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423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谌贵喜，男，1978年3月1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桃源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浩扬，广东诺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熊祎，广东诺臣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广州新月演艺经纪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黄石街丛云路51号B栋311房。法定代表人：郭南生，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唐轶，北京市北斗鼎铭（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高新南一路飞亚达大厦5-10楼。法定代表人：马化腾，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圆圆、方政，广东诺臣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谌贵喜因与被上诉人广州新月演艺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月公司”）、原审被告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讯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1民初206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谌贵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浩扬、熊祎、被上诉人新月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唐轶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谌贵喜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解除谌贵喜与新月公司之间的《艺员演出经纪及唱片制作合同》；3.新月公司向谌贵喜支付违约金50万元；4.本案的诉讼费由新月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新月公司在一审中仅提供录制歌曲及歌曲宣传的证据，一审法院错误认定新月公司已对谌贵喜进行规划、宣传、推广。实际上新月公司并未履行任何演艺经纪义务，已构成根本违约，谌贵喜有权单方解除合同。《艺员演出经纪及唱片制作合同》（以下简称“《经纪合同》”）的核心内容是演艺经纪法律关系，新月公司应依约进行规划、宣传、推广和安排演艺活动，以实现艺人发展事业、获取收入的根本目的。根据《经纪合同》第一条、第十二条、第十六条及第十八条的约定，该合同一方面强调新月公司垄断经纪的地位，由新月公司一手包办演艺事业发展、录制单曲和MV、推广宣传以及安排演出等等，排除谌贵喜个人接洽商业演出，另一方面排除谌贵喜对录音、录像、表演作品的网络上传、下载等无线增值部分收益，即谌贵喜仅能从线下商业演出中获得收入。签约时，谌贵喜本来只想与新月公司签订唱片制作合同，但新月公司谎称只有双方确定演艺经纪关系，公司才会投入大量资源包装、宣传艺人。双方才最终签署了涉案《经纪合同》。签约后新月公司仅进行歌曲录制，未履行规划推广、安排演出等义务，已构成根本违约。新月公司应履行规划、宣传、推广的主要义务，通过专业的演艺事业规划、艺人形象包装、在电视、电台等平台进行推广，才能增加艺人曝光的机会，提升艺人知名度。新月公司与谌贵喜签约已四年之久，新月公司所谓的规划、宣传、推广行为，仅是在免费的网络平台上传完全相同的文案对歌曲进行推荐，而不是对谌贵喜本人的宣传。该宣传不仅成本极其低廉，而且文章点击量极低，无任何实质的宣传效果。新月公司应履行安排演艺活动的主要义务，通过演艺活动，艺人才能向公众展示自身的艺术水平，获得公众的认可并提高知名度，获得经济收入。安排演艺活动是经纪公司的合同义务，不以艺人是否具有较高知名度为前提。谌贵喜在与新月公司签约前已是极具知名度的歌手，多次受邀参加央视知名节目，在全国各地举办歌迷会，新月公司所称知名度不够与事实不符。录制歌曲仅是《经纪合同》约定的其中一项义务，或者说是发展演艺事业的手段之一。新月公司的不作为已构成根本违约，导致《经纪合同》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同时侵害谌贵喜的生存权，谌贵喜有权单方解除合同。二、演艺经纪合同具有极强的人身依附性，新月公司与谌贵喜已不存在信任基础，且新月公司自提起本案诉讼至今亦再无履行合同义务，双方早已没有联系，《经纪合同》已实际失去继续履行的可能性，应予解除。演艺《经纪合同》是基于签约双方的信任关系建立的，具有委托、居间、行纪等法律关系的特征，在履行过程中需要艺人配合公司进行演艺，具备较强的人身依附性，更多地受合作双方主观意志因素影响，需要艺人与经纪公司相互信任、相互配合才能更好地实现缔约目的，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第二款规定的债务的标的不适于强制履行的合同。三、新月公司应向谌贵喜支付违约金50万元。新月公司怠于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已构成根本违约。谌贵喜与新月公司签约至今，未出演过一场商业演出、未能获得任何曝光机会，不仅经济上受到巨大损失，其演艺生涯一落千丈，损失更是难以估量。新月公司辩称：一、谌贵喜单方面提出终止双方之间的经纪合同关系，无法律及合同依据，不能构成解除双方之间《经纪合同》的合法事由。根据新月公司与谌贵喜于2016年1月4日签订《经纪合同》，新月公司在合同期内负责谌贵喜的演艺事业规划与发展，包括歌曲与唱片制作、一切商业与非商业的表演活动等。众所周知，艺人从事表演活动，是以作品为基础，如果没有属于自己的原创歌曲，只靠翻唱他人作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并受限于作品的知识产权许可问题，发展空间有限。因此，新月公司对于公司签约的所有歌手艺人，均是以累积自己的原创歌曲、打造专属形象开始，只有在足够多的作品支撑下，艺人才有在各大平台持续出头露面的机会，方能为公众所知悉。因此，为艺人制作歌曲，是新月公司打造歌手艺人的第一步。对于演艺经纪合同而言，其最大的特征是在于艺人成名铺垫期长，许多在舞台上崭露头角艺人，可能已在经纪公司的培养下训练多年，也有人在演艺圈混迹许多年但受限于各种原因未能取得瞩目辉煌的成绩，这是演艺经纪合同的特有属性。与三十年前仅靠发行唱片就能获利的模式不同的是，在现在的音乐市场中，制作歌曲本身是难以盈利，许多知名的歌手与唱片公司的经营者们都在公开场合表达过，制作歌曲发行唱片本身是没有利润可言的，更何况是一个新人歌手。唱片公司之所以还投入重金打造歌手，看中的无非是以作品为基础的其他演艺市场。因此，即便对艺人的投入存在巨大的回报风险，新月公司在签订合同后，仍不遗余力为谌贵喜制作大量的原创歌曲，其目光便是放在日后为谌贵喜所规划的更大的演艺事业上，不存在谌贵喜所称的限制其发展的用心与目的。新月公司已提交证据证明，为履行合同，新月公司在合同期内已为谌贵喜制作歌曲36首，投入大量制作成本，说明新月公司一直在诚意履行合同，并无违约行为。谌贵喜提出解除合同，没有任何法律及合同依据。二、在目前新冠疫情下，为保持社交距离和避免人群聚集，线下的演艺活动目前处于被管控受限的时期，公司所有的艺人都无法接到线下的演出活动，并非新月公司不履约而造成。为了应对形势变化，新月公司近年来正在策划拓展与线上演艺活动相关的业务版块，并成立了一家新的文化传播公司，招募有能力的视频拍摄团队、线上演艺运营团队，合作打造推广以互联网视频平台、线上直播等形式的线上演艺市场，谌贵喜提出解除合同，对新月公司显然是不公平的，如果解除合同，意味着公司对谌贵喜所做的前期投入将得不到任何回报。新月公司不同意谌贵喜的全部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驳回谌贵喜的全部上诉请求。腾讯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新月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谌贵喜立即停止在“全民K歌”平台的一切直播、表演等演艺行为；2.腾讯公司立即停止与谌贵喜在“全民K歌”平台中的一切合作，并下架、删除及停止使用谌贵喜在平台上传的所有作品；3.谌贵喜向新月公司支付违约及侵权损害赔偿共计人民币500万元；4.腾讯公司对第3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本案诉讼费由谌贵喜、腾讯公司承担。本案审理期间，新月公司于2019年10月18日向一审法院撤回本诉。谌贵喜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确认新月公司、谌贵喜之间的《艺员演出经纪及唱片制作合同》已于2019年7月18日解除；2.新月公司向谌贵喜支付违约金50万元；3.本案的反诉费由新月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月4日，新月公司（甲方）与谌贵喜（乙方）签订《经纪合同》，约定：“乙方委托甲方作为其全球唯一演艺经纪人（经理人公司），为其演艺事业进行规划推广。一、乙方委托甲方作为其唯一的经纪人，并授权甲方全权负责乙方的演艺事业规划与发展，与乙方有关或涉及乙方所有国内、国外的演艺业务，包括一切商业与非商业性的演出；唱片合约的签署等等。为此，乙方成为甲方专属签约艺员。二、甲方经纪人身份，是一种排他（包括乙方自己）的垄断性经纪，甲方通过对乙方的培训规划、投资而承担风险及获取收益。三、合同涉及的区域为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及地区。四、乙方向作为甲方签约歌手，只能为甲方提供独家服务，录制专辑唱片及履行相关义务，未经甲方同意，乙方不得为第三方录制出版发行唱片。本合同所指的唱片，是行内广义的“唱片”，包括唱片、激光唱盘、激光视盘等音像作品或制品。五、甲方是涉及乙方表演的唱片，包括且不限于：录音、录像、电视、电影等音像作品或制品制作、出版、发行之唯一全权代理人。六、本合同中“演艺”指：包括且不限于一切有关形体、形象、声音、歌唱、舞蹈、戏剧的活动（即舞台、电视、电影、电台、现场演出，模特表演、录音、录像、广告制作的表演，肖像宣传、媒介广告、广告代言、有线无线SP上传下载等等），并由此而及的一切有关著作权及邻接权，包括表演者权的产生、利用、转让等。七、本合同有效期为捌年，自公元2016年1月5日至公元2024年1月4日止。合约期满前6个月，甲方有优先与乙方议定续约的权利。在甲方确定不再续约后，乙方才允许与第三方进行接洽签约。八、无论是否收取报酬，乙方均不得直接或间接向第三人承诺签订、参与任何与本合同有抵触或损害甲方利益的文件、活动或演艺事项。十、乙方必须服从甲方的所有演出及其它工作安排，随时保持与甲方联系。未经甲方许可，乙方不得擅自出国或长时间休假，因私事到外地，需提前知会甲方，且不得影响甲方的工作。十一、乙方的一切演出业务的接洽、谈判、酬金定价等有关事宜，都必须由甲方负责出面交涉，如有客户直接与乙方联系，也须报经甲方确认后方可生效。未经甲方同意，而由乙方擅自从事的演艺事项或制作的唱片，除乙方需承担违约责任外，第三方也不能因获得过乙方的授权或许可，而对抗本合同的效力，从而抵消甲方的收益。十二、甲方将为乙方录制单曲、MV、并在网络、电视、电台中推广（但不能保证任何榜单位置）费用由甲方垫付，在乙方有收入时扣除，合同期内乙方没有收入，则由甲方承担。十三、甲方拥有在合同期内由乙方演唱及表演的所有录音录像作品，及“未采用的录音录像作品”的著作权和邻接权（包括表演者权）。甲方可以在任何时候（包括合同期外），任意使用（包括整体或分割），并可授权第三人依此使用并收取报酬。如法律规定，仍存在有专属乙方的权利，第三人仍需得到乙方的同意时，则本约定视为乙方已同意，由甲方代替乙方授权或许可，该第三人不再需要单独向乙方申请。十四、合同期内，乙方创作的作品均是著作权属甲方的职务作品，乙方仅享有署名权，首唱权及永久免费现场演唱权利。十五、甲方为宣传等目的，有权在出版物及宣传媒介上免费使用乙方的姓名（包括真实姓名、笔名、艺名）、照片、肖像、绘像、简历等有关乙方的演艺资料及记录有乙方的姓名、肖像、简历、表演及有关资料的录音、录像、电影、照片、文稿等等。十六、乙方所获得的报酬，仅包括以下部分业务分成：乙方从事的演艺活动（不包括录音、录像、表演作品的网络上传、下载及其他无线增值部分）或相关商业活动所得的全部收入，由甲方收取，在扣除甲方的投入后，剩余的纯利润按以下比例，每月分配一次。甲方占60%，乙方占40%。十七、所有供分配的业务分成款项，均为交纳所有相关税赋后的剩余部分，但纯属个人税项除外（该部分由乙方取得后自行缴纳）。十八、甲方负责乙方演艺活动期间的行程安排及宣传联络，并承担与演出直接有关的，并实际支出的交通和住宿费用。十九、作为甲方的受雇专属签约艺员，乙方的各种权利所应获报酬，已包括在本合同第十六条约定的报酬内，并无其他酬金。由乙方从事的演艺或录制唱片、拍摄MV所形成的作品均为职务作品，著作权及邻接权（包括录音制作者权和表演者与表演者权等）均属甲方。二十三、乙方违反本合同第一、四、八、十、十一、二十二条规定，均属严重违约，甲方有权以此为由终止合同而无须征得乙方的同意。此时，乙方应赔偿甲方的一切经济损失（这种损失计算方法为：违约前两年乙方全部演艺收益。当依此计算出的收益较低或难以计算时，双方同意按五十万元确定）。如因此，还导致甲方不能按计划履行与第三方的合同，甲方为该计划而支付的相应成本及应支付给第三方的违约金，由乙方另行赔偿。二十四、乙方不可无故擅自解除合同，乙方须提前解除合同，必须事先征得甲方同意，并赔偿甲方的一切损失（包括预期利益损失，当这种损失无法准确计算时，则按上一年甲方作为乙方经纪人所获得的全部收入的500%计算）。否则，本合同仍然继续履行，同时甲方将有权对乙方的违反合同行为行使演艺和唱片录制禁止措施，且不必承担任何责任，直至本合同期满为止。二十六、任一方对另一方有不同意见，必须先与对方书面交涉、磋商。若交涉、磋商无效，甲、乙双方才可以对外发表声明或采取法律措施。二十七、任一方如因对方违约而需行使单方解除合同或终止合同权利时，须以书面形式向对方发出通知，通知中应包括解约原因及生效日期。二十八、与本合同有关的对外权利，均由甲方以自己的名义主张。法律明确规定，不得转移或授权，必须以乙方名义提出的，应甲方要求时，乙方必须全力配合。上述所需费用由甲方承担，赔偿或收益均归甲方所有。未经甲方同意，乙方自行主张的维权行为，所获之赔偿或收益也归甲方所有。同时，甲方有权以此条约定，提出异议（包括且不限于直接撤诉，要求驳回乙方，或参加诉讼等等）。二十九、除本合同明确约定责任的违约行为外的其他违约，违约方均应向对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的数额应足以弥补对方所受的损失，且最低不少于二十万元整。三十、因履行本合同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应由双方通过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由甲方所在人民法院管辖。涉案《经纪合同》签订后，新月公司表示其依约为谌贵喜购买、制作歌曲并进行宣传，从2016年1月至2019年5月期间，新月公司已为谌贵喜制作歌曲36首，并投入了词曲的购买费、录音费、混音费、物料拍摄和进行宣传的费用，其后，新月公司发现谌贵喜在未告知新月公司、未经新月公司同意的情况下在全民K歌平台进行演艺并获取收入，双方遂发生纠纷。新月公司为证实其主张，提交了为谌贵喜录制的《两个人的痛一个人背》（2016年5月）、《酒后更想你》（2016年6月）、《不再为你流泪》（2017年6月）、《雪花心语》（2017年7月）、《昨夜的雨今夜的你》（2017年9月）、《男人的伤悲》（2018年7月）、《离别时的眼睛》（2018年10月）、《你不再属于我》（2019年2月）、《情毒》（2019年3月）等歌曲的相关制作资料及推广资料予以证实，该证据显示新月公司就上述歌曲签订相应的《音乐作品制作权转让合同》，支付相应的歌曲转让费、录音制作费、混音费、和声费等，并在新月公司微信公众号、搜狐音乐、环球网、中国娱乐网等网络平台对上述歌曲进行宣传，同时，新月公司已将上述歌曲授权第三方平台使用，新月公司表示其已履行了合同义务，且从2016年至2019年期间，新月公司都在为谌贵喜制作、推广宣传歌曲，这些歌曲实际上为谌贵喜知名度的提升起到了很大的帮助，如果没有前期的铺垫，谌贵喜如何在全民K歌平台取得关注，且新月公司作为全国知名的演艺公司，谌贵喜签约在新月公司名下，对于谌贵喜身份及行业的提供有很大帮助。经质证，谌贵喜对新月公司为其制作歌曲的事实及上述歌曲的宣传推广资料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表示谌贵喜也多次垫付相关歌曲的制作费，且因该歌曲的著作权由新月公司取得，新月公司将歌曲转卖给音乐平台并获利，而谌贵喜从未获得任何利益，至于宣传资料，该部分宣传仅是对歌曲的宣传，而非对歌手本人的宣传，新月公司仅履行了其歌曲制作部分的合同义务，没有履行任何演艺经纪相关的义务，新月公司提交的宣传资料除其公众号发表的文章，无法证明其他平台发布的主体是新月公司，亦无法说明是新月公司作出的宣传行为，即便该宣传系新月公司作出，可以看到这些宣传的文案一样，流于形式，没有起到任何宣传作用。2019年5月7日，新月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谌贵喜于2019年5月25日收到一审法院寄送的起诉状及相关证据材料。2019年7月17日，谌贵喜委托广东诺臣律师事务所向新月公司邮寄《律师函》，表示因新月公司怠于履行对谌贵喜事业规划、宣传推广的义务，未向谌贵喜支付任何报酬，不仅令谌贵喜失去收入来源、生活无以为继，且极大阻碍了谌贵喜演艺生涯的发展，新月公司的行为已构成根本违约，谌贵喜有权单方解除合同。新月公司于2019年7月18日收到该《律师函》。2019年7月23日，谌贵喜向一审法院提起反诉。2019年10月12日，一审法院开庭审理本案。2019年10月18日，新月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撤回本诉，一审法院予以准许。一审庭审中，谌贵喜表示就涉案《经纪合同》的内容而言，其包括演出经纪部分和唱片制作部分，新月公司仅仅支付了录制单曲相关著作权的费用，没有进行其他宣传、推广和录音制品的制作，就演艺经纪部分而言，新月公司没有履行任何义务，没有做过任何规划，也没有安排任何演出，谌贵喜也没有从新月公司处获取过任何报酬，该行为已构成了对合同的根本违约，现因新月公司的违约行为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谌贵喜依法享有法定解除权。新月公司确认其从未为谌贵喜提供线下演艺活动的安排和宣传，原因在于谌贵喜的知名度不够，没有收到商业演出邀请合同，新月公司亦无法为其进行宣传，而且新月公司是盈利机构，不可能刻意打压不获取利润，只要可以接到商业演出，新月公司肯定积极配合；新月公司确认未向谌贵喜分配歌曲转让的收益，但该收益不属于合同约定的分配范围；新月公司表示其并不存在违约行为。谌贵喜对新月公司的陈述不予确认，其表示正是由于新月公司未能为谌贵喜履行安排演出的合同义务，导致谌贵喜无法公开进行演出，实际上反而降低了谌贵喜的知名度，根本没有新月公司所说的通过其宣传提高谌贵喜的知名度，且谌贵喜在与新月公司签订涉案合同时，已经是小有名气的歌手，反倒是因为和新月公司签订合同后，完全没有露面的机会；谌贵喜表示现双方因涉案《经纪合同》发生纠纷诉至法院，双方之间已经丧失信任和继续合作的基础，谌贵喜要求解除涉案《经纪合同》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九条之规定，“人民法院准许本诉原告撤诉的，应当对反诉继续审理；被告申请撤回反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故一审法院在本案中仅就谌贵喜的反诉请求及其相关事实进行认定。新月公司与谌贵喜在平等自愿基础上签订的涉案《经纪合同》，其内容未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规定，为合法有效，双方应恪守履行。本案争议焦点为新月公司是否存在违约行为以及谌贵喜能否据此解除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之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守约方可以行使合同解除权。本案中，谌贵喜主张行使合同解除权的理由是新月公司存在违约行为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具体行为包括：1、新月公司未提供符合合同要求的宣传推广；2、新月公司未提供任何演艺机会、怠于履行其规划推广义务；3、新月公司将为谌贵喜制作的歌曲授权给第三方使用并获利，但没有向谌贵喜分配任何利润；4、双方已无信任，没有继续履行合同的基础。一审法院认为，据已查明事实，首先，新月公司微信公众号及其他网络平台均对谌贵喜及其演唱的歌曲宣传推广，谌贵喜主张新月公司未提供足够的宣传推广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其次，在2016年3月至2019年5月期间，新月公司已为谌贵喜制作歌曲30多首，且制作歌曲的费用亦由新月公司支付，谌贵喜对于新月公司为其录制歌曲均予以配合，新月公司确未为谌贵喜安排演艺机会，谌贵喜也未从新月公司获取报酬，但演艺行业具有其特殊性，演艺机会的取得除需要经纪公司的宣传、策划、推广外，也需要演艺人员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影响力，就本案而言，新月公司已为谌贵喜录制了多首歌曲并进行推广，谌贵喜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新月公司存在怠于履行其规划推广义务的行为，亦不足以证实新月公司存在不正当的阻碍谌贵喜获取演艺机会的行为，故对于谌贵喜的该项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第三，涉案《经纪合同》第十三条约定谌贵喜在合同期内演唱及表演的所有录音录像制品，新月公司均享有著作权，可授权第三人使用并收取报酬，第十六条约定谌贵喜所获得的可分配报酬不包括录音、录像、表演作品的网络上传、下载及其他无线增值部分，即新月公司授权QQ音乐平台、酷狗音乐平台等平台使用该歌曲所获得的报酬，谌贵喜并不享有分配权。第四，关于谌贵喜所主张的双方已缺乏信任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一审法院认为，双方虽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产生了分歧，但并不存在合同无法履行的法定情形，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信任虽是履行合同的重要基础，但缺乏信任并非享有合同解除权的法定理由，且新月公司亦表示希望继续履行涉案《经纪合同》，谌贵喜以缺乏信任为由主张行使合同解除权，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谌贵喜不享有合同解除权，其于2019年7月17日向新月公司发出的函件，并不产生解除双方所签涉案《经纪合同》的法律效力。对于谌贵喜要求解除《演艺经纪合同》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条、第十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于2019年12月8日作出判决：驳回谌贵喜的反诉请求。一审案件本诉受理费减半收取234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广州新月演艺经纪有限公司负担；一审案件反诉受理费4400元，由谌贵喜负担。经审查，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谌贵喜于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微信公众号“广州新月演艺”（微信号为：×××）的账号主体资料截图，拟证明名称为“广州新月演艺”（微信号：×××）的微信公众号的运营账号主体为新月公司；2.微信公众号“广州新月演艺”于2019年5月29日至今（截至2020年4月14日）推送内容的截图，拟证明新月公司自2019年5月29日至今未对谌贵喜进行过宣传活动。新月公司的质证意见：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确认，对关联性不予确认；新月公司的微信公众号并非每天宣传，每个星期只能发一次，截图是2019年5月29日以后的内容，在此期间双方发生了涉案纠纷，谌贵喜此时并没有新歌推出，没有卖点。新月公司于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广州耀火文化科技有限公司章程（设执行董事），拟证明新月公司一直积极为谌贵喜推广，广州耀火文化科技有限公司章程的股东是新月公司，该公司于2020年3月23日成立，成立目的是打造网上的演艺平台。谌贵喜的质证意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关联性不予认可，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新月公司会给谌贵喜进行推广工作。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院针对谌贵喜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谌贵喜在一审中的反诉请求是确认新月公司、谌贵喜之间的《经纪合同》已于2019年7月18日解除，故本案争议的是2019年7月17日谌贵喜委托律师向新月公司发出的解除合同函件是否具有解除合同的效力。谌贵喜与新月公司签有《经纪合同》，双方之间就谌贵喜的演艺事业、发展、唱片合约等事宜的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双方应依照合同的履行。现谌贵喜以新月公司未履行规划、宣传、推广、演艺工作构成违约为由，认为其享有单方解除合同的权利。本院认为，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为8年，合同约定了包括网络、电视、电台等多种宣传推广的方式，但没有约定必须在所有媒体中进行宣传推广，也没有约定在各个媒体宣传、推广的次数。根据新月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录制歌曲及推广资料显示，合同履行的前3年中，截至2019年5月，新月公司有为谌贵喜录制发行单曲并在网络上进行宣传推广，故谌贵喜主张新月公司没有依约为其进行规划、宣传、推广，本院不予采信。关于谌贵喜主张新月公司没有为其安排演出活动的问题。新月公司对此解释称艺人能否接到商业演出与其自身的能力及知名度有关，需要接到商业演出邀请，新月公司的该解释并非毫无道理，能否安排艺人进行演出受本人知名度、商业市场等多方面的因素影响，而合同也没有明确对演出次数、演出规模作出硬性的规定，故谌贵喜称新月公司没有为其安排演出机会构成违约依据不足，本院不予认定。关于谌贵喜主张因《经纪合同》具有极强的人身依附性，由于双方已经丧失了履行合同的基础而要求解除合同。首先，该理由不属于可以单方解除合同的法定事由，即使双方存在一定矛盾也应受到合同的约束；其次，双方主要的矛盾在于新月公司认为谌贵喜擅自参加全民K歌违反了合同的约定，该问题因新月公司在本案中已经撤回本诉，本案中不涉及对谌贵喜该行为违约与否的认定，双方应协商或另寻途径予以解决；再次，谌贵喜上诉要求解除合同，与其一审诉讼请求不符，不符合民事诉讼程序的规定，故本院对于谌贵喜该上诉理由，不予采纳。谌贵喜要求新月公司支付违约金50万元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谌贵喜二审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本院不采信。一审法院认定谌贵喜发出的解除合同函件不发生解除《经纪合同》的效力并无不当。上诉人谌贵喜的上诉请求，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900元，由上诉人谌贵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蔡粤海审判员  练长仁审判员  曹 玲二〇二〇年六月八日书记员  黄旖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