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合民二终字第0072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安徽伟世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工业区纬二路十六号，组织机构代码78109294-7。法定代表人：吕伟民，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军，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其会，安徽易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杜杰，男，汉族，1989年1月7日出生，自由职业，住安徽省合肥市。原审第三人：张翔，男，汉族，1984年5月31日出生，自由职业，住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上诉人安徽伟世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世行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杜杰、原审第三人张翔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案于2014年10月发回重审后，伟世行公司不服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2015)包民二初字第004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9月7日和2015年9月28日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伟世行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军、陆其会，被上诉人杜杰、原审第三人张翔均到庭参加诉讼，因发现本案有其他犯罪线索故将相关材料移送公安部门，本案遂中止审理，后恢复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伟世行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判决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2013年9月21日，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的《新车销售合同》，约定被上诉人从上诉人处购买一辆丰田汉兰达汽车，并在购车合同以及按揭所需资料上均留有联系电话189××××1384。第三人全程陪同被上诉人购车。由于被上诉人因银行贷款方式购车，故在银行到账后，上诉人才向被上诉人交付了车辆。车辆售出后，上诉人按照服务规范，于2013年10月26日，拨打合同上所留联系电话，询问车辆及使用情况，对方详细而具体地叙述了车辆使用情况，及其他足以证明车辆已交付的细节。此后，在2014年2月被上诉人竞提出未提车，要求提车，并诉至法院。原审法院作出判决驳回其请求。后被上诉人上诉。经发回重审，作出(2015)包民二初字第00412号民事判决，上诉人认为该判决错误。一、该判决认为向约定的号码进行，但接电话的是第三人。且第三人的回答并未得到被上诉人的追认或授权。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此节认定实在荒唐。其一、被上诉人在留联系电话时并未注明是第三人电话，况且第三人也全程陪同其购车；其二、该号码无需任何人授权或追认，其代表的是被上诉人：其三，回访内容已十分明确表明车辆归属被上诉人使用且使用良好。原审法院此节认定实在可笑。该回访已足以证明全部事实，即上诉人已交付车辆给被上诉人。二、原审判决认为没有要求被上诉人签收任何凭证，即交付车辆，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上诉人认为此节认为没有法律根据。因为被上诉人采用银行贷款方式购车，所以其交车行为异于常态。只要被上诉人交足了购车款，上诉人即将车辆交付给被上诉人。不知哪条日常生活经验要求必须签收书面凭证？三、被上诉人提车后，正常使用，也正常交纳银行按揭款，直至5个月后才提出未拿到车辆，这又是违反了什么样的日常生活经验？原审判决把上诉人装有监控系统，但仅保留1-3个月，也作为上诉人应承担责任的理由，更令人不解。作为销售方一定要把监控系统内容永久保存吗？就知道你提车后一定会来起诉而拿出监控来洗刷自己吗？四、原审判决认为上诉人具有一定优势，故应提供书面形式证据，更让人不解谁具有优势？谁算准了监控保存的时间？谁算准了接电话的不是被上诉人本人？谁算准了一定会要求书面凭证？综合起来看，上诉人被笼罩在乌云之中，而处于明显的劣势。综上，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错误，特上诉要求判如所请。被上诉人杜杰辩称：我没有提车，对方称不需要提车证明，我私下已通过了解其他的丰田车主提车时是需要提车证明的，由于我的工作环境不能随时接听电话，而且上诉人的销售人员也同意留我姐夫的号码，车贷问题是我方通过律师了解买车与还车贷是两个法律关系，是律师提醒我方还车贷的。原审第三人张翔辩称:杜杰没去提车，电话确认也是我接的，但是对方的电话的询问我不在本地，我也是没有明确车辆已经被提走，后来我打电话给杜杰，问车子怎样，杜杰说车子没提，而且对方也没有提车单，我方是一个月之内就已经联系上诉人，我方找上诉人销售人员何某，何某给我方看的单据是第三人在上面写着杜杰的签字，很潦草，但是上诉人方不愿意提交法院，对方也不愿意让我方复印，之后我方通过其他方式了解，上诉人方销售员明确表示提车是需要提车单的，并且是需要签字确认的。我方在知道车辆被别人提走后一个月内就已经交涉上诉人，但是上诉人称没有监控录像，并且与上诉人所称5个月之后不符。杜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一、解除原、被告签订的车辆买卖合同；二、被告返还原告购车款300800元，并赔偿原告已支付车辆购置税25709元、车船税400元、交强险1100元、商业险10025.28元，合计37234.28元，以及利息损失4788.2元（暂计算到2013年10月，已经归还两期贷款）；三、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9月21日，原告杜杰与被告伟世行公司（工作人员为何某）经过协商，双方签订了《新车销售合同》，在合同中预留了其姐夫即第三人张翔的电话号码(189××××1384)。合同主要约定：原告从被告处购买了一辆丰田汉兰达越野车，车辆价格为300800元。2013年9月26日，杜杰在张翔以及其姐姐的陪同下到伟世行公司购车，杜杰当日支付了首付款90240元、车辆购置税25709元、车船税400元、交强险1100元、商业险10025.28元，并在伟世行公司工作人员陪同下为该车辆办理了车辆入户手续。对于其余210560元，约定采用银行贷款方式、分36月还清，并在当日与丰田汽车金融（中国）有限公司签订了《汽车抵押贷款合同》。由于该车系采用贷款购买，2013年9月26日购车当天因金融公司未发放贷款，当日被告未同意原告提车，该车继续停放在被告处。2013年9月27日，在办理了《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后，金融公司将贷款发放到被告公司，原告取得该车辆的机动车行驶证，车牌号为皖Ａ×××××。2016年10月26日，被告方工作人员通过189××××1384进行回访并进行了录音，接听电话的是系张翔本人，电话中张翔回答了相关询问。此后因杜杰认为被告未将车辆交付自己，向被告提出交涉并于2013年12月24日委托安徽禾森律师事务所宣艳萍、杨春泉两位律师到被告处进行了解和协商，并对接待人员何某进行了录音。录音中何某陈述认为是杜杰口头委托其朋友将车辆提走。庭审时，对于交车的细节，被告方主要陈述为：9月27日用电话通知杜杰提车，确认是杜杰本人来公司提车的，当时没有要签字；现场当时有录像，但正常只保存1-3个月，对杜杰第一次反映没有提到车，其有没有找过公司业务员不知道，但是公司领导是接到诉讼才知道此事的。原审法院另查明：原告杜杰两次偿还按揭贷款，第一次为2013年10月28日偿还贷款7176.01元，第二次是在逾期27天后即2013年12月23日，原告在自动扣划还贷的银行卡上的余额不足的情况下又存入钱款后偿还贷款7176.01元。原审法院认为：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当事人依据自愿、合法等原则对双方的权利、义务进行协商并达成合意，对双方具有约束力。本案中，原告杜杰与被告安徽伟世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对签订的《新车销售合同》以及此后张杰交付了首付款、车船购置税、办理了行驶证、保险以及汽车抵押贷款的事实均不持异议，对此事实证据充分、事实清楚，予以确认，因此《新车销售合同》显然是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所以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争议焦点在于被告安徽伟世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是否向原告杜杰履行了交付皖Ａ×××××号丰田汉兰达越野车义务问题。原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原、被告在签订《新车销售合同》以及2013年9月26日原告杜杰在交付首付款、办理贷款合同等手续中，各方均以合同书等有形的形式表现出所载内容且予以签字确认，从而明确了各方的权利义务。当日被告安徽伟世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因在贷款未到账的情况下，未将该车辆交付给原告，足以证明被告对车辆交付存在的潜在风险采取了相应的防范措施，而被告作为专业的汽车销售单位，无论在合同的签订、履行以及销售、管理经验等方面均相对于原告方来说应当具有一定的优势，在双方合同对具体交车的流程、细节未能以书面的形式予以确定下，被告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在客户不签提车凭证时就可以将车辆提走能够属于符合该行业的交易习惯下，所以在购车的次日，被告若在未要求原告签收任何凭证下即将车辆交付给原告，显然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且通过比对被告方工作人员何某与被告在庭审中对交车的细节的陈述，两者对提车人员的指认显然也存在相互矛盾之处；此外被告处安装有监控系统，现以只能保存1-3个月为由未能提交查证，显然其理由也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对于被告提交电话回访记录，虽然是向约定的号码回访，但是因接受回访的是系第三人张翔，而张翔的回答并无充分证据证明得到了原告杜杰的授权或追认，且回访内容也并不能直接证明被告将车辆交付给了原告杜杰。因此被告安徽伟世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认为自己履行了交付车辆的义务证据不足，原审法院对其辩称意见不予采纳。综上所述，本案中，原告杜杰按约支付了购车首付款、办理了车辆登记手续以及对于余款通过按揭贷款的方式予以了支付，其显然履行了自己的合同义务，其合同的目的在于取得所购的皖Ａ×××××号丰田汉兰达越野车的占有、使用等所有权利，而被告伟世行公司至今未能将车辆交付给原告杜杰，且实际上也不愿履行，因此使得原告的合同目的已经不能实现，所以原审法院从公平原则并结合本案实际情况考虑，对原告提出解除双方签订的车辆买卖合同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对于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本案中被告实际收取原告杜杰购车款300800元，应当予以退还，原告的该项请求，予以支持。同时原告因买车交纳的车辆购置税25709元、车船税400元、交强险1100元、商业险10025.28元，属于原告的实际损失，且原告对合同的解除没有过错，因此被告也应当对此损失予以赔偿。对于原告主张的贷款利息4788.20元，因原告为购车贷款与丰田汽车金融（中国）有限公司签订的《汽车抵押贷款合同》和因购车与被告签订的《新车销售合同》，是两个独立存在的合同关系，该支出的费用不属于履行《新车销售合同》所发生的损失范围，故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解除原告杜杰与被告安徽伟世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之间签订的《新车销售合同》；二、被告安徽伟世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杜杰购车款300800元；三、被告安徽伟世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杜杰支付的车辆购置税25709元、车船税400元、交强险1100元、商业险10025.28元，合计37234.28元；四、驳回原告杜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方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542元，由被告安徽伟世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负担6450元，由原告杜杰负担92元。二审期间，伟世行公司提交以下证据：1、新车提交客户确认表2013年9月27日所签；2、代付款证明是2013年9月26日，证明本案被上诉人杜杰所买的车辆首付款是由签字像姜山所付，金额是94240元，证明交车确认表上杜杰的签字和代付款上的签字是一样的，证明车辆是由代被上诉人支付首付款的这个人提走；3、被上诉人向丰田金融按揭车辆的房产证位于合肥市凤台路北淮南路西利港银河新城22栋1728室，经调查该房产证为虚假的，我方向该小区物业核实，根本没有该户，证明被上诉人在购车按揭时提供的虚假房产资料，主观上具有恶意。杜杰质证认为：对证据一上杜杰的签字不是我所签，对证据二是因为我的工作原因，因另外一个老板欠我工程款（我用机械帮其干活），我与他协商只要付了我的购车首付款，该工程款就一笔勾销。付款是其公司员工来支付的，具体哪个支付的我不清楚，是当天支付，我也没看到他签过这个字。对证据三，我当时住在农村，是金融公司让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这个房产证与我提车没有关系。张翔质证认为：这个案件已经经过了三年，而且对方已经明确指出没有提车单，现在确又出现该提车单应作何解释。伟世行公司申请证人何某出庭陈述：在2013年9月21日杜杰以及朋友向丰田公司购买汉兰达豪华车型，并是按揭购买，后来提供资料在几天后审批通过，约定在9月26日来公司办理上牌手续，9月26日上午杜杰及朋友来公司交首付款，并购买保险，缴纳购车税，过程中是其朋友帮其付款，下午去车管所上牌，在26日下午3点钟左右结束回到店里，因为中午我接到我家里的电话外婆去世必须赶回老家，下午向销售经理曹经理汇报，请曹经理第二天帮我办理交车手续，然后就喊了曹经理跟我在一起及杜杰把车辆的一些手续行驶证等进行了点交，包括车辆钥匙，一起放到我公司红色的手提袋中交付了杜杰本人，也告知我不在，通过销售经理办理提车手续，杜杰本人称如果按揭款到后让其付首付款的朋友提车，之后与我其他同事办理其他手续之后就没有回来，资料杜杰本人一起带走了。第二天销售经理办理的手续，我回来之后曹经理将之前签字的交车表给我，让我归档，我是于2014年2月份离职，出了事情之后我比较害怕，我将交车表带走，并因为家里比较忙，我回老家帮忙。伟世行公司申请证人曹某出庭陈述：我们通常早上都有例会，我都会问是否有交车的，何某称有一辆车交车，但是在中午时何某来找我因为外婆去世的原因让我帮其交车，之后带我去认识客户，当时杜杰也在，张翔以及其朋友都在，当时当着所有人的面将所有的资料放到红袋子中交给客户，如果明天下午到账让其提车。当时杜杰称是否可以让其朋友来取车，我称可以。当时他朋友大概身高在1.7米-1.8米之间，并将红袋子交给杜杰本人，第二天由于比较忙，并且其朋友一直都在催是否款到账，2013年9月27日下午5点钟左右财务告知我已经到账，并确认，办理出门证，并有交车手续要求拍照，对方称不要拍照，我就将出门证交给保安。交车确认表是杜杰朋友签的杜杰的名字，我当时还问他为什么签杜杰的名字，对方称签谁的名字都是一样的，反正钱已经到账，我认为其是杜杰比较熟的朋友，并且26日下午杜杰亲自说让其朋友过来提车。提车的人和付钱的人都是同一人。当时当着所有人的面将材料交给杜杰，并且杜杰亲自讲第二天由其朋友来取车。伟世行公司针对出庭证人证言发表质证意见认为：本案的被上诉人所购买的车辆到目前为止所有应当支付的款项都是由杜杰的朋友支付，并和销售人员以及代销售人员发车的销售经理当面说定是由付款人提车，相关的证据也证明了该点，两位证人证言足以证明是杜杰授权其朋友提车，构成表见代理，结合相关证据被上诉人没有提车是没有事实依据的。他所强调的是没有亲自提车，实际是授权他人提车。对方购车所有的费用都是其朋友支付的，按揭款也没有支付，我们要求所有销售人员归档，但是实际操作上我方管理是有疏忽的，客户是凭钥匙提车，钥匙就是一种最好的授权。张翔针对出庭证人证言发表质证意见认为：该案已经三年时间，对方称我们没有支付款项，是没有人平白无故的替我支付，你方不需要考虑款项的来源，我方已经还了四个月，但是之后没有还款是因为在第一次庭审中认定我方还款就是已经提车，钥匙是更好的授权更是荒谬。根本就没有朋友，所谓的朋友都是对方所称，无从考证，没有证据证明。杜杰针对出庭证人证言发表质证意见认为：这三年打官司的过程中对方一直强调上诉人提车是不需要提车单的。但是这次为什么会出现提车单。二审中，本院将涉案提车过程中有犯罪嫌疑的相关材料移送合肥市公安局包河分局侦办，该局回函：1、杜杰购买汽车过程，尚未接到报案杜被诈骗事实，经调查当事人，均否认被骗事实，尚未发现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发生。2、杜杰虚假诉讼问题，经调查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有犯罪事实发生。本院到合肥市车管所对案涉车辆进行调查，查询该车上牌时办理了交强险，后期查询不到，也无法查询，至于车辆最近一次应当年检的期限是2015年9月，车辆年检应当提交交强险保单，但是查询系统显示案涉车辆到目前为止尚未年检。二审其他查明的事实与原审一致。本院认为：伟世行公司与杜杰签订的《新车销售合同》，在伟世行公司收到杜杰所购车辆首付款，并收到杜杰办理的案涉车辆抵押贷款后，伟世行公司应当向杜杰履行车辆交付义务。从伟世行公司提交现有证据来看，不足以证明已向杜杰交付了案涉车辆。伟世行公司称已将车辆钥匙及相关材料交于杜杰但杜杰未予认可亦无杜杰签收手续，没有其他证据相印证，本院对伟世行公司此节所述不予采信。在杜杰没有书面授权他人接车的情况下，伟世行公司称将车辆交于为杜杰代交首付款之人，但并未留下该提车人的相关身份信息，其并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适用表见代理应严格、慎重，而无权代理之人即使有代理表象，但亦应判断合同相对人主观上是否善意且无过失。而伟世行公司作为专业汽车销售公司，应当有完善的车辆交接手续，但伟世行公司在将本案车辆交付案外人的过程中具有明显过失，故案外人提取案涉车辆行为亦不能构成表见代理。关于伟世行公司对杜杰姐夫张翔的电话回访和杜杰所交2个月车辆按揭贷款以及办理贷款的虚假房产证明问题，公安部门已回函经其调查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有犯罪事实发生。案涉车辆在登记上牌后以便于办理抵押贷款手续，且案涉上牌车辆当天仍处于伟世行公司管控之下，经查此后该车辆并无相关年检及投保记录。故本案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杜杰已提取案涉车辆，一审法院在重审后判决伟世行公司应当返还杜杰购车款及赔偿杜杰所支付的相关税费并无不当。因此，伟世行公司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442元，由上诉人安徽伟世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钱爱民审判员  程亚娟审判员  王 倩二〇一七年六月十九日书记员  汪 磊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