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石民四终字第0114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英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诉讼代表人：刘维，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杨松。委托代理人：杨朝晖。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菊子。委托代理人：李运海。上诉人中英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因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2014）长民二初字第7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查明，原告李菊子与于金杰系夫妻，���某系二人之子。2012年9月25日，于某作为投保人，与杨振宁签署了中英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人身保险投保书，约定：被保险人为于金杰，身故受益人为李菊子，主合同险种名称为“吉祥安康两全保险（保险金额为2万元）”，附加合同险种名称为“附加吉祥安康提前给付重大疾病保险（保险金额为2万元）”和“附加交通意外伤害保险（保险金额为100万元）”。同时，办理了投保人付款与领款以银行卡自助转帐授权。投保书上有投保人于某、被保险人于金杰的签名，杨振宁作为泛华保险服务安信代理人在投保书上签字。2012年9月26日于金杰意外身故。顺平县神南镇北神南村村民委员会出具证明：“2012年9月26日下午4-5时，乘坐农用车在神南大西沟因车辆侧翻，使于金杰意外身故，2012.9.28入土下葬”。原审诉讼期间，被告申请：1、对原告提供的《中英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人身��险投保书》落款处于某和于金杰两个人的签字进行比对鉴定，以确定投保书的签字是一个人所书写；2、对于于某的笔迹与投保书落款处于某的签字进行比对鉴定，以确定投保书的签字是于某代替于金杰所书写。经与原、被告双方核实，原、被告均称投保书原件未在自己处，因投保书原件无法查找，被告主张的上述鉴定内容无法进行鉴定。原审另查明，关于上述保险合同是否成立。原告称该合同投保人、被保险人处的签名均为二人本人签字，依照保险法解释规定该合同应成立并生效。被告认为合同不成立，称投保人仅是提出要约保险公司尚未核保没有成立，因被保险人的签字是代签的，非于金杰本人的签字，依据保险法保险人不会承保；投保书中有大量信息是虚假的，保险人不同意承保；投保人未缴纳保费；于金杰不符合承保条件，他在投保书中说自己是农夫，但实际上是开农用三轮送煤的，当地是山区，非常危险，我公司不会为其承保；提供与于某的通话录音可证实；根据保险法34条的规定，以死亡为保险金的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未经本人认可，合同无效。对此，原告不认可，并称：1、投保人已经履行相应的合同义务并将保费存入对方指定的账户，且在投保书上登记授权，投保人已经履行完该合同的义务，合同应当成立；2、该合同中的投保人和被保人均为本人签字，而非被告说的是投保人代签，被告提供的录音节选中也可以证明被保险人于金杰在投保当时是在场的，对投保人投保及该保险成立，于金杰是明知的；3、被保险人于金杰的职业为农夫，仅在农闲及冬季时经营蜂窝煤场或外出打工，确定其职业应以主要职业为准；4、按照保险公司实际的承保流程，被告所述的内容均不会成为保险公司拒绝承保的条件，实践中保险公司决定是否承保，均是以投保书填写内容为准；并提供证人于某出庭作证。被告称证人证言不可信，与录音证据是相反的，证人是本案的利害关系人，其关于转账和业务员进行讲解的说法是不存在的，证人说记不清业务员的名字，其实是不敢说；证人作的是伪证；于金杰当时并不知道保险金额是多少，保险金额是多少和保险合同的生效是有关的，于金杰知道自己投保的是巨额保险的话，会保护自己的生命；投保流程是先给客户讲解保险再把投保书交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同意承保后，再从客户的账户划拨保险费，本案没有承保书也没有保费。原告称，1、证人证言已经明确证明投保人和被保人签字均是本人；2、被告的所述意见均是推论，其所提供的录音中投保人于某并没有任何否认被保险人本人签字的意思表示。关于2012年9月26日发生事故时于金杰是否为驾驶���。原告称事故发生时于金杰是乘坐人，驾驶人是于梦鸽，同车的还有原告李菊子；于金杰在长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也投保，该公司进行了调查，提供长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人身险理赔批单、理赔申请书、理赔调查报告及原告的陈述；以上证据均能证实本次事故于金杰是乘车人不是驾驶人。被告称原告提供的于梦鸽和李菊子的病历显示两人都是乘坐人，于梦鸽当时15岁是未成年人，所以驾驶人只能是于金杰，长城公司的调查结论和事实不符，李菊子的陈述和事实不符；长城公司的调查报告来源于在医院对李菊子母女的询问，并没有出现场，没有见到事情的经过，所以调查结论和事实不符。原告称事故发生后，一家三口均身体受伤，处于昏迷状态，在医院时并不是原告等人亲口叙述的经过，而是送去的乡亲和医生做的陈述，在出院之后就该事故在病历中记载情况，曾与院方沟通，医院不予改正；从两份病历的记载内容及主治医生和病历制作人均相同，是属于制作病历时的复制粘贴造成的，被告仅仅依据该两份病历的记载推定于金杰属于驾驶人，没有证据支持，不予认可；长城人寿的理赔报告中，明确记载9月28日在医院中，母女二人的意识处于不清楚状态，因此上述病历的记载并非事实；于梦鸽已15周岁，在农村地区一般都可以操作农活，因此被告以其未成年为由，而推定出其不可能开车的逻辑错误。原审再查明，被告是否应承担本案责任。原告称被告所制定的合同条款内容是专业的，其关于免责的规定并没向投保人明确告知，因此该免责条款不应生效；依照保险法第30条关于格式条款的规定，首先按照通常理解来解释，在北方农村地区，机动三轮车就是作为日常的交通运输工具使用的，在一般人看来机动三轮车就应���属于交通工具。被告认为不承保赔付，称：1、根据保险合同，主险和附加险第2章第2条第5款的约定，无证驾驶，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责任，保险人对除外责任的字体进行了加黑加粗，提醒投保人注意；2、附加交通意外伤害险的第二章第一条第四款约定，被保险人驾驶或乘坐私家车或租用车发生伤害时予以赔付，第八章第五条私家车、租用车仅指汽车，本案中，被保险人乘坐的农用车不属于合同约定的交通工具，所以被告不应承担责任。原审认为，投保人提出保险要求，经保险人同意承保，保险合同成立。保险人应当及时向投保人签发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关于2012年9月25日于某作为投保人，于金杰作为被保险人，与杨振宁签署的《中英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人身保险投保书》是否成立及生效，因杨振宁持被告单位的制式投保书向投保人于某发出要约，双方签署了上述投保书，即被告方的制式文书，由此应认定杨振宁系被告的代理人，显示被告的要约到达了受要约人，并且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作出了承诺，此时该投保书即成立并生效，被告理应依据投保书的约定履行给付原告保险金的义务，且双方已办理了银行自动转账授权，投保人该帐户上有足额的保险金，故对被告辩称原告方未缴纳保险费的主张，不予采信。被告虽称投保书上于金杰的签字非其本人所签，系于某代签，但因原、被告均无法提供投保书的原件而无法进行鉴定，依照保险公司的作业流程，投保书填写好后由业务员交至保险公司，现被告否认持有投保书原件，有悖于常理；从被告提供的录音证据显示，投保时于金杰在场且对为其投保一事知情，即使非其本人签字，投保亦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关于于金杰是否符合承保条件，被告并未提供于金杰的主要职业为开农用���轮车送煤的证据，于金杰作为农夫，其在农闲时从事其他劳动增加家庭收入并不影响其作为农夫的基本事实，故对于被告主张于金杰不符合承保条件，不予采信；关于事故发生时于金杰是否为驾驶人。被告虽称从原告及于梦鸽的病案显示二人系乘坐人，推测于金杰为当时的驾驶人，但从第三方，即长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调查核实后出具的理赔报告中记载事故发生时系于金杰乘坐农用三轮车，事故发生后在医院中，原告及于梦鸽的意识处于不清楚状态，且顺平县神南镇北神南村村民委员会出具证明亦证实事故发生时于金杰系乘坐农用车，故对于事故发生时于金杰系乘坐人而非驾驶人的事实，予以确认；关于双方签署投保书中的免责条款，原告否认其免责的规定向投保人明确告知，且未见过被告的正式合同条款，被告无证据证实其已向投保人履行明确说明义务，��该免责条款对投保人不生效。综上所述，被告应按上述投保书的保险约定向原告支付保险赔偿款。原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四条之规定，遂判决：被告中英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给付原告李菊子保险赔偿款102万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980元，由被告中英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负担。宣判后，中英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请求：1、撤销（2014）长民初字第771号民事判决，并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依法判令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审把《投保书》误认为是保险合同，本案不存在保险合同。《投保书》是投保人��保险人申请订立保险合同的书面要约，其本身并不是正式合同的文本。原审把一个要约行为错误的当成签署保险合同，违反了法学常识；杨振宁在《投保书》第四页“代理人签名”一栏中的签字不是原审认定的签署合同的行为，仅仅是表明此项业务的代理人及代理公司，以方便投保人了解保险产品及工作流程。在《投保书》第四页的《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声明事项》一栏第7条明确写道：”本人（指投保人）已经知晓贵公司保险代理的代理权限仅限于解释投保产品、说明填写投保书的注意事项、接受及转送保险文件、并明白贵公司的保险代理人无权决定此项投保申请或以后的理赔申请是否被接受”。这是投保人自己的声明，仅凭此声明，就完全可以判定保险代理人的职责以及其在本投保书中的作用。《保险法》对保险合同的定义有非常规范的解释，仅仅依靠投保人的一个要约行为是不会成立保险合同的。《保险法》第十三条指出，一份保险合同的成立，必须要有保险人同意承保这一要件才行。投保人仅仅拿出了一份投保书，而没有保单等具有保险合同性质的保险凭证，原审就据此认定保险人同意承保、保险合同成立，这是完全错误；原审把要约邀请误认为是要约，是在故意混淆是非。上诉人认为，杨振宁在展业过程中介绍产品、向潜在投保人提供空白投保书的行为仅是要约邀请行为，不是要约行为；原审偏听偏信，对上诉人提交的重要证据（录音资料及说明）未予以采纳。录音资料及其说明能够证明被保险人的签字是投保人代签的，能够证明被保险人对投保人所投保的保险条款和保险金额并不知情。证人于某与本案被上诉人存在重大利害关系，明显带有倾向性和欺骗性，其证词不可信。被保险人的签字是投保人代签的，被保���人没有同意和认可本次投保行为，更没有同意和认可保险金额。根据《保险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未经被保险人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的，合同无效。因此，在未经被保险人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的情况下，保险人必然不会承保：退一步说，即使当时错误的承保了，保险合同也会因为这一条禁止性规定而无效；原审对被保险人无证驾驶农用三轮车的事实置若罔闻，从而导致原审做出让保险人为本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的交通事故进行赔偿的错误判决。驾驶或乘坐农用三轮车发生交通事故死亡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附加交通意外伤害保险》第二章第1条保险责任的第四款规定：被保险人驾驶或乘坐私家车或租用车发生意外伤害事故，保险人予以赔付。在第八章第9条和第10条约定了私家车或租用车的具体概念，并且明确约定私家车或租用车���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汽车和挂车的术语和定义》中的乘用车，而且必须是汽车。在乘用车项目下有11个子项目，均不包含农用三轮车。本案，被保险人是驾驶农用三轮车发生事故死亡的，而农用三轮车不是保险合同规定的乘用车，因此，被保险人驾驶农用三轮车发生交通事故死亡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保险人拒绝赔付是合法的。被保险人是驾驶而不是乘坐农用三轮车。根据被上诉人当庭提交的两份病历显示，被上诉人和她的女儿在交通事故发生时是乘坐农用三轮车。因为当时三轮车上仅有三个人，则自然可以推断出：交通事故发生时驾驶农用三轮车的人只能是被保险人。医院作为独立第三方，又是军队的医院，它做出的病历的可信度极强。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对本案判决不公。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判并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答辩称，依据目前保险市场，保险公司承保流程，本案所涉保险合同正常应得到承保。一审中，投保人陈述被保险人为亲笔签字并认可该保险。原判符合保险法司法解释二条四条之规定。上诉人所提供保险条款为格式条款，关于交通的定义并不能说明履行什么义务，应根据通常理解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的解释。涉案保险合同已生效，保险人应当予以赔付。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一致，双方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认为，2012年9月25日形成的投保单中，投保人处为于某签字，保险代理人处为杨振宁签字，被保险人处显示为于金杰签字。2012年9月26日16时左右，于某的父亲于金杰因交通事故意外身亡。对上述事实，双方没有争议，本院予以确认。本案，双方争议焦点是：一、2012年9月25日上诉人是否接受了投保内容，保险合同是��成立及生效；二、被保险人是否符合承保条件；三、涉案事故是否属于保险赔付范围；四、上诉人应否向被上诉人承担102万元保险赔偿责任。首先，关于上诉人是否接受了投保单内容及保险合同成立及生效问题。涉案2012年9月25日投保单虽为复印件，但是，原审依据该证据认定双方存在保险合同关系。判后，上诉人以保险合同未成立、被保险人未签字及合同无效、死亡事故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为由提起上诉。据此，除双方对被保险人于金杰签字真实性有异议外，对投保单中其它内容真实性双方无异议，故对该部分内容本院予以确认，该部分内容系各自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2012年9月25日投保单记载保险代理人为杨振宁。上诉人认可与泛华保险保险代理有限公司系合作关系，泛华保险保险代理有限公司代卖上诉人保险产品（洋见本院2015年庭审笔录第5页内容），杨振宁系该代理公司的业务员。故业务员杨振宁在投保单上签字行为系代理的上诉人。对于保险单中是否为于金杰本人签字，双方有争议。由于双方均未提供投保书原件，尤其是上诉人作为保险人，按订立保险合同一般作业流程，签订投保单并完成银行自动转帐授权后，该投保单原件应当由上诉人持有。即使在保险代理人杨振宁手中，对外也代表上诉人持有。保险代理人杨振宁是否将投保单原件交给上诉人，及何时交付给上诉人，均属于上诉人内部管理问题，不影响对于金杰签字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的认定。但是，本案已历经两年多之诉，上诉人称未见到投保单原件，有悖于常理。现上诉人对投保中于金杰本人签字的真实性提出异议，由于上诉人未出示投保单原件，从而，致使法院无法通过鉴定确认投保单中是否为于金杰签字，故原审认定由上诉人承担举证不能法律后���，并认定投保单被保险人处系于金杰本人签字，并无不当。另外，即使存在于某代其父亲于金杰投保情形，根据上诉人提交的2013年5月9日录音节选内容证实，签订投保单时，于金杰去了一下，因有事就出去了。据此可知，当时对于投保一事于金杰本人是知晓的，且没有表示反对。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的内容，于某告知上诉人的范围限于上诉人询问事项。而本案中，基于于金杰与于某系父子关系，上诉人并未举证证明曾询问于某代父投保其父亲是否表示反对。因此，在理赔时，尤其是在于金杰已身故情形下，上诉人否认被保险人于金杰签字，且以未征得被保险人同意为由，认为保险合同未成立，或者主张即使成立保险合同也无效��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故投保系于金杰生前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关于本案保险合同成立及生效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三条规定：“投保人提出保险要求，经保险人同意承保，保险合同成立。保险人应当及时向投保人签发保险单或其它保险凭证。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应当载明当事人双方约定的合同内容。当事人也可以约定采用其他书面形式载明合同内容。依法成立的保险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投保人和保险人可以对合同的效力附条件或者附期限”。本案，投保单《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声明事项》内容中，双方对保险合同的效力并未约定附条件或者附期限。因此，根据上述保险法第十三条之规定，保险合同自双方达成合意时成立，成立时并生效。双方之间保险合同何时成立及生效，取决于保险人何时对投保人发出的要约作出承诺。2012年9月25日投保单记载了投保人、被保险人和保险受益人基本资料信息、投保险种、缴费期限、保险期间和保险金额及保险费数额明确，并且填写了银行自动转帐授权帐户，该帐户有足额的保险费金额。××告知内容无空白，财务及其它告知事实无空白。并附有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声明事项。投保人、被保险人均同意投保，保险代理人杨振宁也在投保单上签字。故当投保人、被保险人在投保单上签字后将该单交给保险代理人杨振宁时已发出要约。要约发出后，保险代理人杨振宁接受了投保单，对填写内容审查后未对保险单中内容作出修改，且于2012年9月25日在保险代理人处签字并对投保内容予以确认，该行为系对投保人、被保险人发出要约作出的承诺。因保险代理人杨振宁行为代理的上诉人。双方未对保险合同生效附期限，也未附条件，故2012年9月25日上诉人接受了投保���内容，双方之间的保险合同成立并生效。原审认为，上诉人向投保人、被保险人交付空白保险单行为是要约，投保人、被保险人完成填写投保单内容是承诺，认定错误，本院予以纠正。即投保人、被保险人交付保险单行为是要约，2012年9月25日上诉人保险代理人杨振宁接受并确认投保单内容是承诺。上诉人称未进行核保，也未制作保险单，保险合同未成立。但是，上诉人何时核保，属于内部保险作业流程，系内部管理事务，上诉人是否核保不影响保险合同的成立与生效。根据保险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签发保险单或其它保险凭证，是保险合同成立并生效后保险人应履行的附随义务，对于是否签发保险单或者其它保险凭证也不是保险合同成立及生效要件，不签发保险单或者其它保险凭证，也不影响保险合同的成立及生效。同时，上诉人称，杨振宁签字仅表明是此���务的代理人及代理公司，目的是方便投保人了解保险产品及工作流程，在保险单声明事项中有说明。但是，保险单声明事项内容系格式条款，具体的内容均未采取大字体加粗加黑足以引起投保人、被保险人注意，因此，上诉人所述保险条款对双方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故上诉人认为，保险代理人杨振宁仅表明是此业务的代理人及代理公司，其在保险单上签字行为不能认定上诉人已作出承诺，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本案，在2012年9月25日上诉人接受了投保单内容，证据充分，本院予以认定。其次，关于如何认定被上诉人交纳保险费问题。2012年9月25日上诉人接受了投保单。在投保单中，双方约定以“银行自动转帐授权”方式交纳保险费，而且在签订投保单当天，双方共同确认了账户号码：62×××60为自动转账号码，该账号当日有足额的保险费。之后，上诉人���将保险费划入自己帐号，完全由上诉人自己控制及决定，并且转款时无需再征得投保人、被保险人的同意。故本案2012年9月25日双方共同确认“银行自动转帐授权”之时，视为投保人、被保险人已履行足额交保险费义务，并产生了与上诉人实际收到保险费相同的法律后果。另外，交纳保险费不是保险合同成立及生效要件，是否交纳保险费及交纳多少数额，均不影响保险合同成立及生效。故上诉人主张保险合同未经被保险人同意及其不知保险标的金额，保险合同未成立，或者即使保险合同成立也无效，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再次，关于被保险人是否符合承保条件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四条规定：“……保险人主张不符合承保条件的，应承担举证责任。”本案，2012年9月25日投保单中记载：于金杰生前职���系农夫，工作内容种植。根据保险法上述规定，因上诉人主张于金杰生前不符合承保条件，因此，应由上诉人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上诉人仅陈述于金杰生前系三轮车司机，家庭开办蜂窝煤厂，家住山区，系高风险，不属于农夫。但是，上诉人未举证证明于金杰家庭开办蜂窝煤厂工商营业登记相关证照。对于上诉人所述家住山区系高风险情形，因双方签订保险合同时该情形就已存在，并非是于金杰死亡之时加重的风险。被上诉人称，于金杰生前在农闲时做蜂窝煤生意，在农村使用家用三轮车很普遍，于金杰生前是农夫，职业是从事种植，该陈述符合一般常理，本院予以采信。故上诉人主张于金杰生前不符合承保条件，没有证据，本院不予采信。然后，关于被保险人意外死亡是否属于保险赔付范围问题。上诉人认为，于金杰是驾驶农用三轮车，而不是乘坐农用三轮车。于金杰生前无论是驾驶人，还是乘坐农用三轮车，其发生交通事故死亡，均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但是，从长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调查核实后出具的理赔报告中记载：事故发生时于金杰系乘坐农用三轮车。顺平县神南镇北神南村村民委员会出具证明亦证实事故发生时于金杰系乘坐农用车。故被上诉人称，事故发生时于金杰不是驾驶人，是乘坐人，证据充分，本院予以采信。上诉人主张事故发生时于金杰是驾驶人，证据不足，本院不以支持。关于于金杰乘坐农用三轮车意外死亡是否属于保险赔付范围问题。上诉人认为，《附加交通意外伤害保险》合同条款约定：被保险人驾驶或乘坐私家车或租用车发生意外伤害事故，保险人予以赔付。这里约定的乘用车必须是汽车，不包含农用三轮车。即使于金杰不是驾驶人，但其乘坐的是农用三轮车，所以，上诉人也不应��承担赔付责任。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供的《附加交通意外伤害保险》内容系格式条款，对于私家车、驾驶和乘坐概念的解释内容，均未写明排除农用三轮车，而且该具体内容均未采取大字体加粗加黑足以引起投保人、被保险人注意，上诉人也未提供其它证据证明就私家车不包含农用三轮车作出过明确说明。因此，上诉人所述以上保险条款对双方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故上诉人称，于金杰乘坐农用三轮车发生交通事故意外死亡，不属于保险赔付范围，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最后，关于上诉人应否向被上诉人承担102万元保险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四条规定：“保险人接受了投保人提交的投保单并收取了保险费，尚未作出是否承保的意思表示，发生保险事故，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请求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担赔偿或者保险金责任，符合承保条件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不符合承保条件的，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责任，但应当退还已收取的保险费。保险人主张不符合承保条件的，应承担举证责任。”本案，基于本判决上述四个问题的叙述，上诉人已接受了保险合同，保险合同成立并生效，投保人、被保险人已授权自动划转银行账户及该账户有足额保险费，产生了与上诉人已收到保险费法律后果，被保险人于金杰生前符合承担条件。因此，上诉人应当向被上诉人承担102万元保险赔偿责任。即使认定上诉人尚未作出是否承保的意思表示，但是，基于上诉人接受了投保人、被保险人投保单内容，投保人、被保险人已授权自动划转银行账户及该账户有足额保险费，产生了与上诉人已收到保险费法律后果。上诉人虽称于金杰生前不符合承保条件，但未举证证明自己的主张。于金杰乘坐农用三轮车发生交通事故意外死亡，又属于保险赔付范围，现被上诉人请求上诉人承担保险赔偿责任，本院依法也予以支持。上诉人应当向被上诉人承担102万元的保险赔偿责任。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理据不足，上诉理由不成立，依法应予驳回。原审判决结果正确，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980元，由上诉人中英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郭学彦审判员  杨彦龙（代）审判员孙丽娜二〇一五年九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卢晓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