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13民再38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张桂英，女，1945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北票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玉海，北票市凉水河乡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徐桂英，女，1960年2月4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北票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贾立峰，辽宁合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吴春华，男，1949年1月2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北票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翠莲，女，1969年2月28日出生，汉族，保险公司部门经理，住北票市。系吴春华的女儿。委托诉讼代理人：贾立峰，辽宁合意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北票市五间房镇城子地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北票市五间房镇城子地村。法定代表人：黄彦红，主任。再审申请人张桂英与被申请人徐桂英及吴春华、原审第三人北票市五间房镇城子地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城子地村村委会）土地承包经营权确认纠纷一案，北票市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20日作出（2018）辽1381民初757号民事判决。宣判后，张桂英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29日作出（2019）辽13民终429号民事判决。宣判后，张桂英不服，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9年11月7日作出（2019）辽13民申162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张桂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玉海、被申请人徐桂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贾立峰、被申请人吴春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翠莲、贾立峰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北票市五间房镇城子地村村民委员会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桂英向一审法院起诉称：要求确认城子地村村委会台账中徐建文名下承包的3.2亩土地承包经营权归原告张桂英所有。事实和理由：原告张桂英与徐建文系夫妻，徐建文于1994年去世，1995年，徐建文作为户主，在北票市亩承包地，该3.2亩土地由原告一家耕种至今。2016年，该3.2亩地块被依法征收，被告徐桂英、吴春华提出自己分得的承包地登记在徐建文名下，要求分得土地补偿款，因被告没有任何有效证据证明被告的承包地在原告耕种的3.2亩地块中，故原告诉至法院，要求依法判决。诉讼过程中，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要求判决徐建文名下的3.2亩土地的征地补偿款全部归原告张桂英所有。徐桂英、吴春华辩称，徐建文名下的3.2亩承包地中有徐桂英、吴春华家各0.8亩。2018年1月30日，北票市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已作出仲裁裁决书，仲裁委员会在查明事实真相的情况下，裁定徐建文名下的3.2亩承包地中，申请人徐桂英、吴春华各有0.8亩承包地，同时裁定申请人徐桂英、吴春华各应取得土地补偿款60，800元。城子地村村委会述称，村委会没有土地台账，证明分地人数和亩数的依据只能是95年的收费表，而收费表上确实记载徐建文名下有3.2亩土地，但当时分地标准是每人0.4亩，徐建文名下的3.2亩土地不应该是徐建文家二口人应该取得的土地亩数。徐桂英、吴春华两家除该争议地块外，在本村没有其他承包地。北票市法院一审认定，原告张桂英与被告徐桂英、吴春华均系北票市五间房镇城子地村村民。原告张桂英与徐建文系夫妻关系，被告徐桂英系徐建文妹妹，被告吴春华与张桂英、徐建文系邻居关系，徐建文于1994年去世。1995年，城子地村在进行土地二次调整时，村委会召开会议，会议议定的土地调整原则是逐户逐块打地，每人按0.4亩计算。当年，城子地村二组在土地二次调整时由小组长王力卓负责，该组分地时要大田每人0.3亩，要元田每人0.4亩，每亩承包费80元；如每户想多取得承包地，每亩承包费160元。因二组人均分得的土地较少，该组为了便于日后管理，就将几户取得的承包地登记在一户名下。后期因土地台账丢失，城子地村以“95年度各项收费计算表”记载的土地亩数，作为每户取得承包地多少的依据，其中徐建文名下登记人口数为2人，有元田3.2亩，承包费256元；吴春华名下登记人口数2人，承包地和承包费栏内没有记载；徐敏申（徐建文和徐桂英的父亲）名下登记人口数3人，承包地和承包费栏内没有记载。被告徐桂英以徐敏申名义交纳了2000年度义务工30元、征兵费13元、教育费20元，以原告张桂英名义交纳2002年度承包费32元、农业税32元、2001—2002年费用130.5元。2016年，徐建文名下的3.2亩土地被征收，每亩地补偿标准为76,000元，应取得土地补偿费243,200元。2016年10月份，原告与二被告曾就243,200元土地补偿费的分配达成口头协议，约定二被告各取得0.6亩土地的补偿费，即45,600元。但在领取补偿费时，原告反悔。因此，原、被告就该土地补偿费的分配产生纠纷，二被告向北票市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委员会于2018年1月30日作出北农仲案【2017】第008号仲裁裁决书，裁决：1、五间房镇城子地村二组徐建文名下的3.2亩口粮田中，征占前申请人徐桂英、吴春华各有0.8亩土地承包经营权。2、五间房镇城子地村二组徐建文名下3.2亩口粮田被征占的补偿款中，申请人徐桂英、吴春华各享有60,800元的补偿款。该裁决书送达后，被申请人张桂英不服，向北票市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确认村委会台账中徐建文名下承包的3.2亩土地承包经营权归原告张桂英所有；同时，判决徐建文名下的3.2亩土地的征地补偿款全部归原告张桂英所有。另查明，被告徐桂英、吴春华除本案争议的3.2亩土地外，在城子地村没有其他承包地。原告主张该3.2亩承包地系原告与其女儿徐立华的承包地，被告徐桂英主张所含有的0.8亩承包地系徐桂英与其女儿的承包地，吴春华主张所含有的0.8亩承包地系吴春华与其妻子的承包地。第三人城子地村委会对原、被告主张应取得土地的人员和人数没有异议。北票市法院一审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有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审核证据，依据法律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的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理由和结果。本案因能够证明土地承包经营权权属的直接证据土地台账已经丢失，而以“95年度各项收费计算表”作为确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权属的依据，因受该表记载内容不全面的限制，需要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95年度各项收费计算表中记载徐建文名下有元田3.2亩、承包费为256元，但当年土地调整原则是每人0.4亩，每亩土地承包费80元，额外多承包土地承包费每亩160元，原告与其女儿两口人取得3.2亩土地明显超出二人应取得的土地亩数。而当年二组土地调整时的负责人王某证实：二组在二次土地调整时为了便于日后管理，存在将几户承包地登记在一户名下的现象；同时，被告徐桂英提供的收据证实徐桂英以徐敏申名义交过费用，也以原告张桂英名义交过费用；此外，本案3.2亩土地被征收后，原、被告就该3.2亩土地补偿费分配曾达成过分配协议，这一事实，双方并不否认。根据上述事实，综合分析，原告用“95年度各项收费计算表”和村委会收费收据证明其应取得3.2亩土地承包经营权，缺乏充分有效的证据，且不足以推翻二被告提供的证据，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张桂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张桂英负担。张桂英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上诉人享有徐建文名下3.2亩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补偿款应全部归上诉人所有。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被上诉人徐桂英、吴春华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判。本院二审认定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二审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上诉人认为其享有涉案3.2亩土地承包经营权，应获得该地块全部补偿款。经审查，上诉人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主张，故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张桂英负担。张桂英申请再审称，1984年张桂英的丈夫徐建文名下有五口人的地，一子两女，分得土地3.45亩，1989年签订了承包合同还是3.45亩。1995年调整土地，村里的台账记载，徐建文名下的3.2亩土地从2009年至2017年始终享有国家粮食补贴记录由张桂英领取。张桂英所有的原始书证均说明徐建文名下的3.2亩土地与徐桂英、吴春华无任何关系。请求撤销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辽13民终429号民事判决，确认张桂英享有争议土地的所有权及相应的征地补偿款，并由徐桂英、吴春华承担一、二审案件受理费。被申请人徐桂英、吴春华辩称，张桂英自称1995年调整土地时，其两口人分得3.2亩土地，而村委会会议记录为每人分0.4亩，其他村民也是按每人0.4亩地分的，张桂英对此无法作出合理解释。而且张桂英在征占土地时曾认可徐桂英和吴春华的土地登记在她家名下，徐桂英、吴春华在别处还没有土地。请求维持原审判决。原审第三人北票市五间房镇城子地村村民委员会未答辩。在再审期间，张桂英提交了一份新证据：落款为北票市五间房镇城子地村村民委员会，出证人为李某和的证明一份。内容为，“兹证明第二次土地调整（1995年）,以村民组(生产小队)为单位进行,土地在村民小组内的成员中分配，没有发现村民在本组之外分得土地的现象。”张桂英称，其住所地为二组的，地也是二组的，徐桂英和吴春华的住所地均登记为三组，依照村委会证明的内容，徐桂英和吴春华不可能分得二组的土地，其二人的土地更不可能登记在徐建文的名下。徐桂英和吴春华质证认为，李某和现在已经不是村主任，当时分地时他并不知情，1995年分地时不是以生产小队为单位来分，而是以生产队为单位分配的。而且李某和的陈述前后矛盾，其在原审中说他对分地的事不知情，而现在又出具了这样的证明，其陈述前后矛盾，法院不应采信。本院对李某和、王秀武（95年分地时的村委会主任）进行了询问，李某和证实其证明里写的按村民小组分地，这个村民小组并不是张桂英所说的住址，而是生产队的意思，并明确说明张桂英、徐桂英、吴春华三人是一个村民组的，分地时是在一起分的。王秀武证实，95年分地时，二组、三组合并为一个组，就叫二组，张桂英、徐桂英、吴春华三人是在一起分的土地。综合再审申请人张桂英提供的新证据以及本院对证人的调查情况以及原审中采信的证据，本院再审认定的事实与原审认定的事实一致。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95年度各项收费计算表、现金收入收据、村委会会议记录、证人证言、村委会证明等证据载卷为凭，并经庭审质证和本院审查，予以采信。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张桂英是否有充分证据证明徐建文名下的3.2亩土地归张桂英一人所有。张桂英证明3.2亩土地全部归其所有的主要证据是“95年度各项收费计算表”。因能够证明土地承包经营权权属的直接证据土地台帐已经丢失，村委会是以“95年度各项收费计算表”为参考来进行土地补偿费的分配，虽然在该表中徐建文名下有3.2亩土地，但该表中徐建文名下登记人口数为2人，承包费256元；吴春华名下登记人口数2人，承包地和承包费栏内没有记载；徐敏申（徐桂英父亲，已故）名下登记人口数3人，承包地和承包费栏内没有记载。如果认定徐建文名下的3.2亩土地全是徐建文家的（也就是张桂英），也就意味着徐桂英和吴春华二家身为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但却没有土地，这不符合客观逻辑。而徐桂英提供了其以徐敏申名义交纳2002年度承包费32元、农业税32元、2001-2002年费用130.5元，用以证明其也耕种了案涉土地。另依据分地时村委会的会议记录以及证人证言等证据，可以认定95年城子地村分地时徐建文名下的这种类型土地是按照每人0.4亩予以分配的，而且为方便管理村里把多家土地登记在一家名下的情况十分普遍。而且作为分地成员的证人王某也明确证实，当时因为徐桂英是徐建文的亲妹妹，吴春华与徐建文关系要好，所以三家的地分在了一起。综合以上证据，北农仲案【2017】第008号仲裁裁决书认定徐建文名下的3.2亩土地，是由徐建文、张桂英、徐建文大女儿、徐敏申、徐桂英、徐桂英女儿、吴春华夫妻八人共同分得的，比较符合客观逻辑。在再审期间张桂英提供了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一份，内容为“兹证明第二次土地调整（1995年）,以村民组(生产小队)为单位进行,土地在村民小组内的成员中分配，没有发现村民在本组之外分得土地的现象。”张桂英想借此证明住所地登记为三组的徐桂英、吴春华不可能在二组分得土地的事实。本院对出具证明的出证人李某和进行了询问，李某和表示，证明中村民组与住所地的组不是一个概念，并明确表示徐桂英、吴春华与张桂英是在一起分的地，不存在张桂英提出的徐桂英、吴春华没有在二组分地的事实。且本院在再审期间对分地时任村委会主任的王秀武也进行了询问，王秀武亦证实，徐桂英、吴春华与张桂英同属于二组村民，三家是在一起分地的事实。关于张桂英在再审时提出1984年和1989年徐建文签订的承包合同都是3.45亩土地的问题。北票法院一审时曾询问证人王某，证人证实，“当时徐建文是村民组长，他地多是事实，后来让其减少土地，就把徐桂英和吴春华的土地分到徐建文名下了”。所以张桂英仅用1984和1989年时徐建文名下土地情况来证明95年土地调整后的土地情况，依据不足。综上，张桂英提供的证据不足以推翻徐桂英、吴春华提供的证据，无法排除合理怀疑，张桂英作为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原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本院（2019）辽13民终429号民事判决。再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张桂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焱审判员 李春兆审判员 左颖慧二〇二〇年六月三日法官助理朱城林书记员叶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