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铜川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陕02民终16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文起，男，1960年6月4日出生，汉族，陕西大秦煤业有限公司董事长，住铜川市王益区.。上诉人（原审被告）：陕西大秦煤业有限公司。住所地铜川市王益区。法定代表人：黄文起，公司董事长。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解良，陕西絜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柳杰，男，1982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个体经营者，住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钱华，陕西骊坤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少冲，陕西骊坤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黄文起、陕西大秦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秦公司）与被上诉人柳杰行纪合同（一审确定案由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铜川市王益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铜王民初字第00182号民事判决，黄文起及大秦公司向本院提起上诉。2016年5月24日，本院（2016）陕02民终49号民事裁定以原判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为由，发回铜川市王益区人民法院重审。黄文起、大秦公司不服铜川市王益区人民法院（2016）陕0202民初5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黄文起、大秦公司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解良、被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钱华、张少冲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文起、大秦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律关系混乱导致认定案由错误，双方之间属于行纪合同关系，原二审裁定已经确认，一审法院对于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予认定，推定为购销关系，认定案件基本事实错误；2、上诉人黄文起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柳杰辩称，1、双方之间签订的协议为买卖合同而非行纪合同，协议中的身份认定、权利义务约定及履行过程均可以判定；2、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同意将煤炭存放与富平煤场，双方在协议期满后协商解决纠纷的行为，不属于合同的履行行为，原审判令上诉人承担违约责任合理正当；3、黄文起系大秦公司法定代表人，黄文起系职务行为。黄文起是大秦公司的股东和实际控制人，黄文起和大秦公司的行为和债权债务无法区分，原审判决黄文起和大秦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正确，应予维持；4、上诉状中虽列黄文起为上诉人，但黄文起本人并未签字，且只有大秦公司交纳上诉费，对于黄文起的主张及请求不应审查。柳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令二被告共同返还原告支付的购煤款182万元，并支付购煤款的利息损失129282.33元（按同期银行贷款利息从2014年1月1日计算至2015年3月31日），以后的利息损失顺延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6月28日，柳杰与黄文起签订了《煤炭代购代发协议》，甲方（购方）柳杰与乙方（销方）黄文起约定，一、由甲方提供收货单位为国电汉川发电有限公司（厂专线），发站为前河站，到站为新沟，煤炭指标为电煤低位发热量5100大卡以上（含5100大卡）等，数量为每月3100吨。。二、交货方式，在发运地含增值税车板价408元/吨，乙方为甲方代办业务及火车运输。三、煤炭发运量以铁路运输发票为煤炭数量计算依据。四、煤炭单价及执行期，以煤炭增值税发票和铁路大票两票结算，铁路运费甲方自付，协议执行期2013年6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止。五、付款办法，协议生效后，甲方向乙方缴纳煤款260万元。协议还约定了其他事项。2013年5月10日，柳杰通过马桂琴的账户向大秦公司汇款80万元，通过肖飞的账户向大秦公司汇款100万元。2013年6月28日，柳杰又通过马桂琴的账户向大秦公司汇款80万元。柳杰合计汇款260万元。2013年5月8日，大秦公司、黄文起、柳杰共同在工行预留“陕西大秦煤业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黄文起”、“柳杰”印章，声明与承诺“我单位向贵行提供叁枚章的预留印鉴，均真实有效。贵行凭上述公章或财务章之印鉴及个人签章之印鉴即可为我单位办理相应业务（开户协议等另有约定的除外）。凡使用与上述有效印鉴样式相符之印鉴办理的业务，均由我单位承担全部法律后果和责任”，柳杰在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名确认启用印鉴栏签名。该银行预留印鉴卡记载户名为陕西大秦煤业有限公司，启用日期2013年5月9日。2013年5月13日，大秦公司通过工行向陕西省煤炭运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铜川分公司（以下简称陕煤运铜川公司）转账汇款180万元，用途是煤款，转账汇款单加盖有大秦公司财务专用章、黄文起、柳杰的印章。2013年7月7日，大秦公司按照协议从前河镇到新沟发运煤炭1612吨，铁路货票运费合计220662.40元。2013年8月19日，陕西陕煤铜川矿业有限公司铁路运销分公司收取了大秦公司机装费、短运费共计40138.80元。2013年8月14日，大秦公司通过工行账户向大秦公司中行的账户转账汇款80万元，用途货款。2013年8月20日，大秦公司向国电长源（河南）煤业有限公司开具了7张共计价值781298.66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另查明，庭审中被告称还受原告委托和指示，为原告从铜川矿务局王石凹煤矿购买了3080吨的煤炭并存放于富平县梅家坪李建利的煤场，对此，被告没有提供其他证据。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原、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以及被告给原告发运煤炭的价款和费用。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买卖合同的内容一般包括当事人的名称或姓名和住址；买卖标的物的名称、品质、数量及包装方式；标的物的价格、金额；价款的支付方式、时间、地点；标的物的交付方式、时间、地点；标的物的保险及运输方式；检验标准和方法；结算方式；解决纠纷方式、管辖机构等。第四百一十四条规定，“行纪合同是行纪人以自己的名义为委托人从事贸易活动，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行纪又称为间接代理，是一种营业行为，即行纪人以营利为目的，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为委托人的利益办理委托事务，除另有约定外，行纪人处理委托事务支出的费用由行纪人负担，委托人支付报酬。行纪合同的标的是行纪人为委托人进行的贸易活动。本案中，原告柳杰与被告黄文起签订的《煤炭代购代发协议》，合同名称上虽然是煤炭代购代发，但协议的内容符合我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的规定，不符合第四百一十四条的规定。在实际交易的1612吨煤炭过程中，双方也均按协议约定条款履行了煤炭买卖义务，双方之间应认定为煤炭买卖合同关系。因此被告辩称双方之间是行纪合同关系，没有合同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另被告辩称其所购的3080吨煤炭存放于富平县梅家萍李建利的煤场是受柳杰委托的行纪行为，柳杰对此不予认可，黄文起对此没有提供变更协议内容以及受托的证据，也没有提供3080吨煤炭来源的证据，亦不予采信。被告大秦公司在收取柳杰的260万元预付购煤款后，经三方共同盖章转账支付给陕煤运铜川公司的180万元，大秦公司仅向柳杰发运了货值781298.66元的煤炭，违反双方协议中每月3100吨煤炭数量的约定，且没有证据证明在协议约定的执行期间向柳杰发运了约定的其他数量的煤炭，应当认定黄文起与大秦公司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应当返还柳杰的剩余的购煤款并赔偿利息损失。柳杰对大秦公司向其发运的781298.66元的煤炭以及铁路运输费220662.40元，机装费、短运费40138.80元不持异议，应认定为购方柳杰应承担的费用。关于被告辩称的煤炭点装费32240元，双方虽然在协议中没有约定，但点装费也称站台包干费和铁路货物运输延伸服务费，是行业的一种交易习惯，应予认定，柳杰应当承担点装费。大秦公司发运的煤炭及运输费用合计1074339.86元，大秦公司应当从柳杰预付的260万元中返还给柳杰1525660.14元，并支付该笔款项从柳杰主张权利之日2015年4月10日起至本判决作出之日期间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故原告请求被告黄文起与大秦公司返还剩余的购煤款及利息损失，合理有据，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四款的规定，判决：被告黄文起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一次性返还原告柳杰购煤款1525660.14元，并赔偿自2015年4月10日起至本判决作出之日期间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陕西大秦煤业有限公司对以上款项承担连带责任。案件受理费22343元，由原告柳杰负担3113元，被告陕西大秦煤业有限公司负担19230元。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供新证据，本院对于原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性质，是买卖合同还是行纪合同；2、黄文起所称的3080吨煤是否交付给柳杰，该货款是否应由柳杰承担；3、黄文起的诉讼主体资格问题。关于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2013年时，国家对于煤炭经营实行行政许可制度，只有拥有煤炭经营许可证，方可开展这一业务。本案双方签订的《煤炭代购代发协议》，实质是柳杰为了经营煤炭的需要，借用大秦公司的煤炭经营资质，双方对于煤款的管理、煤价的确定及回款的支付均可证明这一事实。从双方交易的过程看，在签订书面合同之前，双方共同设立以大秦公司为户名的共管账户，将共管账户款项转给陕西省煤炭运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行为也是双方的共同行为，双方之间的关系不符合买卖关系的特征。从双方签订的书面合同来看，合同名称为《煤炭代购代发协议》，协议约定乙方黄文起按照甲方柳杰提供的收货单位、发站、到站、煤炭指标、交（提）货时间、数量等要求，组织煤炭货源，代办业务及火车运输，虽然约定了车板交货价，但还约定如遇市场价格上下浮动过大，随行就市议价履行，即价格涨跌的商业风险并非由乙方承担的，在约定的双方关系中乙方黄文起履行的是代购代发义务。从合同履行过程来看，大秦公司以自己的名义与煤炭供货方陕西省煤炭运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铜川分公司签订合同并支付货款，以自己的名义向煤炭装运单位陕西陕煤铜川矿业有限公司铁路运销分公司支付机装费、短运费，代购代发协议虽未明确约定黄文起或大秦公司的报酬，但其报酬应当包含在车板交货的综合煤价中。双方的关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四条规定的行纪合同的特征，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性质属于行纪合同法律关系。双方对于已经发运的煤炭货款及运输费用合计1074339.86元均无异议，如双方之间是买卖关系，则依照协议约定，煤炭点装费32240元及陕西陕煤铜川矿业有限公司铁路运销分公司收取了大秦公司机装费、短运费共计40138.80元，就不应由柳杰承担，故柳杰关于双方之间属于买卖关系的理由不能成立。原审判决将案由确定为买卖合同纠纷不当，上诉人的此项上诉理由成立。关于黄文起的诉讼主体资格问题。如前所述，双方之间的行纪关系，主要涉及大秦公司的煤炭经营资格，合同约定的款项实际支付给大秦公司，黄文起作为大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柳杰签订协议，实际履行的是职务行为，在协议履行过程中款项均由大秦公司占有、支付，并非黄文起的个人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规定，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原审判令黄文起返还柳杰款项错误，该款应由大秦公司返还。无论黄文起是否提出上诉，案件当事人主体资格问题均属于人民法院审查范围，柳杰二审中认为上诉状中没有黄文起签名，只交纳一笔诉讼费用，黄文起不能作为上诉人的辩解理由不能成立。上诉人此项上诉理由成立。关于黄文起所称的购买3080吨煤的货款是否应由柳杰承担。黄文起称2013年8月14日，大秦公司通过共管账户向大秦公司中行七一路支行的账户转款80万元提现，用于在印台区王石凹一私人煤场购买了3080吨煤，存放于李建利煤场。虽然柳杰称不知道该笔转款，但转款必须有柳杰的印章方可办理，设立共管账户的目的就是柳杰对于自己的资金有控制权，未经柳杰同意，转款行为不可能完成，柳杰此理由不能成立。黄文起将购得的煤炭存于李建利煤场，李建利的证言可以证明黄文起、柳杰到煤场去看过煤，柳杰对于黄文起提取80万现金，用于购买煤炭是明知的，李建利对于进入煤场的煤炭数量不明，但李建利称每次的票据一式三联，分别交与黄文起、柳杰，并多次找黄文起、柳杰索要存煤费用，说明该批煤炭存放于李建利煤场属于事实，黄文起称购煤价每吨300元、运费45元，3080吨煤的煤款加运费合计远超了80万元，且没有证据证明，故、该批煤炭的价值应以80万元为限。在行纪合同履行过程中，黄文起将所购得的煤炭存放于煤场，柳杰在去煤场查看后，没有提出煤炭是否达到标准，能否发运，亦未与黄文起协商煤炭的处置，导致该批煤炭灭失，双方均有责任，该损失应由双方共同负担。大秦公司应返还柳杰款项为2600000元-1074339.86元-400000元=1125660.14元。并支付该笔款项从柳杰主张权利之日2015年4月10日起至本判决作出之日期间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综上所述，黄文起、大秦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铜川市王益区人民法院（2016）陕0202民初500号民事判决；二、陕西大秦煤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柳杰煤款1125660.14元。并支付该笔款项从柳杰主张权利之日2015年4月10日起至本判决确定义务履行完毕之日期间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三、驳回柳杰对黄文起的诉讼请求及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2343元，由柳杰负担7413元，陕西大秦煤业有限公司负担1493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8530.94元，由由柳杰负担3600元，陕西大秦煤业有限公司负担14930.94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汪 涛审判员 梁 勇审判员 王冬青二〇一七年六月十二日书记员 海 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