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益法民二终字第10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向志辉。委托代理人章准，湖南如金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马顺，湖南如金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卢正文。委托代理人康铁之，湖南跃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汤汉波。上诉人向志辉与被上诉人卢正文、汤汉波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湖南省南县人民法院于2014年10月20日作出（2014）南法民二初字第362号民事判决。宣判后，向志辉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8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向志辉的委托代理人章准、马顺、卢正文及其委托代理人康铁之到庭参加了诉讼，被上诉人汤汉波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认定：2010年3月，卢正文与案外人（老乡）文建红谈及自己与他人合伙经营的株洲至长沙客运班线发生纠纷一事，文建红表示可以介绍朋友向志辉出面解决该合伙经济纠纷。不久，文建红介绍卢正文与向志辉见面，向志辉经卢正文介绍经济纠纷后，表示可以出面为卢正文解决纠纷，但须付报酬100万元，先付50万元，事成后再付50万元。如果事未办成，则退还所收取的50万元，并承诺1个月内将事情办好。2010年5月上旬卢正文将50万元现金当面交付给向志辉，向志辉接受委托后找朋友汤汉波一同出面为卢正文解决合伙纠纷问题。期间，向志辉分给汤汉波部分报酬，并引见汤汉波与卢正文见面，报告办理委托事务的进展情况。向志辉接受委托后并没有在一个月内完成委托事务，且虽经卢正文宽限，完成委托事务已没有可能。卢正文要求向志辉退还50万元。2011年农历8月9日，卢正文通过文建红约见向志辉商讨退款事宜未果。2012年初，卢正文以向志辉、汤汉波涉嫌诈骗向长沙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报案，经侦支队经过立案前的调查后责成向志辉、汤汉波向卢正文退款50万元，之后向志辉分三次向卢正文退款20万元，并表示其余30万元由汤汉波退还。2012年5月5日，汤汉波同意与卢正文见面，并向卢正文出具了“经市局经侦支队协调，由向志辉转来人民币现金本人承诺在十个工作日内将现金30万元退还卢正文”的欠条。汤汉波出具欠条后，卢正文多次找向志辉、汤汉波要求还款，但他们相互推诿，卢正文诉至原审法院。另查明，卢正文委托向志辉办理的事务即卢正文与他人的合伙经营客运班线纠纷，已于2011年向人民法院起诉，后经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而得以解决。原审法院认为：卢正文经人介绍委托向志辉处理卢正文与他人的合伙协议纠纷，卢正文与向志辉虽未订立书面合同，但向志辉同意接受卢正文的委托，并预先收取了报酬，承诺一个月内完成委托事务，如不能完成则退还预付的报酬的行为，证明卢正文与向志辉之间存在事实上的有偿委托合同关系。委托的内容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应切实履行约定的义务。卢正文按约向向志辉预先支付50万元报酬后，但向志辉未按委托人卢正文的要求完成委托事务，向志辉的行为构成违约，应承担按约定向卢正文退还预先收取的报酬的民事责任。汤汉波接受向志辉的邀请帮助向志辉完成卢正文的委托事务，汤汉波与卢正文之间没有形成委托合同关系，是否与向志辉之间形成转委托合同关系卢正文并不知情。汤汉波基于卢正文与向志辉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通过向志辉分得卢正文预付报酬30万元既无法律依据，也无约定依据。且汤汉波已向卢正文出具欠条，承诺向卢正文退返30万元，汤汉波也有向卢正文退返30万元的义务。因此，向志辉、汤汉波应承担向卢正文共同退还30万元的民事责任。因向志辉、汤汉波需退还的30万元是基于委托合同关系产生，根据委托合同法律关系的规定，卢正文主张要求向志辉、汤汉波支付逾期利息的法律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条、第四百零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向志辉、汤汉波共同返还卢正文人民币30万元，限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清偿。二、驳回卢正文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履行期间给付金钱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向志辉、汤汉波负担。向志辉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实体判决不公，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南县人民法院（2014）南法民二初字第362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由被上诉人汤汉波返还被上诉人卢正文20万元人民币。事实与理由：1、本案中的被上诉人卢正文歪曲事实，被上诉人汤汉波已返还10万元，只有20万元没有返还。被上诉人卢正文向长沙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报案后，经经侦支队组织三方协调，卢正文同意共计退还40万元，其中由向志辉退还10万元，汤汉波退还30万元。之后，向志辉按约退还卢正文10万元，汤汉波通过上诉人的个人账户转账向卢正文退还10万元，只有20万元没有退还。2、本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卢正文知情向志辉与汤汉波的转委托合同关系。原审判决认定汤汉波接受向志辉邀请帮助向志辉完成卢志文的委托事务，汤汉波与卢正文未形成委托合同关系，是否与向志辉之间形成转委托合同关系，卢正文并不知情。这一认定明显与事实不符。卢正文提交的汤汉波的欠条、ＸＸ的证明材料及谈话录音均能证实，卢正文同意向志辉将委托事项转委托汤汉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条的规定，向志辉对汤汉波分得的剩余的20万元报酬不承担共同还款责任。3、一审法院法律适用错误。汤汉波退还卢正文20万元是基于卢正文、向志辉和汤汉波三人就委托报酬退还达成一致意见后，汤汉波未按约定履行。委托事项没有办成后，卢正文要求向志辉退还50万元款项，产生纠纷，卢正文申请长沙市公安局经侦支队调处，退还50万元委托报酬一事达成一致意见，即由向志辉退还10万元，汤汉波退还30万元。协议达成后，向志辉按约履行了退款义务，而汤汉波未完全按约定全部履行退款义务，依照法律的规定，应由汤汉波向卢正文返还20万元人民币。卢正文答辩称：1、答辩人根本没有歪曲事实，向志辉和汤汉波应当共同返还答辩人30万元。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尤其是汤汉波于2012年5月5日出具的欠条，足以证明答辩人交付向志辉的委托费用尚有30万元没有收回。一审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向志辉、汤汉波尚欠答辩人的30万元，应当由向志辉、汤汉波共同偿还。2、向志辉将受托事项是否转委托汤汉波，答辩人既不知情更未同意转委托。一审的诉状内容、谈话录音及证人ＸＸ的证言，并不能证明向志辉将委托事项转委托汤汉波，也不能证明答辩人同意向志辉将受托事项转委托汤汉波；为解决卢正文与他人的经济纠纷，卢正文委托向志辉办理委托事项，答辩人将50万元现金交付向志辉，能够证明其委托对象是向志辉。至于向志辉受托后如何完成受托事项，是向志辉的运作方式，其邀请汤汉波协助并将部分费用付给了汤汉波，是向志辉的事，受托主体仍为向志辉；2012年5月5日，汤汉波书面承诺在十个工作日内退还30万元给答辩人，是答辩人在无法收回款项的情况下报公安机关协调的结果，并非证明受托事项转委托关系成立。而事实上汤汉波并未履行自己承诺退还30万元，因此收取答辩人50万元的向志辉应当承担返还责任。3、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条的规定，转委托未经同意的，受托人应当对转委托的第三人的行为承担责任。本案中，答辩人始终没有同意将受托事项转委托汤汉波，也不知道向志辉将受托事项转委托给汤汉波，因此，答辩人在向志辉未按约定完成受托事项后，要求向志辉退款未果后报警，才迫使由汤汉波承诺退款，至今汤汉波未履行承诺，向志辉应当对该30万元承担返还责任。综上，原审判决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汤汉波因未到庭参加诉讼，没有答辩意见。二审中，向志辉向本院提交了二组证据和申请证人杨鲤出庭作证。证据一，文建红、杨鲤、李国富三位证人的证言。证明目的：1、卢正文的委托事项已转委托给汤汉波。2、长沙市公安局经侦支队组织卢正文、汤汉波、向志辉三人已协商并达成一致意见，由汤汉波退还30万元给卢正文。证据二、汤汉波于2012年5月5日出具的欠条。证明目的为汤汉波欠卢正文30万元，是经过经侦支队调解，三方达成一致意见后出具的。证人杨鲤证实：2012年5月5日晚餐后，省公安厅经侦大队对本案的50万元委托费用一事，组织三方调解达成一致意见，即由向志辉退还10万元，汤汉波退还30万元，之后共支付了卢正文20万元，尚欠卢正文20万元的事实。卢正文质证称，对三份证人证言的质证意见为：文建红、李国富的证言未在举证期间内提出，且没有提交身份证明证实其身份，且其证言不真实，有多处改动而未按手印，也未出庭接受当事人的质询，不符合法律规定。对证人杨鲤的证词的质证意见为：杨鲤的证言是虚假的，杨鲤称见过卢正文，而卢正文在庭上却互不认识，且与出具的证言相互矛盾，法院不应采信。因汤汉波未到庭，没有质证意见。对上诉人向志辉提交的文建红、李国富证言及杨鲤当庭的证词，本院认证如下：因卢正文对文建红、李国富出具的证言提出了异议，且未出庭作证，不符合法律的规定，故本院对该二人的证言的证据效力不予认定，不予采信。因证人杨鲤称见过卢正文，但卢正文在庭上却互不认识，且与出具的证言相互矛盾，故本院对其证据效力亦不予认定，不予采信。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因向志辉无法完成委托事务，构成违约，故向志辉应按约退还卢正文已支付的报酬50万元。向志辉称该委托事务经卢正文同意已转委托给汤汉波，因卢正文并不认可，且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汤汉波是接受向志辉的邀请，帮助向志辉完成卢正文的委托事务，汤汉波只是受托人向志辉的履行辅助人员，其行为应视为受托人向志辉的行为。双方认可已退还了20万元，向志辉还应退还卢正文30万元。上诉人向志辉提出卢正文向长沙市公安局经侦大队报案后，组织了三方协调达成一致意见，即卢正文同意共退还40万元，已退还20万元，只有20万元未予退还的上诉理由，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向志辉申请人民法院对长沙市经侦支队组织调处的过程进行调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不属于申请人民法院调查取证的范围，应由当事人自行举证。因汤汉波是向志辉接受委托事项的辅助人员，于2012年5月5日长沙市经侦支队主持的调解过程中，汤汉波向卢正文出具了欠条，并承诺在10个工作日内退返30万元，故汤汉波也有向卢正文退返30万元的义务。本案中，汤汉波从向志辉处分得多少委托款项、各应退还卢正文多少钱，系汤汉波与向志辉之间的结算问题，为另一法律关系。因长沙市公安局经侦支队调解时并未达成免除向志辉退款责任的一致意见，故原审法院判决由向志辉、汤汉波向卢正文共同退还30万元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向志辉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上诉人向志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孟令球审判员  陈洪祥审判员  周佑明二〇一五年九月七日书记员  郭 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