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海安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苏0621民初1895号原告于立，男，1987年9月7日生，住大丰市。指定法律文书送达地址南通市工农路249号都市豪庭405室，指定法律文书代收人徐玉国。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玉国，江苏高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南通天博起重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安县城东镇油坊头村2组。指定法律文书送达地址为海安县中城街道（原海安镇）宁海南路永川大厦三楼江苏慧眼律师事务所，指定法律文书代收人王立志。法定代表人夏裕俊，南通天博起重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立志，江苏慧眼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于立为与被告南通天博起重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博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原告于立于2017年2月8日向海安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仲裁委裁决被告天博公司向其补发工资、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加倍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11个月的工资。仲裁委受理后，于2017年3月1日以原告于立系江苏启力重工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力公司，由原江苏启力电气有限公司更名而来）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启力公司与天博公司的经营范围存在交叉，两公司存在竞争关系，原、被告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为由，决定撤销受理决定，改为不予受理。2017年3月1日，原告于立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卢义林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判，于2017年4月28日、6月7日、6月12日三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于立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玉国，被告天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立志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于立向本院提出的诉讼请求，判决被告天博公司按照13000元/月的标准支付自2015年3月至2016年11月止的工资报酬243,000元，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26,000元（按照前述标准计算2个月），加倍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11个月的工资143,000元。事实与理由：2015年3月，被告天博公司招用原告于立为驻南通办事处的负责人，主要工作为被告公司从事管理、设计、销售。被告天博公司承诺月工资为13,000元，并同意为原告于立缴纳各项社会保险。但被告不信守承诺，前后共向原告于立支付劳动报酬30,000元，其余报酬不仅不给付，还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双方之间一直未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原告于2016年11月20日向被告天博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原告于立向仲裁委申请仲裁，但仲裁委违背客观事实，以双方之间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为由不予受理。被告天博公司辩称：（1）原告于立与被告天博公司之间一直存在业务合作关系，原告于立为被告天博公司提供技术支持，被告天博公司支付一定数额的技术支持费用。被告天博公司向原告于立支付的技术支持费用，一直是以白条的形式入账。税务机关稽查发现被告天博公司以白条入账后，加之，原告于立一次性偶然所得应当按照20%的标准缴纳所得税。故经双方商定，被告天博公司开始以工资的形式向原告于立发放技术支持费用（双方也实际以按月发放工资的形式支付过一段时间的技术支持费用），目的是规避税务稽查且使原告于立获利，不能因此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2）原告于立是注册资本达到1000万元的启力公司（成立于2011年）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作为股东及法定代表人的原告于立不可能与被告天博公司成立劳动合同关系，也不可能为被告天博公司提供劳动。原告于立所谓被告天博公司承诺月工资13000元的录音，并无被告天博公司明确承诺的内容，被告天博公司也没有哪一个月向其发放过13,000元的报酬。（3）之所以为原告于立缴纳社会保险，是由于被告与启力公司存在合作关系，原告于立在南通市区组建了一个所谓的办事处，为两家公司服务。应原告于立的要求，被告天博公司为南通办事处的孙新满、顾宏飞两人缴纳社会保险费。被告天博公司在原告于立写的便条上进行的批注。财务经办人误将在要求缴纳社保名单的便条上签名的原告于立也作为被告天博公司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对象。（4）南通办事处早在2016年1月份就已经被撤销了，该办事处的人员也是原告于立负责遣散的。自此，原告于立也没有为被告天博公司提供劳动。对此，原告于立如果有异议，可以提供启力公司的考勤表予以证实。原告于立没有提供劳动，即使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被告天博公司也不应当给予劳动报酬。综上所述，原告于立的诉讼请求依法应当予以驳回。经审理查明：原告于立与被告天博公司之间曾存在技术服务合作关系。2014年1月29日，被告天博公司通过银行卡汇款的方式，向原告于立汇款技术支持费用30,000元。2015年3月16日，被告天博公司通过银行卡汇款的方式，向原告于立汇款36,000元（天博公司账务凭证中记载的为2014年度的技术人员报酬）。原告于立向本院提供的银行卡明细中，其自己注明该笔费用为2014年技术支持费用。原告于立的社会保险参保明细记载，2015年9月至2016年2月，其作为被告天博公司的员工缴纳了社保费用。双方均认可该时段的社保费用中应由用人单位负担部分，由被告天博公司缴纳（应缴总额为4002.88元，其中单位缴纳部分为2859.20元，个人负担部分为1143.68元；2015年度单位缴纳标准为459.80元/月、个人负担部分为183.92元，2016年度单位负担部分为510元/月、个人负担部分为204元/月）。2015年7月至2016年4月，被告天博公司代扣代缴原告于立的个人所得税10个月计1350.44元（2015年度的标准为145元/月，2016年度的标准为120.11元/月）。2015年7月19日，被告天博公司向原告于立发放2015年6月工资6000元（代扣个人所得税145元后实际得款5855元）。2015年8月17日，被告天博公司向原告于立发放7、8月工资12,000元（代扣个人所得税290元后实际得款11,710元）。2015年10月12日，被告天博公司向原告于立发放2015年9月工资6000元（扣除个人所得税145元及个人往来645元后实际得款5210元）。2015年11月17日，被告天博公司向原告于立发放2015年10月工资6000元（扣除个人所得税145元后实得5855元）。2015年12月25日，被告天博公司向原告于立支付2015年11月6000元（扣除个人所得税145元后实得5855元）。上述汇款，在被告天博公司的财务凭证中均体现为工资，公司汇款与原告于立所提供的银行明细吻合。2016年11月20日，原告于立出具《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并将该通知书通过EMS邮寄给被告天博公司张建。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的内容为“……鉴于你公司一直拖延支付本人劳动报酬且未依法为我交纳社会保险费……本人现定于2016年11月20日与你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关系，请你公司接本通知三日内按约定的每月13,000元支付劳动报酬及提成，同时要求依法为我补缴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各项社会保险费。”邮件网上查询单显示，邮件于2016年11月21日由天博公司门卫签收。审理中，被告天博公司提供原告于立主张的入职期间的公司考勤记录，但并无原告于立考勤记载。原告于立主张2016年1至2月南通办事处撤销后其仍然为被告天搏公司提供劳动，但所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另查：南通办事处于2016年1月底撤销。原告于立负责招录了顾宏飞、孙新满等人在南通办事处工作，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其中孙新满自认2015年7月至2016年1月期间在南通办事处工作）。被告天博公司提供的部分财务凭证中，有向顾宏飞、孙新满发放工资的记载。南通办事处实际租用了南通市中央商务区中南城A座1504室用于办公，实际在此处办公的人员不止原告于立及顾宏飞、孙新满3人，但天博公司仅为该3人缴纳过社会保险费。南通办事处撤销后，原告于立遣散了顾宏飞、孙新满等人。顾宏飞、孙新满2人因主张天博公司欠付其部分工资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向仲裁委申请仲裁，后天博公司与顾宏飞、孙新满2人调解解决纠纷。原告于立于2011年3月1日投资设立启力公司，认缴出资为508万元，公司地址为南通市城港路826号；公司核定的经营范围为开关控制设备、高低压成套开关设备、电气传动设备、低压电气元件、电子通讯设备的制造、销售，电控设备的维修，机电配套件及电器的销售，起重设备安装、维修，后变更为起重设备、钢结构件的研发、制作、安装、销售、维修，开关控制设备、高低压成套开关设备、电气传动设备、低压电气元件、电子通讯设备的制造、销售，电控设备的维修，机电配套件及电器的销售，管道工程、机电设备安装工程的设计、施工；2016年6月增资为1000万元，且变更公司名称。天博公司由张丽云、张建、朱国平（后变更为夏裕俊）投资设立，公司核定的经营范围为起重机械制造、安装、维修、改造，模具、港口机械加工、销售等；2016年9月变更为起重机械制造、安装、维修、改造、销售，模具、港口机械加工、销售，不锈钢制品、钢结构制造、加工、销售，压力容器、压力容器零部件、换热器零部件、木制包装箱生产、销售。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在卷佐证，同时有原告于立提供的仲裁委不予受理通知书、社保缴费记录、个人所得税记录、银行卡明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及EMS邮件单及查询记录，被告天博公司提供的财务凭证、启力公司的工商信息、打款记录、顾宏飞及孙新满的仲裁调解书、孙新满的仲裁申请书、考勤记录等在卷佐证。审理中，原告于立提供了其整理的与张建的谈话及电话记录、与夏裕俊的录音。于立与张建的谈话共整理有4段：第一段谈话录音记录中记载，于立提出“老大”（可能指夏裕俊）同意月工资13,000元，并从3月份开始；单子按提成给，这块可以不要。但张建并未接过于立的话头，更未确认夏裕俊明确承诺过于立的工资标准及提成问题。第二段与张建的电话录音中，于立说“……这个13,000老大肯定是点了头的，那时候我们在他的办公室，老大这个肯定是点头的”。张建答“问题是不是光谈，谈了多少，打个比方，睿尔曼卖了6个亿”。之后，于立叉开话题。隔了一会儿，于立又突然说“我想的这个工资这一块那时候老大答应的，这个你个否认”。张建答“他谈工资，刚才我说的，谈任何事情我知道谈过这个事情，也谈过这个数字，你懂我这个意思”。于立立即打断张建的谈话“我懂，我意思这个13,000和这个3月份开始，这个我们是谈过的”。张建答“谈过的，谈过的。我只能这么说，并不是谈了，刚才我举个例子睿尔曼卖了6个亿，我们都认可这个厂卖了6个亿，但其实他拿不到那么多。其实附加条件，产值多少，睿尔曼就是三洋电机的老总，还保留了附加条件。上市公司收购，是要挣钱的。上市公司成交价6个亿实际我不懂，成交价6个亿，他有附加条件，就是他的销售和产值。”此后，于立在谈话中2次插入13,000元的内容，但张建明显无顺从于立谈话的意思及内容。于立再次插入13,000元的内容时（“……但是老大那时候他说的，答应了的13,000，这个你在旁边”），张建答“一般我们会这样说，假如是我说，打个比方，多和少这个取决于羊毛出在羊身上，你帮我赚到的钱给你是应该的，多给点也没事。这是我们常规的，具体的我也不一定记得，但我肯定会这么做。”于立此后又插入了13000的内容（“……这个13,000那时候是说过的，但是现在解决这个事情，具体还是由你和老大商量下”），张建答“我可以这么讲，应该提过这个，老板也好，拿我来说，换个话题，取决于……当时他那么说，答应不答应，他肯定是有附加，叫附加也好，不叫附加也好，其实是一个道理……”。第三段谈话记录中，虽然涉及提成的内容，但并无原、被告间明确约定提成及比例的内容，也未提及工资标准问题。第四段谈话中，张建虽然承认可能说过3%的内容，但记录中未有明确承认或天博公司明确承认的内容。于立与夏裕俊的谈话记录中，没有涉及夏裕俊承诺于立的内容。此外，上述通知记录整理不完全。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是原、被告之间关系及性质，二是双方之间是否存在欠付报酬的事实及数额，三是原告于立主张的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补偿金及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是否应当得到支持及各自的数额。（一）原、被告之间关系及性质（1）按照查明的事实，原告于立在与被告天博公司合作之前，即投资设立启力公司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若无相反证据，虽然原告于立对于启力公司而言具有身份多重性，但仍应当认定原告于立与启力公司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自原告于立开始与被告天博公司合作以及合作期间，原告于立在启力公司的身份并没有任何变化。（2）自2015年6月起，被告天博公司即按月向原告于立发放工资，且自2015年9月起为原告于立缴纳社会保险费。原、被告之间具备一定劳动合同关系的外观特征。（3）劳动合同关系本质上具有身份关系的属性，劳动者对于用人单位具有一定的人身依附性。现行的《劳动法》、《劳动合同法》虽未规定双重或多重劳动合同关系，但并未明文禁止双重或多重劳动合同关系的存在。实务中，确实有大量双重或多重劳动合同关系的存在，人民法院不能因现行法律规定中无双重或多重劳动合同关系而拒绝裁判。启力公司与被告天博公司之间的竞争关系，虽不能直接否定原告于立与被告天博公司关系。但特定条件下，原告于立与启力公司之间的关系，会成为影响原告于立与被告天博关系之间关系法律评价的重要因素。本案中，启力公司与被告天博公司之间存在生产经营范围的交叉，双方之间成立竞争关系。原告于立既是启力公司的投资人也是法定代表人，就启力公司而言，原告于立的身份属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对启力公司的价值不言而喻。原告于立个人在其他公司特别是在与自己公司存在竞争关系的公司任职，受到一定法律上的限制。但法律为了保护善意第三方（如本案中被告天博公司）的利益，以第三方即被告天博公司与原告于立成立“劳动合同”时是否知道或应当知道该交易对象（或潜在交易对象，本案中即原告于立）具有与之存在竞争关系的公司特定人员身份为限。如天博公司知道或应当知道该交易对象的特定身份，则成立的劳动合同关系无效；反之，则成立的劳动合同关系有效。本案中，原告于立与被告天博公司在案涉“劳动合同关系”之前合作多年，理应知道原告于立的真实身份。故双方之间的“劳动合同”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的规定，双方之间成立的劳动合同应当认定为无效。基于原告于立与被告天博公司就无效劳动合同成立及履行均存在过错且过错相当，故原、被告双方承担无效劳动合同的同等责任。（二）双方之间是否存在欠付报酬的事实及数额（1）虽然《劳动法》及《劳动合同法》规定的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债的关系的性质，理论与实务上会有一些分歧。但一般公认应当适用《劳动法》及《劳动合同法》的规定进行处理，若《劳动法》及《劳动合同法》没有具体规定时，适用民法中债法的基本原则进行处理。无效劳动合同关系存在时，如何处理劳务交易双方因无效合同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并不排除适用民法中债法的基本规定。（2）按照无效合同不具有履行利益及无效合同不能获利的原则，当交易双方之间合同效力被合法排除时，交易中的任何一方均无权再行援引已被排除的合同主张权利，双方之间的关系沦为违反公序良俗的无效合同关系或不违反公序良俗的自然债务关系。自然债务体现在本案中，基于本案双方具有一定人身依附关系的性质，对于被告天博公司基于无效劳动合同关系已经支付的报酬或社保费用等，不能主张原告于立返还；原告于立已经基于无效劳动合同付出的劳动，被告天博公司应当按照原先的约定支付报酬。（3）自2015年6月份开始，被告天博公司即按照6000元/月的标准支付原告于立报酬。但原告于立不认同该报酬标准，认为双方之间约定的标准为13,000元/月。对于双方之间约定的报酬标准问题，本院认为，一方面于立虽然提供的几段谈话（通话）录音中数次试图引诱对话者认同其主张的报酬标准，但从录音内容看，并未达到原告于立的证明目的，谈话对象并没有肯定原告于立谈话引诱所主张的报酬标准；另一方面，被告天博公司此前即与原告之间存在技术合作关系，且每月的报酬标准维持在6000元左右，原告于立并未就其对于被告公司而言出现了与以往不同的价值，使得被告公司以高于以前一倍以上的报酬标准换取原告的劳动作出合理的说明；第三，被告天博公司实际支付的月报酬为6000元。综上，本院认定被告天博公司与原告于立的报酬标准为6000元/月，原告于立主张与被告天博公司约定13,000元/月，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4）对于双方之间“劳动合同”开始的时间问题，本院认为，被告天博公司开始支付报酬于2015年6月，在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劳动合同”开始于2015年3月，被告天博公司亦不认同的情况下，本院认定双方“劳动合同”开始于2015年6月。对于双方“劳动合同”终止的时间问题，本院认为，由于无效合同不具有履行利益，加之《劳动法》、《劳动合同法》亦规定了按劳取酬原则；南通办事处撤销于2016年1月底2月初，此后原告于立并未举证证明其为被告天博公司提供了劳动，被告天博公司的考勤记录也不支持原告于立提供了劳动；2016年11月，原告于立所谓的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既未向被告法定代表人夏裕俊送达，现有证据也不支持该解除通知被夏裕俊受领，且无效合同并不具有解除之效果。故，本院认定双方之间的“劳动合同”实际终止于2016年2月。（5）按照以上阐述，结合被告天博公司提供的证据，被告天博公司自2015年6月至2016年2月应当按照6000元/月的标准向原告立发放报酬（扣除个人所得税）。被告天博公司实际向原告于立发放报酬至2015年11月，欠发3个月计18,000元。但由于被告天博公司实际在2016年4月之前仍然为原告于立代扣个人所得税，属于对己不利处分。故本院认定被告天博公司应当向原告于立发放报酬至2016年4月，合计应发30,000元（含被告可以代扣的个人所得税及公司代缴的个人负担的社保费用）。被告天博公司为原告于立缴纳的社会保险中，包含了原告于立自负的部分，但对于2015年11月之前该部分费用被告天博公司并未抗辩，更未主张抵销，本院不予主动理涉。综上，本院认定被告天博公司欠发原告于立2015年12月至2016年4月报酬30,000元，应当予以补发。实际补发时，可以代扣原告于立应当负担而未负担的个人所得税及2015年12月至2016年4月之间被告公司已经支付的、应由原告自负的社会保险费。（三）原告于立主张的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补偿金及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是否应当得到支持及各自的数额基于对于一般情况下劳动者弱势者身份，国家现行法律实行倾斜保护的原则。但基于前述理由，在无效合同状态下，原告于立有关“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以及“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2年修正）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天博公司给付原告于立劳动报酬30,000元（可扣除2015年12月至2016年4月期间的个人应负未负个人所得税及此间原告于立自负的社会保险费用），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10日内履行。如被告天博公司不按照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则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2年修正）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驳回原告于立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本院予以免收。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卢义林二〇一七年六月十三日书记员  崔静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