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9民终34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孙加巧，女，1937年9月27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射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健，江苏公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施爱荣（系孙加巧女儿），女，汉族，1973年7月20日生，住江苏省射阳县。上诉人（原审被告）：施广权，男，1978年5月20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海生，江苏莘庄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甜甜，江苏莘庄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孙加巧因与上诉人施广权民间借贷暨返还财产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射阳县人民法院（2019）苏0924民初51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加巧的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将410000元全额返还给孙加巧。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判决施广权返还孙加巧210000元，并承担从2019年8月14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未偿还的本金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现因该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特提出上诉，具体事实理由如下：1.孙加巧主张的借贷130000元，是施广权购房时向孙加巧的借款，该费用一审法院未予支持。施广权认为是赠与关系，但其没有提交赠与的证据，而且施广权在录音当中承认收到案涉410000元总额，同时也很硬正的说不要母亲一分钱。现一审法院要求孙加巧就该事实举证，孙加巧认为民间母子间借款有多少人会出具借条？而且施广权也认可收到130000元，故请求二审法院结合实际情况判决施广权返还该130000元。2.孙加巧主张的借贷20000元是施广权购车时的借款，该费用一审法院未予支持，理由同上述第1条。3.上诉人主张的施锦山在射阳县中医院治疗时产生的死亡赔偿金38000元，当时仅给孙加巧8000元，其中30000元被施广权领走，该部分费用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孙加巧是死者施锦山的妻子，对于该部分费用，孙加巧女儿都说给母亲养老，所以应当判决施广权返还30000元给孙加巧。4.一审法院就施广权承担的孙加巧生活费和医疗费外多支付近20000元酌情予以扣减，但施广权认为作为儿子为母亲在养老中心多支付的该部分费用属于自愿支付，故不应当予以扣减。5.对于要求施广权返还射阳县城市管理局融资本息76572元、射阳县财政局融资本息61370元、常熟农商银行存款没有异议，但常熟行本息是90626.07元。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作出公正裁决。针对孙加巧的上诉，施广权辩称：1.对于在本案中所赠与的或者出借款项都是孙加巧和施锦山的夫妻共同财产，在2011年农历2月24日施锦山去世后，施锦山对于该财产以及后来的遗产没有分配，所以施广权认为施锦山在世期间已经赠与给施广权130000元、20000元是没有争议的事实，这两笔款项分别发生在2005年、2009年，由施锦山和孙加巧共同赠与给施广权。之所以在本案一审、二审多次提及这两笔款项，是因孙加巧在年老体弱意识不完全清楚的情况下，受到女儿施爱荣的指示或者怂恿所作出的错误行为。2.孙加巧主张与施广权是母子关系，对于所借款项不出具借条符合常理，那么试问孙加巧一方，父母将自有的共同财产赠与给自己唯一的儿子是否符合常理呢，答案是肯定的，所以一审法院认定该150000元系赠与，无论是从法理还是情理或者从事实本身来看都无可非议，故二审法院应当驳回孙加巧的上诉请求。3.关于死亡赔偿金38000元的事情，因为在处理施锦山后事时，是由施广权一人出资办理，所以领取该款项后孙加巧明确表示直接给施广权用作处理父亲后事的开销。4.孙加巧的辩护律师称母子之间借钱没有借条，女儿和儿子在法律上地位平等，一审法院开庭时我方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我五姐向我母亲孙加权出具借条的事实，可以间接证明本案所涉款项不是所谓的民间借贷，而是赠与。关于38000元赔偿款中8000元，孙加权分配给五个女儿一人一千，剩下的是我母亲的，所以对方捏造事实。施广权的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判决施广权返还孙加巧210000元，并承担从2019年8月14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未偿还的本金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双方当事人系母子关系，上述款项都是母亲孙加巧对儿子施广权的赠与。施广权分别领取孙加巧在常熟农商银行存款、射阳县城市管理局融资本息、射阳县财政局融资本息，都是孙加巧主动给予施广权，其中100000元赠与施广权儿子施帅，其他都是孙加巧作为母亲不忍心看到施广权因为生活压力过重，就给与钱款用于家用以便减轻施广权的生活重担。现孙加巧生活在养老中心，施广权每月按时打款，也尽到了赡养义务。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裁判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针对施广权的上诉，孙加巧辩称：一审法院判决要求施广权返还其领取孙加巧在常熟农商行的存款、射阳城市管理局融资本息、射阳县财政局融资本息，孙加巧认为一审法院对于该部分事实的定性正确，施广权以为孙加巧保管为由领取上述款项，并最终据为己有拒不返还，损害了孙加巧的财产权益。结合一审中孙加巧提供的2018年4月15日的录音证据中，也能反映出因孙加巧的410000元在施广权处，孙加巧无自主处分权，即要求施广权返还该410000元，施广权当时要求孙加巧提出处理款项的方案，孙加巧表示可以让他只拿出200000元，但是施广权不肯，并称这些钱他可以一分钱都不要，以后老人的事情他也不管。从以上对话可以证实，案涉的410000元并非赠与性质，而是因为施广权是家中唯一的男孩，他认为如果老人在养老方面有什么需要都由他来开支，所以这个钱就理所当然归其掌控。综上，我们认为施广权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驳回施广权的上诉请求，并支持孙加巧的上诉请求。孙加巧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请求判令施广权立即归还孙加巧借款150000元及返还财产260000元，并承担从起诉之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孙加巧系施广权的母亲。2011年3月，施广权因其父亲施锦山在射阳县中医院治疗中死亡引发医患纠纷，从射阳县中医院领取补偿款38000元，给付母亲孙加巧8000元，剩余30000元由施广权支配。2013年11月，孙加巧存放在常熟农商银行存款90000元被施广权领取。2016年2月，孙加巧存放在射阳县城市管理局的融资本息76572元被施广权领取。2016年10月，孙加巧存放在射阳县财政局融资本息61370元被施广权领取。另2005年施广权买房时父母出资130000元，2008年买车时父母出资20000元。现孙加巧要求施广权偿还领取的款项和买房买车时的借款未果，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另查明，孙加巧从2018年9月起入住射阳县养老中心有限公司。孙加巧与施爱红、施爱玉、施某、施爱荣、施爱婷、施广权赡养费纠纷一案，一审法院于2018年11月13日作出（2018）苏0924民初5265号民事判决：施爱红、施爱玉、施某、施爱荣、施爱婷、施广权从2018年11月1日起每人每月向孙加巧给付赡养生活费150元；孙加巧今后的医疗费待实际发生后凭正式票据由子女各承担1/6。截止2019年10月，施广权除承担应负担的生活费和医疗费外，还另外给付孙加巧近2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案涉相关款项性质如何认定。一、关于施广权买房买车时父母出资款性质问题。1.孙加巧主张施广权买房时出资130000元系借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二条规定，父母为已婚子女购房出资，若无出资时明确为借贷关系或对子女一方赠与的证据，则应推定为对子女及其配偶的赠与。本案中，孙加巧未提供证据证明向施广权买房出资时明确为借贷关系，该130000元出资款应推定为赠与，故对孙加巧的该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2.孙加巧主张施广权买车时出资20000元系借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孙加巧主张其与施广权之间存在借贷法律关系，应当就其与施广权之间借贷法律关系的产生即合同订立和生效等一系列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在其未完成相关举证责任，或者证据之间不能形成完整证据链的情况下，不能认定其与施广权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故对孙加巧的该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二、关于施广权领取相关款项性质问题。1.施广权从射阳县中医院领取的补偿款30000元，因该款系其父亲施锦山在射阳县中医院治疗中死亡引发医患纠纷，射阳县中医院对施锦山所有亲属的补偿款，并不属于孙加巧个人所有，故孙加巧主张该款系其所有，要求施广权返还，一审法院不予支持。2.施广权对领取孙加巧存放在常熟农商银行存款90000元、射阳县城市管理局融资本息76572元、射阳县财政局融资本息61370元，合计227942元无异议，只是认为上述款项系其母亲赠与的，不是交由其保管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即当事人对赠与事实的证明，应达到使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本案中，案涉款项在施广权领取前为孙加巧所有的情况下，属于赠与的举证责任应分配由施广权承担。但施广权未提交证据证明案涉款项是其母亲赠与的，其辩解赠与的事实未达到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对其辩解，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孙加巧提出存放在常熟农商银行存款是100000元，但其提交的证据仅有90000元，且施广权亦认可领取90000元，对超出的10000元，一审法院不予认定。现孙加巧要求施广权返还上述款项，结合双方系母子关系及截止2019年10月施广权已给付孙加巧款项的数额，一审法院酌情认定施广权应返还孙加巧210000元。因孙加巧年事已高，居住于养老中心，且身体患病，经常需要用钱，孙加巧要求施广权返还其款项时，施广权应及时返还。现施广权未及时返还，孙加巧主张从起诉之日2019年8月14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利息，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孙加巧要求施广权返还210000元，并从2019年8月14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利息部分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二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施广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孙加巧210000元，并承担从2019年8月14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未偿还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二、驳回孙加巧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450元，减半收取3725元（孙加巧已预交），由孙加巧负担1425元，施广权负担2300元。二审庭审过程中，孙加巧提供女儿施爱红出具的书面证明，拟证明38000元赔偿款系因父亲医疗事故而获得，不应由施广权私自侵占，应当返还给母亲孙加巧。施广权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该书面证明的三性均不予认可。施广权提交与孙加巧之间的通话录音，同时申请证人施某出庭作证，拟证明：孙加巧在与施广权的通话录音中称“我把你把了40多万”，从孙加巧个人年龄和文化层次可以证明上述陈述中的“把”是赠与的意思，案涉超400000元款项均是由孙加巧赠与施广权。同时，孙加巧不仅向施广权赠与超400000元，也向其他女儿赠与不同金额的财产。孙加巧对于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1.对于通话录音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双方在前两段通话录音中处于争吵的状态，孙加巧当时并不是说将本案的款项赠与给施广权，当时孙加巧要求施广权将案涉款项交还给她本人，施广权认为孙加巧偏袒其他子女，孙加巧为了表明自己不存在偏袒，所以说了一句气话，如果我偏袒的话怎么会有40多万在你那边，从他们双方通话的口气可以听出孙加巧的真实意思。对于第三段通话录音中所涉及的款项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孙加巧可能借款给其他子女，但是其他子女都已经将款项返还给孙加巧，并且用于孙加巧个人开支，并不存在孙加巧赠与其他子女钱款的情况。2.对于证人施某的证言三性均不予认可，证人陈述商谈款项时她在现场，但是具体给付钱的时候不在现场，而且根据据孙加巧本人陈述，证人对于钱款给付情况的陈述与实际不相符不一致。由于孙加巧家庭关系比较复杂，兄弟姐妹的关系比较不和谐，所以对于证人证言不予认可。二审审理期间，考虑到双方当事人系母子关系，经本院组织调解，因双方当事人意见分歧较大，致本案调解不成。调解不成后，孙加巧一方向本院补充提交了本人书写的冤枉书、施爱荣书写的冤枉书、申请书（38000元赔偿款继承份额给孙加巧）、孙加巧2013年病危时相关情况陈述书及病危通知单、施爱玉书写的证明（称受到他人威胁不方便出庭，要求法院把410000元判决给母亲）以及施爱红、施爱玉、施爱荣书写的陈述事由书，请求二审法院判决施广权返还410000元给孙加巧。施广权一方则向本院补充邮寄情况说明，表示共计支付给母亲87559.18元（2016年生日花费及房屋修缮37000元、医疗费支出11059.18元、2019年9月份之前22220元、2019年9月份之后17280元），请求二审法院酌情判决，但是施广权在本院二审庭审过程中亦认可一审法院在本案中酌情扣除的垫付款项。二审再查明，本案双方当事人一致认可：施锦山与第一任妻子生育五个子女后，与孙加巧再婚且生育施爱红、施爱玉、施某、施爱荣、施爱婷、施广权六个子女。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无异，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根据上诉人的诉称及被上诉人的辩称，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一审法院对于150000元出资款以及30000元补偿款的定性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施广权主张一审判决返还的210000元属于赠与能否得到支持；3.一审法院对于施广权返还款项数额的认定是否适当。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关于案涉争议焦点一，关于150000元的定性。当事人基于借贷关系主张返还借款的，应当对借贷合意和款项交付等要件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施广权于2005年、2008年收到父亲施锦山、母亲孙加巧给付的130000元、20000元用于购房、买车，孙加巧以与施广权之间就上述款项成立借贷关系为由向施广权主张返还借款，施广权则主张双方系赠与关系而非借贷关系，根据民间借贷关系以及父母为子女购房出资款的认定规则，孙加巧应当提供证据证明与施广权之间就该150000元存在借贷合意，在孙加巧未能提供借贷合意凭证的情况下，仅凭其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双方就该150000元存在借贷合意，故一审法院对于该150000元出资款的定性并无不当。关于30000元的定性，经查，该款项系射阳县中医院因施锦山医疗事故死亡给予的补偿款，该补偿款实际系对施锦山所有近亲属的补偿，孙加巧虽然在二审主张施爱红、施爱玉、施爱荣已同意放弃相应份额由其一人主张权利，但因施锦山除了与孙加巧生育六个子女外，与第一任妻子还生育了五个子女，故施锦山的近亲属不仅限于该四人，故孙加巧在本案中主张该款项由其一人所有并向施广权主张返还，于法无据，一审法院在本案中对此30000元款项暂不分配处理并无不当。综上，孙加巧关于上述180000元款项定性错误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关于案涉争议焦点二，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经查，施广权分别领取了孙加巧存放在常熟农商行、射阳县城市管理局以及射阳县财政局的存款，因该存款系以孙加巧的名义所存放，孙加巧向施广权主张返还并无不当。施广权虽主张上述存款均系母亲孙加巧对其赠与，但首先应就赠与人对受赠人有赠与的意思表示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施广权在二审期间虽然提供通话录音以及证人施某证言拟证明其主张，但是因孙加巧在通话录音中并未明确认可双方存在赠与关系且仍向施广权索要案涉所有款项，证人施某作为双方当事人的近亲属且为孤证，证明力相对较弱，故仅凭施广权提供的上述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当事人就上述存单款项不成立赠与关系并无不当，施广权的该点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关于案涉争议焦点三，经查，一审法院根据施广权提交的证据，认定截止2019年10月施广权除向孙加巧给付应负担的医疗费和生活费外，额外给付给孙加巧20000元左右，并在施广权应当返还的存款数额中酌情扣除并无明显不当。孙加巧虽主张施广权2013年11月份领取的常熟农商行存款本息数额为90626.07元而非90000元，但是一、二审未能提供证据对此予以证实，且在孙加巧提交给本院的《冤枉书》中认可曾经收到过施广权给予的2000元存款利息，更退一步将，即便该626.07元利息由施广权领取，除了一审法院在本案中酌情扣除的施广权额外给付款外，其他给付款亦超出该626.07元，故综合以上情况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90000元存单数额不予调整。施广权在本案调解未成后，虽向本院补充邮寄一份情况说明主张将2016年来给付给母亲87559.18元在本案中予以扣除，因施广权在一审时并未就此举证，二审庭审过程中亦表示认可一审法院在本案中酌情扣除的给付款数额，故本院对此抗辩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孙加巧、施广权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900元，由孙加巧负担7450元，由施广权负担745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唐艳玲审判员  裴葭嘏审判员  朱 倩二〇二〇年六月十日书记员  吴珺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