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京02民终435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市国泰房地产开发公司，住所地天津市和平区岳阳道37号。法定代表人：杨煦堂，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曹玉，天津禹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民日报社，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西路*号。法定代表人：杨振武，社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郝立，北京市君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久利，北京市君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金诚同达（深圳）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投行大厦*层**单元。负责人：刘胤宏，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冯进，广东深法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晓东，北京瀚昭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天津市国泰房地产开发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公司）、上诉人人民日报社因与被上诉人北京金诚同达（深圳）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金诚同达事务所）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3）东民初字第115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5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国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曹玉、上诉人人民日报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郝立、刘久利、被上诉人金诚同达事务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冯进、朱晓东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国泰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国泰公司无需向金诚同达事务所支付876万元，或将本案发回重审；涉案一二审费用全部由金诚同达事务所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一、一审法院并未查明合同签订情形。国泰公司虽然承认了《委托代理合同》签章的真实性，但从未见到过该份协议，对该份协议的存在并不知情，为了解签约具体情况核实该份协议的真实性及合法性，国泰公司曾要求一审法院向当时签订协议的对方两位律师及签订合同的代表核实签订协议时的具体情况，但一审法院对该情况并未审查。作为《委托代理合同》的担保方，人民日报驻天津办事处并未出庭参与庭审，故无法向其了解当时签约情况。在一审庭审中查明，人民日报驻天津办事处设立于1992年7月15日，天津市技术监督局于1996年6月22日颁发有事业法人代码证书，有效期4年。而一审判决认定天津办事处已不存在，并未查明于何时不存在的及怎样不存在的，那么在2008年9月22日签订《委托代理合同》时，作为担保方的人民日报驻天津办事处还是否存在，一审法院未予查明，并且对人民日报驻天津办事处的签章真实性也未予审查。国泰公司认为，本案系金诚同达事务所与掌握公章的案外人恶意串通，以欺诈的方式订立的损害作为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国泰公司以及事业单位的人民日报驻天津办事处利益的合同，应认定为无效。二、金诚同达事务所出示的合同、授权委托书、合同履行地及法院管辖确认书以及催款回执均是伪造的。上述文件中国泰公司的签章均没有压到任何文字，明显是为套印而成，尤其是授权委托书中，机打文字与手写文字内容冲突，前后矛盾。但一审法院罔顾事实，对国泰公司提出的鉴定申请不予答复，一审判决是建立在金诚同达事务所提出的伪造证据之上，国泰公司要求对金诚同达事务所提出的证据进行全面、认真的审核，并予以鉴定。三、金诚同达事务所未履行合同义务。国泰公司认为，一审法院通过金诚同达事务所提交的证据4确认函及答辩状，认定金诚同达事务所完成了代理事项，应属不当。委托代理合同签订后，金诚同达事务所从未向国泰公司发过任何函件，报告委托事项处理结果，不能证明其完成了代理事项。而该份确认函，在庭审当中并未审查其中涉及案外人秦瑞平及瑞平律师事务所的签章的真实性，故不能确定确认函的真实性。且确认函的时间早于答辩意见形成时间，时间先后颠倒、逻辑上无法成立。故该份证据不能作为认定金诚同达事务所完成代理事项的定案依据。四、一审法院认定的金诚同达事务所催款的情况与事实不符。关于2011年10月30日的律师函，金诚同达事务所并无合法证据证明向国泰公司送达，金诚同达事务所提供的物流跟踪情况，不能证明该快递送达给国泰公司。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以维护国泰公司的合法权益。上诉人人民日报社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人民日报社不承担《委托代理合同》的担保责任，本案一审及二审诉讼费由金诚同达事务所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违反法定程序。在人民日报社参加的唯一一次开庭审理中，一审法院未组织人民日报社对金诚同达事务所提交的证据进行全面质证，在人民日报社对金诚同达事务所提交的证据复印件不予认可的情况下，未让金诚同达事务所提供证据原件交人民日报社进行质证，因此人民日报社要求对金诚同达事务所提交的证据的公章章印进行鉴定。2、人民日报社不应作为被告，人民日报驻天津办事处是独立事业法人单位应作为被告。人民日报驻天津办事处依法设立，并领取了事业法人组织机构代码证书，因此可以确定人民日报驻天津办事处作为独立的事业法人单位已经存在，应当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依据《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十三条规定：事业单位被撤销、解散的，应当向登记管理机关办理注销登记或者注销备案。事业单位办理注销登记前，应当在审批机关指导下成立清算组织，完成清算工作。事业单位应当自清算结束之日起15日内，向登记管理机关办理注销登记。事业单位办理注销登记，应当提交撤销或者解散该事业单位的文件和清算报告；登记管理机关收缴《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和印章。现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人民日报驻天津办事处已经被撤销。而一审法院仅仅依据天津市事业法人登记机关所答复的“天津办事处已不存在”为由，认定人民日报驻天津办事处被撤销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人民日报驻天津办事处不存在不能等同于已被撤销。因此，人民日报社认为人民日报驻天津办事处的民事主体资格并未丧失。3、人民日报驻天津办事处仅对《委托代理合同》承担担保责任，因金诚同达事务所未按照《委托代理合同》的约定向国泰公司履行义务，故人民日报驻天津办事处不应承担担保责任。《委托代理合同》约定金诚同达事务所向国泰公司提供咨询和诉讼材料的审查等相关事宜的法律服务。在金诚同达事务所提供该服务后，人民日报驻天津办事处才承担担保国泰公司付款的担保义务。因此，人民日报驻天津办事处承担的担保范围及担保责任是以金诚同达事务所履行《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义务为前提。在本案诉讼中，金诚同达事务所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其向国泰公司履行了《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义务，且未向国泰公司交付咨询和诉讼材料审查的委托成果。因此，天津办事处有权拒绝承担担保责任。4、《授权委托书》与《委托代理合同》不属于同一委托行为，故人民日报驻天津办事处对《授权委托书》内容不承担担保责任。首先，《授权委托书》与《委托代理合同》签署的时间不一致，《委托代理合同》签署时间为2008年9月22日，《授权委托书》的签署时间为2008年9月25日，且没有人民日报驻天津办事处的签字盖章；其次，《委托代理合同》是非诉讼代理，金诚同达事务所只是依据《委托代理合同》完成委托事项，并将委托成果交付国泰公司。在完成委托事项过程中无需《授权委托书》。而《授权委托书》是诉讼代理，授权内容与《委托代理合同》内容明显不一致。再次，《委托代理合同》第二条已经明确：如需从事其他具体代理事项，代理权限以授权委托书记载为准。本条款充分说明《委托代理合同》与《授权委托书》不属于同一委托行为。被上诉人金诚同达事务所辩称，不同意国泰公司、人民日报社的上诉理由和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判。人民日报社当庭增加和变更上诉意见，其行使上诉权的依据违法，显然无据。有关公章鉴定的问题，金诚同达事务所已从一审起诉到国泰公司应诉做了充分论证，国泰公司已认可了公章的真实性，人民日报社作为上级管理单位，没有提出证据证明公章虚假。关于人民日报驻天津办事处的问题，一审法院从2013年8月份受理后，反复给人民日报驻天津办事处发通知，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53条的规定，并没有以被开办单位撤销作为上级开办单位承担责任为条件的规定，所以无论撤销与否，都不影响该条规定的适用。事实上，作为人民日报驻天津办事处的开办单位，人民日报对人民日报驻天津办事处的存续状态必定心知肚明，且在最高人民法院再审案件审理期间，人民日报驻天津办事处曾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公函，胜诉后参与再审案件的执行，而人民日报社事业发展部也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交公函，执行款已被人民日报社划走，故人民日报社提出的将其列为本案被告适用法律错误的上诉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案件诉争合同签订的背景是，人民日报社开办了人民日报驻天津办事处，人民日报驻天津办事处设立了国泰公司后，国泰公司在经营活动中涉及经济纠纷引发了诸多诉讼，其中包括本案委托合同项下的再审案件。本案诉争的委托代理合同是风险代理，因为案情复杂涉及两地，故在国泰公司和北京瑞平律师事务所签订合同后，国泰公司又和金诚同达事务所签订了风险代理合同，目的是让两个律师所互相监督，各有分工，完成代理合同，并不是像国泰公司、人民日报社提到的已经委托了北京瑞平律师事务所，就不可能再委托金诚同达事务所，这两者并不排斥。作为受托方的金诚同达事务所，当时并不希望风险代理，而是要按照当时市场价或者政府指导价收取代理费，但是因为国泰公司诉讼过多，且之前与北京瑞平律师事务所签订了计件收费的代理合同，所以国泰公司不接受金诚同达事务所的意见，认为付款压力大，正因为这样，金诚同达事务所才接受了风险代理的方式，但是对于国泰公司提出了担保的要求，这样国泰公司才找到了开办单位即人民日报驻天津办事处，这符合担保法的规定，人民日报驻天津办事处具有担保资格和能力，事实上该担保是国泰公司与人民日报驻天津办事处负责人共同介绍的结果，金诚同达事务所没有任何过错和过失。在再审案件审理期间，人民日报驻天津办事处提供了大量的公函、参与了案件的审理，其从事经营活动的事实显而易见。再审案件执行中，人民日报社出具了公函收取了案款，证明其就是经营性的事业单位，人民日报社作为诉讼主体法律依据清楚明了，事实确实充分。关于国泰公司、人民日报社提到的《委托代理合同》和授权委托书虚假的问题和提到时间不一致的问题，在国泰公司承认《委托代理合同》上公章真实性情况下人民日报社也并未在一审否认公章真实性，只是对于合同存在状态不予认可，但未提交证据。人民日报社提出了合同系伪造，也应当提出证据加以证明。从《委托代理合同》看，三方当事人在合同上不仅仅都在打印的各自单位名下加盖了公章，还加盖了骑缝章，不可能是套印。如果是金诚同达事务所伪造的合同，那么在向北京瑞平律师事务所交诉讼资料的时候，北京瑞平律师事务所不可能不就这个问题向人民日报社核实，北京瑞平律师事务所接受了资料，并且和金诚同达事务所共同完成了工作，所以国泰公司、人民日报社提出的理由没有事实依据。《委托代理合同》是2008年9月22日签订的，授权委托书是2008年9月25日出具的，这个时间上也没有问题，符合操作惯例和法律事实。关于国泰公司、人民日报社提出金诚同达事务所没有履行合同义务，金诚同达事务所在一审中已经提交了履行合同的证据，还有再审案件的结果就是合同履行的具体体现，人民日报社可以找到北京瑞平律师事务所去核实。据了解，国泰公司至今拖欠北京瑞平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费。而且，一案委托两个律师事务所的现象常见也在再审案件执行中得到体现，执行阶段国泰公司依然委托了两家律师事务所，是北京铭泰律师事务所和北京瑞平律师事务所，这是国泰公司的操作惯例。关于人民日报社提到的因《委托代理合同》和授权委托书对于代理人的代理权限不一致，即使《委托代理合同》有效，担保人也不承担担保责任。金诚同达事务所认为人民日报社理解错误，合同约定了以授权委托书内容为准，不存在合同约定与授权委托书不一致问题，同时合同中第3条明确规定了人民日报驻天津办事处对于甲方的付款义务承担保证责任，此与授权委托事项无关。再有，人民日报社是人民日报驻天津办事处的上级主管机关和开办机关，其有责任提供人民日报驻天津办事处是否存在的证据，否则应承担相应的举证不能的责任。对照事业单位暂行条例，人民日报驻天津办事处存在不合法的地方。该办事处由人民日报社开办，属于人民日报社的分支机构，从成立到清算均由人民日报社负责，执行款项也由人民日报社领取，人民日报社应当承担责任。金诚同达事务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国泰公司支付服务费876万元及并按约定支付至实际付款日止的利息（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2、人民日报社对国泰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金诚同达事务所提交的委托代理协议，证明金诚同达事务所与国泰公司、天津办事处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及双方的权利义务，天津办事处承担保证责任。国泰公司确认该合同中其公章的真实性，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人民日报社以不是合同相对方为由不认可上述证据，并于本案庭审结束后针对国泰公司公章申请鉴定，由于国泰公司对于其公章的客观性已确认，人民日报社提出鉴定申请，对查明本案争议事实已无意义，该院对其申请未予准许。故此，该院认为该证据符合真实性、客观性、合法性的认证标准，予以确认；（二）金诚同达事务所提交的授权委托书，证明国泰公司对金诚同达事务所的授权及合同履行地及法院管辖地确认书，证明双方约定管辖。一审庭审中，国泰公司提出对上述证据形成时间进行鉴定，因该鉴定事项无法进行鉴定，针对国泰公司的申请未予准许。该院认为该证据符合真实性、客观性、合法性的认证标准，予以确认；（三）金诚同达事务所提交的证据4、确认函及答辩状，证明金诚同达事务所按合同约定完成了代理事项；5、国泰公司与国旅集团借款案件证据；6、确认函及补充答辩意见；7、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上述三证据证明天津国泰胜诉；9、催款函及国泰公司回执；10、律师费催收函及邮件详情单，上述二证据证明金诚同达事务所向国泰公司催要代理费；11、广州“怡馨花园大厦”项目合作协议；12、关于“广州怡馨花园大厦项目合作协议”的说明及证明。一审法院认为，上述证据证明目的为涉案委托代理合同履行的相关事实，证据形式客观、合法，予以确认；（四）国泰公司提交的证据1、民事委托代理同及发票，证明国泰公司的再审案件中，国泰公司委托的是北京瑞平律师事务所，由其提供全部法律服务，与金诚同达事务所无关；2、最高院（2008）民提字第34号判决书，证明案件由北京瑞平律师事务所代理，金诚同达事务所无关未提供法律服务；3、答辩状，证明答辩状系国泰公司自行书写，盖有国泰公司公章，与金诚同达事务所无关，并非金诚同达事务所提供；4、国泰公司在2007年给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交的证据目录，与给最高人民法院的证据目录基本一致；5、交通银行记账回执。一审法院认为，国泰公司基于同一法律事务委托北京瑞平律师事务所进行诉讼代理活动与本案国泰公司与金诚同达事务所的委托关系并非事实或法律上的排他关系，故上述证据与其证明对象缺乏关联，该院不予确认。另查，国泰公司于1992年11月6日成立，系国有企业，开办单位系人民日报驻天津办事处。人民日报驻天津办事处的开办单位系人民日报社，对此当事人均无异议。经查，人民日报驻天津办事处设立于1992年7月15日，由人民日报社办公厅出具人厅函字（1992）7号函件至天津市人事局,载明：“为加强天津记者站的工作，我社拟在天津市成立人民日报驻天津办事处，办事处级别为县团级，性质为事业单位，编制40人，工资费用采取自收自支形式，人事和工资管理工作拟委托您局管理”。天津市技术监督局于1996年6月22日颁发有事业法人代码证书，有效期4年。经一审法院向天津市人事局调查，有关天津办事处的设立及撤销信息均无档案可供查询。有关天津办事处何时办理撤销登记的事实，人民日报社及下级单位国泰公司均未提交法律文件加以证明。一审庭审中，金诚同达事务所提出申请调取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卷宗，以核实国泰公司与中国国旅集团有限公司执行案执结情况。经调取（2008）穗中法执字第1068号卷宗相关材料，证明国泰公司申请执行案件已全部执结，国泰公司申请执行金额为146151915.23元，2010年6月12日第一笔执行款到账。对此国泰公司无异议。人民日报社对人民日报驻天津办事处在执行案件中出具的相关函件亦无异议。一审法院认为，金诚同达事务所、国泰公司、天津办事处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不违反国家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就争议焦点作如下认定：（一）付款条件是否成就。依约金诚同达事务所为国泰公司与中国国旅集团有限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再审案件提供咨询和诉讼材料的审查工作，付款条件为案件执行第一笔款项后3日内优先支付，天津办事处对国泰公司付款义务提供担保。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失效。当事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已成就；不正当地促成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不成就”的规定，金诚同达事务所完成了咨询服务工作，国泰公司在收到执行款后付款条件已成就，其未履行付款义务，天津办事处未履行担保责任，是产生纠纷的原因，故金诚同达事务所要求国泰公司支付服务费876万元及利息的请求事实充分，该院予以支持，国泰公司提出合同未履行的辩解，无反证加以证明，该院不予采信。（二）担保条款的效力。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九条“学校、幼儿园、医院等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不得为保证人”的规定，本案人民日报社提交的有关其下属单位人民日报驻天津办事处设立文件表明，人民日报驻天津办事处为自收自支的县团级事业单位，其作为国泰公司的上级单位，其从事经济活动不属于公益目的的事业单位，理应对国泰公司债务承担保证责任，人民日报社提出对本案《委托代理合同》不知晓，担保条款无效的辩解，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该院不予采信。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三条“法人非依法设立的分支机构，或者虽依法设立，但没有领取营业执照的分支机构，以设立该分支机构的法人为当事人”的规定，人民日报社作为上级开办单位，提出人民日报驻天津办事处仍然存续，应由人民日报驻天津办事处自行承担责任的辩解，经向天津市事业法人登记机关核查，现人民日报驻天津办事处已不存在，人民日报社作为设立单位，理应对人民日报驻天津办事处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故金诚同达事务所要求人民日报社对国泰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请求，该院予以支持。人民日报社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后有权向国泰公司追偿。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九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三条的规定，判决：一、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天津市国泰房地产开发公司给付北京金诚同达（深圳）律师事务所八百七十六万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自二Ｏ一Ｏ年六月十六日起至本案欠款付清日止的相应利息；二、人民日报社对判决第一项天津市国泰房地产开发公司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人民日报社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后有权向天津市国泰房地产开发公司追偿。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本院向天津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查询人民日报驻天津办事处持有事业法人代码证书的情况，显示“该单位已废置”；本院还向天津市事业单位法人登记管理办公室查询人民日报驻天津办事处的登记情况，查询结果为人民日报驻天津办事处未在该办公室进行过登记。本院庭审中，人民日报社为支持其主张提交了国泰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人民日报驻天津办事处的注册税务登记证和银行开户许可证，证明国泰公司的投资人是人民日报驻天津办事处，人民日报驻天津办事处不是分支机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金诚同达事务所为支持其主张，提交了加盖北京市瑞平律师事务所公章和秦瑞平主任签字的《事实陈述》、北京市瑞平律师事务所2013年3月2日向人民日报社的催款函及邮寄详情单和情况反映材料、金诚同达事务所2011年10月30日致人民日报社的律师函，证明金诚同达事务所履行了《委托代理合同》项下义务及向人民日报社主张权利的事实，但北京市瑞平律师事务所、秦瑞平均未到庭。本院另查明，《委托代理合同》中约定，国泰公司按照下列事件和方式支付给金诚同达事务所法律服务费：收到法律文书十日内支付律师费150万元，其余在该案件执行到第一笔款项后三日内优先支付，如有不足，由此后执行得到的款项优先支付；人民日报驻天津办事处对国泰公司的付款义务提供担保；本合同的有效期限为：自当事双方盖章之日起至本案再审终结、律师费用及其他相关费用结清之日止。就中国国旅集团有限公司与国泰公司房地产开发纠纷一案，最高人民法院于2009年11月11日作出（2008）民提字第34号民事判决，金诚同达事务所于2009年11月18日即致国泰公司催款函，要求国泰公司于2009年11月24日前支付第一期律师费150元，并在执行到第一笔款项后优先支付剩余律师费。在金诚同达事务所提交的北京市瑞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事实陈述》中载明，上述最高人民法院提审的案件，“国泰公司及人民日报驻天津办事处与金诚同达事务所签订了合同，合同签订后，金诚同达事务所的江晓帆和冯进律师经过努力，形成了代理思路并完成了案件的代理词和证据编排后由我所（即北京市瑞平律师事务所）提交给了最高院，案件取得了胜诉。因为案件实际上是由江晓帆和冯进律师主要承办，我所仅仅出庭，所以国泰（即国泰公司）没有支付我所案件在最高院审理的代理费，其后国泰委托我所与北京铭泰律师事务所共同代理了案件的执行。因国泰没有履行付款义务，杨煦堂告知我所案件的执行款项被人民日报社划走，我所多次找报社要求支付广东高院审理的代理费和执行代理费，但报社仅仅在开始支付了极少量的费用后不再支付，又因为金诚同达是我所推荐的，我所代其多次向人民日报社催要，也提醒江晓帆和冯进律师向报社催要，同时就国泰和报社不向我所和金诚同达支付代理费的不诚信行为向中纪委举报过。”就中国国旅集团有限公司与国泰公司房地产开发纠纷一案于2010年4月15日恢复执行，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5月、6月间多次向国泰公司发出领取执行款项通知书，金额不等，2010年7月7日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向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将中国国旅集团有限公司与国泰公司房地产开发纠纷一案的执行款在2亿元范围内予以截留，停止支付给国泰公司。该案执行标的146151915.23元，已执行完毕。本院认为，国泰公司在认可《委托代理合同》中公章的真实性后又予以否认并提出对该合同中的公章进行鉴定的申请，没有提供相应证据支持，本院不予采纳。故金诚同达事务所、国泰公司、人民日报驻天津办事处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应属合法有效。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金诚同达事务所现提交了答辩状及有秦瑞平签字的确认函，能够证明金诚同达事务所完成了《委托代理合同》中约定的咨询服务义务，金诚同达事务所提交的催款函及邮寄详情单等证据证明金诚同达事务所在诉讼时效期间内向国泰公司主张了权利，国泰公司虽予以否认，但没有提供反驳的证据，故本院对国泰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予采纳。关于人民日报驻天津办事处的主体问题，经一审法院及本院向相关主管部门核实，人民日报驻天津办事处存在开办手续、登记不全的问题，现人民日报驻天津办事处已不存在，人民日报社作为设立单位，应当作为本案的主体。本院对人民日报社提出的其主体不适格的主张不予采纳。《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本案中，《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国泰公司在“收到法律文书十日内支付律师费150万元，其余在该案件执行到第一笔款项后三日内优先支付，如有不足，由此后执行得到的款项优先支付”给金诚同达事务所法律服务费，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在最高人民法院于2009年11月11日作出（2008）民提字第34号民事判决后，金诚同达事务所于2009年11月18日即致国泰公司催款函，再结合金诚同达事务所提交的由北京市瑞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事实陈述》中有关内容，均表明对于中国国旅集团有限公司与国泰公司房地产开发纠纷一案的包括执行进展在内的案件情况，金诚同达事务所均明确知晓。本案《委托代理合同》中对保证期间未作约定，金诚同达事务所于庭审中提出的《委托代理合同》中合同有效期限的约定即为保证期间的意见，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现金诚同达事务所未能举证证明其在国泰公司得到涉案执行款项之后的6个月之内向人民日报驻天津办事处或人民日报社主张权利，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故根据前述法律规定，本案保证人保证责任免除。综上所述，国泰公司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其请求不能成立，本院应予驳回；人民日报社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并对金诚同达事务所要求人民日报社承担保证责任的诉讼请求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有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3）东民初字第1156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3）东民初字第1156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驳回北京金诚同达（深圳）律师事务所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天津市国泰房地产开发公司的上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73120元，由天津市国泰房地产开发公司负担（自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73120元，由天津市国泰房地产开发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罗 珊审 判 员  陈红建审 判 员  李 丽二〇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代 濛书 记 员  李 雪-18--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