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厦民初字第1679号 原告：李至强，男，1959年1月29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在内地住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台湾商务大厦6层），香港居民身份证号码：×××8086（4）。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丽娟，北京蓝鹏（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张湘琳，女，1962年8月1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在内地住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台湾商务大厦6楼），Ａ）。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丽娟，北京蓝鹏（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林加其，男，1968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址：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现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建章，福建乐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燕瑜，福建乐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叶彦君，女，1978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址：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现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建章，福建乐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燕瑜，福建乐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厦门永福贵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嘉禾路21号2203单元。 法定代表人：林加其。 第三人：汪安南，男，1963年5月1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第三人：陈湘，男，1964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 第三人：陈剑明，男，1968年5月11日出生，汉族，居民身份证地址：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现住福建省福清市。 第三人：贵州永福贵水泥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桐梓县娄山关镇县府路1号。 法定代表人：陈剑明。 原告李至强、张湘琳与被告林加其、叶彦君、厦门永福贵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厦门永福贵公司）、第三人汪安南、陈湘、陈剑明、贵州永福贵水泥有限公司（下称贵州永福贵公司）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11月1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至强、张湘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丽娟，被告林加其、叶彦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建章，被告林加其（同时作为被告厦门永福贵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到庭参加两次庭审。第三人汪安南、陈湘、陈剑明、贵州永福贵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11年12月13日，原告与被告林加其、叶彦君 共同签订一份《合作协议书》及一份《股权转让协议》，原告为此向被告林加其、叶彦君支付600万元（人民币，币种下同）款项。2014年10月9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闽民终字第135号、第136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由于本院已经认定600万元款项的性质系李至强、张湘琳根据《合作协议书》约定，支付贵州永福贵公司前期投资费用的分摊款。因此，李至强、张湘琳对贵州永福贵公司享有相应的投资权益，可以另行主张。”因此，原告享有贵州永福贵公司40%的投资权益。 但被告林加其、叶彦君利用全面控制被告厦门永福贵公司，继而控制贵州永福贵公司的方式，在未经二原告许可情况下，将贵州永福贵公司90%的股权，分别在2012年10月8日转让给汪安南20%股权，于2012年11月2日转让给陈湘、陈剑明70%股权，获得股权转让款及溢价收入合计2400万元。因二原告享有贵州永福贵公司40%的权益，因此，被告林加其、叶彦君、厦门永福贵公司应将960万元股权转让收入支付给二原告，但至今尚未支付。此外，二原告与被告林加其、叶彦君签订的《合作协议书》载明的林加其、叶彦君为贵州永福贵公司项目投入1500万元与事实不符。贵州永福贵公司前期投资只有2448741.5元。根据《合作协议书》约定，李至强、张湘琳分摊前期费用的40%即979496.6元。因此，被告林加其、叶彦君应退还多收原告分摊款5020503.4元及占用期间的利息。原告遂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一、被告林加其、叶彦君、厦门永福贵公司立即向二原告支付转让贵州永福贵公司90%股权收益的40%即960万元及利息（以960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2年12月3日起计至实际付款之日止）；二、被告林加其、叶彦君向二原告返还多收的项目公司（贵州永福贵公司）前期投资分摊款5020503.4元及利息（以5020503.4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2年3月30日起计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三、本案的财产保全费及案件受理费由三被告共同负担。 被告林加其、叶彦君、厦门永福贵公司辩称，一、李至强使用虚假身份骗取被告林加其、叶彦君与其签订《合作协议书》，导致被告林加其、叶彦君作出错误意思表示并遭受重大损失，李至强的行为已经构成欺诈。二被告已在遵义中院以李至强身份虚假、存在欺诈为由，起诉撤销本案讼争的《合作协议书》，本案应当中止诉讼。二、前期投资款1500万元是协议签订前各方认可的费用标准，各方已经签字予以确认。在合作项目未清算之前，原告要求被告返还投资款没有合同依据。三、《合作协议书》约定后续投资总额为8000万元，原告需要投资40%，被告多次催告原告出资，原告至今未出资，已经构成根本违约。而被告及第三人后续均有继续投入资金，该项目目前尚未盈利，仍处于投资建设阶段。 第三人汪安南、陈湘、陈剑明、贵州永福贵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状。 原告李至强、张湘琳举证如下：1、（2014）第135、136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生效判决已认定原告支付的600万元系《合作协议书》约定的贵州永福贵公司前期投资费用的分摊款；原告可享有贵州永福贵公司项目40%的投资权益。2、股东基本信息，拟证明贵州永福贵公司股东变更情况。3、股份转让协议书、转账凭证、收条，拟证明林加其、叶彦君未经原告许可的情况下，将贵州永福贵公司90%的股权分别转让给汪安南、陈湘及陈剑明，获取股权转让款2400万元。4、合作协议书、对账单、银行对账单，拟证明贵州永福贵公司前期投资款仅有2448741.5元，林加其、叶彦君应退还多收的投资分摊款5020503.4元。5、厦门市公安局《案件办理情况报告》厦公文（2013）144号文件，拟证明厦门永福贵公司与贵州华电桐梓发电有限公司（下称华电公司）签订项目转让协议，以支付500万元补偿款为条件收购水泥生产线项目；林加其、厦门永福贵公司收到股权转让款2400万元；林加其自认汇入其个人账户的1750万元系厦门永福贵公司应收取的贵州永福贵公司股权转让款。6、项目转让协议书2份及答辩状、工商银行转账凭证、会议纪要、财务审核说明、（2014）思民初字第5608号案件上诉状，拟证明购买桐梓水泥生产线项目及批文等费用为500万元，尚有260万元未支付；厦门永福贵公司支付给华电公司240万元，已用贵州永福贵公司的部分注册资金偿还了；《合作协议书》项下贵州永福贵注册资金及购买项目批文的实际支出仅有500万元，而非1500万元。7、起诉状及撤诉裁定书，拟证明原告并未违反《合作协议书》之约定。8、收款收据、农业银行进账单，拟证明林加其、叶彦君、贵州永福贵公司以借款方式要求李至强支付勘探费100万元。9、（2012）厦民初字1040号判决书、强制执行申请书、（2014）厦执行字第839号执行裁定书，拟证明李至强于2011年12月13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使用的身份系“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吉潭镇吉潭村团结路99号，公民身份号码4414221966××××××××”，林加其基于该份协议起诉李至强要求解除协议一案已生效；林加其提交的强制执行申请书及执行裁定书所确定的李至强的身份系前述江西身份证。10、（2015）民申字第1408号裁定书，拟证明最高民事裁定书已确认李至强对贵州永福贵公司享有投资权益。11、计划采购预先申请审批单、通知，拟证明李至强依约支付了投资款，并进组贵州永福贵公司项目现场参与管理。12、收条及公证文书2份，拟证明林加其一方自陈春苑处抢走贵州永福贵公司公章、营业执照正副本，并要求其交出贵州永福贵公司财务章及资料，陈春苑将财务章及资料交给派出所保管。13、转账凭证，拟证明原告已向林加其、叶彦君交付600万元款项。14、协议书、黔发改工业（2012）1092号文件，拟证明李至强确有参与管理贵州永福贵公司项目，该项目因其管理获得增值。15、会议纪要、计划采购预先审批单预借审批单、公章、公司证件使用申请表，拟证明厦门永福贵公司的会议纪要显示由李至强负责桐梓县水泥建厂项目的财务开支、项目筹建等管理工作；李至强实际参与贵州永福贵公司、桐梓水泥建厂项目的筹建、经营及管理。16、地质勘探合同，拟证明林加其将贵州永福贵公司90%股权转让给第三人之后，贵州永福贵公司才签订勘探合同，因此《合作协议》签订时及项目股权转让之前并未发生勘探费用，前期1500万元投资款中并未包括勘探费用。17、2011年度厦门永福贵公司年检报告书、2011年普定县嘉琪水泥有限公司（下称嘉琪水泥公司）年检报告书，拟证明2011年12月31日之前，厦门永福贵公司的对外负债明细表、应收账款中并未体现应付“嘉琪公司”项目补偿款；2011年12月31日之前不存在厦门永福贵公司应付嘉琪公司2200万元项目补偿款的事实。18、江西省寻乌县吉谭派出所出具的《证明》、寻乌县公安局出具的《证明》，拟证明李至强江西身份证系违规办理，并非虚假；香港身份的李至强与江西身份的李至强系同一人。19、注销户口证明书，拟证明张湘琳系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20、股份转让协议书、收条，拟证明陈湘、陈剑明向汪安南受让贵州永福贵公司10%股权的转让款为300万元。21、勘探费等事实说明函，拟证明陈湘、陈剑明受让厦门永福贵公司持有的贵州永福贵公司70%股权的转让款是2100万元；贵州永福贵公司关于案涉水泥项目仅与遵义黔地源矿产勘查有限公司签订包干价为68万元的《地质勘探合同》及包干价为6万元的《补充协议》，该补充协议最终结算实际勘探费用为6000元，因此讼争项目的实际勘探费用为686000元。 被告林加其、叶彦君及厦门永福贵公司对原告李至强、张湘琳所举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但后续庭审过程中被告厦门永福贵公司对该份证据真实性又予以确认。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对证据4中合作协议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账单和银行对账单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5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6中的项目转让协议书真实性予以确认，关联性有异议；对答辩状、工商银行转账凭证、会议纪要的真实性有异议，没有原件；对财务审核说明的真实性有异议，系单方制作。对证据7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8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9、10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11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12中收条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后附清单未加盖派出所公章，对其真实性有异议；2份公证文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13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14中的协议书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后面的签字时李至强自行添加的，对其余证据真实性有异议。对证据15中2012年4月11日会议纪要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对证据16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关联性有异议，在讼争项目转给陈湘、陈剑明之前已经在洽谈勘探事宜，合作协议中为约定转让款包括勘探费用，除了68万元勘探费，还有另外补充协议，合计是346万元勘探费。对证据17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贵州永福贵公司补偿的2200万元是在2011年12月31日之后支付的，该补偿事项未记录在该财务报表中。对证据18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19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对证据20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因并无原件，是否系陈剑明本人签名无法确认，且涉及第三人汪安南、陈湘、陈剑明之间的股权转让，与本案无关联。对证据21的真实性不予确认。 被告林加其、叶彦君举证如下：1、新建桐梓电厂项目配套建设日产5000吨熟料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建设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拟证明桐梓水泥项目总投资估算超过8亿元，预计项目建成后年平均利润总额16927.76万元。2、（2012）厦民初字第865号案件受理通知书、起诉状、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撤回部分诉求申请书、撤诉申请书，拟证明原告于2012年8月提起撤销合作协议之诉，后撤诉。被告引入投资者系因原告不愿再参与该项目。3、股权认购确认书、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产权交易凭证、项目转让协议，拟证明因嘉琪水泥公司参与举牌贵州乌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转让其持有的贵州江葛水泥有限责任公司60%股权，才获得优先受让桐梓水泥项目的机会；嘉琪水泥公司以高出挂牌价格近2200万元价格竞买江葛水泥公司60%股权的，高出的款项系被告案涉项目的成本；林加其与华电公司于2011年9月就桐梓水泥项目签订项目转让协议书，原告系2012年加入该项目。4、公证书4份、民事起诉状，拟证明林加其、叶彦君于2012年7月24日以公证邮寄的方式向原告发出催告支付投资款3200万元的催告函；李至强在签订合作协议时使用虚假身份，被告已经另案提起诉讼。5、（2015）桐法民初第758号案件受理及缴款通知书、民事裁定书，（2015）遵市法立字第141号民事裁定书，受理案件通知书，（2016）黔03民初152号民事裁定书，（2016）黔民辖终97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遵义中院已受理被告提起的撤销之诉。6、民事起诉状、开庭传票，拟证明原告在本院另案就合作协议要求被告赔偿500万元损失。7、年产300万吨水泥新型干法水泥熟料生产线协议书，拟证明案涉水泥厂项目总投资14亿元，急需大量资金投入。8、桐梓茅石300万吨水泥厂项目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茅石200万吨水泥厂建设征地拆迁安置方案，拟证明案涉水泥厂项目于2012年仅用地征收及房屋拆迁一项总计需支出安置补偿费超过6500万元。9、会议纪要3份，拟证明李至强主持桐梓水泥厂项目前期管理工作，对项目急需投入资金等情况知情。10、项目进度计划示意图，拟证明项目建设计划，该项目于2015年5月至7月资金需求紧迫。11、贵州永福贵公司股东会决议，拟证明贵州永福贵公司于2012年11月引入新股东后立即进行增资，后又两度增资。12、股东出资通知书，拟证明因贵州永福贵公司急需资金，催告厦门永福贵公司按时足额出资。13、中国工商银行业务回单，拟证明贵州永福贵公司引入新股东后对项目进行追加投资。14、公证书4份、厦门中院第1040号、1041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林加其、叶彦君以公证邮寄的方式催告李至强、张湘琳支付投资资金3200万元，但李至强、张湘琳未履行出资义务，已构成根本违约。15、股权认购确认书、上海市联合产权交易所产权交易凭证、项目转让股权协议书两份，拟证明被告因嘉琪水泥公司参与举牌贵州乌江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60%股权，才获得优先受让桐梓水泥项目机会；嘉琪水泥公司以高出2200万元的价格竞买江葛水泥项目60%股权，高出款项是被告受让桐梓水泥项目的成本之一，之后林加其安排厦门永福贵公司与华电公司签订项目转让协议。16、协议书、收款收据、银行业务回单，拟证明林加其、厦门永福贵公司、嘉琪水泥公司达成协议，约定嘉琪水泥公司如通过竞买江葛公司60%股权而优先受让水泥项目，将由厦门永福贵公司直接受让，如嘉琪水泥公司超过股权认购确认书确定的挂牌价格取得股权的，超出部分款项由厦门永福贵公司补偿给嘉琪水泥公司。嘉琪水泥公司最终以6063.383万元竞得股权，高出挂牌价格2200万元，应由林加其及厦门永福贵公司分期补偿给嘉琪水泥公司；除林加其支付500万元保证金作为首期补偿款外，林加其、厦门永福贵公司又陆续补偿给嘉琪水泥公司1675万元，尚欠25万元。17、费用支出明细，拟证明贵州永福贵公司在2012年1月至10月支付员工工资及报销费用合计超过953209元。18、股权转让协议书，拟证明厦门永福贵公司将其持有的贵州永福贵公司70%股权以350万元转让给陈湘、陈剑明时，已将贵州永福贵公司自成立以来发生的350万元费用票据移交给对方；厦门永福贵公司及林加其负责项目矿产详勘钻探费用，贵州永福贵公司财务移交前所有的债权、债务由厦门永福贵公司及林加其负担。19、地质勘查合同、补充协议、付款明细，拟证明水泥厂项目因矿山地质勘查于2011年11月、2013年4月前后与遵义黔地缘矿产勘查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一份《地质勘查合同》和两份《补充协议》，应付勘探费346万元，已付50.8万元，尚余295.2万元未付。20、化验费发票，拟证明被告支付矿石化验费44480元。21、农业银行厦门市分行借记卡交易明细，拟证明原项目管理人员被辞退，被告为此支付补偿金合计80万元。22、资产负债表，拟证明截至2015年底，贵州永福贵公司为桐梓水泥项目累计投资686920364.35元，其中厦门永福贵公司应承担6870万元，原告应分担投资款2748万元。23、水泥厂现场照片，拟证明水泥厂项目自2012年11月至今未投产运营，目前陷于瘫痪状态，原告应与被告分担该项目之亏损。24、（2013）厦民初字第717号案件庭审笔录、户籍基本信息，拟证明该案中，持江西身份的李至强否认原户籍在厦门并迁往香港的李至强系其本人。本案原告李至强持有香港身份，应为原户籍地在厦门的李至强，与持有江西身份的李至强并非同一人，无权提起本案诉讼。25、确认函，拟证明嘉琪水泥公司确认截至2015年1月12日，除收到林加其500万元保证金作为首期补偿款外，还收到后续补偿款合计1675万元，尚欠补偿款25万元。26、催告函及附件，拟证明泥厂项目因矿山地质勘查于2011年11月、2013年4月前后与遵义黔地缘矿产勘查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一份《地质勘查合同》和两份《补充协议》，应付勘探费346万元，已付50.8万元，尚余295.2万元未付。27、银行汇款申请书，拟证明2012年11月26日，案外人将林加其代付的勘探费用13.6万元转入贵州永福贵公司账户，再由贵州永福贵公司转给遵义黔地缘矿产勘查有限责任公司。28、进账回单，拟证明2017年3月16日，贵州永福贵公司向遵义黔地缘矿产勘查有限责任公司支付勘探费用14万元。 原告李至强、张湘琳对被告林加其、叶彦君及厦门永福贵公司所举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的表面真实性予以确认，关联性有异议。该报告是否系对讼争项目所做报告无法证实，且该报告仅是对华电公司对拟投建项目的研究及发展预判。对证据2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3中的股权认购确认书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原告并非签订主体，该股权认购书与本案无关；对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产权交易凭证的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对项目转让协议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协议表明项目全部转让费为500万元，并非合作协议书中被告所称的1000多万元，证明被告虚构项目前期费用支出。受让华电公司项目的主体是厦门永福贵公司，贵州永福贵公司未有建厂项目和文件，系原告介入后才将华电公司过期的立项投资项目主体变更为贵州永福贵公司。对证据4中的公证书表面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并未收到该四份公证书，内容也与事实不符。被告发函目的是为了转让项目获得股权转让款并据为己有；对民事起诉状真实性予以确认，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5中除（2016）黔民辖终97号民事裁定书以外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该民事裁定书无原件，对关联性均有异议。对证据6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7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关联性有异议。协议书约定的项目投资总额是暂估金额，且未对第一期、第二期投资约定具体的投入时间；仅约定开工的前提条件为“土地等方面具备开工条件”；截至被告单方面将合作协议书项下项目出售给第三方时，协议书约定的首期出资并未发生，亦不存在项目急需大量资金投入的情况。对证据8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2份方案并非政府文件，且从证据本身来看，无法证明案涉水泥厂项目在2012年5月期间仅征地及房屋安置的补偿费超过6500万元。对证据9中的2012年4月11日会议纪要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2012年5月3日会议纪要的真实性不予确认，李至强未参加过该次会议，且记载的关于土地拆迁面积、拆迁房内容与被告提供的拆迁补偿安置方案完全不同，该份会议纪要未有任何人员签名，系捏造。对2012年5月22日会议纪要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10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对证据11的真实性不予确认。项目增资是被将合作项目转让给他人之后发生的，与本案无关；根据工商登记资料，贵州永福贵公司仅增资3000万元，而非9000万元；公司是否增资与项目是否急需资金投入无必然联系。对证据12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对证据13的真实性不予确认，该组证据仅是银行的转账凭证，其款项用途无法确定。对证据14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明对象不予认可。对证据15中的股权认购确认、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产权交易凭证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对2份项目转让协议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是贵州永福贵公司的协议书时间系倒签，对其证明对象不予认可。对证据16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对证据17的真实性不予确认，证明对象有异议。工资表中仅有部分员工是贵州永福贵公司员工，其余是林加其其他公司员工，且2012年5月至10月工资系推算出来的，没有实际发生；该份材料中的部分费用不存在，未实际发生。对证据18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明对象有异议，林加其在公安机关对其调查时确认其个人收取的1750万元是厦门永福贵公司转让给贵州永福贵公司70%的股权转让款；协议书的附件中明确“已有票据350万元”，系被告再次确认截至2012年11月2日，贵州永福贵公司的前期费用支出仅为350万元，因此林加其、叶彦君所称的前期费用为1500万元不存在。对证据19中的地质勘查合同、第一份补充协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第二份补充协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证明对象也不予认可。该项目隶属于贵州永福贵公司，而该补充协议系厦门永福贵公司的名义签订的。对证据20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不予确认，厦门永福贵公司不可能以自己的名义与勘探公司签订关于贵州永福贵公司的地质勘探项目，总的勘探费用仅有68.6万元，不需要补充勘探。对证据21的真实性和证明对象均不予确认，如员工被辞退，赔偿主体应是贵州永福贵公司，而非林加其个人，且从转账凭证上无法看出是支付给赖德成、赖庆瑞的辞退补偿金。对证据2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对证据2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对证据24的真实性不予确认，林加其在贵州遵义法院提起的案件中，已列明李至强的香港身份，且确认江西身份的李至强与香港身份的李至强系同一个人。对证据25的真实性不予确认，该份证据系被告为侵占原告应得款项而伪造的。对证据26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对证据27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即便贵州永福贵公司确支付给遵义黔地源矿产勘查有限责任公司款项，也与林加其无关。该份证据无法证明赖德成转账给贵州永福贵公司的款项系来自于林加其。且赖德成转给贵州永福贵公司的款项备注为投资款，而非勘探费。对证据28的真实性不予确认，且该笔款项是贵州永福贵公司支付的，与被告无关。 本院对本案证据认证如下：一、关于原告李至强、张湘琳所提供的证据，本院对证据1、2、5、7、8、9、10、11、13、16、17、18、19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3中股份转让协议书的真实性已被（2012）厦民初字第1041号生效判决所确认，因此，本院对该份股份转让协议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4中合作协议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6中项目转让协议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12中除收条后附清单之外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14中协议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15中的2012年4月11日会议纪要真实性予以确认。 二、关于被告林加其、叶彦君所提供的证据，本院对证据1、2、4、6、7、12、13、14、18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3中的项目转让协议书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股权认购确认书及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产权交易凭证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确认；对证据5中除（2016）黔民辖终97号民事裁定书之外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9中2012年4月11日、5月22日会议纪要的真实性予以确认，2012年5月3日会议纪要并无参会人员签名，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证据12股东出资通知书中要求厦门永福贵公司在五天内按照出资总额2500万元比例出资，该份证据与证据13中2012年12月10出资250万元的银行转账凭单可相互印证，形成完整证据链，本院对该份证据予以采纳；对证据15中的项目转让协议书两份的表面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16中协议书显示系林加其与案外人嘉琪水泥公司签订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收款收据显示款项系由林加其交付，而非厦门永福贵公司，且该收款收据注明现金，并无款项性质，其真实性及关联性均不予确认。银行业务回单中农行卡交易明细无具体账户信息，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确认。其余银行卡交易明细显示系林加其与厦门永福贵公司之间汇款，以及厦门永福贵公司与嘉琪水泥公司之间的往来款，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确认；证据17费用支出明细系单方制作，其真实性及与关联性均不予确认；对证据19中地质勘察合同及2013年4月24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真实性予以确认，该两份合同的签约方均系贵州永福贵公司及遵义黔地源矿产勘察有限责任公司，而2013年4月28日签订的《补充协议》却改为由厦门永福贵公司与遵义黔地源矿产勘察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签约主体明显与地质勘察合同不同，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付款明细中涉及案外人赖德成，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确认；证据20化验费发票与本案的关联性无法确认；证据21农业银行厦门市分行借记卡交易明细与本案的关联性无法确认；证据22资产负债表系单方制作，其真实性无法确认；证据23水泥厂照片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证据25确认函系由案外人嘉琪水泥公司于2017年3月出具的，其真实性无法确认；证据26催告函及附件系由案外人遵义黔地源矿产有限责任公司于2017年3月出具的，其真实性无法确认；证据27银行汇款申请书系案外人赖德成与贵州永福贵公司之间的款项往来，且注明系投资款，与本案的关联性无法确认；证据28进账回单系贵州永福贵公司于2017年3月支付给遵义黔地源矿产勘察有限责任公司款项，用途注明系劳务费，与本案的关联性无法确认。 经审理查明： 贵州永福贵公司自成立之日起的股东持股情况为：厦门永福贵公司于成立时持股100%；2012年10月，厦门永福贵公司持股80%，汪安南持股20%；2012年11月，陈湘持股50%，陈剑明持股30%，厦门永福贵公司持股10%，汪安南持股10%。 2011年9月15日，华电公司作为甲方，厦门永福贵公司作为乙方，双方签订一份《项目转让协议书》，约定：甲方已经贵州省发改委核准在设立日产5000吨熟料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批文文号为黔发工业【2009】2094号）。甲方以变更项目投资人的形式，将拟设立于日产5000吨熟料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项目转让给乙方。甲方在前期申请水泥项目立项过程中已发生的各项支出和费用，乙方同意补偿甲方500万元。 同日，华电公司作为甲方，贵州永福贵公司作为乙方，双方签订一份《项目转让协议书》，约定：甲方已经贵州省发改委核准在设立日产5000吨熟料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批文文号为黔发工业【2009】2094号）。甲方以变更项目投资人的形式，将拟设立于日产5000吨熟料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项目转让给乙方。 2011年12月13日，林加其、叶彦君作为甲方，李至强、张湘琳作为乙方，双方签订一份《合作协议书》，载明：林加其、叶彦君投资设立的厦门永福贵公司（总公司）向中国华电公司购买到在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内立项投资建设大型水泥厂（日产5000吨）水泥熟料生产线的投资、建厂、生产项目及相关部门对此批准的批文，并为此以厦门永福贵公司全资成立了贵州永福贵公司（子公司）用于运作本项目的立项、选址、建厂、购矿等事宜。林加其、叶彦君前期为项目运作及筹办设立了贵州永福贵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500万元），另为购买该贵州省桐梓县的该水泥厂项目的批文、资料和相关费用二项合计支出了人民币1500万元。林加其、叶彦君转让厦门永福贵公司100%股份中的40%股份给李至强、张湘琳，双方在本协议订立后5天内到厦门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股权转让手续，转让后林加其、叶彦君占厦门永福贵公司60%股份，李至强、张湘琳占40%股份。前述林加其、叶彦君支付的该二项费用人民币1500万元由乙方分摊40%，即李至强、张湘琳支付人民币陆佰万元给林加其、叶彦君，此款于协议签订20日内付清。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总公司及贵州子公司的公司损益双方按股份比例承担和分享。厦门永福贵公司后续投资贵州永福贵公司所需首期资金暂定为人民币8000万元，李至强、张湘琳应先行支付投资资金的40%，余下的60%资金由林加其、叶彦君负责。双方不改变股份比例，第二期后续资金另行约定安排。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均确认原告李至强、张湘琳应依约承担及享有贵州永福贵公司40%的损失及权益。 2012年3月16日，桐梓县人民政府作为甲方，厦门永福贵公司作为乙方，双方签订一份《年产300万吨新型干法水泥熟料生产线投资协议》，约定：项目建设规模为年产300万吨新型干法水泥熟料生产线及配套余热发电项目。项目总投资14亿元，一期投入9亿元，二期投入5亿元。项目建设用地范围内的拆迁补偿按遵义市、桐梓县相关补偿标准最下限执行，拆迁补偿金额经双方核定后，由乙方支付给甲方。 2012年4月11日，张湘琳、林加其、叶彦君、李至强在厦门吕岭路122号香榭咖啡二层召开关于厦门永福贵公司在贵州遵义市桐梓县投资建设年产300万吨新型干法水泥熟料生产线项目的投资计划第四次会议，形成会议纪要，会议纪要载明：公司与桐梓县订立的协议有关矿山开采前应做矿山范围的详细地址勘查；股东对外项目的投资合作，或与出资方洽谈投资项目的资金，须股东统一合作对外洽谈；前期项目的财、会及相关费用开支方面，建厂的工作由李至强负责落实决定。 2012年4月16日，李至强转账100万元给厦门永福贵公司。 2012年5月22日，李至强与项目部工作人员在桐梓项目部召开会议，形成桐梓永福贵水泥项目部会议纪要，会议纪要载明：总公司明确建厂阶段负责人为李至强，项目部工作必须对李至强负责。 2012年7月21日，桐梓县公安局城南派出所出具一份收条，载明：“今收到贵州永福贵水泥有限公司（陈春苑，该公司财务）交来档案袋贰袋（已封存），档案袋内内容不详.”7月30日，陈春苑到厦门市公证处出具二份《公证书》，公证的情况说明载明：其系贵州永福贵公司的出纳。2012年6月15日，贵州永福贵公司员工赖庆瑞、赖德成强行自其处夺走贵州永福贵公司公章及营业执照。2012年7月20日，公司职员赖庆瑞拿出林加其签名的通知，通知其不再担任公司财务，要求交出公司所有资料及财务章。其报告给李至强后将公司印章和资料交由桐梓城南派出所民警保管。 2012年7月24日，林加其通过EMS方式向李至强发出二份催告函，其中一份要求李至强于收到催告函之日起三日内支付合作协议项下的投资资金3200万元，逾期支付的，林加其将依法解除合作协议，另一份要求李至强于收到催告函之日起三日内支付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的股权转让款400万元及违约金40万元，逾期支付的，林加其将依法解除股权转让协议。林加其对此办理了保全证据公证，厦门市公证处证明与公证书相粘连的二份催告函复印件与林加其于2012年7月24日邮寄给厦门市裕鑫古玩城市场管理有限公司李至强的原件内容相符。该两份EMS邮件寄至：厦门市思明区吕岭路124号-126号凯悦丽池大厦三楼东侧厦门市裕鑫古玩城市场管理有限公司李至强收。 2012年9月3日，厦门永福贵公司向厦门市公证处申请，对其通过ＥＭＳ向李至强、张湘琳邮寄《告知函》、《关于追加投资的催告函》经过进行公证，告知因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日产5000吨水泥熟料生产线投资项目已进入征地拆迁的实质性建设阶段，其收到贵州永福贵公司要求追加后续投资先期资金3200万元的来函。因此，催告李至强、张湘琳在收到催告函之日起三日内向其支付该项目后续资金3200万元。 2012年11月2日，厦门永福贵公司作为甲方，陈湘、陈剑明作为乙方，双方就贵州永福贵公司股份转让事宜达成一份《股份转让协议书》，约定厦门永福贵公司持有贵州永福贵公司80%股份中，现将其中70%股份转让给陈湘、陈剑明，股份转让款350万元，陈湘、陈剑明另外补助林加其1750万元。该协议还约定，股份变更后，原厦门永福贵公司股东张湘琳、李至强的股份退股资金由林加其负责500万元，差额不大于200万元由新组成的股份（贵州永福贵公司）共同承担，若超出200万元或无法解除股份（张湘琳、李至强）所产生的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概由厦门永福贵公司及林加其自行承担。若发生公司因厦门永福贵公司及林加其与原股东（张湘琳、李至强）的官司而导致贵州永福贵公司被查封、冻结，厦门永福贵公司及林加其须1.5倍赔偿陈湘、陈剑明付给的补助款，并用股份作为担保。 2012年11月23日，贵州永福贵公司作为甲方，遵义黔地源矿产勘查有限责任公司作为乙方，双方共同签订一份《地质勘查合同》，对贵州永福贵水泥有限公司石灰石矿山地质详查，工程地点位于贵州省桐梓县后湾大山，商定的合同价款为68万元，包干使用。 2012年12月4日，贵州永福贵公司向厦门永福贵公司发出一份《股东出资通知书》，载明：根据公司目前运转情况，春节前需使用资金2500-3000万元用于拆迁预估1000多万元，土地350亩约1500万元，为此，本期出资总额按2500万元比例出，请股东在五天内按股东比例出资。 2012年11月12日、2012年12月10日、2013年8月5日，厦门永福贵公司分七次转账100万、100万、50万、50万、100万、100万、50万，合计550万元至贵州永福贵公司账户，转账凭证摘要注明系投资款。 2013年4月24日，贵州永福贵公司作为甲方，遵义黔地矿产勘查有限责任公司作为乙方，双方共同签订一份《补充协议》，约定：鉴于2012年11月23日甲、乙双方签订的地质勘查合同中第二条、第二款、第二节钻探工作中的取样，岩芯保存的前期工作存在严重失误，经甲、乙双方协商同意在原勘查的矿山第四个孔位置再钻打一个孔，为明确责任，特签订补充协议条款。……价款与结算：价款按原双方商定的全包干形式包给乙方。最后以实际孔深参照《孔深180米、全包干6万元计算》平均价格结算。 存档于厦门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厦门永福贵公司2011年度公司年检报告书及审计、会计报告、资产负债表等均未显示厦门永福贵公司于2011会计年度应付嘉琪水泥公司讼争项目补偿款等内容。 2013年7月3日，厦门市公安局《关于李至强、张湘琳控告林加其、叶彦君涉嫌职务侵占案件办理情况报告》（厦公文（2013）144号）载明：2012年10月8日，林加其在未经厦门永福贵公司注册股东李至强、张湘琳同意的情况下，代表该公司与汪安南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将该公司所持有的贵州永福贵公司20%股份以3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汪安南，并在桐梓县工商局办理了股份变更手续，汪安南向厦门永福贵公司购买股份的转让金已于2012年12月3日存入该公司账户100万元，另200万元股份转让金尚未支付。2012年11月2日，林加其在未经李至强、张湘琳同意的情况下，代表厦门永福贵公司与陈湘、陈剑明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将该公司所持有的贵州永福贵公司70%股份以21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陈湘、陈剑明。同时汪安南与陈湘、陈剑明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将其所持有的贵州永福贵公司10%股份以3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陈湘、陈剑明。……林加其在接受调查询问时，承认其未经李至强、张湘琳同意，代表厦门永福贵公司将该公司所持有的贵州永福贵公司90%股份转让，并以其个人账户收取了陈湘、陈剑明支付的1750万元股份转让金。林加其辩解称，由于张湘琳、李至强未向其支付购买厦门永福贵公司股份的转让金，且未按约定对贵州永福贵公司水泥生产线项目投入后续资金，双方因股权纠纷、合同纠纷在法院进行诉讼，无法继续合作投资贵州永福贵水泥有限公司水泥生产线项目，为保住该水泥生产线项目、减少损失，其才通过出让贵州永福贵公司股份另找合作伙伴投资该公司水泥生产线项目。 2013年11月14日，寻乌县公安局吉潭派出所出具一份《证明》，载明：兹我辖区村民李至强，男，汉族，1966年01月19日出生，户籍地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身份证号码4414221966××××××××；于2008年04年14日从广东省大浦县迁移到本所，准迁证编号为赣03383940,2008年04月14日办理了二代身份证，户籍系统上显示李至强户中的家庭关系都是非亲属关系，李至强户中有4人，其中迁出注销2人，由于李至强、黄锶滢从未在吉潭镇团结路居住，关于李至强、黄锶滢的情况我们已向寻乌县公安局户政科报告删除李至强、黄锶滢的户口。 2014年9月6日，寻乌县公安局户政科出具一份《户口注销证明》，载明：李至强，男，1966年1月19日出生，身份证号码为4414221966××××××××，原户籍地址为江西省寻乌县，上述人口信息已被我局依法注销。 2014年10月31日，寻乌县公安局户政科出具一份《证明》，载明：兹有香港居民李至强（男，香港身份证号：×××8086（4））,违规在广东省大浦县公安局茶阳派出所落户后，迁入寻乌县吉潭镇吉潭村团结路99号，并办理居民身份证（身份证号码：4414221966××××××××）。我局已于2014年3月1日，依法将其户口和身份证注销。 2017年1月4日，梅州市公安局梅江分局江南派出所出具一份《注销户口证明书》，载明：张湘琳，女，1962年8月1日出生，户籍地：广东省梅州市梅江区梅南居委新沙院18号（户号006902342）。身份证号码：4414211962××××××××。现因其持有双重身份我局现对其上述户籍给予注销。为此特证明：张湘琳，女，1962年8月1日出生。（大陆曾用身份证号码：4414211962××××××××）与张湘琳，女，1962年8月1日出生。香港居民［香港身份证号码：×××6876（Ａ）］系同一个人。 同日，梅州市公安局梅江分局出具一份《户口注销决定书》，载明：经调查核实，原我辖区居民张湘琳，女，公民身份号码：4414211962××××××××，户籍地址：梅江区新沙院18号的户口书重复户口，已于2017年1月4日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一条、第六条、第十条等有关规定予以注销。其现户口为：张湘琳，香港公民身份号码：×××6876（Ａ）。 另查明： 2012年8月，李至强向本院提起诉讼，案号为（2012）厦民初字第865号案件，诉请撤销李至强、张湘琳与林加其、叶彦君于2011年12月13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书》，后撤回起诉。 2012年10月，林加其向本院提起两起诉讼，案号为（2012）厦民初字第1040号及（2012）厦民初字第1041号，分别诉请解除林加其与李至强、林加其与张湘琳于2011年12月13日签订的《厦门永福贵投资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并要求李至强、张湘琳将其持有的厦门永福贵公司20%的股权返还给林加其，并协助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等。本院受理上述两个案件后，于2013年12月11日作出（2012）厦民初字第1040号及（2012）厦民初字第1041号民事判决书。后李至强、张湘琳分别上诉至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0月9日作出（2014）闽民终字第135号、13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同时在民事判决书中认定：“李至强、张湘琳支付的600万元款项系依据《合作协议书》所应分担的贵州永福贵公司项目的投资款……由于本院已经认定600万元款项的性质系李至强、张湘琳依据《合作协议书》的约定，支付贵州永福贵公司前期投资费用的分摊款。因此，李至强、张湘琳对贵州永福贵公司享有相应的投资权益，可以另行主张。” 2013年7月，林加其、叶彦君以李至强等违约为由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解除《合作协议书》，并退还600万元，后于2013年10月申请撤诉。 2015年3月5日，林加其、叶彦君向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其于2011年12月13日与李至强、张湘琳签订的《合作协议书》。 本院认为，本案系涉港与公司有关的纠纷，由于各方未约定适用法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本案应适用与讼争合同具有最密切关系的内地法律。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讼争合作协议书是否有效；二、合同双方是否具有违约行为及违约责任如何承担；三、原告关于要求被告林加其、叶彦君返还多收的前期投资分摊款的主张可否予以支持。 1讼争合作协议书是否有效 原告认为，讼争合作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的体现，内容不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 被告认为，李至强使用虚假身份骗取被告与其签订《合作协议书》，导致被告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并遭受重大损失，李至强的行为已经构成欺诈，依据我国合同法第54条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趁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变更或撤销。因此，被告已经另案起诉撤销讼争《合作协议书》，本案应当中止审理。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根据立法原意，因欺诈订立的合同可予以撤销须同时满足四个要件：一是欺诈方具有欺诈的故意。二是欺诈方实施欺诈行为。三是被欺诈的一方因欺诈而陷入错误，受害人基于虚假的情况而对合同内容发生了错误认识。四是被欺诈人因认识错误而作出了意思表示。被欺诈人在因欺诈发生了错误认识后，基于错误的认识作出了意思表示并订立了合同。 就本案而言，本院认为，鉴于：1、从原、被告签订的《合作协议书》内容来看，合同主文并未要求列明签约双方的身份信息，亦未有与签约双方特定身份相关的特别履约事项之约定。2、从原、被告当庭诉辩及举证情况来看，被告虽主张原告以虚假身份骗取被告签订《合作协议书》，但被告并未举证证明其系基于原告的内地居民身份才同意与之签订讼争合同，即原告的内地居民身份对其是否签约具有重大影响，反之如原告是香港居民，则不具备与之签约的条件。3、被告亦未能举证证明原告如非内地居民，对讼争合同的履行过程具有影响，以及该影响的利害关系及后果如何。4、被告主张讼争《合作协议书》未能继续履行的原因在于原告未依约履行后续出资义务，而非因原告的香港居民身份对合同履行具有相关行政政策性的限制及约束，从而阻却了合同正常履行。实际上，就原、被告签订讼争合同以及履约过程来看，即使原告于签约之际确有向被告隐瞒其系香港居民身份之事实，该隐瞒的身份信息也与合同内容无密切联系。在与合同内容无密切联系的情况下，不能认为该隐瞒事实的行为与被告认识错误之间有因果关系，更无法确认被告系基于身份虚假情况而对合同内容发生了错误认识，且因该种错误认识作出了意思表示并订立了合同。换言之，该身份隐瞒之行为与被告签约及履约等意思表示之间既无密切联系，更不具有因果关系，不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因欺诈而订立的合同应予撤销之要件。因此，被告关于因原告隐瞒身份事实构成欺诈，讼争《合作协议书》应予撤销之主张，本院依法予以驳回。 综上，原告李至强、张湘琳与被告林加其、叶彦君签订的《合作协议书》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诚信履约。此外，因原告提起本案诉讼时间为2014年11月13日，而被告林加其、叶彦君于本案受理之后，即2015年3月向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人民法院另案提起诉讼，要求撤销其于2011年12月13日与李至强、张湘琳签订的《合作协议书》。因本案受理在先，且讼争《合作协议书》的效力问题系本案审理的争议焦点问题之一，本院有权对讼争《合作协议书》是否具有效力进行审查、认定，本案不具有中止审理的法定事由。因此，被告林加其、叶彦君要求中止诉讼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 二、合同双方是否存在违约行为及违约责任的承担 原告认为，讼争《合作协议书》未能继续履行系因被告违约所致，被告厦门永福贵公司单方擅自将其持有的90%贵州永福贵公司的股权转让给第三人，且抢夺原告管理的贵州永福贵公司公章及账册等资料，导致双方合作事项无法进行。 被告认为，因原告拒绝继续履行后续3200万元的出资义务，已经构成违约，导致双方合作事项无法进行。 本院认为，关于被告是否违约的问题。根据原告举证的厦门市公安局《关于李至强、张湘琳控告林加其、叶彦君涉嫌职务侵占案件办理情况报告》（厦公文﹝2013﹞144号）内容及原、被告当庭陈述情况，被告林加其代表被告厦门永福贵公司在未征得原告同意的情况下，将其持有的贵州永福贵公司90%的股权转让给了第三人，确实损害了投资人李至强、张湘琳应享有的贵州永福贵公司项目之投资权益，导致投资合作基础破裂，各方当事人签订的《合作协议书》无法继续履行，讼争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已经构成根本违约，具有较大过错，应负主要的违约责任。关于贵州永福贵公司70%股权转让款的金额，虽然被告厦门永福贵公司与第三人陈湘、陈剑明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书》中约定70%股权转让款为350万元，而陈湘、陈剑明转给被告林加其的1750万元系另外补助给被告林加其的。但根据前述厦门市公安局《关于李至强、张湘琳控告林加其、叶彦君涉嫌职务侵占案件办理情况报告》（厦公文﹝2013﹞144号）内容，被告林加其自认其将厦门永福贵公司所持有的贵州永福贵公司70%股权以2100万元价格转让给陈湘、陈剑明。其中，1750万元股权转让款系被告林加其以其个人账户收取的。因此，本院认定，厦门永福贵公司转让给陈湘、陈剑明贵州永福贵公司70%股权的转让款实际应为2100万元。 关于原告是否违约的问题，鉴于：1、讼争《合作协议书》明确约定水泥厂生产线投资项目的前期投资仅1500万元，后续投资的暂估金额为8000万元，原告负有40%的出资义务，被告负有60%的出资义务。即原、被告均负有后续出资义务，只是后续出资时间和金额需另行约定。2、被告举证的厦门永福贵公司与桐梓县人民政府于2012年3月16日签订的《年产300万吨新型干法水泥熟料生产线投资协议》载明：新型干法水泥熟料生产线投资涉及项目建设用地范围内的拆迁补偿，且该补偿应由厦门永福贵公司负担，该项目总投资14亿元，项目所需资金由厦门永福贵公司自有资金及贷款解决。原、被告双方于该协议签订后随即召开关于投资建设年产300万吨新型干法水泥熟料生产线投资计划第四次会议，对厦门永福贵公司与桐梓县订立的协议有关地质勘察事项及对外项目投资等问题进行了讨论。3、被告林加其、厦门永福贵公司确通过公证邮寄的方式向原告发出过催告函，告知其因贵州省遵义市水泥熟料生产线投资项目进入征地拆迁阶段需要资金，要求原告履行后续出资义务。4、被告厦门永福贵公司在未经原告许可的情况下，将其持有的贵州永福贵公司90%股权转让给第三人后，又于2012年11月至2013年8月期间分次合计投资550万元至贵州永福贵公司。5、本案审理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均确认讼争水泥厂生产线项目仍在投资建设阶段，尚未投入生产，亦未有任何经营性盈利。上述事实表明：讼争水泥厂生产线项目在首期1500万元出资后，无论依照合同约定，还是根据项目实际需要，确有继续投资该项目之必要，厦门永福贵公司后期继续投资贵州永福贵公司亦可予以佐证。 但原告应予出资的金额及时间不宜依照催告函中要求的即时支付3200万元投资款项等内容予以认定。理由如下：1、被告厦门永福贵公司虽然后续按比例支付了550万元，但后续投资总额与催告函要求的40%投资总额3200万元及讼争《合作协议书》约定的投资总额8000万元均有较大差距。2、被告厦门永福贵公司自2012年11月起至2013年8月期间分七次陆续出资，其首次出资的时间与被告林加其于2012年7月发出催告函的时间间隔了四个月之久。3、贵州永福贵公司于2012年12月4日出具的《股东出资通知书》中提到根据公司运作情况，公司需要使用资金的时间系“春节前”，该时间点亦与2012年7月被告林加其发出催告函中所称讼争项目急需资金的时间不一致。综上，本院认为，在被告厦门永福贵公司实际后续投资的时间和项目投资总额均与被告林加其发出催告函所载明的内容有较大出入的情况下，被告林加其关于原告李至强、张湘琳在其发出催告函后未及时出资已构成根本违约之主张不能成立。本院认为原告李至强、张湘琳负有后续出资的义务，而未能与被告进行沟通、协商，继而继续出资，其主观具有一定过错，但考量到被告未能充分举证证明原告应出资的金额及时间等因素，本院认定原告李至强、张湘琳应付次要违约责任。 综上，无论基于何种理由，被告林加其代表被告厦门永福贵公司在讼争《合作协议书》尚未解除的情况下，越过原告直接将贵州永福贵公司90%的股权转让给第三人，即以行为表明不准备继续履行讼争合同，其行为是导致本案讼争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讼争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主要原因。因此，原告有权依照合同约定享有贵州永福贵公司的40%投资权益。该投资权益的计算期间应为讼争合同自签订之日起至被告厦门永福贵公司将贵州永福贵公司90%的股权转让给第三人之日止，而原告所享有的投资权益应为贵州永福贵公司于前述计算期间的收益扣减支出之结余。关于贵州永福贵公司于该期间的支出，本院认为，讼争水泥厂生产线项目中关于工人工资等支出系正常、合理性支出，然被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该部分支出的具体数额，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被告举证的其余开支项目，经原告质证后，仅有一项地质勘探费用，但贵州永福贵公司与遵义黔地源矿产勘查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地质勘查合同》及补充协议的时间分别系2012年11月23日以及2013年4月24日，两份合同的签约时间均在被告厦门永福贵公司将贵州永福贵公司90%的股权转让给第三人之后。因此，被告举证的地质勘探费用发生时间不在本案讼争投资收益计算期间之内，该项地质勘探费用不应列入讼争投资权益的支出项予以抵扣。综上，本院认定原告可享有的投资权益应为：（2100+300）×40%=960万元。因被告林加其以其个人账户收取了贵州永福贵公司部分股权转让款项，原告有权要求被告林加其、厦门永福贵公司共同承担投资权益返还责任。同时，原告在讼争合同的履行过程中亦有过错，其关于要求被告支付转让贵州永福贵公司90%股权收入之利息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三、原告关于要求被告林加其、叶彦君返还多收的前期投资分摊款的主张可否予以支持 原告认为，贵州永福贵公司前期投资仅有2448741.5元，而非讼争合同约定的1500万元，多收的前期投资款应返还给原告。 被告认为，前期1500万元系签订讼争合同之前发生的费用，双方已经确认，不存在多收的投资款，不应予以返还。 本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合作协议书》明确载明讼争水泥厂生产线项目的前期投资分为两部分，即被告林加其、叶彦君设立贵州永福贵公司的注册资本金500万元，以及购买贵州省桐梓县的水泥厂项目的批文、资料和相关费用，合计1500万元。原告李至强、张湘琳在讼争合同上签字，表明其对上述合同主要条款所载明的事实予以认可并接受合同约束，随后亦按照合同约定的40%出资比例支付了相应的投资款。因此，在讼争合同已签订并部分履行情况下，原告虽主张贵州永福贵公司项目的前期投资款实际投入与合同约定不符，要求返还多收取的前期投资分摊款，但未能进一步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之责任。因此，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多收项目公司前期投资分摊款的主张，不具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驳回。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第一百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判决如下： 一、被告林加其、厦门永福贵投资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李至强、张湘琳支付投资收益960万元； 二、驳回原告李至强、张湘琳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被告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121246元，由原告李至强、张湘琳负担42246元，被告林加其、厦门永福贵投资有限公司负担790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原告李至强、张湘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被告林加其、叶彦君、厦门永福贵投资有限公司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柯雅玲 代理审判员  洪培花 代理审判员  陈 石 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饶茂华 附：本案所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五条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第六条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第一百二十条当事人双方都违反合同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