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8民初57942号原告：北京恒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门头沟区石龙经济开发区永安路20号3号楼B1-2207号。法定代表人：刘战，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高鹏娟，北京市保利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冰，北京市保利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孙某，男，1953年8月17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文全，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璞，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北京市海淀区中海紫金苑小区3号楼2层6A室。第三人：北京成荣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怡景园1号楼。法定代表人：孙志杰，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耿军，北京市广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北京恒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安公司）与被告孙某、第三人北京成荣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荣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恒安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高鹏娟、崔冰，被告孙某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文全、王璞，第三人成荣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耿军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恒安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孙某协助恒安公司将坐落于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外大街怡景园第×#-×#座二层×号房屋（以下简称诉争房屋）过户登记至恒安公司名下；本案诉讼费由孙某承担。事实和理由：2002年12月30日，恒安公司以孙某的名义与成荣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商品房买卖合同》之补充协议一、《商品房买卖合同》之补充协议二，购买诉争房屋，房屋总价为23618650元，首付款为9438650元，剩余房款14180000元以银行按揭方式支付。2003年3月28日，恒安公司安排孙某与交通银行北京分行天坛支行签署《个人商铺借款合同》，贷款14170000元，贷款期限10年，自2003年至2013年，用于购买涉案房屋。按照协议及双方约定，成荣公司将诉争房屋交付恒安公司，由恒安公司实际占有、对外经营收益。购房协议签订后，恒安公司向成荣公司支付了房屋首付款，并于2003年4月起至2013年3月期间按期偿还了诉争房屋的银行贷款。诉争房屋银行贷款偿还完毕后，恒安公司要求孙某配合将涉案房屋所有权过户至恒安公司名下，但孙某拖延不予协助办理。根据合同签署及履行情况，诉争房屋为恒安公司以孙某名义购买，由恒安公司实际支付购房款、偿还银行贷款，且房屋交付后一直由恒安公司实际占有并对外经营收益，孙某没有实际参与购买、偿还贷款及后续经营等。综上，为维护我公司的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被告孙某辩称，第一个问题，本案中原告既没有说到是谁，采用什么方式，为什么要用我的名义购买房屋，也没说是在什么时间地点，找谁谈的这件事情。原告没有谈到这些关键的地方是因为这些事情根本就不存在。试想购买房屋这种人生中不常有的重大买卖行为，且本案的商铺买卖的交易金额又远大于购买普通民房，如果是原告借用被告的名义购买这样的大型物业，不可能不做任何文字性的委托手续。原告的法定代表人李某1是一个经营房地产业务几十年的专家，因为房地产的纠纷与人无数次诉讼，在房地产业务方面的法律知识远比一般人要精通得多，不会托付别人替自己买房子而不留下任何今后主张产权的相关证据。第二个问题，也就是原告是否支付过房款。我不否认曾用原告的支票交付过购房保证金而不是首付款，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诉争房屋所在老番街一共有九套，分别出售给了九个自然人，我们九个购买人都没有付过首付款，我在购买该房屋时，出售方成荣公司已经经营出租这块物业，收取了承租小业主的预付款，成荣公司在将全部市场商业面积划分为九部分并分别出售给我们九个人时，是带着承租经营中的小业主及小业主们所交的摊位预付款出售的。也就是当我们九个人购买了上述物业后成荣公司要把小业主前期所交的预付款转交给我们，用这部分收入冲抵购房的首付款，这是买卖双方谈定的购房条件，事实上这部分预付款也全部用于冲抵了首付款，在我们分别履行了买房手续后成荣公司向我们返还预付款总额为38805585元，每个人的摊位按面积分摊所得：我那块物业面积858.86平方米，应得款数约为560万元，而我购买摊位的首付款应是5583780元，其余未付款1417万元已经在2003年3月28日用银行贷款付清了，上述首付款加上我的银行贷款正好是我的全部购房款，因此原告从来没有为我支付过任何房款。在履行上述购房手续过程中出售方为了安全不出意外，所以要求九个购买人在签约过程中先交付一千万元的签约保证金，该保证金今后转变为购房款，原告恒安公司名为股份制公司，公司股东有三人，其一李某1是公司法人代表、其二李某2是李某1之子、其三段某是李某1的配偶，原告完全是李某1的家庭式个体经营公司。我与李某1曾于2000年前后商定各自出资合伙去做位于丰台区角门北里的富卓苑小区项目，然后又马上做了通州区新华大街的新华经典项目，正是为了运作上述房地产项目才成立了恒安公司，恒安公司的成立时间约在2000年2月，两个项目都用原告的名义做的，都很成功也挣了不少钱。在这两个项目还没有最后完成和结算时，2002年下旬，成荣公司出售其开发建设的怡景园底商物业，该物业共有九块，我购买了其中的一块。由于我与李某1联手开发的两个项目返回的钱都在原告的账户且双方还没有结账，经我与李某1商量后决定我所购摊位物业先从原告账上垫付购房保证金（这里说的不是首付款，是为九块物业所交的签约保证金，九块物业的保证金总金额一共是一千万元，平均每块为一百多万元且只保证十五天，仅用于签约时不出意外的保证，首付款是在交付了购房保证金后用返还的小摊贩们前期交付的租赁摊位预付款冲抵的）,这就是为什么我所购房屋在完成全部手续前的保证金是用恒安公司支票的原因，后来该保证金也用于冲抵了李某1等人其他五块的购房款了。第三个问题，当开发商将所购物业交给我以后，我需要把它分割为几十块小摊位然后分租给在此经营的小业主，用所收取的租金还银行的按揭贷款。我是个人经营且对于租赁房屋的繁琐之事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全面的管理，就与当时的北京雅宝路老番街服装市场有限公司商量委托他们进行试营管理，由于所购房屋的整体面积是不规则的月牙形且立柱很多，还要整体地划分出道路、防火道、安全设施放置处等等，特别是当时正值非典发生期间，每天都有很多业主来退租、承租。现场一片混乱，整个市场共有近九百多个摊位，非典期间按照政府规定暂停营业，与摊位租赁人发生了很多的矛盾，收取租金很困难。陆续收上来的租金也无法分清楚是这九块面积中的哪一块、哪一天收取的，又要马上支付银行的按揭贷款，在账目一时捋不清楚的情况下，老番街服装市场有限公司就与我商量，将我的地块收取的租金费用一起交到恒安公司的财务（当时老番街市场管理公司只有一名会计、一名出纳员业务上忙不过来，恒安公司那里有齐全的财务人员出纳、会计等）,由恒安公司财务代付我的每月银行按揭还款，最后在方便时一起进行总体结算，包括前期共同运作两个房地产项目的未决算问题，当时李某1和我同意这样做。我所购物业从来没有由原告支配管理，是我自己委托老番街服装市场管理公司代为管理，而且只是在特殊时期临时委托原告代为管理租赁收入并从中交纳按揭贷款而已。从那时候开始到现在已经十几年过去了，双方在一起合作经商过程中不断出现各种矛盾和纠纷，我曾数次要求李某1进行最后的总决算，但由于李某1的违法、违规及急功近利的暴发户经营方式导致了其在别的项目上经营总体失败，早已经陷入无数的债权债务泥淖中，为此迟迟不和我进行决算。老番街市场一共分为九个单元，在当时分别是由不同的个人所购买。原告是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亦是项目公司，因为没有开发项目的资质，注册资金也不够，只能与别的公司合作从别人的项目母公司手里分包下来一个楼座进行建筑、出售。当初只是因为恒安公司有专门的财务人员对租金的统计比较专业才临时委托其管理，再者由于双方此前共同开发房地产项目的资金都在恒安公司的账上，才会发生买商铺的保证金用的是原告的支票，除此之外和原告没有任何的关系。我与李某1曾在2006年进行过一次部分结算，并依据结算结果李某1给我打了欠条。到此时为止老番街摊位的租赁运作刚开始没几年，无法与李某1进行最后结算。至于本案物业按揭贷款是由谁支付的，已经不是购房问题而是还银行贷款问题，双方最后结账后的结果是谁还欠谁的钱是另一个借贷纠纷问题，与产权问题无关。综上，请求法庭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成荣公司述称，我公司委托老番街公司经营诉争房屋所在市场，诉争房屋物业费之前是老番街公司统一向我公司支付。本案诉争的房屋买卖合同因时间久远，无法核实当时的具体情况。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双方无争议的事实可查明，2002年12月30日，成荣公司（出卖人）与孙某（买受人）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由买受人购买诉争房屋，该商品房用途为商业，建筑面积858.86平方米。按套（单元）计算，该商品房总价款为23618650元。付款方式按揭付款，见补充协议一二。本合同一式四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出卖人正本一份，买受人正本一份，北京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副本一份，出卖人副本一份。合同落款处盖有出卖人公章及委托代理人刘某签字，买受人处有孙某手写签字。同日，成荣公司（甲方）与孙某（乙方）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之补充协议一及补充协议二。其中约定房款总计23618650元，乙方于签订买卖合同的当日，付合同全款的40%（首付款），合计9438650元；其余款项乙方以银行按揭方式支付，合计14180000元。2003年3月28日，孙某（借款人）与交通银行（贷款人）签订《个人商铺借款合同》，贷款金额为1417万元，期限10年；贷款用于购买诉争房屋；贷款担保为（1）抵押、（2）开发商阶段性担保及全程回购。2013年4月3日，交通银行北京市分行出具贷款结清证明，借款人孙某于2013年3月28日全部还清上述贷款本金及相应利息。恒安公司向法院出示其持有的上述《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副本原件、补充协议原件、《个人商铺借款合同》原件；孙某向法院出示其持有的上述《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正本原件及补充协议原件。另查，2006年2月28日，成荣公司（甲方）与李某1、孙某（乙方）签订《协议书》，李某1系恒安公司法定代表人，协议约定：“鉴于1、乙方已购买了甲方开发建设的怡景园×#-×#座一层B1号、一层B2号、二层A8号、二层A9号共四个房屋单元。2、甲方已于2002年12月30日将竣工合格的乙方已购买的怡景园×#-×#座一层B1号、一层B2号、二层A8号、二层A9号共四个房屋单元交付给乙方。同时，甲方将竣工合格的乙方未购买的怡景园第×#-×#座一层C4号、一层C5号、二层B3号、二层A6号、二层A7号房屋交付给乙方。上述房屋单元已由乙方实际使用至今。3、甲方于2002年12月30日收到上述房屋单元商户租金、租赁押金总计38805585元。其中19110270元用于充抵乙方已购四个房屋单元首付款后，尚有余额19695315元（以下简称租金金额）。乙方另向银行申请个人住宅贷款59140000元已交付甲方，至此，结清乙方已购四个房屋单元的全部房款。4、乙方于2004年12月30日前又向甲方共交纳保证金13000000元，加之租金余额19695315元，甲方共收取商户租金金额及乙方保证金共计32695315元。甲乙双方就乙方购买怡景园第×#-×#座底商事宜达成如下协议，乙方购买的商品房为怡景园×#-×#座一层C4号、一层C5号、二层B3号、二层A6号、二层A7号。……第四条、付款方式及期限，乙方已交纳的1300万元保证金和租金余额19695315元用于支付上述五个房屋单元的房款，乙方尚须为上述五个房屋单元支付房款45941645元，双方同意按如下方式付款：1、乙方应在2006年2月28日前向甲方付清一层C5房屋剩余购房款8614181元。购房合同签订后，甲方同意尽快为乙方办理该单元的房屋产权证。2、其余四个单元的购房款，乙方同意在2006年12月31日前分批交清剩余购房款价款……”合同落款甲方处盖有成荣公司公章及委托代理人刘某签字，乙方处有恒安公司公章及李某1手写签字。对于双方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和证据，法院认定事实如下：一、关于首付款的支付。恒安公司向法院提交记账凭证一张，内容为“今收到恒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交来底商保证金壹仟万元整”，时间为2002年12月31日，收款单位处盖有成荣公司公章，交款人处有孙某手写签字。恒安公司另提交支票领用登记单一张，显示“领用人孙某，收款单位为成荣公司，用途为保证金，支票限额壹仟万元整”。孙某对上述记账凭证及支票领用登记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称该保证金并不是用于交纳诉争房屋首付款，而诉争房屋首付款金额实际为5583780元，全部以诉争房屋内商户已交的租金进行充抵，剩余款项以银行贷款方式支付。孙某称成荣公司与李某1、孙某于2006年2月28日签订的《协议书》中明确约定了包括诉争房屋在内的四套房屋全部使用单元商户租金、租赁押金进行冲抵，乙方交纳的保证金及剩余租金用于支付其余五套房屋的房款。孙某另提交一份成荣公司（甲方）与孙某（乙方）于2003年1月5日签订的《协议书》复印件，内容为“鉴于甲方交用上述乙方购买物业时，未达到原合同约定装修标准，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甲方同意降价3864870元，以19753780元为该物业最终结算价值。”孙某称该协议书既可佐证其主张的诉争房屋首付款金额，但其未持有原件。恒安公司对该协议书复印件真实性不予认可。经询，恒安公司对于2006年2月28日签订的协议书中有关首付款及保证金的条款，未能向法院作出合理解释，亦未提交其他证据用于证明其公司实际支付首付款之事实。二、关于贷款及还贷之事实。恒安公司向法院提交《交通银行借款保证合同》，其中显示保证人系恒安公司，贷款人系交通银行北京分行，内容：鉴于孙某与贷款人签署借款合同，保证人愿意为借款人向贷款人提供保证，保证人担保的主债权为借款合同项下的贷款本金1417万元，实际金额以贷款人向借款人出具的会计凭证为准。落款处盖有恒安公司公章及李某1签字，贷款人处无公章。孙某对该保证合同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孙某向法院提交《个人贷款抵押房屋保险保险单》，投保人为孙某，保险公司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保险房屋系诉争房屋，保险期限自2003年3月至2013年3月，保险金额为23618650元。庭审中，成荣公司称贷款系用所购房屋进行抵押，在产权证下发之前由开发商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恒安公司主张诉争房屋贷款均由其公司偿还，并就此向法院提交如下证据：1、工商银行业务凭证，其中显示汇款人海某于2003年8月至2003年11月，按月向孙某账户内汇款156000元；于2009年6月至2011年5月，按月向孙某账户内汇款160000元；于2011年6月至2012年7月，按月向孙某账户内汇款161600元。恒安公司称海某系其公司出纳，受公司委托向孙某银行账户汇款，用于偿还诉争房屋购房款，并就此向法院提交海某签字确认的声明一份。2、交通银行北京分行特种转账借方传票，付款单位为恒安公司，收款人为孙某，恒安公司自2003年12月至2005年3月，每月向孙某转账156000元；自2005年4月至2007年3月，每月向孙某转账157800元；自2007年4月至2008年7月，每月向孙某转账163000元；2008年8月至2009年5月，每月向孙某转账165200元，上述转账凭证中转账原因处均记载为“偿还按揭贷款”。3、李某3交通银行账户的交易明细、个人转账回单、李某3签字的转账声明，恒安公司称李某3系公司出纳，自2012年8月至2013年3月，向孙某交通银行账户内转账8笔，用于偿还诉争房屋银行贷款。4、交通银行存折原件，恒安公司称诉争房屋还贷存折一直由其公司保管。孙某对上述银行业务凭证、转账凭证、交易明细、转账回单的真实性均认可，但主张上述所有款项均出自于诉争房屋的经营收入。孙某主张其曾委托北京雅宝路老番街服装市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老番街公司）代其管理诉争房屋，因恒安公司有专门的财务人员，故所收租金统一交付恒安公司财务，由恒安公司财务人员从租金中按月交付房屋按揭贷款。孙某就其主张向法院提交老番街公司于2019年10月26日开具的证明书一份，内容为“2003年初孙某将其购买的朝阳门外大街怡景园3号-5号2层A8号房屋（诉争房屋）委托我公司代其管理，由于市场整体摊位面积不能清楚划分及非典原因，一时无法分清具体租金收入情况，经与孙某及李某1商量后决定先将其摊位所收租金统一交付恒安公司财务，由恒安公司财务人员暂时代行租金统计并从租金中按月交付孙某房屋按揭还款（因公司有专门的财务人员）；摊位租赁业务及日常管理仍由我公司为孙某代行，待情况安定、条件成熟时再由其与李某1进行结账。自那以后老番街市场孙某摊位的收入均按李某1的要求交给了恒安公司财务。”恒安公司认可曾将诉争房屋委托给老番街公司经营，但对老番街公司出具的证明不予认可，称老番街公司法定代表人孙某1系孙某侄子，双方有利害关系。孙某另提交恒安公司收取老番街A8地块租金明细清单、记账凭证、收据，用于证明老番街公司将收取的租金统一交由恒安公司，合计金额23282500元。其中，记账凭证摘要处均记载“恒安借款”；收据中显示收到老番街市场交来“往来款”、“借款”、“现金”，收据盖有恒安公司公章。恒安公司对记账凭证、收据的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证明目的，称该证据仅能证明老番街公司与恒安公司之间存在资金往来，无法证明往来资金系诉争房屋租金，亦不能证明该资金与孙某存在任何关联性。经查，老番街公司于2002年8月12日成立，股东为李某1、孙某2、孙某1。孙某2与孙某系兄弟关系，孙某1系孙某2之子。现公司法定代表人系孙某1。三、关于诉争房屋的实际使用及管理。恒安公司主张其公司委托老番街公司对诉争房屋进行经营与管理，老番街公司向恒安公司支付委托经营收入。恒安公司向法院提交自2003年12月至2014年5月期间的银行记账单，出票人为老番街公司，收款人为恒安公司，进账金额不等、无特殊备注。孙某对记账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主张其本人委托老番街公司对诉争房屋进行经营与管理，证据体现即为前述老番街公司出具的证明、老番街公司收取租金清单。孙某向法院提交老番街市场水电费、制冷费、供暖费、物业管理费的缴费发票及转账凭证，票据时间显示为2006年至2016年期间，用于证明诉争房屋水电费、供暖费、物业费等一直由老番街公司交纳。恒安公司对孙某提交的上述票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表示所提交的票据无法证明诉争房屋的水电费、物业费等是由老番街公司交纳，且即使包括诉争房屋的费用，也仅能证明缴纳了2006年至2016年期间的部分费用。恒安公司主张自2016年后，其公司将诉争房屋出租给北京福满格管理有限公司（简称福满格公司），福满格公司将租金支付给恒安公司，诉争房屋称所欠缴的费用最终由恒安公司委托福满格公司支付。另查，成荣公司于2015年向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其作为怡景园小区（包括老番街商场）的物业管理者要求老番街商场经营者老番街公司支付2012年水费、电费；2015年7月30日至2016年1月29日期间水费、电费；2015年8月1日至2016年1月31日物业费；2015年8月1日-2016年7月29日地下办公及存货区租金及占有使用费；2015年8月8日-2015年9月25日期间制冷费，以及相应利息。最终法院判决支持了成荣公司上述主张中的合理部分。福满格公司于2017年12月19日向成荣公司支付了上述判决中所欠的各项费用，以及2017年度3月至12月的物业费，共计1562924.32元。福满格公司与成荣公司于2018年12月签订《怡景园×1、×2、×3号楼底商服务协议》，约定由福满格公司为怡景园×1、×2、×3号楼18户底商（包括诉争房屋在内）交纳物业管理费、商业电费。孙某对此表示因老番街市场停业后，恒安公司于2017年私自将老番街市场出租，双方此时已产生争议。最后，恒安公司为证明其公司与孙某之间存在借名买房的合意，另向法院提交了如下证据予以佐证：1、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显示恒安公司于2003年至2013年期间为孙某缴纳了社会保险。恒安公司主张孙某系其公司员工，且与恒安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某1关系较好，故借用员工名义购买诉争房屋。2、《交通银行北京市分行个人商铺贷款结清证明》两份，分别为常某、李某4购买个人商铺贷款已于2013年7月1日还清。朝阳区怡景园北里×1、×2、×3号楼2层A9室《房屋所有权证》，房屋所有权人为段某；朝阳怡景园北里×1、×2、×3号楼1层B2室《房屋所有权证》，房屋所有权人为孙某2、孙某1，共同共有；朝阳区怡景园北里×1、×2、×3号楼1层B1室《房屋所有权证》，房屋所有权人为李某1。恒安公司称购买诉争房屋时同时购买了四套房屋，借用了常某、李某4、孙某、李某1的名义购买，首付款及贷款均由恒安公司支付，除孙某不配合办理过户手续外，其余三套房屋均已按照恒安公司的指示过户到了孙某2、李某1、段某名下。孙某对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并表示登记在其兄孙某2名下的房屋与恒安公司无关。3、证人证言。恒安公司申请证人韩某出庭佐证，韩某称其2002年在成荣公司名下老番街公司工作，担任老番街公司总经理，当时成荣公司开发了怡景园北里×1、×2、×3号楼，2002年下半年老番街市场要出售，于是其找到朋友李某1，询问李某1是否有意愿购买，后来李某1与成荣公司进行了购房洽谈，李某1购买房屋后，恒安公司派了一位会计负责老番街的财务事宜。韩某与常某系夫妻关系，韩某称因公司购房有限制，李某1表示要用常某名义购买，贷款偿还完毕后就办理了过户手续，但不清楚具体过户给何人。孙某对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称其与李某1曾经合作开发房地产项目，是多年的合作伙伴，通过恒安公司缴纳社保，但并不是恒安公司的员工，从未领取恒安公司工资。孙某就其主张向法院提交农业银行转账凭证，用于证明双方之间曾系合作关系，凭证显示孙某于2009年1月15日分四次向恒安公司转账共计800万元。恒安公司对转账事实予以认可，但表示仅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资金往来，无法证明款项用途。孙某另提交结账凭证一份，时间为2005年12月20日，李某1作为甲方，孙某作为乙方，约定甲乙双方对以往的账目进行清算后确认，双方平帐以后，李某1的账户上尚有孙某的存款665万元，该笔款项作为借款由孙某借给李某1使用，借款日期由2005年8月22日起算，年息15%，两年后结算归还，此外双方间账目均已结清。落款处有孙某及李某1签字。孙某出示该结账凭证原件，恒安公司对真实性不予认可。庭审中，双方均认可诉争房屋具备办理产权登记手续的条件，经询，恒安公司称自2013年贷款偿还完毕后，多次口头向孙某提出办理产权登记手续，孙某均未协助。孙某称因与李某1之间的账目没有结清，且办证费用较高，因此一直没有办理。本院认为，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恒安公司就其与孙某之间存在关于诉争房屋借名买房约定的主张负有举证责任。本案中，在恒安公司不能举证其与孙某之间存在书面借名买房协议的情况下，应当从所购房屋的出资情况、房屋的实际占有使用情况、房屋有关的票据及产权证原件持有情况等方面，综合进行判断。其一，关于诉争房屋首付款，根据成荣公司与李某1、孙某于2006年2月28日签订的协议书，明确载明诉争房屋首付款系使用商户租金、押金冲抵，现恒安公司提交的证据难以支持其支付诉争房屋首付款之主张。其二，关于偿还贷款，双方均认可诉争房屋自购买后由老番街公司经营管理，现老番街公司对恒安公司转账支出贷款一事出具了情况说明，证明其公司经与孙某、李某1协商将房屋租金交由恒安公司财务人员代为偿还贷款，恒安公司虽对老番街公司的证明不予认可，但综合双方之间的资金往来情况以及特定身份关系，在现有证据下，法院难以认定恒安公司的上述转账行为系其作为实际购房人对诉争房屋偿还贷款。其三、恒安公司主张购买诉争房屋的同时一并购买了四套房屋，均系借名购房，但事实上除诉争房屋外，其余三套房屋亦未过户至恒安公司名下，且恒安公司购买如此大额资产且主张系借名购买，却无任何关于借名约定的证据，另，诉争房屋贷款偿还完毕后，恒安公司长达多年均未向孙某主张权利，以上种种情况均与常理不符。最后，孙某实际持有购房合同正本原件及补偿协议、协议书原件，亦不符合一般借名买房的特征。综上，就现有的证据来看，确实没有明确的借名买房意思表示，无法确认借名买房的法律关系。恒安公司以借名买房为由要求孙某协助办理诉争房屋产权登记手续的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北京恒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59850元，由原告北京恒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孙婉仪人民陪审员  闫 静人民陪审员  刘文革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四日书 记 员  孟盼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