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602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素英，女，1960年8月18日出生。上诉人(原审原告)：李世春，男，1955年6月28日出生。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素华，女，1956年11月18日出生。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波，北京市慧海天合律师事务所律师。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宪红，北京市慧海天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陶然，男，1983年12月19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建威，北京融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悦子，北京融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方晟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十里堡东里125号楼201。法定代表人：尹荣宝，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文成，男，1970年12月12日出生。原审第三人：李泽，男，1988年2月24日。上诉人李素英、李世春、李素华因与被上诉人陶然、北京方晟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方晟公司）、原审第三人李泽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5民初680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素英、李世春、李素华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陶然、方晟公司于2007年9月25日、2010年10月20日签订的《北京市朝阳区京棉地区危旧房改造就地安置合同》《北京市朝阳区京棉地区危旧房改造购房合同》无效。2.一审和二审费用由陶然、方晟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未查明涉诉房屋是否涉及国家利益。陶然违背京棉地区危旧房改造政策，以被拆迁人外孙的身份购买京棉地区危旧房改造的就地安置房已经违背当地户籍迁入政策，侵占国家利益，侵害李某2家庭其他被安置人员的利益。方晟公司和李某1之间存在主观上恶意串通。一审法院裁判思路错误，涉诉合同涉及国家、第三人利益，根据法律规定应当无效。方晟公司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李素英、李世春、李素华的上诉请求，拆迁过程中没有与陶然恶意串通，变更购房人是作为被拆迁人的代理人李某1提出来的，而且有正规的审批表和委托书，程序上符合规定。陶然辩称，同意原判。不同意李素英、李世春、李素华的上诉请求。购房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不存在损害国家和第三人利益的情形，是合法有效的合同。李泽述称，同意原判。拆迁当时开发商多次入户调查沟通，李某2委托李某1办理房屋的事情是事实。当时提供了家庭的财产协议表跟委托书相印证。李某1接受委托是公正合法的。李素英、李世春、李素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陶然与方晟公司2007年9月26日签署的《北京市朝阳区京棉地区危旧房改造就地安置合同》及2010年10月20日签署的《购房合同》无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某2与孟某系夫妻关系，二人均系初婚，婚后生育李某1、李世春、李素华、李素英四个子女。1995年11月24日，孟某去世，2007年11月3日，李某2去世。李某1与王某原系夫妻关系，二人生育李泽一个子女，2005年，二人离婚，2017年6月26日，李某1去世。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东里2楼2门×号（以下简称×号房屋）原为李某2单位的承租公房。2003年，×号房屋所在京棉地区开始进行危旧房改造工程。2005年2月26日，李某2出具委托书，委托李某1以其名义代为办理×号房屋的拆迁安置、补偿一切事宜，并代理签订协议书及房屋拆迁的有关文件，明确受托人代理签署的一切文件均予以承认。2007年9月25日，李某1代李某2填写《京棉地区危改居民变更申请审批表》，显示申请人、被拆迁人、户主均为李某2，安置标准为一室二厅、一室一厅，应安置人口5人，分别为李某2、任某（之妻）、李某3（外孙）、张某（孙媳）、李世春（之子）。申请变更内容为：变更购房人为：李某1（之子）、陶然（之外孙），分户（陶然2005年10月20日由东城区迁入）；申请理由为：同意一套由李某1（之子）购买一套由之外孙陶然购买，家庭主要人员意见为同意变更，动迁组意见为同意，由京棉地区危旧房改造动迁组盖章并签字，审核组意见为同意回迁一室一厅、一室二厅各一套，A套安置五人，变更购房人为之子李某1，B套变更购房人为外孙。2007年9月26日，陶然（乙方）与方晟公司（甲方）签订《北京市朝阳区京棉地区危旧房改造就地安置合同》，约定乙方在京棉危改区内有正式住房0间，使用面积0平方米，建筑面积0平方米，应安置人口为0人。乙方自愿购买甲方在京棉地区建设的就地安置住房为京棉危改区A1区T1号楼（施工楼号）01单元22层×号住房（即慈云寺北里108号楼22层22×号房屋，以下简称×室），建筑面积82.21平方米。双方同意安置住房房价款合计为人民币311370.37元，实交购房金额为311370.37元。乙方采用分期付款方式，第一次付款为2007年10月1日前支付16万元，第二次付款为2010年3月26日前支付151370.37元。甲方按照《北京市朝阳区京棉地区危旧房改造（一期）各种补助费标准》向乙方支付补助费，支付方式为乙方在交纳首期就地安置住房价款时一次性冲抵。同日，陶然签署《京棉地区危改回购安置住房房价计算表》，显示房价按照安置房建筑面积超过人均15㎡计算；又签署《京棉地区危改就地安置居民补助费抵减清单》，显示所有抵减项目金额均为0。2010年9月1日，方晟公司向陶然发出《京棉新城回迁入住通知》，确认办理回迁入住手续的时间为2010年10月20日，安置房屋的准确地址确定为慈云寺北里108楼1门22层×号房间，即×室。2010年10月20日，方晟公司与陶然签署《购房合同》，约定陶然自愿购买方晟公司开发的×室，按实测面积应交购房款为318187.87元，扣除各项应扣款项后，实际应交购房款为318187.87元。方晟公司当日出具的收据单显示，×室公共维修基金2621.11元、测绘费114.25元、房产证印花税5元、房屋登记费40元，逾期赔付金6624元，二次应付房款151370.37元，房屋差额6817.5元，合计应付154344.23元。该日，陶然对×室进行验收，之后进行装修并居住使用至今。2016年7月6日，×室产权证下发，登记为陶然单独所有，房屋性质为按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另查，2007年9月26日，陶然自其账户内取款两笔，一笔金额为16万元，一笔金额为365420.63元。2010年10月20日，陶然向方晟公司交纳房款及公积金154344.23元，方晟公司向陶然开出房款发票，房款总金额为318187.87元。经询，陶然表示2007年9月26日取出的两笔现金，一笔36万余元当场支付给李某1，另一笔16万元由李某1带领交至方晟公司。李素英、李世春、李素华及李泽均称未向方晟公司就×室支付过任何款项。再查，2007年9月25日，李某1作为乙方与甲方方晟公司签署《北京市朝阳区京棉地区危旧房改造就地安置合同》，约定乙方在京棉危改区内（原住址：×号房屋）有正式住房1.5间，使用面积26.7平方米，建筑面积39.481平方米，应安置人口5人，分别为张某、李某2、李世春、李某3、任某，安置房屋为2301室，房价款合计为70504.94元，补助及抵减金额为7139.62元，实交购房金额为61955.22元。该房屋交房后登记在李某1名下，李某1去世后现过户至李泽名下。又查，根据《北京市朝阳区京棉地区危旧房改造（一期）拆迁补偿安置实施细则》，安置对象为在危改区范围内有本市常住户口和正式住房，并且长期居住的居民及有正式房屋产权的非住宅单位，用于安置的房屋原则上只售不租，采取就地安置与货币补偿相结合的原则，按照原住房建筑面积予以补偿安置，属承租公有房屋的，按照租赁合同标明的使用面积的1.333倍计算。就地安置标准为：拆除非成套住宅，原住宅建筑面积不足20平方米的，安置一套一居室，超过20平方米不足30平方米的，安置一套二居室，超过30平方米不足40平方米的，安置一套三居室……拆除未按照城镇住房制度改革购买的成套、非成套住宅的，属安置房建筑面积未超过原建筑面积以内部分，应按照2003年政府公布的房改成本价格1560元/建筑平方米购买，并可享受规定的优惠政策；属安置房建筑面积超过原建筑面积，但未超过人均15平方米以内部分，按照房改成本价格1560元/建筑平方米购买，不享受相关优惠政策；属安置房建筑面积超过人均15平方米部分，按照北京市物价局批准的本地区经济适用住房价格3750元/建筑平方米购买。一审庭审中，李世春、李素英、李素华主张陶然与李某2一家并无任何亲属关系，户口亦不在×号房屋内，不属于被安置人，京棉地区危旧房改造项目国家投入了土地和资金，陶然伪造李某2外孙的身份获取安置房屋，李某1没有征得家庭成员同意，其行为损害了国家利益，方晟公司如果对此知情，则与陶然构成恶意串通，如果方晟公司不知情，则李某1和陶然构成欺诈，均应导致合同无效。对此，陶然表示从未见过李某2的委托书和变更审批表，从未伪造李某2外孙的身份，不存在恶意串通和欺诈行为，其只是向李某1购买房屋；方晟公司则称李某1持李某2的委托书办理变更购房人等手续，公司据此与陶然签订购房合同，陶然只是作为购房人，并未增加×号房屋的户口，双方没有任何恶意串通的情形。经询，方晟公司表示根据拆迁政策，安置房屋的购房人原则上只对被拆迁人，如果被拆迁人同意本人不购买可由被拆迁人的家属和本市户口购买，是否家属以被拆迁人的陈述为准，而在不增加户口的情况下，购房人是本市户口即可。另，本案是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移转至一审法院审理。经李素英、李世春、李素华申请并提供担保，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依法对×室采取了诉讼财产保全措施，李素英、李世春、李素华交纳保全费5000元。一审法院认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本案中，方晟公司与陶然于2007年9月25日签署的《北京市朝阳区京棉地区危旧房改造就地安置合同》及2010年10月20日签署的《北京市朝阳区京棉地区危旧房改造购房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室虽系方晟公司开发的危旧区改造安置房，但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及现有证据，本次危旧房改造以被拆迁房屋面积作为补偿依据，陶然并未享受与×号房屋面积有关的安置优惠，且自行支付了×室的全部购房款，仅自李某1处获得了购房资格，而×室的性质为按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其购房人资格获得了拆迁人方晟公司的认可，故双方合同并未损害国家利益。同时，《北京市朝阳区京棉地区危旧房改造（一期）拆迁补偿安置实施细则》仅对安置对象的条件进行了确定，并未对安置人口的范围及具体要求进行规定，且该细则是拆迁安置的标准性规范，并未达到否定合同效力的法律位阶，而现无证据表明陶然与方晟公司签署的合同存在恶意串通以损害国家和第三人利益以及欺诈的相关情形，故李素英、李世春、李素华主张合同无效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一百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李世春、李素华、李素英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李世春、李素华、李素英主张方晟公司与陶然于2007年9月25日签署的《北京市朝阳区京棉地区危旧房改造就地安置合同》及2010年10月20日签署的《北京市朝阳区京棉地区危旧房改造购房合同》无效，应对此提供相应证据。依据现有证据，方晟公司与陶然于2007年9月25日签署的《北京市朝阳区京棉地区危旧房改造就地安置合同》及2010年10月20日签署的《北京市朝阳区京棉地区危旧房改造购房合同》并未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之强制性规定。李某1作为被拆迁人李某2之受托人，申请方晟公司将诉争房屋出售于陶然。现有证据尚不能证明方晟公司与陶然之间存在恶意串通行为。李世春、李素华、李素英作为李某2之继承人主张上述行为侵犯其权益并据此主张合同无效，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次危旧房改造以被拆迁房屋面积作为补偿依据，陶然并未享受与×号房屋面积有关的安置优惠。×室的性质为按经济适用住房管理，李世春、李素华、李素英主张陶然购买行为侵犯国家利益亦缺乏依据。综上所述，李素英、李世春、李素华的上诉请求明显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李素英、李世春、李素华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东军审 判 员 潘 蓉审 判 员 江 惠二〇二〇年六月一日法官助理 陈 雁法官助理 禹海波书 记 员 高 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