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漾濞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5）漾民初字第223号原告常红江，男，1977年9月17日生，彝族，农民，云南省漾濞彝族自治县人，住本县。被告常应华，男，1971年2月25日生，彝族，农民，云南省漾濞彝族自治县人，住本县。被告常乔翠，女，1973年4月15日生，彝族，农民，云南省漾濞彝族自治县人，住本县。（系被告常应华之妻）。原告常红江诉被告常应华、常乔翠用益物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8月2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5年9月15日到争议现场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常红江，被告常应华、常乔翠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常红江诉称：我系常学荣（于2003年农历二月初六去世）之子，二被告系夫妻，我们双方为同一村民小组村民。1996年6月10日，因被告常应华户建房需占用我户之土地，为此，我户常学荣与被告常应华在构皮村民小组同意及相关人员在场的情况下，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经充分协商签订了《协议书》，其约定：“构皮村民小组（原构皮社）确定给常学荣户的核桃地炭窑子一片（四至为：东至常应华房后大长埂直下；南至岭岗；西至长埂以上；北至岭岗。）调换给被告常应华户建房和管理使用；被告常应华户将位于构皮村民小组死人处的一块土地（四至为：东至代玉坟下长埂直过；南至岭岗直路直下常新章地界；西至炭窑地常应华房后长埂直上与常树兰地界分界；北至常应红地界直下。）调换给常学荣户管理使用”。后，双方均将所调换地块进行了交付并各自进行管理使用，我户更在管理的过程中，种植了优质核桃，现长势喜人，2010年核桃收入6000.00余元。2007年的林权制度改革中，我户以我的名义取得了该林地的《林权证》，依法对该林地享有管理收益权。但2013年10月份，二被告竟无理阻止我户对该林地进行管理经营，并于2014年10月份，二被告强行收打了青皮核桃1500余斤，价值人民币3500.00余元，为此，双方发生吵打，经报警，漾濞彝族自治县公安局太平乡派出所出警作了相应处理，但就林地、林木问题和二被告强收价值人民币3500.00余元的事件未作出处理。2015年4月至7月间，案经漾濞彝族自治县太平乡构皮村委会、漾濞彝族自治县司法局太平司法所多次调解，未果，但漾濞彝族自治县司法局太平司法所于2015年7月13日作出了《关于常红江户与常应华户林地纠纷的处理意见》。根据该处理意见，我们现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二被告停止对我户依法享有使用权的“死人处”林地的侵占，并赔偿我户因二被告于2014年强收青皮核桃1500余斤而给我造成的损失人民币3500.00元；2、由二被告承担案件受理费。被告常应华、常乔翠共同辩称：1、我们双方产生纠纷后，漾濞彝族自治县司法局太平司法所虽然作出了《关于常红江户与常应华户林地纠纷的处理意见》，但其未明确该林地的使用权归属问题；2、原告所述的《协议书》我方不同意，原因是：上面的字是我签的，但当时签字时没有其上的条款内容，其内容是原告他们后面自行加上的，对此，我要求原告找到其上签字的证人作出相应证明；3、本案争议林地，松林地部分系我与亲戚调换后进行管理使用，另一部分在我户依法享有使用权的“代玉坟”林地范围内，为此，对该争议林地我们依法享有管理使用权，我们有权管理使用，并收打其上的核桃。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常红江为证明自己的诉讼主张，向法庭提供以下证据：1、原告常红江的身份证（复印件）一份，欲证明原告常红江的身份自然状况及其具有诉讼主体资格；2、于1996年6月10日作出的《协议书》（原件）一份，欲证明原、被告双方经协商，对林地的调换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并签订了《协议书》，同时说明本案争议林地系被告调换给原告户使用，原告对该争议林地享有管理使用权的事实；3、编号为漾林证字（2007）第19898号，森林或林木所有权权利人为常红江的《林权证》（原件）一本，欲证明原、被告双方调换林地后，原告于2007年取得了《林权证》，对本案争议林地即“死人处”拥有管理使用权；4、2015年7月13日，漾濞彝族自治县司法局太平司法所作出的《关于常红江户与常应华户林地纠纷的处理意见》（复印件）一份，欲证明原、被告双方发生纠纷后，漾濞彝族自治县司法局太平乡司法所到现场调查并经调解，未果而作出的处理意见情况；5、太平乡构皮村民委员会作出的《证明》（原件）一份，欲证明常学荣系原告常红江之父亲的事实。原告常红江提供的以上证据经被告常应华、常乔翠质证认为：对证据1、4、5：无异议；对证据2：因其在上面签字时没有现在的内容条款而不予认可；对证据3：其来源、形式均无异议，但其上记载的“死人处”林地位置不在本案争议林地的范围而不予认可。被告常应华、常乔翠为证明自己的答辩主张共同向法庭提供证据如下：1、于1996年6月4日作出的《关于常学荣与常应华购买住房协议书》（原件）一份，欲证明被告与常学荣间购买住房的情况；2、编号为005258，户主姓名为常海英的《自留山证存根》（复印件）一份，欲证明本案争议林地名为“代玉坟”，系被告户依法享有管理使用权的事实。二被告共同提供的上述证据经原告常红江质证认为：对证据1、其上记载的内容只涉及房产问题，与本案的林地争议没有关联性而不予认可；对证据2：对其来源、形式无异议，但本案争议林地的使用权由其户依法享有。另，本院依法经现场勘验后制作的《现场勘验草图》一份及《照片》5张，说明本案争议的林地现状及双方指认情况，经双方当事人质证：无异议。本院对双方提供的上述证据经审查认为：上列证据中，双方一致认可的，本院予以确认，有争议的证据，本院将根据各证据的证明力及证据之间的联系、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结合本案实际进行综合审查判断，即原告提供的证据1、3、4、5与被告提供的证据2：其来源、形式合法，与本案有关联，能反映案件的客观情况，故，本院予以采信；原告提供的证据2：被告不予认可，但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佐证，其来源、形式合法，与本案有关联，故本院予以采信；被告提供的证据1：其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以上被采信的证据，本院将根据各证据之间的关联程度、本院的现场勘验情况及原、被告双方在庭审中的陈述，结合本案实际进行综合审查判断后一并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经审理查明：原告常红江系常学荣（于2003年农历二月初六去世）之子，二被告系夫妻，原、被告双方均系太平乡构皮村委会构皮村民小组村民。本案争议林地的四至范围经双方指认认可为：东至阿红（常绍标）户住房背后小横埂；南至电工（常应中）户房屋边埂沿公路（常跃龙户地边）直至松林地边；西至松林地脚；北至小胖（常向飞）庄房边顺岭岗直下至松林地边。其上种植了核桃树。原告认为：上述争议林地名为“死人处”，是根据原、被告双方协商后签订的《协议书》调换林地后，该争议林地调换给其户管理使用，并种植了核桃，2007年林权制度改革时，其取得了编号为漾林证字（2007）第19898号《林权证》，为此，其对该争议林地拥有合法管理使用权，但二被告无故阻止，并于2014年强打了青皮核桃1500余斤，价值人民币3500.00元，为此，双方发生纠纷，经调解未果，遂诉来院请求按其诉请判决；二被告认为上述争议林地名为“代玉坟”，其户没有和原告调换过林地，本案争议林地的一部分（松林地除外）根据其户拥有的编号为005258号的《自留山证存根》，其户拥有合法管理使用权，另一部分（松林地）系其和亲戚调换后，由其户进行管理使用，为此，二被告认为其对该争议林地拥有合法管理使用权，也拥有对该林地上种植核桃树的收益权为由，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公民依法对集体所有的或者国家所有由集体使用的林地的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但因使用权而引起的林地使用权争议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的受案范围，应由人民政府处理。本案中，对所诉争的林地，原告户认为名为“死人处”，其提供了《协议书》及编号为漾林证字（2007）第19898号《林权证》，二被告认为名为“代玉坟”，其提供了编号为005258号的《自留山证存根》及“松林地”部分系其和亲戚调换后进行管理，双方均主张对该争议林地拥有合法管理使用权，而双方对此争议林地的名称及使用权归属问题的争议，属于对林地的占有、利用、收益林地的权属归属问题，系林地使用权争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二款：“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争议，由当地县级或者乡级人民政府依法处理”的规定，其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的受理范围，应由人民政府处理。另，原告要求二被告赔偿其因二被告强收青皮核桃1500余斤而造成的损失人民币3500.00元的诉讼请求，属另一法律关系，在本案中不予审理。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八条第（二）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常红江的起诉。本案不收取案件受理费。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此页无正文）审判员  毕正书二〇一五年九月十六日书记员  杨映婷原审到争议地进行现场开庭审理，双方当事人对争议林地进行了指认，但双方仍坚持争议林地的地名为各自的《林权证》《自留山证存根》登记的地名。由于双方所持的不动产物权证不具有排他性，亦无法判定其中一份物权登记证与实际争议林地的唯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