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苏10民终187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范开飞，男，1983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住扬州市江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海川，江苏立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静，江苏立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史兴国，男，1985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住扬州市江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戴加章，江苏鈜云辰旭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圣勇，江苏鈜云辰旭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范开飞因与被上诉人史兴国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扬州市江都区人民法院（2017）苏1012民初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范开飞上诉请求：撤销扬州市江都区人民法院（2017）苏1012民初61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并未发生50万元借贷关系，上诉人不负有偿还46.9万元的义务。上诉人不认可被上诉人关于借款50万元扣除利息后实际出借给上诉人46.9万元的说法。被上诉人并未提供证据证实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且对50万元借款的来源做了相互矛盾的陈述。既然双方之间并无借贷合意，则46.9万元的款项并非被上诉人出借给上诉人的借款，上诉人对此笔款项不负有偿还的义务，也因此，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偿还的30.6万元显然不可能是偿还所谓的50万元借款。被上诉人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46.9万元的款项性质、所涉法律关系及上诉人是否负有返还义务、与本案是否关联等事实，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一审推定上诉人负有向被上诉人偿还46.9万元的义务与客观事实不符。2、2015年5月1日至2015年11月29日期间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转账的30.6万元是上诉人返还代收陆湧涛的还款，与被上诉人辩称的50万元借款没有任何关联。具体理由：其一，被上诉人并无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50万元的借贷关系；其二，上诉人提供的被上诉人亲笔签署的《债权转让》可以看出，截止2014年7月1日上诉人不欠被上诉人借款，反而是被上诉人拖欠上诉人借款未能偿还。那么，2015年5月1日起上诉人陆续返还的30.6万元不可能是偿还所谓的2014年4月26日的借款；其三，庭审中双方对转账的46.9万元存有争议，被上诉人对其诉称并未提供证据，应当认定上诉人不具有返还46.9万元的义务；其四，双方均认可上诉人受被上诉人委托代收借款，基于委托合同关系，上诉人负有返还代收款的合同义务，该笔代收款共计30万元；其五，上诉人除转账给被上诉人30.6万元外，双方再无其他银行往来记录。综上，上诉人仅仅负有向被上诉人返还30万元代收款的义务，上诉人已于2015年5月1日起陆续向被上诉人转账了30.6万元，被上诉人也已收到该笔款项，上诉人已经完成了委托合同约定的义务，无需再向被上诉人返还30万元代收款。至于46.9万元，因基本事实并未查清且与本案无关联性，应当由被上诉人另案起诉。史兴国辩称，1、范开飞偿还的30万元或30.6万元并非偿还的陆湧涛的借款。其一，范开飞在前案提供的转账明细是30万元，而本案中提供的明细是30.6万元，两次提供的数额和还款组成不一致。一审中，范开飞并未陈述多支付的6000元系利息，上诉状中突然解释6000元系利息，前后说法不一致；其二，范开飞在2014年8月中旬即收到陆湧涛的全部还款后，却直到2015年5月1日至2015年11月29日期间，分十几次从其不同的银行账户打入史兴国的不同银行账户中，在还款时间、汇款银行、款项数额等方面和陆湧涛的还款无法一一对应；其三，范开飞在前案中作为证人出庭陈述未及时还款的原因是“史兴国与我约定这笔钱在外面投资，约定2015年5月1日左右再把这笔钱收回来”，而范开飞在上诉状中却称“这笔钱作为二人合伙做生意的投资，但因生意没有做成，范开飞才于2015年5月1日起陆续将该笔款项返还给史兴国”，可以看出范开飞对于直到2015年5月1日才开始还款的原因的陈述前后是矛盾的；其四，假设范开飞返还了陆湧涛的还款，其应将30万元的借条原件收回或者让史兴国出具收条，然而没有，不符合还款的一般常理；其五，王明与范开飞熟识，其于2016年2月20日在向史兴国出具还款承诺书时，应当会向陆湧涛、范开飞核实是否已经还款，王明仍然出具承诺书的行为也证明直到2016年2月20日范开飞并未返还；其六，根据委托合同的特征和性质，受托人范开飞的行为并不符合一般受托人的标准和应尽义务。2、范开飞偿还的30.6万元系偿还的其与史兴国的另一笔46.9万元的借款。其一，根据史兴国的陈述、提交的46.9万元的转账明细以及江都区公安局经侦大队的讯问笔录、借款合同、委托书等，结合范开飞还款的时间，证明了范开飞的还款是针对该笔借款；其二，范开飞在前案中陈述“该46.9万元是一家公司欠我的钱，当时没有找到银行卡，就先打到史兴国账户上，史兴国转给我的”，但是根据刘有明的讯问笔录，直接推翻了范开飞的说法。范开飞并未合理解释并举证证明该46.9万元的款项性质，应承担不利后果。综合来看，能够认定该笔46.9万元系史兴国向范开飞出借的款项；其三，上诉人所提供的债权转让书的内容并不是真实情况，范开飞也未能解释该债权转让书是如何形成的。该债权转让书实际上是史兴国为规避讨债风险，名为债权转让，实为委托讨债。从其内容上看，也不具有双方往来的结算性质，不能证明2014年7月1日之前范开飞不差史兴国的钱，故此，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其四，陈如庆在外欠下巨额债务，作为范开飞来讲，如若史兴国真欠他钱，需要通过债权转让的形式还钱，范开飞也不会接受陈如庆的债权，这是不合常理的。史兴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范开飞偿还史兴国300000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标准：以300000元为本金、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从2014年8月15日起计算至清偿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7月1日，陆湧涛向史兴国借款300000元，并由王明提供担保。当日，由陆湧涛、王明共同向史兴国出具借条一张。2016年4月6日，史兴国以民间借贷纠纷向原审法院起诉陆湧涛、王明【案号：（2016）苏1012民初2037号】。该案审理中，陆湧涛辩称已向史兴国还清款项，并提供2014年7月5日史兴国出具给范开飞的委托书，该委托书主要载明“陆湧涛借本人史兴国的叁拾万元，现全权委托范开飞代收此款，请陆湧涛积极配合，委托人：史兴国。受托人：范开飞”。同时，范开飞在该案中作为证人出庭作证佐证陆湧涛的陈述。因史兴国否认该委托书中其签名，后原审法院依法委托南京金陵司法鉴定所对该委托书中“委托人、史兴国”进行鉴定，后该所鉴定认为委托书中“委托人、史兴国”与史兴国本人书写的样本是同一人所写。2014年8月15日，范开飞向陆湧涛出具了收款300000元的收条一份，并注明陆湧涛与史兴国之间的债务已经结清。后史兴国撤回该案起诉。现史兴国以未收到范开飞给付的该款为由，起诉至法院。另查明：史兴国于2014年4月16日向范开飞转账支付469000元。范开飞向史兴国合计转账支付306000元，分别于2015年5月1日转账50000元、2015年5月2日转账56000元、2015年6月4日转账19500元、2015年6月9日转账15500元、2015年6月10日转账15000元、2015年6月12日转账10000元、2015年6月13日转账10000元、2015年6月15日转账10000元、2015年8月15日转账10000元、2015年11月29日转账11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立案时案由为民间借贷纠纷，审理中双方一致认可双方就案涉款项形成的系委托关系，故原审法院将本案案由定性为委托合同纠纷。根据合同法相关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要求，报告委托事务的处理情况，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本案中，根据双方的举证陈述，双方争议焦点在于范开飞受史兴国委托收取的陆湧涛的还款300000元有无返还给史兴国。史兴国认为范开飞收取此款后，并未给付史兴国，范开飞提供的还款明细系偿还的双方其他借贷往来。范开飞认为此款已返还给史兴国，范开飞并不欠史兴国任何款项。原审法院认为范开飞在2014年8月15日已收到陆湧涛的全部还款300000元，但在当日并未将陆湧涛已还清借款的情况告知史兴国，又未在当日将此款一次性全部转汇给史兴国，其行为明显违背作为受托人应履行的义务，亦与史兴国委托其代为催要款项的初衷不符，而范开飞辩称收取此款后意向和史兴国合伙做生意，史兴国将此款作为投资款，因史兴国明确否认，范开飞未能提供证据加以证实，故原审法院对范开飞的辩解不予采纳。同时，虽然范开飞提供了2015年5月1日至2015年11月29日期间向史兴国账户转账306000元的凭据，但该汇款是范开飞在收到陆湧涛还款8个月后方开始陆续多次向史兴国转账，金额亦超过其收取的陆湧涛所还款项，而范开飞在最后一次汇款后未要求史兴国返还借条原件，又未要求史兴国出具收到委托其向陆湧涛催要借款的收条，以致史兴国与陆湧涛、王明又发生争执诉讼，其行为明显不符合正常经济活动中受托人应履行的职责。另外，史兴国提供了2014年4月26日向范开飞转账469000元的银行转账凭据，进一步提供证据对该款项的最初来源进行了说明，范开飞辩称此款系第三方欠范开飞款项，由第三方汇入史兴国账户后转汇给范开飞，因史兴国对此明确否认，范开飞又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与第三方债权债务形成的过程以及各方达成一致通过史兴国账户代为汇款的意见，故原审法院对范开飞的辩解不予采纳。鉴于双方之间存在其他经济往来，而范开飞所提供的向史兴国汇款依据又在此时间节点之后，故范开飞提供的转账依据难以认定是返还代史兴国收取的陆湧涛的还款。虽然范开飞提供了2014年7月1日史兴国签名的债权转让书，该债权转让书中载明“本人史兴国无法偿还范开飞的借款”，以证明范开飞不欠史兴国款项。史兴国认可该债权转让确系由其出具，但否认其欠范开飞借款，并陈述了该债权转让形成的经过。因范开飞未能陈述清楚该债权转让所涉其与史兴国之间借款的形成过程，而史兴国对此明确予以否认，仅凭此证据难以认定范开飞所辩称的事实，亦难以认定与本案的关联性，原审法院对此依法不予认定。综上，范开飞作为受托人，理应将委托代为催要的款项及时返还给史兴国，现其未能将所代收的陆湧涛还款返还给史兴国，应负此纠纷的全部责任，故对史兴国要求范开飞返还款项300000元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关于史兴国主张的利息，因双方在委托书中并未约定返还款项的时间，亦未约定相应利息，亦无证据证明范开飞完成受托事项收取了史兴国相关费用，故对史兴国主张要求范开飞承担利息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一条、第四百零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范开飞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史兴国款项300000元；二、驳回史兴国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800元，减半收取计2900元，由范开飞负担，此款已由史兴国垫付，范开飞在给付史兴国上述款项时一并给付。二审中，各方均未提供新的证据。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基本相同。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范开飞向史兴国支付的30.6万元与讼争的30万元以及案涉的46.9万元之间是否存在对应关系以及如何对应。2、范开飞主张已向史兴国返还讼争的30万元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范开飞向史兴国支付的30.6万元无法对应于讼争的30万元。理由是：1、范开飞与史兴国之间存在除案涉30万元的委托款项之外的经济往来。史兴国主张范开飞收取了陆湧涛向其归还的30万元后并未向其转交，范开飞则辩称其于2015年5月1日之后陆续打入史兴国账户的款项合计30.6万元即为史兴国于本案中所主张的款项。史兴国后认为其所收到的30.6万元对应的债务系在先形成的出借给范开飞的50万元，并非案涉30万元委托收取款项，其应负有举证责任。为此，史兴国提供了银行转账记录，载明2014年4月16日史兴国曾向范开飞转账46.9万元。无论该款是何种性质，相关款项打入范开飞账户是事实，史兴国已完成其举证责任。范开飞辩称史兴国之所以会打款给他是因为存在在先出借款项于史兴国的事实，且于二审中自认在其出借款项之前双方并无其他往来欠款。因此，范开飞需对于存在在先的出借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然除了范开飞的单方陈述之外，其并未其他充分证据证实双方存有借贷关系。另外，范开飞于一审中陈述46.9万元款项往来的起因系其与第三方的债权债务，第三方汇入史兴国账户，史兴国转付给范开飞的，而二审中，范开飞又改称史兴国因与他人做生意需要资金，故而向其借款46万元。范开飞一、二审主张矛盾，且均未提供证据予以佐证，需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即史兴国在案涉30万元委托收取款项之外，在先向范开飞支付了46.9万元。2、范开飞向史兴国归还的30.6万元无法对应于案涉30万元。理由是：其一，数额不同。范开飞认为因占用了陆湧涛所返还的30万元时间较长，故自行支付了6000元利息。该说法于一审中并未提出，二审中作出此解释实难采信；其二，债权转让书的证明力问题。史兴国认为名为债权转让，实为委托收款。范开飞认为系因其在前述46.9万元之外另行出借40余万元于史兴国，才有该份债权转让书形成，然其并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佐证，且其陈述40余万元均系现金交付，与其归还给史兴国30.6万元分成十余笔转账支付的付款方式存在明显的区别，范开飞的说法难以成立。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即便该债权转让书所载内容真实，也不足以说明双方之间并无其他未结债权债务存在。因此，本院对于范开飞的观点不予采信；其三，案涉委托收取款项之外，存在其他经济往来。前述分析史兴国向范开飞实际支付了46.9万元，在无法认定存在在先的范开飞向史兴国出借相对应款项事实的情况下，范开飞需就所归还款项的对应情况进行举证，在其无法证明30.6万元即为归还的案涉30万元的情况下，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四，如范开飞已将案涉30万元委托收取的款项于2015年返还给史兴国，则王明作为陆湧涛债务的保证人，且与范开飞熟识的情况下，未经核实债务的偿还情况仍于2016年2月20日出具还款承诺书与理相悖；其五，如按范开飞所述，已归还款项系案涉30万元所对应款项，其理当要求史兴国将原始借条交付范开飞或撕毁，亦或开具收条以证明款项归还事实，然本案中未见该类证据，于理不合。综上，现有证据无法证明范开飞所归还的30.6万元即为讼争的委托收取款项30万元。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范开飞负有向史兴国支付案涉委托代收的30万元款项的义务。理由是：受托人应向委托人及时报告委托事务的处理情况，并应将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转交给委托人。本案中，范开飞在收到陆湧涛向其归还的代收款项30万元之后，并未及时归还于委托人史兴国。范开飞辩称双方协商做生意，因生意未成才归还款项，致使时间较长，但其并未提供证据予以佐证，且与史兴国以诉讼方式要求原借款人陆湧涛、担保人王明归还30万元欠款的事实之间存在明显矛盾，本院对该观点不予采信。基于争议焦点一的分析，范开飞于2015年5月1日起陆续归还的30.6万元无法对应于讼争款项，则范开飞仍负有归还因受托事由取得的代收款项的义务。原审支持史兴国要求范开飞返还30万元代收款项的主张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亦予以支持。综上所述，范开飞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范开飞负担（已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苏岐华审判员  刘莉莉审判员  朱恩松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殷梦非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