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合川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渝0117民初3174号原告：何正碧，女，汉族，1951年1月出生，住重庆市合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唐艳，女，汉族，1976年3月出生，住重庆市沙坪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丛岭，男，汉族，1971年12月出生，住重庆市沙坪坝区。被告：重庆市合川区人民政府钓鱼城街道办事处，住所地：重庆市合川区申明亭94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003820093264610。负责人：龚鹏飞，系该单位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智，重庆智权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芮，女，汉族，1976年10月出生，住重庆市合川区。原告何正碧与被告重庆市合川区人民政府钓鱼城街道办事处人事争议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第一次开庭时原告何正碧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唐艳和李丛岭、第二次开庭时原告何正碧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唐艳，两次开庭时被告重庆市合川区人民政府钓鱼城街道办事处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芮、杨智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何正碧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按照重庆市人事局“渝人[2004]84号”批复、合川人事局“合人发[2004]210号”通知,一视同仁给原告办理退休工资和医保费;2、补发因被告不作为给原告造成应发而未发的退休工资和医保费；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在审理过程中，原告明确第一项诉讼请求就是要求被告办理退休。事实和理由：一、市、区人事局文件批准、合同确定：何正碧为固定制干部。1、1986年8月参加工作，1991年11月被合川县人事局批准聘用为编制干部（合人发[1991]335号）文件，并签定合同。2、2003年10月20日再次续聘，并签订合同。3、2004年2月重庆市人事局渝人[2004]84号文件批复“确定为固定制干部”。2004年3月被合川市人事局“确定为固定制干部”（合人发[2004]210号）通知。还和钓办处、农林中心、区人事局、唐华荣四方签定合同。合同签至何正碧满55周岁退休那天止。二、被告不作为、光说不办事、造成政策不能落实的主要原因。1、原告上百次找过钓办处几届领导要求上班，他们的答复都是“现在机关经费紧，暂不给你们安排工作，也不发给你工资，等你们达到退休年龄来办理退休就行了”。（钓办处还收了原告的管理费）2、原告在2005年8月28日、2007年8月8日、2008年11月8日、2010年6月30日和2011年9月30日，五次书面申请要求办理退休手续，可是钓办处都采取光说不办事的拖拉方法来解决。3、原告在2014年3月26日交区信访办《关于请求按照国家规定办理退休的申请》和2015年3月26日交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请求按照国家规定办理退休的申请》，两单位将二申请转交给钓办处办理，并要求钓办处三个月办理完毕，可是钓办处至今未落实，口头说说，不作书面答复。造成钓办处今天这种不按政策办理的局面。三、被告不作为、不一视同仁办事。重庆市人事局《渝人[2004]84号》批复、合川市人事局《合人发[2004]210号》文件，批准合川区514名，已办理512名：现在有的还在上班、有的已退休。现在就剩唐华荣、何正碧两名，因被告不作为未办理。四、申请通知。我于2016年3月15日申请到合川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要求仲裁，因我申请仲裁不符合受理条件，故起诉。被告重庆市合川区人民政府钓鱼城街道办事处辩称，一，原告起诉被告系起诉主体错误，按重庆市国家公务员退休暂行办法规定，应该起诉重庆市合川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如果主体起诉错误，请求法院驳回；二、诉讼请求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理范围，根据最高法（2003）13号的司法解释，退休不在人民法院的受理范围内；三、原告诉称系被告的固定干部，被告不予认可，请求法院根据原告举证认定，且原告从1992年起便未在被告处工作；四、原告的起诉均超过法律规定的仲裁时效一年和诉讼时效二年；原告在第二项诉讼请求中没有明确具体的金额，没有明确就不应当纳入庭审范围；综上，请求法庭从被告主体和程序审查，请求法庭依法驳回。本院经审理认定如下事实：1991年12月10日，合川县人事局向合川县农机水电局作出《关于招聘谭俊生等48名同志为干部的通知》（合人发[1991]335号），同意招聘谭俊生等48人[含唐华荣（云）、原告何正碧]为乡(镇)农机站干部,该通知确定了招聘干部名单、分配工作单位、基础职务工资、连续工龄及工龄津贴待遇，还载明了聘用期限及受聘期间的权利义务、待遇等严格按《聘用合同书》执行。1991年12月20日，原告何正碧（作为受聘人员）、合川县东渡乡人民政府（作为用人单位）、合川县农机水电局与合川县盐井区公所（作为主管部门）、合川县人事局（作为审批单位）签订了《乡镇聘用干部合同书》，合同期限为1991年11月1日至1994年10月30日，该合同约定了聘用何正碧为合川县东渡乡农机干部，在受聘期间，享受聘用单位同职级固定干部待遇，工资待遇按川人工（1988）2号文件执行等等。期间，东渡乡于1992年和东津沱街道的甘家坝居委会合并建钓鱼城街道。1999年3月5日，原告何正碧（作为受聘人员）、合川市人民政府钓鱼城街道办事处（作为用人单位）、合川市水利农机局（作为主管部门）、合川市人事局（作为审批单位）再次签订了《乡镇聘用干部合同书》，合同期限为1999年1月1日至2001年12月31日，合同约定了同意聘用何正碧同志为钓办处农机干部，合同还约定受聘人员在受聘期间，享受聘用单位同职级固定干部政治待遇，工资按渝人发（1994）42号文件的有关规定执行等其他内容。2003年10月20日，合川市水利农机局和中国共产党合川区钓鱼城街道办事处委员会向合川市人事局发出《关于何正碧同志补签最后一次续聘合同的函》，上面载明了：“钓鱼城街道办事处农机事业编制干部何正碧，女，生于1951年1月，汉族，中专文化，技术员。现在合川市钓鱼城街道办事处农林水中心工作。该同志于1973年5月参加工作，1973年5月至1980年12月在合川东渡乡农机站当工人；1980年2月至1991年10月任合川东渡乡农机站当出纳员；1991年11月至2001年6月在合川市钓鱼城街道办事处工作，农机干部；2001年7月至今在合川市钓鱼城街道办事处农机水中心工作，农机干部。1991年11月被合川市农机水电局、合川市人事局招聘为农机编制干部（合人发[1991]335号文）。在99年1月续聘时因工作人员的变动，而漏签了最后一次续聘合同，该同志表现好，符合事业聘用干部的条件，同意补签合同，敬请贵局批准。”2004年3月3日，重庆市人事局作出了《关于同意王川等514名乡镇事业单位聘用制干部确定固定制干部身份的批复》（渝人[2004]84号），同意确定王川等514名乡镇聘用制干部（含唐华荣、原告何正碧）为固定制干部。2004年3月3日，重庆市人事局同意何正碧转为固定制干部。2004年3月29日，合川市人事局作出了《关于王川等514名乡镇事业单位聘用制干部确定固定制干部身份的通知》([2004]210号)，同意确定固定制干部的身份，并请接通知后，及时转告本人到合川人事局办理有关“转固”手续。2005年8月31日，原告何正碧（作为乙方、受聘人员）、合川市人民政府钓鱼城街道办事处（作为行政主管部门）、合川市钓鱼城街道办事处农村林业水利服务中心（作为甲方、聘用单位）、合川市人事局（作为鉴证单位）再次签订了《合川市事业单位聘用合同书》，合同约定了甲方聘用乙方在专业技术岗位，从事农机管理工作，合同期限为2005年9月1日至2006年1月31日。2016年3月15日，原告何正碧向重庆市合川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诉，要求：被告按照重庆市人事局“渝人[2004]84号”批复、合川人事局“合人发[2004]210号”通知,一视同仁给原告办理退休工资和医保费;2、补发因被告不作为给原告造成应发而未发的退休工资和医保费。该委员会以原告的仲裁请求不属于劳动(人事)争议处理范围为由，于当日作出了不予受理通知书(合川劳人不字[2016]第61号)。原告不服，于2016年3月29日起诉来院，其诉请如前。另查明，1992年至1995年原告何正碧在合川农机贸易公司任出纳。2001年8月26日，原合川市钓鱼城办事处填报了《合川市城镇富余人员分流情况统计表》，上面载明了唐华荣、原告何正碧的编制是“聘”，分流去向是“自谋职业”。另原告何正碧从1992年被借调至重庆市农机贸易公司合川公司工作后，被告重庆市合川区人民政府钓鱼城街道办事处从未向原告发放过工资。本院认为，本案中，原告何正碧曾是被告重庆市合川区人民政府钓鱼城街道办事处的聘用制干部的事实，有1991年12月20日和1999年3月5日签订的《乡镇聘用干部合同书》为证足以认定。而根据2003年3月3日重庆市人事局作出的《关于同意王川等514名乡镇事业单位聘用制干部确定固定制干部身份的批复》（渝人[2004]84号）和2004年3月29日合川市人事局作出的《关于王川等514名乡镇事业单位聘用制干部确定固定制干部身份的通知》([2004]210号),足以认定原告何正碧后转为了被告的事业编制固定制干部。虽然在此期间原告曾借调到其他单位上班，借调后被告也未向原告发放过工资，但原、被告之间的人事关系从未改变。而2005年8月31日虽然再次补签了《合川市事业单位聘用合同书》，但是从原告被确认为被告的事业编制固定制干部后，原告从未辞职过，被告也从未对原告进行过辞退或开除等。因此，本院认为，直至原告退休，其为被告的事业编制固定制干部身份并未改变。根据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和《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的规定：“男干部或男工人年满60周岁，女干部年满55周岁，女工人年满50岁连续工龄或工作年限满10年的，可以办理退休”和《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52号）第三十六条“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符合国家规定退休条件的，应当退休”的规定，原告何正碧于2006年1月27日年满55周岁后应当享受退休。本案的争议焦点1：本案是否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事业单位与其工作人员之间因辞职、辞退及履行聘用合同所发生的争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规定进行处理。本案原告与被告之间的争议属于事业单位受聘人员与用人单位履行聘用合同过程中所发生的争议，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规定进行处理，因此，本案原告的起诉，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受理范围。本案的争议焦点2：被告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虽然办理退休的职能部门是单位所在地的人事部门，但是原告为被告的事业编制固定制干部，在原告于2006年1月27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被告应当提交办理退休所需的相应材料，向其所属的人事部门为原告申请办理退休，而被告在本院规定的举证期限内未举示其已向人事部门为原告申请办理退休的证据，故对于原告要求被告为其申请办理退休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本案的争议焦点3：本案是否超过仲裁时效和诉讼时效。根据《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52号）第三十七条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与所在单位发生人事争议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等有关规定处理”的规定，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的“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前款规定的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的规定，本院认为，虽然原告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时间为2006年1月27日，原告并未享受到退休待遇，其从2006年1月27日起原告就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而原告向重庆市合川区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的仲裁时间为2016年3月15日，但是期间原告多次向有关部门进行权利救济，因此，构成时效中断。而原告收到重庆市合川区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6年3月15日作出的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后，于2016年3月29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故本院认为，原告的起诉并未仲裁时效和诉讼时效。对于原告要求被告补发因被告不作为给原告造成应发而未发的退休工资和医保费，本院认为，原告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其损失的大小及具体金额，故本院对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52号）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由被告重庆市合川区人民政府钓鱼城街道办事处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其所属的人事部门为原告何正碧申请办理退休。二、驳回原告何正碧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被告重庆市合川区人民政府钓鱼城街道办事处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邓雪花二〇一七年六月十四日书记员  陈美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