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1民终673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乐登酒吧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法定代表人：杜富任。上诉人（原审被告）：杜富任，住广东省东莞市。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绍良，广东名道律师事务所律师。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俊，广东名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秀媚，住广东省增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姜东明，广东星啸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州市乐登酒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登公司）、杜富任因与被上诉人张秀媚股东出资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5）穗增法民二初字第15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4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乐某公司、杜富任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张秀媚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张秀媚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张秀媚己取得股东身份，其对于投入到乐某公司的款项属于股东对公司的出资，根据资本维持原则，禁止抽逃出资，一审判决明显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乐某公司认为本案的核心问题在于：1.张秀媚是否是乐某公司的股东；2.其投入的款项是否是股东对公司的出资，该投入的款项是否转化为公司资产。关于第一个问题，一审判决的观点，乐某公司不能认同，股东身份是一个事实问题，是否成为公司股东，要看事实上是否履行股东义务，享有股东权利。无论书面约定、出资证明书、股东名册，还是进行工商登记只是证据的问题，如果有其它证据能够证明张秀媚的股东身份，即使没有上述文件，也不影响张秀媚成为公司股东。在现状中绝大部分公司根本没有股东名册，出资协议和出资证明书，公司章程也只有公司登记时提交登记机关的版本而己，一审法院无视现状，错误的以书面约定、股东名册和工商登记作为股东身份的依据。此外，张秀媚在起诉状非常清楚地写明，双方有口头协议，对股权比例，权利义务已经作出了约定，股权投资并非要式合同，以口头方式形成并无不可。乐某公司认为，根据目前国内的司法实践来看，确认股东身份的裁判标准：一是投资人主观上是否有成为公司的意愿；二是客观上有无向公司出资；三是在事实上享有公司股东的权利义务。乐某公司结合以上三点分析：张秀媚提交的《收款收据》上载明：此收据只作临时凭证，以后以此收据换公司股东出资明书。可知，张秀媚在出资之时，要成为公司股东的主观意图非常明显，且《收款收据》是用以换发出资证明书的，出资证明书是证明股东身份的根本性文件，张秀媚提交的《短期借款清单》在尾部，张秀媚是以股东名义进行的签名。从本案所查明的事实来看，双方对张秀媚出资行为并无异议，只是对具体金额有争议，故张秀媚客观上有履行出资义务。从股东权利义务的角度来分析，第一，张秀媚在起诉状中自认双方口头约定，公司出纳由张秀媚委派，客观上张秀媚确实委派了自己的堂妹张某担任公司财务，其已经享受了公司权利，另，从张某的证言中明确表示张秀媚就是公司股东，且因股东间出现矛盾，张秀媚决定退股，双方协商将入股款转化为借款。对于上述证言，张秀媚未提出异议，从该证人证言可知，张秀媚对于其股东身份没有异议。本案中，张秀媚不光享有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而且还掌握了公司的实际控制权。从证人证言来看，2014年12月21日的《收款收据》上的公章是由证人张某加盖的，加盖之时只有张某、张秀媚和吴某在场，杜富任并不在场，从2014年12月至2015年4月都是张某保管公司公章，可知张秀媚通过其委派的财务张某掌握了公司公章，同时根据张秀媚所提交的《乐某酒吧出纳交接清单》来看，张秀媚不光掌握了公章，还掌握了公司财务章、法定代表人的私章、财务帐簿、保险柜钥匙、库存现金等，以上均是控制公司的权力象征，可知张秀媚才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其实际享有了股东权利。一审判决以未提供证据证实，乐某公司就同一事实存在截然相反的陈诉，而认定乐某公司缺乏诉讼诚信，因此认定张秀媚不具备股东身份。该认定漠视了本案已经存在的重要证据及事实，对乐某公司极其不公。关于第二个问题，从张秀媚所提交的证据《短期借款清单》来看，其投入的款项全部用于公司的各项开支，故张秀媚所投入的款项全部转化为公司财产。张秀媚在支出款项之时，并未约定是对公司借款，且基于张秀媚投资公司的意图来看，也不是无因管理的关系。按照现有的法律关系，公司欲融资，只有股权融资与债权融资两个途径，一经确定，不得更改。张秀媚在起诉状中说的很清楚，双方口头约定：按双方投资额的比例占公司的股份，……双方自负盈负。故在约定中，双方并未约定对张秀媚的投资予以保本，而且要承担亏损，从此由知，张秀媚决不是以还本付息为目的，而是为了赚取公司利润。双方形成的是股权投资的法律关系。（二）乐某公司、杜富任与张秀媚之间根本不存在民间借贷，杜富任向张秀媚交付的款项是股权转让的价款，且该股权转让的价款己付清。张秀媚在投入款项之时，乐某公司、杜富任并未与张秀媚约定是借贷关系，张秀媚在退出公司之时，张秀媚也没有证据证明双方约定入股款转化了借款。对于张秀媚退出公司的事实，乐某公司、杜富任与张秀媚均不持异议，双方争议的主要问题是，张秀媚退出是以“股转债”的方式退出，还是以股权转让的关系退出。双方均对张秀媚投资事实没有异议。鉴于双方矛盾尖锐，事实上已无法共事，双方遂决定张秀媚退出公司，但是以何种方式退出，鉴于双方均不是法律专业人士，无法理清有关的法律关系，双方之间所形成的法律关系，应当从现有的证据来还原当时当事人真实表示，从证人张某的证言来看，张某明确的说明了：“双方协商入股款转化为杜富任向张秀媚的个人借款”。该证言证明了张秀媚退出所应当支付的款项由杜富任来承担，而不是由公司来承担，从事后的履行情况来看，亦是由杜富任个人财产，而不是公司财产来支付的张秀媚退出的对价，因此有关的约定是在杜富任与张秀媚之间形成，因此决不可能形成公司对张秀媚的欠债，而是杜富任对张秀媚的欠债。既然双方形成的是股权转让的关系，那么股权转让的对价是否已偿还完毕，需要从有关的交易惯例和常理来分析判断。乐某公司、杜富任主张，2015年1月底双方商定，以470万的价格，换取张秀媚退出公司，清偿后，张秀媚退出公司，并交出公司的控制权，双方只是达成口头协议，并未签署任何书面文件。2015年5月6日，在双方商定的款项已付清的前提下，张秀媚移交代表公司控制权的物品和文件，双方权利义务结清，自此，乐某公司无须再向张秀媚支付任何款项，对于上述说法，张秀媚予以否认，但双方均无法举证证明自己所主张的事实。从双方交易惯例来看，双方对于投资公司以及其它诸多事宜均没有形成书面约定，若乐某公司没有偿还全部款项，张秀媚在没有任何书面证据的前提下，为何要放弃对公司的控制权？为何在交接之前，乐某公司、杜富任一直以天为单位向张秀媚付款，而在双方交接之后，起诉之前长达一个多月的情况却未支付任何款项?正是因为有关的股权转让款项已全部支付完毕，张秀媚才会移交公司控制权，杜富任才会终止付款。故乐某公司的观点更符合常理和双方的交易习惯。综上，乐某公司认为一审判决存在查明事实与适用法律双重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改判，支持乐某公司、杜富任全部上诉请求。张秀媚辩称，（一）关于张秀媚是否具有股东身份、垫付的940余万元是否属于公司资产的问题。根据乐某公司的营业执照记载，该公司的性质是自然人独资企业，注册资本为50万人民币，成立日期为2014年11月28日。而事实上在公司成立6个月前的2014年5月份，因资金紧张，杜富任就要求与张秀媚共同投资设立和经营乐某公司。张秀媚答应后就陆续垫付了筹建乐某公司所欠的的装修费、设备购置费、租金等费用。到2014年11月28日公司成立之日，杜富任和张秀媚双方共同支付筹建酒吧的费用已超过1000万元，但杜富任却没有履行双方协商好的共同投资经营酒吧的约定，瞒着张秀媚，单方将乐某公司登记为杜富任个人的独资企业，注册资金仅仅登记为50万元。这一事实充分说明，杜富任不仅把张秀媚排除在乐某公司的股东之外，张秀媚垫付的费用也没有成为乐某公司的注册资金从而变成公司的资产。其所谓的共同投资经营酒吧只不过是杜富任虚设的圈套，以谋求张秀媚的巨额资金，在解决资金困境的目的达到后便将张秀媚拒之门外。所以杜富任才在一审中一直坚称张秀媚根本不是乐某公司的股东，也从没有投资过一分钱。虽然公司法第36条规定：“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但张秀媚的垫付款是在公司登记成立前，在乐某公司登记时并没有登记为公司的注册资金，张秀媚也没有被登记为乐某公司的股东，因为乐某公司是个人独资企业。因此张秀媚的垫付款并没有变为公司的股权，双方商定为借款性质不违反任何的法律规定，不存在所谓的抽逃出资或者是股权转债的问题。（二）关于张秀媚是否参与乐某公司经营管理的问题。2015年1月9日乐某公司开业后不久，张秀媚得知公司的股东没有自己的名字，自己垫付的940余万元也没有登记为注册资金成为公司的资产，且杜富任一直拒绝承认张秀媚的股东身份，双方为此发生矛盾，商定张秀媚垫付的费用作为乐某公司的借款，由乐某公司从2015年2月1日开始分期偿还。也就是说，乐某公司刚刚开始经营张秀媚就已经退出了，从没有参加过股东会议，也没签署过任何的股东决议文件，更不存在乐某公司所说的张秀媚以股东身份控制酒吧管理的问题。另外，张某担任乐某公司的出纳，是乐某公司通过正常程序聘用的员工，在张秀媚2015年1月退出后，张某仍在乐某公司继续正常上班，直到2015年5月因为公司要派她到东莞上班，张某感到不方便才向乐某公司提出了辞职。因此张某入职乐某公司是公司正常的人员聘用，而且在张某与乐某公司离职交接清单中并没有乐某公司的公章交接，这足以证明张某并不负责保管乐某公司的公章。乐某公司在上诉状中谎称张某掌管乐某公司的公章，还说是张秀媚控制酒吧的权力象征，是张秀媚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证据，显然是违背事实真相的。（三）关于张秀媚的借款是否已经付清的问题。乐某公司开始经营后不久，经双方商议后同意张秀媚的垫付款作为公司借款由公司分期偿还，同时由酒吧的会计吴某负责制作了《短期借款清单》，以书面形式确认了双方的借款法律关系。截至2015年5月，乐某公司已经分期支付了470万元借款和152906.1元的利息，履行了偿还借款和利息的部分义务。这也从另一方面充分证明乐某公司事实上已经认可了940余万元垫付款转为借款的真实性。但乐某公司却为逃避付款责任，再次捏造事实，又谎称在2015年1月底与张秀媚商定以470万元的价格换取张秀媚退出公司，并且470万元已经付清。要知道，张秀媚垫付的款项高达940余万元，酒吧开始营业和张秀媚离开，都是在2015年1月份，酒吧开业不久，张秀媚没有任何理由同意将自己的940余万元作价470万元贱卖给乐某公司，乐某公司也没有任何证据来证明自己这一不合情理的主张。纵观整个诉讼过程，乐某公司在一审中一直坚称张秀媚不是酒吧股东，也没有对酒吧进行任何投资，不承认曾收到过张秀媚的940余万元，否认《收款收据》上的印章是乐某公司的盖章，否认《短期借款清单》上的签名是酒吧财务人所签，甚至连已偿还了470万元的事实也称与本案无关。待公章和笔迹鉴定报告确认了公章和签名的真实性、戳穿了乐某公司的谎言后，乐某公司为了逃避还款责任，竟又毫无根据地改口，以“基于法律问题的认识理解不同”，作为遮掩手段，谎称张秀媚不仅是酒吧股东，而且掌控了酒吧的经营管理，张秀媚的940余万元已作价470万元转让给杜富任并已付清。乐某公司这种对案件事实反复无常、前后矛盾的说辞，充分反映出了其“没有证据我就不认，如有证据我就赖账”的投机心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乐某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张秀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乐某公司、杜富任支付张秀媚本金4709606.5元及利息（以4709606.5元为本金，从2015年5月5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款日止）；2.诉讼费由乐某公司、杜富任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1月28日，乐某公司新设成立，其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杜富任。注册资本为50万元。张秀媚陈述其向乐某公司投入资金9409606.50元，同时陈述经双方口头协商，上述款项转化为乐某公司借款，由乐某公司退还并按照同期贷款利率标准支付利息。为此，张秀媚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收款收据》及《短期借款清单》。其中，《收款收据》载明乐某公司收到张秀媚入股人民币9409606.50元（此收据只作临时凭证，以后以此收据换公司股东出资证明书），该《收款收据》加盖了乐某公司印章。《短期借款清单》载明了张秀媚张秀媚自2014年5月28日至2015年1月16日支付9409606.50元的明细，且该明细载明上述款项均直接支付给第三方，该《短期借款清单》复核人处载有乐某公司会计吴某的签名。张秀媚陈述上述《收款收据》中的印章系乐某公司的印章、《短期借款清单》中吴某的签名系吴某本人书写；乐某公司、杜富任对上述《收款收据》、《短期借款清单》均不予认可，并向一审法院申请对上述证据中的印章、签名进行鉴定。根据张秀媚、乐某公司、杜富任的一致意见，一审法院确定了鉴定样本，并依法委托广东明鉴文书司法鉴定所对《收款收据》、《短期借款清单》中的印章及吴某的签名进行了鉴定。2016年3月28日，广东明鉴文书司法鉴定所就《收款收据》中印章作出明鉴司法鉴定所[2016]文某第02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该鉴定意见为检材与样本是同一枚印章盖印。2016年10月10日，广东明鉴文书司法鉴定所就《短期借款清单》中吴某的签名作出明鉴司法鉴定所[2016]文某第2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该鉴定意见分析说明为检材与样本之间存在较多高质量的符合点，基本上反映了同一人的书写习惯，两者之间存在的差异点倾向认为是书写模式和书写速度不同造成的，鉴定意见为倾向认为检材与样本是同一人所写。张秀媚对上述《司法鉴定意见书》无异议，乐某公司、杜富任对上述《司法鉴定意见书》的真实性无异议。在2015年9月6日上午的一审第一次庭审中，乐某公司、杜富任均陈述其不认可张秀媚是乐某公司股东，收据上的公章不是其公司的公章，还陈述张某向张秀媚转账本金470万元及利息152906.1元与本案无关；在2015年9月6日下午的第二次庭审中，乐某公司、杜富任均陈述张秀媚无代替乐某公司向客户支付款项；在2016年11月25日上午的第三次庭审中，乐某公司、杜富任均陈述其认可张秀媚系乐某公司股东的事实。在第三次庭审时，张秀媚、乐某公司、杜富任均确认乐某公司就张秀媚投入的9409606.50元，已通过时任乐某公司出纳的张某向张秀媚偿还了本金470元及利息152906.1元。上述本金系自2015年2月1日起计付至2015年5月5日止，利息系自2015年2月1日起计付至2015年4月30日止。自2015年5月6日起，乐某公司再无向张秀媚支付款项。张秀媚陈述乐某公司系2015年1月9日开张营业，其未实际参与乐某公司的经营管理，并向一审法院表示其认为自己并非乐某公司的股东。在一审庭审时，乐某公司、杜富任均确认乐某公司没有股东名册，没有召开股东会。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张秀媚、乐某公司、杜富任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张秀媚投入的9409606.50元性质如何认定？二、乐某公司、杜富任是否需要向张秀媚偿还张秀媚主张的款项？对于第一个争议焦点。虽然乐某公司、杜富任对于《收款收据》、《短期借款清单》均不予确认，但是经过鉴定，《收款收据》中的印章与张秀媚、乐某公司、杜富任确认的样本印章系同一枚，鉴定机构亦倾向认为《短期借款清单》中吴某的签名与张秀媚、乐某公司、杜富任确认的样本签名系同一人所写，为此，对于张秀媚关于《收款收据》中的印章系乐某公司的印章、《短期借款清单》中吴某的签名系吴某本人书写的陈述，一审法院予以采信。故张秀媚向乐某公司投入9409606.50元的事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因张秀媚、乐某公司、杜富任关于张秀媚是否是乐某公司的股东并无一致意见，且双方又无书面协议约定，为此，对于张秀媚是否具有乐某公司股东身份，应根据张秀媚、乐某公司、杜富任的行为来判断。首先，就张秀媚行为而言，张秀媚虽然存在投入9409606.50元的行为，但是存在出资行为并不一定代表张秀媚即为乐某公司股东，现乐某公司并无证据证实张秀媚实际以股东身份参与了乐某公司的经营管理，且张秀媚亦陈述其未实际参与经营管理，且张秀媚亦认为自己并非乐某公司的股东。为此，张秀媚投入款项的行为不足以证明其已经取得乐某公司股东身份的事实；其次，就乐某公司行为而言，乐某公司设立时间为2014年11月28日，而《短期借款清单》表明张秀媚投入款项的开始时间为2014年5月28日，若设立乐某公司的股东即杜富任或乐某公司实际控制人认可张秀媚的股东身份，其显然应与张秀媚就股权比例、股东身份等情况进行书面约定，或将张秀媚载入股东名册，或在公司章程载明，或在办理工商登记时将张秀媚登记为乐某公司股东，而客观事实表明上述情形均不存在，为此，乐某公司的股东即杜富任或乐某公司实际控制人实际上并不认可张秀媚的股东身份或张秀媚投入的款项系入股乐某公司作为股东的出资，上述行为显系客观存在，同时亦与乐某公司在第一次庭审中的陈述相符。虽然乐某公司、杜富任就张秀媚股东身份在一审第三次庭审亦即《司法鉴定意见书》出具之后，作出与第一次庭审相反的陈述，但并未提供证据证实其改变后的陈述符合客观事实的情况下，故对于乐某公司、杜富任关于张秀媚系乐某公司股东的陈述，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最后，就乐某公司、杜富任在本案中的行为而言，在未提供证据证实的情况下，就同一事实存在截然相反的陈述，乐某公司、杜富任在本案中缺乏基本的诉讼诚信。综上，张秀媚不具有乐某公司股东的身份，故张秀媚投入乐某公司的款项亦不具有公司法意义上的股东出资。换言之，张秀媚投入款项的行为，仅能视为一般意义上的投资行为，其向乐某公司投入的9409606.50元应属于投资款。对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因张秀媚投入乐某公司的款项系投资款，现张秀媚、乐某公司、杜富任均确认乐某公司就张秀媚投入的款项存在偿还本金及利息的行为，而本金及利息支付行为的存在一般表明双方应就涉案的款项存在借贷关系。因为张秀媚不具备乐某公司股东的身份，张秀媚投入款项亦非公司法意义上的股东出资，为此，张秀媚并不享有乐某公司的股权，故亦不存在张秀媚主张的款项系股权转化为债权的可能，而将投资款转化为借款的行为，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同时，乐某公司向张秀媚清偿部分本金及利息，均系通过时任乐某公司出纳的张某清偿，因张某时任乐某公司的出纳，支付款项的行为亦属其职责范围，为此，张某的行为应为履行乐某公司赋予的职责行为，应视为乐某公司的行为，换言之，张某的还款行为，应视为乐某公司的还款行为。故张秀媚关于张秀媚、乐某公司、杜富任口头协商，上述款项转化为乐某公司借款，由乐某公司退还并按照同期贷款利率标准支付利息的陈述，符合常理，亦符合已经发生的乐某公司还本付息的客观事实，为此，对于张秀媚的上述陈述，一审法院予以采信。综上，因张秀媚投入乐某公司的9409606.50元已转化为乐某公司的借款，现乐某公司已经偿还了本金470万元及截止2015年4月30日的利息，为此，乐某公司仍需向张秀媚清偿本金4709606.50元及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5年5月5日起计付至还清款日止）。因乐某公司系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其股东的被告杜富任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其自身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现杜富任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自身财产，为此，杜富任应对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对于张秀媚主张的乐某公司、杜富任连带清偿本金4709606.50元及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5年5月5日起计付至付清款日止）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判决：一、乐某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张秀媚清偿本金4709606.50元及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5年5月5日起计付至还清款日止）；二、杜富任对乐某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案件受理费44970元，保全费5000元，鉴定费72198元，均由乐某公司、杜富任连带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上诉及答辩陈述，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张秀媚收回投资款的行为是否构成股东抽逃出资并应认定为无效；2.双方的债务是否已经结清。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乐某公司登记为自然人独资企业，注册资本为50万元，出资人为杜富任，而张秀媚对乐某公司的投入没有纳入注册资本范围，张秀媚与杜富任之间也没有约定张秀媚的持股比例或通过订立章程确认张秀媚的股东身份，且作为公司唯一股东的杜富任有部分归还张秀媚的投入款项，故应认定张秀媚对公司的资金投入具有对公司的借款性质，公司有清偿的义务。乐某公司、杜富任主张张秀媚已取得了股东身份，其收回投资构成抽逃出资而有违公司资本维持原则无效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张秀媚先后向公司投入的款项为9409606.50元，有公司盖章确认的《收款收据》以及公司会计签名确认的《短期借款清单》为据，双方确认乐某公司、杜富任已偿还了470万元本金及利息152906.1元，故张秀媚主张归还余款有据，依法应予支持。乐某公司、杜富任关于双方已商定以470万元的价格换取张秀媚退出公司且已付清对张秀媚的债务的上诉主张没有充分依据，其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乐某公司、杜富任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4970元，由上诉人广州市乐登酒吧有限公司、杜富任连带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天喜审判员  徐 艳审判员  张纯金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日书记员  刘俊武蔡静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