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10民初19293号 原告：周大红，女，1960年3月2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曙华，浙**浙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轶劼，浙**浙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杭州乐通印刷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星桥街道星博旺街77号1幢一楼，二楼201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6143259327U。 法定代表人：洪梅。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辉，浙江久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周大红为与被告杭州乐通印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通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于2019年11月11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胡其芬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后因本案案情复杂，本院于2020年2月17日作出裁定，裁定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并依法组成合议庭，先后于2020年3月18日、2020年4月15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两次庭审均由原告周大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曙华、陈轶劼，被告乐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周大红起诉称：2010年7月起，乐通公司因经营需要，以资金周转为由向周大红借款，周大红以房屋抵押方式向农业银行获得贷款资金2500000元。周大红将2500000元款项汇入乐通公司银行账户。2013年7月3日，乐通公司向周大红归还借款2500000元，周大红将此款归还银行。2013年7月5日，周大红继续以房屋抵押方式向农业银行贷款2500000元，汇入乐通公司指定银行账户，2500000元全部借予乐通公司使用。2014年7月1日，乐通公司向案外人徐冬资金周转2500000元，用于归还周大红银行贷款。2014年7月3日，周大红仍以房屋抵押方式向农业银行贷款2300000元，汇入乐通公司指定银行账户，继续借予乐通公司使用。2015年7月，周大红农业银行贷款到期，乐通公司向案外第三人周转资金2300000元，用于归还农业银行贷款。上述三次银行贷款的利息均由乐通公司支付完毕。2015年7月7日，应乐通公司要求，周大红向招商银行办理抵押贷款2600000元，该2600000元汇入乐通公司指定银行账户，借予乐通公司使用。之后，乐通公司每月支付2600000元银行贷款利息。2018年底，周大红因自身需要，向乐通公司实际控制人催款，要求乐通公司尽快归还借款2600000元，但乐通公司实际控制人未理睬。2019年6月，周大红委托律师向乐通公司寄送律师函，要求乐通公司于收到律师函后1个月内还清借款，但乐通公司实际控制人直接发送信息给周大红，明确表示不再归还，并拒绝支付银行贷款利息。为此，周大红诉至本院，请求判令：一、乐通公司归还周大红借款本金2600000元；二、乐通公司支付周大红利息13000元（自2019年8月15日起按年利息6%暂计算至2019年9月14日，此后的利息按此方式计算至判决生效止）；三、乐通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诉讼中，周大红变更第二项诉讼请求为：乐通公司支付周大红自2019年9月15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以所欠借款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 原告周大红为支持其诉请主张，向本院提交并陈述了下列证据材料： 1.2010年农业银行贷款信息材料、银行卡取款凭证、中国农业银行个人结算业务申请书各一份，用以证明2010年7月5日，周大红以房屋抵押方式向农业银行贷款2500000元借予乐通公司使用的事实。 2.2013年7月3日银行业务凭证一份，用于证明2016年7月3日，乐通公司归还借款的事实。 3.2013年农业银行贷款信息材料、《纸张销售合同》、戚保琴银行账户明细各一份，用以证明2013年7月5日，周大红以房屋抵押方式向农业银行贷款2500000元，汇入乐通公司指定银行账户，借予乐通公司使用的事实。 4.周大红的农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一份，用以证明2014年7月1日，乐通公司向案外人周转资金2500000元，用于归还银行贷款的事实。 5.2014年农业银行贷款信息材料、《纸张销售合同》各一份，用以证明2014年7月，周大红继续以房屋抵押方式向农业银行贷款2300000元，汇入乐通公司指定银行账户，借予乐通公司使用的事实。 6.中国农业银行业务凭证一份，用以证明农业银行贷款到期后，乐通公司向他人周转资金2300000元用于归还周大红农业银行贷款的事实。 7.招商银行个人贷款借款借据、《印刷纸张购销合同》各一份，用以证明应乐通公司要求，周大红向招商银行办理房屋抵押贷款2600000元，汇入乐通公司指定银行账户，借予乐通公司使用的事实。 8.周大红招商银行账户交易明细一份，用以证明2015年7月起，向招商银行贷款2600000元所产生的利息均乐通公司按月支付至2019年8月的事实。 9.《律师函》、EMS快递单各一份，用以证明周大红委托律师向乐通公司发送律师函催讨钱款，乐通公司收到后未予理会的事实。 10.乐通公司工商登记信息一份，用以证明2007年4月，赖炎春成为乐通公司法定代表人，戚保琴自2010年9月26日成为乐通公司股东的事实。 11.2010年7月5日财务日报表、2010年7月26日财务日报表各一份，用以证明周大红于2010年7月5日以房屋抵押贷款所得2500000元汇入乐通公司账上，乐通公司于2010年7月26日对外支付购买机器保证金2067000元，乐通公司将案涉借款用于购买机器的事实。 12.2013年7月2日财务日报表、2013年7月3日财务日报表、2013年7月5日财务日报表各一份，用以证明乐通公司于2013年7月2日获得贷款5000000元，于2013年7月3日归还周大红向农业银行的贷款2500000元，2013年7月5日，周大红贷款进入戚保琴账户，戚保琴开本票给赖炎春的事实。 13.2014年7月4日财务日报表一份，用以证明乐通公司向案外人徐冬支付周大红贷款垫资款费用40500元，徐冬系由乐通公司联系的事实。 14.2015年6月29日财务日报表、2015年7月13日财务日报表各一份，用以证明乐通公司通过周建新账户向周大红转账1500000元用于归还2300000元贷款（剩余800000元由俞烈账户汇入），周大红于2015年7月从招商银行贷款2600000元汇入乐通公司指定的李志豪账户，李志豪归还垫资方俞烈800000元后，余款回到乐通公司的事实。 15.《招商银行个人授信协议》，《招商银行个人授信最高额抵押合同》、《中国农业银行最高额担保个人借款合同》各一份，用以证明周大红以名下房屋向招商银行、农业银行申请贷款的事实。 被告乐通公司答辩称：1.从本案当事人关系看，周大红在无书面凭证的情况下将如此大额款项借给乐通公司与常理不符，借款发生时周建新与杨伊玲仅是乐通公司小股东，如款项是借给乐通公司应有借款凭证，且会与乐通公司法定代表人赖炎春接洽借款事宜，然而案涉借款并无书面借贷凭证，亦无与赖炎春接洽的相关证据，借款系由周建新、杨伊玲所借，借款主体应为周建新、杨伊玲，周大红与周建新系兄妹关系，周建新与杨伊玲系夫妻关系，正是基于特殊的身份关系导致案涉借款无借贷凭证。2.周大红与乐通公司之间无借贷合意，周大红对其与乐通公司之间发生借贷关系的原因、过程均无法合理说明，首先，《股权转让及债权债务处理协议书》（以下简称《处理协议书》）显示杨伊玲、周建新在转让股权时并未明确案涉借款为乐通公司借款，且《处理协议书》第五条第二款明确除协议书第二条列明的债务以外，乐通公司无其他债务，如有由杨伊玲、周建新承担，其次，乐通公司股东赖炎春每月向周大红账户转账支付贷款利息实际上是赖炎春代杨伊玲向周大红支付利息，因赖炎春尚欠杨伊玲股权转让款未支付完毕，赖炎春系应杨伊玲的要求从应付杨伊玲的股权转让款中扣除周大红贷款项下的利息，而周建新、杨伊玲对此从未提出过异议；第三，合同成立需要双方的意思表示，仅凭周大红一方的主张无法认定周大红与乐通公司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从前述周建新、杨伊玲的行为表现分析，周建新、杨伊玲与周大红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更符合当事人之间的行为表现。3.从款项来源看，周大红与乐通公司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有悖常理，且案涉款项来源违法，周大红主张的借款系通过抵押自有房产从银行取得贷款后出借，周大红愿意采取该种方式出借款项足以说明周大红对借款主体极为重视和信任，乐通公司作为与周大红没有任何关系的法人主体，不具备这一特征，另周大红出借的款项系通过虚构乐通公司与供应商之间存在虚假供货关系，以虚假合同骗取银行贷款，该款项来源不合法。4.从借款资金流向看，案涉借款与乐通公司无关，其一，周大红举证发生在2010年的借款仅在款项往来的形式上符合周大红与乐通公司之间存在借款关系的可能，虽款项流向乐通公司账户，但除了款项支付凭证中备注的“借款”和“还款”外，没有任何其他证据证明周大红与乐通公司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事实上借款发生在周建新、杨伊玲与周大红之间；其二，2010年借款与周大红主张的案涉借款2600000元系相互独立的两笔借款，案涉借款的款项来源系通过虚构买卖关系向银行贷款所得，在周大红提交的《纸张购销合同》中，周大红系作为乐通公司经办人与事实不符，且贷款所获款项系汇入案外人李志豪账户，借款资金最终并未流向乐通公司账户。综上，乐通公司非本案适格主体，案涉借款基于虚构事实的前提产生而不应得到法律保护，请求驳回周大红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乐通公司为支持其答辩意见，向本院提交并陈述了下列证据材料： 1.《处理协议书》一份，用以证明截止《处理协议书》签署日即2016年9月27日，乐通公司并无案涉债务的事实。 2.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一份，用以证明乐通公司股东变更情况的事实。 3.周柏高工商银行账户明细一份、李志豪农业银行账户明细一份，共同用以证明周大红所获贷款与乐通公司无关的事实。 4.乐通公司工商变更登记情况一份，用以证明乐通公司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变更情况的事实。 5.杨伊玲自书的《还款方案》一份，用以证明杨伊玲自书还款方案中，周大红债务由其以股份转让款偿还的事实。 6.协议书二份，用以证明在签订《处理协议书》最终版本之前，杨伊玲委托代理人起草过不同版本协议书的事实。 7.《承诺书》、《证明》各一份，用以证明2010年2月，杨伊玲实际掌控乐通公司公章、证照的事实。 8.利息支付清单及赖炎春账户流水各一份，用以证明在杨伊玲自书的还款方案中，周大红债务从杨伊玲的股权转让款中偿还的事实。 本院依职权向案外人杨伊玲制作询问笔录一份，杨伊玲陈述称：其于1996年创办乐通公司，2007年，赖炎春成为乐通公司法定代表人后，其不再管理乐通公司，2016年，因其与赖炎春发生矛盾，其将股权转让给赖炎春后退出乐通公司；其知晓周大红于2010年向银行贷款事宜，当时其与周大红的哥哥周建新已离婚，与周大红关系不好，贷款系由周建新出面与周大红协商，由周大红以房产抵押向银行贷款，所得款项打入乐通公司账户用于购买机器，当时乐通公司对外借款均不写借条，该笔借款到期后，乐通公司一直未归还，周大红归还银行贷款的钱系通过中间公司临时周转资金归还，归还后再重新向银行贷款；其不清楚周大红共向银行贷款几次，2015年7月周大红向招商银行贷款是周大红自己联系银行的，周大红向银行贷款时提交的纸张购销合同系为贷款目的制作；其于2019年9月与赖炎春签订的《处理协议书》中对由其个人所借款项用于公司但公司未入账的借款予以明确，周大红的该笔借款在乐通公司财务日报表中有体现，属于乐通公司债务，与其无关；其曾有两套房子抵押给银行贷款所得款项给乐通公司使用，洪梅、赖炎春、沈华强、陆球君等人都存在以个人房产办理抵押贷款所得款项归乐通公司使用的情形；乐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赖炎春，其与赖炎春之间的股权转让款本金已付清。 本院依职权向案外人周建新制作询问笔录一份，周建新陈述称：其自乐通公司设立至2016年9月27日在乐通公司工作，担任副总经理，主要负责废品处理工作；其与周大红系兄妹关系，2010年，赖炎春称乐通公司购买设备需要钱让其想办法，其找到周大红，称乐通公司购买设备需要钱，让周大红以房产抵押办理贷款，同时承诺给周大红一点好处费，后周大红以个人房产办理了贷款，贷款归还后又重新贷款，具体贷款了几次不清楚，都是洪梅操作的，到目前周大红的银行贷款尚未归还；周大红于2015年7月7日向银行贷款属于乐通公司向周大红的借款，当时因乐通公司无力归还借款，乐通公司要求周大红续贷，2015年7月1日周大红归还贷款2300000元的款项是通过中间公司垫资归还；其有一张农业银行卡归乐通公司使用，该银行卡放在其处，但其只在每月发工资时去提款，其他时候并不使用，实际由乐通公司会计戚保琴控制，其退出公司后将该银行卡注销；其对2015年8月至2016年10月期间通过其银行卡支付至周大红贷款账户的利息情况不清楚；其于2016年退出公司时未在《处理协议书》中对周大红的案涉款项予以明确是因为该笔款项在乐通公司账上有体现，在戚保琴制作的乐通公司财务日报表中都有写，该些财务日报表是其从乐通公司拷贝而来；乐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赖炎春，洪梅是名义上的法定代表人，戚保琴是公司出纳。 本院依职权向案外人赖炎春制作询问笔录一份，赖炎春陈述称：其自2003年进入乐通公司，2007年至2010年期间担任乐通公司法定代表人，在公司负责生产经营；乐通公司财务日报表由戚保琴、张丽萍制作，2010年到现在都有制作，保存在乐通公司电脑上，2016年初，乐通公司日报表曾被杨伊玲拿走，有无全部归还不清楚；其知晓2010年7月5日周大红向银行贷款2500000元，款项进入乐通公司，但不属于乐通公司的借款，是杨伊玲向周大红的借款，款项用途是归还杨伊玲个人债务，2013年7月3日乐通公司向周大红转账2500000元用于归还银行贷款是因为当时乐通公司账上有钱，其以个人名义向乐通公司借款4000000元，因杨伊玲临时需要，故其同意将款项2500000元先借给杨伊玲，由乐通公司直接将款项转到周大红账上用于归还贷款，待贷款重新贷出后再由杨伊玲向其归还，故2013年7月5日的贷款用途是杨伊玲归还其借款，不清楚2013年7月5日的贷款为何先打入戚保琴账户；其不清楚2010年7月5日、2013年7月5日周大红向银行两次贷款的利息归还情况，对2014年7月1日周大红归还银行贷款2500000元的款项来源，2014年7月3日周大红向银行贷款2300000元及2015年7月7日周大红向银行贷款2600000元的情况不清楚；其欠杨伊玲股权转让款5800000元，约定年利率10%，已于2019年7、8月付清，周大红于2015年7月7日向招商银行贷款2600000元的利息自2016年11月起从其账户支付是因为杨伊玲让其代付周大红贷款利息，由乐通公司财务直接从赖炎春银行卡中转出，相应款项由其从需支付给杨伊玲的股权转让款中扣除；其尾号为4083的建设银行卡由乐通公司使用，该卡放在乐通公司，平时由乐通公司财务支配，周建新有张农业银行卡由乐通公司和周建新同时使用；其认可乐通公司提供的2010年7月5日、2010年7月26日、2013年7月2日、2013年7月3日、2013年7月5日、2014年7月4日、2015年6月29日、2015年7月13日的财务日报表系乐通公司财务日报表，认可周大红的贷款进入乐通公司账户，但该款项是杨伊玲借来的，应由杨伊玲归还；乐通公司存在用个人房产办理抵押贷款所得款项归公司使用的情形，其中包括其个人房产和戚保琴的房产；2015年7月7日周大红向银行贷款的2600000元在《处理协议书》中未体现是因为该协议书第五条约定乐通公司除协议第二条所列的债务之外，没有其他债务，若有额外债务，则由杨伊玲、周建新、马立峰承担，故该笔债务应由杨伊玲承担。 本院依职权向案外人戚保琴制作询问笔录一份，戚保琴陈述称：其自1998年4月进入乐通公司，2009年4月至2016年11月期间担任公司财务，后进入公司业务部工作至今；赖炎春、杨伊玲均有管理乐通公司财务，其制作日报表会发送给公司股东，公司流水较多时就会制作财务日报表；其认可乐通公司提供的2010年7月5日、2010年7月26日、2013年7月2日、2013年7月3日、2013年7月5日、2014年7月4日、2015年6月29日、2015年7月13日的财务日报表系其制作，2010年7月5日周大红向银行贷款的2500000元进入乐通公司账户，其不清楚款项用途，从财务日报表的流水看是用于购买设备；在2013年7月5日财务日报表中显示周大红贷款内容是因为2013年7月2日财务日报表中显示“远东租赁锁线机等贷款”5000000元，该5000000元中的2500000元于2013年7月3日转给了赖炎春，另2500000元用于垫资临时归还周大红贷款，2013年7月5日银行放款至其账户，其开本票给赖炎春，之所以放款至其账户是别人要求的，具体谁要求的已记不清，2014年7月1日归还贷款实际是2010年贷款的延续，是每年转贷的；2015年6月29日财务日报表中显示有1500000元款项通过周建新账户进入周大红账户，当时是由其操作转账的，该笔款项与2013年7月3日转入周大红账户2500000元的款项性质一样，都是用于垫资的；周大红于2015年7月7日向银行贷款2600000元的利息归还前期是由其操作，2016年11月以后，该笔贷款利息支付因其离开财务岗位故不再由其操作；2015年7月13日财务日报表中记载的涉及周大红的款项，从字面理解是因当时周大红贷款到期，乐通公司替周大红归还了贷款，贷款再发放后款项没有回到公司，而是借给杨伊玲用以归还马立峰、茶花二人；其对2013年6月25日《纸张销售合同》的内容不清楚，落款处“戚保琴”的签字非其本人所签；其任乐通公司财务期间，周建新的农业银行卡、赖炎春的建设银行卡由乐通公司使用。 本院依职权向案外人洪梅制作询问笔录一份，洪梅陈述称：其于2010年以股东身份进入乐通公司，主要负责乐通公司工商、文化等对外相关事宜，2016年下半年其成为乐通公司法定代表人，分管办公室、财务。乐通公司由赖炎春负责经营管理，其是公司财务签字人，但公司大决策均由赖炎春负责；其2010年进入乐通公司前，乐通公司创始人杨伊玲炒股亏了很多钱，杨伊玲找到赖炎春，赖炎春同意帮杨伊玲归还炒股亏损的款项，当时乐通公司另有三名股东各有10%股权，该三名股东不愿帮忙还款并要求退股，其与杨伊玲关系好，由其贷款4500000元受让该30%的股权，其中10%股权登记在其名下，20%登记在杨伊玲名下，2010年周大红的银行贷款也是因为乐通公司需通过扩大经营发展以帮助杨伊玲还款，所以杨伊玲借周大红的房子抵押借款，所借款项投入公司用以发展，再以公司经营利润帮助杨伊玲还款；2010年周大红银行贷款的借款主体是杨伊玲，虽然账面显示是乐通公司用以购买设备，但乐通公司与周大红并不认识，周大红是借给杨伊玲；乐通公司会制作财务日报表，但在2016年之前其并不关心财务日报表内容，从2010年7月5日、2010年7月26日、2013年7月2日、2013年7月3日、2013年7月5日、2014年7月4日、2015年6月29日、2015年7月13日财务日报表的内容看应该是乐通公司所制作；其不清楚2013年7月周大红向银行贷款2500000元、2014年7月周大红向银行贷款2300000元的具体情况，该款项实际上是2010年7月周大红向银行贷款2500000元的延续；2013年7月周大红向银行贷款2500000元及2014年7月周大红向银行贷款2300000元时所提交《纸张销售合同》上所加盖的乐通公司公章系乐通公司2号公章，因其经常在外办事，2号公章一般由其带在身边，但不清楚该公章是由谁加盖在《纸张销售合同》上，该两份纸张销售合同系找中间公司为贷款而专门制作的；2015年7月7日周大红向招商银行贷款2600000元时所提交的《印刷纸张购销合同》亦是应银行要求由中介机构办理的，其陪同周大红办理过2010年向农业银行贷款，后几次贷款是周大红自己操作的；周建新、赖炎春的银行卡有给乐通公司使用，赖炎春、戚保琴、周庆红、宋美亚、陈军的房产目前还抵押给银行，所贷款项归乐通公司使用；周大红向招商银行贷款2600000元的贷款利息是从乐通公司账上打给周大红，该款项是杨伊玲要求乐通公司支付，从赖炎春支付给杨伊玲的股权转让款中扣除，因杨伊玲陈述如由杨伊玲直接支付利息给周大红，周大红会很快要求杨伊玲归还本金，后杨伊玲不想向周大红归还该笔借款本金，而赖炎春与杨伊玲之间股权转让款将付清，故乐通公司停止支付周大红贷款利息。 被告乐通公司对原告周大红提供的证据质证如下：证据1、2，形式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周大红的证明待证事实，虽形式上看周大红与乐通公司之间存在款项往来，但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款关系；证据3，对银行贷款信息材料、戚保琴银行账户明细形式真实性无异议，确实存在该款项往来，对《纸张销售合同》有异议，与本案无关，且在该合同中周大红系作为乐通公司代表签字与事实不符，不能证明周大红的待证事实；证据4、6，形式真实性无异议，但无法证明待证事实；证据5，对银行贷款信息的真实性无异议，对《纸张销售合同》有异议，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待证事实；证据7，对招商银行个人贷款借款借据的形式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印刷纸张购销合同》有异议，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待证事实；证据8，真实性无异议，但该些利息并非由乐通公司支付，而是由乐通公司股东赖炎春代杨伊玲支付的；证据9，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乐通公司并未收到过周大红寄送的律师函；证据10，真实性无异议；证据11-14，对内容真实性有异议，不能证明周大红的待证事实，该些财务日报表系由周建新提供给周大红，虽形式上与乐通公司财务日报表一致，但内容上存在不一致之处，乐通公司日报表中注明周大红的贷款属杨伊玲的债务，但周大红所提交的财务日报表中并未注明，2010年7月5日财务日报表第8项显示“周大红房子贷款-建账”，在乐通公司留存的财务日报表中注明为杨伊玲的借款，2010年7月26日财务日报表显示支付机器保证金是事实，但在具体表述上有细微差别，2013年7月2日财务日报表在乐通公司并没有找到，2013年7月3日财务日报表中第18、19项，确实存在该交易金额，但与乐通公司日报表中的表述不一致，2013年7月5日财务日报表第23项记载的内容与留存在乐通公司的财务日报表上的记载内容一致，但因该财务日报表的来源有问题故对该财务日报表持有异议；2014年7月4日财务日报表第12、13项及2015年7月13日财务日报表第23、24项内容在乐通公司留存的财务日报表中亦有记载，但款项性质为杨伊玲的负债；证据15，对《招商银行个人授信协议》、《招商银行个人授信最高额抵押合同》的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有异议，该协议是周大红通过虚假纸张销售合同骗取银行签订的，对《中国农业银行最高额担保个人借款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 原告周大红对被告乐通公司提供的证据质证如下：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不能证明乐通公司的待证事实，《处理协议书》中所载借款系因未在乐通公司账上体现故需在《处理协议书》中予以明确，如《处理协议书》中未对债务作特别约定，均应由乐通公司承担而非无需承担；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但并非乐通公司股权转让后案涉债务就不存在，案涉债务仍应由乐通公司承担；证据3，对周柏高的银行账户明细真实性无异议，但2014年周大红向周柏高账户汇款2300000元系根据乐通公司指定而汇款，周大红的借款交付义务已经完成，至于款项进入周柏高账户后的流向与周大红无关，对李志豪的银行账户明细真实性无异议，周大红系根据乐通公司的指定向李志豪账户汇款，且从该份银行明细中可以看出2015年7月7日，从李志豪账户中有800000元转入俞烈账户，而2015年7月1日周大红归还银行贷款的2300000元中有800000元来源于俞烈；证据4，无异议；证据5-8，真实性无法判断，与周大红无关，乐通公司与杨伊玲之间就公司债务还款责任的分担与周大红无关。 原告周大红对本院向杨伊玲、周建新、赖炎春、戚保琴、洪梅制作的询问笔录质证认为形式真实性均无异议，该5人的陈述基本属实，杨伊玲、周建新、赖炎春、戚保琴、洪梅对2010年周大红以个人房子抵押借款2500000元用于乐通公司购买设备、该款项尚未归还给周大红均无异议，戚保琴对乐通公司财务日报表予以确认，现对案涉款项最终应由谁承担各方说法不一，但款项是否应由杨伊玲归还与周大红无关。 被告乐通公司对本院向杨伊玲制作的询问笔录质证认为形式真实性无异议，杨伊玲陈述乐通公司和周大红之间发生款项往来是周建新出面洽谈，与周大红在庭审中的陈述不一致，杨伊玲陈述案涉款项属乐通公司的借款，理由不成立，周大红系基于杨伊玲和周建新的关系而愿意借款的，杨伊玲陈述不认可2016年5月至2019年7月从赖炎春应付杨伊玲的股权转让款中扣减周大红的贷款利息，及仅认可收到5800000元股权转让款本金与乐通公司提交的证据不符；对本院向周建新制作的询问笔录质证认为形式真实性无异议，周建新陈述乐通公司和周大红之间发生款项往来是其出面和周大红说的，该陈述与周大红庭审中陈述2010年贷款是周大红与赖炎春洽谈相矛盾，周建新陈述案涉款项是乐通公司向周大红的借款理由不充分，周建新关于案涉几次贷款操作过程的陈述无证据印证；对本院向赖炎春制作的询问笔录质证认为形式真实性无异议，赖炎春的陈述解释了为何戚保琴向赖炎春支付2500000元；对本院向戚保琴制作的询问笔录质证认为形式真实性无异议，戚保琴陈述案涉纸张销售合同中“戚保琴”的签名非本人所签，戚保琴对案涉纸张销售合同的情况不清楚，戚保琴陈述财务日报表系基于事实情况所制作，确实反映出周大红贷款的内容，但戚保琴同时提到2016年6月29日财务日报表显示1500000元进入周大红账户的款项与2013年7月3日进入周大红账户的款项性质是一致的，均为垫资目的，戚保琴陈述案涉2015年7月13日贷款下来后并未进入乐通公司，而是借给杨伊玲还给马立峰和茶花；对本院向洪梅制作的询问笔录质证认为形式真实性无异议，应综合评价洪梅陈述的内容，关于周大红不愿直接将借款出借给杨伊玲，想通过乐通公司的经营利润来帮助杨伊玲还款属洪梅的猜测性陈述，没有相应依据，从洪梅陈述可知，赖炎春未出面向周大红借款，从洪梅陈述的还款、支付利息情况可知借款主体为杨伊玲。 本院对原告周大红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乐通公司对证据1、2、4、6、8、10、15，证据3中的2013年农业银行贷款信息材料、戚保琴银行账户明细，证据5中的2014年农业银行贷款信息材料，证据7中的招商银行个人贷款借款借据的形式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些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3中的《纸张销售合同》，证据5中的《纸张销售合同》，证据7中的《印刷纸张购销合同》及证据9，本院结合其他证据作综合认定；证据11-14，乐通公司对该些财务日报表的形式无异议，对内容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该些证据与留存在乐通公司的财务日报表存在不一致，留存在乐通公司的财务日报表中注明所涉债务为杨伊玲的债务，但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佐证，亦未对为何乐通公司的财务日报表中要对其所认为的杨伊玲债务进行记载作出合理说明，结合戚保琴的调查笔录内容，本院对该些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 本院对被告乐通公司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证据1-4，周大红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些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5-8，周大红对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乐通公司未能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对该些证据本院不予认定。 对本院依职权向杨伊玲、周建新、赖炎春、戚保琴、洪梅调查过程中杨伊玲、周建新、赖炎春、戚保琴、洪梅所作的相关陈述，本院结合其他证据作综合分析认定。 本院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及确认的有效证据，认定本案事实如下： 2010年7月1日，周大红作为借款人、抵押人，虞希华作为抵押人、保证人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西湖支行作为贷款人签订《最高额担保个人借款合同》一份，约定自2010年7月1日起至2015年6月30日止，周大红可以在2500000元的最高额借款本金额度内向贷款人申请借款，周大红在贷款人处开立的账户为62×××18。周大红、虞希华以其名下坐落于杭州市中河北路69号605室、杭州市为前述贷款提供抵押担保。周大红提交的2010年银行贷款信息显示：借款合同编号为33029420108004535，客户姓名为周大红，借款用途为消费及经营，担保方式为抵押—居住用房，借款金额为2500000元。2010年7月2日，银行向周大红发放贷款2500000元，2010年7月5日，周大红将所贷款项2500000元转至乐通公司账户，备注为借款。2013年7月3日，乐通公司向周大红贷款账户转账2500000元，备注为还款。 2013年，周大红向银行办理抵押贷款，借款合同编号为33029420108004535，借款用途为生产经营贷款，担保方式为抵押—居住用房，借款金额为2500000元，借款日期为2013年7月5日、借款到期日为2014年7月4日。周大红向银行申请该笔贷款时提交《纸张销售合同》一份，载明：甲方为乐通公司，乙方为富阳羽润纸张经营部，纸张销售货款打入戚保琴账户62×××84，该合同落款甲方代表处由周大红签字并加盖乐通公司公章，乙方代表处签有“戚保琴”字样并加盖富阳羽润纸张经营部公章。2013年7月5日，银行向周大红发放贷款2500000元，款项打入前述合同约定的戚保琴账户。戚保琴的账户流水显示该笔款项2500000元于2013年7月5日支付给赖炎春。2014年7月1日，周大红贷款账户显示还款2505000元。 2014年，周大红向银行办理抵押贷款，借款合同编号为33029420108004535，借款用途为生产经营贷款，担保方式为抵押—居住用房，借款金额为2300000元，借款日期为2014年7月3日、借款到期日为2015年6月30日。周大红向银行申请该笔贷款时提交《纸张销售合同》一份，载明：甲方为杭州萧山周柏高贸易商行，乙方为乐通公司，纸张销售款项打入周柏高账户95×××48，该合同落款甲方处由周柏高作为代表签字并加盖杭州萧山周柏高贸易商行公章，乙方处由周大红作为代表签字并加盖乐通公司公章。2014年7月4日，银行向周大红发放贷款2300000元，款项打入前述合同约定的周柏高账户。周柏高的账户流水显示该笔款项2300000元于2014年7月4日转账至案外人陈杭林账户。2015年6月29日，周建新账户向周大红贷款账户汇款1500000元，案外人俞烈账户向周大红贷款账户汇款800000元，2015年7月1日，周大红贷款账户显示正常还款2304600元。 2015年，周大红、虞希华作为授信申请人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以下简称招商银行杭州分行）作为授信人签订《个人授信协议》一份，约定经授信申请人向授信人申请，授信人同意向授信申请人提供总额为2600000元的授信额度。同年，招商银行杭州分行作为抵押权人、周大红、虞希华作为抵押人签订《个人授信最高额抵押合同》一份，约定鉴于周大红、虞希华向招商银行杭州分行申请授信额度2600000元整，周大红、虞希华同意提供杭州市下城区中河北路69号605室、杭州市下城区中河北路69号606室房产作为前述授信项下贷款的抵押物。周大红向招商银行杭州分行申请贷款时提交《印刷纸张购销合同》一份，载明：供方为杭州萧山北干阿豪贸易商行，需方为乐通公司；纸品销售货款打入李志豪账户62×××70，该合同落款“供方单位”处显示经办人为李志豪并加盖杭州萧山北干阿豪贸易商行公章，“需方单位”处显示经办人为周大红并加盖乐通公司公章。2015年7月7日，招商银行杭州分行向周大红发放贷款2600000元，个人贷款借款借据显示：借款人为周大红、借款金额为2600000元、借款期限自2015年7月7日至2020年7月7日，贷款执行年利率为6.825%，借款用途为流动资金周转，该笔贷款转入李志豪账户62×××70。李志豪的前述账户流水显示，于2015年7月7日收到款项2600000元，同日，现金支取款项1800000元，另有款项800000元转入案外人俞烈账户。周大红的贷款账户流水显示，2015年8月至2016年10月的贷款利息由周建新账户（62×××10）转入，2016年11月至2019年8月的贷款利息由赖炎春账户（62×××74）转入，自2019年9月起，前述贷款利息由周大红支付，为此，周大红诉至法院，请求上判。 另认定，1.诉讼中，周大红提交2010年7月5日、2010年7月26日、2013年7月2日、2013年7月3日、2013年7月5日、2014年7月4日、2015年6月29日、2015年7月13日财务日报表各一份，其中2010年7月5日财务日报表显示“8.周大红房子贷款—建账：收（支票）2500000.00元”。2010年7月26日财务日报表显示“13.付浙江中鹏贸易机器保证金—网银建账：支出（支票）2067000.00元”。2013年7月2日财务日报表显示“9.远东租赁锁线机等贷款—建账：收（支票）5000000.00元”。2013年7月3日财务日报表显示“19.周大红贷款到期划出垫资款—联合银行：支出（支票）2500020.00元，备注为20元手续费，直接汇入周大红还款农行”。2013年7月5日财务日报表显示“23.周大红贷款垫资款还回至保琴建卡开本票给赖总：收（现金）2500000.00元、支出（现金）2500000.00元；31.周大红贷款资料评估费付郭坚—农卡：支出（现金）18010.50元；32.周大红贷款资料评估费付徐冬—农卡：支出（现金）9000.00元”。2014年7月4日财务报表显示“12.周大红房子贷款评估费付张茜—农卡：支出（现金）500.00元，备注洪梅报；13.周大红垫资款、资料、回存付徐冬—农卡：支出（现金）40500.00元，备注22500+3000+15000元，洪梅报”。2015年6月29日财务日报表显示“30.周大红房子贷款到期补利息—农卡：支出（现金）4600.00元；31.周大红房子贷款到期转出垫资款—农卡：支出（现金）1500000.00元”。2015年7月13日财务日报表显示“23.周大红贷款垫资还回借杨总还马立峰：收（现金）1000000.00元、支出（现金）1000000.00元，备注为未还回公司直接汇入借方；24.周大红贷款垫资还回借杨总还茶花：收（现金）500000.00元、支出（现金）500000.00元，备注为未还回公司直接汇入借方。” 2.乐通公司设立于1996年3月29日。2007年4月16日，乐通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杨伊玲变更为赖炎春，公司股东由周建新、赖炎春、杨伊玲变更为黄子万、吴健、周建新、周庆红、杨伊玲、赖炎春；2009年8月13日，公司股东变更为黄子万、吴健、周建新、周庆红、马立峰、赖炎春；2010年9月26日，公司股东变更为戚保琴、吴琴航、洪梅、马立峰、周建新、赖炎春，洪梅任监事，赖炎春任执行董事，杨伊玲任总经理，周建新任监事；2012年3月22日，公司法定代表人由赖炎春变更为杨伊玲，赖炎春任经理，杨伊玲任执行董事；2015年11月10日，公司股东变更为洪梅、周建新、杨伊玲、赖炎春；2016年8月1日，公司股东变更为周建新、杨伊玲、洪梅、赖炎春、马立峰，洪梅任监事，杨伊玲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周建新任监事；2016年10月27日，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洪梅，公司股东变更为洪梅、周庆红、赖炎春，洪梅任执行董事，赖炎春任监事，周庆红任经理。 3.2019年9月27日，赖炎春作为甲方，杨伊玲、周建新、马立峰作为乙方与乐通公司作为丙方签订《处理协议书》一份，该协议约定乙方转让其全部股份给甲方，同时约定了乐通公司遗留债权债务的处理方案，案涉2600000元借款在该协议中未体现。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周大红与乐通公司之间就案涉款项2600000元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首先，2010年7月1日，周大红以其房产向银行办理抵押贷款2500000元，2010年7月5日，周大红将所获贷款2500000元汇入乐通公司账户，备注为借款，2013年7月3日，乐通公司向周大红贷款账户转账2500000元，备注为还款，结合乐通公司2010年7月5日财务日报表中关于“周大红房子贷款—建账2500000元”的记载，乐通公司2013年7月3日财务日报表中关于“周大红贷款到期划出垫资款—联合银行：支出（支票）2500020.00元，备注20元手续费，直接汇入周大红还款农行”的记载，可以认定就前述款项2500000元周大红与乐通公司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其次，周大红先后于2010年7月1日向银行抵押贷款2500000元、于2013年7月3日归还贷款2500000元，于2013年7月5日获得贷款2500000元、于2014年7月1日归还贷款2500000元，于2014年7月3日获得贷款2300000元、于2015年7月1日归还贷款2300000元，于2015年7月7日获得贷款2600000元，前述四次贷款在乐通公司财务日报表中均有体现，且周大红在2013年、2014年、2015年办理抵押贷款时亦均提交了加盖有乐通公司公章的纸张购销合同作为贷款依据，结合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及乐通公司法定代表人洪梅、工作人员戚保琴的调查笔录内容，本院有理由相信周大红的前述四次抵押贷款具有一定连续性，乐通公司抗辩称案涉2600000元借款与2010年7月5日周大红向乐通公司汇款2500000元无关，该抗辩意见与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第三，乐通公司2010年7月5日财务日报表显示周大红房子贷款2500000元，2013年7月3日财务日报表显示周大红贷款到期划出垫资款2500020元，2013年7月5日财务日报表显示周大红贷款垫资款还回2500000元，2014年7月4日财务日报表显示周大红房子贷款评估费支出500元及周大红垫资款、资料支出40500元，2015年6月29日财务日报表显示周大红房子贷款到期补利息4600元及周大红贷款到期转出垫资款1500000元，2015年7月13日财务日报表显示周大红贷款垫资款还回1500000元，且案涉2600000元贷款发放后至2016年10月期间的贷款利息由周建新账户汇至周大红贷款账户，2016年11月至2019年8月期间的贷款利息由赖炎春账户汇至周大红贷款账户，前述贷款利息支付均由乐通公司财务人员操作，由此可知，乐通公司参与了周大红前述贷款的房子贷款评估费的承担、贷款利息的支付、贷款到期后款项的归还等，综上，结合乐通公司长期存在借用个人房产向银行办理抵押贷款，所得款项归公司使用的情形，本院认定周大红与乐通公司之间就案涉款项2600000元存在借贷关系，按照双方之间的借贷惯例，乐通公司自2019年8月13日起未按期向周大红贷款账户支付利息，且以实际行动表示不再归还该笔借款本息，周大红有权要求乐通公司归还借款本金并支付相应利息损失，现周大红主张按年利率6%主张借款利息损失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乐通公司关于2016年11月14日至2019年8月12日期间每月由赖炎春账户向周大红贷款账户支付贷款利息系按照杨伊玲的要求支付，所付款项从赖炎春与杨伊玲的股权转让款中扣除的抗辩意见，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乐通公司抗辩称周大红与周建新、杨伊玲之间存在亲属关系，案涉借款系由周建新、杨伊玲出面所借，《处理协议书》亦未明确该笔借款为乐通公司借款，案涉2600000元借款的实际借款人为杨伊玲、周建新，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乐通公司关于周大红所出借的款项2600000元系以虚假合同骗取银行贷款所得，款项来源违法的抗辩意见，与本案实体处理无关，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周大红的诉讼请求，理由正当，本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杭州乐通印刷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周大红借款本金2600000元。 二、被告杭州乐通印刷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周大红自2019年9月15日起以上述第一项所欠借款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利息损失。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27600元，由被告杭州乐通印刷有限公司负担。 原告周大红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被告杭州乐通印刷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胡其芬 人民陪审员  楼志明 人民陪审员  宋珍珠 二〇二〇年六月四日 法官助理祝继萍 书记员李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