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民终453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吴素兰，女，1936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芙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凯，湖南寻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晓滨，男，1960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芙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凯，湖南寻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岚，女，1984年2月6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芙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晶晶，湖南联合创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晓玲，女，1959年1月6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开福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研，湖南联合创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刘斌，男，1983年2月21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芙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研，湖南联合创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刘晓东，男，1966年5月15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芙蓉区。上诉人吴素兰、刘晓滨因与被上诉人吴岚、何晓玲及原审第三人刘晓东、刘斌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2019）湘0102民初5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吴素兰、刘晓滨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吴素兰、刘晓滨一审的诉讼请求，并由吴岚、何晓玲承担本案一、二审的案件受理费。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未查清何晓玲以刘金良、吴素兰名义与吴岚于2014年6月24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收取购房款及房屋转让行为是否有授权或超越代理权限实施代理行为的情形；2.未查清2013年7月12日《授权委托书》的合法性；3.未查清2013年7月12日《借款合同》涉及30万元借贷关系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在本院认为部分花了较大篇幅分析了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认为吴素兰、刘晓滨无权以第三人的身份主张损害自身利益，并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作出判决，但忽略了在庭审过程中，吴素兰、何晓滨对何晓玲以刘金良、吴素兰名义与吴岚于2014年6月24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收取购房款及房屋转让行为均不予认可，亦明确表示何晓玲的上述行为没有代理权，即使其持有《授权委托书》也是超越代理权限的，吴素兰、何晓滨均不予追认。故，依据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何晓玲与吴岚所实施的行为对吴素兰、刘晓滨是不发生法律效力的。此外，审查合同及民事法律行为效力可依据的法律还有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四条。（三）一审判决错误。如前所述，一审判决无效之诉的审理范围、何晓玲和吴岚的行为是否合法有效、何晓玲的代理行为损害吴素兰、刘晓滨的权益可另行主张权利时遗漏了吴岚。吴岚辩称，1.何晓玲系刘金良、吴素兰的代理人，何晓玲系接受刘金良、吴素兰的委托，在其代理权限内出售刘金良房屋，该委托代理人行为合法有效。2.刘金良、吴素兰向何晓玲出具的《委托书》系在公证处进行了公证，根据《委托书》的相关内容，可证明刘金良、吴素兰明确知道签订委托书及相关文件的法律后果，故2013年7月12日《授权委托书》合法有效。3.吴岚已经按照房屋买卖合同约定支付了房款32.8万元，并完成了房产登记，原房屋买卖合同已经实际履行。4.一审适用法律正确。吴素兰、刘晓滨起诉状中所述事实与理由并未涉及无权处分，而系以欺诈、恶意串通等理由拟证明其诉讼请求，故一审判决认为吴素兰、刘晓滨无权以第三人身份主张损害自身利益，系适用法律正确。另吴素兰、刘晓滨所述何晓玲无权处分、超越代理权限也无任何依据，何晓玲系在其权限范围内出售房屋。5.吴素兰、刘晓滨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吴岚、何晓玲之间有恶意串通，损害刘金良、吴素兰的行为，故不能证明吴岚、何晓玲存在恶意串通的事实。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何晓玲、刘斌的答辩意见同吴岚的上述意见。刘晓东未予答辩。吴素兰、刘晓滨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何晓玲以我方名义与吴岚于2014年6月24日订立的《房屋买卖合同》及房屋转让行为无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60年2月1日，吴素兰和刘金良经登记结婚。二人共生育刘晓滨、刘晓东两个孩子。1999年12月7日，长沙市芙蓉区解放中路147号15栋201号房屋的所有权人登记为刘金良。2013年7月12日，吴素兰和刘金良共同出具《委托书》，委托何晓玲出售上述房屋，并收取房屋价款，委托期间至委托事项办理完毕时止。《委托书》还委托了其他事项。同日，长沙市蓉园公证处作出（2013）湘长蓉证字第7592号公证，证明吴素兰和刘金良在上述《委托书》上的签名真实，其二人亦表示知悉委托的法律意义和法律后果。2014年6月24日，何晓玲以吴素兰和刘金良的名义与吴岚订立《房屋买卖合同》一份，将上述房屋以32.8万元的价格卖予吴岚，并约定于合同订立后的1日内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同日，何晓玲又以吴素兰和刘金良的名义要求吴岚于同年7月3日前，将房屋价款32.8万元支付至何晓玲在招商银行62×××65的账户。同年6月25日，上述房屋的所有权转移登记至吴岚名下。同年7月2日，吴岚将32.8万元支付至何晓玲指定的上述银行账户。2017年2月12日，刘金良死亡。其法定继承人为吴素兰、刘晓滨、刘晓东。何晓玲主张，其之所以变卖诉争房屋，系因刘金良于2013年7月12日向其丈夫刘建明借款30万元，借款期限至同年8月11日，并以诉争房屋提供了抵押担保，双方将诉争房屋的价值议定为30万元，约定如刘金良未按期偿还借款及违约金，何晓玲则有权在24万元的价格之上出售该房屋。其为此提供《借款合同》、《借款收据》、《个人转账凭证》、《最高额抵押权合同》各一份欲予证明。《借款收据》经司法鉴定，确认该收据上刘金良的签名系刘金良本人所写。刘建明于2016年4月29日死亡，其系刘斌之父。吴岚系刘斌之妻。吴素兰、刘晓滨主张，诉争房屋的市场价值为549156元，何晓玲以32.8万元的价格出售，明显属于以不合理的低价转让，并提供《房地产评估报告》一份欲予证明。一审法院认为，吴素兰、刘晓滨主张，吴岚与何晓玲未经吴素兰和刘金良同意便将诉争房屋低价转让，损害了其的利益，故《房屋买卖合同》和转让行为均属无效。但何晓玲虽在《房屋买卖合同》上签了名，可其系以吴素兰和刘金良代理人的身份签名，且吴素兰和刘金良出具的《委托书》已进行了公证，故应认定何晓玲系在履行代理行为，该行为的效力约束吴素兰和刘金良，《房屋买卖合同》和转让行为应认定系吴素兰和刘金良实施和订立。吴素兰、刘晓滨还主张，吴岚与何晓玲属恶意串通，但吴素兰系合同的当事人，而非合同之外的第三人，其不能以第三人的身份主张损害到自身利益。刘晓滨系以刘金良法定继承人的身份主张权利，其权利来源于刘金良，而刘金良也系合同当事人，故刘晓滨也不能以第三人的身份主张损害到自身利益。另外，如合同因恶意串通而损害到第三人的利益时，则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请求权应归该第三人享有。因合同被宣告无效的效果并不一定更有利于第三人，如允许该第三人之外的人享有，则有可能会出现宣告无效的效果反而更不利于该第三人的情形，故是否主张请求权的选择权应仅赋予该第三人。基于此，应认定吴素兰、刘晓滨不能代替因案涉协议而有可能被损害到利益的第三人主张权利。同时，也未发现两份协议存在其他无效情形。至于吴素兰、刘晓滨主张的隐瞒真相、骗取签名及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诉争房屋，则属于欺诈和显失公平的范畴，依法不属于本案无效之诉的审理范围。综上，应驳回吴素兰、刘晓滨的全部诉讼请求。但如其认为何晓玲的代理行为损害其权益，则可另行主张权利。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四条、第三百九十七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吴素兰、刘晓滨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吴素兰、刘晓滨共同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吴素兰、刘晓滨向本院提交了七份证据：证据1.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2015）芙刑初字第285号刑事判决书、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长中刑二终字第01251号刑事判决书，拟证明：1.与刘建明素有经济往来的为刘晓东，刘晓东系案涉30万元借款的实际借款人；2.刘建明系职业放贷人，其与何晓玲、刘晓东恶意串通，骗取刘金良、吴素兰在2013年7月12日的一系列文件上签字；3.刘建明、何晓玲、刘晓东等人的上述行为涉嫌“套路贷”。证据2.刘金良、吴素兰在（2015）芙民初字第3470号案中于2016年3月1日向芙蓉区人民法院出具的《重新鉴定申请书》；证据3.（2015）芙民初字第3470号案中湖南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于2016年3月11日向芙蓉区人民法院出具的《函》；证据4.（2015）芙民初字第3470号案中刘金良、吴素兰于2016年3月3日向芙蓉区人民法院出具的《申请鉴定人出庭作证申请书》；证据5.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2015）芙民初字第3470号之一民事裁定书。拟证明：1.没有证据显示案涉30万元借贷关系成立；2.鉴定人员未庭作证，相关的鉴定意见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3.（2015）芙民初字第3470号案并未对案涉30万元是否成立，湖大的鉴定意见能否被采纳作出认定。证据6.（2015）芙民初字第3470号案《庭审笔录》；证据7.吴素兰、刘晓滨在本院二审期间出具的《调查取证申请书》，拟证明：1.何晓玲主张案涉30万元借款系刘建明借给刘金良、吴素兰周转与事实不符，也不符合正常借贷关系的交易习惯和逻辑；2.何晓玲与吴岚在案涉房产交易过程中的一系列表现不符合正常的交易习惯和逻辑；3.吴岚与刘建明、何晓玲恶意串通，损害刘金良、吴素兰的合法权益。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吴素兰、刘晓滨提供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2015）芙刑初字第285号刑事判决书、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长中刑二终字第01251号刑事判决书载明的事实，刘晓东、钟莉娟犯合同诈骗罪被判处刑罚，不能达到吴素兰、刘晓滨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定。吴素兰、刘晓滨提供的证据2—6，系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2015）芙民初字第3470号案的材料，根据上述材料载明的内容显示，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委托湖南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送检的标注日期为2013年7月15日的《借款收据》上“刘金良”签名笔迹与所提供样本1标注日期为2013年7月12日《借款合同》、样本2标注日期为2013年7月12日《最高额抵押权合同》、样本3《抵押房屋清单》、样本4《房屋最高额抵押权登记申请书》、样本5《公证书》内有一份标注日期为2013年7月12日的《委托书》、样本6标注日期为2013年7月12日的另一份《借款合同》上“刘金良”签名笔迹是否为同一人所书写进行笔迹鉴定，湖南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鉴定意见是：送检的标注日期为2013年7月15日的《借款收据》上“刘金良”签名笔迹与所提供样本上“刘金良”签名笔迹是同一人所书写。刘金良、吴素兰对上述鉴定意见有异议，以该鉴定意见所依据的材料不客观、不公正及严重违反鉴定程序为由申请重新鉴定，之后又申请鉴定人出庭作证，要求鉴定人员对其所提出的问题进行说明。随后，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致函湖南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要求该中心就刘金良、吴素兰提出的异议作出书面说明，湖南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于2016年3月11日作出了《函》进行了说明。因刘金良、吴素兰申请撤诉，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10日作出（2015）芙民初字第3470号之一民事裁定，准许刘金良、吴素兰撤回起诉，并准其免交案件受理费10200元。吴素兰、刘晓滨提供的证据2—6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定。吴素兰、刘晓滨向本院申请调取钟莉娟中信银行账号在2013年7月1日至2013年7月31日期间的银行流水、吴岚招商银行账号在2014年6月1日至2014年7月31日期间的银行流水，与本案处理不具有关联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五条的规定，本院不予准许。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何晓玲代理吴素兰、刘金良与吴岚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问题。本案中，出借人刘建明与借款人刘金良签订了《最高额抵押权合同》，明确借款人刘金良用解放中路的房屋为借款及利息、违约金等提供抵押担保，并办理了房屋抵押登记，故刘建明的债权完全可以通过抵押权实现得以保障。刘建明在借款之初还要求刘金良、吴素兰夫妇向其妻子何晓玲出具委托处分房屋的《委托书》，并进行了公证。刘金良、吴素兰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完全知晓签署《委托书》的后果，且之后亦未撤销该委托，因此《委托书》的效力应予确认。何晓玲作为受托人，依法应当按照刘金良、吴素兰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向其报告委托事务的处理情况并转交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但何晓玲在出售房屋过程中，事先并未以任何方式告知刘金良、吴素兰其将出售房屋，事后也未将售房款转交给刘金良、吴素兰，而是按照刘建明的要求，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将房屋出售给其儿媳吴岚，并将售房款交付给刘建明。因此，可以认定何晓玲在出售房屋过程中存在故意损害委托人刘金良、吴素兰利益的行为。另一方面，房屋买受人吴岚系刘建明、何晓玲的儿媳，吴岚在买房之前未与房屋所有权人刘金良、吴素兰洽谈是否卖房、售房价格等事宜，亦未实地查看房屋，并非一个正常购房人所应具有的行为，难令法院确信其为善意购房人。综上，何晓玲与吴岚恶意串通，双方之间通过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将房屋转移登记至吴岚名下，以达到非法侵占吴素兰、刘金良房屋的目的，其行为已经严重损害了吴素兰、刘金良的合法财产权。吴素兰、刘晓滨要求确认何晓玲与吴岚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依法应予支持。原审判决处理错误，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吴素兰、刘晓滨的上诉请求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2019）湘0102民初547号民事判决；二、确认何晓玲代理吴素兰、刘金良与吴岚于2014年6月24日就长沙市芙蓉区解放中路147号15栋201号房屋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一审案件受理费8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共计160元，由何晓玲负担80元，吴岚负担8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凯审判员 何 芳审判员 金新贵二〇二〇年六月八日书记员 姚沐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