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民终64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吴爱民，男，1960年8月26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北省中国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武昌区中北路54号宏城金都A座2401室。法定代表人：范志识，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冰月，女，该公司员工。上诉人吴爱民因与被上诉人湖北省中国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省国旅公司）确认劳动关系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19）鄂0106民初169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院审理期间，因新冠××疫情防控，2020年1月23日至4月20日的审限依法予以扣除。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吴爱民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将案件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支持吴爱民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省国旅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1.吴爱民曾于2003年5月到省国旅公司询问社保情况。省国旅公司办公室的一位负责人口头说吴爱民没有上班，跟单位没关系了，没有办理社保。吴爱民说跟单位有协议，劳动关系和档案都保留在单位。该负责人要求吴爱民去劳动仲裁。吴爱民便开始申请劳动仲裁。可是由于无法提供省国旅公司解除劳动关系的合法有效的书面材料，加之吴爱民的有效证件如工作证等不慎丢失，仲裁委没有受理吴爱民的申请。迫于无奈吴爱民于2003年11月向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写信求援。2005年7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回函告知，要吴爱民找当地劳动保障信访部门反映。劳动保障信访部门接待人员要吴爱民找湖北省劳动厅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可是，因为没有合法有效的资料，仲裁委不受理吴爱民的申请。此后，吴爱民再没有向其他部门反映过情况，也没有其他任何部门给吴爱民回复。2.后来吴爱民找到独生子女证，上面有省国旅公司的公章，和湖北省旅游局签发的导游员证书，于是吴爱民再次于2018年12月申请劳动仲裁。二审审理中，吴爱民补充上诉意见如下：1.一审采信的由省国旅公司单方面提供的《协议书》明显虚假、无效和不合法，真正的《协议书》应该有双方签字。由此协议衍生出来的《关于吴爱民同志停薪留职报告的批复》及《通知》也不合法。这些所谓“批复”和“通知”都是由省国旅公司单方面操作，吴爱民对此一无所知。2.一审对于劳动争议产生的时间分析和后续判决前后矛盾，判决错误。一审判决中认定本案劳动争议产生的时间应在2003年11月19日后的60天，却在判决时将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时间判定为1985年5月至1992年1月。3、一审判案草率。一审判决书中提及吴爱民于2003年11月19日向有关部门写信主张权利，并以此为依据判定仲裁时效，却不提及写信的原因。4.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判决不公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二条“当事人能够证明在申请仲裁期间内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客观原因无法申请仲裁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申请仲裁期间中止”，第十三条“当事人能够证明在申请仲裁期间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申请仲裁期间中断：（一）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二）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吴爱民向国家相关部门写信符合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情形。省国旅公司答辩认为，1.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一审判决。2.吴爱民因自身原因离开公司长达11年未主张权利，已超过仲裁时效。3.吴爱民现要求补缴社保不合法。4.吴爱民未提供证据证实其在仲裁时效期间内向劳动仲裁主张权利。吴爱民一审诉请：1.判令自吴爱民参加工作起至退休时（即1979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与省国旅公司存在劳动关系；2.判令由省国旅公司为吴爱民补缴自吴爱民参加工作至退休期间（即1979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的社保；3.判令省国旅公司对吴爱民所作的“除名”决定无效；4.本案诉讼费用由省国旅公司承担。一审审理查明，1985年5月，吴爱民由其原工作单位调入省国旅公司，担任导游一职。1989年1月20日，吴爱民在主要内容为向省国旅公司申请停薪留职的《协议书》上签字。1989年3月23日，省国旅公司作出通知，通知吴爱民务必在3月29日上午到单位办理有关手续，否则后果自负。1989年11月20日，省国旅公司作出《关于吴爱民同志停薪留职报告的批复》，载明根据吴爱民的申请，同意吴爱民办理停薪留职三年（从1989年1月至1992年1月），此期间省国旅公司不收留职费，也不负担任何费用，吴爱民应在此期间办理调离手续，到期如不办理，省国旅公司将按除名处理。1992年2月之后，吴爱民未回省国旅公司工作。2003年11月19日，吴爱民向有关部门写信，反映其找省国旅公司询问工作、社保、医保、失业保险等问题时，被告知属于自动离职，与单位没有关系，导致自己生活无着。2004年1月9日，省国旅公司书面回告省旅游局监察处，表明吴爱民1989年初离开省国旅公司，再也未到单位上班，其行为属于自动离职，经历15年的时间，吴爱民提出要求办理养老保险，于法、于理无据。2018年12月26日，吴爱民向武汉市武昌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裁令：确认吴爱民与省国旅公司1979年1月至2018年12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该委于2019年6月6日作出昌劳人仲裁字[2019]第432号仲裁裁决书，裁决确认吴爱民与省国旅公司1985年5月至1992年1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吴爱民对该仲裁不服，诉至法院。一审法院审理认为，1985年5月，吴爱民由其原工作单位调入省国旅公司，于1989年1月20日向省国旅公司申请办理停薪留职，省国旅公司同意并于1989年11月20日作出《关于吴爱民同志停薪留职报告的批复》，确认吴爱民停薪留职期为1989年1月至1992年1月，1992年2月之后吴爱民未回省国旅公司工作。故1985年5月至1992年1月期间吴爱民与省国旅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吴爱民要求确认其他时间与省国旅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请求依据不足，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八十二条“提出仲裁要求的一方应当自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仲裁裁决一般应在收到仲裁申请的六十日内作出，对仲裁裁决无异议的，当事人必须履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第（二）项“因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产生的争议，用人单位不能证明劳动者收到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书面通知时间的，劳动者主张权利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的规定，吴爱民与省国旅公司劳动关系于1992年2月即终止，吴爱民于2003年11月19日向有关部门写信主张权利，本案劳动争议产生的时间应在2003年11月，吴爱民至少应在2003年11月19日后六十天内申请仲裁，但其申请仲裁的时间为2018年12月，超过仲裁时效，故对吴爱民第二、三项诉请，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确认吴爱民与省国旅公司1985年5月至1992年1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驳回吴爱民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0元，免于收取。二审审理中，吴爱民提交劳社（资）信复字2005年1713号告知单，证实其在2003年向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主张权利，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于2005年向吴爱民回函。省国旅公司质证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上述证据，本院认为，省国旅公司对该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该证据所证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审理查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2005年7月1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以劳社（资）信复字2005年1713号告知单，告知吴爱民其提出的信访事项，向当地劳动保障信访部门反映。吴爱民在上诉状中陈述，本地劳动保障信访部门接待人员要吴爱民申请劳动仲裁，但因为没有合法有效的资料，仲裁委不受理吴爱民的申请。此后，吴爱民再没有向其他部门反映过情况。本院认为，1995年1月1日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八十二条规定，提出仲裁要求的一方应当自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60日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当事人因劳动争议寻求法律保护其合法权益，必须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超过法律规定的期限，其权利不再受到法律上的保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二条规定：“当事人能够证明在申请仲裁期间内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客观原因无法申请仲裁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申请仲裁期间中止”，第十三条规定“当事人能够证明在申请仲裁期间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申请仲裁期间中断：（一）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二）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吴爱民在2003年向有关部门信访时，已知道省国旅公司将其作为自动离职处理，吴爱民对此处理有异议，应当在法律规定的时效期间内申请劳动仲裁。吴爱民向有关部门信访，请求权利救济，依法可以引起仲裁时效的中断。但2005年相关部门对其信访回复后，吴爱民也应积极依法主张权利。吴爱民于2018年12月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早已超过法律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吴爱民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吴爱民负担，予以免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马海波审判员  陈 祥审判员  陶 歆二〇二〇年六月十日法官助理张利钦书记员徐梦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