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仁寿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川1421民初1205号原告:李洪东，男，1972年3月20日出生，汉族，城镇居民，住仁寿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明禄，仁寿县维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一般授权代理。被告：余相奎，男，1965年3月5日出生，汉族，农村居民，住四川省仁寿县。被告：余孟芹，女，1987年5月4日出生，汉族，农村居民，住四川省仁寿县。被告：任建君（曾用名任军），男，1972年1月30日出生，汉族，城镇居民，住四川省仁寿县。被告：李建红（曾用名李建华），男，1977年7月16日出生，汉族，城镇居民，住四川省仁寿县。被告任建君、李建红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光军，仁寿县文宫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特别授权代理。原告李洪东诉余相奎、余孟芹、任建君、李建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原告李洪东于2016年4月7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6年9月29日作出（2016）川1421民初1247号民事判决，判决被告余相奎、任建君、李建红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归还原告李洪东借款15万元。被告任建君、李建红不服判决，提出上诉。四川省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14日作出（2017）川14民终79号民事裁定，认为原判基本事实不清，认定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为民间借贷关系不当，原审审理的案件性质与作出判决的案件性质不一致，并采用未经庭审质证的证据认定相关事实，可能影响案件的正确判决。裁定：1.撤销四川省仁寿县人民法院（2016）川1421民初1247号民事判决；2.本案发回四川省仁寿县人民法院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洪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明禄，被告余相奎，被告任建君、李建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光军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余孟芹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李洪东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诉请人民法院判令：一、四被告返还原告分红利润费15万元及资金占用利息（利息自打款之日计算至款项还清之日止）；二、被告因违约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14.2万元及资金占用利息；三、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2015年9月4日，原告与被告余相奎签订《破碎装车工程合同》。2015年9月4日、9月21日，原告分别以打款和给付现金的方式给付被告人民币共计15万元，被告亦向原告出具《收条》两张，分别载明：“今收到李洪东支付清水镇百花村6组山坪塘开挖工程余付分红利润费10万元，此款从前期费用里扣出”、“今收到李洪东二峨山土石方分红利润5万元，此款在甲方利润中扣出”。后不知何种因素，原告并没有做完该工程，又哪来分红利润。由于被告严重违约，给原告造成了严重经济损失，因此原告诉来本院，提出如上诉讼请求。被告余相奎辩称,其与原告签订《破碎装车工程合同》后，原告又雇请被告为其管理，而原告主张的15万元，实际系原告支付给被告作为工程管理人员的工资及材料费，故原、被告之间不存在法律上的债权债务关系；原告主张的违约损失因缺乏事实和理由，且于法无据。被告余相奎与被告任建君、李建红系合伙关系，应当由三人共同承担责任。另，被告余孟芹的银行卡确实一直由其保管、使用，原告给付的10万元实际持有人也是被告余相奎，本案与被告余孟芹无关。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余孟芹未提出答辩意见。被告任建君、李建红辩称，《破碎装车工程合同》系原告与被告余相奎签订的，与二被告无关，二人与原告亦不存在任何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被告余相奎与被告任建君、李建红根本不存在合伙关系，原告诉请的5万元“分红利润”系被告余相奎给付二人的信息费，与原告无关，对原告亦不负任何责任和义务；原告主张的违约损失因缺乏事实和理由，且于法无据。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李洪东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供以下证据：1.原告于2015年9月4日与被告余相奎签订的《破碎装车工程合同》原件1份；2.被告余相奎于2015年9月4日向原告出具的《收条》原件1分，被告余相奎、任建君、李建红于2015年9月21日向原告出具的《收条》原件1份；3.原告于2015年9月4日向被告余孟芹账号转账10万元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存款业务回单》原件1份，原告于2015年9月21日从其银行卡中支取现金的银行卡明细查询原件1份；4.原告于2015年11月6日与刘某某就机械租赁进行的《结算清单》原件1份，拟证明在案涉工程中，因工程未能按约定做完，导致原告由此产生机械租赁费损失等；5.《四川鑫华爆破拆除工程有限公司—仁寿项目部会议签到表》（2015年9月5日）、《仁寿县清水百花村山坪塘项目管理人员名单》复印件各1份，以及《收据》复印件4张，拟证明原告在案涉工程上班和原告破碎石料并装车的事实；6.被告余相奎于2015年9月5日与四川鑫华爆破拆除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土石方开挖、破碎、装车施工合同》复印件1份。原告提供的六组证据经庭审质证，四被告认为，对第1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合同属于格式条款，具有排他性，违背了被告余相奎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合同与被告任建君、李建红无关；对第2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原告应提供其他证据佐证该款性质、用途等；对第3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其中《收条》中载明“此款利润中扣出”，即表明包含了前期费用；而另一张《收条》中被告任建君、李建红虽签了字，但实际系二人与被告余相奎产生的中介费；对第4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仅能证明原告从事了该工程，不能证明原告损失，与本案无关；对第5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该组证据足以证明被告余相奎是原告聘请的管理人员；对第6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法核实，该证据系复印件，且为格式合同。被告余相奎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供以下证据：1.原告于2015年12月17日向被告余相奎出具的《收条》原件1份，拟证明原告已经收取工程款；2.张某某出具的油料说明原件1份，拟证明案涉工程事实存在；3.《清水镇百花村六组山坪塘开挖工程工资表》（2015年9月6日、2015年10月30日）原件各1份，拟证明被告余相奎受原告聘用，并为此支出的管理人员工资共计81600元等；4.《现金日记账》（2015年9月3日至同年9月30日止）原件1份，拟证明被告余相奎开支业务经费共计9830元；5.被告任建君、李建红于2015年9月4日分别向被告余相奎出具的《收条》原件各1份，拟证明本案中被告余相奎与被告任建君、李建红系合伙关系，被告余相奎收到原告给付的10万元“分红利润”费后，于当日给付被告任建君、李建红各2万元。被告余相奎提供的五组证据经庭审质证，原告认为，对第1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款是公司给被告余相奎，被告余相奎再转给原告的部分工程款；对第2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第3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工资表中的李明祥、余相奎等系公司员工，与原告无关；对第4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有异议，认为系被告单方制作的现金流水账，不予认可；对第5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被告三人确实系合伙关系。被告任建君、李建红对第1-4组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对第5组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仅能证明二被告收到被告余相奎现金，系双方其他经济往来，不能证明三人系合伙关系。本院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供的六组证据经质证，四被告对第1-5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采信；被告任建君、李建红对第6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法核实，但作为合同原件持有人的被告余相奎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故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采信。被告余相奎提供的五组证据经质证，原告对第1、2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采信；原告对第3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本院认为该工资表无原告本人签字确认，不能证明工资表中载明的人员系原告所聘请，且与本案无关联性，故本院对该组证据不予采信；原告对第4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有异议，本院认为该组证据系被告单方制作的现金流水账，无原告本人签字确认，其证明力低下，故本院对该组证据不予采纳；被告任建君、李建红对第5组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本院认为，该收条只能证明被告任建君、李建红各收到被告余相奎现金2万元，无法证明收取的款项性质，更不能因此证明被告任建君、李建红与被告余相奎之间系合伙关系，本院对被告余相奎提供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以采信。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被告余相奎称，其与被告任建君、李建红在本案中系合伙关系。2015年，四川鑫华爆破拆除工程有限公司取得了仁寿县清水镇百花村六组山坪塘开挖工程的开挖权。2015年9月3日，四川鑫华爆破拆除工程有限公司与被告余相奎达成将该开挖工程转包的意向，并草签了合同。翌日，被告余相奎（甲方）与原告（乙方）签订《破碎装车工程合同》，约定：被告余相奎将该工程再次转包给原告；开挖方量以实际方量为准，约400万方；工期：2015年9月4日至2019年9月3日止；其中破碎、装车按12元/m3计算，表土清理按实际开挖方量单独计价，4元/m3；甲方必须保证乙方每月有4万立方米的爆破工程量，如达不到方量，按4万立方米计量；每月按实际方量结清；合同还对其他事项作了约定。2015年9月5日，被告余相奎（乙方）与四川鑫华爆破拆除工程有限公司（甲方）正式签订了《土石方开挖、破碎、装车施工合同》，约定：将该开挖工程转包给被告余相奎；开挖方量以实际方量为准；工期：2015年9月至2019年9月；其中破碎、装车按13元/m3计算，表土清理按实际开挖方量单独计价，4元/m3；甲方必须保证乙方每月有4万立方米的爆破工程量，如达不到方量，按4万立方米计量，共计四年工期400万方；每月按实际方量结清；合同还对其他事项作了约定。另，原告称，2015年9月4日，即原告与被告余相奎签订合同的当日，被告余相奎、任建君、李建红三人喊原告拿15万元来给其用到，并以转包合同中的1元价差予以抵扣、偿还。原告当即向被告余相奎之女余孟芹的银行账户（该银行卡的实际持有、使用人为被告余相奎）转款10万元。被告余相奎于当日向原告出具《收条》一张，载明：“今收到李洪东支付清水镇百花村6组山坪塘开挖工程余（预）付分红利润费10万元，此款从前期费用里扣出”。该《收条》由被告任建君书写，被告余相奎在“收款人”一栏签字、捺印予以确认。另，被告余相奎于当日给付被告任建君、李建红现金各2万元,被告任建君、李建红亦于当日分别向被告余相奎出具《收条》各1张，均载明：“仅收到余相奎现金2万元”。2015年9月21日，原告再次给付被告余相奎、任建君、李建红现金5万元。三被告于当日向原告出具《收条》一张，载明：“今收到李洪东二峨山土石方分洪（红）利润5万元，此款在甲方利润中扣出”。该《收条》由被告李建红书写，被告余相奎、任建君、李建红三人均在“收款人”一栏签字、捺印予以确认。被告任建君、李建红在庭审中称该款系三人作为信息费平分了的，二人与原告无关。合同签订后，原告于2015年9月8日左右进场施工，于同年10月中旬停工，工程款共计十一、二万左右；该工程款已经结算并支付，支付具体方式为：由公司打给被告余相奎，余相奎再转给原告。原告称，因公司未能按约定提供每月至少4万立方米的爆破工程量，致使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原告为此遭受巨大经济损失，遂诉至本院请求判如所请。审理过程中原告对第二项请求当庭表示放弃，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准许。本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三款：“禁止承包人将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禁止分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工程再分包，建设工程主体结构的施工必须由承包人自行完成。”之规定，本案中被告余相奎、原告李洪东均作为个人，不具有相关爆破资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本院认定被告余相奎与四川鑫华爆破拆除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土石方开挖、破碎、装车施工合同》和原告李洪东与被告余相奎签订的《破碎装车工程合同》均为无效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被告余相奎依据与原告李洪东签订的《破碎装车工程合同》两次向原告收取预付利润款15万元，因该合同无效，被告余相奎应当返还收取的15万元预付利润款；关于被告余相奎主张与被告任建君、李建红系合伙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0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伙协议，又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但具备合伙的其他条件，又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有口头合伙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合伙关系。”。本案中，因三被告未签订书面的合伙协议，又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被告余相奎也未提供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的人证明三人之间存在口头协议，仅凭被告任建君、李建红出具的各收到2万元现金的收条和被告余相奎、任建君、李建红出具给原告收到预付利润款5万元的收条，不能证明三被告对合伙出资、合伙事务的管理、盈余分配等事宜达成了合伙协议，故不能认定三被告系合伙关系；被告任建君、李建红与被告余相奎共同出具收条收取了原告的5万元预付利润并作为信息介绍费予以分割，因三被告均未提供证据证实各分得多少，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三被告应对该5万元承担连带返还责任；被告余相奎出具收据收取的10万元预付利润款，其虽然提供了被告任建君、李建红出具的各收到其现金2万元的收条，因收条并未注明收到的款项性质，不能证明是被告任建君、李建红与余相奎共同分割了原告的10万元预付利润款，应当由被告余相奎返还原告；被告余孟芹的银行卡由被告余相奎持有、管理，其与该款无关，不应当承担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0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余相奎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返还原告李洪东预付利润款10万元；二、被告余相奎、任建君、李建红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连带返还原告李洪东预付利润款5万元；三、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2840元，由被告余相奎负担1840元，被告任建君负担500元，被告李建红负担500元。审 判 长  杜同金审 判 员  魏 玮人民陪审员  周文东二〇一七年六月六日书 记 员  毛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