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桂12民终41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池中心支公司，住所地广西河池市。代表人：陈嘉，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晓勇，广西崇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蒙柳姣，女，布依族，1978年8月6日生，住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欧某1，女，布依族，2003年9月16日生，住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法定代理人：蒙柳姣（欧某1之母），系本案被上诉人之一。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欧某2，男，布依族，2011年4月28日生，住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法定代理人：蒙柳姣（欧某1之母），系本案被上诉人之一。上述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杜锦，广西皓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池中心支公司（下称大地保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蒙柳姣、欧某1、欧扬鋮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池市金城江区人民法院（2016）桂1202民初17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大地保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晓勇，被上诉人蒙柳姣本人及其与被上诉人欧某1、欧扬鋮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杜锦到庭参加诉讼。因当事人申请庭外和解，和解期间一个月不计入审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大地保险公司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蒙柳姣等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本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不以事实为依据，错误判决大地保险公司承担保险赔偿责任。（一）一审判决将“猝死”认定为意外伤害保险合同范围内“意外伤害事故”错误。具体理由分述如下：其一、一审判决将“猝死”认定为“意外伤害”保险事故不仅违反保险法、保险学理论和国际保险界对“意外伤害”保险的定义和国际范围内意外伤害保险的通行惯例，也违反现代医学科学对“猝死”的医学定义和国内外对“猝死”的最权威、最普遍的医学诊断结论，同时也不符合本案意外伤害保险合同中对“意外伤害”的定义和解释，即与本案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合同（团体意外保险）对“意外伤害”事故的明确约定不符。根据我国保险法规和保监会备案的标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合同条款的规定以及保险法理论和国际保险界通行的对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合同的定义和实际做法，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系指投保人缴纳一定数额的保险费，保险人承诺于被保险人遭遇特定范围内的灾害事故致身体受到伤害而造成身体受伤、残疾或死亡时给付保险金的行为或合同。这里的造成被保险人意外伤害的灾害事故应该具备外来、剧烈和意外三个要素，一些保险法理论还将“外来”因素进一步细化，归纳出第四个要素即“非疾病性”，因为疾病来自人体自身而非外部原因。这四个要素中首要因素是“外来”事故伤害，其次是“非疾病性”伤害，即排除人体自身内部原因和疾病原因，完全来自人体外部的意外事故伤害。换言之，意外伤害系指伤害系因被伤害人自身之外的因素作用所致，也即导致人身伤亡的作用力或作用因素来自于受伤害的人的身体外部而非其身体内部。这是全球保险界无一例外的保险通例。毫无疑问，“猝死”并不是因为死者自身之外的因素作用所致，而恰恰是因为死者自身的健康原因所导致的疾病性死亡，而非外来的伤害所导致的死亡。众所周知，意外伤害保险事故与健康保险事故的重要区别因素就在于人体出现伤害或死亡是否是外因所致，身体内在原因和疾病造成的伤害属于人身健康保险范围，不属于意外伤害保险的范围。“猝死”首先不具备法律上关于意外伤害必须具备的身体“外来原因”这一要素的要求。虽然“意外性”和“突发性”属于“猝死”和“意外伤害”的共同特征，但“猝死”不具备意外伤害首先必须具备的要件即“外因所致”，这就是决定了“猝死”不属于意外伤害事故，非属意外伤害保险的保险范围。实践中，通观全世界的保险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保险业将“猝死”定义在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事故的范围之内。本案一审判决完全回避了意外伤害保险事故“外来性”这一首要构成条件，并否定保险合同条款中对“外意”事故的“外来性”、“非疾病性”明确限定性解释对合同双方的拘束力。一味地避重就轻，将“猝死”这种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医学科学和国际医学界都一致界定为“疾病性”死亡的死亡类型认定为只是一种死亡形式，并不是一种死亡的原因，这完全是反科学的认定。“猝死”虽然具有“突然性”，但是医学诊断上它是一个完整的医学定义，特别地指因人体自身身体原因突然发生的非预见性的“疾病性”死亡，它不仅仅是一种自然人死亡的形式，更是一种“疾病性”死亡类型。医学科学上已经明确将“猝死”界定为疾病性死亡，而不是非疾病性死亡，并将“猝死”的大类原因分为“心源性猝死”和“非心源性猝死”两类。不论造成自然人“猝死”的具体病因是其中哪一大类的原因中的那种疾病，都脱离不了“疾病性”这一根本特征。医学上断定，如果一个人不是因为身体存在某种潜在的疾病，在没有任何外力伤害的情况下绝对不可能突然暴毙。换言之，只要医学上已经诊断为“猝死”，就彻底排除了死亡原因的“外来性”，而且绝对归结为“疾病性”。这样，对保险人来说，进一步查明被保险人“猝死”到底是因为何种具体的疾病所致，这对区分被保险人“猝死”是否是意外伤害事故致死还是自身内部疾病原因致死已经没有任何必要。一审判决反科学地认定：“猝死的原因很多，既没有证据排除意外伤害所致，又没有证据证明疾病是其唯一原因”是完全不顾案件事实和医学科学诊断结论的错误论断，这种言论是十分有害的。认为“猝死”有可能因为意外伤造成，疾病不是猝死的唯一原因这种主观上的错误论断绝不能成为判决大地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否则法律的公正性与公平性将荡然无存。从另一方面来讲，蒙柳姣等如果持这种错误主张，其必须举证证明医学上已经被明确诊断为“猝死”的人，还可能存在“意外伤害”和“疾病外”的原因，从而否定掉现代医学科学对“猝死”的定义和诊断标准，并可以将人体外的原因也纳入医学上“猝死”的原因之中，从而使之与“突然死亡”这一非医学诊断概念完全等同。其二，就本案的客观事实而言，本案被保险人欧彦邦在开庭过程中没有遭遇到任何外来的伤害，这是客观不争的事实。被保险人欧彦邦于2015年12月10日14时50分突然在河池中院的法庭上晕倒，经河池市第三人民医院及时出诊急救后仍不治身亡。河池市第三人民医院的院前急救病历、医院和公安机关共同出具的殡葬证明都证实被保险人欧彦帮属于猝死，既不是意外伤害，也不是服毒自杀或死于某种外来原因；蒙柳姣等在起诉状中也明确被保险人欧彦帮属于猝死而非其他类型的死亡；大地保险公司对这一事实也没有任何异议，故本案被保险人的死亡原因确定为猝死是清楚无误的，这已经是不争的客观法律事实。至于导致欧彦帮猝死的具体疾病原因则已不在意外伤害保险事故讨论范围之内。因为医学上对猝死的分类只有有心源性和非心源性两个大类，都是因为人体自身原因导致的死亡，而非外力或外部因素的伤害所导致的死亡。虽然猝死的具体病因可以经过解剖具体查明，但那不过是疾病的大项与小项之间的关系，改变不了猝死原因的“内生性”，即不能将猝死的“内生原因”致死改变为“外来伤害”致死。既然猝死乃人体自身疾病原因即人体内固所致，不管其具体的病症是基于心源性疾病还是非心源性疾病或其他身体内部原因，都不能界定为外来原因所致，也就不能界定为意外伤害事故，就不属于意外伤害保险的保险范围。保险人也就无需进一步举证证明被保险人欧彦邦的猝死究竟是死于何种具体的疾病，其完全可以依据保险法的规定和保险合同的约定拒赔。（二）本案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合同条款也不包括猝死事件在内，一审判决置保险合同条款对“意外伤害”的约定于不顾，没有法律和合同依据。具体理由分述如下：其一、本案涉及的团体意外保险合同条款分为团体意外伤害保险条款和附加团体意外伤害医疗保险条款两项；具体体现在保险合同附件十二和附件三，它们构成本案保险合同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在被告出具给投保人的保险单上有明确记载，构成合同双方的合意和有拘束力的合同条款。其二、本案保险合同附件十二的释义条款部分对“意外”明确表述为：“指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使身体受到伤害的客观事件”，其中将“外来的”这一要件列在首位，同时强调“非疾病性”。大地保险公司制定的本案所涉团体意外险条款是经过保监会备案的全国适用的保险条款，条款的合法性不存在疑问，欧彦帮是合同一方当事人，合同成立有效，双方理应受其拘束。其三、因为猝死不是本案保险合同范围内的事故，法律上也不能作如此错误认定，所谓保险责任和免责事项也就无从谈起。既然被保险人欧彦邦的“猝死”不属于上述意外伤害保险条款和意外伤害医疗保险条款定义约定内的“意外伤害事故”，而是属于健康保险合同的范畴，就不在本案保险合同承保范围内，保险人理应有权拒绝理赔。其四、一审判决认为，对本案保险合同中约定的“意外伤害”的概念的理解产生分歧时，保险公司对“意外伤害”的条款解释不是唯一的依据，应结合合同条款、案件事实及保护被保险人合法利益角度出发，综合考虑。这种关于格式合同解释的观点是十分错误的。本案保险合同中条款对“意外事故”的概念和定义在文字上已经表述得非常完整、清晰，并且完全符合法律、保险理论、保险国际通例对“意外伤害”保险的定义，不会产生“猝死”是否属于“意外伤害事故”这种歧义。我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作“对条款提供者不利”的解释，并不是对所有格式条款进行解释时所适用的。只有在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双方当事人存在争议，并且按照一般的通常理解仍然不能解释的情况下，才能运用对提供者不利的原则进行解释。这也是解释保险合同约定的一条重要原则。保险合同绝大多数是格式文本，这种格式文本并不是只是保险公司以自己所处的地位任意制定的，它的所有条款都必须符合《保险法》的规定。在我国，商业保险公司推出的每款保险产品都是事先经过保监会批准的，该款产品的保险合同也相应地经过保监会的审核，并要交保监会备案。因此，我国商业保险合同对合同成立、生效、风险、保险责任、期限等一般均有明确约定。只有尚不明确的内容，或者易产生歧意、甚至还不被社会一般人士所理解的部分，及至实践中出现了新情况和新问题，方会成为法官解释的对象。这种司法过程中的解释只是解决当事人争议的条款，或者可能发生争议的条款。并不需对法律条文作出解释，也不需要对常规合同条款作出解释。当解释合同争议条款时，必须符合签订合同时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解释签订、履行过程中各个环节的意图．应当避免解释事后意图，更无必要去推论当事人的意图，也不可去猜想或设定当事人的意图。解释合同不是按照法官的意图、喜好作出解释，而是本着尊重原意、弥补原意不清的原则进行解释。解释合同采纳的标准是基于并反映了一定的价值判断。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强调合同自由，当事人意思为合同法第一追求，意思主义居主导地位。现代社会经济生活中交易的频繁与复杂，要求保障交易安全和交易秩序。维护社会利益的必要性就会对个体意愿进行限制。表示主义的提出就反映了这种价值取向。应该看到，合同自由原则是合同法的基本原则，依当事人共同意愿解释合同符合合同本质，只要不违背强行法或公序良俗，不能在当事人意愿外另行确定合同的内容，各国立法和司法实践均肯定这一点。为了维护交易安全和公序良俗，在意思表示解释问题上应以表示主义为原则，以意思主义为补充。一是在不能探明当事人真正意图时，只能以客观标准去判定合同内容。二是大量使用的合同格式条款使依当事人共同意愿去确定合同内容失去了基础．客观标准在格式条款解释中有重要意义。所以，折衷的观点被广泛接受。德国学者拉伦兹指出，意思表示的解释本质上是个性的，这一解释首先应探求当事人共同真意，“法律没有任何理由把当事人共同理解的意思之外的另一个意思强加给双方当事人”，但在当事人对意思表示内容理解不一致的情况下，则必须求助于客观解释原则。我国学者一致主张对合同的解释，应当采取客观标准与主观标准相结合的方法。既要根据合同的语言文字，又要注意研究有关证明，进行全面的综合分析，实事求是，妥善解决。我国《合同法》第125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这说明我国合同解释采用的标准是偏重于表示主义的折衷说。“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是表示主义的体现，而“诚实信用原则”则显然是对表示主义的限制。罗马法以来主要有三种特别解释规则，一是误载不害真意，二是言行不一的矛盾行为不予尊重，三是有疑义时应作不利于条款制定人解释。各国编纂民法典在总则中规定意思表示解释规则。法国民法典关于合同解释规定很详细，确立了整体解释、目的解释、习惯解释等解释规则。19世纪后期随时代发展，德国民法典第157条确立合同解释的诚实信用规则。经常提及的文义、整体、习惯、目的、公平、诚信等解释规则根据适用的抽象程度分为原则和方法更为合适。公平、诚信解释等应作为解释的原则，它们实际是民法原则，而文义、整体、习惯、目的、历史解释等应是解释的方法。英美法系的合同解释规则在司法实践中不断完善和细化。代表性的规则包括，“明示其一就排斥其他规则”、“同样种类规则…特定条款优于一般条款”等。但是，本案一审判决完全是本着偏袒保护被保险人利益和对保险条款的意思作“事后意愿”的解释来扩大和歪曲解释上述保险条款的约定，法官明显是在猜想或设定当事人的意图，否定合法保险条款对保险合同双方的拘束力，这是十分错误和有害的，二审法院应当予以纠正。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没有依照《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规定确定本案的举证责任。首先，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和“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以及《保险法》的相关规定，蒙柳姣等既然主张本案被保险人的死亡属于意外伤害致死，属于保险合同范围内的意外伤害事故，其就有义务举证证明欧彦帮的死亡是来自外部伤害而非身体自身内部原因所导致。但是，蒙柳姣等首先已经自认欧彦邦的死亡是医学上的“猝死”，并且对自责抢救欧彦邦河池市第一人民医院出具的死亡原因证明和诊断记录没有任何的异议，大地保险公司也完全认可这一诊断结论，这就决定了蒙柳姣等在证据上已经无法推翻本案的证据的证明力，即无法将证明方向导向“意外伤害”这种完全相反的死因。其次，一审判决将医学上已经清楚诊断和认定为“疾病性”死亡的“猝死”认定为死因不明，将欧彦邦的猝死认定为只是一种死亡的形式，而不是死亡的原因，明显是反科学的认定。猝死(Suddendeath．SD)是人类的最严重的疾病，其本质上是一种疾病综合症在医学上明确划分为“心源性”和“非心源性”两个大类，即要么来自心脏疾病，要么来自其他疾病。世界卫生组织(WHO)的猝死定义：“平素身体健康或貌似健康的患者，在出乎意料的短时间内，因自然疾病而突然死亡即为猝死。”猝死的内涵可以浓缩成6个字，即患者是“因病突然死亡”。这6个字准确精炼地概括了猝死内涵的最重要因素，即因疾病死亡。换言之，“猝死”的患者属于自然死亡，即因自身疾病而死亡，死亡起因于患者身体内部因素。而不是死于患者身体的外部因素，不是死于溺水、触电、自缢、巾毒、低温、高温、暴力、失血、外伤、麻醉、手术等非自然原因。既然医学上对“猝死”的定义和科学诊断依据证明猝死不是人体之外的意外伤害所致，而是人体自身的疾病所致，是故猝死不属于意外伤害事故范畴。在本案要证事实已经清楚证明的情况下一审判决本末倒置，将对本案保险事故性质的认定已经没有实际意义的“猝死”的具体病因的举证责任归于大地保险公司，仍课以大地保险公司解剖被保险人尸体的责任，将本身就是医学上的大类死因的“猝死”认定为只是死亡的形式而不是原因，将导致“猝死”的具体病因解释为被保险人必须证明的“死因”，认为保险人必须查明和举证证明被保险人“猝死”的具体病因，否则被保险人就属于“死因不明”，保险人就要承担对被保险人欧彦邦的死因举证不能的后果。一审判决此种认定这已经完全偏离本案要证事实，也与上述证据规则的要求相悖，走向了无理和于法无据的极端，是有法不依和错误适用法律的表现。再次，大地保险公司已经向法庭提交了百度百科、保险法教材等学术资料给法庭参考，作为一个人民法院应当尊重科学，尊重知识，不能一味地主观臆断，依据个人的喜好率性地使用国家赋予的裁判权对案件事实作出不当的认定，错误适用法律，导致错案的发生，要让每个公民从每个案件的判决中都感受到公平和正义。本案一审判决显然不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无法让人信服。二审法院对于一审法院此案的判决有责任予以纠正。最后，鉴于此案的事实部分涉及到专门的医学诊断结论，为确保本案的二审判决能够做到公平和正义，大地保险公司将在二审申请专家证人出庭作证，请权威医学专家出庭作证，以进一步证明“猝死”是人体自身疾病原因导致的死亡，排除了所有的外部伤害因素。大地保险公司也将补充学术、法律实践和案例方面的证据给二审法院，以支持自己的上诉主张。因此，大地保险公司依法要求二审法院开庭对此案进行审理，而不只是书面审理。蒙柳姣等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和判决正确，应予维持。蒙柳姣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大地保险公司赔付蒙柳姣等身意外伤害保险金40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欧彦帮（蒙柳姣之夫），其生前系广西皓辰律师事务所律师，2015年2月15日，该律师事务所为含欧彦帮在内的17名律师向大地保险公司投保了《大地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每人保额40万元，大地保险公司向投保人出具PELC201545010702000001号保险单一份。保险合同由保险单、被保险人清单、投保单、声明及保险条款等部分构成，保险期间自2015年2月28日0时起至2016年2月27日止。《大地团体意外伤害保险条款》约定的保险责任为：在保险期间，被保险人因遭受意外而身故、残疾或者烧烫伤的，保险人按下列约定承担保险责任：（一）意外事故保险责任，被保险人自遭受该意外之日起180日内以该意外为直接、完全原因而身故的，保险人按合同载明的该被保险人的意外伤害保险金额给付意外身故保险金，同时本合同约定的对该被保险人的保险责任终止。……；责任免除部分第六条：因下列任何原因造成被保险人身故、残疾或者烧烫伤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一）投保前已有的伤害；（二）未在《人身保险残疾程度与保险金给付比例表》中列明的残疾，未在《意外伤害事故烧烫伤保险金给付比例表》中列明的烧烫伤；（三）投保人的故意行为，自致伤害或者自杀；（四）从事违法犯罪活动或者拒捕，因被保险人挑衅或者故意行为导致争执、打斗而引发意外或者因此被攻击、被伤害或者被杀害；（五）未遵医嘱而私自服用、涂用或者注射药物有，药物过敏，细菌或者病毒感染（意外导致的伤口感染不在此限），医疗事故；（六）怀孕（含宫外孕）、流产、分娩（含剖腹产）、避孕、绝育手术、冶疗不孕症、人工受孕以及由此导致的并发症、但意外所致的流产、分娩不在此限；（七）从事潜水、跳伞、攀岩、探险、武术比赛、摔跤、特技、赛马或者蹦极以及其他风险程度类似的高风险活动，竞技性、职业性运动，但本合同另有约定的不在此限；（八）非因意外而下落不明；（九）任何生物、化学、核武器，核能装置造成的爆炸、灼伤、污染或者辐射，恐怖主义活动，邪教组织活动。第七条：被保险人在下列任何期间遭受意外而致身故、残疾或者烧烫伤的，被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一）醉酒或者受酒精、毒品或者管制药品的影响期间；（二）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期间或者被判入狱期间；（三）精神和行为障碍（以世界卫生组织颁布的《疾病和有关健康问题的国际统计分类为准》）或者癫痫发作期间，感染××或者感染××病毒期间；（四）酒后驾驶、无有效驾驶证驾驶或者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交通工具期间；（五）战争、军事行动、暴动或者武装叛乱期间。条款释义部分注明“意外”是指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使身体受到伤害的客观事件。2015年12月10日，欧彦帮在工作期间（出庭参加诉讼活动）突然倒地、不省人事，经河池市第三人民医院急诊科现场急救无果，于当日上午12时50分死亡。该院出具的院前急救病历载明“病史及抢救经过”一栏注明：神志不清，呼叫不应，双侧瞳孔散大无边缘，对光反射消失，颈动脉博动消失，心音消失，呼吸音消失；“初步诊断”一栏注明：猝死。随后，与欧彦帮一同出庭的同事向大地保险公司业务员电话报案并告知情况经过，大地保险公司方未派员到场勘验。此后，经医疗机构及公安机关盖章确认后，向蒙柳姣等出具了《居民死亡殡葬证》，确认欧彦帮的死亡时间为2015年12月10日，死亡原因为猝死。2016年5月27日，向大地保险公司提出保险理赔申请。同年6月2日，大地保险公司以“无法证实本次事故为意外造成的事故，本司将不承担保险责任。欧彦帮该次出险事故不在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内”为由，作出“不予立案并退还原始凭证”的决定。同年6月16日，蒙柳姣等以大地保险公司拒赔不符合事实，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大地保险公司给付保险金4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欧彦帮基于人身安全及利益与保险人中国大地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池中心支公司形成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合同，未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受法律保护。根据合同的性质（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及条款中“意外伤害”的释义，保险人应对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间遭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使身体受到伤害的客观事件承担保险责任。关于本案欧彦帮是否属于意外伤害死亡的认定问题亦即欧彦帮的死亡事故是否属于保险责任赔偿范围的问题。首先，“猝死”应属于死亡的一种表现形式，而不是死亡原因。结合本案现有证据亦不能明确被保险人欧彦帮死亡的主要、直接原因是因身体其他疾病造成。其死亡应属突然的、非本意的意外死亡。其次，对本案保险合同中约定的“意外伤害”的概念应如何理解，意外伤害保险条款虽然已有约定，但在保险双方对“意外伤害”的理解产生分歧时，保险公司对“意外伤害”的条款解释不是唯一的依据，应结合合同条款、案件事实及保护被保险人的合法利益角度出发，综合考虑。由于“猝死”的原因很多，既没有证据排除意外伤害所致，又没有证据确认疾病是其唯一原因。理由一，结合双方的保险合同并未明确约定“猝死”为免责事由；理由二，大地保险公司在投保人投保时亦未向其明确告知或解释过“猝死”不属于理赔范围；理由三，大地保险公司认为欧彦帮是基于某种潜在的疾病导致“猝死”的结果发生，但其未能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由于大地保险公司未及时要求对欧彦帮的死亡原因进行尸体检验，无法查明死亡的确切原因，其死亡应系意外的、突然的、非本意的死亡，因此，可以确认欧彦帮死亡属于意外事故死亡范畴。故大地保险公司应当按合同约定的意外身故保险金额承担赔付责任。关于对当事人举证责任的认定问题。欧彦帮死亡后，其同事及时将欧彦帮的死亡情况，以电话方式通知了大地保险公司方的业务员，履行了及时通知义务，其受益人理赔时，提供了医疗机构出具的《院前急救病历》及公安机关会同医疗机构盖章确认的《居民死亡殡葬证》等，已按合同约定和保险法的规定完成了向保险人提供其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等有关的证明，履行了提供材料义务。而大地保险公司作为从事保险工作的专业机构，接到报案电话通知后，理应积极协助、指导作为一名普通人的保险受益人收集和固定证据。大地保险公司如果认为欧彦帮的死亡不在保险责任范围内，应在接到报案后，及时对欧彦帮进行尸检，以查明欧彦帮是否因疾病死亡，但是大地保险公司在接到报案后既未对欧彦帮尸体进行尸检，也未通知欧彦帮亲属保全尸体以备尸检，致使欧彦帮的尸体已经入葬，无法查明死亡原因，对此，大地保险公司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大地保险公司不能提供欧彦帮的死亡不在保险责任范围内的直接证据，故对其拒赔理由不能成立。大地保险公司应当按合同约定的意外身故保险金额承担赔付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五款、第十四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大地保险公司向蒙柳姣、欧某1、欧阳铖赔付意外事故保险金40万元。案件受理费7300元，减半收取3650元（蒙柳姣等已预交3650元），由大地保险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大地保险公司围绕其上诉请求提交下列证据：1、摘自互联网“360百科”的团体意外保险的通行解释，证明团体意外保险属于人身意外伤害事故保险的一种，其目的在于为企事业单位员工提供工作中可能遭受的意外伤害事故的风险保障，不是为员工提供健康风险保障的险种；2、摘自互联网“360百科”的意外伤害事故保险的通行解释和案例，证明意外伤害事故保险承保的是来自受害人身体之外的意外伤害事故对被保险人造成的伤亡，不包括被保险人因为自身健康原因导致的疾病性伤害和死亡事件；3、摘自互联网“360百科”的医学上对猝死的定义和诊断标准，证明（1）“猝死”属于疾病性死亡，而非意外事故伤害导致的死亡；（2）猝死不是意外伤害事故保险范围内的风险事故；4、保险法理论对意外伤害事故保险的学术定义，证明意外伤害事故保险合同承包的意外伤害事故的特征是外来性、突发性、非预见性、非疾病性；5、证人阳某（女，广西壮族自治区江滨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出庭作证，证明猝死是由自身疾病导致的死亡。对前述证据，蒙柳姣等质证认为：1、4份证据和证人证言均不属于二审新证据，应不予采信；2、前4份证据均来源于网上，真实性无法保证，也应不予采信；3、证人证言是个人观点，且证人是神经内科医生，证言真实性有异议，应不予采信。大地保险公司认为证人证言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和关某，应予采信。对于大地保险公司提供的新证据，本院认为：1、证据1、2、3均属于互联网观点，真实性无法确认，本院不予采信；2、证据4来源不明，真实性也无法确认，本院不予采信；3、证人陈述的是与其所执业的专业没有关联的证言，专业性和权威性都不能确认，本院不予采信。双方当事人对一审认定的事实均无异议。一审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院归纳二审争议焦点为：本案被保险人欧彦帮猝死是否属于意外伤害？大地保险公司应否因欧彦帮的猝死承担本案的保险责任。本院认为，一审判决认定涉案合同合法有效依法有据，本院予以确认。关于本案被保险人欧彦帮猝死是否属于意外伤害？大地保险公司应否因欧彦帮的猝死承担本案的保险责任的问题。首先，如一审判决所述，“猝死”应属于死亡的一种表现形式，而不是具体的、确切的死亡原因，导致猝死的原因并非仅限于疾病，也可能是非疾病导致。其次，从文义解释上，猝死属于涉案合同约定的“突发的、非本意的”死亡，但是否属于约定的“外来的、非疾病的意外伤害”是认定大地保险公司是否需要承担保险责任的关键。如前所述，因《院前急救病历》界定欧彦帮的死亡属于“猝死”，则其死亡属于涉案合同约定的“突发的、非本意的”死亡，且在欧彦帮死亡时，蒙柳姣等保险受益人已经通知了大地保险公司，应当认定其已完成其认为欧彦帮死亡属于意外伤害、大地保险公司应承担保险责任的初步举证责任。在没有充分证据否定欧彦帮的死亡属于意外伤害导致，也没有证据证明是欧彦帮自身疾病导致其死亡，且涉案合同亦未明确约定“猝死”为免责事由，以及大地保险公司未明确告知或解释“猝死”不属于理赔范围的情况下，因本案蒙柳姣等被保险人已按合同约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保险事故发生后，按照保险合同请求保险人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时，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应当向保险人提供其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证明和资料”的规定，完成了向大地保险公司提供其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等有关的证明，履行了提供材料义务。作为从事保险工作专业机构的大地保险公司在接到欧彦帮猝死的报案电话通知后，本应积极收集和固定证据，如其认为蒙柳姣等保险受益人提供的证明不完整和恰当，应依照《保险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保险人按照合同的约定，认为有关的证明和资料不完整的，应当及时一次性通知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补充提供”的规定，要求补充提供，诸如要求对欧彦帮进行尸检以确定死因等，从而确定其应否承担保险责任。但大地保险公司却怠于作为，导致其不能收集证明其主张的欧彦帮系因自身疾病导致猝死的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一审因大地保险公司举证不能而认定欧彦帮猝死属于意外伤害，并判令由其承担保险责任依法有据，本院予以维持。大地保险公司认为欧彦帮猝死属于自身疾病导致、一审举证责任分配不当、大地保险公司不应当承担保险责任等上诉理由与主张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具体理由如上所述，亦与一审判决所述基本一致，不再赘述。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和判决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大地保险公司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300元（大地保险公司已预交），由上诉人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池中心支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剑峰审 判 员  张桂生代理审判员  吴利萍二〇一七年六月七日书 记 员  张恒瑞本案适用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