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鲁06民再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吕守泮，男，1960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山东省龙口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永生，招远市张星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玉芬(系上诉人吕守泮之妻)，女，1959年8月1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山东省龙口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龙口市北马镇上夼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龙口市北马镇上夼村。法定代表人：吕世兰，任村委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志毅，山东翔宇韶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守波，任村委副主任。上诉人吕守泮因与被上诉人龙口市北马镇上夼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上夼村委）农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龙口市人民法院(2016)鲁0681民再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2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吕守泮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永生、王玉芬，被上诉人上夼村委之法定代表人吕世兰、委托代理人马志毅、吕守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吕守泮的上诉请求：依法撤销龙口市人民法院（2016）鲁0681民再1号民事判决，依法驳回上夼村委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上夼村委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原审法院认定“吕守泮在上夼村委叫行其原承包葡萄地时虽进行了阻止，但未及时提供证据给上夼村委进行研究，并且参与了叫行，以最高价10000元中标，最后村委为其定价1400元，其也未提任何异议，视为其对村委叫行价格的认可”是错误的。理由如下：（1）吕守泮对其原承包的葡萄地叫行进行阻止是因为该地段已经于2002年土地延包时因其口粮地不够而被上夼村委补偿给吕守泮，该地段不应列入叫行地范围。上夼村委将争议地段列入叫行范围，违约在先，是导致本案纠纷的根本原因。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的期限为30年，上夼村委以叫行形式发包土地，其行为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2）上夼村委研究该地段是否应列入叫行地范围，不应以吕守泮是否及时给上夼村委提供证据为借口。何况，吕守泮已经于叫行前将村委证明在村委办公室交给了镇政府工作人员及村委。吕守泮申诉期间即2015年6月，原审法院曾带领村委到吕守泮经营的口粮地进行了实际测量，证实了吕守泮口粮地不够的事实。（3）吕守泮以10000元的价格中标，表面看中标价格为10000元，实际上是吕守泮捍卫自己土地承包经营的无奈之举。村委对该地段定价1400元，不能作为本案上夼村委追要承包费的依据。原审法院认定吕守泮以叫行形式取得该地段的承包经营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该地段已经作为口粮地补偿给吕守泮。原审法院认定该地段的叫行价格为1400元，于法无据。因为合同条款应为双方自愿达成，任何一方不得将自己的意思强加给对方。2、原审法院以“上夼村委以吕世兰个人签字加盖上夼村委公章的证明证实葡萄园已补偿给其个人，因村委不认可，导致该证明的效力是个人行为”，对该证据不予认定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2002年上夼村委土地延包时，原村委负责人（政府指派）吕世兰全面负责村里全部工作，吕世兰作为一名干部是不可能随意给村民出具村委证明的，吕守泮提供的2002年9月6日村委证明不但加盖了上夼村委公章而且由吕世兰本人签名。原审法院以上夼村委不认可为由即否定该证明的效力，认定该证明的效力是个人行为缺乏法律依据。现吕世兰系上夼村委的法定代表人，庭审中上夼村委未提供任何证据证实该证明的效力，其仅仅的不认可即让原审法院否定了该证明的效力。吕世兰任职期间出具的所有证明材料都是其口述，他人代笔书写后由其签字盖章。3、原审法院认定“吕守泮叫行中标后，应与上夼村委签订书面承包合同，但由于吕守泮拒绝签订书面合同，致使合同未能签订，但吕守泮却对该土地进行了管理，使合同得到实际履行”是错误的。（1）吕守泮与上夼村委未签订书面合同的过错在于上夼村委。吕守泮就该地段根本不可能再与上夼村委签订承包合同，因为上夼村委已于2002年将该土地作为口粮地补偿给了吕守泮，上夼村委就已经补偿给吕守泮的土地再行叫行，侵犯了吕守泮合法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吕守泮拒绝签订合同是对自己合法权益的维护。（2）吕守泮对该土地进行管理，并不是在履行叫行合同。该地段的承包经营权本来就在吕守泮手中，吕守泮对该地段继续经营并非对叫行的认可，双方并未形成新的承包合同关系，未产生新的权利义务。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判决吕守泮应交纳承包费是错误的。被上诉人上夼村委辩称，1、上诉人吕守泮上诉称2002年上夼村委已将涉案的土地作为口粮地补偿给吕守泮使用，故其不应交纳承包费的理由与事实不符。吕守泮所提交的盖有上夼村委公章的证明，并非村委所出具。经一审法院查明，该证明是由吕守泮的妻子王玉芬在盖有上夼村委公章的空白信件上填写内容所形成的。证明中的签字人吕世兰当时也并未在村委处担任任何职务。故该证明明显存在瑕疵，不能代表上夼村委的真实意思表示。退一步讲，即使该证明可以被认定为有效证据，从证明上记载的内容及时间看，该证明是2002年形成，证明中关于土地的补偿数量、补偿期限均没有具体约定。上夼村委在2005年将该土地重新进行发包，视为对吕守泮的补偿终止，也并无不妥。2、吕守泮在2005年参与了上夼村委就涉案土地的叫行承包，并以1400元的价格中标。中标后吕守泮也对该土地进行了实际上的管理。吕守泮的行为应当视为对上夼村委重新发包行为的一种认可。吕守泮在中标后不交纳承包费构成违约，上夼村委起诉其交纳承包费是对村集体利益的合法保护。原审法院判决吕守泮支付承包费是正确的，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维持。原审原告上夼村委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令吕守泮立即履行合同，并支付2005年和2006年度承包费2800元，诉讼费及其他诉讼费用由吕守泮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吕守泮系龙口市北马镇上夼村村民。2005年4月份上夼村委欲对本村200左右亩土地统一进行叫行承包，为明确叫行程序，上夼村委于2005年4月24日将叫行程序以告示的形式在村里张贴，明示：凡叫行者必须到村委交纳叫行押金，每块地500元，如对告示及合同有异议，应当即提出，否则，一切按告示执行；对于叫行中标者应即与村委签订合同，否则押金作废等；告示另注明欲叫行者应仔细阅读土地承包合同书并附有土地承包合同书样本。2005年4月28日上夼村委召集村民代表及全体村民对村里的200左右亩土地进行叫行承包，村民代表王某1、王某3、王某2作为叫行的监督小组成员参入了叫行的全过程，吕守泮亦参入了此次叫行，吕守泮未对所叫行葡萄地提出任何异议，最后以1400元的价格中标。中标后，吕守泮即对承包地进行了管理，但却拒绝与上夼村委签订承包合同，并拒绝交纳2005年和2006年度的承包费2800元。为此，上夼村委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决。另查明：2002年9月6日当时受政府临时指派负责分地的吕世兰为吕守泮出具了一份加盖上夼村委印章的证明：“因吕守泮二道地分的不够数，三道地特差，把他叫行的葡萄园子作为补偿”。该证明未注明葡萄园的位置和亩数，对此吕守泮陈述称，证明所写的“葡萄园子”约2.5亩，包括约1亩的葡萄地和1.5亩的白板地，是其2000年3月份叫行承包的土地，这2.5亩土地包含在2005年4月28日吕守泮叫行承包的3.5亩土地之中。又查明：在2005年4月28日叫行前吕守泮曾向上夼村委主任告知吕世兰为其出具证明一份，证实“葡萄园子”已补偿给他，该块地不应再参加叫行，但上夼村委主任要求吕守泮提交证明复印件交由村委进行研究时，吕守泮未提交。一审法院原审认为，上夼村委提交的第一、二、四份证据（一、上夼村委张贴在村委公示栏内及其他地方的告示。二、上夼村委张贴在公示栏内中的土地承包合同书样本。四、对证人王某1、王某2、王某3所作的三份调查笔录）经吕守泮当庭质证均无异议，依法予以认定。上夼村委提交的第三份证据（上夼村委于2005年6月11日向2005年4月28日叫行承包户中没有签订合同的农户下发的缔约通知书样本）吕守泮有异议，辩称其未见到，但吕守泮承认上夼村委曾找过其要求签订书面合同，其予以拒绝。该院认为，上夼村委在叫行时已明确说明小东耩的3.5亩葡萄地包括吕守泮耕种的2.5亩土地，但吕守泮未将吕世兰出具的证明的复印件提交给上夼村委以便研究，而且在叫行现场吕守泮也未提出异议，并交纳了500元的押金参入了该地块的叫行，且以1400元中标，吕守泮的叫行行为即是对上夼村委要约行为的承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一条“发包方应当与承包方签订书面承包合同”之规定以及上夼村委张贴告示的内容，吕守泮叫行中标后，应与上夼村委签订书面承包合同，但是由于吕守泮拒绝签订书面合同，致使合同未能签订，但吕守泮中标后对3.5亩土地实施了管理，使合同得到实际履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六条“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签订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合同成立”之规定，上夼村委、吕守泮之间的合同成立。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对当事人双方具有法律的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吕守泮既已耕种管理土地，理应与上夼村委签订书面合同，并按照约定履行交纳承包费的义务。吕守泮辩称2.5亩葡萄园已补偿他就不应再参加叫行，但吕守泮参入叫行行为的本身表明其放弃了受补偿的权利，且葡萄园的补偿没有明确的期限，上夼村委有随时收回并发包的权利，故吕守泮出具的吕世兰的证明不足以对抗上夼村委的主张，吕守泮的抗辩理由不成立，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三十六条、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一条之规定，于2006年6月1日作出(2006)龙民二初字第142号民事判决：被告吕守泮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龙口市北马镇上夼村村民委员会2005年和2006年度承包费2800元。案件受理费122元，其他诉讼费100元，合计222元，由吕守泮承担。判决生效后，吕守泮不服该判决，向一审法院申诉，一审法院于2016年1月15日作出（2016）鲁0681民监3号民事裁定，对本案提起再审。一审法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另查明，该3.5亩葡萄地，在村委2005年叫行前，已由吕守泮按每年400元承包费承包并管理。2005年重新叫行时，吕守泮之妻王玉芬在场，其称，当时说明该地是其口粮地，但叫行时因阻挡不住，叫行到10000元，最后村委定价为每年1400元，王玉芬说爱多少多少，再未采取其他措施。再审中经过双方质证认证，认为双方争议的焦点即是吕守泮在一审提交2002年9月6日吕世兰为吕守泮出具了一份加盖上夼村委印章的证明（“因吕守泮二道地分的不够数，三道地特差，把他叫行的葡萄园子作为补偿”）的证据是否是村委的真实意思表示。2016年5月31日再审庭审中吕世兰称，2005年叫行，贴出告示，王玉芬就去找我，叫我帮忙把她的葡萄园怎么想办法弄到她的名下，我说我想什么办法，我又不帮忙分地，王玉芬说拿纸写字出份证明。我在村委帮分地的时候，跟村委人都不和，我就偷着盖了几个空白章，我拿出一个盖了章的信笺给了王玉芬，当时没在我面前写，我签了名就给她，内容系王玉芬自行填写的。该证明未经上夼村委任何人同意，是我个人行为。王玉芬称：是2002年9月不是2005年，当时在吕世兰家里，我找吕世兰要求补地，因吕世兰不识字，证明内容是吕世兰口述，我执笔写的，落款时间也是我写的，写证明的纸张是吕世兰给我的，上面是空白纸加盖公章，我在上面写完内容后，吕世兰在下面签的字。吕世兰当时在村里负责。对此焦点问题再审查明，2001年底，上夼村委按上级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精神，成立分地领导小组。经研究，根据土地质量将村中土地划分为一道地、二道地、三道地，每道地也按等级划分，将土地分配给各户。当时书记为王延武，主任为吕守波。一道地分配是2001年冬天分完，二道地、三道地均是2002年进行的。2002年吕世兰不担任村委任何职务。开庭中王玉芬称，吕世兰分二道地时即是负责分地的，但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吕世兰称，2002年7月左右，由于三类地分配不下去，由北马镇政府指派其负责三类地的分配，自己并未参与二道地的分配，对二道地分配情况不清楚。该院结合王玉芬在2015年10月9日质证笔录中所称的当时分地人员系原会计（已去世）、王兴梅等及上夼村委提供的证人吕某、李某到庭质证所述的二道地分配时吕世兰未参加，可以认定吕世兰分二道地时并未负责也未参与，三类地分配由吕世兰负责分配。吕世兰所开证明不管是2002年9月所开还是2005年所开，吕世兰对二道地分配情况不清楚，只凭王玉芬个人所说二道地不够数，并且在不担任村委任何职务的情况下，以加盖上夼村委空白章的空白纸并签上其个人的名字由王玉芬执笔所写内容的行为是一种效力待定的行为，该行为系吕世兰未经村委研究的个人行为，上夼村委对此不予认可，因此该证明并不是村委的真实意思表示。综上，一审法院再审认为，吕守泮在上夼村委叫行其原承包葡萄地时虽进行了阻止，但未及时提供证据给上夼村委进行研究，并且参入了叫行，以最高价10000元中标，最后上夼村委为其定价1400元，其也未提任何异议，视为其对上夼村委叫行价格的认可，吕守泮以吕世兰个人签字加盖上夼村委公章的证明证实葡萄园已补偿给其个人，因村委不认可，导致该证明的效力是个人行为，因此对该证据依法不予认定，吕守泮叫行中标后，应与上夼村委签订书面承包合同，但由于吕守泮拒绝签订书面合同，致使合同未能签订，但吕守泮却对该土地进行了管理，使合同得到实际履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六条：“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实际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合同成立”之规定，上夼村委、吕守泮之间的合同成立。当事人应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吕守泮已实际管理了葡萄地，应履行向上夼村委交纳2005年至2006年承包费的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三十六条、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一条之规定，于2016年10月12日作出(2016)鲁0681民再1号民事判决：(一)撤销（2006）龙民二初字第142号民事判决书；(二)原审被告吕守泮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审原告龙口市北马镇上夼村村民委员会2005年度和2006年度的承包费计2800元。案件受理费122元，由原审被告吕守泮承担。本院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执的焦点问题有二：一是2002年9月6日吕世兰为上诉人吕守泮出具的加盖被上诉人上夼村委印章的证明是否是被上诉人上夼村委的真实意思表示。二是被上诉人上夼村委要求上诉人吕守泮给付2005年度、2006年度承包费2800元能否支持。关于焦点一。上诉人吕守泮主张2002年9月6日的证明可证实葡萄园已补偿给其个人，但根据原审法院调查的事实及证人证言，可知吕世兰仅负责分配三类地，分二道地时并未负责也未参与。在吕世兰对二道地分配情况不清楚，只凭王玉芬个人所说二道地不够数，且在不担任村委任何职务的情况下，在加盖上夼村委印章的空白纸并签上其个人的名字由王玉芬执笔所写内容的行为属个人行为，且上夼村委不予认可，因此原审法院认定该证明不是上夼村委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无不当。关于焦点二。上诉人吕守泮主张每年度1400元承包费是上夼村委确定的，不能作为本案上夼村委追要承包费的依据。经查，2006年4月7日原审法院原审庭审中，吕守泮称：“……我当时就说这块地是我的葡萄地不能叫，但是我阻拦不了村委叫行，后来我问会计他们叫到多少钱，我说他们叫多少钱我就叫多少钱，他们叫的是1400元”。2015年4月16日原审法院再审对吕守泮妻子王玉芬的调查笔录中，王玉芬称：“我就喊价1万，最后村委一看没有办法，村委的工作人员给我的喊价变更为1400元”。本次审理中，吕守泮仍坚持再审一审中的说法。由此可以看出，关于承包费的数额是如何确定的，吕守泮的前后陈述不一致。从2006年4月7日原审法院原审庭审中吕守泮的陈述可以看出，1400元就是其叫行的价格。但原审法院再审和本次审理中，吕守泮又变了说法，主张其叫行到1万元，是村委给其变更为1400元，对此主张，吕守泮未提交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吕守泮参入叫行中标后，应与上夼村委签订书面承包合同，但由于吕守泮拒绝签订书面合同，致使合同未能签订，但吕守泮对该土地进行了管理，使合同得到实际履行，故原审判决判令吕守泮向上夼村委交纳2005年至2006年承包费2800元，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吕守泮的上诉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2元，由上诉人吕守泮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吉昌审判员  郝严卫审判员  张婷婷二〇一七年六月六日书记员  李坤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