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5民终81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聊城御润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聊城市御润大酒店19层。法定代表人：刘小霆，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波，山东众成清泰（聊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温韬，山东众成清泰（聊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聊城分行。住所地：聊城市东昌府区兴华西路46号。负责人：王本虎，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丽茹，山东舜翔（聊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延宽，山东舜翔（聊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聊城御润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御润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聊城分行（以下简称恒丰银行聊城分行）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2019）鲁1502民初13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御润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波，被上诉人恒丰银行聊城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丽茹、郭延宽，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御润公司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2019)鲁1502民初1345号民事判决书；二、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没有审查本次债权转让的基础法律关系即认为恒丰银行聊城分行有权处置该债权，显属认定事实不清。在上诉人2016年11月26日第一次向东昌府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聊城市新星铸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星公司”)承担清偿责任时，庭审期间被上诉人向法庭出示了多份合同。上诉人此时才得知，涉案转让的不良金融资产系2013年11月26日由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包商银行”)委托甘肃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甘肃信托”)通过单一资金信托形式发放给新星公司。包商银行作为该笔信托借款的的委托人、受益人及实际贷款人，甘肃信托作为该笔信托借款的受托人和名义贷款人，新星公司作为该笔信托借款的借款人，三方之间对彼此的法律关系皆已知悉、清楚，并两两签订了《单一资金信托合同》(合同编号为甘信计信字[2013]217号)、《信托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为甘信计贷字DY[2013J228号)。包商银行在与甘肃信托签订上述《单一资金信托合同》当日，将《单一资金信托合同》受益人及委托人身份转让给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以下简称“恒丰银行济南分行”)，即将合同权利义务全部转让给了恒丰银行济南分行。2014年11月26日《信托资金借款合同》到期后，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系甘肃信托更名后企业名称，以下简称“光大信托”)将持有的上述贷款转让给恒丰银行济南分行并签订了《信托财产分配暨债权转让协议》(具体签订时间不详)。2014年12月23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了《不良金融资产转让协议》，被上诉人将新星公司上述应还贷款本息等转让给上诉人。被上诉人后来出具的新星公司《说明》，也注明该笔贷款的债权人系被上诉人。本案涉案金融债权经过多次转让，每次转让债权人均应按法律规定向债务人送达债权转让通知文件。在光大信托转让给恒丰银行济南分行签订的《信托财产分配暨债权转让协议》第二部分第四条也同时约定光大信托向融资人、担保人出具书面《债权转让通知函》后，债权转让才算完成。截止到目前，仅有被上诉人出具了一份新星公司《说明》，注明债权人为被上诉人，将涉案金融债权转让给上诉人。多次转让过程中，未见一份书面债权转让通知文件。本案涉案金融债权经过多次转让，每一次是否完成并合法有效，原审法院并未查清，即认定被上诉人有权利处分涉案金融资产，明显原审法院对该项事实认定不清楚。二、原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将债权转让的事实按照约定通知了债务人新星公司，并以此认定被上诉人完成了法定及合同约定的义务，上诉人无权解除合同，明显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假使被上诉人合法享有涉案的转让债权，根据被上诉人庭审提交的《不良金融资产转让通知》(新星公司出具的一份《说明》)，原审法院即认定被上诉人履行了通知债务人新星公司的义务及相应债权资料移交义务，该认定明显与事实不符也不符合逻辑。首先，被上诉人在庭审提交的新星公司《说明》，系上诉人第一次见到原件。实际上，上诉人向债务人主张权利前，曾多次向被上诉人索要债权转让通知文件及相应债权资料，但被上诉人以各种理由予以搪塞。迫于无奈，上诉人于2016年11月26日向东昌府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新星公司承担偿还债务责任，同时将被上诉人列为第三人参与了本案诉讼，东昌府区人民法院庭审过程中，被上诉人作为第三人也未向法庭提供任何债权转让通知文件，提交的合法债权及履约情况相关资料也不完备，最终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原告主张恒丰银行已将新星公司的债权转让给原告，恒丰银行应当将债权转让事宜通知新星公司，但原告并未提交证据证明恒丰银行已履行了通知义务，在债务人新星公司未接到债权人债权转让通知前原告不享有诉权，其起诉应当予以驳回”。既然被上诉人认为已经按合同约定履行了债权转让通知的义务，在上诉人第一次起诉新星公司开庭时(2017年4月19日)，为什么不将该份证据(该份证据显示成文时间是2016年11月5日，债务人收到债权转让通知的时间是2014年12月28日)向法庭出示，导致上诉人第一次起诉被驳回；既然被上诉人2014年12月份取得了新星公司出具的收到债权转让通知的证明，根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不良金融资产转让协议》第四条规定“甲方应在交割日将相应资料移交乙方占有”，为什么被上诉人迟迟不将债权转让通知文件及完整的债权资料移交给上诉人，并且时至今日仍然未向上诉人交付，导致上诉人手中没有主张债权原件，在2017年8月25日第二次向东昌府区人民法院起诉时又被驳回。另根据《不良金融资产转让协议》第四条规定“转让不良金融资产资产交割日为付清转让价款(2015年1月8日)后十个工作日内，甲方应在交割日将相应资料移交乙方占有”及第五条“甲乙双方应于不良金融资产交割日后，共同将资产转让事宜通知债务人”，可以看出被上诉人应在2015年1月18日以后通知债务人债权转让事宜，但是被上诉人提交的新星公司《说明》显示送达时间为2014年12月28日。该笔债权转让行为是否能完成尚未得知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就通知债务人转让事宜，明显与合同约定不符，且不符合常理。其次，虽然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不良金融资产转让协议》中第五条约定了“甲乙双方应于不良金融资产交割日之后，共同将资产转让事宜通知债务人”。但从债权转让的通知的效力及合同相对性来看，债权转让的通知只能由被上诉人恒丰银行聊城分行履行。第一，在债权转让通知未到达债务人新星公司之前，《不良金融资产转让协议》仅在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发生效力，对债务人新星公司不产生效力。既然对债务人新星公司不产生效力，则肯定不能由受让人即上诉人向债务人新星公司作出通知；第二，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只有合同当事人一方能够向合同的另一方当事人基于合同提出请求，《不良金融资产转让协议》签订后，债务人新星公司并未加入到债权转让关系中来，受让人即上诉人与债务人新星公司并没有发生合同关系，上诉人也就没有资格向债务人新星公司作出通知，因此通知的义务只能由被上诉人恒丰银行聊城分行作出，而不能由上诉人向债务人新星公司作出通知。因此，被上诉人并未向债务人履行法定的通知义务，导致上诉人无法向债务人合法、有效的主张权利，被上诉人已构成根本违约，上诉人有权解除合同，原审法院认为《不良金融资产转让协议》已经履行完是错误的。三、原审法院仅依据被上诉人员工张某证言即认定被上诉人已经将债权转让协议通知到债务人新星公司明显事实认定错误，从以上被上诉人的种种行为可以看出，被上诉人提交的新星公司《说明》真实性有待商榷，而被上诉人选择与自己有利害关系的员工出庭证明其已经履行通知义务，其证人证言真实性存在合理怀疑。原审法院仅表述“对证人张某的证明本院作为有效证据使用”明显依据不足。恒丰银行聊城分行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一、涉案转让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被上诉人也通知了债务人，上诉人也支付了转让价款，该转让协议已履行完毕。该协议未约定解除条件，也不符合解除的条件。上诉人要求解除该协议缺乏法律依据。涉案转让协议明确约定，被上诉人对债务人的商业风险不承担担保责任，风险由上诉人自行承担。上诉人受让的本身就是不良资产，应当自行承担不能实现的后果。御润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解除原、被告签订的《不良金融资产转让协议》。2、判令被告返还原告债权转让款8441306.33元，并承担原告的经济损失和律师费暂计2313526.56元，并支付自2019年1月22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2月23日，原、被告签订了一份《不良金融资产转让协议》，主要约定：出让人：恒丰银行聊城分行（甲方），受让人：御润公司（乙方）。第四条、转让资产以及交割日期，乙方按本合同第二条约定将受让价款划至甲方指定账户内，受让方自付清转让价款之日起即享有转让不良金融资产全部的权利、权益和利益。转让不良金融资产交割日为付清转让价款后十个工作日内，甲方应在交割日将相应资料移交乙方。第五条、转让通知。甲乙双方应于不良金融资产交割日之后，共同将资产转让事宜通知债务人。第六条，债务人商业风险的承担，甲方对债务人的商业信用风险不承担担保责任，该商业信用风险由乙方自行承担……。2015年1月8日，原告按照上述协议约定将转让价款8441306.33元汇至被告指定的恒丰银行济南分行尾号为0044的账号内。2016年12月29日，原告向东昌府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债务人新星公司偿还借款8000000元及利息，东昌府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15日裁定驳回了原告的起诉。2017年8月25日，原告再次起诉新星公司，要求其偿还借款，东昌府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3日再次驳回了原告的起诉。还查明，2014年11月26日，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与恒丰银行济南分行签订了《信托财产分配暨债权转让协议》，将涉案债权转让给了恒丰银行济南分行。又查明，2014年12月22日，恒丰银行济南分行出具委托书委托被告恒丰银行聊城分行处置该债权。一审法院认为，合同是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协议。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本案原、被告于2014年12月23日签订的《不良金融资产转让协议》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效力应予确认。资产转让协议第四条约定，受让方付清转让价款起，即享有该不良资产的权利、权益和利益；第五条约定，甲乙双方应于不良资产交割日后，共同将资产转让事宜通知债务人；第六条约定，甲方对债务人的商业信用风险不承担担保责任，该风险由乙方自行承担。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交纳了转让价款，被告亦按约定通知了债务人，该资产转让协议已履行完毕。原告诉求解除不良资产融资协议、被告返还转让款等，无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其提交的证据均不能证明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说明，未提供证据或者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原告提交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其主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聊城御润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的诉求请求。案件受理费43164.5元，由原告聊城御润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承担。二审中，上诉人提交于2016年12月13日向被上诉人以邮件方式发送的关于新星铸管不良贷款转让合同的律师函一份，证明上诉人于2016年12月13日委托山东国曜（聊城）律师事务所就被上诉人在签订不良金融资产转让协议后未向上诉人移交债权转让通知及债权转让相关卷宗的事宜，向被上诉人发送律师函，被上诉人于2016年12月14日拒收的事实，同时证明被上诉人在上诉人第一次起诉之前以及起诉时未向上诉人移交任何关于该债权相关卷宗以及债权转让通知书。被上诉人发表质证意见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第一，该证据如上诉人陈述邮寄于2016年，但上诉人在一审中并未提及，该证据已不属于二审中的新证据，其证明效力不应采信，第二，被上诉人从未接收或拒收过该邮件，对该邮件的相关内容不知情，第三，该证据从形式上也不合法，如上诉人所述是律师函，应当是由律师事务所寄出，但该证据的邮寄单位却是上诉人，第四，其邮寄的地址也并非双方签订不良资产转让协议中的地址及电话，该邮寄的邮件被上诉人根本就没有收到也完全不知情，其也不能证明被上诉人没有向其转交过相关的债权转让凭证，双方在不良资产转让协议中有对邮寄地址的相关约定，其并非有效的送达方式。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案件事实同一审审理查明。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上诉人是否有权处分涉案被转让债权，被上诉人是否依法向债务人新星公司履行了债权转让通知义务，涉案债权转让协议是否应予解除。一审经审理查明，涉案金融债权是2014年11月26日由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转让给恒丰银行济南分行，2014年12月22日恒丰银行济南分行出具委托书委托恒丰银行聊城分行处置该债权。上诉人关于被上诉人恒丰银行聊城分行无权处置涉案金融债权的理由不能成立；一审中，被上诉人恒丰银行聊城分行提交了由债务人聊城市新星铸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星公司）出具的说明，该说明显示债务人新星公司对上诉人作为债权人的身份予以认可。该说明也能够充分证明被上诉人恒丰银行济南分行对债权转让的事实已经履行了对债务人的通知义务。在债权转让上诉人关于被上诉人未履行通知义务的理由不能成立；涉案金融债权转让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上诉人主张解除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御润公司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因此，上诉人聊城御润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6329元，由上诉人聊城御润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凤魁审判员  陈家勇审判员  刘 颖二〇二〇年六月四日法官助理董慧书记员谢思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