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海事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闽72民初771号原告：福州明发船务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台江路107号元洪锦江二期2幢1305室。法定代表人：陈名发，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跃锦，福建九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梁伟玲，福建九信律师事务所见习律师。被告：日照博航船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兴海路49号。法定代表人：王磊，总经理。委托代理人：李成龙，山东舜铭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唐宽达，山东舜铭律师事务所见习律师。原告福州明发船务有限公司与被告日照博航船务有限公司船员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于2016年8月9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被告日照博航船务有限公司在答辩期内提出管辖权异议。2016年9月13日，本院作出（2016）闽72民初771号民事裁定，驳回被告异议。被告不服，提起上诉。2017年1月24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闽民辖终27号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2017年3月15日，本案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在庭审之前，被告提起反诉。本院依法将本诉与反诉合并审理。但在庭审过程中，被告又当庭提出撤回反诉申请。为此本院当庭作出口头裁定，予以准许并记录在案。原告法定代表人陈名发及其委托代理人杨跃锦律师，被告委托代理人李成龙、唐宽达律师，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完毕。原告福州明发船务有限公司（下称福州明发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一、解除双方签订的《船员租用合同书》；二、被告日照博航船务有限公司退还原告支付的船员管理费及工资137,531元(人民币，下同）及其自2016年2月1日始，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事实与理由：因原告经营“新明富7”、“新明发77”轮需要，2015年11月27日，原、被告双方签订《船员租用合同书》，约定：自2015年11月25日始（或船员实际上船为准），由被告日照博航船务有限公司派遣每轮15名船员，合同期限为一年；并约定原告聘用被告船员工资及管理费，共计160,000元/月/船，自合同生效之日起第三个月的25日以前（即2016年2月25日前），支付上述费用；被告派遣的船员必须适任，并与船员签订《船员劳务派遣协议》，为每位船员投保人身意外险，同时将复印件以及每月船员工资发放明细，以书面形式知会原告。自2015年12月起，被告陆续派遣船员上船。自2016年1月28日起，原告支付船员的工资及管理费到被告指定的银行账户。截至2016年4月13日，原告已支付工资和管理费400,132.19元。但是，被告未按合同约定派遣适任的船员上轮任职；尤其是在去年除夕夜，“新明富7”轮船员发生打架而紧急送医院治疗；也未按合同约定发放船员工资，以致船员发生怠工现象，并威胁将告发原告的拖欠工资。2016年3月21日,原告不得不书面通知被告,并于2016年3月31日终止《船员租用合同书》。后经双方结算，被告应退还工资及管理费137,531元。后虽经原告多次催促被告退还，但被告均予以拒绝。为此起诉，请求判如所请。被告日照博航船务有限公司（下称日照博航公司）辩称，一、原告福州明发公司诉称通过电子邮件向被告发送《声明》，已经解除与被告签订的案涉《船员租用合同书》，无事实与法律依据。被告并未收到书面解除合同通知，也未收到该《声明》的电子邮件，故原告本项诉称不成立，应予驳回。二、其方确认双方已终止履行案涉合同，也同意双方合同到2016年3月31日终止履行，但原告尚需要支付2016年3月31日之前船员工资与管理费用。三、原告未及时支付船员工资及管理费，已构成违约。原告诉称退还管理费及工资也无依据，其方并不清楚原告诉称返还工资，是否已实际支付给船员；即便原告已经实际支付，也应当向支付对象要求返还。四、被告与其公司员工间存有劳动合同关系，支付工资风险依然由被告承担，故其无须返还原告主张的工资。综上，原告诉讼请求不能成立，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在公开开庭前，被告日照博航公司以本诉原告为被告提出反诉，本院决定受理并和本案合并审理。但在庭审过程中，被告又当庭提出口头申请，要求撤回其反诉申请。为此本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当庭作出口头裁定，准许其撤回反诉，庭后不再另行书面作出裁定。当事人围绕各自的诉辩主张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程序。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予以分析、认定如下：原告福州明发公司为佐证其诉讼请求，提交下列诉讼材料佐证：1、《船员租用合同书》；2、《汇款凭证》；3、声明；4、说明；与5、声明。被告日照博航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1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是原告要求解除合同以及返还船员工资、管理费均没有依据，其方已经按照合同约定派遣船员。该证据恰好证明原告公司尚欠被告公司船员工资及管理费。对证据2无异议。对证据3不予认可，其司从未收到该《声明》。证据4与5真实性不予认可，该证据属于证人证言，应由证人出庭作证；而且从中可见，其司已经依约派遣船员，故原告说法不实。为支持其抗辩主张，被告日照博航公司提交下列诉讼材料佐证：1、两份《工资表》；2、《船员劳动合同》21份；3、《工资确认函》；4-6、三份工资《对账单》。原告质证认为，对证据1真实性有异议，两张《工资表》由被告自行制作。被告应按照合同约定，把已经发放船员的工资表发送给原告核对。如果被告有按照工资表明细发放工资，应有相应支付凭证。且该《工资表》中部分船员，比如陈名国是原告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名发弟弟，念其忠、孔凡运等均为原告公司派遣到船上服务，并非被告派遣船员，工资也是原告发放，具体原告派遣人数，庭后和公司财务核对后提交。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实际被告派遣到原告所属“新明发77”轮和“新明富7”轮两船服务的船员18名，故需要时间对该21份合同进行核对。对证据3《工资确认函》真实性无异议，但其证明对象只是说明“新明发77”轮船长和“新明富7”轮二管轮是原告派遣，工资也由原告发放，故应从包干费16万中扣减，不能证明被告已经足额及时支付船员工资。对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只能证明2016年1月份，应付被告“新明发77”轮船员工资的《对账单》。证据5与6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被告已经发放船员全部工资。本院认为，对原告举证材料，被告对证据1与2无异议，可以确认其证明力，证实双方签订《船员租用合同书》，以及原告业已支付派遣船员工资与管理费用400,132.19元的事实。被告对证据3《声明》有异议，因原告并无相关证据表明其已将该《声明》，以电子邮件或书面形式发送给被告，故不予确认其证明力。但是，因被告对双方合同至2016年3月31日终止履行的事实无异议，故可以确认至此，双方签订案涉合同已终止履行。证据4与5为“新明富7”轮船员陈碧腾、朱增强出具材料，属于证人证言，因原告并未事先向法院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三条规定，故不予采信。对被告举证材料，原告对证据1真实性有异议，因属于被告单方制作材料，也无被告具体支付船员工资凭证，故不予采信。原告对证据2-6真实性无异议，故其证明力予以确认，佐证双方就部分关联事实进行确认的事实。根据以上分析、认证，结合庭审，本院查明、确认以下事实：2015年11月25日，原告福州明发公司（甲方）与被告日照博航公司（乙方）签订《船员租用合同书》，约定就原告所属“新明富7”轮与“新明发77”轮租用被告船员达成协议，第一条“租用船员”，明确要求被告派遣船员适任条件、具体人数15人及岗位要求，并与船员签订《船员劳务派遣协议》，据此履行义务；第二条“合同期限”约定为一年，以船员实际上船交接日为准。第三条“租金及其它费用支付方法”，明确船员工资核定每船每月16万元，由原告自合同生效之日起第三个月的25日以前，须将船员租金全额支付给被告指定账户，再行由被告依据其与船员派遣协议支付给船员；若因原告不能及时支付船员租金，造成经济纠纷或者船员消极怠工，原告承担全责；若原告已按时支付租金，但被告未及时发放，与船员工资相关的经济纠纷由被告承担。并明确被告有义务将每月船员工资明细以书面形式知会原告。第八条（实际应为第七条）“其它条款”第2款与第3款尚且明确，“合同生效后，如需要提前终止合同，提议方须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如因不可抗力的原因造成双方合同不能履行，本协议自然终止。”以及“如乙方派员管理的船舶出现海事事故、船舶滞留等事故，甲方有权随时终止合同。”合同尚且就保险及医疗、船舶航行区域、船员管理以及其他相关事项进行明确。双方签订上述《船员租用合同书》后，被告日照博航公司依约派遣了共计18名船员登轮服务，其中“新明发77”轮为10名船员，“新明富7”轮为8名船员。2016年3月5日与3月14日，双方共同确认原告应支付、代支付以及未支付“新明发77”轮与“新明富7”轮2015年12月、2016年1月工资结算额。2016年3月11日，被告日照博航公司出具收条，并加盖公司印章，确认收到原告承兑汇票20万元。2016年3月21日，原告福州明发公司向被告日照博航公司发送《声明》，称：双方自2015年12月合作至今，被告日照博航公司存在诸多如新派“新明发77”轮船长操作技能根本不能满足船长水平、无法满足安全管理体系文件要求；“新明富7”轮船员在大年三十晚上欢度除夕夜时喝酒打架，被告对船员管理不够完善；被告未依约提供派遣船员劳动合同复印件、未将每月船员工资明细以书面形式知会原告方；合同履行过程中，船员工资由被告发放，船员不服从原告公司日常工作安排等等相关问题，为此根据案涉相关条款约定，决定于2016年3月31日终止《船员租用合同书》，并自是日始更换不愿留船船员。并要求被告收到该声明后2日内盖章回传，若无回传，则表明被告认可本声明，该声明自动生效。2016年3月22日，原告向被告发送《工资确认函》，载明“新明发77”轮船长陈增祥、“新明富7”轮二管轮陈名国为原告公司派遣人员，两人工资由原告公司发放，故将其两人工资从原告应付款项中直接扣除，余额由原告汇付。被告加盖公司印章后，加以回传确认。自2016年1月28日始，至2016年4月13日止，原告实际汇付被告指定银行账户内款项，连同前述承兑汇票在内，共计400,133.19元。因被告未及时足额发放其派遣船员工资，导致部分船员自行与原告公司签订船员服务合同，其中1名船员因工伤事故，以及“新明发77”轮船长祝建峰，尚且在被告当地提起劳动仲裁与法院诉讼。在庭审过程中，双方确认签订《船员租用合同书》属实，原告也已支付被告费用400,132.19元；并共同确认案涉《船员租用合同书》已终止履行。针对被告派遣船员人数及其是否应如期足额发放派遣船员工资，双方有争议。第一次庭审后，原告应本院要求，补充提交了原告公司发放“新明富7”与“新明发77”两轮2016年1月份船员工资明细与支付凭证，总额为138,032元。具体船员名单及其工资数额如下:陈锡源7,096元、吴俊7,000元（上述两人2015年12月份工资）、李立全6,323元、刘玉恒7,000元、康安然1,500元、陈碧腾17,161元、杨喜明14,452元、朱增强7,500元、王冲8,000元、樊玮4,000元、杨传涛16,000元、丁逸7,000元、孙凡运7,500元、左广峰7,000元、艾发田1,500元、柏广材7,000元、王强7,000元、张宗金5,000元（上述16人2016年1月工资），合计138,032元。原告法定代表人陈名发在庭审中述称，按照双方《船员租用合同书》约定，被告未按照合同约定，派遣每条船各15名适任船员；实际仅派遣“新明富7”轮8名船员，“新明发77”轮10名船员。原告已经支付18名船员工资及管理费给了被告，但被告尚有9名船员工资未实际发放。其中“新明富7”轮，2015年12月份，有陈锡源、吴俊2名船员工资未发放；2016年1月份，“新明富7”轮，分别有李立全、刘玉恒、康安然、陈碧腾、杨喜明、朱增强6名船员；“新明发77”轮分别有王冲、樊玮、杨传涛、丁逸、孙凡运、左广峰、艾发田、柏广材、王强、张宗金等10名船员的工资未发放。双方虽没有进行最终结算，但是原告已经把《结算单》发送给被告公司核对。而且原告法定代表人还分别于2015年底、2016年初到被告公司和其进行当面对账确认，对方法定代表人王磊也已经口头确认，当时其称不需要加盖公司印章，会马上发工资给船员，但事后并未发放船员工资。原告共汇款400,132.19元（计算有误，实际应为400,133.19元）给被告，被告已发放工资和管理费仅有262,601.19元，还有船员工资137,531元（计算有误，实际应为137,532元）未发放给18个船员，原告替被告支付了该部分费用，故被告应退还。前述工资、2016年2-3月份以及船员离船前工资，原告均已经足额发放。“新明发77”轮船长祝建峰由被告派遣，因不服从原告公司管理，故被告将其调离，故未支付其2016年1月份工资。按据双方合同约定，被告应提交3月份的对账单给原告，但至今未提交。至2016年3月，被告派遣船员大部分均已离船，原告均已经支付工资，只剩下9个船员，故其主张双方合同到2016年3月31日，已终止履行。被告代理人当庭述称，被告按照合同约定履行派遣船员，共派遣了29名船员到案涉两条船服务，派遣部分船员劳动合同共有21份，其他8份劳动合同可以庭后补充提交。而且2016年2月份工资，双方尚未进行结算，原告也未全额支付，原告法定代表人当庭陈述，并无证据佐证。在本次庭审前几天，其方尚且参加船员另行起诉案件的诉讼，有案涉2名船员在被告当地申请劳动仲裁，诉称被告支付2016年1-2月份的工资。其中有1名船员申请工伤赔偿，另一名是“新明发77”轮船长祝建峰，因工资申请劳动仲裁，要求被告支付其2016年1月份工资。并当庭承诺庭后三个工作日内，补充提交被告公司与该29名船员劳动合同或劳务派遣合同。截止至2016年1月份，原告汇款金额400,132.19元属实，但原告还未支付被告2016年2月份工资与费用；而且原告并不清楚被告是否发放及发放多少工资给派遣船员，故原告声称被告仅发放工资262,601.19元，无依据。尤其是原告是否已经发放了被告派遣船员工资，也需要庭后核实。另外，原告是否已经实际发放137,531元以及2016年2、3月份被告派遣船员工资，也需要庭后五个工作日内核实后，向法院提交明确答复。但是，被告至今并未在其承诺时限内，向本院提交其方与29名船员签订的船员劳动合同或劳务派遣合同；也未向本院提交其方核实前述船员工资发放情况。本案主要焦点在于：原告诉称解除案涉《船员租用合同书》以及被告返还137,531元请求是否能够成立。本院认为，本案立案案由为船员劳务合同纠纷，经审理查明，实际应为船员派遣劳务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下称劳动合同法）第五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劳务派遣单位派遣劳动者应当与接受以劳务派遣形式用工的单位（以下称用工单位）订立劳务派遣协议。劳务派遣协议应当约定派遣岗位和人员数量、派遣期限、劳动报酬和社会保险法的数额与支付方式以及违反协议的责任。”案涉《船员租用合同书》查证属实，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和社会公共利益，双方对此均无异议，故应作有效认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下称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故双方均应依据《船员租用合同书》中约定内容，履行合同义务并享受合同权利。根据双方诉辩主张，围绕本案双方争执焦点，本院作如下分析、处理：一、关于案涉《船员租用合同书》是否解除问题；本院认为，首先，根据合同法第九十一条规定，合同解除固然导致合同权利义务的终止，但仅属法定终止情形之一，合同解除与合同终止履行分属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而且合同解除权属于形成权，一经主张行使即告完成，并受除斥期间限制；从诉讼类型分类上，诉称解除合同属于形成之诉。而确认案涉合同终止履行，与确认其效力等同，应属于确认之诉，分属不同种类之诉。其次，原告虽其诉讼请求中明确主张为解除《船员租用合同书》，但在事实与理由部分，却为终止该合同的履行。显然理解有误。最后，根据合同法第九十三条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因案涉《船员租用合同书》第八条第2款与第3款仅明确“合同生效后，如需要提前终止合同，提议方须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如因不可抗力的原因造成双方合同不能履行，本协议自然终止。”以及“如乙方派员管理的船舶出现海事事故、船舶滞留等事故，甲方有权随时终止合同。”故案涉《船员租用合同书》并未约定“协议解除”或“约定解除权”行使情形，而仅约定了终止履行情形。故原告只能依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通过行使法定解除权的方式，诉称主张合同解除。但是，原告并未举证证明本案存有法定解除合同的情形存在，故原告诉称解除合同无约定依据存在，也无法律依据佐证。鉴于被告对案涉《船员租用合同书》已于2016年3月31日终止的事实无异议，对此查证属实，应予确认。根据“所判应所请”的原则，原告本项诉称无理，应予以判决驳回。二、关于船员租金及其它费用是否返还问题；本院认为，首先，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八条规定，“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不影响合同中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故在双方确认案涉《船员租用合同书》已终止履行的情形下，一方当事人诉称结算费用也符合本条法律规定。但是，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劳动派遣单位是本法所称用人单位，应当履行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义务。劳务派遣单位与被派遣劳动者订立的劳动合同，除应当载明本法第十七条规定的事项外，还应当载明被派遣劳动者的用工单位以及派遣期限、工作单位等情况。”而且劳动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劳务派遣单位不得克扣用工单位按照劳务派遣协议支付给被派遣者的劳动报酬。”故在劳动合同法意义下，负有支付劳动报酬的义务主体，是作为用人单位的被告，而非作为用工单位的原告，原告并无代为被告作为用人单位履行劳动合同的法定义务。对此劳动合同法第六十二条也具体明确了用工单位的法定义务，无需赘言。其次，案涉合同明确约定，船员工资支付方法，核定每船每月16万元，由原告自合同生效之日起第三个月的25日以前，须将船员租金全额支付给被告指定账户，再行由被告依据其与船员派遣协议支付给船员；若因原告不能及时支付船员租金，造成经济纠纷或者船员消极怠工，原告承担全责；若原告已按时支付租金，但被告未及时发放，与船员工资相关的经济纠纷由被告承担；并明确被告有义务将每月船员工资明细以书面形式知会原告。故原告作为用工单位，也无直接向船员支付劳动报酬的合同约定义务。即便原告诉称其因被告怠于履行《船员租用协议书》与《船员劳务派遣协议》项下的向派遣船员发放工资义务，以致发生船员怠工现象，危及船舶营运安全，查证属实，因其分属不同的法律关系，也应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行使合同权利，履行合同义务，而非因被告违约行为赋予原告代行支付劳动报酬的正当与合法性，更非属于被告不当得利。最后，鉴于原告并未举证证明双方业已进行计算，而且原告法定代表人当庭承认双方并未就船员租用工资及相关费用进行结算，而被告又确有违反约定义务，未将每月船员工资明细以书面形式知会原告，导致本案纠纷产生的事实。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原告诉称其已支付被告款项400,133.19元，事实有据，对此被告也已确认，应予认定。但其诉称双方业经结算以及被告已发放工资和管理费仅有262,601.19元，均无事实依据佐证。原告诉称被告应返还其代替被告发放船员工资137,531元，证据不足，应承担不利的后果。故其本项诉称，也应一并驳回。综上所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福州明发船务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3,051元，由原告福州明发船务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周诚友审 判 员  邓金刚代理审判员  游蔡墨二〇一七年六月七日代书 记员  林 倩附本案所适用的主要法律条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提供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