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民终398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1，女，1986年7月1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国平，北京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晓月，北京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2，女，1951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艳明，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3，男，1954年11月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大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艳明，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4，男，1957年2月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艳明，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5，男，1948年1月2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6，男，1959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昌平区。上诉人王某1因与被上诉人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王某6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4民初217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某1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王某1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北京市昌平区502号房屋（以下简称涉案房屋）系由王某1借用乔某1名义全额出资购买，王某1已在涉案房屋居住多年，是王某1的唯一的住房，并且涉案房屋的购房合同、发票、装修文件等相关文件均由王某1持有，因此，王某1与乔某1之间存在借名买房的法律关系，王某1是涉案房屋的实际购买人和产权人，王某1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王某2、王某3、王某4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王某1的上诉请求和理由，请求驳回王某1的上诉请求。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王某1与乔某1之间没有达成借名买房的合意，王某1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王某1与乔某1之间存在借名买房的合同关系。王某1签订《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时尚未成年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涉案房屋并非王某1出资购买，王某1只是偶尔在涉案房屋居住。涉案房屋一直由乔某1居住，涉案房屋的各项费用也是乔某1支付的。即使涉案房屋的房产证原件不在我方处，但是根据综合情况考量，涉案房屋属于乔某1的个人财产，非王某1所有，王某1主张的借名买房合同关系并不存在。王某5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王某1的上诉请求和理由。王某6辩称，不同意一审判决，同意王某1的上诉请求和理由。王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王某6协助王某1办理北京市昌平区502号房屋的过户手续，将涉案房屋过户到王某1名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某7与乔某1系夫妻关系，王某7于1992年去世，乔某1于2014年去世。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王某6系王某7与乔某1之子女，王某1系王某6之女。王某7生前承租北京市西城区38号房屋两间，王某7去世后，上述房屋的承租人变更为王某6。乔某1虽不是承租人，但其一直在此居住直至腾退。2000年5月，王某6申请将上述房屋分户，分给其女儿王某1一间，该申请获得房管部门的准许。后房管部门分别与王某6、王某1签订了《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王某1的合同编号为西房福字第1-XXXX号，住宅坐落为西城区38号35号，面积为10.10平方米。2006年上半年，政府相关部门对王某1承租的房屋进行排险腾退。2006年6月24日，王某1（乙方）与北京市西城区房屋土地经营管理中心（甲方）签订了《排险腾退货币补偿协议书》。该协议约定，乙方在北京市西城区38号承租公有住房一间，建筑面积13.46平方米；乙方在本址有正式户口贰人，分别是本人王某1、奶奶乔某1；房屋的区位补偿价8605元/建筑平方米，按乙方居住建筑面积计算，货币补偿款共计115823.30元；甲方支付乙方搬迁补助费共计56205元，其中包括搬家补助费270元、提前搬家奖励费25000元、解危排险应急补助30000元、其他补助费（包括有线电视、电话、空调移费）935元，危险房屋货币补偿款总计172028.30元；乙方应在2006年6月30日前腾空房屋，交给甲方。协议签订后，王某1依约腾退了房屋，货币补偿款172028.30元汇入王某1账户。与此同时，王某1向腾退部门提交《困难补助申请》，内容为“拆迁办领导：您们好！我与奶奶合住38号院平房一间，另有一自建房（奶奶住）。我是承租人。我现正在上大学，奶奶已七十八岁高龄，均没有任何经济收入。我父母离异（现我随父亲），我与奶奶在生活上全靠我父亲微少的薪金供养，所以经济生活十分困难。考虑到即使是一套回龙观的经济适用房，购房款，各种税金，拆迁周转租房费用加起来也需要30多万（父亲也面临此次拆迁买房问题，已自顾不暇）。所以特申请困难补助。希望您们考虑我与奶奶的切实困难，使我们能够在这次拆迁过程中顺利地住上新房。谢谢您们”。后相关部门给予了补助款190000元，该款亦汇入王某1账户。为安置腾退人口，相关人员获准购买一套经济适用房。2007年10月30日，北京天鸿嘉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乔某1签订《北京市商品房预售合同》，约定由乔某1购买昌平区502号房屋，建筑面积为99.77平方米，房屋用途为经济适用住房。2010年2月4日，乔某1取得涉案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书》，登记的房屋坐落为昌平区502号，面积为100.08平方米。涉案房屋交付后，王某6对房屋进行了装修，王某6称其系代替女儿王某1进行装修。后乔某1实际在涉案房屋内居住，王某1表示，王某1也阶段性地在此居住。现涉案房屋的购房合同、《不动产权证书》等材料均在王某1处保存。关于购房款的来源，王某1、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6均认可是用腾退补偿款和困难补助款支付的购房款。王某1、王某6称，因签订《北京市商品房预售合同》时王某1系在校大学生无资格购买经济适用房，所以借用乔某1的资质购买了涉案房屋，且腾退补偿款和困难补助款本就属于王某1所有，故涉案房屋应属于王某1所有。王某4、王某2、王某3则认为腾退补偿款和困难补助款应属于乔某1所有，并非属于王某1所有。一审法院认为，所谓借名买房，是指当事人约定一方以他人名义购买房屋，并将房屋登记在他人名下，借名人实际享有房屋权益的一种合同关系。双方当事人是否存在借名买房的约定，在无相关直接证据予以证实的情况下，应当综合考虑房屋的出资情况、使用情况、当事人的合理解释等因素。就涉案房屋的出资而言，综合各方陈述意见，可以认定涉案房屋的购房款来源于腾退补偿款和困难补助款。虽然乔某1不是被腾退房屋的承租人，但乔某1一直在被腾退房屋内居住，不排除腾退补偿款中有其份额。根据王某1向腾退部门提出的《困难补助申请》所载内容，亦能看出被补助的对象也包括乔某1。故，现有证据不能认定涉案房屋系由王某1个人出资购买。就涉案房屋的使用情况而言，虽然王某6代王某1对涉案房屋进行了装修，且王某1实际掌管购房合同、《不动产权证书》等材料，但乔某1一直在此居住，王某1并非长期在此居住。综合上述，法院无法认定王某1与乔某1之间存在借名买房的合同关系，王某1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另指出，涉案房屋的析产继承等问题不属于本案的处理范围，各方当事人可另行解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王某1的诉讼请求。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经审查，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王某1请求将涉案房屋过户登记至王某1名下的理由系其与乔某1之间就涉案房屋存在借名买房的法律关系，故王某1应当就借名买房法律关系存在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首先，对于借名买房的合意，王某1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乔某1之间就借名买房的相关事宜达成过书面或口头协议。第二，对于购房款的出资，王某1认可涉案房屋的购房款来源于腾退补偿款和困难补助款。对于腾退补偿款，王某1与北京市西城区房屋土地经营管理中心签订的《排险腾退货币补偿协议书》中写明“乙方在本址有正式户口贰人，分别是本人王某1、奶奶乔某1”，且腾退前乔某1一直在被腾退房屋中居住，因此不排除腾退补偿款中有乔某1的份额。对于困难补助款，根据王某1向腾退部门提出的《困难补助申请》中所载内容，被补助的对象也包括乔某1。本案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涉案房屋的购房款全部为王某1个人出资。第三，对于涉案房屋的居住使用情况及相关证件的持有情况。王某1虽持有涉案房屋的相关证件，但其并未一直在涉案房屋内居住。综上所述，王某1在本案中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王某1与乔某1之间就涉案房屋存在借名买房的法律关系，本院对王某1的该主张不予采信。王某1据此提出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判决驳回王某1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王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王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7元，由王某1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爱红审 判 员 辛 荣审 判 员 刘国俊二〇二〇年六月三日法官助理 付雅卓书 记 员 陈 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