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川13民终70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何登军，男，汉族，住四川省仪陇县。委托代理人唐皓月，四川修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勤淑，女，汉族，住四川省仪陇县。委托代理人温小河，四川金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尹秀文，男，汉族，系黄勤淑之子，住址同上。委托代理人温小河，四川金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何登军因与被上诉人黄勤淑、尹秀文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仪陇县人民法院(2016)川1324民初34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14日受理后，依法由民三庭副庭长周朝阳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何顺红、罗晓翠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查明，黄勤淑与尹秀文系母子关系，在四川省仪陇县三河镇销售摩托车。何登军在四川省仪陇县金城镇经销摩托车。黄勤淑、尹秀文曾在何登军处购进摩托车进行销售。2014年8月15日，黄勤淑、尹秀文向何登军购买了五辆摩托车，价款为29,870元。2016年8月29日，何登军到四川省仪陇县三河镇找黄勤淑、尹秀文催要货款，尹秀文表示没有收到摩托车，双方遂发生纠纷，后四川省仪陇县三河镇派出所处警并告知双方依法解决纠纷。认定上述案件事实，有何登军提供的：何登军身份证复印、收款收据客户联、四川省仪陇县三河镇派出所接（报）处警登记表复印件，黄勤淑、尹秀文提供的欠条复印件（含打款情况），结合法院调取的黄勤淑、尹秀文户籍证明、双方陈述及庭审笔录在卷佐证，足以认定。何登军在原审中的诉讼请求为：黄勤淑、尹秀文立即支付何登军摩托车货款29,870元，并按商业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资金占用利息。原审认为，何登军主张黄勤淑、尹秀文拖欠其摩托车货款，提供了收款收据客户联一张及四川省仪陇县三河镇派出所接（报）处警登记表复印件一份。就收款收据客户联而言，何登军已经在上面收款人处签名，黄勤淑也在负责人处签名。从一般逻辑上看，何登军的这一行为就表示已经收到了货款。何登军称收款收据是其在出货时已经签好了交给货车司机，黄勤淑、尹秀文收货后签名，因黄勤淑、尹秀文没有付款，故司机将收据带回。但是何登军并没有提交收款收据的第一联及货车司机的证言证明这一情况属实，也没有提交其他证据证明这是何登军经销摩托车时的交易习惯。虽然尹秀文在四川省仪陇县三河镇派出所接（报）处警登记表上记载的陈述与庭审中有不一致的地方，但是这并不能免除何登军的举证责任。故何登军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黄勤淑、尹秀文没有付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之规定，对于原告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据此，判决，驳回何登军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270元，由何登军负担。宣判后，何登军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收款收据》的客户联即是买受人黄勤淑、尹秀文的付款凭证，相当于何登军的发货单。黄勤淑因收到何登军提供的5辆摩托车后未支付29,870元货款，遂在《收款收据》的客户联中签名，何登军为此将该《收款收据》予以收回。何登军在尹秀文于2013年7月23日出具的欠款凭条中备注本案的货款未予结算，从该凭条中的统计数据可知黄勤淑、尹秀文未支付讼争货款29,870元。黄勤淑、尹秀文仅口头辩称已付货款，但未提供证据证实，且黄勤淑、尹秀文没有收货后立即支付现金的习惯，都是事后分多次给付摩托车款，一般都是转账支付。故原审判决驳回何登军诉请不当，请求改判黄勤淑、尹秀文给付货款29,870元。被上诉人黄勤淑、尹秀文答辩称，何登军提供的《收款收据》客户联的签名是由黄勤淑本人所签是实。《收款收据》与发货单具有不同的性质。何登军不能以《收款收据》的形式进行发货。《收款收据》的收款人一栏中有何登军的签名，应当认定何登军已经收到了案涉货款。如果是因何登军发货，何登军就应当在负责人或者单位一栏中签名。尹秀文于2013年7月23日向何登军出具了46,390元欠条。何登军于2015年2月18日在该凭条中备注“以上欠账已付清”，并在记载案涉29,870元的5辆摩托车及其他39,860元的7辆摩托（共计69,730元）品名、数量、价款旁进行了4次备注：1.“未算账，已打款20,000”，2.“2014年1月17日左右打款20,000元”，3.“2014年4月2日付款20,000元”，4.“打款10,000元”。由此可知，黄勤淑、尹秀文共计向何登军支付了摩托车款70,000，不但给付了案涉争议的摩托车款，还向何登军超付了270元。故何登军在案涉《收款收据》中备注栏内写明“备查”。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查明，尹秀文于2013年7月23日向何登军出具了46,390元欠条。何登军于2015年2月18日在该凭条中备注“以上欠账已付清”。此后接着记载了两次共计出售69,730元的12辆摩托车品名、规格、数量、单价，并在单价旁进行了4次备注（其中：1.在第一次出售案涉29,870元的5辆摩托车的品名规格、数量、单价旁备注“未算账，已打款20,000”，并下划红线进行区分；2.第二次在无争议的39,860元的7辆摩托旁的品名规格、数量、单价旁进行了3次备注：“2014年1月17日左右打款20,000元”，“2014年4月2日付款20,000元”，“打款10,000元”）。黄勤淑、尹秀文主张案涉29,870元的5辆摩托车是现金支付的，为证实其付款方式有现金和转账方式两种，举例出示了何登军于2013年8月25日给其出具的20,000元收条。2014年8月15日的《收款收据》第二联（客户联）内容均系复写形成，备注栏载明“待查”。黄勤淑称，其在当天以现金方式付款后，因何登军说账没算对，要回去核查，遂将本应由付款人黄勤淑保管的客户联交予了何登军，故何登军为此在2014年8月15日送货时就备注了“待查”。何登军提出异议，因黄勤淑、尹秀文在仪陇县公安局三河派出所于2016年8月21日接警时称，未收到案涉5辆摩托车。何登军在找到2014年8月15日的《收款收据》后才备注的“待查”。本院认为，根据果何登军的上诉理由与被上诉人黄勤淑、尹秀文的答辩理由，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案涉货款是否已支付。首先，何登军虽持2014年8月15日的《收款收据》第二联（客户联），要求黄勤淑、尹秀文按照载明的品名规格、数量、单价支付5辆摩托车款29,870元；但何登军在尹秀文于2013年7月23日给其出具的46,390元欠条中，除于2015年2月18日备注“以上欠账已付清”外，还在记载案涉争议的5辆摩托车旁备注“未算账，已打款20,000元”，并下划红线进行区分。由此可知黄勤淑、尹秀文不是未支付案涉摩托车款而是双方未进行结算，据此黄勤淑、尹秀文下欠何登军案涉摩托车款9,870元。其次，通常，《收款收据》应由付款人持有。案涉《收款收据》第二联（客户联）的内容均系复写形成，备注栏载明“待查”。黄勤淑对于为何未保管《收款收据》以及为何在该《收款收据》备注“待查”进行了合理陈述“黄勤淑在2014年8月15日当天以现金方式付清了5辆摩托车款后本应保管该客户联，因何登军说账没算对，要回去核查，遂将客户联交予了何登军，并由何登军在客户联中备注了‘待查’”。何登军对此持有异议，提出其因黄勤淑、尹秀文在仪陇县公安局三河派出所于2016年8月21日接警时称未收到案涉5辆摩托车，在事后找到《收款收据》后才备注的“待查”。据此，《收款收据》中的“待查”二字是第二次复写形成，且还存在《收款收据》第一联，并需第一联原件证实何登军的主张。何登军在审理中提出《收款收据》第一联已丢失，现无法提供。故何登军关于“待查”是事后第二次书写形成的证据不足。再次，何登军在尹秀文欠条中的红线下方接着记载了无争议的39,860元的7辆摩托的品名规格、数量、单价。从单价旁的3次备注内容：1.2014年1月17日左右打款20,000元；2.2014年4月2日付款20,000元；3.打款10,000元可知，3次共计付款50,000元，总计付款70,000元，超付10,140元，足以抵扣案涉欠付的9,870元摩托车款。最后，何登军虽主张尹秀文欠条中除案涉的29,870元摩托车款未付外，其余记载均反映的是支付其余摩托车款的付款情况，但何登军于2015年2月18日备注尹秀文已付清的欠款金额46,390元加上第二次无争议的7辆摩托车款39,860元，共计86,250元，而欠条备注的黄勤淑、尹秀文已付款总额70,000元，二者的数据明显不符，故何登军关于尹秀文欠条中记载的付款金额不是给付的案涉摩托车款的证据不足。综上，黄勤淑、尹秀文已付清案涉摩托车款29,87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45元，由何登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朝阳审判员  何顺红审判员  罗晓翠二〇一七年六月二日书记员  林 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