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6)苏0803行初67号原告郭荣卓，男，1989年3月26日生，汉族，住河北省宁晋县。委托代理人李恒，江苏天立言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淮安市淮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住所地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楚州大道1号。法定代表人杨秀俊，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王发，该局稽查大队副大队长。委托代理人孙天明，该局稽查大队中队长。被告淮安市公安局淮安分局，住所地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华西路8号。法定代表人陈明中，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张卫国，该局法制大队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徐长元，该局治安大队工作人员。原告郭荣卓与被告淮安市淮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淮安区市场监管局）、被告淮安市公安局淮安分局（以下简称淮安区公安分局）其他行政行为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并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郭清要诉称，2014年6月份，两被告根据举报共同办理电缆质量问题一案。后被告淮安区市场监管局于2014年8月7日作出（淮淮）质技监罚字[2014]第00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该处罚决定书的被处罚人并非原告。因该案涉及刑事处罚，被告淮安区市场监管局在2014年8月12日将该案移送被告淮安区公安分局调查处理。被告淮安区公安分局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对原告立案侦查，后原告被拘留在看守所。后被告淮安区公安分局联系原告家人让缴纳罚款后就办理取保候审，原告家人在被告淮安区公安分局处拿了被告淮安区市场监管局的账号于2014年10月15日缴纳罚款后办理了取保候审。但原告后仍然被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提起公诉，并且在2016年8月31日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维持淮安区法院对原告的判决，也就是罚金一百万元的处罚。该判决对罚款是否冲抵罚金一事，要求原告依法主张权利。综上，被告淮安区市场监管局在移送刑事侦查后就不应该再收取罚款，且行政处罚的被处罚人也非原告。故诉至法院，请求：1、判决被告退回罚款810000元；2、诉讼费等由被告承担。原告起诉时向本院提交了五份证据：1、两被告盖章的《情况说明》复印件一份；2、（淮淮）质技监罚字[2014]第00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复印件一份；3、案件移送书复印件一份；4淮安区法院（2015）淮法刑初字第00400号刑事判决书；5、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苏08刑终86号刑事判决书。审理中又向本院提交了四份证据：1、2016年8月19日在淮安区公安局治安大队的《调查谈话笔录》复印件一份（共2页）；2、2016年8月19日淮安中院调查杨红芬（朱占良妻子）的《调查笔录》复印件一份（共1页）；3、2016年8月19日淮安中院调查朱占良的《调查笔录》复印件一份（共4页）；4、郭荣卓2016年6月22日书面陈述一份。被告淮安区市场监管局辩称：一、我局未对原告实施过行政处罚，原告不具有提起行政诉讼的主体资格，其所诉事实和理由不成立。1、2014年8月7日，我局（原淮安市淮安质量技术监督局）依法作出了（淮淮）质技监罚字[2014]第00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该行政处罚决定所处罚对象为朱占良，并非原告，原告不是案件相对人，作出该行政处罚决定时，我局与原告并无联系，也与原告素不相识，我局没有对原告实施过行政处罚，因此，原告不具备提起本诉讼的主体资格。2、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下达后，考虑到该案涉及刑事犯罪，我局遂依法将案件移送淮安公安分局进一步处理。后公安机关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对原告立案侦查，这属于公安机关的法定职责，与我局并无关系。在公安机关侦查过程中，原告让家人替朱占良缴纳了810000元人民币，原告所缴纳的这笔款项，并不是我局对其实施行政处罚而要求其缴纳的，是因朱占良所销售的假冒伪劣电缆系原告供应，原告自愿替朱占良缴纳的一部分行政处罚款项。3、原告不是我局的行政处罚对象，我局是不可能对原告实施罚款的。朱占良是原告的客户，原告是朱占良的供货方，两者之间有业务关系，朱占良因销售了原告供应的假冒伪劣产品而受到行政处罚，其权益受损，其依法有权向原告追偿，原告替朱占良缴纳部分罚款既合情也合理。如果原告认为其不应替朱占良缴纳这部分款项，原告应该自行向朱占良索回。我局是依法对朱占良作出的行政处罚，罚款也只能以朱占良名义缴纳，至于具体谁来缴纳罚款没有法律限制。原告在起诉状中将自己替客户缴纳的款项说成是我局对其实施的罚款，这种说法不符合事实，且毫无依据。二、原告起诉所用证据出处不明。原告起诉所提供的《情况说明》系复印件，其出处不明。即便该《情况说明》属实，说明中也已清楚的表明，原告所缴纳的款项是其替朱占良所缴纳的罚款，并不是对原告的罚款。综上所述，我局从未对原告实施过行政处罚，根本不存在我局对原告进行罚款的事实，原告所缴款项系其替其他行政违法当事人代缴的罚款，原告的主张没有依据，其不具有提起本行政诉讼的主体资格,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淮安区市场监管局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的证据：2014年10月15日与郭荣卓的调查笔录一份，证明郭荣卓缴纳的款项是替朱占良缴的罚款，证明了缴款的过程、原因和方式和具体数额。被告淮安区公安分局辩称：一、答辩人未实施对原告罚款的行政行为。原告郭荣卓等人因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由原淮安市淮安质量技术监督局于2014年8月12日移送至我局，我局经过审查于同日立案侦查，2014年10月15日对原告取保候审，2015年4月8日将案件移送起诉。原告诉称的行政处罚决定并非答辩人作出，也不存在向原告提供质监局帐号要求其缴纳罚款的事实，故答辩人不应成为本案的被告。二、原告的起诉超过了起诉期限。根据原告所述，其依据质监局2014年8月7日的行政处罚决定，于2014年10月15日缴纳罚款，但原告于2016年10月才向法院起诉，已超过了《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六个月法定起诉期限。综上，答辩人未实施原告所称的行政行为，且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起诉。被告淮安区公安分局没有提供相关证据。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第（一）项的规定，原告应对其起诉符合法定条件承担举证责任。被诉行政行为的存在是提起行政诉讼的法定条件之一，如果被告在诉讼中否认曾经作出过行政行为，则原告应举出充分证据证明被告违法行政行为的存在，原告不能举出充分证据证明被诉行政行为存在的，则应承担败诉的法律后果。本案原告起诉要求两被告退回对其的罚款810000元，原告应对其诉称被告对其罚款这一行政行为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由于本案两被告均否认对原告作出过罚款的行政行为，而原告所举证据只能证明被告淮安区市场监管局对案外人朱占良进行了行政处罚，无证据证明两被告对原告进行了行政处罚。关于原告缴纳的810000元款项的性质，原告举证的《情况说明》、《调查谈话笔录》及被告淮安区市场监管局举证的《调查笔录》，均证明该款系原告替案外人朱占良缴纳的罚款，而不是缴纳原告本人的罚款。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6）苏08刑终86号刑事判决书中也认定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的被处罚人为朱占良，原告非行政处罚的当事人和执行对象，其向质监部门缴纳的款项不符合折抵罚金的规定。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被诉行政行为的存在，故原告诉称的被告对其罚款的行政行为不能确认，其起诉不符合法定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郭荣卓的起诉。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退还原告郭荣卓。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曾金年审 判 员  季学平人民陪审员  孙 军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杜红秋附：相关法律法规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人民法院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迳行裁定驳回起诉。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