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朝民初字第69178号原告：张士龙，男，1982年3月28日出生，住河北省邢台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贞，北京汉颂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林，北京市尊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郭敬喜，女，1980年5月10日出生。被告：北京恒大永基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法定代表人：王涛，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焕新，男，1980年4月8日出生，北京恒大永基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职员，住北京市朝阳区。原告张士龙（以下简称原告）与被告郭敬喜（以下简称姓名）、北京恒大永基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大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贞，恒大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焕新到庭参加了诉讼。郭敬喜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应诉。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撤销我与郭敬喜、恒大公司于2015年8月12日签订的补充协议；郭敬喜和恒大公司承担连带责任返还我转让费90000元。事实和理由：2014年9月18日，郭敬喜与恒大公司签订《恒大永基房屋租赁合同》，承租十里堡53-3-2中门B间房屋。2015年8月12日，我与郭敬喜签订补充协议，由我承租该房屋，我支付了郭敬喜转让费90000元。2015年12月1日，该房屋因系违法建筑被政府拆除。某街道办事处早在7月30日即下达告知书给二被告，令其拆除，但二被告故意隐瞒该事实，致使我仅使用该房屋三个月，造成我重大损失。郭敬喜未到庭应诉，但于诉讼中提交书面答辩状称，根据我与原告于2015年8月12日签订的补充协议，我已将合同权利和义务概括转移给原告，并取得恒大公司认可。我不再是房屋租赁合同的当事人。原告遇到涉案房屋拆迁问题，应向恒大公司主张违约责任。原告应当提交证据证明向我支付转让费90000元，如果不能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即使原告交付我转让费，这是原告继受权利自愿支付我的报酬。我和原告从未约定若房屋拆迁，我需返还原告转让费。况且政府拆迁都会给经营户数额不菲的经济补偿金，原告的经济损失完全可以得以弥补，不应再向我和恒大公司主张。故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恒大公司辩称，原告与郭敬喜到我公司时，我公司已经口头告知原告，而且周围很多门脸都贴出了拆迁公告，我方已经尽了告知义务。租赁合同中明确约定如果拆迁我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我公司没有收到原告交的钱，不清楚原告给郭敬喜多少钱。如果合同期没有结束，原告可以提出异议，但是合同期已经结束了。原告又跟我续签了一年期的合同，在我与原告合同履行期间，房屋被X街道整改，我已将我收取原告的租金、押金退还给了原告。补充协议约定，原告与郭敬喜自行达成的转让协议，找我来更改合同房屋使用者，与我公司无关。我公司收到郭敬喜支付的违约金13000元。本来合同约定是不允许转让的，但是原告和郭敬喜说他们是亲戚关系，我才允许转让的。我公司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作证。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9月18日，郭敬喜（甲方，承租方）与恒大公司（乙方，代理出租方）签订《恒大永基房屋租赁合同》（以下简称租赁合同），约定：乙方受业主委托代理出租座落于北京市朝阳区X-X-X中门X间的房屋（以下简称涉案房屋），建筑面积16平方米，用途为商用。租赁期限自2014年9月19日起至2015年9月18日止。房屋月租金为8000元，押金8000元，租金按三个月支付一次。房屋因市政建设需要拆除或改造造成损失的，甲乙双方互不承担责任。因上述原因终止合同租金按实际使用时间计算。本合同一式两份，未尽事宜经协商一致可订立补充条款，补充条款为本合同不可分割部分，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合同落款处甲方签名为郭敬喜的姓名及手机号，下方为原告的姓名和手机号。乙方处为恒大公司的合同专用章及固定电话。租赁合同尾部有补充协议，内容为：“张士龙于2015年8月12日与甲方郭敬喜自行达成该房屋转让协议，郭敬喜承担违约责任，张士龙成为该合同承租人（即甲方）。”落款为原告和郭敬喜的签名，并签署日期为2015年8月12日。原告主张补充协议系恒大公司李某书写，虽然没有恒大公司的签章，但仍然系原告、郭敬喜、恒大公司的三方协议。恒大公司则主张该补充协议系原告与郭敬喜签署，与恒大公司无关。2015年9月19日，张士龙（甲方，承租方）与恒大公司（乙方，代理出租方）重新签订《恒大永基房屋租赁合同》（以下简称租赁合同二），约定租赁期限自2015年9月19日起至2016年9月18日止。其他约定内容与郭敬喜作为甲方的租赁合同内容一致。庭审中，原告提交了其名下中国农业银行交易明细一张，记载原告于2015年8月12日分五笔取款，共计70000元；提交了其名下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交易明细一张，记载原告与2015年8月13日分七笔取款，共计19900元。原告主张上述款项作为转让费支付给了郭敬喜。另查一，原告提交朝阳区人民政府某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某办事处）于2015年10月22日出具的《关于依法整治朝阳路沿线临街住宅楼“开墙打洞”告知书》（以下简称告知书），记载：本行政机关在2015年7月30日已经向您发放了告知书，现再次向您郑重告知：请您尽快按照第一次告知书规定的时间、内容，对存在擅自开墙打洞的居民楼采取拆除台阶、广告牌匾，对楼体本身进行封闭，恢复原状。逾期，本行政机关将组织相关部门进行联合整治。原告提交某办事处于2015年11月24日出具的告知书一份，内容为某办事处将于2015年11月30日开始对存在擅自开墙打洞的居民楼采取拆除台阶、广告牌匾，对楼体本身进行封闭，恢复原状的整治行动。原告另提交某办事处于2015年7月30日出具的告知书一份供本院参考，内容为告知居民于2015年10月31日前将擅自开墙打洞的房屋恢复原状。原告与恒大公司均认可涉案房屋原先有一扇朝南开的窗户，后来在南侧开了一扇门，某办事处于2015年12月1日整治时将门封堵，现涉案房屋朝南开一扇窗。原告与恒大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二于2015月12月3日解除，原告将涉案房屋返还恒大公司，恒大公司将押金和剩余租金退还原告。原告主张郭敬喜和恒大公司于2015年7月30日已知道某办事处将要整改涉案房屋，但未告知原告，故意隐瞒重要事实，使原告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郭敬喜和恒大公司构成欺诈，故要求撤销补充协议。另查，涉案房屋所有权人李国兴，李国兴到庭陈述称其将涉案房屋出租给恒大公司，由恒大公司另行出租，并称2015年7、8月份城管部门已经下达整改通知。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及相应证据等在案佐证。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原告与郭敬喜于2015年8月12日签署的补充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经过了恒大公司的许可，原告作为租赁合同的甲方，租赁合同明确约定房屋因市政建设需要拆除或改造造成损失的，甲乙双方互不承担责任，补充协议为本合同不可分割部分，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原告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郭敬喜和恒大公司存在欺诈之行为，故对于原告要求撤销补充协议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告亦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与郭敬喜之间就涉案房屋使用事宜约定的具体内容，其提交的银行明细亦无法证明款项去向，故对于其要求郭敬喜和恒大公司返还转让费的请求，本院难以支持。郭敬喜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本院依法缺席判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张士龙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50元，由原告张士龙负担（已交纳650元，余款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 静人民陪审员  陈秀珍人民陪审员  张培华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贾月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