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津0116民初81937号原告：邹忠祥，男，1967年4月29日出生，汉族，现住天津市滨海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侯瑞雨，天津勤达律师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武学文，天津勤达律师所律师。被告：卢仲勇，男，1964年7月30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滨海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昕，天津开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进军，天津开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天津和兴土方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万象路涉外综合楼。组织机构代码76763487-7。法定代表人：朱梦海，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玉鹏，天津王玉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洪君，男，1980年8月2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天津市大港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玉奎，天津鹏泽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邹忠祥与被告卢仲勇、天津和兴土方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兴土方）、刘洪君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由代理审判员杨婧适用简易程序，于2016年8月15日、2016年11月28日、2016年12月20日、2017年3月16日、2017年5月23日五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第二次开庭前，原告追加了刘洪君作为被告，第三次开庭时，原告自认刘洪君与该方的欠款没有关系，撤回了对被告刘洪君的起诉。第五次开庭时，原告邹忠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侯瑞雨，被告卢仲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昕、陈进军均到庭了参加诉讼，被告和兴土方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缺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交诉讼请求如下：1、请求判令被告卢仲勇支付原告工程款41800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2、被告天津和兴土方工程有限公司在欠付被告卢仲勇工程款范围内承担给付责任；3、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后原告在第五次开庭时将诉讼请求变更为：1、请求判令被告卢仲勇支付原告工程款129263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2、被告天津和兴土方工程有限公司在欠付被告卢仲勇工程款范围内承担给付责任；3、诉讼费用由二被告负担。原告诉称，2011年2月25日，被告卢仲勇从被告天津和兴土方有限公司承揽南港工业东六区土方回填工程12标块，工程总量为472035立方米，单价为30元每立方米，合同价款14161050元。由于被告卢仲勇资金缺乏，遂将上述工程转包给原告，原告向被告卢仲勇缴纳了500000元的转让金及500000元的工程保证金，原告系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且作为实际施工人履行了全部义务，涉案工程于2012年4月份施工完毕，2012年12月份原被告进行了工程结算，工程结算价款为10222740元。被告卢仲勇陆续向原告支付工程款5202000元，被告卢仲勇扣除供应的土方款840000元，至今拖欠4180740元，被告天津和兴土方有限公司作为发包人应当在欠付卢仲勇工程款范围内承担给付责任。原告多次向二被告催要未果。庭审中，原告同意在结算价10222740元中同意扣除和兴土方主张的减项2053370元，同意扣除刘泽海领取的工程款834000元、同意扣除原告领过的工程款5202000元、也同意再扣除卢仲勇应扣土方款840000元，愿与被告卢仲勇在本案中将土方款与工程款进行抵消。故将诉讼请求进行了相应调整。综上，原告起诉至院。被告卢仲勇向本院提交答辩意见如下：其与被告和兴土方于2011年2月25日签订《施工协议书》后，刘洪君代表原告与其达成口头协议，约定其将《施工协议》项下的权利义务全部转让给原告，由原告负责合同项下的施工义务，和兴土方所付工程款归原告所有。由于其与原告均不具备相应的建设工程施工资质，其与和兴土方签订的施工协议及原告与卢仲勇达成的合同权利义务转让协议均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属于无效民事行为，原告受让合同的权利义务后组织了施工，且工程已竣工验收合格，故原告享有向发包方即和兴土方主张给付工程款的权利。卢仲勇与原告间不存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依据双方约定仅是代为原告在和兴土方处办理相关工程结算手续，现原告以实际施工人身份向卢仲勇主张给付工程款不符合法律规定。卢仲勇仅应将在和兴土方处代为结算的工程款直接支付原告。认为原告实际完成的工程量价款是8169370元，卢仲勇从和兴土方领取了工程款6932370元，同时，认为原告在施工过程中购买了该方的土方，和该方存在购土协议，共计发生土方款3593670元，协议签订后原告向该方支付了土方款65万元，原告还应支付剩余土方款2943670元。原告应支付给该方的土方款及该方应支付给原告的工程款均已经到期，而且标的种类相同，品质也相同，同意在本案中抵消，而且双方当事人均同意在本案中抵消。该方在和兴土方领取的尚未支付原告的工程款为1730370元，同时，卢仲勇应返还原告工程保证金500000元，共计2230370元，上述债务相互抵消之后该方已不存在给付原告工程款的问题，原告尚欠该方购土款713300元。另外，认为涉案工程在2012年4月已经实际完工，即便原告主张成立，给付工程款时间应为2016年6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两年。故原告的请求已过诉讼时效，不应予以支持。被告和兴土方向本院提交答辩意见如下：请求法庭依法驳回原告对该方的全部诉讼请求。该方与原告不存在工程施工分包关系，从来没有向原告支付过工程款，原告诉讼请求的工程是2011年2月25日该方与被告卢仲勇签订的协议，将该项回填土工程发包给了卢仲勇施工，约定的施工方量是472035立方，单价为30元每立方，工程完工后经实际结算，施工方量为340758立方，工程款为10222740元，扣除该公司自行施工工程款2053370元减项后，应支付给卢仲勇的工程款为8169370元，截至到2015年2月该方已经将全部工程款8169370元支付给卢仲勇，（含1237000元债权经卢仲勇同意转让给刘泽海，已支付给刘泽海834000元，目前尚欠刘泽海303000元）双方因此项工程再无任何纠纷，因此请求驳回原告对该方的诉讼请求。被告刘洪君向本院提交答辩意见如下：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因为其不是适格的被告，其与邹忠祥是借贷关系，其借钱给原告，并于2011年11月1日对借款合同进行了公证，其中借款合同第3项的内容为乙方（刘洪君方）为保证出借资金的安全，有权监督甲方（原告方）在经营中的资金往来，甲方在所有的工程往来，需经乙方收支，否则乙方有权要求甲方偿还全部借款，及有权要求甲方按照全部借款的10%承担违约损失。根据借款合同第4项规定甲方在此次所有工程中的所有债权、债务均与乙方无关。并且原告邹忠祥与其历次的诉讼当中，主张的是合伙关系，但是所有的生效判决包括（2012）滨港民初字第202号、（2003）滨港民初字第2230号、（2013）二中民二终字第279号、（2014）滨港民初字2482号、（2015）二中民一终字第0096号均已认定双方是借贷关系，只是当时由于该方不能提供充足的借款明细，才驳回该方的诉讼请求，但是对于该方与原告的借款关系是认定的，同时，其与和兴土方和卢仲勇没有任何法律关系，当时无论是向卢仲勇交付保证金还是转让金，都是受邹忠祥的委托，从和兴土方领取的工程款，也都全部用于了工程当中。认为即使要参与本次诉讼，也应被追加成第三人参与诉讼。另外，确实认可工程是邹忠祥实际施工的。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双方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1年2月25日，被告和兴土方为甲方、被告卢仲勇为乙方，双方签订了《协议书》，协议约定，被告卢仲勇承包被告和兴土方天津南港工业区东六区回填土工程12标块，工程期限自2011年2月25日至2011年5月31日，乙方使用自有土源，工程量确认以GPS测量理论填方量（不含沉降），如果施工中有变更或增减，以实际完成量为准。上述合同签订后，被告卢仲勇于2011年2月28日与孙惠忠协商将工程转让，经孙惠忠介绍，2011年3月3日将工程转让给邹忠祥，被告刘洪君代邹忠祥向其缴纳了工程转让金50万元及工程保证金50万元，被告卢仲勇认可存在工程保证金50万元，同意在本案中就该保证金对原告进行返还。涉案工程在2012年4月已经实际完工并交付。经生效判决（2015）二中民一终字第0096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原告与被告刘洪君间并非合伙关系，同时，刘洪君提供了公证书、谈话笔录、（2003）滨港民初字第2230号、（2013）二中民二终字第279号、（2014）滨港民初字2482号、（2015）二中民一终字第0096号判决书，证明其与原告系借款关系。原告对刘洪君提供的上述证据均无异议。被告和兴土方及被告卢仲勇均认为上述证据与其无关，真实性无法核实。原告在庭审中认可刘洪君与其仅是资金监管关系，认为其与本案诉请的欠款无关，并撤回了对刘洪君的起诉。各方当事人均认可由原告实际完成的工程量价款是8169370元，上述款项和兴土方公司已支付被告卢仲勇6932370元，卢仲勇将其中5202000元支付给了原告。同时，卢仲勇与和兴土方均认可，和兴土方尚有1237000元的工程款未支付，该款项经卢仲勇、和兴土方及刘泽海共同确认，由和兴土方直接向刘泽海支付，卢仲勇不再就上述款项向和兴土方进行主张。原告向案外人刘泽海出具了委托书，委托其处理原告与卢仲勇之间的工程欠款事宜。后被告和兴土方支付了刘泽海934000元，尚有303000元未支付。和兴土方称卢仲勇给刘泽海打了一张欠刘泽海运输费1237000元的欠条，并提供了欠条作为证据，但该欠条上并未显示欠款人为卢仲勇，也没有卢仲勇的签字。卢仲勇未认可该欠条的真实性。卢仲勇提供了一份刘泽海于2016年12月19日出具了一份《情况说明》，其上载明：“在天津南港工业区东六区12标块回填土工程中，……邹忠祥给刘泽海出具委托书由刘泽海出面与卢仲勇洽谈处理工程欠款事宜，前期的工程款卢仲勇与刘洪君及邹忠祥已经全部结清，只剩工程尾款1237000元尚未处理，由于和兴土方当时未付款，于是卢仲勇和刘泽海及和兴土方协商后，同意由刘泽海在和兴土方处代表邹忠祥处理和领取剩余工程款1237000元事宜，剩余领款事宜与卢仲勇无关。”原告对该份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签字不是刘泽海所签。被告和兴土方对于该情况说明均予以认可，认为是在卢仲勇、刘泽海及该公司三方协商后，由卢仲勇将该笔债权转让给刘泽海。认为现在和兴土方尚欠刘泽海303000元。原告认可与刘泽海曾经存在委托代理关系，认可被告支付给刘泽海的工程款83400元相当于支付给了原告，至于刘泽海与原告的关系，原告另案处理。2016年12月21日，原告向刘泽海邮寄了《解除委托关系通知书》，其上载明：“本人邹忠祥曾委托你处理本人与卢仲勇工程欠款事宜。现本人向你发出如下通知：本人不再委托你处理上述委托事宜，在接到本通知后，请停止一切与之相关的行为。”原告于2016年12月21日向刘泽海邮寄了上述通知书，邮寄结果为他人签收。同日，原告向和兴土方邮寄了《停止向刘泽海支付拖欠邹忠祥工程款通知书》，该该通知未妥投。2011年3月6日，刘桂满为甲方，孙惠忠为乙方，双方签订《购土协议》，协议约定，双方经友好协商就购买卢仲勇土场土方一事达成协议。孙惠忠购买卢仲勇土场土方五十万立方米，每立方米人民币五元整，共计人民币2500000元整。协议还约定孙惠忠进场交人民币200000元整，在全部土方运完的十天前把所有款项交清等内容。刘桂满、卢仲勇、孙惠忠均在上述购土协议上签字，原告与被告卢仲勇均认可该协议的真实性。2015年1月，卢仲勇为甲方，孙惠忠为乙方，双方出具《确认书》。根据《确认书》载明，甲方承包了和兴土方南港工业区回填土工程第十二标段工程，乙方为受让方委托的6标段及12标段项目负责人，2011年3月6日，甲乙双方和刘桂满签订《购土协议》，约定在甲方购买上述工程所需土方，每立方米五元。经双方确认，施工上述两工程乙方共向甲方购土641644立方米，价款为3208320元，另外还购买了甲方干土2569车，每车150元，价款为385350元，上述购土款共计3593670元。后经双方确认，同意由甲方在和兴土方应付的工程款中直接扣除。经确认，甲方在和兴土方已经领取的工程款为2540000元，用于抵扣应付的部分土方款，再扣除和兴土方已返还甲方的保证金50万元，受让方已支付转让费50万元，上述合计受让方共计已支付甲方购土款3540000元，现欠甲方购土款536760元，甲方同意抹去零头，确认土方工程中尚欠甲方购土款5万元，和兴土方已付的工程款，甲方已全部支付乙方。卢仲勇、孙惠忠均在上述确认书上签字，原告认可孙惠忠签字的真实性，但提供了2013年12月30日孙惠忠在本院大港审判区执行笔录复印件作为证据，认为孙惠忠在其中陈述了：“2011年2月份，邹忠祥干的南港东六区土方工程，和兴土方在南港中的标，邹忠祥因为和南港工业区打官司，他自己不好出面，所以委托我出面签的合同，我代理邹忠祥与和兴土方签的合同。我只是给邹忠祥打工，与和兴土方的工程履行完了，我就从邹忠祥处出来不干了。”故原告根据如上证据认为孙惠忠已于2013年12月30日前与原告解除代理关系，《确认书》签订之时其签字行为已不能代表原告。2014年1月29日，原告向被告卢仲勇出具欠条，欠条载明：“今欠土场土款5万元整。”原告认可欠条真实性，但认为是受被告胁迫所写，但并未就被告的胁迫提供证据。2016年3月20日，刘桂满出具《声明书》，其上载明：“刘桂满和卢仲勇系朋友关系，在2011年3月6日，刘桂满代表卢仲勇与孙惠忠签订购土协议书，后卢仲勇也在购土协议上签字确认。由于是购买卢仲勇土场的土方，刘桂满仅是受卢仲勇的委托与孙惠忠签订购土协议书，卢仲勇是权利人，履行购土协议事宜也是由卢仲勇具体负责，具体履行情况刘桂满并不清楚，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及权利义务均由卢仲勇承担，刘桂满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本人因身体健康原因，不能到法庭说明情况，特出具此声明。”被告卢仲勇同时提交了刘桂满的身份证明。2011年4月16日，被告卢仲勇向孙惠忠出具收条，收条上记载：“今收孙会忠土款100000元整。”2011年6月1日，被告卢仲勇向原告出具收条，其上记载：“今收邹忠祥拉土款350000元整。”2011年6月17日，被告卢仲勇向原告出具收条，收条上记载：“今收邹忠祥拉土款200000元整。”被告卢仲勇对于上述收条上的签字系其所签予以认可，同时也确认收到了原告上述合计65万元土方款。原告还提供了2011年11月9日的卢仲勇出具的招待费收据1万元，但招待费与土方款系不同概念，不能证明其支付了卢仲勇土方款1万元。同时，原告提供了购土协议，认为根据协议约定，孙惠忠进场已交人民币200000元整，但协议并非实际款项支付凭证，卢仲勇对于孙惠忠曾经交纳200000元进场费的事实予以否认。另查明，原告与被告卢仲勇均认可在本案中就原告欠付被告卢仲勇的土方款和被告卢仲勇欠付原告的工程款进行抵消。再查明，各方当事人均认可孙惠忠系原告的项目经理，代理原告处理涉案工程事宜。本院认为，原告向本院提出申请撤回对被告刘洪君的起诉，经审查，其申请符合法律规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三十八条、第二百三十九条之规定，本院予以准许。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三，其一、原告是否具备起诉的主体资格。被告卢仲勇虽在第一次开庭时否认原告作为天津南港工业区东六区回填土工程12标块实际施工人的身份，认为工程系转让给刘洪君，但经刘洪君陈述并提供公证书、谈话笔录及生效判决等证据，可以证实刘洪君与原告系资金监管关系，原告为此撤回了对刘洪君的起诉，被告卢仲勇亦在其后认可了原告作为诉争工程实际施工人的身份。由于被告卢仲勇与原告均不具备相应的建设工程施工资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之规定，承包人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的、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均应被认定无效。根据上述规定，卢仲勇与和兴土方签订的施工协议及原告与卢仲勇达成的合同权利义务转让协议均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应归于无效。但原告受让合同的权利义务后组织了施工，且工程已竣工验收并交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同时，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的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原告享有向转包人卢仲勇主张给付工程款的权利，发包方和兴土方公司同时应在欠付被告卢仲勇的工程款范围内对原告承担给付责任。原告起诉的主体资格应被确认。其二、原告向被告卢仲勇主张的工程款及被告卢仲勇向原告主张的土方款能否抵消及抵消的数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条之规定，当事人互负债务，标的物种类、品质不相同的，经双方协商一致，也可以抵消。现被告卢仲勇作为工程转包人，对实际施工人原告邹忠祥负有给付工程款的债务。原告亦通过其项目经理孙惠忠，与刘桂满签订了购土协议。孙惠忠作为邹忠祥的雇员，且亦系诉争工程项目的主要负责人，各方当事人对其行为代表原告均不持异议，其作为乙方签订的购土合同的权利义务应归于原告。而刘桂满亦向本院出具声明，声明其是受卢仲勇的委托与孙惠忠签订购土协议书，卢仲勇是权利人，履行购土协议事宜也是由卢仲勇具体负责，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及权利义务均由卢仲勇承担。故卢仲勇亦应作为购土合同的甲方受合同约束。在此前提下，被告卢仲勇与原告邹忠祥通过上述购土合同建立了土方买卖合同关系，买受人邹忠祥对出卖人卢仲勇负有给付土方款的债务。两者债务的标的物种类、品质虽不相同，但原告邹忠祥与被告卢仲勇均认可对上述债务在本案中进行抵消，在双方协商一致的情况下，两者债务依法应在本案中予以抵消。第三、刘泽海在本案中的法律地位问题。卢仲勇在本案中提交了原告向刘泽海出具的委托书，原告对该份委托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同时，被告卢仲勇提交了刘泽海出具的情况说明，和兴土方对该说明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根据该情况说明载明的内容，刘泽海本人认可邹忠祥曾委托其与卢仲勇洽谈处理工程欠款事宜。同时，卢仲勇与和兴土方均认可工程尾款1237000元由刘泽海代表邹忠祥向和兴土方直接主张，卢仲勇不再向和兴土方主张领款事宜。根据上述证据，可得出两个结论：其一，可认定原告与刘泽海系委托代理关系，原告委托刘泽海处理原告与卢仲勇之间的工程欠款事宜，原告系被代理人，刘泽海系代理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故和兴土方与刘泽海达成的协议，应对原告产生法律效力，和兴土方对刘泽海的支付，应视为对原告的支付。其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之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的，该转让对债务人不产生效力。本案中，卢仲勇将其对于和兴土方的债权中的1237000元转让给了原告代理人刘泽海，相当于卢仲勇已将其对和兴土方的债权中的1237000元转让给了原告邹忠祥。同时，债务人和兴土方认可卢仲勇将债权转让的事实，且该转让行为得到原告代理人刘泽海、和兴土方及卢仲勇三方认可，故该债权转让已发生效力，对上述工程尾款1237000元，原告应直接向被告和兴土方主张，并将上述款项在其向被告卢仲勇主张的工程款项中予以扣除。结合本院上述认定，关于原告主张的工程欠款一节，现涉案工程已经结算，原被告三方均认可由原告完成工程部分的结算款为8169370元。原告应向和兴土方主张工程款1237000元，向被告卢仲勇主张工程款6932370元。首先，对于原告应向卢仲勇主张的部分，原告认可被告卢仲勇已向其支付工程款5202000元，故卢仲勇仍欠原告工程款1730370元。同时，卢仲勇同意返还原告500000元保证金，原告对其工程款的债权总额应为2230370元。现卢仲勇与原告均认可以原告欠付卢仲勇的土方款与上述工程款进行抵消，本院依法允以准许。至于抵消的数额，根据2015年1月卢仲勇与原告雇员孙惠忠出具的《确认书》载明，双方确认孙惠忠方向卢仲勇方购土总价款为3593670元。因卢仲勇与原告均认可确认书上孙惠忠的签名的真实性，且双方对于孙惠忠为涉案工程项目负责人并代表原告处理工程事宜的事实不持异议，本院因此认定孙惠忠在该确认书上的签字对原告发生法律效力。原告虽提出了大港审判区询问笔录为证，认为孙惠忠自认其已于2013年12月30日前离开原告，在2015年1月《确认书》签订之时其签字行为已不能代表原告。但孙惠忠的自认属于其主观陈述，在原告未提供其他证据佐证该陈述的前提下，本院无法认定孙惠忠与原告的雇佣关系已解除。同时，即使原告与孙惠忠在签订《确认书》时已解除雇佣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因孙惠忠一直代理原告处理涉案工程相关事宜，包括代理原告与被告代理人刘桂满签订了购土协议，被告卢仲勇有充分理由相信孙惠忠可代表原告处理该购土协议项下的权利义务确认事项，即无论孙惠忠是否在签订确认书时与原告解除代理关系，孙惠忠代理原告与被告卢仲勇签订的《确认书》均应对原告发生法律效力。同时，原告虽不认可卢仲勇主张的土方款总价，但并未就此提供反证。综上，本院认定原告向被告卢仲勇购买的土方总价款以《确认书》确定的3593670元为准。而根据原告提供的卢仲勇2011年4月16日、2011年6月1日、2011年6月17日向其出具的收条可确认卢仲勇收到原告上述合计65万元土方款，卢仲勇亦对上述事实以表示认可，故本院对此予以确认。至于原告提供的1万元招待费收据项目与购土款不一致，购土协议不是支付凭证，不足以证实原告向其支付土方款20万元，故本院对原告依据上述证据主张的还款21万元的事实不予采信。而原告对于支付购土款的事实未能提供其他证据，故本院认定原告已向被告卢仲勇支付购土款的数额应以65万元为准，原告仍欠卢仲勇购土款2943670元。而原告对卢仲勇工程款的债权总额为2230370元，双方债务相抵后，卢仲勇已不存在欠付原告工程款的事实。综上所述，原告再向卢仲勇主张欠付工程款及利息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其次，对于原告应向和兴土方主张的1237000元部分，在本案中，原告并未向和兴土方公司直接主张欠款，而是仅要求其在欠付被告卢仲勇工程款范围内承担给付责任，因债权发生转让后和兴公司已不存在欠付卢仲勇工程款的事实，故原告无权主张和兴土方在本案中承担赔偿责任。至于原告对和兴土方的上述债权，应另案主张。综上，对于原告在本案中的全部诉讼请求，因已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九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三十八条、第二百三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8217元，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代理审判员 杨 婧二〇一七年六月三十日书 记 员 裴玉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