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6民撤9号原告：徐亚玲，女，1960年7月1日出生，汉族，北京市朝阳区小红门乡水利管理站退休职工，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铁良（系徐亚玲之子），1982年8月18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军军，北京市瀚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徐立君，男，1953年6月15日出生，汉族，北京地铁车辆厂退休职工，住北京市东城区。被告兼被告徐立君、范声旗、范秀玲、范秀红、范秀花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景燕（系徐立君之女），1980年4月24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东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侯海明，北京市仁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田艳华，北京市仁杰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范声旗，男，1964年4月21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东城区。被告：范秀玲，女，1957年7月1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被告：范秀红，女，1951年1月26日出生，汉族，北京市百花皮鞋厂退休职工，住北京市朝阳区。被告：范秀花，女，1960年9月2日出生，汉族，天坛花园退休职工，住北京市丰台区。被告：范秀英，女，1949年8月6日出生，汉族。原告徐亚玲与被告徐立君、徐景燕、范声旗、范秀玲、范秀红、范秀花、范秀英第三人撤销之诉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徐亚玲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铁良、李军军，被告范声旗，被告兼被告徐立君、范声旗、范秀玲、范秀花、范秀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景燕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侯海明、田艳华到庭参加诉讼，被告范秀英经本院依法送达开庭传票，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徐亚玲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决，1、撤销北京市丰台区法院（2017）京0106民初25164号民事调解书；2、徐立君、徐景燕支付房屋折价款150万元；3、诉讼费由徐立君、徐景燕负担。事实与理由：我与徐立君系夫妻，于1994年2月25日登记结婚，双方均为再婚。徐景燕为徐立君与前妻范秀兰所生之女，蔡淑珍为范秀兰之母。1996年，我与徐立君共同出资购买位于北京市丰台区大成里春园7号楼7层704号房屋（以下简称704号房屋），该房屋为夫妻共同财产，登记在徐立君名下。2018年8月，徐立君将我起诉至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要求离婚，我经调查方得知2017年9月25日徐立君以无偿赠与方式将704号房屋产权变更登记至徐景燕名下，且徐景燕随后将该房屋出售给他人。2019年4月，我以确认合同无效为由将徐立君、徐景燕起诉至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同年4月16日开庭审理时，徐景燕向法庭提交了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28日作出的(2017)京0106民初25164号民事调解书，称徐景燕依据生效法律文书取得704号房屋所有权，合法有效。徐立君、徐景燕为便于办理房屋产权变更登记手续，于调解书作出之前以赠与方式将704号房屋变更至徐景燕名下，变更时己达成调解协议，只是调解书滞后作出。我认为，原登记在徐立君名下的704号房屋为我与徐立君婚后共同出资购买取得，为夫妻共同财产。徐立君与前妻范秀兰于1993年6月经法院调解离婚，双方早已无任何关系。本案徐景燕、蔡淑珍却在多年之后以析产继承为由起诉徐立君，要求分割704号房屋，明显违背常理，徐立君、徐景燕作为家庭成员明知704号房屋购买取得情況，却在隐瞒我的情况下，通过法院调解转移704号房屋所有权，严重侵害了我的合法财产权益。为维护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请求依法支持我的诉讼请求。被告徐立君、徐景燕、范声旗、范秀玲、范秀红、范秀花辩称，徐立君与范秀兰于1979年10月登记结婚，于1980年4月育有一女徐景燕。徐立君与范秀兰共同生活期间，单位分配崇文区西革里九号南房平房两间。因感情不和，徐立君与范秀兰于1993年6月15日经北京市崇文区人民法院调解离婚。离婚时，因为只有一处住房，为了解决双方问题，徐立君与范秀兰商定，孩子徐景燕由范秀兰抚养，双方共同承租的房屋归徐立君居住使用，徐立君承诺向其单位申请住房，解决徐景燕的住房事宜。1994年2月，徐立君与徐亚玲登记结婚。结婚时，徐亚玲知道徐立君的家庭情况，徐立君也与徐亚玲说了需要由徐立君负责解决徐景燕住房的事情。当时房子不值钱，徐景燕岁数也越来越大，徐亚玲对此表示理解并支持，徐立君当时就觉得徐亚玲比较通情达理。因徐亚玲有住房，徐立君不能以其和徐亚玲的名义向单位申请住房。随后，徐立君以其和范秀兰、徐景燕一家三口住房紧张为由，继续向单位申请分配住房。1995年，单位将704号房屋分配给徐立君，之后，范秀兰带着徐景燕就搬到这套房屋中居住。1996年初，单位房改售房。同年2月13日，徐立君与单位签订《住宅房屋买卖契约》参加房改，在计算了徐立君23年的工龄、范秀兰21年的工龄后，确定购房款总计43916元。这套房子是解决范秀兰和徐景燕居住问题，所以房款全由范秀兰想办法支付。当年2月13日，范秀兰从她单位借款30000元，范秀兰单位出具了一张转账支票支付了第一笔购房款。1999年5月18日，范秀兰向售房单位以现金方式支付了第二笔购房款4226元。2014年1月，单位准备办房产证，徐景燕按照规定补交购房款11496元。2014年2月，徐立君从单位领取了该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房产证领了之后交给了范秀兰。后范秀兰催徐立君把房子按照之前约定过到徐景燕名下，范秀兰不同意出过户费，这事儿就拖着。2016年2月8日，范秀兰从这套房屋中跳楼自杀。后徐亚玲认为不吉利，催徐立君尽快把这套房子按照约定过户到徐景燕名下。徐立君与徐景燕还没商量好怎么过户的时候，徐景燕就向法院起诉徐立君。诉讼中，徐立君与徐景燕商量，把房子过户给徐景燕，徐景燕给徐立君补偿款30万元，过户费由徐景燕出。徐景燕怕徐立君反悔，催其尽快过户，为了节省过户费，徐立君以赠与的名义将房屋过户到徐景燕名下，为了保证徐立君的利益，其要求法院出具了调解书。704号房屋本来就是在徐立君和范秀兰离婚时商定的由徐立君解决徐景燕住房问题，以徐立君和范秀兰、徐景燕一家三口的名义向单位申请的住房，购房时也使用了徐立君和范秀兰的工龄，购房款也都是范秀兰和徐景燕支付的，这套房子与徐立君没有关系；且一直由范秀兰和徐景燕居住使用，水、电、燃气、物业等费用也都是范秀兰和徐景燕支付，与徐立君没有关系。徐立君与徐亚玲结婚的时候，徐亚玲就知道徐立君必须解决徐景燕住房问题，当时徐亚玲有房，如果以徐立君和徐亚玲的名义申请住房根本就分不了房，房子分下来之后，徐亚玲也知道这房子是由范秀兰和徐景燕在住，房改时，徐亚玲知道这房子不是其与徐立君的，才不出一分钱，房款都是范秀兰和徐景燕交纳，在范秀兰从这房子中跳楼自杀以后，徐亚玲催徐立君尽快把房子过户给徐景燕，让徐立君向徐景燕要了30万元。丰台法院(2017)京0106民初25164号民事调解书根本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徐立君和徐亚玲在2018年闹离婚，徐亚玲才提起这套房屋的相关诉讼。同时，徐亚玲的第二项诉求和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此外，704号房屋的获得是基于徐立君和范秀兰离婚时的约定，是以徐立君、范秀兰、徐景燕一家三口的名义向单位申请的，房款是范秀兰和徐景燕交的，也是范秀兰和徐景燕在居住。徐立君对704号房屋享有的权利是有限的，使用了徐立君的工龄，2017年10月6日徐景燕给了徐立君30万元，就是调解书上的款项。因此，徐亚玲在起诉书中的表述都不属实，徐亚玲的起诉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和法律根据，请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被告范秀英未作答辩。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徐立君与范秀兰（于2016年2月8日死亡）原系夫妻，徐景燕系二人之女，徐立君与范秀兰于1993年6月15日经法院调解离婚，调解书还明确，“二、徐景燕归范秀兰抚养……，三、双方财产已经分清……，四、本区西革里九号南房二间由徐立君继续居住”。1994年2月25日，徐立君与徐亚玲登记结婚，二人均系再婚，徐亚玲与前夫育有一子徐铁良，出生日期为1982年8月18日。此外，范宗田与蔡淑珍系夫妻，范声旗、范秀玲、范秀红、范秀花、范秀英、范秀兰系二人之子女，1976年5月13日范宗田因死亡注销户口，2018年10月7日蔡淑珍去世。徐立君系北京市地铁车辆厂职工，1994年11月8日，取得工作证。1996年2月13日，北京市地下铁道总公司（卖方、甲方）与徐立君（买方、乙方）签订《住宅房屋买卖契约》，将704号房屋出售给徐立君，总建筑面积63.77平方米，房价43916元。其上载明“甲方同意乙方享受以下优惠：1、夫妻双方工龄优惠44年，2、双方工龄优惠率39.6%，每年工龄折扣率0.9%”，首次付款时间为1996年2月13日，付43916元。同日，徐立君交纳购房款32420元，收款收据载明“支票30000元”。1999年5月18日，徐立君再次交纳购房款4226元，两份收款收据均载明交款人为徐立君。后该房屋产权证下发，登记在徐立君名下。2017年9月8日，蔡淑珍、徐景燕以分家析产、法定继承纠纷案由将徐立君诉至本院，要求判决704号房屋归徐景燕所有。当年9月28日，本院依法作出（2017）京0106民初25164号民事调解书，明确704号房屋归徐景燕所有，徐立君协助办理所有权变更登记手续，徐景燕支付徐立君房屋折价款30万元。该调解书载明，“704号房屋系徐立君于1996年参加房改购买，购买时折抵了徐立君与范秀兰二人的工龄，购房款43916元系范秀兰出资，尾款11496元由徐景燕支付。该房屋所有权登记在徐立君名下，登记日期为2014年1月10日。庭审中，徐景燕、蔡淑珍与徐立君均称范秀兰生前未立有遗嘱，未与他人签订遗赠抚养协议。”该案审理期间，徐立君（赠与人）与徐景燕（受赠人）于2017年9月25日签订《不动产赠与合同》，将704号房屋100%份额赠与徐景燕。后徐亚玲将徐立君、徐景燕以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案由起诉至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要求确认《不动产赠与合同》无效，在2019年4月16日的开庭笔录中，“？买房后在涉诉房屋居住过吗，徐亚玲：涉诉房屋一直出租，居住在原告处。2011左右，被告徐立君说徐景燕要结婚就居住在涉诉房屋内了。2011年以前都是出租。……徐立君：704号房屋是徐立君和前妻与女儿共同所有的，是徐立君的婚前财产与原告无关，此房屋价款是徐立君前妻买断工龄后以现金形式43916元交纳的首付款，以及徐景燕交付的11496元的房屋尾款，房屋购买的时间是1996年2月13日，当时徐立君与徐亚玲结婚刚刚两年，徐亚玲包括徐立君本人对房屋并未出资。……徐景燕：我母亲当年下岗单位给了一笔钱，我父亲买了涉诉房屋后说这套房以后归我一人所有。涉诉房屋装修后一直都在居住。徐立君向徐亚玲提出离婚，因2018年2月，我父亲因身体不适查出肺癌，医生建议做手术，……原告从未照看过，所以我父亲提出了离婚。涉诉房屋的来源，如果没有我和母亲是买不了的，原告是农民户口”。该案审理中，徐立君、徐景燕提交了（2017）京0106民初25164号民事调解书，后徐亚玲起诉本案至本院。庭审中，徐亚玲还提交以下主要证据：1、重新安置登记表、安置方案选择协议书、大成里小区公共契约，证明704号房屋系1998年重新安置取得，并非1996年购买。重新安置登记表载明，户主徐立君，住址丰台区恒富中街3号院3号楼4门202（以下简称202号房屋），二居室，建筑面积61.67，入住时间1996年，工作单位北京地铁车辆厂，一次性安置，青塔小区G1#，G3#楼。安置方案选择协议书系甲方北京科丰房地产开发公司与乙方北京市地下铁道总公司、徐立君共同签订，内容为：一、根据北京富丰高科技发展总公司制定的“恒富中街三、四号院居民住房重新安置办法”，乙方自愿选择一次性安置方案；二、甲方同意乙方所选的方案。大成里小区公共契约系徐立君与物业公司签订，日期为1999年5月18日，地址为G3楼704。2、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申请书，证明徐立君、徐景燕对房屋购买价格表述不符合事实，该申请书载明704号房屋申请日期为2013年12月23日，成交金额为43916元，购房日期为1996年2月13日，买房人为徐立君。3、房屋装修协议书，系徐立君与物业公司就202号房屋签订该协议，证明徐立君、徐景燕关于未交付居住的意见与事实不符。4、收据、发票，证明1999年5月18日，704号房屋入住交付时缴纳了物业费、水电费，并非范秀兰、徐景燕支付；5、证人证言，证明徐亚玲为购买房屋从同事、亲戚等多人处借款。徐亚玲原同事吴凤艳，表姨李献玲到庭作证，原同事邹会友、刘金花、张连贵、邢福有，亲属徐锦刚、徐雪璞出具书面证言，均证明徐亚玲1996年因买房借款，根据计算，总借款金额为2.2万元。6、徐立君工作证，证明徐立君于1994年11月8日调入北京市地铁车辆厂，并不知道会分配住房，徐立君关于离婚时与范秀兰约定为徐景燕申请住房的陈述缺乏合理性。7、北京市崇文石油商店丰台分店1994年度年检报告，证明徐立君申购公房向单位提供的范秀兰工作证明上盖章单位，该单位注册开业日期为1994年6月1日，关于范秀兰自1974年在该单位工作为虚假陈述，因此704号房屋未实际使用范秀兰工龄，该房屋与其无关。8、房地产权登记信息及存量方面买卖合同，证明徐景燕于2017年10月18日签订《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将704号房屋出售给案外人，金额为294万元。庭审中，徐景燕提交以下主要证据：1、民事调解书，证明徐立君与范秀兰离婚，夫妻共同承租房屋由徐立君居住使用，徐立君口头承诺向单位申请住房解决徐景燕的住房问题。2、居委会证明，为春园社区居委会出具，主要内容为徐景燕及范秀兰于2017年9月4日前在704号房屋长期居住。3、2017年9月4日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证明，主要内容为徐立君系该单位退休职工，其与配偶范秀兰以双方工龄44年共同折价于1996年以成本价购买704号房屋，1998年分配使用，男方工龄23，女方工龄21。4、住宅房屋买卖契约，单位出售公有住房房价计算表，内部收款收据、专用收据，证明1996年2月以徐立君、范秀兰名义参加房改，计算了范秀兰、徐立君工龄，范秀兰与徐景燕支付全部购房款。5、注销户口证明，证明范秀兰在704号房屋居住，并在该房屋跳楼身亡，徐亚玲对此知情。6、银行凭证，证明调解书作出后，徐景燕按照调解书履行了付款义务，即30万元。审理中，根据徐亚玲的申请，本院依法向其开具调查令，到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调取704号房屋全部档案信息，调取档案材料包括：⑴证明，系北京市地下铁道车辆厂向总公司房产处出具，日期为1996年2月12日，主要内容为徐立君于1972年1月参加工作，经研究分配其康居住宅丰台区科学城14D-34门202号；⑵北京市崇文石油商店丰台分店证明，主要内容为，我单位职工范秀兰于1974年9月在本单位工作，日期为1996年2月12日。⑶单位出售公有住宅房价计算表，购房人徐立君，房屋地址丰台14D-34门202，工龄部分男方23，女方21，房款合计32420元，日期为1996年2月13日。⑷购房公有住房申请、购房人单位证明、购买公有住宅楼房职工工龄调查表，出具日期均为1998年6月24日，徐立君工龄27年。购房公有住房申请中，申请人徐立君，房屋坐落202号房屋，工作单位地铁车辆厂，家庭人口3人，2代，成人2人，小孩1人。庭审中，徐立君、徐景燕表示，家庭人口为徐立君、范秀兰、徐景燕3人，1996年单位发现202号房屋所在楼房为危楼，没有实际分配，当年就确定704号房屋，做了房改手续，1998年入住，由范秀兰和徐景燕居住该房屋。徐亚玲表示三口人为徐立君、徐亚玲、徐铁良，1996年分配房屋为202号房屋，并非704号房屋，在1998年置换成704号房屋，由徐立君对外出租，徐景燕从2013年开始在此居住。审理中，本院依法到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调查，该公司确认前述2017年9月4日证明系其公司出具，但仅称因历史久远，不清楚分房政策。本院认为：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依法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有答辩并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本案范秀英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自动放弃了答辩和举证质证的权利。根据查明，本案争议焦点为704号房屋性质的认定。第一，徐立君、徐景燕称，在与范秀英离婚时协商以徐立君名义从单位申请房屋解决徐景燕的住房问题，徐亚玲对此不认可，表示缺乏合理性，现并无书面约定或者协议佐证，徐立君、徐景燕提交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该主张。第二，704号房屋购买、取得于徐立君与徐亚玲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且登记在徐立君名下，现无证据证明徐立君与徐亚玲共同商议以徐立君名义为范秀兰购房。第三、徐亚玲提交证人证言证明借款购买诉争房屋，徐立君、徐景燕主张范秀兰买断工龄出资以及徐景燕部分出资购买诉争房屋，而根据购房收据显示，载明交款人均为徐立君。第四，诉争房屋分配档案材料证明显示了704号房屋购房款折算工龄情况，虽然，徐亚玲主张，出具范秀兰工龄证明的单位的成立日期与工龄期间不符，缺乏合理性，但从客观上来看，704号房屋房改售房过程中，房款计算时使用了徐立君、范秀兰的工龄。第五，经本院依法到诉争房屋分配单位调查了解，虽认可2017年9月4日证明为单位出具，但仅回复因历史久远，不清楚分房政策，且证明中载明范秀兰为徐立君配偶，这与事实不符，无有效查明单位在分房或者开具证明时知晓徐立君离婚、再婚情况。第六，徐立君、徐景燕主张范秀兰与徐景燕长期居住诉争房屋，徐亚玲对此不认可，根据法律规定，诉争房屋登记在徐立君名下，长期居住不产生物权变更效力。第七，徐景燕根据诉争调解书向徐立君支付30万元，这与其二人称该房屋归范秀兰，与徐立君无关的意见相矛盾，同时，徐景燕在2017年9月28日调解书作出后，于当年10月18日签订《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将诉争房屋出售给案外人，这与其称为解决徐景燕居住问题的意见相矛盾。综上，基于前述认定，在无充足证据证明存在借名买房的情况下，根据夫妻共同财产规则认定704号房屋性质亦符合法律规定。因此，关于704号房屋，徐立君、徐景燕表示系徐立君单位分配给范秀兰，证据不足，本院对此难予采纳；徐亚玲主张系徐立君单位分配给其夫妻二人，有相关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应予采纳。因此，蔡淑珍、徐景燕与徐立君经过法院分家析产、法定继承纠纷进行的调解，分割处理了704号房屋，侵害了徐亚玲的合法权益，现徐亚玲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符合法律规定。关于第一项诉讼请求，根据法律规定，（2017）京0106民初25164号民事调解应予撤销。关于第二项诉讼请求，徐亚玲要求徐立君、徐景燕支付折价款150万元，鉴于本案案由为第三人撤销之诉，该主张与本案非同一法律关系，本院对此依法不予支持，相关权利人可另行主张予以解决。此外，房改售房过程中房款计算使用了范秀兰的工龄，并不具有取得物权的效力，至于具体工龄权益问题，不属于本案处理范畴。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二条、第一千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6民初25164号民事调解书；二、驳回徐亚玲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300元，由徐亚玲负担9150元（已交纳），徐立君、徐景燕负担915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魏洪杰人民陪审员  刘 晔人民陪审员  戴 蕊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六日书 记 员  秦晓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