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京0107民初12579号原告于景云，男，1951年1月30日出生。被告北京市燕京公证处，住所地北京市石景山区八角北里司法局院内。法定代表人薛维平，主任。委托代理人何平，女，1981年6月14日出生。原告于景云诉被告北京市燕京公证处公证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吴海涛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于景云，被告北京市燕京公证处之委托代理人何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于景云诉称，到法院打官司就是要示理说法，请求法官依据事实和理由及法律规定作出判决，化解矛盾，让社会和谐，让当事人感受到公平正义。通过学习，原告知道与公证处打官司，就单一撤销公证书的诉求不可诉。公证的实质是一项从事证明的活动，而证明活动不同于民事行为，其本身不涉及具体的民事权利和义务，所以不可诉。但是，当公证处作出的公证书引起利害关系人发生损害事实时，就具有可诉性。《公证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公证机构及其公证员因过错给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造成损失的，由公证机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公证机构赔偿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公证员追偿”。《最高院关于公证纠纷的司法解释》第四条规定：“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提供证据证明公证机构及其公证员在公证活动中具有未尽到充分的审查、核实义务，致使公证书错误或者不真实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公证机构有过错”。本案的公证事项，具体的说是对原告父母于长忠和高继凤的遗产继承进行公正。遗产是位于石景山区永乐小区XX号楼X单元X层XX号（石更成字第XXXXX号，建筑面积48.53平方米）房屋一套。那么，办理涉及房屋遗产继承公证所需的基本材料应当是：1、所涉房屋所有权证。2、被继承人死亡证明。3、死者第一顺序继承人的亲属关系证明。4、被继承人于长忠和高继凤5个子女中不继承遗产的态度公证书，因为他们是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其中包括原告。本案被告的过错是公证书中没有被继承人于长忠和高继凤5个子女中不继承遗产的4个子女态度的公证书，而出现了判决书。本案被告的具体过错是超出了办理公证事项的范围，其没有对判决书进行推理公证的功能和权力。公证机构的证明活动与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诉讼活动不同。前者是在发生民事争议之前对法律行为和有法律意义的文书、事实的真实性和合法性给予认可，借此防止纠纷减少诉讼，它不能为当事人解决争议。而人民法院的诉讼活动则是在发生民事权益纠纷并由当事人起诉之后进行的，其目的是作出裁决为当事人解决争议。本案被告的又一个过错是公证书明确的继承人为于景奇和魏秀珍，不妥。魏秀珍是原告的三弟媳，她不属于继承人之列，不应当列入。于长忠和高继凤有婚生子女五个，有于静、于景云、于景凡、于景奇、于萍。在于长忠和高继凤没有遗嘱的情况下，五个子女均是第一顺序的法定继承人，就本案而言是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包括原告。本案被告的终极过错是该公证书依据（2006）石民初字第3653号和（2007）一中民终字第00929号民事判决书驳回原告继承的判决，直接确定了于景奇和魏秀珍继承的权利，并被法律赋予了过户遗产的强制力，给原告造成几十万元的损失。因为，涉案房屋现在价值是300万元。因此，原告认为被告作出的公证书，依法具有可诉性。我国《继承法》明确规定：“有遗嘱从遗嘱，没有遗嘱从法定继承”。《继承法》是特别法，优先适用于《民法通则》等其他法律。（2006）石民初字第3653号民事判决和（2007）一中民终字第00929号民事判决驳回原告继承的判决，不代表原告就丧失了继承权。在此，上述判决不是于景奇和魏秀珍继承原告父母遗产的法律依据。所以，在此原告向法庭释明，如果是依据判决书继承，不需要到公证处办理公证，携带判决书就可以直接到房管部门办理过户手续。被告没有对判决书进行推理公正的功能和权力，证据证明原告的父母没有遗嘱，（2011）石民初字第3509号民事判决书有，继承遗产就得遵循继承法的特别规定处理，其制作的（2007）京燕京内证字第531号公证书将原告应当法定继承的财产通过其公证书给剥夺了，损害了原告的利益，依法该公证书存在错误，原告依法可以将撤销公证书后宣告公证书无效作为一项请求或理由向法院提出，并请求法院判令公证处承担侵权责任。综上所述，被告应当对自己不遵守职业规范的行为承担侵权责任，原告象征性的要求被告赔偿损失壹万元，应当得到法庭的支持。但是，原告今天希望在法庭的主持下，原被告双方进行调解，原告希望被告认错，承诺在三日内根据过错撤销（2007）京燕京内证字第531号公证书。原告承诺放弃象征性的要求被告赔偿损失壹万元的请求。至于于静、于景凡、于萍会不会据此再向被告主张权利，实话实说，原告心里真没有底。但是，为了让被告全身而退，原告在法庭向被告承诺，如果于静、于景凡、于萍再向被告主张权利，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均由原告承担。原告希望被告慎重考虑，再进行答辩和答复。如果被告不认错，被告答辩后，原告就向法庭申请增加赔偿金额50万元。因为，原告认为被告的过错造成涉案房屋没有了，该房屋价值300万元，无论评估多少钱，原告就主张255万元，原告的份额是51万元。原告现年66岁，1994年至1999年曾经在石景山区法院担任人民陪审员。今天我以老人民陪审员的名义，用我的人格担保，用自己的学识在法庭上断言：这场官司原告必胜，因为事实清楚，法律关系明确，证据确凿，且铁证如山，法律规定的透彻，没有胡搅蛮缠的余地。而且，原告承诺：本官司原告胜诉后所得款项扣除费用后全部捐给石景山区红十字会，以表原告在石景山区生活、工作、奋斗22年建立起来的感情。为了能够让被告理解原告的苦衷，原告叙述一下这些年维权的历程：1999年和2000年我母亲和父亲相继去世后，我们五个子女为合法继承父母的遗产产生了纠纷，目前相互之间没有往来，甚至恶意相加，原告认为只有及时的处理好自家的遗产问题，亲情才能慢慢恢复。1999年我母亲去世后发丧的当天晚上，三弟于景奇准备独霸父母的房产，谎称母亲有遗嘱，起草了一份文件（即家庭协议书）让其余子女签字，当时家里的信任大于计较，其余4个子女都签字了。但是，过后其余4个子女看不到书面的母亲遗嘱，三弟于景奇又不给其余子女签署的文件再经他签字的复印件，就产生了纠纷。直到2006年其余4个子女将三弟于景奇告到石景山区法院，要求法定继承。父母没有遗嘱是事实，三弟于景奇拿出其余子女签署的文件孤本抗辩，结果法官张健强驳回了其余4个子女要求法定继承的诉求。很明显是张健强错了。三弟于景奇提交的抗辩文件是《民法通则》调整的范围，法定继承案张建强应当适用的是《继承法》，《继承法》优先适用于《民法通则》，即有遗嘱从遗嘱，没有遗嘱就是法定继承。简短截说，其余4个子女的上诉和申诉都遭到了维持。原告认为，三级法院异口同声的做法，不能代表他们就是没有错误的铁案。于是，其余4个子女要求法院确认签署的文件无效，以期拿着确认无效的判决书推翻张建强的案子。2010年石景山法院的法官吴淑嫦为了维护张健强的错误，裁定一事不再理。到了二审，法官李唯一等人裁定发回实体审理，理由是三个继承案谁都没有对家庭协议书进行认定。一审重审后法官王歆等人判决文件有效。又到了二审，法官张庭芳等人裁定事实审理不清，发回重审。如果此时二审法官能够直接阐述事实审理不清的原委，直接改判就不存在以后的诉累和司法资源的浪费。也不存在今天原告起诉被告的诉讼，但是，张庭芳等人不愿意得罪一审。再次一审时原告对法官说：“这个案子就三个结果，一个是一事不再理，另一个是有效，再一个就是无效，现在就剩第三个结果了”。其实，法官杨志东等人心里都明白。但是，就是揣着明白说糊涂。原告参与打这个官司的主要目的就是要纠正张健强的错误。于是，原告坚持由妻子陈绍莲作为第三人继续王歆的案子后参加这次诉讼，她的诉讼请求是：1、判令抗辩文件无效。2、判令第三人享有公婆遗产的十分之一份额。这两个诉求是相辅相成的，无可置疑。此时，我们还申请查封了于景奇的房产，查封费5000元。众所周知，4个子女的诉求只是确认文件无效，没有诉讼保全的意义和权利，只有第三人的诉求才产生判后执行的可能和意义，就她可以申请保全。这时法官做我姐的工作，让我姐劝陈绍莲撤诉，承诺判令抗辩文件无效，并且告诉我姐，可以拿着判令抗辩文件无效的判决去最高院翻张健强的案子。其实，他们搞的是一种骗局。如果法官想解决问题，支持第三人的诉求，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再有，哪有法官这样做工作的。原告告诉妻子陈绍莲，不同意撤诉。于是，纠缠了一年半，2012年12月法官杨志东等人判令抗辩文件无效，驳回第三人的其他诉讼请求。既然判令抗辩文件无效，第三人要求判令第三人享有公婆遗产的十分之一份额的诉讼请求就应当得到支持，不支持第三人的这个诉讼请求就是一个“既卖矛，又卖盾”的错误判决，他们纯粹是在玩弄法律。我妻子陈绍莲和三弟于景奇均上诉，北京市一中院的法官刘新泉继续让我姐于静做陈绍莲撤诉的工作，我告诉陈绍莲还是不同意撤诉。于是，我姐于静指使我妹妹于萍半夜三更到原告家里闹，惊动了110以后，于萍与警察发生了肢体对抗，被带到派出所反省，这样我和我姐、我妹之间加大了矛盾。如此一闹，2013年4月市一中院开庭，我和妻子陈绍莲无法出庭，便借机出差躲避起来。他们逼陈绍莲写委托代理书，陈绍莲无奈，写了委托代理书。开庭时，我的傻姐姐于静代替陈绍莲撤诉，法官一看，气的暴跳如雷，说：“没有特别授权，怎么撤诉”？2013年7月市一中院刘新泉等人一气之下来了一个大翻锅，判令抗辩文件有效，驳回第三人的上诉请求。法官的大翻锅判决，不但侵害了原告等4个子女的合法权益，而且还侵害了两次发回重审的法官的尊严。我姐于静没有看出来原告安排的第三人对继承案产生的作用是什么？从此以后，我姐于静就对我们夫妻恨之入骨，并鼓动于景凡和于萍也不予原告来往。所以，本案原告对被告的承诺有风险，但我愿意面对。原告控告刘新泉枉法裁判的案子由市检一分院受理，现正等待结果。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撤销（2007）京燕京内证字第531号公证书；2、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人民币51万元整；3、请求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被告北京市燕京公证处辩称，一、原告要求撤销（2007）京燕京内证字第531号公证书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二、原告要求我处赔偿其损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2007年11月5日，北京市燕京公证处做出了（2007）京燕京内证字第531号公证书，其主要内容如下：经查，被继承人于常忠、高继凤夫妇因病分别于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和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日在北京死亡，死后在北京市石景山区永乐小区XX号楼X单元X层XX号遗留（石更成字第XXXXX号，建筑面积48.53平方米）房屋一套，被继承人双方的父母均先于被继承人死亡。根据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2006）石民初字第3653号民事判决书和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7）一中民终字第00929号民事判决书，上述遗产（房屋）应由于景奇和魏秀珍共同继承，经共有人协商，于景奇为所有权证执证人，魏秀珍为共有权人。2006年9月7日，原告于静、于景云、于景凡、于萍以其他法定继承纠纷，将被告于景奇起诉至我院，我院于2006年11月20日做出（2006）石民初字第3653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经审理查明”部分有以下内容：原、被告系于长忠、高继凤之子女。原、被告之母高继凤于1999年11月10日病逝，之父于长忠2000年12月23日病逝。1999年11月14日原、被告之间签订一份家庭协议，第一条，母亲高继凤生前遗嘱：一旦我去世后，希望三子于景奇与儿媳魏秀珍与丈夫于长忠共同生活，照顾好丈夫于长忠的生活起居。如果丈夫于长忠过世，其家庭一切财产与石景山区永乐东区XX栋X门XX号房产权归三子于景奇与儿媳魏秀珍所有。第二条记载，父亲于长忠的意愿：愿意与三子于景奇和儿媳魏秀珍一同生活，希望他俩照顾好自己晚年的生活起居和今后一切事宜。并立遗嘱如下：若过世后家庭一切财产与石景山区永乐东区XX栋X门XX号房产权归三子于景奇与儿媳魏秀珍所有。第三条，说明若其他子女同意父母意愿在此协议签字。在该协议书的下方有原、被告的签字。（2006）石民初字第3653号民事判决书“本院认为”部分有以下内容：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家庭协议书，是附条件的对被继承人财产作出明确意思表示的协议，协议的成立是权利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关于协议的生效是以所记载的权利人的义务完成时生效。就原告主张父母生前未对财产进行处置，故应由其子女依法定程序予以继承的请求。其一该协议表明并不以被继承人是否在该协议签字为其生效的前提条件，其二被继承人生前并未有意思表示否认或撤销该协议，因此原告的该项主张不能成立。原告另认为，作为父母的子女，对父母已尽赡养义务，应有权依法继承父母遗产的主张，因在家庭协议书中表明遗产的继承，并不是以原告是否尽赡养义务作继承父母遗产的前提条件，而是以被告是否尽了赡养义务为前提条件。如果原告欲证明被告有违背协议书的事项，未能赡养被继承人，应当举证证明。现有证据原告不足以证实自己的主张，因此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以被告是请保姆照顾老人，不符合协议的规定为由，认为被告违反协议的主张，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被告丧失继承权的构成要件，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被告双方是否存在第二份协议，双方均未向法庭提交，且并未加以说明二份协议的区别，因此本院对此不予考虑。（2006）石民初字第3653号民事判决书主文为：驳回于静、于景云、于景凡、于萍的诉讼请求。原告于静、于景云、于景凡、于萍不服一审判决，遂上诉至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07年2月8日做出（2007）一中民终字第00929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本院认为”部分有以下内容：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确立权利义务关系的意思表示。本案中，家庭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双方当事人之父母于长忠、高继凤生前未对该协议表示异议，故该协议应当有效。现于长忠、高继凤业已去世，且生前未立遗嘱，根据家庭抚养协议的约定，继承人于静、于景云、于景凡、于萍及于景奇均同意诉争房屋归于景奇、魏秀珍所有，因此应视为于静、于景云、于景凡、于萍均放弃了继承该房屋的权利。在此情况下，于景奇占有该房屋具有合法依据，于静、于景云、于景凡、于萍继续要求拥有该房屋的继承权，违反了家庭协议的约定和诚实信用原则，本院对此不予支持。于静等4人称其父母生前均未在家庭协议书上签字，由于该协议不是遗嘱，只是双方当事人处理各自继承权的意思表示，故于长忠、高继凤未签字不影响该协议的效力。于静等4人称于景奇未按协议书履行赡养父亲的义务，但其既未在提起诉讼前要求变更该协议，也未在诉讼中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自己的陈述，故本院不能确认其陈述的真实性。于静等4人称其尽了赡养父母的义务，应有权依法继承父母遗产，但根据家庭协议书的约定，拥有该房屋的所有权不是以于静等4人是否尽赡养义务为条件，而是以于景奇是否尽了赡养义务为条件，故于静等4人的该条抗辩理由本院不予采信。于静等4人称于景奇所隐藏的补充协议业已对家庭协议书的内容进行了变更，但从于景奇二审诉讼中提供的附加协议看，该附加协议并未涉及诉争房屋事宜，原审法院的判决并无不当。（2007）一中民终字第00929号民事判决书主文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告在诉讼过程中提交了（2011）石民初字第3509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判决：一、确认原告于静、于景云、于萍、于景凡与被告于景奇、魏秀珍于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四日所签“家庭协议”无效；二、驳回第三人陈少莲的其他诉讼请求。另（2013）一中民终字第4131号民事判决书撤销了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2011）石民初字第3509号民事判决书，并确认于静、于景云、于景凡、于景奇、于萍、魏秀珍于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四日签订的《家庭协议》有效。于景云当庭提出鉴定申请，要求对本案公证书所涉及房产进行价值评估。经询问，原告向法庭陈述：因被告的错误公证，导致涉案房屋已出卖给第三人。经过开庭审查原、被告提交的证据材料，法庭认为原告的鉴定申请缺乏事实依据，未予以批准。上述事实，有（2006）石民初字第3653号民事判决书、（2011）石民初字第3509号民事判决书、（2007）一中民终字第00929号民事判决书、（2013）一中民终字第4131号民事判决书、（2007）京燕京内证字第531号公证书及当事人当庭陈述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在本案中，北京市燕京公证处依据生效判决书确认的事实做出（2007）京燕京内证字第531号公证书，现于景云主张公证损害责任赔偿，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于景云之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四千四百五十元，由于景云负担（已交纳二十五元，余款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上诉期限内，提出上诉却拒不交纳或逾期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未提出上诉处理。审判员  吴海涛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高彩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