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京02民终512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邓伟林，男，1980年5月4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谢长元，北京隆安（天津）律师事��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振英，女，1938年1月17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宏(李振英之女)，住北京市西城区。原审第三人：北京我爱我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条南新仓商务大厦A903。法定代表人：刘田，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达，女，该公司法务专员。上诉人邓伟林因与被上诉人李振英及原审第三人北京我爱我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爱我家经纪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1民初202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5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之规定，本合议庭进行了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径行作出判决。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邓伟林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邓伟林在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即判令李振英按照房屋买卖定金协议双倍返还邓伟林定金20万元及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2426元，并承担邓伟林的律师费15000元；2、本案全部诉讼费由李振英承担。事实和理由：1、我爱我家经纪公司工作人员在签订《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之前向李振英详细介绍了卖方配合买房贷款的流程，邓伟林也向李振英明确表达了通过贷款买房的意图，李振英认可后，邓伟林才向李振英交付了定金。一审判决认定邓伟林与��振英“在购房款的付款方式上产生了分歧，且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故未能签订房屋买卖合同。邓伟林与李振英未能订立主合同，双方均不存在违约行为”，系事实认定错误；2、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导致适用法律错误，使邓伟林遭受更大损失。针对邓伟林的上诉，李振英辩称，不同意邓伟林的上诉请求及理由，请求驳回邓伟林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在《房屋买卖定金协议》签订前，李振英和邓伟林只有一面之交，且房屋的总价在2016年8月27日至9月6日之间无任何变化。我爱我家经纪公司在整个协调过程中询问李振英是否同意约定的房屋价格，李振英表示同意。我爱我家经纪公司逼迫李振英收取定金，关于《房屋买卖定金协议》，我爱我家经纪公司业务员刘冬琴未在上面签字且我爱我家经纪公司未盖公章。李振英之子于2016年9月5日联系邓伟林洽谈合同时认为合同关于贷款方式的规定对李振英不利，故李振英之子提出让邓伟林将购房款275万元一次性付清。李振英在三方协商中坚持要求邓伟林全款，邓伟林不同意。我爱我家经纪公司未告知过李振英可以以全款的方式支付，李振英也不了解支付房款有三种方式，李振英系在具体事实都不了解且未见到对方的情况下，被迫签订了《房屋买卖定金协议》。针对邓伟林的上诉，我爱我家经纪公司述称，我爱我家经纪公司服从一审判决。邓伟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李振英按照房屋买卖定金协议双倍返还邓伟林定金20万元；2、判令李振英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邓伟林2016年9月6日至2016年11月22日的利息2426元；3、判令李振英承担邓伟林的律师费15000元；4、诉讼费用由李振英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8月27日，邓伟林（乙方）与���振英（甲方）及我爱我家经纪公司（丙方）签订《房屋买卖定金协议》一份。该《房屋买卖定金协议》主要约定：1、我爱我家经纪公司为李振英和邓伟林提供房产买卖的交易信息（如房产询价、购房咨询、考察房产周边环境等信息服务），促成李振英和邓伟林达成购买意向，李振英和邓伟林共同委托我爱我家经纪公司为该交易进行后续的居间服务。该房屋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602房屋及其附属设施，李振英以人民币275万元（大写贰佰柒拾伍万元整）出售给邓伟林，此价格为李振英的净得价，李振英和邓伟林一致认可该房屋在交易过程中所产生的交易税费及中介服务费均由邓伟林承担。2、邓伟林在签订本协议时向李振英支付人民币10万元（大写壹拾万元整）作为购买该房屋的定金，双方商定在2016年9月6日前准备相关资料并到我爱我家经纪公司签订购买该房屋的《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及《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居间服务合同》以便买卖交易的顺利进行。3、李振英和邓伟林保证按约定的期限签署合同，双方均不得反悔，若邓伟林反悔未按约定履行则所付定金作为违约金赔偿李振英，若李振英反悔未按约定履行则李振英须双倍返还邓伟林所付定金。4、签订《房屋买卖定金协议》后，李振英和邓伟林应按照本协议第二条约定签署合同，否则拒签方视为违约，承担违约责任。除上述约定的条款，其他条款双方协商解决或遵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5、本协议一式三份，邓伟林、李振英和我爱我家经纪公司各执一份，自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2016年8月27日，上述《房屋买卖定金协议》签订后，邓伟林向李振英支付定金10万元。2016年9月5日，邓伟林、李振英到我爱我家经纪公司准备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时，邓伟林表示部分购房��通过贷款的方式予以支付，李振英要求邓伟林以全款方式支付房价款。因邓伟林、李振英就房价款的付款方式不能达成一致意见，双方未能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房屋买卖定金协议》,收条等证据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邓伟林和李振英及我爱我家经纪公司签订的《房屋买卖定金协议》所约定的定金属于订约定金，约定以交付定金作为订立主合同的担保，若一方拒绝订立主合同，应承受定金罚责。本案当事人未在《房屋买卖定金协议》中就购房款的付款方式作出约定，邓伟林和李振英按照约定的时间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时，在购房款的付款方式上产生了分歧，且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故未能签订房屋买卖合同。邓伟林和李振英未能订立主合同，双方均不存在拒绝订立主合同的故意，故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均不存在违约行为，李振英应将收取的10万元定金返还给邓伟林。邓伟林要求李振英双倍返还定金的诉讼请求，理由不充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邓伟林关于利息及律师费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李振英拒绝退还邓伟林10万元定金的意见，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八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之规定，于2016年12月判决：一、李振英于判决生效后三日内返还邓伟林定金十万元；二、驳回邓伟林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双���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邓伟林、李振英、我爱我家经纪公司均对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持无异议。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有当事人陈述、《房屋买卖定金协议》、收条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各方当事人均应依约享有相关合同权利，履行相应合同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综合当事人举证、质证及其抗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李振英拒绝按照《房屋买卖定金协议》之约定与邓伟林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是否构成违约。关于李振英拒绝按照《房屋买卖定金协议》之约定与邓伟林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是否构成违约一节。首先，根据邓伟林、李振英及我爱我家公司签订的《房屋买卖定金协议》的主要内容，可以认定该协议所约定的定金属于订约定金。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之规定，双方当事人约定以交付定金作为订立主合同的担保，若一方拒绝订立主合同，应承受定金罚责。但是，依据本院查明的事实，邓伟林和李振英签订的《房屋买卖定金协议》中未约定房价款的支付方式。现邓伟林主张李振英和其子曾明确表示愿意配合在邓伟林交首付款后办理银行按揭的相关手续，但未向本院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人承担不利后果，故对邓伟林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其次，邓伟林向李振英上诉主张双倍返还定金10万元，是依据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定金协议》第3条“若李振英反悔未按约定履行则李振英须双倍返还邓伟林所付定金”的约定，但李振英未能向法院提交“李振英反悔未按约定履行”的有效证据，故一审法院驳回邓伟林该项主张并无不妥。再者，邓伟林上诉主张李振英向其支付定金的利息及律师费的请求，因双方当事人对定金的利息和律师费用承担未做约定，一审法院驳回邓伟林的该项主张亦无不妥。综上，一审法院结合双方未就购房款的付款方式达成一致意见，导致房屋买卖合同未能签订这一事实，认定双方均不存在违约故意，不适用关于定金罚则之规定，从而判决李振英返还邓伟林定金并驳回邓伟林的其他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邓伟林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561元，由邓伟林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顾国增审判员  刘丽杰审判员  王艳芳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宋 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