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7）粤0391民初1号之一原告：何某。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某，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A公司。法定代表人：舒某，该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鲁某，广东诚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广东君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长B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该司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某，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第三人：C公司。法定代表人：胡某，该司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某，广东诚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黎某，广东诚公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何某与被告A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B公司（以下简称B公司）、第三人C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2016年12月3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何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某、被告A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鲁畅、李洪星、被告B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方玉碧、第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文敏、黎泰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何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第三人欠被告A公司、被告B公司的债务已经清偿；2.判令被告A公司将其持有的第三人100%股权返还给原告（认缴注册资本总额为人民币4869万元）；3.判令被告A公司和被告B公司共同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X公司（以下简称X公司）原为第三人的独资股东，原告何某则为X公司和第三人的实际控制人及受益所有人。第三人是深圳市罗湖区某大厦的合作开发商，持有某大厦75%的开发权益，另一合作开发商为Y公司（以下简称Y公司），持有25%权益。第三人在开发某大厦过程中，欠深圳发展银行1.5亿贷款本息，并将某大厦土地使用权抵押给深圳发展银行。为解除该土地使用权抵押以办理某大厦的预售，第三人与被告B公司于2010年7月27日签订《委托担保协议书》，第三人以支付担保费为对价，委托被告B公司向深圳发展银行提供存单质押担保，以解除某大厦土地使用权的抵押。其后，因第三人未按期偿还深发展1.5亿贷款本息，X公司、何某、被告B公司、被告B公司控制的被告A公司、第三人及Y公司于2011年12月23日签订一份《股权及债权重组协议书》（以下简称《重组协议书》）。《重组协议书》的实质内容为，被告A公司向第三人出借资金，用以清偿深圳发展银行1.5亿贷款本息。同时，作为该借款的担保，X公司与被告A公司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将X公司持有的第三人100%的股权过户至被告A公司名下作为担保。《重组协议书》及《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被告A公司代第三人向深圳发展银行清偿了1.5亿贷款本息。X公司也将第三人100%股权过户至A公司名下用于担保。在《重组协议书》履行过程中，因被告A公司和被告B公司严重违约，不按协议约定优先偿还股权担保债务，侵害第三人价值数十亿股权之恶意，X公司于2012年诉至法院，要求被告B公司及A公司返还涉案股权，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及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先后做出（2012）深中法涉外初字第83号判决（以下简称深圳中院83号判决）以及（2015）粤高法民四终字第196号判决（以下简称广东省高院196号判决）。广东省高院196号判决对于合同效力以及股权回购期内的部分问题进行了审查，但对于股权回购期届满之后涉案股权及资产的处置问题，则未做处理，而是认为“仍需协商”，或“应另循法律途径解决”。因各方自始无法协商解决，因此，原告特“另循法律途径”提起本案诉讼。原告认为，根据第三人还款情况，特别是在2012年11月以后，第三人仍持续向被告A公司和被告B公司付款，第三人已实际履行股权担保债务的偿还义务，所欠两被告的债务已经得到清偿，被告A公司应将涉案股权返还给原告。故原告特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A公司辩称：一、本案原告主体不适格，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应依法驳回起诉。1.原告何某主体不适格，无权提起本案诉讼，依法应驳回起诉。（1）《重组协议书》约定的股权回购主体为X公司，何某既非第三人的原股东，亦非重组协议约定的股权回购主体，其无权诉请返还股权。（2）何某提交的《指定接受某房地产公司股权函》证据形式不合法、内容无合同和法律依据，亦不能证明其有权诉讼返还股权。2.原告提起本案诉讼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依法应驳回起诉。（1）何某、两被告、第三人均系股权纠纷案两审及申请再审案的当事人，也即本案的原被告、第三人均参与了股权纠纷案的全部诉讼程序。（2）何某在本案返还股权的诉请与股权纠纷案中X公司诉请第二项完全一致，诉讼标的（即国融房地产100%股权）亦完全一致。（3）何某主张的主要事由、依据的主要证据均与股权纠纷案一致。无论原告如何变换案由、变换起诉主体，本案明显符合民诉法司法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的重复起诉的情形，不属于可另寻途径解决的“股权回购期届满之后涉案股权及资产的处置问题”，依法应驳回起诉。三、第三人、某集团的实际收入远远无法覆盖其债务本息，原告及其他债务方客观上根本无能力依据重组协议清偿债务，客观上并不具备还款能力也没有还款的事实，其主张已依约履行清偿义务无事实依据。四、何某实际控制第三人期间及丧失回购权后，作出一系列违背诚信、违反协议甚至违法犯罪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国融房地产、债权人的权益，国融控股保留追诉其责任的权利。1.与施工方江苏建工员工串通侵占公司财产，将3378万以支付工程款名义报B公司审批、划出后再转入何某实际控制的湖北福星医药有限公司。2.在某集团印章被监管的情况下，于2013年1月14日谎称遗失，私下申请刻制了印章，导致某集团印章脱离监管。3.2013年6月，利用伪造、私刻的A公司公章重新申领国融房地产营业执照，2013年8月30日抢夺印章后，利用印章、营业执照转移公司财产1900余万元。4.2013年8月30日后，欺诈小业主，将已销售给中裕基金的房产一房二卖、将江苏建工查封的房产进行销售，骗取巨额定金、房款。5.利用伪造证据起诉国融房地产，要求支付3000万元劳动报酬。综上，请依法驳回原告起诉。被告B公司辩称，一、原告何某不是本案的适格原告。1.第三人的欠款是否还清属于第三人与债权人之间的关系，相关诉讼应当由第三人提起，原告何某提起本案诉讼不适格。2.假如存在股权返还的问题，接受股权的主体应当是X公司，与原告何某无关，提起本案诉讼也不适格。二、本案相关纠纷已由广东省高院196号判决作出了处理，该判决对原告何某主张的事实已有认定，该案X公司的再审申请亦被驳回。原告何某在没有任何新的事实和理由的情况下提起本案诉讼，违背一事不再理的基本原则，依法应当驳回。第三人辩称：一、原告何某不具备作为原告提起本案诉讼的主体资格，依法应驳回起诉。虽然何某是重组协议的一方，但依据重组协议，只有X公司在一定条件满足的前提下才享有股权回购权，何某既非第三人的原股东，也非协议约定的股权回购主体，无权要求返还股权，更无权提起本案的诉讼。二、何某的诉讼请求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依法应驳回起诉。广东省高院196号判决已经明确就义务方是否偿还债款、是否应当返还股权问题进行了实体审理。原告何某在没有提供新证据的情况下要求再次确认第三人欠两被告的债务已经清偿、请求返还股权违反了一事不再理的原则。三、债务人未清偿债务、X公司未依据《股权及债权重组协议书》约定的条件行使过股权回购权，已丧失了股权回购权的事实已在深圳中院一审、广东高院二审、最高院再审立案审查程序中予以了确认，原告何某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请贵院驳回原告的起诉。经本院庭前会议，各方当事人一致同意本案的审理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骤审查确定原告何某是否具有本案原告的主体资格，第二步骤在明确原告何某的主体资格后再围绕诉讼请求进行实体审理。原告何某为证明其具有原告主体资格提交了以下六方面证据：1.《指定接受某房地产公司股权函》，主要内容为X公司指定原告何某接受第三人100%的股权。该函件加盖有“X公司有限公司”的中英文椭圆章，无人签名。两被告和第三人对以上证据的质证意见为：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理由：(1)根据被告A公司提交的法律意见书，该指定函需要加盖X公司印章和该公司董事乔秀英的签字方为有效;(2)依据六方重组协议，只有在X公司依约履行全部回购义务，享有回购权的情况下，才能指定第三方回购股权，依据生效判决，X公司的回购权已经丧失，因此，其无权指定第三方回购，该指定函的出具时间为2017年4月12日，可以证明是何某为了提起本案诉讼而制作的，不具有合法性也没有合同依据。2.《证明书》复印件。该文件属于X公司的工商主体资格证明，经过中国委托公证人及香港律师的公证及中国法律服务公司见证，原告主张该证据可以证明X公司的股东是荣丰集团有限公司和乔秀英，分别占股51%和49%。两被告和第三人对以上证据的质证意见为：由于原告提交的是复印件，真实性我们无法核实，但是该情况与被告了解的情况是一致的。证明书的倒数第3页明确写明：“本公司之授权签署印章式样如下”是英文条形章，和原告提交的《指定接受某房地产公司股权函》上的印章形式完全不同。另外，该证明书也明确了公司授权需要乔秀英的签字。3.2002年11月20日的《唯一董事及股东会议备忘录》复印件。该备忘录由原告何某签署，内容是通过以下事项：何某为荣丰集团有限公司唯一董事和股东，持有X公司51%股份，现委任何某为X公司执行董事及主席。两被告和第三人对以上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理由如下：第一，据两被告了解，荣丰集团有限公司的现在股权情况为乔秀英100%控股，原告提交的该份备忘录的时间是2002年11月，距离现在已经有15年之久，两被告及第三人认为原告应该提交证明该公司股权现状的证据才有证明力。第二，因为该公司为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的公司，两被告无法自行核查相关情况，恳请法庭要求原告补交证据。第三，无论荣丰集团的股权状况如何，本案审理原告是否具有主体资格应该依据的是X公司的相关公司规定及公司章程，应以X公司的相关要求为准。4.《重组协议书》。原告主张第1条、第3条证明原告何某是X公司实际控制人，也是还款义务人，同时还是债务的保证人，何某的利益与第三人的股权是捆绑在一起的，何某还是重组协议书和印章监管协议的具体履行人，对于两份协议谁存在违约最清楚，原告依据该合同起诉是符合法律规定。5.《印章监管协议》。该协议中第1条第1款约定何某是X公司指定的本案第三人资金的审批方。两被告和第三人对以上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第四份证据和第五份证据，原告用于证明何某是X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第三人的实际控制人，但是从现在的实际情况看，何某已经不能实际控制第三人，而且从其现在无法提交经乔秀英确认的X公司的指定函可以看出，何某也已经实际丧失了X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实际控制并不是一个法律意义，而应该从字面上的理解，能实际控制这个公司来考虑，可见其现在已经没有实际控制权。6.深圳中院83号判决、广东省高院196号判决和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申1689号民事裁定书（以下简称最高院1689裁定），明确说明双方对本案纠纷可另循途径解决。两被告和第三人对以上证据的质证意见为：生效裁判文书上对X公司丧失回购权已经有明确认定，另外，从最高院1689号裁定第10页争议焦点二看，在股权纠纷中对于何某提出的其已经实际清偿债务进行了实体审理，最后的结果是没有支持原告的主张。因此，原告何某提起本案诉讼违反了一事不再理原则。针对原告何某的诉讼主体资格问题，被告A公司提交了一份证据：香港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该证据系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调档文件。被告A公司主张该证据可以证明X公司出具的文件仅仅加盖公司印章没有法律效力，需董事乔秀英签名方为有效，因此原告提交的《指定接受某房地产公司股权函》证据形式不合法，不能证明该函系X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告何某对该证据不予认可，认为该证据系涉外证据，须经公证转递，该份法律意见书明确适用的范围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深圳中院的83号判决，并没有对既要有X公司的公章又必须要有董事的签名进行法律和事实上的认定。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为涉香港特别行政区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九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进行涉外民事诉讼，适用本编规定”之规定，本案的审理程序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该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本案原告何某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公民，其是否与本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为本案的先决问题。原告何某提起的诉讼请求分别涉及：1.确认第三人欠两被告的债务已经清偿；2.判令被告A公司将其持有的第三人股权返还给原告。因X公司是第三人的原股东，第三人欠两被告的债务是否清偿是第三人股权应否返还X公司的争议之一，故该两项诉讼请求表面上判断与X公司具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是否成立有待实体审理。原告何某主张其是X公司和第三人的实际控制人及受益所有人，也提交了加盖X公司印章的《指定接受某房地产公司股权函》，现争议焦点为原告何某是否可以代X公司起诉。X公司是在香港注册成立的有限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四条第一款“法人及其分支机构的民事权利能力、民事行为能力、组织机构、股东权利义务等事项，适用登记地法律”之规定，X公司的民事权利能力、股东权利等事项，适用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解释。被告A公司提交的从深圳中院83号判决卷宗中所调取的《法律意见》显示：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内的普通法案例，在没有加盖“公司钢印”的文件上，该公司董事仍可以代表公司签署符合其经营宗旨的文件(例如合约、授权文件、诉讼文件等)，而该文件对公司有约束力，前提是该文件已获得董事会批准或由其授权人士代表公司签署；但若相关文件只有公司印章，没有X公司董事会授权的代表人士签名，则不能认为该文件已经妥当签署。该《法律意见》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档案室复印、调取，《法律意见》原文已依法办理公证、转递手续，原告主张该证据未经公证、转递与事实不符，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证据形式的合法性予以采信。结合本院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注册企业印章效力的通识，本院对上述《法律意见》的内容予以采纳。原告何某提交的《指定接受某房地产公司股权函》，只加盖有“X公司有限公司”中英文椭圆章，无任何人员签名，且该印章与该司在其他法律文件中所确认使用的英文条形章不一致。依据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仅凭加盖有争议的公章而无人签名的《指定接受某房地产公司股权函》，不能证明是某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且该文件来自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法应办理公证、转递手续，该证据形式不符合法定要求。原告何某本应在举证期内依法提交证据，但举证期限届满多日后，本院召开庭前会议时又给了原告何某额外的举证期，原告何某仍无法提交符合法律规定的相应证据，其在庭审中申请延期举证，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准许。原告何某主张其是X公司和第三人的实际控制人及受益所有人，但对该事实未提供充足证据予以证明，且未提交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注册成立的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受益所有人可以代公司提起诉讼的法律依据，故该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告何某的起诉证据不足，不能证明其与本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四条第一款、香港特别行政区相关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何某的起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85,250元（已由原告何某预交），退还给原告何某。如不服本裁定，原告何某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被告A公司、B公司，第三人C公司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彭 亮审 判 员  余长勇人民陪审员  关俊华二〇一七年六月十五日书 记 员  瞿德雄书 记 员  程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