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皖0104民初9404号原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市分公司。主要负责人：汪健，该分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金虎，安徽宝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顾磊，安徽宝文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合肥新蜀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蔡旭东，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胜权，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干，安徽原声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昌永芝。第三人：徐应琴。第三人：徐应。第三人：徐应斌。以上四第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应宏，身份情况见下。第三人：徐应宏。以上五第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泽海，安徽高速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寿公司）与被告合肥新蜀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蜀公司）、第三人昌永芝、徐应琴、徐应宏、徐应广、徐应斌保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2月2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了审理。2016年12月19日，本院作出（2016）皖0104民初9404号民事裁定书，驳回原告人寿公司的起诉。原告人寿公司不服该裁定，上诉至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4月25日作出（2017）皖01民终2335号民事裁定书，撤销本院（2016）皖0104民初9404号民事裁定书，指定本院审理。本院于2017年6月1日公开开庭审理。原告人寿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金虎，被告新蜀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胜权、周干，第三人徐应宏及其与昌永芝、徐应琴、徐应广、徐应斌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泽海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人寿公司提出诉讼请求如下：1.解除原、被告签订的2016340100818700002588号合同中关于被保险人徐瑞昆的保险合同；2.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6年1月13日，被告新蜀公司为其公司名下91名员工在原告处投保了国寿绿洲团体意外伤害保险（A型）（2013版）、国寿附加绿洲意外费用补偿团体医疗保险、国寿附加绿洲意外住院定额给付团体医疗保险，并在保险合同中附有被保险人员清单。其中，保险合同中的被保险人徐瑞昆提供虚假身份信息给被告而向原告投保。另外，在原告出具给被告保险合同时因工作人员手误将保险合同中的被保险人徐瑞昆身份证号码的最后尾数错录为5，按被保险人徐瑞昆提供的身份信息其身份证号码尾数应为3。因保险合同中的被保险人徐瑞昆的故意行为造成了原告承保了上述三份保险。原告认为，被保险人徐瑞昆严重违背诚实守信原则致使被告因此而向原告投保，被告作为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原告是否同意承保。综上，特向贵院提起诉讼，望判如所请。被告新蜀公司辩称：1.保险合同中徐瑞昆的身份号码错误，责任不在被告。我方提供给人寿公司的徐瑞昆身份证号码是其入职时提供的身份证复印件号码；2.徐瑞昆身份证登记信息不准确不影响保险合同的效力。第三人昌永芝、徐应琴、徐应宏、徐应广、徐应斌共同述称：2015年6月12日，徐瑞昆与被告签订用工协议，徐瑞昆成为被告的保洁工。2016年1月14日，投保人新蜀公司在人寿公司投保了“国寿绿洲团体意外伤害保险（A型）（2013版）”个人保额500000元并附加“国寿附加绿洲意外费用补偿团体医疗保险”个人保额50000元和“国寿附加绿洲意外费用补偿团体医疗保险”个人保额18000元，保险期限为2016年1月15日至2017年1月14日。徐瑞昆为被保险人，但徐瑞昆年龄不真实。2016年3月24日，徐瑞昆在位于合肥市××路××4Ｓ店附加从事环卫工作时，被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卫东东驾驶的两轮摩托车碰撞，致其受伤，事发后，卫东东驾车逃离现场。该事故经交警部门认定：卫东东承担此事故的全部责任。第三人认为徐瑞昆系本案保险合同项下的被保险人。理由如下：徐瑞昆自2015年6月12日至2016年3月24日发生交通事故时系投保人新蜀公司员工。而保险合同的保险期限为2016年1月15日至2017年1月14日，“国寿绿洲团体意外伤害保险（A型）（2013版）”第二条规定“投保范围特定团体成员可以作为被保险人”。故徐瑞昆作为新蜀公司的员工，符合保险合同有效期内合格的被保险人范围。保险合同所附被保险人名单“序号3姓名：徐瑞昆被保险人性质：主被保人身份证：”，人寿公司对此没有异议。“国寿绿洲团体意外伤害保险（A型）（2013版）”第一条规定“保险合同构成国寿绿洲团体意外伤害保险（A型）（2013版）合同（以下简称本合同）由保险单及所附条款、批注、粘附批单、投保单，以及与本合同有关的投保文件、声明和其他书面协议共同构成”。故被保险人名单属于本保险合同的一部分。但保险合同没有约定当被保险人姓名与身份证号不一致时以何为准。根据我国《保险法》第三十条第一款后段的规定“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故按有利于被保险人解释的原则，代理人认为应当认定徐瑞昆为本案保险合同项下的被保险人。人寿公司在庐阳区法院当庭陈述，徐瑞昆不是本案保险合同项下的被保险人，但人寿公司未能提供证据反驳第三人依据的事实。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故人寿公司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我国《保险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投保人申报的被保险人年龄不真实，并且其真实年龄不符合合同约定的年龄限制的，保险人可以解除合同，并按照合同约定退还保险单的现金价值。根据我国《保险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人寿公司解除保险合同应符合二个条件：第一，投保人申报的被保险人年龄不真实；第二，被保险人真实年龄不符合合同约定的年龄限制。第三人认为，本案中徐瑞昆的真实年龄符合保险合同的约定。经查询本案保险合同的全部条款，没有对被保险人年龄进行限制。对被保险人唯一的要求是“国寿绿洲团体意外伤害保险（A型）（2013版）”第二条规定了“投保范围特定团体成员可以作为被保险人”。即只要徐瑞昆系投保人新蜀公司成员，即可以作为被保险人。即使徐瑞昆符合解除保险合同的两个条件，根据我国《保险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后段的规定“保险人行使合同解除权，适用本法第十六条第三款、第六款的规定”，而保险法第十六条第三款前段规定“前款规定的合同解除权，自保险人知道有解除事由之日起，超过三十日不行使而消灭”。本案第三人于2016年8月22日到庐阳区法院立案提起诉讼，在第三人提供的起诉状和证据中，均证明了徐瑞昆的真实年龄，故人寿公司收到诉状后就应当知道徐瑞昆的真实年龄。但人寿公司直至该案2016年11月4日在庐阳区法院开庭，也没有提出解除保险合同的要求。人寿公司收到诉状也已超过60天，远远超过法律规定的30日解除保险合同的除斥期间。故人寿公司同样没有解除保险合同的权利。各方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见附1），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各方提交的各项证据，本院均予以认定并在卷佐证。就本案事实，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2016年1月13日，被告新蜀公司为包括徐瑞昆在内的91名员工在原告人寿公司投保了国寿绿洲团体意外伤害保险（A型）（2013版）、国寿附加绿洲意外费用补偿团体医疗保险、国寿附加绿洲意外住院定额给付团体医疗保险，合同编号2016340100818700002588。投保时，新蜀公司根据徐瑞昆在入职时提交的身份证复印件和填写的录用人员登记表，申报徐瑞昆的身份证号码为。人寿公司将徐瑞昆录入被保险人名单时错录其身份证号码为。徐瑞昆身份证号码实际为340122194504140913。同批被保险人中，另有四人的出生年份分别为1942年、1944年、1947年、1948年。此外，被保险人名单显示，所有被保险人不论年龄，保费相同。国寿绿洲团体意外伤害保险（A型）（2013版）保险条款约定：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并自该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180日内因该意外伤害导致身故的，本公司按该被保险人的保险金额扣除已给付伤残保险金后的余额给付身故保险金，本合同对该被保险人的责任终止。徐瑞昆于2016年3月24日因交通事故致闭合性颅脑损伤、闭合性胸外伤，其监护人徐应宏代理徐瑞昆于2016年8月22日在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起诉人寿公司，即（2016）皖0103民初5915号案件。诉讼请求为：人寿公司支付徐瑞昆医疗费用50000元、住院定额补助费10300元。人寿公司于2016年9月13日收到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送达的该案的诉状和原告方证据副本等诉讼材料。徐瑞昆在该案的提交的证据材料中，包括本院就徐瑞昆诉新蜀公司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于2016年5月30日作出的（2016）皖0104民初3230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列明了徐瑞昆的真实身份证号码，在审理查明部分认定了徐瑞昆与新蜀公司的劳务关系，并据此判令新蜀公司赔偿徐瑞昆医疗费126353.1元。2016年10月15日，因徐瑞昆治疗无效身亡，昌永芝、徐应琴、徐应宏、徐应广、徐应斌作为徐瑞昆的法定继承人以原告身份参加（2016）皖0103民初5915号案件审理，并增加诉讼请求：人寿公司支付身故伤残保险金500000元。2016年11月4日，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该案，昌永芝、徐应琴、徐应宏、徐应广、徐应斌当庭补充了一份户籍证明作为证据。户籍证明显示，新蜀公司投保时申报的徐瑞昆身份证号码实际对应的公民为肥西县居民刘某宪。人寿公司于2016年12月2日在本院另行提出本案诉讼。因本案成讼，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5日作出（2016）皖0103民初5915号民事裁定书，中止该案件审理。本案庭审中，人寿公司称：在2016年11月4日看到昌永芝、徐应琴、徐应宏、徐应广、徐应斌提交的刘某宪的户籍证明之前，均“认为只是被保险人不同而已”。关于此前为何未赔付保险金，人寿公司称：“因为2016年11月4日前我方认为徐瑞昆是身份证号码不同的同名的两个人，所以拒赔。”本院认为：关于人寿公司在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受理并审理（2016）皖0103民初5915号案件后，另案提起本案诉讼是否属于重复起诉，本院在（2016）皖0104民初9404号民事裁定书进行了充分论述。虽据此作出的驳回人寿公司起诉的裁定未获二审法院肯定，但本案判决中，仍有必要对本案纠纷的前案情况，作一梳理。本案中，人寿公司请求本院解除其与新蜀公司签订的2016340100818700002588号合同中关于被保险人徐瑞昆的保险合同，而因第三人已向人寿公司起诉履行合同、支付保险金，即（2016）皖0103民初5915号案件，人寿公司已经参加该案诉讼，故合同各方关于讼争合同的各项争议——包括合同是否有效、合同应否解除——已经存在明确、具体、可行的法律解决途径。人寿公司所提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完全处于该案的审查范围内。况且，人寿公司本案诉请，无论本院判决结果如何，均不能为合同各方现存争议提供具有终局性和执行力的解决方案，各方纠纷仍然需要回到立案在先的（2016）皖0103民初5915号案件中予以真正解决。此类情形，徒耗司法资源，对当事人利益之保护毫无增益。人寿公司作为被告已经参与第三人在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提起的（2016）皖0103民初5915号案件，其依法享有的抗辩、举证等诉讼权利，并完全可以在该案中行使上述权利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包括起诉在内的程序权利本身是以保障当事人实体权利为目的的，不应滥用。人寿公司作为具有相当专业水准的保险业巨擘分支机构，在明知被保险人徐瑞昆已经身故、各继承人已在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起诉其支付保险金的情况下，仍然舍近求远，不惜人力、物力、财力在本院起诉新蜀公司，其拖延（2016）皖0103民初5915号案件审理的意图可谓昭然若揭。即使不考虑人寿公司提起本案诉讼的正当性问题，仅就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本院认为争议焦点在于：一、人寿公司根据徐瑞昆身份信息不实主张解除合同是否符合法定条件；二、人寿公司行使合同解除权的期间问题。一、关于人寿公司根据徐瑞昆身份信息不实主张解除合同是否符合法定条件。新蜀公司投保时，提交的徐瑞昆的身份信息确实有误，列于被保险人名单上的徐瑞昆身份证号码反映其生于1956年，而徐瑞昆实际生于1945年。然而，新蜀公司一并投保的所有员工保费相同，另有多人皆为四十年代出生，尚有数人年长于徐瑞昆，足见年龄并非讼争保险的投保限制条件，亦不影响保险费率。此外，徐瑞昆系因交通事故受伤身故，其年龄因素亦与该起事故的发生并无关联，并未增加保险事故的风险。故而，虽然被保险人徐瑞昆身份信息有误，但此并非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因素，人寿公司据此主张解除合同，不符合法律规定。二、关于人寿公司行使合同解除权的期间问题。人寿公司于2016年9月13日收到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邮寄送达的诉讼材料，其中证据已经明确记载了徐瑞昆的真实身份证号码、徐瑞昆与新蜀公司的劳务关系。而此前，人寿公司已经因为徐瑞昆身份证号码有异，拒绝赔付保险金。故而，迟至2016年9月13日，人寿公司应当已经明知新蜀公司在为徐瑞昆投保时所提交的身份证号码有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人寿公司欲行使合同解除权，应在知道有解除事由之日起30日内行使。人寿公司于2016年12月2日方才在本院起诉解除合同，显然已经超出行使解除权的期间。人寿公司称直至2016年11月4日看到第三人在庐阳区人民法院庭审时提交的刘某宪的户籍证明，才知晓徐瑞昆身份证号码有误。该种解释，不仅使本院再一次怀疑人寿公司的专业水准，更不禁对人寿公司的常识判断能力深感震惊——在证据副本中的民事判决书已经列明徐瑞昆身份证号码及其与新蜀公司劳务关系的情况下，人寿公司还不能作出被保险人名单上徐瑞昆身份信息有误的判断？申言之，人寿公司持有的被保险人名单上姓名为徐瑞昆的新蜀公司员工身份证号码为A，向人寿公司主张理赔并被其拒赔的徐瑞昆身份证号码为B，人寿公司收到的民事判决书上载明徐瑞昆身份证号码为B且其为新蜀公司员工。而人寿公司却认为：此时仍不能作出被保险人徐瑞昆身份证号码有误的判断，直至通过第三人的诉讼行为而知晓身份证号码为A的公民为刘某宪，方才属于知晓解除事由，行使保险合同解除权的期间应从此时起算。此种说辞，显悖生活常理，近乎荒谬离谱，以任一理性人观之，均难以接受。故对此主张，本院不予采纳。第三人关于人寿公司行使解除权期间早已届满的主张，本院予以采纳。综上，人寿公司解除讼争保险合同的诉讼请求，既不符合法律规定，亦超出法定期间，应予驳回。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市分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计40元，由原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市分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蒋鸿铭二〇一七年六月十九日书记员  武 娟附1：本案证据目录：原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市分公司提交证据如下：证据一：原告营业执照、被告企业信息查询单；证明：原被告诉讼主体适格。证据二：团体保险投保单、投保申明书、保险单、被保险人人员清单；证明：被告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事实。证据三：录入人员登记表证明：同证据二。被告合肥新蜀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提交证据如下：证据一：录用人员登记表；证据二：案涉保险合同被保险人名单；共同证明：1、证明被告是根据徐瑞昆在入职时提供的身份信息向原告投保，被告不承担投保信息不实的责任；2、原、被告签订的保险合同没有约定被保险人的年龄限制，在被告投保的被保险人(公司员工)中还有比徐瑞昆的实际年龄更大的员工，原告均已承保，即便投保人申报的被保险人徐瑞昆的年龄不真实，但并不足以影响被告决定是否同意承保。第三人昌永芝、徐应琴、徐应宏、徐应广、徐应斌提交证据如下：证据一：保险单及所附名单、保险条款；证明：2016年1月14日，投保人合肥新蜀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在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市分公司投保了“国寿绿洲团体意外伤害保险（A型）（2013版）”个人保额500000元并附加“国寿附加绿洲意外费用补偿团体医疗保险”个人保额50000元和“国寿附加绿洲意外费用补偿团体医疗保险”个人保额18000元，保险期限为2016年1月15日至2017年1月14日。徐瑞昆为被保险人的事实。保险条款没有关于投保人年龄限制的规定。证据二：第三人徐应宏向庐阳区人民法院递交的起诉书、庐阳区人民法院受理案件通知书各一份；证明：第三人向庐阳区人民法院起诉时已经列明徐瑞昆的真实年龄，庐阳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8月22日立案受理的事实。证据三：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2016）皖0104民初3230判决书、徐瑞昆死亡证明、火化证明各一份；证明：徐瑞昆系合肥新蜀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员工，于2016年3月24日因发生交通事故受伤，后于2016年9月26日死亡的事实。证据四：户籍证明一份；证明身份证号为xxxxxxxxxxxxxxxx非徐瑞昆的身份证号，中国人寿团意险保险单所附名单中徐瑞昆年龄不真实的事实。附2：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前款规定的合同解除权，自保险人知道有解除事由之日起，超过三十日不行使而消灭。自合同成立之日起超过二年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投保人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保险人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应当退还保险费。保险人在合同订立时已经知道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情况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保险事故是指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事故。《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