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浙02民终391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皇甫岳伟，男，1959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奉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石可杰，浙江三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先宝，男，1964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奉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佳舟，浙江海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皇甫岳伟因与被上诉人周先宝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原浙江省奉化市人民法院（2016）浙0283民初23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2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并询问当事人，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皇甫岳伟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周先宝在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涉案连带保证责任诉讼时效应期间已超过。其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四条第二款对连带保证债务的诉讼时效起算条件和日期的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从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本案中的起止时间应为2012年11月26日至2014年11月25日。其二，本案中并无诉讼时效中断情形。2012年周先宝就本案所涉纠纷第一次提起诉讼过程中，因借款人案外人周启藩涉嫌犯罪被原奉化市公安局立案侦查，此后一审法院作出（2015）甬奉刑初字第988号（以下简称988号案件）刑事判决书，判决周启藩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但周先宝并未以附带民事诉讼“原告”的身份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一审法院认定周先宝在民事案件被驳回起诉后即自动以刑事案件的“被害人”身份向借款人周启藩主张权利系属事实认定错误。且周先宝在上述刑事诉讼进行的三年多时间里从未向皇甫岳伟主张过债权，即便本案借款合同主债务的诉讼时效中断，相应的连带责任保证诉讼时效并不因此而中断。一审法院未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六条关于保证债务诉讼时效不中断的规定，而采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认定皇甫岳伟系借款人周启藩的连带债务人，并进而认定保证合同诉讼时效中断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二、一审认定的借款本息数额有误。皇甫岳伟向一审法院提交了由周启藩向周先宝之妻案外人王佩君转账的银行凭证两份，拟证明周启藩已经履行了涉案还款义务。但一审法院以未得到周先宝认可且与刑事案件查明的数额不同为由不予采纳，皇甫岳伟要求追加周启藩为本案当事人，一审法院也未予准许。皇甫岳伟认为，刑事案件中查明的尚欠款项金额是周启藩总体尚欠周先宝的借款金额，而未查明是尚欠哪一笔借款，涉案借款应该已经还清。周先宝辩称，一、本案诉讼时效期间未超过。本案诉讼时效因周先宝于2012年11月26日首次提起诉讼而中断。2011年9月9日，周启藩向周先宝借款，其出具的《借款协议书》中载明“借款本金160万元，月息5分，借款人为周启藩，担保人为皇甫岳伟”。由于双方当事人对借款期限未作约定，周先宝作为债权人理应可以随时主张权利，诉讼时效最长20年。周先宝曾于2012年11月26日向本案一审法院起诉要求周启藩和皇甫岳伟承担清偿责任，当时保证期间并未届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四条规定，保证合同已经不适用保证期间而应适用诉讼时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而中断，从中断事由消除之日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周先宝于2012年11月26日的该次起诉，因周启藩涉嫌经济犯罪而被裁定驳回起诉，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中断，该案被本案一审法院全案移送给公安机关处理。2015年12月17日，周启藩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本案一审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罚金100000元，此时时效中断事由才消除，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应自该判决作出之日起重新计算。周先宝提起本案之诉的时间是2016年4月25日，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周先宝并非怠于向皇甫岳伟主张权利，在2012年11月26日提起的诉讼因周启藩涉嫌刑事案件被裁定驳回起诉后，周先宝多次联系该案的审判人员，得到在刑事案件审理结束后可以重新起诉的口头答复。周先宝也一直积极关注周启藩刑事案件的进程，且配合原奉化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的调查，在刑事案件的处理过程中还出具过谅解书以便周启藩能够适用缓刑，在上述谅解书中特别载明“本人作为债权人谅解被告的刑事罪名，但保留民事上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及相关法律规定对债务人周启藩及担保人皇甫岳伟的民事诉讼权利”，综上，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并未超过。二、周先宝认可其妻子王佩君收到周启藩汇付的合计1822800元。但除了刑事案件所认定的借款金额之外，周先宝与周启藩之间实际仍有其他借贷关系，该笔还款是汇入了王佩君的账户，但不是归还本案所涉的借款。本案借款实际交付本金1520000元，周先宝认为截至起诉之日应付利息为1702400元，周启藩已经支付的利息是1088000元，因此截至起诉之日应支付的金额为2134400元（1520000元+1702400元-1088000元），对一审法院认定的本息金额，周先宝也接受。周先宝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皇甫岳伟立即偿还周先宝借款本息2040000元（按月利率2%自2011年9月9日暂算至起诉之日，实际算至判决履行之日）。一审庭审时，周先宝明确诉讼请求中的借款本金为1520000元、利息为按月利率2%自2011年9月9日按本金1520000元计算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的利息（暂算至起诉之日为614400元），并增加要求皇甫岳伟承担律师代理费3000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9月9日，周先宝与周启藩、皇甫岳伟共同签订借款协议书一份，约定周启藩向周先宝借款1600000元，借款月利率5%，按月支付一次，周启藩未按时归还借款本金和利息，周先宝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费用全部由周启藩承担，皇甫岳伟对周启藩向周先宝的借款本息和周先宝为实现债权支付的费用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限为自借款到期后二年。同日，周先宝通过其妻子王佩君银行账户向周启藩银行账户转账交付借款1520000元。借款后，周启藩陆续向周先宝支付利息。2012年11月26日，周先宝为要求周启藩偿还借款本息、皇甫岳伟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为由起诉至该院，该院在审理过程中，因周启藩涉嫌犯罪被奉化市公安局立案侦查，以该案亦可能涉嫌犯罪为由，于2013年3月14日依法作出（2012）甬奉溪商初字第308号民事裁定，驳回周先宝的起诉，并将该案移送奉化市公安局。2015年12月8日，原奉化市人民检察院指控周启藩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向该院提起公诉，该院经审理，于2015年12月17日依法作出988号案件刑事判决，其中查明“2011年9月9日和2012年5月7日，周启藩以6分/月利息分两次向周先宝借款人民币192万元，该笔借款由担保人夏宇阳还款人民币40万元，周启藩已支付利息人民币127.2万余元，周启藩尚未归还周先宝人民币约24.8万元”，并判决周启藩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罚金100000元，责令周启藩向被害人退赔剩余违法所得款。该刑事判决现已发生法律效力。根据公安机关查明的事实，借款人周启藩就涉案借款支付给周先宝利息1152000元。2016年4月27日，周先宝为要求皇甫岳伟承担涉案借款担保责任，起诉至该院。一审法院认为：一、案件是否超出诉讼时效期间。该院认为，借款协议书中未约定还款期限，约定保证期限为自借款到期后二年。周先宝已于2012年11月26日起诉至该院要求借款人周启藩和皇甫岳伟分别承担还款责任和保证责任，诉讼时效自2012年11月26日开始计算。后因周启藩涉嫌犯罪被原奉化市公安局立案侦查，周先宝的该次起诉被该院裁定驳回，周先宝即以刑事案件被害人的身份向周启藩主张权利，周先宝对周启藩主张权利的诉讼时效发生中断，周启藩涉嫌刑事犯罪案件后经该院审理并依法作出判决，诉讼时效期间应从刑事裁判文书生效之日起重新计算。皇甫岳伟为周启藩向周先宝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与周启藩为连带债务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对于连带债务人中的一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由，应当认定对其他连带债务人也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周先宝向皇甫岳伟主张权利的诉讼时效，应自988号案件刑事判决书生效之日起重新计算，故案件并未超出诉讼时效。皇甫岳伟提出涉案保证债务已超出诉讼时效的答辩意见，该院不予采纳。二、周先宝当庭增加诉请是否合并审理。该院认为，周先宝一审中当庭陈述诉请中的借款本金为1520000元、利息为根据月利率2%按本金1520000元自2011年9月9日计算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日止，是对起诉状中诉请借款本金数额及利息计算方式的明确，虽从数额来看高于起诉状载明的金额，但并非增加诉讼请求，皇甫岳伟提出此为一审当庭增加诉请的答辩意见，该院不予采纳。周先宝在起诉时未主张律师代理费，一审中当庭提出要求皇甫岳伟承担律师代理费的诉请，是对诉讼请求事项的增加，皇甫岳伟就此提出周先宝一审当庭增加诉请的答辩意见，该院予以采纳。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周先宝可以在法庭辩论结束前增加诉讼请求，可以合并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合并审理。故该院依法对周先宝增加律师代理费的诉请合并审理。皇甫岳伟就此提出不予审理的答辩意见，该院不予采纳。周先宝提供的律师代理费发票购买方并非“周先宝”，且未提供律师代理费付款凭证，虽在一审审理期间提供了律师代理合同，但律师代理合同委托方也非周先宝本人，并不足以证明周先宝为实现涉案债权而实际支出律师代理费的事实。故对周先宝主张律师代理费损失的诉请，该院不予支持。三、涉案合同的效力。该院认为，合同效力的认定应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原则，只要订立合同不存在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就应当认定合同有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的借贷行为，既是构成刑事犯罪的刑事法律事实，同时也是构成合同关系的民事法律事实，该单一借贷行为并不因其涉及刑事犯罪而必然导致借贷合同无效。单个借贷行为是否有效，需审查该单笔借款是否具备民事法律规范中合同无效的情形。案件中，借款人周启藩虽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该院判处刑罚，但就单一借款合同而言，应看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中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周启藩因资金周转向周先宝借款，周先宝为此出借款项并由周启藩出具了借款协议书，周先宝与周启藩之间的借贷行为并未涉及法律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强制性规定”解释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涉案借款协议书的订立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的强制性规定，故周先宝与周启藩之间的借贷合同应为有效。保证合同的效力，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认定。主合同当事人双方恶意串通，或主合同债权人与债务人采用欺诈、胁迫手段，使保证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保证的，保证责任免除。案件中，借款协议书是各方当事人自愿签订，皇甫岳伟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当事人，其在借款协议书上签字应视为其知悉该行为的法律后果，皇甫岳伟虽对承担保证责任持有异议，但并未提供证明其保证责任免除的相关证据，故保证合同应当认定为有效，皇甫岳伟应当按照借款协议书约定承担保证责任。皇甫岳伟提出合同无效且其不承担责任的答辩意见，该院不予采纳。四、涉案尚欠借款本息数额。该院认为，借款交付及支付利息情况已经988号案件审查确认，在双方均未能提供充足的相反证据予以反驳的情况下，借款交付及利息支付情况应以生效刑事判决及相关证据作为依据。周先宝虽确认除预扣利息80000元外只收到涉案借款利息1088000元，但并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皇甫岳伟虽提供了转账凭证，但未得到周先宝认可，也不能和周启藩在刑事案件中的供述相印证，都不足以推翻刑事案件审查确认的事实。故周先宝提出已收利息少于刑事判决认定金额的主张及皇甫岳伟提出涉案借款已清偿的答辩意见，该院均不予采纳。关于尚欠金额的认定，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因适用不同法律规范，计算方法存在差异，故尚欠金额并不当然一致，但二者并不冲突。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追诉标准是从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吸收公众存款户数、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等三种情形来考察，上述情形也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量刑情节。故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案件中确定尚欠金额是根据该案“被告人”造成出借人的直接资金损失来确定，且不计算利息，是将刑事案件“被告人”已支付的利息全部抵扣借款本金后计算出尚欠金额。该尚欠金额实际是该案“被告人”造成出借人实际损失的数额，也即该案“被告人”的犯罪数额，并不能和民事案件中的尚欠借款金额等同。民事案件中的尚欠借款金额应按照民事诉讼证据规则认定。故皇甫岳伟提出尚欠借款本金应以刑事判决书认定的数额为准的答辩意见，该院不予采纳。借款协议书中约定借款1600000元，周先宝实际交付周启藩借款1520000元，借款本金应认定为1520000元。借款协议书中约定借款月利率5%，周启藩实际按月利率6%共支付了1152000元，超出年利率36%支付的利息应当予以返还。综合全案情况，尚应归还给周先宝借款本金732800元并支付自2012年9月10日起算的相应利息。综上，皇甫岳伟为周启藩向周先宝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皇甫岳伟应按照借款协议书约定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百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款、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判决：一、皇甫岳伟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给周先宝732800元及按年利率24%按本金732800元自2012年9月10日计算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的利息[周先宝在988号案件刑事判决生效后受偿的金额应在案件中予以扣除]；二、驳回周先宝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皇甫岳伟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2312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28120元，由周先宝负担9938元，皇甫岳伟负担18182元。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根据双方当事人一致确认，本院另认定：周启藩分别于2012年5月3日、6月7日汇付王佩君301800元、1521000元。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涉案诉讼时效是否已经超过；周启藩于向王佩君汇付的1822800元（301800元+1521000元）是否应抵扣涉案借款本息。权利人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报案或者控告，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从其报案或者控告之日起中断。上述机关决定不立案、撤销案件、不起诉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立案、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之日起重新计算；刑事案件进入审理阶段，诉讼时效期间从刑事裁判文书生效之日起重新计算。本案中，一审法院于2013年3月14日以周启藩涉嫌犯罪，已被原奉化市公安局立案侦查为由驳回周先宝向周启藩、皇甫岳伟的起诉，并将该民事案件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2015年12月17日，一审法院就周启藩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一案作出判决（988号案件），该刑事案件作出判决之前，应视为时效仍处于中断状态，诉讼时效应自988号案件判决作出之日起重新起算。周先宝于2016年4月27日向本院提起本案之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二审中，周先宝承认其妻子王佩君收到上述汇款凭证所涉的301800元、1521000元，但不承认该两笔款项系归还本案所涉借款本息。本院认为，周先宝在本案中陈述其与周启藩之间除本案所涉借贷关系之外，此前还有已经结清的其他借贷关系。周启藩在988号案件侦查、审理过程中也认可除了涉案借贷关系及由案外人夏宇阳担保的400000元之外，其与周先宝之间此前还有其他借贷关系，且根据988号案件查明的事实，周先宝并未归还涉案借款本金。结合两张汇款凭证所载的时间、各方当事人陈述及988号案件中查明的事实，根据现有证据尚不足以排除上述周启藩汇付王佩君的款项系其他经济往来的可能性。一审法院结合生效的刑事判决中认定的事实，按照周先宝起诉主张的月利率经计算得出的尚余借款本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皇甫岳伟作为涉案借贷关系连带责任保证人理应承担相应清偿责任。综上所述，皇甫岳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012元，由上诉人皇甫岳伟负担。审 判 长  王文海代理审判员  李新荣代理审判员  施 晓二〇一七年六月一日书 记 员  汤李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