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1民终555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文生，男，1967年1月11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伟，山东齐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德婷，山东齐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凯泉泵业（集团）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住所地济南市。法定代表人：吴柏明，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华英，山东博翰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雯娜，女，该公司人事经理。上诉人陈文生因与被上诉人上海凯泉泵业（集团）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以下简称凯泉济南分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2020）鲁0112民初19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5日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曹强独任审判,于2020年6月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陈文生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伟、王德婷，被上诉人凯泉济南分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华英、李雯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文生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2.诉讼费用由凯泉济南分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陈文生于2004年5月17日到凯泉济南分公司从事销售工作，2018年1月31日陈文生被该公司辞退并于当日双方签订解除劳动协议书，但凯泉济南分公司并没有将此解除协议书给与陈文生一份，且协议约定的补偿金并没有于当日给付给陈文生，而是经过陈文生不断地催要，最终在2019年1月8日凯泉济南分公司才将此笔款项交付给陈文生。陈文生认为该公司拖延给付补偿金的行为，期间经过1年多的时间才给付，其目的在于规避法律规定的1年的仲裁时效。陈文生于2018年1月31日签订该协议的目的在于寻求该补偿金的救济，且陈文生由于法律知识淡薄，没有意识到单位应该给付经济补偿金，所以才签订的该解除劳动协议书，并不是陈文生真实的意思表示，凯泉济南分公司没有将该协议交付给陈文生，存在欺诈行为，应认定该协议无效。在陈文生起诉后，凯泉济南分公司的人事经理李雯娜曾给陈文生打电话，李雯娜承认解除协议在她手里；陈文生在电话里就表示对解除协议书的质疑，并要求李雯娜把解除协议书发过来核对一下，李雯娜答应发过来。试想，如果陈文生手中有解除协议书，李雯娜肯定会说你手里有协议还让我发什么，所以说该解除协议凯泉济南分公司只是让陈文生签了名，根本没有给陈文生一份，解除协议书中的补偿金额系凯泉济南分公司自行填写，并没有与陈文生协商。陈文生2019年1月7日给凯泉济南分公司负责人吴总的电话录音可以显示陈文生并不知道补偿金的数额，在电话里只是催促吴总抓紧支付补偿金，并没有涉及数额。陈文生在第二天找李雯娜办理领取补偿金的手续时才知道仅仅补偿了三个月的补偿金，此时双方对补偿金的数额才算产生了争议。陈文生的申请并没有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1条第3款规定的劳动者能够证明用人单位承诺支付的时间为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后的具体日期的，用人单位承诺支付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因此，陈文生认为发生实际补偿费交付之日(2019年1月8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一审判决认定2019年1月7日陈文生致电凯泉济南分公司工作人员的行为起不到仲裁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是建立在认定陈文生知道补偿金额为15000元的基础上的，这样认为是错误的：因为协议应该是双方协商的过程和结果，而这份解除协议根本就是凯泉济南分公司自行填写的补偿金数额，并没有与陈文生协商，陈文生手中根本没有解除协议；陈文生是在2019年1月8日才知道补偿金是15000元的：时效应从2019年1月8日起算。凯泉济南分公司让陈文生在空白解除协议上签名且不将解除协议给陈文生的行为，存在欺诈性质；不按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计算补偿金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属于无效的。人民法院裁判文书网中的(2017)辽0281民初3830号并3838号判决书写道：“本案中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经济补偿金计算以5000元/月为标准，而劳动合同法中明确规定经济补偿金计算标准为劳动合同解除或终止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此项约定与劳动合同法相悖。故被告(并案原告)大通公司应当支付原告(并案被告)董世龙经济补偿金102953.55元(9805.10元/月×10.5个月)。”该案例认定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是强制性规定，与此相悖的约定无效，按法律规定调整处理。所以说，凯泉济南分公司的行为既是可撤销的也是无效的。补充：1.一审结束后陈文生提到在2019年1月17日凯泉济南分公司人事经理李雯娜有一个电话，是李雯娜打给陈文生的，在电话里倒数第4句李雯娜陈述“不可能，我原件在这里，要不给你看看”，原件指的是双方的解除协议，李雯娜这句话是在陈文生说“我没有签过协议书”的情况下才说的。之后李雯娜确实也发给了陈文生。从上述陈文生叙述看，可以证明解除协议是在凯泉济南分公司手里，不会有其他的可能性，因为如果当时双方各执一份，作为一个正常的人不可能说我这里有原件可以给你看看。肯定会说你那里都有，你看一下。2.结合2019年1月7日陈文生和吴总的录音，可以看出陈文生当时是催促吴总尽快把经济补偿金支付给陈文生，可以看出当时陈文生对督促吴总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数额并不知道是3个月的补偿金。陈文生只是说把经济补偿金尽快给他，没有说具体的数额。结合这两个事实，双方对经济补偿金数额发生争议是发生在支付补偿金之后（2019年1月8日），这时陈文生对3个月的补偿金不认同。陈文生这时对数额提出仲裁以及诉讼没有超过有关时效的规定。凯泉济南分公司辩称，一、陈文生所述事实不符合客观事实和常理，也无任何证据证实陈文生有多年的工作经验，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对自己的行为内容与后果由清醒的认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是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陈文生审阅协议文本后亲笔签名，该协议明确约定“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陈文生称该协议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凯泉济南分公司没有给其协议文本、其不知补偿金额、存在欺诈行为等陈述与事实不符且无任何证据证明。二、双方签订的《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合法有效，且已得到实际履行。主张合同撤销或无效，陈文生只能任选其一，不能同时主张。本案双方签订的协议不存在《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无效情形。经济补偿金的数额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可以协商的内容，双方协议约定补偿金额不违反法律规定，且双方约定该赔偿金额有客观原因。陈文生引用的（2017）辽0281民初3830号并3838号判决书非生效判决，其判决结果已为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辽02民终8610、8907号判决改判。因此协议有效。三、陈文生在双方解除劳动合同后两年提起劳动争议已过仲裁时效，且不存在法定时效中断事由。陈文生在2018年1月31日与凯泉济南分公司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时即明知补偿金额及双方的权利义务，如果认为协议内容损害其合法权益，应该在2019年1月31日前提前主张权利，但陈文生在该时效期间内既未申请劳动仲裁、也未就补偿金额向凯泉济南分公司提出任何异议，其已丧失诉讼时效利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准确，请维持原判。陈文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凯泉济南分公司补偿剩余解除劳动合同补偿金60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陈文生于2004年5月17日到凯泉济南分公司从事销售工作。2018年1月31日，凯泉济南分公司作为甲方，陈文生作为乙方，双方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一份。该协议书约定：甲乙双方于2018年1月31日解除劳动合同；甲方向乙方一次性支付合同终止、经济补偿费用等，双方基于劳动关系产生的一切权利和义务已终止（包括但不限于工资、社会保险等一切费用）费用总计15000元；经双方签字后一次性结清上述补偿费用，从此双方再无劳动关系、工资、福利等费用的争议，否则乙方退回甲方以上金额的补偿金…。同日，凯泉济南分公司向陈文生出具终止（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载明2018年1月31日因辞退终止（解除）合同。2.2019年1月8日，陈文生出具收条一份，收条中载明：收到凯泉济南分公司劳动补偿金15000元。庭审中，陈文生认可收到上述款项。3.2019年12月30日，陈文生作为申请人，以凯泉济南分公司为被申请人，向济南市历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要求：被申请人支付剩余的解除劳动合同补偿金共计60000元。济南市历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审查，以申请人的请求超过劳动仲裁时效，作出济历城劳人仲案字[2019]第1279号仲裁决定书，决定如下：对申请人的仲裁申请，本委不予受理。一审法院认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是指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自凯泉济南分公司与陈文生于2018年1月31日签订的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后，凯泉济南分公司就应当向陈文生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此时陈文生即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应当在法定申请仲裁的期限内申请仲裁。陈文生称凯泉济南分公司于2019年1月8日支付经济补偿金15000元系用人单位承诺支付之日，该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不予采信。综上，一审法院认定2018年1月31日应视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2019年1月7日陈文生虽曾致电凯泉济南分公司工作人员，但仅就经济补偿金的支付时间提出诉求，并非对双方劳动权利义务提出异议，至2019年12月29日陈文生向凯泉济南分公司就双方劳动权利义务提出异议时已超过仲裁时效，且双方达成的解除合同协议书中已就解除劳动合同后双方的权利义务进行了明确约定，上述协议已经实际履行，足以证明该协议书内容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协议对双方具有拘束力，故一审法院对上述协议书的效力予以确认。陈文生虽对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不予认可，但未提供相反证据予以推翻，故对其该抗辩理由，不予采信。综上，陈文生要求凯泉济南分公司支付剩余经济补偿金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陈文生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元，由陈文生负担。二审中，陈文生提交新证据：2020年1月17日陈文生与李雯娜的通话录音以及书面整理材料，证明陈文生手里并没有书面的解除协议书，且不知道该协议书内容的存在。凯泉济南分公司质证称，从双方通话的内容看，不能证明陈文生想要证明的内容，陈文生说不知道协议书的内容，但事实上签署协议时就知道了协议的内容。从通话内容看，也不能反映出他手里没有协议，不排除陈文生忘记或丢失的可能性，只是不记得或者没有如实陈述。经审理，本院认定，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2018年1月31日《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上部甲方、乙方中“陈文生”的名字系陈文生本人所写，落款处“陈文生”的名字系陈文生本人所写，正文部分除解除合同日期及费用金额部分系李雯娜填写外，其他部分均为打印内容。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条规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办理相关手续、支付工资报酬、加班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达成的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不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情形的，应当认定有效；前款协议存在重大误解或者显失公平情形，当事人请求撤销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2018年1月31日《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正文部分除解除合同日期及费用金额部分系李雯娜填写外，其他部分均为打印内容，体现了双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意思表示。陈文生在该《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上部乙方处签名，亦在落款处签名，说明其对双方解除劳动合同的事宜是明知的。陈文生主张其签名时费用金额部分系空白，但其提交的录音证据并不足以证实其主张。即使存在其签字时费用金额处系空白的情形，也应视为陈文生对凯泉济南分公司填写费用金额的授权。因此，本院认定双方已经在《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中就解除劳动合同的补偿问题达成了协议，即凯泉济南分公司补偿陈文生15000元。该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不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情形，系有效协议，凯泉济南分公司按照协议支付陈文生15000元补偿款。陈文生在未撤销上述协议的情形下，要求凯泉济南分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剩余补偿金60000元，不符合上述协议约定，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陈文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陈文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曹强二〇二〇年六月十日书记员  孙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