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苏06民终147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晓丰，男，1970年10月30日生，汉族，住南通市崇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志斌，江苏紫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曹永昌，男，1963年12月14日生，汉族，住南通市崇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海兵，江苏高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晓丰因与被上诉人曹永昌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2016）苏0602民初54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张晓丰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郑皎骗取被上诉人40万元为民间借贷关系是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已经生效的刑事判决书认定郑皎构成刑事诈骗，系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一审判决遗漏了当事人，因款项系由郑皎收取，应当将郑皎列为本案当事人。被上诉人曹永昌二审辩称，上诉人张晓丰与郑皎向被上诉人借款的行为不符合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的无效情形，应当是有效的。一审未遗漏当事人，上诉人与郑皎系夫妻关系，在借条上共同签署并且在郑皎被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后，上诉人张晓丰仍然向被上诉人出具了还款计划，并且履行了部分，上诉人与郑皎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曹永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张晓丰归还借款28万元，支付自2015年10月17日起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张晓丰与郑皎系夫妻关系。2015年4月16日，郑皎以偿还银行贷款为由向曹永昌借款40万元。当日，曹永昌通过其在中国农业银行开设的尾号为2817账户汇给郑皎在中国银行开户尾号为4946账户40万元。郑皎向曹永昌出具了借条、收条各1份。借条载明：今借到曹永昌人民币40万元，此款用于偿还银行贷款，此笔贷款发放时即归还。收条载明：今收到人民币40万元。数日后，因郑皎未及时还款，曹永昌前去要款，当日，郑皎与张晓丰均在家，张晓丰在郑皎出具的借条、收条上郑皎签字的后面签名。2015年4月25日，郑皎因涉嫌诈骗犯罪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曹永昌即向张晓丰要款，张晓丰答应还款。2015年5月15日下午，曹永昌与张���丰相约一起到建设银行某网点，张晓丰支付了曹永昌10万元，并出具还款计划1份，载明：“郑皎、张晓丰于2015年4月16日向曹永昌借款40万元，2015年5月15日已还10万元，余款30万元由张晓丰每月16号从工资中提取5000元给曹永昌，直至还清借款，待张晓丰怡安花园10幢503室或青年路新村23幢203室房屋售出后，立即归还剩余借款。”此后，张晓丰于2015年6月至9月，每月向曹永昌偿还了5000元，合计偿还12万元。后张晓丰未再还款。2016年6月3日，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以郑皎犯诈骗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3年，并判决继续追缴郑皎犯罪所得发还给被害人。该案刑事判决书认定：2015年4月16日，被告人郑皎以归还银行贷款为由，通过中介何霞，骗取被害人曹永昌40万元，后以中介费、利息名义支付何霞人民币1.6万元，其中包含中介费0.4万元，实际骗得曹永昌38.8万元。案发后，郑皎家属与曹永昌签订了还款协议，现已还款12万元。庭审中，曹永昌自认，郑皎支付中介机构中介费后，中介机构于当天支付曹永昌6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一是曹永昌起诉要求张晓丰承担还款责任是否违反“一事不再理”的原则;二是郑皎向曹永昌借款被人民法院生效的判决认定为诈骗犯罪后，该借款行为效力如何认定？如认定有效，张晓丰是否应承担还款责任？对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郑皎向曹永昌借款，并出具借条、收条，曹永昌向郑皎交付了借款，双方间形成民间借贷关系。因郑皎未及时还款，在曹永昌要款时，张晓丰基以与郑皎间的夫妻关系，在郑皎出具的借条、收条上签名，继而成为共同借款人，郑皎向曹永昌的借款构成郑皎与张晓丰的夫妻共同债务。由于郑皎向曹永昌借款被人民法院生效的判决认定为犯罪，案件事实产生了“刑民交叉”。但是，张晓丰自愿向曹永昌出具还款计划，表明其愿意承担所欠的债务，该债务承担发生在曹永昌与张晓丰之间，系独立于刑事法律关系的单独的民事法律关系。纵使借贷关系无效，也涉及由此产生的返还财产的民事责任。故对曹永昌要求张晓丰承担还款责任之诉应予受理。张晓丰抗辩称根据“一事不再理”的理由不能成立。所谓“一事不再理”是指法院裁判文书生效后即具有法律上的效力，当事人不得就同一事实、同一诉讼标的再行起诉。对当事人而言，判决确定后，当事人受到判决拘束，不得再就该判决内容另行起诉。对法院而言，判决确定后，非经法定程序不得作出与该判决相矛盾的判决。因同一事实引发的纠纷，经过法院实体处理就得到了最终解决，其后针对该事实再向法院请求处理，法律予以禁止。本案曹��昌要求张晓丰承担还款责任，并没有经过刑事判决处理，法院予以受理并进行实体处理不违反“一事不再理”的原则。对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规定，借款人或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当事人提起诉讼的，民间借贷合同并不当然无效。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本规定第十四条之规定，认定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借款人郑皎以偿还银行贷款为由向曹永昌借款，双方形成的民间借贷关系不存在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二）、（四）、（五）项规定的应当被认定无效的情形，也不存在上述司法解释第十四条规定的应当被认定为无效的情形。是否属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规定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形呢？���谓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是指当事人实施的行为在形式上合法的，但在缔约目的和内容上是非法的。当事人故意表现的形式或故意实施的行为并不是其要达到的目的，也不是其真实的意思，而只是希望通过这种形式和行为掩盖和达到其他非法目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中的目的，应当是合同双方的共同目的，而非单一哪一方的目的，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一共同目的是双方通谋的结果，至少也是双方共同明知或应知道的。也就是说，以签订合同的形式实施诈骗，如果仅仅是合同一方的目的而不是双方的共同目的，并不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构成要件，在效力认定上得不出合同无效的结论。本案中，郑皎以通过与曹永昌订立合同达到骗取出借款的目的，曹永昌作为出借款人，其出借款项的目的希望能收回本金，其出借时并不知道郑皎骗取借款的目的，也就是说骗取出借款不应是借贷双方共同追求的结果，不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构成要件。据此，曹永昌与郑皎之间的借贷关系应为有效。由于郑皎向曹永昌借款发生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张晓丰事后在郑皎出具的借条、收条上签字，构成夫妻共同债务，且张晓丰在事后又出具了还款计划，并已履行了部分，曹永昌选择应承担共同责任之一的张晓丰主张权利，符合法律规定，对曹永昌提出的诉讼主张应予以支持。对于张晓丰还款的金额，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曹永昌在交付借款的当天由中介还给了0.6万元，该款应作为曹永昌收回的本金，故曹永昌实际出借的金额应为39.4万元，扣除已归还的12万元，张晓丰应还款27.4万元。对于曹永昌主张的利息，借贷双方原未约定利息，应视为不支付利息。然而，张晓丰未按照还款协议的约定还款，曹永昌有理由相信张晓丰以自己的不作为表明其不再履行还款义务，有权要求张晓丰归还尚欠的全部借款及逾期还款的利息。曹永昌要求张晓丰自2015年10月17日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利息合理正当，予以支持。据此，一审法院判决：一、张晓丰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归还曹永昌借款27.4万元及利息（自2015年10月17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二、驳回曹永昌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500元，由张晓丰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2017年6月1日，南通市公安局崇川分局新城桥派出所出具证明，曹永昌在郑皎诈骗案的涉案物品处置中，分得涉案财物人民币1295元。本院认为，郑皎作为借款人向曹永昌出具借条，借曹永昌人民币40万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虽郑皎的上述借款行为被生效的刑事判决认定为诈骗罪，但涉及诈骗犯罪的民间借贷，其效力并不当然受犯罪与否的影响，诈骗犯罪存在着有所牵连但截然不同的两个行为即诈骗行为和合同行为。诈骗行为是合同一方当事人所实施的以签订合同为手段、以骗取财物为目的的单方行为，受刑法所评价；合同行为是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情况下共同实施的双方行为，受民法所评价。郑皎与曹永昌之间签订的借款合同，均是在当事人自愿的情形下发生，并没有损害国家、集体、公共利益或者第三人的利益，也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无效情形，应认定为有效。张晓丰自愿在借条上作为借款人签名，还在之后向曹永昌出具了还款计划并已履行了部分还款，故曹永昌选择向合同义务相对方张晓丰主张权利，符合法律规定，一审判决并未遗漏当事人。曹永昌在郑皎诈骗案的涉案物品处置中分得涉案财物人民币1295元，该款应在借款总额中予以扣除,但由于该证据系在二审中提交且数额较小，本院不再予以调整，双方可在执行时一并予以抵扣。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500元，由上诉人张晓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顾 华审 判 员  黄中华代理审判员  王立朋二〇一七年六月十五日书 记 员  刘 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