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淮民一终字第0035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蒋玉勉，男，1945年12月17日生，汉族，农民，住淮南市大通区。上诉人（原审原告）：谢方娥，女，1947年11月8日生，汉族，农民，住淮南市大通区。上述两上诉人共同的委托代理人：陈中汉，安徽金天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两上诉人共同的委托代理人：史军，安徽金天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吕桂萍，女，1955年4月16日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淮南市谢家集区。委托代理人：李娜，女，1986年9月6日生，汉族，公司职员，住淮南市谢家集区，系吕桂萍女儿。委托代理人：王启成，淮南市谢家集区杨公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文贤，男，1966年1月7日生，汉族，工人，住淮南市八公山区。委托代理人：李梅，淮南市八公山区法律援助中心律师。上诉人蒋玉勉、谢方娥，上诉人吕桂萍因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淮南市八公山区人民法院（2015）八民一初字第000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5月1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蒋玉勉及蒋玉勉、谢方娥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史军，上诉人吕桂萍及其委托代理人李娜、王启成，被上诉人张文贤的委托代理人李梅到庭参加诉讼，上诉人谢方娥及蒋玉勉、谢方娥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陈中汉，被上诉人张文贤经本院传票传唤、通知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蒋玉勉、谢方娥原审诉称：蒋涛系蒋玉勉、谢方娥之子，蒋涛自2010年起受雇于吕桂萍，在其经营的功达玻璃装饰（工商登记为谢家集区桂萍玻璃店）工作。2014年10月3日，蒋涛接受吕桂萍指派为张文贤家安装门窗及晾衣架，但蒋涛在工作过程中摔伤，随后被送往新华医院救治，于2014年11月12日因呼吸循环衰竭死亡。由于吕桂萍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应承担责任，张文贤将安装业务交给不具备资质的个体户安装，且未为蒋涛提供安全保障条件，也应承担相应责任。故起诉来院要求被告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交通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含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经济损失共计807684.66元，扣除吕桂萍已垫付的5.8万元，还应再赔偿749684.66元。张文贤原审辩称：其对本案不承担赔偿责任，理由如下：1、张文贤没有要求安装门窗，张文贤从吕桂萍处定作的产品是晾衣架，安装是随附义务，而不是从别处订购产品请吕桂萍派人安装；2、吕桂萍卖的晾衣架不是特种产品或设备，对经营资质国家无相关特殊要求，不存在选任上的过错；3、本案中蒋涛与吕桂萍间是个人劳务关系，张文贤与吕桂萍间系加工承揽合同关系，张文贤与蒋涛间并无任何劳务关系，本案案由是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蒋涛不是承揽人也不是承揽合同当事人，其与张文贤之间无任何法律关系，将张文贤作为被告主体不适格。吕桂萍原审辩称：1、蒋玉勉、谢方娥所述与事实不符，2010年其并未雇佣蒋涛，事发之日也没有指派蒋涛去安装门窗，而是安装晾衣架；2、当时来定晾衣架时收取了100元定金，尚欠140元没有支付，也没有说明要拆除旧晾衣架。其派人只是去安装新晾衣架，不知道还有旧晾衣架要拆除，工人到现场后也未向我汇报，蒋涛与张文贤是如何协商的，其不知情；3、其店中均给工人配发有安全带，但蒋涛当日并未携带，蒋涛自己也有过错；4、事故发生后其共计花费了103778元，蒋玉勉、谢方娥部分诉请过高，赔偿标准应按农村标准。原判查明：2014年10月2日，张文贤姐姐张文艳到吕桂萍经营的谢家集区桂萍玻璃店位于安徽省淮南市八公山区新庄孜劳动村21-3-3号房屋定制了一个2.5米长的铝合金晾衣架，双方商谈价格为240元，预收定金100元，余款安装完成后付款，商谈完毕后吕桂萍给张文艳出具了收据一张。2014年10月3日下午，吕桂萍安排其店里工作人员蒋涛、李文亮及另外一位吕姓男工作人员到上述房屋（该房屋的登记所有权人为张文贤）安装晾衣架。三位工人来到八公山区新庄孜劳动村21-3-3号房屋时家中只有张文贤母亲李明兰及张文贤女儿张倩在家，三位工人进入张文贤家中后，蒋涛和李文亮在阳台外施工，另外一位吕姓工人在阳台内负责递送工具。蒋涛和李文亮在阳台外工作时均未佩戴安全带、安全帽，在工作过程中蒋涛不慎从张文贤家二楼阳台摔下到一楼。事故发生后张倩拨打了110报警电话和120急救电话，随后蒋涛被送往淮南新华医疗集团新华医院抢救，于2014年11月11日经医治无效死亡，花费医疗费180557.66元，其中吕桂萍支付5.8万元。另查明：蒋玉勉、谢方娥系夫妻关系，均系农村户籍，共生育子女三人，分别是儿子蒋涛、大女儿蒋传香、次女蒋漫。蒋涛生前未婚无子女与其父母共同居住于淮南市大通区孔店乡顺南村下蒋组。吕桂萍系谢家集区桂萍玻璃店经营者，蒋涛系其雇佣的工人，每日劳动报酬为120元。张文亮的每日劳动报酬为80元。蒋涛在吕桂萍处工作时未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作业操作证》，吕桂萍为其雇佣的工人配备有安全带等劳动防护用具。在蒋涛住院救治期间吕桂萍还为其购买人血白蛋白、重组人血小板生成素、注射用替加环素等药物花费了29654元，支付救护车费用200元，聘请专家花费6500元。原判归纳原判故发生后我人到现场后也未向我汇报，其与张文贤是如何协商的，我本案争议焦点问题为：1、张文贤是否要承担本案赔偿责任；2、吕桂萍是否要承担本案赔偿责任；3、蒋涛在工作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本案赔偿标准是采用城镇居民标准计算还是农村居民标准计算。对于争议焦点1，原审法院认为：蒋玉勉、谢方娥认为张文贤将晾衣架交给不具备资质的个体户安装，且张文贤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要求张文贤对蒋涛的死亡承担一定的责任。但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是张文贤的姐姐张文艳到吕桂萍处定制的晾衣架，双方谈妥价格后吕桂萍给张文艳开具收据一张，故张文艳与吕桂萍间形成了加工承揽关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由于张文贤不是承揽关系中的定作人其不存在定作、选任过失，且晾衣架并不是我国相关法律规定的特种设备，需要特种许可才能销售的物品。蒋涛等三人到张文贤家中施工时张文贤本人亦不在场，也不存在指示过失。蒋玉勉、谢方娥认为张文贤是蒋涛提供劳务的受益人，应给予相应的经济补偿。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帮工人因帮工活动遭受人身损害的，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帮工人明确拒绝帮工的，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可以在受益范围内予以适当补偿。该条规定中帮工人指的是无偿提供劳务的帮工人，但蒋涛并不是无偿为张文贤家安装晾衣架的，其与吕桂萍之间系有偿个人劳务关系，吕桂萍指派蒋涛工作并按每日120元结算劳务报酬。故蒋玉勉、谢方娥要求张文贤以受益人的身份给付蒋玉勉、谢方娥经济补偿，不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所述，张文贤不承担本案赔偿责任。对于争议焦点2，原审法院认为：蒋涛在吕桂萍处工作，吕桂萍按照约定按每日120元按工作天数每月给付蒋涛劳务报酬，蒋涛与吕桂萍之间形成了个人劳务关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即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致使自己受到伤害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应根据提供劳务一方和接受劳务一方各自过错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故吕桂萍应当承担本案相应的赔偿责任。对吕桂萍辩解蒋涛是在拆卸旧晾衣架时摔下受伤后导致死亡的，其当时只是安排蒋涛去安装新晾衣架，并没有安排蒋涛拆卸旧晾衣架，蒋涛拆卸旧晾衣架超出了吕桂萍安排的工作范围。且其在蒋涛受伤后也积极为其治疗，并花费了大量医疗费，故其不应再承担赔偿责任。对此，对张文艳定制时是否有和吕桂萍谈及包括拆除旧晾衣架一节，张文艳和吕桂萍都是各自口头陈述，另一工人李文亮出庭作证时陈述在张文贤家中不知道张文贤家人是否与蒋涛谈及拆除旧晾衣架的事情。事发现场另一位吕姓工人现也无法联系，故现无法查明张文艳与吕桂萍之间关于拆除旧晾衣架是否在定制时已约定好。但按照日常习惯，张文贤家中晾衣架损坏后张文艳到吕桂萍处定制新晾衣架，在定制过程中双方一般情况下都会对定制方的家庭住址（楼层）、晾衣架的尺寸大小、具体安装位置进行交流，在交流过程中定制方说明家里旧晾衣架损坏需要更换新的亦是正常情况下的表示。且吕桂萍派出的工作人员到张文贤家中后也未向张文贤家人索要拆除旧晾衣架的额外费用，在察看完安装位置，插好电源后，蒋涛和李文亮就翻到阳台外开始施工作业。且吕桂萍对其主张蒋涛超过指示范围工作，认为蒋涛与张文贤家人就拆除旧晾衣架另达成协议，并未提供相关证据加以证明。故对吕桂萍认为蒋涛超过其指示范围工作，其不承担本案赔偿责任的辩解意见不予采信。对于争议焦点3，原审法院认为:蒋涛是一名成年人，其应当预见到其所从事的高空安装工作具有较大的危险性。而且蒋涛的每日劳务报酬是120元，比一起工作的李文亮和另一位吕姓工人的报酬都要高，这说明蒋涛比一同工作的其他两名工人具有更加丰富的工作经验，其更应当知道其所从事的工作具有高度危险性。吕桂萍作为雇主已经为其雇佣的工作人员配发了相关安全防护用具，但蒋涛因怀有侥幸心理，轻信能够避免危险的发生，在工作过程中未佩戴安全带、安全帽就从事高空作业，疏忽大意导致事故的发生。由于蒋涛经常从事高空作业，且其未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作业操作证》，属于无证上岗。故蒋涛应当对其死亡承担相应的责任，该责任比例本院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酌情确定为40%。蒋涛在事故发生前虽一直在城镇务工，但其生前一直与其父母居住在农村。依据有关规定，农村居民能提供在城镇的合法暂住证明，在城镇有相对固定的工作和收入，已连续居住、生活满一年，人身损害的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按城镇居民的标准计算。故蒋涛的死亡赔偿金的标准应按农村居民的标准计算。蒋玉勉、谢方娥诉请的医疗费180557.66元，与票据相符，予以支持。蒋玉勉、谢方娥诉请的误工费4896元，其计算标准和时间有误，本院依法调整为120元/天×39天=4680元。蒋玉勉、谢方娥诉请的护理费4064元，其计算天数有误，依法调整为101.6元/天×39天=3962.4元。蒋玉勉、谢方娥诉请的营养费1200元，其计算天数有误，依法调整为30元/天×39天=1170元。蒋玉勉、谢方娥诉请的住院伙食补助费1200元，其计算天数有误，依法调整为30元/天×39天=1170元。蒋玉勉、谢方娥诉请的交通费800元，其计算标准和天数有误，依法调整为5元/天×39天=195元。蒋玉勉、谢方娥诉请丧葬费23903元，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蒋玉勉、谢方娥诉请的死亡赔偿金446280元，其死亡赔偿金应按照农村居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依法调整为8098元/年×20年=161960元。蒋玉勉、谢方娥诉请的被抚养人生活费64784元，其计算标准正确，予以支持。蒋玉勉、谢方娥诉请的精神损害抚慰金8万元，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的规定，受害人对损害事实和损害后果的发生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其过错程度减轻或者免除侵权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由于蒋涛工作过程中没有佩戴安全带、安全帽，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一定的过错，故精神损害抚慰金本院酌情调整为6万元。综上，两原告应获得的赔偿总额为502382.06元，扣除责任比例后两原告应获得的赔偿款为（502382.06元-6万元）×60%＋6万元=325429.24元，再扣除吕桂萍已支付的5.8万元，吕桂萍应再赔偿两原告325429.24-5.8万元=267429.24元。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四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吕桂萍在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一次性支付原告蒋玉勉、谢方娥医疗费180557.66元、误工费4680元、护理费3962.4元、营养费117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170元、交通费195元、丧葬费23903元、死亡赔偿金（含被抚养人生活费）226744元、精神损害抚慰金60000元，合计502382.06元中的267429.24元；二、被告张文贤在本案中不承担赔偿责任；三、驳回原告蒋玉勉、谢方娥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377元，减半收取为5688.5元，由原告蒋玉勉、谢方娥负担3670.5元，由被告吕桂萍负担2018元。一审判决宣判后，蒋玉勉、谢方娥，吕桂萍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蒋玉勉、谢方娥上诉称：原判适用法律不当。蒋涛与吕桂萍之间成立雇佣劳动关系，而非个人劳务关系。吕桂萍对所属雇员从事高空作业，未尽安全教育培训、安全措施落实、安全制度监督职责，蒋涛在雇佣过程中受伤身亡，相应损失应由吕桂萍承担。原判适用侵权责任法，认定蒋涛应承担40%责任错误。原判认定精神抚慰金60000元偏低。原判按农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不当。蒋涛成年后独立进城务工生活，在工地附近租房，并非一直在农村居住，蒋涛主要生活、消费、居住等均在城镇，其死亡赔偿金应按城镇居民标准认定。请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改判。吕桂萍辩称：蒋涛于2014年8月14日到我店中帮忙。蒋涛事发时没有按照吕桂萍的安排去工作，原判认定责任比例合理。原判认定精神抚慰金合情合理。蒋玉勉、谢方娥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蒋涛死亡赔偿金应当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认定。请求驳回蒋玉勉、谢方娥的上诉请求。张文贤辩称：张文贤在本案中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吕桂萍上诉称：本案张文贤大姐到吕桂萍处谈安装晾衣架问题并预付定金100元，当时并未提起拆除旧晾衣架。蒋涛从事工作仅为安装晾衣架。蒋涛在安装晾衣架时，擅自与张文贤家人另行协商拆除价格，吕桂萍未安排蒋涛拆除旧晾衣架，蒋涛系在拆除旧晾衣架时从楼上摔下死亡。张文贤就拆除旧晾衣架事宜上已于蒋涛形成新的劳务关系，张文贤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吕桂萍不应为蒋涛在拆除旧晾衣架时遭受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在蒋涛去安装晾衣架时，吕桂萍已经告知其注意安全，带好安全带，但蒋涛未佩戴安全带，其本身存在过错。事故发生后，吕桂萍已支付住院费用5.8万元，请专家治疗6500元，购买药品37544元及其他费用共计103778元，蒋玉勉、谢方娥擅自从保险公司领取保险费用3万元。而原审法院仅认定吕桂萍支付了58000元与事实不符。请求二审法院公正裁决。蒋玉勉、谢方娥辩称：蒋涛与吕桂萍之间是雇佣关系。安装晾衣架是蒋涛从事雇佣工作的内容，吕桂萍应当就蒋涛死亡承担赔偿责任。张文贤辩称：张文贤与吕桂萍之间是承揽关系。张文贤在定作、选任方面不存在过失。张文贤作为定作人对承揽人从事拆除、安装晾衣架没有任何指示。张文贤在订立合同时就已经明确告知家中有旧晾衣架尚未拆除，按照交易习惯拆除旧晾衣架费用应包含在购买价格中。张文贤在本案中不应承担任何责任。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吕桂萍的上诉。二审庭审期间，蒋玉勉、谢方娥提交淮南市孔店乡舜南村村民委员会证明一份，以证明蒋涛在中学毕业后就跟个体老板从事门窗、不锈钢产品制作，长年生活在淮南市区。吕桂萍质证认为，真实性无异议，作为乡村基层组织，不可能知道蒋涛具体工作内容。张文贤认为该份证据与其无关。本院认证意见为：根据法律规定，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该份证据无相关人员签字，不符合证据要件形式，本院对该份证据不予确认。二审庭审期间，吕桂萍提交了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人身意外保险单一份，以证明事发前，吕桂萍为蒋涛购买了保险，事故发生后，蒋涛家人已从保险公司领取了3万元保险金。蒋玉勉、谢方娥质证认为，本案事故发生后吕桂萍拿保险单复印件让其到保险公司领钱，拿了3万元。张文贤认为该份证据与其无关。本院认证意见为，该份保险为人身意外保险，并非雇主责任保险，本院对该份证据不予确认。各方当事人所举其他证据与一审相同，本院认证意见与一审一致。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上诉和答辩，结合庭审情况，本院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蒋涛在本案事故中承担的责任比例应当如何确定；2、张文贤是否应当就蒋涛死亡承担责任；3、蒋涛最终应获赔偿的各项损失应当如何计算。本院对上述争议焦点评析如下：（一）关于蒋涛在本案事故中承担的责任比例应当如何确定的问题。本院认为：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蒋涛系吕桂萍的雇员，蒋涛在为吕桂萍提供劳务过程中受伤，吕桂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蒋涛应当根据自身的过错承担相应责任。本案中，蒋涛在高空作业时应当意识自身工作危险性，做好安全防范措施，但因轻信可以避免，未佩戴安全工具，且未尽谨慎注意义务，不慎从作业处摔下，其自身存在过错。原判认定蒋涛在本案中承担40%责任，合理允当，蒋玉勉、谢方娥关于此节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二）关于张文贤是否应当就蒋涛死亡承担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中，虽然张文贤的姐姐向吕桂萍支付定金100元，但吕桂萍、张文贤均认可对方是晾衣架安装的相对方，结合本案的事实，可以认定，张文贤系定作安装晾衣架的定作人，吕桂萍系承揽人，蒋涛系受吕桂萍指示安装晾衣架造成自身损害。吕桂萍认为张文贤应当承担责任，但并没有举出充足证据证实张文贤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吕桂萍认为，其指示蒋涛提供劳务时工作任务并不包括拆除旧晾衣架，蒋涛拆除旧晾衣架系张文贤额外要求。对此，拆除旧晾衣架是安装新晾衣架的前置必要工作，按照一般理解，拆除旧晾衣架应为整体承揽工作的组成部分；且经过二审庭审查明，蒋涛在到张文贤家时携带了拆除切割旧晾衣架设备，可以认定吕桂萍指示蒋涛提供劳务的工作内容中包括拆除原有旧晾衣架。综上，张文贤在本案中不承担责任，吕桂萍认为张文贤在本案中应当承担责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三）关于蒋涛最终应获赔偿的各项损失应当如何计算的问题。本院认为：本节中，蒋玉勉、谢方娥上诉认为蒋涛死亡赔偿金应按城镇标准计算，原判认定精神抚慰金偏低。法律规定，农村居民能提供在城镇的合法暂住证明，在城镇有相对固定的工作和收入，已连续居住、生活满一年的人身损害的死亡赔偿金按城镇居民的标准计算。对此，原审期间，蒋玉勉、谢方娥提供的证据并无证明观点指向蒋涛死亡赔偿金应按城镇标准计算；在二审期间蒋玉勉、谢方娥虽提交了相关村委会证明，但该证明并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结合本案其他证据及当事人陈述并不能形成证据锁链证实蒋涛死亡赔偿金符按照法律规定应按城镇标准计算。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应当根据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等因素进行确定。蒋涛在本案事故中应当承担40%责任，原审法院综合确定蒋涛应获赔偿的精神抚慰金为6万元，合理允当。综上，蒋玉勉、谢方娥关于此节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应予以采纳。本节中，吕桂萍上诉认为，其垫付的医药及其他费用以及蒋玉勉、谢方娥已领取保险金3万元应当从赔偿款中扣除。对此，本案蒋玉勉、谢方娥与吕桂萍均认可在新华医院医疗费用180557.66元中有吕桂萍垫付款5.8万元，对此，蒋玉勉、谢方娥在诉讼请求清单中已经将该5.8万元扣除。吕桂萍主张其为蒋涛治疗请专家治疗6500元，购买药品37544元，上述费用亦不在本案蒋玉勉、谢方娥诉讼请求中，对此本案不予处理。对于蒋玉勉、谢方娥从保险公司领取保险费用3万元，因该份保险险种为人身意外保险，非雇主责任保险，不应抵扣雇主应当承担的责任。吕桂萍关于此节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原判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按一审判决负担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12183元，由蒋玉勉、谢方娥负担8534元，由吕桂萍负担3649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石兴辉审 判 员  胡 伟代理审判员  海 涵二〇一五年九月一日书 记 员  王晓珊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