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3）甘行初字第55号原告王跃进，委托代理人王秀珍，委托代理人侯磊磊，被告大连市公安局高新园区分局法定代表人徐涛，委托代理人赵敏，原告王跃进不服被告大连市公安局高新园区分局治安行政处罚，于2013年10月24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年10月29日立案，于同年10月30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11月1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本人及其委托代理人，被告的委托代理人，到庭参加了诉讼。2014年2月7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复同意本案延长审限三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大连市公安局高新园区分局于2013年8月27日作出高公（治）决字（2013）第104号行政处罚决定。行政处罚决定认定，“2013年8月26日16时30分左右，王跃进在＊＊市＊＊＊区＊＊路＊＊＊＊小学区内，在明知警察传唤违法嫌疑人杨某故意阻挠民警传唤。”行政处罚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第一款第㈡项、第二款的规定，给予王跃进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原告诉称，2013年8月26日14：30左右，＊＊＊＊＊小区业主（＊＊＊＊区学生家长）在学校上访。根据高新园区教育局领导指示，原告和杨某、李岩共同召开了全体教师和300多名家长见面会。散会后，又召开了全体教师会，布置开学前准备工作。会议进行中，有三个自称是＊＊＊＊派出所警察的人进入会场。找到杨某后，此三人称杨某涉及违法，要带到派出所进行调查。此三人未着警察制服，没有出示警官证和传唤证。杨某不欲跟随其前往并找到原告，告知原告有三个自称是警察的人要抓她。原告以＊＊＊＊＊＊＊＊＊高中的法定代表人的身份与此三人进行接洽。原告询问他们杨某涉及何事要被调查，但未获告知。原告考虑到上访业主情绪及开学准备工作需要，便商量三人到老校区校长办公室等候。三人同意。当日18点左右会议结束，原告便立刻询问杨某其涉嫌何事违法。杨某当日患重感冒加之劳累和惊吓，只是哆嗦着回答不知道，并要求回家吃药。原告回到老校区办公室后，此三人便问杨某为何没来、原告予以解释。此后，原告继续与此三人沟通，请求其能否不把杨某带到派出所。三人拒绝后，原告主动电话通知杨某到校长办公室。之后，杨某便与其爱人一同来到校长办公室。考虑到此三人未着警服也未出示证据，也担心杨某的人身安全，原告与此三人商量能否在校长办公室进行调查询问，但三人表示必须到派出所。期间，又来了几个人。杨某对上述等人的身份提出质疑，不跟他们走。这时，其中一位自称是所长的人安排另一人回派出所取传唤证。当日19点左右，另外四名男女民警带来传唤证，传唤理由是杨某扰乱公共秩序，须在当日17时前到＊＊＊＊派出所接受询问。看到传唤证后，杨某跟警察去了派出所。杨某被带走后，其余警察对原告进行询问，询问主要针对原告不让警察带杨某走和原告没带杨某回老校区的问题。原告将顾虑进行阐明。次日2时左右，＊＊＊＊大学纪委书记电话通知原告去派出所。到达后，原告按照高新园区公安分局领导的要求，劝说杨某配合调查。次日6时左右，原告按照派出所要求书写了一份保证书。而后，高新园区公安分局领导告知原告：“按领导要求，象征性给你写个处分，不会执行，你签上字，我好交差，事情到此为止。”当时，原告不签字，派出所就不放原告走。同时，原告考虑到工作事宜，就签了字。于是，被告对原告作出了行政处罚决定。原告认为，⒈原告作为杨某的领导，对未着警服、也未出示警官证和传唤证的上述三人产生怀疑，依法就杨某涉嫌的调查事项进行询问并向这些人请求能否不带杨某去派出所，只在校长办公室做调查。该请求被拒绝后，原告便立即主动打电话给杨某让其来配合调查。在另外几名警察带来传唤证时，原告积极配合让杨某去派出所。从整个事件发展看，原告一直遵纪守法，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不存在“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情节严重”的行为。⒉被告的工作人员于晚上19时许才将对杨某的传唤证带到，传唤证载明杨某于2013年8月26日17时前到＊＊＊＊派出所接受询问；对原告的处罚决定书上写明原告“故意阻挠民警传唤”的时间是2013年8月26日16时30分左右。从此三个时间点可知，在被告所属的三名工作人员未依法表明警察身份、未依法出示传唤证、更未依法告知传唤原因和依据的情况下，原告询问杨某涉嫌的被调查事项、请求在办公室进行调查等行为，不属于“阻挠警察执法”。⒊在19点多时，被告的工作人员带来“传唤证”，杨某便跟随警察去派出所接受调查，原告无任何阻挠行为。而且，传唤证上写明接受询问时间是“2013年8月26日17时”，却在19时多才将传唤证带到现场，执法时间本身存在矛盾。综上，原告不具有“阻碍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的违法行为。故，被告在执法过程中严重违反法定程序，被诉行政行为依据事实错误。原告对被告作出的处罚决定不服，诉至法院，请求撤销被告大连市公安局高新园区分局作出的高公（治）决字（2013）第104号行政处罚决定。原告向本院提供了杨某的证言，拟证明警察出示传唤证的经过。被告辩称，被告在工作中发现有人在网络上散布虚假信息，煽动拦截国家领导人上访、闹访，各级领导高度重视。2013年8月26日16时许，被告的民警刘洪峰、阮斐和于洋到大连＊＊＊＊＊区＊＊＊＊小区＊＊＊大学附属高中新校区，依法传唤违法嫌疑人杨某（＊＊＊＊大学附属小学部校长）。期间，原告明知警察传唤杨某，采取推托、欺骗等手段阻碍民警执行职务，致使被告先后出动8名警力，从当日16时30分到20时左右，约3小时后才将违法嫌疑人传唤到公安机关。原告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第一款第㈡项和第二款的规定。2013年8月27日，被告依法对原告作出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决定。被告做出的处罚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被告于2013年11月8日向本院提供了如下依据及证据：一、职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七条。二、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第一款第㈡项和第二款；三、认定事实的证据1、姜某询问笔录；2、杨某询问笔录；3、王跃进询问笔录；4、王某某询问笔录；5、《关于传唤杨某的事情经过》（4份）和《情况说明》（3份）等7位民警出具的材料；6、王跃进的保证书；7、网络截图（3份）。四、程序证据1、受案登记表（姜晶涉嫌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2、行政处罚审批表；3、行政处罚决定书；4、通（告）知记录和传唤证；5、行政处罚告知笔录；6、权利义务告知书；7、网络截图（3份）。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以上证据作如下确认：原告提供的证据，与本案有关，内容真实，来源和形式合法，具有证据效力和证明力，予以采信。被告提供的认定事实的证据1、4、7及程序证据1和7，与本案无关，不予采信；认定事实证据5中的刘某某、于某和阮某各自出具的的《关于传唤杨某的事情经过》，不是被告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证据，但与被告最初传唤杨某的经过有关，予以采信；认定事实的证据5中的其他证据，与本案无关，不予采信；认定事实的其他证据和程序证据2至5（其中关于原告及杨某的材料）和6（其中关于原告的材料），与本案有关，内容真实，来源和形式合法，具有证据效力和证明力，予以采信；程序证据2至6中的其他材料，与本案无关，不予采信。依据当事人陈述和以上有效证据，本院认定以下事实：2013年8月26日16时30分许，被告下属的＊＊＊＊派出所的刘某某、于某某和阮某某等三位民警着便装到＊＊＊＊附高新校区（＊＊＊＊＊＊＊小区）传唤杨某到＊＊＊＊派出所进行调查。杨某将此事告知了原告。原告让杨某继续开会；同时，告知刘某某等人到其老校区校长室等候，散会后，原告将杨某亲自带到校长室。当日18时许，会议结束，原告让杨某回家。当日19时许，原告电话通知杨某到校长室。当日19时30分许，杨某夫妇到达校长室。在校长室，杨某再次被警察要求去派出所接受调查。杨某本人及原告都反对去派出所接受调查，但愿意在校长室接受调查。当日20时许，几名警察到校长室向杨某出示了传唤证。传唤证载明：因杨某涉嫌扰乱公共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限杨某于2013年8月26日17时0分前到＊＊＊＊派出所接受询问。20时30分，杨某到达＊＊＊＊派出所。民警刘某某和李某某将杨某被传唤的原因和处所当面告知杨某的家属。21时10分至次日3时25分，＊＊＊＊派出所的贾某和董某某在＊＊＊＊派出所对杨某进行询问。询问笔录记载“26日下午大约4、5点钟的时候，派出所的三个民警到会议室门口，问哪个老师是杨某；我就出来了。”“7时30分左右，我到达校长室后，看到王校长和三个民警在场……。后来，又来了几个警察，出示了传唤证，王校长和其中一个警察去了对面房间，又有一个警察要求我到派出所，我一看去就去吧，这时王校长也从对面出来，也同意我去派出所了。”8月26日19时31分至次日晨，＊＊＊＊派出所的刘某某和于某某对原告进行了询问。8月26日，被告向原告告知了行政案件的权利和义务。8月27日，原告书写了保证书。保证书载明“公安机关到我校找杨某校长到＊＊＊＊派出所，我当时觉得也没什么大事，杨某校长是女同志没有经过这阵势，又患有重感冒，别给杨校长造成什么不好影响，我就将杨校长送回家了。事后经过公安战线同志讲清利弊，感觉自己错了。这客观上阻拦了警察同志执法。今后一定积极配合公安机关做好此件事情。”8月27日，由承办人贾某和李某某建议，承办单位负责人肖某某签字同意，经被告负责人批准，作出了被诉行政行为。同日，刘洪峰和高彦文对原告作了处罚前告知。原告表示不提出陈述和申辩。当日，被告向原告送达了处罚决定书。2013年11月13日，杨某在庭审中证实：2013年8月26日19时30分左右，杨某爱人在校长办公室要求警察出示传唤证。当时，一个警察打了电话。过了一会儿，另一个警察带来了传唤证。见到传唤证，杨某就去了派出所，大约20时30分左右。原告对被诉行政行为不服，遂于法定期限内诉至本院，提出了前述诉求。本院认为，被诉行政行为具备法定职权，适用法律正确，量罚适当，但程序违法，主要证据不足。第一，被诉行政行为具备法定职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一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决定；其中警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可以由公安派出所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七条规定，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对违反治安管理或者其他公安行政管理法律、法规的个人或者组织，依法可以实施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处罚。被告行使县级公安机关职权，负责管辖某某园区、某某区某某街道等行政区划的社会治安。故，被告具备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法定职权。第二，被诉行政行为适用法律正确，量罚适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第一款第㈡项规定，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该条第二款规定，阻碍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的，从重处罚。本案中，原告如果实施了阻碍人民警察依法传唤杨某的行为，被告适用该条款对原告作出拘留十日的处罚，适用法律是正确的，量罚幅度在法定幅度之内，也是适当的。第三，被诉行政行为程序违法，主要证据不足。首先，被告对原告是否存在违法行为进行调查取证前，根本没有受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七条规定，公安机关对报案、控告、举报或者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主动投案，以及其他行政主管部门、司法机关移送的违反治安管理案件，应当及时受理，并进行登记。《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公安部令第125号）第四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公安机关对报案、控告、举报、群众扭送或者违法嫌疑人投案，以及其他行政主管部门、司法机关移送的案件，应当及时受理，制作受案登记表…。该条第三款规定，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在日常执法执勤中发现的违法行为，适用第一款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七条的规定，并参照《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公安部令第125号）第四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被告在对原告是否存在违法行为进行调查取证之前，应当先受理案件，并制作受案登记表。但从被告提供的程序证据来看，根本没经过这道程序。这显然构成程序违法。其次，办案机关和人员应当回避而没有回避。《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一条第一款第㈡项规定，人民警察在办理治安案件过程中，本人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公安部令第125号）第十四条第㈡项也有着同样的规定。本案中，在办理原告涉嫌阻碍＊＊＊＊派出所传唤杨某案件过程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一条第一款第㈡项的规定，并参照《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公安部令第125号）第十四条第㈡项的规定，＊＊＊＊派出所的全体警察均应回避。但事实是，8月26日当天19时31分至次日晨，询问原告并制作笔录的是＊＊＊＊派出所的刘某某和所长于某某；8月27日晨，向上级提出处罚建议的是＊＊＊＊派出所的贾某和李某某；办案单位对处罚建议作出批示的是＊＊＊＊派出所副所长肖某某；对原告做处罚前告知的是＊＊＊＊派出所的刘某某和高某某。可以看出，在办案的全过程中，＊＊＊＊派出所没有依法回避。这也构成了程序违法。最后，被告在传唤杨某时没有依法及时出示传唤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规定，需要传唤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接受调查的，经公安机关办案部门负责人批准，使用传唤证传唤。对现场发现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人民警察经出示工作证，可以口头传唤，但应当在询问笔录中注明。《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公安部令第125号）第五十三条第一款规定，需要传唤违法嫌疑人接受调查的，经公安派出所、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办案部门或者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负责人批准，使用传唤证传唤。对现场发现的违法嫌疑人，人民警察经出示工作证件，可以口头传唤，并在询问笔录中注明违法嫌疑人到案经过、到案时间和离开时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并参照《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公安部令第125号）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被告传唤杨某到＊＊＊＊派出所，应当向杨某出示传唤证。被告向本院提供的传唤证，上面记录有到达某某派出所的时间（即8月26日20时30分）和离开＊＊＊＊派出所的时间。传唤证是何时向杨某出示的，上面没有记录。诉讼中，这个举证责任应当由被告承担。因为被告的处罚决定认定原告是在“明知警察传唤违法嫌疑人杨某”而故意阻挠民警传唤。从被告向本院提供的证据看，能够证明原告实施了阻挠行为，如，先是让杨某继续开会，后又自行让杨某回家，再就是坚决不同意让杨某去派出所等。但被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见到杨某时即出示了传唤证。这可以从三个方面得到证明。其一，杨某在到达＊＊＊＊派出所后第一时间做的笔录中就陈述，“26日下午大约4、5点钟的时候，派出所的三个民警到会议室门口，问哪个老师是杨某；我就出来了。”“7时30分左右，我到达校长室后，看到王校长和三个民警在场……。后来，又来了几个警察，出示了传唤证，王校长和其中一个警察去了对面房间，又有一个警察要求我到派出所，我一看去就去吧，这时王校长也从对面出来，也同意我去派出所了。”如果在出示传唤证的时间上杨某说的有误，被告在做笔录时应就出示传唤证的时间进行进一步的确认。但笔录上没有再作进一步的确认。其二，杨某出庭的证言有更清楚的表述。“要求警察出示传唤证。当时，一个警察打了电话。过了一会儿，另一个警察带来了传唤证。见到传唤证，杨某就去了派出所，大约20时30分左右。”其三，被告提供的三名最先到达学校去传唤杨某的民警的证明材料相互矛盾。民警刘洪峰的证明材料中说，见到杨某时出示了警官证和传唤证。而阮斐和于洋的证明材料中仅说出示了警官证。综合三方面材料看，应当认定被告在见到杨某时没有出示传唤证。这同样构成了程序违法。同时，这也导致被诉行政行为认定的“明知警察传唤违法嫌疑人杨某”这一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综上所述，被诉行政行为程序违法，主要证据不足，依法应予撤销。原告诉称的相关主张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支持。关于原告诉称的被告方三名警察未着警服一节，因着警服并不是警察传唤违法嫌疑人的必要条件，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诉称的被告方三名警察未出示警官证一节，因在杨某和原告的笔录中均未提出，被告提供的出警民警的证明材料又均陈述说出示了警官证，原告的此节主张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㈠项和第㈢项之规定，判决如下：撤销被告大连市公安局高新园区分局高公（治）决字（2013）第104号行政处罚决定。案件受理费50元、其他诉讼费50元，合计人民币100元（原告已预付），由被告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给付原告。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姜 群审 判 员  刘丽娜代理审判员  克李枫二〇一五年九月十四日书 记 员  张文郁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一）主要证据不足的；（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三）违反法定程序的；（四）超越职权的；（五）滥用职权的；（六）明显不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