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苏10民终164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秋梅，女，汉族，1978年10月7日出生，住扬州市江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启东，扬州市江都区广信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恒明，男，汉族，1970年12月2日出生，住江苏省江都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扬州财富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高邮市龙虬镇工业集中区。法定代表人：李跃军，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成杰，江苏中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郑元夏，男，1968年2月2日出生，汉族，住高邮市。原审被告王峰，男，1985年2月7日出生，汉族，住高邮市经济开发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秋梅因与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扬州财富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富公司）行纪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高邮市人民法院（2016）苏1084民初9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秋梅的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财富公司支付其货款127900元。事实和理由：现有证据可以证明财富公司与李秋梅之间存在行纪合同关系且财富公司欠李秋梅虾款的事实。财富公司答辩称，该公司与李秋梅之间不存在行纪合同关系，原审判决正确，依法应予维持。李秋梅一审向法院诉讼请求：1、判令三被告共同返还其虾款1279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查明：2015年8月3日—同年8月6日，李��梅在财富公司下设的苏中农贸城水产批发市场交易罗氏沼虾258790元，并形成交易码单4份，载明卖方姓名梅子，买方姓名王峰，销售总额合计为258790元，代理费合计1675元，该4份交易码单均有苏中农贸城水产批发市场负责人郑元夏进行签名。2015年10月24日，郑元夏出具情况说明一份给李秋梅，载明：“2015年8月3日—8月6日，李秋梅将罗氏沼虾卖到苏中农贸城水产批发市场，总数量为10698市斤，总价款为258790元，扣除代理费1675元，已经结算给李秋梅130890元，尚欠127900元。我是财富公司苏中农贸城水产批发市场的负责人，李秋梅到批发市场未结算到虾款的情况下，我在李秋梅持有的交易码单上签字，并向她作出承诺，保证如果王峰不给付的情况下，由我公司水产市场将尚欠的虾款结算给李秋梅”。一审诉讼中李秋梅先是认为将罗氏沼虾卖给财富公司，后财富公司将罗氏沼虾转手卖给王峰，并收取代理费，故财富公司应承担给付货款的责任，郑元夏向李秋梅承诺付款，故应承担保证责任，王峰为实际欠款人，亦应承担付款义务。后李秋梅又认为其与财富公司存在的是行纪合同关系，财富公司收取了代理费即行佣，且财富公司作为行纪人行使了介入权，作为买受人买入了罗氏沼虾，并转卖给王峰，王峰没有支付虾款，故财富公司应支付虾款。郑元夏在李秋梅与其交涉时，曾说“这个账，公司不把，我把”，因此应承担保证责任，对于王峰，不要求其承担责任。一审法院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李秋梅与财富公司是否存在行纪合同关系；如存在，财富公司是否行使了介入权；2、郑元夏是否应当承担保证责任。一审法院认为：一、李秋梅与财富公司之间并不存在行纪合同关系。理由：1、李秋梅���财富公司之间并没有签订书面的行纪合同，以此对待办事项、货物保管、酬金计算、违约责任等进行明确约定，李秋梅亦未提交其他充分的证据证明双方实际存在行纪合同关系。李秋梅认为报酬是按照罗氏沼虾0.15元每斤计算的，但根据其提交的交易码单，经计算，交易码单中的代理费并非按上述方式得出，其所陈述的报酬计算方式在交易码单上亦得不到印证。2、行纪合同中行纪人系以自己的名义为委托人办理委托事务，即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发生法律关系，而根据李秋梅提供的罗氏沼虾交易码单，买方为梅子即其本人，而卖方为王峰，该内容与行纪合同的特征不符。3、在李秋梅申请的证人以及财富公司申请的证人出庭作证证言中，所有的证人均未提到包括李秋梅在内的水产市场交易罗氏沼虾的卖方与财富公司存在行纪合同关系；而证人证言中均提到了交易码单，且认可交易码单的记载内容，认为凭交易码单结账，故真实的交易关系应当以交易码单的记载为准。4、李秋梅曾在本案起诉之前亦曾起诉过本案的被告，理由是其与被告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并未提到双方存在行纪合同关系。二、财富公司亦不存在行纪合同中的行纪人行使介入权的行为。理由：1、双方之间并不存在行纪合同关系，李秋梅主张财富公司作为行纪人行使介入权购买其罗氏沼虾的前提不存在。2、李秋梅认为财富公司自己作为买受人买入罗氏沼虾，再转手卖给被告王峰，但对此李秋梅并未提交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郑元夏出具的情况说明系对其在交易码单上签字所进行的说明，但该情况说明内容存在矛盾与实际不符，第一，如按李秋梅所说，其罗氏沼虾由财富公司作为行纪人已经行使了介入权，则应直接由财富公司支付虾款，而无需要在王��不给付的情况下，再由财富公司支付。第二、财富公司提交的5份涉及李秋梅罗氏沼虾的交易码单中亦有郑元夏的签字，但该交易码单中的账目已经结清，故郑元夏在交易码单中的签字不能代表财富公司行使了介入权，并承诺支付货款。第三，李秋梅就以前已经收到的虾款，亦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系财富公司向其支付的。3、本案中，郑元夏亦作为本案被告，李秋梅亦要求其承担责任，因郑元夏与本案有一定的利害关系，故其所作的情况说明，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且郑元夏当庭亦陈述，该情况说明系李秋梅事先打好，让其签字的，情况说明中的内容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4、李秋梅提交的录音录像，时间较短，不能反映交谈双方整个交涉的过程。其中有的录音中双方情绪较为激动，郑元夏表示不要找他，并且还提到“公司不承认就不承认了？就要跟他们闹，现在把门锁起来，叫他们来找你，自然有人找我”，而李秋梅则陈述“你们把我的这个账解决掉，别的我可以想办法”上述录音亦反映，尽管财富公司不认可应该给李秋梅虾款，但郑元夏作为财富公司的人员却在帮李秋梅想办法跟公司要钱，郑元夏的行为存在侵害财富公司利益的可能，故郑元夏在录音录像中陈述的内容，不能认定财富公司与李秋梅存在行纪合同关系亦不能证明财富公司行使了介入权并欠李秋梅的虾款。三、郑元夏不应承担保证责任。李秋梅以其提供的录音录像资料证明其在与郑元夏交涉中，郑元夏曾表示公司不给钱他给，要求郑元夏承担保证责任。对此一审法院认为：1、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原告要求郑元夏为财富公司欠原告的款项承担连带责任，主合同并不存在，则保证合同成立的基础不存在；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三条的规定，保证人与债权人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保证合同，李秋梅提交的录音录像时间较短，不能反映双方当时交涉的全过程，不能以郑元夏随口说出的“这个账，公司不把，我把”就认定郑元夏应承担保证责任。综上，李秋梅与财富公司之间没有直接签订行纪合同，李秋梅亦无充分证据证明双方之间的行为符合行纪合同的特征，更无证据证明财富公司行使了介入权，李秋梅主张郑元夏承担保证责任的依据亦不足，对于李秋梅要求财富公司承担给付虾款以及郑元夏承担保证责任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李秋梅在本案诉讼中不要求王峰承担责任，故王峰不承担给付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四条、第四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李秋梅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860元，由李秋梅承担。二审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事实无误，本院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李秋梅明确表示郑元夏是职务行为，认为应由财富公司承担责任，郑元夏本人不需要承担责任。二审中，李秋梅针对一审中财富公司提供的王峰向于有志出具的借条复印件陈述：该借条系王峰在郑元夏办公室出具，当时李秋梅、于有志等去找郑元夏要钱，发现王峰在郑元夏办公室，且已打好了该借条，并表示要将借条给于有志，李秋梅、于有志因认为是和市场发生的合同关系而未收。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李秋梅认为其与财富公司之间存在行纪合同关系，但并未能提供相关充分证据，其所提供的码单中记载李秋梅为卖方，王峰为买方，且其在一审中申请到庭作证的证人证言也未提及销售方与财富公司之间存在行纪合同关系。同时，在本案一审中李秋梅起诉时也未明确其与财富公司之间存在行纪合同关系；李秋梅所提供郑元夏签字的情况说明和郑元夏录音资料中也未明确李秋梅与财富公司存在行纪合同关系。可见，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李秋梅和财富公司存在行纪合同关系，更不能证明财富公司行使介入权，故财富公司无义务基于此给付李秋梅货款。李秋梅认为郑元夏系履行职务行为，应由财富公司承担相关责任，而郑元夏所述“这个账，公司不把，我把”明显不是基于其在单位的特定身份，不应由财富公司承担责任。对于在情况说明中郑元夏所述“保证如果王峰不给付的情况下，由我公司水产市场将尚欠的虾款结算给李秋梅”的效力问题，该陈述中付款条件建立在王峰应给付货款的前提上，而李秋梅系基于行纪合同这一法律关系主张货款，在本案中其并没有认可与王峰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故在本案中不必审查该情况说明是否产生财富公司对李秋梅承担保证责任的法律效力。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缺乏依据，原审所作判决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860元，由上诉人李秋梅负担（已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春蓉审判员  邓 华审判员  韩 凯二〇一七年六月十五日书记员  孙海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