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7）粤03民终405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某1，男，1953年8月5日出生，香港居民，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冬华，女，1967年11月29日出生，香港居民，系黄某1配偶。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云，广东广和（龙岗）律师事务所。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某2，男，1959年1月27日出生，香港居民，委托诉讼代理人：苏茂先，广东贤耀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杏捞，广东贤耀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邓某，女，汉族，1971年1月12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紫金县，原审第三人：黄某3，女，1943年4月28日出生，香港居民，原审第三人：黄某4，男，1963年4月14日出生，香港居民，上诉人黄某1因与被上诉人黄某2，原审第三人邓某、黄某3、黄某4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2）深南法民三初字第3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某1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判决深圳市南山区北头豪苑2栋3楼306房的使用权90%归黄某1所有，10%归黄某2使用；3、判决黄某2支付2010年11月以后全部租金给黄某1，按1200元/月暂计为21600元；4、一、二审的诉讼费由黄某2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l、黄某1提供的证据已经构成完整的证据锁链，证明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及使用权应属于祖屋拆迁获得。黄某1提供了《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桂庙路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桂庙路拆迁补偿安置户》明细表、罗淑敬签字确认的《情况说明》。《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明确记载了在1952年时该房屋和土地的家庭所有，系以本案当事人父亲黄卓梅为户主，家庭成员有母亲罗淑敬，大姐黄某3（当时黄某1及其他兄弟姐妹都没有出生）。于1999年签订《桂庙路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的一方主体系黄某1，黄某2也对该真实性予以认可。《桂庙路拆迁补偿安置户》明细表的来源系北头××委复印出来，原件在北头××委保存。该表明确记载了涉案房屋在拆迁时是登记在黄某1名下，拆去的面积为33平方，现房为50.68平方。罗淑敬的《情况说明》，黄某2也认可了签名的真实性，该《情况说明》证明了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使用权属于黄某1，黄某2只是代为向北头××委缴纳涉案房屋的装修费、什费等费用，这也与黄某2为何会有村委的三张收据的事实相符。2、涉案房屋拆迁后，该房屋首次登记证在谁的名下目前无证据证实。黄某1与黄某2都住香港，黄某2属于家中结婚最晚男性，父母都随黄某2住。因念及兄弟之情，且黄某1认为黄某2不会欺骗亲兄弟，就把涉案房屋交给黄某2管理（包括拆迁手续办理，登记证办理，出租管理等全部事宜），出租的租金收益则给母亲罗淑敬做生活费用。按照双方的意思，拆迁房屋可以登记在黄某1与黄某2名下，黄某2也承诺去办理手续时，拆迁房屋上会登记有黄某1名字。因为是黄某1签订的拆迁安置协议，安置户登记也是黄某1名字，房屋也应该会登记有黄某1名字。而后黄某2称已经办好涉案房屋登记，房屋登记证会有黄某1名字。该登记证一直保存在黄某2处，黄某1出于兄弟的信任没有怀疑，也没有要求看证。而现在黄某2竟然不拿出初始登记证，仅拿出了没有原件的登记在邓某名下的登记证，还称房屋是属于自己的。目前的证据无法证明该拆迁房屋的初始登记是在黄某1名下，还是黄某2名下，或者在两人共同名下。而黄某1提供的《桂庙路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桂庙路拆迁补偿安置户》明细表、《情况说明》，能充分证明在拆迁时该房屋是在黄某1名下。黄某2提交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其对涉案房屋拥有任何权利，故黄某2与邓某签订的合同就算其签名是真实的，也是无效合同。黄某2也无权管理，无权收取涉案房屋租金。可黄某1的忍让，变成了黄某2专横的底气，直到现在，涉案房屋仍出租给他人，黄某2在收取租金。3、涉案房屋并非商品房，涉案房屋的登记制度并不完备，不能仅以黄某2提供的并不真实的产权证来认定房屋的产权，或者通过该产权证来推定其他家庭成员对黄某2取得房屋产权没有异议。事实是黄某2利用亲情之间的信任，擅自将产权登记在自己一人名下，而母亲罗淑敬、黄某1及本案第三人都不知晓。二、黄某2提交了虚假证据。l、黄某2提供了虚假的登记为邓某的房产登记证。原审法院确认黄某2于2008年将涉案房产转让给邓某，但该房产证既无原件核对，也存在明显疑点，具体如下：黄某2称其2008年将涉案房产转让给邓某，但黄某2提交的房产证明却显示该房产证的发证时间为2003年1月1日。该房产证上加盖的公章为“深圳市南山区南山街道北头社区居民委员会”，与黄某2提交的委托书印章一致，但与《桂庙路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显示的北头居委会公章“深圳市南山区南山街道办事处北头居民委员会”不一致。黄某1认为，登记人为邓某的房产证明显存在造假，请求法院依法对其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2、黄某2提交的委托书与事实不符，有明显的疑点，具体如下：委托书上加盖的公章为“深圳市南山区南山街道北头社区居民委员会”，该份委托书出具时间为1999年1月14日。在双方均认可的1999年黄某1签订的《桂庙路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显示北头居委会公章为“深圳市南山区南山街道办事处北头居民委员会”，该补偿合同中北头居委会的章多了“办事处”三个字。在同一年中居然有两颗完全不一样的公章，肯定有一颗是假。委托书中黄某2的签名与其××××年结婚证书上及母亲罗淑敬的养老院入院记录上的签名有明显差别，从肉眼就可以辨别签名并非同一人笔迹。故黄某1认为黄某2提供的委托书系不具有真实性。三、原审法院有偏袒黄某2嫌疑。黄某1并未认可黄某2提供的登记人为邓某的房产证、黄某2与邓某签订的买卖合同、委托书等证据的真实性。上诉证据系本案的关键证据，且没有原件核对，黄某1从未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知为何原审法院认定黄某1认可了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四、黄某1有理由怀疑邓某就是黄某2妻子王洵菲。黄某2与王洵菲于××××年在香港登记结婚，当时黄某1系证婚人。王洵菲系广东河源人，现已经取得香港户籍，××××年登记结婚时并未取得香港户籍。根据当时政策，一般需要5年后才能取得香港户籍。黄某1委托调查得知，邓某系河源市紫金县人。通过观察公安部门的邓某的照片，邓某与黄某2配偶王洵菲外貌非常相似，且同系河源人，故黄某1有理由怀疑，邓某实际为黄某2妻子王洵菲，邓某只是在河源的另一个身份。在原审开庭时，黄某2竟然称不认识邓某，完全不符合逻辑。黄某1请求法院依法向公安机关调取王洵菲的出入境证件相片，与邓某相片作对比，查清本案事实。黄某2将意欲侵占的房屋虚构登记在自己的妻子名下，这样既无风险，也达到其目的。黄某2辩称，一、本案为继承纠纷，但指向的标的是涉案房产，因此本案才由房地产审判庭审理。但是本案的房子不是商品房，无法进行价值的衡量。在目前深圳的审判实践中，以及广东省的规定中，该案是排除在司法审查范围之外的。现在南山法院有关农民房的纠纷都是不立案的。二、本案定为继承纠纷，首先应该查清楚的是遗产，也就是说，罗淑敬在死亡的时候遗留下什么财产。本案涉及的房产在1999年的时候正是黄某2委托黄某1登记在黄某2名下，2008年又将此房屋登记在邓某名下，这些产权过户行为均是在黄某1知情、母亲健在的时候办理的，显然各方当事人都不认为涉案房子是属于母亲罗淑敬名下的财产。三、黄某1在上诉状中所称的内容都不符合事实。其中两个章不同的问题，实际上是黄某1在混淆是非。因为委托书出具的时间是在1999年1月14日，而另外一个章是查档的时候盖的章。黄某1称邓某与黄某2的妻子王洵菲是同一人，没有任何证据予以证明，是猜测的，在一审时黄某2提供了邓某的相关照片。四、黄某1称房屋是从祖屋拆迁过来的。即使是拆迁过来的，但是登记在黄某2的名下。从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是不符合事实的，因为祖屋的面积是四分三厘，折算面积也就是286.7平方米，而被拆迁的《桂庙路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仅仅是33平方米，因此两个标的是完全不同的。而且，涉案房屋是50多平方米，多出来的款项均是由黄某2支付。黄某1在上诉状中就辩称钱是其母亲拿的，这是不符合事实的。黄某1讲是交了6万元的港币，在2002年的6万元港币相当于人民币7万元，但当时我方补的差价是35816元。所谓的房子多出来的面积是父母亲所支付，也不符合常理，当时母亲已经年老，也没有支付的能力。根据常理，仅仅50多平方米的房屋，不可能由两兄弟共同拥有，否则就无法居住。因此，从上述证据可以证明，黄某1主张有权继承涉案房屋，没有任何证据，同时也超过了诉讼时效。特别说明的是，涉案房屋的产权现在既不在罗淑敬的名下，也不在黄某2的名下，是在邓某的名下。继承只能是一种权利继承，这个标的已经不存在了，因此本案就没有继续审查继承纠纷的前提条件。黄某3述称，同意黄某1的上诉意见。黄某4述称，同意黄某1的上诉意见。邓某未到庭，未作陈述。黄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深圳市南山区北头豪苑2栋3楼306房为黄某1、黄某2共同使用；2、黄某2支付2010年11月以后的一半租金给黄某1，截止2012年4月暂计租金为12000元（750×16）；3、黄某2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一审审理过程中，黄某1明确案由为继承纠纷，并申请变更诉讼请求为：1、深圳市南山区北头豪苑2栋3楼306房的使用权90%归黄某1使用，10%归黄某2使用；2、黄某2支付2010年11月以后全部租金给黄某1，截至2012年4月暂计租金为21600元（1200×16）。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罗淑敬，女，香港居民，身份证号码，于2010年在香港死亡。其丈夫黄焯梅于1989年11月23日死亡。罗淑敬与黄焯梅生育4名子女，分别是黄某1、黄某2、黄某3、黄某4。1999年，黄某1（乙方）与南山区南山办事处北头居委会签订《桂庙路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约定应拆除房屋为南山区北头村33平方米的房屋，所有人为黄某1，甲方在北头安置乙方的新房建筑面积共计33平方米，楼层及房号待安置房交付使用时再行决定，及其它内容。该合同尾部乙方（或代办人）处为黄某1签名。黄某2认可上述合同为涉案房产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但认为该合同系黄某2委托黄某1办理。黄某2提交了《委托书》作为证据，黄某2称该委托书来源于涉案房产的拆迁档案内，该委托书系黄某2于1999年1月14日出具，载明黄某2委托黄某1代办北头村桂庙路房屋拆迁补偿事宜（因黄某2是该物业的业主），该委托书上加盖了深圳市南山区南山街道北头社区居民委员会印章。黄某1对该委托书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黄某1提交了《桂庙路拆迁补偿安置户》拟证明北头××委出具的账册中记载黄某1拆去的面积33平方米，之后补偿的面积50.68平方米，及需补的差价。黄某2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一审庭审中，黄某1认为涉案房产是祖屋的拆迁回迁房屋。黄某1提交了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拟证明户主为“黄卓梅”的三间平房即涉案房产的原拆迁房。黄某2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黄某2认为涉案房产是村民统建房，是依据村民资格以及祖屋的拆迁回迁房屋的混合取得。黄某3、黄某4认为涉案房产是祖屋的拆迁回迁房产。黄某2提交了三张收款收据（编号：0812219、0710636、0509902）拟证明涉案房产作为统建房，根据村民自愿原则，通过出资取得房产，安置房屋面积超出被拆房屋的17.68平方米的部分的拆迁补偿款35816元是黄某2支付。涉案房产所有权为黄某2。其中两张收款收据（编号：0812219、0509902）系北头统建房管理处分别于2002年1月18日、20日出具，载明收到黄某2支付的A2栋306房拆迁补差款35816元，收到黄某2支付涉案房产的电视、电话费等500元；收款收据（编号：0710636）系村委收回前述收据后，由深圳市北头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于2003年12月23日出具，载明收到黄某2支付的涉案房产的拆迁补差款。黄某1对三份收款收据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是黄某1将6万元港币给黄某2，由其办理补房产差价的手续，所以才有该收据。黄某1提交了对涉案房产的情况说明，其上记载黄某1的母亲罗淑敬收到黄某1交来的港币6万元，该款是黄某2代付北头豪园第二栋门牌××房补给北头××委会楼房差价及装修费用、什费等用途，现将上述单位叫黄某2交回给黄某1所有，今后该单位与黄某2无关，特立字据给黄某1存查，该字条上有收款人罗淑敬签名，见证人为王冬华，时间为2007年6月22日；黄某1拟证明涉案房产由黄某1享有使用权，罗淑敬的签名是在香港签的，字条的内容是其口述，他人代打的。黄某2认为该证据在香港形成，未经过香港公证，不具有证据的形式效力，且黄某1称该证据是他人代写，代书遗嘱，一定要2个没有利害关系人见证，见证人王冬华是黄某1妻子。黄某3、黄某4对上述情况说明的真实性认可，但未亲眼见罗淑敬签名，并认为涉案房产是由罗淑敬出钱，黄某2只是去办涉案房产的相关手续，罗淑敬生前有意将回迁的房产给黄某1。一审庭审中，黄某3、黄某4陈述罗淑敬在世时，未在其面前提过涉案房产归谁所有，闲聊时说涉案房产给黄某1结婚使用。关于涉案房产的使用状况，黄某1陈述涉案房产北头豪苑2栋3楼306，面积为50.68平方米，本身不是商品房，权属登记在北头××委也即现在的北头股份有限公司，于1999年登记拆迁，于2002年取得房产证，黄某2去拿的证，办理到谁名下不清楚，拿到房产证后交付使用，一直由黄某1、黄某2的母亲罗淑敬出租，收取租金，罗淑敬去世后，黄某1告知黄某2涉案房产黄某1也有份额，黄某2不同意，黄某2将房产的权利人变更，涉案房产现在由黄某2控制、出租。黄某2陈述，涉案房产2002年办理的房产证是登记在黄某2名下，罗淑敬也确认房产为黄某2所有，其后一直由黄某2使用，大部分自己住，没有出租。关于涉案房产的现状，黄某2陈述已于2008年将涉案房产以18万元转让给邓某并办理了产权过户手续，黄某2提交了北头社区居委会出具的《房产证》、《买卖合同》作为证据，《买卖合同》系黄某2与邓某于2008年10月29日签订，约定涉案房产的转让总价款为18万元。《房产证》上记载北头豪苑统建楼第二座第三层306房，业主为邓某。黄某1对上述房产证的真实性认可，合法性不认可，并认为涉案房产本身属于村委集体所有土地，按照现行规定，只能转让本地村民，邓某与本地村民无关，涉案房产本身为黄某1、黄某2从父母名下转来的，而黄某2侵犯了黄某1的物权权利，在黄某1不知情的情况下，将房产转让给第三人系无效的；黄某1对《买卖合同》的真实性不予认可。黄某1提交了黄某2的结婚证书，并认为黄某2的妻子王洵菲就是邓某，黄某2对黄某1上述主张不予认可。一审第一次庭审中，黄某1明确罗淑敬2010年去世后，黄某1就涉案房产与黄某2协商不成，故起诉。黄某1明确本案的案由为继承纠纷。一审法院依法追加了罗淑敬的女儿黄某3、儿子黄某4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黄某3、黄某4表示其对于涉案房产继承的份额均给予黄某1。一审庭审中，黄某3、黄某4陈述罗淑敬一直由黄某2陪同居住在香港。一审第二次庭审中，一审法院依法释明，因涉案房产可能已不在黄某2名下，黄某1是否变更诉讼请求，黄某1请求变更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桂庙路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涉案房产应为南山区北头村33平方米的房屋的拆迁回迁房屋。《桂庙路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虽由黄某1与南山区南山办事处北头居委会签订，但北头统建房管理处、深圳市北头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收据均载明收到黄某2支付的涉案房产的拆迁补差款，该房屋的拆迁档案里也明确记载黄某2曾向黄某1出具委托书，且在罗淑敬在世期间，涉案房产的房产证于2002年登记在黄某2名下，也无证据证明罗淑敬对此有异议。故现有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涉案房产在转让给第三人前为罗淑敬所有。黄某1提交的对涉案房产的情况说明，黄某2对该证据不予认可，且该证据的见证人为黄某1妻子王冬华，与本案审理的继承纠纷具有利害关系，该证据也系在香港形成，并未经过转递公证等手续；黄某3、黄某4也陈述并未亲见罗淑敬签署上述情况说明，罗淑敬生前并未明确涉案房产归谁所有，只是在闲聊时说给黄某1作结婚时使用。故一审法院对黄某1提交的上述情况说明不予采信。2008年10月29日，黄某2将涉案房产转让给邓某，北头社区居委会向邓某出具了《房产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本案中，涉案房产在罗淑敬生前登记在黄某2名下，其后又转让给邓某，并无证据证明罗淑敬对涉案房产登记在黄某2名下及转让给邓某有异议，故一审法院认为，黄某1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涉案房产为罗淑敬死亡时遗留的个人财产。对于黄某1要求继承涉案房产，要求黄某2支付租金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本案经缺席审理，现可缺席判决。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黄某1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黄某1承担。本院认为，本案为继承纠纷。黄某1以其为罗淑敬继承人为由，对涉案房产的使用权提出本案诉求，需以该使用权为罗淑敬合法财产为必要前提。但黄某2提供的《买卖合同》及北头社区居委会出具的《房产证》显示，涉案房产已于2008年10月29日出售给了邓某，故本案审理的核心在于确认涉案深圳市南山区北头豪苑2栋3楼306房及对应土地的权利归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土地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本案中，涉案房产及对应土地的权属未经不动产登记机构办理产权登记，黄某1及黄某2亦各执一词，由于当事人对涉案土地使用权的归属发生争议，本案应先由人民政府处理。待行政主管部门对涉及的土地及其地上建筑物进行处理后，当事人如发生民事纠纷，可再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有误，应予纠正。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2）深南法民三初字第353号民事判决；二、驳回黄某1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退还黄某1；上诉人黄某1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本院予以退还。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陈  明  亮审判员 路  德  虎审判员 朱    宽二〇一七年六月五日书记员 张东阳（兼）附相关法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人民法院依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案件，认为依法不应由人民法院受理的，可以由第二审人民法院直接裁定撤销原裁判，驳回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