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辽0103民初13626号 原告：钱某，女，1949年6月6日出生，汉族，住址辽宁省新民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关慧岩，辽宁东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高某，女，汉族，1944年7月26日出生，住址沈阳市沈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雪，辽宁承融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正颖，辽宁承融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郅某1，男，汉族，1972年7月8日出生，住址沈阳市沈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雪，辽宁承融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正颖，辽宁承融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郅某2，女，汉族，1970年10月12日出生，住址沈阳市大东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雪，辽宁承融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正颖，辽宁承融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钱某与被告高某、郅某1、郅某2被继承人债务清偿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钱某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关慧岩，被告高某、郅某1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雪、刘正颖，被告郅某2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雪、刘正颖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钱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三被告向给付给付合伙经营利润人民币420000元及利息(从2002年9月4日起至被告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2、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原告钱某与郅惠川（已死亡）于1998年5月1日签订《客运合伙经营协议书》，协议约定：以郅惠川名誉申办经营手续，由原告出资购买车辆、办理营运事宜，合伙营运期间双方利润平分。2002年郅惠川私自与高岭巍联合经营“建昌至沈阳”客运线路获得经营收益84万元。2017年郅惠川与高岭巍因联营合同纠纷起诉至建昌县人民法院。后原告得知郅惠川获经营收益84万元。2018年原告向沈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郅惠川给付合伙经营利润，但郅惠川在诉讼期间死亡，原告撤回起诉。现原告依法向被继承人郅惠川的法定继承人高某、郅某1、郅某2提起诉讼，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高某辩称，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答辩人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郅惠川已于2018年7月3日死亡，其与原告之间是否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存疑、《协议书》的真实性存疑。从原告提交的证据来看，本案历时久远，距今已过20余年之久，在郅惠川老人尚且在世能够查明案件事实期间，原告不主张权利。而是选择郅惠川于2018年7月3日因病过世之后，起诉对案件事实毫不知情的答辩人，原告的行为本身就非常可疑。况且如今答辩人对本案事实情况以及郅惠川是否真实与原告签署过《协议书》或者协议书的具体内容已经无从求证。答辩人对于原告提交的落款为1998年5月1日的这份《协议书》的真实性提出质疑，请求法院不予采信。退一步讲，即使《协议书》真实存在，该份《协议书》也已于2002年9月实际解除。协议书第二条约定“由钱某出资购车……”，根据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09）葫民二终字第105号民事判决，法院查明，钱某出资18.2万元购买运营车辆。2002年9月3日，郅惠川与高岭巍签订《联合经营协议书》约定，联合经营期限15年，高岭巍给郅慧川、肇普顺30万元，高岭巍每月再付3000元，2017年8月30日止，高岭巍必须把车辆各种手续归还给郅慧川（及代理人肇普顺），肇普顺代理参与经营。郅慧川与高岭巍合作经营后，由肇普顺给付钱某31万元作为购买该车车款及其他费用支出，该车即归肇普顺实际所有。钱某对此予以证实。由葫芦岛中级法院查明的事实可知，在郅慧川与高岭巍签订《联合经营协议之后》，通过肇普顺已经支付钱某31万元用于购买原告钱某购置的运营车辆以支付了其他费用，用于了断郅惠川与原告钱某之间的协议。原告将其作为合作条件的出资车辆出售的行为，就已表明不再履行该协议书。故，案涉协议即使真实存在也已经实际解除，双方权利义务终止。因此，该条线路产生的所有经营收入，原告均无请求权。对于案涉84万元仅有葫芦岛中级法院的调解笔录无调解书，且对于该笔款项高岭巍是否实际履行，原告未向法庭举证，因此，原告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七条规定“调解达成协议，人民法院应当制作调解书。调解书由审判人员、书记员署名，加盖人民法院印章，送达双方当事人。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原告主张的84万元经营收益仅在（2013）民终再字第00001号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郅慧川与高岭巍的调解笔录中予以记载，且笔录中仅记载高岭巍支付了10万元，对于剩余74万元何时履行、是否履行均未记载，该案卷中也没有附高岭巍任何已经履行的凭证。在诉讼中，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或和解的目的作出妥协、所涉及的对案件事实的认可，不得在其后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且葫芦岛中法并没有依据调解笔录制作调解书，而是以撤诉裁定结案。因此，对此原告应当举证郅慧川已经实际收到了该笔钱，否则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原告应举证证明郅惠川的遗产的范围及价值，否则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缴纳税款和清偿债务以他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偿还责任”。在本案中，原告请求被告清偿被继承人债务，应当举证证明被继承人郅慧川有遗产以及继承人所继承的遗产范围及实际价值。答辩人高某已于2013年4月22日与郅惠川离婚，高某并非郅惠川财产的法定继承人，对郅惠川的债务不承担偿还责任。高某已于2013年4月22日与郅惠川登记离婚，并签订了离婚协议。协议约定：2、财产分割：女方名下的存折、存单、股票归女方所有。男方名下存折、存单、股票归男方所有。3、房产处理：房产两处，大东区新东四街7-2号3-3-2房产归女方所有、沈河区南乐郊路73-1-4-4房产归女方所有。4、债务处理：婚内所有债务由男方负责偿还。且案涉84万元的调解笔录形成时间为2013年8月7日，是在高某与郅惠川解除婚姻关系之后。故，该笔款项无论郅惠川是否实际取得，均与答辩人高某无关。高某也不是郅惠川遗产的法定继承人，因此，高某对郅慧川的债务不应承担偿还责任。综上所述，答辩人请求依法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郅某1辩称，答辩意见同被告高某。 被告郅某2辩称，答辩意见同被告高某。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原告钱某与郅惠川（已于2018年7月3日去世）于1998年5月1日签订《协议书》一份，内容为“今有郅惠川与钱某俩人自愿协商经营建昌至沈阳的道路旅客运输事宜，协商如下：一、以郅惠川的名誉，申请办理经营手续；二、由钱某出资购车，营运等事宜；三、营运期间有利润，首先还投资人的借贷款。还清后利润两人平均分红。四、经营期间，一切经济往来等日清月结，以备相互监督；五、合伙人不得擅自改变两人共同经营的宗旨，如有违约，由违约一方负后果责任；六、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该《协议书》载有“郅惠川”签字及手印，本案庭审后，被告向本院申请对该《协议书》“郅惠川”签字及手印申请鉴定，后经本院委托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随机选定辽宁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为鉴定人，2021年2月22日，辽宁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辽大司鉴[2021]痕（指）退字第1号《不予受理说明》，载明“因笔迹、手印样本不足，无法进行比对检验鉴定，按《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十五条（二）款的规定，不予受理”。签订该协议后，钱某实际出资购买了车牌号为辽Ｐ×××××的黄海汽车，该车是一台一次性处理、不负责三包的试验车，座位为45座，因道路运输营业许可证上的单位名称为郅惠川，故机动车行驶证车主挂名为郅惠川。钱某购车后，由郅惠川负责经营建昌至沈阳路线的客运业务，并委托案外人肇普顺负责具体的营运事宜。2001年7月1日，郅惠川委托案外人肇普顺作为其代理人与建昌县汽车运输公司签订了一份客运线路承包合同，合同约定运输公司将建昌至沈阳一条客运线路承包给郅惠川经营。承包期限为郅惠川不再经营为止，承包期间免收路线承包金，在承包期限内郅惠川未经运输公司允许，不得将承包的客运线路转包他人，否则运输公司有权终止合同，收回其承包经营权，合同中并约定了其他事项。2002年9月3日，郅惠川与肇普顺作为甲方，高岭巍作为乙方，双方签订《联合经营协议书》，内容为“一、今有建昌-沈阳客运线路一条，车主：郅惠川，因工作、经济、身体等诸多原因，造成不能独立经营，为此，原告同辽宁省建昌县建昌镇高岭巍同志联合经营。二、联合经营期限为15年。三、在联合经营时，由高岭巍先付给郅惠川、肇普顺叁拾万元整。在这15年间，高岭巍每月在付3000元叁仟元。协议期满后，叁拾万元不予退回作分红。四、每月的各种费用都由高岭巍自负。五、在联合经营期间，有一方违约，都必须付给对方违约金60万元陆拾万元，并赔偿一切损失。六、本协议从2002年9月3日生效。七、2017年8月30日止，高岭巍必须把车辆的各种手续归还给郅惠川（及代理人）肇普顺。八、肇普顺代理参与联营”。签订该《联合经营协议书》后，高岭巍给付郅惠川、肇普顺30万元，后肇普顺将该30万元扣除相关费用后，实际给付钱某29万元。2003年3月，高岭巍将辽Ｐ×××××的黄海客车更新为车牌号为辽Ｐ×××××的金龙客车，座位为45座，继续经营。 另查，郅惠川与高岭巍签订《联合经营协议书》后，双方自2007年起因联合经营问题产生纠纷，多次经过诉讼程序，2007年，郅惠川作为原告起诉高岭巍，要求高岭巍履行《联合经营协议书》约定的付款义务，给付2002年9月至2007年9月的经营款项18万元，并给付违约金60万元，辽宁省建昌县人民法院作出（2007）建民二初字第00176号民事判决书，郅惠川不服判决，提起上诉，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8）葫民二终字第00153号民事裁定书，以原审事实不清为由，裁定发回重审。后辽宁省建昌县人民法院作出（2009）建民一初字第00009号民事判决书，原告郅惠川、被告高岭巍、第三人肇普顺均不服，提起上诉，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1）葫民二终字第00027号民事裁定书，再次裁定发回重审。后辽宁省建昌县人民法院作出（2011）建牤民初字第0016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原告郅惠川与被告高岭巍于2002年9月3日所立联合协议继续履行；二、被告高岭巍给付原告郅惠川按合同约定的每月3000元，从2002年12月起至2007年9月止”。原告郅惠川、被告高岭巍、第三人肇普顺均不服，再次提起上诉，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葫民二终字第0007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后郅惠川申请再审，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出（2012）辽审三民申字第000764号裁定书，指令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再审期间，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组织调解，并于2013年8月7日制作了调解笔录，内容为“郅惠川：高岭巍已经给付我10万元，我还想要一些钱。高岭巍：我以前给你的钱就不算了，按每月3000元，我在给你15年，共54万。再额外给你20万，共再给付74万。分三次给付，之后公司合同继续履行。第一期立即给付，给付25万元；第二期10月末给付，给付25万元；第三期12月底把剩余的24万全部结清，也就是说我一次性给郅惠川74万，包含到2017年止的每月3000元钱，诉讼费用、补偿金全部包括在内了，其它的我就没有争议了。郅惠川：我同意到2017年止一次性给付74万，到期后我们再另外协商”。经调解达成一致后，并未制作调解书，当日即2013年8月7日，郅惠川以与高岭巍达成调解协议为由申请撤回再审，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葫审民终再字第0000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郅惠川撤回再审申请。 2008年，郅惠川作为原告起诉高岭巍，要求高岭巍履行《联合经营协议书》约定的付款义务，诉讼请求将约定的30万元足额给付，高岭巍在该案中答辩称签订《联合经营协议书》后，已将30万元给付给了郅惠川和代理人肇普顺。后经法院查明，高岭巍在有郅惠川在场的情况下，将《联合经营协议书》约定的30万元给付了郅惠川代理人肇普顺，肇普顺从30万元中拿出1万元分给了郅惠川。遂辽宁省建昌县人民法院作出（2008）建民一初字第0007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郅惠川的诉讼请求。郅惠川不服判决，提起上诉，后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同年即2008年，郅惠川作为原告又起诉高岭巍要求高岭巍归还辽Ｐ×××××车辆，并承担违约责任，辽宁省建昌县人民法院认为“郅惠川在购买该黄海客车时未有任何投资，虽该车车主挂名为郅惠川，但并非是其实际所有，郅惠川主张归还辽Ｐ×××××号车的车体，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遂作出（2008）建民一初字第0007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郅惠川的诉讼请求。郅惠川不服判决，提起上诉，后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7年，高岭巍作为原告起诉郅惠川，要求继续履行《车辆、线路使用权转让协议》，停止对运输经营的妨害，支付违约金62万元，在该案审理过程中，2017年10月8日，郅惠川向辽宁省建昌县人民法院递交《民事答辩状》，其中第三点说明“原、被告之间的联合经营协议不但经过两审法院判决确认合法有效，而且已经履行（15年）完毕。即根据上述生效判决，答辩人郅惠川曾于2011年起诉高岭巍，经过建昌县人民法院（2011）建牤民初字第00162号和（2012）葫民二终字00075号两份生效民事判决，判决2002年9月3日联合经营协议继续履行，2013年又经过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调解，原告已给付答辩人84万元联合协议履行款项。详见2013年8月7日中级人民法院调解笔录”。该案查明“原告高岭巍向法庭提交了一份《车辆、线路使用权转让协议书》，内容为‘甲方：郅惠川，代理人：肇普顺，乙方高岭巍。一、甲方自愿将建昌至沈阳客运线路及车辆转让给乙方；二、甲方将自己的黄海牌大客车辽Ｐ×××××号车及线路手续一次性转让给乙方；三、甲方经营时所欠缺的各种费用乙方概不负责，对经营时，甲、乙双方所发生的任何民事纠纷不予负责（包括2002年3月在建昌站内和钱女士的那场争吵）；四、乙方从买车之日起，车辆的所有权及车辆的各种费用均由乙方负责；五、因此车、线批复时有特原因，存在着很多不良因素，还需甲方对乙方负有一定性责任，所以，一旦此车、线出现问题和非议，甲方应无任何条件的为乙方服务，以确保无任何疑忌为止；六、如果此车、线因诸多原因所造成的两站地不能正常发车，甲方又不愿前去拖鞋，一切经济损失及买车、线款的全额，甲方全部退还给乙方；七、转让后，甲、乙双方有一方反悔，都有权在当地法院提出起诉追究对方的法律责任，赔偿经济损失是买车款的全额及利息；八、车、线总计值为620000元；九、此协议甲乙双方各持一份，签字后即时生效。甲方：郅惠川、肇普顺，乙方：高岭巍，2002年9月4日’”。后辽宁省建昌县人民法院作出（2017）辽1422民初240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郅惠川不得妨害原告运输经营辽Ｐ×××××号客车。 再查，庭审中，原告钱某出具一份日期为2006年8月9日的《委托书》，郅惠川作为委托人，钱某作为受托人，内容为“我原委托人肇普顺因为与车主高岭巍及幕后策划人相互勾结，做扣，对我合伙人钱某恐吓威逼，软硬兼施，最后殴打致伤，为救投资合伙人钱某的情况下，在建昌-沈阳营运线路的买卖协议上签了字，埋下了我终生的不明之冤。我现在正重声明，我委托我的投资合伙人钱某办理此线路及车辆谈判，打官司等事宜（因我不内行），办理结果要通知委托人，直至我委托人钱某声明不受委托为止”。被告对该《委托书》真实性提出异议，但未申请鉴定。 2018年2月7日，原告钱某因合伙经营利润问题起诉郅惠川至本院，2019年1月28日，原告钱某向本院提出撤诉申请，同日即2019年1月28日，本院作出（2018）辽0103民初233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原告钱某撤回起诉。2019年5月20日，原告钱某因合伙经营利润问题再次起诉郅惠川至本院，经本院审查，郅惠川于2018年7月3日去世，2019年7月18日，本院作出（2019）辽0103民初766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原告钱某的起诉。 再查，高某与郅惠川原系夫妻关系，二人育有一子郅某1、一女郅某2，高某与郅惠川于××××年前后结婚，2013年4月22日协议离婚并办理了离婚登记，郅惠川与高某离婚后均未再婚，离婚协议载明“……2、财产分割：女方名下的存折、存单、股票归女方所有。男方名下存折、存单、股票归男方所有。3、房产处理：房产两处，（1）大东区新东四街7-2号3-3-2房产归女方；（2）沈河区南乐郊路73-1号4-4-3房产归女方所有。以上地址及面积如与房证不符，责任自负。4、债务处理：婚内所有债务由男方负责偿还”。庭审中，郅某1、郅某2作为郅惠川的法定继承人，称截至目前没有继承被继承人郅惠川的任何遗产，但不放弃继承权。 现原告钱某以被继承人债务清偿纠纷为由，起诉来院。 本院认为，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原则，按照自己的意思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本案原、被告所争议的焦点问题有三方面：一、被继承人郅惠川生前与原告钱某是否存在合伙经营客运线路的事实；二、如存在合伙经营客运线路的事实，郅惠川在2002年至2007年期间是否取得利润，利润是否应当分配给钱某；三、被告高某、郅某1、郅某2是否应当承担责任及责任承担方式。 针对争议焦点一，原告钱某出具的1998年5月1日《协议书》载明郅惠川与钱某二人自愿协商经营建昌至沈阳的道路旅客运输事宜，虽被告向本院申请对该《协议书》“郅惠川”签字及手印申请鉴定，但鉴定人辽宁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以笔迹、手印样本不足，无法进行比对检验鉴定为由不予受理。因此，现有证据不足以否定《协议书》的真实性，应认定郅惠川与钱某存在合意合伙经营客运线路的事实。另一方面，郅惠川2006年8月9日出具《委托书》，委托钱某办理建昌至沈阳营运线路的有关事宜，且嗣后在郅惠川与高岭巍因联合经营问题多起诉讼纠纷中也表示与郅惠川与钱某系合伙关系，因此，1998年5月1日《协议书》并非孤证，结合后期郅惠川的自认及行为，能够认定郅惠川生前与钱某存在合伙经营客运线路的事实。 针对争议焦点二，本案原告起诉系对2002年9月至2017年9月期间郅惠川取得的高岭巍经营客运线路所获利润，而因高岭巍未给付经营线路款项，郅惠川早在2007年便提起诉讼，要求高岭巍履行《联合经营协议书》约定的付款义务，给付2002年9月至2007年9月的经营款项18万元，并给付违约金60万元。该案历经上诉、发回重申、再审等程序，最终在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期间，经法院组织调解，郅惠川与高岭巍达成一致，约定2002年9月至2017年9月期间经营款项、额外补偿、之前付款等共计84万元，法院于2013年8月7日制作了调解笔录，虽该案以撤诉结案，未制作调解书，但双方经调解达成的协议亦为双方自愿，对双方亦具有约束力。至于高岭巍是否履行了付款义务问题，在2017年高岭巍起诉郅惠川停止对运输经营妨害的（2017）辽1422民初2406号民事案件中，郅惠川向辽宁省建昌县人民法院递交的《民事答辩状》中第三点明确说明2013年经过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调解，高岭巍已给付郅惠川84万元联合协议履行款项。因此，应当认定高岭巍已履行了付款义务。关于郅惠川在2002年至2007年期间所获高岭巍利润是否应当分配给钱某问题。一方面，虽郅惠川、肇普顺与高岭巍签订《联合经营协议书》后，高岭巍给付郅惠川、肇普顺30万元，后肇普顺将该30万元扣除相关费用后，实际给付钱某29万元，但郅惠川与钱某之间对合伙经营事宜并无解除或终止的协议，钱某的收款行为不能当然推定为钱某退出合伙经营。相反，根据《协议书》第三条约定，营运期间有利润，首先偿还投资人钱某购车的借贷款，还清后利润两人平均分红。因此，钱某作为出资购车人，收取该30万款项恰恰符合《协议书》的约定，之后利润仍应遵守约定由郅惠川、钱某两人平均分红。另一方面，高岭巍于2002年先行支付30万元，根据郅惠川、肇普顺与高岭巍签订的《联合经营协议书》约定，协议期满后，30万元不予退回作分红，加之后期高岭巍实际支付的84万元，应认定郅惠川在2002年至2007年期间所获高岭巍利润共计114万元，依据郅惠川与钱某所签《协议书》约定，应由二人各分配57万元，因钱某认可2002年收取30万元，故，郅惠川仅拖欠钱某27万元。 针对争议焦点三，关于高某是否应当承担责任及责任承担方式，高某与郅惠川原系夫妻关系，二人于××××年前后结婚，虽于2013年4月22日办理了离婚登记，但案涉郅惠川对原告钱某所负债务发生于高某与郅惠川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高某应当承担共同偿还责任。关于郅某1、郅某2是否应当承担责任及责任承担方式，郅某1、郅某2作为被继承人郅惠川的法定继承人，庭审中，郅某1、郅某2作表明不放弃继承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规定，郅某1、郅某2应当在郅惠川遗产继承范围内清偿对原告钱某的债务。 关于原告主张利息的诉讼请求，《协议书》并未约定利润的给付时间，原告称之前并不了解郅惠川是否取得利润及具体金额，故，应当自原告第一次起诉时即2018年2月7日视为其主张权利，原告有权主张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损失。 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第十条、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郅某1、郅某2在郅惠川遗产继承范围内与高某共同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钱某人民币270000元； 二、被告郅某1、郅某2在郅惠川遗产继承范围内与高某共同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钱某利息（以人民币27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2月7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三、驳回原告钱某其他诉讼请求。 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7750元，保全费人民币2620元，由被告郅某1、郅某2在郅惠川遗产继承范围内与高某共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周 鹏 人民陪审员 李 晓 人民陪审员 栾桂范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日 书 记 员 梁 丹 本案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规定：民法典施行后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 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 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持续至民法典施行后，该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原则，按照自己的意思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 第十条规定：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 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 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 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 本法所说的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 本法所说的父母，包括生父母、养父母和有扶养关系的继父母。 本法所说的兄弟姐妹，包括同父母的兄弟姐妹、同父异母或者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养兄弟姐妹、有扶养关系的继兄弟姐妹。 第三十三条规定：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缴纳税款和清偿债务以他地遗产实际价值为限，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 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偿还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 (一)工资、奖金; (二)生产、经营的收益; (三)知识产权的收益; (四)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但本法第十八条第三项规定的除外; (五)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 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 夫妻一方与第三人串通，虚构债务，第三人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夫妻一方在从事赌博、吸毒等违法犯罪活动中所负债务，第三人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