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560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胡茂村，男，1959年5月2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浩，男，1987年1月6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系上诉人胡茂村的儿子。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沈乾龙，男，1982年7月18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临湘市。原审第三人：邬国萍，女，1956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志坚，广东百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雅莉，广东百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胡茂村因与被上诉人沈乾龙、原审第三人邬国萍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8）粤0113民初106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胡茂村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沈乾龙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沈乾龙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胡茂村与沈乾龙签订的《出租房转让协议》并非预约合同，而是正式有效的租赁权转让合同，且租赁权转让行为已实际履行。1.一审法院一方面认定涉案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对双方均有约束力，另一方面却认定该转让协议只是预约合同，即相当于没有签订正式合同，不需要实际履行，明显矛盾。2.涉案转让协议已实际履行，在法律上不可能界定为预约合同。沈乾龙按涉案转让协议支付8万元定金后，胡茂村即开始按约定履行协议。2018年10月8日，出租人（房东）邬国萍与沈乾龙、胡茂村的妻子共同办理了原《房屋租赁合同》的更名手续，将承租人由胡茂村、杨正其变更为沈乾龙。同时，邬国萍和沈乾龙在更名后的《房屋租赁合同》上对各年度的租金进行了修改，双方分别加盖手印予以确认。更名手续的完成即表明胡茂村与沈乾龙均已实际履行涉案转让协议，如果是预约合同，双方不可能实际履行。3.涉案转让协议实际履行且原《房屋租赁合同》更名手续完成后，在法律上已完成租赁权的转让手续，即胡茂村已在法律上退出与邬国萍的租赁关系，丧失了租赁权；而沈乾龙在法律上与邬国萍构成新的租赁关系，成为房屋承租人并取得租赁权。在此情况下，沈乾龙解除涉案转让协议并不能使胡茂村与邬国萍原有的租赁法律关系恢复原状，事实上，胡茂村只能被迫退出经营，遭受了30余万元的巨额经济损失。4.沈乾龙在涉案转让协议已实际履行的情况下单方解除协议，显属重大违约，此时胡茂村已无法再继续经营，其之前投入的30余万元公寓设备和装修款只能被迫损失，沈乾龙应对此承担违约过错责任。5.涉案《房屋经营权转让合同》是邬国萍基于法律谨慎原则要求三方签订，该合同签订与否均不影响涉案转让协议的成立和效力。如上所述，原《房屋租赁合同》更名手续完成，租赁权（房屋经营权）已实际完成转让。但邬国萍认为《房屋租赁合同》直接对承租人、租金进行修改增删，显得不太规范，因此要求三方再签订一份《房屋经营权转让合同》，对《房屋租赁合同》的内容进行规范。涉案《房屋经营权转让合同》签订的目的是规范邬国萍与胡茂村、邬国萍与沈乾龙的法律关系，并不涉及涉案转让协议中胡茂村、沈乾龙权利义务的变动。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涉案转让协议应适用合同法的违约责任规定，而非适用预约合同的概念。1.预约合同的概念仅适用于商品房认购的特定法律情形，且仅适用于签订认购合同但未订立正式买卖合同的情形，本案胡茂村与沈乾龙之间属于租赁权转让法律关系，故该概念不能适用于本案。2.根据合同法及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合同条款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或按照交易习惯，不能将欠缺细节条款的合同认定为预约合同，更不能以此认为解除合同无过错。（1）法律对合同约定不明的情形有明确的处理原则，不能无故解除合同。（2）涉案转让协议及更名后的《房屋租赁合同》具备主要条款，即使未约定的细节也可以协议补充或遵照交易习惯，不能随意解除已生效并履行的转让协议。沈乾龙完成《房屋租赁合同》更名手续后，《房屋租赁合同》即自动成为涉案转让协议的附件，两份文本对转让事项的主要条款都明确具体。3.合同法只规定有协商解除和法定解除，除此之外均属于违法解除，应承担违约责任，一审法院没有适用合同法关于定金的规定属适用法律错误。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给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沈乾龙在涉案转让协议生效并实际履行完成租赁权转让事项后，拒绝支付余下顶手费，并违约解除协议，其应当为自己草率签约、违法解约造成的法律后果，承担定金被没收及赔偿损失的法律责任。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改判，维护合同守约方的正当合法权益。被上诉人沈乾龙二审答辩称：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应当予以维持，请求二审法院驳回胡茂村的全部上诉请求。理由如下：一、沈乾龙与胡茂村签订的《出租房转让协议》未能得到涉案房屋的房东邬国萍认可，该转让协议无效，胡茂村应当向沈乾龙返还定金。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的规定，胡茂村作为涉案房屋的承租人，将房屋转租给沈乾龙，应当取得房东邬国萍的同意。本案中，胡茂村、沈乾龙、邬国萍三方未能就出租房转让事宜达成一致意见，邬国萍未同意沈乾龙按既有条件承租出租房，因此，沈乾龙与胡茂村签订的涉案转让协议未能实现履行，胡茂村对此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一审判决基于案件事实，认定沈乾龙与胡茂村签订的《出租房转让协议》系胡茂村将涉案房屋的租赁权利、义务对沈乾龙进行概括转让的预约合同，该权利、义务的概括转让还需征得邬国萍的同意，符合法律的规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二、涉案转让协议中约定的“合同增名”的履行完毕应当是以涉案房屋的租赁权利义务的概括转让完成、沈乾龙事实上获得涉案房屋的租赁权、使用权为标准，而非胡茂村所认为的沈乾龙、邬国萍各方在《房屋租赁合同》上对租金进行修改、对“承租人”的签字做了改动。沈乾龙确与邬国萍、胡茂村就涉案房屋的租赁转让事宜进行了协商，但在协商过程中各方就租金、租期、交接事宜存在巨大分歧，最终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完成权利义务的转让，《房屋租赁合同》上的涂改只是各方协商的痕迹，不能以此作为涉案转让协议完成履行的标志，“合同增名”未能完成。在此情形下，胡茂村仍然主张沈乾龙支付全部转让款，显然有失公平。另一方面，邬国萍已与胡茂村解除了《房屋租赁合同》并于2018年12月9日收回了涉案房屋，涉案转让协议已无法继续履行，沈乾龙已无法实现签订该转让协议的目的，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应当予以维持。三、胡茂村与邬国萍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履行情况与沈乾龙无关，胡茂村因该合同被解除所引起的一切后果，应当由其自行负担；胡茂村在上诉状中主张的30余万元经济损失，其未能提供任何证据支持。由于胡茂村、邬国萍、沈乾龙三方存在的巨大分歧，三方未能就转让事宜达成一致意见，未完成《房屋经营权转让合同》的签订，因此胡茂村与邬国萍之间就涉案房屋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继续有效，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该合同的履行与沈乾龙无关，胡茂村因该合同解除导致的损失，应当由其自行负担，邬国萍与沈乾龙之间不存在任何权利义务关系。另一方面，胡茂村在上诉状中所称其遭受30余万元的损失，并无任何证据支持。另胡茂村在自身没有任何损失、没有做出任何权利让渡的情况下，没收沈乾龙支付的定金8万元，该行为无任何事实或法律依据。原审第三人邬国萍陈述称：我已依法与胡茂村、沈乾龙解除租赁合同关系，本案为胡茂村与沈乾龙之间的转让合同纠纷，与我方无关。沈乾龙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1.解除双方签订的《出租房转让协议》；2.胡茂村退回80000元转让诚意定金；3.胡茂村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3月28日，邬国萍与胡茂村及杨正其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合同文本上甲方为邬国萍，乙方为杨正其、胡茂村，约定邬国萍将位于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梅山村南华路46号二、三、四楼出租给胡茂村、杨正其使用，租用期为8年，具体从2014年6月1日至2022年5月30日止，每两年递增一次，递增定为10%，装修期为两个月，其中2014年6月1日至2016年11月30日租金为29000元/月，2016年12月1日至2018年11月30日租金为31900元/月，2018年12月1日至2020年11月30日租金为35100元/月，2020年12月1日至2022年5月30日租金为38600元/月；签订合同时胡茂村、杨正其向邬国萍交87000元保证金和一月租金29000元，共116000元。上述房屋是胡茂村与杨正其合伙经营公寓共同签订，2014年杨正其退出合伙，由胡茂村单独承租上述房屋经营，但杨正其并未在上述租赁合同上除名。对于以上租赁合同的履行情况，邬国萍表示自2017年4月起，由于胡茂村经营不善无力缴交足额租金，要求租金降至23500元，其考虑胡茂村的经营状态，同意胡茂村暂按23500元的标准缴纳租金，但并非同意租金降为23500元/月。2018年9月25日，沈乾龙与胡茂村签订一份《出租房转让协议》，约定如下：出租房经营方胡茂村愿意以总价371800元转让给沈乾龙经营，与原屋主转经营合同是以加名入股的方式转让合同。沈乾龙暂交80000元给胡茂村作为转房屋定金，余欠款在合同增名后一次付清。胡茂村收到定金后保证十二天之内把合同增名成功，假如与原屋主沟通增名入股经营不成功，胡茂村在不计利息的情况下原本金额退回给沈乾龙。上述协议由案外人王泽民为沈乾龙、胡茂村起草并书写。沈乾龙在上述协议文末加入一句“入股后按原合同降至23500元/月租金，期限为原合同期限。”沈乾龙表示双方在协商过程中胡茂村承诺会协调邬国萍租金在转让后按23500元/月执行，故在签订上述协议后在胡茂村在场的情况下当面添加该内容，胡茂村未予反对。胡茂村对此予以否认，辩称是沈乾龙事后单方自行增加的，其并不知情。上述协议签订后，沈乾龙支付胡茂村80000元。2018年10月8日，经胡茂村安排，沈乾龙与邬国萍、胡茂村的配偶苏红飞、胡茂村的亲属（自称胡茂村是其姐夫）、王泽民等人进行协商增名事宜。经协商，邬国萍与胡茂村及杨正其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合同文本首页上的“乙方：杨正其（身份证：）、胡茂村（43232119590524131）”被删改为“乙方：杨正其（身份证：、胡茂村（43232119590524131）”并捺指印，沈乾龙在合同乙方处签名。另合同租金标准也作了涂改，其中“由2016年12月1日至2018年11月30日净收租金31900元，由2018年12月1日至2020年11月30日净收租金为35100元，由2020年12月1日至2022年5月30日净收租金为38600元。”改为“2016年12月1日至2018年12月30日净收租金23500元，2019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0日净收租金30000元，2021年1月1日至2022年5月30日净收租金33300元。”合同文本末页的“乙方：胡茂村、杨正其”未作删改，但杨正其手写“注：本合同原乙方杨正其与该合同无任何权属关系。”并签名捺指印。另邬国萍、沈乾龙和胡茂村配偶苏红飞还准备签订一份《房屋经营权转让合同》，三方均已在分别在合同首部和尾部“甲方（出租房）”、“乙方（转让方）”、“丙方（受让方）：”处签名，该合同内容包括租赁期限、租金标准、押金归属、装修设备归属、转让费包括的范围、出租屋债权债务的交接等内容，但以上主要条款大部分均空白。沈乾龙表示在2018年10月8日当天，三方准备签订房屋经营权转让合同，虽然都签了名，但具体关于租金的标准、胡茂村尚有拖欠出租方的租金存在违约责任等均未达成一致意见，故实际上该合同并未实际达成。胡茂村则表示当天晚上因时间太晚了，双方未就合同细节进行确定，后沈乾龙吃完饭第二天就反悔了，故没有正式签订合同。邬国萍则认为关于租金标准问题，其坚持按修改后的租赁合同的租金标准执行，至于具体经营情况为沈乾龙、胡茂村之间的约定，其不知情。上述《房屋租赁合同》于2018年10月8日进行增名和修改后，沈乾龙并未向胡茂村支付转让余款291800元。沈乾龙表示是因为租金标准未达到胡茂村承诺的23800元，且当晚核对房屋的数量未达胡茂村承诺的80间，另双方就租户押金的移交等产生分歧，故未向胡茂村支付余款。鉴于沈乾龙未支付剩余转让款，胡茂村未向沈乾龙交接涉案租赁场地及相关资料。2018年10月12日，沈乾龙打电话与胡茂村进行协商，沈乾龙向胡茂村提出房屋少了两三套、10月9日之后的租金应由沈乾龙收取但整个10月份的租金均已被胡茂村收取、租客的押金应办理移交、交给房东的租金如何缴交等问题，提出上述问题要搞清楚才能交接及付款给胡茂村。胡茂村称按照行规租客的押金归其所有，并称与房东的租金无法谈成23500元/月是因沈乾龙搞砸了。2018年10月15日，沈乾龙通过微信向胡茂村发出一份《关于番禺区南村镇梅山村南华路46号物业经营权解除及退回捌万元款项的函》，内容大致如下：“就我方拟取得贵方位于南村镇梅山村南华路46号物业经营权之事宜，贵方承诺的条件包括我方以增名入股的方式与贵方进行合作，承租物业的租金继续保持不变为23500元/月（因为贵方一直按照23500元/月的标准缴纳给业主邬国萍），承租物业房间数80间，贵方收取的目前实际使用的租户的押金交回给我方并由我方收取租金，承租物业一并交付给我。后我方与业主邬国萍及贵方代理人（贵方配偶）进行沟通了解到，承租物业实际仅有77间，且其中74间对外出租，3间由胡茂村实际控制使用（其中一间为麻将房），同时，贵方不将与实际住户的押金转给我方，也不将所涉物业出租情况（包括原租赁合同、押金收据等）等材料交付我方，所涉物业也没有交付我方，租金远远超过23500元/月的标准，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基于贵方上述行为，为避免各方损失扩大及潜在风险发生，我方向贵方提出解除《房屋经营权转让合同》，自本函件送达贵方之日起《房屋经营权转让合同》解除，同时，贵方应在收到本函件之日起3日内将诚意金8万元退回给我方。”同日，沈乾龙通过微信向邬国萍发出一份《关于番禺区南村镇梅山村南华路46号物业租赁及经营权等解除的函》，提出“胡茂村承诺的条件均未实现，所涉物业也非我方控制，合同目的根本无法实现。后我方与贵方就租赁物业适宜进行沟通，贵方体谅到我方难处，要求我方写一份情况说明，我方将情况说明及一份解约申请提交贵方，希望贵方协助我方退回交付给胡茂村的诚意金，但贵方至今未能明确回复。为避免贵方损失扩大及避免潜在风险发生，产生不必要的纠纷，我方向贵方提出解除各方之间签订的且实际没有履行的《房屋租赁合同》及《房屋经营权转让合同》，自本函件送达贵方之日起《房屋租赁合同》及《房屋经营权转让合同》解除。”2018年10月21日，沈乾龙向胡茂村发出一份《关于番禺区南村镇梅山村南华路46号物业经营权解除及退回捌万元款项的函》，提出“我方已与贵方进行多次沟通，确定我方负责与房东邬国萍协商取消《房屋租赁合同》及《房屋经营权转让合同》，今与房屋邬国萍协商并经邬国萍同意解除且未执行的《房屋租赁合同》及《房屋经营权转让合同》。对此，邬国萍女士10月21日已收回双方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并同意协助要求贵方尽快退回8万元押金，同时邬国萍要求后续既不租我方且不租给贵方，自解除合同合同之日起一并要求贵方退场。贵方与邬国萍之间的合同纠纷属你们之间的事，我方要求贵方尽快退回我方8万元押金。”同日，沈乾龙向邬国萍发出一份《关于番禺区南村镇梅山村南华路46号物业租赁及经营权解除的函》，提出“感谢贵方同意位于南村镇梅山村南华路46号物业经营权及租赁权解除事宜。贵方已收回双方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及我方与胡茂村8万押金协议书，同时请求规范尽快与胡茂村进行沟通，并协助我方要求胡茂村退回8万押金等”。2018年11月6日，胡茂村与邬国萍共同出具一份《情况说明》，载明：“根据胡茂村提供的材料显示，沈乾龙违反与胡茂村之间的经营转让协议，拒不支付协议下的37万转让款，导致胡茂村至今未撤出租赁场地。同时沈乾龙亦违反了与房东之间的合同，拒不支付房租。沈乾龙应为其双重违约行为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其后，胡茂村与邬国萍就拖欠的租金、押金返还、装修物折抵等相关撤场事宜达成一致意见，胡茂村于2018年12月9日将涉案房屋交还给邬国萍。另胡茂村为证实与沈乾龙的签约过程及后续履行情况，向一审法院申请王泽民、杨正其出庭作证，王泽民出庭作证表述称其与沈乾龙、胡茂村均是老乡关系，是沈乾龙、胡茂村本次出租房转让的中间人，协议的内容都是其亲笔书写的，协议上并没有“入股后按原合同降至23500元/月租金，期限为原合同期限。”这句话；协议签订后，沈乾龙与房东重新签订租赁合同，沈乾龙不想按约定的371800元的金额支付给胡茂村，沈乾龙说其想降低10几万的转让款，但胡茂村没有同意，故胡茂村不愿意撤场，后来没有继续履行协议；另外沈乾龙在交8万元前，已派了一个人去涉案出租房居住了解情况。杨正其出庭作证述称对沈乾龙、胡茂村之前的约定不知情，其没有参与转让协议的签订；其在沈乾龙与房东增名时在场，并在原房屋租赁合同最后一页备注写明退出合同并签名确认，增名时胡茂村不在现场，但胡茂村老婆在场，具体姓名不清楚，当时在场人有房东邬国萍、房东的儿子与儿媳与沈乾龙、沈乾龙带来的一个人、胡茂村、王泽民；其只知道退出租赁合同，其他约定一概不清楚。一审法院认为，沈乾龙、胡茂村双方签订的《出租房转让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均有约束力。该《出租房转让协议》的实质是胡茂村将其与邬国萍就涉案房屋因租赁合同关系产生的权利、义务概括转让给沈乾龙的预约合同，对于完成整个合同权利、义务的概括转让还需与租赁合同关系的相对方即邬国萍进行协商并征得邬国萍的同意，还需就租金标准、租赁房屋的交接、对业主交纳的押金的交接、对业主交租义务及拖欠租金产生的债务的厘清、对其他次承租人的收租权利的交接、押金交接等具体的合同权利的取得及合同义务的承担进行约定。即沈乾龙、胡茂村双方签订《出租房转让协议》后，双方均负有义务实现交易，按公平交易原则及诚实信用原则，遵循《出租房转让协议》确立的基本对价，填充缺失条款，明确不确定条款，完成磋商签订出租房经营权转让合同，使《出租房转让协议》确立的转让标的、计价标准等核心条款在出租房经营权转让合同中得以全面体现。从查明的事实来看，沈乾龙、胡茂村及邬国萍三方虽然进行了协商，并于2018年10月8日在胡茂村与邬国萍的《房屋租赁合同》上进行部分更名及租金修改，但三方并未完成《房屋经营权转让合同》的签订，就具体权利、义务的取得和承受、如何交接等均未达成一致意见。虽然《出租房转让协议》约定“余款在合同增名后一次付清”，但此处的“合同增名”不应狭义地理解为在《房屋租赁合同》上改名，在《房屋租赁合同》上改名或增名仅为合同概括转让的其中一个环节，从2018年10月12日沈乾龙与胡茂村的通话内容来看，沈乾龙、胡茂村双方就2018年10月向业主交租的责任问题、2018年10月对次承租人的收租权利问题、次承租人的押金归属问题等方面依然存在巨大分歧，沈乾龙、胡茂村及邬国萍并未就合同概括转让达成一致意见，“合同增名”实质并未完成，此时要求沈乾龙支付全部转让款，显失公平，沈乾龙有权拒绝付款。由于三方就具体合同权利的取得及合同义务的承担协商不成，在知道具体条款无法协商达成一致的情况下，沈乾龙已在合理时间内向胡茂村和邬国萍明确提出解除《房屋租赁合同》和《房屋经营权转让合同》，且其后邬国萍也实际与胡茂村协商解除了《房屋租赁合同》并于2018年12月9日收回房屋管业，因此导致沈乾龙、胡茂村双方未能签订合同权利概括转让合同，属于不可归责于双方的过错，沈乾龙无法实现《出租房转让协议》预约合同目的，其起诉解除沈乾龙、胡茂村双方签订的《出租房转让协议》，合法合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之规定，现《出租房转让协议》解除，沈乾龙主张胡茂村退回其交纳的80000元转让定金，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解除沈乾龙与胡茂村于2018年9月25日签订的《出租房转让协议》；二、胡茂村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返还沈乾龙定金80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877元（沈乾龙已预付），由胡茂村负担。经查，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的证据。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案二审仅对上诉人胡茂村提出的上诉进行审查。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是沈乾龙是否有权要求解除涉案《出租房转让协议》。对此，本院分析如下：沈乾龙与胡茂村于2018年9月25日签订《出租房转让协议》，其后沈乾龙、胡茂村及邬国萍三方于2018年10月8日在胡茂村与邬国萍的《房屋租赁合同》上进行部分更名及租金修改，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在此期间，沈乾龙与胡茂村虽然进行了多次沟通，但就涉案合同具体条款最终未达成一致意见，胡茂村亦确认其与沈乾龙未能就该合同细节进行确定，故最终未能正式签订合同，一审法院对此分析详尽，论述有据。一审法院据此认定由于沈乾龙、胡茂村及邬国萍未能就合同概括转让达成一致意见，沈乾龙已在合理时间内向胡茂村和邬国萍明确提出解除《房屋租赁合同》和《房屋经营权转让合同》，且其后邬国萍也实际与胡茂村协商解除了《房屋租赁合同》并于2018年12月9日收回房屋管业，导致沈乾龙、胡茂村双方未能签订合同权利概括转让合同，属于不可归责于双方的过错，沈乾龙无法实现《出租房转让协议》预约合同目的，支持其请求解除涉案《出租房转让协议》的诉请，并判令胡茂村向沈乾龙返还已经收取的8万元定金，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胡茂村主张双方已就涉案房屋转让事宜达成一致意见，租赁权转让行为已经实际履行完毕，显与事实不符，其上诉事实及法律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处理结果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胡茂村的上诉主张，理据不足，依法应予驳回。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00元，由上诉人胡茂村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焕审判员 梁淑敏审判员 梁燕梅二〇二〇年六月五日书记员 古嘉玲黄清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