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川01民终445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江海，男，1966年6月13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锦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大平，四川恒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先贵(曾用名李先桂)，男，1968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南部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大龙，四川炜烨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黄江海因与被上诉人李先贵公司设立纠纷一案，不服成都锦江区人民法院（2016）川0104民初40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己审理终结。黄江海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驳回李先贵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受理费由李先贵负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认定事实错误。李先贵主张与黄江海2011年2月协商共同投资设立一家商贸公司，并于同月24日通过银行转账，转给黄江海入股金50万元，但李先贵并无证据证明其和黄江海达成了设立商贸公司的合意，李先贵主张的事实根本不存在，黄江海的银行账户是瑞祥公司在使用，李先贵打款50万元系履行与瑞祥公司签订的《投资入股协议》。2、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错误，李先贵主张与黄江海达成了设立商贸公司的口头协议，就应该由李先贵举证证明该口头协议的真实存在，而不是在反驳黄江海的证据后直接认定李先贵的主张成立。3、一审法院适用合同法第六条、第十条、第一百零七条认定黄江海向李先贵返还50万元系适用法律错误，依据证据“高度盖然性”或“优势证据原则”，黄江海举示了《投资入股协议》、《缴款通知》、《通话录音》，能够相互印证李先贵向黄江海银行账户打款50万元是履行李先贵与瑞祥公司签订的《投资入股协议》，一审法院的认定没有事实依据。李先贵辩称：请求维持一审判决，李先贵和瑞祥公司签订的《投资入股协议》和本案无关，黄江海主张其银行账户系瑞祥公司在使用，应承担举证责任。李先贵一审的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黄江海返还李先贵入股金50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黄江海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本案中，李先贵以“李先桂”的(身份证号码：，住四川省芦山县大川镇杨开村保卫组12号)身份提起诉讼。南部县公安局出具的《户籍证明》载明：李先贵，身份证号码：，住四川省南部县肖家乡严家湾村2组。芦山县公安局大川派出所于2016年8月29日出具一份《证明》，内容为：公民李先贵(身份证号码：)与李先桂(身份证号码：，因重户删除)为同一人。2011年2月24日，李先贵以“李先桂”的账户转款500000元至黄江海工商银行的账户，转款摘要注明为“入股金”。瑞祥公司系从事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建筑材料生产专用机械制造等业务的公司，于2009年10月成立。黄江海系瑞祥公司股东。2011年2月22日，瑞祥公司与李先贵签订一份《投资入股协议》，约定：李先贵自愿投资2640000元，占公司股份的33%(即每80000元占公司股份的15%),在本协议生效后7日内投资方投入资金须不少于2000000元，另外640000元可根据公司经营需要延期投入(最长延迟期不多于3个月)，瑞祥公司保证投资方2000000元投资款用于青白江基地的建设和公司经营活动；自投资方2000000元投资款进入公司之日起，投资方即为公司股东，享受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股东契约赋予的权利，承担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股东契约要求的责任和义务；公司保证在半年内完成工商注册、保证投资方本人或指定代表为公司董事会成员并担任公司执行董事，参与公司的重大决策和经营活动，监管公司财务工作。一审庭审后，一审法院到瑞祥公司进行调查，该公司现已无人办公，无法核实相关情况。一审庭审中，李先桂陈述：其与黄江海拟成立的公司从事钢材销售，拟成立的公司没有具体名称；其没有履行《四川瑞祥再生资源开发利用有限公司投资入股协议》，也没有支付投资款。黄江海陈述：其不清楚李先贵与瑞祥公司的投资入股协议是否履行，李先贵的钱打入其账户后，瑞祥公司才将投资入股协议交给黄江海；黄江海的账户一直由瑞祥公司使用，只要有款项进来，就由瑞祥公司管控，不需要黄江海再转交一次；瑞祥公司的股东未包括李先贵，网上查询瑞祥公司现处于吊销状态。关于黄江海提交的瑞祥公司的缴款通知，其用以证明黄江海的个人账户早在2010年12月22日前就已借给公司使用，李先贵的500000元是投给瑞祥公司的入股款，当时所有公司股东的入股金都打入黄江海的账户的事实。一审认为，该证据仅能反映瑞祥公司通知股东务于2010年12月22日将入股资金余款打入公司财务专用卡上（即黄江海的工行账户），仅凭该证据，尚不足以证明黄江海的主张，故该证据不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一审对其不予采纳。关于黄江海提交的其代理人与股东胡振明的通话录音、瑞祥公司大股东王某与胡振明通话录音证据，李先贵对其不予认可，一审认为该证据不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故一审对其不予采纳。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公安机关出具的证明，李先贵与“李先桂”系同一人。本案中李先贵以“李先桂”的名义转款500000元至黄江海的银行账户。虽然李先贵向黄江海转入股金的时间与李先贵和瑞祥公司签订《投资入股协议》的时间相近，但《投资入股协议》并未约定李先贵应将投资款转至黄江海的账户，黄江海也未举证证明该500000元已由瑞祥公司实际收取，现瑞祥公司下落不明，一审亦无法向瑞祥公司调查核实相关情况。黄江海辩称该款系其代瑞祥公司收取的李先贵的入股金，但其提交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其主张，该辩称意见缺乏事实依据，一审不予采信。故一审法院对李先贵诉称的500000元系其拟与黄江海共同设立公司的入股金的理由予以确认。黄江海收取500000元入股金后，至今未与李先贵共同设立公司，理应将收取的款项退还。李先贵主张黄江海归还500000元，符合事实与法律，一审予以确认。因并无证据证明双方约定了公司成立的时限或款项退还的时间，故黄江海辩称李先贵的主张已过时效，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确认。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法律条文全文附后）之规定，判决如下：黄江海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李先贵归还入股金500000元。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4400元，由黄江海承担。二审中，黄江海向本院提交了瑞祥公司《管理方案》，拟证明李先贵已经交了50万元股金，瑞祥公司已经将其列入执行董事名册。李先贵质证后认为，《管理方案》没有李先贵签字，对证据三性均不予认可。本院认为，《管理方案》无瑞祥公司和李先贵签章，不具有真实性和关联性，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黄江海还申请了证人王某、罗某出庭作证，拟证明李先贵打入黄江海个人账户的50万元是履行其和瑞祥公司签订的投资入股协议，黄江海的个人账户是借给瑞祥公司在使用，该款已经用于了公司经营。李先贵对证人证言质证后认为，证人的身份不明，其并不清楚李先贵和黄江海之间的私人活动。本院认为，因黄江海和证人间具有利害关系，仅有证人证言，在无其他证据相佐证的情况下，证人证言不能达到黄江海的证明目的。本院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和一审一致。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及审理查明的事实，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黄江海应否向李先贵返还入股金50万元。对此，本院综合分析评判如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李先贵主张其与黄江海于2011年2月协商共同投资设立一家商贸公司，并向黄江海转款50万元作为设立公司的入股金，后该公司并未设立，故要求黄江海返还该入股金。本院认为，李先贵主张其与黄江海间成立了设立公司的合同关系，而黄江海对此予以否认，则李先贵应就其与黄江海间关于设立公司的合同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而本案中，李先贵陈述其与黄江海间达成了设立公司的口头协议，双方并未签订书面合同，李先贵向黄江海转款的银行电子回单中备注为“入股金”，可以证明该口头协议的真实存在。本院认为，转款凭据中的备注内容“入股金”，并不能证明双方间达成了设立公司的合意，李先贵又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其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对李先贵主张其与黄江海间成立了设立公司的合同关系的事实，本院不予支持。李先贵基于双方间设立公司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请求黄江海返还入股金50万元的主张，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黄江海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2016）川0104民初4062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李先贵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44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合计13200元；由李先贵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琦审判员 胡张映雪审判员 苏  展二〇一七年六月一日书记员 李 高 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