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津01民终349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洪耀宇，男，1967年1月3日出生，汉族，天津华商恒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监事，住福建省南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常国强，国浩律师（天津）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乃进，国浩律师（天津）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华商恒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宝坻节能环保工业区。法定代表人：林书育，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庞学敏，女，该公司行政人力部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彤光，天津文懋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林书育，男，1969年6月5日出生，汉族，天津华商恒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住上海市徐汇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彤光，天津文懋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季艳，女，1976年1月23日出生，汉族，天津华商恒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住安徽省凤阳县。上诉人洪耀宇因与被上诉人天津华商恒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商恒基公司），原审第三人林书育、季艳公司解散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宝坻区人民法院（2015）宝民初字第86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4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洪耀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常国强，被上诉人华商恒基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庞学敏、刘彤光，原审第三人林书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彤光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季艳经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洪耀宇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解散华商恒基公司；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华商恒基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应依法改判。1、华商恒基公司已经无力正常运转，林书育刻意制造股东僵局且无诚意解决，一审判决认为华商恒基公司不属于经营管理严重困难，事实认定错误；2、林书育把控公司，持续损害洪耀宇股东利益，并存在继续损害的潜在风险，一审判决认为华商恒基公司继续存续不会使股东利益受损，事实认定错误；3、洪耀宇已经穷尽努力而无法化解与林书育股东僵局，一审判决认为洪耀宇与林书育矛盾可以调和，事实认定错误。华商恒基公司、林书育二审共同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洪耀宇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季艳未到庭参加二审诉讼，亦未提交书面意见。洪耀宇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立即解散华商恒基公司；2、本案诉讼费用由华商恒基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经天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宝坻分局核准登记，天津华商恒基置业有限公司于2008年5月26日设立，营业期限自2008年5月26日至2028年5月25日。公司设立时，洪耀宇、林书育、季艳为公司股东，其中洪耀宇为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林书育为总经理。2008年10月23日，股东会选举林书育为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洪耀宇为监事。2008年12月1日，天津华商恒基置业有限公司变更为天津华商恒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房屋销售、房地产信息咨询及物业管理、广告业务。华商恒基公司经过多次增资，注册资本由设立时的10000000元增加至110000000元。其中林书育出资82500000元，占股75%；洪耀宇出资22000000元，占股20%；季艳出资5500000元，占股5%。华商恒基公司章程规定，“第八条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依据公司法第三十八条行使职权。第十条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第十一条股东会会议分为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召开股东会会议，应当于会议召开十五日前通知全体股东。定期会议应3个月召开一次。其余时间，当有一位股东要求召开股东会议时，则应当召开临时会议……。第十二条股东会会议应对所议事项作出决议，决议应由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表决通过，但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全体股东表决通过。第十三条公司不设董事会，设执行董事1人，由股东会选举产生，执行董事任期3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第十四条执行董事依据公司法第四十七条行使职权。第十五条董事会必须有三分之二或以上的董事出席方为有效，对所议事项作出的决定应由占全体董事三分之二的董事表决通过方为有效。第十六条公司设总经理1名，由执行董事聘任或者解聘，总经理对执行董事负责，并依据公司法第十五条行使职权。第十七条公司设监事1人，监事任期每届三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第十九条监事依据公司法第五十四条行使职权。……第二十一条公司执行董事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华商恒基公司自2008年5月20日至2011年1月26日多次召开股东会会议，并就公司章程、更名及变更经营范围、增资、变更法定代表人及住所等形成股东会会议决议。2012年6月26日，洪耀宇以天津渤海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渤海湾公司）为被告向一审法院提起股东知情权诉讼，要求查看渤海湾公司会计账簿和财务报告，后洪耀宇撤诉。2014年8月，洪耀宇再次以渤海湾公司为被告向一审法院提起股东知情权诉讼，经一审法院主持调解，双方自愿达成协议：渤海湾公司提供2007年10月至2014年7月20日的财务会计报告及会计账簿供洪耀宇及其委托的1至2名注册会计师查阅、复制。查阅、复制的期间为2014年10月8日至2014年11月8日。因渤海湾公司拒不履行生效调解书，2014年10月，洪耀宇向一审法院提出强制执行申请。2014年11月，经一审法院强制执行，渤海湾公司同意提供部分财务资料供天津市中和诚信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2014年5月26日，洪耀宇与林书育签订协议，约定：双方同意聘请天津市有房产审计资质的专业公司对渤海湾公司及华商恒基公司进行实际投资审计，双方同意按审计结果根据实际投资比例承担盈亏，并于审计结束后按股份比例在10天内向对方结清相应数额，如违约应赔偿对方每天千分之二的财务资金占用费。另应提取营业额2%或利润5%作为项目管理及董事长基金。2015年2月，洪耀宇以林书育、季艳为被告、以渤海湾公司为第三人向本院提起损害公司利益责任诉讼，要求林书育、季艳赔偿审计确认的渤海湾公司损失，期间再次委托天津市中和诚信会计师事务所对渤海湾公司的关联方资金往来进行专项审计。2015年9月10日，本院以洪耀宇的诉讼请求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为由，裁定驳回洪耀宇起诉，并告知洪耀宇向公安机关举报林书育、季艳二人刑事犯罪。2015年1月7日，北京建工博海建设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渤海湾公司支付工程款，一审法院作出（2015）宝民初字第71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渤海湾公司给付北京建工博海建设有限公司工程款5273609.25元及利息。2015年，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向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渤海湾公司支付工程款，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津高民一初字第000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渤海湾公司给付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工程款59703378.38元及违约金。2015年5月25日，国浩律师（天津）事务所向林书育、季艳发出《关于妥善处理有关渤海湾公司、华商恒基相关纠纷之律师函》，要求林书育、季艳与洪耀宇商定可行性的解决方案。2015年7月20日，国浩律师（天津）事务所向上海泉州商会陈家泉会长发出《关于恳请陈家泉会长居中斡旋的工作协调函》，请求陈家泉会长居中协调洪耀宇的股权分配金额及按实际投资比例承担盈亏等问题。2015年9月至10月间，洪耀宇以邮寄的方式向林书育、季艳发出《天津华商恒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召开临时股东会通知书》，分别通知林书育、季艳于2015年10月8日、2015年10月23日、2015年11月11日参加临时股东会。季艳拒绝接收邮件。林书育回复称，洪耀宇第一次提出召集股东会会议时间恰逢林书育出国。洪耀宇第二次、第三次提出召集临时股东会时间，恰逢洪耀宇将会议“拟审议事项”提交了法院裁决之后，林书育认为洪耀宇在法院提出的诉讼请求，与临时股东会“拟审议事项”要么相同、要么因果相连。为了避免股东会的决议与将来的司法判决相矛盾，建议等司法判决之后，依据司法判决所确定的事实，进行股东会议事表决。一审庭审中，洪耀宇称，因其未参与华商恒基公司的经营管理，对华商恒基公司现在的经营管理状况并不知情；如果华商恒基公司解散，洪耀宇承诺依法保护购房人及业主的合法权益。华商恒基公司称，愿意以未出售且无抵押的房产作为投资利润由洪耀宇支配。一审法院认为，解散公司对于打破公司僵局、市场资源优化配置及保护股东利益，提供了有效的救济方式，但是，公司一旦采取司法强制解散，公司的法人人格将消灭，以公司为中心的内部法律关系、外部法律关系将终止。因此，是否解散公司，对国家、社会的消极影响及解散的成本极大，公司解散的适用应为破解公司僵局的最后手段，应审慎适用。唯有公司内部自治机制不能奏效、其他外部强制救济机制不能发挥功能时，方能解散公司。《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规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以下列事由之一提起解散公司诉讼，并符合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一）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二）股东表决时无法达到法定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比例，持续两年以上不能做出有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三）公司董事长期冲突，且无法通过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解决，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四）经营管理发生其他严重困难，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情形。”。公司解散应具备以下必要条件：1、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2、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3、通过其他途径无法解决；4、公司解散应由持10%以上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提起。除了第4个条件为诉讼要件，用于限制诉讼保护资格，防止权利滥用，其他条件均为实体要件。一审法院结合当事人的当庭陈述、提交的证据及查明的事实，就华商恒基公司是否具备解散的实体要件分析如下：一、华商恒基公司经营管理是否发生严重困难。洪耀宇与华商恒基公司及林书育对于华商恒基公司存在经营困难并不否认，但是否达到经营管理严重困难程度，存在意见分歧。公司经营管理严重困难，包括经营严重困难和管理严重困难。上述困难是因公司决策不当或经营不善引发。华商恒基公司作为企业法人，具备社会团体法人和营利法人的双重身份，其中，前者的社员性属性决定了公司的行为、意思表示完全取决于股东间的密切配合和集体决策，如果集体决策面临严重困难，公司的意志无法得到正常表达，会陷入意志混乱的境况。公司的人格将无法正常体现。后者营利性属性决定公司已正常经营获取营利为存续必要条件，股东出资的内在动力来源于公司通过经营实现资本收益的最大化。一旦出现上述两种危机，公司治理机构无法正常运转，公司既有资本不断贬值和流失，在无其他解决途径情形下，股东只能选择解散公司。我国公司法的经营管理困难，从司法解释来看，侧重于公司治理困难，而不在于财务困难及单纯的经营上困难。本案中，华商恒基公司的股东会由林书育、洪耀宇、季艳组成，且股东会决议必须要求到会股东达到三分之二以上。在此前提下，必须有2名股东到会方能形成有效决议。华商恒基公司设立后，曾经多次召开全体股东会，就华商恒基公司更名、增资等事项作出股东会决议。自2011年1月26日之后，华商恒基公司未召开股东会，股东亦未要求召开临时股东会，公司监事也未要求召开临时股东会。直至2015年9月至10月间，作为公司股东及监事的洪耀宇才向另两位股东林书育、季艳发出召开临时股东会的通知，林书育同意召开股东会，但认为应在与洪耀宇的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司法裁决之后召开。上述事实，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规定的公司解散的实体要件，公司的治理并未发生严重困难，且林书育作为公司的大股东（占股75%）亦反对解散公司。至于华商恒基公司现在销售是否正常，是否盈利，则不是公司解散的必要条件，且华商恒基公司的经营行为是否已出现严重困难洪耀宇并不知情。二、华商恒基公司继续存续是否对股东利益造成严重损害。公司经营管理严重困难，继续存续是否会对股东带来重大损失，属于对公司未来经营情况的预判，属于商业管理的专业性判断行为。现华商恒基公司的经营管理尚未发生严重困难，且在上海泉州商会陈家泉会长的斡旋下，双方曾经达成协议。现华商恒基公司及林书育愿意以公司部分资产补偿洪耀宇。据此，洪耀宇认为华商恒基公司继续存续会使其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理据不足。综上所述，洪耀宇请求立即解散华商恒基公司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洪耀宇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公告费600元，由洪耀宇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洪耀宇上诉主张华商恒基公司已无力正常运转，林书育刻意制造股东僵局且无诚意解决，林书育把控华商恒基公司，持续损害洪耀宇的股东利益，洪耀宇已穷尽努力仍然无法化解与林书育的股东僵局，洪耀宇二审期间未提供证据证明华商恒基公司已经无力正常运转，林书育在一审及二审期间多次表示愿意与洪耀宇进行调解，愿意用渤海湾公司的房产补偿洪耀宇，且调解工作目前仍然在进行中，洪耀宇二审期间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上诉主张，对其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洪耀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洪耀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 炜审 判 员  李 权代理审判员  赵永华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刘 文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