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鲁06民终147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琪，男，1958年3月8日生，汉族，住烟台市福山区。委托代理人：臧晓娟，烟台开发区八角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寿禄，男，1956年8月1日生，汉族，住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委托代理人：孙景敏，山东一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琪因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5)开民三初字第5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刘琪及其委托代理人臧晓娟、被上诉人陈寿禄及其委托代理人孙景敏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原告陈寿禄诉称，陈寿禄系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八角办事处官庄村人，1983年实施家庭承包制以后，原告分得口粮地8.5亩，外加3块小地湾，累计10亩余，该土地坐落在官庄村西的“疆顶上”，在大道的南边，也就是被告刘琪承包我村220亩大樱桃地连片的东边缘，此地片北邻：陈某2、陈波，南邻：陈某1、陈杰等人。自土地承包后，原告立即在该土地上栽植了大樱桃树，一直由我经营管理，后因我违法于2010年2月份被判刑5年，刑满后于2014年1月20日出狱。在此期间我入狱后，该土地于2010年4月份被征用，征用时因我在狱中，妻子又离家，××的父母，门已上锁，家中无人。所以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进行正式量地时，时任的村委完全失职，根本没有通知我家属到现场，就陪同办事处的测量人员，将我紧靠被告东边缘的大樱桃地，误量给刘琪所有。当我村全部土地丈量完毕后，上级便将全村各户的补偿费，逐一发放到位，唯独将我置之度外。2014年1月20日我出狱后，便得知我承包的大樱桃地已被征用，但为何没有得到补偿费呢？所以就进行不间断的追查，经查：村委和办事处都认可，该土地被征用后，原告未领取补偿费，只因本地块的大樱桃树，与被告大面积的樱桃树连在一起，当时量地时，户主又不在现场，所以就误量给被告所有，据此由被告刘琪直接将补偿费每亩3万元，总计30万元全部领取归己，已严重侵犯了原告的正当利益，所以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具状诉至贵院，请法院根据原告的诉求，依法判令被告返还原告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叁拾万元整，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审被告刘琪辩称，这都是不属实的，我承包的地和政府征的地都是一致的，我种的地都是和村委签订的合同。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陈寿禄系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八角街道官庄居民委员会居民，其1983年一轮承包土地时分配了官庄西疆顶土地一块，外加三块小地湾，共计10亩，该土地东邻同村村民陈崇智、陈宝辉，北邻陈某2、陈波，南邻陈某1、陈杰、陈崇先、陈崇河，西邻刘琪。此后，原告陈寿禄一直耕种该土地，于1996年在该土地栽种了樱桃树。1995年5月5日，被告刘琪（乙方）与福山区八角乡官庄村民委员会（甲方，现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八角街道官庄居民委员会）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约定甲方将村集体所有土地，其中东至大沟、老果园以西；西至丈老沟村地界，南至辛店村地界，北至汤家村地界范围内的土地同乙方协商折合成220亩土地，连通该范围内的地坡、水沟承包给乙方发展农业生产，合同期自1995年8月至2015年8月1日，承包费自1995年8月1日至2000年8月1日每亩每年50元；自2000年8月1日至2005年8月1日每亩每年150元；自2005年8月1日至2015年8月1日每亩每年100元。下边有烟台市福山区八角乡官庄村民委员会盖章和时任村主任陈宝贵的签字，以及乙方刘琪的签字。2010年涉案土地被政府征用，补偿款300000元被被告刘琪领取。2015年9月25日，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八角街道官庄居民委员会出具证明，载明，我村民陈寿禄原承包村西疆顶土地一块8.5亩外加三块小地湾共计10亩。土地东邻陈崇智、陈宝辉，北邻陈某2、陈波，南邻陈某1、陈杰、陈崇先、陈崇河，西邻刘琪，土地现已被征用，未领取补偿款。经查，八角征地办公室确认，附着物补偿款被外村承包人刘琪领走。2015年9月17日，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八角街道办事处出具证明，载明，官庄村民陈寿禄提出，经现任村委证实，位于官庄村西疆顶的土地约8到10亩的地块，在办事处经过核查后确认，此地块已在2012年前，经时任村委的指定，附着物补偿款被外村承包人刘琪领走。在审理过程中，原告陈寿禄申请证人陈某1和证人陈某2到庭作证。证人陈某1作证称，我的地和陈寿禄的地是地邻，他的地在我们村西头，他的地在我的地的北边。我的地和陈寿禄的地在大沟的东边。刘琪的地在沟的西边。陈寿禄和刘琪的地大约是2010年征用的，以前征地是按照树木的数量来计算，后期大约是2006年、2007年改成了每亩3万元，现在也是每亩3万元来计算。我的地征的比较早，我是2003年征的，陈寿禄的地是2010年征的。沟西边是刘琪的地，刘琪的地就是和陈寿禄的地一块征的。我的地叫老果园，陈寿禄的地当初不是老果园，是分的空地，后来什么时候栽的樱桃树我不清楚，我2003年征地的时候他的地栽了小苗了，是樱桃树苗。陈寿禄给刘琪打过工。我们村原来有地亩账，后来村委给毁了，前任书记说毁了。后期我们去要这些账都没有了。陈寿禄的地北边是一条路，一条路之隔是陈某2。我和陈寿禄是地邻的时候，陈寿禄还管理他的地。证人陈某2作证称，我的地在陈寿禄的地的北边，陈寿禄的地和刘琪的地中间有条大沟，陈寿禄的地在大沟的东边，刘琪的地在沟的西边。征地一亩地3万元。1997年陈寿禄当时在那儿种樱桃。村里有合同，现在都丢了。在审理过程中，法院对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八角街道官庄居民委员会主任陈景卫进行了调查，其陈述，涉案的陈寿禄的土地是1983年一轮承包时分的10亩地，陈寿禄一直种这个地，2010年陈寿禄进监狱了，他老婆也回娘家了，征地时刘琪量去了，现在地上面是绿化带和路。补偿款一亩地3万元，是2010年上半年征用的，当时地上陈寿禄种了樱桃，具体哪年种的不清楚。法院对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八角街道官庄居民委员会原主任陈宝贵进行了调查，陈宝贵称，1995年刘琪与村委会签订的合同是我签的，当时把这些地包给刘琪，东面到大沟，大沟东面是陈寿禄的地，陈寿禄的地没有包给刘琪，我看见陈寿禄的老婆下雨在那儿拔草。法院对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八角街道办事处规划建设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李雪芳进行了调查，其陈述，2015年9月17日八角办事处的证明是办事处出的，涉案土地在合肥大街北，这块地没有单独量，地上是樱桃，按照盛果期樱桃一亩3万元补偿。这块地和沟西边刘琪的地一块量的，补偿款被刘琪领走了，地是谁的我们不清楚，我们只是根据村委会的指认来量。原审法院认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青苗补偿费归实际投入人所有。本案中，涉案土地系原告陈寿禄的承包地，共10亩，其于1996年在涉案土地上栽种了樱桃树，2010年政府征用该土地时按照一亩3万元标准补偿，补偿款共300000元，该款应发放给原告陈寿禄。现该补偿款被被告刘琪领走，被告刘琪应当将该300000元补偿款返还给原告陈寿禄。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以及其它相关法律规定，判决：被告刘琪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给原告陈寿禄补偿款300000元。如果被告刘琪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被告刘琪负担。宣判后，上诉人刘琪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1、原审认定事实错误，原审被上诉人陈寿禄声称自己在1983年承包地计10亩，却没有地亩账或承包合同证明其具体的承包地数量和位置，而村委和办事处的证明不能证明由被上诉人耕种管理的具体状况和测量记录；2、原审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系1995年承包，村委并没有2010年4月被征用承包地的具体亩数和承包地的位置，村委通知进行的丈量和领取的补偿款，现村委却推卸责任，而被上诉人故意混淆是非，诬陷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裁定发回重审。被上诉人陈寿禄辩称，自1983年承包责任制以来，被上诉人承包了涉案被征用的土地，且村委建立了地亩账，只因前村委主任陈某3的问题，为免责将全村地亩账毁掉，并导致原审无法对其进行调查；原审法院对村委及办事处的调查表明，双方争议的土地位置，且没有单独丈量，同刘琪的土地一起丈量的，补偿费被刘琪领走。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庭审期间，上诉人针对其上诉理由，提交官庄村农转非人员待遇发放表复印件三张及对证人陈某3调查笔录，以证明被上诉人的土地已经在我方土地征用之前征完了，调查笔录证实证人陈某3在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征用地任职期间，对村民征地最了解。证人陈某3当庭作证称，我1998年就在村里任村委会主任，2000年2001年间隔两年，从2002年至2014年年底卸任，2002年9月13日划归开发区，后陆续要征百姓的地，村委划区以后就安排村民党员代表上山，因以前的地亩账不准，2004年西道以南老百姓的地全部征用，上诉人因系外村人，承包的地不征用，2004年西道以南全部征用完了，失地则给失地农民参保，岁数小的一次性给补助32500元，我们村700人口，人均2亩地，以户为单位，上山挨户落实，普查好了以后张榜公布，我来证实被上诉人没有地，他家四口人，都已经在2004年4月11日办理农转非登记，只有被上诉人没有享受，领的款项都签了字。被上诉人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和所要证明的内容均有异议，明细表没有加盖政府部门的印章，明细表出自于何处难以查实，而且与本案的争议也没有关联性。关于调查笔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的内容有异议，陈某3于原审法院在庭审过程当中曾经明确调查人员的范围，而且也到过官庄村调查，也通知了陈某3接受调查，陈某3却不接受调查，这份调查笔录是主动找法律服务所去调查，我们认为虽然这份笔录的真实性我们不否认，但是作为证据是用调查笔录本身就是证人证言，对陈某3所称的内容因村委会议纪要没有交接而不予认可。二审审理查明的其他案件事实同一审。本院认为，被上诉人陈寿禄系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八角街道官庄居民委员会居民，其于1983年一轮承包土地时分得了官庄西疆顶土地一块，外加三块小地湾，共计10亩，该土地东邻同村村民陈崇智、陈宝辉，北邻陈某2、陈波，南邻陈某1、陈杰、陈崇先、陈崇河，西邻刘琪；此后陈寿禄一直耕种该土地，并于1996年在该土地栽种了樱桃树；1995年5月5日上诉人与村委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承包村委220亩土地，该承包地与被上诉人家庭承包地相邻，并于2010年4月被征用；上述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本案依庭审查明的事实及当事人所提供的证据分析，被上诉人陈寿禄据以主张权利的10亩承包地系1983年第一轮承包的家庭承包方式，原审对村委主任陈景卫、原村委主任陈宝贵、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八角街道办事处规划建设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李雪芳的调查，结合村委出具的证明及陈某1、陈某2到庭作证的证人证言内容，可以确认被上诉人陈寿禄承包土地的事实及被征用的事实；上诉人不予认可，并于二审庭审提供农转非人员待遇发放表复印件及时任村委主任陈某3到庭作证，以证明上诉人刘琪承包土地被征用之时，被上诉人陈寿禄之承包地于之前就已被征用予以抗辩。本院认为，被上诉人赖以生存的承包地，因村委不能提供地亩账及被上诉人之承包地何时被征用的记录证据，而农转非人员待遇发放表仅能表明被上诉人及其家庭成员作为村民的一种生活保障补助，并非征用土地或失地的记录，证人陈某3的证言，也仅能证明涉及该村村民承包地被征用的次数、起始时间等大致情况，并不能证明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承包地被征用的具体时间及丈量的亩数状况，且该村的会议纪要也未经交接。综合考量，上诉人于庭审所提供的反证，不足以证明被上诉人之承包地被征用或失地的时间及对被上诉人的具体补偿情况，被上诉人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大于上诉人所提供证据的证明力，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原审据此判决，于法有据，也无不当。上诉人刘琪上诉称，原审被上诉人陈寿禄声称自己在1983年承包地计10亩，却没有地亩账或承包合同证明其具体的承包地数量和位置，而村委和办事处的证明不能证明由被上诉人耕种管理的具体状况和测量记录，上诉人系1995年承包，村委并没有2010年4月被征用承包地的具体亩数和承包地的位置，均由村委通知进行的丈量和领取的补偿款，被上诉人故意混淆是非诬陷上诉人等理由，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上诉人刘琪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曹红岩审判员  徐怀育审判员  付景波二〇一七年六月二日书记员  田欣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