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112民初1887号原告：清远市民辉装卸搬运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清远市新城永安路三十六号泰洲大厦C幢604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8026904903763。法定代表人：龙根来，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安信，广东益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彭伟佑，男，1966年5月1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兴宁市，原告清远市民辉装卸搬运有限公司与被告彭伟佑经济补偿金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4月1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安信、被告彭伟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穗埔劳人仲案[2017]074号仲裁裁决书，原告无须向被告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27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诉讼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1.原告无须向被告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225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广州市黄埔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7年3月23日作出穗埔劳人仲案[2017]074号仲裁裁决书。该仲裁书采信被告主张，裁决原告支付经济补偿金，该裁决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首先，被告自己不愿意续约，且严重违反规章制度，造成重大损失。劳动合同即将到期时，广东中外运仓码有限公司宣布与原告的劳务承包于12月结束，原告与广州市富信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在2016年12月28日开始了合作。但被告等人认为工作比原来辛苦，要求提价，并于2017年1月1日、2日两次在码头作业发生了罢工事件，导致新合作的富信公司放弃合作。因被告等人的提价主张和罢工事件发生在劳动合同刚刚到期时，应当理解为被告等人不愿意与原告继续签订劳动合同。且被告等人的罢工事件严重影响原告信誉，导致原告丢失客户，造成原告重大经济损失，原告有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及《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十六条，解除劳动关系并要求被告赔偿原告的损失。其次，原告依约无需再向被告作任何补偿。据2016年1月1日签订的《劳动合同书》，附件二《双方约定事项》双方工资结构已含超时加班补贴、节假日补贴、计件提成等，并且包含双方解除劳动合同的补贴。又依2015年4月21日、2015年9月20日及2016年9月29日的会议记录，均有记载重申工资待遇构成，当双方终止或解除劳动关系时，原告不需要对乙方作任何补偿。经济补偿金已包含在工资中，原告不另行作经济补偿的约定不违反劳动合同法相关禁止规定，并且有被告的签名确认，当属合法有效，原告无须对被告另行补偿经济补偿金。被告辩称：我方对仲裁裁决书认定的事实无异议，包括工资及相关工作情况的认定均无异议，同意仲裁裁决的结果。没有续约的原因是由原告公司解散造成，并非我方不愿意续约。劳动合同附件二的约定没有包含经济补偿金，劳动合同在原告处，我方没有劳动合同附件，我方是在空白文书上签字后交给原告的。原告提到的三个会议记录我方是在仲裁开庭时才收到，原告在仲裁委员会还提交了一份2017年1月3日的会议记录，该记录所涉会议实际是在2017年1月4日召开并倒签日期。经审理查明：被告于2008年3月入职原告，担任码头装卸工，由原告安排被告到码头为原告合作单位装卸货物，双方签有劳动合同。原、被告双方确认原告在与被告解除劳动关系前十二个月月平均工资为2500元。对于劳动关系的解除，原告在诉讼中主张，在2016年12月中旬其与广东中外运仓码有限公司的合作到期后，另与广州市富信物流有限责任公司达成合作意向，并安排被告到码头为该公司装卸货物。在与被告说明新的合作工作情况后，被告及其他员工认为单价过低，工作比原来辛苦，于2017年1月1日、2日两次在码头罢工，原告就价格构成与被告等员工协商，并反馈给广州市富信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但是该司不同意提价，导致该司终止与原告的合作。2017年1月4日，原告通知被告等员工召开会议，与被告等员工作最后一次沟通无果，由于没有业务，原告就不需要用工，因此正式向被告等员工说明解除劳动关系。被告则主张其没有罢工，是原告通知被告于2017年1月4日回公司开会，在开会时宣布因原告没有与广东中外运仓码有限公司续签合同，故原告解散。原告为证明被告等员工罢工，提交了加盖原告公章及广州市富信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公章的确认函一份，同时明确除确认函外没有其他证据证实被告存在罢工。该函载明：“因广州市富信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清远市民辉装卸搬运有限公司双方合作条件差异较大，无法达成一致，现决定终止协商，放弃合作……”。被告对此认为其没有参与该函的制作，要求法院依法认定。原告提交的劳动合同附件二第3条载明：“工资结构已含超时加班补贴、节假日补贴、计件提成等等，并且包含双方解除劳动关系时的补偿。当双方中止或中途解除劳动关系时，甲方不需要再对乙方作任何补偿。”原告还提交了三份有被告签名的会议（文件培训）记录，拟证实被告工资待遇构成及当终止或解除劳动关系时原告不须对被告作出任何补偿。三次会议纪要载明的时间分别为2015年4月21日、2015年9月20日、2016年9月29日，会议内容包括“重申公司各项安全和管理规定以及待遇”、“重申工资构成协议”等，其中在2015年9月20日、2016年9月29日的会议（文件培训）记录中有关于“甲方支付乙方的工资已经包含解除劳动关系时的补偿，当双方终止或中途解除劳动关系时，甲方不需要再对乙方作任何补偿”的记载。被告确认是其签字，但提出内容不符合事实，是原告组织安全会议，到会先签名，其后才进行会议。原告与被告因解除劳动合同发生争议，被告于2017年1月13日向广州市黄埔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原告向被告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27000元。广州市黄埔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7年3月23日作出“穗埔劳人仲案[2017]074号”仲裁裁决：原告一次性支付被告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22500元。原告不服该仲裁裁决，于法定期限内诉诸本院。上述事实有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仲裁裁决书、确认函、会议记录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本院认为，对于原告与被告之间劳动合同的签订、入职时间、原告工作岗位及解除劳动关系前十二个月月平均工资等情况，双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原、被告双方建立了劳动关系，均应遵守国家劳动法律法规。关于劳动合同解除的认定。原告主张合同因被告罢工解除，但未能举证证实被告存在罢工行为，应承担相应举证责任，本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根据查明的事实可知，原告于2017年1月4日因没有业务可做，无法安排被告工作而通知被告解除劳动关系。关于原告解除劳动关系是否需要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认定。对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是否应该支付经济补偿金及按何种标准支付经济补偿金等实体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相关条文已作出明确规定，双方均应遵守。由于签订劳动合同时，双方均不知将来会因何解除劳动关系，存在不确定性，原告主张劳动合同附件二第3条已包含经济补偿金，其实质是在双方签订劳动合同时就要求原告承担此种不确定性的全部风险，免除了原告将来可能承担的法律责任，与前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相冲突。原告援引该条约定主张在合同解除时不须对被告作出任何补偿，缺乏合法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同理，原告援引其提交的两份会议（文件培训）记录中记载的“甲方支付乙方的工资已经包含解除劳动关系时的补偿，当双方终止或中途解除劳动关系时，甲方不需要再对乙方作任何补偿”，主张在合同解除时不须对被告作出任何补偿，缺乏合法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的规定，原告应向被告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由于被告对仲裁裁决的经济补偿金无异议，并且该金额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故本院确认原告应向被告支付经济补偿金22500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原告清远市民辉装卸搬运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原告清远市民辉装卸搬运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被告彭伟佑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22500元。原告清远市民辉装卸搬运有限公司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清远市民辉装卸搬运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邓毅君二〇一七年六月十九日书记员  黄曼玲刘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