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鄂10民终16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信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荆州中心支公司，住所地荆州市沙市区便河东路神华大厦5号楼三层A区。负责人：孟春霞，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左晓杰，男，1979年5月1日出生，汉族，信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员工，住武汉市武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涛，湖北昭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韩秀娥﹙被保险人韩勇之母﹚，女，1955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松滋市，住松滋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艳﹙被保险人韩勇前妻﹚，女，1982年9月1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松滋市，住松滋市。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覃海斌，松滋市新江口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信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荆州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信诚寿险荆州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韩秀娥、杨艳意外伤害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松滋市人民法院（2016）鄂1087民初8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信诚寿险荆州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左晓杰、许涛，被上诉人韩秀娥、杨艳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覃海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信诚寿险荆州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松滋市人民法院（2016）鄂1087民初806号民事判决，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一审及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如下：一、原审法院已经查明投保人杨艳与被保险人韩勇故意隐瞒双方已离婚的事实，隐瞒了被保险人韩勇于2016年2月中旬至3月初在泰康人寿等其他8家保险公司购买211.2万元巨额保险的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16条的规定，保险人就可以行使合同解除权，而不需要考虑其与保险事故发生的关联度高低。原审法院一方面认定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另一方面认为该不如实告知与保险事故的发生关联度不高，显然混淆了故意与重大过失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区别，适用法律错误。二、原审法院关于“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尚不足以影响保险人是否作出承保决定”的推断明显不能成立。(1)被上诉人杨艳虚构与被保险人韩勇存在夫妻关系。（2）被上诉人杨艳隐瞒了被保险人韩勇没有固定工作，享受低保，并存在残疾的事实。（3）没有如实告知短时间内已经在其他八家保险公司购买保额高达211.2万元巨额保险的事实。在投保时，上诉人对被上诉人的询问事项并不是盲目的，而是将这些询问事项作为是否同意承保的重要考虑因素。被上诉人杨艳虚构夫妻关系、不如实告知被保险人没有固定职业、残疾及多次巨额投保等事实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上诉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原审法院关于“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尚不足以影响保险人是否作出承保决定”的推断明显不能成立。三、我国相关的法律没有规定保险人对被保险人和投保人提供的基于诚信原则的“如实告知”有核查义务，原审法院关于上诉人应对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事项履行调查核实义务的认定适用法律错误。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9条第2款第3项“受益人的约定包括姓名和身份关系，保险事故发生时身份关系发生变化的，认定为未指定受益人。”本案中，发生保险事故时被上诉人杨艳系韩勇前妻，已不具备受益人资格，保险合同中对被上诉人杨艳50%收益份额的指定是无效的，原审法院对该部分份额应认定为未指定受益人，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42条规定，由其法定继承人依法行使保险金请求权。被上诉人韩秀娥、杨艳辩称：一、杨艳在与上诉人签订的投保单上声明其为保险人韩勇的配偶，不属于故意或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的情形，仅属于一般性过失行为，不会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提高保费或承保。其一，杨艳与韩勇虽离婚，但仍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日常生活状况显示他们就是“夫妻”关系。其二，人身保险合同中，配偶身份不是投保人的必须条件。故投保人的上述过失行为不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增加保费或者承保。二、投保人杨艳对于韩勇在其他几家保险公司投保情况不知情，是保险事故发生后得知的，也没有故意或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的情形。投保人杨艳在上诉人处投保是八家保险公司投保中唯一的书面签订合同投保的，其他保险公司投保均是韩勇以韩秀娥的名义、杨艳的名义在网上投保的，杨艳、韩秀娥不知情，也不会上网操作。因此，综上一、二观点，投保人杨艳不具有《保险法》第十六条规定的故意或重大过失不履行告知的情形。三、上诉人未在保险合同（投保单）中就杨艳是否为法律上的配偶以及在其他保险公司是否投保情形回答中，予以提示及说明因故意或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的法律后果，根据《保险法》第十七条的规定，未着重说明或提示的保险免责条款不产生法律效力。四、保险人主张解除合同，超过法定期限，合同解除权已无法行使。其一、被保险人韩勇母亲韩秀娥在2016年2月4日作为投保人在保险人处投保了200万元的意外伤害保险，并缴纳了4400元保费（见被告方证据八），最终在保险人严格审查下，认为韩勇填写的相关信息不能通过设定的投保条件，故作拆件处理（解除合同、退还了保费）。此时，保险人已对韩勇各方面投保信息状况十分知晓，明白韩勇投保申报材料是存在瑕疵的。但2016年3月1日，投保人杨艳又以同样的投保单告知信息申请投保，保险人明知韩勇投保信息存有瑕疵，却仍然接受了投保人杨艳为其100万的投保，韩勇的信息即使有不实之处，也已被保险人认可。即便保险业务员投保时不清楚，但保险业务员对韩勇在其他公司投保的情况也分别于2016年3月3日、2016年3月10日及时知晓，保险人完全可以在法定期限内予以解除。显然，保险人在2016年4月12日作出拒赔通知书要求解除与投保人的投保合同，已超过了保险法第十六条第三款规定的30日的法定期限，无法达到法定解除效力。五、上诉人在二审中提供的“专家论证意见书”没有任何法律效力，依法不应采信。六、本案审理期间，已有多家保险公司对保险事故进行了理赔，其他保险公司在赔付过程中，也知晓上诉人所反映的相关情况，但他们认为相关情形不能成为拒赔或解除合同的理由。韩秀娥、杨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由被告信诚寿险荆州公司向二原告各支付保险理赔款50万元，共计100万元；二、判令由被告信诚寿险荆州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6年3月1日，经被保险人韩勇同意，杨艳在信诚寿险荆州公司为其投保意外伤害保险一份，保险金额100万元，保险期间自2016年3月3日起至2017年3月3日止，保险费2200元已缴纳。2016年3月5日上午11时许，韩勇在其居所拆卸空调室外机时不慎高空坠落，后经医院抢救无效于当晚19:50死亡。保险事故发生后，投保人向信诚寿险荆州公司报案，并随后提出理赔申请。2016年4月12日，信诚寿险荆州公司以投保时未如实告知已影响了公司做出承保决定为由书面通知二原告拒绝理赔，解除保险合同，所交保费不予退还。原告认为，被告在订立保险合同时明知投保人杨艳未尽到如实告知义务的事实，仍然收取保费，保险合同依法成立，且即使投保人没有尽到如实告知义务，并不当然导致合同无效；被告主张解除保险合同已超过三十日的法定期限，合同解除权已经消灭。综上，信诚寿险荆州公司拒赔理由不充分，特诉请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一审认定，被保险人韩勇，男，1974年9月2日出生，户籍地松滋市××××大道××号﹙挂靠户主李旭涛﹚，2012年3月30日刑满释放后租住在松滋市××房小区××单元××楼××房，原告韩秀娥系韩勇之母。2015年2月3日，韩勇与杨艳登记结婚，同年9月25日登记离婚。2016年3月1日，杨艳通过被告信诚寿险荆州公司保险营销员覃华蓉以韩勇配偶的名义向该公司为韩勇投保“信诚意外伤害保险B款”。信诚寿险荆州公司同意承保后，杨艳于3月3日交纳保费2200元，信诚寿险荆州公司出具保险单﹙保单号03820994﹚，保险合同于同日成立并生效。按照保险合同约定，被保险人身故保险金额为100万元，受益人杨艳、韩秀娥各受益50%﹙即各50万元﹚。2016年3月5日上午11:30许，韩勇在其租住房拆卸空调室外机时坠楼，致全身多处受伤，12:50左右被送往松滋市人民医院抢救。当晚19:50许，韩勇因“严重多发伤，创伤失血性休克”，经抢救无效死亡。2016年3月24日，杨艳、韩秀娥向信诚寿险荆州公司提出理赔申请，要求按照合同约定支付保险金。4月12日，信诚寿险荆州公司以“投保时未如实告知投保人、被保险人的财务状况、职业和工作单位，已影响了本公司的承保决定……”为由，书面通知杨艳、韩秀娥“解除保险合同，所交保费不予退还，且此次理赔不予给付”。同时查明，按照信诚寿险荆州公司提供的格式电子投保书，杨艳2016年3月1日向该公司申报的投保人、被保险人的相关情况为：杨艳系韩勇配偶，韩勇的工作单位为“松滋市天瓴商贸有限公司”；二人的年固定收入均为“100000万元”﹙应为误报，可能本意为100000元﹚；在被保险人“健康告知”栏内，对保险人要求告知的第1-8种情形均填报为“否”；对被保险人最近2年内是否向被告以外的保险公司购买或正在申请人身保险的情况填报为“否”。韩勇坠楼后在松滋市人民医院抢救期间，经松滋市人民医院检验，其谷丙转氨酶、谷草转氨酶、肌钙蛋白、肌红蛋白、葡萄糖等多项身体指标异常﹙但不排除系因韩勇严重受伤引起﹚。2012年11月6日，松滋市残联为韩勇颁发的残疾人证书上其被评定为肢体四级残疾。2013年7月14日，韩勇以刑满释放后生活困难为由申请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8月26日，经松滋市社会救助局审查“同意补助220元”。还查明，2015年10月9日至2016年3月3日期间，除杨艳在信诚寿险荆州公司以韩勇为被保险人投保的人身保险外，韩勇、韩秀娥、杨艳及韩勇胞妹杜月婷以韩勇为被保险人，通过电话或网络还先后分别在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韩勇，2015年10月10日，20万元﹚、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韩秀娥，2016年2月8日，50万元﹚、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韩秀娥，2016年2月17日，19.2万元﹚、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杜月婷，2016年2月19日，10万元﹚、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杨艳，2016年2月28日，20万元﹚、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杨艳，2016年2月28日，40万元﹚、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杨艳，2016年2月28日，2万元﹚、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韩勇，2016年3月1日，50万元﹚等8家保险公司投保意外伤害保险，保险金总额达211.2万元。在上述保险中，韩勇的职业分别被描述为建材商、经理、种植饲养人员、机关团体内勤人员、公务员。此前，2016年2月4日，韩秀娥以韩勇为被保险人在信诚寿险荆州公司投保保险金额为200万元的意外伤害保险，但因提交的财务证明资料不符合要求被拒；2012年11月12日，韩勇还通过覃华蓉在信诚寿险荆州公司为自己投保期限2年、保险金额50万元的CTA2保险一份。一审认为，原告杨艳向被告信诚寿险荆州公司提交“电子投保书”“电子投保申请确认书”、交纳保险费后，信诚寿险荆州公司同意承保并出具保险单，保险合同依法成立并生效。“电子投保书”是双方签订的人身保险合同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电子投保书”的提示内容，杨艳对其与被保险人韩勇的保险利益关系、韩勇的职业及财务状况故意作出不实告知，对此，双方没有异议；对于被保险人的健康状况，“电子投保书”并未作出要求提供医院体检证明等特别提示，虽然韩勇受伤后抢救期间经检查部分身体指标异常，但不能当然证明韩勇投保时患有原告所述的肝功能异常、血糖高、贫血、甲状腺功能减退等疾病，投保人杨艳依据其与被保险人共同生活期间所了解的一般情况予以告知符合常理，不属于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被保险人的财务状况好坏并不是投保人身保险的法定条件，如其健康状况不符合承保条件保险人有权拒保，被告信诚寿险荆州公司关于被保险人在投保时财务、身体状况恶劣，不具备投保巨额人寿保险的条件的抗辩理由于法无据，不予采纳。一审认为原被告争议焦点有二：第一，被告信诚寿险荆州公司作为保险人对投保人告知的相关情况是否有合理审查义务；第二，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是否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原被告双方签订的保险合同以被保险人韩勇的寿命作为保险标的，投保人是否如实告知被保险人的健康状况对被告信诚寿险荆州公司的利益有重大影响。结合此前韩勇及其母亲韩秀娥二次以韩勇为被保险人在被告信诚寿险荆州公司投保人身保险，被告一次承保、一次拒保的事实，可以证明被告对投保人告知的情况进行了必要审查，且应当清楚被保险人的财务、身体健康等情况；本案保险合同约定以被保险人死亡为保险事故发生的唯一情形，那么只有被保险人的健康状况﹙如被保险人患有以目前医疗水平无法治愈的疾病或者被保险人从事对其生存存在重大隐患的高危职业等﹚对保险事故发生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被告对上述情况有合理的审查义务，而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被保险人的财务状况及与被保险人的保险利益关系等情况对保险事故的发生关联度不高，尚不足以影响保险人是否做出承保决定，且保险事故发生后，经公安机关调查未能证实被保险人死亡属自杀骗保等保险人法定免责的情形。综上，被告信诚寿险荆州公司以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要求解除保险合同、拒绝理赔的抗辩理由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原告韩秀娥、杨艳要求被告给付保险金的诉讼请求合理合法，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由被告信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荆州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韩秀娥、杨艳保险金各500000元，共计1000000元。本院二审审理过程中，上诉人信诚寿险荆州公司提交一份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多名教授联合署名的《专家论证意见书》，并申请其中一位教授出庭就相关专业性问题进行陈述。《专家论证意见书》主要观点是：1、本案中的投保人故意隐瞒其与被保险人已经解除婚姻关系的事实，故意对是否参加或者正在申请参加其它人身保险的情况不如实告知，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费；根据保险法第十六条的规定，本案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并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2、如要求保险人就每一份保险合同中涉及事务性的信息予以审查，显然不仅保险人不具有法律上的权限，也加大了保险人的营业成本，不符合各国保险业的规则和惯例。被上诉人韩秀娥、杨艳质证认为：上诉人提供的《专家论证意见书》既不是新的证据，也不是鉴定结论，同时也不是本案代理人发表的代理意见，是对上诉人单方提供的对其有利的证据材料进行的论证，显然缺乏客观性和公正性，其论证意见不管是从内容上，还是从程序上都不能作为本案的审理依据，依法应当不予采信。被上诉人韩秀娥、杨艳二审提交证据如下：证据1、复婚协议一份，被上诉人称是一审后在韩勇的遗物中找到的，为韩勇亲自书写，证明被保险人韩勇与投保人杨艳于2016年2月20日已复婚，故投保人自称为韩勇的配偶非出于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证据2、保险代理人覃华蓉在被上诉人韩秀娥作为投保人的《信诚寿险电子投保申请确认书》上书写的备注，内容是：“被保险人韩勇在信诚人寿于2016年2月4日200万元保额和第二次2016年3月1日投保时电子投保申请书和投保书资料一致”。证明2016年2月4日和2016年3月1日两次投保的内容一致，第一次拒保，第二次承保，上诉人对投保单中的相关瑕疵自身存在失查的责任。证据3、对保险代理人覃华蓉的调查笔录，证明保险代理人覃华蓉在被保险人出事后第六天就知道了韩勇在其他8家保险公司投保的情形，上诉人在2016年4月12日拒赔并解除合同，已经超过了解除合同的法定期限。上诉人信诚寿险荆州公司发表质证意见认为：对证据1复婚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无法确认复婚协议的真实性，如协议真实，杨艳应该清楚这一事实并在一审中就应该提交，但一审中被上诉人一方没有对此做出陈述。再者，婚姻关系是以法定机关的登记为准，并不是双方协议确定的，复婚协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对证据2不予认可，投保资料是韩秀娥为韩勇投保，两次投保投保人不一样，合同的内容不一致，投保标的也不一致；这份证据恰好证明第二次投保时杨艳没有进行如实告知。对证据3调查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证人应出庭作证并接受双方当事人的询问，但证人没有出庭，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对双方当事人二审提交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是代表当事人对案件事实所涉及的专业问题提出意见，其意见视为当事人陈述。故本院对上诉人一方提交的专家意见视为当事人陈述，不予直接采信，应当结合本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对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1复婚协议，因真实性无法确定，且婚姻关系的成立与否应当以法定登记为据，故对该证据不予采纳。证据2保险业务员的备注是否真实不能确定，证据3证人未出庭作证接受质询，与证据规则的规定不符，故对证据2、3均不予采信。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对松滋市人民法院（2016）鄂1087民初806号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及被上诉人的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投保人杨艳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是否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二、本案中投保人故意未如实告知的事实，是否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三、保险人对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事项是否具有法定审查义务？四、保险人解除合同是否超过法定期限？关于投保人杨艳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是否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问题。（一）本案中，上诉人所主张的被上诉人杨艳未如实告知的内容，在涉案保险对应的电子投保书中均有询问。《电子投保申请确认书》的“重要提示”栏提示：《电子投保书》应在签署本确认书前完成制作并成功上传，请您务必核对标识号并完整填写本确认书内容后再亲笔签名，请勿在空白《电子投保申请确认书》上签名。上述提示内容说明，在签署本确认书前《电子投保书》已经完成。被上诉人主张保险业务员没有对其进行询问，电子投保书的内容其并不知晓，但没有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实。本案中，投保人以及被保险人均在确认书上签名，应视为保险人已经对投保人进行询问。（二）根据二审查明的事实，杨艳与被保险人韩勇在投保时已经离婚近半年，但在投保单上却确认自己与韩勇系夫妻关系。被上诉人杨艳二审辩称，其与韩勇在离婚后仍然共同生活是事实上的夫妻，其没有故意隐瞒身份关系。对此本院认为，杨艳与韩勇是通过婚姻登记机关登记结婚，又通过婚姻登记机关登记离婚，说明其非常清楚婚姻身份关系的成立是以法定机关登记为准。故其称自认为与韩勇是夫妻关系的抗辩理由于法无据，对已经与韩勇离婚的事实显然属于故意不如实告知。（三）投保书中有“最近2年内，您是否向本公司以外的其他保险公司购买过或正在申请人身险保险合同”这一问题，杨艳的回答是“否”。而事实上除本案涉及的保险之外，2016年2月28日，杨艳自己为投保人，以韩勇为被保险人分别向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保三份意外伤害险，总金额62万元，属于经保险人提出询问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的事项。杨艳陈述自己与韩勇一直共同生活、知道韩勇喜欢买保险、且在涉案保险投保时杨艳与韩勇均在投保现场，但杨艳却作出以其本人为投保人的三份保险（包括其他多份保险）均是韩勇所为、自己毫不知情的辩解，因其理由不充分，且未提交相应证据佐证，故本院对其陈述不予采信。（四）杨艳在投保时对韩勇的职业状况申报为“松滋市天瓴商贸有限公司”，年收入10万元。上诉人主张韩勇刑满释放后享受城市低保属实，但对韩勇是否有固定工作，年收入状况是否属实并没有提交充分证据予以否定。韩勇在坠楼后在松滋市人民医院抢救期间，经松滋市人民医院检验，其谷丙转氨酶、谷草转氨酶、肌钙蛋白、肌红蛋白、葡萄糖等多项身体指标异常，上诉人据此主张杨艳隐瞒了韩勇生前身体状况恶化的事实。因该体检是在韩勇坠楼后进行的，不能排除系因韩勇严重受伤引起。韩勇因交通事故被评定为“左下肢功能中度障碍，为肢体四级残疾”，但是否属于保险人询问的“是否有跛行、四肢缺损或畸形”等健康告知事项，上诉人未提交充分证据。故上述几项不属于投保人故意不如实告知情形。综上，本院认定保险人已经对投保人进行了询问，投保人杨艳在投保时故意未如实告知的事项为两项：未如实告知与被保险人已经离婚非配偶关系；未如实告知最近两年内（本案实际时间更短为涉案保险的前几天）向保险人以外的其他保险公司购买过人身险保险合同。二、关于本案投保人故意未如实告知的事实，是否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问题。对此本院认为，（一）在保险业界，当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不是同一主体时，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之间的身份关系是保险人在核保时考量的重要因素。因为身份关系不仅关系到是否具有法定的保险利益，而且关系到是否存在道德风险。身份关系的亲疏引发的道德风险表现在投保人为获取保险金而故意追求或者放任保险事故发生的几率大小。因此，本案中投保人杨艳如果如实陈述其与被保险人已经解除婚姻关系，那么保险人势必根据保险业通常核保规范对保险可能存在的道德风险、投保人的投保动机等予以重新评价，再决定是否承保或者提高保费。（二）2015年10月9日至2016年3月3日期间，韩勇、韩秀娥、杨艳及韩勇胞妹杜月婷分别作为投保人，以韩勇为被保险人，通过电话或网络先后分别向多家保险公司投保8份意外伤害保险，总数额高达211.2万元。其中以杨艳为投保人的有三份，均集中在2016年2月28日，总金额62万元，这三次投保属于经保险人提出询问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的事项。62万元加上涉案保险的100万元保险金属高额保险，在此情况之下，杨艳以韩勇为被保险人在其他公司多次投保的事实同样将影响保险人对涉案保险可能存在的道德风险、投保动机等予以审慎评估，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承保或者提高保费。上诉人提供的该公司的核保规则也可印证上述观点。综上，投保人杨艳不仅故意不如实告知其与被保险人韩勇非配偶关系，还未如实告知其最近两年内（实际为几天前）向保险人以外的其他保险公司以韩勇为被保险人购买过多份人身险保险合同，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上诉人有权解除合同。三、关于保险人对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事项是否具有法定审查义务的问题。保险法第十六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保险人对投保人基于诚实信用原则和如实告知义务而告知的事项当然不是不需进行任何审查，但本案涉及的身份关系以及在其他保险公司投保的情况，如要进行实质性审查，则保险人需向第三方机构或相关部门予以核实，显然保险人不具有法律赋予的权限。保险法第五条规定，保险活动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故在投保人应当遵循保险法最大诚信原则的前提下，要求保险人对投保人的告知事项逐一审查核实没有法律依据。被上诉人称，韩勇的母亲在2016年2月4日以韩勇为被保险人在信诚寿险荆州公司投保保险金额为200万元的意外伤害保险，但被拒保。在涉案保险中，杨艳以相同的投保信息申请投保，保险人根据前次拒保应该已经明知韩勇投保信息存有瑕疵，却仍然接受了杨艳的投保，韩勇的信息即使有不实之处，也应视为被被保险人认可。对此本院认为，韩秀娥投保的200万元保险属于高额保险，被拒保原因是因为提供的财务资料不符合要求。保险人对不同保险金额的核保规则是不同的，被上诉人所称两次保险，不仅保险金额不同、投保人不同，而且不是在同一时间发生，缺乏紧密关联度，故被上诉人以此主张上诉人明知杨艳的告知内容不实的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四、关于本案保险人解除合同是否超过法定期限的问题。保险法第十六条规定，保险人基于该条款享有的合同解除权，自保险人知道有解除事由之日起，超过三十日不行使而消灭。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特殊案件调查阶段报告书”，被上诉人称是韩勇的妹妹从派出所获得的，2016年3月10日出示给上诉人的保险业务员看过。被上诉人二审提交的证据3即保险代理人覃华蓉的调查笔录，因证人未出庭作证该证据不应被采信，故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在2016年3月10日即已经知道投保人存在未如实告知的情况证据不足。其次，根据该报告书的记载，是泰康人寿保险公司报案后的调查报告书，当时是否属实并未得到确定。而被上诉人于2016年3月24日申请理赔时，自己在理赔申请表上填写了在其他七家保险公司投保了人身保险的情况，上诉人随即展开调查，查明了投保人存在未如实告知的事实。本案中，根据相关证据能够确定的上诉人明确知道有解除事由的时间是2016年3月24日，故上诉人2016年4月12日书面通知杨艳、韩秀娥解除保险合同，并未超过法定期限。另，关于上诉人提出的遗漏当事人的问题。因投保时杨艳实际身份不是韩勇的妻子，保险事故发生时身份关系亦无变化，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九条第二款第（三）项规定的“受益人的约定包括姓名和身份关系，保险事故发生时身份关系发生变化的，认定为未指定受益人”情形，故不应适用上诉人主张的保险法第四十二条，一审并未遗漏当事人。被上诉人二审提出，上诉人在保险合同（投保单）中，未就投保人因故意或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的法律后果进行提示和明确说明，根据保险法第十七条的规定，未着重提示、说明的保险免责条款不产生法律效力，故上诉人不能依据保险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免除自己的责任。对此本院认为，保险法第十六条是对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这一法定义务的法律后果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第二款规定：保险人因投保人、被保险人违反法定或者约定义务，享有解除合同权利的条款，不属于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故被上诉人主张本案应适用保险法第十七条的规定，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本案中，涉案保险投保人杨艳故意未如实告知与被保险人韩勇非配偶关系，未如实告知短时间内向保险人以外的其他保险公司多次购买过人身险保险，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根据保险法第十六条的规定，上诉人于2016年4月12日解除合同符合法律规定，且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被上诉人请求信诚寿险荆州公司给付保险金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据此，本案经合议庭评议，并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条、第十六条第一、二、三、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撤销松滋市人民法院（2016）鄂1087民初806号民事判决；二、驳回韩秀娥、杨艳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均由韩秀娥、杨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慧敏审判员  李 静审判员  韩秀士二〇一七年六月八日书记员  唐君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