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7）闽02行终8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赖龙德，男，1979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海沧区。委托代理人赖洪德、卓亮超，福建天翼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厦门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住所地厦门市思明区莲前西路8号。负责人郑勇胜。委托代理人陈继洪、刘榕，厦门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工作人员。上诉人赖龙德因诉被上诉人厦门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下称厦门公安交警支队)其他行政行为一案，不服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16）闽0203行初246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4月2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赖龙德及委托代理人赖洪德、卓亮超，被上诉人厦门公安交警支队之委托代理人陈继洪、刘榕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赖龙德因其所有的车牌号码为闽Ｄ×××××丰田牌车辆一部被厦门公安交警支队实施“锁定”措施，致使车辆无法办理转移登记及抵押登记，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厦门公安交警支队对案涉车辆采取锁定措施违法，并责令厦门公安交警支队立即解除对案涉车辆的锁定措施。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2月，案涉丰田牌兰德酷路泽车辆从案外人许某名下转移登记至赖龙德名下，登记车牌号为闽Ｄ×××××，合格证编码为WDZ171140004181,车辆型号为CA6522UE5,车架号为LFMG2K741E3034576。2015年6月23日，福建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车辆管理所向包括厦门公安交警支队下属车辆管理所在内的相关部门发出关于核查机动车登记信息的通知。该通知涉及四辆丰田系列机动车，其中包括本案闽Ｄ×××××车辆。2015年7月7日，厦门公安交警支队下属车管所经核实，向福建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车辆管理所回复核查情况报告，称：案涉车辆合格证与公告合格证的备案图片相比，存在背面无编号、颜色存在差异等情况，已经向厂家发函协查，尚未回复。期间通知车主，即赖龙德将案涉车辆开至车管所配合调查未果，故作出将案涉车辆锁定防止再次转移以及启动嫌疑调查程序的初步处理意见。2015年7月21日，厦门公安交警支队下属车管所根据车辆厂家反馈的信息，明确案涉车辆注册登记时使用的合格证车辆备注信息并非公司生产车辆信息参数范围，决定将案涉车辆移送公安刑侦部门进一步调查。2015年9月30日，厦门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作出厦公刑函[2015]29号关于移交涉嫌被盗抢、走私机动车的复函，认为：经核查，案涉车辆虽然存在真实情况与该车登记情况不符，车辆识别代码曾被挫改，但目前未发现该车被盗抢记录等信息，故该案不属刑侦部门管辖。复函还附有相关鉴定文书及情况说明。另查明，2015年7月底，厦门公安交警支队为避免案涉车辆再次转移登记，对案涉车辆状态设置为锁定，期间该车辆无法进行转移登记及抵押登记等机动车登记业务。原审法院认为，通过在案证据可以确定：第一，省公安厅交警总队车管部门下文要求核查案涉车辆。经查，案涉车辆的真实情况与该车登记情况不符，车辆识别代码曾被挫改；第二，该锁定系从厦门公安交警支队的车辆管理系统体现，并未通过法律文书等形式载明。但是，该锁定导致案涉车辆权利处于限制状态，无法办理转移登记及抵押登记，对赖龙德权利已产生实质影响。具体实施过程中，没有证据证明厦门公安交警支队曾向赖龙德履行告知、听取意见等程序性事项。第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的相关规定，法律法规以外的其他规范性文件不得设定行政强制措施。厦门公安交警支队明确主张锁定并非行政强制措施，但无法提供关于“锁定”的法律依据。第四，厦门公安交警支队主张该锁定程序并非独立行为，系嫌疑车辆调查程序的配套措施。《机动车登记工作规范》第七十八条及第七十九条对嫌疑车辆调查程序作出规定，但并未提及锁定。厦门公安交警支队该项主张缺乏依据。第五，从厦门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的反馈看，案涉车辆问题无法作为刑事案件处理。厦门公安交警支队无法证明对案涉车辆采取锁定属于刑事侦查范畴。此后，未见厦门公安交警支队针对案涉车辆作下一步的处理。综合上述事实可以看出，案涉锁定行为系厦门公安交警支队在履行车辆管理职责过程中作出的行为，虽然系通过内部系统操作，但已经对外部的相关当事人权利造成影响，应当赋予相对人相应的救济权利，故应属可诉的行政行为。本案中，厦门公安交警支队并未提供关于锁定的法律依据，无法证明其合法性。省交警总队车管所的核查函，仅能说明调查来源，但无法证明锁定的合法性问题。同时，厦门公安交警支队亦无法证明其作出锁定时履行基本的告知义务，未给予行政相对人相应的陈述、申辩以及救济等权利，不符合程序正当原则。案涉车辆从2015年7月锁定至今，尤其是在刑事侦查部门退回之后，厦门公安交警支队至今未对案涉车辆作进一步处理，致使赖龙德的权利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亦属不当。据此，案涉锁定措施没有法律依据，缺乏必要的行政程序，亦未及时进行后续处理，应认定违法。但是，案涉车辆确系省交警总队车管部门要求核查的车辆，经查证案涉车辆也确实涉及违法情形。同时，赖龙德在接到厦门公安交警支队验车通知后，未配合厦门公安交警支队进行车辆检验，致使厦门公安交警支队无法按照《机动车登记工作规范》第七十八条及第七十九条的规定作进一步处理。一旦撤销上述锁定，问题车辆可能会再次转移，或继续造成危害，同时致使后续的调查处理无法顺利进行。因此，从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及他人合法利益的角度出发，法院确认案涉锁定违法，但不予撤销，对赖龙德要求厦门公安交警支队立刻解除锁定的诉求亦不予支持。同时，建议厦门公安交警支队应尽快对案涉车辆作进一步处理，以免对赖龙德的合法利益造成不当影响。综上，厦门公安交警支队针对案涉车辆作出的锁定措施，缺乏法律依据，且程序不当，但考虑案涉车辆存在违法情形，车辆亦未被依法控制，故法院确认该锁定行为违法，但不予撤销。对于赖龙德要求厦门公安交警支队立刻解除案涉锁定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及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一、确认厦门公安交警支队对赖龙德名下闽Ｄ×××××丰田车辆实施锁定违法。二、驳回赖龙德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厦门公安交警支队负担。赖龙德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判决已经认定被上诉人的“锁定”行政行为严重违法，严重侵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1、被上诉人的锁定行为没有任何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依据，甚至没有规范性文件依据，是无视法律的严重违法行为；2、被上诉人自设的锁定措施，导致上诉人的车辆无法过户、抵押等，特别是无法办理年检，车辆无法上路行驶，即无法使用，造成上诉人的财产严重损失。二、一审判决不予撤销锁定，没有任何依据。1、锁定既然严重违法，就应当予以撤销，而不是予以保护；2、即使车辆之前存在违规或违法情况，与上诉人无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应当予以保护：首先，车辆系向丰田公司合法购买，该车辆的型号、车辆识别代码、发动机号及车辆所有人等信息均可通过全国机动车/驾驶人信息资源库当中查询到，且在《厦门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关于移交涉嫌被盗抢、走私机动车的复函》中，车辆的基本信息与丰田公司查询结果一致，说明该车具有合法来源。其次，《厦门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关于移交涉嫌被盗抢、走私机动车的复函》中载明“目前未发现该车被盗抢记录等信息，故此案不属刑侦部门管辖”，说明该车已经明确排除盗抢嫌疑。3、本案无关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合法权益。首先，本案仅涉及一部车辆，没有任何证据或理由可以看出涉及社会公共利益；其次，本案车辆不影响他人利益，而且根据相关规定，车辆管理部门可以将车辆相关材料存在车辆档案，车辆利益相关人可以通过查阅档案知悉相关情况，车辆利益相关人完全可以得到合法保护，而不是采取违法的锁定措施。4、车辆已经经过全部查验。首先，根据车辆档案可知，车辆向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交通警察支队申请注册登记时，已根据规定进行了查验，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不存在违法的情形。其次，上诉人在申请将该车辆转入厦门市时，被上诉人也对车辆进行了全面检验，重新核发行驶证，说明该车辆也不存在任何违法情形。即便车辆存在违法情形，车辆已通过哈尔滨市和厦门市两地注册登记机关检验车辆均是合格的，说明该违法情形可能是在上诉人购买前发生的，与上诉人无关，应当追究直接责任人或行为人。若存在违法情形而未发现，说明两地注册登记机关把关不严，存在严重漏洞，应当依法追究注册登记机关的相关人员的责任，而不是随意锁定，限制上诉人的合法权利。5、关于车辆的调查结论未及时作出，是被上诉人自身违法原因所导致的。6、退一步讲，即便车辆存在违法情形，被上诉人依法可采取其他合法措施且应不影响上诉人的车辆正常使用，而不是使用严重违法的锁定措施。在厦门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确认车辆排除盗抢嫌疑后，被上诉人至今未对车辆作进一步处理，致使上诉人权利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对上诉人的利益造成持续、不可挽回的影响。故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存在部分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不当的情形，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判决内容，改判撤销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名下闽Ｄ×××××丰田车辆实施的锁定措施。被上诉人厦门公安交警支队答辩称，本案事实清楚，一审判决书中已查明。争议的焦点在于在机动车管理计算机系统中“锁定”车辆信息的行为的法律性质及其合法性问题。被上诉人认为，“锁定”是在发现相关车辆涉嫌违法犯罪行为，且相关案件不属于本单位管辖范围时，在移交主管机关前依法采取的紧急措施。本案中，车管所根据上级机关提供的信息和初步调查的情况，可以判定该车可能涉嫌被盗抢、走私等违法犯罪行为，但相关案件明显不属于本单位管辖，于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七十二条，《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四十八条、第五十一条之规定，采取必要的紧急措施，即在机动车管理计算机系统“锁定”了涉讼车辆的信息，限制其办理机动车登记业务，以避免违法损害后果的进一步扩大。上诉人因买受涉嫌违法犯罪行为的机动车,其权益客观上受到了损害,依法可以向相关违法犯罪行为人或向其出卖车辆的当事人主张赔偿其损失。“锁定”是厦门市公安交警支队车管所进行嫌疑车辆调查，发现涉嫌违法犯罪行为，且相关案件不属于本单位管辖范围时，在移送主管机关前依法采取的紧急措施，依据充分且确有必要，恳请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原审的诉讼请求。双方当事人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材料均随案移送本院。上诉人赖龙德对于原审判决认定的“期间通知车主，即本案原告将案涉车辆开至车管所配合调查未果”之事实有异议外，对原审判决查明的其他事实无异议。被上诉人厦门公安交警支队对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对于双方当事人无异议之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二审审理中，上诉人赖龙德向本院提交新证据:视频光盘和截图，证明其于2017年2月，将涉案车辆交由被上诉人下属车管所进行检验，并办理了年检，年检合格。被上诉人厦门公安交警支队认可视频地点是其下属车管所内，但办理什么业务还需了解才明确。庭审后并未向本院反馈其了解明确的情况。本院对该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本案厦门公安交警支队对涉案车辆“锁定”行为的可诉性问题，本院认可原审法院的认定，即案涉锁定行为系厦门公安交警支队在履行车辆管理职责过程中作出的行为，虽然系通过内部系统操作，但已经对外部的相关当事人权利造成影响，该“锁定”行为应属可诉的行政行为。至于该“锁定”行为的合法性以及应否予以撤销问题，被上诉人厦门公安交警支队认为，“锁定”是在发现相关车辆涉嫌违法犯罪行为，且相关案件不属于本单位管辖范围时，在移交主管机关前依法采取的紧急措施。而本案中之所以对涉案车辆进行“锁定”，就是根据上级机关提供的信息和初步调查的情况，判定本案涉案车辆可能涉嫌被盗抢、走私等违法犯罪行为，但相关案件明显不属于本单位管辖的情况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七十二条，《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四十八条、第五十一条之规定，而采取的紧急措施。本院认为，本案从2015年6月23日被上诉人厦门公安交警支队在接收到福建省公安厅交警总队车辆管理所的《关于核查机动车登记信息的通知》后，至2015年7月依内部程序对涉案车辆采取紧急措施予以“锁定”，并进行相关调查，及至2015年9月30日厦门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关于移交涉嫌被盗抢、走私机动车的复函》时止，涉案闽Ｄ×××××丰田车辆并未被刑事立案，亦未进入刑事案件调查，未发现该车辆被盗抢记录等信息。显然本案不属刑事程序中所实施的紧急措施。那么，本案是否属行政案件中的紧急措施。被上诉人厦门公安交警支队在答辩状中援引《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五十一条“对发现或者受理的案件暂时无法确定为刑事案件或者行政案件的，可以按照行政案件的程序办理。”然，本案被上诉人厦门公安交警支队并没有提供其将本案作为行政案件处理的程序性证据，既无被上诉人厦门公安交警支队对该案件的立案材料，亦无其将案件移送相关主管机关或相关主管机关对该案件立案调查的证据材料。《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四十八条规定：属于公安机关职责范围但不属于本单位管辖的案件，具有:（五）其他应当采取紧急措施的情形的，受理案件或者发现案件的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应当依法先行采取必要的强制措施或者其他处置措施，再移送有管辖权的单位处理。被上诉人厦门公安交警支队在对涉案车辆实施“锁定”长达近2年时间，既未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主管机关，又未对涉案车辆作进一步的处理，却对涉案车辆采取限制措施，损害了涉案车辆所有权人的合法权益。即便涉案车辆涉嫌某些违法事实，但作为国家执法部门，应当积极地履行相关的执法职责，而不是消极地放任当事人权利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原审判决确认了被上诉人厦门公安交警支队“锁定”行为的违法性，却不予以撤销，显属不当，应予以纠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款，第七十条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维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16）闽0203行初246号行政判决第一项，即：确认厦门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对赖龙德名下闽Ｄ×××××丰田车辆实施锁定行为违法；二、撤销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16）闽0203行初246号行政判决第二项；三、厦门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立即解除对赖龙德名下闽Ｄ×××××丰田车辆的“锁定”。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上诉人厦门市公安局交警察支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锦清审判员  纪荣典审判员  宋希凡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日书记员  江雪玉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一）主要证据不足的；（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三）违反法定程序的；（四）超越职权的；（五）滥用职权的；（六）明显不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