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附 带 民 事 裁 定 书（2020）湘04刑终237号原公诉机关衡阳市石鼓区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肖长元，男，1971年10月25日出生于湖南省武冈市，汉族，初中文化，无业，住湖南省衡阳市蒸湘区。因犯交通肇事罪，于2018年5月11被衡阳市石鼓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已刑满释放。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涛龙，湖南恒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衡阳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湖南省衡阳市蒸湘区船山大道26号万恒茶文化广场一、三楼A106—A110、A133—A134、A301—A335室。负责人杨军，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吴萍菲，湖南天戈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衡阳市市政工程公司，住所地湖南省衡阳市石鼓区蒸阳路231号。法定代表人欧阳中意，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谢加斌，湖南衡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杨某2，男，1970年8月2日出生于湖南省衡阳市，汉族，务工,现住湖南省衡阳市石鼓区。系被害人邓某2之夫。被上诉人（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杨某1，男，2004年7月24日出生于湖南省衡阳市，汉族，学生,现住湖南省衡阳市石鼓区。系被害人邓某2之子。法定代理人杨某2，基本情况同上。被上诉人（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邓某1，男，1946年8月5日出生于湖南省永州市，汉族，务农，住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系被害人邓某2之父。被上诉人（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唐某，女，1955年7月23日出生于湖南省永州市，汉族，务农，住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系被害人邓某2之母。上列四附带民事诉讼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巧明、李云娟，湖南德巍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衡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住所地湖南省衡阳市石鼓区环城北路101号。法定代表人李向阳，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胡彬彬，湖南南舫律师事务所律师。衡阳市石鼓区人民法院审理衡阳市石鼓区人民检察院起诉的原审被告人肖长元犯交通肇事罪暨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杨某2、杨某1、邓某1、唐某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一案，于2018年5月11日作出（2018）湘0407刑初31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原审被告人肖长元、附带民事诉讼原审原告人杨某2等提出上诉。本院于2018年9月19日作出（2018）湘04刑终246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维持本院对被告人肖长元的刑事部分判决，撤销附带民事部分的判决，就本案附带民事部分发回重审。原审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于2018年12月27日作出（2018）湘0407刑初198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附带民事诉讼原审原告人杨某2、邓某1、唐某，原审被告人肖长元，附带民事诉讼原审被告人衡阳市市政工程公司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2019年9月9日，本院作出（2019）湘04刑终373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撤销衡阳市石鼓区人民法院（2018）湘0407刑初198号刑事附带的民事部分判决，发回重审。该院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1月30日作出（2019）湘0407刑初21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上诉人肖长元，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衡阳中心支公司、上诉人衡阳市市政工程公司均不服，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6日立案受理，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肖长元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涛龙，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衡阳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衡阳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萍菲，上诉人衡阳市市政工程公司（以下简称“市政公司”）委托代理人谢加斌，被上诉人杨某2，被上诉人杨某2、邓某1、唐某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巧明、李云娟，附带民事诉讼原审被告人衡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下简称“住建局”）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彬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认定，衡阳市石鼓区石鼓广场草桥限高架建于2008年，由住建局负责建设、管理、维护，承建、整改部门为其下属市政公司。2016年1月26日，衡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石鼓大队就草桥北头限高架存在未安装醒目警示灯、预撞杆及高度标志向市政发出责令限期整改通知。2017年7月16日6时2分许，被告人肖长元驾驶湘Ｄ×××××号轻型厢式货车超载运输货物，在沿本市石鼓区蒸水南路由西向北左转弯进入中山北路石鼓广场草桥南头时，其车货厢碰撞草桥南头限高横梁，致使限高横梁掉落并砸中驾驶正三轮轻便摩托车行驶至该地段的邓某2，造成两车及限高设施受损、邓某2受伤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衡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石鼓区大队认定，被告人肖长元在此次道路交通事故中负全部责任。案发后，被告人肖长元赔偿了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230000元。另查明，湘Ｄ×××××号轻型厢式货车于2014年11月28日注册登记，检验有效期至2016年11月30日止。2016年8月9日，被告人肖长元在平安衡阳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保险（死亡赔偿限额11万元）及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保额50万元）。事故发生时该车在保险期间内。再查明，被害人邓某2于1978年5月22日出生，户籍地衡阳市石鼓区户。邓某2与杨某2婚后于2004年7月24日生育一男孩杨某1。邓某1系邓某2之父，于1946年8月5日出生，住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唐某系邓某2之母，于1955年7月23日出生，住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唐某、邓某1共生育二个小孩即死者邓某2及其弟弟邓存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本院对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杨某2、杨某1、邓某1、唐某主张的各项损失，核定如下：1、死亡赔偿金，按照2017年湖南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3948元计算，为678960元（33948×20年）；2、丧葬费，按照2017年湖南省职工年平均工资60160元计算，为30080元（60160÷12×6个月）；3、被扶养人生活费共为236732元，①被扶养人杨某1生活费，按照2017年湖南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23163元计算，为69489元（23163／年×6年÷2）；②被扶养人邓某1生活费，按照2017年湖南省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11534元计算，为57670元（11534元／年×10年÷2）；③被扶养人唐某生活费，按照2017年湖南省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1534元计算，为109573元（11534元／年×19年÷2）。三名被扶养人的生活费共计为236732元；4、交通费，因原告人未提供相应证据证实该费用实际发生，故对该费用不予支持；5、精神损害抚慰金不属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畴，不予支持。故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杨某2、杨某1、邓某1、唐某因本次交通事故受到的损失共计为945772元。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被告人肖长元、平安衡阳公司、市政公司、市住建局提交的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图、事故现场勘验笔录、现场照片、监控视频、住院记录、死亡证明、殡葬证、鉴定意见、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丧葬协议书、收条、常住人口登记卡、公证书、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保险单、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投保声明，衡政发办发[2015]61号文件，关于7.16事故基本情况及隐患治理工作建议的报告、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重大隐患整治台帐、事故复核不予受理决定书、2017年11月19日再次发生事故与7.16事故照片对比等证据予以证实。原审法院认为，交警部门在查明交通事故原因后，所作出的责任认定书，是依职权作出的公文，其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该认定书认定被告人肖长元交通肇事致使邓某2死亡负全部责任，肖长元应对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杨某2、杨某1、邓某1、唐某因邓某2死亡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肖长元驾驶的机动车在平安衡阳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责任险，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平安衡阳公司首先在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内承担无过错赔偿责任即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邓某2死亡赔偿金110000元。交强险赔偿后剩余部分根据过错大少承担责任，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市政公司、住建局虽对交通事故不承担责任，但其作为草桥限高横梁的建设、管理、维护单位，未尽到警示、维护等职责，且该过错与受害人邓某2的死亡具有间接因果关系，应承担相应民事赔偿责任，综合考虑市政公司、住建局的过错程度，该院酌情市政公司、住建局各承担5%的责任，即41788.6元。肖长元承担90%的赔偿责任即赔偿四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752194.8元。因肖长元驾驶的湘Ｄ×××××号轻型厢式货车在平安衡阳公司投保了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平安衡阳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赔偿后不足部分由肖长元赔偿。肖长元驾驶的湘Ｄ×××××号轻型厢式货车在本次事故发生时虽已经超出了车辆检验有效期限，但经鉴定事故车辆安全性能均合格，事故车辆未进行年检与发生交通事故之间不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平安衡阳公司不能简单地以被告人肖长元驾驶的湘Ｄ×××××号轻型厢式货车而免除自己的赔偿责任，仍应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平安公司在商业责任险承担责任后，肖长元对不足的252194.8元，已经支付的230000元，还应当支付22194.8元。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五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衡阳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在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内，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杨某2、杨某1、邓某1、唐某死亡赔偿金110000元。二、被告人肖长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杨某2、杨某1、邓某1、唐某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共计252194.8元，扣除已经支付的230000元，还应当支付22194.8元。三、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衡阳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在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内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杨某2、杨某1、邓某1、唐某死亡赔偿金500000元。四、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衡阳市市政工程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杨某2、杨某1、邓某1、唐某各项损失共计41788.6元。五、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衡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杨某2、杨某1、邓某1、唐某各项损失共计41788.6元。六、驳回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杨某2、杨某1、邓某1、唐某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诉人肖长元上诉称：经鉴定，草桥南头限高杆与限高架焊接部位在此次事故发生前已部分断裂，且无警示灯和其他警示标志，限高架两头无缓冲装置，交警部门建议市政公司、住建局整改，而不改正，导致事故发生。请求撤销原判第四、五项，予以改判。上诉人市政公司上诉称：交警部门对上诉人发的《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系无效行为，对上诉人没有法律效力；其对草桥限高架无管理职权，无维修义务，没有侵权行为，故不应承担民事责任。上诉人平安衡阳公司上诉称：一审法院以肖长元车辆未年检与事故之间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而否认其过错与客观事实不符，请求撤销原判第三项，予以改判，并驳回被上诉人杨某2等人要求上诉人在商业险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二审中，各方当事人未提交新的证据。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事实清楚，各方当事人对邓某2死亡后所造成的损失数额不持异议，且本案证据经原审法院当庭认证质证确实、充分，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肖长元在交通肇事犯罪行为中致邓某2死亡，应承担对附带民事诉讼被上诉人杨某2、杨某1、邓某1、唐某损失的赔偿责任。肖长元驾驶的机动车在附带民事诉讼上诉人平安衡阳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责任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同时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三）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的规定，平安衡阳公司首先在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内承担无过错赔偿责任即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邓某2死亡赔偿金110000元。交强险赔偿后剩余部分根据过错多少承担责任，附带民事诉讼上诉人市政公司、附带民事诉讼原审被告人住建局虽对交通事故不承担责任，但其作为草桥限高横梁的建设、管理、维护单位，未尽到应尽的警示、维护等职责，且该过错与受害人邓某2的死亡具有间接因果关系，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原判综合考虑上诉人市政公司及原审被告住建局的过错程度，酌情判决由市政公司、住建局各承担5%的责任，由肖长元承担90%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肖长元驾驶的湘Ｄ×××××号轻型厢式货车在平安衡阳公司投保了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平安衡阳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赔偿后不足部分由肖长元赔偿，符合法律规定。虽然肖长元的货车在本次事故发生时，已经超出了车辆检验有效期限，但经鉴定事故车辆安全性能均合格，事故车辆未进行年检与发生交通事故之间不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平安衡阳公司不能以此为由而免除自己的赔偿责任，仍应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原判认为平安衡阳公司在商业责任险承担责任后，肖长元对不足部分应当予以支付及市政公司、住建局未尽到应尽的职责和义务的认定正确，本院予以支持。三上诉人上诉提出的理由及请求，与事实不符或于法无据，均不予采纳。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恰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一）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曾 侃审 判 员  彭清明审 判 员  王若中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六日法官助理  邓 斌书 记 员  颜丽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