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10民终101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张菊红，女，1974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祖仁，浙江英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沈美芬，女，1972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仙居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坚，仙居县国浩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军，仙居县国浩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张菊红因与被上诉人沈美芬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仙居县人民法院（2020）浙1024民初3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菊红上诉请求：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要求撤销原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原判决认定：“因张菊红未按时交纳租金，沈美芬曾于2019年11月或12月采取锁门措施。”系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提供相应证人已详细说明搬离租赁房屋的经过，介绍了参与搬离的主要人员，确定了搬离的时间。被上诉人对证人证言并未提供相反意见和证据，仅表示不清楚何时搬离的且不影响合同继续履行。因此，被上诉人最后补充说明其锁门时间是2019年11月或12月的意见不是事实，上诉人都己经搬走，被上诉人又怎会为催讨租金而锁门，锁门的时间必然是在上诉人搬走之前。另外，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明确表示上诉人搬走之后才知道该情况，知道的时间是2019年10月到11月之间，该表述显然与被上诉人最后表示催讨租金锁门的时间是2019年11月或12月的意见互相矛盾。被上诉人经营位于一楼及三至七楼的宾馆，也承认经常去宾馆，缘何对二楼使用情况一无所知，明显违反常理。再者，被上诉人表示一直在催讨过程中上诉人没行告知搬离事实，也不符合一般的逻辑。2、原判决认定：“张菊红于2018年6月4日成立金子鸿公司，登记住所为仙居县（即涉案租赁房屋）。”系认定事实错误，该金子鸿公司的成立早于房屋租赁合同的签订，原始登记住所并非涉案租赁房屋，也不存在以租赁房屋为住所注册成立了金子鸿公司的可能性。3、原判决认定：“关于水电费部分，沈美芬提交的证据无法真实其诉请的4609.7元，但根据张菊红在庭审中做出的其己支付费用中包含3000元水电费的自认，本院确认水电费为3000元。”上诉人认为水电费是否应当交纳及交纳多少的举证责任在于被上诉人，上诉人表示付过3000元也非是对原告水电费金额的确认，因为实际生活中存在着预付、预交等多种情形。而且上诉人也已明确表示因时间较久无法记清该笔款项是否包含在被上诉人确认的43000元中。另外，原审未能严格审核支付的款项，上诉人支付金额为63000元。二、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原判决认定：“沈美芬系仙居县穿城南路88号房屋的承租人，将其房屋二层转租给张菊红，双方签订了《房屋租赁协议书》，并事实履行了该协议，房屋所有权人南洋公司未提出异议。张菊红认为沈美芬并非涉案房屋所有权人，无权出租该房屋，不是适格原告，但对于沈美芬是否无权出租涉案房屋未能提供相关证据证明，且其针对沈美芬的本诉请求也提起了反诉。根据合同相对性及双方履行情况，本院确认沈美芬、张菊红的诉讼主体资格。”上诉人认为，上诉人已经提供该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南洋公司与金子鸿贸易有限公司的房屋租赁合同，而是否有权出租涉案房屋以及证明租赁关系合法、有效的举证责任在于被上诉人，一审法院应当严格审查。而且认定诉讼主体资格是法庭应有之权利义务，上诉人提出反诉，仅考虑诉讼效率、成本等因素，并非是对诉讼主体资格的确认，因此该认定存在本末倒置的嫌疑。再者，一审并未通知南洋公司到庭说明情况，也未调查取证，即认为南洋公司无异议，也存在相应的错误。2、原判决认定：“租金部分，张菊红认为无需再付租金，反而是沈美芬应返还部分租金，理由是沈美芬隐瞒房屋无法办理消防许可的事实导致租赁合同目的无法达成，构成违约。本院认为该理由不能成立，第一，张菊红己经以租赁房屋为住所注册成立了金子鸿公司，租赁房屋是否需要办理消防许可手续，消防部门是否不予办理，是否系沈美芬原因造成的，张菊红未能举证证明；第二双方在合同中对租赁房屋的消防问题未做约定。故对张菊红主张沈美芬违约，要求返还部分租金的反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认为，金子鸿公司的成立早于两份房屋租赁协议书签订，不存在以租赁房屋为住所注册成立了金子鸿公司的可能性。其次，对于开放性、经营性的办公场所，办理消防手续是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的，提供符合法律规定及实现合同目的之房屋是出租方应尽的义务，出租方的原始消防责任无需通过合同再予强调或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在本案中，出租房屋的消防手续是否可以办理以及无法办理的原因涉及双方争议的核心焦点，即被上诉人是否存在隐瞒房屋无法办理消防许可的事实导致租赁合同目的无法达成，被上诉人是否构成违约等。双方在一审程序均要求一审法院就消防主管部门进行调查取证，核实上述争议焦点，明确应当由哪方承担相应的消防责任。为查清事实，能公平、公正的审理案件，解决纠纷，一审法院应调取或听取相应的意见。三、适用法律错误。本案未就违约事实详细核实，也未就装修情况向被上诉人提供的前承租人及现承租人核实，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项规定，不予支持上诉人要求赔偿租赁期内装修残值损失，存在适用法律错误。四、一审程序违法。被上诉人在一审审理过程中未提交一审判决予以认定事实的证据原件（包括：承租权转让申请书、消防安全检查合格证、房屋产权证书等），在上诉人提出异议后，未向上诉人说明并事后补充，也不调查取证，直接采纳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而上诉人提供的书面证据、视听资料、证人证言，经庭审质证后，法庭既不采纳，也不在判决书中列明并说明理由，特别是针对证人证言涉及的该案事实部分，包括上诉人何时搬离该房屋及搬离的经过，这一明显与本案诉争的焦点问题息息相关的事实，判决部分只字未提，显然违反法律法规关于证据认定的法定程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组织当事人围绕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以及与待证事实的关联性进行质证，并针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说明和辩论。能够反映案件真实情况、与待证事实相关联、来源和形式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应当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第一百零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上诉人在一审程序中，就被上诉人提供的房屋租赁协议书，就该证据的三性提出异议。法庭未予详细核实，也未在判决中详细说明理由而直接采纳，存在错误。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要求撤销原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 沈美芬答辩称，一、上诉人认为原审认定事实错误是不能成立的。上诉人在一审时所申请的两个证人，一个是王灵珠，她所知道的信息是听他人说的，她自己并不知情的。另一证人孔某只是一个搬运工，无法证明本案的租赁情况。二、本案解除合同的时间应该从我方提出解除合同的时间为准即2020年1月。三、上诉人认为涉案的公司注册时间是在租赁合同签订之前，但是我们知道，公司的搬迁需要办理变更地址，这样需要房屋所有权人的房产证和租赁合同。上诉人是基于这个原因与房屋所有权人签订合同，便于公司办理地址变更。所以上诉人在上诉状中讲到没有看到房产证不符合事实。四、关于水电费问题。我们总共收到上诉人43000元，上诉人自认3000元是作为水电费，所以一审法院认定水电费3000元是正确的。五、上诉人要求返还房租及装修费，但没有提供证据证实，本案的装修并不是上诉人弄的，而是被上诉人的前承租人弄的。六、上诉人认为与案外人南洋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与本案的被上诉人未签订过合同，这与事实不符的。上诉人将租金是交给被上诉人的，上诉人也认可这个事实。至于上诉人与南洋公司有无实际发生租赁行为，上诉人在一审时承认自己根本不认识南洋公司的老总。与南洋公司签订合同是为了公司办理地址变更。而且从上诉人与南洋公司签订的合同约定的租金看，也不符合事实。七、我们提出解除合同的时间点是2020年1月20日，系租期内解除，作为承租方理应支付租金。八、合同对消防检查合格是否可以办理没有约定，况且上诉人也没有去办理过。九、上诉人认为原审程序违法也是不能成立的。综上，被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得当，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沈美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从2020年1月20日起解除原、被告之间于2018年7月20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2、判令被告立即支付给原告房屋租金112000元、水电费4609.7元、电梯使用费15861元及逾期利息（利息以租金、水电费、电梯使用费132470.7元为基数自2020年1月21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3、本案的诉讼费全部由被告承担。 张菊红反诉请求：1、由沈美芬赔偿张菊红租金损失35000元及装修费用5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沈美芬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7月20日，原告（反诉被告）沈美芬（甲方）与被告（反诉原告）张菊红（乙方）签订了《房屋租赁协议书》一份，约定：甲方将位于仙居县（约600平方）租给乙方作为办公使用，二层从右边楼梯安全通道进出，要保证畅通无阻，不得上锁；如乙方强烈要求从电梯出入，则必须承担电梯维修保养等相关费用的40%（参照往年数据，年检费用1500元Ｘ2＝3000元，保养费用5000元Ｘ2＝10000元，修理及更换零件、机油15000元，合计28000元）；租赁期限为三年，自2018年7月20日起至2021年7月20日止；2018年7月20日至2019年7月20日年租金为10万元，2019年7月20日至2020年7月20日年租金为11万元，2020年7月20日至2021年7月20日年租金为12.1万元；租金按年支付，第一年租金在签合同时先付50%，余款在8月底前付清，第二年开始每年在租赁截止日前2个月付至指定账户，先付后用；若乙方逾期支付租金达一个月，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电费1元5角一度，另加损耗百分之五，水费5元一吨，不加损耗。水电费随政府调整而调整；乙方期满租赁期间，乙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3）逾期未交纳按约定应当由乙方交纳的各项费用，已经给甲方造成严重损害的；（4）应付而未付租赁款的；在租赁期内，乙方逾期交纳本合同约定的租金及水电费用，每逾期一天，则按月息2分支付甲方利息等内容。合同签订后，沈美芬向张菊红交付了房屋，张菊红亦使用了该房屋。截至2019年3月6日，张菊红合计支付了43000元。因张菊红未按时交纳租金，沈美芬曾于2019年11月或12月采取锁门措施。另查明，仙居县穿城南路88号房屋所有权人为南洋公司，施金祥租赁了该房屋后，使用第一层部分、四至七层用于经营仙居县时间商务宾馆穿城分店，并于2010年6月4日取得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合格证。后施金祥将该房屋整体转租给沈美芬。张菊红于2018年6月4日成立了金子鸿公司，登记住所为仙居县（即涉案租赁房屋）。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有四：一、沈美芬、张菊红的诉讼主体是否适格；二、《房屋租赁协议书》可否解除及解除时间；三、张菊红是否应缴纳租金、水电费、电梯使用费并承担违约责任；四、张菊红要求沈美芬赔偿装修损失的反诉请求是否合理。现综合分析如下：针对争议焦点一，沈美芬系仙居县穿城南路88号房屋的承租人，其将房屋二层转租给张菊红，双方签订了《房屋租赁协议书》，并事实履行了该协议，房屋所有权人南洋公司未提出异议。张菊红认为沈美芬并非涉案房屋所有权人，无权出租该房屋，不是本案适格原告，但对于沈美芬是否无权出租涉案房屋未能提供相关证据证明，且其针对沈美芬的本诉请求也提起了反诉。根据合同相对性及双方履行情况，一审法院确认沈美芬、张菊红的诉讼主体适格。针对争议焦点二，沈美芬依约将租赁房屋交付张菊红使用，张菊红未按合同约定足额支付租金，已构成违约，沈美芬享有解除权。审理过程中，双方对解除租赁关系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关于解除时间，张菊红认为由于沈美芬强行锁门导致其无法正常办公，于2019年3月7日搬离租赁房屋，重新租赁办公场所，双方的租赁关系已经解除，并提供了证人证言来证明因沈美芬强行锁门导致其搬离涉案房屋的事实。证人孔某对是否存在强行锁门这一事实未作陈述，证人王某系金子鸿公司员工，与张菊红有利害关系，且其证言中关于何时锁门、锁门多久均不明确，缺乏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一审法院对张菊红提交的证人证言及待证事实不予认定。沈美芬自认已于2020年1月27日将房屋转租他人，且在接受一审法院询问时承认因张菊红未按时支付租金，曾于2019年11月或12月对租赁房屋采取锁门措施，鉴于其未提供证据证明具体锁门时间及之后张菊红继续占有使用房屋的事实，一审法院确认锁门时间为2019年11月1日。该锁门行为导致张菊红无法正常使用房屋，合同已实际履行不能，故一审法院确认双方签订的《房屋租赁协议书》于2019年11月1日解除。针对争议焦点三，张菊红使用了涉案租赁房屋，应按照合同约定支付租金、水电费等各项费用。关于水电费部分，沈美芬提交的证据无法证实其诉请的4609.7元，但根据张菊红在庭审中作出的其已支付费用中包含3000元水电费的自认，一审法院确认水电费为3000元。电梯使用费部分，租赁房屋位于二楼，合同约定“从右边安全通道楼梯进出，如强烈要求从电梯出入的须支付电梯使用费”，现张菊红辩称未使用电梯，沈美芬也未提供证据来证明其主张，故对该电梯使用费的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租金部分，张菊红认为无须再支付租金，反而是沈美芬应返还部分租金，理由是沈美芬隐瞒房屋无法办理消防许可的事实导致租赁合同目的无法达成，构成违约。一审法院认为该理由不能成立，第一，张菊红已经以租赁房屋为住所注册成立了金子鸿公司，租赁房屋是否需要办理消防许可手续，消防部门是否不予办理，是否系沈美芬原因造成的，张菊红未能举证证明；第二，双方在合同中对租赁房屋的消防问题未作约定。故对张菊红主张沈美芬违约，要求返还部分租金的反诉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因此，张菊红应按照约定支付自房屋交付之日（即2018年7月20日）起至合同解除之日（即2019年11月1日）止的租金130861元。张菊红辩称已支付了各项费用60000元，但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根据沈美芬的自认，一审法院确认张菊红已支付的费用为43000元。综上，张菊红应支付租金、水电费133861元，扣除其已支付的43000元，还需支付90861元。张菊红未按合同约定按时支付租金等费用，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沈美芬要求张菊红根据合同约定的月利率2%支付自合同解除次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逾期利息的诉请合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针对争议焦点四，张菊红主张其对租赁房屋进行了装修，沈美芬应赔偿由于房屋不能正常使用造成的装修损失50000元，沈美芬对此不予认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项规定，因承租人违约导致合同解除，承租人请求出租人赔偿剩余租赁期内装饰装修残值损失的，不予支持。就本案而言，因承租人张菊红违约导致合同解除，而且其提交的证据也未能证明其对租赁房屋进行了装修，应承担举证不利后果，故对其要求沈美芬赔偿装修损失的反诉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告沈美芬诉讼请求合理部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反诉原告张菊红的反诉请求，缺少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沈美芬与被告张菊红2018年7月20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协议书》于2019年11月1日解除。二、被告张菊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给原告沈美芬租金、水电费90861元及利息（自2019年11月2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三、驳回原告沈美芬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反诉原告张菊红的反诉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沈美芬提供了以下证据：1、张菊红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单，该明细单载明：2019年1月27日，沈美芬转账给张菊红20000元。拟证明在一审认定的支付租金43000元中，没有包含2019年1月27日支付的20000元。被上诉人质证认为，至2019年3月6日总共收到43000元，已经包含2019年1月27日支付的20000元。本院认为，被上诉人自认至2019年3月6日总共收到43000元，从时间上看，已经包含2019年1月27日支付的20000元。上诉人提供的银行交易流水并不能证明其已经支付了63000元。2、台州金子鸿贸易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拟证明：原判认定张菊红于2018年6月4日成立了金子鸿公司，登记住所为仙居县（即涉案租赁房屋）是错误的。被上诉人质证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的待证事实。在诉讼过程中金子鸿公司的所在地就是涉案的租赁房屋。本院认为，该报告证明台州金子鸿贸易有限公司成立于2018年6月4日，原住所为安洲街道西泉路仙居县大学生创业园，2018年8月2日变更为讼争房屋。原判认定该事实确实有误，但对本案的处理没有影响。3、仙居县井尚农场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经营者人口信息、照片，证明12月3日之前被上诉人协助井尚公司办理手续，双方达成了合意。所以一审法院认定因张菊红未按时交纳租金，沈美芬曾于2019年11月或12月采取锁门措施不是事实，从时间上是有矛盾的。被上诉人质证认为，根据该工商信息看时间是2019年12月3日，至于被上诉人与案外人洽谈行为，与合同解除没有关联。我们与上诉人正式解除合同是2020年1月份，在此期间我们找不到上诉人，而且上诉人拖欠租金不付。我们与案外人井尚公司签订合同时间是2020年2月份。本院认为，井尚公司2019年12月3日注册在讼争房屋，与一审认定沈美芬曾于2019年11月或12月采取锁门措施在时间上并没有矛盾。4、上诉人还申请证人林某出庭作证，拟证明锁门的情况及时间，还有金子鸿公司搬走的时间。林某出庭作证：2019年3月7日金子鸿公司搬走，搬运工是通过其找的，搬家费是张菊红现金交给搬运工的。经营过程中，消防部门没有来干预过，公司也没有申办过消防手续。被上诉人质证认为，证人是金子鸿公司的幕后老板。与南洋公司签订合同是为了办理地址变更所用，实际与被上诉人签订合同的。本案并不是不能办理消防手续而导致上诉人无法经营，只是上诉人耍无赖，不想付租金。本院认为，林某是公司的监事，与本案有一定利害关系，其证言的证明力相当于当事人陈述。 本院认定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除了最后一句变更为：张菊红于2018年6月4日成立了金子鸿公司，2018年8月2日变更为登记住所为仙居县（即涉案租赁房屋）外，对其余事实予以认定。 本院另查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房屋租赁协议书》第七条第3款约定：乙方（上诉人）期满后所安装的装潢设施和附着物，租赁期满后不得拆除，无偿归甲方（被上诉人）所有，否则甲方有权向乙方要求赔偿损失。 本院认为，上诉人张菊红与被上诉人沈美芬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该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也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被上诉人沈美芬虽然不是出租房屋的所有权人，但上诉人张菊红开办的金子鸿公司，在办理登记时，提供的材料中有房东仙居南洋食品有限公司与金子鸿公司签订的租赁标的、租赁期间均与本案相同的房屋的租赁合同，而金子鸿公司的监事林某在二审作证时承认，没有向仙居南洋食品有限公司租过房屋，而且上诉人在一审时也承认租金是交给被上诉人的。因此，在工商登记中留存的该合同，在办理登记时仅起到证明金子鸿公司租了该房屋，公司地址在承租房屋的作用。但该合同也证明房东并不反对被上诉人转租房屋的行为。而且，在事实上，该房屋的所有权人也没有干预过上诉人使用租赁房屋。因此，被上诉人是讼争房屋的出租人，上诉人是讼争房屋的承租人，双方是适格的诉讼主体。金子鸿公司的监事林某在二审作证时承认，上诉人承租房屋后，并未去办理过消防手续，也没有因未办理消防手续而影响营业。因此，上诉人主张该房屋无法办理消防许可，导致上诉人无法正常使用该房屋的理由并不成立。双方的租赁合同约定，第一年的租金为100000元，租金按年支付，签合同时先付50%，余款在8月底付清。但上诉人总共才付了43000元（包括水电费），从签订租赁合同时起，就开始违约，至被上诉人解除租赁合同时止，一直处于违约状态，应承担违约责任。由于上诉人一直处于违约状态，上诉人无权解除房屋租赁合同，因此，上诉人搬离该房屋，并不能导致房屋租赁合同的解除。即使上诉人确实于2019年3月7日搬离讼争房屋，租赁合同也没有解除，上诉人也不能拒绝支付租金，更无权要求被上诉人赔偿租金损失。上诉人在一审回答审判员有没有支付过水电费的问题时，明确回答“付过3000元，当时沈美芬说就算3000元”。因此，上诉主张其一审时表示付过3000元，非对原告水电费金额的确认，与事实不符。按照双方的房屋租赁合同第七条的约定，装潢设施和附着物租赁期满后不得拆除，无偿归出租方所有。双方在解除合同时，对已形成附合的装饰装修物的处理没有约定的，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项的规定，因承租人违约导致合同解除，承租人请求出租人赔偿剩余租赁期内装饰装修残值损失的，不予支持。现因上诉人违约导致合同解除，即使上诉人提供证据证明其对房屋进行了装修，也无权要求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主张一审直接采纳承租转让申请书、消防安全检查合格证、房屋产权证书等复印件，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程序违法。本院认为上诉人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条规定，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印件、复制品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不是不能作为证据。本案中，被上诉人提供的承租转让申请书虽然是复印件，但与上诉人提供的仙居县南洋食品有限公司与台州金子鸿贸易有限公司的房屋租赁合同可以相互印证，证明产权人同意转租的事实；消防安全检查合格证复印件载明是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合格，而仙居县时间商务酒店穿城分店也确实开业了，后者可以印证前者是真实的。至于该房屋属于南洋食品有限公司所有，实际上上诉人自己也是承认的，其提供的留存在工商部门房屋租赁合同也载明讼争房屋属于仙居县南洋食品有限公司所有。所以，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非仅凭这些复印件，均有其他证据可以佐证。综上所述，张菊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得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949元，由上诉人张菊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微春 审 判 员 张妙君 审 判 员 陈 茜 二〇二〇年六月五日 代书记员 赵灵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