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102民初13884号原告：杨某1，女，1946年4月20日生，汉族，住本市南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志军、刘旭，贵州宇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杨某2，男，1947年8月18日生，汉族，住本市云岩区被告：杨某3，男，1949年3月5日生，汉族，住本市南明区被告：杨某4，男，1977年5月2日生，汉族，住本市南明区被告：杨某5，女，1952年9月24日生，汉族，住云岩区被告：李某，女，1954年2月1日生，汉族，住本市南明区五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云，贵州乾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杨某1与被告杨某2、杨某3、杨某4、杨某5、李某法定继承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郑志军、刘旭，被告杨某2、杨某3、杨某5、李某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杨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分割被继承人房屋征收款2087740元的五分之一金额417548元归原告，扣减已分割的20万元，即217548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被继承人杨殿荣（1958年去世）与刘辉（2004年去世）系夫妻关系，共生育原告与被告杨某2、杨某3、杨信（2013年去世）、杨某5五个子女，杨信育有一子杨某4。二被继承人生前拥有余杭镇通济街大夫地45号面积110平方米房屋一套。2018年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依法征收了上述房屋，通知原被告至当地办理相关领款手续，考虑原被告经常居住地为贵阳，往来不易，经商议由原告与被告杨某2、杨某4、杨某5共同委托杨某3前往余杭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签署“货币协议补偿协议”及办理领款等相应手续。协议载明征收补偿款金额为2087740元，分两次支付，被征收人为原被告。签订协议后，余杭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依约向杨某3账户支付了第一笔补偿款1043870元，到账后，原被告每人平均分得20万元，剩余43870元存于杨某3账户内。后余杭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支付第二次征收款1043870元至杨某3账户。原告要求分割时，杨某3称暂不分割，原告多次找被告协商，被告均予拒绝，其行为严重侵害原告合法权益。第一笔补偿款是原告的儿子代为领取的，后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给被告杨某3，金额是1043787元，差额为转账的手续费。被告杨某3已经收到了全部的补偿款。虽然不动产登记上显示杨某2名下没有不动产，但从其身份证信息已载明居住情况，杨某2居住的是其子女的房屋，名下无房屋不代表没有居住的地方。杨某2患慢××，但与本案无关，且有社保，其医疗和就医是有保障的。被告杨某3无证据证明无劳动能力或其他收入。不动产查询仅限于贵阳市，不包含其他地方。被告杨某5无法证明租房情况。杨某2说之前的房屋已经拆迁，公租房已经出卖了户头，说明其是有购买能力的。原告74岁年纪最大，不具备劳动能力，有三个子女但一个儿子不在了，精神状态也不好，名下也没有房屋。被告无法证明杨某2和杨某3尽到了主要的赡养义务，原告作为第一顺位继承人有权对财产平均分配。被告无证据证明属于特别困难或者缺乏劳动能力，应当均等分配。被告杨某2、杨某3、杨某4、杨某5、李某辩称，原告诉请分配五分之一的遗产过高。在被继承人1958年死亡之时，杨某2开始辍学打工补贴家用抚养弟弟妹妹，之后母亲也一直和杨某2生活直至八十多岁死亡，母亲因为父亲过世后一个人带五个孩子，1967年开始精神混乱，在这四十多年的时间中，主要支出均由杨某2负担。杨某3和杨某4的父亲对母亲也尽到了相应的赡养义务。原告有稳定收入和工作、住房，自其1967年结婚后就从未给过母亲生活费用，也没有接母亲和其一起生活，作为兄弟姐妹中最具有抚养能力和条件的人，没有尽过赡养义务，故依法应不分或者少分遗产。杨某2现身患多种疾病，社保不是全额的也有自费费用，且无固定住房，现在小河租房，依法应当多分遗产。杨某2身份证的地址是公租房，也是被继承人在死亡前一直居住的地址，公租房已经卖了户头，公租房是没有处分权的，户头出卖没有多少钱。杨某3在外面打工，回来之后就没有办理社保，现无劳动能力和收入，在分配遗产时候应当多分。杨某5现无收入、无房屋居住，无子女和配偶、无劳动能力，属于生活困难的继承人，应当在分配时给予照顾。房屋征收款已由原被告共同支出上坟费用合计14598元，目前可分配的遗产余额是2073142元，之前已经分配了100万，故剩余金额为1073142元。之所以没有进行后续分配主要是原被告双方对父亲的迁坟费用支出、父母亲的修坟支出及原告未尽赡养义务应当少分的部分没有达成一致，故没有进行分配。综上本案原告应当分得的遗产以20万元为上限是合情合理合法的，请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一次补偿款是原告的儿子拿的，汇到杨某3的账户上没有这么多，是1043787元。第二次款是杨某3和杨某2一起去领取的，也支出了相应的费用。被调查人霍某在云岩区居住，是被继承人十多年的邻居，因其做了心脏搭桥手术，不方便到庭发表意见，但可电话联系。原告现住其钢窗厂的住房，是该单位退休职工，一直有退休工资，有一个子女过世了，还有两个子女。兄弟姐妹公认原告没有对母亲尽到赡养义务，只有三位儿子对母亲的赡养尽到了义务。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杨田荣（杨殿荣）与刘辉夫妻生育有五个子女杨某1、杨某2、杨某3、杨信、杨某5，杨田荣（杨殿荣）于1958年去世，刘辉于2004年去世。杨信与李某生有一子杨某4，杨信于2010年去世。杨殿荣于1951年在余杭县平方米房屋。2017年该房屋被征收，同年6月杨某1、杨某4、杨某5委托杨某3作为代理人办理房屋产权方面的相关事项并签署有关文件。2018年1月30日被征收方杨某2、杨某3、杨某1、杨信、杨某5与受余杭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委托的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余杭街道办事处签署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约定被征收的余杭镇通济街大夫地45号未登记视同权证登记的110平方米房屋总计补偿金额为2087740元。签订协议后，杨某3在两笔补偿款1043870元领取名单上签名。第一笔补偿款于2018年3月15日入账原告儿子账户1043983.09元,后原告儿子分三次共转入杨某3账户1043787元，余196.09元。后原被告每人各分得20万元，剩余43787元存于杨某3账户内。第二笔征收款1043870元支付至杨某3账户。另查杨某2患有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并发呼吸衰竭。贵阳市南明区湘雅街道办事处出具证明称经社保网查询杨某3无信息。贵阳市范围内不动产查询信息显示杨某2、杨某5名下无房产。2018年4月杨某3、杨某2至杭州上坟开支3650元。2019年4月原被告及家人至杭州上坟开支10666元，同月在贵阳上坟开支201元。2020年4月原被告在贵阳上坟开支282元。共计14799元。审理中被告提供的律师调查笔录载明，邻居霍国进证明自1994年起与杨某2及母亲为邻居，杨某2母亲无工作，人有点恍惚需经常照看，只看见过一弟一妹来过几次，未见过其他家人来过，一直到2005年杨某2母亲去世。原告以证人无身份信息，作为邻居无法看见是否赡养及与杨某2系邻居好友关系而不予认可。本院认为，杨某1、杨某2、杨某3、杨信、杨某5系被继承人杨殿荣的法定继承人，在被继承人未留遗嘱的情况下，均享有法定继承权。现杨信去世，由其妻、子继承其应得份额。杨某2提供的对邻居霍国进所作律师调查笔录，因不能提供霍国进身份信息及不能出庭作证的相应证明，本院对调查笔录不予采纳。但被告均认可刘辉自杨殿荣去世后随杨某2生活至去世，杨某3和杨信对母亲刘辉也尽到了相应的赡养义务,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三条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的情况。杨某3虽无社保信息，杨某2、杨某5在贵阳市范围内名下无房产，并不当然属于生活有特殊困难的继承人。被告称原告未尽赡养义务，因该家庭是按旧时风俗由儿子赡养父母，两女儿不承担该义务，故也不能说明原告故意在有扶养能力和有扶养条件的情况下不尽扶养义务，故原告不适用不分或者少分遗产的相关规定。现杨某3持有补偿款1087657元，扣减原被告上坟开支14799元，尚余1072858元，原告儿子处尚有1043870元-1043787元＝83元，1072858元＋83元＝1072941元。因杨某2直接赡养母亲几十年，付出较多，酌情分配其392941元，分配杨某324万元,分配李某、杨某4各12万元,分配杨某1、杨某5各10万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继承人杨殿荣的遗产1072941元由杨某2继承392941元，由杨某3继承24万元，由李某、杨某4各继承12万元,由杨某1、杨某5各继承10万元；二、杨某3于本判决书生效后三日内各支付杨某2392941元、杨某110万元、杨某510万元、李某12万元、杨某412万元；三、驳回原告杨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228元由杨某1、杨某5各负担674元，由杨某3负担1616元,由李某、杨某4各负担808元,由杨某2负担2648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杨 曲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一日法官助理  王芋入书 记 员  班厚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