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聊商终字第27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聊城市分公司。住所地：聊城市柳园南路**号。代表人：孙传鲲，总经理。委托代理人：李新艳，山东鲁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秀云，女，汉族，农民。委托代理人：施廷贵，临清志同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聊城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民保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孙秀云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临清市人民法院（2014）临商初字第33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李新艳，被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施廷贵，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审理查明：孙秀云拥有鲁P×××××号轿车一辆。2013年5月10日，孙秀云为该车辆在人民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及商业险，其中机动车损失保险限额为218600元，保险期间自2013年5月24日起至2014年5月23日止。2013年7月30日23时许，谷彬驾驶鲁P×××××号轿车沿临清市永青路由南向北行驶至先锋路路口北100米处时与对向周德林驾驶的电动三轮车发生碰撞，造成周德林及电动三轮车乘车人杨序宽、石慧慧、赵平受伤，两车损坏的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谷彬报警并委托朋友李连旺、周光耀保护现场，然后离开现场去医院治疗。公安机关以谷彬未确保安全车速、不靠道路右侧通行、操作不当为由认定谷彬承担该事故全部责任。事故发生后，孙秀云维修车辆支出93200元，车辆维修地点系人民保险公司指定维修地点聊城五洲君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原审法院审理认为：双方签订的保险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该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孙秀云按合同履行了缴费义务，人民保险公司也应在出现保险事故后依约履行赔付义务。孙秀云投保的车辆在保险期间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车辆损失93200元，该损失在机动车损失保险责任限额以内，孙秀云要求人民保险公司依照保险合同赔付车辆损失93200元，予以支持。人民保险公司以驾驶员谷彬在发生事故后弃车逃逸为由抗辩，要求免责。原审认为，孙秀云的车辆投保，是为了车辆发生交通事故时将赔偿责任或自身车辆损失等风险转移给保险公司，从而减少自己的损失，这也是投保的真正意义所在。交通事故一经发生，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条件即已成就，驾驶员逃逸不能改变此前交通事故已发生的事实，即逃逸行为的影响仅及于逃逸之后，不应溯及以前。就本次事故而言，驾驶员谷彬在事故发生后报警并委托朋友保护现场，然后离开现场就医，该行为不能视为未依法采取措施逃离现场，与保险条款约定的免责情形不是同一概念，并且该行为未导致现场破坏及损失扩大等后果，因此人民保险公司抗辩免责理由，不能成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条、第十四条、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人民保险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付孙秀云鲁P×××××号车辆损失款932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130元，由人民保险公司承担。上诉人人民保险公司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一、涉案车辆驾驶员谷彬在事故发生后弃车逃逸，依据保险合同的约定，上诉人不承担车辆损失的赔偿责任。1、根据聊临公交认字（2013）第0033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载明的事实，谷彬在事故发生后，存在弃车逃逸行为。2、谷彬在原审中仅口述，事发后其报警并委托朋友保护现场，然后离开现场就医。在谷彬及被上诉人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原审认定谷彬离开现场的行为不能视为未依法采取措施逃离现场，与保险条款约定的免责情形不是同一概念，系认定事实不清。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原审中，上诉人提交了投保资料一宗，被保险人均签字认可，上诉人已履行了免责条款的告知义务，故上诉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综上，请求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孙秀云答辩称：一、本案商业险是否应当赔偿的问题，原审法院（2014）临民一初字第117号民事判决书、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聊民申字第56号民事裁定书、（2015）聊商终字第248号民事判决书已予以确认。二、谷彬因受伤离开事故现场去医院治疗，并未导致事故现场被破坏及出现事故性质、责任难以划分的情况，上诉人主张免除赔偿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事故发生后，谷彬积极拨打120、122救援电话，并委托其朋友李连旺、周光耀保护事故现场，李连旺、周光耀还协助处理该事故的民警将事故车辆拖运至事故处理科停车场，谷彬积极采取了相应的救助措施。谷彬离开事故现场，是因谷彬受伤急需医院治疗，有医院的诊断病历为证。后谷彬积极地向受害人主动垫付医疗费用40000余元，谷彬主观上没有逃避法律责任的故意，故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逃逸。谷彬对临清交警部门认定其逃逸并不认可，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已向上级交警部门提出了复核申请书，但因有一方当事人已向法院提起诉讼，上级交警部门作出了不予受理的决定，但谷彬并不认可临清交警部门的错误认定。三、退一步讲，假设谷彬真的弃车逃逸，就本案而言，上诉人仍应在商业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投保人孙秀云在投保时，上诉人并未就免责条款向投保人明确说明，也未就免责条款向投保人进行提示，投保人孙秀云也未收到免责条款及保险条款，故不存在上诉人对该免责条款作出了符合法律规定的提示义务。上诉人原审提交的投保资料中，均不是被上诉人的本人签字，上诉人曾提出司法鉴定，但其未在原审限定的期限内交纳鉴定费用，自愿放弃了鉴定的权利。因上诉人未尽到明确说明义务及提示义务，故格式化免责条款属于无效条款。四、关于“投保人已经交纳保险费的，视为其对代签字或者盖章行为的追认”的规定，不及于“投保人声明栏免责条款”处的代签章。两处签名的目的和意义不同，在发生代签名现象后认定投保人以交纳保险费的形式追认的效果亦不同。投保人交纳保险费的，仅表明其愿意订立该保险合同，是对代签保险合同行为的追认，保险合同对其生效。但不能因此认为投保人认可保险人已向其履行了保险免责条款的明确说明义务及提示义务。综上，请求维持原判。本院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同一审法院查明。本院认为：本院（2015）聊商终字第248号生效民事判决，已认定事故发生后，被上诉人拨打了120、122救援电话，并委托其朋友保护现场，协助交警处理事故。上诉人主张《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电话营销专用机动车辆保险条款》第十四条第（六）项约定，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合法驾驶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逃离事故现场，或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的，保险人不负责赔偿。但对于该条款“采取措施”的范围，保险合同并未作出明确约定。涉案事故发生后，被上诉人拨打了120、122救援电话，并委托其朋友保护现场，协助交警处理事故，应视为其已采取了相应的措施。谷彬弃车逃逸行为并未导致事故现场被破坏及出现事故性质、责任难以划分的后果。上诉人亦未提交证据证明谷彬存在破坏现场、毁灭证据的不当行为而加重了涉案事故的损失和赔偿风险。因此，对上诉人主张应免除赔偿责任的理由，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适当，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130元，由上诉人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家勇审判员  刘 颖审判员  董 慧二〇一五年九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姜春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