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305民初1924号原告：毛春生，男，汉族，1963年1月27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月潭，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岳帅，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郝亚明，男，汉族，1970年9月5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凤妃，广东深坪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毛春生诉被告郝亚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月1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于2017年3月8日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月潭、岳帅，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凤妃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毛春生诉称，原、被告系校友，原告是被告的师兄。2011年6月初，被告邀请原告一起共同出资成立一家汽车科技公司，原告在被告的多次邀请下予以同意。2011年6月8日，被告向原告借款4万元，用于双方将来共同设立公司的出资。2011年6月9日，原告向被告转账4万元。2011年6月15日，原、被告共同出资的深圳市济行汽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济行公司）成立，注册资本100万元，原告占30%的股权，被告占70%的股权。济行公司设立时的实缴资本为20万元，原告实际出资6万元，被告实际出资14万元。公司成立后，被告以公司拓展业务为由，向原告提出增加公司注册资本。2012年4月18日，济行公司形成股东会决议：增加注册资本至300万元。按照股权比例，被告应实缴210万元，原告应实缴90万元。但被告并没有资金可供出资，遂请求原告解决出资问题。2012年4月22日，原告从案外人徐晨阳处获得320万元的融资。收到该笔融资后，原告于2012年4月24日、26日分别向被告转账56万元、140万元，合计196万元，由被告用于增加济行公司注册资本出资。同时，原告也按股权比例出资84万元，完成了全部出资义务。2012年5月8日，济行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注册资本由100万元变更为300万元，实收注册资本由20万元变更为300万元，原告出资由30万元变更为90万元，占30%股份，被告出资由70万元变更为210万元，占70%股份。2012年11月21日，基于被告的资金需求，原告又向被告转账5万元。至此，原告共向被告提供资金205万元，用于公司出资及被告个人用途。对于上述由原告垫付或提供的资金，在原、被告之间形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被告应予偿还。现被告试图通过转让股权方式拒绝偿还欠款，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故起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一、被告偿还原告欠款205万元及利息，利息以205万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起诉之日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被告郝亚明答辩称，原、被告之间并不存在民间借贷的事实和法律关系，原告向被告转账的205万元并非被告向原告借款，而是案外人对济行公司的投资款，原告请求被告向其偿还205万元款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以驳回。经审理查明，2011年6月8日，被告郝亚明向原告出具《借条》一张，表明其向原告借到现金4万元，用于济行公司验资，在公司未来增资时予以归还。原告提供了银行进账单、转账凭证，显示其已于2011年6月9日向被告转账4万元，完成了借款交付。2012年4月18日，济行公司出具《股东会决议》，决定增加注册资本，原注册资本为100万元，实收资本为20万元，注册资本剩余部分由被告投入56万元，原告投入24万元，同时将注册资本增加到300万元，注册资本新增部分由被告投入140万元，原告投入60万元。即，注册资本增加后，被告出资额为210万元（占70%），原告出资额90万元（占30%）。2012年4月24日、26日，原告分别向被告转账56万元、140万元，共计196万元。被告以此收入款完成了对济行公司的全部出资。2012年5月2日，中国工商银行出具《资信证明书》，证明济行公司的工商银行账户已收到原告缴款84万元，被告缴款196万元，均用于验资。2013年12月27日，原告向被告转款5万元。被告确认收到原告上述转款4万元、196万元、5万元，共计205万元。但被告称上述转款均系案外人徐晨阳对济行公司的投资款而非原告提供的借款，并提交了（2015）深南法民二初第364号《民事判决书》、起诉状、上诉状等证据予以证明。根据上述证据，本院查明事实如下：2012年4月22日，徐晨阳与毛春生签订《投资入股协议》一份，约定毛春生代表济行公司与徐晨阳进行商谈，拟引入徐晨阳对公司进行投资而成为公司新股东，徐晨阳对此表示同意。徐晨阳投资320万元，占济行公司10%股权；毛春生代表公司全体现有股东承诺，自足额收到徐晨阳投资款之日起，徐晨阳即享有公司股东地位，30个工作日内完成相关工商变更登记，及相关约定等。当日，徐晨阳转账至毛春生账户120万元、200万元。毛春生收到该款后，于2012年4月24日、2012年4月26日、2012年11月21日分别转账56万元、140万元、5万元给郝亚明。2015年3月13日，案外人徐晨阳向我院以合同纠纷为由起诉毛春生、郝亚明、济行公司，案号为（2015）深南法民二初第364号，请求判令毛春生、郝亚明、济行公司共同偿还徐晨阳320万元，毛春生、济行公司共同支付320万元的资金利息等。另查明，济行公司于2011年6月5日成立，注册资本100万元，郝亚明系该公司股东（占70%股权）、法定代表人，毛春生系该公司股东（占30%股权）。2012年5月8日，济行公司的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变更登记为300万元，股东出资额变更登记为郝亚明出资210万元（占70%），毛春生出资90万元（占30%）。2014年10月9日，济行公司股东变更登记为毛春生与杜随明，分别持有28.5%（90万元）和71.5%（2257895元）的股权，法定代表人、总经理、执行（常务）董事由郝亚明变更为杜随明。郝亚明曾在（2015）深南法民二初第364号案庭审中述称其将原持有的济行公司股权以1元价格转让给杜随明。以上事实，有原、被告在举证期限内提交的并经当庭质证的证据以及庭审笔录为证，足以认定。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在于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事实。本案所涉款项如下：1.2011年6月8日，毛春生转款至郝亚明账户4万元；2.2012年4月22日，案外人徐晨阳转款至毛春生账户320万元，2012年4月24日、2012年4月26日，毛春生共计转款至郝亚明账户196万元；3.2012年11月21日，毛春生转款至郝亚明账户5万元。被告均确认收到上述转款共计205万元。对于2011年6月9日原告支付的4万元，被告郝亚明已出具《借条》予以确认，借款事实清楚，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对于原告在收到徐晨阳320万元转款之后又陆续转给被告的196万元、5万元，被告辩称该款系徐晨阳对济行公司的投资款，故被告无需向原告清偿。但根据现有证据及已查明的事实，徐晨阳与毛春生签订《投资入股协议》时，毛春生并非济行公司法定代表人，也未有证据显示毛春生取得了济行公司的授权，故该协议在未得到济行公司或公司法人确认其效力前，属于效力待定的合同，合同被追认之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而徐晨阳在（2015）深南法民二初字第364号合同纠纷中请求法院判令毛春生、郝亚明、济行公司向其偿还320万元资金及利息，应视为其行使了撤销权利，故该《投资入股协议》因原告的起诉而撤销。因此对于被告的答辩理由，本院不予认可。被告实际收到了原告的转款196万元、5万元，事实上形成了被告对原告的欠款，本院对此予以确认。综上，被告尚欠原告205万元款项，原告以此主张被告偿还欠款205万元及利息，利息以205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为标准，自起诉之日即2017年1月19日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于法不悖，本院予以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五十八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郝亚明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毛春生偿还借款本金205万元及利息，利息以205万元本金为基数，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为标准，自2017年1月19日计算至款项清偿之日止。被告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600元，保全费5000元，全部由被告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张兴安二〇一七年六月十六日书记员  梁淑芬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相对人可以催告被代理人在一个月内予以追认。被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合同被追认之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第二百零七条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第二百一十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第二百一十一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