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成民终字第462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易思博软件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南山区。法定代表人毛真福。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易思博软件技术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负责人张浩。二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刘秀，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二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唐玉川，男，汉族，1990年2月12日出生，系深圳市易思博软件技术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住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译文，男，汉族，1984年8月21日出生，住四川省双流县。委托代理人李晓霞，北京市高通（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深圳市易思博软件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思博公司）、深圳市易思博软件技术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以下简称易思博成都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译文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5）高新民初字第18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中，刘译文诉请判令：1、解除刘译文与易思博成都分公司、易思博公司之间的劳动合同，由二公司向其出具离职证明；2、易思博成都分公司、易思博公司支付刘译文2014年3、4、5月工资共计26832.60元；3、易思博成都分公司、易思博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双倍赔偿金17888.40元。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一）2013年10月14日，刘译文、易思博成都分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书》，约定双方劳动合同期限为2013年10月14日至2016年10月13日，从事美工工作，双方还约定了劳动合同的其他事宜。（二）刘译文提供的《中国光大银行阳光卡活期账户交易明细》及《牡丹灵通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显示其在易思博成都分公司工作期间每月工资账户入账平均为8944.20元，易思博公司、易思博成都分公司并未提供刘译文工资明细或发放证明。（三）2014年4月1日，刘译文向易思博成都分公司填写《离职申请表》，该表注明刘译文所属部门为“戏恋星空”，最后工作日为2014年4月1日。该表加盖易思博成都分公司印章。（四）刘译文提供证据显示，案外人成都戏恋星空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戏恋星空公司）为其购买2014年4个月的社保。刘译文提供打卡照片数张及带有工作内容的电子邮件，证明其为易思博成都分公司工作至2014年5月。（五）2014年5月5日，戏恋星空公司向“冲击波工作室”（王多、刘译文、黄梅、杜文权）发出《关于同意离职及解除〈投资协议〉的函》，该函主要内容为，双方于2014年3月4日签订了关于冲击波工作室研发宠物王手机游戏的《投资协议》合作事宜，经慎重研究，函告如下：贵方在未经该公司同意的情况下，擅自撤走工作人员，集体离职，中断研发，终止投资协议并带走前期研发成果，导致研发项目实际瘫痪，已给公司造成巨大经济损失。经要求返还公司继续研发工作后，对方不予配合还影响公司工作，故已无合作必要。故同意对方于2014年4月1日提出的离职申请，解除双方《投资协议》。案外人戏恋星空公司并函告了其他内容。（六）易思博公司系戏恋星空公司的股东。原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主要采信了刘译文在原审中提交的《劳动合同书》、《中国光大银行阳光卡活期账户交易明细》及《牡丹灵通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离职申请表》、社保记录、《关于同意离职及解除〈投资协议〉的函》等证据。原审法院认为，刘译文主张工资，首先应当确定刘译文的工作截止时间。从刘译文提供证据来看，刘译文关于其与易思博成都分公司于2014年5月解除劳动关系，应当获取3、4月工资的主张是成立的。首先，从刘译文提交的社保缴纳情况能够证明在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易思博公司及案外戏恋星空公司为其缴纳社保至2014年4月；其次，从刘译文提交的离职证明，其载明刘译文的工作部门为“游戏事业部”；再次，案外人戏恋星空公司与易思博成都分公司虽为不同法人，但两者之间存在公司关联；另，案外人戏恋星空公司向“冲击波工作室”（王多、刘译文、黄梅、杜文权）发出《关于同意离职及解除〈投资协议〉的函》可以与其他证据之间形成相互印证；最后，刘译文提交的其履行工作内容的证据虽然并非原件，却能与前述证据形成印证。故，刘译文提出的证据相互印证能够支持刘译文关于其2014年3、4月在易思博成都分公司工作的主张。关于刘译文的工资标准，依照劳动争议案件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工资标准如何发放应当由用人单位举证，一方面易思博成都分公司、易思博公司并未举证，另一方面，刘译文提供了基本证据对其工资标准进行支持，故原审法院确认刘译文主张的月平均工资标准为8944.20元成立。关于刘译文主张的5月份工资，刘译文以2014年5月5日，案外人戏恋星空公司向“冲击波工作室”（王多、刘译文、黄梅、杜文权）发出《关于同意离职及解除〈投资协议〉的函》为据，主张双方劳动期限结束时间，故，5月刘译文仅提供2天劳动，原审法院仅支持两天工资822.46元（8944.20元÷21.75天×2天）。关于刘译文主张的经济补偿金，因本案系刘译文申请离职，易思博成都分公司同意离职，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已经协商解除，刘译文要求判决解除双方劳动关系的主张并不成立，同时其主张的经济补偿金不符合法律规定，原审法院对该两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同时，劳动关系解除后，易思博成都分公司、易思博公司应当为刘译文出具离职证明。另，根据本案查明情况，刘译文与易思博公司所属子公司之间可能另行存在协议，该协议因与确定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劳动关系权利义务没有直接关系，故原审法院对此不予查明。但双方当事人之间因该协议如产生有纠纷，可另行起诉解决。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第四十六条、第五十条之规定，判决：一、易思博公司、易思博成都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向刘译文出具离职证明；二、易思博公司、易思博成都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向刘译文支付工资18710.86元；三、驳回刘译文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元，由易思博公司负担（此款刘译文已预交，易思博公司履行判决义务时一并支付给刘译文）。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原审宣判后，易思博公司、易思博成都分公司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称，1、易思博成都分公司与刘译文签订《劳动合同》是基于刘译文与戏恋星空公司之间投资研发“宠物王”游戏的意向，因当时戏恋星空公司尚未领取营业执照不具备签订合同的条件，故由易思博成都分公司代戏恋星空公司与刘译文确定合作关系，刘译文“入职”后的工作内容、工作地点、领取的款项等均与《劳动合同》约定内容不符，故易思博成都分公司与刘译文签订《劳动合同》并非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之间不存在事实和法律上的劳动关系；2、戏恋星空公司与刘译文之间签订的《投资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明确双方的实际合作时间是从2013年第四季度开始，即刘译文所主张的在易思博成都分公司的“入职”时间，还约定刘译文是以“入职甲方公司”的方式实现与戏恋星空公司的合作，投资金额以“工资、设备、加班福利、社保公积金、外包、商务、年终福利的形式支付”，戏恋星空公司也致函委托易思博成都分公司以工资、奖金福利、加班费等形式向刘译文支付投资款项，故该协议对刘译文与易思博之间签订的《劳动合同》进行了重新定义；3、即使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则自刘译文与戏恋星空公司于2014年3月4日签订《投资协议》后，双方的劳动关系在事实上亦已终止。综上，原判查明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依法撤销原判第一项、第二项，改判驳回刘译文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刘译文答辩称，1、刘译文于2013年10月14日入职易思博成都分公司，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易思博公司按月向刘译文发放工资奖金，为刘译文购买社保，刘译文严格遵守易思博公司的管理规定，每天固定打卡考勤上下班，调休假亦需易思博公司审批，工作地点亦是《劳动合同》约定的成都，双方之间建立劳动关系并实际履行；2、戏恋星空公司是易思博公司为规避游戏研发风险而于2013年11月8日成立的全资子公司，易思博公司要求所有游戏项目均需与戏恋星空公司签订《投资协议》，该协议亦是易思博公司提供的格式合同。《投资协议》签订于2014年3月4日，将刘译文入职以来的工作成果和研发计划全部列入该投资协议，这些约定不符合客观事实，易思博成都分公司所谓其与刘译文签订《劳动合同》是代戏恋星空公司与刘译文确定合作关系的理由不成立。同时，《投资协议》约定刘译文需入职戏恋星空公司，刘译文为履行合作协议向易思博公司提出离职，但易思博公司一直未批准离职，戏恋星空公司也一直未就与刘译文等四人的合作事宜给予正面回复，直至2014年5月5日戏恋星空公司发出一份《关于同意离职及解除投资协议的函》；3、本案所涉及的仲裁裁决、人民法院的判决书、裁定书均已认定刘译文与易思博成都分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中，易思博成都分公司、易思博公司为证明其与刘译文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向本院提交了以下五组证据材料：第一组证据：1、戏恋星空公司与刘译文的冲击波工作室之间的《投资协议》及附件一《项目计划书》、附件二《项目预期收入估算》；2、戏恋星空公司法定代表人简浩与刘译文、黄梅等人之间的往来邮件；3、《宠物王》的游戏的研发计划书。该组证据拟证明刘译文自“入职”易思博成都分公司以来，一直从事其与戏恋星空投资协议约定的《宠物王》的开发工作，并未参与易思博成都分公司的任何实际工作，双方之间并非真实劳动关系。《投资协议》明确规定刘译文是以“入职”形式进行合作，投资款项也以工资、社保和奖金方式发放。同时，刘译文等人作为研发团队，其成员的招聘、管理都是由其自行建设的，说明团队行动的一致性。第二组证据：《委托函》。拟证明易思博公司与刘译文之间的关系仅为易思博公司代替戏恋星空向刘译文等人支付投资款项，并非事实上的劳动关系。第三组证据：1、“工资”发放明细表；2、银行电子回单。拟证明刘译文等人所获得的工资及各项费用实际为投资款项而非劳动合同约定之报酬，同时，也印证第二组证据，说明易思博公司仅为受托支付投资款项。第四组证据：1、《通知函》；2、《解除协议通知》；3、《关于继续履行协议及支付费用的函》；4、《关于同意离职及解除﹤投资协议﹥的函》。拟证明刘译文等人的离职及催款函均将戏恋星空公司视为相对方，其自认了其与戏恋星空公司之间存在的委托开发合同关系，也印证了其与易思博成都分公司之间并非实际劳动关系。第五组证据：1、冲击波工作室向戏恋星空公司催款的函；2、其他团队成员离职手续办理流程表。拟证明刘译文代表的冲击波工作室催要款项以及集体离职情况，表明刘译文等人作为整体的研发团队行动的一致性与其主张的与易思博公司之间为劳动关系的说法不符。刘译文对上述证据质证意见如下：对第一组证据的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投资协议》是将刘译文等人之前的劳动合同的内容包含在内，不是客观真实的，且《投资协议》签订后，刘译文等人想要入职戏恋星空公司，易思博公司没有同意；对证据2中经过公证的邮件真实性予以认可，对未经公证的邮件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但这些邮件均是关于工作方面的沟通，不能证明刘译文等人在入职易思博成都分公司之前就商量投资计划了，冲击波工作室也是2014年3月4日后才组建的，且未注册，刘译文在入职易思博成都分公司之前并不认识王多等人；对于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这个研发计划是项目团队履行工作职责的一部分。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刘译文等人与戏恋星空公司签订投资协议的时间是2014年3月4日，戏恋星空公司是2014年3月8日委托易思博公司代为支付投资款，而实际上并未支付，刘译文于2014年3月8日前领取的工资与戏恋星空公司没有关系。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这些证据只能证明刘译文的工资是易思博公司发放的，不能证明是戏恋星空公司发放的。对第四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只能证明刘译文等人与戏恋星空公司签订《投资协议》后想要履行该协议，该协议也能证明刘译文是工作到2014年5月5日。对第五组证据的真实性无法核实，只能证明其余员工被易思博公司解除劳动关系，与本案无关。综上，刘译文质证认为，易思博成都分公司、易思博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均不能证明其与刘译文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本院对易思博成都分公司、易思博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审查认为，对刘译文关于真实性未提异议的第一至第四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对第五组证据，因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采信。经查，第一组证据的证据1中的《投资协议》约定“因乙方是入职甲方公司的形式”，“乙方”是指冲击波工作室，团队成员为王多、刘译文、黄梅、杜文权；“甲方”是指戏恋星空公司，因此，该证据并不能证明刘译文是以入职易思博成都分公司的形式履行其与戏恋星空公司之间签订的《投资协议》；证据2、3涉及的《宠物王》游戏研发工作与易思博成都分公司的经营范围并不冲突，不能证明刘译文从事的《宠物王》游戏研发工作不是易思博成都分公司的工作内容，亦不能证明刘译文自行招聘团队成员。第二组证据仅表明戏恋星公司于2014年3月8日委托易思博公司代为向刘译文等人按照2014年3月4日签订的《投资协议》之约定支付投资款，不能证明戏恋星空公司在2014年3月8日之前就已委托易思博公司代为向刘译文等人支付投资款。第三组证据只能证明易思博公司购买了相应办公设备、向刘译文等人发放了工资奖金，不能证明易思博公司系受戏恋星空公司之委托向刘译文等人支付投资款项。第四组证据，虽均形成于刘译文等人与戏恋星空公司之间，但内容均系针对双方于2014年3月4日签订的《投资协议》，不能当然证明刘译文等人已否认其与易思博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综上，易思博成都分公司、易思博公司提交的五组证据不能证明其与刘译文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本院对其证明力均不予采信。刘译文为证明其与易思博成都分公司、易思博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在二审中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网络求职简历及信息打印件数份，拟证明刘译文等四人领取的工资符合游戏行业薪资标准；2、公司网络招聘信息打印件数份，拟证明《投资协议》签订背景是刘译文等人为保障奖金而签订的，刘译文等四人工作都是执行劳动合同；3、黄梅录用审批表、郑辉证人证言，拟证明黄梅、刘译文等四人均是易思博公司正常招聘程序入职；4、关于调休及工作时间管理的邮件，拟证明刘译文等四人遵守公司管理调休及上班。易思博成都分公司、易思博公司针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不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郑辉亦未出庭作证，易思博公司对刘译文等人的招聘是形式上的劳动关系，双方的真实意思是合作，后来刘译文等人作出的解除合作协议的函也是认可了双方的合作关系，应当视为刘译文等人对双方法律关系的变更和确认。综上，上述证据不能证明刘译文的主张。本院对刘译文提交的上述证据审查认为，证据1、2为打印件，与本案无关；证据3中的黄梅录用审批表为复印件，郑辉未作为证人出庭作证，证据4为打印件，证据3、4的真实性均未得到对方当事人认可，刘译文亦无其他证据证明证据3、4的真实性。综上，对刘译文提交的上述证据，本院不予采信。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二审另查明，（一）刘译文申请劳动仲裁，成都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4年10月16日作出成劳人仲委裁字（2014）第175号仲裁裁决书，裁决易思博成都分公司向刘译文支付2014年3月工资8944.20元，并为刘译文出具离职证明。易思博成都分公司不服该仲裁裁决，向本院申请撤销，本院于2014年12月16日作出（2014）成民初字第3061号民事裁定书，查明易思博成都分公司由易思博公司于2010年6月24日在成都设立，其机构类型为企业非法人，2013年10月易思博成都分公司与刘译文签订劳动合同，刘译文工资由易思博公司发放，其社保由易思博公司为其购买。本院以易思博成都分公司不具备法人资格，没有独立对外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仲裁裁决未追加易思博公司作为案件当事人，遗漏了诉讼主体违反法定程序为由，裁定撤销该仲裁裁决。（二）刘译文在原审中提交的《离职申请表》系由易思博成都分公司在仲裁时向仲裁委提交的复印件，其上由易思博成都分公司加盖公章，易思博成都分公司在二审中出示的原件上并未加盖公章。本院认为，易思博成都分公司为企业非法人，其对外民事责任应由其设立者易思博公司承担。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易思博公司与刘译文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刘译文为证明劳动关系的成立，在原审中提交了其与易思博成都分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其领取工资的银行明细、《离职申请表》、社保记录、《同意离职及解除协议的函》等证据。经审查，刘译文提交的上述证据可以证实刘译文于2013年10月14日入职易思博成都分公司工作，其工资由易思博公司按月发放，刘译文与易思博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符合劳动关系的法律特征，故原审认定刘译文与易思博公司之间建立劳动关系正确。易思博成都分公司、易思博公司虽上诉称其与刘译文签订《劳动合同》是代戏恋星空公司与刘译文确定合作关系，双方之间不是真实劳动关系，但其提交的证据证明力不足，戏恋星空公司与刘译文等人签订《投资协议》以及其委托易思博公司向刘译文等人支付投资款项的事实，并不能影响本案对刘译文与易思博公司之间劳动关系的正确认定。因此，对易思博成都分公司、易思博公司所提其与刘译文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支持。刘译文等人虽于2014年3月4日与戏恋星空公司签订《投资协议》，但刘译文并未自此从易思博成都分公司离职，故不能以该时间认定为刘译文与易思博公司之间劳动关系的终止时间。刘译文在原审中提交的《离职申请表》表明其于2014年4月1日申请离职，故原审未予支持其要求易思博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双倍赔偿金的诉讼请求正确。刘译文虽于2014年4月1日申请离职，但易思博公司未在该表上加盖公章，应视为其在当时并未予批准同意，故双方终止劳动关系的时间不能以《离职申请表》载明的最后工作日2014年4月4日认定。虽《同意离职及解除协议的函》由戏恋星空公司作出，不能确定为易思博公司于当时作出了同意离职的意思表示，但刘译文认可其实际工作截止时间为2014年5月5日，故应以此认定为双方劳动关系的终止时间，而易思博公司自2014年3月起未向刘译文支付工资，因此，原审以刘译文的月平均工资8944.20元为标准，确定易思博公司向刘译文支付2014年3月、4月及5月1日至5日的工资共计18710.86元并无不当。综上，易思博成都分公司、易思博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判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得当，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案件受理费按原判确定的负担方式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深圳市易思博软件技术有限公司、深圳市易思博软件技术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何春梅代理审判员  陆春燕代理审判员  谢 芳二〇一五年九月三十日书 记 员  蒋梦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