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6）黔06行初55号原告万山区下溪侗族乡兴隆村董上组。代表人姚源忠，该组组长。委托代理人刘江，贵州锦江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杨序海,男，侗族，务农，住万山区。被告铜仁市万山区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张吉刚，该区区长。委托代理人杨金福，该区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干部。委托代理人李家睿，贵州新大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铜仁市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陈晏，该市市长。委托代理人罗小英，该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办公室干部。第三人万山区下溪侗族乡兴隆村曾加龙组。代表人杨勇，该组组长。原告万山区下溪侗族乡兴隆村董上组（以下简称董上组）因不服被告铜仁市万山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万山区政府）作出的万府发﹝2016﹞11号《关于下溪侗族乡兴隆村董上村民组与兴隆村曾加龙村民组林地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以下简称﹝2016﹞11号处理决定）及被告铜仁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铜仁市政府）作出的铜府行复决字〔2016〕2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2016〕28号复议决定），于2016年8月31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6年12月19日立案后，于2016年12月16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和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2月2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董上组代表人姚源忠及委托代理人杨序海、刘江，被告万山区政府委托代理人杨金福、李家睿，被告铜仁市政府委托代理人罗小英，第三人万山区下溪乡兴隆村曾加龙村民组（以下简称曾加龙组）代表人杨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6年12月19日，被告万山区人民政府作出万府发〔2016〕11号《关于下溪侗族乡兴隆村董上村民组与兴隆村曾加龙村民组林地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以下简称﹝2016﹞11号处理决定）认定争议林地“庙哪”和“大龙拱桥边坟山”为相邻关系，两座山林的分界线以山岭直上坡顶，对于争议林地“庙哪”的权属，申请人出具了1984年的林木承包登记清册和1998年的二轮土地承包证及2009年林权证证明了自己的权属，但对于“大龙拱桥边坟山”的权属，申请人未出具真实有效的证据支持自己的权属主张，而被申请人出具的1998年二轮承包证证明了自己对“大龙拱桥边坟山”的权属，且申请人代表对于争议地“大龙拱桥边坟山”的权属认定为属于被申请人曾加龙组所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六条、第八条第三项、《贵州省林地管理条例》第十九条第一项、第六项之规定，决定：争议地“庙哪”，面积3.93亩，四至界限为东至田、南至依岭直上、西至沟、北至杨序和田，所有权属于董上组集体所有；争议地“大龙拱桥边坟山”，面积1亩，四至界限为东至狮子头，南至杨明兴屋，西至袁黑子田，北至依岭直上，所有权属于曾加龙组集体所有。原告董上组不服，向被告铜仁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铜仁市人民政府于2016年8月19日作出铜府行复决字〔2016〕2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2016〕28号复议决定）维持了〔2016〕11号处理决定。原告董上组诉称，（一）被告万山区政府的“处理决定”违反法定程序。第一、被告万山区政府在送达法律文书和处理时限方面违反了法律规定。根据《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被告万山区政府应当在决定受理土地确权申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将申请人（原告）的申请书副本送达给被申请人（第三人）,而本案中被告万山区政府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何时受理了该确权申请和何时将申请书副本送达给了被申请人。并且，根据《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被告万山区政府应当自受理土地权属争议之日起6个月内作出处理意见。但在本案中，原告自2014年6月提出确权申请，被告万山区政府于2015年5月22日作出了第一次处理决定，之后自行撤销了该处理决定。后又于2015年10月27日作出第二次处理决定，但随后又一次自行撤销了处理决定，直到2016年5月19日才作出最终的〔2016〕11号处理决定，时间远远超过6个月。因此，被告万山区政府的〔2016〕11号处理决定违反法定程序。第二、被告万山区政府在争议林地权属确权的处理过程中，调查人员的组成和处理程序均不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条规定“国务院林业主管部门主管全国林业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主管本地区的林业工作。乡级人民政府设专职或者兼职人员负责林业工作。”。《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四条规定“林权争议由各级人民政府依法作出处理决定。林业部、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人民政府设立的林权争议处理机构按照管理权限分别负责办理林权争议处理的具体工作”。而本案中，被告万山区政府提交的证据却显示对该案进行调查的不是该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而是该县的法制办公室；同时，所有的证据均不能证明万山区林业局拟定了处理意见报万山区政府作出处理意见。因此，被告万山区政府的调查和处理程序均不合法，违反了法定程序。第三、被告万山区政府受理和处理此案违反了法定程序。本案中，申请林地确权的主体是原告董上组，被申请人是第三人曾加龙组，按照法律规定，在林地确权申请书上应该由组长姚源忠签名和按手印，答辩状中也应有组长张吉昌签名和按印。在确权过程中，如果委托该组村民代理此案，也应该有组长签名的委托书。但在本案中，原告并没有委托肖德财代理此案，第三人曾加龙组也没有委托杨添水和杨天海代理此案，肖德财和杨添水、杨天海是无权代表原告和第三人的。被告万山区政府受理本案并作出了处理意见，显然是违反法定程序的。（二）被告万山区政府的〔2016〕11号处理决定对原告的关键证据认定错误，其作出的处理决定主要证据不足。体现在：第一、原告在林地确权案件中提交的《五一公社团结大队原四固定大划片分山登记册》是从兴隆村委会复印出来的，并加盖了兴隆村的印章，这应该视同原件，但被告万山区政府却以没有出具原件为由不予认可，这是认定事实错误。第二、原告在林地确权过程中提交的肖维根“三定”划分登记表也是从从兴隆村委会复印出来的，并加盖了兴隆村的印章，但被告万山区政府却以没有相关法律机关的印章为由不予认可，这也是认定事实错误。第三、《森林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国家所有的和集体所有的森林、林木和林地，个人所有的林木和使用的林地，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登记造册，发放证书，确认所有权或者使用权”。按照此规定，如果个人和个人之间林地界线有变更，也必须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重新登记造册或者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加盖公章予以认可。本案中，原告组里村民肖德财的林权证上关于与杨序海林地界线的变更只有下溪乡林业站的印章，并没有万山区政府的印章。下溪乡林业站无权代表万山区政府，也无权代表万山区林业局。因此，肖德财的林权证上关于与杨序海林地界线的变更约定是无效的。被告万山区政府对此却予以认定，从而认定“大龙拱桥边坟山”为第三人所有，这是典型的认定错误。（三）被告铜仁市人民政府没有到“争议地”现场调查核实，没有对被告万山区政府程序上和证据认定上的错误予以纠正，仅凭简单的书面审查就草率维持〔2016〕11号处理决定，没有尽到公平、公正作出行政复议之义务，其行为也应当予以纠正。请求：1、撤销被告万山区政府〔2016〕11号处理决定和被告铜仁市人民政府〔2016〕28号复议决定；2、责令被告万山区政府重新作出确权处理决定。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原告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1、村民会议纪要、村委会证明、姚源忠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履行民主程序，同意推选代表进行诉讼活动，姚源忠系组长。2、下溪乡政府文件即下府发〔2014〕10号文件。证明2014年2月21日下溪乡政府将“庙喇”争议地确权给原告村民肖德财。3、万府发〔2015〕18号、万府发〔2015〕38号、万府发〔2016〕11号文件各一份。证明被告万山区政府分别于2015年5月22日、2015年10月27日、2016年5月19日分别作出三份不同的林地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确权期限远远超过法定期限。4、〔2016〕28号复议决定。证明被告铜仁市人民政府维持了〔2016〕11号处理决定。5、1976年4月12日的五一公社团结大队原四固定大划片分山登记册，有村委会盖章。证明原告对争议地拥有权属。6、万山特区山林“三定”划分登记表一份。证明原告对争议地享有权属。主要体现在肖维根享有权属。被告万山区政府辩称，答辩人作出的〔2016〕11号处理决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一）本案争议地“庙哪”林地由董上组肖德财承包经营，原四至为东到二队、南至安堂坡坳、西至沟、北至杨明兴屋背岭，面积为0.4亩。2009年万山区林业局重新核对后认定面积为5.24亩，登记四至为东至田、南至小路公路减减角、西至沟、北至杨序和田庙。原四至与曾加龙组名为“大龙拱桥边坟山”的林地在北至明兴屋有部分界限上的重合，后因肖德财修建房屋与曾加龙组杨姓达成协议，肖德财自愿到下溪乡林业站将“庙哪”四至中南至小路公路减减角变更为“南边依岭直上”，更改后“庙哪”的四至为东至田、南至依岭直上、西至沟、北至杨序和田，这样两块林地的四至不再有重合的部分，界限清楚，对此曾加龙组没有异议。同时被答辩人董上组也认可“大龙拱桥边坟山”一直为曾加龙组杨姓埋坟的地方，且该地有1998年的二轮承包证可以佐证“大龙拱桥边坟山”为曾加龙组所有，而被答辩人主张“大龙拱桥边坟山”为其所有并没有有效证据证明。（二）被答辩人认为林地边界的变更，依据《森林法》的相关规定必须由万山区政府重新登记造册或者加盖公章予以认可，否则肖德财与杨序海的变更协议是无效的，答辩人认为依据《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三条、第二十一条，《贵州省林地管理条例》第八条、第九条、第十二条之规定，肖德财与曾加组杨姓达成的边界变更的协议合法有效，林业站进行变更登记有法可依。故答辩人作出的万府发〔2016〕11号处理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依据正确。请求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被告万山区政府向本院提交的证据、依据有：1、被告万山区政府机构代码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证明被告诉讼主体资格合法。2、原告的确权申请书、被告案件审批表、受理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相关送达回证。证明本案确权程序合法。3、万府发〔2015〕18号处理决定书、相关送达回证。证明程序合法。4、万府发〔2015〕35号撤销通知、相关送达回证。证明依法撤销万府发〔2015〕18号处理决定。5、万府发〔2015〕38号处理决定书、举证通知、相关送达回证。证明万山区政府依法重新作出决定。6、万府发〔2016〕3号撤销通知、相关送达回证。证明万山区政府依法撤销38号处理决定。7、万府发〔2016〕11号处理决定、举证通知、相关送达回证。证明依法重新作出处理决定。8、1968年《山林三定划分登记表》、1984年第一轮《土地承包证》、199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证》、《土地承包合同》、2009年《林权证》。证明“庙哪”由董上组村民肖德财承包，四至清楚，并未包含“大龙拱桥边坟山”。9、1998年“杨姓封树”第二轮《土地承包证》。证明争议地“大龙拱桥边坟山”是曾加龙组承包。10、被告万山区政府工作人员向当事人的调查笔录共7份（有杨序海、杨顺良、肖德财、杨天海、姚本仁、张成群、吴克和）。证明①历来是用来埋葬杨姓人用的；②两个组的村民知道肖德财与杨姓人家协议变更边界一事。11、现场测绘图一份、“庙哪”面积证明一份、界限变更情况说明一份、肖德财《林权登记内表》及《土地承包证》。证明①争议地现场情况及“庙哪”面积；②林业站依职权变更界限；③变更的具体界限（说明原兴隆村村委会知晓变更情况并同意变更）。12、被告万山区政府工作人员向当事人作的调查笔录（分别是张吉昌、刘泽凤）。证明“庙哪”的承包人是肖德财，但无法证明“大龙拱桥边坟山”权属在肖德财的承包证上。13、《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六条、第八条第三项、《贵州省林地管理条例》第十九条第一、六项。证明处理本案的法律、法规依据。被告铜仁市政府辩称，（一）答辩人作出的〔2016〕28号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争议地有2块，地类均为林地，分别称“庙哪”和“大龙拱桥边坟山”。“庙哪”的四至抵界：东至田、南至依岺（岭）直上、西至沟、北至杨序和田，面积3.93亩；“大龙拱桥边坟山”的四至抵界：东至狮子头、南至杨明兴屋、西至袁黑子田、北至依岭直上，面积1亩。原告持有的林权证证实“庙哪”归其所有，第三人持有的二轮承包证证实“大龙拱桥边坟山”归其所有。因为“庙哪”与“大龙拱桥边坟山”系南北相邻关系，所以本案的焦点为：是“庙哪”的南面抵界是依岭直上，还是“大龙拱桥边坟山”的北面抵界是依岭直上。根据《物权法》第十七条“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事项应当与不动产登记簿一致；记载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确有错误外，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和《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国务院授权林业部依法颁发的森林、林木、林地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证书，是处理林权争议的依据”之规定，在未有充分的证据证实肖德财的林权登记簿记载内容有误的情况下，答辩人对该林权登记簿记载的内容予以采信。（二）答辩人作出的〔2016〕28号复议决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原告于2016年6月21日向答辩人申请行政复议，请求撤销〔2016〕11号处理决定，答辩人于当日依法予以受理，并向各方当事人送达了《受理通知书》等法律文书。通过审查，答辩人认为〔2016〕11号处理决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证据充分，适用依据准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于2016年8月19日依法作出〔2016〕28号复议决定，维持了〔2016〕11号处理决定，并向各方当事人送达了该复议决定。综上所述，答辩人作出的复议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铜仁市人民政府向本院提交的证据、依据有：1、行政复议申请书、〔2016〕11号处理决定。证明依法启动行政复议程序。2、案件受理通知书。3、行政复议决定书。4、相关送达回证。共同证明程序合法。5、万山区政府的答辩状、证据目录及证据材料。证明〔2016〕11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证据充分，适用依据准确。第三人曾加龙组没有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和提供证据。经庭审质证，（一）对被告万山区人民政府提供的1号证据，原告、第三人均没有意见。提供的2号证据，原告对确权申请书有意见，认为不合法，申请书签名处应当是董上组签名，而不是肖德财个人签名；对审批表有意见，政府分管领导处只有同意，没有领导签名；对其他的没有意见。第三人认为当时肖德财是代理的，上面都签字了的；同意被告意见。提供的3号证据，原告对万府发〔2015〕18号处理决定书的程序有意见，受理时间和处理时间长达10个月，违法；对送达回证有意见，杨天海不是组长，无权代表曾家龙组签字。第三人没有异议。提供的4号证据，原告对万府发〔2015〕35号撤销通知的合法性有意见，没有列出哪些疑点，经过哪些人研究；对送达回证有意见，杨天海、杨添水没有任何委托手续，无权代表组签字。第三人没有异议。提供的5号、6号证据，原告对万府发〔2015〕38号处理决定书没有意见，对送达回证有意见，认为杨天海不是组长，没有授权委托无权代表曾家龙组签字；万府发〔2016〕3号撤销通知不合法，对送达回证有意见，杨天海不是组长，没有授权委托无权代表曾家龙组签字。第三人认为杨天海、杨添水是曾家龙组认可的。提供的7号证据，原告对万府发（2016）11号处理决定书有意见，认为杨天海、杨天水无任何手续，无权将他列为代表人，无权代表曾家龙组签收。第三人没有异议。提供的8号证据，原告对《山林三定划分登记表》、1984年第一轮《土地承包证》、199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证》、《土地承包合同》的三性均没有意见，对证明目的有意见。能够证明原告包含了“大龙拱桥边坟山”。对2009年《林权证》自己更改是不合法的，没有取得政府确认盖章是无效的。第三人认为应以承包证为准。提供的9号证据，原告认为根据1998年承包合同看，对方的坟山有漫田，证据上只是写明是坟山，坟山只是杨姓公用的坟山，只能是杨姓用，不能证明是他们的。第三人认为土地证上写明是下溪乡下溪村曾家龙组的，证明是曾家龙组的。提供的10号证据，原告对杨序海、杨顺良的调查笔录合法性有异议，认为取证部门应当是林业部门而不是法制办，还应有杨序海的签字而没有；对肖德财、杨天海、姚本仁、张成群、吴克和的调查笔录合法性有异议，认为取证主体不合法。第三人称自己不清楚。提供的11号证据，原告对现场测绘图有意见，认为原告没有参与和认可，不合法；对情况说明合法性有意见，因为更改林权证应当由盖章认可，林业局出情况说明无效；对肖德财《林权登记内表》及《土地承包证》合法性有意见，更改应当有政府盖章确认，不合法。第三人认为承包证上有区政府和村委会盖章。承包证有政府盖的章，对更改的地方有没有政府盖章不清楚。提供的12号证据，原告认为取证主体不合法，都是法制办的。第三人称不清楚。提供的13号证据，原告认为法律不能作为证据。第三人没有异议。（二）对被告铜仁市人民政府提供的1号、2号证据，原告与第三人均没有异议。提供的3号、4号证据，原告有异议，认为曾家龙组没有推选杨天海和杨天水，复议决定里却有他们的名字，不合法。第三人没有异议。提供的5号证据，与对被告万山区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一样。第三人没有异议。（三）对原告提供的1号证据，被告万山区政府、被告铜仁市政府、第三人均没有异议。提供的2号证据，被告万山区政府、被告铜仁市政府、第三人均认为已经被区政府在行政复议阶段撤销了。提供的3号证据，被告万山区政府认为三次作了不同的处理决定，并不是第一次到最后一次的时间，是三次不同时间，没有违反法定期限。被告铜仁市政府认为林地纠纷适用《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林地纠纷没有规定明确的期限；万山区政府对争议地三次作出的文件，第一次作出后撤销又重新作出，期限重新计算，不能达到原告证明目的。第三人同意两被告的质证意见。提供的4号证据，被告万山区政府、被告铜仁市政府、第三人均没有意见。提供的5号证据，被告万山区政府认为这份证据没有对争议地权属记载，与本案无关联。被告铜仁市政府认为形式上看是以会议纪要的形式记录，没有相关代表人的签字，达不到证明目的。第三人同意两被告质证意见。提供的6号证据，被告万山区政府认为该证是对“庙哪”的记载，经过现场勘查，“庙哪”和“大龙拱桥边坟山”是相邻的，四至清楚。被告铜仁市政府认为达不到原告证明目的。第三人同意两被告的质证意见。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一）对被告万山区人民政府提供的1号证据，原告与第三人均没有异议，予以采信。提供的2号证据，原告董上组事后有授权委托，予以采信。提供的3号、4号、5号、6号、7号证据，是对之前的处理决定撤销，已不再具有法律效力，不予采信。提供的8号证据，是对争议地“庙哪”享有权属的凭证，予以采信。提供的9号证据，是政府颁发的有效权属凭证，予以采信。提供的10号、12号证据，比较客观，基本符合本案事实，予以采信。提供的11号证据，对林权证边界的更改不具有合法性，不予采信，其余的予以采信。提供的13号证据，属于法律、法规规定，不是证据。（二）对被告铜仁市政府提供的1号、2号证据，原告、第三人均没有异议，予以采信。提供的3号证据，是被诉行政行为，不作为证据采信。提供的4号证据，已经送达，予以采信。提供的5号证据，答辩状、证据目录不属于证据，被告万山区政府提交的证据材料已经认证。（三）对原告提供的1号证据，两被告与第三人均没有异议，予以采信。提供的2号、3号证据，已被撤销，不予采信。提供的4号证据，是被诉行政行为，不作为证据采信。提供的5号证据，不是正式“四固定”的合法凭证，没有对争议地的明确记载，不予采信。提供的6号证据，被告万山区政府与第三人均认可是对争议地“庙哪”的记载，予以采信。经审理查明，原告董上组与第三人曾加龙组同属一个村。双方对相邻的“庙哪”（又名“庙喇”）和“大龙拱桥边坟山”林地发生争议。面对争议地，右边为“大龙拱桥边坟山”，左边为“庙哪”，两座山的分界线以山岭直上坡顶为界。“庙哪”四至界限为东至田、南至依岭直上、西至沟、北至杨序和田，面积3.93亩；“大龙拱桥边坟山”四至界限为东至狮子头、南至杨明兴屋、西至袁黑子田、北至依岭直上，面积l亩。“庙哪”林地在“四固定”时固定给了肖维根（肖德财之父）。肖维根1984年的林木承包登记清册中登记有“庙哪”。199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庙哪”被填入肖德财的第二轮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中，并由其一直管理至今。“大龙拱桥边坟山”从下户以来属于第三人曾加龙组杨姓家族葬坟之地，多年来一直未发生纠纷。2012年原告董上组村民肖德财准备在“大龙拱桥边坟山”山下修建房屋，遭到第三人曾加龙组的阻止从而引发纠纷，后经下溪乡人民政府多次组织双方当事人调解均未果。2014年2月21日下溪乡人民政府作出了《关于兴隆村庙哪（“大龙拱桥边”）林地权属争议的行政确权决定书》（下府发〔2014〕10号），对争议地权属进行了明确，第三人曾加龙组不服，向被告万山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复议期间，下溪乡人民政府于2014年5月13日撤销了“下府发〔2014〕10号”确权决定。2014年5月15日，原告董上组向被告万山区政府申请确权，该府受理后，进行了审查，于2015年5月22日作出了《关于下溪侗族乡兴隆村董上村民组与兴隆村曾加龙村民组林地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万府发〔2015〕18号），对该权属进行了明确。董上组不服，向被告铜仁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复议期间，被告万山区政府自行撤销了“万府发〔2015〕18号”处理决定。随后，被告万山区政府向双方当事人发出新的举证通知书，并对该纠纷进行了重新调查后，于2015年10月27日作出了《关于下溪侗族乡兴隆村董上村民组与兴隆村曾加龙村民组林地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万府发〔2015〕38号）处理决定，对该权属纠纷进行明确。原告董上组不服，向被告铜仁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复议期间，万山区人民政府又撤销了“万府发〔2015〕38号”处理决定。2016年12月19日，被告万山区政府再次作出﹝2016﹞11号处理决定。将争议地“庙哪”确权归原告所有，将争议地“大龙拱桥边坟山”确权归第三人所有。原告不服申请行政复议，被告铜仁市人民政府于2016年8月19日作出﹝2016﹞28号复议决定，维持了﹝2016﹞11号处理决定。原告遂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林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处理。”的规定，被告万山区政府具有对本案林地争议作出行政处理决定的法定职责。本案中，对于争议地“庙哪”，原告提供的肖维根1984年农业社林木承包登记清册和肖德财199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证均记载有“庙哪”林地，能证明原告对争议地“庙哪”享有权属。第三人提供“杨姓封树”199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证记载有“大龙拱桥边坟山”，原告及其村民也认可第三人的杨姓村民长期以来将此地作为葬坟的坟山，加之原告提供的证据中没有专门记载有“大龙拱桥边坟山”，因此，“大龙拱桥边坟山”的所有权应当属于第三人。被告万山区政府立案后，进行了现场勘查，调查走访，多次对原告与第三人的纠纷进行调解和确权处理，其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被告铜仁市政府受理复议申请后，经过审查，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复议决定并送达当事人，复议程序合法。原告起诉的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万山区下溪乡兴隆村董上组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万山区下溪乡兴隆村董上组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次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王 晋审判员 陈继霞审判员 吴万军二〇一七年六月五日书记员 谢德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