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3民终203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宗井珍，女，1952年1月24日出生，汉族，住徐州市云龙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磊，江苏徐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计友，男，1951年2月2日出生，汉族，住徐州市云龙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乔玉秀，女，1987年6月1日出生，汉族，住徐州市云龙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乔姗姗，女，1985年12月9日出生，汉族，住徐州市云龙区。以上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洋，经济技术开发区大庙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宗井珍因与被上诉人赵计友、乔玉秀、乔姗姗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徐州市云龙区人民法院（2019）苏0303民初70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宗井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磊，被上诉人赵计友，被上诉人乔玉秀、乔姗姗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宗井珍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判决书认定“结合全案证据来看，涉案房屋系原由赵计友出卖给乔珊珊、乔玉秀二人的父亲乔某1，自2014年起乔某1一直居住在该处房屋……”系错误的。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仅是由赵守国出具的收据以及其向赵守国转账的银行凭证，并不能证实赵计友将涉案房屋出售给了被上诉人。既然一审法院认为涉案房屋在2014年已经由赵计友和乔某1作为单独的民事主体签订了涉案房屋买卖合同，乔某1也居住至今，当时购买时乔珊珊、乔玉秀已经出嫁，上诉人是就2018年12月21日三被上诉人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书》提起的诉讼，与乔某12014年买房行为没有任何法律关系。且上诉人对赵计友卖房给乔某1的事情也不知情，作仓库使用与实际居住的概念是不一样的，是否实际居住与本案没有关系，2014年乔珊珊、乔玉秀已经出嫁，其没有证据证明二人实际居住使用该房屋。2.乔珊珊、乔玉秀与赵计友并非是同一集体经济组织成员，C2-84房屋是上诉人与赵计友在自己的宅基地上建造，三被上诉人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书》违反了国家关于农村宅基地买卖的限制性规定，是无效的，不适用善意所得。首先，2014年乔珊珊、乔玉秀已经出嫁，二人已经脱离了集体经济组织，在涉诉房屋所在地，无论是单独或者是与其父亲乔某1一起，二人都没有房屋或对应面积被征收，其父亲乔某1也有自己的宅基地，他们购买涉诉房屋的行为是独立的，没有承继性，是不受法律保护的无效行为。其次，如果乔珊珊、乔玉秀与赵计友是同一集体经济成员，在她们出嫁后可以以自己或所属户主的名义申请和购买宅基地，作为姐妹关系，她们是不能共同申请和购买宅基地。再次，涉案房屋认定面积为135.69平方米，按照拆迁补偿标准每平方米6250元，拆迁该房屋应得补偿款为848062.50元。乔珊珊、乔玉秀既没有告知上诉人买房事宜，也没有支付相应对价，也没有办理房屋产权登记手续，实质就是名为买房实为借贷，其所签协议无效。最后，证人张某,4作为翠屏山拆迁的工作人员，没有认真落实涉诉房屋及宅基地实际权利主体，其知道或应当知道仅凭购买宅基地收据是不能落实真实权利主体的，其不但仅要求赵计友一个人签字，更是在签字后没有按照规定予以公示当即就为乔珊珊、乔玉秀办理所谓确权手续，程序违法，所签协议也即无效。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法院适用最高院关于买卖合同案件的司法解释第三条第一款是错误的，该条只能适用于订立合同的当事人一方主张合同无效的情形。本案中，上诉人并不是订立合同的当事人，订立合同的主体赵计友和乔珊珊、乔玉秀并未向法院主张合同无效，对于上诉人来说并不适用该解释规定。2.本案中，赵计友作为上诉人配偶，未经上诉人知晓并同意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依据《婚姻法》第十七条、《最高院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第十七条、《最高院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十一条之规定，其为无权处分，所签涉案房屋协议应为无效。被上诉人赵计友辩称，涉案房屋是赵计友和宗井珍的共同财产，赵计友处理涉案房屋的时候，宗井珍不知情，具体怎么处理宗井珍不在场，也不知道。被上诉人乔玉秀、乔姗姗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事实和理由：1.上诉人以被上诉人乔姗姗、乔玉秀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时已出嫁，二人已脱离了与被上诉人赵计友同一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说法不正确。被上诉人乔姗姗、乔玉秀时至今日，仍然与被上诉人赵计友系同一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而不是上诉人认为的只要结婚了，不在原居住地居住了，就不是原集体经济组织成员。2.一审期间，上诉人也认可自2014年涉案房屋已经交付给了乔某1作为仓库使用，即被上诉人早在2014年就已经占有使用了涉案房屋，支付了相应的房屋对价款。3.双方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是在多方人员的见证下，没有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宗井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确认赵计友、乔玉秀、乔珊珊之间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书无效。一审法院查明，宗井珍与赵计友系夫妻关系。2018年12月21日，乔玉秀、乔姗姗、赵计友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一份，约定纠纷主要事实、争议事项：翠屏山片区改造项目C2-84，现市政建设拆迁需要，乔玉秀、乔姗姗、赵计友三人之间因房屋归属产生争议，申请调解。经调解，自愿达成如下协议：赵计友将C2-84房屋卖给乔玉秀、乔姗姗，乔玉秀、乔姗姗向赵计友支付补偿款37.5万元，支付方式：确权时，先支付17.5万元（其中10万元为现金，7.5万元为乔玉庆对赵守国的债权抵扣），2018年12月28日前支付余下20万元，逾期，乔玉秀、乔姗姗将C2-84房屋全部补偿款给予赵计友。确权后，赵计友不得再对C2-84房屋所有权主张任何权利。乔玉秀、乔姗姗另在徐州市云龙区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达成编号为20180350的人民调解协议书，内容载明：“经调解，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乔姗姗和乔玉秀有征迁房产一处，位于云龙区，征收号为C2-84,国测面积：96.92平方米，认定合法建筑面积135.69平方米，位于征迁置换房产：翠屏山地块定销房D20号楼01单元1704室归乔姗姗所有。D20号楼01单元1703室归乔玉秀所有。协议差价款由乔姗姗承担。若因双方当事人提供虚假信息造成任何纠纷，双方当事人承担一切法律责任。本协议由协议人、人民调解委员会、有关部门各持一份。自调解之日起生效。乔姗姗、乔玉秀在协议人处签字、捺印。调解员处加盖有陆立新印章，动迁组工作人员张某,4在该协议上签字。该协议上另加盖有徐州市云龙区人民调解委员会印章。宗井珍向法庭提交申请书复印件及告知函复印件各一份，申请书系其对涉案房屋确权问题提出异议，现申请暂停对该房屋协议的办理，时间为2018年12月22日。告知函内容为其向徐州市云龙区翠屏山片区改造项目部告知长山村C2-84号房屋，共计135.69平方米，房产系宗井珍与赵计友共有，要求房屋征迁的全部款、物均支付给其二人，出具时间为2018年12月27日。宗井珍陈述上述申请书及告知函的原件在翠屏山片区改造项目部，系宗井珍在得知赵计友将房屋擅自处理后提出异议。乔姗姗、乔玉秀提交2014年2月28日、3月14日宗井珍及赵计友的儿子赵守国向乔某1出具收条的影印件两张及2014年4月18日向赵守国农行卡存款50000元的存款凭条，主张赵守国收取了乔某1支付的购房款。宗井珍经质证认为该证据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系影印件无法核实，且收条系赵守国所签不能证明收到的是案涉房屋的房款，无合同予以佐证。赵守国书写收条的行为无法说明其得到了授权。乔姗姗、乔玉秀提交赵计友向其书写的情况说明复印件一份，载明：“本人赵计友将村票据编号00110264丢失本土地使用权转让给乔玉秀、乔姗姗使用，特此证明，赵计友，2018年12月21号。”赵计友对其书写该份说明并无异议，乔姗姗、乔玉秀的父母多次找到赵计友要求其替其儿子还钱，用房子抵款，赵计友一直未同意，因双方对房屋确权有争议，但乔姗姗、乔玉秀父母与赵计友一直沟通要求将房屋出售给他们，后经多次协商，赵守国在将房屋抵偿后还欠几十万，但签完协议后发现并未欠那么多钱，赵计友才写了前述告知函不认可调解协议。2018年12月25日，乔玉秀向赵计友的徐州淮海农村商业银行3203234101109000705551的账号转账20万元。乔姗姗、乔玉秀在庭审中申请证人乔某2出庭作证，该名证人系乔姗姗、乔玉秀父亲乔某1的哥哥，其陈述涉案房屋系乔某1一家人于2014年或2015年向赵计友购买的，一直居住在涉案房屋。乔姗姗、乔玉秀另申请证人王某,4出庭作证，该名证人与乔某1存在亲戚关系，其陈述涉案房屋系乔某1在2014年的时候向赵计友、赵守国购买的，购买时乔姗姗、乔玉秀已出嫁，后乔某1儿子结婚，其去涉案房屋贴“喜字”，宗井珍对出卖房屋是知情的，因为自2014年至今该名证人到涉案房屋去帮忙贴“喜字”，如果赵计友没有出卖房屋给乔某1，宗井珍也不会让贴在自家喜字的。乔姗姗、乔玉秀申请证人朱某,4出庭作证，其陈述曾经到涉案房屋的窗户、阳台是其装修，是王磊要求其装修的，但王磊是谁该名证人无法陈述清楚。乔姗姗、乔玉秀申请证人张某,4出庭作证，该名证人系负责翠屏山拆迁的工作人员，陈述乔姗姗、乔玉秀在徐州市云龙区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签订的协议上张某,4系其本人签字。系先有的赵计友、乔玉秀、乔珊珊三人签字的协议，后乔姗姗、乔玉秀在云龙区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签订了另一协议。赵计友提供的购买宅基地收据上仅有其一个人，故签订上述第一份调解协议时仅要求赵计友一个人签字。宗井珍与赵计友均认可涉案房屋系其二人婚后所建造。宗井珍陈述自2014年之后房屋无人实际居住，给乔某1作为仓库使用。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宗井珍主张涉案房屋属于其与赵计友的夫妻共同财产，赵计友未经其同意便出卖房屋，属于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应为无效的观点能否成立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合同无效有以下情形：（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涉案长山村C2-84号房屋系宗井珍与赵计友二人所建造，乔姗姗、乔玉秀与赵计友是同一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双方之间签订的关于长山村C2-84号房屋买卖协议即调解协议并未有违法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第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赵计友对涉案房屋具有处分权，亦未有合同法规定第五十二条应认定无效的情形，故对于宗井珍的诉请，不予支持。对于宗井珍主张赵计友侵犯其财产权益的观点，综合全案证据来看，涉案房屋系原由赵计友出卖给乔姗姗、乔玉秀二人的父亲乔某1，自2014年起乔某1一直居住在该处房屋，宗井珍称该处房屋自2014年给乔某1作仓库用无人居住的观点不能成立，宗井珍对自家房屋自2014年就由乔某1居住不知情，直至2018年年底拆迁之时才提出异议存在不合常理之处，无法证明其自身的观点。且涉案人民调解协议并未有合同无效的情形，故对于宗井珍的诉请，不予支持。判决：驳回宗井珍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925元，减半收取3463元，由宗井珍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认定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关于涉案人民调解协议效力应如何认定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首先，涉案人民调解协议系由赵计友、乔玉秀、乔珊珊签订，赵计友、乔玉秀、乔珊珊对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该协议是协议订立主体的真实意思表示。其次，涉案房屋原系赵计友、宗井珍婚后所建造，原属赵计友、宗井珍的夫妻共同财产。赵计友、宗井珍婚后一直共同居住至今，育有三名子女。庭审中，赵计友、宗井珍均认可涉案房屋系盖来欲给其儿子赵守国居住，涉案房屋自2014年交给乔玉秀、乔珊珊的父亲乔某1使用，其实际居住地与涉案房屋距离不超过五十米。结合2014年乔玉秀、乔珊珊的父亲乔某1与赵计友、宗井珍之子赵守国之间存在的经济往来情况、赵计友庭审中陈述赵守国将涉案房屋抵给乔某1、宗井珍对相关事情的了解情况以及涉案人民调解协议约定内容和相关协议款项的收取情况等，可以认定涉案房屋2014年即通过赵守国处分给乔玉秀、乔珊珊的父亲乔某1，该事实也为赵计友、宗井珍认可。涉案人民调解协议系在前述事实基础上形成，宗井珍以其对该协议订立不知情，协议侵害其财产权益为由，主张涉案人民调解协议无效，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另，乔玉秀、乔珊珊的身份信息显示，其与赵计友系同一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宗井珍主张乔玉秀、乔珊珊因出嫁已脱离原集体经济组织，涉案协议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但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实，故对其该项主张，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分析，一审法院根据当事人诉辩、提交的证据对本案事实进行了认定，并综合涉案房屋的占有使用情况，依照公平诚信原则，认定上诉人本案诉请不能成立，合法合理，符合本案客观事实，本院予以确认。综上，宗井珍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925元，由宗井珍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 禹审判员 王 超审判员 孙守明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二日书记员 吴雨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