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黔东民终字第72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荣成，男，1980年7月26日出生，侗族，大专文化，农民，住贵州省剑河县XXX。身份证号码XXX。上诉人（原审被告）向荣惠，男，1985年10月3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农民，住贵州省三穗县XXX。身份证号码XXX。共同委托代理人陶玲，兴黔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凯里市合源装卸服务有限公司。地址贵州省凯里市鸭塘街。法定代表人杨建平，系该公司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钱红，女，1984年8月13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个体经营户，住河南省新野县XXX。身份证号码XXX。系死者薛海涛之妻。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薛钱多，男，2011年4月27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身份证号码XXX。系死者薛海涛之子。法定代理人钱红，女，1984年8月13日出生，汉族，个体经营户，住址同上。系原告薛钱多之母。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薛有成，男，1949年5月3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农民，住河南省新野县XXX。身份证号码XXX。系死者薛海涛之父。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德连，女，1952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农民，住河南省新野县XXX。身份证号码XXX。系死者薛海涛之母。原审被告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地址武汉市解放大道***号葛洲坝大酒店。法定代表人聂凯，系该公司董事长。原审被告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洛贯开发区市政工程项目部。地址贵州省从江县洛贯经济开发区。法定代表人陈雪琼，系该项目部经理。原审被告陈通国，男，1986年12月25日出生，侗族，初中文化，农民，住贵州省黎平县XXX。身份证号码XXX。现在贵州省瓮安监狱服刑。上诉人王荣成、向荣惠、凯里市合源装卸服务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钱红、薛钱多、薛有成、赵德连、陈通国，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洛贯开发区市政工程项目部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从江县人民法院（2014）从民初字第3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经审理查明，2013年9月15日，被告陈通国驾驶贵H191**号重型专项作业车由洛香高速路收费站出口往洛香村方向行驶，10时06分，当车行驶至岩（岩寨）洛（洛香）线上行线1KM＋150m处时，碰撞并碾压同向前方正在减速准备越过公路凹槽的薛海涛驾驶搭载有招进太的二轮摩托车肇事后，又向前直冲并撞上对向由廖怀龙驾驶石辉所有的正在减速、缓慢靠边也准备越过公路凹槽的贵H226**号小轿车，造成摩托车驾驶人薛海涛及乘车人招进太当场死亡、三车不同程度损坏的交通事故。廖怀龙驾驶的贵H226**号车与薛海涛无证驾驶的无号牌普通二轮摩托车及驾驶人薛海涛、乘车人招进太无任何接触。经贵州省从江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进行事故责任认定，死者薛海涛承担此次事故的次要责任，被告陈通国承担此次事故的主要责任，驾驶人廖怀龙、乘车人招进太无责任。贵H191**车辆的所有人为合源公司，该车系被告陈通国、王荣成、向荣惠三人合伙从合源公司租用而来，事故发生在租赁期间。贵H226**车所有人是石辉，该车有交强险，薛海涛驾驶的无号牌普通二轮摩托车的所有人是薛海涛本人，该车无保险。事故发生前，葛洲坝项目部正肇事该路段施工作业，并对路面形成一长、宽、深为“11.6x1.8x0.2”米的凹槽，葛洲坝项目部将一块道路施工警示标志牌放置于岩（岩寨）洛（洛香）线下行线路口中央，对于发生事故的岩（岩寨）洛（洛香）上行线也只将一块道路施工警示标志牌放置于道路中间隔离带（隔离成上、下行线）的挡头的路边。当事故发生后，正在该肇事路段施工的葛洲坝项目部的工人开始对路面设置路障，放置道路施工警示标志牌并拉上禁行警戒线，禁止所有车辆通行。事发后的第三天即9月17日，被告陈通国以自己在与王荣成、向荣惠合伙的“诚信吊业”中的股份作价100000元转让给王荣成，王荣成将自己的小轿车抵押给从江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由该大队先行垫付200000给陈通国，陈通国用100000元支付给原告方并达成尸体火化协议（注：另外100000元由陈通国支付给本事故另外一死者招进太之家属）。之后，双方就赔偿事项协商未能达成协议，原告于2013年10月22日诉至本院，请求判令被告负连带责任赔偿原告各项损失752133.8元及承担本案诉讼费。在开庭审理（第一次开庭）时原告方主张死亡赔偿金、抚（赡）养、丧葬费应当按河南省城镇居民标准来计算，且精神损害赔偿也由原来的80000元增至100000元，以及增加来本院参加此次开庭的交通费2017元、伙食费640元，故各项损失增至840133.78元。因增加请求赔偿金额不属于请求事项的增加，且各被告经本院当庭询问并明确表示不需要延长举证期限、同意继续开庭后本院继续进行审理本案。重审开庭时，原告增加重审开庭产生的交通住宿费3101.5元，总计请求赔偿843235.28元。根据贵州省统计局公布《2013年贵州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统计数据，2013年贵州省从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37448元，2014年贵州省城镇居民人均年消费性支出为13702.87元，2014年贵州省城镇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为20667.07元；河南省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2014年河南省城镇居民人均年消费性支出为14821.98元。另查明，1、被告陈通国、王荣成、向荣惠于2013年9月14日签定合伙协议并在黎平县成立一个名为“诚信吊业”的合伙企业，但未进行工商登记，三人系合伙关系。贵H191**车辆的吊车是三合伙人从合源公司租赁得来，租赁合同系被告王荣成代表全体合伙人于2013年8月17日与合源公司的李永银签定；2、死者薛海涛和原告钱红自2009年10月12日起在贵州省从江县洛香镇陶瓷厂居住、生活至今，从事个体经营，于2011年4月27日生下儿子薛钱多，薛钱多自出世以来，一直随薛海涛夫妇在此地生活，在薛海涛死亡时，薛钱多有2周岁零5个月；3、原告薛有成、赵德连生有两个儿子，长子常哲，现身体健康，次子系死者薛海涛；4、原告薛有成、赵德连户籍地为河南省新野县城郊乡花陂村10组，自2000年起一直随大儿子常哲在新野县城生活。在薛海涛死亡时，薛有成有64周岁零4个月，赵德连有60周岁零11个月；5、事发当天被告陈通国驾驶贵H191**车与该车驾驶员李永银（坐在副驾驶位置）一同到从江县洛香镇办理合伙结账事务；6、四原告没有请求投保义务人合源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一审认为，公民的生命权受法律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侵权法》）第十六条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第二十二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被告陈通国因道路交通事故致薛海涛死亡，侵害了薛海涛的生命权，经贵州省从江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被告陈通国承担此次事故的主要责任，因此其应依法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事故的发生，已给薛海涛的亲人即四原告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害。因此，四原告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死亡赔偿金、抚（赡）养费、丧葬费、交通费、精神抚慰金于法有据，应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办（2011）第442号）第37条第二款规定：“受害人是农村居民但经常居住地在城镇的，应适用城镇居民标准，其被扶养人经常居住地也在城镇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也采用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及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贵州省公安厅《关于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一）》（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第34条规定：“确定适用城镇或农村居民的赔偿标准时，一般应以受害人户籍登记地为原则，以经常居住地为例外。对于受害人户籍上虽登记为农村居民，但有证据证实发生交通事故时受害人已在城镇居住一年以上的，在计算赔偿数额时按城镇居民的标准对待”。原告钱红、薛钱多及死者薛海涛虽为农村居民，但他们已离开户籍地到贵州省从江县洛香镇经商生活四年多，其经常居住地在从江县城镇，主要生活来源也靠在从江县城镇经商维持，其有关损害赔偿费用应当根据贵州省城镇居民的相关标准计算；原告薛有成、赵德的户籍地虽为河南省新野县城效乡花陂村10组，但自2000年起两人就已随大儿子常哲在县城生活，现经常居住地为河南省新野县县城，计算赡养费的赔偿总额时只要不超过受害人上一年度城镇居民消费性支出额的前提下，应当按照河南省城镇居民标准来计算。本案被告均以原告薛有成、赵德连的户籍地在河南省农村，其二人是农村人口，应当以河南省农村居民标准来计算相关费用的辩解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被告王荣成、向荣惠的代理人及合源公司的代理人以本事故中还有一辆小轿车即贵H226**车被撞坏，该车有保险，原告放弃对该车的赔偿请求，应当免除侵权人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55000元的赔偿责任的辩论意见，因贵H226**车与摩托车驾驶人薛海涛、乘车人招进太及摩托车无任何接触，贵H226**车的驾驶人、车主及其所投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无需对本事故的受害人承担责任，且交警部门认定该车驾驶人廖怀龙在本次事故中不承担责任，故该辩论理由不能成立。贵H226**车的所有人石辉作为本事故的被侵权人，经本院与石辉联系，其已明确表示放弃赔偿请求，故本院不再通知其参加本案诉讼。本事故的另一死者招进太的亲属因明确表示要求另案诉讼，且该意思表示符合法律规定，故本院也不再通知其参加本案诉讼。《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第二十八条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第二十九条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填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第三十条规定：“赔偿权利人举证证明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高于受诉法院所在地标准的，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可以按照其所在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相关标准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的相关计算标准，依照前款原则确定”，第三十五条第二款规定：“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死亡赔偿金为贵州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667.07元／年×20年＝413341.4元；丧葬费为贵州省2013年从业人员年平均工资37448元／年÷12个月×6个月＝18724元。因原告起诉时要求赔偿死亡赔偿金408852.4元、丧葬费17101.5元，应尊重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受害人尚需抚养儿子薛钱多15年零7个月，即15.58年，赡养母亲赵德连19年零1个月，即19.08年，赡养父亲薛有成15年零8个月，即15.67年。在15.58年内需要承担三人抚（赡）养费的一半，因被抚（赡）养3人年生活费总和的一半已超过受害人年人均消费性支出总额，该年段内的抚（赡）养费应以受害人年人均消费性支出总额计算，即13702.87元×15.58年＝213490.71元；从15.58年至15.67年内需要赡养2人0.09年，因被赡养2人的年生活费总和的一半也超过受害人年人均消费性支出总额，该年段内的赡养费以受害人年人均消费性支出13702.87元×0.09年＝1233.25元计算；从15.67年至19.08年内需要赡养1人3.41年，河南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14821.98元÷2人（两个儿子）＝7410.99元，没有超出受害人年人均消费性支出13702.87元，该年段内的赡养费以年生活费7410.99元×3.41年＝25271.47元计算。综上所述，需支付被抚（赡）养人生活费共计239995.43元；关于原告请求支付交通费22017元的问题，虽然有税务部门正式票据，但不符合客观实际，被告以“原告的交通费过高，不符合客观实际”的辩解理由成立，本院酌情支持11000元；原告要求赔偿住宿费640元符合客观实际，应予支持；原告要求赔偿伙食费7000元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原告请求增加赔偿重审开庭产生的交通费、住宿费3101.5元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关于原告方诉请精神抚慰金问题，此事故造成薛海涛死亡确实给其家人（原告方）带来严重的精神痛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条、第十一条及《侵权法》第四条第一款“侵权人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的，不影响依法承担侵权责任”，第二十二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但原告要求支付精神抚慰金100000元与实情不符，结合审判实践及受害人在本事故中自身也有一定过错等因素综合考虑，酌情赔偿20000元；被告王荣成、向荣惠及合源公司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二款“因受到犯罪侵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为由不同意支付的辩论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综合上述，各项费用总计697589.33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交通损害赔偿解释》）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未依法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请求投保义务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投保义务人和侵权人不是同一人，当事人请求投保义务人和侵权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合源公司作为肇事车辆所有人，系投保义务人，其没有依法为贵H191**号重型专项作业车投保交强险，被告王荣成、向荣惠及其代理人在法庭答辩时提出由合源公司首先承担交强险的赔偿责任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支持。被告合源公司请求侵权人陈通国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支持；此次事故造成薛海涛、招进太二人死亡，交强险责任赔偿限额共计110000元，被告合源公司在此案应当承担赔偿55000元（二受害人平分）的交强险责任，被告陈通国对此承担连带责任。余下642589.33元由各方责任人按责任大小分担。《侵权法》第十四条规定：“连带责任人根据各自责任大小确定相应的赔偿数额；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交通损害赔偿解释》第十三条规定：“多辆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第三人损害，当事人请求多个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区分不同情况，依照侵权责任法第十条、第十一条或者第十二条的规定，确定侵权人承担连带责任或者按份责任”。《侵权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被告陈通国的行为对造成薛海涛的死亡结果虽存在过错，但并不是主观上的故意而是过失，且被侵权人薛海涛自身也有过错，其也应承担此次事故的次要责任，因而应依法减轻侵权人的责任。为此，在此次事故中，被侵权人薛海涛应承担各项损失的25%的责任为宜，即薛海涛应承担642589.33元×25%＝160647.33元；被告陈通国应承担此次事故的65%的责任，即642589.33元×65%＝417683.06元；被告葛洲坝项目部在车辆通行的道路上施工作业并形成影响到车辆正常通行的凹槽时，其在岩（岩寨）洛（洛香）线下行线路口中央放置施工警示标志牌，致车辆从上行线逆向通行而下，而在岩（岩寨）洛（洛香）上行线始终也只在中间隔离带的挡头路边放置一块写有“前方100米施工路段车辆慢行”的施工警示标志牌，并未在车辆由上行线而下的路口处设置明显的警示标志牌，标志牌不足以起到提示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三十二条规定：“改建公路时，施工单位应当在施工路段两端设置明显的施工标志、安全标志｡需要车辆绕行的，应当在绕行路口设置标志；不能绕行的，必须修建临时道路，保证车辆和行人通行”，《侵权法》第九十一条规定：“在公共场所或者道路上挖坑、修缮安装地下设施等，没有设置明显标志和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施工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在公共场所、道旁或者通道上挖坑、修缮安装地下设施等，没有设置明显标志和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施工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被告葛洲坝项目部虽然在事故路段的路边放置有一块施工警示标志牌，但放置位置不明显。事故路段因施工而形成的凹槽也未采取其它积极有效的安全防护措施，存在安全隐患和管理瑕疵，故对事故的发生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根据被告葛洲坝项目部在本案中的过错责任，其承担事故损失的10%的责任为宜，即642589.33元×10%﹦64258.93元。被告葛洲坝项目部是被告葛洲坝有限公司为完成洛贯开发区市政工程项目便于工作联系和开展工作而设立的一个临时机构，不具有对外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主体资格，其所承担的民事责任，应由葛洲坝有限公司承担。《侵权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适应的赔偿责任”。《交通损害赔偿解释》第一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并适用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确定其相应的赔偿责任：（一）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机动车存在缺陷，且该缺陷是交通事故发生原因之一的”，《指导意见》第22条规定：“租赁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的，由出租人与承租人承担连带责任”，故原告请求车辆所有人合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于法有据，应予支持。贵H191**车辆的所有人合源公司出租不符合机动车安全技术条件要求且已过年检期的车辆给承租人，且该原因系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其存在过错责任，综合全案，应由合源公司承担陈通国责任部分的35%的责任为宜，即417683.06元×35%﹦146189.07元。被告陈通国、王荣成、向荣惠合伙从合源公司承租来贵H191**车辆，三合伙人既是承租人又是实际的使用人，《指导意见》第22条规定：“租赁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的，由出租人与承租人承担连带责任”；被告陈通国在履行合伙事务期间经驾驶员（李永银）同意驾驶肇事车辆，是合伙人对合伙租赁车辆的管理不善，肇事造成经济损失形成合伙债务，对外，三个合伙人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不因实际驾驶人员的变更而影响三人系“实际使用人、承租人”的身份，《民法通则》第三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合伙人对合伙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偿还合伙债务超过自己应当承担数额的合伙人，有权向其他合伙人追偿”，故被告王荣成、向荣惠及其共同委托代理人以“陈通国私自驾驶车辆的行为没有经过二者的允许，不是从事合伙事务，二人不应当承担责任”的辩解理由不成立。根据本案被告陈通国在事故中的责任，综合全案，三人应承担陈通国责任部分的65%的责任，即417683.06元×65%﹦271493.98元。被告陈通国在事故发生后已赔偿原告方100000元，其辩解“我已经赔付了原告方100000元，该笔赔偿应予扣除”的辩论意见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应予支持。故陈通国、王荣成、向荣惠三合伙人实际应共同赔偿原告171493.98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五条、第一百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司法解释》第十九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条、第十一条之规定，判决：一、由被告陈通国赔偿原告钱红、薛钱多、薛有成、赵德连交通费、住宿费、被抚（赡）养人生活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抚慰金共计271493.98元，诉讼前已赔偿给原告100000元，余171493.98元。被告王荣成、向荣惠对此款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二、由被告贵州省凯里市合源装卸服务有限公司赔偿原告钱红、薛钱多、薛有成、赵德连交通费、住宿费、被抚（赡）养人生活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抚慰金共计201189.07元（承担陈通国责任部分的35%，146189.07元，承担交强险责任部分55000元），被告陈通国对其中55000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由被告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原告钱红、薛钱多、薛有成、赵德连交通费、住宿费、被抚（赡）养人生活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抚慰金共计64258.93元；四、上述判决主文第一、二、三项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付清；五、驳回原告钱红、薛钱多、薛有成、赵德连的其它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860元，由原告钱红、薛钱多、薛有成、赵德连承担600元，被告陈通国、王荣成、向荣惠共同承担1300元，被告贵州省凯里市合源装卸服务有限公司承担1100元，被告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承担860元。王荣成、向荣惠上诉称：1、一审法院遗漏当事人廖怀龙。虽然廖怀龙驾驶的贵H226**号车与薛海涛、招进太及摩托车无任何接触，但廖怀龙是本次事故的当事人，廖怀龙无责，但其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应承担交强险的赔偿责任，法律规定是明确的。2、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与陈通国是合伙关系，租用吊车也是事实，但吊车的保管、维修保养及驾驶员由合源公司负责。上诉人派陈通国管理，只是对干活时间，并不是对车辆的管理和使用。事发当天，陈通国是到从江办理合伙事务，顺便搭乘合源公司的车，他是受河源公司委托开车，并不是履行合伙事务。3、一审责任划分严重不公。合源公司出租的吊车不投交强险、不年检，将有机械事故的吊车出租。派无驾驶资质的人驾驶，并委托陈通国驾驶吊车，由于机械事故才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合源公司的过错明显大于陈通国，一审法院只判决和源公司承担次要责任，完全是本末倒置。4、一审判决违反《道交法》七十六条的规定计算，导致判决结果错误。违反《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和一百三十六条规定，陈通国因交通肇事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根据法律规定，精神损失是得不到支持的。一审判决精神损失不符合法律规定。陈通国驾驶租赁吊车系受合源公司驾驶员临时委托，不属于合伙事务，造成的损失应由陈通过自己承担，上诉人依法不应与陈通国承担连带责任，请二审撤销一审判决，依法判决上诉人不承担本案的赔偿责任。凯里市合源装卸服务有限公司上诉称：1、一审判决河源公司承担55000元交强险责任，属超出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违反法律规定，是错误的，应予纠正。2、原审认为河源公司承担35%的责任为宜的理由不充分，且使用法律错误。根据《侵权责任法》第49条规定“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并使用侵权责任法第49条的规定确定其相应的赔偿责任：一、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机动车存在缺陷，且该缺陷是交通事故发生原因之一的”。根据上述规定，上诉人只有对机动车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才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并且要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机动车存在缺陷，且该缺陷市交通事故发生原因之一，才能认定上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中上诉人没有过错，不该承担赔偿责任。上诉人将该车出租给陈通国时并没有缺陷，之后，该车由承租人管理运行，上诉人对该车造成的损害没有过错，不该承担赔偿责任，应由陈通国等人承担。车辆未按时年检由公安机关根据法律规定处理罚款，未经年检并不意味着必然发生交通事故，反之，通过年检的车辆上路，也不可能绝对保证不会发生交通事故。因此，上诉人在本案中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请二审依法支持上诉人的请求。钱红、薛钱多、薛有成、赵德连未进行答辩。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上诉人王荣成、向荣惠与陈通国因工程需要合伙租赁凯里市合源装卸服务有限公司贵H191**号重型专项作业车，陈通国在履行合伙事务中驾驶该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摩托车驾驶员薛海涛和乘车人招进太当场死亡的严重交通事故。上诉人王荣成、向荣惠上诉认为租赁的专业重型车有专业驾驶员，陈通国出去驾驶该车是受凯里市合源装卸服务有限公司委托，不属于办理合伙事务，其是在为凯里市合源装卸服务有限公司服务，责任应由合源公司承担。该理由不能成立，因为，陈通国为合伙事务外出办事是三人认可的事实，虽然陈通国不是该车的驾驶员，但是，在该车驾驶员让其驾驶时，陈通国完全可以拒绝，而陈通国既然同意驾驶，且又是在为办理合伙事务，凯里市合源装卸服务有限公司已将该车租赁给三人，其已完全脱离合源公司的管理，三人对租赁物享有控制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一审判决承租人承担责任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关于上诉人提出遗漏廖怀龙为本案的当事人的问题，廖怀龙在本次事故中与死者并无接触，是陈通国驾驶的车辆撞击廖怀龙的轿车，交警部门对该次事故的勘察已经有了结论，不能因为廖怀龙的轿车投有交强险就将其作为赔偿主体列为被告，没有侵权的行为就没有赔偿的前提。至于精神损害问题，虽然陈通国受到刑罚处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一审依据法律规定判决并无不当。关于凯里市合源装卸服务有限公司上诉认为，一审判决河源公司承担55000元交强险责任，属超出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的问题。交强险是法律对机动车强制性的一项投保要求，其目的是为了受伤者得到及时的救助，既减少投保人的风险，更是保护受害者的权利得到及时实现，合源公司未按规定购买强制保险，就意味着本应由保险公司承担的赔偿责任，因其未购买交强险而由个人承担了全部风险责任，因为任何一起交通事故的赔偿均从交强险开始，合源公司将未购买交强险的车辆租赁给他人，且该租赁车辆未进行年检，给租赁人带来安全隐患，存在过错，不参加年检不是必然导致事故发生的原因，但是，车辆的年检能够排查车辆是否存在安全隐患，本次事故确实因为刹车失灵的机械事故造成，更能说明年检的重要性，一审依据事实对双方的责任划分的理由已进行充分阐述，本院不再赘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综上，本院认为，一审对本次事故的责任划分是客观公正的，判决是正确的。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860元，由上诉人王荣成、向荣惠承担1930元，凯里市合源装卸服务有限公司承担193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陆小平审判员  龙七奇审判员  王大梅二〇一五年九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郑华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