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534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陆茵茹，女，1981年6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常仁，广东安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建兴，广东安国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罗文昌，男，1983年6月3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四会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家昌，男，1976年1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四会市。上诉人陆茵茹因与被上诉人罗文昌、黄家昌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8民初25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黄家昌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作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陆茵茹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确认黄家昌与罗文昌就增城市×××房屋（以下简称案涉房屋）的买卖合同因恶意串通损害陆茵茹利益而无效；3.判令黄家昌、罗文昌赔偿陆茵茹就案涉房屋损失614965元（按照房屋评估价值1452360元计算，扣减所负债务837395元）；4.判令罗文昌、黄家昌对上述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为黄家昌、罗文昌间不存在房屋买卖合同法律关系，而是以房抵债行为，明显不当。从本质上来看，双方所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内容应属于房屋买卖合同。黄家昌将案涉房屋以846395元的价格转让于罗文昌，双方为了交易便利，直接在房子转让款上扣减债务，并且也是直接由罗文昌代替黄家昌向广州市荔富湖畔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荔富公司）偿还欠款。即使《执行和解协议》不属于买卖合同，为了房屋过户，双方必然会签订书面转让合同。依据《中华人民共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四十一条关于：“房地产转让，应当签订书面转让合同，合同中应当载明土地使用权取得的方式。”的规定，案涉房屋一审立案时已过户，说明黄家昌、罗文昌间是有签订书面转让合同的。一审法院在不查清事实基础上，直接认定黄家昌、罗文昌间不存在房屋买卖合同的法律关系于法不当。二、黄家昌擅自将案涉房屋转让给罗文昌的行为应属于无权处分的行为。二人之间的房产转让行为属于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该转让行为理应无效。根据陆茵茹（甲方）与黄家昌（乙方）签订的《信托投资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内容为甲方全额出资购买房屋，乙方无任何投资；双方协商，房屋登记于乙方名下，甲方向乙方支付正名额费，该费用用于本合同双方签字时立即支付；由于乙方无支付任何费用，故双方同意该房屋所有权依然为甲方，乙方不拥有房产的所有权，未经甲方书面同意，如乙方把该房产以转让、赠予等方式转移过户到他人名下，乙方必须把所有收益全数返还甲方，并向甲方一次性赔偿。从协议书可以看出，陆茵茹才是案涉房屋的实际所有权人，黄家昌擅自转让案涉房屋的行为应属于无权处分。根据深圳市国咨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房地产估价报告》，案涉房屋2017年8月8日的评估单价为1.9万/m2，案涉房屋市场价值为1452360元。但黄家昌以846395元的价格（远低于市场价）转让给罗文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关于“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受让人依照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原所有权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赔偿损失。”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九条对“明显不合理的低价”的说明，即转让价格达不到交易时交易地的指导价或者市场交易价百分之七十的，一般可以视为明显不合理的低价。本案中，房产的市场价为1452360元，实际转让价格只有846395元，转让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属于明显不合理的低价，罗文昌不构成善意购买人。因此黄家昌与罗文昌的房屋转让协议应是无效的。即使有效，黄家昌、罗文昌以846395元处分陆茵茹1452360元的房产，严重侵害了陆茵茹的合法权益。根据一审判决“黄家昌将案涉房屋以846395元的价格转让给罗文昌，转让款项用于抵偿因案涉房屋断供银行按揭贷款导致黄家昌负担荔富公司的债务546395元，以及偿抵陆茵茹欠罗文昌的部分债务30万元”，陆茵茹已向罗文昌偿还了9000元借款，按照案涉房屋市场价值1452360元，扣减上述要偿还的837395元（=846395-9000），黄家昌、罗文昌应当赔偿陆茵茹614965元。三、一审法院在没有穷尽法律规则的前提下，而适用法律原则作为判决依据，明显不当。一审判决第23页第9行“现陆茵茹既没有表意向罗文昌偿还借款，也没有表意偿还已向荔富公司支付按揭借款本金、利息、违约金等费用的情况下，而是直接要求黄家昌赔偿房屋损失，显然违背诚实信用和公平原则。”法院审理案件应当按照原告诉讼请求进行审理，判断原告是否成立，否则判非所请。陆茵茹有无表意向罗文昌或者荔富公司偿还借款，一审法院无权干预，也不应当仅凭这个案件作出如此武断的认定。黄文昌作为无权处分人，不顾与陆茵茹之间的协议，擅自转让案涉房屋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根据《信托投资协议书》约定，陆茵茹要求黄文昌财产损害赔偿完全于法有据。一审法院在审理本案件时对陆茵茹有主观偏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认定事实，维护陆茵茹的合法权益。罗文昌二审辩称：一、罗文昌与黄家昌在执行案件中经执行法官的主持达成执行和解并签订执行笔录，由一审法院制作了执行裁定书，该行为应受法律保护。对于执行款项的支付方式、支付步骤等，双方均系严格按照该执行和解协议去履行，并没有签订所谓的房屋买卖合同。案涉房屋开发商办理房产证后，在房屋过户时，由于罗文昌对于广州的房屋过户手续以及相关的税费支付不熟悉，委托了当地的房产中介公司代为办理过户手续，中介人员根据当地交易的规定为双方办理了过户手续。至于过户手续形式上必须的要件，即二手房屋买卖合同约定的价格、支付方式等，双方均没有关注。以上事实说明了双方并非买卖关系，而是履行执行和解协议，以物抵债的行为。二、陆茵茹所主张的案涉房屋转让价明显低于市场价是不真实的。陆茵茹提供的深圳市国咨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房地产估价报告》系其单方委托作出，且从报告第三部分“估价的假设和限制条件”可见，报告系基于物业可以在公开市场上自由转让，物业价值不受任何附带债权关系带来的影响，且买卖双方之间无任何利害关系的假设而作出的，与案涉房屋的真实情况存在很大差距。陆茵茹刻意隐瞒了直接影响房屋价值的重大事项，导致报告评估的1.9万元/m2的价格明显过高。根据黄家昌在执行阶段向增城房管局窗口咨询的情况，2017年8月期间，案涉房屋所在小区的交易指导价为9000元/m2。而本案中，在以物抵债的情况下，罗文昌仍按11984.63元/m2的成本向黄家昌支付了购房款，超出了政府指导价2984元/m2。三、本案争议焦点是罗文昌与黄家昌是否构成恶意串通。陆茵茹以黄家昌名义购买房屋后，严重违反了双方的《信托投资协议书》，拒绝支付按揭银行的贷款，导致按揭银行迫于无奈将黄家昌起诉，黄家昌被纳入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之后，罗文昌也将黄家昌起诉。在此情况下，黄家昌只能以该房屋来抵债，以清偿对各方的法律责任。对黄家昌来说，其是迫不得已的选择，而非想获取非法利益。对罗文昌来说，如果罗文昌有意要得到该房屋，依据物权法公示原则，其完全可以不起诉陆茵茹或黄家昌，直接让黄家昌将案涉房屋过户给罗文昌，且法院判决之后罗文昌也没必要申请强制执行。调取相关的执行材料可以证明，罗文昌多次以书面形式催促拍卖执行，说明罗文昌想得到的是陆茵茹所欠的借款，而非案涉房屋。直到后来因开发商也起诉要求将案涉房屋收回，导致案涉房屋无法拍卖，罗文昌才冒风险支付了黄家昌拖欠开发商的购房款。而黄家昌当时也被陆茵茹盗用信用卡，欠了多家金融机构的款项，其随时有可能被起诉。综合评估风险之后，罗文昌迫不得已同意黄家昌与开发商协商以物抵债。四、罗文昌对案涉房屋实际产权人非黄家昌的事实并不知悉。陆茵茹出示的《信托投资协议书》仅有黄家昌签名，而房屋的位置及购房合同编号等重要信息全部为空白，该协议无法证明黄家昌为其代持了哪套房屋。陆茵茹出示的《公证书》第一段话便明确了案涉房屋的产权人为黄家昌，黄家昌仅仅系委托陆茵茹管理、出租等事宜，加上黄家昌持有案涉房屋购房合同、发票等所有原件，罗文昌有理由相信案涉房屋产权人为黄家昌而非陆茵茹。黄文昌书面答辩称：本案中黄家昌才是受害人，而陆茵茹是始作俑者。陆茵茹利用黄家昌的名义购房并申请银行贷款，随后拒绝归还银行贷款，导致黄家昌被按揭银行起诉并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其行为严重违反了《信托投资协议书》。由于帮陆茵茹代持房屋，黄家昌迫不得已为其向罗文昌的35万元借款签字担保。陆茵茹拒绝还款，导致黄家昌要承担担保责任被罗文昌起诉并被申请强制执行，陆茵茹再次严重违约并侵犯黄家昌合法权益。由于开发商为黄家昌垫付了按揭银行的贷款，故起诉要求黄家昌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并承担十几万元违约金，陆茵茹再次严重违约并严重侵犯黄家昌合法权益。案涉房屋交易时，黄家昌曾到增城区房管局咨询过该房屋的指导价格，大约系9000元/m2，故不存在陆茵茹所称的低价恶意转让问题。陆茵茹当时骗取黄家昌的户口本、身份证等个人身份资料，冒领信用卡并疯狂骗取银行的金钱，受害人有十几个，黄家昌发现后马上报案处理。但是由于这些信用卡是用黄家昌的名义申请的，导致银行疯狂电话胁迫黄家昌偿还信用卡债务。上述情况发生后，所有责任均由黄家昌承担，而陆茵茹则毫不理会，更不愿意承担任何责任。罗文昌在执行案件中曾多次写信催促执行局依法拍卖案涉房屋，但因开发商突然查封了案涉房屋导致执行局无法拍卖，且开发商还要求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收回案涉房屋。考虑到如果房屋被收回，则黄家昌不仅得承担开发商十几万元违约金，还需承担罗文昌几十万元的担保债务，故黄家昌主动协调开发商和罗文昌要求以物抵债，罗文昌也清楚陆茵茹和黄家昌除了案涉房屋均没有偿债能力，故不得不冒险垫资代黄家昌赔偿开发商损失。因此，罗文昌与黄家昌均系为解决执行问题而不得不进行以物抵债，并不存在恶意串通。陆茵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黄家昌与罗文昌就案涉房屋的买卖合同因恶意串通损害陆茵茹利益而无效（即确认黄家昌与罗文昌之间买卖上述房屋的行为无效）；2.黄家昌赔偿陆茵茹就案涉房屋的现市场价值1911000元（76.44平方米，每平方米25000元）；3.罗文昌对黄家昌上述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间，陆茵茹（甲方）与黄家昌（乙方）签署《信托投资协议书》，该协议约定内容为甲方全额出资购买房屋，乙方无任何投资；双方协商，房屋登记于乙方名下，甲方向乙方支付正名额费，该费用于本合同双方签字时立即支付；由于乙方无支付任何费用，故双方同意该房产所有权依然为甲方，乙方不拥有房产的所有权，未经甲方书面同意，如乙方把该房产以转让、赠与等方式转移过户到他人名下，乙方必须把所有收益全数返还甲方，并向甲方一次性赔偿；以上房产通过银行按揭方式购买，用乙方名义贷款，所有该物业还贷款均由甲方承担，甲方保证必须按时按期供款，绝不拖欠银行债务，如因拖欠银行债务而导致乙方有银行不良记录的一切责任由甲方承担；等等。上述协议书中对购买的房屋地址、甲方向乙方支付正名额费的金额、赔偿金额、见证人、见证时间、落款时间均未填写。2014年7月17日，陆茵茹与黄家昌在广东省广州市南方公证处的公证下签署《委托书》，该委托书载明，案涉房屋的产权人为黄家昌，黄家昌全权委托陆茵茹对案涉房屋进行管理、出租，领取房地产证、他项权证、代为办理案涉房屋提前清偿银行贷款本息、涂销抵押，出售案涉房屋，代为办理出售案涉房屋的买卖交易过户手续，代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等等。2016年2月23日，陆茵茹涉嫌刑事犯罪被刑事扣留，广州市公安局增城区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于同日作出《扣押决定书》决定扣押了包括上述《信托投资协议书》在内的相关文件材料等。2015年间，罗文昌起诉陆茵茹、黄家昌等4人，要求判令陆茵茹、黄家昌等4人连带向罗文昌归还借款35万元以及利息。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受理案号为（2015）中一法民一初字第4077号。2016年6月17日，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作出民事判决书，认定罗文昌实际向陆茵茹出借款项为338000元，陆茵茹未能向罗文昌偿还借款本金已构成违约，应承担民事责任；黄家昌等人在担保协议中承诺对陆茵茹的借款承担连带担保，故黄家昌等人为陆茵茹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判决陆茵茹应向罗文昌清偿借款338000元并支付利息，黄家昌等人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上述民事判决书于2016年9月25日生效。（2015）中一法民一初字第4077号民事判决生效后，陆茵茹与黄家昌并未履行判决义务，罗文昌以陆茵茹、黄家昌拒绝履行生效判决为由，于2016年11月1日向一审法院提交《申请执行书》，申请强制执行，一审法院受理案号为（2016）粤0183执3283号。罗文昌提交《申请执行书》中关于“被申请执行人可供执行财产状况、线索”一栏列明以下可供执行财产：1.黄家昌名下位于广州市增城区×××房（即案涉房屋），2.陆茵茹名下位于广州市天河区黄×××房。关于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支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白云支行）与被告黄家昌、荔富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9日作出（2016）粤0111民初3920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载明以下内容：“……经审理查明：2013年12月5日，原告（贷款人）与被告黄家昌（借款人）、荔富公司（保证人、开发商）签订编号为×××的《个人一手住房贷款合同》，约定由原告向黄家昌发放贷款39万元用于购买案涉房屋；……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向荔富公司账户交付了贷款39万元。2014年2月19日，原告与被告黄家昌到房管部门办理了抵押房屋的预告抵押登记手续。贷款发放后，被告黄家昌自2015年9月15日起开始存在迟延归还借款并迟延支付利息的行为，截止至2016年10月17日，尚未归还的借款本金总额为381441.92元，利息23528.57元，罚息1372.52元。现原告认为被告黄家昌未按时足额归还案涉贷款本息，合同解除的条件已经成就，诉至本院。……本院认定：……原告在《个人一手住房贷款合同》签订后，已经依约向被告黄家昌发放了贷款39万元，履行了合同义务，其合法权益应予保护。现原告主张被告黄家昌尚欠借款本金381441.92元未予归还，并提供欠款明细表予以佐证。本院依法予以认定。……案涉房屋未办理抵押登记的房屋他项权证，故原告要求荔富公司对黄家昌因合同项下发生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具有合同依据，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百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九十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中国银行白云支行与黄家昌、荔富公司于2013年12月5日签订的、合同编号为×××号《个人一手住房贷款合同》于2016年10月19日解除；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黄家昌向中国银行白云支行清偿借款本金381441.92元并支付利息、罚息（2016年10月19日前的利息、罚息按照《个人一手住房贷款合同》约定计付；2016年10月20日起，利息及罚息的总额以尚欠借款381441.92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150%计付至上述借款清偿之日止）；三、荔富公司就上述判决第二项中黄家昌所负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在承责后可向黄家昌追偿；……”。2016年11月16日，原广州市增城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出具《产权情况表》，载明案涉房屋的产权人为黄家昌，建筑面积76.44平方米，登记字号为14预登×××号，处于未确权状态，他项权利人为中国银行白云支行，抵押权利价值为558436元。2016年11月21日，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检察院以穗增检诉刑诉[2016]1330号起诉书指控陆茵茹犯妨害信用卡管理罪、非法经营罪、伪造公司印章罪、伪造国家机关印章罪，向一审法院提起公诉。一审法院于2017年10月12日作出（2016）粤0183刑初1400号刑事判决书，该刑事判决书中经审理查明部分关于证人黄某昌的证言的内容为：2013年年底，黄某昌在四会市认识陆茵茹，黄某昌购买过案涉房屋，但该套房屋并不是黄某昌购买的，是陆茵茹出钱使用黄某昌的名义购买的。上述刑事判决书还载明，被告人陆茵茹犯非法经营罪、伪造公司印章罪、伪造国家机关印章罪，数罪并罚，判决执行有期徒刑二年十个月（自2016年2月23日至2018年12月22日）等。2017年2月14日，一审法院作出（2016）粤0183执3283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裁定查封被执行人黄家昌所有的案涉房屋。2017年3月10日，中国银行白云支行向荔富公司出具《解除担保责任通知书》，内容为：荔富公司于2017年3月10日向该银行支付贷款本金381441.92元、利息37766.75元、罚息3040.81元，共计422249.48元；鉴于黄家昌的贷款及相关利息、罚息均已清偿，荔富公司的担保责任于贷款结清日予以解除。2017年3月27日，荔富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解除荔富公司与黄家昌签订的《广州市商品房买卖合同》，以及判令黄家昌向荔富公司支付违约金111687.20元、赔偿损失46543.56元（利息37766.75元、罚息3040.81元、执行费5736元）等，一审法院受理案号为（2017）粤0183民初2107号。2017年5月24日，原广州市增城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出具《产权情况表》，载明位于案涉房屋的产权人为黄家昌，建筑面积为76.30平方米，登记字号为17登记×××号，处于已确权状态，登记日期为2017年4月7日，他项权利人为中国银行白云支行，抵押权利价值为558436元。2017年6月，因罗文昌向一审法院申请解除对案涉房屋的查封，并自愿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于6月8日作出（2016）粤0183执3283号之二执行裁定书，裁定解除对黄家昌所有的案涉房屋的查封。2017年7月3日，罗文昌向一审法院提交《情况说明书》，内容为：罗文昌在执行阶段多次与黄家昌协商，黄家昌同意先由罗文昌申请解除案涉房屋的查封，待黄家昌办理案涉房屋的产权证书，再将案涉房屋向社会出售，用出售的房款偿还罗文昌的债权，罗文昌遂于2017年6月5日向法院申请解除对案涉房屋的查封，但案涉房屋解除查封之后，黄家昌却收到开发商起诉其要求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相关诉讼材料，案号为（2017）粤0183民初2107号，开发商不再配合黄家昌办理案涉房屋的房产证；现黄家昌正与开发商协商调解，若黄家昌最后无法达成调解，罗文昌只能再向法院申请拍卖案涉房屋；等等。2017年7月25日，因陆茵茹、黄家昌仍拒不履行（2015）中一法民一初字第4077号民事判决书，一审法院作出（2016）粤0183执3283号之三执行裁定书，裁定查封被执行人黄家昌所有的案涉房屋。2017年8月8日，黄家昌（乙方）与荔富公司（甲方）签署《和解协议》，该协议载明以下内容：“鉴于：1.甲乙双方于2013年11月7日签订一份《广州市房屋买卖合同》……合同约定乙方向甲方购买位于增城市×××房，合同价款为558436元，乙方采取办理银行贷款的方式支付房款……2.2013年12月5日乙方与中国银行白云支行（以下简称‘银行’）签署《个人一手住房贷款合同》……合同约定乙方向银行贷款39万元用于支付房屋买卖合同的购房款，甲方为乙方的还款行为提供担保。3.2016年3月31日因乙方未能按照合同约定按时偿还贷款，银行将甲乙双方起诉至人民法院……2016年11月9日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粤0111民初3920号《民事判决书》要求乙方向银行支付贷款本金381441.92元、利息37766.75元、罚息3040.81元，甲方为乙方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上述判决生效后，由于乙方未能按照判决内容履行，银行向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4.2017年3月10日甲方按照上述判决内容为乙方向银行支付381441.92元贷款本金、37766.75元利息、3040.81元罚息，同时甲方另支付了执行费5736元。甲乙双方现经友好协商，就上述事件的处理事宜，达成以下一致和解协议：一、乙方自签订本协议之日起3日内一次性向甲方支付546395.68元赔偿款及违约金（其中：甲方垫付的贷款本金381441.92元、利息37766.75元、罚息3040.81元；甲方支付的执行费5736元；甲方垫付上述费用所产生的利息6723元；按照合同约定乙方应当支付的违约金111687.2元，合计546395.68元）。上述全部款项乙方应当支付甲方以下账户：……二、甲方同意在乙方按照上述第一条约定支付完全部赔偿款及违约金后，甲方不再追究乙方因违反按揭合同及房屋买卖合同而导致甲方向银行承担担保责任的违约行为，……同时撤回已在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起诉乙方的诉讼案件（案号为2017粤0183民初2107号）。三、甲乙双方确认，在乙方按照本协议约定履行完全部付款义务后，双方按照房屋买卖合同继续履行，甲方应按照合同的约定配合乙方完成办理房产证的相关手续……五、本协议内容为甲乙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2017年8月8日，罗文昌（甲方）与黄家昌（乙方）基于（2016）粤0183执3283号执行案件签署《执行和解协议》，和解协议内容为：一、乙方对（2015）中一法民一初字第4077号民事判决书以及甲方的执行申请确定的还款义务均不持异议；二、乙方同意以846395元转让价格把乙方名下案涉房屋转让给甲方；由于乙方尚拖欠该房屋开发公司546395元，该费用由甲方直接支付给开发公司，然后再办理房屋权属证书，剩余30万元房屋转让款在乙方以上债务中直接扣减30万元房款后，乙方尚拖欠甲方221900元尚未支付。2.乙方确保按如下期限还清本金及利息；2017年12月30日前归还甲方21900元，2018年12月30日前归还甲方10万元，2019年12月30日前归还甲方10万元，以上共221900元。案件执行费由乙方承担。……四、本协议自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五、本协议书一式三份。甲方、乙方各执一份，交人民法院一份。2017年8月11日，罗文昌通过银行向荔富公司汇款546395.68元。同日，黄家昌出具《收款确认书》给罗文昌收执。《收款确认书》的内容为：“现本人黄家昌确认已收到房屋买受人罗文昌汇款至荔富公司的房屋转让款546395.68元。自今天开始，本人名下的位于广州市增城市×××房房屋所有权属于罗文昌。”关于荔富公司与黄家昌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荔富公司于2017年8月14日向一审法院申请撤回该案起诉，一审法院于2017年8月17日作出（2017）粤0183民初2107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荔富公司撤回起诉。2017年8月，罗文昌向一审法院提交《解除查封申请书》，内容为：黄家昌同意将案涉房屋转让给罗文昌以抵偿部分债务，由罗文昌一次性付清案涉房屋开发商的欠款及赔偿金546395.68元后，开发商收款后马上安排办理案涉房屋的产权证，然后过户到罗文昌名下，由于案涉房屋尚在查封状态，导致无法办理产权证，故申请解除查封案涉房屋。2017年8月28日，针对（2016）粤0183执3283号执行案件，罗文昌与黄家昌来到一审法院，以双方达成执行和解协议为由，要求在法院主持下执行和解；为此，一审法院依据罗文昌与黄家昌达成的执行和解协议内容制作了《执行和解笔录》，罗文昌、黄家昌分别在《执行和解笔录》中签名确认，并同意和解协议的内容自在笔录上签名即生效。《执行和解笔录》载明罗文昌与黄家昌达成的协议内容为：“一、双方确认截止2017年8月8日，被执行人欠申请执行人罗文昌款项共计人民币521900元（包括借款本金、利息、受理费）未偿还。二、被执行人黄家昌同意以人民币846395元的价格将案涉房屋转让给申请执行人罗文昌。由于黄家昌尚拖欠房屋开发公司546395元，该费用由罗文昌直接支付给开发公司，然后再办理房屋权属证书，剩余30万元房屋转让款在被执行人所欠申请执行人的债务521900元中直接扣减，扣减后，被执行人尚拖欠申请执行人罗文昌人民币221900元未支付。三、对于被执行人尚未支付给申请执行人罗文昌的人民币221900元，被执行人黄家昌同意分三期支付给申请执行人罗文昌。第一期于2017年12月30日前支付21900元；第二期于2018年12月30日前支付10万元；第三期于2019年12月30日前支付10万元。四、被执行人黄家昌向申请执行人履行完毕后，黄家昌可另行向陆茵茹追偿。……”。因罗文昌在执行过程中与黄家昌达成执行和解协议，罗文昌向一审法院申请解除对案涉房屋的查封，并自愿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于2017年8月30日作出（2016）粤0183执3283号之四执行裁定书，裁定解除对黄家昌所有的案涉房屋的查封。2017年10月16日，一审法院作出（2016）粤0183执3283号执行裁定书，载明因该案在执行过程中，双方已就还款事宜达成了执行和解协议，裁定（2016）粤0183执3283号案终结本次执行。一审法院认为，对于陆茵茹提出的诉讼请求，根据查明的事实，结合相关法律规定，作如下分析：一、关于陆茵茹的第1项诉讼请求能否得到支持的问题。首先，根据查明的事实，因陆茵茹与黄家昌拒绝履行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中一法民一初字第4077号民事判决书的清偿借款义务以及连带清偿义务，罗文昌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一审法院受理的执行案号为（2016）粤0183执3283号。在该案件执行过程中，因陆茵茹一直未履行判决义务向罗文昌偿还借款，罗文昌与黄家昌就陆茵茹债务的偿还问题达成执行和解，由黄家昌将案涉房屋以846395元的价格转让给罗文昌，转让款项用于抵偿因案涉房屋断供银行按揭贷款导致黄家昌负担荔富公司的债务546395元，以及偿抵陆茵茹欠罗文昌的部分债务30万元。从罗文昌提供的中国银行汇款凭证可证实，罗文昌确实代黄家昌向荔富公司支付了546395.68元的赔偿款。由此可见，罗文昌取得案涉房屋的前提基础为执行和解协议，即双方在（2016）粤0183执3283号案件的执行过程中所完成的以房抵债的行为，该转让行为并非一般民事法律意义上的房屋买卖合同，即罗文昌与黄家昌之间不存在房屋买卖合同的法律关系。其次，陆茵茹主张罗文昌与黄家昌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但陆茵茹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罗文昌与黄家昌转让案涉房屋或者以房抵债的行为存在恶意串通，故陆茵茹该项主张，缺乏理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原告的第1项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二、关于陆茵茹的第2项诉请主张赔偿案涉房屋市场价值的问题，需审查黄家昌处分案涉房屋的行为是否对陆茵茹造成相应的损害以及损害的具体金额。首先，根据（2016）粤0183刑初1400号刑事判决书中黄家昌作为证人陈述的内容，结合陆茵茹提供的《信托投资协议书》以及本案庭审中的自述可知，陆茵茹借黄家昌名义购案涉房屋，并以黄家昌名义向银行申请按揭贷款的方式支付大部分购房款，黄家昌对案涉房屋并未实际出资，即陆茵茹与黄家昌之间存在借名购买案涉房屋的事实。因陆茵茹存在断供银行按揭贷款的违约行为，导致中国银行白云支行提起（2016）粤0111民初3920号案件的民事诉讼。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粤0111民初3920号民事判决，判决由黄家昌承担向中国银行白云支行清偿借款本金、利息、罚息的民事责任，荔富公司对黄家昌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上述判决生效后，荔富公司向中国银行白云支行履行保证责任，并依法向黄家昌行使追偿权，向一审法院提起了（2017）粤0183民初2107号的民事诉讼，要求解除其与黄家昌签订的《广州市商品房买卖合同》，以及要求黄家昌支付违约金111687.20元、赔偿损失46543.56元（利息37766.75元、罚息3040.81元、执行费5736元）等。为此，黄家昌因案涉房屋的债务与罗文昌签订执行和解协议，以解决上述债务的偿还问题。纵观本案事实，导致上述结果的发生，皆是因陆茵茹未偿还罗文昌的借款，以及未履行其与黄家昌签署的《信托投资协议书》第七条约定的还款义务，导致黄家昌须对罗文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以及导致黄家昌在履行与中国银行白云支行的借款合同中存在拖欠贷款的违约行为。根据《信托投资协议书》第七条的约定，陆茵茹作为履行上述协议违约在先的一方，其无权向黄家昌主张相应的赔偿责任。其次，如上文所列事实，黄家昌在上述判决中是因陆茵茹拖欠罗文昌借款的担保人身份，以及因案涉房屋的买受人、权属人的身份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即使如陆茵茹所述，其为案涉房屋的真实买受人，那么，上述归还中国银行白云支行借款以及偿还罗文昌借款的义务，最终承担义务人应为陆茵茹本人，现陆茵茹既没有表意向罗文昌偿还借款，也没有表意偿还已向荔富公司支付的按揭借款本金、利息、违约金等费用的情况下，而是直接要求黄家昌赔偿房屋损失，显然违背诚实信用和公平原则。综上，陆茵茹主张黄家昌赔偿案涉房屋房价1911000元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同理，陆茵茹主张罗文昌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黄家昌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陆茵茹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2000元，由陆茵茹负担。经二审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二审另查明以下事实：一、二审诉讼期间，陆茵茹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为电子邮箱截图，拟证明罗文昌对于陆茵茹是案涉房屋实际产权人，黄家昌只是代持人，黄家昌擅自转让案涉房屋的行为属无权处分行为的事实完全知情；证据2为深圳市国咨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出具的《房地产估价报告》，拟证明案涉房屋于2017年8月8日的市场价值为1452360元；证据3为一审法院作出的（2016）粤0183执3283号《执行裁定书》及电话告知记录，拟证明罗文昌、黄家昌没有依法做执行和解笔录，执行和解行为损害陆茵茹的合法权益；证据4为陆茵茹向罗文昌转账的银行流水记录、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陆茵茹于2015年4月4日、2015年6月15日、2015年7月17日向罗文昌还款9000元；证据5为微信聊天记录、陆茵茹向黄家昌转账的银行流水记录，拟证明陆茵茹于2013年10月22日、2014年1月21日、2014年7月17日、2014年7月24日、2015年7月14日、2015年7月17日向黄家昌支付代持房屋的名额费8200元；证据6为黄家昌的户口本，拟证明黄家昌的学历水平是初中。针对陆茵茹提交的上述证据，罗文昌质证认为：一、上述证据均已超过举证期限，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严重违反了我国民事诉讼证据规则，不应被采纳；二、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陆茵茹所提供的邮件是在2015年，罗文昌不确定是否曾经使用该邮箱。2015年8月份，陆茵茹向罗文昌借款之后，陆茵茹确实曾出示过相关的证据拟证明案涉房屋产权人系陆茵茹，但购房资料所显示的产权人系黄家昌，故罗文昌并不相信案涉房屋陆茵茹当时的主张；三、对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该评估报告系陆茵茹单方委托的，根据罗文昌的工作经验可知，该类房产委托付款人是委托人，房产评估公司完全可以根据委托人的意愿作出评估价值，其不需要负任何法律责任，故评估价格往往是按照委托人的意愿去评估。同时，该评估报告的第1页估价的实地查勘时间是2020年4月13日，而4月15日便作出评估报告，远低于一般的1个月评估时间，违反了一般评估规则。该评估报告第2页第5点“我司估价人员于2020年4月13日进行实地勘查”与事实不符，案涉房屋本身是锁住的，没有人员可以进去。案涉房屋的交易价格应该以增城区国土部门的交易指导价为准。四、对证据3真实性予确认，对证明内容不予确认。本案一审期间，一审法院调取和解笔录并当庭进行了质证。五、证据4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且陆茵茹转钱给罗文昌系因双方本身还有其他经济来往，与（2015）中一法民一初字第4077号案无关。六、证据5系黄家昌与陆茵茹之间的经济来往，罗文昌不知情。七、证据6与本案无关，黄家昌在一审阶段第3次答辩意见第1段最后三句有载明其所提交的材料是花钱让人代写的，足以证明黄家昌材料的形成过程。黄家昌未到庭就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二、二审庭审中，陆茵茹主张（2016）粤0183执3283号案件中，一审法院并未组织罗文昌、黄家昌就案涉房屋转让事宜制作执行和解笔录。对此，本院经查阅本案一审卷宗，查明一审法院在本案一审诉讼中已调取（2016）粤0183执3283号案相关材料，其中包括执行和解协议、执行和解笔录、执行裁定书等，且依法组织双方当事人对上述证据进行了质证。三、一审诉讼中，罗文昌向一审法院提交了（2016）粤0183执3283号案的执行费缴费通知单、缴费票据、案涉房屋交易完税证明，拟证明除双方协商确定的846395元房屋转让款外，罗文昌还支付了执行费、房屋交易税等费用68031.54元，实际支出费用合计为914427.22元。四、二审庭后，罗文昌向本院提交调查取证申请书，申请本院向广州市增城区国土局及广州市增城区地税局调取关于案涉房屋在2017年8月的二手房转让交易指导价文件。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综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罗文昌、黄家昌转让案涉房屋的行为是否合法有效，罗文昌、黄家昌是否应向陆茵茹赔偿相应损失。对此，首先，根据陆茵茹与罗文昌签订的《信托投资协议书》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案涉房屋的实际产权人系陆茵茹，双方约定由黄家昌代持该房产。因此，双方应依约履行各自的合同及法定义务。本案中，陆茵茹超期未偿还银行按揭贷款，已经违反了《信托投资协议书》第七条之约定，导致黄家昌被中国银行白云支行诉至法院并被申请执行。此外，陆茵茹还违反与罗文昌的借款协议，逾期未偿还借款，导致黄家昌作为保证人亦被罗文昌诉至法院并被申请执行。陆茵茹的上述行为已经构成严重违约，而其因涉刑事犯罪被羁押及判处有期徒刑，客观上又无法自行履行相关判决义务。在此情况下，黄家昌被迫处分陆茵茹的房产，用于偿还陆茵茹的欠款，履行应由陆茵茹承担的判决义务，系基于陆茵茹违约事实的救济行为，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该行为合法有效。其次，根据一审法院调取的（2016）粤0183执3283号案相关材料，可见罗文昌、黄家昌转让案涉房屋的行为系在案件执行过程中双方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并经法院主持制作执行和解笔录确认而作出的以房抵债行为，其与一般民事法律意义上的房屋买卖行为不同，不宜按一般房屋买卖行为进行评价。至于双方协商的转让价格是否过低的问题。本院认为，一方面，陆茵茹二审提交深圳市国咨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房地产估价报告》已经超过举证期限，且该报告系其单方委托，评估价格是否准确值得商榷；另一方面，即便按照上述评估报告对案涉房屋所评估的1452360元价格，对比罗文昌在受让案涉房屋过程中实际支出的914427.22元费用，考虑到双方系在执行过程中对执行标的物进行的转让，而非在公开市场上进行自由转让，故不足以认定其明显偏离合理价格。罗文昌二审庭后提交调取广州市增城区国土局及广州市增城区地税局调取关于案涉房屋在2017年8月的二手房转让交易指导价文件申请超过举证期限，且缺乏必要性，本院不予准许。综合上述分析，本院认为，基于本案现有证据情况，一审法院认定罗文昌、黄家昌转让案涉房屋的行为合法有效，无需向陆茵茹赔偿相应损失，据此驳回陆茵茹的一审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陆茵茹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950元，由上诉人陆茵茹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吴晓炜审判员  张 怡审判员  陈晓红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二日书记员  张宏淼谢金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