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7）闽民申67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蒋秀芳（TJIOSIUFANG），印度尼西亚籍，女，1958年12月23日出生，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明昆，福建联合信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孟强，福建联合信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杨再团，男，1965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宏强，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莹，北京中银（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杨杰鹏，男，1991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宏强，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莹，北京中银（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蒋秀芳因与被申请人杨再团、杨杰鹏物权保护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闽02民终3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蒋秀芳申请再审称，原审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且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系伪造，本案有新证据能够推翻原审判决，请求对本案予以再审。（一）蒋秀芳提供新证据即讼争房屋买卖居间方黄某出具的《说明》一份，该《说明》表明讼争房产原产权人蒋仁禾从未同意由杨再团、杨杰鹏使用或经营讼争房产，甚至要求其搬离，并直接确认了杨再团、杨杰鹏系非法占有讼争房产，因此可以说明蒋仁禾对《房屋租赁托管协议》的签订并不知情，杨再团在签订《房屋租赁托管协议》时并非善意，这与二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完全相悖，二审法院得出杨再团善意的结论错误，应予纠正。（二）二审法院认为“没有证据证明杨再团、杨杰鹏在签订该份协议（即《房屋租赁托管协议》时是恶意的）”，该认定不符合事实。1、杨再团、杨杰鹏原审提供的证据表明其从2003年开始就非法占有讼争房屋，而所谓的托管协议显示日期是2012年签订，因此杨再团、杨杰鹏非法占有讼争房屋并非基于托管协议。杨再团、杨杰鹏原审提供的吕若茵分别与其签订的有关讼争房屋的租赁合同，前者约定“免收租金”，后者约定“租金每年14000元”，但是杨再团、杨杰鹏却从未向吕若茵、蒋秀芳或者蒋仁禾支付过任何租金，这明显不合理，更欠缺善意的要件。根据杨再团与蒋仁禾签订的关于蒋仁禾名下另一处房产即厦门市思明区鼓新路38号房屋的代管委托书及公证书，如果蒋仁禾要委托杨再团代管本案讼争房屋，则同样也会办理代管公证委托书，但是显然没有，并且在杨再团擅自进入讼争房屋并占有后，蒋仁禾还要求其搬出。同时，杨再团声称2012年签订上述协议时，蒋仁禾亦在厦门，但却并未让蒋仁禾直接在租赁协议上签字，或者出具一份委托吕若茵代理签字的委托书。可见，杨再团在与吕若茵签订《房屋租赁托管协议》一事中明显并非善意。因蒋仁禾常年在国外且年事已高，对要求杨再团搬离讼争房屋一事无法过多关注。尽管如此，二审法院在未有充分证据认定前述事实的情况下，却认为“没有证据证明杨再团、杨杰鹏在签订该份协议时是恶意的”，明显错误。综上而言，并没有证据证明吕若茵的签字行为系表见代理。2、吕若茵并未产生足以让杨再团、杨杰鹏认为其有权代理的行为。即使吕若茵是蒋仁禾弟媳，但这并不足以让人产生其有代理权的认定。吕若茵既非蒋仁禾的配偶子女，也并不比杨再团与蒋仁禾的关系更为亲密，那么作为蒋仁禾亲外甥的杨再团，为何不直接与亲舅舅蒋仁禾签订讼争房屋的托管协议，还要吕若茵来代理蒋仁禾呢？这显然不符合事实。二审法院认定蒋仁禾“2012年签订讼争的《房屋租赁托管协议》时人亦在厦门，并居住在讼争房屋内”亦毫无证据支持。综上，二审法院显然系在没有证据证明的情况下错误地认定了本案的主要事实。（三）二审判决所依据的吕若茵与第三人赖文翠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书》、蒋仁禾与蒋仁义出具的声明书等均为杨再团、杨杰鹏与案外人吕若茵伪造的证据，二审法院据此错误地认定杨再团“有足够理由相信吕若茵的签字系有权代理行为”，导致二审判决错误。1、杨再团、杨杰鹏提供的吕若茵与第三人赖文翠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书》不具有真实性：该租赁合同书的出租时间从2003年一直持续到2010年，但是杨再团、杨杰鹏提供的《房屋出租房治安责任书》、《建设银行委托代扣情况》表明，杨再团、杨杰鹏从2003年开始就非法占有讼争房屋至今，吕若茵如何再出租给第三人赖文翠？这前后显然自相矛盾。2、杨再团、杨杰鹏提供的蒋仁禾与蒋仁义出具的声明书系伪造的证据。本案讼争房屋系蒋秀芳祖母蔡宣娘在民国时期购买的房屋，蔡宣娘于1981年去世，而后经其他继承人放弃继承，最终由蒋秀芳的父亲蒋仁禾一人继承，不可能存在该声明书提到的“两人共同购买”，因此该声明书明显是伪造蒋仁禾的签字，二审据此作出错误的认定。综上，蒋秀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的规定请求依法对本案提起再审。杨再团、杨杰鹏辩称，（一）蒋秀芳提交的所谓新证据即黄某出具的《说明》与事实不符。首先，鼓新路38号房屋并非2012年6月4日由蒋仁禾委托中介方出售，而是早在2012年5月就由吕若茵委托中介出售，整个房产交易的过程都是吕若茵一手操办，蒋仁禾只是办理了委托书公证而已，蒋仁禾与中介方素不相识，怎么可能将自己的想法告诉陌生人。其次，蒋秀芳原审中提交的证据显示，杨再团2012年8月才住进讼争房屋，蒋仁禾怎么可能在2012年6月就要求杨再团搬出去？第三，2012年6月，蒋仁禾本人既然已在厦门，又有能力去做公证，当然也有能力处理房产事宜，如果蒋仁禾真的不同意杨再团居住使用讼争房屋，完全有能力自己去处理，而不需要告诉一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又不做任何处置，这明显不符合常理。《说明》中所谓蒋仁禾先生的“遗愿”完全是无中生有、编造而来。事实上，2012年5-6月，蒋仁禾在厦门期间一直与杨再团等人居住在一起，6月12日蒋家亲属一起合影留念，蒋仁禾根本没有反对将讼争房屋出租及托管给杨再团。（二）杨再团有充分理由相信吕若茵有代理权。1、2012年之前，讼争房屋一直由吕若茵出租给他人并收取租金。2、鼓新路38号的出售事宜由吕若茵一人全权处理，房屋买卖合同也是吕若茵所签署，蒋仁禾只是配合办手续而已。3、蒋仁禾自己出具给杨再团的委托书上也表明其只是鼓新路38号房产的所有权人之一，即说明其承认其不是鼓新路38号房产唯一所有权人。4、签署《房屋租赁托管协议》之时，蒋仁禾本人亦在场，他也认可就按原来的习惯做法由吕若茵签字即可。5、蒋仁禾同意将原放置在鼓新路38号内的物品搬到讼争房屋，杨再团才会根据指示去做。所以，在房产的处置方面由吕若茵作为代表签署合同是蒋家的习惯做法，蒋仁禾、吕若茵都是杨再团的长辈，合同由谁来签字，杨再团不可能做过多的计较，只要符合过去的管理，杨再团就已经尽到了善良注意义务。蒋仁禾、吕若茵要求杨再团对房屋进行装修，杨再团也照做，并以此作为租赁的对价。（三）蒋秀芳长期不对讼争房产的租赁、使用状况提出异议，尤其是蒋仁禾在世期间，其从未提出反对意见，反而在讼争房产出售之后，其已丧失了房屋所有权之后，却提出权利主张，明显不符合常理，也没有法律依据。此外，按照蒋秀芳提供的证明所说，蒋秀芳2014年9月来厦门，2015年4月又来厦门，说明蒋秀芳自己完全有能力、有时间处理讼争房产事宜，其两次来厦门均未向杨再团提出异议的行为也从侧面印证蒋秀芳知道并认可杨再团承租使用房屋的状况。综上，蒋秀芳申请再审的理由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的规定，请求予以驳回。本院经审查认为，（一）蒋秀芳申请再审阶段提交的证人黄某的证言，仅为黄某的单方陈述，没有其他证据相互佐证，无法证实2012年出售鼓新路38号房产时，蒋仁禾不同意与杨再团签订合同并要求其搬离讼争房屋。蒋秀芳主张证人黄某的证言能够推翻二审生效判决不能成立。（二）蒋秀芳认为吕若茵与案外人赖文翠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书》系伪造，但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杨再团、杨杰鹏原审提交的蒋仁禾与蒋仁义出具的声明书，原审并未将该声明书所载明的内容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主要证据。因此，蒋秀芳认为原审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系伪造缺乏证据证明。（三）杨再团、杨杰鹏原审提交的《房屋出租户治安责任书》以及建设银行委托代扣水电费情况表，蒋秀芳对该两份证据表面真实性并无异议，可见，至少自2004年开始，杨再团、杨杰鹏就负责管理讼争房屋。况且，蒋秀芳自认2012年6月期间，蒋仁禾本人亦在厦门，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蒋仁禾对讼争房屋由杨再团、杨杰鹏管理使用曾提出异议，可见，蒋仁禾对讼争房屋的占有和管理情况是默认当时的现状，即由杨再团、杨杰鹏管理使用讼争房屋。故，杨再团与吕若茵签订《房屋租赁托管协议》时有理由相信吕若茵有代理权，原审认定杨再团并非恶意，该协议有效并无不当。根据生效的（2016）闽02民终1051号卢英与杨再团、杨杰鹏物权保护纠纷一案民事判决书的认定，讼争的《房屋租赁托管协议》实际为托管协议，故蒋秀芳以杨再团、杨杰鹏非法占有为由要求其支付相应费用缺乏事实依据，原审不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蒋秀芳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的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蒋秀芳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高 晓审 判 员  刘云贞代理审判员  时 凯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张 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