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云中法民二终字第26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阮朝棣，男，汉族，1964年12月13日出生，住云浮市。委托代理人：阮靖仪，女，系上诉人阮朝棣的女儿。委托代理人：李仲明，广东翔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莫丽珍，女，汉族，1965年8月10日出生，住云浮市。委托代理人：冯建文，云安县安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国贤，男，汉族，1964年5月22日出生，住云浮市。委托代理人：旷良稳，广东石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黄忠勇，广东石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阮朝棣、莫丽珍因与被上诉人吴国贤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云浮市云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云城法民一初字第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1年1月6日，吴国贤通过中国建设银行的账户（账号为：62434062327000xxxx）转款500万元到温金洪的账户（账号：622700327011000xxxx）。2011年1月7日，阮朝棣出具了一张《借据》给吴国贤收执，《借据》载明：“今借到吴国贤人民币伍百万元（￥5000000.00元）。借款人阮朝棣。”对于上述经过，吴国贤称是阮朝棣向吴国贤借款500万元，吴国贤是按阮朝棣的要求将款划入阮朝棣指定的温金洪的账户，阮朝棣才在次日出具《借据》的。对此，阮朝棣、莫丽珍则认为本案的事实如其答辩状陈述。2012年11月25日，在上述《借据》的下方作了以下注明“到2012年11月25日，已还30万实欠470万元。阮朝棣”。对此，吴国贤称是双方经结算对数后，阮朝棣确认尚欠吴国贤借款本金470万元。阮朝棣确认是阮朝棣在该注明处签名并盖指模确认，但认为是吴国贤逼得太紧，所以才确认尚欠吴国贤借款本金470万元，当时只是将500万元减去了归还的30万元的本金，得出470万元的欠条，其他还款阮朝棣并没有计算清楚。阮朝棣、莫丽珍提供了以下相关的银行转账凭证等证据：1、2011年2月1日，阮朝棣转账12.5万元给吴国贤；2、2011年4月18日，莫丽珍转账27万元给吴国贤；3、2011年5月7日，阮朝棣转账20万元给吴国贤；4、2011年5月11日，莫丽珍转账100万元给吴国贤；5、2011年6月15日，阮朝棣转账125万元给吴国贤；6、2011年8月1日，阮朝棣转账200万元给吴国贤；7、2011年8月4日，阮朝棣转账10万元给吴国贤；8、2011年11月23日，吴国贤书写了一张收据，确认收到阮朝棣还款100万元；9、2012年12月31日，阮朝棣转账8万元给吴国贤；10、2013年11月13日，阮朝棣转账5万元给吴国贤。阮朝棣主张上述十笔款项，合计已归还了607.5万元给吴国贤。对此，吴国贤称上述第1、2、3、4笔款项、第5笔款项中的25万元，第7、9、10笔款项，都是用于归还本案借款500万元口头约定的利息及阮朝棣另外借吴国贤200万元的本金及口头约定的利息，第8笔的收据，其实与第4笔款项是同一笔款项，因当时吴国贤没有找到借据，就书写了收据给阮朝棣收执，后来吴国贤觉得写了收据不妥，就在写收据后的一天即2011年11月25日在本案的500万元借据注明尚欠470万元，即可以证明上述第4、8笔的款项不是归还本案的借款，第6笔款项不是借款，而是阮朝棣转账到吴国贤的账户，再由吴国贤转账给董野。庭审中，阮朝棣确认第6笔款项不是还款，是阮朝棣用吴国贤的账户走账，属阮朝棣支付给董野的款项。吴国贤提供了以下转款凭证：1、2010年8月9日，吴国贤转款100万元到阮朝棣账户，2、2010年9月20日，吴国贤转款100万元到阮朝棣账户。吴国贤称上述200万元是吴国贤另外借给阮朝棣的，阮朝棣对转款记录无异议，但认为该款已经结算，与本案无关。另外，在2011年7月7日，由吴国贤经营的云浮市区永兴隆石料工艺厂转款2400万元到云浮市云城区雅图室内装修设计室，对此，吴国贤、阮朝棣均确认该款是阮朝棣在银行借款，用吴国贤的账户进行走账，与本案借款无关。阮朝棣以温金洪非法吸存一案被公安部门侦查，向本院申请调查取证，调取该案的审计报告及吴国贤的询问笔录，因2013年8月13日，本院依法作出（2013）云城法刑初字第114号《刑事判决书》，认定温金洪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仿造国家机关证件罪、仿造公司印章罪、抽逃出资罪。故原审法院对阮朝棣申请调查取证的材料在本院刑事卷宗进行了调取。在该刑事案件的案件材料中，刑事侦查卷案（证据卷21），名称是云浮市东立胜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温金洪及其关联方资金往来审计报告书》第32项载明：“阮朝棣及其关联人，共计转入资金114，630，000.00元，转出资金10，783，000.00元，资金转入净额6，800，000.00元，其中：（1）阮朝棣，通过银行交易方式共计转入资金给温金洪58，560，000.00元，温金洪转出资金66，920，000.00元（详见附件1.47）；（2）莫丽珍，通过银行交易方式共计转入资金给温金洪6，170，000.00元，温金洪转出资金18，010，000.00元（详见附件1.48）；（3）阮朝棣关联企业，云浮市康大石材有限公司、云城区雅图室内装饰设计室及云浮市千里马有限公司，通过银行交易方式共计转入资金给温金洪43，100，000.00元，温金洪转出资金22，800，000.00元（详见附件1.49）；（5）吴国贤，通过银行交易方式共计转入资金给温金洪6，800，000.00元，温金洪转出资金100，000.00元（详见附件1.50）”。在附件1.50的吴国贤与温金洪银行往来款项明细表载明，吴国贤转入温金洪的账户的款项为：2011年1月6日转款500万元，2011年5月23日转款30万元，2011年4月26日转款100万元，2011年5月20日转款50万元，合计转款680万元。公安部门对温金洪案件的侦查阶段，向吴国贤作了询问笔录，在2012年1月5日的笔录中，吴国贤陈述称，在2011年初，吴国贤第一次借款500万元给温金洪，吴国贤通过建设银行将500万元转到温金洪提供的账号。2012年7月7日的笔录中，吴国贤陈述称，吴国贤转入温金洪账户的680万元，都不是吴国贤个人与温金洪之间的交易，是阮朝棣同温金洪之间的资金往来，吴国贤的账户汇给温金洪的钱是阮朝棣借给温金洪的钱，上一次公安机关找吴国贤做的笔录，吴国贤反映，吴国贤借了500万元给温金洪一事，由于时间太长，记忆有误，现在此作出更正，以今次为准。原审法院认为：一、对于双方争议的吴国贤与阮朝棣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的问题。从本案证据来看，虽然吴国贤将本案的借款本金500万元于2011年1月6日汇入了温金洪的账户，但阮朝棣在其后的2011年1月7日就出具了《借据》给吴国贤收执，确认阮朝棣向吴国贤借款500万元，可见，阮朝棣是确认收到吴国贤的借款的事实，且在2012年11月25日，阮朝棣仍在《借据》上确认尚欠吴国贤470万元，就《借据》的内容而言，反映出借人为吴国贤，借款人是阮朝棣。汇款与《借据》相互印证，至于借款本金是汇入到阮朝棣的账户还是汇入他人的账户，只是吴国贤与阮朝棣之间约定的交付形式，不能据此认定阮朝棣没有向吴国贤借款。另外，在对温金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罪一案的刑事侦查卷中，由云浮市东立胜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温金洪及其关联方资金往来审计报告书》，将由吴国贤于2011年1月6日汇入温金洪账户的500万元，列入了属阮朝棣与温金洪的经济往来，没有证据证明阮朝棣对此有异议，即刑事案件中，就本案涉及的汇款500万元，并没有认定吴国贤是温金洪的债权人，确定了阮朝棣是债权人。综上，阮朝棣辩解没有收到吴国贤的借款本金500万元的理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采信，确认阮朝棣向吴国贤借款500万元。《借据》并没有约定利息，不能证实吴国贤高利放贷，构成违法，至于阮朝棣向吴国贤借款500万元后，就该款与温金洪之间的经济往来，属另一个法律关系，不属本案审理的范围。二、对于阮朝棣尚欠借款本金应为多少的问题。阮朝棣提供了2011年1月7日后的付款依据共10笔，主张共归还了607.5万元给吴国贤，但吴国贤、阮朝棣在庭审中均确认其中第6笔中的款项200万元不属于还款，而是属于阮朝棣用吴国贤的账户进行走账，支付给他人的款项，可见，607.5万元的款项往来并不一定是与本案借款有关。另外，从本案证据来看，除了本案涉及的500万元款项之外，吴国贤还于2010年8月9日、2010年9月20日共转款200万元到阮朝棣的账户，转款2400万元到与阮朝棣账户相关联的云城区雅图室内装饰设计室的账户。鉴于吴国贤与阮朝棣的实际交易情况，故不能单凭有款项转入吴国贤账户就视为归还本案借款500万元。再者，在阮朝棣主张还款的607.5万元中，其中第8笔款项，是2011年11月23日吴国贤书写的一张收据，确认收到阮朝棣还款100万元。如果该100万元是归还本案借款，理应在一天后的结算进行扣减，但阮朝棣仍在《借据》中确认至2011年11月25日，阮朝棣尚欠吴国贤借款470万元，并未对前两天的100万元进行扣减，可见，吴国贤、阮朝棣在对双方的往来进行结算后，只确认阮朝棣归还了涉及本案借款500万元中的30万元，才出具了欠470万元的借据，是阮朝棣的真实意思表示。综上，根据《借据》的结算内容及综合本案证据，原审法院确认至2011年11月25日，阮朝棣尚欠吴国贤借款本金470万元，故阮朝棣以在2011年11月25日前的转账行为抗辩归还了500万元借款本金的理据不足，不予支持。因吴国贤、阮朝棣已于2011年11月25日经结算后对双方的债权、债务重新确认尚欠的借款本金为470万元，故即使在2011年11月25日前阮朝棣支付给吴国贤的款项有部分是支付500万元借款的利息，亦属双方的自愿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由于《借据》没有约定还款期限，没有约定利息，故对于阮朝棣2011年11月25日后支付的款项13万元（2012年12月31日，阮朝棣转账8万元给吴国贤，2013年11月13日，阮朝棣转账5万元给吴国贤），不应视为支付利息，应相应扣减借款本金，故阮朝棣至今尚欠吴国贤的借款本金为457万元。由于《借据》没有约定还款期限，没有约定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九条规定：“公民之间的定期无息借贷，出借人要求借款人偿付逾期利息，或者不定期无息贷款经催告不还；出借人要求偿付催告后利息的，可参照银行同类贷款的利率计息。”故吴国贤主张阮朝棣支付自2011年1月7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付利息的理据不足，不予支持，利息应从起诉之日（2014年12月22日）起按银行同类贷款的利率计算。本案借款发生在阮朝棣与莫丽珍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莫丽珍没有提供相关的证据证实本案借款是阮朝棣个人债务，故确认本案借款是阮朝棣与莫丽珍夫妻共同债务，莫丽珍依法应对本案借款本息承担还款责任。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六十四条、第七十二条之规定，于2015年4月9日作出如下判决：一、阮朝棣、莫丽珍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借款本金457万元及利息（利息从2014年12月22日起计至还清款日止的利息按银行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给吴国贤。二、驳回吴国贤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当事人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诉讼费74800元，由吴国贤负担36820元，阮朝棣、莫丽珍负担37980元。一审宣判后，上诉人阮朝棣、莫丽珍不服，上诉请求二审法院判令：1、撤销云浮市云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云城法民一初字第5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吴国贤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将一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谋取高息案变成合法的民间借贷纠纷进行审理是错误的。1、本案中，吴国贤涉及高利放贷，构成违法。从公安机关侦查温金洪专案组审计报告资料、吴国贤在经侦问话笔录（即本案吴国贤与温金洪银行往来款明细表附件1第50页）中，该明细表可以证明吴国贤分三次于2011年5月6日通过银行转账500万元给温金洪、2011年5月23日转账30万元给温金洪、2011年4月26日转账100万元给温金洪、2011年5月20日转账50万元给温金洪，共680万元，阮朝棣根本没有收到吴国贤500万元，从而证明吴国贤涉及高利放贷，构成违法。2、关于本案的事实，阮朝棣与吴国贤是朋友关系，于2010年1月上旬，吴国贤找到阮朝棣，称有笔资金空闲可以放数收息，问有无适合的人，阮朝棣就说现时社会上很多人放数给温金洪，吴国贤可以尝试下。后来吴国贤自己找到温金洪，并在2011年1月6日将500万元转到温金洪的建行账户，吴国贤转款后，于第二天即2011年1月7日又找到阮朝棣，并称钱款是通过银行转到温金洪的建行账户，认为阮朝棣与温金洪比较熟悉，大家合作，以后由阮朝棣收取利息及写欠条给吴国贤，吴国贤会支付报酬给阮朝棣。当时有利可图，阮朝棣没有多想就立下本案的借据给吴国贤。事后，吴国贤通过阮朝棣的银行账户转账给温金洪并收取高额利息（详见阮朝棣举证的银行汇款凭证）。在2011年11月份，温金洪因涉嫌违反刑法第176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云浮市公安局经侦支队立案侦查，并经法院判决认定温金洪构成犯罪，该事实由原审法院作出的（2013）云城法刑初字第114号刑事判决书予以证实。3、本案并不是民间借贷纠纷，阮朝棣所立下给吴国贤收执的借据不受法律保护，是无效的民事行为。双方违法高息放贷，合作收取高息从公安机关侦查温金洪专案组审计报告资料、吴国贤经侦问话笔录2份均可证实吴国贤明知温金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还继续借款给温金洪，且两次到公安机关进行申报备案登记，即是参与非法集资，谋取高息。4、吴国贤的起诉不受法律保护，其以民间借贷起诉要求上诉人还款，明显是颠倒事实。吴国贤收取利息，但由上诉人承担风险，对上诉人是不公平的。何况温金洪案涉案金额过亿元，涉案人数众多，根据1998年7月13日国务院令第247号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第18条规定，因参与非法金融业务受到的损失，由参与者自行承担。5、上诉人一直以来只承认是大家合作贷款给温金洪500万元，上诉人在吴国贤处就没有其他借款，吴国贤对此也承认。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前后矛盾，原审法院认定判决温金洪构成犯罪，但同时认定集资者在中间人处所立欠条合法，是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法理。另外，一审法院没有认定被上诉人吴国贤收取高息是错误的，本案涉及温金洪案，明眼人可以知道是5分以上的高息，吴国贤收取阮朝棣600多万元利息，即使减去其中200万元是董野的走账款外，还有400多万元的还款，一审判决认定是双方的自愿行为，是错误的。上诉人认为这是典型的违法高息放贷，双方不存在利息计算，二审法院应当认定这一事实。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本案涉及违法高息放贷，吴国贤的诉讼请求不受法律保护，请二审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上诉人阮朝棣、莫丽珍在二审期间提交一份银行支付明细，拟证明被上诉人于2011年11月23日写的100万元收据是收取现金的，上诉人在银行取的其中部分款项。被上诉人吴国贤答辩称，首先，针对上诉人提出的被上诉人涉及高利放贷违法的问题，在一审诉讼中以及温金洪案刑事案件的公安侦查阶段，所有资料显示，上诉人阮朝棣总共转了一亿一千四百六十三万元给温金洪，在这个总数中，被上诉人转给温金洪的680万元计入了上诉人阮朝棣的相关资金的范畴，假如认定违法的话，违法的是上诉人阮朝棣，并不是被上诉人。其次，针对上诉人上诉状中所提出的第一大点的第2点所主张的事实。被上诉人提请法庭注意其中的时间问题，按照上诉人所说温金洪的案发时间是2011年11月，但上诉人向被上诉人确认欠款470万元的时间是2012年11月25日。再次，针对上诉人在上诉状提到的第4、5点以及第二大点，上诉人的观点是自相矛盾的，其一方面说没有借被上诉人的钱，另一方面其又说已经还了超出借款的款项。被上诉人吴国贤在二审期间没有提交新的证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一致，予以确认。另查明，被上诉人吴国贤于2014年12月22日向原审法院起诉，要求法院判令：1、阮朝棣返还借款470万元及利息（自2011年1月7日起至返还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付利息）给吴国贤；2、莫丽珍对上述借款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偿还责任；3、本案诉讼费、财产保全费、执行费等由被告承担。再查明，上诉人阮朝棣于二审诉讼中提交一份银行支付明细，拟证明被上诉人于2011年11月23日写的100万元收据是收取现金的，上诉人在银行取的其中部分款项。对此，吴国贤认为阮朝棣提交的上述银行支付明细不属于新证据，并认为因该证据中标注的时间为2011年11月13日，故不足以证实吴国贤于2011年11月23日向阮朝棣出具的收据中的其中一部分款项是现金支付的。本院认为，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综合上诉人阮朝棣、莫丽珍与被上诉人吴国贤的诉辨意见，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1、上诉人阮朝棣与被上诉人吴国贤在本案中是否成立借贷关系。2、阮朝棣尚欠借款本金应为多少。关于上诉人阮朝棣与被上诉人吴国贤在本案中是否成立借贷关系的问题。两上诉人上诉认为阮朝棣与吴国贤不存在借贷关系，主张吴国贤存在高利放贷的违法行为，吴国贤的起诉不受法律保护。本案中，阮朝棣向吴国贤借款500万元，虽然吴国贤于2011年1月6日将该500万元汇入了温金洪的账户，但阮朝棣于2011年1月7日出具了《借据》给吴国贤收执，阮朝棣以其立据给吴国贤收执的行为，确认其向吴国贤借款500万元并收到该借款的事实。至于借款本金是汇入到阮朝棣的账户还是汇入他人的账户，只是吴国贤与阮朝棣之间约定的交付形式，不能据此认定阮朝棣没有向吴国贤借款，且阮朝棣作为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先在2011年1月7日立据确认其借到吴国贤500万元，后又于2012年11月25日仍在《借据》上确认尚欠吴国贤470万元，本案的汇款与《借据》相互印证。另外，在对温金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罪一案的刑事侦查卷中，由云浮市东立胜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温金洪及其关联方资金往来审计报告书》，将由吴国贤于2011年1月6日汇入温金洪账户的500万元，列入了属阮朝棣与温金洪的经济往来，没有证据证明阮朝棣对此有异议，即刑事案件中，就本案涉及的汇款500万元，并没有认定吴国贤是温金洪的债权人，确定了阮朝棣是债权人。故原审法院确认阮朝棣向吴国贤借款500万的事实及阮朝棣与吴国贤成立借贷关系，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虽然阮朝棣认为吴国贤存在高利放贷的违法行为，吴国贤的起诉不受法律保护，但《借据》并没有约定利息，不能证实吴国贤高利放贷，阮朝棣亦没有提供证据证实其主张，吴国贤对此亦不予认可。据此，阮朝棣提出的上述主张，缺乏理据，本院不予采信。关于阮朝棣尚欠借款本金应为多少的问题。本案中，阮朝棣提供了2011年1月7日后的付款依据共10笔，并在一审中主张共归还了607.5万元给吴国贤。但双方在一审庭审中均确认其中第6笔中的款项200万元不属于还款，而是属于阮朝棣用吴国贤的账户进行走账，支付给他人的款项。两上诉人在二审诉讼中主张除了上述第6笔款项200万元外，吴国贤仍收取了阮朝棣400多万元的款项，且主张该款项为五分高息，认为吴国贤违法收取高息。而从双方在本案中提供的证据分析，除了案涉的500万元款项外，吴国贤还于2010年8月9日、2010年9月20日共转款200万元到阮朝棣的账户，转款2400万元到与阮朝棣账户相关联的云城区雅图室内装饰设计室的账户。因此，鉴于吴国贤与阮朝棣的实际交易情况，不能仅凭有款项转入吴国贤账户就视为归还本案借款500万元，且两上诉人在本案中并无提供证据证实吴国贤收取的除上述第6笔200万元款项外的407.5万元，属于五分高息的事实，吴国贤亦也不予认可，故亦不能证实两上诉人所主张的属于吴国贤收取的五分高息。阮朝棣认为第8笔款项，即吴国贤于2011年11月23日书写的一张收据，确认收到阮朝棣还款100万元，属于归还本案的借款。如果2011年11月23日收据中的100万元是归还本案借款，阮朝棣理应在2011年11月25日结算确认时扣减，但其仍在《借据》中确认至2011年11月25日尚欠吴国贤借款470万元。因此，截止至2011年11月25日，双方经结算确认阮朝棣只归还了涉及本案借款500万元中的30万元，并确认尚欠吴国贤470万元，是阮朝棣的真实意思表示。据此，原审法院根据《借据》的结算内容及综合双方提交的证据，认定至2011年11月25日，阮朝棣尚欠吴国贤借款本金470万元的事实正确。而两上诉人在一审提出的2011年11月25日前的转账属于归还500万元借款本金的抗辩，及二审中提出的属于吴国贤收取五分高息的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因吴国贤、阮朝棣已于2011年11月25日经结算后对双方的债权、债务重新确认尚欠的借款本金为470万元，故即使在2011年11月25日前阮朝棣支付给吴国贤的款项有部分是支付500万元借款的利息，亦属双方的自愿行为。由于《借据》没有约定还款期限，没有约定利息，对于阮朝棣2011年11月25日后支付的款项13万元（2012年12月31日，阮朝棣转账8万元给吴国贤，2013年11月13日，阮朝棣转账5万元给吴国贤），不应视为支付利息，应相应扣减借款本金，原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认定阮朝棣至今尚欠吴国贤的借款本金为457万元，以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九条规定，对吴国贤请求的利息，认定应从起诉之日（2014年12月22日）起按银行同类贷款的利率计算，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此外，由于本案借款发生在阮朝棣与莫丽珍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因莫丽珍没有提供相关的证据证实本案借款是阮朝棣个人债务，原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确认本案借款是阮朝棣与莫丽珍夫妻共同债务，并认定莫丽珍依法应对本案借款本息承担还款责任，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和实体处理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上诉人阮朝棣、莫丽珍的上诉请求，理据不足，本院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74800元，由上诉人阮朝棣、莫丽珍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邓建勇审 判 员  罗晓红代理审判员  陈洁涛二〇一五年九月一日书 记 员  冯家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