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湘01行终34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沈某，男，19XX年XX月XX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望城区。委托代理人屈卓，湖南三湘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朱鹭，湖南华湘（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望城分局，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高塘岭街道郭亮中路227号。法定代表人舒志清，该分局局长。委托代理人李亚锦，系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望城分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龚璐璐，湖南任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沈某因与被上诉人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望城分局（以下简称望城区资规局）履行征收补偿职责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2019）湘0112行初90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3年4月7日，湖南省人民政府作出(2013)政国土字第561号《农用地转用、土地征收审批单》，批准征收望城区高塘岭街道胜利村9.8288公顷土地，用于望城船舶配件用品项目建设用地。2018年7月16日，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政府发布了涉案项目的《征收土地方案公告》[望征(2018)34号]。2018年9月25日，长沙市望城区国土资源局发布《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征求意见公告》[征求意见公告(2018)50号]。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报批准后，长沙市望城区国土资源局于2019年2月1日发布《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实施公告》[实施公告(2019)14号]。沈某所诉的涉案房屋以沈某弟弟沈正良作为户主，该房屋及附属设施在该用地红线范围内。2018年9月6日、9月15日、2019年1月31日，长沙市望城区征地拆迁事务所分别公布了《望城船舶配件用品（望城区人民医院）项目征拆情况公示表》一榜、二榜、三榜。2018年9月27日，长沙市望城区征地拆迁事务所与沈正良户签订《望城船舶配件用品（望城区人民医院）项目房屋协议拆迁腾地补偿合同》，该合同载明沈正良户家庭成员为：沈正良（户主、农）、胡翠香（妻、农）、沈宁（长女、农）、肖峰（女婿、农）、肖静轩（外孙女，农）、肖子毅（外孙、农）、沈雅怡（二女、农）、吴翠兰（母、农）。核算涉案房屋总建筑面积480.34平方米（其中合法建筑面积360平方米，违章建筑面积120.34平方米）。长沙市望城区征地拆迁事务所按照长沙市和望城区关于征拆安置有关规定核算房屋补偿费356877元，装饰装修及设施补偿费204163元，室外设施补偿费105600元，生产用房补助费15600元，搬迁补助费8640元，过渡费69120元，农用工具、牲畜补偿费2000元，购房补助、补贴1014400元，征收补偿款合计1776400元（不含奖金93600元）。涉案房屋已拆除。原审法院另查明，沈某1974年参军，1979年提干户籍转出，1984年转业后回望城县纪委工作，1992年调望城县税务局，现已退休，其户籍为非农业户口。沈某向原审法院提供了涉案房屋权属分配协议书，载明：“根据父亲生前1988年的安排，现有1973年建筑房屋（属历史建筑）两间半，共计197.62平方米，现将房屋所有权划分如下：1、其中一间半106.81平方米，归沈某所有；2、其中一间90.81平方米归沈正良所有。2018年3月15日”。原审法院再查明，因机构改革调整，原长沙市望城区国土资源局的相关职能职责已并入新组建的望城区资规局。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国家征收土地的，依照法定程序批准后，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予以公告并组织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三款规定：“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根据经批准的征收土地方案，会同有关部门拟订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在被征收土地所在地的乡（镇）、村予以公告，听取被征收土地的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意见。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报市、县人民政府批准后，由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因此，望城区资规局具有对被征土地上的房屋依法认定和补偿以及对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予以补偿安置的法定职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和《长沙市征地补偿安置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征地安置对象为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沈某为非农业户口，并非当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沈某要求被告对其进行补偿安置没有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沈某提出要求被告支付房屋补偿费、装饰装修及设施补偿费702809.8元，经审查，农村房屋征收按户进行补偿安置，涉案房屋以沈某弟弟沈正良作为户主，与望城区资规局职能部门长沙市望城区征地拆迁事务所签订了拆迁腾地补偿合同，望城区资规局对涉案房屋已经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和政策进行了足额补偿，沈某再次提出要求对其按国有土地房屋征收标准计算房屋补偿的理由不能成立。沈某对其家庭财产份额主张权利可在其家庭内部另行通过法律途径主张。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沈某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沈某负担。上诉人沈某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湘0112行初90号行政判决书；2、依法判令被上诉人对本案上诉人依法履行征地补偿职责；3、依法判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房屋补偿费、装饰装修及设施补偿费共计702809.8元；4、本案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回避了被上诉人针对上诉人的房屋补偿方案的合法性及合理性的审查，使一审判决沦为形式判决。本案所涉房屋系1973年由村集体统一兴建，按照当时家庭人口（7人）核算，沈某及其父母、兄弟姐妹（沈壮益、沈某、沈正良、沈利岗）一家共分配到三间半房屋，即现沈正良户。其中沈壮益和沈利岗成家后，另立户新建房屋。结合《长沙市征地补偿实施办法》第十二条规定，本案所涉房屋系1987年以前兴建，系历史建筑，属于合法建筑。后家庭成员已达成一致意见，剩余两间半房屋由沈某与沈正良所有，房屋面积共197.62平方米，其中沈某房屋面积106.81平方米，沈正良的房屋面积90.81平方米。被上诉人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将上诉人沈某个人所有的合法房屋面积算至其弟沈建文户房屋面积内，即197.62平方米加上沈正良另行新建282.72平方米。按照望城区的拆迁政策，沈正良户家庭人口数8人核算，对于超出合法面积部分的120.34平方米，按违章建筑认定，即每平方米390元的标准予以补偿。该补偿方案直接导致沈某个人合法所有的面积117.8㎡变成违章建筑。合法财产与违章建筑间的认定也需要进行审查作出，而该拆迁补偿方案实质替代了认定程序，侵犯了上诉人的财产所有权。二、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的弟弟签订的《拆迁腾地补偿合同》并不能代表上诉人的意思。一审法院以此并认定被上诉人已按方案足额补偿，无任何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之规定，本案上诉人从未授权委托他人与被上诉人及拆迁事务所签订《拆迁腾地补偿合同》，且上诉人对此行为不予以认可。沈正良户仅对其所属的部分房屋有权处分，无权直接对属于上诉人所有的房屋进行处分而与被上诉人订立合同。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的弟弟沈正良签订该协议的行为属于无效法律行为，对上诉人不发生法律效力，更不能视为已针对上诉人所诉房屋进行合理的补偿安置。另《拆迁腾地补偿合同》直接剥夺了上诉人的物权，违反了相关的法律规定，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利益。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拆迁补偿合同侵犯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应属于无效的合同，不具备法律效力。三、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家庭财产份额可在家庭内部另行诉讼主张，实质上是将上诉人的合法财产与其弟弟的财产混同一起，忽略了案件的本身事实，直接将本应由政府履行补偿安置的法定职责转移到家庭内部。上诉人与其弟沈正良在1988年就已各自成家分户，双方对所诉房屋的财产分割达成明确的约定，已各自独立使用，且《拆迁腾地补偿合同》中所载明均为沈正良户的家庭成员，并没有沈某户的家庭成员，而一审法院的判决又将双方家庭的财产再次混同在一起进行认定，明显互为矛盾。退一步说，即便上诉人另行诉讼沈正良户分割其应有的财产份额，法院判决沈正良户补偿面积中106.81平方米属于上诉人所有，那么沈正良户剩余合法补偿面积则为253.19平方米，而沈正良户认定的合法面积有360平方米，沈正良户该部分房屋合法面积又由谁来进行补偿。一审判决实际上等同于将本应由被上诉人履行的征收补偿安置的法定职责推向了家庭内部纠纷，最终受益方则变成了被上诉人望城资规局，而损害的却是人民的利益。四、一审法院对于征地安置对象的认定适用法律明显错误。一审判决引用《长沙市征地补偿安置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征地安置对象为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并以本案上诉人为非农业户口，并非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为由，认为请求补偿安置没有法律依据。上诉人认为，根据《长沙市征地补偿安置条例》第二条第二款：“本条例所称征地补偿安置，是指因依法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而对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和其他权利人进行补偿、安置的行为”的规定。征地补偿安置并非只针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或村民，对于其他权利人也是属于征地补偿安置对象。而本案的上诉人在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一直享有合法的财产权利，且一审法院已对上诉人在本村集体的财产状况查明。按照该规定，本案上诉人也属于征地补偿安置的对象。上诉人并未主张土地补偿费以及其他的安置补偿费用，仅要求对合法的财产依法补偿。原审法院断章取义的适用法律依据，将上诉人剔除在征地补偿安置对象之列，侵犯了上诉人的合法财产权，明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望城区资规局答辩称：1、涉案项目征地拆迁程序合法，经过省政府相关审批单合法审批且沈某所涉的房屋及基础上设施在该项目红线范围内，接着望城区政府和望城区资规局发布了相关公告，而且相关公告分别送达到被征地集体经济组织，在被征地进行了公示张贴的程序。2、沈正良户与望城区资规局签署的房屋协议拆迁腾地补偿合同，系其家庭户成员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且已经全部履行完毕，望城区资规局对沈正良户的房屋及人口进行调查核实得知八人符合本次拆迁项目中得到安置补偿的标准。而沈某属于非农户口，不属于安置补偿的对象。3、根据长沙市征地补偿安置条例第29条之规定，征地安置的对象是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以户籍为主要原则，居住在农村经济组织以承包耕地为生活生产的来源，而沈某已经享受城镇社会保障属于非农业户口，其有固定的收入来源，因此沈某实际上未享有经济组织的权利，同时未履行其义务，因此沈某不属于征地补偿安置的对象。4、农村房屋征收是以户进行补偿安置涉案房屋的户主是沈某的弟弟，其作为户主与望城区资规局的职能部门签订的拆迁合同是符合法律规定的而且望城区资规局已经按照法律法规进行了足额的补偿，在此望城区资规局不存在再重复对沈某另外进行安置补偿的情况，况且沈某是不符合安置补偿的法定资格的，沈某所在的家庭内部成员可就其家庭内部房屋分配的事宜进行协商解决，有必要时可通过其他合法的法律途径保障自己的权益，与本案的行政纠纷无实质关联性。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一审法院已经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二审中，经询问，沈某陈述其父亲1992年去世，母亲仍在世。本院认为：《长沙市征地补偿实施办法》第四条规定，区、县（市）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办理征地补偿登记，并组织进行现场调查核实，按规定拨付征地补偿费用等具体的征地补偿工作。本案中，望城区资规局作为长沙市望城区土地行政管理部门，在征收集体土地过程中具有对地上附着物补偿的职责。沈某上诉提出“涉案房屋系1973年村集体统一兴建，按当时家庭人口分得房屋面积192.62平方米，后经家庭成员同意其本人分得其中106.81平方米房屋，望城区资规局在征收集体土地过程中应对其履行补偿职责”的意见，经审查，涉案房屋（位于望城区，面积197.62平方米）系以沈某的父亲为户主的家庭户在1987年前所取得的历史建筑，沈某入伍提干后，户口迁出原籍并转为非农业人口。沈某父亲去世后，沈某母亲的户口伴靠沈正良户，沈正良户新建一栋未办理建房手续的房屋。在征收拆迁过程中，查明沈正良户房屋总面积为480.34平方米（包括老宅和新建房屋），按该家庭现有在籍农业人口8人核算合法面积为360平方米。农村房屋征收应按户进行补偿安置，望城区资规局下属职能部门长沙市望城区征地拆迁事务所与以沈正良为户主的家庭户签订拆迁腾地补偿合同，对涉案房屋已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和政策进行足额补偿。沈某早已转为非农业户口并另行立户，沈某请求望城区资规局对涉案房屋部分面积再次予以征收补偿，缺乏法律依据，一审判决对此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沈某根据家庭内部房屋分配协议取得的财产权益可在其家庭内部另行依法解决。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沈某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受理费50元，由沈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熊晓震审判员  杨林华审判员  廖国娟二〇二〇年六月四日书记员  杨 琼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