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2民终272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高吉娟，女，1968年4月11日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晓军，辽宁海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长恒，男，1979年10月21日生，汉族，住辽宁省庄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佟寅，辽宁法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孙晓云，女，1977年10月21日生，汉族，住辽宁省庄河市。上诉人高吉娟因与被上诉人张长恒、原审第三人孙晓云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2019）辽0211民初52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高吉娟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晓军、被上诉人张长恒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佟寅、原审第三人孙晓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高吉娟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张长恒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上诉人已经通过原审第三人孙晓云将收取的报名费及劳务费3.6万元返回给被上诉人张长恒。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张长恒并不认识,2018年7月认识孙晓云,孙晓云知道上诉人认识可以办理出国签证的人员,便委托上诉人帮助联系为张长恒、另案张长杰办理到日本五年多次往返的旅游签证费用为每个人×××.2万元,共计8.×××万元。孙晓云在2018年8月19日通过微信将张长杰、张长恒每人2千元共计×××千元转入上诉人账户。经多次沟通,2018年8月27日,孙晓云称到大连交款不方便故约在庄河见面,上诉人在庄河见到孙晓云,孙晓云交给上诉人现金3.6万元,称前期转入微信×××千元算到张长杰费用,孙晓云要求上诉人出具给张长恒的收据为×××万元。但实际3.6万元为张长恒办理的费用，收3.6万元的原因是孙晓云告诉上诉人称其告诉张长杰办理费用需要×××.8万元,比实际×××.2万元多6千元,作为孙晓云个人的费用，所以实际上诉人只收到张长恒3.6万元。然后二人一起到张长杰家,张长杰妻子给付上诉人×××.4万元,加上前期×××千元,共计×××.8万元。因为张长杰前期给付孙晓云2000元，孙晓云怕张长杰起疑心,要求上诉人为张长杰出具收到×××.6万元的收据，实际收到张长杰的费用为×××.8万,收据标明项目均为五年多次往返。因上诉人找的办事情的人唐莉花费时间较长,孙晓云要求退钱,但上诉人找的办事的人称已经办完,不同意退款,而孙晓云称已过约定期限，但上诉人联系不上唐莉所以无法退钱。孙晓云称要到派出所告上诉人诈骗,后经协议上诉人与孙晓云约定一起到庄河派出所报案追究唐莉的责任,但孙晓云提出必须上诉人先退费才可以帮助去报案。上诉人为要回钱便答应先返还部分款项。2018年12月20日,上诉人开车到庄河,孙晓云提出必须先返钱才可以去派出所,当时在场的有张长杰的妻子,为了可以将上诉人交给办事人唐莉的钱要回来,上诉人将现金7万元给付孙晓云,剩余1.×××万元告诉孙晓云等上诉人要回款后再返还，因为当时直接开车去的派出所,所以就没有要求孙晓云写收条。到达第一家派出所警官了解情况后认为按管辖应归孙晓云户籍地派出所,三人一起到派出所报案,但孙晓云二人又说不报案了,无奈上诉人当晚住在庄河。2018年12月21日,上诉人与孙晓云及张长杰的妻子一起到的派出所,派出所的一位警官在给孙晓云做笔录时,孙晓云称要告上诉人骗她,上诉人告诉警官自己也是受害者,警官询问后告知如果告具体办事的人唐莉需要到交钱的地点派出所即庄河派出所管辖,于是上诉人开车到庄河派出所,孙晓云及张长杰妻子在前一个派出所等消息。新华路派出所警官称上诉人不是受害者无法报案,后警官联系上孙晓云,孙晓云称不报案了,已经离开前一个派出所。中午，上诉人联系上孙晓云,孙晓云通过微信收1万元,其中张长恒2千元,张长杰8千元。后又将张长恒保证金2千元转给孙晓云,孙晓云通过微信回复称还差2千元,上诉人为早些了结此事,又通过微信转给孙晓云2千元,并明确告知孙晓云与张长恒、张长杰钱已经结清,孙晓云收下2千元。上诉人在办理此事时一直与孙晓云联系办理,上诉人找的办事的人叫唐莉,孙晓云是知道的,上诉人只是帮忙。具体共计收到款项为8.×××万元,返钱为现金7万元,微信转账1.×××万元。但一审法院对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所要证明的上述内容未予采信与阐述。上诉人向一审法庭提供微信聊天记录、电话录音、上诉人取款记录足以证明还款的事实。2018年12月20日至12月21日两天的微信聊天记录，记载了上诉人高吉娟与孙晓云之间发生的返款、报警及返款的事实经过,在12月21日中午12时28分孙晓云称还差2千吧,同日15时28分上诉人高吉娟通过微信将2千元转给孙晓云,并称我和张长恒、张长杰的钱已结清,以后我们在没有任何经济纠纷,以后不要再找我了。孙晓云收款,对此事实并没有再进行回复。通过该节事实足以认定上诉人高吉娟已经将全部款项返还。2019年1月3日的通话录音清楚显示,上诉人高吉娟已经将款项返还,且在帮助办理的过程中付出时间和精力,此事已经处理完毕所以对孙晓云打的电话并不愿意接听,在电话中多次称我钱已经给你了,而孙晓云并没有提出任何反对的意见或继续要款的意义表示。通过上诉人取款记录足以证明上诉人是有经济能力采用现金的方式给付孙晓云7万元,上诉人提供从2018年9月到12月的取款记录是证明有能力给付,且自身还有其他收入来源。孙晓云称已经将其与上诉人的微信记录删除明显不符合生活常识,如果上诉人没有返还其款项,其为什么要删除对自己主张权利有力的证据。孙晓云在2018年12月21后再没有向高吉娟主张过权利,通过双方微信的记录可以清楚看到,从2018年7月份开始双方交流频繁,其后双方产生分歧,孙晓云对高吉娟提出多种主张，直到2018年12月21双方一起到派出所报案。高吉娟已经在2018年12月21前将收取的张长恒、张长杰款项全部通过孙晓云返还。孙晓云系张长恒的妻子,其收到应视为张长恒收款。请求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张长恒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一审判决。张长恒和另案张长杰是兄弟关系，张长恒向上诉人交的是×××万元现金，并不是上诉人所称的3.6万元，张长杰向上诉人交的是×××.6万元现金，加上前期由孙晓云微信转账给上诉人×××千元是张长杰和张长恒各自2千元保证金，张长恒和张长杰两人共计向上诉人交付9万元，通过上诉人向张长恒和张长杰出具的收款收据和微信转账可以确定。上诉人从事劳务中介，应该清楚交付现金的时候收取收条，并且12月21日以及1月3日双方电话录音以及微信聊天记录均未涉及到给付7万元的事情，显然不符合正常的交易习惯。通过孙晓云也就是张长恒的妻子以及张长杰的妻子共向上诉人交付的是9万元。原审第三人孙晓云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张长杰和张长恒一共交给上诉人9万元，认可上诉人通过我还给张长杰和张长恒共计1.×××万元，其中张长恒是6千元，张长杰是8千元，剩余款项上诉人没有还给我们。上诉人称一个月办不成就返钱，过了很长时间没办成我们就找上诉人要钱，上诉人说钱不在她手里，只有现金1.×××万元在她手里，她用微信转1.2万元给我，2千元一会儿再转给我，所以认可收到1.×××万元。上诉人12月21日给我发微信，让我找唐莉，因为我不认识唐莉，且钱款就是给的上诉人，所以向上诉人提起诉讼主张偿还剩余钱款。张长恒一审中提出诉讼请求：1、高吉娟返还张长恒劳务费36000元；2、诉讼费由高吉娟承担。一审法院查明，张长恒系第三人丈夫。庭审中，张长恒主张其委托第三人找到高吉娟，为张长恒办理日本五年多次往返旅游签证。张长恒提供2018年8月27日专用收款收据一份，载明：付款单位（交款人）张长恒，收款单位高娟，收款项目五年多次，人民币肆万元整，收款事由信息签证费，即日起一个月之内签证下来，最长因为各种原因延迟半月，到日签证没下来，全款返还。高吉娟认可上述收据为其向张长恒出具，但辩称其仅收取了张长恒办理出国签证的费用36000元，对此张长恒不予认可，高吉娟未提供相反证据予以反驳。张长恒另提供第三人2018年8月19日微信转账记录，证实当日13:×××5第三人向高吉娟转账2000元，19:1×××第三人向高吉娟转账2000元，张长恒、高吉娟及第三人均认可上述两笔微信转账款分别系张长恒支付给高吉娟的保证金2000元及张长杰支付给高吉娟的保证金2000元。高吉娟辩称其委托案外人唐莉（音）为张长恒办理多次往返日本旅游签证的事项，张长恒提供第三人与高吉娟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证实，截至2018年12月20日，高吉娟并未成功为张长恒办理上述委托事项，张长恒遂要求高吉娟返还已交纳的办理签证费用。高吉娟则辩称唐莉收取了张长恒交纳的费用，要求张长恒及第三人配合高吉娟将款项追回。张长恒提供第三人与高吉娟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证实，2018年12月21日11:×××1，高吉娟分两笔向第三人微信转账，其中一笔金额为2000元，注明张长恒的保证金，另一笔金额为8000元，注明张长杰的保证金。同日12:15，高吉娟向第三人微信转账2000元，注明张长恒的保证金。同日12:28，第三人发微信给高吉娟称“还差两千吧”，15:28高吉娟又向第三人微信转账2000元，注明张长杰的保证金。张长恒及第三人均认可收到了高吉娟返还的上述合计1×××000元款项。另高吉娟提供取款记录，辩称其于2018年9月12日至12月19日期间合计取款93000元，2018年12月20日高吉娟向第三人交付现金70000元，用于返还张长恒及张长杰给付的办理签证费用。张长恒及第三人对此均不予认可，高吉娟亦未提供张长恒或第三人收到上述款项的任何相关证据。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委托合同纠纷，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本案中，张长恒通过第三人委托高吉娟办理赴日本旅游多次往返的签证事宜，张长恒、高吉娟之间形成了委托合同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之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及第四百零一条之规定，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要求，报告委托事务的处理情况。委托合同终止时，受托人应当报告委托事务的结果。本案张长恒委托高吉娟办理出国签证，向高吉娟支付了相关费用，并约定一个半月内将委托事项办理完毕，否则高吉娟退还全部款项。但根据各方当事人提供的现有证据及陈述来看，高吉娟并未在约定的期限内完成委托事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之规定，作为委托人的张长恒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并按张长恒、高吉娟双方的约定要求高吉娟退还交纳的费用。故张长恒要求高吉娟返还费用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理由正当，应予支持。至于高吉娟应向张长恒返还费用的具体数额，一审法院认为，高吉娟认可第三人于2018年8月19日通过微信转账给高吉娟的其中一笔2000元系张长恒交纳的保证金，另2018年8月27日高吉娟出具给张长恒的专用收款收据中记载收到张长恒信息签证费人民币×××0000元，故一审法院认定，张长恒向高吉娟支付的费用金额合计×××2000元。张长恒及第三人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能够证实高吉娟已于2018年12月21日分四笔向第三人微信转账返还给张长杰及张长恒费用合计1×××000元，且高吉娟亦认可其无法区分此1×××000元款项中返还给张长杰的费用金额是多少，返还给张长恒的费用金额是多少。因张长恒认可上述高吉娟已返还的1×××000元中包含返还给张长恒的费用金额为6000元，据此一审法院认定，上述高吉娟已返还的1×××000元中包含返还给张长杰的费用金额为8000元（1×××000元－6000元）。关于高吉娟辩称其实际仅收取了张长恒36000元费用的意见，与高吉娟给张长恒开具的×××0000元收据金额不符，且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不予采纳。关于高吉娟辩称，其于2018年12月21日以现金方式向第三人交付70000元作为返还给张长恒及张长杰费用的意见，一审法院认为，因高吉娟提供的取款记录并非金额为70000元的一笔取款记录，高吉娟亦无法证实款项的用途，从时间上看，在张长恒未向高吉娟主张退还费用的期间高吉娟已经取款准备退还，明显与常理相悖，且张长恒对此亦不予认可，故对高吉娟的此节辩称意见，因证据不足，理由不当，亦不予采纳。综上，高吉娟尚应向张长恒返还费用人民币36000元（×××2000元－6000元）。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四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高吉娟向张长恒返还费用人民币36000元。案件受理费人民币700元（张长恒已预交），已减半收取，由高吉娟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张长恒。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上诉人认为一审中是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供的原审第三人、高吉娟的微信聊天记录，不是张长恒提供，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没有异议，但认为一审判决有遗漏，在微信聊天记录中原审第三人发微信给上诉人说还差两千吧，这句对话之后双方还有对话内容一审判决没有记载，上诉人在转完2000元之后对原审第三人讲我和张长恒、张长杰的钱已结清，以后我们再没有任何经济纠纷，以后不要再找我了，原审第三人收下2000元并未提异议。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没有异议，被上诉人陈述其在一审时也提供了原审第三人、高吉娟的微信聊天记录，认为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没有错误。原审第三人陈述是上诉人说在上诉人手里就只有1×××000元，而上诉人通过微信只转给我12000元，微信中我跟她要的是这个剩余的2000元。经审查，高吉娟和张长恒均向一审法院提供了高吉娟与原审第三人的微信聊天记录，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上诉人对其已通过原审第三人孙晓云将收取的报名费及劳务费36000元返还给被上诉人张长恒的主张，上诉人认为其在一审中提供的微信记录、电话录音、取款记录能够证明上诉人已对本案张长恒和另案张长杰全部还款。本院认为，从高吉娟提供取款记录的取款时间上看，高吉娟一审中称于2018年9月12日至12月19日期间合计取款93000元，高吉娟在于2018年8月27日向张长杰和张长恒出具专用收款收据不久，在张长杰和张长恒并未向其主张退还款项的期间，就在2018年9月12日开始为退还张长恒和张长杰的费用做准备，并在三个月的时间里为张长恒和张长杰取出款项准备退还给二人，与常理不符，张长恒和张长杰对此亦不予认可；从取款笔数上看，并非高吉娟主张的偿还了张长恒和张长杰7万元现金的一笔取款记录，高吉娟亦无法证实款项的用途。高吉娟庭审中陈述其从事劳务中介业务多年，如依其主张其通过原审第三人向张长恒和张长杰退还了70000元现金，理应出具收款收条或可以证明其退还款项的书面依据，但高吉娟并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高吉娟提供的其与原审第三人的微信聊天记录、电话录音中，原审第三人并无表述张长恒和张长杰的款项已结清、双方亦无涉及到高吉娟主张的其退还7万元的语句。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未对高吉娟提供的取款记录、微信聊天记录、电话录音的拟证明事项予以采信并无不当。对上诉人认为其实际收取张长恒36000元的主张，本院认为，一审中，高吉娟认可原审第三人于2018年8月19日通过微信转账给高吉娟的其中一笔2000元系张长恒交纳的保证金，高吉娟于2018年8月27日出具给张长恒的专用收款收据中记载收到张长恒信息签证费人民币×××0000元，高吉娟主张其实际收取张长恒36000元，但未提供相关的证据予以证明。根据高吉娟已返还的1×××000元中包含返还给张长恒的费用金额为6000元，一审法院认定高吉娟尚应向张长恒返还的费用为36000元（×××2000元－6000元）并无不当。上诉人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高吉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0元（上诉人已预交），由上诉人高吉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盛韵同审判员  赵 虹审判员  何 川二〇二〇年六月八日书记员  李 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