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205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邓小英，女，1969年6月12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吉云，广东环球经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灏，广东环球经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杨俊华，女，1957年5月1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住址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平，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邓小英因与上诉人杨俊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4民初198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7日立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邓小英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邓小英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杨俊华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对部分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判决认定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显属错误。事实上，由于杨俊华是邓小英在安利公司的上级领导，向邓小英提出借款时，因邓小英本身资金已投入市场，自有资金无法满足其借款要求，但经不住杨俊华一再请求，遂从老家亲戚张某处筹到300000元，加上80000元自有资金，共向杨俊华提供借款380000元，双方约定其中从张某处筹到的300000元以月利率3％计算利息，另80000元基于当时双方的特殊关系故无需支付利息。实际上，杨俊华也履行了部分还息义务，即支付了27000元利息。二、一审判决认定杨俊华于2016年8月向邓小英支付的27000元是归还借款本金，也是错误。对于27000元，杨俊华辩称是邓小英经济困难向其提出借款，事实上该款系杨俊华向邓小英支付的借款利息，具体理由在于：首先，从时间上看，2016年5月10日双方借贷关系成立并生效至2016年8月16日杨俊华支付该款，时间刚好是三个月多几天，与该利息款对应的计息借款期间相吻合；其次，从金额上看，邓小英提供的380000元借款中300000元应以月利率3％计算利息，那么三个月利息刚好是27000元，与该利息款对应的计息利率吻合；再者，性质上看，杨俊华称是借款，但其并无任何证据予以佐证，且从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来看通常借款金额为整数，而该款系杨俊华分两笔在两天内支付，分别为23000和4000元，而彼时杨俊华又是邓小英的领导，且邓小英之前还出借款项给杨俊华，按照邓小英的经济状况，不可能窘迫到要向自己领导借如此奇怪数额的款项。由此可见，杨俊华辩解违背常理，与事实不符，27000元就是双方约定的利息，杨俊华的解释明显违背常理，不合乎逻辑，纯属为逃避责任而编造的谎言。杨俊华辩称，邓小英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应予驳回。理由如下：第一，本案涉及款项并非借款而是邓小英的投资款，而27000元则是邓小英向杨俊华的借款，后杨俊华之女李某在归还邓小英的投资款100000元时予以扣除，一审判决对该款的性质认定有误。27000元系杨俊华出借给其下级邓小英的借款，已合法冲抵。第二，邓小英称该款系其借高利贷再转借杨俊华，但邓小英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该款项来源。同时，邓小英借高利贷转借杨俊华，之后没有催要款项，反而在2017年继续向杨俊华之女李某委托投资，完全有悖于事实。杨俊华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判令驳回邓小英的全部诉讼请求；3.判令邓小英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庭审中已经很清晰查明当事人之间完全不是、也不可能是借贷法律关系，但一审判决仍然判定涉案款项为借贷关系，判决严重与事实违背。在邓小英只有转款凭证，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是借贷关系的情况下，杨俊华已经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中所规定的抗辩性举证责任完成了举证，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不应超越法律，本案应依法判定借贷关系不成立。（二）一审法院庭审程序严重违法。一审庭审中，杨俊华到庭，邓小英本人不敢到庭，审判长竟然用邓小英代理人的手机拨打邓小英手机，通过手机进行庭讯并作为“原告”的庭审陈述记录于笔录，此种未出庭、未核对身份的“穿越式”庭审程序明显违法，不出庭的当事人都可以“当庭”陈述，由此可见程序违法的严重程度。另补充：第一，杨俊华提交的证据与钟某的部分证人证言，可以互相印证，证明案涉款项系邓小英的投资款。邓小英本人及证人钟某都确认李某是专业的邮币卡投资人，大家都在自行或委托李某进行投资，而银行的转账流水，清楚地印证了案涉款项经杨俊华账户转入至邓小英提供的李某涛账户的情况。证人钟某在最后回答一审法官的“关于钟某是否听说过原告借款给被告的事实”时，钟某明确陈述没有听邓小英说过。杨俊华虽然没有单一完整的证据可以直接证明案涉款性质，但上述证据完全可以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第二，邓小英所主张的借贷法律关系互相矛盾，有悖于常理，主要体现在邓小英在起诉状中明确称杨俊华借款用途是生意资金周转需要，但在一审庭审中邓小英的电话询问和证人的陈述，都明确表述该款项与投资邮币卡有关，根本无关任何生意资金周转。作为借款人，邓小英不能够阐述其资金来源及用途，有悖常情。如果借款为真实，邓小英为此承担了300000元高利贷借款，其在可以联系杨俊华的情况下，背负沉重的高利借款却不催告，明显有悖常情。邓小英辩称，杨俊华辩称双方之间的关系实为委托操盘关系的主张与事实不符。第一，杨俊华辩称邓小英将款项转入其账户，是账户借用关系，不符合逻辑，杨俊华的女儿李某既然自称为操盘手，其应当清楚银行账户与平台账号相互关联。要对某个账号进行交易买卖操作，具备账户的姓名、账号、密码即可进行操作，那么邓小英无须将款项转入杨俊华的银行账户，邓小英完全可以直接向李某提供委托操作的账户和密码等信息，由李某直接操作即可。因此，其主张的账户借用关系显然与常理不符。第二，杨俊华辩称受邓小英指示，将款项转入李某涛账户，事实上邓小英根本没有要求杨俊华转款给李某涛，也根本没有李某涛的银行账号等信息。直到本案一审庭审时，才知道有李某涛这号人物，此前根本不知道，不可能发出转账指示。杨俊华应当举证证明指示的存在。第三，杨俊华认为是委托操盘关系的存在，按常理受托人接受委托后，应当有书面委托合同，应当定期向委托人报告账户的具体变动情况，应当在委托事项结束后向委托人交还掌管的财物等。但在本案中，杨俊华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实发生过上述事实，至于李某涛的账户现在是何种情况，邓小英更是不得而知。第四，杨俊华辩称的借款理由存在矛盾，但是日常生活中，普通民众通常都会将能够产生收益的行为统称为“生意”，投资能够产生收益，故将投资称为做生意，符合普通民众的约定俗称的口语习惯，并不存在矛盾。第五，双方经济条件的好坏，并不完全与各自在安利体系中的级别高低成正比。事实上杨俊华一再请求向邓小英借款，由于邓小英没有足够款项出借，曾带杨俊华回老家向邓小英的亲戚借，因亲戚不信任杨俊华，提出由邓小英作为借款人则同意出借款项。因此涉案款项是亲戚转入邓小英账户后再由邓小英转给杨俊华，故同一笔款项存在两个借贷关系。邓小英在一审提交的证据中反映了以上情况。第六，杨俊华支付的27000元，从支付的时间、金额看，可以得出是300000元的本金按照月息三分计算三个月的利息，与邓小英的主张相对应。第七，邓小英一直有通过微信、电话要求杨俊华还款，但是对方不回复不接听，上门也找不到，并非杨俊华所称没有主张过。第八，没有让杨俊华出具借条，是基于对其的信任。再者约定的借期也不长，邓小英并非职业放贷人，之所以愿意出面借款，试图以帮助杨俊华的目的，其碍于情面没有要求杨俊华出具欠条。关于利息，事实上双方之间的借款是约定了利息的，从杨俊华在2016年8月16日、17日，两次向邓小英支付共27000元的事实，可以证实杨俊华支付过利息。关于程序方面，一审法院庭审程序合法，理由在于：1.没有任何法律法规司法解释规定，本案原告邓小英必须亲自到庭，否则程序不合法。一审法院也没有在开庭前要求原告本人必须亲自到庭，因此原告本人没有到庭参加庭审，不影响庭审程序的合法性。2.原告并非不敢到庭，而是当时身在外地，主审法官有通过各种合法途径调查核实涉案事实的职权。通过电话调查的询问的方式并不违法。邓小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杨俊华立即归还邓小英借款本金380000元；2.判令杨俊华向邓小英支付借款利息（利息以300000元为本金，从2016年8月8日起计至清付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以80000元为本金，从2017年5月10日起计至清付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3.本案诉讼费用由杨俊华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邓小英称2016年4月，杨俊华向邓小英介绍邮币卡项目，杨俊华女儿也在投资邮币卡，后来邓小英自己开了账户投资，杨俊华让其再投点钱，其拒绝了，杨俊华问其有没有钱借给她，其就向亲戚借300000元加上自己的积蓄80000元，一共借给杨俊华380000元。邓小英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中国工商银行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显示邓小英于2016年5月8日通过手机银行分两次向杨俊华转账300000元，同月10日通过手机银行向杨俊华转账80000元，杨俊华于2016年8月16日向邓小英转账23000元，同月17日向邓小英转账4000元。邓小英称因杨俊华是其领导，当时双方关系好，故没有让杨俊华出具借条等债权凭证，双方是通过电话及微信沟通确认的，但因时间较久，无法提交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佐证。杨俊华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辩称该380000元是邓小英通过杨俊华账户代为支付的投资款并非借款，邓小英应自负投资亏损，杨俊华转账的27000元并非利息，而是邓小英基于经济原因向杨俊华的借款且已经在后续邓小英与案外人李某的投资中予以抵扣，从银行流水中显示邓小英本身也在北京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有炒币行为。杨俊华为证明其辩解，提交如下证据：1.杨俊华名下银行账户（卡号：62×××15）的历史明细清单，显示2016年5月8日收到邓小英转款300000元，5月9日向“李*涛”转账300000元，5月10日收到邓小英转款80000元，同日向“李*涛”转账80000元；2.北交所福丽特邮币交易平台官网首页、官方微信公告；3.北交所福丽特邮币交易平台停盘整顿新闻报道；4.其他投资者与杨俊华福丽特云商收藏品有限公司诉讼判决，证据2-4共同证明北交所福丽特邮币交易平台自2017年5月31日起已处于停盘整顿状态，至今没有恢复交易，涉案款项是投资款，由邓小英自负盈亏；5.案外人李某手机银行转账查询记录，证明邓小英于2016年10月25日转账100000元给案外人李某，2017年2月7日，案外人李某转账73000元给邓小英。邓小英对证据1真实性由法庭认定，关联性不予认可，双方之间不存在投资关系，且杨俊华收到邓小英借款后给谁及如何使用与邓小英无关，款项并非投资款而是邓小英借给杨俊华的借款；对证据2-4三性不予确认；对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案外人李某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当庭陈述：其与杨俊华是母女关系，其之前在做投资项目操盘，邓小英找到其想让其帮忙操作账户，后邓小英又找到杨俊华，因邓小英、杨俊华是好朋友，其就同意了，邓小英将投资款转入杨俊华账户，因杨俊华账户本来就有投资，就让邓小英重新提供账户，后来把资金转到邓小英提供的“李*涛”的账户进行交易。因2016年5月操盘的邮票停盘，账户无法打开，2016年7月其将账户还给邓小英。后来其与其他朋友在杭州新成立公司进行邮票及纪念币交易，其问邓小英要不要投资，邓小英同意投资100000元并将该投资款直接转账至其账户。2017年2月，杨俊华称借给邓小英27000元，其就在100000元中抵扣上述借款并将剩余款项转账给邓小英。无法提交书面证据证明上述证言。案外人伍某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当庭陈述：其与邓小英、杨俊华是同事关系，杨俊华是其在安利公司的老师，其与邓小英基本每周都会聚会。2016年4月，听说杨俊华女儿在做投资邮币卡，其自己也有投资。2016年5月左右，其在杨俊华家里碰到过邓小英，邓小英当时恳求杨俊华让李某帮忙管理几十万投资款，后来杨俊华勉强答应了，后来不清楚相关投资情况。但加入该投资后有很多次培训都遇到邓小英，知道邓小英做的项目比较大，所以经常在聚会中看见她。案外人钟某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当庭陈述：其与邓小英2003年认识，是朋友关系，与杨俊华是同事关系，杨俊华在安利公司是主任级别，年收入一般是二、三十万元。2016年听邓小英说向老乡借款300000元再加上自己的80000元给杨俊华，她向老乡借的300000元利息三分，杨俊华还没还款。没有听过邓小英向杨俊华催款的情况。邓小英认为证人李某与杨俊华是母女关系，其证明能力证明性不强，对李某所称的邓小英提供给杨俊华的380000元是投资款不足采信。事实上，该款项是邓小英提供给杨俊华的借款，同时李某也提到邓小英自己也在投资邮币卡，邓小英无需再委托李某和杨俊华进行投资邮币卡的操盘；证人伍某与杨俊华以师生相称，关系密切，存在利害关系；对证人钟某的证言无异议。杨俊华认为证人李某、伍某的证言与本案其他证据相互印证，时间清晰，脉络清楚，足以证明邓小英委托李某代为操盘的事实成立。证人钟某的证言属于传来证据，并非原始证据，且传来对象为邓小英本人，无证明效力，且证人钟某证言并未有任何与事实相关的清晰表达，未对事实情况提供任何清晰的证明。一审法院认为，公民之间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债务应当清偿。本案焦点为邓小英转账给杨俊华的款项，是否为借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邓小英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杨俊华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杨俊华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杨俊华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邓小英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邓小英诉称杨俊华向其借款380000元，并提交了转账凭证予以证明，杨俊华辩称双方款项是邓小英委托案外人李某操盘的投资款，并提交了银行交易明细，拟证明款项已按邓小英的指示转账给“李*涛”，证人李某称当时是受邓小英的委托操盘，邓小英转给杨俊华的款项是委托投资款，证人伍某则称其听到邓小英跟杨俊华提及委托李某操盘的事，此外未能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其辩解。杨俊华称邓小英转款给杨俊华是为了让杨俊华女儿李某代为操盘，后因防止收益混同，按邓小英指示将款项又转到“李*涛”的账户，根据邓小英及证人陈述，银行账户与平台账号相互关联，钱在银行账户就是在平台账号。2016年5月8日杨俊华收到邓小英转款300000元，2016年5月9日向“李*涛”转账300000元，但既然2016年5月9日已经将款转账到“李*涛”账户，那么2016年5月10日邓小英无需再通过杨俊华的银行账户操作，而是可直接转款到“李*涛”的银行账户，但事实上2016年5月10日邓小英又向杨俊华转款80000元，同日杨俊华又向“李*涛”转账80000元，与常理不符。案外人李某称其是受邓小英委托操盘，赚取部分收益，那么其作为受托人，理应清楚其操作的账户的姓名、账户、密码等，但在本案中，证人李某也未能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当时其为邓小英操盘的情况，且证人李某作为杨俊华的女儿，其证言可信度相对较低。另一证人伍某称其听到邓小英让李某帮忙理财，但2016年10月25日，邓小英向李某转账100000元用于理财，现也无法确认当时伍某所听到的是本案所指的380000元款项或是其他款项，且杨俊华是证人伍某的老师，其证言可信度存疑。证人钟某与邓小英是朋友，其称听到邓小英向其提及杨俊华借款的事宜，但其并不清楚借款的经过，且证人钟某证言的可信度也存疑。综上，杨俊华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在杨俊华无法提交更多证据的情况下，采信邓小英的主张，认定该380000元是借款，杨俊华应向邓小英偿还。关于利息。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借贷双方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现邓小英无法提交证据证明双方约定利息及借期，故认定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及偿还时间，杨俊华向邓小英偿还的27000元视为偿还本金，故剩余本金为353000元。综上，杨俊华应从本案起诉之日即2019年5月13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353000元为本金，按年利率6%向邓小英支付利息。综上所述，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自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杨俊华应向邓小英偿还借款本金353000元及相应的利息（计算方式：自2019年5月13日起至实际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二、驳回邓小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一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9676元（邓小英已预付），由邓小英负担3863.2元，杨俊华负担5812.8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经审查，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邓小英在二审庭询中确认一审法院开庭时法官通过其代理律师与其通话，其确认通话内容为其本人真实意思。杨俊华在庭询后向本院书面提出涉案转账所涉对方李*涛，全名为李海涛。本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理”之规定，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涉案款项380000元是邓小英出借给杨俊华的借款还是邓小英委托杨俊华之女儿理财的投资款；2.杨俊华交付给邓小英的款项27000元是偿还借款、支付利息还是出借款项。关于争议焦点1，本院评析如下：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若干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邓小英提交了转账凭证并主张款项为民间借贷，杨俊华认为款项之性质并非借款，则举证责任转移至杨俊华，其应证明款项用途如其所主张。杨俊华主张在接收款项后已经按照邓小英的指示将款项转到案外人李海涛名下的账户，邓小英否认其作出指示，杨俊华未能就指示一事举证证明。其次，邓小英先转账300000元给杨俊华，按照杨俊华的说法，双方协商了转至李海涛的账户中操作，那么之后的80000元，邓小英直接转到李海涛的账户更为合理，然而邓小英仍转账给杨俊华，由杨俊华再转款到李海涛的账户，与日常生活习惯确实不甚相符。再次，杨俊华的女儿李某到庭作证时陈述其曾操作李海涛名下的邮币卡账户，相反邓小英则否认其操作过该账户，李某称其将该账户交还邓小英操作，但没有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同时从杨俊华和李某的陈述来看，之后邓小英曾委托李某就100000元进行投资理财，是将款项交付给李某而并没指定账户操作，前后两次操作模式不同，也无法因此推断出交易习惯而支持杨俊华的主张。另，对钟某的证人证言，一审法院进行分析，考虑其前后所述不相一致的情况，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确认。至于款项用途的陈述，邓小英作用出借人无法确定借款的真实用途，其将款项用途笼统陈述为生意资金周转需要，虽然与其在庭审中陈述款项用于投资邮币卡不相一致，但也不足以推断出款项不是借款而是投资款的结论。故本院对杨俊华的补充上诉意见亦不予采纳。因此，杨俊华主张涉案款项是邓小英委托杨俊华之女儿理财的投资款，两人作为安利团队的同事，发生款项往来后至今时间也较长，杨俊华没能提供任何双方关于投资理财的短信、微信记录等直接或者间接证据佐证其主张，在此情况下，本院实难以采信。综上，邓小英提交了转账凭证，而杨俊华没有充分证据证明款项并非借款，一审法院认定涉案款项为邓小英出借给杨俊华的借款，符合优势证据原则，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争议焦点2，首先，杨俊华主张是其出借给邓小英的借款，本院已经论述并认定杨俊华向邓小英借款380000元，在此情况下，杨俊华支付给邓小英的款项，在双方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理应认定为还款而非形成新的借款。其次，邓小英主张27000元是支付借款利息。本院评析如下：《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视为不支付利息。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邓小英与杨俊华之间没有签订书面的借款合同，没有就借款利息作出书面约定，邓小英也没有举证证明两人之间通过其他形式约定了借款利息。邓小英主张双方约定利息的理由，是杨俊华在2016年8月转账的款项27000元，是金额和时间与借款300000元按照月息3%计算三个月的利息相一致，但是其该说法存在缺陷：其一，邓小英主张出借的款项为380000元，其仅对其中30万主张利息并不合理；其二，邓小英主张该30万是其向案外人张某以月息3%借入故计算利息，但除了从银行流水记录中看到张某转入的记录外，邓小英并未出具其与张某约定利息的依据，也没有邓小英实际向张某偿还利息的记录；其三，民间借贷中利息的计算，以每月付息为常见方式，邓小英没有解释杨俊华收到款项后三个月才付息的原因；其四，杨俊华之后没有再继续归还款项，仅一次的还款不能形成规律性还款从而判断款项是偿还利息。因此，邓小英关于27000元是杨俊华偿还利息的说法，不能自圆其说，没有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利息的约定，故其上诉请求缺乏依据。一审法院认定双方没有约定借款利息，并对杨俊华支付的27000元认定为偿还借款本金，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处理恰当，本院予以维持。另，一审法院在庭审时由代理律师拨打电话给邓小英，虽然未核对通话人身份，从是代理律师对通话人所述内容予以确认，且二审庭询中，邓小英本人到庭，也确认了当时其本人与一审法官通话的事实，故一审法院的前述做法并无不当，本院不采纳杨俊华关于庭审程序违法的主张。杨俊华申请本院调查李海涛的银行账户与邓小英是否存在往来，从程序而言，杨俊华在二审中才提出申请对李海涛的账户进行调查，超出其提出申请的举证时间，而从实体判断来看，即便李海涛的账户与邓小英有往来记录，也不足以证明杨俊华关于邓小英指示转账的主张。故本院对杨俊华之调查申请不予接纳。综上所述，邓小英、杨俊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676元，由邓小英负担3863.2元，由杨俊华负担5812.8。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许雪芳审判员  吴 湛审判员  李璐思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六日书记员  徐施阮尹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