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1民终1297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尚良，男，1945年3月9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崔殿龙，湖北殿龙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夏献华，湖北殿龙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姚国庆，男，1953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汉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夏献华，湖北殿龙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熊义明（姚国庆之妻），1957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上诉人（原审被告）：辛建国，男，1960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耿婷，湖北敏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武汉经开建设工程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东风大道158号（沌口街民营工业园旁）。法定代表人：蔡伟平，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浜，湖北江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尚良、姚国庆及上诉人辛建国因与原审第三人武汉经开建设工程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经开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8）鄂0191民初5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刘尚良、姚国庆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二、改判辛建国向刘尚良、姚国庆支付售房款907,577元及利息；三、改判辛建国向刘尚良、姚国庆支付超面积款166,446元；四、认定涉案未收取的售房款1,269,158元，不再由辛建国收取，而由刘尚良、姚国庆收取；五、本案诉讼费用由辛建国承担。事实及理由：一、本案件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法院认定辛建国代为支付工程款等各项支出为3,300,000元与事实不符，辛建国代为支付工程款等各项支出金额仅为2,992,423元。辛建国在一审中已举证由其出售的16套房屋总价款5,299,158元，已收回房款4,030,000元（含姚国庆收取的130,000元），据此，辛建国未向刘尚良、姚国庆交付的售房款为907,577元。2、辛建国向拆迁户收取了超面积的购房款，应当由辛建国在扣除代为支付的过渡费用后向刘尚良、姚国庆支付。辛建国应当向刘尚良、姚国庆交付的售房款金额为1,074,023元。二、辛建国无权收取剩余售房款1,269,158元。刘尚良、姚国庆在一审庭审中已明确表示无须辛建国收取剩余部分售房款，由刘尚良、姚国庆自行收取，故刘尚良、姚国庆与辛建国之间委托关系已解除，辛建国无权再收取剩余售房款1,269,158元。第三人经开公司述称，该公司不应在本案中承担任何责任。上诉人辛建国辩称及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二、改判驳回刘尚良、姚国庆的全部诉讼请求；三、本案诉讼费用由刘尚良、姚国庆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法院认为刘尚良、姚国庆与辛建国是委托关系存在错误。一审法院根据未履行的《补充协议》以及辛建国向刘尚良借款、销售房屋支付项目施工款来推断双方是委托关系，依据不足。从双方建房售房过程可知，双方是合作开发关系，而非委托关系。辛建国不仅履行了出资义务，也实际参与了大量的项目报批、筹资、开发、施工、房屋出售等活动，承担了项目风险。刘尚良、姚国庆在此过程中从未提出异议，从整个过程来看，双方明显不属于委托关系，而是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建房关系。二、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划分错误。刘尚良、姚国庆作为原告主张辛建国退还售房款，应当对双方存在委托关系进行举证，而刘尚良、姚国庆并未就此进行任何举证。三、一审法院判决辛建国按售房合同总价款而非实收款项向刘尚良、姚国庆返还房屋价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四、一审法院认定退还费用总额存在错误，工程造价总额应依法进行工程造价鉴定。五、即便委托关系存在，刘尚良、姚国庆也应向辛建国支付委托报酬300,000元，该款项应从退还金额中扣除。六、刘尚良、姚国庆不是本案适格主体，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有重大错误，武汉亚龙房地产开发公司（以下简称亚龙公司）作为旧房改造项目的开发主体，应由其对外主张权利。七、一审法院认定辛建国无权代表职工签署《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该协议实际未履行也不可能履行，存在错误，本案应由仲裁委管辖。上诉人刘尚良、姚国庆辩称：刘尚良、姚国庆与辛建国系委托关系，辛建国未实际投入一分钱，非案涉工程项目合伙人，辛建国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辛建国的上诉请求。第三人经开公司述称，该公司对刘尚良、姚国庆与辛建国之间的纠纷不清楚。上诉人刘尚良、姚国庆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辛建国向刘尚良、姚国庆支付擅自收取的售房款3,000,000元（以辛建国擅自出售沌口棉花站房屋18套，建筑面积约为1,800平方米，以3,500元/平方米均价计算，总价款6,300,000元，因支付工程款等花费3,300,000元，故剩余3,000,000元）；二、辛建国向刘尚良、姚国庆支付擅自收取的职工因超面积支付的售房款300,000元；三、辛建国向刘尚良、姚国庆支付以3,300,000元为基数，自2015年9月6日起至给付刘尚良、姚国庆之日止的银行贷款利息；四、本案诉讼费由辛建国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武汉市蔡甸区棉花公司沌口棉花收购站（以下简称沌口棉花站）系集体所有制企业。2007年，沌口棉花站拟对职工住房进行拆迁改造，时任该站负责人的辛建国作为乙方与刘尚良、姚国庆作为甲方于2007年10月25日签订《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约定甲方在沌口棉花站范围内实施拆迁，乙方居住的二栋房屋在拆迁范围内，甲方拆除乙方承租的住宅房屋面积限1,700平方米（以房产证核算为准）；乙方同意甲方按还建方式进行补偿，甲方按照1比1等面积还建乙方住房，支付进出两次搬家费用人民币500元，按照每户每月人民币500元支付搬迁补贴至新房交钥匙；对拆迁范围内的无证房屋400平方米，还建收费人民币500元/平方；还建中超出面积由乙方按优惠价人民币1,500元/㎡支付给甲方，还建不足原证面积由甲方按1,500元/㎡支付给乙方；协议还约定双方因本协议发生争议协商不成的提交武汉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当日，双方还签订《补充协议》，约定“一、甲方付乙方工资收入叁拾万元，工程前期手续办完付10万，房屋拆迁开始付10万，建房开始付清余款10万。二、1.乙方负责与沌阳街政府、蔡甸棉花公司或资产管理公司协调工作。2.负责居住职工拆迁协议签订。3.负责施工治安”。对于沌口棉花站职工住房改造一事，中共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沌口街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于2008年7月9日召开工作会议并形成《会议纪要》，支持沌口棉花站对职工住房实行改造，由沌口棉花站自筹资金、自负盈亏，并以经开公司名义报建，办理相关手续，经开公司不作为建设和责任主体，不承担拆迁、房屋分配、销售、管理、维修等责任。2008年7月11日，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沌口街办事处作出武经开沌[2008]10号批复，同意经开公司对沌口棉花站职工住房实施建设，总建筑面积为4,680平方米，地点在沌口棉花站院内。2009年7月4日，亚龙公司出具授权书，载明“根据沌口棉花站旧房改造项目特殊原因，应刘尚良个人请求，同意用我公司名义同棉花站职工签订拆迁还建房屋协议书及其他相应要求。并授权刘尚良全权负责，为这个项目实际责任人，我公司的责任和经开公司相同，是支持协作关系，该项目为自筹资金，自负盈亏。公司唯一要求，项目责任人对政府负责；对职工负责；依法行事。”此后，亚龙公司于2009年9月22日至10月20日期间，与沌口棉花站职工张新文等人签订《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分别约定由亚龙公司负责对房屋拆迁，对被拆除住房按1比1等面积还建补偿，支付的费用包括搬迁补助费即进出搬家费800元、以每户每月500元标准直至交钥匙之日的临时过渡安置补助费等内容，上述协议书尾部均加盖亚龙公司印章并有刘尚良或其子刘彤签名。签订协议书当日，张新文等人均收到搬家费和半年时间的过渡费。2010年2月5日，刘尚良代表亚龙公司与沌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签订《建筑装饰工程施工合同》，由沌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接沌口棉花站旧房改造工程项目，2013年3月13日，该施工项目经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规划土地局验收合格，并颁发武规（武开）验[2013]0015号《建设工程规划验收合格证》。开工前，辛建国于2007年10月22日―2009年10月21日从刘尚良处借支123,700元，2010年5月18日领取5,000元过渡费。辛建国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共支付相关费用共计3,172,423元。该项目共建造房屋48套，除了还建沌口棉花站职工外，刘尚良及其子刘彤以经开公司沌口棉花站项目部的名义与田辉等人签订《购房协议书》，共售出房屋11套。本案在原审审理过程中，辛建国认可其出售房屋16套，并提供了相关《购房协议书》共15份（其中周家兵为2套），协议书均以沌口棉花站旧房改造项目部的名义与邓建芳等人签订，合同总价为5,299,158元。其中，万国平的《购房协议书》尾部有姚国庆签名，刘尚良、姚国庆认可万国平购房款中有130,000元由姚国庆收取。本案原审过程中，经开公司于2016年10月24日出具《委托书》，载明：“沌口棉花站旧房改造项目是沌阳街政府特批的自建项目，我公司是指定的主要协作单位，主体责任是该站项目筹建部。工程实施全过程由项目部运作，我公司从未直接出面。对于项目实施过程尚存的问题，要求项目负责人刘尚良（身份证号码）严格执行沌阳街政府工作会议确立的原则负责妥善解决”。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刘尚良、姚国庆向一审法院确认其主张的法律关系为委托合同关系。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刘尚良、姚国庆与辛建国之间因沌口棉花站旧房改造项目中由辛建国出售房屋的款项是否应当支付给刘尚良、姚国庆而引发的纠纷。第一，刘尚良、姚国庆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综合本案案情，沌口街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会议纪要》、亚龙公司授权书、经开公司委托书、亚龙公司与拆迁职工签订的若干份《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双方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和《补充协议》以及辛建国在刘尚良处借支用于该工程的事实，均可以证明经开公司、亚龙公司为改造项目的协作支持单位，并非实际建设和开发主体，也可以认定刘尚良、姚国庆系涉案房屋改造项目的实际投资人和开发主体，因此刘尚良、姚国庆是本案适格原告。第二，本案的法律关系。纵观棉花站改造从项目立项到建设施工、再到还建销售的全过程，双方之间除了签订《补充协议》外，无其他明确双方之间关系的正式书面法律文件，该协议虽未实施，但从其所反映的内容看，刘尚良、姚国庆作为项目的实际投资人和负责人，应有利用辛建国棉花站负责人的身份，委托其妥善处理旧房改造过程中所涉及的相关事宜之意，事实上，在后续的施工及房屋销售过程中，辛建国从刘尚良处借支或以出售了部分房屋的价款支付了项目建设中的工程款和其他费用，可以认定其接受委托参与了该项目开发这一事实，故刘尚良、姚国庆主张与辛建国之间系委托关系的主张，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辛建国主张双方之间系合伙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一条规定“合伙人应当对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订立书面协议”，本案中，双方之间并未书面订立合伙协议，刘尚良、姚国庆对辛建国主张的合伙关系亦不予认可，故该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第三，本案是否应当仲裁的问题。虽然刘尚良、姚国庆与辛建国于2007年10月25日签订《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其中约定了仲裁条款，但因辛建国无权代表被拆迁职工签订安置协议，该协议没有实际履行也不可能实际履行，故辛建国以该协议作为本案应当仲裁解决的依据，理由不能成立，本案可以由人民法院审理。第四，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本案辛建国提交的垫付费用中有部分票据时间发生在2013年9月后，故本次诉讼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四条规定“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本案中，现有证据可以证明辛建国作为受托人，对外出售房屋16套，房屋价款总计5,299,158元，扣减姚国庆已收取130,000元以及刘尚良、姚国庆自认辛建国代为支付工程款3,300,000元，下余1,869,158元应当返还。上述房屋价款，如有未收取部分，由辛建国负责继续收取。刘尚良、姚国庆主张辛建国共出售18套房屋，剩余2套因无证据支持，一审法院不予认定；其主张建筑面积1,800m2、以3,500元/m2计价以及返还擅自收取的职工因超面积支付的售房款300,000元，均无相应的证据，一审法院均不予认定。刘尚良、姚国庆主张自立案之日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的主张，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经开公司与本案刘尚良、姚国庆、辛建国之间的委托法律关系并无关联，在本案中不承担法律责任。综上，一审法院判决：一、辛建国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刘尚良、姚国庆售房款1,869,158元及利息（以1,869,158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5年9月6日起计至给付之日止）；二、驳回刘尚良、姚国庆其他诉讼请求。如义务人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3,200元，由辛建国负担21,622元，由刘尚良、姚国庆负担11,578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刘尚良、姚国庆提交的中标通知书复印件、施工许可证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经辛建国申请，本院通知证人万某出庭作证，万某陈述以下事实：1、万某为挂靠沌口建筑公司的项目经理，系棉花站旧房改造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其系与刘尚良签订施工合同，万某只认可刘尚良一方为合同相对方，亦只同刘尚良一方结算。2、万某收到辛建国提供的最早工程款票据时间为2010年12月，并非2月，因为2月该工程还未开始施工。因双方当事人均认可万某系挂靠沌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实际施工人，本院对万某的证言予以采信。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确认以下事实：1、辛建国出售16套房屋，合同总价款为5,299,158元，辛建国实际收到购房款为3,960,000元，未收取剩余房款为1,339,158元。2、辛建国支出工程相关款项共计3,172,423元。以上事实，有当事人陈述在卷佐证。本院认为，根据诉辩双方的请求和理由，二审中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在于：一、关于刘尚良、姚国庆与辛建国之间法律关系认定的问题；二、关于辛建国应返还款项数额认定的问题。一、关于刘尚良、姚国庆与辛建国之间法律关系认定的问题。（1）刘尚良、姚国庆与辛建国之间不构成合作投资关系。纵观本案基本事实，从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沌口街办事处作出批复，同意经开公司对沌口棉花站职工住房实施建设，经开公司对此出具委托书，证实项目负责人为刘尚良。再到，亚龙公司出具委托书、证明，证实项目负责人为刘尚良，实际投资人为刘尚良、姚国庆。且与亚龙公司签订施工合同的沌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实际施工人万某亦确认刘尚良系该旧房改造工程投资人；上述证据能够形成证据链印证刘尚良、姚国庆为该棉花站旧房改造工程投资人的事实。虽然辛建国主张其与刘尚良、姚国庆系合作投资关系，但该主张与经开公司、亚龙公司及万某的陈述均不相符，且万某证言亦明确否认了辛建国赖以主张存在前期投资时间节点的事实。因此，辛建国主张双方为合作投资关系，既无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合作投资协议及合作投资的具体内容，又无证据证明其有实际出资投资的事实，明显依据不足。（2）刘尚良、姚国庆与辛建国之间符合委托合同关系特征。刘尚良、姚国庆与辛建国签署的《补充协议》约定刘尚良、姚国庆向辛建国支付工资300,000元，辛建国负责外围协调、职工拆迁协议签订、施工治安等工作。从辛建国提交的部分凭证来看，亦表明辛建国确实参与了部分外围协调、职工拆迁等工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的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双方之间符合委托合同关系的特征；故，刘尚良、姚国庆主张双方为委托合同关系，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并不无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的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即使辛建国超出《补充协议》的委托范围，以沌口棉花站旧房改造项目部的名义对外签订《购房协议书》，该行为亦构成了表见代理，其法律后果由刘尚良、姚国庆承担，且刘尚良、姚国庆亦对辛建国出售房屋的行为进行了追认，不影响双方委托关系的成立。二、关于辛建国应返还款项数额认定的问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四条的规定，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本案中，辛建国因该委托事项具得的财产应当返还给刘尚良、姚国庆。双方均确认辛建国出售房屋实际取得房款3,960,000元，支付工程相关款项3,172,423元，故，辛建国应当返还刘尚良、姚国庆787,577元（3,960,000元-3,172,423元）。辛建国未实际收取的房款，不属于实际因委托事项取得的财产，一审法院认定由辛建国一并返还，有所不当，应予纠正。本案所涉棉花站旧房改造工程已经验收合格，双方在《补充合同》中约定的委托事项已完成，辛建国主张刘尚良、姚国庆应支付报酬300,000元，符合双方约定，本院予以支持；刘尚良、姚国庆主张其以借条方式向辛建国支付了报酬123,700元，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故，扣减辛建国的委托报酬300,000元后，辛建国还应向刘尚良、姚国庆返还售房款487,577元（787,577元-300,000元），并以此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自2015年9月6日起至给付之日止的利息。刘尚良、姚国庆虽撤回了对经开公司的起诉，但一审法院通知经开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并无不当。本案并不涉及《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约定争议的处理，辛建国依此协议提出管辖权异议依据不足，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并不无当。本案系委托合同纠纷，并不涉及经开公司、亚龙公司与房屋买受人之间的外部关系，辛建国上诉主张刘尚良、姚国庆诉讼主体不适格，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刘尚良、姚国庆上诉主张辛建国返还收取的超面积房屋房款，未提交充分证据证实，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刘尚良、姚国庆与上诉人辛建国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北省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8）鄂0191民初591号民事判决；二、辛建国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刘尚良、姚国庆售房款487,577元及利息（以487,577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5年9月6日起计算至给付之日止）；三、驳回刘尚良、姚国庆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3,200元，由辛建国负担16,600元，由刘尚良、姚国庆负担16,6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0,032元，由辛建国负担21,622元，由刘尚良、姚国庆负担8,41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剑审判员  申斌审判员  刘阳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二日法官助理朱越书记员钟家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