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沪二中民三(民)终字第95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洪宇。委托代理人吴大帅，上海市东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绿筑住宅系统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庚利。委托代理人夏宇纲，上海天闻世代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洪宇因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2015)嘉民四(民)初字第2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刘洪宇之委托代理人吴大帅、被上诉人上海绿筑住宅系统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筑公司”)之委托代理人夏宇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刘洪宇系本市从业人员。2008年4月1日，刘洪宇进绿筑公司工作，双方签订三年期劳动合同，约定刘洪宇担任采供中心副总监，月薪5,500元，年度绩效薪资84,000元。2011年4月1日，刘洪宇在“劳动合同签(续)订意向表”的“本人愿意在保持原合同条件下，与公司签(续)订劳动合同，并希望签订的合同期限为固定期合同”一栏打勾。同日，双方续签期限自2011年4月1日至2016年3月31日的劳动合同，约定刘洪宇担任采供副总监，工资实行月薪制及年终绩效奖金分配制度［月薪及年终绩效奖金已包含乙方(刘洪宇)加班加点的工资］，具体标准按照甲方(绿筑公司)制订的薪酬管理制度及乙方试用考核后的岗位等级确定，其中乙方的月度岗位工资及绩效奖金分配办法根据甲方经营业绩及绩效考核管理办法及相关制度执行。2014年12月26日，刘洪宇向上海市嘉定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下称“嘉定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绿筑公司支付2012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1日间工资差额280,000元、2014年6月30日报销款16,963元。2015年3月2日，该会嘉劳人仲(2014)办字第4325号裁决书作出裁决，不支持刘洪宇的仲裁请求。刘洪宇不服仲裁裁决，诉至原审法院，要求判如所请。原审法院另查明，刘洪宇工资单显示，2012年1月至同年8月，绿筑公司按月基本工资12,250元(年终绩效奖金提前均分至每月发放)标准发放刘洪宇工资。2012年9月至同年12月，绿筑公司按月基本工资9,800元标准发放刘洪宇工资，另2013年2月，绿筑公司支付刘洪宇2012年度奖金20,000元，2012年度工资(应发)共计156,090元(含绿筑绍兴分公司支付8,399元)；2013年1月至同年12月，绿筑公司按月基本工资9,800元标准发放刘洪宇工资，2013年度工资(应发)共计120,151.09元(其中4月、12月以刘洪宇全月未出勤未付工资，垫付的社保费、公积金从年终奖金抵扣。绿筑公司认为刘洪宇于2012年3月22日以备用金名义借款10,000元未结算，该款作为2013年度年终奖支付刘洪宇，但刘洪宇未予认可)；2014年1月至同年12月，绿筑公司按月基本工资9,800元标准发放刘洪宇工资，2014年度工资(应发)共计88,200元(其中10月、11月、12月以刘洪宇全月未出勤未付工资)。2012年8月24日，绿筑公司向刘洪宇在内的员工发出“通知”，称：因经营状况不佳，与员工协商后决定：从2012年9月起中层干部每月扣薪20%，一般员工每月扣薪10%，待公司盈利时一次性返还。2013年12月10日，案外人朱某某向嘉定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绿筑公司支付2012年9月至2013年11月20日间每月2,000元的扣薪等。2014年3月6日，该会嘉劳人仲(2013)办字第4577号裁决书作出裁决，不支持朱某某该项请求等。朱某某未提起诉讼。原审法院又查明，审计报告显示，截止2012年12月底，绿筑公司亏损4,100,337.64元；截止2013年12月底，绿筑公司亏损11,361,660.59元；截止2014年12月底，绿筑公司亏损8,734,571.34元。原审法院再查明，2013年7月25日，刘洪宇在考勤情况说明表上注明：7月8日、7月16日忘记打卡。2014年10月21日，绿筑公司向刘洪宇在内的员工发送“员工请假制度修订”、“员工出勤管理制度”、“关于严肃考勤纪律的通知”的电子邮件，明确公司全体在册人员，必须自觉遵守公司作息时间的规定，自觉在指纹打卡机上打卡等。原审庭审中，刘洪宇提供落款日期为2011年6月23日的“在职证明”一份，用于证明刘洪宇年薪19.4万元。该“在职证明”内容为：“兹证明刘洪宇同志自2008年4月1日起一直在我司采供中心工作，担任采供总监一职。合同期截止到2016年3月31日。目前的薪酬为年薪19.4万元”，该文字为复印件。落款处盖有绿筑公司印章，刘洪宇手写“经办人：陈建云(人事经理)电话021-XXXX****转人事”字样。刘洪宇另提供“2011年度管理目标责任书”、“2011年度安全责任状”、“劳动合同续(签)订审批表”，用于证明刘洪宇的薪资水平。责任书、责任状落款处显示刘洪宇与刘越签名，考核期间及责任期限均为2011年1月1日至同年12月31日。审批表为复印件，显示“薪酬待遇：保持不变或适当提升”一栏打勾，由刘越、陈建云签名。刘洪宇再提供“网上下载的截屏”，用于证明绿筑公司同意报销16,963元。绿筑公司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不予认可。原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另据规定，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刘洪宇以“在职证明”等为依据，按年薪19.4万元标准主张2012年1月至2014年12月1日间绿筑公司拖欠其工资31万余元的理由是否成立？首先，刘洪宇作为证明其工资标准的“在职证明”，在复印件上加盖印章，由刘洪宇本人填写经办人姓名、职务，以此作为经办人加盖印章的依据，显然，该“在职证明”的真实性难以认定。同时，作为被证明人的刘洪宇所在单位出具的证明，没有绿筑公司负责人的签名，该证据的证明力难以认定；其次，刘洪宇与绿筑公司所签第一份劳动合同约定刘洪宇年薪15万元。在续签劳动合同时，刘洪宇表示保持原合同条件下续签合同，2011年4月1日续签的三年期劳动合同约定刘洪宇的月度岗位工资和绩效奖金分配办法根据绿筑公司经营业绩及绩效考核管理办法及相关制度执行，未明确工资数额。因此，2012年1月至2014年12月1日间，刘洪宇年薪应为15万元；再次，2012年9月起，绿筑公司因严重亏损，经营困难，通知刘洪宇等员工，对管理人员工资降20%，待盈利后补发，符合双方关于“根据绿筑公司经营业绩”发放工资的约定。在此后的二年多时间里，刘洪宇未提供证据证明对绿筑公司降薪提出异议，表明刘洪宇对降薪20%予以认可。但绿筑公司直至2014年底，仍处于严重亏损状态，不具备补发工资的条件；再者，刘洪宇虽对绿筑公司提供的2012年1月至2014年12月间其考勤记录表示异议，但刘洪宇确认绿筑公司实行打卡考勤制度，并表示其没有遵守打卡考勤制度，又未提供证据推翻绿筑公司提供的考勤记录，且绿筑公司在每月核算刘洪宇工资时，根据刘洪宇出勤情况确定工资数额，刘洪宇对此亦未提供证据证明提出过异议，因此，绿筑公司对刘洪宇该期间缺勤的认定，予以确认。综上，刘洪宇尚无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绿筑公司存在拖欠其工资的情形，故刘洪宇要求绿筑公司按年薪19.4万元标准支付2012年1月至2014年12月1日间拖欠工资的请求，目前尚无相应的事实依据，原审法院难以支持。关于刘洪宇主张的报销款，刘洪宇以其提供的网上下载的截屏证明绿筑公司同意报销差旅费。首先，对网上下载的截屏，绿筑公司未予认可，该证据未经公证，无法证明其合法来源，对其真实性难以认定；其次，作为差旅费用的报销，刘洪宇应当对差旅费的产生，作出详细的说明，但刘洪宇未予具体说明；再者，刘洪宇亦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差旅费的实际发生。故刘洪宇要求绿筑公司支付报销款的请求，原审法院亦不予支持。原审法院据此作出判决：一、驳回刘洪宇要求上海绿筑住宅系统科技有限公司支付2012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1日间拖欠工资280,000元的诉讼请求；二、驳回刘洪宇要求上海绿筑住宅系统科技有限公司支付2014年6月30日报销款16,963元的诉讼请求。原审判决后，上诉人刘洪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首先，原审法院对“在职证明”的真实性及证明力不予认定没有依据。绿筑公司系独立法人，其“在职证明”上加盖印章表明对该证明内容的确认，不需要另由负责人签字。原审中绿筑公司对该公章的真实性并未否认，而绿筑公司内部对公章的使用管理非常严格，原审中刘洪宇已经举证证明其不可能获得公章再自行加盖，故“在职证明”当属合法有效。其次，关于降薪，绿筑公司并未通知扣减20%工资，尽管刘洪宇知晓公司降薪的事，但从未认可，绿筑公司未与员工协商一致，即降低工资待遇。对于扣发的工资，事实上刘洪宇在公司是不考勤的，绿筑公司从2014年10月才有考勤制度，之前是没有考勤制度的，不认可扣除全勤工资。再次，公司扣除备用金1万元没有依据，该1万元是报销款项，刘洪宇已经向公司提供发票冲抵，不应再从工资中扣除。因发票已交给公司，故没有凭据可证明。至于报销款，因出差的相关报销凭据已经交给绿筑公司，因刘洪宇只能提交公司内网中报销审批的电脑截屏，故无法进行公证，公证需要绿筑公司配合。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被上诉人绿筑公司答辩称，不同意刘洪宇的上诉请求。关于“在职证明”，该材料系在复印件上加盖公章，公章亦非绿筑公司加盖，故并非绿筑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2011年度因公司效益较好，发了一笔奖金，所以刘洪宇的年收入达到了19.4万元左右，但并不代表刘洪宇每年都可以获得这么高的薪酬，刘洪宇在公司的工资岗位没有变化过，2011年4月续签劳动合同时刘洪宇确认薪酬待遇保持不变，故刘洪宇主张自2012年开始年薪19.4万元，没有依据。2012年9月因公司经营状况不佳，故与员工协商一致后决定中层干部扣减20%薪酬，并在公司张贴了“通知”，扣减的是绩效薪资的部分。关于报销款，刘洪宇不存在出差的事实，电脑截屏是可以修改的，不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解决劳动争议，应当根据合法、公正、及时处理的原则，依法维护劳动争议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关于工资差额，双方存在如下争议：一、2012年1月至2014年12月期间刘洪宇的工资标准；二、绿筑公司扣发刘洪宇缺勤工资、备用金，是否合理。关于第一点争议，原审中刘洪宇为证明其工资标准为年薪19.4万元，向原审法院提交了“在职证明”、《上海绿筑2011年度管理目标责任书》为证，绿筑公司对上述两份证据均不认可，但陈述2011年度刘洪宇确实获得了19.4万元左右的报酬，这是因为该年度公司效益较好，发了一笔奖金，但不能由此推断2011年之后刘洪宇仍然可以获得19.4万元年薪，因为双方劳动合同明确约定了工资标准。2011年公司因经营不佳，与员工协商一致降低工资待遇，并以在公司内部张贴的形式发出通知，原审中刘洪宇表示对这一点是知晓的。本院认为，尽管双方对“在职证明”、《上海绿筑2011年度管理目标责任书》两份材料意见不一，但绿筑公司亦确认2011年度的工资达到了19.4万元左右，故本院对此予以确认。根据“在职证明”中“目前的薪酬为年薪19.4万元”的表述仅能证明2011年度的薪酬；而《上海绿筑2011年度管理目标责任书》中明确约定“基础年薪14.4万元，绩效年薪=绩效奖励标准*KPI考核系数，甲方(刘洪宇)2011年度绩效奖励标准为5万元”，可知刘洪宇2011年的年薪是由基础年薪和绩效奖励组成，因绩效奖励属奖金性质，应由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工作表现作出评价，并结合经营状况决定发放的数额，故而存在不确定性，刘洪宇主张依据2011年度的总收入确定今后的工资待遇，依据不足。另外，《上海绿筑2011年度管理目标责任书》的落款时间为2011年3月17日，早于刘洪宇与绿筑公司续签劳动合同的时间，可见刘洪宇对今后的工资待遇仍然按照原劳动合同约定履行是确认的，而实际上在2012年9月之前，刘洪宇的工资仍然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发放，故劳动合同的约定与实际履行情况可相互印证，本院确认刘洪宇2012年1月至2012年8月期间的工资已足额发放。至于2012年9月之后，刘洪宇确认其知晓公司扣减20%工资，但表示其从未看到过所谓的“通知”，对扣减工资不认可，然根据实际工资发放情况来看，自2012年9月以后，刘洪宇的工资较之前确有下降，且一直持续至2014年，刘洪宇未有证据证明在此期间其向绿筑公司提出异议，现刘洪宇称其并未认可该降薪决定，有违常理。根据双方劳动合同约定，刘洪宇税前固定月薪为5,500元，年度绩效薪资为84,000元，根据绩效考核结果确定最终发放金额，现绿筑公司辩称因公司经营不佳，降薪扣减的是绩效薪资部分，符合合同约定，本院予以采纳。关于第二点争议，刘洪宇主张其在公司无需考勤，但未举证证明，原审法院根据绿筑公司提供的考勤记录认定刘洪宇存在缺勤的事实，并无不当。刘洪宇还主张其已经用发票报销冲抵1万元备用金，故不应再从其工资中扣除，但未提供证据证明，本院亦难以采信。综上，刘洪宇主张按照19.4万元补足其2012年1月至2014年12月期间的工资差额，依据不足，本院难以支持。至于报销款，原审法院处理意见本院认同，不再赘述。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元，由上诉人刘洪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安审判员 易苏苏审判员 郭征海二〇一五年九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陈 艳附：相关法律条文附：相关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