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辽03民终127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鞍山道西支行，住所地：鞍山市铁西区人民路173号。负责人：阎钢，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吕意，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鞍山分行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曲景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鞍山公园支行行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付丽华，原审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鞍山公园支行，住所地：鞍山市铁西区交通路97号。负责人：曲景明，行长。上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鞍山道西支行（以下简称道西支行）因与被上诉人付丽华、原审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鞍山公园支行（以下简称公园支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鞍山市铁西区人民法院（2016）辽0303民初字第16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5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道西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吕意及曲景明、被上诉人付丽华、原审被告公园支行的负责人曲景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道西支行上诉请求：撤销鞍山市铁西区人民法院（2016）辽0303民初字第1659号民事判决书，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对涉案基本事实没有完全查明，对涉案交易形式和性质未予充分审理，援引依据与本案毫无关联，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被上诉人付丽华明确放弃书面答辩，庭审中口头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主文内容，同时追加请求判令上诉人承担应赔偿款项的相应利息。原审被告公���支行对原审判决的意见同上诉人。付丽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被告赔偿17012元。事实和理由：我在被告公园支行办理了一张银行借记卡。2016年4月17日，卡里存款余额为17412.08元，2016年5月24日，我取出400元后发现，卡中的存款没有了，共计缺少17012元。钱不是我取出的，因此要求被告赔偿这部分经济损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3月17日，原审原告付丽华在原审被告公园支行办理了“理财金账户”借记卡，卡号6222080704000152722。2016年4月29日至2016年5月2日，付丽华名下的卡号为6222080704000152722的借记卡，共发生40笔业务，共计支出存款16958.20元。2016年5月24日，付丽华支取400元后，卡内存款余额为53.88元。付丽华在办理借记卡时，开通了手机短信提醒业务，但并没有办理网银业务。2016年4月29日至2016年5月2日，该借记卡发生的40笔交易没有柜台业务，全部为网上银行、中间业务平台及POS交易，其间，工商银行客服电话9****共计向付丽华开办借记卡时关联的手机发送40条账户支出提醒短信。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付丽华在被告公园支行办理借记卡，签订了储蓄合同，被告作为金融机构有义务严格审核客户信息和保护客户资金安全。通过被告系统查询的40笔业务中，有6笔业务是通过POS交易，交易银行为工商银行深圳分行；有12笔业务是中间业务后台方式，交易对方户名为快钱支付清算信息有限公司；有20笔是网上银行支付方式，交易对方户名为易宝支付有限公司；有2笔是网上银行支付方式，交易对方户名为北京小米支付技术有限公司。6笔POS交易，被告无法查询交易的POS机代码及具体使用人，其余业务均是通过第三方平台的快捷支付形式。原告辩称第三方平台的快捷支付，需要原告注册账号、动态密码等支���要件，而被告提供证据证明2016年4月29日至2016年5月2日期间，工商银行的客服电话9****共计向原告发送了40条短信提醒，但并没有动态密码的内容。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天津市邮政局与焦长年存单纠纷一案中如何分配举证责任问题的函复》，储蓄关系中存款丢失的责任认定，存款人只需证明储蓄合同的成立及自己的存款数额和存折、借记卡没有丢失即可。付丽华提供了借记卡，其2016年5月24日到银行支取了400元存款，证明其借记卡并没有丢失,即完成了举证责任。被告没有证据证明原告具有主动泄露了账号、密码的行为，依据《储蓄管理条例》第五条“国家保护个人合法储蓄存款的所有权及其他合法权益”的规定，被告作为金融机构，应对其设备本身及运行环境、计算机网络程序、储户交易环境等安全问题负责，有义务为客户提供安全、便利和快捷的存取款、转账���消费等服务。因此，被告应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6958.20元。因被告公园支行是二级支行，是被告道西支行的业务派出机构，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因此，上述赔偿责任应由被告道西支行承担。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鞍山道西支行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立即赔偿原告付丽华16958.20元。案件受理费225元，由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鞍山道西支行承担，被告在给付上述款项时，一并给付原告。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道西支行提交两份与原审卷宗中相关联的账户交易明细以及一份网络页面截图，法庭要求上诉人提供付丽华涉案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一份，对此证据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一审查明的事实，40笔有争议支出���，原审认定其中20笔网上银行业务交易对方为易宝支付有限公司，根据原审卷宗及二审中上诉人提交的交易明细，本院确定，交易对方还包括北京百付宝科技有限公司。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上诉人付丽华涉案的借记卡中2016年4月29日到5月2日期间发生的40笔支出是不是付丽华所为，上诉人道西支行是否应当赔偿付丽华16958.20元。对此，本院作如下分析：首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储蓄存款合同关系。被上诉人付丽华以其真实身份在原审被告公园支行处申请开立账户，经公园支行核准发卡，双方之间形成储蓄存款合同关系，该合同关系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于法无悖，合法有效。依照《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以及《商业银行法》第三十三条等条款规定，双方���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在双方储蓄合同关系存续期间，银行应当保证存款本金和利息的支付，不得拖延、拒绝支付存款本息。当付丽华持本人借记卡要求公园支行给付存款而公园支行以对应账户存在40笔支出拒付且付丽华对该40笔支出不认可为本人支出时，可以寻求司法救济。此为本案成讼的基本前提。其次，上诉人道西支行、原审被告公园支行对借记卡上存在争议的40笔支出是否付丽华所为以及是何人所为负有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储户与银行之间的储蓄存款合同关系，从法律意义上看，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合同关系，但实际意义上，普通储户相较于银行，处于相关金融政策、技术信息等等不对称的弱势地位。一旦争议成讼，基于普通储户实际的弱势地位和掌握相关金融、技术信息不对称等因素，根据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应由举证能力更强的银行对其已尽交易安全保障义务以及诉争借记卡内容变动的法律事实甚至储户是否存在违约使用事实等承担举证责任。本案当付丽华持本人真实有效的借记卡要求公园支行兑付存款时，依照《商业银行法》第三十三条“商业银行应当保证存款本金和利息的支付，不得拖延、拒绝支付存款本金和利息”之规定，公园支行应即时向付丽华兑付其存款。公园支行以及道西支行若以卡内存款已被支出为由拒付，则必须证明支出的项目是付丽华所为。本案发生争议的40笔支出均为网上银行、中间业务平台及POS机方式交易，公园支行、道西支行在一二审期间提供了三份不同形式的付丽华银行借记卡账户的历史明细清单，三份单笔交易支付的网页截图以及一份工商银行“95588”短信提示记录，从历史明细清单和交易支付网页截图可以确认付丽华借记卡账户资金变动情况和资金支出流向，却不能证明资金支出行为系付丽华所为，“95588”短信提示记录记载的仅仅是借记卡发生资金支出、余额变动的提示，而非网上银行交易所需要的动态验证码。对借记卡进行使用，需要凭持卡人的交易密码进行，现公园支行和道西支行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付丽华没有妥善保管其借记卡而导致该卡内的数据信息被窃取使用，也无法证明付���华存在泄露或者未能妥善保管借记卡密码的事实，故公园支行和道西支行应在本案中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第三，银行对储户存款具有安全保障的法定义务。根据《商业银行法》第六条“商业银行应当保障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侵犯”，第二十九条第一款“商业银行办理个人储蓄存款业务，应当遵循存款自愿、取款自由、存款有息、为存款人保密的原则”之规定，作为储蓄关系存续期间对储户储蓄资金具有管理职能的商业银行，需承担对储户存款的安全保障义务。该安全保障义务包括为储户银行卡内的信息保密、提供安全的交易技术、设备和交易环境等具体内容。公园支行以及道西支行为付丽华提供借记卡服务，就应当确保该借记卡内的数据信息不被非法窃取并加以利用。本案中付丽华陈述其本人对借记卡从未开通网上银行业务，对此公园支行及道西支行也予以认可，从本院要求公园支行提供的付丽华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可以认定，除其本人不予认可的40笔有争议支出外，其余交易均为银行柜台交易或在银行内柜员机上交易，没有网上银行交易。现付丽华借记卡上出现40笔网上银行、中间业务平台以及POS机交易，说明其借记卡已被开通了网上银行业务。本案二审中公园支行、道西支行向本院提供一份互联网新闻页面截图，内容为提示公众一些非银行支付平台存在漏洞，被骗子作为中转站利用网银盗取银行用户账户现金，受灾最严重的是工商银行的银行卡，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付丽华的银行卡存在被违法犯罪分子破译账户及支付密码和盗取账户资金的可能。依照《商业银行法》的相关精神以及中国人民银行《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管理办法》第十条（借助银行卡通过非银行支付机构支付的支出）“支付机构向客户开户银行发送支付指令，扣划客户银行账户资金的，支付机构和银行应当执行下列要求：（二）银行应当事先或者在首笔交易时自主识别客户身份并与客户直接签订授权协议，明确约定扣款范围和交易验证方式，设立与客户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交易限额…”之规定，银行对其储户使用银行卡开通和进行网上交易应当管控并且可以管控，因此，本案中公园支行、道西支行关于对付丽华借记卡移动交易支出银行无法查明行为人、40笔交易体现为正常交易、其在付丽华借记卡交易期间没有过错不应担责的抗辩不能成立。基于银行应对储户负有全面履行储蓄存款合同义务而未能充分尽到对诉争借记卡的交易安全保障义务，对付丽华的经济损失，公园支行、道西支行应当承担赔偿的法律责任。其在承担赔偿责任后，依法享有向侵权人进行追��的权利。第四，从本案双方当事人损失的利益衡量来比较分析，本院认为，确定双方损失承担还应考量以下三个因素：一是从损失的产生原因考量，银行方作为提供银行卡业务的专业机构，其开设银行卡业务的目的在于便利储户，节省银行人力和经济成本，增强竞争力，从该项业务中获得效益，但是，也可能给不法者提供利用银行卡的技术缺陷进行犯罪的机会，从而导致持卡人损失风险的发生。因此，根据获益和损失相当原则，对于制发的借记卡以及交易系统存在技术缺陷对持卡人造成的损失，银行作为前述交易风险的制造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这也是银行作为金融产品的经营者应当承担的经营风险。二是从损失的最终追偿方面考量，应考虑分配责任于能以最小的成本减少损失的一方当事人，由银行先行承担损失，可以敦促其凭借所既有的更强的经济���技术、法律能力向有关责任方追偿。三是从损失的防控方面考量，由银行承担可能产生的银行卡盗刷、冒用风险，可以促进银行通过纠正技术缺陷、改进银行卡发放、识别、使用等具体操作业务流程等措施，最终减除持卡人可能存在的损失风险，促使更多用户有意愿使用银行卡，促进银行卡业务更好地推广使用。因此，从利益衡量角度，对于本案因可能基于盗刷冒用产生的损失，由银行先行承担损失赔偿责任，能更好地真正保护银行储户作为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同时也有利于促进整个银行卡业务的良性健康发展。另外，关于上诉人道西支行原审援引法律依据与本案毫无联系、适用法律不当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基于本案性质，原审判决引用《合同法》以及《民事诉讼法》等相关条款并无不当，在判决书论理部分引用最高法院函复作为法律依据有失偏颇，但��影响原审判决结果。关于被上诉人付丽华在二审开庭中追加判令上诉人承担应赔偿款项的相应利息的诉求，本院认为，付丽华提出追加诉讼请求已经超过本案可以追加诉请的法定期限，本次诉讼程序中不予审理，可以另诉。综上所述，上诉人道西支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5元，由上诉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页无正文）审判长  杜尔莉审判员  孟丽鸿审判员  李 伟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徐 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