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40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亚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华夏路49号之一南塔1308房。法定代表人：王代军。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鹏飞，广东伯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卓琪，广东伯方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袁文琪，女，1981年2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强，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宏彬，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李达安，男，1989年8月7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亳州市蕉城区。上诉人广州亚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恒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袁文琪、原审被告李达安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6民初112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亚恒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亚恒公司无需向袁文琪承担任何责任；3.由袁文琪承担本案的一、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袁文琪作为证券交易账户的实际操作方应自行承担风险。我方认为，融资行为与证券交易行为是两个行为，即便《投资顾问协议》（以下简称协议）被认定为无效也不影响证券交易行为的合法性。合同相对方向袁文琪提供资金只是袁文琪进行高风险证券交易行为并亏损的条件而非原因。袁文琪产生的资金损失是其进行证券投资行为的损失，是其从事高风险投资行为的结果。袁文琪作为一名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对进行证券投资活动的高风险性应当是明知的，其自愿接受融资并对证券交易账户进行实际操作，应自行承担自身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协议约定由袁文琪对证券交易账户进行日常交易操作，袁文琪并未提供直接证据证明是因亚恒公司导致其无法对账户进行操作、其资金损失是因亚恒公司过错导致的，故袁文琪应自担风险，自行承担资金损失。另外，现委托账户中的剩余资金并非由亚恒公司控制。二、亚恒公司只是协议的签订人，李达安才是协议的实际履行人、本案的责任主体。根据协议记载，在开户券商办理交易账户挂钩的银行存管账户为李达安名下的账户，该账户用于接收袁文琪支付的资产收益以及缴存的风险保证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二款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可见李达安是以亚恒公司的名义签订合同，其才是协议的实际缔约方。实际操作中，700万元的保证金及证券交易的收益是支付至上述李达安的私人账户中。而协议中约定的应由亚恒公司提供的初始委托资金1400万，实际是由李达安自行提供的，亚恒公司从未对外支付过该1400万元。事实上，亚恒公司自始至终未曾参与合同的履行，未在案涉协议中获益，不是本案的责任主体，不应承担给付义务。至于具体最终李达安应向袁文琪支付多少款项，应由其双方自行结算。理由补充：第一，关于李达安是合同的实际履行人，在本案中还表现为李达安在合同里面落款处签字捺手印。第二，因为协议中明确载明了与证券交易账户挂钩的银行存款账户是在李达安名下的，而且根据生活经验可得知，证券交易账户与银行存款账户，必须是以同一人的名义开具的，说明提供证券交易账户的是李达安本人，袁文琪在一审中也明确表示她是在李达安名下的一级账户进行二级账户的操作。第三，因为一级账户本身已经有了可操作的资金，这些资金是李达安之前从银行融资所得的保证金，无需再投入证券交易账户中，实际进行运作。如果亚恒公司才是协议的履行人，亚恒公司可直接收取保证金。被上诉人袁文琪辩称，一、本案所涉合同关系是发生在袁文琪和亚恒公司之间的，理应由亚恒公司承担责任。亚恒公司主张并未参与合同的履行，不是本案的责任主体，不应承担给付义务，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具体的理由如下：1.本案所涉的投资顾问协议的签约主体是亚恒公司与袁文琪，同时亚恒公司在合同中加盖了亚恒公司的合同专用章，很明显亚恒公司就是本案合同的相对方，同时亚恒公司在上诉状第二条中也确认了其系案涉合同的签订人，亚恒公司理应承担合同无效后的款项返还及赔偿责任。2.从亚恒公司与袁文琪签署的投资顾问协议中可以明确，亚恒公司指定的李达安的账户作为收款账户，但是对于亚恒公司和李达安之间是何种关系，二者如何进行利润分配等，系亚恒公司与李达安之间的内部关系内部事情，与袁文琪无关。袁文琪是基于亚恒公司投资管理公司这一身份才与其签署涉案协议的，一审法院也认定了李达安并非合同的相对人。3.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袁文琪根据亚恒公司的指令，已向其支付了多笔手续费，亚恒公司主张在涉案协议中未获益，并非事实。至于亚恒公司通过私人账户收取经营收益后，是否将收益转回至公司账户这是亚恒公司自己的行为，与袁文琪无关，与本案无关。二、本案所涉合同是因亚恒公司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归于无效，一审法院判决认定合同无效，并判决亚恒公司返还款项赔偿损失，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具体的理由如下：1.亚恒公司不具备证券营业的资质，其未经批准擅自经营证券业务，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一百二十条的规定，其与袁文琪签署的投资顾问协议也因违反了上述禁止性规定而归于无效。2.亚恒公司不具备证券营业的资质，其擅自利用控制的证券账户及平台开设二级伞形虚拟账户，并进行证券交易的行为，本身是非法的，而并非其在上诉状中所称的投资顾问协议被认定为无效，不影响证券交易行为的合法性。相反在整个合同履行过程中，袁文琪的二级虚拟账户的资产总值是高于合同约定的警戒线，也远远高超过平仓线。从亚恒公司员工孙某在一审中的陈述可以得知，2018年3月7日，因为亚恒公司操作，导致其一级账户的资产总值过低，进而被证券公司进行了买入和卖出的限制，也即是我们所说的爆仓。正是因为亚恒公司的过错，导致袁文琪账户无法操作，进而产生巨大损失。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本案中因亚恒公司的行为导致涉案合同无效，并给袁文琪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一审法院判决其返还财产并赔偿损失，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3.袁文琪在一审中提供的交易明细、邮件往来、聊天记录，及亚恒公司孙某的询问笔录，均可证明系因亚恒公司的过错导致袁文琪的账户无法进行操作，进而产生巨大损失。相反在袁文琪提交的上述证据以后，亚恒公司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主张，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及后果。综合上述几点，一审法院判决亚恒公司返还财产赔偿损失，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亚恒公司的全部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原审被告李达安未到庭，亦无提交书面意见。袁文琪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亚恒公司返还袁文琪保证金余款5757943.9元；2.亚恒公司赔偿袁文琪经济损失1242056.1元；3.亚恒公司赔偿袁文琪造成的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以700万元为基数，从2018年3月8日起计算至清偿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4.李达安就上述1、2、3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亚恒公司、李达安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袁文琪提供其于2017年5月17日与亚恒公司签订《投资顾问协议》，该协议落款处加盖亚恒公司合同专用章及袁文琪签名，同时授权代理人处有“孙某”签名，协议文末处有李达安签名捺印。该协议约定：亚恒公司委托袁文琪为其合法拥有的资金进行中国证券交易二级市场投资，各自承担义务，获得相应收益；亚恒公司在开户券商办理完成交易账户挂钩的银行存管账户为李达安名下尾号为5889的中国银行账户，该账户在协议存续期间内不可撤销或变更（双方同意除外），用于接收袁文琪支付亚恒公司的资产收益及袁文琪缴存的风险保证金；亚恒公司为袁文琪提供委托资金专用的账号及密码，账户初始委托金额为2100万元，其中亚恒公司委托资金1400万元，袁文琪提供风险保证金700万元；投资顾问授权期限自2017年5月17日至2017年8月16日，协议期间，亚恒公司禁止销户、撤离资金；由袁文琪对账户进行日常交易操作，亚恒公司有权查询每日账户资产情况，但不得进行任何交易，若T日委托账户所涉及账户资产总值（现金资产和股票市值之和）触及相应预警线和平仓线时，袁文琪未按合同约定进行减仓、平仓或追加保证金，则属于袁文琪违约，袁文琪同意亚恒公司进行密码修改、进行账户交易，按照合同约定进行减仓、平仓和冻结部分资金使用权限、终止本协议等操作，所产生的交易结果袁文琪无异议；账户警戒线值为1890万元，平仓线值为1680万元，追加保证金要求达到净值≥1；协议终止后，进入清算过程，在亚恒公司委托资产及相应的预期收益实现后，亚恒公司返还袁文琪交纳的剩余风险保证金，同时袁文琪享有本协议所涉及委托资产账户余下的全部剩余收益，在清算完成后5个工作日内，亚恒公司应将袁文琪收益转账至本协议预留的袁文琪银行账户。签署上述协议同日，袁文琪向李达安尾号5889的账户支付保证金700万元。一审庭审中，袁文琪称自2018年3月7日起发现其无法再依前述协议对证券交易账户进行正常操作，遂于2018年3月21日向亚恒公司的员工孙某提出清算要求，亚恒公司的员工孙某通过微信向袁文琪的代理人陈连捷发送对账单，确认账户结算剩余总资金为19757943.9元，账户结算剩余保证金为5757943.9元。同时，应袁文琪要求，孙某向其发送了袁文琪操盘的二级账户的交易明细。孙某到庭确认其身份为亚恒公司员工，在职期间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及购买社保，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王代军交付其营业执照、公司印章，平时由其负责对该公司进行日常管理，同时接受王代军指令与客户接触并磋商订立配资炒股合同。在交易过程中，合同条款由王代军事先拟定，由其根据客户要求进行调整和修改后发送给王代军确认，并由其最终在合同上加盖公章印章。孙某同时提供其手机中存储的与王代军之间相互联系的微信聊天记录予以证明。就案涉合同，孙某确认系其代理亚恒公司与袁文琪所签，合同上的公章及其签名均系真实。其发送给陈连捷的对账单由其制作，但并不准确，账户内准确的剩余金额，其亦不清楚。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设立证券公司，必须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审查批准。未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证券业务。”亚恒公司未取得证券营业许可，擅自从事证券融资业务，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同时客观上也破坏了金融证券市场秩序，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袁文琪与亚恒公司之间订立的《投资顾问协议》应认定无效。合同被认定无效后，因合同取得的财产应予返还，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受到的损失。现委托账户中的剩余资金仍由亚恒公司控制，亚恒公司依法应向袁文琪返还。同时，也由于该公司原因导致袁文琪无法对账户进行操作，该公司对袁文琪的资金损失存在明显的过错，依法应对此作出赔偿。据此，袁文琪要求亚恒公司返还账户内剩余资金并赔偿损失共计700万元合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利息损失的计算应自袁文琪向亚恒公司提出清算要求，即2018年3月21日起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因李达安并非合同相对人，不承受合同相关权利及义务，袁文琪要求其承责法律依据不足，一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并依法予以驳回。亚恒公司、李达安经一审法院公告送达传票传唤，期满未到庭应诉，一审法院依法作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九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一审判决如下：一、亚恒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袁文琪支付700万元及利息损失（2018年3月2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二、驳回袁文琪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所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1130元，由亚恒公司负担。上诉人亚恒公司二审提交广州盛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及章程修正案，拟证明证人孙某与原审被告李达安存在利害关系，被上诉人袁文琪则认为上诉人亚恒公司举证行为已经超出了举证期限，且认为不足以证实李达安和孙某就本案存在利害关系，本院亦认为上诉人亚恒公司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被上诉人袁文琪二审提交转账流水，证明其于2017年5月17日至2018年3月5日之间向上诉人亚恒公司指定的案外人赖某、钟某账户分十次（频率基本为每月一次）支付共计579441元作为履行案涉合同的手续费，上诉人亚恒公司对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该两案外人系为原审被告李达安收取的案涉收益。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被上诉人袁文琪于2017年5月17日至2018年3月5日之间向案外人赖某、钟某账户分十次支付共计579441元。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之规定，第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本案的焦点问题在于上诉人亚恒公司是否为案涉合同相对方以及被上诉人袁文琪的损失是否应当由上诉人亚恒公司赔偿问题。关于合同相对方的问题。从本案已经查实的事实来看，案涉合同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因此，本院认为上诉人亚恒公司而非原审被告李达安为案涉合同主体，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无误。上诉人亚恒公司关于法律有规定公司不得利用个人账户存储财产故而前述资金为李达安个人资金的主张，与案涉合同记载的事实完全不符，且基于合同的相对性，不论该资金的最终来源是来自上诉人亚恒公司或者原审被告李达安，均不能以此对抗被上诉人袁文琪，更不能以此否定其合同主体身份。虽然案涉合同名为投资顾问协议，但实质是被上诉人袁文琪利用上诉人亚恒公司提供的资金配资进行证券市场交易。对于该案涉配资合同的效力问题，一审法院对此问题已作充分论述，且理据充分，而各方当事人均未就一审判决对合同的效力认定结论提出异议，故本院认同一审法院作出的案涉合同无效的认定。但需指出的是，合同无效系指合同无履行效力，但仍可能作为查明、认定事实的证据。本案案涉合同载明的事实，能够与其他证据如银行流水、证券账户交易明细等互相印证，可以共同用于认定相关事实。关于合同认定无效后的处理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首先，双方结算情况显示，本案中被上诉人袁文琪尚有5757943.9元财产留存在上诉人亚恒公司指定的账户，在合同无效的情况下，此部分财产上诉人亚恒公司应依法予以返还。其次，关于手续费问题。被上诉人袁文琪认为其向案外人赖某、钟某账户转账交付的共计579441元为履行案涉合同的手续费，上诉人亚恒公司对此予以否认，认为该两案外人系代原审被告李达安收款。本院认为，在股票配资交易中，资金出借人向用资人收取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或者手续费为交易常态，是其通常的盈利模式。本案中作为资金出借人出借大额资金的上诉人亚恒公司，虽不承认被上诉人袁文琪向案外人赖某、钟某账户转账交付的579441元为向其交付的履行案涉合同的利息或者手续费，但也承认了前述款项性质确为案涉配资款项的收益，同时上诉人亚恒公司也未能证明其以其他方式收取过被上诉人袁文琪利息或者手续费，因此，本院认为前述579441元为被上诉人袁文琪为利用案涉配资款而向上诉人亚恒公司支付的对价。因案涉合同无效，上诉人亚恒公司依据无效合同取得的前述款项，亦应当一并返还被上诉人袁文琪。上诉人亚恒公司返还该部分款项时应当一并返还自取得之日起的利息，但因被上诉人未对一审判决确定的利息起算日期提出上诉，故本院对利息起算日期不作调整。至于被上诉人袁文琪在从事证券交易中发生的其他损失，本院认为，虽然本案双方签订的合同无效，即以股票投资为目的的案涉配资行为无效，但配资行为完成后，被上诉人袁文琪与不特定第三方所实际进行的证券交易行为却并非无效。本案中被上诉人袁文琪实际用于证券交易的资金为700万元，投资结果为剩余5757943.9元，加上579441元手续费，实际投资损失金额为7000000-5757943.9-579441=662615.1元。本院认为，这部分损失，并非配资行为造成，而系被上诉人袁文琪从事高风险证券投资行为的结果；即被上诉人袁文琪从事证券投资亏损原因在于股票价格的涨落及被上诉人袁文琪高买低卖的交易行为，而配资只是被上诉人袁文琪进行高风险证券投资并亏损的一项条件而非原因。因此，被上诉人袁文琪的此部分损失，是进行证券投资行为的损失而非履行配资合同的损失，是被上诉人袁文琪与不特定第三方证券交易的结果，应由行为人即被上诉人袁文琪自行负担，而不应作为配资合同无效的损失由上诉人亚恒公司负担。因此，一审法院判令上诉人亚恒公司承担被上诉人袁文琪此部分损失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适用法律部分有误。上诉人亚恒公司部分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部分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6民初11290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二、变更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6民初11290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为“广州亚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袁文琪支付6337384.9元及利息损失（以6337384.9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自2018年3月21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和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计付）”；三、驳回袁文琪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61130元，由上诉人广州亚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负担55323元，被上诉人袁文琪负担580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1130元，由上诉人广州亚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负担55323元，被上诉人袁文琪负担5807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泳涌审判员  李 杰审判员  汪 婷二〇二〇年六月一日书记员  张洁莹冯佩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