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黄冈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11民终9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戴红涛，男，1982年8月20日出生，汉族，湖北省红安县人，住湖北省红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永生，武汉市武昌区振兴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刚，男，1962年5月29日出生，汉族，湖北省红安县人，住湖北省红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罗靖宇，湖北东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戴红涛因与被上诉人吴刚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红安县人民法院（2019）鄂1122民初30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戴红涛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原审起诉或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事实和理由：事实和理由：1、2016年4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了《租房合同》，对租期、租金等进行了约定。合同签订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投入部分资金对房屋进行了装修，双方口头约定为合伙经营，试营业期间具体入股和合伙协议未达成，故没有书面的协议和合同;2、本案为合伙经营纠纷，不是房屋租赁合同纠纷。被上诉人在酒店经营一年后因索要房租未果而将酒店门上锁是对股东利益的侵犯，一审依据租房合同对本案进行审理是错误的，上诉人和其他股东的利益未得到保障;3、一审在审理本案时对酒店投资和装饰进行了评估，上诉人也举证证明了被上诉人是酒店合伙经营人，且在一审调解阶段被上诉人也同意按照评估价格退回上诉人的投资。综上，本案是合伙经营结算纠纷，一审案由错误，请求二审依法改判驳回吴刚的起诉。被上诉人吴刚辩称，戴红涛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和理由：1、吴刚在起诉时提交了2016年4月双方签订的租房合同，表明吴刚和戴红涛之间已经缔结了一项合同，且这个合同是既成立也生效的。故本案的案由原审法院根据吴刚的请求，确定为“房屋租赁合同”并无不当；2、本案中，吴刚依据租赁合同向戴红涛主张租金支付请求权，并解除租赁合同的权利，而戴红涛应就吴刚主张的要件事实租赁合同是否成立与生效，租赁合同是否变更与消灭进行抗辩，而不是仅仅提出是“合伙经营”。戴红涛并未在一审中提出反诉，而是上诉中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形下继续提出“合伙经营”的反驳理由，实为理由不当。故吴刚认为一审裁判在认定租赁合同成立与生效方面并无不当且证据确实充分。吴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戴红涛向吴刚腾退所租赁的房屋；2、请求判令戴红涛支付吴刚拖欠房屋租金14.5万元（自2016年4月8日至2018年10月8日止）后续租金按5000元/月计算至房屋腾退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由戴红涛、汪敏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4月，吴刚与戴红涛签订了一份《租房合同》，约定吴刚将其位于红安县××桥头××层房屋整体租赁给戴红涛，租赁期间为自2016年10月1日至2026年10月1日，年度租金60000元，按月支付租金。合同签订后，吴刚投入部分资金对房屋进行了初步装修，戴红涛也组织了资金对房屋进行了装饰装修，开设了一家“上星级大酒店”并于2016年9月9日开业。2017年10月9日，因未收到租金，吴刚将所出租的房屋上锁，戴红涛也将房屋大门上锁，上星级大酒店歇业。本案审理过程中，因吴刚在调解时同意按照评估价格支付戴红涛装饰装修所添附的不可移动物的价值，但经双方认可的湖北恒信房地产估价咨询有限公司评估后，双方不能就此达成协议。一审法院认为，吴刚将房屋租赁给戴红涛使用，戴红涛应当按照约定支付租金；但吴刚已于2017年10月9日将出租的房屋上锁，致使戴红涛自此不能使用、收益，故吴刚无权要求自此之后的租金，租金应当自2016年10月1日计算至2017年10月9日，即61500元，因此对吴刚要求戴红涛支付租金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部分支持；戴红涛虽主张吴刚所出租的房屋未进行物权登记因而租赁合同无效，但吴刚在其受让并改建的房屋上设立用益物权，是否进行物权登记，不影响合同效力，同时，在戴红涛正常营业期间，并未因他人主张权利而妨害被告对房屋的使用、收益，因此，一审法院对该主张不予采纳。在吴刚因未获收益而对诉争房屋上锁后，戴红涛又另行上锁，表明双方均无意继续履行租赁合同，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可以解除双方间的《租房合同》，对吴刚腾退房屋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戴红涛经同意进行装饰装修，双方对已形成附合的装饰装修物的处理没有约定，本案审理过程中虽经多次调解双方不能达成一致，因戴红涛就此并未提出反诉请求，本案中一审法院不予审理，戴红涛可就此另行起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二十六条、第二百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一、解除吴刚与戴红涛签订的《租房合同》；二、戴红涛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退还给吴刚位于红安县××桥头××层房屋；三、戴红涛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给吴刚房屋租金61500元；四、驳回吴刚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上诉人戴红涛向本院提交了四份证据：证据一，上星级大酒店原会计秦某的调查笔录及身份信息一份；证据二，微信聊天记录复印件4页；证据三，吴刚2017年9月21日出具的酒店投资明细表；证据四，戴某等5人出具的承诺书及戴某出具的声明一份；上述四组证据拟共同证明戴红涛与吴刚是合伙关系，本案所涉房屋租金吴刚已作为酒店投资款入伙。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于上诉人戴红涛二审提交的证据，本院经审查认为，证据二、证据三上诉人戴红涛在一审审理期间已经提交，不能作为新证据在二审中提交，本院对此不予认定。针对证据一、证据四的内容，二审审理过程中，上诉人戴红涛申请证人秦某、戴某出庭作证，拟证明戴红涛和吴刚系合伙关系，双方于2016年4月--2017年10月9日共同经营红安县上星级大酒店。本院认为，证据一、证据四系证人证言,均属于言辞证据，被上诉人吴刚提供的《租房合同》则是本案原始书证,依据证据认定的原则,被上诉人吴刚提供的原始合同,其证明力大于证人证言,现并没有相关证据来佐证双方系合伙关系的前提下,对证据一、证据四的证人证言,本院不予采信。二审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属实。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戴红涛与被上诉人吴刚是否为合伙关系及一审将本案案由定为房屋租赁合同纠纷进行审理是否正确。一、关于上诉人戴红涛与被上诉人吴刚是否为合伙关系的问题。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规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一条：“合伙人应当对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订立书面协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0条的规定：“合伙人应当订立书面的合伙协议。”据此，合伙关系的成立应严格依照上述法律规定认定。若没有订立书面合伙协议,合伙人之间承认有过口头合伙协议,并对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有过具体约定,且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可以认定合伙关系成立。依据本案查明的事实，上诉人戴红涛并未提交其与被上诉人吴刚签订的合法有效的合伙协议，也未提交将案涉房屋租金转为酒店入伙资金的书面约定等相关证据，且被上诉人吴刚本人对于双方的合伙关系亦不予认可，本案审理过程中上诉人戴红涛虽申请证人秦某、戴某出庭作证，经庭审查明的情况，上述证人证言不足以证明其与被上诉人吴刚之间系合伙关系，故不能认定双方系合伙关系。二、关于一审将本案案由定为房屋租赁合同纠纷进行审理是否正确的问题。上诉人戴红涛上诉称一审案由认定错误，其与被上诉人吴刚之间系合伙关系，案涉房屋的租金也已作为合伙投资款转入酒店经营。本院认为，上述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理由如下：首先，从合同形式上看,上诉人戴红涛与被上诉人吴刚所签合同的名称明确为《租房合同》、合同双方的地位列为出租方（吴刚）、承租方（戴红涛）;其次，从合同内容来看,被上诉人吴刚与上诉人戴红涛对权利义务的设定均是围绕房屋租赁展开,如合同第一条、第二条就房屋租赁期限、租金等问题明确约定，合同第四条、第五条就承租人使用租赁房屋与缴纳租金等问题作出约定，第六条就房屋续租作出约定，并未提及双方的合伙事宜；最后，上诉人戴红涛并未提交将案涉房屋租金转为酒店入伙资金的书面约定等相关证据，且被上诉人吴刚依据双方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对上诉人戴红涛提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诉讼,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支付案涉房屋的租金义务应由上诉人戴红涛承担。故一审认定双方当事人之间房屋租赁合同关系成立,将本案定为房屋租赁合同纠纷进行审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戴红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00元，由上诉人戴红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倪志勇审判员  陈武军审判员  易 俊二〇二〇年六月二日法官助理熊静书记员彭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