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京03民终451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赵彦琦，男，1970年3月25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云霞顺制衣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怀柔区杨宋镇杨宋庄村168号。法定代表人：田云霞，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田云霞，女，1969年3月1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淑华，女，1960年5月10日出生。上诉人赵彦琦因与被上诉人北京云霞顺制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霞顺公司）、田云霞、孙淑华加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2016）京0116民初66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赵彦琦，被上诉人兼被上诉人云霞顺公司之法定代表人田云霞到庭参加了诉讼。被上诉人孙淑华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赵彦琦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云霞顺公司、田云霞、孙淑华支付加工费80596元，并自2014年7月23日起以80596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至实际支付日止；2.一审、二审诉讼费由云霞顺公司、田云霞、孙淑华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本案涉案合同的签订主体是云霞顺制衣厂和赵彦琦。云霞顺公司应将服装加工费直接支付给赵彦琦，服装加工费与郭小军及康保小军制衣厂无关。综上，请求二审法院判如所请。田云霞及云霞顺公司辩称，同意一审判决，请求维持原判，不同意赵彦琦的上诉请求。云霞顺公司确实签订了涉案合同，但合同相对方是康保小军制衣厂，并非赵彦琦。云霞顺公司确实委托过加工制衣，也欠付加工费，但是费用不应支付给赵彦琦，而是应当支付给康保小军制衣厂。赵彦琦是作为康保小军制衣厂的委托人签订合同，赵彦琦亦收取云霞顺公司支付的报酬帮助完成加工合同。云霞顺公司收到了加工的服装，但是服装有迟延供货和质量问题，双方也没有进行结算，故不同意给付货款。孙淑华未出庭发表答辩意见，亦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状。赵彦琦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云霞顺公司、田云霞、孙淑华支付赵彦琦加工费80596元，并支付以80596元为基数，自2014年7月23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2.诉讼费由云霞顺公司、田云霞、孙淑华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5月24日、2014年6月2日，赵彦琦作为康保小军制衣厂（乙方，承揽方）的执行人（负责人）与北京云霞顺制衣厂（甲方，定作方）签订两份委托加工合同，乙方应当2014年6月24日前交清加工的服装，所有货物交清20天甲方向乙方支付支付55016元和31080元两笔货款。上述合同签订后，康保小军制衣厂将涉案合同项下的衣服交付给云霞顺公司，但存在迟延供货和质量问题。另查明，北京云霞顺制衣厂原为个体工商户，其经营者为孙淑华，实际经营者为田云霞，后2015年5月22日北京云霞顺制衣厂变更登记为北京云霞顺制衣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田云霞，股东为田云霞和孙淑华。本案事实认定部分存有以下焦点：第一，与云霞顺公司签订委托加工合同的相对方是康保小军制衣厂还是赵彦琦；第二，赵彦琦是否代替云霞顺公司向小军制衣厂进行了付款。针对委托加工合同的相对方的问题。2014年5月24日签订的委托加工合同，在合同首部乙方部分明确写明为“康保小军制衣厂”，赵彦琦仅作为该厂的执行人（负责人），在合同尾部乙方签字处地址也为“张家口康保步行街二楼12号”。2014年6月2日签订的委托加工合同是在第一份合同签订后再签订的，该合同的首部赵彦琦仍作为乙方的执行人（负责人）出现，在尾部存在与上份合同相同的情形。赵彦琦提举的短信记录中均有表示与工厂进行结算的内容，银行卡明细证据亦未能证明该笔款项系云霞顺公司向赵彦琦给付的是涉案货款，且郭小军仅提交书面证人证言未出庭作证，结合赵彦琦现有证据，无法达到证明涉案合同的主体为赵彦琦和云霞顺公司的盖然性标准。针对赵彦琦是否代替云霞顺公司向小军制衣厂付款的事实，赵彦琦向法院提举了郭小军的证人证言用以证明。但证人未出庭作证，赵彦琦无其他证据对其付款事实进行佐证，故法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另外，涉案合同缔结时，云霞顺公司的前身为个体工商户，田云霞、孙淑华虽有可能对之前的个体工商户债务对外承担连带责任，但本案中赵彦琦未能充分举证证明其是涉案合同承揽费用的债权人，因此对于赵彦琦要求田云霞、孙淑华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上述事实，有当事人提交的委托加工合同及双方当事人陈述意见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赵彦琦主张其系委托加工合同的承揽方且已经向小军制衣厂就涉案合同加工费进行了结算，但并未提举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故法院对于赵彦琦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判决：驳回赵彦琦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970元，由赵彦琦负担（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至一审法院）。二审中，赵彦琦为证明其主张提交郭小军于2016年12月10日书写的证人证言一份，内容与一审提交的打印版证人证言一致。田云霞及云霞顺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本院认为赵彦琦提交的该份证据属于证人证言，根据法律规定，证人需出庭作证，故赵彦琦提交的该份证言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证人证言形式要件，本院对该份证据不予采信。二审中，本院另查明以下事实：2014年5月24日《委托加工合同》，约定总货款金额55016元，2014年6月24日前交清所有货物……大货生产完成后，乙方需对大货进行检验，检验过后再由跟单员对大货进行检验，检验完成后方可交货；结账方式为所有货物交清20天货款结算。2014年6月2日《委托加工合同》约定总货款金额31080元，其他条款与2014年5月24日《委托加工合同》相同。2014年7月22日，田云霞向赵彦琦发短信称：“赵师傅您好，我将棉服公费结算方式发给您，请您尽快核实确认。5-15款1058件，单件工费52元，应付工费55016元；16-15款518件，单价60元，应付工费31080元，预付500元（司机送货）实际应付您30580元；因为16-15款交期问题造成空运，也影响了整批订单工费结算，所以在客户没有做出处理结果的情况下，我计划按以往空运费用每件扣10元工费给工厂结算，16-15款实际应付工费25400，品质问题造成返工，我考虑到是您这也很辛苦，工厂不容易，也就不扣了。另外在结算之前，一定要将样衣，样板退回。”赵彦琦称其已按合同约定时间送货完毕。田云霞称赵彦琦有延期供货情形，最终于2014年7月14日将货物全部交清，但未向法庭提供证据。经查，无康保小军制衣厂登记记录。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赵彦琦是否为涉案合同的主体。本院认为赵彦琦是涉案合同权利人。理由详述如下：一、赵彦琦作为本案当事人主体适格。经本院查明，虽涉案两份《委托加工合同》均有康保小军制衣厂字样，但康保小军制衣厂并未加盖公章，康保小军制衣厂亦无任何工商登记记录，故本案应以涉案合同签订之行为人为当事人。根据现有证据显示，赵彦琦为合同首部载明的执行人（负责人），亦为合同尾部载明的乙方代表，参与了涉案合同的洽谈与签订，赵彦琦为行为人。二、赵彦琦已履行合同义务，云霞顺公司应支付合同对价。双方均认可涉案合同的标的物已全部交付完毕。关于涉案货物存在延迟交付及质量问题，赵彦琦不予认可，且根据双方合同约定，货物应由云霞顺公司检验合格后收货。故应由云霞顺公司承担货物迟延交付及质量问题的举证责任。现云霞顺公司亦无证据证明货物存有上述问题，应由其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涉案两份合同金额分别为55016元和31080元，共计86096元，云霞顺公司称未给付过涉案合同项下价款，而赵彦琦自认已收到涉案合同部分价款5500元，故主张剩余80596元款项，本院对于该数额不持异议。北京云霞顺制衣厂变更登记为云霞顺公司，云霞顺公司应承继北京云霞顺制衣厂有关涉案合同的权利义务，对该货款承担还款责任。有关田云霞、孙淑华是否应对云霞顺公司债务承担责任一节，涉案合同缔结时，云霞顺公司还未进行转型变更，仍为个体工商户北京云霞顺制衣厂。个体工商户的债务，个人经营的，以个人财产承担。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上登记的业主与实际经营者不一致的，以业主和实际经营者为共同诉讼人。孙淑华作为营业执照上登记的业主，田云霞作为实际经营者，故孙淑华和田云霞对之前的个体工商户债务对外应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关于赵彦琦上诉要求逾期付款违约金一节，本院认为，双方《委托加工合同》并无逾期付款需要承担违约责任的相关约定，故赵彦琦要求对方给付违约金的请求无合同依据，且《委托加工合同》中列明合同主体为康保小军制衣厂，虽经本院查明实无此主体，应由赵彦琦向云霞顺公司主张权利，但云霞顺公司不同意支付违约金，故本院无法支持。综上所述，赵彦琦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2016）京0116民初6618号民事判决；二、北京云霞顺制衣有限公司、田云霞、孙淑华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连带给付赵彦琦八万零五百九十六元。三、驳回赵彦琦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案件受理费1940元，由北京云霞顺制衣有限公司负担（赵彦琦已预交，北京云霞顺制衣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给付赵彦琦）。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胡新华审 判 员  孙 妍代理审判员  陈亢睿二〇一七年六月三十日书 记 员  吴 琳书 记 员  李月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