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川01民终485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樊小林，男，1981年9月27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荣昌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小利，四川法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成都正大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郫县现代工业港（北片区）港中路39号。法定代表人：白宇飞，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建国，男,1974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系成都正大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住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邱匡迂，女，1982年8月26日出生，系成都正大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住重庆市九龙坡区。上诉人樊小林因与被上诉人成都正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正大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郫县人民法院（2016）川0124民初34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樊小林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四川省郫县人民法院（2016）川0124民初3491号民事判决，改判成都正大公司支付其经济补偿金141088元、未休年休假工资61779元、2016年4月工资4870元、2016年5月工资4870元。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基本事实不清。首先，上诉人的实际工作岗位是技术服务而非销售。一审法院依据劳动合同认定樊小林工作岗位系销售错误。在仲裁、一审中，均提交充分证据证明本人的工作岗位是技术服务，而一审法院仅根据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和成都正大公司单方陈述认定为销售显失公平。本人工作岗位和工资待遇均不是按合同执行。其次，本人调岗后，因工作不适应不能胜任新岗位，多次找相关领导协调。一审法院不采信相关录音证据系错误。再次，一审法院未查清本人工资构成及标准。一审法院至认定了部分工资。一审中本人提交的银行明细足以证明本人月均工资为14743元。成都正大公司内勤科长向其发放的工资一审法院没有核实。最后，成都正大公司单方降低薪酬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樊小林发现薪酬被降低后，及时提出了异议。一审根据劳动合同认定薪酬没有降低系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仅凭书面劳动合同，忽视其他相关证据认定樊小林工作岗位及工资标准错误。一审法院对樊小林工资标准的举证责任分配错误。樊小林提交了银行明细，成都正大公司也没有异议，故应由成都正大公司对其调岗前工资总额和构成进行说明和举证。一审法院对双方劳动关系解除原因适用法律错误。樊小林是基于被强制调岗和降薪才被迫与成都正大公司协商解除劳动关系，而非主动离职。一审法院未支持2016年4月、5月工资适用法律错误。被调岗降薪后，樊小林到郫县办公地点维权，其行为是为维护合法权利。成都正大公司也认可樊小林去了郫县办公地点，只是主张没有实际工作。成都正大公司应当支付其上述期间工资。成都正大公司辩称，樊小林所陈述的事实和理由没有事实依据。关于工资问题，在仲裁和一审中均已经核实。工资由三部分组成，差旅费等系弥补性质的，不是工资。工资每月仅发放一次。银行明细中相关付湘玲往来系双方个人经济往来，与本案无关。樊小林系自动离职，依法不应支付经济补偿金。樊小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成都正大公司支付其经济补偿金141088元、未休年休假工资61779元、2016年4月份的工资4870元、5月份的工资487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樊小林于2015年4月入职成都正大公司，双方签订的书面劳动合同约定樊小林的劳动合同期限从2015年4月1日起，为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樊小林的工作地点在四川省行政区域内，从事销售工作岗位，每月工资为4870元。2016年1月11日，成都正大公司将樊小林调至成都市邛崃区域负责销售工作。樊小林自2016年1月18日到邛崃负责网点销售工作至2016年3月6日。2016年3月7日，樊小林要求成都正大公司调整工作岗位，双方未协商一致。樊小林也未回邛崃岗位工作，期间成都正大公司几次通知樊小林到邛崃及四川省阿坝州区域工作，樊小林不同意，也未到邛崃或阿坝州工作。2016年4月21日，成都正大公司向樊小林发出《员工惩戒决定书》，以樊小林从2016年3月7日后一直未履行劳动义务，2016年4月1日后的出勤时间未达到法定工作时间，决定不向樊小林支付2016年4月的工资。樊小林于2016年5月7日、5月12日向成都正大公司发函，要求成都正大公司公司将其调回原工作岗位（猪场技术服务岗位）并恢复原工资待遇，如成都正大公司公司不同意，希望与其协商解除劳动关系。2016年5月17日，樊小林通过手机短信方式向成都正大公司提出协商解除劳动关系。2016年5月24日，成都正大公司再次向樊小林发出《员工惩戒决定书》，以樊小林自2016年3月7日至今未履行劳动义务，2016年5月1日后的出勤时间未达到法定标准工作时间，决定不向樊小林支付2016年5月的工资。2016年5月25日，成都正大公司向樊小林发出《关于同意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书》，成都正大公司同意樊小林提出的解除劳动合同，解除劳动的日期为2016年5月25日。樊小林于2016年5月24日提出劳动仲裁申请，要求成都正大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141088元、退还保证金41500元、支付2006年4月至2016年5月未休年休假的工资61799元，支付2016年4月工资4870元、支付2016年5月的工资4870元。2016年8月30日，郫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成都正大公司支付樊小林2015年4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未休年休假的工资833.84元，驳回樊小林的其他请求。樊小林不服，向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原成都正大公司在劳动合同中关于樊小林的工作地点为四川省行政区域，工作岗位为销售的约定。成都正大公司在2016年1月11日将樊小林调至成都市邛崃区域从事销售工作符合双方在劳动合同中的约定，不违背法律的规定。樊小林认为成都正大公司未经协商调动其工作地点和岗位，是单方面改变劳动合同的主张不成立。根据成都正大公司在仲裁庭审中确认的成都正大公司支付樊小林的工资金额，可以确认成都正大公司支付樊小林的工资不低于双方在劳动合同中约定的金额。因此樊小林认为成都正大公司单方面降低薪酬的主张不成立。成都正大公司于2015年5月25日基于樊小林2016年5月提出解除劳动合同而同意与樊小林解除劳动合同的事实不是成都正大公司违反劳动合同或法律规定导致双方解除劳动关系，樊小林要求成都正大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对于樊小林要求成都正大公司支付2015年4、5月份工资的主张，樊小林在这期间没有在其岗位工作，没有为成都正大公司提供劳动，樊小林要求成都正大公司支付这期间的工资没有事实依据，不予支持。对于樊小林要求成都正大公司支付的未休年休工资的主张，因双方对仲裁裁决认定樊小林未休年休假1天无异议，予以确认。对于仲裁裁决按照樊小林9068元/月工资标准计算樊小林未休年休假工资为833.84元，虽樊小林对该工资计算基数有异议，但未举证证明其解除劳动关系前12个月月均工资高于该基数，该工资金额不低于成都正大公司在仲裁中提交的经樊小林确认无异议的成都正大公司2015年4月至2016年3月应向樊小林支付的工资金额，且成都正大公司对仲裁裁决其支付樊小林833.84元未休年休假工资无异议，因此，按照仲裁裁决的833.84元确定樊小林的未休年休假工资。对于樊小林要求成都正大公司支付2015年4月之前的未休年休假工资的主张，因这之前双方未建立劳动关系，樊小林的该主张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对于成都正大公司认为成都正大公司还支付了出差的车贴和其他补贴，不属于工资范畴，不应确认为工资。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成都正大公司在判决生效后五日内支付樊小林2015年4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未休年休假的工资833.84元。二、驳回樊小林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法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元，由樊小林承担。本院二审期间，樊小林向法院提交成都银行工资明细，拟证明其工资由基本工资、绩效工资、车贴差旅费构成。成都正大公司发表质证意见，认为上述证据在一审中已经提交并经双方核实，不属二审新的证据。即便属于二审新证据，且真实、合法，但相关车贴、差旅费等系弥补性质，不应计入工资。本院认为，樊小林向法院提交成都银行工资明细未载明款项性质，不能证明樊小林主张。且根据樊小林、成都正大公司陈述，结合证人唐某相关“合同没有约定，都是出差有80元的补助”等证言，足以认定相关出差补贴等系成都正大公司根据工作人员出差情况发放，能够印证成都正大公司关于相关出差补贴等系弥补性质的主张，不能证明出差补贴等系樊小林所主张的工资，故不予采信。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争议焦点为：成都正大公司是否应当支付樊小林经济补偿金141088元；成都正大公司是否应当支付樊小林未休年休假工资61779元；成都正大公司是否应当支付樊小林2016年4月份的工资4870元、5月份的工资4870元。对此，本院做如下评述：关于成都正大公司是否应当支付樊小林经济补偿金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一）劳动者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二）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向劳动者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的；（三）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四十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四）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五）除用人单位维持或者提高劳动合同约定条件续订劳动合同，劳动者不同意续订的情形外，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第一项规定终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六）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第四项、第五项规定终止劳动合同的；（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根据上述规定，只有符合法律明文规定的情形，劳动者方能主张用人单位支付其经济补偿金。本案中，樊小林主张系成都正大公司擅自调整工作岗位、降低薪酬导致被迫离职。但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中有工作地点为“四川省行政区域内”、工作内容为“销售”、劳动报酬为“4870元人民币”等明确约定。樊小林与成都正大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属合法、有效，对双方具有约束力。樊小林也未提交证据证明该《劳动合同》系存在欺诈、胁迫等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签订。因此，成都正大公司对樊小林岗位调整符合双方劳动合同约定，不违反法律规定。樊小林所提交的银行明细所反映的工资收入情况也不低于双方合同明确约定，也不能证明其关于工资构成的主张。樊小林虽主张本人工作岗位为技术服务而非销售。但该主张与双方合同明确约定不一致。且从樊小林申请的证人唐某相关本人系“销售服务代表”，樊小林系“我们的主管，应该也是销售岗位”的证言，能够印证樊小林实际工作岗位和内容系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所约定的销售工作岗位。因此，樊小林相关成都正大公司擅自调岗及降低薪酬的主张无事实依据。本案中，根据樊小林向成都正大公司发送的短信相关“于2016年5月17日特申请公司与我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希批准，谢谢！”的内容，能够认定系樊小林提出解除劳动合同，成都正大公司基于其申请解除了双方劳动关系。因此，即便双方系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也不属于法律规定的系用人单位提出，经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应由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经济补偿金的情形。综上，樊小林从与成都正大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不属于法定应由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情形，一审法院对樊小林要求成都正大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141088元的诉讼请求未予支持并无不当。关于樊小林未休年休假工资具体金额的问题。樊小林于2015年4月入职成都正大公司，双方劳动关系自2015年4月建立。因此，樊小林要求成都正大公司支付2015年4月之前的未休年休假工资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因双方在仲裁中对在成都正大公司工作期间未休年休假天数即1天无异议，一审予以确认并无不当。成都正大公司应当支付樊小林1天的未休年休假工资。就具体金额而言。因仲裁裁决按照樊小林9068元/月工资标准计算樊小林未休年休假工资为833.84元。虽樊小林对工资计算基数有异议，但所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解除劳动关系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高于仲裁所确定的工资基数。该工资金额也不低于成都正大公司在仲裁中提交的经樊小林确认无异议的成都正大公司2015年4月至2016年3月应向樊小林支付的工资金额。因成都正大公司对仲裁裁决其支付樊小林833.84元未休年休假工资未提起诉讼，视为对仲裁结果的认可。故一审法院判决成都正大公司支付樊小林的未休年休假工资833.84元并无不当。关于成都正大公司是否应支付樊小林2016年4月、5月工资的问题。2016年3月7日在樊小林要求成都正大公司调整工作岗位，双方未协商一致。之后，樊小林既未回邛崃岗位工作，也未按照成都正大公司通知樊小林到阿坝州区域工作。樊小林虽主张到成都正大公司在郫县办公地点工作，但在成都正大公司明确否认的情况下，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期间工作内容等事实。且该主张也与樊小林期间系“到被上诉人郫县的办公地点协调维权”不一致。协调、维权显然不能等同于工作。因此，一审法院认为樊小林在上述期间没有在其岗位工作，没有为成都正大公司提供劳动，认定樊小林要求成都正大公司支付这期间的工资没有事实依据并不予支持也无不当。综上所述，樊小林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樊小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夏旭东审判员  冯 燕审判员  范艾玓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日书记员  宋沁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