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沪0115民初94152号原告：湖北鼎泰恒胜科技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法定代表人：储涛，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欣雨，女。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黎，北京市中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赛默飞世尔科技(中国)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德堡路。法定代表人：TONYACCIARITO，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邵烨，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阮海豹，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湖北鼎泰恒胜科技设备有限公司与被告赛默飞世尔科技(中国)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2月1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进行了审理。原告湖北鼎泰恒胜科技设备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3572.9万元；2.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合理费用913,605元；3.判令被告在“仪器信息网”(https：//www.antpedia.com)、“分析测试百科网”(https：//www.instrument.com.cn)及微信公众号“Thermo_Fisher_CN”的显著位置连续30日刊登声明消除影响，并向原告赔礼道歉。事实和理由：原告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做被告产品市场，2011年起成为被告在湖北地区的总代理经销商，一直从事被告产品在湖北区域相关市场的开发、销售业务及售后服务等。被告是世界500强公司，2003年进入中国市场，与原告一直合作融洽。自2017年以来，被告不自主开发客户，而是利用身份优势、授权优势、内部价格优势、报备信息的内部规则、格式合同霸王条款及授权范围的随意改变等不公平、不平等、不诚信、违背商业道德等不正当手段侵蚀原告市场份额，剥夺原告的交易机会，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以下简称《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的规定，构成不正当竞争。其不正当竞争行为主要有以下五类：(1)被告自2017年开始，擅自修改或变更双方签署的《中国经销商协议》，单方对《授权证书》随时变换期限和授权内容，逐年侵蚀原告市场，违反了自愿、公平原则。(2)被告利用报备、审单的权利，窃取原告的客户信息，直接截留原告客户自行交易，将自己置于与原告的直接竞争关系中，并以不正当手段参与竞争，违反了公平、诚信原则和商业道德。(3)被告以授权优势操纵、扰乱市场交易。被告掌握着进口产品在招投标项目中必须出具制造商授权书以获得投标资质的权利，且根据招标规定，投标项目只能出具一份制造商授权书，被告不可能不知道此常识。但被告在同一项招标中，同时颁发制造商授权书给原告和第三人，原告投诉后，政府有关部门调查时，被告谎称给第三人的授权书是唯一的，又采取不合作态度拒绝回复书面意见，导致该项目因有两份制造商授权书被湖北省财政局废标。被告无视国际监管制度，造成市场混乱，违反了法律规定和商业道德。(4)被告利用原告的客户信息以内部价格优势直接交易或授权第三人交易，违反了公平、诚信原则和商业道德。(5)被告强制原告进行报备的交易先行进行库存，在被告抢单或纵容他人串货后，导致原告库存积压，违反了商业道德。企业开发、获取和跟踪、维护所形成的客户深度信息具有巨大的市场价值，是代理经销商的命脉。被告本应履行合约并在市场中采取主动避让原则，谨慎避免与原告开发、维护的客户直接交易，守信维护双方间的信赖关系是起码的商业道德和交易准则。原告致力于湖北区域市场开发多年，一个客户的开发、维护到交易完成周期要持续2-3年才可能最终赢得交易机会。原告是被告的代理经销商，在合同签署、商业模式、操作程序上没有选择余地，只能本着不放弃多年市场经营成果的想法一再隐忍，并一再强调原告已报备成功概率在80%以上的客户，希望被告给原告保留继续交易的机会，但被告一而再、再而三的违背市场竞争规则，突破公平、诚信原则与商业道德底线。原告因被告截单突然无法继续与长久维护的客户进行交易引发客户群中各种猜忌，导致原告商誉、信用受到损害。被告一方面利用合约获取合约利益，同时又利用合约条款窃取他人多年经营的市场成果为自己牟取非法利益，手段具有明显的不正当性，严重损害原告的利益，构成不正当竞争。此外，鼎泰(中国)有限公司作为原告的外贸合同履行企业，与原告具有相同的市场经营利益，与被告造成的损害后果具有直接关系，也应作为本案的共同原告。被告赛默飞世尔科技(中国)有限公司辩称：1.原、被告双方共签订四份经销协议，其中均约定了明确的仲裁条款，即因协议产生或与之有关的任何争议均应诉诸仲裁，本案纠纷明显属于系因协议产生或与协议有关的争议，应提交仲裁处理。原告指控的五项侵权行为均源于涉案四份协议下的具体合同条款。(1)关于第一项行为，所涉争议直接指向四份协议的有效期，原告的该项主张属于“因本协议产生的争议”。(2)关于第二项行为，原告所称的双方间报备、审单的权利义务关系源于涉案协议关于“定期报告”“信息沟通”“产品预测”“销售定期报告”条款的约定，故原告的该项主张属于“与本协议有关的争议”。(3)关于第三项行为，原、被告间因2018年湖北师大气质项目投标产生的争议均源于2018年协议及其对应的授权证书，该年度协议中“经销权的授予”及授权证书规定了原告包括该项目投标在内的经销权，原告的该项主张属于“与本协议有关的争议”。(4)关于第四项行为，所谓被告截留原告客户信息的主张源于涉案协议中“定期报告”“信息沟通”“产品预测”“销售定期报告”条款下的义务，被告能否绕过原告进行交易取决于对双方在涉案协议和授权证书相关条款下权利义务关系的认定，故原告的该项主张属于“与本协议有关的争议”。(5)关于第五项行为，原告主张的被告强制其先行库存导致库存积压的行为源于涉案协议中的库存义务条款，故原告的该项主张亦属于“与本协议有关的争议”。退一步讲，我国合同相关法律规定了平等、公平、诚实信用、遵纪守法、依合同履行义务、遵守附随义务及后合同义务等原则及约定不明时的补救规则，即便涉案协议对个别争议行为约定不明，也可通过法律规则明确双方权利义务。可见，原告的全部主张均可在涉案协议框架下获得救济，不能仅因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能够找到以上原则，就倒果为因地认定本案纠纷只能是不正当竞争纠纷。因此，原告需遵守涉案协议中的仲裁条款，将本案纠纷提交仲裁处理。2.本案纠纷属于可仲裁的纠纷，原告不得借由构建不正当竞争侵权之诉逃避双方对仲裁的程序约定。(1)《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以下简称《仲裁法》)第二条、第三条规定了可仲裁和不可仲裁的纠纷类型，而本案并不属于不可仲裁的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的历史沿革，非合同纠纷依旧可以提交仲裁，并未将不正当竞争纠纷排除在可仲裁纠纷之外，最高人民法院更是通过判例明确侵权纠纷亦可仲裁，原告关于不正当竞争纠纷具有不可仲裁性的意见不成立。(2)最高人民法院2005年在《第二次全国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发[2005]26号)中明确规定，涉外商事合同当事人签订的有效仲裁协议约定了因合同发生的或与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均应通过仲裁方式解决，原告就当事人在签订和履行合同过程中发生的纠纷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享有管辖权。最高人民法院还在相应判例中指出，在解释仲裁条款范围时，如侵权争议因违反合同义务而产生，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有竞合关系，即便原告选择以侵权为由提出诉讼，仍应受到合同仲裁条款的约束，不应允许当事人通过事后选择诉因而逃避仲裁条款的适用。3.原告关于本案纠纷超出仲裁条款可预见范围的意见也并不成立。从涉案仲裁条款的措辞来看，采取的是概括性约定仲裁事项的方式，约定了两方面条件，一是提交仲裁的争议为“任何争议”，即不限于合同争议；二是提交仲裁的争议必须因协议产生或者与该协议有关。因此，双方签订协议时已有明确的意思表示，即把因合同产生的任何争议提交仲裁，不存在预见不到的情形。此外，原告所谓非经法律明文规定，原告诉权不受任何限制的观点也缺乏法律基础。针对被告的以上意见，原告认为：1.本案并非合同纠纷，也非违约、侵权竞合的情形，而是纯粹的不正当竞争纠纷。合同引发的纠纷的实质是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纠纷，与本案性质完全不同。原告的诉请并非关于合同成立与否、是否有效或条款争议，而是被告在签约、履约时将格式合同作为一种手段实施的连续多年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是典型的侵权之诉。原告主张的五项侵权行为中，第一项行为是被告连续多年侵蚀原告市场，与合同有关，但并非合同相对方之间的关系；第二项行为是被告窃取交易机会，合同只是一种手段；第三项行为是被告扰乱市场、逃避监管，第四项行为是被告恶意竞价，与合同无关；第五项行为是前四项行为所产生的后果。即便被告侵权行为有双方协议的因素或被告签约、履约不诚信的因素，但只要扰乱市场竞争关系、损害其他经营者或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就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调整范围。《反不正当竞争法》具有公法性质，具有不可仲裁性。且被告占有全国市场的优势地位，国内经销商一般是敢怒不敢言，其违法行为并非一纸协议能够约束，也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能够规范。2.涉案仲裁协议中约定的仲裁事项超出了双方签约时可以合理预见的范围。被告认为仲裁事项包括因存在协议关系而双方之间的所有纠纷，但根据《仲裁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应当是双方对于仲裁事项范围及效力的清晰认识，而非事后由侵权方对自拟的格式合同的扩延解释。单方侵权行为引发的纠纷不可能在合同签署时即约定仲裁条款，原告根本无从预见被告逐渐疯狂的、连续的、多种形式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尤其是扰乱国家招投标市场，甚至无视国家行政监管的行为。因此，涉案协议约定的仲裁事项超出了双方签约时可以合理预见的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当事人概括约定仲裁事项为合同争议的，基于合同成立、效力、变更、转让、履行、违约责任、解释、解除等产生的纠纷都可以认定为仲裁事项。该条明确规定了概括约定仲裁事项的边界，并未涵盖或扩延至原告不可预见的被告单方的侵权行为。如果被告坚持认为本案应适用仲裁条款，说明双方对仲裁条款的仲裁事项存在争议，据此可认定仲裁事项约定不明确，而双方又未达成补充协议，故仲裁协议也应无效。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被告先后签订了四份《经销协议》或《中国经销商协议》，约定原告作为被告的经销商，在协议确定的指定区域经销被告的指定产品。四份协议的有效期分别为自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自2017年1月1日到2018年3月31日、自2018年1月1日到2019年3月31日、自2019年1月1日到2020年3月31日。四份协议均约定有仲裁条款，内容为“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均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通过协商未能解决，任何一方均可将争议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CIETAC)，按照该机构在仲裁申请当时有效的仲裁规则在中国上海进行仲裁。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对本协议双方均有约束力”。以上协议就经销商(即原告)义务约定了“定期报告”义务，即原告应按被告规定的格式和频度递交业务进展报告，包括销售业绩、业务进展、已取得或已完成的或者未取得或未完成的订单情况、库存情况等；“信息沟通”义务，即原告应及时告知被告任何有关指定产品的潜在销售项目及销售对象、询价，以及原告在经销指定产品过程中产生的困难或任何其他与指定产品相关的信息；“产品预测”义务，即原告应每季度向被告提供12个月滚动、不具约束力的产品预测，每季度预测应仅用于计划目的，但至少应反映相关期间的最低购买量；“销售定期报告”义务，即原告须在每月第5个工作日前递交上月的市场销售明细(包括销售日期、销售客户、产品编号、数量、销售价格所有信息)、当月及下两个月订货预测(需细化至每一产品编码、数量及潜在终端客户信息)、产品库存(需细化到每一产品编码和数量，已分配对应潜在客户品种及数量)，否则被告有权予以适当经济处罚。上述合同履行期间，双方未因合同的签订或履行提起过争端解决程序。2020年3月31日合同有效期截止后，双方未再续约。本院认为，《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因此，当事人起诉应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原告所谓其诉权不受限制的意见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仲裁法》第五条规定，当事人达成仲裁协议，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仲裁协议无效的除外。同时，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二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的规定，对于立案后发现双方当事人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人民法院应裁定驳回起诉。本案中，原告主张被告的五项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被告则认为该五项行为属于因原、被告间签订的经销协议引起的争议或与该协议有关的争议，而涉案协议约定了仲裁条款，故本案争议应提交仲裁处理。根据双方的意见，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涉案仲裁协议是否有效；原告主张的五项侵权行为所涉纠纷是否属于涉案仲裁协议约定的“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争议。关于涉案仲裁协议是否有效。原、被告间就产品经销关系先后签订了四份份议，均约定“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不能协商解决时，任何一方可提交CIETAC进行仲裁。《仲裁法》第十六条规定了仲裁协议的形式和内容，第十七条规定了仲裁协议无效的情形，本案仲裁协议满足前述条件，且并不存在无效情形，故双方应受该仲裁协议的约束。原告以仲裁事项约定不明确且双方未达成补充协议为由认为涉案仲裁协议无效，本院认为，根据该仲裁协议的文字表述，其所约定的仲裁事项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因涉案协议引起的争议，即双方产生的合同纠纷；一类是与该协议有关的其他可仲裁的争议，包括与合同签订、履行有关的合同纠纷以外的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因此，涉案仲裁协议的仲裁事项约定明确。此外，原告还以本案纠纷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的争议类型为由，认为本案纠纷超出了仲裁事项的范围。但该条系关于概括约定仲裁事项为合同争议时的争议类型范围，并未就概括约定仲裁事项为非合同争议的其他财产权益纠纷时的争议类型范围。因此，原告的相应意见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本案纠纷是否属于涉案仲裁条款约定的仲裁事项范围。如前所述，涉案仲裁条款约定的仲裁事项不仅限于原、被告间的合同纠纷，还包括与涉案合同签订、履行有关的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其中包括不正当竞争纠纷。若原告主张的不正当竞争纠纷系因被告违反合同义务而引起，则构成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的竞合。在此情形下，即便原告选择以不正当竞争为诉因提起诉讼，仍应受到合同仲裁条款的约束，不应允许当事人通过事后选择诉因而逃避仲裁条款的适用。因此，原告在本案中有无诉权，需就其在本案中主张的具体事实、理由与涉案合同签订、履行的关系进行认定。原告虽反复强调其主张的是不正当竞争纠纷，但提交的证据均系其与被告间合同关系的相应证据材料。根据原告的主张及其提交的证据，在其主张的五项不正当竞争行为中，第一项行为系因双方签订协议的行为而引起，其余四项行为系因双方履行涉案合同的相应行为而引起。可见，本案纠纷与涉案合同的签订、履行有关。虽然原告在本案中主张上述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但该侵权争议系因被告涉嫌违反合同义务而产生，形成了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的竞合，不能因原告主张不正当竞争纠纷而排除涉案仲裁条款的适用。而本案纠纷作为与涉案合同签订、履行有关的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属于涉案仲裁条款约定的仲裁事项范围。综上，原告主张的本案争议属于其与被告间涉案合同约定的仲裁事项范围，双方应受该仲裁条款约束，故原告的起诉不符合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二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湖北鼎泰恒胜科技设备有限公司的起诉。如不服本裁定，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审判长  倪红霞审判员  叶菊芬审判员  胡琛罡书记员  钱丽莹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第一百二十四条人民法院对下列起诉，分别情形，予以处理：……（二）依照法律规定，双方当事人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申请仲裁、不得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告知原告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第一百五十四条裁定适用于下列范围：……（三）驳回起诉……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立案后发现不符合起诉条件或者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情形的，裁定驳回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