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378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梁银英，女，1962年2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上诉人（原审被告）：谢沃辉，男，1956年7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上述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冯进挺，广东理恒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富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铁岗水库路171号桃花源科技创新园A栋317-318室。法定代表人：龚志洁。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庆娟，广东蕴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广州市银柏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花城大道68号1106房。法定代表人：叶俊。原审第三人：叶俊，男，1987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龙川县。原审第三人：谢京龙，男，1987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龙川县。原审第三人：蒋伟程，男，1988年9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原审第三人：北京邦融汇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31号盛景国际广场3号楼907。法定代表人：陈怡。上诉人梁银英、谢沃辉因与被上诉人富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德公司）、原审第三人广州市银柏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柏公司）、叶俊、谢京龙、蒋伟程、北京邦融汇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邦融汇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5民初29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梁银英、谢沃辉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中第一项、第二项诉讼请求，改判上诉人无需向被上诉人承担任何责任；2.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被上诉人主张的追偿权不成立。1.被上诉人与被保险人马某的保险关系不成立且不真实。按照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显示，马某取得涉案债权的时间为2018年3月22日，而被上诉人与马某就涉案债权签订保险合同的时间为2017年8月17日。换言之，被上诉人与马某建立保险关系时，马某并未取得债权，对保险标的不享有保险利益。在此情况下，被上诉人依然与马某“建立”保险关系明显与常理不符。2.被上诉人的理赔不真实。无论是马某还是十一名出借人，不但没有在相关协议上签名，而且均无授权案外人北京邦兴融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接收理赔款。在此情况下，被上诉人擅自向案外人北京邦兴融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支付理赔款属于个人行为，不应视为合法、真实的理赔。同时，被上诉人仅提供转账界面截图，因网络转账存在可撤销的特点，在被上诉人未提供银行流水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客观上有无支付相关赔偿款的事实有待证明。被上诉人享有合法追偿权的基础是合法、真实、有效的保险合同关系，通过上述分析，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主张的追偿权并无合法、有效保险合同关系基础。二、综合本案的证据及各方当事人的庭审发言，上诉人认为本案案情符合“套路贷”的特征，请贵院依法向公安机关提出司法建议或移送案件。根据《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条，套路贷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为目的。实践中，套路贷的常见犯罪手法和步骤包括制造民间借贷假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往往以小额借贷公司、投资公司、咨询公司、担保公司、网络借贷平台等名义对外宣传。本案中，被上诉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主观恶意。被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存在合作关系，被上诉人明知1.收到原审第三人向上诉人收取的部分款项却有意隐瞒；2.邦融汇公司未足额向上诉人发放涉案款项，被上诉人从起诉到第一次开庭明确诉求时，仍然向上诉人主张全额的本息。3.按照被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的说法，上诉人是通过邦融汇平台借款，按理应当向邦融汇公司还款。却在原审第三人的指示下，上诉人一直向叶俊和蒋伟程还款，期间叶俊和蒋伟程收取手续费、管理费及高于合同约定的利息，以牟取高额收益。因此，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具有非法占有的主观恶意。另外，本案中的套路重重，一个简单的借款行为涉及多方当事人和多个法律关系，被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的恶意串通让案情复杂化。具体表现在：1.上诉人目的是借款，却在银柏公司的诱导下先后与邦融汇公司、蒋伟程、谢京龙、叶俊和被上诉人发生法律关系。最终使得由简单的借贷关系通原审第三人的操作，转换为保险合同关系。2.对于前一点被上诉人在诉讼初始阶段没有提出，并且在第一次庭审中有意回避被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的合作关系。3.银柏公司为套路贷中常见的“信息咨询公司”，未到庭的邦融汇公司为网络借贷平台。上诉人正是在银柏公司的“协助”下向邦融汇公司借款。但本案的另外一个套路是被上诉人的加入，正由于被上诉人的加入，使得本案各原审第三人有机会免于出庭，进而回避套路上诉人的事实。事实和理由补充：第一，关于我方的上诉请求作简单说明，本案的一审判决是基于追偿权展开审理，我方虽确实是收到涉案的款项，但若基于追偿权的法律关系，上诉人则认为该法律关系，包括理赔关系是不真实且是不成立的。基于上述理由，上诉人请法庭改判上诉人无需向被上诉人承担任何责任，至于该涉案款项，上诉人认为应该由原始十一名债权人或者继受的债权人马某来主张权利。第二，关于被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表现。被上诉人在2016年4月2日提交的起诉状中，诉请上诉人支付理赔款643200元以及利息，但是根据叶俊和蒋伟程在一审庭审当中提交的证据，可证实早于2018年9月21日和11月23日，叶俊及蒋伟程分别向被上诉人支付了42608.21元、50000元，而且该两笔款项是有备注用于梁银英偿还本金或者理赔款的，这是被上诉人在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一个体现。根据一审所呈现出来的事实，若认定我方与邦融汇公司及所谓的原始十一名债权人存在借贷关系，按理上诉人应当向出借人或债权人去支付有关款项，但是在叶俊、谢京龙、蒋伟程以及银柏公司的操作下由上诉人直接向原审第三人支付借款的本金以及利息，以及以各种名目收取的费用。同时因一审法院查明上诉人直至今日也无法得知从自己账户转出去的81432.19元，这是转给案外人谭某资金的用途性质。上述的种种事实均是上诉人在一审法院审理时才知悉的情况。被上诉人富德公司辩称，第一，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该予以维持。第二，关于上诉人提到的套路贷这种所谓的涉嫌套路贷的上诉的理由，其在一审的时候其实已经讲过，属于重复的理由。关于借贷关系，如果上诉人认为真的是套路贷，应该是另案来起诉借贷关系，本案的追偿权合理合法，二审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事实理由都没有新的证据予以支撑，二审应当予以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银柏公司、叶俊、谢京龙、蒋伟程、邦融汇公司均未到庭。富德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梁银英、谢沃辉向富德公司支付理赔款643200元以及利息（按照年化8.2%标准，自2018年8月23日起暂计至2019年3月22日止共212天为30634元，实际应当计至清偿全部理赔款项之日止）；2.梁银英、谢沃辉向富德公司支付因维权发生的律师费26215元及律师办案费6000元；3.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梁银英、谢沃辉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富德公司主张，富德公司、银柏公司、邦融汇公司之间存在合作关系，叶俊作为银柏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向邦融汇公司推荐客户，梁银英与叶俊洽谈借款后由银柏公司员工蒋伟程通过梁银英手机下载邦融汇P2P平台APP代梁银英申请借款。为证明梁银英通过邦融汇公司的邦融汇P2P平台借款，富德公司提供了如下证据：1.《融资信息服务协议》。显示合同甲、乙方分别为邦融汇公司和梁银英，邦融汇公司身份为居间人，梁银英则为融资方。合同约定内容包括：甲方通过邦融汇平台向乙方提供金融信息服务，使乙方得以通过邦融汇平台发布用途为短期经营周转的融资需求；乙方通过邦融汇平台发布的融资信息中，融资用途为短期经营融资，融资本金数额为600000元，融资期限为360天，融资成本年化8.2%，还款方式为一次性还本付息，还款分期数为1期，担保方式为信用险承保，其中融资成本=融资利率+平台服务费用；起息日、还款日、放款日、募集期限，以及还款计划将根据融资信息发布后的投资人认购投资的实际情况确定，由甲方在融资成功后十个工作日内提供包含平台服务费及还款计划的融资成功确认单；乙方认可邦融汇平台的电子融资协议及其他电子文件、文本的法律效力；乙方与甲方邦融汇平台上的每个实际出借人签订《借款协议》或《债权转让与回购协议》，此协议为线上电子协议，且允许将该协议展示在甲方平台；乙方保证及时足额缴纳各种费用，保证按期偿还融资本金及利息，并经甲方邦融汇平台将相关款项归还给投资人；乙方在还款日中午12点之前，将当期融资本金及利息通过充值操作打入到乙方在邦融汇平台所开立的账户中；甲方邦融汇平台在还款日后3天内，将当期融资本金及利息从乙方邦融汇平台账户划转到投资人的邦融汇账户，完成融资本金及利息的归还；在募集期满后，乙方如果通过甲方邦融汇平台借到本协议所述融资金额，甲方扣除相关费用后，将剩余款项以T+1方式（T为工作日）转入乙方在甲方邦融汇平台的账户；融资服务管理费在融资款项发放当天收取。协议尾部的签订日期为2017年8月18日，甲方签章处盖有“北京邦融汇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电子合同专用章”字样印章，乙方签章处则仅有“梁银英”字样的打印字体而无手写签名。2.《借款协议》。《借款协议》共计十一份，借款人均为梁银英，出借人则分别为张某、李某、戴某、丁某、胡某、赵某、赵某1、陈某、闫某、杨某、张某1等十一人，借款金额合计600000元，利息金额合计42608.21元。其中出借人为张勋的《借款协议》约定：融资本金数额28000元，融资期限360天，融资年利率7.2%，担保方式为信用险承保，起息方式为2017年8月19日，还款方式为一次性还本付息，还款时间为2018年8月14日，利息为1988.38元；如借款人逾期，出借人授权邦融汇平台向保险公司报案并提起保险索赔申请，申请核准后，保险公司将索赔款直接支付到出借人账户上。协议尾部的签署日期为2017年8月18日，出借人、借款人签章处分别为各自姓名的打印字体，无手写签名。出借人为其余10人的《借款协议》除在融资本金数额、利息金额上有所区别外，其余约定内容均一致，协议尾部的出借人、借款人签章处亦分别为各自姓名的打印字体而无手写签名，签署日期均为2017年8月18日。3.邦融汇平台系统截图。显示账户为139××××1486的账户于2017年8月18日14时26分收入600000元，备注内容为“贷款发放|2017×××37”，于同一时间支出5917.81元，备注内容为“放款一次性扣除平台服务费”，于同日14时34分支出594082.19元，备注内容为“提现”。4.《电子签章委托申请使用授权书》。授权书共计十三份，受托人均为邦融汇公司，委托人为梁银英、马某及前述《借款协议》项下的十一位出借人。其中委托人为梁银英的授权书委托事项为“本人不可撤销地同意并授权受托人代表本人向电子签章认证机构申请电子签章，并用于邦融汇平台（××）进行资金借入/出借时借款名称：个人借款-HZL-2017×××31，借款金额￥600000（小写）的合同《借款协议》、《邦融汇平台融资信息服务协议》及相关的辅助及补充协议的签署”，受托人签章处盖有“北京邦融汇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电子合同专用章”字样印章，委托人签章处则仅有“梁银英”字样的打印字体而无手写签名，签署时间为2017年8月18日。委托人为其余十二人的授权书委托事项除借款金额有所差别及由《理赔申请书》替代《邦融汇平台融资信息服务协议》外，其余内容均一致，签署时间亦均为2017年8月18日，委托人签章处均仅有委托人姓名字样的打印字体而无手写签名。5.《邦付宝交易电子回单》。显示邦融汇公司于2017年8月18日向梁银英名下账号为62×××17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付款594082.19元。该组证据中，邦融汇平台系统截图、《邦付宝交易电子回单》为打印件，其余证据均为打印后另行加盖“北京邦融汇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字样印章的原件。富德公司称《融资信息服务协议》、《借款协议》、《电子签章委托申请使用授权书》均系打印自邦融汇平台系统。诉讼中，梁银英、谢沃辉对该组证据真实性均不认可，主张梁银英系与银柏公司发生借贷关系，梁银英将身份证交给银柏公司，但不知道银柏公司与邦融汇公司之间的操作与沟通，虽然梁银英账户确有收到金额为594082.19元的款项，但是该594082.19元中的81432.19元于同一天转给了谭某，另有500000元分十次转给了蔡某，而且该些转出操作发生时银行卡并不在梁银英本人身上。梁银英还主张，办理贷款当天，其将身份证和账号为62×××17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予银柏公司人员，且一并修改好的银行卡密码告知了银柏公司人员，从而让银柏公司人员进行转账操作，上述转给谭某的81432.19元系银柏公司在未经其同意的情况下进行的，至于转给蔡某500000元，其系知情的，该500000元系用于偿还其对蔡锦成欠付的借款。为证明前述594082.19元的去向，梁银英、谢沃辉提供了《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显示梁银英名下账号为62×××17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于2017年8月18日从户名为“邦付宝支付科技有限公司客户备付”的账户处收入594082.19元，随后又向户名为“谭某”的账户支付81432.19元，并连续向户名为“蔡某”的账户分十笔支付共计500000元。叶俊主张，系银柏公司使用梁银英的身份证和银行卡绑定邦融汇平台APP，上述转给谭某的81432.19元是经过梁银英同意才操作的，梁银英本应支付包括风险保证金50000元、业务人员中介费22000元、两套房产的办理费6000元和第一个月的利息9350元合计87350元，由于邦融汇平台已经向梁银英收取了5917.1元服务费，免去该服务费差额后，银柏公司仅收取81432.19元。为证明前述81432.19元的构成情况，叶俊提供了名为《风险履约保证金》的文件作为证据，载明落款时间为2017年8月18日，内容为“今收到借款人梁银英、谢沃辉的风险履约保证金伍万元，如借款期间无逾期，当客户归还本金时，则将该保证金退还给借款人；如借款人在借款期间但出现逾期情况，将不退还。此保证金不作为贷款逾期违约所产生的滞纳金、违约金。”该文件下方的借款人签名处有“梁银英”“谢沃辉”字样签名。梁银英、谢沃辉对签名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50000元保证金不应视为借款本金。富德公司确认《风险履约保证金》的真实性。为证明前述《借款协议》项下出借人将债权转让给案外人马某，富德公司提供了如下证据：1.《债权转让协议》。协议共计十一份，受让人均为马某，转让人则为前述《借款协议》项下的十一位出借人，约定该十一位出借人将各自《借款协议》项下债权转让给马某，转让本金金额合计600000元，转让利息金额合计42608.21元。协议尾部的签署日期均为2018年3月22日，受让人、转让人签章处为受让人、转让人姓名字样的打印字体而无手写签名。2.《债权转让通知书》。通知书共计十一份，内容为告知梁银英前述十一份《债权转让协议》项下的债权转让事宜。签署日期均为2018年3月23日，转让人签章处为前述转让人姓名字样的打印字体而无手写签名。3.《债权转让通知书回执协议》。显示债务人为梁银英（甲方），债权人（乙方）为马某，载明乙方受让原出借人与甲方在邦融汇平台中介撮合的债权，己方收到《债权转让协议通知书》后，签署此协议作为甲方知悉债权受让后作为债权债务关系与权利义务变更的依据，原借款项目名称为“个人借款-HZL-2017×××31”，原本息合计642608.21元，甲方应于2018年8月14日将642608.21元归还至乙方收款账户，收款账户为北京邦兴融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名下开户行为招商银行北京分行营业部、账号为11×××01的账户。协议尾部的签署日期为2018年3月23日，甲、乙方签章处仅有各自姓名字样打印字体而无手写签名。该组证据均为打印后盖有“北京邦融汇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字样印章的原件，富德公司称系打印自邦融汇平台系统。诉讼中，梁银英、谢沃辉对该组证据真实性均不认可。银柏公司、叶俊、蒋伟程对该组证据无异议。为证明梁银英就前述《借款协议》项下借款向富德公司办理保证保险，富德公司提供了以下证据：1.《货币债务履约保证保险投保单》。记载投保人为梁银英，被保险人栏内容则为“邦融汇实名投资人详见清单”，借款合同号为“个人借款-HZL-2017×××31项下的所有借款合同”，借款本金600000元，借款利率7.2%，借款利息43200元，借款本息合计643200元，总保险金额643200元，保险期间自2017年8月18日零时起至2018年8月17日二十四时止。投保人签名处有“梁银英”字样签名，时间为2018年8月17日。2.《货币债务履约保证保险单》。保险单共两份，一份保险单号为605×××721，另一份保险单号为605×××002，前者被保险人为“邦融汇实名投资人详见清单”，后者被保险人为马某，但投保人均为梁银英，签单日期均为2017年8月17日，保险金额均为643200元，保险期间均为自2017年8月18日零时起至2018年8月17日二十四时止，借款合同号均为“个人借款-HZL-2017×××31项下的所有借款合同”。该组证据均为原件。梁银英、谢沃辉除认可《货币债务履约保证保险投保单》的真实性外，对该组证据中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均不认可，主张保险合同签订时间早于马某取得债权的时间，存在富德公司与马某及邦融汇公司恶意串通的嫌疑。梁银英还称保险合同系在银柏公司签订，保险费并非当场支付。富德公司就马某的被保险人身份和保险合同签订时间问题解释称，因邦融汇系P2P借款平台，出借人、借款人均为自然人，一般而言，借款人的借款需求必须得到保险公司的承保才会得到出借人信赖，马某系邦融汇公司员工，所以由马某作为被保险人出现在保险合同中，保险合同成立后才会有之后的十一位出借人，一旦借款人不能还款，邦融汇公司就会通过马某名义回购该些债权人的债权，这也就是《债权转让协议》签订时间在保险合同签订时间之后的原因。银柏公司、叶俊、蒋伟程对该组证据无异议，叶俊亦确认保险合同系在银柏公司签订且主张保险费系其代梁银英支付。为证明梁银英、谢沃辉知晓富德公司系贷款合作机构，叶俊提供了两张照片作为证据。照片分别以手持《个人信用报告查询授权书》的梁银英、谢沃辉作为拍摄对象。梁银英、谢沃辉手持的《个人信用报告查询授权书》显示分别由梁银英、谢沃辉于2017年8月1日签署，载明“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本人授权贵行（包括贵行各分支机构）在办理以下涉及到本人的业务时，可以向中国人民银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查询、打印、复制、保存本人信用报告，用于业务受理、审查、审批以及贷后管理，并将包括本人的个人基本信息、信贷交易信息、反映个人信用状况的其他相关信息向中国人民银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报送。授权期限为业务申请日至业务终结日止。本人同意贵行将本人基本信息信用报告提供给本次贷款合作机构富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包括全国各分支机构）作为贷款推荐及申请材料。若信贷业务未获批准，本人的信用报告查询授权书、个人信用报告等资料一律不退回。”诉讼中，梁银英、谢沃辉主张其签字时并未注意到《个人信用报告查询授权书》的内容，《个人信用报告查询授权书》的内容与本案无关。富德公司则确认其有收到梁银英、谢沃辉的基本信息信用报告，认为《个人信用报告查询授权书》反映梁银英、谢沃辉同意向其投保。为证明己方已履行代偿义务，富德公司提供了如下证据：1.《理赔授权委托书》。委托人为马某，受托人为北京邦兴融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载明：委托人承诺其为项目编号为2017×××006项下合同的受让人、保单（保单号605×××21）产生保险合同项下的被保险人；自保单生效之日起至原借款人（亦即投保人）的全部还款义务履行完毕之日止，委托人授权人办理理赔申请、提交理赔资料、签订理赔协议、受理各类理赔通知。委托书尾部的签署日期为2018年3月23日，委托人、受托人签章处仅有各自姓名或名称字样打印字体而无手写签名。2.《理赔授权委托书》。委托人为前述《借款合同》项下的十一位出借人，受托人均为邦融汇公司。载明：委托人承诺其为项目编号为2017×××06项下合同的出借人、保单（保单号605×××21）产生保险合同项下的被保险人；自保单生效之日起至借款人（亦即投保人）的全部还款义务履行完毕之日止，委托人授权人办理理赔申请、提交理赔资料、签订理赔协议、受理各类理赔通知。委托书尾部的签署日期为2017年8月18日，委托人均仅有委托人姓名字样打印字体而无手写签名，受托人处则均盖有“北京邦融汇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电子合同专用章”字样印章。3.《索赔申请书》。记载保单号为605×××21，投保人为梁银英、被保险人为马某，贷款合同号为“个人借款-HZL-2017×××31项下的所有借款合同”，领款账户信息与前述《债权转让通知书回执协议》中的收款账户信息一致，申请理赔金额为643200元。被保险人签章处有“马某”字样打印字体而无手写签名，日期为2018年8月20日，日期上另盖有“北京邦融汇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字样印章。4.《理赔明细》。该明细表记载姓名为梁银英，放款日为2017年8月18日，放款600000元，逾期8天，剩余本金600000元，尚欠利息43200元，保单号605×××21，理赔时间为2018年8月22日。表上盖有“北京邦融汇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字样印章。5.招商银行企业银行系统截图。显示北京邦兴融通管理有限公司名下账号为11×××01的招商银行账户于2018年8月22日收入643200元。该截图打印后盖有“北京邦兴融通管理有限公司”字样印章。6.《代偿债务确认书》。显示以邦融汇公司名义向富德公司出具，内容为确认投保人为梁银英、保单号为605×××21项下代偿款643200元已于2018年8月22日收到。被保险人及其授权人签章处有“马某”字样签名并盖有“北京邦融汇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字样印章，日期为2018年8月20日。该组证据中，《理赔授权委托书》均为打印后另行加盖“北京邦融汇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字样印章的原件，富德公司称系打印自邦融汇平台系统。该组证据中的其他证据均为原件。诉讼中，梁银英、谢沃辉对该组证据真实性均不认可，认为按该组证据所示，借款于2017年8月17日到期，而马某于2018年8月20日申请理赔，富德公司于2018年8月22日即支付理赔款，时间相当紧凑；理赔款并非直接支付给马某或《借款协议》项下的十一位出借人，而北京邦兴融通管理有限公司、邦融汇公司均不是被保险人；《代偿债务确认书》时间为2018年8月20日，早于确认的理赔款收到时间，有违常理；富德公司于2017年8月17日就同一借贷关系签订了两份保险合同，有违保险合同的规则及相关的法律规定，足以证明所谓的保险合同协议并不是一个真实的保险关系，是富德公司与相关各方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而串通的。银柏公司、叶俊、蒋伟程对该组证据无异议。叶俊述称，前述北京邦兴融通管理有限公司的账户系邦融汇平台的指定账户，涉及到代偿的时候需要将款项汇入该账户，而正常情况下是由客户直接向邦融汇平台还款。为证明梁银英认可富德公司享有的追偿权，富德公司提供了如下证据：1.《还款宽限申请书》。显示出具对象为富德公司，内容为“本人梁银英经过北京邦融汇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居间，于2017年8月18日，向张某、张某1、丁某、杨某、胡某、赵某、闫某、戴某、陈某、李某、赵某十一位出借人，借款共计60万元，约定年利率为8.2%，由贵公司承包。借款后得知该十一人分别将全部债权转让于马某，并在借款到期后得知因本人从未履行还款义务，贵公司承担了保证责任，进行了全额理赔，现由于本人资金紧张，申请贵公司延缓对我的债权追偿，待本人资金周通畅后一定全额偿还本息及逾期利息。申请人签章处有“梁银英”字样签名，日期为2018年11月8日。2.《承诺书》。内容为“本人梁银英承诺2018年12月30号向富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归还借款本金伍万元￥50000元”，下方有“梁银英”字样签名，日期为2018年11月8日。3.《不动产抵押合同》。共两份，均显示签订时间为2017年8月8日，合同尾部签章栏甲方处均有梁银英、谢沃辉字样签名，乙方处则均盖有“富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字样印章。合同均载明为确保主合同的履行，甲方提供不动产抵押，合同项下抵押物分别为佛山市禅城区陶博大道10号一座××房和佛山市禅城区陶博大道10号一座××房作为抵押，但两份合同未明确主合同及主债权的信息。4.《反担保抵押合同》。共两份，合同尾部签章栏甲方处均有梁银英、谢沃辉字样签名，乙方处则均盖有“富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字样印章。合同均载明抵押反担保的债权范围是借款合同载明的全部内容或保单项下确定的债权300000元，合同所附《抵押物清单》所载的抵押物分别为佛山市禅城区陶博大道10号一座××房和佛山市禅城区陶博大道10号一座××房。5.《房地产他项权利证书》。共两份，显示佛山市禅城区陶博大道10号一座××房和佛山市禅城区陶博大道10号一座××房的抵押权义务人为梁银英，抵押权权利人为陈某1。6.陈某1的证言。诉讼中，陈某1经富德公司申请，出庭作证称，其在2018年时是富德公司员工，梁银英以自己名下两套房产就富德公司与梁银英之间的保险合同做反担保，其与梁银英到佛山办理房产的抵押手续，之所以抵押在其名下，系为了方便公司的业务流程，其与梁银英并无债权债务关系，实际的抵押权人是富德公司。该组证据中，《还款宽限申请书》《承诺书》《房地产他项权利证书》为原件，《不动产抵押合同》《反担保抵押合同》为复印件。梁银英、谢沃辉对该组证据真实性均予以认可，主张当时蒋伟程找到梁银英称梁银英逾期未还款，债权人变更为富德公司，当时梁银英有对600000元的借款金额及借款对象提出异议，蒋伟程声称还款金额实际仍为550000元，且有胁迫梁银英，梁银英因为害怕就在《还款宽限申请书》上签名了；《不动产抵押合同》、《反担保抵押合同》系梁银英、谢沃辉在银柏公司办公场所签订，梁银英、谢沃辉以为系与银柏公司签订合同以取得银柏公司的贷款，而非与富德公司签订；《房地产他项权利证书》显示的权利人并非富德公司，故与本案无关。银柏公司、叶俊、蒋伟程对该组证据无异议，蒋伟程另表示其确曾告知梁银英如按时还款还息，则借款到期时偿还550000元即可。对于陈某1的证言，富德公司、银柏公司、叶俊、蒋伟程均无异议。梁银英、谢沃辉则认为陈锦滔作为富德公司员工，与富德公司存在利害关系，富德公司和陈某1均未提供关于富德公司委托陈某1办理抵押手续的授权文件，如果抵押权人为富德公司，抵押权应登记于富德公司名下。一审法院另查明，诉讼中，梁银英起初主张其每月需偿还利息9350元，借款到期后一次性偿还本金，其已偿还12个月的利息合计112200元，本金尚未偿还。梁银英后又主张其已偿还的112200元均系用于偿还本金。为证明还款金额，梁银英提供了《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作为证据。该清单显示其名下卡号为62×××44的中国银行账户于2017年9月至2018年11月期间多次向谢京龙和蒋伟程转账，转账金额合计177650元。对此，叶俊主张，谢京龙、蒋伟程向梁银英收款均系代表银柏公司，梁银英已支付12个月的利息共计112200元，前述177650元中余下部分属于梁银英之子谢某的还款。梁银英对于前述177650元中部分属于谢某还款的说法予以确认。叶俊于2018年9月21日通过银行转账向富德公司支付42608.21元，转账时备注内容为“梁银英理赔款”。蒋伟程于2018年11月23日通过银行转账向富德公司支付50000元，转账时备注内容为“代还梁银英本金50000元”。诉讼中，富德公司主张该42608.21元和50000元系叶俊代梁银英向富德公司偿还，其中，42608.21元系用于偿还借款利息，借款利息本为43200元，但经富德公司与叶俊协商后仅收取42608.21元，50000元则系最初扣减的履约保证金，用于偿还借款本金。诉讼中，叶俊起初主张借款本金为550000元，后又对其关于借款本金金额的说法解释称，因银柏公司曾收取梁银英50000元履约保证金，后已将该50000元履约保证金支付给富德公司，故梁银英尚欠本金550000元。至于向富德公司支付的42608.21元，叶俊主张系银柏公司向梁银英收取的112200元中属于邦融汇平台借款利息的部分。一审法院再查明，梁银英与谢沃辉1983年3月29日登记结婚。诉讼中，富德公司明确表示其系以梁银英与谢沃辉为夫妻关系且谢沃辉在《不动产抵押合同》《反担保抵押合同》中签名为由要求谢沃辉承担偿还责任。一审法院又查明，富德公司为证明其因本案纠纷发生律师费、办案费，提供了《民事委托合同》《收据》作为证据。《民事委托合同》显示签订时间为2019年3月8日，载明甲方为富德公司，乙方为广东瑞迪安律师事务所，约定甲方与梁银英、谢沃辉因追偿权纠纷一案，委托乙方作为甲方的诉讼、执行代理人，办案费为6000元，律师费为26215元，办案费6000元支付后乙方律师即开始代理工作，律师费26215元于一审开庭前三日支付。《民事委托合同》尾部签章栏甲方处为“叶俊”字样签名，乙方处盖有“广东瑞迪安律师事务所”印章。《收据》落款时间为2019年3月8日，由富德公司本案的委托代理人余玉洁出具，内容为“今收到富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因与梁银英、谢沃辉追偿权纠纷一案办案费用6000元。”梁银英、谢沃辉对《民事委托合同》真实性不认可，认为合同中无富德公司盖章，在律师费外还约定办案费亦不符合法律规定；对《收据》真实性认可，但对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认为无相应发票。银柏公司、叶俊、蒋伟程对《民事委托合同》《收据》无异议。诉讼中，富德公司确认前述26215元律师费尚未发生。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追偿权纠纷。谢京龙、邦融汇公司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视为放弃相关诉讼权利。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梁银英通过邦融汇平台借款的事实是否存在；二、案涉借款本金数额如何认定；三、马某是否受让了案涉借款债权；四、梁银英是否存在还款行为；五、马某是否享有保证保险被保险人的权利；六、富德公司是否已就案涉借款支付代偿款。七、富德公司行使追偿权的范围如何确定；八、梁银英应否向富德公司赔偿律师费、办案费；九、谢沃辉应否在本案中承担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一。首先，从借款合同的订立过程来看，银柏公司法定代表人叶俊和梁银英均确认办理借款手续时使用了梁银英的身份证和银行卡，梁银英还确认其提供的银行卡对应的系账号为62×××17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富德公司提供的《融资信息服务协议》、《借款协议》虽然均为打印件，且签章处的签名均为打印字体而无手写签名，但是已另行加盖有邦融汇公司名称字样印章，邦融汇公司在本案诉讼中未对该印章的真实性和富德公司关于该些文件来自于邦融汇平台系统的说法予以否认，说明邦融汇公司认可该些文件的真实性和来源。该些文件中签章处签名均为打印字体而无手写签名的情况，以及梁银英向银柏公司提供身份证和前述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的事实，恰能够与银柏公司法定代表人叶俊关于案涉借款系使用梁银英身份证、银行卡绑定邦融汇平台APP后通过邦融汇平台APP申请的说法相印证。在梁银英于《融资信息服务协议》、《借款协议》显示的落款日期的前一日也即2017年8月17日签署的《货币债务履约保证保险投保单》中，记载的被保险人为“邦融汇实名投资人详见清单”，也印证了《融资信息服务协议》中关于梁银英需要与邦融汇平台上的每个实际出借人签订《借款协议》的约定。其次，从借款的发放情况来看，梁银英提供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显示其向银柏公司提供的前述中国农业银行账户确于2017年8月18日从户名为“邦付宝支付科技有限公司客户备付”的账户处收入594082.19元，与富德公司提供的《邦付宝交易电子回单》显示的转账日期和金额一致，与《融资信息服务协议》中关于融资金额为600000元及邦融汇公司在扣除相关费用后将借款转入梁银英在邦融汇平台账户的约定和邦融汇平台系统截图显示的扣除5917.81元用于支付平台服务费的这一内容能够形成对应关系。再次，从借款后的确认内容来看，梁银英在向富德公司出具的《还款宽限申请书》中，清晰叙述了其通过邦融汇公司居间向张某等十一人借款共计600000元的事实，其提及的张某等十一位借款人与富德公司提供的十一份《借款协议》所载借款人名称一致。至于《还款宽限申请书》系梁银英在受到胁迫情况下签署的主张，梁银英、谢沃辉并未就此提供相应证据。因此，富德公司、梁银英提供的证据结合梁银英、叶俊的陈述，已经形成证据链，足以证明梁银英通过邦融汇公司的邦融汇平台向张某等十一位出借人借款600000元且其银行账户在邦融汇公司扣除5917.81元平台服务费后实际到账594082.19元的事实。关于争议焦点二。虽然《融资信息服务协议》约定的融资金额以及十一份《借款协议》所载借款本金总额均为600000元，而梁银英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实际到账金额为594082.19元，存在5917.81元差额。但如前所述，《融资信息服务协议》已经约定邦融汇公司在向梁银英发放借款前需扣除相关费用，该5917.81元属于邦融汇公司直接在梁银英所借款项中收取的平台服务费用。至于前述594082.19元发放至梁银英银行账户后向谭开支付81432.19元的行为，梁银英和银柏公司法定代表人叶俊均表示系银柏公司操作，梁银英还表示其曾将银行账户密码一并告知银柏公司人员，故即便梁银英认为该转账行为未经其同意，亦属于其获取借款后与银柏公司之间发生的争议，与邦融汇公司、富德公司和案涉出借人无关。而银柏公司人员曾经向梁银英作出的借款到期后仅需偿还550000元的表态，未获得邦融汇公司、富德公司和案涉出借人的认可。因此，案涉借款本金仍应认定为600000元。关于争议焦点三。如前所述，梁银英系通过邦融汇平台借款。虽然富德公司据以证明马某受让借款债权的《债权转让协议》《债权转让通知书》《债权转让通知书回执协议》均为打印件，且签章处的签名均为打印字体而无手写签名，但是已另行加盖有邦融汇公司名称字样印章，邦融汇公司在本案诉讼中未对该印章的真实性和富德公司关于该些文件来自于邦融汇平台系统的说法予以否认，说明邦融汇公司认可该些文件的真实性和来源。梁银英在向富德公司出具的《还款宽限申请书》中亦表示知晓马某受让借款债权的事实。因此，一审法院对《债权转让协议》《债权转让通知书》《债权转让通知书回执协议》予以采信，认定马某已受让对梁银英享有的600000元借款债权。关于争议焦点四。根据《债权转让通知书回执协议》，梁银英应于2018年8月14日将借款本息642608.21元归还至马某指定的北京邦兴融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名下开户行为招商银行北京分行营业部、账号为11×××01的账户。而从梁银英据以证明其存在还款行为的《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来看，梁银英所称还款均系支付至谢京龙或者蒋伟程账户。不论梁银英基于何种目的向谢京龙或者蒋伟程账户支付款项，也不论银柏公司关于梁银英每月向其支付款项用途的解释是否属实，在无证据证明马某同意对还款时间及方式作出变更的情况下，梁银英向谢京龙或者蒋伟程账户付款的行为与《债权转让通知书回执协议》就时间及方式作出的前述约定不符，不能视为针对马某采取的还款行为。关于争议焦点五。《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四十八条规定：“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不得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保险标的转让的，保险标的的受让人承继被保险人的权利和义务。保险标的转让的，被保险人或者受让人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但货物运输保险合同和另有约定的合同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保证期间，债权人依法将主债权转让给第三人的，保证债权同时转让，保证人在原保证担保的范围内对受让人承担保证责任。但是保证人与债权人事先约定仅对特定的债权人承担保证责任或者禁止债权转让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本案中，梁银英于2017年8月17日签署《货币债务履约保证保险投保单》就案涉借款本息向富德公司购买保证保险，被保险人为“邦融汇实名投资人详见清单”。而富德公司于同日出具了被保险人为“邦融汇实名投资人详见清单”的保险单予以承保，保险金额为643200元。梁银英与富德公司之间就此成立保证保险合同关系，合同合法有效。在马某受让借款债权后，前述保证保险合同项下保险标的已转让于马某，被保险人的权利由马某承继。富德公司在诉讼中关于其已向马某承担保险责任的主张，亦表明其知晓且同意保险标的的转让。因此，即便富德公司在马某受让借款债权前就已另行出具了一份以马某作为被保险人的保险单，亦不影响马某在梁银英未按时偿还借款情况下根据前述保证保险合同向富德公司主张被保险人权利。关于争议焦点六。虽然《代偿债务确认书》显示的落款日期与其中记载的收到代偿款的日期之间存在时间顺序上的矛盾，但北京邦兴融通管理有限公司已经以在招商银行企业银行系统截图上盖章的方式确认其名下银行账户已收到富德公司于2018年8月22日支付的代偿款643200元，收款日期、金额与《代偿债务确认书》所称吻合，收款账户亦与马某在《债权转让通知书回执协议》中指定的收款账户一致，足以证明富德公司已根据保险合同履行其作为保险人的代偿义务，代梁银英向马某偿还643200元。关于争议焦点七。《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三条规定：“保证人自行履行保证责任时，其实际清偿额大于主债权范围的，保证人只能在主债权范围内对债务人行使追偿权。”案涉十一份《借款协议》显示，案涉借款利息合计为42608.21元，借款本息总额为642608.21元，该借款本息总额与《债权转让协议》《债权转让通知书回执协议》显示的借款本息总额一致。故富德公司的代偿金额应以借款本息总额642608.21元为限，在其实际代偿643200元的情况下，其无权就超出642608.21元的部分向梁银英追偿。对于叶俊于2018年9月21日向其转账支付的42608.21元和蒋伟程于2018年11月23日向其转账支付的50000元，富德公司自认分别系用于代梁银英偿还借款利息和借款本金。因此，梁银英对富德公司尚欠代偿款550000元（642608.21-42608.21-50000），富德公司现要求梁银英予以偿还，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富德公司并未就梁银英未偿还代偿款情况下的利息起算时间及计算标准问题与梁银英进行约定，其亦未提出除《还款宽限申请书》《承诺书》以外的其他关于在本案起诉前向梁银英主张追偿权的证据，其要求利息自2018年8月23日起按照年利率8.2%的标准计算，缺乏合同依据，一审法院调整为自《还款宽限申请书》出具之日也即2018年11月8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富德公司诉请超出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八。《广东省物价局、司法厅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第十七条规定：“律师服务费和办案费由律师事务所统一收取。律师个人不得向委托人收取任何费用。律师事务所收取律师服务费，必须使用税务部门规定的合法票据。预收办案费必须出具书面确认单据，并严格按约定用途合理使用。委托事项办结后，必须开列办案费使用清单，提供税务部门规定的合法票据与委托人结算，结余部分或不能提供票据的，已收取的办案费应相应予以退还。”富德公司已自认26215元律师费尚未实际发生。至于6000元办案费，富德公司提供的《收据》系由广东瑞迪安律师事务所的余玉洁律师出具，不符合前述规定中关于办案费应由律师事务所出具书面确认单据的规定，不足以证明富德公司已实际支出办案费。此外，富德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其与梁银英、谢沃辉之间存在关于富德公司因行使追偿权发生的律师费、办案费由梁银英、谢沃辉承担的约定。因此，富德公司要求梁银英承担律师费26215元、办案费6000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九。梁银英、谢沃辉于借款前同时签署的《个人信用报告查询授权书》中已提及基本信息信用报告系提供给富德公司作为贷款推荐及申请材料。后梁银英、谢沃辉一同签署的《不动产抵押合同》《反担保抵押合同》虽然未能反映系针对何种主债权提供反担保，但富德公司已经通过《房地产他项权利证书》中的权利人陈某1对抵押的目的作出解释。反观梁银英、谢沃辉，虽主张《不动产抵押合同》《反担保抵押合同》系其与银柏公司签订而非与富德公司签订，但其未能就《不动产抵押合同》《反担保抵押合同》中载明的抵押权人为富德公司广州分公司以及《房地产他项权利证书》中的权利人为陈某1这一情况提供合理解释，其亦未就其提供的抵押担保对应的是债权人为银柏公司或者陈某1的主合同进行举证。此外，梁银英、谢沃辉还共同在名为《风险履约保证金》的文件中以借款人身份签名。因此，虽然案涉借款系以梁银英一人名义向邦融汇公司申请并与出借人签订《借款协议》，但综合以上信息已经足以证明借款系基于梁银英、谢沃辉夫妻二人的共同意思表示，属于梁银英、谢沃辉的夫妻共同债务。富德公司的代偿行为系因梁银英、谢沃辉未清偿夫妻共同债务而引发，富德公司支出的代偿款亦应由梁银英、谢沃辉共同偿还，富德公司要求谢沃辉就代偿款承担共同偿还责任，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一审判决如下：一、梁银英、谢沃辉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富德公司偿还代偿款550000元；二、梁银英、谢沃辉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富德公司支付代偿款利息（以55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11月8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三、驳回富德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9888元，由富德公司负担811元，由梁银英、谢沃辉负担9077元。二审期间，各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之规定，第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本案是否涉及“套路贷”及被上诉人富德公司是否有权利向上诉人谢沃辉、梁银英追偿。本案《借款协议》约定的60万元借款，在扣除少量平台居间费用后，均已全部转入上诉人梁银英开立于农业银行的账户，且案涉《借款协议》约定的借款利率亦不超出法定利率范围上限，而此后出借人和邦融汇公司均未妨碍上诉人谢沃辉、梁银英还款。前述事实均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中规定的制造民间借贷假象、制造资金走账流水等虚假给付、故意制造违约或者肆意认定违约、恶意垒高借款金额、软硬兼施“索债”等“套路贷”行为特征。因此，上诉人谢沃辉、梁银英认为本案涉及“套路贷”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财产保险的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案涉尾号为1002的《货币债务率约保证保险单》被保险人为案外人马某，虽然签单日（2017年8月17日）时马某尚未受让债权并成为债权人，但至保险事故发生日即上诉人谢沃辉、梁银英未按期履行还款义务时，案外人马某已于之前的2018年3月22日受让案涉债权且已通知债务人，即案外人马某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已具有保险利益，被上诉人富德公司应当依约承担代偿债务的责任，而不能以被保险人不具有保险利益为由拒赔。被上诉人富德公司在向《债权转让通知书回执协议》中指定的收款账户支付保险金之后，即依保险合同约定获得向上诉人谢沃辉、梁银英追偿的权利，而金额应当以上诉人谢沃辉、梁银英实际尚未清偿的借款本息为限。而本案中被上诉人富德公司支付保险金的事实，亦有《代偿债务确认书》、招商银行企业银行系统截图等证据予以证实，即被上诉人富德公司已经实际履行了支付保险金的义务。因此，一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富德公司有权利向上诉人谢沃辉、梁银英追偿，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谢沃辉、梁银英关于被上诉人富德公司无权向其追偿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和处理结果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各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9395元，由上诉人谢沃辉、梁银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泳涌审判员  李 杰审判员  汪 婷二〇二〇年六月三日书记员  张洁莹冯佩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