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黔03民终426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思佳，男，汉族，1987年10月16日出生，贵州省遵义市人，住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上诉人（原审被告）：陈红红，女，汉族，1988年1月2日出生，贵州省遵义市人，住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世波，男，汉族，1965年3月10日出生，贵州省遵义市人，住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煜，贵州祥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田洪琴，女，汉族，1973年4月20日出生，贵州省遵义市人，住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帅，贵州千马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贵州首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外环路民政综合楼22号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300590794161U。法定代表人：刘世中。上诉人刘思佳、陈红红、刘世波因与被上诉人田洪琴、原审第三人贵州首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法院(2021)黔0303民初2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1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刘思佳、陈红红、刘世波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直接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田洪琴的诉讼请求，并由被上诉人田洪琴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原判认定刘世波与刘思佳、陈红红系共同借款人属认定事实错误。从刘世波签字的位置看，刘世波并未在《借条》中的借款人处签字，其是在借款人刘思佳、陈红红签字之后隔有两栏处签字，其作为刘思佳的父亲，系以见证人身份在该《借条》中签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条之规定，在被上诉人并未提交刘世波系借款人的其他证据的情况下，不应认定刘世波系共同借款人。2、刘思佳与田洪琴对借款之日起至2019年4月14日的借款本息进行结算，并将结算后的借款本息以及案外人的款项共计130万元，作为田洪琴购买涉案房屋的首付款，并对抵偿房屋的位置、面积、价款等进行了约定，该协议应视为商品房买卖的有效协议。由于刘思佳、陈红红差欠的借款本息已经转换为购买涉案房屋的首付款，故田洪琴的款项已经得到清偿，刘思佳、陈红红没有再向田洪琴支付款项的义务。刘思佳、陈红红与田洪琴之间的借款合同关系已经因刘思佳与田洪琴于2019年4月14日签订的《关于购买汇金农副商城门面的协议》得到清偿而终止。原审第三人贵州首座房开公司已将涉案房屋抵偿给了刘思佳，刘思佳又将涉案房屋抵给田洪琴，原审第三人亦认可刘思佳抵偿房屋的有效性，并同意办理涉案房屋买卖手续。3、基于前述理由，双方之间的借款合同关系已于2019年4月14日清偿终止，已无需支付利息，且本案中刘思佳、陈红红未支付利息的原因系双方已达成了门面协议，现系田洪琴单方违约不履行该协议，故对于2019年4月14日之后的利息上诉人无义务支付。田洪琴二审答辩，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贵州首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二审未作陈述。田洪琴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三被告共同偿还原告借款60万元，并自2017年11月18日起按年利率15.4%向原告支付逾期利息；2、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刘思佳与陈红红原系夫妻，被告刘世波系刘世佳之父。2017年6月18日，被告刘思佳、陈红红、刘世波向原告田洪琴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到田洪琴现金人民币陆拾万元整，利息按百分之二每月计付。借款人一栏如下：借款人：刘思佳陈红红（签名并捺印）二〇一七年六月十八日刘世波（签名并捺印）2017.6.18田洪琴于当日将60万元转到刘思佳的银行账户上。后刘思佳、陈红红向田洪琴支付了部分利息，刘世波也支付了2万元利息。因刘思佳与张元波等五人挂靠贵州建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建筑公司为贵州首座房地产开发公司承建红花岗区外环路汇金、农副商场项目，贵州首座房地产开发公司应向刘思佳等人（建筑公司）支付工程款。与此同时，刘思佳对田洪琴之妹田洪燕负有债务10万元，对案外人陈丽也负有债务。2019年4月14日，刘思佳作为甲方，田洪琴、陈丽作为乙方，签订了《关于购买汇金?农副商城门面的协议》，内容为：甲方因向乙方田洪琴借款85万元，向陈丽借款45万元，共计130万元，现将此借款作为乙方认购遵义市红花岗区外环路汇金?农副商城3号楼7号门面（66.02平方米，单价32500元每平方米）的首付款，如甲方在2019年12月31日前分别付清借款，则门面归甲方，如超期不能按期归还借款，则乙方按照32500元每平方的价格补齐门面差价，门面归乙方所有。甲方保证此间此前未曾被出售、未曾被用于抵押和担保。张元波等挂靠建筑公司的四人作为股东签字认可，首座房开法定代表人在房开公司一栏签字认可。后首座房开在刘思佳持有的协议上加盖了印章，但在田洪琴的协议上未加盖印章。协议上的外环路汇金?农副商场3号楼7号门面现由刘世佳占有，尚未交付田洪琴。诉讼中，原被告双方一致认可，陈丽的借款45万元与田洪琴无关，只是共同写在一张协议中。协议上田洪琴的85万元包括了刘思佳欠田洪琴之妹田洪燕的10万元，刘思佳欠田洪琴75万元，其中60万元本金，15万元利息。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双方于2019年签订协议时，约定本金60万元，利息15万元，未违反法律规定。田洪琴主张从2017年11月18日起按年利率15.4%支付利息，也符合法律规定。由于按年利率15.4%从2017年11月18日计算至2019年4月14日，利息为129613元，少于2019年4月14日协议约定的15万元，系当事人对自己权利的处分，应以田洪琴的主张计算利息。关于刘世波是否是借款人的问题，从借条的书写格式看，刘世波签名是在借款人之下签名并捺印，只是中间2017年6月18日将借款人上下两栏分开，容易让人误认刘世波未在借款人之下签名而已。而且刘世波自己也偿还了20000元给田洪琴，不可能是见证人。因此，刘世波作为共同借款人应付连带责任。关于原被告于2019年4月14日签订协议后，是否已经以物抵债的问题，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存在金钱债务，双方约定以特定物替代原金钱债务的履行，实务上将该种替代履行债务的方式称为以物抵债。《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7年第9期刊登了通州建总集团有限公司与内蒙古兴华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在该案中明确指出：当事人于债务清偿期届满后达成的以物抵债协议，可能构成债的更改，即成立新债务，同时消灭旧债务；亦可能属于新债清偿，即成立新债务，与旧债务并存。基于保护债权的理念，债的更改一般需有当事人明确消灭旧债的合意，否则，当事人于债务清偿期届满后达成的以物抵债协议，性质一般应为新债清偿。在债权人与债务人达成以物抵债协议、新债务与旧债务并存时，确定债权是否得以实现，应以债务人是否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义务为依据。若新债务届期不履行，致使以物抵债协议目的不能实现的，债权人有权请求债务人履行旧债务，且该请求权的行使，并不以以物抵债协议无效、被撤销或者被解除为前提。本案中，双方并未明确约定原借贷债务在协议订立的同时予以消灭，构成新旧债务并存，且房屋并未交付田洪琴，也并未过户，债务清偿的目的未能实现，田洪琴请求履行原借贷债务，符合法律规定，不以以物抵债协议无效、被撤销或者被解除为前提。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七条的规定，判决：被告刘思佳、陈红红、刘世波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田洪琴借款本金60万元及利息（利息按年利率15.4%从2017年11月18日计算至本息付清之日止），三被告负连带责任。本案案件受理费4900元、保全费800元，合计5700元，由三被告各承担1900元，且负连带责任。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查明认定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认定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上诉人刘世波是否系共同借款人；2、本案借贷关系是否因双方于2019年4月14日签订的门面协议而清偿终止。关于争议焦点一，根据涉案《借条》载明的内容及书写的格式看，刘世波在“借款人：刘思佳陈红红”的正下方签字并捺印，只是中间“2017年6月18日”将“刘思佳陈红红”与“刘世波”分开成上下两栏，且刘世波在“借款人”下方签名并没有添加任何其他备注，加之刘世波也偿还了20000元给田洪琴，因此，在刘世波不能举证证明其系作为见证人签名的情况下，一审认定刘世波系本案的共同借款人并无不当。关于争议焦点二，当事人在债务已届清偿期后约定以物抵债，其本质目的是为使债权人受领他种给付以代原定给付后，双方之间原有的债权债务关系消灭。但基于保护债权的理念，债的更改一般需有当事人明确消灭旧债的合意，且确定债权是否得以实现，应以债务人是否按照约定全面履行了自己的义务为依据。本案中，上诉人刘思佳作为甲方与被上诉人田洪琴作为乙方于2019年4月14日签订《关于购买汇金·农副商城门面的协议》，该协议虽约定在债务人未能按期履行金钱债务时，以涉案门面替代原借贷债务的履行，但双方并未明确约定原借贷债务在协议订立时同时予以消灭，且涉案门面未交付田洪琴，也未办理物权转移登记，债务人未全面履行债务清偿行为，故债务清偿的目的并未能实现。因此，一审对于田洪琴请求履行原借贷债务予以支持，并对2019年4月14日之后的利息予以计算，并无不当。综上，刘思佳、陈红红、刘世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800元，由上诉人刘思佳、陈红红、刘世波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张洪审判员陈文玉审判员张钉铭二〇二一年六月七日法官助理毛丹书记员余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