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黔05民终90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国军，男，1973年12月7日出生，汉族，农民，住贵州省赫章县。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张尧，赫章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郭江良，男，1978年1月2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云南省曲靖市陆良县。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方丽芬，云南亮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国军因与被上诉人郭江良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赫章县人民法院（2016）黔0527民初20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原告郭江良的诉讼请求为：由被告王国军给付红豆杉苗木款626180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5年6月，原告与被告达成红豆杉苗木供货协议。协议约定根据苗高大小分别为1.2元、1.8元、2.5元、70元每株。数量根据原告的工程量决定。开始时现货现款，后来不定时结算。协议签订后，原告从2016年1月4日起开始给被告王国军供应红豆杉苗木十四车，货款合计1412880元，期间被告王国军给付786700元，下欠626180元，经原告多次催收，被告一直未付。 原审被告王国军辩称：被告王国军与原告郭江良之间是合伙关系，不是买卖合同关系。被告拖来的十四车苗木为双方合作种植的红豆杉。被告打给原告的786700元是双方的合作款项，被告应得一半。被告保留另案起诉的权利。原告主张的626180元货款不是被告所欠，而是德卓乡绿化工程欠双方共同的货款。 原审经审理查明：原告郭江良与被告王国军达成买卖红豆杉苗木的口头协议。2016年1月4日起至同月21日，原告按协议先后向被告出售红豆杉苗木12车。2016年3月1日经双方结算：50厘米-100厘米的1.2元/株，807900株，969480元；1米至1.5米的1.8元/株，60000株，108000元；大袋装1米至1.5米的2.5元/株，6800株，17000元；地径3-5分粗70元/株，3500元。双方结算的“红豆杉苗木清单”注明：借款12000元，运费112100元，总合计1222080元，付786700元，下欠款435380元。郭江良和王国军均在结算单上签字确认。结算后，原告继续依约提供二车苗木运输至双方指定交货地点。2016年9月21日经双方结算：苗高30-50厘米的0.6元/株，16000株，9600元；50-80厘米的1.20元/株，151000株，181200元，共190800元。两次结算总货款合计1412880元，被告已付786700元，余款626180元，被告至今一直未付。 审理中，原告郭江良于2016年10月13日提出财产保全申请，要求对被告王国军账户上的626180.00元予以冻结并提供担保，原审依法于2016年11月28日对赫章县河镇乡人民政府用于支付给被告王国军的退耕还林专项款626180.00元予以冻结，冻结期限两年。原告郭江良要求保全费由被告王国军负担。 原审认为：被告提供合伙协议和收款收据证明双方于2012年2月1日签订合作种植红豆杉2000万株的协议，双方共投入880万元用于合作。如此大笔的投入，被告既不能提供投资的证据、且不清楚合作的事宜；也不能提供双方与德卓乡绿化工程合作的证据,仅凭王国军陈述自己已投入十多万元，郭江良苗场上的苗木王国军就有一半的权利，显然是极端不公平的，严重与生活常识不符。作为理性的生意人，双方不可能以这样的方式合作。2016年3月1日结算时，如果红豆杉系双方财产，被告王国军理应只付收到款项786700元的一半，不应全部给付原告，还在结算单上注明下欠435380元。这与合伙的常理不符。相反，恰恰能说明被告王国军向原告郭江良购买红豆杉苗木的事实。对被告主张双方系合伙关系的辩解，不予采纳，对双方买卖合同的法律关系予以认定。原、被告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经协商一致签订供苗协议，该协议成立并生效。双方应当按照协议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原告已按协议约定将货物运输至交货地点，经被告验收，苗木的质量和苗高均达到协议约定的标准，原告已按协议约定交付货物，被告就应依约给付原告货款。双方没有约定具体的给付货款时间，原告可以随时要求被告履行，但应给原告合理的准备时间。双方结算后，到法院通知被告应诉之日已过半月，该期间足够被告准备。因此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苗木货款626180元的请求，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六十二条第四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原审判决：由被告王国军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一次性支付原告郭江良货款626180元；案件受理费10062元，减半收取5031元，保全费3651元，由被告王国军负担。 宣判后，上诉人王国军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2年2月1日签订的《合作协议》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合伙关系，上诉人为履行该协议向被上诉人支付了现金，原审仅凭被上诉人提供的收货单认定双方为买卖合同关系，属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在原审规定的期间出具了双方履行《合作协议》的“进一步”证据，但原审未组织双方进行质证，且未在判决书中对该证据予以说明径直裁判，原审程序违法。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并由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 被上诉人郭江良答辩称：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并未实际履行，本案中，双方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提交的“进一步”证据即五万元的《收条》，被上诉人已经按照程序进行书面质证，并发表了质证意见，原审程序合法。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正当，请求维持原判。 二审中，上诉人提供其于2016年2月4日向河镇乡人民政府借款70万元的《收条》一份，用以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6年2月4日向河镇乡人民政府借款70万元，承诺2016年苗木种植启动，证明双方至2016年还存在合伙关系。被上诉人质证意见为：对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合伙关系，达不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上诉人向河镇乡人民政府借款70万元系用于支付被上诉人苗木款，且被上诉人已收到该款项，如果双方是合伙关系，上诉人不可能将70万元全部支付给被上诉人。 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供其于2016年2月4日向河镇乡人民政府借款70万元的《收条》载明：“河镇乡精准绿化万亩红豆杉种植项目，负责人：王国军（赫章县妈姑镇人、身份证号码）向河镇乡人民政府借支红豆杉苗木款70万元（柒拾万元）。此款与农民工工资无关，保证2016年苗木种植启动。保证供苗人：郭江良，借款人：王国军，2016年2月4日。”的内容不能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合伙关系的事实，达不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 经审理查明，二审认定事实与原审无异。 本院认为：被上诉人起诉主张其与上诉人存在红豆杉苗木买卖合同关系，要求上诉人支付所欠红豆杉苗木款626180元，并提供了上诉人以收货人名义出具的收到苗木数量的多份《苗木清单》以及双方对苗木款数额进行确认的两份《红豆杉苗木清单》，证明上诉人尚欠被上诉人红豆杉苗木款626180元的事实。上诉人虽以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具的收到上诉人50000万元运费的《收条》及上诉人向河镇乡人民政府借款70万元的《收条》抗辩主张其与被上诉人之间系合伙关系，但被上诉人主张《合作协议》只是为获取政府的绿化工程而签订，并未实际履行。上诉人也在二审庭审中陈述：《合作协议》中约定的880万元投资款其并未投资，双方只是约定由被上诉人种植苗木，上诉人负责销售，利润共同分配，其并不清楚被上诉人如何种植苗木。该陈述与上诉人在一审及上诉状中主张的其为履行《合作协议》支付了部分款项的陈述不符，与《合作协议》中“双方共同投资880万元，在红豆杉种植中，播种和管理全部由甲方（被上诉人）负责，乙方（上诉人）负责出一半的工资”的约定不符。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具的收到上诉人50000万元运费的《收条》及上诉人向河镇乡人民政府借款70万元的《收条》均不能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合伙关系的事实，上诉人也不能合理解释其为何基于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合伙关系向被上诉人支付运费以及向河镇乡人民政府借款支付被上诉人。相反，上述两份《收条》能佐证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过红豆杉苗木货款的事实。一审综合全案证据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判决支持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上诉人关于其与被上诉人之间系合伙关系，一审认定双方系买卖合同关系错误的上诉主张无事实依据，不予采纳。上诉人原庭审过后提交的证明双方履行《合作协议》的“进一步”证据，即被上诉人出具的收到被上诉人运费50000元的《收条》，原审已组织被上诉人进行质证，并在原审判决书第2页对该证据进行分析、认定，上诉人关于原审未组织质证，且未在判决书中对该证据予以说明，程序违法的上诉主张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得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62元，由上诉人王国军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杨孝春 审 判 员 王 云 审 判 员 罗 珣 二〇一七年六月一日 法官助理 任云娇 书 记 员 高 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