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尔沁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科民初字第2288号原告刘万才，男，62岁，农民。委托代理人毕春媛，北京市尚衡律师事务所通辽分所律师。被告通辽市科尔沁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某社，住所地通辽市科尔沁区某镇内。负责人赵勇，职务：主任。委托代理人文都日玛拉，内蒙古科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通辽市科尔沁区某嘎查，住所地通辽市科尔沁区某嘎查。法定代表人邵辉，职务：嘎查达。委托代理人李国车，内蒙古辉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王德金，内蒙古典鉴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万才诉被告通辽市科尔沁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某社（以下简称某社）、通辽市科尔沁区某嘎查（以下简称某嘎查）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万才及委托代理人毕春媛，被告某社委托代理人文都日玛拉，被告某嘎查法定代表人邵辉及委托代理人王德金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万才诉称，2009年4月1日，原告与被告某社签订《土地转包合同书》一份，合同约定，被告某社将其承包某嘎查320亩其中的80亩土地转包给原告，期限为9年，自2009年4月1日至2017年10月31日，承包费共计44640.00元，该转包合同经某嘎查盖章同意。合同签订后，原告发现该片土地由杜俊双耕种，经与被告某社协商。双方于2009年5月15日又签订了《土地转包合同补充协议书》一份，补充约定，被告某社退还原告缴纳的承包费，并于2014年1月1日前解除与杜俊双的土地承包合同，并将该片土地无偿交给原告耕种4年（2014年1月1日至2017年10月31日）。补充协议签订后，被告某社将承包费返还原告，并于2014年1月1日将土地交付原告使用。原告在耕种时，遭到被告某嘎查负责人及其他村民的阻拦和抢种，为此发生纠纷。通辽市公安局科尔沁区公安分局对该案进行调查。期间，被告某嘎查向大林派出所提供两被告于2014年4月10日签订的《协议书》一份。该协议书内容严重损害原告合法权益。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依法确认两被告于2014年4月10日签订的《协议书》无效。被告某社辩称，2003年5月15日，被告某嘎查村民代表讨论决定某嘎查将360亩土地承包给我单位，用承包费抵某嘎查欠我单位的信用贷款19万元本金及利息，承包期限为2003年至2027年止。2003年5月15日，我单位将该承包地转包给了杜俊双，并签订了土地转包合同，双方约定承包期限为2003年至2018年止，承包费共计170000.00元。2009年4月1日，在我单位未解除与杜俊双土地承包合同的情况下，又与原告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书》，后因杜俊双提出异议，双方在同年5月15日签订《土地转包合同补充协议书》，约定我单位退回原告缴纳的承包费44640.00元，从2014年1月1日至2017年10月30日期间由原告无偿耕种土地。因被告某嘎查村全体村民提出异议，我单位与原告签订的补充协议侵害了国家利益，现我单位向原告正式通知，从今日起解除双方在2009年4月1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书》，及同年5月15日签订《土地转包合同补充协议书》。2014年4月1日，杜俊双同意我单位将承包的320亩土地重新承包给本村村民，承包村民向我单位缴纳承包费。被告某嘎查辩称，我嘎查提出以下几点答辩意见：一、原告与某社分别于2009年4月1日、同年5月15日签订的《土地转包合同书》及《土地转包合同补充协议书》，是在王君任某社代主任，徐高祥任某嘎查党支部书记、刘国臣任某嘎查主任期间签订的。此三人是在利用职权谋私，恶意串通损害某社和某嘎查集体利益，依法应属无效合同。我嘎查保留请求确认上述合同无效的诉权。二、某社以违约赔偿损失为由将320亩地转包给王学义、刘万才、郝春光、张宝武等人无偿耕种四年。其中，王学义是当时某嘎查支部书记徐高祥的岳父，挂名转包，该地实际使用人是徐高祥本人；原告是当时村主任刘国臣的父亲；郝春光是王君的连襟，该地实际使用人是王君的长子王敬贤，郝春光也同样是挂包转包人。三、某社将我嘎查的地转包给杜俊双11年时间，174000.00元的贷款未偿还，而且欠贷增至360000.00元。此种情况下，某社仍以违约赔偿损失为由将320亩地无偿转包他人。四、2014年4月10日，在科尔沁区农经站、某农经站以及二被告等单位相关人员参加的会议，二被告达成解除协议书。五、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告认为二被告解约行为导致其不能实现土地转包合同的目的，应请求某社承担违约责任，而不是请求确认《协议书》无效。六、原告作为协议书以外的第三人，认为协议书损害其利益，应对该协议是否具有法定无效的情形承担举证责任。综上所相述，我嘎查与被告某社于2014年4月10日解除双方土地承包关系的《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也不存在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情形。原告作为该协议以外的第三人，请求确认该协议无效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为支持其诉请，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予以证明：证据1、2003年5月15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一份、2002年3月12日某嘎查及其党支部制作的会议决定书一份、2002年3月12日会议录一份，证明二被告土地承包合同的签订程序合法，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且在土地承包合同中某社对该土地有权承包他人，流转自由。被告某社质证，无异议。被告某嘎查质证，对土地承包合同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及合法性有异议。1.某嘎查将土地抵押给信用社双方之间的关系是抵押人与抵押权人，不能是发包人与承包人，该合同明显是留押行为，依照法律规定，留押条款是无效条款。2.某嘎查与某社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行为违反了《担保法》第三十七条及《物权法》第一百八十四条中关于耕地等集体土地使用权不得设定抵押的禁止性规定，因为涉案土地不全是四荒地，还有二块机动地，机动地是发包方在发包期被预先留出的少量耕地，用于解决承包期人地矛盾问题，仍属于耕地。双方签订土地承包的合同设定耕地抵押的行为是违法的，协议不具有合法性。3.本案的待证事实是二被告解除土地承包关系的协议是否具有合同法规定的法定无效情形，与本案待证事实之间不具有关联性。不能证明二被告协议具有法定无效情形。会议决议及会议录有异议，该证据1.由徐高祥提供，其是涉案土地的利害关系人，真实性无法确认。2.该抵贷地中存在机动地，机动地是耕地，违反了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故不具有合法性。3.该证据只能证明某嘎查决定将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给信用社的事实与本案待证事实之间不具有关联性。本院认为原告出示的该组证据，证明了双方签订合同的事实，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确认。证据2、2009年4月1日及同年5月15日签订的《土地转包合同书》和《土地转包合同补充协议书》、缴纳土地承包费的收款凭证各一份，证明1.原告与被告某社对土地转包一事是经过充分协商明确权利义务、平等自愿的情况下签订的，2.证实刘万才依据协议载明的义务向信用社缴纳土地承包费44640.00元，信用社出具收款凭证。3.证实信用社的违约行为导致原告无法在双方约定的期限内行使该土地的经营权，某社同意将原告承包的土地自2014年1月1日至2017年10月30日交付给原告耕种4年，同时约定如出现违约，则违约方向对方支付违约金80000.00元。4.本案原告与被告某社存在合同关系，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是合法的。被告某社质证，对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的问题有异议，1.原告向被告某社交纳的承包费，被告已经全额退还给原告。2.某社在答辩期间明确向原告通知了解除双方于2009年4月1日及5月15日签订的土地转包合同及补充协议，故双方签订的合同及补充协议已经解除，因此证明不了原告所要证明的问题。被告某嘎查质证，对收据的真实性及关联性有异议。徐高祥、刘国臣、王君与王学义、刘万才、郝春光等人存在恶意串通损害集体利益。该款没有实际缴纳，与待证事实无关，只能证明原告无偿取得土地经营权的事实，不能证明被告解约协议无效。对《土地转包合同》及《土地转包合同补充协议》均有异议，刘万才等人并不是真正的土地使用人，是挂名的转包人，签订合同并不是真实意思表示。实际使用人是徐高祥、刘国臣、王君的长子，该证据与二被告签订的协议书是否具有法定无效情形之间不具有合法性、关联性。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不能证明原告主张的全部事实，对原告主张缴纳承包费和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合法的证明问题本院予以确认。证据3、通辽市科尔沁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于2014年9月18日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联社对包括刘万才在内的4名转包人的转包协议的效力进行了确认。被告某社质证，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不能证明原告所要证明的问题。被告某嘎查质证，对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及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是信用联社单方面做出的，不是国家行政机关，也不是仲裁机构，不是司法机关，无权对自己与他人签订的合同示范具有合法、真实做出判断，不具有关联性。二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系某社法人机关出具，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证据4、2014年4月10日签订的《协议书》一份，证明该协议书是在原告与某社土地转包合同及补充协议存在的情况下签订的，该协议内容未经原告等4人同意，协议书即将320亩土地交还给某嘎查，4户与信用社之间的纠纷未经4户同意，针对赔偿事宜二被告做出了自己的说明，所以该协议的签订严重的损害的原告的合法权益，所以协议是无效的。被告某社质证，对真实性无异议，是被告某社真实意思表示，但不能证明原告所要证明的问题。被告某嘎查质证，对真实性及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不具有关联性，证明了二被告签订的解除协议书是真实合法有效的。本院认为，该证据不能当然证明原告举证意图，故仅对证据本身予真实性以采信。为反驳原告诉讼请求，被告某社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予以证明：证据5、被告某社与杜俊双签订的《土地转包合同》复印件一份，证明被告某社于2003年将涉案土地转包给杜俊双，合同未解除，2014年签订解除协议是经过杜俊双同意的。原告刘万才质证，认为是复印件，对真实性有异议，如果是真实的，那么结合被告某社的证明问题说该合同至今没有解除，那么应重视我方出示证据4，更证明了二被告签订的协议是无效的，无法证实杜俊双对解除协议是同意的，如果确认征得杜俊双同意，说明二被告意识到解除合同应征得土地承包人，但是没有通知原告，是恶意串通解除合同，损害原告的权益。被告某嘎查质证，认为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认为该证据虽为复印件，但从原、被告诉辩分析，各方均未否定被告某社将涉案土地进行转包的事实，故本院对被告某社于2003年将涉案土地转包给杜俊双的事实予以确认，对被告某社要证明的合同未解除等问题，本院不予以确认。为反驳原告诉讼请求，被告某嘎查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予以证明：证据6、2014年4月10日协议书、会议纪要各一份，证明涉案土地承包合同的解除协议是在某政府会议室，科尔沁区农经站与某农经站共同主持下，二被告达成的一致解除的意思表示，是真实合法。原告刘万才质证，认为协议书与原告出示的证据一致，真实性无异议，但结合被告某社对原告证据4的质证意见，被告某嘎查称二被告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是以合法方式掩盖非法目的，是无效的，现在又成解除合同的协议书是有效的，那么陈述前后矛盾，无效合同所作出的任何行为都应属于无效。结合被告出示的会议纪要，该纪要对信用社与嘎查及杜俊双、刘万才等4人土地承包的前后过程进行记载，但是结论不以农经站等参与而有效。被告陈述双方均是真实意思表示，但没有考虑第三人的合法利益，不是必然有效的合同。另外参与的相关单位也无权对原告与被告大社签订的合同进行解除。被告某社质证，无异议。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该组证据的证明力不予以确认。证据7、王学义与某社《土地承包合同》、（2015）科刑字第261号一份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一份、科尔沁区某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1.刘国臣于2003年7月至2009年9月期间任嘎查达，徐高祥2006年6月至2012年6月任党支部书记的事实。2.信用社以违约赔偿为由将抵代地无偿转包的事实。综合证明土地转包合同书及补充协议是在王君任信用社代主任，徐高祥任党支部书记，刘国臣任村主任期间签订的，存在利用职权恶意串通损害信用社和某嘎查集体利益的事实。原告刘万才质证，认为证明没有法定代表人签字是瑕疵证据，不予认可，证明内容与本案无关。王学义的合同与本案无关。判决书是否属于生效文书不确认，徐高祥的行为与本案无关联性。被告某社质证，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8、某嘎查村民上访名单一份，证明某村民发现嘎查集体利益受损，向镇政府反映问题的事实。原告刘万才质证，信访资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信访部分对上访人员所反映的情况记录、查明事实，应做出最后的答复。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被告某社质证，无异议。本院认为，该证据属于联名证据，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且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以认定。本院在第二次庭审过程中，原告向法庭出示证据9、2014年9月23日座谈会的U盘复制存储的视听材料一份（原始载体为手机录音），证明二被告签订的协议书仅为意向协议，并没有签订正式合同。被告某社质证，对真实性有异议，与原始材料无法核实，是不是赵勇的声音不清楚。被告某嘎查质证，录音应与原始载体进行核对，无法确认证据的真实性，该证据不合法，本案是普通程序，原告应在举证期限内提交，是逾期证据，关联性有异议，原告请求确认合同无效，应提供我方与某社之间补充协议具有法定无效的情形，该证据不能证明该问题，原告陈述是意向书，就不能请求确认无效，与诉讼请求自相矛盾。本院认为，证据9系无法与原始件核对的复制品，二被告质证均对真实性有异议，因此，对该份证据不予以采信。证据10、本院调取的通辽市科尔沁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出具的证明一份。原告质证无异议；被告某社质证无异议。被告某嘎查质证，对关联性及证明的问题有异议，原告的诉讼请求是请求确认合同无效，该证明不能证明我方与某社签订的协议书无效，因此没有关联，本案所有的涉案合同都是某社以自己的名义签订的，不是以联社签订的，我们相信某社具有独立的民事主体资格，可以以自己的名义行使权力，2003年的合同也是以某社的名义签订的，所以2014年对合同变更协议，我们也有理由相信某社具有这个权利，不需要其他人进行追认。证据10由本院依法调取，来源合法，内容真实，能够证明被告某社与被告某嘎查签订的协议书未被通辽市科尔沁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追认的事实。综合全案的证据，本院确认以下法律事实：2003年5月15日，某嘎查作为发包方与被告某社作为承包方，双方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合同约定：一、甲方（被告某嘎查）将叁佰陆拾亩地（三块）承包给乙方（被告某社）经营。该地坐落于某嘎查，其中第一块贰佰肆拾亩，边邻四至为：东白万春防风林树斜地，南民主路北，西墓地道（去掉铧角地）北至墓地南。第二块捌拾亩，边邻四至为：东至小壕为界，南至承包地北道，西至村片林，北至原苗圃承包地道为界；第三块肆拾亩，边邻四至为：东至济民嘎查片林为界，南至道为界，西至道为界，北至承包地为界。二、承包期限：从2003年5月15日至2027年10月15日为期贰拾肆年。三、承包费：第一块每亩每年35.00元；第二块每亩每年40.00元；第三块每亩每年30.00元。三块地每年合计12800.00元。四、承包费交付方式：本合同签字后，由乙方一次性交给甲方前15年（2003-2018年）承包费壹拾玖万贰仟（192000.00）元。2019年后每年结算一次。五、乙方承包期间有权自主经营，有权转包他人，甲方不得干涉。乙方转包土地时，甲方应配合办理相关手续。六、违约责任：甲方不得中途收回土地，如收回土地，按剩余年限退还给乙方承包费。同时还应按国家同期贷款利率赔偿给乙方的经济损失。乙方中途退包，甲方不退还承包费。七、本合同双方签字后生效。八、本合同一式两份，双方各持一份。九、本合同未尽事宜经双方协商可加行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有同等法律效力。合同签订后，2003年5月15日，被告某社将从被告某嘎查承包的三块地中的两块总计320亩，分别指的上述第一块贰佰肆拾亩和第二块捌拾亩，转包给案外人杜俊双。2009年4月1日，被告某社与原告签订《土地转包合同书》，内容主要约定：甲方（某社）将承包某嘎查的土地捌拾亩，转包给乙方（刘万才）经营，承包期限为9年（从2009年4月1日至2017年10月31日止）合同期满由乙方交还甲方。承包费及付款方式每亩地每年62.00元，总计44640.00元，本合同签订后由乙方一次性交付甲方，合同还约定了其它事项。同年5月15日，双方又签订《土地转包合同补充协议书》，内容主要为：乙方要求甲方限期履行合同，并退还乙方交纳的承包费。限甲方在2014年1月1日前解除与杜俊双的土地承包合同。履行甲、乙方双方在2009年4月1日签订的土地转包合同。甲方无条件赔偿乙方因其违约造成的经济损失，将该土地无偿交给乙方经营耕种四年（2014年1月1日起至2017年10月30日止）作为对乙方的违约赔偿，合同还约定了其它事项。2014年4月10日，被告某嘎查原法定代表人李文喜与被告某社主任赵勇签订《协议书》，甲方（某社）与乙方（某嘎查）双方共同协商，就某嘎查抵贷土地问题达成以下协议：一、某嘎查于2003年以抵贷方式抵给某社的土地320亩，自2014年春季到2027年由某嘎查向村民发包耕种，某嘎查承担偿还杜俊双因承包该地所欠某社的贷款本息（约36万元），此款由某社向上级申请给予延期偿还。二、某社与王学义等四户签订的转包合同赔偿问题，由王学义等四户与某社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具体赔付数额以法院裁定为准，赔付款项来源从某嘎查收回的320亩地未来收益中支付。该协议书落款处载明“甲方法定代表人：赵勇，乙方法定代表人：李文喜”。2015年9月3日邵辉在换届选举中当选为科尔沁区某嘎查新的主任，李文喜不再任该嘎查的主任。另查明，2014年4月10日，二被告签订的协议书约定的事项至今未履行。涉案的80亩土地是属于被告某嘎查所有，该地现由原告耕种。再查明，在2009年之前，被告某社享有独立的法人资格，现被告某社是通辽市科尔沁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内部设立的分支机构，不再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2003年5月15日某嘎查与某社签订的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背相关法律规定，现正在履行，故该合同有效。该合同约定某社有转包的权利，故2009年4月1日、同年5月15日某社与原告签订的《土地转包合同书》、《土地转包合同补充协议书》，将部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给原告刘万才，并得到了被告某嘎查和通辽科尔沁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认可，以上合同及补充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亦为有效合同。被告某嘎查以原告无权作为本案原告提起确认协议书无效以及在合同签订过程中存在利用职权谋取私利和恶意串通损害二被告利益属于无效合同的辩解没有证据证实，本院不予采信。被告某社辩解的被告某嘎查以360亩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消贷款本息主张，与本案查明的事实相符，本院予以采信。合同效力是指已成立的合同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具有法律拘束力。本案中，就协议书的效力问题应从两方面分析。首先，从协议书签订的主体看，第一，被告某嘎查有原法定代表李文喜的签字，被告某社有主任赵勇签字，但均没有加盖二被告单位的印章，不能排除系李文喜或者赵勇的个人行为；第二，被告某社是通辽市科尔沁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内部设立的分支机构，不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对外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在协议书签订时没有得到通辽市科尔沁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授权，事后该行为也未被追认。其次，从协议书履行的情况来看，被告某嘎查并没有按照协议书约定将所欠的贷款交给被告某社，某社也没有将土地交回某嘎查。综上所述，二被告于2014年4月10日签订的《协议书》并未被某社的法人机关通辽科尔沁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追认，该协议对双方无法律约束力，不产生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在合同没有被追认的情况下，就不存在合同有效、无效的问题，该协议对外不具对抗第三人的法律效力。所以原告刘万才要求确认该协议书无效的请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两被告辩称本案的《协议书》是合法有效的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与本案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条第一款、第四十七条第二款、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万才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00元，由原告刘万才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军维代理审判员  孙宝丹人民陪审员  张 林二〇一五年九月二十四日书 记 员  张 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