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黔0112民初545号原告唐国能，男，1950年6月15日出生，苗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原告唐朝香，女，1951年9月10日出生，苗族，住址同上，原告唐某3，女，1976年7月24日出生，苗族，住址同上，委托代理人范应普，贵州教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唐某4，男，1974年4月23日出生，苗族，住址同上，被告李某，女，1977年1月9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现住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第三人唐某1，男，2002年5月1日出生，苗族，住址同上，法定代理人唐某4、李某。第三人唐某2，男，2011年10月6日出生，苗族，住址同上，法定代理人李某、唐某4。第三人刘某1，男，2008年12月22日出生，苗族，住址同上，法定代理人唐某3。法定代理人刘某2，男，1977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原告唐国能、唐朝香、唐某3诉被告唐某4、李某、第三人唐某1、唐某2、刘某1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唐国能、唐朝香、唐某3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范应普、被告唐某4、李某、第三人唐某1、唐某2的法定代理人唐某4、李某、第三人刘某1的法定代理人刘某2、唐某3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唐国能、唐朝香、唐某3诉称，2014年，因乌当区泉丰城投公司收储土地依法征收了以原告为户主承包的位于乌当区××大××组的土地，在办理征收土地的丈量和土地补偿款领取手续时，两被告（征收时已离婚）未经家庭全体承包人员同意，对征收人员和村委会人员提供虚假陈述，声称以取得三原告的同意在家庭内部对承包土地进行了分割，擅自将以原告为户主承包的土地和林地进行划分丈量，并以原告唐国能、唐某3、被告唐某4、李某的名义分别在征收土地丈量表上签字确认各自的土地范围，在领取补偿款时又擅自代表三原告确定了各自的土地补偿款金额，从而将以原告唐国能为户主承包的被征收土地划为四份，土地补偿款亦划为不均等四份，其中唐国能一份，唐某3一份，唐某4一份，李某一份。位于大转弯二组的土地，在第一轮承包时，是以原告唐国能为户主，家庭成员有唐素珍（唐国能母亲）、唐朝香（唐国能妻子）、唐胜全（唐国能长子）、唐某4（唐国能次子）、唐某3六人共同承包。第二轮承包时，唐素珍过逝，唐胜全因分家单独立户，分取了自己的一份承包地和林地，并单独办理了第二轮土地承包证。故被征收土地第二轮承包时是以唐国能为户主，承包人口分别系唐朝香、唐某4、唐某3和唐国能四人承包的土地。在土地承包份额的分配上，按家庭成员第一轮承包的土地来确认，第二轮以唐国能为户主承包的土地中实为五份承包份额（唐素珍死亡后遗留的一份），由于唐素珍系原告唐国能的母亲，其生养死葬均由唐国能负责，故其承包份额在家庭内部应由原告唐国能、唐朝香享有，至此在家庭内部，原告唐国能、唐朝香实际应享有三份土地承包份额，原告唐某3享有一份承包份额，被告唐某4享有一份土地承包份额。而李某系第二轮土地承包后才与唐某4结婚，其第一轮、第二轮承包土地均是在其原户籍地承包，在原告家庭户内没有土地承包份额。上述承包土地被征收后获得的补偿款亦应按各自享有的承包份额来进行分配。上述承包土地、林地总计获得补偿款2934329.73元，按承包份额分配被告唐某4只能享有586865.9元，李某无权享有。但两被告在未经三原告同意的情况下，将其擅自进行划分，在分配时不但没有按照家庭成员土地承包份额进行分配，相反对没有承包土地的李某分配了土地征收补偿款，而对原告唐朝香，原告母亲唐素珍的土地承包份额应取得的补偿款不予分配，强行占有了大部分土地补偿款，侵犯了三原告的合法权益，故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判令：一、确认原告唐国能为户主所承包的土地被征收后所获得的土地征拨补偿款（包括附着物补偿等）由原告唐国能与唐朝香夫妻占五分之三份额，原告唐某3与被告唐某4各占五分之一份额，被告李某不享有上述补偿款的份额；二、两被告将多领取的土地征拨款1516208.14元返还三原告，两被告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三、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审理中，原告变更第一项诉请为：确认原告、被告唐某4及第三人共七人均等享有征收补偿款，每人应享有419189.90元。被告唐某4辩称，我对原告起诉的事实和请求没有意见。被告李某辩称，被征收土地的补偿款发放时间为2013年至2014年期间，原告2017年2月23日才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本案诉讼主体不适格，我领取的土地补偿费不是原告付给我的，原告认为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存在纠纷，应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提起诉讼和对政府征收部门提起行政诉讼。征地从丈量、划分、征收至发布《征地安置补偿方案》、《承包土地补偿费分配方案》均告知：如有不同意见，在规定期限内以书面形式送达。原告在2013年至2014年征收其与唐某4名下土地期间，未提出任何异议，不存在其合法权益受到侵犯的情形。我因婚迁居至户籍所在地的集体经济组织，依法享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有权参与被征土地的补偿款分配。原告主张按人口方式进行承包而非以户进行承包，以致把已故之人也纳入在内要求分配承包土地补偿费，违反法律规定。征地行为属于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法定职责，我无法实施，原告主张我提供虚假陈述缺乏证据，并且原告不是承包地所有权人，不能行使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承包地补偿费的分配权，况且该分配权已付诸实践超过2年，原告在法定期限内并未提出异议。因此，原告起诉的内容不属实。本案涉及的以唐国能为户主的承包地，在家庭内部以血亲关系分包后，我与唐某4共同经营管理。2013年至2014年期间，上述承包地被征收，村委及政府部门工作人员以各自的陈述经调查核实后，分别将承包地补偿费分配在唐国能、唐某3、唐某4、李某名下，其中，唐朝香与唐国能作为夫妻分配在唐国能名下，李某与唐某4因涉及离婚财产分割分配在各自名下，唐某3系刘某1的监护人，刘某1的补偿费在唐某3已领取的份额内。唐某4为了逃避对我支付离婚财产分割款，曾分别以“民间借贷”、“不当得利”恶意诉讼我后撤诉。现原告与唐某4相互串通，否认原承包土地已在家庭内部分包的事实，谎称两被告多领取承包地补偿款，提起虚假诉讼，企图转移我的财产，故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请。第三人唐某1述称，我要求参加分配。第三人唐某2述称，农村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全体家庭成员在家庭内都有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原告唐某3、被告唐某4由于结婚成家后分户另居，承包土地在家庭成员之间已进行分包，在家庭内部从未发生“土地确权”争议。原告唐国能为户主的承包地被征收，征收部门及村委会对征收土地进行测量等权属认定后，进行了公示，并按户分配补偿费，其中，唐国能与唐朝香作为夫妻关系为一户；唐某3系刘某1的监护人，二人为一户；李某与唐某4已离婚，各为一户，唐某1与唐某4生活，其份额包含在唐某4一户，我与李某生活，我的份额包含在李某一户。本案涉及的四笔土地补偿款系在2014年3月之前领取，即便存在争议，原告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第三人刘某1述称，我要求参加分配。经审理查明，第一轮土地承包时，原告唐国能户的家庭成员有唐素珍（唐国能母亲）、唐朝香（唐国能妻子）、唐胜全（唐国能长子）、唐某4（唐国能次子）、唐某3六人。第二轮土地延包时，唐素珍去世，唐胜全分家另居，并对其承包的土地单独办理了第二轮土地承包证，唐国能户的土地承包人口就为唐国能、唐朝香、唐某4、唐某3四人。之后，唐某4与李某结婚，生育了唐某1和唐某2，李某的户口亦迁移到唐国能户；唐某3结婚后生育了刘某1，至此唐国能户的家庭人口为：唐国能、唐朝香、唐某4、唐某3、李某、唐某1、唐某2、刘某1共八人。2012年10月29日，唐某4与李某在贵阳市××区民政局协议离婚，离婚协议内容为：唐某1归男方抚养，唐某2归女方抚养，互不支付生活费；位于乌当区大转弯杨梅山房屋一栋归男方所有，位于乌当区大转弯寨上房屋一栋归女方所有，乌当区大转弯杨梅山和土地双方平均分配。2013年至2014年3月，以唐国能为户主承包的土地被征收，贵阳市××区高新经济发展局和贵阳市××区阿栗村民委员会盖章的《北京东路沿线储备用地征地丈量登记公示表（大一组）》及《北京东路沿线储备用地征用土地兑现表（大一组）》显示，唐国能户被征土地总面积为4.6679亩，补偿金额（含附着物补偿）为455300.38元；唐某3户被征土地总面积为4.2552亩，补偿金额（含附着物补偿）为375955.31元；唐某4户被征土地总面积为20.6309亩，补偿金额（含附着物补偿）为1789428.87元；李某户被征土地总面积为2.8896亩，补偿金额（含附着物补偿）为313645.17元。其中，唐国能户的补偿款系打入唐国能账户，但兑现表上系李某代签名捺印，唐某3户的补偿款系其爱人刘某2签字领取，唐某4户与李某户的补偿款系双方各自签字领取。2017年2月24日，原告遂诉至本院要求如前所诉。另查明，唐某4领取补偿款后，购置了房屋，并支付了部分款项给李某，唐某4曾以民间借贷、不当得利起诉李某后撤诉。审理中，原告以被告未经家庭全体承包人员同意，提供虚假陈述，擅自将以原告为户主承包的土地和林地划分为不均等的四份，擅自代表原告确定了各自的土地补偿款金额，强行占有了大部分土地补偿款，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由，坚持其诉讼请求；被告唐某4同意原告的诉请；被告李某则以承包土地被征收前在家庭内部已进行分割，土地征收时亦进行了公示，原告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为由，不同意原告的诉请。为此，经本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上述事实，有原、被告及第三人陈述、原告提供的身份证、户口簿、土地承包证、林权登记申请表、权属依据、林地承包合同、《北京东路沿线储备用地征用土地兑现表（大一组）》、银行流水清单、房屋交易记录、进账单、离婚证、民事裁定书、被告李某提供的身份证、离婚证、离婚协议书、《北京东路沿线储备用地征地丈量登记公示表（大一组）》、储蓄业务凭证、银行流水清单、传票等证据在案佐证，且所有证据经庭审质证属实，可以采信。本院认为，合法的民事行为受法律保护。本案中，原、被告争议的土地补偿费，在《征地丈量登记公示表》及《征用土地兑现表》上已明确载明各户的被征土地面积、附着物及补偿金额，可见，以唐国能为户主承包的土地在被征收前其家庭内部已进行分割。原告提供的村委会证明，被告李某不认可，且该证明不能对抗《征地丈量登记公示表》及《征用土地兑现表》，故本院不予采信。原告主张被告提供虚假陈述，擅自将原告为户主承包的土地和林地划分为不均等的四份，并代表原告确定各自的土地补偿款金额，其负有举证责任，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事实成立，且原告唐国能户应得的补偿款已由其收取，原告唐某3户应得的补偿款亦系其爱人刘某2签字领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对原告主张的事实，本院不予认定。以原告唐国能为户主承包的土地在被征收前其家庭内部已进行分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七条“民事法律行为从成立时起具有法律约束力。行为人非依法律规定或者取得对方同意，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剥夺和非法限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承包土地的权利。”、第九条“国家保护集体土地所有者的合法权益，保护承包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第十六条“承包方享有下列权利：（二）承包地被依法征收、征用、占用的，有权依法获得相应补偿；”的规定，原告要求重新分配被征土地补偿费，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同时，原告在2014年3月之前领取被征土地补偿款时，其应当知道合法权益是否受到侵害，原告于2017年2月24日才提起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一百三十七条“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的规定，对被告李某提出原告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本院予以采纳。因此，原告的诉请，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七条、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第九条、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唐国能、唐朝香、唐某3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446元，由原告唐国能、唐朝香、唐某3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赵益连人民陪审员  舒 静人民陪审员  杨成明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龙正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