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唐山市古冶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冀0204民初第810号 原告：宁某1，男，2006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学生，现住唐山市古冶区。 法定代理人：宁某2（系原告之父），男，1979年1月14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现住唐山市古冶区。 委托代理人：王文辉，河北杨建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刘桂红，女，1970年2月15日出生，汉族，无业，现住唐山市古冶区。 被告:唐山市通达客运公司，组织机构代码10475200-4，住所地唐山市路南区唐古路西侧汽车客运东站院内。 法定代表人：赵刚，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牛亚彬。 委托代理人：焦双亮，河北江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宁某1与被告刘桂红、唐山市通达客运公司（以下简称通达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6月1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并作出（2014）古民初字第848号民事判决。原告宁某1对该判决不服，向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制发了（2017）冀02民终669号民事裁定，以“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为由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本院再次受理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6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法定代理人宁某2及宁某2的委托代理人王文辉，被告刘桂红、通达公司委托代理人牛亚彬、焦双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宁某1诉称，2012年6月9日1时29分许，被告刘桂红驾驶无牌电动三轮车由南向北行驶至古冶区林西龙江路商贸城南50米处与由东向西横过马路的行人宁某1（原告）发生交通事故，至原告宁某1受伤。经交警认定刘桂红负事故的主要责任，原告的监护人（既原告祖父宁国标）负次要责任，原告无责任。原告受伤后，经唐山华北法医鉴定所鉴定，被鉴定为：三级伤残，Ｉａ系数为4%，不能完全独立生活，需经常有人监护；颅骨修补物需要随年龄增长更换。原告为治疗造成如下经济损失：1、医疗费99876.4元；2、残疾辅助器具费3930元；3、住院伙食补助费4530元；4、住院期间护理费16380元，出院后的护理费用，待申请鉴定护理期限后根据鉴定结论申请增加护理费数额；5、交通费1600元；6、住宿费3960元；7、法医鉴定费1600元；8、伤残赔偿金345122.4元。上述损失合计：475998.8元。被告应当按责任比例承担475998.8元的70%，即333199.16元。精神抚慰金50000元。合计383199.16元。经了解，被告刘桂红从事三轮客运工作，是被告通达公司将三轮客运的营运权交给了刘桂红，刘桂红在营运期间发生交通事故，给原告造成人身伤害，刘桂红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是被告通达公司从刘桂红三轮客运营运中获得收益，因此二被告应对事故造成原告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综上所述，原告认为，二被告的行为显然构成对原告的侵权，并且直接给原告造成人身损害和经济损失，据此，原告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依法提起诉讼，恳请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本案在原一审审理过程中，原告宁某1变更诉讼请求为，医疗费99716.41元；住院伙食补助费4480元；住院期间护理费20620元；护理费35683×20﹦713660元；交通费3000元；住宿费3960元；鉴定费1600元；伤残赔偿金24141×20×0.84﹦405568.80元；残疾辅助器具费3930元；精神损害赔偿金60000元，以上合计1315535.21元。被告刘桂红所有的无牌电动三轮车，按照国家标准应当属于机动车，按照法律应当投有交强险，但被申请人的车辆并未投有交强险，其应当先行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申请人各项损失，超出交强险限额内的部分按照交通事故责任比例90%承担事故责任，共计赔偿申请人各项损失：1195981.69元。现申请人特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向贵院提出如上变更诉讼请求的申请，恳请贵院予以批准。另外，因为到北京有一次复查，原告增加诉讼请求：增加医疗费528.94元，住宿费240元，交通费474元，足部矫形器1000元，以上合计2242.94元，住院伙食补助费变更为5010元。 本次诉讼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要求伤残赔偿金按照2016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28249计算，变更为474583.2元；护理费变更为按照2016年批发零售业40459元计算，共计809180元。 被告刘桂红辩称，我是通达公司的113号车，走的是国家规定的线路，我有驾驶证，每年交335元的保险，也没有人要求我们交纳交强险等保险，我服从法院的判决。 被告唐山市通达客运公司辩称，一、被答辩人主张被告刘桂红从事三轮客运工作，是被告通达客运公司将客运的营运权利交给了刘桂红不符合事实，主张刘桂红靠挂在答辩人处从事三轮车客运工作不正确。所谓机动车辆挂靠经营，是指个人（以下简称挂靠者）出资购买车辆而以客货运输企业（以下简称挂靠单位）为车主登记入户，并以其名义进行客货运输经营，由挂靠单位提供适于营运的法律，如客车经营线路、货车各种经营手续等，并收取相应的管理费或者有偿服务费的经营方式。被告刘桂红不是原唐山市通达客运公司古冶分公司的员工。实际情况为被告刘桂红为个人电动三轮车运输业主，是经唐山市古冶区综合执法大队批准取得营运资格后，从事个体三轮车营运的个体电动三轮车客运者。有唐山市古冶区综合执法大队为其颁发的《机动人力三轮车准运证》为证。被告刘桂红三轮电动客运的营运权利是经唐山市古冶区政府批准取得。同时，被告刘桂红经营运输客运的路线也是经唐山市古冶区人民政府批准的。根据2001年3月22日唐山市古冶交通局、唐山市古冶区城乡建设管理局、唐山市古冶区人民政府信访局下发的《关于整顿古冶区公共客运秩序协调会议纪要》第三条规定了机动三轮客运行驶营运的区域，被告刘桂红驾驶的电动三轮车必须按唐山市古冶区人民政府规定的线路行驶，即电动三轮车行驶营运的路线由唐山市古冶区人民政府规定的。可见，被告刘桂红三轮电动客运的营运权利和道路客运的运营路线均是唐山市古冶区人民政府批准的。原唐山市通达客运公司古冶分公司只是依据唐山市古冶区政府的要求，传达政府的规定，介于政府与个体电动三轮车业主之间提供协调关系的企业。原唐山市通达客运公司古冶分公司没有对其管理权和调配权。唐山市古冶区政府有限制的把客运权交付给被告刘桂红。答辩人没有收取刘桂红管理费或者有偿服务费。被告刘桂红三轮电动车的营运方式不属于靠挂答辩人经营。二、被答辩人主张被告通达客运公司从刘桂红三轮客运营运中获得收益，以及刘桂红靠挂在答辩人从事三轮车客运工作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根据，请法院依法驳回其对答辩人的诉讼请求。首先，原唐山市通达客运公司古冶分公司没有在被告刘桂红三轮车客运营运中获得收益，是唐山市古冶区政府有限制的把客运权交付给被告刘桂红。刘桂红的电动三轮车是唐山市古冶区人民政府颁发的，行驶营运路线唐山市古冶区政府规定的，原唐山市通达客运公司古冶分公司作为运输企业只是依据2001年3月22日唐山市古冶区交通局、唐山市古冶区城乡建设管理局、唐山市古冶区人民政府信访局下发的《关于整顿古冶区公共客运秩序协调会议纪要》和2011年5月20日原唐山市通达客运公司古冶分公司与被告签订的《唐山市通达客运公司古冶分公司机动（人力）三轮车客运服务协议书》为个体三轮车客运者传达唐山市古冶区人民政府交通管理的相关规定，介于政府与个体电动三轮车业主之间提供协调关系和对其营运车辆检测，保障车辆营运安全。因检测被告刘桂红所用的电动三轮车辆需购置检测的设备、工具和所支出的人工费用，原唐山市通达客运公司古冶分公司每月只是收取50元的服务费，没有从被告刘桂红的运营中得到任何收益。没有收取被告刘桂红经营的管理费和任何有偿服务费。其次，依据2011年5月20日原唐山市通达客运公司古冶分公司与被告签订的《唐山市通达客运公司古冶分公司机动（人力）三轮车客运服务协议书》的约定，如发生交通事故责任，责任及费用由被告自行负责；同时约定“甲乙双方除以上规定的责任和义务外，互不承担任何连带的民事责任”可见本次交通事故应由刘桂红全部负责赔偿。被答辩人诉请答辩人与刘桂红承担连带赔偿没有法律依据。再次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以挂靠形式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在本案发生交通事故时，被答辩人的监护人宁国标承担次要责任，本次发生的交通事故不是机动车一方责任。刘桂红没有将自己的三轮车靠挂在答辩人处从事三轮车客运。河北省唐山市古冶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古民初字第201号判决的案件与本案基本相同，没有判决答辩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因此，该判决书对本案有指导意义，法庭在判决本案时应参考该案例进行判决。最后，原唐山市通达客运公司古冶分公司依据唐山市古冶区人民政府古发（2013）2号《关于依法取缔全区范围内客运三轮车的通告》已于2013年5月14日与刘桂红鉴定了《补偿协议》双方终止了2011年5月20日原唐山市通达客运公司古冶分公司与被告签订的《唐山市通达客运公司古冶分公司机动（人力）三轮车客运服务协议书》，按《补偿协议》规定2013年5月6日前发生的与车辆运营相关的任何事宜全部由刘桂红负责，与原唐山市通达客运公司古冶分公司无关，原唐山市通达客运公司古冶分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原唐山市通达客运公司古冶分公司依据唐山市古冶区人民政府的规定对刘桂红三轮车的残值和择业进行了一次性补偿，补偿款已汇到刘桂红的个人储蓄账户。综上所述，2011年5月20日原唐山市通达客运公司古冶分公司与刘桂红签订的《唐山市通达客运公司古冶分公司机动（人力）三轮车客运服务协议书》和2013年5月14日与刘桂红签订了《补偿协议》合法有效，两份协议中均约定，如发生交通事故全部由刘桂红负责，与原唐山市通达客运公司古冶分公司无关的协议条款同样合法有效。同时，原唐山市通达客运公司古冶分公司在2013年12月19日已在唐山市工商局注销登记，债权债务已清理完毕，答辩人只是处理原唐山市通达客运公司古冶分公司出现的未尽事宜。被答辩人诉求答辩人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故答辩人请人民法院支持答辩人的答辩请求。 经审理查明，2012年6月9日1时29分许，刘桂红驾驶无牌电动三轮车由南向北行驶至古冶区林西龙江路商贸城南50米处与由东向西横过马路的行人宁某1发生交通事故，至宁某1受伤。经唐山市交警第四大队认定，刘桂红负事故的主要责任，宁某1的监护人宁国标（原告祖父）负次要责任，宁某1无责任。事故发生后，宁某1先后被送往开滦林西医院、唐山市工人医院、北京博爱医院等医疗机构救治，被诊断为左颞顶部硬膜下血肿、脑干损伤致右侧上下肢肌力三级，共住院105天。刘桂红为原告宁某1垫付费用34936.3元。 2013年7月17日，宁某1被唐山华北法医鉴定所鉴定为三级伤残；Ｉａ值4%；不能完全独立生活，需经常有人监护；颅骨修补物需要随年龄增长更换。2014年6月12日，宁某1申请法院委托有关机构对申请人伤后护理人数和护理期限进行鉴定。本院依其申请委托天津市津实司法鉴定中心进行了相关鉴定，结论为：被鉴定人宁某1护理期为365日，护理人数为1人。 对当事人双方无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对当事人争议的诉讼请求本院认定如下： 1.关于医疗费100245.35元。原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医疗费票据、住院病历等证明予以佐证，但经核对，原告提交的合法有效的医疗费票据总金额为99605.35元，故本院对原告的医疗费确认为99605.35元； 2.关于住院伙食补助费501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在唐山住院部分应参照唐山市机关单位一般工作人员出差伙食补助费相关标准，在北京住院部分应参照北京市机关单位一般工作人员出差伙食补助费相关标准，故原告的住院伙食补助费确认为4530元（20元/天×24天+50元/天×81天=4530元）； 3.关于护理费734478元。其中住院期间的护理费20818元，出院后的护理费为713660元。原告依据唐山华北法医鉴定所的鉴定意见主张住院期间两人护理，出院后要求终身护理，按20年计算。但该鉴定结论对护理人数没有进行鉴定，故对原告要求住院期间两人护理的请求不予支持；该鉴定书作出的“不能完全独立生活，需经常有人监护”的意见，因原告属于未成年人，该鉴定结论中只是写明原告需要经常有人监护，并无关于原告需要的护理期限的明确鉴定意见，不能作为终身护理的依据，故对原告主张护理期20年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原一审诉讼过程中，原告申请法院对原告的伤后护理期和护理人数进行鉴定，而天津市津实司法鉴定中心依法院的委托进行了相关鉴定，结论为：被鉴定人宁某1护理期为365日，护理人数为1人。该鉴定意见书委托程序和鉴定程序均合法，鉴定内容和结论非常明确，故本院予以采信，并作为认定原告护理人数和护理期限的依据。 原告已举证证明护理人员从事批发零售行业，故原告要求参照批发零售行业年平均工资标准计算护理费的请求应予以支持。因护理费属于实际损失，原告于2012年6月9日受伤，护理期限应自2012年6月9日至2013年6月9日，故应参照实际护理期间的批发零售行业工资标准进行计算。原告本次诉讼中要求按2016年的批发零售行业工资标准计算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参照2013年河北省批发零售行业在岗职工年均工资32544元的标准，结合护理期365天的鉴定意见，对原告的护理费确认为32544元； 4.关于残疾赔偿金474583.2元。原告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原告及父母自2008年至今一直在城镇居住，但原告尚属孩童，没有经济收入，故原告要求按城镇居民性质赔偿残疾赔偿金的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参照2016年河北省农村居民年可支配收入11919元的标准，对原告的残疾赔偿金确认为200239.2元（11919/年×20年×84％=200239.2元）予以确认； 5.关于残疾辅助器具4930元。原告主张轮椅530元，三维成形3000元，足托400元，足部矫形器1000元，虽未提交鉴定部门的鉴定，但根据原告伤情，上述费用确属合理的、必要的花费，故对原告主张的残疾辅助器具4930元予以确认； 6.关于鉴定费800元及鉴定检查费800元。鉴定费和鉴定检查费系为了查明原告的伤情所必然发生的费用，且原告已提供正规发票对其数额予以佐证，故对原告主张的鉴定检查费800元和鉴定费800元予以确认； 7.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60000元。宁某1小小年龄在涉案事故中身体受到严重侵害，对其日后的生活、工作产生极大的不良影响，给其身心造成了极大的伤害。结合原告的伤残等级，本院酌定原告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为20000元； 8.关于交通费3474元。结合原告入院、出院、复查、鉴定的次数以及医疗、鉴定部门到其住所的距离等，并经核对原告提交的交通费票据，对原告交通费酌定2010元； 9.关于住宿费4200元。原告提交的住宿费票据均为收据，并非国家规定的正规统一发票，故对原告主张住宿费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根据上述认证查明，宁某1因此次交通事故造成损失如下：医疗费99605.35元、住院伙食补助费4530元、护理费32544元、残疾赔偿金200239.2元、残疾辅助器具费4930元、鉴定检查费800元、鉴定费8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交通费2010元，合计365458.55元。 本院认为，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责任。本案中，刘桂红驾驶的电动三轮车虽然速度和质量均符合机动车的认定标准，但鉴于我国目前电动车在车辆登记、管理以及交强险的承保上尚处于滞后状态，如因非可归责于车辆所有人的原因而无法投保交强险，其亦无法得到交强险的社会保障，判决其违反法定义务（交纳交强险）而承担交强险的民事责任，有失公允，故对于原告提出的由刘桂红先在交强险限额内对原告的损失予以赔偿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因刘桂红负事故的主要责任，另结合优者责任负担原则，本院认定刘桂红应按照80%的责任比例承担赔偿责任。原告主张刘桂红与原唐山市通达客运公司古冶分公司存在挂靠关系，而要求通达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以挂靠形式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这一条款的适用有两个条件，一是只适用于挂靠情形；二是只适用于对道路运输经营权的挂靠。即车主为挂靠人，运输企业为被挂靠人。但本案中，从刘桂红的三轮车准运证可以看出，车主姓名是刘桂红，也就是说，肇事电动三轮车登记车主和实际车主都是刘桂红，即运输企业和车主都是同一个人，不符合挂靠的形式要件。且刘桂红的三轮车营运手续系政府颁发，营运路线系政府规定，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二者之间属于挂靠关系。因此，本院对原告要求被告通达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原告颅骨修补物更换费用，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解决。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刘桂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原告宁某1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残疾赔偿金等各项经济损失365458.55元的80%即292366.84元（扣除已垫付的34936.3元，仍应赔偿257430.54元）； 二、被告唐山市通达客运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 三、驳回原告宁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 被告刘桂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216元，由被告刘桂红负担人民币1773元，由原告宁某1负担人民币443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孙艳春 人民陪审员  王美莹 人民陪审员  张立强 二〇一七年六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李佳鑫 附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七十六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 （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 （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 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碰撞机动车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赔偿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