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津0102民初3498号原告：李昌起，男，1956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天津第一机床总厂退休职工，住天津市河东区。被告：天津第一机床总厂，住所地天津市河东区津塘公路***号。法定代表人：杜鸿起，厂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锐，男，该单位人力资源管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邱贞银，上海市建纬（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李昌起与被告天津第一机床总厂（以下简称一机床）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17年4月2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昌起、被告一机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锐、邱贞银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昌起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给付原告下岗待业期间（自1997年5月至2008年4月）的工资37031.26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1974年10月原告入职被告单位工作，1997年原告下岗待岗，被告和原告签订了《协议书》，约定：原告属于下岗待业人员，在待遇和管理上执行《天津第一机床总厂下岗人员管理办法》，该办法第五条第（四）款规定：“待业人员生活费按下列标准执行：连续工龄20年以上，天津市最低工资的80%”。被告没有按照合同的约定支付原告自1997年5月至2008年4月的工资37031.26元。2008年5月按照《协议书》约定原告又回到被告处工作，原告多次找被告索要下岗待岗期间的工资，被告以“99年文件”为理由推托，至今未给付。原告申请劳动仲裁，劳动仲裁以超过仲裁时效为由，不予受理。但是原告退休时间是2016年11月30日，2017年4月14日申请仲裁，下岗生活费就是工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相关规定，原告请求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故诉至贵院，恳请贵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一机床辩称，河东仲裁委的《不予受理通知书》是合法的。劳动争议案件超过仲裁时效即丧失胜诉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规定了适用本法第六条争议并不明确包括下岗人员生活费。下岗人员生活费不属于劳动报酬。原告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四款说明自己没有超过仲裁时效是适用法律不当，本案不能适用这一条规定；原告主张没有证据证明也没有法律政策的依据，应予以驳回。原告应承担自身没有收到下岗生活费的举证责任，而被告能够提供证据证明为原告发过生活费，被告并不拖欠原告1997年5月至2002年4月的生活费，这是原告书面承认的。原告2016年11月30日退休，2017年1月10日原告在《还欠协议书》上签字按手印，证明被告拖欠原告的款项已补发完毕。原告作为依据的（96）总厂发47号文件已经被（98）津一机床人字14号文件所废止，1999年国务院国办发[1999]10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做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规定“对不进企业再就业服务中心或进了企业再就业服务中心不签协议的下岗职工，不支付其基本生活费”。被告根据该政策制定了（99）人字11号《其他非在岗人员管理办法》。因原告不进再就业服务中心，被告自1999年8月起停发生活费。被告支付了原告1997年5月至1999年7月期间的生活费。因原告长期不进厂，被告于2008年2月18日发了通知要求其3月3日准时到厂，后又于2008年3月7日在天津日报的广告栏登报通知其3月14日前到厂。3月21日给原告发《职工旷工劝告通知书》。原告才于2008年4月安排新的工作，自2008年4月1日起生活费调整到740元，被告已向其发放。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原系被告一机床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工人。1998年1月22日，原、被告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原告属下岗人员，在待遇和管理上执行《天津第一机床总厂下岗人员管理办法》。协议自1997年5月1日起生效。协议签订后，原告下岗。被告1999年5月27日颁布《天津市第一机床总厂其他非在岗人员管理办法》，规定不进中心人员按照国务院国办发（1999）10号文件精神，企业不支付其生活费，同时，企业也不负担其保险福利待遇。原告之子李世斌（1983年9月出生）代原告在被告下岗人员登记册上李昌起一栏备注处签字，该登记册记载原告岗位名称为不进中心。双方均认可下岗生活费的标准为当年最低工资标准的80%。原告1997年实发生活费为每月175元，1998年1月为173.6元、2-6月为173元、7-8月为189元、9月187元、10月184元、11月157.9元、12月181.1元，备注部分注明98年2月扣0.6元、98年11月扣26.1元、12月扣2.9元，1999年1-7月每月178.2元。原告养老保险个人缴费1997年5-12月为每月13.9元、1998年为每月14.5元、1999年为每月17.4元。原告1997年5月至1999年7月住房公积金个人缴费均为每月28元。被告自1999年8月起停发原告生活费。2008年3月，被告通知原告回厂上班。原告于2008年4月回厂工作，其2008年4月1日起生活费调整到每月740元，扣除个人负担的社会保险费138.6元，被告向其发放601.4元。原告1997年5月至2008年3月期间社会保险个人缴费部分均系被告垫付。2016年11月30日，原告退休。2017年1月10日，原、被告签订《还欠协议书》，记载被告给付原告拖欠的2016年2月、3月、10月工资1240元，2015年及2016年煤火费520元。2017年4月14日，原告就本案诉讼请求向天津市河东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争议仲裁。该委员会以其仲裁请求不属于劳动（人事）争议处理范围，超过诉讼时效为由不予受理。原告遂向本院提起诉讼。对于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原、被告在事实上的争议有：一、原告起诉是否超过仲裁时效。原告主张其自1998年底起一直向被告主张权利，被告以没钱为由推脱，原告自述2011年9月被告给其一份《人才站工资通知单》，称按照文件规定应自1999年8月起停发工资，之后原告一直找被告。此外，原告主张其主张的下岗生活费属于工资，仲裁时效应从其退休之日开始计算。原告就其主张提供如下证据：1.《人才站工资通知单》复印件一份，上面记载李昌起工资变动原因为不进中心停工资。被告对该证据未提异议，并认为其应自收到该通知之日起一年内提起劳动争议仲裁；2.2011年张玉盛（音）书写的申诉书复印件2-7页（第1、8页遗失）、2013年初的申诉书复印件1份（未注明日期）、2014年1月份的申诉书复印件1份、2014年11月13日函件复印件1份、2014年11月18日致一机床人事劳动部函件复印件一份、2015年2月的申诉书复印件1份、没有日期的申诉书复印件1份、社会保险参保明细及住房公积金明细复印件1份（原告自述系打印完后交给被告），证明原告一直向被告主张权利。被告只认可收到了2014年11月18日的函件，并认为该函件只记载了天津市最低生活标准，不能证明原告主张权利。对于其他证据，则认为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向被告送达，且上述证据记载的日期均是在仲裁时效届满之后的日期，不能证明原告的主张。被告否认原告一直向其主张权利，只认可原告2014年6月向其提交过书面信访件，在信访件中原告认可收到了1997年5月至1999年7月的下岗生活费，只主张了停发工资期间的下岗生活费。被告提供2014年6月信访件复印件1份，原告对该证据未提出异议。二、原告已实际领取的下岗生活费数额。原告认可1997年6月及1998年2月、3月、5-8月、2008年4月生活费已收到，被告则主张原告1997年5月至1999年7月期间的下岗生活费已收到，但1997年5月、7-12月的发放证明因时间久远已无法找到。被告提供如下证据：1.还欠协议书及明细，证明原告退休时已将拖欠款项还清。原告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主张该还欠系其工作期间的欠款，不包括历史遗留问题；2.人才站还欠工资明细表、再就业分中心工资花名册、人才站生活费发放通知单及明细。原告对工资花名册上李昌起的部分签字不予认可，对其中1998年1月、4月、10月记载的“交”不予认可，原告申请就花名册上其签字进行鉴定，后又撤回申请。被告表示“交”代表的含义其现不能说明。原告对其他证据无异议；3.2014年6月信访件复印件，证明原告之前认可收到了1997年5月-1999年7月期间的下岗生活费。原告对该证据无异议。三、被告应发下岗生活费数额。原告主张被告应按最低工资标准的80%给付其下岗生活费，且应一直按照双方所签协议约定履行直至其重新回厂工作。被告认可下岗生活费发放标准应为最低工资标准的80%，但对于其实发数额如何计算，因时间久远不能说明。自1999年8月起，因原告选择不进中心，故停发工资。原告主张从被告提供的人才站生活费发放通知单及明细上可以看出其关系一直在人才站，且其有原应发金额138.6元，表明其在1999年至2008年期间应有工资。被告则主张该138.6元为原告个人应负担的社会保险费，至于为何记载为原应发金额，因时间太长不能说明。被告就其停发工资提供如下证据：1.下岗人员登记册、非在岗人员登记表及明细，原告对该证据不予认可，主张登记册上签字的其子李世斌当时尚未成年，且其未授权其子签名；2.（98）津一机床厂人字14号文件及（99）津一机床厂人字11号文件，原告对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主张该两份文件均在其与被告签订下岗协议之后，不应适用于原告，且（99）津一机床厂人字11号文件第六条第（三）款明确规定离岗挂编人员应按《离岗挂编协议书》规定的条款执行。本院认为，劳动者的合法权利受法律保护。原告主张被告给付其停发及未足额给付的下岗生活费，被告提出超过仲裁时效的抗辩。考量原告主张是否超过仲裁时效，首先应明确仲裁时效的起算点。关于原告主张的下岗生活费的性质，原告主张属于工资，被告则不予认可，对此本院的意见是，从被告提供的发放下岗生活费的证据及其向原告出具的人才站工资通知单看，其对于下岗生活费的定性应属于工资范畴，1993年《国有企业富余职工安置规定》中规定的国有企业对职工实行有限期放假期间发给的生活费明确规定在企业工资基金中列支，国家统计局《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中也规定有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包括了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因病、工伤、产假、计划生育假、婚丧假、事假、探亲假、定期休假、停工学习、执行国家或社会义务等原因按计时工资标准或计时工资标准的一定比例支付的工资。庭审中经本院询问，被告未能说明下岗生活费的列支情况，从双方的约定和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的规定来看，原告主张的下岗生活费应属于工资范畴。原告主张实际包含两个部分，一是支付下岗生活费期间未足额支付部分，二是停发下岗生活费部分。原告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即已产生支付工资争议，对于停发部分，原告自认其2011年9月收到被告给付的人才站工资通知单，记载不进中心停发工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规定，其收到该通知单之日应视为此部分劳动争议发生之日。原告虽提供证据拟证明其一直未停止向被告主张权利，但被告仅认可收到其2014年6月及2014年11月18日的信访材料，从2014年6月信访材料来看，其自述了主张权利的过程，从信访材料的形成规律看，其陈述的真实性应当予以采信，因此本院推定在此之前原告一直未间断向被告主张停发工资，其仲裁时效中断。2014年11月18日的信访材料只记载了天津市历年最低工资标准，不能证明其主张的是停发工资问题。原告提供的证据中在此之后的只有一份2015年2月21日信访材料的复印件，被告否认收到该信访材料，原告在该信访材料最后标注了“本文章请张树明看后李昌起收回”的内容，原告未能向法院提供证据证明该证据已交张树明看过。此外，即使该证据确实给被告相关人员看过，从该日起至原告提起仲裁也已经超过了一年的仲裁时效，故原告此部分请求已经超过了仲裁时效，其主张1999年8月至2008年3月期间的下岗生活费，本院不予支持。其2008年4月的生活费已自认收到，故其此部分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对于1997年5月至1999年7月期间已发部分是否足额发放问题，被告未书面通知原告拒付，且原告申请仲裁主张权利之日距其退休之日并未超过一年，其此部分主张未超过仲裁时效。对于被告已发下岗生活费数额，被告提供的证据中原告自认部分应当予以认定，对于其未认可部分，其中1997年5月及7-12月，从被告提供的原告2014年6月的信访材料上看，原告自述其已查阅工资花名册并认可收到此期间生活费，现被告虽未能提供原告签字领取的证据，但当时原告应当已经看过此期间的工资花名册，故应当认定被告已给付原告此期间生活费，因双方均不能提供具体数额，故本院按照1997年6月数额计算，为每月175元。对于1998年1月、4月、10月下岗生活费，被告提供的工资花名册记载为“交”，被告不能说明“交”的含义，被告提交的工资花名册的证明力要高于原告查阅该花名册后的自认，故该3个月的下岗生活费不能认定被告已给付原告。对于花名册上其他月份的下岗生活费，有原告的签字，原告虽否认签字的真实性，但未能提供相反证据，应当自行承担不利的后果，本院认定该签字系原告所签，应当视为原告已领取相关月份的生活费。对于被告是否足额给付问题，根据双方约定，被告应当按照当时天津市最低工资标准的80%给付原告。因被告不能说明其实发下岗生活费计算方式，故本院按照当月最低生活标准*80%-原告个人负担的社会保险费及住房公积金作为应发数额。1997年5月天津市最低生活标准为270元，扣除被告为原告垫付的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个人负担部分，实发数额应为174.1元（270*80%-13.9-28），故不存在未足额给付问题。1997年6月至1999年6月天津市最低工资标准为每月290元。1997年6-12月原告每月实发数额应为190.1元（290*80%-13.9-28），被告少发105.7元。1998年原告每月实发数额应为189.5元（290*80%-14.5-28），扣除原告实际领取的1596元及工资花名册记载的扣款29.6元，被告少发648.4元（189.5*12-1596-29.6）。1999年1-7月原告每月实发数额应为186.6元（290*80%-17.4-28），扣除原告实际领取的1247.4元，被告少发58.8元（186.6*7-1247.4）。综合计算，被告共计少发812.9元，应给付原告。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规定，判决如下：一、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被告天津第一机床总厂给付原告李昌起1997年5月至1999年7月期间少发的下岗生活费812.9元；二、驳回原告李昌起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由被告天津第一机床总厂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杨桂军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张 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