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皖11民终99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安徽省兴利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合瓦路一里井6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149175116Y（3-6）。法定代表人：施用芝，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杰，安徽为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杰，安徽为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安徽省兴利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滁州分公司，住所地安徽省滁州市五星家园1幢805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10356639693X8。负责人：施用君，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彬，安徽为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芳，女，1975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滁州市琅琊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倪升山，安徽会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安徽同济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临泉路与当涂路交叉口璟泰大厦120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762758635Ｗ。法定代表人：吴晓东，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楠，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蒋伟，男，1981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定远县，住安徽省合肥市滨湖新区。上诉人安徽省兴利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兴利公司）、安徽省兴利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滁州分公司（以下简称兴利滁州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芳、安徽同济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同济公司）、蒋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滁州市南谯区人民法院（2016）皖1103民初14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5月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兴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杰、王杰，兴利滁州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彬，刘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倪升山，同济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楠，到庭参加诉讼，蒋伟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2015年11月17日，甲方刘芳与乙方兴利滁州分公司、丙方（担保人）同济公司南谯新城产业拓展区一期路网BT项目施工项目部、丁方蒋伟（担保人）签订一份资金拆借协议，约定甲、乙、丙、丁肆方就乙方由于临时资金困难向甲方借款一事（此借款用于南谯新城产业拓展区一期路网BT项目）达成如下协议：借款金额人民币捌拾万元整（800000元）；借款日期2015年11月17日—2015年12月16日；借款利息按月息3分计算，按月支付利息；担保人自愿对乙方上述借款承担连带责任及担保的范围；此款由刘芳联社账户汇入乙方指定的蒋伟在建行合肥龙门支行62×××65的账户。兴利滁州分公司在乙方处加盖了其公司印章，蒋伟在丙方和丁方处签名。同日，刘芳通过其在滁州皖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中支行62×××46的账户向乙方指定的蒋伟在建行合肥龙门支行62×××65的账户汇款80万元。签订上述《资金拆借协议》时，蒋伟系兴利滁州分公司负责人。原审法院认为：刘芳与相对方之间债权债务事实清楚，关系明确。兴利滁州分公司向刘芳借款，双方签订了《资金拆借协议》，刘芳按协议约定将借款80万元汇入兴利滁州分公司指定的账户，已按协议约定履行了出借人的义务。兴利滁州分公司应按协议约定的时间偿付刘芳借款，因兴利滁州分公司未履行偿付借款的义务，刘芳要求兴利滁州分公司偿付借款本金80万元，符合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应予以支持。兴利公司、兴利滁州分公司辩称《资金拆借协议》中加盖的兴利滁州分公司印章系蒋伟私刻、案涉借款实际借款人为蒋伟，因蒋伟与刘芳签订协议时任兴利滁州分公司负责人，其完全可以掌控该分公司印章，即使蒋伟使用了私刻印章，蒋伟以兴利滁州分公司的名义借款，刘芳也有理由相信蒋伟的行为系代表兴利滁州分公司，兴利滁州分公司应依法承担偿付借款的责任，对兴利公司、兴利滁州分公司的该辩称意见不予采信。兴利滁州分公司是兴利公司设立的分支机构，不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兴利公司应予承担。蒋伟自愿为兴利滁州分公司向刘芳借款提供连带保证担保，不违反法律规定，蒋伟应对案涉借款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同济公司未在《资金拆借协议》上加盖印章，不是本案中资金拆借协议的主体，刘芳要求同济公司承担偿付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本案约定的借款利息按月利率3%计算，约定的利率过高，对刘芳主张的利息原审法院确定按年利率24%计算，对超过部分的利息不予支持。对蒋伟已偿会刘芳的10万元利息应予扣除。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1、被告安徽省兴利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安徽省兴利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滁州分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偿付原告刘芳借款本金800000元及利息（利息按年利率24%计算，自2016年5月25日计算至借款付清之日止）；2、被告蒋伟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驳回原告刘芳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208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60340元，由被告安徽省兴利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负担17500元，由原告刘芳负担708元。兴利公司、兴利滁州分公司上诉称：1、原审法院审判程序违法，无正当理由拒绝其公司司法鉴定的申请，违反“先刑后民”原则继续审理本案，原审法院隐瞒依职权调取的相关证据；2、蒋伟的行为对兴利公司、兴利滁州分公司不构成表见代理，蒋伟仅能代表同济公司，且涉案借款亦实际用于南谯新城产业拓展区一期路网BT工程项目；3、案涉的《资金拆借协议》加盖的兴利滁州分公司印章系蒋伟伪造，该协议对兴利公司、兴利滁州分公司不具有法律效力，兴利公司、兴利滁州分公司也不是实际借款人，不应承担刘芳诉请的还款责任；4、原审法院对案涉的“借款”的还款情况未能查实。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刘芳对兴利公司、兴利滁州分公司的诉讼请求，或者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刘芳答辩称：1、原审法院审理本案程序合法，在一审中已经充分听取了各方意见，各方也在法定期限内行使了自己的举证、质证权利，各方涉及本案程序上的权利和实体上的权利已得到充分保障，不存在程序违法的情形；2、在本案借贷行为发生时，蒋伟系兴利滁州分公司的负责人，其以兴利滁州分公司的名义向刘芳借款，《资金拆借协议》上加盖有兴利滁州分公司印章，蒋伟是履行职务行为，至于该印章是否属于私刻，出借人刘芳无法知晓，更无法辨别。兴利公司称蒋伟私刻兴利滁州分公司的印章，且蒋伟已涉嫌犯罪，被公安机关羁押，要求按“先刑后民”的原则终止本案审理，该诉求不适用本案，因为本案民间资金借款关系，事实清楚，证据确实，蒋伟作为兴利公司滁州分公司的负责人，其即使未经总公司同意，刻制了分公司的印章，这也属于兴利公司内部管理的事务，对外不产生抗辩力，不能免除兴利滁州分公司及兴利公司的民事责任；3、本案的借贷行为已经真实发生，一审中刘芳向法庭提交了《资金拆借协议》及汇款凭证，表明刘芳作为出借人按约定将借款直接汇入兴利滁州分公司的账户上，已履行了借款合同约定的付款义务，而兴利滁州分公司在借款发生后没有在合同约定期限内向出借人刘芳偿还借款，理应承担偿还本息的义务；4、案涉借款的偿还情况，举证责任在兴利公司及兴利滁州分公司，兴利公司及兴利滁州分公司未向法庭提交偿还借款的相关证据，原审法院判决其履行偿还本息的责任，即有事实依据也符合法律规定。综上，上诉人兴利公司、兴利滁州分公司的上诉请求无事实依据，也不符合法律规定，其上诉观点多系主观推断，无证据支持，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兴利公司、兴利滁州分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同济公司答辩称：同意一审法院的判决。案涉的《资金拆借协议》的借款主体为兴利滁州分公司，同济公司未在协议上有任何签章，也从未对该笔借款有过担保的意思表示，兴利滁州分公司的借款与同济公司无关。蒋伟未答辩。二审中，兴利公司、兴利滁州分公司提交如下三组证据：证据一、合肥市公安局庐阳分局立案决定书（合公庐（刑三）立字（2016）16319号）、立案告知书、受案登记表（合公庐（刑三）受案字（2017）357号）、滁州市琅琊区人民法院（2016）皖1102民初175号之二民事裁定书、滁州市南谯区人民法院（2016）皖1103民初1868号民事裁定书、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皖11民终190号民事裁定书，意图证明：案涉借款涉嫌刑事犯罪，公安机关已立案侦查，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之规定，就本案应当驳回起诉并移送公安机关；其他同类案件受案法院已依法裁定驳回起诉或中止审理或发回重审；证据二、合肥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合）公（刑）鉴（文）字（2017）0024号鉴定书，意图证明：案涉协议中所加盖的安徽兴利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滁州分公司印章系犯罪嫌疑人蒋伟伪造；证据三、公安机关分别于2016年12月12日、2017年1月3日、2017年4月27日在合肥市看守所对蒋伟的讯问笔录三份，意图证明：蒋伟对其伪造并在案涉协议上使用兴利滁州分公司印章的事实供认不讳；案涉借款兴利公司、兴利滁州分公司并不知情，系蒋伟个人借款；兴利公司、兴利滁州分公司未使用案涉借款，该借款实际上用于同济公司所承建的案涉工程项目，且真实的资金出借人事前明确知晓该借款用途，刘芳对兴利公司、兴利滁州分公司的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案涉资金拆借协议系事后伪造。刘芳质证意见为：对证据一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不同意证明目的。民事案件每一个个案都有其不同的特点，不能以其他案件的处理结果，要求本案做相同或者类似的处理；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性无异议，但不同意证明目的。蒋伟系兴利滁州分公司的负责人，其对外使用兴利滁州分公司的印章签订合同，系职务行为，合同的相对方有理由相信作为兴利滁州分公司负责人蒋伟所使用的兴利滁州分公司印章是真实合法的。送检的兴利滁州分公司样本上系2012年11月30日收回的兴利滁州分公司公章，鉴定报告中有说明，意即2012年11月30日后这一枚送检的样本章停止使用，但不等于2012年11月30日后兴利滁州分公司就没有再使用过公章，因为兴利滁州分公司在2012年11月30日后并没有注销，仍在从事经营活动，其账户也在正常使用中，既然兴利滁州分公司作为经济主体，并没有被注销，作为《资金拆借协议》的相对人，没有能力也无法辨别兴利滁州分公司公章的真伪。兴利滁州分公司的经营行为，兴利公司是明知的，如果在2012年11月30日后兴利公司收回了送检的样本章，停止兴利滁州分公司的经营行为，就应该注销该分公司，兴利公司未注销兴利滁州分公司，未尽管理义务，兴利滁州分公司在存续期间所实施的民事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理应由兴利公司承担，兴利公司对其分公司未尽管理义务，其法律责任不能免除；对证据三蒋伟供述的真实性部分有异议，蒋伟在关押后其所做的供述存在虚假的成分，但是蒋伟的供述近一步证明了从刘芳处所借的款项用于同济公司承包的路网工程建设，在借款发生时出借人要求加盖兴利滁州分公司的印章，说明出借人已尽到了注意义务，出借人没有任何过错和过失。蒋伟的供述还证明王海艳的500万借款是直接汇入兴利滁州分公司账户的，这说明在涉案借款发生时兴利滁州分公司的负责人仍是蒋伟，其公司账户仍是处于正常使用的状态，蒋伟对分公司的账户是能够控制、支配、使用的，所以兴利公司、兴利滁州分公司提交的这组证据不能达到其上诉目的，相反证明了刘芳是本案的善意借款人，在借款过程中已尽到了善意借款人的注意义务，无任何过错和过失。同济公司质证意见为：对证据一没有异议；对证据二真实性无异议，蒋伟当时是兴利滁州分公司的负责人，纵使公章是其私刻的也构成对刘芳的表见代理，同时同意刘芳对证据二的质证意见；证据三与其公司无关。刘芳、同济公司、蒋伟二审中未提交新证据。综合当事人的举证意见、相对方的质证意见，本院对二审中当事人提交证据认证意见如下：兴利公司、兴利滁州分公司提交的证据一、二、三，因系依法调取于相关国家机关，对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兴利公司、兴利滁州分公司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具体理由本院将结合兴利公司、兴利滁州分公司的上诉意见，在后文说理部分予以阐述。二审中，兴利公司、兴利滁州分公司除认为蒋伟已偿还有40余万，以及先有借款后有《资金拆借协议》外，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无异议；同济公司除对借款资金实际用于涉案工程有异议外，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无异议。因兴利公司、兴利滁州分公司二审中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自己的异议，对其异议不予采信；因同济公司的异议仅是对可关事实的认定，亦未能提供充分证据予以佐证，对其异议亦不予采信。经审理，本院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综合各方当事人诉、辩意见，结合法庭审理的具体情况，本院确认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争议焦点为：兴利公司、兴利滁州分公司应否对涉案债务承担偿还责任；本院认为，在日常经济活动中，合同当事人出于对相对方身份的信赖，不会对与相对方使用的与其身份相符合的印章进行真伪甄别，否则，日常经济活动将难以正常进行，而且也是对善意合同当事人的一种苛求。具体到本案中，案涉的《资金拆借协议》载明，兴利滁州分公司作为借款方向刘芳借款80万元，且《资金拆借协议》上加盖有该分公司的印章，结合本案借贷行为发生时，蒋伟系兴利滁州分公司负责人的事实，故蒋伟以兴利滁州分公司的名义向刘芳借款，且《资金拆借协议》上加盖有兴利滁州分公司印章，故蒋伟的行为是履行职务行为，至于该印章是否属于蒋伟私刻，出借人刘芳无法知晓，更无法辨别。故兴利滁州分公司应对本案的借款承担偿还责任。由于兴利滁州分公司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故该分公司的设立机构兴利公司亦应对案涉借款承担共同偿还的责任。对于兴利公司、兴利滁州分公司在上诉中提出的本案应移送公安机关或中止审理、原审法院违反“先刑后民”原则的意见，经查，兴利公司、兴利滁州分公司二审中提交的证据“立案决定书”裁明，公安机关于2016年11月10日以兴利公司涉嫌被诈骗案进行立案侦查，但同时提交的证据“立案告知书”又载明，公安机关于2017年1月9日以蒋伟涉嫌伪造印章案决定立案并告知了兴利公司；另外，兴利公司、兴利滁州分公司在二审中提交的滁州市琅琊区人民法院（2016）皖1102民初175号之二民事裁定书，经查，该裁定书未发生法律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5条第1款规定“人民法院立案后，发现民间借贷行为本身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将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或者检察机关。”，第7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基本案件事实必须以刑事案件审理结果为依据，而该刑事案件尚未审结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中止诉讼。”，而本案均不符合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情形，故兴利公司、兴利滁州分公司的此上诉意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兴利公司、兴利滁州分公司还提出了原审法院无正当理由拒绝其公司司法鉴定申请、隐瞒依职权所调取的证据等原审程序违法的上诉意见。经查，兴利公司、兴利滁州分公司在原审法院开庭审理中当庭提出司法鉴定的申请，法庭征求到庭的其他相对方当事人的意见，各相对方当事人均不同意兴利公司、兴利滁州分公司的当庭鉴定申请，法庭当庭驳回了兴利公司、兴利滁州分公司的鉴定申请，并向兴利公司、兴利滁州分公司详细释明了驳回的具体理由。经审查，驳回理由正确。还查明，原审法院为查明本案及相关联案件的相关事实，于一审庭审前的2016年7月13日对蒋伟进行询问并制作笔录，该笔录后由同济公司在与本案关联的其他案件中作为证据向原审法院提交；在一审庭审后，原审法院为核实相关情况，分别向诸辙、王秀甫、蒋伟进行过询问，均制作有询问笔录且均已装入与另案（2016）皖1103民初1457号案卷。故兴利公司、兴利滁州分公司此上诉意见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允当，审判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兴利公司、兴利滁州分公司的上诉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208元，由上诉人安徽省兴利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安徽省兴利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滁州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海燕审判员  谭庆龙审判员  张明勇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宗 娟附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