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10民初19022号 原告：王鸿铭，男，1974年10月2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现住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晓辉，浙江钱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高定，男，1982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 被告：袁淑萍，女，1985年1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诸暨市。 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魏锋，浙江大公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鸿铭为与被告高定、袁淑萍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于2019年11月5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吴高高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后因本案案件复杂，本院于2020年2月24日裁定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王鸿铭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晓辉，被告高定、袁淑萍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魏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鸿铭起诉称：高定、袁淑萍共同经营服装直播销售业务并向王鸿铭采购服装，约定货款半月一结或每月一结。2018年4月16日，高定成立了微信群，群成员包括王鸿铭、冯阁阁（王鸿铭的工作人员）、高定、袁淑萍、臧岩岩（高定、袁淑萍的对接人员）、“雨中花”（高定、袁淑萍的财务人员）、“心随梦飞”（高定、袁淑萍的调货员），双方进货、发货、结款等业务情况均在群内沟通。至2018年6月，王鸿铭陆续按高定、袁淑萍的订单提供服装1951件，合计货值556852元，其中包括：2018年4月供货450件、货值90642元；2018年5月供货732件、货值144905元；2018年6月供货769件、货值321305元。但高定、袁淑萍除付款190909.80元（其中2018年5月18日付61988元、6月16日付70000元、6月26日付40000元、6月28日付18921.80元），并退回货值142607元的服装455件外，尚余货款223335.20元一直未付。王鸿铭催要无果，故起诉请求判令：一、被告高定、袁淑萍支付原告王鸿铭货款242467.20元；二、被告高定、袁淑萍支付原告王鸿铭因本次诉讼支出的律师代理费15000元；三、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高定、袁淑萍负担。诉讼中，原告王鸿铭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为：被告高定、袁淑萍支付原告王鸿铭货款223335.20元。 原告王鸿铭为支持其诉请主张，向本院提交并陈述了下列证据材料： 1.微信聊天记录一组，用以证明王鸿铭与高定、袁淑萍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 2.销售出库单、销售退货单一组，用以证明王鸿铭向高定、袁淑萍送交了货值556852元的服装，并收到高定、袁淑萍退还货值142607元服装的事实。 3.对账单两份，用以证明高定、袁淑萍尚欠王鸿铭货款223335.20的事实。 4.付款凭证四份，用以证明高定、袁淑萍已支付货款190909.80元的事实。 5.民事委托代理合同、浙江省增值税专用发票各一份，用以证明王鸿铭因本次诉讼支出律师代理费15000元的事实。 被告高定、袁淑萍共同答辩称：一、就案涉货款，王鸿铭曾以杭州光智造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智造公司）为原告起诉高定、袁淑萍，现就同一事实提起诉讼系重复诉讼，王鸿铭的原告主体不适格；二、高定并未与王鸿铭签订合同，亦无明确约定单价，双方业务合作模式是寄售关系，即由王鸿铭提供货源，高定负责销售，待销售成功后双方再对账核算，供货金额需扣减退货金额及因质量问题造成的损失等，其间，因王鸿铭未能依约供货，双方停止合作，由于王鸿铭未举证证明其实际供货情况，导致高定无法确认供货、退货情况，故双方目前尚未对账亦无法对账；三、袁淑萍与高定并未共同经营，亦与案涉交易无关，非本案的适格被告；四、王鸿铭关于律师代理费的诉请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高定、袁淑萍请求法院驳回王鸿铭的诉讼请求。 被告高定、袁淑萍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经质证，高定、袁淑萍对王鸿铭提交的证据1文字部分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无法打开的文件内容和证明目的均有异议；对证据2、3的三性均有异议，认为无法确认是否与微信聊天内容一致；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5的三性均有异议，主张合同是光智造公司与浙江钱江律师事务所签订的，与本案无关。 经审查，王鸿铭提供的证据1，形式真实性可以确认，本院予以确认并作为认定本案相关事实的依据；证据2、3系王鸿铭自行制作，但部分内容可与证据1相印证，本院结合庭审陈述作综合认定；证据4的真实性可以确认，本院予以认定；证据5，本院作综合认定。 本院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及确认的有效证据，认定本案事实如下： 2018年4月16日至2018年6月期间，高定、袁淑萍向王鸿铭采购服装，王鸿铭通过“货拉拉”等方式交付服装1951件，合计货值556852元。其间，高定、袁淑萍分别于2018年5月18日、6月15日、6月26日、6月28日向王鸿铭付款61988元、70000元、40000元、18921.80元，合计190909.80元，并向王鸿铭退回货值142607元的服装455件。 前述业务，双方通过群聊名称为“HX-高定、衡塑智造连衣裙直播群”的微信群对服装订货数量、颜色、尺码、发货、退货、对账等情况进行沟通。该群聊成员7人，包括王鸿铭、冯阁阁（王鸿铭的工作人员）、袁淑萍、高定及其工作人员臧岩岩、“雨中花”“心随梦飞”。聊天信息包括：2018年5月17日，冯阁阁在群里发送文件“高定对账单4.16-4.30.xls”，“雨中花”回复“好的”。2018年6月11日，冯阁阁问“五月的账单还有什么问题吗”，“雨中花”回复“对的”。2018年7月1日，冯阁阁在群里发送文件“高定对账单06.16-06.30.xlsx”“高定对账单06.01-06.15.xlsx”“高定退货06.29（2）.xlsx”。其中“高定对账单06.01-06.15.xlsx”载明“6.01-6.15结款（5月的20%+6.01-6.15总金额）为28356.2+38465=66821.2，样衣总和为110，样衣总价格为43205”，“高定对账单06.16-06.30.xlsx”载明“6.16-6.30总结款239635”，并称“看一下六月的账单和夏装退款单子”“高总说6.1到6.15的账单在7.5结掉哦，姐你对一下账，有问题找我”，“雨中花”回复“好”；次日，“雨中花”称“6月4日发给我们的是889款T恤，不是888”，后冯阁阁发送文件“高定对账单06.01-06.15（1）.xlsx”并问“账单还有什么问题吗”，雨中花回复“现在在忙呢，空了再看一下”。2018年8月23日，冯阁阁称“今天已经是八月二十三号了，你承诺我们七月五号本应该结款的：六月一号到六月十五的账单和之前五月份的尾款，你们的财务至今不与我方对账，询问多次无结果，六月十六到六月三十的账单本应该七月十六号全部结款完毕，你们至今也没有回复，财务不仅没有对过账单，更是账款一直拖欠不付，希望你方尽快和我方对完六月份的账单和之前五月份的尾款再加上样衣的总对账单（总金额376572.2元）并且得到结果，及结款时间，否则一切后果由你方承担。另外，你方未销售完成的我方货品请于3日内将数量明细与我方确认，如八月30日前不退回，我方将拒收退货，视同你们销售完成，并追讨货款，一切后果将由你们承担”，臧岩岩回复“当初未到结款时间，几十件羊毛大衣为什么不给发货”“你这边对账单很多我们这边对不上，签收人是谁”，后王鸿铭被高定移出群聊。 2018年11月23日，光智造公司就前述交易向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起诉高定、袁淑萍要求支付货款等，该院审理查明光智造公司系王鸿铭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公司，其提供的证据显示与高定、袁淑萍发生业务关系的均为王鸿铭或衡塑智造，高定认可与高定、袁淑萍发生业务关系的相对人系王鸿铭，故该院认为光智造公司不是与高定、袁淑萍发生业务关系的合同相对人，不具有原告的主体资格，遂于2019年4月25日作出（2018）浙0108民初636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光智造公司的起诉。 2019年11月5日，王鸿铭向本院起诉，请求上判。 另查明，光智造公司与浙江钱江律师事务所于2018年8月22日签订《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光智造公司因与高定、袁淑萍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委托浙江钱江律师事务所律师作为一审诉讼的代理人，律师代理费15000元。2018年8月27日，浙江钱江律师事务所向光智造公司开具了价税金额为1500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本院认为，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关系是否成立作出认定。 于本案中，就案涉服装交易，双方并无签订书面合同以明确权利义务关系，但据本案审理查明，双方之间服装交易的订货数量、颜色、尺码、发货、退货以及对账等情况系通过“HX-高定、衡塑智造连衣裙直播群”的微信群进行沟通对接，而该微信群的留存信息显示，王鸿铭制作发送的销售出库单、对账单客户一栏，记明的是“高定”，且高定在（2018）浙0108民初6364号案件中亦认可与其发生业务关系的相对方是王鸿铭，故本院采信王鸿铭的诉讼意见，确认王鸿铭与高定之间就案涉服装成立买卖合同关系。高定、袁淑萍抗辩双方交易系寄售关系，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二人认为相关争议已由王鸿铭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光智造公司提起诉讼，本案系重复诉讼，王鸿铭非本案适格原告的抗辩意见，理由不成立，本院亦不采纳。 关于王鸿铭主张的货款金额223335.20元，从双方2018年4月及2018年5月在微信群中进行对账、催款并确认付款的情形看，通过微信群进行业务沟通和对账系双方交易惯例，双方于2018年6月底结束供货业务后，王鸿铭的工作人员在微信群中发送2018年6月的对账单、退货单要求对账并于2018年8月23日称“希望你方尽快和我方对完六月份的账单和之前五月份的尾款再加上样衣的总对账单（总金额376572.2元），并且得出结果及结款时间，否则一切后果由你方承担”，高定的工作人员虽回复称“当初未到结款时间，几十件羊毛大衣为什么不给发货”“你这边对账单很多我们这边对不上，签收人是谁”，但并未明确指出不符部分，且业务结束至今将近两年，高定仍未提出具体的异议内容。故此，本院有理由相信王鸿铭述称的欠款总金额376572.20元符合双方交易的客观情况，王鸿铭自认高定已退还服装455件、总计货值142607元并予以扣减，故其主张欠款金额为223335.20元，本院予以采信。高定、袁淑萍抗辩王鸿铭未举证证明实际供货情况，双方尚未对账亦无法对账，然就案涉业务，双方虽未形成送货单、退货单等书面材料，但根据微信群留存信息，双方对2018年4月、2018年5月的业务均有对账，王鸿铭业已制作2018年6月的对账单要求对账，高定至今未能提出具体异议，且退货情况的证明责任系由高定负担，在其未提供相应证据的情形下，本院采信高定关于退货情况的自认，高定、袁淑萍上述抗辩意见，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王鸿铭主张的袁淑萍应就上述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袁淑萍与高定系夫妻关系，亦系前述交易对接微信群中的成员并参与业务沟通，且高定在（2018）浙0108民初6364号案件中也确认案涉交易系其与袁淑萍二人和王鸿铭发生，故王鸿铭的该项主张，合理有据，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王鸿铭主张的律师代理费，因双方未就律师代理费的承担问题进行约定，且王鸿铭作为支付依据提交的《民事委托代理合同》显示，委托人系光智造公司，相关发票也是开具给光智造公司，故对于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对王鸿铭诉讼请求的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其他部分依法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高定、袁淑萍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王鸿铭货款223335.20元。 二、驳回原告王鸿铭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5162元，由原告王鸿铭负担684元，由被告高定、袁淑萍负担4478元。 原告王鸿铭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被告高定、袁淑萍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吴高高 人民陪审员  郑也平 人民陪审员  杨仁洪 二〇二〇年六月一日 法官助理高雅 书记员盛高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