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唐民二终字第98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号远洋大厦**层。负责人：苏少军，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孙桂玲，北京北斗鼎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董明月。委托代理人：刘景来，滦县滦州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因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滦县人民法院（2014）滦民重字第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查明，原告董明月为其所有的冀B×××××号车与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签订了机动车商业险保险“保险金额／责任限额（元）245000元”并附加不计免赔率特约条款，被保险人为董明月，保险期间为2013年9月30日零时起至2014年9月29日二十四时止。2014年1月13日，原告方司机高福驾驶冀B×××××号车在滦县松树营村南乡间路与前方韩金柱驾驶的冀B×××××号重型自卸货车追尾相撞，造成原告方车辆损坏，此事故经滦县公安交警大队现场勘查认定，原告方司机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韩金柱无事故责任。原告的车由滦县公安交通警察大队委托河北博亿保险公估有限责任公司进行了评估，经评估车损173786元，原告还支出了施救费3000元、评估费8690元，损失共计185476元。重审时另查明，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在法庭调查时提出对原告方涉案车辆进行价格鉴定申请，但因被告方的申请超过举证期限而被当庭驳回。一审法院认为，原告董明月为自有车辆在被告处投保了保险，保险车辆在保险期间内发生保险事故，被告应按保险合同约定对原告保险事故损失进行理赔。被告主张该车出险时的实际价值为10000元，但被告在2013年9月30日为该车承保的机动车损失险的保额为245000元，被告明知涉案车辆初始登记时间为2005年，但在2013年原告方投保时仍按新车计算保险费及承保该车损失，而在发生保险事故时，却按核定修理费用计算赔偿，但不超过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机动车实际价值，这明显有违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且被告也未能提供确实有力证据证明对原告履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因而被告主张的免责条款对本案原告董明月不产生法律效力。涉案车辆损失已经专业鉴定机构评估，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虽对评估报告提出异议，但未能提出相反的结论以推翻原告的评估报告，虽在重审时申请重新鉴定，但因超过举证期限而被驳回，故本院对被告的主张不予支持。施救费、公估费是为了确定事故的损失支出的合理、必要费用，被告依法应在保险范围内赔付原告。因韩金柱一方属无责方，依据交强险相关规定，无责方依法应在无责交强险财产损失限额内承担100元。因此，本案中原告剩余损失173786元＋3000元＋8690元-100元=185376元，该损失数额未超出被告承保的保险金额范围，因此被告应在保险范围内赔付。遂判决：一、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给付原告董明月保险金185376元。此款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履行完毕。二、驳回原告董明月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010元，由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负担。此款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交付。判后，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其主要上诉理由为：一、重审的一审判决仍然认定事实错误，形成错判。重审二审法院应再次撤销该判决，依法改判，纠正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件，因上诉人认为原一审错判而上诉至贵院后，原二审法院经审查，发现原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裁定将本案发回重审。但一审法院重审庭审后，上诉人认为重审判决仍然存在错误认定，因此，再次上诉至贵院，理由如下：（一）重审-审判决，严重违背《保险法》确立的财产保险的补偿原则，纵容童明月获取不当利益。1、被上诉人董明月的事故车辆损坏程度，已达到全损，已无修复必要。上诉人曾经对被上诉人董明月的事故车辆查勘定损后，确认车辆己无修复必要，建议与被保险人按合同条款约定的推定全损原则协商处理赔付事宜，但被上诉人拒绝接受此意见，选择诉讼。上诉人在原一审诉讼中，提交河北博亿保险公估有限责任公司对其车辆冀B×××××损失的公估报告，公估结论为该车实际损失为173786元。虽然，上诉人曾对公估报告的程序及公估依据均存异议，即便依据该公估结论确认被上诉人事故车的实际损失（应为修复价格）远远大于该车出险时的实际价值95060元。即按双方签订的保险合同条款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和第四项机动车全部损失或推定全损，按照以下方法计算：出险时的实际价值=出险时的新车购置价值＊（1-保险机动车已使用月数＊月折旧率）=245000＊（1-102＊6‰）=95060元。鉴于上述情形，显而易见，该车却无修复必要。2、应按保险合同约定的推定全损原则，处理被上诉人董明月的事故车辆。根据保险合同条款第35条中的第12项约定的推定全损：当保险机动车的修复费用与施救费用之和预计达到或超过出险时保险机动车实际价值的80%时，视为保险机动车推定全损，保险人按照保险机动车全部损失的规定进行赔偿。综合上述情形，确认上诉人赔偿被上诉人董明月车辆损失的方案，应为全部损失95060元扣减其残值。这是目前中国保监会监管下的所有保险公司处理全损事故车的原则及方法。亦符合《保险法》第55条关于财产保险合同所倡导财产补偿的赔付原则。但重审一审法院公然违背上述原则，判令保险公司赔偿185376元，这必然纵容董明月获取不当利益。（二）被上诉人董明月因二手车交易，在上诉人处变更保险批单时，高额投保，欺诈保险公司，意在获取不当得利。上诉人在原一审中提交车辆的保险变更批单，该单证上载明：董明月的二手车发票金额为10万元，但车辆投保的保险金额为245000元。显然，董明月对上诉人存有欺诈，意在出险时取得高额保费，获得不当利益。上诉人认为，法律保护的是公民的合法权益，应当严格禁止不当获利。人民法院应当如同一道防火墙，阻止拦截当事人获取不当得利的任何途径。原一审法院判决董明月获得高额保险金，已被发回重审。但重审后，一审法院仍然坚持错判，丧失公平公正原则，严重损坏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三）上诉人对保险合同条款内容，已尽到提示说明义务，合同条款具有法律效力。本案保险合同最初由被保险人马召嵩与上诉人自愿签订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保险合同，由马召嵩签署投保单。之后，因马召嵩将保险车辆过户给董明月。本案因保险标的物的转让，董明月必然承继原被保险人马召嵩的保险权利义务。上诉人已在原一审法院中提交投保单和机动车辆险业务批改申请书，投保单的第七、第八项载明内容，证明被保险人已收到保险条款，其上有马召嵩的签字。是以证明保险公司对条款内容已尽明确说明义务，保险合同条款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保险条款内容合法有效。另在机动车辆险业务批改申请书同样有董明月签字。被上诉人代理人在庭审中，以未经董明月本人签字而否认合同条款效力的理由，显然不能成立。况且，上诉人与马召嵩签署保险合同中关于确定车辆实际损失方法、推定全损等约定，并不属于保险公司减免保险责任的约定，自然不属于保险公司应尽提示说明义务范畴。因此，重审一审法院××目认定上诉人对保险条款未尽提示说明义务，而否定条款的效力，必然导致错判。（四）公估费、施救费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圉。依据保险条款第九条第一款第9项规定：“律师费、诉讼费、仲裁费、罚款、罚金或惩罚性赔款，以及未经保险人事先书面同意的检验费、鉴定费、评估费；”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上诉人认为公估费、过高施救费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因此，重审一审法院判令上诉人承担上述费用，必然导致错判。被上诉人董明月答辩称：被上诉人在投保时按新车购置价投保的，而且上诉人也是按照新车购置价收取的被上诉人保费，说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保险合同签订当时认可该车当时就是新车购置价，上诉人一直称二手车交易价格是10万元，并不能代表该车的实际价格，该车的折旧应当计算的起止日是双方签订保单之日起至事故发生时仅几个月的时间，其折旧后的实际价格明显高于我们的诉请，上诉人一直称赔偿按照购车时的价格赔偿，明显为收取高额保费低额赔偿，有违双方签订保险合同时新车购置价，明显不诚信行为，有违诚信原则，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维持原判。上诉人没有在举证期限内提出重新鉴定申请，应由上诉人自行负担。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同。本院认为，被上诉人董明月的车损经滦县交警大队委托具有鉴定资质的河北博亿保险公估有限公司评估为173786元，上诉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按新车购置价24.5万元与被上诉人董明月订立车损险合同并收取相应保费，被上诉人董明月车损并未超过保险限额。公估费是为确定损失数额的必要合理费用。综上，上诉人上诉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原审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010元，由上诉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吴利民代理审判员  杨 柳代理审判员  赵君优二〇一五年九月十日书 记 员  王 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