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川20民终37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住所地成都市锦江区滨江西路10号。负责人：史亮，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安碧，北京安博（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文英，北京安博（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京龙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资阳市车苑小区18栋。法定代表人：吴明刚，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远俊，男，住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系四川京龙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职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烨炜，系四川央济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第三人：吴建彬，男，汉族，住资阳市雁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大伟，系四川联一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以下简称天津银行成都分行）因与被上诉人四川京龙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龙集团）、吴建彬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人民法院(2016)川2002民初31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5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对本案进行了了审理。上诉人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文英，被上诉人四川京龙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烨炜，被上诉人吴建彬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大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上诉请求：判令撤销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人民法院(2016)川2002民初3101号民事判决，并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上诉人起诉要求撤销的是京龙集团向成都市武侯区工商局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以及由此产生的股权变更行为。而一审法院以并非登记于工商机关的《一揽子协议》作为京龙集团与吴明科、李秀英、刘晓菊之间股权转让的依据，属事实混淆。京龙集团与吴明科、李秀英、刘晓菊间的所谓《一揽子协议》所依据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一审法院认定京龙集团与陈力华及案外人徐顺贵据在2013年至2015年期间京龙集团因经营需要向吴明科、李秀英、刘晓菊借款的事实，仅仅根据是收款收据，实属不当。2、借款本息确认单中存在较大的计算错误，与所谓《一揽子协议》中确认的金额前后矛盾。（三）、所谓《一揽子协议》中约定的条件违反法律的规定，应认定为无效。同时协议是附条件的协议，所附条件自始不可能成就，因而协议也无效。1、成都星展置业顾问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10万元相较于股权的实际价值千分之一，一审法院认定为有偿，也与社会的认知不一，不能使人信服。在庭审中，出让人与受让人也均承认在协议后，没有由受让人向出让人支付过任何款项。2、受让人并不会实际支付股权转让款。四、一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提供的抵押物足以清偿对上诉人的债权，京龙集团的转让行为未对上诉人造成损害是错误的。事实上，抵押物已与现实的价值严重不符。京龙集团转让的股权可能是京龙集团能够承担保证责任的唯一财产，故其转让股权的行为对上诉人造成了损害。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京龙集团无偿转让公司股权的行为符合《合同法》第74条之规定，应予撤销。2、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第8.1.9条约定，京龙集团进行重大资产转移应当提前至少30日通知上诉人，并取得京龙集团的书面同意，否则不能进行转让。而京龙集团在转让股权时并未通知上诉人，所以京龙集团的转让行为已构成违约。3、上诉人起诉要求撤销的是京龙集团向成都市武侯区工商局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以及由此产生的股权变更行为，该协议中以不足千分一价格转让股权，是明显的无偿转让行为，同时给债权人造成了损害。因此，完全符合《合同法》74条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的规定。4、京龙集团与第三人之间非登记于工商机关的协议，不管其是否真实，不是本案原告主张撤销的股权转让协议，与本案无关。综上，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与第三人的股权转让协议应予撤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天津银行成都分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撤销京龙集团与吴永孝签订的《成都星展置业顾问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并判令吴永孝将成都星展置业顾问有限公司的股权返还给京龙集团；本案诉讼费、财产保全费、公告费等费用由京龙集团及吴永孝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及判决理由：1.关于京龙集团与吴建彬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构成无偿转让的事实。天津银行成都分行提供的成都星展置业顾问有限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及附表、股东决定书、股权转让协议、营业执照副本、变更登记办结通知书及附件、成都星展置业顾问有限公司网上查询工商信息单。被告京龙集团及第三人提供的收款收据、借款本息确认单、借款借据、刘秀英借款利息计算表、刘晓菊借款利息计算表、债权债务清偿一揽子协议，本院认为该证据客观真实、来源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证据之间能够相互印证，证明2013年至2015期间京龙集团因经营需要向案外人吴明科、李秀英、刘晓菊借款的事实。京龙集团为偿还该债务于2015年9月10日与案外人吴明科、李秀英、刘晓菊借款签订了《债权债务清偿一揽子协议》，约定“甲方为吴明科、李秀英、刘晓菊借款，乙方为京龙集团。二、乙方持有成都星展置业顾问有限公司100%股权作价19,160万元出让甲方。乙方所欠甲方本息作为股权出让金冲抵；剩余股权出让金17,314元作为甲方向乙方欠款。……四、甲方人员委托吴建彬作为股权代表，在工商登记部分作为显名股东代持甲方所有人员股权。在股权转让成功后，按照各自借款比例分配，与乙方无关。五、本协议签署后5日内，乙方负责办理将所持成都星展置业顾问有限公司100%股权过户吴建彬名下，并协助办理章程变更、法定代表人变更等所有手续……”。2015年10月10日，京龙集团为甲方与吴建彬签订了《成都星展置业顾问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甲方自愿将持有的成都星展置业顾问有限公司股权1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100%）转让给乙方。2015年10月26日，，京龙集团协助与吴建彬办理了成都星展置业顾问有限公司股权变更登记。同时法定代表人由吴明刚变为吴建彬，公司注册资本从10万元变更为2000万元。虽天津银行成都分行主张京龙集团与吴建彬之间的欠款不真实，《成都星展置业顾问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10万元，吴建彬并未实际交付，故京龙集团与吴建彬之间的股权转让系无偿转让，但京龙公司欠吴明科、李秀英、刘晓菊借款的事实，也能证明吴明科、李秀英、刘晓菊委托吴建彬作为受让成都星展置业顾问有限公司的显明股东的事实。一审判决认为债权人撤销权为保护债权人的手段而非追究债务人责任为目的。因此基于借款存在的条件下，无论在工商局备案登记的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京龙集团以10万元将成都星展置业顾问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给第三人吴建彬，还是一揽子协议中约定交易对价为1.916亿元，吴明科、李秀英、刘晓菊委托吴建彬作为成都星展置业顾问有限公司的显名股东，均表明京龙集团与吴建彬之间的股权转让并非无偿转让。故对天津银行成都分行主张京龙集团系无偿转让股权给吴建彬的说法不予支持。2.京龙集团转让成都星展置业顾问有限公司的股权是否损害了天津银行成都分行的利益。天津银行成都分行所举借款合同、强制执行力的公证书及担保合同、借据、银行流水、天津银行贷款利息逾期传票，一审判决认为客观真实、来源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予以采信，该证据相互能够形成证据链证明京龙公司欠天津银行成都分行借款本金5000万元及相应利息未还、京龙集团为案外人四川省京韩四季实业有限公司提供了2700万元最高额贷款余额的连带保证责任的事实。京龙集团提供的5000万项下的2份最高额保证合同、1份个人最高额保证合同、4份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及2700万元项下5份最高抵押合同、借款展期协议，一审判决对该证据的三性予以确认。该证据亦能形成证据链证明，2014年8月11日京龙集团向天津银行成都分行借款，京龙集团提供了相应的担保人及抵押物。同日，四川省京韩四季实业有限公司向天津银行成都分行借款2700万时，京龙集团作为保证人的同时亦提供了抵押担保物，且2700万元的借款还有其他抵押担保物及担保人的事实。京龙集团提供的2015年8月4日的房地产抵押估价报告，系天津银行成都分行与京龙集团双方确认的估价报告，对其证据三性予以确认，能够证明在借款时，天津银行成都分行与京龙集团均认可，京龙集团方提供的抵押担保物足值。对预评估报告单，因系审理过程中形成，与本案不具关联性，不予采信。针对京龙集团的房地产抵押估价报告及预评估报告单，天津银行成都分行申请延期开庭，以对京龙集团的抵押物进行重新评估。一审判决认为，天津银行成都分行与京龙集团的债务发生的时间为2015年8月11日，天津银行成都分行于2016年12月9日向本院申请单方面对抵押物再次评估证明京龙集团与吴建彬于2015年9月1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系恶意转让损害了天津银行成都分行的利益。一审判决认为抵押物的价值随市场波动，即便其抵押物不足值亦是天津银行成都分行在经营贷款业务中应承担的经营风险，且天津银行成都分行的债权不仅有抵押物还有除京龙集团外的其他担保人。天津银行成都分行仅申请对抵押物进行重新评估，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因此对天津银行成都分行申请对抵押物进行评估的申请不予准许。对天津银行成都分行举证的：两份人民法院公告、雁江区法院民事判决书一份，执行裁定书一份，证明京龙集团的还款能力很差，已无偿还十几万元债务的能力。两份人民法院的公告虽然被公告人系京龙集团，但因该案件并未审结，故不能认定京龙集团系该案的债务人。雁江区法院民事判决书及执行裁定书虽能够证明京龙集团系该案的债务人，但因天津银行成都分行的债权并非京龙集团为唯一债务人，其债权还可以通过抵押物及其他担保人获得受偿，故该证据不能直接证明京龙集团转让股权的行为侵害天津银行成都分行作为债权人的利益，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关联性不予认可。对京龙集团提供的5000万元《借款展期协议》、对展期协议提供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及2700万元的借款展期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为，借款到期后，因京龙集团、四川省京韩四季实业有限公司未按时偿还债务，故天津银行成都分行与京龙集团将到期借款展期一年，并增加资阳市海山商贸有限公司为该两笔借款提供连带保证担保，增加资阳弘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该两笔借款提供抵押担保。对京龙集团提供的林权证收条，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因该证据并无相关证据予以佐证其已经与天津银行成都分行签订了抵押合同，因此对该证据证明其提供了抵押担保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综上，虽庭审中天津银行成都分行认为对债务人、抵押人及保证人的偿还顺序，可以任意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方式来实现债权，但债权人行使债权撤销权必须是债务人减少其财产的行为足以有害债权之受偿。本案中，京龙集团所举证据足以证明，京龙集团与吴建彬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存在足额的抵押物及担保。反之，天津银行成都分行并无证据证明京龙集团与吴建彬签订转让股权协议时，其转让债权的行为损害了天津银行成都分行的债权利益，即天津银行成都分行与京龙集团京龙集团的5,000万元借款及天津银行成都分行与四川省京韩四季实业有限公司2700万元借款的所设立的抵押物已经贬值、其他担保人也丧失偿债能力导致仅能通过京龙集团所持有本案争议股权才能得到受偿。因债权人不能因放弃抵押权或其他担保权造成的损失而阻碍债务人管理财产的自由和经营自由。故对天津银行成都分行称京龙集团与吴建彬之间的股权交易损害了天津银行成都分行的债权利益的主张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撤销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必要费用，由债务人负担”。本案中天津银行成都分行选择了以债务人无偿转让财产且对债权人造成损害为由要求行使债权人撤销权纠纷。经本院查明天津银行成都分行所主张的京龙集团京龙集团无偿转让债权的事实及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事实均不成立。故驳回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的诉讼请求。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七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的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二审中，上诉人为证明被上诉人京龙集团的抵押物价值不足以清偿其债务，向本院提交了三份成都泰宇房地产交易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三份评估报告书及欠税情况、天津银行贷款逾期利息传票等证据，本院认为，在借款时，天津银行成都分行与京龙集团均认可，京龙集团方提供的抵押担保物足值，二审中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虽然表明了抵押物的价值与其在借款时的价值有所减少，但这应是上诉人经营贷款业务中应承担的经营风险，该证据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本院认为：一、对于上诉人关于“起诉要求撤销的是京龙集团向成都市武侯区工商局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以及由此产生的股权变更行为”的上诉理由，因在本案中，被上诉人金融公司与吴建彬之间并没有履行向成都市武侯区工商局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双方实际上履行的是《债权债务清偿一揽子协议》，在当事人之间具有阴阳两份合同的情况下，如果双方已经根据“阴合同”的约定履行合同，应当以“阴合同”作为认定是否无偿或低价转让的依据，故上诉人此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撤销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必要费用，由债务人负担。根据该条之规定，债权人要行使撤销权，首先，债务人须于债权成立后实施行为。债，但无效民事行为，不在此列。因为无效民事行为无须撤销。因此，上诉人关于“所谓《一揽子协议》中约定的条件违反法律的规定，应认定为无效”之上诉理由，不在撤销权之列。其次，债务人的行为须为使其财产减少的财产行为。本案中，被上诉人京龙集团虽然实施了股权转让行为，但如果对方支付了对价，则并不能认定其行为使其财产减少。关于涉案股权转让是否属于无偿或不合理的低价转让问题，因本案涉案股权价值是多少，因没有专业评估机构进行评估，且上诉人也没有举证证明该股权的实际价值，故只能根据京龙集团购入股权和卖出股权的价值作简单比较。根据被上诉人京龙集团与被上诉人吴建彬之间签订的《债权债务清偿一揽子协议》约定，京龙集团卖出股权的价值为19160万元，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二终字第29号民事判决书的认定，京龙集团购入股权的总价款为114937200元，卖出价高于购入价，故上诉人认为京龙集团无偿或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股权的证据不足，对此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再次，须债务人的行为有害债权。所谓有害债权，是指债务人的行为足以减少其一般财产而使债权不能完全受清偿。本案中，对于京龙集团转让股权是否对上诉人的债权造成损害，一审判决这个问题进行了充分的阐述，本院赞同其观点。另外，虽然吴建彬尚未支付股权转让款，但即使如上诉人的债权受到了侵害，上诉人应依法行使的也是代位权，而不是撤销权。最后，债权人撤销权成立的主观要件，是债务人与第三人主观上有恶意。对于撤销权的主观要件，依债务人所为的行为是有偿或无偿而有所不同。若为有偿行为，则须债务人为恶意，债权人的撤销权才成立，受益人为恶意时，债权人才得行使撤销权。而对于无偿行为，则不以债务人和第三人的恶意为要件。本案中，上诉人不仅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京龙集团是无偿或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股权的，也没有证据证明京龙集团和吴建彬之间存在恶意，故其行使撤销权不符合法律的规定。综上，本案有关股份的转让并不存在合同法规定的可行使撤销权的情形，即没有证据证明京龙集团无偿转让财产，而且也没有证据证明以出资额确定股份转让价款属明显的价款悬殊、显失公平，更无证据证明京龙集团和吴建彬之间存在恶意串通，故意损害债权人利益。故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诉讼费100元，由上诉人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 柯 劲审判员 ： 彭 敏审判员 ： 姜 兵二〇一七年六月十二日书记员 ：官晓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