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鹤山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江鹤法民三初字第274号原告：谭文键，男，汉族，1988年2月28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委托代理人：蔡剑峰，广东杰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鹤山市沙坪镇时锋塑料模具厂，经营场所：广东省鹤山市沙坪镇镇南筍山工业区，组织机构代码：L0842587-4。经营者：王时锋，男，汉族，1977年9月27日出生，住浙江省宁海县，被告：王时锋，男，汉族，1977年9月27日出生，住浙江省宁海县，上述两被告的委托代理人：伦荣彪，广东广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两被告的委托代理人：黄伟庆，广东广能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谭文键诉被告鹤山市沙坪镇时锋塑料模具厂（下简称“时锋模具厂”）、王时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7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古辉林适用简易程序独任进行审判，于同年7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谭文键及其委托代理人蔡剑峰、被告王时锋以及被告时锋模具厂和王时锋的委托代理人伦荣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谭文键诉称：原告与被告时锋模具厂有业务往来。据查，被告王时锋是被告时锋模具厂的经营者。从2012年11月11日起至2013年7月9日，由原告向被告时锋模具厂供应塑料原料“ABS黑色粒料”。期间，被告时锋模具厂分别通过银行转账、现金等方式向原告支付过部分货款，于2013年1月8日，原告与被告王时锋曾对拖欠货款金额进行核对，2012年11月11日至2013年1月8日，总拖欠金额为130000元，并由被告王时锋签名确认。经原告核算，被告时锋模具厂至今尚拖欠货款合共242906.45元。另，被告王时锋是被告时锋模具厂的经营者，其应对被告时锋模具厂拖欠的242906.45元���款承担连带责任。为此，原告诉至法院，请求：1、判令被告时锋模具厂向原告赔偿经济损失242906.45元及利息（从起诉之日起计至全部款项付清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判令被告王时锋对上述第一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原告为其陈述的事实在举证期限内提供的证据并认为所证明的事实有：证据1、谭文键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1份，证明原告的主体资格。证据2、王时锋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1份，证明被告的主体资格。证据3、《鹤山市沙坪镇时锋塑料模具厂工商登记资料》复印件1份，证明被告的主体资格。证据4、《送货单》复印件21份，证明原、被告的买卖合同关系以及送货金额。证据5、《农业银行借记卡明细账单》复印件1份，证明被告支付过的货款情况。证据6、《支票（NO.40204430）》复印件1份，证明被告出具的支票，该支票未能承兑。证据7、《对账表》复印件1份，证明被告尚拖欠的货款总额。庭审中，原告出示了证据1、4、5、6的原件，并将证据4的原件提交给法庭附案。被告王时锋辩称：一、原告主体不适格，被告是向佛山市禅城区宏利五金塑料厂（以下简称宏利厂）购货，原告不是真正的卖方，本案应以佛山市禅城区宏利五金塑料厂名义起诉。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本案中，原告系向宏利厂购买“ABS黑色粒料”，真正的卖方是宏利厂。因此，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是宏利五金塑料厂，而不是原告谭文键，原告谭文键作为本案原告的主体不适格。二、被告与宏利厂分别于2013年1月8日、2013年3月9日对账，其中2013年3月9日送货单注明，截至当日被告实欠是5万元。也就是说，2013年3月9日送货单对账额并不是原告诉称的分段对账欠款额，而是一个总对账额。1、原告故意将自2013年1月8日至2013年3月9日期间的送货单搞混乱，并抽取对自己有利的送货单来起诉，企图利用被告遗失部分收款收据之机（在前期双方对账，被告已明确告知有关收款收据已遗失），制造假象蒙骗法院。2、根据原告提供的2013年3月9日送货单上注明“收现金伍万元正，欠：50000伍万元正”，表明双方于当日进行了对账。再结合宏利厂当时的员工黎某的证言可以看出，截止至2013年3月9日被告共欠宏利厂50000元。因此，该送货单对账额并不是原告诉称是分段的对账欠款额，而是一个总对账额。3、从原告提供的2013年3月12日送货单、2013年3月15日送货单也可以作证这一点，双方后期也是以2013年3月9日欠款额5万元为基数，用来计算新发生的欠款额。根据3月12日以及3月15日的购货和付款情况可以得出截至3月12日被告欠宏利厂68600元，这恰好与送货单上注明的欠款金额相符。被告王时锋为其辩解在举证期限内提供的证据并认为所证明的事实有：证据1、《全国组织机构代码查询结果》复印件1份，证明原告主体不适格，真实的卖方是佛山市禅城区宏利五金塑料厂，并不是原告。证据2、《收据》复印件2份，证明：1、被告于2013年6月8日支付货款25000元；2、被告于2013年7月9日支付货款30000元。证据3、《中国农业银行金穗借记卡明细对账单》复印件1份，证明被告从2013年2月2日至2013年6月25日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货款239155元。证据4、《调查笔录》复印件1份，证明经双方对账，至2013年3月9日，时锋模具厂欠宏利五金塑料厂货款5万元。被告时锋模具厂辩称：时锋模具厂已被注销，故其诉讼主体是不适格的。关于时锋模具厂被注销的情况可以从法院的查封清单第二项银行账户销户的信息中可以得到反映。被告时锋模具厂为其辩解在举证期限内无证据提供。诉讼中，被告王时锋申请证人黎某出庭作证。证人黎某的证言：证人与被告王时锋是朋友关系，与谭文键是工人和老板的关系，证人曾于2012年至2013年3月期间在原告处工作。与被告时锋模具厂发生业务往来的是宏利厂，该厂是原告的父亲谭汝炽经营的个体工商户。宏利厂与时锋模具厂的业务往来，部分由证人经手，部分由原告谭文键经手。其中2013年3月9日编号为NO.6012754的《送货单》是证人经手的，该送货单上记载“收现金伍万元正，欠伍万元”是证人书写的，写下该内容目的是确认截至2013年3月9日止王时锋尚欠宏利厂50000元。经开庭质证，被告王时锋、时锋模具厂对原告提供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内容有异议，被告认为适格的原告主体是佛山市禅城区宏利五金塑料厂，这点可以从原告的送货单中得到印证；对证据2、3无异议；对证据4的送货单，其中2013年1月28日、2月24日的送货单没有被告的签名，对该2份送货单不予确认；在2013年3月9日的送货单记载了双方重新对账，确认被告截至该日实欠宏利厂货款50000元，在3月12日的送货单上同样记载欠款金额62600元，在3月15日的送货单上双方重新对账，确认欠款金额68600元，被告认为从3月9日至3月15日三张送货单可以充分反映双方的实际欠款额；2013年6月8日送货单上注明当日货款是49270元，但该送货单没有注明已收现金25000元，这可以从被告提��的收款收据予以证实，被告在支付货款时，原告可能在送货单直接注明，也有可能出具书面的收款收据予以确认；除了对上述送货单有异议外，对其他送货单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对证据5、6无异议；对证据7的真实性有异议，这是原告单方面制作的，并且与双方后期对账的金额不一致。原告对被告王时锋提供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查询结果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确认，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对证据2的2份收据予以确认，其中一份收据注明款项是时锋模具厂支付的；对证据3予以确认；对证据4中被调查人黎某的身份予以确认，但对黎某在调查笔录中陈述的内容有异议。对上述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对有异议的证据，本院将根据上述已确认的证据，结合原、被告的质证意见、庭审笔录进行综合认定，并将经确认和认定的证据作为认定本案事���的依据。经审理查明：被告鹤山市沙坪镇时锋塑料模具厂是依法领取营业执照且有字号的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王时锋，该厂于2015年7月7日注销。2012年11月11日至2013年7月9日期间，原告谭文键与被告时锋模具厂发生购销业务往来，被告时锋模具厂多次向原告购买“ABS黑色粒料”。双方没有签订书面的合同，但送货时签有《送货单》，由送货和收货双方的经手人签名。其中原告谭文键以“谭健”及“宏利谭健”的名义在多张《送货单》上签名确认。2013年1月8日，原告向被告供应了一批货物，货值50000元。原告与被告王时锋分别在该编号为NO.6012747的《送货单》上签名，并确认“从今天止总欠130000元”。其后，双方继续发生业务往来，被告也陆陆续续通过支付现金、银行转账、开具支票或代开发票的形式向原告支付了部分货款。被告付款后，原告或在《送货单���上记载“已付现金××元”、“已付××元”、“已付款”、“已收现金××元、转账××元”、“已收现金”、“已收现金××，欠××”等内容，或向被告出具《收据》。2013年3月9日，原告的员工黎某在NO.6012754《送货单》上的“送货单位及经手人”栏签名，并在该送货单上记载了“收现金伍万元正，欠50000伍万元正”的内容。此后，原告继续向被告供货至2013年7月9日。2015年7月1日，原告以被告拖欠其货款242906.45元未付为由诉至本院。另查明：诉讼中，原告主张在2013年1月8日双方对账后，原告共向被告供应了893125元的货物，并提供了相应的《送货单》。被告王时锋则认为原告在2013年1月8日后仅向其供货793125元，否认收到NO.6012751、NO.6012752《送货单》所载的两批货物。对于付款，原、被告双方则确认被告在2013年1月8日对账后通过银行转账付款239155元、开具支票付���20000元、代开发票付款101063.55元，但对于现金支付的货款数额，原、被告则存在争议。原告认为在NO.0848042《送货单》上所记载的“已收现金38200元”和NO.0848043《送货单》上所记载的“已收现金30000元”，被告实际上没有以现金支付，而是分别于2013年5月24日和2013年5月29日通过银行转账支付38200元和30000元。被告则承认NO.0848042《送货单》上所记载的“已收现金38200元”的确不是以现金支付，而是于2013年5月24日通过银行转账支付；但对于NO.0848043《送货单》上所记载的“已收现金30000元”，被告则认为该笔货款其是以现金支付的，该笔付款与2013年5月29日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的30000元并非同一笔付款。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根据原、被告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原告与被告的诉讼主体是否适格；二、被告至今尚欠原告多少货款未付。一、关于原告与被告的诉讼主体资格问题。1、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被告认为，根据《送货单》上记载的“宏利谭健”和证人黎某的证言，与被告发生买卖合同关系的是佛山市禅城区宏利五金塑料厂，并非原告谭文键，故原告谭文键的诉讼主体并不适格。对此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的购销业务往来，并无签订书面的合同，只签有送货单，送货单上并无明确记载送货单位的具体名称，也无加盖相应的印章，在“送货单位即经手人”栏中只有“谭健”、“黎某”、“宏利谭健”、“宏利黎某”等签名。原、被告均承认“谭健”即为原告谭文键，而黎某也承认谭文键是其老板。而且，在双方业务往来期间，被告通过银行转账所付的货款也是直接支付至谭文键的银行账户内，相应的《送货单》原件也全部由谭文键持有，为此，本院认定谭文键是涉案买卖合同的出卖人，其原告的诉讼主体适格。二、被告的诉讼主体资格。时锋模具厂是依法领取营业执照且有字号的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王时锋，该厂于2015年7月7日注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九条“在诉讼中，个体工商户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者为当事人。有字号的，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字号为当事人，但应同时注明该字号经营者的基本信息”的规定，在原告起诉时，时锋模具厂并未注销，其当时的诉讼主体适格。但时锋模具厂于2015年7月7日被注销后，其诉讼主体资格丧失，被告王时锋作为时锋模具厂的经营者和权利义务承受人，依法应对时锋模具厂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二、关于被告至今尚欠原告货款数额的认定问题。诉讼中，对于截至2013年1月8日被告尚欠原告货款130000元的事实���原、被告双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原告主张其在2013年1月8日后共向被告供应了价值893125元的货物，并提供了21份《送货单》予以证明。被告则否认收到NO.6012751、NO.6012752《送货单》所载的两批货物，只承认原告在2013年1月8日后向其供货793125元。由于NO.6012751、NO.6012752两份《送货单》并无被告的签名，原告所提供的其他证据也不足以证明该两份《送货单》上所载的货物已送货给被告，为此，本院认定原告在2013年1月8日对账后向被告的供货金额为793125元。关于被告在2013年1月8日后共向原告付款多少的问题。在双方的购销业务往来期间，被告通过以下四种方式付款：1、银行转账付款；2、出具支票付款；3、代开发票付款；4、现金付款。其中，原、被告对于被告在2013年1月8日后通过银行转账付款239155元、开具支票付款20000元、代开发票付款101063.55���的事实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对于现金付款部分，双方存在争议，本院应根据《送货单》和《收据》所记载的付款情况并结合当事人的法庭陈述进行认定。虽然NO.6012751《送货单》上记载了“（50000元）已付款”和NO.6012752《送货单》记载了“已收现金壹万元正”，但由于被告否认收到该两份送货单上所载的货物，也否认曾向原告支付该60000元现金，为此，对2份送货单上所载的现金付款共60000元，本院不予认定。NO.0848042《送货单》上所记载了“已收现金38200元”，由于诉讼中被告承认该笔款项是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的，实际上并非以现金支付，故对该《送货单》上所记载的38200元现金付款，本院也不予认定。原告主张NO.0848043《送货单》（2013年5月30日）上所记载的“已收现金30000元”，被告并没有实际支付现金，该笔款项与2013年5月29日被告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的30000元是��一笔付款，但由于被告否认该两笔付款实际上是同一笔付款，而且该两笔付款的时间并不吻合，原告也未能举证证明NO.0848043《送货单》上所记载的现金付款并没有实际发生，为此，原告的该主张，理据不充分，本院不予采纳。根据《送货单》和《收据》所记载的付款情况并结合原、被告的法庭陈述，本院认定被告在2013年1月8日后通过现金方式向原告支付了以下货款：2013年1月11日付款20000元、2013年1月17日付款30000元、2013年1月22日付款50000元、2013年3月9日付款50000元、2013年3月12日付款36000元、2013年3月15日付款44000元、2013年4月5日付款20000元、2013年4月24日付款20000元、2013年5月2日付款20000元、2013年5月11日付款40000元、2013年5月30日付款30000元、2013年6月8日付款25000元、2013年7月9日付款30000元，合计现金付款415000元。为此，2013年1月8日对账后，被告合共向原告支付了货款775218.55���（239155元+20000元+101063.55元+415000元）综上，2013年1月8日对账时被告尚欠原告货款130000元，2013年1月8日对账后原告共向被告供货793125元，2013年1月8日后被告共向原告付款775218.55元，由此可计得被告至今尚欠原告货款147906.45元（130000元+793125元-775218.55元）。诉讼中，被告王时锋主张黎某在NO.6012754《送货单》（2013年3月9日）记载的“收现金伍万元正，欠50000伍万元正”内容是对2013年3月9日及之前双方购销业务的结算，并结合2013年3月9日之后送货数和付款数，认为被告至今尚欠原告的货款金额应为14306.45元。原告则认为黎某上述记载仅是对双方之间某一阶段业务往来的结算，并非总的对账结算。对此，本院认为，虽然黎某出庭作证时也认为NO.6012754《送货单》记载的“收现金伍万元正，欠50000伍万元正”是对2013年3月9日及之前购销业务的结��，但由于原告并无授予黎某与被告进行结算的权限，而且在庭审中黎某也承认其只清楚自己经手的业务，对原告谭文键经手的业务并不清楚，对于被告通过银行转账向原告付款的具体情况也不知情。在此情况下，黎某根本无法就原、被告之间的业务往来进行准确的对账结算。为此，被告关于NO.6012754《送货单》记载的“收现金伍万元正，欠50000伍万元正”内容是对2013年3月9日及之前双方购销业务的结算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本案纠纷是被告向原告购货后未能及时付清货款所致，被告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被告时锋模具厂现已注销，其责任应由其经营者王时锋承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货款242906.45元的诉讼请求，其中的147906.45元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其余部分理据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要求被告从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类贷款基准利率计付逾期付款利息的诉讼请求，也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王时锋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谭文键支付货款147906.45元及逾期付款利息（逾期付款利息以实欠货款为基数，从2015年7月1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付清款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付）；二、驳回原告谭文键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2472元（已减半收取）、财产保全费1735元，合共诉讼费4207元，由原告谭文键负担1645元，由被告王时锋负担2562元（原告已预交诉讼费4207元，原告负担的诉讼费1645元在其预交的诉讼费中转结算，被告王时锋负担的诉讼费2562元在给付欠款时一并付给原告，本院不再收退）。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向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古辉林二〇一五年九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王小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