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桂03行终21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翠英，女，1953年3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兴安县自然资源局，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县银杏路11号。 法定代表人：卢宇春，该局局长。 原审第三人：蒋日上，男，1963年4月1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县，现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县。 原审第三人：陆正辉，男，1954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县。 上诉人张翠英因与被上诉人兴安县自然资源局、原审第三人蒋日上、陆正辉撤销建设用地批准书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县人民法院（2019）桂0325行初28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 张翠英向一审法院诉称：原告张翠英的丈夫陈光辉(已于2004年7月过世)于1994年12月以其父亲(陈德荣)遗留的宅基地一宗作为抵押向兴安镇基金会借款6万元整，该抵押的宅基地位于兴安县××镇××路××号，原土地证号为01××54。后因无力偿还兴安镇基金会的借款，该宗土地被兴安县人民法院于2002年10月22日查封。2002年11月14日，法院以(2002)字第29号解除查封令解除对该宗宅基地的查封。2002年11月12日，为一次性偿还清兴安镇基金会的借款，原告的丈夫陈光辉与第三人蒋日上、陆正辉达成了《转让土地使用权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书),该协议第一条约定“甲方自愿将其位于兴安县××镇××路××号祖遗宅基地的使用权转让给乙方(蒋日上、陆正辉)”。被告兴安县自然资源局就该宗土地进行了变更登记,并给第三人蒋日、陆正辉办理颁发了建设用地批准书，批准书编号为NO.0103663，批准书上记载用地单位为第三人蒋日上、陆正辉，在批准书中确定该土地的四至范围为东凭陈光辉地，南凭龙玉兴房屋，西凭龙玉兴房屋，北凭灵渠南路。2018年，第三人蒋日上与案外人蒋玉芳之间因土地转让事宜产生了合同纠纷,第三人蒋日上将蒋玉芳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蒋玉芳支付土地转让价款。在诉讼期间，案外人蒋玉芳为让法院查明事实真相,请原告出庭作证。原告在出庭的过程中,才发现原告的丈夫陈光辉与第三人蒋日上、陆正辉达成了《转让土地使用权协议书》，转让土地后，第三人蒋日上、陆正辉土地证中初始登记的四至范围与登记在原告灵渠南路70号宗地的土地使用证上的部分土地存在重叠现象，且登记在第三人蒋日上、陆正辉名下的四至界线与原告丈夫陈光辉祖遗的灵渠南路69号宅基地的土地证中所登记的界线出入太大。之后，原告去到兴安县国土资源局对位于兴安县兴安镇灵渠南路的69号、70号地及第三人现持有的建设用地批准书的四至界限图进行查证核实，经查证核实：登记在第三人蒋日上、陆正辉名下的兴安县兴安镇灵渠南路的69号土地的四至界线为“东凭陈光辉地；南凭龙玉兴房屋；西凭龙玉兴房屋；北凭灵渠南路”与原“登记在陈光辉、张翠英名下的灵渠南路69号宅基地的四至界线明显不同”。且被告在为第三人蒋日上、陆正辉进行变更登记办证时,不仅没有要求原告以四邻的身份签名确认，反而将登记在第三人蒋日、陆正辉名下的土地界线延伸到了原本登记在原告土地证0101798地号中以西南方向“3-4-5号凭本户檐水沟及住宅，以自墙外线为界”及西北方向“5-1号邻狭巷，以自墙外线为界”为界的界线范围,该具体行政行为不仅违反程序规则，也是对原告物权的侵犯，另，经查询核实：1.被告第一次颁发给第三人建设用地批准书时间为2002年,是本案初始的变更登记行为,批准书有效期限为：2002年12月至2003年12月,登记编号为：NO.0103663；2.2012年陆正辉将其部分份额转让给蒋日上,土地变更登记到蒋日上个人名下,登记号为[2012]地籍字第0047号；3.2014年4月16日,第三人蒋日上将其名下的[2012]地籍字第0047号宗地上的土地使用权转让给案外人蒋玉芳,双方签订了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书；4.2018年第三人到被告处重新办理了建设用地批准书，批准书文号是兴安市(县)[2018]利用1字第0032号。在批准书中确定该土地的四至范围为东凭陈光辉地，南凭龙玉兴房屋，西凭龙玉兴房屋,北凭灵渠南路。综上,由于被告颁发编号为NO.0103663号建设用地批准书给第三人时，依据的材料不真实，存在严重错误，被告的这一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此，请求法院依法查明事实，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兴安县自然资源局辩称:一、兴安县自然资源局不是本案适格被告；二、本案原告将其土地使用权转让给第三人，根据原告与第三人签订的转让土地使用权来看，转让面积是136平方米左右，而建设用地批准书批准面积为122.72平方米，并没有多出136平方米，根据协议第三条的约定土地使用权证及过户手续由原告方负责办好并承担一切手续费，从协议约定的条款就可以反映出，其建设用地批准书是原告方负责办好的，共四至界限原告方是清楚的，所以不存在侵害原告权益。 蒋日上述称，1.原告不具备本案的主体资格。原告持有的001554号及0101798号、01××54号在2002年的时候原告方申请了遗失，0101798号在转让给第三人之后，就交回给土地局了，转让的土地凭证在土地局进行了存档，原告不再持有该土地证，原告不再享有使用权，政府颁证给第三人的行为不存在侵犯原告权益；2.原告的起诉超过了法律规定时限，2002年原告及其丈夫将土地使用权转让给两位第三人，蒋日上是通过法院变卖所得，根据双方的约定，转让手续是原告张翠英的丈夫陈光辉办好了再转给第三人的，所以原告是清楚的。当时陈光辉还带第三人进行了现场查看，一起到城关法庭写的协议，签订协议后陈光辉将手续办理好交给第三人。2002年原告知道该事存在时就没有提出复议或诉讼，在陈光辉死亡后，原告再提出，按照法律规定已超过了从知道及应当知道之日起六个月的时效；3.原告涉嫌恶意起诉，原告代理人还是另案蒋玉芳的代理人，为了另案蒋玉芳的代理人，为了另案诉讼，造成本案的形成。 陆正辉述称，原告所诉的《用地批准书》是2002年当时原告的丈夫陈光辉办理好后交给第三人，事实清楚。同意第三人蒋日上的意见。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张翠英的丈夫陈光辉(已于2004年7月过世)于1994年12月以其父亲(陈德荣)遗留的宅基地一宗作为抵押向原兴安镇基金会借款60000元，该抵押的宅基地位于兴安县××镇××路××号,原土地证号为01××54。后因无力偿还兴安镇基金会的借款,该宗土地被本院于2002年10月22日查封。2002年11月14日,本院以(2002)字第29号解除查封令解除对该宗宅基地的查封。2002年11月12日,为一次性偿还清兴安镇基金会的借款,原告的丈夫陈光辉与第三人蒋日上、陆正辉达成了《转让土地使用权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书),该协议第一条约定“甲方自愿将其位于兴安县××镇××路××号祖遗宅基地的使用权转让给乙方(蒋日上、陆正辉)”。被告兴安县自然资源局就该宗土地进行了变更登记,并给第三人蒋日、陆正辉办理颁发了建设用地批准书,批准书编号为NO.0103663,批准书上记载用地单位为第三人蒋日上、陆正辉,在批准书中确定该土地的四至范围为东凭陈光辉地,南凭龙玉兴房屋,西凭龙玉兴房屋,北凭灵渠南路。该批准书有效期从2002年12月至2003年12月。2014年4月16日，第三人蒋日上与蒋玉芳签订土地转让协议，将本案涉诉土地协议转让给了蒋玉芳。2018年,第三人蒋日上与案外人蒋玉芳之间因土地转让事宜产生了合同纠纷,第三人蒋日上将蒋玉芳诉至本院,请求判令蒋玉芳支付土地转让价款。在诉讼期间,案外人蒋玉芳为让法院查明事实真相,请原告出庭作证。2019年10月31日，原告认为第三人蒋日上、陆正辉土地证中初始登记的四至范围与登记在原告灵渠南路70号宗地的土地使用证上的部分土地存在重叠现象,且登记在第三人蒋日上、陆正辉名下的土地四至界线与原告丈夫陈光辉祖遗的灵渠南路69号宅基地的土地证中所登记的界线有出入，被告颁发编号为NO.0103663号建设用地批准书给第三人时,依据的材料不真实,存在严重错误,被告的这一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此诉至本院，请求撤销该建设用地批准书。 另查明，原告在庭审中陈述，曾于10年前咨询过涉案土地证书的问题，但当时未向法院起诉。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原告所诉的编号为0103663号《建设用地批准书》系原兴安县国土资源局于2002年12月颁发。该批准书所涉及的土地使用权系原告张翠英及其丈夫陈光辉（已逝）转让给第三人蒋日上、陆正辉的，双方于2002年2月12日签订了《转让土地使用权协议书》且由原告丈夫陈光辉与第三人到相关部门办理了本案涉诉的0103663号《建设用地批准书》，并将该批准书交与第三人，且原告庭审陈述10年前曾咨询过证书事宜。原告应当在2002年或者10年前就已知道或应当知道该《建设用地批准书》的存在和该批准书的内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的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的规定，原告的起诉已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九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张翠英的起诉。 上诉人张翠英不服一审裁定，上诉称：1.撤销兴安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桂0325行初28号行政裁定书，指令一审法院进行实体审理；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二可以明确证明，涉案土地使用权的主体变更事宜，由原审第三人去申请办理，变更后的证书没有送达给上诉人，上诉人对涉案土地变更后四至范围并不知情。2.在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中，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被上诉人将涉案《建设用地批准书》送到给原告及其丈夫”，依据基本的程序，变更后的《建设用地批准书》应当是直接送达给第三人而非送达给原告及丈夫，如被上诉人将《建设用地批准书》送达给上诉人及其丈夫，应当提供相应的送达回执或签收回执。一审裁定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认定“原告丈夫陈光辉与第三人到相关部门办理了本案涉诉的0103663号《建设用地批准书》，并将该批准书交与第三人”明显与事实不符。在上诉人没有签收过《建设用地批准书》的情形下，如何会对涉案《建设用地批准书》的内容知道或应当知道？3.本案《建设用地批准书》只有第三人持有和被上诉人存档，上诉人要获取《建设用地批准书》的内容，只有通过向被上诉人申请查档这一途径，本案中，被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证实上诉人在2018年之前有向被上诉人申请过信息公开。既然没有申请过信息公开，又如何推定上诉人应当对《建设用地批准书》的内容是知情的？4.虽然上诉人在庭审中陈述，曾于10多年前咨询过涉案土地证书问题，但上诉人所说的咨询是向兴安县人民法院咨询转让土地使用权一事，咨询转让的是哪宗土地使用权，同时，在一审庭审中，上诉人反复强调转让涉案土地使用权时，上诉人在贵州打工，当时根本对转让事宜不知情，所以才曾于10多年前向法院咨询涉案土地证书问题，上诉人的陈述并不能说明上诉人知道涉案《建设用地批准书》的具体内容，上诉人是在2018年因另案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后，才委托律师向被上诉人申请查档获知。因此，一审裁定以“原告应当在2002年或10年前就已经知道或应当知道该《建设用地批准书》的存在和该批准书的内容”为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及司法解释的规定，裁定驳回起诉，明显缺乏证据。5.本案《建设用地批准书》涉及到上诉人的合法土地使用权，根据上诉人在一审提供的证据可以证实，被上诉人颁发的《建设用地批准书》的四至范围已经侵犯了上诉人的合法土地使用权，且侵权状态一直持续，被上诉人并未主动纠正错误。 被上诉人兴安县自然资源局、原审第三人蒋日上、陆正辉未作答辩。 经审理查明，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本案中，上诉人张翠英要求撤销的涉案《建设用地批准书》系原兴安县国土资源局于2002年12月颁发。该批准书所涉及的土地使用权系上诉人张翠英及其丈夫陈光辉（已逝）转让给原审第三人蒋日上、陆正辉，双方于2002年2月12日签订了《转让土地使用权协议书》，且由上诉人张翠英的丈夫陈光辉与原审第三人蒋日上、陆正辉到相关部门办理了《建设用地批准书》。一审庭审中，上诉人张翠英自述其丈夫陈光辉已将土地使用权转让事宜告知了其，并陈述其在十年前曾想起诉并到法院咨询过。据此可知，上诉人张翠英在2002年或者十年前就已知道或应当知道该《建设用地批准书》的存在和该批准书的内容，其于2019年10月31日起诉要求撤销涉案《建设用地批准书》已超过了法定的起诉期限。因此，一审驳回上诉人张翠英的起诉并无不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蒋子秀 审 判 员 秦桂珍 审 判 员 王 凯 二〇二〇年六月五日 法官助理 李灵恒 书 记 员 黄赋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