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2民再37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李某，女，1962年4月24日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升斌，上海市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冠男，辽宁正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大连万顺特种车辆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市旅顺口区长城街道畅达路20号。法定代表人：郝某，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宪辉，男，公司职员。再审申请人李某因与被申请人大连万顺特种车辆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顺公司）被继承人债务清偿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8）辽02民终1898号民事判决，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25日作出（2019）辽民申1711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李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升斌、赵婉辰，万顺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宪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某申请再审称，撤销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辽02民终字1898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万顺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李某单方面对万顺公司负有债务及违约责任，属于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且缺乏证据证明。李某的丈夫王兴东生前与万顺公司之间的交易结构、债权债务关系以及款项来往均十分复杂，且直至去世前都与万顺公司保持着合作和经济往来，故双方始终未就全部的债权债务进行全盘结算，王兴东又是突然离世，根本来不及交代其与万顺公司之间未结的债权债务，而万顺公司是在王兴东去世后，单方面主张王兴东对其负有债务，并仅披露了双方之间的部分交易和资金往来。二审法院未查清王兴东与万顺公司之间的全部债权债务关系，未对二者之间的全部账目和资金往来进行审查，尤其是关于万顺公司主张的代垫税款对应的收益是否已经全部支付给王兴东也不明晰，案件事实存在诸多疑点。具体分述如下：1.二审法院并未查清王兴东货款总额，以及王兴东与万顺公司之间货款结算和未付款项情况，认定基本事实不清。（1）原审法院甚至并未审查清楚案涉中信银行尾号为1573账户中应归王兴东所有的款项金额，缺少准确认定双方债权债务关系的基础前提。原万顺公司增资后，王兴东从事的车辆销售业务包括但并不仅限于案涉的五份《产品销售合同》，中信银行账户中归王兴东所有的款项也并非仅为18,482,492元。万顺公司在原一审中也明确承认，王兴东所从事消防车销售，不完全与案涉五份《产品销售合同》一一对应，但“包括那些销售合同”，即王兴东的业务并不限于这几份销售合同，那么中信银行账户内归属于王兴东的款项也并不仅是案涉五份《产品销售合同》所对应的18,482,492元，而二审法院对此并未予以审查，对基础事实尚未能查清。（2）原审法院对于万顺公司欠付王兴东的货款金额并未进行审查，未查清双方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认定王兴东单方面对万顺公司负有代垫税款债务，明显缺乏证据证明。万顺公司在本案二审中主张，案涉五份《产品销售合同》的销售款进入中信银行账户后，向王兴东本人、王雪娇及其他亲属转账17,218,587.4元，差额857,030元。由此可见，王兴东与万顺公司之间就案涉的五份《产品销售合同》项下货款尚未结清，且账目混乱。那么根据常理，是否应当将差额给付完毕后再向王兴东主张相应税款。2.原审法院遗漏王兴东生前向万顺公司大额付款或指示第三方付款的重要事实，基本事实认定不清，认定“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被上诉人已经支付了上诉人为其垫付的约400万元款项”，明显缺乏证据证明。（1）原审法院对于王兴东向万顺公司支付3,374,000元的重要事实未予审查。王兴东生前与万顺公司之间的资金往来十分复杂，二审法院不应当仅审查直观上与案涉五份《产品销售合同》车款相关的资金往来。万顺公司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万顺公司的基本户—中国建设银行大连商品交易所支行账户（账号：21×××39，下称“建行基本账户”）的《单位活期存款账户明细》显示，在万顺公司出具案涉《情况说明书》之后，2013年12月30日，王兴东通过万顺公司中信银行中山支行账户（账号：72×××73，下称“中信银行账户”）向万顺公司的建行基本户支付了三笔款项，合计3,374,000元。需要注意的是，不论是原二审判决法院认为部分的认定，还是万顺公司在原审上诉状中，均认定万顺公司名下尾号为1573账户实为王兴东掌控。既然万顺公司在原一审、二审中反复主张其并不掌握该中信银行账户，该账户系王兴东控制，用于处置其个人财产，那么该笔2013年12月30日3,374,000元的所谓的往来款，只可能是王兴东生前对万顺公司的还款，但原审法院对该笔付款却未予审查。（2）原审法院对于万顺公司基本户曾进账“消防车款”77.5万元的重要事实未进行必要审查。万顺公司提交的《单位活期存款账户明细》还显示，2013年11月，万顺公司的建行基本户收到过两笔“消防车款”，合计77.5万元。但是，万顺公司自增资后没有进行任何生产业务，万顺公司也明确承认增资之后没有场地、没有生产设备，那么上述77.5万元款项不可能是万顺公司自己销售消防车所取得，而该款项的入账时间与万顺公司出具《情况说明书》的时间基本一致，虽然万顺公司提交的明细表未显示付款人，但该款项极可能是王兴东支付或指示第三人向万顺公司支付的，用于偿还垫款，原审法院理应进行审查。（3）原审法院认定“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被上诉人已经支付了上诉人为其垫付的约400万元款项”，明显缺乏证据证明。上述（1）（2）两项合计约4,149,000元，并且均发生在2013年11月18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之后，与《情况说明书》所载的垫款金额基本一致，付款的时间和万顺公司出具《情况说明书》的时间十分吻合，如万顺公司无法举出相反证据，证明该款项系用于其他用途，则该款项应当就是王兴东生前对万顺公司的还款。事实上，王兴东当时完全有可能知道2013年12月会进账车款3,374,000元，向万顺公司承诺，收到款项后将立即用于偿还垫款，万顺公司同意并出具了《情况说明书》，王兴东收到货款后履行了付款承诺。但原审法院仅对五份《产品销售合同》项下的货款和王兴东提取货款进行审查，未对王兴东向万顺公司的大额付款进行审查，并想当然的认为王兴东剩余资金不足以支付再审被申请人垫付的约400万，进而以“如果是用2013年9月底后至2013年12月19日期间收到的货款抵顶该垫付款，但从上述中信银行账单看，该期间并无一单销售车辆货款进账，甚至并无任何进账”为由，认定万顺公司“不能提供证据证实其支付了《情况说明书》所示垫付的约400万元款项”，属于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且明显缺乏证据。3.原审法院未对双方其他交易账户进行全面审查，在无法排除王兴东还向万顺公司的其他账户还款的情况下，认定李某对万顺公司负有债务，缺乏证据证明。王兴东与万顺公司之间的资金往来，除万顺公司提交的中信银行账户、建行基本户和民生银行账户外，还可能涉及其他银行账户，只有对双方全部资金往来账户进行全面审查，才能准确认定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在万顺公司提交的《合资公司为原股东垫款明细》中，除“垫付”552,449.04元税款外，还有显示其向沈阳铭辰公司垫付货款2,455,000元。而万顺公司主张其提交的《单位活期存款账户明细》系双方之间的全部资金往来，并以万顺公司建行基本户和民生银行账户中无对应款项为由，主张王兴东未偿还垫付税款，同时，万顺公司又认可2,455,000元的垫付货款已经还清，但该2,455,000元款项同样无法与万顺公司建行基本户和民生银行账户明细完全吻合。这说明王兴东与万顺公司之间，还可能存在资金往来其他账户，存在王兴东向万顺公司的其他账户转账或以其他方式还款的可能性。二审法院在无法排除上述可能性的情况下，认定李某对万顺公司负有债务，明显缺乏证据。二、原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错误，认定“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落款为2013年12月19日的《情况说明书》是上诉人公司的意思表示”，认定事实存在根本性错误，带有明显的主观倾向性，并且缺乏证据证明。1.案涉《情况说明书》上的公章只可能是万顺公司加盖，也必然是万顺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2011年8月18日，原万顺特种车辆公司完成增资，性质变为国有企业，即万顺公司，王兴东已将大部分股权和公司控制权转让给上海华安公司，且不再担任法定代表人，公司董、监、高也更换为上海华安公司的人员。2012年7月30日，华晨汽车公司又从上海华安公司收购了万顺公司的全部股权，并更换了公司公章。自2012年8月起，万顺公司就开始使用新公章，而该公章并不在王兴东的控制之下，王兴东也不具备擅自在空白页上加盖万顺公司新公章的条件。案涉《情况说明书》是2013年12月19日出具，且加盖的正是万顺公司的新公章，因此，完全可以排除王兴东擅自在空白页上盖章的可能性。原审法院忽略了此节重要事实，认定事实错误。2.原审法院对双方的举证责任分配错误，导致其认定事实错误。李某因客观原因，在重审一审中提交《情况说明书》，但万顺公司从未否定该《情况说明书》上公章的真实性，即使万顺公司否认《情况说明书》所示内容，申请司法鉴定来混淆视听，但经鉴定机构鉴定也从未否认该证据的真实性。在李某已经完成举证的情况下，应当由万顺公司承担举证责任，证明该《情况说明书》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3.万顺公司提交的《公章使用登记表》并不能反映其公章使用的真实情况，不能据此认定《情况说明书》的真实性。万顺公司提交的《公章使用登记表》并不完整，真实性也存疑，事实上，万顺公司使用公章并非都记录在该表中，万顺公司有大量盖章文件，在该《公章使用登记表》上并未登记。因此，万顺公司以《情况说明书》在《公章使用登记表》上未有登记为由，抗辩《情况说明书》的真实性，是苍白无力的。三、原审法院对违约金的认定，明显存在适用法律错误。1.王兴东已在约定的期限内还清了万顺公司的全部垫款，并不存在违约行为，其不应当承担任何违约金。2.即使假设王兴东存在逾期还款行为，那么违约方也应当是王兴东本人，而李某并非《补充协议》的合同相对方，更非违约责任人，该协议中的违约条款对李某并无法律约束力。3.退一步讲，即便认定李某存在违约责任，原审法院认定的违约金明显过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之规定，法院确认约定的违约金数额是否过高，应以实际损失数额作为确认的基础，而王兴东与万顺公司在《补充协议》中约定的违约金标准明显过分高于可能发生的损失，并且李某已经提出抗辩，原审法院仍按照约定的违约金标准确认，明显不当。四、对于案涉1万元印花税是否应当支付，是否构成不当得利，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存在根本错误。万顺公司基于税务机关的提出的疑点核实，于2014年9月18日补缴1万元印花税。但实际上万顺公司根本无法证明该1万元应当由王兴东承担，均属于其推测得出。任何税项的征收都应有对应的纳税义务人，如果认定该1万元的纳税义务人是王兴东，那么理应由税务机关向王兴东或其继承人追缴，不应当由万顺公司自行缴纳后，推定应属于王兴东缴纳的印花税并向李某追缴。原审法院认定李某对该笔印花税构成不当得利，明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综上，原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且遗漏重要事实，并且适用法律存在错误，应予改判。万顺公司辩称，不同意李某的再审请求，请求维持本案原审判决。万顺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被告偿还王兴东生前在夫妻存续期间所欠原告税款580608.21元；二、判令被告偿还王兴东生前在夫妻存续期间所欠原告税款及相关费用941049.5元、违约金3434830.68元；三、判令被告偿还王兴东生前在夫妻存续期间所欠原告印花税款1万元；4.依法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大连万顺特种车辆制造有限公司，2005年10月9日登记成立，营业期限至2015年10月8日，王兴东认缴出资1800万元（持有90%股权），被告李某认缴出资200万元（持有10%股权）；2011年7月30日，案外人上海华安投资有限公司与王兴东、被告李某签订《关于大连万顺特种车辆制造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约定上海华安投资有限公司向原告进行4500万元增资；同日，三方又签订了《补充协议》，第1条约定，由增资完成后的大连万顺特种车辆制造有限公司即本案原告与王兴东联合收购大连中信无缝钢管有限公司，原告出资额不超过4500万元，并获得相应股权。收购完成后三个月内，由王兴东以同样价格加合理利息回购原告所持有的中信无缝钢管有限公司股权；第4条约定，三方在完成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之日前的原大连万顺特种车辆制造有限公司所发生的债权由乙方和丙方负责剥离；第5条约定，三方在完成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之日前的原大连万顺特种车辆制造有限公司所发生的债务包括或有负债归王兴东和被告李某所有，不纳入增资完成后的原告的资产范围；第6条约定，原大连万顺特种车辆制造有限公司已签订的订单在完成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之日前已采购底盘车的，损益归王兴东和被告李某；订单尚未采购底盘车的，损益归增资完成后的原告所有；后，三方又签订了《补充协议》，约定：根据三方于2011年7月签订的补充协议第6条约定，三方约定原大连万顺特种车辆制造有限公司已签订的订单在完成增资工商变更登记之日前已采购底盘车的，损益归王兴东和被告李某所有，订单尚未采购底盘车的，损益归上海华安投资有限公司所有。鉴于增资后的原告刚刚成立，原大连万顺由于市政规划的原因拆迁，原告没有实际生产场地，不具备生产条件，增资前所签订的订单不能按时交货。原告也没有相关的外协生产渠道。上海华安投资有限公司同意增资前所签订的订单尚未采购底盘车的，由王兴东和被告李某利用自己的资金进行采购，并且利用已有的渠道进行外协生产，由此而产生的损益和债权债务、税务及法律义务均归王兴东和被告李某所有。2011年8月18日，原告完成了增资工商变更登记，注册资本由2000万元变更为6500万元，增资后上海华安投资有限公司认缴出资5200万（持有80%股权），王兴东认缴出资1170万（持有18%股权），李某认缴出资130万（持有2%股权），且法定代表人由王兴东变更为汤琪。后，上海华安投资有限公司将其在原告处的认缴出资转让给华晨汽车投资（大连）有限公司，2012年7月30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另查，1、2011年5月24日，原大连万顺特种车辆制造有限公司与大连市消防支队金州大队签订《产品销售合同》，大连市消防支队金州大队从原大连万顺特种车辆制造有限公司处购买四台消防车，总计金额6684000元。2011年11月7日、2011年11月8日，原告共开具五张发票，产品种类与合同对应，金额与合同金额相符；2、2011年7月12日，原大连万顺特种车辆制造有限公司与大连长兴岛临港工业区公安消防大队签订《采购协议供货合同》，大连长兴岛临港工业区公安消防大队从原大连万顺特种车辆制造有限公司处购买两台消防车，总计金额3665000元。2011年12月20日，原告共开具两张发票，产品种类与合同对应，金额与合同金额相符；3、2011年5月17日，原大连万顺特种车辆制造有限公司与大连市公安消防局签订《合同》，大连市公安消防局从原大连万顺特种车辆制造有限公司处购买叁台消防车，合同金额为440万元。2012年6月12日，原告共开具叁张发票，产品种类与合同对应，金额共计2879394元；4、2011年5月17日，原大连万顺特种车辆制造有限公司与大连市公安消防局签订《合同》，大连市公安消防局从原大连万顺特种车辆制造有限公司处购买贰台消防车，合同金额为233万元。2012年6月12日，原告共开具叁张发票，产品种类与合同对应，金额共计1864098元。2012年5月30日至2012年8月14日，原告分9次向税务机关缴纳税款552449.04元。王兴东在《合资公司为原股东垫款明细》右下角确认人处签字，确认以上552449.04元为原告为原股东代垫货款和税款，承诺尽快归还；5、2011年5月17日，原大连万顺特种车辆制造有限公司与大连市消防局签订《合同》，大连市消防局从原大连万顺特种车辆制造有限公司处购买消防氮气车一台，合同金额为339万元；2012年12月24日，王兴东向原告提交《开票申请》，申请原告为其开具339万元的发票，此339万元订单系原大连万顺特种车辆制造有限公司所有，系王兴东个人在外采购制造，王兴东承诺因此产生的税金及费用由其个人承担；2015年12月25日，原告法定代表人池治在《合资公司为原股东垫款明细》中备注：“同意，先把钱拿到我们公司手里”；同日，原告为339万元消防液氮车开具发票；2013年5月31日，原告向税务机关缴纳税款28159.17元。再查，2012年10月19日，原告完成收购大连中信无缝钢管有限公司的工商变更登记，同时将企业名称变更为大连万顺无缝钢管有限公司；2013年11月18日，原告与王兴东签订《关于大连万顺无缝钢管有限公司之股权及债权转让协议书》，第二条第1款约定：原告将其拥有的对大连万顺无缝钢管有限公司的目标权利按照协议的条款出让给王兴东，王兴东同意按照协议的条款，接受原告对大连万顺无缝钢管有限公司的目标权利，王兴东在接受上述目标权利后，依法享有大连万顺无缝钢管有限公司100%股权及原告对大连万顺无缝钢管有限公司的57589509.38元债权；第二条第4款约定，变更工商注册手续之日起，大连万顺无缝钢管有限公司所有的债权、债务由王兴东承担相应的责任，与原告无关；第七条第二款约定，关于转让大连万顺无缝钢管有限公司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和支出，由王兴东承担。后，原告与王兴东签订《关于大连万顺无缝钢管有限公司权利转让合同的补充协议》，约定：收购大连中信无缝钢管有限公司过程中所产生的原告代垫63.2556万元，房产土地税16.84935万元（5.61645万元/月×3个月）和因本次转让发生的审计评估费14万元，合计94.10495万元（详见原告提供的《收购中信发生的各项费用明细表》），王兴东应于合同签订之日起3个月内归还原告，如超期，按照超期金额的每日百分之一收取违约金；2013年11月20日，原告与王兴东完成关于大连万顺无缝钢管有限公司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2013年12月19日，原告大连万顺特种车辆制造有限公司出具情况说明书，确认我司代王兴东所垫付的货款2494470.50元及税款共计3007449.04元，王兴东已支付完毕。有关垫付大连万顺无缝钢管有限公司的费用941049.50元王兴东也已支付完毕。上述支付的款项我司不予出具财务凭证，仅以此说明书为证。被告李某与王兴东系夫妻关系，王兴东于2014年5月10日死亡。在诉讼过程中，经原告申请，本院委托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鉴定。大连学苑司法鉴定中心认定关于书写时间的鉴定因检材不具备检验条件不能结论，公章真实性可得出结论。本院向原告释明后，原告不申请鉴定公章真实性鉴定。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关于原告要求被告偿还王兴东生前在夫妻存续期间所欠原告税款580608.21元（552449.04元+28159.17元）及相关费用941049.5元、违约金3434830.68元一节，被告提供的情况说明书中确认原告代王兴东所垫付的税款552449.04元及垫付大连万顺无缝钢管有限公司的费用941049.5元王兴东均已支付完毕。关于该情况说明书的真实性及形成时间原告均有异议，在鉴定机构作出结论后，原告坚持不申请真实性鉴定。在原告未提供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认定该情况说明书系真实有效，原告应承担不利后果，故原告要求被告偿还王兴东生前在夫妻存续期间所欠原告税款552449.04元及相关费用941049.5元、违约金3434830.68元一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要求被告偿还王兴东生前在夫妻存续期间所欠原告税款28159.17元一节，在王兴东向原告提交的《开票申请》中，王兴东承诺因此产生的税金及费用由其个人承担，原告法定代表人池治在《合资公司为原股东垫款明细》中备注：“同意，先把钱拿到我们公司手里”，应视为原告与王兴东明确约定该笔债务为个人债务，故原告的该项主张，无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要求被告偿还王兴东生前在夫妻存续期间所欠原告印花税款1万元一节，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此1万元印花税应由王兴东承担，故原告该项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大连万顺特种车辆制造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6530元，由原告负担。万顺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被上诉人提供的《情况说明书》系伪造，不应作为审判依据。（1）在王兴东担任万顺公司总经理期间，存在在空白纸张上加盖公司公章的可能性，故不能仅通过公章的真伪来确认该《情况说明书》的真实性，因一审时鉴定机构无法对上诉人请求的对《情况说明书》中内容、公章的形成时间及是否一致等项目进行鉴定，该《情况说明书》仍系真伪不明。（2）原审中，因鉴定机构无法对上诉人申请的主要鉴定项目得出结论，上诉人申请另一家鉴定机构进行鉴定时，原判却以被上诉人不同意继续鉴定及审限到期等为由，拒绝再次鉴定，导致在关键证据真伪不明的情况下，得出被上诉人对涉案款项已全部支付完毕的错误结论。（3）双方之间的纠纷有两个案件，上诉人于2015年2月开始起诉，由两个不同基层法院审理，均经历了一审、二审、发回重审后一审等过程，在长达三年的诉讼过程中，被上诉人均未提及《情况说明书》，就在重审后另一案件上诉人一审已胜诉，本案原审法院已审理完毕即将下达判决书之时，被上诉人突然向原审法院提交了该《情况说明书》，该证据明显存疑。（4）该《情况说明书》虽书写的落款日期为2013年12月19日，但其中涉及的内容及金额却恰恰是上诉人于2015年才起诉被上诉人的两个案件中所请求的款项，且仅陈述了该两案所涉款项的还款情况。可见，该《情况说明书》是上诉人起诉被上诉人之后所伪造。2.无论《情况说明书》是否真实，原判均应审查垫款及还款的情况，而原审对此没有审查。（1）原审时，上诉人提供了为王兴东开具发票而向税务机关纳税的凭证，王兴东本人亦在代垫税款确认中签字，垫付收购无缝钢管公司王兴东签字的补充协议等证据均能证明上诉人履行了为王兴东垫付各种款项的事实。而对于王兴东是否还款的事实，在仅有一份真伪不明《情况说明书》的情况下，原审理应对还款的方式、来源、上诉人账目中是否收到涉案税款等事实进行审查。（2）被上诉人出具该《情况说明书》，就足以证明其对涉案税款的认可，对上诉人为王兴东代垫全部款项事实的认可，而其仅是辩称所欠税款已全部支付完毕。因此，审查是否真的全部支付完毕所有税款是本案的关键，原判对此却没有审查。3.原判认定上诉人因最后一份《产品销售合同》所开具的339万元发票所产生的税款是王兴东与上诉人的个人债务错误。（1）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王兴东向上诉人提交的《开票申请》所产生的税款应系夫妻共同债务，被上诉人亦未提交任何证据证实被上诉人与王兴东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有财产分割的情况。（2）该笔339万的款项，大连市消防支队分别于2011年9月1日、11月4日、2013年2月28日、12月30日汇入到了王兴东掌控的名为上诉人中信银行中山支行账户中，且又分别于2011年9月、12月分八笔共计924.308万元转入了被上诉人女儿王雪娇账户，2013年3月12日转入王兴东个人账户228万元，故足以证明该款用于了被上诉人家庭生活，故由此产生的税款亦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向法庭提供其公司2013年9月1日至2014年2月28日之间现金和银行存款明细，拟证实从上诉人公司的账目中无法看出情况说明书形成期间，情况说明书所涉及款项的支付情况。另，经上诉人申请，本院组织双方依照法定程序对情况说明书中文字与印章形成顺序等内容进行了鉴定，广东华生司法鉴定中心于2018年11月2日出具了穗司鉴18010510600389号司法鉴定书，其鉴定意见是：“倾向认为日期为2013年12月19日的《情况说明书》上‘大连万顺特种车辆制造有限公司’红色印文与其交叉的黑色墨点形成的先后顺序为先朱后墨”。本院组织被上诉人对上述证据进行了质证，被上诉人质证意见是：1.对银行流水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上诉人单方制作的余额调解表的真实性无法确定；因上诉人是否还有其他银行账户被上诉人亦不清楚，仅依据其提供的银行流水明细，不能证明涉案款项是否支付到了上诉人其他账户；且上诉人仅提供2013年9月30日之后的银行流水，但2013年12月19日是对最终结算的确认，支付可能发生在2013年9月30日之前；上诉人提供的支付明细没有已支付全部货款的情况，完全存在王兴东与上诉人之间通过货款抵顶的形式进行了最终决算。2.关于《鉴定意见书》，（1）《鉴定意见书》中鉴定事项与上诉人原申请事项不符，上诉人擅自更改鉴定事项，未通知被上诉人、未经被上诉人质证、未经规定程序重新选取鉴定机构，该鉴定程序不合法，剥夺了上诉人质证权、鉴定机构选择权等权利。（2）上诉人在申请鉴定时，其承诺对鉴定事项不能鉴定的自愿承担不利后果，现该鉴定意见书中的鉴定事项与其当初申请鉴定时的鉴定事项不同，即其申请的鉴定事项没有鉴定结果，故其应承担不利后果。（3）鉴定结论不符合《朱墨时序鉴定规范》的规定，鉴定结论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鉴定意见书》中确定鉴定机构系按SF/ZJD0201007-2010《朱墨时序鉴定规范》进行的鉴定，但根据该《朱墨时序鉴定规范》中“5.2,1确定检材是否具备检验条件”的规定，进行检验时要求“检验印迹与文字必须形成交叉”。而该案中检材《情况说明书》的印章处并无文字，不具备“印迹与文字交叉”的条件，鉴定意见书中提到的交叉问题，只是墨点与印文的微交叉，与印迹与文字交叉不是同一条件，《朱墨时序鉴定规范》中也无“微交叉”的概念。因此，案涉鉴定机构的鉴定违反了SF/ZJD0201007-2010《朱墨时序鉴定规范》的要求，其结论不真实、不可靠，不能作为证据使用。（4）《鉴定意见书》的鉴定内容及结果不能否定《情况说明书》的真实性，更不能否定《情况说明书》中债务已结清的内容。首先，《鉴定意见书》的鉴定结论不是准确意见或确定性意见，而是倾向性、推断性意见，不应依据鉴定结论不确定的《鉴定意见书》作为审判依据。其次，《情况说明书》中印章是真实的，说明《情况说明书》是真实合法有效的，且实践中文件的形成也可能存在先朱后墨的情况，仅凭一份没有确定性结论的《鉴定意见书》不足以否定《情况说明书》的真实性。再次，《鉴定意见书》仅是确定倾向性结论为先朱后墨，但《鉴定意见书》并未对印章加盖时间出具结论性意见，由此可以确认《情况说明书》上加盖印章的时间为2013年12月19日，而王兴东自2012年底便不再担任公司总经理，公司总经理已更换为姜鸿博，因此，《情况说明书》2013年12月19日出具时，公司的印章均系由上诉人掌控，即使该《鉴定意见书》出具了此倾向性意见，也与被上诉人李某无关，无论《情况说明书》系先朱后墨还是先墨后朱，均是上诉人自行在盖章环节的内部管理问题，上诉人将公司内部的管理责任转嫁给被上诉人没有任何法律依据。（5）上诉人申请对印章和文件形成时间进行鉴定，但鉴定机构并没有出具该鉴定意见，应视为《情况说明书》中记载的时间是合法有效的。上诉人主张该《情况说明书》系王兴东任公司总经理时在空白处加盖印章，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否认《情况说明书》的真实性，应由其承担举证责任。（6）《情况说明书》系双方对相关事项的结算确认，是上诉人对自己权利义务的最终确认，《鉴定意见书》的鉴定结果仅能证明2013年12月19日出具《情况说明书》时公司内部印章管理混乱，但不能否定《情况说明书》的真实性，《鉴定意见书》的鉴定结论与本案无关。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原判认定主要事实属实，但认定“2013年12月19日，原告大连万顺特种车辆制造有限公司出具情况说明书，确认我司代王兴东所垫付的货款2494470.50元及税款共计3007449.04元，王兴东已支付完毕。有关垫付大连万顺无缝钢管有限公司的费用941049.50元王兴东也已支付完毕。上述支付的款项我司不予出具财务凭证，仅以此说明书为证。”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另查，2011年11月10日，上诉人按计税金额4500万元缴纳印花税22500元；2014年9月4日，税务机关以纳税人历年申报的印花税应纳税额合计与2013年末实收资本合计数计算的理论税额（税率为万之五）存在差异为由对印花税的缴纳数额提出疑点核实，认为上诉人至2013年12月31日止，实收资本合计为6500万元。2014年9月18日，上诉人补缴税款1万元。本院二审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1.落款日期为2013年12月19日的《情况说明书》是否是上诉人公司的意思表示；2.本案所涉债务是否是王兴东、李某夫妻的共同债务；3.被上诉人是否应偿还上诉人垫付的王兴东、李某夫妻二人经营原万顺公司期间所欠印花税款1万元。一、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落款日期为2013年12月19日的《情况说明书》是上诉人公司的意思表示。理由是：1、鉴定结论证实该《情况说明书》上‘大连万顺特种车辆制造有限公司’红色印文与其交叉的黑色墨点形成的先后顺序为先朱后墨”，即该《情况说明书》是先盖印文，后形成文字。且该《情况说明书》没有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出具人或其他任何人的签名，落款日期亦明显与所盖印文分离，不符合印文应压年盖日的行文规范。《情况说明书》的纸张亦明显有经化学处理而变色之嫌。故不能仅因没有对印文所示印章的真实性进行鉴定，亦无法鉴定文字形成时间和印文形成时间，就确认该《情况说明书》是上诉人公司于2013年12月19日向王兴东出具。因王兴东长期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或副总经理等职务，尤其在公司增资完成后，其仍然作为公司的股东并长期与公司存在资金或业务往来，增资完成后的一定时期内，公司业务的一部分仍是生产权利义务归王兴东夫妻所有的消防车辆，故其有动机并有机会获得盖有公司印章的空白纸张。且因受技术条件的限制，现无法对《情况说明书》上文字形成时间及印文形成进行鉴定，但并不能因此就肯定《情况说明书》上打印的落款日期就是文字形成日期。2、在本案及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他案诉讼的原一、二审过程中，被上诉人均抗辩上诉人起诉的所涉垫付款不存在或不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但从未主张案涉垫付款已用其货款或其他款项抵顶。在本案及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他案被发回重审后，被上诉人才向法庭出示该《情况说明书》，其抗辩理由亦发生了截然相反的变化，承认上诉人为其垫付了涉案的全部款项，但以该《情况说明书》为据，认为其已用货款或其他款项抵顶了上诉人主张垫付款，或上诉人在相关背景下放弃了相关权利。但对为什么会产生该情况的变化，被上诉人的解释明显不合常理。（1）对如此重要的文件，被上诉人称其一直没有发现，而是在两案发回重审后，其将王兴东的办公室出租给他人时，“承租人在收拾房间时在档案柜后发现的”显然不合常理。一般情况下，房主出租房屋时，应当对留存在出租房屋内的物品进行清理，对于自己不需要或应当留给租户的物品，才可能会留存在出租房屋内；而承租人在收拾房间时对于多年前的非空白纸张一般也会当垃圾清理，不可能在房主清理时未被发现，而租客清理时发现并交还给房主。（2）该《情况说明书》所载内容几乎全部包含了本案及双方他案诉争内容所涉金额，具有明显的针对性。在多年前就能预知到本案及双方他案的诉争内容，让人难以置信。（3）被上诉人与王兴东系夫妻，被上诉人亦是公司的股东，对于双方是否存在如此大额的垫款情况及是否用其货款或其他款项偿还垫款的事实，被上诉人应当是明知的，在两个不同阶段的审理过程中，对该事实的抗辩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本身就不合常理。3、被上诉人不能提供任何证据证实其支付了《情况说明书》所示上诉人为被上诉人垫付的约400万元款项，从上诉人提供的该时期其财务账册上也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被上诉人已经支付了上诉人为其垫付的约400万元款项；《情况说明书》上所载的抵顶内容及“上述支付的款项我司不予出具财务凭证，仅以此说明为证”等内容，既不符合一般公司财务管理制度和规范，更不符合国有控股公司财务制度的规定。从王兴东应收货款、实收货款及其支出情况分析，亦不可能存在用货款或其他款项抵顶的情形。被上诉人也未提供任何证据证实上诉人在相关背景下存在放弃其权利的情形。（1）双方增资协议签订后，权利义务应归王兴东所有的销售共计五笔，票面金额总计18482492元；而账户名为大连万顺特种车辆制造有限公司、尾号为1573的中信银行账户往来明细表证实，自2011年7月30日至2013年12月19日，上述销售合同共计回款18075617.4元（另有406674.6元系2013年12月30日回款），而自2011年9月至2013年12月19日从该账户向王兴东本人、其女儿王雪娇及其他亲属（王兴彩、王兴杰、王兴英）转出金额共计17218587.4元，收支差额仅857030元。且从该账户在增资协议签订前后的往来账目看，上述五笔销售款全部进入了该账户，亦在销售款进账后，随即便向王兴东本人、其女儿王雪娇及其他亲属（王兴彩、王兴杰、王兴英）转账，故该账户名虽为大连万顺特种车辆制造有限公司，但结合该账户从增资前就使用直至上述五笔销售款支付完毕后不再有大额进项的事实，足以认定该账户系王兴东控制的账户。而该账户明细中另有王兴东向与其合作的企业沈阳铭辰汽车有限公司（王兴东签署的《合资公司为原股东垫款明细》证实，上诉人于2011年为王兴东垫款支付给该公司2455000元）有转款的记录和其他多笔支出记录，故亦不能排除王兴东在生产、销售车辆的过程中另有成本或其他款项的支出。因此，从王兴东应收货款及其支付款项的情况看，无据认定在2013年12月19日前，王兴东实收货款转出后，其剩余资金足以支付《情况说明书》所载上诉人垫付的约400万元款项。（2）自2012年7月30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后，上诉人的投资人已变更为华晨汽车投资（大连）有限公司，系国资控股，作为国有资产，不可能存在随意放弃权利的情形，被上诉人亦未提供任何证据证实可能存在什么背景情况而导致上诉人应当放弃如此大额的垫付款项。（3）关于《收购中信发生的各项费用明细表》中所列的上诉人为王兴东垫付的94.10495万元，在王兴东与上诉人于2013年11月18日后签订的《关于大连万顺无缝钢管有限公司权利转让合同的补充协议》第2条中，双方明确确认该款系“截止至2013年9月底垫付”，双方亦认可该款“应当在本次权利义务转让前归还甲方（上诉人），但因乙方（王兴东）资金紧张，乙方承诺权利义务转让合同及本补充合同签订之日起3个月内归还甲乙，如超期，按照超期金额的每日百分之一收取违约金”，故该事实亦与落款日期为2013年12月19日的《情况说明书》中所载已用货款及其他款项抵顶该垫付款的事实相悖。如果2013年9月底前，王兴东具有剩余货款可以抵顶该垫付款，不可能存在上述约定；如果是用2013年9月底后至2013年12月19日期间收到的货款抵顶该垫付款，但从上述中信银行账单看，该期间并无一单销售车辆货款进账，甚至并无任何进账。故该《情况说明书》所载内容明显与本案其他证据所证事实相矛盾。另外，该事实也证明在2013年11月18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时还强调王兴东应当在三个月内偿还上诉人为其垫付的款项，如不偿还应当承担大额的违约责任，怎么可能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内，上诉人又出具《情况说明书》放弃自己的权利。4、至于被上诉人辩称：（1）关于鉴定事项与上诉人原申请事项不相符的问题。经查，上诉人申请鉴定的事项包括对《情况说明书》中印章印文及打印文字形成的时间进行鉴定，对打印文字与印章印文是否系同一时间形成进行鉴定。而实际鉴定事项为印章印文与打印文字形成的先后顺序，并没有超出上述申请鉴定的范围，更没有变更鉴定事项。因受技术条件的限制，对印章印文与打印文字形成的绝对时间无法鉴定，但不应排除对相对形成时间的鉴定。（2）关于鉴定结论不符合《朱墨时序鉴定规范》的问题。本案鉴定的检材虽然不存在印文与文字的交叉，但检材在显微镜下能够观察到在文字打印过程中形成的大量墨点覆盖在印章印文上，通过该现象作出的鉴定结论，并不违反“印迹与文字交叉”的条件，同样具备鉴定的科学性，《朱墨时序鉴定规范》亦未排除该情形下进行的鉴定；至于该墨点形成时的打印机与形成文字时的打印机是否系同一打印机的问题，应当由主张不是同一打印机的一方提供证据予以证实。（3）鉴定结论虽然是倾向性意见，但鉴定结论并不是本院排除《情况说明书》所述内容真实性的唯一依据，而是结合了《情况说明书》的文书格式、出示时间、被上诉人陈述意见的反复性、矛盾性、被上诉人取得货款的去向等诸多事实。即使无该鉴定结论的意见，亦足以推翻《情况说明书》是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具的结论。亦正因为如此，不能仅凭《情况说明书》中印章印文的真实就认定该《情况说明书》的形成及其内容的真实性。二、本案所涉债务是王兴东、李某夫妻的共同债务。1、被上诉人李某在万顺公司没有增资前，与王兴东是万顺公司两个唯一的股东；增资后，被上诉人李某与王兴东亦是万顺公司的共同股东，故对于万顺公司（无论是增资前还是增资后）而言，被上诉人李某亦是相关合同的主体，其夫妻二人属于共同生产经营，因此，共同生产经营的所得是其夫妻的共同财产，共同生产经营所负的债务亦是其夫妻的共同债务。2、被上诉人李某与王兴东是夫妻，王兴东去世后，从夫妻关系的角度，李某首先要将夫妻共同财产（包括王兴东名下的财产）分割一半为自己所有，对另一半其再作为继承人继承相应份额，故其亦应承担夫妻共同债务（包括王兴东名下的债务）的一半，并应作为继承人在其继承遗产的范围内清偿王兴东的个人债务。3、王兴东在《开票申请》中所述的“个人”及当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池治签署“同意，先把钱拿到我们公司手里”的意思，应当是将王兴东个人与公司之间加以区分，而不应当是王兴东与其家庭成员之间加以区分，不应认为该“个人”的意思表示是王兴东的个人债务，而非王兴东、李某夫妻的共同债务。4、王兴东夫妻转移至其女儿王雪娇名下的财产并不当然就是其女儿王雪娇的个人财产，亦不应排除该财产用于了其家庭的共同生活。5、上诉人虽是基于《增资协议》及《补充协议》向被上诉人主张580608.21元税款权利（含28159.17元税款），《增资协议》及《补充协议》的合同主体的一方亦是上海华安投资有限公司，但在现投资人取得了原投资人的股权份额后，当然亦应承继其权利和义务；且垫付的相关款项均系从增资后的上诉人公司支付，上诉人公司当然有理由依据股东之间的约定向应支付的股东进行追偿。三、被上诉人应当偿还上诉人垫付的王兴东、李某夫妻二人经营原万顺公司期间所欠印花税款1万元。根据上诉人提交的印花税缴纳证据及税务部门的异议证据，案涉印花税的缴纳是按公司实缴资本的一定比例进行，税务部门认定的公司实缴资本是由2000万元变动到6500万元，2011年11月10日征收的印花税22500元与该时期增资的4500万元具有对应关系，2014年9月18日征收的1万元与公司总资本6500万元超出4500万元的部分，即原万顺公司的实缴资本2000万元具有对应关系，现在被上诉人亦无证据证明公司从成立至2014年9月18日期间还有其他实缴资本的变动情况或其另有已缴纳该税款的证明，故应认为2014年9月18日补缴的1万元印花税是针对原万顺公司的实缴资本2000万元进行的征收，该税款亦应由被上诉人返还给上诉人。综上所述，上诉人大连万顺特种车辆制造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二十条、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三百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2016）辽0202民初3434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李某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上诉人大连万顺特种车辆制造有限公司偿还上诉人大连万顺特种车辆制造有限公司为其夫妻共同经营垫付的税款580608.21元；三、被上诉人李某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上诉人大连万顺特种车辆制造有限公司偿还上诉人大连万顺特种车辆制造有限公司为其夫妻共同经营垫付的税款及相关费用941049.5元，并支付违约金3434830.68元；四、被上诉人李某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上诉人大连万顺特种车辆制造有限公司偿还上诉人大连万顺特种车辆制造有限公司为其夫妻共同经营所垫付的印花税款1万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653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6530元，合计93060元（上诉人大连万顺特种车辆制造有限公司已预交），由被上诉人李某负担。围绕当事人的再审请求，本院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本案再审期间，本院应李某的申请，向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开具五份律师调查令，调查王兴东于2011年7月1日至2014年5月10日，在中国民生银行大连分行营业部、中国工商银行大连市分行、中国建设银行大连市分行营业部、中国农业银行大连分行营业部、中国银行大连市分行开立银行账户内全部银行交易流水信息。李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持上述律师调查令进行调查后，未提交新证据，万顺公司亦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再审认定的事实与二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再审认为，万顺公司主张其曾为王兴东垫付税款及相关费用，并依据案涉《增资协议》、《补充协议》及《合资公司为原股东垫款明细》等请求李某承担偿还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万顺公司诉请主张的基础法律关系并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缴纳税款和清偿债务以他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超出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偿还责任”。万顺公司本案原审一审诉讼请求属于被继承人的债务范畴，李某亦在王兴东去世后通过公证继承王兴东遗产，故本案属于被继承人债务清偿纠纷，本案原审将案由确定为不当得利纠纷法律依据不充分，本院予以更正。李某于本案原审时提交案涉《情况说明书》，该《情况说明书》经鉴定证实“大连万顺特种车辆制造有限公司红色印文与其交叉的黑色墨点形成先后顺序为先朱后墨”。本案原二审判决采信上述鉴定结论，并根据李某陈述发现及提交《情况说明书》的过程，结合《情况说明书》的具体内容、行文格式、当事人陈述等因素，全面审查该证据后，最终认定不能仅凭《情况说明书》加盖印章真实性证明《情况说明书》载明内容系万顺公司真实意思表示，事实及法律依据充分。因李某未能提供其他充分证据证明《情况说明书》的系万顺公司真实意思表示，故其关于《情况说明书》应予采信的再审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李某对万顺公司主张的税款及相关费用金额提出异议，称王兴东生前与万顺公司之间存在复杂的资金往来，并为此向本院申请律师调查令以调查相关资金往来情况。本院依李某申请向其出具律师调查令后，李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却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该项申请理由，故其关于本案原审判决未能全面查清相关案件事实的申请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案涉《关于大连万顺无缝钢管有限公司权利转让合同的补充协议》约定“鉴于：……并于2013年11月18日签订了目标公司权利转让合同……”第2条约定“以上1和2两项费用为截止2013年9月底甲方为乙方（王兴东）代垫，总计为94.10495万元，乙方承认以上金额，本应该在本次权利转让前归还甲方，但由于乙方资金紧张，乙方承诺权利转让合同及其本补充合同签订之日起3个月内归还甲方”。根据以上合同约定，王兴东应于2014年2月18日前偿还上述合同约定款项，王兴东逾期未偿还已经构成违约，万顺公司有权主张违约责任。《关于大连万顺无缝钢管有限公司权利转让合同的补充协议》中第2条约定“……如超期，按照超期金额的每日百分之一收取违约金”，万顺公司根据上述合同约定，以日百分之一为标准计算违约金并向李某主张。万顺公司依照违约金计算标准主张的违约金（3434830.68元）已经远高于迟延履行的税款及相关费用（941049.5元），故该违约金标准明显过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李某在本案原一审时就提出该违约金标准过高的抗辩，根据以上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李某关于下调违约金标准的再审请求，事实及法律依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万顺公司原审诉请以941049.5元为本金，按照日百分之一标准主张违约金为3434830.68元，故其计算违约金期间为一年[3434830.68元÷（941049.5元×%1/日）=365日]。本院将该部分违约金调整为：以941049.5元为本金，自2014年2月19日起至2015年2月18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计收逾期贷款利息的标准计算违约金。万顺公司提交的印花税缴税付款凭证及税务部门出具的纳税评估疑点通知书载明内容，可证实印花税根据公司实缴资本按比例缴纳。万顺公司于2011年11月10日缴纳的印花税数额与当时公司增资情况具有对应关系，故万顺公司证明其2014年9月18日缴纳的印花税与公司注册资本亦具有对应关系的证据已经达到高度盖然性标准。本案原审判决据此认定万顺公司缴纳的1万元印花税，应由李某偿还给万顺公司，并无不当。综上所述，李某的再审请求部分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本院（2018）辽02民终1455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部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本院（2018）辽02民终189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本院（2018）辽02民终1898号民事判决第二、三、四项；三、李某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十日内在继承王兴东遗产的实际价值范围内偿还大连万顺特种车辆制造有限公司垫付的税款580608.21元；四、李某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十日内在继承王兴东遗产的实际价值范围内偿还大连万顺特种车辆制造有限公司垫付的税款及相关费用941049.50元并以941049.50元为基数计算的违约金（自2014年2月19日起至2015年2月18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计收逾期贷款利息的标准计算）；五、李某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十日内在继承王兴东遗产的实际价值范围内偿还大连万顺特种车辆制造有限公司垫付的印花税款1万元。五、驳回大连万顺特种车辆制造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照本判决制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4653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6530元，合计93060元，由大连万顺特种车辆制造有限公司负担65142元，由李某负担2791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欢审判员 张真洪审判员 赵述云二〇二〇年六月九日书记员 浦丽娜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缴纳税款和清偿债务以他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偿还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