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6)闽民申2244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冯某1，男，1928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天华，福建远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凤斌，福建远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吴某1，女，1924年12月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现住福建省福州市。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危某，男，1947年5月1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现住福建省福州市。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冯某2，男，1978年11月3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现住福建省福州市。再审申请人冯某1与被申请人吴某1、危某、冯某2(以下简称吴某1等三人)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闽01民终24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冯某1申请再审称，(一)冯某1在第一次提起离婚后财产纠纷诉讼一审期间，曾申请1980年担任鳝溪农场后街村工区主任的吴某3作为证人出庭作证，证实鳝溪农场村后溪74号的宅基地是1976年前审批的，冯某1还提交了《有关新盖房屋的规定》用以证明吴某3在1976年10月22日还为他人批地批房，但一审不认可吴某3的证言。吴某3的证言可以证明涉讼房屋系冯某1与吴某1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建。同村的村民吴某2、唐雪明、吴章霖等亦证明涉讼74号房产系在冯某1与吴某1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产权。(二)鳝溪农场出具的1996年宅基地使用证明系非法取得且系无效的。涉讼房屋所占土地系农村宅基地，根据当时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宅基地的审批要按法定程序进行，但危某并未向一二审法院提供有权机关的审批手续。冯某1虽无法提供相关的审批手续，但冯某1家庭是以吴某1名义在1976年申请批地的，当时土地管理法尚未颁布施行，因此冯某1无法向法院提供相关审批手续，符合常理。一二审审理中，双溪农场的负责人出庭作证，明确表达了涉讼宅基地的审批时间在1976年，申请人是吴某1，一二审对相关事实没有认真甄别而迳行认定冯某1证据不足，有失偏颇。此外，为危某、冯某2出具宅基地使用证明的相关人员也因贪污受贿出具虚假证明而被追究刑事责任或自杀，该事实亦足以证明涉讼宅基地使用证明是不真实的。(三)《有关新盖房屋的规定》及房屋使用权审批表与吴某1提交的鳝溪农场于2007年7月7日出具的《福州市鳝溪农场宅基地所有权证审批》存在冲突，且危某于2010年12月25日出具的关于“鳝农宅地字第0000405号”的报告里称“该建房用地系本人于1976年向农场申请、审批的”，怎么又变成1996年申请。因冯某1多次前往有关部门调取相关证据，但有关部门不肯出具，其向二审申请调查取证，以查清事实，但二审未调查取证。其实只要调取1996年以前的航拍资料，就足以证明。如果1996年以前，讼争宅基地空置没有建房，就证明讼争房是1996年申请并建造的；如果讼争宅基地在1996年之前早已建房，则可以证明吴某1等三人隐瞒事实，而一二审未查清事实，属认定事实不清的情形。(四)一二审中，危某仅提供《房屋使用权证审批表》、《宅基地使用证明书》以证明其为74号房屋所有权人，但该证据显示：房屋类型为旧房改建，建房时间为1976年。那么旧房的所有权人危某如何取得旧房改建权利、旧房改建审批手续是否有原旧房的来源材料等问题，一二审均未查清就草率下判，属认定的基本事实错误的情形。综上，冯某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九条、第二百条第(二)项、第(三)项、第(五)项的规定申请再审。本院审查查明如下事实：1.危某持有鳝农宅地字第0000405号《福州市鳝溪农场宅基地使用证明书》(以下简称第405号《宅基地使用证明书》)，上载明：“危某：经农场研究同意你建房用地87.3平方米；座落后溪……”；“批地时间：1996年3月”；“换证时间：2006年12月”；“发证机关：福州市鳝溪农场”。该宅基地使用证明书上盖有福州市鳝溪农场的印章。危某还持有(鳝农房)字第017号《房屋使用权证明书》(以下简称第17号《房屋使用权证明书》)，上载明：“危某：经批房小组研究同意你建房屋，座落后溪上巷，……。特发给证明书”；“发证机关：福州市鳝溪农场”；发证时间为：1996年3月6日。该证明书上盖有福州市鳝溪农场的印章。2.在户名为危某的2002年5月4日《房屋使用权证审批表》中载明：房屋类型：旧房改建；房屋座落和门号：后溪后巷；建房时间：1982年；农场土地管理部门意见：“旧房改建。李苏、吴某42002年4月24日”。在另一份户名亦为危某的《房屋使用权证审批表》中载明：房屋类型：旧房；房屋座落和门号：后溪村；建房时间：1976年；农场土地管理部门意见：“旧房。李苏、吴某42002年4月24日”。3.福州市农工商集团总公司因鳝溪农场片区拆迁，于2007年7月17日对鳝溪农场出具的《宅基地使用证明书》、建房年限、面积、权属情况等进行公示。其中，危某的门牌地址为“鳝溪后溪”、建设时间为1996年、鳝农宅地字号为“NO：0000405”；冯某2的门牌地址为“鳝溪后溪”、建设时间为1996年、鳝农宅地字号为“NO：0000404”。4．冯某1于2010年12月21日以吴某1为被告，向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提起离婚后财产纠纷诉讼。该院于2011年3月12日作出（2011）晋民初字第295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前案判决），认为因原告冯某1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涉讼74号房产系其与被告吴某1共同所有，故冯某1分割该房屋的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在该案审理中，冯某1向一审法院提供了《有关新盖房屋的规定》。该规定载明：“一、按照国家农村六十条中第二十一条规定精神，所有空地都是为农场、工区集体所有，任何人不得任意盖人畜舍，但如果确实需要起盖者，应予先写一份书面申请，送工区研究报场批准后，方可动工。违者自己负责。二、凡新盖房屋应由工区和场部统一安排，其坐落、方向规格等必须按统一安排进行施工。三、凡职工需要新盖房屋，应该首先准备好材料，由批准之日算起在两年内盖完能够居住，如果超过时间未盖，每间每年应负责赔偿地上物损失肆拾元，……”。该规定上除盖有盖房人吴文玉、林玉英等三人的私章外，还盖有国营福州市双溪农场的公章以及冯以松、吴某3的印章。在该案一审庭审中，证人吴某2出庭作证称：“74号房屋原来是我的粪坑，是以吴某1名义在七几年批得，房屋大概有三四间。”证人叶某出庭作证称：“我当时是农场干部，我当时负责土地审批，76年将土地批给吴某1盖房。”对于涉讼74号房是用谁的名义批得的问题，叶某称：“我不识字，只知道当时是吴某1来审批，危某是在房屋建好后才来的。”5.2011年3月18日，吴某3出具《证明》称：“本人吴某3，1980年前系担任晋安区鳝溪农场后街村工区主任，曾于1976年前批地一块，给鳝溪农场后街村吴某1建房(即现在74号房屋)。并于2011年3月2日亲到鼓山法庭作证，以上情况完全属实。特书面出具，以示真实。”在该证明上除有吴某3的签字及手印外，还盖有“福州市鳝溪农场场民代表工作小组专用章”，在专用章处写有“同意报请农场核实。罗亚男2014.11.3”等内容。6．冯某1向一审法院提供了一份落款时间为2014年11月3日的《证明》，上载有：“晋安区鼓山镇鳝溪农场后巷溪村74号房屋属吴某1房产，系76年鳝溪农场及工区主任吴某3批地一块所建，后工区主任吴某3曾于2011年3月2日亲到晋安区法院鼓山法庭作证，……另外当时帮助筹建74号房屋的村民冯志榆等人出具的盖手印证明一份”。在该证明上，盖有“福州市鳝溪农场场民代表工作小组专用章”，在专用章处写有“同意报请农场核实。罗亚男2014.11.3”等内容。此外，该证明上还有“以上审批手续确系事实，本场管理土地干部吴某42014年11月15日”等内容。7．在本院审查期间，鳝溪农场于2017年6月15日向本院出具《声明》称：“2011年12月2日下午，农场场民代表大会经农场场民代表协商酝酿在农场成立一个负责农场日常事务的机构，全称为‘福州市鳝溪农场场民代表工作小组’。该小组作为农场属地管理前的过渡性机构，目的是便于熟悉农场基本情况，为属地管理做好前期准备工作。该小组工作性质为只对内不对外，为农场内部组织，非管理机构。”8.在本院2017年6月16日组织的询问中，本院另查明如下事实：(1)冯某1称：本案中的证人吴某3与前案中的证人叶某系同一人，吴某3原来是童养媳。(2)危某向本院提供其与冯某玉的结婚证，用以证明其与冯某玉在1974年12月13日领取结婚证。冯某1对该结婚证的真实性无异议。(3)危某称，涉讼74号房的建房用地“系我本人于1976年向农场申请、审批的。”“当时我是以村民身份申请的。该房是我盖的，盖房的费用都是我支付的，总价1500元。”“是1976年建房的，刚开始没钱，盖的是瓦房，后来慢慢改成水泥房”，“分了四次改建。”(4)对于鳝溪农场管理土地干部吴某4于2002年4月24日在户主为危某的《房屋使用权证审批表》上签字确认，后又在2014年11月3日的《证明》中，证明1976年涉讼土地系批给吴某1的，该二者之间存在矛盾的问题，冯某1称：“吴某4是下面的干部，上面的厂长副厂长签字了，下面的吴某4要不要签？”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冯某1提供的证据是否足以推翻危某持有的第405号《宅基地使用证明书》及第17号《房屋使用权证明书》。对此，本院分析如下：首先，冯某1向一审法院提供的2014年11月3日的《证明》虽载有涉讼74号房屋系吴某1房产，该地块系吴某3于1976年批地所建等内容，但福州市鳝溪农场场民代表工作小组（以下简称场民代表小组）仅在该《证明》上签署了“同意报请农场核实”的意见，并未对该《证明》所载内容予以确认。该《证明》上“本场管理土地干部吴某4”虽写到“以上审批手续，确系事实”，因冯某1未提供证据证明鳝溪农场曾对该《证明》内容予以核实并确认，故即使吴某4确为鳝溪农场管理土地的工作人员，其在该《证明》上签署的意见，属于证人证言，而非鳝溪农场出具的单位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的质询。”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冯某1并未申请吴某4出庭作证，故吴某4证言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此外，冯某1对吴某4既在该《证明》中认可1976年涉讼土地系批给吴某1的，又对户主为危某的两份《房屋使用权证审批表》予以确认的情况，未作出合理解释。鉴于场民代表小组及鳝溪农场均未对冯某1提供的2014年11月3日《证明》中所载内容予以确认；证人吴某4未出庭作证，其证言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故该《证明》不足以证明涉讼74号房的宅基地系吴某3在1976年审批给吴某1的。其次，冯某1称吴某3的证言可以证明涉讼房屋系在冯某1与吴某1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建造的。冯某1向一审法院提供的吴某3的《证明》属证人证言，如果确如冯某1主张的，吴某3与前案中出庭作证的叶某系同一人，根据前案判决书所载内容可以看出，叶某在前案审理期间所作证言未被法院采信。在本案一审审理期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已经施行，根据该司法解释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二十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在证人出庭作证前应当告知其如实作证的义务以及作伪证的法律后果，并责令其签署保证书；证人拒绝签署保证书的，不得作证。因吴某3在前案所作证言未被采信，其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既未出庭作证，亦未签署保证书，故一二审对其证言未予采信，并无不当。此外，冯某1申请再审还主张吴某2、唐雪明、吴章霖等亦证明涉讼房产系在冯某1与吴某1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但在本案一二审审理期间，冯某1未提供吴某2、唐雪明、吴章霖等人的证人证言，亦未申请上述证人出庭作证，故一二审不可能对上述证人的证言予以审查。再次，危某持有的第405号《宅基地使用证明书》及第17号《房屋使用权证明书》系鳝溪农场出具的。从福州市农工商集团总公司在2007年7月17日公示的内容可以看出，由鳝溪农场出具的《宅基地使用证明书》，系鳝溪农场片区拆迁时用于确认被拆迁房产权属的初步依据。涉讼第405号《宅基地使用证明书》、第17号《房屋使用权证明书》与涉讼《房屋使用权证审批表》及危某在2010年12月25日出具的《报告》中关于批地时间的记载虽存在不一致之处，但均不足以推翻该两份证明书的真实性。冯某1主张鳝溪农场出具涉讼《宅基地使用证明书》存在违法行为，但未提供相应的证据来证明该主张。冯某1称其曾向二审法院申请调查取证，经查阅二审卷宗，并无此方面的记载。在一二审诉讼中，冯某1亦未向一二审法院明确申请调取1996年以前的航拍资料。故一二审法院在审理中未予调查取证，不存在认定事实不清的情形。第四，冯某1向前案一审法院提供的《有关新盖房屋的规定》上虽有盖房人、国营福州市双溪农场及吴某3等人的印章，但从该规定的内容看，无法证明与本案存在关联性，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综上，冯某1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三)项、第(五)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冯某1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陈建阳审 判 员  黄晓文代理审判员  林峥峥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林惠卿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再审申请书之日起三个月内审查，符合本法规定的，裁定再审；不符合本法规定的，裁定驳回申请。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因当事人申请裁定再审的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以上的人民法院审理，但当事人依照本法第一百九十九条的规定选择向基层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再审的案件，由本院再审或者交其他人民法院再审，也可以交原审人民法院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成立，且符合民事诉讼法和本解释规定的申请再审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再审。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不成立，或者当事人申请再审超过法定申请再审期限、超出法定再审事由范围等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和本解释规定的申请再审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再审申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