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京02民终383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新华春天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琉璃井路38号020室。法定代表人：张书杰，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曲毓庆，北京市一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新崛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北清路68号院24号楼A座4层0100。法定代表人：呼延松柯，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华风，北京京佃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毅，北京京佃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被告：张书杰，男，1977年11月6日出生，汉族，北京新华春天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住北京市石景山区。上诉人北京新华春天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春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北京新崛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崛起公司）、原审被告张书杰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5）东民（商）初字第187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新华春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书杰、委托诉讼代理人曲毓庆、被上诉人新崛起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华风、杜毅、原审被告张书杰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新华春天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法院判决，改判驳回新崛起公司对新华春天公司的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诉讼费由新崛起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法院认定呼延松柯、姚文斌个人向新华春天公司交的45万元是2014年7月29日签订《“法制教育美丽中国”全国普法执法专题承办合同书》（以下简称《合同书》）中的承办费是错误的，此款项于《合同书》无关，是呼延松柯、姚文敏在2013年9月至2014年7月与新华春天公司进行商业性合作的应付款。2013年9月，呼延松柯、姚文敏看到新华春天公司在策划“法制教育美丽中国”活动，向新华春天公司表示参加的意愿并与新华春天公司达成口头协议：同意呼延松柯、姚文斌冠名为组委会成员，并在新华网培训频道上的展示活动中，为呼延松柯、姚文斌进行组委会成员冠名。2013年11月又应呼延松柯、姚文斌的要求在新华网培训频道、新闻频道为呼延松柯、姚文斌、董瑞萍、张丙华、王安兵共计5人冠名并为其开设了专题网页，在专题网页上为其代理广告。新华春天公司作为新华网的广告和资讯代理商，为此向新华网需交承包费，新华春天公司为这些个人在网络媒体上冠名是有偿的广告行为，但呼延松柯、姚文斌始终拖延交费。2014年7月，呼延松柯要自己成立公司并要求以该公司的名义与新华春天公司合作，新华春天公司要求把此前为其做的冠名及提供广告网页费用交上，再签合同进行合作。2014年7月14日，呼延松柯、姚文斌二人按新华春天公司的要求，分两笔向新华春天公司补交了在2013年9月至2014年7月为其冠名、提供广告推广网页费用45万余元，新华春天公司为其开了收据。新华春天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证据证明以上事实，新崛起公司并未提交证据否定这一事实。一审法院的事实认定与客观事实严重不符：根据一是交款时间与《合同书》约定的时间不符。呼延松柯、姚文斌在2014年7月14日交的45万元在先，而《合同书》是在2014年7月29日签订的，如果该45万元款项是在《合同书》约定的款项，在该款已交付的情况下就不会在《合同书》中再约定“合同签订2个工作日内付款”。根据二是交款金额不符。一审法院认定呼延松柯、姚文斌二人交的45万元是《合同书》的款项，与该《合同书》约定的35万元数额不符。如果交的45万元是《合同书》约定的款项，呼延松柯、姚文斌已先交了45万元，他们不会同意在后签订的《合同书》中的约定中写35万元。此外，《合同书》的第七项在“合同有效期”的2款约定“若乙方作为法治专题活动承办单位，有效期一年，合同到期后如继续承办再行续签。”此句“若”字表明，新崛起公司能否成为承办单位，因新华春天公司当时尚未交款而在《合同书》中并没有最后确定，也证明了签订《合同书》时并没有交款，同时也证明先前交的45万元不是此款。2.一审法院认定呼延松柯、姚文斌向新华春天公司交的45万元是新崛起公司的交款错误。新华春天公司收到呼延松柯、姚文斌的45万元，给其开具的收据标明的是呼延松柯、姚文斌个人交款，并不是新崛起公司交款。新崛起公司是2014年8月13日注册成立的，在45万元交款时这一主体并不存在。一审法院认定45万元是新崛起公司交的合同款没有任何根据。3.一审法院判决认定新华春天公司“虚构所谓新华网培训频道‘法治活动公安、司法、城管专题’区域承办一事，与新崛起公司签订《合同书》，其行为已构成欺诈”错误，该认定背离事实和相关证据。新华春天公司在开展业务活动中从来没有以新华网的名义进行，在与新崛起公司签的《合同书》也没有以新华网的名义签订，在《合同书》中也没让新崛起公司以新华网的名义开展活动。《合同书》的名称是“法制教育美丽中国”全国普法执法专题承办合同书，这一专题是在新华网培训频道上进行的，新华春天公司是经新华网授权为该频道的独家广告代理商，对这一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专题，与第三方合作作为承办机构，就此专题指定区域开拓广告业务是符合新华网“进行相关市场开发推广”这一授权的。《合同书》上的甲方“法制教育美丽中国展评组委会”署名是应呼延松柯要求填写的。呼延松柯在签此合同前已多次来新华春天公司，知道公司的名称及业务情况，也知道张书杰是新华春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呼延松柯、姚文斌到新华春天公司交款，财务给其出具的财务收据盖的是新华春天公司的财务章，新崛起公司知晓新华春天公司实体的存在。呼延松柯也亲自看了新华网给新华春天公司的授权书，十分清楚签这个《合同书》是与新华春天公司签的。呼延松柯要求张书杰不以新华春天公司的名义作为甲方而是以“法制教育美丽中国展评组委会”的名义与他签合同，说是为其方便好开展业务。新华春天公司应呼延松柯的要求以“法制教育美丽中国展评组委会”的名义与其签此合同，虽有不妥，但对呼延松柯没有隐瞒任何事情，也没有欺骗呼延松柯。签订此《合同书》时，新崛起公司并不存在，更谈不上是对新崛起公司的欺诈。4.《合同书》并没有生效也未实际履行，《合同书》的瑕疵是呼延松柯一手造成。一审法院将此完全归责于新华春天公司是不公正的。2014年7月29日，呼延松柯准备成立新崛起公司，并希望以新崛起公司的名义就上述活动继续与新华春天公司合作。新华春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书杰与呼延松柯草签了《合同书》。由于新崛起公司尚在办理注册中，签此合同时还没有公章，双方当时仅签订了代表人的姓名，这份《合同书》由呼延松柯带回，等新崛起公司注册后，加盖公章，再回传新华春天公司。但呼延松柯一直没有回传该《合同书》，新华春天公司也没有这份《合同书》，新华春天公司是在新崛起公司起诉后，在一审交换证据时才看到这份《合同书》，上面的甲乙双方的公章均是新崛起公司所盖。由于《合同书》约定35万元承办费应在2日内支付，而新崛起公司没有在规定的期间内交付此款，所以《合同书》也未生效，也未实际履行，主要责任在新崛起公司和呼延松柯。5.呼延松柯擅自冒充新华网工作人员身份在网络传媒中出现，并以新华网身份参加媒体高峰论坛活动，造成不良影响是导致新华网对新华春天公司终止授权原因之一。2014年7月29日签订的《合同书》，由于呼延松柯的新崛起公司没有交款，导致《合同书》未生效，也未实际履行。但呼延松柯却在新华春天公司不知情的情况下，以新华网的名义身份在网络传媒中四处活动，并以此身份参加全国新媒体高峰论坛第四届理事会活动，这些均不是双方《合同书》约定的，也不是新华春天公司为其操作的。呼延松柯的这些行为是导致新华网对新华春天公司终止授权原因之一。一审法院在没有查清此事实，仅凭新华网对新华春天公司终止授权的《关于终止与新华春天公司所有合作并终止授权的声明》（以下简称《声明》），认定新华春天公司以新华网名义开展活动构成欺诈是错误的。明明是呼延松柯在冒用新华网名义在欺诈，反认定新华春天公司对呼延松柯及公司欺诈，一审法院这一认定与事实不符。二、一审法院判决撤销没有生效的《合同书》，适用法律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审法院依此法条撤销《合同书》，与本案事实不符。一是《合同书》经新华春天公司举证证明新崛起公司签此《合同书》时了解全部情况，《合同书》的内容是其真实的意思表示，不存在误解的问题。此《合同书》内容不存在显失公平的问题，不应依此条款作依据撤销；二是根据《合同法》规定，可撤销的合同在未被撤销前，是有效的合同。而本案的《合同书》并未生效，签此《合同书》时一方主体新崛起公司并不存在，和不存在的主体签合同何以能生效？对此没有生效的《合同书》一审法院适用《合同法》第五十四条判决是错误的，导致合同没有生效的责任方是呼延松柯及新崛起公司，一审法院也不应依《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让新华春天公司对新崛起公司退赔。三、一审法院判决由新华春天公司退还新崛起公司承办费45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没有事实依据，有失公正。1.现有证据证明呼延松柯、姚文斌交给新华春天公司的45万元不是该《合同书》的承办费，是其二人补交的2013年9月至2014年7月与新华春天公司进行商业性合作的补交款，不应当作《合同书》的款项退赔。2.新华春天公司依授权为呼延松柯、姚文斌等5人在承包的新华网频道上为其冠名并为其开设了专题网页，在专题网页上为其代理广告是有偿代理也是有偿服务，这些人在此荣誉下从中获取经济利益，一审法院无根据的把与《合同书》无关的45万元当作此款让给新崛起公司退赔，难道新华春天公司为呼延松柯、姚文斌等5人做的这些有偿服务不应付费吗？因此一审法院判决有失公正。新崛起公司辩称，不同意新华春天公司的上诉请求，双方签订的《合同书》中的“法制教育美丽中国展评组织委员会”是不存在的机构，一审法院判决撤销了《合同书》，对于这一点新崛起公司认可。因为《合同书》取得的财产应该返还，有过错的一方应该赔偿对方的损失，所以张书杰应该返还新崛起公司交付的45万元，并且赔偿自2015年4月15日至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损失。一审法院判决结果新崛起公司不认可，但是新崛起公司没有上诉。双方2014年签订的《合同书》，其中的甲方这个主体现在已经不存在了，该机构是张书杰伪造的，张书杰作为《合同书》签订的代表就应该承担该《合同书》撤销而产生的责任或义务。张书杰的行为不是代表新华春天公司的行为，而是个人行为，张书杰在《合同书》中签字不代表新华春天公司，因为张书杰没有新华春天公司的授权和盖章。新崛起公司交45万元不是对新华春天公司作为合同相对方的认可，而是对张书杰个人行为的认可。《合同书》签订以后没有实际履行。所以一审法院认为张书杰作为新华春天公司的法人在《合同书》上的签字代表新华春天公司，新崛起公司对于这一认定不认可，新崛起公司认为张书杰是代表个人的行为。呼延松柯、姚文斌把钱把项目款交给了新华春天公司，新华春天公司只是代收方，《合同书》并没有实际履行，也就是说新华春天公司并没有做任何实际的事情，所以这是张书杰个人行为，而非公司行为。新崛起公司要求法院判决张书杰以个人的名义承担责任。张书杰述称，同意新华春天公司的上诉请求及事实与理由。新崛起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新崛起公司与张书杰、新华春天公司签订的《合同书》；2.张书杰、新华春天公司共同返还新崛起公司45万元并支付自2015年4月15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7月29日，“法治教育美丽中国展评组织委员会办公室”（作为甲方）与新崛起公司（作为乙方）签订《合同书》，约定关于新华网培训频道“法治活动公安、司法、城管专题”（以下简称活动）的区域承办、推广一事，在互惠互利的原则基础上，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特签订本合同条款，并共同遵守执行。甲方通过本合同条款指定乙方为全国行政区域内一级活动承办机构，负责新华网培训频道“法治活动公安、司法、城管专题”在指定区域范围内的推广、市场开拓、视频访谈等相关事宜，每年承办费35万元，合同签订2个工作日内付款；乙方处理在承办区域内与活动有关的一切事宜，乙方有权制定并统一安排承办区域内的运作战略、管理运作、访谈制作及广告招商与投放；甲方负责向乙方提供活动及运营指导；甲方提供用于活动推广、广告所需的文件、资料及素材等；乙方按照甲方的要求做好活动的推广工作；双方可协助在全国范围内招收企业赞助机构，并收取相应的招商、推广、服务等利益补贴（具体比例双方协商）；本合同自乙方区域承办资格成立之日起自动生效，有效期自2014年8月1日至2015年7月31日。《合同书》甲方处盖有“法治教育美丽中国展评组织委员会办公室”章，张书杰在代表处签字；乙方处盖有新崛起公司合同专用章，呼延松柯在代表处签字。2014年7月14日，新华春天公司出具收据两张，分别载明：“今收到呼延松柯、姚文斌现金‘法制教育，美丽中国’款19.2万元”、“今收到呼延松柯、姚文斌‘和谐世界’转‘法制教育，美丽中国’项目款25.8万元，其中呼延松柯7.7万元，姚文斌18.1万元”。一审庭审过程中，呼延松柯确认收据上虽写收到其个人钱款，但实际上其是代表新崛起公司交纳的；姚文斌亦作为证人出庭，确认其代表新崛起公司向新华春天公司交纳收据所载明款项，其个人与新华春天公司间无合同关系。2012年9月20日，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出具《授权书》，载明：授权新华春天公司为新华网培训频道网络广告独家代理商，进行相关市场开发推广，授权有效期为2012年9月20日至2015年9月20日，期间若双方合同履行终止，本授权书自动作废。2014年7月1日，新华春天公司（作为甲方）与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乙方）签订《广告代理框架协议》，约定就甲方在乙方网站发布广告事宜签订本合同，甲方作为新华网教育频道下培训和竞赛栏目的广告代理，不得以新华网名义采集内容，不得以新华网名义开展业务。合作期限3年，从2014年8月1日至2017年7月31日。甲方不得作出任何引人误解或引起混淆的行为，使他人误以为甲方是乙方子公司或分公司、关联公司，总代理或其他实质性关系单位。今后，甲方与第三方合作后合同报新华网签署，款项打入新华网账户，由新华网出具发票，双方按比例分配。2015年2月10日，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在其网站上发布《声明》，主要内容为：近期，新华网不断接到多方投诉新华春天公司冒充新华社、新华网对外开展活动，对我网乃至新华社的名誉造成了严重不良影响，经我网核查后已终止了与新华春天公司的所有合作并终止所有授权，特此声明。一审法院另查，“法治教育美丽中国展评组织委员会办公室”并不存在。一审法院认为，张书杰作为新华春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明知新华春天公司仅为新华网培训频道网络广告代理商，并不得以新华网名义对外开展业务的情形下，虚构所谓新华网培训频道“法治活动公安、司法、城管专题”区域承办一事，与新崛起公司签订《合同书》，其行为已构成欺诈，新崛起公司作为受损害方有权要求撤销与新华春天公司签订的《合同书》，一审法院对此予以支持。合同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受到的损失，故新崛起公司要求新华春天公司返还45万元并赔偿自其知道受到欺诈之日即2015年4月15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损失，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对此一审法院亦予以支持。对于新崛起公司要求撤销与张书杰签订的《合同书》并要求其返还45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的主张，一审法院认为张书杰作为新华春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合同书》上签字，其行为代表公司，新华春天公司对此予以认可，故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亦应有公司承担，且新崛起公司亦将45万元承办费支付给新华春天公司，亦是对新华春天公司作为合同向对方的认可，与张书杰个人无关，故一审法院对该项主张不予支持。对于张书杰提出其是新华春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代表公司与新崛起公司签订《合同书》的抗辩，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对此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对于张书杰、新华春天公司提出45万元支付的是呼延松柯、姚文斌二人于2013年9月至2014年7月的合作费用，新崛起公司针对本案所涉《合同书》并未付款的抗辩，由于其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对此不予采信。综上，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判决：一、撤销北京新崛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与北京新华春天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于二〇一四年七月二十九日签订的《“法制教育，美丽中国”全国普法执法专题承办合同书》；二、北京新华春天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退还北京新崛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承办费四十五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以四十五万元为基数，自二〇一五年四月十五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三、驳回北京新崛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新华春天公司申请证人韩某、证人吴某出庭作证，证明：韩某作为新华春天公司财务人员，具体办理了收取呼延松柯、姚文斌交款的事宜，证明呼延松柯、姚文斌交的45万元款项是新华春天公司与呼延松柯、姚文斌第一次合作时为其5人冠名的冠名费，吴某作为新华春天公司的员工为呼延松柯、姚文斌等5人办理了冠名事宜。新崛起公司对韩某的证人证言发表质证意见称：韩某是新华春天公司曾经的员工，其证言证明效力大打折扣，韩某作为新华春天公司的出纳，收这笔钱的时候双方还没有签订《合同书》，只是钱收到了，这个款项是指向的是新崛起公司提交的《合同书》，除了这份《合同书》以外新华春天公司无法举证其有其他什么项目叫“法制教育美丽中国”，从“和谐世界”栏目转过来的款项的时间也是在这个时间点转过来的，所以这笔款项针对的是涉案《合同书》而非其他合同。新崛起公司对吴某的证人证言发表质证意见称：吴某作为新华春天公司的总经理助理，与新华春天公司有利害关系，所以其证人证言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对证人证言真实性不认可，证人吴某陈述除了“法制教育美丽中国”栏目双方没有其他合作项目了，该《合同书》加盖公章的机构是虚假的，合同内容也是虚假的，所以因为欺诈行为导致新崛起公司付款45万，新华春天公司应当予以返还45万。张书杰对新华春天公司申请证人韩某、证人吴某出庭作证的证明目的予以认可。本院认为，韩某、吴某均系新华春天公司的前工作人员，与新华春天公司之间存在利害关系，且新崛起公司对韩某、吴某的证言内容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其证言亦不能证明新华春天公司收到的45万元系呼延松柯、姚文斌个人向新华春天公司交纳其他合作项目的冠名费，故本院对证人证言不予确认。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一、新华春天公司与新崛起公司签订的《合同书》是否应当撤销。二、新华春天公司是否应当向新崛起公司返还45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关于争议焦点一，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本案中，新崛起公司与新华春天公司签订《合同书》，新崛起公司在《合同书》上盖章，新崛起公司法定代表人呼延松柯在《合同书》上签字，张书杰作为新华春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合同书》上签字，根据本案现已查明的事实，新华春天公司自认《合同书》中约定的相关事项并未实际履行，且新华春天公司仅为新华网培训频道网络广告代理商，不得以新华网名义对外开展业务，故新华春天公司在《合同书》中虚构有关新华网培训频道“法治活动公安、司法、城管专题”区域承办的事实，对新崛起公司已经构成欺诈。因《合同书》中仅有“张书杰”签字下方注明了签字日期“2014年7月29日”，新崛起公司法定代表人“呼延松柯”签字下方并未注明签字日期，故本案中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合同书》的时间为2014年7月29日。虽然新崛起公司直到2014年8月13日才领取公司营业执照，但发起人以设立中公司的名义对外签订《合同书》的行为，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在新崛起公司成立后，《合同书》对新崛起公司具有约束力，故一审法院判决撤销新崛起公司与新华春天公司签订的《合同书》，并无不当。新华春天公司上诉提出一审法院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关于争议焦点二，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合同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现新华春天公司上诉主张，新华春天公司收取呼延松柯、姚文斌的45万元款项系呼延松柯、姚文斌在2013年9月至2014年7月与新华春天公司进行商业性合作的应付款，但并未提交充分证据对此予以佐证，且根据呼延松柯、姚文斌在一审庭审中的陈述，2014年7月14日向新华春天公司交纳的款项系代表新崛起公司向新华春天公司交付的，呼延松柯、姚文斌个人与新华春天公司之间并无合同关系，此外，根据新华春天公司2014年7月14日开具的收据记载的内容显示，对款项的性质表述为“法制教育美丽中国”项目款，与《合同书》中关于新崛起公司与新华春天公司合作的主题具有同一性，虽然《合同书》约定了承办费为35万元，但新华春天公司实际收取的承办费金额为45万元，故一审法院判决新华春天公司返还新崛起公司45万元并赔偿新崛起公司利息损失，并无不当。综上所述，新华春天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50元，由北京新华春天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晓波代理审判员  李 诚代理审判员  许晓晨二〇一七年六月十五日书 记 员  贾珊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