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70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简赐夫，男，1983年06月0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何英健，广东一贯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袁日华，1982年3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军玉，广东尚情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雍东霖，广东尚情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周锦辉，男，1978年2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原审第三人：周剑锋，男，1978年4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上诉人简赐夫、上诉人袁日华、原审第三人周锦辉、周剑锋因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5民初56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简赐夫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英健、上诉人袁日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军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简赐夫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袁日华承担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以袁日华提供的录音证据作为定案依据违反了法律规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直接援引袁日华在庭审中提供的录音并以此对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明确约定本金95万元的法律效力作出了调整，这显然是不对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八条“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第六十九条“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三）存有疑点的视听资料”，可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方式取得的、存在疑点的视听资料均不可作为定案证据使用。本案中，袁日华所提交的录音是在未征得简赐夫同意之下擅自偷偷录音，并非派出所调解过程中进行的公务录音，不具有合法性；且该录音是袁日华为本案诉讼有意而为之，故意隐瞒了本案重要事实，对双方的聊天内容进行了删节，对于双方为何最终形成95万元本金的《债权转让协议》没有说明。事实上，在双方磋商过程中，袁日华及其前妻一直以其存在风险为由，要求简赐夫就其对周锦辉、周剑锋享有的债权予以担保，即要求简赐夫以一份注明欠款本金为60万元的《借款合同》作为签署涉案《债权转让协议》的对价，若周锦辉、周剑锋未向袁日华还款，则该60万元的债务就转嫁到简赐夫头上；若周锦辉、周剑锋能向其还款，则简赐夫依据《债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可以抵消该60万元的债务，从而使得该担保责任归零，这也是为何涉案《债权转让协议》明确约定以签订上述《借款合同》作为协议的生效条件。而简赐夫则根据当时双方认定周锦辉、周剑锋总欠本息130多万，袁日华陈述的周锦辉、周剑锋已向其归还43万元（该43万元未有证据证明业已分割）应当视为先归还利息后归还本金，认为若需要简赐夫对该款项承担担保责任，就应当在双方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认定剩余的95万元为本金，并连同由此产生的其他权益一同予以分割才足以冲抵《借款合同》给简赐夫带来的法律责任。所以双方在最终所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明确注明双方应当分割的借款本金为95万元。因此，袁日华提交的该份录音证据明显是侵害简赐夫的合法权益且存在疑点，依法不应当作为定案证据使用。然而一审法院却无视前述司法解释的规定，仅凭袁日华该段经过删节的录音就推翻了双方在涉案《债权转让协议》中关于涉案本金的明确书面约定，致使简赐夫的合法权益未能得到充分的法律保护，理应予以纠正。（二）一审判决认定涉案分割债权的范围为原借款105万元的本息中已收款43万元后的余款部分系认定事实不清。1．根据双方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本意可知，简赐夫取得涉案债权的对价是袁日华对简赐夫享有的60万元本金及四倍银行贷款利率利息的债权，而当时为维护简赐夫的合法利益故经双方核算以涉案《债权转让协议》书面约定涉案债权应当以本金95万元作为计算的基准，这样简赐夫的合法权益才能得到相应的保障。现袁日华在早已收到周锦辉返还的全部本息后、未给予简赐夫任何利益分配的情况下另案起诉简赐夫相关《借款合同》还款付息的法律责任，若判决支持袁日华在一审中的答辩理由，则显然是违背了双方当初的约定，将导致简赐夫产生严重的经济损失。2．袁日华答辩的案外人周锦辉、周剑锋还款意见显然存在漏洞，不应得到采纳。在一审审理过程中，袁日华坚称周锦辉、周剑锋还款的金额为545000元，并声称绝大部分还款均已与简赐夫进行分割。然而纵观本案所有证据，均未能证明双方也已就所谓的还款进行分割，在双方进行磋商的过程中袁日华也仅仅口述周锦辉、周剑锋还款43万元而未经过双方最终的确认，应当以双方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为准。更为甚者，袁日华主张其中周锦辉、周剑锋于2015年2月15日归还的30万元、2015年3月27日归还的10万元是由简赐夫代周锦辉、周剑锋归还的，并罗列了一系列的证据对此予以佐证。但该答辩理由完全不符合逻辑，简赐夫完全没必要、也没有书面证据证明替周锦辉、周剑锋向袁日华归还过借款。若简赐夫替周锦辉、周剑锋归还了30万元，则没有理由又要签署涉案《债权转让协议》需要待袁日华追偿后再分配相应的利益而不直接让周锦辉、周剑锋先偿还所谓的30万元。也没有理由将归还的10万元不先行扣减自己应得的5万元后再给袁日华。3．一审法院对于袁日华主张的发生在2015年3月13日之后的所谓的还款11500元视为未予分割不予采纳，但对于同样未有证据证明业已进行分割的所谓的还款43万元却凭借不全面的、无法反映案件真实情况的录音就推翻了双方在《债权转让协议》书面明确约定，难以令人信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的规定，当事人应当对其主张进行举证，而袁日华根本无法证明所谓的全部545000元也已进行分割，应当视为其举证不能，对其抗辩理由不予采纳，但一审法院却对其主张分开两种观点，对于同样无法举证证明的43万元还款单凭片面的聊天内容就推翻了最终以书面形式确定的本金数额约定，不足以让简赐夫信服。综上，一审判决法律适用及事实查明有误，特提起上诉，望判如所请。袁日华辩称，不同意简赐夫的上诉意见，请求予以驳回。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清楚，但在适用法律上有以下两点：1．袁日华向周剑锋、周锦辉主张债权案件中，支付的律师代理费应当按照比例进行分配，但一审仅要求简赐夫负担三万元不合适。2．本案由于简赐夫与袁日华交接周剑锋、周锦辉债权事宜中，有多次提到其向袁日华转账了10万元是替周剑锋还款，但双方发生争议后，袁日华向简赐夫请求还款的民间借贷一案中，简赐夫又作出了另外的意思表示，认为2015年3月27日支付的10万元是归还自己欠袁日华的款项，导致袁日华对周剑锋、周锦辉的债权未能完全收回。故根据债权转让协议，在债权没有收回前不应向简赐夫分配双方共同享有的债权。3．双方从2014年开始合作，所有合作资金都是袁日华出资，共计345万元。由于双方合作关系，简赐夫应当承担其中一半的出资义务，该款项根据双方民间借贷案的认定，目前简赐夫仍然拖欠袁日华50多万借款本金及利息，该案正在执行中。对周剑锋、周锦辉的债权产生的原因就是双方合作期间对外放贷，在简赐夫尚未履行出资义务即未归还袁日华出资款项前，袁日华有权暂时不予分配已经收回的债权，否则严重损害袁日华利益。已经收回的还款可以用于抵扣简赐夫应当向袁日华归还的款项。综上，一审判决袁日华向简赐夫支付没有及时分配债权期间的利息有违公平公正原则，且没有法律依据。简赐夫上诉状的陈述是虚构事实，属于不诚信的行为，对于已收回43万元债权的事实简赐夫是清楚的，有双方录音予以证实，部分款项是通过简赐夫还款的，简赐夫用以进行了对袁日华的还款抵扣（袁日华一审证据第六页），与录音可以印证。另双方剩余分割金额如袁日华上诉状所述。袁日华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为袁日华向简赐夫支付409023.78元（不服金额为54920.5元）；2．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依法改判为袁日华无需向简赐夫支付逾期付款利息。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简赐夫承担。事实与理由：（一）迄今为止，双方对外债权仍有10万元实际未予收回，一审法院将未予收回的10万元债权进行分割，并判决袁日华支付给简赐夫5万元不符合事实与法律。2015年3月27日简赐夫向袁日华转账10万元，该笔款项在一审法院（2015）穗南法岗民初字第159号民事判决书中认定为周锦辉的还款，但又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所作（2017）粤0113民初4841号、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所作（2019）粤01民终8453号民事判决书中认定为简赐夫的还款。故该10万元债权袁日华未收回，依据《债权转让协议》，袁日华应在收到款项之日起三日内支付给简赐夫，在袁日华没有收回该10万元前，一审法院将其进行分割，并判决袁日华支付5万元给简赐夫，既不符合约定，也不符合事实和法律。（二）袁日华为实现对周锦辉、周剑锋的债权而支付的合理费用简赐夫应承担50％。双方转让金额的性质为合作经营期间收益，追讨该收益的合理支出应由双方共同承担，本案简赐夫应当预见到袁日华将会支出相关费用，但《债权转让协议》仍约定由袁日华追讨，则表明默认袁日华自行选择追讨债权方式，袁日华通过合法途径起诉追回债权，实际支出律师费69841元，该费用应由双方按50％的比例共同承担。袁日华为追讨共同收益付出大量时间和金钱，但简赐夫不但没有承担相应追讨责任，反而仅以律师费过高为由而主张拒绝承担费用，对袁日华极为不公平。（三）袁日华收回部分对外债权时，简赐夫尚欠袁日华高额借款，简赐夫的过错是袁日华扣留该款项的主要原因，袁日华留置收益属于私力救济，不应支付逾期付款利息。首先，袁日华与简赐夫合作放贷的基础资金全部是由袁日华承担，简赐夫本人并没有实际出资，简赐夫需要偿还袁日华的出资借款。其次，双方合作期间，一直是袁日华收取简赐夫应享有的收益以此抵扣简赐夫的出资借款，简赐夫并没有提出过异议。而本案债权转让的金额是对周锦辉、周剑锋的债权，是双方合作期间的收益，袁日华收取该款项抵扣简赐夫债权是符合合作习惯和常理的。双方退伙清算之后，简赐夫出具借条明确仍未履行的出资金额，并承诺在一定期限内尽快还款，所以袁日华才出具了《债权转让协议》将收益予以分割，但无论如何简赐夫获得收益的前提都是要先履行全部的出款义务，如简赐夫连出资义务都不履行，袁日华没有理由将对外收益给予简赐夫。况且，简赐夫承诺还款的日期为2015年12月前，袁日华收回对外债权的日期为2017年1月，在袁日华收回对外债权时，简赐夫的行为已经表明不会履行出资还款义务，此时袁日华该收益支付给简赐夫将会扩大损失，所以袁日华将合作收益款予以扣留。从性质来说，债权转让的金额是属于双方的对外共同收益，简赐夫没有完全履行出资义务，从情理上，袁日华扣留对外收益有正当理由，简赐夫拒绝偿还借款且该借款高于债权转让数额，从法理上，我国法律也制定了诸如留置权、抵销权、不安抗辩权等条款保障权益，袁日华的私力救济行为完全可以类推适用该条款。综上，一审法院认定袁日华需要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不符合情理和法理，简赐夫的过错是袁日华扣留收益款项的重大原因，一审法院没有考虑该因素，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简赐夫辩称，不同意袁日华的上诉请求。1．针对其主张的10万元实际未能收回的问题，一审庭审及判决中已进行了详细调查，认定其陈述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2．袁日华主张其在另案中支付的律师费应当由简赐夫承担50%，对此简赐夫不予同意。因为其向周锦辉、周剑锋主张权利并提起诉讼之时并未联系简赐夫，该案代理人也是由其自行委托，相关费用应当由其自行承担。3．袁日华主张不应支付一审判决载明的逾期付款利息不成立。案涉债权转让协议中已明确载明袁日华在收到周锦辉等人款项后三日内应当支付相应款项，否则应当承担逾期付款的利息。因此简赐夫主张袁日华需要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是有依据的。另请法庭注意，在袁日华起诉简赐夫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简赐夫已多次主张另案存有债权转让合同关系，并要求在该案中予以扣减，恰恰因为袁日华拒绝简赐夫的要求才引申出本案的一、二审，因此过错在于袁日华而非简赐夫。简赐夫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判令袁日华向简赐夫支付款项本金602766.22元及利息（以602766.22元为本金从2017年1月16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款项全部清偿为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至2015年期间，简赐夫与袁日华合作经营民间借贷业务，双方经结算，双方于2015年3月12日签订《借款合同》两份，第一份合同载明简赐夫向袁日华借款6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5年3月12日至2015年6月12日止。第二份合同载明简赐夫向袁日华借款6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5年3月12日至2015年12月12日止。2015年12月13日，袁日华（甲方）与简赐夫（乙方）签订《债权转让协议》，载明：“一、甲乙双方就甲方将其享有对周锦辉（担保人：周剑锋）签订了《借款合同》，出借给周锦辉（担保人：周剑锋）壹佰零伍万元正（￥1050000）。截至签订本协议之日止，甲方该应收而未收的债权本金为人民币玖拾伍万元正（￥950000）甲、乙双方各享50%权利。二、甲方同意将上述债权一半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按上述转让方式受让该债权全部权利。乙方自签订2015年3月12日的借款合同后即视为该交易成立。……四、自债权转让之日起，甲方就上述债权如有从债务人处收回款项的，则应在收到该款项之日起三日内支付给乙方。债权转让后如乙方需要甲方协助其收回上述债权的，则甲方应无条件提供相关手续及协助。”双方均在该协议上签名捺印。2017年6月12日袁日华就上述《借款合同》以民间借贷纠纷案由向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起诉简赐夫、**英，案号为（2017）粤0113民初4841号。该案审理中，法院查明简赐夫通过其名下银行账户分别于2015年3月19日、3月20日、3月27日、4月2日、4月3日、4月24日向袁日华各汇款10万元，于6月2日汇款26669元，合计汇款626669元。袁日华主张简赐夫于2015年3月27日汇款的10万元实际上是代周锦辉的付款，并非并于偿还本案借款；简赐夫主张依据债权转让协议，双方各对案外人周锦辉等享有50%债权，袁日华已从周锦辉处收回全部款项，但未支付给简赐夫，该款应与该案借款相抵销。2018年11月17日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作出民事判决，认为袁日华主张其中2015年3月27日还款10万元系简赐夫代案外人周锦辉的付款，并非用于本案还款，简赐夫对此予以否认，且袁日华未提交证据证明简赐夫汇款是基于代为履行的意思表示，相关款项未能显示是简赐夫代案外人周锦辉的付款，故该10万元应认定为简赐夫的还款，法院判决简赐夫向袁日华偿还借款本金573331元及利息。2019年6月27日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护一审判决。2014年7月22日袁日华（贷款方）与周锦辉（借款方）、周剑锋（担保方）签订借款合同，借款金额105万元。2015年5月12日袁日华就其与周锦辉、周剑锋签订的《借款合同》向一审法院起诉，一审法院于2015年8月11日作出（2015）穗南法岗民初字第15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周锦辉、周剑锋、黄润玲连带向袁日华支付欠款617356.13元及资金占用费（以617356.13元为本金从2015年3月27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的标准计算至款项清偿之日止）。判决书第四页载明：“在庭审中，袁日华确认周锦辉、周剑锋于2014年11月8日归还2万元、2014年12月1日归还1万元、2015年1月29日归还10万元、2015年2月16日归还30万元、2015年3月16日归还15000元、2015年3月27日归还10万元，以上合共归还545000元。”该判决认为经核算，截至2015年3月26日周锦辉尚欠袁日华借款本金617356.13元该判决已经发生法院效力并申请法院强制执行。2017年1月12日，一审法院作出（2015）穗南法执字第2790-1号执行裁定书，确认周锦辉已向袁日华清偿借款617356.13元及资金占用费206051.48元、迟延履行利息49480.95元、案件受理费及财产保全费8530元的义务。袁日华为该案诉讼支付律师费69841元。袁日华提供2015年3月13日晚简赐夫、袁日华、霍子杰、薛莲花在广东省广州市公安局番禺分局富华派出所就处理“合作借贷”事宜进行协商的录音。其中简赐夫称“是啊，我待会会列数额出来的”；薛莲花称“即这个数应该是你们两个人的共同债权，而不是说转给某一方”；简赐夫称“这样的，他（袁日华）可以转一半给我的”……薛莲花称“你分不到一半的，因为你不知道能不能收到这笔数，你也不知道能收到多少数。应该是共同债权，两个人去追，钱是你们两个人分。正如这240万都是这样的”；简赐夫称“就看这里，将50%的债权转让给我就行了”；薛莲花称“不是50%，因为你不知道50%有没有50%，即共同债权”；简赐夫称“即我共同拥有50%的权力而已嘛”……袁日华称“就是说本来是我一个，现在变成共有债权”；简赐夫称“那这个怎么算的？还剩多少（没还）？”；袁日华称“减咯，加起来43万”；薛莲花称“就（减去）你们以前跟的咯”；简赐夫称“那减去43万后又怎样算呢？之前利息加起来有130几（万）哦”；袁日华称“是啊”；简赐夫称“那剩90多咯”；薛莲花称“是啊，九十几万是两个人共同拥有这个债权”；简赐夫称“应该是一样吧，转让一半的债权，那怎么写呢？”……简赐夫称“按我理解为债权转让协议”；薛莲花称“共同拥有债权，就如这240万元，阿霍（子杰）签给你们都是共同拥有这债权”……薛莲花称“那你要这样签的话就要跟周剑锋来签”……。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合同纠纷。双方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双方应依约履行。根据2015年3月13日简赐夫、袁日华、霍子杰、薛莲花在派出所就处理合作借贷事宜进行协商的谈话录音，表明《债权转让协议》系分割以简日华名义向周锦辉出借的款项的债权，分割债权的范围为原借款105万元的本息扣减已收款43万元后的余额部分。《债权转让协议》中所指“应收而未收的债权本金95万元”与谈话录音中简赐夫所称“那减去43万后又怎样算呢？之前利息加起来有130几（万）哦”、“那剩90多咯”以及薛莲花称“是啊，九十几万是两个人共同拥有这个债权”内容相符。这也与（2015）穗南法岗民初字第159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的周锦辉、周剑锋于2014年11月8日归还2万元、2014年12月1日归还1万元、2015年1月29日归还10万元、2015年2月16日归还30万元（即在2015年3月13日前还款合计43万元）内容相符。因此，袁日华应将《债权转让协议》签署后向周锦辉等人收取的借款本息等合计987888.56元（包含2015年3月16日归还15000元、2015年3月27日归还10万元以及执行所得本金617356.13元、资金占用费206051.48元、迟延履行利息49480.95元）的50%即493944.28元支付给简赐夫。同时，因袁日华为实现对周锦辉等人的债权支付律师费69841元，属于为实现双方共同利益支付的合理费用，一审法院酌情确定简赐夫分担其中3万元。因此袁日华应支付简赐夫463944.28元（493944.28元-30000元）。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于2019年10月28日判决：一、袁日华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向简赐夫支付463944.28元。二、袁日华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向简赐夫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以463944.28元为计算基数自2017年1月16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款项清偿之日止）。三、驳回简赐夫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249元，由简赐夫负担1209元，袁日华负担4040元。经审查，袁日华（甲方）与简赐夫（乙方）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的日期应为2015年3月13日，一审查明签约日期为2015年12月13日有误。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如下事实：（2015）穗南法岗民初字第159号民事判决查明：“2015年1月22日周锦辉与袁日华签订还款协议，确认截至2015年1月14日止，尚欠袁日华借款本金105万元及利息338000元。经庭审质证，还款协议有周锦辉的签名及指印，有周剑锋作为担保人的签名及指印确认。庭审中，周锦辉、周剑锋对还款协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其中约定的利息过高，应为无效。”二审中，袁日华陈述，《债权转让协议》中确定的本金95万元是105万元本金加利息减去周锦辉、周剑锋还款金额计算得出，之所以与起诉金额不一致，是因为当时借给周锦辉、周剑锋利息较高，而起诉时律师告知利息过高只能按照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计算。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双方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问题主要为，简赐夫与袁日华之间应予分割的款项金额如何认定，一审对利息及律师费认定是否正确。关于双方应予分割的款项认定问题。第一，简赐夫主张其取得50%债权的对价是签署金额为60万元的借款合同。对此，《债权转让协议》中关于“乙方自签订2015年3月12日的借款合同后即视为交易成立”的约定仅显示签订借款合同是《债权转让协议》交易成立的前提，不足以证实借款合同是取得债权份额的对价。简赐夫所主张的双方签署借款合同、《债权转让协议》实为袁日华要求其对周锦辉、周剑锋的债权予以担保的事实，除其单方陈述之外，亦无其他证据予以证实。简赐夫该项主张缺乏充分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第二，双方在《债权转让协议》中确定的债权本金为95万元。关于上述本金金额的确定，简赐夫上诉主张双方确认以95万元为本金连同其他权益予以分割才足以冲抵借款合同为简赐夫设定的义务。如前所述，因无证据足以证实借款合同与《债权转让协议》之间存在对价关系，故该项理由本院不予采信。根据袁日华一审中提交的录音资料，结合2015年1月22日周锦辉与袁日华签订协议确认的欠款本息金额，袁日华陈述前述金额是双方对债权金额的概算，本院予以采信。录音资料虽为袁日华单方录制，但简赐夫并无证据足以推翻，或有证据证实录音存在删改，故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并无不妥。虽双方在《债权转让协议》中约定分配的债权本金是95万元，但债权实际金额仍应以相关案件生效判决确定的金额为准予以确定。第三，关于周锦辉、周剑锋在《债权转让协议》签署前已经偿还的43万元。根据录音资料内容，双方签约时对该43万元均属知悉，且在确定《债权转让协议》的分割范围时已将该金额予以扣除，简赐夫主张上述款项属于《债权转让协议》确定的本金范围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综上，简赐夫主张分割的债权本金应为95万元，缺乏充分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最后，袁日华上诉主张2015年3月27日还款10万元不应作为收回的债权予以分割。对此，根据（2015）穗南法岗民初字第159号民事判决查明的事实，袁日华在该案中自认周锦辉、周剑锋于2015年3月27日向其还款10万元，该案当事人对此并未提交客观证据，并无证据足以证实该笔款项是来源于周锦辉、周剑锋直接向袁日华支付。而根据袁日华在（2017）粤0113民初4841号、（2019）粤01民终8453号案中的抗辩理由、以及袁日华在本案一审中提交的银行记录，其在（2015）穗南法岗民初字第159号案中自认的该笔10万元还款，是来源于简赐夫账户转账支付，而相应付款已由（2019）粤01民终8453号生效判决认定为简赐夫清偿的《借款合同》项下欠款。故袁日华自认收到该笔还款10万元，已被此后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否定，袁日华上诉主张该笔款项不应认定为已收到的周锦辉、周剑锋还款，本院予以采信。《债权转让协议》约定，袁日华就债权如有从债务人处收回款项的，应在收到该款项之日起三日内支付给简赐夫。因该笔10万元不应认定为已收回的债权，故简赐夫在本案中主张袁日华向其分割50%，本院不予支持。各方就该笔债权回收及分割，可另循途径解决。综上所述，应予分割款项总额中扣除该笔10万元后，袁日华应向简赐夫支付413944.28元。关于利息和律师费分担问题。《债权转让协议》约定袁日华应在收回款项之日起三日内向简赐夫支付，并未附有其他付款条件，袁日华主张因简赐夫尚欠其借款故扣留涉案款项，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且双方之间借款关系及相应违约责任亦已经由另案解决，故袁日华该项上诉理由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律师费分担，一审法院酌情认定简赐夫分担3万元，没有明显权利义务失衡，本院亦予以维持。另，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故本院将取消后的利息基本标准调整为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综上所述，简赐夫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袁日华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对其有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其他部分本院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部分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5民初5628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二、变更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5民初562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袁日华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向简赐夫支付413944.28元；三、变更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5民初562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袁日华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向简赐夫支付逾期付款利息（利息以413944.28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自2017年1月16日起计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四、驳回简赐夫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249元，由袁日华负担3604.7元，由简赐夫负担1644.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249.44元，由袁日华负担105.1元，由简赐夫负担4144.34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凡审判员  莫芳审判员  邓娟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一日书记员  张露李泳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