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17）黔06刑终68号原公诉机关贵州省玉屏侗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刘保全，男，1975年6月3日出生于安徽省界首市，汉族，初中文化，住界首市。2012年12月5日，因涉嫌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被抓获归案，同年12月6日被贵州省玉屏侗族自治县（以下简称玉屏县）公安局刑事拘留，2013年1月12日被该依法执行逮捕，同年7月19日经该局决定被取保候审，2016年5月24日再次被依法执行逮捕。现押于玉屏县看守所。辩护人陆辉，贵州勇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郭勇，曾用名郭玉军，男，汉族，1977年9月20日出生于安徽省界首市，大学本科文化，原系安徽省界首市地方税务局光武分局工作人员，住界首市。2016年3月4日，因涉嫌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被抓获归案，同日被贵州省玉屏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4月6日被依法执行逮捕。现押于玉屏县看守所。辩护人张治勇，贵州勇创律师事务所律师。贵州省玉屏侗族县人民法院审理贵州省玉屏侗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刘保全、郭勇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一案，于2016年11月14作出（2016）黔0622刑初74、75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刘保全、郭勇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6月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贵州省铜仁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潘敏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刘保全、郭勇及辩护人陆辉、张治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判认定：2012年2月至2012年8月，被告人刘保全与姚某民登记注册玉屏福瑞祥皮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瑞祥公司），并取得一般纳税人资格。福瑞祥公司成立后，刘保全分别虚构了一份时间为2012年3月1日的《委托加工合同》，委托安徽省金寨县鑫旺皮件有限公司为福瑞祥公司加工牛皮310万平方英尺，生产牛皮手袋；一份时间为2012年3月7日的《购销合同》，虚构福瑞祥公司向安徽省金寨县鑫旺皮件有限公司购买400万平方尺的成品革，合同约定总价人民币一亿零四佰万元。之后，刘保全伙同姚某民通过被告人郭勇联系，虚构了深圳市瑞峰鑫贸易有限公司多次向福瑞祥公司购买不同数量和规格皮制手袋交易事实。同时，还虚构了深圳市奥泰利服饰有限公司、深圳市瑞德福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向福瑞祥公司购买各种规格的皮制手袋的交易事实。期间，为解决申报税款所需进项发票，郭勇在明知的情况下仍按姚某民的要求，为其购买了以山东省文登市和冠县国家税务局名义开出的，福瑞祥公司购买牛皮的77张通用机打假发票，票面金额共计3454.9525万元。刘保全和姚某民随即将上述进项发票以及可出具增值税发材料的电脑和税务控制IC卡交由张某。张某为福瑞祥公司做好2012年8、9月财务帐务，并以福瑞祥公司名义开出不同时间段的《贵州增值税专用发票》47份一并交给刘保全、姚某民。其中，为深圳市瑞峰鑫贸易有限公司开出增值税专用发票29份，票面价额为1653.934078万元，税额为281.168792万元，价税合计1935.10287万元；为深圳市奥泰利服饰有限公司开出增值税专用发票14份，票面价额为799.667415万元，税额为135.94346万元，价税合计935.610875万元；为深圳市瑞德福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开出增值税专用发票4份，票面价额为283.104001万元，税额为48.127679万元，价税合计331.23168万元，即刘保全、郭勇等人以福瑞祥公司名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价额合计2736.705494万元，税额合计465.239931万元，价税总计3201.945425万元。刘保全与姚某民将财会账务、凭证、增值税专用发票带回福瑞祥公司后，交由会计杨娟拿到玉屏县国家税务局申报税款。之后，深圳市瑞峰鑫贸易有限公司、奥泰利服饰有限公司、瑞德福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在不同时间段分别取得福瑞祥公司为各自虚开的上述增值税专用发票（47份），分别于2012年8月至12月取得深圳市辖区内相关国家税务局的认证，并向深圳市国家税务局直属税务分局申请出口退税。深圳市国家税务局直属税务分局（一、二、三科）分别于2012年9月24日、年11月14日、11月20日发函，要求玉屏县国家税务局对福瑞祥公司的生产、经营及纳税情况进行调查核实。经玉屏县国家税务局核实，福瑞祥公司存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情况，故未回函，上述三公司也一直未实际取得申请的出口退税。期间，刘保全与姚某民多次到玉屏县国家税务局要求及时回函。2012年12月5日，刘保全与姚某民再次到玉屏县国家税务局催办回函事宜时被公安民警抓获归案。2013年1月12日，刘保全被玉屏县公安局逮捕，同年7月26日被该局取保候审，之后脱离监管被网上追逃，2016年5月24日主动到玉屏县公安局投案。但未如实交待自己的犯罪事实，并对此前供述的犯罪事实予以否认，后在2016年11月1日的庭审过程中自愿认罪。2016年3月4日，郭勇在安徽省界首市东城办事处中原路7号3栋2单元7户的家中被抓获归案，归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当庭自愿认罪。刘保全、郭勇在羁押期间表现较好。原判根据上述事实和证据认为，被告人刘保全与姚某民登记注册福瑞祥公司后，以该公司名义与深圳市瑞峰鑫贸易有限公司、奥泰利服饰有限公司、瑞德福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签订购售合同，在没有真实货物购销的情况下，虚开《贵州增值税专用发票》47份，价额合计2736.705494万元，税额合计人民币465.239931万元，价税总计人民币3201.945425万元；被告人郭勇在明知福瑞祥公司与深圳市瑞峰鑫贸易有限公司没有真实货物交易，仍为该公司购买虚假通用机打发票，以用于为申报增值税中的“进项”和虚开增值票专用发票作准备。刘保全、郭能主观上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故意，且实施了相应的犯罪行为，侵害国家对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管理秩序，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一款和第三款的规定，已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在共同犯罪中，刘保全起策划、组织实施作用，系主犯，应对其行为承担全部刑事法律责任；郭勇受姚某民邀约参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起次要作用，可依法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鉴于本案涉税金额巨大，决定对其减轻处罚。刘保全在侦查阶段曾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后又予以否认，在一审第三次庭审中又对其犯罪事实予以认可并表示认罪，属坦白，可依法从轻处罚。郭勇归案后如实坦白犯罪事实，且当庭自愿认罪，系初犯，可依法从轻处罚。刘保全、郭勇在羁押期间表现较好，可酌情从轻处罚。综上，原判决定对刘保全予以从轻处罚，对郭勇予以减轻处罚。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一款和第三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和第四款、第二十七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一）项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1、被告人刘保全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2、被告人郭勇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3、从被告人刘保全处扣押的作案工具牌号为皖Ｋ×××××的大众牌轿车一辆（含遥控器），由扣押机关玉屏县公安局退还原财产所有人李某；从被告人刘保全处扣押的梅花牌女式手表一块、（cosmoKimg）梅花牌手表一块、中国工商银行卡三张、中国农业银行卡四张、中国银行卡一张（前述银行卡号祥见证据列举部分）、黑色其他品牌手机一台、黑色酷派手机一台，由公安机关查明所有人情况后，退还原财产所有人；从被告人刘保全处扣押的人民币28000元，折抵其应缴纳的罚金，由扣押机关玉屏县公安局上缴国库；从案外人李静处扣押的人民币200万元，由扣押机关玉屏县公安局退还李静；扣押的作案工具华硕牌台式电脑二台、EPSON打印机一台，予以没收，由扣押机关玉屏县公安局上缴国库。宣判后，被告人刘保全、郭勇均不服，提出上诉。刘保全的上诉理由是：1、自己主要是协助姚某民从事犯罪活动，且郭勇联系虚开发票均是与姚某民单线联系，自己在本案只是起辅助作用，属从犯，依法应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2、自己知道公安机关介入本案调查既未逃跑，也未反抗抓捕，且在侦查阶段作了两次有罪供述，庭审也积极主动交待犯罪事实，应认定具有自首情节；3、本案属单位犯罪；4、其犯罪行为未给国家财产造成严重损失，请求二审在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幅度内量刑。其辩护人除以相同理由为其辩护外，另提出如下辩护意见:1、上诉人刘保全主动将剩余的发票上交税务机关，防止犯罪危害扩大，且系初犯，应对其从轻处罚；2、侦查机关没有收集上诉人上缴剩余发票数量以及招商合同等对上诉人有利的证据，本案尚有疑点，建议对刘保全在有期徒刑四至五年幅度内量刑。郭勇的上诉理由是：1、刘保全和姚某民系福瑞祥公司最大的两个股东，二人决定以公司名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公司收益，本案应属单位犯罪，故原判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2、上诉人在共同犯罪中系从犯，在本案中是以朋友的心态为之，主观恶性很小，且归案后如实坦白罪行，为侦破和查清本案具有关键作用，也未给国家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原判适用刑罚不当，请求二审改判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适用缓刑。其辩护人除以相同理由为其辩护外，另提出，郭勇对后期的犯罪金额不知情，且未获利。出庭检察员认为，二上诉人及辩护人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原判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审判程序合法、量刑适当，建议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2012年2月至2012年8月，上诉人刘保全与姚某民登记注册福瑞祥公司后，姚某民通过上诉人郭勇联系，虚构深圳市瑞峰鑫贸易有限公司、深圳市奥泰利服饰有限公司、深圳市瑞德福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向福瑞祥公司购买皮制手袋交易的事实；为解决申报税款所需进项发票，郭勇按姚某民要求为其购买福瑞祥公司购买牛皮的通用机打假发票77张，票面金额共计3454.9525万元的事实；刘保全、姚某民安排张某为福瑞祥公司做好2012年8、9月财务帐务，并以福瑞祥公司名义开出《贵州增值税专用发票》47份，发票价额合计2736.705494万元，税额合计465.239931万元，价税总计3201.945425万元的事实；深圳市瑞峰鑫贸易有限公司、奥泰利服饰有限公司、瑞德福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取得上述47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分别于2012年8月至12月取得深圳市辖区内相关国家税务局的认证，并向深圳市国家税务局直属税务分局申请出口退税的事实；玉屏县国家税务局根据深圳市国家税务局直属税务分局要求，对福瑞祥公司的生产、经营及纳税情况进行调查核实，因福瑞祥公司存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情况而未回函，上述三公司未实际取得出口退税的事实；以及二上诉人归案情况的事实清楚。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已经一审庭审举证、质证，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应予确认。关于上诉人刘保全及辩护人所提上诉人系从犯和构成自首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经查：1、上诉人刘保全所提自己主要是协助姚某民从事犯罪活动仅有其本人的供述，无其他证据佐证；刘保全在侦查机关供述，是其本人提出让大家找普通发票用于抵扣税款，然后再以福瑞祥公司的名义开具增值税发票牟利，并就此事对张某作过安排，故刘保全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本案主犯；2、虽然刘保全未逃跑也未抗拒抓捕，但刘保全与姚某民于2012年12月5日为出口退税回函一事到玉屏县国家税务局，并不是为了主动投案，其在公安机关的多次讯问中曾两次作有罪供述，事后又予以否认。同时，刘保全在取保候审期间脱离公安机关监管，后虽于2016年5月24日主动到案，但未作有罪供述，并对此前所作的有罪供述予以否认，直到第三次庭审中才再次作有罪供述，据此可依法认定刘保全具有坦白情节，不构成自首。故此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关于二上诉人及辩护人所提本案系单位犯罪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经查：上诉人刘保全与姚某民登记注册福瑞祥公司后，仅进行了部分厂房建设，购进少量牛羊皮，无产业工人和其他生产设备，并在该公司注册成立后随即便将注册资金转出。同时，刘保全在公司成立不久，即伪造购销合同和委托加工合同，虚构购买成品革并委托加工的交易事实。故刘保全与姚某民成立公司，用部分资金进行厂房、辅助设备建设，并购进少量生产原料，是为了掩饰其实施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并非为了正常的生产经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关于“个人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实施犯罪的，或者公司、企业、事业单位设立后，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的，不以单位犯罪论处”的规定，本案不属单位犯罪。故此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关于辩护人所提刘保全主动上交剩余发票，系初犯，以及侦查机关没有收集对上诉人有利的证据的辩护意见。经查，刘保全归案后已无继续犯罪可能，辩护人所提对上诉人有利的证据对本案的定罪量刑没有影响，虽然上诉人系初犯，且上交剩余发票可酌情予以从宽处罚，但原判已对刘保全从宽处罚，且量刑并无不当，故此辩护意见不予采纳。关于刘保全、郭勇所提其犯罪行为未给国家财产造成严重损失，请求二审从宽处罚的上诉理由。经查，本案涉及的增值税发票已开具完毕，并交由深圳三家公司申报出口退税，二上诉人所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已构成既遂，且原判已分别对刘保全从轻处罚，对郭勇减轻处罚，故此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本院认为：上诉人刘保全为谋取非法利益，伙同姚某民登记注册福瑞祥公司后，在无真实交易的情况下，以该公司名义与深圳市瑞峰鑫贸易有限公司、奥泰利服饰有限公司、瑞德福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签订虚假购售合同，并在此基础上为前述三家公司虚开《贵州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47份，价额合计2736.705494万元，税额合计人民币465.239931万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如何适用法发〔1996〕30号司法解释数额标准问题的电话答复》关于“对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的定罪量刑标准，可以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骗取出口退税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执行”的规定，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骗取出口退税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关于“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250万元以上的，为刑法第二百零四条规定的数额特别巨大”确定的标准，本案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税额合计465.239931万元，应属数额巨大。上诉人郭勇身为税务机关工作人员，在明知福瑞祥公司与深圳市瑞峰鑫贸易有限公司没有真实货物交易，以及姚某民要求其购买福瑞祥公司购进牛皮的发票，是用于申报增值税所需“进项”发票的情况下，仍为福瑞祥公司购买虚假通用机打发票77张，票面金额共计3454.9525万元。二上诉人的行为侵害国家对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管理秩序，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一款和第三款的规定，已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依法应负刑事责任。在共同犯罪中，刘保全起策划和组织实施作用，系主犯，应对本案全部犯罪事实承担刑事责任；郭勇受邀约为刘保全、姚某民以福瑞祥公司名义为其他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提供虚假进项发票，起辅助作用，系从犯，可依法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二上诉人有坦白情节，可依法从轻处罚。即刘保全及辩护人所得提刘保全在本案中系从犯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郭勇及辩护人所提郭勇系从犯、初犯，郭勇对后期的犯罪金额不知情，且未获利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成立，但原判已作认定，不再作重复评价。原判基于本案涉税金额巨大，决定对刘保全予以从轻处罚，对郭勇予以减轻处罚，量刑并无不当。即二上诉人及辩护人所提量刑意见不予采纳。出庭检察员当庭发表的检察意见成立，应予采纳。综上，原判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审判程序合法，量刑适当，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的规定，裁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靳 皓审判员 王永生审判员 杨 军二〇一七年六月十九日书记员 陈艺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