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川0402民初2199号原告：何思凤，女，1974年2月1日生，汉族，住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明，四川三才律师事务所律师盐边分所律师。执业证号：15104201411689079。被告：余素清，女，1946年10月18日生，汉族，住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牟妍箐，四川渡攀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104201111109482。原告何思凤与被告余素清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本案于2017年5月1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何思凤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明、被告余素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牟妍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位于攀枝花市东区房屋归原告所有；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我父亲和被告均是十九冶四公司的职工，都租住四公司的公房。2000年底，公司根据相关政策，允许职工购买租住的公房。我作为十九冶正式职工的成年子女也可以购买，由于我当时在外地，委托我姐姐案外人何思翠帮我购买公房，我先打算购买我父亲租住的公房，何思翠（十九冶二公司职工）的同事许勇刚提议，其替被告看护的公房，不仅面积大，而且要退回公司，可以购买被告的公房。经中间人许勇刚的引荐，被告同意我以其名义购买涉案的房屋，并表示在可以办理过户时回来协助办理。我们协商一致后，并经十九冶四公司及二公司两家单位的同意，于2000年12月25日，何思翠以被告的名义与十九冶四公司签订了《房改成本价售房协议》，乙方单位签章处是十九冶二公司。协议签订后，何思翠即交纳了购房款、维修费及工本费，合计6845元。2001年4月和2004年4月，何思翠领取了涉案房屋的产权证及土地证（登记人为被告）。2003年7月，补交了1999年至2000年的房租和清运费共计379元。此后，我多次电话联系被告要求其协助办理过户手续，但被告以各种理由推脱。2016年，被告补办了涉案房屋的所有权证等手续，却不协助我办理过户手续。为了维护我的合法权益，遂诉至法院。被告辩称：原告陈述的我和其父亲是同事，案外人何思翠交纳涉案房屋的购房款、维修费等费用的事实均属实。但是，我们之间没有买卖涉案房屋的合意，许勇刚是告知过我，原告想以我的名义购房，我是明确回答不同意的，之后，我和原告之间也没有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十九冶公司在出售公房时也没有通知我，我不知情。之后我才知道原告代替我交纳了购房款等费用，但我并没有同意其借名购房。考虑到原告交纳了购房款，在之后的十几年原告用我的房屋出租，我是同意的，想到其出租房屋的获利已经抵扣了其代为交纳的涉案房屋的购房款，我们就互不相欠了。另外，我购买房屋时是享受了工龄等优惠政策的，而原告是没有资格购买该涉案房屋的。请求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对于双方当事人没有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对于双方当事人争议的问题，双方当事人进行了的举证、质证及当庭陈述如下：原告为了证明己方的主张，提供了以下证据：1、《攀枝花市公有住房房改成本价售购协议书》，拟证明原告以被告的名义签订了购房合同；2、十九冶房改办公室出具的《收款收据》、十九冶四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两份，2011年3月8日，攀钢集团生活服务分公司收据，2014年十九冶信息中心出具的电视加密收据，拟证明原告购房后交纳了购房款等相关费用；3、2001年4月及2004年5月原告领取了涉案房屋的房产证及土地使用证（署名市被告）；4、何田成（原告的父亲）攀枝花企业职工劳动保险登记证及十九冶发（1997）93号文件，拟证明原告的父亲是十九冶的职工，原告有资格购买涉案房屋；5、证人证言，证人何思翠的证言，拟证明何思翠通过被告的房屋代管人许勇刚的介绍并牵线代替原告购买了被告租住的公房，并对该房屋进行管理及出租，被告对此是予以认可的；证人许勇刚的证言，拟证明许勇刚向被告提出过原告要以其名义购买涉案住房，被告是同意的事实；证人赵泽兰的证言，拟证明证人从原告的姐姐何思翠处承租了涉案房屋，租金交纳给何思翠的事实；被告质证认为，对证据1-4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双方形成了房屋买卖合同的合意及事实。证人何思翠的证言证明了其在购房过程中一直没有和被告本人联系过，另外证明了其在涉案房屋闲置的过程中出租获利的事实；证人许勇刚的证言前后矛盾，特别是其证明了曾向何思翠提议购房，但怎么向被告提议，被告如何答复的事实却称记不清楚了，没有全面如实作证，不予采信；证人赵泽兰的证言，缺乏关联性，不予采信。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之间缺乏关联性，且缺乏关键性证据，未形成证据锁链，不能证明其主张，理由如下：一、原告提出双方达成了借名购房的合意的主张，首先，未提供其与被告之间进行协商的证据，特别是未提供双方之间签订的书面协议，被告对此予以否认；其次，原告提供了案外人何思翠与十九冶公司二公司签订的购房合同（被告系四公司职工），但该合同是否是得到被告的委托授权进行签订的，未提供证据；再次，原告认为双方达成合意的关键证据就是证人证言，并提供了证人许勇刚和何思翠的证言，但证人许勇刚的证言表述不清，特别是对被告是否委托其退房、是否明确表示愿意由原告借名购房一事，以“时间较长，记不清楚了”来表述，不能证明双方达成了合意；证人何思翠的证言证明了购房时仅和证人许勇刚交涉过，未与被告本人联系过，印证了被告抗辩主张。故，本院对原告提出的双方达借名购房合意的主张，不予采纳。二，原告提出其作为十九冶职工的子女享有购房的资格，提供了十九冶发（1997）93号文件，而该文件中明确了购房者的资格，即使原告有资格购买其父亲租住的公房，但，不能证明其有资格购买被告租住的公房。故，对其主张，不予采纳。三、原告提出曾多次电话联系被告要求办理涉案房屋的过户手续，未提供证据，对该主张，不予采纳；被告提供了以下证据：1、户口簿，拟证明被告的户口还在涉案的房子上，被告并没有打算卖房子，也证明被告是委托证人许勇刚照看房屋；2、房产证及土地证，拟证明涉案房屋是被告所有；3、十九冶房地产物业公司收费发票，拟证明被告缴纳了涉案房屋从2015年2月-2017年的水费、电费及垃圾清运费等费用，拟证明在这期间涉案房屋处于了无人监管的处境。原告质证认为，户口簿形成时间是1998年，虽然是被告的，但不能证明被告的抗辩意见；对证据2真实性异议，但是是被告在2016年补办的，不能证明其抗辩主张；证据3亦不能证明被告对涉案房屋进行了管理和使用；对被告的证据证明内容均不予采信。本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及当庭陈述，评判如下，原告的证据虽然可以证明原告的姐姐何思翠以被告的名义支付案涉房屋的购房款，并对涉案房屋进行李管理和使用的事实，被告对此不持异议。但，双方之间是否存在由原告借名购买被告租住的公房事实，原告提供的证据缺乏关联性，未形成证据锁链，不予采信，理由如下：首先，原告未提供双方达成合意的书面证据，被告对此予以否认；其次，原告提供了证人许勇刚和何思翠的证言，但证人许勇刚的证言表述不清，特别是对被告是否委托其退房、是否明确表示愿意由原告借名购房一事，以时间较长，记不清楚了来表述，不能证明双方达成了合意；证人何思翠的证言证明了购房时仅和证人许勇刚交涉过，没有与被告本人联系过，亦不能证明被告明确表示愿意借名购房的事实。故，证人证言不能证明原告提出的双方对借名购房达成合意的事实；另外，原告主张其作为十九冶职工的子女享有购房的资格，提供了十九冶发（1997）93号文件，而该文件中明确了购房者的资格，即使原告享有购房的资格，也仅是可以购买其父亲租住的公房，而不能购买被告租住的公房。否则，其不需借名购买。故，不能证明原告的该主张。综上，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对其主张，不予采纳。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原告提出其借名被告购买了涉案房屋并支付了购房款，涉案房屋应当归其所有，缺乏事实依据，不予采纳，理由如下：首先，原告不能证明双方达成了借名购房的合意，双方之间不仅未达成书面协议，且其提供的证人何思翠亦证明从未与被告洽谈过借名购房一事，是通过证人许勇刚洽谈的，而证人许勇刚的证言不能证明被告明确同意原告借名购房的事实。法律保护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自治的合意，但原告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具有借名购房的合意；其次，双方诉争的房屋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商品房，而是房改房，房改房是享受了政府及单位政策上的优惠，据此购房者具有特定性，根据原告提供的十九冶的文件，该文件明文规定了购房者的资格，原告并无购买被告租住公房的资格。其借名购买具有康居工程性质住房的行为，不符合有关政策；再次，虽然原告以被告的名义交纳了购房款，被告长期未对涉案住房进行管理是事实，但并不能当然就认定双方对借名购房达成了一致意见，因为，该房屋一直登记在被告的名下，原告提出多次催促被告办理过户手续，仅提供了证人许勇刚得证言，证人许勇刚的证言未明确证明。房屋所有权的登记是具有公信性质的，原告如果作为购房者理应积极办理过户手续，长期不办理不符合常理。基于此，本院对原告请求确认涉案房屋归其所有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对于其购买涉案房屋的出资，其可另行主张权利。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何思凤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960元，减半收取4980元，由余素清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吕艳荣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侯佩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