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海事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72民初307号 原告：宁波顺舟港务轮驳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招宝山街道平海路1188号。 法定代表人：龚佩军，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张凯兵，上海瀛泰（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江源，上海瀛泰（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洋浦益明港口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吉浦路新浦大厦0303房。 法定代表人：元春，该公司董事长助理。 委托代理人：郑发国，浙江天册（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桂思聪，浙江天册（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宁波顺舟港务轮驳有限公司与被告洋浦益明港口服务有限公司光船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4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宁波顺舟港务轮驳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龚佩军、委托代理人张凯兵、被告洋浦益明港口服务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郑发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宁波顺舟港务轮驳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原、被告就“顺舟7”轮订立的《船舶光租合同》；2.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295万元及该款自2019年11月1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借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事实与理由：2018年初，原告作为出租方与承租方即被告签订了《船舶光租合同》，约定由原告将其所属的“顺舟7”轮光租给被告，租船期限为2018年3月10日至2022年3月10日，租金每月32万元，交船日期为2018年3月10日，交船地点为舟山。2018年2月，原、被告共同向宁波海事局申请将租赁人由“舟山和谐船务工程有限公司”变更为被告。2018年2月7日，宁波海事局颁发了以被告为船舶承租人的光船租赁登记证书。随后，原告将“顺舟7”轮准备就绪，按时做好了交船准备，但被告却因自身原因未能于2018年3月10日来舟山接收船舶。之后，原告以各种方式多次要求被告尽快接收船舶，但被告始终未来舟山接收该船舶，也未向原告支付船舶租金。“顺舟7”轮在舟山港长期处于等待交付状态，后原告也多方努力减少损失，但依然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与《船舶光租合同》约定的每月32万元租金相比较，2018年3月10日至2019年10月31日期间，原告每月遭受的平均经济损失在15万元以上，该损失完全因被告的违约行为所致，应由被告全额赔偿。 被告洋浦益明港口服务有限公司答辩称，1.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光船租赁合同关系，原告提交的《船舶光租合同》仅仅是在双方签订的合作意向书项下用于办理光租登记，双方之间并未签署过任何正式的光船租赁合同，因此本案并非光船租赁合同项下的争议；2.双方目前的争议仅涉及光租登记的注销事宜，而不是履行合同或者解除合同；3.合作意向书约定了相应的违约条款，故合作意向书项下发生的争议应该根据合作意向书来认定相应的损失；4.在合作意向书无法继续履行的情况下，被告已经要求原告注销相应的光租登记，但原告坚持要求继续履行所谓的光租合同，不办理注销登记，并要求被告支付不合理的赔偿款作为注销登记的条件，导致光租登记至今尚未注销。因此，原告对未注销光租登记存在重大过错，同时也未尽到减损义务；5.原告主张的损失没有相应的依据。 原告宁波顺舟港务轮驳有限公司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 1.《船舶光租合同》，用以证明原、被告就“顺舟7”轮达成光船租赁合同关系； 2.舟山和谐船务工程有限公司拖轮作业单（龙山船厂）、“顺舟7”龙山船厂作业收入清单、舟山和谐船务工程有限公司出具的告知书； 3.舟山和谐船务工程有限公司拖轮作业单（环海重工）； 4.新海狼轮、新海鲤轮坞修拖航合同工程项目结算单； 证2-4用以证明“顺舟7”轮2018年3月22日至2019年10月21日期间的营业收入为3418049元； 5.舟山市普陀区双风贸易有限责任公司销货清单、舟山市金晖石油有限公司供油凭证、舟山荣晟燃料油有限公司船供油凭证、（供油款）领款凭证、船检证书，用以证明“顺舟7”轮2018年3月至2019年9月期间的油款支出为716100元； 6.（备用金、配件、修理费）领款凭证、微信转账记录，用以证明“顺舟7”轮2018年3月至2019年10月期间备用金、配件、保养、修理等费用支出为135894.5元； 7.2018年3月-2019年10月船员工资发放表、领款凭证； 8.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证书； 9.船员陶永光诉讼案件相关材料； 证7-9用以证明“顺舟7”轮2018年3月至2019年10月期间的船员工资支出为1132000元； 10.（伙食费）领款凭证，用以证明“顺舟7”轮2018年3月至2019年10月期间伙食费支出为61789元； 11.保险单，用以证明“顺舟7”轮2018年3月至2019年10月期间保险费支出为248358元； 12.船舶检验报告、船舶注销登记证明书、光船租赁登记证明书、船舶光租终止合同，用以证明原、被告双方签署协议后，于2018年1月25日办理了光船租赁登记证书，起租日期2018年1月25日，终止日期为2022年1月24日，证书签发日期为2018年2月7日； 13.2018年1月25日原、被告签署的《船舶光租合同》，用于证明因办理光租登记所需原、被告于2018年1月25日签订光租合同的事实； 14.律师函，用以证明2018年6月4日，原告发律师函给被告，要求被告尽快接收“顺舟7”轮并商讨违约赔偿事宜； 15.《船舶光租合同》解除协议拟稿，用以证明为了在海事局办理解除光船租赁登记手续，原告草拟了《船舶光租合同》解除协议，被告既拒绝签署该协议，又不提出修改意见，致使最终无法办理该手续。 被告洋浦益明港口服务有限公司为支持其抗辩，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 证一.合作意向书，用以证明2018年1月26日，原、被告达成合作意向书一份，确定被告向原告光租“顺舟7”轮的意向，约定原告应当在2月2日前完成光租手续。同时确认，如果双方没有最终履行合作，则原告无需退还被告5万元保证金； 证二.关于解除《合作意向书》的通知函、快递记录，用以证明被告在2018年6月已经向原告发出解除函，不再履行合同的事实； 证三.《船舶光租合同》，用以证明因办理光租登记证书，原、被告于2018年1月26日签署光租合同的事实； 证四.微信聊天记录，用以证明原、被告就“顺舟7”轮并未签署过正式的光租合同。 经庭审质证，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质证认为：证1的表面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和证明力有异议，该份光租合同也是当时签署合作意向书后用于办理光租登记，并不是后续正式的合同；证2-3、证5-6、证8-11的表面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和证明力有异议，船舶的营运情况和修理情况，需要相应的航海日志、轮机日志作为证明，不能单纯以单方提供的作业单来认定收入，同时成本的支出也应当是原告所有的账目通过审计确定最终的损失，不能仅根据原告自行作出的清单来认定相关的收入和利润，而且原告计算损失的起止期限是2018年3月11日至2019年10月31日，该期限内未注销光租登记或未解除合同，原告存在重大过错且没有尽到减损义务，故对该计算周期也有异议；证4、证7没有原件，无法核实，对其表面真实性有异议；证12的表面真实性无异议，对船舶已经光租登记的事实无异议，船舶光租终止合同是因原告未及时注销光租登记，故原、被告双方就光租事宜进行沟通后于2018年8月8日签订的，但原告至今仍未办理光租注销手续，故即使双方解除光租合同，解除日期应该是2018年8月8日，而非原告主张的至今尚未解除；证13的表面真实性无异议，是后续办理光租用的文件，之前签署的合同海事局不认可，故双方签署了这份合同；证14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内容有异议，被告收到律师函后与原告商谈，原告坚持要求被告作出赔偿并以此作为注销光租登记的条件，故被告于2018年6月21日向原告发送了关于解除《合作意向书》的通知函；证15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内容有异议，该份解除协议的部分内容不符合事实，协议条款部分不合理，被告要求删除不合理部分的内容，但原告未采纳。 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原告质证认为：证一的表面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内容有异议，该证据是合作意向书，但实际上约定了双方应当履行的义务和时间，也规定了租金、租期等主要条款，因此合作意向书也应视为正式的光船租赁合同；证二无异议，明确了被告不愿意履行接收船舶的违约事实；证三合同内容无异议，与原告提交的合同内容一致，但签署日期的真实性有异议；证四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不能否定涉案合作意向书的本约合同（非预约合同）性质，双方之间存在有效的光租合同关系。 本院经审查认为，被告对原告证1-3、证5-6、证8-15的表面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其表面真实性均予以认定，对其关联性和证明力，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并综合全案事实予以评判；证4、证7没有原件，证4和证7中的工资发放表没有任何签章，且证7中的领款凭证除了2019年1月5日的有领款人史久安的签字外，其余领款凭证均无领款人的签字，故本院不予认定。原告对被告证一、证四的表面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其表面真实性予以认定，对其关联性和证明力，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并综合全案事实再予以评判；证二，原告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被告于2018年6月21日通过顺丰快递向原告邮寄了关于解除《合作意向书》的通知函，根据被告提供的运单号码已无法查实相关物流信息，故原告收到该函件的时间无法确认，但根据证四的微信聊天记录可知，被告曾于2018年6月25日通过微信向原告再次发送了该函件，故本院认定原告收到该函件的时间为2018年6月25日；证三系原件，合同内容与原告证1完全一致，本院认定该合同与原告证1系同一份合同，虽原告对该份证据的签署日期有异议，但未提供反证，故本院认定双方签署这份合同的日期为2018年1月26日。 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及本院确认的有效证据，本院认定如下事实： 2018年1月26日，原、被告双方签订了一份合作意向书，约定原、被告双方就租用“顺舟7”轮达成以下合作意向：“1.甲方（原告）在2018年2月2日前办理好洋浦益明港口服务有限公司光租顺舟7轮的光租证书并提及给乙方（被告）。2.乙方在甲方办理光租证书前打5万保证金给甲方。3.甲方必须在2018年3月15日前将顺舟7轮以光租形式调遣到海南洋浦港，主要租船条款如下：①租金32万元/月。②调船前乙方先将二个月租金打到甲方账号。③调遣费由乙方负责。④其他条款以海事光租习惯性合同为主。4.如果甲方不能履行以上合作协议，则要将5万元保证金退还给乙方。5.如果乙方不能履行合作，则甲方不再退还5万保证金。6.双方正常履行合作协议，将5万元保证金从租金内扣除。7.如有需进一步完善的条款，甲乙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同日，双方又签署了一份《船舶光租合同》，约定原告将“顺舟7”轮租给被告，租船期限为2018年3月10日至2022年3月10日，租期肆年，租金32万元/年，合同签订，船舶交接完毕后，先支付月租金，即32万元，以后按每月一次支付月租金，交船时间2018年3月10日，还船时间2022年3月10日，交、还船地点均为舟山，合同还对双方的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 因“顺舟7”轮办理光租登记所需，双方又签署了一份落款日期为2018年1月25日的《船舶光租合同》，约定租船期限为2018年1月25日至2022年1月24日，交船时间2018年1月25日，还船时间2022年1月24日，其余条款与2018年1月26日签订的《船舶光租合同》一致。2018年2月7日，宁波海事局颁发了光船租赁登记号码为GZ070118O004的光船租赁登记证明书，载明船舶所有人及出租人为原告，承租人为被告，租金1536万元，租期4年，起租日期2018年1月25日，终止日期2022年1月24日。 2018年6月4日，受原告委托，上海瀛泰（宁波）律师事务所向被告发送了律师函，要求被告务必在收到律师函之后五日内，派人到原告或上海瀛泰（宁波）律师事务所商讨接收“顺舟7”轮及违约赔偿等事宜。 2018年6月25日，被告向原告发送了一份关于解除《合作意向书》的通知函，内述：“贵我双方于2018年1月26日签署了《合作意向书》，就租用顺舟7轮进行了意向性约定，办理了该船的光租证书。由于目前合作目的无法实现，现通知贵司解除双方签订的《合作意向书》，并由我司配合贵司尽快前往海事局解除顺舟7轮的光租证书及合同。” 2018年8月8日，原告（甲方）与被告（乙方）签署了《船舶光租终止合同》，约定“顺舟7”于2018年1月25日将船舶光租给乙方，租期为4年，月租金32万。总租金为1536万元。终止日期为2022年1月24日。因乙方公司用船业务的计划变动，甲乙双方的光租协议提前终止。 另查明：原告的法定代表人龚佩军在2018年1月28日与被告的业务联系人郭朝卫的微信聊天中说道：“等光租办妥后，正式合同来安排签掉吧。”在2018年3月19日的微信聊天中说道：“郭总，什么时候下来，请指示。”郭朝卫回复道：“龚总，海炼的合同我们正在准备当中，预计要四月份才能落地，合同落地了才有活干，否则船过来也没用啊。”龚佩军还说道：“我这边事忙完，我们把合同下来签掉我过来一趟好吧。”在2018年5月12日的微信聊天中，龚佩军说道：“你好郭总，现在你们怎么样定下的，麻烦告知。”郭朝卫回复道：“……董事长那天有事又飞回北京了，都没跟他见到面，跟他电话里说了大概情况，他说下周回来开会定一下。”在2018年5月14日的微信聊天中，龚佩军说道：“郭总好，和你们董事长说了吗？”郭朝卫回复道：“……已经跟董事长汇报过了，过两天他过来就开个会就定方案。”在2018年5月25日的微信聊天中，龚佩军说道：“……你那边确定要不要，我已经从三月份准备完毕，随你等你交船一直到现在，我这边急，也有新业务谈，如你那边不要了，要尽快过来解除海事部门的光租，否则我无法谈新的长期业务。”郭朝卫回复道：“还是两个问题，租金能否降？放船可能还得拖，我们现在也不能确定时间了……。” 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院对本案的争议焦点归纳评析如下： 一、涉案《船舶光租合同》是否合法有效 原告主张涉案《船舶光租合同》合法有效，双方之间存在光船租赁合同关系；被告则认为涉案《船舶光租合同》均是为办理涉案船舶的光船租赁登记证书而签订，并非有效的光租合同，双方之间不存在光船租赁合同关系。本院认为，首先，2018年1月25日签署的《船舶光租合同》，双方均确认该合同系为办理船舶光船租赁登记证书而签订，为形式合同，故该合同不作为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光船租赁合同关系的依据；其次，2018年1月26日签署的《船舶光租合同》，与合作意向书于同一天签订，但该合同中对租金的约定与合作意向书关于租金的约定不同，双方在庭审中均确认合同中关于租金的约定有误，租金作为租船合同中最主要的条款，出现明显错误且双方事后并未就该条款进行修正，且原告方所持合同未写明签订时间，有违常理，故被告关于该份合同实则为办理光船租赁登记证书而签订的陈述更可信，本院认定该份合同亦为形式合同，不作为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光船租赁合同关系的依据；再次，从原告的法定代表人龚佩军与被告的业务联系人郭朝卫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可知，双方有先办理光租登记证书，再签订正式光租合同的共同意思表示，且双方就租期等主要条款仍在协商洽谈中，并未达成一致确定的意见。综上，本院认为，涉案两份《船舶光租合同》均为形式合同，并非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原、被告之间就“顺舟7”轮并未成立合法有效的《船舶光租合同》，故原告要求解除双方之间就“顺舟7”轮订立的《船舶光租合同》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二、涉案合作意向书的性质认定 关于合作意向书，原告认为实质是一份光租合同，被告则认为合作意向书性质上是一份合同，是为后续签订正式的光租合同而签订的协议，并不是原告所说的光租合同。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光船租赁合同，是指船舶出租人向承租人提供不配备船员的船舶，在约定的期间内由承租人占有、使用和营运，并向出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第一百四十五条规定：光船租赁合同的内容，主要包括出租人和承租人的名称、船名、船籍、船级、吨位、容积、航区、用途、租船期间、交船和还船的时间和地点以及条件、船舶检验、船舶的保养维修、租金及其支付、船舶保险、合同解除的时间和条件，以及其他有关事项。从上述法律规定特别是关于光租合同性质的规定来看，光租合同至少应当包括租赁船舶、船舶的交付、租期、租金条款，这些条款系光租合同成立及区别于其他合同的必备条款，缺少这些条款将影响光租合同的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四条规定:“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应当符合下列规定：（一）内容具体确定；（二）表明经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示约束。”基于上述两点可知，在光租合同关于租赁船舶、交船、还船、租期、租金条款的约定尚不具体确定时，光租合同并未成立。本案中，双方虽签订了《合作意向书》并对租赁船舶、交船地点、租金等内容进行了约定，但双方对租赁船舶的交付时间、还船时间地点、租期的约定内容尚不具体明确，由合同其他条款或约定的“海事光租习惯性合同”亦无法推定，双方之间亦未能协商达成一致。因此，在上述光租合同主要条款约定不明且无法确定和履行的情形下，涉案《合作意向书》所载内容不能成立光租合同。 三、原告损失的承担 本案原、被告双方在订立合作意向书之前即可预见到原告将因此丧失与第三人另订长期合同机会而产生损失，原告基于信赖，按被告要求将“顺舟7”轮登记光租人变更为被告，被告应及时谨慎处理订约事宜，在合同无法订立时及时通知原告，但从本案双方的微信聊天中来看，在原告不断催促下，直至2018年5月25日被告才告知原告已无订约可能，有违诚信原则，构成缔约过失，应赔偿原告的信赖利益损失。其次，从双方协商伊始，原告即知晓合作意向书的履行依赖于被告与案外人的合同安排，正式光租合同能否订立存在不确定性，但在超出合作意向书约定的调船时间（2018年3月15日）后，原告仅以打短工方式等待，未及时安排解除光租登记，未尽到减损义务，应自负相应损失。综合全案来看，双方光租合同的订立与履行依赖于被告与案外人的合同安排，其合同安排也只有被告知晓并掌握合同订立的进展情况，相较而言，被告对双方光租合同能否订立更具有掌控力，亦应承担更大责任。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对原告损失本院酌定由被告承担60%的责任，原告自担40%的责任。 对原告损失的计算，本院认为，本案中信赖利益损失是基于丧失与第三人另订长期合同机会而产生，双方在合作意向书约定的租金32万元/月，符合双方对市场的预期，可作为损失计算标准。如前所述，本院认为合作意向书约定的最迟调船时间2018年3月15日，至2018年5月25日被告告知原告无订约可能，作为原告损失期间较为合理，同时酌情考虑光租登记证书注销所需时间。本院认定原告损失区间应自2018年3月16日计算至2018年6月4日，共计2个月零21天。此后，原告已知双方无法订约但未及时办理光租注销登记，在2018年6月21日被告发送给原告的《关于解除的通知函》中，被告已明确表明将配合原告尽快前往海事局解除“顺舟7”轮的光租证书及合同，并于2018年8月初派人与原告共同前往了宁波海事局办理光租解除手续，原告称未能提交符合海事局要求文件而未办理成功，但无证据证明应归责于被告，故本院认定此后被告无需担责。综上，本院认定上述责任期间原告损失共计约86.4万元（32万元/月×2.7月）。另外，此间原告为止损已开展其它零散业务，原告自认每月利润为56195元，共盈利约15.2万元（56195元/月×2.7月）。扣除原告的盈利，其实际损失金额约为71.2万元，根据双方的责任比例，被告应赔偿原告42.7万元。关于原告主张的利息损失，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告诉请合法有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事实与法律依据不足部分，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十四条、第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洋浦益明港口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宁波顺舟港务轮驳有限公司损失42.7万元； 二、驳回原告宁波顺舟港务轮驳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32697元，由原告宁波顺舟港务轮驳有限公司负担28384元，被告洋浦益明港口服务有限公司负担4313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 辉 审 判 员  吴 静 人民陪审员  刘曼红 二〇二〇年六月八日 书 记 员  郑 静 【附页】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条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第十四条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一）内容具体确定； （二）表明经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示约束。 第四十二条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一）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 （二）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 （三）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