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鲁07民终206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相丹，女，1989年10月31日出生，汉族，住潍坊市奎文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孟令华，山东求是和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子清，山东求是和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晓玲，女，1976年4月2日出生，汉族，住潍坊市奎文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文军，男，1972年4月10日出生，汉族，住潍坊市奎文区。二被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桂芝，山东万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相丹因与被上诉人赵晓玲、高文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潍坊市奎文区人民法院（2016）鲁0705民初22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双方当事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相丹上诉请求：撤销（2016）鲁0705民初2225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赵晓玲、高文军的一审诉求，诉讼费用由赵晓玲、高文军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不清。1、相丹提供的银行流水、山东省盛泰建设科技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证明、山东省盛泰建设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户口本等证据，足以证明相丹具有出借资金能力。2、相丹提交的高文军出具的借条复印件六份、欠条原件一份、还款短信等证据，足以证明高文军向相丹借款。二、一审将举证责任完全归于相丹，举证责任倒置。1、一审认定相丹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与一审庭审时的陈述不一致，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双方之前曾发生过大额借贷事实，但相丹举证不能或举证矛盾并不能免除赵晓玲、高文军的举证责任，而且一审时相丹已对相关情况作出了合理说明。2、一审所认定双方通话录音中，相丹既未提出该款是偿还之前借款，也未明确否认借款事实。在通话录音中，相丹同样未承认向高文军借款。3、高文军同样在公安机关陈述与一审庭审时陈述前后矛盾，足以证明高文军曾向相丹借款，作为一审原告，高文军应当承担全部举证责任，其举证责任要高于相丹，其举证不能或举证矛盾，更应承担不利后果。赵晓玲、高文军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合法公正。1、就相丹向高文军借款239000元的事实，高文军向一审法院提供了确凿的证据。一是提供了230000元的银行转账凭证，证明向相丹银行转账230000元，另外相丹当庭承认收到了高文军9000元现金；二是提供了2016年4月21日的通话录音及部分短信，证明相丹承认向高文军借款240000元的事实，故赵晓玲、高文军已完成了举证责任。相丹主张239000元是还款而非借款，其应当就此主张承担举证责任，是基于法律及最高法院的相关规定。相丹所称的一审免除了高文军、赵晓玲的举证责任，明显是歪曲事实，其所谓的“举证责任倒置”也是对法律的曲解。2、双方形成诉讼前，高文军曾就本案以诈骗为由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也对相丹进行了调查询问。相丹在一审中称涉案的240000元是原来出借给高文军的，却提供不出任何银行转款凭证，其向一审法院提供的其他证据，不仅不能证明其将239000元借给了高文军，反而与其在公安机关陈述的借款时间、金额、交付方式、资金来源完全不一致，其母亲出庭所作的证言也与其在公安机关的陈述相互矛盾，且依据收入情况，其根本不具备出借大额资金的能力，以上种种足以证明其向法庭说假话、作伪证。赵晓玲、高文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相丹偿还其借款240000元、支付利息（自起诉之日至实际还款之日，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并负担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赵晓玲、高文军系夫妻关系。2016年4月14日，高文军从山东农信取现9000元交付给相丹。2016年4月15日，高文军从山东农信向相丹转账汇款230000元。高文军主张其另于2016年4月15日在丹桂里小区交付给相丹1000元现金，相丹对此不予认可。赵晓玲、高文军提交高文军与相丹的通话录音及文字整理稿、短信记录各一份，通话录音证明高文军在2016年4月21日向相丹索要240000元借款，相丹当时予以承认；短信证明高文军将240000元出借给相丹而没有让其出具借条是基于双方的暧昧关系。相丹质证后认为，高文军在通话录音中吞吞吐吐，相丹在通话时也没有承认借过高文军的款项，没有明确表示态度，而且录音不完整，是无效证据；从短信内容看，均是高文军单独发送，相丹几乎没有回应，不能证明高文军所称的存在暧昧关系。相丹提供2015年8月31日高文军出具的欠条一份，借条复印件六份，户口本、证人马某的证言及山东省盛泰建设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相丹的银行交易明细，证人王某出具的证明及证言（证明相丹在2015年7月向其借款20000元又借给高文军），高文军的房屋他项权证照片，高文军在2016年4月5日发送给相丹的手机短信一条（内容为：高文军于本月12号左右还给相丹24万元），证明高文军给付相丹的款项均是高文军归还相丹以前的借款，其中2015年8月31日欠相丹8000元，2014年10月31日借相丹、马某（相丹母亲）68000元（系山东省盛泰建设科技有限公司付给马某的款项），2015年1月23日借相丹28000元，2015年4月13日借相丹10000元，2015年4月7日借相丹20000元，2015年12月26日借相丹30000元（系山东省盛泰建设科技有限公司付给马某的款项），2016年1月26日借相丹12000元，上述借款均系现金交付。高文军认可2015年8月31日欠条是其所写，但否认欠相丹款项，陈述是相丹的父亲向他人借款后由相丹代还，相丹向高文军要钱因高文军无钱所以出具欠条，款项在之后已交给相丹。赵晓玲、相丹认为，六份借条系复印件，且内容均是打印而成，签字也不是高文军本人所签，不予认可；山东省盛泰建设科技有限公司的相关证据与本案无关，不予认可；房屋他项权证，相丹从何而来不清楚；手机短信是相丹趁高文军睡着时从高文军的手机发出的；马某与相丹系母女关系，对马某的证言不予认可；王某的证言只能证明其将20000元交给了相丹，不能证明该20000元出借给了高文军，不予认可。根据高文军和相丹的申请，法院依法调取了潍坊市公安局奎文分局新华路派出所和大虞派出所对二人的询问笔录。在询问笔录中，相丹对其所称高文军向其借款的时间、金额、交付方式均进行了陈述。在2016年4月28日的询问笔录中，关于相丹与高文军是否有经济往来的问题，相丹陈述：“在2014年年底的时候，……，我就同意借给了高文军1万元钱；在2015年7月份左右，高文军找我借了7万元钱；在2015年8月份，高文军借走我8000元钱；在2015年9月份，高文军从我这里借走1.8万元钱；在2015年年底高文军借了我8-9万元钱，具体多少记不清楚了；在2016年2月份，高文军借了我4000元钱，高文军共计借了我20万元钱左右”。关于借给高文军的钱是否是现金的问题，相丹陈述：“大部分是现金，有一小部分是通过银行转账，还有一部分是我通过ATM机无卡存入的”。关于借给高文军的钱是否是相丹本人的钱，相丹陈述：“是我本人的，大部分是我从农业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潍坊银行取钱借给了高文军，小部分是我用的自己的现金”。在2016年6月1日的询问笔录中，关于什么时间借给高文军钱的问题，相丹陈述：“从2014年年底到2016年2月份，具体时间我想不起来了，分十多次将20万左右的钱借给高文军。最多一次借给高文军68000元，最少一次借给高文军2000元”。关于怎么把钱给高文军的问题，相丹陈述：“我每次借给高文军都是直接给的现金，有一部分是我从自己的银行卡上取钱给他，有一部分是从家里拿我母亲放在我家里的现金给他。”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在于高文军交付给相丹的款项的性质，是新的借款还是归还以前的借款。赵晓玲、高文军提供银行转账凭证主张给付相丹的款项是借款，相丹抗辩称系偿还双方之前的借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仍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的规定，相丹应对其主张的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的借款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相丹虽提供了欠条，借条复印件，证人马某的证言、银行交易明细，证人王某证言，房屋他项权证照片，手机短信等证据，但在相丹一直持有欠条及借条复印件的情况下，对高文军向其借款的时间、金额、交付方式等细节，却在公安机关和法院开庭时所作的多次陈述均不一致，不符合常理，足以引起对其关于是偿还之前借款这一主张真实性的合理怀疑，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双方之前曾发生过大额借贷的事实。而且相丹在双方通话中高文军向其催要借款时，既未提出该款是偿还之前借款，也未明确否认借款的事实。故，法院认定相丹向高文军借款属实，双方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关于借款数额，高文军虽主张给付相丹240000元，但相丹仅认可收到239000元，且高文军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向相丹交付另外1000元的事实，故法院认定借款数额为239000元。相丹向高文军借款后未能返还，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故赵晓玲、高文军要求相丹相丹返还借款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但数额应以法院查明的239000元为准。关于利息，因双方对利息并无书面约定，可自赵晓玲、高文军主张权利之日即起诉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开始计算。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七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一审判决如下：一、被告相丹返还原告赵晓玲、高文军借款239000元，并支付利息（自2016年7月18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驳回原告赵晓玲、高文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900元，财产保全费1720元，共计6620元，由被告相丹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举证、质证如下：相丹提供手机短信二条，一条是2016年4月12日15时19分相丹手机给高文军手机发送的短信，内容为“钱下来了？不是说好今天还我吗？这次不能再拖了，我急用。”；一条是2016年4月12日16时4分高文军手机发送给相丹手机的短信，内容为“你放心吧！就这两天，这回没问题。”相丹释称，这两条短信是在高文军偿还所借相丹的款项后，相丹认为既然高文军已经偿还了欠款，便将该短信删除了，一审中未能恢复出来也未能提供，一审判决后通过技术手段重新恢复出来的发送及收到短信各一条。上述两条短信结合一审中高文军已经提交的短信发送记录清单，可以清晰地反映出以上短信是分别由两人发出的。短信对话中的其他短信，在原审中高文军已经提供过，但高文军提交的短信中删除了其自认的关于涉案款项是还款的内容，导致无法真实地反映出案件事实。这两条短信结合其他短信，可以清晰地反映出本案的事实：高文军于2016年4月5日给相丹发短信承诺“高文军于本月12号左右还给相丹24万元。”2016年4月12日高文军承诺的还款之日下午，相丹发短信询问高文军“钱下来了？不是说好今天还我吗？这次不能再拖了，我急用。”高文军回复“你放心吧！就这两天，这回没问题。”2016年4月14日，因相丹急着交房租用钱，高文军于下午偿还现金9000元。2016年4月15日上午，相丹催问高文军“你去打了吗？”高文军回复“准备去，有点事。”后来，高文军还款23万元，还款后，相丹将一审中提交的6张借条复印件的原件返还给了高文军，自己只保留了借条复印件，这也符合正常的交易习惯。对上述两条短信，赵晓玲、高文军质证称，因为高文军与相丹之间短信频繁，这只是截取了其中的一两句，所以并不能真实反映当时的情况，也不能证明钱借给了高文军；这个短信与一审中高文军提供的录音及短信相互矛盾；短信的内容不真实，真实的内容是高文军将钱借给了相丹，因为高文军的短信已经删除无法恢复，所以没法提交，也没有证据证明对方的短信系伪造。赵晓玲、高文军提供潍坊市奎文区人民法院（2016）鲁0705民初2637号民事判决书，并籍以证明在该判决书中相丹陈述与高文军之间的短信达160余条，且相丹的工资收入在2000-3000元左右，没有出借能力。相丹质证称，对判决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自己的工资是基本工资加绩效，每月可达5000元以上；因为当时是借贷关系，所以短信频繁很正常；该判决书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证明赵晓玲、高文军的主张。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一致。本院认为，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是2016年4月14日、4月15日高文军以现金和银行转账方式交付给相丹的共239000元款项的性质。赵晓玲、高文军主张该款系高文军向相丹出借，相丹则辩称是高文军偿还此前的借款。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相丹应就其该抗辩主张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一审中，相丹虽提供了欠条，借条复印件，证人马某的证言、银行交易明细，证人王某证言，房屋他项权证照片，手机短信等证据，但在其一直持有欠条及借条复印件的情况下，理应对高文军向其借款的时间、金额、交付方式等细节有准确的表述，而其却在公安机关和法院开庭时作出了并不一致的多次陈述，这明显不符合常理，也足以引起对其关于是偿还之前借款这一主张真实性的合理怀疑，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双方之前曾发生过大额借贷的事实。其次，相丹在双方通话中高文军向其催要借款时，既未提出该款是偿还之前借款的辩解，也未明确否认借款的事实。故，一审对相丹的抗辩主张不予采纳，认定相丹向高文军借款属实，并无不当。二审中，相丹提供的手机短信仍不足以支持其上诉主张，其上诉请求无法得到本院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900元，由相丹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建伟审 判 员  侯延峰代理审判员  丁 颖二〇一七年六月十五日书 记 员  李昱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