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呈行初字第60号 原告何巧云，女，汉族，1969年10月10日生，云南省宣威市人，农民，家庭住址：云南省宣威市。 委托代理人孙金相，男，汉族，1963年4月5日生，贵州省盘县人。居民。家庭住址：贵州省盘县。系原告何巧云姨表亲戚。特别授权代理。 被告昆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呈贡区锦绣大街**昆明市委**楼**，组织机构代码证号：55010015-3。 法定代表人姚振康，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杨艳，云南唯真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第三人昆明鹏发保洁服务有限公司。住所：昆明市官渡区官南路宝象河旁。组织机构代码证号：77554781-0。 法定代表人周发清，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欧文杰，云南天外天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原告何巧云不服被告昆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下简称昆明人社局）于2015年6月23日作出的第14030429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5年8月10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李兴辉、邓宗斌、人民陪审员杨坤组成合议庭，于同年9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何巧云及委托代理人孙金相，被告昆明人社局委托代理人杨艳，第三人昆明鹏发保洁服务有限公司（下简称昆明鹏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周发清及委托代理人欧文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合议庭评议，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昆明人社局受理劳动者何巧云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后，经调查认定涉案劳动者何巧云在2014年4月19日值乘昆明—六盘水的60621次列车保洁员至返回昆明站的工作期间，并无任何事故发生，其于2014年6月经官渡区人民医院诊断的病情为陈旧性腰1椎体骨折、L5椎弓根崩裂并椎体滑脱以及左手腕关节尺骨茎突陈旧性骨折，故其伤病情形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工伤构成要件而于2015年6月23日以第14030429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对其作出不予认定为工伤的认定结论，并已向当事人送达了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 原告何巧云起诉称：1、请求依法撤销被告昆明人社局于2015年6月23日作出的第14030429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事实和理由:一、何巧云属于因工受伤，被告昆明人社局作出的第14030429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错误。2014年4月20日18时许，原告做完60621次列车上所有保洁工作，收集了一些垃圾，从列车运送垃圾至站台与地道之间台阶时不慎跌倒摔伤左手腕及腰部，被万某1、李某两位好心人护送出站，同日21时25分到云南计划生育协会医院诊断治疗，初步诊断为：摔伤左手腕、腰部红肿、活动受限。随后，因治疗不佳而于2014年6月20日经昆明市官渡区人民医院诊断为：1、腰1椎体陈旧性骨折；2、腰5椎弓根崩裂并椎体滑脱；3、左尺骨茎突陈旧性骨折。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二）项规定：“在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根据前述法律规定，原告在完成工作场所收尾性垃圾运送过程中受到事故伤害，应依法认定构成工伤。但被告却作出了“不予认定为工伤”的认定结论，明显违反了法律规定。 二、原告申请工伤认定提供的申请材料证据充分，真实有效。以上理由的事实，已经被告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予以认定。根据被告2014年7月21日出具的《工伤认定补正材料通知书》，工伤认定材料只缺少了与第三人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材料，原告已提交了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昆民二终字第456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原告与第三人昆明鹏发公司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事实。 三、被告不予认定工伤的理由缺乏证据证明。原告认为，被告到昆明火车站对站台与地道之间的台阶现场及垃圾站的位置检查不属实，与原告因工受伤的事实不符；对于被告去第三人处调取考勤管理统计表材料，应该看出虚构造假的迹象，因为第三人在与原告确认劳动关系诉讼中仿造、毁灭证据，对劳动关系的事实不认可，所以调取考勤管理统计情况不属实。 综上所述，请求依法判决撤销被告昆明人社局作出的第14030429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并由其重新作出工伤认定具体行政行为。 被告昆明人社局于2015年8月20日向本院递交了答辩状，并在庭审中答辩称：一、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二、维持被告作出的原具体行政行为。三、本案诉讼费用由原告承担。 事实及理由：一、本案的基本事实。2014年7月21日，何巧云向我局申报工伤。我局经审查其提交的相关材料认为缺乏劳动关系等受理材料，以工伤认定补正材料通知书要求其补充相关材料，何巧云提交劳动关系证明后，我局于2014年8月15日受理该工伤认定申请。我局受理后向用人单位昆明鹏发公司发出举证通知书，要求就何巧云所受伤害是否属于工伤予以举证。该单位提出双方的劳动关系正进行仲裁及诉讼，我局据此依法中止了工伤认定程序。我局在双方劳动关系的仲裁及诉讼程序终结后恢复了工伤认定程序。何巧云自述于2014年4月20日18时30分在昆明火车站运送垃圾经过站台与地道之间的台阶时不慎跌伤左手及腰部，并自行到云南省计划生育协会门诊部治疗并诊断为摔伤左手腕部、腰部，活动受限；但何巧云20**年6月13日至20日在官渡区人民医院的入、出院记录则显示其伤情为“主述腰部外伤致疼痛伴活动受限53天；诊断结论为腰1椎体陈旧性骨折、L5椎弓根崩裂并椎体滑脱及左尺骨茎突陈旧性骨折”。我局经调查核实查明：何巧云系昆明鹏发公司指派到昆明火车站的列车随车保洁员。2014年4月19日，何巧云值乘昆明—六盘水的60621次列车、次日返回昆明，在其工作期间至离开昆明站时并无任何事故发生。另经勘察显示昆明火车站站台与地道之间并无台阶。我局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程序于2015年6月23日作出第14030429号“不予认定或者视同工伤”的认定结论，并按规定将认定结论送达了当事人。二、作出工伤认定决定的理由和依据。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称之为工伤。建立工伤保险制度的目的在于保障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时能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认定工伤必须严格依照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法定条件进行，不符合法定条件或缺乏条件的依法不予认定为工伤。本案中，何巧云发生事故伤害不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其受到伤害的情形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认定工伤的法定条件。我局依程序于2015年6月23日作出“不予认定或视同工伤”的认定结论，并按规定向当事人送达了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三、原告所述理由不能认定为工伤。（一）何巧云的情形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规定。该条款规定的“工作时间”，是指法律规定或者单位要求职工工作的时间，包括不定时工作制的时间、合法加班的时间以及完成单位临时安排的工作时间；“工作场所”，是指覆盖工人因工作需要在场或者前往并在雇主直接或间接控制下的一切地点。何巧云作为单位职工，在用人单位指派其到昆明火车站从事随车保洁工作期间，并无任何意外事故发生导致其受到伤害。何巧云自述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摔伤的事实无任何依据。（二）工伤认定中最重要的三要素之一，就是“工作原因”，认定为工伤必须满足“工作原因”这一法定条件。工作原因是指职工的行为是为了生产、工作目的而非因个人原因或目的。原告发生伤害事故不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且与工作原因无关，因此不予认定为工伤。 综上所述，我局对何巧云作出的第14030429号工伤认定决定的劳动和社会保障管理行政确认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请求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维持我局作出的原具体行政行为。 第三人昆明鹏发公司陈述称：被告作出的决定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无异，适用法律正确，应当驳回原告诉请。原告伪造受伤事实，以并不存在的计划生育协会门诊部名义出具的证明是虚假的，无法律效力；官渡区人民医院出具的诊断证明书显示，原告身上形成的多处骨折，如果是在2014年4月20日左右发生，不可能到同年6月份就已成为陈旧性骨折，因此，明显属于虚构的伤情。原告伪造相应证据，在劳动争议中就提交加盖了伪造的第三人印章的文书，经鉴定是伪造和虚假的，因为原告起诉依据虚假事实，意图让第三人承担不应承担的责任，请法院维持被告作出的决定，驳回原告所有请求。 被告昆明人社局提交以下证据证明所主张的事实： 第一组证据材料：1、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工伤认定办法第四条、第五条，2、昆劳社通〔2009〕41号《关于调整工伤认定委托下放权限有关问题的通知》，3、昆劳社通〔2009〕130号《补充通知》，证明被告执法主体合法及有相应权限的事实。第二组证据材料：4、何巧云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表，5、工伤认定申请书、何巧云身份证复印件，6、疾病证明书、诊断证明书、入院记录、出院记录、病历资料，7、昆明鹏发公司工商登记卡片，8、仲裁裁决书、劳动争议一、二审民事判决书，9、周群芬、李某、万某1证词及身份证复印件，10、工资表、考勤表、情况说明、证明，11、派班通知单及保洁评议表、工牌、入职登记表，12、昆明铁路局出具的函、考核统计表、安全数据统计表，13、昆明火车站站台现场照片，14、官渡区人社局执法人员询问李启勇笔录，15、第14030429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要证明被告依据调查认定的事实于2015年6月23日对何巧云伤病情形作出“不予认定或视同工伤”结论的事实。第三组证据材料：16、工伤认定申请表（同第二组证据），17、工伤认定补正材料通知书，18、受理决定书，19、举证通知书，20、中止工伤认定申请书、延期举证通知书、受理通知书、工伤认定中止通知书，21、举证通知书，22、送达回证，23、何巧云未签收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的情况说明、接处警登记表，24、授权委托书、孙金相身份证复印件、用人单位授权委托书及身份证复印件，要证明被告执法程序合法的事实。第四组证据材料：25、工伤保险条例，26、工伤认定办法，要证明被告作出的工伤认定结论有相应法律依据、适用法律正确的事实。 原告何巧云对被告昆明人社局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第一组证据材料的真实、合法及关联性无异议（1、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工伤认定办法第四条、第五条，2、昆劳社通〔2009〕41号《关于调整工伤认定委托下放权限有关问题的通知》，3、昆劳社通〔2009〕130号《补充通知》）。对第二组证据材料中的4-8的真实、合法及关联性无异议（4、何巧云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表，5、申请书及何巧云身份证复印件，6、疾病证明书、诊断证明书、入院出院记录及病历，7、昆明鹏发公司工商登记卡片，8、仲裁裁决书、一审及二审民事判决书）；对9、周群芬的证词有异议，周群芬未到庭作证，是虚假的；对李某、万某1证词及身份证复印件，10、昆明鹏发公司工资表、考勤表及情况说明，以及证明等证据材料的真实、合法及关联性不认可，仅可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但因其中有些证据材料是伪造的，不能有效否定原告在2014年4月20日的劳动过程中发生事故受伤的事实；对11—12证据材料的真实、合法及关联性无异议（11、派班通知单及保洁评议表、工牌、入职登记表三性无异议，12、昆明铁路局出具的鹏发公司作业问题函），但其中的考核统计表、安全数据统计表有一部分是不正确的；对13、现场照片复印件有异议，不是事故地点的照片，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对14、官渡区人社局执法人员对李启勇作出的调查笔录有异议，李启勇是第三人工作人员，并且与原告多次争吵，该证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对15、第14030429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有异议，认定事实错误。对第三组证据材料中的全部证据材料的真实、合法及关联性无异议（16、工伤认定申请表，17、工伤认定补正材料通知书，18、受理决定书，19、举证通知书，20、中止工伤认定申请书、延期举证申请书、仲裁受理通知书、工伤认定中止通知书，21、举证通知书，22、工伤受理通知送达回证，23、昆明人社局关于何巧云拒绝签收工伤认定决定书的情况说明、昆明公安局官渡分局接处警登记表，24、何巧云、昆明鹏发公司的授权委托书及孙金相等人的身份证复印件等），但对被告认定的事实不认可，是没有事实依据并违法的。对第四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意见，但被告适用法律错误（25、工伤保险条例，26、工伤认定办法等证据材料）。 第三人昆明鹏发公司对被告昆明人社局提交的证据材料质证认为：对第二组证据材料中的4、5无异议；对第6、疾病证明书的真实、合法及关联性不认可，是虚假的，对诊断证明书、入院出院记录及病历的真实性认可，但是不认可原告的证明目的；对7、昆明鹏发公司工商登记卡片，8、仲裁裁决书、一审及二审民事判决书等证据材料无异议，以及9、周群芬的证词等材料予以认可，周群芬是原告工友，应该知道原告是否受伤的情况；对李某、万某1证词及身份证复印件的真实、合法及关联性不认可，相应证词实际是由同一个人书写；对10、昆明鹏发公司工资表、考勤表及情况说明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劳动仲裁书中已经鉴定是虚假的，加盖公章是伪造的，对11、派班通知单及保洁评议表、工牌等证据材料的真实性认可，对入职登记表不予认可，对12、昆明铁路局出具的鹏发公司作业问题函，考核统计表、安全数据统计表等证据材料的真实、合法及关联性无异议，可以证明原告在工作中的表现极差，对13、现场照片复印件的真实、合法及关联性无异议，是执法部门到现场进行调查的照片，对14—15证据材料的真实、合法及关联性认可（14、官渡区人社局执法人员对李启勇作出的调查笔录，15、第14030429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对第三组证据材料中的16-24证据材料的真实、合法及关联性无异议（16、工伤认定申请表，17、工伤认定补正材料通知书，18、受理决定书，19、举证通知书，20、中止工伤认定申请书、延期举证申请书、仲裁受理通知书、工伤认定中止通知书，21、举证通知书，22、工伤受理通知送达回证，23、昆明人社局关于何巧云拒绝签收工伤认定决定书的情况说明、昆明公安局官渡分局接处警登记表，24、何巧云、昆明鹏发公司的授权委托书孙金相等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对第四组证据材料的真实、合法及关联性认可（25、工伤保险条例，26、工伤认定办法等证据材料）。 原告何巧云提交以下证据证明相应事实：1、（2015）昆民二终字第456号、（2015）官民三初字第35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原告与第三人有事实劳动关系，2、第三人作出的派班通知单原件，证明4月19、20日原告在上班。3、云南省计划生育协会门诊部出具的疾病证明书原件、官渡区人民医院出具的诊断证明书原件，证明原告受伤当日六点左右下班，三个小时后21点21分入院，官渡区医院出具的诊断结论与受伤时间吻合。4、第三人出示的收入明细原件，证明2014年4月20、21日是在上班，只有13、14、15号请假。5、光碟一份，证明站台与地道之间摔伤，站台与地道之间是有台阶。6、证人李某、万某1、万某2到庭作证陈述，要证明何巧云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受伤的事实。 被告昆明人社局对原告何巧云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1、（2015）昆民二终字第456号、（2015）官民三初字第35号民事判决书的真实、合法及关联性无异议，但对原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只能证明原告与第三人有劳动关系的事实；对2、第三人作出的派班通知单原件的真实、合法性认可，但对关联性不予认可，原告在2014年4月20日工作期间并没有意外发生；对3、云南省计划生育协会门诊部出具的疾病证明书原件的真实、合法及关联性不予认可，因该门诊部不存在，是虚假的，我方调查核实电话询问过没有门诊部，主管部门应该是卫生部门，对官渡区人民医院出具的诊断证明书原件的真实、合法及关联性予以认可，可以证明被告观点，原告是腰椎骨折等严重的伤害，不可能拖延几个月才到医院治疗，也不可能在2014年4月20日受伤到同年6月20日就已形成陈旧性骨折，因此，原告伤情不是2014年4月20日发生及形成；对4、第三人出示的收入明细原件的真实、合法及关联性予以认可，如果原告于2014年4月20日受到腰椎骨折等的严重伤害，就不可能在第二天（4月21日）仍能继续上班，故该收入明细表不能证明原告主张的事实；对5、光碟一份的真实、合法及关联性都不予认可，垃圾都是由保洁员丢放到垃圾桶，没有必要走到车站地下通道投放垃圾，当时也没有人发现有人摔伤，没有任何事故发生，被告提交的证据103铁路监控安全系统可以统计出意外事件的发生，是系统自动记录的。对6、证人李某、万某1及万某2的证言的真实、合法及关联性不予认可，三个证人证言相互矛盾，是不可信的，是原告代理人同一个县的人，李某说是两个人，后面的万某1、万某2又说是三个人；李某说看得到原告摔倒，万某1又说没有看见原告摔倒，提的袋子也是不一致的。 第三人昆明鹏发公司对原告何巧云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李某、万某1、万某2三位证人证言的真实、合法及关联性不予认可，三个证人之间对发生事故时间的陈述不一致，李某上班时间与陈述也不一致，有人说是在站口，有的又说检票口等，存在相互矛盾，我们无法排除是事先编排的；证人万某1的所谓证词经过庭审查明系原告伪造的虚假材料。 第三人昆明鹏发公司提交以下证据材料以证明相应事实：1、2005年12月23日春城晚报B9版“综合信息”关于云南省计划生育协会在昆明市区内各技术服务门诊部停办声明，证明云南省计划生育协会门诊部已于2005年停办，导致原告提交的该门诊部诊断证明（2014年5月10日出具）是虚假无效的。2、鉴定通知书及文件检验鉴定意见书，证明原告在认定劳动关系诉讼案件当中就2013年11月22日劳动用工安全协议及2014年4月9日第三人出具的证明的印章，已经鉴定为伪造第三人印章的事实。3、情况说明，证明2014年4月20日昆明站内未发生任何工作人员和旅客受伤事件的事实。 原告何巧云对第三人昆明鹏发公司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1、2005年12月23日春城晚报B9版“综合信息”的真实性有异议，是第三人超越举证期限提交的材料；对2、鉴定通知书及文件检验鉴定意见书无异议，是因为第三人出具的章有不同的章，所以第三人随便换另一个章盖了去鉴定，才会得出结论不一致的鉴定意见；对3、情况说明的真实性有异议。 被告昆明人社局对第三人昆明鹏发公司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1、2005年12月23日春城晚报B9版“综合信息”的真实、合法及关联性认可，所证明的事实与被告调查的事实一致；对2、鉴定通知书及文件检验鉴定意见书的真实、合法及关联性认可；对3、情况说明的真实、合法及关联性认可，系案外人昆明铁路局提供，可以与我方证据13相互印证，可以证明原告主张的因工作受伤的事实是虚假的。 本案原、被告及第三人对以下事实及法律适用存在争议： 1、原告何巧云是否于2014年4月20日在昆明火车站出站口与地道相邻地段之间因不慎摔倒并致受伤。2、何巧云受伤情形是否符合法定工伤构成要件，是否依法构成工伤。3、被告昆明人社局作出的第14030429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有无事实法律依据，执法程序是否合法。4、原告何巧云的诉讼请求有无事实法律依据，应否支持。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由被告昆明人社局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所认定的事实及执法程序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并提供法律依据规范性文件。依据国务院现行《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因第三人昆明鹏发公司否认何巧云受伤情形为工伤，昆明鹏发公司作为何巧云的用人单位，应承担相应事实的举证责任。 本院针对上述事实及法律适用争议，结合各方当事人庭审质证意见，对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作出如下认证： 1、关于原告何巧云是否于2014年4月20日在昆明火车站出站口与地道相邻地段之间因不慎摔倒并致受伤问题。原告何巧云认为自己于2014年4月20日在昆明火车站出站口与地道相邻地段之间因不慎摔倒并致受伤；被告昆明人社局及第三人昆明鹏发公司则认为本案有效证据显示2014年4月20日在昆明火车站出站口与地道相邻地段之间并未发生任何旅客和工作人员受伤的安全事故；原告病历显示的腰1椎体陈旧性骨折、L5椎弓根崩裂并椎体滑脱以及左尺骨茎突陈旧性骨折不属于其2014年4月20日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所导致。本院认为，被告昆明人社局提交的官渡区人民医院对何巧云的诊断证明、入院、出院记录及相应病案资料、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X线诊断报告单、官渡区人社局行政执法人员对李启勇制作的调查笔录、2014年4月18日昆明鹏发公司对何巧云、周群芬及朱中群的派班通知单，以及第三人昆明鹏发公司提交的2005年12月23日《春城晚报》B9版复印件、昆明铁路局昆明站2015年8月25日出具的情况说明等证据材料具有相应的真实、合法及关联性，相互印证可综合证明以下事实：2014年4月18日，第三人昆明鹏发公司以书面派班通知单指派该公司保洁员何巧云、周群芬、朱中群等三人于同年4月19日早7时到昆明火车站站台向列车长报到，值乘昆明—六盘水的60621次列车的随车保洁工作；何巧云随车从事保洁工作至第二日（4月20日）下午17时53分随同该次列车返回昆明站，期间，同班保洁员周群芬、朱中群没有发现何巧云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发生摔倒受伤的安全事故。此外，何巧云与用人单位昆明鹏发公司之间的工伤认定纠纷成讼后，相关单位昆明铁路局昆明站应昆明鹏发公司要求并经核实有关情况后，于2015年8月25日出具《情况说明》，明确说明昆明站站内保洁工作由日升公司负责、列车内产生垃圾由昆明鹏发公司（清理收集）投放在站台安全白线以外或站台垃圾桶内，再由日升公司收集运输出站；车站未接到2014年4月20日站台上发生任何工作人员和旅客受伤事件的信息。何巧云在提起工伤认定申请后提交了相应的病情诊断证明材料，其中加盖“云南省计划生育协会门诊部”印鉴、日期为2014年5月10日的“疾病证明书”一份（初步诊断为摔伤，左手腕部、腰部红肿，活动受限）；何巧云曾于2014年6月13日至6月20日在官渡区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并经该院诊断为L1椎体陈旧性骨折、L5椎弓根崩裂并椎体滑脱及左尺骨茎突陈旧性骨折。本院依法对前述事实予以确认。至于何巧云是否于2014年4月20日在昆明火车站出站口与地道相邻地段之间因不慎摔倒并致受伤的事实问题，应结合有效证据进行具体分析认证。一方面，无有效证据显示何巧云在2014年4月19日至20日值乘昆明—六盘水的60621次列车随车保洁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发生过摔倒受伤的安全事故。另一方面，何巧云提交的所谓“疾病证明书”显然没有法律效力，该证明的出具者“云南省计划生育协会门诊部”已经相关机构于2005年12月23日登报声明停办（停止经营），其本身资格的合法性严重存疑，其于2014年5月10日出具的“摔伤，左手腕部、腰部红肿活动受限”的所谓诊断结论，也明显与昆明市官渡区人民医院作出的诊断结论（L1椎体陈旧性骨折、L5椎弓根崩裂并椎体滑脱及左尺骨茎突陈旧性骨折）不符或冲突对立矛盾。鉴于此，原告何巧云提交的伤病情诊断证明及相应病案资料，不足以证明其患有的L1椎体陈旧性骨折、L5椎弓根崩裂并椎体滑脱及左尺骨茎突陈旧性骨折等的伤病，属于其在2014年4月19—20日从事列车随车保洁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发生的摔倒受伤的事故导致的事实。本院依法确认何巧云在2014年4月19日至20日值乘昆明—六盘水的60621次列车随车保洁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未发生摔倒受伤的安全事故；何巧云患有的L1椎体陈旧性骨折、L5椎弓根崩裂并椎体滑脱及左尺骨茎突陈旧性骨折等的伤病不属于前述保洁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发生摔倒受伤的安全事故导致的结果。2、关于何巧云受伤情形是否符合法定工伤构成要件及是否依法构成工伤问题。原告何巧云认为其在2014年4月19—20日值乘列车保洁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摔倒致伤情形，符合法定工伤构成要件而应认定为工伤；被告昆明人社局及第三人昆明鹏发公司认为何巧云在前述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并未发生摔倒受伤的安全事故，何巧云经医院诊断出的L1椎体陈旧性骨折、L5椎弓根崩裂并椎体滑脱及左尺骨茎突陈旧性骨折等的伤病不属于前述保洁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发生摔倒受伤的安全事故导致的结果，因而其伤病情形并不符合法定工伤构成要件，依法不应认定为工伤。本院认为，原告何巧云为证明所主张事实而提交云南省计划生育协会门诊部“疾病证明书”、官渡区人民医院诊断证明书及相关病案资料、2014年4月18日派班通知单等证据材料，并同时申请证人李某、万某1、万某2到庭作证陈述。基于前述第1项认证事实，无证据证明何巧云在2014年4月19—20日值乘昆明—六盘水的60621次列车的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内发生过摔倒受伤的事实；到庭作证的证人李某、万某2就涉案何巧云受伤的具体事实情节的陈述存在较多不一致或矛盾之处，所作陈述也与案外人昆明铁路局昆明站出具的情况说明材料以及行政执法人员对李启勇调查笔录显示的相关事实相互对立矛盾；证人万某1则在庭审作证时明确表示以其名义提交的书面证言，并非其本人书写及捺指印出具，其也不知道所谓证言的内容（经法庭查证核实，是何巧云冒用万某1名义制作形成的证人证言、指印也是何巧云而非万某1所捺，该份证言属于虚假证据材料）。将原告何巧云的前述举证情况，与其之前在随车保洁工作中责任心不强、工作不到位、非工作时间不购票欲强行搭乘列车，以及在工伤认定行政执法环节获取并提交早于多年前就已停止营业经营的所谓医疗机构“云南省计划生育协会门诊部”的病情证明材料等等不当行为结合在一起，不难看出，何巧云在日常生活的待人接物处世的出发点及方式或方法存在较多错谬，其做人的诚实可信度极低。基于这一判断，本案有效证据显示原告何巧云经合法有效诊断患有的L1椎体陈旧性骨折、L5椎弓根崩裂并椎体滑脱及左尺骨茎突陈旧性骨折等的伤病不属于前述保洁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发生摔倒受伤的安全事故导致，因何巧云与昆明鹏发公司之间自2013年11月22日起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并且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距现在的时间较近，鉴于何巧云的通常处世态度，如果其前述陈旧性骨折等伤病确属于自2013年11月22日之后除原告自认为的本案受伤时间之外的其他工作时间及工作场所因工作原因造成，何巧云应会及时就医、申报并提出相应工伤权利主张而不至于始终隐忍不发；因本案并无证据证明何巧云被诊断患有的L1椎体陈旧性骨折、L5椎弓根崩裂并椎体滑脱及左尺骨茎突陈旧性骨折等的伤病，系其在2014年4月19—20日随车保洁之外的其他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而导致，故其前述伤病情形本质上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工伤构成要件，本院依法确认原告何巧云被诊断患有的L1椎体陈旧性骨折、L5椎弓根崩裂并椎体滑脱及左尺骨茎突陈旧性骨折等的伤病，不符合法定工伤构成要件，依法并不构成工伤。3、关于被告昆明人社局作出的第14030429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有无事实法律依据，执法程序是否合法问题。原告何巧云认为被告昆明人社局作出的第14030429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并且法律适用错误；被告昆明人社局和第三人昆明鹏发公司认为本案工伤认定决定有事实法律依据并且执法程序合法。本院认为，基于前述两项事实认证及法律适用阐述，因涉案用人单位昆明鹏发公司提交的2005年12月23日《春城晚报》B9版复印件及昆明铁路局昆明站出具的情况说明材料，具有证据的真实、合法及关联性，并与被告昆明人社局调查收集的其他有效证据材料形成证据锁链，已能有效证实该公司否认何巧云本案相关伤病为工伤的相应事实成立。以此评判，被告昆明人社局作出的第14030429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有相应事实依据，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的相关规定；被告提交的工伤认定申请表及申请书、第14030429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及送达回证、工伤认定补正材料通知书，以及工伤认定中止通知书等证据材料具有真实、合法及关联性，可以证实被告的行政执法程序符合相应法律法规的规定，并不存在明显违法或不当之处。本院依法确认被告昆明人社局作出的本案不予认定工伤决定有相应事实法律依据，执法程序符合法律规定。4、关于原告何巧云的诉讼请求有无事实法律依据及应否支持问题。原告何巧云认为其诉讼请求有事实法律依据并应予支持；被告昆明人社局及第三人昆明鹏发公司认为原告诉讼请求没有事实法律依据并应予驳回。本院认为，基于前述事实认证及法律适用阐述，原告何巧云请求撤销被告昆明人社局作出的第14030429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应支持。 综上所述，本院确认以下事实： 原告何巧云与第三人昆明鹏发公司自2013年11月22日起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何巧云具体从事协议约定的列车随车保洁工作。2014年4月18日，第三人昆明鹏发公司以书面派班通知单指派该公司保洁员何巧云、周群芬、朱中群等三人于同年4月19日早7时到昆明火车站站台向列车长报到，值乘昆明—六盘水的60621次列车的随车保洁工作；何巧云随车从事保洁工作至第二日（4月20日）下午17时53分随同该次列车返回昆明站。期间，同班保洁员周群芬、朱中群没有发现何巧云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发生摔倒受伤的安全事故。何巧云于2014年4月21日借故离开昆明鹏发公司；此后，该公司没有再为何巧云安排相应工作。此外，何巧云与用人单位昆明鹏发公司之间的工伤认定纠纷成讼后，相关单位昆明铁路局昆明站应昆明鹏发公司要求并经核实有关情况后，于2015年8月25日出具《情况说明》，明确说明昆明站站内保洁工作由日升公司负责、列车内产生垃圾由昆明鹏发公司（清理收集）投放在站台安全白线以外或站台垃圾桶内，再由日升公司收集运输出站；车站未接到2014年4月20日站台上发生任何工作人员和旅客受伤事件的信息。何巧云在工伤认定行政执法过程中，提交了相应的医疗诊断证明资料。其中“云南省计划生育协会门诊部”于2014年5月10日出具的“疾病证明书”（“摔伤，左手腕部、腰部红肿活动受限”）显然没有法律效力，该证明的出具者已经相关机构于2005年12月23日登报声明停办（停止经营），其本身资格的合法性严重存疑，其所谓的诊断结论，也明显与昆明市官渡区人民医院于2014年6月20日作出的诊断结论（L1椎体陈旧性骨折、L5椎弓根崩裂并椎体滑脱及左尺骨茎突陈旧性骨折）不符或冲突对立矛盾。原告何巧云提交的伤病情诊断证明及相应病案资料，不足以证明其患有的L1椎体陈旧性骨折、L5椎弓根崩裂并椎体滑脱及左尺骨茎突陈旧性骨折等的伤病，属于其在2014年4月19—20日从事列车随车保洁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发生的摔倒受伤的事故或者其他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的工作原因导致的事实客观存在。被告昆明人社局据此认定原告何巧云被诊断患有的L1椎体陈旧性骨折、L5椎弓根崩裂并椎体滑脱及左尺骨茎突陈旧性骨折等的伤病，不符合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的工伤构成要件而于2015年6月23日以第14030429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对原告何巧云的前述伤病情形不予认定为工伤。原告何巧云不服诉诸本院请求撤销。 本院认为：原告何巧云作为涉案劳动者，对被告昆明人社局就其工伤认定申请作出的第14030429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不服，依法享有起诉的权利，但其请求撤销被告昆明人社局作出的前述工伤认定决定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故本院依法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被告昆明人社局属于法律授权的昆明市行政区域内的劳动和社会保障管理行政机关，有权对辖区内的劳动及工伤社会保障纠纷进行裁决处分；本案涉及的用人单位昆明鹏发公司的经营住所地在昆明市辖区内，与劳动者之间的工伤认定纠纷属被告管辖区内的工伤社会保险统筹裁决事项，涉案劳动者何巧云有关伤病情形的工伤认定依法属被告辖区内得裁决处分事项，原告何巧云及第三人昆明鹏发公司对此均无异议。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故被告昆明人社局行政主体资格适格，执法权限并无不妥，本院依法对此予以确认。涉案用人单位昆明鹏发公司与相关工伤认定结果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依法应参与本案诉讼并享有相关权利。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第二条第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组织和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以下称用人单位）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参加工伤保险，为本单位全部职工或者雇工（以下称职工）缴纳工伤保险费”。本案劳动者何巧云被医院诊断患有的L1椎体陈旧性骨折、L5椎弓根崩裂并椎体滑脱及左尺骨茎突陈旧性骨折等的伤病，不符合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的工伤构成要件；被告昆明人社局认定原告何巧云前述伤病情依法不构成工伤的认定结论有相应事实、法律依据，实体法律适用正确适当，执法程序不存在违法或不妥之处，依法应予维持。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规定：“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四）其他应当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的情形”、第六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应当在裁判文书中援引。”据此，依照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第六十二条，现行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第二条第一款、第十四条、第十五条，以及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第2目、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何巧云请求撤销被告昆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5年6月23日作出的第14030429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并由被告重新作出工伤认定决定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何巧云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兴辉 审 判 员  邓宗斌 人民陪审员  杨 坤 二〇一五年九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李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