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云01民终232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饶旭，男，汉族，1981年4月23日生，云南省普洱市人，住昆明市呈贡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莉，云南弘石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昆明晟宝达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呈贡晟宝达出租汽车分公司，住所地：昆明市呈贡区东大河，组织机构代码：70973341-2。负责人：芮瀿元，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耀碧，云南新洋务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维义，云南越商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饶旭因与被上诉人昆明晟宝达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呈贡晟宝达出租汽车分公司（以下简称晟宝达出租车公司）挂靠经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法院（2015）呈民初字第11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4月1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5月1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饶旭及其委托代理人李晓莉，被上诉人晟宝达出租车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耀碧、陈维义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饶旭上诉请求：1、维持一审判决第二项；2、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三、四项，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3、判决被上诉人继续按照原来双方签订的《出租汽车经营管理合同》约定相同条件，继续与上诉人签订新的出租汽车经营管理合同；4、由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3000元停运损失费；5由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自停放诉争的云Ａ×××**号出租车到报废处理完毕期间，按136.36元/月的标准计算产生的停车费；6、由被上诉人配合上诉人报废处理云Ａ×××**号出租车。主要事实和理由：一审已判决确认车辆归上诉人所有，因此上诉人有处分自己财产的权利。一审法院已认定上诉人自行出钱购买涉案车辆后挂靠在被上诉人名下经营，双方形成挂靠经营主体关系，而且认定双方签订的《出租汽车经营管理合同》约定的价款包含购车价款及其他管理费用，该费用实际由上诉人承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一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九条规定，上诉人对车辆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故不应当将属于自己所有的车辆返还被上诉人，否则，就违反了法定原则，同时与车辆挂靠经营性质相悖。涉案车辆到期报废，上诉人享有处分权。被上诉人认为本案是租赁关系，但一审判决确定本案为挂靠经营关系。明显足以证明车辆到期报废处理的约定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故车辆到期报废后，车辆应当由所有权人进行报废处理，鉴于本案诉争车辆挂靠在被上诉人名下，被上诉人有协助车主报废的义务。一审法院驳回上诉人主张由被上诉人赔偿3000元停运损失反诉请求错误。实际上，涉案车辆的报废的时间为2014年11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证》载明的经营日期至2014年11月23日。双方挂靠经营合同期限至2014年11月23日止。为挂靠车辆办理保险是被上诉人的义务，脱保期内不得从事车辆的运营，由此给上诉人造成的停运损失，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上诉人根据被上诉人以每天150元的承包费，按20天计算主张3000元停运损失理应得到法院的支持。实际上，被上诉人未按《出租车经营管理合同》的约定，在经营管理合同期限届满后，既没有以同样条件，与各车主签订新一轮的《出租汽车经营管理合同》，而是要求车主另行签订车辆租赁合同，又不配合车主报废处理，导致包括本案诉争在内21辆出租车停放产生的停车场地占用费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主张由被上诉人继续按照原来双方签订的《出租汽车经营管理合同》约定相同条件，继续与被上诉人签订新一轮《出租汽车经营管理合同》反诉请求，一审判决违反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出租汽车经营管理合同》已明确约定：经营期满后，根据政府的有关政策允许继续经营时，上诉人在经营期限内，无违规违纪情况下，在双方自愿同等的情况下，上诉人凭借本合同优先继续与被上诉人晟宝达公司签订新一轮的车辆管理合同书，并按其规定享受权利、履行义务。被上诉人2006年4月12日下发了《昆明晟宝达出租汽车分公司全体驾驶员会议纪要》，该会议纪要第二条明确载明：凡1998年购买的持有个人产权证的第一批出租汽车，更新车辆后，仍然发给盖有总公司及分公司公章的个人所有产权证书，以后可以多次更新，车辆可以自由买卖。虽然涉案出租车的经营期于2014年9月30日到期，车辆于2014年11月23日到达报废期限，但根据会议纪要，被上诉人应继续按照先前双方签订的《出租汽车经营管理合同》，继续与上诉人签订新一轮的《出租汽车经营管理合同》。另外，被上诉人提出的要求上诉人重新签订新一轮的《出租汽车经营管理合同》与2010年10月签订的《出租汽车经营管理合同》对比，新合同条款已经发生重大变更，新合同约定的条款完全否定了公司下发的会议纪要规定，故上诉人有权拒绝签订。同时，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交的昆明市运输管理局呈贡区分局的呈运管许（2015）2号、《关于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答复》（2015）7号以及《昆明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关于呈贡区分局新增出租汽车办理营运手续的批复》（昆运管2015第3号）等文件，但对上述批复及答复等相关材料支撑的法律依据，被上诉人至今从未提交，但一审法院在没有证据支撑的情况下就给予采纳，证据不充分。被上诉人所提及的新增60辆出租车经营许可与本案上诉人要求的更新出租车辆继续经营不矛盾，一审混淆了这两个概念，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驳回上诉人的反诉请求显然错误。被上诉人晟宝达公司答辩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晟宝达公司向一审法院诉讼请求：1.判令饶旭返还晟宝达公司所有的云Ａ×××**号车辆；2.判令饶旭向晟宝达公司支付管理费1050元、代缴税金987元（自2014年10月1日至2015年4月13日）。饶旭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判令确认饶旭享有云Ａ×××**号车辆的产权；2.判令晟宝达公司赔偿饶旭损失3000元；3.判令双方按照原来签订《出租汽车经营管理合同》约定的相同条件，继续签订新的《出租汽车经营管理合同》；4.判令晟宝达公司向饶旭支付自停放车辆到报废处理完毕期间产生的停车费（停车费按136.36元/月的标准，暂自2014年11月1日起计算到2016年11月1日，合计3272.73元）；5.判令晟宝达公司配合饶旭报废处理云Ａ×××**号车辆。一审法院经审理确认以下事实：2006年11月17日，晟宝达公司与饶旭签订《出租汽车经营管理合同》，合同均约定：“乙方（饶旭）向甲方（晟宝达公司）交纳99500元，甲方向乙方提供符合客运出租车条件的出租车一辆，甲方提供车型为捷达，车牌号：云Ａ×××**号车，经营期限为2006年10月1日至2010年9月30日止；甲方对车辆拥有经营权、管理权、调配权、车身广告收益权，乙方在经营期限内享有车辆使用权、收益权，但不得擅自将经营的用于抵押、担保、出售、联营、托营、投资、借用等活动；乙方应当于每月30日前向甲方交纳各项税费、管理费和行政管理部门规定收取的费用，逾期按所欠金额每天收取5%的滞纳金；经营期满后，根据政府的有关政策允许公司继续经营时，乙方在经营期限内，无违规违纪情况下，在双方自愿同等情况下，乙方有权凭借本合同优先继续与甲方签订新一轮的车辆管理合同书，并按其规定享受权利、履行义务。经营期满后，由甲方根据政府关于出租汽车报废规定负责办理有关车辆的报废事项，车辆报废款项归乙方所有。”2006年11月17日，双方签订《出租汽车经营管理合同补充条款》约定，乙方向甲方交纳的99500元含购车款及相关办理费用。以上合同经营期限届满后，2010年10月1日，双方再次签订《出租汽车经营管理合同》，该合同的经营期限从2010年10月1日至2014年9月30日，合同内容取消了“车辆报废款项归乙方所有”的规定。2006年8月17日，饶旭与云南一汽工贸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一汽公司）签订《汽车销售合同》，约定购买捷达汽车，合同价款79805元，饶旭作为合同乙方在合同尾部签字。云Ａ×××**号车从2006年投入运营已经于2014年11月份达到8年的报废年限。2015年7月21日、2015年8月1日、2015年9月3日晟宝达公司先后在《都市时报》、《春城晚报》等报纸上刊登《通知》，载明“为解决晟宝达出租车公司原出租车租赁驾驶员的就业问题，公司今年新增出租汽车面对原驾驶员优先租赁，公司履行对原驾驶员的承诺：1.租赁金为每月3500元，押金十万元；5.车辆租赁办理时间为2015年7月22日至2015年7月24日下午5时，超时不再办理。”饶旭认为晟宝达公司通知其所签的新合同并非按照2010年所签原合同条款及条件续签，饶旭拒绝按照晟宝达公司2015年通知的条件签订新一轮的合同。2015年1月6日，昆明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呈贡区分局作出出租汽车经营行政许可决定书（呈运管许（2015）2号），决定准予晟宝达公司出租汽车经营行政许可，车辆数量为60辆5座客车，经营期限为八年。2015年11月6日，昆明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呈贡区分局作出《关于对的答复》（2015）7号，载明晟宝达公司于2014年9月29日向昆明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呈贡区分局提出新增60辆出租车的申请，后呈贡区政府下发了《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政府关于市运管局呈贡区分局新增出租汽车的批复》（呈政复2014第174号），市运管局下发了《昆明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关于呈贡区分局新增出租汽车办理管运手续的批复》（昆运管2015第3号），同意晟宝达公司新增60辆出租汽车并办理营运手续。本案诉争的云Ａ×××**号出租车现由饶旭管理控制。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本案法律关系如何认定，云Ａ×××**号出租车的所有人是谁。2.饶旭是否应当将云Ａ×××**号出租车返还晟宝达公司；云Ａ×××**号出租车由谁负责报废，谁负有配合义务。3.停放云Ａ×××**号出租车到报废处理完毕期间产生的停车费应当由谁承担；饶旭诉请主张脱保期间的停运损失3000元应否予以支持；晟宝达公司要求饶旭支付从2014年10月1日至2015年4月13日的管理费1050元、代缴税金987元应否支持。4.饶旭诉请晟宝达公司继续按照原来双方签订的《出租汽车经营管理合同》约定相同条件与饶旭签订新的《出租汽车经营管理合同》应否予以支持。针对争议焦点1，关于本案法律关系的定性问题，从《出租汽车经营管理合同》的权利义务分配来看，晟宝达公司对车辆享有经营权、管理权、调配权、车身广告收益权，饶旭在经营期限内享有车辆使用权、收益权，并且《出租汽车经营管理合同》约定的出租车司机向公司交纳的费用包含了购车款和其他管理费用，出租车运营过程中产生的各种税费及管理费（包括营业税、营运税、车船使用税、工商管理费等）由司机承担，公司负责代征代缴。以上事实反映了如下特征：由挂靠人（即出租车司机）出资购买车辆，将车辆登记在具有运输经营资格的运输企业名下，并以其名义进行交通运输经营，由挂靠企业提供营运的条件，挂靠人向挂靠企业缴纳一定的管理或服务费用，由挂靠司机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符合车辆“挂靠”法律关系的特征，本案应定性为挂靠经营合同纠纷。关于云Ａ×××**号出租车的所有人是谁的问题，晟宝达公司主张该车系公司出资购买，车辆所有权属于公司，并向本院提交云南一汽公司出具的证明，记载“兹有晟宝达公司于2006年10月在我公司凭借政府行政许可书一次性购买捷达出租车22辆，经营性质为出租车客运。付款方为晟宝达公司。现金全额支付，由我公司出具购车发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该证明并没有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不具备证据的形式要件，并且该证明也不足以证实涉及本案的云Ａ×××**号出租车在该22辆捷达出租车当中。此外，晟宝达公司向本院提交的机动车销售发票、机动车登记证、机动车行驶证显示车辆所有权人是晟宝达公司，以上登记信息是出租车公司管理运营出租车辆的需要，并不具备绝对的物权公示效力，对晟宝达公司主张该出租车归其所有的观点，一审法院不予采纳，而《出租汽车经营管理合同》中约定的价款99500元包含购车价款及其他管理费用，该费用实际由饶旭承担，结合饶旭提交的其与云南一汽公司签订的《汽车销售合同》，饶旭作为购车一方在合同尾部签字确认，故此，云Ａ×××**号出租车所有人应当为饶旭。针对争议焦点2，《出租汽车经营管理合同》约定“经营期满后，由甲方（晟宝达公司）根据政府关于出租汽车报废规定负责办理有关车辆的报废事项”，本案合同经营期限已经届满，且出租汽车已达报废年限，根据合同约定出租汽车报废是晟宝达公司管理挂靠车辆的一项权利，饶旭应将车辆返还并配合晟宝达公司进行报废处理，故，对晟宝达公司要求返还云Ａ×××**号出租车的诉请，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饶旭要求晟宝达公司配合其进行车辆报废的诉请不予支持。针对争议焦点3，如前所述，车辆经营期限届满后，饶旭应将车辆返还晟宝达公司进行报废处理，饶旭仍然占有该车辆并无法律依据，也不符合合同约定，车辆停放期间产生的停车费应由其自行承担。至于饶旭诉请主张脱保期间的停运损失3000元，《出租汽车经营管理合同》约定合同期限于2014年9月30日已经到期，故其主张的停运损失3000元无相应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此外，晟宝达公司要求饶旭支付从2014年10月1日至2015年4月13日的管理费1050元、代缴税金987元的问题，因合同期限已经于2014年9月30日届满，双方权利义务关系已终止，相应的车辆已经停止运营，再要求支付管理费于理不合，至于代缴税金987元，也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实，该项费用实际产生于2014年9月30日合同期限届满之前，并应由饶旭承担，晟宝达公司的该项诉讼请求并无事实、法律依据，应依法予以驳回。针对争议焦点4，晟宝达出租车公司在涉案出租车的运营权到期后已经通知饶旭签订新一轮的《出租汽车经营管理合同》，但饶旭拒绝按照晟宝达公司的条件签订合同，而出租车运营权的获得，应经由相应行政主管机关的行政许可，晟宝达公司经营出租车客运业务系因公司获得交通运输管理部门许可授权的出租汽车经营权，饶旭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证实新增车辆经营权与涉案车辆存在必然联系，另，合同的签订应基于双方的平等自愿协商，法律不能违背自愿、平等的原则强制双方缔约，故此，对于饶旭的该项反诉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第二百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由饶旭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以内将云Ａ×××**号车辆返还昆明晟宝达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呈贡晟宝达出租汽车分公司；二、确认云Ａ×××**号车辆归饶旭所有；三、驳回昆明晟宝达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呈贡晟宝达出租汽车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饶旭的其他反诉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昆明晟宝达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呈贡晟宝达出租汽车分公司承担；反诉案件受理费25元，由反诉原告饶旭承担。二审中，被上诉人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提交的（2015）昆民四终字531号民事判决书以及（2016）云民申1135号民事裁定书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但不认可关联性。本院认为，（2015）昆民四终字531号民事判决书系生效的民事判决书，针对该判决的申诉亦被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2016）云民申1135号民事裁定书驳回，且该案争议事实及认定与本案有关，故本院对此二份法律文书予以采信。经二审审理查明：与上诉人同一系列的案外人刘万荣就相似争议在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法院起诉，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呈民初字第116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由刘万荣在判决生效后十日以内将云Ａ×××**号车辆交还晟宝达出租车公司；二、驳回晟宝达出租车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刘万荣的全部反诉请求。”刘万荣不服，上诉至本院。本院作出（2015）昆民四终字53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维持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法院（2015）呈民初字第1161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即“由刘万荣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以内将云Ａ×××**号车辆交还昆明晟宝达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呈贡晟宝达出租汽车分公司”，第二项即“驳回昆明晟宝达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呈贡晟宝达出租汽车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二、撤销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法院（2015）呈民初字第1161号民事判决书第三项即“驳回刘万荣的全部反诉请求”；三、确认云Ａ×××**号车辆归刘万荣所有；四、驳回刘万荣的其他反诉请求。根据（2015）昆民四终字531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本院确认以下法律事实：2015年11月6日，昆明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呈贡区分局作出《关于对的答复》（2015）7号，载明晟宝达出租车公司于2014年9月29日向昆明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呈贡区分局提出新增60辆出租汽车的申请，后呈贡区政府下发了《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政府关于市运管局呈贡区分局新增出租汽车的批复》（呈政复2014第174号），市运管局下发了《昆明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关于呈贡区分局新增出租汽车办理营运手续的批复》（昆运管2015第3号），同意晟宝达出租车公司新增60辆出租汽车并办理营运手续。2016年4月15日，昆明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呈贡区分局答复我院称：昆明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呈贡区分局作出《关于对的答复》（2015）7号提到同意晟宝达出租车公司新增60辆出租汽车并办理营运手续，该60辆出租车的运营权属于新增，与涉案出租车没有必然联系。刘万荣仍不服，申诉至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云民申113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刘万荣的再审申请。综合双方当事人诉辩主张，本院归纳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如下：1、何方违约？违约事实和主张是否成立？2、如果存在违约行为，责任应当如何承担？反诉请求是否能够得到支持？本院认为，1、上诉人与晟宝达出租车公司所签《出租汽车经营管理合同》约定：“经营期满后，由甲方根据政府关于出租车报废规定负责办理有关车辆报废事项”，本案诉争出租车已于2014年11月达到报废年限，被上诉人依据《出租汽车经营管理合同》约定要求上诉人返还诉争车辆的诉求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上诉人主张由被上诉人配合上诉人报废诉争出租车的诉求与《出租汽车经营管理合同》的约定不符，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未按合同约定将诉争车辆交给被上诉人，而是擅自将诉争车辆停放在停车场内，由此产生的费用应当由上诉人自行承担，一审法院不予支付该笔费用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依法予以维持。2、上诉人与晟宝达出租车公司所签《出租汽车经营管理合同》约定合同期限自2010年10月1日至2014年9月30日，故双方所签合同于2014年9月30日期限届满，本案中上诉人主张的停运损失系2014年11月3日之后脱保期间的损失，上诉人对车辆享有的运营权利在2014年9月30日已经到期，故上诉人主张的停运损失3000元无相应依据，本院不予支持。3、上诉人主张根据其与晟宝达出租车公司签订的《出租汽车经营管理合同》约定：经营期满后，根据政府的有关政策允许公司继续经营时，乙方（饶旭）在经营期限内，无违规违纪情况下，在双方自愿同等情况下，乙方（饶旭）有权凭借本合同优先继续与甲方（晟宝达出租车公司）签订新一轮的车辆管理合同书，并按其规定享受权利、履行义务。据此，饶旭认为虽然涉案出租车的经营期限已于2014年9月30日到期，同时车辆于2014年11月达到报废期限，但晟宝达出租车公司已于2015年年初获得60辆出租车运营权的行政许可，故晟宝达出租车公司应该按照双方于2010年所签《出租汽车经营管理合同》所约定的相同条件与饶旭签订新的《出租汽车经营管理合同》；晟宝达出租车公司主张《出租汽车经营管理合同》所约定的“双方自愿同等情况下，乙方（饶旭）有权凭借本合同优先继续与甲方（晟宝达出租车公司）签订新一轮的车辆管理合同书”，该合同条款的意思是“在晟宝达出租车公司对外所提合同条款及合同条件一致的情况下，根据自愿原则，如果饶旭接受晟宝达出租车公司所提合同条件，则晟宝达出租车公司优先与饶旭根据新合同条款签订新一轮的车辆管理合同书”，而晟宝达出租车公司于2015年获得新增60辆出租车运营权行政许可后，已经通知上诉人等人根据公司给出的条件签订新一轮的《出租汽车经营管理合同》，但上诉人拒绝接受晟宝达出租车公司所提合同条件，故双方未能签订新一轮的《出租汽车经营管理合同》。对此本院认为，晟宝达出租车公司在涉案出租车的运营权到期后已经通知上诉人签订新一轮的《出租汽车经营管理合同》，但上诉人拒绝按照晟宝达出租车公司的条件签订合同，故对晟宝达出租车公司的主张本院予以采纳，上诉人主张按原合同条件续签合同无相应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另，上诉人主张“车辆经营权依附于车辆所有权”，对此，虽然涉案云Ａ×××**号车辆所有人为上诉人，但出租车运营权的获得，应经由相应行政主管机关的行政许可，晟宝达出租车公司经营出租车客运业务系因公司获得交通运输管理部门许可授权的出租汽车经营权，故对上诉人该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另，根据昆明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呈贡区分局作出《关于对的答复》（2015）7号提到同意晟宝达出租车公司新增60辆出租汽车并办理营运手续，该60辆出租车的运营权属于新增，与涉案出租车没有必然联系。故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新增出租车辆的运营权属于诉争车辆报废后更换所产生的主张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驳回。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一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饶旭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判决生效后，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规定履行期限届满后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强制执行的期限为两年。审判长 冯 辉审判员 杨 茜审判员 姚 丹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黄秋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