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黔01民终62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靖铭，男，1979年6月4日出生，侗族，住所地贵州省铜仁市万山区。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丽，女，1981年8月16日出生，汉族，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欧亚，贵州黔邦律师事务所律师。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宋静，贵州黔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金源鸿大房地产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远大路1号金源时代购物中心652号。法定代表人：姜建国，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可，贵州同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世纪颐和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金阳大道北老管委会第一层楼。法定代表人：刘运东，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盛禄，男，该公司员工。原审被告：世纪金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远大路1号金源时代购物中心650号。法定代表人：黄涛，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可，贵州同越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杨靖铭、王丽因与被上诉人北京金源鸿大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大公司）、世纪颐和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颐和物业公司），原审被告世纪金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源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阳市观山湖区人民法院(2020)黔0115民初19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01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靖铭、王丽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欧亚、宋静，被上诉人鸿大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可，被上诉人颐和物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盛禄，原审被告金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靖铭、王丽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各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第一条关于配套费的约定属无效条款，配套费理应包含在商品房价格内，房屋买受人或住户并非缴纳配套费的主体，无需向房开公司或物业公司缴纳配套费，补充协议中虽约定配套费不含在总房价中，但《贵州省城镇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规定商品房价格应含配套设施的建设安装费用，鸿大公司是否将三通费纳入开发建设成本，属于其自身商业决策，不能对抗规范性文件规定及主合同十四条的约定，且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毫无关系，供水供电是基础设施。2、就算补充协议是鸿大公司多次与上诉人核对并同意的结果，但鸿大公司长期利用其优势地位向上千户买受人收取不应收取的三通费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款合同无效的情形。签订认购书时上诉人处于弱势地位，且缴纳三通费是获得房屋的前提，补充协议第二条载明“本合同履行过程中，若政府调整相应税、费，按相应政策执行。”故依照《贵州省城镇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规定，被上诉人应返还三通费。3、鸿大公司是本案适格被告，案涉合同是上诉人与贵阳世纪城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世纪城房开）签订，鸿大公司作为世纪城房开的全资股东，应承担其注销前的债务。本案三通费是世纪城房开委托贵阳世纪颐和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收取，该公司是世纪颐和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设立的，该公司注销后由其母公司作为一审被告并无不妥。4、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上诉人缴纳三通费发生于2009年，侵权事实一直存在，一审不能以“若以合同签订时间作为判断是否收取配套费的依据，则对实施前签订合同的其他业主有失公平”来作为本案的依据。鸿大公司辩称，1、本案房开公司的股东不属于适格主体，本案房开公司的股东依法清算并注销，故股东不应当承担责任；2、根据地方性文件的相关规定，案涉费用应当由开通相关服务的实际使用人即买受人承担，且案涉房屋总价中未包含水、电等配套设施的建设安装费用，上诉人混淆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和用户专有设施，将应由其承担的费用强加在房开身上，我公司无需退还案涉相关费用；3、《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对案涉费用的约定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属于格式条款，即便属于格式条款，双方约定的关于收取案涉费用的内容不应认定无效，案涉房屋的预售许可证均于2009年5月1日前取得，且收取案涉费用经相关部门的同意，不需退还；4、各级法院对类案均裁判不予退还，故应按类案判决才能统一法律适用。5、案涉费用的收取已超十年，按照法律规定，上诉人主张的诉讼时效起算点应为收取案涉费用时，故本案已过诉讼时效；6、房开公司与上诉人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应受法律保护，不能任意否定其效力，若将双方在十年前的签订的收取配套费条款认定无效会破坏稳定的法律关系，有违契约精神。颐和物业公司辩称，答辩意见与鸿大公司一致，我公司仅代收案涉费用，并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不应作为本案的被上诉人。金源公司辩称，答辩意见与鸿大公司完全一致。杨靖铭、王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被告立即向原告退还人民币3889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8年5月1日，世纪城房开出具一份《代收代办授权书》，内容为兹委托颐和物业公司代收贵阳世纪城购房业主应向我司缴纳的配套费（每户3889元），并将收取的款项用于协调和代办贵阳世纪城的购房业主的煤气安装开户、有线数字电视开通及用电安装开户相关事宜。2009年3月至4月30日，世纪城房开开发的龙吉苑（F组团）、龙祥苑（H组团）、龙昌苑（I组团）、龙盛苑（J组团）、龙兴苑（K组团）等商品房项目取得预售许可证。世纪城房开在销售上述房屋时，制作的《贵阳世纪城购房须知》中包含有签约当天除购房款外需支付配套费3889元（含煤气安装开户费2840元/户、有线数字电视费420元/户、供电安装开户费629元/户）的内容。在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前，原告还与世纪城房开签订了《贵阳世纪城认购书》，该认购书载明房价款未含买受人须承担的配套费、法定税费，买受人在签署《商品房买卖合同》时需向出卖人支付相关配套费3889元。2009年6月13日，原告与世纪城房开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向世纪城房开购买上述项目范围内的房屋一套，在合同中的计价方式与价款部分仅描述了按建筑面积计算商品房价款，合同补充协议第1条第1款中约定在签署合同时买受人应向世纪城房开支付配套费3889元，配套费未包含在总房价中，应由买受人另行支付。在签署上述合同前，原告签署了一份世纪城房开提供的合同签约单，该签约单载明有代收配套费3889元，并备注“以上内容将成为《商品房买卖合同》必要内容，产权人签字即视为对以上内容完全认可，同时，对《商品房买卖合同》……条款无任何异议”。上述购房合同签订当日，原告支付了煤气安装开户费2840元、有线数字电视费420元、供电安装开户费629元,共计3889元，由贵阳世纪颐和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现更名为本案被告颐和公司）出具收据确认收到。后原告以诉称事实与理由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并提出如前诉请。另查明，世纪城房开于2014年3月25日经其全资股东鸿大公司召开股东会决议注销，并确认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于2014年11月8日在贵阳晚报刊登注销公告，于2014年12月23日经原贵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准予注销。金源公司系鸿大公司全资股东。又查明，颐和公司在2010年3月至2012年12月以支付安装工程款、安装款等方式向贵州燃气（集团）有限公司、贵州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贵阳市分公司、四川省岳池送变电工程公司贵州分公司支付了相关燃气、有线电视、电表一户一表等费用。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系原告与房开公司签订期间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中关于配套费（三通费）的约定条款是否有效。对此焦点，一审法院意见如下：首先，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中关于配套费的约定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效力性规定，也不具备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其他认定无效情形。其次，本案中原告要求退还三通费的主要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十三条及《贵州省城镇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第三十一条的规定，认为房开公司无权收取三通费，《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及认购书、合同签约单等均属格式条款，免除房开公司责任，加重原告负担，故关于三通费的约定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十三条规定的主要内容为经营者销售商品时应明码标价，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出售商品，不得收取任何未予标明的费用，但房开公司在与原告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前，在购房须知、认购书、合同签约单等材料中多次告知在购房价款之外需收取配套费3889元，《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中也明确载明需另行支付该配套费，并未违反价格法第十三条的规定。《贵州省城镇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系地方性法规，并非法律、行政法规，不宜据此直接认定合同无效，应结合双方当事人的合同约定进行判断。本案双方当事人在协商购房事宜过程中形成的认购书、《合同签约单》等均明确约定原告须向房开公司支付相关配套费3889元，在《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中再次明确配套费未包含在总房价中，应由买受人另行支付，认购书、《合同签约单》条款与《补充协议》意思一致，不存在相互冲突的约定，原告支付相关费用后，多年未提出异议，原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能理解上述条款的内容及履行后的法律后果；即便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系房开公司提供的格式文本，但合同内容系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且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故原告认为合同条款无效的主张不能成立，其要求退还配套费的诉请，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此外，《贵州省城镇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于2009年5月1日实施，本案原告与房开公司虽于2009年6月13日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但案涉房屋所在项目在上述条例实施前已取得预售许可，若以合同签订时间作为判断是否收取配套费的依据，则对实施前签订合同的其他业主有失公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五十二条、第六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王丽、杨靖铭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王丽、杨靖铭负担。二审期间，鸿大公司、金源公司提交：1、(2020)黔民申4902号民事裁定书作为参考，拟证明业主申请再审被省高院驳回再审诉请。上诉人质证称，对于裁定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生效的法律文书不能作为证据，即便作为参考也不应依据相关的判例来进行事实认定。颐和物业公司质证称，对该组证据无异议。2、18份业主的购房合同复印件、补充材料说明，拟证明房开公司在2009年5月1日前取得预售许可证，销售价格在2009年5月1日前就定好的，虽然部分购房人签订购房合同的时间是在2009年5月1日之后，但仍按2009年5月1日之前的价格购买，该价格并未含三通费。上诉人质证称，补充材料说明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新证据或者一审不能提供的证据材料的范围，故不予质证。颐和物业公司质证称，对该组证据无异议。二审经审理查明的其余事实与一审一致。本案事实，有各方当事人陈述、《合同签约单》、《贵阳世纪城认购书》、《贵阳世纪城购房须知》、《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材料说明》等证据在卷佐证，并经庭审质证、核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案涉煤气安装开户费、有线数字电视费、供电安装开户费是否应当退还；2.鸿大公司作为诉讼主体是否适格。关于焦点一，上诉人主张《补充协议》中配套费条款约定无效的主要理由是该条款违反了国家各部委出台的规范性文件和《贵州省城镇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对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规定，认定合同条款无效的前提必须是合同条款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规定才属无效。而我国现行的法律、行政法规对配套费如何收取尚无明确规定，上诉人提到的国家各部委出台的文件和《贵州省城镇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属于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并非法律、行政法规的范畴。即便该条例是针对特定领域、范围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在特定领域和范围具有一定约束力，但并不能据此来认定合同条款无效。本案双方在协商购房事宜过程中形成的认购书、《合同签约单》等均明确约定上诉人须向被上诉人支付相关配套费3889元，在主合同附件四《补充协议》中又再次明确配套费未包含在总房价中，应由买受人另行支付。上述认购书、《合同签约单》条款与《补充协议》意思一致，并不存在相互冲突的约定。房屋交付后，买受人交纳煤气安装开户费、有线数字电视费、供电安装开户费等有关设施开通及使用所产生的相关费用，且多年未提出异议。上诉人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能够理解上述条款的内容及履行后的法律后果。即便案涉的《补充协议》系由被上诉人提供的格式文本，但是合同内容系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且合同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等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上诉人主张《补充协议》的约定无效，本院对此不予支持。《贵州省城镇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于2009年5月1日实施，案涉商品房项目取得预售许可证并开始销售的时间为2009年3月至4月30日，且从本案实际情况来看，2009年5月1日后商品房售价亦未依据上述条例而提高价格，重复收费，故一审判决未予支持退还配套费，并无不当。关于焦点二，案涉合同是由上诉人与世纪城房开签订，世纪城房开的全资股东为一审被告鸿大公司，世纪城房开于2014年3月25日经其全资股东鸿大公司召开股东会决议注销，并确认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于2014年11月8日在贵阳晚报刊登注销公告，且于2014年12月23日经原贵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准予注销。企业被注销登记时，债权人可以清算主体为被告，要求其承担清偿责任。故上诉人将鸿大公司作为债务人进行诉讼并无不妥。至于颐和物业公司是否承担责任的问题，颐和物业公司接受《商品房买卖合同》出卖人的委托代收配套费，在出卖人不承担退还配套费的前提下，颐和物业公司作为受托人亦不应承担退还责任。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用50元，由上诉人杨靖铭、王丽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益审判员 刘 妍审判员 邓禹雨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李连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