支持。 至于宾立房产经纪公司其他上诉理由依据不足，均无法否定案涉协议，本院不予支持。 栗艳峰陈述称其只是中间人应将其担保人的责任撤除，一来其所述与其在协议上在“甲方担保人”处签字捺印不符；二来其对一审判决其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后并未提出上诉；故对栗艳峰所述，本院二审不做审理。 综上所述，宾立房产经纪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部分不当，应予纠正。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魏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冀0434民初193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 二、变更魏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冀0434民初193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北京宾立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刘瑞红、郭春生、蒿爱廷、郭某1、郭某2赔偿款732000元。” 一审案件受理费按一审判决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11340元，由上诉人北京宾立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负担11000元，由被上诉人刘瑞红、郭春生、蒿爱廷、郭某1、郭某2负担34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罗 琪 审判员 赵建平 审判员 贾梅录 二〇二〇年六月五日 书记员 李建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