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渝0112民初7243号原告：刘俊生，男，汉族，1945年11月11日出生，住重庆市渝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敏，重庆将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重庆日报报业集团，住所地重庆市渝中区较场口85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500000450387708T。法定代表人：管洪，党委书记。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锡军，男，汉族，1988年4月20日出生，住重庆市江北区，系被告公司员工。第三人：重庆市文化委员会，住所地重庆市江北区鸿恩路25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00000009276812G。负责人：张洪斌，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郑秋柱，男，汉族，1982年1月13日出生，住重庆市渝北区，系第三人处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易曦，女，汉族，1983年5月21日出生，住重庆市渝北区，系第三人处员工。原告刘俊生与被告重庆日报报业集团、第三人重庆市文化委员会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17年4月6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曾庆适用简易程序先后于2017年5月24日、2017年6月20日分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敏、被告委托诉���代理人陈锡军以及第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郑秋柱、易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俊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确认原告与被告在1992年12月13日至2005年11月11日期间存在人事关系；二、被告支付原告2005年11月12日至2017年5月24日期间的退休金暂计100000元（自己估算的，没有具体的计算公式）。事实和理由：原告曾经担任《自学报》、《青年之声报》、《新闻汇报》的副总编辑以及《中外投资企业报》、《中国外企》的总编辑，早在1988年5月18日，原告即由共青团重庆市委党组织正式录用为全民所有制干部。1992年12月12日，在由新闻汇报社向重庆市新闻出版局提交的《关于奖金调整方案的报告》中也提及了原告的工资、职务、待遇等。1993年5月18日，在由新闻汇报社向重庆市新闻出版局党组提交的《新闻汇报社关于领导体制和职责体系的请示》中却未提及原告的任何情况。从此，原告便未得到被告支付的任何工资、福利，社保也未再缴纳，导致原告退休后无法领取退休金。原告编制在被告单位，且属于干部，但原告却被被告无故排除在编制之外，被告也未告知原告因何种事由以及在何时将原告除名、解聘、撤职等。综上，从1992年12月13日开始原告的工作单位为重庆市新闻出版局，原告是和重庆市新闻出版局之间存在人事关系直至2005年11月12日，时任《新闻汇报》副总编辑。2013年，重庆市新闻出版局与重庆市文化广播电视局合并组建为重庆市文化委员会，重庆市新闻出版局的相关职权职责由重庆市文化委员会继承，之后重庆市文化委员会将与原告有关的《新闻汇报》、《重庆商报》等报刊相关人员的人事关系转给了重庆日报报业集团。故原告系与被告之间存在人事关系。现为解决��述问题，原告特提起诉讼。被告重庆日报报业集团辩称：1985年5月，原告被调入重庆市团委主管的自学报社工作，同年被任命为自学报社副总编辑、青年之声报社副总编辑（《青年之声报》亦为自学报社主办）。1990年，自学报社创办了《中外投资企业报》，原告担任总编辑。1992年，自学报社转由重庆市新闻出版局主管，前述三报随即转入重庆市新闻出版局主管，《自学报》更名为《新闻汇报》，原告仍担任《新闻汇报》副总编辑、《中外投资企业报》总编辑。1991年，由中国对外经贸部、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主导，计划创办《中外投资》杂志。1992年，中国对外经贸部及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通过对原告的考核，确定原告为《中国外资》杂志总编辑，《新闻汇报》当时的主管单位重庆市新闻出版局对此予以同意。1992年11月，原告调往北京，担任《中国外资》杂志社总编辑。《中国外资》杂志社由国家对外经贸部主管，由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开办，与自学报社（即新闻汇报社前身）及下属三报、新闻汇报社（即现在的渝州服务导报社）、中外投资企业报社（即现在的重庆商报社）、重庆市团委、重庆市新闻出版局（即现在的重庆市文化委员会）、重庆日报社、重庆商报社、重庆日报报业集团等重庆地区各单位均无任何关系。1993年1月，《中国外资》杂志顺利创刊并发行，原告在该杂志社持续工作直至1995年1月《中国外资》杂志停办。1994年10月5日，《中国外资》杂志社发函至重庆市新闻出版局，商调原告到其杂志社工作，并称“如同意请将该同志全部档案和最近及显示表现情况、身体健康状况一并寄来”。1994年10月，重庆市新闻出版局主管的新闻汇报社按该函件要���将原告档案及其他材料发往《中国外资》杂志社处，《中国外资》杂志社收到上述档案及其他材料后，未提出任何异议，继续留用原告担任总编辑职务。原告的人事关系自1994年10月1日就属于《中国外资》杂志社，其工资自1994年10月1日起便不再由重庆原工作单位发放。1995年2月，重庆市新闻出版局发文，表明根据1994年12月13日该局党组研究结果，决定解除原告在中外投资企业报社副总编辑职务，并将该情况告知了原告。1995年1月，《中国外资》停办，《中国外资》杂志社当即将档案还给原告，原告一直自行持有并保管自身档案至今，既未提交档案管理机关保管，也未交给重庆各单位保管。1995年后，原告继续在北京工作，即自1992年赴京后再未回重庆工作。1996年6月，《中外投资企业报》更名为《重庆商报》，由重庆市新闻出版局主管主办，同年重庆商报社成立。2001年5月，《新闻汇报》更名为《渝州服务导报》，由重庆市新闻出版局主管主办，同年渝州服务导报社成立。2006年9月，《重庆商报》由重庆市新闻出版局主管主办转由重庆日报报业集团主管主办，《渝州服务导报》由重庆市新闻出版局主管、重庆商报社主办变更由重庆日报报业集团主管主办，其实际业务、财务、人事也一直分别由重庆商报社、渝州服务导报社自主进行并实际主办，重庆商报社、渝州服务导报社均是独立于重庆日报报业集团的法人单位，独立运营，双方并无人事、财务上的隶属关系。2013年9月，经重庆市委四届三次全会决议，原重庆市文化广播电视局和重庆市新闻出版局合并组建为重庆市文化委员会。综上所述，原告原任职的新闻汇报社（即现在的渝州服务导报社）、中外投资企业报社（即现在的重庆商报社）从成立伊始即是具有独立地位的法人，均独立于被告单位。2002年，《新闻汇报》、《中外投资企业报》转由被告单位主管时，原告早已离职多年，故原告与被告之间不存在人事关系。基于前述事实，被告认为被告并非本案适格主体，请求驳回原告的起诉。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且无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事由，已经超过20年的最长诉讼时效保护期限，原告诉请不应受到保护。原告自1992年11月前往北京工作，此后未再回重庆工作，其与被告以及第三人之间没有任何关联和联系，故原告系与北京的单位建立了人事关系或劳动关系，与被告之间不存在人事关系或劳动关系。第三人重庆市文化委员会辩称：同意被告的答辩意见，另认为当时经过重庆市编委文件[重编（1992）186号]批准，同意新闻汇报社为重庆市新闻出版局的直属处级事业单位，并核定了编制及处级领导职数，由此���见新闻汇报社是独立的事业单位法人，原告的人事关系是在新闻汇报社。经审理查明：1988年5月18日，中国共产党共青团重庆市委员会党组作出《关于录用刘俊生同志为全民所有制干部的通知》，内容载明：自学报社，根据渝人干（1988）05号文精神，刘俊生同志被吸收录用为全民所有制干部，请你们按有关政策管理。1988年10月11日，中国共产党共青团重庆市委员会党组作出《关于许东河等同志任免职的通知》、《关于牟道忠等同志任免职的通知》，决定任命原告为自学报社副总编辑（副处级）、青年之声报社副总编辑（副处级）。1992年7月，新闻汇报社为原告签发记者证，内容载明原告所在部门为新闻汇报社，职务为副总编辑。1992年10月28日，中外投资企业报社出具授权证书，内容载明：经研究决定，特委托《中外投资企业报社》总编辑刘俊生同志与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签订接受承办《中国外资》杂志协议。1992年11月4日，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与中外投资企业报社签订《关于委托承办杂志协议书》，约定由对外经济贸易部主管，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主办，经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公开发行的《中国外资》杂志，从1992年11月4日起委托中外投资企业报社承办，中外投资企业报确定该报总编辑刘俊生同志为承办负责人，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聘任刘俊生同志为《中国外资》杂志总编辑，期限三年（从1992年11月4日至1995年11月4日）。为此，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向原告出具了聘书。1992年11月26日，中共重庆市新闻出版局党组作出《关于充实调整领导班子的决定》，内容载明聘任刘俊生为中外投资企业报社副总编，刘俊生主要负责办好《中国外资》杂志的有关工作。1992年12月12日，在新闻汇报社向重庆市新闻出版局报送的《新闻汇报社调整奖金报批表》中载明原告职务为副总编辑，奖金合计40元。1993年1月19日，重庆市新闻出版局作出《重庆市新闻出版局关于核定新闻汇报社机构、编制的通知》，内容载明：经重庆市编委重编（1992）186号文批准，同意新闻汇报社为重庆市新闻出版局直属处级事业单位，核定事业编制60名，其中12名为市财政拨款（保留至1994年后改为自收自支），其余48名事业编制经费渠道为自收自支。确定处级领导职数4��，同时经重编排（1992）187号文批准撤销自学报社，原定自学报20名事业编制由市编委收回。1993年1月26日，《中国外资》杂志社为原告签发工作证，内容载明原告为总编辑（副局级）。1994年1月27日，重庆市机构编制委员会作出《市编委关于建立中外投资企业报社的批复》，内容载明同意中外投资企业报社为市新闻出版局直属处级事业单位，定事业编制44名，其中处级领导职数3名（一正二副），经费渠道为自收自支。1994年2月17日，重庆市新闻出版局作出《重庆市新闻出版局关于中外投资企业报确定机构及编制的批复的通知》，内容载明：中外投资企业报，你报中投发（93）23号文“关于定编定制的申请报告”收悉。经研究，并报市编委批准[重编（94）11号]，同意你报为我局直属处级事业单位，定编44名，其中处级领导职数3名（一正二副），经费渠道为自收自支。请你报按核定编制数，将现有人员状况报局人事处，以便理顺人事、工资关系。人员调入必须控制在核定编制数内，留有余地，不得突破。1994年10月5日，重庆市新闻出版局作出《重庆市新闻出版局职工调动介绍信》，内容载明：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中国外资》杂志社，兹介绍刘俊生同志去你单位工作，请接洽。该《重庆市新闻出版局职工调动介绍信》还附有工资转移证明，该证明记载原告原工作单位为中外投资企业报社，原任职务为总编辑，任职时间为1990年，原工作单位工资已发至1994年9月30日。中国外资杂志社人事处曾向新闻汇报社发出《中国外资杂志社工作人员商调函》，表明因工作需要拟���调原告到中国外资杂志社工作。1994年12月16日，中国外资杂志社出具《关于刘俊生总编辑在杂志社工作期间的情况》，内容载明：刘俊生同志赴京前系重庆《新闻汇报》副总编辑、《中外投资企业报》部编辑。于1992年11月至1995年11月，由《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同重庆市新闻出版局主管的《中外投资企业报》社，双方签订委托承办协议书后，重庆方委派赴京来《中国外资》杂志社担任总编辑……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中国外资杂志社因没有人事调动权，更没有编制指标，向上级对外经贸部人事司请示后，没有同意刘俊生的调动，故刘俊生同志不能调来北京中国外资杂志社。1995年2月6日，中共重庆市新闻出版局党组向中外投资企��报社出具《关于解除原聘任的吴绪民等同志中外投资企业报社副总编职务的决定》，内容载明：根据国家新闻出版署新出政[1993]801号文件第六条规定，经局党组1994年12月13日研究，决定解除原聘任的吴绪民、刘俊生、唐丽英同志的中外投资企业报社副总编职务。1996年6月28日，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作出《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同意更名为的复函》，同意《中外投资企业报》更名为《重庆商报》。2000年9月20日，中共重庆市新闻出版局党组作出《关于渝州服务导报社保留法人资格的批复》，内容载明：重庆商报社，你社[2000]第49号文收悉，经研究，同意《渝州服务导报》由重庆新闻中心主管，重庆商报社主办，渝州服���导报社为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单位，由吴绍阶同志任法人代表。2001年5月8日，重庆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作出《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同意新闻汇报社更名为渝州服务导报社的批复》，同意新闻汇报社更名为渝州服务导报社，更名后机构规格、人员编制、经费渠道均不改变。2006年4月29日，重庆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作出《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改变重庆商报社隶属关系的批复》，同意重庆商报社由市新闻出版局管理改为由重庆日报报业集团管理。2006年9月22日，重庆市新闻出版局作出《重庆市新闻出版局关于同意、变更项目的批复》，同意《重���商报》由重庆新闻中心主管主办变更为重庆日报报业集团主管主办，同意《渝州服务导报》由重庆新闻中心主管、重庆商报社主办变更为重庆日报报业集团主管主办。2017年3月7日，原告以重庆市文化委员会、重庆日报报业集团为被申请人向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裁决原告与重庆市文化委员会、重庆日报报业集团自1992年12月13日至2005年11月11日期间存在人事关系。2017年3月7日，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不予受理通知书》，以原告超龄为由决定不予受理。2017年4月6日，原告以重庆日报报业集团为被申请人、以重庆市文化委员会为第三人向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被告重庆日报报业集团支付2005年11月12日起的退休金。2017���4月6日，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不予受理通知书》，以原告超龄为由决定不予受理。庭审中，原告陈述：在1992年11月至1995年1月18日期间，原告受重庆市新闻出版局和中外投资企业报的委托在中国外资杂志社工作；在1995年1月18日之后，原告留在北京处理中国外资杂志社后续工作直至1995年5月20日，之后原告自己成立了广告公司，公司名称为北京俊生广告文化公司；1999年，环球市场杂志社聘请原告担任主编兼副社长，2001年4月4日，原告自己成立了重庆国渝酒业有限公司。另庭审中，原告举示《关于刘俊生要求办理退休社保的致敬函》，原告在该函件中提到其人事组织关系在原新闻汇报社和中外投资企业报社。原告在庭审中还举示了特别证明书，该特别证明书内容反映原告的��事、组织、工资等关系在重庆市新闻出版局原主管的自学报（后更名为新闻汇报）和中外投资企业报（后更名为重庆商报）单位。上述事实，有《不予受理通知书》、《关于录用刘俊生同志为全民所有制干部的通知》、《关于许东河等同志任免职的通知》、《关于牟道忠等同志任免职的通知》、记者证、工作证、授权证书、《关于委托承办杂志协议书》、聘书、《关于充实调整领导班子的决定》、《新闻汇报社调整奖金报批表》、《重庆市新闻出版局关于核定新闻汇报社机构、编制的通知》、《重庆市新闻出版局关于中外投资企业报确定机构及编制的批复的通知》、《市编委关于建立中外投资企业报社的批复》、《重庆市新闻出版局职工调动介绍信》、���中国外资杂志社工作人员商调函》、《关于刘俊生总编辑在杂志社工作期间的情况》、《关于解除原聘任的吴绪民等同志中外投资企业报社副总编职务的决定》、《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同意更名为的复函》、《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同意新闻汇报社更名为渝州服务导报社的批复》、《关于刘俊生要求办理退休社保的致敬函》、特别证明书、《关于渝州服务导报社保留法人资格的批复》、《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改变重庆商报社隶属关系的批复》、原被告陈述等，经庭审质证，足以认定。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原告要求确认与被告在1992年12月13日至2005年11月11日期间存在人事关系，但原告举示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其在被告单位工作以及其编制在被告单位。原告在庭审中举示了《关于刘俊生要求办理退休社保的致敬函》，在该函件中，原告提到其人事组织关系在原新闻汇报社和中外投资企业报社，但原新闻汇报社（现已更名为渝州服务导报社）和中外投资企业报社（现已更名为重庆商报社）均为独立事业单位，与被告并非同一法人主体。综上，原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于原告要求确认与被告在1992年12月13日至2005年11月11日期间存在人事关系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同时，由于原告不能证明与被告之间存在人事关系，原告要求被告支付2005年11月12日至2017年5月24日期间退休金的诉请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俊生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元，由原告刘俊生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曾 庆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潘文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