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5)民申字第2227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罗强。委托代理人：梁齐可，广东金丰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何金昌。委托代理人：梁齐可，广东金丰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麦德添。委托代理人：江展鸿，广东维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陈炎辉，广东维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李基。委托代理人：江展鸿，广东维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陈炎辉，广东维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梁佛祥。委托代理人：江展鸿，广东维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陈炎辉，广东维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李启裕。原审原告：魏海鹰。原审第三人：黄社秋。再审申请人罗强、何金昌因与被申请人麦德添、李基、梁佛祥、李启裕、原审原告魏海鹰、原审第三人黄社秋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5月21日作出的(2014)粤高法民四终字第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罗强、何金昌向本院申请再审称：（一）申请人何金昌于2011年1月11日付给被申请人李基人民币250万元（以下币种同），一审、二审均认定该款项是申请人为促成交易消除中山市基业缝制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业公司〕股东之间的纠纷而额外支付的对价没有事实依据。在庭审中，李启裕否认欠李基的借款亦不确认何金昌的代还款行为，故该款是申请人误导支付的款项，应认定李基收取该250万元为没有法律依据。即使申请人付款时的目的确实为消除基业公司股东之间的纠纷，但后来债务人李启裕不承认该债务更不确认申请人的代还款行为，故李基收取该250万元没有法律依据，应构成不当得利予以返还。（二）申请人罗强于2011年1月28日付给被申请人李基100万元，一审、二审均认定该款项是申请人为促成交易消除基业公司之间的纠纷而额外支付的对价亦没有事实依据。根据庭审查明，被申请人称由于黄社秋欠李基借款200万元，该100万元是罗强代黄社秋还李基的借款，但另一个事实是李基已另案起诉黄社秋归还借款200万元，该案一审判决李基胜诉，但黄社秋不服判决后上诉，二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审理（没有通知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罗强参加诉讼），并在二审判决中认定该债务转由申请人罗强承担，驳回李基对黄社秋的诉讼请求，而罗强亦以该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并且认定事实错误为由向中山中院提起撤销之诉。从该案的诉讼过程来看，被申请人李基自己亦不承认该100万元是罗强代黄社秋还款或存在债务转移的事实。事实上，该100万元是因收购中基公司中黄社秋的股权而支付，而最终中基公司没有实际发生转让，则李基收取该100万元为没有法律依据，应构成不当得利予以返还。（三）申请人罗强于2011年6月20日付给殷敬强、郭渭林（代黄社秋还款）660万元，一审、二审均认定该款项是申请人罗强“根据2011年1月17日《协议书》的约定支付并且是无条件支付，对被告而言并不构成不当得利”是认定事实错误。庭审查明，由于黄社秋在转让股权给李基、李启裕、麦德添、梁佛祥时约定日后基业公司转让后应分配给黄社秋利益，该利益经协商后确定为660万元。从黄社秋与李基、麦德添、梁佛祥及罗强于2011年1月17日签订的《协议书》中“丙方（罗强）亦无条件同意代甲方（李基、麦德添、梁佛祥）承担支付乙方（黄社秋）之权益”的约定可知，罗强是代李基、麦德添、梁佛祥承担支付基业公司股权转让利益分配款660万元给黄社秋，既然是代付，那么支付责任最终仍然是李基、麦德添、梁佛祥承担，也就是罗强代支付后李基、麦德添、梁佛祥要将该款返还给罗强，本案因为罗强应支付股权转让款给李基、麦德添、梁佛祥，所以，实际上罗强从应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中扣减该660万元，李基、麦德添、梁佛祥不用将该款返还给罗强。但现在李基、麦德添、梁佛祥收取的股权转让款没有扣减该660万元，因此，李基、麦德添、梁佛祥是多收取了股权转让款660万元，该660万元属于不当得利，应予返还给申请人。原审判决认定该660万元属申请人自愿承担支付是认定事实错误。（四）原审判决在认定本案事实时仅凭一份在申请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所制作且不完整的录音证据认定案件事实没有法律依据。此外，原审判决以一份违反法定程序的错误生效判决即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中中法民四终字第11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11号判决）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存在互为证明的错误。故请求再审本案。麦德添、李基、梁佛祥陈述意见称：（一）2011年1月11日付款250万元，是何金昌代李启裕还欠李基的借款。庭审提供的证据表明，基业公司的股东之一李启裕因为中山市中基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基公司）的出资问题欠李基250万，为此李基在2010年12月向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起诉且提出财产保全申请，查封了李启裕在基业公司持有的33%的股份。罗强、何金昌为了顺利得到基业公司的股权，消除交易障碍，愿意代李启裕偿还所欠李基的250万元。2011年1月11日，何金昌划款250万元到李基账上，2011年1月12日李基即向法院申请撤诉及解封。2011年1月17日的协调会上，何金昌本人也亲笔在银行交易回单上注明确认“此笔汇款是代李启裕先生还李基先生中基公司借款”。所以，这笔款项的来龙去脉及性质是非常清晰的，是罗强、何金昌他们为了确保这次基业公司股权转让顺利交易，何金昌代李启裕支付给李基。原审法院认定该款属于罗强、何金昌、魏海鹰为促成交易消除基业公司之间的纠纷而额外支付的对价，是正确的。即使不属于这次股权转让交易应付的对价，何金昌支付给李基的该250万元款项也不构成不当得利，只能属于代付性质，何金昌代付后与原债务人李启裕形成的新的债权债务关系应另案解决。（二）关于2011年1月28日罗强支付给李基的100万元。如前所述，2007年9月因注册成立中基公司李启裕欠李基250万元，黄社秋欠李基200万元。李基为追讨这两笔欠款曾分别起诉李启裕及黄社秋。其中，李启裕欠款250万元在这次股权转让中由何金昌代位归还。黄社秋欠款200万元则分两笔解决，第一笔就是这次股权转让交易中于2011年1月28日由罗强代为支付归还；第二笔是由生效判决书确定罗强偿还给了李基。因此，该100万元性质仍是属于罗强、何金昌、魏海鹰为促成交易消除基业公司股东之间的纠纷而额外支付的对价。即使不属于这次股权转让交易应付的对价，该100万元付款也不是毫无根据的多付款，不构成不当得利。（三）关于罗强支付给殷敬强、郭渭林的660万元问题。2008年9月17日，黄社秋将其持有基业公司的股权转让给麦德添、梁佛祥、李基，麦德添、梁佛祥、李基将获利除本金、利息等之外，把纯利的50%分配给黄社秋。协调会的当天即2011年1月17日，麦德添、梁佛祥、李基与罗强、黄社秋签订《协议书》，将原来由受让人承担的应支付给黄社秋的股权收益转由罗强承担，罗强也无条件同意代麦德添、梁佛祥、李基承担支付黄社秋德权益。黄社秋、殷敬强、郭渭林、罗强于2011年6月2日签订的《协议书》再次约定了黄社秋应得的收益款由罗强承担，并且明确了该收益款为660万元，罗强也按协议约定将该收益款在扣除有关款项后支付给了黄社秋债权受让人殷敬强、郭渭林。因此，罗强支付案涉660万元是履行转让协议约定，不存在多付的问题。综上，请求驳回罗强、何金昌的申请再审。本院认为，本案原审原告魏海鹰、原审被告李基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故本案属涉港不当得利纠纷。各方当事人对适用内地法律处理本案纠纷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案纠纷源于魏海鹰、何金昌、罗强与麦德添、梁佛祥、李基及李启裕之间进行的股权转让。2011年1月17日，麦德添、梁佛祥、李基、李启裕与罗强、何金昌、魏海鹰签订了《协议书》，约定麦德添、梁佛祥、李基、李启裕将基业公司股权及所持有土地转让给魏海鹰、何金昌、罗强，魏海鹰、何金昌、罗强应按约定支付转让款等。各方当事人对《协议书》的内容并无异议。按照协议书的约定，魏海鹰、何金昌、罗强向麦德添、李基、梁佛祥、李启裕及第三人分数笔支付了股权转让款，涉案股权转让事项已经完成。魏海鹰、何金昌、罗强除了支付股权转让款之外又额外支付了三笔款项达1000余万元，第一笔为2011年1月11日由何金昌支付给李基的250万元，第二笔为2011年1月28日由罗强支付给李基的100万元，第三笔为2011年6月20日由罗强支付给黄社秋的660万元。上述三笔款项，罗强、何金昌主张麦德添、李基、梁佛祥、李启裕构成了不当得利，这也是本案一审、二审及再审审查的争议焦点。关于第一笔何金昌支付给李基的250万元，何金昌和李基均确认是为消除李基与李启裕之间在中基公司的纠纷，确保基业公司股权转让顺利交易，何金昌代李启裕支付给李基。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双方对此并无异议。现亦无证据证明该笔款项是双方约定属于案涉股权转让款的一部分。故原审法院认定案涉250万元是魏海鹰、何金昌、罗强为促成交易消除基业公司之间的纠纷而额外支付的对价并无不当。罗强、何金昌的该申请再审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二笔罗强支付给李基的100万元，罗强和李基均确认是为消除李基与黄社秋之间在中基公司的纠纷，确保基业公司股权转让顺利交易，罗强代黄社秋支付给李基。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双方对此并无异议。现亦无证据证明该笔款项是属于案涉股权转让款一部分或基于其他合同关系所产生的款项。故原审法院认定案涉100万元是魏海鹰、何金昌、罗强为促成交易消除基业公司之间的纠纷而额外支付的对价并无不当。罗强、何金昌认为原审判决依据违反法定程序的第11号判决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不当，对于该主张，本院认为第11号判决属于生效判决，且未因再审而被撤销，原审法院采信已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并无不当。关于第三笔罗强支付给黄社秋的660万元。2008年9月17日，黄社秋与麦德添、梁佛祥、李基签订了一份《股份转让协议》，该协议约定：黄社秋将其持有基业公司的股权转让给麦德添、梁佛祥、李基。麦德添、梁佛祥、李基需将所获得的利益除了本金、利息等之外，还要把纯利的50%分配给黄社秋。2011年1月17日，麦德添、梁佛祥、李基与罗强、黄社秋签订协议书约定将原来由受让人承担的应付给黄社秋的基业公司股权收益款转由罗强承担，罗强亦无条件同意代麦德添、梁佛祥、李基承担支付黄社秋的收益款项。黄社秋、殷敬强、郭渭林、罗强于2011年6月2日签订的《协议书》再次约定了黄社秋应得的收益款由罗强承担，并且明确了该收益款为660万元，罗强也已按协议约定将该收益款在扣除有关款项后支付给了黄社秋的债权受让人殷敬强、郭渭林。对上述情况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由此可以看出，首先，罗强支付的案涉660万元的性质不是股权转让款而是股权收益款。其次，罗强支付的案涉660万元是履行上述协议约定，是其承诺无条件代麦德添、梁佛祥、李基承担支付黄社秋的权益。罗强、何金昌主张该660万元应由麦德添、李基、梁佛祥承担支付责任，应从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中扣减，与协议约定的内容不符，且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关于罗强、何金昌主张原审法院采信录音证据认定案件事实没有法律依据的问题。本院认为，原审法院并未将录音证据作为认定案件的唯一依据，其是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根据现有证据综合判断得出的结论。从本案股权转让协议的整个履行情况看，本案所涉上述三笔款项是罗强、何金昌等为了消除纠纷，顺利受让股权而额外支付的款项。这是股权受让方同意支付的款项，应构成股权转让款之外受让人应当支付的对价，这些款项的支付有相关协议以及生效判决予以佐证。罗强、何金昌主张上述款项构成不当得利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再审申请人罗强、何金昌的申请再审的理由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罗强、何金昌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陈纪忠审 判 员  沈红雨代理审判员  梁 颖二〇一五年九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张伯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