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川01民终4054号上诉人（一审被告）：四川省成都市律政公证处。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顺城大街***号*栋*单元。法定代表人：李勇，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郑珂，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劲松，四川东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谭小英，女，汉族，1970年11月6日出生，住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连蛟，四川英特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成都吉利安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二环路西三段***号金港湾酒店*楼**号。法定代表人：宋维伦。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娟，女，汉族，1992年8月16日出生，住四川省江油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明，四川科全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四川省成都市律政公证处（以下简称律政公证处）因与被上诉人谭小英、成都吉利安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利安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2015）武侯民初字第103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律政公证处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谭小英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1.一审判决超出了谭小英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在否定了谭小英对退还购房款的请求的同时，却又支持了以返还房款为基础的损失赔偿；谭小英一审诉讼请求是基于变更合同而提出的退还部分购房款及赔偿其认为多付的购房款的利息损失，而并没有针对整个购房交易因欺诈受损失提出诉讼请求。2.一审判决错误适用合同法关于缔约过失责任的规定，合同法第四十二条的适用条件是“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3.律政公证处并非《房屋买卖合同》的当事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不应承担合同变更的法律后果。4.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根据《房屋买卖合同》中的房屋原所有权证号和附件附图，可推知谭小英在签订买卖合同之时就已知房屋系夹层的事实。办理房屋产权证所依据的7份《房屋买卖合同》签订时间2014年1月5日，而《公证书》对应的委托书时间为2014年2月25。可见，签订备案的《房屋买卖合同》的时间在委托书出具之前，故一审判决有关委托公证书与案涉房屋产权证办理是否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上认定错误。被上诉人谭小英辩称，合同法第四十二条第二项明确说明了隐瞒签订合同的情况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律政公证处的虚假行为为案涉的房屋提供了便利。故律证公证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吉利安公司辩称，1.谭小英在一审中实质是行使合同变更请求权，该权利应当在合同成立后1年内行使，谭小英起诉已经超过了规定时间；2.吉利安公司并未对谭小英实施欺诈和隐瞒，吉利安公司购买的是武侯法院执行房产，谭小英签订合同之前查看过案涉房屋，其购买案涉房屋不仅看重房子的结构、质量等问题，而且看重房屋的价格；3.一审法院脱离当事人的争议之外而酌情考虑赔偿12万元，没有法律依据，超出谭小英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支持律证公证处的上诉请求。谭小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吉利安公司退还谭小英部分购房款671910元；2.吉利安公司自2013年3月25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以67191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原告赔偿经济损失；3.律政公证处对第一、第二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吉利安公司通过（2006）武侯执字第1130-6号执行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取得了位于成都市.11平方米，其中5层面积2170.82平方米，夹层面积1812.29平方米）的产权。2011年3月9日，吉利安公司取得了位于成都市武侯区夹层的房屋所有权证，载明建筑面积1812.29平方米，档案保管号为权1779595。根据成都市公安局武侯区分局跳伞塔派出所于2012年12月31日出具的《门（楼）牌号变更证明》，“成都市武侯区成科东路2号”的门牌号变更为“成都市武侯区磨子街7号”。谭小英与吉利安公司于2013年3月26日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合同编号：XZB-S0311），约定购买吉利安公司所有的位于成都市武侯区商业用房，房屋原所有权证号为权1779595，建筑面积62.26平方米；第三条计价方式与价款约定，双方按建筑面积计算，该房屋单价为16192元/平方米，总金额为1008114元；谭小英委托吉利安公司在2013年7月1日前将以上房屋直接交付吉利安公司的承租方；第九条对房屋的产权转移登记约定谭小英同意委托吉利安公司向权属登记机关申请办理房屋权属转移登记，委托公证费由谭小英支付，最终收费金额以公证处出具的票据为准。合同签订后，谭小英向吉利安公司一次性缴清了购房款，吉利安公司于2013年3月26日向谭小英出具了购房款收据，载明收到了购房款1008114元。后吉利安公司依照合同约定将房屋交付给承租人，谭小英收取了租金。2014年6月18日，律政公证处出具了(2014)川律公证内民字第35156号《公证书》，载明公证事项为委托，“证明谭小英于二〇一四年二月二十五日在成都市，在本公证员的面前，在前面的《委托书》上签字、捺手印，并表示知悉委托的法律意义和法律后果”，《公证书》中所附的《委托书》内容为“谭小英购买了位于成都市武侯区产。现谭小英因事务繁忙特委托成都同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及黄雪娇二人为代理人，二人中的任意一方均有权办理下列事宜：一、到房产管理部门登出办理上述房产的购买、签到上述房产的买卖合同、办理网签或撤销网签、地址变更、产权交易过户、领取上述房产的《房屋所有权证》等相关事宜……”，该《委托书》中委托人签名处有“谭小英”字样并有一枚手印。后吉利安公司持该公证的委托书，到成都市房管局另行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7份，并由黄雪娇代谭小英签字提交了《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书》7份，上述文件中案涉房屋地址均显示为“成都市武侯区夹层”。为办理房产证，七份《税收缴款书》载明：收到纳税人谭小英购买磨子街7号5层夹层109号、110号、111号、113号、114号、115号、116号房屋的契税和印花税，计税面积分别为8.64平方米、8.64平方米、8.64平方米、9.04平方米、9.1平方米、9.1平方米、9.1平方米，在“其他印花税”一项载明“计税金额或销售收入”分别为46656元、46656元、46656元、47912元、49140元、49140元、49140元。谭小英主张，按照《税收缴款书》中载明的计税面积和计税金额或销售收入计算，案涉7间房屋的单价应当为5400元/平方米，按照建筑面积62.26平方米计算，房屋总价款应当为336204元。2014年9月18日，谭小英取得了案涉7间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书，房屋坐落一栏登记为“成都市武侯区”109、110、111、113、114、115、116号，附记中记载“实际楼层为5层夹层”。本案审理过程中，谭小英为证明(2014)川律公证内民字第35156号《公证书》中《委托书》上的谭小英签名和手印均非原告本人，对《委托书》中委托人处的谭小英的签名手印的真实性进行司法鉴定。经一审法院委托，成都联合司法鉴定中心于2016年3月10日出具了《成都联合司法鉴定中心文书、痕迹司法鉴定意见书》（成联鉴[2016]文、痕鉴字第016号），鉴定结论意见为：载明日期“2014年2月25日”的《委托书》末页“委托人”处签名“谭小英”不是谭小英本人笔迹；该处指印也不是谭小英本人摁印。为此，谭小英垫付了文书司法鉴定费8000元。庭审中，吉利安公司和律政公证处对鉴定结论均无异议。一审法院认为，谭小英与吉利安公司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之规定，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享受权利履行义务。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中载明，谭小英所购房屋位于成都市武侯区，谭小英陈述吉利安公司对于“5B层”的含义没有具体说明，吉利安公司称为了方便区分5层和5层夹层故命名为5A层和5B层，一审法院认为，吉利安公司没有在合同中明确“5B层”的含义，也没有证据证明其向谭小英告知了该房屋实际为夹层的事实。按照吉利安公司取得的原房产证（权1779595），明确了该案涉房屋位于5层夹层，被告吉利安公司虽然在合同中明确了原产权证号，但并未证明向谭小英出示并告知，且双方的买卖行为属于二手房交易，其买卖的标的应当以房产证的登记为准，不能随意变更房屋的坐落，混淆买卖标的的指向，在签订合同时，吉利安公司对此存在隐瞒的故意。谭小英作为买受人，在二手房交易中，在未仔细检查出售方的所有权证，并且未实际查看房屋位置的情况下，就签订了金额超过百万的合同，亦未做到谨慎交易的责任。在此后的产权办理过程中，吉利安公司持有的非谭小英本人签字的委托书，代谭小英到房管局另行签订了房屋坐落均为“成都市武侯区夹层”的《房屋买卖合同》7份并办理了房产证，吉利安公司行为实际上导致谭小英未能知晓所购房屋真实坐落的情况下，取得的是成都市武侯区夹层7间房屋的所有权证。关于谭小英要求吉利安公司退还部分房款671910元的主张，是按照《税收缴款书》中载明的“计税面积”和“计税金额或销售收入”计算，单价应当为5400元/平方米，按照建筑面积62.26平方米计算，认为案涉房屋总价款应当为336204元，谭小英支付了1008114元购房款，671910元为多支付的款项。一审法院认为，由于双方合同已经履行完毕，且谭小英购买案涉商业用房为投资，购买时主要考虑的是投资回报，对拟购买标的的价格是以双方议定价格为准，不能以核税价格为准，谭小英要求退还部分房款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故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谭小英要求吉利安公司自2013年3月25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以67191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原告赔偿经济损失的主张，一审法院认为，由于吉利安公司对于案涉房屋是5B层或者是5层夹层存在隐瞒或者混淆的故意，导致谭小英取得的是夹层房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二条“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对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二）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之规定，吉利安公司应当向谭小英承担损害赔偿的责任，但是谭小英主张的赔偿计算方式没有法律或者合同依据，考虑到谭小英在签订合同的过程中亦存在不谨慎的情况，故对于吉利安公司向谭小英承担损害赔偿的责任的金额酌定为12万元。本案中，据以为在谭小英未到场的情况下为其办理产权证的律政公证处出具了(2014)川律公证内民字第35156号《公证书》，明确载明律政公证处“证明谭小英于二〇一四年二月二十五日在成都市，在本公证员的面前，在前面的《委托书》上签字、捺手印，并表示知悉委托的法律意义和法律后果”，而经过司法鉴定，《委托书》中“谭小英”的签名和手印均不是真实的。律政公证处认可了该司法鉴定意见，证明律政公证处在没有尽到审查、核实以为的情况下，在实际没有在公证员面前签字、捺印的情况下出具了《公证书》，公证内容与事实完全相悖，未尽到公证的义务，律政公证处有过错，并且导致了谭小英本案诉讼以及损害赔偿的后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四十三条“公证机构及其公证员因过错给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造成损失的，由公证机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公证活动相关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四条“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提供证据证明公证机构及其公证员在公证活动中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公证机构有过错：（一）为不真实、不合法的事项出具公证书的；……”、第五条“当事人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申请公证致使公证书错误造成他人损失的，当事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明知公证证明的材料虚假或者与当事人恶意串通的，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之规定，谭小英要求律政公证处对吉利安公司的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律政公证处主张谭小英和吉利安公司的合同中本身就有关于委托办理产权证的约定，《公证书》对谭小英的权利无影响，但是谭小英和吉利安公司的合同中约定的是被告吉利安公司，公证的《委托书》是谭小英委托成都同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及黄雪娇二人为代理人办理房屋买卖并且办理产权证等内容，与原来合同中的委托内容不同，且黄雪娇也就该公证委托代谭小英办理了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书等，故律政公证处的该抗辩意见不成立。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二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四十三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公证活动相关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五条之规定，判决：一、吉利安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谭小英赔偿损失12万元；二、律政公证处对判决的第一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谭小英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560元，保全费1335元，共计12895元，由吉利安公司、律政公证处负担1995元，谭小英负担10900元。鉴定费8000元，由吉利安公司、律政公证处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对此，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房屋所有权人为吉利安公司、档案保管号为权1779595的房屋所有权证载明：房屋坐落武侯区夹层。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律证公证处是否应对吉利安公司赔偿谭小英损失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公证机构及其公证员因过错给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造成损失的，由公证机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公证活动相关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当事人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申请公证致使公证书错误造成他人损失的，当事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公证机构依法尽到审查、核实义务的，不承担赔偿责任；未依法尽到审查、核实义务的，应当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明知公证证明的材料虚假或者与当事人恶意串通的，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由此，公证机构承担责任的条件为：一是公证机构有过错；二是他人有损失；三是他人的损失与公证机构的过错存在因果关系。同时，公证机构承担连带责任的条件是“明知公证证明的材料虚假或者与当事人恶意串通”。据此分析，一、关于律证公证处有无过错的问题。案涉《公证书》所附《委托书》中的“谭小英”签字及捺印经鉴定均不真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公证活动相关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四条关于“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提供证据证明公证机构及其公证员在公证活动中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公证机构有过错：（一）为不真实、不合法的事项出具公证书的；……”的规定，可认定律证公证处有过错；二、关于谭小英是否存在损失的问题。谭小英与吉利安公司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中载明“原所有权证号为权1779595”，该所有权证明确载明“房屋坐落武侯区夹层”，与谭小英取得的房屋所有权证书载明的“实际楼层为5层夹层”一致。谭小英对案涉房屋的登记状况现也予以认可，仅诉讼主张其购买的为5B层房屋与房屋所有权证书上的5层夹层房屋不一致造成其损失。而造成双方认知差异，既有吉利安公司未明确告知“5B层”与“5层夹层”含义的原因，更有谭小英自身作为买受人未能仔细核查出卖房屋的实际情况及所有权证书的原因。但谭小英是否因案涉房屋的登记状况而存在损失，谭小英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此不予支持。但一审判决吉利安公司赔偿谭小英12万元，吉利安公司、谭小英均未上诉，本院予以确认。三、关于案涉房屋所有权证登记状况与律证公证处的过错有无因果关系的问题。谭小英所购买房屋与其取得的房屋所有权证书载明的房屋实质上是同一的，从始至终并无变化，谭小英认为不一致的原因于上述第二点也进行了分析。而案涉房屋所有权证登记并无错误，且谭小英也予以接受，案涉房屋所有权证登记状况与律证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之间也并无因果关系，即使公证书真实或谭小英另行委托他人办理房屋所有权证，也并不使案涉房屋所有权证载明事项有所变化。因此，谭小英要求律证公证处承担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而且，谭小英无证明证明律证公证处明知公证证明的材料虚假或者与当事人恶意串通，谭小英要求律证公证处承担连带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律政公证处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四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公证活动相关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2015）武侯民初字第1036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成都吉利安实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谭小英赔偿损失12万元”；二、撤销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2015）武侯民初字第1036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即“四川省成都市律政公证处对本判决的第一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驳回谭小英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谭小英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1560元、保全费1335元，共计12895元，由成都吉利安实业有限公司负担1995元，谭小英负担10900元；鉴定费8000元，由成都吉利安实业有限公司、四川省成都市律政公证处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700元，由谭小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曹 洁审判员 张卫敏审判员 冯 璐二〇一七年六月五日书记员 刘 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