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鄂28民终84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国平，男，1966年8月12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湖北省恩施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明，湖北夷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谢德翠，女，1940年1月11日出生，汉族，务农，住湖北省恩施市，系周国平之母。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绪银，男，1974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务农，住湖北省建始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游良翠，女，1963年4月27日出生，务农，住湖北省建始县，系王绪银之二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孝珍，女，1962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务农，住湖北省建始县，系周国平之胞姊。上诉人周国平因与被上诉人谢德翠、王绪银、周孝珍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建始县人民法院（2016）鄂2822民初9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4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周国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明、被上诉人周孝珍、王绪银及王绪银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游良翠到庭参加了诉讼，被上诉人谢德翠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国平上诉请求：请求撤销（2016）鄂2822民初995号民事判决，支持周国平的一审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谢德翠、王绪银、周孝珍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房屋买卖协议》中买方签字为“王绪颜”，并非本案被上诉人王绪银，故1997年12月9日谢德翠并未与王绪银签订《房屋买卖协议》。一审认定涉案承包土地流转方式为转让错误。1998年10月4日周孝珍以谢德翠名义与王绪银签订的《土地转包协议》中，并没有村委会或村经济联合社的盖章，协议上宋昭灯、余祥权的签名并不能认定争议土地的集体经济组织已经同意。土地转让后土地转让方就丧失了对承包土地的所有权利和义务，但《土地转包协议》中约定的统筹费归谢德翠本人承担，说明谢德翠还需承担承包土地的义务，显然不符合转让的特征。在签订《土地转包协议》后，周国平还在缴纳承包土地的相关税费。从王绪银提交的1998年《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农业承包合同》可看出，1998年至2005年争议土地一直登记在周国平名下，若属转让，王绪银应当办理相关土地承包权变更登记手续。二、一审法院认定周孝珍的处分行为构成表见代理错误。王绪银在一审中没有举出任何证据证实周孝珍的行为是表见代理行为。1997年12月9日周孝珍以谢德翠名义与王绪颜签订《房屋买卖协议书》时得到了谢德翠的口头授权，该行为合法有效。1998年签订《土地转包协议》时谢德翠并不知情，王绪银在法定期限内也未催告周国平、谢德翠进行追认，其也未举证证实有理由相信周孝珍具有代理权。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周孝珍以谢德翠名义与王绪银签订《土地转包协议》是无权处分行为，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48条的规定，而不应适用第49条的规定。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公正判决。谢德翠未作答辩。王绪银辩称：一审认定1997年12月9日谢德翠与王绪银签订《房屋买卖协议书》符合客观实际，周国平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谢德翠在一审开庭时明确承认其把自己房屋出卖给王绪银的事实。一审认定双方土地流转方式为转让正确，《土地转让协议》签订的前提是经村委会、村经济联合社准许，协议约定农特税、三提费归王绪银承担，谢德翠无经营权，可见双方是基于转让经营权的合意签订的协议。从协议实际履行情况看，自协议签订后相关耕地、山林的税费均是由王绪银承担，1998年《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分户存根中户主姓名“周国平”被修改为“王绪银”。王绪银耕种协议的土地多年，并在2005年取得受让耕地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周国平等人均无异议。一审认定周孝珍的处分行为构成表见代理行为符合实际。1998年签订《土地转让协议》时涉及的耕地虽户主为周国平，但谢德翠不仅为承包地的共有人而且两度为户主，1998年《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分户存根记载户主为周国平，但承包方经联社社会员却为谢德翠的印章。在房屋和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过程中，周孝珍代谢德翠签订《房屋买卖协议书》、《土地转让协议》，周孝珍与谢德翠系母女关系，且谢德翠、周国平一家并未实际耕种涉案土地，一直由周孝珍代为管理经营，协议签订后在分户存根中也进行了相应的变更记载，2005年王绪银更是取得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证。综合上述情况，王绪银在签订协议时有理由相信谢德翠有权处分涉案的土地。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周国平的上诉，维持原判。周孝珍辩称：一审法院查明周孝珍以母亲谢德翠的名义与王绪银签订《房屋买卖协议》错误，从该协议可知买方是王绪颜而非王绪银，涉及的土地只有谢德翠的自留地0.3分。周孝珍以谢德翠的名义与王绪颜签订《房屋买卖协议书》，与王绪银签订《土地转包协议》均不构成表见代理。周国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确认谢德翠、王绪银1998年10月4日签订的《土地转包协议》无效，并返还周国平位于“门口”、“团包”的土地3.4亩。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周国平、周孝珍系谢德翠的子女。1984年，谢德翠作为农户代表人取得《土地使用证》，该证记载：户主姓名谢德翠，在册人口3人（谢德翠及周国平、周国军兄弟；谢德翠的丈夫周春庆系单位职工，周孝珍不在该户），住址茅田区太和乡太和街村1组，承包地座落地名和面积，方家垭1.5亩、本人屋周围2亩、本人屋后自留地0.2亩（共计3.7亩）。1992年3月25日，谢德翠承包方与发包方签订《农业承包合同》（编号00962），载明：户主谢德翠，家庭人口1，承包耕地面积1.8亩。当日，周国平承包方与发包方签订《农业承包合同》（编号00963），载明：户主周国平，家庭人口4，承包耕地面积1.9亩。1998年4月8日，谢德翠作为农户成员与发包方签订《农业承包合同》，载明：户主周国平（谢德翠印章），家庭人口6，承包耕地面积3.7亩（笔误4.7亩）。周孝珍家与王绪银之兄嫂王绪明、游良翠家关系较好。此前，王绪银居住茅田乡××村，打算离开原籍到太和街村1组生活；王绪明遂为王绪银联系购房等事项。1997年12月9日晚，谢德翠、王绪银（笔误为王绪颜）签订《房屋买卖协议》，约定：太和村1组谢德翠有住房一栋三间转卖给茨竹坪村7组王绪银，价值3,000.00元；四界说明，东周国平责任田，南门口水沟，北葛业军责任田，西周孝珍猪圈飞檐沟，四界范围内属买主所有；原属谢德翠自留地0.3分（笔误，应为0.3亩），属王绪银使用，另外原自留地内经济树、部分果木属王绪银所有，王绪银当场补给谢德翠林木费100.00元；原有室内电灯线路设施转交王绪银使用。甲方签名“谢德翠”系周孝珍代签（签字时谢德翠未在场），太和街村委会加盖印章。周春庆出具领条领到房屋出售费共计8,000.00元。谢德翠、周国平一家去恩施城生活时，周孝珍、周国平姐弟俩有过口头约定：周孝珍代管周国平家的承包地。后来，周孝珍、周国平俩又口头约定：周孝珍用自家承包地“门口”、“团包”与周国平家承包地“方家垭”、“本人屋周围”互换。之后，周国平作为农户代表人取得1998年版《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证书载明：承包耕地面积3.4亩（笔误，应为3.5亩）、自留地0.2亩（屋旁边），耕地分布情况门口0.9、团包2.6亩（合计3.5亩），颁证日期1998年1月。1998年10月4日，谢德翠、王绪银（笔误为王绪言）签订《土地转让协议》，载明：转让人谢德翠，承包人王绪银；转包协议事项如下：按村管理规定的要求为准则，通过本小组农户同意及村委会、村经联社允许，谢德翠将原承包的3.4亩承包地转给王绪银耕种，农特税、三提费归王绪银承担，统筹费归谢德翠本人承担；转包性质属长期转包，由王绪银使用耕种，经营权属王绪银，谢德翠无经营权（含山林在内）；协议一式二份，双方各持一份，自签协议之日起生效。转让人签字“谢德翠亲笔”系周孝珍代签（谢德翠未在场），承包人王绪银亲笔，参加人村干部宋昭灯、余祥权。建始县茅田乡太和街村委会档案显示：1984年《颁发土地使用证分户登记表》记载：户主姓名“曾兴宣（曾兴轩）”被修改为“谢德翠”，承包地地名和面积：门口1亩、团包2.7亩、冯家庄1亩等其余的内容未修改；户主姓名“谢德翠”被修改为“曾兴宣”，承包地地名和面积：方家垭1.6亩、本人屋周围2.1亩等其余的内容未修改；1998年4月2日《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分户存根记载：户主姓名曾兴轩（周孝珍印章）的存根联承包地部分地名被修改，注：冯家庄转王绪银；户主姓名“周国平”（谢德翠印章）的存根联户主姓名被修改为“王绪银”，地名和面积：门口0.9亩、团包2.6亩、自留地0.2亩。王绪银受让1998年4月2日《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分户存根记载的地名和面积为门口0.9亩、团包2.6亩的承包土地后，进行了生产经营，按照规定缴纳了农业税费、获得了国家粮食政策补贴。后因修路占用了承包地0.16亩。2005年，王绪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该证记载承包总面积3.24亩（门口0.9亩、团包2.34亩），颁证日期2005年8月17日。2008年7月9日，王绪银、陶万红签订《房屋买卖协议》、《土地、山林转让协议》，王绪银将受让的前述住房及承包地（团包1亩、门口0.5亩）转让给陶万红。2013年2月6日，王绪银、易定勇签订《房屋买卖协议》、《土地、山林转让协议》，王绪银将本人新建的住房及承包地（团包1.34亩、门口0.4亩）转让给陶万红。太和街村委会在王绪银上述两次转让协议文件中均加盖了印章。一审法院认为，结合各方当事人诉辩意见、查明的案件事实，本案当事人争议焦点：一、谢德翠对涉案承包土地有否处分权；二、涉案承包土地流转方式为转让还是转包；三、周孝珍的处分行为构成表见代理还是无权处分。关于焦点一，谢德翠对涉案承包土地有否处分权。农村承包经营户的法律地位，是不同于自然人、合伙组织、企业法人的独立特殊民事主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规定，农户成员为多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等证书上记载的人为农户代表人。浏览以谢德翠、周国平一家为承包经营户参照系的演变，1984年谢德翠为农户代表人取得《土地使用证》，1992年在此之上一分为二后谢德翠、周国平均以新的农户代表人取得《农业承包合同》，1998年又合二为一为周国平再以农户代表人身份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国家关于农村土地承包政策规定，“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在周国平承包经营户中，谢德翠不仅系共有人，还两度为农户代表人。不论从哪个方面讲，谢德翠、周国平均只是该承包经营户的成员之一，权利人不止周国平一人。因此，谢德翠对涉案承包土地有处分权。无论表现形式为谢德翠承包经营户或周国平承包经营户，其承包土地总共只有3.7亩（含自留地0.2亩），事实上，谢德翠在履行与王绪银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中就处分了承包土地0.3亩。关于焦点二，涉案承包土地流转方式为转让或者转包。获得了家庭承包方式承包土地的农户将土地再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给其他农户，法律上定义为土地流转；依法形成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关系受到法律的保护。《物权法》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依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有权将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互换、转让等方式流转。流转的期限不得超过承包期的剩余期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规定，本办法所称转让是指承包方有稳定的非农职业或者有稳定的收入来源，经承包方申请和发包方同意，将部分或全部土地承包经营权让渡给其他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户，由其履行相应土地承包合同的权利和义务。转让后原土地承包关系自行终止，原承包方承包期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部分或全部灭失。转包是指承包方将部分或全部土地承包经营权以一定期限转给同一集体经济组织的其他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经营。转包后原土地承包关系不变，原承包方继续履行原土地承包合同规定的权利和义务。接包方按转包时约定的条件对转包方负责。承包方将土地交他人代耕不足一年的除外。由谢德翠、王绪银签订《房屋买卖协议》内容可知，协议中未写明当事人争议的涉案承包土地3.4亩，虽然周春庆出具的领条表明价款系8,000.00元，也不能据此确定超出3,000.00元部分系王绪银受让涉案土地的价款，因为不能排除现实生活中可能存在的阴阳合同；况且，协议中写明了原属谢德翠自留地0.3亩归王绪银使用，甚至还写明了原自留地内经济树、部分果木属王绪银所有；同时，没有依据确定有此卖屋搭田之交易习惯。因此，依法不予认定王绪银关于“卖屋搭田”之事实。综合以下因素，1、协议的主要内容体现在村委会、村经联社允许；谢德翠将原承包的3.4亩承包地转给王绪银耕种，农特税、三提费归王绪银承担，统筹费归谢德翠本人承担，转包性质属长期转包，由王绪银使用耕种，经营权属王绪银，谢德翠无经营权。2、周孝珍辩解其所签协议讲的土地是0.3亩，不是3.4亩，没有证据证明，且与双方各持有协议一份的事实不符。3、王绪银实际受让该土地的方式体现为转让。因此，依法认定涉案承包土地流转方式为转让。关于焦点三，周孝珍的处分行为构成表见代理还是无权处分。前已述及，谢德翠、王绪银间的房屋买卖合同中，甲方“谢德翠”系周孝珍代签。此时，周孝珍的身份即民法规定的谢德翠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的代理人。《合同法》对表见代理制度作出了规定，表见代理是指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终止代理权后，仍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其表现形态有三，授权表示型表见代理，权限逾越型表见代理和权限延续型表见代理。权限延续型表见代理，又称代理权终止的表见代理或代理权撤回的表见代理。这种类型指本人与行为人曾有代理关系，但代理权已经终止或撤回后，本人未及时向外部公示，相对人并不知情。因此，为保护善意相对人的利益和维护交易安全，其代理权的终止和撤回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1998年10月4日谢德翠、王绪银签订《土地转让协议》，转让人谢德翠系周孝珍代签，这是周孝珍以谢德翠的名义实施的代理行为。基于之前房屋买卖合同的代理行为，周孝珍管理标的物，谢德翠与周孝珍的母女关系，谢德翠、周国平一家未实际农耕，王绪银现持有的1998年版《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和《农业承包合同》，以及村干部到场签字等这些客观表象形式要素，相对人王绪银、还包括村干部均有理由相信行为人周孝珍还有代理权，即权限延续型表见代理。同时，还需要考量协议中相关人员对法律知识的认知度。《物权法》规定，因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产生的债权债务，在对外关系上，共有人享有连带债权、承担连带债务，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第三人知道共有人不具有连带债权债务关系的除外。根据法律对表见代理规则、共有人侵权规则的界定，共有人侵权情形，不适用表见代理制度规则。有偿转让与无偿转让的区别在于是否向受让方收取金钱或者其他财产权益；实质上，两者的区别在于转让方是否要求受让方支付对价。民事法律未禁止无偿转让，无偿受让不等同于恶意受让。此外，周孝珍家与游良翠家关系较好、标的物所处位置、以及那个年代土地的价值未显现的现象客观。涉案转让土地记载为“曾兴宣”与“谢德翠”两户档案未修改前“曾兴宣”户的土地。由此推定周孝珍在签订《土地转让协议》时已经确认1984年《颁发土地使用证分户登记表》档案中户主“曾兴宣”与户主“谢德翠”被相互修改。周孝珍代理谢德翠与王绪银签订《土地转让协议》后，1998年《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分户存根中户主姓名“周国平”（谢德翠印章）被修改为“王绪银”，王绪银耕种涉案土地多年又办理了2005年版《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这些事实表明，谢德翠与王绪银签订《土地转让协议》已经得到实际履行。2009年7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该指导意见在第十三条规定，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表见代理制度不仅要求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代理权的表象，而且要求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合同相对人主张构成表见代理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民法理论认为，恶意串通当事人订立该合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即是共同希望损害第三人的利益。前已述及，周孝珍的行为在客观上基本满足具有代理权的表象，而现有证据不能认定周孝珍在代理谢德翠与王绪银签订《土地转让协议》时共同有希望损害周国平承包经营户之利益。故周孝珍、王绪银的行为不构成恶意串通情形，也就是说王绪银的行为也基本具有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周孝珍具有代理权。再者，前述指导意见出台的背景系因全球金融危机蔓延所引发的矛盾和纠纷，民商事案件尤其是与企业经营相关的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由宏观经济形势变化所引发的新的审判实务问题。《合同法》规定在无权处分行为中，行为人是在没有处分权的情况下，以自己的名义实施的处分行为。周孝珍在与王绪银签订《土地转让协议》中，不是以自己的名义实施的处分行为，依法不能定性为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故此，周孝珍的处分行为依法构成表见代理。综上所述，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为“高度盖然性”，也就是说，一个事实存在的可能性大于不存在，那么就可以认定这个事实存在。当事人对自己的诉讼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证实，现诉讼程序终结、举证期限届满，案件事实年代已久，当事人举证不能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王绪银基于周孝珍的表见代理无偿受让周国平承包经营户的土地，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不属于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同时，王绪银以转让方式流转涉案承包土地后又分别再次将土地流转他人。故此，依法不支持周国平的诉讼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周国平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80元，由周国平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周国平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周国平的户口簿复印件只能证实周国平户口迁移情况，达不到周国平系诉争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的证明目的，其提交的证据二、三、四在一审中均已作为证据提交，并非二审中的新证据。故对周国平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不予采信。经二审审理查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综合上诉人周国平的上诉理由及被上诉人周孝珍、王绪银的答辩意见，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为涉案合同的合同主体认定以及1998年10月4日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的效力问题。关于涉案《房屋买卖协议》、《土地转让协议》签订的合同主体问题。经审查两份协议中多次出现“王绪颜”、“王绪言”，上诉人周国平认为与谢德翠签订协议的主体是王绪颜而非本案的王绪银，但对于王绪颜的具体身份情况却不能举出任何证据予以证实，相反在签订协议，按约支付转让款后谢德翠的丈夫周春庆出具的领条原件却在本案被上诉人王绪银手中保管，1997年建始县茅田乡财政所出具的涉案房屋转让契税的收据中显示的纳税人也是“王绪银”，结合协议签订后王绪银一户就搬入涉案房屋居住并加建房屋的情况，一审认定两份协议中“王绪颜”、“王绪言”系笔误正确，本案的合同主体应为被上诉人王绪银。关于《土地转让协议》的效力认定问题。首先该协议究竟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还是转包。从该协议内容审查，涉案土地由王绪银耕种，农业税、三提费由王绪银承担，并且在协议第二条明确载明经营权属王绪银，谢德翠无经营权。而在协议签订后，涉案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均转移给王绪银保管，若仅是承包土地的转包，完全无必要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转移。《土地转让协议》签订后由王绪银一户耕种管理，2005年王绪银更是取得涉案土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综合上述情况，应当认定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系转让。第二，《土地转让协议》是否合法问题。虽然《土地转让协议》中谢德翠的签名系周孝珍代签，但是基于周孝珍与谢德翠系母女关系的特殊身份关系以及涉案土地一直由周孝珍代为管理的事实，王绪银在签订协议时有足够理由相信周孝珍取得了谢德翠的授权。协议签订后涉案土地由王绪银一户耕种经营管理，周国平、谢德翠承包户对此并未提出任何异议，在一、二审中其亦未举出证据证实其明确反对过，综合上诉情况足以认定对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王绪银在签订《房屋买卖协议书》后即迁往涉案土地的集体经济组织居住生活，并长期以耕种涉案土地作为主要生活来源，并且户口亦迁往了涉案土地所在的集体经济组织，其完全具备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的主体资格。双方之间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经发包方同意，2005年发包方给王绪银颁发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故双方之间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符合法律规定，一审认定合法有效正确。且周国平现已转为非农户口，其所在的承包经营户也并未长期居住生活在太和街村，在一、二审中周国平均未提供证据证实其所在承包户需以耕种涉案土地为主要生活来源。综上所述，上诉人周国平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周国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朝友审判员  吴 卫审判员  侯著韬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邓梦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