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苏03民终26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超英，男，1933年12月30日生，汉族，退休职工，住徐州市鼓楼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淑萍，女，1959年5月12日生，汉族，退休职工，住徐州市鼓楼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东明，男，1964年2月28日生，汉族，徐州高级中学教师，住徐州市云龙区。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淳，上海市协力（徐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淑贤，女，1939年11月10日生，汉族，农民，住徐州市贾汪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权士琮，男，1939年9月10日生，汉族，退休职工，住址。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权启茹，女，1969年11月8日生，汉族，北京市丰台区建都医院医生，住徐州市鼓楼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红明，男，1968年11月8日生，汉族，宿迁市森迪生物能源有限公司职工，住址。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阚宗杰，男，1958年2月7日生，居民身份证号码3203051958********，汉族，退休干部，住徐州市贾汪区东方宜家花园45号楼1单元202室。原审原告：刘江萍，女，1961年11月10日生，汉族，退休职工，住徐州市鼓楼区。上诉人刘超英、刘淑萍、刘东明因与被上诉人张淑贤、权士琮、权启茹、刘红明、原审原告刘江萍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6）苏0302民初4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超英、刘淑萍、刘东明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1、关于涉案家庭协议的效力。涉案家庭协议是2011年5月17日签署，协议内容是刘红明起草，包括两部分，一是涉案房屋属刘超英夫妇借名购买，二是刘超英夫妇决定将涉案房屋作为遗产由四位子女共同继承。协议内容既不违反法律规定，也是家庭成员共同的意思表示，不论权启茹是否本人签字，该协议也是合法有效的，一审法院认为合同未成立错误。2、关于权启茹是否对家庭协议知情。家庭协议中的签字即使不是权启茹本人所签，但并不代表其不知情或不同意。首先，该协议的起草人是权启茹的丈夫刘红明，签署家庭协议时。刘超英夫妇与权启茹夫妇居住在一起，家庭协议的起草是经过双方多次协商一致的结果，权启茹不可能不知情；其次，刘红明与权启茹是夫妻，其有权代表权启茹在家庭协议中签字，根据婚姻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在他人有理由相信其系夫妻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知情对抗善意第三人；第三，涉案房屋自2007年左右对外出租至今，一直是刘超英对外进行租赁并收取租金，权启茹从未收取过租金，更没有过问出租事宜，明显不合常理。这些都证明权启茹认可房屋是刘超英夫妇所有，一审法院仅凭签名和其自己的陈述就认定权启茹不知情，明显违背事实。3、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互相矛盾。《家庭协议》是刘红明起草，既然是刘红明夫妻购买的房屋，刘红明为何要签署借名买房的协议；按照刘红明的说法，既然权启茹不同意将房屋卖给刘超英，为何刘红明还要多此一举，起草家庭协议，并且其他几个子女对房屋是刘超英的事实也是认可的；既然是刘红明夫妻的房屋，为何让刘淑萍居住几年时间且在改造后让出一间给其经营生意，不符合常理；既然房屋曾经出卖给王锦和张淑贤，为何从始至终都未进行过交付、使用，一审法院遗留重要事实未进行审查。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虽然我国实行不动产登记制度，但房屋登记只是一种公示效力，不必然代表真正的权利归属，在登记内容与真实权利状态不一致的情况下，上诉人有权依据《物权法》第33条的规定主张房屋的所有权。根据《家庭协议》的内容和刘超英十几年来实际占有、使用房屋的事实来分析，房屋的实际产权人应为上诉人所有。2、即使在无权处分共有财产的情况下，也不必然会导致处分无效，善意第三人可以取得处分财产。3、在涉案房屋的流转中，一审法院应当审查二次流转的买受人王锦和张淑贤的行为，这样既能判断出二人不构成善意取得，也能够判断出涉案房屋的流转是权启茹夫妇转移财产的虚假表示，其实际产权人为上诉人。被上诉人张淑贤、权士琮答辩称，一审法院对本案事实认定客观，适用法律正确。不动产登记簿是权属根据和证明，上诉人的上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被上诉人权启茹、刘红明答辩称，家庭协议实际上是由刘超英打印好后由刘红明签字确认，权启茹不知道，上诉人当时也表示这件事不要让权启茹知道，所以刘红明自己签的两人名字。因刘红明做生意借了钱，当时资金周转较困难，要把房子卖给王锦，刘超英知道且同意卖掉，刘超英在接受一审法院调查的笔录内容能反映出该事实。因此，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原审原告刘江萍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刘超英、刘淑萍、刘东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徐州市鼓楼区港南里小区9-2-101室的房屋归原告共同所有；2、张淑贤协助办理产权过户手续。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7年10月10日，权启茹与鼓楼房地产开发公司签订了一份《商品房购销合同》，合同约定：权启茹购买鼓楼房地产开发公司开发的港南里小区9#-2-101号房屋，房屋面积为46.52平方米，每平方米660元，购房款总金额30703元。双方还约定了其他事项。1998年12月21日，权启茹取得涉案房屋所有权证书，登记的“所有权人”为权启茹；2007年12月3日，权启茹取得涉案房屋土地使用权证书，登记的“土地使用权人”为权启茹。涉案房屋购买后，刘淑萍曾在涉案房屋中居住过一段时间，后由刘超英、陈节操夫妻一直居住至2003年左右。后涉案房屋改建成两间门面房，刘淑萍、权启茹各占用一间做短期经营，其后两人均不再经营，涉案房屋开始对外出租。2013年7月至2015年11月，刘超英以出租人身份与承租人签订房屋租赁协议，将涉案房屋对外出租，并收取租金。2011年5月17日，刘超英、陈节操、刘淑萍、刘东明、刘江萍、刘红明、权启茹共同签署《家庭协议》一份，协议内容为：一、港南里小区9-2-101住房一套，一室一厅，计面积46.52平方米，购房款3.0703万元，该套房子房证上房屋所有权人名字和土地证上使用权人的名字均为权启茹替代。而该套房子实际出资人和产权拥有者均为父母亲（刘超英、陈节操）。二、父母百年之后，该套房产由兄妹四人共同继承。三、家庭成员签字。经查明，该份协议上刘超英、刘淑萍、刘江萍、刘东明、刘红明的签字均为本人所签，权启茹的签名非本人所签，为刘红明代签，且刘红明代签并未取得权启茹的同意或授权。2012年9月27日，权启茹、刘红明与案外人王锦、梁慧签订《存量房买卖合同》一份，约定：权启茹、刘红明将港南里小区9#-2-101的房屋（即涉案房屋）出卖给王锦、梁慧，建筑面积46.52平方米，房屋成交单价为每平方米2149.61元，购房款总价为100000元，双方还约定了其他事项。2013年11月20日，王锦、梁慧与张淑贤签订《存量房买卖合同》一份，约定：王锦、梁慧将涉案房屋以100000元的总价出售给张淑贤。涉案房屋现登记在张淑贤名下，为其个人所有。另查明，刘超英、陈节操曾与刘红明商量，欲购买涉案房屋，并支付给刘红明3万余元，但双方并未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刘红明称亦未取得权启茹的同意，涉案房屋亦未发生产权变更登记。一审法院认为，刘超英等三人主张港南里小区9#-2-101室房屋应为其共同所有，其事实依据是2011年5月17日的《家庭协议》。但涉案房屋系1997年10月10日以权启茹的名义签订的《商品房购销合同》，并于1998年12月21日取得房屋所有权证，登记在权启茹名下。我国实行不动产登记制度，不动产登记薄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刘超英及其妻子、子女在签订《家庭协议》时，其处分的财产系登记在权启茹名下的不动产，而权启茹并未在该协议上签字，且刘超英等三人亦未提供证据证明权启茹对该协议的内容知情并同意，故该份协议中并未有涉案房产权利人权启茹的意思表示，该《家庭协议》并未成立。刘超英等三人据此主张涉案房屋归其共有的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关于刘超英等三人主张权启茹与刘红明系夫妻，涉案房屋系二人的夫妻共同财产，他人有理由相信刘红明的签字代表夫妻共同意思表示的意见。一审法院认为，涉案房屋系由刘红明与权启茹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以夫妻共同财产出资购买，应为夫妻二人共同共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规定，处分共有的不动产应当经占份额三分之二以上的按份共有人或者全体共同共有人的同意，共有人另有约定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无权处分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刘红明在处分涉案房产时，未经过共同共有人的同意，在之后亦未得到共同共有人的追认，其处分行为应为无效。故刘超英等三人的该主张不予支持。刘江萍自愿放弃与涉案房屋有关的所有权利的声明，该声明内容系对其自身权利的处分，亦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予以准许。其经法院依法送达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不影响本案的审理，依法缺席判决。综上，一审法院遂判决驳回了刘超英、刘淑萍、刘东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760元，由刘超英、刘淑萍、刘东明负担。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刘超英与陈节操本系夫妻关系，二人育有四名子女，分别为刘淑萍、刘东明、刘江萍、刘红明，陈节操在本案诉讼之前已经离世。张淑贤与权士琮系夫妻关系，权启茹系二人之女，权启茹与刘红明系夫妻关系。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是否为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本院认为，本案为物权确认之诉，物权确认的前提是当事人已经依法取得了物权。依据我国物权法的规定，不动产登记薄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不动产物权经登记者，推定其适法有此权利。涉案房屋原登记于权启茹名下，后经移转登记属张淑贤所有。刘超英等三人主张其为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其应提供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薄的记载与真实的物权状态不一致、其为真实的物权人。为此，刘超英等三人提供了刘红明签字确认的记载借名买房内容的协议。首先，所谓借名协议，是指出名人与借名人就借用他人名义从事行为达成的协议，协议的双方为借名人与出名人，而本案借名协议形成时房屋的登记名义人权启茹并没有在协议中签字。并且，表见代理、善意取得等以权利外观为基础的善意第三人制度保护的是交易行为，而刘超英等三人与刘红明存在亲属关系，单纯的夫妻关系不能形成使人信赖的权利外观，且协议所涉也非交易行为，故在权启茹不认可的情况下，刘红明的签字不能代表权启茹。因此，该协议对权启茹没有约束力，不能认定刘超英等三人与权启茹达成了借名买房的意思。其次，依据我国物权法第九条的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因此，即便借名买房的事实存在，因刘超英等从未被登记为权利人，也不符合我国物权法规定的物权取得要件。综上，刘超英等三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涉案房屋登记存在错误、其系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故其主张确认所有权没有法律依据。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760元，由刘超英、刘淑萍、刘东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超审判员 黄传宝审判员 王 峰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薛淑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