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甘民再31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甘肃东方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北环东路新花园**号楼*单元*楼。法定代表人：谭红燕，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乐邦，该公司副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生才，甘肃政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胡啸，男，1968年8月19日出生，农民，住张掖市甘州区沙井镇古城村八社**号。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仁，甘肃德言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甘肃东方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简称东方公司）因与被申请人胡啸种植回收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甘07民终6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7年3月2日作出（2017）甘民申字110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东方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乐邦、李生才，被申请人胡啸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东方公司申请再审称，我公司对二审维持一审判决驳回被申请人诉讼请求没有异议，但认为维持一审判决判令补偿被申请人胡啸制种损失14967元没有事实依据，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双方签定的《种子预约合同》和《制种附加协议》具有法律效力，各方均应当遵照合同约定条款执行，这两份合同对种子不合格造成损失的承担做了明确约定，即种子不合格造成的经济损失由被申请人承担，合同没有约定对种子不合格造成的经济损失由双方共同承担，更没有约定由我公司给予被申请人补偿。具体见《种子预约合同》第三条和《制种附加协议》第三条第五项约定：承约方应“承担因栽培管理不到位或未按制种操作技术规程生产而导致的种田减产、绝收，报废或者所生产种子质量不合格而造成的经济损失”，《附加协议》第九条约定：经检验确定不合格的种子甲方有权自行处理，种子不予退回，并不承担责任。原审抛开合同约定判决补偿被申请人的经济损失显然没有事实依据。原审认定本案双方签订的合同为有效合同，认定在合同履行中，我公司没有违约行为，对种子质量不合格造成的经济损失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又判决我公司给予被申请人经济补偿是错误的。《合同法》的追责原则是严格责任原则，只对违约行为造成损害做出了赔偿损失的规定，对无责补偿没有做规定，原审判决补偿被申请人制种损失费没有法律依据。原审判决再审申请人以全额种子款为基数，给予被申请人60％补偿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即便是基于被申请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提供土地和劳动力等投入的考虑，而给予被申请人补偿，也应当是对被申请人在制种过程中所受到的客观实际损失的补偿。种子质量不合格，同样也给我公司造成了经济损失。在补偿方面，也应客观考虑我公司(没有违约一方)所受到的经济损失。但是原审判决却在确认种子不合格的前提下，作出以全额种子款为基数给予被申请人60％补偿的判决是不合适的，也有违公平原则。综上，原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裁决以全额种子款为基数给被申请人60%的补偿错误，请求依法撤销二审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被申请人的诉讼请求，判令被申请人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胡啸辩称，关于涉外制种举证责任问题，我与再审申请人东方公司签订的《种子预约合同》第四条规定以国外鉴定结果为依据，并附中文检验单。我的种子已交付给了再审申请人东方公司，东方公司已将种子出口了以色列，种子质量是否合格的举证责任在东方公司。东方公司没有提交国外鉴定及中文检验单。目前为止，东方公司仅提供了其自己公司的《种子纯度鉴定结果通知书》证明不了种子的质量问题。双方的《种子纯度鉴定协议》因该田间管理由东方公司单方进行操作管理，我没有参与田间管理，该鉴定违反了应由县级以上第三方进行鉴定的《农作物种子质量纠纷田间现场鉴定办法》的规定，其鉴定的结果没有任何意义。东方公司对种子质量的检验没有完成。东方公司应当向我支付种子款。综上，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错误，应驳回东方公司的再审请求，并要求改判再审申请人偿付制种损失款28945元，承担利息824元，共计计29769元。胡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东方公司立即向胡啸支付番茄种子款28945元，并支付逾期利息824元，共计29769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东方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12月原告胡啸所在社通过召开社员大会，原告同意制种被告东方公司的番茄种子，并上报制种面积1亩。原、被告口头协商，由原告提供制种面积及劳动力，被告提供番茄种子亲本，种植全过程由被告技术员对原告的制种过程进行跟踪指导。生产期间，被告给予原告适当的借款。双方约定后，被告于2011年2月通知原告育苗，同年4月，原告在被告的指导下将育好的种苗从被告育苗大棚移植到原告的田间里。2011年7月5日，被告作为预约方，原告作为承约方，双方正式签订《经济作物种子生产预约合同》（简称《种子预约合同》）和《甘肃东方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制种合同附加协议》（简称《制种附加协议》），合同约定:由原告为被告种植编号为T1319号番茄种子1亩，收购价为1450元／公斤，种子纯度≥98％、净度≥99％、芽率≥90％、水分≤7％；被告提供种子亲本，进行技术指导，建好生产档案，落实技术规程，承担因品种不适应当地条件和技术欠缺给承约人造成的损失。原告按合同要求进行制种，落实制种面积，保证被告提供的亲本种子不外流、不自留。种子质量鉴定以国外委托方鉴定结果为依据，并提供中文检验单；经检验确定不合格的种子，被告有权自行进行处置。对种子的收购地点、时间、期限及付款方式、违约责任等其它事宜进行了约定。同年9月下旬原告的番茄果实经被告检查合格，由被告给原告发放《种子田间通知单》，通知原告可以采收番茄果实，并要求原告按被告的技术要求洗取种子。2011年10月27日原告向被告交付番茄种子24.1公斤，并对种子种样进行提取封存。2012年3月30日，被告向原告发出《种子纯度鉴定结果通知书》，其内容为：“你于2011年种植的番茄(T1319品种)，样种代表种子重量24.1公斤，经国外委托公司最终鉴定，纯度为94.3％，达不到合同要求，按合同约定，属于不合格种子，遵照合同，种子不予退回并不付款”，原告接到被告通知后提出异议。2012年4月1日原告作为乙方，被告作为甲方，双方签定《番茄纯度鉴定协议》，被告又对原告的种子质量进行了鉴定。原告在制种期间，为种植需要向被告借款6000元。审理期间，被告于2012年11月20日向该院提交了鉴定申请书，申请法院依法委托相关机构对争议的种子纯度进行鉴定。2013年1月18日被告向本院提交了撤回鉴定申请书，申请撤回了对争议种子纯度进行重新鉴定。现原告诉讼请求被告支付种子款28945元，承担利息824元，共计29769元。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双方口头协商，由原告为被告进行番茄制种，并对种植事项进行了口头约定，在种植期间，双方又签订了《种子预约合同》和《制种附加协议》。种植结束后，被告收取了原告的番茄种子，以上事实可以认定双方之间已形成种植回收合同法律关系，该合同关系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属有效合同，双方均应按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原、被告双方在合同中明确约定种子质量鉴定以国外委托方鉴定结果为依据，并提供中方检验单。原、被告双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原告按照被告技术员的现场指导进行种植，并按照被告发放的《种子田间采收通知单》按时采收、取籽，按约交售种子。被告收取原告种子后只提交了自行出具的《种子纯度鉴定结果通知书》，并未提交国外委托方鉴定书和中文检验单，该《种子纯度鉴定结果通知书》未附加鉴定报告，也无鉴定机构名称，只是被告的一份通知，对该通知单原告不予认可，被告提交的上述证据之间不具有合法性。原、被告虽对种子纯度进行了检验，但被告技术人员并不是原告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所属的种子管理机构组织人员，且被告技术人员也不具有种子鉴定资质，双方对种子纯度的检验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发布的《农作物种子质量纠纷田间现场鉴定办法》中关于“种子现场鉴定应由田间现场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所属的种子管理机构组织实施”的规定。被告未提交足以证明原告生产的种子质量不符合合同约定的证据，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原告已经按约全面履行了自己的义务，被告不具有拒付种子款的合理、合法依据，故应对原告诉请的种子款予以偿付，但被告偿付种子款时应扣减原告借款6000元。原告主张的利息824元符合双方合同中约定的违约责任承担的范围，应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被告甘肃东方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偿付原告胡啸制种款34945元，并承担利息824元，合计35769元，扣减原告向被告借款6000元，下剩29769元，被告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履行完毕。案件受理费544元由被告甘肃东方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负担。东方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于2015年12月29日做出（2015）张中民字第541号民事裁定，以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为由，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法院重审。一审法院重审认定事实：原告胡啸长期为被告东方公司种植制种番茄，至2011年已经种植了多年。2011年2月，原被告口头协商，由原告继续给被告进行番茄种子的制种。2011年7月5日，被告作为预约方，原告作为承约方，双方签订《种子预约合同》和《制种附加协议》，合同约定，由原告为被告种植编号为T1319号番茄种子1亩，收购价为1450元／公斤，种子纯度≥98％、净度≥99％、芽率≥90％、水分≤7％；被告提供种子亲本，进行技术指导，建好生产档案，落实技术规程，承担因品种不适应当地条件和技术欠缺给承约人造成的损失。原告按合同要求进行制种，落实制种面积，调整好隔离区，积极主动实施技术规程和生产方案，保证制种田所需的水肥等基本条件，无条件执行去杂、去雄、授粉等关键环节的要求，保证被告提供的亲本种子不外流、不自留。对种子的收购地点、时间、期限及付款方式、违约责任等其它事宜进行了约定。原告于同年2月开始制种，并在被告技术员指导下进行田间操作。2011年9月下旬，原告接到被告的通知，原告按照被告技术员的要求对制种进行取籽。2011年10月13日，被告收取原告番茄种子24.1公斤，并对种子种样进行提取封存。2011年11月l8日，被告将收取的原告及其他农户的种子申请出口报关单，2011年11月28日经海关批准出口以色列。2012年3月30日，被告向原告发出内容为：“你于2011年种植的番茄(T1319品种)，经国外委托公司最终鉴定，纯度为94.3％，达不到合同要求，按合同约定，属于不合格种子，遵照合同，种子不予退回并不付款”的《种子纯度鉴定结果通知书》。原告接到被告通知后提出异议。后被告又对原告及其他种子质量不合格农户的种子进行了鉴定，经鉴定原告制种的番茄种子仍为不合格种子。另查明，原告在制种期间向被告借款6000元。一审法院重审认为，种植回收合同是指种子生产企业就种子的生产与农户合作，种子生产企业提供亲本或原种种子并提供技术指导，种子生产企业全部回收农户种植的种子，按约定的价格向农户支付价款的合同。本案原告胡啸、被告东方公司签订的《种子预约合同》和《制种附加协议》虽属格式合同，但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亦不违反国家法律强制性规定，该合同是合法有效的合同，双方应严格依约履行。被告作为专业的制种企业提供亲本或原种，派技术人员在种子生产过程进行指导，收购种子，即完成了合同约定义务。原告作为制种者，其义务是提供土地和劳动，按照被告的生产规程进行田间操作，交售合格的种子。被告虽然于2011年9月29日收取了原告的种子，并将收取的种子出口了意大利，但这并不能证明原告种植的种子即为亲本种子。原告提出种子纯度不合格是因为被告提供的亲本不合格造成的，对此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鉴于原告已为被告制种多年，其余年份原告种植的种子均系合格种子，故原告不能证明被告“因亲本、原种种子质量或者技术指导失误造成损失”的情况下，种子质量不合格的责任应由原告承担。尽管原告种植的种子不合格，但原告为履行合同提供了土地，并付出了辛勤劳动，根据公平原则，被告对原告履行合同的付出，应当予以适当补偿。补偿标准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按双方约定的种子价款34945元的60%计算为宜，即由被告补偿原告20967元，但原告的借款6000元应予以扣除。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一百一十一条之规定，判决：一、驳回原告胡啸的诉讼请求；二、被告甘肃东方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补偿原告胡啸制种损失费20967元，扣除原告借款6000元，被告实际补偿14967元，于判决生效后三日内付清。案件受理费544元，由原告胡啸负担218元，被告甘肃东方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负担326元。东方公司不服，向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东方公司的诉讼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胡啸的诉讼请求。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重审查明的事实一致。二审法院认为，上诉人胡啸与上诉人东方公司签订的《种子预约合同》和《制种附加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应认定为有效合同。东方公司依双方签订的《制种附加协议》的约定通知胡啸生产的种子质量不合格。胡啸对此有异议，应按该附加协议约定在5日之内提出书面复检请求进行复检确认种子质量问题，但胡啸未按约定行使权利，对其引起的不利后果应由其承担。东方公司对质量有异议的农户包括胡啸封存的种子自行进行了田间种植鉴定，鉴定结果为胡啸生产的种子纯度达不到合同约定的纯度标准。东方公司据此确认胡啸生产的种子为不合格种子。对拒付种子款引起争议并提起诉讼后，甘肃东方公司主张种子质量不合格，胡啸自始不予认可，但未依法申请进行鉴定，也未能提供相应证据否认东方公司自行进行的制种鉴定结果，同时也未能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种子质量合格。因此胡啸认为种子质量合格的主张不予支持，其要求东方公司给付种子款及利息的请求不予支持。按照双方签订的协议约定，造成种子质量是否合格的原因未能明确，胡啸有一定的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一审判决确认其承担40％的责任符合本案情况及法律规定。东方公司未能提供充足证据证明其在质量责任问题上不存在任何过错，应承担一定责任，其主张不承担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但一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一百一十一条不当，因双方对争议的相关问题约定的比较明确，故对一审判决适用法律应予纠正。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处理适当，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44元，由上诉人甘肃东方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承担。围绕当事人的再审请求，本院对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关于东方公司向胡啸发送的以其公司名义出具的《种子纯度鉴定结果通知书》，东方公司认为该《种子纯度鉴定结果通知书》系双方《种子预约合同》中约定的对外种子质量鉴定的国外委托方检验结果及中文检验单，但胡啸始终不予认可。因该《种子纯度鉴定结果通知书》在形式与内容上均不符合双方《种子预约合同》约定，亦不是由国外委托方出具的，其仅为东方公司的单方书面通知，故东方公司认为该《种子纯度鉴定结果通知书》系双方《种子预约合同》中约定的对外种子质量鉴定的国外委托方检验结果及中文检验单的理由不能成立。综合当事人在原一、二审提交的证据与以上再审庭审中的陈述，再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另查明，2011年11月18日被告将收取的原告及其他农户的种子申请出口报关单，2011年11月28日经海关批准出口以色列。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不履行合同义务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再审申请人东方公司与被申请人胡啸双方口头协商，由胡啸为东方公司进行番茄制种，并对种植事项进行了口头约定，在种植期间，双方签订了《种子预约合同》和《制种附加协议》，该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属有效合同，双方均应按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各自义务。合同履行过程中，胡啸按照东方公司技术员的现场指导进行了种植，并按照东方公司发放的《种子田间采收通知单》按时采收、取籽并交付了种子。胡啸已按合同约定履行了自己的义务。东方公司收取了胡啸的种子出口以色列后，仅以自己的名义自行出具了《种子纯度鉴定结果通知书》提出胡啸的种子质量不符合合同约定，并未按照双方签订的《种子预约合同》的约定向胡啸出具国外委托方的检验结果及中文检验单，也未按《制种附加协议》的约定委托相关鉴定部门进行核查，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胡啸主张的利息824元符合双方合同中约定的违约责任承担的范围，应予支持。东方公司与胡啸其后虽对种子纯度进行了检验，但该检验人员系东方公司内部员工，而非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所属的种子管理机构组织人员，且双方对种子纯度的检验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发布的《农作物种子质量纠纷田间现场鉴定办法》中关于“种子现场鉴定应由田间现场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所属的种子管理机构组织实施”的规定。东方公司单方出具的检验报告不能证明胡啸的种子质量不符合合同约定的标准，对此胡啸亦提出异议。依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的原则，东方公司未能提交证明胡啸生产的种子质量不符合合同约定的证据，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并应按照双方约定履行支付制种款义务，故东方公司请求撤销二审判决，并改判驳回被申请人诉讼请求的再审请求不予支持。原一二审判决适用举证责任错误，导致判处失当，应予纠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审判监督程序严格依法适用指令再审和发回重审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关于“对方当事人在再审庭审辩论终结前也提出再审请求的，应一并审理和裁判”的规定，因胡啸再审中提出要求对方全额支付种子款并承担相应利息的请求，故对该请求一并进行审理，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甘07民终601号民事判决及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甘0702民初第285号民事判决；二、再审申请人甘肃东方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向被申请人胡啸支付制种款34945元，并承担利息824元，共计35769元，扣减胡啸向甘肃东方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借款6000元后，由甘肃东方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向尤国昌一次性支付29769元（限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4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44元，共计1088元，由再审申请人甘肃东方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负担。审 判 长 钱芙贤审 判 员 杨玉龙审 判 员 孙国峰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杨 劼书 记 员 王蓓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