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6民终508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夫康，男，1955年4月13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松康，男，1960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军强，浙江三福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杨夫康因与被上诉人杨松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诸暨市人民法院（2019）浙0681民初138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和询问当事人，决定不开庭审理。因案件复杂，经院长批准延长审限三个月。本院现已审理终结。 杨夫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者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1、被上诉人在一审承认口头约定借期为二三个月，上诉人在一审已提出诉讼时效抗辩，故本案超过诉讼时效。2、被上诉人已在本金中扣除利息，出借本金应为152000元。3、被上诉人隐匿共同出借协议，仅凭收条起诉上诉人，虚构款项交付事实，缺乏证据关联性。一审法院认定收条真实性，认定本案借款人是上诉人，是错误的。4、被上诉人还向上诉人借过20万元，该事实与本案有关。5、一审法院签发传票2019年7月24日至判决日共107天，本案简易程序未在三个月内审结，程序违法。 被上诉人杨松康二审辩称：1、借款事实清楚，证据充分。2、被上诉人一直在向上诉人进行催讨，诉讼时效持续中断。3、款项交付系事实，被上诉人先后收到四期利息。4、上诉人所称20万元系双方共同做资金生意款，与本案无关。5、一审采用诉前引调方式处理，立案时间是2019年8月19日，没有超过三个月审限。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杨松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杨夫康归还借款本金16万元，并支付该款自2011年7月15日起至款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银行贷款利息四倍计算的利息。庭审中，原告自愿撤回利息部分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被告系亲兄弟关系。2011年7月左右，案外人袁雷耿经人介绍以高额利息向被告杨夫康借款。被告杨夫康因缺乏资金，向原告杨松康筹款16万元，并向杨松康出具收条一份，内容载明：“收到松康人民币壹拾伍万元，第一个月利息已付清。收到人杨夫康2011.7.14另加7月15日壹万元，一个月利息已付2011年7.15日”。同时，于2011年7月16日向张满良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张满良人民币壹拾壹万元，借期壹个月。利息按捌分计。此条。借款人：杨夫康2011.7.16”。后被告杨夫康实际交付给袁雷耿27万元，由袁雷耿出具给杨夫康金额30万元的借条一份，载明：出借方杨夫康，借款方袁雷耿，担保人许锡生；借款时间为2011年7月14日至2011年10月14日，借款利息为贰分。后袁雷耿未还本付息，杨夫康经多次催讨无果，于2012年1月10日非法拘禁袁雷耿至1月12日。2012年2月24日，杨夫康以许锡生为被告向该院提起诉讼，该院作出（2012）绍诸商初字第49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许锡生应归还原告杨夫康本金30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 2014年11月，袁雷耿就杨夫康等涉嫌非法拘禁向公安机关报案，后诸暨市公安局向原、被告、王洪飞、袁雷耿等进行讯问，并制作讯问笔录15份。其中，在2015年2月9日的讯问笔录中，杨夫康陈述：“……袁雷耿跟我说他要做玉石生意去的，要进货，还差点钱，一开始的时候他跟我要借20万，后来又说要30万，那我从我弟凑来16万，我朋友张满良那凑来11万，我自己有3万元钱。后来我给我弟写了一张收条，张满良那写了一张借条给他，我弟杨松康那利息是算他5分利，张满良是算8分利。剩下来的赚来的利息是我的。……”，“……实际操作是1角利的。我叫袁雷耿借条上写2分半的利息，是因为2分半是合法的，写1角利是放高利贷，是不合法的。后来在钱借出去后，第一个月3万元利息当时就扣掉了，这3万元利息是我、张满良、杨松康、还有阿飞（王洪飞）分掉的……”。在2015年1月20日和1月21日的的讯问笔录中，杨松康陈述：“……我哥杨夫康在2011年6、7月份的时候，在我这边借了16万元钱，跟我说去做生意，还跟我说是会算给我2分的利息。我当时就借给他16万元钱。后来他也付了我四个月的利息。之后，在2011年12月份的时候，他跟我说起他的钱是借给了一个叫袁雷耿的人了，总共借了30万元钱给袁雷耿，……”，“……我哥杨夫康在2011年6、7月份的时候，在我这边借了16万元钱，跟我说去做生意，还跟我说会算给我2分利息。我当时就借给他16万元钱。后来他也付了我四个月的利息，3200元一个月，总共12800元。……”；在2015年1月27日的讯问笔录中，袁雷耿陈述：“我当时是向他借30万元钱的，借4个月的，利息是1角的，但是他当时一下子没有30万元钱，他跟我说他弟弟杨松康是包鱼塘的，他会去杨松康那再借12万元钱来，于是他在第一次的时候拿给我是18万，但是当时因为是1角利利息的，30万元钱他当时就扣下3万，给我15万，之后是给我12万，阿飞从中拿了5000元的好处费，因此总共是借给我26.5万元钱，杨松康是没直接借我钱过的，我是到后来被看管在宏泰宾馆的时候才第一次见到杨松康的。我利息总共是付了他12万元钱，第一个月利息当时杨夫康借给我的时候就扣除了，第二个月利息我和许锡生两个人一起拿过去的，也是3万元，是拿给杨夫康的，第三、四个月都是拿给阿飞的，叫阿飞拿给杨夫康，总共是6万元。……”。在2015年2月2日和3日的讯问笔录中，王洪飞陈述：“……我和杨夫康、杨松康、许锡生都是朋友关系。2011年6、7月份的时候，许锡生到我城市广场开的足浴店内来玩，他当时跟我说他朋友，即袁雷耿，要做古董生意，叫我朋友那钱去借借看，最好借给四五十万，他会担保的。……后来我就和朋友杨夫康说起这个事情，杨夫康就说他外面去借借看，他自己钱是不大有的。后来，我就把许锡生、杨夫康叫到了下坊门的陆羽茶馆，在茶馆里的时候许锡生把袁雷耿也叫来了。我就叫杨夫康和许锡生他们自己谈钱的问题。……过了几天后，杨夫康就从杨松康，及别人那东拼西凑借了30万元钱，……”。“就是因为袁雷耿在杨夫康处借了30万元钱没还，杨夫康在2012年1月10日傍晚的时候打电话给我称找到袁雷耿了，叫我一起帮忙去看管，这样我才帮忙看管袁雷耿的。……”2015年5月7日，该院作出（2015）绍诸刑初字第487号刑事判决书，判决原、被告及王洪飞等均构成非法拘禁罪。另查明，2012年4月27日，被告杨夫康向原告杨松康名下的62×××19银行账户内汇入20万元款项。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在于双方之间是否发生16万元的民间借贷关系？对此，该院分析认为，民间借贷关系有两方面的构成要件，一是存在借贷的合意，二是款项的实际交付。本案中，原告杨松康于2011年7月交付给被告杨夫康16万元，该节事实由杨夫康出具的收条所证实，且可与杨夫康讯问笔录中的陈述相印证，予以认定。关于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合意的问题，原告杨松康主张涉案款项系借款，且双方口头约定月利率为1.5%。被告杨夫康则主张，涉案款项系袁雷耿30万元借款的一部分，其与杨松康合伙出资并将款项出借给袁雷耿，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结合双方陈述和全案证据材料，现作如下分析认定：1.杨夫康出具给原告的收条，内容记载收到金额及支付利息的情况，虽未明确利息标准、借款期限等内容，不符合一般借贷关系中借条形式要件，但原、被告系亲兄弟关系，在借款发生时双方关系较好，原告方信任度高，故即使存在上述形式上的瑕疵，亦属情有可原；况且，本案收条明确所涉款项需支付利息，被告也认可16万元为借款，庭审中仅以袁雷耿为借款人，其与原告均为出借人为由提出抗辩，说明双方对于款项的性质实质并无争议，故原告主张双方发生借贷关系，并非毫无依据。2.本案16万元由杨夫康一手经办出借给袁雷耿，并由袁雷耿出具借条给杨夫康，因原告及袁雷耿一致陈述，在非法拘禁行为发生前双方未见过面，原告对于借款对象也毫不知情，故难以认定原告与袁雷耿之间直接发生借贷关系。袁雷耿向杨夫康出具30万元借条，但实际交付金额仅为27万元，其中包括杨松康16万元、张满良11万元，故杨夫康实际未出资。杨夫康在收到上述款项后，分别出具二份收条，其中，给张满良的收条虽名为“收条”，但明确“借期壹个月。利息按捌分计”，杨夫康并以借款人身份署名，就该份收条的内容而言，实际上符合借款借据的形式要件。由于二份收条基本系同时出具，而款项均由杨夫康经手出借给袁雷耿，原告及张满良在借款发生前又均不认识袁雷耿，故该院有理由相信本案系杨夫康分别向杨松康、张满良借款，并由杨夫康出面借给袁雷耿。3.王洪飞与原、被告均系朋友关系，根据其在讯问笔录中的陈述，杨夫康出借给袁雷耿的钱，是“从杨松康，及别人那东拼西凑借了30万元钱”，且之后非法拘禁也是因为“袁雷耿在杨夫康处借了30万元钱没还”，可见其亦认可杨夫康系出借人。由于王洪飞与原、被告均系朋友关系，且参与整个借款过程，故其所作陈述理应更符合客观事实。况且，根据查明事实，袁雷耿在借款后利息是支付给杨夫康，杨夫康扣除部分后再转付给杨松康、张满良等人，说明原告是与杨夫康之间发生借款关系，而袁雷耿是与杨夫康发生借款关系。4.杨夫康虽辩称，其出借给袁雷耿的30万元，系与杨松康共同出资，双方并签订有共同出借协议，但原告对此不予认可，被告也未提供相应证据，不予采信。综上分析，原、被告之间的借款合同成立、有效，被告杨夫康理应归还原告杨松康借款本金16万元。关于借款利息，原告自愿放弃该部分诉请，系其对自身权益的合法处分，亦予准许。关于被告杨夫康提出的2012年4月27日汇给杨松康的20万元款项，与本案无关，不作分析认定。综上，原告方变更后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依法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之规定，判决:被告杨夫康应归还原告杨松康借款本金16万元，款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案件受理费3500元，依法减半收取计1750元，由被告杨夫康负担。 上诉人二审提供银行流水若干，证明其已归还被上诉人涉案款的事实。被上诉人认为，流水系双方之间共同做资金生意的转帐汇款记录，不能证明系归还涉案借款性质。 为此，被上诉人提供反驳证据银行流水若干，证明双方之间从2012年至2014年因合作资金生意频繁往来的事实。上诉人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 本院对上述证据的事实性予以认定，因上诉人在一审中并未抗辩涉案款项归还事实，同时本院注意到上诉人在诸暨市公安局牌头派出所所作笔录中讲到，2015年4月3日被上诉人向其催讨涉案款时，其承诺待案外人房屋拍卖款到位后再行归还，而其提供的流水均在2015年4月3日之前，且被上诉人也举证双方存在资金往来的事实，故对上诉人举证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纳。 上诉人还提供了被执行人失信信息、民事判决书、申请书等，证明楼某的证言不符合证据形式要件，同时系失信人及与其有利害关系，不足为信。被上诉人认为，证言是否可信与被执行人或被告身份无关，楼某因在外地及疫情原因无法到庭等。 本院认为，上诉人的证据主要系对被上诉人提供的楼某视频证言提出的异议，本院将在评判该证言时综合考虑。 被上诉人提供2012年4月5日的共同出借凭据及被上诉人所记记帐单，证明双方从2012年才开始从事共同资金出借生意的事实。上诉人认为，凭据不能证明双方在2012年前没有共同出借行为。记帐单证明双方存在共同出借资金等事实。 本院认为，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采纳。 被上诉人在二审还提出以下证据：1、本院应被上诉人申请从诸暨市公安局城东派出所调取的受案登记表、杨夫康及朱秀英询问笔录、治安调解协议书、杨夫康出具的报告等材料。2、本院应被上诉人申请从诸暨市公安局牌头派出所调取的杨松康、杨夫康、朱秀英、杨永其询问笔录、治安调解协议书等材料。3、证人楼某光盘录音一份。4、杨松康与邱友甫谈话录音一份。证据4证明被上诉人就涉案债务年年向杨夫康催讨的事实，其中证据1证明被上诉人于2013年11月5日，证据2证明被上诉人于2015年4月3日，证据3证明被上诉人于2016年11月12日先后向上诉人主张过权利。 上诉人杨夫康对证据1、2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证据3、4不予认可。 本院认为，证据1、2可认定被上诉人于2013年11月5日、2015年4月3日因涉案债务问题与上诉人发生纠纷的事实，证据3，因证人楼某未能出庭作证，不予采纳。证据4，仅凭案外人的录音陈述，不能认定被上诉人主张的事实，本院不予采纳。 本院补充查明，被上诉人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3200元，上诉人实际收到156800元。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上诉人在一审、二审均提出诉讼时效的抗辩，该争议对案件裁判结果具有先决性和实质性影响，必须首先得到解决。本院认为，被上诉人一审庭审开始陈述口头约定借期二、三个月，但在一审庭审结束前予以否认，本院已责令其说明理由，其认为上诉人对涉案借款会采取借后二三个月归还的交易习惯去做，但双方实未约定具体还款期限。综合考虑被上诉人一审未委托代理人等诉讼能力、收条并未约定履行期限、其曾多次向上诉人主张过权利及上述理由等情况，本院认为本案不宜认定双方明确约定了履行期限，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原审法院认定本案双方构成借贷合意，相关说理本院予以照准，不再重复。上诉人主张向被上诉人出借过20万元，被上诉人认为系合伙对外出借资金，该主张与本案处理无涉，上诉人可依法另行解决。双方对利息标准问题存在异议，本院依被上诉人陈述即按月息2分计已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3200元认定。原审法院于2019年7月5日进入诉前化解机制，于2019年8月20日正式立案，故本案不属于严重违反法定程序需要发回重审情形。综上所述，除一审法院确定的本金金额需作调整，上诉人其他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变更诸暨市人民法院（2019）浙0681民初13873号民事判决主文为：上诉人杨夫康归还被上诉人杨松康借款本金156800元，款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付清。 二、驳回被上诉人杨松康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750元，由上诉人杨夫康负担1600元，被上诉人杨松康负担1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500元，由上诉人杨夫康负担3200元，被上诉人杨松康负担3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单卫东 审判员  黄叶青 审判员  张 帆 二〇二〇年六月一日 书记员  陈烨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