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渝05民终282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阎建军，男，1983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忠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段超，男，1987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垫江县。上诉人阎建军因与被上诉人段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2016)渝0103民初141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阎建军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段超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逾期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阎建军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主要事实和理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因一起做工程需要，由上诉人出面向王运红租车，被上诉人转给王运红的5000元是其向王运红支付的租车费用，并不是上诉人向被上诉人的借款，被上诉人仅以一张不是原始录音的刻录光盘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借款事实，证明力不足。被上诉人段超未到庭参加诉讼，但提交书面答辩状称，被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借钱的金额以及用途，上诉人也予以认可，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4月1日，阎建军向段超借款5000元，并要求段超将款项支付至王运红的账户，段超通过支付宝转账的方式将上述借款付至了王运红的银行账户，付款后，阎建军一直未归还借款。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段超支付给王运红的5000元是否系阎建军向段超借款。从本案证据看，阎建军与段超之间并无任何借款凭据如借条、借款协议等，因此仅依据付款行为无法判断款项的性质。但在双方的通话内容中载明，段超多次陈述本案所涉5000块钱系出借给阎建军并支付给王运红，并询问阎建军是否属实，阎建军在其中两次答复“我晓得”、“我承认”、“我又没说我从来不承认这个事”，从通话前后双方语义分析，阎建军作出“我晓得、我承认”的陈述实际是对段超陈述事实的认可，而段超的陈述明确了阎建军向其借款5000元并按阎建军要求将5000元打给王运红的事实。因此可以认定本案系阎建军向段超借款并指定段超付款给他人，故双方之间借款合同关系依法成立，应属有效。由于未约定还款时间，段超可以要求阎建军在合理期限内归还借款。该院酌定自起诉之日即2016年7月25日起至2016年7月31日止为还款期限，现还款期限已经届满，阎建军仍未还款，应当承担还款责任。对于阎建军在庭审中提出的抗辩意见，该院分别作如下评述：一、关于阎建军抗辩“我晓得”、“我承认”的陈述仅仅是表明知道段超从其姐姐处借款，并将款项支付给了王运红，但不是认可阎建军向原告借款5000元的意见。该院认为，阎建军作出“我晓得”、“我承认”的陈述时并未区分该陈述指向的事实，而段超所作的陈述系对借款一事作出的完整意思表述，其中包括5000元来源、借款主体以及支付对象等内容，现阎建军辩称“我晓得”、“我承认”仅指对“5000元来源”以及“支付对象”的认可，而否认段超关于借款主体的陈述，不符合日常通话中对“我晓得”、“我承认”的通常理解，故上述辩称意见不能成立。二、关于阎建军抗辩没有收到本案款项不同意还款的意见。该院认为，尽管本案借款并未支付给阎建军，但阎建军作为借款人指定段超将借款支付给他人，在段超付款后应视为已经实际出借款项给阎建军，因此阎建军仍应履行还款义务。三、关于阎建军抗辩本案款项系支付租车费用的意见。该院认为，阎建军对双方通话录音真实性予以确认，从双方通话录音看，在段超多次陈述本案5000元系阎建军向其借款后，阎建军未对段超陈述的款项性质提出任何否认或抗辩意见，也未提出5000元系支付租车费用的问题，而且在其中两次陈述中对段超所述的借款事实还以“我晓得”、“我承认”、“我又没说我从来不承认这个事”的答复反复进行了确认，故阎建军抗辩的款项系租车费的意见也不能成立。至于王运红陈述，本案5000元是阎建军让段超支付的租车费用，该院认为，王运红关于5000元系租车费用的陈述虽与阎建军的陈述能够吻合，但从王运红的陈述看，阎建军向王运红租车时段超并不在场，在归还车辆时段超也未到场，段超与王运红之间并未就车辆租赁有过协商或达成一致，涉及租车的事宜均是由阎建军与王运红进行协商。同时，段超并不认可向王运红租车的事实，阎建军也无其他证据证明段超与王运红之间存在车辆租赁合同关系，不能依据段超向王运红付款的事实认定双方之间具有车辆租赁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段超举示的证据能够证明双方之间具有借款的事实，而阎建军提出的抗辩意见并无证据支持，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阎建军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段超借款5000元。二、如阎建军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三、本案减半收取案件受理费25元，由阎建军负担。二审中，上诉人阎建军围绕其上诉请求提交微信支付账单二份及农业银行交易明细清单一份，拟证明其分别在2015年5月4日、2015年5月5日以转帐形式向被上诉人段超支付租车费1900元、100元。因被上诉人段超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逾期未到庭参加诉讼，未对上述证据进行质证。经本院审查，两份微信支付账单中的收款方是微信名为“故事叙说”的人，农业银行交易明细清单仅反映出上诉人阎建军在2015年5月4日、2015年5月5日通过其农行帐户分别转出1900元、100元。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段超支付给王运红的5000元是否是阎建军向段超的借款。针对该焦点问题评议如下：第一、从本案证据看，阎建军与段超之间没有任何诸如借条、借款协议之类的书面借款凭据，但在双方的通话录音中可反映出，段超多次陈述本案所涉5000块钱系出借给阎建军并支付给王运红，并询问阎建军是否属实，阎建军在其中两次陈述中答复“我晓得”、“我承认”、“我又没说我从来不承认这个事”，从通话前后双方语义分析，阎建军作出“我晓得、我承认”的陈述实际是对段超陈述借款事实的认可。第二、关于上诉人阎建军认为通话录音的证据载体不是原始手机，证明力不足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九条规定：对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进行质证时，当事人有权要求出示证据的原件或者原物。但有下列情况之一的除外：（一）出示原件或者原物确有困难并经人民法院准许出示复制件或者复制品的；（二）原件或者原物已不存在，但有证据证明复制件、复制品与原件或原物一致的。一审中，段超在举示录音光盘时已向一审法院说明该录音是其通过手机录制，因手机损坏而无法当庭使用手机播放，阎建军在一审质证阶段对通话录音内容的真实性也表示认可，故一审法院以该证据作为定案依据并无不当。第三，关于上诉人阎建军认为本案所涉款项是租车费用问题。本院认为，阎建军向王运红租车时双方没有签订书面的租赁合同，段超也不在租车现场，涉及租车的事宜均是由阎建军与王运红协商完成，在段超不承认租车事实而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仅凭王运红陈述“阎建军说他和段超在一起做工程项目需要借车使用”的内容，不能认定段超与王运红之间也存在车辆租赁关系；另外，阎建军在二审阶段新提交的微信支付账单及农业银行交易明细清单也因证据本身无法反映收款人的真实姓名、转款事由而不能达到其向被上诉人段超支付租车费2000元的证明目的。综上，上诉人阎建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阎建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 洪代理审判员 赵 克代理审判员 陈 霞二〇一七年六月十日书 记 员 汪晓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