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2016）粤0308行赔初16号原告管旭，男，汉族，1988年4月1日出生，住址四川省富顺县。被告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罗湖大队，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2012号，组织机构代码K31734483。负责人黄海东，该大队大队长。委托代理人曾权，深圳市交通警察局民警。委托代理人莫松坤，深圳市交通警察局民警。原告管旭因与被告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罗湖大队行政赔偿一案，于2016年10月24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月10日、6月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管旭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委托代理人李某、彭某到庭参加了第一次庭审，被告委托变更后的委托代理人曾权、莫松坤到庭参加了第二次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原告系使用滴滴平台从事“代驾”业务并以此为生的驾驶员。2016年5月19日1时50分许，原告代驾粤Ｃ×××××（临）号牌小型轿车在被告开展的“猎虎”整治行动中被发现有“使用其他号牌”的交通违法行为，被告扣押原告机动车驾驶证、上述车辆及车辆行驶证；2016年5月23日，被告对上述车辆解除扣押。2016年6月28日被告作出深公交决字（2016）第440303-2703410010号《公安交通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处罚决定书），对原告处以罚款3000元，扣12分。后原告向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以下简称市交警局）申请行政复议，2016年7月4日，市交警局作出深公交复决字（2016）第0174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复议决定书），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撤销上述行政处罚决定。2016年7月26日，被告受理原告提出的国家赔偿申请；2016年9月19日，被告以“未侵犯财产权益”为由作出深公交罗行不赔字（2016）001号《不予国家赔偿决定书》（以下简称不予赔偿决定）。原告认为：1.被告违法扣押和扣留驾驶证造成原告的财产权损失。原告通过支付培训、交通等成本取得驾驶证，而驾驶证被被告违法扣押、扣留期间，原告无法从事代驾工作，因此财产权遭受损害，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以下简称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关于“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的规定。2016年5月19日至5月23日系行政调查期间，故该段时间的损失不予计算。原告的具体直接损失分为两个标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2016年5月23日至6月28日，原告于事发当晚表明代驾身份并提交证明材料，并得到了车主的多次印证，被告已于2016年5月23日解除了对车辆的扣押强制措施，说明其已经调查并查清原告在该案并无责任，故对驾驶证的扣押应一并解除；而2016年5月23日也是《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九条规定的被告应作出处罚决定的最后期限，被告在该期限内扣押原告的驾驶证属违法，应赔偿原告该期间内的财产损失，按2016年4月原告代驾收入3699元，即123元/日×36日=4428元。第二阶段2016年6月28日至7月11日，被告作出的处罚决定已被行政复议决定撤销，因此行政复议决定书生效之日前的扣留即为违法，被告应对该段期间的违法扣留造成原告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为123元/日×13日=1599元。第三阶段2016年7月11日至7月18日，2016年7月11日原告领取复议决定书后前往被告处领取驾驶证，被告工作人员要求原告写下“未经通知、不得使用”的保证书后才得以领回，原告认为复议决定已经生效，被告应按复议决定内容恢复原告行使驾驶权利，其要求原告书写保证书的行为于法无据，被告应对原告克以不得使用驾驶证之违法行政命令承担赔偿责任，为123元/日×8日=984元。第四阶段2016年7月12日、14日、27日合计1.5个法定工作日，2016年7月12日，被告拒绝受理原告呈交国家赔偿申请并告知原告前往市交警局信访，7月14日原告前往市交警局递交对被告行政不作为的复议申请，数日后市交警局工作人员电话告知原告，可以前往被告递交申请并要求原告撤回复议申请。2016年7月26日被告受理国家赔偿申请后，原告于2016年7月27日前往市交警局撤回复议申请。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七条第一款、第八条和第九条，被告作为赔偿义务机关，有义务接受原告的申请，但由于其拒绝受理，使原告辗转于被告和市交警局之间，耗费时间和精力，丧失从事兼职工作的机会和收入，应按照深圳市最低工资收入标准给予行政赔偿，为148元/日×1.5日=220元。以上各项赔偿请求共计人民币7231元。原告的诉讼请求：请求国家赔偿7231元。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增加诉讼请求：确认被告扣留其驾驶证行为违法。原告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行政处罚决定书；2.行政复议决定书；3.送达回执；4.不予国家赔偿决定书；5.截图；6.录音及文字稿；7.嘀嘀代驾系统截图；8.租房合同。被告辩称,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道交法）第五条第一款、第八十七条第二款规定，被告作为辖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部门，具有作出涉案道路交通安全行政管理的法定职权，系适格行政行为主体。2.被告依法行使职权，没有侵犯原告的人身和财产权益。2016年5月19日1时50分许，被告执勤民警在罗湖区开展“猎虎”整治行动时发现粤Ｃ×××××（临）号牌小型轿车的驾驶人即原告有使用其他号牌的交通违法行为（号码为粤Ｃ×××××的临时号牌信息与该车实际车型不符）。于是对该车进行了现场纠正查处，并向原告开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以下简称强制措施凭证），将其机动车驾驶证和机动车依法扣留，并告知其15天内到被告处接受进一步处理。2016年6月28日，原告才到被告接受处理。被告作出了处罚决定书，决定对其罚款3000元。原告不服此决定，经复议后被撤销。原告于2016年7月11日收到行政复议决定书。3、被告不予赔偿适用法律正确。行政赔偿的前提系要确认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而本案中原告确实存在驾驶有使用其他号牌的交通违法行为（号码为粤Ｃ×××××的临时号牌信息与该车实际车型不符）的情形。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二）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自己的行为致使损害发生的”，原告诉求赔偿的前提不存在。同时其请求也不符合国家赔偿法第三、四条的规定。间接损失也不属于国家赔偿的范围。4.被告的行为并未给原告的财产权造成任何的损失。综上，原告的诉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法院依法驳回被告的诉讼请求，维护被告的合法权益。被告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执法经过；2.图片；3.行政强制措施凭证；4.扣证登记表；5.行政赔偿请求书；6.不予国家赔偿决定书；7.送达回证。经庭审质证，当事人的质证意见已经详细记载于开庭笔录并附在案卷中。根据当事人的庭审质证意见和对相关证据的审查，本院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4以及被告在法定期限内提交的各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可，上述证据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证据。原告提交的证据5-7真实性无法确认，证据8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采信。经审理查明，2016年5月19日3时31分许，被告执勤民警在罗湖区开展“猎虎”整治行动过程中发现原告驾驶的粤Ｃ×××××（临）小型汽车存在临时号牌信息与该车实际车型不符的违法情形，遂于同日向原告出具强制措施凭证，根据《深圳经济特区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罚条例》（以下简称特区处罚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作出扣留机动车、驾驶证及粤Ｃ×××××临时号牌的强制措施。2016年6月28日，被告作出处罚决定书，查明原告于某时间、地点实施使用其他机动车号牌、行驶证的违法行为，依据特区处罚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对原告处以罚款3000元，并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记十二分。原告于当日签收该处罚决定书后向市交警局提起行政复议，请求撤销该处罚决定。2016年7月4日，市交警局作出复议决定书，以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撤销了上述处罚决定书，并于2016年7月11日送达至原告。同日，被告归还原告驾驶证。同年7月26日，被告收到原告《行政赔偿请求书》，请求赔偿2016年5月23日-7月18日驾驶证被扣押、扣留以及不得使用期间不得从事代驾职业收入损失以及多次来往被告、市交警局之间的交通费，合计7004.8元。2016年9月19日，被告作出不予赔偿决定，认定执勤民警按法定程序查处原告的交通违法行为，并未发现执勤民警在行使职权时侵犯原告的人身和财产权益情形，原告提出的赔偿请求无相关依据、缺乏证据支持，不符合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四条规定的赔偿情形，决定不予赔偿。原告对该赔偿决定不服，诉至本院。本院认为，原告在庭审过程中经法庭释明撤回2016年7月12日、14日、27日的财产损失220元之赔偿请求，系其对诉讼权利的自主处分，本院予以准许。原告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增加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亦予以准许。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1.被告扣留原告机动车驾驶证的强制措施是否合法；2.原告主张的代驾收入损失否属于国家赔偿法规定的应予赔偿的范围，被告是否应对原告进行赔偿以及具体赔偿数额。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道交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累积积分达到规定分值的机动车驾驶人，扣留机动车驾驶证，对其进行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教育，重新考试；考试合格的，发还其机动车驾驶证”。该法第一百一十条第一款规定，“执行职务的交通警察认为应当对道路交通违法行为人给予暂扣或者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处罚的，可以先予扣留机动车驾驶证，并在二十四小时内将案件移交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理”。《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法扣留机动车驾驶证：（一）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二）将机动车交由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或者机动车驾驶证被吊销、暂扣的人驾驶的；（三）机动车行驶超出规定时速百分之五十的；（四）驾驶有拼装或者达到报废标准嫌疑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五）在一个记分周期内累积记分达到十二分的。”特区处罚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使用其他机动车号牌、行驶证、登记证书的，依法扣留机动车，处三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根据上述法律、法规规定，1.相对人存在上述特定法定违法行为情形下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方能采取扣留机动车驾驶证的强制措施；2.对使用其他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人，公安机关应依法扣留机动车。从查明事实可知，被告于2016年5月19日对原告采取扣留机动车驾驶证强制措施的事实依据为原告存在使用其他机动车号牌、行驶证的违法行为，而该违法行为并不属于某法律规定的可以扣留机动车驾驶证的法定情形，同时被告所引用的法律依据仅包括扣车并无扣留机动车驾驶证的内容，而原告也并未被处以暂扣或者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处罚，因此被告作出的扣留原告机动车驾驶证的强制措施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属于违法扣留。考虑到被告已归还原告机动车驾驶证，该行政行为已不具有可撤销内容，本院依法确认被告扣留原告机动车驾驶证的强制措施违法。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国家赔偿法第四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一）违法实施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的；（二）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的；（三）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的；（四）造成财产损失的其他违法行为。”该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失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一）处罚款、罚金、追缴、没收财产或者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的，返还财产；（二）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解除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造成财产损坏或者灭失的，依照本条第三项、第四项的规定赔偿；（三）应当返还的财产损坏的，能够恢复原状的恢复原状，不能恢复原状的，按照损害程度给付相应的赔偿金；（四）应当返还的财产灭失的，给付相应的赔偿金；（五）财产已经拍卖或者变卖的，给付拍卖或者变卖所得的价款；变卖的价款明显低于财产价值的，应当支付相应的赔偿金；（六）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的，赔偿停产停业期间必要的经常性费用开支；（七）返还执行的罚款或者罚金、追缴或者没收的金钱，解除冻结的存款或者汇款的，应当支付银行同期存款利息；（八）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根据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释，1.行政机关侵犯行政相对人财产权造成的损失主要包括财产物质形态上的损失、灭失，基于行政许可进行的经营活动被停止导致经常性费用开支损失以及其他直接损失；2.具体的损失赔偿因损失不同而采取不同的赔偿形式。原告主张被告对其驾驶证违法扣留造成的财产权损失为其因缺失驾驶证导致无法从事个体经营的代驾职业造成的收入损失，其认为法律依据为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及比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行政诉讼中司法赔偿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关于保全、执行造成停产停业的，损失包括停产停业期间的职工工资、税金、水电费等必要的经常性费用的规定。对原告上述主张，本院不予采纳，理由为：代驾职业的运作模式系司机持机动车驾驶证接受顾客指令代为驾驶机动车并取得相应报酬，其一仅持驾驶证并不能取得代驾收入，取得代驾收入是基于取得驾驶证后的劳力付出，因此原告主张的代驾收入损失只是可期待收入，并不是直接损失；其二代驾职业对于代驾司机个体而言，并不存在需要进行支付工资、税金、水电费等必要的经常性费用，即便比照与原告上述主张的司法解释相关的、2016年10月1日起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行政诉讼中司法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关于“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六项规定的停产停业期间必要的经常性费用开支，是指法人、其他组织和个体工商户为维系停产停业期间运营所需的基本开支，包括留守职工工资、必须缴纳的税费、水电费、房屋场地租金、设备租金、设备折旧费等必要的经常性费用”的规定，对该项规定的经常性费用支出应做维系经济体正常运营所支付的成本理解，并不能得出原告理解的代驾收入属于停产停业需要支付的经常性费用的结论。因此原告主张的代驾收入损失并不属于国家赔偿法中应予以赔偿的损失范围，其在本案中提出的赔偿请求没有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被告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罗湖大队于2016年5月19日对原告管旭作出的扣留驾驶证强制措施违法；二、驳回原告管旭的赔偿请求。本案不收取案件受理费。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杨    琨审 判 员 李    洋人民陪审员 贾  万  无二〇一七年六月十二日书 记 员 曾琳 （ 兼）书 记 员 苏广瑛（兼）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但不撤销行政行为：（一）行政行为依法应当撤销，但撤销会给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二）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不需要撤销或者判决履行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一）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二）被告改变原违法行政行为，原告仍要求确认原行政行为违法的；（三）被告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判决履行没有意义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