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2民终231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戚百成，男，1978年5月25日出生，汉族，现住辽宁省瓦房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茜，辽宁新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美玲，女，1957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现住辽宁省瓦房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福龙，辽宁诚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美素，系孙美玲姐姐。原审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住所地大连市沙河口区联合路116-118号。法定代表人：张建发，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全，该公司职员（法务）。上诉人戚百成因与被上诉人孙美玲、原审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瓦房店市人民法院（2019）辽0281民初51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3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戚百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茜，被上诉人孙美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福龙、孙美素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戚百成上诉请求：撤销原判第二项，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判认定事实错误。1.原判在被上诉人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治疗的所有病症与交通事故存在因果关系的情况下，判决上诉人承担全部责任错误。被上诉人主张的伤情包括左肱骨内上踝骨骨折、尺神经损伤、骨盆骨折、右第四肋骨骨折、右内踝骨折、左桡骨远端骨折、鼻骨骨折、右膝内侧半月板损伤、左膝外侧副韧带损伤、左股骨裂伤、颈椎外伤、颈椎盎突出、头部外伤、肺挫伤、双侧颞下颌关节紊乱病等十几种病症，而上述病症上诉人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与交通事故存在因果关系。特别是绝大多数的医疗费（高达10多万元）均系治疗颈椎病、颈椎间盘突出等的病症，即使不进行司法鉴定，依常识即可判断该病症与交通事故无关。2.大连中院（2019）辽02民终4865号民事裁定，将案件发回重审的理由系被上诉人应对其所请求的伤残或疾病与本案所涉交通事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提供证据加以证实，否则应承担不利后果。一审法院无视该裁定，不查明被上诉人治疗的伤残或疾病是否与交通事故存在因果关系，属于故意错判。3.被上诉人应先证明其治疗的所有疾病与交通事故存在因果关系，上诉人才需举证证明用药的合理性。一审法院将所有的治疗费用全部判令上诉人承担，没有任何依据。其中，2016年4月11日大连博爱司法鉴定中心因被上诉人伤情复杂无法评定退鉴，2016年8月10日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司法鉴定所因无法对被上诉人颈椎外伤、颈椎肩盘突出与交通事故的关联性、有无直接因果关系及参与度做出明确鉴定意见终止鉴定。以上充分证明被上诉人颈椎外伤、颈椎间盘突出等与交通事故无关，进而证明被上诉人在辽宁省人民医院治疗的颈椎病、颈椎肩盘突出与交通事故无关。4.被上诉人在辽宁省人民医院住院期间的病志并非客观真实，存在多处病情记载自相矛盾，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如：在DR检查中对原告鼻骨的检查结果记载“未见明显异常”，与出院诊断记载“鼻骨骨折”相矛盾；病历81页记载“左尺桡骨未见异常”与出院诊断记载“左桡骨远端骨折”相矛盾；被上诉人去北京治疗的时间为2012年3月2日和3月6日，而病志记载被上诉人在该院治疗期间为2011年8月29日到2012年5月8日，且医生查房的记录中记载的是检查本人的情况。被上诉人对此作出的解释也是漏洞百出，开始解释是本人当天在病房等待医生查完房后才去北京，后又解释本人不在病房，医生查房询问的是家属等。由此可以证明病志的记载并非客观真实。故鉴于上述四方面理由，被上诉人在辽宁省人民医院住院253天的医疗费100839.04元不应计入本案医疗费数额中，本案医疗费数额应为18246.09（119085.13-100839.04）元。（二）司法鉴定程序违法、依据不足，不能作为定案依据。1.沈阳医学院的司法鉴定程序违法，鉴定结论不应成为本案定案依据，一审法院采信该鉴定结论错误。因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其治疗的伤病与交通事故存在因果关系，则误工、护理、营养时限的鉴定就没有意义。鉴定人员到庭与否，也没有任何意义，更何况该病志并非客观真实的病志。2.鉴定机构违反鉴定程序。鉴定机构受法院委托进行鉴定，应根据法院委托的鉴定事项出具报告，与人民法院是委托被委托关系。委托事项的变更，也只能是由委托的人民法院变更，被委托人没有权利自行变更委托事项，鉴定机构也必须中立公正。但本案中鉴定人未经人民法院同意，私自与被上诉人变更了法院委托的鉴定事项，违反了鉴定基本程序，丧失了鉴定的中立性，鉴定结果不具有合法性和公正性。3.鉴定依据虚假。根据鉴定意见书的显示和鉴定人庭审中的陈述，本案鉴定的依据是被上诉人的病历，但病历不连续，各医院病历前后也不一致，病症越来越多，越来越重，不符合基本常识。尤其是主要的长期住院病历与省人民医院病历前后矛盾，被上诉人自己提交的证据已经证明该病历虚假，故依据该病历得出的24个月误工、264天护理、90天营养、十级伤残的结论也是不真实的。鉴于以上三方面的理由：误工费不应当按24个月计算，依据《人身损害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评定规范》规定被上诉人误工期应该是3到6个月，误工费应改判为24000元（3000元/月×6个月）；护理费按照最长期限3个月计算，应为10800元（120元/天×90天）；住院伙食补助费不应包含辽宁省人民医院的253天，应按11天计算，为1100元（100元/天×11天）。（三）原审程序违法，剥夺上诉人诉讼权利。1.原审对鉴定人违反程序鉴定视而不见，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2.由于鉴定人与被上诉人私自将法院委托的因果关系、治疗合理性的鉴定事项不予鉴定，导致被上诉人此次住院的损害结果与交通事故的因果关系，被上诉人治疗的合理性均没有鉴定。由于鉴定机构和原审法院没有告知上诉人鉴定事项变更，导致上诉人在庭审中才得知因果关系和治疗合理性没有鉴定，上诉人亦向原审法院明确提出，如果被上诉人不申请鉴定，则上诉人申请鉴定，但原审法院对上诉人提出的异议和申请未予理会，径行做出判决，剥夺了上诉人的基本诉讼权利。（四）一审法院认定赔偿的基数错误。依据《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25条规定，在原告构成伤残的情况下，伤残赔偿金的赔偿标准应以原告第一次起诉时上一年度标准计算。原告第一次起诉是2016年，应该按照2015年度的标准计算。孙美玲二审辩称，不同意上诉请求。事实与理由：首先，上诉人称没有证据证明所治疗的所有病症与其交通事故行为存在因果关系的观点不成立。被上诉人本来是非常健康的人，能够在大路上正常行走就可能说明这一点。是因为上诉人的交通事故行为才造成被上诉人受伤而住院，从住院病志上看，所治疗的伤病均是由外力作用引起的外科病而不是内科病，住院病志、司法鉴定意见书、急诊病例、诊断书等相关证据，足以认定被上诉人诊治的伤病是由上诉人的违法交通行为造成，这里的证明标准完全符合民诉法的盖然性标准，现有证据已经证明了因果关系问题。上诉人若否认该因果关系，应提供有力的证明，否则其上诉理由不成立。至于上诉人所称的颈椎病常识问题，其对颈椎病的认识存在常识性错误。颈椎病有多种，包括：神经根型颈椎病、脊髓型颈椎病、椎动脉型颈椎病、交感神经型颈椎病、食管压迫型颈椎病、颈型颈椎病，而被上诉人被诊断的颈椎部分伤病是颈椎外伤和颈椎间盘突出，并不包含在颈椎病的范畴内，上诉人是以颈椎病的概念替换医院诊断的颈椎外伤和颈椎盘突出症，是典型逻辑上的偷换概念。且被上诉人还被诊断出左肱骨内上髁骨骨折、尺神经损伤、骨盆骨折、右第四肋骨骨折、右内踝骨骨折、左桡骨远端骨折、左股骨挫裂伤、双侧颞下颌关节紊乱等诸多外伤病症，上诉人却视而不见。其次，上诉人所称的用药合理性鉴定必须在证明因果关系的基础上提出是不成立的。一方面称被上诉人没有提供因果关系证明本身就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因果关系与用药合同性是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中并没有什么所谓基础性的逻辑关系。其三，上诉人所称的鉴定程序违法、毫无依据。人民法院依法委托，鉴定机构依法定程序鉴定，没有任何程序上的违法事项；上诉人所称的所谓没有因果关系鉴定，则误工、护理、营养时限鉴定没有意义也不是程序问题；而其所称的病历不连续，各医院病历不一致问题，一方面完全是上诉人的主观臆断，另一方面更不是程序问题；至于鉴定机构对于不能鉴定的项目不鉴定，更不属于更改委托项目的程序违法。其四，关于上诉人所称的赔偿数额错误问题，其是在篡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司法解释没有要求以第一次起诉时上一年度标准计算。孙美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戚百成赔偿原告十级伤残赔偿金82745元、医疗费131822.02元、误工费72000元、护理费63360元、营养费9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6400元、交通费16226.1元、食宿费3259元、被抚养人生活费4988元、复印费858元、救护车费用5844元、器具费9860.3元，精神损害赔偿金10000元，以上共计436362.42元。2.被告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对上述请求中的伤残赔偿金、医疗费和误工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二被告共同承担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8月15日19时30分许，被告戚百成驾驶辽Ｂ×××××轿车由北向南行驶至瓦房店市，将行人孙美玲撞伤。瓦房店市公安局认定，被告戚百成驾驶机动车瞭望不够，未做到安全驾驶，撞伤行人后未立即停车、保护现场，是形成事故的全部原因。被告戚百成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原告孙美玲无责任。案后，被告戚百成支付给原告孙美玲14000元。2018年12月8日，沈阳医学院法医司法鉴定所作出鉴定结论：原告骨盆骨折伤残程度为十级，其余部位不构成伤残；孙美玲现身体多处疼痛不适，难以完全用外伤因素解释；根据病志记载及检查所见，其左肱骨内上髁骨骨折、尺神经损伤、骨盆骨折、右第四肋骨骨折、右内踝骨折、左桡骨远端骨折、鼻骨骨折、右膝内侧半月板损伤、左膝外侧副韧带损伤、左股骨挫裂伤，双侧颞下颌关节紊乱的误工期为24个月，护理期可为住院时间264日，营养期为受伤90日。2011年8月15日21时许至8月23日，原告孙美玲在瓦房店市中心医院住院治疗8天，支付住院医药费11493.99元，门诊医疗费2989.8元，确定诊断左肘关节骨折，右肩、肘、手部软组织挫伤，右髋、膝、踝部软组织挫伤，头皮血肿、脑震荡。8月23日至8月29日，原告孙美玲到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门诊治疗，支付2815.44元，诊断原告孙美玲肢体有骨折，由骨科会诊；瓦房店市中心医院于9月8日出具转诊单以原告孙美玲入院后伴有头晕、头迷同意转上级院治疗。8月26日17时30分至8月29日9时，原告孙美玲在沈阳市骨科医院住院治疗3天，支付医药费946.86元，诊断为左肱骨内踝骨折术后，骨盆骨折，头部外伤，头皮血肿。2011年8月29日12时至2012年5月8日13时，原告孙美玲在辽宁省人民医院住院治疗253天，支付医药费100839.04元，出院诊断为左肱骨内上髁骨折术后，尺神经损伤，骨盆骨折，右第四肋骨骨折，肺挫伤，右内踝骨折、左桡骨远端骨折、鼻骨骨折、右膝半月板损伤、左膝关节外侧副韧带损伤、股骨挫裂伤、颈椎外伤、颈椎间盘突出、头部外伤、头皮血肿，双侧颞下颌关节紊乱病。期间，原告转院支付救护费用344元，救护车费用5000元。肇事车辆在被告保险公司处投保了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肇事时，尚在保险期间。一审法院先后六次委托鉴定机构对原告住院及用药的合理性、参与度等鉴定，均被退鉴。另查，原告孙美玲系非农业户口，其母于桂香有子女四人，其中一子残疾。再查，2018年度大连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0587元，人均消费支出为27191元。依照法律规定，结合原告的诉请及被告的辩解，参照相关标准，一审法院确定原告的合理经济损失如下：医药费119085.13元、救护费5344元，伤残赔偿金73056.6元（40587元/年×18年×10%），误工费72000元（3000元/月*24个月），护理费31680元（120元/天*264天），营养费7200元（80元/天×90天），住院伙食补助费26400元（100元/天×264天），被扶养人生活费4532元（27191元/年×5年/3人×10%），交通费3000元、食宿费2000元，复印费200元，辅助器具费1440元，精神抚慰金10000元。上述合计人民币355937.73元。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身体健康权受法律保护。被告戚百成因过失致他人人身损害，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关于原告诉请的伤情、用药与交通事故的参与度，一审法院六次委托鉴定机构均因此项目退鉴，并无确切的鉴定结论。原告应当就医疗费与交通事故的因果关系提供证据证明，被告应当就用药的不合理性提供证据证明，双方提供的证据可包括但不限于鉴定结论。本案被多家鉴定机构退鉴，双方又均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医药费与本案的关联性、合理性。原告提供住院病志及门诊记录，能够证实原告数次就医的时间连续，每次出院均无治疗终结、病愈出院的诊断，数家医院的诊断或包括或与第一次在瓦房店市中心医院诊断结果有关，且无证据证明原告在此期间又遭受其他外伤，故对原告关于其因交通事故就医支付医药费的主张，予以支持。被告辩解原告的医药费不合理并虚假住院开具单据，但未提供有力的证据证明；关于被告戚百成对鉴定结论的质证意见，经审查，该鉴定机构当庭明确表示结合本案案情审查后，认为关于本案医药费合理性、参与度的鉴定超出其鉴定所的业务能力，遂以退鉴；第二次因无需对上述项目出具鉴定意见才受理；经审查，予以采信。对原告诉请的有诊疗记录证实的期间发生的医药费予以确认，对无诊疗记录等医疗资料证实发生的费用，不予认定。关于赔偿标准，按照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的统计数据确定，故本案适用于第一次庭审2018年出具的关于大连地区2017年的统计数据。关于护理费，参照原告生活水平及当地护工标准，确定为120元/天；被告辩解误工期24个月不合理，但未提供证据证明，故对其辩解不予采信。关于误工费，原告主张3000元/月并提供工资证明，低于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标准，予以确认。关于住院伙食补助费，确定为100元/天。参照原告住院当时的人均生活水平等情况，酌定营养费80元/天。原告母亲有子女四人，其中一人二级残疾，故确定扶养义务人三人。原告提供的交通费收据无起止地点等内容，不能证明与本案的关联性，鉴于原告确行动不便多次到外地治疗、需一人陪同等情况，酌定为交通费3000元、住宿费2000元。原告提供的复印费单据，没有载明复印的项目，不能证明与本案的关联性，考虑原告多次起诉并申请鉴定，期间数次提交医疗资料，酌定复印费200元。原告诉请轮椅、助行器、坐便器费用1440元，经审查，确系必要支出，予以支持。原告为此遭受精神损害，酌定精神损失费10000元。双方当事人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一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在交通事故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项下给付原告孙美玲医药费10000元，伤残赔偿金73056.6元，误工费36943.4元，合计120000元；二、被告戚百成赔偿原告孙美玲各项经济损失合计人民币235937.73元（包括已给付的人民币14000元）；三、驳回原告孙美玲其他诉讼请求。上述一、二项自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365元、鉴定费1720元，合计10085元，由原告承担1858.7元，被告戚百成承担8226.3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供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原审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举证的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本案系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双方主要的争议焦点就是被上诉人孙美玲的案涉医疗与本案交通事故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用药是否合理。依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被上诉人孙美玲应就其案涉医疗与交通事故的因果关系提供证据，上诉人戚百成应就用药的不合理性提供证据。而本案在发回重审前，对于上述焦点问题已经申请多家鉴定机构鉴定并被退鉴，本院鉴于上诉人戚百成二审中再次申请对上述焦点问题进行鉴定，遂裁定发回重审。但经查发回后的一审重审卷宗，并无其对上述焦点问题进行鉴定的申请，发回重审后亦未对上述焦点问题再进行鉴定，故本院对上诉人戚百成再次在发回重审后的本院二审程序中提出鉴定申请不予支持。认定事实的证据包括但不限于鉴定结论，在本案无法通过鉴定对上述焦点问题得出明确意见的情况下，应当依据上述法律规定认定相关事实。根据被上诉人孙美玲提供的住院病志及门诊记录，能够证实其数次就医的时间连续，每次出院均无治疗终结、病愈出院的诊断，数家医院的诊断或包括或与第一次在瓦房店市中心医院诊断结果有关，且无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在此期间又遭受其他外伤，据此认定被上诉人孙美玲的相关医疗行为与本案交通事故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具有高度的可能性。故原审支持被上诉人孙美玲主张的案涉医疗及所支付的医药费并无不当。上诉人戚百成未提供相反证据予以反驳，其陈述的相关意见及病志中的瑕疵不足以达到认定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程度。至于上诉人戚百成异议较大的被上诉人孙美玲治疗颈椎病的问题及病志中关于“鼻骨骨折”“左桡骨远端骨折”等记载有瑕疵等问题，因病志记载及原审法院认定的关于颈椎部分的病症及治疗是“颈椎外伤、颈椎盎突出”及“鼻骨骨折”“左桡骨远端骨折”等创伤性疾病，与被上诉人孙美玲本案因车祸受伤，以及车祸后瓦房店市中心医院诊断的“左肘关节骨折”“头皮血肿、脑震荡”等症状，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诊断的“肢体有骨折”；被上诉人孙美玲因头晕、头迷转至沈阳市骨科医院治疗时诊断的“头部外伤，头皮血肿”等症状相吻合，并无矛盾。且随着医院级别及医疗水平的提高，诊疗的深入，病症被逐渐发现亦属正常。故本院对上诉人戚百成关于“原判在被上诉人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治疗的所有病症与交通事故存在因果关系的情况下，判决上诉人承担全部责任错误”及“被上诉人在辽宁省人民医院住院253天的医疗费100839.04元不应计入本案医疗费数额中”等意见，不予采信。至于用药合理性问题。在无鉴定结论作为明确依据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对被上诉人诉请的有诊疗记录证实的期间发生的医药费予以确认，对无诊疗记录等医疗资料证实发生的费用，不予认定亦无不当。对上诉人戚百成认为被上诉人孙美玲应先证明其治疗的所有疾病与交通事故存在因果关系，其才需举证证明用药的合理性的意见，本院亦不予采信。至于上诉人所提司法鉴定程序问题，均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沈阳医学院法医司法鉴定所作出有关成伤程度及护理期、营养期和误工期的鉴定，是在先前对本院委托的案涉治疗与交通事故有无因果关系及用药合理性等鉴定事项，以超出其鉴定能力为由不予受理后，再根据上诉人亲属的申请，由本院通过摇号方式选定并委托其仅对成伤程度及护理期、营养期和误工期作出的鉴定。且对后者的鉴定亦不以是否有鉴定结论认定被上诉人治疗的案涉伤病与本案交通事故存在因果关系为前提。故本院对上诉人戚百成关于本案沈阳医学院法医司法鉴定所作出的有关成伤程度及护理期、营养期和误工期鉴定的鉴定程序违法、鉴定依据虚假等意见不予采信。关于原判认定的赔偿基数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五条规定：“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本案系发回重审案件，“上一年度”是指原审一审辩论终结时的上一年度，还是重审一审辩论终结时的上一年度，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没有明确的规定，而原审法院按重审一审辩论终结时的上一年度确定并不违反该司法解释的规定；且本案自案发至今已有多年，上诉人戚百成至今未给予相应赔偿，使被上诉人孙美玲在无辜遭受车祸伤害痛苦的同时，加重了筹集治疗所需巨额费用的负担，按重审一审辩论终结时的上一年度更接近受害人实际获得赔偿的时间，从保护受害人权益的角度出发，原判按重审一审辩论终结时的上一年度确定相关赔偿标准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戚百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予以驳回。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365元（上诉人已预交），由上诉人戚百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毛国强审判员  富喜胜审判员  缪 明二〇二〇年六月二日书记员  陈彩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