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505民初5538号原告：郁雪明，男，1971年12月5日生，汉族，住苏州市虎丘区。原告：郁雪琴，女，1973年8月2日生，汉族，住苏州市虎丘区。原告：吴炳娥，女，1952年7月12日生，汉族，住苏州市虎丘区。原告：郁水云，女，1931年12月3日生，汉族，住苏州市虎丘区。以上四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卫兵，江苏凡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苏州科技城医院，住所地苏州高新区漓江路1号。法定代表人：陈志航。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小飞，北京市天元（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磊，系医院员工。原告郁雪明、郁雪琴、吴炳娥、郁水云与被告苏州科技城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0月1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艾罗伟独任审理，于2021年1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郁雪明、郁雪琴、吴炳娥、郁水云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卫兵，被告苏州科技城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小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郁雪明、郁雪琴、吴炳娥、郁水云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四原告各项损失总计346709.59元(医药费323761.37元、精神损害赔偿金50000元、死亡赔偿金734442.24元、丧葬费43295元、护理费4200元，合计1155698.61元，按照30%的比例主张)。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7年7月21日，患者郁某乙因“多尿、腹胀伴恶心呕吐十日、持续发热”至被告苏州科技城医院处就诊。住院期间，被告完善心电图、胸部CT平扫时（心电图异常Q波、CT平扫左心房增大、心影稍增大），曾提示瓣膜病变。但在患者发热不退、有心衰表现、病程持续恶化的情况下，被告都未进一步明确心脏病变诊断，未采取任何措施。依据国家健康卫生委员会发布的《医疗质量管理办法》及《医疗质量安全核心制度要点》的要求：“患者在持续三天病程加重且未明确诊断的情况，院方就应该组织会诊”。住院期间，虽曾有院内其他科室医师前往会诊，但未给出任何明确诊断，也未进行进一步检查。在此情况下，患者又存在持续三天病情加重，诊断不明的情况，被告应按照核心制度要求，再次组织会诊，但被告始终未组织有效会诊。2017年7月30日，患者病情持续恶化，被告仍未采取任何有效措施。作为家属的原告迫于无奈，将患者转至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入院治疗。入院当日，医院的完善心脏超声检查提示二尖瓣错位伴中重度返流，二尖瓣赘生物形成，左房左室增大，室间隔基底段增厚，主动脉瓣重度返流，肺动脉高压。该院即明确诊断为感染性心内膜炎。8月25日凌晨00:58，患者突发室颤，该院予以心肺复苏、心脏电除颤，并予以肾上腺素、利多卡因静脉推注，患者自主心律始终不能恢复，至02:05抢救无效，被宣告临床死亡。原告认为被告违反医疗规范和核心制度，没有尽到相应的诊疗义务，导致误诊误治，且未尽医疗上的注意义务，延误治疗时机。经苏州市医学会鉴定：苏州科技城医院在郁某乙诊疗过程中，医方未及时复查心脏超声检查，未进行多学科会诊，未能给出明确的感染性心内膜炎诊断，存在过错。现各方就各项损失承担无法协商一致，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医疗事故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相关规定，原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望判如所请。被告苏州科技城医院辩称：根据苏州市医学会的苏州医损鉴（2020）028号《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被告诊疗行为基本符合规范，也履行诊疗义务与告知义务。患者的原发病是死亡的根本原因。虽然医方在诊疗方面有些许过错，但不影响治疗决策及患者预后。医方的过错与患者死亡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在医疗损害纠纷当中，只有医方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并且与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才会承担赔偿责任，故被告无需承担赔偿责任，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诉请。经审查本院认定事实如下：郁某乙于1950年11月8日出生，于2017年8月25日死亡。郁某乙与原告吴炳娥系夫妻关系，两人共生育一儿一女，分别为原告郁雪明、原告郁雪琴。郁某乙的父亲为郁某甲，已于2001年7月2日死亡；母亲为原告郁水云。另查明，郁某乙两次住院期间共花费医疗费317891.37元，外购药品5720元，合计323761.37元。被告庭审中表示医疗费认可317891.37元，因外购药品无医嘱，故不认可。郁某乙在被告苏州科技城医院的诊疗过程如下：2017年7月21日，郁某乙因“多尿1年，腹胀伴恶心呕吐10天”至被告苏州科技城医院接受治疗。郁某乙有高血压史10年，一年前诊断为糖尿病，予门冬胰岛素30早22u，晚22u，餐前皮下注射。查体：体温39℃，脉搏97次/分，呼吸18次/分，血压179/64mmHg，体重指数23，全身皮温及湿度正常，无水肿，无紫纹、痤疮，无多血质貌，无黑棘皮。腹部无压痛，反跳痛，双下肢无水肿，无色素沉着。双侧足背动脉搏动可，痛温觉正常。入院诊断：2型糖尿病，发热待查，高血压病。入院后，予内分泌科护理常规，一级护理、糖尿病饮食；胰岛素皮下注射降糖，莫西沙星抗感染，前列地尔改善微循环，硫辛酸抗氧化应激治疗；完善各项检查及病情告知。2017年7月21日15：14，血常规：白细胞11.85*10^9/L，中性粒细胞91.70%，淋巴细胞4.40%。C反应蛋白123mg/L.2017-07-21医患双方沟通告知。2017年7月21日，血培养(07-25报告)：血格鲁比卡菌。2017年7月23日11：18，副主任医师查房，诊断：2型糖尿病，发热原因待查，高血压病，周围血管病变，腔隙性脑梗塞，肾结石。行医患沟通。2017年7-24体温37.6℃。检验科电话通知血培养为链球菌感染(病程录中记录)。心脏彩超：左房增大，心肌肥厚，主动脉瓣、二尖瓣中度返流。左室舒张功能减退。各瓣膜形态、活动未见异常。考虑：脓毒血症，予哌拉西林舒巴坦联合莫西沙星抗感染治疗。2017年7月25日08：24，血常规：白细胞12.15*10^9/L，中性粒细胞80.70%，淋巴细胞12.20%。C反应蛋白114mg/L。2017年7月26日，患者哌拉西林舒巴坦静滴结束后出现胸闷气急，急查高敏肌酐蛋白T正常(52.85pg/ml)，N-末端脑钠肽前体6351.0pg/ml，考虑：急性心衰，予呋塞米静推利尿减轻心脏负荷后症状改善。2017年7月26日21：40，心内科会诊：左下肺闻及湿罗音，心率93次/分，无杂音，两下肢无浮肿。心电图无明显异常。2017年7月26日，腹部CT增强扫描：两侧胸腔积液，两下肺部分膨胀不全。血培养见细菌生长。建议查：BPN，随诊。2017年7月27日11：06，N-末端脑钠肽前体5243.0pg/ml，停用哌拉西林舒巴坦，诊断：2型糖尿病、败血症、心功能衰竭予病重通知。12：00医患沟通告知。临床药师会诊，建议继续予莫西沙星单药抗感染，复查双套血培养，根据微生物清除情况再作调整。2017年7月28日，呼吸内科会诊：复查血培养、化验粪、尿培养等，继续贵科治疗。2017年7月29日，患者再次出现发热，热峰38.2°（耳温）。2017年7月30日，主任查房：根据患者药敏结果，加用“舒普深”抗感染，当日医患沟通后转院。随后，郁某乙转入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诊疗过程如下：2017年7月30日，患者因“胸闷伴发热半月余”住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住院号1281564)。入院后完善各项检查，心脏彩超：二尖瓣错位伴中重度返流，二尖瓣前叶赘生物形成，左房左室增大，室间隔基底段增厚，主动脉瓣重度返流，肺动脉高压。考虑“感染性心内膜炎”。2017年8月2日，转入心血管外科(住院号6098483)，转入诊断：感染性心内膜炎、二尖瓣及主动脉瓣关闭不全，心功能不全，高血压病，2型糖尿病。予强心利尿吸氧抗感染等综合治疗，患者突发急性左心衰。2017年8月9日，急诊行二尖瓣、主动脉瓣赘生物清除术+二尖瓣前叶瓣周脓肿清除修补术+二尖瓣生物瓣置换术+主动脉瓣生物瓣置换术。手术顺利，术后予呼吸机辅助通气，行头颅CT显示颅内出血，请多科会诊给予脱水降颅压营养脑神经等治疗。患者肾功能逐渐恶化，尿量减少，给予床边血液滤过。2017年8月25日00：58，突发室颤，抢救无效于2：05宣告临床死亡。死亡原因：室颤、感染性休克、感染性心内膜炎、急性左心衰竭，肾功能衰竭，高血压病，2型糖尿病。又查明，2019年9月16日，原告郁雪明与被告苏州科技城医院共同委托苏州市医学会对关于郁某乙和苏州科技城医院医疗损害事宜进行鉴定，鉴定事项为：1、苏州科技城医院在郁某乙的诊疗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2、如果存在过错，与郁某乙损害后果之间有无因果关系；3、如有因果关系，判定医疗过错对郁某乙人身损害的原因力大小。2020年6月23日，苏州市医学会出具苏州医损鉴[2020]028号《医疗损害鉴定书》，鉴定意见为：苏州科技城医院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该过错与患者死亡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上述鉴定书中对被告的诊疗行为及因果关系分析认为：2017年7月26日，患者哌拉西林舒巴坦静滴结束后出现胸闷气急，急查高敏肌酐蛋白T正常(52.85pg/ml)，N-末端脑钠肽前体6351.0pg/ml，心内科会诊考虑急性心衰，予呋塞米静推利尿减轻心脏负荷后症状有所改善。但之后结合入院抗感染治疗后体温未能有效控制，并且首次心超：二尖瓣中度返流等情况，医方未及时复查心脏超声检查，未进行多学科会诊，未能给出明确的感染性心内膜炎诊断，存在过错。患者的原发病是死亡的根本原因，医方诊断脓毒血症后给予积极抗感染治疗，在有限时间内未能明确感染性心内膜炎诊断，存在过错，但不影响治疗决策及患者预后，故医方的过错与患者死亡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庭审中，原告表示：“我方对苏州市医学会出具的《医疗损害鉴定书》不予认可，希望重新鉴定。苏州市医学会的专家是由苏州市主要医院的医生所组成的，鉴定结果对医院相对比较有利，所以我方认为应当由专业的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对双方更为公平合理。”被告则表示：“上述鉴定书系双方同意共同委托的，鉴定结果应当是合法有效的。”其后，本院当庭向原告进行释明，告知其本案中的鉴定报告系原告和被告共同委托的鉴定机构苏州市医学会作出的，而苏州市医学会亦具有相应的鉴定资质，且本院亦未发现相应的鉴定过程和鉴定报告存在相应违反鉴定规则的事项，故本院对于原告的重新鉴定申请不予准许。原告当庭表示清楚，且庭后亦未再提交书面的重新鉴定申请。庭审中，原告确认除医疗费外各项损失分别为：精神损害赔偿金50000元、死亡赔偿金734442.24元、丧葬费43295元、护理费4200元（120元/天*35天）。被告则表示：对原告的计算方式即金额没有异议，护理费计算标准由法院依法认定，但患者死亡与我方诊疗行为无因果关系，故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以上事实，由出院记录、出院小结、费用清单、医疗费票据、住院结算单、死亡记录、户口注销证明、户表、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登记表、证明、医疗损害鉴定书，以及本院庭审笔录等证据予以证实。本院认为，郁某乙因疾病至被告处就诊，双方构成医患关系。本案中，原告与被告共同委托苏州市医学会进行医疗损害鉴定，后苏州市医学会依法出具了《医疗损害鉴定书》，故《医疗损害鉴定书》应为合法有效。但医疗损害鉴定书属于证据形式的一种，医疗损害鉴定书中认定的医学层面的因果关系与侵权责任法上规定的因果关系有所不同，只要医疗机构在医疗活动中确实存在一定的民事过错，符合民事侵权构成要件，仍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为了避免医疗带来的不良损害，医务人员在诊断前必须对一切可能发生的损害有所认识，并且采取措施防止损害的发生。患者郁某乙死亡医学原因虽系自身疾病所导致，但根据《医疗损害鉴定书》可知，被告苏州科技城医院确实存在“未及时复查心脏超声检查，未进行多学科会诊，未能给出明确的感染性心内膜炎诊断”的过错，因此，被告在诊疗活动中，未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存在过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七条之规定，医疗机构应根据其过错程度，对患者诊疗活动中受到的损害，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然而，考虑到郁某乙的原发病是其死亡的根本原因，故参考医疗损害鉴定意见书的鉴定结论，综合考察郁某乙自身的原发病因素与被告的过错因素，衡量两者之间的原因力比例大小，本院酌情确定被告对郁某乙的死亡承担6%的赔偿责任。关于原告主张的各项损失，对于医疗费，其中外购药品费5720元，原告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其外购药品系必要药品，亦无相应医嘱，故本院对外购药品费难以认定其关联性。对于原告主张的剩余的医疗费317891.37元、死亡赔偿金734442.24元、丧葬费4329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万元，鉴于被告庭审中表示对金额计算方式不持异议，故本院也对此予以确认。关于护理费，本院酌定按照100元/天的标准计算，郁某乙两次住院共计35天，故本院酌定护理费共计3500元。上述损失合计1149128.61元，由被告苏州市科技城医院承担6%的赔偿责任，即68947.72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苏州科技城医院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郁雪明、郁雪琴、吴炳娥、郁水云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死亡赔偿金、丧葬费、护理费等各项损失共计68947.72元。如采用转账方式支付，请汇入原告郁雪明、郁雪琴、吴炳娥、郁水云指定的账户；或汇入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案件标的款专户，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苏州商业街支行，账号：62×××61。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034元，减半收取1017元，由原告负担814元，由被告负担203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按照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规定向该院（户名：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苏州苏福路支行；账号：10×××76）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审判员  艾罗伟二〇二一年三月三日书记员  曹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