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04民初39054号原告：广州市郜林体育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海珠区广州大道南865号201房。法定代表人：郜林。委托诉讼代理人：云惟权，广东仁言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罡，该公司员工。被告：广东省校园足球协会，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733号羊城同创汇印刷楼4楼。法定代表人：王瑞琼。委托诉讼代理人：屈曼，北京德恒（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旗峰小学，住所地：南海区里水镇甘蕉村。法定代表人：林沛标。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志安，该学校职员。被告：广州卡灵顿体育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733（2）号自编4楼01、02、18房。法定代表人：王夕照。委托诉讼代理人：谭柏林，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梓诺，该公司员工。原告广州市郜林体育有限公司诉被告广东省校园足球协会（下称省校园足协）、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旗峰小学（下称旗峰小学）、广州卡灵顿体育发展有限公司（下称卡灵顿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云惟权、李罡，被告省校园足协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屈曼，被告旗峰小学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志安，被告卡灵顿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谭柏林、曹梓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三被告共同向原告支付培训费用款项人民币213000元及利息（从2019年7月1日起至债务清偿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判令三被告共同承担本案一切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被告省校园足协人员杨磊与原告经理李罡相识后，杨磊邀请原告在被告旗峰小学合作开展校园足球培训，双方口头约定在支付教练工资、房租等经营费用后，利润双方六四分成。根据被告省校园足协安排，原告在2018年3月开始派出4名教练到被告旗峰小学上课。在2018年4月18日，被告旗峰小学、省校园足协与原告签署《旗峰小学、广东省校园足球协会、郜林体育战略合作协议》，约定三方合作，由被告省校园足协与原告结合被告旗峰小学现状，安排专业教练对学生进行现场考察、沟通及训练，将校园足球推广落到实处。此后，依据被告省校园足协和被告旗峰小学的安排，原告的4名教练在被告旗峰小学上课共3个学期，一直到2019年6月底。原告与被告省校园足协约定的教练员工资是一名主教练每月6000元，三名助理教练每月5000元，住宿房租费用每月3400元，交通费用每月500元。以此标准计算，依据被告省校园足协安排，由被告卡灵顿公司向原告分别于2018年4月11日实际支付16328元、2018年5月10日实际支付10350元、2018年7月25日实际支付55742.60元，支付了2018年上半年第1个学期的培训费用。但2018年下半年第2个学期的培训费用114000元和2019年上半年第3个学期的培训费用99000元，合计共213000元培训费用，虽多次追讨，三被告一直都没有向原告支付。因为三被告长期拖欠支付费用，原告才停止派出教练，终止合作。原告认为，被告省校园足协、旗峰小学与原告签署了合作协议，原告依据两被告安排派出教练到被告旗峰小学上课，完成了协议约定工作，两被告应按照约定向原告支付培训费用，被告卡灵顿公司作为两被告安排付款的公司，也应向原告承担付款责任。被告省校园足协辩称，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请求法院依法驳回。与被告旗峰小学合作主体为被告卡灵顿公司、被告旗峰小学与原告，被告省校园足协不是主体。根据被告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被告省校园足协只是在做相应宣传及推广活动，且被告省校园足协是非盈利机构，在与被告旗峰小学的合作中，促成对方合作以及根据被告省校园足协的经营范围开展相应的足球推广活动。因此原告要求被告省校园足协承担款项支付义务没有合同依据，也没有事实、法律依据。被告旗峰小学辩称，被告旗峰小学没有与原告签订任何合同，被告旗峰小学合作的签订合同的机构是被告卡灵顿公司，被告旗峰小学是按照合同约定已经全部支付协议的费用，完成支付的义务。原告与被告卡灵顿公司的协议被告旗峰小学不了解、不知情。被告卡灵顿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卡灵顿公司与原告合作期限为2018年上学期、下学期以及2019年上学期，合作期内被告卡灵顿公司已向原告支付2018年度全部费用，2019年的学费没有给。原告与被告卡灵顿公司的合作没有签署书面的协议，被告卡灵顿公司的对接负责人已经离职，卡灵顿公司向工作人员了解，原告派驻的教练费用3、4000元每人每月，具体数额不确定。双方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数额支付相应费用。其中2018年上学期的教学费用46028元，原告已于2018年5月11日向被告卡灵顿公司开具发票。2018年下学期的教学费用为55742.6元，已全部支付，原告于2018年7月25日向被告卡灵顿公司开具发票。被告卡灵顿公司支付2018年下学期全部费用后原告在该学期私自开设兴趣班，并向家长收取一个班16个人，7-8个班，120人左右，一期16节课一人1500元，32节课一人3000元，合计大概25万元左右，被告卡灵顿公司知道后对此提出异议，双方按口头约定利润按六四分成，被告卡灵顿公司占60%，原告占40%。被告卡灵顿公司分取得的利润优先抵扣2019年上学期的费用，原告私自收取费用后没有按照约定分成，且没有把兴趣班的课程上完退出，导致已缴纳费用的家长不满，被告卡灵顿公司为了平息事件，另外安排教练给兴趣班的学生上课，至今原告仍未支付费用。被告卡灵顿公司派驻学校主要负责人是卡灵顿公司工作人员，原告派驻的人员是辅助卡灵顿公司完成教学任务。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请。经审理查明，2018年4月18日，原告（郜林体育）与省校园足协（校足协）、旗峰小学签署《旗峰小学·广东省校园足球协会·郜林体育战略合作协议》，约定，为了进一步积极响应深化中国足球改革及《教育部等6部门关于加快发展青少年校园足球的实施意见》的开展，振兴校园足球文化，推进校园足球普及，广东省校园足球协会与旗峰小学积极促成此次合作，力促国家政策的区域落实；三方签约合作的达成，也预示着旗峰小学的校园足球发展迎来了新的起点；校足协、郜林体育将结合旗峰小学的校园场地现状、学生年龄、体质等情况，制定校园足球培训计划；安排熟悉青少年足球训练特点及青少年心理的专业教练，对学生进行现场考察、沟通及训练；联系足球相关专家和足球明星进校指导等，将校园足球推广落到实处；未来，“校+协+企”三方将持续深化合作，将旗峰小学打造成为校园足球的推广范本，并联合学校周边的家委会、居委会、业委会等，将整个范围内的社区联合打造成为足球的特色教育试验地、示范社区，造福更多的孩子们。此后，原告派驻足球教练到被告旗峰小学处进行教学。原告称，委派的教练员进场时间是2018年3月份至2019年6月份。被告省校园足协称对2018年情况不清楚，但是教练员在2019年6月份撤场属实。被告旗峰小学称，当时原告及被告卡灵顿公司均派驻教练，但是旗峰小学不清楚教练是属于哪一方的，所以不清楚原告的教练何时进场、何时退场。被告卡灵顿公司称确认原告所述，根据卡灵顿公司和被告旗峰小学确认，每学期实际教学是4个月，其中2019年2-3月份出现原告罢课，原告教练没有进行教学。被告旗峰小学也确认每学期实际教学是4个月，其中2019年2-3月份原告出现罢课，原告教练没有进行教学。原告对该陈述并不确认，原告称2019年3-6月份为被告旗峰小学所述的实际教学时间，原告并不存在罢课行为，是因为被告省校园足协拖欠原告教练员工资，多次沟通无果，作出的不得已的行为，具体的时间是2019年4月1日-2019年4月16日没有上课，在本案中原告诉讼费用请求中有作出扣减，原告诉请的款项中并不包括上述时间段的费用。对于委派的教练员人数，原告、省校园足协、卡灵顿公司均确认是4人；被告旗峰小学称因为有其他方的，所以教练员的总人数超过4人。原告称其按照被告省校园足协的要求派驻足球教练，原告与被告省校园足协建立法律关系，因为原告是为被告旗峰小学提供教学服务，所以被告旗峰小学需要向原告方支付款项，因为被告省校园足协指定被告卡灵顿公司向原告支付款项，所以原告认为被告卡灵顿公司也需承担责任。被告省校园足协则主张，案涉法律关系的主体是原告与被告卡灵顿公司，与被告省校园足协、旗峰小学无关，省校园足协认为其成立时间为2017年11月23日，且为非盈利性机构，经费来源是政府的捐助及会员单位的资助，业务范围主要是开展足球的研究与学术交流，维护会员合法权益，开展公益性活动，合同主体是被告卡灵顿公司，不存在被告省校园足协指定被告卡灵顿公司付款的情况，与原告开始合作对接人是被告卡灵顿公司的经理陈龙，并不是杨磊，杨磊在合作过程中有双重身份，既是被省校园足协的秘书长，也是被告卡灵顿公司股东，因此不能认定被告省校园足协为合同主体。被告旗峰小学认为其与原告无法律关系，至于其他被告与原告的关系旗峰小学不清楚。被告卡灵顿公司认为原告与被告省校园足协、旗峰小学没有合同关系，与被告卡灵顿公司有合同关系。原告称当时项目具体的落实是与杨磊、陈龙进行沟通，陈龙之前是被告卡灵顿公司的总经理，杨磊是被告省校园足协的秘书长，杨磊表示代表被告省校园足协，但没有书面授权材料。被告省校园足协、卡灵顿公司称，项目前期对接主要是陈龙负责，杨磊也表示被告卡灵顿公司与被告省校园足协是分开的，因此被告省校园足协参与前期足球的推广活动并不代表被告省校园足协是合同主体，最终与原告存在合同关系的是被告卡灵顿公司。关于教学期间的费用问题，原告称根据被告省校园足协的安排，2018年3月份原告已经派驻4名教练到被告旗峰小学，包括1名亚足联C级教练、3名中国足协D级教练；费用分别是C级教练6000元/月、D级教练员5500元/月，为方便教学在学校附近租用的宿舍4名教练员合计3500元/月，以及为教练员贴补水电费、员工管理费4名教练合计500元/月；付款方式为杨磊口头承诺由被告卡灵顿公司支付，若被告卡灵顿公司没有支付，由被告省校园足协支付；付款时间为学校付款后再支付；上述约定均是由原告与陈龙及杨磊口头约定，但没有书面证据证明。被告卡灵顿公司不认可原告的意见，卡灵顿公司称确实需要原告派驻4名教练员，具体教练的等级没有特别要求，需要支付的费用根据实际情况支付，具体数额不清楚，据了解是协商数额后支付，付款时间没有约定，由杨磊、陈龙和原告进行沟通，陈龙在被告卡灵顿公司在职期间，是被告旗峰小学的项目的主要负责人，杨磊只是公司的小股东，根据卡灵顿公司向杨磊了解，前期三方杨磊、陈龙和李罡有关于郜林体育教练员进入被告旗峰小学执教的费用进行过协商，初步是按照3000-4000元每人一个月来支付，并没有针对教练员的住宿费、管理费进行协商。原告提交了陈龙出具的《情况说明》，记载陈龙在担任卡灵顿公司总经理期间，公司的整体运营事项决定权均由实际控制人杨磊决策，陈龙只是负责协助执行工作；关于郜林体育教练员进入旗峰小学执教，教练员工资主教练（1名）每月工资6000元、助理教练（3名）每人每月工资5500元、教练员住宿费3500元、每月管理费用500元的标准，是由陈龙与杨磊和郜林体育总经理李罡协商确定。根据原告提交的银行流水，被告卡灵顿公司分别于2018年4月11日向原告转账18250元、于2018年5月10日向原告转账10350元及29700元、于2018年7月25日向原告转账55742.60元，原告于2018年4月17日向卡灵顿公司退款1922元、于2018年5月11日向卡灵顿公司退款10350元。被告卡灵顿公司分别于2018年5月11日向原告开具48789.68元的增值税发票，于2018年7月25日向原告开具52980.92元的增值税发票。原告与卡灵顿公司确认被告卡灵顿公司共计向原告支付101770.60元的服务费，但原告认为该笔费用系用于支付2018年上学期的教学费用，原告诉请主张的2018年7月-12月下学期的费用以及2019年1月-6月上学期的费用尚未支付，被告卡灵顿公司则认为该笔费用系用于支付2018年全年的教学费用。原告提交了《旗峰小学2018-2019年未付教练员费用明细》作为其诉请主张的依据，其中记载2018年下半年教练员费用为114000元，包括9-12月的教练员工资90000元、7-12月的住宿费21000元、7-12月的员工管理费3000元；2019年上半年教练员费用为99000元，包括3-6月的教练员工资75000元、1-6月的住宿费21000元、1-6月的员工管理费3000元；该明细无任何单位签章。原告称因缺课，所以在计算2019年4月的教练员工资时按三分之二计算。因原告没有收到全额费用，原告多次向杨磊追款。根据原告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2019年5月21日，杨磊：“主要卡灵顿欠你们的，也得由卡灵顿追回还你们”。根据原告提交的与旗峰小学的微信聊天记录，2019年5月19日，原告：“……一切需要学校配合的只需要学校佐证客观事实，并无其他非分要求。如果学校有什么问题，那么我会和律师一起约时间拜访您。学校作为直接用人单位也有可能承担连带责任……”。2020年8月21日，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诉讼中，根据旗峰小学提交的证据显示，2018年3月1日，被告旗峰小学与卡灵顿公司签署《合作协议》，约定旗峰小学委托卡灵顿公司结合校园场地现状、学生年龄、体质等情况，制定符合旗峰小学委托培训目的的《青少年校园足球培训计划》，并严格按照双方确认的《青少年校园足球培训计划》执行培训及相关工作；校队培训一学期16周，共60天训练时间；足球普及课一学期共16周课时；校园足球教师培训班每学期两次。2018年10月16日，被告旗峰小学与卡灵顿公司签署《合作协议》，约定旗峰小学委托卡灵顿公司结合校园场地现状、学生年龄、体质等情况，制定符合旗峰小学委托培训目的的《青少年校园足球培训计划》，并严格按照双方确认的《青少年校园足球培训计划》执行培训及相关工作；校队培训一学期295节课；足球普及课为295节课；校园足球教师培训班每学期两次。2019年6月1日，省校园足协与旗峰小学签署《合作协议》，约定旗峰小学委托省校园足协结合校园场地现状、学生年龄、体质等情况，制定符合旗峰小学委托培训目的的《青少年校园足球培训计划》，并严格按照双方确认的《青少年校园足球培训计划》执行培训及相关工作。另查，原告称原告在被告旗峰小学的要求下与旗峰小学开办兴趣班，兴趣班与被告省校园足协、卡灵顿公司均无关，现场所有展示物料都没有被告省校园足协、卡灵顿公司的任何名字与logo露出，并且当天到场也并没有被告省校园足协、卡灵顿公司的任何人员出席，事实情况是学校为了明星效应主动联系原告并委托原告策划本次活动。被告旗峰小学称，兴趣班进入学校是被告卡灵顿公司提出，旗峰小学与被告卡灵顿公司协商学校提供场地、器材，不参与提成、分享，宗旨是为学生提供平台，而且当时要求费用一定不能比市面高。被告卡灵顿公司确认旗峰小学陈述，并称兴趣班利润分成是卡灵顿公司占比60%、原告占比40%。原告称，兴趣班不存在分成，是开始和被告省校园足协口头说明，为扣除成本后的利润被告省校园足协占比60%、原告占比40%，但是分成比例只与校队培训及星期一至五的足球课有关，与兴趣班无关；关于兴趣班，原告是以向邹土焕支付教练员工资的形式向学校支付费用，无需与学校进行分成，均是口头约定。被告旗峰小学称不存在与学校的分成，旗峰小学不清楚邹土焕收取了款项，邹土焕也没有将款项支付给学校。原告称，兴趣班的开办时间是2018年11月份-2019年11月份，全程都有教学，每周的周六、日。旗峰小学称，2019年5-6月份被告旗峰小学不允许在学校举行兴趣班，后期有无开办不清楚，2018年11月-2019年4月份兴趣班有上课。被告卡灵顿公司确认旗峰小学所述，并对2019年5月份之后的情况不清楚。原告称兴趣班收取费用206000元，后续向家长退款17000元，原告为此提交了人员名单、汇款回单进行证明。三被告则表示对兴趣班收款情况不清楚。对于兴趣班的分成，被告卡灵顿公司表示是口头约定。本院认为，原告主张按照被告省校园足协的要求向旗峰小学派驻足球教练，原告与被告省校园足协建立法律关系，并以此为由要求被告省校园足协支付费用。原告作为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虽然原告与省校园足协、旗峰小学签署了《旗峰小学·广东省校园足球协会·郜林体育战略合作协议》，但是该协议并未对三方设定权利义务，也并未就原告派驻足球教练进行明确约定。根据原告陈述，案涉项目具体的落实是与杨磊、陈龙进行沟通，而陈龙当时系被告卡灵顿公司的工作人员，杨磊虽然按照省校园足协所述为省校园足协的秘书长，但同时也为卡灵顿公司的工作人员，原告并无证据证明杨磊系代表被告省校园足协或由省校园足协授权与原告沟通教练派驻业务。根据原告所提交的与杨磊的微信聊天记录可知，杨磊也表示系卡灵顿公司与原告之间建立合同关系。因此，原告主张其与被告省校园足协建立法律关系的意见，本院不予采信。杨磊、陈龙均系代表卡灵顿公司与原告进行项目沟通，合作过程中的款项也系被告卡灵顿公司支付，故被告省校园足协、卡灵顿公司主张案涉法律关系发生在原告与卡灵顿公司之间，本院予以采信。原告在履行派驻教练员的义务后，享有要求被告卡灵顿公司支付款项的义务，现原告主张尚未收取2018年下半年及2019年上半年的费用，本院对此评析如下：首先，关于教练员派驻的时间。被告卡灵顿公司主张原告在2019年2-3月存在罢课的情况，原告则主张仅在2019年4月1日-2019年4月16日期间没有上课。对此，原告作为履行派驻教练员义务的一方，应举证证明教练员的到岗情况，否则需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本案中，原告对教练员派驻时间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而被告卡灵顿公司关于教学时间的陈述得到了接受教学培训的被告旗峰小学的确认，故本院采纳被告卡灵顿公司的意见，原告计收费用的时间段应为2018年下半年、2019年1月、2019年4-6月。其次，关于费用收取的标准。被告卡灵顿公司主张按照3000-4000元每人一个月来支付，但被告卡灵顿公司对此并无证据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而原告则提交了陈龙出具的《情况说明》，该《情况说明》具有一定的证明力，所记载的教练员工资、住宿费、员工管理费与原告主张一致，故本院对原告主张的费用标准予以采信。最后，关于被告卡灵顿公司已付的款项，双方确认被告卡灵顿公司已付的款项为101770.60元，但被告卡灵顿公司主张该笔款项系用于支付2018年全年的费用，该主张与上述计算标准不一致，本院不予采信。原告主张101770.60元系用于支付2018年上半年的费用，本院予以采信。据此，被告卡灵顿公司应向原告支付2018年下半年至2019年上半年的费用为182500元。被告卡灵顿公司及时支付费用，但在原告多次催讨下均拖欠款项，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因双方未约定利息，故利息以182500元为基数，从原告起诉之日（2020年8月21日）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清偿之日止。被告省校园足协、旗峰小学并非合同一方当事人，原告要求被告省校园足协、旗峰小学承担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被告卡灵顿公司提出的兴趣班分成，由于被告卡灵顿公司并未就此提出反诉，且本案系因原告派驻教练产生的结算纠纷，而兴趣班的利润分成属于双方合作纠纷，两者基于不同的法律事实，双方也没有债务冲抵的约定，故本院不予调处。如被告卡灵顿公司认为自身权利受损，可另寻其他途径解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被告广州卡灵顿体育发展有限公司向原告广州市郜林体育有限公司支付182500元及利息（利息以182500元为基数，从2020年8月21日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广州市郜林体育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4495元，由原告广州市郜林体育有限公司负担510元，由被告广州卡灵顿体育发展有限公司负担3985元。如不服本判决，当事人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在上诉状中明确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金额，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之次日起7日内按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金额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相应的上诉案件受理费。审判员  陈伟清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黄丽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