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桂03民终1140号上诉人（一审原告）李华明（又名文华明），男，1953年12月9日生，汉族，现住广西荔浦县。上诉人（一审原告）丘玉芬，女，1949年11月20日生，汉族，现住广西荔浦县。上述二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文华安，男，1949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系上诉人丘玉芬丈夫，住址同上。上述二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庆增，广西九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文华能，男，1965年10月1日生，汉族，现住广西荔浦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韦在刚，广西中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文华刚，男，1955年11月29日生，汉族，现住广西荔浦县。上诉人李华明、丘玉芬因与被上诉人文华刚、文华能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荔浦县人民法院（2016）桂0331民初14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2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徐刚担任审判长，审判员张鹏与审判员唐国登参加的合议庭，于2017年5月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代理书记员邢卫斌担任法庭记录。上诉人李华明及其与上诉人丘玉芬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代理人文华安、陆庆增，被上诉人文华刚，被上诉人文华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韦在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丘玉芬、李华明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讼争的平安堡0.412亩责任田是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及父母在世时共同分得的责任田，因征地产生的补偿费应由双方共同所有，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改判。上诉理由：一、原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系荔浦县第三村民小组的村民，l981年落实农业生产责任制时，文华安（当时以妻子丘玉芬为户主）、李华明及文华能、文华刚兄弟四户13人（视为一户）与村民梁天送户、文平户从生产队集体共同分得沙街��下洋洞屯“平安堡”1.237亩的责任田，其中每户分得的面积是0.412亩。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兄弟四户13人（包括父母李运财、文秀英）分得的平安堡的0.412亩责任田没有进行具体划分，由各户轮流耕种。平安堡的0.412亩责任田属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家庭共有的责任田，既有同一块田的村民文平、梁天送予以证实，又有人民政府的《征收土地协议书》、《荔浦县城镇化建设用地征收拆迁安置工作各项补偿款发放清册》予以确认，有关的征地补偿款应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13人共同共有。二、被上诉人文华刚持有的《土地承包使用证》前后填写的笔迹，墨汁不同，面积有涂改之处，该平安堡的0.15亩面积是被上诉人私填写的，不能作为证据采信。原一审判决以被上诉人文华刚持有的《土地承包使用证》作为确认征地土地补偿款分配的证据，认定事实完全���误。被上诉人文华刚的《土地承包使用证》上故意少填了村边（与上诉人相邻）一块0.35亩的责任田。如果加上该0.35亩的责任田，被上诉人的田亩数更加不对，佐证了被上诉人私自填写的事实。确认征地补偿款分配的唯一证据，应该是人民政府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征收土地协议书》、《荔浦县城镇化建设用地征收拆迁安置工作各项补偿款发放清册》，而不能以哪方持有的《土地承包使用证》作为判案依据。本案讼争的平安堡0.412亩责任田在征地过程中历经一年多的时间，从未见被上诉人文华刚提出该0.412亩责任田属于其一户所有。人民政府与上诉人、被上诉人签订的《土地征收协议书》及《补偿款发放清册》的证据效力，应当大于被上诉人文华刚持的《土地承包使用证》的效力。况且，被上诉人文华能在荔城镇司法所调解时的询问笔录上，明确该土地补偿款是他领取的，土地补偿款是他分配给被上诉人文华刚的。在案件第一次开庭时，他也明确平安堡的0.412亩责任田他家也有份额，只是在案件进入普通审理第二次开庭后，他改口说是文华刚分配给他的。一审认定事实错误，导致实体处理不当，请求二审予以纠正。被诉人文华刚答辩称：1980年分田到户，从集体分下来后，被诉人文华刚在平安堡有0.15亩土地，被上诉人文华刚对该块土地耕种了35年，现土地被征收，土地补偿款当然归被上诉人文华刚所有。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公正，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文华能答辩称：一审判决是正确的，适用法律正确，同时，被上诉人文华能是代被上诉人文华刚领取补偿款的，登记0.15亩土地是不准确的，丈量应当有增加。再者，被上诉人文华能没有领到（分配）钱，全部给了被上诉人文华刚。上诉人丘玉芬、李华明在一审法院提起诉讼的请求：判令对原、被告共13人（包括父母李运财、文秀英）家庭承包0.412亩土地被征用的补偿款79938元按丘玉芬、李华明、文华刚、文华能四户进行平均分配。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二原告及二被告同属于荔浦县4队村民小组成员，原、被告家庭单独为一生产队。原告丘玉芬与原告李华明、被告文华能、文华刚是叔嫂关系，原告李华明与被告文华能、文华刚系同胞兄弟关系，原告丘玉芬与文华安系夫妻关系。1981年落实生产责任制时，原告丘玉芬、李华明、文华能、文华刚兄弟四户13人（包括原、被告的父母李运财、文秀英，当时视为一户）与村民梁天送户、文平户从集体生产队共同分得荔浦县平安堡1.237亩的责任田，没有具体划分到各家各户。1984年12月12日，被告文华刚取得荔浦县人民政府核发的《土地承包使用证》，该《土地承包使用证》上载明了其中平安堡田亩为0.15亩，并标明了土地四至界限。对此面积，被告文华刚当庭陈述及结合当时的历史因素，位于平安堡的土地为旱地，且离被告文华刚的居住地比较远，承包时未实际丈量，故实际面积大于土地承包证上登记的面积。1994年9月起，被告文华刚将该田地出租给他人使用。自1995年以来，被告文华刚一直按照荔浦县人民政府核发的《土地延期承包使用证》确定的1.925亩缴交公购粮及农业税。2014年6月30日，荔浦县荔城镇人民政府对本案涉讼田地及梁天送户、文平户在荔浦县平安堡1.237亩的责任田进行统一征收，每户按0.412亩征收。被告文华刚在领取征地补偿款79938元后，自愿将35000元分给被告文华能，余款由被告文华刚所得。二原告认为被告文华刚私分征地补偿款，双方产生纠纷。二原告申请荔城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2015年12月10日荔城镇人民调解委员会作出民事纠纷调解终结书。另查明，二原告提出被告文华刚的《土地承包使用证》有涂改和墨迹不同，但没有提供相关的证据予以佐证。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公民合法的土地征收补偿费用应受法律保护。以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应当以具备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为前提，并以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及有关部门核发的证书为表现形式，与村民承包的集体土地而言，若其承包土地被征用，若无转让等法定情形，应当按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的主体确定征地补偿款的权利主体。本案原、被告在1981年第一轮土地承包后，按当时分得的土地进行耕种。1984年12月12日，��告文华刚取得平安堡土地的承包权，荔浦县人民政府核发了《土地承包使用证》，该土地一直由被告文华刚耕种管理使用，虽然《土地承包使用证》上登记该处的土地面积为0.15亩，与被征收的土地面积0.412亩有出入，但《土地承包使用证》有明确的四至界限，具有排他性，该土地被征收后，征地补偿费的权利主体也应当由此界定。集体土地被征收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征收土地的安置补助费必须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需要安置的人员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安置的，安置补助费支付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和使用;由其他单位安置的，安置补助费支付给安置单位;不需要统一安置的，安置补助��发放给被安置人员个人或者征得被安置人员同意后用于支付被安置人员的保险费用。市、县和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安置补助费使用情况的监督”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承包地被依法征收，放弃统一安置的家庭承包方，请求发包方给付已经收到的安置补助费的，应予支持”的规定，被告文华刚承包的土地被征收，因被告文华刚及家庭成员并未得到安置，所在村集体出具意见，征地所得各种补偿款由承包农户领取，符合实际，并无不当。故本案讼争的征地补偿款应由被告文华刚及其家庭成员所有。其分给被告文华能补偿款的行为，系其对自身财产权的处分，并无不妥。本案被告文华刚作为承包户主，土地被征收，有权得到补偿。二原告诉请无法律依���。至于二原告认为对本案讼争的被征收的土地有份额，并主张被告文华刚的土地承包证有涂改和墨迹不同，认为是被告文华刚擅自更改的，该院认为，被告文华刚持有的《土地承包使用证》是荔浦县人民政府核发，在未被撤销或变更之前，被告文华刚对平安堡的土地拥有合法的土地承包使用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丘玉芬、李华明���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98元，由原告丘玉芬、李华明负担。本院二审期间，被上诉人文华刚、文华能表示对一审查明的案件事实无异议。被上诉人文华刚提供了1995年元月的下阳洞村第4生产队《土地延包合同书》及2017年4月18日的《承包经营权登记入户调查表》，以证明1995年以来被上诉人文华刚家庭承包集体土地的面积为1.925亩，包括了平安堡有0.15亩土地。上诉人李华明、丘玉芬对一审查明的事实认定被上诉人的《土地承包使用证》载明被上诉人文华刚在平安堡有田地0.15亩即为被征用的0.412亩土地有异议。被上诉人文华刚提供的二份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土地延包合同书》不能证明本案涉诉的0.412亩土地是被上诉人文华刚承包的，同时内容中并没有载明承包土地的具体地块和位置。《承包经营权登记入户调查表》不是当时填写的表格，而是2017年4月28日填写，与被上诉人文华刚递交的承包证递交的内容不相符，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没有证明力。本院对上诉人文华刚在二审中提供的二份证据及争议事实的分析与认定将在本院认为部分一并阐述。综合上诉人丘玉芬、李华明及被上诉人文华刚、文华能双方的意见，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涉案被征用的0.412亩土地是上诉人丘玉芬、李华明及被上诉人文华刚、文华能四户家庭共同承包的土地，还是被上诉人文华刚与文华能二户承包的土地，上诉人丘玉芬、李华明诉请对该土地被征用的补偿款进行四户平均分配应否的到支持。本院认为，上诉人丘玉芬的丈夫文华安及上诉人李华明与被上诉人文华刚文华能四���系同胞兄弟。在1981年，荔浦县的农村根据国务院的要求和部署全面开展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家庭为单位承包农村集体土地。因文华安在外工作不属于农民，故当时的生产队将丘玉芬、李华明、文华刚、文华能及其父母13人作为一户按每人0.55亩共分配了村民集体土地7.15亩（涉案的平安堡土地为旱地不包括在内），土地承包到户后，丘玉芬、李华明、文华刚、文华能四人按四户对承包土地进行了家庭分配,当时并未办理土地承包的登记，被上诉人文华刚在二审庭审中亦承认该事实。而被上诉人文华刚在二审中提供的1995年元月1日的《土地延包合同书》登记文华刚承包的土地面积为1.925亩、李华明2.375亩、丘玉芬1.375亩、文华能0.555亩、丘玉芬1.375亩、机动田0.7亩、机动田0.55亩，四户人均在自己承包田的户主处签名，但在机动田0.7亩和机动田0.55亩的户主栏并没有任何人签名，因此，证明机动田合计1.25亩没有分到四兄弟的任何一户承包经营，仍然为四户家庭共同承包的土地。该《土地延包合同书》没有载明四户所承包土地的具体地块位置和面积，按登记填报的面积计算总和为8.705亩与家庭承包土地的7.15亩不相符。上诉人认为被征用土地（即平安堡地）为旱地并不再家庭承包的7.15亩土地之内，而上诉人又予以否认，但被上诉人又不能说明两块机动田的所在地。故，被上诉人文华刚以《土地延包合同书》证明平安堡土地归其承包的理由不能成立。上诉人文华刚在二审提供的2017年4月18日《承包经营权登记入户调查表》，该表格为被上诉人文华刚本人填写，表格规定的村民小组长、村委负责人、乡镇负责人处没有任何人签名，平安堡土地0.15亩与实际被征用0.412亩面积相差近三倍，且无相邻的四至界限，同时，文华刚未登记与上诉人丘玉���相邻的一块0.35亩土地，属于凑足1.925亩土地填写，且为一审庭审后自己填写，不能作为新证据使用。对于平安堡土地到底属于谁的承包地，上诉人及被上诉人一致认可在1981年是分到13口人的家庭承包的。本案纠纷发生后，经荔浦县荔城镇司法所调解时询问被上诉人文华能，其承认征地补偿款79980元是本人领取的，也是由其进行分配的，分给文华刚儿子39500元，剩余的款项属于文华能妻子。理由是1990年平安堡土地调整分给了文华能的妻子和儿子及文华刚的儿子。被上诉人文华刚在荔浦县荔城镇司法所的询问笔录中表述，因新增三人包括文华刚的小儿子及文华能的妻子和儿子，故将平安堡这0.15亩第补给他们三人每人0.05亩，补偿款的事不清楚，是文华能经办的。而在一审法院的第一次开庭时被上诉人作为证人出庭，其陈述是由文华刚给文华能，叫文华能带领土地补偿款���领回后79980元全部给了文华刚，文华刚分了一半给文华能。在一审法院的第二次庭审中，文华刚作为被告陈述“征地补偿款是我个人所有，原告没有份”，文华能陈述“当时钱是我去领的，文华刚委托我去领，后我把79980元全给了文华刚”。在本院的二审审理的庭审中，法庭问及土地补偿款由谁领取是否分配，被上诉人文华刚陈述钱是由其本人领走的，没有分着。法庭问及平安堡的土地文华能是否有份时，文华刚回答没有份。文华能自己回答没有份。综上证据分析，虽然被上诉人在一审提供了1984年12月12日的《土地承包使用证》，该证是由人民政府制作发给农户填报，并没有在社区委员会及镇人民政府备案。况且被上诉人文华刚与文华能均称是在文华能结婚并生儿子后与文华刚的儿子作为新添人口于1990进行调整的��将原大家庭承包的平安堡土地分给了文华刚儿子及文华能妻子和儿子三人，既然是1990年才分配，决不可能在1984年12月就将平安堡土地登记在被上诉人文华刚的《土地承包使用证》上。再者，若按每人0.05亩分配，则文华刚儿子只有0.05亩，文华能的妻子和儿子则有0.1亩，亦不能全部登记在文华刚个人的名下，文华能妻子和儿子的承包地也应登记在文华能的承包证上。况且被上诉人文华能不能提供《土地承包使用证》证明其妻子和儿子与文华刚儿子分得平安堡承包地，田少的登记入证，田多的文华能反而未登记入证，有悖常理。在二审中，被上诉人文华能又推翻其在司法所及一审法院的二次庭审陈述，表示平安堡土地其妻子和儿子没有份，即被上诉人文华能自己的陈述与抗辩主张相互矛盾，与被上诉人文华刚的陈述亦矛盾，不能自圆其说。故，被上诉人文华刚提交的《土地承包使用证》不具有证明力，不能作为证据采信。2014年6月30日，经荔浦县人民政府走访调查核实及实地测量后，上诉人丘玉芬的丈夫文华安及上诉人李华明、被上诉人文华能及村民梁天送、文平共同与荔浦县人民政府签订了《征收土地协议书》一致同意将共有的平安堡1.237亩土地由政府征收，协议确定了补偿和奖励的各项费用。荔城镇人民政府对被征地农户及土地补偿费的情况制作了《荔浦县城镇化建设用地征收拆迁安置工作各项补偿款发放清册》并进行了公示，该公示中载明了被征用的土地为1.237亩，征地补偿费和奖励合计239731元，备注的家庭户有文华能、李华明、文波华、梁天送、文华安、文平。该公示后一年多时间，被上诉人文华刚没有提出异议，直至2016年1月13日被上诉人文华刚委托文华能以文华刚的签名方式将征地补偿款领出。另荔浦县荔城镇沙街社���居民委员会的证明不仅证明被征用土地归文华能、丘玉芬、李华明、文华刚四户共有，还证明经生产队集体同意由上述四人分配土地补偿款。综上分析，上诉人二人与被上诉人二人共同享有平安堡0.412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对土地被征用的土地补偿款和奖励均享有分配权。被上诉人文华刚、文华能非法占有上诉人丘玉芬、李华明的土地补偿款已构成侵权，应承担返还责任。由于对土地补偿款的分配和占有数额被上诉人文华刚与文华能有多种说法，且相互矛盾不能确认，依法由二被上诉人共同返还。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应予以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部分不清，适用法律和实体处分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第（一）、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四条、一百零二条、第一百零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第（四）项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西壮族自治区荔浦县人民法院（2016）桂0331民初1467号民事判决；二、由被上诉人文华刚、文华能共同返还上诉人丘玉芬、李华明被征用土地的补偿款和奖励人民币39969元。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合计1596元，由被上诉人文华刚、文华能负担。上述债务，义务人应于本案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逾期则应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权利人可在本案生效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一审法院申请���行。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徐 刚审判员 张 鹏审判员 唐国登appoint二〇一七年六月十九日书记员 伍解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