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沪二中民四(商)终字第104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嘉毅硬质合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杜祯全。委托代理人曹华明。委托代理人傅建平，上海博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杜毅刚。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姚孝涛。委托代理人吴燕娟，上海申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江苏飞达工具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朱国平。上诉人上海嘉毅硬质合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毅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姚孝涛、被上诉人杜毅刚、原审第三人江苏飞达工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达公司”)挂靠经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2014)普民二(商)初字第30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0年10月12日，姚孝涛与杜毅刚订立《资产转让书》，载明硬质合金产品生产车间(以下简称“金工车间”)是挂靠在嘉毅公司的独立车间；经双方协商姚孝涛所拥有的金工车间资产转让给嘉毅公司；杜毅刚的转让款以2006年1月10日《固定资产可用资金移交书》确定的总资产额为依据，转让款为人民币40万元整(以下所涉币种均为人民币)；“注：江苏丹阳飞达集团公司所欠货款(应收款)壹拾伍万伍仟玖佰陆拾捌元(155,968元)未计算在内，待受让人催款到帐后再商议”。该转让书尾部转让人及受让人处分别由姚孝涛、杜毅刚签字。当月19日，杜毅刚出具的欠条载明：“今欠姚孝涛先生货款壹拾伍万伍仟玖佰陆拾捌元(155,968元)正(整)。这笔货款为飞达公司所欠货款，由我负责追讨并由我负责归还”。该欠条落款处有杜毅刚的签名，未加盖嘉毅公司公章。2011年8月23日，嘉毅公司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不召开股东会会议，就以下事项达成一致意见：一、同意杜毅刚将持有的本公司51%的股权，合51万元，作价51万元转让给杜祯全，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二、股权转让后，公司股东持股情况如下：杜祯全，认缴出资额：70万元，出资比例70%。该决议经全体股东杜毅刚、王秋芳签字确认。同年9月6日，案外人杜某某(协议人、甲方，系杜毅刚之父)代杜毅刚与杜祯全(协议人、乙方)、周建森(见证人、丙方)签订协议，主要内容为：“1、该公司原有的所有股份由乙方买入，乙方需一次性支付给甲方200万元，截止日期为2011年7月31日。截止日前的所有债权、债务均由乙方承担，截止日前的应收、应付帐款也由乙方负责催讨和支付。乙方有权享有该公司原有场地，并在此进行各种生产经营活动；2、原来在该公司代管的精(金)工车间属甲方所有，在代管期间，发生的材料费、固定成本的支出费用由甲方承担，经协商，所有发生的费用确定为90万元，由甲方一次性支付给乙方”。该协议由甲、乙、丙三方签字。姚孝涛认为，2007年，姚孝涛将其所有的金工车间挂靠在杜毅刚时任法定代表人的嘉毅公司名下。双方约定，姚孝涛与嘉毅公司仅系挂靠经营关系，即姚孝涛以嘉毅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经营活动，并向嘉毅公司缴纳一定的管理费；车间内部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2010年10月12日，姚孝涛将金工车间作价400,000元转让给嘉毅公司。同时明确飞达公司拖欠的货款155,968元未包含于400,000元转让款中，该款待到账后再行商议。嗣后，杜毅刚出具欠条表示该笔欠款由其负责追讨并归还。2012年，姚孝涛得知杜毅刚将嘉毅公司转让给了现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杜祯全。在姚孝涛催讨过程中，杜祯全认为根据其与杜毅刚的协议，该笔货款理应由杜毅刚返还。由于两人相互推诿，拒绝支付该笔款项，故姚孝涛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1、杜毅刚、嘉毅公司共同返还姚孝涛货款155,968元；2、本案诉讼费由杜毅刚、嘉毅公司共同承担。原审法院另查明：嘉毅公司原法定代表人为杜毅刚，后于2011年变更为杜祯全。原审审理中，姚孝涛还提供了以下三组证据：1、(2008)浦民二(商)初字第4824号民事调解书、交通银行零售客户交易明细清单、个人存款凭条、交通银行现金解款单、上海增值税专用发票、收据存根等证据，证明金工车间最初挂靠在上海高南机械厂名下，后转至上海三张五金厂，再挂靠于嘉毅公司处，该车间自以上海高南机械厂名义开展业务起，即与飞达公司存在交易往来；另外，姚孝涛是从嘉毅公司结算款项后才履行了调解协议，可以看出姚孝涛与嘉毅公司存在挂靠关系。杜毅刚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内容均无异议；嘉毅公司仅认可其中上海增值税专用发票、收据存根的真实性，并表示民事调解书及走款情况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挂靠关系，与飞达公司之前的业务往来也不能说明嘉毅公司与飞达公司的业务往来均属姚孝涛。2、嘉毅公司结算表、金工车间应收账款表，结算表中一部分为姚孝涛向嘉毅公司每月支付15,000元费用(包含电费、人员工资等)能够证明双方存在挂靠关系，另一部分为领用产品，即嘉毅公司将加工好的毛坯供应给姚孝涛，姚孝涛领用后加工制作成扇形板再与飞达公司交易，因嘉毅公司只生产毛坯，故嘉毅公司与飞达公司的交易往来均属姚孝涛，应收账款表可以证明飞达公司的债权人是姚孝涛所有的金工车间。杜毅刚虽表示无法确认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但认可其证明内容；嘉毅公司对前述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内容均予否认。3、姚孝涛的委托代理人与案外人朱某某(系金工车间在江苏省丹阳地区代理商)的谈话笔录，证明姚孝涛在丹阳地区的所有业务均由朱某某代理，姚孝涛与飞达公司合作时间较长，2007年嘉毅公司成立之后姚孝涛挂靠到该公司，金工车间与飞达公司的债权债务也进入嘉毅公司处做账走账。嘉毅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杜祯全向朱某某表示飞达公司通过钢材折抵方式结清了系争150,000元债务。杜毅刚认可朱某某所述代理姚孝涛金工车间在丹阳地区代理业务及姚孝涛与飞达公司的业务关系，但不清楚本案系争债务的履行情况；嘉毅公司对该笔录不予认可。由于嘉毅公司不认可本案系争款项，杜毅刚在审理中申请对该公司的财务状况进行审计，嘉毅公司不同意该申请。原审审理中，承办人员前往飞达公司住所地查明系争货款的相关情况，丹阳飞达公司的工作人员陈述：其与嘉毅公司自2007年开始发生交易往来。在2010年左右，双方尚有一笔155,968元的货款未结清；截至2011年12月，飞达公司分别以汇票及钢材折价的方式清偿了系争货款；飞达公司表示其在交易过程中仅与嘉毅公司发生买卖关系，至于嘉毅公司内部的挂靠关系，其并不知晓。对于该份谈话笔录，姚孝涛与杜毅刚、嘉毅公司均认可其真实性。同时，姚孝涛表示杜毅刚、嘉毅公司收到飞达公司的付款，应将系争款项归还姚孝涛；杜毅刚认为结合杜毅刚、杜祯全签订的转让协议及姚孝涛与杜毅刚当时以嘉毅公司法定代表人名义签订的资产转让书、欠条可以看出，该笔债权从外部形式上由嘉毅公司享有，现该笔录也明确系争款项已由飞达公司实际支付给嘉毅公司，故与杜毅刚无关；嘉毅公司则称对飞达公司所述的该笔款项并不清楚，双方至今还保持交易关系，也正常供货、开票结算。嘉毅公司的全部应付款已在2011年发生转让后，已由现法定代表人杜祯全全部付清。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系争款项是否存在；二、如款项确实存在，则应由何方承担付款义务。关于争议焦点一。从资产转让书载明的内容可以看出，姚孝涛与杜毅刚对飞达公司尚有未结货款155,968元一事是明知的；嘉毅公司虽表示不清楚该笔债务，但在订立《资产转让书》时，杜毅刚系嘉毅公司法定代表人，理应更为了解公司当时的交易及运营状况，其在审理中认可该笔款项“确实存在”，此亦与飞达公司的陈述相符。故结合飞达公司与嘉毅公司的外部关系及嘉毅公司与姚孝涛的内部关系，可认定系争款项真实存在。基于此，杜毅刚申请审计嘉毅公司的会计账簿已无必要，应予驳回。关于争议焦点二。债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按照合同约定或者法律规定履行义务，而对于本案债务人应结合当事人的约定及履行情况加以认定。姚孝涛向杜毅刚、嘉毅公司主张债权的主要证据为资产转让书及欠条，前者显示的受让人系“上海嘉毅硬质合金有限公司(杜毅刚)”，且约定系争款项未计算包含在40万元的转让款内，待受让人催款到帐后再商议；欠条则进一步明确由杜毅刚负责追讨并负责归还。两份材料均仅有杜毅刚的签名，故杜毅刚、嘉毅公司就系争债务如何负担发生争议。原审法院认为，资产转让书中涉及受让人同时出现有杜毅刚、嘉毅公司，且杜毅刚时任嘉毅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有权以该公司名义对外作出行为。鉴于姚孝涛与杜毅刚均非专业的法律工作者，在表述上可能存在不明确或歧义之处，故在无法以文义外观对约定内容进行判断时，应探究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现姚孝涛与杜毅刚均认可杜毅刚以嘉毅公司名义订立资产转让书并出具欠条，故嘉毅公司应为该协议的相对方，且飞达公司已明确向嘉毅公司清偿了系争款项，嘉毅公司亦未提供相反证据予以否认，故嘉毅公司应负有向姚孝涛返还系争款项的义务。至于姚孝涛要求杜毅刚承担返还责任，于法无据，应不予支持。对于嘉毅公司所称系争款项已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因姚孝涛与杜毅刚并未明确约定该笔债务的支付期间，姚孝涛可随时主张于合理期限内清偿，故嘉毅公司的该项抗辩不成立。至于杜毅刚、嘉毅公司提及关于嘉毅公司股份转让前后债务承担的协议，应属转让人与受让人之间的内部约定，其不能以此对抗外部债权人，如双方为此发生争议，应另案处理。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一、嘉毅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姚孝涛货款155,968元；二、对姚孝涛的其余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419元，减半收取计1,709.50元，由嘉毅公司负担。原审法院判决后，嘉毅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嘉毅公司与姚孝涛之间并不存在挂靠关系，所谓金工车间的资产转让没有任何证据，杜毅刚所出具的欠条系两人串通所形成。嘉毅公司认可飞达公司在原审中所作出的陈述，飞达公司确已结清系争款项155,968元，但该款系嘉毅公司与飞达公司之间的业务结算款，而非所谓金工车间挂靠在嘉毅公司所发生的业务款，系争款与杜毅刚并无关联。嘉毅公司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不应由嘉毅公司支付155,968元。被上诉人姚孝涛辩称：由于姚孝涛与杜毅刚的关系较好,故两人未签订过挂靠协议，但其与嘉毅公司之间的挂靠关系确实存在,资产转让书中已对此进行了确认。资产转让书签时嘉毅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杜毅刚，其有权代表嘉毅公司。系争货款155,968元系飞达公司与姚孝涛之间至2010年10月19日所累计形成的货款，但该货款对外是以嘉毅公司的名义所发生，飞达公司对此予以确认并于2011年12月与嘉毅公司结清系争款项。姚孝涛请求维持原审判决，驳回上诉人嘉毅公司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杜毅刚未到庭陈述答辩意见。原审第三人飞达公司未到庭陈述意见。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嘉毅公司是否应该承担155,968元货款的付款义务。姚孝涛为证明其诉请主张，提供了姚孝涛、杜毅刚订立的《资产转让书》以及杜毅刚出具的欠条等证据，用以证明姚孝涛在挂靠嘉毅公司期间飞达公司拖欠货款155,968元尚未支付，金工车间以400,000元的价格转让给嘉毅公司，上述应收款并包含在转让款中，杜毅刚出具欠条表示该欠款由其负责追讨并归还，故姚孝涛主张由杜毅刚、嘉毅公司共同返还货款155,968元。嘉毅公司则认为姚孝涛、嘉毅公司之间并不存在挂靠关系，该款系嘉毅公司与飞达公司之间的业务结算款，与姚孝涛无关，嘉毅公司不应承担付款责任。对此，本院认为：根据资产转让书及欠条的内容，载明金工车间的受让人系“上海嘉毅硬质合金有限公司(杜毅刚)”，且姚孝涛在原审审理中认可杜毅刚的签字代表嘉毅公司，其在签订资产转让书后又找到杜毅刚代表嘉毅公司出具欠条。因此，杜毅刚时任嘉毅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以该公司名义对外作出的行为应代表公司所为的职务行为，相应的后果由嘉毅公司承担，故嘉毅公司已确认承担争议款项的付款义务。对此，飞达公司亦认可与嘉毅公司在2010年存在155,968元的货款未结清，嘉毅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争议款项系在股权转让之后其与飞达公司之间所发生的货款，而与姚孝涛任嘉毅公司法定代表人经营期间的业务无关，现飞达公司已于2011年将货款结清，故嘉毅公司应承担向姚孝涛支付该款项的义务。综上，上诉人嘉毅公司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能成立。原审法院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419元，由上诉人上海嘉毅硬质合金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显微审判员  庄龙平审判员  肖光亮二〇一五年九月十八日书记员  胡雪怡附：相关法律条文附：相关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