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民终97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伙南，男，1968年8月30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浏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阳林，湖南善上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暨上诉人刘伙南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春香，女，1970年2月1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浏阳市。系刘伙南之妻。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梓奇，男，1954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浏阳市。上诉人（原审被告）：蒋燕国，女，1963年7月24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浏阳市。上诉人陈梓奇、蒋燕国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蒋仲义，湖南金凯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苏醒，女，1985年6月29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浏阳市。上诉人刘伙南、曹春香与上诉人陈梓奇、蒋燕国及被上诉人苏醒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浏阳市人民法院（2019）0181民初90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伙南、曹春香上诉请求：1、撤销湖南省浏阳市人民法院（2019）湘0181民初9035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其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陈梓奇、蒋燕国、苏醒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对陈梓奇、蒋燕国对苏醒代收第一笔18万元购房定金予以认可，但对于之后的两笔共计50万元认为苏醒无权代收，不能视为陈梓奇、蒋燕国的收款行为，属于事实认定错误。首先，陈梓奇、蒋燕国认可苏醒代收购房定金18万元后，在见证律师询问款项支付事宜时回答“一样的、一样的”；且未提供新的收款账户，没有要求变更收款方式，还与苏醒共同署名出具68万元的收款收条，该收条注明“以实际银行汇款为准”强调的是付款方式转账，并非向刘伙南、曹春香声明改变收款账户，客观上也自始至终未提供新的收款账户；其次，在18万元定金收条中明确载明，过户所产生的过户费用由卖方负责，同时房屋买卖合同第六款约定，办理产权过户时产生的交易税费等费用由担保人丙方即苏醒承担。这说明，苏醒就是陈梓奇、蒋燕国委托卖房的代理人；再次，苏醒的代理人在庭审中答辩称，就涉案房款苏醒与陈梓奇、蒋燕国达成协议，苏醒用住房1套、商铺1间及奔驰小汽车折抵涉案房款，商铺及奔驰小汽车已由陈梓奇、蒋燕国在使用。虽然庭审后陈梓奇、蒋燕国补充证据证明苏醒名下房屋及奔驰小汽车在另案中抵给了陈梓奇、蒋燕国的女儿陈金发，但该债务的抵偿应当结合蒋燕国与苏醒在2019年4月29日签订的《协议书》进行综合认定。最后，刘伙南于2019年2月15日支付房屋尾款50万元，苏醒交付房屋钥匙后，陈梓奇、蒋燕国将案涉房屋腾空，且在刘伙南入住三个月的时间里从未提出异议。2、即使牵强的认定苏醒属于无权代理，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172条规定，认定苏醒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首先，在整个交易过程中，都是苏醒与刘伙南接洽，房产证原件在合同签订前就已由苏醒交付给刘伙南，并且在确认收到定金18万元后，陈梓奇还与苏醒共同出具收款收条，这一系列行为足以让刘伙南相信苏醒具有代理权；其次，争议发生后，陈梓奇、蒋燕国从未向刘伙南主张房款，却不断与苏醒协商解决方案，恰恰证明陈梓奇、蒋燕国知晓自己在交易中存在过错，并且该过错责任不能归责于刘伙南。3、一审法院程序违法。刘伙南申请陈梓奇、蒋燕国、苏燕到庭接受调查，但一审法院只是做了询问，此后既没有通知各方当事人到庭，也未能明确告知不同意的理由。陈梓奇、蒋燕国辩称，陈梓奇方没有对18万元的收条追认，不存在共同署名出具收条，苏醒是担保人，是以担保人的身份签字，其担保义务是为双方担保，钱应该打到陈梓奇账户；2、苏醒转让给陈金发的车与房子与本案没有关联；3、陈梓奇方没有办理交房，不存在合法交房问题；4、不构成表见代理，苏醒是担保人，不是代理人，且对方没有见过面没有理由相信苏醒有代理权，刘伙南方存在过错，不能构成表见代理。苏醒未到庭答辩。陈梓奇、蒋燕国上诉请求：1、请求在对刘伙南、曹春香2019年2月11日所付18万元不认定为付给陈梓奇方购房款的基础上重新作出公正裁决；2、由刘伙南、曹春香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房屋买卖合同》见证律师于孟标在接受法院调查时所作陈述与《见证笔录》相矛盾，一审采信其证词明显不当，况且于孟标也未出庭作证。2、于孟标的证词也不足以证明陈梓奇方对刘伙南方付给苏醒的18万元表示认可。即使蒋燕国在回答于孟标“为什么收条由苏醒出具”这一问题时确实回答“一样的、一样的”，从这句话内容分析，看不出蒋燕国对苏醒收款行为予以追认的意思表示。苏醒同意出具借条，绝不等于认可苏醒收款。3、一审判决认定陈梓奇、蒋燕国与刘伙南、曹春香及苏醒三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时，陈梓奇方仍不知晓付款行为明显不符合正常交易习惯错误。在正常交易时，卖方尚不知道买方已付定金确不符合交易习惯，但由于苏醒另有所图，陈梓奇方不知付款实属正常。4、一审法院认定陈梓奇方应对苏醒的信任而产生风险。但对一个人的信任并非法定的归责事由，且陈梓奇方在信任苏醒的问题上不存在过错，相比之下，刘伙南方却有着极大的过错。刘伙南在签订合同前三天就支付给苏醒18万元，由于双方此前尚不认识，陈梓奇方不可能向其传递关于授权苏醒收款的任何信息，刘伙南方没有任何理由相信苏醒有权代理陈梓奇方收款。刘伙南、曹春香辩称：1、律师于孟标应该出庭；2、本案涉及刑事问题，请求法院移交公安机关；3、一审笔录中有提到是委托苏醒，陈梓奇方将房屋相关资料给了苏醒；4、对方没有提供银行卡号，没有向我方主张购房款。综上，18万元是经过对方授权的。苏醒未到庭陈述意见。刘伙南、曹春香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陈梓奇、蒋燕国继续履行合同，将位于浏阳市房屋交付给刘伙南、曹春香；2、判令陈梓奇、蒋燕国向刘伙南、曹春香支付违约金204000元并承担律师费45000元、诉讼保全担保保险费2250元；3、判令苏醒对陈梓奇、蒋燕国支付的上述第二项诉讼请求中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4、本案受理费、保全费等诉讼费用由陈梓奇、蒋燕国、苏醒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2月11日，刘伙南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苏醒转账18万元，苏醒向刘伙南出具了收条1张，其内容为：“收条今收到刘伙南购金盛星城8栋201室购房定金壹拾捌万元整（￥18万元整）房屋总价为陆拾捌万元整（68万元整）剩余50万元于公证后付清买卖双方约定按房产证上的办证时间满2年就过户过户所产生的过户费用由卖方负责收款人：苏醒收款日期：2019年2月11号”。2019年2月14日，陈梓奇、蒋燕国（卖方、甲方）与刘伙南、曹春香（买方、乙方）及苏醒（担保方、丙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1份，约定：甲方自愿将位于浏阳市房屋出卖给乙方；房屋价款为人民币68万元；经甲乙双方协商，决定以下付款方式：乙方应于本合同签订之日向甲方支付定金人民币18万元，剩余房款人民币50万元乙方应在2019年2月19日前支付；甲方在乙方付清购房款之日将该房屋交付乙方使用，甲方同时将该房屋现有的全部权利资料原件交付给乙方（包括但不限于购房发票、商品房买卖合同、湘（2018）浏阳市不动产权第××号不动产权证、物业专项维修资金收据等）；甲乙任何一方解除合同或拒绝履行合同，由违约方向另一方支付本合同第二条确定的该房屋成交价格的30%作为违约金，实际损失超过违约金总额的，责任方应据实赔偿。合同第七条“其他约定事项”条款2约定：如守约方通过诉讼主张权利，违约方应承担守约方应支付的律师费、保全费、鉴定费等实现债权的全部费用；条款4约定：丙方对上述争议产生的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合同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同日，陈梓奇、蒋燕国向刘伙南、曹春香出具收条1张，其内容为：“收条今收到刘伙南、曹春香交来金盛星城8栋201室购房款陆拾捌万元整（￥680000.00）以实际银行汇款为准收款人：陈梓奇蒋燕国收款日期2019年2月14日担保人：苏醒”。2019年2月15日，刘伙南通过其湖南省农村商业银行账户向苏醒的银行账户转账32万元、通过其中国农业银行账户向苏醒的银行账户转账18万元。后刘伙南、曹春香从苏醒处拿到了案涉房屋的2片入户门钥匙并入住房屋。苏醒收取了刘伙南支付的共计68万元后，未将款项支付给陈梓奇、蒋燕国。陈梓奇、蒋燕国于2019年5月从刘伙南、曹春香处强行将案涉房屋收回，双方因此产生纠纷。为解决纠纷，刘伙南、曹春香曾于2019年5月28日向浏阳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后于2019年8月21日申请撤回起诉，浏阳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22日裁定准许刘伙南、曹春香撤回起诉。2019年9月23日，刘伙南、曹春香再次提起诉讼。另查明：1、案涉房屋的不动产证号为湘（2018）浏阳市不动产权第××号，登记权利人为陈梓奇，登记共有情况为单独所有；陈梓奇、蒋燕国处尚持有案涉房屋入户门钥匙2片，房屋现由陈梓奇、蒋燕国占有。2、2019年2月14日，刘伙南向陈梓奇、蒋燕国出具收条1张，其内容为：“收条今收到陈梓奇金盛星城8＃栋201室房产证1本不动产发票一张物业维修基金一张契税缴纳票据1张房款收据1张收物人：刘伙南日期：2019.2.14日”，收条上载明的物品现均在刘伙南、曹春香处。刘伙南、曹春香称上述物品中的房产证原件系由苏醒于2019年2月10日交付给刘伙南的，正是由于苏醒向刘伙南交付了房产证原件，刘伙南才会于2019年2月11日向苏醒支付18万元。陈梓奇、蒋燕国对刘伙南、曹春香的上述陈述不予认可，刘伙南、曹春香亦未提交充分有效证据予以证实。3、案涉《房屋买卖合同》系在湖南琼武律师事务所见证下签订的，经刘伙南、曹春香申请，一审法院于2019年10月24日对参与见证的律师于孟标做了1份调查笔录，在调查笔录中于孟标陈述签订合同时刘伙南、曹春香称已付款18万元并出示了由苏醒出具的收款18万元的收条，在于孟标提出收条为何由苏醒出具的疑问时，蒋燕国称是“一样的一样的”；于孟标陈述合同中约定的“乙方应于本合同签订之日向甲方支付定金人民币18万元”实际是已经支付了18万元；但关于剩余购房款50万元支付给谁，于孟标表示在见证过程中各方均未提及，只提到了第二天支付；于孟标陈述在签完合同大家一起离开时其还交代陈梓奇、蒋燕国今天收到了18万元就可以将房屋权属证书的原件交给刘伙南、曹春香，待第二天余款50万元付清后就可以交付房屋钥匙。同日，浏阳市人民法院即将该调查笔录的内容告知刘伙南、曹春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豪。4、浏阳市人民法院依职权自于孟标律师处调取了对案涉《房屋买卖合同》进行见证的见证笔录，见证笔录记载的陈梓奇介绍的基本情况为：现我将房屋转让给刘伙南夫妇，价格是68万元，先行支付2万元定金，剩余房款在拿到见证书时一次性支付，交清房款后交房给买方，刘伙南、曹春香均答是；在于孟标询问苏醒是为哪方提供担保时，苏醒回答为双方提供担保。5、刘伙南、曹春香提交了《协议书》复印件1份，内容为：“今欠到蒋燕国人民币柒拾万元整（￥70万元整）现因资金周转不灵经双方协商现将本人陶然溪5栋二单元404室房屋与本人名下奔驰220（牌号湘Ａ×××××）作为抵押资金的总价以出售价为准（价钱暂定）证明：此次协议作为处理金盛星城8栋201室房产纠纷协议人：苏醒协议人：蒋燕国签于2019年4月29晚”，陈梓奇、蒋燕国以该协议书不是原件为由拒绝质证，苏醒称其持有该协议书原件，但未在浏阳市人民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提交。6、刘伙南、曹春香提交了合同签订日期为2019年5月3日、卖方为苏醒、买方为陈梓奇的《二手房买卖合同》复印件1份，约定卖方所售房屋坐落为工业园中华药膳养生城5栋404室，苏醒称签订该合同属实，但房屋的交付及过户手续均未办理。7、为证明奔驰牌小汽车是苏醒抵债给陈梓奇、蒋燕国女儿，与本案款项无关，陈梓奇、蒋燕国在指定的期限内向一审法院补充提交了其女儿陈金发与苏醒签订的《合伙合同》1份、《合同解除协议》1份、《抵债协议》2份、《提前结清通知书》及银行流水等证据，其中《合同解除协议》载明乙方（陈金发）付给甲方（苏醒）115万元整由甲方全部退还给乙方，其中2019年6月22日签订的1份《抵债协议》载明甲方（苏醒）将湘Ａ×××××白色奔驰车转给乙方（陈金发）抵债，车辆贷款由乙方代甲方还清，同时陈梓奇、蒋燕国提交了苏醒签字确认的《提前结清通知书》，载明苏醒应于2019年6月27日前还款156489.72元；2019年6月27日，陈金发向苏醒转账汇款156489.72元。苏醒经一审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对上述证据进行质证。8、为进行一审诉讼，刘伙南、曹春香（甲方）于2019年5月15日与江苏东行律师事务所（乙方）签订《委托代理合同》，载明甲方因与陈梓奇、蒋燕国、苏醒合同纠纷一案，委托乙方通过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谈判、和解等合理方法代理本案，代理费用为人民币45000元。2019年6月21日，江苏东行律师事务所向刘伙南、曹春香开具了价税合计金额为45000元的增值税普通发票1张。江苏东行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邓永清、实习律师刘豪参加了一审庭审。9、一审审理过程中，刘伙南、曹春香申请了财产保全，并因购买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支付了保险费2250元。诉讼过程中，刘伙南、曹春香称其是因想购房来到金盛星城售楼部后认识苏醒的，在2019年2月14日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前，其没有与陈梓奇、蒋燕国联系过，因苏醒持有案涉房屋的房产证及钥匙，其认为陈梓奇、蒋燕国是全权委托苏醒出售案涉房屋；陈梓奇、蒋燕国称案涉房屋是其于2018年通过苏醒购买的，苏醒是金盛星城售楼部的工作人员，其只是将案涉房屋的2片入户门钥匙放在了售楼部，并要求苏醒提供线索介绍他人来买房，其并未委托苏醒售房；苏醒称陈梓奇、蒋燕国出具了书面委托书委托其卖房，但未在指定的期限内提交。刘伙南、曹春香及陈梓奇、蒋燕国均认可双方系经苏醒介绍认识，在签订案涉《房屋买卖合同》时，双方系第一次见面。庭审结束后，浏阳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11日收到了刘伙南、曹春香邮寄的《申请书》1份，请求事项为：1、依法传唤陈梓奇、蒋燕国、苏醒到庭进行法庭调查；2、通知湖南琼武律师事务所于孟标律师、陈芳律师出庭参与庭审调查。刘伙南、曹春香提出在陈梓奇、蒋燕国、苏醒不到庭的情况下无法查清房款交付、房屋交付的案件事实，即陈梓奇、蒋燕国、苏醒属于不到庭就无法查清案情的被告，若陈梓奇、蒋燕国、苏醒经传票传唤拒不到庭，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适用拘传；刘伙南、曹春香同时提出因陈梓奇、蒋燕国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在质证时对于孟标所做的调查笔录内容予以全盘否认，为了查明案件事实、明确该调查笔录的证明力，应当由浏阳市人民法院通知被调查人出庭接受当事人质询。一审法院认为，刘伙南、曹春香与陈梓奇、蒋燕国、苏醒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系合法、有效的合同，刘伙南、曹春香与陈梓奇、蒋燕国、苏醒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刘伙南、曹春香主张其已足额支付购房款而陈梓奇、蒋燕国拒不履行交房义务，陈梓奇、蒋燕国则以刘伙南、曹春香未履行付款义务为由拒绝履行交房义务。根据合同约定，刘伙南、曹春香作为买受人应向作为出卖人的陈梓奇、蒋燕国支付购房款共计68万元，现已查明，刘伙南、曹春香系通过刘伙南的银行账户于2019年2月11日向苏醒转账18万元、于2019年2月15日向苏醒转账50万元，故该案的争议焦点实际为刘伙南、曹春香向苏醒的付款行为的认定问题。一审法院认为，要确定苏醒收款行为的性质，必须综合考量苏醒在案涉合同中的身份以及各方当事人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的真实意思表示。苏醒作为合同履行的担保人，根据通常理解，担保系对合同当事人的义务行为作出的一种负担承诺，即作为担保人的苏醒应对刘伙南、曹春香的付款行为及陈梓奇、蒋燕国的交房行为进行保证，但苏醒并不因此能替代合同当事人行使合同权利，即苏醒的收款行为不能当然地代表陈梓奇、蒋燕国的收款行为，除非有陈梓奇、蒋燕国的授权或认可行为。该案中，刘伙南、曹春香分别于2019年2月11日向苏醒支付18万元、于2019年2月15日向苏醒支付50万元。其中2019年2月11日支付的18万元系在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前支付，刘伙南、曹春香及苏醒均陈述，该笔款项系案涉《房屋买卖合同》的定金款，陈梓奇、蒋燕国对此不予认可，但从该18万元收条载明的款项性质及见证律师于孟标的证词可知，刘伙南、曹春香对该18万元付款情况的陈述具有较高的真实性；且在三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时，陈梓奇、蒋燕国仍不知晓该笔付款行为明显不符合正常交易习惯。陈梓奇、蒋燕国明知刘伙南、曹春香已将18万元定金支付至苏醒处仍然签订案涉合同，此系陈梓奇、蒋燕国对苏醒收取18万元定金的认可。至于苏醒未能将该款项转付给陈梓奇、蒋燕国，属于陈梓奇、蒋燕国对苏醒的信任产生的风险，该风险应由陈梓奇、蒋燕国承担。关于2019年2月15日刘伙南、曹春香向苏醒支付的50万元，刘伙南、曹春香及苏醒均陈述案涉合同价款，但陈梓奇、蒋燕国对此不予认可。因该付款方式与陈梓奇、蒋燕国向刘伙南、曹春香出具的收条约定的“以实际银行汇款为准”相矛盾，且刘伙南、曹春香亦没有提供证据证实陈梓奇、蒋燕国委托了苏醒代收房款或存在有理由让其相信苏醒具有代理权限的情形，故刘伙南、曹春香向苏醒支付的该50万元不能认定为陈梓奇、蒋燕国的收款行为。苏醒未能将其收取的上述50万元支付给陈梓奇、蒋燕国，此系刘伙南、曹春香未按陈梓奇、蒋燕国出具的收条约定的付款方式形成的风险，该风险应由刘伙南、曹春香承担。诉讼中，刘伙南、曹春香为证明陈梓奇、蒋燕国已认可苏醒收款向浏阳市人民法院提交了《协议书》、《二手房买卖合同》复印件各1份，虽苏醒称其持有上述证据原件，但未在该院指定的期限内提交，因上述证据系复印件，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即使陈梓奇、蒋燕国确与苏醒签署过上述2份材料，也只能证明陈梓奇、蒋燕国曾与苏醒就其收取刘伙南、曹春香款项的事宜进行过协商，而不能构成陈梓奇、蒋燕国对苏醒收款的认可；且陈梓奇、蒋燕国亦提交了其女儿陈金发与苏醒以物抵债的相关证据，以证明实际履行的抵债行为与本案款项无关。另外，刘伙南、曹春香提出其已实际占有并短暂入住过案涉房屋，因刘伙南、曹春香认可其持有的2片入户门钥匙系自苏醒处领取，且陈梓奇、蒋燕国处尚持有2片入户门钥匙，故不能以此认定陈梓奇、蒋燕国曾向刘伙南、曹春香履行过交房义务，更不能得出陈梓奇、蒋燕国认可已收取全额购房款68万元的结论。综上，根据《房屋买卖合同》的约定，陈梓奇、蒋燕国应当在刘伙南、曹春香付清购房款之日将房屋交付给刘伙南、曹春香使用，现可以认定刘伙南、曹春香向陈梓奇、蒋燕国支付的购房款为18万元，刘伙南、曹春香并未按合同约定向陈梓奇、蒋燕国完全履行支付购房款的义务，故刘伙南、曹春香要求陈梓奇、蒋燕国履行交房义务的条件尚未成就。因此，刘伙南、曹春香要求陈梓奇、蒋燕国交付案涉房屋、支付违约金并承担律师费及诉讼保全担保保险费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均依法不予支持。因该院认定在本案中陈梓奇、蒋燕国不需对刘伙南、曹春香承担合同义务，故对刘伙南、曹春香要求苏醒承担保证责任的诉讼请求，亦不予支持。至于《房屋买卖合同》的后续处理，因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请求，不属于本案的诉争范围，对此该院不作处理。根据该院查明及认定的事实，造成《房屋买卖合同》履行现状的主要原因在于苏醒未将其收取的刘伙南、曹春香的款项支付给陈梓奇、蒋燕国，但刘伙南、曹春香及陈梓奇、蒋燕国未充分考虑此种交易模式可能产生的风险，均应当对其自身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若继续履行合同，刘伙南、曹春香应当继续向陈梓奇、蒋燕国支付剩余购房款50万元，至于刘伙南、曹春香向苏醒支付的50万元，应当由苏醒予以返还，若苏醒拒不返还，刘伙南、曹春香可另行主张权利。若解除合同，陈梓奇、蒋燕国应向刘伙南、曹春香返还已付购房款18万元，至于苏醒在收取购房款18万元后未及时将款项支付给陈梓奇、蒋燕国，陈梓奇、蒋燕国可另行主张权利。关于庭审结束后刘伙南、曹春香提出的传唤陈梓奇、蒋燕国、苏醒到庭进行法庭调查的申请。该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刘伙南、曹春香对其主张的事实负有举证证明责任，不能因其无法完成举证责任而寄希望于陈梓奇、蒋燕国、苏醒到庭进行自认，且陈梓奇、蒋燕国、苏醒亦不属于不到庭就无法查清案件事实的被告，故对刘伙南、曹春香的上述申请，该院不予准许。关于庭审结束后刘伙南、曹春香提出的要求湖南琼武律师事务所律师于孟标、陈芳出庭接受质询的申请，刘伙南、曹春香的理由为陈梓奇、蒋燕国对该院向于孟标所做的调查笔录有异议，现该院已依法认定了调查笔录的效力，于孟标、陈芳是否出庭并不影响该院对事实的认定，故对刘伙南、曹春香的上述申请，该院亦不予准许。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刘伙南、曹春香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070元，减半收取2535元，财产保全申请费4270元，合计6805元，由刘伙南、曹春香共同负担5004元，由陈梓奇、蒋燕国共同负担1801元。二审审理过程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苏醒收取刘伙南、曹春香购房款的行为能否构成表见代理。本案苏醒代收款项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主要理由是：第一，刘伙南、曹春香与陈梓奇、蒋燕国于2019年2月14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按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第二，陈梓奇、蒋燕国将涉案房屋的房产证原件、钥匙等足以对不动产的交付起着决定性作用的物品授权苏醒持有，且刘伙南、曹春香在与陈梓奇、蒋燕国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前已向苏醒账户支付180000元，从双方嗣后仍订立《房屋买卖合同》的交易习惯，以及律师于孟标、陈芳的见证笔录，可以认定陈梓奇、蒋燕国对由苏醒代收刘伙南、曹春香支付的180000元购房款的事实知情且认可的。第三，在苏醒向陈梓奇、蒋燕国披露刘伙南、曹春香系实际买受人后，陈梓奇、蒋燕国在签订《房屋买卖合同》、《见证笔录》及协商房屋买卖事宜等过程中，并未向刘伙南、曹春香提供自有账户，亦未要求刘伙南、曹春香变更支付房款的方式或变更转款账户，陈梓奇、蒋燕国在并未实际收取全部购房款的情况下仍向刘伙南、曹春香出具680000元的收条，加之苏醒与陈梓奇、蒋燕国之间原系熟人关系，双方经济往来密切，刘伙南、曹春香基于此前的交易习惯仍向中间人苏醒支付购房款，并无不当。第四，刘伙南、曹春香在本案中系善意且无过失。陈梓奇、蒋燕国在涉案房屋的买卖中未收取售房款项，系自身未尽到审慎注意义务，并不是因为刘伙南、曹春香的过失造成。因此，苏醒在涉案房屋买卖中的前述行为，使刘伙南、曹春香有理由对苏醒产生合理信赖，足以相信苏醒的代收款项是经过陈梓奇、蒋燕国的授权。故应认定刘伙南、曹春香已按照《房屋买卖合同》的约定履行支付全部购房款680000元的义务，陈梓奇、蒋燕国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交房义务。刘伙南、曹春香要求陈梓奇、蒋燕国交付位于浏阳市房屋的诉讼主张，本院予以支持。同理，陈梓奇、蒋燕国上诉提出不应认定刘伙南、曹春香所付18万元为购房款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刘伙南、曹春香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上诉人陈梓奇、蒋燕国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南省浏阳市人民法院（2019）湘0181民初9035号民事判决；二、限陈梓奇、蒋燕国在收到本判决书之日起30日内将浏阳市的房屋交付给刘伙南、曹春香；三、驳回刘伙南、曹春香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5070元，减半收取2535元，财产保全申请费4270元，合计6805元，由刘伙南、曹春香共同承担1805元，由陈梓奇、蒋燕国负担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070元，上诉人刘伙南、曹春香已交5070元，应交2070元，退回3000元，上诉人陈梓奇、蒋燕国已交3900元，应交3000元，退回9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柳**审判员  刘 刚审判员  徐 成二〇二〇年六月四日法官助理苏逢连书记员曾知畅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