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5）沪二中民一(民)再终字第2号抗诉机关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童云峰。委托代理人陈娜。委托代理人余渊民，上海市君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法定代表人瞿介明。委托代理人董希会。委托代理人陈磊。申诉人童云峰因与被申诉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以下简称“瑞金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2)沪二中民一(民)终字第2314号民事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诉。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于2014年12月25日作出沪检民(行)监【2014】XXXXXXXXXXX号民事抗诉书，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月12日作出(2015)沪高民一(民)抗字第2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指派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助理检察员张颖、范哲群出庭履行职务。申诉人童云峰及其委托代理人余渊民、栾晓丽、被申诉人瑞金医院的委托代理人董希会、陈磊到庭参加诉讼。庭审后，申诉人童云峰撤销了对原委托代理人栾晓丽的委托，另委托陈娜作为其委托代理人。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03年9月，童云峰起诉至原上海市卢湾区人民法院(现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称，瑞金医院在对童云峰的诊疗过程中存有过错，造成其患XXX疾病毒疹、骨样骨瘤等多种疾病，要求瑞金医院承担赔偿责任。2012年9月7日，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作出(2003)卢民一(民)初字第2494号民事判决认为，本案中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作出的《医疗事件鉴定书》已明确本医疗事件不属于医疗事故。至于南京医科大学法医司法鉴定所作出的《书证审查意见书》属于司法鉴定类文书，由于未按相关的程序进行，所得出的书证审查意见无法采信。而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作出的鉴定意见书，则是童云峰单方委托，所提交送检材料的真实性未经双方当事人质证，有可能导致其结论存在偏差，故对该结论亦难以采纳。鉴于童云峰的损害事实、瑞金医院的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以及是否存在医疗过错无法认定，以致对童云峰赔偿诉讼请求的支持，缺乏法律事实上的依据。对此，童云峰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童云峰要求瑞金医院赔偿的各项请求，均不予支持。至于瑞金医院自愿表示补助童云峰100,000元，与法无悖，应予准许。据此判决：一、驳回童云峰要求瑞金医院的各项赔偿请求；二、瑞金医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童云峰100,000元。童云峰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于2013年1月15日作出(2012)沪二中民一(民)终字第2314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沪检民(行)监【2014】XXXXXXXXXXX号民事抗诉书查明，根据二医大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2002年8月26日作出的鉴定结论中“申请鉴定事由(附简要病史)”一栏载明的内容，该鉴定结论系依据瑞金医院2000年8月8日至2000年9月1日期间对童云峰的诊疗行为作出。同时，该鉴定结论所描述的诊疗行为并未涉及瑞金医院使用“得宝松”的诊疗行为。检察机关从原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档案馆调取的2002年本案医疗事件鉴定档案显示：在专家鉴定会上，童云峰一方提到了9月9日一天内被注射两支“得宝松”的事实；而瑞金医院提请鉴定的事实仅为2000年8月8日至同年9月1日的诊疗行为，回避了8月1日至8月7日、9月1日至9月9日期间的门诊诊疗行为。专家鉴定会也仅对2000年8月8日至同年9月1日的诊疗行为作了讨论，并未涉及其他时间段的诊疗行为。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再查明，2000年8月1日，童云峰因足底丘疹等疾病，赴瑞金医院就诊，当日瑞金医院开具的药方中包括注射“得宝松”1支。2000年9月9日，瑞金医院为童云峰注射两支“得宝松”时，病历上注明童云峰已出现“轻度柯兴症”。2000年9月10日，童云峰因病情加重至华山医院急诊就医。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2012)沪二中民一(民)终字第2314号民事判决认定本案基本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理由如下：1、本案终审判决采信的二医大鉴定结论遗漏了瑞金医院的部分诊疗行为，以此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认定事实错误。瑞金医院为童云峰诊治行为发生于2000年8月1日至同年9月9日期间。而二医大医疗事故鉴定结论仅对2000年8月8日至2000年9月1日童云峰住院期间瑞金医院实施的诊疗行为进行鉴定。对瑞金医院8月1日至8月7日以及9月2日至9月9日期间的门诊诊疗行为未进行判断，更未鉴定瑞金医院使用激素“得宝松”治疗是否符合诊疗规范。童云峰在原一、二审过程中，包括申请检察监督过程中均提出同年8月1日瑞金医院为其注射“得宝松”一支、同年9月9日瑞金医院为其注射两支“得宝松”，属于大剂量滥用激素，与其人身损害后果存在因果关系。由于二医大医疗鉴定结论对以上问题均未涉及，故瑞金医院系列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以及与患者人身损害后果的因果关系均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在二医大医疗事故鉴定结论不能澄清以上争议事实、争议事实始终未能查清的情况下，终审判决简单以二医大鉴定结论作为定案依据，显然不当。2、根据在案证据证明，瑞金医院于2000年9月9日为童云峰注射两支“得宝松”的诊疗行为与童云峰次日到华山医院急诊“病毒疹”可能存在一定的关联关系。童云峰诉讼中向法院提供的《临床实用新药》一书中载明，“得宝松注射液规格为1ml/支，初始剂量为1－2ml…所有部位的注射总量每周不应超过1ml。”本案中，童云峰于2000年8月1日第一次被注射“得宝松”一支，同年9月9日是第二次，又被注射两支“得宝松”。此外，2000年童云峰尚未成年，第二次被注射“得宝松”时已出现使用激素的不良反应“柯兴氏症”。由于免疫力下降，童云峰2000年9月10日到华山医院急诊、并被诊断为“病毒疹”。在没有证据证明存在其他原因力的情况下，童云峰其后免疫力下降、罹患“病毒疹”等损害结果，与其前一天被大剂量注射两支“得宝松”可能存在一定的关联。终审判决忽视以上事实，仅以二医大医疗鉴定结论不构成医疗事故，驳回童云峰的全部诉请，亦属不当。本院再审过程中，申诉人童云峰称，瑞金医院的诊疗行为导致童云峰免疫力下降，患XXX疾病毒疹、骨样骨瘤、脂肪肝、高血糖、胆结石等多种疾病。二医大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的鉴定结论遗漏了对瑞金医院2000年8月1日至8月7日、2000年9月2日至9月9日诊疗行为的鉴定，这两个阶段中大剂量的激素使用可能导致童云峰的损害后果，因此该鉴定结论不能作为判决依据。而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的鉴定结论根据经过双方质证的证据作出，可以作为定案依据，该鉴定结论认为童云峰的损害后果与瑞金医院的不当诊疗行为存在因果关系。因此请求再审撤销原一、二审判决，改判瑞金医院赔偿童云峰已经发生的医疗费等各项费用9,915,572元，以及后续治疗等费用实报实销。被申诉人瑞金医院辩称，医院对童云峰的诊疗行为并无不当之处。当时的诊疗中是否有使用激素的指征，剂量是否正确，需要专业机构来进行认定。在原一审中，虽经法院多次释明，童云峰一方始终不配合重新鉴定，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请求维持原一、二审判决。本院再审认为，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本院(2012)沪二中民一(民)终字第2314号民事判决及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2003)卢民一(民)初字第2494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重审。审判长  顾文怡审判员  王怡红审判员  王疆中二〇一五年九月十八日书记员  周晓璐附：相关法律条文附：相关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