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桂06行初13号 原告上思县思阳镇北湖社区燕城二组。 诉讼代表人黄通新，组长。 原告黄锦秋，男，1961年3月11日出生，壮族，住上思县。 原告黄锦乐，男，1962年6月22日出生，壮族，住上思县。 原告黄锦徐，男，1965年1月2日出生，壮族，住上思县。 原告黄海洋，男，1966年4月7日出生，壮族，住上思县。 以上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黎善基，广西心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思县人民政府，住所地：上思县思阳镇民政路**。 法定代表人覃森，县长。 委托代理人林日高，上思县法制办干部。 委托代理人何其贤，上思县法制办干部。 被告防城港市人民政府，住所地：防城港市行政中心区。 法定代表人何朝建，市长。 委托代理人韦昊良，防城港市法制办干部。 委托代理人卢振佳，防城港市法制办干部。 第三人上思县思阳镇北湖社区加达组。 代表人黄俊淙，组长。 第三人黄开松，男，1965年8月19日出生，壮族，住上思县。 以上第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零春可，广西济顺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黄锦珊，男，1954年10月19日出生，住上思县。 原告上思县思阳镇北湖社区燕城二组（以下简称“燕城二组”）、黄锦秋、黄锦乐、黄锦徐、黄海洋不服被告上思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上思县政府”）于2016年7月25日作出的上政裁[2016]9号《上思县人民政府关于“那坤”土地权属纠纷行政处理决定书》（以下简称“行政处理决定”），以及不服被告防城港市人民政府于2017年1月22日作出的防政复决[2017]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行政复议决定”），于2017年3月23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7年4月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6月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燕城二组、黄锦秋、黄锦乐、黄锦徐及其共同委托代理人黎善基，被告上思县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林日高、何其贤，被告防城港市人民政府委托代理人韦昊良、第三人上思县思阳镇北湖社区加达组（以下简称“加达组”）的代表人黄俊淙、第三人黄开松及其共同委托代理人零春可，第三人黄锦珊，证人黄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6年7月25日，被告上思县政府作出行政处理决定，该处理决定查明：1.双方争议的“那坤”土地位于原布透屯边的东南面，争议地界址是布透温泉小镇项目拟征用范围，附图编号“91”号，面积3.02亩。2．争议地从土改、合作化和“四固定”等时期，未经政府确定归属。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由思阳人民公社(现改为思阳镇)和思阳大队先后在争议地及“那坤”土地范围兴办茶场和果场，80年代中期，思阳大队果场解散。3．思阳大队果场解散后，于上世纪80年代后期，争议地由申请人加达组村民即第三人黄开松种植花生、芭蕉和甘蔗等作物，一直经营至2014年发生纠纷止，期间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4．在80年代初落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燕城二队(现二组)在“那坤”地段的耕作区范围划定给第三人黄锦珊、黄锦秋、黄锦乐、黄锦徐、黄海洋作责任田地。其中黄锦乐、黄锦秋、黄锦徐持有的《土地承包合同书》承包集体所有耕地分别为4.56亩、3.04亩、3.04亩，承包期均为10年，从1990年11月18日起至1999年12月31日止。第三人黄锦珊户也在“那坤”开荒土地面积6.61亩。以上承包土地及开荒土地均不包含黄开松经营管理3.02亩土地范围。5.2013年2月5日，燕城二组提供《证明》及其绘制的草图，从该草图的土地范围看包含加达组黄开松一直经营管理3.02亩土地。6.2014年，因布透温泉小镇项目拟征用本案争议地而引发争议地权属纠纷。7.第三人黄锦秋、黄锦乐、黄锦徐、黄海洋等4人申请仲裁，2015年3月12日，上思县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委员会作出上农仲裁字[2015]第1号仲裁裁决书，第三人黄开松于2015年5月向上思县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上思县人民法院认为，本案涉诉的3.02亩土地实质为加达组与燕城二组及其成员之间的土地权属争议，应由行政机关进行确权。鉴于以上事实，县人民政府认为：本案争议地于解放后历经土改、合作化和“四固定”等时期，没有经政府划定归属的证据。上世纪从70年代至80年代初期，思阳人民公社和思阳大队管委会先后在争议地以及“那坤”土地范围兴办茶场和果场经营一段时间，80年代中期果场解散，之后，该争议土地由加达组的村民(也就是第三人黄开松)不间断种植农作物，期间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为此，申请人主张该争议地所有权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县人民政府应予以支持。本案实质为单位与单位之间的土地权属争议，并非属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上思县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委员会于2015年3月12日作出的上农仲裁字[2015]第1号仲裁裁决书实属不当。被申请人燕城二组村民没有在该争议地进行经营管理，被申请人及第三人黄锦秋等5户以落实责任制时自绘的草图包含争议地为由而主张该争议地权属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以支持。案经调解，因各执己见，调解未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第一、二款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四条以及参照国家土地管理局（1995）国土[籍]字第26号《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县人民政府作出如下决定：一、争议的“那坤”土地面积(编号“91”号)3.02亩权属归加达组集体所有。二、本决定制作的权属界线附图与本决定有同等法律效力。 被告防城港市人民政府于2017年1月22日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查明：双方争议的“那坤”土地位于原布头屯边的东南面，争议地界址是布透温泉小镇项目拟征用范围，附图编号“91”号，面积3.02亩。争议地从土改、合作化和“四固定”等时期，未经政府确定归属。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由思阳人民公社(现改为思阳镇)和思阳大队先后在争议地及“那坤”土地范围兴办茶场和果场，80年代中期，思阳大队果场解散。思阳大队果场解散后，于上世纪80年代后期，争议地由加达组村民黄开松种植花生、芭蕉和甘蔗等作物一直经营至2014年发生纠纷止，期间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在80年代初落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燕城二队(现二组)在“那坤”地段的耕作区范围划定给黄锦珊、黄锦秋、黄锦乐、黄锦徐、黄海洋作责任田地。其中黄锦乐、黄锦秋、黄锦徐持有的《土地承包合同书》承包集体所有耕地分别为4.56亩、3.04亩、3.04亩，承包期均为10年，从1990年11月18日起至1999年12月31日止。黄锦珊户也在“那坤”开荒土地面积6.61亩。以上承包土地及开荒土地均不包含黄开松经营管理3.02亩土地范围。虽然2013年2月5日，燕城二组提供《证明》及其绘制的草图，从该草图的土地范围看包含加达组黄开松一直经营管理3．02亩土地，但该草图和证明是燕城二组单方出具和绘制。2014年，因布透温泉小镇项目拟征用本案争议地而引发争议地权属纠纷。黄锦秋、黄锦乐、黄锦徐、黄海洋等4人就本案争议地申请仲裁，2015年3月12日，上思县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委员会作出《仲裁裁决书》(上农仲裁字[2015]第1号)，黄开松于2015年5月向上思县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上思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上民初字第499号民事裁定书认为，本案涉诉的3．02亩土地实质为加达组与燕城二组及其成员之间的土地权属争议，应由行政机关进行确权。防城港市政府认为，本案争议地于解放后历经土改、合作化和“四固定”等时期，没有经政府划定归属的证据。上世纪从70年代至80年代初期，思阳人民公社和思阳大队管委会先后在争议地以及“那坤”土地范围兴办茶场和果场经营一段时间，80年代中期果场解散，之后，争议地由第三人加达组村民黄开松不间断种植农作物，期间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申请人燕城二组村民从未在争议地经营管理过。虽然燕城二组2013年2月5日提出《证明》及其绘制的草图，试图证明争议地由黄锦珊等人在1983年前耕作，但证明人是自己村民小组村民和队长，草图也属自己绘制，证据不够充分。申请人认为1982年落实承包责任制时，燕城二组绘制的全组各户承包经营耕地分布图中，黄锦珊和黄锦秋等五兄弟的承包范围包含争议地，但无其他证据佐证。同时，黄锦秋等五兄弟《土地承包合同书》仅写有10.6亩，而其主张承包土地范围为15.24亩，就算扣除黄开松经营的3．02亩也超过合同书的面积；且争议3.02亩土地一直由黄开松经营，没有人提出异议，黄锦珊也表示不是他把承包地给黄开松经营。因此，申请人以《土地承包合同书》主张争议地权属理由不充分，不予支持。本案为燕城二组和加达组之间土地权属争议，并非属某一组内部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上思县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委员会于2015年3月12日作出的上农仲裁字(2015)第1号仲裁裁决书实属不当。上思县人民法院(2015)上民初字第499号民事裁定书认为，本纠纷应由行政机关进行确权，上思县人民政府对本案进行调处，并根据争议地的经营情况和有利于生产生活、有利于经营管理、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的原则，确定争议地权属理由充分，予以支持。上思县政府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遂复议维持该行政处理决定。 原告燕城二组、黄锦秋、黄锦乐、黄锦徐、黄海洋诉称，一、行政处理决定将争议地确权归加达组集体所有认定事实不清，依据的主要证据不足，且适用法律、法规、参照规章错误。1．其将争议地确权归加达组的依据仅是认为第三人黄开松八十年代中期就在争议地不间断种植农作物，并认定“期间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这是错误的认定：①争议地于1982年落实承包责任制时，原告燕城二组将历来属于本组所有并经营的土地落实到各户承包，并绘制了全组各户承包经营地分布图。该分布图不仅明确燕城二组的耕作区与第三人加达组耕作区分界线是以溪流为界，同时也明确了原告黄锦秋、黄锦乐、黄锦徐、黄海洋及第三人黄海珊五兄弟共12份土地的承包范围。该五兄弟承包土地的范围经丈量为15．24亩，包含第二人黄开松占耕的3．02亩(即今争议地范围)，并于1990年，经乡、县人民政府审核填发了《土地承包合同书》(共三本)。虽然三本仅共写有10．6亩(黄锦秋3．04亩，黄锦乐4．56亩，黄锦徐3．04亩)，但三本中的四至一栏均标明：见附图(即前述的原告燕城二组在初始发包时所绘制的分布图)。落实农村土地经营承包责任制后，原告黄锦秋、黄锦乐、黄锦徐、黄海洋便委托作为长兄的第三人黄锦珊代为负责耕作管理该地块。期间黄锦珊不经原告黄锦秋、黄锦乐、黄锦徐、黄海洋的同意，私自将五兄弟承包地中的3．02亩(即今争议地)转给第三人黄开松耕作。这是铁的事实，而不是此地是由黄开松主动去开发经营的。行政处理决定对此事实不查明显然是错误的。②第三人再无其他可予认定确权的相关证据，即无《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下称“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的可以作为确权的证据材料，也无“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可以作为权属纠纷处理的参考证据材料。相反，原告方有符合“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的可予处理确权的参考证据材料(即《土地承包合同书》及附图，下面再予详述)。2．行政处理决定适用法律、法规、参照规章明显不当：①其仅适用“条例”第四条而不适用“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显然是错误的；其参照(1995)国土[籍]字第26号《确定十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下称“若干规定”)第二十一条，来处理本案的确权归属亦是十分错误的：首先，“若干规定”仅是部门规章，它的效力要低于“条例”(地方性法规)；其次只有权属纠纷的双方均无“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规定的相关证据时，才可参照“若干规定”第二十一条。而本案原告方具有“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二)项规定的“权属纠纷当事人管理使用(包括投资)争议的土地、山林、水利的事实资料和有关凭证”即《土地承包合同书》及附图。再次，第二十一条规定：“农民集体连续使用其他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满20年的，视为现使用者所有……”。该条规定十分明确是“农民集体连续使用”而非农民个人连续使用。那么本案原告燕城二组已以土地所有者的身份十分明确具体的将争议地发包给原告黄锦乐等四人承包；相反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第三人加达组集体连续使用过争议地，即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该争议地以其组之名义经营过或发包给本组成员或其他人经营过，也就是第三人黄开松对争议地的经营行为，是其个人行为而不是第三人加达组的集体行为。所以，行政处理决定参照“若干规定”这个部门规章的第二十一条作为依据处理本案的实体确权问题是十分错误的。二、有充分的证据材料和法律、法规依据可证明争议地应归属原告方：1．原告方现持有的《土地承包合同书》，(含附图)是合法有效的证书，证明原告燕城二组对争议地行使所有权管理使用权，属于“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项规定的可以作为处理土地权属纠纷确权的参考凭证。行政处理决定认为：“被申请人燕城二组村民没有在该争议地进行经营管理”是错误的认定。同时，该三本《十地承包合同书》可证实已包含了争议地。2．该《土地承包合同书》不仅可证明争议地一直是原告方经营管理，也可证明原告是争议地的所有者，因为从解放后的土改、合作化，到“四固定”至今，整个上思县所有的生产队的土地包括水田、旱地、荒地都是没有颁发有土地权属证书的(山地在林业三定时发有山界林权证)，所以，苛刻的要求原告方需持有土地权属证书是违背上思县的客观事实的；那么原告燕城二组当年能将争议地进行发包，且发包后政府填发《土地承包合同书》给原告时未有任何异议，第三人加达组、黄开松几十年来亦一直未提出异议及对争议地主张过权利，这有力的佐证争议地的所有权原本就是燕城二组的。综上，行政处理决定将争议地确权归加达组所有是认定事实不清，依据的主要证据明显不足，并且适用法律、法规、参照规章错误：而原告有充分的证据材料和法律、法规依据可证明争议地应归属原告方，故行政处理决定显属《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第(二)项规定的情形，属于应予撤销之列。三、被告防城港市政府不认真审查被告上思县政府的行政行为，即作出维持行政处理决定的行政复议决定，亦是十分错误的：1．除了维护行政处理决定的错误外，行政复议决定还有以下明显错误：以承包土地分布图(草图)是燕城二组自己绘制为由就认定《土地承包合同书》所记载的范围不包含争议地，是错误的：首先，该分布图虽然是燕城二组自己绘制，但只要无相反的证据来证明该图不是当年分责任地时所绘而是发生争议后才绘制的，那么就是真实的证据而不是伪造的证据，依证据规则应予采信。原告的三本《土地承包合同书》中的“四至”一栏，均同时标注有“见附图”的字样，是有力的佐证。行政复议决定还认为“同时，黄锦秋等五兄弟《土地承包合同书》仅写有10．6亩，而其主张承包土地范围为15．24亩，就算扣除黄开松经营的3．02亩也超过合同书的面积”。此“认为”之意仍是认为《土地承包合同书》所记载的范围不包含争议地，但是错误的：首先，合同书上记载的10．6亩，是纯可耕作的面积，并不包含到各块田四周的田埂、边角地，这是凡是在农村生活、工作过的人都应当知道的常理、事实；而今测绘所得的15．24亩，是整个争议地范围的连片测绘，已包含了该范围内各块田的田埂、田头边角地，那么得出的面积显然要比原告的多，这亦是不容置疑的科学常理。其次，根据“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三款：“书证材料记载东、西、南、北四至(以下简称四至)方位范围清楚的，以四至为准；四至记载不清楚，而该书证材料记载的面积清楚的：以面积为准……”那么本案原告的《土地承包合同书》这一书证，所记载的四至方位是很清楚的(即有相应的分布图可清楚的认定四至的范围)，因而应以四至为准，行政复议决定以面积为准显属错误。行政处理决定亦在查明部份的第5点查明也认定：燕城二组提供的《证明》及绘制的草图(注：即《土地承包合同书》中记载的“见附图”的承包经营耕地分布图)，从该草图的土地范围看包含加达组黄开松一直经营管理3．02亩土地。综上所述，二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和复议决定，应当予以撤销。原告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今特提起行政诉讼，诉请：1.撤销被告上思县政府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和被告防城港市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2．判令被告上思县政府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依法确认争议地“那坤”土地(编号“91”)3．02亩面积的所有权属于原告燕城二组。 原告就其诉讼请求提供了以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1.行政处理决定；2.行政复议决定；3.送达回证，证据1-3证明二被告作出行政行为；4.《土地承包合同书》（黄锦秋）；5.《土地承包合同书》（黄锦乐）；6.《土地承包合同书》（黄锦徐），证据3-5证明“那坤”承包地范围包含争议地3.02亩。 第二组证据：1.陈安居出具的证明，证实争议地是分给黄锦秋、黄锦乐等兄弟的；2.黄某的书面证明，证明内容与其出庭证词一致；3.农业仲裁委员会对陈安居作的调查笔录，与证据1的陈述一致；4.原告对黄某的第二次调查笔录，证明原告承包合同书是原件。 第三组证据：征地办陆忠伟书写的情况，从文字描绘中可以证实91号地块有3.02亩，就是现在争议的3.02亩是属于原告附图的“那坤”地，87块有0.7亩，整块是15.24亩。证人黄某的证词，证明82年的争议地是包含在原告方承包责任地里的。 被告上思县政府答辩称，行政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准确。具体的事实、法律与山林处理决定一致。被告上思县政府认为，本案争议山解放后至“四固定”时期，没有政府确定归属的证据。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期，思阳人民公社和思阳大队管委会先后在争议地以及“那坤”土地范围兴办茶场和果场经营一段时间，80年代中期果场解散，之后，该争议土地均由第三人加达组村民黄开松不间断种植农作物，期间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据此，上思县政府根据上述查明的事实和法律、法规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从实际出发，考虑历史，注重现实，本着有利于安定团结、生产生活、经营管理的原则，作出山林权属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驳回原告诉请。 被告上思县政府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其作出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1.土地纠纷调处申请书，证明第三人加达组申请本案争议土地确权；2.上农仲裁字[2015]第1号仲裁裁决书，证明上思县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委员会对本案争议进行仲裁；3.（2015）上民初字第499号民事裁定书，证明人民法院认为本案土地实质为土地权属争议，应由行政机关进行确权；4.权属纠纷调处告知书、送达回证，证明原告权属纠纷调处告知情况；5.2013年12月24日现场踏查笔录、踏查图，证明（1）办案人员组织争议双方现场踏查确认争议土地范围即踏查图中编号“91”号，争议土地面积3.02亩；（2）本案争议土地自1988年以来由加达组黄开松经营种植农作物至今；6.2015年8月11日现场勘查笔录，证明本案争议土地一直以来是由加达组黄开松经营管理；7.陈国伟调查笔录，证明（1）被调查人自1973-1991年担任大队（村委会）干部；（2）争议土地于1984年前由当时大队办果场解散，自那以来该土地由黄开松经营管理；8.罗介新调查笔录，证明被调查人认为，争议土地属于加达组；9.马炳锡调查笔录；10.马列调查笔录，证据9-10证明内容与证据8一致；11.黄某调查笔录，证明落实责任制时，“那坤”一带水田是落实给黄锦珊几兄弟为责任田，黄锦珊、黄开松开荒的荒地没有划分到各户，黄开松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在争议地开荒；12.黄锦珊调查笔录，证明上世纪八十年代时，思阳大队（现村委会）在争议地开办果场种植果树，大队果场解散后，争议地一直由加达组黄开松经营管理至今；13.2014年8月27日调解笔录；14.2015年12月17日调解笔录，证据13-14证明办案人员组织双方进行调解，调解不成；15.土地承包合同书，证明黄锦秋、黄锦徐、黄锦乐等人持有承包合同书，这些合同书记载的土地不包含黄开松一致经营管理的争议地范围；16.《证明》及草图，证明该《证明》与草图所记载的土地范围已包含争议地，但该证据是燕城二组自己证明和绘制的。 被告防城港市政府辩称，一、复议决定程序合法。1.防城港市政府依法有权受理原告方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原告方不服上思县政府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向防城港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三条规定：“对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上一级地方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防城港市政府作为上思县政府的上一级地方人民政府，依法可以受理原告不服下一级人民政府具体行政行为而申请的行政复议。2.防城港市政府依法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申请行政复议后，防城港市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依法予以受理，对案件进行审查，组织当事人调解，由于当事人各方分歧太大，调解不成后依法作出复议决定，该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有关程序的规定。二、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复议机关查明，行政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依法予以维持。三、复议决定适用法律正确。综上所述，上思县政府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请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维持行政处理决定和行政复议决定。 被告防城港市政府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其作出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1.行政复议申请书，证明原告向防城港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行政处理决定书，证明当事人复议的具体行政行为；3.受理通知书、答复通知书、第三人参加诉讼通知书，证明防城港市政府依法受理；4.行政复议庭笔录及会议签到表，证明依法组织双方进行调解，调解未果；4.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防城港市政府依法作出行政复议决定。 第三人加达组、黄开松陈述称，一、行政处理决定、行政复议决定书程序合法。本案发生争议后，上思县政府依法予以受理，组织争议各方实地踏查确认争议地范围，收集证据材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后才作出行政处理决定，故行政处理决定书程序合法。另外，防城港市政府受理了燕城二组、黄锦秋等人针对本案提起的行政复议，将相关权利义务告知各方当事人，且通知上思县政府移送了本案证据材料经过书面审理做出了复议决定，故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二、行政处理决定、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本案涉诉争议的“那坤”土地位于原布透屯边的东南面，争议地界址是布透温泉小镇项目拟征用范围，附图编号为91号，面积为3．02亩。争议土地50年代为布透屯李姓土地，“土改”时布透屯并入加达组并将土地也并入加达组，争议土地为加达组所有。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由思阳人民公社(现改为思阳镇)和思阳大队先后在争议地及“那坤”土地范围兴办茶场和果场，80年代中期，思阳大队果场解散。思阳大队解散后，于上世纪80年代后期，争议地由加达组村民黄开松种植花生、芭蕉和甘蔗等作物一直经营至2014年发生纠纷止，期间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在80年代初落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燕城二队(现二组)在“那坤”地段的耕作区范围划定给黄锦珊、黄锦秋、黄锦乐、黄锦徐、黄海洋作责任田地。其中黄锦乐、黄锦秋、黄锦除持有的《土地承包合同书》承包集体所有耕地分别为4.56亩、3.04亩、3.04亩，承包期均为10年，从1990年11月18日起至1999年12月31日止。第三人黄锦珊户也在“那坤”开荒土地面积6.61亩，以上承包土地及开荒土地范围均不包含争议土地3.02亩。2013年2月5日，燕城二组提供《证明》及其绘制的草图，从该草图的土地范围看包含争议土地3.02亩，该证明由原告组长及村民出具，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草图属单方绘制，除此以外没有其他证据佐证，这样的证据是不能证明其主张的。黄锦秋、黄锦乐、黄锦徐、黄海洋等四人申请仲裁，2015年3月12日上思县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委员会作出上农仲裁字(2015)第1号仲裁裁决书，黄开松向上思县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上思县法院认为，争议土地3.02亩土地实质为加达组与燕城二组及其成员之间的土地权属争议，应由行政机关进行确权，该裁定书已发生法律效力。上述事实，行政处理决定、行政复议决定都予以认定。另外，虽然行政处理决定、行政复议决定对于加达组提出“争议土地50年代为布透屯李姓土地，土改时布透屯并入加达组将土地也并入加达组，土改时土地即为加达组所有的”此事实没有认可，但处理结果已将争议土地全部确权为加达组所有，所以加达组没有提起诉讼。三、行政处理决定、行政复议决书适用法律正确。行政处理决定附图可以证明，在争议土地附近都有加达组与燕城二组的群众经营地块被温泉小镇征收，也就是原告方提出的争议土地，加达组与燕城二组以溪流划界经营是不存在的，争议土地周边双方的土地互有“插花”。原告称黄锦乐等三人《土地承包合同书》包含争议土地范围内证据不充分的，其也没有其他关于争议土地权属的证据，而争议土地已连续不间断由黄开松经营超过了20年，此事实双方没有异议的，虽然原告提出黄开松是个人使用不是集体使用不能适用该法律，其实这是原告对法律的误解。黄开松经营是加达组同意的且一直没有异议，在本案土地权属纠纷当中黄开松的个人经营等同于加达组的集体经营，况且本案并没有证据证明争议土地原为原告方所有的，故行政处理决定参照国家土地管理局(1995)国土[籍]字第26号《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一条的规定进行确权，属于适用法律正确。综上所述，行政处理决定、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予以维持并驳回诉讼请求。 第三人加达组、黄开松未向法院提交证据。 第三人黄锦珊陈述称，争议地并没有交其种过，原告方也没有委托其种过。 第三人黄锦珊未向法院提交证据。 经质证，各方当事人的质证意见如下。 原告方对被告上思县政府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证据1是真实的，但第三人申请书中有关事实不符合实际情况；证据2-5是真实的，从现场踏查笔录和现场踏查图可以看出现在争议的3.02亩是在1982年燕城二组分给原告等5兄弟的承包地范围内；证据6也是真实的；证据7没有附有本人的有关身份情况证明，所以原告认为被告在取证程序上不合法。被调查人所讲的大部分不符合事实，原思阳公社大队将布透屯划给加达队不符合事实，思阳大队的果场大部分用地是现在争议的范围，都是燕城二组的，70年代大队用来办果场，但是所有权是不变的，所以这个证言不能作为认定依据；证据8也没有附身份情况证明，也是不合法的，另外被调查人是偏向加达组的；证据9也没有附身份情况证明材料，在取证上不合法，另外具体的事实证人也说不知道；证据10在取证程序上也是不合法，依法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证据11黄某是燕城**的人，调查的时候他讲的有些事实互相矛盾，需要他出庭核实，即其陈述“给黄锦珊兄弟作为责任地，对开荒部分没有划定”，所以上思县政府认为黄开松现在经营的范围没有划给原告黄锦秋等，但应以其出庭作证的证言为事实依据；证据12黄锦珊是原告黄锦秋的兄弟，但是长期以来与原告几兄弟的关系不好，其的证词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证据13是真实的，但加达组、黄开松陈述的内容不符合事实；证据14过程真实，但是加达组、黄开松的陈述不符合事实，不能作为认定依据；证据15，该承包合同书包含了四原告和黄锦珊的责任田，这个合同书是以附图作为四至界限，至于面积误差是由于当时没有具体丈量、是估算，故误差较大，应以四至附图为依据；证据16可以证实当年现争议地是分给原告黄锦秋5兄弟的范围，行政处理决定也述明草图范围是包含争议地的，可以证实承包地是分给黄锦秋兄弟的。 被告防城港市政府和三位第三人对被告上思县政府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 原告方对被告防城港市政府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证据1-3是真实的；证据4是进行过复议时的有关事项，但是其中第三人陈述不符合事实。 被告上思县政府和三位第三人对被告防城港市政府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 被告上思县政府对原告方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 第一组证据：证据1-3是真实的；证据4-6，上思县政府查明，其范围不包含现在黄开松经营的土地，黄开松从80年代初果场解散后一直经营管理。第二组证据：证据1，该证明所述的黄开松80年代后经营是真实的，争议地已经分给原告5户责任田是不真实的，原告承包经营部分不包含争议地的范围；证据2，黄某的证明与办案人调查的相矛盾，应以调处过程中的调查为准；证据3，原告认为与证据1一致，但与事实不符；证据4对黄某的调查也是调处过程中的调查有矛盾，应与当时为准。第三组证据：原告自己说这张文字是征地办工作人员写的，包含在合同书里，是没有依据的；对证人证言，由于上思县政府办案人员在调处中对其调查过了，今天出庭作证的证言是不真实的，现在争议地也不是水田。八十年代左右争议地是大队办果场的，后来是加达村民小组黄开松经营管理，应该以调查笔录为准。 被告防城港市政府对原告举证的质证意见：对第一组证据1-3无异议。证据4-6的附图无法判断争议地在附图哪个位置，没有标注。第2组证据质证与上思县政府意见一致。第三组证据不能直接看出争议地的位置问题，具体由法庭判定。对证人证言，其对土地情况的描述有矛盾，具体效力由法院认定。 第三人加达组、黄开松对原告举证的质证意见：第一组证据的质证意见，同意上思县政府的意见，其中证据4-6涉及的土地在上思县政府对黄某调查的时候，他明确说当年已经给黄锦秋等的是水旱田，不是开荒地。第二、三组证据也同意上思县政府的质证意见，证据中所谓的草图是燕城二组单方绘制，真实性不能核实，不能以这个草图认定为争议地范围。对证人证言也同意上思县政府的质证意见。 第三人黄锦珊的质证意见与其他第三人一致。 对于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合议庭认定如下：对上思县政府提交的证据1-6，13-16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原告对部分证据的内容提出异议，但对其形式效力予以认可，故予以采纳；证据7-12，原告认为其没有附身份证复印件及相关身份证明材料，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提出异议，但该证据系在纠纷调处过程中，作为调处方的被告上思县政府，为了查明事实进行的调查所形成的调查笔录，而非单纯的证人证言，其形式要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四）项的规定为，“被告提供的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询问、陈述、谈话类笔录，应当有行政执法人员、被询问人、陈述人、谈话人签名或者盖章”，其形式效力主要建立在政府机关的公信力之上，并不与一般证人证言规定了同样的形式要件，现该证据符合法定要件的要求，予以采纳。此外，部分知情的被调查人与一方当事人具有亲属关系，此现象在山林土地纠纷的调查中难以避免，其证言亦可做为参考。 对防城港市政府提交的证据，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原告对部分证据的内容提出异议，但对其形式效力予以认可，故予以采纳。 对原告提交的证据。第一组证据1-6，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被告方及第三人对部分证据的内容提出异议，但对其形式效力予以认可，故予以采纳。第二组证据的2、4与证人黄某的证言系同一证据，其与行政机关所作的调查笔录中的证词有出入之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三条第（二）项的规定，结合证言的先后时间及庭审现场证词的存在矛盾之处（如对争议地何时由大队种柑果、原告几兄弟是否在争议地上有耕作等事项回答矛盾、含糊；对在1982年之前争议地是水旱田还是荒地的问题，与其之前在政府调查时的证词存在矛盾，但又承认其在调查笔录上确认后签字）等因素来判断，应以形成时间在前的，被告上思县政府提交的调查笔录为准。对原告提交的第二组证据的1、3，亦可作为本案参考。第三组证据，原告希望证明讼争的地块在被告上思县政府提交的证据16中的草图范围内，但对该事实二被告并未在行政处理决定和复议决定中予以否认，与其待证事实不矛盾，故该证据仅作为本案参考。 本院查明事实与被告上思县政府在行政处理决定中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讼争的焦点即被告上思县政府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和防城港市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适用法律是否正确的问题。 关于该焦点问题，首先，上思县政府在其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查明事实部分已查明：“5.2013年2月5日，燕城二组提供《证明》及其绘制的草图，从该草图的土地范围看包含加达组黄开松一直经营管理3.02亩土地。”防城港市政府亦查明：“虽然2013年2月5日，燕城二组提供《证明》及其绘制的草图，从该草图的土地范围看包含加达组黄开松一直经营管理3．02亩土地，但该草图和证明是燕城二组单方出具和绘制”，可见两被告均认可原告方提交的草图包含了争议地的事实，而不予采纳的理由是“该草图和证明是燕城二组单方出具和绘制”。由于该草图确系原告方单方绘制，且无相关政府部门盖章或颁发正式权属凭证以确定该草图的效力，该草图不能作为单独确定争议事实的依据，更不能作为确定山林权属的权属凭证。且黄锦秋等人的《土地承包合同书》其四至一栏未填写具体四至，仅注明“见附图”，根据原告方在庭审时称，该草图为八十年代绘制，黄锦秋等人的《土地承包合同书》系于九十年代制作，此“附图”是否即是该“草图”，二者之间是否存在直接关联仍存在争议。 其次，即便上述“草图”即黄锦秋等人的《土地承包合同书》中所称之“附图”，但依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四条，《土地承包合同书》并非可直接确认争议地权属的权属凭证，故该争议地并未经过政府机关确权的事实可以确定。 其三，对于该争议地在八十年代后即由第三人黄开松实际经营，这一事实各方当事人均予以认可，也有多份勘查笔录、调查笔录等证据予以佐证。此外，原告方未有证据证实黄锦秋等几兄弟曾在争议地上实际耕作过。故各方当事人对于争议地的长期经营、管理情况这一问题的分歧在于，黄开松是自力经营，还是如原告所述，由第三人黄锦珊发包于其经营。对此问题原告方在调处过程中也未提出有力证据来支持其这一主张，其后其虽提供了黄某、陈安居的相关调查笔录，但该调查笔录存在与被告方在调处时形成的多份调查笔录内容相冲突、黄某的证词前后矛盾、黄某、陈安居均系原告方村民等问题，未能就该问题形成优势证据。此外，第三人黄锦珊本人也多次明确并在庭上陈述其并未将争议地发包于黄开松，黄开松系自力经营、管理争议地的事实。故对此诉讼理由应不予认可。 最后，关于适用法律问题。依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五条，《土地承包合同书》并非确权凭证，而仅是参考依据之一，不能作为单独定案依据。虽然原告方提交了多项证据试图佐证，但这些证据所佐证的仍是《土地承包合同书》的范围是否包括了争议地这一问题，并无其他证据证实其诉讼理由中黄锦珊代为将争议地发包给黄开松，以及其他原告确有对争议地的长期经营、管理的事实，对争议地的经营、管理问题并未形成证据链。相反，包括原告方自认在内的多项证据可证实该争议地系由第三人加达组和黄开松长期经营、管理，形成了证据链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三条第（九）“数个种类不同、内容一致的证据优于一个孤立的证据”之规定，已形成了优势证据。故被告上思县政府适用法律，参考适用法规是符合《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的相关规定的，并不与其相冲突，对原告该项诉讼理由也不予支持。 此外，由于调处、确定山林权属并非法院职权范围，故原告诉请将争议山权属判决处理归其所有，于法无据，不予支持。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上思县思阳镇北湖社区燕城二组、黄锦秋、黄锦乐、黄锦徐、黄海洋的诉讼请求。 本案诉讼费50元，由原告上思县思阳镇北湖社区燕城二组、黄锦秋、黄锦乐、黄锦徐、黄海洋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凌旭芳 代理审判员  田 海 人民陪审员  张家南 二〇一七年六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黄琳杰 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附：上诉须知：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并在上诉期限届满后七日内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50元。汇款户名：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南宁市万象支行；账号：20×××77。如逾期未预交又不提出缓交申请的，则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