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1民终857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市番禺区大石卡思服装厂，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经营者：敖俊敏，住江西省宜春市万载县。委托代理人：廖嘉俊，广东国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伍海林，住广东省龙门县。委托代理人：黄桂芬，广东银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梁子韫，广东银德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番禺区大石保时杰制衣厂，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经营者：李波，住江西省宜春市万载县。委托代理人：林文楠，广东金羊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州市番禺区大石卡思服装厂（以下简称卡思服装厂）因与被上诉人伍海林、广州市番禺区大石保时杰制衣厂（以下简称保时杰制衣厂）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6）粤0113民初52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卡思服装厂一审诉讼请求：判决卡思服装厂无需向伍海林支付任何经济补偿并由伍海林和保时杰制衣厂负担诉讼费。原审法院判决：一、卡思服装厂（敖俊敏）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伍海林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49300元；二、驳回卡思服装厂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卡思服装厂（敖俊敏）负担。判后，上诉人卡思服装厂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改判卡思服装厂无需向伍海林支付任何经济补偿。二、判令由伍海林和保时杰制衣厂共同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上诉理由：一、卡思服装厂与保时杰制衣厂均是独立的个体，双方的经营者、经营地址、成立时间均不相同，伍海林与保时杰制衣厂曾存在劳动关系并不代表卡思服装厂与伍海林就存在过劳动关系，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从现有证据来看，卡思服装厂与保时杰制衣厂是完全独立的两家个体工商户，至于伍海林陈述的两个地址是同一个地点的问题，卡思服装厂是按出租人提供的合同样本签订合同并以之进行工商登记，除签名以外其他内容均由出租人填写，故对于两个地址是否一样并不清楚。2.事实上敖俊敏在成立卡思服装厂之前，是以“涉谷服装加工厂”的名义对外经营的，只因经营规模小就没有进行工商登记。虽然敖俊敏与保时杰制衣厂经营者李波是老乡关系有所往来，加上服装加工行业人员流动性有局限，不排除卡思服装厂现有员工或承接分包订单的生产者以前在保时杰制衣厂工作过的可能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卡思服装厂与保时杰制衣厂是同一家企业，伍海林与保时杰制衣厂曾存在劳动关系并不代表其与卡思服装厂存在过劳动关系。3.伍海林出庭作证的证人并无任何证据表明其与卡思服装厂及保时杰制衣厂存在过劳动关系，而且三名证人的证言存在明显冲突，可见三名证人的证言不能作为本案事实的判断依据。二、卡思服装厂与伍海林不存在劳动关系，虽然双方曾有过合作，但情况是卡思服装厂在订单拥挤人手不足时对外分包，伍海林接下部分订单自行生产，卡思服装厂最后按计件方式向伍海林发放报酬，这在制衣行业中属于普遍现象，双方根本没有形成劳动关系，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用工成本急剧增长，卡思服装厂不可能长期聘请充足的员工，只能在订单拥挤时对外分包。伍海林近几年与卡思服装厂有过合作，但伍海林是游离于卡思服装厂之外的单独个体生产者，卡思服装厂与其不存在劳动关系。2.从伍海林提供的证据可以判断伍海林与保时杰制衣厂曾存在劳动关系，保时杰制衣厂对此也予以承认，但伍海林提供的证据只能证明卡思服装厂与其有过合作，而卡思服装厂是在人员不足时才将订单对外分包，在员工足够应付订单时根本不需要伍海林的帮忙。被上诉人伍海林服从原审判决，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保时杰制衣厂答辩称，保时杰制衣厂无否认在经营时曾与伍海林存在劳动合同关系，但双方无劳动争议，保时杰制衣厂与本案无实际的利害关系。对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一审时，伍海林提交了工作证、工作照、保时杰公司开具的证明、与卡思服装厂经营者敖俊敏的电话录音作为证据，并申请了罗某、廖某两位证人出庭作证。卡思服装厂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再查明，二审时，保时杰制衣厂确认保时杰制衣厂未曾支付伍海林经济补偿。本院经审理认为，关于保时杰制衣厂、卡思服装厂与伍海林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问题。根据保时杰制衣厂所提交的劳动合同，可以证实保时杰制衣厂与伍海林之间曾经存在劳动关系。卡思服装厂与伍海林之间虽然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是参照《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之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伍海林与卡思服装厂均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根据伍海林提交的工作照、卡思服装厂经营者敖俊敏的电话录音以及证人证言，上述证据能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链，证实伍海林从事的工作是卡思服装厂业务的组成部分，接受卡思服装厂经营者敖俊敏的管理。虽然卡思服装厂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并主张不排除与伍海林曾有过分包合作关系，但是卡思服装厂未能举出相反的证据予以证明，故原审法院认定伍海林与卡思服装厂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卡思服装厂应否支付伍海林经济补偿金的问题。鉴于卡思服装厂未举证证明双方因何原因解除劳动关系，亦未证明系因伍海林的原因解除劳动合同，故原审法院根据伍海林的请求，判令卡思服装厂支付伍海林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经济补偿金的计算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五条规定：“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原用人单位未支付经济补偿，劳动者依照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与新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或者新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提出解除、终止劳动合同，在计算支付经济补偿或赔偿金的工作年限时，劳动者请求把在原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为新用人单位工作年限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用人单位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属于‘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一）劳动者仍在原工作场所、工作岗位工作，劳动合同主体由原用人单位变更为新用人单位；（二）用人单位以组织委派或任命形式对劳动者进行工作调动；（三）因用人单位合并、分立等原因导致劳动者工作调动；（四）用人单位及其关联企业与劳动者轮流订立劳动合同；（五）其他合理情形。”伍海林主张其自入职以来，其工作地址与工作内容均未发生变化。根据卡思服装厂、保时杰制衣厂的工商登记资料，两者的注册地址均在广州市番禺区大石街猛涌村新兴广场7幢。又根据敖俊敏所签订的租赁合同，保时杰制衣厂的注册地址所在物业为敖俊敏所租赁。故根据优势证据的民事诉讼规则，本院对于伍海林的主张予以采纳，对于卡思服装厂称不清楚其与保时杰制衣厂的注册地址是否相同的抗辩，不予采纳。二审时，保时杰制衣厂亦确认其无支付伍海林经济补偿，故伍海林在保时杰制衣厂工作年限应合并计算为卡思服装厂的工作年限。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之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因保时杰制衣厂未能对伍海林的入职时间进行举证，故原审法院认定伍海林的工作年限自保时杰制衣厂成立时起算，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伍海林的工资标准问题。根据《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因工资支付发生争议，用人单位负有举证责任。用人单位拒绝提供或者在规定时间内不能提供有关工资支付凭证等证据材料的，劳动保障部门、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或者人民法院可以按照劳动者提供的工资数额及其他有关证据作出认定”。鉴于卡思服装厂未能提交相关证据证明伍海林的工资标准，故原审法院按照伍海林在录音中所提及的工资标准认定其月工资为5800元，并根据伍海林的工作年限计算出卡思服装厂应向伍海林支付经济补偿金4930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五条、《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广州市番禺区大石卡思服装厂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小迪审判员  陈 丹审判员  邹群慧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陈嘉慧吴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