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4民终88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珠海瑞格智造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珠海市香洲区。法定代表人：王迎奎，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海涛，北京大成（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宇鑫，广东亚太时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余惠玲，女，汉族，1968年9月23日出生，住珠海市香洲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智悦，广东诚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珠海天朗海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珠海市香洲区。法定代表人：何万雄。上诉人珠海瑞格智造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格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余惠玲以及原审第三人珠海天朗海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朗海峰公司）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6）粤0402民初63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瑞格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2、由余惠玲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瑞格公司已充分证明双方已约定将“诚意金转为服务费”的事实，余惠玲按92折支付购房成本及费用符合诚实信用和公平原则。1、2015年8月16日签订《诚意认购协议》后，在实际履行过程中应余惠玲要求为了更好地提供联系办理银行按揭等各种服务，双方特别口头约定，如瑞格公司在原协议92折基础上能够争取到更优惠价格，买方仍按92折价格购买，差价部分将作为瑞格公司提供各类服务的服务费并在30万元诚意金内扣除。故原认购协议关于诚意金转为定金的条款实质已经发生了变更，即瑞格公司向天朗海峰公司申请到85折时，30万元诚意金将转为服务费（92折-85折价差255710元）而非定金。2、瑞格公司就双方约定“诚意金转为服务费”的主张已充分证明举证并已达高度盖然性，瑞格公司证据明显处于优势地位，应当予以支持。首先，瑞格公司根据双方的“诚意金转为服务费”的约定向天朗海峰公司处争取到85折优惠后，瑞格公司工作人员陪同余惠玲前往天朗海峰公司财务室将30万元诚意金扣除服务费（92折-85折价差为255710元）后所剩44290元作为购房款替余惠玲向天朗海峰公司刷卡支付（因当时工作人员计算错误，实际刷卡金额为43437元），同时余惠玲向天朗海峰公司再次支付了三套房屋的定金共计30万元及部分购房款。可见，余惠玲是认可92折—85折之间差价转为服务费在30万元诚意金内扣除的事实，其再次支付定金的行为实际是履行《诚意认购协议》中关于30万元定金的约定以及对255710元服务费的认可。否则为何当时余惠玲不对仅代付4万余元及时提出异议？为何又向天朗海峰公司重新交付定金30万元？其次，根据余惠玲一审提交证据《关于客户余惠玲交付购房款情况的说明》及诉状陈述可知，截止至2016年1月18日，余惠玲有185999元尾款未付给天朗海峰公司。若该差价并非服务费而是购房款，余惠玲当时为何不主张房款已全部支付且已多付？但事实上余惠玲不仅未向瑞格公司主张其255710元的差价，反而更于2016年2月24日、3月15日分两次向天朗海峰公司付清该尾款。如此可见，余惠玲自始至终是明知并认可255710元差价是服务费而非购房款。再次，在2016年4月、5月期间，余惠玲与瑞格公司员工曾多次信息沟通及通话，余惠玲多次要求瑞格公司开具差价为255710元的收据，但因种种原因双方未能及时交付收据。直至2016年7月，瑞格公司还致电余惠玲前来领取收据，但余惠玲以办公室搬迁为由一直未领取。如此可见，在余惠玲已领取全额发票并办理入伙的情况下，其一而再要求开具255710元收据而不是主张返还款项更直接证明了其是依约自愿支付上述费用的。最后，自2015年8月至2016年7月近一年时间，余惠玲均从未向瑞格公司要求过返还所谓的20余万元购房款，也未曾向瑞格公司书面提出过所谓“围隔楼道”问题。因此，虽然余惠玲在一审中辩称所谓“围隔楼道”的承诺，但与事实完全不符，也无任何证据证明，如此可见，余惠玲对于案涉房产价差即“诚意金转服务费”的约定是清楚知晓并明确同意的，双方就服务费的价格和支付方式的意思表示真实合法。在瑞格公司对“诚意金转服务费”的事实已充分证明，且余惠玲所谓“服务费因围隔楼道而产生”等主张与事实不符且无证据证明的情况下，一审判决明显是对本案基本事实认定明显有失公正。二、一审判决在余惠玲明显举证不足情况下未对其主张及根据作出认可或否认的判断，却以瑞格公司主张无证据支持而判决瑞格公司败诉，违反了不当得利案件的举证分配规则。1、余惠玲诉称“瑞格公司及天朗海峰公司口头承诺其可围隔楼道”及“瑞格公司及天朗海峰公司承诺如未能围隔楼道将退回款项”与事实不符且无证据证明。2、瑞格公司未曾作出“围隔楼道”之约，更不可能就“未能围隔楼道将退回款项”作出承诺，瑞格公司在一审中就余惠玲所主张已做出有力反驳。众所周知，楼道作为公用部分以及消防通道，围隔楼道将导致消防安全隐患及侵害其他业主共有权益，瑞格公司非开发商，不可能就侵害天朗海峰公司权益以及可能导致安全隐患的要求作出任何承诺。同时，涉案房屋的《房屋平面图》均有余惠玲的签名确认，对房屋的现状是完全认知且无任何异议的。如双方有围隔楼道之约，余惠玲在对照平面图后也不可能对房屋现状签字认可。由此可知，双方自始至终均无围隔楼道之约，且是否围隔楼道自始至终非余惠玲购房的重要前提条件或重要因素，否则该重大事项余惠玲理应会在三份《诚意认购协议》、《商品房买卖合同》中明确约定以便将来顺利通过装修验收工程。3、瑞格公司也不可能在余惠玲明确表示放弃购房时承诺给予85折优惠以及承诺事后再协商“围隔楼道”等事宜。根据双方签订的《诚意认购协议》第三条第3点的约定可知，如在瑞格公司已经申请到92折或更优惠折扣情况下，余惠玲提出放弃购买属于违约行为，瑞格公司完全可以根据协议约定直接没收30万元的诚意金，其收益明显大于可收取的25万元服务费，瑞格公司不可能在可以直接没收30万元定金情况下给予85折优惠以及做出“未能围隔楼道将退回款项”的承诺，也更不可能再进一步自行为余惠玲支付1万元余元的物业管理费用。可见，余惠玲辩称“围隔楼道”事宜完全不符合正常逻辑。瑞格公司认为根据不当得利的举证分配原则，余惠玲未对其主张及根据加以证据证明，而瑞格公司已明确举证驳斥不存在“围隔楼道”等承诺的情况下，应当严格依照证据规则作出裁决，由证据明显不足的余惠玲承担不利后果。三、收取房屋折扣差价作为提供服务的服务费是房产交易的行业惯例，与瑞格公司收取天朗海峰公司的佣金并不矛盾。天朗海峰公司之所以与瑞格公司签订独家代理合同是基于瑞格公司拥有的广告平台及丰富的房屋中介交易资源，瑞格公司提供了策划、广告发布等多项服务，负责天朗海峰项目的整体销售推广工作，包括广告投放的策划、广告版面的设计、宣传物料的印刷、各媒体广告的制作及发布。一年的独家代理期间先后在珠海电视台等众多的媒体资源和渠道投放价值约一千多万元的广告，天朗海峰公司亦认可瑞格公司所投入的代理成本。如此可知，在房产交易行业中如仅靠微薄的代理佣金是根本无法弥补成本费用的，故根据市场对价原则以及合同的公平原则，收取购房者折扣差价作为实现盈利的方式属于房产交易行业普遍存在的惯例。瑞格公司与天朗海峰公司实际合作中也遵循行业惯例，约定俗成将折扣差价作为服务费以填补瑞格公司大量支出的代理成本，否则将显失公平。四、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以致举证责任分配不公，本案应当定性为“不当得利纠纷”而非“商品房销售买卖合同纠纷”，并应当由余惠玲对其主张充分举证。一审判决既然确认案由为“商品房销售买卖合同纠纷”，就应当对余惠玲的主张及是否有证据证明做出认定，也应当具体阐明瑞格公司的违约事项及依据何条法律以支持返还款项。但无论余惠玲或一审判决均无法具体说明因违反合同条款或法律规定而应当返还款项，一审判决所引用《合同法》诚实信用原则以及认为瑞格公司无权继续占有剩余款项恰恰证明案由不应确定“商品房销售买卖合同纠纷”，而应当为“不当得利纠纷”。作为“不当得利纠纷”，则应由余惠玲充分举证瑞格公司“有无合法根据”而获利，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但一审判决在法律适用上因而确定案由错误，进而导致举证责任分配错误，将本应由余惠玲充分举证的“有无合法根据”反要求瑞格公司举证。并且虽瑞格公司已多角度证明9.2折-8.5折差价作为服务费支付是有合法依据的，但一审仍作出错误认定。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举证责任分配不公，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并由余惠玲承担全部诉讼费用。瑞格公司在二审调查中补充以下上诉意见：瑞格公司所收取的费用系购房服务费，在瑞格公司为余惠玲提供了取得购房优惠、获取银行按揭贷款、承诺优惠贷款利率、办理物业管理费减免等购房服务后，按照双方约定收取其相应服务费合法有据。因余惠玲购房资金困难需要办理2套房屋的购房贷款，但当时其仍有一套房屋贷款尚未清偿，不完全符合当时银行关于按揭贷款一般不能超过2套的贷款政策，办理按揭贷款困难。故余惠玲希望瑞格公司帮助其解决贷款问题并要求获得按揭贷款优惠利率。作为服务对价，余惠玲同意在9.2折优惠基础上如瑞格公司能向开发商取得更优惠价格的差价，将作为瑞格公司提供服务的费用支付给予瑞格公司，并在30万元款项内扣除。后来，瑞格公司就优惠价格及管理费优惠积极向开发商处争取，经努力，开发商最终同意三套房屋总价3105078元（均价15215元/平方米，相当于8.5折）的更优惠价格。为帮助解决余惠玲购房资金问题，瑞格公司又向开发商争取了调整三套房价款的价款分配，最终达成在三套房屋总价（3105078元）不变的情况下调低2003房单价至11013元/平方米、2004房和2005房均调至17061元/平方米的购房价格方案。同时，瑞格公司还积极发挥专业优势与两家按揭贷款银行多方协调沟通努力争取，为余惠玲解决按揭贷款问题。余惠玲认为其既然已向瑞格公司支付购房服务费，瑞格公司就有义务办理好其贷款及相关贷款利率问题，为此，双方还签订了关于按揭贷款的《补充协议》，约定如最终银行批准的按揭贷款利率高于银行基准利率上浮度的40%，超过部分的利息由瑞格公司承担。最终瑞格公司成功为余惠玲合理地解决了按揭贷款问题，也争取到了合理的贷款利率，帮助其解决了购房资金困难。关于物业管理费优惠问题，瑞格公司在开发商最终不同意减免管理费的情况下，又自己向物业管理公司支付了管理费11023元，解决了其物业管理费问题。至此，根据双方约定，瑞格公司收取房款优惠差价255710元作为服务费合法有据。余惠玲辩称，双方没有任何诚意金转为服务费的约定，包括口头约定，瑞格公司要求余惠玲支付服务费没有合同以及法律依据，不应该支持。瑞格公司作为天朗海峰公司的代理销售商，应该按照与开发商的协议按照房屋实际成交价向天朗海峰公司收取佣金。本案属于因商品房销售合同引起的纠纷，属于合同纠纷，并非不当得利纠纷，瑞格公司以不当得利作为抗辩理由不符合合同以及法律的规定。综上，余惠玲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恳请予以维持。天朗海峰公司二审未参加诉讼，也未提交书面意见。余惠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瑞格公司返还余惠玲购房款256563元；2.本案诉讼费由瑞格公司承担。一审法院查明：天朗海峰公司为“天朗海峰国际中心”楼盘的开发商，授权瑞格公司代理销售该楼盘房屋。一审庭审中，瑞格公司确认其按照房屋实际成交价的一定比例向天朗海峰公司提取佣金。2015年8月16日，余惠玲与瑞格公司分别就“天朗海峰国际中心”×栋××××房、××××房、××××房各签订了一份《天朗海峰房产诚意认购协议》，三份协议第二条均约定：上述房屋销售价格为17900元／平方米（三套房屋总价共计3653032元）。三份协议第三条均约定：余惠玲向瑞格公司要求申请房屋优惠价16468元／平方米（即原价92折，三套房屋总价共计3360788元），余惠玲并向瑞格公司交纳每套房屋的购买诚意金各10万元。1、如果瑞格公司按余惠玲要求申请到指定的优惠价格，余惠玲交纳的购买诚意金直接转为余惠玲购买该房屋的定金；2、如果在双方约定的时间内，瑞格公司申请不到余惠玲指定的优惠价格，瑞格公司接到余惠玲停止购买通知三天内全额退还余惠玲诚意金；3、在双方约定的时间内，瑞格公司申请到余惠玲的优惠价格，如果余惠玲放弃购买该房屋，余惠玲同意放弃诚意金作为对瑞格公司的补偿。三份协议第四条均约定：双方约定的申请时间为本协议签订起3个工作日；同意余惠玲一年后收房（不计物业管理费12个月），如余惠玲提前收房，则按收房起计缴物业管理费。2015年8月16日，余惠玲向瑞格公司交纳了购房诚意金30万元，瑞格公司出具的收据写明：“今收到余惠玲交来天朗海峰国际中心×-××××、×-××××、×-××××诚意金（如按协议书价格成交，此诚意金转为定金）人民币30万元”。2015年8月28日，余惠玲与天朗海峰公司签订了三份《珠海“天朗海峰国际中心”房产认购协议》和三份《珠海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余惠玲购买“天朗海峰国际中心”第×栋××××、××××、××××号房，总价分别为685999元、1082179元、1336900元，房款共计3105078元（系原价85折）。上述房产认购协议约定：余惠玲须于该协议签订时交纳上述三套房屋定金各10万元；2003房首付款50万元须分别于2015年9月、10月、11月、12月、2016年1月30日前分期付清；2004房首付款442179元和2005房首付款536900元须于2015年8月30日前付清。2015年8月28日，天朗海峰公司收取2003房定金100000元、2004房定金及首付款442179元和2005房定金及首付款536900元，共计人民币1079079元。其中，余惠玲刷卡支付1035642元，瑞格公司法定代表人王迎奎刷卡支付43437元。此后，余惠玲通过分期付款和银行贷款向天朗海峰公司支付了全部购房款，天朗海峰公司向余惠玲开具了售房发票。瑞格公司主张，上述85折的价格系瑞格公司向天朗海峰公司争取取得，其还替余惠玲解决了向银行按揭贷款及减免物业管理费问题，余惠玲、瑞格公司双方在签订《诚意认购协议》后，曾特别口头约定如在92折即16468元/平方米优惠价基础上取得更优惠价格的差价，将作为瑞格公司提供上述服务的费用支付给瑞格公司，并在30万元内扣除。因此，92折的总价3360788元与85折的总价3105078元之间差价255710元，应作为瑞格公司向余惠玲收取的服务费。瑞格公司主张30万元扣减服务费255710元，应退还余惠玲余款44290元，但因计算错误，其工作人员向天朗海峰公司刷卡代付余惠玲的购房款43437元。余惠玲否认双方之间有上述服务费的约定，称该85折的优惠系由于余惠玲要求围隔三套房屋一并使用而开发商当时无法落实，因此瑞格公司和天朗海峰公司承诺给到余惠玲85折的优惠价，如落实围隔，就签订补充协议再约定，但现在天朗海峰公司明确告知余惠玲无法进行围隔，因此余惠玲要求返回上述余款。一审法院认为，余惠玲与瑞格公司签订的三份《天朗海峰房产诚意认购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三份《天朗海峰房产诚意认购协议》均约定：如果瑞格公司按余惠玲要求申请到指定的优惠价格，余惠玲交纳的购买诚意金直接转为余惠玲购买该房屋的定金。瑞格公司向余惠玲开具的收据亦写明：“今收到余惠玲交来天朗海峰国际中心×-××××、×-××××、×-××××诚意金（如按协议书价格成交，此诚意金转为定金）人民币30万元”。据此，余惠玲、瑞格公司双方就该30万元的性质明确作出了约定，即余惠玲购房后该款应转化为定金。此后，余惠玲以更优惠的价格与天朗海峰公司签订了三份《珠海“天朗海峰国际中心”房产认购协议》和《珠海市商品房买卖合同》。但余惠玲之前交纳的30万元诚意金，仅由瑞格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代余惠玲向天朗海峰公司支付了43437元，余款256563元并未抵作定金支付上述房产认购协议和商品房买卖合同项下的定金和购房款，也未返还给余惠玲。瑞格公司主张余款系双方口头约定其争取到85折优惠给予的服务费。对此一审法院认为，瑞格公司主张的口头约定，没有证据支持，余惠玲亦不认可，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瑞格公司作为天朗海峰公司的代理销售商，应依照与天朗海峰公司的协议按照房屋实际成交价向天朗海峰公司收取佣金，其要求余惠玲支付服务费，没有合同和法律依据。余惠玲已经向天朗海峰公司付清房款，瑞格公司无权继续占有余惠玲剩余款项256563元。据此，余惠玲要求瑞格公司返还256563元，理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瑞格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余惠玲返还256563元。瑞格公司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148元，由瑞格公司负担。二审期间，瑞格公司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1、服务费收据一份，此证据与瑞格公司一审证据1、2是相互对应的，此收据是已经开好的服务费收据，2016年4月17日起余惠玲多次向瑞格公司催促要求把价差收据给余惠玲，但余惠玲一直未来领取该收据，拟证明双方就该差价属于服务费且余惠玲至起诉前一直予以认可，并没有认为是购房款要求返还。2、证人证言3份，并申请准许证人徐某、何某出庭作证，拟证明余惠玲购买案涉房屋的经过，瑞格公司开具了诚意金的收据，余惠玲购房时并未提出将3套房屋进行外部围栏的要求；还证明余惠玲因资金困难要求瑞格公司帮助解决其购房分期付款以及按揭贷款等事宜，余惠玲依约也同意将已支付的30万元诚意金当中相当于92折与85折之间的差价直接由瑞格公司扣除作为服务费等事实。二审调查后，瑞格公司向本院补充提交了以下证据：1、《分期付款申请书》，拟证明瑞格公司向天朗海峰公司申请案涉房屋85折优惠并调整三套房价款以解决按揭贷款问题，而非余惠玲所述“开发商直接给予85折优惠”；2、《关于天朗海峰×栋××××、××××、××××房的销售意见》，拟证明天朗海峰公司对瑞格公司关于案涉房屋的申请作出的内部审批意见，85折优惠是瑞格公司申请所得，反驳余惠玲称是开发商不同意围隔所退的差价；3、天朗海峰公司对《分期付款申请书》的同意复函，拟证明瑞格公司经过努力沟通，开发商同意85折优惠以及2003房调低总价并现金分期付款，但须签订补充协议；4、分期支付购房协议，与证据1-3一起证明折扣优惠是瑞格公司与开发商沟通的结果，不存在开发商与余惠玲直接沟通的情况；5、授权委托书、瑞格公司独家代理广告发布清单，拟证明瑞格公司是独家代理商，需要付出巨额广告宣传费，开发商为了平衡双方之间的利益是默许独家代理商在额外提供服务的情况下收取服务费或差价以实现盈利。本院组织了双方当事人对上述证据进行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查明，瑞格公司二审举证的收据，余惠玲称并未收到，亦不认可与瑞格公司有服务费的约定，不需要瑞格公司开具该收据。瑞格公司二审期间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是其工作人员。经审查，一审判决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本案的法律关系。余惠玲与瑞格公司于2015年8月16日就案涉房屋的认购签订了《诚意认购协议书》，并据此向瑞格公司支付了30万元的诚意金。随后，余惠玲与天朗海峰公司签订《认购协议书》及《珠海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各方均认可瑞格公司作为天朗海峰公司的代理销售商，瑞格公司在本案房屋买卖关系中是代理人的身份，因此，余惠玲与天朗海峰公司形成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一审判决将本案定性为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并无不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的规定，不当得利是指在没有任何合法根据的情况下，一方取得利益导致另一方的利益受损。而本案中，瑞格公司收取余惠玲的30万元是基于双方签订的《诚意认购协议书》，并不是没有任何依据，本案纠纷亦是基于上述协议书及合同的履行所产生的。因此，瑞格公司上诉主张本案应为不当得利纠纷是混淆概念，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故对其关于不当得利举证责任的意见，本院亦不予评判。本案是余惠玲作为原告起诉要求瑞格公司退还多收的购房款，其只要举证证明瑞格公司收取的款项超出了其应当支付的购房款即可；而瑞格公司抗辩其与余惠玲就案涉房屋购房价格92折与85折之间的差价转为了余惠玲应向瑞格公司支付的服务费，则要举证证明双方对此有明确的约定。经审查，瑞格公司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均未能证明该事实。二审调查中，瑞格公司补充提交了收据及证人证言，拟证明余惠玲在起诉前一直认可差价作为服务费并向瑞格公司的工作人员催要收据，且瑞格公司已经为余惠玲提供了办理按揭贷款的服务。对此，本院认为，瑞格公司所出具的收据是其单方行为，上面所写的服务费亦是其单方意思表示，仅凭收据不能认定余惠玲认可差价转为服务费；对于证人证言，出庭作证的证人均是瑞格公司的员工，与瑞格公司存在利害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第（二）项的规定，与一方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本院对证人证言不予认定。瑞格公司在二审调查后向本院补充提交的证据，亦未能证明余惠玲与其之间对服务费有约定。因此，瑞格公司主张其与余惠玲对服务费有口头约定的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瑞格公司又主张余惠玲在向天朗海峰公司交纳定金及首期款时，并未要求瑞格公司将全部诚意金30万元转交给天朗海峰公司，因此可以说明余惠玲是认可差价转为服务费的。对此，本院认为，如果双方约定余惠玲需要向瑞格公司支付服务费，是对余惠玲义务的设定，双方均应有明确的意思表示才能成立，瑞格公司的上述主张实际是主张余惠玲默示了差价转为服务费，但默示的意思表示需要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才能成立，因此，瑞格公司该项理由亦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正如瑞格公司上诉所称，其作为代理人在提供了服务后收取服务费并不违法，但这应当建立在双方有约定或法律有明确规定的基础上，而瑞格公司在本案中并未能证明其与余惠玲对此有明确的约定，故一审判决认定瑞格公司要求余惠玲支付服务费没有合同及法律依据，判令瑞格公司向余惠玲返还收取的256563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瑞格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处理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226元，由珠海瑞格智造投资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廖世娟审判员  庹 佳审判员  朱 玮二〇一七年六月三十日书记员  梁 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