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东三法民一初字第8号原告：杨士进，男，1950年3月2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原告：朱美凤，女，1948年2月28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安平，广东明楷律师事务所律师。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淑红，广东明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东莞三局医院，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塘厦镇。法定代表人：肖美群。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和庆，广东弘名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仕海，男，1967年10月9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京山县，系东莞三局医院的急诊科医师。原告杨士进、朱美凤诉被告东莞三局医院（以下简称“三局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1月9日第一次公开审理，原告杨士进、朱美凤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安平、陈淑红，被告三局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仕海、邓金传均已到庭参加诉讼。第一次庭审后，本院依法委托了医疗损害鉴定，本案中止审理，后2017年3月份司法鉴定意见书出具后，本案恢复审理。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5月24日第二次公开审理，原告杨士进、朱美凤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安平、陈淑红，被告三局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仕海、陈和庆均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杨士进、朱美凤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被告对杨某的死亡承担医疗损害赔偿责任，向原告支付以下费用的一半：1、死亡赔偿金651974元；2、丧葬费29672.5元；3、被抚养人生活费父亲77137.92元、母亲67495.68元；4、殡仪费用6780元；5、交通费2000元；6、误工费10031元；以上合计845091.1元，被告承担一半即为422545.55元；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4年10月8日下午，原告的儿子（即死者）杨某因全身乏力，呕吐，出汗的轻微不适的症状，到东莞三局医院急诊科治疗，主诊医生吴仕海在未详细询问病情，了解我儿的具体身体状况的情况下简单地要求死者进行了血常规检验，后开具了治疗肠胃炎的注射药物及口服药物，我儿回家服药后，10月9日凌晨一点半左右，出现出汗的现象，后在凌晨两点多，被发现口吐白沫，指甲发黑，家人当即报警并呼叫“120”抢救中心，当场被诊断抢救无效，确认已死亡。事后，原告检查死者的病历及药物时方才发现，医院并未在患者的病历本上作任何病情记录，后原告当即到医院要求提供病历资料，被告也表示无法当即提供。2014年10月11日，原被告共同委托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对杨某的死亡进行司法鉴定，由鉴定意见可知，死者死亡的最主要原因是因出现低钾症状而导致心源性猝死。死者曾出现全身乏力，呕吐，出汗的症状，存在导致低钾血症的病理基础。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七条，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未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告作为二级综合性医院，理应对患者进行准确诊疗，而死者就症时全身无力，存在明显低钾血症的症状，在对症治疗时应当予以充分考虑并排查，但被告医务人员在诊疗时未作针对性排查与治疗。相反，在开具处方时，使用了哌拉西林钠舒巴坦钠针剂及地塞米松注射液。而经查，哌拉西林钠舒巴坦钠针剂在使用前必须做青霉素皮肤试验，且必须警惕低钾血症的可能。地塞米松注射液引起低钾血症的病例也屡屡发生。这两种药物无疑直接加重了低钾血症的症状。同时，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患者有损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一）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二）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三）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及第六十一条，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按照规定填写并妥善保管住院志、医嘱单、检验报告、手术及麻醉记录，病理资料、护理记录、医疗费用等病历资料。而在本案中，被告并未在患者的病历本上作任何记录，也无法在案发当日及时向原告提供病历资料，存在篡改病历的嫌疑，侵犯患者的合法权益。综上，被告应当对杨某的死亡承担责任，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向法院提请本诉讼，请求法院依法作出公正判决。被告三局医院辩称，一、患者为32岁男性，于2014年10月8日:00因“腹痛2小时，腹泻1次”来我院急诊就诊，当时在其女朋友陪伴下步行就医，精神状况良好，无乏力、抽搐、口干等症状。无急腹症表现，否认有慢性病史，初步诊断为“急性胃炎，急性肠炎”，给予常规血常规检查。因其发病时间短，仍处在观察治疗期，加之一般情况良好，无急诊血生化、心电图、腹部Ｂ超等检查指征，符合诊疗常规。血常规结果为：ＷＢＣ12。45×ｌ09，中性粒细胞绝对值9。35×109，提示存在细菌感染，给予“哌拉西林舒巴坦钠针”抗感染等对症处理，未违反诊疗常规。二、根据药物说明书及药典，“哌拉西林舒巴坦钠针”和“头孢克肟”对革兰氏阴性菌感染作用明显，并按规定实行青霉素皮试。同时在正常范围内使用“哌拉西林钠舒巴坦钠针”静点引发电解质紊乱可能性不大，只有在与利尿剂联合使用情况下需警惕低血钾的发生。“地塞米松针”有抗炎，消除胃肠粘膜充血水肿作用，可缓解腹痛症状，只有在长期大剂量使用的情况下才可能出现低血钾症的可能。我院给患者使用量只有５ｍｇ，引发电解质紊乱可能性不大。三、患者在我院输液完毕，症状缓解，无诉不适，于21:30分自行离开我院回家。再次出现症状为次日凌晨1时左右，开始为出冷汗，无意识障碍，逐渐加重，最后表现为口吐白沫、呼之不应、皮肤青紫等。但家属却在4:40分钟才拨打“120”急救电话，期间未采取任何补救措施。据家属反应，患者在输液完后曾进食过外卖夜宵，从侧面反映其症状已好转。结合尸检报告：在胸腺存留的基础上，符合慢性甲状腺炎及肠炎共同作用致心源性猝死，排除中毒、药物过敏等可能。由此可见，患者的死亡与本身疾患隐瞒、病情加重时家属延误最佳抢救时间存在必然联系，原则上与我院诊治不存在因果关联。四、患者就诊时，我院正处在电子病历初始阶段，当事医生已按医院相关规定，完成电子病历，开具电子处方，门诊就诊日志上作了相应的记录，保存在电脑中，故未在门诊病历上书写。事发当日下午家属要求提供门诊病历，但因家属情绪激动，限制相关人员，无法打印相关门诊病历，故未及时提供给家属。不存在篡改和捏造门诊病历的情况出现。以上是患者在我院的主要诊疗过程，我院在为患者提供诊疗服务的过程中完全符合医疗诊疗常规及规范，履行了相关的告知义务及职责。我院在对杨某杨某实施的整个诊疗过程都没有存在违反相关医疗卫生法律法规、行政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的行为。我院的诊疗行为与患者的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五、我院的医疗行为并未违反诊疗常规，不存在医疗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杨某死亡与其本身有慢性疾患却不医治、病情加重时家属延误最佳抢救时间存在必然联系，理由详见之前所交的答辩状。且医疗损害鉴定意见书也认定我院的医疗过失行为在对杨某死亡后果中的原因力大小属于轻微因素。六、退一步讲，即使本医院要承担赔偿责任，责任也不是原告所述的一半责任，原告诉请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殡仪费用、交通费、误工费等各项费用计算标准亦明显过高，且有些没有依据。1、关于死亡赔偿金，根据死者杨某的死亡原因鉴定报告可以看出，死者是因患慢性甲状腺及肠炎共同作用致心源性猝死，与答辩人的医疗行为无关，因此，不应由本医院承担死者杨某死亡的责任。另，从原告提供的户口本可以看出，死者杨某为农村户口，而原告提供的入职申请表和劳动合同上杨某的签名明显不是同一人所写，是不真实的，也没有相应的社保记录、工资流水、纳税凭证等予以佐证，不能证明死者杨某死亡之前在东莞已经连续居住并工作一年以上，因此，就算要计算死亡赔偿金，亦应按农村户口的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原告的计算标准明显过高。2、关于丧葬费、殡仪费用，根据死者杨某的死亡原因鉴定报告可以看出，死者是因患慢性甲状腺及肠炎共同作用致心源性猝死，与答辩人的医疗行为无关，因此，不应由本医院承担死者杨某的丧葬费及殡仪费用。且殡仪费用本就属于丧葬费，不应重复计算，两项费用计算标准亦过高。3、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死者杨某和被扶养人（即两原告）均为农村户口，原告也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原告和死者杨某已在东莞连续居住并工作一年以上，因此，就算要被扶养人生活费，亦应按农村户口的标准计算。且现有证据无法看出原告的子女人数，因此，原告的计算方式是错误的。4、关于交通费、误工费，原告诉请的这两项费用明显过高。其中，交通费没有任何票据予以证明；原告诉请误工费的证据只有一张证明，证明上显示四位误工人员均在同一家公司上班，明显不符合常理，且6500元/月、4300元/月的工资早已达到了缴纳个人所得税的标准，原告却没有社保缴费记录、劳动合同、工资发放流水、纳税凭证等相关证据证明，因此，其主张不可采信。综上所述，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杨某于2014年10月8日19:00时许，因“腹痛2小时、腹泻1次”，到三局医院进行门诊治疗，被诊断为“1、急性胃炎；2、急性肠炎”，给予治疗后杨某自行离院。2014年10月9日凌晨4时30分许，杨某的家属发现杨某口吐白沫、呼之不应，急呼120，医护人员到现场后进行持续的抢救，但杨某最终经抢救无效于2014年10月9日5时30分被宣布临床死亡。2014年10月9日5时5分，杨某的哥哥杨运来对杨某的情况进行报警。2014年10月11日，三局医院、杨运来共同委托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对杨某的死亡原因进行鉴定。2014年11月17日，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出具鉴定意见书，认定：杨某在胸腺存留的基础上，符合因患慢性甲状腺及肠炎共同作用致心源性猝死。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本院依法委托了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三局医院对杨某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失；如有过失，其过失与杨某的死亡后果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过失参与度”进行鉴定。2017年3月24日，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鉴定意见书，认定三局医院在对杨某的诊疗过程中存在“1、病历书写不规范，未能及时把门诊病历打印并交还患者保存；2、哌拉西林钠舒巴坦钠针的使用无适应证，使用前未询问过敏史，但患者的死亡不属于过敏性相关的死亡；3、地塞米松的使用无适应证，但该药物亦不足以导致中毒甚至猝死。因上述二种药物导致不良后果的依据不足，故认定医方的过失与患者的死亡后果没有直接因果关系，仅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患者的用药风险，故认为医方用药不谨慎过失属于轻微参与因素”，结论为“三局医院在对杨某的诊疗过程中存在过失，其过失行为在患者死亡后果中的原因力大小属轻微因素，建议参与度为1%-10%”。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费用14600元，已由三局医院预付。对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该鉴定意见书，杨士进、朱美凤及三局医院在本院给予的合理期限内均未提出异议。杨某去世时年满32岁，为农业户口居民。杨某死亡后于2014年10月9日在东莞市殡仪馆进行火化，共支出殡仪费用6780元。杨某的亲属关系为：未婚，无子女；父亲杨士进，1950年3月2日出生；母亲朱美凤，1948年2月28日出生；杨士进、朱美凤生育包括杨某在内的子女共5人。杨士进、朱美凤主张杨某死亡前在东莞市已连续居住满一年且有固定收入，对此主张，杨士进、朱美凤举证了一份显示为“东莞市塘厦博奇实业有限公司”的入职申请表及一份显示为“东莞市塘厦博奇实业有限公司”与“杨某”签订的劳动合同，合同期限为2013年3月2日至2014年10月31日。对杨士进、朱美凤举证的上述入职申请表及劳动合同，三局医院均不予确认，认为不足以认定杨某死亡前在东莞市已连续居住满一年且有固定收入。此外，杨士进、朱美凤未能举证杨某的工资条、银行流水等收入证明或记录。另，杨士进、朱美凤确认杨某没有购买社保的记录。杨士进、朱美凤主张为处理杨某死亡事宜导致家属四人共产生误工费10031元，其中2人误工各20天，2人误工各14天。对此主张，举证了一份显示由“厦门市嘉骏薄膜包装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为证；三局医院对此《证明》不予确认。以上事实，有报警回执、殡仪馆发票、《证明》、入职申请表、劳动合同、亲属关系证明、病历、医护人员执业证、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等及本院庭审笔录附卷为证。本院认为，本案中，原、被告双方对杨某于2014年10月8日在被告处门诊治疗、死亡原因、死亡时间、火化时间、双方委托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的事实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被告应否对杨某死亡的事件承担赔偿责任；2、原告的损失如何确定。关于三局医院对于杨某死亡的事件是否应该承担责任。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意见书的鉴定结论为“三局医院在对杨某的诊疗过程中存在过失，其过失行为在患者死亡后果中的原因力大小属轻微因素，建议参与度为1%-10%”。杨士进、朱美凤及三局医院在本院给予的合理期限内对此鉴定结论均未提出异议，故对此鉴定结论，本院予以采信。结合杨某的病情、鉴定分析及结论以及三局医院的答辩意见，本院酌情认定三局医院对于杨某死亡的事件应承担5%的责任。关于原告的损失如何计算。参照《广东省2016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原告诉赔项目应按法定标准计算如下：1、误工损失：原告请求处理杨某后事的亲属4人，其中2人误工各20天，2人误工各14天，共计10031元，但只举证了一份显示由“厦门市嘉骏薄膜包装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为证，未能举证误工人员的劳动合同、工资银行流水、社保记录等，且被告对此《证明》不予确认，本院不予采信。本院酌情认定三人十天的误工费为：1510元/月（东莞市上年度企业职工最低工资标准）÷30天/月×10天×3人=1510元。2、交通费：根据本案的实际需要，原告请求亲属处理后事的交通费2000元，没有提供正规发票作证，本院酌定交通费为1500元。3、丧葬费：原告请求丧葬费29672.5元，另请求殡仪费用6780元。因丧葬费已包含火化费等费用，原告重复请求的，本院不予支持。本院支持：3489元/月（东莞市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6个月=20934元。4、死亡赔偿金：杨某为农村户口居民，原告仅举证的“东莞市塘厦博奇实业有限公司”的入职申请表及劳动合同，未能举证杨某的工资条、银行流水、社保参保记录等，未能充分证明杨某死亡前在东莞市已连续居住满一年且有固定收入，故杨某的死亡赔偿金不应参照城镇居民的标准计算，还应按照农村户口居民的标准计算。杨某死亡时为32周岁，尚未年满60周岁，按20年计算。为：13360.4元/年（广东省上年度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20年=267208元。5、被抚养人生活费：原告杨士进为杨某的父亲，于1950年3月2日出生，2014年10月9日杨某死亡时，杨士进已年满64周岁，超过60周岁4年，其被抚养人生活费尚计算16年（20年-4年）。原告朱美凤为杨某的母亲，于1948年2月28日出生，2014年10月9日杨某死亡时，朱美凤已年满66周岁，超过60周岁6年，其被抚养人生活费尚计算14年（20年-6年）。综上，两原告的被抚养人生活费尚需计算30年，共计：11103元/年（广东省上年度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标准）×30年=333090元。因原告杨士进、朱美凤生育包括杨某在内的子女共5人，故原告损失的被抚养人生活费应为：333090元÷5人=66618元。以上1-5项费用合计357770元，根据责任比例5%，被告应承担原告的损失为：17888.5元。另，被告已预付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费用14600元，该费用按责任比例5%，被告应承担730元，原告应承担13870元。扣减了被告已为原告垫付的鉴定费13870元后，被告尚应向原告支付：17888.5元-13870元=4018.5元。对于原告诉讼请求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东莞三局医院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赔偿原告杨士进、朱美凤误工损失、交通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共计4018.5元；二、驳回原告杨士进、朱美凤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7638元，由原告杨士进、朱美凤负担7400元，被告东莞三局医院负担238元。原告申请缓交已获本院批准，在本判决生效后，双方将应付之数迳付本院。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韦枝展人民陪审员  赵亮明人民陪审员  ＸＸ娣二〇一七年六月一日书 记 员  余秋玲吴海志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第二十七条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第二十八条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