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穗中法民二终字第99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住广州市花都区。委托代理人：文桃丽，广东卓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名太纺织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花都区。法定代表人：黄锐，职务：经理委托代理人：范国茂，广东合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陈丹，广东合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名太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名太公司）损害公司利益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3）穗花法民二初字第10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名太公司系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3月18日。2012年9月22日，张签署《增加股东协议》，该协议内容为：“名太公司、广州市名欧衬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名欧公司）一、为增强上述两公司的市场竞争力，经现有股东一致同意增加张、黄某为新股东。二、张、黄某共出资人民币22万元，各占公司10%股份。三、张、黄某加入后公司的股份结构如下：（1）袁某40%（2）罗某乙15%（3）黄锐15%(4)江某10%（5）张10%（6）黄某10%……本协议经全体股东签字后生效。”该协议由以上六名股东署名。2012年9月30日，张向广州市名欧衬布有限公司支付投资款5万元；2012年12月20日，张又向名欧公司支付投资款4万元。名欧公司为此出具《收据》两张，并由罗某乙签名确认上述事实。名太公司并未将张、黄某在工商部门登记为股东。名太公司在本案诉讼中陈述，其只收到张的投资款，没有收到黄某的投资款，但是张、黄某的股东身份已经得到该公司的确认，而且两人在该公司也享有股东的权利，参与名太公司的经营管理。张则认为，其仅是名太公司的外贸经理。截至2013年10月17日，名太公司在工商部门登记的股东为黄锐一人，出资比例为100%。截至2013年10月17日，名欧公司在工商部门登记的股东为江某、罗某乙、袁某三人。2012年10月8日，名太公司与上海国际广告展览有限公司签订《参展合同》，就名太公司参加由上海国际广告展览有限公司组织的2013年第59届墨西哥国际服装展INTERMODA的有关事宜达成协议。双方确定展览会时间为2013年1月15-18日，参展费用共计103500元。后名太公司依约支付了上述参展费用。2013年1月12日，张、黄某、侯某甲三人代表名太公司从广州经上海前往墨西哥参加了上述展览，于2013年1月20日经上海返回广州。三人共支出来回上海的机票及在上海的住宿费共4148元。此外，三人此行还支出其他差旅费用1092元。诉讼中，名太公司提交了日期均为2013年1月10日的《支付证明单》、《收据》各一份，《支付证明单》载明“支付印刷挂版（出国墨西哥用）900元”，《收据》系向“新城印刷厂”支付900元的收据。张对以上两份证据不予确认。名太公司在诉讼中提交的落款时间为2013年8月3日的《确认协议》载明：“名太公司2013年1月份到墨西哥参展总费用如下：1.参展费等￥103500元；2.中转机票和住宿费￥4148元；3.差旅费￥1092元；4.工具费￥900元。合计总费用￥124640元。去墨西哥参展是张入股名太公司后立即提议并一再坚持下成行，当时张承诺：从墨西哥本次参展回国即日起计6个月内，如果没有在墨西哥无纺布市场销售名太公司产品并赚回参展总费用，张愿意双倍返还名太公司参展总费用，现在6个月时间已到还没成交任何产品，张愿意承担责任，双倍返还名太公司参展总费用。”该协议“确认人”处签有“张”字样，并加盖了名太公司公章。诉讼中，张否认上述《确认协议》中的签名为其所签，并向原审法院申请鉴定以下事项：1.“张”的签名是否张本人书写；2.该《确认协议》是否在2013年8月3日形成；3.该《确认协议》的打印部分与手写部分签名是否同时形成；4.该《确认协议》的主文部分与落款处打印的“确认单位”、“确认人”是否同时形成；5.该《确认协议》“确认单位”与“确认人”是否同时形成；6.该《确认协议》是否存在消除、刮擦的情况；7.该《确认协议》是否存在其他变造、伪造的情况。后张以书面形式明确先申请鉴定“张”的签名是否张本人书写，上述其他鉴定事项待该项鉴定结果出具后再另行向法院明确是否继续申请。原审法院依法委托广东恒鑫司法鉴定所为上述事项的鉴定机构，该机构依法鉴定后于2014年1月14日出具粤恒[2014]文鉴字第00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结论为上述签名是张本人书写。该鉴定结论出具后，张未再向原审法院院提出其他鉴定项目的申请。诉讼中，张以代理词的形式，以上述《确认协议》的内容显失公平为由，请求法院撤销该《确认协议》。张并未就此提出反诉。关于名太公司参展费用的具体构成，名太公司在庭审中陈述除上述费用外，还有参展样品费用15000元，为此名太公司提交了《墨西哥参展样品成本明细》为证。该《墨西哥参展样品成本明细》载明了物料的名称、规格型号、数量、单价、金额等，并列明总金额为15000元。该表加盖了名太公司的公章，没有张的签名。庭审中，张对该表不予确认。诉讼中，经张申请，原审法院经审查后同意证人骆某出庭作证。该证人的证言为：“我是广州市花都区幼飞艺术培训中心的副校长，被告张的小孩在我中心培训。我中心在2013年7月27日到2013年8月5号晚上组织去北京参加CCTV的节目录制活动，这段时间莫某和她的母亲张一起参加该活动。7月27日早上九点从花都出发。7月31日上午开始到8月3日是自由活动，张和她的孩子在8月3日早上10点左右到达北京的酒店。据我所知【我听张说的】张和她的孩子在7月31日到8月3日早上10点以前自由活动时间去了湖北。8月3日当天，我到达酒店时间是8月3日12点左右，我在12点20分左右看到被告张。8月3日12点之前我没有看到被告张。当天在大堂会合，之后排练到下午6点后在酒店聚餐，8月4日录制节目，我录制到晚上一起去餐馆吃饭，8月4日我也和张在一起。我们在8月5日早上在大堂集合，10点00分坐G79次高铁回广州。”诉讼中，张向原审法院提出调查取证申请，请求原审法院向墨西哥驻广州总领事馆调取名太公司2012年11月20日出具的名为“CERTIFICATEOFGUARANTEE”和“Certification”的文件，以证明张是名太公司的业务经理及其年收入。诉讼中，名太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交财产保全申请，请求查封、扣押或冻结张价值58000元的财产，后名太公司又提交《追加查封申请书》，请求追加查封、扣押或冻结张价值192280元的财产，并由陈某提供其名下所有的号牌号码为粤A×××××的小型轿车、由黄锐提供其名下所有的号牌号码为粤A×××××的小型普通客车、由侯某乙提供其名下所有的号牌号码为粤A×××××的小型普通客车为名太公司的财产保全提供担保。原审法院经审查后予以准许，依法查封了上述担保物，并查封了张名下所有的位于广州市花都区荔红南路阅河一街8号1401房的房产。名太公司向原审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法院判令：1.张向名太公司支付双倍的参展总费用共249280元及利息（利息以249280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3年8月3日起计算至还清款项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张承担。原审法院认为，该案的争议焦点是：第一，张是否系名太公司的股东；第二，张是否滥用股东权利损害了名太公司的利益，造成了名太公司的损失。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2012年9月22日，袁某、罗某乙、黄锐、江某、张、黄某签订《增加股东协议》，约定张成为名太公司的新股东，应视为名太公司全体股东均已同意张成为名太公司的股东，且张同意认缴名太公司的部分出资。名太公司在诉讼中确认已经收到了张向该公司的投资款，亦确认张的股东身份，故结合以上事实，原审法院确认张是名太公司的股东。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条规定：“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以上法律规定表明，股东负有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利益的法定义务。名太公司在诉讼中提交的落款时间为2013年8月3日的《确认协议》载明名太公司2013年1月份到墨西哥参展总费用为124640元，且明确“去墨西哥参展是张入股名太公司后立即提议并一再坚持下成行……现在6个月时间已到还没成交任何产品，张愿意承担责任，双倍返还名太公司参展总费用。”该《确认协议》对股东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后果作出了明确约定。张虽然否认上述《确认协议》中的签名为其所签，并申请原审法院委托鉴定机构对上述笔迹予以鉴定，但经原审法院依法委托广东恒鑫司法鉴定所鉴定，该鉴定机构已出具[2014]文鉴字第00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作出上述签名是张本人书写的结论。张未能提交证据足以反驳该鉴定结论，故原审法院对[2014]文鉴字第00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结论予以采信，确认涉案《确认协议》上“张”的签名是张本人书写。涉案《确认协议》的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案中也没有证据证明该《确认协议》的内容违背张的真实意思表示。张虽然以上述《确认协议》的内容显失公平为由请求撤销该《确认协议》，但因法律明确规定股东负有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利益的义务，在违反该义务时应予赔偿，从客观上看，名太公司参加墨西哥的展览并支出《确认协议》所载费用的事实也确实存在，故张主张撤销该《承诺书》理据并不充分。综上所述，涉案《承诺书》依法成立、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涉案《确认协议》明确载明名太公司的参展总费用为124640元，且载明张的承诺为“在墨西哥无纺布市场销售名太公司产品并赚回参展总费用”，因此，张违反承诺给名太公司造成的损失应当是参展总费用即124640元。现《确认协议》载明张应当双倍赔偿该损失，该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张提出该约定显失公平，故原审法院以名太公司的实际损失为基础，根据公平原则，结合该案具体情况对该违约金依法予以调整，确定张应当向名太公司赔偿墨西哥参展费用的1.3倍即162032元。名太公司要求张支付相关利息不违反法律规定，但名太公司要求利息从2013年8月3日起算缺乏依据，其所基于的本金也应予以调整，故原审法院依法调整利息应以162032元为本金从起诉之日即2013年9月27日起计算。张请求原审法院向墨西哥驻广州总领事馆调取的证据材料与该案处理并无直接关系，原审法院对该调查取证申请不予准许。综上所述，对名太公司的诉讼请求，合法、合理部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其余不予支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条、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原审法院于2014年12月17日作出如下判决：一、张于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名太公司支付赔偿金162032元，并支付利息（利息的计算方式：以162032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3年9月27日起计至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名太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上述欠款，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原审案件受理费5054元，保全费2081.4元，鉴定费5100元，合计12235.4元，由名太公司负担4282.4元，张负担7953元。上诉人张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张不是名太公司的股东。（一）张并未签署合法有效的书面“股权转让合同”。《增加股东协议》中，谁向张转让股权、出让的份额以及对应的出让价格、支付方式等股权转让合同中应当具备的实质问题均未明确。（二）张在签署《增加股东协议》后，入职名太公司担任外贸业务经理的职务。黄锐一直拒绝跟张签署“股权转让合同”及办理股权转让登记手续。名太公司的股东是黄锐一人。可见，黄锐在邀请张入股名太公司时，故意隐瞒了名太公司的股东构成情况，其真实的意图并不是邀请张入股。事实上，名太公司根本就不接受张为名太公司的股东，第一，没有向张签发出资证明书；第二，没有修改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第三，没有向工商机关登记股东变更情况；第四，张从未行使股东权利，从未享受名太公司利润分配。二、张并不是股东，因此不存在滥用股东权利的问题。退一步说，即使是股东，张也并不享有决策权。关于名太公司去墨西哥参加展览会的问题，首先，这并不属于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因此并不需要召开股东会进行表决，属于公司经理进行日常管理可以决策的范畴；其次，即使属于需要召开股东会进行表决的事项，那么，如果由股东会开会表决通过的事项，不应当由某个股东个人承担相应的后果；第三，事实上，就参展问题，从来没有召开股东会进行表决，而是由名太公司的唯一股东即法定代表人黄锐决定去参加的。本案无依据认定对张如何滥用股东权利、滥用什么股东权利、损害名太公司何种利益。三、张并没有在2013年8月3日与名太公司签署《确认协议》或任何其他文件。张即提交了本人2013年8月3日不在广州的证据，名太公司坚持认为《确认协议》是2013年8月3日在名太公司的办公室签署的。在第二次开庭时，名太公司的代理律师却提出，《确认协议》不是在2013年8月3日签署，而是在其他时间签署的。《鉴定意见书》的结论仅仅是对签名部分的鉴定，不是对内容与签名、签署时间是否匹配的鉴定意见。而且，名太公司并无证据证明张有任何损害名太公司的行为。张于2012年12月至2013年8月期间在名太公司任职外贸业务经理，期间在名太公司签署了很多文件，不排除名太公司利用张的签名伪造、变造《承诺书》的可能。关于张是否是名太公司股东的问题，名太公司应当另行提起确认之诉，要求确认张在名太公司的股东身份。故，张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判令：1.撤销原审判决；2.张无须向名太公司支付赔偿金162032元及利息。3.名太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被上诉人名太公司答辩称，同意原审判决。经审理，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张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网上打印）：名太公司工商登记信息。证据2（有原件）：名太公司2014年7月7日章程修正案及准予变更（备案）通知书，名太公司认为张是股东，却未经股东会议、未通知张情况下，对公司章程进行修订并予以变更，名太公司唯一股东黄锐根本就没有向张转让股权的真实意思表示，证据1-2拟证明张不是名太公司的股东。证据3（有原件）：名太公司2012年度审计报告，2012年初资产余额为1939871.92元，2012年底为3213320.21元，第21页显示2013年剔出资产余额为3213320.21元，2013年底余额为3449181.53元，2012年与2013年均比上一年度资产总值有幅度增加，名太公司陈述张损害公司利益、给公司造成损失的说法是不真实的，如果张是股东，那么名太公司应在2012年底、2013年底向全体股东披露公司经营情况及财务报告，但这些报告都是在诉讼中向工商机关查询申请调取的。证据4（网上打印）：名太公司2013年度报告书。证据3-4拟证明张没有损害名太公司的利益。名太公司答辩称，上述证据在不属于新证据，对证据1-4的“三性”不予认可，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二审中，本案应首要审查张的股东身份问题。首先，张与名太公司的所有其他股东签订了《增加股东协议》。其次，张在签订《增加股东协议》之后交付了出资。再次，名太公司的其他股东均认可其股东地位。第四，生效的民事判决业已认定了张股东的身份。尽管张成为名太公司的股东之后没有进行工商登记变更，但其事实上的股东身份已经得到了其他证据的印证。而工商变更登记产生的是对外公示的作用，而本案处理的是名太公司内部的纠纷，因此，本案不应以未进行工商变更登记而否认张的股东身份。关于张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从而要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本案中，名太公司认为张坚持前往墨西哥参展，导致公司支付了费用却没有从中获益，名太公司因而要求张依约进行赔偿。张作为名太公司的股东，代表公司参加展览本应属于职务行为，不应就此承责，除非其自愿承担。为此，名太公司提交了有张签名的《确认协议》。张则认为该份证据并不属实。从本案的证据来看，首先，有张签名的《确认协议》经过鉴定，其中的张的签名属实。虽然张提交的证人证言证明其在8月3日并不在广州，但是证人证言不能推翻张签名的效力，《确认协议》本院予以采信。其次，虽然张提出存在变造的可能，但其并无举证证实，该主张不能成立。而在商事活动中，意思自治是重要的原则，本案中，亦无证据显示张的签名存在被胁迫的情形，据此应认定在《确认协议》中作出的是真实意思表示。再次，张签订了《确认协议》之后，在约定的时间内没有给公司带来约定的收益，而名太公司也确实支出了相关的费用。即张在《确认协议》中承诺予以赔偿的条件成立，其应当依照《确认协议》的约定承担赔偿责任。原审法院结合本案的事实对张应承担的责任作出调整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恰当，依法应予维持。张上诉理由理据不足，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依法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540.64元，由上诉人张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谭卫东审 判 员  张朝晖代理审判员  汤 瑞二〇一五年九月十五日书 记 员  罗永娟蔡静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