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郑民三终字第127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增玉，男，1926年2月14日出生，汉族。委托代理人袁顺灼，河南豫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史俊涛，河南豫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朱秀枝，女，1929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委托代理人袁顺灼，河南豫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史俊涛，河南豫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黄金梅，女，1949年2月5日出生，汉族。委托代理人袁顺灼，河南豫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史俊涛，河南豫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黄银山，男，1951年11月9日出生，汉族。委托代理人袁顺灼，河南豫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史俊涛，河南豫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新梅，女，1953年11月7日出生，汉族。委托代理人袁顺灼，河南豫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史俊涛，河南豫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梅花，女，1956年7月26日出生，汉族。委托代理人袁顺灼，河南豫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史俊涛，河南豫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河山，男，1958年7月26日出生，汉族。委托代理人袁顺灼，河南豫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史俊涛，河南豫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黄美菊，女，1963年5月13日出生，汉族。委托代理人袁顺灼，河南豫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史俊涛，河南豫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黄伟东，男，1969年3月21日出生，汉族。上诉人（原审被告）黄伟胜，男，1972年9月21日出生，汉族。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文化，女，1967年12月5日出生，汉族。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文玲，女，1971年1月28日出生，汉族。上诉人黄增玉、朱秀枝、黄金梅、黄银山、黄新梅、黄梅花、黄河山、黄美菊与上诉人黄伟东、黄伟胜、黄文化、黄文玲合同纠纷一案，黄增玉、朱秀枝、黄金梅、黄银山、黄新梅、黄梅花、黄河山、黄美菊于2015年3月18日向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解除双方于2012年9月15日签订的《赡养协议》；2、判令黄伟东向黄增玉、朱秀枝返还其二人应享有的后牛庄西街5号1208.49平方米的回迁安置面积；3、诉讼费用由黄伟东、黄伟胜、黄文化、黄文玲承担。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6月18日作出（2015）中民一初字第634号民事判决，黄增玉、朱秀枝、黄金梅、黄银山、黄新梅、黄梅花、黄河山、黄美菊及黄伟东、黄伟胜、黄文化、黄文玲不服，均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7月1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8月12日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朱秀枝、黄金梅、黄新梅、黄河山及黄美菊，上诉人黄增玉、朱秀枝、黄金梅、黄银山、黄新梅、黄梅花、黄河山、黄美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袁顺灼和史俊涛，上诉人黄伟东、黄伟胜、黄文化、黄文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黄增玉、朱秀枝系夫妻关系，二人共生育七个子女，分别为：黄金山、黄金梅、黄银山、黄新梅、黄梅花、黄河山及黄美菊花七人。黄金山共生育四个子女，即黄伟东、黄伟胜、黄文化、黄文玲，黄金山现已死亡，黄金山生前与黄增玉、朱秀枝在位于郑州市中原区牛庄西街5号宅基地（同后牛庄西街5号附4号系同一块宅基地）上居住。2004年3月7日，为解决黄增玉及朱秀枝赡养问题，黄金山兄妹七人签订协议书一份，载明：“经黄金山、黄银山、黄河山、黄金梅、黄新梅、黄梅花、黄美菊七兄妹共同民主协商同意，就父母亲医疗费和养老问题达成如下协议：一、为父母先筹集医疗费壹万元。在2004年3月31日前由黄金山、黄河山各出资伍仟元交给黄美菊负责存入银行待用。以后如医疗费用完，仍由黄金山、黄河山兄弟二人全权负责医疗费。黄银山要尽孝心，出医疗费由他自己掌握。二、关于为父母料理后事问题。黄金山全权负责父亲黄增玉的后事料理问题，黄河山全权负责母亲朱秀枝的后事料理问题。三、黄金山、黄河山兄弟二人全权负责照顾父母生前的日常生活。如请保姆或轮着照顾，这两种方式由他们兄弟二人自行决定。如采取轮着照顾，由父母每月提供生活费300元。四、如果父母生病，黄金梅等四个女儿要参与轮流照顾老人。五、过年过节，父母轮到在谁家照顾，谁家就要负责全权接待客人。本协议一式七份，七兄妹各执一份为凭。从签字之日起生效。”黄金山死亡后，2012年9月15日，黄增玉、朱秀枝、黄金梅、黄银山、黄新梅、黄梅花、黄河山、黄美菊与黄伟东、黄伟胜、黄文化、黄文玲双方十二人签订《赡养协议》一份，载明：“经双方共同民主协商，就黄增玉、朱秀枝赡养问题达成如下协议：一、赡养人黄河山为一方，黄伟东、黄伟胜、黄文化、黄文玲四人一方；双方共同负责。二、轮流赡养，双方每月一轮。轮空方向轮养方支付陆佰元（老人的1400元生活费给付给赡养方）。三、两位老人医疗费的实际支出首先从老人现所有的资金中支付，不足部分由双方平均支付。四、两位老人后事的费用由双方平均支付，礼金部分中的黄姓亲属、村民、村委会等礼金双方平分，各家同事、朋友、外亲的礼金各自回收，礼金中写明送给指定人的归指定人所有。五、两位老人每年生日喜宴各承办一次，费用平摊。六、两位老人现居住的主房一楼东户由老人永久居住，所有权老人生前归老人，老人百年以后归黄伟东、黄伟胜。黄金山生前居住的院落、所有房屋的所有权归黄伟东、黄伟胜、黄文化、黄文玲。若涉及拆迁，老人健在，黄伟东应提供一套房屋供老人使用，百年后所有权归黄伟东。七、两位老人现有的3.5万元由黄美菊负责管理，老人在村上的分工、村上公共房屋拆迁等补偿费属于老人，由黄美菊记明收支账，账目公开。两位老人百年之后若有剩余资金，由双方平分。黄银山、黄金梅、黄新梅、黄梅花、黄美菊在老人生病住院期间负责护理照顾。九、双方照顾老人要尽心尽责，确保老人身边昼夜有人，安度晚年。十、张凤英因病未到场，委托黄伟东一方四人为代表签订本协议，同意本协议所有的权利、义务、责任。十一、本协议朱秀枝参与了旁听，黄银山、黄河山、黄金梅、黄新梅、黄梅花、黄美菊代表了两位老人和各自的真实意愿，签订的本协议为家庭永久性赡养和房屋确权协议，以后若出现两位老人的遗嘱等协议视为无效协议。十二、不尽事宜，若产生费用双方平摊。十三、本协议一式十份，黄银山、黄河山、黄金梅、黄新梅、黄梅花、黄美菊、黄伟东、黄伟胜、黄文华、黄文玲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签字生效。”协议下方，参与协议人员（签字）处，黄增玉加盖印章，其余十一人均签字并捺印。自2012年9月15日该协议签订后，各方均按照此协议履行各自对黄增玉、朱秀枝的赡养义务。2013年10月份，后牛庄城中村拆迁，当月24日，黄伟东针对诉争宅基地同秦岭路街道后牛庄城中村改造指挥部签订补偿安置协议一份，诉争宅基地获得1208.49平方米回迁安置面积。2014年3月份，双方针对黄增玉、朱秀枝的赡养及诉争宅基地回迁安置面积的分配产生争议，遂酿成此次诉讼。诉讼中，黄增玉、朱秀枝、黄金梅、黄银山、黄新梅、黄梅花、黄河山、黄美菊要求解除双方于2012年9月15日签订的赡养协议，并要求黄伟东、黄伟胜、黄文化、黄文玲将因诉争宅基地拆迁所得的回迁安置面积返还给黄增玉、朱秀枝。黄伟东、黄伟胜、黄文化、黄文玲同意解除该赡养协议中有关赡养部分的约定，但认为涉案宅基地系其父亲黄金山财产，应当归黄伟东、黄伟胜、黄文化、黄文玲所有，故不同意解除该部分约定。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宅基地拆迁后因拆迁利益分配及老人赡养等所引起的家庭纠纷。黄增玉、朱秀枝、黄金梅、黄银山、黄新梅、黄梅花、黄河山、黄美菊与黄伟东、黄伟胜、黄文化、黄文玲双方于2012年9月15日签订的《赡养协议》系集赡养义务及家庭财产分配为一体的协议，双方当事人通过该协议对黄增玉、朱秀枝的赡养问题，对黄增玉、朱秀枝及黄伟东、黄伟胜、黄文化、黄文玲父亲黄金山生前居住的涉案宅基地及房屋均进行了妥善协议和安排，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原审法院对其效力予以认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该赡养协议自2012年9月15日签订后，双方均能按照协议履行对黄增玉、朱秀枝的赡养义务。针对该协议中约定的财产分配，黄伟东亦是按照该赡养协议的约定同秦岭路街道后牛庄城中村改造指挥部签订了拆迁安置协议。城中村拆迁面临很多难题，常因分家析产发生争议，导致亲情反目、社会不稳的情况时有发生。本案中，双方当事人以亲情为基础经协商达成的全面、合情、合理、合法的赡养协议，较好地解决了家庭财产分配问题和两位老人的赡养问题。同时，该协议中可以得到法律及道德肯定的重点之一为双方签订协议时已经预见到了宅基地的拆迁问题，双方为了防止在宅基地拆迁后因对巨大拆迁利益的追逐而导致对黄增玉、朱秀枝的赡养产生纠纷，进一步对拆迁后两位老人的赡养问题作出了明确约定。自2012年9月份该协议履行后各种社会关系已经趋于稳定，这种处理方式和处理结果是我们应该提倡和肯定的。本案中，鉴于双方当事人实际已经按协议约定履行多年，且黄伟东、黄伟胜、黄文化、黄文玲不同意对双方约定的诉争宅基地回迁安置面积进行重新分配，故以不解除该协议为宜。针对黄增玉、朱秀枝、黄金梅、黄银山、黄新梅、黄梅花、黄河山、黄美菊所称的黄伟东、黄伟胜、黄文化、黄文玲不按照协议约定履行对黄增玉、朱秀枝的赡养义务。尊老爱幼是我国的传统美德，孝敬老人，赡养老人是每个子女应尽的义务和责任，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承担义务一方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赡养义务。诉讼中，虽然朱秀枝当庭表示不愿与黄伟东、黄伟胜、黄文化、黄文玲共同生活，但黄伟东、黄伟胜、黄文化、黄文玲均表示在与两位老人同住期间为老人提供了宽敞便利的居住条件，并称本案系因诉争宅基地拆迁纠纷而引起的赡养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亦是赡养义务之一，本案中，黄增玉、朱秀枝明确表示不愿意同黄伟东、黄伟胜、黄文化、黄文玲共同居住，故黄伟东、黄伟胜、黄文化、黄文玲应照顾二人该种特殊需要，通过提供资金等其他替代方式履行约定的赡养义务。在黄伟东、黄伟胜、黄文化、黄文玲不按照协议履行时，黄增玉、朱秀枝亦应按照双方协议约定要求其按照约定或其他替代方式履行赡养义务，而不宜以要求解除赡养协议的方式解决纠纷。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第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驳回黄增玉、朱秀枝、黄金梅、黄银山、黄新梅、黄梅花、黄河山、黄美菊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已减半收取25元，由黄增玉、朱秀枝、黄金梅、黄银山、黄新梅、黄梅花、黄河山、黄美菊负担。宣判后，黄增玉、朱秀枝、黄金梅、黄银山、黄新梅、黄梅花、黄河山、黄美菊不服原审法院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原审法院认定《赡养协议》自2012年9月15日签订后，双方均能按照协议履行，缺乏依据。原审法院认为本案是因宅基地拆迁后因拆迁利益分配及老人赡养引起的家庭纠纷不准确。本案是因为老人的赡养出现问题，才引起家庭成员要求重新分配拆迁利益。老人愿意把自己的财产赠与黄伟东、黄伟胜、黄文化、黄文玲，但是对方不履行赡养义务，并在获得拆迁利益后和老人发生冲突，原审法院不能因为对方不愿意重新分配拆迁利益，就认定不应重新分配。二、原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违法。本案经过两次开庭质证，一次开庭审理，没有查清事实，并且在没有任何调解程序的情况下匆匆作出判决，无法让人信服。庭审中，黄增玉、朱秀枝、黄金梅、黄银山、黄新梅、黄梅花、黄河山、黄美菊又补充上诉理由称：一、一审判决对《赡养协议》的性质认定错误。该《赡养协议》实质为附义务的赠与合同，赠与标的为黄增玉、朱秀枝和长子黄金山的相关房屋，所附义务为黄伟东、黄伟胜、黄文化、黄文玲应尽心尽责护理照顾黄增玉和朱秀枝，履行赡养义务。二、一审判决对诉争房屋的产权归属和赡养义务的履行情况未作查明。黄增玉一方在一审中提交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和社区证明等，足以证明郑州市后牛庄村西街5号院确系黄增玉、朱秀枝和长子黄金山的共有财产，其当然享有以房屋产权为基础所带来的拆迁安置补偿利益。黄伟东一方未履行合同约定的赡养义务，经常与老人发生争吵，并导致老人住院治疗多次。黄伟东还在黄增玉、朱秀枝不知情且没有签字同意的情况下，擅自与郑州市中原区秦岭路街道后牛庄城中村改造指挥部签订了《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取得了拆迁补偿款等拆迁利益，严重侵害了黄增玉、朱秀枝作为房屋户主的合法权益。三、由于涉案《赡养协议》的性质为附义务的赠与合同，而黄伟东、黄伟胜、黄文化、黄文玲作为受赠人未履行合同约定的赡养义务，致使合同订立的目的无法实现，故作为赠与人的黄增玉夫妇当然有权解除该协议，并要求恢复原状，即要求黄伟东一方返还后牛庄西街5号1208.49㎡回迁安置面积。四、本案当事人双方人数众多，对案件事实陈述不一，对案件性质和权利义务关系认定存在较大分歧，一审判决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违法，应当按照普通程序审理。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针对黄增玉、朱秀枝、黄金梅、黄银山、黄新梅、黄梅花、黄河山、黄美菊的上诉，黄文化、黄伟东、黄文玲、黄伟胜答辩称：一、涉案赡养协议的履行主体错误。黄增玉和朱秀枝的第一赡养人是其子女，只有第一赡养人无力赡养或死亡，才是孙子辈来履行赡养义务。二、2012年9月15日签订的《赡养协议》不是黄伟东、黄伟胜、黄文化及黄文玲的真实意思表示，是黄增玉一方利用人多势众迫使黄伟东等人代父履行赡养义务，是不平等的。三、涉案《赡养协议》不是遗赠赡养协议。因为黄增玉、朱秀枝的存款由黄美菊管理，黄伟东等人未沾染，且后牛庄西街5号附4号院内房产不是黄增玉、朱秀枝所建，是黄伟东四姐弟的父母子女共同所建，不存在继承黄增玉、朱秀枝房产的问题。四、诉讼纠纷的主因是争夺后牛庄村拆迁改造回迁房产面积，与赡养老人无关。赡养协议签订后，黄伟东四姐弟能够尽心照顾老人，但对方为了争夺拆迁利益，才不断的上访和诉讼。五、诉争院落土地使用权问题。诉争院落的土地使用费是黄金山缴纳的，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该诉争土地及其上的房产应属于黄金山所有。原审判决认定诉争土地是黄增玉和朱秀枝的宅基地，系认定事实错误。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确认2012年9月15日《赡养协议》无效或依法解除该协议。黄文化、黄伟东、黄伟胜、黄文玲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黄金山生前与黄增玉、朱秀枝在位于郑州市中原区牛庄西街5号宅基地（同后牛庄西街5号附4号系同一块宅基地）上居住，与公安户口本登记的黄金山、黄增玉在中原区后牛庄西街5号附1号居住有差别。另根据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其他案件中所查明事实，以及后牛庄村拆迁改造前的航拍图，显示中原区后牛庄村在1958年村民住宅所在地块，已被省建五公司征用为国有土地，村民无宅基地更无宅基地证。黄增玉一方出示的1953年郑州市人民政府颁发的房屋土地所有权证系复印件，且在1958年该诉争地块征为国有之后，该证即已失去法律效力。因此该诉争地块是国有土地而非宅基地。二、根据黄文化一方提交的土地使用费收据、后牛庄村民住房面积统计表、建房通知及建筑许可证、全家集资建房筹资笔记、四子女主楼房屋出租房租金分配记录等，足以证明诉争地块使用权归黄金山，涉诉房产归黄文化四姐弟所有。而黄增玉、朱秀枝两位老人离开该院生活已近十年，并非一直在此院生活。三、2012年9月15日《赡养协议》的签订是受胁迫所签，协议中约定的主楼一楼东户房产原是黄伟东的房产，不是黄增玉和朱秀枝的，如遇拆迁由黄伟东提供一套住房，是黄金梅等人行文时私自添加的，不是黄伟东的真实意思。四、秦岭街道后牛庄城中村改造指挥部同黄伟东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侵犯了黄文化、黄文玲、黄伟胜的合法权益。五、《赡养协议》自签订履行到2014年3月16日，不存在履行多年之说。2014年3月16日黄增玉、朱秀枝单方终止该协议后，就到市政府、办事处要求分割诉争回迁面积房产，未得到支持，就来法院诉讼，因此，黄文化一方同意解除协议。一审判决维持《赡养协议》的效力，明显是对赡养协议履行主体的确定错误，即解除了黄增玉、朱秀枝的子女黄金梅、黄银山、黄新梅、黄梅花、黄美菊的法定赡养义务，而孙子女黄文化、黄伟东、黄文玲、黄伟胜则被强迫履行赡养义务。故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解除2012年9月15日双方签订的《赡养协议》。针对黄文化、黄伟东、黄伟胜、黄文玲的上诉，黄增玉、朱秀枝、黄金梅、黄银山、黄新梅、黄梅花、黄河山及黄美菊答辩称：一、后牛庄西街五号的宅基地是黄增玉继承祖业取得，在1953年市政府办理房屋土地所有权的登记时，黄金山不是所有权人，其当时才七岁，只是登记在土地证上。黄金山生前户口虽然在后牛庄西街5号，但只是空挂，不享受村民待遇。后牛庄西街5号的房产是拆除黄增玉、朱秀枝的原有房产后由双方共同投资所建，地上建筑物是共有的，但是宅基地使用权不是共有，只归属黄增玉和朱秀枝。根据后牛庄城中村拆迁政策和村中文件可以确定，拆迁安置补偿是对宅基地使用权人进行的补偿，不是按照地上附属物进行补偿，地上房屋是一定货币补偿，因此涉案拆迁利益应该属于黄增玉、朱秀枝所有。二、《赡养协议》是几方协商签订的，黄伟东一方履行赡养义务，获得拆迁补偿是附条件的，正是基于赡养协议才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三、经过本案一、二审现已明确知道黄伟东一方不仅怠于履行赡养义务，并且要求解除赡养关系。因此依据相关法律规定，附条件的赠予在受赠人不履行义务的情况下，赠予人有权进行撤销，该赡养协议依法应予撤销。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本案中，黄增玉、朱秀枝、黄金梅、黄银山、黄新梅、黄梅花、黄河山、黄美菊请求解除与黄文化、黄伟东、黄伟胜、黄文玲签订的《赡养协议》，黄文化、黄伟东、黄伟胜、黄文玲亦同意解除该协议。因此，双方当事人对协议解除不存在争议，无争议的诉求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审查范围，双方当事人可以协商解决，本院不予处理。关于黄增玉、朱秀枝请求黄伟东返还其二人应享有的后牛庄西街5号附4号1208.49平方米的回迁安置面积的主张，因诉争的1208.49平方米回迁安置面积系黄伟东通过与秦岭路街道办事后牛庄城中村改造指挥部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所取得，而有关后牛庄西街5号附4号的土地及房产的权属确认问题，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因此，黄增玉、朱秀枝可通过合法途径另行主张权利。一审法院驳回黄增玉、朱秀枝、黄金梅、黄银山、黄新梅、黄梅花、黄河山、黄美菊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双方当事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黄增玉、朱秀枝、黄金梅、黄银山、黄新梅、黄梅花、黄河山、黄美菊和上诉人黄伟东、黄伟胜、黄文化、黄文玲各负担5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华伟审判员  曾小潭审判员  马 莉二〇一五年九月十五日书记员  黄会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