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绵民终字第1298号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伍承孝,男,生于1928年,汉族,住平武县。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伍毅,男,生于1972年,汉族,住平武县。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伍敏,女,生于1975年,汉族,住平武县。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伍静,女,生于1969年,汉族,住沪州市江阳区。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汤云萍,平武县南坝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赵宏斌，四川天府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伍桂茂,女,生于1949年,汉族,住江油市。委托代理人:陈华,四川众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伍平,女,生于1957年,汉族,住平武县。原审第三人伍承孝、伍毅、伍敏、伍静因遗嘱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平武县人民法院于2015年5月26日作出的(2014)平民初字第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6月23日受理本案，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兰大波主审并担任审判长、由审判员田苑、审判员赵志参加评议的合议庭,于2015年7月16日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伍毅、伍敏及其与伍承孝、伍静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汤云萍、赵宏斌、被上诉人伍桂茂及其委托代理人陈华、被上诉人伍平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经审查现有证据，足以证明如下事实:被继承人余元秋与上诉人伍承孝系夫妻关系,两人育有儿子伍友互、伍友贵、女儿伍桂茂、伍平四个子女。伍友贵于1987年11月5日去世。伍友互与范正书共同生育了三个子女,即伍毅、伍静和伍敏,伍友互于2000年7月15日去世,范正书于2002年7月19日去世。2014年因伍承孝与伍毅协商将余元秋与伍承孝共同所有的房屋卖给了伍毅，未取得余元秋的同意，余元秋随即向平武县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伍承孝与伍毅的买卖合同无效，由于伍承孝与伍毅协商解除了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书》,余元秋即撤回了诉请。平武县法院随即作出(2014)平民初字第501号民事裁定书。因上述纠纷，余元秋在2014年9月2日立下代书遗嘱一份,内容为:“因我本人年事已高,身体随时可能发生意外,故特立此遗嘱,表明我对我本人可以享有的相关财产的处理意愿如下:一、我与伍承孝夫妻二人现共同拥有两处房产:一处是平武县龙安镇西门外街87号的木架房2间(注:1989年的办证档案上载明的房屋坐落地点为龙安镇西街203号,建筑面积为92.86平方米)、一处是平武县龙安镇飞龙路西段91号5栋1单元2楼2号的平武县财政局福利房(注:2002年的办证档案上载明的房屋坐落地点为龙安镇西街38号5栋1单元2楼4号,建筑面积为68.2平方米)。在我过世后,该两处房产中我依法可以分得的所有财产份额即归女儿伍桂茂和伍平共有(注:系按份共有,伍桂茂和伍平各占50%),其他人员不得与之发生争执。二、我依法可以分得的其他财产,则按法定继承办理,由其他继承人均分。三、本遗嘱由女儿伍平负责执行。”该遗嘱落款处立遗嘱人由见证人唐成龙代余元秋签名,余元秋捺有指印。见证人由唐成龙、杨小蓉签名。余元秋于2014年11月25日去世。2015年1月4日伍桂茂向法院起诉,请求依据代书遗嘱分割余元秋遗产。另查明,诉争房屋一处为平武县龙安镇西街203号,登记的产权人为伍承孝,登记日期为1989年12月1日,该房屋为木架结构平房,建筑面积为92.86平方米;一处为平武县龙安镇西街38号5幢2楼2号,登记的产权人为伍承孝、余元秋,登记日期为2002年10月11日,该房屋为混合结构,建筑面积为68.2平方米。上述事实，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一、二审庭审中的陈述，居民身份证、户口簿、户籍信息、死亡户口注销证明;遗嘱、平房字第09**号《房屋所有权证》、平房权证县建委字第房改02396号《房屋所有权证》、余元秋遗嘱视频资料；(2014)平民初字第501号《民事裁定书》;原审出庭证人唐成龙、杨小蓉证言等证据在卷佐证，本院予以确认。原判认为:根据继承法的规定,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的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本案诉争遗产中的位于平武县龙安镇西街203号木架结构的平房,登记日期为1989年12月1日,系余元秋与第三人伍承孝婚姻关系承续期间取得,明确登记为第三人伍承孝,应认定为余元秋与第三人伍承孝的夫妻共同财产,第三人伍承孝、伍毅主张该处房产为伍友互夫妇所有的抗辩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就本案而言,被继承人余元秋生前于2014年9月2日立下代书遗嘱,对其在诉争房屋中所享有的产权份额进行处分,并无不可。该遗嘱有余元秋立遗嘱时的视频资料以及余元秋本人的捺印,系余元秋的真实意思表示,案外人唐成龙、杨小蓉作为见证人签名;况且,继承法对代书遗嘱见证人的规定,立法本意是保证遗嘱为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在本案所涉遗嘱内容真实且见证人员签名及签署日期等均符合法律规定,故本院认定该遗嘱合法有效,原、被告以及第三人应按照遗嘱处理余元秋的遗产。故本院确认余元秋在诉争房屋中享有二分之一的产权份额,且余元秋在遗嘱中明确该房产份额由原告伍桂茂、被告伍平等额继承,故原告所提相关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第十六条第二款、第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判决如下:被继承人余元秋在位于平武县龙安镇西街203号和平武县龙安镇西街38号5幢2楼2号两处房屋中所享有的二分之一产权份额归原告伍桂茂、被告伍平继承所有,即原告伍桂茂、被告伍平在该两处房屋中各占四分之一的产权份额。本案受理费5500元,减半交纳2750元,由原告伍桂茂、被告伍平各自负担1375元。宣判后，原审第三人伍承孝、伍毅、伍敏、伍静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消原判,并依法定继承对诉争遗产改判。事实及理由:余元秋去世前所立代书遗嘱不是其真实意思的表示，被继承人余元秋立遗嘱时实际年龄应是91岁,未有证据证明余元秋当时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余元秋是文盲未读过书。从“遗嘱”和立“遗嘱”视频资料可以看出:“遗嘱”内容是由他人事先拟订并打印好的,并非余元秋亲自口述并由他人代书,至始至终余元秋未开口提及“遗嘱”内容;向余元秋宣读“遗嘱”的内容与“遗嘱”内容实质不一致;也未向余元秋释明“遗嘱”内容的法律意义。继承法第十七条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本案代书人和见证人应当见证立遗嘱人余元秋表述对财产处理的陈述并在遗嘱上签字的全过程,事实上立遗嘱人余元秋自始至终未陈述对遗产的处理意见,遗嘱系由他人事先打印好的并非立遗嘱人口述形成,难以认定为余元秋真实意思的表示,因此本案所涉代书遗嘱的形成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要式。因此,代书遗嘱过程不符合法律规定。因此，不能认定代书遗嘱为余元秋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属无效。被上诉人伍桂茂、伍平当庭辩称:原审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公正,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理由，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余元秋生前所立代书遗嘱是否成立？具体分析如下：从审理查明的事实证实，余元秋去世前，由于伍承孝与伍毅协商将余元秋与伍承孝夫妻共同所有的房屋卖给了伍毅，未有取得余元秋的同意，余元秋提出异议，并立下代书遗嘱。2014年余元秋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伍承孝与伍毅的买卖合同无效，伍承孝与伍毅收到起诉状后解除了《房屋买卖协议书》,余元秋撤回了诉请。从而证明余元秋去世前就与伍承孝、伍毅为归其所有的房屋产权的处理已经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伍承孝与伍毅所签的房屋买卖协议侵犯了余元秋的合法权益。由此可见，余元秋在去世前有意将自己所有的房屋产权作出处理，应当是其真实意思的表示，故余元秋通过代书遗嘱的方式,对其在诉争房屋中所享有的产权份额进行了处分属于情理之中,该遗嘱有余元秋立遗嘱时的视频资料及其本人捺印,并有案外人唐成龙、杨小蓉作为见证人签名，所以该代书遗嘱应当合法、有效。上诉人伍承孝、伍毅、伍敏、伍静所提：余元秋是文盲、立遗嘱时实际年龄91岁,没有证据证明余元秋立遗嘱时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对余元秋是否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事实，应当由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91岁年龄和文盲是不能证明余元秋为限制或无民事行为能力之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法律后果”之规定，伍承孝、伍毅、伍敏、伍静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对于上诉人所提：余元秋立遗嘱时的视频资料可以看出“遗嘱”是由他人事先拟订打印,非余元秋亲自口述，立遗嘱中余元秋始终未开口提及遗嘱内容，也未有释明遗嘱的法律意义，故代书遗嘱的形成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要式，余元秋代书遗嘱应属无效的理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之规定,余元秋所立代书遗嘱并未违反上述法律规定，故对上诉人的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也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处公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500元，上诉人伍承孝、伍毅、伍敏、伍静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兰大波审判员  田 苑审判员  赵 志二〇一五年九月七日书记员  杨 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