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民终447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张鑫桥，男，1956年6月10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张颖，女，1983年1月10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上列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佳倩，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晶，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被告）：屠焰萍，女，1975年2月25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刘飚，男，1970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龚洪伟，武汉市武昌区千年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上诉人张鑫桥、张颖、屠焰萍因与被上诉人刘飚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2019）鄂0104民初7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因案情不复杂，决定对本案不开庭审理，并告知了双方当事人。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鑫桥、张颖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反诉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转让合同》中约定的付款义务已经全部履行完毕，被上诉人拒绝配合办理房屋产权变更登记的相关手续。上诉人为了尽快解决过户事宜曾答应若被上诉人能够配合办理相关手续，则同意在过户后给予上诉人一定的辛苦费表示感谢。对于此次协商，被上诉人提供了录音作为证据，上诉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否认。但若如上诉人所言，双方曾口头达成了关于变更转让款的协议，被上诉人为何在书写收条时不将此一并达成书面约定？如果上诉人确有购房款未予付清，被上诉人为何在协商过程中不能做出明确的意思表示？种种疑点均可看出被上诉人的陈述不是客观事实。上诉人承诺的辛苦费不属于购房合同的变更，是上诉人为了尽快办理过户事宜向被上诉人提出的附条件的赠与，要求被上诉人在配合办理完毕过户手续后予以支付，但被上诉人以实际行为表示拒绝，双方并没有达成赠与的合议，所附条件未成立，赠与未生效。一审判决对于20000元的性质含糊其词，确认上诉人应当支付被上诉人20000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刘飚辩称，录音证据很清楚地表明20000元的来龙去脉。双方有口头约定，上诉人要给10万元，而不是2万元，张鑫桥、张颖已经履行了一部分。2014年1月29日的收条和2018年的录音都是在付完7万元后形成的，这两个证据相互关联。赠与关系是一个要式法律行为，对方没有证据证明。屠焰萍辩称，我不同意卖这个房子，合同对我没有约束力，卖了房子我就没有地方住了。屠焰萍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张鑫桥、张颖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由三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认定事实不清。在签订《转让合同》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孙玉兰及张颖、张鑫桥没有向我行使追认合同效力的权利，而是与刘飚口头达成补偿上诉人。2018年张颖、张鑫桥闹到家里后，才知道自己居住的房屋（与诉争房屋位于同一小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六0四工厂分配给刘飚姐姐的房产，工厂分给刘飚的房产在2009年被刘飚瞒着我处分给了孙玉兰。张颖、张鑫桥诉至一审法院后，上诉人以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的身份向一审法院申请参与诉讼维权，但一审法院不接受上诉人的申请，而是由张颖、张鑫桥追加上诉人为本案被告。2.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张颖、张鑫桥主张《转让合同》对我有溯及力，应当举证证明我在合同签订后至2018年争议发生前知道或应当知道房屋转让，否则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推定上诉人有同意出让房屋的意思表示的结论没有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在2014年第57辑《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指导性判例第5个案例中明确了“房屋共有人擅自出卖登记在其名下房产，另一共有人不同意的，法院应驳回买受人关于继续履行合同的诉讼请求”。故法院应驳回张颖、张鑫桥请求我协助办理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手续的全部诉讼请求。张鑫桥、张颖辩称，本案的《转让合同》已经生效判决确认为有效合同，且该合同已签订十年之久，屠焰萍不可能不知晓。刘飚辩称，我认为屠焰萍的观点是成立的。屠焰萍起诉时请求确认合同对其没有拘束力，一审法官滥用释明权，要求变更诉讼请求为合同效力认定。生效判决只是认定了我与对方签订的《转让合同》合法有效，并没有对合同对屠焰萍是否有拘束力作出明确判决。张鑫桥、张颖要求屠焰萍履行合同，突破了合同的相对性。张鑫桥、张颖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刘飚、屠焰萍立即履行《转让合同》约定的义务，协助办理三六零四工厂宿舍3栋2单元203室房屋的过户手续；2.本案的诉讼费用、律师费由刘飚、屠焰萍承担。诉讼中，张鑫桥、张颖申请撤回了“本案的律师费由刘飚、屠焰萍承担”的诉讼请求。刘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张鑫桥、张颖按照双方口头约定向刘飚补偿20000元补偿款；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张鑫桥、张颖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飚与屠焰萍于1998年9月10日登记结婚。张鑫桥与孙玉兰（于2016年7月22日去世）系夫妻关系，张颖系其独生女。孙玉兰的父亲孙寿贵（于2003年去世）、母亲徐宝清（于2010年去世）均先于孙玉兰死亡。2009年2月23日，刘飚与孙玉兰签订《转让合同》。该合同的内容为：“兹有三六零四厂职工刘飚（甲方），现将其厂经济适用房（3号楼2单元，面积92.08㎡，金额：贰拾贰万零肆佰叁拾玖元）转让给孙玉兰（乙方），特订如下5条作为双方共同遵守准则。1、乙方给甲方转让费70000元整；2、市场房价发生变化（涨或降）与甲方无关；3、今后房屋所需其他费用由乙方负担；4、任何一方违约，付房屋总价30%的罚款；5、甲方负责协助乙方日后过户手续办理”。该合同签订后，孙玉兰于2009年2月23日代刘飚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六0四工厂支付了3号楼2单元203室房屋的房款220439元。2009年3月2日，刘飚出具收条确认其收到孙玉兰房屋转让费70000元。2010年1月7日，孙玉兰代刘飚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六0四工厂支付了配套费4451元。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六0四工厂于2010年交付了该厂经济适用房3栋2单元2层3号房屋后，孙玉兰及张鑫桥、张颖居住使用该房屋至今。2014年1月29日，刘飚出具收条确认其收到孙玉兰现金10000元。对于该10000元的性质，张鑫桥、张颖与刘飚各执一词。张鑫桥、张颖称因刘飚的单位曾通过扣减刘飚工资的方式划扣该房屋的物业费，该款系其对刘飚所做的补偿。刘飚称为了使屠焰萍追认《转让合同》，孙玉兰、张鑫桥、张颖曾口头答应补偿100000元，该款系其履行其中10000元的支付义务。该房屋具备办证条件后，因当事人在办理该房屋过户手续时发生争议，张鑫桥、张颖于2019年1月22日起诉来院。诉讼中，张颖承认孙玉兰生前曾承诺其在取得该房屋权属证书后再支付20000元。2019年3月14日，屠焰萍向一审法院另案起诉刘飚、张鑫桥、张颖，其请求确认刘飚与孙玉兰签订的《房屋转让合同》无效。2019年5月，一审法院做出（2019）鄂0104民初203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屠焰萍的全部诉讼请求。屠焰萍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做出（2019）鄂01民终840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述法律文书均已发生法律效力。一审法院认为：刘飚与孙玉兰于2009年2月23日签订的《转让合同》系双方当事人当时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未违反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禁止性规定。根据已发生法律效力的本院（2019）鄂0104民初2034号民事判决书、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鄂01民终8401号民事判决书，该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孙玉兰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了相关购房款及转让费，该房屋亦一直由孙玉兰及张鑫桥、张颖居住使用。该房屋已具备办证条件，且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六0四工厂明确表示本案的处理结果与其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刘飚、屠焰萍应履行其协助孙玉兰办理该房屋过户手续的义务。由于孙玉兰生前未处分该房屋，张颖系张鑫桥与孙玉兰的独生女，且孙玉兰的父母亲均先于孙玉兰死亡，现张鑫桥、张颖请求刘飚、屠焰萍协助办理该房屋的过户手续，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张鑫桥、张颖申请撤回“本案的律师费由刘飚、屠焰萍承担”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依法予以准许。虽然刘飚主张其与孙玉兰、张鑫桥、张颖曾达成过追加100000元补偿的口头协议，但张鑫桥、张颖对此均不予认可，而刘飚无法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一审法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由于张颖在诉讼中承认孙玉兰生前曾承诺其在取得该房屋权属证书后再支付20000元，现刘飚反诉请求张鑫桥、张颖向其补偿20000元，有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第二十五条规定，一审判决：一、刘飚、屠焰萍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配合张鑫桥、张颖办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六0四工厂经济适用房3栋2单元2层3号房屋的权属证书。二、张鑫桥、张颖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向刘飚、屠焰萍支付20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依法减半收取的案件受理费2828元、反诉案件受理费150元，张鑫桥、张颖共同负担150元，刘飚、屠焰萍共同负担2828元。二审时，当事人没有提交新的证据。一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刘飚提交的录音证据表明刘飚、屠焰萍就涉诉房屋办证资料放在何处及张鑫桥、张颖在《转让合同》之外再支付刘飚、屠焰萍多少钱发生了争议，最终双方对上述两个事项均未达成一致意见。张鑫桥、张颖不同意把办证资料放在刘飚、屠焰萍处，刘飚、屠焰萍也不同意张鑫桥、张颖提出的再支付20000元辛苦费的提议。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有二：一是屠焰萍有无配合张鑫桥、张颖办理涉诉房屋过户手续的义务；二是张鑫桥、张颖是否需要支付刘飚两万元补偿款。关于第一个焦点，屠焰萍上诉认为其对刘飚与孙玉兰签订《转让合同》的事不知情，故合同对其没有拘束力。本院认为，从刘飚提交的录音证据可知，屠焰萍对涉诉房屋交易价格及当年交钥匙过程是知情的。对于该录音证据，张鑫桥、张颖对其真实性无异议，屠焰萍在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中也认可该录音的真实性。另外，单位分房和房屋转让均属于重大家庭事宜，通常家庭成员都会高度持续关注。屠焰萍辩称其不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六0四工厂分给刘飚的房屋即诉争房屋的说法不符合常理，其辩称对涉诉房屋已转让、交付十年之久亦不知情的说法也不符合常理。因此，屠焰萍的该项上诉理由不成立。屠焰萍对刘飚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知情并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没有主张自己的权利，现因补偿款的事宜发生争议而拒绝配合张鑫桥、张颖办理过户手续，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关于第二个焦点，各方均认可20000元款项是在《转让合同》后以口头形式约定的。刘飚认为该20000元是张鑫桥、张颖承诺的100000元房屋补偿款中的一部分，从2014年1月29日孙玉兰给付刘飚10000元的行为可以反推出孙玉兰、张鑫桥、张颖曾口头答应补偿100000元,但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实，故刘飚的主张不能成立。张鑫桥、张颖认为该20000是附条件的赠与，条件是刘飚配合张鑫桥、张颖办理涉诉房屋的过户手续。本院认为，《转让合同》约定“市场房价发生变化（涨或降）与甲方（刘飚）无关”，本案购房人已全额支付合同约定的购房款。对于刘飚主张的20000元款项，根据录音证据，张鑫桥、张颖提出了房屋所有权证到手后再支付刘飚20000元的要约，后续还表示只要是其能负担的金额，愿意接受刘飚提出的其他金额。但刘飚和屠焰萍对此明确表示不需要，也没有提出其他金额。本院认定双方就该20000元没有达成合意，且张鑫桥、张颖提出给付20000元的前提是刘飚、屠焰萍配合办理过户手续。而刘飚没有配合张鑫桥、张颖办理过户手续，现主张张鑫桥、张颖支付20000元补偿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对其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张鑫桥、张颖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屠焰萍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2019）鄂0104民初79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2019）鄂0104民初79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驳回刘飚的反诉请求。减半收取的一审审案件受理费2828元、反诉案件受理费150元，由刘飚、屠焰萍共同负担。屠焰萍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2978元，由屠焰萍负担；张鑫桥、张颖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2978元，实际收取300元，由刘飚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宋 飞审判员 胡铭俊审判员 申光伟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庄敏书记员胡海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