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6民终1149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浩中，男，1968年12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继华，广东佛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杏颜，女，1931年11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少艺，女，1957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叶建成，男，1985年2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叶淑贤，女，1988年3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四被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婉红，广东广宽律师事务所律师。四被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冼志文，广东广宽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李浩中因与被上诉人吴杏颜、刘少艺、叶建成、叶淑贤（以下简称吴杏颜等四人）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人民法院（2020）粤0608民初21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浩中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吴杏颜等四人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吴杏颜等四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本案是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审法院已查明叶某家庭户不包括吴杏颜，吴杏颜早已将户口迁至广州，其并非佛山市高明区明城镇明阳村民委员会某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某经济社）成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吴杏颜并非本案适格原告。二、两口鱼塘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由李浩中享有，吴杏颜等四人并不享有该土地承包经营权。已生效的(2008)佛明法民一初字第某号民事判决已认定“其中一口是该村民小组村民李兆中于1983年将责任田推改为鱼塘，另一口是村民叶东生推改的。该两口鱼塘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都转给了叶某经营。叶某与李浩中于2001年1月签订《转让协议》，并将鱼塘的征购、五费、特产税全部过户给李浩中负责缴纳，该行为符合土地流转方式的规定，法院予以确认。李浩中称争议鱼塘的承包关系已转为江根集体与其之间的承包关系，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采纳”。但一审未对该事实确认。三、《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规定“涉及村民利益的下列事项，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七)征地补偿费的使用、分配方案。”据此，案涉鱼塘权属、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即某经济社所有，是法定的所有权，未经法定程序不得处分。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可由所有者约定处分。双方对案涉土地青苗补偿款归属的约定有效，但对征地款项归属约定归个人所有无效。一审认为其余条款不违反法律规定错误。吴杏颜等四人以无效约定主张权利，不应予以支持。现李浩中收取经法定程序分配的征地补偿款，款项的权属性质已由集体所有转为个人所有，但双方并未对分配款进行约定。且征地补偿价是按70000元每亩计算，这是集体所收到的土地补偿费。如果按3.54亩计算，补偿费应为247800元，而非371700元，多出的123900元是集体经济组织为补偿现承包人的损失从总收益中另行作出的分配。再次，作为吴杏颜等四人的户代表刘少艺在集体讨论分配方案中，也同意按方案确定的金额发放给李浩中，并未认为要将款项由其收取。吴杏颜等四人辩称，一、本案为合同纠纷，吴杏颜等四人均为本案适格原告。案涉《转让协议》是叶某生前与李浩中签订，该协议是双方对权利义务的明确约定。《转让协议》涉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已由生效判决确定，本案是双方当事人在履行协议过程中对土地补偿款归属产生的争议，属于普通合同纠纷。叶某于2008年6月去世，吴杏颜等四人均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规定的第一顺序继承人，也是案涉《转让协议》权利义务的继承人，为本案适格原告。二、案涉《转让协议》中关于土地补偿款归属的约定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的效力，其他部分仍然有效。案涉协议是对李浩中耕作鱼塘后因鱼塘被征收而取得的土地补偿款进行的约定，并非对集体经济组织取得的土地补偿款进行约定，并未违反法律规定。协议双方对土地补偿款归属约定，是李浩中对自身财产权益的处分，该约定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三、一审法院对案涉土地补偿款数额的认定及判令李浩中向吴杏颜等四人支付相应土地补偿款正确。综上所述，李浩中的上诉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吴杏颜等四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李浩中立即向吴杏颜等四人支付土地补偿款371700元及利息损失（以371700元为本金，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标准，从起诉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2.本案案件受理费由李浩中承担；3.本案财产保全费由李浩中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叶某生前是某经济社的成员。1999年1月1日，叶某家庭户（包括刘少艺、叶建成、叶淑贤）取得该社7.13亩土地（包含本案诉争的两口鱼塘）的承包经营权。2001年1月，叶某与李浩中签订《转让协议》，约定将位于花果山脚两口鱼塘（面积3.6亩）转让给李浩中养殖。并约定如国家或政府开发征用该鱼塘，李浩中持续耕作了10年以上的，其征地款项各占一半（即50%）；耕作10年以下的，其征地款归叶某所有。协议签订后，案涉鱼塘由李浩中耕作至今。2008年5月22日，某房产管理所（以下简称某房产所）与某村民小组（以下简称某村民小组）签订《征地协议》，约定某房产所征收位于某村四周，大办田、坪坑、红珠朗、树仔脚、将田、修徒（土名）等耕地，共征耕地面积约730亩（包含案涉鱼塘），扣除10%返还地约73亩后，实际征用耕地面积约657亩。2014年8月21日，某房产所与某村民小组就上述《征地协议》签订《某村征地补充协议》，约定原征收耕地（鱼塘）面积为730亩，现扣除某村附近的边角地约19.66亩不纳入征地范围以及扣除陈村黄泥湾等村的非地43.95亩，新征某村东面4.34亩鱼塘，实际征收耕地（鱼塘）面积为670.73亩（包含案涉鱼塘），返还地按征地面积的10%计算约67.07亩，返还地互不计价，实际计算征地补偿面积为603.66亩。2019年10月8日，某房产所与某经济合作社签订《征地协议》及《征地补充协议》，约定某房产所征收位于某经济合作社大办田、坪坑、红珠朗、树仔脚、将田、修徒、花果山一带（土名）。约定本次征耕地总面积经双方行走界线测量计算为656亩（包含案涉鱼塘），征地补偿价按7万元/亩计算，合计征地补偿款为4592万元。某房产所分期向某经济合作社支付13100.32万元用于全征地购买养老保险及安置补助费、村民住宅建设配套费、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和新农村建设费。本着尊重历史事实原则，共需扣减2008年5月8日及2014年8月21日已支付的1830.6711万元，某房产所实际支付11269.6489万元。后某经济合作社就征地补偿拟定分配方案如下：现耕地以各征各得的方案进行分配，私人带征部分按当时某村一亩带0.4亩的原则进行分配，每亩按7万元（按每亩加奖励金5000元），但必须按2003年（江根农业税入库登记表面积）数据为准。2003年江根农业税入库登记表登记显示李浩中耕地面积6.28亩（其中案涉鱼塘3.54亩）。2020年4月7日，李浩中收取了征地补偿款659400元（其中包括案涉鱼塘3.54亩相应的征地补偿款371700元）。遂引起纠纷，诉至法院。另查，2008年6月23日，叶某去世。吴杏颜是叶某的母亲，刘少艺是叶某的妻子，叶建成、叶淑贤是叶某与刘少艺的婚生子女，吴杏颜等四人为叶某的第一顺序继承人。一审法院认为，叶某与李浩中签订的《转让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除约定“其（即鱼塘）产权属于甲方（即叶某）所有”违反有关法律规定而无效外，其余条款不违反法律规定，应受法律保护。双方约定如国家或政府开发征用该鱼塘，李浩中持续耕作10年以上的，其征地款项各占一半（即50%），耕作10年以下的，其征地款项归叶某所有。现该鱼塘已被征用，双方应按该约定享有相应的权利。虽然某房产所在2008年5月22日、2014年8月21日曾与某村民小组就案涉鱼塘等土地的征用问题签订过相关协议，但一直未实际施行。在2019年10月8日，某房产所再与某经济合作社签订《征地协议》及《征地补充协议》后，案涉鱼塘等土地才被实际征用。且此期间李浩中亦按原条件持续耕作案涉鱼塘。故案涉鱼塘被征用的时间应认定为2019年10月8日。李浩中从2001年1月取得案涉鱼塘承包经营权至2019年10月8日已耕作10年以上，按照上述约定，李浩中应取得案涉鱼塘土地补偿款的一半。但李浩中全额收取了案涉鱼塘的土地补偿款371700元，故李浩中应将一半（即185850元）返还给叶某。但叶某已死亡，而吴杏颜等四人为叶某的第一顺序继承人，故李浩中应将上述土地补偿款185850元支付给吴杏颜等四人。吴杏颜等四人请求李浩中全额支付土地补偿款371700元缺乏事实依据，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李浩中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吴杏颜等四人支付土地补偿款185850元及利息（以185850元为本金，从2020年6月9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吴杏颜等四人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6876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3438元，保全费2378.5元，两项合计5816.5元（吴杏颜等四人已预交），由吴杏颜等四人承担2908.25元，由李浩中承担2908.25元。李浩中承担的受理费及保全费共2908.25元，由李浩中于支付判项确认的款项时一并支付给吴杏颜等四人，法院不再另行收退。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经审查，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合同纠纷。综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院作如下分析：关于本案的案由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据此，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包，个人不能成为该法所规定的发包人。案涉《转让协议》由李浩中与叶某签订，并非上述法律所规定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因此，李浩中主张本案案由为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无理，本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确定的案由正确，本案属于合同纠纷。关于吴杏颜是否为本案适格原告的问题，吴杏颜为叶某之母，是叶某的法定继承人。叶某生前与李浩中签订《转让协议》。在叶某去世以后，其法定继承人因《转让协议》的履行向李浩中主张合同权利，吴杏颜有权继承叶某在合同中的权利，其有权作为继承人提起本案诉讼。李浩中上诉主张吴杏颜不是本案适格原告，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转让协议》条款的效力认定问题，《转让协议》中关于承包鱼塘的产权约定无效，其余条款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对其效力应予肯定。其中，案涉鱼塘征用款项并非法律禁止处分的财产，合同所约定的“征地款项”并没有明确具体性质。李浩中因案涉鱼塘被征用而取得的371700元，可视为合同所约定的“征地款项”。由于双方当事人在《转让协议》中对该笔款项的分配已作约定，李浩中应当按照该合法有效的约定履行己方义务，其上诉主张该分配条款无效，缺乏理据，本院不予采纳。一审判决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李浩中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予以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017元，由上诉人李浩中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吴行政审 判 员 吴媛媛审 判 员 姜欣欣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一日法官助理 李秋月书 记 员 肖玲玲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6民终1149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浩中，男，1968年12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继华，广东佛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杏颜，女，1931年11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少艺，女，1957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叶建成，男，1985年2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叶淑贤，女，1988年3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四被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婉红，广东广宽律师事务所律师。四被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冼志文，广东广宽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李浩中因与被上诉人吴杏颜、刘少艺、叶建成、叶淑贤（以下简称吴杏颜等四人）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人民法院（2020）粤0608民初21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浩中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吴杏颜等四人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吴杏颜等四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本案是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审法院已查明叶某家庭户不包括吴杏颜，吴杏颜早已将户口迁至广州，其并非佛山市高明区明城镇明阳村民委员会某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某经济社）成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吴杏颜并非本案适格原告。二、两口鱼塘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由李浩中享有，吴杏颜等四人并不享有该土地承包经营权。已生效的(2008)佛明法民一初字第某号民事判决已认定“其中一口是该村民小组村民李兆中于1983年将责任田推改为鱼塘，另一口是村民叶东生推改的。该两口鱼塘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都转给了叶某经营。叶某与李浩中于2001年1月签订《转让协议》，并将鱼塘的征购、五费、特产税全部过户给李浩中负责缴纳，该行为符合土地流转方式的规定，法院予以确认。李浩中称争议鱼塘的承包关系已转为江根集体与其之间的承包关系，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采纳”。但一审未对该事实确认。三、《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规定“涉及村民利益的下列事项，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七)征地补偿费的使用、分配方案。”据此，案涉鱼塘权属、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即某经济社所有，是法定的所有权，未经法定程序不得处分。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可由所有者约定处分。双方对案涉土地青苗补偿款归属的约定有效，但对征地款项归属约定归个人所有无效。一审认为其余条款不违反法律规定错误。吴杏颜等四人以无效约定主张权利，不应予以支持。现李浩中收取经法定程序分配的征地补偿款，款项的权属性质已由集体所有转为个人所有，但双方并未对分配款进行约定。且征地补偿价是按70000元每亩计算，这是集体所收到的土地补偿费。如果按3.54亩计算，补偿费应为247800元，而非371700元，多出的123900元是集体经济组织为补偿现承包人的损失从总收益中另行作出的分配。再次，作为吴杏颜等四人的户代表刘少艺在集体讨论分配方案中，也同意按方案确定的金额发放给李浩中，并未认为要将款项由其收取。吴杏颜等四人辩称，一、本案为合同纠纷，吴杏颜等四人均为本案适格原告。案涉《转让协议》是叶某生前与李浩中签订，该协议是双方对权利义务的明确约定。《转让协议》涉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已由生效判决确定，本案是双方当事人在履行协议过程中对土地补偿款归属产生的争议，属于普通合同纠纷。叶某于2008年6月去世，吴杏颜等四人均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规定的第一顺序继承人，也是案涉《转让协议》权利义务的继承人，为本案适格原告。二、案涉《转让协议》中关于土地补偿款归属的约定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的效力，其他部分仍然有效。案涉协议是对李浩中耕作鱼塘后因鱼塘被征收而取得的土地补偿款进行的约定，并非对集体经济组织取得的土地补偿款进行约定，并未违反法律规定。协议双方对土地补偿款归属约定，是李浩中对自身财产权益的处分，该约定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三、一审法院对案涉土地补偿款数额的认定及判令李浩中向吴杏颜等四人支付相应土地补偿款正确。综上所述，李浩中的上诉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吴杏颜等四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李浩中立即向吴杏颜等四人支付土地补偿款371700元及利息损失（以371700元为本金，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标准，从起诉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2.本案案件受理费由李浩中承担；3.本案财产保全费由李浩中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叶某生前是某经济社的成员。1999年1月1日，叶某家庭户（包括刘少艺、叶建成、叶淑贤）取得该社7.13亩土地（包含本案诉争的两口鱼塘）的承包经营权。2001年1月，叶某与李浩中签订《转让协议》，约定将位于花果山脚两口鱼塘（面积3.6亩）转让给李浩中养殖。并约定如国家或政府开发征用该鱼塘，李浩中持续耕作了10年以上的，其征地款项各占一半（即50%）；耕作10年以下的，其征地款归叶某所有。协议签订后，案涉鱼塘由李浩中耕作至今。2008年5月22日，某房产管理所（以下简称某房产所）与某村民小组（以下简称某村民小组）签订《征地协议》，约定某房产所征收位于某村四周，大办田、坪坑、红珠朗、树仔脚、将田、修徒（土名）等耕地，共征耕地面积约730亩（包含案涉鱼塘），扣除10%返还地约73亩后，实际征用耕地面积约657亩。2014年8月21日，某房产所与某村民小组就上述《征地协议》签订《某村征地补充协议》，约定原征收耕地（鱼塘）面积为730亩，现扣除某村附近的边角地约19.66亩不纳入征地范围以及扣除陈村黄泥湾等村的非地43.95亩，新征某村东面4.34亩鱼塘，实际征收耕地（鱼塘）面积为670.73亩（包含案涉鱼塘），返还地按征地面积的10%计算约67.07亩，返还地互不计价，实际计算征地补偿面积为603.66亩。2019年10月8日，某房产所与某经济合作社签订《征地协议》及《征地补充协议》，约定某房产所征收位于某经济合作社大办田、坪坑、红珠朗、树仔脚、将田、修徒、花果山一带（土名）。约定本次征耕地总面积经双方行走界线测量计算为656亩（包含案涉鱼塘），征地补偿价按7万元/亩计算，合计征地补偿款为4592万元。某房产所分期向某经济合作社支付13100.32万元用于全征地购买养老保险及安置补助费、村民住宅建设配套费、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和新农村建设费。本着尊重历史事实原则，共需扣减2008年5月8日及2014年8月21日已支付的1830.6711万元，某房产所实际支付11269.6489万元。后某经济合作社就征地补偿拟定分配方案如下：现耕地以各征各得的方案进行分配，私人带征部分按当时某村一亩带0.4亩的原则进行分配，每亩按7万元（按每亩加奖励金5000元），但必须按2003年（江根农业税入库登记表面积）数据为准。2003年江根农业税入库登记表登记显示李浩中耕地面积6.28亩（其中案涉鱼塘3.54亩）。2020年4月7日，李浩中收取了征地补偿款659400元（其中包括案涉鱼塘3.54亩相应的征地补偿款371700元）。遂引起纠纷，诉至法院。另查，2008年6月23日，叶某去世。吴杏颜是叶某的母亲，刘少艺是叶某的妻子，叶建成、叶淑贤是叶某与刘少艺的婚生子女，吴杏颜等四人为叶某的第一顺序继承人。一审法院认为，叶某与李浩中签订的《转让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除约定“其（即鱼塘）产权属于甲方（即叶某）所有”违反有关法律规定而无效外，其余条款不违反法律规定，应受法律保护。双方约定如国家或政府开发征用该鱼塘，李浩中持续耕作10年以上的，其征地款项各占一半（即50%），耕作10年以下的，其征地款项归叶某所有。现该鱼塘已被征用，双方应按该约定享有相应的权利。虽然某房产所在2008年5月22日、2014年8月21日曾与某村民小组就案涉鱼塘等土地的征用问题签订过相关协议，但一直未实际施行。在2019年10月8日，某房产所再与某经济合作社签订《征地协议》及《征地补充协议》后，案涉鱼塘等土地才被实际征用。且此期间李浩中亦按原条件持续耕作案涉鱼塘。故案涉鱼塘被征用的时间应认定为2019年10月8日。李浩中从2001年1月取得案涉鱼塘承包经营权至2019年10月8日已耕作10年以上，按照上述约定，李浩中应取得案涉鱼塘土地补偿款的一半。但李浩中全额收取了案涉鱼塘的土地补偿款371700元，故李浩中应将一半（即185850元）返还给叶某。但叶某已死亡，而吴杏颜等四人为叶某的第一顺序继承人，故李浩中应将上述土地补偿款185850元支付给吴杏颜等四人。吴杏颜等四人请求李浩中全额支付土地补偿款371700元缺乏事实依据，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李浩中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吴杏颜等四人支付土地补偿款185850元及利息（以185850元为本金，从2020年6月9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吴杏颜等四人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6876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3438元，保全费2378.5元，两项合计5816.5元（吴杏颜等四人已预交），由吴杏颜等四人承担2908.25元，由李浩中承担2908.25元。李浩中承担的受理费及保全费共2908.25元，由李浩中于支付判项确认的款项时一并支付给吴杏颜等四人，法院不再另行收退。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经审查，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合同纠纷。综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院作如下分析：关于本案的案由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据此，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包，个人不能成为该法所规定的发包人。案涉《转让协议》由李浩中与叶某签订，并非上述法律所规定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因此，李浩中主张本案案由为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无理，本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确定的案由正确，本案属于合同纠纷。关于吴杏颜是否为本案适格原告的问题，吴杏颜为叶某之母，是叶某的法定继承人。叶某生前与李浩中签订《转让协议》。在叶某去世以后，其法定继承人因《转让协议》的履行向李浩中主张合同权利，吴杏颜有权继承叶某在合同中的权利，其有权作为继承人提起本案诉讼。李浩中上诉主张吴杏颜不是本案适格原告，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转让协议》条款的效力认定问题，《转让协议》中关于承包鱼塘的产权约定无效，其余条款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对其效力应予肯定。其中，案涉鱼塘征用款项并非法律禁止处分的财产，合同所约定的“征地款项”并没有明确具体性质。李浩中因案涉鱼塘被征用而取得的371700元，可视为合同所约定的“征地款项”。由于双方当事人在《转让协议》中对该笔款项的分配已作约定，李浩中应当按照该合法有效的约定履行己方义务，其上诉主张该分配条款无效，缺乏理据，本院不予采纳。一审判决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李浩中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予以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017元，由上诉人李浩中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吴行政审 判 员 吴媛媛审 判 员 姜欣欣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一日法官助理 李秋月书 记 员 肖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