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济民四终字第55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崔玉水，男，汉族，1964年4月12日出生，无业，住济南市。上诉人（原审被告）周德兰，女，汉族，1964年1月4日出生，无业，住济南市。以上两上诉人委托代理人吴磊，山东海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云，女，汉族，1982年5月20日出生，济南世纪宏达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职工，住长清区万德镇石家屋村34号，暂住济南市。委托代理人刘清儒，山东舜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建勇，男，汉族，1987年1月31日出生，无业，住济南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建华，女，汉族，1979年12月28日出生，无业，住济南市。上诉人崔玉水、周德兰因与被上诉人杨云、王建勇、王建华健康权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2014）天民园初字第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认定，2013年9月13日晚20点左右，杨云行经济南市天桥区东太平庄小天使幼儿园门口时，遇此处（依据王建华陈述，具体燃放地点在小天使幼儿园门口南30米左右，燃放烟花的原因系王建勇结婚）燃放烟花，经王建华劝阻后其依言于路旁躲避时被烟花炸伤右眼。随即，杨云被王建华送至山东省立医院进行急诊诊疗。2013年9月14日，杨云入住山东省立医院进行住院治疗，后于2013年10月11日出院。出院时杨云所受伤情被诊断为：眼球钝挫伤（右）、晶体全脱位（右）、继发性青光眼（右）、视网膜挫伤（右）、视神经挫伤（右）、黄斑裂孔性视网膜脱离（右）、睫状体脉络膜脱离（右）。2013年10月16日至当年11月4日，杨云又入住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进行住院治疗，出院时其伤情被诊断为：真睛破损（右）、气滞血瘀、眼球破裂伤（右）、视神经损伤（右）、玻璃体切除术后（右）。2014年5月8日至当月20日，杨云第二次入住山东省立医院住院治疗，出院时其伤情被诊断为：硅油眼（右）、角膜变性（右）。2014年5月23日至当月27日，杨云第三次入住山东省立医院住院治疗，出院时其伤情被诊断为：硅油眼（右）、无晶体眼（右）、陈旧性眼外伤（右）、角膜变性（右）、继发性青光眼（右）。在上述四次住院治疗期间，杨云在山东省立医院共计支出医疗费23517.6元，在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共计支出医疗费16461.54元，合计39979.14元。除此之外，依据杨云提交的山东省门诊收费专用票据、山东省医疗门诊收费票据及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医疗门诊收费票据载明的内容，杨云于山东省立医院门诊就诊时另行支出诊疗费合计6663.01元（具体如下：2013年9月13日支出306元，2013年9月14日支出6元，2013年9月28日支出1360元，2013年10月21日支出25.5元，2013年11月28日支出3343.29元，2013年12月2日支出125.2元，2013年12月6日支出9元，2013年12月12日支出9元，2013年12月31日支出9元，2014年1月6日支出9元，2014年2月10日支出9元，2014年4月2日支出9元，2014年4月3日支出9元，2014年4月10日支出9元，2014年4月24日支出683.5元，2014年5月6日支出9元，2014年5月9日支出15元，2014年5月12日支出6元，2014年5月22日支出74元，2014年5月27日支出9元，2014年5月28日支出9元，2014年6月10日支出426.08元，2014年6月16日支出17.5元，2014年7月1日支出61.12元，2014年7月15日支出114.82元）；于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门诊就诊时另行支出诊疗费共计1108.83元（具体如下：2013年10月14日支出239.94元，2013年11月11日支出168.82元，2013年11月18日支出10元，2013年12月2日支出89.94元，2013年12月16日支出21元，2013年12月30日支出3元，2014年1月13日支出76.3元，2014年1月20日支出129.8元，2014年1月24日支出51.7元，2014年2月10日支出173.12元，2014年2月24日支出21元，2014年3月10日支出42.7元，2014年3月24日支出9元，2014年4月8日支出73.05元）；于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门诊就诊时支出诊疗费共计59.4元（具体如下：2013年10月25日支出49.4元，2013年11月12日支出10元）；于山东省眼科医院门诊就诊时支出诊疗费558.27元；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警察部队山东省总医院门诊就诊时支出诊疗费共计196.2元。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分别于2013年11月4日、2013年11月18日、2013年12月2日、2013年12月16日、2013年12月30日、2014年1月13日、2014年1月24日、2014年2月10日、2014年2月24日、2014年3月10日、2014年3月24日、2014年4月8日各出具病休证明一份，每份证明均建议杨云休息半个月；山东省立医院亦分别于2013年10月11日、2013年11月28日、2013年12月31日、2014年4月24日、2014年5月20日各出具门诊病员检查证明一份，建议杨云休息共计四个月零二十二天。诉讼中，杨云申请对其伤残等级、前期治疗所需护理人数及天数、后续治疗费、后续治疗需住院天数及护理人数、后续治疗所需休息天数进行司法鉴定。受理申请后，原审法院依法委托山东海右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山东海右司法鉴定所于2014年5月26日作出山东海右司鉴（2014）临鉴字第4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伤残等级为八级伤残，需两人护理46天，一人护理30天，后续治疗费以实际发生额为准，后续治疗需一人护理，休养天数以实际发生为准。该司法鉴定意见书经庭审质证，各方均无异议。以上事实各方均无异议。但是，就以下问题产生了如下争执：一、关于本案赔偿责任如何承担的问题。杨云主张，因王建勇结婚，王建华安排人员燃放鞭炮、烟花才导致杨云受伤，因此，王建勇与王建华应对杨云所受伤害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因王建勇、王建华自崔玉水、周德兰处购买的鞭炮、烟花，且该鞭炮、烟花属三无产品，故崔玉水、周德兰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就其该主张，杨云提交了如下证据予以证明：1、证人杨孟、张建南分别出具的书面证言（复印件）各一份，证明王建华因王建勇结婚而安排人员燃放鞭炮时炸伤杨云的事实；2、杨云与王建华的对话录音及通话录音一份，该录音中有王建华在黄台派出所工作人员因不了解涉案事故而进行了解时询问“你放烟花没伤着人吧”，王建华回答“伤着了”的对话内容，以及王建华在与杨云对话中有“……炮不是我点的，花不是我着的，真是俺也很窝囊，……我没有尽到我应尽到的责任，我几十米开外，我没有做到，那是我不对，当然我也有责任，因为我弟弟结婚，咱才放的，是吧”等类似对话，杨云以此证明王建华安排燃放鞭炮的事实。王建勇主张，烟花虽系其购买，但其既没有指派他人放烟花，又未出现在烟花燃放现场，因此没有过错。王建华系出于人道主义才对杨云进行帮助，所以王建华并非本案适格主体。因涉案烟花系自崔玉水、周德兰处购买，烟花质量不合格才是导致杨云受伤的原因，所以应由崔玉水、周德兰承担赔偿责任。就其该主张，王建勇提交了如下证据予以证明：1、证人王钰出庭作证的证言一份，证明证人王钰和王建勇到崔玉水、周德兰处购买烟花及崔玉水、周德兰所出售的烟花原系散装，临时用胶带纸固定进行封口的事实；2、王建华与周德兰的通话录音一份，该录音中周德兰并未否认涉案事故中的烟花系购自其处，且还告知王建华其已联系湖南的生产商，并让王建华将燃放后的喜庆礼花外包装拿给其查看，查看后亦仅表示没有爆炸，不是质量问题，王建勇以此证明涉案事故中所燃放的烟花系自崔玉水、周德兰处购买及崔玉水、周德兰为杨云垫付医疗费5000元的事实；3、好日子牌迎宾礼炮一箱（未开封）、喜庆礼花一箱（已开封），证明该礼花及礼炮外包装及箱内均无合格证，外包装亦不符合国家标准。王建华主张，其并非涉案事故中烟花的燃放者及安排者，不应承担责任。崔玉水、周德兰所销售给王建勇的烟花系不合格产品，应承担赔偿责任。就其该主张，王建华提交了如下证据予以证明：1、证人高丽华出庭作证的证言一份，该证言中有“建华说，不用了，我去给邻居送喜糖，然后直接去酒店布置一下，随后我就进屋了，她们就出门了”及“我在建勇家坐了一会，大概8点多，有人说该燃放礼花了，然后王建勇的朋友就搬着几个礼花下楼去放”的相关内容，王建华以此证明涉案事故发生当晚并非其安排燃放的烟花；2、浏阳市荷花金雀花炮厂安全生产许可证、组织机构代码证、营业执照、企业注册登记资料、浏阳市荷花金雀花炮厂出具的证明、喜庆礼花外包装、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火车票、湖南空港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黄花机场旅客运输发票、浏阳市华尔宫大酒店发票各一份，证明浏阳市荷花金雀花炮厂于其出具的证明中否认其向崔玉水、周德兰出售过烟花，涉案事故中的烟花系假冒伪劣产品。崔玉水、周德兰共同主张，1、其两人出售给王建勇的礼花品牌及种类现在记不清了，涉案事故的礼花是否是由其两人销售给王建勇的，无法确认；2、即使涉案事故中的礼花是其两人出售的，但该礼花没有爆炸，是合格产品；3、其两人均系济南市历城区同喜烟花爆竹经营部的实际经营者，具有经销烟花爆竹的资质；4、依据王建华提供的录音，涉案事故发生时亦燃放了王建勇姑姑送的礼炮，不能确定是哪一个炸伤了杨云。因此，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就其上述主张，崔玉水、周德兰提交了如下证据予以证明：1、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及工商登记基本情况各一份，该个体工商户记载的经营者系催登霞，经营范围包括烟花爆竹类，崔玉水、周德兰以此主张其两人均系该个体工商户的实际经营者，崔登霞系其两人的女儿，具备相应经营资质；2、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一份，证明崔玉水、周德兰两人具备经营资质；3、济南市烟花爆竹培训人员合格证，证明崔玉水具备相应销售资质；4、山东焰火燃放公司烟花爆竹统一收货明细单一份，证明崔玉水、周德兰所销售的烟花爆竹进货途径合法；5、涉案事故中的礼花外观照片两张，该照片显示的礼花为“喜庆礼花”，无爆炸痕迹，崔玉水周德兰以此证明该礼花质量合格；6、生产合格证一份，该合格证载明的生产商为浏阳市荷花金雀花炮厂，崔玉水、周德兰以此证明其所销售的礼花质量合格。二、上文所涉费用中部分费用支出的合理性、必要性以及杨云所主张的其他各项费用的计算依据及方式问题。杨云主张，上文所涉费用均系其为治疗伤情所支出的费用，因此王建勇、王建华、崔玉水、周德兰应予赔偿。赔偿的各项费用如下：1、医疗费48763.7元，依据系上文所涉证据载明的费用之和（未扣减王建华及周德兰垫付的费用）；2、误工费36455元，系按照如上述所述其需休息的天数（自2013年9月14日起至2014年7月31日止，共计10个月零17天），乘以其月工资收入（3450元）进行计算；3、住院伙食补助费2100元，按照每天30元计算，乘以住院天数70天计算；4、护理费12200元（未扣减王建华垫付的费用），依照鉴定结果，需两人护理46天，一人护理30天，护理费每天按100元计算；5、后续护理费2300元，依照鉴定结果，后续治疗需一人护理，共计23天，护理费按照每天100元计算；6、残疾赔偿金169584元，依照鉴定结果八级伤残，按如下计算：565280元乘以30%；7、交通费453.3元，依据为交通费单据；8、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就其上述主张，杨云提交了如下证据予以证明：一、山东省立医院门诊病历三份、山东省立医院急诊病历两份、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门诊病历两份、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门诊病历一份、山东省眼科医院门诊病历一份、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住院病案十一页、山东省立医院住院病案三宗（六十六页）、山东省医院门诊收费专用票据二十六张、山东省立医院门诊收费专用票据四十六张、山东省住院收费专用票据四份、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医疗门诊收费票据两份、山东省眼科医院门诊收费票据四张、山东省医疗门诊收费票据四张，证明杨云已支出医疗费共计48763.7元；2、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病休证明十三份、山东省立医院门诊病员检查证明五张，证明杨云需休息10个月零17天；3、工资证明一份、扣发工资证明一份，证明杨云月平均工资为3431.68元，自2013年9月14日起至2014年10月19日止的期间被扣发工资；4、出租车发票二十七张，证明杨云因就诊所支出的交通费454.3元。王建勇、王建华、崔玉水、周德兰主张，1、医疗费计算日期应截止到本案鉴定报告出具之日（2014年5月26日），之后发生的费用应属后续治疗费，杨云应另行主张；并且，杨云所提交的2014年5月21日的山东省立医院急诊病历与其提交的2014年5月8日的住院病案时间重复；2013年10月21日的山东省立医院门诊病历出具的时间处于杨云在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住院期间；山东省医院门诊收费专用票据二十六张中有三张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的收费票据；编号为218702627178的票据附联未撕，应未就诊；杨云在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住院系擅自转院，由此产生的费用应由杨云自己承担；2、误工费的计算基数即杨云的工资过高，误工时间不对；3、住院伙食补助费应以鉴定报告确认的入院时间为准进行计算；4、护理费价格应以法定价格为准；5、后续护理费尚未发生，不予认可；6、残疾赔偿金应以法定计算公式计算；7、对交通费不予认可，因杨云住院期间不应发生交通费，且交通费发票数额相差较大、一日多打；8、杨云不应再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因其已主张了残疾赔偿金。王建华及崔玉水、周德兰已为杨云垫付的费用数额问题。王建华主张，其已为杨云垫付医疗费9594元，陪护费770元，共计10364元。就其该主张，王建华提交了山东省门诊医药费专用收款收据两份、山东省立医院门诊预缴金收据两份、山东省立医院门诊收费专用票据两份及杨云出具的收条两份予以证明。崔玉水、周德兰主张，其已为杨云垫付了医疗费5000元。就其该主张，崔玉水、周德兰提交了山东省医院门诊预缴金收据两份予以证明（该收据载明的金额为3000元）。杨云主张，王建华主张的费用中，除对其中的2013年9月13日的CT费300元不认可外，其余均认可。因2013年9月13日杨云只做了一次CT，该费用已由其自己承担。崔玉水、周德兰仅垫付了3000元，而非5000元。原审法院认为，王建勇、王建华、崔玉水、周德兰四人于本案中虽均主张其不应承担本案所涉赔偿责任，但依据该四人于本案中的自认，可以确认以下事实：一、涉案事故中的烟花系王建勇因其结婚而购买，并最终在燃放过程中导致杨云右眼受伤；二、崔玉水、周德兰两人确向王建勇出售了烟花。依此，先来看本案第一个争执焦点，亦即涉案事故中烟花的燃放者或安排燃放者以及所燃放烟花是否是崔玉水、周德兰两人出售给王建勇的。首先来看涉案事故中烟花的燃放者或燃放的安排者。依据杨云的主张，其仅将安排烟花燃放者指向了王建华，并未指向王建勇，仅因燃放烟花的原因系王建勇结婚而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杨云之所以如此主张，原因无外乎以下两个原因，一、王建华在涉案事故现场进行了劝阻，具备安排烟花燃放者的表象；二、在杨云提供的录音中王建华作出了相应的意思表示。对于第一个原因，王建华出现在涉案事故现场并不奇怪，如上文所言，其弟结婚，遇见燃放烟花后出于安全角度考虑对行人予以劝阻系人之常情，因此，该原因不足以确认其就是烟花燃放的安排者。对于第二个原因，依录音中的语境，王建华系代表其家中处理所涉事故才回答黄台派出所的询问，且黄台派出所工作人员在询问时并不了解涉案事故的发生时间与地点，仅系针对谈话对象做相对性询问，询问中用到“你”字亦并不奇怪，符合人之一般谈话逻辑，因此，王建华就此回答亦符合情理，因此，依此亦无法确认王建华即系安排烟花的燃放者；录音中还有诸如王建华对杨云所说的“炮不是我点的，花不是我着的，真是俺也很窝囊，……我没有尽到我应尽到的责任，我几十米开外，我没有做到，那是我不对，当然我也有责任，因为我弟弟结婚，咱才放的，是吧”的谈话内容，依其语境及谈话对象，亦是作为涉案事故的代表在谈话，其真实意思表示应系“其弟结婚应该燃放烟花，不然何须燃放，”并非指向系其安排燃放烟花。综合上述两个原因，并不能就此认定王建华即系安排燃放烟花者。况且，在王建华所提供的证人高丽华作证所称系王建勇的朋友在王建华不在场的情况下将烟花搬去燃放及王建华先出门的内容也进一步印证了王建华并非燃放烟花的安排者的事实。因此，杨云关于王建华系涉案事故中烟花燃放安排者的主张，原审法院不予采纳。王建华既并非烟花燃放的安排者，又在涉案事故现场劝阻行人，其本身并无过错，不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如上所述，王建勇既系涉案事故中烟花的购买者，购买的原因又系为其结婚所用，那么其实际上既是涉案事故中烟花的所有者又是风俗上潜在的使用者。因此，在其购买烟花后，即负有安全的管理责任和善意的使用义务。如若其不能证明涉案事故中的烟花系由他人未经许可擅自燃放，即应视为系由其本人授意而为之。因此，鉴于涉案事故中的烟花燃放地点处于人员流动密集区，且系《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规定的禁止燃放地点（幼儿园），燃放时间亦尚在人之正常出行时间内，在燃放地点及燃放时间的选择上未能尽到安全义务，且如王建勇证人王钰所言，在其购买烟花时即已知道烟花系临时组装，仅用胶带固定，存在安全隐患，在此情况下仍加以燃放，主观上放任了危险的发生，故王建勇应就涉案事故所带来的损害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再来看涉案事故中燃放的烟花是否是崔玉水、周德兰所售。如上所述，崔玉水、周德兰既认可其两人确向王建勇出售了烟花，但又不能明确其所出售的烟花种类，此举不符常理，这是其一；其二、在王建华提交的录音中，周德兰在查看了王建华交付的喜庆礼花外包装后，并未否认系其出售，仅主张不是质量问题，且告知王建华其已联系湖南商家。因此，据以上两点可以确认涉案事故中的礼花系自崔玉水、周德兰处购买。至此，虽确定了涉案事故中的烟花的出售者，但如若烟花质量合格，则崔玉水、周德兰两人无需承担责任。诉讼中，在王建勇、王建华否认崔玉水、周德兰两人向其提供合格证时，该两人亦未能举证证明其已向王建勇提供了合格证，且两人于原审法院指定的期限内向原审法院提交合格证时，王建华亦提交了该合格证载明的商家否认其向崔玉水、周德兰供货的证明，该证明中商家亦否认了涉案事故中的烟花系其生产（崔玉水、周德兰两人虽不认可该证明的真实性，但理由仅系该商家未按时年检，且未提交证据予以反驳，故原审法院对其该理由不予采纳）。依此，崔玉水、周德兰所售涉案事故中的烟花即涉嫌伪造他人产品，除非该两人能够证明涉案事故中的烟花其系自合法渠道从商家所购。但是，该两人所举证据即山东焰火燃放公司烟花爆竹统一收货明细单中并未能体现就涉案事故中的烟花其合法的进货渠道。因此，崔玉水、周德兰所售涉案烟花系不合格产品，亦涉嫌伪造他人产品。至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六条之规定，产品缺陷系指产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危险；产品有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标准的、行业标准的是指不符合该标准。涉案事故中的烟花，本系易燃易爆之产品，姑且不论相应标准，单凭其不具备合格证，即可认定该产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危险，即产品存有缺陷，况且，烟花爆竹本就有相应国家标准，崔玉水、周德兰亦未能证明涉案事故中的烟花符合相应国家标准。因此，足以认定涉案事故中的烟花存有缺陷。在此情况下，如若崔玉水、周德兰能够举证证明涉案事故中另燃放了其他烟花导致杨云受伤，仍可摆脱其相应责任，但是该两人就此亦未能举证加以证明，仅系周德兰于王建华提供的录音中询问了王建华是否燃放了其他烟花，但随即被王建华否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三条之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他人财产损害的，受害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要求赔偿，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要求赔偿。因此，崔玉水、周德兰应就本案所涉赔偿责任承担相应责任。鉴于杨云在涉案事故发生时已进行了躲避，距烟花燃放地点较远（据王建华陈述，燃放地点在小天使幼儿园门口南30米，此时据杨云陈述其在小天使幼儿园门口以北，在经王建华劝阻后又进行了躲避），其自身不存在过错，不应就此承担责任。因此，综合王建勇、崔玉水及周德兰于本案中的过错程度，原审法院酌定王建勇承担30%的责任，崔玉水、周德兰两人共同承担70%的责任。对于本案争执的第二个焦点问题，即杨云主张的各项费用的问题，原审法院分述如下：医疗费48763.7元。对于该费用中杨云在四次住院治疗期间所支出的合计39979.14元的医疗费，因系杨云为治疗伤情之必要支出，故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四被告关于杨云擅自于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进行治疗的主张，原审法院认为，杨云有权根据其病情作出选择其认为对其有利的哪一家医院进行治疗的权利，且该权利不应以他人的意志而转移，系一项基本的就医权。因此，对于四被告的该主张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对杨云于山东省立医院门诊就诊而分别于2013年9月13日支出的306元，2013年9月14日支出的6元，2013年9月28日支出的1360元，2013年11月28日支出的3343.29元，2013年12月2日支出的125.2元，2013年12月6日支出的9元，2013年12月12日支出的9元，2013年12月31日支出的9元，2014年1月6日支出的9元，2014年4月2日支出的9元，2014年4月10日支出的9元，2014年5月9日支出的15元，2014年5月12日支出的6元，2014年5月22日支出的74元，2014年5月27日支出的9元，2014年6月10日支出的426.08元；于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门诊就诊时而分别于2013年10月14日支出的239.94元，2013年11月11日支出的168.82元，2013年11月18日支出的10元，2013年12月2日支出的89.94元，2013年12月16日支出的21元，2013年12月30日支出的3元，2014年1月13日支出的76.3元，2014年1月20日支出的129.8元，2014年1月24日支出的51.7元，2014年2月10日支出的173.12元，2014年2月24日支出的21元，2014年3月10日支出的42.7元，2014年3月24日支出的9元，2014年4月8日支出的73.05元；于山东省眼科医院门诊就诊时支出的诊疗费558.27元；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警察部队山东省总医院门诊就诊时支出的诊疗费共计196.2元；上述费用合计7588.41元，均有相应门诊病历予以佐证，故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杨云主张的其余医疗费，因或无病历佐证，或重复治疗，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四被告关于杨云在鉴定意见出具后发生的医疗费应另行主张的主张，在该相应费用已实际发生的情况下，涉嫌增加当事人诉累，故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因此，杨云应获赔的医疗费数额共计为47567.55元。二、误工费36455元。依据杨云所在单位出具的证明杨云的月平均工资为3431.6元，故原审法院予以确认。结合杨云的住院时间及山东省立医院、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出具的相应病休证明，其休息起始之日应为其受伤后的第二天即2013年9月14日，终止时间应以最后出具的病休证明载明的休息期届满之日为准，因此应为2014年6月19日。此后，杨云若再行休息，则无依据。又鉴于杨云已被实际扣发工资。因此，其误工费应为31570.72元［9个月×3431.6元／月＋3431.6÷30天×6天］。杨云所主张的计算基数系按最高工资数额计算，不能准确反映出其实际收入，存有不合理之处，所计算的天数亦无依据，故原审法院对其主张的计算方式不予认可，因此，对于杨云主张的超出原审法院所计算的误工费数额的部分，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四被告虽主张杨云工资过高，但未能举证加以反驳，故原审法院亦不予以采纳。三、住院伙食补助费2100元。依据杨云提交的四份住院病案记载的住院天数，其共计住院62天。因此，住院伙食补助费应以实际住院的天数为基数进行计算，杨云所主张的70天并无依据，故原审法院不予采纳。依此，住院伙食补助费应为1860元［62天×30元／天（系杨云主张的计算基数）］。因此，对于杨云主张的超出该数额的部分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四、护理费12200元。在杨云主张的该费用的计算方式中，其护理人数系按照本案所涉司法鉴定意见确定的人数为基数进行计算的，但是，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杨云就其护理人数仅举证证明了一人即张志娇对其进行了护理，并没有举证证明另有他人护理且其已支出相应护理费或导致他人因护理造成损失，又鉴于该护理期间已过，费用又未实际发生，故对其主张的两人的护理费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依此，再依据司法鉴定意见书确定的护理期限，杨云因实际护理需要而致使护理人员张志娇一人产生76天的收入，参照杨云主张的护理费计算基数100元／天（低于张志娇的日收入，故予以参照），护理费应为7600元。因此，对于杨云主张的超出该数额的部分，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五、后续护理费2300元。杨云主张的该费用尚未实际发生，不存在权利基础，故原审法院对其该请求不予支持。六、残疾赔偿金169584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之规定，残疾赔偿金应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伤残等级，按照受诉人民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杨云所主张的计算方式为28264元（2013年山东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年×30%，符合上述规定，故原审法院予以支持。七、交通费454.3元。依据杨云在医院的就诊情况及其提交的出租车发票的出具时间，原审法院酌定交通费为403.3元。对于杨云请求中超出该数额的部分，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八、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鉴于杨云所受伤害情况、本案侵权人的过错情节以及济南市平均生活水平等因素，原审法院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为2000元。对于杨云请求中超出该数额的部分，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系对受害人造成精神损害的补偿，系法律规定赔偿项目，不应包含在残疾赔偿金之中，故对四被告关于已赔偿残疾赔偿金，不应在赔付精神损害抚慰金的主张，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本案争执的第三个焦点问题，原审法院认为，杨云虽对王建华所垫付的费用中的CT费300元不予认可，但依据王建华提交的证据显示，确系其为杨云支出了该笔费用，故原审法院予以认定，故对杨云的该主张不予认可。崔玉水、周德兰虽主张其已为杨云垫付医疗费5000元，但其仅举证证明垫付了3000元，且杨云对其主张的5000元亦不认可，故原审法院对其关于其已垫付医疗费5000元的主张不予认可。鉴于崔玉水、周德兰已为杨云垫付医疗费3000元，故应从该两人应负的赔偿款数额中予以扣除。对于王建华垫付的费用共计10364元，因王建华于本案中并不承担赔付责任，其于本案中又未主张要求杨云返还，故原审法院不予处理。综上所述，杨云应获赔医疗费47567.55元、误工费31570.72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860元、护理费7600元、残疾赔偿金169584元、交通费403.3元、精神损害抚慰金为2000元。依照上文所述本案赔偿责任比例，王建勇应赔付杨云医疗费14270.265元、误工费9471.216元、住院伙食补助费558元、护理费2280元、残疾赔偿金50875.2元、交通费120.99元、精神损害抚慰金600元。崔玉水、周德兰共同赔付杨云医疗费33297.285元、误工费22099.504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302元、护理费5320元、残疾赔偿金118708.8元、交通费282.31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400元。又鉴于崔玉水、周德兰两人已为杨云垫付医疗费3000元，故应从崔玉水、周德兰两人应承担的医疗费中予以扣除，扣除之后该两人应赔付杨云医疗费30297.285元。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第六条第二款、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三条、四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十八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王建勇赔付杨云医疗费14270.265元、误工费9471.216元、住院伙食补助费558元、护理费2280元、残疾赔偿金50875.2元、交通费120.99元、精神损害抚慰金60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崔玉水、周德兰共同赔付杨云医疗费30297.285元、误工费22099.504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302元、护理费5320元、残疾赔偿金118708.8元、交通费282.31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40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三、驳回杨云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918元，由杨云负担473.44元，王建勇负担1633.368元，由崔玉水、周德兰负担3811.192元。上诉人崔玉水、周德兰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1、上诉人崔玉水、周德兰具备合法的烟花爆竹销售资质，所售烟花的进货途径合法。2、上诉人崔玉水、周德兰虽向被上诉人王建勇销售了烟花，但没有任何证据直接证明造成被上诉人杨云受伤的烟花确系上诉人崔玉水、周德兰所销售的烟花。一审法院直接认定造成被上诉人杨云受伤的烟花确系上诉人崔玉水、周德兰所销售的烟花，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首先，从被上诉人杨云受伤的原因来看，事发当晚燃放现场除上诉人崔玉水、周德兰所销售的烟花外，还有被上诉人王建华姑姑送的礼炮，这一事实被上诉人王建华在录音中也明确承认。虽然被上诉人王建华后来又进行否认，但其未提供任何证据来证明事发当晚未燃放其姑姑提供的礼炮，一审法院却要求上诉人崔玉水、周德兰来承担举证责任明显错误。其次，被上诉人王建勇提供的礼花及礼炮外包装不能直接证明该礼花就是事发当晚所燃放造成被上诉人杨云受伤的礼花，也无法证明系上诉人崔玉水、周德兰所销售的礼花。因为同样外包装的烟花在其他地方均可购得，仅凭外观无法判断。证人王钰出庭作证时其对于从上诉人崔玉水、周德兰处购买烟花的过程说法前后矛盾，也无法直接证明造成被上诉人杨云受伤的烟花确系上诉人崔玉水、周德兰所销售的烟花。3、假使认定被上诉人王建勇从上诉人崔玉水、周德兰处购买了烟花，但被上诉人王建勇违法违规燃放且操作不当才是造成被上诉人杨云受伤的直接原因。被上诉人王建勇在禁放时间和禁放地点组织人员燃放烟花，没有严格按照礼花外包装警示说明上所明显提示的燃放距离及时疏散人群避开建筑物且燃放过程中操作不当，才是造成本案被上诉人杨云受伤的直接原因。首先，被上诉人王建勇严重违反《济南市限制燃放烟花爆竹的管理规定》相关规定，属违法燃放。被上诉人王建勇于2013年9月13日晚在位于天桥区东太平庄的小天使幼儿园门口人员密集区组织人员燃放烟花，这一燃放行为不仅违反该规定的燃放时间，更为严重的是将燃放地点放在幼儿园门口人员密集区，属于该规定明确规定的严禁燃放的场所和区域。其次，被上诉人王建勇燃放不当。礼花外包装警示说明上明确提示了燃放安全距离、半径、高度等具体要求，但在燃放过程中，被上诉人王建勇没有严格按照礼花外包装警示说明要求操作，避开建筑物并及时疏散人群。从燃放现场来看，燃放现场建筑物密集同时燃放周围上空电线密集，根本达不到外包装警示说明上的燃放要求。同时根据录音事发当晚先是同时燃放了五个礼花后，后有人又私自拿出一个继续燃放，正是这个私自后续燃放的第六个礼花才造成被上诉人受伤，被上诉人王建勇属燃放不当。另外礼花外包装无损坏即礼花在地面没有爆炸也侧面证明造成被上诉人杨云受伤系被上诉人王建勇燃放不当造成的。4、被上诉人杨云自身存在过错。被上诉人杨云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在燃放礼花礼炮时，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距离过近，未听劝阻未及时躲避，自身存在过失。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杨云无过错且在燃放时进行了躲避与事实不符。首先被上诉人王建华曾指出在燃放过程中对被上诉人杨云进行了劝阻但其并未及时进行躲避。另外根据被上诉人杨云的陈述，结合燃放现场，其“躲避地点”根本无法造成自身受伤。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判决上诉人崔玉水、周德兰承担责任证据不足。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杨云对上诉人崔玉水、周德兰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杨云答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另外，原审对被上诉人杨云支付的鉴定费2700元没有处理，对护理费亦有异议。被上诉人王建勇、王建华答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被上诉人王建勇不应该承担30%的责任，因为根据国家标准，C级烟花炮竹用于室外相对开放的空间燃放，当按照说明燃放时，距离产品及其燃放轨迹五米以上的人或财产不应受到伤害，被上诉人杨云所处位置远于五米，在25-30米左右。经审理本院认定，原审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一审中被上诉人杨云提交的山东省立医院急诊病历2013年9月13日23点50分的诊疗记录中载明“内见多量灰白色泥沙样异物”。二审中，各方均认可因委托山东海右司法鉴定所进行伤残等级鉴定，被上诉人杨云支出鉴定费2700元。二审中，上诉人崔玉水、周德兰认可涉案的六箱礼花系其卖给被上诉人王建勇的，礼花是临湘市横铺凤凰花炮厂生产的，并提交证据1、临湘市横铺凤凰花炮厂于2015年4月25日出具的证明一份，该证明载明“2013年4月份，山东省焰火燃放有限公司一行人和崔玉水一块来我厂，和我厂业务员胡孝长谈妥一宗烟花供销业务，谈业务为好日子、日景礼花礼炮系列，该批业务谈妥后，湖南临湘市横铺凤凰花炮厂向山东省焰火燃放有限公司发送一批合格的上述产品”；证据2、2013年4月18日送货单一份；证据3、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存款业务回单一份；证据4、山东省焰火燃放有限公司与崔玉水于2013年4月7日签订的烟花爆竹品牌营销合作协议一份；证据5、山东焰火燃放有限公司企业工商登记信息一份；证据6、山东焰火燃放有限公司烟花爆竹统一订发货明细单一份。证据7、临湘市横铺凤凰花炮厂营业执照一份；证据8、临湘市横铺凤凰花炮厂组织机构代码证一份；证据9、临湘市横铺凤凰花炮厂企业工商登记信息一份；证据10、临湘市横铺凤凰花炮厂安全生产许可证一份；证据11、临湘市横铺凤凰花炮厂产品检验报告一份。以上证据证明上诉人崔玉水、周德兰所售烟花系自临湘市横铺凤凰花炮厂购买，从山东焰火燃放有限公司提货，临湘市横铺凤凰花炮厂系合法成立具有烟花生产资质的企业，所售产品质量合格，上诉人崔玉水、周德兰进货途径合法。上诉人崔玉水、周德兰称因当时所销售的烟花外包装不够，所以才借用了浏阳市荷花金雀花炮厂的外包装。被上诉人王建勇、王建华认为上诉人崔玉水、周德兰所提供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涉案事故中烟花不是临湘市横铺凤凰花炮厂生产的。被上诉人杨云对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上诉人崔玉水、周德兰在一审中提交的是浏阳市荷花金雀花炮厂生产合格证，二审中上诉人崔玉水、周德兰提交证据证明生产商为临湘市横铺凤凰花炮厂，前后矛盾。上诉人崔玉水、周德兰提交证据12烟花燃放现场照片8张。以证明燃放现场位于人口密集区且高空电线密集，无法达到燃放要求，被上诉人王建勇违规燃放系造成被上诉人杨云受伤的根本原因，同时证明被上诉人杨云一审所述其进行了积极躲避与事实不符。被上诉人王建勇、王建华、杨云对照片真实无异议，但认为其已尽到了注意义务。上述事实，有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和本院的调查笔录在案为凭。本院认为，2013年9月13日被上诉人杨云路经事发地点，在被上诉人王建勇燃放烟花时，右眼被炸伤。被上诉人杨云、王建勇、王建华一审中提交的山东省立医院、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的诊疗记录等证据，可以佐证被上诉人杨云的右眼系被烟花炸伤。对涉案事故中的六箱烟花，上诉人崔玉水、周德兰认可系其卖给被上诉人王建勇的。被上诉人王建勇、王建华主张上诉人崔玉水、周德兰销售给被上诉人王建勇的烟花系假冒伪劣产品。为反驳该主张，一审中，上诉人崔玉水、周德兰提交了涉案事故中的礼花外观照片两张、生产合格证一份等证据，以证明其所销售的礼花系浏阳市荷花金雀花炮厂生产的质量合格产品。被上诉人王建华则提交了浏阳市荷花金雀花炮厂安全生产许可证、组织机构代码证、营业执照、企业注册登记资料、浏阳市荷花金雀花炮厂出具的证明、喜庆礼花外包装等证据证明浏阳市荷花金雀花炮厂否认其向上诉人崔玉水、周德兰出售过烟花，涉案事故中的烟花系假冒伪劣产品。二审中，上诉人崔玉水、周德兰称因当时所销售的烟花外包装不够，所以才借用了浏阳市荷花金雀花炮厂的外包装，并提交临湘市横铺凤凰花炮厂出具的证明等证据证明其所售烟花系自临湘市横铺凤凰花炮厂购买的质量合格产品。被上诉人杨云、王建勇、王建华对该主张不予认可，对证据真实性有异议。对此，本院认为，上诉人崔玉水、周德兰一、二审中提交的关于产品生产商的证据不一致且不能充分证明其主张，致使对涉案事故中的六箱烟花的生产厂商无法作出认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的规定，上诉人崔玉水、周德兰应就本案所涉赔偿责任承担相应责任，原审综合各方的过错程度，酌定上诉人崔玉水、周德兰承担70%的责任，并无不当。一审中被上诉人杨云、王建勇、王建华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在被上诉人王建华的劝阻下，被上诉人杨云在涉案事故发生时已进行了躲避，距烟花燃放地点较远，没有证据证明其自身存在过错，被上诉人杨云不应就此承担责任。被上诉人杨云因委托山东海右司法鉴定所进行伤残等级鉴定所支付的鉴定费2700元，应由上诉人崔玉水、周德兰与被上诉人王建勇按过错比例承担。综上，上诉人崔玉水、周德兰之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918元，由上诉人崔玉水、周德兰负担。鉴定费2700元，由上诉人崔玉水、周德兰负担1890元，被上诉人王建勇负担81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郑 玉审判员 刘学宽审判员 王周江二〇一五年九月十一日书记员 吴颖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