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川0106民初4141号原告：范祥元，男，1953年8月21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新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曾莉，北京盈科（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毛玉春，女，1950年1月4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新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曾莉，北京盈科（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范校忠，男，1977年2月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成都市金牛区。被告：王海蓉，女，1978年4月1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成都市金牛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华，四川英特信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范小清，女，1981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新都区。第三人：周光平，男，1973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十堰市张湾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小清，女，1981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新都区。（系周光平之妻）原告范祥元、毛玉春与被告范校忠、王海蓉，第三人范小清、周光平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5月2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范祥元及其与毛玉春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曾莉，被告范校忠、被告王海蓉及王海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华，第三人范小清、第三人周光平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小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范祥元、毛玉春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原告445000元；2.判令被告按年利率24%向原告支付自2015年2月18日起至法院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的利息；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范祥元、毛玉春诉称，两原告系夫妻关系，两被告系原告的儿子和儿媳，两第三人系原告的女儿和女婿，上述6人均住同一幢自建房内，该房屋为两原告财产，该房屋于2015年1月17日拆迁，为维护家族各成员权益，原、被告以及第三人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在拆迁后由原告毛玉春统一收取安置款，并分配给两被告445000元，分配给两第三人350000元，被告暂代原告选择安置房，被告收到445000元款项后应在7日内配合原告在新都区石板滩镇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办理房屋变更手续，后原告毛玉春于2015年2月11日在第三人范小清的陪同下依约定到银行给被告王海蓉打款445000元，但被告收款后并未履行合同约定，故提起本案诉讼。范校忠辩称，对原告的起诉没有意见。王海蓉辩称，1.王海蓉未与原告及第三人签订协议书，系原告、第三人与范校忠伪造的虚假证据；2.协议是无效的，协议签订时两被告夫妻关系严重恶化，处于长期分居状态，两人可能萌发离婚念头，王海蓉未授权给范校忠，王海蓉当时本人在成都可以亲自签订协议；3.原告所称在政府有口头协议无证据支撑，范校忠在签订协议前后均未以任何方式告知王海蓉，协议是原告、第三人、范校忠三方共谋的，应当无效，王海蓉没有任何理由将款项及房屋返还；4、合同没有约定利息，即使协议成立，也应当是两被告配合进行房屋变更登记等，请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范小清、周光平述称，拆迁的时候各方在拆迁办签订的合同，当时我方要求的钱，原告要求房产，所以我们就达成了口头协议，被告收钱退出房屋，当时就把款项打给了被告。经审理查明，范祥元与毛玉春系夫妻关系，范校忠系范祥元与毛玉春之子，王海蓉与范校忠于2003年5月8日登记结婚，2003年5月10日生育一子范洋洋，范小清系范祥元与毛玉春之女，2010年7月27日与周光平登记结婚，2014年8月29日生育一女周俊燚。2017年4月26日，范校忠与王海蓉经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调解离婚。2015年1月17日，范校忠、王海蓉、范洋洋（乙方），与成都市新都区石板滩镇人民政府（甲方）签订了《南车项目征地拆迁房屋补偿安置协议》，载明：因南车项目建设要求，需要拆除乙方所有的房屋，清除乙方所有附着物，现有房屋总面积（指取得合法手续的建筑面积）为：砖混楼房175.64平方米，其他住房308.25平方米，附属房屋92.16平方米，总面积576.05平方米；应享受基本住房安置面积3+1人，安置标准35平方米/人，应享受基本住房安置面积140平方米；房屋总面积扣除基本住房安置面积后，剩余房屋面积436.05平方米中砖混楼房35.64平方米补偿28512元，砖墙石棉308.25平方米补偿184950元，附属砖瓦房92.16平方米补偿16588.8元，石水井一口补偿2000元，机井一口补偿2700元，固定灶2眼补偿300元，旧房残值、树木、果树、竹子、水池等共补偿6569.75元，以上共计241620.55元；安置地点为马家村安置小区，协议还就房屋安置及标准、安置房的套型选择、过渡费等事宜作了约定，协议由范祥元在户主处签字捺印，家庭成员代表处注明：代范校忠。同期，范祥元作为户主，毛玉春、范小清、周俊燚、周光平作为家庭成员（乙方），与成都市新都区石板滩镇人民政府（甲方）签订了《南车项目征地拆迁货币安置协议》，约定享受货币安置人员名单为：范祥元、毛玉春、范小清、周俊燚、周光平（半户）；货币安置金额为682500元，过渡费及过渡时间为8100元（2015年1月17日至2015年7月16日），合计690600元。2015年1月31日，范校忠、王海蓉及范洋洋选定B型（面积约为80平方米）2套，并在《南车项目拆迁安置房屋套型认定表》上签字确认，该表上载明享受安置房面积为160平方米。2015年2月11日，毛玉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王海蓉转款445000元。2016年8月11日，二原告向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提交诉状，提起本案诉讼，后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将案件移送本院审理。另查明，两原告与两第三人及被告范校忠签订一份《协议书》，协议书载明甲方为两原告，乙方为两被告，丙方为两第三人。协议载明甲方、乙方、丙方共同居住在新都区石板滩镇马家村13组，后范校忠与王海蓉、范洋洋分立一户，范祥元与其他家庭成员共用一户，现三方家庭房屋面临拆迁，根据当地政策，只能按户为单位选择货币安置或者住房安置，经协商约定为：根据规定货币安置为每人122500元，周光平为70000元，周俊燚作为独生子女享有双倍245000元，住房安置每人35平方米，范洋洋为70平方米，在与政府签订安置协议时，甲方和丙方选择货币安置，乙方选择住房安置；甲方在拆迁后无房居住，乙方、丙方均另购有商品房，三方在安置后，所得安置款统一由毛玉春农商银行账户收款；安置款到帐后，甲方分别支付给乙方445000元，丙方350000元；乙方名下安置房归甲方所有，在收到安置款后，乙方应在7日内随同甲方在新都区石板滩镇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办理变更手续，如有需要，丙方应在办理时予以配合；乙方如有违反上述约定，应当立即返还甲方445000元，并返还房屋拆迁后所得的所有补偿款，乙方取得上述安置房后，甲方享有永久居住权、使用权。该协议由两原告与两第三人及被告范校忠签名捺印，范校忠在乙方处代王海蓉签名并代捺印。该协议载明签订时间为2015年1月17日，但庭审中原告陈述系根据2015年1月17日各方在安置办达成的口头协议于2016年补签，但未明确签订时间为2016年何具体月份和日期，亦未提供补签时间证明。范校忠在庭审中就代王海蓉在前述协议上签字捺印的原因陈述为：因当时在政府拆迁协议的前提下有口头协议，各方都认可口头协议，其作为户主可以代王海蓉在补充的此协议上签字。范校忠在庭审中认可其在前述协议书上代王海蓉签名时未告知过王海蓉相关内容。王海蓉称范校忠在签订协议书前后未向其告知，其在2016年9月法院通知其就本案开庭才知道此协议的事。就毛玉春向王海蓉账户打款的原因王海蓉在审理中陈述系因父母年龄大无法妥善保管，家庭内部协商由儿子赡养父亲，女儿赡养母亲，但不是基于这个条件把钱分两份打给我们，而是分为两份分别赠与其儿子和女儿。第三人范小清在庭审中陈述在分配补偿款时口头约定由儿子赡养父亲，女儿赡养母亲，但也约定了打钱后把（拆迁取得的）两套房子过户给父母。审理中，经法庭询问，原告当庭表示：其在新都区人民法院时表明过该案属于合同纠纷，原告要求返还445000元系基于被告违约，按照协议来讲，原告倾向本案系合同纠纷，同时表示坚持诉讼请求，没有补充和变更。原告方在审理中提交的调取证据申请书及原告委托代理人的授权委托书中均载明本案系合同纠纷。庭审中，王海蓉提交了其与范校忠于2016年9月的部分手机信息，证明双方夫妻关系于2016年严重恶化，不可能授权范校忠补签协议书，范校忠认可王海蓉提交的手机短信内容系其与王海蓉的交流。上述事实，有当事人当庭陈述，身份户籍及身份关系信息、结婚证、民事调解书，拆迁安置协议，协议书，安置房屋套型认定表，银行交易记录、通信（短信）记录等证据在卷佐证，足以认定。本院认为，根据原告的主张，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及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本院确认原告主张的法律关系为合同纠纷。原告主张被告按合同约定的违约责任向其返还款项，至少得有两个前提：首先得确认该合同对二被告有效并具有约束力，其次须确定原告向王海蓉的转款行为系基于该合同约定所为的履行行为。就此评议如下：首先，原告方、第三人、范校忠系亲属关系，共同称于2015年1月17日与王海蓉之间有关于分配拆迁款、将拆迁房屋变更到父母名下的口头协议，但王海蓉予以否认，现范校忠与王海蓉已离婚，本案其他当事人与王海蓉均有利害关系，其他当事人所作的对王海蓉不利的陈述未有其他有效证据予以佐证，现有证据尚不能证实原告方主张的2015年1月17日各方有口头协议的事实存在。原告方称案争协议书系2016年补签，本院认定该协议书实际于2016年签订。其次，根据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及安置房屋套型认定表，范校忠、王海蓉及范洋洋应取得的两套安置房在本案中未有证据显示已实际取得，如果尚未取得或尚未办理产权，仅是三人根据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对拆迁人享有共同债权，而在未有婚内分别财产制约定情况下，范校忠、王海蓉应为不分份额地与范洋洋一起共同享有该合同项下的债权，那么协议中约定的将安置房屋变更到原告名下无论是约定的是由拆迁办向第三人履行（利益第三人合同）情形，还是债权转让，都有一个必要条件，即与债权人达成协议，其合法依据首先须有共同债权人共同明确的向第三人履行（即要求拆迁人向原告履行）或债权转让的合意或委托、指令等意思表示，且此种约定或委托或指令等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并在符合其他法律要件情况下，才具有法律效力。如果已取得房屋权属证书，范校忠、王海蓉及范洋洋即依法对安置房屋享有共有物权，范校忠、王海蓉对其名下的安置房屋享有的是不分份额的共同共有的物权，根据物权法的相关规定，处分共同共有物须取得全体共同共有人的同意。本案中，该协议书仅由二被告中的范校忠签订，而内容涉及处分双方名下不分份额的共同债权或者共同共有的物权，范校忠在签订协议前后均未告知王海蓉，也未与王海蓉协商一致取得其同意，现王海蓉也未追认接受该协议，现有证据尚不能证实该协议书对王海蓉约定的义务是王海蓉真实意思表示，协议书中关于二被告名下安置房归原告所有、在收款后7日内到有关机关部门办理变更手续的约定对二被告不发生法律效力。同时，因协议书签订在后，毛玉春向王海蓉转款在前，原告不能证明毛玉春向王海蓉转款系协议书中约定的原告履行行为，即无有效证据证明该款项与协议书的关联性，故原告基于该协议书的约定要求被告承担违约责任，返还445000元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同时因无有效证据证明毛玉春于2015年2月11日向王海蓉的转款系协议书中约定的原告履行行为，故也不构成合同无效情形下的返还，至于毛玉春与王海蓉间就该转款是否构成其他法律关系，本案中不予审查，由当事人另行处理。审理中原告称范校忠有权代理王海蓉签订协议书，其代签效力应及于王海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关于婚姻法第十七条“夫或妻对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的规定的理解第（二）项规定“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本院认为：首先，原告、第三人及范校忠并未提交足以相信范校忠关于夫妻共同财产或共同债权重大处理决定意思表示为夫妻共同意思表示的“理由”的有效证据，故不能将范校忠的单方意思表示视为其夫妻共同的意思表示，根据前述司法解释及法理和情理，涉及夫妻共同财产重要处理决定时，第三人要成为善意第三人的必要前提条件之一是必须“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即不能仅仅因为当事人系夫妻关系即将一方的单方表示当然、必然地视为夫妻共同意思表示，而免除善意第三人关于“有理由”的举证责任，也即“夫妻关系”并不是前述司法解释规定的“他人有理由相信”中的“理由”。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八十九条规定“共同共有人对共有财产享有共同的权利，承担共同的义务。在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一般认定无效。但第三人善意、有偿取得该财产的，应当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对其他共有人的损失，由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人赔偿”。本案中，原告未陈述亦未举证证明协议书在2016年签订的具体日期，而被告王海蓉主张该协议书系其夫妻关系恶化期间、其本人能亲自签订时签订，且提供了基础证据（手机信息）佐证，根据优势证据原则和生活情理，本院认定该协议书签订时原告作为父母知道或应当知道二被告的婚姻感情出现了问题，在此种情形下，原告明知道（即使无二被告婚姻感情出现问题这一情形依法依情理也应当明知）该协议书所涉财产系二被告夫妻共同共有的情况且对二被告夫妻财产将产生重大处分影响的情况下（从协议书列明王海蓉并由范校忠代签的安排可知各方对此应非常知悉），仍径行由范校忠在无明确授权委托情形下代王海蓉签名捺印，至少未尽到审慎审查义务，损害了王海蓉的合法权益。在此过程中，原告并非善意第三人，故原告关于范校忠的代签行为有效的主张不能成立。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八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等规定，判决如下：驳回范祥元、毛玉春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988元，减半收取1994元，由范祥元、毛玉春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皇传刚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杨倩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