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瓦房店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辽0281民再3号抗诉机关：辽宁省大连市人民检察院。申诉人（原审被告）：顾欣，男，汉族，1989年6月1日出生，现住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申诉人（原审被告）：万军，男，汉族，1957年10月20日出生，现住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二申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华义，系辽宁双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诉人（原审原告）：刘家民，男，汉族，1969年10月20日出生，现住辽宁省瓦房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范作辉，系辽宁范作辉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诉人顾欣、万军与被申诉人刘家民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3）瓦民初字第4575号民事判决，向辽宁省大连市人民检察院申诉。辽宁省大连市人民检察院作出大检民（行）监[2016]21020000368号民事（行政）抗诉书，向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辽02民抗3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辽宁省大连市人民检察院指派助理检察员张文建、潘文��出庭。申诉人顾欣、万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华义、被申诉人刘家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范作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大连市人民检察院抗诉意见：顾欣、万军因与刘家民劳动争议纠纷一案，瓦房店市人民法院作出了（2013）瓦民初字第4575号民事判决,瓦房店市人民检察院提请本院抗诉。本案现已审查终结。2013年8月21日，刘家民起诉至瓦房店市人民法院，要求判决顾欣、万军支付4个月共计4400元工资，支付赔偿金19888元，养老保险1491.6元，医疗保险费596.64元，失业保险费149.16元，共计金额人民币26525.4元；案件受理费由顾欣、万军承担。瓦房店市人民法院于2015年1月12日作出（2013）瓦民初字第4575号民事判决。该院一审查明，大连春光劳务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春光公司）成立于2005年7月1日，出资人为顾欣、万军。春光公司自2010年3月至2013年3月为刘家民发放工资，并自2010年5月至2013年3月为刘家民缴纳社会保险。春光公司未将其与刘家民订立的劳动合同送达刘家民。自2010年4月始，春光公司将刘家民先后派遣至POSI（大连）物流有限公司及大升（大连）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升公司）工作。因用工单位停业，刘家民在用工单位工作至2013年3月。2013年4月15日，春光公司召开股东会议，会议决议：“1、因经营不善，长期无业务，同意注销本公司。3、公司注销前后的一切债权、债务由股东承担。”2013年7月9日，春光公司在大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注销登记。春光公司未向刘家民支付自2013年4月至2013年7月9日的工资，且未向刘家民出具解除、终止劳动合同书面证明。该院一审认为：春光公司自2010年3月至2013年3月为刘家民发放工资，并自2010年5���至2013年3月为刘家民缴纳社会保险，证明春光公司与刘家民存在劳动关系，春光公司应自2013年4月至该公司注销日2013年7月9日向刘家民支付4个月停工期间工资。刘家民请求支付停工期间工资按最低工资标准计算，共计4400元（1100元/月×4=4400元），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春光公司决定提前解散，并于2013年7月9日办理注销登记，至此春光公司与刘家民之间的劳动关系终止，春光公司依法应当按照3.5个月支付刘家民经济补偿金。刘家民请求经济补偿标准按照大连地区社会保险缴费基数每月2486元计算，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春光公司应支付刘家民经济补偿金8701元（2468元/月×3.5个月）。因春光公司于2013年7月9日注销，刘家民请求出资人顾欣、万军支付停工期间工资及经济补偿，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五）项、第四十六条第六项、第四十七条、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三）》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之规定，判决：一、顾欣、万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支付刘家民2013年4月至2013年7月停工期间工资4400元；二、顾欣、万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支付刘家民经济补偿金8701元。若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付款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顾欣、万军承担。检察机关查明，瓦房店市人民法院于2013年9月29日向万军邮寄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后中国邮政EMS将邮件退回（卷内证据材料显示时间���详），改退批条上退回原因处第二项“查无此人”处划√。2014年9月10日，瓦房店市人民法院在人民法院报向顾欣、万军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2014年12月12日，瓦房店市人民法院以“顾欣、万军经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为由，对案件进行缺席审理。刘家民向瓦房店市人民法院提供证据—四份劳务派遣协议书均为复印件（见2013瓦民初字第4575号案卷第37页庭审笔录第13行）；瓦房店市人民检察就案件事实对刘家民进行询问，刘家民称不清楚四份劳务派遣协议的来源及真伪。另查，春光公司亦与刘家民签订了劳动合同，在劳动合同第四十二条约定：本合同期限与甲方（大升（大连）物流有限公司）劳务派遣期限相一致。刘家民在职工领取合同签字表第35号领取人处签名。2013年3月19日，大升公司书面通知春光公司“由于续签合同事宜未达成一致，大升（大连）物流有限公司和大连春光劳务服务有限公司的劳务关系截止到3月27日”；2013年3月29日，大升公司再次书面通知春光公司“1、请春光劳务公司立即开具3月份司机的劳务费发票，并在今天之前送到大升物流临时办公室。2、请春光劳务公司将78台车钥匙全部收齐，并和发票一起送过来。3、我公司承诺：2013年4月1日之前将春光的2月份和3月份全部劳务费用一次性付清”。2013年3月，因大升公司停产，刘家民回到春光公司，春光公司未再为刘家民安排过工作（见2013瓦民初字第4575号案卷第36-37页庭审笔录）。检察机关查明的其他事实与瓦房店市人民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检察机关认为，瓦房店市人民法院（2013）瓦民初字第4575号民事判决属于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一）瓦房店市人民法院送达程序违反法律规定，侵犯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首先，瓦房店市人民法院邮寄送达程序违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第六条规定：邮政机构按照当事人提供或者确认的送达地址送达的，应当在规定的日期内将回执退回人民法院。邮政机构按照当事人提供或者确认的送达地址在五日内三次以上未能送达，通过电话或者其他联系方式无法告知受送达人的，应当将邮件在规定的日期内退回人民法院，并说明退回的理由。本案中，根据EMS退改批条显示第一次、第二次派送时间均为空白，退回原因为查无此人。邮政机构对法院传票的送达并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第六条对法律文书五日内三次送达的要求，且卷内仅可见法院向万军邮寄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的EMS邮件详情单，未见法院向顾欣邮寄送达上述法律文书的EMS邮件详情单。其次，瓦房店市人民法院公告送达程序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用本节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公告送达。瓦房店市人民法院虽然通过邮寄方式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但其送达程序不符合法律规定，当事人并未签收。在此情况下，应采用法律规定的其他送达方式，其他送达方式无法送达的再公告送达。瓦房店市人民法院直接采用公告送达方式不符合法律对公告送达适用条件的规定，该公告送达程序违法。（二）瓦房店市人民法院认定“春光公司未将其与刘家民订立的劳动合同送达刘家民”、“春光公司未向刘家民支付自2013年4月至2013年7月9日的工资，且未向刘家民出具解除、终止劳动合同书面证明”属于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首先，瓦房店市人民法院依据刘家民提供的4份派遣协议复印件作出事实认定，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之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证据，应当提供原件或者原物。如需自己保存证据原件、原物或者提供原件、原物确有苦难的，可以提供人民法院核对无异的复印件或者复制品。瓦房店市人民法院在刘家民未提供派遣协议原件，且未与原件核对的情况下，依据刘家民提供的复印件对刘家民与春光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期限作出认定，系认定的事实所依据的证据不合法，属于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其次，检察机关查明，春光公司与刘家民签订���劳动合同第四十二条约定：本合同期限与甲方（大升（大连）物流有限公司）劳务派遣期限相一致。刘家民领取了劳动合同并在职工领取合同签字表第35号领取人处签名。2013年3月27日，大升公司与春光公司终止劳务关系。按照春光公司与刘家民签订的劳动合同之约定，春光公司与刘家民的劳动合同亦应至2013年3月27日终止。瓦房店市人民法院认定的“春光公司未向刘家民支付自2013年4月至2013年7月9日的工资，且未向刘家民出具解除、终止劳动合同书面证明”系基于春光公司与刘家民至2013年7月9日存在劳动关系这一认定，与合同约定相悖，属于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综上所述，瓦房店市人民法院（2013）瓦民初字第4575号民事判决属于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二百零八��第一款的规定，特提出抗诉，请依法再审。申诉人称，与抗诉书意见一致。被申诉人辩称：不同意检察院的抗诉，理由如下：1、本次抗诉违反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申诉人只有向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被驳回之后才能依据驳回再审的相关材料到检察院申请提请抗诉，从申诉人提交的2016年7月19日案子控诉理由的内容看，并没有通过向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这个前置程序，而是直接向人民检察院提请抗诉，因此程序违法。另外，作为申诉人提交的补充说明无法确认是申诉人所提供，因为补充说明只有打字内容没有任何与本案相关的当事人名字和时间。2、检察院作为抗诉机关应该事先将抗诉书等相关资料向本案的被申诉人进行送达，只是被申诉人在庭审中看到一份没有加盖任何公章的抗诉书，不符合���律规定。3、检察院所查明的事实也是错误的，理由是瓦房店市人民法院在作出（2013）瓦民初字第4575号民事判决的时候，其送达是合法的，因为从补充说明中记载的电话号码XXX，这个号码的持有人是一位女性，在本案诉讼中作为代理人我本人多次打过这个电话，对方回答不是顾欣电话，法院法官也打过多次电话，对方回答不认识顾欣等内容。对于万军我们查询的电话是住宅电话，多次进行拨通，但是均是属于空号，在这种前提下，瓦房店市人民法院通过特快专递进行送达，结果是因无人接听这个电话导致法院特快专递没有人接收，顾欣的住址无法确定，顾欣的父母有两套房屋，顾欣有一处房屋，这些地址导致了人民法院无法向一个确定的地址送达，这个事先作为被申诉人已经向法院作出说明，法院也亲自到被申诉人提交的相关地址进行送达，因相关的住宅楼属于��子楼，法院无法到达相关房间进行直接送达，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法院采用了公告形式进行送达，种种理由说明瓦房店市人民法院本次送达程序合法。人民检察院认定瓦房店市人民法院采用了被申诉人提供的4份劳动派遣合同协议书均是复印件，从证据的持有人角度看，该证据作为被申诉人只能提交复印件，而本案申诉人应该持有相关的原件，我们不知道检察院本次进行抗诉是否提交劳动派遣协议证据向法庭提交，我们等待质证。关于检察院对被申诉人进行询问确认劳动合同是不是被申诉人本人所签，我们回答的是虽然合同是我们签的，但是合同是一个空白，我们有相关证据证明本合同的内容是后填上去的，而作为检察院在对该劳动合同进行审查的时候没有对相关的证据进行全面的审查导致错误的认定，劳动合同中记载的本合同期限与甲方大升（大连）物流有限公司��务派遣期限一致的内容是后填写上去的，人民法院对申诉人应该向被申诉人支付停工期间工资4400元及支付经济补偿金8701元是有事实根据和法律根据的。大连春光劳务有限公司注销公司的时候没有为包括被申诉人在内的其他员工出具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导致了被申诉人等人失业金无法领取，劳动保险无法进行转除，至今劳动保险无法缴纳，被申诉人保留向申诉人追偿相关损失的权利。被申诉人（原审原告）刘家民向本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决申诉人（原审被告）向被申诉人（原审原告）支付工资4400元（1100元/月×4个月）；2、请求判决申诉人（原审被告）向被申诉人（原审原告）支付经济赔偿金9944元（2486元/月×4个月）。以上两项合计14344元；3、案件受理费由申诉人（原审被告）承担。本案原审认定事实：大连春光劳务服务有限公司成立于2005年7月1日，出资人为本案的被告顾欣、万军。大连春光劳务服务有限公司自2010年3月至2013年3月为原告刘家民发放工资，并自2010年5月至2013年3月为原告刘家民缴纳社会保险。大连春光劳务服务有限公司未将其与原告刘家民订立的劳动合同文本送达原告。自2010年4月始，大连春光劳务服务有限公司将原告刘家民派遣至POSI（大连）物流有限公司及大升（大连）物流有限公司工作。因用工单位停业，原告刘家民在用工单位工作至2013年3月。2013年4月15日，大连春光劳务服务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议，会议决议：“1、因经营不善，长期无业务，同意注销本公司。2、公司注销前、后的一切债权、债务由股东承担”。2013年7月9日，大连春光劳务服务有限公司在大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注销登记。大连春光劳务服务有限公司未向原告刘家民支付自2013年4月至2013年7月9日的工资，且未向原告刘家民出具解除、终止劳动合同书面证明。本案原审判决：一、被告顾欣、万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支付原告刘家民2013年4月至2013年7月停工期间工资4400元；二、被告顾欣、万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支付原告刘家民经济补偿金8701元。若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被告顾欣、万军承担。围绕当事人的再审请求，本院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申诉人（原审被告）顾欣、万军提交了5份证据：证据1、劳动合同书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证据2、补充协议原件及复印件；证据3、2012年1月1日至2012年12���31日的劳务派遣协议书原件及复印件；证据4、大升（大连）物流有限公司于2013年3月19日的通知原件及复印件、2013年3月29日的通知是传真件及复印件；证据5、职工领取合同签字表原件及复印件（无标注时间）。上述5份证据结合用以证明原审原告刘家民和大连春光劳务服务有限公司的劳动合同期限，起止时间是2009年12月1日至2013年3月27日，同时证明原审原告领取了双方所签订的劳动合同。针对原审被告提交的证据一，经本院核实，劳动合同中出现的用人单位大升（大连）物流有限公司系于2011年4月25日由POSI大连物流有限公司更名而来，而其前身POSI（大连）物流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9月18日。案涉劳动合同载明的起始时间为2009年12月1日，该合同没有载明签订时间。但通过该合同记载的没有争议的合同起始时间（2009年12月1日），结合原审原告和���审被告所在春光公司于2010年5月22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约定的自2010年4月1日起月工资由原合同约定的第十二条（一）1100元变更为2200元，可以判断，原审原告和原审被告所在春光公司之间的劳动合同必定在该补充协议之前（2010年5月22日前）签订的，大升（大连）物流有限公司是在2011年4月25日才出现，所以，原审原告刘家民与原审被告所在的春光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及补充协议时，并不存在大升（大连）物流有限公司，不可能将尚不存在的大升（大连）物流有限公司载入劳动合同中。然而原审原告和春光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第四条的关于劳动合同期限的约定，只填写起始时间2009年12月1日，而没有填写终止时间，系空白格式。该劳动合同第五条“在劳动合同期限内，春光公司派原审原告到大升（大连）物流有限公司工作。派遣期限自2009年12月1日起，……”终止时间也为空���格式，未填写终止时间。第四十二条双方约定的其他事项的填空横杠处手写填充“本合同期限与甲方大升（大连）物流有限公司劳务派遣期限相一致”的内容。这份劳动合同签订时间与填写的用工单位名称存在的时间相矛盾，并且劳动合同关于工资的约定亦与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关于增加工资的约定存在关联性，说明自2010年4月1日原审原告的工资从劳动合同第十二条（一）约定的每月1100元增加到2200元，可以断定双方的劳动合同系于2010年5月22日之前签订的。作为派遣公司方股东的原审被告辩称这份劳动合同系2011年5-6月间另行签订的，原劳动合同已经到期，提交法庭的这份合同之所以载明起始时间为2009年12月1日，是为了表明原始劳动合同的时间，而原合同没有保存无法提交法庭。原审被告辩称因原合同到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劳务派遣单位应当与被派遣劳动者订立二年以上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按月支付劳动报酬；被派遣劳动者在无工作期间，劳务派遣单位应当按照所在地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向其按月支付报酬”规定，原审被告辩称2011年5-6月期间另行签订劳动合同的说法不符合本案派遣性质的劳动合同不得少于二年固定期限的法律规定及双方签订合同的约定。原审被告提交的劳动合同第十二条（一）载明月工资标准为1100元，与其提交的补充协议中关于每月增加工资为2200元的约定关联一致，恰恰说明其提交的劳动合同系在补充协议之前即已签订。原审被告未提交证据证明其辩解的内容属实，未能证明劳动合同签订于大升（大连）物流有限公司存在之后。虽然该劳动合同中载明“一式三份”的字样，但原审原告称签订合同时有争议的条款处系空白，手中没有纸质版合同书。指���原审被告提交的劳动合同关于劳动合同终止时间及用工单位的内容系原审被告自行添加。虽然原审被告提交了合同领取表，但无法证明原审原告什么时间领取了什么合同。而原审原告所述劳动合同存在空白填空栏的特征，符合该合同存在争议之处的填充式格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条在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中，因用人单位作出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劳动争议的，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故本案原审被告应对其辩解承担举证责任。原审被告对其提交的劳动合同存在的重大矛盾内容未能提交证据予以排除，未能证明该合同有争议内容系经原审原告确认于2011年5-6月间另行签订，原审原告对该合同这些条款内容不予认可，不能确认该合同第五条、第四十二条这些有争议条款的���实性，对该合同中存在争议的内容不予采信。结合该劳动合同记载的没有争议的起始时间2009年12月1日、月工资1100元的约定及大升（大连）物流有限公司更名时间2011年4月25日、补充协议签订的时间2010年5月22日和涉及月工资增加为2200元的内容，可以推断原审原告和原审被告所在的春光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的时间为2009年12月1日。对申诉人（原审被告）提交的证据2补充协议，该协议是由大连春光劳务服务有限公司与被申诉人（原审原告）刘家民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可以证明2010年5月22日，原审原告和原审被告所在的春光公司签订补充协议，约定自2010年4月1日起月工资为2200元。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对申诉人（原审被告）提交的证据3劳务派遣协议，被申诉人（原审原告）对真实性未提出异议，可以证明大连春光劳务��务有限公司与用工单位大升（大连）物流有限公司签订的劳务派遣协议书约定了一年的劳务派遣期限，即自2012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对申诉人（原审被告）提交的证据4大升（大连）物流有限公司的通知，该通知系用工单位向派遣单位发出的，没有证据证明该通知的内容与劳动合同终止时间存在必然的关联，因该证据与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案涉劳动合同的终止时间不具有关联性，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对申诉人（原审被告）提交的证据5职工领取合同签字表，因该签字表未载明合同的具体名称、内容，也没有载明领取的时间，虽然被申诉人（原审原告）承认签字是本人签的，但申诉人（原审被告）无法证明该证据与本案涉及的劳动合同具有关联性，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被申诉人（原审原告）刘家民原审提供的证据：证据一、企业注销内容查询卡（原件存于原审（2013）瓦民初字第4575号卷宗中正卷二P1），用以证明大连春光劳务服务公司的股东为顾欣、万军，该公司于2013年7月9日注销。申诉人（原审被告）对该证据没有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对该证据予以采信；证据二和证据三、人口基本信息（复印件存于原审（2013）瓦民初字第4575号卷宗中正卷一P11-12），证明顾欣、万军的身份信息，申诉人（原审被告）对该证据没有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对该证据予以采信；证据四、股东会议决议、清算报告（��件存于原审（2013）瓦民初字第4575号卷宗中正卷二P22-25），用以证明大连春光劳务服务公司注销后的一切债权债务由股东承担。通过股东会决议和清算报告可以认定大连春光劳务服务有限公司的股东系顾欣、万军，二原审被告在清算报告中确认公司注销后如有债权债务由股东承担。原审原告提交的大连春光劳务服务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和清算报告，来源合法，具有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可以证明原审被告所在的春光公司注销公司前召开股东会成立清算组进行注销前的清算，并在办理注销时确定公司注销后如有债权债务由股东承担。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证据五、社会保险缴费证明（原件存于原审（2013）瓦民初字第4575号卷宗中正卷二P26-30），用以证明大连春光劳务服务公司为原告缴费至2013年3月；证据六、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出具的��予受理通知书（复印件存于原审（2013）瓦民初字第4575号卷宗中正卷一P15），用以证明该案经过仲裁前置程序；证据七、银行卡明细对账单5张（原件存于原审（2013）瓦民初字第4575号卷宗中正卷二P18-21、30页），用以证明自2010年1月至2013年3月期间，春光公司通过银行转账为原审原告开工资。申诉人（原审被告）对于原审原告提交的证据五、六、七没有异议。原审原告提交的证据五、六、七来源合法，原审被告没有异议，可以证明原审原告刘家民领取工资截止期限为2013年3月。本院对三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对上述证据予以采信。证据八、劳务派遣协议4份，均为复印件，复印件详见原审（2013）瓦民初字第4575号卷宗中正卷二P2-17，用以证明从2010年4月1日开始，大连春光劳务服务有限公司将原审原告刘家民先后派遣至POSI（���连）物流有限公司及大升（大连）物流有限公司，派遣期限至2014年12月31日止。虽然原审原告提交的由原审被告与用工单位之间签订的四份劳务派遣合协议书系复印件，不能证明原审原被告之间的争议的焦点问题劳动合同终止时间，但这四份劳务派遣协议书分别记载的是2010年4月1日起至2011年3月31日、2011年4月1日起至2011年12月31日止、2012年1月1日起至2012年12月31日止、2013年1月1日起至2013年12月31日止春光公司与用工单位签订劳务派遣协议的相关情况。其中2010年4月1日起至2011年3月31日和2011年4月1日起至2011年12月31日止的两份协议书载明的用工单位系POSI（大连）物流有限公司。2012年1月1日起至2012年12月31日止、2013年1月1日起至2013年12月31日止的两份协议书载明的用工单位系大升（大连）物流有限公司，四份劳务派遣协议书记载的用工期限、用工单位名称等内容与实际用工单位于2011年4月25日更名的时间节点相吻合。原审被告作为劳务派遣公司的股东，有义务有能力举证证明与用工单位之间形成的劳务派遣合同的客观情况，既然对原审原告提供的劳务派遣协议书的真实性予以否认，应当提交相关劳务派遣协议书的原件进行质证或提交相关证据予以反驳，以说明春光公司与原审原告存在劳动合同关系期间与实际用工单位之间劳务派遣合同的具体情况，进一步说明与原审原告之间劳动合同关系的终止时间。本案原审原告和原审被告所在春光公司之间签订的劳动合同中载明的终止时间不是具体的年月日，而是笼统的以“本合同期限与甲方大升（大连）物流有限公司劳务派遣期限相一致”作为合同终止时间，原审原被告之间争议的焦点正是劳动合同终止时间这一合同条款。原审被告提交的补充协议签订的时间（2010年5月22日）和约定的内容（月��资2200元）以及案涉劳动合同中出现的用工单位名称形成时间（2011年4月25日）系在案涉劳动合同签订（起始时间2009年12月1日，月工资1100元）之后，可以证明原审原告和原审被告所在春光公司之间的劳动合同终止时间不应以该合同第四十二条手写填充的“本合同期限与甲方大升（大连）物流有限公司劳务派遣期限相一致”内容为准。原审被告对案涉劳动合同中出现的矛盾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排除，也未提交相关劳务派遣合同证明原审原告提交的四份劳务派遣协议书不真实，存在伪造的情形。虽然原审原告提交的四份派遣协议书是复印件，但可以证明原审被告所在的春光公司派遣原审原告到用人单位工作的事实，可以佐证2013年1月至2013年3月末期间仍旧受派遣单位的派遣在用工单位工作。原审被告未举证证明2013年1月之后与用工单位之间如何进行劳务派遣，原审被告对��所在春光公司与用人单位之间签订派遣合同的具体情况应当知悉明了，有义务有能力提交派遣合同原件进行质证而未提交相关证据，应承担不利法律后果。而且原审被告所在春光公司未向原审原告出具解除合同、终止合同的通知书，无法通过解除、终止合同的通知书载明相关内容认定原审被告所称的终止劳动合同的时间。本院对原审原告提交的四份劳务派遣协议书的复印件予以采信，对原审被告所作辩解不予采信。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对证据的分析论证，认定事实如下：原审被告顾欣、万军系大连春光劳务服务有限公司的股东，大连春光劳务服务有限公司成立于2005年7月1日，本案的二名原审被告为该公司的出资人。原审原告刘家民作为乙方与甲方大连春光劳务服务有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劳务派遣专用），该合同第四条约定“本合同期限为固定期限，自2009年12月1日起至空白年月日止，合同期限应当不少于五年”。该合同第五条约定“在劳动合同期限内，甲方派遣乙方到（用工单位签章）工作。派遣期限自2009年12月1日起至空白年月日止”。该条款横杠处加盖红字印章“大升（大连）物流有限公司”字样。该合同第六条约定“用工单位安排乙方在班车岗位，从事司机工作”。该合同第十二条约定“甲方按下列第一种形式支付乙方工资。（一）计时工资。乙方的工资标准为1100元/月（周）”。该合同第四十二条约定“双方约定的其他事项：”。在该条款横杠处手写填充“本合同期限与甲方大升（大连）物流有限公司劳务派遣期限相一致”字样。该合同甲方大连春光劳务服务有限公司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处加盖杨春雷小印鉴。乙方有原审原告刘家民签名。甲方和乙方均未在合同书上载明签署合同的时间。原审原告刘家民领取大连春光劳务服务有限公司发放的工资至2013年3月，该公司自2010年5月至2013年3月为原告刘家民缴纳社会保险。原审原告刘家民自认于2013年3月被派遣单位春光公司告知暂停工作，回家待命，故将其所在的用工单位的班车钥匙交给派遣单位春光公司的工作人员。2013年4月15日，大连春光劳务服务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议并出具清算报告载明：因经营不善，长期无业务，同意注销本公司。公司注销后如有债权债务由股东承担。股东顾欣、万军签字确认。2013年7月9日，大连春光劳务服务有限公司在大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注销登记。大连春光劳务服务有限公司未向原审原告出具解除、终止劳动合同书面证明。大连春光劳务服务有限公司未向原审原告刘家民支付2013年4月至2013年7月9日的工资。另查，2010年4月至2013年3月，原审原告刘家民受大连春光劳务服务有限公司派遣在POSI（大连）物流有限公司工作。POSI（大连）物流有限公司于2007年10月11日成立，2011年4月25日更名为大升（大连）物流有限公司。再查，原审原告刘家民等25人于2013年8月8日提出劳动仲裁申请，要求顾欣、万军支付拖欠工资、赔偿金及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缴费。同日，大连长兴岛临港工业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大长劳人仲不字[2013]第75-99号不予受理通知书。原审原告刘家民于2013年8月21日起诉至瓦房店市人民法院，并于2014年12月12日第一次庭审中变更原诉讼请求，要求本案原审被告顾欣、万军支付4400元工资和9944元经济补偿金。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被申��人（原审原告）与大连春光劳务服务有限公司的劳动合同的截止日期如何认定，原审被告顾欣、万军是否应承担给付义务。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应当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时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本案中，被申诉人（原审原告）刘家民与大连春光劳务服务有限公司建立劳务派遣专用劳动合同关系，接受该公司劳务派遣到用工单位工作。大连春光劳务服务有限公司向被申诉人支付了原审原告2013年3月之前的工资，并为被申诉人（原审原告）缴纳了2010年5月至2013年3月的社会保险，可以证明被申诉人（原审原告）与大连春光劳务服务有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围绕本案第一个争议焦点问题即劳动合同终止期限，申诉人（原审被告）顾欣、万军主张劳动合同的截止��期应依照春光公司与原审原告签订的劳动合同第四十二条载明的“与甲方大升（大连）物流有限公司劳务派遣期限相一致”，即2013年3月19日大升（大连）物流有限公司致大连春光劳务服务有限公司通知中载明的劳务关系截至到当年的3月27日。对于原审被告的这一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理由如下：一、申诉人（原审被告）提供的劳动合同第四条载明与原审原告劳动合同开始时间为“2009年12月1日”，终止时间为空白，该合同第十二条约定原审原告的月工资“1100元”，2010年5月22日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约定自2010年4月1日月工资增长到“2200元”，可以推定该劳动合同的签订时间应在2010年5月22日之前，结合该合同约定的起始时间及该合同第四十二条书写的用工单位大升（大连）物流有限公司系2011年4月25日才出现的事实，可以判断原审原告和春光公���的劳动合同签订时间为2009年12月1日。案涉合同中出现的用人单位大升（大连）物流有限公司在合同签订之时尚不存在，因此该劳动合同第五条加盖的“大升（大连）物流有限公司”条形红色印章字样与第四十二条手写“本合同期限与甲方大升（大连）物流有限公司劳务派遣期限相一致”字样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该部分内容不应采信，所以不应以该合同记载的这些内容确定该合同终止时间。二、原审被告未举证证明所在单位春光公司向原审原告发出终止合同通知书，说明大连春光劳务服务公司并未向被申诉人（原审原告）出具解除、终止劳动合同的书面证明，原审被告所在春光公司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五十条第一款“用人单位应当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时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并在十五日内为劳动者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的规定。因不能从原审被告所在春光公司本应依法出具的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书载明的内容辅助判断春光公司与原审原告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的终止时间及终止事由，原审原告和春光公司的劳动关系终止期限亦不应以原审被告提交的大升（大连）物流有限公司向春光公司发出的通知载明的“与大连春光劳务服务有限公司劳务关系截止到2013年3月27日”为依据。该通知是用人单位向派遣单位发出的，不能证明原审被告所在春光公司与原审原告之间签订的劳动合同所约定的终止时间。综上，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原审原告和春光公司的劳动关系应以春光公司与大升（大连）物流有限公司的劳务关系截止日为准作为劳动合同的终止期限。而被申诉人（原审原告）刘家民主张劳动合同的截止日期应至大连春光劳务服务有限公��注销之日即2013年7月9日，对原审原告以春光公司注销之日2013年7月9日为劳动合同终止日期的主张应予支持。原审被告顾欣、万军作为被注销的春光公司的股东，经合法的注销清算程序对公司注销后发生的债权债务作出承担的意思表示，并有书面材料载于企业工商档案中，具有公示性，对外具有法律效力。本案原审原告诉讼时，该公司已经注销，原审原告据工商档案中记载的公司注销后承担责任的主体起诉原审被告承担民事责任，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应予审理。原审原、被告双方对已经支付的工资数额和时间均无异议，原审原告自2013年4月开始非因与派遣单位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而停止在用工单位工作，关于原审原告无工作期间支付工资的请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劳务派遣单��应当与被派遣劳动者订立二年以上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按月支付劳动报酬；被派遣劳动者在无工作期间，劳务派遣单位应当按照所在地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向其按月支付报酬”的规定。因此被申诉人（原审原告）请求申诉人（原审被告）按照每月最低工资标准1100元/月支付自2013年4月至春光公司注销日2013年7月9日期间的工资4400元（1100元/月×4个月）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原审判决第一项关于给付停工期间工资的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规定计算，被申诉人（原审原告）请求经济赔偿金9944元（2486元/月×4个月），其每月的工资标准与大连春光劳务服务有限公司为被申诉人（原审原告）缴纳社保的工资基数为2486元/月相一致。原审原告刘家民自劳动合同签订日期2009年12月1日起至派遣单位春光公司注销日2013年7月9日止，共计3年7个月零9天，应以其月工资为基数，按四个月计算经济补偿金。被申诉人（原审原告）请求给付经济赔偿金9944元（2486元/月×4个月）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应予支持。原审判决第二项关于经济补偿金的判决，计算错误，应予纠正。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第十条、第十七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七条、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条、第四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本院（2013）瓦民初字第457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本院（2013）瓦民初字第457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申诉人（原审被告）万军、顾欣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被申诉人（原审原告）刘家民支付经济补偿金9944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申诉人（原审被告）顾欣、万军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孙志宏审 判 员  王丽娜代理审判员  高 源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二日书 记 员  李江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