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2民终9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邓小红，女，1984年11月2日出生，瑶族，住广东省始兴县*********。上诉人（原审原告）：陈裕豪，男，2011年8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始兴县**********。法定代理人：邓小红，系陈裕豪的母亲。上诉人（原审原告）：邓栢亮，男，2013年7月29日出生，瑶族，住广东省始兴县**********。法定代理人：邓小红，系邓栢亮的母亲。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彦杰，广东一粤（始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邓国运，男，1966年3月2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始兴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曾欠坤，女，1965年3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始兴县××××××××××××。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邓伟，男，1992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始兴县××××××××××××。系邓国运的儿子。上诉人邓小红、陈裕豪、邓栢亮因与被上诉人邓国运、曾欠坤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始兴县人民法院（2020）粤0222民初4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邓小红、陈裕豪、邓栢亮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彦杰及邓小红、被上诉人邓国运、曾欠坤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邓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邓小红、陈裕豪、邓栢亮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邓国运、曾欠坤归还邓小红、陈裕豪、邓栢亮本金90000元及利息(从2018年7月5日按月息1分计息到还款日止)。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邓国运、曾欠坤承担。事实与理由：本案立案的案由是民间借贷纠纷，根据查明的事实“原、被告双方系因车辆转让产生的纠纷，故本案的案由应当是合同纠纷。根据原、被告双方诉辩的内容，本案争议的焦点是邓国运、曾欠坤是否应当支付邓小红车辆转让款90000。双方当事人对协议约定的邓国运应当支付的车辆转让款525000元无异议，邓国运出具的《车辆转接及还款协议书》以及陈伦雄出具的结算单均记载邓国运总共应当支付的车辆转让款为525000元。根据邓国运提交的《收据》，其已支付470000元，结合陈伦雄所出具的结算单，邓国运应当支付的转让款为470000元，该还款与陈伦雄出具的结算单所列的应付款数额是一致的。陈伦雄出具的结算单注明了‘……扣除之前预收55000元，邓国运应补陈伦雄470000元’，据此可以看出此前邓国运已另行支付了55000元，若邓国运再支付90000元，加上此前结算单470000元，显然是明显超过邓国运以及陈伦雄确认的车辆转让款525000元。故本案中，邓国运已经按照协议履行了支付525000元车辆转让款，邓小红等诉请邓国运、曾欠坤支付90000元车辆转让款，虽然邓国运出具了《欠条》，但是从查明的事实分析，邓国运已经按照约定的转让价格予以支付，故邓小红等的诉请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判决驳回原告邓小红、陈裕豪、邓栢亮的诉讼请求”。邓小红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其判决应依法予以撤销，并予以改判，理由如下：一、一审法院认定“陈伦雄出具的结算单”作为本案的定案证据，认定事实错误。本案涉及两份内容差不多关键证据，一份是所谓的“陈伦雄出具的结算单”(以下简称结算证明)，一份是由邓国运亲笔所写并有其署名和手印的《车辆转接及还款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的内容为：粤B×××××车共分四股，邓国运一股，陈伦雄两股，陈伦伟一股。截止至2015年9月18日应收余款180000元，车折价520000元，合计699980元。即每股175000元，经协议车辆由邓国运接手，陈伦雄、陈伦伟三股合计525000元。车辆接手后邓国运在2015年10月底还235000元，剩余290000元在2017年3月30日还清。利息从2015年10月1日算起，利息按照年息1分算。而《结算证明》内容为：“粤B×××××车共分四股，陈伦雄占二股、陈伦伟一股、邓国运占一股，截止2015年9月17日结算应收余款180000元，车折价520000元，合计700000元即每股175000元。现邓国运接手全股车，陈伦雄、陈伦伟三股价值525000元，扣除之前预收55000元，邓国运应补陈伦雄、陈伦伟470000元。两份证据的差异如下：1.从书证的形式来看，《协议书》有邓国运本人的签名和捺印和形成时间，而《结算证明》则没有邓国运本人的签名和捺印，也没有具体的落款时间。2.《协议书》约定截止至2015年9月18日应收余款180000元，而《结算证明》记载截止2015年9月17日结算应收余款180000元，即《结算证明》的形成时间早于《协议书》的形成时间。3.《协议书》约定车辆折价款为699980元，而《结算证明》记载的车辆折价款为700000元。4.《协议书》约定了明确的还款时间为：车辆接手后邓国运在2015年10月底还235000元，剩余290000元在2017年3月30日还清。而《结算证明》并未记载明确的还款时间。5.《协议书》约定了明确的还款利息为年息一分，而《结算证明》并未记载利息。6.从《结算证明》尾部还残留有一个括号的这一情况来看，说明该结算尚属草稿，而非正式形成的文件。7.《协议书》的形成时间为2015年9月20日，而从邓国运在一审陈述的“《结算证明》是在2015年9月十几号形成”，说明《结算证明》的形成时间在前，而协议的时间在后。8.《协议书》并未提及之前有预付55000元的事实，而《结算证明》则载明“扣除之前预收55000元”。从两份证据所对比出的差异来看，《结算证明》仅为草稿，没有任何人签名确认，且形成时间在《协议书》之前，也没有约定还款时间、利息。但是，《协议书》则为邓国运本人签名的正式文件，且形成时间在后，内容约定明确具体。因此，在两份证据发生冲突的时候，应以形成时间在后，且有当事人签名确认的证据为准，而非以草稿为准。本案中的《协议书》实际上就是一份欠条，自欠款方签名确认之日起生效。而《结算证明》，没有任何一方签名，因此不发生任何法律效力。而且，即使《结算证明》有效，但是，《协议书》的形成时间在后，《协议书》约定也覆盖了前面的《结算证明》的效力，因此，应以《协议书》约定作为本案的定案证据。试想，如果邓国运真的如《结算证明》中所写已经支付了55000元，那么在之后的协议书里必然要载明扣除已预付的55000元。但是，在邓国运亲笔所写的协议书里其写的依然是尚欠车辆转让款525000元，这也可以反证邓国运并未支付55000元。综上所述，一审法官以《结算证明》来证明邓国运已经支付55000元认定事实明显错误。本案中，由邓国运亲笔所定的《协议书》才是双方最终结算确认的事实。二、邓国运并无客观证据证明“其已向邓小红及近亲属支付了55000元预付款”的主张。邓国运每还一笔钱给邓小红，邓小红都会出具相应的收据给邓国运。一审庭过程中，邓国运也将其还每一笔款的收据出示给了法庭。但是，偏偏这55000元邓国运却提供不出任何收据予以证实。邓国运在庭审中一下说把钱给了邓小红大哥，一下说给了陈伦雄，但截止到今天为止，邓国运都提供不出任何证据证明已支付了55000元预付款的事实。然而，一审法官却仅凭一张没有签名和没有日期的一张草稿，便认定邓国运支付了55000元，明显违背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司法裁判原则。其次，一审法院以《结算证明》的记载来认定邓国运已支付了55000元的事实，其论证犯了“以结论推结论”的逻辑错误。邓国运以《结算证明》中记载了有“扣除之前预收55000元”提出自己已经预付了55000主张，但《结算证明》中记载内容仅是一个结论，而非客观证据，且该结论目前并无定论。如邓国运认为该结论成立，应当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而并非只用该结论来证明其已经付款的事实。三、邓小红的主张既有客观证据证实，也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根据《协议书》中约定了利息的计算方法，利息是从2015年10月1日起计算，按年息1分算。邓国运写下协议后，并未按协议约定的时间按期支付款项。截止到2017年10月份，邓国运大概还欠本息173000元，后2017年12月1日，邓国运又还了80000元，173000元减去80000元，还欠93000元，所以2018年7月5日，邓国运写了一份欠款90000元的欠条交邓小红收执。现在邓小红近亲属陈伦雄因病去世，留下邓小红孤儿寡母，但邓国运却说因为信任邓小红才写的欠条，这种说法明显是在说谎。邓国运是一个成年人，且是一个商人，生活经验丰富，也知道出具欠条的法律后果，怎么可能仅基于信任就出具欠条。由此可见，一审法院的判决结果，既不符合证据规则，也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四、一审法院程序违法。一审法院是2020年4月27日立案，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邓小红是2020年10月31日才领到一审判决书。期间，邓国运申请了司法鉴定，但是，邓小红对邓国运申请司法鉴定事情竟然完全不知情。直到2020年8月28日，邓小红收到法院的电话让其去领鉴定结果才知道邓国运申请了司法鉴定。邓小红作为诉讼主体，对于诉讼活动中的鉴定事项，邓小红在程序上有知情权和参与权。但是，一审法院却在不告知邓小红的情况下委托司法鉴定，程序上明显违法。综上所述，邓小红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支持邓小红、陈裕豪、邓栢亮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邓国运、曾欠坤答辩称：一、原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邓国运已足额支付购车款525000元，无需要再向邓小红支付任何款项。一审中邓国运提交了《收条》、《结算清单》等证据，足以证明邓国运已足额支付涉案的购车款525000元。截止至2017年10月，邓国运实际拖欠80000元本金，以及10000余元利息，故邓小红的丈夫陈伦雄病故前告知邓小红：“邓国运还尚欠九万余元”。陈伦雄的陈述导致了邓小红误以为90000余元全是本金。但是，根据邓国运提供的《收条》、《结算清单》相加，在2017年10月，邓国运已偿还445000元本金，尚欠80000元本金未还，而并非90000元本金未偿还。而起诉书中所称：2017年12月之后，邓国运一直未偿还任何本金及利息，之前由于双方为亲戚关系，邓国运没严格保管好《收条》，导致一张时间为2017年12月1日偿还80000元的收条一直找不到，之前在清算中也未加上这80000元的偿还款，在一审开庭前两天，邓国运才在老家（期间搬家了一次）翻找出来该收条（一审中，邓小红也承认双方当时确实没找到该80000元的收条，也认可了该收条），并在一审中提供了给法院。于是在上诉状中，邓小红推翻自己起诉书中所称2017年10月，邓国运尚欠90000余元的事实，更改欠款金额为173000元的行为，明显是因为邓国运翻找出了这张在2017年12月之后偿还80000元的收条，其为了掩盖事实，在事实的金额上加了80000元上去，更改为173000元，这是明显的说谎行为。二、《结算证明》经司法机构鉴定由邓小红丈夫陈伦雄亲笔所写，该证明并非邓小红所称的“草稿”，而应当认定为陈伦雄已收取55000元的“收款凭证”。《结算证明》中明确写到注明了“……扣除之前预收5.5万元，邓国运应补陈伦雄47万元”，据此可以看出邓国运在转让之前已预付了55000元给陈伦雄，并且事实上邓国运也的确以现金支付的方式预付了55000元购车款，该《结算证明》应当认定为是“收款凭证”。根据一般生活常理，如果未发生邓国运预付55000元的事实，陈伦雄作为一个年轻有文化，且长年经商的商人在《结算清单》中怎么可能亲笔写出这句话，承认这个事实，并且将《结算清单》交予邓国运保管。因邓国运缺乏法律意识，且双方为亲戚关系，所以在这张结算清单出具后，邓国运并未要求对方署名。从后面的邓国运出具的《车辆转接及还款协议书》中也可以看出，在邓国运出具的《车辆转接及还款协议书》中，邓国运也并未要求对方签名，只是单方的签署了姓名，对方陈伦雄也未署名，这在严格公正的法律面前，如果事后对方不认可该《车辆转接及还款协议书》，邓国运是要败诉的一种行为。以此看出，邓国运未要求对方在《结算清单》中签名这是一种极具缺乏法律意识以及信任对方的行为，还望法官能体谅邓国运没文化，缺乏法律意识，并查清事实，秉持公道。三、邓国运出具的《车辆转接及还款协议书》中，对方也未在上面签名。该协议只是单纯的记录了车辆转接的过程，车款总价、以及偿还车款期限。里面所写的金额是表达转接车辆总共需要偿还的金额，并不是代表在当时出具协议时所欠金额。里面其中内容邓国运到2015年10月底还235000元，只是一种还款期限的表达，并不是欠款金额的表达。四、邓国运出具的90000元欠条，并不是真实的借贷，也无资金往来，就是车辆转接款由来。当时邓小红要求邓国运出具该欠条，邓国运提出，所欠金额没有那么多，邓小红反复强调：“所欠金额是9.3万元，这是我丈夫生前所计算好的金额，大家亲戚，就还9万元整数”。于是双方在没有拿出《结算清单》《收条》清算，且当时也一直遗失了一张2017年12月偿还的8万元收条的情况下，邓国运出具了该90000元的欠条。当时特意邀请了见证人邓星见证了整个过程，并且在一审中邓星也出具了书证还原了整个出具欠条的过程。邓星的身份是邓小红丈夫陈伦雄的表弟，之前在邓小红开的店铺中务工，同时也是邓国运的侄子，所以当时邀请了其去做见证人，在中间协调双方。五、关于《结算清单》的司法鉴定过程，在一审的庭审过程中，邓小红表示对邓国运提交的《结算清单》是否是其丈夫陈伦雄出具的持异议，邓国运当庭提出要求进行笔迹鉴定。庭审后，始兴县人民法院通知邓国运要求写书面申请笔迹鉴定的申请，并要求缴纳笔迹鉴定的费用，在邓国运提交申请、缴纳费用后，始兴县人民法院通过摇珠的方式随机选了一间具有鉴定资质的司法鉴定机构。通过鉴定，得出结论为该《结算清单》是由邓小红丈夫陈伦雄亲笔所写，并及时将鉴定结果通知了双方，双方都表示对鉴定结果无异议，并且做了笔录，签了名。六、关于利息，因双方为亲戚关系，且该车辆最后被人骗走，邓国运与对方也没签协议，导致出现重大经济损失造成邓国运经济上出现巨大困难。邓小红找到邓国运要求还款时，邓国运讲述了被骗情况，并且说现在确实没钱，如果能把车辆损失追回，邓国运才有偿还能力，邓小红也可以直接找对方与邓国运共同去追。所以当时邓小红提出只需要偿还本金，并且在出具欠条时将3000元尾款去掉。起诉书中，邓小红一审诉求也是追回90000元的本金，在一审庭审中也是一直强调本金，并未提及利息。在上诉书中，其在改变起诉书中的金额后，称是因计算利息，是明显说谎。综上所述，请求驳回邓小红的上诉。邓小红、陈裕豪、邓栢亮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邓国运、曾欠坤立即归还邓小红、陈裕豪、邓栢亮本金90000元；二、判令邓国运、曾欠坤立即归还邓小红、陈裕豪、邓栢亮90000元的利息（从2018年7月5日支付到还款日止）；三、判令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邓国运、曾欠坤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邓小红与陈伦雄原系夫妻关系，婚后生育两个儿子陈裕豪、邓栢亮，陈伦雄于2017年10月病故。陈伦雄与陈伦伟（已于2015年去世）、邓国运合伙出资购买价值约70万的车辆（粤B×××××），陈伦伟占一股，陈伦伟去世后将其股份给了陈伦雄。2015年9月20日邓国运出具一份《车辆转接及还款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粤B×××××车共分四股，邓国运一股，陈伦雄两股，陈伦伟一股。截止至2015年9月18日应收余款180000元，车折价52万元，合计699980元。即每股175000元，经协议车辆由邓国运接手，陈伦雄、陈伦伟三股合计525000元。车辆接手后邓国运在2015年10月底还235000元，剩余290000元在2017年3月30日还清。利息从2015年10月1日算起，利息按照年息1分算。”陈伦雄出具一份未署日期的《结算说明》，记载内容是“粤B×××××车共分四股，陈伦雄占二股，陈伦伟一股、邓国运占一股，截止2015年9月17日结算应收余款180000元，车折价520000元，合计700000元即每股17.5万。现邓国运接手全股车，陈伦雄、陈伦伟三股价值525000元，扣除之前预收55000元，邓国运应补陈伦雄、陈伦伟470000元”。邓国运在2015年10月9日支付给陈伦雄50000元，在2015年11月1日支付给陈伦雄20000元，在2016年2月5日支付给陈伦雄20000元，在2016年4月21日支付给陈伦雄20000元，在2016年10月21日支付给陈伦雄100000元，在2017年1月27日支付给陈伦雄70000元，在2017年8月29日支付给陈伦雄60000元，在2017年9月30日支付给邓小红50000元，在2017年12月1日支付给邓小红80000元，上述付款总计470000元。2018年7月5日邓国运向邓小红出具《欠条》一份，该欠条记载“今欠到邓小红买车款90000元，限2018年12月底还清，如超期还款按月息1分利计算”。在庭审过程中，邓小红对陈伦雄出具的结算清单笔迹持有异议，邓国运申请笔迹鉴定，经广东中一司法鉴定中心鉴定，结论结算清单中字迹“陈伦雄”系陈伦雄书写。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本案立案的案由是民间借贷纠纷，根据查明的事实，邓小红与邓国运、曾欠坤系因车辆转让产生的纠纷，故本案的案由应当是合同纠纷。根据邓小红、邓国运双方诉辩的内容，本案争议的焦点是邓国运、曾欠坤是否应当支付邓小红车辆转让款90000元。双方当事人对协议约定的邓国运应当支付的车辆转让款525000元无异议，邓国运出具的《车辆转接及还款协议书》以及陈伦雄出具的结算单均记载邓国运总共应当支付的车辆转让款为525000元。根据邓国运提交的《收据》，其已支付470000元，结合陈伦雄所出具的结算单，邓国运应当支付的转让款为470000元，该还款与陈伦雄出具的结算单所列的应付款数额是一致的。陈伦雄出具的结算单注明了“……扣除之前预收55000元，邓国运应补陈伦雄470000元”，据此可以看出此前邓国运已另行支付了55000元，若邓国运再支付90000元，加上此前结算单470000元，显然是明显超过邓国运以及陈伦雄确认的车辆转让款525000元。故本案中，邓国运已经按照协议履行了支付525000元车辆转让款，邓小红等诉请邓国运、曾欠坤支付90000元车辆转让款，虽然邓国运出具了《欠条》，但是从查明的事实分析，邓国运已经按照约定的转让价格予以支付，故邓小红等的诉请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经审理后作出判决：驳回邓小红、陈裕豪、邓栢亮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50元，减半收取计1025元，由邓小红、陈裕豪、邓栢亮负担。司法鉴定费3600元，由邓小红、陈裕豪、邓栢亮负担，此款已由邓国运预交，由邓小红、陈裕豪、邓栢亮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给邓国运。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结合各方当事人的上诉、答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是邓小红、陈裕豪、邓栢亮请求邓国运、曾欠坤偿还90000元及利息应否予以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协议约定的邓国运应当支付邓小红的车辆转让款525000元无异议，争议的是邓国运是否已经全部付清车辆转让款。邓国运主张其已经全部付清转让款525000元，其提供了陈伦雄生前书写的一份注明“扣除之前预收55000元，邓国运应补陈伦雄470000元”的结算书面材料及其已经偿还了470000元的收据证实其主张。邓小红对邓国运已经偿还470000元无异议，但认为尚有90000元转让款未付清，其提供了由邓国运于2015年9月20出具的《车辆转接及还款协议书》和2018年7月5日出具的90000元的《欠条》证实其主张。从双方提供的证据分析，虽然陈伦雄生前写下的结算过程中提及“扣除之前预付的55000元”，但是该结算材料仅是陈伦雄书写的结算过程，无双方的签名确认，且载明的日期为“截止2015年9月17日结算”；而邓国运出具的《车辆转接及还款协议书》形成时间在后，且有其本人签名捺印，并有见证人在场签名证实，内容约定明确具体，协议约定“车辆转接后邓国运到2015年10月底还235000元，剩余290000元到2017年3月30日还清”及计算利息，并未提及“预付55000元”的问题。而且邓国运是在支付470000元之后，再向邓小红出具90000元的欠条。综上，邓国运出具的《车辆转接及还款协议书》与欠条能形成证据链，证实尚有90000元未支付。邓国运认为该欠条是在未结算的情况下偏听邓小红个人陈述的情况下出具，对欠条不予认可。对此，本院认为，邓国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案涉转让款的支付问题应具有充分的判断认知能力，应当知道出具欠条的法律后果，且该欠条基于转让协议产生，有事实基础，无证据证实存在重大误解的情形，故应认定邓小红主张邓国运尚欠90000元转让款的主张成立。邓国运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反驳邓小红主张，其应当承担支付90000元欠款的责任。对于利息计算问题，欠条约定限邓国运于2018年12月底还清90000元，如超期还款按月息1分（即年利率12%）计算。因邓国运至今未支付该款，其应支付从2019年1月1日起以9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12%计算至清偿之日止的利息。邓小红请求从2018年7月5日开始计算利息，与欠条约定计息时间不符，不予采纳。对于邓小红请求曾欠坤承担共同偿还责任的问题，因本案是因合同而产生的转让款，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曾欠坤并非合同相对方，故邓小红该请求理据不足，不予采纳。综上所述，邓小红、陈裕豪、邓栢亮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予以支持，无理部分予以驳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始兴县人民法院（2020）粤0222民初490号民事判决；二、限邓国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向邓小红、陈裕豪、邓栢亮支付90000元和利息（利息从2019年1月1日起以9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12%计算至清偿之日止）。三、驳回邓小红、陈裕豪、邓栢亮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25元，由邓国运负担；邓小红、陈裕豪、邓栢亮已经预交一审案件受理费1025元，一审法院应退回1025元给邓小红、陈裕豪、邓栢亮；邓国运应于收到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向一审法院交纳案件受理费102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050元，由邓国运负担；邓小红、陈裕豪、邓栢亮已经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2050元，本院应退回2050元给邓小红、陈裕豪、邓栢亮；邓国运应于收到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向本院交纳案件受理费205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立新审判员  庄少山审判员  李飞洲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陈敖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