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沪01民终244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吴立权，男，1971年5月9日生，汉族，户籍地江苏省淮安市楚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潘蕾敏，上海市申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浦东韵达速递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汇技路206号4-5幢。法定代表人：赖世强，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华栋，男，上海浦东韵达速递有限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玲玲，女，上海浦东韵达速递有限公司员工。上诉人吴立权因与被上诉人上海浦东韵达速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韵达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6）沪0115民初685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2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3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吴立权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潘蕾敏，被上诉人韵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华栋、李玲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吴立权的上诉请求为：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七项，改判被上诉人韵达公司支付其2013年1月1日至2016年6月12日期间延时和休息日加班工资差额80,330元、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17,922.80元。主要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未认定其于2014年6月1日之前存在加班有误，其提供的证人证言虽然不能确认其具体加班时间，但是能证明其存在加班事实，一审法院一概否认证言效力不当。2、一审法院就其2014年6月1日至2016年6月12日期间加班工资差额的计算有误，既未按照其的计算方式，亦枉顾韵达公司仲裁时的自认金额。3、其于2016年6月12日、13日以韵达公司未及时支付劳动报酬为由口头向该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可获经济补偿。韵达公司在2016年10月21日发函称因其旷工而解除劳动合同，明显有悖事实，系事后为应诉而补发。被上诉人韵达公司不接受上诉人吴立权的上诉请求，辩称：1、其公司在仲裁时陈述的加班工资差额系为了调解，现不同意支付，认可一审判决金额；2、“调解情况告知单”上并不能证明吴立权曾向其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合同以及显示解除的理由。吴立权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为：1、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17,922.80元；2、2013年1月1日至2016年6月12日期间工作日延时和休息日加班工资差额81,879元；3、2013年6月至2014年9月期间高温费差额1,000元。韵达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为要求不支付吴立权：1、2014年6月1日至2016年6月12日期间加班工资差额33,950.52元；2、2012年至2015年期间工服扣款404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吴立权于2012年2月1日进入韵达公司工作，并签订期限至2015年1月31日的劳动合同，该合同约定吴立权在韵达公司从事操作员工作，实行不定时工作制，月工资报酬为1,280元等。上述合同到期后，双方又续签了期限至2018年2月4日的劳动合同，该合同约定吴立权在韵达公司操作部门从事写大笔岗位工作，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实行计时工资，岗位工资为每月2,070元，每月发放工资的日期为18日等。2016年6月12日，韵达公司因办公地址搬迁与员工发生矛盾，吴立权等员工与韵达公司沟通协商未果。后吴立权未再至韵达公司上班。2016年6月13日，吴立权曾向本市浦东新区XX园区总工会调解工作委员会申请调解，要求韵达公司解除合同并支付经济补偿，但调解未成。2016年6月30日，韵达公司作出通报，以吴立权自2016年6月13日起擅自离岗，连续旷工3天以上，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等为由，对吴立权作出自动离职处理。后吴立权向上海市浦东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韵达公司：1、支付2013年1月1日至2016年6月12日期间延时及休息日加班工资51,448元；2、支付2012年至2015年期间高温费差额2,000元；3、支付2016年5月1日至2016年6月12日期间工资差额5,428.90元；4、支付2016年度应休未休年休假工资662元；5、支付2012年至2015年期间工服扣款404元；6、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20,250元。上述仲裁委员会于2016年7月29日立案受理后，韵达公司在仲裁期间称，吴立权2014年6月至2016年6月期间尚存在22,325.65元的加班工资差额，其公司同意支付；其公司工作场所的温度在高温季节并未高于33摄氏度，故不同意支付吴立权高温费的差额；同意吴立权的上述第3、4项请求；吴立权主张的工服扣款404元实为服装押金，若吴立权同意返还工作服，其公司同意支付404元的工服扣款；吴立权自2016年6月13日起未上班，属自动离职，不同意支付经济补偿等。2016年8月26日，上述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裁令韵达公司支付吴立权2014年6月1日至2016年6月12日期间延时及休息日加班工资差额33,950.52元、2016年度应休未休年休假工资662元、2012年至2015年期间工服扣款404元、2016年5月1日至同年6月12日期间工资差额5,428.90元、2015年6月至同年9月期间高温费差额500元，而对吴立权其余请求未予支持。双方对此均不服，先后提起诉讼。2013年度及2014年度，韵达公司均按100元/月的标准支付了吴立权三个月的高温费补助共300元。韵达公司支付吴立权工资至2016年4月。一审中，吴立权与韵达公司一致确认：1、对吴立权实际实行标准工时制，加班工资按其月岗位工资2,400元作为计算基数；韵达公司于每月18日发放吴立权上个月工资。2、2014年6月至2016年4月30日期间，在韵达公司已支付的加班工资中包含有上述期间的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共计4,965.52元。一审中，韵达公司提供了吴立权2014年6月至2016年6月期间考勤记录及薪资表，以证明吴立权上述期间的实际加班情况以及加班工资支付情况。经质证，吴立权对上述考勤记录及薪资表上记载的内容均予以确认，但认为韵达公司统计的加班时间有误，且对韵达公司关于薪资表上“岗位工资/加班工资”一栏的钱款作为每月固定支付周六加班的加班工资的解释不予认可。根据该薪资表记载，上述期间吴立权每月的薪资表中记载的栏目内容包括：应出勤天数、实际出勤天数、事假天数、病假天数、旷工天数、平时加班天数、节假日加班天数，岗位工资、岗位补贴/加班工资、工龄工资、学历工资、高温补贴/防寒补贴、津补贴-夜班补贴、全勤奖、食宿补贴、计件奖金、其他补款、工服扣款等；其中“岗位工资”一栏记载的金额大多数情况下为2,400元、“岗位补贴/加班工资”一栏记载的金额大多数情况下为600元，有时上述两项金额会根据吴立权的出勤情况进行调整。对于吴立权薪资表中“岗位补贴/加班工资”一栏，韵达公司解释称，因公司经理等管理人员实行不定时工作制，韵达公司每月支付给他们的是岗位补贴，而吴立权等普通员工并没有岗位补贴，且吴立权确实是每周做六休一，故韵达公司每月固定发放吴立权等员工周六固定加班的工资；由于韵达公司对全体员工适用的是同一工资表格，故将该经理等管理人员的“岗位补贴”与吴立权等普通员工的“加班工资”合并在一个栏目中，因此吴立权薪资表中“岗位补贴/加班工资”一栏就是韵达公司每月固定支付给吴立权的周六加班工资，并应作为韵达公司已支付给吴立权的加班工资予以统计。吴立权则仍坚持认为其薪资表中“岗位补贴/加班工资”一栏发放的是岗位补贴，并非加班工资，不应计入已发加班工资数额。一审中，双方当事人均确认，韵达公司已按上述薪资表的记载支付了吴立权2016年6月1日至同月12日期间税后工资1,614.61元（包括岗位补贴/加班工资264元及加班费561.51元）；上述薪资表中所记载的吴立权2016年5月的税后工资5,428.90元未予支付（包括岗位补贴/加班工资600.08元及加班费1,817.55元）。一审中，吴立权为证明其于2016年6月12日与韵达公司谈判过程中曾口头以该公司克扣加班工资以及拖欠2016年5月工资为由提出解除劳动合同，提供了2016年6月12日与韵达公司相关人员交涉的照片以及当晚吴立权等与韵达公司管理人员交涉的视频作为证据。对上述照片和视频的真实性，韵达公司无异议，但认为照片和视频均无法反映出吴立权曾口头提出过解除劳动合同。一审中，吴立权为证明其于2013年1月1日至2014年6月1日期间存在加班的事实，申请了韵达公司原员工徐某、程某及上海XX有限公司员工万某出庭作证。该三位证人陈述，在韵达公司工作期间，大笔组是经常加班；由于大笔组分为不同班次，因此加班时各班次会轮流加班；证人上班时有时会遇到吴立权加班，但证人并非每天上班，故不能确定吴立权是否每天都加班等。经质证，吴立权对证人的陈述予以认可，韵达公司则表示证人陈述的是大笔组的加班情况，并不能证明吴立权所主张的具体加班时间。一审中，韵达公司为证明吴立权不应享有高温费，提供了办公场所的照片予以佐证，并表示其公司已提供了电风扇作为降温设施。经质证，吴立权表示，该办公场所系韵达公司搬迁至新址的办公场所，而且仅凭电风扇也无法将办公场所温度降低至33摄氏度以下。对此，韵达公司表示该照片确实系新办公场所的照片，但新旧办公场所设施一致。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吴立权主张其于2016年6月12日代表员工与韵达公司就办公地搬迁谈判时曾以该公司克扣加班工资及拖欠5月份工资等为由向韵达公司口头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提供了当日谈判时的照片及视频作为证据。但上述证据无法明确反映出吴立权曾向韵达公司口头提出过辞职。而且就吴立权所主张的解除劳动合同的理由来说，因韵达公司工资发放日为每月18日，吴立权2016年6月12日以韵达公司拖欠其2016年5月工资并不能成立。而关于加班工资的问题，因韵达公司每月均发放吴立权加班工资，现双方因加班工资数额发生的争议也并不能说明韵达公司存在恶意克扣吴立权加班工资的情况，因此即使吴立权曾向韵达公司提出过口头辞职，但其主张的上述理由亦不成立，其辞职亦不能依法要求韵达公司支付经济补偿。据此，吴立权要求韵达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的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关于加班工资。吴立权对韵达公司提供的前述考勤记录以及薪资表的内容均无异议，可予确认，并可作为计算吴立权上述期间加班时间及韵达公司已支付加班工资情况的依据。虽吴立权主张薪资表内的“加班工资”实际系“岗位补贴”，但双方最后一份劳动合同中确实约定吴立权仅有岗位工资，并无岗位补贴的内容；且双方也确认吴立权每周做六休一，韵达公司前述对吴立权薪资表中“岗位补贴/加班工资”一栏的解释也与吴立权的实际工作时间相印证，也较为合理。故对于该项钱款性质，可采信韵达公司的意见，确认系韵达公司每月支付给吴立权的每周六固定加班工资，并作为韵达公司已支付的加班工资一并计算。根据韵达公司提供的上述考勤记录及薪资表，经核算，2014年6月1日至2016年6月12日期间，吴立权延时加班共计1,729.5小时，休息日加班共计1,009.5小时。韵达公司已支付吴立权2014年6月1日至2016年4月30日期间的延时加班工资及休息日加班工资共计48,596元。根据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对于劳动者的考勤记录以及工资支付凭证等材料应至少保存两年以备查，现韵达公司已提供了吴立权2014年6月以来的考勤记录及薪资表，并不违反相关规定。如吴立权主张2014年6月之前其还存在加班事实以及韵达公司欠发其加班工资的，应对此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虽然吴立权申请了三位证人出庭作证，但该三位证人的证言仅能反映吴立权所在的大笔组存在加班情况，对于吴立权具体加班时间三位证人均无法确认。另外，吴立权也并无证据证明2014年6月以前韵达公司未足额发放其加班工资。故吴立权按照2014年6月以后其加班情况以及加班工资收入情况推断韵达公司拖欠其2013年1月1日至2014年5月31日期间的加班工资，并要求韵达公司支付的主张，于法无据，难以支持。而对于2014年6月1日至2016年6月12日期间的延时及休息日加班工资，根据韵达公司所提供的吴立权上述期间的考勤记录及薪资表核算，韵达公司应支付给吴立权上述期间的延时及休息日加班工资共计为63,631.04元。扣除韵达公司上述期间已支付给吴立权的法定节假日加班费以及2014年6月1日至2016年4月30日、2016年6月1日至2016年6月12日期间的加班费，以及包含在2016年5月工资中应支付给吴立权的加班费，韵达公司还应支付吴立权2014年6月1日至2016年6月12日期间的延时及休息日加班工资差额11,791.60元。韵达公司以足额支付为由要求不予支付吴立权上述期间延时及休息日加班工资差额的请求，难以支持。关于高温费。韵达公司提供的现办公场所照片并不能证明所主张的已为吴立权提供了夏季室温低于33摄氏度的劳动环境，且韵达公司实际上也在2013年度和2014年度各支付过吴立权高温费300元，为此韵达公司抗辩不支付吴立权高温费的主张，不予采纳。同时，由于韵达公司在仲裁期间并未对吴立权高温费的请求提出已超过仲裁时效的抗辩，韵达公司在本案诉讼过程中以此作为抗辩的意见，不予采纳。据此，韵达公司应按法定标准支付吴立权2013年度及2014年度的高温费差额共计1,000元，吴立权该请求，予以支持。关于工服扣款。韵达公司仲裁期间确认扣除了吴立权相应的工服扣款404元，且该公司现提供的2014年6月至2016年6月12日期间吴立权的薪资表中也存在工服扣款的情况。而用人单位如要求员工穿着工作服装的，该工作服应作为用人单位提供给劳动者的工作条件之一，其相应成本应由用人单位承担。为此，韵达公司扣除吴立权工服扣款于法无据，要求不予支付吴立权工服扣款404元的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双方当事人一致确认，韵达公司尚未发放吴立权2016年5月1日至2016年5月31日期间的税后工资5,428.90元，故该公司应予以发放。另外，对于双方均无异议的仲裁其他事项，亦予以确认。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四条第（一）项、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于2016年12月23日判决：一、上海浦东韵达速递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吴立权2014年6月1日至2016年6月12日期间延时加班及休息日加班工资差额11,791.60元；二、上海浦东韵达速递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吴立权2013年度及2014年度高温费差额1,000元；三、上海浦东韵达速递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吴立权2012年至2015年的工服扣款404元；四、上海浦东韵达速递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吴立权2016年5月1日至2016年5月31日期间税后工资5,428.90元；五、上海浦东韵达速递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吴立权2015年6月至2015年9月期间高温费差额500元；六、上海浦东韵达速递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吴立权2016年度应休未休年休假工资662元；七、驳回吴立权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计5元，免予收取。二审中，上诉人吴立权对一审查明之“2016年6月12日，韵达公司因办公地址搬迁与员工发生矛盾，吴立权等员工与韵达公司沟通协商未果。后吴立权未再至韵达公司上班”提出异议，表示其上班至2016年6月12日早上八点，该日与韵达公司进行协商，次日才去申请调解；其认为一审上述表述对其于2016年6月12日是否上班的认定存在歧义。经查，上述表述已记载吴立权于2016年6月12日的相关活动，“后吴立权未再至韵达公司上班”系前述表述之外另起一句，该句应作“2016年6月12日后，吴立权未再至韵达公司上班”的理解。故吴立权上述异议不成立，本院不予认定。二审中，上诉人吴立权对一审查明之“2016年6月30日，韵达公司作出通报，以吴立权自2016年6月13日起擅自离岗，连续旷工3天以上，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等为由，对吴立权作出自动离职处理”该节事实提出异议，表示被上诉人韵达公司并未于2016年6月送达该通报，其系于同年8月22日仲裁庭审时才看到内容。韵达公司表示，该通报系于落款日的2016年6月30日作出，其公司系通过电话将内容通知吴立权，一审时并未就该日将该通报送达吴立权提供证据予以证明。经查，因在案证据难以证明韵达公司于2016年6月30日将前述通报送达吴立权或通过其他方式让吴立权知晓，故本院对一审查明的此节事实不予认定。经审理查明，一审认定的其余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上诉人吴立权补充事实称，其曾于2016年6月13日在本市浦东新区XX园区总工会调解工作委员会主持下与被上诉人韵达公司进行调解时，以该公司克扣工资为由，提出解除劳动合同。为此，其补充提供前述调解工作委员会出具的书面材料，该材料记载“2016年6月13日吴立权向单位提出解除劳动合同”。韵达公司对该材料的关联性不予认可，表示前述内容未写明吴立权要求解除劳动合同的原因，故吴立权现以克扣工资作为解除劳动合同的原因并主张经济补偿，其公司不予认可。经查，因该证据并未显示吴立权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原因，且该节事实并无其他充分证据可予佐证。故本院仅认定吴立权曾于2016年6月13日向韵达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合同。二审中，经本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本院认为：关于加班工资差额，上诉人吴立权表示一审判决金额低于被上诉人韵达公司在仲裁庭审时的自认金额，显属不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规定，当事人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本案中，一审法院就案涉加班工资差额的核定标准及相关依据均正确，理由不再赘述。故虽然韵达公司于仲裁庭审时表示于2014年6月至2016年6月期间尚存22,325.65元的加班工资差额未向吴立权支付，然在该公司一审时否认、且有相反证据可予推翻的情况下，就吴立权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就一审判决第一项金额，本院将予维持。关于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上诉人吴立权虽表示系以被上诉人韵达公司克扣工资为由向该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合同，故该公司应予支付经济补偿。然根据前述查明事实，吴立权所提供的证据仅能证明其曾于2016年6月13日向韵达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合同，但无法直接证明解除理由。即便认定解除理由如吴立权所述，因韵达公司每月均发放吴立权加班工资，双方如因加班工资计算标准及数额发生的争议也难以说明韵达公司存在克扣吴立权加班工资的主观恶意。对吴立权的该项诉请，本院难以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吴立权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可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吴立权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蔡建辉代理审判员  叶 佳审 判 员  杨 力二〇一七年六月十三日书 记 员  仇佳艺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