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7）沪0115行初473号原告杨荷娟，女，1970年7月5日生，汉族，住址浙江省上虞市。委托代理人沈卫根，男。被告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法定代表人裴光。委托代理人陈盈盈，女。委托代理人朱从容，上海汉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杨荷娟诉被告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以下简称：上海保监局)要求履行法定职责一案，原告于2017年5月4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于同年5月12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6月1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杨荷娟及其委托代理人沈卫根，被告上海保监局的委托代理人陈盈盈、朱从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杨荷娟诉称，原告与案外人华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华泰人寿)因保险纠纷而申请退保，在退保过程中华泰人寿在原告的《退保申请书》上擅自恶意添加条款，并在已经退回的《华泰人寿银行保险保险单》上粘贴莫须有条款进行造假违法活动。原告依法向被告上海保监局进行投诉，但被告上海保监局无视华泰人寿的违法行为，不履行自己的法定职责，未对华泰人寿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故要求法院判决被告上海保监局对华泰人寿在《退保申请书》上擅自恶意添加条款的造假违法活动以及华泰人寿在骗回的《华泰人寿银行保险保险单》粘贴上莫须有条款的造假违法活动履行查处的法定职责。原告杨荷娟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和依据：1、《退保申请书》两份，证明该两份《退保申请书》是华泰人寿在与原告的民事诉讼中提交的，上面的条款4是后来加上去的；2、投诉材料，证明原告向被告上海保监局寄送了华泰人寿造假的投诉材料，《华泰人寿银行保险保险单》的粘贴处没有所谓的保险条款，而华泰人寿在退回的保单上面私自粘贴条款；3、《关于华泰人寿屡次恶意造假理应依法严惩的相关法规条文依据》，证明原告要求被告履行法定职责，对华泰人寿进行处罚；4、关于重申对《华泰人寿屡次恶意造假》必须依法严惩的事实、证据及相关法规条文依据说明，证明原告再次向被告进行投诉；5、《个人协助调查通知书》，证明被告发通知要求原告在2016年12月28日到指定地点配合进行司法鉴定；6、上海保监局通知去做司法鉴定的现场录像，证明被告明确通知原告要求鉴定，后被告又不愿出具委托书；7、上海保监局不依法出具司法鉴定委托书后的来电录音，证明被告不肯出具鉴定委托书，才导致对《退保申请书》上第4条的真伪无法鉴定；8、被告上海保监局《保险消费投诉处理决定告知书》(沪保监消费投诉[2016]第104-J2号，以下简称：第104-J2号告知书)，证明被告罔顾事实证据，处理结果违法；9、《核查申请书》；10、《投诉核查意见告知书》。被告上海保监局辩称，被告于2016年2月1日收到原告对华泰人寿的投诉材料，并于2016年2月17日作出了沪保监消费投诉[2016]第104号《保险消费投诉告知书》，告知原告对其投诉予以受理。被告在受理原告的投诉后，依法对华泰人寿展开了调查工作，后原告四次提交材料，被告总结后认为原告反映的内容主要有三项：1、华泰人寿伪造的两份退保申请书；2、华泰人寿利用电话短信及信函等方式对原告进行诈骗；3、华泰人寿私自在保险单中粘贴了莫须有的条款。针对上述三个问题，被告展开了调查工作，调取了与投诉案件相关的退保申请书，保险单等文件，对华泰人寿的相关工作人员进行了询问，并制作了相关调查笔录，调看了华泰人寿保险单系统及相关状态。2017年1月16日，被告根据调查结果，出具了第104-J2号告知书并邮寄给原告。该告知书认为：“1、现有证据无法认定华泰人寿私自在《退保申请书》正文内容中添加“条款4”的情况；2、华泰人寿未经原告书面授权执行合同4318的保费自动垫交操作，导致原告停止缴纳合同4318的保费后合同仍继续有效，华泰人寿继而按有效合同向原告提供了保费催缴、红利、生存金告知等短信及信函服务，但无法证实华泰人寿向原告发送短信及信函的内容存在诈骗；3、华泰人寿签发保单时未在“条款粘贴处”粘贴保险条款的情况经查属实，但该情况并未违反投保当险监管法律法规；华泰人寿在原告退回的合同1318保险单“条款粘贴处”粘贴条款的情况属实，但无法认定华泰人寿上述行为存在欺骗隐瞒。针对华泰人寿未经原告书面授权执行合同4318的保费自动垫交操作的情况，上海保监局将依法处理。”2017年2月9日，被告上海保监局对华泰人寿作出沪监管函[2017]5号《上海保监局监管函》，要求华泰人寿就其存在的保费自动垫交操作等问题进行整改。对原告提出的被告要求原告配合鉴定但又不出具委托书的意见，被告认为当时鉴定机构要求被告出具委托书，但被告后来发现其没有出具委托书的职权，所以无法出具委托书。综上，被告认为其针对原告的投诉内容，履行了对华泰人寿经营活动的调查工作，并对其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了查处，作出了第104-J2号告知书，已经履行了法定职责，故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上海保监局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和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下简称：《保险法》)第九条、《保险消费投诉处理管理办法》第十二条，证明被告上海保监局具有受理原告投诉的职权；2、《关于对华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屡次造假恶意欺骗老百姓的投诉状》及附件、邮寄凭证，证明2016年2月1日，被告收到原告寄送的对华泰人寿的投诉材料，投诉内容为：华泰人寿伪造两份《退保申请书》，华泰人寿利用电话短信及信函进行诈骗；3、《保险消费投诉告知书》(沪保监消费投诉[2016]第104号)及邮寄凭证，证明2016年2月17日，被告作出第104号《保险消费投诉告知书》，告知原告其投诉材料已于2016年2月1日收悉并决定受理。同日，被告向原告寄送上述告知书，2016年2月24日原告签收；4、《上海保监局群众来访登记表》、《投诉华泰人寿专业恶意屡次造假进行欺诈的补充证据》及附件，证明2016年4月1日原告来访被告单位，并提交的补充投诉材料(第一次)；5、《保险消费投诉告知书》(沪保监消费投诉[2016]第104-1号)及邮寄凭证，证明2016年4月12日，被告作出第104-1号《保险消费投诉告知书》，告知原告其补充投诉材料(第一次)已于2016年4月1日收悉并将与原投诉事项合并处理。同日，被告向原告寄送上述告知书，2016年4月20日，原告签收；6、《关于华泰人寿在退交的上再次造假进行欺诈的投诉举报》及附件、邮寄凭证，证明2016年5月30日，被告收到原告寄送的补充投诉材料(第二次)。投诉内容为：华泰人寿私自在《华泰人寿银行保险保险单》中粘贴了莫须有的条款，原告退交的《华泰人寿银行保险保险单》“条款粘贴处”未粘贴过任何条款；7、《保险消费投诉告知书》(沪保监消费投诉[2016]第104-2号)及邮寄凭证，证明2016年5月31日，被告作出第104-2号《保险消费投诉告知书》，告知原告其补充投诉材料(第二次)已于2016年5月30日收悉并将与原投诉事项合并处理。同日，被告向原告寄送上述告知书，2016年6月13日，原告签收；8、《保险消费投诉处理决定告知书》(沪保监消费投诉[2016]104-J号)及邮寄凭证，证明2016年7月29日，被告作出第104-J号《保险消费投诉处理决定告知书》，告知原告其反映的华泰人寿私自添加条款的情形无法证实、华泰人寿进行保费自动垫交操作并发送相关告知短信及信函的情况属实但未发现存在诈骗、华泰人寿在签发保单时未粘贴保险条款的情况属实但无法证实存在欺骗隐瞒及违法违规情况。同日，被告向原告寄送上述决定告知书，2016年7月30日，原告签收；9、《关于杨荷娟投诉核查案件处理情况的函》(消保局[2016]349号及附件)，证明2016年9月23日，中国保监会向被告发函建议对涉案的投诉案件重新调查；10、《保险消费投诉延期办理告知书》(沪保监消费投诉[2016]第104-Y号)及邮寄凭证，证明2016年11月16日，被告作出第104-Y号《保险消费投诉延期办理告知书》，告知原告，2016年9月26日，被告收到了中国保监会建议重新调查的函，且因案情复杂，被告决定办理期限延长30日。同日，被告向原告寄送上述告知书，2016年11月22日，原告签收；11、《投诉件信息表》(截图)，证明2016年11月29日，原告通过网络投诉向被告提交的补充投诉材料(第三次)；12、《保险消费投诉告知书》(沪保监消费投诉[2016]第104-3号)及邮寄凭证，证明2016年12月1日，被告作出第104-3号《保险消费投诉告知书》，告知原告其补充材料(第三次)已于2016年11月29日收悉并将与原投诉事项合并处理。同日，被告向原告寄送上述告知书，2016年12月3日，原告签收；13、《关于重申对必须依法严惩的事实、证据及相关法规条文依据说明》及附件、邮寄凭证，证明2016年11月30日，被告收到原告寄送的补充投诉材料(第四次)；14、《保险消费投诉告知书》(沪保监消费投诉[2016]第104-4号)及邮寄凭证，证明2016年12月2日，被告作出第104-4号《保险消费投诉告知书》，告知原告其补充投诉材料(第四次)已于2016年11月30日收悉并将与原投诉事项合并处理。同日，被告向原告寄送上述告知书，2016年12月6日，原告签收；15、《关于配合杨荷娟案件关键证据鉴定的通知》(沪保监便函[2016]616号)、《个人协助调查通知书》(沪保监便函[2016]617号)及邮寄凭证，证明2016年12月14日，被告向华泰人寿作出616号《关于配合杨荷娟案件关键证据鉴定的通知》、向原告作出617号《个人协助调查通知书》，分别通知华泰人寿及原告对两份《退保申请书》进行鉴定。2016年12月15日，被告向原告寄送上述通知书，2016年12月16日原告签收；16、《保险消费投诉处理决定告知书》(沪保监消费投诉[2016]104-J2号)及邮寄凭证，证明2017年1月16日，被告作出第104-J2号告知书，同日，被告向原告寄送上述告知书，2016年1月18日，原告签收；17、《上海保监局监管函》(沪监管函[2017]5号)，证明2017年2月9日，被告作出5号《上海保监局监管函》，根据本案所涉投诉事项的调查结果，要求华泰人寿就其存在的保费自动垫交操作等问题进行整改；18、《关于杨荷娟投诉核查案件处理情况的函》(消保局[2017]93号)及附件，证明2017年3月6日，中国保监会向被告发函，决定维持被告的处理意见；19、《华泰人寿上海分公司关于杨荷娟投诉案件反映问题的整改报告》(华寿沪字[2017]021号)，证明2017年3月28日，华泰人寿针对被告作出的5号《上海保监局监管函》中的整改要求，具体说明了其整改措施，并向被告进行了报告；20、《退保申请书》两份(编号XXXXXXXXXXXXXXX及XXXXXXXXXXXXXXX)；21、原告在华泰人寿办理退保的录像；22、被告制作的《中国保监会调查笔录》五份(2016年5月26日至2016年12月8日期间)，以上20-22共同证明针对第104-J2号告知书中第一项答复内容：原告在向被告举报过程中提供录像以主张其签署的《退保申请书》无条款4。录像中14分28秒至14分56秒显示该《退保申请书》无条款4，未加盖华泰人寿的“投诉业务专用章”。华泰人寿主张的确存在过只有3个条款的《退保申请书》，但该版本未加盖“投诉业务专用章”，后来，华泰人寿与原告经协商一致加上了条款4。据此，综合双方的说法，被告无法认定华泰人寿私自添加“条款4”的情况；23、《华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银行保险投保单》(编号XXXXXXXXXXXXXXX)；24、编号XXXXXXXXXXXXXXX保险单系统状态截屏；25、《现场检查事实确认书》；26、华泰人寿《情况说明》(关于保费自动垫交操作事宜)；27、《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沪01民终2811号；以上23-27共同证明针对第104-J2号告知书中第二项答复内容：华泰人寿存在私自进行了保费自动垫交的操作；判决书第4页第3段，法院认证杨荷娟提交的手机短信、分红保险红利通知书和生存保险金给付通知书无法证明华泰人寿有胁迫、欺骗行为。据此，被告确认华泰人寿进行保费自动垫交操作并发送相关告知短信及信函的情况属实，但无法证实存在诈骗；28、《华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银行保险投保单》(编号XXXXXXXXXXXXXXX)；29、《华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银行保险投保单》(编号XXXXXXXXXXXXXXX)；30、华泰人寿《情况说明》(关于在编号XXXXXXXXXXXXXXX保单上粘贴保险条款事宜)；以上28-30共同证明针对第104-J2号告知书中第三项答复内容：编号XXXXXXXXXXXXXXX保单未粘贴保险条款，编号XXXXXXXXXXXXXXX保单粘贴有保险条款。原告在两份投保单风险提示语抄写栏确认已被提示阅读保险条款和产品说明书，原告在产品说明书上签字，产品说明书内容与保险条款相符。华泰人寿主张其在编号XXXXXXXXXXXXXXX保单上粘贴保险条款是为了便于收回的材料进行作废归档整理。据此，被告确认华泰人寿在两份保单签发时未粘贴保险条款、及在原告退保后收回的编号XXXXXXXXXXXXXXX保单上粘贴保险条款的情况属实，但无法认定上述情况存在违规欺骗隐瞒情形；31、《保险消费投诉处理管理办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证明被告履行了法定职责，符合法律规定。经庭审质证，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认为：证据1的三性无异议，但证明内容无法认定；证据2-5无异议；证据6、7，由于原告提供的光盘无法识别，不予质证；对证据8-10的三性无异议，原告没有主张证明内容，不知其证明目的。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原告无异议，但认为被告没有履行自己的法定职责，存在选择性执法。根据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及庭审质证、陈述，本院确认以下法律事实：原告杨荷娟因故向案外人华泰人寿申请退保，在退保的过程中，原告认为华泰人寿存在违法违规的行为，遂于2016年1月28日向被告上海保监局进行投诉。被告上海保监局在同年2月1日收到原告的投诉后，于2月17日决定受理。此后，被告上海保监局又陆续收到原告三份针对华泰人寿的投诉，对原告的诉求总结后，决定合并进行调查。经调查，被告上海保监局针对原告的投诉作出了第104-J2号告知书并送达原告。对华泰人寿涉及的违法违规行为作出了《上海保监局监管函》(沪监管函[2017]5号)。原告对被告的处理结果不服，认为被告没有履行法定职责，遂起诉来院。本院认为，根据《保险法》第九条、《保险消费投诉处理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被告上海保监局具有负责处理其辖区内保险消费投诉的职权。《保险消费投诉处理管理办法》第二十七条规定，中国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对受理的保险消费投诉应当及时组织调查核实。第二十一条规定，保险消费者在处理期限内再次提出同一投诉，但有新的事实和理由需要查证的，投诉处理工作管理部门可以合并处理，处理期限自收到新的投诉材料之日起重新计算。本案中，被告上海保监局在受理原告的投诉以及陆续收到原告针对同一对象同一事实提出的另外三份投诉后，进行了合并调查，并根据现有证据作出了第104-J2号告知书，对原告的投诉事项进行了答复，并针对其中华泰人寿涉及违法违规的行为及时作出了处理，已经履行了自己的法定职责，对原告投诉事项的处理基本适当。原告要求法院判决被告上海保监局对华泰人寿在《退保申请书》上擅自恶意添加条款的造假违法活动以及华泰人寿在骗回的《华泰人寿银行保险保险单》粘贴上莫须有条款的造假违法活动履行查处的法定职责的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杨荷娟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原告已预缴)，由原告杨荷娟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师坤鹏人民陪审员  戴雨珍人民陪审员  黄燕华二〇一七年六月三十日书 记 员  刘 莉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