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川1303民初1140号原告南充远程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住所地南充市高坪区建设路186号附13号。法定代表人文涛，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林谦，四川智典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牛若菡，四川智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志星，男，汉族，生于1983年12月28日，住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委托代理人樊荣，南充市高坪区高坪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丁茂华，女，1963年3月29日生，住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原告南充远程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程公司”）诉被告刘志星道路交通事故追偿权纠纷一案，因该案属带一定普遍指导意义的案件和新类型案件，本院受理后,依法由本院副院长、审判员冯学龙独任审判,书记员李凤担任法庭记录，依法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远程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牛若菡、被告刘志星的委托代理人樊荣、丁茂华到庭参加了诉讼，原告远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文涛、被告刘志星经本院传票传唤、原告远程公司委托代理人林谦经本院出庭通知书通知，皆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远程公司向本院提出的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相关垫支费用（含借支）共计702551.28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被告于2013年6月6日签订了《单车营运责任合同》，双方系承包经营关系，合同第十二条第二项第6小条约定：乙方（指被告）应自行承担交通事故所产生的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失的赔偿责任。被告实际承包经营原告川RT03**小轿车。2014年7月21日12时24分，被告刘志星驾驶该车在嘉陵区发生了交通事故，本次交通事故经交管部门认定为被告承担主要责任。案件由嘉陵区人民法院依法判决，现原告已全部承担对外垫付责任（含刘志星借支20万），共计支付702551.28元。按照合同约定，被告应承担该次事故全部损失。原告多次向被告追偿，未果。为此，特诉至贵院，请求人民法院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判允原告诉请。被告刘志星辩称：1、原告向被告主张追偿权的诉讼请求既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又无相关的法律文书作为依据，故原告无权向被告行使追偿权；2、原告系公司化经营，且被告刘志星是原告公司员工，出租车经营属公司经营模式下，实现统一管理、集中负责，由此产生的收入与支出均是统一核算，员工在工作过程中造成的损失，也应当由远程公司自行承担，而不能将经营风险转嫁给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的车辆驾驶员刘志星。原告诉状上所称的合同是格式合同，故而合同应当有利于弱势方，且合同中的约定只针对车辆本身进行约定，并没有约定在发生事故后对第三者造成损害的如何赔偿的问题。公司化经营应当自担风险，自负盈亏；3、我们认为远程公司对营运车辆的投入成本偏低，该次事故的损失是由于远程公司自己估计不足，应当自行承担损失责任；4、远程公司在嘉陵区人民法院判决后，因不服一审判决上诉，随后撤诉。高坪区人民法院再次受理本案违反了一事不再理的原则。综上所述，被告刘志星不应当承担责任，请求驳回原告诉请。经审理查明：原、被告于2013年6月6日签订了《出租汽车驾驶员劳动合同书》，约定被告刘志星运营工资收入是基薪1000元/月+超定额工资收入，刘志星与其他两名驾驶员共同营运川RT03**出租车。该合同第十条第二款第十项约定“发生交通事故，本人对应由个人承担的经济损失无支付能力的，甲方可以解除本合同。”合同签订后，原告还为被告刘志星购买了社保。同日，原告远程公司（甲方）还与被告刘志星（乙方）签订了《单车营运责任合同》。合同约定：甲方向乙方提供车牌号为川RT03**的城市客运出租汽车一辆，实行单车2-3人共同营运方式和不定时工作制；营运期限从2013年6月6日至2018年6月3日止，营运期间车辆和设施设备的所有权属甲方，乙方只享有经营使用权；合同期内乙方单车第一、二年每日向甲方缴纳定额440元，第三、四年每日缴纳定额420元，第五年每日缴纳定额380元；甲方对乙方和与乙方同一营运车辆的驾驶员实行基薪和超营运定额归己的工资分配方式；车辆保险费由甲方承担；甲方有义务向乙方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定期组织安全业务学习以及教育培训，有权对乙方的安全营运服务进行管理、监督、检查、奖励或处罚，乙方接受、服从甲方的监督和管理，遵守甲方制定的各项管理制度；甲方为乙方办理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等。该营运合同第十二条第一款第6项和第二款第6项还特别约定：“合同期间，乙方如发生交通事故，车辆被盗或其他原因导致车辆丢失、损坏时，甲方应协助乙方前往有关部门进行处理，同时负责协助乙方向保险公司办理索赔，造成的各项经济损失由乙方承担。乙方应自行承担交通事故所产生的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失的赔偿责任，并应及时支付车辆维修赔偿的费用（保险公司赔偿之外的经济损失费用由乙方承担）。”。该营运合同的大部分内容约定皆采用了格式条款，该两项“因发生交通事故所产生的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失的赔偿责任由被告自行承担（即原告不予承担）”的合同内容约定也采用了格式条款，营运合同及合同格式条款内容由远程公司统一制作和提供。就营运合同中该两项免除原告交通事故赔偿责任承担的格式条款约定，原告于签约当日在对被告的经营合同谈话中问到：“你（刘志星）对经营出租汽车存在的风险是否清楚？”刘志星回答：“是（清楚）。”。签约后，原告遂将川RT03**号车交由被告使用。2014年6月3日，原告对川RT03**车购买了122000元的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保险限额和50万元的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及附加每人每次50000元交通事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保险，保险期间自2014年6月3日11时起至2015年6月3日11时止。2014年7月21日12时24分，刘志星驾驶该车在南充市嘉陵区发生了交通事故，本次交通事故经交管部门认定为刘志星承担事故主要责任。因对交通事故造成的应对受害人弋音之赔付的近150万元的人身和财产损失赔偿金额，南充市嘉陵区人民法院以该院（2015）嘉民初字第1982号民事判决书首先判决由保险公司在保险限额内承担122000+500000+36000（精神损害险）=658000元的赔偿责任，对保险限额外的余下部分的赔偿责任承担，该判决书判决主文第二条判决：被告南充远程出租汽车有限公司赔偿原告弋音之817508.61元。其后，远程公司对该判决不服，向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在二审期间，远程公司撤回了上诉。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在该案审理及执行过程中，原告共向伤者弋音之赔偿支付了696511.28元，转账手续费40元，还支付了6000元案件受理费，共计702551.28元。原告远程公司承担责任后多次要求被告刘志星偿还原告支出的该项费用，经多次催收无果后，遂诉至本院，要求被告偿付。庭审中，被告方举出了一张保险期间为2014年至2015年的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赔偿限额为100万元的出租客运汽车保险单，以此主张原告只给被告驾驶的出租车投保了50万元的第三者责任险，又由合同约定由被告自行承担保险赔偿后的交通事故赔偿责任，自己不担责，属转嫁经营风险的违规行为，依法不应得到支持。原告方主张被告超速驾驶存在过错，除合同约定外，根据侵权责任法的规定，也应当承担偿付责任。以上事实，有原、被告双方的身份信息、《单车营运责任合同》、《出租汽车驾驶员劳动合同书》、南充远程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料档案、借条及中国农业银行转账业务客户回执单、民事判决书、民事裁定书、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南充远程出租汽车有限公司经营合同谈话记录、出租客运车三者险为100万元的保险单正本等经庭审质证的证据及庭审笔录在卷佐证，并相互印证；该系列客观真实的与案件有关联性且具合法性而被本院依法确认的证据，足以证明上述事实。故本院对上述事实作出了查明认定。本院认为：被告远程公司为实现其出租汽车的客运经营业务需要，选任原告刘志星为其公司出租营运车驾驶员，原、被告就被告的劳动报酬、工资分配方式、案涉川RT03**号出租客运车的单日营运收入定额上缴和超额归属问题以及对被告在车辆对外营运中的监督管理等以劳动合同和单车营运责任合同进行了约定。考察两份格式合同的约定内容，并结合南充出租车营运市场环境，不难看出远程公司为实现其客运经营利益最大化和稳定性需要，对驾驶员确定了营运收入定额保底承包上缴、亏损由驾驶员承担、超额由驾驶员享有的浮动工资收入模式。驾驶员利用公司提供的营运资质和车辆设备，以自己的技能为用人单位提供劳动，以勤勉为自己的1000元保底月薪外的劳动报酬获取努力工作，驾驶员获得的收入仅仅是对其劳动付出的补偿。故本案单车营运合同约定应认定为雇主为实现其最大利益对具流动性的雇工劳动进行监督管理的有效模式，而不能认定为平等市场主体为实现各自经营利益在自愿协商的基础上签订的民商事合同，因此驾驶员和本案被告并不是客运经营的利益主体。以约定方式呈现的营运合同能够切实执行的内容部分，应当理解为公司法人企业与企业员工之间达成的行之有效的企业规章制度，成为劳动法律关系的组成部分。对出租车客运经营中的风险所致的巨额损害赔偿，本院认为，出租车经营中的车辆不断运动所致交通事故巨额损害的风险随时存在，以及本案驾驶员为实现雇主经营利益完成上缴定额和以承包方式获取应得的底薪外报酬多劳多得勤勉工作，加快了车辆运动的节奏和效率，更加重了交通事故发生的风险。基于利益与风险相一致的原则，在被告所获取的仅是劳动报酬而没有经营利益的情况下，风险所致损失当然不应由驾驶员和本案被告承担，依法应由经营利益获得人即原告承担。而且，风险造成的损害赔偿完全可以通过企业购买足够的保险予以解决，并不是不能避免。本案原告为获得更多的经营利益，对客运经营的巨大损失风险以一种侥幸能够避免的心态，对案涉车辆仅购买了50万元的商业第三者险，对营运车保险赔付限额的购买还达不到一般民间私家消费车的限额赔付水平，并不足以赔付风险所致的巨大损害，违反行业惯例，本身就存在过错；特别是选任被告刘志星在公司驾车还不满一年驾龄、对单位工作的熟练程度、营运驾驶的经验积累等尚待提升的情况下，更应当对其驾车执行公司客运业务可能导致的风险予以充足、全面的防范，至少应当高于一般私家消费车100万元三者险的购买水平，为本案被告刘志星驾驶的案涉车辆购买150万元以上赔偿限额的商业第三者险，但原告在营运管理上疏忽大意，忽视驾驶员在营运经验、工作熟练等方面的差异，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防范风险，在企业管理方面存在过错。就单车营运责任合同而言，原告违反行业惯例，不履行企业管理上的注意义务，同时又以笼统、兜底、不具体明确的格式条款方式约定由本案被告自行承担使用车辆发生交通事故的全部赔偿责任，在原告有监督管理之过失的情况下，在享有巨大经营利益（相对于单个员工主体的承包性劳动报酬）的同时还将经营风险转嫁至具有过错但不具有经营利益的工作人员身上，由有过错的签约单个工作人员承担经营风险导致的巨大赔偿责任，违反法律规定的公平原则，于法无据。故对原告要求被告对其超速驾驶的过错行为承担侵权偿付责任的主张，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原告在本案中又以营运合同已约定由被告承担交通事故全部责任为由主张应由被告承担偿付责任，对其依据格式条款约定提出的主张，本院认为，营运合同的格式条款约定免除原告责任承担、由被告承担事故全部赔偿责任，已经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和第三十九条的规定，本案参照合同法的该二条规定，本院认为，原告作为格式条款的提供者没有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原告没有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被告注意免除原告责任的条款，更谈不上条款的说明问题；参照“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的，该条款无效。因此，原告依据无效的不具体明确的格式条款约定要求被告按约担责，依法亦不能成立，本院亦不予支持。本案被告首先为完成单日营运上缴定额驾车从事客运业务，以自己的劳动和获取相应的劳动报酬为原告的巨大客运经营利益服务，属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执行工作任务的职务行为；本案原告远程公司属众多单车营运利益的集合形成的巨大经营利益享有者，以及违反行业惯例，通过降低单车购买保险的费用形成众多单车成本费用普遍降低，从而转化叠加成原告所有的巨大营运利益。原告作为双重巨大营运利益的不当享有者，对因购买保险不足导致的保险赔偿不足后的交通事故额外巨大损害，本院认为，根据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公平原则要求，并结合原告的管理过失和被告属为原告劳动的职务行为性质，依法当然应由作为用人单位的原告承担全部侵权赔偿责任，被告超速驾驶虽存在过错，依法也不应当承担事故侵权责任。综上，为保护民事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南充远程出租汽车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413元，由原告南充远程出租汽车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院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冯学龙二〇一七年六月十九日书记员  李 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