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沪01民终216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范德明，男，1946年5月2日生，汉族，住上海市闵行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金汇支行，住所地上海市奉贤区金汇镇中街66号。负责人：王德兴，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阮明章，男，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奉贤支行工作人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长生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688号501-505、509-510室。法定代表人：孟晓东，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徐ＸＸ，男，该公司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成，男，该公司工作人员。上诉人范德明为与被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金汇支行（以下简称农行金汇支行）、长生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生保险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2016）沪0120民初125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3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范德明、农行金汇支行委托诉讼代理人阮明章，长生保险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徐ＸＸ、王志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范德明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范德明原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范德明去农行金汇支行存款，该行工作人员向范德明介绍另一产品，称该产品两全保险、保本保息，且能分红，同时未告知范德明该产品实质系人身保险合同。范德明在信任对方的情况下，未看内容便签了字，签字后，业务员立即将单子收回（五年后，范德明才得知，当时签字的一份是投保单，一份是回执），业务员又交给范德明一封信，让回家再拆开阅看。范德明回家后拆开发现是两张纸，一张是银行代理发票，一张是保险公司收款收据，但该收据又像是保本付息的理财产品。现提交给法院的投保单、回执单在保险公司存放了五年，范德明经交涉方才取得。关于银行曾承诺保本付息的举证，范德明去银行存款不可能携带录音设备，至于给保险公司的手机号码，是银行工作人员向范德明索取的，范德明认为办理存款业务提交身份证及手机号亦为寻常。现保单上除范德明签字，所有信息均系银行工作人员王颖所填写，连必须由投保人亲自抄录的提醒式字句，也是王颖一人所为，该行为充分暴露了银行隐瞒产品性质的目的，若范德明亲自抄写，显然将获知产品的真实情况，必然不会购买。关于保险公司每年的电话回访等，范德明从未接到电话或信件。此外，本案中的录音对方严重造假。农行金汇支行答辩称：1、本案经原审法院诉前调解、开庭审理，事实清楚。涉讼保险是范德明自愿购买，保单以及回执、有关材料上都有范德明的亲笔签名；2、因从长生保险公司处购买保险需要录音回访，明确可以看出范德明明知购买该保险有十天犹豫期，若不愿意购买可以撤销，范德明并未撤销，因此其属于自愿购买且明知。一审法院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维持原判，驳回上诉人上诉请求。长生保险公司：范德明与长生保险公司的保险合同关系合法有效，范德明投保时已经了解了保险合同的属性，涉讼保险关于分红的不确定性是明确的，投保时范德明签署的保险单、回执以及电话回访可以反映，范德明对保险的属性、不予承诺分红等内容完全了解，现不能因保险合同终止后低于预期即否认原投保行为的合法有效。从一审证据来看，有投保单、回执的亲笔签字、电话回访录音以及笔迹等，均证实范德明完全知晓保险产品属性。请求二审维持原判，驳回范德明的上诉请求。范德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撤销范德明与长生保险公司之间的保险合同，被告农行金汇支行、长生保险公司向原告赔偿损失人民币8,000元（以下币种相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长生保险公司提供电话回访录音证据，旨在证明涉案保险合同成立后，长生保险公司通过电话形式对范德明进行了回访，就签名和分红属性等与范德明进行了电话沟通。范德明不认可此录音，对此提出鉴定，但又表示自己没有精力配合做鉴定，也担心费用太贵，鉴定机构无法出真假。鉴于本案标的额不大，而对录音进行鉴定会增加较大的诉讼成本，且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是农行金汇支行以及长生保险公司是否存在欺诈，而范德明认可签订过涉案保险合同。据上，一审法院不同意进行鉴定。对此录音电话，一审法院结合其他材料进行认定。在范德明签署的《人身保险投保提示书》十一条中载明保险公司会通过电话、上门回访等形式进行回访，范德明也给长生保险公司提供了供电话回访用的手机号码，电话录音中的内容也与本案具有高度关联性，故一审法院对此证据予以认定。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范德明于2010年11月1日在农行金汇支行里进行存款前，经长生保险公司工作人员介绍，购买了长生保险公司的保险产品，是范德明真实意见的表示，范德明与长生保险公司之间的保险合同关系合法有效。范德明诉称中认为农行金汇支行与长生保险公司欺骗范德明使其购买了保险合同，使范德明误以为在存款，至5年后才发现当初不是存款。但庭审中，范德明陈述当时推销的工作人员说的是分红型保险，还承诺保本保息，当时拿到手的不是存折，是保险单和发票，当时在投保单、保险合同签收回执、保险提示书上的签字都是其自己所签。据此一审法院对范德明所称的农行金汇支行及长生保险公司存在欺骗行为使其对购买保险误以为是存款的意见不予采信。范德明称农行金汇支行工作人员在向其推荐保险产品时承诺是保本保息，但范德明对此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加以佐证，故一审法院对范德明的上述意见不予采信。范德明还认为自己是高空作业人员，不应签订保险合同，据此要求撤销涉案保险合同。诚如范德明所说，则相应的合同撤销的主张权利也属于长生保险公司，而非范德明，故一审法院对范德明的上述意见不予采信。涉案保险合同、保险提示书等，均未承诺收益不低于存款利息，反而载明分红保险合同的分红水平取决于保险公司的实际经营成果，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范德明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购买了分红型保险合同，应接受相应的后果。综上所述，范德明认为农行金汇支行及长生保险公司存在欺骗行为，据此要求撤销涉案保险合同，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故一审法院对范德明的诉讼请求应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范德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范德明负担。本院二审期间，范德明、农行金汇支行及长生保险公司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范德明在本案审理中称，一审中在法院播放的录音存在造假嫌疑，录音持续时间比当初在银行播放的录音要长，并且有很多杂音；录音中的声音好像是其本人的。范德明同时称，涉讼存款发生之前，曾经去银行存过钱，当时存入后取得的是存折。范德明另称，存钱后拿到的信封里有发票及保险单，当时以为是银行集资后把钱给保险公司投资，直至五年到期前一个月，去银行询问，方知晓购买的是人身保险。农行金汇支行在本案审理中明确：涉讼保险产品系保险公司委托该行销售，该行按销售总额的一定比例收取手续费；范德明购买的保险产品系该行工作人员销售的；购买时先在理财室向客户介绍，再去柜台办理，理财室介绍当时无录音录像。农行金汇支行另称，一般客户来存款，该行工作人员进行推荐保险产品或理财产品，若客户不愿意购买，则不强求。关于通过何种方式告知客户保险产品性质是分红型且不固定收益，农行金汇支行称，投保时银行作为代理人对产品属性进行说明，投保人签署书面投保单及保险合同签收回执，投保单上有特别提示，明确要求向投保人进行声明，投保通过后，有保险单给客户。投保单由三联复写形成，正本原件留存农行金汇支行，客户留有一联。此外，客户签收回执的保单及保险合同正本中，保险合同第7条系对产品属性的说明，提示保险产品并非金融产品，提示客户不要与银行国债、基金进行比较。农行金汇支行还需要进行电话回访，即一审中向法院提交的录音以及文字抄录。关于具体的产品属于分红型及不固定收益，记载于随保险单一并交付范德明的保险条款中。签收回执虽然不能看出具体交付的材料，但有电话回访对分红情况进行询问。针对农行金汇支行的上述陈述，范德明称：未收到过保险条款；存款时并未去过理财室，而是将钱交由大堂经理拿到柜台窗口。农行金汇支行对于客户是否进行风险评级的问题称，范德明购买涉讼产品的时间为2010年11月，当时尚未实行风险测评表。本院另查明：2010年11月1日，范德明在《简易人身保险投保单》、《人身保险投保提示书》及《保险合同签收回执》上签字。《简易人身投保单》上，产品名称为“金运来（分红）”，投保单下部“请投保人抄录以下语句后签名，本人已阅读保险条款、产品说明书和投保提示书，了解本产品的特点和保单利益的不确定性。”。《人身保险投保提示书》第七条载明“分红保险、投资连结保险、万能保险等人身保险新型产品兼具保险保障功能和投资功能，不同保险产品对于保障功能和投资功能的侧重不同，但本质上属于保险产品，产品经营主体是保险公司。您不宜将人身保险新型产品与银行存款、国债、基金等金融产品进行比较，更不要仅把它作为银行存款的替代品。”长生保险公司称，投保单经投保人签字后收回至长生保险公司。本院认为，根据范德明在一审及二审中陈述的事实及理由，范德明认为其在存款当时接受了农业银行工作人员的推荐，购买了实际为分红不确定的保险产品，但农业银行工作人员令范德明误以为该产品系与银行存款同样性质的保息产品，导致产品到期后，因产品分红与银行存款利息存在差额，范德明遭受了损失。关于农业银行工作人员是否误导了范德明，范德明未提交证据证明工作人员向其承诺该产品保本保息且能分红。本院认为，范德明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并无证据显示范德明不具备阅读能力的情况下，其应当在签署文件之前，阅看文件内容并作出是否签名的决定，毕竟通过阅读书面文件内容，完全可以识别推销人员的口头陈述是否属实。本院注意到，在范德明签字的投保单下部，明确要求投保人抄录“已阅读保险条款、产品说明书和投保提示书，了解本产品的特点和保单利益的不确定性”，虽然涉讼投保单上抄录字迹与范德明签字存在差异，该抄录可能为农业银行工作人员所为，但亲自抄录并非唯一知晓该产品性质的途径，若范德明能够在签字之前阅读印制在投保单上的上述内容，应当能够当即知晓保单利益系不确定，并非如其以为的保本保息。此外，范德明亦在《人身保险投保提示书》及《保险合同签收回执》上签字，《人身保险投保提示书》中也提示了投保人，该产品系保险产品，经营主体为保险公司，要求投保人不宜将该产品与银行存款、国债、基金等金融产品进行比较，更不应仅将该产品作为银行存款的替代品。范德明对于一审中的录音证据提出的异议，本院认为，即使不予采纳该录音证据，范德明签字的投保单、投保提示书等，反映了投保人对该书面文件内容的确认，由此导致的保险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农业银行工作人员在销售产品中可能存在的不规范行为，应当由该行内部进行监管并改正。范德明自身可能存在的对银行工作人员的轻信以及未能仔细阅读上述材料内容即签字的疏忽大意，系本院在法律关系有效性认定中难以回避的事实。综上所述，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应予维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范德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冬梅审判员  桂 佳审判员  周 欣二〇一七年六月五日书记员  刘凌钒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