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6民终69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某，女，1971年11月16日出生，住南通市崇川区。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某甲，男，1997年1月11日出生，住南通市崇川区。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猛，北京市盈科(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翼，北京市盈科(南京)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某乙，女，1971年10月2日出生，住南京市鼓楼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祝某（系陈某乙之夫），住南京市玄武区。原审被告：魏某，女，1941年6月7日出生，住南京市玄武区。上诉人吴某、陈某甲因与被上诉人陈某乙、原审被告陈某丙、魏某被继承人债务清偿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2019）苏0602民初35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陈某丙于2020年2月6日去世，其继承人已均参加本案诉讼。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吴某、陈某甲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最多支付陈某乙120万元，如有利息，应按同期银行存款利率计算；陈某乙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1.一审认定369.6万均为陈某乙委托陈某丁理财款，事实不清。首先，陈某乙出售的房屋虽登记在其与童某名下，但该房屋原登记所有权人为陈某丙与魏某，为解决童某学区问题而过户至陈某乙名下，陈某乙没有出资。陈某乙发给陈某丁的微信中称“看来爸妈让你理财的375万元是不容易拿出来的”，一审庭审中陈某乙也称该款是父母的钱，放在陈某丁处理财，充分证明房屋并非陈某乙实际所有。一审法院以房屋登记状况及款项从陈某乙账户汇出为据，认定房屋及售房款为陈某乙所有，明显错误。其次，有新证据表明售房款358万陈某丙夫妇、陈某乙及陈某丁三方协商并达成一致意见，该款中陈某丁有120万元。如果存在陈某丁为父母理财，这也是陈某丁的动机和原因，否则陈某丁无偿为妹妹费心理财，缺乏合理解释。第三，陈某乙提供转入陈某丁账户1.6万元银行凭证并主张该款系委托理财款，但经查系陈某甲生病所给慰问金，陈某乙遂改变该款的性质。陈某乙对该笔款项性质虚假陈述，一审仅扣除该笔款项，没有质疑其他款项的性质。第四，2018年6月25日陈某乙向陈某丁汇款25万元，系因陈某丁担心陈某乙在与他人交往中上当而催促陈某乙打款，陈某乙汇款后称“其他的股票开了就给你”、“以前赔的我会慢慢还”。结合该信息，不能得出该25万元系陈某乙委托陈某丁理财的结论。第五，一审判决没有考虑到陈某丙、魏某与陈某乙恶意串通损害上诉人的情形，直接以陈某丙、魏某认可为由认定事实是错误的。2.双方没有约定委托理财的收益率，一审酌定5%不合理，也无依据。3.导致本起纠纷的原因是陈某乙未向吴某等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委托陈某丁理财，吴某至今未动用过理财账户，没有占有的故意。故无论陈某乙委托陈某丁理财款项数额，其不应从遗产中获得高处存款利率之外的利益。故一审法院以同期贷款利率和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错误。陈某乙辩称，1.吴某在一审诉讼中隐匿录音证据，否认其卖房款在陈某丁处理财，意图侵占全部款项。该录音证据不是新证据，不应被法院采信。2.吴某上诉提交的证据与其一审陈述相矛盾，对其虚假陈述等行为应予严惩，维护法律的公平公正。录音中所谓120万元是陈某丁自己提出来的，其毫不知情。父母没有答应也无权答应给付陈某丁120万元。3.案涉房屋登记在其名下，出售房款应归其所有。无论该房屋源于赠与或买卖，均不影响其对房屋出售款享有的权利。其系无房户，与女儿共同住在父母家中，符合就近入学的政策。房屋过户发生在其女儿入学之后，并非为了学区而过户。其与陈某丁确认的理财本金为375万元，有与陈某丁的微信聊天截图及陈某丙、魏某一审提交的陈述为证。其委托陈某丁理财，并非无偿，有部分利息给陈某丁留作购买兰花品种和理财的人情往来。从吴某提交的录音可见陈某丁认可“全部卖房款都拿过来了”，故3万、5万、25万等转款均包含在其内。从给陈某甲的1.6万元慰问金看，其根本不会向陈某丁借钱。其与父母不存恶意串通，父母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处分的权利。4.在朱某甲处的投资款本金100万元，利率为8%，2018年的收益8万元已经被吴某侵占，该款于2020年5月到期。其余理财账户的投资款于2019年底全部陆续到期。由于吴某提起上诉，造成其款项不产生收益，吴某应当按照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此外，朱某甲处的200万元投资理财是陈某丁名下的，吴某明知却拒绝商谈返还，并将借条变更至自己名下，侵占理财款及收益，应当认定吴某对200万借条的变更无效。5.其应吴某的要求转账5万元给吴某垫付医药费，系分批分次相隔多天转款。如系慰问金，可以一次性直接给陈某丁现金表示心意。此外还支出了陈某丁的营养费等开支共计现金5万元。魏某未作陈述。陈某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双方争议遗产中有375万元本金及理财收益属于其所有；2.本案诉讼费用由吴某、陈某甲、陈某丙、魏某承担。诉讼过程中，陈某乙变更诉讼请求为：1.请求吴某、陈某甲、陈某丙、魏某从陈某丁名下的财产中把陈某丁代其理财的理财款375万元本金及利息予以返还，其中100万元的利息从2018年5月20日起至今按年利率8%计算，另275万元的利息从2019年1月1日起至今按年利率7.2%计算；2.从陈某丁名下的财产中由吴某、陈某甲、陈某丙、魏某清偿其垫付的住院医疗费等费用10万元；3.诉讼费由吴某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陈某丙、魏某系夫妻关系，双方育有一子一女即陈某丁、陈某乙。吴某、陈某丁于××××年××月登记结婚，陈某甲系双方独生子。2019年4月16日，陈某丁去世，次日注销户口。2015年2月至2018年6月，陈某乙通过其交通银行尾号为“5343”账户多次向陈某丁中国农业银行尾号为“7219”账户以及陈某丁招商银行尾号为“5685”账户转账汇款，其中转账到陈某丁中国农业银行账户具体明细如下：2015年2月15日转账10万元（两笔5万元）、2016年3月30日转账20万元、2016年3月31日转账20万元、2016年4月1日转账20万元、2016年4月2日转账20万元、2016年4月3日转账20万元、2016年4月5日转账20万元（一笔19.96万元、一笔400元）、2017年9月6日转账6000元，合计130.60万元；转账到陈某丁招商银行账户明细如下：2017年5月26日转账5万元、2017年5月27日转账3万元、2018年2月18日转账1.60万元、2018年6月25日转账25万元，合计34.60万元。其中2018年2月18日转账的1.60万元，陈某乙陈述是因陈某甲生病给的慰问金。2015年3月14日，陈某乙、童某（陈某乙之女）作为卖方与案外人朱某乙作为买方签订《南京市存量房交易合同》，约定的房屋交易价款为368万元，其中定金10万元。2015年5月6日，陈某乙收到买方支付的购房款358万元。同日，陈某乙通过其交通银行尾号为“5343”账号向陈某丁中国农业银行尾号为“7219”账户转账206万元。2017年5月至2018年11月，陈某丁通过其招商银行尾号为“5685”账户先后向陈某乙交通银行尾号为“5343”账户转账10笔款项，明细如下：2017年5月18日转账10万元（两笔5万元）、2017年5月19日转账4万元、2017年8月19日转账6万元（一笔5万元、一笔1万元）、2017年8月20日转账1万元、2017年11月2日转账3.30万元（一笔3万元、一笔3000元）、2018年5月20日转账3万元、2018年11月25日转账3万元，合计30.30万元。2017年11月至2018年11月，陈某丁通过其招商银行尾号为“5685”账户先后向魏某中国工商银行尾号为“4878”账户转账9笔款项，转账明细为：2017年11月2日转账1万元、2018年5月20日转账3.50万元、2018年6月20日转账2万元（2笔1万元）、2018年6月22日转账1万元、2018年6月23日转账1万元、2018年6月24日转账1万元、2018年6月25日转账1万元、2018年11月25日转账5万元，合计15.50万元；另自2017年11月至2019年4月，陈某丁通过其招商银行尾号为“5685”账户先后向魏某南京银行尾号为“2977”账户转账7笔款项，明细为：2017年11月2日转账2万元（两笔1万元）、2018年11月25日转账2万元、2019年1月26日转账1.50万元、2019年1月30日转账2800元、2019年4月1日转账1万元、2019年4月7日转账1万元，合计7.78万元。陈某乙自认，其收到陈某丁的理财收益合计53.58万元，其中包括其要求陈某丁转至其母魏某银行账户的理财收益。本案审理过程中，法院依法调取了陈某丁与本案有关联的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招商银行账户交易明细，相关明细反映的内容如下：1.中国农业银行尾号为7219账户，该账户于2010年11月30日开户。陈某乙于2015年2月15日向该账户转入10万元，当日账户余额为122985.11元。同年2月27日以交易渠道“ATMP”转支3万元，3月5日以同渠道转支5万元，3月6日以同渠道转支2.30万元，3月31日以同渠道转支1.80万元。2015年5月6日，陈某乙向该账户转入206万元，当日账户余额为2060096.24元，次日以交易渠道“TERM”转支200万元，同年5月7日至6月10日，分6次以交易渠道“ATMP”合计转支2.80万元。截止查询日2019年10月28日，账户内余额为1965.33元。2.中国银行尾号为“7218”账户，开户日期为2010年11月30日。据查询期间2015年1月至2019年4月的交易明细反映，2015年3月12日有余额39110.17元，2015年12月前有少量资金通过“ATM”取款。2016年1月31日，有现金存入20万元，当日账户余额为200066.21元，2016年3月11日，现金存入8万元。2016年4月5日，有180万元转账进账，同年4月7日，账户发生200万元转账支出，对手姓名为“江苏小微企业融资产品交易中心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融资公司）。同年5月10日、5月12日，又分别有20万元、10万元转账支出，交易对手姓名为融资公司。2017年4月13日，融资公司向陈某丁该账户转入2140114元。2018年5月20日，该账户内转入695000元，对手姓名为朱某甲。此后，该账户内发生多笔交易对手姓名为“证通股份有限公司”、“翼支付”、“漫道科技”等的资金往来，另发生“银联在线”等资金进出账业务。2018年11月至同年12月，账户内发生多笔资金转出业务，对手姓名为江苏开金互联网金融资产交易中心有限公司。2019年3月21日，账户内余额为28642.54元。3.招商银行尾号为“5685”账户，初始记账日期为2017年2月8日。据交易摘要以及交易对手信息反映，该账户主要发生“银联渠道转入资金，开放式基金朝朝盈申购、朝朝盈赎回以及受托理财申购、受托理财赎回”等业务，另还发生个人汇款业务，其中与本案相关联的业务有：2017年5月16日，向案外人朱某甲汇款250万元；2017年5月18日，受托理财赎回50000元。当日，向陈某乙交通银行尾号为“5343”账户转款50000元；2017年5月19日，受托理财赎回40000元。当日，向陈某乙上述账户转款40000元；2017年8月19日，开放式基金朝朝盈赎回50174.55元，支付宝转账提现10000元。当日，向陈某乙上述账户各转款50000元、10000元；2017年8月20日，银联渠道转入50823.28元，当日向陈某乙上述账户转款10000元；2017年11月2日，发生受托理财赎回业务3笔，分别为50000元、3000元、10000元。当日，向陈某乙上述账户分别转款30000元、3000元，另向魏某银行账户3次各转款计10000元，合计30000元；2018年5月20日，网银代记接收收款50000元、翼支付转账（进账）50000元。当日，向陈某乙银行账户转款30000元，向魏某银行账户转款35000元；2018年11月20日，发生翼支付“N5PR”业务，入账金额100000元。当月25日，向陈某乙银行账户转款30000元，分两次向魏某银行转款50000元、20000元。另在2018年6月25日，陈某乙向该账户转入250000元。当日，该账户发生转账100000元至陈某丁中国银行尾号为“7218”账户，另有50000元转入陈某丁尾号为“3830”银行账户。次日，发生委托理财申购业务，金额为100000元。诉讼中，双方围绕本案争议事实，提出了下列证据和主张。陈某乙主张，陈某丁生前曾确认其投资理财的本金375万元，并提供其于2019年4月9日与陈某丁的微信聊天记录佐证其主张。微信记录的主要内容为：“陈某乙：哥，我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你，昨晚和朱某甲政委通了电话，他说吴某已经在我之前与他联系过了，说是你没给过她什么钱，只要是你名下什么钱，就是属于她的，任何人都不能取钱或转账。看来爹妈让你理财的375万是不容易拿出来了……陈某丁：不要联系了，你搞不她，静等我身体好起来！”经质证，吴某对微信内容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陈某丁已认可陈某乙陈述，微信记录可反映陈某乙主张的375万元不是其所有，其无权主张。陈某乙另主张，陈某丁在江苏开金互联网金融资产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金公司）共有30笔理财投资，投资资金是其转入陈某丁银行卡，再由陈某丁分批次投资理财，年化收益为7.20%至7.40%不等，其中有一笔投资102960元已于2019年6月22日回款到陈某丁中国银行账户中。为佐证其主张，陈某乙提供了开金公司账户概览截图、陈某丁中国银行卡部分流水明细以及开金公司网上理财信息清单29份。另陈某丙、魏某提供开金公司出具的投资证明书，证明内容为：陈某丁曾通过本公司运营的开金中心平台进行投资，截至2019年6月13日，有3058000元投资未到期，仍处于投资待回收状态。经质证，本案当事人对理财信息清单、投资证明书均无异议。但吴某认为，上述证据不能证明开金公司投资的资金是陈某乙的，而应为陈某丁与吴某的夫妻共同财产。吴某主张，陈某丁与陈某乙作为兄妹有银行转款往来正常，另陈某乙于2018年6月25日还向陈某丁还款25万元，由此说明陈某乙与陈某丁之间不存在委托理财关系。为此，吴某提供陈某丁名下部分银行转账明细以及陈某丁与陈某乙的微信聊天截图。经质证，陈某乙对银行转账明细不持异议，认为银行转款是陈某丁转给陈某乙的理财收益。有关微信聊天截图，陈某乙认为，内容不完整，该聊天记录后面还有陈某乙所述“我一辈子总会还上爸妈的钱”等内容，上述25万元不是还款，其中有父母给陈某乙的委托投资款。陈某丙、魏某主张，陈某丁生前有200万元放在战友朱某甲处投资理财，吴某在陈某丁去世后更换借条，将出借人换成了吴某本人，并收取了2018年5月20日至2019年5月20日的利息16万元。陈某丙、魏某提交案外人朱某甲出具的借条以及魏某与吴某的电话录音。其中借条载明：今借到吴某人民币200万元，用期一年，年利率以8%计。借款人：朱某甲。落款日期为2019年5月20日。电话录音的主要内容为：2019年5月12日，魏某打电话给吴某，称朱政委（指朱某甲）处200万元快到期了，是陈某乙卖房子的钱，要求吴某返还。吴某以“是陈某丁的”为由予以拒绝。经质证，陈某乙及吴某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吴某承认收到16万元利息。吴某另陈述：朱某甲处的200万元系本人与陈某丁夫妻存续期间的收入，借条原来是写给陈某丁的，每年换一次，今年是第三年，老公去世后就打了我的名字，借条几年来都在我处。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1.陈某乙与陈某丁之间是否存在委托理财合同关系；2.如委托理财合同成立，陈某乙委托理财的本金及收益金额。有关争议焦点1，陈某乙与陈某丁之间是否存在委托理财合同关系。2015年2月至2018年6月，陈某乙通过银行向陈某丁转账汇款，陈某丁亦通过银行向陈某乙及魏某转账汇款，此节事实，双方均无争议。陈某乙以及魏某、陈某丙均认为，陈某乙通过银行向陈某丁转款金额较大，系委托投资理财。吴某、陈某甲则认为，陈某丁名下财产是陈某丁与吴某的夫妻共同财产，陈某丁与陈某乙之间不存在委托理财关系。因陈某丁生前与陈某乙未签订正式的书面合同，给双方法律关系的判定带来难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可见法律并未排除民事主体可通过口头合同或其他形式签订合同的权利。具体到陈某乙与陈某丁之间是否存在委托合同关系，可从以下几个因素考量：一、双方之间的关系。为明确责任，一般的民事主体在设立、变更民事权利义务时，通常签订书面合同。但在日常生活中，具有亲属关系的民事主体，基于相互了解和信赖以及亲情的约束，有时不一定签订正式的书面合同，而是通过口头约定来规范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本案中，陈某丁与陈某乙系同胞兄妹关系，双方的身份关系较为特殊，通过口头约定委托理财，也符合常理；二、资金来源及金额大小。从相关当事人银行交易明细反映，2015年2月起，陈某乙从自己名下银行账户上转款到陈某丁银行账户，且金额较大，其中10万元以上的转款有8笔，尤其是2015年5月6日的转账206万元，该款应为陈某乙及其女童某名下房屋的出卖转让款。上述银行转账金额，超出了一般亲属之间赠与性的人情往来；三、资金用途。陈某丁名下农业银行账户交易明细表明，陈某丁收到陈某乙转款后不久即转支，具体用途不明，但从陈某丁中国银行、招商银行账户明细所反映的“交易对手姓名”可判断，上述账户内资金多用于投资理财。其中2017年4月13日陈某丁名下中国银行账户转入214万余元，款项来于融资公司，结合2015年5月7日陈某丁从其农业银行账户中转支200万元，上述214万余元源于该笔200万元投资收益的盖然性较高，而200万元又来源于陈某乙的卖房款。2017年5月16日，陈某丁向朱某甲转款250万元。朱某甲出具借条，约定年利率8%，实质也系为投资获取收益；四、投资回款。从已查明的陈某丁招商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反映，陈某丁自2017年11月起多次转款给陈某乙及其母魏某，且转款时间、金额和投资理财回款的入账时间、金额较为吻合。综合分析上述资金来源、金额大小、资金用途、投资回款，兼顾双方的身份关系等情形，一审法院认定陈某乙与陈某丁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委托内容为投资理财。有关争议焦点2，投资理财的本金及收益。陈某乙主张，其向陈某丁银行账户转款投资的本金合计为375万元，收到陈某丁转付的投资收益53.58万元。吴某对此不予认可。法院认为，2015年2月至2018年6月，陈某乙共向陈某丁银行账户转款合计371.20万元，其中2018年2月18日转款1.60万元，陈某乙自认系给陈某甲的生病慰问金，属人情往来，应从转账总金额中扣除，余额为369.60万元。如上所述，鉴于陈某乙与陈某丁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在无证据证明双方有其他经济往来的情况下，上述369.60万元应为陈某乙委托陈某丁投资理财的本金。有关理财收益，陈某丁生前多次向陈某乙以及魏某的银行账户转款，陈某乙称其已收到陈某丁转款的53.58万元为纯收益。吴某、陈某甲不予认可。因陈某乙对具体每一笔投资理财的收益、收益率、投资期间等未提供证据证实，且据其陈述，另有部分收益送给陈某丁买兰花和用于其他开支。鉴于上述情形，参照陈某丁生前投资理财的收益率以及出借款所约定的利率，结合同期商业银行推出的理财收益比例，兼顾陈某丁收款到投资理财还存在时间差等因素，酌定陈某乙委托陈某丁投资理财的年化收益率按5%计算。有关计算时间，因陈某丁去世，委托合同终止，相关理财收益从转款之日起分别计算至陈某丁去世前一日止。理财收益如下表：            序号              投资时间              金 额      （元）              截止时间              年 化      收益率              收益金额      （元）                  1              2015.2.15              10万              2019.4.15              5%              20808.24                  2              2016.3.30              20万              2019.4.15              5%              30438.37                  3              2016.3.31              20万              2019.4.15              5%              30410.97                  4              2016.4.1              20万              2019.4.15              5%              30383.57                  5              2016.4.2              20万              2019.4.15              5%              30356.17                  6              2016.4.3              20万              2019.4.15              5%              30328.78                  7              2016.4.5              20万              2019.4.15              5%              30273.98                  8              2017.9.6              0.6万              2019.4.15              5%              481.92                  9              2017.5.26              5万              2019.4.15              5%              4719.17                  10              2017.5.27              3万              2019.4.15              5%              2827.39                  11              2018.6.25              25万              2019.4.15              5%              10068.43                  12              2015.5.6              206万              2019.4.15              5%              406073.81                  合计收益金额（元）              627170.80      如上表所示，按照5%的年收益率计算，陈某乙委托陈某丁理财的收益金额合计627170.80元，其自认已收取的收益未超过上表所示收益金额，陈某乙有关其已收到陈某丁的理财收益为纯收益的主张，属情理之中，予以采信。陈某丁去世后，委托合同终止，陈某乙要求继续按陈某丁生前投资率计算收益的诉请，于法无据，法院酌定按同期同档银行贷款利率计算利息损失。陈某乙还主张，另有5.40万元系理财收益转为本金，吴某、陈某甲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如按5%的年收益率计算，陈某乙应收收益金额虽超出已收收益金额，但据陈某乙自认，还有部分收益送给陈某丁买兰花和人情往来开支等，具体金额的多少，陈某乙未举证证实，故对陈某乙的上述主张，难以采信。有关陈某乙要求吴某返还所谓代垫陈某丁10万元医疗费的诉请，因吴某未予认可，且据陈某乙主张，其系转款及现金交给吴某本人，与本案非同一法律关系，法院不予理涉。相关当事人可另行通过合法途径主张权利。吴某辩称，陈某乙主张投资理财的资金不是其本人的，其无权主张。一审法院认为，陈某乙将自己银行账户内资金转付给陈某丁，通常应理解为系陈某乙对自有资金的处分。另如上所述，陈某乙于2015年5月6日转付给陈某丁的206万元，应为陈某乙及其女童某名下房屋的出卖转让款，此节事实也得到魏某、陈某丙的认可。至于陈某乙受让房屋源于赠与抑或买卖，系陈某乙与魏某、陈某丙之间的内部关系，不影响陈某乙对房屋出卖款所享有的权利。吴某另称，陈某乙在陈某丁生前向陈某丁还款25万元，由此说明陈某丁不欠陈某乙理财款。一审法院认为，2018年6月25日陈某丁与陈某乙的微信聊天记录表明，陈某丁虽要陈某乙汇钱，但据完整的聊天记录反映，陈某乙在当日还有“我一辈子总会还上爸妈的钱”等内容表述，所以由此不能推定上述25万元系陈某乙的还款。至于该25万元中有无转自陈某乙父母的款项，如上所述，也非本案审理范围。综上所述，陈某乙委托陈某丁理财，双方形成委托合同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四条规定：“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陈某丁去世后，委托合同终止，转交财产的义务成为陈某丁生前债务。吴某、陈某甲、陈某丙、魏某作为陈某丁的法定继承人应当在继承其遗产范围内承担陈某丁生前债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四条、第四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第三十三条规定，判决：一、吴某、陈某甲、魏某、陈某丙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内在继承陈某丁遗产范围内给付陈某乙投资理财的本金369.60万元及利息（利息以369.60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4月16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陈某乙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750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42500元，由陈某乙负担4500元，吴某、陈某甲共同负担19000元，陈某丙、魏某共同负担19000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提交以下证据：1.2019年4月9日吴某与陈某丁的聊天录音，证明陈某丁去世前和父母及陈某乙在钱款处理上存在矛盾。陈某乙打给陈某丁一共是326万，该款并非陈某乙所有，而是出售陈某丙、魏某原有房屋后取得的售房款，陈某丙及魏某对款项进行分配，其中120万是陈某丁的，86万是父母的，120万是陈某乙的。陈某丁取得的120万元指定给陈某甲。2.微信聊天记录、微信红包记录及陈某甲被中国人民警察大学录取的通知书，证明2017年9月6日陈某乙支付给陈某丁的0.6万元并非委托理财款，而系陈某甲上大学的赠礼。3.陈某丁手机中与陈某乙的聊天记录，证明售房款属于父母、陈某乙及陈某丁共有，其中2015年5月6日的206万元系父母和陈某丁所有，陈某乙仅对2016年3月30日至4月5日的汇款120万元享有所有权；2017年5月26日和27日陈某乙向陈某丁汇款8万元并非投资理财，也非陈某乙所有。2017年8月19日陈某丁转给陈某乙的转账6万元（一笔5万元、一笔1万元）及2017年8月20日转账1万元并非理财收益，而系购买墓地的款项，故一审酌定的理财收益率不当。陈某乙质证认为，录音证据不属于新证据，吴某在一审中故意隐匿该证据，不应被采信。该录音也反映了售房款均在陈某丁处理财。关于0.6万元的性质，因为时间较长，可能系因陈某甲上大学，但是理财本金应为375万元。房屋登记在陈某乙名下，款项应为陈某乙所有，理财收益是用于父母养老的考量，购买墓地的款项系陈某丁手上有回息，就先拿出来，陈某乙当时手上确实没有钱。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陈某乙的质证意见，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根据聊天记录、录取通知书及汇款时间、汇款数额，0.6万元款项应为对陈某甲入学的赠礼，而非委托理财款。关于2017年8月19日陈某丁转给陈某乙的转账6万元（一笔5万元、一笔1万元）及2017年8月20日转账1万元，根据微信聊天记录，确系双方商谈购买墓地事宜后汇出，但该款系陈某丁自行负担还是理财收益中支出，双方未有明确表示。关于委托理财款中是否有120万元系陈某丁所有，本院将在下文结合争议焦点一并认定。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根据上诉人在二审中提交的陈某丁与陈某乙于2017年5月18日晚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陈某丁曾向陈某乙发送以下信息：350万继续存，其中200万是7的利息；100万是7.8的利息，50万待存。给妈8万，你6万，剩下378316元我留下了。本院认为，本案双方的争议焦点为：1.案涉委托理财款本金数额应当如何确认；2.理财收益率应当如何确认；3.案涉款项是否应当支付利息。关于争议焦点1，关于委托理财款的本金数额，一审法院根据汇款记录认定为369.6万元。经查，其中2017年9月6日陈某乙支付给陈某丁的0.6万元应系陈某甲上大学的赠礼，不属于委托理财款。但根据陈某丁生前与陈某乙的微信聊天记录可见，至2017年5月18日陈某丁处有委托理财款350万元，而此后陈某乙又于2017年5月26日转款5万元、5月27日转款3万元，2018年6月25日转款25万元。双方关于上述款项是否属于理财款有争议，根据陈某丁与陈某乙2018年6月25日当天的微信聊天记录，该款虽系陈某丁要求陈某乙汇款，但根据当事人提交的聊天记录，不能完全反映陈某丁要求陈某乙汇款的原因。上诉人主张该款项系偿还陈某丁或父母款项，但魏某夫妇未予确认，亦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该款转入陈某丁账户后次日陈某丁申购了10万元理财产品。在双方存在委托理财关系的情况下，上诉人不能证明如此大额款项的性质，一审法院认定该款系委托理财款并无不当。故即便前两笔共计8万元的转款不计入理财款项，理财款数额已达到375万元。鉴于陈某乙未提起上诉，故对一审认定的委托理财款数额不再调整。上诉人主张委托理财款中有120万元系分配给陈某丁所有，其提交了录音证据及微信聊天记录予以佐证。微信聊天记录中陈某丁曾经表示“给妈8万，你6万，剩下378316元我留下了”，但其中陈某丁自留部分数额明显大于给陈某乙、魏某的数额，不足以认定系陈某丁享有120万元款项的收益。录音中陈某丁陈述大意为：当时魏某同意分给其120万元，陈某丙就稳妥一点，怕其和吴某花钱大手大脚，等陈某甲结婚把钱给其买房子。因案涉款项大部分来源于售房款，而出售房屋并非陈某丁所有，故上诉人主张其中120万元为陈某丁所有，实际主张该120万元系陈某丁受赠所得。赠与应当有赠与人明确的意思表示，而录音仅系吴某与陈某丁的对话，没有赠与人参与其中；且陈某丁的陈述中也可看出陈某丙没有明确表示该款已经赠与陈某丁。故根据上述证据，尚不能认定陈某丁生前已经受赠取得其中120万元款项。因本案争议源于陈某乙与陈某丁之间的委托理财关系，理财款由陈某乙账户汇出，陈某乙作为委托人在委托合同因受托人去世终止时可以要求返还相关款项。至于陈某乙与魏某夫妇之间就上述款项所有权归属有无约定、如何约定均非本案审查范畴，且魏某亦系本案当事人，其对陈某乙主张权利并未提出异议。关于争议焦点2，上诉人主张一审认定的理财收益中7万元系购买墓地款项，另有2018年11月25日及2019年陈某丁打给陈某乙和魏某的款项可能与理财无关，故一审认定收益率为5%错误。但根据陈某丁发送给陈某乙的微信聊天记录，陈某丁已经确认“200万是7的利息；100万是7.8的利息，50万待存”，因现无明确证据证明另外50万的收益率，故参照另外两笔款项的收益率并结合同期商业银行推出的理财收益比例等因素，一审法院酌定陈某乙委托陈某丁投资理财的年化收益率按5%计算，并未损害上诉人利益。关于争议焦点3，因受托人死亡等原因致使委托合同终止的，受托人的继承人、遗产管理人、法定代理人或者清算人应当及时通知委托人。因委托合同终止将损害委托人利益的，在委托人作出善后处理之前，受托人的继承人、遗产管理人、法定代理人或者清算人应当采取必要措施。现上诉人对于委托理财关系不予认可，以致纠纷产生，委托款项无法及时返还，陈某乙作为委托人利益受有损害。一审法院参照贷款利率计算利息，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吴某、陈某甲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基于陈某丙在吴某、陈某甲提起上诉期间去世，本院对一审判决予以变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2019）苏0602民初358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驳回陈某乙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变更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2019）苏0602民初358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吴某、陈某甲、魏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内在继承陈某丁遗产范围内给付陈某乙投资理财的本金369.60万元及利息（利息以369.60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4月16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750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42500元，由陈某乙负担4500元，吴某、陈某甲共同负担19000元，魏某共同负担19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7500元，由吴某、陈某甲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曹 璐审判员 陆海滨审判员 高 雁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二日书记员 张佳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