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7）琼行终768号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7）琼行终76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海南银通国际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口市国贸大道45号银通国际中心。法定代理人郭大雷，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张忠丽，海南弘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住所地海口市国兴大道9号。法定代表人何琳，该厅厅长。委托代理人颜区龑，该厅政策法规处主任科员。委托代理人莫焕文，该厅社会保险三处调研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海南省人民政府，住所地海口市国兴大道9号。法定代表人沈晓明，省长。委托代理人林海，海南省法制办公室工作人员。原审第三人冯梅燕，女，汉族，1961年6月9日出生，住海口市。委托代理人符丹，海南嘉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海南银通国际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通公司）因其诉被上诉人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以下简称省人社厅）、被上诉人海南省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省政府）和原审第三人冯梅燕社会保障行政确认（工伤认定）及行政复议一案，不服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琼01行初279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本案被诉行政行为：2015年9月24日，省人社厅作出[2015]第416号《认定工伤决定书》（以下简称416号工伤决定），认定赵同杨受到的事故伤害为工伤。银通公司不服该工伤认定并申请行政复议，省政府于2016年8月3日作出琼府复决[2016]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5号复议决定），维持了416号工伤决定。银通公司不服，提起本案诉讼，请求撤销416号工伤决定和5号复议决定。原审查明，赵同杨原系银通公司派往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海南省××路营业厅）工作的秩序员。2015年7月28日15时左右，赵同杨受海秀路营业厅当天值班长王静安排，前往中国建设银行海口义龙支行（以下简称建行义龙支行）办理存储营业款业务。2015年7月28日16时25分左右，赵同杨办理完存款业务返回途中在西沙路发生交通事故，被送往海南医学院附属医院抢救。7月29日01时20分左右，赵同杨经抢救无效死亡。2015年9月8日，赵民辉（赵同杨父亲）向省人社厅提出赵同杨的工伤认定申请，并提交了工伤认定申请表、劳动合同、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中国建设银行现金存款单、工资单、120急救病历、海南医学院附属医院病历、法医病理学鉴定意见书等材料。省人社厅受理后，于2015年9月10日致函银通公司要求提供举证材料。银通公司向省人社厅提供了赵同杨身份证、劳动合同、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海公交认字[2015]第00103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和《中国联通海南分公司物业管理服务合同》（以下简称《物业合同》）及补充合同、《秩序维护员工作守则》《秩序维护员交接班制度》《秩序维护员工作职责》等证据材料。同时，省人社厅分别对海秀路营业厅店长童方翠、秩序员林江进行了调查，并于2015年9月24日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款的规定，作出416号工伤决定，认定赵同杨受到事故伤害为工伤。银通公司不服，于2015年12月1日向省政府申请复议。省政府受理后，省人社厅于2015年12月31日提交《答复书》，冯梅燕于2016年2月13日提交《行政复议答辩书》。省政府经审查，认为416号工伤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并依照《中国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于2016年8月3日作出5号复议决定，维持了416号工伤决定。另查明，2015年9月24日，省人社厅对海秀路营业厅店长童方翠进行调查。童方翠在《调查笔录》中称，”保安是我们派遣单位的，是不负责存款的，也没有存款这项工作职能。但为了确保营业款的安全，我们一般是派一名营业员和保安一起去存钱，保安陪同。当天下午，王静是那天的值班长，存款的银行我们固定是存在义龙西路义龙酒店楼下的中国建设银行。事后我才知道，王静由于当天很忙，就让赵同杨去银行存的钱”；海秀路营业厅秩序员林江在《调查笔录》中称，”营业款不属于工作范围内，但有时候他们营业厅忙不过来的时候，会委托我们保安去存营业款，我也经常去存，一个月大概去存10次左右。有时候是陪同他们营业厅的同志去，他们女孩子去存，路也远，所以我们被派去陪同存款，但有时候他们营业厅的忙起来了，我们保安就自己去存”。《秩序维护员工作职责》第十条规定，认真完成公司领导交办的其他任务。《秩序维护员工作守则》第十二条规定，服从领导，听从指挥。原审认为，本案的审查重点，一是省人社厅作出的416号工伤决定认定事实是否清楚，适用法律是否正确，程序是否合法；二是省政府作出的5号复议决定是否合法。关于省人社厅作出的416号工伤决定是否合法的问题。银通公司与省人社厅均对赵同杨受海秀路营业厅当天值班长王静安排，前往建行义龙支行办理存储营业款业务，返回途中发生交通事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事实无异议。双方争议焦点是赵同杨的事故伤害是否属于工伤认定范围。银通公司认为，赵同杨的工作范围仅限于营业厅内，事故当天私自接受营业员个人请托去办理存款业务，不属于因公外出受到伤害。省人社厅认为赵同杨受到的事故伤害属于因公外出，由于工作原因导致伤害。经查，2015年7月28日15时，赵同杨接受海秀路营业厅当天值班长王静安排，前往建行义龙支行办理存储营业款业务，故赵同杨属于因公外出，而非银通公司所称私自接受请托办理存款业务。赵同杨发生交通事故时间是在办理完存款业务返回营业厅途中，故属于因工作原因受到伤害的情形。因此，赵同杨属于因公外出受到事故伤害，省人社厅依此对赵同杨认定工伤，认定事实清楚。银通公司认为，赵同杨的工作范围仅限营业厅内，外出存款不属于秩序员的工作范围。在省人社厅对童方翠、林江的调查中，两人均称存储营业款虽不属于秩序员工作范围，但在实际工作中，秩序员经常被安排陪同营业员一起去存款，而在银通公司提供的《秩序维护员工作职责》《秩序维护员工作守则》中，规定秩序员要服从领导，听从指挥，认真完成公司领导交办的其他任务。因此，赵同杨服从营业厅值班长安排，前往建行义龙支行办理存储营业款业务，是完成领导交办的任务，应当属于因公外出。银通公司的主张，理由不成立。省人社厅收到赵同杨的父亲赵民辉的工伤认定申请后，依法进行受理，依照《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规定，向银通公司发出举证通知函，并根据银通公司提供的证据，在对海秀路营业厅工作人员进行调查后，作出416号工伤决定，该工伤决定程序合法。此外，省人社厅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作出涉案工伤决定，适用法律并无不当。关于省政府作出的5号复议决定是否合法的问题。省政府于2015年12月1日收到银通公司的复议申请，并于2016年8月3日作出5号复议决定，维持了416号工伤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虽然省政府于2016年8月3日作出复议决定，超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的作出复议决定的期限，但未影响到银通公司的实体权益。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判决驳回银通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银通公司负担。银通公司上诉称：一、海秀路营业厅无权让赵同杨办理存款业务，该业务也不是赵同杨的工作内容。赵同杨系由银通公司根据《物业合同》派遣至海秀路营业厅从事秩序员工作，属于劳务派遣。在该劳务派遣中存在两个法律关系：一是银通公司与赵同杨之间的劳动关系；二是赵同杨与海秀路营业厅的实际用工关系。两个法律关系中，赵同杨与海秀路营业厅的实际用工关系建立在赵同杨与银通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之上。据此，作为实际用人单位的海秀路营业厅与赵同杨的用工关系存在瑕疵，其应履行的义务是有限的，只能为被派遣劳动者赵同杨提供相应劳动条件和劳动保护，明确工作要求和工作报酬等，而不能更改赵同杨的工作内容。而银通公司与赵同杨签订的《海南省劳动合同》则明确约定，赵同杨担任秩序员工作，工作内容为维护大厅的工作秩序和保证大厅内的人身、财产安全，其工作范围仅限于营业大厅内。且省人社厅对童方翠、林江的调查亦确认，存储营业款不属于秩序员的工作范围。由此可见，海秀路营业厅无权让赵同杨超出秩序员工作范围办理存储营业款业务，赵同杨由此而发生交通事故并导致死亡的责任应由海秀路营业厅承担。否则，若海秀路营业厅任意扩大被派遣劳动者的工作内容，而又无需承担相应责任，势必会加重银通公司的用工风险和成本，这显然对银通公司不公平。因此，赵同杨是在履行与工作无关的业务时所受到的伤害，不属于因公外出受到伤害的情形。二、赵同杨不是在办理完存款业务返回途中发生的交通事故。根据高德地图显示，从海秀路营业厅至建行义龙支行的距离仅519米，步行5分钟即可到达。而赵同杨发生交通事故的地点为西沙路，并不是赵同杨存款后返回海秀路营业厅的必经路线。三、银通公司规定的《秩序维护员工作守则》《秩序维护员工作职责》是对员工的内部管理规定，不适用于营业厅与赵同杨之间的实际用工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工作中银通公司是管理方，赵同杨是被管理方，故上述工作守则和工作职责规定秩序员”服从领导”、”认真完成公司领导交办的其他任务”中的”领导”是指银通公司，与海秀路营业厅无关。原审判决将上述规定用于海秀路营业厅与赵同杨的用工关系中，并据此认为赵同杨”是完成领导交办的任务，应当属于因公外出”，属认定事实不清。综上，赵同杨发生交通事故死亡系发生在办理与工作无关的业务时，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规定情形，其死亡不属于工伤；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撤销416号工伤决定，3.撤销5号复议决定，4.一、二审诉讼费由省人社厅、省政府负担。省人社厅于二审询问时称同原审答辩意见一致。其原审辩称：一、省人社厅作出416号工伤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2015年9月8日，赵民辉（系赵同杨父亲）向省人社厅提出赵同杨的工伤认定申请，并提交了工伤认定申请表、劳动合同、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等材料。省人社厅受理后，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于2015年9月10日致函银通公司要求提供其认为赵同杨遭受的伤害不是工伤的证据材料。银通公司向省人社厅提供了赵同杨身份证、《海南省劳动合同》《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物业合同》《秩序维护员工作守则》《秩序维护员交接班制度》《秩序维护员工作职责》等证据材料。同时，省人社厅对海秀路营业厅店长童方翠、秩序员林江等工作人员进行了调查询问。经核实，银通公司根据《物业合同》，安排赵同杨到海秀路营业厅从事秩序员工作。2015年7月28日15时左右，赵同杨按照海秀路营业厅的工作安排，前往建行义龙支行存储营业款。7月28日16时25分左右，赵同杨办理完存款业务返回途中在西沙路发生交通事故，并于7月29日凌晨1时20分左右因抢救无效死亡。9月24日，省人社厅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的规定，作出416号工伤决定，认定赵同杨死亡属于工伤。二、省人社厅作出的416号工伤决定，适用法律正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规定，职工因公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应当认定为工伤。首先，赵同杨系银通公司安排到海秀路营业厅的秩序员。根据《秩序维护员工作职责》的规定，认真做好当值领班安排的各项工作是秩序员的工作职责。其次，虽然双方公司未明确存储营业款是秩序员工作范围，但是海秀路营业厅店长童方翠、秩序员林江证实派秩序员到银行存储营业款是一种常态化行为，是用人单位和用工单位双方认可的，赵同杨外出存款应属因公外出。因此，赵同杨按照海秀路营业厅工作安排，前往银行存储营业款并在返回途中发生交通事故死亡，属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省人社厅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的规定，作出416号工伤决定，适用法律正确。三、《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银通公司向省人社厅提供的证据均不能证明赵同杨不是因公外出的事实，其应依照上述规定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综上，416号工伤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银通公司的诉讼请求。省政府于二审询问时亦称同原审答辩意见一致。其原审辩称：赵同杨系银通公司安排至海秀路营业厅工作的秩序员。根据该公司制定的《秩序维护员工作守则》《秩序维护员工作职责》，以及海秀路营业厅店长童方翠、秩序员林江的陈述，秩序员除负责保障营业厅大厅人身及财产安全，维护大厅的正常工作秩序之外，还应当认真完成公司领导交办的其他任务，而海秀路营业厅为确保安全，经常安排秩序员单独或陪同营业员前往银行存储营业款。因此，赵同杨于2015年7月28日15时按照海秀路营业厅的安排，前往银行存储营业款，在返回途中发生交通事故死亡，属于因公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省人社厅受理赵同杨近亲属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后，书面要求银通公司对赵同杨的情况提供证据材料，并经过调查取证，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的规定，作出416号工伤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省政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作出5号复议决定，维持416号工伤决定，符合法律规定。综上，银通公司的诉讼请求不成立，请求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冯梅燕述称：一、海秀路营业厅为保证营业款安全，安排秩序员存储营业款已成为常态性工作，赵同杨为完成该工作任务外出期间发生事故受到伤害，符合工伤认定标准。（一）银通公司与赵同杨签订的《海南省劳动合同》明确了赵同杨的工作岗位（工种）、地点，但未对其具体的工作内容进行约定。在赵同杨的日常工作中，包括存储营业款这种需要保证营业款安全的工作在内，只要是与秩序、安全保卫等相关的工作均属其工作内容。（二）银通公司提交的《物业合同》第十五条约定：”乙方必须遵守和执行甲方及甲方上级单位关于安全保卫、消防管理等涉及物业管理方面的规定，并自觉接受甲方的管理、指导及监督。”《秩序维护员工作守则》第十二条规定：”服从领导，听从指挥，发现情况及时向上级主管报告，同时采取相应措施。”《秩序维护员工作职责》第十条规定：”认真完成公司领导交办的其他任务。”上述约定和规定可以证实，银通公司明确要求被派员工在营业厅工作期间，除维护大厅工作生活秩序外，还必须接受营业厅领导交办的其他任务。海秀路营业厅店长童方翠、秩序员林江的《调查笔录》亦证实秩序员存储营业款已成为常态性工作，该行为已得到用人单位和用工单位双方的认可。（三）银通公司关于《秩序维护员工作守则》《秩序维护员工作职责》中的”领导”为其公司而不是联通公司的领导的辩解理由违背客观事实。《秩序维护员工作职责》第五条规定”认真做好当值领班安排的各岗工作”，赵同杨自被派至海秀路营业厅工作均是听从营业厅领导的安排完成工作任务，而银通公司根本未安排其他领导在营业厅中，且上述工作守则、职责是张贴于营业厅中，适用营业厅的日常工作，故其中的”领导”应该是营业厅的领导。二、银通公司主张赵同杨死亡不属于工伤，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赵同杨因公外出期间发生交通事故死亡，系因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死亡，其死亡符合工伤认定标准。416号工伤决定、5号复议决定、原审判决均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综上，银通公司的上诉请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其全部上诉请求。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一、银通公司作为乙方与甲方中国联通海南省分公司签订的《物业合同》第二条约定”甲方委托管理的事项......6.维护公共秩序、做好治安防范工作。包括：门岗执勤、区内巡视以及防火、防盗、防破坏、防事故和抢险工作等。......”；第十五条约定：”乙方必须遵守和执行甲方及甲方上级单位关于安全保卫、消防管理等涉及物业管理方面的规定，并自觉接受甲方的管理、指导及监督。”二、秩序员林江在省人社厅的《调查笔录》中称”我们2班倒，早班是8:30-14:30，晚班是14:30-20:30，不是他上早班就是我上早班，我们就2个人在这里”、”那天我上早班，下午14:30就下班了”。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赵同杨前往银行存储营业款是否构成因工外出。银通公司依据《物业合同》《海南省劳动合同》，上诉认为赵同杨存储营业款的行为不属合同约定的工作内容，海秀路营业厅无权超出秩序员的工作范围安排赵同杨办理存款业务，并据此主张赵同杨不属于因工受到伤害的情形。然而，根据本案查明事实，虽然银通公司与中国联通海南省分公司在《物业合同》中约定了提供物业服务的管理区域，但该合同第二条、第十五条同时亦约定，银通公司有做好安全防范工作的职责，并在履行该职责过程中需要接受中国联通海南省分公司的管理、指导及监督，故海秀路营业厅为保障营业款安全，指派秩序员伴随或单独办理营业款的存储业务，未超出约定的工作内容。而且，童方翠、林江的《调查笔录》显示，赵同杨发生事故的当日，是其在值班期间受海秀路营业厅当值班长王静的指派前往建行义龙支行存储营业款。因此，赵同杨的涉案外出存款行为，属因工外出，其因此发生交通事故并导致死亡，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规定的”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情形，应认定为工伤。省人社厅对赵同杨的事故伤害认定为工伤，省政府作出复议决定予以维持该工伤认定，均无不当。但是，省人社厅在416号工伤决定中明确其作出该决定的依据是《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款，而该条例第十四条仅规定有一款七项，416号工伤决定适用的依据应为条例的第十四条第（五）项，省人社厅关于法律依据的表述属笔误，本院予以指正。银通公司还以交通事故地点不是返回海秀路营业厅的必经路线为由，认为赵同杨不是在返回营业厅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并主张416号工伤决定错误。本院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作出”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应当认定为工伤的规定，其目的是为在工作场所外因工受到伤害的劳动者提供必要的社会保障，规定的是劳动者在离开惯常工作场所外出完成工作任务的时间段内受到伤害时应认定为工伤。据此，劳动者受到伤害的地点应否在惯常工作场所至外出工作地点的必经路线上不是适用上述规定认定工伤的条件。而且，虽然涉案的建行义龙支行、交通事故地和海秀路营业厅三者位置不在同一方向，但银通公司提供的地图显示三者之间有多条道路相通，交通事故地亦在海秀路营业厅附近，且赵同杨发生事故时还处于值班时间，故省人社厅和省政府认定赵同杨存款后发生事故为返回途中，并无不当。银通公司认为赵同杨发生交通事故时不是在返回海秀路营业厅的途中，但其本案未能提供确凿证据证明赵同杨自银行网点至交通事故地点是为处理工作外的其他事务，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关于”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银通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综上，416号工伤决定、5号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和处理结果正确。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和案件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银通公司的上诉请求及理由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海南银通国际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zakn24zf5i77xjbd8t审判员  黄胜敏审判员  麻红丽审判员  郑怀全二〇一七年六月三十日书记员  颜 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