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闽05民终52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泉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年支行，住所地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负责人：曾晓寒，该支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庆奎，男。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晓东，男。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炳跃，男，1973年7月1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启荣，男，1974年3月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洪秋生，福建泓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谢珊珊，福建泓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许文挺，男，1964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蔡书榕，福建磊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慧铭，福建磊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泉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年支行（以下简称“农商银行青年支行”）因与被上诉人王炳跃、吴启荣、许文挺信用卡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泉州市人民法院（2020）闽0503民初19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农商银行青年支行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农商银行青年支行的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王炳跃、吴启荣、许文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王炳跃首次偿还最低还款额的日期应为2014年12月21日。......自2014年12月21日起算两年应为2016年12月21日，至此保证期间届满。......农商银行青年支行另请求吴启荣、许文挺承担保证责任，因其未举证在保证期间内有向两被告主张权利，故吴启荣、许文挺的保证责任免除。对该部分诉求，本院不予支持”错误，吴启荣、许文挺应当承担王炳跃全部债务的连带保证偿还责任。主要理由如下：本案关键争议焦点在于对“最低还款额的最后日期”的理解认定，其应从合约全文、关联合同、当事人签订合同时的真实意愿、交易习惯、以往判例等角度去解释，而不能只摘取合约一小片段，断章取义，以偏概全。本案借款人应该偿还其全部应还款额或最低还款额的最后日期应是2017年11月18日，保证人应依约对该保证期间内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间起算点应为2017年11月18日，其保证期间至2019年11月18日。农商银行青年支行曾于2018年间起诉王炳跃、吴启荣、许文挺，即在保证人的保证期间内主张权利。一、根据农商银行青年支行与王炳跃、吴启荣、许文挺签订的《泉州农商银行“刺桐红”信用卡领用合约》(以下简称《领用合约》)约定，以及王炳跃的还款记录，王炳跃有权在主债务三年合同期限内循环使用、循环归还，故“最低还款额的最后日期”的截止点及保证期间起算点应是合约三年期满日即2017年11月18日。第一，本案中《福建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福万通贷记卡章程》(以下简称《章程》)第三条约定“福万通贷记卡是给予持卡人一定信用额度，持卡人可在信用额度内先消费后还款的磁条式人民币支付工具。具有信用消费、预借现金、还款等功能，享受循环信用、一定免息还款等待遇”，充分证明农商银行青年支行与各被上诉人约定本案借款人可以“一次授信、循环使用、余额控制”，保证人即吴启荣、许文挺应对循环使用期内的借款本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第二，王炳跃于2014年12月3日支取30万元信用额度后，分别于2014年12月30日还款1900元，2015年2月16日还款1903.51元，2015年2月26日还款9000元，2015年3月15日还款4100元，2015年3月15日还款100元，2015年4月13日还款2683元，2015年5月12日还款2200元，2015年5月17日还款0.75元，2015年5月20日还款800元，2015年6月19日还款4800元，2015年8月17日还款6500元，2016年4月20日还款10000元。农商银行青年支行的每一次扣收款项的行为皆构成其主张债权的意思表示。本案中的信用卡是一种在授信额度内循环使用的金融产品，农商银行青年支行提供的交易流水可以证明王炳跃在使用涉案信用卡过程中的透支和还款情况，虽然交易流水上体现的王炳跃最后一次预借现金时间为2014年12月3日，但涉案信用卡额度期限为三年，2017年11月18日才届满，王炳跃透支款项后仍然存在陆续还款的行为和继续透支的权利，保证人即吴启荣、许文挺应依约对循环使用期内的借款本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第三，吴启荣、许文挺在《泉州农商银行“刺桐红”信用卡申请表》(以下简称《申请表》)中的保证人落款处签名捺印，自愿为信用卡在使用过程中形成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申请表》上亦明确载明了担保范围为王炳跃因使用信用卡而发生的全部债务，包括信用额度内透支及超信用额度透支的本息、手续费、超限费滞纳金、迫索费用等，保证期间为信用卡透支信用额度到期还款日之日起二年，故应当认定吴启荣、许文挺系为涉案信用卡透支信用额度和信用卡循环使用过程中已经实际产生和授信期限内可能或即将发生的债务提供保证担保，而非单就某次或某几次透支务提供保证担保。何况王炳跃三年内一直在陆续还款中，可能存在一次性归还所有本息后，再次使用的可能性，保证人同样也要为最后一次的使用承担保证责任。二、本案不管从全部应还款额或全部最低还款额的最后日期来分析，保证期间起算点均应为主债务到期还款日即2017年11月18日。第一，《申请表》对保证期间作了两处约定，即“担保期限：为信用卡发卡日至因信用卡而发生的全部债务清偿完毕且销卡为止。”…保证期间为信用卡透支信用额度到期还款日之日起二年；”第一种约定视为约定不明，本案保证期间应以第二种约定即信用卡透支信用额度到期还款日之日起二年进行认定。《领用合约》第五条“刺桐红信用卡的有效期，1.刺桐红信用卡卡片的有效期一般不超过3年。”本案中王炳跃于2014年11月19日开卡成功，对应的信用卡透支信用额度到期还款日为三年，即2017年11月18日，故本案保证人保证期间起算点也应为2017年11月18日，保证期间至2019年11月18日。第二，一审法院认为根据《章程》第五条规定“到期还款日指发卡机构规定的持卡人应该偿还其全部应还款额或最低还款额的最后日期”及格式合同条款争议解释规则，本案的到期还款日指“最低还款额的最后日期”为2014年12月21日的观点错误。1、《领用合约》第三条约定“刺桐红信用卡的收费、还款及计息......2.甲方可选取最低还款额方式还款，即甲方应该偿还的最低金额，包括累计未还消费本金的一定比例，所有费用、利息、超过信用额度的欠款金额、取现本金，以及以前月份最低还款额未还部分的总和。...”《章程》第五条“本章程涉及的部分名词遵从如下定义：......最低还款额指发卡机构规定的持卡人应该偿还的最低金额，包括累计未还消费本金的一定比例、所有费用、利息、超过信用额度的欠款金额、取现本金、以及以前月份最低还款额未还部分的总和。......”已明确约定最低还款额不仅包含已消费本金的一部分，而且是累计滚动计算，直到主债务整体到期后，才会包含主体债务的全部本息。农商银行青年支行对最低还款额的首次催讨并不代表对整笔债务的催讨，农商银行青年支行发出的每期最低还款额催讨信息也只是累欠的借款利息及滞纳金，直到主债务整体到期后，才将全部本息纳入最低还款额进行催讨即“最低还款额”是个变量，不是一个“固定数”。实际业务操作中，每月的最低还款额是按照固定利率标准计算出的利息，不包括本金，所以《申请表》约定的“信用额度到期还款日”中，信用额度一直未有到期，直至信用卡到期才算入最低还款额。2、《章程》第五条规定“到期还款日指发卡机构规定的持卡人应该偿还其全部应还款额或最低还款额的最后日期”，即“最低还款额的最后日期”是“全部”最低还款额的最后日期，而不是指“首次或某一次”最低还款额的最后日期。3、从《申请表》《领用合约》《章程》整体内容来分析，担保人担保的范围为王炳跃因使用“刺桐红”信用卡而发生的全部债务，不是首次最低还款额所确定的那点利息。一审法院按不利于格式条款一方来解释这个原则，但当事人有三方，对于贷款人、借款人来说，是不公平的。本来三年到期的，被解释为一个多月(第一个还款日)就到期了，不利于贷款人、借款人权益的保护。不能因为借款人未到庭，就完全违背交易习惯等作出有利于担保人的解释。三、在主债务到期后的二年保证除斥期间即2017年11月18日到2019年11月17日内，农商银行青年支行多次向保证人主张代偿权利，吴启荣、许文挺皆未否认承担保证责任。2018年2月27日农商银行青年支行通过邮政速递公司向王炳跃、吴启荣、许文挺寄出律师函，明确要求王炳跃、吴启荣、许文挺还款及承担保证责任。2018年2月28日返回的邮政速递公司《邮件查单》及《邮件经转节目》上明确记载“1026088407428邮件2月28日妥投，许文挺收”“1026088408828邮件2月28日妥投，吴启荣收”。2018年4月5日吴启荣、许文挺还来农商银行青年支行与时任行长曾晓寒等人商谈本笔债务的处理方案和代偿等问题。上述也表明吴启荣、许文挺在2018年4月份前从未提出保证期间、担保时效，否认其承担保证责任。四、一审法院认定涉案合同名为信用卡合约实为金融借款合同，那么后续论述中再引用“免息还款期”“最低还款额”等信用卡专用术语、概念来解释合同相应条款，前后观点不一、自相矛盾。第一，《章程》第三条“福万通贷记卡是给予持卡人一定信用额度，持卡人可在信用额度内先消费后还款的磁条式人民币支付工具。具有信用消费、预借现金、还款等功能，享受循环信用、一定免息还款等待遇”，银保监部门也在相关监管文件中要求福建农信应将福万通贷记卡视同普通金融借款管理，故本案的纠纷应按普通金融借款性质来解释。第二，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下发的《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免息还款期”最低还款额”等属于信用卡专用术语、概念。依据农商银行青年支行提供的证据，一审法院在对争议焦点分析中认定涉案合同名为信用卡合约，实为金融借款合同，那么在后续的论证中就应当按双方实际的法律关系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的性质来分析、认定并作出判决处理。一审法院在论证担保人保证期间起算点即“到期还款日”时，却仍然引用“免息还款期”最低还款额”术语来解释合同条款，前后观点不一致，自相矛盾。综上所述，农商银行青年支行于2018年8月6日第一次提起诉讼(2018)闽0503民初7403号，于2020年3月20日第二次提起诉讼，均在诉讼时效及保证期间内向王炳跃、吴启荣、许文挺主张还款及连带保证清偿责任，故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导致判决有误，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吴启荣辩称，一、吴启荣的保证期间在农商银行青年支行起诉前已届满，故应当免除保证人的保证责任。农商银行青年支行与王炳跃、吴启荣签订的《领用合约》保证人处约定：“担保期限为信用卡发卡日至因信用卡而发生的全部债务清偿完毕且销卡为止。保证期间为信用卡透支信用额度到期还款日之日起二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直至主债务本息还清时为止等类似内容的，视为约定不明，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领用合约》关于“担保期限”的条款约定不明；而“保证期间”的约定较为明确，为信用卡透支额度到期还款日之日起二年。本案中，王炳跃系在2014年11月7日申领信用卡，并于2014年12月3日持卡透支全部额度30万元。根据《章程》第一章第五条的约定，到期还款日指发卡机构规定的持卡人应该偿还其全部应还款额或最低还款额的日期。王炳跃首次偿还最低还款额的日期为2014年12月21日，因此，自2014年12月21日起算两年应为2016年12月21日，至此，保证期间届满。农商银行青年支行在此期间并未向保证人主张担保责任，因此，保证人应当免除保证责任。二、不仅保证人的保证期间已过，且超过额度20万元的本金及相应利息及违约金等费用，保证人自始无需承担保证责任。农商银行青年支行提供的《章程》第二十条明确约定“同一账户月透支余额个人卡最高不得超过人民币20万元”，吴启荣根据该条款了解到其仅需为王炳跃20万元以下的信用卡额度提供连带保证，但农商银行青年支行违反该约定向王炳跃发放30万元的信用额度，已明显超出保证人根据合同可预期的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因此，超过额度20万元的本金及相应利息及违约金等费用，保证人自始无需承担保证责任。三、农商银行青年支行在超过保证期间后向保证人主张保证责任，不发生法律效力。2018年2月，吴启荣未收到任何律师函，2018年4月，保证人与王炳跃共同到农商银行青年支行处商谈的是王炳跃如何偿还逾期款项，农商银行青年支行自始至终未向保证人提及需要承担保证责任，吴启荣也从未认可、承诺继续承担保证责任。四、无论本案属信用卡合同或金融借款合同，具体的权利义务内容仍根据双方合同约定来确定。王炳跃、吴启荣与农商银行青年支行签订的信用卡领用合同及相应章程未约定“信用卡有效期的到期日”为“到期还款日”，而是约定持卡人应偿还透支款项的最低还款额的截止日期为“到期还款日”，农商银行青年支行作为格式条款提供方，在与保证人就格式条款存在不同理解的情况下，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采取吴启荣所主张的首次应偿还最低还款额的日期为到期还款日。许文挺辩称，一审法院认定本案案涉债务已超出担保期限，许文挺无需对本案债务承担担保责任，是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是正确的。农商银行青年支行提出的本案案涉债务的到期还款日为“最低还款额的最后日期”即信用卡有效期到期日2017年11月18日的主张是错误的。虽然农商银行青年支行提供的《章程》第五条约定了“到期还款日指发卡机构规定的持卡人应该偿还其全部应还款额或最低还款额的最后日期”，但仍未明确何为“最后日期”，且信用卡的有效期是指信用卡可使用的期限，信用卡有效期到期后更换新的信用卡即可继续使用，故上诉人主张以信用卡有效期到期日作为本案案涉债务的到期还款日是错误的，属于偷换概念。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之规定，农商银行青年支行作为格式条款提供的一方，应当作出不利于农商银行青年支行的解释。故本案案涉债务的到期还款日应为王炳跃首次偿还最低还款额的日期即2014年12月21日，自2014年12月21日起算两年应为2016年12月21日，至此保证期限届满。在上述保证期限届满前，农商银行青年支行从未向许文挺主张承担担保责任，因此，根据上述事实和相关法律规定，农商银行青年支行要求许文挺对本案诉争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贵院予以驳回。二、即使假定本案案涉债务并未超出担保期限，但本案的诉争债务也已超过担保范围，许文挺无需为本案的诉争债务承担担保责任。1、根据农商银行青年支行提供的证据，许文挺提供担保的范围仅限于根据《领用合约》和《章程》所发放和使用的信用卡项下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这是承担责任的前提和范围。而《领用合约》第七条第一项“‘刺桐红’信用卡持卡人的透支用途只用于消费领域，并保留消费凭证。”之约定，信用卡的用途仅限于消费领域，即持卡人可以到特约商业服务部门购物或者消费，再由银行同商户和持卡人进行结算，而根据农商银行青年支行提供的证据4“结欠本息证明”显示，案涉信用卡于2014年12月3日“转账一同城本行柜面转出6230××××0858”，交易金额为30万元，故本案案涉债务系王炳跃在银行柜台一次性转账30万元，而非用于消费领域，已超出了合同约定的担保范围，其该30万元实质上系属于金融借款，而非案涉信用卡项下的消费借款，故许文挺对此不应承担担保责任。2、根据农商银行青年支行提供的《章程》第二十条“发卡机构有权根据持卡人资信状况的变化对其账户的信用额度进行调整。同一账户月透支余额个人卡最高不得超过人民币20万元（含等值外币）。”、第二十二条“持卡人使用信用额度取现每卡每日最多可取金额累计不得超过人民币2000元（含等值外币），并按规定支付手续费。”之规定，案涉信用卡每日最多可取现金额不得超过2000元人民币、每月透支金额不得超过20万元人民币，而根据农商银行青年支行提供的证据4“结欠本息证明”显示，案涉信用卡于2014年12月3日“转账一同城本行柜面转出6230××××0858”，当日的交易金额就达30万元，均已超出前述两条规定的范围，而对此农商银行青年支行是明知且是故意的。农商银行青年支行未按《领用合约》和《章程》规定的范围、程序发放款项，违规一次性发放给予王炳跃贷款30万元，且未告知许文挺，系与王炳跃恶意串通，损害许文挺的利益。本案中，王炳跃超额使用案涉信用卡已不属于许文挺的担保范围，农商银行青年支行要求许文挺承担连带担保还款责任，于法无据，不应当予以支持。三、农商银行青年支行怠于行使向本案当事人主张偿还本案债务的权利，放任其相应的利息、滞纳金、违约金等损失不断扩大，其无权要求就该扩大的损失，请求贵院予以驳回。根据农商银行青年支行提供的《章程》第二十六条第三款“持卡人选择最低还款额方式还款时，不享受免息还款期待遇。若持卡人未在到期还款日前还清最低还款额时，除支付透支利息外，对最低还款额未还部分，还应按月支付5%滞纳金，最低5元。”之约定以及证据4“结欠本息证明”中显示在王炳跃未按时还款后，其长期未向本案当事人主张过还款。直至2018年8月6日，才就本案诉争债务诉至贵院（案号：（2018）闽0503民初7403号），后又以双事人和解为由申请撤诉，但也从未就本案诉争债务组织相关当事人协商过。众所周知，信用卡项下的利率、费用、违约金远远高于一般的普通贷款的利率、费用、违约金，为了赚取高额利。农商银行青年支行故意在王炳跃已经严重违约的情况下，不行使合同项下的权利，导致损失进一步扩大。许文挺认为，对于农商银行青年支行怠于就本案诉争债务向本案当事人主张还款权利，放任其利息、滞纳金、违约金等损失不断扩大的部分，应由其自行承担责任。四、对于农商银行青年支行主张的对利息、本金透支分期手续费、滞纳金、违约金等服务费用计收利息，违反法律规定，不应予以支持。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于2016年4月15日发布并于2017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信用卡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三条“取消信用卡滞纳金，对于持卡人违约逾期未还款的行为，发卡机构应与持卡人通过协议约定是否收取违约金，以及相关收取方式和标准。发卡机构向持卡人提供超过授信额度用卡服务的，不得收取超限费。发卡机构对向持卡人收取的违约金和年费、取现手续费、货币兑换费等服务费用不得计收利息。”之规定，对于农商银行青年支行主张的利息、本金透支分期手续费、滞纳金、违约金等服务费用，不得计收利息，故农商银行青年支行的该主张违反相关规定，于法无据。农商银行青年支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王炳跃偿还信用卡透支本金278495.73元及从2015年9月18日起至实际还清款项之日止按《领用合约》及《章程》约定计付尚欠的透支利息、滞纳金、本金透支分期手续费、违约金(暂计至2019年5月21日透支利息81807.94元、滞纳金26378.2元、本金透支分期手续费45798.56元、违约金318193.89元)。以上欠款合计750674.32元。2.吴启荣、许文挺对上述全部欠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3.各被告承担与本案相关的一切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1月7日，王炳跃填写《泉州农商银行“刺桐红”信用卡申请表》（申请书编号:×××31），载明已阅读《领用合约》，并愿意遵守领用合约的各项规则。吴启荣、许文挺在申请表“保证人／担保人”处签字捺印，载明：担保范围为王炳跃因使用信用卡而发生的全部债务，包括信用额度内透支及超信用额度透支的本金、手续费、超限费、滞纳金、追索费用等；担保期限为信用卡发卡日至因信用卡而发生的全部债务清偿完毕且销卡为止；声明条款为保证人愿为该信用卡在使用过程中形成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信用卡透支额度到期还款日之日起二年。2014年11月10日，经农商银行青年支行审批，同意给予王炳跃办理“刺桐红”信用卡一张，卡号为6228××××6107，额度为人民币30万元，期限三年，年手续费率11.7%。《领用合约》约定，持卡人无论消费、转账和取现均按照实际使用天数收取手续费，手续费最高为每日万分之五；持卡人未能在到期还款日之前偿还最低还款额和超额使用批准的信用额度的，除应支付透支利息外，还应按最低还款额的未付部分，超过信用额度部分的百分之五支付滞纳金和超限费；“刺桐红”信用卡持卡人的透支用途只用于消费领域，并保留消费凭证。《章程》第五条规定，到期还款日指发卡机构规定的持卡人应该偿还其全部应还款额或最低还款额的最后日期。第二十条规定，同一账户月透支余额个人卡最高不得超过20万元。第二十二条规定，持卡人使用信用额度取现每卡每日最多可取金额累计不超过2000元。第二十四条规定，福万通贷记卡免息还款期最长为56天。第二十六条规定，持卡人选择最低还款额方式还款时，不享受免息还款期待遇。2014年12月3日，王炳跃通过农商银行柜台将30万元转至卡号6230××××0858。2016年11月10日，福建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在官网发布通知公告，告知:调整《福万通ＩＣ贷记卡收费标准》、《福万通普惠金融卡收费标准》、《福万通公务卡收费标准》中的“滞纳金”为“违约金”，自2017年1月1日执行。2018年2月12日，农商银行青年支行委托福建安凯律师事务所制作抬头为王炳跃、吴启荣、许文挺三人的律师函。2018年4月5日，农商银行青年支行向王炳跃送达《逾期催收通知书》，王炳跃签收并书写“本人对尚欠利息计算有异议”。同日，王炳跃向农商银行青年支行提交《申请书》、《还款计划书》，载明其因经济破产、生活困难，无力归还借款，申请利息免除，并分期还款。农商银行青年支行主张，截至2019年5月21日，王炳跃尚欠信用卡透支本金278495.73元，透支利息81807.94元、滞纳金26378.2元、本金透支分期手续费45798.56元、违约金318193.89元。一审法院认为，农商银行青年支行与王炳跃签订的信用卡领用合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依法成立有效，双方均应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农商银行青年支行采用信用卡形式实则发放贷款，本案应以双方真实法律关系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进行审理，但该法律关系性质对裁判理由及结果并无影响，故径行判决。王炳跃在借款期间及借款期限届满后均未依约还款付息，农商银行青年支行据此请求王炳跃清偿借款并支付利息、滞纳金、分期手续费，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违约金需经双方约定，农商银行青年支行通过公告方式设定违约金，未与王炳跃协商，故农商银行青年支行关于违约金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农商银行青年支行另请求吴启荣、许文挺承担保证责任，因其未举证在保证期间内有向吴启荣、许文挺主张权利，故吴启荣、许文挺的保证责任免除。对该部分诉求，不予支持。吴启荣、许文挺主张其无需承担保证责任的辩解，予以采纳。王炳跃经传票传唤未到庭，依法缺席审理和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第四十一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王炳跃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农商银行青年支行借款本金278495.73元，利息、滞纳金、分期手续费合计153984.7元，并支付自2019年5月22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领用合约》约定计算的利息、分期手续费；二、驳回农商银行青年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307元，由农商银行青年支行负担4793元，王炳跃负担6514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农商银行青年支行提供2018年2月28日《邮件查单》、《邮件经转节目》及2018年2月28日4月5日吴启荣、许文挺在农商银行青年支行与时任行长曾晓寒在一起的照片，可以证明农商银行青年支行分别于2018年2月28日、2018年2月28日4月5日向吴启荣、许文挺主张保证代偿责任，本院予以采信。农商银行青年支行提供的判决书，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2014年11月7日，吴启荣、许文挺在《泉州农商银行“刺桐红”信用卡申请表》“保证人／担保人”处签字捺印，载明：担保范围为王炳跃因使用信用卡而发生的全部债务，包括信用额度内透支及超信用额度透支的本金、手续费、超限费、滞纳金、追索费用等；担保期限为信用卡发卡日至因信用卡而发生的全部债务清偿完毕且销卡为止；声明条款为保证人愿为该信用卡在使用过程中形成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信用卡透支额度到期还款日之日起二年。2014年11月10日，经农商银行青年支行审批，同意给予王炳跃办理“刺桐红”信用卡一张，卡号为6228××××6107，额度为人民币30万元，期限三年，年手续费率11.7%。2014年12月3日，王炳跃通过农商银行柜台将30万元转出，后，王炳跃采用最低还款额还款，首次偿还最低还款额的日期为2014年12月21日。涉案信用卡申请表对保证期间作了两处约定：“担保期限：为信用卡发卡日至因信用卡而发生的全部债务清偿完毕且销卡为止。”“保证期间为信用卡透支信用额度到期还款日之日起二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直至主债务本息还清时为止等类似内容的，视为约定不明，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第一种约定视为约定不明，本案保证期间应以第二种约定即信用卡透支信用额度到期还款日之日起二年进行认定。对于其中到期还款日的理解，《章程》第五条规定，到期还款日指发卡机构规定的持卡人应该偿还其全部应还款额或最低还款额的最后日期。但何为“最后日期”，该条款表述未明确，农商银行青年支行主张信用卡有效期3年，到期还款日为信用卡到期之日，王炳跃应该偿还其全部应还款额或最低还款额的最后日期是2017年11月18日，保证人应依约对该保证期间内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间起算点应为合约三年期满日即2017年11月18日，其保证期间至2019年11月18日。吴启荣、许文挺的主张即首次应偿还最低还款额的日期为到期还款日，王炳跃首次偿还最低还款额的日期为2014年12月21日，自2014年12月21日起算两年应为2016年12月21日，至此保证期间届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涉案保证期间的条款系农商银行青年支行设置的格式条款，现双方对该条款的理解存在争议，应作出不利于农商银行青年支行的解释。一审法院采用吴启荣、许文挺的主张即首次应偿还最低还款额的日期为到期还款日，确定王炳跃首次偿还最低还款额的日期为2014年12月21日，认定保证期间应自2014年12月21日起算两年即到2016年12月21日此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农商银行青年支行并未提交在保证期间内有向吴启荣、许文挺主张担保责任的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农商银行青年支行分别于2018年2月28日、2018年2月28日4月5日向吴启荣、许文挺主张保证代偿责任，系在保证期间外向吴启荣、许文挺要求承担保证责任的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农商银行青年支行未在保证期间内向吴启荣、许文挺主张担保责任，吴启荣、许文挺担保责任免除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农商银行青年支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307元，由泉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年支行。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何冠雄审判员  王一平审判员  李志军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吴月霞附注：本案适用的主要法条及执行申请提示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