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鄂硚口民二初字第396号原告：柳玄文，男，1980年4月25日生，汉族。原告：王光君，男，1970年5月10日生，汉族。共同委托代理人：艾勇，湖北万泽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告：杨水波，男，1950年6月5日生，汉族。被告：杨霞，女，1962年12月10日生，汉族。共同委托代理人：李祥熙，湖北创智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第三人：查爱国，男，汉族，1965年7月19日生。委托代理人：吉欢欢，湖北全成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第三人：十堰市国之盾传媒广告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十堰市北京中路15号。法定代表人：查爱国原告柳玄文、王光君与被告杨水波、杨霞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组成由审判员姚伏担任审判长、人民陪审员唐望东、耿汉英参加的合议庭，于2015年7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依法追加十堰市国之盾传媒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之盾公司）、查爱国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并于2015年9月11日、11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柳玄文、王光君的委托代理人艾勇，被告杨水波、杨霞及委托代理人李祥熙，第三人查爱国的委托代理人吉欢欢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国之盾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柳玄文、王光君诉称，2011年7月15日，原告与被告协商共同投资第三人国之盾公司“110报警牌”项目，两被告谎称其占有该公司10%的股权，同时告知原告，如两原告投资280万元，则可占有该公司20%的股权，在此基础上，原、被告于2011年7月15日签订了合作协议，约定两原告向两被告支付280万元，两被告则让原告享有国之盾公司20%的股权，后两原告分别于2011年7月18日、8月29日向被告杨水波汇款230万元，并向被告杨霞借款50万元作为合同款项，共计人民币280万元，其中借款50万元每月向被告杨霞支付利息7500元。后经原告了解，两被告均非国之盾公司的合法股东，同时该公司的注册资本仅为人民币10万元，在了解这些情况后原告一直要求被告返还合同款，但被告以种种理由推脱，同时该项目也未见实施。原告认为两被告的行为存在严重欺诈，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起诉至法院，请求：1、判令解除原、被告2011年7月15日签订的协议书；2、判令两被告共同返还原告人民币2940771元及利息529078元（230万元利息计算：230万元×6%÷365天×1355天=512301.37元；140771元利息计算：140771元×6%÷365天×725天=16776.8元，后续利息直至被告支付全部款项之日止）；3、判令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被告杨水波、杨霞共同辩称，1、两被告在本案中的作用是推荐代理办事，将国之盾公司就查爱国出售股权的消息推荐介绍给原告，同时将280万元按照原告的委托交给查爱国，购得20%的股权，这个是介绍代理关系。2、代理工作已经全部完成，钱已经全部交付，购买股权已经全部实现，代理关系不可逆转的，原告的诉讼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请求依法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第三人查爱国述称，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协议约定原告向被告支付280万元，享有第三人国之盾公司20%的股权，两被告已经按照协议将280万元交给第三人查爱国，已经全面履行了协议，且该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是合法有效的，不存在欺骗的行为，请求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国之盾公司未出庭应诉，也未提交书面意见。原告柳玄文、王光君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2011年7月15日的协议书一份。证明原、被告之间形成的合同关系及合同约定的主要权利义务。证据二、转账证明3份。证明原告向被告按合同义务支付了人民币230万元，同时，原告少向被告支付50万元，是作为原告向被告的借款，原告每月向被告支付了利息7500元。证据三、工商部门信息查询单。证明被告并非协议书中所说是国之盾公司的股东，被告在签署协议书时隐瞒了事实，存在欺诈行为。被告杨水波、杨霞对原告证据一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不持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合同是合法有效的，不存在欺诈行为。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280万元两被告的确收到了，但是每个月的利息只支付了一年多，后来就没有支付了。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公司的股东分为显名股东和隐名股东，显名股东在相关资料中有注明，但是还存在隐名股东，不能因为是隐名股东就不认可是该公司的股东，被告认为杨水波是该公司的隐名股东。原告的逻辑存在缺陷，原告说杨水波在公司没有股份所以存在欺诈，但是原告购买的是查爱国的股份，不是购买的杨水波的股份，既然没有购买杨水波的股份就不存在欺诈，所以原告逻辑上是荒谬的。第三人查爱国认为原告证据一、二与其无关，故不予质证。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意义，认为被告杨水波虽然不是公司工商登记资料显示的股东，但是其实际出资购买了第三人查爱国的股份，取得了公司10%的股权，公司其他股东是明知的。两被告未支持其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报警牌图样。证明被告要投资的项目“110报警定位牌“图样。证据二、协议（2011年7月15日）。证明原、被告之间不是共同投资，而是原告自己决定投资并将股权自愿计算在被告名下，同时委托被告收款后向公司交款。证据三、股权转让协议（2011年7月20日）。证明被告出资人民币100万元，董事长查爱国将所占公司的股权中转让10%给被告。证据四、公司财务收据及转账凭证。证明查爱国收到被告的款项后所出具的财务收据，以公司名义出具收据是因为公司财务是查爱国的女儿。证据五、股权转让协议。证明公司在查爱国收到被告代交的280万元投资款后将自己所占公司50%股权中转让20%给原告。证据六、报警牌项目请示批示（复印件）。证明十堰市公安局向十堰市政府上报的“110报警定位牌”项目的请示及相关领导的批示。证据七、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证（扫描件）。证明十堰市住建委发证同意户外广告设置。证据八、授权委托书（扫描件）。证明北京京基越润国际广告公司取得十堰市公安局独家代理十堰市“110警示牌”广告的授权。证据九、委托书（复印件）。证明北京京基越润国际广告公司委托国之盾公司的查爱国、皮汉明落实十堰地区“110警示牌”招商工作。原告对被告证据一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认为真实性认为无从考究，认为图样不能显示和被告、第三人之间有任何关联，认为图样并不能证明这就是原告要投资的项目，不能证明和本案有关系。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协议不能证明是原告自己决定投资而不是共同投资，不能证明委托被告收款后向公司交款的行为是否存在。对证据三，原告认为没有参与，无从考究，无法核实的真实性，协议的性质认为是一个股权转让协议，公司法规定需要股东会决议、工商变更登记、双方签订的股权协议，但是对方仅用股权转让协议认定双方的股权转让行为，认为有瑕疵，且协议中没有明确主体，认为协议主体混乱。合同签订的时间是2011年7月20日，这个时候仅就合同本身而言，上面写乙方出资100万元，获得公司10%的股权，但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合同是2011年7月15日，合同上陈述被告已经取得了10%的股权，但是被告取得股权的依据是在2011年7月20日签订的协议，所以对真实性有异议。对证据四中2011年5月18日收据真实性有异议，如果是股权转让费应当交给查爱国，而不是由公司出具收据，且大额款项支付需要银行的转账记录作为支撑，仅凭收据不能证明资金的去向。2011年7月22日和2011年9月26日的收据，认为钱不应当交给国之盾公司，且相应的转账凭证被告应当予以出示，不能仅凭被告和第三人之间的认可就表示支付行为的完成，因为他们两个之间有利害关系。后被告向本院提交转账凭证，原告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仍不认可其证明目的。对证据五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证据三上写乙方出资100万元，获得公司10%的股权，但是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合同是2011年7月15日，合同上陈述被告已经取得了10%的股权，但是被告取得股权的依据合同是在2011年7月20日签订的，所以对真实性有异议。协议的第一条说明项目是属于查爱国的而非国之盾公司的，被告提供的两份协议因为是同天签订的，协议上没有写明10%的股权是何时取得的，且协议中“乙方向合作人承担责任”表示合作人是本案原告，仅需要被告向第三人承担责任，这个是被告和查爱国之间的协议约定。根据被告与第三人之间的协议约定，原告即不能向国之盾公司主张权利，也不能向查爱国主张权利，因为第三人和被告杨水波有协议约定，而原告没有。合同第二条中写的是项目投资，和股权是两个概念，这个是相互矛盾的，所以对原告投资的钱到底是股权转让投资还是项目投资在理解上有歧义。对证据六、七，认为无原件，无法核实真实性，且证据本身无法体现与本案原、被告和第三人之间的关联性，无法证明项目是否由被告承接，即便该证据是真实的，也不能证明和被告还有第三人有何关系。对证据八真实性有异议，认为是扫描件无法核实，对该证据不予质证。对证据九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无原件无法核实。从证据八上体现是北京京基越润国际广告公司取得的代理权，故委托书不能以办事处的名义作出，而应以北京京基越润国际广告公司进行授权，办事处并非独立的法人机构，不能进行授权，其授权行为不能代表公司。且受托人是皮汉明、查爱国，与国之盾公司有何关系无法体现。所以从证据本身来看北京京基越润国际广告公司从未授权国之盾公司，故国之盾公司对该项目并无任何权利。第三人查爱国对两被告以上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无异议。另，为了查明案件事实，本院向十堰市公安局去函，后十堰市公安局书面回函，内容如下：2007年，北京京基越润国际广告公司负责人王军峰多次与我局警令部指挥调度科联系，洽谈采取公益广告招商养牌子的方式“免费为我市制作安装110报警定位提示牌”事宜，我们认为110报警定位提示牌有利于群众报警的精确定位，便于服务群众，且符合上级要求，为便于该公司开展运作，2008年4月22日，我局警部指挥调度科为该公司进行了授权，并口头约定在取得市政府相关部门及市局领导批准后方可实施。因在户外设置公益广告牌需报住建部门审批，且我市在积极争创国家级文明城、卫生城、环保城、生态城、园林城、市委市政府严格控制在户外设置广告牌，后我局经多方协调，市住建部门于2012年2月批准我局可在城区次干道背街小巷设置2000块110报警定位提示牌，由于设置区域和数量不能满足110报警定位提示牌的功能需求，达不到预期效果，导致授权事项无法实现，我局随后终止了该项工作，北京京基越润国际广告公司未在我市安装110报警定位提示牌。我局正与北京京基越润国际广告公司联系，收回“授权委托书”，并声明该项“授权委托书”不合乎授权规则且失效，不再具备法律效力。经审核，本院对双方提交证据的真实性认定如下：对原告提交的被告无异议的三份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采信。对被告提交的证据，结合十堰市公安局的复函，本院对其证据一、二、三、四（230万元的收据除外）、五、六、七、八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对以上证据的证明目的，本院将综合全案事实综合予以评判。对于被告的证据九，因被告未提供原件，也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不予采信。对于被告证据四中230万元的收据，结合原告向被告的汇款凭证，因原告向被告杨水波付足230万元的截止时间为2011年8月29日，且杨水波向查爱国付足230万元的截止时间亦为2011年8月29日。但被告提供的金额为230万元的收据在2011年7月22日即已开具（收款方式为银行转账），且实际的收款人与收据的出具人不一致，故对其真实性和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经审理查明，两被告系兄妹关系，两被告与第三人查爱国系亲戚关系，第三人查爱国系第三人国之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2011年，第三人查爱国以其公司承接了十堰市110报警牌项目且缺少资金为由与被告杨水波商量筹款事宜，被告杨水波、杨霞找到两原告协商，双方于2011年7月15日签订协议一份，内容为：甲方（被告）受邀加盟第三人国之盾公司，该公司承接了“110报警牌”项目，经人介绍甲方邀约乙方（原告）到十堰实地考察洽谈合作达成协议如下：一、甲方受邀后，对“110报警牌”项目进行反复考察论证，认为是一个很有前景的项目，故对该公司投资取得了10%的股权。二、经甲方的推荐和乙方的实地考察，乙方决定向该公司进行投资，经与甲方反复磋商，并报公司董事长同意，乙方投资人民币280万元取得该公司20%的股权，该股权乙方同意计算在甲方名下，这样甲方占有该公司30%的股权。三、付款方法，该协议签字生效后，乙方一次性向甲方支付人民币140万元。余款140万元于2011年8月30日前再一次付给甲方。甲方在收款后向乙方打收款条确认然后再向甲方公司交款。四、权利义务，甲方负责项目进度，并监督投资款专款专用，保障资金安全……。五、利润分配：该项目启动取得收益后，每半年在成本核算的基础上，进行利润分成。各股东按照各自所占的份额取得收益。甲方将取得分成的三分之二，在三天内及时支付给乙方……协议签订后，原告柳玄文分别于2017年7月18日、8月29日向被告杨水波汇款人民币140万元、90万元，其余50万元作为原告向被告杨霞的借款，约定每月向被告杨霞支付利息7500元。被告杨水波分别于2011年7月20日、7月22日、8月29日向第三人查爱国汇款人民币50万元、70万元、110万元，并于2011年9月向国之盾公司支付现金50万元，国之盾公司向杨水波开具金额为50万元的收据。另查明，2011年7月20日，被告杨水波作为乙方同甲方即第三人国之盾公司、查爱国签订协议一份，内容为：甲、乙双方系亲戚关系，甲方在十堰市注册了“国之盾公司”并承接了“110报警牌”项目，为了该项目的顺利实施和发展，经双方磋商，达成协议如下：一、甲方诚恳邀请乙方加盟甲方的“国之盾公司”，共同经营和打理该公司的一切业务，尤其是“110报警牌”项目。甲方自愿将该公司10%的股权转让给乙方。二、乙方出资人民币壹佰万元（100万元）和自己的工作阅历，人脉关系以技术含量，从出资之日起作为乙方加盟该公司的入股费。三、乙方在该项目正式启动时，接受甲方邀请，辞去原有工作，到十堰参加该公司的管理和项目的运作。充分发挥自己的工作经验和阅历促进该项目的顺利实施。四、甲方对乙方的加盟，除保障其食宿和一切办公条件外，每月发工资人民币3000元（工资计入公司正常成本核算），为本公司业务内的交通、通信等费用据实报销。五、利润分配，该项目收取利益后，根据公司的统一安排，每半年在成本核算的基础上，进行利润分成，各股东根据自己所占股份获取收益。六、本协议一式二份，签字生效，未尽事宜，口头协商解决。2011年7月20日，被告杨水波作为乙方同甲方即第三人国之盾公司、查爱国又签订协议一份，内容为：甲方在十堰市注册了“十堰市国之盾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并承接了“110报警牌”项目，因甲、乙双方系亲戚，甲方特邀约乙方加盟该公司参加“110报警牌”项目的运作和管理，经双方协商达成协议如下:一、甲方在“110报警牌”项目面临启动缺乏200万元左右的启动资金，特委托乙方筹措。筹集办法一是高息借款，二是转让部分股权。二、乙方根据甲方的要求，经努力工作找到了合作人，经实地考察和反复洽谈，合作人决定向“110报警牌”项目投资人民币280万元，取得该公司20%的股权。三、因乙方投资并取得该公司10%的股权，合作人要求将自己投资所占的20%股权计算在乙方名下，乙方共占该公司30%的股权，合作人向乙方交钱投资，乙方向合作人承担责任。四、为减轻乙方压力和保障合作人投资款的安全，经合作人提出，甲、乙双方商量同意，采取如下措施：一是，采取优先分红的办法，即，从该项目启动取得收益后，在保障项目流动资金的前提下，优先向合作人分红，分次直至合作人收回总投资的80%，然后公司再正常分成。二是，对投资款实行专款专用，除此项目外，不得挪作它用。三是，对投资实行会计、出纳双重监管。五、此协议一式两份，签字后生效，未尽事宜，口头协商解决。上述两份协议中甲方的落款均为国之盾公司的合同专用章及法定代表人查爱国的签名。再查明，关于十堰市“110报警牌”项目，十堰市公安局警令部指挥调度科曾于2008年4月22日授权北京京基越润国际广告公司负责，但该项目后因各种原因没有最终实施。本案争议的焦点是系原、被告双方签订协议的真实目的及第三人是否取得十堰市“110报警牌”项目的相关授权。关于焦点一、虽被告及第三人查爱国均称原告的出资系购买查爱国20%的股权，理由主要为原告与被告在2011年7月11日签订的协议第二条明确约定原告出资280万元取得国之盾公司20%的股权。但该协议第三、四条中明确约定，被告在收到原告的投资款后将该款项向国之盾公司交纳，并应辞去原有工作，参加该项目的管理和运作，监督投资款专款专用，保证资金安全。如果是股权转让款，则该款项应约定支付给股权出让者即查爱国而不是交给国之盾公司，被告也不存在监督投资款专款专用，保证资金安全的义务。同时，被告提交的其与第三人的协议中虽有股权的表述，但从利润分配的约定来看，原告的出资仍属于对“110报警牌”项目的投资，而非购买股权。结合三协议全文，本院认定原、被告签订协议的真实目的是原、被告共同投资（其中原告出资280万元）到被告所称的第三人国之盾公司在十堰市“110报警牌”项目，并取得该项目的收益，而不是购买第三人查爱国的股份。关于焦点二、被告及第三人查爱国虽均称第三人国之盾公司已取得十堰市“110报警牌”项目的相关授权。虽十堰市公安局相关部门曾向北京京基越润国际广告公司书面授权在其辖区内安装“110报警牌”，但第三人是否取得北京京基越润国际广告公司授权及原委托人十堰市公安局是否同意北京京基越润国际广告公司的转委托，被告及第三人均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本院认定第三人并未取得十堰市“110报警牌”项目的相关授权。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签订协议并出资的前提是第三人国之盾公司获得十堰市“110报警牌”项目的相关授权，但至今被告及第三人均无证据证明第三人国之盾公司获得过相关授权，且十堰市公安局已明确表示“110报警牌”项目已经终止，故原告与被告签订协议的目的无法实现，其请求解除双方于2011年7月15日协议的请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告请求返还人民币2940771元的请求，本院认为，两原告实际向两被告支付的款项为人民币280万元，其请求中280万元的部分有理，本院予以支持，超出部分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利息的请求，应从原告向本院起诉之日（2015年4月29日）起算，以280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公布的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时止。综上，经合议庭评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缺席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柳玄文、王光君与被告杨水波、杨霞于2011年7月15日签订的协议。二、被告杨水波、杨霞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一次性返还原告柳玄文、王光君人民币280万元及利息（以280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公布的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从2015年4月29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时止）。三、驳回原告柳玄文、王光君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4588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39558元，由原告柳玄文、王光君自行承担4558元，被告杨水波、杨霞承担35000元（该费用原告已垫付，被告在支付上述款项时一并支付给原告）。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姚 伏人民陪审员  唐望东人民陪审员  耿汉英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六日书 记 员  王 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