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辽民三终字第21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高质行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代表人：吴亮，经理。委托代理人：温道猛，辽宁昭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孙莹，辽宁昭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大连大山冶金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杨爱国，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孙广伟，辽宁法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唐雪莲，辽宁法大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上海高质行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高质公司）因与大连大山冶金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连大山公司）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大连海事法院（2015）大海商初字第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6月12日受理此案并依法成合议庭，于2015年7月20日对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大连大山公司原审诉称：2014年4月，大连大山公司委托上海高质公司运输铜管结晶器7支，起运港为英国费力克斯托港，目的港为中国大连。上海高质公司接受大连大山公司的委托后，委托英国的无船承运人VeltaInternationalLtd（以下简称Velta公司）承运货物。Velta公司签发了1032389号提单，确认在起运港接收的货物数量为7支。2014年6月20日，涉案货物运抵大连港。2014年7月14日，经海关验箱确认货物短少2支，至今尚未找回，大连大山公司因此遭受了货值损失10430美元。大连大山公司经了解核实，Velta公司未在我国交通主管部门办理无船承运业务登记备案，在我国亦无实际经营地点。大连大山公司无法就所受损失向Velta公司进行索赔，如到英国诉讼更得不偿失。上海高质公司作为货运代理企业未尽谨慎义务，与未在我国获得无船承运业务资质的Velta公司签署运输合同，造成大连大山公司遭受损失后无法索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上货运代理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货代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上海高质公司应承担赔偿责任。为此，请求法院判令上海高质公司赔偿大连大山公司货值损失10430美元，及该款项自2014年8月8日起至判决确定的付款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由上海高质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上海高质公司原审辩称：大连大山公司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1、大连大山公司以Velta公司没有在我国交通主管部门登记备案为由，主张上海高质公司承担选任无船承运人不当的责任，该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大连大山公司没有举证证明Velta公司没有在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登记备案，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上海高质公司虽然在庭审中称Velta公司为无船承运人，但不能因此确定上海高质公司对Velta公司身份的自认，上海高质公司的订舱是向厦门君昊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以下简称宁波君昊）发出的，没有直接向Velta公司订舱，上海高质公司没有义务了解Velta公司的具体身份。在提单上显示Velta公司为多式联运经营人，不是无船承运人，故《货代规定》第十一条不能适用本案。2、大连大山公司没有证明发生了实际损失，也不能证明实际损失与上海高质公司的作为或不作为有因果关系。虽然提单及装箱单上显示货物数量为4箱7件，但这是按照大连大山公司及大连大山公司的英国客户（发货人）的要求填写，货物是由发货人装箱密封后交给Velta公司运输，发货人究竟装运多少支货物，上海高质公司不得而知，上海高质公司亦无法核实货物的具体价值。假使大连大山公司有损失，但货物丢失的原因很多，大连大山公司没有证明货物丢失是上海高质公司造成的，也没有证明该损失与上海高质公司选任无船承运人不当之间的因果关系。事发后，上海高质公司曾以大连大山公司的名义积极向Velta公司索赔，Velta公司同意按照提单背面条款的限额向大连大山公司赔偿。不论Velta公司按限额做出的赔偿是否足以弥补大连大山公司的损失，上海高质公司均无须承担任何责任。只有在Velta公司没有赔偿能力的情况下，大连大山公司的损失才可能与上海高质公司选任无船承运人不当的行为有因果关系。3、上海高质公司的代理行为没有过错。上海高质公司在代理过程中恪尽职守，谨慎履行货运代理的义务，积极协助大连大山公司查找货物并向有关方进行索赔。除货物自始短少原因外，货物从英国工厂接收，以及在新加坡、釜山及大连港的装箱照片可见，用于包装货物的木箱在英国工厂和运输途中发生了破损。Velta公司在运输过程中未开过箱，大连大山公司直接在大连港提取货物。上海高质公司在整个过程中从未经手或控制过货物，因此不论货物是因包装不当丢失还是被盗抢，均与上海高质公司无关。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4月，大连大山公司为将其销往英国TataSteelUK的7支铜管结晶器退运回大连，概括委托上海高质公司办理退运事宜。退运的货物系大连大山公司于2013年9月出口，出口货物报关单及商业发票记载货物单价为5215美元／每件。上海高质公司接受大连大山公司委托后，委托Velta公司办理运输事宜，并将Velta公司按大连大山公司2014年4月10日装箱单内容填写的1032389号多式联运提单样式转给大连大山公司要求确认。提单样式得到了大连大山公司的确认后，Velta公司从英国TataSteelUK处接受了4箱货物后，拼装于KLTU7658896号集装箱内，并于2014年4月27日以承运人身份签发了1032389号正本清洁提单，提单记载托运人为TataSteelShippingServices，收货人及通知方均为大连大山公司，交付货物联系人为上海高质公司，装货港英国Felixstowe，卸货港大连，承运船舶“HelsinkiBridge”V.010E，货物为4箱铜管结晶器（7件），总重1750Kg。2014年6月20日，涉案货物运抵大连港。海关于2014年7月14日验箱时发现1032389号提单项下4箱中只有5件货物，与提单记载7件不符。后经重新报关，大连大山公司提取了5件货物。进口报关单记载货物单价为5215美元。2014年8月7日，大连大山公司按上海高质公司提供的费用明细，向上海高质公司支付了此次全部退运货物发生的海运费及其他费用共计750.48美元、人民币2835.08元。上海高质公司自认该费用扣减其向有关承运方、其他货运代理人支付的费用后，盈余人民币1121.47元。原审法院认为：根据QQ聊天记录可以证明上海高质公司接受大连大山公司的概括委托办理涉案货物的退运事宜，并联系承运人Velta公司承运涉案货物，结合Velta公司签发的1032389号提单，上海高质公司有盈余等证据和事实，可以证明大连大山公司为委托人、上海高质公司为受托人，双方为有偿的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关系，合法有效。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涉案货物是否在运输过程中丢失，上海高质公司是否应承担代理行为不当的赔偿责任。一、货物是否丢失。提单作为海上运输中承运人接收货物的收据，除非承运人在提单中做出有效批注，否则提单中关于货物数量、体积、重量的记载可以初步证明承运人接收货物的状况，如无相反证据应当对提单记载的货物状况予以认定。上海高质公司认为提单对货物数量的记载难以认定实际交运的货物为7件的主张无证据佐证，原审法院对上海高质公司的此项主张不予支持，本案应以1032389号提单的记载认定货物数量。大连港的货物称重证明和进口货物报关单均证明实际抵港货物为5件，比提单记载的货物数量短少2件，至今上海高质公司未能证明短少货物的去向，可以认定涉案货物在海上货物运输途中丢失。二、上海高质公司是否应承担代理行为不当的赔偿责任涉案运输为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的国际海上运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海运条例》（以下简称《国际海运条例》）第二条的规定，《国际海运条例》得以适用。上海高质公司作为大连大山公司的货运代理人，应当在选任承运人时尽到合理谨慎义务，选择符合《国际海运条例》规定的适格国际海上运输的经营者，包括经营海上运输的多式联运经营人，在发生争议时应就承运人的经营资质承担举证责任。提单中记载的承运人Velta公司系境外设立，由上海高质公司选任，上海高质公司没有证明其选任的承运人Velta公司具备《国际海运条例》第六条、第七条或第八条规定的经营资质，亦未证明承运船舶属Velta公司经营，故Velta公司应认定为未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资质的无船承运人。上海高质公司系从事有偿货运代理业务的专业代理人，未尽谨慎义务选择了Velta公司作为海上货物运输的承运人，其代理行为不当，应认定为有过错。虽然海运承运人未尽管货义务是运输环节中造成涉案货物丢失的直接原因，但在货运代理关系中，大连大山公司作为委托人有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向作为受托人的上海高质公司要求赔偿。《货代规定》第十一条规定：“货运代理企业未尽谨慎义务，与未在我国交通主管部门办理提单登记的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者订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造成委托人损失的，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该规定从法律上确立了受托人的代理不当与委托人损失的因果联系。即因代理人未尽谨慎义务选任了不适格的无船承运人的过错行为，使遭受货物损失的委托人丧失了从无船承运人在交通主管部门应交纳的保证金或保证保险中获得赔偿的救济途径，且使委托人对境外承运人的诉讼几无执行可能，最终极大地影响了委托人实体权利的实现，而这种终局情势的形成与代理人选任无船承运人不当有直接的因果联系，故代理人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上海高质公司应承担的责任范围应根据其过错对损失的影响程度加以区分。本案中，大连大山公司没有证据证明上海高质公司与Velta公司之间有恶意串通，损害大连大山公司利益的行为，而且适格的缔约承运人（包括无船承运人）在实践中同样存在着承担管货过失的大量案例，故上海高质公司仅应就大连大山公司因货物丢失遭受的经济损失承担50%的赔偿责任，即为对大连大山公司丧失向不适格的无船承运人求偿不能的影响程度。大连大山公司提供的进口货物报关单明确记载了为退运货物，出口货物报关单及商业发票，可以证明涉案货物的单价为5215美元／每件，大连大山公司遭受的损失为10430美元。上海高质公司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为5215美元。大连大山公司要求上海高质公司给付损失自大连大山公司支付费用的次日2014年8月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予以支持。上海高质公司就其承担的赔偿责任可以向相关责任方追偿。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七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第四百零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上货运代理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判决：一、上海高质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给付大连大山公司货物损失5215美元，及该款项自2014年8月8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种货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二、驳回大连大山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上海高质公司未能按期履行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义务，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408元（大连大山公司已预交），由大连大山公司负担704元，由上海高质公司负担704元。宣判后，上海高质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原审错误分配举证责任，违背了“谁主张，谁举证”的诉讼原则。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上货运代理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可知，大连大山公司要求上海高质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应就上海高质公司选任无船承运人不当，大连大山公司利益受损及选任不当与受损之间有因果关系等要件进行举证。而大连大山公司只是在庭审过程中称VELTA公司没有在我国交通主管部门办理提单登记，并没有提供实质证据予以佐证，更没有对选任承运人不当和货物损失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等事实进行举证，所以大连大山公司并没有完成举证责任。2.原判认定上海高质公司应就大连大山公司因货物丢失遭受的经济损失承担50%的赔偿责任没有事实根据。3.原判以丢失货物的价值作为认定大连大山公司因上海高质公司选任不适格承运人所遭受的损失，没有法律依据。涉案货物丢失后，上海高质公司一直在以大连大山公司的名义向VELTA公司索赔，VELTA公司也同意按照提单背面条款约定的限额向大连大山公司进行赔偿，所以大连大山公司的损失数额是不确定的，即使损失数额确定，只要大连大山公司无法获得救济的损失不是因VELTA公司没有赔偿能力所导致的，上海高质公司就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依法改判上海高质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判决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大连大山公司承担。大连大山公司答辩称：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上货运代理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中国的货运代理企业在接受委托人的委托办理海上货物运输事宜时，有义务根据我国法律规定，为委托人选任已向中国交通主管部门办理提单登记及缴纳保证金的无船承运人办理运输，否则应对其不当选任行为向委托人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上海高质公司为大连大山公司选任的承运人VELTA公司非承运人船舶的经营人，也未被列入交通主管部门公布的无船承运人名单中，所以上海高质公司的选任行为存在过错，大连大山公司无需进一步举证。而上海高质公司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选任的VELTA公司具备《国际海运条例》第6、7条或者第8条规定的经营资质，也未证明VELTA公司是运输船舶的经营人，所以上海高质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2.因上海高质公司为大连大山公司选任的无船承运人不适格，导致案涉货物发生货损后大连大山公司只能向英国VELTA公司进行索赔，显然不具有获得赔偿的可能性，为如此小的标的额索赔去英国提起针对VELTA公司的诉讼显然不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所以，大连大山公司的损失与上海高质公司的选任不当行为存在因果关系，上海高质公司应承担赔偿责任。3.由于上海高质公司选任的承运人VELTA公司未在我国交通主管部门登记备案，也未缴纳保证金，且在中国境内没有可提供执行的财产，所以大连大山公司向VELTA公司直接主张权利的成本远大于索赔金额，而上海高质公司作为与VELTA公司直接联系的主体，截止目前，从未就VELTA公司将赔付大连大山公司的损失一事向大连大山公司作出实质性承诺，所以大连大山公司的货物损失未得到任何事实性的赔偿，故原审法院以丢失货物价值认定大连大山公司的损失并无不当。综上，上海高质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当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一致。本院认为，根据我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上货运代理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货运代理企业在从事有偿代理业务中，与未在我国交通主管部门办理提单登记的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者订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造成委托人损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中，上海高质公司系有偿接受大连大山公司的委托，为大连大山公司办理海上托运业务，其应当尽到谨慎义务，完成受托工作。而上海高质公司未委托在我国交通主管部门办理提单登记的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者运输涉案货物，造成大连大山公司托运货物的丢失，存在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至于上海高质公司上诉所提，大连大山公司未完成举证责任、原判确定的赔偿数额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的理由，本院认为：在我国交通主管部门办理提单登记的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者名单是向社会公开公示的，大连大山公司根据我国交通主管部门公示的登记情况主张上海高质公司与未在我国交通主管部门办理提单登记的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者订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已经完成了初步举证责任，如上海高质公司对大连大山公司主张的内容存在异议，其应当举证证明，否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所以原判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举证情况，认定上海高质公司委托了未在我国交通主管部门办理提单登记的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者承运涉案货物并无不当，故上海高质公司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判确定的赔偿数额问题。根据涉案提单和海关进口货物报关单、出口货物报关单及商业发票记载，可以认定涉案货物丢失两件，每件货物的单价为5215美元，大连大山公司遭受的损失为10430美元。因上海高质公司并非管货的责任主体，其只是在选任无船承运企业过程中存在过错，导致大连大山公司向承运人主张权利困难、维权成本增加，所以原判根据上海高质公司的过错程度，判定其对大连大山公司遭受的损失承担50%的责任并无不当。所以上海高质公司的该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上海高质公司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4元，由上诉人上海高质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郭 丽代理审判员  刘善超代理审判员  张岩松二〇一五年九月十日书 记 员  张 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