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7民终79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公路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渝中区长江滨路168号。法定代表人：王静。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公路运输（集团）有限公司长寿分公司，住所地：重庆市长寿区凤城街道金山街17号。负责人：谭春云。上述两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李德刚，重庆瑞月永华律师事务律师。上述两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刘洋，重庆浩邦律师事务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江门市顺衡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龙海苑1幢-2。法定代表人：黎钊铭。委托代理人：林智勇，广东法大春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肇庆名骏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肇庆市高要市金渡工业园综合楼A幢101室。法定代表人：谭宇贤。上诉人重庆公路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运公司”）、重庆公路运输（集团）有限公司长寿分公司（以下简称“公运长寿分公司”）、上诉人江门市顺衡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衡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肇庆名骏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名骏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2015）江蓬法民二初字第3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公运公司及公运长寿分公司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李德刚、刘洋，上诉人顺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黎钊铭及委托代理人林智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公运公司、公运长寿分公司共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驳回顺衡公司对公运公司、公运长寿分公司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顺衡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的客观事实情况。根据一审判决已采信的公安机关对温永杰、黎钊铭、王朝梅、张伟、王伦等人涉嫌诈骗案中相关询问笔录资料以及重庆仲裁委员会生效裁决书【案号：（2014）渝仲字第573号】证实：2013年年初，案外人温永杰与顺衡公司法定代表人黎钊铭协商，由顺衡公司向重庆双专汽车制造有限公司等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购买20辆货车，再由顺衡公司提高价格后同样以分期付款方式销售给温永杰及其实际控制的名骏公司。温永杰及名骏公司取得、控制了涉案车辆后即安排李应池、张望等人以车辆所有人的名义与公运公司下辖的重庆公路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公运零担分公司（以下简称公运零担分公司）、重庆公路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公运联运分公司（以下简称公运联运分公司）商定车辆挂靠经营事宜，并将20辆车辆上户到公运零担分公司、公运联运分公司指定的公运长寿分公司名下，同时向公运零担分公司、公运联运分公司融资借款320万元。挂靠期间由公运零担分公司、公运联运分公司为汽车提供年检、路桥、保险、证照办理、处理事故等服务，并由公运零担分公司、公运联运分公司收取少量的服务费，但车辆的保险、路桥费、税费、安全统筹费等各项费用均由挂靠人李应池、张望等人自行承担。公运零担分公司、公运联运分公司为了保证借款的偿还，与挂靠人李应池、张望等人签订《普通货车租赁经营合同》，约定李应池、张望等人以租金的形式分期归还借款。车辆挂靠上户手续完成后，温永杰、名骏公司即将车辆运输至广东××、××等地出租经营，并获取租赁收益。2014年3月25日，顺衡公司法定代表人黎钊铭以温永杰涉嫌诈骗为由，向江门市公安局报案称温永杰从2013年2月开始陆续采取分期付款方式从顺衡公司购买161台汽车，并将汽车交付给了温永杰。2014年8月，重庆仲裁委员会生效裁决书（案号：（2014）渝仲字第573号）查明并认定了以下基本事实：1、本案车辆是李应池与公运零担分公司形成车辆挂靠法律关系和借款法律关系；2、公运长寿分公司不是本案车辆实际权利人。二、公运公司、公运长寿分公司并未与顺衡公司建立形式上的买卖合同关系，也没有建立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公运公司、公运长寿分公司不应承担支付购车款义务。1、公运公司、公运长寿分公司没有与顺衡公司达成任何口头或书面的购车协议；2、公运公司、公运长寿分公司不是顺衡公司涉案车辆交付的对象；3、本案实际购车人是名骏公司及温永杰，涉案车辆是基于案外人公运零担分公司、公运联运分公司与李应池、张望等人的车辆挂靠关系登记在公运公司、公运长寿分公司名下（详见黎钊铭、名骏公司谭宇贤、温永杰、张伟、王伦、李应池、黄年德询问笔录）；4、本案车辆实际控制人和用于经营并获取收益的是温永杰及名骏公司而不是公运公司、公运长寿分公司（详见张伟、温永杰、王伦、谭宇贤询问笔录）；5、本案购车发票不能作为判定公运公司、公运长寿分公司为购车人的有效依据；至于本案涉案车辆部分购车发票注明的“购货单位”为公运公司、公运长寿分公司的问题，公运公司、公运长寿分公司并没有支付发票注明的该购车款，之所以开具“购货单位”为公运公司、公运长寿分公司，主要是为了履行车辆上户手续，系案外人公运零担分公司、公运联运分公司与李应池、张望等人为履行挂靠合同关系所采取必要手续（详见谭宇贤询问笔录），因此，不能以此判定作为买卖合同关系的依据；6、重庆双专汽车制造有限公司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其出具的账务说明系单方出具，不能证明公运公司、公运长寿分公司与顺衡公司形成了买卖合同关系；重庆双专汽车制造有限公司虽然作为案外人，但其对顺衡公司拥有本案车辆直接债权，顺衡公司如果债权可以得到充分保障，自身则相应受益，因此其对本案具有一定利害关系；同时重庆双专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没有直接参与本案汽车销售，其对本案并不知情，其提供的证明本身缺乏客观性；且在本案中，公运公司、公运长寿分公司并未向重庆双专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支付任何款项。因此该证据不能证明公运公司、公运长寿分公司与顺衡公司形成了买卖合同关系；7、顺衡公司法定代表人黎钊铭及名骏公司实际控制人温永杰皆承认涉案车辆与公运公司、公运长寿分公司形成的是挂靠经营关系而不是买卖合同关系；根据2014年2月17日顺衡公司法定代表人黎钊铭出具的《收车计划书》以及2013年11月13日黎钊铭、温永杰、凌亦权签订的《还款协议》，皆证实与涉案车辆形成的是挂靠关系而不是买卖合同关系。综合以上事实说明，公运公司、公运长寿分公司既没有与顺衡公司建立形式上的买卖合同关系，也没有建立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公运公司、公运长寿分公司不是本案《汽车销售合同》当事人，不应成为本案被告，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公运公司、公运长寿分公司不应承担支付购车款义务。三、一审判决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无任何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是合同关系不同于其他民事法律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合同规则和制度赖以建立的基础和前提，也是合同法的一项重要原则。我国实行的是以合同的相对性原则为基础，以法律特别规定为例外进行突破，非法律规定不得突破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公运公司、公运长寿分公司没有与顺衡公司签订《汽车销售合同》，公运公司、公运长寿分公司要承担购车款支付责任，除非法律有特别规定，否则不能违背合同的相对性原则。一审却在法律无任何规定的情形下，违背合同相对性原则，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以纠正。四、公运公司、公运长寿分公司不是涉案车辆实际权利人，不应承担支付购车款责任。公运公司、公运长寿分公司对涉案车辆不具有所有权，理由如下：（一）根据《汽车销售合同》约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四条“当事人可以在买卖合同中约定买受人未履行支付价款义务或者其他义务的，标的物所有权属于出卖人”的规定，车辆所有权属于顺衡公司。一审故意遗漏上述核心事实，属于认定事实严重错误，依法应予以纠正。（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二条“财产所有权的取得，不得违反法律规定。按照合同或者其他合法方式取得财产的，财产所有权从财产交付时起转移，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及《物权法》第二十三条“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33条“标的物的所有权自标的物交付时起转移，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的规定，涉案机动车辆，属于动产的一种，目前的法律对汽车的买卖中所有权何时转移没有特殊规定，因此实践中应以机动车“交付时间”作为所有权转移时间。顺衡公司对本案涉案车辆的买卖交易对象是名骏公司，当顺衡公司将车辆交付给名骏公司时，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涉案车辆已经在该车辆交付时将所有权转移给了名骏公司。（三）根据生效法律文书即重庆仲裁委员会出具的（2014）渝仲字第573号仲裁裁决书确认案外人公运零担分公司与涉案车辆形成的是挂靠法律关系，同时确认公运公司、公运长寿分公司不是本案涉案车辆实际权利人。一审判决在无任何新的事实和证据情况下，公然与生效法律文书相违背，严重违反了法律规定，依法应予纠正。补充如下：顺衡公司与公运公司关于车辆买卖的系列案件四起诉讼中已有3宗案件经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予以改判，本案也应当予以改判。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粤07民终1421号、1555号、2167号民事判决对原判判决进行改判的观点归纳为：第一，公运公司和顺衡公司之间不是买卖合同的当事人，汽车销售合同不能约束公运公司；第二，支付购车款是基于挂靠关系和借款关系发生的委托支付的行为，该行为不能认定公运公司是买卖合同的当事人；第三，车辆登记在公运长寿分公司名下是基于挂靠经营的法律关系，不能认定公运长寿分公司是车辆实际的权利人，也不能认定公运长寿分公司是基于汽车销售合同而发生的登记；第四，虽然普通货车租赁经营合同中对涉案车辆所有权作出了约定，但该约定是基于借款和挂靠所作的约定，该挂靠关系不必然推定公运长寿分公司是汽车销售合同的当事人。因此，一审判决公运公司、公运长寿分公司向顺衡公司支付购车款不当，应予纠正。本案情形与前述案件情况完全相同，因此，本案应予改判。顺衡公司上诉请求：1、改判支持顺衡公司一审的诉讼请求；2、由公运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公运公司向顺衡公司购买车辆其中20辆入户，先向顺衡公司委托的重庆双专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支付230万元购车款，后以做账需要为由要求重庆双专汽车制造有限公司退回130万元，实际支付了100万元。另有11辆车没有入户，一审庭审中公运公司拒绝承认该11辆车为其所购，但其中有138万元车款为实购车人所支付。因此，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如果确认公运公司购车31车，则顺衡公司收到238万元车款，如果确认公运公司只购车20车，则顺衡公司只收到100万元车款，另案处理该11辆车的欠款及已付款问题。被上诉人名骏公司没有答辩。顺衡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名骏公司、公运公司、公运长寿分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向顺衡公司支付购销汽车合同款630万元及违约金543147元；二、本案诉讼费用由名骏公司、公运公司、公运长寿分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公运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是王静。公运长寿分公司是公运公司的分公司，负责人是谭春云。顺衡公司于2013年11月25日与名骏公司签订《汽车销售合同》（合同编号SH20131125），约定顺衡公司为名骏公司提供红岩自卸汽车三十辆单价32万元，还有一辆单价30万元的车辆，货款总价990万元，协议约定名骏公司选择分期付款方式付款，没有约定分期付款利息：付款日期应付金额剩余金额备注4600000元5300000元合同签订后三天内付清订金1000000元4300000元2013年12月30日前付第一期1000000元3300000元2014年1月30日前付第二期1000000元2300000元2014年2月28日前付第三期1000000元1300000元2014年3月30日前付第四期1000000元300000元2014年4月30日前付第五期300000元0元2014年5月30日前付第六期名骏公司不得以车辆质量、服务等问题为由拒付剩余车款，如车辆有质量、服务问题双方另行协商解决方案。重庆双专汽车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一份《帐务说明》确认于2013年11月22日收到公运长寿分公司划来购车款100万元。公运长寿分公司于2013年11月22日转账100万元给重庆双专汽车制造有限公司，又于2013年10月31日、10月30日共转账100万元给重庆双专汽车制造有限公司。上述3笔转账共200万元。本案货款本金为990万元，顺衡公司确认已收到360万元购车款，其中有部分是公运公司及公运长寿分公司支付的，名骏公司、公运公司、公运长寿分公司还欠货款本金630万元。顺衡公司出具《委托书》，内容为委托重庆双专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把二十台红岩车辆(底盘号尾数为DD268859、DD268884、DD268885、DD268863、DD268886、DD268864、DD268869、DD268870、DD2688888、DD268853、DD268893、DD268890、DD268857、DD268879、DD268848、DD268881、DD268889、DD268849、DD2688851、DD268855)按以下信息开具发票：单位名称公运长寿分公司，共二十台车，每辆车开票价格23万元。重庆双专汽车制造有限公司在《委托书》上盖章确认。重庆双专汽车制造有限公司开具十张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十台汽车底盘号尾数为DD268855、DD268893、DD268851、DD268857、DD268879、DD268881、DD268889、DD268848、DD268890、DD268849。渝Ｂ×××××大型汽车的登记日期为2013年11月5日，车辆识别代号尾数为DD268881；渝Ｂ×××××大型汽车的登记日期为2013年11月4日，车辆识别代号尾数为DD268893；渝Ｂ×××××大型汽车的登记日期为2013年11月4日，车辆识别代号尾数为DD268889；渝Ｂ×××××大型汽车的登记日期为2013年11月5日，车辆识别代号尾数为DD268848；渝Ｂ×××××大型汽车的登记日期为2013年11月4日，车辆识别代号尾数为DD268855；渝Ｂ×××××大型汽车的登记日期为2013年11月4日，车辆识别代号尾数为DD268849；渝Ｂ×××××大型汽车的登记日期为2013年11月5日，车辆识别代号尾数为DD268890；渝Ｂ×××××大型汽车的登记日期为2013年11月4日，车辆识别代号尾数为DD268857;渝Ｂ×××××大型汽车的登记日期为2013年11月5日，车辆识别代号尾数为DD268851;渝Ｂ×××××大型汽车的登记日期为2013年11月29日，车辆识别代号尾数为DD268863；渝Ｂ×××××大型汽车的登记日期为2013年11月29日，车辆识别代号尾数为DD268864；渝Ｂ×××××大型汽车的登记日期为2013年12月3日，车辆识别代号尾数为DD268870；渝Ｂ×××××大型汽车的登记日期为2013年12月3日，车辆识别代号尾数为DD268853；渝Ｂ×××××大型汽车的登记日期为2013年11月29日，车辆识别代号尾数为DD268859；渝Ｂ×××××大型汽车的登记日期为2013年12月3日，车辆识别代号尾数为DD268884；渝Ｂ×××××大型汽车的登记日期为2013年11月29日，车辆识别代号尾数为DD268888；渝Ｂ×××××大型汽车的登记日期为2013年12月2日，车辆识别代号尾数为DD268869；渝Ｂ×××××大型汽车的登记日期为2013年12月2日，车辆识别代号尾数为DD268886；渝Ｂ×××××大型汽车的登记日期为2013年12月2日，车辆识别代号尾数为DD268885。以上货车均登记在公运长寿分公司名下。（2014）渝仲字第573号《裁决书》中查明2013年11月公运零担分公司与李应池约定由李应池将其购买的10辆红岩牌汽车上户到公运零担分公司指定的公运长寿分公司名下，由公运零担分公司为其提供证照办理、保险、年检等服务；李应池向公运零担分公司借款160万元用于汽车经营；李应池以租赁经营的方式经营上述汽车，并分期归还公运零担分公司借款和支付安全统筹费等费用。2013年11-12月期间，为将汽车上户到公运长寿分公司名下，李应池向公运长寿分公司提交了由重庆双专汽车制造有限公司出具的“购货单位”栏为公运长寿分公司的《广东增值税普通发票》十份，上述十台汽车车架尾数是DD268859、DD268884、DD268885、DD268863、DD268886、DD268864、DD268869、DD268870、DD2688888、DD268853；车牌号为渝Ｂ×××××、渝Ｂ×××××、渝Ｂ×××××、渝Ｂ×××××、渝Ｂ×××××、渝Ｂ×××××、渝Ｂ×××××、渝Ｂ×××××、渝Ｂ×××××、渝Ｂ×××××。公运零担分公司与李应池签订十份《普通货车租赁经营合同》，汽车车辆车牌号分别为：渝Ｂ×××××、渝Ｂ×××××、渝Ｂ×××××、渝Ｂ×××××、渝Ｂ×××××、渝Ｂ×××××、渝Ｂ×××××、渝Ｂ×××××、渝Ｂ×××××、渝Ｂ×××××。合同第八点第一款第一项约定公运公司零担分公司拥有车辆所有权，是行使车辆处分权的唯一合法主体。合同第九点第一款约定如李应池不按期支付租赁金和其他应付款，不履行合同所规定的其他义务，公运零担分公司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直接收回租赁车辆。公运零担分公司与李应池签订十份《借款合同》，约定分十次借款16万元共借款160万元给李应池购买十辆汽车，借款利率是月息0%。公运零担分公司与张望签订十份《普通货车租赁经营合同》，汽车车辆车牌号分别为：渝Ｂ×××××、渝Ｂ×××××、渝Ｂ×××××、渝Ｂ×××××、渝Ｂ×××××、渝Ｂ×××××、渝Ｂ×××××、渝Ｂ×××××、渝Ｂ×××××、渝Ｂ×××××。合同第八点第一款第一项约定公运公司零担分公司拥有车辆所有权，是行使车辆处分权的唯一合法主体。合同第九点第一款约定如张望不按期支付租赁金和其他应付款，不履行合同所规定的其他义务，公运零担分公司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直接收回租赁车辆。公运零担分公司与张望签订十份《借款合同》，约定分十次借款16万元共借款160万元给张望购买十辆汽车，借款利率是月息0%。顺衡公司法定代表人黎钊铭于2014年3月26日到江门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二大队报案，其报案称有一名叫温永杰的男子从2013年2月28日开始陆续采用分期付款的方式从顺衡公司购买了161台汽车，汽车全部交付给温永杰后，经常出现拖欠到期应付款。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顺衡公司与名骏公司签订买卖合同，顺衡公司送货给名骏公司后，公运长寿分公司将货车登记在自己名下，后没有按约付清货款，顺衡公司因此起诉。双方的主体适格，双方设立并实施的买卖合同关系是合法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法律保护。关于公运公司、公运长寿分公司辩称登记在公运长寿分公司名下的20台车辆并非顺衡公司销售的车辆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顺衡公司提交了《委托书》，《委托书》上有汽车制造商重庆双专汽车制造有限公司盖章确认其真实性，《委托书》记载20台车的底盘号，该底盘号能与登记在公运长寿分公司的20台车辆底盘号一一对应。顺衡公司提交了重庆双专汽车制造有限公司开具的发票，发票登记的底盘号、开票价格与顺衡公司提交的委托书和登记在公运长寿分公司名下的车辆内容一致。顺衡公司还提交了由重庆双专汽车制造有限公司盖章的《帐务说明》，《帐务说明》记载于2013年11月22日收到公运长寿分公司划来顺衡公司与名骏公司、公运公司、公运长寿分公司汽车销售货款的一部分100万元。该100万元的划款时间与公运公司零担分公司与李应池洽谈10台与顺衡公司提供底盘号一致的红岩汽车的汽车租赁经营事宜，由公运长寿分公司划款给重庆双专汽车制造有限公司的时间对应。综上，顺衡公司提交了《委托书》、《发票》、《帐务说明》，该批证据经过汽车销售商重庆双专汽车制造有限公司的确认，其内容与登记在公运长寿分公司名下的车辆一一对应，可以确认登记在公运长寿分公司名下的20台车辆属于顺衡公司销售的车辆。公运公司、公运长寿分公司的抗辩没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登记在公运公司、公运长寿分公司名下涉案车辆的问题。公运公司、公运长寿分公司提交了《裁决书》，《裁决书》中查明由李应池将其购买的汽车上户到公运公司指定的下属分公司名下，再将李应池挂靠的涉案车辆以租赁形式交给李应池经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一）众所周知的事实；（二）自然规律及定理；（三）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已知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实；（四）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五）已为仲裁机构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的规定，对于公运公司、公运长寿分公司主张与涉案车辆是挂靠关系，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公运长寿分公司应否向顺衡公司支付购车款项的问题。涉案车辆均登记在公运长寿分公司名下，公运公司的下属分公司在《普通货车租赁经营合同》中约定了其拥有车辆的所有权，由此可见公运长寿分公司已经实际获得买卖合同的合同利益，根据权利义务对等原则，其实际获得涉案车辆的权利，应当承担支付涉案车辆货款的义务。虽然公运长寿分公司与李应池存在借款和挂靠关系，亦是其双方的独立法律关系，不能因此对抗买卖合同的相对人顺衡公司，因此公运长寿分公司应向顺衡公司支付购车款项。关于公运公司承担责任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公司可以设立分公司。设立分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的规定，公运公司应对其下属分公司的债务承担民事责任。关于名骏公司、公运公司、公运长寿分公司应向顺衡公司支付多少款项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及第一百五十九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的规定，顺衡公司与名骏公司签订的《汽车销售合同》约定买卖车辆共31台，货款本金为990万元，顺衡公司确认只有20台单价为32万元的车辆登记在被告公运长寿分公司名下，还有11台交付给名骏公司，但顺衡公司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其余11台车辆的去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二款“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顺衡公司无法举证证明名骏公司、公运公司、公运长寿分公司已收到其余11台车辆，应承担其不利后果。登记在公运长寿分公司的20台车辆货款共计640万元，顺衡公司确认已收到购车款360万元，故名骏公司、公运公司、公运长寿分公司还欠购车款280万元。关于顺衡公司主张名骏公司、公运公司、公运长寿分公司支付按合同约定的违约金543147元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合同并没有约定这部分，顺衡公司向名骏公司、公运公司、公运长寿分公司主张违约金，其实质是因名骏公司、公运公司、公运长寿分公司没有按合同支付货款，而向名骏公司、公运公司、公运长寿分公司主张顺衡公司资金被占用的损失即利息，考虑到顺衡公司在另案中与他人调解支出了利息，结合三份《汽车销售合同》中双方约定分期付款利息，一审法院对计付标准认定如下：1.合同约定第一期货款本金460万元应在2013年11月28日支付，顺衡公司已收到360万元本金，则还余100万元应在2013年11月29日开始计算利息。第二期货款本金100万元未付，应在2013年12月30日开始计算利息。第三期货款本金80万元没有支付，应在2013年1月30日开始计算利息。剩余超出280万元本金的利息不应计算。2.顺衡公司主张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计算没有合同依据，且分期付款合同期内顺衡公司另行计算了利息，结合顺衡公司的实际损失，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收益等综合因素，一审法院酌情认定利息的计算标准应以每一期尚欠货款金额为本金从三份《汽车销售合同》约定应付之日开始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上浮40%计算至款项实际清偿之日止。判决:一、名骏公司、公运公司、公运长寿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向顺衡公司支付货款280万元和利息（利息的计算应以每一期尚欠货款金额为本金从《汽车销售合同》约定应付之日起计算至款项实际清偿之日止；利息的计算标准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上浮40%计算）；二、驳回顺衡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9702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64702元，由名骏公司、公运公司、公运长寿分公司共同负担29428.18元，由顺衡公司负担35273.82元。二审期间，各方均没有提供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2014）渝仲字第573号《裁决书》中查明2013年11月公运零担分公司与李应池约定由李应池将其购买的10辆红岩牌汽车上户到公运零担分公司指定的公运长寿分公司名下……；公运零担分公司与李应池签订十份《普通货车租赁经营合同》，合同第九点第一款约定如李应池不按期支付租赁金和其他应付款……公运零担分公司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直接收回租赁车辆；公运联运分公司与张望签订十份《普通货车租赁经营合同》；公运联运分公司与张望签订十份《借款合同》；顺衡公司在本案中提供的证据只证明名骏公司收到20辆车，货款共计640万元，已付款360万元，名骏公司还欠货款280万元。除此之外，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确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属买卖合同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院围绕各方的上诉请求进行审查。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如下：1、本案债务人的主体问题；2、债务金额多少。一、关于债务人主体。公运公司与公运长寿分公司主张其并不是涉案汽车销售合同的当事人和车辆实际所有权人，也并未取得涉案车辆买卖合同利益，不应当承担涉案车辆买卖合同购车款的支付义务。顺衡公司则主张车辆登记在公运长寿分公司名下，公运公司与公运长寿分公司曾支付过相应购车款给汽车销售商，与名骏公司是共同购买人，理应与名骏公司共同对尚欠顺衡公司的购车款承担支付责任。对此，本院认为，顺衡公司提供的与名骏公司签订的汽车销售合同买方是名骏公司，公运公司与公运长寿分公司并未在该汽车销售合同中作为合同当事人签名盖章，从汽车销售合同无法认定公运公司与公运长寿分公司是涉案汽车销售合同的当事人。相反，从顺衡公司原法定代表人黎钊铭在公安机关所作笔录显示，黎钊铭当时是与名骏公司商谈汽车销售事宜，从黎钊铭等相关人员在公安机关的笔录中并无反映公运公司或下属分公司与名骏公司是涉案车辆共同购买人的陈述。从合同的履行情况来看，在顺衡公司与名骏公司签订汽车销售合同后，顺衡公司是将涉案车辆交付给名骏公司，公运公司与公运长寿分公司并未参与其中。虽查明的事实显示有部分款项是由公运公司下属分公司直接支付至顺衡公司上游汽车销售商，但公运公司抗辩称是基于与李应池、张望等挂靠关系和借款关系按借款人和挂靠人指示而支付，并不是基于与名骏公司共同购买车辆所形成买卖合同关系而履行。因重庆仲裁裁决查明的事实显示，公运公司或公运公司的其他下属分公司与李应池、张望等存在借款和挂靠经营关系，故公运公司的上述抗辩符合常理，可以采信。现并无证据显示公运公司及包括公运长寿分公司在内的下属分公司委托名骏公司与顺衡公司签订汽车销售合同购买涉案车辆或公运公司及包括公运长寿分公司在内的下属分公司确认与名骏公司是共同购买人或明确承诺代名骏公司履行债务，亦或与顺衡公司就涉案汽车销售合同的权利义务达成债务转移。因此，即使存在公运公司下属分公司受托支付部分购车款的行为，但该代支付行为并不属于共同的债务承担，也不是认定行为人是合同当事人的必备构成要件，第三人代履行行为并不导致合同主体的变更，代为履行的第三人不是合同当事人，债权人不能直接向代履行的第三人请求履行合同债务。另，虽查明的事实显示车辆登记在公运长寿分公司名下，公运公司与公运长寿分公司抗辩称本案涉案车辆上户至公运长寿分公司是基于公运下属分公司与李应池、张望等所形成的挂靠经营法律关系，该抗辩与生效的重庆仲裁裁决查明公运下属分公司与李应池、张望等存在挂靠及借款法律关系可以相印证，参考公安部《关于确定机动车所有权人问题的复函》规定，公安机关办理的机动车登记，是准予或者不准予上道路行驶的登记，不是机动车所有权的登记。公安机关登记的车主，不宜作为判别机动车所有权的依据。即使公运长寿分公司是车辆登记权利人，但现有证据也不足以证实公运长寿分公司是基于涉案汽车销售合同当事人或履行涉案买卖合同权利义务而发生登记，故仅凭车辆登记在公运长寿分公司名下不宜认定公运长寿分公司即是车辆实际权利人。虽然公运公司下属分公司在《普通货车租赁经营合同》中对涉案车辆所有权作出约定，该约定是基于借款和挂靠关系所进行的约定，该借款和挂靠关系是不同于车辆买卖合同关系的另一独立法律关系，该挂靠关系不必然推导出公运长寿分公司即是汽车销售合同的当事人。因此，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公运公司和公运长寿公司是顺衡公司与名骏公司所签订的汽车销售合同的当事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顺衡公司与名骏公司所签订的汽车销售合同不能约束公运公司和公运长寿分公司。一审判决公运长寿分公司和公运公司向顺衡公司支付涉案购车款不当，应予纠正。涉案购车款应当由名骏公司支付。二、关于债务金额。顺衡公司主张涉案买卖车辆共31台，货款本金为990万元，但其未能就此履行完全的举证义务，其在本案中提供的证据只能证明其交付了车辆20辆，货款共计640万元。顺衡公司确认已收到购车款360万元，故名骏公司还欠购车款280万元。一审判决确定本案尚欠货款金额为280万元以及应当支付的利息正确，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公运公司和公运长寿分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顺衡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错误，处理结果部分不当，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2015）江蓬法民二初字第37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2015）江蓬法民二初字第37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肇庆名骏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江门市顺衡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支付货款280万元和利息（利息的计算应以每一期尚欠货款金额为本金从《汽车销售合同》约定应付之日起计算至款项实际清偿之日止；利息的计算标准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上浮40%计算）”；三、驳回江门市顺衡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9702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64702元，由肇庆名骏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负担29428.18元，由江门市顺衡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负担35273.8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8856.36元，由江门市顺衡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吴春梅审判员  黎景欣审判员  刘邦中二〇一七年六月五日书记员  梁启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