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塔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新42民终53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克拉玛依区五五新镇兴军农资经销部，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区五五新镇129团E区217国道东侧。 经营者：殷新涛，男，1966年9月2日出生，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奎屯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蒲江，新疆年月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成军，男，1965年3月8日出生，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沙湾县。 上诉人克拉玛依区五五新镇兴军农资经销部(以下简称兴军农资经销部)因与被上诉人张成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沙湾县人民法院（2019）新4223民初14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5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兴军农资经销部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蒲江、被上诉人张成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兴军农资经销部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支付农资款85500元、利息33345元，合计118845元。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判决结果错误。本案诉讼时效是否已过是本案应当查明确定的要点，与合同的履行期限没有关系。本案债权债务关系成立后，没有约定还款期限，被上诉人没有还过钱，上诉人也没有要过钱，更没有约定宽限期，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条但书规定，本案诉讼时效就没有起算，一审法院推定本案的诉讼时效应该从该年9月至11月份开始起算，明显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应查明被上诉人何时表示不履行义务的。 张成军辩称，答辩人是帮助上诉人赊购棉种，不是答辩人购买。答辩人将上诉人的棉种赊购给农户后，农户在种植时发现棉种因泡水不能使用，当时找上诉人协商，上诉人口头答应赔偿，但后来就找不到人，电话也换号，店面也搬离。答辩人的电话、住址一直没变过，上诉人从未找过答辩人。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兴军农资经销部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偿还农资款85500元，并支付利息33345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5月23日，被告从原告处赊欠一批棉种，价款共计85500元，被告向原告出具欠条一份，载明：“经欠到129团兴军农资店棉种精播“41号”4120公斤×20元／公斤=82400元；“41号”：100公斤×15元／公斤=1500元；包衣“41号”100公斤×16元／公斤=1600元。”被告张成军在欠条落款处以经办人名义签名。后该笔款项未支付，原告亦一直未向被告主张偿还欠款。另查明，2012年5月23日，被告是与证人一起到原告处拉运棉种，被告称是因为原告原来的经营者对被告说由于店里进水，棉种被水浸泡，要求被告帮忙找一些种植大户将棉种赊销出去，而货物不是被告一人使用。证人彭某、葛某作证称述是被告找到证人，把棉种赊销给两位证人，后棉种拉回后，经拆开发现有50余袋棉种存在不同程度的泡水现象，棉种已经结块、发霉、长毛。被告找原告解决问题，原告未予解决，欠款至今未付。另查明，被告向原告出具欠条后，欠条原件一直由原告持有，自2012年5月至2017年4月原告未向被告主张过欠款。后因2017年4月原告被案外人丁学江起诉要求返还货款，原告在翻看账本过程中，发现被告向原告出具的欠条，遂将被告起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向原告出具欠条，所载明的货物品种、数量、单价及合计金额明确，只是被告是以经办人身份在欠条上签名，被告以此为由称真正的货物买受人不是被告。对于被告的该辩解，结合被告提供的两位证人的证人证言，可以证实两证人认可是从被告处赊购的棉种，证人与原告的经营者不相识，证人在发现棉种存在问题后，向被告告知过，被告亦向原告反映过。证人亦陈述被告向证人索要过欠款，但因为前期用原告的棉种种植的棉花存在质量问题造成减产，证人拒绝向被告付款。从上述证人证言及被告的陈述，棉种的买卖是由原告赊销给被告，再有被告赊销给证人，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原告与被告的买卖合同关系成立。对于被告辩解是帮助原告赊销泡水的棉种，被告未提供证据印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对于被告抗辩已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被告于2012年5月23日向原告出具欠条，欠条中未约定还款时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第六十一条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本案中双方当事人虽没有约定货款支付时间，但根据本地交易习惯，从事农作物种植赊欠农资款的支付期限一般为当年农作物收获季节，即当年9月至11月。因此被告支付货款期限到期后，被告未支付货款，应从此时计算诉讼时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本案中，原告称是在2017年4月才知道被告欠付原告货款。对此主张经法庭询问，被告出具的欠条一直是由原告的经营者殷新涛保管，欠条出具时间为2012年5月，此时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被告欠付货款。原告称是在五年之后被案外人丁学江起诉后，翻开账本才发现欠条，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因此原告辩解是2017年4月才知道欠款存在的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故原告的主张超过诉讼时效，对原告提出的被告支付货款并承担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被告抗辩的质量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规定，合同法第一百五十八条规定的检验期间、合理期间、两年期间经过后，买受人主张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不符合约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故对被告的该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判决：驳回原告克拉玛依区五五新镇兴军农资经销部的诉讼请求。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上诉人兴军农资经销部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超过诉讼时效。 诉讼时效是指权利人未在法定期间内行使权利而丧失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保护其权利的法律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诉讼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 本案中，被上诉人张成军给上诉人兴军农资经销部出具欠条的日期是2012年5月23日，欠条中未约定付款期限，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被上诉人张成军应当在取得货物的同时支付价款。一审法院结合本地赊欠农资的交易习惯，将支付时间认定为当年农作物的收获季节，即当年9月至11月，符合客观实际，故到农作物收获季节后，被上诉人仍不支付农资款，上诉人即应知道其权利受到损害，应积极向被上诉人主张权利或提起诉讼，故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应为2012年11月至2015年11月，上诉人若在该期限内向被上诉人主张权利，即可发生诉讼时效中断。但上诉人认可其在提起本案诉讼前从未向被上诉人主张过权利，其自己忘记被上诉人欠款的事由不属于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定事由，不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后果。法律规定的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指的是权利人向债务人主张权利后，债务人第一次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情形，即，权利人主张权利在先，债务人拒绝履行义务在后。且根据另案查明事实，上诉人的经营者殷新涛于2015年到乌鲁木齐市工作，手机号码更换，其经营场所也被拆除，被上诉人根本无从联系上诉人，更不可能向上诉人明确其是否履行义务。故上诉人兴军农资经销部关于本案应查明被上诉人何时表示“不履行义务”，并以此时间为诉讼时效起算时间的上诉理由不符合法律规定和客观事实。上诉人兴军农资经销部于2019年7月提起本案诉讼，确已超过诉讼时效。 综上所述，兴军农资经销部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678元，由上诉人克拉玛依区五五新镇兴军农资经销部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范 淑 桂 审判员 阿热阿依 审判员 古丽格娜 二〇二〇年六月一日 书记员 朱 德 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