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安岳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川2021民初1601号 原告刘汉光（又名刘志荣、刘志云），男，生于1968年12月30日，苗族，居民，户籍所在地四川省安岳县，现住重庆市彭水县。 被告安岳县国土资源局，住所地安岳县岳阳镇西大街138号。 法定代表人聂永贵，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荣，安岳县国土资源局职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红梅，四川强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刘汉光与被告安岳县国土资源局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5月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汉光、被告安岳县国土资源局法定代表人聂永贵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荣、曾红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汉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确认原被告于2011年4月11日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无效。事实及理由：原告一家三人原系安岳县某村村民，因故将户籍迁往重庆彭水县某镇某村某组。2009年11月18日，原告一家经村社同意申请迁回原籍，但2012年，安岳县公安局强行将原告一家的户籍安排在某镇某街某号。原告在某村某组有住房45平方米，还有猪圈、院坝、竹林地、自留地、承包地。2011年4月11日，因修高速公路，被告以《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为依据进行补偿。原告认为，一、该协议签订后未将副本送给原告，故无效；二、该协议第九条以原告不属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应纳入安置，按政策上浮（房款）20%，即以528元/平方米收购了原告的房屋，没有安置建设用地，导致原告成为无房户。房屋拆迁是房屋所有权与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转移，是互易行为，与原告是否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无关联性，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七十五条“当事人约定易货交易，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的，参照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的规定；三、诉争协议按照528元/平方米收购了原告的房屋，未按照安府发[2010]38号《安岳县县城规划区内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实施办法（试行）》第十五条的规定补偿，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四川省实施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等法律、法规及政策的规定，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合同无效中的第（五）种情形，故诉请法院依法确认2011年4月11日被告拆迁原告房屋所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无效。 被告安岳县国土资源局辩称，第一、安岳县国土资源局与刘汉光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不具有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第二、刘汉光的房屋不属于安岳县县城规划区内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补偿不适用安府发[2010]38号《安岳县县城规划区内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实施办法（试行）》之规定；第三、刘汉光房屋所在村社是部份征地，是否应为刘汉光调整安排建房宅基地应由所在社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来决定，安岳县国土资源局无权决定为其调整安排建房宅基地；第四、刘汉光不属于土地征收村社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根据2011年2月16日批准的《安岳大道部份征地社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方案》第五条第（三）项之规定，对其房屋按标准提高20%予以货币补偿，没有侵犯其合法权益。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均为复印件）：第一组1-5号证据：1、结婚证、身份证、在安岳和彭水县的户口本；2、土地承包证、征地分配表；3、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证；4、迁入介绍信、准迁证；5、《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原告主要用以证明其原为某镇某村某组人，公安局强行将其户籍落在安岳县某镇某街；1999年其承包了集体土地3.05亩，2011年征地可分自留地补偿款2490元；其宅基地上房屋45平方米只按房屋重置价440元补偿，不偿还土地使用权是违法的。第二组6-12号证据：6、（2013）安岳行初字第19号行政裁定书、（2013）资行终字第27号行政裁定书；7、便条；8、川府函[2010]214号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安岳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批复；9、岳阳府函[2017]20号安岳县某镇人民政府《关于刘汉光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10、安府发[2010]38号安岳县人民政府《安岳县县城规划区内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11、关于《安岳县城镇（乡）规划区内征收集体土地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办法》相关条款及具体问题处理的解释；12、安府发[2015]22号安岳县人民政府《关于县城规划区内房屋征收与补偿有关政策的通知》。证据6-7号、证据9号，原告主要用以证明其起诉没有超过法定时效。证据8号、证据10-12号，原告主要用以证明其所在的岳一村三组在2010年被列入县城规划区，其有权请求按照县城规划区内拆迁安置补偿标准安置补偿，被告不安置原告住房违反安岳的政策法规。第三组13-15号证据：13、2011年3月17日，中纪委、监察部《关于加强监督检查进一步规范征地拆迁行为的通知》；14、国土资发（2016）123号国土资源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安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关于建立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同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机制的实施意见》通知；15、川委发[2005]12号中共四川省委、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做好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工作的紧急通知》。原告主要用以证明其所提要求是合法诉求。第四组16-22号证据：16、法释[2011]20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17、《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十二条；18、《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19、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办法》第四十条；20、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办法》第五十二条；2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七十五条；22、国务院《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原告主要用以证明原被告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被告安岳县国土资源局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2、3、5、6无异议，但不赞同其举证目的；对证据4的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不能达到其举证目的；认为证据7、8不符合证据的三性，不能达到其举证目的；对证据9-22的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不能达到其举证目的。 被告安岳县国土资源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均为复印件）：第一组1-6号证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摘录件；2、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办法摘录件；3、川府函[2008]103号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同意资阳市征地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的批复》；4、安府函〔2009〕65号安岳县人民政府《关于征地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的通知》；5、《安岳大道部分征地社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方案》请示、批示文件；6、《四川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如何确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问题请示的答复》。被告主要用以证明被告与原告签订的协议是符合法律法规的，不存在合同无效的情形。第二组7-24号证据：7、刘汉光书面委托书及受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8、安岳县国土资源局与刘汉光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9、户口迁移证存根（川迁字第02563697号）、迁出介绍信（迁出字第6号）、渝准字00245570号准予迁入证明；10、川准字00823165号准予迁入证明、渝迁字00243413号户口迁移证；11、安岳县农村经营管理局提供的2005年10月30日安岳县农村土地承包台帐档案（某村某社）；12、原告一家的常住人口登记表；13、某镇某村某组2007年农资综合直补花名册、2011年粮食直补、综合直补兑现花名册；14、某村某组刘久平农村承包土地变动登记；15、某镇某村某组关于安南大道修建占地现金分配决定；16、某镇某村某组2001年农业税负担清册（三）；17、某镇某村某组2001年农业税负担清册（一）；18、某镇某村某组2001年农民税费决算清册；19、刘玖平、蒙高才的四川省粮食补贴通知单；20、某村某组2011年4月28日锁定的人口数名单；21、2011年4月11日对刘登志的调查笔录；22、2011年4月11日对徐常志的调查笔录；23、2011年4月11日对谢文光的调查笔录；24、2011年4月11日对王仁友的调查笔录。被告主要用以证明原告刘汉光全家户籍迁走后交回了承包地给集体经济组织，后重新发包给他人，粮食直补的享受者也是他人。刘汉光全家户籍转为城镇居民，至今没有迁回岳一村三组。在签订协议时，其不属于被征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协议的内容未侵犯原告的合法权益。 原告刘汉光对被告出示的24份证据的真实性均有异议，且认为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被告无权收回被拆迁户建设用地使用权。 本院对原、被告所举证据认证如下：原告出示的证据1、证据2中的土地承包证、证据3-5，真实、客观，反映了原告的身份信息以及原告曾为某镇某村某社村民，在该社承包过土地，并有45平方米的房屋，后与被告签订了《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这一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证据2中的《征地分配表》，原告未提交原件与本院核对，复印件也未加盖来源处的印章，且无其他证据佐证，无法证明其真实性，本院不予采信；证据7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且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证据6、证据9、证据13-15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证据8、证据10-12，达不到原告用以证明某村某组被列为县城规划区，应按照规划区内的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标准进行安置的目的，故对以上证据本院不予采信；证据16-22，达不到原告认为其与被告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违反了以上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规定的目的，故对以上证据不作为定案依据。 被告出示的24份证据和法律依据，能反映《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所确定内容的依据和背景，真实、客观，能相互印证，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根据原告当庭的陈述及本院确认的证据查明事实如下：原告刘汉光一家三人（刘汉光、妻子蒙明素、女儿刘婷婷）原系安岳县某镇某村某组村民。2000年5月5日，刘汉光一家三人从某村某组迁出，落户在重庆市彭水县某组。因原告一家迁往重庆，其在土地承包时分得的承包地被重新承包给本组村民刘久平和蒙高才，农税、粮食直补及综合直补亦由刘久平和蒙高才负担及享受。 2011年，因安岳大道建设，需依法征收某镇某村某组部分土地。原告刘汉光在某村某组原有穿逗结构、建筑面积为45平方米房屋位于安岳大道红线范围内需拆迁。2011年4月11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协议约定：一、原告同意将其座落在某镇某村某组的45平方米穿逗结构房屋进行拆迁；二、被拆迁房屋的补偿为19800元（45平方米×440元/平方米）；三、附属设施的补偿为4095元；室内水设施补偿为800元；四、被拆迁房屋临时安置补助费为3120元（260元/月.人×2人×6月）；五、奖励政策10000元（2人×5000元/人）；六、原告不属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应纳入安置，按政策上浮（房款）20%，即3960元（19800元×20%）；七、给予原告残值收购720元（45×16）。以上款项（总计补偿金额为42495元）已于2011年4月全部兑现给原告。后被告将原告位于岳阳镇岳一村三社的45平方米穿逗结构房屋进行了拆除。 另查明，2009年11月18日，原告全家申请从重庆市彭水县某镇迁回原籍安岳县某镇某村某组未果，后于2012年8月15日，经批准，原告全家户口（系城镇居民家庭户口）由重庆市彭水县某组迁入安岳县某镇某街某号。 本院认为，原告刘汉光与被告安岳县国土资源局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是本着平等、自愿、合法的原则进行的，该协议约定签字生效，原告当庭承认该协议系其本人签字，协议约定的补偿金额也于签订协议的当月全部兑现给了原告，原告的房屋亦被拆除，该协议已经全部履行完毕。现原告以该协议未送达且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中的第（五）项，即“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向本院申请确认该协议无效。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的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是指法律及行政法规明确规定违反了这些禁止性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或者合同不成立；或者法律及行政法规虽然没有明确规定违反这些禁止性规定后将导致合同无效或者不成立，但是违反了这些禁止性规定后如果使合同继续有效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故原告认为与被告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违反其列举的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观点不能成立。因《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只有五种法定情形，原告亦未举证证明该协议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其他四种情形之一，且该协议约定签字生效，而非送达生效，故原告关于未送达而无效观点亦不成立。对原告关于房屋拆迁是房屋所有权与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转移，是互易行为，与原告是否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无关联性，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七十五条“当事人约定易货交易，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的，参照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的规定，并以此要求确认协议无效的观点无法律依据支撑，本院对其观点不予采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原告对其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原告请求确认原被告双方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刘汉光要求确认其与被告安岳县国土资源局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50元,由原告刘汉光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曾 君 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刘姝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