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冀0102民初64号 原告某某，男，1972年10月9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长安区。 委托代理人李宏伟、张雪敏，河北华盛通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石家庄某某制药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石家庄市长安区。 法定代表人田树新，经理。 委托代理人王鑫、马永辉，该公司员工。 第三人河北某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石家庄市长安区南某某村。 法定代表人何万军，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管林强，该公司员工。 第三人北京某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 法定代表人杨芳，董事长。 原告某某诉被告石家庄某某制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某公司）、第三人河北某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某公司）、北京某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某某及其委托代理人李宏伟、张雪敏、被告某某公司委托代理人王鑫、第三人某某公司委托代理人管林强、第三人某某公司法定代表人杨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某某诉称，原告系被告某某公司职工，被告2008年3月31日之后未与原告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工作期间只为原告缴纳了养老保险，未缴纳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2015年2、3月间原告正常工作，但被告未按时足额发放工资，2015年3月31日，被告宣布停产放假，原告待岗，期间未发放基本生活费，经原告多次向劳动监察部门反映，2016年1月在长安区劳动监察大队的协调和主持下从处理被告产品的销售款中为原告扣划了2015年2、3月份工资，但之后一直未支付待岗生活费。因被告未及时足额发放工资，未依法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原告于2016年5月17日向被告邮寄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通知其2016年5月31日解除劳动关系，但被告拒收。2016年6月3日，原告申请劳动仲裁，仲裁委以双方劳动关系已于2015年4月终止，超出法定仲裁时效为由驳回了原告的仲裁请求，故诉至法院请求判决解除原、被告之间的劳动关系，被告支付原告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95688元，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38984元，被告支付原告2015年4月至2016年5月的待岗生活费16576元，判令被告赔偿原告不能补缴社会保险所造成的损失，判令被告为原告办理解除劳动关系后的档案和社会保险转移手续。 被告某某公司辩称，一、自2013年7月起原、被告之间就不存在劳动关系，某某公司不再为其发放工资。2012年底，某某公司全面停产，2013年某某公司介入某某公司的生产，其自主录用员工、自主发放员工工资，自2015年4月起某某公司已中断了全部劳动者的社会保险。二、2013年7月原、被告之间已经解除劳动关系，原告于2016年6月申请仲裁，已经超过了仲裁时效，故应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第三人某某公司辩称，本案系劳动争议纠纷，原告只能与一家单位存在劳动关系，我方与原告在其主张的期间内不存在劳动关系，故我方不是适格的第三人，应依法驳回原告对我方的起诉。 第三人某某公司辩称，我公司与原告不存在劳动关系或者派遣关系，我方不应当作为本案当事人。我公司与某某公司签订过资产收购框架协议，但实际并未履行，同时合同的权利义务也没有转让给其他人，退一步讲，资产收购框架协议明确规定某某公司负责解除与劳动者的关系并处理与劳动者的一切纠纷。刘进文未经授权，以我方的名义在石家庄进行的一切活动不代表我方，刘进文是内蒙古某某公司的唯一股东，该公司注册资本为1.5亿元并投资了数十亿投资建设土霉素的项目，此事经过央视等多家媒体报道过，刘进文是身价不菲的老板，不可能是我公司的员工，故刘进文等人在石家庄的行为只能代表其个人，不能代表我公司。另张宏普签订的协议，仲裁开庭时，其当庭认可其签字只代表刘进文，不代表我公司，没有我公司的授权，故对发生在石家庄的所有事情，我公司均不知情，请求驳回原告对我方的起诉。 经审理查明，原告某某与被告某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书三份，显示劳动合同期限为至2011年10月31日。2012年12月底，被告某某公司全面停产。2013年7月13日，第三人某某公司（甲方）、某某公司（乙方）签订《关于石家庄某某制药集团有限公司资产转让过渡期之共管协议》，该协议第十三条载明“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某某集团即解除与原职工的劳动用工合同，乙方有权自主录用某某集团新员工。在同等条件下，乙方应优先录用某某集团原职工”。 2015年4月13日，工人代表郭振武向长安区劳动监察大队投诉举报，劳动保障监察举报（投诉）登记表显示被举报（投诉）单位某某制药，单位负责人刘进文，内容摘要“某某善合药业欠职工2、3月份工资总计1606200元，涉及职工249人”。2015年7月1日，在长安区政府的见证下签订协议书，该协议书载明“为切实解决工人工资问题，消除其中相关各种顾虑，经相关各方充分友好协商，达成如下协议望各方共同遵守。一、相关各方一致同意销售生产方滞留厂区内的土霉素成品或半成品，其销售款专项用于支付职工工资和养老保险，任何一方不得挪用。二、由镇政府与长安区劳动监察大队双方共同设立销售款专用账户（如设立不成，另行商定）。长安区劳动监察大队监督发放工人工资和缴纳职工养老保险金。三、涉及土霉素成品所有销售事宜均有工人代表具体操作实施，长安区政府全程参与和监管，某某集团和北京某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各负其责做好配合工作。四、土霉素成品按市场价格合理出售。五、（1）销售款解决职工2015年2-3月工资及拖欠的社会保险据实发放。（2）如土霉素成品及半成品不足支付工资和社会保险，则由北京某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补齐。生活保障金事宜另行协商。（3）优先解决主张权利的职工。（4）工人代表负责销售土霉素成品及半成品等，河北某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保证买方顺利出厂”，该协议签字栏中显示有某某公司何立文、工人代表某某、郭振武签字，北京某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刘进文）一栏有张宏普签字。协议签订后，原告2015年2、3月份的工资和养老保险依照协议进行了补发和补缴。2016年5月17日，原告某某向被告某某公司邮寄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以被告未依法为其缴纳医疗、生育、工伤、失业保险、未及时支付2015年2、3月工资、自2015年4月起未支付待岗生活费为由通知被告于2016年5月31日与被告解除劳动关系，该邮件因无人受理退回。 2016年6月3日，原告申请劳动仲裁，要求解除原、被告的劳动关系，被告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被告支付原告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2015年4月至解除劳动关系期间的待岗生活费、补缴社会保险或赔偿损失，被告为原告办理解除劳动关系后的档案和社会保险转移手续。2016年11月25日，石家庄市长安区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作出（2016）长劳裁字第59号仲裁裁决书，驳回了原告的全部仲裁请求。后原告不服该仲裁裁决，起诉至本院。庭审中，原告提交通知两份主张2015年3月26日被告通知原告放假，该通知显示加盖某某制药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印章，被告以未加盖公司公章不予认可。关于某某公司2012年12月底停工后的情况，原告称某某公司于2013年8月复工，当时不需要原来那么多工人，分别于2013年8月、10月、12月重新招用了包括原告在内的多名工人，第三人某某公司称2013年7、8月复工时的实际控制人为某某公司，第三人某某公司称不知情。关于举报（投诉）登记表和2015年7月1日协议书显示的刘进文、张宏普，原告称某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未变更，复工后刘进文负责生产；被告和某某公司称共管协议签订后由某某公司实际经营，复工项目的负责人为刘进文；第三人某某公司称其未实际参与，刘进文不是该公司员工。同时，第三人某某公司提交仲裁庭审笔录显示张宏普出庭作证称签订2015年7月1日协议书时其代表刘进文，不代表某某公司，当时只有刘进文的授权，只对刘进文负责。另，第三人某某公司提交的工商登记资料显示刘进文于2014年6月25日成立自然人独资的内蒙古某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经营范围包含土霉素碱生产销售。关于原告的工资发放情况，原告称2013年7月至2015年1月不拖欠工资，2015年2、3月份工资是以某某善合公司名义发放的，被告及第三人均否认该期间向原告支付过工资，同时，原告提交的该期间银行流水不显示向其发放工资的支付主体。关于保险缴纳情况，原告的养老保险缴纳记录显示其2013年1月起的养老保险缴费所在单位为第三人某某公司。 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交的仲裁裁决书、劳动合同、银行流水、放假通知、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养老保险缴费记录、举报投诉登记表、被告提交的共管协议、协议书、第三人某某公司提交的工商登记资料、仲裁开庭笔录为证，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原、被告均认可被告某某公司2012年12月底全面停工，同时原告提交的劳动合同能够证明被告某某公司2012年停产前原告系被告员工。但，被告某某公司2012年12月底停工后，第三人某某公司与某某公司签订资产转让框架协议和共管协议，就被告某某公司的资产转让及生产经营活动进行了协商安排，后于2013年7、8月份恢复生产至2015年3月。关于该期间的责任主体，各方当事人各执一词，被告某某公司、第三人某某公司、某某公司均不认可其是责任主体，原告主张用人单位为被告某某公司，但其提交的举报（投诉）登记表显示某某善合药业欠原告等人工资，负责人为刘进文，且庭审中原告自认复工时重新招用的包括原告在内的多名工人。2015年7月1日为解决拖欠原告等人2015年2、3月份工资及欠缴养老保险事宜所达成的协议书显示有刘进文授权的张宏普的签字确认，不显示被告某某公司参与，且原告的2015年2、3月工资的支付及养老保险的补缴均按照该协议履行完毕，同时，原告提交的该期间的工资流水不显示发放工资的主体系被告某某公司，且被告不予认可，同时养老保险缴费记录显示的缴费所在单位与用人单位不是同一概念，且原告的缴费所在单位为第三人某某公司，不能证明2013年7月之后用人单位是被告某某公司，故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关于被告赔偿原告不能补缴社会保险所造成的损失的诉请，不符合用人单位未为其办理社会保险手续且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能补办导致其无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的情形，故本院不予处理。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某某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原告某某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并于上诉期届满之日起7日内预交上诉费，按照不服判决的数额交纳，收款单位: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62×××47，开户行河北银行，逾期不交也不提出缓交申请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员  刘继丰 二〇一七年六月一日 书记员  崔 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