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7）最高法民申2277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陕西省分公司，住所地：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南大街10号楼。负责人：杨景，副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收效，陕西一叶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巩亮，陕西一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陕西星王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开发区高科大厦11层。法定代表人：王应虎，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震，陕西海普睿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寰阳，陕西海普睿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陕西大关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原陕西吉元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陕西省西安市北关正街28号祥发大厦三层。法定代表人：ＸＸ洁。原审第三人：ＸＸ洁，身份信息不详。再审申请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陕西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信达陕西分公司）因与被申请人陕西星王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王公司）、原审第三人陕西大关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关中公司）、ＸＸ洁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陕民终94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原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信达陕西分公司申请再审称，有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二项规定的情形，本案应当再审，改判撤销原判决,或发回重审，支持信达陕西分公司要求星王公司依法清偿因其连带责任担保之债所欠债务5685.9672万元（截止2014年7月31日的本息）的主张；一审、二审、再审费用及因此产生的其他费用由星王公司承担。具体理由如下：有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新证据包括：1.2004年4月19日，金额为人民币12714957.27元的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临时存欠借方（贷方）传票复印件、中国银行西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西安经开支行）会计贷款单复印件、中国银行西安经开支行贷款用款凭证复印件、中国银行内部资金借报汇入复印件、国内逆汇汇入资金划拨报文及入账单复印件。2.2004年5月17日，金额为人民币3463427.04元的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临时存欠借方传票复印件、中国银行内部资金借报查询复印件、国内逆汇汇入资金划拨报文及入账单复印件。3.2004年2月27日，金额为人民币6397344.45元的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临时存欠贷方传票复印件、中国银行西安经开支行贷款用款凭证复印件、中国银行西安经开支行会计贷款单复印件。4.2004年2月27日，金额为人民币4342450.27元的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临时存欠贷方传票复印件、中国银行西安经开支行贷款用款凭证复印件、中国银行西安经开支行会计贷款单复印件等。以上证据材料证明：中国银行西安经开支行依约在债务人陕西吉元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元公司）未能按期存足信用证项下全部款项时，遂履行开证担保义务，扣除四份存单质押项下金额，担保金额分别为信用证敞口部分金额人民币12714957.27元、人民币3463427.04元、人民币6397344.45元及人民币4342450.27元。根据中国银行信用证外汇业务办理规则，其信用证外汇业务只能在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国际结算部办理。因此，2004年2月27日、4月19日、5月17日，中国银行西安经开支行通过联行内部资金往来业务将该4笔款项汇入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目的在于购换外汇，替吉元公司对外垫付。其中国内逆汇汇入资金划拨入账单中记录状态“解付”表明上述四笔款项已经实际付款完毕，完成信用证结算。可以证明中国银行西安经开支行已经依约实际履行了上述4笔信用证敞口部分金额的垫付义务。因此，信达陕西分公司所提供的上述新证据足以能证明原债权转让人中国银行西安经开支行已经通过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实际履行了付款的合同义务，星王公司理应就其所担保的4笔信用证敞口部分金额向信达陕西分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信达陕西分公司原审时提交了关键证据，即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4年5月25日所作的听证笔录，证明信达陕西分公司诉求的四笔信用证外汇借款其中有三笔曾在该院依法进行了公开听证，中国银行西安经开支行、吉元公司、星王公司均到庭参加质证，且对于该三笔外汇借款事实涉诉三方均无异议。星王公司明确认可有三笔外汇借款的事实，只是对债务履行期限提出异议，该院也仅以保证期限未届满为由裁定不予执行。因此，星王公司对该外汇放款事实已经自认，对星王公司所承认的事实可以直接作为定案依据，信达陕西分公司对此不负举证责任。而二审法院却仍要求信达陕西分公司提交其已经实际履行放款义务的证据并以信达陕西分公司未能提交该证据为由，认定信达陕西分公司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认定事实明显有误。同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综合本案证据，信达陕西分公司所诉四笔外汇借款事实真实存在，已经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原始凭证确实是证明借款事实的直接有力证据，但在缺乏原始凭证，而证据链完备的情况下，仍应综合判断借款情况的真实性，对事实作出认定。因此，原判决认定信达陕西分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中国银行西安经开支行已实际履行付款义务，明显有误。星王公司提交意见称，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信达陕西分公司申请再审于法无据，请求依法驳回其再审申请。信达陕西分公司申请再审提供的新证据，在2004年前后已经形成，早于本案一审诉讼之前，信达陕西分公司从未向法院提交亦未申请调取这些证据。这些证据不是法律规定的新证据，且其提交的证据内容与本案纠纷无实质关联。本院经审查认为，2003年9月28日，中国银行西安经开支行（甲方）与吉元公司（乙方）（注：后改称大关中公司）签订《授信额度协议》，约定，甲方同意向乙方提供如下授信额度：（一）短期贷款额度1400万元；（二）开立信用证额度3400万元。授信额度使用期限从2003年9月28日至2004年9月28日。同日，中国银行西安经开支行（债权人）与星王公司（保证人）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为了确保上述《授信额度协议》债权债务的实现，星王公司愿意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2003年10月28日，合同当事人就《授信额度协议》、《最高额保证合同》向西安市未央区公证处办理了《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2003年10月15日，中国银行西安经开支行（乙方）与吉元公司（甲方）签订《短期外汇融资合同》约定，一、甲方在乙方缴存信用证总金额折合人民币的50%的开证保证金，即人民币415万元，扣除保证金后的信用证敞口部分金额人民币为415万元由乙方向中国银行国际结算处提供开证担保（提供短期外汇融资）——即乙方为甲方向中国银行国际结算处就上述进口项目出具的壹笔具有担保性质的进口开证业务联系单（金额为美元100万元），星王公司及ＸＸ洁个人就此敞口部分（金额为人民币415万元）向乙方（为甲方提供的开证担保）提供连带责任的反担保后，中国银行国际结算处为甲方开出上述壹笔信用证。二、甲方和乙方声明此次信用证仅限于进口电解铜，金额为美元100万元。同日，中国银行西安经开支行、吉元公司签订《质押合同》，约定，吉元公司将人民币415万元的定期存单设立质押担保。2003年10月28日，中国银行西安经开支行（质权人）与吉元公司（出质人）就以上《短期外汇融资合同》、《质押合同》在西安市未央区公证处办理了《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2003年11月17日，中国银行西安经开支行（乙方）与吉元公司（甲方）签订《短期外汇融资合同》约定，一、甲方在乙方缴存信用证总金额折合人民币的30%的开证保证金，即人民币535.35万元，扣除保证金后的信用证敞口部分金额为人民币1249.15万元由乙方向中国银行国际结算处提供开证担保（提供短期外汇融资）——即乙方为甲方向中国银行国际结算处就上述进口项目出具的壹笔具有担保性质的进口开证业务联系单（金额为美元215万元），星王公司及ＸＸ洁个人就此敞口部分（金额为人民币1249.15万元）向乙方（为甲方提供的开证担保）提供连带责任的反担保后，中国银行国际结算处为甲方开出上述壹笔信用证。二、甲方和乙方声明此次信用证仅限于进口电解铜，金额为美元215万元。同日，中国银行西安经开支行、吉元公司签订《质押合同》，约定，吉元公司将人民币535.35万元的定期存单设立质押担保。2003年11月14日，中国银行西安经开支行（质权人）与吉元公司（出质人）就以上《短期外汇融资合同》、《质押合同》在西安市未央区公证处办理了《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2003年10月23日，中国银行西安经开支行（乙方）与吉元公司（甲方）签订《短期外汇融资合同》约定，一、甲方在乙方缴存信用证总金额折合人民币的30%的开证保证金，即人民币261.45万元，扣除保证金后的信用证敞口部分金额为人民币610.05万元由乙方向中国银行国际结算处提供开证担保（提供短期外汇融资）——即乙方为甲方向中国银行国际结算处就上述进口项目出具的壹笔具有担保性质的进口开证业务联系单（金额为美元105万元），星王公司及ＸＸ洁个人就此敞口部分（金额为人民币610.05万元）向乙方（为甲方提供的开证担保）提供连带责任的反担保后，中国银行国际结算处为甲方开出上述壹笔信用证。二、甲方和乙方声明此次信用证仅限于进口电解铜，金额为美元105万元。同日，中国银行西安经开支行、吉元公司签订《质押合同》约定，吉元公司将人民币261.45万元的定期存单设立质押担保。2003年10月28日，中国银行西安经开支行（质权人）与吉元公司（出质人）就以上《短期外汇融资合同》、《质押合同》在西安市未央区公证处办理了《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2003年12月10日，中国银行西安经开支行（乙方）与吉元公司（甲方）签订《短期外汇融资合同》约定，一、甲方在乙方缴存信用证总金额折合人民币的51%的开证保证金，即人民币465.63万元，扣除保证金后的信用证敞口部分金额为人民币447.37万元由乙方向中国银行国际结算处提供开证担保（提供短期外汇融资）——即乙方为甲方向中国银行国际结算处就上述进口项目出具的壹笔具有担保性质的进口开证业务联系单（金额为美元110万元），星王公司及ＸＸ洁个人就此敞口部分（金额为人民币447.37万元）向乙方（为甲方提供的开证担保）提供连带责任的反担保后，中国银行国际结算处为甲方开出上述壹笔信用证。二、甲方和乙方声明此次信用证仅限于进口电解铜，金额为美元110万元。同日，中国银行西安经开支行、吉元公司签订《质押合同》约定，吉元公司将人民币465.63万元的定期存单设立质押担保。2003年12月15日，中国银行西安经开支行（质权人）与吉元公司（出质人）就以上《短期外汇融资合同》、《质押合同》在西安市未央区公证处办理了《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2004年6月25日，中国银行西安经开支行与信达陕西分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将包含以上四笔在内的七笔债权转让给信达陕西分公司。信达陕西分公司对以上债权，分别于2004年11月10日、2006年6月18日、2008年5月30日、2010年5月10日、2012年4月28日、2014年4月17日在《陕西日报》上刊登债权暨催收公告。信达陕西分公司提起诉讼，要求星王公司作为保证人清偿涉案债务，共计5689.9672万元，但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债权转让人中国银行西安经开支行实际履行了合同约定付款义务的证据，即其已经向信用证受益人支付款项的直接凭证。信达陕西分公司申请再审向本院提交了四组材料作为新证据，用于证明中国银行西安经开支行已经于2004年2月27日、4月19日、5月17日通过联行内部资金往来业务将涉案四笔款项汇入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实际履行了四笔信用证敞口部分金额的垫付义务，该四笔款项已经实际付款完毕，信用证结算已经完成，原债权人中国银行西安经开支行已经实际履行了付款义务；星王公司作为保证人，应就该四笔款项向新债权人信达陕西分公司承担保证清偿责任。但信达陕西分公司作为新证据提交的四组材料均为复印件，内容残缺不全，文字模糊不清，且没有任何单位盖章确认。本院对本案当事人进行了询问，信达陕西分公司明确表示上述作为新证据提交的复印件没有原件可供核对，星王公司对于上述四组材料亦不予认可。故本院无法认定信达陕西分公司作为新证据提交的复印件的合法来源和所载内容的真实性，上述复印件不属于新证据，不足以证明信达陕西分公司的主张，亦不足以推翻原判决。信达陕西分公司主张星王公司在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中国银行西安经开支行诉吉元公司、星王公司、ＸＸ洁借款担保合同纠纷一案中，已经认可涉案三笔外汇借款事实及放款事实。经查，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在该案中作出的裁定并未载明星王公司认可涉案三笔外汇借款及放款事实，仅是以保证期限未届满为由裁定不予执行。信达陕西分公司的该主张亦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信达陕西分公司要求保证人星王公司承担还款责任，却始终未提交证明中国银行西安经开支行已经实际履行付款合同义务的支付凭证等直接证据，信达陕西分公司作为新证据提交的以上四组材料，均不足以推翻原判决的认定，信达陕西分公司亦无其他充分证据证明中国银行西安经开支行已经实际履行了合同约定的付款义务，故原判决认定信达陕西分公司“所提交的所有证据中，并没有债权转让人向信用证受益人支付款项的直接凭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并不缺乏证据证明。综上，信达陕西分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应当再审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陕西省分公司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王云飞审 判 员 冯文生审 判 员 崔晓林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李 宁书 记 员 野丽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