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川01民终614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蜀金路1号金沙万瑞中心2栋12层1201—1205号。负责人：郭小龙，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翁遥，四川联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朝琼，女，1935年12月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邻水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平波，女，1966年1月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静，女，1968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以上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平，四川海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杨涛，男，1971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星，四川海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黄成，男，1989年1月2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原审被告：北京吉芬时装设计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城园一区龙珠公寓工A座1510。法定代表人：谢锋，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茜，该公司工作人员。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分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老马路7号。负责人：姜晓香，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闫鲁番，该公司工作人员。上诉人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以下简称浙商财险四川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朝琼、杨平波、杨静，原审被告杨涛、黄成、北京吉芬时装设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芬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财险成都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2014）金牛民初字第25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4月2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浙商财险四川分公司上诉请求：请求撤销原判，驳回刘朝琼、杨平波、杨静对浙商财险四川分公司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本案投保人并非真实存在的自然人，投保的京Ｊ×××××为套牌车辆，《保险法》并未对此种情况作出规定，本案不应适用《保险法》，而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二、京Ｊ×××××号车辆为套牌车辆，本身并无路权，其作为保险车辆签订的保险合同，违反了道法的强制性规定和禁止性规定，即使合同成立，也因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导致保险合同无效。交警部门在处理本案交通事故适用的是形式审查，并未适用实质审查，因此浙商财险四川分公司在与甘伟签订保险合同时进行形式审查并无过错。被上诉人刘朝琼、杨平波、杨静辩称，浙商财险四川分公司收取了全额保费，且在正常基础上进行了上浮，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京Ｊ×××××号车辆的驾驶人黄成超出保险责任的约定加重了保险公司的风险，浙商财险四川分公司应当承担责任。原审被告杨涛述称，与被上诉人答辩意见一致。原审被告黄成未作答辩。原审被告吉芬公司述称，同意一审判决，吉芬公司在本案中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黄成驾驶的肇事车辆套用了吉芬公司所有的相同车辆的号牌。吉芬公司发现车辆被套牌后，已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部门出具的受案回执上明确载明“经调查有证据证明车辆被套牌”。吉芬公司不是肇事车辆所有人，不承担赔偿义务，也不是适格的被告。原审被告人保财险成都分公司述称，请法院依法裁判。刘朝琼、杨平波、杨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黄成、杨涛、吉芬公司赔偿医疗费94992.39元、丧葬费17936元、死亡赔偿金101535元、住院伙食补助费400元、护理费1000元、交通费1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万元，共计236863.39元；2、浙商财险四川分公司、人保财险成都分公司在保险责任限额内对刘朝琼、杨平波、杨静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5月12日12时06分，杨涛驾驶川Ａ×××××号轿车（搭乘杨榜文、刘朝琼）行驶至金府路××村公交车站站前路口时，左转弯掉头向茶店子行驶过程中，与直行在相对方向车道中，黄成驾驶的挂牌为京Ｊ×××××号轿车发生碰撞，造成杨榜文、刘朝琼受伤，两车受损。2013年6月27日，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第二分局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车辆情况”载明：黄成驾驶的京Ｊ×××××号轿车所有人为吉芬公司，保险公司为浙商保险公司；并确定黄成、杨涛分别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杨榜文、刘朝琼不承担事故责任。事故处理中，黄成向交警部门提交了：1、京Ｊ×××××号车辆《机动车行驶证》载明，所有人为吉芬公司，品牌型号为凯宴WP1AA×××××L，发动机号码为BFD6×××××5，发证日期为2009年3月13日。杨榜文受伤后即被送至成都市金牛区人民医院重症监护室住院治疗，因抢救无效，于2013年5月21日死亡，住院9天共产生住院医疗费用94992.39元。杨榜文与刘朝琼系夫妻关系，双方于1962年4月1日结婚，婚后生育三个子女，即杨平波、杨静、杨涛。杨榜文系城镇居民户口。黄成持有四川省宜宾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核发的《机动车驾驶证》，有效起始日期为2008年4月11日，有效期限为6年，准驾车型为C1（即小型汽车等）。杨涛持有四川省成都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核发的《机动车驾驶证》，有效起始日期为2008年9月12日，有效期限为6年，准驾车型为C1（即小型汽车等）。2012年11月22日，杨涛向人保成都分公司为川Ａ×××××号车辆投保了交强险、车上人员责任险（乘客，保险限额1万元/座×4座）、不计免陪率等保险，保险期间从2012年11月25日0时起至2013年11月24日24时止。黄成在交通事故处理中向交警部门提交的保险单，以及浙商财险四川分公司留存的保险单均载明：2013年5月2日，一自称“甘伟”的人向浙商财险四川分公司为京Ｊ×××××号车辆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其中死亡伤残限额11万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1万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2000元）、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以下简称商业三者险，保险限额为50万元）、不计免赔特约险等保险，保险期间从2013年5月4日0时起至2014年5月3日24时止。庭审中，浙商财险四川分公司提交了“甘伟”在投保时向保险公司出具的京Ｊ×××××号车辆行驶证复印件、吉芬公司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代码为7523****—8），但未能提交“甘伟”投保时出示的身份证复印件。诉讼中，刘朝琼、杨静、杨平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根据保险单上载明的“甘伟”身份证号码，未能查询到相应的身份信息。2005年11月1日，吉芬公司取得京Ｊ×××××号凯宴牌小型越野客车的《机动车登记证书》，该证书载明：该车的车辆识别代号/车架号为WP1AA29P06L*****1，发动机号为BFD6×××××5，车身颜色为灰色。2012年11月6日，吉芬公司向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为该车投保了交强险、商业三者险、不计免赔率等保险。2013年11月7日，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朝阳交通支队劲松大队受理了京Ｊ×××××号车辆被套牌一案，并在其出具了《套用机动车号牌案件受案回执单》上注明：经调查有证据证明车辆被套牌。2014年2月21日，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将该车原号牌京Ｊ×××××号变更登记为京Ｑ×××××，并于同年3月26日向吉芬公司重新核发了《机动车行驶证》。2014年3月14日，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原北京吉芬时装设计有限公司的名称变更为北京吉芬时装设计服从有限公司，该公司组织机构代码为7003****—3。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主要采信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机动车行驶证复印件、机动车驾驶证、保险单、身份证复印件、出院证明书、死亡证明、遗体火化证明、住院费用结算票据、证明、机动车登记证书、套用机动车号牌案件受案回执、组织机构代码证、组织机构代码证、名称变更通知、当事人一致陈述以及庭审笔录等证据。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所涉交通经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认定应由黄成、杨涛承担事故同等责任，故黄成、杨涛应按责对刘朝琼、杨静、杨平波的损失各承担50%的赔偿责任。黄成所驾驶的车辆系套用吉芬公司所有的相同型号车辆车牌，而该车并非为吉芬公司所有。故刘朝琼、杨静、杨平波要求吉芬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刘朝琼、杨静、杨平波的损失确认为：1、医疗费94992.39元，有医疗费票据，予以确认。自费医疗费数额，酌情按总额的15%确定为14248.86元。2、丧葬费17936元、死亡赔偿金101535元，予以确认。3、住院伙食补助费确认为180元（9天×20元/天）。4、护理费参照当地护工一般工资情况酌情认定为900元（100元/天×9天）。5、交通费酌情认定为200元。6、精神损害抚慰金2万元，予以确认。综上，刘朝琼、杨静、杨平波的损失共计235743.39元。一审法院认为，浙商财险四川分公司是专业保险机构，应有较强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应在办理保险业务时仔细审查投保人提供的投保资料。本案中，“甘伟”作为投保人向保险人浙商财险四川分公司提出保险要求，浙商财险四川分公司并未严格审查其提供的行驶证等证件，甚至未留存“甘伟”的身份证明复印件，其后浙商财险四川分公司同意了“甘伟”的投保要约，为套牌的京Ｊ×××××号车辆投保交强险、商业三者险，收取了“甘伟”支付的保险费，并出具了机动车辆保险单、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至此，双方当事人已完成了法律要求的要约、承诺等等订立合同所需的步骤和手续，故双方的保险合同关系已经依法成立。因法律、法规及相关保险条款并无套牌车投保的保险合同无效的规定或约定，故双方签订的保险合同依法有效。被保险车辆虽系套牌未侵害被套用号牌车车主的合法权益，也未增加保险公司的保险责任风险，也不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故“甘伟”与浙商财险四川分公司之间的保险合同关系合法有效，浙商财险四川分公司应对该车在交强险、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相应的保险责任。因本案所涉交通事故中刘朝琼本人亦受伤（另案诉讼中），其应获得的赔偿金额为52353.41元，因两人的赔偿费用金额总和为288096.80元已超过交强险医疗费赔偿限额，故根据公平原则，两人应按其各自应获赔偿金额占两人赔偿金额的总和的比例，从交强险人身伤害赔偿限额120000元中获得赔偿，其中杨榜文所占比例应为81.83％、刘朝琼所占比例为18.17％.故浙商财险四川分公司在本案中所承担的保险责任为：1、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104689.50元，其中非自费医疗费用8183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万元、丧葬费17936元、死亡赔偿金58570.50元；2、应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58402.52元，其中非自费医疗费用余额中的50%即36280.27元、死亡赔偿金余额中的50%即21482.25元、住院伙食补助费的50%即90元、护理费的50%即450元、交通费的50%即100元。即浙商财险四川分公司承担的赔偿金额应为163092.02元，其余自费医疗费用的50%及7124.43元应由黄成负担。杨涛应承担的赔偿费用为65526.95元。因杨涛在人保财险成都分公司投保了车上人员责任险（乘客，保险限额为1万元/座×4座），故人保财险成都分公司应向刘朝琼支付车上人员责任险赔偿额1万元，余额55526.94元仍有杨涛自行承担。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黄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向刘朝琼、杨平波、杨静支付赔偿费用7124.43元；二、杨涛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向刘朝琼、杨平波、杨静支付赔偿费用55526.94元；三、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向刘朝琼、杨平波、杨静支付赔偿费用163092.02元；四、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向刘朝琼、杨平波、杨静支付赔偿费用1万元；五、驳回刘朝琼、杨平波、杨静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84元，由黄成、杨涛各负担792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履行）。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浙商财险四川分公司是否应当对杨涛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对此，本院评述如下：上诉人浙商财险四川分公司作为专业保险机构，在签订保险合同时，应利用其专业知识和技能，对投保车辆的信息进行主动审查核实，如发现投保车辆有不宜投保的情形，可拒绝承保。本案中，浙商财险四川分公司在审核车辆情况后收取了投保人支付的保费，向投保人出具了机动车辆保险单、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与投保人建立了保险合同关系。根据查明的事实，被套牌车辆与案涉车辆于同期在不同的保险公司分别购买了保险，属“一车一保”，且车辆套牌与交通事故本身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亦无证据证明套牌车辆有从事违法活动，增加车辆危险程度的其他情况。案涉车辆的套牌行为虽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有关“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限缩性解释，案涉车辆实施的有关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行为，并不必然导致保险合同无效。鉴于浙商财险四川分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其在保险合同中对案涉情况具有约定应当免责的情形，对保险车辆在保险期内发生事故的，浙商财险四川分公司应按照保险合同约定履行相应责任。综上，浙商财险四川分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84元，由上诉人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邱 寒审判员 付冬琦审判员 苟 峰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ＸＸ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