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川01民终476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联强国际贸易（中国）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住所地：成都市武侯区一环路南二段17号。负责人：邓亚军，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齐涛，北京德恒（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自贡普诺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自贡市汇东新区丹桂大街南段科技大厦8层B-D柱。法定代表人：缪宏伟，该公司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缪宏伟，男，汉族，1977年10月16日出生，住四川省自贡市大安区。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雷水平，四川显卓律师事务所律师。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红，四川显卓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成都鹏翔运通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高新区肖家河中街44号。法定代表人：李成江，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史燕花，女，汉族，1984年3月21日出生，住四川省金堂县，该公司员工，原审第三人：郭生龙，男，蒙古族，1982年4月13日出生，住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上诉人联强国际贸易（中国）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以下简称联强成都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自贡普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诺公司）、缪宏伟，原审第三人成都鹏翔运通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翔公司）、郭生龙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2015）武侯民初字第29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2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联强成都分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联强成都分公司全部诉讼请求。主要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并有遗漏。联强国际贸易（中国）有限公司作为联想公司产品的总经销商，鹏翔公司是联想公司指定的物流商，联强成都分公司的订单进入联想公司系统后，鹏翔公司通过联想公司系统直接得到提货指令并进行配送，鹏翔公司与联强成都分公司之间不是普通的委托物流关系。一审认定“与本案相同情况的案件均为郭生龙签署了物流签署单”属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未认定“普诺公司向联强成都分公司出具客户签收单确认签收货物”，属于认定事实遗漏。2、一审对于各被上诉人的答辩意见认定有误。3、一审适用法律错误，所谓的高度盖然性并不存在。一审判决认定的“窜货”指向不明确，联迅公司出具的物流配送单不具有证明力，客户签收单才是货物送达的最终凭证。普诺公司、郭生龙称受到联强成都分公司某员工要求签订合同、提取货物，但并没有得到书面授权，相应责任应由普诺公司承担。普诺公司、缪宏伟辩称：合同签订后联强成都分公司有交付货物的义务，合同约定交货的地址和收货人，联强成都分公司应当按照合同约定交付货物。联强成都分公司内部工作人员指使郭生龙采取冒签的方式将货物领取并销往外地是一审判决已经查明的事实，普诺公司并没有收到货物。“客户签收单”是在合同签订时一并形成的，具有订单性质，并非收货凭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鹏翔公司陈述称，其作为第三方物流公司，已经按照客户指令将货物交付给郭生龙，尽到自己的义务。对一审判决没有意见。郭生龙陈述称，其按照联强成都分公司员工李宁（音）的电话指令，将货物取出后已将货物发往北京等地。对一审判决没有意见。联强成都分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普诺公司、缪宏伟连带支付货款998050元及违约金（以所欠货款为基数，自2014年12月27日起至货款付清之日止，按每日万分之八计算）；二、判令普诺公司、缪宏伟连带支付联强成都分公司实现债权律师费32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8月2日，联强成都分公司（甲方）与普诺公司（乙方）签订《销售合同框架协议》约定甲方向乙方销售货物；除双方另有书面协议外，双方以任何方式不时进行的任何一笔买卖交易均适用本合同；乙方向甲方发出订单，经甲方确认后即生效并成为该《销售框架协议》的有效组成部分，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应执行该合同的各项约定（商务条款第一条第一项）；逾期支付货款的将每日以到期未付款金额的万分之八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商务条款第四条第一项）；违约方除按照合同约定的承担违约责任外，还须向守约方支付守约方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合理的律师费、诉讼费等（商务条款第六条）。双方还对货物交付、验收及退货、付款等做了约定。同日，双方还签订《授信协议》，约定联强成都分公司给予普诺公司最高额不超过100万元的授信额度。缪宏伟向联强成都分公司出具《无条件的不可撤销的担保函》，约定缪宏伟为普诺公司的买卖债务在前述授信协议10倍额度内，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保证范围包括主债务、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两年。2014年11月27日，联强成都分公司与普诺公司签订《销售合同》，约定普诺公司向联强成都分公司购买电子产品，总金额1000200元。并指定普诺公司的收货人为黄燕。合同签订后，联强成都分公司委托第三人鹏翔公司向普诺公司所在地送货。对于该笔货物，联强成都分公司称普诺公司已经受领并出具普诺公司签章的“联强国际贸易（中国）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客户签收单”（以下称《客户签收单》），内容载明2014年12月27日交付货物，客户签收单上加盖了普诺公司的印章。第三人鹏翔公司的《物流配送单》上载明该笔货物实际由第三人郭生龙和黄燕签收，第三人郭生龙认可其受领了该笔货物并签署了其本人的名字和黄燕的名字，并称其受领货物是受联强成都分公司指派，货物发往北京等地。与本案相同的情况的案件还有（2015）武侯民初字第2422号、（2015）武侯民初字第2841号、（2015）武侯民初字第2850号，上述案件均为第三人郭生龙（或与其他人一起）签署了《物流配送单》。在上述案件中，对于货物受领的实际情况，第三人鹏翔公司作出说明，称因联强成都分公司为完成总公司销售任务，与四川地区一些分销商签订协议，通过其区域内的代理商完成供货合同，货物并不实际向订货方交付，而是交付第三人郭生龙后转运至外地销售。一审法院认为，联强成都分公司、普诺公司对签订《销售合同》及签署了《货物签收单》的事实无异议。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双方签订合同内容是否具有真实的意思表示，以及普诺公司是否受领了案涉标的物。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销售合同》及《客户签收单》等主要证据及其他证据的形成均给出了合理解释。综合全案案情来看，1.本案普诺公司与第三人鹏翔物流公司、郭生龙的事实陈述相互印证；2.多个案件的众多当事人陈述内容一致，佐证了本案普诺公司抗辩意见与第三人事实陈述的真实性；3.多个案件中同时发生类似情况，且均为第三人郭生龙领取货物并签署了物流配送单，结合第三人郭生龙的陈述来看，联强成都分公司主张第三人郭生龙系普诺公司公司员工的证据不足。在联强成都分公司、普诺公司对主要证据形成均给出合理解释的情况下，综合庭审调查情况，一审法院对普诺公司及第三人陈述的事实予以采信，即联强成都分公司通过包括普诺公司在内的分销商“窜货”销售，案涉货物经联强成都分公司指示交付给第三人郭生龙，并未向普诺公司交付。联强成都分公司与普诺公司并无真实的买卖合同意思表示，并不存在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故联强成都分公司主张普诺公司、缪宏伟连带支付货款998050元、违约金及实现债权律师费，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联强国际贸易（中国）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425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共计19425元，由联强国际贸易（中国）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联强成都分公司是否履行了2014年11月27日所签《销售合同》的供货义务，向普诺公司交付了合同约定的标的物。本院现就二审争议焦点评析如下：联强成都分公司在本案中为证明其已履行了2014年11月27日所签《销售合同》的供货义务，向普诺公司交付了合同约定的标的物的事实，提交了有普诺公司签章的《客户签收单》。本院认为，首先，《客户签收单》并无签收日期，无法排除普诺公司所称在签订合同时就向联强成都分公司出具了《客户签收单》的可能；其次，从《客户签收单》记载内容看，普诺公司并未在《客户签收单》尾部“签收人”一栏签章，其签章位置位于《客户签收单》中部的“货物信息”栏，更符合订单的性质；再者，从《销售合同》关于“买方（或买方指定的最终用户）签署物流公司的签收章后，视为买方已收到货物。”约定内容看，双方约定以普诺公司在物流公司签收的《物流配送单》作为收货凭证，并非以《客户签收单》作为收货凭证。综合以上分析，并结合鹏翔公司、郭生龙的陈述内容，普诺公司未收到案涉标的物的证据证明力明显优于普诺公司已到标的物的证据证明力，一审认定联强成都分公司未将合同约定标的物交付给普诺公司，并无不当。联强成都分公司以《客户签收单》作为其向普诺公司的交货凭证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联强成都分公司因无证据证明其向普诺公司交付了案涉标的物，其据此提出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联强成都分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425元，由联强国际贸易（中国）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范 伟审判员 毛 星审判员 刘玉琬二〇一七年六月十九日书记员 宋英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