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49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利庆正建材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增城大道69号8幢2018号。法定代表人：罗智斌，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强，广东金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凯茂化工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黄埔东路268号1007之一房。法定代表人：邓广星，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槐玉，广东高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曾亮珍，广东高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州市利庆正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庆正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凯茂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茂公司）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8民初65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利庆正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凯茂公司一审诉求；2.一、二审的诉讼费由凯茂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对凯茂公司票据来源事实查明有误。（一）涉案票据出票人为利庆正公司，持票人及收款人均为凯茂公司，即利庆正公司与凯茂公司为票据的当事人。但双方在一审庭审中均确认从来没有业务往来，不存在利庆正公司向凯茂公司交付支票的事实，凯茂公司应承担其取得票据不存在欺诈、偷盗等行为的举证责任。（二）一审仅以凯茂公司取得票据的陈述作为法庭查明事实，存在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凯茂公司提供的龙门瑞美斯环保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美斯公司）的合同，没相应经办人的签名，而且瑞美斯公司也没有在该合同上加盖公章(只提供复印件)。凯茂公司称其是通过传真传递，但没有证据证明双方的交易习惯如此，也没提供传真号码作为业务往来的证据，凯茂公司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凯茂公司与瑞美斯公司有业务往来事实，而且凯茂公司提供的《送货单》上显示收货单位是名为“正丰龙门麻榨厂”的企业，而不是“瑞美斯公司”。凯茂公司提供关于票据取得的证据无法形成证据链，故不应当采信。（三）既然凯茂公司认为其是从瑞美斯公司取得，为了查明事实应当追加该公司参加诉讼，便于查明凯茂公司是否合法取得票据。二、凯茂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八条提起诉讼，认为利庆正公司取得了不当利益，故要求返还该利益。但是，凯茂公司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利庆正公司取得该两张支票所载的323084元的利益，凯茂公司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三、凯茂公司未得到出票人授权的情况下，自行补记自己为收款人，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八十七条补记规定，应属无效。利庆正公司与凯茂公司均确认没有业务往来，凯茂公司陈述其是从瑞美斯公司取得票据。即能推断凯茂公司取得支票时收款人处可能为空白，并没有记载收款人的名称。凯茂公司在没有出票人委托授权的情况下，自行补记成为收款人，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八十七条补记规定，补记行为无效，其没有取得票据权利，不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八条规定，请求出票人返还其与未支付的票据金额相当的利益。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票据债务人依照票据法第九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和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对持票人提出下列抗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四）以背书方式取得但背书不连续的；……”假设凯茂公司确是从瑞美斯公司处取得票据，但瑞美斯公司没有在票据上背书，凯茂公司的票据的取得是不连续的，故其不应取得票据权利。涉案票据的流转过程已经中断，符合上述规定，利庆正公司不应再支付票据的款项。五、本案案由是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纠纷，属于普通的民事纠纷。本案中，凯茂公司陈述称其从瑞美斯公司处取得涉案票据，但凯茂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取得涉案票据存在充分的依据。如前所述，本案法律关系既然不属于票据关系，就不能仅以无因性确定本案证据来源，本案属于普通的民事诉讼，瑞美斯公司在本案中起到比较重要的作用，应参加本案的诉讼，一审法院也没有追加。根据目前的证据，不能确认凯茂公司是从瑞美斯公司取得票据的，也就是说不能够证明凯茂公司依法支付了对价等相关的因素合法取得票据。凯茂公司辩称：一、凯茂公司在一审中已对涉案支票取得的合法性进行了举证，而且利庆正公司在一审中也确认该支票为其所开具，并不存在遗失、盗抢的情况。在一审中凯茂公司已提交了与瑞美斯公司发生购销业务往来的合同、送货单，以及瑞美斯公司支付货款的涉案支票。相关购销合同以传真的方式签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一条的规定，传真方式是合同的书面形式之一，属合法的合同形式。相关送货单上有瑞美斯公司的股东康鄂的亲笔签名，这些证据足以证实凯茂公司与瑞美斯公司存在真实的购销合同关系，也充分证明涉案支票来源的合法性。二、利庆正公司上诉称凯茂公司应对利庆正公司取得涉案支票所载的利益承担举证责任，这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凯茂公司作为支票持票人，只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条的规定，举证证明票据来源的合法性，并没有法定义务证明出票人是否取得涉案支票的所载利益。根据票据的无因性原则，持票人不负给付原因之举证责任，只要能够证明票据债权债务的真实成立与程序，而无需证明自己及前手取得票据的原因，即可对票据债务人行使票据权利。三、利庆正公司上诉称凯茂公司未得到出票人授权的情况下，自行补记自己为收款人，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八十七条规定行为无效。这是利庆正公司对法律条文的理解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八十七条是对出票人签发支票的规定，特别是出票人不得签发空头支票的规定，凯茂公司是持票人，并不是出票人，签发空头支票的正是利庆正公司，根据上述规定，利庆正公司依法应承担签发空头支票的法律责任。综上，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清楚，判决理由依据的法律充分，判决结果合理合法，希望二审法院维持原判。凯茂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利庆正公司向凯茂公司返还票据金额323084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从2016年8月26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还清之日止)；2.诉讼费用由利庆正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凯茂公司在一审庭审中提交了两张《招商银行支票》(支票号码为94076947、94076948)的原件，两张支票均显示：出票日期为2016年8月15日，收款人为凯茂公司(内容为手写)，出票人为利庆正公司，票面金额为161542元,用途为往来；付款期限自出票之日起十天。2016年8月24日，凯茂公司委托中国银行黄埔支行持涉案支票向招商银行提示付款，但招商银行于2016年8月25日出具两张《退票理由书》，以账户余额不足为由予以退票。一审庭审中，利庆正公司对于上述《招商银行支票》、《退票理由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涉案支票的取得来源，凯茂公司陈述如下：凯茂公司从2016年3月23日起向瑞美斯公司供应三聚氰胺，四次供货合计货款为487000元；2016年7月13日，瑞美斯公司以涉案支票用于支付其拖欠凯茂公司的部分货款323084元。对于上述交易事实，凯茂公司提交了有凯茂公司及瑞美斯公司盖章的四份《供货合同》(传真件的复印件)和四张《送货单》(原件)予以证实。利庆正公司对于上述《供货合同》和《送货单》均不予认可，认为《供货合同》没有原件核对，且复印件中经手人代表人没有签名；《送货单》上的收货单位是正丰，地址是龙门麻榨厂，也与瑞美斯公司无关。对于利庆正公司的上述异议，凯茂公司作出进一步的说明如下：《供货合同》是凯茂公司与瑞美斯公司通过传真方式签订的，先由凯茂公司盖章后传真给瑞美斯公司，瑞美斯公司盖章后再回传给凯茂公司，故凯茂公司只持有传真件的复印件，合同原件则由瑞美斯公司持有；瑞美斯公司的经营地址就在龙门县麻××镇，该公司属于正丰集团名下公司，《送货单》上的经手人“康鄂”是瑞美斯公司的股东，该事实可以从瑞美斯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中得到印证。一审庭审中，利庆正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述称其系于2018年12月7日受让了利庆正公司的全部股权，其向原股东了解到利庆正公司与瑞美斯公司没有业务往来，涉案支票当时是开具给谁，原股东不清楚，但不存在涉案支票发生被盗抢及遗失等情况。以上事实，有当事人的陈述，以及招商银行支票、退票理由书、供货合同、送货单、工商登记信息等证据为凭。一审法院认为：支票是出票人签发的，委托办理支票存款业务的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在见票时无条件支付确定的金额给收款人或者持票人的票据。涉案支票符合法定记载事项，为有效票据。对于涉案支票的取得，凯茂公司作出了合理陈述，并提交了《供货合同》及《送货单》予以佐证，利庆正公司虽对上述《供货合同》及《送货单》不予认可，但不能提交确实充分的反证予以推翻，本案中也没有证据证明凯茂公司取得涉案支票存在非法、恶意和重大过失等情形，利庆正公司亦确认涉案支票不存在被盗抢及遗失的情况，故一审法院认定凯茂公司取得票据的理由正当，其系涉案支票的合法持有人。根据法律的规定，票据法律关系的重要特征在于票据的文义性和无因性。本案中，利庆正公司表示不知道涉案票据是向谁开具的，即利庆正公司作为涉案支票的出票人，对外开具“收款人”为空白的票据，依法视其授权持票人补记“收款人”，利庆正公司应对补记后的票据承担票据责任。现涉案票据载明的收款人为凯茂公司，故在此情况下，利庆正公司已无权审查票据流转中凯茂公司与瑞美斯公司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且无论凯茂公司对于票据的取得是否给付对价，利庆正公司亦无权以此为由作为拒绝支付票据金额的抗辩，利庆正公司的抗辩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七条规定：“票据权利在下列期限内不行使而消灭：…（二）持票人对支票出票人的权利，自出票日起六个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规定：“票据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一）、（二）项规定的持票人对票据的出票人和承兑人的权利，包括付款请求权和追索权。”本案中，涉案支票的出票日期为2016年8月15日，且于2016年8月25日被银行退票，而凯茂公司作为合法持票人未在出票后六个月内行使追索权，故依照上述法律规定，凯茂公司的票据权利已消灭。但是本案凯茂公司向利庆正公司提起的系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之诉。该权利属于票据法上的非票据关系，不适用票据权利的时效，而应适用民事诉讼时效的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八条“持票人因超过票据权利时效或者因票据记载事项欠缺而丧失票据权利的，仍享有民事权利，可以请求出票人或者承兑人返还与未支付的票据金额相当的利益”的规定，凯茂公司虽然丧失了涉案支票的票据权利，但仍享有请求出票人利庆正公司返还未支付的票据金额相当利益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现凯茂公司主张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并未超出三年的时效规定，其诉请利庆正公司返还未支付的票据金额相当的利益即323084元，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利庆正公司以超过票据权利行使期限为由抗辩无需向凯茂公司利庆正公司支付票据款项，没有理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另外，鉴于未及时主张票据权利的责任在于凯茂公司，故凯茂公司提出的利息诉请，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十八条、第八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一审判决如下：一、利庆正公司于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支付票据款323084元给凯茂公司；二、驳回凯茂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3410元，由凯茂公司负担416元，利庆正公司负担2994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另查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部分的第三页倒数第9行的“利庆正公司”应为“瑞美斯公司”，第四页第5行的“凯茂公司”应为“利庆正公司”，对两处笔误，本院予以纠正。经审查，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综合双方当事人的上诉、答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利庆正公司应否向凯茂公司返还涉案票据金额323084元的问题。首先，凯茂公司提交了利庆正公司作为出票人的两张《招商银行支票》原件，并提交了其与瑞美斯公司之间的《供货合同》及《送货单》，证明其系合法取得票据，并支付了对价。利庆正公司对涉案支票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并确认不存在涉案支票被盗抢或遗失的事实。综合上述事实，本院认为，一审法院认定凯茂公司曾享有票据权利是正确的，本院予以维持。虽然利庆正公司对凯茂公司提交的《供货合同》及《送货单》存有异议，但未能提交相应反证，且凯茂公司也对该证据作出了说明，故一审法院不采信利庆正公司的抗辩意见亦是正确的。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八条规定：“持票人因超过票据权利时效或者因票据记载事项欠缺而丧失票据权利的，仍享有民事权利，可以请求出票人或者承兑人返还与未支付的票据金额相当的利益。”本案中，因凯茂公司未在法定的六个月票据权利时效内行使权利，故其所有的票据权利消灭，但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凯茂公司仍享有请求利庆正公司返还与未支付的票据金额相当利益的权利。凯茂公司已举证证明其自瑞美斯公司处取得票据并支付了对价，利庆正公司虽然否认与瑞美斯公司之间存有往来，但其未能举证证明涉案支票的开具情况，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利庆正公司应向凯茂公司返还与未支付的票据金额相当的利益323084元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利庆正公司向他人出具收款人空白的票据，应视为其授权他人自行补记。利庆正公司现上诉认为凯茂公司未经其授权补记收款人无效，缺乏理据，本院不予支持。凯茂公司并非以背书方式取得涉案支票，利庆正公司上诉认为涉案支票背书不连续，凯茂公司不应取得涉案支票项下的票据权利，缺乏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广州市利庆正建材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820元，由上诉人广州市利庆正建材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汪 婷审判员 庄晓峰审判员 王泳涌二〇二〇年六月四日书记员 廖舒婷黄小曼李小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