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沪0115民初32350号原告(反诉被告，住所地广东省汕头市。法定代表人：曹爱娣，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颖，上海市金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竺建平，上海欧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煤科工集团上海研究院，住所地上海市徐汇区。法定代表人：何敬德，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俊伶，上海市天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上海华美房地产开发公司(反诉原告，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法定代表人：陈荣君，总经理。两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广平，上海市天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汕头经济特区江汕工贸公司诉被告中煤科工集团上海研究院(以下简称煤科院)、上海华美房地产开发公司(以下简称华美公司)联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5月3日立案后，被告华美公司在法定期间提出反诉，本院依法将本诉和反诉合并审理，并适用普通程序，于2017年1月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颖、竺建平、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广平、吴俊伶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汕头经济特区江汕工贸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终结原、被告联营关系、解除合同；2、两被告向原告清退对联营体的投资，并依约向原告分配联营体资产和利润。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煤科院于1994年4月8日签订《合资经营上海华美房地产开发公司协议书》，约定由原告向被告华美公司投入资金，共同经营，华美公司每年向煤科院支付净利润不少于人民币80万元，其余部分利润归原告所有。1994年8月10日，原、被告签订《合资经营上海华美房地产开发公司补充协议书》，约定原告委派人员担任华美公司董事长和法定代表人。1994年4月起，原告通过自身及指定的关联公司陆续向华美公司注入资金1.9亿余元，同时依约对华美公司进行经营，开展业务，开发了江山大厦和江华大厦两个楼盘，并利用联营经营所得购置了绍兴路XXX号房屋一栋。1996年12月16日，原告与煤科院再次签订《合资经营上海华美房地产开发公司协议书》，内容与1994年协议基本一致。1999年12月，原告委派的华美公司法定代表人詹晓景因涉嫌犯罪被公安机关羁押，煤科院遂委派其他人员担任华美公司法定代表人至今。原告认为，原告与煤科院的联营协议已无继续履行的必要，故要求解除双方联营协议，并清退相关投资、分配利润，但两被告不予配合。被告中煤科工集团上海研究院、上海华美房地产开发公司共同辩称，根据已生效的法律文书，原告和煤科院于1994年4月8日签订的《合作建造江山大厦协议书》及《合作建造江山大厦补充协议书(一)》、1994年12月12日的《合作建造江山大厦协议书》及相关协议均无效，两被告1994年8月8日签订的《合作建造江山大厦协议书》亦无效。煤科院与本案所涉事实没有任何关联性，不应作为本案被告。原告在2002年就应知道其投入资金可与华美公司另行结算，但截至2014年4月，原告未向华美公司提出过相关主张，已超过诉讼时效。原告和两被告合作建造江山大厦期间，并没有成立所谓联营体，华美公司系全民所有制企业，并非联营体，原告在控制华美公司期间，抽取了其汇入华美公司的全部资金，根据上海市公安局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报告，原告倒欠华美公司50,715,730.04元。在另案诉讼中的审计报告显示，原告及詹晓景利用其担任华美公司法定代表人职务之便，以华美公司在建工程为原告及其关联公司的贷款提供抵押担保，因上述借款无法归还，造成华美公司的资产被法院拍卖还债，造成华美公司巨额损失，截止1999年8月31日，华美公司亏损31,167,244.72元。另根据华美公司账面反映，至1999年8月31日原告尚欠华美公司50,715,730.04元。此外，原告和煤科院签订的《合作经营上海华美房地产开发公司协议书》及其相关协议，已被生效判决认定为尚未生效，原告要求解除从未生效的联营协议并清退投资、分配利润，缺乏依据。被告上海华美房地产开发公司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1、原告向华美公司返还其挪用的资金5,000万元；2、反诉费用由原告负担。事实和理由：华美公司系煤科院下属的全民所有制房地产开发企业。1994年初，原告与煤科院协商约定，由煤科院提供建房土地，原告提供建房资金，合作在上海建造一幢商务楼。合作意向商定后，考虑到双方均无建房资质，双方又商定将合作项目转至华美公司名下，以华美公司名义开发建设。考虑到华美公司注册资金太少，与开发项目规模不相适应，原告提出由其向华美公司增资1,000万元，将华美公司改制成股份制公司，公司改制成功后，由原告负责华美公司经营并开发建造大厦。为落实上述协商内容，原告与煤科院在1994年4月8日草签了一份《合作建造江山大厦协议书》。同日，双方又签订的《合作经营上海华美房地产开发公司协议书》。1994年8月8日，煤科院与华美公司签订的《合作建造江山大厦协议书》约定，以煤科院提供土地使用权，华美公司出资的形式共同建造江山大厦。该协议书对煤科院与华美公司的权利义务等作了约定。1994年8月10日，煤科院与原告又签订了《合作经营上海华美房地产开发公司补充协议书》，约定办理华美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手续，合营公司的上级主管部门暂不变，由煤科院聘请原告推荐的人选为华美公司的总经理即法定代表人。该协议签订后，华美公司办理了更换法定代表人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原告所委派的詹晓景。1994年12月12日，煤科院与原告在原草签协议的基础上正式签订了《合作建造江山大厦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约定由煤科院提供4,300平方米土地用于建造江山大厦，原告投入建房所需资金、动迁费用及煤科院原大楼的改造等工程费用，协议还对收益分成及产权分割作了约定。上述协议生效后，煤科院按约定将华美公司交由詹晓景全面接管，并以华美公司的名义开展相关施工。因华美公司的增资改制及工商变更登记问题一直未能落实，煤科院与原告于1996年12月16日又签订了一份《合资经营上海华美房地产开发公司协议书》，其内容与1994年4月8日的合资经营协议基本相同。1996年12月17日，煤科院与原告召开华美公司股东会议，通过了《关于增加注册资本的决议》，决定增加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所需资金由原告筹措投入，出资方式为货币。但是由于原告一直没有按约定对华美公司进行增资，加之华美公司改制尚未得到国资主管部门审批，双方未对华美公司进行改制，亦未办理增加注册资本的工商注册登记变更手续。期间，詹晓景与他人合资或以华美公司名义与他人合资方式先后注册成立了多家关联公司，并利用担任华美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便利，未经煤科院同意，用华美公司在建的全部房产为上述关联公司向银行进行巨额贷款提供抵押担保。所贷资金除少部分用于工程建设外，其余资金均被詹晓景所掌控的公司挪用殆尽。而上述公司因无法归还银行贷款，导致华美公司提供抵押担保的全部房产均被法院拍卖后还债。1999年8月，华美公司因资金断裂被迫停工。1999年11月25日，煤科院因无法取得江山大厦所分得利益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原告提起诉讼。2002年2月8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确认煤科院与原告所签署的《合作建造江山大厦协议书》及相关协议均无效，煤科院与华美公司所签订的《合作建造江山大厦协议书》亦无效。1999年12月，詹晓景因涉嫌挪用资金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在上述刑事案件审理期间，为查明詹晓景挪用资金的事实，上海市公安局委托了上海求是会计师事务所对华美公司与原告及兰溪江山实业公司资金往来情况进行专项审计。2000年6月20日，上海求是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沪会事业字(2000)第0695号”《关于上海华美房地产开发公司的专项审计报告》，根据报告第18页第三项“审计结论”第一款显示：1999年8月31日前华美公司共计收到原告或原告向华美公司代垫各种款项74,515,744.71元，华美公司以银行存款直接付给原告或代原告付给其他公司125,231,474.75元，收支相抵，付大于收50,715,730.04元。该审计报告内容被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所采纳，并在(2002)沪一中刑初字第83号刑事判决书中得到确认。2014年4月3日，原告向就本案所涉事实向法院起诉，审理期间，原告申请法院委托鉴定机构对华美公司自1994年4月8日至2014年4月3日的经营情况进行司法鉴定。根据原告申请，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委托了“上海东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本案相关经营情况进行审计。2015年12月28日，上海东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沪东华司鉴(2015)171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根据意见书第五部分鉴定意见第二条第7项内容显示，至1999年8月31日，原告尚欠华美公司款项50,715,730.04元。根据上述两份审计报告审计鉴定结果均证实，原告尚欠华美公司50,715,730.04元，应返还给华美公司。综上所述，本案原告委派至华美公司担任法定代表人的詹晓景利用职务之便，挪用华美公司资金至原告账内并代原告大量付款给其关联公司的资金，理应返还给华美公司。针对被告上海华美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反诉，原告汕头经济特区江汕工贸公司辩称，1994年原告和煤科院双方建立关系的主要目的是联合建造江山大厦，联合建造经过了国家煤炭部的批准，华美公司只是拥有建房资质的平台，不具有独立权利主体，华美公司无权提出自己的主张。原告提供的每年80万元是给煤科院而非华美公司，所建房屋一部分给煤科院使用，一部分由原告经营，华美公司不具有提出权利主张的资格。原告一直将增资资金投入项目，只是没有在财务上注明为增资。煤科院和原告联营，是为了帮助煤科院解决自用房屋问题，詹晓景为资金运作，用一部分房产(大部分是分配给原告的房源)去融资，是正常的。为了解决资金量，需要产生一些壳公司。江华大厦、绍兴路项目煤科院是明知的，且煤科院明确不参与投资。应当依法保护原告的产权。华美公司引用的求是会计师事务所的报告，是为了解决刑事案件，本身资料欠缺，该报告对本案没有证据效力，本案财务、资金认定应以本案委托的审计鉴定意见为准。华美公司提到的5,000万元资金，是合作中的往来款。鉴定报告中明确原告和煤科院联营合作，煤科院不但没有出资，还拿走了800万元资金，投资方只有原告，原告投入资金包括其自有资金和原告关联公司的投入。原告向华美公司投入了大量投资，应当享有收益，不存在返还基础。经审理查明：1999年，原告和两被告发生诉讼，案号为(1999)沪一中民初字第729、730号，该案民事判决查明如下事实：一、华美公司系煤科院下属的全民所有制房地产开发企业，成立于1992年11月20日，注册资本为500万元，由煤科院全额投入。原告和煤科院为在上海共同开发房地产项目进行了协商，并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由煤科院提供土地、原告出资进行合作开发。1994年4月8日，原告和煤科院草签了一份《合作建造江山大厦协议书》及《合作建造江山大厦补充协议书(一)》，约定由煤科院提供本市肇嘉浜路XXX号地块，原告出资，合作建造江山大厦。双方在补充协议中约定，原告支付煤科院原大楼的动迁改造和人员安置补偿费1,000万元。鉴于原告并非房地产开发企业，故双方商定将项目转至华美公司名下，由原告对华美公司进行增资，通过合资经营华美公司的形式合作开发房产项目。同日，双方又签订了《合资经营上海华美房地产开发公司协议书》，约定在原华美公司基础上扩大投资、共同经营，即煤科院的出资额不变，原告对华美公司投资1,000万元，双方合资经营华美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原告方推荐。1994年8月8日，煤科院与华美公司签订《合作建造江山大厦协议书》，约定以煤科院提供土地使用权、华美公司出资的形式共同建造江山大厦，该协议对煤科院与华美公司的权利义务、得益分配、违约责任等亦作了约定。1994年8月l0日，原告和煤科院又签订了《合资经营上海华美大厦房地产开发公司补充协议书》，约定为便于办理华美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手续，合营公司的上级主管部门暂不变，由煤科院聘任原告推荐的人选为华美公司的总经理即法定代表人。该协议签订后，华美公司办理了更换法定代表人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原告所委派的詹晓景(即原告方的法定代表人)。1994年12月12日，原告和煤科院在原草签协议的基础上正式签订了《合作建造江山大厦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A)、(B)，约定煤科院提供4,300平方米土地用于建造江山大厦；原告投入建房所需资金，动迁费用及煤科院原大楼的改造等工程费用由原告承担。协议对得益分成及产权分割约定为：江山大厦总建筑面积35,600平方米，以30,000平方米为基数，煤科院得47%，原告得53%，超过30,000平方米的面积煤科院得14.07%，原告得85.93%，以上煤科院总得面积为14,888平方米、原告总得面积为20,712平方米；江山大厦地下第一层及第二层亦按煤科院得47%、原告得53%的比例分摊。因原告对其分配所得楼层出售需土地权属证明书，故双方在《补充协议书》(B)中约定，煤科院转让土地面积2,280平方米给原告，费用由原告承担。二、江山大厦之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原属煤科院所有，为行政划拨用地，在签订合作开发协议后，煤科院办理了立项及土地使用权的变更手续，将项目及土地使用权办至华美公司名下，并收取了动迁补偿费665万元，其中450万元由原告支付，215万元由华美公司支付，收款用途均注明为动迁补偿费。1995年5月18日，华美公司取得沪土用(徐)字(95)第022号建设用地许可证，用地面积4,436平方米(包括规划道路118平方米)，批准用途为江山大厦。此后，华美公司又取得了江山大厦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开工许可证以及预售许可证等手续，该项目属内销商品房，但至今江山大厦的土地使用权仍属划拨性质，尚未办理出让手续。原告则以变更华美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方式取得了该公司的经营管理权，并由华美公司对江山大厦进行了实际的开发建造，大厦主体工程已结构封顶，外部装修亦已完成，但内装修尚未完成，且处于停工状态。三、1996年9月9日，煤科院在得悉江山大厦开始预售后致函原告，要求保证煤科院在江山大厦中应该分得的楼层面积，不对外销售。该函同时抄送华美公司。1997年2月20日，就江山大厦租售中的有关问题煤科院致函原告，要求就租售情况由华美公司定时向双方汇报，对江山大厦中应分配给煤科院的房屋要求自行租售。1997年11月27日，原告和煤科院签订了《合作建造江山大厦补充协议书(C)》，原告表示将确保煤科院在江山大厦中14,888平方米建筑面积的房屋不予动用，并同意将未预售和抵押的楼层7-8层、14-15层、22-24层共七层先分予煤科院。该协议书还明确，从1994年4月起，华美公司一直由原告直接操作，公司的一切业务和债权债务已由原告全面负责，双方同意尽快进行华美公司的改制工作。1998年8月5日，原告和煤科院又签订《协议书》一份，重申了上述《合作建造江山大厦补充协议书(c)》的精神。另，因华美公司的改制及工商变更登记问题未落实，原告和煤科院于1996年12月16日又签订一份《合资经营上海华美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协议书》，其内容与1994年4月8日的合资经营协议基本相同。1996年12月17日，原告和煤科院召开华美公司股东会，并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决议》，决定增加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所需资金由原告筹措投入，出资方式为货币。但原告和煤科院始终未进行华美公司的改制工作，亦未办理增加注册资本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四、在项目开发建造过程中，因华美公司将江山大厦的裙房以参建方式转让给了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徐汇支行，故原告和煤科院于1998年2月20日签订了《关于工商银行所购楼层的协议》，确认已售出的裙房属双方共同出售，煤科院应分得10,098,000元，根据工商银行的实际到款数额，原告应先分得9,088,200元。1998年5月8日，原告和煤科院就施工过程中拆除煤科院老大楼西部北面两跨建筑(属原《合作建造江山大厦协议书》以外的地块)签订《协议书》，约定原告支付煤科院拆房费115万元，于协议生效后七天内支付15万元，余款100万元从1998年10月起按月息7.2‰计，于1998年12月底付清。1998年12月12日，煤科院向原告出具《承诺书》，承诺只要保证其在江山大厦中建筑面积14,888平方米房屋和应有的地下室及楼顶部位权益，对其余楼层面积不予主张；对华美公司的资产，煤科院只要求保证其注册资本500万元及华美公司和原告所欠的款项，保证不要其他收益。同日，原告及华美公司亦向煤科院出具《承诺书》，确认煤科院承诺书中的内容，并表示从1994年4月起华美公司的债权债务由原告方承担。但事实上，原告承诺分配给煤科院的江山大厦相关楼层均由华美公司或抵押或预售于他人，1999年4月1日，华美公司就上述抵押及预售的情况向煤科院出具了《情况说明》。1999年5月14日，煤科院致函原告，催讨拖欠的应付款并要求交付应得的房屋面积，并随函附上欠款明细表。次日，詹晓景在该函下方签收栏予以签字。1999年11月25日，煤科院因无法取得协议约定的款项及房屋，遂向法院提起诉讼。五、另查明，华美公司在被告经营期间还开发了“江华大厦”项目，1999年8月31日之后该公司未再经营，且停业至今，其原法定代表人詹晓景因涉嫌刑事犯罪于1999年12月被逮捕。2000年6月，煤科院向上海市浦东新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华美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手续，现法定代表人由煤科院任命。该案审理中依法追加华美公司为第三人，并就煤科院与华美公司的合建协议被确认无效后煤科院的损失赔偿问题征询煤科院的意见。煤科院提出，其在江山大厦项目中的投入及损失费用包括两部分，即土地使用权及动拆迁补偿。土地使用权因属行政划拨用地，至今未办理出让手续，故其价值无法审计评估。动拆迁补偿费用应以协议约定为准，共计1,115万元，理应由项目所有人华美公司承担。虽然动迁补偿协议是由原告和煤科院之间签订，但当时的华美公司由原告经营管理，故实际上代表了华美公司，动迁补偿费的约定同样适用于华美公司，故该笔费用无需审计。华美公司则表示确认原告与煤科院约定的动迁补偿费。(1999)沪一中民初字第729、73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原告与煤科院于1994年4月8日签订的《合作建造江山大厦协议书》及《合作建造江山大厦补充协议书(一)》、1994年12月12日签订的《合作建造江山大厦协议书》及相关协议均无效。煤科院与华美公司于1994年8月8日签订的《合作建造江山大厦协议书》亦无效；二、华美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煤科院动迁补偿费450万元；三、煤科院的其余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另，原告法定代表人詹晓景曾因犯罪问题，被(2002)沪一中刑初字第83号刑事判决书判处有期徒刑，该判决认定：华美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证实华美公司的经济性质系全民所有制。未出庭证人徐某某、黄某某等人的证言及《合资协议书》却证实华美公司原系煤科院下属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当煤科院在1994年与名为集体所有制企业实为私营企业的原告达成《合资协议书》并变更华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后，华美公司的实际经营管理权已转移给原告。华美公司在由詹晓景担任法定代表人、总经理之后其经济性质已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即系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共同投资组成的联营企业。该判决认定，詹晓景利用担任联营企业华美公司总经理的职务便利挪用资金，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构成挪用资金罪。2013年，原告和两被告因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发生诉讼，该案二审判决认定，原告和煤科院签署的合资经营协议书未经有关部门审批，亦已不可能继续办理审批手续，故合资经营协议书关于原告通过增资方式成为华美公司股东的约定未生效。另查明，原告在经营华美公司期间，除开发“江山大厦”项目外，还从事了“江华大厦”和“绍兴路XXX号”项目。1996年2月7日，华美公司形成董事会会议纪要，议题有关江华大厦、江山大厦、绍兴路XXX号项目的相关情况，其中提及对于绍兴路XXX号项目系由原告独家投资，煤科院无力投入，同意单列项目处理。2001年，为催讨“江华大厦”的建设费用，案外人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起诉华美公司及案外人，一审案号(2000)沪一中民初字第23号，二审案号(2001)沪高民终字第307号，该案二审判决认定，1995年5月至1999年9月，华美公司共向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建设费用4,047万元。2008年，因“绍兴路XXX号”项目，案外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起诉华美公司，案号(2008)沪一中民二(民)初字第47号。该案判决认定，199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和华美公司就置换绍兴路XXX号房产签署协议，约定华美公司为该项目共需向上海人民出版社支付的对价总计1.2亿元。2014年，原告和两被告就本案所涉争议发生诉讼，案号(2014)浦民二(商)初字第1386号，该案审理中，经本院委托，上海东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华美公司的经营情况进行了审计，并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该意见书载明：至1999年8月31日原告尚欠华美公司50,715,730.04元，应付8家关联企业共计289,965,343.82元，应收应付关联企业轧抵后应付余额为229,332,931元。本案审理中，该鉴定意见书中所涉的前述8家关联企业向本院出具说明，载明前涉应付款系根据原告指示、代原告支付的投资款。2004年7月8日，华美公司与案外人上海江山大厦房地产有限公司签署《建设工程转让合同》，载明华美公司对江山大厦不再拥有实质性权益、又无力续建，上海江山大厦房地产有限公司替华美公司偿还所欠银行贷款回购所抵押的楼层，并偿还有关工程欠款，华美公司将江山大厦的建设开发权及江山大厦工程项目整体转让给上海江山大厦房地产有限公司。本案审理中，原告表示江华大厦所涉的4,047万元建设款及绍兴路XXX号的1.2亿元对价，如不在联营合同中结算，应从两被告应付原告款项中扣除。认定以上事实的依据为：历次诉讼裁判文书；1996年2月7日华美公司董事会会议纪要；(2014)浦民二(商)初字第1386号案件中的司法鉴定意见书；8家关联企业出具的说明；华美公司与案外人的《建设工程转让合同》；双方当事人当庭陈述。以上书证，经当庭举证、质证，其真实性及证明力可予确认，可以作为认定本案相关事实的依据。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案争议焦点之一在于各方当事人的法律关系。本院注意到，本案原、被告之间历经多次诉讼。其中，(1999)沪一中民初字第729、730号民事判决书中指出，原告和煤科院签订的《合作建造江山大厦协议书》及《合作建造江山大厦补充协议书(一)》的合同性质为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而煤科院和华美公司签订的《合作建造江山大厦协议书》的性质也为合建协议；上述协议均因房地产开发资质等问题而被确认无效。在该二案判决中同时指出，原告取得华美公司的经营管理权系基于原告和煤科院的合资经营协议，该协议与合建合同属于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且原告在经营华美公司期间亦非仅仅从事了江山大厦一个项目的开发，尚涉及其他的经营行为，原告投入华美公司用于建造江山大厦的资金以及其从华美公司抽走的资金应由华美公司与原告另行结算。(2002)沪一中刑初字第83号刑事判决则认定华美公司在由詹晓景担任法定代表人、总经理之后其经济性质已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即系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共同投资组成的联营企业，该案判决中也将詹晓景的身份定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中的一般企业工作人员而非国有单位从事公务或委派从事公务的人员。结合上述判决的相关认定，本院认为，原告和煤科院存在联合经营的情况，而华美公司即是联合经营所依托的主体。但原告基于联营关系控制华美公司后从事的行为，是否均属于联营范围，需要具体分析。从双方签约情况来看，原告和煤科院签署《合资经营上海华美房地产开发公司协议书》、联合经营华美公司的目的是合建江山大厦，因此，在原告控制华美公司期间所进行的与合建江山大厦相关的部分应属于原告和煤科院之间的联营范围。1996年2月7日华美公司董事会会议纪要的内容显示，关于华美公司购置绍兴路XXX号房屋的项目，项目系原告独家投资、以华美公司名义操作，煤科院因无力投入、同意单列项目处理，可见，绍兴路XXX号项目虽然是在原告控制华美公司期间发生，但该项目不属于原告和煤科院的联营范围。关于江华大厦的项目，1998年12月12日煤科院出具的承诺书显示，煤科院表示除了江山大厦相关权益外、不要华美公司开发的其他楼宇和面积，而在华美公司的经营过程中，煤科院除以投入江山大厦土地使用权的形式进行了投资外，在江华大厦的开发过程中并未进行投资，因此，本院认为江华大厦的项目亦不属于原告和煤科院的联营范围。原告在履行和煤科院的联营合同的过程中，与华美公司签订合作建造江山大厦的相关协议，并在取得华美公司经营权后，向华美公司进行了投资。本院注意到，系争的合建合同即原告和煤科院联营合同的实际内容已被生效判决认定无效，已无解除之必要；而该判决载明相关款项应由华美公司和原告进行结算，鉴于合同无效，因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根据另案中的审计报告，原告尚欠华美公司50,715,730.04元。双方另一争议焦点在于该审计报告中显示的原告关联企业向华美公司的投入是否可计入原告的投入，本案审理中，上述8家关联企业向本院出具的书面材料认可其投入的289,965,343.82元均系接受原告指示代原告向华美公司支付的投资款，因此本院认为，该些关联企业的投入应当计入原告的投入；根据同一审计报告中载明的应收应付关联公司轧抵后应付余额为229,332,931元，扣除前述原告欠华美公司的50,715,730.04元，华美公司共欠原告178,617,200.96元。鉴于合建江山大厦的合同已被认定无效，本院也已对原告投入资金进行处理，原告所称的联营合同内的资产和盈亏不存在再分配的问题。此外，(1999)沪一中民初字第729、730号民事判决中载明原告向煤科院支付了450万元的动迁款，鉴于相关合同无效，煤科院应向原告返还该450万元。两被告辩称，上述关联企业的投入实际系该些关联企业以华美公司房产抵押后向外贷款所得，因关联企业无法还款，该些房产均被法院执行，本院认为，目前并无证据表明相关债权人已实际实现抵押权，即使华美公司作为抵押人的房产被执行，其对债务人的追偿权也需在抵押权人实现抵押权后方才形成，因此，华美公司目前对该些关联公司并无债权，亦无从抵销该些关联公司向华美公司投款而形成的债权。两被告另辩称，原告的诉请已超过诉讼时效，本院认为，(1999)沪一中民初字第729、730号民事判决书虽然已经认定相关协议无效，但其中并未明确相关款项的结算期限及支付期限，相关款项也未完成结算，因此，两被告以该判决生效日作为诉讼时效起点的意见，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本案原告以联营合同作为案由起诉，本院的处理也以联营合同范围为限。江华大厦项目和绍兴路XXX号项目虽发生在原告控制华美公司时期，但如前所述，并不属于原告和煤科院联营合同范围；从形式上看，该二项目仅系原告借用华美公司名义而为；因此，该二项目的效力、相关资产的权属和所涉债权债务，本案不予处理，各方可另行主张。但原告控制华美公司开展上述二项目时，通过华美公司向外履行债务，其中根据(2001)沪高民终字第307号民事判决书显示，江华大厦项目中，1995年5月至1999年9月间，华美公司向案外人支付了工程款4,047万元；另根据(2008)沪一中民二(民)初字第47号民事判决书显示，就绍兴路XXX号项目，华美公司与案外人达成置换协议的对价为1.2亿元；原告表示上述款项如不属于联营范围，应在华美公司返还款中扣除。综上，华美公司前述所欠178,617,200.96元，扣除4,047万元和1.2亿元，华美公司还应向原告返还18,147,200.96元。原告另要求两被告共同承担相关责任，本院认为，相关款项的返还均基于合同无效产生，返还义务应由实际收款方承担，共同责任一说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华美公司的反诉请求系基于原告倒欠华美公司款项的基础提出，鉴于本院对于相关关联公司款项的认定，华美公司反诉请求的事实不复存在，故对华美公司的反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上海华美房地产开发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汕头经济特区江汕工贸公司投资款18,147,200.96元；二、被告中煤科工集团上海研究院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汕头经济特区江汕工贸公司动迁款450万元；三、驳回原告汕头经济特区江汕工贸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被告上海华美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反诉请求。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155,036元，由被告中煤科工集团上海研究院负担30,806元，被告上海华美房地产开发公司负担124,23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145,900元，由被告上海华美房地产开发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杜晓淳审 判 员  杨仁感人民陪审员  姚 月二〇一七年六月十二日书 记 员  王 未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