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鲁02民终186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忠福。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学正，山东德森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孙英。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忠福。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程龙。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敏、吕妮妮，山东琴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王安勇。上诉人王忠福、孙英因与被上诉人程龙、原审被告王安勇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2012）南民初字第300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忠福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学正，上诉人孙英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忠福，被上诉人程龙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敏，原审被告王安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王忠福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程龙对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原审认定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存在运输合同关系不当，双方之间应当是委托合同关系，被上诉人无权向上诉人主张运费，应当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请。被上诉人系自然人，无国际集装箱公路运输资质，未向高富公司出具任何运单或其他运输单证，货物实际运输由案外人完成，被上诉人不符合我国《合同法》运输合同一章对承运人的定义，无权请求支付运费。被上诉人与高富公司之间无书面运输合同且不是运输合同的实际履行人，不符合运输合同项下承运人构成要件，不具有索赔运费的主体资格。高富公司是一家国际物流公司，系接受收货人的委托，代为安排进口集装箱陆运事宜，不是货物的所有人、风险承担人。高富公司也未以自己名义作为托运人与被上诉人订立书面运输合同。因缺乏构成运输合同的基本要素，高富公司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运输合同关系，而是委托代理合同关系。高富公司接受收货人委托后，委托被上诉人代为联系有运输资质和运输能力的实际承运人进行集装箱公路运输。因此本案中，进行运输的实际承运人是唯一有权主张运费的主体，被上诉人索赔运费主体不适格。关于高富公司与青岛亚宇公司已经支付的4584026元运费，该费用支付是高富公司作为货运代理人履行收货人委托事项的行为。高富公司向被上诉人垫付运费，并经由被上诉人支付给实际承运人，因运费的收取主体并不是被上诉人，给费用不能用以证明高富公司与被上诉人构成运输合同关系，被上诉人不具有索赔运输合同项下运费的主体资格。二、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不存在运输合同关系，高富公司不是涉案货物的运费支付主体，应当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三、被上诉人未能举证证明高富公司拖欠运费的具体金额，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原审认定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1388587元运费是错误的。四、被上诉人诉请已超过两年诉讼时效，原审判决关于未超过诉讼时效的认定是错误的。五、被上诉人主张权利的主要证据运费汇总表的打印时间、下方王安勇签名的真实性、签名的形成时间存在诸多疑点，证据真实性存在瑕疵，不应作为有效证据被法院采信。原审法院以未提交检材和送检费用为由强行认定是错误的。1、被上诉人提交的运费汇总表是其主张高富公司拖欠款项且欠款事实经高富公司确认的主要依据。该证据为A4打印纸，上半部分印有数据汇总表格，纸张底部有高富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安勇的签名。该证据签名的位置远离主体内容，且签名下方无日期落款，有违常人的书写习惯，上诉人推断签名与打印内容并非于同一时间形成。2、有证据表明，王安勇2009年上半年离开高富公司，如果汇总表上是其真实签字，则其签字行为发生在2009年上半年之前，结合被上诉人庭审中所称汇总表的打印时间是2011年，可以充分得出签字在前，打印在后的结论。从证据合法性角度，该份证据是为了诉讼而临时制作的。因此,原审判决以此作为证据认定上诉人应当支付被上诉人1388587元是错误的。3、上诉人再次申请对《运费汇总表》进行司法鉴定。鉴定王安勇签字的时间和汇总表打印的时间。综上，请求二审法院判如所请。被上诉人程龙辩称，1、原审一审查明的事实，结合被上诉人程龙提交的运输明细、汇总表、付款凭证，足以证明程龙与高富公司已经成立了事实上的运输合同关系。2、原审认定的欠款事实清楚，金额认定正确，作为高富公司的法人王安勇已经在运费的汇总表及相应的运费明细上签字确认。本案没有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汇总表上没有注明剩余运费的付款时间。3、关于王安勇签字形成时间问题，在一审中上诉人已经申请法院对该字迹的形成时间进行司法鉴定，但上诉人并未按期提供检材和缴纳鉴定费用，导致鉴定并未完成。上诉人放弃了其相应的诉讼权利，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被告王安勇述称，汇总表和明细表上的签字均是其本人所签，签字时间是2013年1、2月份。程龙一审诉称，其自2006年起为青岛高富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富公司”）运送集装箱，截止程龙起诉之日，高富公司尚欠程龙运送费1388587元。2011年6月，高富公司清算时，作为清算组成员的王忠福和孙英在未通知程龙申报债权的情况下注销公司，导致程龙债权无法获得清偿。同时，王忠福、孙英作为股东，在公司注销时承诺对公司未清理的债务承担偿还责任。王安勇作为高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负责具体联系运输集装箱业务，其应对高富公司上述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现请求法院判令：一、王忠福、孙英向程龙支付运输费用人民币1388587元，并支付自起诉之日至判决生效之日的逾期付款利息；二、王安勇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案件受理费由王忠福、孙英、王安勇承担。王忠福、孙英、王安勇一审共同辩称，程龙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程龙的证据显示债务发生在2006年至2009年期间，至程龙起诉之日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在此期间，高富公司也未接到程龙的索赔请求。程龙与高富公司之间不存在运输合同关系。陆运集装箱业务需取得资质许可证，程龙没有相关资质，其另行委托了集装箱运输公司办理具体业务。故程龙以运输合同为由起诉错误；即使程龙与高富公司存在业务关系，双方之间也是委托关系，不是运输合同关系。高富公司是通过作为代理人的程龙与运输车队建立运输合同关系，有权向高富公司主张运费的是运输车队，因此程龙作为本案主体不适格；根据程龙证据和了解的情况，程龙主张的138万元的运费是由两个公司所委托的运输业务组成的，一个是高富公司、另一个是亚宇公司，程龙应将两家公司的运费分别计算、分别起诉。综上，请求驳回程龙的诉讼请求。原审经审理查明，一、高富公司于2006年9月20日成立，注册资本500万元。王忠福、孙英系高富公司的股东，出资额分别占注册资本的80%、20%。王安勇系高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0年9月27日，王忠福、孙英组成清算小组，对公司债权债务进行清算。高富公司股东会另于2011年6月8日通过注销高富公司的决议，并承诺债权债务已处理完毕，若遗漏债权债务尚未处理，注销后由股东按出资比例承担责任。高富公司于2011年6月16日被注销。二、2006年至2009年期间，程龙为高富公司提供货运服务，高富公司多次通过中国银行向程龙支付运费，其中2007年9月26日一笔备注“付高富运费”。双方未签订书面运输合同。三、王安勇向程龙出具《2006年—2009年青岛亚宇高富陆运费汇总表》，确认未付运费金额为1388587元。同时，王安勇对2007年至2008年的运费明细、已付款明细进行了确认。四、2013年3月5日，程龙与王安勇通话，王安勇认可欠付运费。原审另查明，青岛亚宇经贸公司系2002年11月20日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孙英。程龙称未与该公司发生运输业务。本案其他情况：王忠福、孙英、王安勇对王安勇在汇总表上的签字真实性和形成时间提出异议，并申请司法鉴定，但未提交鉴定所需样本材料及送检费用，司法鉴定管理中心将本次鉴定退回。原审法院认为，程龙与高富公司虽未签订书面运输合同，但结合高富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安勇签字确认的运费汇总表、运费明细及高富公司向程龙支付运费的进账单，可以证明高富公司与程龙之间存在事实上的运输合同关系。该运费汇总表未记载还款时间，程龙可随时主张，程龙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涉案运费汇总表台头虽为“青岛亚宇高富陆运费汇总表”，但程龙称仅和高富公司产生业务，结合其他证据，原审法院认为程龙已就双方运输合同关系及债权数额进行了初步举证，在王忠福、孙英、王安勇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青岛亚宇经贸公司与程龙存在合同关系的情况下，原审法院认为该汇总表仅对高富公司产生法律效力。王忠福、孙英、王安勇虽对王安勇签字真实性不予认可，但未提交鉴定所需样本材料及送检费用，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原审法院对汇总表中记载的金额人民币1388587元予以认可。高富公司经王忠福、孙英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并最终决议解散，但未将公司解散清算事宜书面通知程龙，王忠福、孙英具有共同过错。王忠福、孙英在注销登记材料中关于对遗留债务按出资比例承担责任的承诺不能对抗第三人，故原审法院认为程龙主张清算组成员王忠福、孙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符合法律规定，应予以支持。王安勇为高富公司法定代表人，非公司股东或清算组成员，也未承诺对遗漏债务承担责任，原审法院对程龙要求王安勇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原审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二审中，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提交证据1、高富公司的清算报告和报纸公告，证明高富公司在注销清算时已经履行了公告义务。证据2、上诉人原审代理人的代理意见，证明原审没有采纳代理人代理意见导致判决错误。证据3、青岛康菲贸易有限公司工商公示信息，证明王安勇自2011年7月15日起至今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证据4、中国银行进账单、证据5、运费明细，证明程龙收取的运费与明细表不符。被上诉人程龙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属于民诉法规定的二审新证据。高富公司在清算时并没有通知程龙，且王忠福、孙英作为清算组成员明确对高富公司未清偿债务承担清偿责任。证据3系网络打印件，真实性无法确认。其他证据无法证明上诉人主张的事项。本院认为，对于高富公司的清算报告和报纸公告，双方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于上诉人提交的康菲公司工商公示信息因是网络打印件，本院对真实性不予确认；上诉人提交的原审代理意见不属于证据范畴，银行进账单及运费明细系复印自被上诉人在原审提交的证据，不属于二审新的证据。上诉人还提交公司财务资料一宗，证明亚宇、高富两公司所付运费800多万元，超过被上诉人程龙提交汇总表中载明的590多万元，另证明自2006年11月10日至2007年2月9日，被上诉人程龙共从亚宇公司亲自签收领取转账支票18张共计金额75万余元，这与被上诉人提交汇总表显示2006年未付运费是矛盾的，上诉人提交上述证据以证明被上诉人提交的汇总表是不真实的。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提交的程龙领取转账支票的证据未予以否认，质证称汇总表中所涉业务并非是双方之间业务的全部，仅是未付清运费部分的业务，上诉人提交上述证据也不足以否定被上诉人提交汇总表的真实性。本院认为，对于上诉人提交的程龙签收转账支票的记录，本院要求被上诉人对此予以核实，被上诉人未予答复，也没有对此予以否认，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其他证据是上诉人提交的公司账务资料，对其真实性本院不予确认。另查明，根据上诉人王忠福的申请，本院对汇总表上王安勇的签字及打印文字的形成时间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该中心出具终止鉴定函，函称经审查确定，1.因“王安勇”签名字迹无具体落款时间且怀疑时间距今已超过3年，限于本中心形成时间检验的技术条件，不能对上述时间间隔有效分辨；2.本中心现有技术条件，暂不能对打印字迹的形成时间进行有效确认。故终止本次鉴定。再查明，高富公司于2006年9月2日成立，股东为上诉人王忠福、孙英，两人为夫妻关系，法定代表人为王安勇。亚宇公司的股东为孙英、王忠军、王忠福，持股比例分别为6%、4%、90%，法定代表人为孙英。王安勇在亚宇公司任经理。上诉人王忠福自称现亚宇公司的股份已经转让给他人。上诉人确认与被上诉人发生业务的经办人为王安勇。就亚宇公司与高富公司关系及业务发生情况，二审中王安勇称：亚宇公司和高富公司是同一个老板，其在高富公司担任法定代表人，高富公司算是亚宇公司的子公司。提单可以区分哪些业务是亚宇公司发生的，哪些业务是高富公司发生的；付款无法区分，亚宇公司和高富公司的款项是交叉支付的。王安勇称，不管是亚宇公司业务还是高富公司业务都是与王安勇联系，其认为被上诉人没有必要知道是谁的活，被上诉人只需要把活干好就可以。关于款项支付有时是亚宇公司支付，有时是高富支付，亚宇公司的业务高富公司也会支付，王安勇没有告知被上诉人是亚宇公司支付的还是高富公司支付的，仅是王安勇把钱交给被上诉人就可以。王安勇称被上诉人清楚高富公司、亚宇公司的存在，被上诉人是看不到提单的，设备交接单上显示了亚宇公司和高富公司，但对被上诉人来说都是王安勇交给他的活，所以他没有必要分清是亚宇公司的活还是高富公司的活，王安勇交给程龙活时不会主动告知他是亚宇公司的活还是高富公司的活，程龙也没有主动问过王安勇。关于在汇总表及明细表签字的情况，王安勇二审庭审中称汇总表和明细表上面的签字均是其本人所签，都是于2013年的1、2月所签，明细表是先签的，汇总表后签的。签字时已经离开高富公司很长时间了，其是09年离开高富公司的，当时程龙与其联系频繁，并且将其认定为欠款对象，王安勇当时认为反正也与其没有关系，为了减少麻烦所以就在上面签字。关于该汇总表的形成过程，被上诉人程龙在2016年3月17日和5月9日开庭时对汇总表是谁打印的均称记不清了。2017年5月24日开庭时又称是2011年1、2月份在王安勇办公室对的账，当时程龙带着其手工记录的流水账本与王安勇电脑系统记录进行核对，逐一核对后就将该表打印出来由王安勇签字。王安勇称是2013年刚过了年不久程龙到王安勇自己公司办公室（延吉路166号）找他，当时程龙拿着一摞单子，没有对账，因为王安勇离开公司很长时间了，公司的业务员也离开很久了，都没有印象了。汇总表是程龙拿着来的，王安勇没有看就在下面签了字，当时程龙说要和王忠福对账。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一是被上诉人是否具有原告主体资格；二是如高富公司在注销前负有对外债务，王忠福、孙英作为高富公司股东应否承担公司对外债务；三是被上诉人程龙依据汇总表主张运费应否予以支持。关于焦点问题一，被上诉人的诉讼主体资格问题。原高富公司法定代表人、业务经办人王安勇确认与被上诉人程龙直接联系运输业务，至于被上诉人将本案所涉业务又委托谁运输不影响认定双方存在运输合同关系，被上诉人程龙以运输合同纠纷为由起诉上诉人于法不悖。上诉人认为与被上诉人程龙不存在运输合同关系、程龙不具有从事集装箱公路运输资质的上诉理由与事实及法律规定不符，本院对此不予支持。关于焦点问题二，承担责任主体的问题。虽然被上诉人程龙据以主张权利的汇总表和明细表载明“亚宇高富运费”，但业务经办人王安勇庭审中称与被上诉人发生业务关系时，没有告知被上诉人哪些业务是亚宇公司的，哪些业务是高富公司的，且两者之间付款是交叉的，故被上诉人选择王安勇任法定代表人的高富公司主张权利并无不妥。至于亚宇公司与高富公司业务如何区分，付款如何区分，这是双方之间的内部问题，不能据此认定被上诉人应该向亚宇公司主张权利，上诉人此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关于王忠福、孙英应否承担责任的问题。王忠福与孙英作为债务人高富公司股东、清算义务人，注销公司时在工商局备案的股东会决议中承诺对于公司遗留问题由股东按出资比例承担责任。现高富公司已经注销，如高富公司欠被上诉人程龙运费，被上诉人主张由上诉人王忠福、孙英承担符合法律规定。关于焦点问题三，被上诉人程龙依据汇总表向上诉人主张运费1388587元应否予以支持的问题。被上诉人程龙提交的汇总表情况如下：2006-2009年青岛亚宇高富陆运费汇总表日期应付运费其他车队运费已付运费未付运费2006年189900.0062350.00127550.002007年3217651.001066100.001613020.00538531.002008年1986162.001081501088306.00789706.002009年578900.00646100.00-67200合计5972613.001236600.003347426.001388587.00在右下方距离表格较远处由王安勇签字，未落款时间。对于王安勇在汇总表上签字的时间，被上诉人程龙称是2011年1、2月份，王安勇称是2013年1、2月份，是其离开高富公司很长时间后程龙找其签字的。为辨明事实，本院根据上诉人申请，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王安勇在汇总表上签字及汇总表打印时间进行鉴定，该鉴定中心认为怀疑时间距今超过3年无法鉴定而终止本次鉴定。同时，本院对于汇总表形成过程分别调查了程龙和王安勇，双方对于汇总表签署过程陈述并不一致。王安勇称签字地点是其自己公司在延吉路的办公室，汇总表是程龙拿着来的，王安勇并未核对直接在上面签字。被上诉人程龙对于对账地点称只记得是市南区，其他想不清了，并称前往对账时其携带一本账本，与王安勇电脑记录进行核对后打印的汇总表。但在法院2016年3月17日和5月9日两次庭审中被上诉人均称谁打印的记不清了。对于被上诉人自称携带的账本，本院要求其提供，被上诉人程龙称未找到不能提供。由于高富公司2011年6月已经注销，王安勇也离开了高富公司，而王安勇在汇总表上签字时没有落款时间，双方对汇总表签字时间各执一词，无法通过鉴定辨明；对于汇总表的形成过程也陈述不一，且被上诉人程龙陈述前后存在矛盾。在此情况下，不能仅依据汇总表上的签字是王安勇所签即依据汇总表认定高富公司欠被上诉人运费的数额，被上诉人程龙还应该对汇总表欠款数据如何得出进行合理解释或说明并提供相应证据予以印证。在本案中，从汇总表数据看，涉及2006-2009年四个年度，其中应付运费合计5972613元，其他车队运费1236600元，已付运费3347426元，未付运费1388587（5972613-1236600-3347426）元。首先，上诉人提交其公司会计资料称已经向被上诉人付款800余万元、2006年被上诉人到上诉人公司处领取过转账支票70余万元，而汇总表显示应付款项为590多万元、2006年付款数为0，上诉人以此主张汇总表涉及数据是虚假的。对此被上诉人称此次对账只是双方业务的一部分并非全部，但对于汇总表对账的是哪一部分、哪一阶段的业务无法作出解释和说明。其次，除了汇总表外，上诉人一审还提交了12张运费明细，该明细载明的运费总金额与汇总表应付款项5972613元不相符，被上诉人程龙一审还提交了一份“已付陆运费明细”，载明共计付款2701326元，与汇总表上显示的已付款3347426元也不相符，本院要求被上诉人解释“已付陆运费明细”270余万元与汇总表中已付费用3347426元是并列还是包含关系，被上诉人回复称无法核实。被上诉人提交的“汇总表”、“运费明细”以及“已付陆运费明细”上均有王安勇签字且称是同一天形成，但被上诉人据以主张权利的汇总表与同一天让王安勇签字的“运费明细”和“已付陆运费明细”上载明的数据存在矛盾，显然不是形成汇总表所依据的基础证据。除此之外，被上诉人程龙也未能提供其自称对账时携带的手写账本或其他原始基础证据与其主张的1388587元欠费相互印证。综合上述情况本院认为，被上诉人主张运费1388587元所依据的汇总表，前已述及，王安勇签字时间、签字身份、签订过程存疑。汇总表中的部分数据与上诉人提交的部分证据存在矛盾，而被上诉人对于汇总表中的数据既不能提供原始基础证据予以印证，也不能对对账时间段以及汇总表中的数据与其提交的“运费明细”与“已付陆运费明细”之间的关系做出说明，故在本案中被上诉人只依据汇总表向上诉人主张权利证据不充分，本院对此在本案中不予支持。被上诉人如有其他新的证据与汇总表相互印证，证明上诉人欠其运费的具体数额，可另行寻求法律救济。综上，上诉人有关与被上诉人程龙不存在运输合同关系以及被上诉人应该向亚宇公司主张权利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但其有关汇总表存疑、在无其他证据印证的情况下不能作为认定138万余元欠款的主张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原审判决结果失当，本院予以纠正。虽然王安勇对于被上诉人陈述的汇总表签字时间及过程不认可，但对签字的真实性认可。高富公司曾经的业务经办人及原高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安勇给被上诉人出具汇总表又否认汇总表欠款数额的真实性，对纠纷的发生有一定责任，故对于二审案件受理费应由上诉人自行负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2012）南民初字第30095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程龙对上诉人王忠福、孙英、王安勇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7297元，由被上诉人程龙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7297元，由上诉人王忠福、孙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亚梅代理审判员  徐 慧代理审判员  温 燕二〇一七年六月十六日书 记 员  王润之书 记 员  姚 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