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陕08民终160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榆林市公交总公司，住所地榆林市榆阳区。法定代表人：付明荣，系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杰、张庆民，陕西东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康维斌，男，汉族，1948年3月12日出生，陕西省榆林市。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永峰，男，汉族，1960年2月6日出生，住榆林榆阳区，农民。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俊洲，陕西天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榆林市公交总公司因与上诉人康维斌、刘永峰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人民法院（2016）陕0802民初61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4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永峰、上诉人康维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俊洲、榆林市公交总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庆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榆林市公交总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对榆阳区人民法院（2016）陕0802民初616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在第一项判决基础上由二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增加赔偿46781.5元；二、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二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城巿公交车经营合同》属于格式合同，该合同的第五条的约定：“车辆营运中的燃料、维修、保养、事故、司乘人员待遇等一切费用和生产盈亏均乙方（被上诉人）承担，甲方（上诉人不承担任何责任）”，该条款被认定为格式条款，依据《合同法》第39条、40条认定为无效条款。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在合同性质、条款性质的认定上以及法律的适用上均存在错误，首先，所谓格式合同，亦称标准合同、定型化合同，是指当事人一方预先拟定合同条款，对方只能表示全部同意或者不同意的合同。因此，对于格式合同的非拟定条款的一方当事人而言，要订立格式合同，就必须全部接受合同条件；否则就不订立合同。现实生活中的车票、船票、飞机票、保险单、提单、仓单、出版合同等都是格式合同。但上诉人与二被上诉人签订的《城市公交车经营合同》是在经过了双方平等协商、自愿而且合法的基础上签订的。其次，合同上的条款是经过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以及与被上诉人性质相同的一大批公交车辆承包经营者经过平等协商确定下来的，该条款内容并没有免除自身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等内容。因此双方签订的合同不是格式合同，合同条款也不是格式条款，《城市公交车经营合同》的第五条应当是认定为有效条款，依据合同法“有约定，从约定”的规则，二被上诉人就应当承担全部事故赔偿责任，原审法院认定错误。2、从榆林市公交事业的现实存在的客观情况来看，由于当地政府财政和历史遗留问题等原因，目前榆林社会上挂靠公司从事运营的车辆有百十多辆，上诉人与所有的车主均签订了同样合同，大大小小事故基本上每天都在发生，如果让上诉人承担因交通事故对第三方造成的损失后无法依据合同约定向承包经营者主张权利，那么这个局面会导致榆林的公交事业乃至榆林财政都会承担一个巨大的负担，其不利结果是难以想象的。康维斌、刘永峰答辩称，一、答辩人与被答辩人签订的《城市公交车经营合同》中第五条约定事故的损失由答辩人承担系霸王条款，被答辩人只享有权利，不尽义务，该约定应为无效条款。《城市公交车经营合同》约定“第五条、乙方车辆营运中的燃料、维修、保养、事故、私乘人员待遇等一切费用和生产盈亏，均由乙方承担，甲方不承担任何经济责任；第六条、公交车私乘人员由甲方统一招聘，实行统一经营、统一服务的方式，乙方使用司乘人员必须在甲方司乘人员储备库中选用，工资福利有乙方负担，但由甲方统一核定发放。”该合同文本由被答辩人提供且为格式合同，合同中的权利规定均为被答辩人设定，合同中的义务规定均为答辩人设定，合同约定的公交车由答辩人购买但公交车司乘人员必须在被答辩人储备库中选用，并由被答辩人统一招聘，实行统一经营、统一服务、工资福利统一发放，但工资福利却由答辩人负担。由此可见该公交车的司机由被答辩人提供，出现交通事故责任却让答辩人承担，明显不公平系霸王条款，该约定应为无效条款。由此可知陕KX车的名义所有人及实际控制人均为被答辩人，出现事故造成的损失理应由被答辩承担。二、答辩人与被答辩人系挂靠关系，根据法律规定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故被答辩人无权要求答辩人赔偿杨玉春的各项人身损失费196707.5元。2014年1月27日答辩人与被答辩人签订《城市公交车经营合同》，约定“公交经营权属政府公共资源，实行有偿使用制度，乙方有偿取得七路陕KX车经营权，期限八年，从2011年3月22日至2019年3月31日，有偿出让金人民币八万元整。乙方及其车辆必须给甲方按时一次性预交半年服务费3960元，以后依此类推。”由此可知答辩人向被答辩人每年交付1万元的出让金，并每半年交付服务费3960元，陕KX七路公交车登记所有人为榆林市公共交通总公司，实际车主为康维斌、刘永峰，双方为挂靠关系，根据《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试行）》第四条“挂靠经营的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致人损害的，由挂靠人和被挂靠单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规定，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故被答辩人无权要求答辩人赔偿杨玉春的各项人身损失费196707.5元。三、榆阳区人民法院2015年12月9日作出的（2015）榆民初字第04630号民事判决书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应为合法有效的判决，判决让被答辩人赔偿杨玉春的损失是正确的。杨玉春诉榆林市公共交通总公司旅客运输合同纠纷一案，榆阳区法院于2015年9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答辩人康维斌作为榆林市公共交通总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依法出庭参加了庭审活动，在庭审时答辩人康维斌向法庭陈述了“答辩人与被答辩人系挂靠关系及双方签订了《城市公交车经营合同》”而区法院在得知该事实地基础上最终作出（2015）榆民初字第04690号民事判决书，内容为：“由被告榆林市公共交通总公司赔偿杨玉春伤残赔偿金等225747，50元（被告已付37200元）；鉴定费3000元由榆林市公共交通总公司负担“根据上述事实可知榆阳区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作出榆民初字第04690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关于杨玉春旅客运输合同纠纷一案最终的赔偿主体应为榆林市公共交通总公司，在该纠纷中被答辩人对答辩人并不享有追偿权，该追偿权无事实与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综上，答辩人认为：答辩人与被答辩之间实为挂靠关系，双方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榆阳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榆民初字第04630号民事判决书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应为合法有效的判决，被答辩人系杨玉春旅客运输合同纠纷一案的实际赔偿主体，被答辩人对答辩人并不享有追偿权，该追偿权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故请求法院驳回被答辩人的全部诉讼请求。康维斌、刘永峰上诉请求：1、驳回被上诉人榆林市公交总公司的诉讼请求；2、由被上诉人榆林市公交总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但是判决二上诉人承担80%的赔偿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的合同中第五条约定的：“车辆营运中的燃料、维修、保养、事故、司乘人员待遇等一切费用和生产盈亏均由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不承担任何责任”，是被上诉人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的无效条款。但是又判决上诉人承担80%的赔偿责任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因为：1、被上诉人主张应当由上诉人赔偿的合同条款属于无效合同条款。2、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挂靠关系，法律规定挂靠人与被挂靠人承担的是连带责任，连带责任不分彼此，任何一方均可承担全部责任。3、本案所涉的233907.5元赔偿由来是案外人杨玉春起诉的人身损害赔偿，而在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被上诉人作为被告方，既未在案件审理中主张应当由二上诉人赔偿，也未积极履行抗辩权，一直表明其是合格的诉讼主体，愿意承担赔偿责任。4、二上诉人没有参加杨玉春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审理，没有行使有效的抗辩权，杨玉春索赔案件中的233907.5元赔偿大多数项目及数额不合理、不合法。现被上诉人再主张这部分赔偿由上诉人赔偿没有法律及事实依据。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人民法院在审理本案中，判决二上诉人承担80%的赔偿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明显存在任意行使法律职权，故依法向贵院提起上诉，请求贵院依法改判。榆林市公交总公司辩称：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挂靠关系，对内有责任的划分，依据的是双方签订的城市公交车经营的合同。由此要求对方返还垫付的赔偿费用。公交车性质比较特殊，必须由公交公司统一管理，但公交的获利都有康维斌、刘永峰享有，因此其有义务按照合同约定承担赔偿责任。在杨玉春诉公交公司的案子中，康维斌参加了诉讼，了解该事故的相关过程。榆林市公交总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令二被告向原告支付代二被告赔偿杨玉春的各项人身损失费用等共196707.50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月27日，原告与二被告签订了城市公交车经营合同，约定二被告有偿取得七路车经营权，期限八年，从2011年3月11日至2019年3月31日，被告必须按照原告规定车型要求、配置以及相关技术参数购置车辆，营运车辆必须服从甲方统一管理，签订合同时由被告向原告缴纳半年服务费3960元，以后依此类推。合同第五条约定：车辆营运中的燃料、维修、保养、事故、司乘人员待遇等一切费用和生产盈亏均由被告承担，原告不承担任何责任。合同签订后，二被告出资购买了车辆，车辆行驶证登记在原告名下，由原告统一管理，二被告依合同约定向原告缴纳服务费等相关费用。2014年8月4日8时40分许，陕KX七路公交车在运行过程中造成了车内乘客杨玉春受伤，被告康维斌、刘永峰支付杨玉春医疗费37200元，后杨玉春以旅客运输合同纠纷为由将原告诉至我院，我院作出了（2015）榆民初字第04630号民事判决，判决由公共交通总公司赔偿杨玉春伤残赔偿金等人民币225747.50元（已付37200元）、支付鉴定费3000元、案件受理费2300元。判决生效后，经本院执行原告已支付了上述赔偿费用并支付案件执行费2860元。后原告要求被告按合同约定支付相关费用，双方就赔偿数额未达成协议，故原告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判令二被告向原告支付原告代二被告赔偿杨玉春的各项人身损失费用等共计196707.50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榆林市公交总公司与被告康维斌、刘永峰签订的城市公交车经营合同属格式合同，合同第五条的约定“车辆营运中的燃料、维修、保养、事故、司乘人员待遇等一切费用和生产盈亏均由被告承担，原告不承担任何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第四十条“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情形的，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之规定，原告榆林市公交总公司为格式合同提供一方，合同条款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即被告康维斌、刘永峰的责任，故该条款应为无效，合同其余条款有效。原、被告之间系车辆挂靠关系，原告作为被挂靠人并非对车辆完全失控，从管理、监督的角度看，对车仍有有限的运行管理支配权，同时收取管理费用，虽然管理费是其为挂靠人提供的各项服务收取的费用，并非直接从营运利润中产生的运行利益，但该费用是基于挂靠人的名义经营而产生的，可以说被挂靠人收取的管理费是一种间接的运行利益，被挂靠人从法律意义上来说是车辆的所有人和管理者，其对所挂靠的车辆没有尽到监督、管理的义务，对该车造成的侵害赔偿应承担20%的责任，故在第三人杨玉春案件中的各项费用共计233907.50（225747.50+3000+2300+2860）元中，被告康维斌、刘永峰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为233907.5元*80%=187126元，剔除被告康维斌、刘永峰已支付的37200元，被告康维斌、刘永峰应支付原告149926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一百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1、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由被告康维斌、刘永峰支付原告榆林市公交总公司赔偿款149926元。2、驳回原告榆林市公交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220元，由原告负担1060元，二被告负担3160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榆林市公交总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经审理查明，榆林市公交总公司与康维斌、刘永峰签订的《城市公交车经营合同》属格式格式合同，第五条约定：“车辆营运中的燃料、维修、保养、事故、司乘人员待遇等一切费用和生产盈亏均乙方（康维斌、刘永峰）承担，甲方（榆林市公交总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该条款属格式条款，明显免除了榆林市公交总公司责任，加重对方即被告康维斌、刘永峰的责任。且康维斌、刘永峰是从榆林市公交总公司有偿取得的公交路线的经营权，并服从榆林市公交总公司的统一管理、统一经营，统一核算和各项管理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第四十条“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情形的，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之规定，一审认定本条款无效是正确的。上诉人榆林市公交总公司认为该条款有效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根据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城市公交车经营合同》内容来看，双方之间形成是车辆挂靠经营关系，本案合同第六条明确约定公交车司乘人员由榆林市公交总公司统一招聘、实行统一经营、统一服务的方式、且司乘人员必须从榆林市公交总公司司乘人员储备库中选用，工资及福利由榆林市公交总公司统一核定发放。从以上合同内容认定，榆林市公交总公司对康维斌、刘永峰经营的车辆仍然有管理、监督、运行管理的支配权，同时收取管理费是一种谋取利益的行为，被挂靠人实际上是车辆的管理者。从我国民法通则规定的权利与义务应当对等的原则为讲，榆林市公交总公司对挂靠车辆享有管理、监督、运行的权利时，同样负有监督管理的义务。而本案中榆林市公交总公司对所挂靠的车辆没有尽到监督、管理的义务，故对该车造成的侵害赔偿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一审法院判决由榆林市公交总公司承担20%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康维斌、刘永峰上诉认为因该车造成的损失全部应由公交公司承担。本案对外双方当事人承担的是连带赔偿责任，但对内双方当事人之间应当依据合同约定承担相应的责任。故康维斌、刘永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榆林市公交总公司、康维斌、刘永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300元榆林市公交总公司承担。康维斌、刘永峰的二审案件受理费970元由上诉人康维斌、刘永峰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薛海鸥代理审判员  闫徐平代理审判员  常跃华二〇一七年六月十九日书 记 员  马潇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