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鲁01民终263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达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法定代表人：邹坚强，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广华，山东圣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冠男，山东圣义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袁中华，男，1990年7月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沂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卢震，山东景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杨，山东景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山东达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袁中华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2016）鲁0104民初27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达禾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判令袁中华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的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袁中华的证据既不能证明劳动关系的存在，更不能证明其工资数额，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之间有劳动关系的证据不足，即使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一审法院认定的工资数额也不符合常情。袁中华主张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已超过仲裁时效，一审以解除劳动关系的时间起算不当。袁中华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达禾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袁中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判令达禾公司：1.向其支付拖欠的工资34747.30元；2.向其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50004.79元；3.向其支付经济补偿金6818.80元；4.向其支付出差补助及代垫差旅费8791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袁中华称其2014年5月26日进入达禾公司从事工程师工作，其具体工作为到全省各地为居民提供流动体检服务。入职后达禾公司未与其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2015年9月14日，因达禾公司欠发工资，其以欠发工资为由，向达禾公司提出辞职。为证明其上述主张，其向一审法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达禾公司于2015年10月13日出具的《离职证明》一份，载明：“兹有袁中华在我公司任售后技术服务工程师一职，于2014年5月26日入职，至2015年9月14日离职，在职期间无不良表现，经协商一致，已办理离职手续。”该证明后加盖了达禾公司公章。证据二、《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单》一份，显示达禾公司自2014年9月至2015年8月期间为袁中华缴纳了社会保险。证据三、2014年7月至2015年10月期间其名下工商银行交易明细一份，上述交易明细中显示有“工资”、“预借”、“差旅”等交易项目。其中2014年8月14日工资为4281.80元，2014年9月13日工资为4809.98元。经一审法院查询，上述显示为“工资”的项目，交易对方为达禾公司。证据四、《员工离职审批单》，载明袁中华职务为经理助理，入职时间为2014年5月27日，离职时间为2015年9月14日，离职原因为“因工资长期拖欠工资，无法维持生活所需。”其中财务结算载明：“预借工资伍仟元整，预借差旅费叁仟元整。工资2月-9月工资未结清。”该项目后有财务部副总时勇的签字。该表最后为总裁、董事长意见等，均为空白，无人签字。其称，其多次找达禾公司董事长签字，但均未找到董事长。证据五、工商档案查询页一份，内容为达禾公司总经理邹坚强及监事张继生的身份证复印件，复印件上有时勇的签名并注明：“与原件一致”。袁中华称该证据可以证明时勇为达禾公司员工。达禾公司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一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该证明中的公章并非其公司公章，其申请对该公章的真实性进行鉴定。即使公章为真，也不能证明是公司的真实意思。对证据二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主张不能仅凭缴纳社保认定劳动关系的存在，双方仅是代缴社会保险的关系。对证据三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认可由其公司向袁中华的上述账户进行了转账，但仅能证明有转账行为，不能认定为工资，也不能直接认定为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对证据四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主张时勇并非其公司员工。对证据五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主张不能证明时勇与其公司存在关系。以上事实有袁中华提交的《离职证明》、《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单》、工商银行交易明细、《员工离职审批单》、工商档案查询页等证据及袁中华、达禾公司双方陈述为凭。袁中华称，其月平均工资为4545.89元，达禾公司未向其发放2015年2月至9月14日期间的工资，其仅在上述期间内预支了5000元工资。其在达禾公司工作期间尚有11791元的差旅未报销，减去其曾经预支的3000元差旅，达禾公司尚欠其差旅费8791元。其向一审法院提交2015年4月至7月期间的差旅费报销单据一套，共计10960元。其中2015年4月12日报销单显示出差人员为袁中华、白桂学、张兴山、马旭四人，金额为2630元。2015年7月24日的报销单共计169元，该报销单除袁中华本人签字外无其他人员签字。其余报销单均附有派工单及相关交通费等费用的票据。派工单及报销单上有曹斐作为“主管领导”、“出差部门主管”的签字。达禾公司称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故对欠发工资及差旅费的事实不予认可，但称，即使欠发也应当将预支的5000元工资及差旅费扣减。其称部分票据并非正式发票，不能证明实际发生的差旅费，且差旅费应属公司内部纠纷，不属于法院受理范围。其并否认报销单及派工单上的签字的曹斐为其公司员工。2015年10月14日，袁中华向济南市槐荫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要求达禾公司向其支付：1.拖欠的工资31000元；2、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49500元；3.经济补偿金6750元；4.出差补助及代垫差旅费8791元。该委员会审理后，作出济槐劳人仲案【2015】349号《仲裁裁决书》，裁决达禾公司向袁中华支付工资34747.30元；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27275.32元；经济补偿金3818.80元。驳回了袁中华的其他仲裁请求。袁中华、达禾公司双方对该仲裁裁决均不服，均向一审法院提起了诉讼。达禾公司作为的案件的案号为（2016）鲁0104民初2980号，诉讼请求为：判令其无需向袁中华支付工资34747.30元、双倍工资27275.32元、经济补偿金6818.80元，并要求袁中华承担该案的诉讼费。以上事实有袁中华提交的报销单、济槐劳人仲案【2015】349号《仲裁裁决书》等证据及袁中华、达禾公司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为凭。一审法院认为，袁中华、达禾公司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为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对于劳动关系是否存在，袁中华作为劳动者负有举证责任。为证明双方劳动关系的存在，袁中华向一审法院提交了《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单》、工商银行交易明细、《员工离职审批单》、工商档案查询页等证据。一审法院认为袁中华提交的上述证据足以证明双方劳动关系的存在。理由如下：第一、《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单》可知，达禾公司自2014年9月至2015年8月期间一直为袁中华缴纳社会保险，而缴纳社会保险为劳动关系中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达禾公司虽然辩称双方为代缴社会保险的关系，但其并未向一审法院提交证据证明该事实。第二、工商银行交易明细记载的交易记录显示达禾公司曾在袁中华主张的存在劳动关系的期间内，以发放工资的名义向袁中华进行过转账。由此可以证明达禾公司曾向袁中华发放过工资的事实。其辩称仅是转账不能为发放工资的行为，但银行交易记录显示内容为“工资”。而转账项目内容根据日常交易习惯，应为转账方自行填写的内容。其也未对向袁中华进行转账的原因进行进一步的合理解释，故对其辩解，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第三，工商档案中明确显示时勇作为达禾公司的员工向工商部门提交过相关的材料，其却否认时勇为其公司员工，其相关意见显属狡辩。因其对该明显的基本事实予以否认，一审法院采信袁中华的主张，认定时勇为其公司财务负责人，对《员工离职审批单》中时勇的签字予以采信。达禾公司还申请对袁中华提交的《离职证明》中的公章真实性进行鉴定。但袁中华提交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仅为证明双方劳动关系的存在，对该证明中记载的双方协商解除劳动关系的事实并不予认可，故在上述证据已经足以证明双方劳动关系存在，且证明记载内容对达禾公司有利其仍然否认证据的真实性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对达禾公司申请对证明中公章进行鉴定的申请，不予准许。综上，一审法院采信袁中华的主张，认定袁中华、达禾公司双方自2014年5月26日至2015年9月14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袁中华主张其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月平均工资为4545.89元，该标准系由工商银行交易明细中的“工资”项计算得出。在达禾公司否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情况下，未提交证据证明袁中华的工资标准的证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对该标准予以确认。达禾公司未举证证明其向袁中华发放了2015年2月至9月14日期间的工资。经核算，上述期间工资共计33911.29元。因袁中华自认达禾公司在上述期间向其预支过5000元工资，故达禾公司应向袁中华支付拖欠工资28911.29元。袁中华要求34747.30元不准确，应以一审法院认定的数额为准。达禾公司既否认与袁中华之间存在着劳动合同关系，也未举证证明双方签订了书面的劳动合同，故在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前提下，以上述月平均工资为标准，达禾公司应当向袁中华支付2014年6月26日至2015年5月25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50004.79元。袁中华的该项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达禾称袁中华的该项诉讼请求已经超过了仲裁申请时效，但经查袁中华申请仲裁的时间为2015年10月14日，此时其请求并未超过仲裁申请时效，达禾公司的该答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经济补偿金。袁中华主张其系因达禾公司欠发工资而提出辞职，为此其提交了《员工离职审批单》，该审批单载明的离职理由为欠付工资，而达禾公司财务负责人时勇在该审批单上的签字可以证明其向达禾公司以该理由提出过辞职。在达禾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对劳动关系解除原因负有举证责任的情况下，其从根本上否认双方劳动关系的存在，未就双方劳动关系的解除提出任何证据。在达禾公司确实存在长期拖欠袁中华工资的情况下，一审法院采信袁中华的主张。另，虽然《离职证明》上记载双劳动关系解除的原因为协商解除，但达禾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即使该证明为真，该证据亦为达禾公司出具的材料，不能证明袁中华对其中记载的劳动关系解除原因的认可。该证据更不能证明，所谓的协商解除为作为劳动者的袁中华提出的协商解除。故，达禾公司负有向袁中华支付经济补偿金的义务。袁中华、达禾公司双方自2014年5月26日至2015年9月14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月平均工资4545.89元，袁中华要求6818.80元经济补偿金，并不超过法定标准，对其该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袁中华还要求达禾公司向其支付未报销的差旅费8791元，并提交了相关的共计10960元的报销单等证据。其中2015年7月24日的报销单共计169元，仅有袁中华自己的签字，该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实际出差并应享受报销的事实。对于其他报销单，达禾公司虽然对上述报销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但相关报销单均附有派工单、出行票据等材料，符合一般公司报销程序。由出行票据可以看出，袁中华在与达禾公司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存在长期往返外地的情况，出行票据也与派工单及报销单记载的出差时间相吻合，符合其在达禾公司从事为居民提供流动体检服务的工作特征。在达禾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袁中华所主张的长期的、较为有规律到往返与外地的行为不构成出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为，袁中华所提交的证据更为充分，一审法院对其所主张的达禾公司未为其报销出差费用的事实予以采信。但经查，2015年4月12日报销单显示出差人员为袁中华、白桂学、张兴山、马旭四人，金额为2630元，袁中华主张该费用应向其一人报销的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在其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其该次出差具体费用份额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该次其应当报销的费用为总费用的四分之一，即657.50元。因袁中华自认其预支了3000元差旅费，故，达禾公司共计应向袁中华支付出差报销费用5818.50元。袁中华要求8791元不准确，应以上述认定的数额为准。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四十六条第（一）项、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八十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条、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被告山东达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袁中华支付拖欠的工资28911.29元；二、被告山东达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袁中华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50004.79元；三、被告山东达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袁中华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6818.80元；四、被告山东达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袁中华支付未报销的差旅费5818.50元；五、驳回原告袁中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被告山东达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一审认定事实属实。本院认为，关于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达禾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载明时勇系其员工，其未提交与时勇解除劳动关系的证据，时勇签字的《员工离职审批表》应作为定案依据。达禾公司为袁中华缴纳了社会保险，达禾公司不能证明双方存在代缴保险关系，且达禾公司多次以支付工资的名义向袁中华账户付款，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证据充分。关于袁中华的工资标准。根据达禾公司向袁中华付款的银行明细记载的内容，足以认定袁中华月工资为4545.89元。关于袁中华主张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的仲裁时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双方自2014年5月26日存在劳动关系，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时效应自2015年5月26日起算。袁中华于2015年10月14日申请仲裁，未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综上，上诉人达禾公司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山东达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德强审判员  施 红审判员  唐鸣亮二○一七年六月二十七日书记员刘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