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211民初3860号 原告：胡某1，男，1980年2月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现住浙江省。 委托诉讼代理人:顾安荣,宁波市镇海区承信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宋某1，女，1985年11月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现住浙江省。 第三人：张某，女，1966年6月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现住浙江省。 原告胡某1与被告宋某1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1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审理中，本院依职权追加张某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案于2019年12月4日第一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胡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顾安荣，被告宋某1，第三人张某到庭参加诉讼。于2020年1月16日第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胡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顾安荣，被告宋某1，第三人张某到庭参加诉讼。于2020年3月10日、2020年6月1日第三次、第四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胡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顾安荣，被告宋某1，第三人张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胡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支付汽车出售价款的二分之一计75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审理中，原告称经与被告和第三人确认，被告将车辆转移给第三人时的市场价为100000元，故减少第1项诉讼请求为被告支付50000元。事实和理由：其与被告十多年来一直在镇海工作，于××××年××月登记结婚，2015年10月购买ＳＶＷ7147ＫＬＤ型号大众牌汽车一辆，号牌为浙Ｂ×××××，该汽车一直由其和被告共同使用。2016年12月开始，其与被告有时分居，该车辆主要由被告使用。2019年9月，被告向镇海区人民法院提出与其离婚，其才发现该车辆在2017年6月26日通过二手车市场出售给被告母亲即第三人张某，价款150000元，车牌号改为浙Ｂ×××××。离婚时，其提出该车为夫妻共同财产，要求共同分割，法院告知其另案起诉。2019年11月1日，双方离婚，故诉至法院。 被告宋某1辩称，购车款128000元，原告支付定金1000元，其父母出资77000元，剩余50000元贷款由其个人偿还，车辆系其个人所有，转让给第三人也是为了偿还父母的首付款。其与原告离婚时，约定由其抚养儿子，其没有能力支付给原告任何款项，也不应支付给原告。 第三人张某述称，首付款是其拿着丈夫宋学民的银行卡去刷的，是借款，宋学民知道后不愿意，原被告又无法偿还借款，所以将车辆过户给其抵债。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事实和证据，本院认定如下： 1.被告在第三次庭审中提交了借条1份，并申请证人宋某2出庭，拟证明车辆首付款是向宋某2等人借的。庭审中，经本院反复询问，宋某2承认借条是2020年后补的，是第三人口述，被告记下来去打印店打出来的，但称其出借给第三人50000元由被告购买涉案车辆属实。原告对借条和证人证言均有异议，称宋学民2015年9月21日刷卡77000元之前的2015年9月18日现存49900元和2015年9月19日现存8000元，都是其与被告的夫妻共同财产，汇给宋学民的，所以首付款实际是其与被告共同出资的。第三人对借条和证人证言均无异议。本院认为，借条的内容为“本人（借款人：张某）于2015年9月18日借到（出借人）宋某2现金伍万元整。这笔钱是本人借来，再借给（此笔款项使用人）宋某1购买汽车使用，在此宋某1必须担保，如果我无法偿还这伍万元借款，就要用宋某1使用我借来的这伍万元购买的这辆汽车来抵债，此外宋某1还必须保证使用这笔借款购买的汽车车主是宋某1本人的名字，若不是宋某1的名字，我将有权立刻向其追回（宋某2出借给我的）这伍万元借款，特此声明！借款人：张某，2015年9月18日。担保人：宋某1，2015年9月18日。款项使用人及保证人：宋某1，2015年9月18日。出借人：宋某2，2015年9月18日。”从时间上来看，借条落款虽然是2015年9月18日，但宋某2已经承认借条是2020年才补写的，发生在本案前两次庭审之后，可信性较弱。从内容来看，所写不是第三人与宋某2的权利义务，而是以第三人的口吻来陈述其与被告之间的权利义务，并且明确指向涉案车辆。因此，本院认为，该借条明显是被告和第三人找宋某2配合为了本案诉讼所写，即便宋某2出借50000元属实，在没有其他证据相佐证的情况下，本院难以认定该50000元就是宋学民银行卡中支出的车辆首付款的借款。 2.2019年12月12日，本院向宋学民进行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1份。宋学民称其只知道每天上班，银行卡都在第三人处，密码也是第三人知道，其不知道。其不知道第三人拿着其的银行卡去给被告付首付，其不同意，但也没有办法。既然车子买了，那就是要给被告的，原告与其没有任何关系，其不会把车子给原告。车子转给第三人的时候其也不知道，是后来被告和第三人告知其的，说是车子拿给其抵债了，其也没办法。原告称宋学民的陈述有真有假。被告称宋学民的陈述属实。第三人称宋学民说车子要送给被告，但其实他根本不知道借钱给原被告的事情，如果他当时知道，这个钱就借不了了，车子也买不了了。本院对宋学民陈述的形式真实性予以认定。对于内容真实性，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在下文中具体阐述。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原、被告××××年××月××日登记结婚，××××年××月××日生育一子胡某2。2018年3月14日，被告第一次向本院起诉离婚，经诉前调解后撤回起诉。2019年9月27日，被告向本院起诉（2019）浙0211民初3334号离婚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1日作出该案的民事调解书，确认原被告离婚，婚生子胡某2由被告直接抚养，原告每月支付抚养费900元。 第三人为被告之母，宋学民为被告之父，第三人称其之前是捡垃圾的，宋学民则是在仓库做零活。2015年9月，被告与宁波市甬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签订《上海大众汽车产品购销合同》1份，购买大众牌小型轿车1辆，车价128000元，贷款付款，其中首付款及相关费用84000元。庭审中，原被告确认，原告交付定金1000元，贷款是以被告名义办理的，金额50000元。被告提交的宋学民银行卡显示，2015年9月21日在甬江汽车销售服务消费77000元，保险公司消费7250.8元。2015年9月29日，宋学民的银行卡取现8000元，被告称是支付车辆的导航等配置费用。2015年10月19日，该车辆登记在被告名下，由原告使用至2017年上半年，后被告控制车辆至今。2017年6月26日，车辆转移登记至第三人名下，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载明车价150000元。庭审中，各方确认，转让时间的车辆市场价为100000元，第三人称其没有支付过转让款。 本院认为，原被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置的车辆，价格128000元，由原告交付定金1000元，第三人拿着宋学民的银行卡支付首付款77000元，剩余50000元以被告的名义贷款。对于宋学民银行卡支出的77000元，原告称是其与被告的夫妻共同财产汇给的宋学民，但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而且，车辆本来就是原被告购买，如果二人有钱，按照常理来说，应该直接支付给汽车销售商，不可能交付给宋学民后，再从宋学民的银行卡中支付。被告和第三人称该77000元系向他人的借款，亦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因此，本院认定首付款77000元系被告的父母出资，至于款项的来源，不属于本案审查的范围。宋学民的银行卡还显示2015年9月21日在保险公司消费7250.8元，本院确认保险费也是被告父母出资。被告称宋学民银行卡2015年9月29日取现8000元是支付了车辆导航等配置费用，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据此，比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出资人子女名下的，可按照婚姻法第十八条第（三）项的规定，视为只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该不动产应认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本院认为，被告父母的收入都不高，车辆对于他们来说是大件资产，他们出资的77000元和保险费7250.8元，应视为对被告一方的赠与，属于被告的个人财产。其余51000元的车价款及车辆配置费用、购置税、上牌费用支出均应认定属于原、被告共同财产，应予对半分割。2017年6月26日，该车辆以二手车发票价格150000元转让给第三人，各方认可当时的市场价为100000元，本院予以确认。结合原告所称其与被告从2016年底开始有时分居的陈述，以及被告2018年3月14日第一次向本院起诉离婚的事实，本院认为100000元能够作为车辆的分割价值。综合考虑车辆取得价格（包括购置价格、配置费用、购置税、上牌费用、保险费）与该价值的比例，本院酌情确定被告应补偿原告22500元。综上，原告诉请部分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宋某1支付原告胡某1225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 二、驳回原告胡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050元，减半收取525元，由原告胡某1负担289元（已预交），被告宋某1负担236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本院。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判决生效后，义务人应在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内自动履行。如义务人不履行本判决确定义务的，权利人可自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内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执行期间人民法院有权依法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搜查、拍卖、变卖义务人的财产等强制措施；依据情节限制义务人高消费、纳入失信名单，向社会公布并通报征信机构，依法予以信用惩戒；对拒不履行的义务人，人民法院可以采取罚款、拘留等措施，直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审 判 员 赵  淼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日 代书记员 徐立芯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