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民终636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春林，男，1971年2月2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衡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绵长,湖南睿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宾新猷，男，1970年2月7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衡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绵长,湖南睿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红星，男，1974年8月11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紫亮，湖南如金律师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周春林、宾新猷因与被上诉人孙红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2019）湘0111民初31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春林、宾新猷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二、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一、即使两上诉人没有找到足够证据推翻还款承诺书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的前提下，钢材欠款本金和利息计算都是认定错误。1、事实上法院有点强人所难，两上诉人确无法复原当时威胁的场景，其次周春林在黑石铺派出所和衡阳市衡山县的派出所报过案，反映被孙红星等人采取过胁迫方式。2、宾新猷应刘美要求已经于2018年6月25日向户名为股东姜达的湖南天鸿徐钢工贸有限公司账户还款25万，刘美也微信回答已收到，显然截止一审判决之日只欠本金332770元。3、承诺书中的利息计算起点不明确，利息标准不明确，按照字面意思理解无法释明，而正确的书写方式应是按照月息二分或月息2%，再次支付月息二分不是两上诉人的真实意思，最后还款承诺最后付款期限为2018年8月20日，而不是判决认定的2018年6月19日。二、周春林、宾新猷与孙红星个人之间不存在基础性的钢材买卖合同关系，以及孙红星提交的证据无法形成完整闭合的证据链。1、周春林、宾新猷与孙红星之间自始至终未进行钢材业务的洽谈，孙红星虽然提供了还款承诺书作为证据，仅仅只是孤证，孙红星没有其他直接证据证明欠款的来源以及如何形成。2、周春林、宾新猷与案外人刘美存在业务上的结算，因为孙红星在一审提供的提货单、结算单不是原始的单据，双方之间钢材款发生额到底多少至今成谜，也正是未见到原始的提货单，以致周春林、宾新猷与案外人刘美的结算产生纠纷，导致多次恐吓、威胁，多次报警。三、孙红星作为原告主体不适格。1、两上诉人与案外人刘美的外部交易特征，2017年12月5日提货之前和付款之时，两上诉人与案外人刘美进行简单确认，案外人刘美是湖南钢材市场自由职业者，到处提篮子、赚差价，案外人刘美才是合格的原告主体。。2、如果刘美隐瞒了真实身份，内部特征显示或证据证明刘美是湖南天鸿徐钢工贸有限公司的正式员工，2017年12月5日之前两上诉人与湖南天鸿徐钢工贸有限公司打过交道，案外人刘美和孙红星就是职务行为，而现在起诉主体却是孙红星，明显主体不适格，正确的主体应是湖南天鸿徐钢工贸有限公司，孙红星是法定代表人。四、一审存在重大程序违法。一审法院未总结争议焦点，未组织双方当事人或代理人进行法庭辩论，程序违法。一审判决认定刘美属于证人，被上诉人既未在开庭前或开庭时向法院申请证人出庭，也没有接受双方当事人或其代理人的质证，虽然刘美在旁听庭审，但其角色未定位。假若刘美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根据民诉法解释149条的规定，证人不能旁听对案件的审理，因此，一审法院既没有接受申请，又允许参与旁听，严重损害上诉人合法权益。孙红星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理程序恰当，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孙红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周春林、宾新猷向孙红星连带支付货款本金582770元及利息（从2017年12月5日起按照月利率2%的标准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暂计算至2019年3月8日的利息为173955元），本息合计暂为756725元；二、诉讼费用由周春林、宾新猷负担，包括但不受限于受理费、保全费、保险费等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孙红星与周春林、宾新猷均从事钢材经营生意，孙红星系湖南天鸿徐钢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鸿公司）法定代表人和股东，周春林、宾新猷系合作关系。2018年5月，周春林、宾新猷出具《还款承诺书》一份（无具体落款日期），载明：“本人2017年12月5日欠孙红星钢材款582770元（不含税），利息按2%月息二分计算。本人承诺2018年6月18日之前付给孙红星贰拾伍万元（250000），剩余未付的钱在2018年8月20日之前连本带息付清。如逾期未付，债权人方可安排人员上门要债，限俩人追债，付每人叁佰元每天工资，负责全部开支。”该承诺书落款处有周春林、宾新猷签名，见证人处有案外人“孙新莲”（系孙红星姐姐）签字。另查明，孙红星提交的发货单显示，孙红星于2017年12月5日至7日期间有多笔钢材供货行为，发货单载明客户名称为“周春林”，发货单位为孙红星本人，业务经办人为“刘美”，货款合计90万余元。孙红星提交的银行账户交易流水显示，周春林、宾新猷分别于2017年12月6日、12月7日、12月8日向孙红星侄子孙能辉账户转账100000元、250000元、50000元。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孙红星陈述称涉案钢材交易系宾新猷之子宾喜与孙红星公司员工刘美洽谈具体交易事宜，孙红星对此提交了刘美的劳动合同、宾喜与刘美的聊天记录等证据进行佐证，经一审法院向刘美询问，刘美对此无异议。孙红星还陈述称：1、周春林、宾新猷支付给孙能辉的款项系涉案钢材款项，因孙能辉系孙红星侄子，孙红星公司此前用孙能辉的账户进行交易；2、因周春林、宾新猷拖欠钢材款，孙红星与刘美、孙新莲、孙能辉、孙红星的姨夫等人于2018年5月13日前后前往衡山县周春林住处催款，双方因此发生冲突后，孙红星方报警。此后在当地派出所内经民警调解，孙红星与周春林、宾新猷对账后，周春林、宾新猷出具涉案的《还款承诺书》；3、当时催款系在周春林住处，孙红星方人员从未对周春林有限制人身自由等胁迫行为，此后双方发生冲突后孙红星方报警。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孙红星与周春林、宾新猷之间是否存在钢材买卖关系以及周春林、宾新猷出具的《还款承诺书》是否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对此分析如下：一、从孙红星举证角度分析。孙红星与周春林、宾新猷之间虽未签订钢材买卖合同，但孙红星提交的发货单载明的供货时间、周春林、宾新猷向孙能辉付款时间、刘美与宾新猷之子的聊天记录以及刘美的证言等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证明宾新猷之子宾喜通过孙红星工作人员刘美向孙红星采购钢材的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一审法院对此予以认定。此后，孙红星与周春林、宾新猷因催款事宜发生纠纷并经孙红星方报警后，周春林、宾新猷在经当地派出所调解后出具《还款承诺书》，应视为周春林、宾新猷对宾喜向孙红星采购钢材行为的追认，故据此能够认定孙红星与周春林、宾新猷之间存在钢材买卖关系。二、从周春林、宾新猷举证及抗辩意见分析。周春林、宾新猷对其出具《还款承诺书》的真实性未提出异议，其虽辩称该承诺书系受孙红星方胁迫所出，但对此仅提供催款人员照片若干张进行佐证。根据查明事实，承诺书系在双方发生冲突后在当地派出所出具，周春林、宾新猷如受胁迫完全可以向公安机关反映，故周春林、宾新猷该抗辩意见无证据支持，认定孙红星存在胁迫行为证据不足，现有证据能够认定《还款承诺书》系周春林、宾新猷基于真实意思表示而出具，周春林、宾新猷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对此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周春林、宾新猷未按承诺时间支付货款，应当按照约定向孙红星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周春林、宾新猷在《还款承诺书》未明确利息起算时间，一审法院对此认定为从付款期限届满之日即2018年6月19日起算，对孙红星主张超过部分，依法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周春林、宾新猷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孙红星货款58277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582770元为基数，按月息2分的标准自2018年6月19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孙红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1367元，诉前财产保全费4304元，合计15671元，由周春林、宾新猷负担。本案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有庭审笔录在卷为凭，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对于周春林、宾新猷提交的证据一、银行转账凭证复印件一张、短信聊天记录复印件三张、企业信息来源复印件一张，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对于证据二、报警案件记录登记表复印件一张、接处警案（事）件登记表复印件一张，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外，另查明，湖南天鸿徐钢工贸有限公司于2020年5月23日声明，其公司法人兼股东孙红星与宾新猷、周春林的货款纠纷，系孙红星个人业务，该纠纷也是孙红星的个人经济纠纷，与湖南天鸿徐钢工贸有限公司无关。《天鸿徐钢劳动合同书》显示，刘美系湖南天鸿徐钢工贸有限公司的员工，合同期限为2016年10月1日至2020年12月1日。宾新猷于2018年6月25日向湖南天鸿徐钢工贸有限公司的股东之一姜达的账户转账250000元，当日名称显示为天鸿徐钢小美（电话：188××××1071）回复短信“周总，已收到25万元，谢谢”，随后该手机2018年7月10日回复短信“周总，剩下的款，什么时候可以安排”。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孙红星与周春林、宾新猷是否系涉案买卖合同的相对方；二、涉案25万元是否应当作为货款予以抵扣。一、孙红星与周春林、宾新猷是否系涉案买卖合同的相对方。本案各方虽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但周春林、宾新猷出具的《还款承诺书》明确确认了孙红星与周春林、宾新猷之间的债权债务情况，周春林、宾新猷虽称上述承诺书系受胁迫所签，然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之规定，周春林、宾新猷提供的照片、报警案件登记表、接处警案（事）件登记表等证据显然不足以证明其所主张的胁迫事实的存在，因此，不应否定《还款承诺书》的效力以及其上所记载的债权债务情况。同时，孙红星提供的欠款明细表、发货单、聊天记录等证据，亦反映出孙红星确向周春林、宾新猷供应钢材，以及周春林、宾新猷对于未付货款予以确认的情况，此间，刘美身份上虽系湖南天鸿徐钢工贸有限公司的员工，孙红星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兼股东，但根据湖南天鸿徐钢工贸有限公司2020年5月23日的声明，涉案货款纠纷系孙红星个人业务，刘美显然系代表个人孙红星进行交易的磋商以及债务的催讨，刘美并非涉案买卖合同的相对方。综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对账确认函、债权确认书等函件、凭证没有记载债权人名称，买卖合同当事人一方以此证明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之规定，孙红星与周春林、宾新猷应系涉案买卖合同的相对方。二、涉案25万元是否应当作为货款予以抵扣。根据周春林、宾新猷提供的银行转账凭证、短信聊天、企业信息来源等证据，结合《还款承诺书》所载明的还款时间，宾新猷于2018年6月25日向姜达转账的250000元，应综合认定为周春林、宾新猷偿还涉案货款，应从未付货款582770元中予以抵扣，故涉案未付货款为332770元。另外，《还款承诺书》中明确载明利息按2%月息二分计算，该内容并无歧义，而《还款承诺书》出具时涉案货款早就已届履行期限，故一审法院据此以2018年6月19日为起算点按照月息2分的标准计算逾期付款利息并无不当。此外，一审法院2019年12月24日的开庭笔录显示，一审法院并未限制和剥夺当事人法庭辩论的权利，周春林、宾新猷的诉讼代理人已经在笔录上签字认可，故无证据表明一审法院存在相应程序违法事宜。2019年12月24日，一审法院针对刘美所作《谈话笔录》，既无当事人申请刘美出庭作证，刘美亦未接受各方当事人质询，因此，此次出庭作证程序存在不当，但该程序瑕疵以及相应的证言并未影响本案的实体处理，仅就相应程序不当在此予以言明。综上所述,周春林、宾新猷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2019）湘0111民初3113号民事判决；二、周春林、宾新猷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孙红星货款33277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332770元为基数，按月息2分的标准自2018年6月19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三、驳回孙红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1367元，诉前财产保全费4304元，合计15671元，由周春林、宾新猷负担14000元，由孙红星负担1671；二审案件受理费11367元，由周春林、宾新猷负担10000元，由孙红星负担1367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冷旗帜审判员  常晓华审判员  赵康宁二〇二〇年六月一日书记员  刘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