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20）湘0304行赔初5号 原告周炳文，男，1952年8年31日出生，汉族，湘潭市人。 原告**，男，1979年3月20日出生，汉族，湘潭市人。系周炳文之子。 委托代理人李银，女，1978年10月2日，汉族。系**之妻。 原告周利，女，1976年12月8日出生，汉族，湘潭市人。系周炳文之女。 三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李志伟，湖南湘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湘潭市雨湖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原名湘潭市雨湖区城市管理和行政执法局），住所地湘潭市雨湖区桔园路85号。 法定代表人龙江，局长。 委托代理人颜俊，湘潭市雨湖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张子顺，湖南湘晋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湘潭市雨湖区土地和房屋征收事务所，住所地湘潭市广云路55号培英综合楼。 法定代表人陈广，所长。 委托代理人戴毅，湘潭市雨湖区土地和房屋征收事务所工作人员。 第三人湘潭市雨湖区优化人居环境事务中心，住所地湘潭市雨湖区建成路城郊公园雅筑对面。 法定代表人王律，主任。 委托代理人唐溪婕，湘潭市雨湖优化人居环境事务中心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李启昊，湖南湘晋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周炳文、**、周利诉被告湘潭市雨湖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以下简称雨湖区执法局），第三人湘潭市雨湖区土地和房屋征收事务所（以下简称雨湖区征收事务所）和湘潭市雨湖区优化人居环境事务中心（以下简称雨湖区优居中心）行政赔偿一案，于2018年8月28日向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22日作出（2018）湘0302行赔初5号行政赔偿判决，驳回原告周炳文、**、周利的诉讼请求。三原告不服该判决，向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9年11月15日，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湘03行赔终12号行政赔偿裁定书，以原审认定事实不清，违反法定程序为由，裁定撤销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2018）湘0302行赔初5号行政赔偿判决，指定湘潭市岳塘区人民法院重审。本院于2020年3月11日立案受理后，于2020年3月20日向被告雨湖区执法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等应诉材料。因雨湖区征收事务所和雨湖区优居中心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追加其为第三人参加诉讼。2020年5月4日，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周炳文、**、周利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李志伟，**的委托代理人李银，被告雨湖区执法局的委托代理人颜俊、张子顺，第三人雨湖区征收事务所的委托代理人戴毅，第三人雨湖区优居中心委托代理人唐溪婕、李启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周炳文、**、周利共同诉称：刘玉兰诉被告确认行政违法一案，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7月23日作出（2016）湘0302行初11号行政判决，确认“被告湘潭市雨湖区城市管理和行政执法局2016年2月1日，将刘玉兰坐落于湘潭市雨湖区万楼街道繁城村民组的房屋第三、四层拆除的行政行为违法。”此判决已生效。刘玉兰此房屋有国有土地使用证，土地使用面积122.2平方米；此房第三、四层建筑面积都是130平方米，两次合计260平方米。此房屋同地段住房价格均价为每平方米6500元，260平方米住房灭失的直接损失为169万元；同时房屋内装饰、物品等一并灭失，价值26万余元。故被告的违法拆除行为共计给刘玉兰造成损失205万元。刘玉兰已于2017年5月24日过世，原告周炳文系其丈夫、原告**系其儿子、原告周利系其女儿，刘玉兰无其他继承人。三原告于2018年5月2日邮寄国家赔偿申请书给被告，被告于2018年5月3日收到。但被告收到申请后未在两个月内答复三原告。因此，三原告特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赔偿违法拆除刘玉兰坐落于湘潭市雨湖区万楼街道繁城村民强组第三、四层的损失205万元（房屋灭失损失169万元，装饰、物品损失26万元）。 原告周炳文、**、周利共同提供以下证据： 1、三原告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三原告的基本情况； 2、万楼街道繁城村村民委员会证明，拟证明诉争房屋权利人刘玉兰于2017年5月过世，三原告系其全部的法定继承人； 3、（2016）湘0302行初11号行政判决书，拟证明生效判决确认被告2016年2月1日拆除刘玉兰三、四层房屋的行为违法； 4、快递单、快递单查询结果，拟证明三原告2018年5月2日向被告邮寄送达赔偿申请书，被告于2018年5月3日收到，但拒不赔偿，也未答复； 5、土地登记申请书、土地登记审批表、土地登记卡、国有土地使用证，拟证明刘玉兰1998年建造房屋，于2005年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整栋房屋1至4层都是合法的。该房即使之前存在违法行为，也已经过了处理，取得了土地使用权证。土地登记卡载明使用面积为122.22平方米，建筑容积率为3.00，建筑密度为1.00，并且注明了三层，该指标明确证明，122.22平方米土地全部建筑了房屋，房屋为三层； 6、收据，拟证明刘玉兰的房产证及相关资料（证据4的资料）已交给了雨湖区土地和房屋征收事务所李志平。 被告雨湖区执法局对三原告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该份证据只能说明三原告与相对人刘玉兰存在亲属关系，不能证明系刘玉兰的全部合法继承人，达不到原告主体适格的证明目的；对证据3三性均无异议；对证据4快递单的三性无异议，因为刘玉兰的房屋损失已经得到实际补偿，被告对其进行了口头答复，不是不予理睬；对证据5土地登记申请书、土地登记审批表、土地登记卡、国有土地使用证，对于其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①该土地登记卡所显示的只是房屋的现实状况，房屋是否合法应当以房产证明为准，原告并没有提供；②该国有土地使用证只显示使用权的面积并没有地上附着物合法性的证明，而且其权证面积也只有122.22㎡；对证据6该份证据正好和被告提交的证据4、5相对应，可以说明刘玉兰已经就该部分在湘潭市雨湖区土地和房屋征收事务管理办公室获得了足够补偿，并自愿交付了权证，原告无权在本案中再次主张。 第三人雨湖区征收事务所对三原告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三性无异议；证据2房屋所有权人是刘玉兰，原告**只是作为签订协议的代理人，他无权提起赔偿，补偿款已经补给刘玉兰；证据3、4与第三人无关；对证据5、6三性无异议。 第三人雨湖区优居中心对三原告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2、3与被告的质证意见一致；证据4与第三人雨湖区优居中心无关；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合法性、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仅证明了其土地使用权面积，不能证实其所取得的合法房屋权证面积，而根据三原告与房屋收购部门所签订的收购协议来看，该协议对其房屋的合法权证面积及未登记建筑面积均作了明确的分类和计价，其房屋面积的认定应当以收购房屋时双方共同签订的收购协议的约定计算为标准；对证据6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该收据清楚的显示了仅收到三原告的国土证原件一本，并且写了权证编号，而房产证一栏已经划掉了，足以说明三原告并没有办理房屋产权登记。 被告雨湖区执法局辩称：三原告实际损失已由征收部门实际弥补，被告雨湖区执法局无需承担二次赔偿责任。关于三原告实际损失问题，首先，就建筑性质而言，涉案房屋客观上并未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也不具备参照合法建筑进行认定的其他条件，只能按照违法建筑计算其价值。其次，就建筑面积而言，根据被告雨湖区执法局提交的证据4，涉案房屋总面积为487.96㎡，其中含第三层112.8㎡砖混结构房屋，12.38㎡混合结构炮台，7.94混合结构过道及37.2砖木结构杂物和91.54砖木结构主屋第四层加层，征收部门按照相应政策分别进行了分类计算，上述事实认定准确客观，原房屋权利人刘玉兰亦通过其代理人对上述事实进行了确认，并于2016年3月25日签订《湘潭市土地上房屋收购补偿协议书》，将涉案房屋的三、四层（包括炮台、过道）及房屋装饰装修、有关物品、户外设施等补偿项目均约定在收购补偿总金额188万元内，不存在认定不清，证据不足的问题。 被告雨湖区执法局提供以下证据： 1、《检查笔录》、《询问调查通知书》（存根）、《行政执法现场勘验笔录》（含照片）、《询问笔录》，拟证明①经被告调查了解，原告不能够提供有效规划许可证，房屋三、四层系违章建筑；②涉案房屋一二层有证部分面积为226.1㎡，三四层违建部分合计217.69㎡； 2、潭规协字（2016）第011号《规划专业意见复函》，拟证明经规划部门核查，涉案房屋并未获得规划许可，确系违章建筑； 3、潭雨行限拆告字（2016）第1303003号《限期拆除告知书》及送达回执，拟证明被告已将违法建设事实及应当承担的法律后果告知原权利人刘玉兰，并实际送达到位； 4、《湘潭市国有土地上房屋收购补偿协议书》，拟证明原权利人对刘玉兰已就房屋整体收购与湘潭市雨湖区土地和房屋征收事务管理办公室达成合意，房屋有证和无证部分均已获得实际补偿。协议生效并实际履行后，原告对涉案房屋不再享有物权上的权利，不可就房屋价值进行主张，其实际继承的是征收部门支付的补偿款； 5、收款收据及银行转账凭证，拟证明刘玉兰已受领上述款项，收购补偿协议实际履行完毕。 三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检查笔录是以刘玉兰正在进行违法建设为由，事实上刘玉兰当时并没有建房，该份笔录系被告捏造的。询问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询问人的陈述可以证明刘玉兰的房屋一直是四层，是1998年一次性建成，两个证人都是这样陈述的，内容完全一致。对于被询问人陈述的未取得规划许可证这个内容不是事实，被询问人无从得知刘玉兰是否取得规划许可手续；对证据2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①形式不合法，没有经办人员的签字；②内容违法，本案的房屋是1998年就建成，适用规划许可的法律法规不准确，规划局并没有认定涉案房屋违反了城市规划。无论是依据90年的城市规划法还是依据现在的城乡规划法，经过规划部门同意才能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也就是说我们取得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就是已经取得规划部门的同意；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有异议，涉案房屋是1998年建成，适用的是2008年的城乡规划法；证据4请法庭核实该份证据的真实性，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签订协议的时候刘玉兰的三、四层已经被拆除，湘潭市国有土地房屋收购协议书中并没有包括三、四层测补偿。房屋收购补偿协议书刘玉兰没有在合同上签字，合同签名的乙方处没有任何人签字，只是原告**在负责人的后面签名。跟刘玉兰之间没有一个合法有效的补充协议；对证据5的三性均没有异议。 第三人雨湖区征收事务所对被告提供的证据无异议。 第三人雨湖区优居中心对被告提供的证据无异议。对委托协议做个说明，房屋收购的时候刘玉兰有个授权委托书，委托给原告**，征收协议的签订四项均是由原告**代理。 第三人雨湖区征收事务所述称：第三人雨湖区征收事务所没有对刘玉兰所有的湘潭市雨湖区万楼街道繁城村民组的房屋第三、四层进行拆除，本案拆除的主体为被告雨湖区执法局，第三人雨湖区征收事务所不是本案适格主体，不对三原告予以赔偿。第三人雨湖区征收事务所作为征收实施单位，依法对刘玉兰所有的湘潭市雨湖区万楼街道繁城村民组的房屋进行征收，征收程序合法，无违法违规的情形。征收过程中，第三人雨湖区征收事务所不仅对刘玉兰产权面积的房屋进行了补偿，还对产权面积以外的生产生活所需的建筑及各方面予以了补偿。三原告诉请的刘玉兰所有的湘潭市雨湖区万楼街道繁城村民组的房屋第三、四层以及房屋装饰装修、有关物品、户外设施等实际上第三人雨湖区征收事务所已经予以了补偿，并与刘玉兰的代理人原告**签订了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且原告**于2016年3月29日已经领取了该房屋的征收补偿款，征收协议已经履行完毕，三原告起诉再次要求补偿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第三人雨湖区征收事务所未向法庭提供证据。 第三人雨湖区优居中心述称：一、第三人雨湖区优居中心不是国家赔偿义务主体，因为本案所确认的行政违法主体不是第三人雨湖区优居中心。二、三原告已领取协议约定房屋补偿款项，其损失已予以弥补，不应再给予国家赔偿。三原告已签订房屋收购补偿协议，第三人雨湖区优居中心已按照协议的约定支付了房屋补偿款项，该协议中已对没有办理权证的房屋进行了计价补偿，且三原告已领取该笔款项，现重复要求进行赔偿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综上三原告要求国家赔偿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足，请求本院依法驳回三原告的起诉。 第三人雨湖区优居中心向法庭提供了以下证据：房屋征收授权委托书复印件，拟证明原告**系受刘玉兰委托办理的签订房屋收购事宜。 三原告对第三人雨湖区优居中心提供的证据质证如下：真实性请法庭核实，对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授权委托的内容是对房屋进行征收，本案的房屋自始至终都没有被征收，协议也是被收购，也没有任何房屋征收的公告或文件。授权委托书的时间没有，内容也不完整。 被告雨湖区执法局、第三人雨湖区征收事务所对第三人雨湖区优居中心提供的证据无异议。 本院对三原告、被告以及第三人雨湖区优居中心提供的证据作如下认定：原告周炳文、**、周利提供的证据1-4、6的真实性、合法性，本院均予认可。原告周炳文、**、周利提供的证据5，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对整栋房屋1至4层都是合法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其证明目的部分予以认可。被告雨湖区执法局的提供的证据1-5，第三人雨湖区优居中心提供的证据均符合行政诉讼证据规则，本院予以采信。 根据以上确认的有效证据并结合当事人的当庭陈述，本院认定以下案件事实： 刘玉兰与原告周炳文系夫妻，二人生有一儿一女分别为原告**与周利，2017年5月24日，刘玉兰去世时父母均不在世。刘玉兰于1998年在湘潭市雨湖区万楼街道（原护潭乡）繁城村民强组建有私房一栋，并于2005年12月23日经土地登记审批办理了潭国用（2005）字第1301135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和土地登记卡，该《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载明：“土地使用权人为刘玉兰；坐落雨湖区护潭乡繁城村民强组；地类（用途）为城镇单一住宅用地；使用权类型为划拨；使用权面积为122.2㎡，其中独用面积为122.2㎡”，另该土地登记卡载明：“权属性质为国有土地使用权；建筑物占地面积122.22㎡；建筑物类型为楼房（砖3）”等内容。2016年2月1日，被告雨湖区执法局将刘玉兰的涉案房屋第三、四层予以强制拆除。2016年2月16日，刘玉兰不服该强制拆除行为向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2月22日立案后，于2016年3月15日开庭审理。2016年3月25日，因涉案房屋面临征收，原告**作为刘玉兰的委托代理人就涉案房屋与湘潭市雨湖区土地和房屋征收事务管理办公室签订了《湘潭市国有土地上房屋收购补偿协议书》，协议书中载明：“被收购房屋建筑面积487.96㎡，其中住宅用房226.1㎡（包含一层、二层混合结构房屋），其他房屋261.98㎡（包括112.8㎡第三层砖混结构房屋、12.38㎡混合结构炮台、7.94㎡混合结构过道以及37.2㎡砖木结构杂物和91.54㎡砖木结构主屋第四层加层）；被收购房屋补偿金额为1193222元（其中：一、二层住宅用房226.1㎡补偿金额873424元，12.38㎡炮台补偿金额47823元，7.94㎡过道补偿金额30672元，112.8㎡第三层房屋补偿金额169200元，37.2㎡杂物补偿金额44640元，91.54㎡主屋第四层加层补偿金额27462元），被收购房屋装修装饰、附属设施及其他补偿金额为169045元（包含装修装饰、有线电视移装、电话机移装、空调机移装、热水器移装、多媒体、水电开户以及其他各项户外设施等补偿项目），各项奖励补助金420896元，相关遗留问题作个案处理增补100694元，被收购房屋补偿款总计1880000元”。该协议签订后，刘玉兰于2016年3月27日将国有土地使用证原件等移交给湘潭市雨湖区土地和房屋征收事务管理办公室。2016年3月29日，原告**领取了上述征收补偿款。2016年7月22日，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湘0302行初11号行政判决书，判决确认被告将刘玉兰涉案房屋第三、四层的强制拆除的行政行为违法。由于双方均未上诉，故该行政判决已生效。2017年5月24日，刘玉兰去世。2018年5月2日，三原告向被告邮寄了《国家赔偿申请书》。次日，被告收到该申请书，但至今未予以书面答复，三原告于2018年8月28日向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第四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四）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国家赔偿以支付赔偿金为主要方式。能够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的，予以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第三十六条规定，“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伤害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三）应当返还的财产损坏的，能够恢复原状的恢复原状，不能恢复原状的，按照损害程度给付相应的赔偿金；（四）应当返还的财产灭失的，给付相应的赔偿金；……（八）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本案中，三原告系涉案被拆除房屋原权利人刘玉兰的继承人，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湘0302行初11号行政判决书，确认被告雨湖区执法局拆除房屋行为违法，已发生法律效力，故被告雨湖区执法局系本案的赔偿义务机关，其强制拆除行为给三原告造成的各项财产损失应予以赔偿。由于涉案房屋位于征收拆迁范围内且已经被拆除，物品财产因存放时间长，保管不善，不具备使用价值的可能性较大，因此赔偿方式以支付赔偿金为宜。且根据全面赔偿责任原则，应保障原告因侵权获得的行政赔偿不低于依法征收所应得到的补偿，原告因征收应获得的补偿利益，属于其受到的直接损失。 关于本案赔偿项目与赔偿数额的确定问题，2016年3月25日，原告**作为刘玉兰的委托代理人与第三人雨湖区征收事务所签订了《湘潭市国有土地收购补偿协议书》，协议签订后，**代刘玉兰领取了188万的补偿款。该《湘潭市国有土地收购补偿协议书》系刘玉兰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该协议约定12.38㎡炮台补偿金额47823元，7.94㎡过道补偿金额30672元，112.8㎡第三层房屋补偿金额169200元，37.2㎡杂物补偿金额44640元，91.54㎡主屋第四层加层补偿金额27462元，被收购房屋装修装饰、附属设施及其他补偿金额为169045元（包含装修装饰、有线电视移装、电话机移装、空调机移装、热水器移装、多媒体、水电开户以及其他各项户外设施等补偿项目。）因此，被告雨湖区执法局强制拆除的刘玉兰涉案房屋第三、四层造成的房屋主体损失，已经由第三人雨湖区征收事务所进行了补偿，故被告雨湖区执法局无需对刘玉兰涉案房屋第三、四层房屋主体进行二次补偿。对三原告提出要求被告雨湖区执法局赔偿房屋灭失损失169万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房屋内装饰、物品的损失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十七条规定，“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案件中，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就损害情况举证的，应当由被告就该损害情况承担举证责任。对于各方主张损失的价值无法认定的，应当由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申请鉴定，但法律、法规、规章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一方当事人申请鉴定，但法律、法规、规章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时依法应当评估或者鉴定的除外；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拒绝申请鉴定的，由其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当事人的损失因客观原因无法鉴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的主张和在案证据，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生活常识等，酌情确定赔偿数额。”本案中，协议已对房屋装修装饰进行了补偿，但协议未对房屋内的物品进行补偿，被告雨湖区执法局应对强拆导致的刘玉兰的物品损失进行赔偿。因被告雨湖区执法局对拆除房屋时的状况仅提交了两张现场照片，未能提交当时屋内物品情况的视频资料及清点移交清册等证据，故被告雨湖区执法局应对三原告主张的财物损失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对涉案建筑第三、四层的物品损失，三原告也未提供物品损失清单及相应凭据，根据湘潭市市区的一般生活水平，本院酌情认定物品损失赔偿金额为2万元。综上，被告雨湖区执法局应赔偿原告周炳文、**、周利物品损失2万元，对三原告要求赔偿装饰、物品损失26万元的诉讼请求，本院部分予以支持。 被告雨湖区执法局关于三原告实际损失已由征收部门实际弥补，被告雨湖区执法局无需承担二次赔偿责任的辩解意见，本院部分予以采信。第三人雨湖区征收事务所关于第三人雨湖区征收事务所没有对刘玉兰的房屋第三、四层进行拆除，本案拆除的主体为被告雨湖区执法局，第三人雨湖区征收事务所不是本案适格主体，不对三原告予以赔偿的述称意见，本院予以采信。第三人雨湖区优居中心关于第三人雨湖区优居中心不是国家赔偿义务主体的述称意见，本院予以采信。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六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湘潭市雨湖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一次性赔偿原告周炳文、**、周利涉案房屋三、四层物品损失2万元。 二、驳回原告周炳文、**、周利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照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赖 浩 翔 人民陪审员 陈 晓 妹 人民陪审员 刘 利 君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日 书 记 员 曾龚一晔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 第六条第一款受害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权要求赔偿。 第六条第二款受害的公民死亡，其继承人和其他有扶养关系的亲属有权要求赔偿。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十五条受害的公民死亡，其继承人和其他有抚养关系的亲属以及死者生前抚养的无劳动能力的人有权提起行政赔偿诉讼。 第三十三条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者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