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420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东红海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八旗二马路48号内自编1号主楼九楼（部位：自编902A房、902房、906房、911房）。法定代表人：熊颖，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钟伯兴，广东执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余雅琳，广东执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社会福利院（广州市儿童福利院），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龙眼洞村龙湖路。法定代表人：黄方，该院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阳兵，广东岭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伍瑞祥，广东岭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黄埔区薪安消防器材经营部，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开发大道将军山路段广州黄埔工程机械园区8号西区B2栋22号。法定代表人：陈忠和，该经营部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梅君，广东信耀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东红海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海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市社会福利院（广州市儿童福利院）（以下简称社会福利院）、广州市黄埔区薪安消防器材经营部（以下简称薪安经营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6民初82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红海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钟伯兴、余雅琳，被上诉人社会福利院委托诉讼代理人伍瑞祥，被上诉人薪安经营部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梅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红海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2.判决社会福利院向红海公司支付651261.48元（651261.48元的构成：由红海公司于2019年1月25日付给黄碧芬、陈忠祥、陈信明、陈晓珊的丧葬补助金40584元、一次性工亡补助金583900元、工资411.96元；支付给陈信明的2016年11月5日至2017年1月15日期间的供养亲属抚恤金2435元；支付给黄碧芬、陈晓珊的2016年11月5日至2017年7月31日期间的供养亲属抚恤金23930.52元），并从2019年1月26日起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至实际清偿之日止；3.判决社会福利院向红海公司支付律师费50000元；4.判决薪安经营部对上诉请求第2、3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一、二审受理费由社会福利院、薪安经营部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事实查明不清、证据不足，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严重损害红海公司合法利益。一、一审判决认定红海公司在招聘尤某时没有核实其劳动关系，且在明知无法为尤某办理社保增员的情况下，仍然将尤某派遣至社会福利院用工，也未及时向社会福利院告知这一情况，红海公司存在明显过错是事实认定错误。一审法院没有审查红海公司和社会福利院约定的劳务人员甄选流程，违反法律规定，违反当事人合同约定。（一）红海公司仅仅是协助招聘的角色，向社会福利院提供候选人名单。劳务人员的录用决定权完全属于社会福利院，红海公司根本无权决定是否录用死者尤某。根据《劳务派遣服务协议》第七条第一、二款的明确规定，审查尤某的材料、招聘和录用尤某的决定权完全属于社会福利院，一审判决认定红海公司在招聘时没有核实其劳动关系，且在明知无法为尤某办理社保增员的情况下，仍然将尤某派遣至社会福利院用工不符合事实。（二）本案的客观事实是社会福利院违反合同约定，先违法用工后再要求红海公司办理尤某的合法用工手续及增员，红海公司未能与死者尤某签订劳动合同，未能建立合法用工手续完全是社会福利院造成的，尤某工亡的全部责任应当由社会福利院承担。根据一审判决引用的（2018）粤01民终21026号民事判决书中查明的事实，充分证明社会福利院从2016年11月1日开始就对尤某用工。根据《关于尤某交通事故死亡处理意见》载明的社会福利院于11月3日将尤某用工名单发给红海公司增员，可证明社会福利院在2016年11月3日才通知红海公司增员。社会福利院是典型的先违法用工后再要求红海公司办理尤某的合法用工手续及增员，社会福利院对尤某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没有购买社会保险完全是明知和故意的，红海公司不存在过错。社会福利院违反《广州市社会福利院劳务派遣服务采购项目合同书》第三条规定。同时，社会福利院没有尽到劳动安全保障责任，违反《广州市社会福利院劳务派遣服务采购项目合同书》第14条劳务人员的劳动安全保障约定。尤某工亡的赔偿责任应该由社会福利院承担。综上，根据《广州市社会福利院劳务派遣服务采购项目合同书》第22条约定，社会福利院、薪安经营部应当对尤某工亡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三）根据《关于尤某交通事故死亡处理意见》第一段载明的内容可证明，社会福利院先用工后增员，明知尤某原工作单位薪安经营部未与其办理社保减员手续，红海公司无法再为尤某增员购买社保，社会福利院明知红海公司无法尤某增员购买社保仍然用工，应当承担尤某工亡的赔偿责任，红海公司不需要承担责任。一审判决认定红海公司在招聘尤某时没有核实其劳动关系，且在明知无法为尤某办理社保增员的情况下，仍然将尤某派遣至社会福利院用工，也未及时向社会福利院告知这一情况，红海公司存在明显过错是错误的。（四）社会福利院至今没有缴纳尤某的社保费用，严重违反《劳务派遣服务协议书》第十二条关于支付劳务派遣费用的规定，根据《劳务派遣服务协议书》第十九条的规定，社会福利院应当承担尤某工亡给红海公司造成的全部损失的赔偿责任。二、一审判决违反法律规定，违反当事人之间合法有效的约定错误划分责任。（一）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劳务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可以就劳务派遣过程中产生的工伤、工亡的赔偿约定最终的补偿办法。根据《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第七条第（五）（七）款、第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五十九条的规定，红海公司与社会福利院之间有权就被派遣劳动者的社会保险费及工伤保险责任问题进行协商确定，且所有约定完全具有法律效力。（二）红海公司与社会福利院签订的劳务派遣协议等文件明确约定了发生工伤事故的赔偿责任由社会福利院承担。1.根据《广州市社会福利院劳务派遣服务采购项目合同书》第3条第三款、第五款、第12条第一款、第二款、第14条第三款的约定，完全符合《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第十条第一款规定，合法有效。且上述约定是红海公司与社会福利院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2.《关于尤某交通事故死亡处理意见》第一条：按甲乙双方签订的《劳务派遣服务协议》相关条款，承担相关责任。红海公司和社会福利院签署的《广州市社会福利院劳务派遣服务采购项目合同书》第3条、12条、14条约定对此问题进行明确约定，应当由社会福利院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第二条也明确约定处理事故涉及的费用先由社会福利院支付（所有赔偿，含工亡赔偿），社会福利院违约拒绝支付时，红海公司支付后依法有权向社会福利院追偿。3.关于尤某工亡产生的承担赔偿责任。首先，一审判决不应以社会福利院并未同意承担尤某死亡的费用就可以判决社会福利院无需承担赔偿责任。其次，社会福利院是否承担尤某工亡的费用，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劳务派遣暂行规定》和《广州市社会福利院劳务派遣服务采购项目合同书》《关于尤某交通事故死亡处理意见》的规定，判决由社会福利院全额承担尤某的工伤死亡赔偿费用。三、红海公司在一审提交11组证据，一审判决仅列3组证据，未审查红海公司提交的证据而作出错误的事实认定，严重损害红海公司的合法利益。四、根据“谁用工、谁受益、谁负责”的原则，红海公司仅是人事代理机构，协助社会福利院招聘劳动者，每派遣一个劳动者每月仅仅收取85元的服务费。社会福利院作为用工单位，因使用派遣劳动者而受益，劳动者的日常管理亦由社会福利院负责，其应承担由此带来的风险和赔偿责任。五、薪安经营部从2010年7月起至2017年6月为尤某非法购买社保，并最终导致尤某不能从广州市社会保险机构获得工伤保险待遇，薪安经营部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上诉补充：红海公司是基于与社会福利院达成死亡意见的前提下，才在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诉讼和本案承认招聘尤某，实际上是社会福利院于2016年11月3日将无法办理社保的尤某用工名单发给红海公司，并要求红海公司办理社保减员手续，社会福利院的用工行为存在过错。社会福利院辩称，红海公司故意隐瞒无法为死者尤某办理社会保险增员手续的事实，将未签订劳动合同，没有建立合法劳动关系的员工派遣至社会福利院，由此产生的相关责任与社会福利院无关，社会福利院亦从未与红海公司约定由社会福利院代为承担赔偿义务，红海公司的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1.红海公司作为死者尤某的用人单位，按照法律规定应当支付相关工伤保险待遇，因红海公司本身过错造成红海公司未为死者办理社会保险手续，由此产生的责任与社会福利院无关。同时，红海公司也在与本案相关的其他案件中自认了自身存在明显过错的相关事实情况且已明确记载在相关判决书中，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正确。红海公司作为死者尤某的用人单位，本应核实死者尤某的个人情况并为死者尤某及时办理入职及社会保险手续，但红海公司一审提交的（2017）粤0104民初23141号与（2018）粤01民终21026号民事判决书可见，红海公司根本没有按《广州市社会福利院劳务派遣服务采购项目合同书》履行相关合同义务，由此产生的损失和责任应尤其自行承担。2.红海公司主张社会福利院违法用工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红海公司提交的证据已充分证明社会福利院用工合法合规。在红海公司所提交举证的（2017）粤0104民初23141号与（2018）粤01民终21026号《民事判决书》中，红海公司从未主张社会福利院存在违法用工的情况，上述事实恰恰说明社会福利院没有违法用工。相反，红海公司故意隐瞒事实，在没有核实尤某劳动关系甚至根本没有与尤某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下即将尤某派遣至社会福利院，致使本案发生，红海公司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3.红海公司已多次自认其分别在2016年11月2日及2016年11月4日两次为死者尤某办理社保增员手续之事实，已足以证明红海公司明知无法为尤某办理社保增员手续，却依旧将死者派遣至社会福利院，同时隐瞒上述事实，导致社会福利院无法及时向红海公司退回人员。一审判决对此认定清楚、正确。红海公司自述明显反映了如下事实：首先，红海公司在至少两次尝试均无法为死者办理社保增员的情况下，根本没有如实告知社会福利院，也没有直接将尤某调回，而是自行联系尤某协商，足以证明红海公司向社会福利院隐瞒事实的主观恶性明显。其次，红海公司主张所谓社会福利院明知死者与薪安经营部未解除劳动关系更是荒谬。如社会福利院明知死者与薪安经营部未解除劳动关系，社会福利院根本不会允许红海公司将死者派遣至社会福利院。再有，如社会福利院明知死者与薪安经营部未解除劳动关系，红海公司也根本无需向“多方”了解才确定死者由薪安经营部缴纳社保，直接向法院叙述是向社会福利院了解的情况即可。红海公司表述矛盾反复，根本不合逻辑常理，充分证明红海公司在上诉状中的叙述是虚假陈述。4.红海公司未核实尤某劳动关系、未与尤某签订劳动合同，隐瞒事实将不符合要求的人员派遣至社会福利院，却要求社会福利院支付费用。首先，红海公司自行制作的2016年10月、11月的费用汇总和明细根本没有显示“尤某”的名字，也就是说，红海公司无需社会福利院缴纳涉及尤某的款项，根本不是社会福利院拖延支付。其次，红海公司自述尤某2016年11月1日才入职红海公司，红海公司用2016年10月的费用汇总要求社会福利院缴纳一个未入职红海公司处的派遣人员的费用。最后，退一万步说，即便假设社会福利院无正当理由拖延支付社会保险费用，也已经得到了红海公司的承认与许可。否则在本案中，红海公司正常的行为应当是要求社会福利院支付社会保险费用，在社会福利院付清费用前拒绝派遣员工和调回相关员工。但自2016年1月1日合同签订至本案一审，红海公司从未主张社会福利院有拖欠或者拒付社会保险费用或其他劳务派遣费用的情况，也就是说，红海公司认可社会福利院没有拖欠任何费用。另外，红海公司在2016年11月2日及2016年11月4日至少两次分别为尤某办理社保增员手续，也已经充分证明即便假设社会福利院无正当理由拖延支付社会保险费用，红海公司对此亦予以认可和承认。因此，无论何种情况，社会福利院根本无需承担尤某工亡的相关责任，更遑论本案中红海公司未核实尤某劳动关系、未与尤某签订劳动合同，隐瞒事实将不符合要求的人员派遣至社会福利院，已经严重违反合同约定，相关损失和责任应由其自行承担。5.社会福利院与红海公司之间已经明确约定红海公司向社会福利院派遣的劳务人员须是与红海公司建立合法的劳动关系以及全部用工手续已办理完毕的人员，在此基础上才能向社会福利院进行派遣。从未约定红海公司可将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没有核实劳动关系、没有购买社保的人员派遣至社会福利院，也从未约定因红海公司的故意隐瞒或过失所造成的损失由社会福利院承担。红海公司将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没有核实劳动关系、没有购买社保的人员派遣至社会福利院，根本不符合合同约定的“劳务派遣”和“劳务人员”的定义及要求。也就是说，红海公司在本案中的行为根本不是“劳务派遣”，所派出的人员也根本不是“劳务人员”。红海公司所主张的条款均已经明确指明针对的是“劳务派遣”和“劳务人员”的约定，红海公司与死者尤某既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为尤某购买社保，根本不符合合同约定。红海公司要求社会福利院为红海公司的故意隐瞒或过失承担责任没有任何合同、事实和法律依据。6.退一步说，即便红海公司与死者已建立合法的劳动关系，社会福利院也无需承担工伤保险赔偿责任。合同第十四条第（三）款已经明确约定由红海公司负责劳务人员的就医、工伤保险申报及认定、鉴定、赔付等有关工伤事项的善后处理。而社会福利院所承担的，是工伤保险基金免赔的部分，该“免赔部分”是指工伤保险基金赔偿项目和标准中没有列明的而需要用人单位承担的费用。根据合同约定，社会福利院无需承担工伤保险基金范围内的任何赔付责任。7.红海公司要求社会福利院负责全部赔偿义务的依据为所谓的《关于尤某交通事故死亡处理意见》，但依据该处理意见，社会福利院根本无需承担法律规定以外的任何赔偿责任。8.一审法院综合各方当事人的主张、所提交的证据、庭审中的陈述以及相关法律规定依法作出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红海公司主张的所谓一审法院仅凭“社会福利院并未同意承担尤某死亡的费用”即判决社会福利院不承担责任明显是红海公司断章取义、颠倒黑白。9.红海公司已经承认其向社会福利院收取了相应的劳务派遣服务费，理应提供符合合同约定的服务。红海公司作为一家专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公司，居然将未签订劳动合同、未核实劳动关系、未购买社会保险的人员派至其客户处，在事故发生后不仅不妥善处理反而诬蔑客户违法用工，在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的情况下要求客户赔偿，毫无商业诚信可言。如判决社会福利院进行赔偿，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对其他诚信经营的企业也将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综上所述，红海公司故意隐瞒无法为死者尤某办理社会保险增员手续的事实，将未签订劳动合同，没有建立合法劳动关系的员工派遣至社会福利院，由此产生的相关责任与社会福利院无关，社会福利院亦从未与红海公司约定由社会福利院代为承担赔偿义务，红海公司的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红海公司在2016年11月2日至2016年11月4日分别两次为死者尤某办理社保手续，但办理不成功却自行与死者尤某协商，从未告知社会福利院，足以证明红海公司向社会福利院隐瞒未为死者尤某购买社保的事实。且不仅是红海公司没有办理社保的手续没有告知社会福利院，甚至在尤某派至社会福利院直至尤某死亡，经红海公司坦白后，社会福利院才发现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根据服务合同第三条第二点明确规定，多次强调劳务人员与劳动派遣是要签订劳动合同才能派遣到我方，故本案中实际上即便假设合同上有明确的条款主张社会福利院完全承担本应该是红海公司的责任，也是建立在符合劳务派遣的情况下的。红海公司的行为不是劳务派遣，所派遣的人员不符合劳务人员的规定。红海公司存在重大过错，对于尤某的赔偿应当自行承担责任。薪安经营部辩称，一、薪安经营部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本案案由为合同纠纷，是关于红海公司与社会福利院签订的《广州市社会福利院劳务派遣服务采购项目合同书》的纠纷，薪安经营部并不是该合同的当事人。二、红海公司应为其入职审查不严及其疏忽或故意拖延办理社保的过错承担责任。红海公司作为死者尤某的用人单位，应当在尤某入职时，对其劳动人事情况进行调查，并为其缴纳社保，现因红海公司未尽以上职责及义务，导致死者尤某没有及时变更社保缴纳单位而无法领取社会保险工亡待遇，则由红海公司承担死者尤某的工亡待遇并无不妥。三、红海公司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已要求死者尤某或本单位为尤某做社保减员，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死者尤某是薪安经营部的法定代表人陈忠和的弟媳，死者在2010年7月至2016年10月期间一直在薪安经营部处打理生意，但工作时间及人事管理都较为宽松，故尤某虽已经入职新公司上班，因时间较短（才5、6天），薪安经营部并不知情。同时，基于情理在尤某入职新单位工作尚未稳定（还在试用期），也不清楚新单位是否会为其缴纳社保的情况下，薪安经营部不可能主动为尤某做社保减员。而基于企业利益及尤某本人的利益，如果尤某或者红海公司有向薪安经营部做出过要求做社保减员的明确表示，薪安经营部不可能设置任何障碍而不予办理或拖延办理。综上，红海公司所谓的曾明确要求尤某催促薪安经营部为其办理减员的情况并不存在，且红海公司也没有提交任何证据对该情况予以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四、死者尤某入职后，红海公司并未开始着手为其办理社保投保手续。根据红海公司提交的《服务采购合同》明确约定，红海公司在收到社会福利院支付的社保费用之后5个工作日内，按时为劳务人员投保，而红海公司提供的证据三又显示社会福利院并没有向红海公司支付尤某的社保费用。所以，红海公司根本还没有开始着手为尤某办理社保的投保手续，更无所谓的已明确要求尤某催促薪安经营部为其做社保减员的情况。五、2010年7月至2016年10月期间薪安经营部与尤某属于合法的劳动关系，不存在红海公司述称的薪安经营部为尤某非法购买社保的情况。红海公司未为尤某购买社保，是其疏忽或故意延期购买社保造成的，不应由薪安经营部为红海公司过错承担责任。综上，请求法院驳回红海公司所有关于薪安经营部的诉讼请求。补充答辩如下：1.根据《劳动合同法》第50条的规定，用人单位应在劳动者离职后15天内办理社保转移手续，尤某在离职后入职红海公司5天就发生交通事故，故薪安经营部没有违反法律规定。2.红海公司没有提交证据证明要尤某或薪安经营部为尤某办理社保减员，且红海公司与尤某没有签订劳动合同，连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都没有签订，故可知其不会直接绕过劳动合同帮尤某办理社保增员手续。红海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社会福利院向红海公司支付651261.48元，并从2019年1月26日起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社会福利院向红海公司支付律师费5万元；3.薪安经营部对诉讼请求1、2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社会福利院、薪安经营部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月1日，红海公司（乙方）与社会福利院（甲方）签订《劳务派遣服务协议书》，约定如下主要内容：1.本协议有效期为2016年1月1日起至2016年12月31日止。2.劳务派遣是指劳务派遣单位与被派遣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后，将劳动者派遣到用工单位从事劳动的一种特殊的用工形式。劳务人员费用是指乙方依据甲方确定的标准并在劳动合同明确约定，以货币形式直接支付给劳务人员的劳动报酬；劳务人员社会保险费中依法由用工单位承担的费用；劳务人员发生工伤、生育应企业承担部分及劳务人员经济补偿或经济赔偿费等。3.劳务派遣费用=劳务人员费用+人员管理服务费。4.乙方接到甲方关于增加劳务人员的通知后，通过公开招聘、择优选拔；经甲方审验应聘人员材料和考核后，由甲方决定录用人员名单。5.劳务派遣费用和支付方式：乙方在每月10日前根据实际派遣人数开具当月被派遣人员的社保费和上月劳务派遣费用总额发票给甲方，由甲方采用开具支票或银行转账方式支付。6.上月劳务派遣费用=上月劳务人员工资总额+上月劳务人员补贴（如有）+当月劳务人员社保费用（单位部分）+上月劳务人员继续教育支出费用（如有）+上月劳务人员人数×中标人员管理服务费单价+经济补偿或经济赔偿费用（发生时）+劳务人员发生工伤、生育应企业承担部分（发生时）。7.劳务人员一旦发生工伤事故，甲方应及时送伤者就医急诊，并代垫急诊费用，同时通知乙方，乙方负责劳务人员的就医、工伤保险申报及认定、鉴定、赔付等有关工伤事项的善后处理，如甲方代垫费用的，如属于工伤保险基金支付范围的，乙方应予以返还，免赔部分按照政策规定应由用人单位负责部分由甲方承担。8.乙方在收到甲方支付的应由甲方负担的社会保险费用后五个工作日内（员工资料齐全的情况下），按时为劳务人员投保，未按时为劳务人员缴纳社会保险的，所造成劳务人员的经济损失和由此产生的纠纷责任由乙方承担。2016年11月9日，红海公司（乙方）与社会福利院（甲方）签订《关于尤某交通事故死亡处理意见》，约定：甲方于11月3日将尤某用工名单发给乙方增员，因尤某原工作单位未与其办理社保减员手续，导致乙方不能办理社保增员手续；现就处理尤某交通事故死亡事宜达成以下共识：按照双方签订的《劳务派遣服务协议书》相关条款承担责任；处理事故涉及的费用先由甲方支付（所有赔偿，含工亡赔偿），11月9日乙方与死者家属协商预支丧葬费、抚恤金最高上限6万元，待后续最终与死者家属依法谈妥所有费用后，甲方再按法律规定支付后续的丧葬费和抚恤金等相关费用。2016年11月11日，社会福利院向红海公司转账支付4万元尤孝润事故死亡处理费。同日，红海公司向尤某遗属陈忠祥转账支付4万元款项。2017年5月11日，社会福利院向红海公司回复《尤某工亡赔偿的函》，载明社会福利院已按约定缴足相关费用，在工伤赔偿机构未作出拒绝工伤赔偿的决定前，及相关法律责任未确定前，社会福利院无法作出该赔偿责任由社会福利院承担的决定。2018年11月30日，广东省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向红海公司作出《关于申报尤某工亡待遇的复函》，载明：你司为尤某工伤发生时的所在用人单位，应由你司按照《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规定承担相应工伤保险责任。结合你单位2017年9月为尤某补缴2016年11月应当缴纳的工伤保险费和滞纳金的实际情况，你司可按规定向我局申报符合纳入因工死亡职工供养亲属范围的尤某遗属2017年10月（含当月）以后的供养亲属抚恤金。2019年1月25日，红海公司向尤某继承人陈忠祥支付651261.48元工亡费。2019年5月22日，广东省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分别向红海公司转账支付陈珊珊、黄碧芬等工伤待遇26820.23元。而后，红海公司分别向陈珊珊、黄碧芬等支付了上述工伤待遇。诉讼中，红海公司提交：证据1.2016年10月、11月社会福利院费用汇总及各项明细、对应的中国工商银行业务回单、发票，证明社会福利院没有向红海公司支付尤某的社会保险费用。证据2.尤某社保缴费明细，证明薪安经营部从2010年7月起至2017年10月为尤某非法购买社保，并最终导致尤某不能从广州市社会保险机构获得工伤保险待遇，薪安经营部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证据3.5万元律师费发票、律师费支付凭证、《民事委托代理合同》，证明因社会福利院、薪安经营部拒不履行清偿责任，红海公司不得不聘请律师提起诉讼，由此产生了律师费应当由社会福利院、薪安经营部承担。经质证，社会福利院表示：1.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红海公司提供的费用汇总落款的时间是2016年10月21日，死者尤某2016年11月1日才入职红海公司处，红海公司以2016年10月21日提供的费用单主张11月1日才入职的人员的费用，明显是不合理的。2.对证据2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该缴费明细与其无关，该缴费明细已经说明红海公司根本没有核实劳动关系，履行和其所签订的合同的义务已经是严重的违约，由此产生的责任不应该由其承担。3.对证据3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明内容不予确认。经质证，薪安经营部表示对证据1-3的真实性由法院认定。诉讼中，社会福利院提交：证据1.社会福利院委托招聘表（后勤人员51人）、社会福利院委托招聘表签收表、红海公司招聘公告，证明红海公司受其的委托招聘劳务派遣人员，应及时核实应聘人员的社保缴纳情况及相关资质并办理相关的入职手续。证据2.2016年11月社会福利院费用汇总，证明其作为用工单位一直按时向红海公司支付劳务费用。经质证，红海公司表示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这些证据和本案无关。2.证据2结合红海公司提供的明细可以证明社会福利院没有支付尤某的社保费用及工资。经质证，薪安经营部表示对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由法院认定。另查明：2018年9月3日，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就红海公司与黄碧芬、陈忠祥等及第三人社会福利院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作出（2017）粤0104民初23141号民事判决，该院判决：红海公司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一次性向被告黄碧芬、陈忠祥、陈信明、陈晓珊支付丧葬补助金40584元、一次性工亡补助金583900元；向陈信明支付2016年11月5日至2017年1月15日期间的供养亲属抚恤金2435元；分别向被告黄碧芬、陈晓珊支付2016年11月5日至2017年7月31日期间的供养亲属抚恤金10747.76元，合计23930.52元；从2017年8月起，红海公司按照1217.52元/月的标准，按月支付被告黄碧芬、陈晓珊的供养亲属抚恤金，其中被告陈晓珊支付至2022年8月18日；一次性向被告黄碧芬、陈忠祥、陈信明、陈晓珊支付尤某2016年11月1日至2016年11月4日期间工资411.96元。红海公司不服上述判决提出上诉，2018年12月12日，本院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2018）粤01民终21026号终审判决。该案查明：原审庭审中，上诉人（红海公司）主张，在招聘尤某时没有核实其劳动关系，尤某也没有填写相关工作经历，尤某也只填写2004年在针织厂上班的工作经历。直到2016年11月2日上诉人为尤某办理社会保险增员手续时由于尤某仍在参保状态所以系统无法增员，上诉人客服专员与尤某口头沟通情况，要求尤某尽快办理停保手续，但尤某在2016年11月5日就发生了交通事故。一审法院认为，红海公司与社会福利院签订的《劳务派遣服务协议书》《关于尤某交通事故死亡处理意见》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性质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关于社会福利院的责任问题。第一，根据《劳务派遣服务协议书》的约定，社会福利院支付的劳务派遣费用包含支付给劳务人员的费用，劳务人员费用包含劳务人员发生工伤、生育应企业承担部分及劳务人员经济补偿或经济赔偿费等，即双方约定由社会福利院承担劳务人员的工伤及经济赔偿费用，但该约定应是建立在合法的劳务派遣关系及用工单位已经为劳务人员购买社会保险的基础上。而在本案中，根据（2018）粤01民终21026号案件中查明的事实，“原审庭审中，红海公司主张，在招聘尤某时没有核实其劳动关系，尤某也没有填写相关工作经历，尤某也只填写2004年在针织厂上班的工作经历。直到2016年11月2日红海公司为尤某办理社会保险增员手续时由于尤某仍在参保状态所以系统无法增员，红海公司客服专员与尤某口头沟通情况，要求尤某尽快办理停保手续，但尤某在2016年11月5日就发生了交通事故”。即红海公司在招聘尤某没有核实其劳动关系，且在明知无法为尤某办理社保增员的情况下，仍然将尤某派遣至社会福利院用工，也未及时向社会福利院告知这一情况，红海公司存在明显过错。第二，根据《关于尤某交通事故死亡处理意见》的约定，“社会福利院仅表示按照双方签订的《劳务派遣服务协议书》相关条款承担责任；处理事故涉及的费用先由社会福利院支付（所有赔偿，含工亡赔偿），待后续最终与死者家属依法谈妥所有费用后，社会福利院再按法律规定支付后续的丧葬费和抚恤金等相关费用”，即社会福利院并未同意承担尤某死亡的费用。第三，根据社会福利院回复《尤某工亡赔偿的函》的复函中载明的内容，“在工伤赔偿机构未作出拒绝工伤赔偿的决定前，及相关法律责任未确定前，我院无法作出该赔偿责任由我院承担的决定”，并不能推断出工伤赔偿机构未作出拒绝工伤赔偿的决定后，及相关法律责任未确定后，社会福利院便同意赔偿的决定。综上所述，红海公司主张社会福利院对尤某工亡产生的费用承担赔偿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薪安经营部的责任问题。虽然尤某入职时仍在薪安经营部缴纳社会保险，但红海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曾有为尤某缴纳社会保险而无法缴纳成功或曾要求尤某在薪安经营部停止缴纳社会保险，据此，红海公司要求薪安经营部承担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于2019年12月24日判决：驳回红海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810元，由红海公司负担。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以下事实：双方在《广州市社会福利院劳务派遣服务采购项目合同书》第七条关于劳务人员甄选的约定为：（一）社会福利院每决定增加使用劳务人员，应提前10-15个工作日向红海公司发出通知，便于红海公司进行前期准备及协助社会福利院的招聘工作。红海公司接到社会福利院关于增加劳务人员的通知后，按社会福利院填写的《企业委托招聘表》的要求，通过公开招聘、择优选拔、红海公司依据社会福利院提供的用工标准、岗位、人数、到岗日程、体检事项等相关信息向社会福利院提供候选人及相关材料。（二）经社会福利院审验应聘人员材料和考核后，决定录用人员名单。（三）红海公司负责拟录用人员政治条件、学历及技能资格条件、用工条件的审核验证并办理录用人员的所有用工手续。（四）……第八条关于劳务人员的派遣第（二）款约定：社会福利院审核确定招收对象后，红海公司负责办理劳务人员招用工手续，与其签订劳动合同、建立工作档案等，并向社会福利院派遣。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根据双方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1.社会福利院是否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2.薪安经营部是否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对于本案争议焦点问题，本院认定如下：关于社会福利院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根据双方约定的劳务人员甄选流程，应该是由社会福利院考核决定用工人员后将人员名单告知红海公司，红海公司才负有对拟录用人员的用工条件进行审核验证的义务。虽然经已生效判决查明尤某于2016年11月1日入职红海公司，被红海公司派遣到社会福利院工作。但事实上，尤某也是11月1日就到岗，社会福利院于11月3日将尤某用工名单发给红海公司。而双方均未举证证明此前履行合同过程中严格按照约定的流程进行劳务派遣，因此，按照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和常理，本院有理由相信双方在实际用工与劳务派遣过程中时间节点存在模糊性，不排除存在一边用工、一边完善用工手续的可能。因此，根据公平原则，尤某入职红海公司、到岗社会福利院短短五天时间内就发生意外身亡而发生的工伤赔偿，作为实际用工受益主体的社会福利院理应与红海公司共同分担风险。而且作为用工主体的委托方，一方面除了通过委托红海公司进行用工条件的审查外，在关切劳动者重大利益事项上，也应负有一定的注意和审查义务。再者，红海公司按照合同约定仅收取每人85元的人员管理服务费，却要承担65万余元的赔偿责任，显然利益失衡，有违公平。综上，本院酌定按照30%的比例由社会福利院分担红海公司已经垫付的工伤赔偿款，即195254.86元{650849.52元（40584元+583900元+2435元+23930.52元）×30%}，另外根据双方的约定，劳动者的工资应由社会福利院负担，故社会福利院应当支付红海公司已垫付尤某的工资411.96元，以上合计195666.82元。至于红海公司主张资金被占用的利息损失，应以195666.82元为本金，从红海公司向尤某继承人陈忠祥支付之次日即2019年1月26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标准计至2019年8月19日，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标准计至款项清偿之日止。至于红海公司主张社会福利院赔偿其律师费损失，因该费用并非其必要支出，且双方对此没有明确约定，故本院对该主张不予支持。至于薪安经营部是否应当在本案中承责的问题，因红海公司基于其与社会福利院签订的劳务派遣服务采购项目合同书而主张的合同权利，而薪安经营部并非合同主体，故红海公司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要求薪安经营部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驳回红海公司的该项请求，并无不当，应予维持。综上所述，红海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部分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处理结果不妥，应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6民初8218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广州市社会福利院（广州市儿童福利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上诉人广东红海人力资源有限公司支付195666.82元；三、被上诉人广州市社会福利院（广州市儿童福利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上诉人广东红海人力资源有限公司支付利息（利息应以195666.82元为本金，自2019年1月26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标准计至2019年8月19日，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标准计至款项清偿之日止）；四、驳回上诉人广东红海人力资源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0810元，由上诉人广东红海人力资源有限公司负担7794元、被上诉人广州市社会福利院（广州市儿童福利院）负担301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810元，由上诉人广东红海人力资源有限公司负担7794元、被上诉人广州市社会福利院（广州市儿童福利院）负担301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邓 娟审判员 莫 芳审判员 杨 凡二〇二〇年六月九日书记员 尤志华李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