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川01民终424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何仁军，男，汉族，1984年8月23日出生，住成都市武侯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上，国浩律师（成都）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如雪玉，国浩律师（成都）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四川耀恒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郫县成都现代工业港北片区港中路***号。法定代表人：胡萍，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颖聪，四川矩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帆，四川矩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何仁军因与被上诉人四川耀恒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耀恒公司）股东出资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2016）川0107民初29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1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何仁军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耀恒公司承担。主要事实及理由是：一、本案案涉金额从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和实际履行情况看，均不符合抽逃出资的构成要件，一审法院强行将案涉金额500万元分拆出360万元“抽逃出资”，对另外140万元的性质不予认定，逻辑牵强且与客观事实严重不符。1、耀恒公司一审中提交的500万元转账凭证明确载明款项用途为“借款”。何仁军在一审中也明确该500万元系何仁军在傅嘉栋、胡萍要求下借支并代为偿还给王凤云，并提供了相应的转账凭证予以证明。耀恒公司在一审开庭也明确该500万元在当年的会计报表中系以“借款”性质入账。因此，无论从被上诉人的转账行为，还是其财务人员的做账行为，均可以明确看出该500万元属于借款性质而非抽逃出资。2、2012年度的《公司年检报告书》载明：截止至2013年4月11日，耀恒公司“注册资本与登记一致”、“实收资零与到期应收资本额一致”……即至2013年4月11日，耀恒公司的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仍为1000万元，耀恒公司主张何仁军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且擅自抽逃出资的行为与其向工商登记机关呈交的《公司年检报告书》自相矛盾。3、一审法院对借款关系的构成存在错误的理解并进行了错误阐述，导致认定事实错误。《合同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均未规定借款关系的形成应以担保、还款利息及还款时间为前提，《公司法》也未规定公司向股东提供借款必须经过内部决议程序，因此一审法院的错误认定与法律规定完全不符，也违背了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及证据所反映的客观事实。4、一审案涉金额与何仁军实际出资额不符合。一审法院强行将500万元拆分成360万元“抽逃出资”，又对另外140万元的性质不予认定，毫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在没有证据及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强行将500万元分割成360万元与140万元，并认定其中包含360万元的抽逃出资的观点不符合逻辑。于法无据。二、何仁军与耀恒公司其他股东对本案所涉及的股东借款在2014年已经进行了清算并确认了偿还方案，而一审法院将该笔款项强行拆分为两笔独立的款项，导致本案认定事实根本性错误。耀恒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票据均系复印件，何仁军对票据的真实性予以了否认，且金额为240万元左右，并非1265288元；票据上何仁军的签字系2014年一次性形成，并非该等款项是一次性形成，一审判决载明的内容与何仁军在庭审时的陈述完全不符合；再次，2014年8月26日签订《三方协议》，对包括500万元在内的耀恒公司2012年度、2013年度及2014年8月26日前的财务状况进行了清理，500万元借款与何仁军多年来为耀恒公司垫付的费用品迭后，确认何仁军尚欠耀恒公司1256288元。目前耀恒公司将同一笔款项分别起诉要求何仁军分别归还的行为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且对一审证据的采纳不符合法律规定。1、一审法院对于一审证据的采纳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九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对何仁军提交的工商登记档案原件中载明的事实均未采纳，对于耀恒公司所提交的票据复印件的证明目的却予以了认可，该等认定严重违反了法律规定，且与客观事实不相符合，导致了本案的错误判决。2、一审法院对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适用错误。耀恒公司并未举示任何证据证明案涉500万元的转款属于抽逃出资的行为，且亦未提出何仁军的行为有任何损害其权益的情形，该500万元的转款行为明显不属于抽逃出资。一审法院并未阐明上诉人的行为属于哪中抽逃出资的情形。耀恒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理程序合法，应当予以维持，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何仁军的上诉请求。1、虽然转账凭证中载明500万元系借款，但不能由于转账凭证中载明借款，就认定为借款。该笔500万元在验资后第二天就转出，何仁军将该笔款项长期记为“应收账款”，没有还款意愿，符合以虚构债权债务关系的形式掩盖其抽逃出资的行为。何仁军并未提交证据证明该500万元为合法的借贷关系，该笔转款没有经过耀恒公司内部的决策程序，没有约定借款的利息、期限、担保，没有签订借款合同，不符合正常的借款关系。2、何仁军主张该500万元系案外人傅嘉栋、胡萍的要求，借支代为偿还给案外人王凤云，但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如果按照何仁军的上述主张，该500万元欠款与何仁军无关，不应由其承担，但何仁军又陈述1256288元的欠款是何仁军为公司垫付费用与500万元冲抵的结果，明显违背正常逻辑，且自相矛盾。3、何仁军的行为，直接造成耀恒公司资产减少，削弱了耀恒公司的对外偿债能力，严重损害了耀恒公司的合法权益，属于抽逃出资行为。4、何仁军与胡萍于2012年7月27日就共同设立耀恒公司签订《合作协议》，且在2012年12月13日登记结婚，何仁军实施抽逃出资行为除自己的360万元以外，还包含胡萍的出资款，对于胡萍的行为，耀恒公司会另案处理。耀恒公司在一审中仅对何仁军抽逃的360万元出资额提起诉讼，一审法院根据不告不理的原则，仅对耀恒公司的主张进行审理，符合法律规定和人民法院审判原则。5、何仁军对耀恒公司1256288元的欠款与何仁军抽逃的360万元出资款无关联关系，耀恒公司已就该欠款另案起诉。该1256288元的欠款系对何仁军报销大量无发票或真实依据的保险款的清理，耀恒公司提交了何仁军签字确认的领款单、虚假报销的票据等证据原件予以证明。耀恒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何仁军向耀恒公司返还抽逃的出资款3600000元并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息的标准向耀恒公司支付利息人民币535050元（从2012年9月21日暂计至2016年2月21日，最终应计至付款日止），共计413505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7月27日，何仁军与案外人傅嘉栋、胡萍签订《合作协议》约定，三人分别持股36%、35%、25%拟共同组建耀恒公司，并在协议中确认何仁军出任执行董事，傅嘉栋为董事长，胡萍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同年8月28日，三股东召开股东会议决议公司注册资本为500万元，何仁军出资180万元，傅嘉栋出资175万元，胡萍出资145万元，一致通过《四川耀恒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章程》，同时选举胡萍为公司执行董事及法定代表人，聘用胡萍为经理。2012年9月20日，三人再次召开股东会，确认出资给公司的资金实际到位500万元，同时决定将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1000万元，新增部分资金由三人按原来各自出资金额认缴，确定新增资本金当天全部到账。后经案外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耀恒公司进行审验，确认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元，实收资本0元，截止2012年9月20日，耀恒公司新增注册资本至1000万元，实际到位1000万元。2012年9月21日，耀恒公司通过中国建设银行成华支行向何仁军转款500万元，并在附加信息及用途一栏中载明“借款”。2014年8月26日，何仁军和傅嘉栋、胡萍签订《四川耀恒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三方协议》载明，全体股东从2012年公司成立以来至2014年8月26日对耀恒公司财物状况进行清理并达成协议，何仁军欠公司1256288元。另约定该欠款在项目盈利后从何仁军的分红中扣除，直至还清所有欠款，若清算结束时，由何仁军一次性还清。截止2012年12月31日，耀恒公司资产负债表所列“其他应收款”为9658261.4元。耀恒公司、何仁军双方均当庭认可此数额包含本案诉争标的。一审另查明，何仁军与案外人胡萍于2012年12月13日登记结婚，后于2013年4月12日离婚。一审法院认为，耀恒公司、何仁军形成的股东出资法律关系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公司成立后，公司、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以相关股东的行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损害公司权益为由，请求认定该股东抽逃出资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将出资款项转入公司账户验资后又转出；（二）通过虚构债权债务关系将其出资转出；（三）制作虚假财务会计报表虚增利润进行分配；（四）利用关联交易将出资转出；（五）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何仁军辩称从公司支走的500万元属于公司对股东个人的借款，并非耀恒公司诉称的抽逃出资。但就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来看，该500万元对内经过公司内部决议等程序上，该笔借款并无明确的还款时间和利息约定，何仁军向公司借款无任何担保措施作为何仁军使用该借款的对价。结合耀恒公司截止2012年12月31日资产负债表所列“其他应收款”为9658261.4元当中包含了何仁军转走的500万元，何仁军在转款之时及之后亦无返还款项的时间计划。综上，何仁军从耀恒公司转走的500万元不能认定为公司对股东的借款行为，而更符合股东抽逃出资的形态。故何仁军称500万元系合法借款行为的抗辩意见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故耀恒公司要求何仁军返还抽逃的出资款3600000元，并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资金占用利息（从2012年9月21日计算至实际返还之日，暂计算至2016年2月1日为535050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何仁军实际转款数额已超过出资额，超出本案请求部分，耀恒公司可另行起诉主张。据此，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何仁军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四川耀恒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返还抽逃的出资款3600000元，并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资金占用利息（从2012年9月21日计算至实际返还之日，暂计算至2016年2月1日为535050元）。案件受理费39880元，由何仁军负担。如果未按判决确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及审理查明的事实，本案的争议焦点：何仁军是否应当返还抽逃的出资款360万元及利息。本院综合分析评判如下：关于何仁军认为2012年9月21日耀恒公司向其转款额500万元系借款的主张，本院认为，虽然2012年9月21日的电子转账凭证“附加信息及用途”中载明为借款，但何仁军并未提交证据证明与耀恒公司就该笔借款形成了借款合意，也未提交证据对双方该笔借款的还款期限、利息等进行了约定，何仁军主张该笔500万元系公司向其的借款，但并无相应股东会决议等文件予以佐证，且上诉状中“该500万元系上诉人在傅嘉栋及胡萍二人的要求下借支并代为偿还给第三人王凤云”与“500万元借款与上诉人多年来为被上诉人垫付的费用品迭后，各方于2014年清算并确定了最终的欠款金额及偿还方案”，何仁军的陈述并不一致。且在2012年9月20日，耀恒公司股东傅嘉栋、胡萍、何仁军召开股东会，决定将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1000万元，并实际到位1000万元，次日，即2012年9月21日，耀恒公司就向何仁军转款500万元，鉴于何仁军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耀恒公司之间形成了借贷关系，该情况更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规定的股东抽逃出资的情形。综上，关于何仁军认为2012年9月21日耀恒公司向其转款额500万元系借款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一款“股东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公司或其他股东请求其向公司依法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何仁军应当返还抽逃的出资款360万元及利息。关于何仁军以其起诉耀恒公司行使其股权知情权为由，申请中止本案审理的主张，本院认为，本案系股东出资纠纷，与何仁军行使股东知情权并无关联，对于何仁军申请中止审理，本院不予准予。关于耀恒公司提交调取证据申请书，申请调取何仁军声称的为耀恒公司垫付300余万元款项的凭证和依据，因上述证据系不属于法院调取证据的范围，本院不予准予。关于何仁军提交调取证据申请书，申请调取耀恒公司自成立以来至今的全部会计账簿及做账凭证，因本案系股东出资纠纷，耀恒公司自成立至今的全部会计账簿及做账凭证与本案无关，且何仁军已经就股东知情权提起了诉讼，因此对何仁军的调取证据申请，本院不予准予。综上所述，何仁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9880元，由何仁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苏  展审判员 张  琦审判员 胡张映雪二〇一七年六月一日书记员 陈 代 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