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湘01民终86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京玲。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宸，湖南联合创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南巴士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住所地长沙市岳麓区麓谷大道668号602室。法定代表人：席超波，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龚雪芬，湖南泓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京玲因与上诉人湖南巴士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巴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2020）湘0102民初36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京玲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宸，被上诉湖巴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龚雪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京玲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撤销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湘0102民初3670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湖南巴士公共交通有限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不当得利事实持续至2019年8月27日，没有超过诉讼时效。从2005年2月始，张京玲（原长沙联京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京公司）与湖巴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水电费按“第十条2、自来水费、电费水表、电表之计量和本市当时同类收费标准核算收费”，湖巴公司与张京玲形成事实转供电关系，向张京玲“代收代缴”水电费。直到2018年10月初，张京玲偶然在物价和供电部门查询历年电价及相关法规文件才得知，电价是政府定价，为国家严格监管，既无市场调节价也无政府指导价。但湖巴公司违反政府物价法规，恶意隐瞒真相任意自定电价，向张京玲多收电费据为己有，无法定约定依据，其不当得利是长期持续行为。2019年8月27日（见出租人另案录像证据），湖巴公司、出租方与张京玲、及承包人等，一起核对登记张京玲用电分表计量，并移交给他人，张京玲才正式退出与湖巴公司转供电关系，湖巴公司不当得利行为至此才终止。张京玲诉讼时效应从2019年8月27日转供电关系结束后计算，本案没有超过三年诉讼时效。二、没有证据证明张京玲早于2018年知道或应该知道政府电价。历年来，发改物价部门核定电价后，均是以文件形式通知供电企业执行，没有书面告之用户，用户在收到缴费通知时才知道政府电价。张京玲为被转供电用户，不是直供电客户，不与物价及供电企业产生直接供用电关系，物价及供电企业也不可能向张京玲直接告知电价。何况先是湖巴公司按分表自定电价收费，再按政府电价缴费，张京玲从来没有怀疑“当时同类”竟是私自加收的电价。但湖巴公司作为直接用电户，明知政府电价及用电政策，既没有在用电场所公告政府电价和书面通知，也没有依法依规向张京玲提供其向供电部门缴费单价等电费资料，张京玲无从知晓湖巴公司实际缴费电价，根本不知道多年权益受损情况。直到张京玲在2018年10月发现电价差别后，多次书面要求湖巴公司按省市发改委文件要求，提供向电力部门缴费用户码（用户名至今仍是湖巴公司）及缴费发票复印件，核定清退多收电费，但湖巴公司至今拒不提供向供电部门实际缴费电价。据悉，湖巴公司作为国有公益企业，多年来享受政府用电特惠价，实际缴费电价远远低于最低政府定价，多收电费远远高于诉请金额。三、张京玲曾在另院起诉，引起诉讼时效中断。2019年7月12日，张京玲以不当得利起诉，但先被变更为房屋租赁纠纷，后以存在两个法律关系为由被驳回。退一步说，本案如果以三年诉讼时效计算，因前起诉引起时效中断，应该是从2019年7月起，上推到2016年7月(共三年)，退回多收电费时段应为2016年7月至起诉日止。原审退费计取时段2017年5月至2018年12月，明显与事实不符，理应从2016年7月至今追退多收电费。其中2016年7月至2017年4月时段应退电费105305.82元【2016年7月至12月163655度×(1.23-0.8577)+2017年1月至4月92260度×(1.23-0.749)】。三、原审事实认定部分不清，证据不足。综上，湖巴公司恶意加价多收张京玲电费，违反物价及供电法律法规，为不当得利。其行为持续至转供电关系结束后，本案不存在诉讼时效超过。张京玲恳请法院依法改判，支持诉请。湖巴公司辩称：关于本案诉讼时效问题，双方之前的电费缴纳，均是联京公司在知晓每月应缴纳的电费金额，用电电量以及单价的情况下，联京公司审核结算电量度数及单价后，才向湖巴公司缴纳的电费，湖巴公司与张京玲之间的电费缴纳，均是每月结清，联金公司对收取的电费也一直是认可的。自2013年起至2018年，在长达6年的时间里，不认可双方垫付电费的结算有异议，早已提出，且供电部门关于电费单价的信息是公开的，可查询的，自公布之时，即视为被公众所知晓，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张京玲亦可以通过公开途径进行查询、了解，因此原审原告的部分诉讼请求，已超过三年诉讼时效，不应得到支持。湖巴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2、判决张京玲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湖巴公司并未多收取电费，一审判决湖巴公司返还多收取的电费系认定事实错误，依法应予以撤销。首先，电力输送过程中会产生线路损耗和变压器损耗等，损耗费用需分摊到户，分摊比例不超过分表电量的6%，该费用分摊系合理合法的。其次，因联京公司用电量过大，变压器无法负荷，2013年联京公司向湖巴公司申请增容，湖巴公司为联京公司更换变压器等配电工程的费用共计245000元，该增容费用应当由联京公司承担。增容费用当时并未收取，而是分摊到联京公司所用的电量中，以电费形式进行收取的。湖巴公司所收取的联京公司电费系在将损耗费用、增容费用分摊后计取的费用，并未加收电费，一审认定事实错误，应当予以撤销。二、一审判决认定的张京玲2018年用电量度数存在错误，应当予以撤销。张京玲在一审中提交了水电费用清单，一审法院对该证据予以了认定。但一审法院在计算2018年电量度数时，存在事实认定错误，根据张京玲提交的清单，张京玲2018年1月的用电量为21960°，而非一审判决认定的21860°；2018年7月的用电量为33540°，而非一审判决认定的808°；2018年8月的用电量为32246°，而非一审882°；2018年11月的用电量为15063°，而非18527°。2018年1月至12月，张京玲用电量共计为274450°，而非一审判决认定的213718°。一审判决认定的用电度数错误，导致在计算应缴纳电费时存在错误，应当予以撤销。三、一审法院对《通知单》载明金额认定为张京玲实际缴纳的电费金额系认定事实错误，应当予以撤销。通知单上载明的电费金额并不等于实际缴纳的电费金额，从张京玲自己提交的2017年5月至2018年12月期间的水电费收据可以看出，张京玲实际缴纳的电费金额少于通知缴费的电费金额。因此，一审法院按照缴费通知单上的电费金额认定为实际缴纳的电费金额系事实认定错误，应当予以撤销。综上，湖巴公司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并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张京玲辩称：物业公共设施用电及损耗已纳入物业服务，成本，包含在物业管理费之中，因此转供电单位向终端用户代收电费时，不得重复收取公共公用设施及损耗电费。根据《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规定，我方诉请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无论租赁合同上出租人公章如何变更，案涉物管负责人始终是杨某某，该负责人一直以白条方式通知，我方按照特定要求名目按时交付管理费、房租费、水电费等费用，湖巴公司则开具发票和收据，但从没告知政府具体定价，我方无处获取政府电价信息，且当时诉讼时效是处于中断状态。张京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湖巴公司向张京玲返还（2013年1月至今）多收电费832958.84元；2、判令本案诉讼费由湖巴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5年起，联京公司承租长沙市车站××290号门面（以下简称290号门面）进行经营。其中，2012年2月1日至2016年1月31日，290号门面相关《房屋租赁合同》由联京公司（乙方）与湖巴公司（甲方）签订，合同中约定：在正常情况下，甲方需供应每日24小时正常所需的水、电；自来水费、电费按水表、电表之计量和本市当时同类收费标准核算收费。2016年2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290号门面相关《房屋租赁合同》的甲方变更为长沙市公共交通总公司，前述合同约定保持不变。合同签订后，湖巴公司依约将290号门面交付给联京公司使用。因290号门面不具备直接供电的条件，便由湖巴公司提供总表向联京公司及各商户供应电力，并由湖巴公司代缴电费，然后再根据各商户分表电度电费所显示的电量分摊后向各商户代收。联京公司的水电费缴纳习惯为:由湖巴公司物管办每月出具租金、水电费用量及金额清单，联京公司在收到清单后，将清单所涉款项打入湖巴公司物管办所指定的银行账户。联京公司向法庭提交了由湖巴公司物管办出具的自2013年1月至2018年12月的租金、水电费用量及金额清单及银行流水，可确定联京公司各年度用电量及缴纳电费金额如下：2017年度用电量共计325140度（21020+26600+20300+21900+23460+28840+38480+43440+36980+22480+18380+23260，其中2017年1月至4月共计89820度，2017年5月至2017年12月共计235320度），缴纳电费共计399921.8元（25854.6+32718+24969+26937+28855.8+35473.2+47330+53431.2+45485.4+27650.4+22607.4+28609.8，其中2017年1月至4月共计110478.6元，2017年5月至2017年12月共计289443.2元）；2018年度用电量共计213718度（21860+23744+15723+18320+24189+25597+808+882+26285+18300+18527+19483），缴纳电费共计336105.86元（27101.8+29205.12+19339.29+22533.6+29752.47+31484.31+41254.2+39662.58+32330.55+22509+18527.49+22405.45）。根据前述清单亦可确定2013年1月至2014年6月期间，290号门面的每月租金、水电费均由湖巴公司收取；2014年7月起，290号门面的水电费仍由湖巴公司收取，而租金实际由长沙市公共交通总公司收取。另查明，湖南省历年1-10kv商业用电销售单价为：2013年1.010元、2014年1.01元、2015年0.86850元、2016年0.8577元、2017年0.749元、2018年0.7830元。还查明,联京公司自1999年12月10日成立，股东为张京玲、吴某某，其中，张京玲系法定代表人，吴某某任监事。2019年9月25日联京公司召开股东会，确认其所有债权债务全部由张京玲一人承担，并于2019年11月22日申请注销登记。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本案案由如何确定的问题。民事案件的案由由人民法院依职权确定。张京玲以房屋租赁合同纠纷起诉，但自2014年7月起，收取290号门面租金的主体变更为长沙市公共交通总公司，因此应认定自2014年7月起，联京公司与长沙市公共交通总司建立起房屋租赁合同关系，而与湖巴公司之间不再存在房屋租赁合同关系。房屋租赁合同关系的主体变更后，仍由湖巴公司提供总表向联京公司进行供应电力，代收联京公司电费，湖巴公司据此主张本案应为供用电合同纠纷，但湖巴公司并非供电企业，无供电的专业设施设备，且双方并未签订供用电合同，亦无买卖电力的意思表示。而联京公司主张湖巴公司返还其通过代收电费所获得的超过政府定价的电费，即不当利益，故本案案由应确定为不当得利纠纷。二、关于张京玲是否是本案适格主体的问题。企业被注销登记时，清算主体或第三人在工商管理部门承诺企业注销登记后遗留的债权债务由其负责的，债权人可以做出承诺的清算主体或第三人为湖巴公司，要求其承担清偿责任。被注销登记的企业为债权人的，如有权利义务承受人，可应其申请直接变更其为诉讼主体。本案中，联京公司现已被注销，其于2019年9月25日形成股东会决议，确认其所有债权债务全部由张京玲一人承担，合法有效。因此，张京玲是本案适格原告。三、关于张京玲诉请湖巴公司返还2013年1月至2017年4月期间多收电费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联京公司自述其是在收到湖巴公司物管办每月出具的租金、水电费用量及金额清单后，将清单所涉款项打入湖巴公司物管办指定账户，即联京公司知晓每月缴纳给湖巴公司的电费金额、用电量及单价。联京公司主张其直到2018年10月初才得知电价系政府定价，要求湖巴公司清退多收电费，但供电部门关于电费单价的信息是公开、可查询的，联京公司可通过不同的媒介进行查询了解。故张京玲在每月收到湖巴公司物管办出具的租金、水电费用量及金额清单时即可知道湖巴公司计算的电费单价是否超过供电部门的定价标准，且联京公司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在此期间向湖巴公司提出异议，未能在知道权利受到侵害之日起三年内向湖巴公司主张清退上述期间多收取电费，现该部分诉求已经超过三年诉讼时效，对张京玲诉请湖巴公司返还2013年1月至2017年4月期间多收电费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四、关于张京玲诉请湖巴公司返还2017年5月至今多收电费，因其提交的由湖巴公司物管办所出具的租金、水电费用量及金额清单仅至2018年12月，2019年1月至4月的用电量因张京玲未能举证而无法核算，故一审法院仅支持湖巴公司向其返还2017年5月至2018年12月多收电费，其余部分不予支持。其中，联京公司2017年5月至12月用电量为235320度，2018年1月至12月用电量为213718度。根据湖南省电网公布的销售电价计算，联京公司2017年5月至12月应交电费为176255元（四舍五入，下同），2018年1月至12月应交电费为167341元，而联京公司2017年5月至2018年12月实际向湖巴公司交纳的电费为625549元。此外，湖巴公司辩称安装分表确实存在损耗，该损耗可由各终端用户按分表电量公平分摊，但根据长沙市发改委出具的《关于落实转供电环节电价政策的提醒告诫书》可知，转供电单位向各终端用户收取的电费总和，不得超过其向电网企业缴纳的电费，而湖巴公司并未提交其向电网企业缴费的单据，无法确认该数额。同时，湖巴公司辩称其曾于2013年应联京公司的要求进行增容，因该笔费用过大，双方协商确定将该笔费用分摊到联京公司所使用的每度电价中，但并未提交充足证据，联京公司亦不予认可。因此湖巴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故一审法院支持湖巴公司向张京玲返还2017年5月至2018年12月多收电费281953元，其余部分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湖南巴士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张京玲返还2017年5月份至2018年12月份多收取的电费281953元；二、驳回张京玲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2130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6065元，由张京玲负担2065元，由湖南巴士公共交通股份有限公司负担4000元。本院二审中，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湖巴公司提交证据一：湖南省发改委文件，拟证明一审判决认定的湖南省2017年、2018年1-10kv商业用电的销售单价存在错误。张京玲质证意见：文件是真实的，合法，和案子是有关系。电费在当时是按照合同收费。合同是每两年一签，按当时同类的电费收取费用。2018年的时候提交了文件。一审判决的价格与对方在一审提交的证据是符合的。张京玲提交(2019)湘0104民初9641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自2016年7月12日之后的费用请求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湖巴公司质证意见：三性无异议，时效问题由法院进行认定。本院结合庭审、举证、质证，对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予以认定，对其证明目的本院将结合全案事实综合认定。本院二审查明，2016年7月至2016年12月用电量分别为：53440、45075、30280、25940、20120、21220，2017年1月至4月分别为21020、26600、20300、21900。2016年湖南省历年1-10kv商业用电销售单价为0.8577元、2017年0.749元。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如下：一、张京玲诉请湖巴公司返还多收电费的诉讼请求超过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为何时。二、本案用电量度数及一审法院认定电费金额问题。三、如何认定张京玲知道政府电价政策的时间。关于焦点一，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本案中，张京玲提交了(2019)湘0104民初9641号民事裁定书，湖巴公司对该份证据三性均无异议，本院对该份证据的三性依法予以认可。联京公司就湖南巴士公司多收电费事宜于2019年7月12日通过诉讼方式予以主张，依法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故张京玲称应自2016年7月起的请求应予支持的上诉意见，本院予以采信。关于焦点二，本院二审查明，一审中认定的2018年度用电量（以度为单位）：1月份为21860、7月份为808、8月份为882、11月份为18527，以上月份用电度数依次更正为：21960、33540、32246、15063，故2018年度用电量总金额213718应更正为274450。经核算，一审法院对2018年缴纳电费总计金额正确。结合焦点一，本案返还多收电费数额应自2016年7月起算，按照一审法院计算方式，张京玲上诉要求还应退105305.82元的请求，应予支持。加上一审确认的应退电费281953元，本案应退多收电费总额为387258.82元。一审法院以通知单认定电费金额为标准予以核算，符合规定，本院予以确认。故湖巴公司对此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信。关于焦点三，张京玲作为债权债务承受者，虽系被转供用电户，但其按照湖巴公司物管处的缴费通知单按月缴纳水、电及租金时，应当对政府定价价格进行查询了解。故对张京玲关于无证据证明其早于2018年知道或应该知道政府电价的上诉意见，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对本案无事实依据及证据支持的意见，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双方上诉主张部分成立，因当事人提交新证据，导致本案应退电费金额产生变动，本院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2020）湘0102民初3670号民事判决；二、湖南巴士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十日内向张京玲返还2016年7月份至2018年12月份多收取的电费387258.82元；三、驳回张京玲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606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2130元，共计18195元，由张京玲负担8666元，由湖南巴士公共交通股份有限公司负担9529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盛知霜审判员王晓虹审判员曾明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陆 曼 曼 书   记 员 郭 晨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