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413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东金达信九阳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新滘中路221号503。法定代表人：柯启蒙。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昕，北京德恒（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潘祉蓓，北京德恒（广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卡洛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天河路1号2407房。法定代表人：李巧。上诉人广东金达信九阳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九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卡洛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卡洛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4民初101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金九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昕、潘祉蓓，卡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巧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金九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金九公司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卡洛公司全部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遗漏必要的诉讼主体且程序瑕疵。一审中，金九公司主张卡洛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胡少文代表卡洛公司签订了两份《备忘录》，原审法院在判决中予以认可，认定金九公司与卡洛公司签订了《备忘录》。同时由双方递交的证据及庭审中发表的意见可知，卡洛公司关于执行《备忘录》中的约定事项及关于九阳产品国美、永旺渠道的交接等事宜全部由胡少文代表进行。胡少文以自然人及实际控制人身份代表卡洛公司在《备忘录》上签字，则本案认定的事实及判决结果将与胡少文有直接利害关系，但胡少文这一关键人物却从未出现在一审程序中，原审法院未依职权追加其作为共同被告或第三人，属于遗漏必要的诉讼主体的情形，应予纠正。另一方面，卡洛公司曾经提交一份证人唐某的《证人证言》，意图证明唐某参与货物交接盘点只是因为回老东家帮助金九公司清算，而原审法院并未传唤该证人出庭作证，导致本案中唐某是否因卡洛公司接收货物的需要而参与盘点这一关键事实无法查清，在程序上存在瑕疵。（二）原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正是由于胡少文没有参与一审诉讼，导致本案许多关键事实无法查清，在此基础上作出的一审判决也因此存在遗漏和错误。首先，原审法院认定双方签订了《备忘录》，即认可胡少文有权代表卡洛公司，但一审程序中并没有查明胡少文在履行《备忘录》约定的过程中与金九公司进行了哪些沟通，双方有无口头协议等案件细节，就直接认定双方没有其它关于货物买卖和交接的约定，存在严重瑕疵。其次，《备忘录》中约定的内容并不是单纯的货物买卖条款。从双方举证可知，《备忘录》是金九公司与卡洛公司间关于金九公司产品进货销售渠道、库存货物交接的有关约定，金九公司将广州国美系统、广州永旺系统等渠道及为上述渠道所备的库存货品全部移交给卡洛公司，是概括性的权利义务转让，卡洛公司接收货物是作为接收渠道的附随义务，而非单纯的货物买卖。如果错误的将货物移交视为单纯的买卖行为，将《备忘录》与《购销合同》割裂，则等于认可卡洛公司取得销售权及销售渠道，本身并不需要支付任何对价，这严重违背了双方缔约的真实意图，显然不符合交易习惯和正常逻辑。第三，2018年6月21日的《备忘录》对于货物交接的方式已有明确的约定，即A仓70％，B仓30％，也就是说从2018年7月15日开始，无论AB仓中有多少库存，除约定的例外情况以外，卡洛公司应该按约定方式一次性全部接收。这一接收义务并不以双方是否进行盘点、确认物品单价为转移，也不以卡洛公司是否在盘点数据表上盖章为转移。同时，《金九仓盘点表—九阳A货》虽无卡洛公司盖章，但唐某作为其员工签字确认，也应当认定为卡洛公司的意思表示。表格上手写的内容绝大多数只是交接双方的计算痕迹，未删除的部分应当认定已经完成盘点且达成合意，卡洛公司应当履行义务。第四，胡少文作为金九公司的股东、董事兼总经理，对于金九公司的经营状况、产品价格、资产库存状况了如指掌，并主导了本次的交接，则其对于当时的库存状况、产品单价应当完全清晰，在其代表卡洛公司签约时，也清楚知道需要交接多少货物、总金额多少，因此《备忘录》的约定能够真实反映双方在签约时的意思表示，并且完全具有可执行性。因此，原审判决认为两份《备忘录》并不具备合同主要条款明确具体的成立要件是错误的。（三）原审判决争议焦点归纳错误。一审判决中，原审法院将争议焦点简单归纳为“原告与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仅从买卖合同的角度审视本案核心法律关系，过于简单和草率。首先，原审法院认可了《备忘录》的真实和有效性，但如前所述，《备忘录》绝不仅仅是买卖合同，而是包含特定进货、销售渠道等无形资产在内的，概括性的权利义务转让，双方并非简单的供需买卖关系，而应当视为在供应商、案外人金九公司的认可下的转移与交接。综合双方提交的证据、法庭陈述，及签约后双方移交和接收渠道、渠道内销售摊位、柜台等行为来看，金九公司已经履行了《备忘录》的全部主要义务，而卡洛公司只是部分履行了《备忘录》中的义务，但双方履行的内容均已超出了一般货物买卖合同的范畴，因此绝对不能将本案的法律关系单纯的认定为货物买卖合同关系。其次，接收货物和签署《购销合同》均为卡洛公司部分实际履行《备忘录》的表现之一，但原审法院因《购销合同》独立存在且已履行完毕而认定卡洛公司无需继续履行《备忘录》，是典型的本末倒置。无论双方是否在随后签订了《购销合同》，都不能免除卡洛公司履行《备忘录》约定义务的责任，且《备忘录》约定的内容是完全可履行的。第三，本案的争议焦点应当归纳为以下三点：1.《备忘录》是否合法有效并成立；2.《备忘录》中明确属于卡洛公司的义务是否应由卡洛公司承担；3.卡洛公司是否未完全履行《备忘录》中的义务。对于争议焦点一，虽然《备忘录》中的约定超出了买卖合同的内容，不应机械套用买卖合同的法律规定，但权利义务明确，且未违反国家强制性规定、未侵犯第三人合法权益，应当认定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严格履行合同义务；对于争议焦点二，既然原审法院认定胡少文是代表卡洛公司签署《备忘录》的，则相关权利义务应当由卡洛公司承担：对于争议焦点三，卡洛公司在享受了渠道交接等合同权利之后，只履行了部分义务，接收了一部分货物并未支付全部货款，应当视为未完全履行《备忘录》中的义务，金九公司要求其履行，完全合理合法。金九公司还提交如下补充上诉意见：（一）原审法院未就合同纠纷性质进行充分释明。如《民事上诉状》中提及，《备忘录》中约定的内容并不是单纯的货物买卖条款，而是概括性的权利义务转让，其合同性质应当被认定为无名合同或者准混合同而不是简单的买卖合同。《备忘录》签订的背景，是胡少文作为金九公司的股东、总经理，提出拆分公司的主营业务和库存，将其中两条销售渠道和大部分库存商品转移到新公司(卡洛公司)，因此交接方式约定比较简单，也不同于单纯的金九公司产品新代理商接收旧代理商渠道的关系。这一点有数份证据可以证明。1.申改艳的《辞职信》，在辞职理由处写的是“由于公司需要拆分开，本人现辞去金达信担任永旺业务的职位”，并且上有胡少文的签名，即胡少文完全了解及认同，《备忘录》所涉及的内容是拆分公司的业务及库存；2.第二份《备忘录》签订当日的聊天录音中，金九公司代表张占军提及“你们弄的这个事，也不是交接，也不是分家(没有公司分立的规范手续)”，各方均没有异议；3.在第二份《备忘录》的第八条，明确显示“针对大仓库存的分拆”，即库存是“分拆”而非“买卖”。所以，从法律关系来看，《备忘录》并不能被认定为单纯的买卖合同，也不止包含了买卖的内容。但是从庭审记录可见，原审法院并未对此问题作出释明，而是直接询问了当事人是否按买卖合同进行审理，导致本案的审理范围被限缩，机械的采用买卖合同标准的法律条款去套本案的法律关系，必然导致事实认定方面的不足及法律适用的偏差。（二）《购销合同》不是履行《备忘录》的必然形式和唯一形式。原审判决以双方就门店存货已签订《购销合同》并履行完毕，但双方针对大仓库存商品的交接未签订《购销合同》为由，驳回金九公司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金九公司提交的证据显示，虽然《购销合同》上显示的时间为2018年6月30日，但其实这是双方《备忘录》约定的渠道交接日，并非真正的签约时间，真正的签约时间应当在当年8月。因为直至2018年7月27日，卡洛公司员工何涎婷还向金九公司财务发送邮件，计算已经接收的门店货物应该支付多少钱，此时连金额都没有确定，怎么可能已经签订了《购销合同》？事实上，金九公司按照《备忘录》要求，于2018年6月30日将国美、永旺卖场的柜台、导购人员、门店库存全部移交给卡洛公司后，卡洛公司除了先期预付的100万元货款外，再也没有按《备忘录》要求支付余款，而是一边经营一边拖欠余款。在双方多次沟通后，才强行将原价值200多万元的货物进行各类名目的扣减后，降至1733133.13元，要求金九公司接受，因金九公司急于用钱才不得不接受这一远低于《备忘录》约定的九阳系统价的价格，这也是为什么最后一笔款项在8月6日才付完的原因。因此，虽然《购销合同》能够证明卡洛公司部分履行了《购销合同》，但实际发生柜台、人员、库存的转移却发生在该合同形成前，部分货款的支付页发生在此之前，《购销合同》只是应卡洛公司要求补手续所用。也可以说明，卡洛公司履行备忘录，并不以签订《购销合同》为前提条件，即便《购销合同》没有签订，没有对原约定的价款作出变更，但在卡洛公司已取得货物的前提下，也应当按原约定支付价款。并且，其实卡洛公司并非没有从大仓尝试提货，《备忘录》签订后，卡洛公司的业务员曾经前往金九大仓要求提货，但却不是按照合同要求一次性全部提走，只是提部分热销商品，卡洛公司法定代表人柯启蒙严词拒绝，此事卡洛公司还曾经联系金九公司人员进行协调，柯启蒙向其解释了具体原因。由此可见，卡洛公司曾经在没有签订其它合同的情况下，试图前往大仓提货，提货并不需要签订新的合同，《购销合同》并非卡洛公司提货的前提条件，《备忘录》可以直接执行。（三）大仓提货的数量及价格可以确定，不以是否盘点为转移。原审判决中存在的另一问题，是没有认真查明《备忘录》所涉的货物交接条款是否具有可直接执行的条件，对于交易细节存在主观想象和机械理解。金九公司提交的证据《金九大仓货物库存—A货》、《金九大仓货物库存—样机》虽然是金九公司编制且加盖公章，但其中的信息准确无误且有据可查，其中库存数量在金九公司的财务系统中均有历史及变动记录，财务系统中登记了胡少文的账号，订单价格则可以通过金九公司的经销商OA平台确定，这也是获知货品价格的唯一权威渠道。胡少文当时作为金九公司的总经理，有条件也有义务全面了解金九公司的库存、价格情况。卡洛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及主要员工，均长期在金九公司任职，负责岗位没有大的变动，对公司状况有全面的了解，在此基础，卡洛公司辩称“不知道ABC仓代表什么、价格约定不明确”，显得荒诞可笑。在一审中，金九公司曾经提交了大量的公司财务系统、九阳OA平台的相关数据作为证据，并在庭审中当场打开电脑登录系统供法官查验，但原审合议庭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而直接认定金九公司没有提供经双方确认的对库存处理价格的证据材料，是非常武断且忽视双方合意的。按照《备忘录》的约定，即便卡洛公司在随后履约过程中反悔，双方已经达成一致的内容不允许单方变更，九阳OA平台上的价格即为双方确认价格，公司财务系统上的库存情况也有据可查。为此，金九公司特别补充提交二审补充证据三，即九阳OA平台网址备案信息查询证明，可以证明该网址为金九公司所有，如果卡洛公司认为双方约定的参照标准另有出处或该网址并非九阳官方发布价格的平台，则应当举证证明，该等举证不力的责任不应由金九公司承担。另一方面，一审判决中将是否存在双方加盖公章的最终“盘点”作为双方是否就货物交接及价款支付是否达成一致的特征，并没有依据，也不符合正常交易习惯。《金九仓盘点表—九阳A货》形成于2018年8月1日，是包括金九公司代表陈晶晶、金九公司员工、卡洛公司员工唐某在内的多方在当日共同盘点确认的结果。但是，该盘点数据只涉及A仓，即双方默认的“A货”，且此时距离双方签署第二份《备忘录》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期间金九公司仍在经营其它渠道，不可能不进货，门店退回的货物也会存放在大仓之中，此时大仓的货物数量与签约时必然有了不小的变动，盘点结果也不可能与签约时系统内登记的货物数量相符。所以该次盘点只能证明卡洛公司确实知晓自己有提货的义务，但双方并没有达成以8月1号库存为准的变更约定，因此应该按照原《备忘录》确定的时间点执行。（四）履行《备忘录》是卡洛公司不可推卸的义务。既然原审法院认定胡少文代表卡洛公司签署的《备忘录》成立且有效，则其应当是可以被履行的，尽管其中有部分约定较为模糊，但卡洛公司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该部分无法履行。相反，金九公司已经履行了其中的全部义务，卡洛公司已经全部接收渠道及门店柜台、门店库存，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卡洛公司已经按约定履行了大仓提货的义务。无论是否签署《购销合同》或其它新的协议，除非有明文约定免除相应责任，否则卡洛公司都应履行《备忘录》。况且，在二审补充证据1中，胡少文清楚明确的表述自己知道A仓有500多万的货，自己总共要提走300多万的货，且ABC仓的交接比例和方式都是按照其要求修改的，卡洛公司不可能不知道自己负有提货的义务。另一方面，金九公司也不可能将库存商品售卖以降低损失。卡洛公司认为其不提货的情况下，金九公司应该及时将货物抛售以止损，纯属无稽之谈。因为《备忘录》的存在，提走相应比例的货物并支付货款是卡洛公司的义务，卡洛公司明知负有该义务而迟迟不来提货，在本案起诉之前却从来没有正式告知金九公司拒绝提货，放任损失扩大的显然是卡洛公司。卡洛公司辩称，备忘录关于“大仓库存”接收的标的、数量和交易价格约定不明，无法履行，不应认定为合同。根据双方交易习惯，双方的买卖合同以《购销合同》的形式签署。《购销合同》主体信息完善，双方均盖有公章，对交易标的关键信息如品名、型号、数量、单价和金额列有清晰的表格作为合同第一条。双方的买卖合同标的是九阳小家电，该类货物种类繁杂、型号不一、数量多，双方必须要对交易标的的品名、型号、数量、单价等一一列明才可确定交易标的、数量和金额，否则交易也根本无法履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当事人对合同是否成立存在争议，人民法院能够确定当事人名称或者姓名、标的和数量的，一般应当认定合同成立。”合同成立至少应具备当事人名称或者姓名、标的和数量，但备忘录中对标的和数量均未约定清楚，不应认定为合同。(一)双方未就产品标的和数量约定明确。备忘录中“A仓仓库”在“一周内一次性接收70％的库存，按照现行产品订单价格对未售出未下市的包装完整产品进行交接”无法确定标的和数量。1.何为“A仓”、“B仓”、“C仓”？双方对这三个概念都没有形成合意，如何进行盘点。2.“70％的库存”的计算标准和口径是什么?是指接收货物价值达到总价值的70％，还是指接收货物数量达到总数量的70％呢?不同的理解将直接导致买卖标的、数量和交易价格产生巨大差异。如“70％的库存”是指70％的库存数量，假设库存有10000件货物，则卡洛公司可选择其中7000件，卡洛公司可根据产品价值、热卖程度、上市时间等多种标准进行甄选，将产生多种组合，比如卡洛公司可以选择接收全部的九阳电饭煲，但不接收九阳豆浆机；或者选择刚上市的新货，但不接收旧款产品；或者选择价值便宜的产品，但不接收价值昂贵的产品。如“70％的库存”是指70％的库存价值，假设库存价值1000万，则卡洛公司可在700万价值范围内挑选产品，同样将产生上述多种组合。3.如何判断产品是否“下市”？同一产品国美商场已下市，但永旺商场可能仍在销售；同一产品一线城市己下市，但四线地区可能刚上市。4.“包装完整产品”的标准为何?所有九阳小家电均有外包装(牛皮纸包装，为防止运输过程中撞击)和内包装(彩色包装，为宣传产品和标注产品参数)，“包装完整产品“是指内外包装均完整还是仅需内包装完整?所谓的包装完整的标准具体为何?同样的，备忘录中“B仓仓库”“接收30％的库存，按照现行产品订单价格对样机产品进行交接”亦无法确定产品标的和数量。(二)双方未就产品价格约定明确。备忘录中指按照“产品订单价格”接收，但同一产品因进货时间不同有多个价格，如金九公司证据5中“九阳料理机／JYL—Y15”，证据5中的“九阳电陶炉／H22—H3”、“九阳反渗透净水机／JYW—RO—13P505F”、“九阳料理机／JYL—Y20”等多项产品均存在订单价格不一的情况。由此可见同一产品，在不同时间的订单价格有所变动，产生这种变动的原因是经销商向九阳股份有限公司订货时，同一产品根据不同的订单组合会有不同报价，同一产品在不同时期也有不同的报价。因此未经卡洛公司合意，无法确定产品订单价格。(三)金九公司提供证据5《待提商品库存明显及金额》不能够作为认定双方交易标的、数量和金额的依据。1.证据5存在明显的证据瑕疵，卡洛公司在庭审质证环节否认了证据5的三性。证据5无卡洛公司盖章或法定代表人签字；对方未能提供卡洛公司参与了本次盘点的证据；该证据有部分为手写表格，手写部分有多处字迹不一致的情况，且短短6页的材料有多达50多处涂改或添加的痕迹，卡洛公司严重质疑其真实性和合法性。如前述，原4万多元的买卖合同都会制作品名、型号、数量、单价和金额清晰的表格作为合同第一条条款并加盖双方骑缝章，如卡洛公司参与了仓库盘点且要作为仓库接收依据，不可能以如此草率随意的方式进行，也不可能不加盖双方公章进行确认。2.双方没有对“A仓库存”、“A货”等概念进行确认，不能仅因为证据5盘点表标题为“金九仓盘点表—九阳A货”含有“A”字，就认定其等于备忘录第八条所第3点所指的“A仓库存”。根据备忘录第八条第3点，“A仓库存”至少包括“未售出未下市的包装完整产品”、“未售出己下市的包装完整产品”，且双方未对“下市”、“包装完整”等标准进行约定，更不能认定“金九仓盘点表—九阳A货”等于“A仓库存”的“未售出未下市的包装完整产品”。3.如前所述，“70％的库存”可以有多种理解，不同的理解将直接影响本案标的、数量和交易价格的确定。原卡洛公司对“70％的库存”的计算标准和口径没有形成合意，金九公司把证据5盘点表中所有商品按照七三分的比例分配没有任何依据。4.同前述第二项和第三项的道理，金九公司把证据5“金九大仓货物库存—样机”认定为备忘录第八条第4点所指的“B仓库存”的“样机产品”并按照三七分比例进行分配让卡洛公司接收，明显依据不足。鉴于上述，备忘录中关于大仓交接的条款缺乏《合同法》必备的关键要素，仅为意向。而无论是双方之间的约定、金九公司提供的证据，亦或是按照现实状态，都无法确认交易标的和数量，按照《合同法》12条“合同内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当事人对合同是否成立存在争议，人民法院能够确定当事人名称或者姓名、标的和数量的，一般应当认定合同成立。”，无法认定该买卖合同成立。综上所述，卡洛公司认为双方之间不存在未履行的买卖合同，卡洛公司恳请贵院驳回金九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本案所有上诉费用由金九公司承担。金九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卡洛公司立即到金九公司指定地点提货（运费由卡洛公司承担），并向金九公司一次性支付货款350万元，并支付应付货款之日即2018年7月15日起至实际付清全部款项之日止的逾期付款违约金（以未付货款350万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上浮50%计算）；2.判令卡洛公司向金九公司支付因延迟提货给金九公司造成的仓库租金水电费损失、库存商品维护损失及商品折旧损失，合计988727.79元；3.判令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卡洛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金九公司以两份《备忘录》提起本案买卖合同之诉，主张卡洛公司提取货物、支付货款、违约金及赔偿损失。两份《备忘录》记载甲方为卡洛公司、乙方为金九公司、丙方为“九阳粤海分部”，均未加盖各方的印章，甲方代表处有“胡少文”字样的签名，乙方代表处有金九公司法定代表人柯启蒙的签名，丙方代表处有“陈思思”字样的签名。其中一份《备忘录》的落款日期为2018年6月12日，内容为：第一，甲方国美和永旺系统的新供应商编码下来后，乙方需要配合交接；第二，2018年6月15日前，甲方先预支国美系统交接的人民币100万元货款给到乙方，乙方需要提供收条；第三，具体产品交接方案按照九阳渠道交接协议执行；第四，国美和永旺交接结束后，再行定夺大仓的分配方案；第五，2018年6月30日作为国美渠道交接日，6月29日前国美销售属金九公司，6月30日起国美渠道销售属卡洛公司，6月30日为永旺渠道交接日，6月30日前（含6月30日）送货由金九公司结算，7月1日开始送货由卡洛公司结算；渠道盘点结束后且双方均无异议后，甲方须在三天内把交接货款付给乙方；第六，7月国美和永旺渠道补货从金九大仓提；如需乙方配送，货款和配送费每周双方公司财务进行结算；第七，在2018年6月30号前，所有费用开支均划归乙方，7月1号起百货系统相关销售与费用均划归新的金九公司；第八，丙方作为股东代表，有责任监督甲乙双方按备忘录进行交接。另一份《备忘录》的落款日期为2018年6月21日，内容为：第一，甲方国美和永旺系统的新供应商编码下来后，乙方需要配合交接。第二，2018年6月15日前，甲方先预支国美系统交接的人民币100万元货款给到乙方，乙方需要提供收条。第三，渠道产品交接方案按照九阳渠道交接协议执行。第四，永旺系统交接前属于乙方的库存，乙方须按照库存金额支付相应的导购费用（最近12个月导购费用的平均值减去九阳的支持部分）给到甲方。第五，2018年6月30日作为国美渠道交接日，6月29日前国美销售属金九公司，6月30日起国美渠道销售属卡洛公司，6月30日为永旺渠道交接日，6月30日前（含6月30日）送货由金九公司结算，7月1日开始送货由卡洛公司结算，渠道盘点结束后且双方均无异议后，甲方需在三天内把交接货款付给乙方。第六，7月国美和永旺渠道补货从金九大仓提。如需乙方配送，货款和配送费每周双方公司财务进行结算。第七，在2018年6月30号前，所有费用开支均划归乙方，7月1号起百货系统相关销售与费用均划归新的金九公司。第八，针对大仓库存的分拆，分以下几种情况：1.乙方需在2018年6月26号前进行国美信云贷本金136万及利息的还款。2.国美和永旺系统的人员，乙方需在2018年6月22日开始一周内交接给到甲方。3.A仓库存交接办法：2018年7月15日开始，甲方需在1周内一次性接收70%的库存，按照现行产品订单价格对未售出未下市的包装完整产品进行交接，由甲方接收。对于未售出已下市的包装完整产品，待三方确认后再进行处理。4.B仓库存交接办法：2018年7月15日开始，甲方需在一周内一次性接收30%的库存，按照现行产品订单价格对样机产品进行交接，由甲方接收。5.C仓库存交接办法：影响二次销售的机器、残次机等不予接收。6.甲方在2018年7月15日开始，1年内分4次付款给乙方，每季度至少要付1次款。第九、丙方作为股东代表，有责任监督甲乙双方按备忘录进行交接。卡洛公司对上述两份《备忘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没有卡洛公司的盖章和法定代表人的签名，胡少文并非卡洛公司员工，卡洛公司并未授权其与金九公司接洽关于接收金九公司库存九阳产品事宜，该备忘录不具备合同的关键要素，无法直接履行，不能被认定为买卖合同。另卡洛公司在其向一审法院提交的《书面意见》中称“金九公司作为九阳股份有限公司在这两个渠道（指国美商场销售渠道、永旺超市销售渠道）的旧经销商，需配合卡洛公司完成销售渠道交接工作。现双方已完成交接工作。双方（指金九公司、卡洛公司）在销售渠道交接时将沟通情况形成了两份备忘录，……备忘录仅为意向，双方未就‘大仓库存’交接达成买卖合同，无需接收货物”。金九公司为证明卡洛公司已部分履行上述两份《备忘录》，还提交了胡少文于2018年6月14日向金九公司法定代表人柯启蒙转账100万元的银行电子回单以及金九公司于同日出具的收据，收据内容为，“今收到胡少文汇给金九公司借款100万元，用于抵扣国美系统交接的货款”。卡洛公司确认向金九公司预支了《备忘录》约定的100万元，背景是当时在办理交接，金九公司缺乏资金，卡洛公司为交接顺利进行，故向金九公司预支100万元，后来该100万元就作为卡洛公司购买货物的货款。金九公司主张该100万元是卡洛公司向金九公司预付金九公司所有的国美系统的九阳产品的货款，而非代垫给国美或九阳的交接手续费。金九公司提交了卡洛公司于2018年6月27日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内容为卡洛公司授权胡少文全权负责卡洛公司与金九公司的国美渠道交接工作。卡洛公司质证称：确认该《授权委托书》的真实性，不确认关联性；该《授权委托书》授权的事项是国美渠道交接工作，这里所指“渠道交接”，在九阳股份有限公司的经销商协议里是有明确定义的，渠道交接包括渠道资料交接和渠道费用交接，卡洛公司授权的内容仅为渠道交接工作，因为胡少文熟悉国美商场，所以授权了胡少文负责与金九公司对接这部分工作，授权内容里不包括接收金九公司仓库九阳产品事项。金九公司为证明胡少文为卡洛公司实际控制人，有权代表卡洛公司与金九公司办理九阳渠道交接手续，有权授权其他人对涉案仓库产品进行盘点交接，提交了金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柯启蒙、金柳蝶分别与胡少文的微信截图、“金九工作小组（8）”的微信群聊天记录截图。柯启蒙与胡少文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8年5月27日，柯启蒙称，“还有几个问题，你如果方便也请及早告知，1，人员，你要带走那几个，金九也不会留太多人，2，现在114的办公室你要不要，3，现在的九阳仓库你要不要”，胡少文称，“好，我考虑好会微信复你的”；同年6月7日，胡少文称，“老柯，我新公司小本生意，所以业务只需要3个人，老陈，小芳和阿艳。另外仓库我是用第三方物流，114办公室我也不需要，如果可以的话最好财务阿婷和小唐能给我，刚开始起步只能精打细算”，柯启蒙称，“好，人员方面我没问题，阿婷和小唐你自己找她们谈，……”；同年6月27日，柯启蒙称，“还有卡洛的营业执照复印件”，胡少文称，“好的”；同年7月17日，柯启蒙称，“老胡，国美交接长的有20多天，短的也有10多天了，请把货款明天转来，后天要还授信了”，胡少文称，“这边正在对数，对好会按九阳交接协……”。金柳蝶与胡少文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8年7月13日，金柳蝶称，“胡总，刚刚阿艳说明天开始交接永旺系统是吗？说明天不能送货”，以及发送“2018-6-27至2018-7-3卡洛国美交接盘点数据汇……”的电子文件，并称，“这是两家公司盘点对接的数据，你看你那边安排谁对接对数，我们金额是先按照成本价填入，到时按照定好的价格确定”，胡少文回复，“好”；同年7月16日，金柳蝶问，“国美的数大概几时能对好，柯总这边问几时能结款”，胡少文称，“数据有出入，现在阿婷和小唐在对数”。“金九工作小组（8）”的微信群聊天记录截图显示：2018年6月11日，金柳蝶发送图表的部分截图，并称，“三水仓未提数量和含税金额”；同年12月3日，胡少文对金柳蝶称，“大报表已收到，请补充科目余额表及相关明细账”。金九公司主张根据上述《备忘录》，双方就其中部分货物签订了四份《购销合同》，均已履行完毕。金九公司提交了三份《购销合同》及相应的银行转账凭证。《购销合同》的签订日期均为2018年6月30日，均载明产品名称、型号、数量、单价、总金额，交货地点为国美各大卖场，货款结算为货物交接完毕，卡洛公司付清货款。《购销合同》的总金额分别为49159.13元、157005.1元、215750元，银行转账凭证显示卡洛公司于2018年7月26日、2018年8月6日向金九公司支付49159.13元、683974元。卡洛公司确认双方已签订的《购销合同》均已履行完毕。金九公司为证明待提商品库存明细及金额提交了《金九大仓货物库存-A货》（共4页）、《金九大仓货物库存-样机》（共6页）、《金九仓盘点表-九阳A货》（右上角载明盘点日期为2018年8月1日，共5页）、《金九仓盘点表-九阳A货》（共1页）。《金九大仓货物库存-A货》及《金九大仓货物库存-样机》仅加盖有金九公司的印章，并无其他人员签名或加盖卡洛公司的盖章，其中《金九大仓货物库存-A货》载明存货编码、存货、大仓库存、“卡洛70%”的数量明细及金额、“金达信30%”的数量明细及金额，其中“卡洛70%”的合计数量为9708，合计金额为3017531元，“金达信30%”的合计数量为4133，合计金额为1284422元；《金九大仓货物库存-样机》载明存货、样机库存、“卡洛30%”的数量明细及金额、“金达信70%”的数量明细及金额，其中“卡洛30%”的合计数量为1545，合计金额为466237.25元，“金达信70%”的合计数量为3458，合计金额为1044893.25元。两份《金九仓盘点表-九阳A货》均有“唐北娣”字唐某名，均未加盖卡洛公司印章，未载明金额。其中右上角载明盘点日期为2018年8月1日的《金九仓盘点表-九阳A货》，表格中载明“品名规格”、“系统”、“盘点”的情况，“盘点”处为手写内容，其余空白处有手写改动内容。另一份《金九仓盘点表-九阳A货》载明部分货物的“品名规格”、“系统”、“盘点”、“差异”的情况，在最右边一栏有手动修改内容，涂划痕迹明显。卡洛公司对上述《金九大仓货物库存-A货》《金九大仓货物库存-样机》《金九仓盘点表-九阳A货》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并无卡洛公司的盖章或法定代表人的签名，双方亦未就其仓库库存进行过盘点。卡洛公司主张2018年8月1日的盘点是九阳组织的金九公司的内部盘点，唐北娣是作唐某公司股东之一胡少文的代表参加盘点，为此，提交了唐北娣于2019年7月16日出具的《证言》，内容为：“2018年8月1日，胡总（胡少文）说金达信九阳计划清算，叫我帮忙和九阳的人一起去金达信的仓库清点库存，当时一起在仓库清点的还有九阳的人和金达信的人。”金九公司对《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认为是卡洛公司单方制作，无法核实真实性，且证人目前属于卡洛公司员工，与卡洛公司存在利害关系，也能证明胡少文曾指派证人对涉案仓库产品进行盘点，且确认盘点时有金九公司及金九公司的人员在场，基于胡少文与卡洛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亲属关系，胡少文又曾经获得卡洛公司书面授权文件，对接渠道交接事宜，更加进一步印证卡洛公司是授权胡少文对备忘录进行确认，胡少文作为卡洛公司实际控制人及授权代表负责本次渠道及货物交接工作，唐北娣是卡唐某的员工，胡少文指派唐北娣参与唐某存盘点，从该份证据内容上反而进一步证明唐北娣是代唐某公司进行盘点库存，因此该证据进一步证明卡洛公司对盘点结果的已作确认。为此，金九公司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予以证明：1.《离职申请表》及《离职交接表》，右上角均载明“广东金达信九阳贸易有限公司”，均载明职位为财务，入职日期为2016年7月18日，申请日期为2018年6月13日，拟离职日期为2018年6月30日，员工签字处、离职人签名处均有“唐北娣”字唐某名；2.《辞职书》，申请人处有“唐北娣”字唐某名，内容为：因公司发展的整改及个人工作发展规划原因面临选择，经过慎重考虑之后，提出离职申请；3.《辞职信》，申请人处有“申改艳”字样的签名，落款日期为2018年6月25日，内容为：“由于公司需要拆分开，本人现辞去金达信担任永旺业务的职位，从2018年7月1日转到广州卡洛公司就任一职”，该《辞职信》有“胡少文25/6”字样的签名；4.《离职申请表》，右上角载有“金达信”的字样，载明职位为业务，入职日期为2016年12月1日，申请日期为2018年6月25日，拟离职日期为2018年6月30日，员工签字处有“申改艳”字样的签名，直接上级意见签字处有“胡少文”字样的签名，意见为同意于2018年6月30日离职；5.“黄崇凯”（邮箱地址：40561405×××＠ｑｑ.ｃｏｍylai”（邮箱地址：maylaｍａｙ×××＠ａｅｏｎ.ｃｏｍ.ｃｎ来截图，显示：2018年7月10日，“maylai”向“黄崇凯”发邮称，“附件sheet1是金达信和金达信九阳2018.7.1-7.9的销售明细，sheet2、sheet3分别是金达信和金达信九阳的库存，请查收”，该邮件附有“maylai”的名片，载明“maylai”为赖翠媚，广东永旺天河城商业有限公司商品部；同日，“黄崇凯”向“maylai”回邮称，“赖经理你好，金达信和金达信九阳的销售是截止到今天10号，麻烦明天早上发一个截止2018年7月10号销售数据及库存”；2018年7月11日，“maylai”向“黄崇凯”发邮称，“附件金达信7.1-7.10销售和库存，请查收”；6.“黄崇凯”与“金达信-金柳蝶”（邮箱地址：28508285×××＠ｑｑ.ｃｏｍ来截图，显示：2018年7月30日，“黄崇凯”向“金达信-金柳蝶”发邮件称，“金主任，以上是我司卡洛交接核对表，请及时下载，同时以下几点需要贵司确认：1.关于国美交接净水需贵司将配件补齐我司；2.永旺交接费用情况，我司根据零售商导出数据为准，如贵司有异议请联系零售商，我司已在附件2的总表中列出所有费用，请贵司逐项核对并确认费用，如无异议请回复确认；3.关于国美交接演示机，我司已经将费用转到贵司，请及时开票我司；以上交接请贵司确认回复，如贵司对金额无异议，请回复邮件确认并开票至我司，我司见票后将尽快付款”，该邮件附有“黄崇凯”的名片，载明“广州卡洛商贸有限公司，姓名：黄崇凯……”等信息。卡洛公司质证称：对上述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认为是金九公司单方提供的材料，也无法证明唐北娣受卡唐某、胡少文指派参与渠道交接及仓库盘点事宜；对证据3-4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与证明内容无关联性；卡洛公司并非证据5-6的收件人或发件人，无法确认真实性，从邮件内容看，无法确认发送的具体内容，金九公司、卡洛公司是新、旧经销商，存在渠道交接工作，包括资料交接、费用交接，但邮件往来与本案争议焦点无关，金九公司没有提交附件的表，而且也只是金九公司在永旺的库存，与涉案标的无关，无法证明卡洛公司就涉案标的进行过相关工作；无法根据证据6来确认交接内容，邮件中也未提及卡洛公司到金九公司处交接仓库库存的事情。金九公司为证明其为九阳经销商之一，卡洛公司于2018年接受金九公司部分经销渠道，提交了金九公司（乙方）与杭州九阳生活电器有限公司、九阳股份有限公司（均为甲方）于2018年1月1日签订的《2018年经销协议书（小电）》（注：共44页，金九公司仅提供第1、7、11、12、39-41页）以及三份《经销授权书》。《2018年经销协议书（小电）》载明：甲方授权乙方为广州地区甲方产品的经销商，具体负责渠道和区域范围是广州国美系统、广州百货系统、东山百货系统、王府井百货系统、友谊百货系统、广州、佛山、中山、珠海、东莞地区永旺系统、央广电视购物等；协议有效期自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该协议的附件9为《渠道交接相关事宜约定》，内容为：协议解除后，基于双方签订的是以产品买卖为核心的经销协议，相关产品自交付乙方之日起产品所有权归乙方所有，甲方没有产品交接及渠道交接的责任和义务，乙方没有权利继续以甲方经销商名义销售产品或继续使用甲方品牌、LOGO、POP等促销产品，但乙方有维护甲方品牌权益、销售持续和保持渠道秩序的后合同义务。……5.乙方承诺如下：5.1产品交接：5.1.1乙方承诺，如果乙方与拟接收经销商在三个月内就遗留问题按照本约定标准达成协议并交接完毕，则按以下交接：非售出的完整产品，未下市，交接折扣按当前订单价格；非售出的完整产品，下市不超过6个月，交接折扣按下市时订单价格7折；非售出的完整产品，已下市超过6个月，不交接；非售出的完整产品中未下市产品样机，交接折扣按当前订单价格5折；非售出的包装破损、赠品不全、残次机、演示机（不区分是否下市及时间），不交接，以甲方客服部门鉴定结果为准。5.1.2本约定中不予交接的产品，若乙方与拟接收经销商能够协商达成交接协议，甲方承诺在乙方不违反本约定、不存在欺诈、胁迫或其他违法情形下不予干涉；5.1.3针对不在交接范围内的完整产品，如果乙方返还甲方停止合作前12个月的不退货支持金额，甲方承诺协调新经销商给予当前订单价格3折进行交接。5.1.4如乙方已将商场等终端库存结款完毕，并将终端合作条款告知拟接收经销商且签署相关协议和通知商场等终端的文件，甲方承诺库存由拟接收经销商协助销售，不做退回处理；5.1.5超过三个月未达成交接协议，乙方承诺所有产品不再要求交接，自行处理，且承诺遵守经销协议约定不以甲方经销商名义销售产品、不使用甲方POP、不损害甲方权益；在乙方有专卖店时，甲方可以允许乙方专卖店延期三个月关闭，用于处理未销售产品。5.2九阳专卖店（含健康饮食电器馆）交接：……5.3渠道交接：5.3.1渠道资料交接：5.3.1.1终止渠道合作后，乙方承诺按交接时间将分销网点、渠道合作条款原件或甲方认可的复印件、价格体系资料移交给拟接收经销商，并向该渠道出具不再经销甲方产品的证明。……5.3.2渠道费用交接：5.3.2.1本条款所称费用主要涉及进场费、场地费、硬体终端建设费。……5.3.2.3乙方承诺交接时同意扣除九阳支持费用，同意扣除使用天数折算后的费用（硬体终端建设费按照12个月使用期限进行折旧）。5.4POP交接：……杭州九阳净水系统有限公司、九阳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九阳生活电器有限公司分别向金九公司出具的《经销授权书》均载明授权期限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授权渠道均为广州市地区国美、永旺（AEON）、广百电器、东山百货、王府井百货和友谊百货渠道，珠海、中山和佛山地区的永旺（AEON）渠道和央广购物、善融商城渠道，其中杭州九阳净水系统有限公司授权金九公司在上述渠道经销九阳净水机系列产品，九阳股份有限公司授权金九公司在上述渠道经销九阳豆浆机、九阳粥机、九阳阳光豆坊、九阳料理机、九阳榨汁机、九阳面条机系列产品，杭州九阳生活电器有限公司授权金九公司在上述渠道经销九阳电磁灶、九阳电压力煲、九阳开水煲、九阳电饭煲、九阳电炖锅、九阳煎烤机及其它新产品。卡洛公司对上述《2018年经销协议书（小电）》及《经销授权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不确认关联性，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卡洛公司接收金九公司部分经销渠道，卡洛公司是向九阳股份有限公司接收经销渠道。卡洛公司为证明其为九阳产品的合法经销商，提交了其与杭州九阳生活电器有限公司、九阳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于2018年1月1日签订的《2018年经销协议书（小电）》（协议有效期自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及其与杭州九阳生活电器有限公司、九阳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九阳净水系统有限公司于2019年1月1日签订的《2019年经销协议书》（协议有效期自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金九公司为证明其已依约将产品广州国美及永旺渠道交付给卡洛公司，提交了海报及照片，其中海报载明“喜报，广州卡洛，微信闪购达人，天河城国美-……，黄埔国美-……，东圃国美-……，永旺宝泰-……，永旺光大-……”，照片中显示有“九阳【粤海分部】双十二&元春旺季冲锋启动大会-广州卡洛”、“九阳【粤海分部】微信营销闪购-广州卡洛”字样的横幅。卡洛公司对上述海报及照片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卡洛公司自2018年5月1日起即是九阳的经销商，金九公司有义务按照其与九阳的经销商协议将国美和永旺渠道交接给卡洛公司，无需任何兑付条件，卡洛公司能够接收广州国美和永旺渠道不以金九公司交付渠道为必要条件。金九公司为证明其向卡洛公司邮寄过落款日期为2018年10月16日的《关于限期提货的催告函》，提交了邮寄单及妥投证明。邮寄单的收件人信息记载：收件人为胡少文，收件电话处空白，单位名称为广州卡洛商贸有限公司，地址为广州市越秀区天河路1号锦绣联合商务大厦2407；内件品名处空白，仅在文件资料处打钩。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出具的妥投证明载明上述邮件于2018年10月16日交寄，于2018年10月17日由本人签收。卡洛公司对上述函件、邮寄单及妥投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认为收件人胡少文并非卡洛公司员工，卡洛公司日常不在收件地址办公，快递单未注明内件名称，不能证明该份快递邮寄的内件为金九公司提供的《关于限期提货的催告函》，据卡洛公司查询邮寄单的物流底单和物流信息，均显示为“他人”签收，而根据广州侨福苑投递站提供的底单材料显示，邮件的签收人处空白，无法证明卡洛公司收到了该份邮件。卡洛公司为证明上述说法，提供了落款处记载为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落款日期为2019年7月16日的《证明》，内容为：经查邮件编号为1070903102131的EMS邮件的物流记录和物流底单，该邮件记录的签收人为“他人”，物流底单上未有收件人胡少文或他人签字，特此证明；附件为邮件编号为1070903102131的EMS邮件物流底单及物流记录。该《证明》落款处加盖有“广州2019.07.16.09.侨福苑502”字样的印章。金九公司对上述卡洛公司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确认，认为其已经提交了经过中国邮政盖章确认的妥投证明，该妥投证明清晰表明金九公司向卡洛公司发送关于限期提货的催告函，邮件已由胡少文本人签收，而且该妥投证明出具的时间与金九公司发出邮件寄送的时间是非常接近的，而且妥投证明出具的时间也明显早于卡洛公司提交的《证明》的落款时间，而且根据邮政网上快递单查询信息，记录一般保持不超过半年，但卡洛公司提交的查询记录距离邮件寄出的时间已经超过半年，《证明》上所加盖的也非中国邮政正式的公章。金九公司为证明其因卡洛公司不提取货物而产生的损失，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1.金九公司作为承租方与作为出租方的叶敬潮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合同载明叶敬潮将位于广州市番禺区大石街礼村礼绿路1号兴业大楼第6层B座租赁给金九公司使用，租赁期自2016年12月6日至2019年12月31日，2016年12月6日至2017年12月5日期间每月的场地使用费为15950元，2017年12月6日至2018年12月5日期间每月的场地使用费为16907元，2018年12月6日至2019年12月5日期间每月的场地使用费为17921元，2019年12月6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每月的场地使用费为18997元，公共卫生清洁费（垃圾费）每月250元，出租方收款账户为叶炳泉名下的银行账号；2.金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柯启蒙向叶炳泉转账的银行电子回单，显示转账日期、转账金额、附言分别为：2018年7月16日，19829元，B6大石仓库7月份租金；2018年8月10日，20601元，金达信B6七月杂费水电费及八月仓租；2018年9月11日，20849元，大石B6八月杂费水电费及九月租金；2018年10月15日，20559元，B6大石10月租金和9月水电杂费；2018年11月15日，19597元，B6大石仓库11月租金及10月水电杂费；2018年12月12日，20638元，大石B6；2019年1月17日，20530元，大石B6；2019年2月15日，20377元，B6大石仓库2月租金及1月水电杂费；2019年3月18日，20337元，B6大石仓3月租金及水电杂费；2019年4月15日，20339元，B6大石仓4月租金以及水电费；2019年5月15日，20422.7元，大石B6租金和水电杂费；2019年6月14日，20734元，大石B6仓租；2019年7月15日，21218.7元，B6大石仓租金和水电杂费；2019年7月16日，87元，B6电梯维修费；3.十二张《收款收据》，载明客户名称为“兴业B6楼金信达”、“兴业B6楼金达信”，收款人为“叶”、“叶炳泉”，收款明细为“水费”、“电费”“分摊”、“保养”、“卫生”、“租”等；4.金九公司单方制作的损失清单、九阳仓库人员工资及社保明细。卡洛公司对上述证据1-4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认为合同是金九公司与案外人所签订，损失清单是金九公司单方制作。另查明，金九公司于2015年8月3日成立，股东为胡少文、广东金达信贸易有限公司、杭州九阳欧南多小家电有限公司，胡少文为董事兼总经理。2019年4月23日，卡洛公司的工商登记联络员备案变更为唐北娣。庭审中，金九公司明确是以买卖合同纠纷提起本案诉讼，合同依据是两份备忘录。金九公司称，胡少文是卡洛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一，而且卡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巧是胡少文的儿媳；卡洛公司则称：胡少文无权代表卡洛公司与金九公司办理交接事宜，金九公司无证据证明胡少文是卡洛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李巧是胡少文的儿媳也不能表示胡少文就是卡洛公司实际控制人，金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柯启蒙实际上也是李巧的亲姨丈，但金九公司、卡洛公司之间也存在诉讼。关于两份《备忘录》中“产品交接方案按照九阳渠道交接协议执行”中的“九阳渠道交接协议”，卡洛公司认为是指双方提交的2018年的经销协议附件9渠道交接相关事宜的约定，金九公司则称该协议并未签订，实际按备忘录执行，该协议并非指经销协议的附件9。金九公司主张货物的存放在金九公司与叶敬潮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载明的地点。金九公司主张未提货物价值为350万元，但未在一审法院限定期限内提交计算依据，仅向一审法院提交系统数据截图以证明产品的价格。卡洛公司对系统数据截图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认为是金九公司单方提供的资料，无法确认与金九公司主张提取的货物相关。一审法院认为，金九公司主张以买卖合同纠纷提起本案诉讼，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金九公司与卡洛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是否成立。对此，一审法院评析如下：一、金九公司在诉讼中明确本案的合同依据是两份《备忘录》，卡洛公司在质证意见中否认其签订该两份《备忘录》，对胡少文代为签订《备忘录》的行为不予确认，但卡洛公司在庭审中确认已按照《备忘录》的约定向金九公司支付100万元，庭审后又在向一审法院提交的《书面意见》中确认金九公司、卡洛公司在销售渠道交接时将沟通情况形成了两份备忘录，故一审法院确认金九公司、卡洛公司已签订涉案两份《备忘录》。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是否成立存在争议，人民法院能够确定当事人名称或者姓名、标的和数量的，一般应当认定合同成立。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据此，本案买卖合同是否成立，要看当事人名称、标的和数量是否能够确定。根据两份《备忘录》的内容，当事人为金九公司、卡洛公司，关于标的及数量的约定为“70%的A仓库存……未售出未下市的包装完整产品”、“30%的B仓库存……样机产品”，但是从本案双方提交的证据看，仓库库存产品种类、规格型号众多，无法根据上述“70%的A仓库存……未售出未下市的包装完整产品”、“30%的B仓库存……样机产品”的表述确定标的和数量。此外，虽然唐北娣在工唐某中显示为卡洛公司的工商登记联络员，但两份《金九仓盘点表-九阳A货》存在多处涂改，也无记载交接的价格，显然并非双方核实的最终清单，而其余盘点清单，并无卡洛公司盖章或卡洛公司授权人员的签字，因此，金九公司未能提供经过双方盘点无误的库存清单以及经双方确认的对库存处理价格的证据材料，在此情况下，也无法计算得出卡洛公司应提货的标的及应支付的货款金额，金九公司所提交的无卡洛公司盖章的盘点清单记载的金额也无法与其主张的待提货价值相对应。综上，两份《备忘录》并不具备合同主要条款明确具体的成立要件，故金九公司与卡洛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尚未成立。在金九公司、卡洛公司确认双方所签订的《购销合同》均已履行完毕，而金九公司未能证明除了双方签订的三份购销合同外，还存在其他经双方协商一致而由卡洛公司接收的库存货物的情况下，金九公司主张卡洛公司提货、支付货款及违约金并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均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十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于2020年1月10日判决如下：驳回广东金达信九阳贸易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2710元，由广东金达信九阳贸易有限公司负担。经审理查明，本院对一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金九公司补充提交了如下证据：1.2018年6月21日会议部分录音及摘要，拟证明卡洛公司清楚知晓《备忘录》需要自行在大仓提货300余万元，且清楚ABC仓的含义。2.2018年7月27日何涎婷邮件，拟证明《购销合同》当时尚未签订。3.柯启蒙与陈晶晶聊天记录，拟证明卡洛公司曾前往大仓提货未果。4.金九公司财务系统账号信息，拟证明胡少文非常清楚金九公司的实时库存状况。5.金九公司OA平台备案信息，拟证明双方约定的确定订单价格的平台为金九公司所有。卡洛公司质证认为：1.根据证据1的录音内容，可清楚听到，各方对于“70%货物”的具体所指存在非常大的分歧。这段录音没有对这些概念形成合意，录音也提到这次谈话及签订备忘录是确定双方大方向，最终双方没有就争议问题达成共识。2.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本案是关于备忘录提到的“大仓仓库”的买卖合同，与国美渠道货物无关。3.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双方没有就买卖事项形成合意。4.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根据金九公司提供的截图看不出是什么系统的截图，而且仅凭截图有胡少文的名字也不能证明其能知道金九公司的实时库存。5.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根据该证据截图，无法得知是什么系统。本院认为，二审中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归纳本案争议焦点为：1.案涉两份《备忘录》的性质及所涉法律关系。2.金九公司依据案涉《备忘录》要求卡洛公司承担责任是否成立。关于上述第一点争议，金九公司认为案涉备忘录约定的内容不限于货物买卖，而是约定新旧经销商概括性权利义务的转让。卡洛公司对此不予认可，认为《备忘录》只是意向书，其获得经销商资格与是否购买金九公司库存货物没有必然关系。本院认为，首先，卡洛公司与金九公司作为九阳电器的新旧经销商在案涉两份《备忘录》中约定销售渠道交接、渠道产品交接、大仓库存分拆等事项。从《备忘录》的内容可见，案涉备忘录反映了双方对多个事项进行沟通、约定的过程，其中并不能清楚显示各事项之间存在彼此依存的关系。第二，根据金九公司与杭州九阳生活电器有限公司、九阳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2018年经销协议书（小电）》，其中附件9《渠道交接相关事宜约定》载明“乙方承诺，如果乙方与拟接收经销商在三个月内就遗留问题按照本约定标准达成协议并交接完毕，则按以下交接：非售出的完整产品，未下市，交接折扣按当前订单价格；非售出的完整产品，下市不超过6个月，交接折扣按下市时订单价格7折”。由此可见，库存产品的交接需要与接收经销商协商并达成协议。卡洛公司并不因接收了金九公司的销售渠道而必然负有接收金九公司存库的义务。综上，案涉备忘录是双方对销售渠道交接等事项的意向协议，只有双方对协商的事项约定明晰、依法创设彼此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或者实际履行后，该备忘录才产生法律上合同的拘束力。故该备忘录整体上不属于一份合同，金九公司认为备忘录约定的内容是概括性的权利义务转让，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关于上述第二点争议，金九公司认为双方已履行第二份《备忘录》大部分内容，但卡洛公司至今未履行接收大仓库存的约定。本院认为，首先，如前所述，案涉备忘录整体上不属于一份合同，对各事项的约定是否有合同上的约束力，需要按照合同法相关规定予以审查。第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的规定，标的和数量是合同的必备条款，若缺少该条款合同则不能依法成立。案涉备忘录针对大仓库存分拆，约定“A仓库存交接办法：……甲方需在1周内一次性接收70%的库存，按照现行产品订单价格对未售出未下市的包装完整产品进行交接，由甲方接收。……B仓库存交接办法：……一次性接收30%的库存”。上述表述难以准确确定交接的标的和数量。金九公司二审中提供部分录音，拟证明卡洛公司签订案涉备忘录时清楚知晓大仓库存分拆条款的具体含义。但审查该录音发现，胡少文对70%的库存的具体所指与金九公司一方的理解存在明显分歧，录音记录并未显示双方就此达成合意。而且从最终备忘录中“对于未售出已下市的包装完整产品，待三方确认后再进行处理”的内容，也可看出双方对库存交接仍需进一步协商。金九公司提交的九阳公司OA平台备案信息等证据，亦不足以证明胡少文清楚了解金九公司的库存情况。第三，金九公司提交的两份《金九仓盘点表-九阳A货》，没有卡洛公司盖章或卡洛公司授权人员的签字确认，而且单据上存在多处涂改的痕迹，也无记载交接的价格，难以认定为双方核实后的最终清单。综上，案涉备忘录对于大仓库存分拆的标的及数量约定不明，现无证据证明金九公司与卡洛公司就此最终达成合意，双方之间就大仓库存产品的买卖合同尚未成立。故金九公司依据案涉备忘录，主张卡洛公司未按约定接收库存产品导致其损失，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至于金九公司要求追加胡少文参加诉讼的申请，本院认为，一审判决已认定系卡洛公司签订《备忘录》，卡洛公司二审对此并无异议，胡少文作为签字人是否出庭与《备忘录》性质、效力的认定及本案处理结果并无必然关联，本院对金九公司的申请不予接纳。综上所述，金九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2710元，由上诉人广东金达信九阳贸易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国平平审判员  易超前审判员  汤 瑞二〇二〇年六月八日本件与原本任永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