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津南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津0112民初1521号原告：张旭楠，男，1993年2月18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回民区。被告：贺金良，男，1990年9月26日出生，汉族，紫竹花园游泳馆职工，住北京市海淀区。原告张旭楠与被告贺金良劳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1月1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旭楠、被告贺金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旭楠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2018年10月1日至2018年11月13日底薪数额5729元,支付2018年10月6日至2018年11月13日个人业绩提成81246元,支付2018年10月6日至2018年11月13日组业绩提成16965元,以上款项共计103940元;2.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8年9月被告招聘原告到案外人天津爱运动健身俱乐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运动公司”）从事会籍组长工作,负责销售健身卡,工作地点为津南区双港镇人人乐超市三楼。原告于2018年11月13日被辞退,原告工作期间销售额为270980元，底薪每月应为4000元，个人业绩提成按30%计算，组业绩565630元，组提成为3%。被告及爱运动公司未向原告支付底薪、个人业绩提成、组提成共计103940元。后原告起诉案外人爱运动公司主张上述款项,津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津南区人民法院和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均认为原告与爱运动公司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驳回了原告的请求。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得知,爱运动公司与被告签订《爱运动销售合作协议书》,约定由被告自行负责健身房会籍招募、管理等事项,并约定在销售周期结束后由被告结算提成,同时提供证据证实已将合作期间的全部费用结算完毕且已支付给被告。此外,被告以证人身份出庭作证,自认原告由被告招聘,工作时受被告的管理。故原告认为就原告主张的上述款项,应由被告承担给付义务。故原告提起本案诉讼。贺金良辩称，被告与爱运动公司签订《爱运动销售合作协议书》。原告是被告招聘到爱运动公司从事会籍组长，被告担任会籍经理，2020年11月13日，原、被告一同被爱运动公司辞退。被告销售团队的职工工资均由爱运动公司财务人员发放。被告团队销售金额128万元左右，被告作为会籍经理，按2%提成，应得收入三万多元。原告所述金额大致无误，但应由爱运动公司发放，被告听说因为原告把他人的业绩放到自己身上，使得绩效的提点变高，因而爱运动公司没有给原告发放。被告的工资也是爱运动公司支付的，现已付清，但原告的工资并没有给过被告。故被告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9月8日，贺金良与案外人爱运动公司签订《爱运动销售合作协议书》，协议约定由爱运动公司提供会所内的场地、提供俱乐部会员相关资料、其他部门配合被告相关活动开展；被告负责针对俱乐部游泳馆开业前进行会员销售工作，并对会籍部进行相关培训指导负责会籍部的全部管理工作；爱运动公司根据被告在销售活动期限内的销售金额给予销售提成，爱运动公司在销售期限内支付贺金良工资，根据贺金良提供及相关要求支付；每月10号发上个月底薪，预售结束10天发放预售提成，协议有效期自2018年9月8日至2018年11月13日；贺金良需押总业绩的百分之八作为质保金，三个月后不产生因会籍团队为公司造成财产损失的情况下，公司将尾款支付给贺金良；提成方案（会籍顾问……27-30万元30%……，会籍组长……50万-70万3%……无责任底薪4000元，会籍经理150万以下2%……）。同日，被告与爱运动公司还签订了《商业秘密保护协议》，协议约定其为劳动合同的附件，并进行了相关保密内容的约定。2018年9月8日至2018年11月13日，原告经被告招聘从事爱运动公司会籍销售工作任会籍组长，被告向原告发送了提成计算办法，原告认可，原告工作期间接受被告管理。2018年10月10日，原告收到来自爱运动公司工作人员李丽雅的银行账户转账底薪3077元。2018年11月25日，原告向天津市津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要求爱运动公司向其支付2018年10月1日至2018年11月13日底薪数额5729元、2018年10月6日至2018年11月13日个人业绩提成81246元、2018年10月6日至2018年11月13日组业绩提成16965元。2019年1月8日，原告以双方达成庭下和解为由，自愿撤回了仲裁申请。2019年1月29日，原告向天津市津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再次提出如上请求。2019年3月21日，该仲裁委员会做出了津南劳人仲裁字[2019]第126号仲裁裁决书，裁决驳回原告的全部请求。原告对该裁决书不服，于2019年3月25日诉至本院。2019年4月3日，被告与爱运动公司签订了结算协议，约定双方于2018年9月8日签订的合同截止至2018年11月13日所有结算事宜已经处理完毕，双方不再有其他争议，同日，爱运动公司员工向贺金良支付25500元。该案审理中，爱运动公司称向张旭楠代发过第一个月底薪，不清楚之后贺金良与张旭楠如何结算工资，爱运动公司与贺金良间的结算已经结束，如张旭楠有争议可以找贺金良。本院作出（2019）津0112民初3317号民事判决，认为原告主张与爱运动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没有充足的证据，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不服提起上诉。在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中，爱运动公司称爱运动公司找贺金良做了2个月的销售预售活动，活动结束已按照约定的结算方式结清款项，张旭楠的工资、个人提成、组提成应找贺金良要，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津02民终5967号民事判决，认定贺金良与爱运动公司系销售合作关系，而张旭楠系由贺金良招聘、由贺金良负责管理、爱运动公司代发工资，因此，张旭楠与爱运动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认为，根据生效判决查明认定的事实以及原、被告的陈述，可以认定张旭楠系由贺金良招聘、由贺金良负责管理的事实，爱运动公司虽曾支付过原告一次底薪，但系代贺金良向原告支付工资，不能由此认定爱运动公司有义务向张旭楠支付工资、提成。根据贺金良与爱运动公司签订的《爱运动销售合作协议书》约定的“贺金良需押总业绩的百分之八作为质保金，三个月后不产生因会籍团队为公司造成财产损失的情况下，公司将尾款支付给贺金良”，并结合贺金良自认其只按会籍经理提成方案获得团队销售额的2%提成，可推知爱运动公司应当与贺金良结算整个销售团队的工资、提成，并将贺金良销售团队的工资、提成发放给贺金良。故张旭楠与贺金良之间形成了劳务合同关系。现张旭楠完成了销售任务，贺金良应当向张旭楠支付劳动报酬。被告提出原告可能存在将他人业绩计入自己业绩的情况，原告否认，对此被告作为销售团队的管理人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底薪5729元、个人业绩提成81246元、组业绩提成16965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判决如下：被告贺金良于本判决书生效后七日内支付原告张旭楠底薪5729元、个人业绩提成81246元、组业绩提成16965元共计103940元。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758元，减半收取计2379元，由被告贺金良负担。被告贺金良于本判决书生效后七日内向本院交纳案件受理费2379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国艳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张晟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