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辽02行终18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曾顺廉，男，1945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址大连市中山区。委托代理人杨琳，辽宁青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住所地大连市中山区人民路75号。法定代表人马成恩，局长。委托代理人张德成，该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刘颖，北京元合（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大连市中山区城区改造办公室，住所地大连市中山区怡和街32号。法定代表人高允山，主任。出庭负责人王东，副主任。委托代理人张羽佳，辽宁宪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陈永林，辽宁宪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大连市土地储备中心，住所地大连市西岗区新开路124号。法定代表人汤凯，主任。委托代理人赵媛，该中心工作人员。上诉人曾顺廉因与被上诉人大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屋拆迁行政裁决一案，不服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辽0291行初57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认定，2017年8月30日，原告向大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局（以下简称“国土局”）邮寄拆迁补偿安置裁决申请，要求该局就大连市中山区东明巷××号1层3号房屋（以下简称“东明巷××号房屋”）的拆迁安置补偿问题进行裁决。2017年9月7日及同年11月15日，国土局两次向原告发出通知书，要求原告限期（十天）补齐裁决申请材料。2018年1月2日，国土局向原告作出《房屋拆迁纠纷调查处理通知书》，其中载明：决定于2018年1月8日对原告的申请进行调查处理。2018年1月8日，在国土局的主持下，原告与大连市中山区城区改造办公室（以下简称“城改办”）共同选取辽宁新华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大连利源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对东明巷××号房屋进行评估。亦于同日，国土局向辽宁新华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大连利源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发出《关于对曾顺廉房屋价值评估的联络函》，要求该公司对东明巷××号房屋进行评估。2018年1月12日，国土局向原告送达《中止审理通知书》，告知原告因东明巷××号房屋需进行评估而中止审理。2018年9月27日，辽宁新华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作出《关于曾顺廉灭失房屋评估说明》及《关于曾顺廉灭失房屋无法评估的说明》，载明：因东明巷××号房屋已灭失且无法取得该房屋的影像、照片及建筑图纸等资料，故无法进行评估工作。2018年11月5日，国土局恢复审理原告作为申请人、城改办及大连市土地储备中心（以下简称“土储中心”）作为被申请人的裁决案件。2018年11月30日，国土局作出大国土房屋拆裁字[2018]第03号《房屋拆迁裁决书》（以下简称“03号裁决书）”。同年12月4日，国土局向原告送达03号裁决书。再查，东明巷××号房屋系大连市国有房产管理中心直管的公房，建筑面积为42.21平方米，该房屋的承租人为原告。土储中心及城改办于2010年8月25日取得拆许字（2010）第009号《房屋拆迁许可证》，拆迁范围范为中山区进展巷北、解放路西、石葵路南地块，拆迁实施单位为城改办，拆迁期限为2010年8月25日至2011年2月24日。东明巷××号房屋位于该许可证项下的拆迁范围内。因原告与案外人刘传森及刘戈签订代为照管家具财产协议书，故刘传森及刘戈自1988年起居住在东明巷××号房屋至2011年11月，并将户口落户于该房屋地址。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16日作出（2016）辽02民终3429号民事判决（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其中认定：2014年7月2日，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出具证明，内容为：该院于2010年对曾顺廉起诉刘传森返还东明巷××号房屋纠纷一案作出（2010）中民初字第3832号民事判决，刘传森不服该判决提出上诉后，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1）大民二终字第274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重审后作出（2011）中审民初字第46号民事判决，曾顺廉不服该判决提出上诉后，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1）大民二终字第1241号民事裁定再次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重审期间，曾顺廉撤回起诉。2011年11月13日，刘传森代刘戈与城改办签订《回迁安置协议书》，约定，就东明巷××号房屋的拆迁补偿，城改办为刘戈异地安置位于“绿清南园”的房屋两套。东明巷××号房屋交付给城改办的时间为2011年11月。2012年9月5日，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对曾顺廉诉刘传森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案作出（2012）中民初字第2137号民事判决（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判决曾顺廉与刘传森于2011年2月21日签订《和解协议》（该协议的主要内容为曾顺廉放弃与东明巷××号房屋有关的所有权利）的行为无效。2014年，城改办向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其与刘戈签订的《回迁安置协议书》无效、要求刘戈及刘传森退还“绿清南园”的两套安置房。2016年3月7日，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2014）中民初字第2725号民事判决，支持了城改办的上述诉讼请求。刘戈不服该判决提出上诉后，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16日以（2016）辽02民终3429号民事判决维持了（2014）中民初字第2725号民事判决。另查，2010年10月11日，城改办作出《大连市中山区青云街地块拆迁安置方案》，其中规定：依据《大连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实行回迁安置和货币补偿两种安置方案，回迁安置的,原房屋面积不足45平方米免费增加至45平方米，原房屋为多层建筑回迁到高层建筑的免费增加20%的补贴面积；回迁房源面积超出应得面积10平方米以内的,被拆迁人按3800元/平方米缴纳房款，回迁房源面积超出应得面积10平方米小于25平方米的，被拆迁人按12500元/平方米缴纳房款；回迁安置期限为三年，被拆迁房屋面积在100平方米以内的，临时安置过渡费为每户2000元/月，临时安置过渡费从签订《迁出证明》之日起发放，因拆迁人责任造成过渡期超过三年的，自逾期之月起超期一年以内的过渡费增加50%，超期一年以上的过渡费增加100%；被拆迁房屋为公有承租房的被拆迁人，回迁房屋为产权房屋的,被拆迁人需按原建筑面积向拆迁人缴纳每平方米960元产权补偿费；凡在2010年10月26日前迁出并办理完《迁出证明》的住户，每户奖励人民币3万元整。该方案对货币补偿安置办法规定为：被拆迁房屋为公有承租房的，按照11540元/平方米给予货币补偿，被拆迁房屋建筑面积不足45平方米的按45平方米补齐，补贴面积按照11060元/平方米支付，并给予一次性安置补助费1000元/户。03号裁决书作出后，城改办与原告于2018年12月25日订立《回迁安置协议书》及《回迁房屋投资代建协议书》，其中约定：原告就东明巷××号房屋拆迁选择回迁安置方式进行补偿，回迁房屋坐落于大连市××山区××单元××号，建筑面积为75.22平方米房屋；城改办须支付原告按期搬迁奖励费30000元、搬迁补助费800元、电话迁移费200元、有线电视迁移费70元，过渡期限临时安置补助费127200元；原告需缴纳投资代建费178250元。前述协议订立后，原告及城改办按照协议书的约定完全履行了合同义务。庭审过程中，原告称其对03号裁决书关于临时安置过渡费的裁决不服，对该裁决书的其余裁决项没有异议。又查，根据{中共大连市委大连市人民政府转发《中共辽宁省委办公厅、辽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大连市机构改革方案〉的通知》的通知}(大委发[2019]2号)的规定，不再保留国土局，将国土局的房屋管理职责整合至新组建的大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三十五条、《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五条、第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国土局作为城市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具有作出本案房屋拆迁裁决的法定职权。被告作为承继国土局房屋拆迁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系本案的适格被告。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及被告和第三人提交的证据，该院认定国土局作出03号裁决书的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国土局收到原告对东明巷××号房屋进行裁决的申请后，履行了通知原告补齐材料、送达、调查、委托评估、审核相关材料、作出裁决等职责，该院据此认定03号裁决书的作出程序合法。国土局依据《中山区青云街地块拆迁安置方案》，根据《大连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作出03号裁决书，其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关于原告主张的临时安置过渡费计算错误的诉讼意见，该院经审查认为：1、因东明巷××号房屋交付城改办的时间为2011年11月，故03号裁决书将回迁安置过渡期确定为2011年11月至该裁决作出之月即2018年11月合法有据。2、根据《大连市中山区青云街地块拆迁安置方案》的规定，过渡费增加50%及100%的前提条件是因拆迁人责任造成超期过渡。本案中，原告作为公有房屋的承租人，其与案外人刘传森及刘戈签订代为照管家具财产协议书系导致该案外人自1988年起居住在东明巷××号房屋且将户口落户于该房屋地址的原因，进而导致城改办于2011年11月与之签订《回迁安置协议书》，就东明巷××号房屋纠纷，原告及城改办自2010年至2016年11月间数次进行诉讼，此亦系造成原告长期不能得到拆迁安置补偿的原因，该院据此认为，原告对此负有主要过错，城改办对此负有次要过错。03号裁决书将前三年过渡期的临时安置过渡费按照2000元/月予以全额支付原告，同时根据原告及城改办的过错，将超期部分的过渡费按照超期一年以内及一年以上增加的标准计算后扣减70%支付原告。对此，该院经审查认为，03号裁决书关于临时安置过渡费的裁决属于行政行为的合理性问题，且根据原告与城改办的主、次过错情况，应认定该裁决对于过渡费的裁决合理，不存在明显不合理的情形。据此计算，原告自2011年11月至2018年11月共计85个月期间的临时安置过渡费应为127200元，具体计算公式为2000元/月×36月+（2000元/月×150%×12月+2000元/月×200%×37月）×30%。有鉴于此，该院认为03号裁决书关于临时安置过渡费的裁决项不存在计算错误。经审查认为，03号裁决书的其余裁决项符合《大连市中山区青云街地块拆迁安置方案》的规定。综上所述，原告的起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对其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曾顺廉的诉讼请求。上诉人曾顺廉上诉称，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主要理由是：一、虽然案外人刘传森、刘戈等将户口转入案涉房屋，但案涉房屋的承租主体是上诉人，且一直没有变化，对此城改办是明知的。城改办没有取得上诉人的同意，也没有征询上诉人的意见，就直接与案外人刘戈签订安置协议是错误的。退一步讲，即便上诉人受胁迫与案外人刘传森签订了《和解协议》，从被上诉人的举证情况看，该《和解协议》并没有作为城改办签订安置协议的依据。因此，说因案外人刘传森等迁入户口及《和解协议》是导致上诉人没有得到及时安置的原因，根本不成立。二、上诉人在1988年将案涉房屋交给案外人刘传森，与城改办于2014年11月以后未对上诉人进行安置不存在因果关系。本案诉讼各方均对正常安置期从2011年11月起计算至2014年11月没有异议，而《和解协议》在2012年9月5日就被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以（2012）中民初字第2137号民事判决认定为无效，对上诉人进行安置已经不存在障碍，城改办此时就理应对上诉人进行安置，并在正常安置期内完成安置。但城改办仍拒不对上诉人进行安置，要求上诉人提供所谓的租赁证。2014年6月18日，上诉人由大连市中山区信访局得到案涉房屋管理部门关于上诉人是案涉房屋合法承租人的答复。城改办在得到该答复后，于2014年7月1日提起诉讼，要求与案外人刘戈解除安置协议，这表明城改办已经明确知晓上诉人是合法的被拆迁人。此时距3年安置过渡期还有半年之久，城改办完全可以对上诉人进行安置，但城改办亦没有对上诉人进行安置。人民法院认定城改办与案外人刘戈的安置协议无效的时间是2016年11月。但城改办仍不对上诉人进行依法安置，上诉人被迫向被上诉人提出裁决申请。需要说明的是，城改办与案外人刘戈的协议的效力如何，并不是上诉人依法得到安置的前提条件。综上，超过三年安置过渡期的责任，完全是因城改办不作为造成的。三、退一步讲，即便上诉人对超过三年安置过渡期负有责任，也只是是否每月增加50%或100%的问题，并不能损害其基本安置过渡费2000元/月，把2000元/月也计算在过错比例当中是错误的。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判定上诉人承担主要责任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被上诉人大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辩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正当，依法应予以维持。二、上诉人对于没有得到拆迁安置补偿承担主要过错。由于上诉人与案外人刘传森签订了代为看管家具财产协议，刘传森又将户口迁至案涉拆迁房屋并且长期居住在此直到拆迁，导致双方针对案涉拆迁房屋的权利进行了诉讼，上诉人并且与刘传森签订了《和解协议》，约定上诉人放弃所有权利，刘传森以承租人的身份与城改办签订了《回迁安置协议书》，刘传森具备承租人的权利外观，城改办有理由相信其是真实的承租人，虽然后来《和解协议》、《回迁安置协议书》均被人民法院认定无效，但是。这一系列行为均是由案外人刘传森介入引起的，而刘传森的介入恰恰是上诉人自身引起的。如果没有刘传森的介入就不会有后续这么多被认定无效的行为，城改办也就不会审查不出来到底谁是真正的承租人，上诉人也因此会得到妥善有效及时的安置。这所有的结果均是上诉人自己引起的，上诉人的行为与其没有得到妥善有效及时安置的结果具有因果关系，其应承担主要责任。三、《房屋拆迁裁决书》中关于安置过渡费的计算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1、关于安置过渡费计算的月数问题。因案涉拆迁房屋于2011年11月交付城改办，因此安置过渡期为2011年11月至裁决作出之月即2018年11月，合计为85个月，而不是上诉人主张的98个月。2、关于安置过渡费计算的比例问题。因为上诉人对于拆迁安置承担主要过错，城改办承担次要过错，综合整个拆迁安置过程，采取的比例是7:3，因此对于上诉人超期部分的安置过渡费按照过错比例乘以30%，这种算法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四、《房屋拆迁裁决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正当。《房屋拆迁裁决书》已经发生了法律效力，上诉人也承诺认可该裁决书，并且承诺放弃复议和诉讼的权利。城改办也依据该裁决书与上诉人签订了《回迁安置协议书》和《回迁房屋投资代建协议书》，且已经全面履行，因此，本案的实体问题已经解决，不存在诉讼的客体，本案不具有可诉性，缺乏诉的利益。五、上诉人的请求属于合理性范畴，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审查范围。六、按照案涉拆迁事宜发生时执行的大连市人民政府第86号令的规定，拆迁过渡费基数为600元/月，考虑到物价和房地产市价发展情况，本案采用了城改办确定的2000元/月的标准，安置方案已经对上诉人进行了照顾，不存在适用法律错误，或对上诉人不公的情况。此外，2018年11月，上诉人与城改办达成协议并实际履行，故上诉人要求重新裁决，没有实际意义。原审第三人城改办述称，一、案涉拆迁裁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上诉人曾向城改办承诺其认可案涉拆迁裁决，并放弃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为此，城改办已经依据案涉拆迁裁决书与上诉人签订了《回迁安置协议书》和《回迁房屋投资代建协议书》，且双方已经按照上述协议定全面履行了各自义务。因此，上诉人的起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且违背诚实信用的原则，恳请依法驳回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二、依据《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十六条之规定，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或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房屋承租人达不成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的，经拆迁人申请，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裁决。本案上诉人已经与拆迁人城改办达成了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且双方已经履行完毕，故上诉人无权就拆迁补偿安置问题再行提起诉讼。原审第三人土储中心述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已与城改办依据案涉拆迁裁决签订了相应协议，并已实际履行完毕，上诉人又提起诉讼主张权利，有违诚信原则，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2014年6月18日，大连市国有房产管理中心向大连市中山区信访局出具《关于协办函的复函》，内容为：“贵局关于上访人曾顺廉要求核实中山区葵英街东明巷××号房屋权属的协办函收悉。经我中心查询微机档案，中山区东明巷××号1层3号承租人曾顺廉，建筑面积42.21平方米，房地号21-68-3，该房屋动迁前系我中心管理的直管公房。”城改办向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提起（2014）中民初字第2725号民事诉讼的起诉状的落款时间为2014年7月10日。其中载明：“…后第三人曾顺廉以真正承租人名义向原告（指城改办）主张房屋动迁补偿权益，并于2014年6月18日出具由大连市国有房产管理中心函至大连市中山区信访局的《关于协办函的复函》，…据此，原告认为被告（指刘传森、刘戈）并非案涉房屋的真正承租人，…”在本院二审审理期间，曾顺廉自述，其对案涉03号裁决书将临时安置过渡费的计算起止时间确定为自2011年11月起至2018年11月止，没有异议。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经原审法院庭审质证并认证的上诉人曾顺廉提交的《关于协办函的复函》、原审第三人城改办的起诉状，以及本院二审询问笔录，在卷为凭，足资认定。本院认为，从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看，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案涉03号裁决书对上诉人曾顺廉应当享有的临时安置过渡费的裁决结果是否正确。从现已查明的事实看，案涉东明巷××号房屋交付给原审第三人城改办的时间为2011年11月，故案涉03号裁决书将计算案涉临时安置过渡费的起止时间确定为2011年11月至该裁决书作出之月即2018年11月合法有据。对此，各方当事人在本院二审询问时均无异议。《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在过渡期限内，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自行安排住处的，拆迁人应当支付临时安置补助费；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使用拆迁人提供的周转房的，拆迁人不支付临时安置补助费。”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因拆迁人的责任延长过渡期限的，对自行安排住处的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应当自逾期之月起增加临时安置补助费；对周转房的使用人，应当自逾期之月起付给临时安置补助费。”2007年2月26日修订的《大连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第四十条规定，“拆迁市内区的住宅房屋，拆迁人应按下列规定给予使用人补助：…（二）实行房屋产权调换的，在协议规定的过渡期限内，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自行安排住处的，应支付临时安置补助费，每户每月600元；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使用拆迁人提供的周转房的，拆迁人不支付临时安置补助费；（三）实行货币补偿的，一次性支付每户安置补助费1000元。”第四十六条规定，“因拆迁人的责任使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延长过渡期限的，对自行安排住处的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应当自逾期之月起增加临时安置补助费，超期在1年以内的，每月附加50%；1年以上的，每月附加100%。对周转房的使用人，应当自逾期之月起按每户每月200元支付临时安置补助费。”本案中，《大连市中山区青云街地块拆迁安置方案》关于临时安置补助费的规定与前述法律规定基本一致，虽然其确定的临时安置补助费标准高于《大连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第四十条的规定，但鉴于该方案系拆迁人于2010年自行制定，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从有利于被拆迁人的角度出发，该方案确定的标准应当作为计算案涉临时安置过渡费的依据。根据前述法律规定和《大连市中山区青云街地块拆迁安置方案》的规定，案涉临时安置过渡费增加50%及100%的前提是因拆迁人责任造成临时安置过渡期超过三年。本案中，上诉人曾顺廉的临时安置过渡期自2011年11月起至2018年11月止，超期临时安置过渡期共计49个月。根据落款时间为2014年7月10日的起诉状可知，原审第三人城改办最迟至此时起，即已知晓案涉房屋的承租人应为上诉人曾顺廉。在无据证明该民事诉讼所诉争的房屋系上诉人曾顺廉要求安置的房屋的情况下，本院认为，该民事诉讼不能成为原审第三人城改办自此时起未按照《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规定，与上诉人曾顺廉进行协商，订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并在达不成协议时，及时申请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予以裁决的正当理由。换言之，该民事诉讼并非原审第三人城改办对上诉人曾顺廉进行安置补偿的前置程序。因此，即便从现已查明的事实看，上诉人曾顺廉作为公有房屋的承租人，与案外人刘传森、刘戈签订代为照管家具财产协议书，受胁迫与案外人刘传森于2011年2月21日签订《和解协议》，对其未及时得到安置补偿负有责任，但至迟自2014年7月10日起，该责任已不再对其后经历的临时安置过渡期（包含2014年7月，共计53个月）产生影响。故，案涉03号裁决书认定上诉人曾顺廉擅自将案涉房屋交由他人使用，造成与他人之间争夺房屋承租权和被拆迁人资格的争议，他人采取胁迫手段与上诉人曾顺廉签订和解协议，并以此为由主张被拆迁人权利，系上诉人曾顺廉长期没有得到安置补偿的主要原因，缺乏事实依据。案涉03号裁决书由此作出的对案涉临时安置过渡费的裁决结果，依法应予撤销。《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就补偿方式和补偿金额、安置用房面积和安置地点、搬迁期限、搬迁过渡方式和过渡期限等事项，订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第十六条规定，“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或者拆迁人、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经当事人申请，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裁决。…”据此可知，拆迁人和被拆迁人针对拆迁补偿安置事宜，可以通过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方式解决，也可以通过申请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裁决的方式解决。本案中，在案涉03号裁决书作出后，上诉人曾顺廉和原审第三人城改办签订了《回迁安置协议书》和《回迁房屋投资代建协议书》，对案涉临时安置补助费进行了约定，并已经履行完毕。由于《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规定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属于民事协议，因此，这意味着，在案涉03号裁决书作出后，上诉人曾顺廉和原审第三人城改办已经通过民事合同的形式对案涉临时安置补助费进行了重新约定。在前述民事合同未经法定程序被确认为无效或者撤销前，本院认为，不宜再判决被上诉人大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针对案涉临时安置过渡费重新作出裁决。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一）项、第八十六条、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辽0291行初57号行政判决；二、撤销原审被告大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于2018年11月30日作出的大国土房屋拆裁字[2018]第03号《房屋拆迁裁决书》中关于超过回迁安置期限的临时安置补助费按《大连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附加计算总金额的30%给付55200元，自2011年11月至2018年11月临时安置补助费合计127200元的裁决内容。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各50元，合计100元，由被上诉人大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宋 君审判员 李 健审判员 许其睿二〇二〇年六月五日书记员 刘 媛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一）主要证据不足的；（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三）违反法定程序的；（四）超越职权的；（五）滥用职权的；（六）明显不当的。第八十六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也可以不开庭审理。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