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鄂武昌民初字第00732号原告：雷爱云。原告：陈雷。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游友安，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毛仁元，湖北中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武汉市第三医院，住所地武汉市武昌区彭刘杨路***号。法定代表人：金捷，院长。委托代理人（一般授权代理）：李红华，湖北鑫卫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一般授权代理）：彭帆晴，湖北兆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雷爱云、原告陈雷诉被告武汉市第三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2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张润丽担任审判长，××人���陪审员袁佳丽、袁丹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4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陈雷及其委托代理人游友安、毛仁元，被告武汉市第三医院的原委托代理人雷承文到庭参加诉讼，庭审后武汉市第三医院变更委托代理人为李红华。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雷爱云、原告陈雷诉称：患者陈时运（雷爱云之夫、陈雷之父）生前系武汉市武昌区城市管理局二桥清洁队在编职工，负责武昌区和平大道路段的道路清洁卫生监督管理工作。××患者陈时运检查完道路清洁情况后骑电动车途经武昌临江大道政务中心门前（仍属于武昌区城管局管理路段）时被武汉市华昌出租汽车有限公司第二分公司司机邹斌驾车追尾致伤。后送至被告武汉市第三医院（以下简称三医院）接受治疗，经三医院拍片后被诊断为：颈部软组织挫伤，住院治疗六天后出院继续工作。陈时运基于这一诊���结果××邹斌在武汉市仲裁委员会组织下达成（2010）武仲（昌）交调字第075号调解协议，约定邹斌赔偿陈时运医疗费等各项损失共计5900元后此事就此了结。但是，患者陈时运在后来近十个月的工作生活中，感觉颈椎部位越来越疼痛难忍，左上肢麻木、乏力。2010年10月8日经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湖北省总队医院（以下简称省武警医院）拍片诊断，结果为“颈6、7椎体脱位”。后因手术后进入植物生存状态而于2011年2月19日不治身亡。患者陈时运身故以后，原告雷爱云、原告陈雷于2011年5月27日委托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代其就陈时运在省武警医院住院期间被确诊的“颈6、7椎体脱位”是否系2010年1月4日车祸所致之事宜申请法医学鉴定，经武汉大学医学院法医司法鉴定所依法鉴定，同年7月12日该所做出武医法（2011）临鉴字第57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结论为：被���定人陈时运颈6、7椎体损伤应系2010年1月4日交通事故所致。原告雷爱云、原告陈雷拿出被告三医院出具的X光片仔细查看，才发现患者陈时运受伤颈椎部位的影像恰好是一团空白。在正常情况下，先进的医疗设备不可能出现如此明显的诊断错误，而且恰好是在已经明显错位的颈椎6、7椎体部位出现空白造影。陈时运基于信任三医院的诊断结论才中断治疗回单位继续工作，但最终却因三医院的漏诊延误了最佳治疗期限而导致病情严重而死亡。患者陈时运生前承担着家庭里90%的收入来源，颈椎6、7节椎体脱位本不应导致其死亡，但因被告三医院的严重过错及过失导致其不治身亡。对二原告而言，从此失去了可以依靠的精神支柱，断绝了可以维系基本生活水平的收入来源：原告陈雷尚有一个不满三岁的女儿，原告雷爱云本身又身患××，陈时运的厄运使这��家庭的生活状况陷入无底深渊，全家人背负着沉重的思想和精神负担。对于这一严重后果，三医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为此，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一、请求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等各项损失共计人民币298505元；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共同承担。原告雷爱云、原告陈雷于2015年4月16日向本院申请变更原诉讼请求为：一、请求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共计人民币248992元（死亡赔偿金458120元×40%=183248元、丧葬费19360元×40%=7744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鉴定费8000元）；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原告雷爱云、原告陈雷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身份证复印件及常住人口登记卡复印件，证明：原告的身份情况及原告××患者陈时运之间的亲属关系。证据二：湖北同济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费发票以及《关于陈时运文证审查意见的补充说明》，证明：1、被告三医院存在医疗过失，××患者陈时运的死亡后果存在因果关系，这两点我们没有异议，但是20%的参××度我们有异议，××当时被告发现了颈椎骨折，其后的事情都不会发生了，所以我们认为参××度至少是40%；2、鉴定费8000元。被告武汉市第三医院辩称：一、原告诉请中死亡赔偿金及丧葬费都应按照鉴定意见书的20%比例计算；二、精神损害抚慰金过高，应当减轻或者不予赔偿。综上，原告诉讼请求金额过高，请求法院驳回部分诉讼请求。被告武汉市第三医院在举证期间内未向本院提交证据。经庭审举证、质证，被告武汉市第三医院对原告雷爱云、原告陈雷提供的证据一没有异议；对证据二的鉴定意见书和补充说明均没有异议，对鉴定��发票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也没有异议，我方认为这三份证据正好说明被告在原告的损害后果上只应承担20%的过错责任。对以上双方无争议的证据，本院依法予以认可，对双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第六十六条、第七十条、第七十二条的规定，结合本案进行综合分析认定。经审理查明：2010年1月4日下午5时15分，患者陈时运骑电动车行至武昌临江大道时被一辆出租车追尾受伤，后被送至被告武汉市第三医院就诊，拍片示“颈椎退行性变，未见骨折征象”，未予处理。次日以“颈部软组织损伤，颈椎病”入院。经治疗症状好转，于同年1月11日出院。其后因颈椎部位疼痛、左上肢麻木乏力，于2010年8月16日在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湖北省总队医院就诊，MRI检查结果为“颈6、7椎体脱位”��医生当时建议住院，但陈时运未住院治疗。后因左上肢麻木乏力进一步加重，于同年10月8日以“颈6、7椎体脱位”入住省武警医院外五科，并于10月19日在全麻下行“颈6、7脱位后路松解＋前路钢板内固定＋Cage植骨融合术”，术后告病重，经ICU四个月抢救治疗，一直昏迷未醒，于2011年2月19日死亡。针对患者陈时运住院期间被省武警医院确诊的颈6、7椎体陈旧性脱位是否系2010年1月4日车祸所致之事项，经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委托，武汉大学医学院法医司法鉴定所于2011年7月12日作出武医法（2011）临鉴字第57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陈时运颈6、7椎体损伤应系2010年1月4日交通事故所致。2013年4月2日，原告雷爱云、原告陈雷向本院申请就被告武汉市第三医院在对患者陈时运进行诊疗过程中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医疗过错、其诊疗行为××陈时运死亡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过错程度进行鉴定。经本院依法委托，湖北同济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于2013年7月9日作出同济司法鉴定（2013）法医病理FI-4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武汉市第三医院在对陈时运的诊疗过程中因漏诊而存在一定过错，建议其过错对患者不良后果的参××度为20%。鉴定费8000元由雷爱云、陈雷支付。原告雷爱云、原告陈雷对上述鉴定意见不服，于2013年9月18日向本院提交质询意见，要求鉴定人作出书面答复。同年10月10日，本院向湖北同济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去函，要求其就下列六个问题作出答复：一、在现代医疗技术条件下，对患者陈时运C7上关节点骨折是否可以确诊；二、陈时运在武汉市第三医院住院期间（2010年1月5日至2010年1月11日），医方是否应当复拍颈椎片；三、经对照，2010年1月4日武汉市第三医院的颈椎片××2010年10��8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湖北省总队医院的颈椎片有明显不同（错位畸形），明显加重，请问原发损伤对病情明显加重的影响有多大（或参××度为多少），武汉市第三医院若在第一时间即2010年1月4日确诊陈时运颈椎骨折，对其能否保守治疗而不施行手术，能否避免其后的病情加重；四、2010年1月5日至2010年1月11日，陈时运在武汉市第三医院就诊期间，医方未告知其颈椎骨折被漏诊的可能性，医方的该行为是否存在过错；五、陈时运的病情加重是否会增加其手术难度及手术死亡率，医方的漏诊行为××患者的死亡结果之间是否存在间接因果关系；六、贵单位鉴定意见所示：医方的过错对患者不良后果的参××度为20%，请问不良后果指哪些方面，是否包括陈时运在武汉市第三医院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湖北省总队医院就诊时所发生的医疗费用。2015年1月12日，湖北同济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对上述质询意见作出《关于陈时运文证审查意见的补充说明》（以下简称《补充说明》）：一、如第FI-40号《法医学文证审查意见书》所述，经请权威专家会诊，认为“武汉市三医院2010年1月4日DR片无C6、7脱位征象但C7上关节点（隐蔽性）骨折，因为是××区很难诊断”。虽然很难诊断，但还是存在漏诊，这也是我们在意见书中认为其存在过错的地方。二、因住院时间很短，加上第一次拍片无明显病变，故认为虽然可以复拍，但并非必须，何况出院医嘱已经记载“周二、四上午门诊复查”。三、市第三医院和省武警医院的两张片子是有明显不同（错位畸形），明显加重，但这里“明显不同”和“明显加重”是指C6、7的错位病变，而不是C7上关节点（隐蔽性）骨折；这意味着还有其他原因才导致其加重。市第三医院2010年1月4日DR片并无C6、7脱位征象，省武警医院2010年10月8日片才可见，所以不存在××情加重的影响有多大”的问题，即使有问题，这××武汉市第三医院没有关系，因为他们的过错并不是在有无错位这里，而是“在××区C7上关节点可见很难诊断的隐蔽性骨折”方面存在漏诊；这一漏诊过错××“能否避免其后的病情加重”及“是否实施其后的手术治疗”无直接关系。患者其后实施手术治疗主要是因出现C6、7错位；××患者按时复查，也许会早期发现及时处理这一问题。四、这一点在原鉴定意见中已经说明。即存在一定过错，并建议承担患者不良后果参××度的20%。五、患者的病情加重是否会增加其手术难度及手术死亡率依不同情况而定，一般来说会增加其手术难度及手术死亡率，但本例的加重××非手术方的武汉市第三医院无直接关系。关于第二问，这一点���原鉴定意见中已经回答，并建议其参××度为20%但实际上武汉市第三医院漏诊“C7上关节点（隐蔽性）骨折”这一过错××患者最后在别的医院手术后死亡结果之间并无之间因果关系。六、××患者最终死亡这一后果。××患者在武汉市第三医院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湖北省总队就诊时所产生的医疗费用”则不属于本次法医学文证审查的范围。本案经本院主持调解，原、被告双方因争议过大，未能达成一致的调解意见。本院认为，患者陈时运因交通事故受伤入住被告武汉市第三医院住院治疗，双方医患关系成立。原告雷爱云、原告陈雷起诉武汉市第三医院在对陈时运实施诊疗行为过程中存在漏诊，延误了最佳治疗期限从而导致陈时运病情严重而死亡，因此要求医方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故本案属于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对于湖北同济法医��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同济司法鉴定（2013）法医病理FI-4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及《补充说明》，被告武汉市第三医院于庭审中表示认可，原告雷爱云、原告陈雷于庭审中仅就过错参××度提出异议，但未提交证据支持其主张。经审查，本院认为雷爱云、陈雷提出的异议并未对该《司法鉴定意见书》和《补充意见》的鉴定意见造成影响，本院对其予以采信。本案争议的焦点为被告武汉市第三医院应承担的过错责任比例，以及被告武汉市第三医院应承担的人身损害赔偿民事责任范围。一、被告武汉市第三医院应承担的过错责任比例。对于焦点一，原告雷爱云、原告陈雷认为被告武汉市第三医院应承担至少40%的过错责任比例，而武汉市第三医院认为其承担的过错责任比例应按照鉴定意见书确定的20%。本院认为，根据湖北同济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所作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及《补充说明》，虽然被告武汉市第三医院对患者陈时运C7上关节点的骨折存在漏诊，但该处骨折具有隐蔽性，诊断难度大，加上陈时运住院时间短、又未复查，故武汉市第三医院的漏诊对于陈时运未进行及时治疗仅有较小过错；而陈时运前后两次入院时间相隔9月之久，此间并未按被告医嘱前去复查，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是导致病情加重并最终在其他医院行手术后死亡的主要原因。××患者自身病情及过错、被告过错行为××患者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结合司法鉴定意见等综合因素，酌定被告武汉市第三医院在本案中按照过错参××度承担20%的民事赔偿责任。二、被告武汉市第三医院应承担的人身损害赔偿民事责任范围。根据原告雷爱云、原告陈雷的诉讼请求，本院对其损失分析认定如下：1、死亡赔���金：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患者陈时运生前系非农业家庭户，死亡时年满59周岁，参照2014年度湖北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其死亡赔偿金计算为458120元（22906元／年×20年）。2、丧葬费：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参照2014年度湖北省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标准计算，原告雷爱云、原告陈雷支付丧葬费19360元（38720元／年÷12月／年×6月）。3、精神损害抚慰金：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受害人一方的请求判令侵权人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综合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害方式、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及本地平均生活水平进行认定。被告武汉市第三医院对患者陈时运的诊疗中因漏诊而存在一定过错，但考虑到陈时运自身未按医嘱复查的因素，本院对原告雷爱云、原告陈雷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认定为10000元。综上，本院确认原告雷爱云、原告陈雷的人身损害损失为：1、死亡赔偿金：458120元，2、丧葬费：19360元，以上共计477480元，被告武汉市第三医院承担20%责任，计算为95496元（477480元×20%）；3、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另外，雷爱云、陈雷先行垫付的鉴定费8000元，武汉市第三医院应承担1600元。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武汉市第三医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一次性赔偿原告雷爱云、原告陈雷死亡赔偿金及丧葬费共计人民币95496元；二、被告武汉市第三医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一次性赔偿原告雷爱云、原告陈雷精神损害抚慰金人民币10000元；三、驳回原告雷爱云、原告陈雷的其他诉讼请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1545元，由被告武汉市第三医院承担309元，由原告雷爱云、原告陈雷自行承担1236元；鉴定费8000元，由被告武汉市第三医院承担1600元，由原告雷爱云、原告陈雷自行承担6400元（此两款原告已垫付，由被告随��上述款项一并给付原告）。如不服本案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在提交上诉状时，根据不服本判决的上诉请求数额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第一项的规定，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款汇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收款单位全称：武汉市财政局非税收入汇缴专户市中院诉讼费分户；账号：07×××93；开户行：农行武汉市民航东路分理处，行号：832886。上诉人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预交诉讼费用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调解书，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申请执行的期间是二年。逾期不申请的，即丧失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权利。审 判 长 张润��代理审判员 袁 佳 丽人民陪审员 袁  丹二〇一五年九月十八日书 记 员 沈  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