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苏10民终330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恒械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兴化市经济开发区开创村。法定代表人：吕娟，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长奎，江苏鈜云辰旭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雯，江苏鈜云辰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邮市日兴冶金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高邮市高邮镇工业集中区。法定代表人：夏月琴，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厚喜，江苏中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恒械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械公司）与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邮市日兴冶金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兴公司）定作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高邮市人民法院（2016）苏1084民初21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2月15日受理本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案件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恒械公司上诉请求：撤销高邮市人民法院（2016）苏1084民初2123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1、涉案锚铰机是否经过武汉船用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船用公司）验收合格且上诉人是否已与武汉船用公司结算，是被上诉人主张付款的条件。被上诉人未能提供武汉船用公司收货并已验收合格的证据，现主张付款结算的条件尚未成就。发货与货物验收合格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原审法院认为武汉船用公司已收到货物为由，认定被上诉人主张付款的条件已成就，是不成立的。2、上诉人自2014年6月16日至2015年1月26日支付给被上诉人基柱附件的加工费54500元，并在2015年2月13日和2月15日支付给被上诉人的1211500元，共计1756500元。因基柱附件的主材由上诉人提供，被上诉人仅负责加工，而加工费在产品价格中占比不会超过20%，上诉人不可能在尚未产生利润并进行结算的情况下支付给被上诉人高达1756500元的价款。即使在无法确认该款项究竟是支付锚铰机还是基柱附件加工费的情况下，应当将其认定为综合性付款。2015年1月前武汉船用公司已经确定案涉锚铰机由上诉人加工，并且上诉人也及时将加工订单交由被上诉人加工。从之前试制第一部锚铰机之时各方已经谈好只要试制成功就有大量后续订单，否则被上诉人不可能投入百万巨资采购设备，并进行技术的考察和学习。正是基于此，上诉人才于2015年2月份支付1211500元给被上诉人用于支付锚铰机的加工费。被上诉人负责人黄权在与上诉人负责人姜建国通话中也认可2015年2月收到的1210500元的款项是锚铰机加工费。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认定不当，请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日兴公司辩称：1、2014年从6月15日至2015年6月4日，被上诉人为上诉人共计加工了基柱附件产品43套，并在2014年下半年为上诉人加工了武汉船用公司定做的工号为881-2锚铰机。本案所涉的锚铰机系上诉人于2015年4月交被上诉人加工。武汉船用公司分别于2015年8月10日、2015年9月1日、2015年9月10日将被上诉人交付的锚铰机验收入库，并将上诉人开具的1474707元发票入账。上诉人和武汉船用公司之间、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存在着两个不同的合同关系。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应提供武汉船用公司收货并验收合格的证据，有违合同相对性原则。武汉船用公司是否向上诉人支付了价款，不应作为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价款的必要条件。2、武汉船用公司和上诉人之间协议于2015年3月8日有效成立后，被上诉人于2015年4月开始加工。上诉人虽于2015年2月13日、2015年2月15日两次合计支付了1211500元，但因被上诉人此前为上诉人加工过工程编号为881-2的锚铰机和基柱附件，对此上诉人提交了的电话录音中姜建国也予以了认可。尽管该部分产品结算存在争议和难度，但上诉人对此负有给付义务且金额巨大是不争的事实。而上述款项给付时本案产品的加工关系系尚未确立，黄权在电话录音中也没有认可2015年2月的120万元付款系为本案支付，故该款与本案没有任何牵连。如果上诉人的主张成立，则与上诉人“按货款总金额（即1474707元）的16%进行代扣，剩余货款全部结算给日兴公司”的承诺不符。况且1211500元付款已超过了涉案价款扣除税款、运费后的金额（1200753.88元），与承诺函严重不符。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日兴公司一审诉讼请求：1、判令恒械公司给付日兴公司定作报酬1238753.88元；2、恒械公司承担从2015年9月7日起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罚息标准计算的利息；3、本案诉讼费用由恒械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恒械公司与武汉船用公司签订了协议书一份，约定由恒械公司为武汉船用公司分承制生产锚绞机部件，按照双方技术部门签署的技术协议、武汉船用公司提供的图样制造，上述合同武汉船用公司加盖了合同专用章且有委托代理人签名但未注明合同签订日期，恒械公司加盖了合同专用章且有委托代理人李正来签名，同时还注明了合同签订日期为2015年3月8日。双方还签署了产品分承制生产合同清单一份，该份清单武汉船用公司加盖了合同专用章且有代表签名，并注明合同签订日期为2015年1月30日，恒械公司加盖了合同专用章且有代表李正来签名，并注明了合同签订日期为2015年3月8日。上述锚绞机部件产品实际由恒械公司委托日兴公司定作，但恒械公司双方并未签订书面的定作合同。2015年8月9日、8月29日、9月6日日兴公司向武汉船用公司发货三次，李正来在发货清单上进行了签名，2015年9月6日，恒械公司向日兴公司出具承诺函一份，承诺：恒械公司与武汉船用公司于2015年1月30日产品分承制生产合同清单中的锚绞机（总金额为1474707元）由日兴公司购料、生产至合格产品。产品由日兴公司直接发货给用户，运费和产品的质量由日兴公司承担，恒械公司只负责开票结算，由日兴公司开具1474707元发票给恒械公司，恒械公司在未收到货款发票时，按货款总金额的16%进行代扣，剩余货款全额结算给日兴公司。该承诺函加盖了恒械公司的合同专用章，李正来在经办人处进行签名。一审法院归纳的案件争议焦点为：1、双方有无约定合同价款，涉案定作价款金额为多少？2、日兴公司现主张恒械公司支付价款条件是否成就？3、恒械公司抗辩针对本案锚绞机部件已经预付了1211500元能否得到支持？原审法院认为，针对第一个争议焦点，虽然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但恒械公司向日兴公司出具了承诺函，承诺函中已经明确载明锚绞机部件总价款金额为1474707元，扣除16%的发票款，剩余价款金额为1238753.88元。因承诺书中还载明由日兴公司承担运费，审理中，经本院询问恒械公司方运费金额为多少，恒械公司陈述为38000元，对此日兴公司亦予以认可，故该费用应予以扣除，剩余金额为1200753.88元。针对第二个争议焦点，日兴公司主张恒械公司支付价款条件已经成就。理由：1、根据双方所举证据，在恒械公司与武汉船用公司签订的产品分承制生产协议书、产品分承制生产清单以及8份产品分承制生产合同中李正来均作为委托代理人（代表人）进行签字，而在加盖恒械公司公司印章的承诺函中，李正来是经办人，在恒械公司提交的2015年1月12日武汉船用公司所发传真中李正来亦进行了签名，故应当认为李正来在恒械公司与武汉船用公司以及恒械公司与日兴公司的具体业务中是经办人员，李正来在日兴公司的发货单上签字，并且李正来在当庭作证证言中陈述武汉船用公司已经收到了本案所涉货物，能够反映日兴公司履行义务的相关事实；2、日兴公司方提交了当时发货时的部分照片，进一步佐证日兴公司发货的事实；3、在恒械公司方提交的录音证据中，恒械公司方公司人员姜建国多次提出要求就双方锚绞机以及基柱附件进行结账，而自始至终并没有提出日兴公司尚未履行交付合格产品的义务；4、本案锚绞机已经实际发货，审理中，恒械公司陈述己方已经支付了2万元的运费，双方还商定了总运费金额为38000元；5、根据恒械公司与武汉船用公司签订的协议书以及生产合同清单，恒械公司的交货期为2015年7月30日和2015年8月10日，而日兴公司起诉之日为2016年4月22日，时间间隔较长，而恒械公司在审理中并未提交期间武汉船用公司曾催要定作产品或者提出产品验收不合格的相关证据。针对第三个争议焦点：恒械公司支付的1211500元不能认定为本案锚绞机的预付款。理由：1、根据恒械公司与武汉船用公司签订的协议书以及生产合同清单，武汉船用公司的签字盖章时间为2015年1月30日，而恒械公司的盖章签字时间为2015年3月8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而恒械公司支付日兴公司1211500元款项的时间在2015年2月份，该时间在恒械公司签字盖章之前，恒械公司在与武汉船用公司签订正式合同之前并且在与日兴公司未签订合同的情形下就将产品交付日兴公司制作，同时还向日兴公司预付了1211500元，根据恒械公司事后出具的承诺函，该款项基本等于全部的价款，与常理不符。2、恒械公司抗辩在其与武汉船用公司签订协议书以及生产合同清单之前，恒械公司就已经得到武汉船用公司的订单，并且恒械公司也让日兴公司开始组织加工生产，但对此恒械公司并未提交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3、根据上述第二个争议焦点中分析的理由，李正来是恒械公司与日兴公司具体业务的经办人员，其应当了解相关的情况，其当庭证言能够反应当时的实际情况，具有一定的证明效力。在李正来的证言中其明确表示1211500元并非本案锚绞机的款项，而是双方当事人此前基柱附件的款项，且日兴公司提交了相应的书面证据对双方存在加工43套基柱附件业务进行了印证，根据李正来的证言，以及上述两点理由，应综合认定恒械公司于2015年2月份支付的1211500元款项并非本案锚绞机款项，该款项与本案无关。双方如对基柱附件款项的结算存有争议，可另案诉讼解决，对恒械公司的该项抗辩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恒械公司应支付日兴公司锚绞机定作价款1200753.88元，因双方并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违约金的计算方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的规定，日兴公司有权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主张利息损失。关于利息的起算点，因日兴公司、恒械公司双方未明确约定给付价款的履行期限，日兴公司依法可以随时向恒械公司主张价款。因日兴公司未能提供其在本次诉讼之前向恒械公司公司主张价款的相关证据，故利息应当自日兴公司起诉之日起计算，对于日兴公司从2015年9月7日起主张利息，不予支持。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江苏恒械机械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高邮市日兴冶金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价款1200753.88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从2016年4月22日起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二、驳回高邮市日兴冶金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案件受理费1595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20950元，由江苏恒械机械有限公司承担。二审中，上诉人提交了如下证据：1、2016年12月24日武汉船用公司出具的索赔函及不合格品审理单，上诉人提交该组证据用以证明被上诉人尚不具备与上诉人进行结算的条件；2、2014年12月3日的合作协议一份，上诉人提交该证据用以证明李正来无权签署承诺函；3、2016年12月28日证明一份，上诉人提交该证据用以证明其2015年2月支付的120多万元不是基柱附件加工费；4、中国银行国内支付业务付款回单两份、银行承兑汇票一份、交易明细、李正来出具的收条一份，上诉人提交该组证据用以证明2014年6月16日至2015年1月26日已预付基柱附件加工费545000元。另，二审期间，上诉人申请李某到庭作证。其证言的主要内容为：证人于2013年起在上诉人处负责铆焊件生产。2014年底李正年（李正来与其系兄弟关系，系其业务助手）联系了基柱平台加盖业务，在与上诉人建立合作关系的情况下，将该业务放至日兴公司加工。此后证人到日兴公司工作，在此期间其属恒械公司职员，2016年1月证人离开到龙华公司工作。2015年至2016年期间的工资由李正来、李正年发放。基柱附件加工费一般占产品货值的20%左右。日兴公司加工基柱附件的部分主材由恒械公司直接提供，部分由恒械公司付款给李正来购买后交给日兴公司。李正来并非为恒械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在二审期间未提交证据。因上诉人证据1中所涉产品与并非为本案所涉锚铰机，证据2中无明确的合作范畴，故该两份证据与本案并无关联，本院对其证明力不予采信。对于上诉人证据3，因该证据系证人证言，而证人并未到庭，且被上诉人对此存有异议，故本院对其证明力不予采信。对于证据4，因相关款项支付发生在本案所涉产品交付之前，且上诉人提交该组证据系用于证明该部分款项为基柱附件加工费，与本案款项无直接关联，故本院对其证明力不予采信。对于证人证言，本院对其证明力将在述理中予以综合认定。本院认为：2015年9月6日承诺函系上诉人以自身名义作出，对其有约束力。理由为：合同专用章一般系单位对外签订合同中使用。本案双方当事人均认可存在锚铰机制作加工业务，且承诺函系对双方加工业务关系中权利义务的明确，加之上诉人对公章的真实性亦予以了认可，故应认定该承诺系上诉人以自身名义作出，对其具有约束力。此外，李正来代表上诉人在与武汉船用公司签署了协议，即便其并非为上诉人的正式员工，但上诉人承认李正来曾于2014年代表其向被上诉人付过款，且上诉人二审期间提供的证人李某也陈述部分基柱附件的主材系上诉人委托李正来购买后交予被上诉人，加之证人还陈述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加工关系存续期间作为上诉人委派至被上诉人处工作的员工，其工资是由李正来等人发放，故被上诉人有理由相信李正来有权代表上诉人签署相关承诺。按上诉人的承诺，其已对被上诉人所加工的涉案锚铰机也进行验收，并对质量予以了认可，加之上诉人在至本案诉讼已逾半年之久的时间内，并未就涉案产品提出过质量异议，故应认定被上诉人所加工的货物符合双方约定。被上诉人并非为上诉人与武汉船用公司协议的当事人，故武汉公司是否验收付款一般不应作为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付款的前提与依据。即便被上诉人知道上诉人与武汉船用公司之间的合同约定，且合同约定的24个月质量保证期适用于被上诉人，但上诉人提交的武汉船用公司出具的索赔函中记载产品与本案加工制作的锚铰机在产品编号上并不一致，故该证据不足以证实武汉船用公司曾就本案所涉锚铰机向上诉人主张过质量瑕疵赔偿责任。故对上诉人以武汉船用公司未验收合格为由，认为付款条件不成就的上诉理由不予支持。上诉人于2015年2月所支付的1211500元款项与本案所涉锚绞机的价款并无关联。首先，上诉人对涉案款项支付的承诺一经作出即产生拘束力，在无法定事由的情形下并不得撤回。依据该承诺，在被上诉人未交付发票的情形下，由上诉人扣除16%后全额结算给被上诉人。由此可见，上诉人对涉案加工款认可并同意全额给付，且与双方之前往来无关。现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尚不足以证实其所付款项已超过其此前应履行的给付义务范畴并以明确的超付金额主张抵销，故本院在本案中对双方之前的业务往来不应予以理涉。其次，如按上诉人主张，2015年2月所付1211500元系用于支付涉案产品的加工费，该金额已超过了1474707元扣除16%及38000元运费后的数额，即上诉人在双方加工关系尚未履行之时即已超额支付了全款，明显与承诺函所确定的付款义务相冲突。此外，上诉人与武汉船用公司协议中明确协议在双方盖章确认时生效，故该协议至上诉人于2015年3月8日签章之时有效成立。一般而言，上诉人与武汉船用公司协议成立后，上诉人才会将协议约定的标的交由被上诉人加工。在标的尚未明确的情形下，上诉人就支付几近全额的款项，有违一般交易常理。即便在合同成立之前上诉人与武汉船用公司已就合同的主要权利义务进行了磋商，并已将结果通知了被上诉人，但上诉人与武汉船用公司协议约定交货期前4个月支付10%预付款，在该期限尚未届满之前上诉人即向被上诉人支付绝大多数价款，与上诉人主张应以武汉船用公司验收合格且已结算作为其向被上诉人付款的前提条件的上诉理由相悖。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950元，由上诉人恒械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于 毅审判员 王 晗审判员 韩 凯二〇一七年六月八日书记员 张成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