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203民初2332号 原告：周肖珺，女，1963年5月28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江北区。 被告：王纪跃，女，1958年8月16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海曙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燕萍，浙江海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洁，浙江海册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周肖珺诉被告王纪跃合同纠纷一案，于2020年4月20日诉至本院，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褚一彬独任审判。本案于2020年5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周肖珺及被告王纪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洁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周肖珺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被告王纪跃兑现原告委托被告代持的宁波市城建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建公司）中0.3299%的股权（价值1091890元）。事实与理由：2016年1月，宁波市城建设计研究院由事业单位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王纪跃任董事长，原告持有股份129600股，挂靠在自然人股东虞险峰名下。2013年10月，公司分立成立宁波广弘城市建设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弘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原告出资64690元，挂靠在虞险峰名下。2017年6月，被告出具代持协议，将本人在城建公司的0.3299%股份挂靠在被告名下，由被告代持。2018年原告退休，兑现了广弘公司的股份，但未兑现城建公司的股份。故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如所请！ 被告王纪跃辩称：一、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不适格。2017年6月23日，原、被告签订了一份《股权代持协议书》，从该协议书中的内容可以看出被告仅仅是作为原告对城建公司享有的0.3299％股权的名义持有人，代为行使股东权利。根据城建公司的《公司章程》第六章第二十四条以及《关于公司回购股份的股东会决议（2014）效力延长的决议》的内容来看，涉案股权的回购主体应当为城建公司而非被告，被告仅仅是涉案股权的名义持有人，上述协议书中第2条约定的委托权限中也仅赋予被告“代为收取股息或红利”的权利，而未要求由被告来兑现原告股权的义务，这从原告向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出具的《关于解决本人股份有关问题的请求》中也可以看出原告是明确知晓股权是由公司进行回购，而非被告，现原告起诉要求被告兑现涉案股权没有任何依据，本案的诉讼主体资格不适格，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二、原告的诉请从事实角度来讲根本不存在，原因如下：1.原告对城建公司享有0.3299％股权的由来依据。城建公司是2006年9月14日从宁波市城建设计研究院转制而来，原告就是从那个时期以单位员工的身份出资64690元入股城建公司，作为不记名股东挂靠在虞险峰名下。2013年9月7日，城建公司的股东会决议，确定采用派生分立的方式，分立成两家公司，即保留城建公司，派生新设广弘公司，其中部分原城建公司的员工的股份从该公司脱离加入到了广弘公司中，而原告就属于这种情形。而广弘公司的设立目的就是为了投资城建公司，因此也就解释了《出资证明书》中原告的出资日期为何是2006年8月29日即城建公司的转制时期。2017年6月12日，广弘公司股东会决议解散，原来由广弘公司投资城建公司的51％股份转由被告代为持有。因此，原告所持有的占广弘公司0.6469％的股份就转化为城建公司名下0.3299％的股权（0.006469×51％=0.3299％），也因此有了原、被告于2017年6月23日所签订的《股权代持协议书》。原告对城建公司没有另外进行过出资入股。2.原告所持有的占城建公司0.3299&的股权已经全额兑现。原告于2018年5月28日年满55周岁，到达规定的退休年龄。根据原告的申请，广弘公司于2018年5月28日（该公司注销时间是2018年12月27日）向原告出具了一份通知函，通知登记在虞险峰名下实际持股人为原告的0.6469％股权于2018年5月28日之前由公司进行回购，回购价格为1091890.36元。同日，原告出具了一份具结书，表明收到广弘公司的股本金及按规定计算的股本增值款项共计1091890.36元，至此原告在公司按股本比例享受的权利及承担的义务也从即日起全部终止。 所以，原告诉请的委托被告代持的占城建公司0.3299％的股权其实就是原告挂靠在虞险峰名下的占广弘公司0.6469％的股权，二者实质上是一个概念，现原告已经兑现了占广弘公司0.6469％的股权，因此也就不存在还要兑现占城建公司0.3299％的股权这样的说法。故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认定以下事实：2006年9月，原宁波市城建设计研究院转制变更为宁波市城建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被告为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原告于2006年8月20日出具《授权书》一份，载明：本人自愿将所持公司股份129600股挂靠在自然人股东虞险峰名下，并由虞险峰股东代表本人在股东大会上行使表决权，对表决结果本人概无异议。虞险峰为城建公司的记名股东。2013年9月7日，城建公司召开股东会议，作出关于成立广弘公司的决议，采用派生分立方式，分立成两家公司，即保留城建公司，申请变更登记；派生新设城建公司，申请设立登记。2013年10月28日，广弘公司注册成立，公司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其中虞险峰在该公司的出资额为53.9万元，占注册资本的5.39%。2014年1月28日，广弘公司向原告出具《出资证明书》一份，载明：股东名称为周肖珺，出资金额64690元，出资日期2006年8月29日，并备注（本股东自愿挂靠在记名股东名下，本公司从原宁波市城建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分立而成）。原告的被挂靠记名股东虞险峰在该《出资证明书》上签名。2014年1月23日，广弘公司作为新增股东入股了城建公司，占城建公司51%的股份。2015年7月3日，城建公司召开股东会，对公司章程作了修改，明确了广弘公司对该公司持股51%的事实。2017年5月8日，城建公司召开股东会，明确于2014年5月9日作出的关于公司回购股份的股东会决议继续有效，内容包括“由公司回购在本公司工作至正常退休的股东所持有的股份。”2017年6月12日，广弘公司召开股东会议，做出将该公司注销歇业的决议，并确定将由该公司投资城建公司的51%股份转由被告代为持有，其股权管理办法及股东的权利和责任仍按本公司原来的有关规定执行。2017年6月23日，原、被告共同签署《股权代持协议书》，载明：原告自愿委托被告作为自己对城建公司享有的0.3299%股权的名义持有人，并代为行使股东权利，被告愿意接受原告的委托并代为行使相关股东权利。该《股权代持协议书》未表明原告可向被告本人要求回购、兑现其所代持的股份。2018年5月14日，原告向城建公司出具《关于解决本人股份有关问题的请求》，载明：原告将于2018年5月28日年满55周岁，遵循公司章程的规定，到龄退休后的员工不持有的股份应由公司回购，并对其持有的公司股份由公司回购的事项提出相关请求。2018年5月28日，广弘公司出具《通知函》一份，致虞险峰并转原告，确认登记在虞险峰名下实际持股人为原告的占广弘公司0.6469%的股份应于2018年5月28日之前由公司进行回购，回购价格为1091890.36元。2018年5月28日，原告出具《具结书》一份，确认收到广弘公司的股本金及股本增值款1091890.36元，至此其在公司按股本比例享受的权利及承担的义务亦全部终止。2018年6月20日，城建公司通过其名下的银行账户向原告转账支付上述《通知函》及《具结书》中确认的股本金及股本增值1091890.36元。2018年12月26日，宁波市海曙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向广弘公司发送《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确认准予该公司注销登记。另，原告在退休之前曾多次领取过城建公司的股份分红。 本案审理过程中，被告与城建公司、虞险峰均确认：虞险峰曾作为城建公司和广弘公司的股东代原告持有股份；在广弘公司股东会决议注销公司的时候，因为广弘公司持有城建公司51%的股份转由被告代为持有，所以原告所持有的占广弘公司0.6469%的股份就转化为占城建公司0.3299%的股份（0.6469%×51%），故原、被告签订的《股权代持协议书》中约定了由被告代为持有原告在城建公司的0.3299%的股权；虞险峰代原告持有的占广弘公司0.6469%的股份与被告代原告持有的占城建公司0.3299%的股份实质上是相同的，来源均为原告的同一笔出资。 此外，原告自述在原宁波市城建设计研究院转制的时候，曾出资116739.55元入股城建公司，后该公司又退还了其部分出资款，但退还多少、何时退还其已无法确认。而城建公司则认为在2013年12月即广弘公司成立之初，该公司已退还了原告部分出资款64884.07元。 以上事实，由原告提交的《授权书》、《出资证明书》、《股权代持协议书》、《关于解决本人股份有关问题的请求》、《通知函》、《具结书》，被告提交的广弘公司章程、城建公司章程修改案、城建公司的股东会决议、《具结书》、《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城建公司的《情况说明》、虞险峰的《情况说明》，法院依职权询问城建公司相关情况的笔录及原、被告的陈述予以证明。 本院认为，原告曾系城建公司及广弘公司的股东，原告曾持有城建公司的129600股挂靠在虞险峰名下，并在《出资证明书》中确认原告出资64690元入股广弘公司并同样挂靠在虞险峰名下，后原、被告又之间通过《股权代持协议书》确立了由被告代原告持有城建公司股份的股权代持关系。但广弘公司是城建公司派生分立形成的，广弘公司在成立之后也投资入股了城建公司；而虞险峰一直是城建公司的记名股东，也曾经为广弘公司的记名股东；被告在广弘公司决议注销时又代持了该公司投资城建公司的股份，再结合原、被告之间的股权代持关系、原告曾收到过部分退还的出资款的事实及无证据证明原告有其他出资入股城建公司、广弘公司的情况，可确认虞险峰代持的原告在城建公司、广弘公司的股份与被告代持的原告在城建公司的股份存在互相混同关系，原告不能在已拿到广弘公司的股份回购款、双方之间股份回购事宜已结清的前提下撇开上述股份混同关系来单独主张要求兑现、回购《股权代持协议书》中确认的其对城建公司享有的0.3299%的股权。 况且，被告是城建公司的股东，其仅作为记名股东代持了原告的股份，不需要承担回购原告股份的义务，也未做出过任何收购原告股份的意思表示；而原、被告之间的签订《股权代持协议书》中并没有约定原告可直接向被告本人请求回购、兑现其在城建公司的股权；原告也曾直接领取过城建公司的股份分红，并在《关于解决本人股份有关问题的请求》中确认了“本人持有公司股份由公司回购中”；而城建公司在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中明确过股份回购的主体为公司本身，并确认了从未将原告的股份分红及股份回购款支付给被告，又明确了关于原告股份回购、兑现的事宜应是原告与城建公司之间的关系，故可认定原、被告之间不存在涉及公司股份回购的法律关系，原告不能直接向被告要求其兑现、回购代持的占城建公司0.3299%的股份。综上，原告的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周肖珺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4627元，减半收取计7313.5元，由原告周肖珺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褚一彬 二〇二〇年六月八日 代书记员 林静益 本案引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