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鄂09民终58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阳市分公司。住所地：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环城南路***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600879386169F。主要负责人：刘城胜，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英霞，湖北明讼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调解，签收法律文书。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可英（系死者王某之妻），女，1957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开发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巍（系死者王某之子），男，1981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海门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ＸＸ（系死者王某之女），女，1980年7月2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宜昌市伍家岗区。以上三被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育华、樊欣容，湖北熠耀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调解，签收法律文书。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全民，男，1966年6月11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孝昌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义，男，1977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孝昌县。以上两被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友清，湖北自强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调解，签收法律文书。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襄阳市襄州区幸安发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航空路***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607676464737Q。法定代表人：郭少俭，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魏连成，湖北杰伟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调解，签收法律文书。原审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孝感市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湖北省孝感市交通大道***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9000581142545。主要负责人：汪钻桥，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冬，该公司职员。代理权限：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调解，签收法律文书。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阳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财险襄阳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可英、王巍、ＸＸ、刘全民、刘义、襄阳市襄州区幸安发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幸安发运输公司）、原审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孝感市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人寿财险孝感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人民法院（2016）鄂0902民初31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5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人保财险襄阳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英霞，被上诉人李可英、王巍、ＸＸ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育华、樊欣容，被上诉人刘全民、刘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友清，被上诉人幸安发运输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魏连成，原审被告人寿财险孝感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冬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人保财险襄阳公司上诉请求：依法改判保险人不承担商业三者险赔偿责任455578元；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一、本案被上诉人刘全民具有逃逸情节，一审法院判决保险人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属认定事实不清。首先，孝感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直属三大队做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被上诉人刘全民在事故发生后驾车逃逸，并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其次，被上诉人幸安发运输公司与保险人签订的保险合同约定，在发生保险事故时，其有救助义务及在48小时内通知保险人的义务，但是肇事司机刘全民在事故发生后并没有按时履行该义务，而是驾车逃逸，其应当承担不利后果；再次，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规定的禁止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事由只需尽到提示义务。被上诉人幸安发运输公司与保险人签订的保险合同约定肇事后逃逸是免责事由之一，且该行为是法律明文禁止的违法行为，保险人对该免责条款以加黑、加粗的方式做出了特别提示，尽到了提示义务，一审法院判决保险人在商业三者险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属认定事实不清。二、一审法院判令保险人承担50000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属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刘全民驾驶车辆与王某相撞，致王某当场死亡后驾车逃逸构成交通肇事罪，被上诉人李可英、王巍、ＸＸ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不应得到支持。三、一审法院认定王某为城镇居民，属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首先，本案被上诉人李可英、王巍、ＸＸ提交的商品房认购书中的认购方为李茂，且无具体房号，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其次，根据被上诉人提交的王某的劳动合同及工资表，其单位应当为王某缴纳社保，而一审法院却在王某为农业户籍，且无社保缴纳凭据的情况下，仅凭不具有真实性的劳动合同及工资表即认定其收入来源于城镇，属认定事实不清。四、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的交通费认定过高。被上诉人李可英、王巍、ＸＸ辩称，一、被上诉人刘全民虽然存在肇事逃逸行为，但上诉人仅提供了保险单以及单独的保险格式条款，保险单上并未附录保险格式条款，即使该条款进行了加黑、加粗，该格式条款上没有投保人的任何签名，上诉人也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向投保人就格式条款作出了提示。因此，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上诉人依法应当在商业三者险限额范围内对被上诉人李可英、王巍、ＸＸ承担赔偿责任。二、一审法院判决支持被上诉人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诉求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应当承担被上诉人的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三、在一审时被上诉人提供了商品房认购合同、网络电视发票、电费发票、电费通知单、燃气费发票等，足以证明王某生前居住在孝感市××南区，属于城镇居民。该商品房认购合同的签订人之所以是李茂（王巍的妻弟），是由于死者王某在购房时子女均不在身边，委托李茂处理相关购房事宜，但该房屋实际居住人是李可英和死者王某二人，房内数字电视、水电、天然气等均是以王某名义开户，社区也出具了居住证明，足以证明死者生前居住在该处。且一审庭审时，李可英、王巍、ＸＸ还向法庭出示了王某与湖北孝安保安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单位证明及工资单，证明死者王某生前是湖北孝安保安公司的员工，在孝感市有固定的工作，其工作、生活已完全融入城镇，其损害赔偿应当以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四、事故发生前，被上诉人王巍与其妻在德国留学，因此次交通事故回国办理丧事，搭乘飞机作为交通工具符合常理，一审法院酌情认定交通费5000元合法合理。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判，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刘全民、刘义辩称，上诉人人保财险襄阳公司没有履行在保单上注明附属条款的义务，对免责条款没有进行着重的提示，也没有向投保人作明确说明。所以，保险合同中对刘全民肇事逃逸不予赔偿的免责条款无效，上诉人拒赔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得当，二审应当予以维持。被上诉人幸安发运输公司辩称，关于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上诉人人保财险襄阳公司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对投保人进行了提示告知，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原审被告人寿财险孝感公司述称，该司在收到一审判决书后已履行交强险赔付责任110000元，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理由请二审法院依法裁决。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9月12日5时31分，刘全民驾驶雇主刘义的鄂Ｆ×××××号重型自卸货车，在孝感市××道星河××街路段，因其疲劳驾驶、疏忽大意，导致所驾车辆行驶至右侧非机动车道内，与同向前方骑自行车的王某相撞，造成王某现场死亡的交通事故。发生相撞后，刘全民驾车逃离现场。2016年9月18日，孝感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直属三大队对该起事故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刘全民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王某无责任。事故发生后，刘义向受害人亲属垫付28000元。鄂Ｆ×××××号车挂靠于幸安发运输公司名下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鄂Ｆ×××××号车在人寿财险孝感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在人保财险襄阳公司投保了商业三者险，限额为1000000元，并投保了不计免赔。事故发生在保险合同期限内。人保财险襄阳公司在办理该保险时，投保人方面是由他人代为办理，保险凭证仅为保单，保单上未附保险条款。2016年12月19日，该起交通事故的驾驶人刘全民被孝感市孝南区人民法院以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十个月，并认定刘全民有肇事逃逸行为。死者王某，男，1954年4月10日出生，汉族，住孝感市××南开发区新华社区居安小区，为农业户口，其居住、生活在城镇。一审法院认为，此次机动车交通事故中，刘全民负事故的全部责任，故依法认定刘全民对李可英、王巍、ＸＸ的损失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因鄂Ｆ×××××号车在人寿财险孝感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在人保财险襄阳公司投保了商业三者险，故刘全民的赔偿责任，由各自的保险公司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在保险限额内予以赔偿，依照保险合同不应由保险公司赔偿的部分，由刘全民赔偿。因刘全民与刘义是雇佣关系，刘义是雇主，刘全民驾车致人死亡存在重大过错，刘全民应当与刘义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鄂Ｆ×××××号车挂靠在幸安发运输公司，幸安发运输公司应与刘义、刘全民承担连带责任。此案的焦点一：精神损害是否应进行赔偿。一审法院认为，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是两种不同的法律责任，前者属公权力范畴，刑事处罚后，不等于已经对受害人精神损害进行了民事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有严格适用范围，该司法解释并未规定受害人未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而直接提起民事诉讼时，受害人也不得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再者，构成犯罪的侵权行为远比一般侵权行为严重，后者受害人可以主张精神赔偿而前者却不能，有悖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故此案李可英、王巍、ＸＸ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请求，依法予以支持，结合孝感市物质生活水平、过错程度等因素，其赔偿数额确定为50000元。此案焦点二：保险公司向被保险人提供的保单未附格式条款，也未提示、说明合同内容，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的，保险公司是否应在商业三者险限额范围内赔偿。一审法院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保险人提供的格式合同文本中的责任免除条款、免赔额、免赔率、比例赔付或者给付等免除或者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可以认定为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第十条：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十一条：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此案中，保险公司仅向被保险人提供了保险单，没有提供其他保险凭证，所提供的保险单上未附录保险格式条款，没有被保险人的任何签名，保险公司也没有证据证明向被保险人作出任何提示和说明义务，因此虽然刘全民存在逃逸的情形，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二条的禁止性规定，但依照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不产生效力，人民财保襄阳分公司主张按保险条款免除赔偿的抗辩理由不充分，故不予采信，人保财险襄阳公司应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对受害人的损失承担赔付责任。结合此案的事实及相关法律规定，一审法院确认李可英、王巍、ＸＸ因事故造成的损失有：丧葬费23660元（47320元/年÷2）、死亡赔偿金486918元(27051元/年×18年)、交通费5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以上合计565578元。李可英、王巍、ＸＸ的以上损失，先由人寿财险孝感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110000元。余下的损失455578元（565578元-110000元），由人保财险襄阳公司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予以赔偿。刘义垫付款28000元，扣除其应承担的诉讼费后，由李可英、王巍、ＸＸ在执行中予以返还。刘义的其他抗辩理由，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信。据此，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判决：一、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孝感市中心支公司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赔偿李可英、王巍、ＸＸ的损失110000元。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阳市分公司在商业三者险限额范围内赔偿李可英、王巍、ＸＸ的损失455578元。三、刘义垫付款28000元，在执行中予以返还。四、驳回李可英、王巍、ＸＸ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述应付款项于判决生效后三日内付清。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902元，由刘全民、刘义、襄阳市襄州区幸安发运输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的焦点有三个：李可英、王巍、ＸＸ的损失是否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李可英、王巍、ＸＸ诉请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是否应当支持；人保财险襄阳公司是否应在商业三者险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本院认为，一、关于李可英、王巍、ＸＸ的损失是否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的问题。李可英、王巍、ＸＸ提供的劳动合同、工作证明、工资发放表、网络电视发票、电费发票、电费通知单、燃气费发票、社区居委会证明等证据，来源合法、客观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能够证明事故发生前王某长期工作、居住于孝感市城区内，一审法院以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李可英、王巍、ＸＸ的损失并无不当。此次交通事故发生后，死者近亲属王巍回国办理丧事，交通费系必然性支出，一审法院依据其提供的票据酌定交通费5000元，符合本案实际。二、关于李可英、王巍、ＸＸ诉请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是否应当支持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条“侵权人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的，不影响依法承担侵权责任”，第二十二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自然人因侵权行为致死，或者自然人死亡后其人格或者遗体遭受侵害，死者的配偶、父母和子女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列其配偶、父母和子女为原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三款“驾驶机动车致人伤亡或者造成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构成犯罪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确定赔偿责任”之规定，即使侵权人已经受到刑罚处罚，在民事诉讼中其依法仍应赔偿被侵权人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本案中王某因交通事故致死，给其近亲属造成严重精神损害。一审法院结合当地物质生活水平、侵权人的过错程度等因素，将其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数额确定为50000元，符合法律规定。人保财险襄阳公司称刘全民构成交通肇事罪，李可英、王巍、ＸＸ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不应得到支持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三、关于人保财险襄阳公司是否应在商业三者险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人保财险襄阳公司提供的《保险条款》中关于“下列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保险人不负责赔偿……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逃离事故现场的”、“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保险事故发生后48小时内通知保险人”的规定，属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格式条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本案中，人保财险襄阳公司仅向投保人提供了保险单，没有提供其它保险凭证，所提供的保险单上未附录保险格式条款，没有投保人的签名，不足以证明其向投保人尽到了提示告知义务，故该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一审法院判决人保财险襄阳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所述，人保财险襄阳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902元，由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阳市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胡艳华审判员  龚 敏审判员  喻富林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叶菁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