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浙03民终242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姜文弼,男,1982年6月27日出生，汉族，住温州市龙湾区。委托代理人：戴盛，浙江嘉瑞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温州市迪源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温州市龙湾区经济技术开发区上江路24号。法定代表人：张建胜，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孔令抄，浙江瓯盟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温州润锦物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温州市龙湾区机场大道1697号618室。法定代表人：林秀平，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原审被告：姜建华,男,1957年8月2日，汉族，住温州市鹿城区。原审被告：林秀平,女,1959年6月29日出生，汉族，住温州市龙湾区。原审被告：徐玲玲,女,1966年11月13日，汉族，住永嘉县。上诉人姜文弼为与被上诉人温州市迪源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迪源公司），原审被告温州润锦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锦公司）、姜建华、林秀平、徐玲玲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2015）温鹿商初字第54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5月1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潘林华担任审判长，审判员罗奇豪、郑建文参加评议的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判决认定：2011年12月29日，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鹿城支行（2012年9月10日名称变更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鹿城支行”，以下简称平安银行鹿城支行）与案外人南冶公司签订编号为深发温鹿综字第20111222001号《综合授信额度合同》，约定额度为5000万元，敞口1000万元，额度期限自2011年12月29日至2012年12月19日。同日，平安银行鹿城支行分别与原告迪源公司、被告润锦公司、被告姜建华、被告徐玲玲、案外人张建胜签订编号为深发温鹿额保字第20111222001-1、20111222001-2、20111222001-3、20111222001-4、20111222001-5号《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分别约定为平安银行鹿城支行与案外人南冶公司签订于2011年12月29日至2012年12月19日期间的主合同提供最高本金余额为1000万元、2000万元、1000万元、1000万元、1000万元的连带保证责任。2012年4月5日，被告姜文弼向平安银行鹿城支行出具《担保协议》，载明“今有迪源公司为南冶公司在平安银行鹿城支行借款担保一千万元人民币，对此笔资金如若南冶公司发生违约风险，这一千万由姜文弼为迪源公司做反担保，承担这一千万的风险责任”。2012年4月9日，平安银行鹿城支行与案外人南冶公司签订编号为深发温鹿综字第20120409002号《综合授信额度合同》，约定额度为6000万元，敞口2000万元，额度期限自2012年4月9日至2013年3月30日。同日，平安银行鹿城支行分别与被告润锦公司、被告姜建华、被告林秀平、被告姜文弼、原告迪源公司、案外人张建胜签订编号为深发温鹿额保字第20120409002-1、20120409002-2、20120409002-3、20120409002-4、20120409002-5、20120409002-6号《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分别约定为平安银行鹿城支行与案外人南冶公司签订于2012年4月9日至2013年3月30日期间的主合同提供最高本金余额为2000万元、2000万元、2000万元、2000万元、1000万元、1000万元的连带保证责任。上述《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均约定：保证期间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另加两年。保证范围为本金、利息、复利、罚息和实现债权的费用。2012年1月13日，平安银行鹿城支行与案外人南冶公司签订编号为深发温鹿承字第20120113001号《汇票承兑合同》，双方约定票面金额350万元，出票日为2012年1月16日，到期日为2012年7月13日，该银行承兑汇票已经由平安银行鹿城支行进行承兑，案外人南冶公司以175万元存单为上述债务提供质押担保。2012年3月14日，平安银行鹿城支行与案外人南冶公司签订编号为20120313006号《汇票承兑合同》，双方约定票面金额500万元，出票日为2012年3月14日，到期日为2012年9月13日，该银行承兑汇票已经由平安银行鹿城支行进行承兑，案外人南冶公司以300万元存单为上述债务提供质押担保。上述两笔承兑汇票到期后，案外人南冶公司未按期履行还款义务。平安银行鹿城支行于2012年7月5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借款人南冶公司还本付息，要求各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案号为（2012）温鹿商初字第2039号。双方经本院主持调解，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一、案外人南冶公司于2012年7月12日前向平安银行鹿城支行偿付票据款项本金175万元（已扣除人民币单位定期存单质押175万元）及利息（按深发温鹿承字第20120113001号《汇票承兑合同》约定，从实际垫款之日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二、案外人南冶公司于2012年7月12日前向平安银行鹿城支行偿付票据款项本金200万元（已扣除人民币单位定期存单质押300万元）及利息（按深发温鹿承字第20120313006号《汇票承兑合同》约定，从实际垫款之日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三、……；四、被告润锦公司、迪源公司、姜建华、姜文弼、林秀平、张建胜、徐玲玲对上述第一、二项债务分别在本金最高余额2000万元、1000万元、2000万元、2000万元、2000万元、1000万元、1000万元限额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有权向案外人南冶公司追偿。但被告润锦公司、迪源公司、姜建华、姜文弼、林秀平、张建胜、徐玲玲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在深发温鹿承字第20120113001号《汇票承兑合同》、深发温鹿承字第20120313006号《汇票承兑合同》、深发温鹿贷字第20120104007号《贷款合同》、深发温鹿贷字第20120319001号《贷款合同》、深发温鹿贷字第20120427002号《贷款合同》、深发温鹿贷字第20120509002号《贷款合同》项下的债务合计不超过上述本金最高限额……调解书生效之后，案外人南冶公司履行了部分还款义务。截止2012年12月3日，尚欠平安银行鹿城支行借款本金175万元及相应利息。原告迪源公司于2013年1月31日代偿1682552.56元。其中1578663.47元用于代偿编号为20120313006号《汇票承兑合同》项下的欠款，103889.09元用于代偿编号为深发温鹿承字第20120113001号《汇票承兑合同》项下的欠款。另查明，编号为深发温鹿综字第20111222001号《综合授信额度合同》授信期间，除上述两笔承兑汇票（扣除保证金，合计375万元）以外，案外人南冶公司分别于2012年1月5日、2012年3月9日向平安银行鹿城支行借款75万元、300万元。对应合同编号为深发温鹿贷字第20120104007号《贷款合同》、深发温鹿贷字第20120309001号《贷款合同》。编号为第20111222001号《综合授信额度合同》、深发温鹿综字第20120409002号《综合授信额度合同》共同的授信期间，案外人南冶公司分别于2012年5月7日、2012年7月9日向平安银行鹿城支行借款130万元、120万元。对应合同编号为深发温鹿贷字第20120427002号《贷款合同》、深发温鹿贷字第20120509002号《贷款合同》。上述2笔承兑、4笔贷款总额共计1000万元。原告迪源公司曾就本案该笔垫款于2015年1月5日向该院提起诉案外人南冶公司、润锦公司、姜建华、姜文弼、林秀平、徐玲玲追偿权纠纷一案，后于2015年9月21日向该院申请撤回起诉，该院当日作出（2015）温鹿商初字第183号民事裁定书，准许其撤回起诉。原告迪源公司于2015年9月30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诉请：1、被告姜文弼对原告为案外人温州南冶钢铁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冶公司）支付的代偿款1682552.56元及利息（从2013年2月1日起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利息计算）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判令被告润锦公司、姜建华、姜文弼、林秀平、徐玲玲对原告为案外人南冶公司支付的代偿款1682552.56元及利息（从2013年2月1日起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利息计算）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各被告负担。原审法院认为：关于诉讼时效。保证人对债务人行使追偿权的诉讼时效，自保证人向债权人承担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本案保证人迪源公司于2013年1月31日垫款，行使追偿权的诉讼时效自该日开始计算。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原告迪源公司曾于2015年1月5日就本笔垫款向本院提起诉讼，从该日起诉讼时效中断，重新计算。关于各被告的保证担保责任。同一债务有两个以上保证人的，保证人应当按照保证合同约定的份额，承担保证责任。没有约定保证份额的，保证人承担连带责任，债权人可以要求任何一个保证人承担全部保证责任，保证人都负有担保全部债权实现的义务。已经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有权向债务人追偿，或者要求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其他保证人清偿其应当承担的份额。现原告迪源公司已经承担了保证责任，有权要求被告润锦公司、姜建华、姜文弼、林秀平、徐玲玲按（2012）温鹿商初字第2039号民事调解书清偿其应当承担的份额，本院予以支持。关于被告姜文弼的保证反担保责任。其出具的《担保协议》载明“今有迪源公司为南冶公司在平安银行鹿城支行借款担保一千万元人民币”，由此可见针对的是签订在先的担保合同，即原告迪源公司自2011年12月29日至2012年12月29日期间为案外人南冶公司提供的最高债权余额为1000万元的保证担保。本笔垫款对应的两份《汇票承兑合同》签订时间分别为2012年1月13日、2012年3月14日，均发生在约定的主债权发生期间，被告姜文弼应依约对本案垫款承担连带反担保责任。原审法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四条第二款、第十二条、第十四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二款、第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姜文弼对原告温州市迪源实业有限公司为案外人温州南冶钢铁物资有限公司支付的代偿款1682552.56元及利息（从2013年2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利息计算）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被告温州润锦物资有限公司、姜建华、林秀平、徐玲玲各自对原告温州市迪源实业有限公司向案外人温州南冶钢铁物资有限公司不能追偿的部分承担1/7的还款责任。三、驳回原告温州市迪源实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9943元，公告费420元，合计20363元，由被告温州润锦物资有限公司、姜建华、姜文弼、林秀平、徐玲玲共同负担。宣判后，上诉人姜文弼不服上述民事判决，上诉称：一、反担保保证期间届满，被上诉人没向上诉人主张过反担保的债务，上诉人不承担反担保的担保责任。我国《担保法》第四条规定:“第三人为债务人向债权人提供担保时，可以要求债务人提供反担保。反担保适用本法担保的规定。”最高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反担保人可以是债务人，也可以是债务人之外的其他人。反担保方式可以是债务人提供的抵押或者质押，也可以是其他人提供的保证、抵押或者质押。”本案反担保符合《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对反担保的定义，应当适用《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对保证责任及保证期间的的一般规定。本案反担保没有约定保证期间，根据《担保法》的规定，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由于反担保的主债务在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时才发生，故上诉人认为，担保人承担责任之时，就是计算反担保保证人保证期间的起始日，在本案中，被上诉人的进行代偿之日即本案反担保保证期间起算之日。反担保《担保协议》签订之日为2012年4月5日，被上诉人提供的《代偿证明》证明，被上诉人于2013年1月31日对主债务进行代偿，则反担保保证期间至2013年8月1日止。在保证期间内，被上诉人未曾向上诉人主张过要求上诉人承担反担保责任，故保证期间已过。保证期间为除斥期间，保证期间已过，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主张反担保责任之权利自20I3年8月1日起消灭。除斥期间系法院主动审查范围，原审法院未主动审查，认定事实错误，应当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所有诉讼请求。二、反担保诉讼时效已过。关于诉讼时效，原审认定，“保证人对债务人行使追偿权的诉讼时效，自保证人向债权人承担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原告迪源公司曾于2015年1月5日就本笔垫款向该院提起诉讼，从该日起诉讼时效中断，重新计算。”从上述表述中可以看出，原审将本案的诉讼时效笼统的归于追偿权的诉讼时效进行计算，而事实上，根据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本案存在两个完全不同的法律关系:一是被上诉人迪源公司对其他主债务保证人享有的要求其承担的份额的追偿权;二是被上诉人迪源公司要求上诉人承担反担保责任的请求权。上述两种法律关系的权利基础不同，不能混为一谈。根据被上诉人2015年1月5日向原审法院提起的追偿权之诉的诉讼请求来看，被上诉人仅针对上诉人对原主债务提供的最高额保证要求其承担应当承担的份额，并未对其与上诉人之间存在的反担保关系向上诉人提出承担反担保责任之请求。且不论在2015年1月5日被上诉人第一次起诉之时，上诉人的保证期间已过，即使以两年的诉讼时效计算，被上诉人也未在其对主债务进行代偿之日起两年内向上诉人要求承担反担保责任。故本案第二项诉讼请求诉讼时效已过，应当予以驳回。三、关于本案事实。本案中借款人南冶公司先后两次向平安银行鹿城支行申请贷款，每笔各计1000万元，并且均由被上诉人提供担保，担保金额各为1000万元。2012年4月5日上诉人签字的反担保协议中，为被上诉人提供反担保1000万元是专门针对原告为借款人(被告)南冶公司提供两笔共计2000万元中的第二笔担保1000万元提供反担保。而被上诉人在提供第二笔担保额度1000万元中，借款人温州南冶钢铁物资有限公司实际贷款仅为两笔借款即分别为120万元和130万元，而根据银行还款分配数据表明，该两笔的借款共计250万元己经偿还完毕，故此，被上诉人为借款人南冶公司的第二笔提供保证1000万元中没有产生担保偿还责任，上诉人同样不承担该1000万元的反担保责任。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原判未审查保证期间，且认定事实错误，同时本案反担保关系诉讼时效己过。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担保法》的相关规定，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系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故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迪源公司辩称：一、我方认为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本案的反担保在法律上并没有规定适用于担保法的一般规定，本案之所以进行反担保是因为担保人针对原债务人发生违约情况下要求承担的责任，诉讼时效未过。二、关于本案的事实部分，款项是发生在担保签订之前，是上诉人对款项的时间发生误解。上诉人是要对本案债务承担反担保责任的。原审判决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被告润锦公司、姜建华、林秀平、徐玲玲在二审时未作答辩。经审理本院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姜文弼是否要承担反担保的保证责任问题。反担保是指债务人或第三人向担保人作出保证或设定物的担保，在担保人因清偿债务人的债务而遭受损失时，反担保人向担保人作出清偿的一种担保方式，从本质上讲，反担保也是担保。我国《担保法》第四条规定:“第三人为债务人向债权人提供担保时，可以要求债务人提供反担保。反担保适用本法担保的规定。”我国《担保法》又规定，一般保证或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届满之日起六个月。结合到本案，反担保人姜文弼出具的《担保协议》未约定为本担保提供反担保的保证期间，依照上述法律规定其反担保的保证期间为六个月。反担保的保证期间的起算应从权利发生起开始计算。本担保的保证人迪源公司于2013年1月31日偿还主债务1682552.56元，从而取得向反担保人姜文弼追偿权，但迪源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在代偿主债务后六个月内，有向姜文弼主张过要求其承担反担保保证责任的权利。因此，作为反担保的担保人姜文弼可以免除保证责任。但姜文弼与原审被告润锦公司、姜建华、林秀平、徐玲玲一起对迪源公司所垫付的1682552.56元，以各自应当承担份额予以清偿。综上，上诉人姜文弼主张的免除反担保保证责任的上诉意见，理由正当，予以采信；原审判决责令姜文弼对本案债务承担反担保的保证责任，其处理不当，应予以纠正；对各保证人的保证责任承担处理并无不当，予以确认。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二）款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2015）温鹿商初字第5492号民事判决。二、上诉人姜文弼，原审被告温州润锦物资有限公司、姜建华、林秀平、徐玲玲各自对原告温州市迪源实业有限公司向案外人温州南冶钢铁物资有限公司不能追偿的1682552.56元承担1/7的还款责任。三、驳回被上诉人温州市迪源实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一审受理费19943元，公告费420元，合计20363元，由上诉人姜文弼，、原审被告温州润锦物资有限公司、姜建华、姜文弼、林秀平、徐玲玲共同负担；二审受理费19943元，由被上诉人温州市迪源实业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潘林华审判员  罗奇豪审判员  郑建文二〇一七年六月十九日书记员  方如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