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鲁0103民初3756号 原告：李传盛，男，1943年1月31日生，汉族，个体行医，住济南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锐鹏，山东鲁祯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雷，山东鲁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李天君（曾用名李连香），女，1965年1月16日生，汉族，槐荫低压锅炉厂职工，住济南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传哲，上海锦天城（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李传盛与被告李天君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6月1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传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锐鹏、曹雷，被告李天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传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传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返还原告不当得利款200万元及其孳息（自2015年4月24日起至被告返还全部本息之日止，以20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整存整取基准利率计算）。事实和理由：原、被告系父女关系，2015年4月24日在被告的威逼胁迫下，原告将个人所有的200万元现金存至济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被告李天君名下，并由被告书写证明，内容为“2015年4月24日贰佰万元的存款是父亲李传盛的钱，我李天君只是起到监护作用”，原告的三女儿李秀芬充当证人在证明上签名、按手印。但200万元款项存至被告名下后，被告却对原告不断骚扰，并于2015年5月28日以欺骗的方式将其2015年4月24日书写的上述《证明》及济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存单号为鲁**的存单收走。2016年初原告听被告说已将上述200万元的存款全部取走，并且被告为了达到长期侵占上述款项的非法目的，使原告丧失主张自己权益的机会，于2016年上半年多次到原告处威胁、骚扰，欲取回留在原告处能证明款项为原告所有的最后的证据。原告在财产被侵占的情况下，又多次受到被告的威胁、骚扰，身心疲惫，因此，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请依法判决。 李天君辩称，1、被告李天君的行为不构成不当得利。根据民法通则第92条的规定，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是：第一，一方因一定的事实结果而获得了或增加了财产或利益上的积累；第二，仅仅有一方受有财产上的利益，且给他人带来任何损失；第三，取得利益与受到损失是基于同一事实发生的；第四，取得利益并继续享有利益欠缺正当性或者法律依据。同时满足上述四个要件方可认定为不当得利，反观本案，根据证人朱玉海的当庭陈述，涉案200万元与协议书的签订具有因果关系，即：被告、李秀芬放弃对南辛庄33号房屋的继承；被告、李秀芬对李家鲁的生活和家庭进行帮助和照顾，原告不再负责照顾李家鲁。原告为了达到前述两个方面的目的，向被告支付了200万元的补偿款，即该款系被告、李秀芬放弃继承并照顾李家鲁的应得补偿。原告通过支出200万元的代价使得其二女儿获得了南辛庄33号房屋的所有权，解决了家庭矛盾。并且，原告据此把对其儿子李家鲁的帮助、照顾义务转移到了被告和李秀芬身上。因此，涉案款项从性质上看应为补偿款，被告取得该款项有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不构成不当得利。另外，本案原、被告双方及所有相关人员均为直系亲属或兄弟姊妹关系，是一家人。原告与所有子女均独立生活，涉案200万元对于普通家庭来讲是很大一笔巨款，如若不是为了解决家庭矛盾与纠纷，原告如何能轻易地受到被告的“威胁”到银行办理转款手续？所以，从这个角度分析，原告所谓涉案款项系被告不当得利的理由从情理上看也无法成立。2、原告的诉讼主张不应得到支持。首先，前已提及，结合《协议书》的内容及证人朱玉海的证人证言分析，涉案200万元系原告对被告、李秀芬的补偿，不属于不当得利，原告依法无权索回。其次，从事实上看，《协议书》签订后，被告和李秀芬正是严格按照《协议书》的约定，履行了合同义务。不但与李家鲁一起放弃了对南辛庄33号房屋的继承，还向原告支付了45万元款项。并且，从经济上对李家鲁进行帮助，在李家鲁被原告赶出家门之后（此前李家鲁随原告生活，由原告负责帮助和照顾），为李家鲁的住所装修房屋、缴纳社会保险费、支付日常生活费。因李家鲁身患糖尿病，被告和李秀芬积极为李家鲁联系医生，治疗疾病。被告和李秀芬并不存在违反《协议书》约定的行为。再次，证人朱玉海是原告的朋友，被告、李秀芬和李家鲁与朱玉海叔侄相称。《协议书》签订时，原告要求证人朱玉海到场，并对协议签订的背景、意图、希望解决的问题等事项进行了解以作见证。从证人朱玉海向法庭的陈述来看，涉案200万元款项是原告本人在意思表示真实的情况下，从银行中取出支付给被告的，并不存在原告诉状中所称“威胁”的情况。原、被告及李秀芬达成的《协议书》系各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不违反我国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为有效合同，对协议各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在被告和李秀芬遵守《协议书》约定的情况下，原告无权要求被告以所谓“不当得利”的理由返还。另外，《协议书》签订后，李秀芬已经向原告支付了45万元，被告和李秀芬为帮助、照顾李家鲁也支出了部分款项。综上所述，原、被告系父女关系，涉案200万元系原告为解决继承和李家鲁生活问题而向被告和李秀芬支付的补偿款，被告不构成不当得利，依法无须返还原告。并且，被告和李秀芬为履行《协议书》已经支出了部分款项，原告要求被告返还不当得利200万元并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依法不应得到支持，请求法院查明本案事实，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李传盛与被告李天君系父女关系。2015年4月24日，原告李传盛将200万元交予被告李天君，被告李天君于同日将该200万元存至济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槐荫支行，办理了三年期整存整取储蓄存单，户名为李天君，账号为**。同日，被告李天君向原告李传盛出具证明一份，载明：“2015年4月24日贰佰万元的存款是父亲李传盛的钱，我李天君只是起到监护作用。证人：李秀芬”。 2015年5月28日，原告李传盛与被告李天君及案外人李秀芬签订《协议书》一份，载明：“经父女协商达成如下协议：一、父亲李传盛有婚姻自由、出入自由、生活自由。儿女不得干涉，若其他子女扰乱父亲的正常生活时，由大女儿李天君、三女儿李秀芬给予协调解决。二、赡养父亲是儿女应尽的义务，父亲需要照顾时，随时照顾父亲。三、南辛庄33号房屋由二女儿李秀苹给父亲45万元整，大女儿李天君、三女儿李秀芬放弃继承，李家鲁的继承问题，父亲委托大女儿李天君、三女儿李秀芬，全权代表处理，不给父亲带来任何烦恼。四、父亲外海中央花园住房、门头房百年以后，由儿女四人平均继承，如偶遇特殊情况，父女共同协商解决。五、弟弟李家鲁今后的生活和家庭出现的问题，由大女儿李天君、三女儿李秀芬全权处理给予帮助和照顾，父亲不再过问此事。六、以上协议希望女儿说话算数，照章执行。”案外人朱玉海作为证人在该协议书上签名。同日，被告李天君在复印有上述2015年4月24日的储蓄存单及其出具的证明的复印件上签字确认，收回该储蓄存单及其出具的证明的原件。 庭审中，被告李天君申请证人朱玉海出庭作证，以证实2015年5月28日协议书签订的经过及对涉案200万元的处置。证人朱玉海陈述：“李传盛是中医大夫，我与李传盛是通过看病认识的，认识了近20年，在2015年上半年，李传盛给我打电话，让我去他家一趟，说有急事，当时晚上我到他家，他说最近家庭矛盾很严重，他的孩子们限制他的自由，还要绑架他，在这种情况下，他让老大（即被告李天君）给他代管200万元，李传盛让我找找李天君，并给了我李天君的电话，过了两三天，我给李天君通了电话，见了次面，我给李天君讲‘你父亲现在很生气，你们姐妹们不应该这么做，你父亲说你们还要绑架他’，当时李天君和李秀芬都在场，她们说‘我父亲说的不对，我们不可能绑架他’，我给她们讲‘不管怎么样，一定要善待你们的父亲’，她们就给我讲了事情的起因，她们说,李传盛找第一任保姆的时候，就被第一任保姆骗走了现金及名人字画等，然后这个保姆就不见了，当时李天君她们还带着李传盛上派出所报案了，这个保姆走了后，李传盛还要求再找个保姆，李天君她们又找了第二个保姆，找了这个保姆后李传盛给这个保姆买金项链，并让她学车，乱花钱，在这种情况下，李天君姐妹们认为这个保姆也有可能会把钱骗走，在这种情况下，李天君为李传盛代管这200万元。我给她们姐妹们讲‘你父亲要求生活自由，不要干涉他’，当时她们姐妹们表态不干涉父亲自由，并且好好孝顺父亲，我给李传盛讲后，李传盛说光这么说不行，得签个协议，我就通知她姐妹俩，说李传盛要和她们见个面签个协议，过了几天到市立五院旁边的上岛咖啡厅，当时李传盛讲‘只要你姐妹们不干涉我的生活自由，这200万元就给你姐妹俩，我不要了，但是必须得签个协议，协议的大体内容为：1、父亲的出入自由、生活自由子女不能干涉；2、你姐妹俩必须放弃继承南辛庄的房子；3、你们姐妹俩要负责照顾弟弟’，协议上没写这200万元的原因是李传盛还有两个孩子，写上之后怕另外这两个孩子找李传盛闹，签完协议后，李传盛说‘朱玉海你是证人，你也得签字’，我考虑到多年的朋友关系，就在协议上签字了，这就是签协议的整个过程。” 上述事实，由储蓄存单、证明、协议书、证人证言及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我国《民法通则》规定，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可以看出，在我国的民事法律体系中，不当得利是作为一种债的发生根据而规定的，不当得利制度表现为当事人之间发生的一种以利益的不当变动为返还内容的债权债务关系。故不当得利的构成应具备以下要素：一是一方当事人因基于另一方当事人的给付而受益；二是一方当事人的此种受益使得他人受到损失；三是受损失的人所受损失与受益人的受益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四是受益人受益无合法根据。本案中，原告李传盛与被告李天君系父女关系，综合本案现有证据显示，2015年5月28日协议书签订当日，被告李天君收回了2015年4月24日的储蓄存单及其出具的内容为“其对该200万元仅起到监护作用”的证明的原件，再结合证人朱玉海的当庭陈述，能够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证据链，可以证实2015年5月28日原告李传盛确有将该200万元赠与被告李天君及案外人季秀芬的意思表示，本案并非原告李传盛主张的单纯不当得利纠纷，故原告李传盛以存在不当得利为由要求被告李天君返还200万元不当得利款及其孳息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李传盛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28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李传盛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宋 芳 人民陪审员  关晓军 人民陪审员  乔永欣 二〇一七年六月九日 代理书记员  商玉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