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oNormal{margin-top:0cm;margin-bottom:0px}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p t ” > 民 事 判 决 书(2016)青01民初342号原告：张晓宁，男，汉族，1971年10月3日生，个体工商户，住西宁市城东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博俊，王巍，青海辉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文贵，男，汉族，1966年5月1日生，西宁城北文贵种植养殖场经营者，住西宁市城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杜矛，青海青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宁安花，女，汉族，1969年9月30日生，西宁城北文贵种植养殖场投资人，住西宁市城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杜矛，青海青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西宁城北文贵种植养殖场，住所地:西宁市城北区莫家庄村。法定代表人：李文贵，该养殖场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杜矛，青海青唐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蔡延录，男，汉族，1972年12月31日生，青海嘉帝诺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住西宁市城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军，青海夏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张晓宁与被告李文贵、宁安花、西宁城北文贵种植养殖场、第三人蔡延录合伙纠纷案，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7月13日立案，因原告张晓宁将诉讼请求从2800000元增加至6646523.60元，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将本案移送至本院，本院于2016年10月12日受理后，于2016年11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诉讼中原告张晓宁又将收益部分的诉讼请求增加至要求三被告共计支付11675015元。原告张晓宁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巍，被告李文贵、宁安花及李文贵、宁安花、西宁城北文贵种植养殖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杜矛，第三人蔡延录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军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张晓宁诉称：请求1.依法解除张晓宁与李文贵之间的合伙合同关系；2.依法判令三被告支付原告张晓宁及第三人蔡延录的合伙投资及合伙期间的收益共计11675015元（已扣除被告支付的1200000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3年3月10日，张晓宁与李文贵经协商，签订了共同投资经营的西宁城北文贵种植养殖场的”协议书”。”协议书”约定由李文贵出土地，张晓宁出投资资金，在李文贵经营的西宁城北文贵种植养殖场内进行厂房建设及林木种植；并约定如遇政府拆迁征用，在收回成本的前提下，利润五五分成。因张晓宁对房屋建设及装修业务、林木种植养护等不很熟悉，就与第三人蔡延录协商合伙投资事宜，并与其在2013年4月2日签订了合伙投资西宁城北文贵种植养殖场的”协议”。后张晓宁与蔡延录积极履行与李文贵签订的”协议书”相关义务，前后共计向西宁城北文贵种植养殖场投入资金达400多万元。2015年11月，西宁市城北区建设局根据政府规划，依法拆迁征用西宁城北文贵种植养殖场，并对场内所有房屋(包括装修)、彩钢房、种植的林木依法评估补偿。2015年11月24日，西宁市城北区建设局与李文贵签订了两份拆迁补偿”协议书”，给李文贵拆迁补偿款共计26713065.11元，在该笔补偿款中，张晓宁投资及收益有4000000元。但李文贵领取拆迁补偿款后，却隐瞒相关事实，声称政府的补偿资金尚没有到位，仅给张晓宁支付了1200000元款项。后张晓宁得知政府拆迁补偿的相关信息，多次向李文贵催要投资款及收益，但李文贵均以各种理由拒绝。李文贵的行为严重违反了双方合伙协议的约定，违背了诚实信用的原则，侵害了张晓宁的合法权益。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的相关规定提起诉讼，请求1.依法解除合伙合同关系；2.判令三被告支付张晓宁合伙投资及合伙期间的收益共计2800000元(已扣除被告支付的1200000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诉讼中，原告张晓宁增加诉讼请求为三被告共计支付11675015元。该款项中，原告张晓宁和第三人蔡延录的合伙投资款为4501537元，收益21248495元；减去投入成本，即21248495元-4501537元=16746958元；按照双方协议约定的利润五五分成，即16746958元/2=8373479元；再加原告张晓宁实际投入的成本为4501537元，减去已付1200000元，实际为11675015元）。因原告张晓宁的投资收益中包含第三蔡延录人的投资收益，被告李文贵返还后由我和第三人蔡延录再行分配。被告李文贵辩称：1.协议书是在我醉酒的情况下签订的，当时没有认真对协议进行审视，不认可协议，协议中有违反国家法律政策的内容，事后我对协议内容没有认可，故该协议应视为无效。2.李文贵20**年承包了莫家庄西山1500亩荒山用于退耕还林工程，共投入6000多万元，因该项目投入大、周期长，政府为支持该项目，给李文贵批了西宁城北文贵种植养殖场、福泰公墓项目，双方争议的区域在半山腰二道渠90亩地。文贵养殖场东西小楼的建设，出资是由李文贵出资建设完成的，张晓宁出资仅对茶园的改造，如树木、地板砖及初期找来的民工队等，除此之外其余所有费用均为李文贵出资。西宁城北文贵种植养殖场的拆迁收入只有30多万元，李文贵拿到的1700多万元与张晓宁无关。3.投资款非4500000元，张晓宁未投入一分钱，只有一些地板砖、地下管道、喷淋系统、电线，价值几千元。4.合伙收益没有2100多万元，收益只有4亩征地补偿款，约330000元。综上，原告张晓宁所述的双方及第三人蔡延录共同出资完成养殖场的说法与事实不符，恳请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原告张晓宁的诉讼请求。被告宁安花、西宁城北文贵种植养殖场答辩称：认可李文贵的意见，1.文贵养殖场是李文贵个人在经营，非家庭共同经营；2.养殖场的两栋小楼都是由李文贵投资建设的，与原告张晓宁无关。3.原告张晓宁承诺东西小楼建设完成后开设茶园，并给被告李文贵每年分红200-400万元利润，其余情况不清楚。第三人蔡延录辩称：2012年我通过张晓宁认识李文贵后，张晓宁和李文贵于2013年达成的协议，因李文贵从不喝酒，故不存在李文贵醉酒后签订协议的说法，原告张晓宁与李文贵签订协议时我在现场，该合伙协议真实有效，协议未对我的权利义务作约定。2013年4月2日，我与张晓宁签订了协议，协议约定我和张晓宁在西宁城北文贵养殖场各投入一半资金，李文贵知道我与张晓宁共同投入该项目的事实，基于原、被告签订的合伙协议我同张晓宁进行协商后，进行实际出资对文贵种植养殖场进行扩建，为此我实际投入达2721433元。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异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2013年3月10日，张晓宁与李文贵经协商，签订了协议书。协议书约定由李文贵出土地，张晓宁出资金，本着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原则，针对政府对莫家庄村的征地拆迁抢种抢建，收回成本后，利润五五分成。2013年4月2日，张晓宁和蔡延录达成合伙投资西宁城北文贵种植养殖场的协议，协议约定张晓宁和蔡延录按照各50%的比例向西宁城北文贵种植养殖场进行投资，利润各50%，亏损各50%。协议达成后，张晓宁和蔡延录开始向西宁城北文贵种植养殖场投入资金。2014年1月17日，西宁兴亚彩钢有限公司向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张晓宁、李文贵及西宁城北文贵种植养殖场支付彩钢工程的工程款879668.80元，利息30788.41元。2014年7月22日，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作出（2014）北民廿初字第96号民事判决，判令张晓宁、李文贵及西宁城北文贵种植养殖场支付工程款并承担利息，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2015年7月27日，张晓宁、李文贵和西宁城北文贵种植养殖场将西宁兴亚彩钢有限公司诉至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称其将莫家泉湾村西山福利院及生态园的彩钢工程承包给西宁兴亚彩钢有限公司施工，因西宁兴亚彩钢有限公司施工的工程不合格给其造成损失，要求赔偿经济损失200000元，2016年1月6日，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北民廿初字第366号民事调解书结案。2015年11月4日，张晓宁和李文贵达成协议约定，”因修建的房屋已成危房，房屋三栋（40间）根本无法使用，生态园和其他项目无法进行下去，把工程推给政府，西宁城北文贵种植养殖场50亩无法使用，为减少损失，将上述建筑纳入374亩土地进行总体赔偿，无论怎样赔偿，二人愿意按投入工程资金的50-60%结算”。2015年11月24日，李文贵和西宁市城北区建设局就李文贵向莫家庄村委会租赁的375亩土地上的苗木达成补偿协议书，李文贵获得差额补偿款7670334.80元。当日，李文贵收到上述款项，并出具了收条。当日，李文贵与西宁市城北区建设局达成协议书，约定对李文贵的房屋、附着物进行补偿，补偿金额为12292730.31元。2015年12月28日，张晓宁携带投资的相关凭据前往李文贵处，双方达成协议，”张晓宁给西宁城北文贵种植养殖场承建的生态园、二排房屋和大棚属于危房，由李文贵全部处理，张晓宁按50%结算，永不后悔，于2015年11月4日协议”。”莫家庄西山生态园建设李文贵和张晓宁账已结清，原因：房屋修建危房（东西），彩钢大棚危房，不能使用，苗木和其他全部结清。协商解决按百分之五十结算，人民币2395206元，小蔡和张晓宁由我算，和李文贵没有关系，结算人：张晓宁李文贵，2015年12月28日”，当日还形成收条一张，载明”今收到李文贵建生态园、房屋、彩钢大棚及苗木款，总额1197603元，收款人：张晓宁。2015年12月28日”后张晓宁要求三被告从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政府所得赔偿款按50%的比例分配利润未果成讼。根据原、被告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涉案协议书的性质、效力，该协议书是否应予解除。2.张晓宁和蔡延录投入资金的数额问题。3.三被告是否应当返还原告的投资、收益以及数额如何认定的问题。首先，涉案协议书的性质、效力，该协议是否应予解除；原告张晓宁主张，其向李文贵催要投资款及收益，但李文贵均以各种理由拒绝，其行为严重违反了双方合伙协议的约定和诚实信用的原则，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应当解除合同。就该主张提交了下列证据：1.张晓宁与李文贵在2013年3月10日签订的协议书。证明张晓宁与李文贵经协商，约定双方共同投资西宁城北文贵种植养殖场，具体由李文贵出土地，张晓宁出资金，进行厂房建设及林木种植，协议约定拆除后的利润五五分成。2.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2014）北民二初字第96号民事判决书及（2015）北民二初字第366号民事调解书，证明张晓宁与李文贵共同投资修建西宁城北文贵种植养殖场内彩钢大棚4栋，面积约7400平米；张晓宁修建彩钢大棚实际出资250000元。被告李文贵、宁安花、西宁城北文贵种植养殖场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1.协议书中的字是我签的，但是在醉酒状态下签订的，故对协议不予认可。2.判决书中判决的700000元是由李文贵支付的，调解书中的400000元是从法院冻结李文贵的账户中直接扣除的，也是李文贵支付的，证明张晓宁与李文贵之间没有合伙关系，若有合伙关系，张晓宁也应当支付彩钢大棚的费用。3.该协议根本未履行，故不存在解除的前提。4.判决书所涉的项目是李文贵的事情，因协议书的内容中有不符合法律规定的部分，李文贵作为村干部不便于出面，故由李文贵委托张晓宁处理，才导致调解书、判决书中将二人列为共同被告。对该问题表示无证据提交。第三人蔡延录质证认为：1.认可原告张晓宁出示证据的证明方向，被告的理由不成立，该协议应当有效。2.调解书和判决书载明的事实及证明方向无异议。表示无证据提交。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并对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无效。本案中，2013年3月10日，张晓宁与李文贵签订协议书约定，由李文贵出土地，张晓宁出资金，本着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原则，针对政府对莫家庄村的征地拆迁抢种抢建，收回成本后，利润五五分成。该协议的内容违反了合同必须依法成立的法定要件，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关于在城市规划区内，违法建设的相关规定，违法的民事行为无效，无效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故李文贵和张晓宁签订的协议自始无效，张晓宁要求解除双方所签合伙协议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其次，张晓宁及第三人蔡延录投入的资金数额问题；原告张晓宁主张，向西宁城北文贵种植养殖场投入资金进行房屋建设、种植树苗共计投入2175266元。就所投入资金提交了下列证据：1.证人李占斌、孙朝宗、关切措的证言，证明受蔡延录、张晓宁雇佣李占斌、孙朝宗、关切措带领工人在西宁市城北区莫家庄西山建房及种植树苗的相关事实。2.投资凭证，证明原告张晓宁投资西宁城北文贵种植养殖场彩钢大棚及购买种植各类树苗款项达2175266元。3.西宁城北文贵种植养殖场投资明细表，证明原告张晓宁投资西宁城北文贵种植养殖场彩钢大棚及购买种植各类树苗投资达2175266元。被告李文贵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证人李占斌和孙朝宗的陈述不真实，他们当时在一道渠修水管。关切措干活只干了几天，没有两个月。上述证人证词与本案无关，是在与本案无关的另外的十亩地上种的。对投资凭证不认可，真实性有异议，其中有一部分是西宁城北文贵种植养殖场之外的其他十亩地上所涉，与本案没有关联，无合伙各方的签字确认。对投资明细表不予认可。被告宁安花、西宁城北文贵种植养殖场认可李文贵的质证意见。第三人蔡延录质证认为，1.对三名证人的证言不持异议，内容真实有效，证明方向予以认可。证人孙朝宗和李占斌的笔录中可以证实是由蔡延录向他们发放工资，故蔡延录是实际出资人。2.投资凭证的真实性不持异议，证明方向予以认可，被告认为投资凭证虚假，没有李文贵签字而不予认可的说法有异议，双方在协议中约定了各自的出资方式，原告与被告有同等的权利，李文贵没有签字是因为其并非不负责工地的日常工作，包括支付工人工资、与材料商结算材料款等，上述行为均由张晓宁及蔡延录负责。3.投资明细表无异议。据孙朝宗、李占斌、张晓宁讲，因这三个证人来找我算账时我不在，故找到张晓宁算账，之后张晓宁将算账凭证交给李文贵，李文贵算账后认可我投资1723070.14元，认可张晓宁投资672146元，并将1200000元给了张晓宁。被告李文贵就其向西宁城北文贵种植养殖场的投资提交了下列证据：1.证人李国云、贾云、宁安吉、马明星、韩进福、廖成业、崔兆芳、韩生兰、祁建华、马明财的证言，其中，李国云、贾云、宁安吉的证词证明西宁城北文贵种植养殖场东西小楼，因原告张晓宁施工不到位造成部分地基塌陷，民工逃跑后，李文贵又找人重新修缮，并支付了全部材料费用和工资。马明星、韩进福、廖成业的证人证言，证明东西楼建设中供应砂石料、水泥，挖土方等，都是由李文贵支付的费用。崔兆芳、韩生兰、祁建华、马明财的证言，证明张晓宁偷走建筑材料；张晓宁从他们手里租地栽树苗，给他们租金，之后国家征收种树的土地后给张晓宁付了征收款；孙朝宗到李文贵处进行敲诈的事实。2.张晓宁到李文贵处算账时留下的原始凭据，张晓宁统计有2395206元，李文贵核算后为2189446.40元。证明双方算账的事实。原告张晓宁质证认为，1.对证人证言不予认可，对李国云、贾云、宁安吉、马明星、韩进福、廖成业的证人证言，其中李国云、贾云、宁安吉均与本案被告存在亲属关系，因此证明力低；其余6名证人仅能证明这些人为本案被告进行了相应施工，但这6个证人并不能否认本案原告及蔡延录在文贵养殖场进行投资及施工的事实。对马明财、祁建华、崔兆芳、韩生兰的证言，其所证明的事实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其证词不应当被法庭采信。西楼是蔡延录找工程队干的，钱是张晓宁支付的，东楼是李文贵的工人和蔡延录的工人一起干的，但钱还是张晓宁支付的。2.对原始凭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对证明方向有异议。被告所要证明的内容与证据本身的价值数额不符，关联性无异议。我方投入的实际数额为4501537元，同时，该份证据恰恰证明了双方存在合伙关系。经我方核算，被告认可的数字达130多万元。第三人蔡延录质证认为，同意原告代理人对证人证言的质证意见，除有亲属关系的证人外，廖成业、祁建华均系李文贵的员工，其证明力较弱。对原始凭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方向不予认可，我方认为实际投入的资金为172多万元。第三人蔡延录就其投资提交了下列证据：1.证人王玉芳、李占军、邢为恩、张雷的证言，证明蔡延录在原、被告争议的施工地点具体出资、建设并支付相应的人工和材料费用。2.《文贵种植养殖场明细表》，证明蔡延录在文贵养殖场实际投入的材料、人工等费用2121433.30元，该数字是经张晓宁、具体施工负责人孙朝宗、李占斌共同核算的结果，同时，该费用并不包括第三人蔡延录单独出资的喷淋、灌溉设施。3.喷淋灌溉设施垫付工程款凭据10张，证明证据明细表中遗漏的由蔡延录垫付了工程款600000元。其中，票据记载的原料价格为441578.87元，人工费用158421.13元。4.《房屋修建合同》、转款凭证，证明2013年4月7日，蔡延录作为文贵种植养殖场的实际施工人，与王孝林签订合同，约定由王孝林承建文贵养殖场房屋土建工程，转款凭证证明蔡延录按实际施工量向王孝林支付200000元整。原告张晓宁就第三人蔡延录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1.对证人证言无异议。2.对《文贵种植养殖场明细表》、《房屋修建合同》、转款凭证均认可，认可蔡延录的出资为2121433.3元，其中，第三人蔡延录给王孝林支付的200000元款项是由张晓宁直接支付给王孝林的。被告李文贵、宁安花、西宁城北文贵种植养殖场对第三人蔡延录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1.证人证言与我方没有关联性，东西小楼的建设是原、被告之间的协议，与第三人蔡延录无任何关系，不认可第三人蔡延录。我方未与第三人蔡延录签订过合同，故真实性无法判定，且证人证言的效力的低于书证。2.对蔡延录提交的书面证据质证意见同上，我方未与第三人蔡延录有过合同关系，其提交的证据与我方无关。关于工资问题，根据我方记载，认可2013年4月29日的收据存根，贾云收到工资2600元；李国云工资2000元。这些证据同时也出现在对方出示的白条中。故我方认为第三人蔡延录未支付该笔钱，是由我方支付的。本院认为，因诉讼各方提交的投资证据，多为白条和证人证言等，且对对方出资的情况均持否定的态度，故根据现有证据证明各方投资的具体数额。最后，三被告是否应当返还原告张晓宁的投入及收益，数额应如何认定。原告张晓宁主张，在扣除李文贵支付的1200000元后，三被告应支付其以及第三人蔡延录合伙期间的收益共计11675015元。为支持其诉求，提交了下列证据：1.2013年3月10日，原、被告签订的《协议书》，证明双方约定拆除后利润五五分成。2.2015年11月24日拆迁补偿《协议书》2份，证明西宁市城北建设局与李文贵签订拆迁补偿《协议书》两份，补偿苗木14420334.80元、地上房屋补偿12292730.31元，共计补偿金额为26713065.10元，这些补偿款全部由李文贵领取。3.清单，证明张晓宁和蔡延录将所建房屋及苗木按照清单中的补偿金额作统计，二人共同投资应得的补偿款为21248495元。结合以上证据，李文贵及宁安花共同作为西宁城北文贵种植养殖场的经营主体，应由西宁城北文贵种植养殖场和宁安花共同承担责任。被告李文贵、宁安花、西宁城北文贵种植养殖场质证认为，1.协议书起草人不是我方，原件中在张晓宁签字中上位置后加了一句话，不清楚是谁加的，故对协议书内容不认可；2.拆迁补偿款与协议无关，由蔡延录和张晓宁共同出资从莫家庄村租了10亩地进行种植，是张晓宁自己和村民签订的协议，该合伙协议指的就是这十亩地，与西宁城北文贵种植养殖场无关，前述协议是宁安花带着张晓宁分别找村民签订的协议。10亩地中的4亩已经拿到补偿款，约32万余元，该笔钱不包括在张晓宁所称的2600多万元的补偿款中。与政府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和附表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拆迁款中李文贵拿到了17000000元，其余的由政府发到村民手中。但这部分补偿数额是针对文贵养殖场中的375亩地，本案所涉的是另外10亩，仅占一小部分，故拆迁补偿款与本案无关。3.清单没有依据不予认可，我方拿到手的17000000元是针对375亩所作的补偿，我方认可张晓宁的投入，但仅是一小部分。第三人蔡延录对上述证据质证后表示不持异议，并认可证明方向。被告李文贵、宁安花、西宁城北文贵种植养殖场提交下列证据：1.西宁城北文贵种植养殖场的营业执照，证明西宁城北文贵种植养殖场的企业性质是个人独资企业；2.组织机构代码证，证明该养殖场是合法机构；3.西宁市政府宁政20000207号《关于西宁城北文贵种植养殖场承包莫家庄西山进行综合开发用地的批复》，证明西宁城北文贵种植养殖场的经营范围是二十里铺镇莫家庄西山连荒山带其他地共计1478亩，土地使用权确定给西宁城北文贵种植养殖场，作为荒山治理综合开发项目，同时，也是西部大开发退耕还林项目之一。4.西宁市计划委员会2000市计农字第119号文件《关于城北区莫家庄村关于西山村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证明西宁城北文贵种植养殖场的开发是以种树种草为主，兼带苗圃种植、中药材种植，项目投资数额较大；5.青海日报2002年6月7日登载的文章，名为《李文贵的绿色之梦》证明李文贵从2000年起经营莫家庄西山荒山承包；6.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证明李文贵在2003年认识张晓宁之前就已经办好福利院的手续，准备在西宁城北文贵种植养殖场开办福利院。7.西宁市城北区民政局城北民字201125号文件《关于同意建设城北综合性福利公墓的批复》文，证明李文贵和张晓宁合作公墓的事项，公墓的范畴仍然在其承包的荒山之内；8.2015年12月28日张晓宁和李文贵的协议，证明张晓宁同意按照50%进行结算；9.张晓宁和李文贵的结算单，时间为2015年12月28日，证明双方账目结清，东西小楼和彩钢大棚是危房，苗木和其他均已结清，总数额为2395206元。10.张晓宁出具的收条一张，时间为2015年12月28日；证明李文贵把钱已付给张晓宁，张晓宁已收到1197603元；11.《危房鉴定报告》、12.《危房鉴定报告》针对彩钢大棚，上述两份证据证明东西小楼和彩钢均为危房的事实；13.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结案通知书（2015）北法执字第748号，证明该案的款项由李文贵所出；14.西宁城北文贵种植养殖场的宗地测绘图，证明西宁市政府批给西宁城北文贵种植养殖场的地界、生态园的地界、一、二道渠的范围；15.录音录像光盘3张，证明a：东西小楼和彩钢棚质量非常差；b：孙朝宗和另外一个女的来到李文贵家中对其进行威胁要求李文贵支付24万元，如果不给则要去法庭作证的事实。同时，证明张晓宁的投资是在一道渠的十亩地中进行的投资，而非西宁城北文贵种植养殖场。C：李文贵和张晓宁的结算通话录音，对事情的了结过程；16.西宁市城北区发改局城北发改字2012年89号文，证明西宁城北文贵种植养殖场是政府支持的，不是套取国家资金。就原告张晓宁认为我方存在欺诈行为，提交证据17补充简便协议为证，证明虽双方于12月28日签结算协议，但在11月4日时原告主动提出按照50%进行结算。原告张晓宁质证认为，对证据1.2.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方向有异议。被告不能仅凭标准信息判定为个体经营，西宁城北文贵种植养殖场是李文贵与其妻子共同经营的事实。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与本案没有直接联系，对养殖场进行合法的开发利用不提出相关异议，故该份证据与本案无关。证据4的意见同上。证据5与本案无关，无法证明本案双方争议的事实。证据6是另外一份原、被告之间的合同关系，与本案无关。证据7的意见同上。证据8的意见是2015年12月28日之前，已经有李文贵与西宁市城北区建设局达成拆迁协议，李文贵隐瞒了政府为其补偿2000余万元的事实。协议中提到的彩钢房，政府补偿价为601万余元，但李文贵隐瞒了该重大事实，误导本案原告张晓宁与其达成了该份协议。证据9的意见同上。证据10也是在被告李文贵隐瞒相关事实的情况下出具的，故证据8.9.10.应视为无效证据。证据11.12.与本案无关，虽然两栋房屋被鉴定为危房，但政府已经按照相关标准进行了补偿，我方有权按照补偿价格主张权利。证据13原、被告共同与西宁兴亚彩钢有限公司达成的协议，由本案原告张晓宁支付25万元预付款，西宁兴亚彩钢有限公司也出具了收条，证明收到执行尾款，剩下的是李文贵支付的。证据14证明西宁城北文贵种植养殖场的总面积，原告无异议。证据15将于庭后听完内容后发表书面质证意见。证据16对文件本身无异议，证明方向有异议，且文件与本案无关。证据17的真实性不持异议，1.该协议是按照李文贵口述、张晓宁书写完成的，完全是按照李文贵的意思而书写；2.时间虽是2015年11月4日，但西宁城北文贵种植养殖场的拆迁工作于2015年1月就已经展开，故李文贵隐瞒了拆迁补偿款的事实。3.根据协议中约定的”收回成本，以后进行补偿则按50%-60%计算”，说明张晓宁有权对收益的50%-60%主张权利。第三人蔡延录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认为，证据1.2.真实性不持异议，证明方向有异议，意见同原告意见一致。证据3.4.5.6.7.真实性不持异议，证明方向不予认可，与本案无关。证据8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张晓宁的个人行为，因缺乏处分权利，且我不知情，故不予认可。该协议证实了原、被告之间存在合伙关系，无论房屋与彩钢房是否属于危房，但张晓宁实际参与建设了这些项目。证据9意见同上。结算单的结算行为认可，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合伙关系，但数额不认可，蔡延录并未实际参与到结算中，且提交的大量票据也未体现在结算协议中。证据10属于无权处分行为，不予认可。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合伙关系。证据11的真实性有异议，证明方向不予认可。鉴定报告鉴定日期载明为2015年11月18日，鉴定日期从2015年12月7日-12月8日，但之后附的司法鉴定许可证的日期至2015年12月24日止，该机构现在是否存在不明，故对真实性不予认可。因补偿在前，鉴定在后，有欺诈嫌疑。证据12意见同上。证据13.14.真实性无异议，证明方向不认可，质证意见与原告意见一致。证据15庭后提交书面意见。证据16与本案无关。对证据17简便协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关联与证明方向有异议。该协议是原、被告私下签订，第三人蔡延录完全不知情，原、被告双方之间有重大恶意串通的嫌疑，侵害了第三人的利益，该协议应为无效协议。并表示无证据提交。本院认为，张晓宁与李文贵签订的协议因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故协议内容不受法律保护。2015年12月28日，张晓宁携投资凭据前往李文贵处，双方达成按2395206元的50%结算的协议，张晓宁于当日收到李文贵给付的建生态园、房屋、彩钢大棚及苗木款1197603元。张晓宁与李文贵就拆迁补偿事宜已达成一致，其签署协议并收取协议约定的款项是张晓宁对其”投资”回报的确认，故张晓宁所持李文贵隐瞒相关事实，严重违反双方协议约定，侵害其合法权益，应给付合伙投资及合伙期间收益11675015元的主张于法相悖，应予驳回。张晓宁和蔡延录应以张晓宁与李文贵之间的结算协议为据进行结算。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张晓宁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58326元，由原告张晓宁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陈伟审判员赵亮审判员高海霞二○一七年六月二十八日书记员马瑞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