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6）闽民申1604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刘永镇，男，1972年5月19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泉州市洛江区。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泉州市洛江区万安街道桥南社区居委会，住所地福建省泉州市洛江区万安街道桥南社区。法定代表人：刘卫明，该居委会主任。一审第三人：刘永嘉（系刘永镇之兄），男，1969年3月1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泉州市洛江区。再审申请人刘永镇因与被申请人泉州市洛江区万安街道桥南社区居委会（以下简称桥南居委会）、一审第三人刘永嘉土地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泉民终字第36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刘永镇申请再审称，原审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未追加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参加诉讼，请求予以再审。（一）原审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认定刘永镇与桥南居委会签订的《租赁协议书》无效是错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关于此处的”强制性规定”的含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一般分为两种：第一，法律、法规规定违反该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或不成立的，为当然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第二，法律、法规虽然没有规定违反其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或不成立，但违反该规定若使合同继续有效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也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十条规定：”居民委员会向居民会议负责并报告工作……涉及全体居民利益的重要问题，居民委员会必须提请居民会议讨论决定。”此处法律并未明文规定违反此种情形将导致合同无效，因此不属于当然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在第二种情况下，结合本案具体案情，此条也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从刘永镇一审提供的《居委会两委会议记录》来看，桥南居委会已经通过两委会会议讨论，确定了将诉争土地出租出去的意向，虽然会议记录没有明确提及具体的承租人，但在租金相同、租用土地面积相同、用途相近的情况下，不论将土地租给谁，对桥南居委会而言都是一样的，没有经过居民会议讨论决定只是形式上的瑕疵，不足以否定合同的效力，且由刘永镇承租涉案土地并不会给桥南居委会造成任何实质上的利益损失。因此，讼争《租赁协议书》的签订虽然未经居民会议讨论决定，但该协议的继续有效并不会损害桥南社区全体居民的任何利益，而且在该协议履行过程中桥南居委会及桥南社区居民并没有提出异议，因此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十条并不属于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原审认定《租赁协议书》无效是错误的。（二）原审认为第三人刘永嘉时任桥南居委会主任，为了自己能够承租讼争地块及避嫌，代表居委会与自己找来的刘永镇签订《租赁协议书》，其实是与自己签订《租赁协议书》，没有证据证明，纯属主观臆测，以此认定该《租赁协议书》无效，没有法律依据。刘永嘉当时作为桥南社区居委会的主任，只是作为桥南社区的代表与刘永镇签订协议，合同的当事人是桥南居委会而非刘永嘉，合同相对方是刘永镇，因此此处不存在刘永嘉自己与自己签订《租赁协议书》的问题。而且之前桥南居委会已经通过居委会两委会议讨论确定了将诉争土地出租出去的意向，作为居委会主任的刘永嘉只是具体落实会议决定。至于刘永嘉在离任后参与经营刘永镇在涉案土地的养殖场事宜，这并不能证明刘永镇是刘永嘉为了避嫌找来的替身，法律对此也没有禁止性规定，而且本案中刘永镇与桥南居委会签订的《租赁协议书》更没有侵害桥南居委会及桥南社区全体居民的利益，因此，原审关于刘永嘉实际上是与自己签订《租赁协议书》进而认定该《租赁协议书》无效的结论于法无据。（三）原审法院不追加案外人刘永秀、泉州市爱美水产养殖有限公司作为被告或第三人参加诉讼没有法律依据，案外人刘永秀、泉州市爱美水产养殖有限公司与本案具有重大利害关系，应当参加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参加诉讼。”本案中，案外人刘永秀、泉州市爱美水产养殖有限公司对于查明案件事实至关重要，根据已生效的（2011）泉民终字第2006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事实，刘永镇与桥南居委会于2006年6月13日签订了一份关于洛阳新桥与桥南海堤交界处土地作养殖使用的《租赁协议书》，在双方承租期间，桥南居委会又将涉案土地出租给刘永秀，后来为了获取征地赔偿又成立了泉州市爱美水产养殖有限公司。本案中桥南居委会一地数租，有与案外人刘永秀及泉州市爱美水产养殖有限公司串通而获取巨额征地赔偿款之嫌，此做法已经侵害了刘永镇在涉案土地上的正当权益，而原审法院以刘永镇的追加请求没有法律依据为由予以驳回毫无根据，更极不利于案件事实的查明。因此，原审法院在案件事实尚未查明的基础上所作出的终审判决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目前刘永镇与桥南居委会签订的《租赁协议书》已经实际履行多年，从未有人提出异议，且刘永镇为此也投入巨资进行养殖开发，其应得利益依法受法律保护。综上，刘永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和第八项的规定申请再审。桥南居委会提交书面意见称，原审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刘永镇的再审申请。本院经审查认为，（一）关于刘永镇与桥南居委会签订的《租赁协议书》是否成立且生效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条”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的规定，本案刘永镇与桥南居委会签订的《租赁协议书》成立且生效的前提条件是：订立合同的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必须真实。刘永镇提交的《居民两委会议》上并无两委人员签名，刘永镇也自认其提供的《租赁协议书》没有经过居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刘永镇虽然有向桥南居委会支付款项，但桥南居委会并未向刘永镇出具收取租金的收据，亦未认可过这是刘永镇租用诉争地块的租金。桥南居委会已于2006年12月将诉争地块出租给案外人刘永秀，对此其在原审已提供租赁协议书以及收款票据为证，可见桥南居委会与刘永秀之间的租赁协议书成立且实际履行，而刘永镇原审提交的证据则无法证实其与桥南居委会签订的《租赁协议书》已经实际履行，故刘永镇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签订讼争《租赁协议书》是桥南居委会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审对该份《租赁协议书》的效力未予确认并无不当。（二）2014年1月13日，泉州市公安局洛江分局的民警向刘永嘉所作的《询问笔录》记载：问：”你为什么想要租赁洛阳新桥和桥南海堤交界处的这片空地？”答：”我当时的想法是：一、我的家就在那片空地附近，离我家很近；二、我也想放些鱼苗什么的，搞个鱼塘；三、租金也不贵。”问：”那你为何要叫你弟弟刘永镇在租赁协议上签字？”答：”因为我当时还在村里当村委会主任，为了避嫌，就让刘永镇来签字的。”刘永镇主张原审法院认为刘永嘉时任桥南居委会主任，为了自己能够承租诉争涉及的地块及避嫌，代表居委会与自己找来的刘永镇签订《租赁协议书》，其实是与自己签订《租赁协议书》没有证据证明，纯属主观臆测，该主张与刘永嘉的陈述相互矛盾，不能成立。（三）一审起诉状中，刘永镇并未将刘永秀、泉州市爱美水产养殖有限公司列为本案被告或第三人。一审审理过程中，刘永镇亦未提出申请要求追加刘永秀、泉州市爱美水产养殖有限公司。刘永镇上诉主张应追加刘永秀、泉州市爱美水产养殖有限公司为被告或第三人，没有法律依据，且刘永秀、泉州市爱美水产养殖有限公司与《租赁协议书》效力问题并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原审未予追加并无不当。综上，刘永镇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第八项的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刘永镇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高 晓审 判 员  刘云贞代理审判员  时 凯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张 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