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52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花都支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天贵路108号10栋98、99号商铺。负责人：杨虾照，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黎清榜，男，1990年4月10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高州市，系该支公司职员。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磊泉，男，1981年7月1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剑扬，广东励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花都支公司（以下简称人寿财险花都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磊泉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4民初22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人寿财险花都支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人寿财险花都支公司无需承担赔偿责任；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刘磊泉承担。事实和理由：一、车辆从非营业个人改变为营运性质，必然会导致机动车危险程度增加，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首先，人寿财险花都支公司提交的调查报告已能充分证明刘磊泉以牟利为目的将车辆用于营运的事实，一审法院亦对该事实予以确认。其次，根据《道路运输条例》第25条规定，从事营业货物运输，经营者需向有关政府职能部门申请运输许可证，车辆需具备营运证；《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管理规定》第6条规定，从事营业货物运输的驾驶员需具备运输人员从业资格证。合法营业运输需具备四个证件：运输许可证、营运证、运输人员从业资格证、驾驶证。刘磊泉不具有运输人员从业资格证，尚未具备条件就从事营业运输，必然增加了承保风险。再次，责任免除条款的设置与保险费率存在一定的对价平衡关系，风险发生的概率、风险的承受能力以及风险的可保性都是精算费率的主要分析因素。营业车辆在使用次数、行驶路程、维护保养等方面均比非营业车辆多，这意味着营业车辆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比非营业车辆要高。刘磊泉通过营运车辆谋求获取利润，势必意味着比单纯自身使用承担更高风险。对被保险机动车而言，“营运”则必然意味着比“非营运”更高的危险程度，更高的事故发生概率，因此保险公司对于“营运车辆”设定了比“非营运车辆”更高的保费标准。被保险人通过营业行为获得利益，应当为增加的风险支付更多的保险成本。因此，刘磊泉所驾驶车辆从“非营业个人”改变使用性质为“营运”，势必导致了交通事故发生的风险以及概率的增大，必然会导致该车辆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二、投保人未及时将标的改变(足以影响保险人的保险费率以及继续承保)通知保险人，该行为违反了法定义务，其诉求不应得到法律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保险人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保险人解除合同的，应当将已收取的保险费，按照合同约定扣除自保险责任开始之日起至合同解除之日止应收的部分后，退还投保人。被保险人未履行前款规定的通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肇事车辆使用性质变更已是不争的事实，这种改变导致车辆的使用频率、行使区域、行使里程等都发生显著变化，使车辆所面临的事故风险极大增加，构成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此时，投保人应按照保险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以便于双方协商增加保费、变更合同或解除合同，但投保人未履行上述义务，违反了保险法的相关规定和保险合同的相关约定，导致发生交通事故，加重了保险公司的理赔负担。刘磊泉辩称：一、人寿财险花都支公司的上诉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其责任免除条款生效的前提是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就该条款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保险人未履行提示或者说明义务的，该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经司法鉴定，人寿财险花都支公司提交的投保单上“刘磊泉”的签名不是刘磊泉本人签署，该鉴定结论可以直接证明人寿财险花都支公司对免责条款没有依法履行明确提示、说明的先义务。因此，无论刘磊泉事故发生时是否从事营运，人寿财险花都支公司依据保险合同的免责条款进行抗辩依法不能成立。二、事故发生时，刘磊泉车上运输的饲料是用于自家承包的鱼塘，与公开面向社会从事营运经营有本质上的区别，不应认定为改变营运性质。而且根据行驶证及人寿财险花都支公司提供的保险抄单显示，案涉车辆的使用性质为“货运”“货车”可以证明人寿财险花都支公司对车辆的使用性质是明知的，刘磊泉并未对车辆的性质进行隐瞒，已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但人寿财险花都支公司仍以“非营业性质”进行承保，承保时亦未对免赔条款向投保人进行明确提示和说明义务，在定损并回收了所有汽车零件旧件后，却以刘磊泉改变营运性质予以拒赔，明显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其不但在本次事故中无任何损失，甚至还得益(回收了全部旧件)。而且旧件已经回收再次利用，不可能返还给刘磊泉。三、事故发生时，刘磊泉的运输行为与交通事故的发生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导致交通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是刘磊泉在同车道行驶中，不按规定与前车保持必要的安全距离，并无导致保险标的危险性显著增加。交警部门亦无对刘磊泉的运输行为认定为非法营运并进行处理。刘磊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人寿财险花都支公司向刘磊泉赔偿81805元；2.本案诉讼费由人寿财险花都支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7月6日，刘磊泉为其所有的粤Ａ×××××轻型厢式货车（以下称保险车辆）在人寿财险花都支公司处投保了交强险及责任限额为100万元的第三者责任保险（含不计免赔）等商业险，车辆使用性质为非营业个人，其中第三者责任保险的保险期间自2018年7月12日起至2019年7月11日止。刘磊泉已向人寿财险花都支公司支付保险费。2018年12月2日22时47分，刘磊泉驾驶保险车辆在广州市荔湾区S81（广州环城高速）与张俊杰驾驶粤Ｍ×××××号小型汽车，何鹏驾驶粤Ｙ×××××号小型汽车，康永良驾驶粤Ｙ×××××号小型汽车发生交通事故。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速一大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简易程序）》，认定刘磊泉在同车道行驶中不按规定与前车保持必要的安全距离，负全部责任，张俊杰、何鹏、康永良无责任。事故发生后，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三者车辆的损失维修费用进行了核定。其中粤Ｍ×××××号车的维修价格为54579元、施救费为450元，粤Ｙ×××××号车的维修价格为4076元，粤Ｙ×××××号车的维修价格为22700元。上述费用合计81805元已由刘磊泉支付，车辆均已维修完毕，车损旧件已由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回收。人寿财险花都支公司提交的《调查报告》由清远市润辉保险顾问有限公司于2019年1月7日作出，该报告记载的内容包括：“四、调查情况。1.由于本次事故现场位于环城高速公路，调查员未回勘现场……3.调查员向粤Ａ×××××号车驾驶员及被保险人刘磊泉（电话159××××9002)了解事故情况，刘磊泉称：他是该车的登记车主及被保险人，该车平时由他使用和保管，他平时以该车载货运输并收取运费作为经济收入。平时主要在广州市花都区给鱼塘养殖户运输饲料，并向养殖户收取运费。他本人没有从事鱼塘养殖生意……4.调查员在向驾驶员刘磊泉了解情况时，有一名驾驶雷克萨斯suv小车并自称是来收购活鱼的女子与刘磊泉在门口说话，随即驾驶员刘磊泉便反口不承认其驾驶粤Ａ×××××号车从事运输营运并收取运费，并谎称其与哥哥刘磊清在炭步镇合伙经营鱼塘养殖，本次运输的饲料是给自己鱼塘使用的……6.调查员到驾驶员××老家花都区××布溪村了解情况，其邻居老伯伯称：他是花都区炭步镇村民，也是刘磊泉的邻居，他认识刘磊泉及其家人。刘磊泉平时从事货车运输生意，没有从事鱼塘养殖生意，鱼塘养殖是刘磊泉的双胞胎哥哥经营的。五、结论：（一）本次事故中粤Ａ×××××号车存在改变使用性质并从事营运情形。（二）建议对本次事故作拒赔处理。”该报告所附询问笔录系由清远市润辉保险顾问有限公司的调查员于2018年12月18日询问刘磊泉所作，刘磊泉陈述的内容包括“我没有搞鱼塘养殖，平时专门开货车拉货……该车平时作为我自己给花都区这边的鱼塘养殖户老板运输饲料用，我把饲料送给各鱼塘养殖户老板，养殖户老板付给我运费。”人寿财险花都支公司提交的《机动车辆商业保险保险单（副本）》中的“特别约定”内容为：“家庭自用及非营业车辆从事营业性运输导致危险程度增加，被保险人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并增加保险费。否则，因此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人寿财险花都支公司提交的《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第二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第二十五条内容包括：“下列原因导致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三）被保险机动车被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被保险人、受让人未及时通知保险人，且因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导致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人寿财险花都支公司提交的《投保人声明》内容包括：“保险人已通过上述书面形式向本人详细介绍并提供了投保险种所适用的条款，并对其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包括责任免除条款、免赔额、免赔率等免除或者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及本保险合同中付费约定和特别约定的内容向本人作了书面明确说明，本人已充分理解并接受上述内容，同意以此作为订立保险合同的依据。本人自愿投保上述险种。本人确认收到条款及《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其后有手写内容为“保险人已明确说明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内容及法律后果。”投保人签章处有“刘磊泉”的签名字样。一审诉讼中，刘磊泉主张上述投保人签章处的“刘磊泉”不是其本人所签，人寿财险花都支公司未就免责条款向其进行提示、说明，并向一审法院申请对上述签名是否其本人所签进行笔迹鉴定。一审法院经摇珠选定广东天正司法鉴定中心对刘磊泉的申请事项进行鉴定，广东天正司法鉴定中心于2019年7月24日向一审法院出具《文政审查结果通知》，称其现有鉴定技术局限不能完成委托事项。后，刘磊泉、人寿财险花都支公司均同意由广东华生司法鉴定中心对上述事项进行鉴定，一审法院予以准许。广东华生司法鉴定中心于2019年9月5日出具粤华生司鉴中心[2019]文鉴字第344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送检的投保人声明上投保人签章处“刘磊泉”签名（JC）与委托人提供的刘磊泉样本笔迹（YB1、YB2、YB3、YB4-1，YB4-2、YB5)不是同一人所写。刘磊泉为此垫付文书鉴定费3600元。一审法院认为：刘磊泉与人寿财险花都支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故保险合同依法成立、有效，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义务。本案保险事故发生后，人寿财险花都支公司已对涉案第三者车辆的损失维修费用进行了核定，核定维修价格及施救费合计81805元，刘磊泉对此未提异议并已按照该价格修复涉案第三者车辆完毕，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人寿财险花都支公司主张因刘磊泉改变保险车辆的使用性质而未告知，依据《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第二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第二十五条的约定，其不负责赔偿。对此，一审法院认为，首先，从该条款的内容分析，保险人不负责赔偿的原因除“被保险机动车改变使用性质未及时通知保险人”外，还包括“因改变使用性质导致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本案中，人寿财险花都支公司并未举证证明保险车辆改变使用性质导致该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人寿财险花都支公司主张其已就免责条款向刘磊泉进行明确提示、说明，但经有鉴定资质的广东华生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后，涉案投保人声明上投保人签章处的“刘磊泉”签名与刘磊泉样本笔迹不是同一人所写。故一审法院对人寿财险花都支公司主张其已就免责条款履行提示、说明义务不予采信，该条款不产生效力。刘磊泉要求人寿财险花都支公司赔付的第三者车辆损失维修费及施救费合计81805元，并未超过刘磊泉投保的第三者责任保险赔偿限额，人寿财险花都支公司应向刘磊泉赔付。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四条、第十七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一审判决如下：人寿财险花都支公司于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刘磊泉支付保险赔偿金81805元。如果未按一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上述欠款，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846元，文书鉴定费3600元，合计5446元，由人寿财险花都支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另查明，刘磊泉向一审法院提交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抄本）》中的重要提示栏包括如下内容：“被保险机动车因改装、加装、改变使用性质等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以及转卖、转让、赠送他人的，应通知保险人。”二审再查明，在人寿财险花都支公司一审时提交的《调查报告》所附询问笔录中，关于涉案事故发生当天的情况，刘磊泉陈述：“2018年12月2日晚上7点左右，我哥刘磊清叫我去佛山市顺德利宝饲料厂拉饲料到花都区老家这边的鱼塘。然后我就驾驶该车独自一人从花都区老家出发。晚上8点左右，我驾驶该车在顺德利宝饲料厂装完货后，就准备返回花都区老家这边的鱼塘，运输给我哥用，我哥是在我老家搞鱼塘养殖的。该鱼塘养殖是我哥和我弟两个人合伙的。……（本次运输饲料）是我哥刘磊清付给我运费。”二审庭询中，刘磊泉对该询问笔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经审查，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综合各方当事人的上诉、答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人寿财险花都支公司能否对涉案保险事故造成的损失免赔。对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保险人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保险人解除合同的，应当将已收取的保险费，按照合同约定扣除自保险责任开始之日起至合同解除之日止应收的部分后，退还投保人。被保险人未履行前款规定的通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首先，刘磊泉一审时提交的保险单中明确载明，被保险机动车因改变使用性质等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应通知保险人。可见，对于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刘磊泉负有合同约定的通知义务。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四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认定保险标的是否构成保险法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时，应当综合考虑以下因素：（一）保险标的用途的改变；（二）保险标的使用范围的改变；（三）保险标的所处环境的变化；（四）保险标的因改装等原因引起的变化；（五）保险标的使用人或者管理人的改变；（六）危险程度增加持续的时间;（七）其他可能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因素。”刘磊泉在与人寿财险花都支公司委派的调查机构所作的询问笔录中确认其将涉案被保险车辆用于运输货物，并收取运费。刘磊泉投保时车辆使用性质为非营业个人，其却将车辆用于营运，属于改变保险标的的用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情形。最后，刘磊泉在询问笔录中确认发生涉案事故时其在为其哥哥运输饲料，并由其哥哥向其支付运费，可见其是在使用涉案被保险车辆进行营运行为。虽然《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刘磊泉对涉案事故负全责的原因是其未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但前提依然是其驾驶被保险车辆进行营运行为，故本院认定刘磊泉改变被保险车辆用途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与涉案事故的发生具有因果关系。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刘磊泉未履行相应的通知义务，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涉案保险事故，保险人人寿财险花都支公司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花都支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和实体处理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4民初2235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刘磊泉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846元，文书鉴定费3600元，合计544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845元，均由被上诉人刘磊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汪 婷审判员 庄晓峰审判员 王泳涌二〇二〇年六月四日书记员 廖舒婷黄小曼李小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