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京0105民初26344号原告：北京森通日盛板材经营部（个体工商户经营者赵雪西），经营场所北京市朝阳区管庄路东（管庄刨花板市场内）板材区68-69号。经营者：赵雪西，女，1964年6月28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邢台市任县任城镇北西村**号，身份证号×××。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建校，男，1966年4月3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邢台市任县任城镇北西村57号，北京森通日盛板材经营部员工，赵雪西配偶。被告：北京广利平和建材销售中心（个体工商户经营者刘杰），经营场所北京市朝阳区管庄乡西会村***号。经营者：刘杰，男，1978年6月27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河北区地纬中路同椿胡同*号，身份证号×××。委托诉讼代理人：房玉洲，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增敏，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北京森通日盛板材经营部（以下简称经营部）与被告北京广利平和建材销售中心（以下简称销售中心）票据追索权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经营部的委托诉讼代理李建校，被告销售中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房玉洲、朱增敏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经营部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销售中心给付票据金额96000元及利息（自支票到期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率计算）。事实与理由：2014年7月1日，李建校与李彦英签订借款和质押协议，李彦英从李建校处借现金13万元，并将销售中心出具的面额96000元的转账支票质押给李建校作为还款保证，借款到期后李建校向李彦英追偿，李彦英表示不能按期偿还，可由李建校行使质押权，李建校委托经营部行使质押权，但被银行退票，理由是未填密码。李彦英至今未偿还李建校借款，该票据的出具人销售中心应当在票据面额及清偿日前的利息范围内承担票据责任。被告销售中心答辩称，不同意经营部的诉讼请求。理由是：转账支票不是连续背书，持票人欠缺形式上的权利能力；销售中心与经营部不存在任何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销售中心与李彦英、李建校从未发生过商业往来，李建校与李彦英之间的票据质押关系不成立，票据权利转让没有合法基础关系，销售部明知抗辩事由而取得票据，出票人与债务人有权进行抗辩；持票人以密码未填的转账支票要求承兑，不符合银行的审核支付条件；所谓李建校与李彦英2014年7月1日签订质押协议不是事实，涉案支票出票日期记载为2016年11月20日，李建校与李彦英不可能在2014年便知晓涉案支票的具体情况，实际情况是销售中心早在2014年已经不再经营并且申请税务注销登记，2014年不可能再对外出具任何票据，涉案支票实为销售中心遗失的支票，销售中心也是收到诉状才得知，经营部、李建校、李彦英涉嫌伪造证据，恶意诉讼。原告经营部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以下证据：1、中国工商银行转账支票及退票理由书；2、借款协议；3、质押合同；4、录音；5、微信聊天记录截屏。被告销售中心依法提交税务事项通知书作为证据。经本院组织双方举证、质证，经营部对销售中心证据的形式要件未持异议，销售中心对经营部证据1中退票理由书的形式要件以及证据1中的涉案转账支票的真实性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销售中心对经营部取得涉案支票的合法性持有异议，对经营部证据2-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提出：李建校及经营部的支票来源于案外人李彦英，但李彦英并未在票据上背书，协议上也非李彦英原始签名，即便借款协议真实存在，也不影响销售中心基于票据背书不连续主张的抗辩；质押合同记载的签订时间早于支票记载的出票时间，销售中心2014年已经申请税务登记注销，此后未出具过任何转账支票，且该合同共两页，第一页只有打印文字没有签名，第二页经营部首次提供的李建校签名字迹未干，明显刚书写完毕，经营部再次提供的也存在第一页被替换的可能；无法判断录音中通话双方的身份，从内容上看也没有显示李彦英就涉案支票向李建校进行质押，通话中双方所述款项与李建校主张的借款协议所涉款项是否同一也存疑；无法确认微信聊天记录中署名为“真诚”的就是李彦英，该人也没有说过有人不让他出庭，而是李建校在胁迫该人。本院认为，经营部证据2-5均涉及案外人李彦英，其提供借款协议与质押合同的过程中存在辨不明释不清原件的情节，谈话录音中未涉及本案争议的支票，而李彦英并未出庭接受质询，销售中心对是否为李彦英本人签名、谈话与微信聊天人是否李彦英本人所为等均持有异议，在缺乏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本院对上述证据材料不予认定。本院根据上述认证并结合当事人陈述，查明如下事实：经营部在票号为×××、出票日期记载为2016年11月20日、金额9.6万元、出票人销售中心签章的中国工商银行转账支票背面作为背书人签章，委托农商行商务中心区支行营业部收款，2016年11月22日该支票被银行退票，理由是未填写密码。该支票背面附加信息栏内有手写“质押”二字。另，销售中心于2014年12月19日经核准注销了税务登记。诉讼中，销售中心称：注销税务登记后其未再开具过支票，直至经营部起诉后才发现涉案支票已经遗失；其会计只填写了支票金额并完成签章，并没有填写出票日期，至于该支票作何用途、何时遗失均已无法查明；当时销售中心经营人刘杰的配偶负责财务，但管理不是很正规，支票根也丢失了；销售中心与李彦英没有业务关系，只是认识李彦英，现已无法找到李彦英。经营部则表示：2014年，李彦英和销售中心的经营人刘杰是朋友关系，且有业务往来，双方可能互有欠款；当时李彦英从经营部经营人的配偶李建校处借款，质押了三张支票，另外两张支票的出票人都找不到了；2014年取的延期支票，延期两年，不到期不能请求兑付，2016年经营部去兑付支票的时候，刘杰告知支票没有密码；诉讼中李建校联系李彦英时，李彦英表示没有与刘杰见上面，考虑以后见面不好说，故不出庭。本院认为，按照我国票据法的规定，支票是出票人签发的，委托办理支票存款业务的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在见票时无条件支付确定的金额给收款人或者持票人的票据。出票人必须按照签发的支票金额承担保证向该持票人付款的责任。本案中，经营部委托收款时提交的涉案支票签章真实、必要记载事项齐全，但因未填密码被银行退票，未能获得兑付。从支票票面记载看，经营部是收款人，销售中心是负有付款义务的出票人，二者是直接前后手关系。但从销售中心的答辩看，一是否认双方存在交易关系以及债权债务关系，二是对经营部取得该支票的合法性提出异议。根据我国票据法规定，以欺诈、偷盗或者胁迫等手段取得票据的，或者明知有前列情形，出于恶意取得票据的，不得享有票据权利。票据债务人可以对不履行约定义务的与自己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持票人，进行抗辩。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票据诉讼的举证责任由提出主张的一方当事人承担。票据的出票、承兑、交付、背书转让涉嫌欺诈、偷盗、胁迫、恐吓、暴力等非法行为的，持票人对持票的合法性应当负责举证。票据债务人依照票据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对与其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持票人提出抗辩，人民法院合并审理票据关系和基础关系的，持票人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已经履行了约定义务。就本案而言，经营部提出其取得涉案票据是基于经营部经营人的配偶与李彦英存在借款合同关系，是李彦英在2014年将涉案支票质押给李建校，并约定两年后兑付。如经营部的主张成立，则经营部与销售中心之间不是直接前后手关系，销售中心不能以其与经营部前手之间的关系作为抗辩。如经营部的主张不成立，则经营部与销售中心如票面记载，是直接前后手关系，销售中心可以以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履行情况作为抗辩。首先，销售中心否认曾将支票交付给李建校，对经营部提交的由个人签名的借款协议、质押合同、录音等证据材料也提出异议，上述证据材料所涉及的个人李彦英并未出庭接受质询。经营部的证据不足采信，即无法支持其系从李彦英处取得支票之陈述。其次，经营部称2014年取得支票，至2016年才填写日期请求兑付，与支票的正常使用要求不符，支票背面只有委托收款的背书，虽有“质押”二字，但无证据证实是何时、何人、因何所为。销售中心虽未能说明开具涉案支票的用途及支票的去向，但也无相反证据证实其系因正常的交易关系而将支票开具给经营部或其他与经营部有交易关系的第三方。此外，确有证据证实2014年底销售中心进行了税务注销。在此情况下，证明是基于交易关系并在支付对价后合法取得涉案支票的举证责任仍应由经营部承担。根据我国票据法的司法解释，票据债务人依照票据法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的规定，对持票人提出下列抗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与票据债务人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并且不履行约定义务的；（二）以欺诈、偷盗或者胁迫等非法手段取得票据，或者明知有前列情形，出于恶意取得票据的；（三）明知票据债务人与出票人或者与持票人的前手之间存在抗辩事由而取得票据的；（四）因重大过失取得票据的；（五）其他依法不得享有票据权利的。本案中经营部未尽到举证责任，应承担不利后果。销售中心相应答辩本院予以采纳。经营部主张票据追索权所提出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其可以依据其他法律关系，另行向相关主体提出主张。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八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北京森通日盛板材经营部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00元，由原告北京森通日盛板材经营部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有光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杨成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