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苏11行终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高红，女，汉族，1993年7月生，住句容市茅山风景区。 委托代理人曾宪成，江苏刘桂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句容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句容市政务服务中心C幢。 法定代表人蔡家红，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陈忠宝，该局社会保险科科长。 委托代理人章春源，江苏汇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江苏江大恒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镇江市学府路×号。 法定代表人杨春峰，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程美瑛，江苏君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高红因诉被上诉人句容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句容市人社局）、原审第三人江苏江大恒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昌公司）工伤行政确认一案，不服句容市人民法院（2019）苏1183行初37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的规定进行了不开庭审理。因疫情影响，本案依法延长审限一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王某某系第三人恒昌公司员工，恒昌公司安排王某某到原句容市地税局（以下简称地税局）从事保洁工作，王某某居住在上书房小区其弟弟家中。2018年6月7日，王某某与恒昌公司签订《退休人员雇佣协议书》一份，约定“第一条,本协议于2018年4月10日生效，至2018年8月31日终止。第六条,乙方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受到意外伤害，由甲方负责救治。因双方为雇佣关系，不能按照工伤解决，按照民事伤害解决伤残待遇事宜”。2018年6月14日12时09分许，王某某在句容市××路原句容市国税局（以下简称国税局）门口地段，与一辆小型轿车发生碰撞受伤，后经抢救无效死亡。句容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王某某不承担此次道路交通事故责任。2018年12月21日，王某某之女原告高红向被告申请工伤认定，被告受理后于2019年1月7日向恒昌公司送达《工伤认定限期举证通知书》。恒昌公司在规定的期限内向被告提交《关于“工伤认定限期举证通知书”的回复》，提出王某某上午下班时间是11时，而事故发生时间是12时05分；王某某居住地在上书房小区，正常回家应向东行走，而王某某事故发生地却在地税局向西70米处；王某某到地税局从事保洁工作是经黄某某介绍，中午经常去黄某某工作地点国税局找其聊天。因王某某发生交通事故不是在下班的合理时间、合理路线内，其所受伤害不应认定为工伤。恒昌公司向被告提交了王某某4、5、6月的考勤记录、路线图、事故发生地点平面图、黄某某的询问笔录等材料。后被告向陆某、胡某某、张某某、罗某某、黄某某进行了调查询问。陆某陈述：王某某是公司派遣到地税局从事保洁工作，工作时间是上午7时-11时，下午1时30分-4时30分，公司不提供午餐，地税局安排了三楼一间办公室作休息场所。胡某某陈述：王某某、张某某、罗某某是恒昌公司派遣到地税从事保洁工作，工作时间由恒昌公司确定，中午在地税局食堂吃饭，提供三楼301室作为中午的休息场所。张某某、罗某某均陈述：工作时间是上午7时-11时，下午1时30分-4时30分，中午如不回家就在地税局安排的三楼一间办公室内休息。2019年3月1日，被告作出句工伤不认字[2019]第02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认定王某某所受事故伤害不符合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认定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决定不予认定工伤，并依法向当事人送达该决定书。原告高红不服，起诉请求法院撤销被告作出的句工伤不认字[2019]第02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并责令被告依法重新作出工伤认定决定，认定王某某因交通事故死亡为工伤。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作为依法主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的行政机关，具有对其辖区内职工伤亡性质作出认定的行政职责。《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对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情形为“上下班途中”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与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单位宿舍的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二）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与配偶、父母、子女居住地的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三）从事属于日常工作生活所需要的活动，且在合理时间和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四）在合理时间内其他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人社部发〔2016〕29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第六条规定，职工以上下班为目的、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单位和居住地之间的合理路线，视为上下班途中。根据以上规定，对于“上下班途中”的认定，应当符合“合理时间”、“合理路线”等条件，其中“合理路线”应当是居住地与工作单位之间的合理路途，并非任何地点都可以认定为居住地，也并非从工作单位前往任何地点都可被认定为“下班途中”，“下班途中”应当符合“合理时间”、“合理路线”等条件。本案中，原告申报工伤时陈述王某某是去“公司统一安排的国税局休息室休息”时受到交通事故伤害，但根据被告对陆某、胡某某、黄某某及王某某工友罗某某、张某某的调查，恒昌公司并未在国税局安排统一的休息场所，地税局安排了301办公室作为休息场所。原告也未提交证据证明王某某前往国税局是从事属于日常工作生活所需要的活动，国税局也并非王某某的住所地、经常居住地、配偶、父母、子女居住地等等。王某某日常居住在上书房小区，涉案交通事故发生在地税局向西往国税局通行的斑马线，原告未对王某某向西行走、未走最直接、最通达的路线前往居住地作出合理说明,亦未证明王某某以往通常中午下班是回家的依据。故王某某所受交通事故伤害不符合上述法规规定的情形。被告收到工伤认定申请后，履行了受理、审查等程序，在法定期限内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作出了涉案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综上，原告要求撤销被告作出的句工伤不认字[2019]第02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的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高红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高红负担。 上诉人高红提起上诉称：一、王某某是在下班途中“合理时间”发生交通事故死亡的。根据原审中被上诉人提供的对陆某（原审第三人的副总经理）、罗某某（原审第三人的员工、王某某的同事）、胡某某（句容市地税局后勤服务中心副主任）的工伤调查笔录内容均可证明王某某事发当日中午在地税局食堂吃的中饭，地税局午餐就餐时间为11：30后，王某某事发时间为12：05，王某某从就餐开始到结束再到事故发生间隔时间仅为35分钟，交通事故的发生时间完全属于王某某的下班合理时间的区间。二、王某某是在下班途中“合理路线”发生交通事故死亡的。上诉人是在外上学的大学生，事发当日不在句容，更不在现场，事发后接到通知心急如焚地从学校赶回句容，回来后身边的人包括处理事故的交警均向其陈述王某某是到国税局休息室休息途中发生交通事故的，故申报工伤时自然就陈述王某某是去公司统一安排的国税局休息室了。就整个事件来讲，因为王某某在事故中已经死亡，王某某当日究竟是回居住地还是到国税局休息室去的，谁也无法知道。上诉人在原审中只是陈述王某某当日可能是回居住地也有可能是去国税局休息室，但无论是回居住地还是去国税局休息室都是属于下班途中。交通事故发生日为6月14日，证人黄某某在事发第二日即6月15日就向句容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事故中队做了询问笔录，笔录中已充分证明王某某中午吃过饭是到对面国税局休息室休息的，该份笔录是黄某某向有关部门所做的第一材料，应当是最原始、最真实的，而且黄某某的笔录在一审法院另外审理的王某交通肇事罪案（该案件在本行政诉讼案件起诉时已经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并判决生效）中作为刑事诉讼的证据已经法院质证并采纳，其证明效力远远大于其他一切材料，在本案中应当直接采纳。在胡某某笔录中，胡某某并没有否认王某某平时会去国税局的休息室；在罗某某笔录中，罗某某也陈述因地税局的休息室靠近局长室说话不方便，他们一般不在地税局休息，王某某平时会去国税局休息室的；黄某某后来改口的工伤认定调查笔录中，其也明确陈述王某某虽然是在地税局工作，但因为地税局提供的休息室离局长办公室近，讲话不方便，而国税局提供的休息室靠近会议室大声说话不要紧，王某某在地税局和国税局休息室两边都可以休息的，王某某平时会去国税局聊天休息的，而且明确说明6月14日王某某是在地税局吃过饭后横穿马路是到国税局去的。黄某某在一审中出庭作证时声称在交警部门说王某某到公司统一安排的国税局休息室休息是受到陈某某的指使，目的是为了想让肇事的驾驶员多赔钱，其理由荒唐。黄某某这样讲，是因为她是第三人管理人员，她是第三人在地税局和国税局保洁工作的负责人，黄某某的弟弟是江苏大学的办公室主任，其后来所有改口陈述对上诉人不利的证词均是为了偏向第三人，应当不予采信。本案中，王某某已死亡，其当日究竟是回居住地还是到国税局无从知晓，但可以认定的是王某某是在单位吃过午饭后途中发生的交通事故，被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无充分的证据证实王某某事发当日吃饭结束后的去向不是以居住地为目的。即使按照工伤部门制作的调查也可以证明王某某当日是去国税局的，虽然被调查的人认为王某某去国税局休息室是为了聊天，但休息说话、聊天只是休息过程中一种行为，并不能否定休息这一事实，不能把休息单纯的定义为睡觉，在休息过程中不说话才叫休息，更何况王某某到达休息室的途中已死亡，其他人又怎能证明王某某到了休息室一定是只说话、聊天而不睡觉。所以被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亦无证据证实王某某在事发当日吃饭结束后是到其他地方从事了与其工作、生活无关的其他活动。因此，王某某的行为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三）从事属于日常工作生活所需要的活动，且在合理时间和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本次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的情形。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提供的证据均不能证明上诉人的亲属不是在下班途中或者从事与日常工作生活所需要的合理路线的活动。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法院：依法撤销原判决；依法撤销工伤不认字[2019]第02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责令被上诉人依法重新认定王某某因交通事故死亡为工伤；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句容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答辩称：被上诉人根据法律、法规作出王某某不予认定为工伤的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准确，请求维持句工伤不认字[2019]第02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的行政行为。 原审第三人恒昌公司答辩称：地税局为王某某等保洁人员提供了中午临时休息场所即地税局三楼301室。本案中午不存在“下班途中”的问题。本案王某某发生交通事故不是在下班的“合理时间”内。王某某工作地点在句容市××号地税局，居住地在句容市××东上书房小区。从其工作单位到其居住地的合理路线应为：从华阳西路向东行至东昌中路，沿东昌中路向北行至崇明东路，沿崇明东路向东到家，总行程4.1公里。但本案事故却发生在地税局华阳西路向西70米处。如果王某某正常下班应是向东行走，而不是向西行走过马路，她行走的路线是明显不合理的，不是在往返于工作地和居住地的合理路线。事发时地税局和国税局系两个独立的法人单位，恒昌公司分别与地税局、国税局签订了物业服务合同，也配备了定岗定员的保洁人员，两个单位的物业服务内容没有任何的交叉环节，中午休息场所也是各自独立。不存在“王某某去国税局休息场所休息”的问题，王某某前往国税大楼不是“以上下班为目的”，而是为了找人聊天玩，属于其个人的消遣行为，与“下班途中”没有关联。本案原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高红无权再提起上诉。根据本案庭审笔录第十页记载，本案一审宣判时间订在2019年10月31日，高红上诉状的落款时间是2019年11月18日。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五条规定，当事人不服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的，有权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逾期不提起上诉的，人民法院的原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高红的上诉理由皆不能成立。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人提起上诉后，一审法院将当事人在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材料均随案移送本院。 经复核全案证据，本院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句容市人民法院（2018）苏1183民初495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分公司赔偿王广某、高红医疗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交通费合计954672.72元。 本院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本案中，高红申请工伤认定时主张“2018年6月14日中午，王某某在地税局食堂吃完中饭以后，去单位在地税局对面的国税局安排的员工休息室休息的路上被王飞驾驶的小轿车撞伤经抢救无效死亡。”此主张与黄某某2018年6月15日笔录基本一致。黄某某在此次笔录中称“吃过饭地税和国税的人都在国税这边休息，因为地税这边没有休息的地方，我们就统一在国税的”。黄某某的此项陈述与地税局为物业人员在该局三楼安排中午休息房间的事实相矛盾，因此不能认定恒昌公司为王某某在国税局安排员工休息室。结合句容市人社局向胡某某、罗某某、黄某某所作调查，可以认定：地税局为物业人员安排中午休息场所，王某某有时中午去国税局找黄某某聊天。但是王某某发生交通事故时是否是去国税局找黄某某聊天无法确定。由于国税局、地税局是相互独立的单位，恒昌公司分别为国税局、地税局提供物业服务，地税局已为物业人员安排了中午休息场所，而恒昌公司没有为王某某在国税局安排员工休息室，所以国税局不是王某某的工作地点、午休地点、居住地点，王某某中午下班后去国税局的途中不能认定为下班途中，也不属于日常工作生活所需要的活动。同时，由于没有证据证明王某某是在回其居住地（句容市上书房小区）的途中发生交通事故，故不能认定为王某某是在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综上所述，句容市人社局决定不予认定工伤，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高红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高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肖 雄 审 判 员  曹 英 审 判 员  陈小娟 二〇二〇年六月一日 法官助理  吴兴浩 书 记 员  史 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