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7)京02民终462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吉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组织机构代码10436XXXX），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188号十六区5号楼9—12层101房间。法定代表人：赵六栋，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文曲，女，1989年6月8日出生，汉族，吉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员工，住职工宿舍。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磊，男，1982年1月13日出生，汉族，晋中钧通物流有限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卫东，男，1971年9月11日出生，汉族，晋中钧通物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通汽车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号371500018006205），住所地山东省聊城经济开发区中华北路9号。法定代表人：李树朋，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蒋万朝，男，1982年1月25日出生，汉族，中通汽车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员工，住单位宿舍。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丽茹，山东舜翔（聊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晋中钧通物流有限公司（组织机构代码06556XXXX），住所地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修文镇陈胡村。法定代表人：王磊，经理。上诉人吉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运集团”）因与王磊、中通汽车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通公司”）、第三人晋中钧通物流有限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5年丰民（商）初字第16118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5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吉运集团上诉请求：撤销2015年丰民（商）初字第16118号民事裁定，指令一审法院审理。事实和理由：一审裁定错误认定王磊与集运集团之间不存在融资租赁关系，属认定事实错误,并在错误认定事实的基础上驳回上诉人起诉，应当依法予以撤销。一、王磊与吉运集团签署了《融资租赁合同》，吉运集团依约向王磊交付了租赁车辆，王磊也依约支付了部分租金，合同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之间存在融资租赁法律关系。王磊是以自己的个人名义与吉运集团签署的《融资租赁合同》，合同的实际履行也是在王磊与吉运集团之间进行的。一审法院认为王磊身份证复印件上加盖有物流公司的公章，即证明《融资租赁合同》的主体是物流公司，这种推断与事实不符。吉运集团是把涉案车辆交付给了王磊个人，并没有交付给物流公司。中通汽车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作为经销商既为王磊提供担保又向王磊个人交付车辆的行为，印证了王磊作为《融资租赁合同》主体的事实。吉运集团在收到租金之后，便向王磊个人出具了收据，收据明确载明收到了王磊的租金，而从未出具过载明收到了物流公司租金的收据。至于涉案车辆登记在物流公司名下的问题，是因为吉运集团为了满足客户的实际使用需求，同意将车辆登记于物流公司名下。也同样是为了车辆的实际登记使用，应王磊的申请，车辆购置发票的抬头便开具为物流公司。王磊作为承租人，其如何实际使用租赁物即车辆，并不能改变王磊是承租人事实。不能认为王磊将车辆交付物流公司使用，就认为物流公司变成了承租人。王磊在一审之中也当庭陈述了其个人与吉运集团之间签署、履行《融资租赁合同》的情况，认可与吉运集团之间存在融资租赁关系。二、一审裁定错误引用（2016）晋0702刑初28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错将该判决书相关内容作为该判决书已经认定的事实。一审裁定错将（2016）晋0702刑初28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的并未认定的内容作为裁定主要依据吉运集团提交的其他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与一审法院引用的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对于“缴纳租金”部分有不同的叙述进一步说明了刑事部分的主要争点即被告人是否成立“非法拘禁罪”的问题，而没有也无需对王磊、物流公司、吉运集团之间的法律关系做出认定。根据民事诉讼“既判力”的法律原则，除非前诉中针对与当前诉讼相同的事实已经当事人双方举证质证，进行了实质审理，并在已经生效的裁判文书中有明确的论证、认定，否则，不应对后诉具有拘束力。综上，一审法院未能查清事实，错误认定王磊与吉运集团不存在融资租赁关系，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明显违背民事诉讼的既判力原则。二审期间王磊委派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代理人的意见前后不一致，但其最终确认：同意原裁定，不同意吉运公司的上诉请求。中通公司辩称：原审法院对于本案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裁定。晋中钧通物流有限公司之法定代表人王磊未出庭，亦未进行答辩。吉运集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吉运集团与王磊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并确认吉运集团对租赁物的所有权；2、判令王磊支付逾期租金共计1565394元、管理费33700元、利息391350元、滞纳金1746980元，四项共计3737423.704元；3、判令中通公司就上述诉请第2项的支付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回购相关车辆；4、判令王磊、中通负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3年5月7日，吉运集团与王磊依次签订了编号为吉字×××的《融资租合同》(车架号：LZZ5EX3C6DW817501)、编号为吉字×××的《融资租赁合同》(车架号：LZZ5EX3C1DW816885）、编号为吉字×××的《融资租赁合同》（车架号：LZZ5EX3C5DW816890）、编号为吉字×××的《融资租赁合同》（车架号:LZZ5EX3C3DW817312）、编号为吉字×××的《融资租赁合同》(车架号：LZZ5EX3C1DW817499)、编号为吉字×××的《融资租赁合同》（车架号：LZZ5EX3C7DW816891）、编号为吉字×××的《融资租赁合同》(车架号:LZZ5EX3CXDW817100)、编号为吉字×××的《融资租赁合同》（车架号：LZZ5EX3C1DW817311）、编号为吉字×××的《融资租赁合同》(车架号：LZZ5EX3CXDW817310)、编号为吉字×××的《融资租赁合同》（车架号：LZZ5EX3C6DW816686）、编号为吉字×××的《融资租赁合同》（车架号：LZZ5EX3C7DW816888）、编号为吉字×××的《融资租赁合同》（车架号：LZZ5EX3C4DW816685）。上述合同均约定，吉运集团按照王磊的选择向中通汽车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购买王磊选定的车辆并出租给王磊使用，合同期限自2013年5月7日起至2015年5月6日止，共计24期，每月7日前支付当期租金，逾期滞纳金按照日千之二计算。中通汽车为担保上述合同项下王磊支付租金义务的及时履行，与吉运集团签署了《担保书》、《回购协议》，约定就王磊的租金支付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承诺“承租人在每月签约日期未能按时、足额归还租金时，回购条件即成立”由中通汽车回购相关车辆。自2014年5月起至今，王磊再未履行过支付租金义务，故吉运集团诉至法院。原审法院经审查认为：经业已生效的（2016）晋0702刑初28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认定：“2013年5月7日，晋中钧通物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磊与吉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融资租赁合同》，从吉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租赁了30辆豪泺牌汽车。截至案发前，钧通物流有限公司已有数月未按期缴纳汽车租赁等费用。”本案中，依据现已查明的事实可以看出：王磊虽然以个人名义签订上述30份《融资租赁合同》，但王磊与吉运集团签订上述合同时，提交的身份证复印件均加盖有“晋中钧通物流有限公司”公章，且王磊要求吉运集团指示出卖人开具购买人为“晋中钧通物流有限公司”的发票，并在接收上述30台租赁物后，将租赁物均登记在晋中钧通物流有限公司名下并由该公司实际使用。王磊亦认可，在给付租金的过程中，一部分款项通过其个人账户偿还，另有一部分直接由晋中钧通物流有限公司出具的承兑汇票给付。本院认为，无论从《融资租赁合同》的订立还是从履行情况来看，王磊实际上履行的是作为晋中钧通物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职务行为，上述30份《融资租赁合同》的承租人实际上是晋中钧通物流有限公司，而非王磊个人。本院认为，就本案中所涉的30份《融资租赁合同》中的10个合同，王磊个人与吉运集团之间均不存在融资租赁合同关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吉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起诉。本院经审查认为：原审法院是以“从《融资租赁合同》的订立还是从履行情况来看，王磊实际上履行的是作为晋中钧通物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职务行为，上述30份《融资租赁合同》的承租人实际上是晋中钧通物流有限公司，而非王磊个人。……就本案中所涉的30份《融资租赁合同》中的10个合同，王磊个人与吉运集团之间均不存在融资租赁合同关系。”为理由从而驳回吉运公司的起诉的。二审审理过程中，对于吉运公司提交的《融资租赁合同》进行了审查，审查中发现，该《融资租赁合同》在承租人一栏中载明：“承租人（乙方）：王磊，地址：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正太街51号1-2-3-6户。法定代表人王磊”。该合同中还载明：“乙方为一家依法设立并合法存续的企业-----乙方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等”。该合同的第十条第1项约定：“乙方如发生关闭、停产、合并、分立、破产等情况，须提前三个月通知甲方”。从前述合同内容来看，并不能完全排除该《融资租赁合同》的承租人不是晋中钧通物流有限公司。另外，吉运公司并未对晋中钧通物流有限公司提出具体明确的诉讼请求。故综合本案全部证据，吉运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原审法院对本案的处理是正确的。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项、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饶林生审 判 员  卫 华助理审判员  孙玉宁二〇一七年六月八日书 记 员  韩天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