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4民终15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邓晓燕，女，1964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常州市金坛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国富，常州市金坛区茅山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原审被告）：金坛区建昌晓燕渔药经营部，住所地常州市金坛区建昌集镇河滨路8号。经营者：邓晓燕，女，1964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常州市金坛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国富，常州市金坛区茅山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梅扣洪，男，1961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住常州市金坛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晔，江苏剑群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邓晓燕、金坛区建昌晓燕渔药经营部（以下简称晓燕经营部）因与被上诉人梅扣洪产品销售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法院（2019）苏0413民初41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邓晓燕、晓燕经营部上诉请求：撤销原判，驳回梅扣洪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采信证据错误。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买卖鱼药的时间是2018年5月21日，而被上诉人的鱼死亡的时间是2018年5月15日，死鱼在前，买药在后。上诉人开具的发票可以证明双方买卖鱼药的时间，而一审法院仅凭证人证言推断买卖鱼药的时间为2018年5月15日。证人是如何知道被上诉人5月15日到上诉人处购买鱼药，是如何知道被上诉人又在5月21日到上诉人处补开发票的？证人陈述的这些内容没有其他有效证据佐证，只是按照被上诉人所说的内容陈述。证人黄某也从事鱼药经营，被上诉人事发前一直没有在上诉人处购买过鱼药，仅在2018年5月21日到上诉人处购买过一次，被上诉人发现死鱼现象后为什么带着死鱼到证人黄某处，而不直接去找上诉人，不排除鱼药在证人处购买的情况，证人为推卸责任，与被上诉人串通，将责任转嫁给上诉人，所以该证人的证词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一审法院采信该证言错误。二、本案的关键是鱼死亡的直接原因。一审法院没有查明，被上诉人也没有证据证明鱼死亡与上诉人的鱼药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根据法律规定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被上诉人应当举证证明造成其鱼死亡的原因是上诉人的鱼药造成的，但被上诉人没有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主张。一审法院依据行政处罚决定书和证人证言认定被上诉人的鱼死亡是上诉人的鱼药造成的，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行政处罚决定书只是认定上诉人销售的产品为应当经审查批准而未经审查批准即生产的兽药产品，该兽药按假兽药处理，只是推定为假药，而没有直接证明是假药，更没有说明被上诉人鱼死亡的原因与上诉人销售的鱼药有直接的因果关系。退一步讲，即使鱼药有假也不一定是导致鱼死亡的直接原因。证人虞某在庭审质证时陈述了被上诉人鱼塘鱼死亡有多种原因，包括缺氧、水质、用药不当等，而一审法院怎么可以推断是上诉人的鱼药造成被上诉人鱼死亡的？一审中上诉人提供了证人，证明上诉人销售的同批次同类型的鱼药其他养殖户使用后没有出现死鱼现象。被上诉人发现鱼死亡后应当首先找到死亡原因，被上诉人完全可以请求环保部门、渔业部门或安检部门确定死亡原因，而不应该主观推断是上诉人鱼药造成的。关于谁申请鉴定的问题，上诉人认为举证责任在被上诉人，根据法律规定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上诉人认为举证责任在被上诉人方。而一审法院把要求鉴定的责任加到上诉人方显然是错误的。一审法院在没有查明鱼死亡的具体原因作出对上诉人不利的判决结果显然是事实认定不清，适用证据不当。三、—审判决上诉人赔偿被上诉人损失95200元没有合法有效证据支持。被上诉人发现鱼死亡后，如认为鱼死亡是上诉人提供的鱼药造成的，应该首先通知上诉人，确定死亡原因和具体损失。在事实没有查明的情况下，被上诉人不应该私自处理，如处理，应当请求公正的第三方参与，证明死鱼的数量、规格。一审法院仅凭证人估计和推断的数字就确定赔偿数额，缺乏事实依据，判决缺乏公信力，不能体现法律的公平公正。梅扣洪辩称，一、行政处罚决定书已对被上诉人购买上诉人的兽药导致财产遭受侵害的相关事实予以查明认定，相关证人证言亦能对上述事实予以佐证。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二、产品质量责任适用严格责任的归责原则。生产者或销售者应证明其提供的产品符合法定或约定的质量要求，上诉人负有证明其产品系合格产品的举证责任。被上诉人已就损害事实以及产品与损害事实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提供了相应证据，但上诉人在一审法院规定的期限内未就其产品符合国家行业标准以及与被上诉人的鱼死亡无因果关系等申请鉴定，上诉人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产品系合格产品，且其产品与被上诉人所受财产损失之间无因果关系。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梅扣洪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邓晓燕、晓燕经营部赔偿梅扣洪因产品质量不合格造成的财产损害353670元（含：1.死鱼价值138890元，其中鲫鱼72500元：14500斤*5元/斤、青鱼10000元：1000斤*10元/斤、白鲢2990元：1300斤*2.3元/斤、黄鲢4400元：800斤*5.5元/斤、草鱼49000元：7000斤*7元/斤；2.三年无法养殖的租金损失7380元（8.2亩鱼塘，每亩300元，每年2460元）；3.捞死鱼、抬死鱼的人工工资损失5400元（共计10天，每天3人，按每人180元计算）；4.清塘费用2000元；5.三年无法养殖导致收入减少的损失20万元。）二、本案诉讼费用由邓晓燕、晓燕经营部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4月27日，梅扣洪（乙方）与常州市金坛区建昌水产养殖场（以下简称养殖场，甲方）签订《鱼塘租赁合同》1份，约定：甲方将养殖场水面6.6亩、台田3.5亩出租给乙方经营；租赁期限：二年，自2017年1月1日起至2018年12月30日止；租金：水面每亩300元，计1980元，台田每亩60元，计210元，合计总上交2190元等条款。2018年5月15日，梅扣洪购买7包“精致敌百虫”兽药，并使用于上述鱼塘。此后，鱼塘发生死鱼现象。同年5月21日，晓燕经营部向梅扣洪开具《销售凭证》1份，载明，品名：敌百虫精，单价：15元，数量：7包，金额：100元。梅扣洪先后于同年5月21日、22日向公安机关、农林局报案。2018年9月7日，农林局作出常坛发（兽药）罚（2018）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1份，主要内容为：2018年5月30日，该局向“精致敌百虫”兽药标称生产厂家江西友道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友道公司）发出《产品确认通知书》，要求该企业对上述兽药产品进行确认。同年6月15日，友道公司书面回复称：此产品非该公司生产，该公司从来没有生产过水产用药，该兽药不是该公司生产；依据《兽药管理条例》第四十七条第二款第二项“有下列情况之一的，按照假兽药处理：（二）依据本条例规定应当经审查批准而未批准即生产、进口的，或者依照本条例规定应当经抽查检验、审查核对而未经抽查检验、审查核对即销售、进口的”之规定，该局认定该兽药产品为应当经审查批准而未审查批准即生产的兽药产品，应按假兽药处理；举报人梅扣洪使用了上述“精致敌百虫”后，养殖的鱼发生死亡，使生产遭受了损失2万元以上。晓燕经营部经营应当经审查批准而未审查批准即生产兽药的行为违反了《兽药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理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责令晓燕经营部停止经营上述兽药，并作出如下处罚决定：没收违法所得2830元，没收兽药“精致敌百虫”共计105袋，并处货值金额4倍罚款计18000元。一审诉讼中，梅扣洪提交养殖场出具的证明1份，主要内容为：兹有我场渔民梅扣洪承包建昌养殖场鱼塘，实际丈量面积8.22亩，按照我场每年养鱼产量水深2至3米，一般每亩产量在2500斤至3000斤左右，估计死鱼在2万斤左右。养殖场书记兼场长到庭作证及接受法院调查时陈述，2018年5月18日下午，梅扣洪来找我…说鱼死的多的，叫我去看…下午我去看，当时死鱼已经捞上来几千斤了，在北面平台上，鱼塘边上漂了不少死鱼，还有不少死了倒在北面台田上了，鱼塘中间还有不少鱼头在上面…当时我问梅扣洪的，他说鱼塘用的“精致敌百虫”，当时他把我带到鱼棚看的，说家里还有一包没用，当时还有空袋子，我看到没用的那一袋的，袋子就是法庭出示的“精致敌百虫”外包装。我问梅扣洪鱼什么时候死的，梅扣洪说5月15日浇药，16日开始死的，就是浇的“精致敌百虫”。梅扣洪告诉我，是在吴和平处买的，吴和平是梅扣洪丈夫。开单子那天，我在迪庄渔药店找陈银庚的，陈银庚是渔药店里面的，渔药店的负责人黄某也在的。梅扣洪去找陈银庚，陈银庚跟他出主意叫他赶紧去补开收据的。后来他当天就去开了收据了。梅扣洪鱼塘的鲫鱼一般半斤左右，黄、白鲢一般二、三斤，草鱼三、四斤，他养的鱼密度大，所以产量大。出事前，梅扣洪没有将鱼塘的鱼进行出售，应该是准备养到年底准备清塘的。如果养到2018年年底，鲫鱼能够养到一条7、8两、草鱼能够养到一条5斤，黄、白鲢三斤左右。鱼塘里面有鲫鱼、白鲢、黄鲢、草鱼，鲫鱼当时大概4.5元-5元/斤，白鲢2.2元/斤，黄鲢4元/斤，草鱼6.5元/斤，这是当时的价格，是批发价，渔民的鱼都是给鱼贩子的。2018年9月17日证明，20000斤是这样计算的：8.22亩*2500斤，已经超出20000斤了。死鱼后，我特地让养殖场二位副场长去实地丈量下来鱼塘面积为8.22亩。黄某接受法院调查时陈述，梅扣洪开具收据那天，梅扣洪拎了一桶死鱼和虞某到我店里来的，当时中午一点多，已经吃过饭了，他们过来找陈银庚的，当时我在里间睡觉，具体说什么我不知道，梅扣洪是到吴和平那买的，当时我听到他说的，后来他去吴和平店开的票。一开始梅扣洪拎死鱼桶过来就说鱼死了。尹立州接受法院调查时陈述，有关2018年5月当地鱼的批发价格如下：半斤的鲫鱼6-7元/斤，二、三斤的白鲢3-3.5元/斤，二、三斤的黄鲢8-9元/斤，三、四斤的草鱼6元/斤左右。到了年底的价格也差不多。整个金坛区的价格都差不多。2018年5月21日，梅扣洪接受公安机关调查时陈述，总共死了22000斤的鱼，一万七、八斤的鲫鱼，四、五千斤的草鱼，剩下的都是鲢鱼和昂公了。同年5月23日，梅扣洪接受农林局调查时陈述，死鱼主要鱼种为白鲢和草鱼，到当天，总计死亡约2万斤，白鲢约800斤，草鱼约4500斤，鲫鱼约15000-16000斤。梅扣洪在诉讼中陈述：2018年5月份鱼死亡后，我想把鱼塘的水排掉的，旁边鱼塘的养殖户毛发林不允许排放，我只能投放一斤二、三十条规格的鲫鱼进去养，其他的也投放了白鲢、黄鲢、草鱼进去养的，也是种鱼，都是每条4两-半斤规格的。后来投放的鱼没有死，但是鱼长得慢，我买了解毒药放了以后才放种鱼的。我到今年上半年把鱼拿出来卖的，因为鱼小，所以便宜卖了。之后我还投放鱼的，但是水质还是不太好。我准备今年年底把鱼塘清一下，重新放鱼苗。准备11月底12月初清塘，明年3月重新放鱼苗。2019年9月9日，法院对邓晓燕、晓燕经营部进行谈话，要求其于谈话后3日内向法院提交要求对于“精致敌百虫”产品符合国家、行业标准及与梅扣洪的鱼死亡无因果关系等申请鉴定，否则将承担不利后果。后邓晓燕、晓燕经营部未在上述期限内提交鉴定申请。一审法院认为，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请求赔偿，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请求赔偿。梅扣洪于2018年5月15日购买“精致敌百虫”兽药并使用后于次日发生鱼死亡的事实，同年5月21日，晓燕经营部向其开具《销售凭证》1份，结合农林局《行政处罚决定书》及虞某、黄某的陈述，可以认定梅扣洪于2018年5月15日到经营部购买“精致敌百虫”兽药使用后发生鱼死亡及此后于同年5月21日到晓燕经营部补开《销售凭证》的事实。晓燕经营部销售应当经审查批准而未审查批准即生产的兽药产品，违反了《产品质量法》关于销售者的产品质量责任和义务的规定，梅扣洪使用该兽药后出现鱼塘死鱼的事实，晓燕经营部无证据证明该产品系合格产品，且在法院规定的期限内未向法院要求就该兽药符合国家、行业标准及与梅扣洪的鱼死亡无因果关系等申请鉴定，故法院认定晓燕经营部销售按假兽药处理的“精致敌百虫”兽药的行为与梅扣洪鱼塘死鱼之间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法院对于梅扣洪要求晓燕经营部赔偿其损失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关于损失范围，一、根据养殖场出具的证明，结合法院调查，该鱼塘死鱼数量确定为20000斤为宜；关于死鱼种类，结合虞某,4调查陈述和梅扣洪接受公安机关、农林局调查时陈述，梅扣洪鱼塘死鱼种类为鲫鱼、草鱼、白鲢、黄鲢，梅扣洪主张死鱼中含青鱼，并未提交充分证据佐证，法院对该主张不予采纳。关于死鱼单价，根据法院调查，事发时同规格鲫鱼批发价平均为5.625元/斤，白鲢为2.725元/斤、黄鲢为6.25元/斤、草鱼为6.25元/斤，梅扣洪主张鲫鱼单价5元/斤、白鲢单价2.3元/斤、黄鲢单价5.5元/斤,法院予以确认，梅扣洪主张草鱼单价7元/斤过高,应按法院调查价格6.25元/斤计算。上述鱼的平均价格为4.76元/斤，故梅扣洪鱼塘死鱼的损失为4.76元*20000斤=95200元。梅扣洪以事发后鱼塘无法养殖为由要求邓晓燕、晓燕经营部赔偿三年的租金7380元，但梅扣洪提交的鱼塘租赁合同载明租赁期限为2年，且梅扣洪自认事发后已经投放鱼苗进行养殖，故法院对梅扣洪该诉请不予支持。梅扣洪主张事发后捞鱼、抬鱼的人工损失5400元，但未就该损失提交证据，且陈述相关人工费用并未实际支付，故法院对该主张不予支持。梅扣洪主张清塘费用2000元，但梅扣洪陈述计划在2019年12月清塘，该费用尚未发生，法院不予支持。梅扣洪主张三年内无法养殖导致收入减少的损失20万元，梅扣洪未就该损失提交证据佐证，且梅扣洪也自认事发后已经投放鱼苗进行养殖，故法院对于梅扣洪该诉请不予支持。梅扣洪要求邓晓燕赔偿损失，因出售“精致敌百虫”兽药系晓燕经营部行为，梅扣洪该诉请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邓晓燕、晓燕经营部辩称应将生产厂家列为本案诉讼主体，根据《侵权责任法》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损害的，受害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要求赔偿，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要求赔偿。故梅扣洪起诉要求兽药的销售者赔偿损失，符合法律规定，邓晓燕、晓燕经营部该辩称于法无据，法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金坛区建昌晓燕渔药经营部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梅扣洪人民币95200元。二、驳回梅扣洪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605元，由梅扣洪负担4425元、金坛区建昌晓燕渔药经营部负担2180元（案件受理费已由梅扣洪向法院缴纳，金坛区建昌晓燕渔药经营部应负担的部分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迳付梅扣洪）。二审经审理查明，梅扣洪从晓燕经营部购买的“精制敌百虫”包装袋的反面载明了“兽药名称、主要成分、性状、药理作用、适应症、用法用量、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休药期、规格、包装、贮藏、有效期、批准文号、执行标准”等内容。其中“注意事项”部分载明：“1.虾、蟹、鳜、淡水白鲳、无鳞鱼、海水鱼禁用，特种水产动物慎用；2.不得与碱性药物同时使用；3.水中缺氧状态下禁用；4.使用者在使用中发生中毒事故时，用阿托品或碘解磷定作解毒剂。”2018年5月22日的常州市金坛区农业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案件举报登记表中“举报受理意见”一栏载明：“1.要求举报人（即梅扣洪）做好补救措施，减少后续损失；2.要求举报人保存好相关证据材料（购买凭证、药品包装袋等）；3.向技术指导部门反映，找出死亡原因，采取补救措施；4.建议实地调查，对被举报单位实地检查，对被举报药品抽样检测。”，但在该机构的后续处理过程中，未见其对梅扣洪所养殖的鱼的死亡原因进行分析或检测的材料，亦未见其对涉案的“精制敌百虫”进行检测的材料。常州市金坛区农林局于2018年8月16日将该案移交给常州市公安局金坛分局进行查处。2018年8月28日常州市公安局金坛分局复函给常州市金坛区农林局，认为该案构成犯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将相关材料退回常州市金坛区农林局。一审中，梅扣洪陈述：“我是2018年5月15日上午9点到邓晓燕店里，门头是邓晓燕渔药店，购买了7包精制敌百虫，是为了预防虫子的，药是粉状的，我用了6包，用了大半船水，大概有1000斤水，和药混合，到中午10点多浇药到鱼塘里的，浇完以后开始增氧，2台增氧机。到了第二天早上3点多，发现有鱼漂到水面，然后陆陆续续开始死鱼，有人告诉我这个鱼是中毒了，然后我就去邓晓燕处补发票，后来歇了10分钟邓晓燕问我要不要解毒药，后来又购买了解毒药。”邓晓燕陈述：“他（即梅扣洪5月21日买了精制敌百虫）半小时后又过来的，拿个单子说要买，我以为是狗中毒了，他说鱼有点中毒，没带钱，我就说下次给。”二审经审理查明的本案其他事实与一审相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一、关于梅扣洪购买涉案“精制敌百虫”的时间。为证明从晓燕经营部购买了涉案的“精制敌百虫”，梅扣洪在一审中提供了编号为0003686的销售凭证，但该销售凭证上载明的日期为2018年5月21日，梅扣洪解释称，该销售凭证是其在他人提醒下至晓燕经营部补开，实际购买该兽药的时间为2018年5月15日。邓晓燕及晓燕经营部对此不予认可，认为梅扣洪实际购买该兽药的时间为2018年5月21日。结合梅扣洪一审陈述及证人证言的陈述来看，梅扣洪的陈述更为可信。首先，若梅扣洪购买“精制敌百虫”的时间为2018年5月21日，而梅扣洪所经营鱼塘的鱼在此之前的几日内即已大量死亡，梅扣洪如有意转移风险于晓燕经营部，则应在买药前就明知晓燕经营部售卖的“精制敌百虫”存在质量问题，但根据邓晓燕及晓燕经营部所述及举证，其售卖的“精制敌百虫”此前并未产生过不良效果，梅扣洪在未购买前即知晓该“精制敌百虫”存在质量问题的可能性极小，故梅扣洪购药时间为2018年5月21日的假设难以成立。其次，根据梅扣洪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陈述，梅扣洪补开销售凭证的来龙去脉情况较为清晰，能够与一审法院调查核实的情况相互印证，可信度较高。据上，一审法院认定梅扣洪购药时间为2018年5月15日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二、关于梅扣洪养殖的鱼的死亡与使用涉案的“精制敌百虫”之间的因果关系。本案中，涉案的“精制敌百虫”已被认定按假兽药处理，故可认定涉案的“精制敌百虫”存在缺陷。另外，梅扣洪养殖的鱼确实存在死亡的情况，即确有损害事实的存在。至于产品缺陷与损害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本案中，梅扣洪养殖的鱼的死亡原因并不明确，在死亡原因不能明确的情况下，确定鱼的死亡与使用涉案“精制敌百虫”之间的因果关系状况存在一定难度。但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来看，梅扣洪购买涉案的“精制敌百虫”是为了治疗或预防其养殖的鱼的相应疾病，而涉案的“精制敌百虫”确实存在缺陷，在此情况下，可以推定梅扣洪养殖的鱼的死亡与使用涉案的“精制敌百虫”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原因力大小酌定为75%。三、关于梅扣洪遭受损失的认定。一审法院综合其调查的情况及梅扣洪的举证，认定梅扣洪因养殖的鱼死亡所遭受的损失为95200元，并无不可。据上，晓燕经营部应赔偿梅扣洪损失71400元。综上所述，上诉人邓晓燕、晓燕经营部的部分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一审判决结果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法院（2019）苏0413民初4167号民事判决；二、金坛区建昌晓燕渔药经营部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梅扣洪损失71400元；三、驳回梅扣洪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605元，由梅扣洪负担5271元，由金坛区建昌晓燕渔药经营部负担133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605元，由梅扣洪负担1651元，由金坛区建昌晓燕渔药经营部负担4954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岳庆审判员  罗希夷审判员  王 莹二〇二〇年六月二日书记员  陆岷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