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苏02民终141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西省宜春市土木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宜阳大道288号鹏晟大厦2栋13层。法定代表人：陈福林，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元义昌，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无锡金利达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锡山经济开发区蓉裕路55号。法定代表人：张绍华，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任丹红，江苏神阙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江西省宜春市土木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程公司)与被上诉人无锡金利达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利达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2016)苏0205民初45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3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工程公司上诉请求：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发回重审或者改判驳回金利达公司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金利达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程序严重违法。首先，周玉林与工程公司是挂靠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四条“以挂靠形式从事民事活动，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的，该挂靠人和被挂靠人为共同诉讼人”，一审法院遗漏了当事人。其次，本案案情复杂，不应适用简易程序。第三，一审中，因工程公司法律顾问出差在外无法按时到庭向一审法院申请延期开庭，但遭拒绝。第二次开庭系电话通知，但仅组织双方互相质证而未正式开庭，剥夺了当事人的程序权利。2.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工程公司未参与合同签订，也不清楚合同履行，工程公司经办人在对账单上签字不能证明工程公司认可该对账单，仅能证明金利达公司到工程公司处追帐的事实。因周玉林离开工程公司很长时间了，无法对账，工程公司经办人出于同情金利达公司追帐员工才在对账单上签字盖章。金利达公司答辩意见：1.第一次开庭，一审法院已经事先通知工程公司，工程公司申请延期的理由不成立，所以如期开庭，工程公司未到庭。第二次质证时，双方到场调解，但工程公司缺乏诚意。2.周玉林虽是挂靠上诉人公司，但是其内部问题。合同及对账单上有工程公司的公章，我方就认为是职务行为。金利达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工程公司立即支付货款214728.55元及该款自2013年7月5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的违约金；2.本案诉讼费由工程公司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月，金利达公司与工程公司铜鼓县县城（丰田至西湖××桥段）防洪工程项目经理部因铜鼓县城（丰田-西湖××桥段）防洪工程签订供货合同，约定由金利达公司供货，总货款为405000元。金利达公司实际发货价款为234728.55元，收款20000元。2015年7月16日，工程公司对账确认尚欠金利达公司货款214728.55元。此后金利达公司多次催讨未果。双方围绕诉讼请求提交如下证据：1.供货合同，证明无锡金利达生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技公司）与工程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工程公司质证称，工程公司未参与合同的签订，也不清楚合同履行情况，如工程公司挂靠人周玉林向金利达公司购买了货物，工程公司在法律上有连带关系。结合工程公司质证意见，工程公司虽称未参与合同的签订，但承认系工程公司挂靠人周玉林与金利达公司签订的合同，也愿意承担法律上的连带关系，故一审法院对供货合同予以认定。2.金利达公司提供对账单，证明工程公司结欠金利达公司货款214728.55元。工程公司质证称，对对账单真实性无异议，因当时周玉林未在公司，周玉林也未将账本放至公司，无法进行对账，工程公司考虑到金利达公司员工不容易，故在对账单上盖章，盖章仅是确认金利达公司进行过催讨。因工程公司对对账单真实性无异议，故一审法院对对账单予以认定。3.工程公司提供《中标通知书》、《工程施工合同》，证明工程公司中标铜鼓县县城（丰田至西湖××桥段）防洪工程，并签订工程施工合同，实际上系周玉林借用工程公司的资质和介绍信进行投标且中标，并签订工程施工合同。结合《中标通知书》及《工程施工合同》，仅能看出系工程公司中标，且《工程施工合同》加盖工程公司公章，故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不予认定。4.工程公司提供施工内部承包协议书，证明形式上系周玉林与工程公司存在内部承包关系，但事实上系周玉林挂靠工程公司。因上述承包协议书仅能证明双方存在承包关系，无法证明双方存在挂靠关系，故一审法院不予认定。5.工程公司提供铜鼓县防洪工程建设项目部（以下简称项目部）出具的证明及工程停工照片11张，证明防洪工程处于停工状态，工程款未拨付，故工程公司并未有意拖欠金利达公司货款。项目部出具的证明载明：由于该工程征地拆迁未到位，工程建设多次处于停工状态，中间计量支付未完全到位。因该证据仅证明款项未完全支付，并不是未支付，且工程公司并不能以铜鼓县水务局未拨款为由，不再向金利达公司支付货款，故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不予认定。又查明：科技公司于2015年9月17日经工商部门核准变更登记为金利达公司。审理中，工程公司向一审法院递交追加被告申请书，要求追加案外人周玉林为被告，若周玉林承认欠款，工程公司愿意与金利达公司进行和解。根据现有证据，工程公司并不能证明周玉林与工程公司存在挂靠关系，亦无法证明金利达公司是与周玉林签订买卖合同，故一审法院对工程公司追加周玉林为被告的申请不予准许。上述事实，由供货合同、对账单、中标通知书、工程施工合同以及庭审笔录在卷佐证。一审法院认为：科技公司与工程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根据现有证据，工程公司结欠合同项下价款214728.55元，事实清楚，应予支付。工程公司延迟支付，理应承担逾期利息。鉴于科技公司已变更为金利达公司，现金利达公司主张货款214728.55元及该款自2013年7月5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符合合同约定，予以支持。关于工程公司的其他抗辩理由，均未提供充足的证据予以佐证，不予采信。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工程公司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金利达公司214728.55元及该款自2013年7月5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190元，减半收取计2595元，由工程公司负担。二审中双方均未提供新证据，工程公司认为在一审庭审中并未认可周玉林与金利达公司签订的供货合同，也未明确对账单的真实性，一审判决对此表述有误。双方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没有异议。二审对双方无争议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1.工程公司在一审质证笔录中就供货合同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原告（金利达公司）没有和被告（工程公司）签订合同，是挂靠人周玉林的委托人易怀玉、刘晓辉与原告签订的合同，易怀玉、刘晓辉我方不认识”。“我方没有参加签订，对合同如何履行不清楚，对合同的合法性、真实性无法确定，在事实上没有关联，如果周玉林拉了原告的货，欠了原告的钱，而周玉林付不出，我方在法律上有连带关系”。2.工程公司二审中陈述：“合同（供货合同）上的章是周玉林私刻的，我公司的公章上没有项目部三个字，对账单上的章是我公司的，公司应该是同意周玉林刻的”。3.对账单抬头为“江西省宜春市土木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对账单”，并注明“应付未付款金额合计214728.55（元）”，工程公司在该对账单上盖章确认。本案争议焦点为：1.周玉林是否应该作为共同诉讼人参与审理。2.对账单能否作为双方结算的依据。3.一审适用简易程序是否存在瑕疵，原审缺席审判是否违法。本院认为：根据施工内部承包协议书，工程公司将工程承包给周玉林施工，且工程公司也同意周玉林刻制项目章以工程公司项目经理部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活动，因此工程公司应对周玉林在该名义下从事的业务活动承担责任。而工程公司在对账单上盖章的行为也足以证明工程公司认可案涉合同项下的未付金额，工程公司认为盖章行为仅表示确认金利达公司追账的事实，本院不予认可。因此，工程公司应按照对账单确认的金额付款，一审法院未将周玉林追加为共同诉讼人并无不妥。另外，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一条，本案并不属于必须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故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并无不当。工程公司无法定理由未到庭参加庭审，一审法院缺席审理并不违法。况且事后又进行了质证程序，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九条，“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简单的民事案件，可以用简便方式传唤当事人和证人、送达诉讼文书、审理案件，但应当保障当事人陈述意见的权利”，工程公司已经在质证程序中行使了陈述意见的权利，其程序权利并未被剥夺。综上，本案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程序适当，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595元，由工程公司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姜丽丽审判员  张圣斌审判员  胡 伟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吴 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