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利川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2802民初152号原告:甘春秀，女，生于1971年3月7日，汉族，湖北省利川市人，住本市,原告:牟森，男，生于1992年8月12日，土家族，湖北省利川市人，住本市,原告:牟晓萍，女，生于1997年9月7日，土家族，湖北省利川市人，住本市,原告:向赐贵，女，生于1937年1月3日，汉族，湖北省利川市人，住本市,四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牟方书，系甘春秀小叔子，牟森、牟晓萍叔叔，向赐贵之子。四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牟方录，系甘春秀小叔子，牟森、牟晓萍叔叔，向赐贵之子。被告：利川市保宁药房龙船店，住所地利川市都亭街道办事处国泰广场B区4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22802MA4AFGTQ6Y。经营者：张宇政，男，生于1968年4月30日，土家族，住本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韬，湖北圣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冉子立，男，生于1947年1月24日，土家族，湖北省利川市人，退休职工，住本市团堡镇黄泥坡村5组8号，现住本市,原告甘春秀、牟森、牟晓萍、向赐贵诉被告利川市保宁药房龙船店（以下简称保宁药店）、冉子立生命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5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四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牟方书、牟方录，被告保宁药店经营者张宇政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韬,被告冉子立均到庭参加了诉讼。在审理中，经征求意见，双方当事人同意在审理期限3个月到期后继续适用简易程序。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甘春秀、牟森、牟晓萍、向赐贵诉称：2018年12月8日上午，原告甘春秀陪同丈夫牟方朋步行前往被告保宁药店处咨询购药。在该药店，经营者张宇政聘请的坐堂医生冉子立在为牟方朋检查后开具了处方，处方为中药三付、头孢克肟两盒、医嘱为口服；被告的工作人员给甘春秀、牟方朋二人售卖了药品，并用被告经营者张宇政的微信收款码收取了原告甘春秀费用共550.00元。牟方朋就诊后回家，于当日13时许、21时许分别口服被告冉子立开具的中药一次，当日21时许口服开具的头孢克肟1粒。牟方朋在当日21时许服药后上床休息，2018年12月9日凌晨l时许，原告甘春秀发现睡觉中的牟方朋已死亡。利川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2018年12月27日作出“利卫计医罚字(2018)第3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张宇政聘请冉子立长期坐堂行医并对患者牟方朋诊疗的非法行医行为给予了行政处罚；利川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2019年1月14日作出“利卫计医罚字(2019)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冉子立在保宁药店对牟方朋进行诊疗及其长期非法行医行为给予了行政处罚。二被告在明知自己长期非法行医的情况下，对前来咨询购药的患者牟方朋进行了诊疗，具有主观故意。被告为谋取金钱收益，未对患者牟方朋给予合法有效、正确及时的处置，造成牟方朋在其诊疗后短时间内死亡，其非法行医行为和牟方朋死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二被告的非法行为对牟方朋的死亡负有直接责任。患者牟方朋死亡时年仅50岁，其突然离世给原告带来了沉重的打击，精神上受到重创，贫困家庭生活雪上加霜。被告的非法行医行为侵犯了原告方民事权益，应当依法承担侵权责任。原告现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查明事实，支持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冉子立辩称：一是原告诉称与事实严重不符，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二是原告诉讼请求无法定证据支持；三是本案原告应举证被告的诊疗行为与死者的死亡具有因果关系；四是本案被告已承担了相应的举证责任；五是本案不能适用医疗机构过错推定原则；六是本案举证责任应由原告承担。被告保宁药店辩称：除与冉子立的答辩意见一致外，另答辩三点：1、保宁药店受到的行政处罚并不是因为坐堂医生冉子立的非法行医行为，也不是因为对受害人牟方朋进行过诊疗活动的行为。2、保宁药店的坐堂医生并没有对牟方朋采取过任何形式的诊疗行为，只是提供了用药咨询并开具了药单。保宁药店作为具有药品经营资质的药店，出售药品的行为是合法的，与行政机关对药店的处罚无任何关联性。3、受害人牟方朋的死亡与保宁药店出售的药品也无任何关联性。经审理查明：2018年12月8日上午，原告甘春秀陪同其夫牟方朋到被告保宁药店咨询购药。经问询，保宁药店所聘请的从事药物和健康咨询服务的坐堂医生冉子立（即本案被告）为牟方朋开具活血祛瘀中药三副和消炎药头孢克肟两盒，并嘱其口服。为此，保宁药店经营者张宇政收取药费550元。牟方朋回家后分别于当日13时许、21时许口服在保宁药店所购中药1次及头孢克肟1粒。12月9日凌晨1时许，甘春秀发现牟方朋死亡。同日，原告家人到保宁药店追问死亡原因并要求提供开具药品的处方。12月11日，甘春秀向利川市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局反映，保宁药店聘请坐堂医生冉子立行医，牟方朋在服用该药店销售的药品后死亡，要求该局调查。该局经调查，于2018年12月19日作出《关于甘春秀信访事项的答复意见书》，处理意见为：1.保宁药店经营者张宇政及冉子立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为牟方朋开展诊疗活动的行为违反了《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其行为属于非法行医，我局已于2018年12月13日立案，目前案件正在办理中；2.牟方朋死亡原因暂不清楚，建议行尸体解剖明确死亡原因，在死亡原因明确的基础上，再行司法鉴定明确牟方朋的死亡与保宁药店及冉子立非法行医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次日，该意见书送达给牟方朋之胞弟牟方录。2018年12月27日、2019年1月14日，利川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分别以张宇政、冉子立非法行医为由作出相应行政处罚。原告现诉至本院，并提出如前诉讼请求。另查明，事发前冉子立已取得《医师执业证书》。2015年7月1日，保宁药店注册成立，经营者为张宇政，其经营范围为处方药、非处方药类别（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制剂等）。同年12月21日，该药店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认证证书》，有效期均至2020年12月20日。此外，牟方朋死亡后未进行尸体解剖，不久便采取土葬方式进行安葬。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交的微信付款截图、答复意见书、户口注销证明、行政处罚决定书、凉雾乡纸坊坝村民委员会证明，被告冉子立提交的执业医师资格证、处方、营业执照、药品经营许可证、认证证书以及当事人陈述在卷予以佐证，足以认定。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具体到本案，原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牟方朋的死亡与被告保宁药店所销售的药品及被告冉子立所提供的咨询服务和开展的诊疗活动具有法律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因而从在案证据分析本院难以认定二被告对牟方朋的死亡存在过错。至于二被告受到的上述行政处罚，属于行政法律关系调整的范围，与本案所要解决的民事法律关系，显然分属不同的法律关系，并不具有必然而直接的联系，故此涉案行政处罚决定书不能作为本院认定二被告的诊疗行为与死者牟方朋的死亡是否具有因果关系的事实依据。因此，对四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本院在此温馨提示，法律提倡任何公民通过正当途径表达自己的诉求和救济权利，同时也会惩罚怠于正确行使权利的人。当事人通过信访的方式反映问题固然无可厚非，但处在这样一个现代文明的法治社会，公民通过法制手段理性维权更值得大力弘扬。本案事故的发生虽令人惋惜和同情，但从定纷止争的角度分析，失去通过尸体解剖以查明死因的最佳时机更让人深思，到底是愚昧无知还是缺乏基本的法律常识，抑或存在其他原因呢？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甘春秀、牟森、牟晓萍、向赐贵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249元，依法减半收取1124.50元，由原告甘春秀、牟森、牟晓萍、向赐贵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应在提交上诉状时，根据不服本判决的上诉请求数额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款汇至收款人：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恩施开发区支行，帐号：17×××04（特别提示：用途栏务必注明系某某上诉案诉讼费，并将汇款凭证及联系电话提交本院或邮寄至恩施州中级人民法院立案一庭）。上诉人在上诉期届满后七日内仍未预交上诉费用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李清华二〇二〇年六月三日书记员  周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