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渝05民终374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市恒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合川区南津街街道办事处南津街499号17幢5-1。法定代表人：袁祖伦，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权，重庆智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邓阳孟，男，1973年11月6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维彬，重庆轩正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重庆市恒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旭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邓阳孟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法院(2016)渝0153民初34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4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恒旭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权，邓阳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维彬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重庆市恒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驳回邓阳孟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胡孝彬并非上诉人项目经理，其仅仅是签订施工合同的代理人。不能证明胡孝彬租赁被上诉人设备的事实，欠条也未经上诉人认可，因此，上诉人不是合同相对方，不应承担责任。邓阳孟辩称，其不同意上诉人的意见，要求维持原判。邓阳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尚欠租赁费50000元，并支付资金占用利息，利息从2016年6月3日起，以500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付清时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4月28日，被告恒旭公司作为承包人，案外人荣昌县土地储备整治中心作为发包人，双方签订了《工程施工承包合同》。合同约定荣昌县土地储备整治中心将荣昌县河包镇经堂村等（2）个村土地整理项目发包与恒旭公司施工，工程地点位于荣昌县河包镇经堂村和转龙粉条产业社区，工程内容包括：土地平整工程、农田水利（灌溉与排水）工程、道路工程、其他工程等。合同约定开工日期：2015年5月13日（以监理单位下达开工令之日为准），该合同由荣昌县土地储备整治中心和恒旭公司加盖公章，承包人恒旭公司“授权委托人”栏由胡孝彬签名。2015年5月11日，恒旭公司发布[2015]0163号文件《关于荣昌县河包镇经堂等（2）个村土地整理项目的任职通知》。通知载明：“任命胡孝彬同志（身份证号511011197507236939）担任荣昌县河包镇经堂等（2）个村土地整理项目的项目负责人职务，全面负责项目管理工作。”同时，恒旭公司将该通知送荣昌县土地储备整治中心备案，作为双方施工合同的备案资料。另查明，2015年6月，胡孝彬同原告口头协商，租赁原告的挖机用于上述土地整治工程，约定220元/小时，工程完工后10日内付清租赁费。之后，原告使用挖机为该工程施工，挖机工作时间由该工程工地上人员李甲彬等管理，李甲彬等根据原告挖机作业时间，向原告出具载明挖机作业时间的记录单，且在记录单上签名。李甲彬等共计向原告出具了69张单据。根据以上挖机作业时间记录单，原告从2015年6月至2016年2月为被告上述项目工程提供挖机作业。原告另陈述，上述期间，原告在被告工程项目部领取了两次挖机租赁费；原告认可被告尚欠租赁费50000元。还查明，2016年6月2日，经原告同被告该工程项目负责人胡孝彬结算，由胡孝彬向原告出具《欠条》一张。该欠条载明：重庆市恒旭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在荣昌县河包镇土地整理（2）个项目用邓阳孟挖机欠50000元（五万元），欠款人胡孝彬511011197507236939。一审法院认为：关于胡孝彬的行为是否履职行为的问题。胡孝彬在2015年4月28日《工程施工承包合同》上以被告恒旭公司授权的代理人身份签名，结合恒旭公司2015年5月11日以公司正式文件任命胡孝彬为荣昌县河包镇经堂等（2）个村土地整理项目负责人，并将文件送荣昌县土地储备整治中心备案，以及本案审理查明的胡孝彬在该项目以项目负责人身份具体负责相关事务的事实，原告方证据足以证实胡孝彬为该项目负责人，故胡孝彬实施该项目的相关行为系履职行为。被告辩称，2015年4月28日施工合同约定实行项目经理负责制，项目经理系陈涛，且项目经理不能更换，故胡孝彬不是项目负责人。因项目经理同项目负责人不是同一概念，且恒旭公司2015年5月11日文件任命胡孝彬为项目负责人在2015年4月28日施工合同之后，结合胡孝彬以项目负责人身份具体管理相关事务的事实，胡孝彬系恒旭公司委派到荣昌县河包镇经堂等（2）个村土地整理项目担任项目负责人的事实清楚。况且即使有违约行为，也应是恒旭公司向荣昌县土地储备整治中心违约。综上，被告该项抗辩依据不充分，且与本案无关联性，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胡孝彬同原告订立的挖机租赁合同的效力。胡孝彬系恒旭公司任命的荣昌县河包镇经堂等（2）个村土地整理项目的项目负责人，其为实施该项目向原告租赁挖机，双方口头约定了租赁合同的相关条款，结合原告从2015年6月至2016年2月为该项目实施挖机作业的事实，胡孝彬同原告订立挖机租赁合同的行为，系履行职务行为，该合同应视为原被告之间的合同。合同法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据此，该合同依法成立，具备法律拘束力，原、被告均应当按照合同履行各自义务。原告按照原被告租赁合同履行了向被告提供挖机作业的义务，被告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向原告支付租赁费的义务。关于被告尚欠原告租赁费，一审法院依法确认如下：原告于2015年6月至2016年2月为被告提供挖机作业，原告自认该期间在被告工程项目部收取了两次租赁费，且认可双方2016年6月2日结算时，被告尚欠原告租赁费50000元。结合2016年6月2日双方结算后，胡孝彬向原告出具的《欠条》载明：重庆市恒旭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在荣昌县河包镇土地整理（2）个项目用邓阳孟挖机欠50000元等内容，一审法院对该欠条予以采信。因该欠条为本案原、被告双方提出的最后结算文件，被告也未举出相反的证明材料，故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尚欠的挖机租赁费50000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从2016年6月3日起，以500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资金占用利息的诉讼请求。原告未举示其他向被告催收租赁费的证据，故一审法院向被告送达诉状副本的时间（2016年6月16日）可视为原告向被告催收款项的时间。另酌情以副本送达至本案开庭审理（2016年7月20日）之间作为被告支付款项的合理准备时间。因之后被告未支付，故对原告请求的资金占用利息，一审法院以2016年7月20日作为起算点。一审法院遂判决：“一、被告重庆市恒旭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支付尚欠原告邓阳孟的挖机租赁费50000元及资金占用利息，利息从2016年7月20日起，以500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付清时止；二、驳回原告邓阳孟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525元，由被告重庆市恒旭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法院查明重庆市恒旭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经工商管理部分核准，自2016年7月26日起名称变更为“重庆市恒旭实业有限公司”。重庆市恒旭实业有限公司经工商管理部分核准，自2016年8月10日起名称变更为“重庆市恒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二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同。本院认为，上诉人承包该土地整治工程，胡孝彬作为委托人在合同上签字。上诉人内部任命文件任命胡孝彬作为该项目负责人，全面负责项目管理工作，该任命文件并报有关部门备案。邓阳孟也提供证人证实胡孝彬是负责人。因此，胡孝彬是上诉人任命的负责人，胡孝彬的行为为职务行为。胡孝彬租赁邓阳孟设备用于该工程，其行为后果应当由公司对外承担责任。上诉人并无证据推翻胡孝彬租赁邓阳孟的设备的事实，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重庆市恒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重庆市恒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胡智勇审 判 员  苏致礼代理审判员  芦明玉二〇一七年六月六日书 记 员  吴晓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