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383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杜十妹，女，1956年7月29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上诉人（原审原告）：何浩贤，男，1988年1月15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惠仪，广东卓盈律师事务所律师。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子彤，广东卓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戴碧燕，女，1965年3月24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姚丽芸，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政安，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杜十妹、何浩贤因与被上诉人戴碧燕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5民初110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0日立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杜十妹、何浩贤共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戴碧燕向杜十妹、何浩贤偿还借款本金60万元及利息（自2018年5月25日起，按月息1%计算至戴碧燕还款之日止）；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戴碧燕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以何应新与戴碧燕之间没有签订借款协议，转款时没有注明款项用途为借款为由，从而认定何应新与戴碧燕之间不存在借款关系，属法律适用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签订书面借款协议并非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成立的必要条件，借贷关系可以依口头协议形成，自然人之间的借贷关系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本案中，何应新与戴碧燕之间此前存在姻亲关系，要求戴碧燕出具借据会认为“有伤面子”、“有失人情”，且何应新向戴碧燕转款时已经是68岁的老人，并患重病，通过银行转账支付借款以及戴碧燕未向何应新出具借条等债权凭证的情节，与常理并不相悖。一审法院以“何应新与戴碧燕之间没有签订借款协议，何应新转账60万元给戴碧燕时，没有明确注明款项用途为借款，”从而认定“原告主张戴碧燕向何应新借款60万元依据不足。”显然与上述法律规定不符。二、一审法院认定涉案款项属于赠与，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对于赠与事实的证明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作出了规定，戴碧燕主张何应新转账至戴碧燕账户的款项属于赠与，应当承担举证责任，该事实的证明标准应达到前述规定的证明力程度，即要求戴碧燕对其提出的赠与的事实主张，应提供充分的证据以达到足已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否则，其主张赠与的待证事实不应认定。本案中，戴碧燕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具体理由为：1.赠与必须有赠与人明确有赠与的意思表示。本案中，何应新跟伍婉霞并没有签订书面的赠与合同，戴碧燕也没有提出任何证据证明何应新有将60万元赠与给伍婉霞的明确意思表示。2.涉案款项是转账给戴碧燕，并非伍婉霞个人收取，上述转款的行为并不符合一般赠与的交付习惯，戴碧燕对此解释是“因何浩贤花钱厉害，与多名女性有不正当关系，且存在其他债务纠纷，影响其父母、配偶，所以将款项转给戴碧燕代为保管。”但从戴碧燕提交的《离婚协议书》来看，何浩贤只是存在信用卡消费的习惯，以及有向普惠借贷11万元，债务风险完全可控。何浩贤虽有婚内出轨行为，但并非与多名女性有不正当关系，婚姻关系期间家庭的一切日常开销也基本由何浩贤负担。戴碧燕的陈述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不可采信。3.结合当今现实情况，赠与一般发生在父母与子女之间、夫妻之间、恋人之间等感情较为亲密的关系，何应新跟伍婉霞之间只是翁媳关系，何应新的日常起居生活由杜十妹照料，伍婉霞没有尽过扶养义务，何应新与伍婉霞之间感情关系一般。此外，何应新与杜十妹夫妻并非富裕之家，两人已退休多年，仅凭积蓄以及退休金生活，平时生活省吃俭用，大额花费都在看病上，涉案款项对于何应新而言，并非一笔小数，不可能轻易赠送给关系一般的伍婉霞。4.从戴碧燕提交的《保证书》（2015年11月10日）、《证明书》（2015年11月10日）来看，伍婉霞与何浩贤于2013年结婚，2015年开始感情出现危机，双方已经协商离婚事宜，并明确此离婚决定“与任何第三者无关”。由此可见，伍婉霞与何浩贤的婚姻关系长期不和，以致后期出现第三者。假设何应新知道伍婉霞与何浩贤的婚姻问题，如何防止因离婚导致家庭财产被分割才符合正常人的思维逻辑，但戴碧燕却主张“2017年4月一名叫杜绮玲的女子称有了何浩贤的孩子，要求伍婉霞与何浩贤离婚，何应新表示给100万元给伍婉霞，希望伍婉霞不要和何浩贤离婚，如果他去世之后，伍婉霞还是决意要离婚，这笔款也可以给他们母子作为生活保障”，按照该说法，2017年4月何应新就同意赠与l00万，与何应新的实际转款时间2018年5月24日的时间点不一致；其次，按照该说法，何应新已经预知到自己未来一年会死亡，伍婉霞以及何浩贤会在何应新死亡之后离婚，而且伍婉霞以及何浩贤协议离婚时，会将双方婚生子的抚养权归伍婉霞，岂不滑稽？事实上，何应新转款时已患重病，根本不可能顾及儿子何浩贤与伍婉霞的婚姻感情是否出现问题。何应新与杜十妹也不可能插足何浩贤与伍婉霞之间的夫妻感情生活。而且，何应新转款时，何浩贤与伍婉霞并未离婚。所以，戴碧燕辩称何应新基于儿子何浩贤婚内出轨导致伍婉霞欲离婚而提出赠与60万元的解释与事实不符，且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何应新与戴碧燕之间不存在涉及该款的其他经济纠纷，故何应新的给付行为应认定为出借款项。戴碧燕辩称，不同意对方的上诉请求。具体理由是：一、杜十妹、何浩贤主张案涉款项是借款，违背客观事实、缺乏法律依据。1.杜十妹、何浩贤提出没有签订书面借款合同是因为出具借据会“有伤面子”、“有失人情”，杜十妹、何浩贤又主张，该借款的借期是半年，利息按月息1％计收。这两项主张自相矛盾，有违常理。首先，案涉款项60万元数额大，即便是亲属之间也通常会签订合同，不会有伤人情、有失面子。其次，杜十妹、何浩贤自认案涉款项对何应新而言不是一笔小数目，为了保证戴碧燕履行后续的还款义务，何应新更应要求戴碧燕签借款合同或书写借据。如果借期为半年，属于亲属之间临时周转，还约定收取1％的月息，那就已经不是出于人情借款，反而有失人情了。由此可见，杜十妹、何浩贤的主张自相矛盾，违背社会常理。2.杜十妹、何浩贤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杜十妹、何浩贤主张案涉款项是借款，应提供债权凭证。本案中，杜十妹、何浩贤仅提供转账流水，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其主张应予驳回。二、案涉款项是何应新赠与伍婉霞母子的款项，该事实有证据支撑，也符合生活常理。1.何应新与伍婉霞母子之间存在亲属关系，伍婉霞的儿子何振玮是何应新唯一的孙子。何应新与何振玮感情深厚，伍婉霞也贤淑孝顺。2.何浩贤与多名女性存在不正当关系。何浩贤2015年11月写《保证书》时，在外已有第三者，只是其声称离婚是自愿离婚，不是因为婚外第三人的影响而决定离婚。2018年9月，何浩贤写的文件称其不再与婚外第三人往来，如果离婚，何浩贤愿意放弃一切个人财产，愿意接受伍婉霞提出的一切补偿要求。夫妻关系中，并非一方每出轨一次即书写一次保证书。何浩贤已写了两次保证书，均提到第三者，由此可见其在婚姻关系中常有过错。且从其在2018年9月写的保证书可知，何浩贤希望伍婉霞不要与其离婚。因此可知并不是因为双方感情不好，所以是何浩贤出轨成性，在不同的女人之间不断地来回摇摆，严重伤害了伍婉霞的感情。3.何应新家中经济条件优渥、有多套房产，伍婉霞母子经济条件一般。从何浩贤和伍婉霞签订的《离婚协议书》可知：离婚后伍婉霞母子暂时寄住在广州市海珠区宝岗大道旭逸街1号1002房（以下简称1002房），伍婉霞母子找到新的住所后应该搬走。4.何浩贤花钱厉害，多处借款用于消费，祸患殃及父母妻子，这一点可以从何浩贤写的《证明书》、《保证书》和其他文件中反映出来。何应新与何振玮感情深厚，何浩贤到处拈花惹草、借钱挥霍，何应新对唯一的孙子何振玮充满期待。何应新是一位普通的中国老人，跟绝大多数中国老人一样希望家庭圆满，特别是不想自己有生之年看到儿子儿媳离婚，孙子可能要跟伍婉霞在外飘零。所以当2017年4月杜绮凌称怀有何浩贤的孩子，要求何浩贤和伍婉霞离婚时，何应新为了安慰、稳住伍婉霞，提出给伍婉霞100万元，希望伍婉霞不要在何应新有生之年跟何浩贤离婚，是合情合理的。同时该款项可以保障伍婉霞母子的生活，由于何浩贤花钱厉害，为了妥善保管案涉款项，何应新、杜十妹、伍婉霞和戴碧燕商量之后，该笔款项转到戴碧燕的账户。另外，戴碧燕并不存在需要向何应新借款的事由。因为根本不存在生产队分房这回事，不存在需要支付购房款或者房屋装修款，而且戴碧燕经济条件良好，每月有固定的退休金，还有社里分红，以及两间商铺和房屋出租，光每月租金就有17500元以上。何应新款项转账给戴碧燕之后，知道戴碧燕没有其他用途，何应新就推荐戴碧燕将款项购买理财产品，戴碧燕根据何应新的推荐，由何应新和杜十妹陪同戴碧燕去银行，由何应新代为操作使用该款项购买了理财产品。杜十妹、何浩贤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戴碧燕立即向杜十妹、何浩贤偿还借款本金60万元及利息（自2018年5月25日起，按月息1%计算至戴碧燕还款日止，暂计至2019年5月9日为698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戴碧燕承担。根据广州市海珠区退管办2019年5月7日出具的《关于何应新档案记录说明》记载，何应新与杜十妹是夫妻关系，与何浩贤是父子关系。伍婉霞是戴碧燕的女儿。伍婉霞与何浩贤于2013年2月25日登记结婚，于2014年5月30日生育儿子何振玮，于2019年1月14日办理离婚手续。何应新于2018年7月21日死亡。双方当事人确认何应新的父母先于何应新死亡。杜十妹、何浩贤提交交通银行个人客户交易清单，显示2018年5月24日，何应新通过其尾号为0770的账户向戴碧燕转账60万元。戴碧燕确认收到该款项。杜十妹、何浩贤主张上述款项是借款，因双方当时是亲属关系，所以没有写借条或签订借款合同，双方口头约定借期半年，月息1%。戴碧燕主张上述款项是赠与给伍婉霞母子，因何浩贤花钱厉害，与多名女性有不正当关系，且存在其他债务纠纷，影响其父母、配偶，所以将款项转给戴碧燕代为保管。戴碧燕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以下证据：1.伍婉霞与何浩贤2019年1月14日签订的《离婚协议书》，载明因男方出轨过错致使夫妻感情破裂，双方自愿离婚，儿子何振玮由女方抚养……双方在婚后购有粤Ａ×××××牌汽车一辆，双方共同出售该车辆，出售价由双方各得50%，男方名下的信用卡债务由男方自行承担，男方在2017年4月26日向平安普惠借贷的110000元债务由男方自行承担，等。2.2015年11月10日何浩贤出具的《证明书》及《保证书》，内容分别为“本人从即日起如有任何金钱债务纠纷与伍婉霞及父母无关，特此证明”、“本人现与伍婉霞正式离婚，此决定为本人自愿，与任何第三者无关，本人不会参与任何何应新名下财产分割，关于儿子何振玮抚养权一事服从相关部门合理安排，特此证明”。3.2018年9月10日何浩贤出具的一张字据，内容为何浩贤承诺不再与杜绮玲有任何生活上联系，如因为其或杜绮玲原因导致其与伍婉霞的婚姻破裂，其愿意放弃一切个人财产等。杜十妹、何浩贤质证认为上述证据与案涉借款纠纷无关。诉讼中，双方确认案涉款项是杜十妹陪同何应新到银行转账的。戴碧燕表示其将款项用于购买理财产品。杜十妹、何浩贤于2019年5月16日提起本案诉讼。一审法院认为：因何应新已死亡，杜十妹、何浩贤作为何应新的第一顺序继承人，有权提起本案诉讼。关于何应新与戴碧燕之间借贷关系是否成立的问题。何应新与戴碧燕之间没有签订借款协议，何应新转账60万元给戴碧燕时，没有明确注明款项用途为借款，因此，杜十妹、何浩贤主张戴碧燕向何应新借款60万元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戴碧燕辩称该60万元是何应新对其女儿伍婉霞母子的赠与，并提供了伍婉霞与何浩贤之间因男方出轨过错致感情破裂的证据，结合该些证据，戴碧燕主张何应新基于维护家庭稳定和照顾伍婉霞母子而赠与60万元具有合理性，一审法院予以采纳。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该60万元为何应新对伍婉霞母子的赠与，并非借款。杜十妹、何浩贤主张该60万元为借款，要求戴碧燕偿还本金及利息，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杜十妹、何浩贤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0498元，保全费3520元，由杜十妹、何浩贤负担。二审期间，杜十妹、何浩贤依法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建设用地规划许可批后公布（来源于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网站公示的信息）、2.建设用地审批结果公示现场公示牌（来源于2019年11月8日到位于海珠区××路的施工现场拍照），两份证据共同证明戴碧燕户籍所在的海珠区江海街是红卫经济联合社，在2018年的6月18日已获得规划许可，建设酒店工程和商业裙楼工程，目前已经在动工，所以杜十妹、何浩贤有理由相信戴碧燕所称的生产队分房的事实是存在的；3.杜十妹的出院记录、何应新的出院记录，何应新死亡记录，证明在2017年9月到2018年8月期间，杜十妹和何应新都是长期有病，而何应新在2017年9月25日住院的时候，患有肺癌，需要金钱花费治病；4.微信聊天记录文字记录、短信记录、续期保险费缴纳对账单、收款凭证，证明伍婉霞在2019年的5月13日，要求杜十妹替孙子何振玮缴纳了两笔人寿保险，一笔是3564元，第二笔是92729元。由于伍婉霞平时的工资是不高的，不足以支付儿子的保险费，如果伍婉霞得到赠与款项60万的情况下，不可能没有能力支付保险费。戴碧燕质证称，对证据1、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关联性有异议，仅凭该截图和照片，不能够证明涉案款项是用于购买房屋，且戴碧燕已经提供“情况说明”，证明戴碧燕根本不存在需要支付购房款的事由；现场公示牌反映该建设项目的竣工日期是2022年7月3日之前，房子都没有建成，何来分房之说。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关联性有异议。杜十妹和何应新住院治疗的情况，并不能否定何应新为了维护家庭稳定和照顾伍婉霞母子而赠与60万元的事实。据代理人从戴碧燕处了解的情况，前期何应新并不知道自己身患癌症的事实，当时何应新是为了稳定儿媳与孙子的家庭生活而赠与款项的；相反如果是借款，何应新明知自己身患重病而将款项出借，正常情况下应该是明确签署借款凭证，以防止过世之后有纠纷发生。对于证据4中微信聊天截屏的三性均不予认可，聊天记录内容与本案无关，对方也没有证明对话的另一方为伍婉霞；对收款凭证的、短信记录三性均不予认可，对方没有提供收款凭证、收费凭证的原件。戴碧燕依法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情况说明，证明杜十妹、何浩贤所主张的案涉借款理由根本不存在；2.事情经过，证明何应新是赠与案涉款项60万元；3.结婚证、房屋产权证、广州市房屋租赁合同，证明戴碧燕每月均有稳定的月租收入；4.交通银行个人客户交易清单，证明款项用于购买理财产品，收益不高，不可能同意支付1%的月利息。杜十妹、何浩贤共同质证称，证据1的真实性由法院核实，其中“情况说明”的出具单位是第十经济合作社，与杜十妹、何浩贤提交的证据1和证据2是不同一个主体，戴碧燕确认了红卫经济联合社是有工程项目的，至于戴碧燕事实上是否有分房，是否有支付购房款，均不影响判断戴碧燕是否有向何应新借款，甚至不排除戴碧燕虚构生产队分房的理由向何应新借款；证据2是戴碧燕的单方陈述，不具有证据的有效形式，故不予质证；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确认，但是关联性不予确认，戴碧燕有稳定的房租收入以及有固定资产，不代表就没有资金周转的需要，不足以认定戴碧燕没有借款的事由；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不确认关联性，其借款后的用途是出借人无法控制的，不能因此否认借款事实。本院审查双方证据，杜十妹、何浩贤提交的证据中，在双方没有约定款项用途的情况下，杜十妹、何浩贤提供的证据1、证据2并不能直接证明戴碧燕有建房或者分房的用款需要；证据3是杜十妹、何应新身体状况的记载，但不足以证明借款或者赠与是否发生；证据4没有原件进行核对，真实性无法确认，故本院不予采纳。戴碧燕提交的证据中，证据1和证据3虽然为真实，但是不足以认定戴碧燕没有借款需求，而证据2是戴碧燕的单方陈述，不符合证据形式要求，故本院均不予采纳；证据4是真实合法的，且其中记录的款项60万元的情况与本案存在关联性，故本院予以采信。经审查，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均没有异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2018年5月24日，戴碧燕的账户收到60万元后，于28日将其中20万元随后即转至戴碧燕的另一账户，余下40万元随后购买了短期理财产品。戴碧燕称60万元至今仍在账户中，没有使用。二审中，杜十妹在庭询中称其与戴碧燕有互相添加微信，其曾在微信聊天中主张过还款付息，但没有保存聊天记录；何应新的遗产中有两套房产，其中一套房产（即1002房），何应新的份额大约在两三年前已经通过公证赠与给孙子何振玮，在何应新去世后，其中产权属于何应新的部分已经办理了遗赠手续，产权属于杜十妹的部分，办理了房屋析产后，也赠与给何振玮，另一套房产是福利分房；何应新去世时还有存款大概20万元，在何应新去世后不久就取现交给伍婉霞办理房屋赠与手续，以及购买何振玮的保险。戴碧燕陈述，2017年4月家人得知何浩贤外遇的事情，何应新提出叫伍婉霞不要闹，其给100万元给伍婉霞，但之后没有及时兑现，直至2018年5月何应新才转了60万，其他款项没有支付。戴碧燕确认没有直接涉及赠与意思表示的证据，但提交了伍婉霞与何浩贤的婚姻关系相关的字据作为辅证。对在伍婉霞与何浩贤离婚后仍没有将60万元转回给伍婉霞，戴碧燕称原因是伍婉霞离婚后没有需要用到该款项，其支出较大的只有何振玮的保险，之前杜十妹一直说要把所有的钱给孙子，同意出钱购买保险，一份重大疾病保险，每年交3000多，一份理财险，2018年10月份购买，每年九月份交90000多元。后因本案诉讼，2019年5月27日，一审法院冻结了戴碧燕存款60万元。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理”的规定，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涉案60万元的性质是赠与款项还是借款；2.戴碧燕有无义务向杜十妹、何浩贤返还该笔款项并支付利息。关于焦点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戴碧燕抗辩涉案转账凭证所记载的款项是何应新口头赠与伍婉霞母子，相应的举证责任应由戴碧燕承担。对口头赠与事实的证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戴碧燕陈述何应新于2017年4月发生了何浩贤出轨事件后提出赠与100万元要求伍婉霞不要吵闹，对该陈述没有提出直接证据予以证明，而且涉案款项交付的时间是在2018年5月，事隔一年，金额为60万元，与100万元金额并不相符。其次，按照戴碧燕的说法，款项是赠与给伍婉霞母子的，但款项并非交付给伍婉霞或何振玮，即便赠与当时伍婉霞尚未离婚，为保障款项不被何浩贤使用而暂时存放于戴碧燕账户，然而，伍婉霞与何浩贤现已经离婚超过一年的时间，且戴碧燕也称伍婉霞经济条件一般，以及事实上何振玮需要款项购买保险，但该款项却仍存于戴碧燕账户上并没有交付给伍婉霞。从戴碧燕提交的银行流水记录来看，也仅记录了其中40万元的使用情况，另20万元的情况也无法确定。再次，何应新在去世前的两三年前，已经通过公证方式将其名下的房产1002房和车位赠与何振玮，在何应新去世后，杜十妹办理了该房产和车位的析产手续并将自己名下的一半产权一并赠与何振玮，杜十妹将价值远远高于60万元的房产和车位都赠与了何振玮，还为何振玮缴交近10万元的保险费用，却反口已经实际交付的60万元款项，在过世的丈夫答应赠与的情况下主张是借款要求返还，这种可能性并不大。同时，本院审查戴碧燕提交的何浩贤出具的字据中，何浩贤于其中表示不参与何应新财产分割以及在何应新去世后表示放弃个人财产包括何应新的两套房产，但均没有涉及赠与款项。而伍婉霞与何浩贤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何浩贤存在出轨行为，可以成为双方离婚时夫妻共同财产分配比例调整的理由，但不必然成为赠与的理由。再者前述字据出具的时间也与涉案60万元的交付的时间无法对应。故仅凭前述字据不能确信赠与的真实性。因此，根据前述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中关于口头赠与的认定规则，对何应新赠与60万元给伍婉霞母子的待证事实，人民法院无法依据现有的证据和当事人陈述而排除合理怀疑，无法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故对戴碧燕主张涉案款项为赠与款项，本院难以采信；一审法院认定涉案款项为赠与款项，处理不当，本院予以依法予以纠正；杜十妹、何浩贤提交了转账凭证，在戴碧燕未提交有效反证的情况下，本院认定涉案款项系何应新出借给戴碧燕的借款。关于焦点2，杜十妹、何浩贤是何应新的合法继承人，有权行使何应新作为出借人的权利，现其两人要求戴碧燕偿还款项，合理合法，故本院予以支持。杜十妹、何浩贤另主张戴碧燕应按照月利率1%的标准支付借款利息，但没有证据证明双方约定了利息，戴碧燕亦不予确认，故杜十妹、何浩贤关于利息的诉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借贷双方既未约定借款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有权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故本院确认戴碧燕自杜十妹、何浩贤提起本案诉讼之日起，应按年利率6%向其两人支付利息至实际还款之日止。综上所述，杜十妹、何浩贤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5民初11088号民事判决；二、戴碧燕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杜十妹、何浩贤偿还借款60万元及支付利息（利息以60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5月16日起计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计付）；三、驳回杜十妹、何浩贤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受理费10498元，由杜十妹、何浩贤负担1093.9元，戴碧燕负担9404.1元；诉讼保全申请费3520元，由杜十妹、何浩贤负担366.8元，戴碧燕负担3153.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498元，由杜十妹、何浩贤负担1093.9，戴碧燕负担9404.1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许雪芳审判员  吴 湛审判员  李璐思二〇二〇年六月八日书记员  徐施阮尹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