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黔0321行初65号 原告古达荣，男，汉族，1962年8月24日出生，贵州省习水县人，住习水县。 委托代理人袁才勤（古达荣之妻），汉族，1967年10月19日出生，贵州省习水县人，住址，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委托代理人杨朝强，贵州名城（习水）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代理。 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住所地:习水县东皇镇西城区行政中心，组织机构代码:00953600-4。 法定代表人陈钊，县长。 委托代理人文流刚。代理权限：一般代理。 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住所地：遵义市汇川区人民路，组织机构代码：00950021-2。 法定代表人魏树旺，市长。 委托代理人李幸，贵州义遵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代理。 第三人习水县同民镇红旗村七组，住所地：习水县同民镇红旗村。 负责人胡伦权，村民组长。 委托代理人廖奇伦，贵族诚稳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代理。 第三人习水县同民镇红旗村八组，住所地：习水县同民镇红旗村。 负责人胡继胜，村民组长。 第三人习水县土城镇黔沿村六组，住所地：习水县土城镇黔沿村。 负责人向仲宽，村民组长。 原告古达荣不服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作出的习府处〔2016〕30号《习水县人民政府行政处理决定书》（以下简称行政处理决定书）及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作出的遵府行复〔2016〕210号《遵义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行政复议决定书），于2017年1月22日向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2月14日裁定移交本院审理。本院于2017年3月7日立案后，依法向被告及第三人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4月2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古达荣及其委托代理人袁才勤、杨朝强，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委托代理人文流刚，遵义市人民政府委托代理人李幸，第三人习水县同民镇红旗村七组（以下简称红旗村七组）负责人胡伦权及委托代理人廖奇伦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习水县同民镇红旗村八组（以下简称红旗村八组）、习水县土城镇黔沿村六组（以下简称黔沿村六组）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依第三人红旗村七组申请，于2016年5月27日作出习府处〔2016〕30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认定如下事实：本案争议林地位于习水县同民镇红旗村，地名申请人红旗村**称为“石笋”，被申请人古达荣称为“石省”，现统称“石笋”，经现场查勘绘图，争议林地面向山林四界为：上抵鄢明辉林地大梁埂，下抵河心，左抵鄢明辉林地石桌子埂心，右抵袁少华林地黑洞岩埂心。争议林地系古双和解放前的“老业”，古双和之子古德明与袁绪珍系夫妻关系，上世纪30年代，古德明意外身亡，袁绪珍又与古开明（古达荣祖父）结婚，古双和、袁绪珍、古开明从此共同生活，古开明与袁绪珍生育古其海（古达荣之父），1943年，古双和因家庭房屋火烧被毁举家迁至土城镇小坝（现土城镇黔沿村）居住。1952年，古开明回到第七区合作乡十三选区（即现同民镇红旗村七组）参加土改，1955年8月17日取得原赤水县人民政府颁发的赤字第20076号《土地房屋所有权证》，该证载明“石省”荒山一幅，四至为东抵鄢少青，南抵鄢明辉，西抵袁少华，北抵大良子，属古开明所有。经现场勘验，该证载明“石省”山林四至与争议山林四至相符。1981年林业“三定”时期，被申请人古达荣之父古其海（1943年起至今居住在土城镇××沿村）在××公社××大队××生产队（××现土城镇××）划得自留山三幅，小地名分别为“纸厂”、“中咀上”、“打牆岩”，取得习府自山字第5号《习水县自留山使用证》。1985年，被申请人与同民镇红旗村袁才勤结婚后迁居同民镇，现居住地为同民镇茶垭村五组。2008年林权制度改革时，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因争议林地的权属发生争议，经同民镇林改办处理后，本府于2008年12月10日向被申请人颁发了习府林证字（2008）第5203301201483－1／1号《林权证》，该证载明“石省”山林一幅，四至为东抵兰湾子山林，南抵冯中强山林，西抵鄢明辉自留山，北抵高坎子集体林，属红旗村八组所有，归古达荣管理使用。经现场勘验，该证载明的“石省”山林四至包含于争议山林四至。申请人不服向本府申请撤销颁发给被申请人的《林权证》中关于“石省”山林的登记并重新确权。 并认为：土改时期古开明虽参加原第七区合作乡十三选区土改取得《土地房产所有证》，该证载明“石省”荒山与争议山林四界一致，但古开明家庭解放前举家迁居原小坝公社黔元生产队，根据林业“三定”时期按照“凡迁出外公社自留山不予保留”的政策规定，古开明家庭对土改时期取得的林地不应再享有管理使用的权利，且被申请人之父古其海在林业“三定”时已在土城镇黔沿村划得自留山三幅并获得习府自山字第5号《习水县自留山使用证》，故本案争议山林的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应属申请人红旗村七组集体所有。2008年林改过程中向被申请人颁发的《林权证》中关于“石省”林地的登记，违反了相关政策精神，属颁证错误，本府按照有错必纠的原则，依法予以撤销。 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和《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四条之规定，决定：一、撤销被申请人古达荣持有的习府林证字（2008）第5203301201483－1／1号《林权证》中关于“石省”林地的林权登记；二、争议林地“石笋”（面向山林四至为上抵鄢明辉林地大梁埂，下抵河心，左抵鄢明辉林地石桌子埂心，右抵袁少华林地黑洞岩埂心）的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属申请人习水县同民镇红旗村七组集体。 原告古达荣不服，向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于2016年9月28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作出的习府处〔2016〕30号《行政处理决定书》。 原告古达荣诉称，一、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书主要证据不足，采纳证据错误。被告没有举证证明“凡迁出外公社自留山不予保留”的政策规定。申请人持有《土地房产所有证》，根据《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七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被告未将该证据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是错误的。二、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明显不当。习府林证字（2008）第5203301201483－1／1号《林权证》系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做出的，现习水县人民政府予以撤销没有法律依据，其行为超越职权。三、习水县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程序严重违法，其在作出处理决定之前，没有通知原告应诉、答辩，处理决定书上的答辩意见不是原告的意见。四、本案争议山林在红旗村八组地界内，其所有权属于红旗村七组集体所有与客观事实不符。五、本案争议山林自土改以来一直属于原告家庭管理、使用，红旗村八组村民无人提出异议。被告撤销原告的林权证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诉请判决撤销习水县人民政府作出的习府处〔2016〕30号《习水县人民政府行政处理决定书》及遵义市人民政府作出的遵府行复〔2016〕210号《遵义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 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 1、原告身份证，证明原告的主体资格。 2、习府处【2016】30号从政处理决定书和遵府行复【2016】21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存在。 3、土地房产所有证，证明原告的祖父古开明于1955年8月17日取得了石省山林的管理使用权的事实。 4、习府林证字（2008）第5203301201483-1/1号林权证及档案资料，证明：（1）2008年12月10日，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就小地名叫石省的林地为原告颁发了林权证的事实；（2）石省的林地在红旗村八组的地界内，所有权人应为红旗村八组的事实；（3）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在向原告颁发林权是在林地的接界人胡继其、冯中强、鄢明辉以及踏查人员鄢明辉、冯中强、胡伦仕、胡继文的签字确认，以及红旗村八组负责人胡继其、红旗村村委会、同民镇人民政府、习水县林业局的确认后颁发的。其颁证行为既有事实依据，又有法律依据，其颁发的习府林证字（2008）第5203301201483-1/1号林权证不应当被撤。 5、胡伦辉的调查笔录、习水县同民镇红旗村村委会证明，6、胡继文的调查笔录，7、胡伦仕的调查笔录，证明：（1）石省山林在红旗村八组地界内，其所有权人应为红旗村八组；（2）石省林地在林业三定时期集体未重新划分，仍然按照土改时的现状由古达荣家庭进行管理使用；（3）红旗村八组村民均认为石省山林的使用权属于古达荣；（4）红旗村七组在石省没有山林；（5）胡伦辉因年老体弱，无法到庭作证。 8、杨成勇的证言，证明：（1）原告现在主张的山林是原石省山林的二分之一；（2）林改时，将其处理给原告。 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辩称：一、答辩人作出的处理决定适用法律正确，答辩人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和《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四条的规定，对本案争议林地的权属进行确权，其主体资格适格。其作出的处理决定是依据中共习水县委、习水县人民政府于1981年6月27日印发的习发[81]17号《关于林业“三定”中若干具体问题的处理意见》的规定作出的。二、答辩人作出的处理决定程序合法。原告虽然持有答辩人颁发的《林权证》，但该证经查系颁证错误，按照有错必纠和高效便民原则，答辩人对自身错误的权证登记有权进行纠正，且有权在作出确权决定时一并撤销该登记。答辩人在作出处理决定前，已通知原告参加确权，并告知了相关权利义务，听取了当事人的申辨。三、答辩人作出的处理决定正确。根据习发[81]17号《关于林业“三定”中若干具体问题的处理意见》中“凡迁出外公社的，自留山不予保留”的规定，原告在林业“三定”时已举家外出，而且在迁入地已划有自留山，故原告不能同时在两个集体均划分山林，只能在现居住地划分山林土地。《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七条虽然规定了尚未取得林权证的，土地改革时期，人民政府依据颁发的土地证，可以作为处理依据。对于该条款的理解，应当是在两个集体之间发生林权争议，《土地房产所有证》能够作为确定所有权的依据，但不能作为确定使用权的依据。原因在于：我国在上世纪50年代实行“土改”后，经过合作化、“四固定”等政策时期，当时已将农民享有的山林土地全部入社到集体，个人没有保留山林，在1981年林业“三定”时，才划分到户。也就是说，农民对于山林土地的使用权是一直在发生变化，但所有权没有变化。基于此，答辩人正是考虑原告家庭是在原第七区合作乡十三选区参加土改，该地现已演变为红旗村七组，故将所有权确定给红旗村七组。 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习水县林业局关于红旗村××与××村××组古达荣石笋山林争议的调查处理建议，证明本案由习水县林业局调查后提出处理建议移送习水县政府； 2、《山林确权申请书》、胡伦权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证明本案启动程序合法； 3、习水县林业局山林权属争议案件受理通知书及送达回证，证明本案受理程序合法； 4、习水县山林权属争议现场草图及示意图，证明争议山林现场情况； 5、古开明（古达荣之祖父）1955年赤字第20076号《土地房产所有证》，证明争议山林在土改时由古达荣祖父古开明取得； 6、习府自山字第5号自留山使用证（存根），证明古达荣之父古其海林业“三定”时在土城划有自留山； 7、习府林证字（2008）第5203301201483-1/1号《林权证》，证明争议山林在2008年填入古达荣名下； 8、古达荣、袁才勤（古达荣之妻）、胡伦权、古其海、胡伦福、胡大银、胡伦辉、胡大祝、胡伦仕《调查笔录》，证明：（1）古达荣家在解放前就搬离同民镇红旗村；（2）古其海在土改时回同民镇红旗村参加土改； 9、习府处[2016]30号《习水县人民政府行政处理决定书》、送达回证，证明处理决定送达当事人。 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辩称：我府作出的遵府行复[2016]21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依据正确。一、被告习水县政府依据1981年6月27日所印发的习发[81]17号《关于林业“三定”中若干具体问题的处理意见》中“凡迁出外公社自留山不予保留”的政策规定处理被答辩人与第三人之间林权纠纷于法有据，不违反当时法律和政策规定。二、被答辩人认为依照《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七条之规定，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应以其所有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作为处理争议的依据。答辩人主为，适用该规定还应以该办法总则为前提，依据第一条之规定，林木林地可能性争议的处理应遵循公平公正这一根据原则。结合本案，被答辩人在“林业三定”时期已举家迁出，且在迁入地已取得自留山，如答辩人在两处均取得自留山，将必然损害其他集体社员的利益，此亦于公平公正原则相违背。三、根据《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四条、第十四条之规定，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有权对本案进行处理，且处理程序合法，请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 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提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行政复议决定书》及送达回执，证明遵义市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 第三人红旗村七组述称，二被告作出的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结果适当，请求依法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红旗村七组未提交证据。 第三人红旗村八组未答辩，也未提供证据。 第三人黔沿村六组未答辩，也未提供证据。 经庭审质证，对原告出示的证据，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对1－4号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古开明一直未在同民镇红旗村居住，按照林权制度，不应为原告颁发林权，其取得的林权证不合法；对5－8号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达不到证明的目的。被告遵义市政府对1－3号证据的质证意见同习水县人民政府；对4号证据，认为该证已被习水县政府撤销，对三性均持异议；对5－8号证据即调查笔录，不符合法定形式，证人证言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原被告双方的提问调查，以及身份信息的核实，红旗村出具的证明无法客观证实胡伦辉是否因年老体弱，无法出庭作证。第三人红旗村七组对1－2号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3号证据有异议，认为争议地在七组范围，不在八组范围；对4号证据认为已被依法撤销，不能作为证据；对5－8号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 对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原告对1号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据正好证明争议林地属于原告管理的事实；对2－5号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6号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对7号证据无异议；对8号证据中古达荣、袁才勤、胡伦福、胡伦辉的调查笔录无异议，对胡伦权、古其海、胡大银、胡大祝的调查笔录有异议，胡伦权所述原告祖父没有参加土改以及他们对山林进行管理使用不是事实。古其海说没有管理只能说明古其海没有管理，不能说明古达荣没有管理。胡大银说古双和没有在同民镇参加土改以及胡大祝说从土改时起争议林地就一直是他们生产队在管理不是事实。对胡伦仕的调查笔录没有异议。对9号证据无异议。 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对1号证据的意见是该证据是林业局调查后形成的建议，但最终的决定权在习水县政府；对2－9号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 第三人红旗村七组对1号证据认为是调查机关的建议，只能证明程序合法。对2－9号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 对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原告、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及第三人红旗村七组均无异议。 庭审中，原告申请证人胡某出庭作证，其证实林地在红旗村八组范围内，解放以来就是古达荣家在管理使用，故所有权和使用权应归古达荣所有，如果这片山林不归古达荣所有，也应该归我们红旗村八组所有，红旗村七组没有权利争这片林地。 对上述证言，原告无异议；被告习水县政府认为不真实，不应采纳；被告遵义市政府认为证言前后矛盾、逻辑混乱，不能作为证据。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各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材料能够证明案件的基本事实，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事实与习水县人民政府查明事实基本一致。 另查明，争议林地现位于红旗村八组范围内，但红旗村八组从争议发生之日起至本案庭审结束时均未主张权利。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原告持有的其祖父古开明于1955年8月17日取得的原赤水县人民政府颁发的赤字第20076号《土地房屋所有权证》能否作为主张争议林地使用权的依据以及被告根据1981年6月27日所印发的习发[81]17号《关于林业“三定”中若干具体问题的处理意见》中“凡迁出外公社自留山不予保留”的政策规定将争议林地处理给第三人红旗村七组是否合法。原告祖父取得赤字第20076号《土地房屋所有权证》的依据是1950年6月28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第30条“土地改革完成后，由人民政府发给土地所有证，并承认一切土地所有者自由经营、买卖及出租其土地的权利……”之规定。但1956年6月3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第十三条规定“入社的农民必须把私有的土地和耕畜、大型农具等主要生产资料转为合作社集体所有”。第十六条规定“农业生产合作社应该抽出一定数量的土地分配给社员种植蔬菜……社员原有的坟地和房屋地基不必入社”。第十八条规定“社员私有的林木，应该根据以下的原则处理：（一）少量的零星的树木，仍属社员私有。（二）幼林和苗圃，由合作社偿付本主一定的工本费，转为合作社集体所有。（三）大量的成片的果树、茶树、桑树、竹子、桐树、漆树和其他经济林，根据今后收益的大小、经营的难易、本主所费工本和所得收益的多少，作价归合作社集体所有，价款从林木的收益中分期付还。在合作社初建的时候，对于这种经济林，也可以暂时仍属社员私有，由合作社统一经营，从这些林木的收益中付给本主一定比例的报酬。（四）大量的成片的用材林，应该根据当时的材积分等作价，转为合作社集体所有，价款从林木的收益中分期付还。在合作社初建的时候，对于这种用材林，也可以暂时仍属社员私有，由合作社统一经营，从这些林木的收益中付给本主一定比例的报酬”。1962年9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第二十一条规定“生产队范围内的土地，都归生产队所有。生产队所有的土地，包括社员的自留地、自留山、宅基地等等，一律不准出租和买卖”。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条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据此，从农民个体经济向农村集体经济的转变过程中，农民从土地改革中获得的土地所有权大部分变成了集体的土地所有权，农民手中只剩下坟地和房屋地基以及房屋的所有权，相应的，土地改革后发给农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上记载的与土地相关的内容除坟地和房屋地基以外，都已失去效力。故原告古达荣虽然持有其祖父古开明于1955年8月17日取得的原赤水县人民政府颁发的赤字第20076号《土地房屋所有权证》，但该证已失去效力，原告据此主张争议林地应归其管理使用并请求判决撤销习水县人民政府作出的习府处〔2016〕30号《习水县人民政府行政处理决定书》及遵义市人民政府作出的遵府行复〔2016〕210号《遵义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与上述政策、法律、法规规定不符。本案中，争议林地虽地处红旗村八组范围内，但红旗村八组从争议发生之日起至本案庭审结束时均未主张权利，视为对其权利的放弃。现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依第三人红旗村七组的申请，经过调查后根据1981年6月27日所印发的习发[81]17号《关于林业“三定”中若干具体问题的处理意见》中“凡迁出外公社自留山不予保留”的政策规定将争议林地处理给第三人红旗村七组并不违反政策和法律的规定，其作出的习府处〔2016〕30号《习水县人民政府行政处理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作出的遵府行复〔2016〕210号《遵义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程序合法。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古达荣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五十元，由原告古达荣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秦远秀 人民陪审员  杨先伦 人民陪审员  王章辉 二〇一七年六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杨 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