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20民终79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谭建生，男，1964年7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上诉人（原审被告）：林丽梅，女，1967年2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两上诉人的共同诉讼委托代理人：黄福龙，广东广瀚律师事务所律师。两上诉人的共同诉讼委托代理人：夏远红，广东广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小锋，男，1964年12月12日出生，回族，住广东省珠海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海涛，广东莱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健霆，广东莱特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谭建生、林丽梅因与被上诉人杨小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2016）粤2071民初46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谭建生、林丽梅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杨小锋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谭建生与杨小锋签订《承包采伐合同》明确约定了合同标的物为面积为630亩山上种植的桉树，合同价款是依据630亩面积的全部桉树以每亩1050元左右的价格确定的，并非一审法院认为依据林木现状商定的价格。谭建生与杨小锋在签订合同前，根据桉树大小、密度、市场价格及运输成本等估价每亩桉树为1050元，经过协商后最后商定630亩桉树总价为66万元。可见，双方约定购买种植的桉树面积为630亩。但实际可采伐面积仅为460.05亩，相差170亩。阳春市林业局的回函指出差别部分面积为无林面积，如该无林面积在签订《承包采伐合同》时就已经存在，而杨小锋未将该事实告知谭建生且未将《采伐许可证》向谭建生出示，杨小锋对谭建生隐瞒相关事实。因此，合同实际价款应当按可采伐面积460.05亩进行总价款。（二）《承包采伐合同》约定如与村民有利益冲突应由杨小锋负责调解处理，否则杨小锋应退还收取的一切款项并赔偿谭建生的损失。可见，杨小锋在双签订合同以及谭建生与村民签订补偿协议书之前就清楚村民有桉树在内，且杨小锋亦确认从其主张的总价中扣减21500元。因此，谭建生赔偿给村民的补偿款37800元应当在总价款中扣除。（三）《承包采伐合同》约定杨小锋保证运输木材车辆道路畅通，如有村民要收取任何费用，则由杨小锋负担。谭建生之所以要移走村民山坟是因为山坟建在木材运输的必经道路上。因此，谭建生支付给村民的山坟维护费20400元应当在总承包款中予以扣除。杨小锋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承包采伐合同》约定的交易标的为杨小锋提供的林权证载明的630亩林地上生长的所有桉树，合同总价66万元亦是针对上述630亩林地面积所采伐的林木。谭建生确认其将其交为的630亩林木全部采伐完毕了，所采伐的全部木材已顺利出山，杨小锋已按合同约定全部履行其合同义务。至于阳春市林业局回函中的无林面积，因四份采伐许可证的边界与林权证是完全吻合的，那无林面积只能是掺杂在630亩林地中，而非单独的一块空地没有林木。而谭建生在签订合同前是进行了实地考察的，杨小锋没有任何隐瞒，对于哪里是道路、沙坑、墓地而没有林木或者完全没有林木，谭建生在签订合同前是清楚的。（二）《承包采伐合同》第5条约定当村民有不合理要求时，由杨小锋负担协商处理。而谭建生是否误采了村民林木，在采伐当时就已经经多方确认处理，谭建生亦实际支付了赔偿款。杨小锋对于村民的的合理要求不应承担责任。（三）村民在林场内的坟墓是被伐木工人损坏的，与道路通行无关，该责任不应由杨小锋负担。杨小锋只是基于商业道义和担当才自愿承担了谭建生的部分损失21500元，但这不能成为谭建生转嫁责任的借口。杨小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谭建生、林丽梅向杨小锋支付货款228500元及利息（从2016年1月9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0月9日，杨小锋将其承包种植的桉树以包伐包运的方式出卖给谭建生,双方并签订了《承包采伐合同》。该合同定明：甲方（杨小锋）同意将其种植的位于阳春市三甲镇庞洞村坡蒙村小组的桉树包给乙方（谭建生）采伐，该林地种植桉树面积630亩，总价66万元（含坡蒙村小组山上所有桉树及放行费用）；采伐时间为2015年10月9日至2016年1月8日，如天气影响可延期；乙方于合同签订之日向甲方支付6万元，于2015年11月23日支付20万元，于2015年12月23日支付20万元，于2016年1月8日前付清余款20万元，乙方如提前完成采伐工作，需在采伐完成后十天内付清所有费用；在采伐过程中，如村民小组有不合理的利益关系与乙方发生冲突或因此造成的一切损失由甲方负责协商调解处理，否则，甲方应向乙方退还所收取的一切款项及赔偿乙方的一切损失；甲方有义务在乙方承包采伐过程中保证运输木材车辆道路畅通，如有村民要收取任何费用由甲方负责。合同签订后，杨小锋即将该630亩林地交与谭建生采伐。采伐期间，谭建生支出了如下款项和费用：1.因误伐当地村民叶本青、叶本校、叶本浪、叶本营、叶立远、叶仁材等6人种植的桉树，谭建生向该6人共赔偿了37800元,该款项有谭建生与该6人签订的赔偿协议书、收款签收表及叶本青出具的收条为据；2.代杨小锋缴交了木材检验劳务费10264元、检疫费474元，共计10738元，该款有税务发票、收费统一票据各1张为据;3.因修筑道路造成山坟损坏，向叶立营补偿了10800元，并支出了山坟修复材料款（含运费）4100元、人工费5500元，合计20400元，该款有收款收据3张为据。该630亩林地如期采伐完毕之后，谭建生未将该66万元林木款全部付清给杨小锋。为此，杨小锋于2016年3月8日诉至一审法院，主张前述实体权利。再查，涉案林地的林权证字号为春林证字（2009）第004038号，该证载明：面积630亩，四至为“东至十七村民小组林地边为界，与乐安村民小组林地边为界；南至田丰民小组林地边为界，与里安村民小组林林地为界；西至里安村与中寮村会高溪村民小组与新村民小组林地边为界；北至古山村委会坑尾村民小组岭岗分水林地为界”。此外，该林权证还附有一份测绘图纸，标注了该林地的面积、边界。在与谭建生签订《承包采伐合同》之前,杨小锋已为该林地的林木采伐申请办理了4张采伐许可证。该4张采伐许可证载明的采伐面积分别为15.33公顷、4.05公顷、6.4公顷、4.89公顷,采伐面积合计30.67公顷,折合460.05亩(30.67公顷×15亩/公顷)。另查，中山市档案馆出具的《结婚登记申请书》载明：林丽梅与谭建生为夫妻，于1995年5月30日登记结婚。庭审中，谭建生述称，双方签订《承包采伐合同》之前，杨小锋有出示该林地的林权证，但没有出示采伐许可证，当时其不清楚该林地的许可采伐面积。杨小锋述称：合同签订时，其已将该林地的4张采伐许可证给了谭建生，谭建生知道该林地的许可采伐面积为460.05亩，合同约定的66万元总价是双方按该林地的林木现状估算出来的，并非是以采伐面积为依据，且谭建生实际也采伐该630亩林地上的所有桉树，因此其不存在隐瞒事实、虚报采伐面积的违约行为。杨小锋确认谭建生已付林木款40万元，并为其代缴了木材检验、检疫费10738元。对于谭建生误伐村民林木及造成山坟损坏所支出的赔偿和费用，杨小锋认为其无关，但其愿意从林木款中扣减21500元，作为道义上对谭建生误伐村民林木赔偿款的补偿。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杨小锋与谭建生签订的《承包采伐合同》是双方自愿订立，意思表示真实，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应当有效。合同约定包给谭建生采伐的林木为该630亩林地上种植的所有桉树，总价为66万元。合同签订后，杨小锋已将该630亩林地所种植的桉树全部交与谭建生采伐，且谭建生经已采伐完毕，故谭建生应当依约向杨小锋支付林木款66万元。杨小锋确认谭建生已付林木款40万元，扣减谭建生垫支的木材检验、检疫费10738元及补偿谭建生误伐林木的赔偿款21500元后，谭建生尚欠杨小锋林木款为227762元。谭建生未按合同约定的付款期限清偿林木款。其行为构成违约，依法应承担继续履行、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的除外。”林丽梅与谭建生是夫妻，上述债务形成于其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故林丽梅应对谭建生的上述债务承担共同清责任。合同约定的66万元林木款总价是双方经现场察看后按林木现状商定的价格，故该林地采伐许可证所载的采伐面积是否与林地面积相符对合同价款并无影响，谭建生、林丽梅以许可采伐面积少于林地面积为由，主张以许可采伐面积460.05亩按1047.62元/亩的价格与杨小锋结算林木款，证据不足，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谭建生因误伐他人林木向叶本青等6名村民支付的37800元赔偿，以及因筑路损坏山坟所支出的20400元赔偿和费用，均是谭建生实施侵权行为所致，由此造成他人的损失应由谭建生予以赔偿，谭建生、林丽梅主张从林木款中扣减该赔偿款项，缺乏法律和合同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但杨小锋同意从林木款中扣减21500元作为道义上对谭建生的补偿，不违反法律规定，应予许允。综上，杨小锋诉请谭建生、林丽梅支付尚欠的林木款及逾期付款利息，理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欠款金额应以一审法院核实为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判决：谭建生、林丽梅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杨小锋支付林木款227762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从2016年1月9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227762元为本金，按中国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752元，诉讼保全费1720元，合计6472元（杨小锋已预交），由杨小锋负担20元，谭建生、林丽梅负担6452元（谭建生、林丽梅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杨小锋迳付6452元）。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本院二审期间向阳春市林业局发函请求协助调查：1.上述林权证对应的实地范围与4张采伐许可证对应的全部实地范围是否同一。2.如两者实地范围是完全对应，为何林权证记载面积是630亩而4张采伐许可证的总计记载面积为460亩。3.如两者实地范围不同一，请在本院所附的林权证范围图上作出大致标记。阳春市林业局复函：经核查，4张采伐许可证的伐区范围是林权证的林地范围内，上述林权证林地范围内还有169.8亩是无林面积。同时，阳春市林业局在林权证四至范围图中标注了其中4张采伐许可证对应的伐区位置。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有二：一是谭建生应向杨小锋支付的货款总价金额；二是谭建生向村民赔偿的桉树损失37800元及坟地赔偿20400元应否由杨小锋负担。关于争议焦点一。谭建生主张合同总价应按实际采伐面积460.05亩计算货款，而杨小锋则主张应按《承包采伐合同》约定的货款总价66万元来履行。《承包采伐合同》约定“甲方（杨小锋）同意将其种植的位于阳春市三甲镇庞洞村坡蒙村小组的桉树包给乙方（谭建生）采伐……甲方种植的桉树面积630亩”。本院认为，林地面积与采伐面积属不同概念，从《承包采伐合同》上述约定内容可知，双方约定的交易标的630亩是指林地面积，而非采伐面积。且该面积与杨小锋持有的林权证记载面积一致。故本院认定，《承包采伐合同》约定的交易的标的630亩是指林权证记载的630亩林地面积，而非630亩采伐许可证记载的采伐面积。虽然杨小锋的630亩林地范围内有169.8亩的无林面积，但谭建生在签订合同前应对涉案林地进行实际勘查，且应当知晓林地范围内可能存在无林面积，但《承包采伐合同》并未作出扣减无林面积对应货款的约定。同时，《承包采伐合同》约定的价款为合同总价，并未约定每亩单价。因此，谭建生主张双方货款结算应按采伐许可证载明的总面积460.05亩，以每亩约1050元的单价计算货款，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合同签订之后，杨小锋将其所有的630亩林地全部交付给谭建生采伐桉树，杨小锋已履行其合同义务，故谭建生应依约支付货款66万元。关于争议焦点二。《承包采伐合同》第5条约定如谭建生与村民不合理利益发生冲突由杨小锋负责协商调解处理。本案中，首先，谭建生与村民自行达成了协议，谭建生并无证据证明杨小锋拒绝履行合同约定的调解义务并由此造成了谭建生的损失；其次，根据谭建生提交的证据来看，谭建生赔偿的原因在于错伐村民桉树及损坏家族山坟，责任在谭建生，且村民的上述利益系合理利益，并非不合理利益。谭建生主张桉树赔偿并非其错伐，山坟赔偿亦是因山坟在必经的运输道路上，但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且与其在本案提交的书面证据不符，故本院不予采信。故本院认定谭建生因赔偿村民桉树及山坟补偿费用，应由谭建生自行承担。谭建生要求杨小锋承担上述费用，没有事实及合同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现谭建生已支付货款40万元，扣减谭建生垫付的检验、检疫费用10738元及杨小锋自愿扣减的21500元，谭建生尚欠杨小锋227762元货款。而林丽梅未对承担本案债务提出异议，故谭建生、林丽梅应向杨小锋支付上述尚欠227762元及逾期利息。综上所述，谭建生、林丽梅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716元，由谭建生、林丽梅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姜新林审 判 员  胡怡静代理审判员  尹四娇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二日书 记 员  何冠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