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铁路运输第一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7）粤7101行初272号原告：江苏盐阜银宝水产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盐城市。法定代表人：闫强，董事长。委托代理人：王立林，江苏公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市增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挂绿路25号。法定代表人：许志忠，局长。委托代理人：袁文超，该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朱共清，广东民诚众信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袁号，男，汉族，1972年4月13日出生，住址江苏省射阳县。委托代理人：丁诚，盐城市东城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人员。原告江苏盐阜银宝水产发展有限公司与被告广州市增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及第三人袁号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3月1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的委托代理人王立林律师，被告的委托代理人袁文超、朱共清律师，第三人袁号及其委托代理人丁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广州市增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6年9月12日作出穗增人社工伤认[2016]010770号《工伤认定决定书》，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的规定，认定范亚琴2015年6月20日1时30分许上班途径启扬高速公路下行线231KM路段时发生交通事故死亡属于工伤。原告江苏盐阜银宝水产发展有限公司诉称：被告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书无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被告在工伤认定决定书中认定范亚琴是原告公司的员工，而被告所举证据未能证明原告与范亚琴之间存在劳动合同，也不能证明原告与范亚琴之间存在实际用工的工资支付情况。被告在答辩状中认为，杨爱军与原告存在挂靠关系，并据此认为杨爱军聘请的人员与原告存在劳动关系。被告所认定的挂靠关系没有事实根据，挂靠关系的法律特征是挂靠人与被挂靠人签订合同。挂靠人以被挂靠人的名义从事经营活动。因此，挂靠的核心是借名经营。本案原告与杨爱军之间的关系是依据双方于2014年6月5日签订的协议为根据，该协议确定的合作方式是原告提供流动资金、鱼产品资源，杨爱军自行采购、运输、销售等事项，并强调经营中的一切责任由杨爱军自行承担，原告仅仅是提供资金、收取利益分红，该协议丝毫没有允许杨爱军以原告的名义从事经营。因此，被告认定原告与杨爱军之间存在挂靠关系没有根据。特起诉,请求撤销被告广州市增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穗增人社工伤认[2016]010770号工伤认定决定书。被告广州市增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辩称，一、被告于2016年9月12日作出的穗增人社工伤认［2016］010770号《工伤认定决定书》是符合法律程序的。第三人于2016年6月14日向被告提交《工伤认定申请表》，被告于当日分别向第三人和原告作出了《工伤认定补正材料通知书》和《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原告在举证期限内作出复函。被告在第三人补正材料后于2016年7月14日决定受理该工伤申请案。被告并于2016年7月14日向杨爱军做了调查笔录。在结合了相关证据和调查后，被告作出了穗增人社工伤认［2016］010770号《工伤认定决定书》并依法送达给了原告和第三人。二、被告作出的穗增人社工伤认［2016］010770号《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是完全正确的。1、原告是适格主体，根据被告的调查，杨爱军并不是广州市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的法人或股东，其实际上是挂靠原告的公司在江苏地区采购水产品销往广州地区，所以杨爱军并不具备用工资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五款的规定，原告才是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2、范亚琴是在上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的。根据被告对杨爱军做的调查笔录及其他相关证据可知，范亚琴确实是从江苏回广州上班的途中发生交通事故身亡的，其死亡情形完全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的规定，认定为工伤。综上所述，被告作出的穗增人社工伤认［2016］010770号《工伤认定决定书》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是完全正确的，恳请法院予以采纳，并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述称：被告作出的穗增人社工伤认[2016]010770号《工伤认定决定书》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经审理查明，第三人袁号系范亚琴的丈夫。2015年6月20日，范亚琴搭乘顾卫兵驾驶的苏Ｊ×××××号重型普通货车由江苏盐城出发至广州。至当日01时30分左右车辆沿启扬高速公路由东向西行驶至启扬高速公路下行线231ＫＭ路段时，与前方同方向王涛驾驶的鲁Ｑ×××××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的鲁Ｑ×××××号重型普通半挂车发生追尾碰撞，范亚琴经送江都市人民医院救治无效于当日死亡。扬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速公路四大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范亚琴不承担事故责任。2016年6月14日，第三人袁号向被告广州市增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工伤认定并提交了《工伤认定申请表》。被告于同日向第三人发出《工伤认定补正材料通知书》，并于同日向原告发出《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同年6月16日，原告向被告作出函复称范亚琴与其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并提交了原告公司2015年度《工资发放表》。2016年7月14日，被告向杨爱军调查询问并制作《调查笔录》，杨爱军在调查中自称是广州市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的股东，称其与原告是合作关系，范亚琴是由其雇佣，并称范亚琴事故当日乘车目的是回广州东洲农场品市场上班。而广州市经营管理公司的商事登记基本信息显示，杨爱军并非公司股东。2016年9月12日，被告作出穗增人社工伤认［2016］010770号《工伤认定决定书》，主要内容为：“江苏盐阜银宝水产发展有限公司员工范亚琴，于2015年6月20日1时30分许，上班途径启扬高速公路下行线231ＫＭ路段时发生交通事故死亡。本次事故中，范亚琴无责任。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认定为工伤。”被告于2016年10月17日将决定书分别邮寄送达给原告及第三人，原告收到决定书后不服，提起本诉。另查明，2014年5月29日，原告作为乙方与广州市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作为甲方签订《合作经营合同》。合同第一条约定：“合同期内，甲方提供占地面积为150平方米左右的经营场地由乙方自费修建经营场地和住宿之用途，但甲方必须固定收取乙方适当的租金，收费标准按占地面积每月20元／平方米计算……”。2014年6月5日，原告作为甲方与杨爱军作为乙方签订《协议》。《协议》第三条约定：“甲方和乙方的合作，按照甲方提供流动资金或渔业资源支持的方式，根据约定甲方享受固定收益的形式分红，经营过程中的一切责任均由乙方负责，甲方予以协助和监督。”“采购责任由乙方负责，甲方予以协助和监督。”“运输责任由乙方承担。”“收货责任由乙方承担，甲方予以监督。”“销售责任由乙方承担，盈亏由乙方自行承担，甲方只按照固定收益方式收取利益分红。”以上事实，有结婚证、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工伤认定申请表》、《工伤认定补正材料通知书》、《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工资发放表》、《调查笔录》、《合作经营合同》、《协议》、《工伤认定决定书》及邮寄送达回执等证据证实，原告、被告、第三人亦当庭陈述在案。本院认为，本案属于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确认纠纷。关于《工伤认定决定书》的合法性问题。第一，关于被告是否具有作出案涉工伤认定决定的法定职权。《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规定：“国务院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全国的工伤保险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广州市工伤保险若干规定》第三条第四款第（二）项规定：“受伤害职工未参加本市工伤保险，用人单位注册地在本市的，由用人单位注册地的区、县级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负责受（办）理；用人单位注册地不在本市的，由其生产经营地的区、县级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负责受（办）理。”本案中，第三人在申请工伤认定时主张范亚琴是原告的员工，范亚琴事发前上班地点在原告设立在广州市的门市。被告广州市增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为辖区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具有受理第三人的申请并作出是否属于工伤的认定决定的法定职权。故对于原告认为被告无职权作出案涉工伤决定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第二，被告在《工伤认定决定书》中认定范亚琴是原告公司员工，但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范亚琴与原告存在劳动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单位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五）个人挂靠其他单位对外经营，其聘用的人员因工伤亡的，被挂靠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根据上述规定，个人挂靠其他单位经营的，被挂靠单位是工伤保险责任主体。庭审中被告称因范亚琴是杨爱军聘请，杨爱军是挂靠原告公司经营，而杨爱军不具备用工资格，故应当由原告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然而，本案被告提交的《合作经营合同》、《协议》仅能证明原告与杨爱军之间存在合作关系，该协议未明确表示杨爱军与原告是建立挂靠经营关系，从协议内容看，也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挂靠关系。广州市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仅证明范亚琴在原告公司承租的其公司的场地上班，亦不能证明杨爱军是挂靠原告公司经营。因此，被告在未查实杨爱军是否以原告名义对外经营的前提下，仅凭《合作经营合同》、《协议》及《证明》认定原告作为被挂靠单位应当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及范亚琴是原告公司员工，明显认定事实不清、依据不足。第三，《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自受理工伤认定申请之日起60日内作出工伤认定的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工伤认定的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和该职工所在单位。”第三人于2016年6月14日向被告申请工伤认定并提交了《工伤认定申请表》。因第三人提交的材料不完全，被告于同日向第三人发出《工伤认定补正材料通知书》。被告称在第三人补充资料后于2016年7月14日受理第三人的工伤认定申请，并于同年9月12日作出《工伤认定决定书》。诉讼中被告未能提交受理案件通知书或受理回执，且其已于2016年6月14日向原告发出《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应当视为被告已于2016年6月14日受理第三人的工伤认定申请，故其于同年9月12日作出《工伤认定决定书》已明显超过法定期限，程序违法。综上所述，被告作出的穗增人社工伤认[2016]010770号《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事实不清、依据不足、程序违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第（三）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被告广州市增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6年9月12日作出的穗增人社工伤认[2016]010770号《工伤认定决定书》；二、被告广州市增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并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60内对第三人袁号的工伤认定申请重新作出处理。案件费50元，由被告广州市增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审 判 长  汤 倩人民陪审员  冯金爱人民陪审员  周小燕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余 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