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最高法民申7092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中远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顺航路12号10幢617室。 法定代表人:王颖，该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贺钰婧，该公司员工。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行，住所地江苏省南通市青年西路19号。 负责人:陆鸿，该分行行长。 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中远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住所地上海市虹口区岳州路58号9A室。 负责人:王剑峰，该公司总经理。 一审第三人：南通通逸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央路25号308室。 法定代表人：黄振杨，该公司董事长。 再审申请人中远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远公司）因与被申请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行（以下简称中行南通分行）、一审被告及二审上诉人中远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远上海分公司）、一审第三人南通通逸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逸公司）保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苏民终6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中远公司申请再审称，原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案涉7619吨高线的质权，已因中行南通分行出具《放货通知书》而消灭，同时也解除了中远上海分公司相应的监管责任，故中行南通分行无权就此向中远公司索赔。一、原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一）中行南通分行于2012年3月16日出具《放货通知书》并派员现场送达给中远上海分公司，其已当庭自认该事实，中远上海分公司持有该文件扫描件亦印证了该原件已送达事实。根据中行南通分行、通逸公司和中远上海分公司三方于2012年2月24日订立的《动产质押监管协议》第三条第4款的约定，《放货通知书》已于送达时发生法律效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七条之规定，债权人放弃担保物权，担保物权消灭。（二）《放货通知书》原件是否被中行南通分行取回的事实认定应适用民事证据规则。中行南通分行主张将原件收回应提供而未提供相应证据加以证明，法院应不予采信其主张。（三）中行南通分行关于将《放货通知书》原件收回的主张不足以“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案涉质物监管业务为动态质押模式，中行南通分行不可能收回《放货通知书》原件。如发生新的借款，依照《动产质押监管协议》第二条第6款的约定，中行南通分行的做法应是通知出质人补充质押，和通逸公司共同出具出质通知书送达给中远上海分公司，中远上海分公司收到出质通知书后核验质物并另行出具《收到质物通知书》，质物完成转移占有；依照《动产质押监管协议》第五条第3款的约定，中行南通分行签发的《放货通知书》是通逸公司办理提货及质物出仓的唯一有效凭证。中行南通分行在庭审中自认通逸公司确实偿还了部分借款，故相应地释放部分高线的质押符合常理，为此，其在2012年3月16日送达《放货通知书》原件给中远上海分公司。时隔三日后的3月19日，中行南通分行才发现“换货的新仓单出不来”，这种情况下中行南通分行应当依约进行操作，如此才能重新设定质权并开始新的监管期间。（四）原审判决的认定系对《动产质押监管协议》的误读。中远上海分公司并没有“保证质物的最低价值始终不得低于7080.36万元”的绝对义务。监管方并不能消除质物市场价格的波动，不能强制出质人补充质物。2012年3月16日《放货通知书》记载“本次提货后，质物的最低价值为3880.36万元，或者最低数量为9239吨，并构成对融资协议项下质押担保的质物的变更”，中远上海分公司基于此当然可以豁免相应的监管义务。（五）原审判决认为“中远上海分公司主张收到《放货通知书》立即发生解除监管效力的问题，与其之后四次确认通逸公司库存高线为16858吨矛盾”也是错误的。中行南通分行与中远上海分公司出具的四份《核库报告书》，与本案无实质关联，该核库行为只是中远上海分公司为方便中行南通分行查验通逸公司当时可供补充质押货物等工作所提供的协助性服务，不具有证明合同履行事实的效力。二、本案应贯彻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通逸公司实际上并未向中远上海分公司支付任何监管费，故案涉协议实际是无偿的。在中远公司无任何收益的情况下，本案不应认定其对中行南通分行承担如此重大的赔偿责任，双方权利义务严重失衡。三、中行南通分行“基于中远上海分公司违约产生的损失”并未实际发生，原审判决中远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缺乏请求权基础。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通中商初字第00059号案件仍在执行阶段并未结案，本案中即使中远公司应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也应与该案进行合并审理。在主债权执行案件仍未结案，中行南通分行“实际损失”尚未形成和确定的情况下，就出现执行法院责令中远公司履行补充赔偿义务，系原审判决存在上述严重程序错误导致的。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的规定申请再审。 中行南通分行、中远上海分公司、通逸公司未提交书面意见。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再审审查主要涉及中远公司应否为案涉质押物7619吨高线钢材灭失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 中远公司主张7619吨高线的质权已因中行南通分行出具《放货通知书》而消灭，同时解除了中远上海分公司相应的监管责任，故原审判决认定7619吨高线灭失的责任在于中远上海分公司未按约履行监管义务所致，缺乏证据证明。根据原审已查明的事实，案涉监管协议中关于放货条件的约定，中远上海分公司必须持有《放货通知书》的原件。现中远上海分公司仅提供《放货通知书》扫描件，未持有原件，亦不能说明未能提供原件的合理事由。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证据，应当提供原件或者原物，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印件、复制品，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中远公司主张以《放货通知书》扫描件认定中行南通分行向中远上海分公司通知放货，既有违本案当事人之间的约定，亦不符合法律规定。而据中行南通分行原审陈述，通逸公司偿还部分借款后，中行南通分行确曾于2012年3月16日出具《放货通知书》，因不符合放货条件已将原件收回。中行南通分行对于其未曾同意7619吨高线放货作出了合理解释，也与中远上海分公司的举证相符，原审法院结合双方举证质证情况予以采信并无不当。况且在该《放货通知书》之后形成的四份中行南通分行核库人员与中远上海分公司监管人员均签字确认的《核库报告书》中，均记载高线总量仍然为16858吨，价值7080.36万元，进一步说明2012年3月19日并未实际放货，否则难以解释中远上海分公司在接受指令放货7619吨高线后仍作出确认库存高线总量仍为16858吨的事实。中远公司认为该核库行为仅系中远上海分公司提供的协助性服务，不具有证明合同履行事实的效力，与案涉事实不符亦有违监管义务。因中远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事实，故应承担不利后果，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并不缺乏证据证明，其该项再审申请事由不能成立。 中远上海分公司与中行南通分行、通逸公司三方签订的《动产质押监管协议》对于各方权利义务作出明确约定，各方均应依约履行。协议中明确约定质物的监管费、仓储费、运杂费、装卸费、检验费、印花税等因监管产生的相关费用由通逸公司承担，中远上海分公司按月支取实际发生的监管费用，通逸公司如未按约支付费用，中远上海分公司应立即书面通知中行南通分行和通逸公司，并有权对质押货物行使留置权，拒绝办理提货手续。据此可知，中远上海分公司可依约向通逸公司主张监管费用，亦可行使相应的权利。即使如其所述，中远上海分公司未如实收取监管费用，但其既未通知合同相对人，又未对货物行使留置权，属怠于行使自身权利，不能成为免除其所应承担赔偿责任的合理事由。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通中商初字第00059号民事判决已确认，通逸公司应向中行南通分行偿还本金64399495.86元及相应利息，通逸公司提供的质物16858吨高线，价值7080.36万元，现质物已全部灭失，中行南通分行可就质押物赔偿金享有优先受偿权，质押物赔偿金可另行主张。因中远上海分公司对质物未尽监管职责，导致案涉质物灭失，进而不能实现质权，故原审法院认为中远上海分公司应依照《动产质押监管协议》的约定和生效判决的认定赔偿中行南通分行的实际损失具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据此判令中远上海分公司对通逸公司不能履行债务的部分在质物价值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不足部分由中远公司赔偿，未超出实际损失范围，并无不当。中远公司主张中行南通分行“基于中远上海分公司违约产生的损失”并未实际发生及因无偿保管合同承担赔偿责任致使权利义务失衡的再审申请事由亦不能成立。 综上，中远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中远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张 颖 审判员 张爱珍 审判员 肖 峰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四日 法官助理徐晨 书记员王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