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5民终33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迎花，女，1953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河北省统计局退休职工，住石家庄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付云川，男，1970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桥西区，系社区推荐。 委托诉讼代理人：闫翠荣，河北君和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强，女，1953年3月10日出生，汉族，党员，住邢台市桥西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振华，河北甲信律师事务所律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妹，河北甲信律师事务所律律师。 原审被告：王海军，男，1973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邯郸市峰峰矿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娟，河北瀛檀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李文玲，女，1969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桥西区。 上诉人王迎花因与被上诉人王强、原审被告李文玲、原审被告王海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邢台市桥西区人民法院（2018）冀0503民初5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迎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付云川、闫翠荣、被上诉人王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振华、原审被告王海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娟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李文玲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迎花上诉请求：一、请求依法撤销邢台市桥西区人民法院（2018）冀0503民初558号民事判决书，依法判令上诉人不承担任何还款责任或依法发回重审；二、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一、本案非常明显的涉及到犯罪线索，法院应当依法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查处，而一审法院却不问不提。本案中上诉人王迎花以及被上诉人王强均有大笔款项打入原审被告王海军的储蓄卡中，而原审被告王海军却称并没有此银行卡，经一审法院调取，涉案银行卡系补办，经鉴定申请补办也并非王海军本人签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的规定，法院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一审时上诉人多次提出，但一审法院却仍未进行任何处理。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判决结果明显扭曲事实。1、根据一审判决第5-6页(经审理查明部分第一、二段)叙述可见李文玲出具的借条利息系月利率1.5分，而上诉人王迎花代为转款的利息金额也是月息1.5分，不存在有利息差的可能性，而一审法院却称“无法排除赚取利息差的可能”。一审法院认为原审被告李文玲出具了利息为1.5分的借条，但是仍可能按照2分月息支付利息，这样的推定不仅背离事实与证据，更加不符合常理。2、根据一审判决第6页中间部分(经审理查明第二段)可见，上诉人王迎花向被上诉人王强转账20万元，以及判决第7页最后一段可见上诉人王迎花向被上诉人转账还有10万以及20万，而被上诉人王强却称以上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也没有利息变动，但是根据双方利息的增减可看出此两笔款项与本案有关。依据上诉人提交的相应流水，以上款项均与本案有关，而被上诉人王强却拒不承认，且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语音证据可见上诉人王迎花曾与他人一同投资，别人撤资时上诉人王迎花代替给付出资款，而取得对被投资人债权的行为(判决第8页最后一段内容)。本案实际也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共同投资的行为，以上提到的“10万、20万”部分也是被上诉人王强在共同投资后撤资时，上诉人代李文玲还款并从李文玲处得到投资回报的权利。被上诉人王强明显隐瞒事实，而一审法院却以340万债权明确为由未加理会。本案中上诉人对以上“10万，20万”从未自认过是还款。3、被上诉人王强当庭承认其确实与原审被告李文玲联系过，证明被上诉人王强是知晓李文玲，也知晓其投资款的去向。一审法院对此却未加理会。4、本案中，原审被告王海军称涉案银行卡并非其所有，且上诉人王迎花也与王海军并不相识，上诉人王迎花不可能知道案涉银行卡的信息，更不可能指定此银行卡为借款的收款银行卡，一审法院认定收款卡号系王迎花指定明显有失偏颇。三、本案中被上诉人王强出具的微信录音最多只能是上诉人王迎花基于多年好友关系对被上诉人王强进行的情感上的安慰，不是借贷或者偿还的合意。1、若是根据一审庭审意见，2016年1月20日、3月8日上诉人王迎花就表示过款项应当由其承担(根据被上诉人提交的微信录音)，那么，2016年7月6日上诉人王迎花应当出具借条或者欠条，而不是出具内容为“李文玲所借王迎花共计玖佰肆拾万元，其中有王强叁佰肆拾万元整本金，特此证明，证明人王迎花，2016年7月6日，注：款项直接转入李文玲指定的王海军账户”的证明，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承诺还款属于认定错误，证明是应被上诉人王强向李文玲主张债权的要求而出具，被上诉人王强明知债务人为李文玲，此证明只是书面明确王迎花、王强二人对李文玲债权的数额。2、因双方系多年好友，款项无法追回的情况下，上诉人王迎花进行情感上的安慰甚至愿意自己有钱可以先代为偿还的话语只能说明上诉人王迎花轻利重义，这并不能构成任何法律关系或者以此作为认定法律关系的依据。一审法院以被上诉人提供的不完整的微信录音片面的认定双方有借款合意，显然未考虑本案双方的特殊关系，也违背了社会的公序良俗。四、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不是民间借贷关系，也从未形成借贷的合意。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系30多年的知心好友，若是上诉人借钱，作为多年好友将巨额款项打入被上诉人账户更符合常理，被上诉人将大额款项多次打入其他陌生账户的行为显然有悖常理。2、作为多年好友，被上诉人借款给上诉人的利息远远高于银行贷款利息甚至高于一般放贷利息，更不符合常理。3、上诉人王迎花系普通工人，而被上诉人王强系企业高管，最开始系被上诉人王强多次介绍并指导上诉人进行投资。4、审理民间借贷案件，应根据民事证据优势原则，综合判断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并根据证据证明力的大小以及是否形成证据链来认定法律关系以及诉讼主体。不能简单的根据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以及不规范的录音、证明认定构成民间借贷关系，而应根据发生法律关系的缘由、期限、业务性质，款物交付情况以及公序良俗加以判断。5、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存在口头和书面两种形式，本案中上诉人既没有和被上诉人王强达成书面的借款关系，也未形成口头的借贷协议。整个庭审反映的事实是被上诉人王强通过上诉人将款项出借给李文玲，因李文玲未归还，王迎花产生愧疚心理出于安慰向王强发送微信，愿意代李文玲偿还该款项；后李文玲一直拒绝归还，王强将王迎花起诉至法庭，要求王迎花归还其损失的款项。一审法院仅以王迎花的微信认定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双方之间除了微信往来，还有其他交流，比如证明双方共同将款项投资给李文玲的证明等，均否认了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的事实。本案被上诉人王强主张系民间借贷关系，那么其有义务向法院说明上诉人借款时的实际情况，例如：上诉人王迎花借款缘由、借款期限、借款用途、借款磋商情况以及款项来源等，而以上事实被上诉人王强均未说明，就算是一审法院以之后的微信录音进行认定，那么也存在多处证据前后不一致，被上诉人无法自圆其说的情况。五、上诉人王迎花从未收到过被上诉人王强的借款，也未指定被上诉人将款项转入原审被告王海军的账户中。通过一审庭审，被上诉人王强认为其转入原审被告王海军账户内的款项属于出借给上诉人王迎花的款项，但是上诉人从未向王强指定过任何账户，也未收到过王强的出借的该笔款项。上诉人和王强认识多年，不能以双方之间存在账户往来，就推定王迎花收到了王强的出借款项。按照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的规定，民间借贷属于实践合同，收到款项合同才生效。根据整个庭审和王强提供的证据，都是证明其与原审被告王海军和李文玲之间有账目往来，王迎花从未收到王强诉争的款项，原审认定事实错误。 王强答辩称，1、2014年1月期间，是王迎花向王强称其有投资渠道，只要将款项转入指示账户，王迎花会以月息1.5%的利率支付利息回报。此后，王强分三笔向王迎花指示的王海军账户进行转款是为了从王迎花处获取利息，通过王迎花、王海军账户的交易记录，可证实王迎花也是从王海军账户收取利息，之后再由王迎花向王强支付的利息。因此，基于合同相对性，王迎花使用王强款项对外进行投资过程中形成的债权债务是否存在犯罪线索，应由主张的主体举证后另行主张，而与王强和王迎花之间合法有效的借贷关系无关，也并不影响本案的审理和认定。2、王迎花在2015年11月停止向王强支付利息后，王强开始向王迎花追要本息，通过李文玲向王迎花出具的借条显示李文玲在2016年1月23日还将针对王迎花欠款期限展期至2016年1月30日。而在2016年1月至3月期间形成的微信语音记录中，王迎花本人解释是因投资的项目未能向她偿还款项导致没能偿还给王强，同时表示对以同样方式从其亲友处借的款项已偿还，并多次明确作出就是卖房子也会偿还王强借款的意思表示。该期间的语音聊天形成于停止付息后的前期，王迎花表述的内容具有客观和真实性。而王迎花在上诉状中称作出的表示是对王强在情感上安慰的主张，明显不符合常理和逻辑，不应采信。结合王强向王迎花指示账户支付款项后，均是由王迎花规律地按月利率1.5%向王强支付利息，以及期间王迎花本人曾向王强偿还部分本金的事实，已可充分证明王强和王迎花之间存在借款合意的事实。3、根据《最高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借据、欠条等属于债权凭证，但债权凭证的形式并非只局限于以借据、欠条形式作出。本案中，王强基于对30多年的朋友、同事的信任，在支付款项时虽未能取得王迎花出具的书面借条，但王迎花在2016年7月出具证明，结合王强向王迎花指示账户实际付款以及王迎花向王强支付利息的银行流水，已可确认王迎花使用王强340万元款项用于了向李文玲出借的事实。王迎花2016年7月出具的证明是在2015年11月停止付息8个月后形成，当时是王迎花在收回对外投资困难，为了逃避责任试图否认向王强借款事实的情况下出具，虽不是以借条形式，但其内容已具备证明王强和王迎花存在借贷事实的债权凭证效力，并印证王海军账户是王迎花指示的事实。4、一审开庭时，合议庭曾向王迎花询问“王海军的账号是不是你方提供的？”，王迎花回答为“王海军的账号是李文玲向王迎花指示提供，王迎花向王强转述”，王迎花作出的该自认，已可证实王强向王海军账户的转款就是接受王迎花指示，因此，不能以王迎花未收到王强的转款来否认指示付款的法律效力。同时，通过王迎花出具证明中认可向李文玲进行投资过程中使用王强借款的事实，结合李文玲均是向王迎花出具的借条，且相应借条也均由王迎花持有的事实，可进一步认定李文玲只认可王迎花对其享有债权，而王强既不认识李文玲更不可能存在借款合意的事实。5、王迎花认可李文玲向其出具并包含王强款项的借条共有三张，其中2014年4月21日的150万元借条（王迎花认可包含王强60万）中约定的月利率就是2%，通过王迎花对按月利率1.5%向王强支付利息的自认，结合王强的银行记录显示实际也是按月利率1.5%收到的利息，可充分印证王迎花存在使用王强款项赚取利息差的事实；2014年1月22日的280万借条（王迎花认可包含王强150万）、2014年7月1日的150万借条（王迎花认可均为王强款项）中虽约定的月利率为1.5%，但结合王迎花银行交易流水中对应日期每月规律收款5.6万（即280万×2%）、3万（即150万×2%）的记录足以印证王迎花每月均是按2%利率实际获得的利息，再次证实了王迎花使用王强款项过程存在赚取利息差的事实，并进一步印证王强与王迎花之间的借贷和王迎花与李文玲之间借贷是相互独立的事实。王迎花虽否认上述事实，但未能提供任何有效证据支持其抗辩，应自行承担不利后果。一审法院认定基本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客观公正。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是为逃避责任所进行的主观推理，既前后矛盾更无有效证据证明，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其上诉，并维持原判。 王海军答辩称，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李文玲未答辩。 王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340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至本息偿还之日止；二、本案产生的诉讼费用（案件受理费、申请费）均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月22日，王强向王海军名下账户转账150万元、王迎花向王海军名下账户转账30万元、0130619980130375117账户向王海军名下账户转账100万元，同日李文玲向王迎花出具280万元书面借条，借条内容为“今借王迎花人民币贰佰捌拾万元（￥280万），借期叁个月，月息1.5分，按月付息，到期还清。李文玲2014.1.22”。该借条原件在王迎花处，并由王迎花在庭前交换证据时予以出示。该借条原件还显示有“续期半年，利息同上。李文玲2014.11.21”、“继续借用，利息同上。李文玲2015.7.22”、“预计2016年1月30日前付清。李文玲2016.1.23”的内容。王迎花在2016年1月30日与王强微信聊天中认可上述借条中有王强150万元款项。李文玲向王迎花出具该借条后，王迎花账户分别于2014年2月26日、3月22日、4月22日、5月22日、6月22日、7月22日、8月23日、9月22日、10月23日、11月25日、12月23日、2015年1月22日、2月22日、3月22日、4月22日、5月23日、6月30日、7月24日、8月24日（25日）、9月25日、10月28日，每月收到来自王海军账户或李文玲账户或62×××00账户的转款56000元。王迎花在收到相应转款后，随即以相应本金×1.5%利率标准每月向王强转款付息。 2014年3月2日，王迎花向王强账户转账20万元。王迎花在2016年1月30日、31日与王强微信聊天中认可向王强转回20万元后共有王强340万元。2014年3月23日，王迎花对于2014年1月22日150万元本金向王强支付的利息由之前22500元（即1500000元×1.5%）变更为20500元（即1300000元×1.5%+200000元×1.5%×1/3月），此后即开始以19500元（1300000元×1.5%）支付130万元本金的相应利息。 2014年4月20日，王迎花向王海军账户转账50万元，4月21日王强向王海军账户转账60万元、王迎花向王海军账户转账40万元，同日李文玲向王迎花出具150万元书面借条，借条内容为“今借王迎花人民币壹佰伍拾万元（￥150万），借期三个月，按月付息，月息2分。李文玲2014.4.21”。该借条原件在王迎花处，并由王迎花在庭前交换证据时予以出示。该借条原件还显示有“继续借用，利息同上。李文玲2015.7.22”、“预计2016年1月30日前付清。李文玲2016.1.23”内容。王迎花在2016年1月30日与王强微信聊天中认可该借条中有原告王强60万元款项。李文玲向王迎花出具该借条后，王迎花于2014年5月29日向王强转账9000元（600000元×1.5%），在2014年6月28日之后将该笔本金利息与2014年1月22日150万元本金利息合并后向王强支付。 2014年7月1日，王强向王海军账户转账150万元，同日李文玲向王迎花出具150万元书面借条，借条内容为“今借王迎花人民币壹佰伍拾万元（￥150万），借期三个月，月息1.5分，按月付息。李文玲2014.7.1”。该借条原件在王迎花处，并由王迎花在庭前交换证据时予以出示。该借条原件还显示有“继续借用，利息同上。2015.7.22”、“预计2016年1月30日前付清。李文玲2016.1.23”内容。王迎花在2016年1月30日与王强微信聊天中认可该借条是王强的150万元款项。李文玲向王迎花出具该借条后，王迎花账户分别在2014年8月1日、9月2日、10月1日、10月31日、12月4日，每月收到来自王海军账户或李文玲账户或62×××00账户的转款30000元。后在12月29日、2015年1月30日、3月1日、3月30日、4月30日、6月1日、7月1日、8月5日、9月1日、9月30日、11月8日，每月收到来自王海军账户或李文玲账户或62×××00账户的转款54000元。王迎花在收到相应转款后，随即以22500元（1500000元×1.5%）标准每月向王强转款付息。 王迎花主张王强于2014年7月1日向其转账10万元，但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该转款是否与本案借款存在关联；另据银行流水显示：2014年7月23日，王强向王迎花转款30万元；2014年11月1日，王迎花向王强转账20万元。对此，王迎花主张三笔转账的流转均属本案借贷的偿付，而王强主张该三笔转账与本案借贷无关。 另查明，对于王强于2014年1月22日向王海军账户给付的150万元（王迎花于3月22日偿还20万元后余130万元），以及2014年4月21日向王海军账户给付的60万元，王迎花通过转款方式自次月起向王强支付利息截至2015年10月29日止；对于王强于2014年7月1日向王海军账户给付的150万元，王迎花通过转账方式自次月起向王强支付利息截至2015年11月8日止。 2016年1月20日，王迎花本人在和王强微信聊天语音时表示“．．．外面放的连上这个钱，这里有我（王迎花）的600、有你（王强）的340，是940万。实际上这中间一开始我本来没有这么多，别人谁的提钱的时候都给退出来了，我有钱都给他们顶出去了，就这么循环的钱就出去了，还有我表弟谁的，他们都不多就10万、20万，现在就剩咱俩的钱了．．．”、“．．．我（王迎花）要是手里有钱，像过去有300万、200万在手里，我就给你（王强）转过去了，我主要是现在手里一点都没有．．．”、“．．．不瞒你说，我（王迎花）已经算过账了，如果说最坏的打算，她要是给不了，我都想把家里一套房子买了，我也得给你（王强），你放心吧．．．”。王迎花从形式上认可该语音的真实，但抗辩录音不完整并怀疑王强只提供对其有利部分而隐瞒或删除对其不利部分。 2016年3月8日，王强与王迎花微信聊天语音显示，王迎花表示“王强啊，我（王迎花）现在真是全部全部的钱都在这，如果这个要是砸了，我这一辈子就全完蛋了，而且这里面钱确实有我表弟、弟弟的，我都还不起了，包括你的。原来说能还，因为是正定那还有200万，结果正定那借的我200万也是朋友的朋友介绍，还拿房子抵押给我做保证，就这人跑了现在找不着，等等吧好几处．．．”。王迎花从形式上认可该语音的真实，但抗辩录音不完整并怀疑王强只提供对其有利部分而隐瞒或删除对其不利部分。 王强和王迎花均提交了王迎花于2016年7月6日向王强出具的证明，并均认可其真实性。该证明记载内容为：“李文玲所借王迎花共计玖佰肆拾万元，其中有王强叁佰肆拾万元整本金，特此证明。证明人王迎花2016年7月6日注：款项直接转入李文玲指定的王海军账户”。 2016年8月1日，王迎花在微信聊天中向王强表述了其认识李文玲的过程，出示了李文玲身份证照片并称据李文玲说王海军是其妹夫。 在庭审中，王强和王迎花均认可俩人是相识多年的同事、朋友。王强表示出借款项前不认识李文玲、王海军，从未见过李文玲，在开庭前也未见过王海军。王迎花也表示不认识王海军，但认可李文玲是在2012年经同事介绍认识，除了李文玲向其出具的900多万借条（其中包含涉案的340万元）之外和李文玲没有其他经济往来。王迎花还明确认可王海军账户是李文玲向其指示提供后，由王迎花向王强告知。对于利息是按照李文玲给其出具的借条约定的利率向王强转交，王迎花给王强转的除了三笔分别是20万元、30万元、10万元以外的都是利息，共转利息38笔，具体流水中对应的本金数额计算方式为流水数额除以月利息。 王海军在诉讼中，申请对尾号为5886银行卡办理时的申请表中签字是否为本人签署进行鉴定，经法院依法委托天津市天鼎物证司法鉴定所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作出的结论为：检材字迹与现有样本字迹不是同一人所写。鉴定过程产生23000元鉴定费用。案件审理过程中，王海军表示与李文玲只是认识，双方没有特殊关系。 另查明，法院于2017年7月31日曾受理了王强以同一事实主张起诉王迎花的借款合同纠纷，案号为（2017）冀0503民初2138号，在诉讼中王强申请追加李文玲、王海军、林竹为共同被告，但因提供的李文玲、王海军、林竹的地址、电话无法联系，致使无法确认被告真实信息，起诉不符合法定条件，我院于2017年10月24日裁定驳回王强的起诉。在该案审理过程中，我院未对王强或王迎花制作书面询问材料，该案案卷中也没有双方达成的任何书面协议。 一审法院认为，民间借贷关系的成立并生效需要同时具备借款合意和借款交付两个要件。而该两项证明事实并非孤立存在，是需要相互印证的。借贷合意的确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款项交付证明程度的不足，反过来借款交付事实在相应情况下本身即印证借贷合意的存在。本案中，王强在庭审时明确了其主张存在借贷合意的相对人为王迎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条规定，出借人提起民间借贷主张时，应提供借据、收条等债权凭证及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的证据。王强在给付款项时虽未与王迎花形成书面债权凭证，但不应仅以此为由对属于实践合同性质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予以否认。据王强提交的在停止支付利息后向王迎花追要借款过程中所形成的微信语音聊天记录显示，王迎花多次作出了应由其偿还王强340万元借款的意思表示，并对无法偿还是因未能收回对外出借款项作出解释的上述事实，能够认定王迎花与王强之间存在借贷合意并已形成借贷法律关系的事实。王迎花虽辩称怀疑王强只提供对其有利部分微信记录而隐瞒或删除对其不利部分，但该微信语音聊天是双方沟通形成且均留有相应记录，王迎花仅口头抗辩但未提供任何证据支持，故法院对王迎花此辩解不予采信。 对于王强向王海军转款是否属于向王迎花交付借款本金。通过王强申请法院调取的王海军银行流水显示，王强分别于2014年1月22日、4月20日、7月1日向王海军账户实际转款360万元。王迎花认可是将李文玲向其指示收款的王海军账户转而告知给王强，并在2015年7月6日向王强出具的“证明”中也印证了相关事实，已可确定王强是按照王迎花指示才向王海军账户进行了借款的给付，王迎花也由此取得了对李文玲享有的相应债权，故应认定王强向王迎花实际交付了相应借款。另外，对于期间王迎花在2014年3月2日向王强偿还20万元的事实，双方均无异议；对于王迎花在2014年7月21日、11月1日分别向王强偿还10万元、20万元以及2014年7月23日王强向王迎花给付30万元事实，是否与本案借贷存在关联性，双方虽各执一词，但对尚欠王强本金340万元的数额均无异议。综上，对王强按王迎花指示向王海军转款的340万元属于向王迎花交付借款本金的事实予以认定。 对于王强向王海军账户的转款是否属于向李文玲共同出借的问题。第一，各方当事人均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实王强与李文玲之间存在借贷合意或李文玲认可王强对其享有债权的事实。第二，王强给付相应借款后，李文玲出具包含王强款项在内的“借条”均是针对王迎花，由此可见，“借条”所确定的李文玲的债权人是王迎花，而非王强，且借条原件均由王迎花持有，而王强并不持有向李文玲主张偿还借款的债权凭证。同时，王迎花认可李文玲向其出具的借条中包含着王强的借款，但其在法庭调查时对是否向李文玲主张或取得相应债权问题，未置可否。第三，通过王迎花及王海军银行记录显示，王海军账户在2014年1月22日、4月20日、7月1日前后分别收到280万元、150万元、150万元款项后，次月起王迎花账户即开始每月收到王海军、李文玲等账户的相应利息，随后再由王迎花相继向王强支付利息。王迎花虽否认以月2%利率标准收取利息，但其每月规律收到利息的数额更符合相应本金×2%（每月）的规律和交易习惯。同时，李文玲向王迎花出具借条中也存在约定为月息2%利率，并明显高于王迎花认可向王强均是按月息1.5%利率给付利息的事实，故无法排除王迎花以月息2%利率从李文玲收取利息后再以月息1.5%利率向王强支付利息，即存在赚取差息的可能。第四，王迎花称除了在2014年3月2日偿还王强20万元之外，其在2014年7月21日、11月1日向王强转款的30万元也是对本案借款的偿还，那么王迎花个人向王强偿还本案部分借款的自认与其称是和王强共同向李文玲出借的抗辩相互矛盾。综上，认定王强和王迎花之间存在借贷事实，并与王迎花和李文玲之间形成的借贷关系相互独立。 对于本案借贷事实中利息的认定，王迎花认可给王强的转款除了20万元、30万元、10万元以外都是利息，期间共转利息38笔，并实际对2014年1月22日本金150万元（还款20万元后余130万元）和4月20日本金60万元按月向王强支付利息至2015年10月29日止、对2014年7月1日本金150万元按月向王强支付利息至2015年11月8日止的相关事实。同时，王迎花亦认可向王强支付的利息是按李文玲向其支付的利息标准来给付，结合王迎花提交的“王迎花转给王强的利息汇总”中显示其按月支付利息过程及数额标准，可认定王迎花和王强之间存在按照月利率1.5%支付利息的约定，故对王强主张王迎花支付利息至本息偿还之日止的主张，依法予以支持。 对于王海军、李文玲是否对偿还本息承担连带责任，因本案中各当事人均没有提供证实王强和王海军、李文玲存在借贷合意或其应承担偿还借款本息连带责任的任何有效证据，故对王强要求由王海军、李文玲对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主张，不予支持。 对于王海军申请鉴定产生鉴定费23000元的承担问题。该鉴定意见只能证实办理该账户申请书中的申请人签名并非王海军本人签署，但无法证实收到王强借款的银行账户不是由王海军开户（授权他人）或使用，也无法证实王海军主张与本案无任何关联的目的。因该鉴定是王海军主动申请，根据《诉讼费用缴纳办法》第十二条规定，根据谁主张、谁负担的原则，已实际由王海军向评估机关支付，而鉴定意见又无法确认申请书中签字系何人签署或由何人承担过错责任，故在本案中无法认定应承担鉴定费用的主体，王海军要求由败诉方承担鉴定费用的主张，无法支持，王海军可待明确承担主体后依法另行主张。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王迎花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王强借款本金人民币340万元，并以本金人民币190万元自2015年10月30日起、以本金人民币150万元自2015年11月9日起，分别按照月利率1.5%的标准，向王强支付借款利息至本息清偿之日止。二、驳回王强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4，000元，由王迎花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提交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质证。上诉人提交以下证据：一、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2019）冀0105民初3431号民事裁定书复印件。欲证明王海军银行卡非本人签字，李文玲可能涉嫌刑事犯罪，本案是李文玲等人刑事涉案的一部分，应一并移交公安处理。二、王迎花与王强2017年1月15日通话录音。欲证明王强以告发王迎花为由进行威胁，王迎花从未与王强达成过借款合意，款项以及银行账号也是李文玲指定，并非王迎花指定，王强提供的2016年的微信录音不真实不完整，不具有可信性。三、王强与王迎花的女儿高珊于2017年6月27日的通话录音。欲证明王迎花以及其家人从未认为王强的340万是王迎花债权，王强强迫要求王迎花及其家人共同进行诉讼，王强明知共同出借的事实但隐瞒实情，诉至法院，其诉讼请求不应支持。四、2016年4月7日王强与李文玲录音。欲证明王强对共同出借款项的事实知情，且其与李文玲早就有过联系，且是单独的联系，王迎花并不知情。五、2016年4月25日王强与王迎花录音。欲证明王强对李文玲和林竹的相关情况知晓，不存在王迎花转述的情况。针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被上诉人主张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2019）冀0105民初3431号民事裁定书中王强不是当事人，且王强对该诉讼情况不知情，该诉讼与本案审理不具有约束性，不应采信。上诉人提交的四份录音证据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新证据，不应作为支持其上诉请求的依据，该四份录音证据均是在2015年11月王迎花停止付息后，王强帮助王迎花向李文玲追要债务过程中形成，但不能否认王强与王迎花之间的借贷事实，更无法证实王强与李文玲存在借款合意。王海军主张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一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且本案也没有刑事的立案材料，不符合中止审理的情形，其他同被上诉人质证意见。被上诉人在二审中提交以下证据：一、2016年3月7日王迎花和王强的微信聊天。欲证明王强在向王迎花指示账户转款之后才从王迎花处了解到李文玲的联系方式，在此之前不可能与李文玲存在借贷的合意。二、2016年5月15日王迎花和王强的微信聊天。欲证明王迎花与李文玲之间存在借贷合意与借贷事实，而王强只针对王迎花存在借贷事实，与李文玲不存在借贷的事实。针对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上诉人主张对聊天记录的完整性有异议，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自行删改，保留对其有利的，仅凭一段微信聊天记录，不能真实完整的反映双方的真实意思。放大的聊天记录反映的是王迎花告诉李文玲其不与李文玲的债务人联系沟通事实，是王迎花称只针对李文玲，被上诉人曲解聊天内容的意思。王海军对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未发表质证意见。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为不要式合同、实践合同。本案中，王迎花认可王海军账户是李文玲向王迎花提供，王迎花将该账户提供给王强，王强分三次向该账户转账。王迎花于2016年7月6日向王强出具《证明》，证明李文玲向王迎花的借款中包含本案诉争的340万元，该款项直接转入李文玲指定的王海军账户。王强虽未提供借据、借条等债权凭证，但王强提交的微信记录、向王海军账户转账的记录及王迎花出具的《证明》，能够证明王强与王迎花之间存在借贷合意，王强已履行转款义务，王迎花表示偿还王强借款，且王迎花按月利率1.5%向王强支付利息。一审法院认定王强与王迎花之间形成借贷关系并无不当。上诉人主张王迎花未收到本案诉争款项，其与王强之间为共同出借，双方之间不存在借贷合意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主张王海军银行卡办理非本人签字可能涉嫌诈骗，李文玲涉嫌刑事犯罪，本案是李文玲等人刑事涉案的一部分，应一并移交公安处理，并提交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2019冀0105民初3431号民事裁定，申请中止审理。因王强系与王迎花之间形成借贷关系，王强不是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2019）冀0105民初3431号案件的当事人，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2019）冀0105民初3431号案件是基于王迎花与李文玲之间的借贷关系，与本案不是同一事实和法律关系，对上诉人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王迎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4000元，由上诉人王迎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许易然 审 判 员 刘素娟 审 判 员 乔 鹏 二〇二〇年六月三日 法官助理 赵佳慧 书 记 员 路敬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