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赣0502民初2062号原告潘七七，女，1952年7月21日生,汉族，江西省分宜县人，住新余市渝水区。原告沈九根，男，1972年9月22日生,汉族，江西省分宜县人，住新余市渝水区。原告沈正英，女，1979年1月18日生,汉族，江西省分宜县人，住新余市渝水区。原告沈茶英，女，1974年10月8日生，汉族，江西省分宜县人，住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县。原告沈兰英，女，1976年10月22日生，汉族，江西省分宜县人，住新余市渝水区。上述五原告委托代理人李涛勇、马红星，江西大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廖建华，男，1970年1月5日生,汉族，江西省新余市人，住新余市渝水区。委托代理人李刚、张丽娟，江西李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吕细珠，男，1974年9月20日生,汉族，江西省新余市人，住新余市分宜县。委托代理人吕荣根，男，1968年3月13日生，汉族，江西省新余市人，住新余市分宜县。委托代理人蒋学民，江西配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彭海平，男，1978年9月7日生，汉族，江西省新余市人，住新余市渝水区。被告钟冬香，女，1975年9月25日生，汉族，江西省新余市人，住新余市渝水区。被告张单生，男，1971年1月20日生，汉族，江西省高安市人，住高安市。原告潘七七(下称第一原告)、沈九根(下称第二原告)、沈正英（下称第三原告）、沈茶英(下称第四原告)、沈兰英(下称第五原告)与被告廖建华(下称第一被告)、吕细珠(下称第二被告)、彭海平(下称第三被告)、钟冬香(下称第四被告)、张单生（下称第五被告）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6月1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8月31日、2017年5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第一、二、三、四、五原告及委托代理人李涛勇，第一被告及其委托代理人李刚，第二被告及其委托代理人吕细珠、蒋学民和第三被告彭海平到庭参加诉讼，第四、五被告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五原告诉称，第一原告与沈某（已故）是夫妻，第二、三、四、五原告系第一原告与沈某婚生子女。第二、三、被告合伙承包了第一被告自有房屋建设工程。为此，第二被告雇请沈某在建设工地做小工，工钱为每天130元，2016年4月5日，沈某在施工过程中不慎从三楼摔下，经抢救医治无效死亡。之后，五原告多次与被告协商赔偿事宜，但均未果。另查，第四被告与第三被告系夫妻关系，其应对第三被告婚内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故五原告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五被告连带赔偿五原告各项损失共计人民币601797元。第一被告辩称，受害人沈某系第二被告及第三被告雇请，应当由第二、三被告承担赔偿责任，第一被告是发包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即使第一被告要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第一被告已经与原告签订了调解协议，且已经支付了各项费用9万余元，原告没有任何权利向第一被告主张任何赔偿。第二被告辩称，第二被告和沈某均受雇于第一被告，沈某的死亡与第二被告没有因果关系，第二被告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沈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从事雇佣活动中没有尽到自身谨慎义务，其自身应当承担一定责任。原告诉请与事实不符，各项标准计算过高。第三被告辩称，第三被告与受害人沈某及第二被告是一起在第一被告家里做事的，第三被告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第四被告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答辩状及任何证据材料。第五被告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答辩状及任何证据材料。经审理查明，第一被告自家新建房屋，由第二被告承包墙面瓷板和琉璃瓦部分。第二被告承包后邀请第三被告共同承揽该部分业务。受害人沈某受雇于第二被告。2016年4月5日，沈某在3楼作业时不慎摔下，后经抢救无效后死亡。2016年4月18日，第二原告与第一被告达成协议，协议约定：“第一被告支付给第二原告83000元，作为对第二原告的死亡赔偿及人道主义救助。第二原告与第一被告之间围绕沈某以外事故一次性补偿了结，不再存在其他任何争执…第二原告以后不得以任何方式、理由和通过任何途径向第一被告主张任何权利和要求第一被告承担任何责任…”。另查明：1、死者沈某系农业家庭户口，1952年5月21日生，第一原告系沈某妻子，第二、三、四、五原告系沈某儿女。2、死者沈某自2009年5月起居住在新余市北××路××单元××号。3、第三、四被告系夫妻关系。上述事实有分宜县洞村乡谷山村委会证明、新余市人民医院居民死亡证明书、新余市渝水区城北街道办事处北苑社区居民委员会证明、结婚登记审查处理表及庭审笔录在案证实。本院认为,本案属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1、关于本案的赔偿责任问题。第二被告以23元/㎡和20元/㎡的价格承接了第一被告新建房屋墙面瓷板和琉璃瓦部分，且第一、二被告之间没有约定工程完成具体时间，第一、二被告之间形成承揽合同关系。第二被告承揽后邀请第三被告共同做事，双方按工作量平均计酬，第二、三被告之间形成共同承揽关系。第二被告雇请沈某做事，其与沈某形成雇佣关系。第二被告作为沈某的雇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的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故第二被告应对沈某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第三被告在与第二被告共享收益的同时，也应共担风险，故第三被告应与第二被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第一被告明知第二被告无相应建筑资质，缺乏必要的施工安全条件，但仍将工程交于第二被告承包，存在选任上的过错，对沈某的死亡，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因第二原告已与第一被告签订协议书，虽然该协议书第一、三、四、五原告未签字，但沈某死亡一事的赔偿事宜从2016年4月5日事发到2016年4月18日签订协议，前后共协商了13天，协商过程中，五原告方尚有其他亲属参与，2016年4月7日，第四被告还特意从鹰潭赶回，且协议签订完的当天，五原告在一起吃饭，由此可知，五原告对该协议内容是知情的。而且第二原告在领取第一被告支付的相关款项后，将该笔款项均用于沈某的安葬事宜，第一、三、四、五原告对款项用于沈某的安葬也予以认可，应视为其以自己的行动对协议的效力进行了追认。故本院认定第二原告与第一被告签订的协议合法有效并对五原告均有法律效力，因第一被告已经按协议书履行完毕，故第一被告无需再承担赔偿责任。死者沈某在工作时未采取佩戴安全帽、安全绳等安全防护措施，且沈某死亡系因“重度颅脑损伤、重度坠落伤”造成，自身存在一定过错，其自身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根据各方的过错程度，本院酌情认定第一被告对五原告损失承担20%的赔偿责任，第二被告对五原告的损失承担40%的赔偿责任，其余40%责任由五原告自负。由于五原告并未举证证明第五被告与第二被告存在合伙关系，故第五被告在本案中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虽然第四被告与第三被告系夫妻关系，但第四被告并非侵权责任主体，故第四被告无需承担赔偿责任。2、对于五原告的各项损失，本院评判如下：一、死亡赔偿金，五原告主张530000元（26500元/年×20年）。第一、二被告认为应当按农村标准计算，且五原告计算年限有误。本院认为，五原告提交的分宜县洞村乡谷山村委会证明和新余市渝水区城北街道办事处北苑社区居民委员会证明足以证明死者沈某在城镇居住的事实，故其死亡赔偿金应当按城镇标准计算，因死者沈某死亡时63岁，其死亡赔偿金应为450500元（26500元/年×17年）。二、丧葬费，五原告主张21791元（43582元/年÷2）。本院认为，2015年度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52137元，现原告主张按43582元/年计算符合法律规定，故本院对原告该主张予以支持。三、精神抚慰金，原告主张50000元。本院根据死者胡安保的家庭状况及本地的生活水平确认定为30000元。上述各项费用共计502291元，应由五原告自行承担40%的责任即即200916.4元（502291×40%），第一被告承担20%的责任即100458.2元（502291×20%），因五原告已与第一被告达成赔偿协议，故第一被告无需再支付。第二被告承担40%的责任即200916.4元（502291×40%）。五原告超出部分的诉请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第四、五被告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自动放弃抗辩和质证的权利，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应自行承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八条、第一百零六条、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吕细珠、彭海平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潘七七、沈九根、沈正英、沈茶英、沈兰英赔偿金计人民币200916.4元。二、驳回原告潘七七、沈九根、沈正英、沈茶英、沈兰英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818元，财产保全费3520元，合计13338元，由原告潘七七、沈九根、沈正英、沈茶英、沈兰英承担5504元，由被告吕细珠、彭海平承担7834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黄 卫人民陪审员  丁美瑞人民陪审员  李兰英二〇一七年六月十一日书 记 员  胡 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