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5民再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树昌，男，1968年6月2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山东省武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慧生，山东广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柳志远，山东广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庆军，男，1966年8月2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山东省高唐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永生，山东金城法苑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树昌诉被告王庆军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山东省高唐县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22日作出（2017）鲁1526民初1017号民事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2018年11月16日，该法院作出（2018）鲁1526民监6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经再审审理，山东省高唐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23日作出（2018）鲁1526民再8号民事判决。王树昌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树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慧生、柳志远，被上诉人王庆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永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树昌上诉请求：撤销高唐县人民法院（2019）鲁1526民再8号民事判决并予以改判，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再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经营玉米生意，2013年4月至2015年8月，被上诉人从上诉人处采购玉米，尚欠上诉人827974元。2015年8月31日被上诉人对上诉人说为了给自己媳妇要钱，让上诉人给被上诉人出具一张结清货款的证明条，其余的款项被上诉人以后再给付。基于对被上诉人的信任，上诉人信以为真。后来，上诉人给被上诉人打电话不接，上诉人认为上当了，于2016年3月18日在武城县人民法院起诉。后武城县人民法院将案件移送至武城县公安局，后来，武城县检察院不予批捕。2016年12月5日上诉人向武城县人民法院起诉，因被上诉人提出管辖权异议，本案移送到高唐县人民法院审理。该法院作出的（2018）鲁1526民再8号民事判决，没有从保护上诉人的利益出发，对于法律规定的撤销权没有认真对待，即驳回诉求。2.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成立，上诉请求应予支持。现上诉人有证据证实，被上诉人采用了欺诈手段，骗取上诉人的信任，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上诉人的起诉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没有超出法律规定。被上诉人王庆军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二审法院应予维持。一、本案纠纷实质上属于行使撤销权纠纷，王树昌主张撤销其出具的证明条的诉求已过除斥期间，其撤销权业已丧失。1.撤销权属于形成权中的一种，适用除斥期间的有关规定。超过除斥期间规定的时间，消灭的是实体性权利，同时法律明确规定，除斥期间是不变期间，不适用诉讼时效中有关中止、中断和延长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重大误解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三个月内没有行使撤销权；（二）当事人受胁迫，自胁迫行为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假设王庆军真如王树昌所诉称的存在胁迫和欺诈行为，则在王树昌出具证明条之后，该胁迫行为和欺诈已经完成，时间是2015年的8月31日，至王树昌提起诉讼的2016年12月5日，已远远超过了法律规定的一年的除斥期间，其撤销权已丧失。2.王树昌并没有在2016年3月18日向武城县人民就涉案纠纷提起过撤销权之诉[2016年3月是王秀成以买卖合同纠纷为由向武城县人民法院提起对王庆军的民事诉讼，后该法院于2016年8月5日作出（2016）鲁1428民初363号民事裁定，准许王秀成撤诉]。根据一审法院已查明的案件事实，王树昌是在2016年12月5日向武城县人民法院提起的撤销权诉讼，后经武城县人民法院审理作出（2016）鲁1428民初1911号民事裁定，将本案移送高唐县人民法院处理。2017年6月22日高唐县法院作出了（2017）鲁1526民初1017号民事裁定，驳回王树昌的起诉。王树昌在收到裁定书后并没有在法定期间提起上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三）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放弃撤销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二）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放弃撤销权。”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并结合本案案情，王树昌已经以自己的行为明确表示放弃了行使自己的撤销权，其撤销权已消灭。二、王树昌诉称曾到武城县公安局报案，谎称受到了王庆军的胁迫、欺诈，武城县公安局在立案侦查期间，曾组织王庆军同龙湾粮食市场和王庆军存在业务关系的客户对账，证实了王庆军不存在胁迫、欺诈的情形，并于2018年1月19日作出武公(刑)撤字[2018]1号《撤销案件决定书》，以没有犯罪事实为由依法撤销了此案。这同时也证实了王庆军已将王树昌玉米款结清。三、假设王树昌受到了王庆军的胁迫、欺诈等足以使王树昌违背内心意志而给王庆军出具了案涉证明，该证明中的表述不是王树昌真实意思的表示，王树昌依法应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并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否则应依法承担不利后果。四、王树昌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在出具案涉证明时完全明白其书写的证明条中的内容和含义，也完全知道出具该证明的法律后果。“意思自治原则”是民事诉讼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在日常的民事行为中，一切以当事人意思表示为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和处分行为。王树昌对自己的民事权益享有完全的处分权，同时也具有完全的处分资格和能力，案涉证明条是王树昌内心真实意思的表示，合法、有效，不违背法律规定和公序良俗，不损害国家、集体和第三人的利益，理应受到法律的保护和人民法院的支持。综上，案涉撤销权已超过法律规定的除斥期间，其实际权利业已消灭，同时王树昌也以自己的行为明确表示放弃了行使自己的撤销权。案涉证明条是王树昌真实意思的表示，合法有效，王树昌不能举证证明在出具证明时王庆军有胁迫和欺诈的情形，王树昌提起该本案诉讼的行为违背了“诚实信用”的民事行为原则，已涉嫌虚假诉讼、恶意诉讼，答辩人请求人民法院查明案件事实，依法判决驳回王树昌的全部上诉请求。王树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撤销2015年8月31日原、被告所订立的证明（协议）。一审法院原审认为，因被告王庆军多次收购武城县居民王秀成等九人的粮食卖到高唐县和美饲料厂，后以各种理由推辞拒付粮食款共计390万余元，涉嫌诈骗，武城县人民法院于2016年3月18日已将案件移送到武城县公安局，现被告王庆军已因涉嫌诈骗罪被武城县公安局立案侦查，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规定，裁定：驳回原告王树昌的起诉。一审法院再审认定事实：2013年3月，王庆军与王树昌发生粮食收购业务关系。王庆军亲自到山东省武城县龙湾粮食市场收购玉米，现场收货，现场称重、交货，当场结清货款。随着业务的往来，在武城县龙湾粮食市场的客户感觉王庆军信用尚好。负责运输玉米的王春凯、刘兰军、孙庆海也与王树昌等售粮业户熟悉起来。2013年5月，王庆军逐渐地不再亲自去武城县龙湾粮食市场，而是派司机王春凯、刘兰军、孙庆海开车直接去龙湾粮食市场收购玉米，在市场上称重后，将客户姓名、收购粮食的数量通过信息或者微信发给王庆军，王庆军再通知售粮户结算。负责收购粮食的驾驶员在过磅单上签名，将过磅单交给售粮户收存。王庆军交付货款之后，王树昌未交回驾驶员签字的过磅单，王庆军也没有向王树昌索要驾驶员签名的过磅单。2014年1月25日，王庆军雇用的司机刘兰军驾驶鲁Ｐ×××××号货车收购王树昌玉米48710公斤，单价2.22元/公斤，货款108136元。受雇驾驶员王春凯驾驶鲁Ｐ×××××号货车向王树昌收购玉米五车次，其中2014年2月14日51650公斤，单价2.18元/公斤，货款112597元；2014年2月15日50945公斤，单价2.18元/公斤，货款111060元；2014年2月15日51210公斤，单价2.18元/公斤，货款111637元；2014年2月16日51195公斤，单价2.18元/公斤，货款111605元；2018年2月18日51195公斤，单据未注明单价，按市价2.18元/公斤计算，货款111605元。孙庆海驾驶鲁Ｐ×××××号货车向王树昌收购八车次，其中2014年1月22日42000公斤，单价2.22元/公斤，货款93240元；2014年1月23日41140公斤，单价2.22元/公斤，货款91330元；2014年2月8日41130公斤，单价2.18元/公斤，货款89663元；2014年2月20日42275公斤，过磅单未注明单价，按2.18元/公斤计算，货款92159元；2014年3月3日41745公斤，过磅单未注明单价，按2.18元/公斤计算，货款91004元；2014年3月5日41115公斤，过磅单未注明单价，按2.18元/公斤计算，货款89630元；2014年3月6日41555公斤，过磅单未注明单价，按2.18元/公斤计算，货款90589元；2014年3月9日41475公斤，过磅单未注明单价，按市价2.18元/公斤计算，货款90415元。十四车次玉米总计637355公斤，价款总计1394670元（按过磅单载明价格，没有载明价格的按在前相邻日期的价格计算）。王庆军委托驾驶员刘兰军、王春凯、孙庆海收购王树昌涉案十四车玉米后，王庆军的妻子王庆春通过银行转账，分14次向王树昌交付货款1795408元。由于王树昌制作的交易明细缺少完整的交易凭证（王庆军委派收购并运输玉米的驾驶员签字的过磅单），王庆军称收购粮食的账簿丢失，拒绝按王树昌提供的收购玉米的清单核算货款。另外，王树昌矢口否认王庆军在质证时所述现金结算过购粮款的事实，无法完成对收购玉米的债权债务的清算。王树昌和王庆军终止收购玉米的生意后，双方并未对账并结算过购粮款。由于后期交易受市场因素的影响，王庆军没有及时支付玉米款，王树昌在不间断地催讨货款。王树昌称2018年8月31日王庆军向其转账交付50万元之前，王庆军要求其出具购买玉米款全部结清的证明，并声称这50万元你不要就给别人，王树昌为尽快拿到50万元货款，按王庆军的要求，出具了内容为“王庆军拉玉米款全部结清，2015年8月31号王树昌（捺指印）”的证明。此后，王树昌提起涉案民事诉讼。王树昌主张王庆军采用欺诈、胁迫、乘人之危等手段迫使其出具证明条以及“王庆军称证明条是用来欺骗自己妻子用的，2014年10月16日天赐的案子开庭下来钱，就给你剩余的钱。”王树昌对上述主张仅有本人陈述，并无其他证据佐证。一审法院再审认为，原审在审理过程中，得知公安机关认定王树昌等人与王庆军买卖合同履行过程发生的货款纠纷涉嫌诈骗犯罪，已经立案侦查，应当中止诉讼，原审裁定驳回起诉，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撤销。王庆军购买王树昌14车玉米后，王树昌提交的王庆军交付玉米款的银行转账记录，已经超过货款总金额，在前期货款与本案货款在时间上存在交叉交付的情况下，王树昌提交的证据不能充分证明王庆军转账支付50万元货款前欠其货款827974元。其出具王庆军拉玉米款全清的证明，不能认定存在显失公平。出具玉米款全清的证明条时，即使所付货款与实际货款存在差距，也已对民事权利作出处分。王树昌主张王庆军通过欺诈、胁迫、乘人之危的手段迫使其出具证明条，仅有本人陈述，没有其他证据证明，要求撤销证明条，证据不足。撤销权属于形成权，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的期限，是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一年内行使。王树昌作为身体健康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如果王庆军应付的玉米款没有清偿的情况下，王树昌出具玉米款已经全清的证明时，就应当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王树昌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已经超过了法定期限，其请求撤销出具的证明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王树昌要求撤销出具的证明条，事实根据不足，并且已经超过法定时限，应予驳回。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审原告王树昌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审原告王树昌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王树昌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武城县公安局刑事警察大队受案登记表及书面证明各一份，拟证明2016年3月18日武城县公安局刑事警察大队收到武城县人民法院移交案件的情况，该案件包括上诉人在内9人。2.2013年4月26日至2014年3月3日王树昌农村信用社银行卡交易记录、王庆春（王庆军妻子）在农村信用社银行账户号、王树昌、王庆春名下的农行账号银行流水，拟证明双方发生交易以来王庆军给付给王树昌粮款的情况，通过农行账户王庆春的6612号转款30笔，金额是3198501元，通过信用社南镇支行王庆春6117号转款16笔，金额是1434174元。3.2013年4月份至2014年4月份王树昌与王庆军的交易明细，拟证明王庆军与王树昌的交易情况，共55笔，4966539斤，金额是5460649元，收到金额4362675元，欠款827974元。4.2018年1月26日武城县公安局刑事警察大队证明一份，拟证明王庆军对王树昌有欺诈、诱骗的行为。5.陈纪成（陈继成）书面证言一份，拟证明陈纪成陪同王树昌向王庆军要账，王庆军曾经答应虽然王树昌给其出具了全清条，也会在日后给王树昌结清所有的剩余欠款。6.王树昌收粮食的流水账一册，王树昌陈述称，当时王庆军拉其一车粮食，其就在收粮本上记录减一车粮食的重量。7.王树昌与王庆军之间的交易流水账部分记录。王树昌称其当时在一页上记录有多笔交易，一页上的交易王庆军全部结算清了就撕掉。现在仅剩的4页流水账记录中，包括全部的15车次未付清款的交易及部分已付清款的交易。在安机关处理的时候其从原来记录的本上撕下来交给公安机关了，案件撤销后又取回来了。综合流水账与银行流水等证据，拟证明王树昌与王庆军从2013年11月份到2014年4月份之间交易的欠款情况。被上诉人王庆军对上诉人提交的上述证据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的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只能证明王树昌曾经到武城县公安局报过案，但是该案已经武城县公安局依法予以撤销。该证据同本案撤销权纠纷没有实质性的关联，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的规定，该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对证据2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有异议，首先该证据来源不合法，不能证明该证据是复印的武城县公安局卷宗资料中的相关内容，对其真实性存疑，根据有关证据规则的规定，王树昌应该提供该资料的原件或者与原件核实以后的复印件，故其不具备真实性。该证据只是王树昌同王庆军进行粮食收购交易中的部分款项来往明细，王庆军同王树昌进行粮食收购交易中还发生了部分现金交易，王树昌并没有提供，所以该证据不能完整反映王树昌同王庆军之间进行粮食收购交易的整体情况。又因为该证据同本案撤销权纠纷没有实质性的联系，不能作为该涉案纠纷的证据。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也对该证据证明的内容有异议。该交易明细是王树昌单方制作的，存在伪造的嫌疑，其交易明细中的车号及粮食数量的来源、取得没有合法的原始数据资料作为依据，故其也是不真实的。该交易明细中的付款情况也存在不真实和不正确的情形，王庆军除了通过银行支付王树昌玉米款外，在这期间还支付了王树昌一部分现金，但王树昌在该交易明细中并没有显示这一部分。关于证据2、3，王树昌于一审庭审时已提交，其他质证意见同一审庭审中的质证意见。对证据4的合法性及关联性有异议，同时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及内容有异议。首先该证据不具有合法性，公安机关作为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的政法机关，不负有向民事诉讼当事人出具证明的职责或者义务，故对该证据的合法性存疑。对该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同本案撤销权纠纷没有任何关联性，故其不具有证据的合法性和关联性，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对该证据的证明内容不予认可，该证据只能证明王庆军同王树昌等人进行过粮食业务方面的对账，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更证明不了王庆军承诺过王树昌相关的民事利益，也证明不了王庆军对王树昌进行过欺诈和胁迫的行为。对证据5证人证言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首先王庆军对出具该证人证言的证人并不认识，其也没有同王庆军见过面，该证人所书写的内容完全是捏造的，根本是不存在的。证人作证必须出庭进行相关案件事实的陈述，接受法庭的询问及双方当事人和代理人的质证，没有特殊情况不能无故不履行出庭作证的义务。该证人无故不出庭履行出庭作证的义务，该证人证言依法不能作为认定该案事实的证据使用。对证据6关联性、真实性、合法性均有异议。据王树昌所述，该证据是其收购粮食的流水，同本案纠纷没有实质性的关联，其没有证据资格，请求法庭依法不予认可。该流水账册中2013年12月1日和12月3日之间有一笔12月17日的“小顺”的数量，不符合流水账的记账顺序。对证据7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均有异议。证据6、7均是王树昌单方制作，其制作时间及相应内容均存在疑问，不能排除其是在提起诉讼后制作的对自己有利的证据，故其真实性和合法性均存在问题，王庆军不予认可。本院二审查明：王树昌二审中提交的二份粮食买卖账本，一份为用小演草作业本绳装成册的流水账，记录了王树昌自2013年10月份至2014年3月份的粮食买卖出入情况；另一份为笔记本一册以及四张单页流水账记录，四张单页纸张的版面与笔记本内页面版面一致，记录了2014年1月15日至4月22日的粮食出售情况，该笔记本内存在撕页现象，现无其他流水账记录内容。从外观看，两份流水记录整体呈现自然陈旧的状态，封面和最后的页面有不同程度的残缺。从记录内容看，用小演草作业本绳装成册的流水账记录能够显示王树昌所述的收购粮食的重量、未即时支付购粮款的清欠标记、粮食累计重量、粮食售出重量、粮食结余重量，其中粮食售出重量系在数量前用“-”加以显示。四张单页流水账记录了粮食出售交易的日期，毛重、皮重、净重、单价、金额等信息，大部分注有“欠”字。两份流水记录时间顺序基本连续，记录紧凑，有关流水账内容笔迹自然。诉讼中，王树昌还提交了其自行制作的交易明细列表清单（2013年4月28日至2014年4月22日期间其与王庆军之间的玉米交易情况）、以及其与王庆军之妻王庆春之间的银行交易明细。经逐一核对，对于王树昌提交的交易明细列表中所记载的2013年11月21日至2014年1月18日期间王庆军已付清款项的25次购粮交易，其中22次交易在成册的流水账记录中均有相对应粮食重量的显示，且交易金额与王树昌银行交易明细中所列应收款金额相符。以下三笔交易存在不对应情况：2013年11月27日的一笔交易（两车次），流水账记录中有重量显示，银行汇款时间记载为2013年11月27日、2013年12月8日，汇款金额比交易明细列表中显示的应付款金额少14449元；2013年12月20日的一笔交易，流水账记录中有重量显示，银行汇款时间记载为2014年1月17日，汇款金额比交易明细列表中显示的应付款金额多2486元；2014年1月14日的一笔交易，流水账记录中没有重量显示，银行汇款时间记载为2014年1月21日，汇款金额比交易明细列表中显示的应付款金额多2797元。对此，王树昌解释称“有时候王庆军卡里的钱不够，就会少给些，就转到其它车次一块给付。这种情况也不多，大部分是整车打款”。对于王树昌所主张的发生在2014年1月22日至2014年3月9日之间未付清粮食款的15车次交易，王树昌持有15张过磅单，过磅单为称重第三方制作，记载了购粮方车号、称重时间、毛重、皮重、净重，部分过磅单注明了单价。15张过磅单均记载有购买方负责运输粮食的驾驶员的签名，其中2014年2月14日净重51210公斤的过磅单中的驾驶员王春凯的签名非本人所签，王树昌称该车次粮食是在柏子明处调剂的，过磅时其不在场，当时柏子明没让王春凯签字，之后其看到没有王春凯的签名，就给王春凯打电话，王春凯让其自己签上的名。四张单页流水账记录中对上述15车次交易均有相应记载，成册的流水账记录中对其中13笔（包括上述过磅单无王春凯本人签名的一笔）交易重量有记载。对于王树昌所主张的发生在2014年3月9日之后的王庆军已经付清粮食款的三笔交易，单页流水账记录中有显示，成册的流水账记录中没有记载。王树昌解释称“小演草流水账上记录的并不全，这个流水账主要是我收粮食的账本，对于王庆军拉粮食没有全部显示出来。我另外有个对王庆军的专门的流水账本，这个上面全。如果这一页上面的车次都付清钱了，我就撕掉了。如果一页上有部分车次欠着钱，我就保留着这些记录。这些记录可以显示王庆军没给钱的车次，也能显示一部分给钱的车次”。经审查，王树昌提交的四张单页流水账记录中除显示王树昌所主张的15车次未付清款项的粮食交易外，第一张还记载有2014年1月15日、18日、19日、23日已付清购粮款的交易内容。根据银行流水明细的内容，自2014年1月22日起，王庆军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分19次向王树昌交付货款共计2239229元，其中16笔汇款金额有零有整，后期有3笔汇款分别为2014年7月10日10万元、2014年9月10日12万元、2015年8月31日50万元。另王树昌自认王庆军于2014年12月3日通过王秀坤向其转款6万元。在上述16笔有零有整的汇款中，有12笔汇款金额与王树昌所述已付款的交易金额完全对应一致，该12笔交易在王树昌提交的流水账及自行制作的交易明细中均有记载，12笔汇款金额共计1128988元；另有2笔同为2014年1月26日的汇款，金额分别为94660元、91375元，共计186035元，王树昌主张该两笔汇款支付的是2013年12月29日两车次交易的价款，按一笔交易进行的统计，根据其提交的交易明细所记载，该笔交易价款为186036元，与两笔收款金额总和基本一致，该笔交易的重量在流水账记录中亦有记载。以上14笔汇款金额与王树昌所主张欠款车次的整车应付价款均无相同情形。此外，关于2014年8月11日的113797元汇款，王树昌称对应交易明细表中所列2014年1月19日、1月24日的两笔交易，其称该两笔交易应付款分别为121112元、92685元，王庆军于2014年7月10日通过农行账户汇款10万元，计入2014年1月19日的交易款项不足，欠21112元；2014年8月11日，王庆军通过农行账户转账113797元（92685元+21112元），付清2014年1月24日的交易款项后，结余的21112元即结清了上一笔所欠款项。上述两笔交易的重量，在流水账记录中均有显示。对于2013年11月21之前王树昌与王庆军之间的交易情况，王树昌陈述称因该时间段的交易款项王庆军都已结清，其既未保留相关过磅单，也未保存该期间二人的交易流水记录。对于该时间段的交易，根据王树昌自行制作的交易明细列表清单，王庆军已通过银行汇款的方式付清了价款，汇款时间除了2014年1月23日的一笔（90409元）外，其他款项的支付时间均在2013年。王庆军主张其在与王树昌的交易中存在现金结算的情形，王树昌不予认可。王庆军称其账本中记载了向王树昌支付现金的情况，但账本已丢失，亦不能提供其他证据予以印证。关于双方终止收购玉米生意后是否对账清算购粮款，王树昌陈述称双方没有进行购粮款的清算和结算；王庆军在一审中陈述称“王树昌来了好几次，我们对完账后，我当着王树昌的面转账后，王树昌才打的证明全清条”；在二审中，王庆军陈述称“打条的时候进行了清算，当时我的账本已经丢了，是头一天电话里王树昌告诉我欠他多少钱，第二天我凑够了钱，让王树昌来的。王树昌电话里说多少钱，我就给了他多少钱，王树昌电话里说的是50万元就清账了”。本院二审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是上诉人王树昌出具的玉米款全部结清证明是否存在可撤销的情形；二是王树昌主张撤销该全清证明是否超过法定期限。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王树昌提交的用小演草作业本绳装成册的流水账，外观自然陈旧，按时间顺序记录的流水账，内容紧凑、笔迹自然，应认定为原始记载，故对该流水账的客观真实性，应予采信。王树昌提交的四张单页流水账记录，尽管未在原始笔记本中保存且仅显示部分交易流水，但王树昌做出的符合情理的解释，且根据记录的形式、内容并结合过磅单、银行交易明细等证据进行综合审查判断，可信度高，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王庆军主张上述账目为王树昌单方记载，存在伪造的嫌疑，但又称己方账目丢失，无法核对，其关于王树昌单方制作账目不真实的主张，因无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纳。关于王树昌与王庆军粮食交易货款的结算方式，综合当事人在一、二审提交的证据来看，能够证明双方的交易习惯为通过银行转账按交易车次整车整付。关于王庆军主张其在与王树昌的交易中存在现金结算的情形，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不予采信。综合本案举证情况可以认定，在王树昌与王庆军的玉米买卖交易中，2014年1月22日至2014年3月9日期间有15车次玉米交易王庆军未对应结清价款，该15车次交易应付价款总计150万左右。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2014年1月22日之后，王庆军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分19次向王树昌交付货款共计2239229元，另有王树昌自认王庆军于2014年12月3日通过王秀坤向其转款6万元，共计2299229元。结合本案现有证据及双方购粮款整车整付的交易习惯，足以印证其中有14笔有整有零的汇款共计1315023元系支付的2014年1月22日之前的交易价款。扣除该14笔款项后，汇款余额为924206,即使924206元款项均属支付的上述15车次的交易价款，尚有50余万元未付。至于该924206元款项中是否还存在结算其他交易价款的情况，鉴于本案系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不再就此问题予以进一步分析。王庆军虽主张已结清全部货款，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纳。因此，在未付货款占总货款金额至少三分之一的情况下，认定王庆军已结清全部欠款明显违背公平、等价有偿原则。根据王树昌的陈述，王树昌是在王庆军告知其如果不出具全清条就不给50万元欠款，即使打了全清条也不代表欠款全清、以后有了钱照样归还的情况下出具的全清证明。结合本院正在审理的涉及王庆军的同类案件来看，包括王树昌在内的当事人均主张在欠款未结清的情况下向王庆军出具的全清条。另外，王树昌作为以收售粮食为主业的农民，自愿放弃数额巨大的债权，不符合常理。王庆军告知王树昌虚假情况，致使王树昌陷入错误认识，违背其真实意思而出具全清证明，可以认定存在被欺诈、胁迫的情形。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2015年8月31日王树昌向王庆军出具全清证明后，与王树昌同一粮食市场的案外人王秀坤、王秀成分别于2015年底因相同交易向王庆军出具全清证明，至此期间王树昌与王庆军失去联系。2016年3月18日，王树昌等九人向武城县公安局报案反映王庆军涉嫌诈骗的情况，在此之前并未得到王庆军明确不还款或者不认可欠款的答复，因此可以推定王树昌最早于2016年3月18日知道王庆军存在欺诈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撤销权。王树昌于2016年12月5日向人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法定期间。王庆军主张王树昌行使撤销权超过法定期限，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王树昌出具的全清证明具有被欺诈、胁迫等可撤销的法定情形，应予撤销。上诉人王树昌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山东省高唐县人民法院（2017）鲁1526民初1017号民事裁定和（2018）鲁1526民再8号民事判决；二、撤销王树昌于2015年8月31日向王庆军出具的全清证明。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均由王庆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尹继阳审判员  张 磊审判员  李中栋二〇二〇年六月二日法官助理梁春梅书记员王泽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