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桂02民终283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红霞，女，1971年7月15日出生，侗族，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三江侗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宏基，柳州市宏维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原审被告）:广西金飞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城中区解放南路花旗壹号楼****室。组织机构代码：49859877-4。负责人:史达根，该事务所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文莉，广西金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骆权，广西金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骆权，女，1981年6月28日出生，汉族，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八步区。上诉人陈红霞、上诉人广西金飞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金飞律所）因与原审被告骆权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城中区人民法院(2016)桂0202民初2742号民事判决，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5月15日进行了询问。上诉人陈红霞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宏基、上诉人金飞律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文莉，原审被告及上诉人金飞律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骆权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陈红霞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陈红霞的一审诉讼请求；二、金飞律所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本案双方争议很大，由于骆权不负责任，导致陈红霞损失惨重，因此本案一审时不应适用简易程序。二、根据双方代理合同约定，金飞律所代理陈红霞的案件，陈红霞除了交3000元交通费外，如果案件胜诉，还能够按比例提成几万元。高报酬意味着高风险、责任大。金飞律所是特别授权，是专业单位，接案收费后应主动做事，陈红霞只能协助。但金飞律所收费后，没有主动做事，也没有要求陈红霞交起诉费。3、一审判决已认定金飞律所应提醒陈红霞及时提起诉讼。但金飞律所没有证据证实其履行了该义务。一审判决酌定金飞律所向陈红霞赔偿壹万元与上述事实不相符，金飞律所应承担全部责任。上诉人金飞律所针对陈红霞的上诉辩称，陈红霞的上诉没有事实和依据，应当全部驳回。首先，一审法院适用程序正确，符合法律规定；其次，根据陈红霞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审理结果，该案涉及的陈红霞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败诉的原因并非是双方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以后没有及时起诉，而是该案的诉讼时效已在2012年7月15日届满。陈红霞以金飞律所在签订委托合同后没有及时起诉为由要求赔偿，与事实不符。另外，陈红霞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起诉时，金飞律所认为没有超过诉讼时效，二审法院判决不能作为定案依据，还有申诉、申请再审的程序可以救济。原审被告骆权针对陈红霞的上诉陈述称：同意金飞律所的答辩意见。上诉人金飞律所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陈红霞的诉讼请求；二、陈红霞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按照陈红霞与案外人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二审生效判决书的认定，陈红霞败诉是因为超过诉讼时效，即在2012年11月22日《委托代理合同》签订之前的2012年7月15日就超过了诉讼时效，陈红霞的败诉与金飞律所的代理行为之间没有任何的因果关系。一审判决认定金飞律所未提醒陈红霞及时提起诉讼，对陈红霞的败诉负有一定的责任与事实不符。二、对于诉讼时效问题的判定，属于法律学术问题，律师对法律学术问题有自己独立的判定和决策，其产生的后果是由委托人承担的，不能要求律师承担败诉后果。三、金飞律所在履行委托代理合同过程中没有任何过错。从陈红霞的投诉书可以证实，陈红霞在签订完委托合同后，没有立即起诉，也没有依据委托合同与律师签署授权委托书进行具体授权，而是要求自行向债务人追索欠款长达1年多时间，在此过程中电话也换了，金飞律所无法联系上陈红霞。陈红霞再次找到金飞律所后，金飞律所从法律技术角度看是不超过诉讼时效的，在签署委托书后马上提起诉讼，金飞律所没有任何过失行为。上诉人陈红霞针对金飞律所的上诉辩称：金飞律所的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涉及的案件败诉原因是诉讼时效已过，这一点已经过一、二审生效判决认定。金飞律所在本案中存在麻痹大意的过错，没有及时在2013年1月5日前提起诉讼。另外，陈红霞支付给金飞律所的交通费也过高。陈红霞在该案中的胜诉可能性大，但由于金飞律所没有及时履行义务导致败诉，金飞律所应承担陈红霞的全部责任。原审被告骆权针对金飞律所的上诉陈述称：同意金飞律所的上诉意见。上诉人陈红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金飞律所、骆权连带赔偿陈红霞本金损失100000元；二、判令金飞律所、骆权连带赔偿陈红霞利息损失159467元（计息以10万元为本金，从2008年6月1日起暂计至2016年9月22日止，按月息2分计）；三、判令金飞律所、骆权连带赔偿陈红霞诉讼费、律师费、交通费等损失共12340元；四、本案的诉讼费用由金飞律所、骆权共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骆权是金飞律所的律师。因与案外人潘招明、潘招建民间借贷纠纷，陈红霞于2012年11月22日与金飞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委托代理内容为与潘招明、潘招建借款纠纷，代理权限由陈红霞在法律规定范围内另行签署授权委托书；金飞律所接受陈红霞的委托，并经陈红霞同意指派骆权担任本合同项下法律事务的委托代理人；律师服务费为交通费3000元，本金按10%，利息按20%支付律师费；金飞律所指派的律师应当根据法律规定并结合陈红霞提供的证据材料作出相应判断，提示陈红霞可能存在的法律风险，尽最大努力维护陈红霞的利益；陈红霞应当对委托代理事项作出独立的判断、决策，陈红霞根据金飞律所指派律师提供的法律意见、建议、方案所作出的决定而导致的损失，由陈红霞自行承担；金飞律所指派的律师在本合同过程中，因其工作疏忽或过失导致陈红霞经济损失的，按照金飞律所投保的《律师执业责任保险合同》的有关规定向陈红霞赔偿。2014年7月10日，骆权向陈红霞出具收条一份，载明骆权收到陈红霞转入诉潘招明、潘招建、梁源春借款纠纷两案诉讼费5000元，待起诉后凭票据据实结算。2014年7月11日，陈红霞向骆权的银行账户转款5000元。2014年7月16日，陈红霞向骆权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骆权在陈红霞与潘文彬（曾用名潘招建）、梁源春借款纠纷一案中作为陈红霞的代理人。同日，骆权代理陈红霞向三江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起诉潘文彬（曾用名潘招建）、梁源春，案号（2014）三民初字第276号。该院经审理后于2015年6月4日作出一审判决，其中认定：1、陈红霞与潘文彬签订的《联营协议》系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2、案外人潘招明帮潘文彬偿还40000元的行为不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陈红霞与潘文彬签订的两份协议均明确约定借款期限，2006年8月21日签订的协议应从2009年8月21日开始计算诉讼时效期间，2007年5月23日签订的协议应从2009年5月23日计算诉讼时效，陈红霞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其在诉讼时效期间向潘文彬催款，直至2014年7月16日才向法院提起诉讼，已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3、梁源春对潘文彬向陈红霞的借款提供保证担保的期间从2012年7月16日起至2013年1月15日止，在此期间陈红霞未对潘文彬提起诉讼或申请仲裁，故梁源春的保证责任得以免除。根据以上认定，该院驳回陈红霞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420元，由陈红霞负担。陈红霞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此之前的2015年1月8日，陈红霞将上诉费4420元转账支付给骆权）。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于2015年6月4日作出二审判决，其中认定：1、陈红霞与潘文彬2006年8月21日签订的协议应从2009年10月21日起计算诉讼时效，2007年5月23日签订的协议应从2009年5月23日起计算诉讼时效。梁源春认可陈红霞于2010年7月15日找到潘招明要求其归还潘文彬的借款，符合权利人向债务人的代理人主张权利的情形，从而导致诉讼时效的中断，诉讼时效从2010年7月16日重新计算，于2012年7月15日届满，梁源春在承诺书中的承诺对潘文彬不产生法律效力，承诺书中约定的还款期限不能成为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潘招明于2012年11月6日的还款行为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不能引起诉讼时效的再次中断，陈红霞怠于行使权利，直到2014年7月16日才向法院起诉，已经超过了二年的诉讼时效期间；2、本案的保证期限为2012年7月16日起至2013年1月15日止，陈红霞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其在保证期间届满前曾要求梁源春承担保证责任，故应免除梁源春的保证责任。根据以上认定，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6月4日作出（2015）柳市民一终字第21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420元，由陈红霞负担。2015年12月18日，陈红霞向柳州市律师协会投诉骆权，要求骆权赔偿损失。陈红霞在其向柳州市律师协会提交的《投诉书》中称其于2012年11月22日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后，于当年年底回到三江县并自行向债务人追索借款，在此过程中陈红霞的手机丢失，直至2014年6月份，因催款未果《委托代理合同》上又没有记载骆权的电话号码，陈红霞才到金飞律所找骆权起诉债务人，还称在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后骆权不主动打电话给陈红霞，却在等陈红霞通知起诉，导致案件因为超过诉讼时效而败诉。庭审中，陈红霞称按照双方的约定，其与潘文（曾用名潘招建）、梁源春民间借贷纠纷案的诉讼费用应由其预付给金飞律所后由金飞律所代为向法院交纳。骆权称其在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后曾就时效问题提醒过陈红霞，但没有证据证实，陈红霞亦不予认可。陈红霞诉请的金额包括其与案外人潘文彬（曾用名潘招建）、梁源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的借款本金10万元及利息、一、二审诉讼费、律师费、交通费。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关于《委托代理合同》当事人的认定问题。该合同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合同的当事人是陈红霞与金飞律所，骆权是金飞律所指派负责具体事务的律师，并不是合同当事人，其履行合同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金飞律所承担，陈红霞要求骆权承担责任没有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第二，关于金飞律所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应否承担赔偿责任以及赔偿金额的问题。当事人签订合同后，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等履行提示、通知、协助等义务。涉案合同属于委托合同，受托人金飞律所是按照委托人陈红霞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何时处理、如何处理委托事务的决定权在陈红霞。从查明的事实看，陈红霞在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后并未要求金飞律所立即提起诉讼，而是自行向债务人追索借款长达1年有余，在此过程中其未向金飞律所预付诉讼费，亦未明确要求提起诉讼。在自行追索结款未果后陈红霞再次找到金飞律所要求提起诉讼，此时已经是《委托代理合同》签订之后1年有余。这是时效超过，并导致陈红霞在其与案外人潘文彬（曾用名潘招建）、梁源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诉请保证人梁源春承担责任被法院依法驳回的主要原因（生效判决认定主债务的诉讼时效在《委托代理合同》签订前已经超过），陈红霞对此后果负有主要责任。另一方面，陈红霞的法律知识相对欠缺，所以才与金飞律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以获得法律服务，金飞律所是专门从事法律事务的组织，具有法律知识和诉讼经验，其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结合相关法律规定，提出法律建议，维护陈红霞的合法权益。金飞律所在签订《委托代理合同》时核实了案件的相关证据材料，了解了案件的相关情况，应当知晓时效在诉讼案件中的重要性，应当提醒原告及时提起诉讼，但金飞律所没有证据证实其履行了该项义务，其对陈红霞的败诉亦负有一定责任。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规定：“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根据陈红霞、金飞律所的过错程度和陈红霞的损失情况，按照公平原则，该院酌定金飞律所向陈红霞赔偿1万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十条、第四百零六条、第四百一十条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金飞律所赔偿陈红霞损失10000元；二、驳回陈红霞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陈红霞及上诉人金飞律所均未提交新的证据。原审被告骆权提交下列新的证据：陈红霞向金飞律所提供的，时间为2013年5月23日至2014年3月15日期间梁源春向陈红霞发送的短信记录，拟证明陈红霞向金飞律所提供的其自行向梁源春追债的整个过程记录，由于梁源春一直承诺会还款给陈红霞，陈红霞就一直没有提出起诉的要求，也没有交诉讼费。本院组织各方当事人对原审被告骆权提交的证据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陈红霞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并称该份证据材料是骆权准备向法院提起诉讼时，陈红霞才提交给骆权的。经质证，本院认为，因陈红霞对骆权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其证明目的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在下文予以综合认定。各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经二审查明，一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陈红霞自认在与金飞律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时，其已告知骆权借款人在2012年11月6日向其本人偿还了72800元款项。本院认为，综合诉辩双方的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一审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是否符合法律规定？二、陈红霞要求金飞律所、骆权连带赔偿其各项损失271807元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针对第一个争议焦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章（简易程序）第一百五十七条的规定：“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的民事案件，适用本章规定”，人民法院对于具体案件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适用简易程序的上述情形享有决定权。在一审庭审时，一审法院已明确告知当事人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但陈红霞并没有对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异议，而且，本案亦不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五十七条规定的不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形。因此，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并未违反法定程序，陈红霞提出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针对第二个争议焦点，第一，陈红霞与金飞律所于2012年11月22日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后，金飞律所作为处理法律事务的专业机构，在接受陈红霞的委托时，应当对接受委托的法律事务进行审查并作出基本的专业判断，同时亦应将相应的法律和诉讼风险主动告知陈红霞，并提醒陈红霞在诉讼时效期间内及时提起诉讼。现金飞律所没有证据证实其履行了上述主动告知义务，一审判决金飞律所对陈红霞就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败诉之后所受的经济损失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第二，根据已生效的（2015）柳市民一终字第210号民事判决认定，陈红霞与潘文彬、梁源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的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于2012年7月15日届满，保证期间为2012年7月16日起至2013年1月15日止。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败诉的直接原因系起诉超过诉讼时效期间。首先，陈红霞在2012年11月22日与金飞律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时，其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诉讼时效已过的风险就已经存在，而且，根据陈红霞的自认，其在签订《委托代理合同》时，就已将借款人在2012年11月6日向其偿还过部分款项的情况告知了金飞律所的骆权律师，这一情节亦成为了金飞律所判断诉讼时效期间是否超过的因素，并在该案诉讼中据此提出观点。但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本身是案件审理的争议焦点，需要结合具体法律事实进行判定的问题，其诉讼风险因个案的不同而不同，陈红霞要求金飞律所就本案的诉讼时效风险问题承担法律后果缺乏合理性。其次，根据陈红霞向律协提交的《投诉书》及二审本院认定的新证据，足以反映陈红霞在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之后长达近一年半的时间内，既未向金飞律所出具授权委托书，也未向金飞律所预交诉讼费，而是采取自行向债务人催款的方式追索债务。金飞律所在陈红霞没有预付诉讼费的情况下，无法继续开展代理工作，而且，陈红霞亦没有就其自行追债的状况和结果及时告知金飞律所，因此，陈红霞亦怠于行使其在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当中的诉讼权利和义务，其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的败诉后果负有直接的责任。第三，根据陈红霞与潘文彬、梁源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的败诉原因，综合金飞律所处理委托事务过程中的过错程度及陈红霞怠于行使权利的事实，对陈红霞所受损失赔偿金额进行综合认定。陈红霞要求金飞律所赔偿其与潘文彬、梁源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诉请的全部本息、诉讼费、律师费、交通费等共计271807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根据陈红韦和金飞律所针对于《委托代理合同》的具体履行行为，酌定金飞律承担1万元损失的结果，系其行使审判权的体现，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第四，骆权系经陈红霞同意，由金飞律所指派具体办理陈红霞委托法律事务的律师，其并非本案《委托代理合同》的当事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应由金飞律所对陈红霞的经济损失承担责任，故陈红霞诉请骆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故陈红霞诉请骆权与金飞律所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陈红霞及金飞律所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227元（上诉人陈红霞已预交5227元，上诉人广西金飞律师事务所已预交50元），由上诉人陈红霞负担5254元，由上诉人广西金飞律师事务所负担23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婷婷审判员  温清华审判员  余 深appoint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樊翔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