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厦民终字第112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厦门市博钧工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花为，总经理。委托代理人杨秋琴，福建秋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陈月辉，福建首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真，女，1970年9月2日出生，汉族。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靖杨，男，1997年6月9日出生，汉族。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心富，男，1931年8月9日出生，汉族。上述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孙武艺，福建知圆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厦门市博钧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钧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陈真、王靖杨、王心富水污染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法院（2014）翔民初字第22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真、王靖杨、王心富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博钧公司赔偿陈真、王靖杨、王心富的经济损失339752元（费用构成如下：一是捞上岸的死鱼损失为鲈鱼170000元、青鱼70000元、草鱼7560元、白鲢4170元、鲤鱼4560元、大头鲢13920元、白鲫鱼3250元、罗非鱼2250元；二是未捞上岸的死鱼损失为70042元）。原审法院查明，1999年10月22日，王清伟与厦门市翔安区内厝镇赵光村委会签订一份池塘承包合同，约定由王清伟承包赵光村五组所属的和尚塘一堀，承包期限为15年，即1999年10月起至2014年12月31日止，15年承包款共计15800元，合同签订后一次性付清。2009年7月28日，王清伟因病去世，上述鱼塘由其继承人即陈真、王靖杨、王心富继续经营。2014年5月6日，陈真等发现鱼塘内有鱼死亡，遂报警。2014年5月8日，翔安区渔政管理站工作人员对博钧公司的经理陈如林进行询问，其在笔录中称“这几天下大雨冲掉北面一角，造成工厂污水从北面排出一些到水渠，总共十几立方的污水，造成水渠下游鱼塘死鱼”，并表示“工厂有跟渔民协商赔偿，还未达成”。受中国渔政厦门市支队的委托，厦门市海洋与渔业环境监测站对该起渔业污染事故进行调查鉴定，并于2014年5月16日出具报告，结论为：1、鱼塘中死鱼的原因主要为养殖水体收到外来高浓度有机污染物的污染；2、上游废塑料瓶加工厂的废水是主要污染源；3、大雨是造成工厂废水外溢的客观原因。原审审理中，博钧公司申请对以下事项进行鉴定：1、2014年5月6日陈真、王靖杨、王心富的鱼塘中鱼死亡的直接原因；2、对2014年5月6日鱼塘中的水样和博钧公司所排出的废水取样进行化学成分的分析、确定和比对；3、对博钧公司所排出的废水行走路径进行分析，并根据废水排放量、存储量，对所排废水能否到达鱼塘进行分析鉴定。原审法院另查明，事发后，厦门日报和海西晨报也进行了报道。其中。海西晨报2014年5月9日的报道称“据粗略统计，已经捞上来的鱼市场价值已达三、四万元”，5月11日的后续报道中，陈真称“仅5月8日捞出的死鱼就价值4万多元”，发现死鱼的第二天捞出的死鱼数量非常多，“按市场价来算，大概有5万多元”。厦门日报2014年5月9日的报道中，陈真称初步估计全部损失将近100000元。根据证人王秋凉某的证言，其曾向陈真等买鱼，且鱼卖的价格较高。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因污染环境产生的侵权纠纷。环境污染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厦门市海洋与渔业环境监测站作出的渔业污染事故鉴定报告，陈真、王靖杨、王心富鱼塘中鱼死亡的原因主要为养殖水体受到外来高浓度有机污染物的污染，上游废塑料瓶加工厂的废水是主要污染源；同时，博钧公司的经理陈如林在接受翔安区渔政管理站的询问时也承认了工厂污水外泄导致下游鱼塘出现鱼死亡的事实。博钧公司虽辩称厦门市海洋与渔业环境监测站作出的渔业污染事故鉴定报告程序不合法，且翔安区渔政管理站所做的询问笔录中部分内容系事后添加，但其未能举证证明，故对其辩解意见不予采纳，因此，认定博钧公司的污染环境行为与陈真、王靖杨、王心富的鱼塘中的鱼死亡的损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并对博钧公司的鉴定申请不予准许。至于陈真、王靖杨、王心富因鱼死亡造成的损失数额，其主张因博钧公司的污染环境行为造成经济损失339752元，但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故对其主张的损失数额不予采纳。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陈真、王靖杨、王心富的鱼塘内鱼死亡的事实客观存在，且根据事发后厦门日报和海西晨报的报道，陈真、王靖杨、王心富因鱼死亡造成的损失数额将近100000元，该损失数额虽系陈真自行估算，但上述报道均系在事发后一周内，内容较为接近客观事实，具有一定的可信度；同时，证人王秋凉某亦表示陈真、王靖杨、王心富的鱼卖的价格较高。因此，综合本案的具体情况，将陈真、王靖杨、王心富因鱼死亡造成的损失数额酌定为60000元，博钧公司应对此承担赔偿责任。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厦门市博钧工贸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陈真、王靖杨、王心富赔偿经济损失60000元；二、驳回陈真、王靖杨、王心富的其余诉讼请求。宣判后，博钧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博钧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裁定发回重审。理由是：一、博钧公司在原审中就本案所涉的专门性问题申请委托司法鉴定，并申请原审法院对现场勘查，但原审法院既未根据申请启动司法鉴定程序，也未到现场进行勘查，且在未告知不同意申请的情况下，仅凭陈真、王靖杨、王心富单方的主张作出判决，严重违反程序，不具有公正性。二、本案鱼塘中鱼死亡与博钧公司的排污行为不存在任何因果关系，原审法院认定二者存在因果关系系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博钧公司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工厂排除的废水经厂内的污水系统处理后排放，不存在任何有害物质，符合标准，不会对其他地方造成损害。博钧公司的污水处理系统经有资质的专业环保机构设计安装，所排放的废水经三级处理循环使用，只有少量经反映池反应后达到排放标准后对外排放，其排放的废水内不含任何有害物质，PH值符合标准，不存在污染问题。（二）从现场的情况来看，博钧公司工厂与鱼塘位置相距甚远（达2公里），且中间有两条高出地面近半米的大马路阻隔，中间还有大片果园、菜地，更重要的是，博钧公司工厂的污水经过规范处理无害后排入与鱼塘方向相反的东边排水沟之中，不可能流到位于西边的鱼塘。（三）原审法院简单以陈真、王靖杨、王心富单方面委托鉴定的鉴定结论及渔政部分对于不了解情况的人员所作的询问笔录和报纸的报道作为认定事实依据不当。厦门市海洋与渔业环境监测站所作出的鉴定结论系陈真、王靖杨、王心富单方面委托，没有在双方监督之下进行取样，该鉴定明显违反程序，其鉴定结论不应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关于翔安区渔政管理站对于陈如林所作的笔录，陈如林仅仅是总经理的儿子，根本不了解情况，该份询问笔录系其在陈真、王靖杨、王心富制造声势造成误导的情况下所作，存在断章取义的情况，该笔录不能取代专业鉴定机构的结论作为认定事实和证据。此外，报纸的报道亦仅依据陈真、王靖杨、王心富的单方面陈述作出。（四）原审法院没有进行现场勘查，对于鱼塘养殖情况没有理解分析，事实鱼塘鱼死亡原因系因养殖不当所致。三、陈真、王靖杨、王心富没有证据证明其实际损失，原审法院依据推测和估算认定经济损失数额错误。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陈真、王靖杨、王心富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但原审法院仅依据报纸报道中陈真、王靖杨、王心富单方面估算的损失，及证人关于鱼某的陈述，即对于经济损失作出推测和估算的认定，明显证据不足。被上诉人陈真、王靖杨、王心富答辩称，原审法院未违反法定程序，鱼塘死亡与博钧公司的污水污染环境行为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鱼塘内鱼大量死亡是客观事实，原审法院认定的损失金额6万元尚不能界定陈真、王靖杨、王心富由此而造成的全部损失。请求驳回博钧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审判决。经审理查明，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博钧公司提出如下异议：1、陈如林不是博钧公司的经理，是博钧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儿子，陈如林在翔安区渔政管理站工作人员所做的询问笔录中的陈述中，文字之间都是句号而非逗号；2、中国渔政厦门市支队委托厦门市海洋与渔业环境监测站进行调查鉴定是基于陈真、王靖杨、王心富单方面的要求，博钧公司没有看到任何委托手续，也没有通知博钧公司对样本进行质证，存在重大遗漏；3、厦门市海洋与渔业环境监测站出具的鉴定中有一部分是陈真、王靖杨、王心富的陈述。除此之外，博钧公司对原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没有异议。陈真、王靖杨、王心富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没有异议。本院对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在翔安区渔政管理站对陈如林所作的询问笔录中载明陈如林工作单位系厦门市翔安区博钧工贸有限公司，职务系经理，陈如林在该询问笔录中陈述其系公司法定代表人陈花为的儿子，陈如林在该份笔录中签名并捺印。再查明，厦门市海洋与渔业环境监测站2014年5月16日出具的《厦门市海洋与渔业环境监测站渔业污染事故调查鉴定报告》载明：……二、现场调查情况：受中国渔政厦门市支队的委托，本站渔业污染事故调查人员会同市渔政支队的执法人员，于5月7日15：40赶到事故发生现场展开调查取证工作。据现场勘查，该鱼塘为独立淡水养殖水体，呈不规则的S形，面积大约13亩，经GPS定位：坐标为N24°40.9386’，E118°16.2208’。现场看到：鱼塘的北面为农田，有一条小水道通道鱼塘，南面为一条水沟，为鱼塘的排水道，鱼塘的东面为土路；事故鱼塘的出水口漂浮着十来条死鱼，鱼体重量约2-3公斤／尾，鱼塘水体比较清澈。……根据翔安渔政的现场询问笔录：5月6日当天下午，当地公安、渔政及环保部门的调查人员已经沿着进水源初步查到污染源头为当地一废塑料瓶加工厂，该工厂也承认因大雨冲塌厂里的废水池，导致十几立方米的污水外溢到水渠里而污染下游的鱼塘。本站调查人员根据现场调查情况，采集了鱼塘进水口和鱼塘内及排水口三处水样，带回实验室进行检测分析。本院认为，陈真、王靖杨、王心富主张因博钧公司的废水污染造成其鱼塘内的鱼死亡，博钧公司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翔安区渔政管理站对陈如林所作的询问笔录明确载明陈如林的职务系博钧公司的经理，陈如林在该份笔录中陈述博钧公司污水排到水渠，导致水渠下游鱼塘死鱼的事实，该陈述可与厦门市海洋与渔业环境监测站出具的《厦门市海洋与渔业环境监测站渔业污染事故调查鉴定报告》中载明的现场调查情况及调查鉴定结论相互印证，可证明博钧公司排水的废水系本案鱼塘鱼死亡的主要污染源。博钧公司针对该份询问笔录及《厦门市海洋与渔业环境监测站渔业污染事故调查鉴定报告》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反驳，本院对博钧公司关于陈如林不是博钧公司经理及博钧公司的污水不可能流到鱼塘的主张不予采信。诉讼中博钧公司对于其污染环境的行为与鱼塘鱼死亡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也未能尽举证责任，原审法院对博钧公司的鉴定申请不予准许，认定博钧公司污染环境的行为与陈真、王靖杨、王心富的鱼塘中鱼死亡的损害后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并无不当，依法予以确认。陈真、王靖杨、王心富对于其所遭受的损失未能尽举证义务，原审法院综合本案证据材料酌定博钧公司赔偿陈真、王靖杨、王心富因鱼死亡造成的损失数额为6万元属合理裁量，依法予以维持。综上，博钧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原审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300元，由上诉人厦门市博钧工贸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郑光辉代理审判员  袁爱芬代理审判员  陈贤英二〇一五年九月一日代书 记员  许亦宏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