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辽02行终295号 上诉人（原审起诉人）：王利民，男，1959年7月14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 委托代理人：秦景霞，辽宁民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起诉人）：王秋湜，女，1985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 委托代理人：秦景霞，辽宁民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利民、王秋湜，不服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人民法院（2020）辽0293行初15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 上诉人王利民、王秋湜上诉称，一、基于一审法院裁定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并实体与程序不分，以裁定认定实体问题和作为裁定理由，请求撤销该一审裁定并裁定上诉人提起的诉讼未超过起诉期限和符合立案条件；二、基于一审法院的前一裁定内容构成后一案件（本案）的诉因，故一审法院在“一事双裁”中已经是“利害关系人”而丧失了公正裁判者地位，请求根据行政诉讼交叉管辖的一般原则裁定对本案实行指定交叉管辖。主要理由是：一、一审裁定关于“高新区执法局已经作出了案涉行政处罚决定即已履行了相关法律职责，故起诉人上述诉请缺少事实基础，不符合立案条件”的认定错误。（一）、执法局没有正确履行法定职责的性质与法律根据。执法局作出的“责令改正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内容，应当是具有可执行性并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内容，该局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中亦载明“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内容。所以，根据《行政强制法》第55条第（4）项的规定，该局负有正确履行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法定职责，并在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时，提供相关的“申请强制执行标的情况”的证据材料，使自己的申请符合法院的强制执行受案标准。然而，该局向法院提出的强制执行申请，却因“从其提交的现有证据看”申请“执行标的并不明确”而被法院裁定不予受理，这是该局没有根据《行政强制法》第55条第（4）项规定正确向法院提供相关“申请强制执行标的情况”的证据材料的结果，是一种未正确履行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法定职责的行为，直接损害了作为利害关系人的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二）、上诉人基于一审法院对执法局的强制执行申请作出的不予受理的裁定内容而提起的行政诉讼，以该裁定行为为诉因，以不履行《行政强制法》第55条第（4）项规定的法定职责为根据，是不同于请求执法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独立行政诉讼。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出的请求中“判令执法局正确履行法定职责”的内容，虽然确系履行法定职责之诉，但是该履行法定职责之诉的诉请内容，是请求执法局根据《行政强制法》第55条第（4）项的规定正确履行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法定职责，而不是如一审法院裁定认定的请求执法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法定职责，这是两个具有不同法律根据和不同内容的法定职责。其中，执法局正确履行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法定职责，既是执法局根据《行政强制法》第55条第（4）项规定应当履行的法定职责，又是根据一审法院裁定不予受理的“理由”认定的该局没有正确履行的法定职责。对此，上诉人作为因该局在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时没有正确履行法定职责而导致权利受到损害的利害关系人，在法院裁定后根据该裁定结果而向该局提出正确履行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法定职责而在该局拒绝履行和答复的情况下，根据《行政诉讼法》第12条第（6）项的规定向一审法院提起的行政诉讼，以法院作出的不予受理裁定作为行使诉权的根据和诉因，是请求执法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外的一个独立诉讼，上诉人作为法院裁定不予受理执行的利害关系人，对此应当依法享有独立诉权。（三）、执法局正确履行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职责，是一项独立的法定职责，而执法局没有正确履行这一法定职责，既是一审法院裁定认定的结果，又是一审法院裁定不予受理执行的原因，故上诉人根据该裁定提起的行政诉讼，以裁定的行为内容为诉因，作为一项独立诉讼，符合立案条件。根据一审法院“从其提交的现有证据看”执行标的不明确而裁定不予受理执法局的强制执行申请的理由，证明该局没有根据《行政强制法》第55条第（4）项规定在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时正确履行提供相关“申请强制执行标的情况”的证据材料的法定职责。然而，在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时，正确提供相关“申请强制执行标的情况”的证据材料，从而使载明有“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行政处罚决定内容得以被法院受理强制执行，是执法局根据《行政强制法》第55条第（4）项规定应当履行的法定职责，而正是该局没有正确履行这一法定职责，才被法院裁定不予受理。对此，上诉人于2019年11月向执法局提交了《正确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书》，由于未得到该局的履行和答复，故上诉人根据《行政诉讼法》第12条第（6）项关于“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或者不予答复的”受案范围规定，就执法局在申请强制执行中未依法“正确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向一审法院提起的行政诉讼，与请求执法局履行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法定职责之诉，是基于不同事实和根据不同法律而对执法局提起的两种不同内容的履行法定职责之诉，依法符合立案条件，法院应当立案受理。然而，一审法院的裁定却对执法局的上述不同法定职责和上诉人提出的不同诉请，予以模糊和混淆而不加以区分，并作出了不符合立案条件的错误裁定。（四）、一审法院的“一事双裁”与“双不受理”，相互抵触和自我否定，违背法律逻辑，不可能同时成立。本案中，一审法院既然裁定执法局申请强制执行的内容“从其提交的现有证据看”是一项执行标的不明确的内容，那么这一裁定行为就直接构成利害关系人的诉因，就应当据此承认上诉人作为自己裁定内容的利害关系人而直接根据该裁定内容对执法局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并确定起诉期限。然而，一审法院在自己作出的“一事双裁”中，一方面对执法局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裁明“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行政处罚内容，以“从其提交的现有证据看”申请“执行标的并不明确”而裁定为不予受理执行的内容，即执法局在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时没有根据《行政强制法》第55条第（4）项的规定向法院提供相关“申请强制执行标的情况”的证据材料而使自己申请执行的行政处罚内容不符合法院强制执行受案标准，即未正确履行法定职责；另一方面又裁定认为“不能由此认定行政机关履职行为不合法、不正确”，对上诉人根据该不予受理的裁定内容而对执法局提起的正确履行法定职责的诉讼以执法局“已履行相关法律职责”为由裁定上诉人的“诉请缺乏事实基础，不符合立案条件”，把“已履行相关法律职责”等同于“已依法正确履行法定职责”，混淆和模糊执法局未正确履行法定职责的事实与焦点。这一“一事双裁”与“双不受理”的权利“双杀”结果本身，相互抵触和自我否定，违背法律逻辑，不可能同时成立。根据一审法院作出的“从其提交的现有证据看”申请“执行标的并不明确”的裁定结果，虽然执行局“作出了案涉行政处罚决定即已履行了相关法定职责”，但是执法局一定是未正确、未全面履行法定职责，这一未正确、未全面履行法定职责，要么是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时即未正确、未全面，要么是在申请强制执行提交证据时未正确、未全面，不可能是两者都不是。不论是何种未正确、未全面履行法定职责，一审法院都应当对上诉人以其裁定为诉因而提起的诉讼承认诉权，并从上诉人知道作为诉因的裁定行为内容作出之后计算起诉期限。二、一审裁定对本案起诉期限的认定错误。一审裁定认为，上诉人提出的对“申请执行内容明确”的诉讼请求，属于对执法局已经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的撤销之诉。即使上诉人的诉请为“撤销之诉”，那么上诉人“因何而撤又为何而诉”？即明确本案诉因并以诉因为根据确定起诉期限，是本案正确司法的前提。对此，一审法院既以“从其提交的现有证据看”申请“执行标的并不明确”为由对执法局申请强制执行的行政处罚内容裁定不予受理，又否定上诉人根据其裁定内容对执行局提起的“撤销之诉”以其裁定内容为诉因，把上诉人知道执法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内容之日作为上诉人知道该行政处罚决定内容为法院不予受理执行的内容并有诉因和诉权之日，认定上诉人的起诉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不符合立案条件，则违背法律逻辑和基本案件事实，是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8〕1号）第64条第1款规定的本意在本案中未正确理解与适用。具体理由如下：（一）、上诉人因一审法院对执法局申请强制执行的行政处罚决定内容以“执行标的不明确”为由裁定不予受理而对执法局提起的行政诉讼，是该裁定对上诉人直接引发的法律效果，故作为诉因的行政处罚内容是不被法院受理执行的内容，既是附法院裁定条件确定的行为内容，又是上诉人从法院裁定之日起才可能知道的行为内容，故对上诉人因此裁定行为而提起的行政诉讼，应当以法院作出不予受理执行的裁定行为作为认定起诉期限的根据，并从上诉人知道法院作出不予受理裁定的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诉讼时效。一审裁定认为，上诉人提出的请求执法局将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责令改正违法行为”的申请执行内容明确，使该决定书具备申请法院执行的条件的诉讼请求，属于行政诉讼中的撤销之诉，应当从上诉人知道执法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2018年10月开始计算诉讼时效，故上诉人2020年2月起诉时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不符合立案条件。然而，上诉人对执法局的行政处罚内容提起“撤销之诉”的诉因，是该内容被法院裁定为不予受理执行的内容，即该内容根据法院裁定不具有可执行性。如果没有一审法院不予受理执行的裁定行为与内容，上诉人又因何而撤？又为何而诉？只有一审法院作出的不予受理的裁定行为与内容，才是上诉人提起“撤销之诉”的诉因。执法局作出的“责令改正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决定内容，应当具有可强制执行性，然而却被一审法院以“从其提交的现有证据看”申请“执行标的并不明确”为由裁定不予受理执行，故本案的诉因，不是执法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行为，而是法院对该行政处罚决定的内容作出的不予受理执行的裁定行为；既是与法院裁定行为结合并附法院裁定条件确定的行为内容，又是上诉人从法院裁定之后才可能知道的行为内容，法院“不予受理”的裁定行为与内容构成本案的直接诉因。上诉人作为该裁定结果的利害关系人直接根据该裁定的行为内容就不符合法院强制执行受案标准的行政处罚内容对执法局提起的“撤销之诉”，是上诉人从法院作出不予受理的裁定行为之后才可能知道的“撤销”内容，上诉人知道裁定的行为内容之日即为知道撤销事由之日，应当以一审法院作出的不予受理执行的裁定行为作为认定起诉期限的根据，并从上诉人知道作出该不予受理裁定的行为内容之日的2019年8月12日起计算诉讼时效。据此，上诉人的起诉并未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符合立案条件。（二）、“责令改正违法行为”是一项法定的行政处罚内容，执法局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载明有“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内容，我国相关立法和司法解释均未规定“责令改正违法行为”是一项法院不予受理执行的内容。故一审法院对该行政处罚内容以“申请执行的标的不明确”而裁定不予受理，即不具有法院的强制执行性，既是法院裁定内容的结果，又是上诉人从法院作出裁定内容之后才可能知道的内容，故上诉人因该裁定内容而对执法局提起的行政诉讼，以法院裁定的行为内容为诉因，应当从上诉人知道法院作出不予受理执行的裁定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诉讼时效，不能把执法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内容时上诉人不知也不应知的内容事实强加给上诉人，从而计算时效并否定上诉人的诉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8〕1号）第155条第（2）项规定，行政机关根据行政诉讼法第97条的规定申请执行其行政行为，应当具备“行政行为已经生效并具有可执行内容”的条件，但是该解释并未规定何为“可执行内容”和不予受理执行的具体行政行为内容，更未规定“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属于不予受理执行的内容。“责令改正违法行为”是我国《行政处罚法》第23条规定的法定行政处罚种类和内容，我国《行政强制法》第55条第（4）项的规定，只要求行政机关在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时提供“申请强制执行标的情况”，亦未规定“责令改正违法行为”是一项“执行标的不明确”而法院不予受理执行的行政处罚内容。故一审法院对执法局提出的强制执行申请以“从其提交的现有证据看”申请“执行标的并不明确”为由作出的不予受理裁定，应当是对“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内容的“提交证据”的不明确，即一种“执行申请”的不明确，是“未正确履行法定职责”的不明确，是法院作出“不明确”的裁定前上诉人无法知道的不明确。2018年10月执法局对被处罚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明确认定了被处罚人“凿拆楼板”的违法行为，且这一违法行为有法定的建筑规划设计作为明确依据，故该局作出的“责令改正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决定内容，就是根据法定的建筑规划设计恢复楼板原状无疑，其向一审法院提出的“责令改正违法行为”的申请执行内容，依法应当是一项明确事实。对执法局作出的“责令改正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决定内容，《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载明“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是作出的一项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处罚内容，而不是作出的一项对利害关系人告知的法院不予受理执行的决定内容。因此，在执法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内容没有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并被一审法院以“从其提交的现有证据看”申请“执行标的并不明确”为由而裁定不予受理之前，上诉人作为利害关系人既不可能知道执法局在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时如何“提交证据”，也不可能知道法院对执行申请作出不予受理的裁定结果，更不可能对执行局作出的“责令改正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决定内容享有和行使因法院事后裁定不予受理执行而提起诉讼的权利。换言之，一审法院作出的“不予受理”的裁定行为与内容才真正构成本案的诉因，上诉人对执法局行政处罚决定的内容作为一项不能被法院受理执行的内容，只能从法院作出不予受理的裁定内容之后才可能知道并享有和行使诉权。在一审法院没有对执法局申请强制执行的内容作出不予受理的裁定之前，该行政处罚决定内容具有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可信赖性，作为利害关系人的上诉人只能信赖该行政处罚决定内容是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并被法院受理执行的内容，而不可能在法院没有作出不予受理执行的裁定内容之前就知道该行政处罚决定内容是一项不符合法院强制执行受案标准的内容并向法院提起以法院裁定不予受理执行为诉因的撤销之诉。故本案中，上诉人根据一审法院裁定的内容结果而对执法局提起的行政诉讼，应当“从知道法院作出不予受理执行的裁定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起诉期限，而不应当是从知道执法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内容之日起计算诉讼时效，因为知道执法局作出行政处罚内容时该处罚决定内容被法院裁定不予受理执行的诉因并不存在。一审法院，应当依法正确认识自己作出的“不予受理执行”的裁定行为对上诉人产生的诉因影响与效果，不能把上诉人在知道执法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内容时不知道也不应当知道的该行政处罚内容被法院事后裁定不予受理执行的事实与诉因强加给上诉人，从而计算时效并否定上诉人的诉权。起诉期限应当与诉因相统一，本案以法院不予受理的裁定为诉因，就应当从上诉人知道法院作出不予受理的裁定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时效。（三）、本案中，一审法院“一事双裁”，而后一裁定却不承认和尊重自己前一裁定所直接引发的“诉因”效果及其利害影响。因此，如果一审法院关于起诉期限的裁定成立，那么结果就是，一审法院既以前一裁定认定一项行政处罚决定内容属于不予受理执行的内容，又在后一裁定中对利害关系人以前一裁定为诉因而提起的行政诉讼否定自己的前一裁定对利害关系人所具有的诉因效果并计算起诉期限，这一自我否定和抵触的前后裁定，是以“一事双裁”的“双不受理”实行对上诉人权利的“双杀”，把上诉人可获得司法救济的权利做成一个“死结”，这一司法结果，在法律逻辑上不能成立。人民法院有独立的司法裁判权，有权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内容裁定不予受理执行，但是法院的裁定，应当保证公正司法，维护利害关系人的权利与地位。特别是在本案的“一事双裁”中，应当保持前后裁定的法律逻辑统一，而不能既以前一裁定的“不予受理”引发利害关系人的诉因与诉权，又以与前一裁定自相抵触和否定的后一裁定结果，直接剥夺作为利害关系人的诉权与诉讼地位。如果法院以裁定行为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内容不予受理执行，那么对利害关系人以该裁定行为为诉因提起的行政诉讼，就应当从法院作出不予受理的裁定之后、利害关系人根据该裁定内容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之日计算起诉期限，这才既符合案件事实，也公平合理。现在，一审法院既对执法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内容以“从其提交的现有证据看”申请“执行标的并不明确”为由而裁定为不予受理执行的内容，又完全抛开自己的裁定行为所直接引发的对上诉人的诉因与诉权效果，再次对上诉人直接因该院裁定行为而对执法局提起的行政诉讼以从上诉人知道执法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内容之日起超过起诉期限为由而同样裁定不予受理。这样“一事双裁”的“双不受理”，实行的对上诉人权利的“双杀”，既以前一裁定的不予受理而剥夺了上诉人的行政诉求通过法院裁定强制执行而得到维护和实现的权利，又以后一裁定剥夺了上诉人以法院前一裁定不予受理执行为诉因而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这一自我抵触与否定的裁定结果，剥夺上诉人的合法诉权，在法律逻辑上不能成立。（四）、对《法释〔2018〕1号》第64条第1款关于起诉期限的规定在本案适用中的正确理解法释〔2018〕1号第64条第1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一审裁定认为：“行政处罚决定不符合法院强制执行受案标准，仅产生该决定不能通过法院强制执行的方式执行的法律后果，并不影响行政处罚决定本身的法律效力，亦不能由此认定行政机关履职行为不合法、不正确，故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提起诉讼，应符合上述法定起诉期限，现起诉人以法院不予受理强制执行申请为节点计算起诉期限没有法律依据。”然而，本案上诉人提起的诉讼，只是因行政处罚决定“不符合法院强制执行受案标准”提起的诉讼，是以法院的“不予受理裁定”为诉因的诉讼，而不是“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直接提起的诉讼，即使被归入“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诉讼之类，也以法院的“不予受理”载定为独立诉因，不论法院“不予受理”的裁定对行政处罚决定的效力本身有何影响，都不影响该裁定构成本案诉因。由于执法局申请执行的行政处罚决定内容不符合法院强制执行受案标准并被裁定不予受理执行是附法院裁定条件确定的行为内容，也是上诉人从法院作出裁定行为之后才能够知道的行为内容，所以上诉人“以法院不予受理强制执行申请为节点计算起诉期限”，既符合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也符合案件事实，当然具有法律根据。上述裁定内容，在认定“行政处罚决定不符合法院强制执行受案标准”的同时，又认为“不能由此认定行政机关履职行为不合法、不正确，故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提起诉讼，应符合上述法定起诉期限，现起诉人以法院不予受理强制执行申请为节点计算起诉期限没有法律依据”。然而，（1）如果执法局的履职行为“合法、正确”，那么一审法院又为何在前一裁定中对本应当被受理强制执行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为“不符合法院强制执行受案标准”而裁定不予受理？（2）难道执法局作出的“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行政处罚决定被裁定为“不符合法院强制执行受案标准”是履职行为合法、正确？（3）难道执法局未根据《行政强制法》第55条第（4）项的规定在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时提供相关“申请强制执行标的情况”的证据材料是履职行为“合法、正确”？执法局的履职行为是否合法与正确，系实体问题，只是提起一定诉讼的原因，而与起诉期限适用及其计算无关，更不应当是裁定的事项。显然，一审法院的裁定，丧失是非与法律标准，不仅前一裁定认定的事实与后一裁定的结论之间相互抵触和自我否定，而且实体与程序问题不分，既有对实体问题的裁定又有对程序内容的裁定，到底是因为实体上行政处罚决定合法还是因程序上不符合法定起诉期限而对上诉人驳回起诉，则完全混淆。本案中，2018年10月，执法局作出“责令改正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决定内容时，对于作为利害关系人的上诉人（原告），只知道和应当知道该局作出的是一项“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内容，并不知道也不应当知道该“行政处罚决定不符合法院强制执行受案标准”，更不可能知道法院裁定不予受理的理由是“从其提交的现有证据看”申请“执行标的不明确”，因为这都只能是从法院作出不予受理的裁定行为内容之后可能知道的事实。故本案作为因法院裁定执法局申请强制执行的行政处罚是一项不符合法院强制执行受案标准的处罚而提起的诉讼，以法院作出不予受理执行的裁定行为内容为诉因，故对法释〔2018〕1号第64条第1款规定的起诉期限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的正确理解，应当是从上诉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法院对执法局申请强制执行的行政处罚决定内容作出不予受理的裁定行为内容之日（2019年8月12日）起不超过一年”，从而保持诉因与起诉期限的统一。诉讼时效及其起诉期限的规定，目的是为了防止当事人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诉因）后怠于行使诉权行为的发生，而不是要把当事人不知道和不应当知道的诉因强加给当事人并以此剥夺他的诉讼权利。然而，一审法院裁定所做的，就是后者。本案中，上诉人就自己的诉权，基于一审法院的裁定行为行使，以法院的裁定为诉因，没有不作为或者怠于行使诉权的任何过失。因此，本案一审法院以“一事双裁”的“双不受理”对上诉人的权利实现“双杀”并做成“死结”的结果，使上诉人依法享有和正当行使的权利无法得到司法救济，对此，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对一审法院在本案司法中对《法释〔2018〕1号》第64条第1款规定的理解与适用是否违背该条规定的本意，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对该解释第64条第1款规定的本意及其适用作出进一步释义。三、一审法院不顾自己裁定引发的诉因效果，在“一事双裁”与“双不受理”中没有正确行使司法裁判权，使上诉人应当得到的权利救济反而成为一个无法救济的“双杀”与“死结”，违背公正司法原则。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六）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情形。”本案中，从上诉人的起诉状及其提交的证据看，被诉行政行为是上诉人2019年8月获知被起诉人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向原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大高执法罚决字〔2018〕116-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被原审法院以执行标的不明确为由裁定不予受理，上诉人于2019年11月27日向被起诉人寄交《正确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书》请求变更处罚决定中的申请执行内容以符合人民法院申请非诉强制执行的要求，并以明确的申请执行内容向原审法院申请执行，被起诉人未予答复。对案涉《行政处罚决定书》的非诉强制执行申请被原审法院不予受理，涉及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故上诉人有权依法对被诉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在接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不履行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照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对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提起诉讼的，应当在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上诉人知悉被起诉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被不予受理，向被起诉人寄交《正确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书》，并于被起诉人收到申请书两个月未履行之日起六个月内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符合法律关于起诉期限的规定。行政案件由最初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原审法院作为行政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原审法院对上诉人的起诉裁定不予立案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人民法院（2020）辽0293行初15号行政裁定； 二、本案指令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人民法院予以立案。 审 判 长  董 凯 审 判 员  安 静 审 判 员  苍 琦 二〇二〇年六月一日 法官助理  魏久直 书 记 员  吴 艳 附：本裁定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六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也可以不开庭审理。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 第五十三条人民法院对符合起诉条件的案件应当立案，依法保障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 对当事人依法提起的诉讼，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接收起诉状。能够判断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当场登记立案；当场不能判断是否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在接收起诉状后七日内决定是否立案；七日内仍不能作出判断的，应当先予立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