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湘01行终34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1，男，1967年7月23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望城区。委托代理人张某某，女，1969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望城区，系上诉人王某1的妻子。委托代理人屈卓，湖南三湘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望城分局，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高塘岭街道郭亮中路227号。法定代表人舒志清，该分局局长。委托代理人李亚锦，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望城分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龚露露，湖南任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某1因与被上诉人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望城分局（以下简称望城区资规局）履行征收补偿职责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以下称原审法院）（2019）湘0112行初91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2013年4月7日，湖南省人民政府作出(2013)政国土字第561号《农用地转用、土地征收审批单》，批准征收望城区高塘岭街道胜利村9.8288公顷土地，用于望城船舶配件用品项目建设用地。2018年7月16日，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政府发布了涉案项目的《征收土地方案公告》[望征(2018)34号]。2018年9月25日，长沙市望城区国土资源局发布《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征求意见公告》[征求意见公告(2018)50号]。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报批准后，长沙市望城区国土资源局于2019年2月1日发布《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实施公告》[实施公告(2019)14号]。王某1所诉的涉案房屋以其弟弟王某2作为户主，该房屋及附属设施在该用地红线范围内。2018年9月6日、9月15日、2019年1月31日，长沙市望城区征地拆迁事务所分别公布了《望城船舶配件用品（望城区人民医院）项目征拆情况公示表》一榜、二榜、三榜。2018年9月29日，长沙市望城区征地拆迁事务所与王某2户签订《望城船舶配件用品（望城区人民医院）项目房屋协议拆迁腾地补偿合同》，该合同载明王某2户家庭成员为8人：王某2（户主、农）、杨某1（妻、农）、唐某1（女婿、非农）、王某3（女、农）、王某4（女，农）、杨某2（继父、农）、冯某某（母、农）、唐某2（外孙、农）。涉案房屋总建筑面积305.76平方米，认定合法建筑面积348.16平方米，建房权益补差42.4平方米。长沙市望城区征地拆迁事务所按照长沙市和望城区关于征拆安置有关规定核算房屋补偿费214032元，建房权益补差费106848元，装饰装修及设施补偿费166051元，室外设施补偿费91291元，生产用房补助费15600元，搬迁补助费4892元，过渡费58706元，农用工具、牲畜补偿费2000元，购房补助、补贴877990元，征收补偿款合计1537411元（不含奖金79498元）。涉案房屋于2019年6月份已拆除。另查明，王某1于2004年左右参加工作，现为长沙市望城区畜牧兽医水产局职工，其户籍为非农业户口。王某1向该院提供了涉案房屋权属分配协议书，载明：“老宅房屋系父母留传，2010年弟王某2在老宅上面加一层。兄弟二人议定房屋分配如下：1、兄王某1房屋面积168.96平方米；2、弟王某2房屋面积一楼前面正房19.2平方米加二楼加层面积117.6平方米，合计136.8平方米。2018年2月24日”。再查明，因机构改革调整，原长沙市望城区国土资源局的相关职能职责已并入新组建的望城区资规局。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国家征收土地的，依照法定程序批准后，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予以公告并组织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三款规定：“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根据经批准的征收土地方案，会同有关部门拟订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在被征收土地所在地的乡（镇）、村予以公告，听取被征收土地的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意见。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报市、县人民政府批准后，由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因此，望城区资规局具有对被征土地上的房屋依法认定和补偿以及对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予以补偿安置的法定职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和《长沙市征地补偿安置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征地安置对象为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王某1为非农业户口，并非当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王某1要求望城区资规局对其进行补偿安置没有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该院不予支持。王某1提出要求望城区资规局支付房屋补偿费、装饰装修及设施补偿费1111756.8元，经审查，农村房屋征收按户进行补偿安置，涉案房屋以弟弟王某2作为户主，与望城区资规局职能部门长沙市望城区征地拆迁事务所签订了拆迁腾地补偿合同，望城区资规局对涉案房屋已经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和政策进行了足额补偿，王某1再次提出要求对其按国有土地房屋征收标准计算房屋补偿的理由不能成立。王某1对其家庭财产份额主张权利可在其家庭内部另行通过法律途径主张。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王某1的诉讼请求。上诉人王某1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湘0112行初91号行政判决书；2、依法判令被上诉人对本案上诉人依法履行征地补偿职责；3、依法判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房屋补偿费、装饰装修及设施补偿费共计1111756.8元；4、本案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回避了被上诉人针对上诉人的房屋补偿方案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的审查，使一审判决沦为形式判决。本案所涉房屋系1972年人民公社田园化建设时由集体村上统一兴建卖给上诉人王某1的父母，并于1973年入住。结合《长沙市征地补偿实施办法》第十二条规定，本案所涉房屋系1987年以前兴建，系历史建筑，属于合法建筑。其父亲过世后，家庭成员就房屋的分割达成一致意见：二楼房屋面积加上一楼前面正房面积共136.8平方米属于其弟王某2所有。一楼房屋面积（188.16平方米）减去一楼前面正房面积（19.2平方米）即168.96平方米的房屋属于王某1的所有。被上诉人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将上诉人王某1个人所有的合法房屋面积算至其弟王某2户房屋面积内，直接导致王某1个人合法所有的面积168.96㎡变成王某2户的房屋补虚面积，而上诉人的房屋无法得到实质补偿，王某2户的房屋面积的权益补虚变少。该拆迁补偿方案实质剥夺了上诉人王某1的个人合法财产部分，变相使应获取的补偿利益减少，侵犯了上诉人的财产所有权。二、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弟弟签订的《拆迁腾地补偿合同》并不能代表上诉人的意思。一审法院以此并认定被上诉人已按方案足额补偿，无任何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之规定，本案上诉人从未授权委托他人与被上诉人及拆迁事务所签订《拆迁腾地补偿合同》，且上诉人对此行为不予以认可。王某2户仅对其所属的部分房屋有权处分，无权直接对属于上诉人所有的房屋进行处分而与被上诉人订立合同。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的弟弟王某2签订该协议的行为属于无效法律行为，对上诉人不发生法律效力，更不能视为已针对上诉人所诉房屋进行合理的补偿安置。另《拆迁腾地补偿合同》直接剥夺了上诉人的物权，违反了相关的法律规定，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利益。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该拆迁补偿合同侵犯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应属于无效的合同，不具备法律效力。三、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家庭财产份额可在家庭内部另行诉讼主张，实质上是将上诉人的合法财产与其弟弟的财产混同一起，忽略了案件的本身事实，直接将本应由政府履行补偿安置的法定职责转移到家庭内部。上诉人与其弟王某2在1989年就已各自成家分户，双方对所诉房屋的财产分割达成明确的约定，已各自独立使用，且《拆迁腾地补偿合同》中所载明均为王某2户的家庭成员，并没有王某1户的家庭成员，而一审法院的判决又将双方家庭的财产再次混同在一起进行认定，明显互为矛盾。退一步说，即便上诉人另行诉讼王某2户分割其应有的财产份额，法院判决王某2户权益补虚面积中168.96㎡属于上诉人所有，那么王某2户的权益补虚的面积又由谁来进行补偿。一审判决实际上等同于将本应由被上诉人履行的征收补偿安置的法定职责推向了家庭内部纠纷，最终受益方则变成了被上诉人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望城分局，而损害的却是人民的利益。四、一审法院对于征地安置对象的认定适用法律明显错误。一审判决引用《长沙市征地补偿安置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以本案上诉人为非农业户口，并非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为由，认为请求补偿安置没有法律依据。上诉人认为，根据《长沙市征地补偿安置条例》第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征地补偿安置并非只针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或村民，对于其他权利人也是属于征地补偿安置对象。而本案的上诉人在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一直享有合法的财产权利，且一审法院已对上诉人在本村集体的财产状况查明。按照该规定，本案上诉人也属于征地补偿安置的对象。上诉人并未主张土地补偿费以及其他的安置补偿费用，仅要求对合法的财产依法补偿。原审法院断章取义的适用法律依据，将上诉人剔除在征地补偿安置对象之列，侵犯了上诉人的合法财产权，明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为了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利，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特向贵院上诉，请贵院妥善解决本案纠纷，依法撤销原判，并予以改判。被上诉人望城区资规局答辩称：1、上诉人所述的涉案项目征地拆迁程序合法，经过省政府相关审批单合法审批且上诉人所涉的房屋及基础上设施在该项目红线范围内，接着望城区政府和被上诉人发布了相关公告，而且相关公告分别送达到被征地集体经济组织，在被征地进行了公示张贴的程序。2、王某2户在村委和街道的见证下与被上诉人签署的房屋协议拆迁腾地补偿合同，系其家庭户成员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且已经全部履行完毕，被上诉人相关部门对王某2户的房屋及人口进行调查核实得知七人符合本次拆迁项目中得到安置补偿的标准。而上诉人王某1系高塘岭水厂站在职在编的员工，属于非农户口，不属于安置补偿的对象。3、根据长沙市征地补偿安置条例第29条之规定，征地安置的对象是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以户籍为主要原则，居住在农村经济组织以承包耕地为生活生产来源，而上诉人已经享受城镇社会保障属于非农业户口，其有固定的收入来源，因此上诉人实际上未享有经济组织的权利，同时未履行其义务，因此上诉人不属于征地补偿安置的对象。4、农村房屋征收是以户进行补偿安置涉案房屋的户主是上诉人的弟弟，其作为户主与被上诉人的职能部门签订的拆迁合同符合法律规定且被上诉人已经按照法律法规进行了足额的补偿，在此被上诉人不存在再重复对上诉人另外进行安置补偿的情况，况且上诉人是不符合安置补偿的法定资格的，上诉人户所在的家庭内部成员可就其家庭内部房屋分配的事宜进行协商解决，有必要时可通过其他合法的法律途径保障自己的权益，与本案的行政纠纷无实质关联性。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本案二审中，经询问，王某1陈述其父亲1988年去世，其母亲于2019年去世。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认定。本院认为：《长沙市征地补偿实施办法》第四条规定，区、县（市）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办理征地补偿登记，并组织进行现场调查核实，按规定拨付征地补偿费用等具体的征地补偿工作。本案中，望城区资规局作为长沙市望城区土地行政管理部门，在征收集体土地过程中具有对地上附着物补偿的职责。本案中，王某1主张“涉案房屋系由其父所建，其父去世后其与弟弟王某2继承涉案房屋后通过协议进行了分配，其分得涉案房屋中的168.96平方米房屋，望城区资规局在征收集体土地过程中应对其履行补偿职责”。经审查，涉案房屋系由以王某1的父亲为户主的家庭户在1987年前所取得的历史建筑，后王某1因工作原因将户口迁出原籍并转为非农户口。王某1父亲过世后，其母亲的户口伴靠王某2户。但征收过程中，查明王某2户房屋实际面积为305.76平方米，按该家庭现有在籍人口核算合法面积，将涉案房屋总建筑面积305.76平方米全部认定为合法面积并核算建房权益补差面积42.4平方米予以补偿。农村房屋征收应按户进行补偿安置，望城区资规局下属职能部门长沙市望城区征地拆迁事务所与以王某2为户主的家庭户签订拆迁腾地补偿合同，对涉案房屋已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和政策进行足额补偿。王某1早已转为非农业户口并另行立户，王某1请求望城区资规局对其再补偿涉案房屋部分面积，缺乏法律依据，一审判决对此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王某1根据家庭内部房屋分配协议取得的财产权益可在其家庭内部另行依法解决。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受理费50元，由王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熊晓震审判员  杨林华审判员  廖国娟二〇二〇年六月五日书记员  杨 琼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