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oNormal{margin-top:0cm;margin-bottom:0px}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p t ; ” > 民 事 判 决 书（2017）晋民终20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北冀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北新西道**号。法定代表人：林炜，该公司经理。委托代理人：王新锋，河北中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郝兵，河北杰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何在平。委托代理人：韩燕龙，山西君宜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河北冀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冀东公司）与被上诉人何在平合同纠纷一案，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后，作出（2015）晋市法民初字第23号民事裁定：驳回原告何在平起诉。原告何在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作出（2016）晋民终91号民事裁定：一、撤销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晋市法民初字第23号民事裁定；二、指令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审理。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晋05民初53号民事判决后，冀东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原告何在平诉称：2012年11月13日被告冀东公司通过公开招标中标山西煤运集团神农煤业有限公司神农煤业开拓大巷工程，双方签订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价款3092万元，合同明确约定工程不得转包。2013年4月29日被告神农煤业开拓大巷工程项目部以”股份合作名义”与原告签订《合作协议书》，将神农煤业开拓大巷工程转包给原告个人。协议签订后，被告项目部收取原告投资款300万元，有被告项目部出具的收据为证。随后原告又按约投资150万元用于工程业务的开展。工程转包后，原告组织工人对开拓大巷进行了工程施工，完成工程量价值1100余万元。由于被告冀东公司项目部项目经理、工程师和安全管理人员未到场，项目管理人员和资质证件也有问题，发包方山西煤运集团神农煤业有限公司也不给原告结算工程款，致使工程无法开展，工程自2013年11月份起一直被迫停工。为此，原告多次与被告协商解约及退款问题，被告一直以各种理由推托至今，给原告造成巨额经济损失。原告认为，被告项目部与原告签订的《合作协议书》名为股份合作实为工程转包，违反与发包人的合同约定，同时该转包行为也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十八条：”禁止承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全部建筑工程转包给他人，禁止承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肢解以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包给他人”的强制性规定，按照《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属于无效合同，请求依法确认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合作协议书》为无效协议，被告立即返还原告投资款450万元及利息。故请求法院判令：1、确认原、被告签订《合作协议书》无效，被告立即返还原告投资款450万元及利息50万元；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审被告冀东公司辩称：原、被告从未签订过任何合同，双方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被告未收到过原告的任何款项。因此，原告的诉请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案冀东公司作为被告主体不适格，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起诉。针对其诉讼主张，原告何在平提供如下证据欲以证明：1、《股份合作协议书》一份，证明原告与被告所签订的协议书，协议书上加盖有被告”河北冀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神农煤业开拓大巷工程项目部”的印章。2、收据一份及转款凭证，证明被告给原告出具的300万元的收据，收据上加盖有被告”河北冀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神农煤业开拓大巷工程项目部”的印章。蓝作苏作为神农煤业开拓大巷工程项目部负责人收取原告的款项。3、《建筑工程施工合同》一份，证明原告与被告签订合同后，被告将与发包方山西煤运集团神农煤业有限公司签订的原始《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移交给了原告。4、徐鹏程的询问笔录，证明：（1）徐鹏程是经被告以（2012）14号文件任命的”河北冀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神农煤业开拓大巷工程项目部”负责人。（2）”河北冀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神农煤业开拓大巷工程项目部”的印章是被告冀东公司刻制的，并不是蓝作苏伪造的。（3）蓝作苏是经被告以（2013）16号文件任命的”河北冀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神农煤业开拓大巷工程项目部”负责人。（4）被告冀东公司所称蓝作苏伪造公章事实不存在。5、高平市公安局不予受理意见书，证明经公安机关调查，”河北冀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神农煤业开拓大巷工程项目部”的印章由被告刻制提供的，并不是蓝作苏伪造的。6、《神农煤业开拓大巷工程图纸》一份，证明被告移交给原告的神农煤业开拓大巷工程图纸。7、被告在神农煤矿的企业简介、施工安全承诺书、规章制度牌匾等照片5张，证明被告以神农煤业开拓大巷工程项目部在神农煤业公司所作的各种标志标牌，证明被告的神农煤业开拓大巷工程项目部是客观存在的事实。8、《安全资格证书》七本，证明被告移交给原告的资质证件，用于在神农煤业开拓大巷工程中使用。证件上的工作单位均登记为：河北冀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分别为张毅、杨文、郭海鹏、刘顺伍、贾力、李永斌、林袓谦七人，发证单位为：河北省煤炭工业厅。9、《一级建筑师注册证书》、《建筑施工企业项目负责人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各一本，证明被告移交给原告的资质证件，用于在神农煤业开拓大巷工程中使用。被告方工作人员为张毅，工作单位登记为：河北冀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发证单位为：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10、张毅的《矿建工程师》、杨文的《水文地质工程师》各一本（31-33页），证明被告移交给原告的资质证件，用于在神农煤业开拓大巷工程中使用。工作单位登记为：河北冀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发证单位为：河北省人事厅。11、特种作业许可证23本、井下安全避险培训证书5本，证明被告移交给原告的资质证件。12、《工程签证单》45份，证明被告在与原告签订转让协议前，已在神农煤业开拓大巷工程中使用”河北冀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神农煤业开拓大巷工程项目部”的印章，工程签证单上同时还有监理公司”山西省煤炭建设监理有限公司晋城第三十八项目部”的印章。13、河北冀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神农煤业开拓大巷工程项目部在工程管理中的通知一份，《工业品买卖合同》二份，《技术协议》一份，证明被告神农煤业开拓大巷工程项目部使用”河北冀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神农煤业开拓大巷工程项目部”的印章对外签订的合同，14、被告项目部罚款通知单30份，金额32700元，证明被告使用”河北冀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神农煤业开拓大巷工程项目部”的印章的事实。15、神农煤业开拓大巷工程项目部的出入井登记表、班前会议记录表、配电室运行记录表、空压机运行记录表、巡回检查记录表、项目部领导入井值班表、项目部工作计划表、主较车运行记录表（试验记录表、实验记录表）、主提升机安全保护装置实验记录、检查表、监理公司通知单、消防器材检查表、钢丝绳更换运转情况登记表、安全检查三定表、瓦斯表、高平市煤炭工业局行政执法文书、双风机电源自动切换、风电闭锁试验记录表等证据17份，证明被告移交给原告的各项管理制度和手续。16、神农煤业项目部费用清单、工资表2份，证明原告作为神农煤业开拓大巷工程的承包人的身份得到了发包方的认可，发包方山西煤运集团神农煤业有限公司支付给原告承包期间工程款。17、原告购买的各种矿用产品照片15张，合格证书等证件20份，原告何在平2013年5月份至11月份支出账册7份，合同4份，明细1份、共计2510910元。18、利息计算表，证明从2013年5月1日起至2015年5月1日共二年，按450万元同期银行贷款利率6%计息，共54万元。针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冀东公司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真实性有异议，该公司从未使用项目部印章，蓝作苏不是被告工作人员，合同应为原告与蓝作苏个人签订，签订合同时被告还未进场施工。对证据2，收据上不是我们的章，被告从未收到过原告任何款项。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缺乏关联性，原件在我们手中。对证据4，不予认可，笔录中所述的事实没有生效的法律文书予以确认。属于证人证言，徐鹏程未出庭作证。对证据5，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6，真实性无异议，与本案无关联性。对证据7，真实性有异议，无法证实是被告制作。对证据8、9、10、11，真实性均不予认可，均不是本人的照片和证件。对证据12，与本案无关联性。真实性有异议，取得的不是合法渠道。项目部章是假的，没有刻制和使用过。对证据13，同证据1质证意见。对证据14、15，与本案无任何关联性，真实性有异议，取得不是合法渠道。对证据16，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据17，无法达到证明目的。对证据18，属于单方计算，不予认可。针对其诉讼主张，被告冀东公司提供如下证据欲以证明：高平市人民法院（2015）高民初字第51号唐发起诉冀东公司相关案卷材料及判决书，证明在其投标之前，蓝作苏就私刻公章以其名义对外诈骗。针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原告何在平的质证意见为：不是原件，真实性不予认可，与本案无关联。针对双方诉辩理由及所提供证据，经庭审质证，一审法院查明如下事实：2012年被告冀东公司通过公开招标，中标山西煤运集团神农煤业开拓大巷工程，并与发包人山西煤炭运销集团神农煤业有限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之后被告冀东公司成立工程项目部开展工作，其工程项目部与蓝作苏签订合伙协议，将工程项目转包给蓝作苏。2013年4月29日，何在平（乙方）与蓝作苏（甲方）签订《股份合作协议书》，盖有”河北冀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神农煤业开拓大巷工程项目部”公章。主要约定：协议工程为涉案工程中的回风井井下至主井井底的第二期开拓工程。一、合作方式：乙方提供甲方450万元，参与甲方经营、管理及工程发包。一切费用按甲乙双方6：4分配。二、投资方式：甲乙双方总投资950万元整。（甲方投资设备500万元，乙方投资现金450万元）。四、甲方承包的第二期所有工程完工后，甲乙双方继续合作甲方下期工程。双方仍按6：4投资分成。六、甲乙两方各派一名会计及釆购人员。七、按签订合同之日起结算工程量（另加2012年四方单独完成的标书之内的180米工程量）。八、以上条款，甲乙两方应认真履行，不得违约，如有一方违约，按投资股金的2倍赔偿对方；签订合同后，原告何在平向蓝作苏账户内转款300万元，蓝作苏于2013年5月2日给何在平出具收到300万元的收据一支并加盖项目部的公章。原告何在平组织工人进入该工程进行施工，后于2013年11月停工。2014年1月8日，高平市公安局对蓝作苏涉嫌合同诈骗立案侦查，并对其予以通缉。一审法院受理该案后，曾依据被告冀东公司的意见函，将案件移送高平市公安局立案侦查，该局出具了不予受理意见书。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涉及以下争议焦点：双方当事人是否成立合同关系以及原告基于合同无效要求返还450万元及利息的诉请是否应予支持。结合原、被告诉辩理由及本案证据，评判如下：被告冀东公司成立河北冀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神农煤业开拓大巷工程项目部（以下简称项目部）后，将工程项目转包给蓝作苏。蓝作苏又以项目部的名义与原告何在平签订《股份合作协议书》将工程再次转包，由何在平实际施工。被告冀东公司项目部负责人徐鹏程在高平市公安局询问笔录中陈述：其以项目部名义与蓝作苏签订合伙协议，合伙是由其把项目部组建好，把工程备案手续办好，具体施工由蓝作苏负责。其和蓝作书合伙的这个工程，冀东公司知道，合作后，冀东公司的人来过这个项目部；因此，蓝作书与原告签订合同，并收取300万元投资款的行为应为履行职务行为，项目部与原告何在平成立转包合同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七十二条的规定：”禁止承包人将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禁止分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工程再分包。建设工程主体结构的施工必须由承包人自行完成。”原告何在平作为无资质的自然人与项目部签订《股份合作协议书》属于转包合同，依法应为无效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故项目部收取原告何在平的300万元款依法应予返还。由于项目部不具有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返还原告300万元款项的责任应由被告冀东公司承担。原告诉称的其余150万元系其在施工过程中的投入款，可在工程结算中另行主张，本案不予处理。被告冀东公司在诉讼中提供的相关证据不足以反驳原告所提供证据，不能证明其事实主张。对被告冀东公司的抗辩理由，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第一百三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何在平与河北冀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神农煤业开拓大巷工程项目部签订的《股份合作协议书》无效。二、被告河北冀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何在平300万元及利息（利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息，从2015年2月2日起计算至履行完毕之日止）。三、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6800元由被告河北冀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担30000元，原告何在平负担16800元。一审判决后，冀东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上诉请求：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主要上诉理由：1、一审判决存在以下错误。（1）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成立的”河北冀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神农煤业开拓大巷工程项目部”将工程转包给蓝作苏，并据此认定蓝作苏与被上诉人何在平签订的合伙协议是项目部与何在平之间成立合同关系，认定事实发生根本性错误，且无任何证据支持。一审判决认定该事实的证据仅有徐鹏程在高平市公安局的一次询问笔录和一枚”河北冀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神农煤业开拓大巷工程项目部”章（加盖在蓝作苏与被上诉人何在平合伙协议和蓝作苏书写的白条收据）。徐鹏程在本案中属于证人，其证言依法只有出庭作证才有证据效力，否则无效；而且，徐鹏程在高平市公安局的询问笔录，未得到生效法律文书的确认，也同样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使用。尤其重要的是徐鹏程在蓝作苏诈骗案中（高平市公安局正在侦办中），其所述事实与其本人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因犯罪嫌疑人蓝作苏至今未到案，又无其他证据佐证核实，其所述真实与否至今无法确定。徐鹏程本人非上诉人的正式职工，是上诉人临时聘用人员，是仅负责工地内部事务管理的工地负责人，无对外的委托授权。该工程上诉人任命了单位工作人员张毅为项目经理，负责工地全面工作尤其是对外事务。徐鹏程笔录中所谓的与蓝作苏的合伙协议，上诉人从未见到，该协议是否存在，协议主体是个人还是项目部（有否上诉人公章或”项目部章”），协议约定了何内容，一审判决均未查清；仅凭无授权的、有利害关系的、未经核实的、未经确认的、未出庭的证人证言认定本案重要事实”项目部与蓝作苏签订合伙协议”，一审判决必然发生错误。因上述原因，徐鹏程的询问笔录不能作为本案证据使用，徐鹏程个人行为是非职务行为，应由其个人承担，与上诉人无关。关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的另一重要证据”河北冀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神农煤业开拓大巷工程项目部”章，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可见：该章是上诉人的项目部使用，对上诉人有效。而上诉人从未刻制和使用过该章，被上诉人也未提交证明上诉人刻制、使用该章的任何证据。对此章是否是上诉人刻制、使用，被上诉人为证明其主张该章对上诉人有效，向法庭提出了调查取证申请，申请法院到安监、劳动等行政部门调查各项备案该章情况（并称备案是”项目部章”，被上诉人已见到），被上诉人对此事实仅此调查取证申请，再无其他证据。一审法院当庭准许被上诉人的申请，但至本案一审判决送达上诉人，上诉人也不知调查取证的结果。一审法院不将调查取证结果开庭出示、质证的行为，属于严重程序错误，而且，直接造成该章是否对上诉人有效认定的错误。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被上诉人主张盖章对上诉人有效，应尽举证责任，其申请调查取证即尽其举证之责。经法庭调查如确实由上诉人工作人员在行政机关备案时加盖过该章，被上诉人的主张成立；如上诉人工作人员在备案时，未加盖过该章，证明被上诉人的此项主张不成立。由此可见该调查取证的结果对本案认定事实至关重要，对如此重要的事实一审判决”有意”忽视，认定事实必然错误。一审判决不仅未将调查取证的结果开庭出示、质证，而且”有意”将被上诉人的调查取证申请及一审法院的调查取证过程和结果不在一审判决中叙述，也反映出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的主观倾向性。根据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河北冀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神农煤业开拓大巷工程项目部”章仅在蓝作苏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股权合作协议书》和蓝作苏书写的白条收据上加盖，未在其他备案中使用过，根据现有证据说明该章仅蓝作苏使用过。而蓝作苏涉嫌诈骗犯罪中，诈骗手段主要是伪造上诉人公章（包括项目部章）与他人签订合伙（合作）协议或施工合同骗取他人款项（公安机关曾就伪造公章[包括项目部章]到上诉人处调查）。此事实也可从上诉人一审提交的高平市人民法院生效判决《（2015）高民初字第51号民事判决书》（原告唐发起诉上诉人）及相关材料证实蓝作苏私刻上诉人公章。至今公安办案机关，未对上述公章（包括项目部章）鉴定。又根据蓝作苏书写白条收据，并以个人账户收取的被上诉人款项的事实，进一步证明蓝作苏是个人行为而非职务行为，与上诉人无关。而根据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上诉人与山西煤炭运销集团神农煤业有限公司于2012年12月6日签订的《山西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被上诉人承认该合同是与蓝作苏签订协议时蓝交付的）也可证实，被上诉人与蓝作苏签订的《股份合作协议书》是两个自然人之间签订的合伙协议与上诉人无关。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专用条款”第4.3条（合同第27页）明确记载项目经理为张毅（并且中途不得更换）。即被上诉人在与蓝作苏签订协议时，明知蓝作苏不是上诉人的工作人员，也无上诉人的授权，无权代表上诉人，仍与其签订协议，证明被上诉人是自愿与蓝作苏个人签订合伙协议与上诉人无关。一审判决对此重要事实的认定，不仅程序错误，而且无证据支持，也违反法律规定，直接造成认定事实的根本性错误。2、一审判决自相矛盾。一审判决根据徐鹏程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认定：项目部与蓝作苏签订合伙协议，上诉人与蓝作苏系合伙关系，该合伙协议有效，蓝作苏的行为为职务行为；蓝作苏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股份合作协议书》，一审判决确以该行为系转包认定无效。同样是无资质的自然人，同样签订的是合伙协议（合作协议性质也属合伙），一审判决却做出了不同的认定。一审判决自相矛盾。在同一案件中对相同事实作出不同认定，明显违反了”法律同一性原则”。上诉人因一直未正式进场施工，后来了解到，蓝作苏在上诉人与山西煤炭运销集团神农煤业有限公司于2012年12月6日签订的《山西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之前已就上述合同范围内的工程进行了施工；蓝作苏开始施工更在蓝作苏与被上诉人签订《股份合作协议书》之前，应当有较大投入。而在蓝作苏与被上诉人签订《股份合作协议书》之前之后，具体施工人均是蓝作苏聘用的施工队伍，没有变化。被上诉人未进行实际施工行为，不是实际施工人。由此，可以证实《股份合作协议书》不是工程转包，而是合伙协议。所以，蓝作苏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股份合作协议书》属于合伙协议，应认定为有效（前提是蓝作苏不构成犯罪）。合伙协议有效，被上诉人提出的诉讼主张就属于合伙纠纷，应当待合伙清算后解决。3、一审判决程序错误。本案虽然一审法院曾将案件移送高平市公安局，公安局不予受理。但因本案民事案件中所涉及的重要事实”项目部章”是否伪造，须待蓝作苏诈骗案作出有效的法律认定后才能确定，所以，本案一审法院应当中止审理。另本案一审判决中，所涉及的案件事实均与蓝作苏有关，甚至直接涉及到蓝作苏本人的民事权利（虽是犯罪嫌疑人，其民事权利仍受法律保护），现一审判决在蓝作苏不是本案当事人的情况下，直接裁判处置其民事权利义务，直接剥夺了”宪法”和”民事诉讼法”赋予的诉讼权。而所有的案件事实均由蓝作苏参加（或其实施）所以，本案即使进行审理，仅从查清事实的角度，一审法院也应追加蓝作苏作为本案的当事人。本案在不追加蓝作苏的情况下，无法查清案件事实，进行审判，程序违法。本院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另查明：徐鹏程为冀东公司派驻本案工程项目负责人，是以冀东公司2012年第14号文件任命的。冀东公司在本院询问时陈述，冀东公司2013年进行过工作，但从2015年就无法联系到了。本院认为，本案上诉人冀东公司与被上诉人何在平争议的主要焦点问题为：1、关于”河北冀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神农煤业开拓大巷工程项目部”章（加盖在蓝作苏与何在平合伙协议和蓝作苏书写的白条收据）是蓝作苏私刻的还是冀东公司刻制的认定问题；2、关于涉案工程项目部与蓝作苏签订合伙协议，蓝作苏与何在平签订的《股份合作协议书》的法律关系认定问题。3、关于本案是否需要在蓝作苏诈骗案作出有效的法律认定后才能进行审理，本案是否应当中止审理的问题。对以上三个争议焦点问题，本院分别阐述如下：1、关于”河北冀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神农煤业开拓大巷工程项目部”章（加盖在蓝作苏与何在平合伙协议和蓝作苏书写的白条收据）是蓝作苏私刻的还是冀东公司刻制的认定问题。本院认为，根据本院查明的相关案件事实和何在平在一审中所提交的证据材料12、13、14、15、16，特别是冀东公司涉案工程项目部负责人徐鹏程在公安机关的供述，可以认定，”河北冀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神农煤业开拓大巷工程项目部”的印章，是由冀东公司刻制，并在涉案工程建设、管理及对外签订的合同中使用的案件事实。2、关于涉案工程项目部与蓝作苏签订合伙协议，蓝作苏与何在平签订的《股份合作协议书》的认定问题。根据本院查明的案件事实，2012年冀东公司通过公开招标，中标山西煤运集团神农煤业开拓大巷工程，并与发包人山西煤炭运销集团神农煤业有限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之后冀东公司成立工程项目部开展工作，其工程项目部负责人徐鹏程与蓝作苏签订合伙协议，将工程项目转包给蓝作苏。后蓝作苏以冀东公司驻神农煤业项目部经理名义对外进行了一系列与本案工程相关的民事行为及诈骗行为。项目部与蓝作苏签订合伙协议属于冀东公司为完成涉案工程选择与蓝作苏合伙的方式，且蓝作苏对外是以冀东公司的名义进行相关民事行为的。蓝作苏又与何在平签订的《股份合作协议书》，以股份合作的方式将工程交由何在平完成，而何在平并无建筑行业的相关资质，故双方签订的《股份合作协议书》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为无效协议。原审对两份协议的效力认定合法正确，并无不当。3、关于本案是否需要在蓝作苏诈骗案作出有效的法律认定后才能进行审理，本案是否应当中止审理的问题。本院认为，本案所涉工程的施工主体为冀东公司，冀东公司与蓝作苏签订合伙协议，将工程项目转包给蓝作苏后，蓝作苏以冀东公司驻神农煤业项目部的名义而并非以其自己的名义进行相关民事行为，但冀东公司知情却未尽到相应的监督管理义务，放任蓝作苏任意作为，蓝作苏所作的与涉案工程相关的一系列民事行为的法律后果，依法当然应当由冀东公司承担。至于冀东公司与蓝作苏之间的法律关系，不属本案审理的范畴。故本案的审理与蓝作苏诈骗案是否作出有效的法律认定并无法律上的必然关联，不需要中止审理。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冀东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800元，由上诉人河北冀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凌宇审判员门华审判员王荣平二○一七年六月八日书记员温有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