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中中法民四终字第28号上诉人（一审原告）：陈国强（CHAN,KWOKKEUNG），男，1949年1月18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香港身份证号码E229418（8）。委托代理人：何学耕、梁秋娥，分别、律师助理。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杨立民，男，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委托代理人：苏朝娣，系广东邦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中山市全汇织造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法定代表人：杨立民。一审第三人：胡瑞玲，女，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上诉人陈国强因与被上诉人杨立民、中山市全汇织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全汇公司）以及一审第三人胡瑞玲涉港出资人权益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2014）中二法民三重字第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国强向一审法院诉称：2002年3月18日，陈国强与杨立民、胡瑞玲签订信托契约，委托杨立民担任全汇公司的厂长，负责全厂的事务；胡瑞玲为出纳，负责财务工作。全汇公司工商登记以杨立民为法定代表人，杨立民与胡瑞玲分别占90%、10%的名义股份。同年4月16日，陈国强将注册资本450000元、50000元分别汇入杨立民、胡瑞玲的账户，二人于当日将上述款项汇入全汇公司的账户进行验资。同年4月24日，全汇公司登记成立。后陈国强与中山市三角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进出口公司）签订来料加工协议，并从境外购买机器设备进口到中山市开展来料加工业务。2013年3月，陈国强准备将全汇公司转型为外商独资企业，无需杨立民再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杨立民得知后，拿走全汇公司的公章、银行支票/电汇单、银行印鉴/购证卡、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等法律文件，使全汇公司无法进行加工款结汇手续。另，全汇公司与进出口公司的来料加工协议于2013年4月23日到期，杨立民拒绝在延期协议上签名盖章，全汇公司的来料加工业务被迫停止，已经进口的原材料被迫退运出境，工人不能开工。杨立民拒不交还加工费发票和银行支票，加工费不能正常结汇，全汇公司在进出口公司的加工款不能提取，2013年3月至5月的工人工资不能发放，陈国强以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被刑事拘留，解决工人工资后被取保候审。陈国强作为全汇公司的唯一出资人，对其投资设立公司的重大事项依法拥有决定权包括法定代表人的任免权、进行工商登记变更等。杨立民作为聘任的法定代表人及名义股东，陈国强有权解除其法定代表人的职务和取消其名义股东的身份。故陈国强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令：1.确认陈国强为全汇公司的实际出资人；2.杨立民、全汇公司返还全汇公司的公章、银行支票/电汇单、银行印鉴/购证卡、开户许可证、贷款卡、发票章、加工费发票、发票领购手褶、营业执照（正/副本）、税务登记证（国/地税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及数字证书、设备手册、来料加工协议及附件、环保证、生产能力证明、海关加工贸易手册（来料加工合同）、公司车辆登记证明（共二本）、财务凭证账册等法律文件；3.杨立民、全汇公司在全汇公司由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由胡瑞玲为唯一股东的独资企业的工商变更登记资料上签名；4.杨立民、全汇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杨立民辩称：1.全汇公司是杨立民为法定代表人并全资拥有的企业，依法成立且正常运营到2013年3月14日，胡瑞玲并未实际参与全汇公司的开办业务。陈国强只是与全汇公司存在来料加工关系的香港公司的代表及在全汇公司兼任财务与业务负责人，其不是全汇公司的股东。陈国强支付的500000元是其对杨立民的赠与，信托契约是陈国强为了2005年度香港公司避税而要求杨立民所签，其中内容并非事实；2.陈国强没有证据证明其与杨立民之间的500000元是出资还是借贷关系，亦无证据证实陈国强在全汇公司的经营过程中以实际出资人身份享受过出资人权益，不能以信托契约认定陈国强与杨立民之间的关系；3.即使陈国强是全汇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在没有得到全汇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的情况下，陈国强要求变更股东及办理公司变更登记没有法律依据。请求驳回陈国强的诉讼请求。全汇公司辩称：杨立民是全汇公司的大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其他意见与杨立民的答辩意见一致。胡瑞玲对陈国强的诉讼请求没有意见。一审法院查明：陈国强主张其是全汇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并向一审法院提交信托契约予以证明。信托契约记载如下：杨立民、胡瑞玲（）及香港“亿丰亚洲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丰公司）”（或以香港“全汇织造厂”名义代表）或其代表陈国强先生或其指派之代表人（）。兹因乃全汇公司的股票、股权或其代表的股东资本实际拥有人，因委托注册为全汇公司的受薪登记股东。因上述注册事宜，乃以代名人身份代持有其股票、股权或代表之股东资本，同意就其委托签立此信托契约，此契约见证如下：（1）杨立民受托为全汇公司的厂长，负责全厂的事务及公务（财务及贷款项目除外），胡瑞玲受托为全汇公司出纳，负责出纳及财务；（2）全汇公司的资金及资产由亿丰公司（或以香港“全汇织造厂”名义代表）（）提供，一切产业归所有；（3）声明其持有的全汇公司股票、股权或其代表股东资本及衍生收益、股息、利息受托于及其继承人，并同意依照的指示转让或处理前述资产及业务；（4）可随时行使预签之转让文书、转让其股票、股权或其代表之股东资本；……（7）须应之要求，提供其以股东身份所能取得有关全汇公司之一切营运资料；……（10）将没职责及义务但将不能妨碍行使合并、重组、接管、破产或清盘的程序、或对其相关利益之决定权。信托契约还约定了双方其他的权利义务。杨立民、胡瑞玲在处签名，亿丰公司在处盖章，林庆德作为见证人签名。信托契约没有签署时间。2002年4月16日，陈国强分别支付450000元、50000元至杨立民和胡瑞玲的个人银行账户。当日，杨立民及胡瑞玲将前述款项分别转至全汇公司账号，作为全汇公司设立的投资款。一审庭审中，杨立民、胡瑞玲确认前述投资款来源于陈国强，但杨立民辩称该款项系陈国强对其的赠与。且杨立民确认全汇公司的公章、银行支票/电汇单、银行印鉴/购证卡、开户许可证、贷款卡、发票章、加工费发票、发票领购手褶、营业执照（正/副本）、税务登记证（国/地税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及数字证书、设备手册、来料加工协议及附件、环保证、生产能力证明、海关加工贸易手册（来料加工合同）、公司车辆登记证明（共二本）、财务凭证账册等法律文件由其保管。2002年4月24日，全汇公司成立，企业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500000元，经营范围为生产、销售纯棉牛仔布、混纺牛仔布，工商机关登记的股东为杨立民、胡瑞玲，二人分别占90%、10%的股份份额。杨立民为全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3年4月16日，全汇公司发出暂停营业通知，通知全体员工该公司于2013年4月18日起暂停营业，停业的原因包括公司亏损、保税原料外发难以监控以及代加工费被实际老板私收等。在全汇公司经营期间，陈国强在全汇公司负责财务和业务。一审法院另查明，亿丰公司成立于2001年12月19日，股东有陈国强、刘金山、ＸＸ伟。2013年1月22日，刘金山、ＸＸ伟将其股份转让给陈国强后，陈国强为亿丰公司的唯一董事。亿丰公司出具证明，确认亿丰公司从未在中国或任何地方设立或经营全汇公司，亿丰公司从未持有全汇公司的股权或其任何部分，从未对全汇公司作出任何投资。全汇织造厂是亿丰公司在香港设立的分行。全汇织造厂出具证明，确认其与全汇公司只是合作关系，全汇织造厂从未持有全汇公司的股权或其任何部分，从未对全汇公司作出任何投资。2013年6月21日，因全汇公司拖欠工人工资，中山市公安局立案侦查。杨立民在接受中山市公安局讯问时，供述陈国强是全汇公司的投资人，其只是应陈国强的委托担任全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职务。陈国强供述其是全汇公司的投资人。2014年3月6日，中山市第二市区人民检察院做出中检二区刑不诉（2014）39号《不起诉决定书》，做出对陈国强不起诉的决定，并查明2002年4月，陈国强实际出资，委托杨立民和胡某玲为名义股东成立全汇公司，由杨立民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并负责公司日常管理，陈国强负责公司财务，共同经营公司。2013年3月开始，陈国强与杨立民发生矛盾，杨立民携带公司公章、支票、发票章、营业执照等离开公司，导致该公司经营陷于困境，公司财务不能正常运作，致使公司拖欠工人工资229499元。期间，陈国强出资向被拖欠工资的公司员工提供借款168600元。2013年6月26日，陈国强在被抓获归案后，全部支付了拖欠的工人工资。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属于涉港企业出资人权益确认纠纷，应比照涉外案件处理。本案杨立民的住所地位于中山市、全汇公司及胡瑞玲的住所地位于中山市三角镇，均属一审法院辖区，陈国强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符合地域管辖的一般管辖原则，且一审法院有权管辖涉外民商事案件，故一审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各方当事人在庭审中均选择适用内地法律，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八条第一款的规定，予以确认，故本案应适用内地法律。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陈国强是否是全汇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二、陈国强要求杨立民、全汇公司返还相关法律文件及在工商变更登记上签名的请求是否合理。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陈国强提交的信托契约，亿丰公司、全汇织造厂出具的证明，杨立民提交的银行存折、银行转账凭证，杨立民、胡瑞玲在庭审中陈述款项的来源，杨立民、陈国强在公安机关的供述及中山市第二市区人民检察院做出的中检二区刑不诉（2014）39号《不起诉决定书》查明的事实等能够形成证据链条，证明陈国强以杨立民、胡瑞玲名义出资设立全汇公司，全汇公司的注册资金500000元来源于陈国强，且在全汇公司经营期间，陈国强负责财务和业务，因此陈国强要求确认其是全汇公司实际出资人身份的请求理据充分，予以支持。杨立民虽辩称信托契约是伪造、500000元注册资金是陈国强的赠与，但其未对此提供充分证据证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不予采信。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杨立民作为全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在未被全汇公司撤销职务之前，持有全汇公司的公章、银行支票/电汇单、银行印鉴/购证卡、开户许可证、贷款卡、发票章、加工费发票、发票领购手褶、营业执照（正/副本）、税务登记证（国/地税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及数字证书、设备手册、来料加工协议及附件、环保证、生产能力证明、海关加工贸易手册（来料加工合同）、公司车辆登记证明（共二本）、财务凭证账册等法律文件是合法的，陈国强仅作为全汇公司的实际出资人无权要求杨立民及全汇公司返还前述法律文件。至于陈国强主张由杨立民、全汇公司在办理全汇公司变更登记资料上签名的主张，全汇公司作为独立的民事主体，其是否需要变更企业性质由其股东决议，陈国强作为全汇公司的实际出资人，无权直接要求全汇公司将企业性质予以变更且要求杨立民、全汇公司在变更登记资料上签名，陈国强的该项主张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确认陈国强是全汇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二、驳回陈国强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陈国强负担4400元，由杨立民、全汇公司负担4400元（该款杨立民、全汇公司应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缴纳）。宣判后，上诉人陈国强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支持陈国强的一审诉讼请求；二、诉讼费用由杨立民承担。理由如下：1.杨立民无权继续持有全汇公司印章、证照等法律文件，其拒不交还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印章、证照等是全汇公司民事主体人格的象征，陈国强作为全汇公司的实际投资人对其印章、证照享有专用权、使用权和支配权。杨立民持有、保管印章等是基于陈国强的授权，其应按照公司规定进行保管和使用，不能违背实际投资人的意志而占有，影响公司的经营运作。2.杨立民拒不按陈国强要求在工商变更登记相关文件上签名盖章和藏匿公司印章、证照等行为违反了信托协议中名义股东的义务和法律规定。陈国强与杨立民以信托协议约定了双方享有的权利和义务，均应自觉履行相应的义务，而杨立民的行为违反了对公司的忠实义务。3.杨立民企图霸占全汇公司的资产，敲诈勒索陈国强，其行为不应被纵容。4.一审判决导致全汇公司生产陷入瘫痪，工人工资无法支付，被海关罚款，冻结保证金，陈国强设立外商投资企业的计划受阻。5.陈国强并未要求变更全汇公司企业性质，本案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十四条的规定。综上，一审判决既然已经认定陈国强是全汇公司唯一的实际投资人，对其投资设立公司的重大事项依法应该拥有决定权包括法定代表人的任免权、进行工商登记变更。杨立民作为陈国强聘任的法定代表人和名义股东，陈国强有权解除其法定代表人的职务和取消其名义股东的身份。二审期间，陈国强未向本院提交证据。被上诉人杨立民答辩称：1.一审法院认定陈国强为全汇公司的实际出资人所依据的信托契约疑点重重，特别是陈国强提供的证明书的内容和信托契约完全相反。根据证据证明规则，经过公证的证明书的证明力高于信托契约的证明力，应排除信托契约的证明效力。杨立民提供的证据充分证明了信托契约是出于避税目的而做出的，并不是与陈国强就全汇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和名义股东相关事宜的约定。在此情况下，双方之间应按债权债务关系处理。陈国强并非全汇公司的实际出资人，无权要求杨立民返还相关法律文件及办理变更工商登记。2.退一步讲，假设陈国强是全汇公司的实际出资人，杨立民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持有上述文件是合法的，未经全汇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的情况下，陈国强无权要求杨立民办理工商变更登记。3.根据股东名册的权利推定效力，可以行使股东权利的只能是记载于股东名册上的股东，即使陈国强是实际出资人，但其在未进行股东身份确认或未将股东身份记载于股东名册上前，其并非实际股东，不享有股东权利，对公司的经营运作、各项决策无决定权，更不能决定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任免、工商变更登记等公司事项。综上，陈国强的上诉请求没有任何依据，请求二审查明事实，依法判决。二审期间，杨立民未向本院提交证据。二审期间，全汇公司未向本院提交任何答辩意见，亦未提交证据。一审第三人胡瑞玲同意上诉人陈国强的上诉意见。二审期间，一审第三人胡瑞玲未向本院提交证据。一审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异议，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涉港企业出资人权益确认纠纷。一审法院依法确定本案适用的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对于陈国强要求杨立民、全汇公司返还相关公司印章、证照等法律文件的上诉请求，经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一款：“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之规定，本案中，以亿丰公司（或以香港全汇织造厂名义代表）或其代表陈国强或其指派之代表人为与杨立民、胡瑞玲为签订的信托契约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或强制性规定，内容合法有效，当事人均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身义务。杨立民辩称信托协议系伪造，但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该信托契约实质为实际出资人陈国强与名义股东杨立民、胡瑞玲之间有关投资权益的合同，属双方内部约定，对合同双方有法律约束力，实际出资人的投资权益应当依双方合同确定并依法予以保护。依据信托契约（7）约定：“须应之要求，提供其以股东身份所取得有关全汇公司之一切营运资料”，故陈国强要求杨立民返还相关公司印章、证照等法律文件的上诉请求理据充分，应予支持。且全汇公司的全部名义股东均知悉陈国强的投资人身份，陈国强要求全汇公司与杨立民共同返还相关法律文件的上诉请求，亦应支持。一审判决对此处理不当，应予纠正。对于陈国强要求杨立民、全汇公司在工商变更登记资料上签名的上诉请求，经审查，首先，陈国强被确认为全汇公司唯一的实际投资人，但其直接以实际投资人身份请求变更全汇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和公司性质无法律依据。其次，变更公司的股权及企业类型应依照公司法和公司登记法规所规定的程序进行，如果存在公司或股东拒绝履行法定义务，其才依法应承担民事责任，在陈国强没有对前述事实进行举证情况下，一审法院驳回其该项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未支持陈国强诉请杨立民、全汇公司返还相关法律文件不当，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一条第一、二款、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八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2014）中二法民三重字第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2014）中二法民三重字第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被上诉人杨立民、中山市全汇织造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返还中山市全汇织造有限公司的公章、银行支票/电汇单、银行印鉴/购证卡、开户许可证、贷款卡、发票章、加工费发票、发票领购手褶、营业执照（正/副本）、税务登记证（国/地税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及数字证书、设备手册、来料加工协议及附件、环保证、生产能力证明、海关加工贸易手册（来料加工合同）、公司车辆登记证明（共二本）、财务凭证账册等法律文件给上诉人陈国强；四、驳回上诉人陈国强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按一审判决承担。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上诉人陈国强负担4400元，由被上诉人杨立民、中山市全汇织造有限公司负担4400元（被上诉人负担部分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缴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马 军审 判 员  杨雪燕代理审判员  张 荣二〇一五年九月六日书 记 员  欧汉庭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一条对公民提起的民事诉讼，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被告住所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由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民事诉讼，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同一诉讼的几个被告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在两个以上人民法院辖区的，各该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八条当事人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协议选择或者变更选择适用的法律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各方当事人援引相同国家的法律且未提出法律适用异议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当事人已经就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法律做出了选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的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第16页共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