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渝05民终348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何秀花，女，1972年11月1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德，重庆首理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何胜猛，男，1972年1月27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德，重庆首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灿，男，1987年8月10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肖雅然，北京德恒（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国友，北京德恒（重庆）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远容，女，1954年6月24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肖雅然，北京德恒（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国友，北京德恒（重庆）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德红，女，1978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肖雅然，北京德恒（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国友，北京德恒（重庆）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第三人：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政府，住所地重庆市南岸区长生桥镇广福大道1号，组织机构代码73398315-5。法定代表人：王俊，区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晖，北京德恒（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何秀花、何胜猛因与被上诉人黄灿、刘远容、黄德红，原审第三人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政府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2016）渝0108民初字第13946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4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何秀花、何胜猛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德，被上诉人黄灿，被上诉人黄灿、刘远容、黄德红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肖雅然、罗国友，原审第三人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晖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何秀花、何胜猛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何秀花、何胜猛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主要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的法律关系错误，本案不是租赁合同纠纷，而是因拆迁补偿分配引起的纠纷；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政府与黄灿、刘远容、黄德红签订的《安置补偿方案》中，黄灿、刘远容、黄德红的房屋能够获得停产停业损失费、装修损失费、工人安置补偿费、设备损失费，而拆迁时，何秀花、何胜猛与黄灿、刘远容、黄德红之间的租赁合同在租赁期内，实际停产停业的是使用人何秀花、何胜猛，而非产权人黄灿、刘远容、黄德红；黄灿、刘远容、黄德红系代领补偿，且领取补偿后应按照使用人、产权人进行分配，应是谁受到损失，补偿就应该给谁；涉案房屋的装修均是何秀花、何胜猛出资，房屋内的物品也全是何秀花、何胜猛的；申请二审法院调取被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签订的征收补偿协议与赔偿明细。因此，一审认定事实不清，违背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依法改判，维护何秀花、何胜猛的合法权益。黄灿、刘远容、黄德红辩称，黄灿、刘远容、黄德红与何秀花、何胜猛是租赁合同关系。何秀花、何胜猛主张权利的依据应是合同法的规定及双方约定，但双方对征收补偿并无约定。现行征收补偿条例明确将被征收人限定为房屋所有权人，因此，何秀花、何胜猛并不是征收补偿的对象。何秀花、何胜猛也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停产停业损失及装修损失。黄灿、刘远容、黄德红与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政府签订的征收补偿协议与何秀花、何胜猛无关。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黄灿、刘远容、黄德红不应当支付本案诉争的费用。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政府述称，何秀花、何胜猛与黄灿、刘远容、黄德红之间应是租赁合同关系，我方依法向黄灿、刘远容、黄德红支付征收补偿，不需要向何秀花、何胜猛支付任何费用。请求维持原判。何秀花、何胜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黄灿、刘远容、黄德红支付停产停业补偿84000元、装修补偿53900元、工人安置补偿30000元、搬迁费补偿1540元、设备损失费20000元。一审经审理查明：2009年3月5日何胜猛与案外人蔡明洋签订门面转让协议，受让了黄世城(已故，继承人为黄灿、刘远容、黄德红)与蔡明洋的租赁合同，转租了位于重庆市南岸区X号附8号门面并与何秀花共同利用该房屋经营餐馆。转让协议载明：转让金5000元，包括门面所有餐具和两个月房租。2011年11月1日，何胜猛与黄世城签订了门面租赁合同和补充协议，就上述房屋继续约定了5年的租期。合同及补充协议载明：租期5年；租金1400元半年一缴，每年递增8.5%；水、电、清洁、税费等承租人承担；承租人不得私自改造房屋，改造、装修需经出租人同意；承租人缴纳保证金2000元，出租人不能提前收回，承租人可以转租。2015年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政府决定征收上述房屋，并作出安置补偿方案，依据补偿方案，上述房屋能够获得停产停业费、搬迁费等补偿。获知征收补偿信息后，2015年12月起何秀花、何胜猛变更半年缴纳房租为按月缴纳形式，并主动为己方争取停产停业费、工人安置费、装修费、搬迁费，因索要无果，自2016年7月后何秀花、何胜猛停止支付租金，2016年10月20日起何秀花、何胜猛停止了在上述房屋的经营活动。一审法院认为，征收是基于公共利益需要，以行政权取得集体、个人财产并给予适当补偿的行政行为。征收的行政相对人为被征收人。一审法院结合本案查明的事实，对何秀花、何胜猛的各项诉求评判如下：一、停产停业损失。房屋征收部门对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而造成停产停业损失的，应当给予补偿，补偿对象应该因征收房屋造成了停产停业损失。基于征收产生停产停业损失的在本案并非何秀花、何胜猛，而是不能在征收后继续出租房屋产生收益的黄灿、刘远容、黄德红。故何秀花、何胜猛要求获得征收补偿中的停产停业损失，不予支持。因何秀花、何胜猛停业前早已知晓征收，甚至暂停了支付房租，且原本的租期亦仅余40日，加之征收本身属不可抗力，黄灿、刘远容、黄德红对合同的提前终止并无过错，故何秀花、何胜猛基于房屋租赁合同的终止主张停业损失，不予支持。二、装修损失。因不可归则于合同双方事由导致合同终止的，剩余租期内的装修残值损失，由双方按公平原则分担。本案中，参考转让协议何秀花、何胜猛接受转让时房屋即为餐馆，在何秀花、何胜猛租赁期间是否进行了装修，是否经得了出租人同意，均无充分证据证明，加之租期所剩无几，何秀花、何胜猛基于租赁合同要求黄灿、刘远容、黄德红支付装修补偿于法无据，不予支持。三、工人安置补偿费。基于租赁合同，双方并无相关约定，该费用亦非合同终止的法定补偿项目，何秀花、何胜猛的该请求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四、搬迁费。同上述理由，本案合同在2016年11月30日即到期，虽然提前至2016年10月20日终止了合同，但即使完全履行，因双方没有签订续租协议，何秀花、何胜猛亦需要在合同到期后搬迁，合同到期后之搬迁系义务，且搬迁的成本因距合同终止间隔时间短，并未因合同提前终止产生多余的搬迁费损失。何秀花、何胜猛基于租赁合同要求黄灿、刘远容、黄德红给付搬迁费，不予支持。五、设备损失费。何秀花、何胜猛该请求无证据支持，不予认可。综上，征收的行政相对人为被征收人，被征收人获得的补偿为基于失去房屋产权获得。无论被征收人获得的补偿项目是何种，甚至是否应当获得，非该行政行为的相对方欲以补偿项目与自己的损失项目相符，主张取得该项补偿均因与征收人没有征收法律关系而不能得到支持。承租人因合同提前终止产生的损失虽可依据租赁合同按照公平原则适当分担，但何秀花、何胜猛剩余租期极短，且早已知晓情况，甚至停止支付了租金，其损失并未达到需要合理分摊的程度，故其全部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九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何秀花、何胜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044元，由原告何秀花、何胜猛负担（已缴纳）”。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一审将本案案由确定为房屋租赁合同纠纷，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根据现行征收补偿条例的规定，被征收人是指被征收房屋的所有权人。上诉人何秀花、何胜猛不是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且何秀花、何胜猛作为涉案房屋的承租人，也未在租赁合同中与涉案房屋所有权人就征收补偿费用进行约定，故何秀花、何胜猛称被上诉人黄灿、刘远容、黄德红系代为领取征收补偿各项费用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对该上诉理由，不予采信。黄灿、刘远容、黄德红系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依法有权取得相关征收补偿费用，而何秀花、何胜猛作为房屋的承租人，在停业前，早已知晓涉案房屋被征收，也暂停了支付房租，且剩余租期极短，故一审综合本案的实际情况，认为何秀花、何胜猛提出的停产停业损失、装修损失、工人安置补偿费、搬迁费、设备损失费均不应得到支持，并无不当。何秀花、何胜猛申请调取的征收补偿协议与赔偿明细的内容不影响本案的处理结果，故本院对何秀花、何胜猛的申请，不予准许。综上所述，何秀花、何胜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088元，由上诉人何秀花、何胜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夏兴芸审 判 员  倪洪杰代理审判员  陈 莹二〇一七年六月十九日书 记 员  黄献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