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04民终137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双凤工业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743065219J。 法定代表人：王军民，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向东，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玉妮，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湖南省第六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劳动西路296号7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000183761848B。 法定代表人：陈光乐，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俊翔，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进宝，广西君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湖南省第六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第六工程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长洲区人民法院（2018）桂0405民初5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鸿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向东，被上诉人第六工程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俊翔、程进宝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鸿路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钢结构工程款9078000元并承担逾期付款利息(以90780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以及银行业同业拆借报价利率标准自2015年9月开始计算至还清款项之日止)；2、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电费131669.98元，临时办公用房及库房费用30000元，混凝土货款51450元，检测费131900元，借款200000元；3、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4、维持一审判决第四项;5、请求依法处理本案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请求本案的鉴定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 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诉请要求被上诉人支付钢结构分包合同工程欠款9078000元以及逾期付款利息事实清楚，依法应予支持。1、2012年8月8日、2012年12月20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两份《钢结构工程专业分包合同》（以下简称《分包合同》），两份合同均约定上诉人承包施工的钢结构工程为包干价3600万元。后一份分包合同取代前一份分包合同，双方当事人按照2012年12月20日分包合同约定的内容确定各自的权利和义务。2、2013年1月15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体育场钢结构工程补充协议》第一条约定“乙方须按该项目优化设计(含钢结构、膜结构)后的施工图完成全部工作量，若膜结构材料需变更，则由乙方负责，甲方予以协助。本工程竣工验收后，乙方仍以投标时工程量清单工程量、综合单价结算，不再进行二次调整。若乙方进场后有设计变更造成工程量增减，则结算价为合同价+增减部分造价。”该协议证明钢结构专业分包合同价就是针对优化设计后的B版施工图。3、2013年4月12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一份《专业分包合同补充协议》，明确双方履行2012年12月20日签订的分包合同。4、2014年7月19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体育场钢结构工程张拉索、膜材施工补充协议》，对钢结构工程中张拉索、膜材的价格、材料进场及付款达成一致补充意见。协议中所涉及的内容是上诉人进场施工后发生的膜材设计变更，对该变更影响工程造价，双方协商达成一致处理意见。5、2012年12月31日《工程例会纪要》第五点第2条证实，施工总包项目经理部(被上诉人)尚未做好钢结构专业队伍进场前的准备工作。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是于2013年1月15日签订《钢结构补充协议》后进场施工。6、总包工程(含钢结构分包工程)2015年8月交付使用，2015年10月24日完成钢结构验收。7、2015年6月29日被上诉人委派项目负责人申文伟(项目执行经理)在工程结算汇总表上签字，确认钢结构工程结算总价款为3740万元，确认其他扣减项为0元。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共同确认实际已支付的工程款金额为2832.20万元，被上诉人尚欠9078000元工程款按照分包合同约定应于2015年9月底前支付完毕。被上诉人逾期付款构成违约，依法应承担支付拖欠工程款以及逾期付款利息的法律责任。二、一审判决书中第31页认定“根据原、被告签订的两份《分包合同》，合同造价均为固定价3600万元，由此可见钢材料不存在量差，并不存在鸿路公司称2012年12月20日重新签订《分包合同》是因为对钢结构进行二次优化设计，其将减少的工程量约880万元已让利给第六工程公司的事实。此时对A版图纸并无优化减少钢材料，原、被告于2012年12月20日签订《分包合同》时所确定的工程造价亦应为依据A版图纸作出”该部分事实认定错误，与本案事实和证据不符，不能成立。1、一审判决以已被取消的2012年8月8日分包合同作为论证和判决的依据，认定的事实错误。被上诉人2011年12月19日获取体育场工程中标资格，其针对A版图纸钢结构分项工程的中标价为4480万元。2012年4月12日签订总包合同。被上诉人中标后，即联系钢结构专业分包单位，2012年7月与上诉人业务人员进行接洽，寻求合作。2012年8月8日《分包合同》签订之前，被上诉人已经在协调业主方和设计院对钢结构部分进行设计变更，且被上诉人告知设计变更后钢材料减少量约为880万元，上诉人根据被上诉人所言的设计变更方案测算，3600万元可以保本完成优化设计后的钢结构施工，且在被上诉人承诺“钢结构的主材进行二次优化设计”条件下，上诉人同意签订2012年8月8日分包合同。但是，该份分包合同存在价款约定不明确的问题，尤其是3600万元总价包干的范围没有约定清楚。这是由于双方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对上诉人而言，被上诉人作为项目总包方，明显居于优势地位。即便如此，但是该份分包合同毕竟没有实际履行，被后来签订的2012年12月20日分包合同取代。2、2012年12月20日分包合同是针对“现有图纸”B版图重新签订的。设计单位于2012年11月通知取消A版图纸(作废处理)，要求以优化设计后的B版图为准进行钢结构施工。在此情况下，2012年12月20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重新签订《分包合同》，取代2012年8月8日的《分包合同》，明确约定钢结构施工范围为“现有图纸(B版图)”包干总价为3600万元。因为在被上诉人与建设单位在钢结构设计变更的情况下，建设单位没有改变钢结构部分中标价格，故4480万元中标价与包干价3600万元之间的差额880万元部分，在2012年12月20日《分包合同》中仍约定归被上诉人受益。3、2012年12月10日《工程例会纪要》证明在2012年12月10日之前，上诉人已拿到B版图全套图纸，各方都知道A版图纸已被取消作废的事实。2012年12月10日《工程例会纪要》第五点第2条要求施工总包项目经理部在钢结构深化设计图审核、审査完成后，与分包单位协商尽快完成钢结构施工进度计划的编排、报审，抓紧时间组织原材料的采购、加工，配合土建施工进度实施;第五点第5条要求施工总包项目经理部及时提交各专业安装施工方案，按规定组织高大模板、钢结构吊装等安全专项方案专家审查论证。这些工作都是在工程设计图纸的基础上完成，此时，A版图已经取消作废，只能是在B版图基础上进行深化设计(钢结构构件的生产加工图纸)和编制钢结构安装吊装方案。4、2012年12月20日《分包合同》约定的“现有图纸”只能是B版图，上诉人3600万元包干价就是针对B版图的施工范围和内容。(1)一审判决书31页记载:2012年11月的结施(钢)-01B《钢结构设计总说明》中载明“取消原设计于2011年3月的A版图纸中结施(钢)-01A结施(钢)-19A，以本套图纸即2012年11月B版图纸为准”。因此，在2012年12月20日“现有图纸”只能是指钢结构B版图，不可能是指已被取消作废的A版图。(2)2012年12月20日重新签订的《分包合同》时，A版图纸已经被取消作废，分包合同双方不可能针对取消作废的A版图纸重新签订合同。（3)2013年1月15日的《钢结构工程补充协议》能证实2012年12月20日重新签订的《分包合同》明确了B版图施工内容的钢结构工程包干价3600万元。该补充协议对钢结构优化设计后工程量计量、计价问题约定:乙方须按照该项目优化设计后的施工图完成全部工作量。本工程竣工验收后，乙方仍以投标时工程量清单工程量、综合单价结算，不再进行二次调整。若乙方进场后有设计变更造成工程量增减，则结算价为合同价+增减部分造价。就是说，上诉人按照优化设计的B版图进行施工，包干价为3600万元，不作二次调整。在上诉人进场后，若有新的设计变更，造成工程量增减，则最终结算价＝合同价(3600万元)+增减部分造价。(4)被上诉人举证的《工程例会纪要》证明上诉人是于2013年1月18日之后进场施工。进场后，钢结构分包工程中钢材料部分没有发生新的设计变更。被上诉人提交的2012年11月26日、2012年12月10日、2012年12月24日三份《工程例会纪要》证实:2012年12月24日之前上诉人尚未进场。2012年12月31日《工程例会纪要》第五点第1条要求提供土建施工进展计划以利于钢结构施工计划的编制、报审;第五点第2条要求施工总承包项目经理部做好钢结构专业队伍进场的各项准备，因此2012年12月31日上诉人尚未进场。2013年1月14日《工程例会纪要》第五点第2条证明，上诉人编制的钢结构施工方案在2013年1月18日进行专家论证。上诉人实际是于2013年1月18日后钢结构施工方案经过专家论证审査通过后，才正式进场施工。综上所述，本案众多证据证实3600万元包干价就是针对B版图钢结构工程，一审判决书认定的“原、被告于2012年12月20日签订《分包合同》时所确定的工程造价亦应为依据A版图纸作出”的事实认定错误，与合同、协议约定不符，与本案的众多证据内容不符，不能成立。三、《工程造价鉴定意见书》能证实2012年12月20日《分包合同》约定的3600万元包干价是针对B版图的施工范围和内容。1、《工程造价鉴定意见书》附件3中的“单位工程总价汇总表”证明:(1)A版图钢结构工程(不含膜结构)鉴定造价为41753656.92元；(2)B版图钢结构工程(不含膜结构)鉴定造价为32064923.21元；(3)A版图与B版图钢结构钢材造价差价9688733.64元。2、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证据16投标总价证明，膜结构屋面部分报价(中标价)为8321660元，钢结构造价+膜结构中标价后，(1)A版图的钢结构(含膜结构)整体造价为50075316.92元；(2)B版图的钢结构(含膜结构)整体造价为40386583.21元;3、计算分析可知:(1)如果被上诉人以4480万元中标价去完成A版图50075316.92元钢结构造价施工，将会直接亏损520万元。为了避免或减少亏损，被上诉人通过各种关系说服项目建设单位和设计单位在不改变中标价的条件下对钢结构以优化设计名义进行变更，减少钢材料用量，降低钢结构施工成本。(2)被上诉人钢结构(含膜结构)中标价为4480元，在设计变更按照B版图实际施工并以3600万元包干价(钢结构+膜结构)分包的情况下，被上诉人获取880万元净差价收益。上诉人按照3600万元包干价施工，实际是亏损:3600万元-40386583.21元＝-4386583.21元。该结果对于上诉人来说是可以接受的，也是双方签订协议时的真实意思表示。(上诉人当时测算的B版图造价略低于鉴定机构的计算造价。)(3)按照一审判决书认定，3600万元包干价是针对A版图，被上诉人将获得分包差价净利润为:4480万元-3600万元+9688733.64元＝18488733.64元;上诉人将直接亏损:3600万-40386583.21元-9688733.64元＝-14075316.85元。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如果按照3600万元包干价施工A版图纸钢结构工程，被上诉人将产生1400余万元的巨额直接亏损，这样的生意任何公司都不会去做的。一审判决认定3600万元包干价是针对A版图钢结构工程，明显违背常识、常情、常理，违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的合同、协议约定。造价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证明3600万元包干价只能是针对B版图钢结构工程，不可能是针对A版图钢结构工程。四、一审判决书第32、35页认定“双方当事人虽在合同中约定按照固定价确定合同价款，但原告对优化设计后的B版图纸与A版图纸之间的钢结构材料差额部分并未支出，在结算时应对该部分差价予以扣减。据此钢结构工程结算价应为27711266.36元(37400000元-9688733.64元)”事实认定错误，违背了分包合同、补充协议和结算协议约定，不能成立。1、一审法院的上述认定没有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本案中没有任何证据支持“B版图纸与A版图纸之间的钢结构材料差额部分”从3600万元包价中扣除后归属被上诉人享有。更没有法律规定该差价利益归属被上诉人享有。2、该认定直接违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达成的结算协议，不能成立。被上诉人2015年6月29日签字确认的《工程结算汇总表》是钢结构工程款结算协议，被上诉人确认主合同工程价款3600万元，增补协议工程款320万元，PVDF膜材变更180万元(扣减)，其他扣减项0元，合计钢结构工程价款为3740万元。该结算协议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该结算协议已经被一审法院采信(见一审判决书32页)，但是，一审法院又认定B版图纸与A版图纸之间的钢结构材料差额部分在结算时应对该部分差价予以扣减，认定钢结构工程结算价应为37400000元-9688733.64元=27711266.36元，又否定了结算协议内容。审判逻辑上存在自相矛盾之处，也推翻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确认其他扣减项0元的一致意见。3、该9688733.64元差额包含了被上诉人投标时已经放弃的部分利益，却被一审法院判令由上诉人承担，一审判决明显不公正。五、本案中的2020年3月18日《工程造价鉴定意见书》中A版图和B版图钢材料当量差额9688733.64元，发生在2012年11月B版图确定时，发生在2012年12月20日《分包合同》之前，发生在上诉人进场前，依据2013年1月15日《钢结构工程补充协议》约定，不能在上诉人3600万元包干总价中扣除。1、钢结构优化设计B版图纸完成时间是2012年11月。一审判决书第26-27页记载，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施工图纸及《设计变更通知单》显示(1)图号结施(钢)-20A-22A的图纸完成设计时间为2010年11月，图号结施-01A-19A、23A的图纸完成设计时间为2011年3月。(2)图号为结施(钢)-05B、128-19B、22B、23、298-31B的图纸完成时间2012年11月，图号为结施(钢)-018-04B、068-11B、20B、21B、24B-28B的图纸完成时间2012年11月，图号为结施(钢)32B-34B的图纸完成设计时间是2012年12月，图号为结施(钢)35B-37B的图纸完成设计时间是2013年9月。(3)2013年6月-2014年6月期间，对B版图纸中的部分工程有进行设计变更。(4)结施(钢)-01B《钢结构总说明》中注明:取消原设计于2011年3月的A版图纸中结施(钢)01A-19A，以本套图纸即2012年11月B版图为准。另，被上诉人提供B版图纸目录显示，被取消的A版图纸均标记为“作废”。上诉人完成钢结构工程的施工图和竣工图均为B版图。2、A版图和B版图钢材料当量差额9688733.64元计算依据的B版图均是2012年11月之前完成设计的B版图图纸，不涉及2012年11月之后的B版图纸，该部分差额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合同价3600万元和结算价3740万元不产生影响。《工程造价鉴定意见书》附件3中的计算书显示B版图各钢结构单元汇总表计算依据的图纸号可以看出，鉴定机构计算B版图钢结构工程钢材料造价依据的图纸均是设计单位于2012年11月之前完成设计的，是上诉人进场前已经完成的优化变更设计，依据2013年1月15日《钢结构工程补充协议》第一条约定只有在进场后有设计变更造成工程量增减，才能影响钢结构工程最终结算价，结算价＝合同价+增减部分造价。鉴定机构计算出的A、B图纸造价差异，不能从合同价和结算单中扣除。3、尽管在上诉人进场后的2013年6月-2014年6月期间，对B版图纸中的部分工程有进行设计变更，但是，该部分设计变更没有对钢结构工程中钢材料部分造价造成影响，也未被鉴定机构纳入鉴定计算范围，与本案争议内容无关。2013年6月-2014年6月期间，B版图纸中的部分工程有进行设计变更是针对膜结构中的膜材料的设计变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通过2014年7月19日《张拉索和膜材施工补充协议》予以解决。六、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应承担630574.27元税金，没有任何道理，更无法律依据，不能成立。一审判决书第33、34页内容显示，税金计算公式为:1、4480万元-27711266.36元＝17088733.64元；2、17088733.64元×3.69％＝630574.27元。说明:(1)4480万元是被上诉人钢结构工程的中标价;(2)27711266.36元是一审判决书认定的上诉人应得的钢结构分包工程款；(3)17088733.64元是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应获得的总包合同与分包合同钢结构工程款差价利润；(4)3.69％是工程当地施工期间的营业税税率；(5)630574.27元是被上诉人取得的差价利润部分的应纳营业税税金。该计算不能成立的理由:1、上述计算公式中引用的一审判决书认定的上诉人应得的钢结构分包工程款27711266.36元数据本身不能成立，按照结算协议确认分包合同工程款为3740万元。2、上述计算公示反映的实质是一审判决将不属于上诉人受益的总包合同与分包合同钢结构工程结算差价所应缴的营业税金判令上诉人承担，于法无据。3、曲解本合同工程内的所有税金的含义。专业分包合同中约定的本合同工程是指分包合同工程，分包合同中的钢结构结算工程款是3740万元，而4480万元是被上诉人与业主单位总包合同中钢结构工程结算价款。本合同工程内的所有税金是指分包合同钢结构工程结算3740万元所对应的税金，该3740万元分包工程价款的营业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第五条第三项规定不是被上诉人作为总包方的纳税义务范围，上诉人作为合法纳税人对3740万元工程款收入依法缴纳相应的税金。4480万元与3740万元的差额部分，不是钢结构分包合同内的结算款项，不是分包合同内容，而是作为差价利润由被上诉人受益，该税金依法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七、一审判决酌定钢结构现场安装电费20万元，不能成立。鉴定机构鉴定钢结构安装部分电费为131669.98元。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按照被上诉人单方要求，将现场电费调整至20万元，没有事实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八、一审法院酌定上诉人使用的临时办公用房及库房的费用为10万元，有违公平合理。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被上诉人的该临时办公用房和库房费用的诉讼请求理应驳回。上诉人实际使用的是工地上的临时活动板房，施工期间的建造成本每平方为100元左右，上诉人实际使用面积约为100平方，建造总成本约为1万元，使用成本极低，一审将临时用房使用费酌定为10万元明显畸高，为息事宁人，请求二审法院将该项费用调整为3万元。 被上诉人第六工程公司辩称，一、双方实际履行的是2012年8月8日签订的《分包合同》，而非2012年12月20日签订的《分包合同》。(一)上诉人在送达给被上诉人的多封函件中，均明确表示双方实际履行的是2012年8月8日签订的《分包合同》。如：1、2014年5月27日上诉人出具给被上诉人《关于2014年5月23日工作联系函的回复》、2014年8月17日上诉人出具给被上诉人《关于2014年8月13日工作联系函的回复》、2015年2月6日上诉人出具给被上诉人《关于梧州体育馆总包联系函回复》均可证明双方实际履行的是2012年8月8日签订的《分包合同》。(二)2012年12月20日签订的《分包合同》缺少合同的必要条款，没有可操作性，无法实际履行。1、签订2012年12月20日《分包合同》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办理《银行担保函》。依据约定，上诉人应当办理《银行担保函》后才能取得工程预付款。上诉人在办理《银行担保函》时，被银行告知以(发包方)项目部的名义(2012年8月8日)签订的《分包合同》无法办理《银行担保函》，必须出具以被上诉人名义签订的合同才行。于是，经双方协商，被上诉人同意与上诉人于2012年12月20日另外签订一份仅用于开具《银行担保函》的并不实际履行的《分包合同》，因不需实际履行，所以在该合同中，就没有约定施工工期(240天)和项目部执行经理(申文伟)等重要信息。2、2012年12月20日签订的《分包合同》中没有工期的约定，也没有约定发包人的项目负责人。事实上，梧州市体育中心—体育馆工程是自治区重大工程，必须按期竣工并交付使用。没有约定工期和没有项目负责人的合同是无法实际履行的。结合本案的其他相关证据，可以得出肯定的结论，即该工程是有工期的，工期为240天，发包方的项目负责人是申文伟。因此，本案中，双方不可能使用没有工期和项目负责人约定的《分包合同》(2012年12月20日签订)进行实际施工。3、直至二审庭审前，上诉人也没有提交2012年8月8日签订的《分包合同》已经废止的任何证据。因此，上诉人有关2012年8月8日签订的《分包合同》已经废止的观点，没有事实依据，自始不能成立。二、上诉人上诉状中有关“上诉人于2013年1月15日后进场施工”的观点，没有事实依据，是错误的。上诉人实际进场施工的时间确实是在2012年12月20日之前的2012年6月。(一)从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证据五《钢结构工程的进度表》可知2012年12月25日，钢结构工程完工比例为1%。1、上诉人提交的该进度表中的施工内容包括“预埋件和劲性钢柱牛脚”部分，这些施工内容分别出现在2012年7月24日、2012年12月10日《工程例会纪要》中，足以证明上诉人实际进场施工的时间应当在2012年7月24日之前。2、上诉人在上诉状表示其在2013年1月15日以后才进场施工。这一表述否定了其一审提交《钢结构工程的进度表》的真实性，也无法解释钢结构工程在2012年12月25日完成1％的工程量的事实。(二)在2012年7月24日《工程例会纪要》第二点第2条，显示“预埋锚栓加工长度不符合设计要求，……”。预埋锚栓属于钢结构的组成部分，上诉人的代表王龙和被上诉人的代表申文伟均出席了会议并在会议签到表中签字。若上诉人当时还没有进场施工，又如何能够进行钢结构的预埋呢?预埋锚栓难道不算钢结构施工吗?(三)在2012年12月10日《工程例会纪要》显示“梁底钢筋与劲性钢柱牛脚焊接质量差，……”。梁底钢筋与劲性钢柱牛脚焊接属于钢结构的组成部分，上诉人的代表王龙和被上诉人的代表申文伟均出席了会议并在会议签到表中签字。上诉人当时还没有进场施工，又如何能够进行钢结构的梁底钢筋与劲性钢柱牛脚焊接呢?(四)2012年7月15日《监理工程师通知书》载明“劲性柱预埋锚栓存在质量问题”，监理工程师要求在2012年7月20日前整改完毕。该证据与2012年7月24日《工程例会纪要》中记载的内容吻合。该证据充分证明上诉人至少在2012年7月15日之前已经进场，并依据施工图纸A版开始施工。(五)上诉人在《反诉答辩意见》中，确认了其进场的时间在2012年12月10日之前。上诉人向法庭提交的《反诉答辩意见》中陈述“被上诉人(鸿路公司)进场后，上诉人(第六工程公司)向被上诉人提供了钢结构施工图，发现在钢结构材料数量上存在混淆事实，刻意隐瞒的情况后，立即要求上诉人予以澄清，并要求废止8月8日签订的《分包合同》，于是就签订了2012年12月10日的《分包合同》，……”。通过以上内容，可以得出一个肯定的结论，上诉人是在2012年8月8日之后，2012年12月10日之前进场施工的，不可能是上诉状中所述的2013年1月15日以后才进场施工。依据上诉人的上述2种相互矛盾的表述，无法确定上诉人何时进场施工。(六)《特殊部分工程质量验收报告》中载明钢结构的施工周期自2012年6月至2015年10月。该验收报告中，已经明确显示钢结构工程的实际施工起始时间为2012年6月。应当认定上诉人实际进场的时间为2012年6月。(七)上诉人在《反诉答辩意见》中有关“至2014年7月21日之前，与钢结构施工没有关系”陈述。既不客观，也不正确。《工程的进度表》可知2014年5月27日钢结构完工比例为69％、2014年9月24日钢结构完工比例为75％。上诉人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在许多关键问题上，均没有一个统一的观点，不断变化。无论是依据民事诉讼证据的有关自认规则，还是依据相应的客观证据，均足以证明上诉人在2013年1月15日以后才进场施工的主张，是错误的。三、上诉人上诉状中有关“2012年12月10日之前，上诉人已经拿到了B版图全套图纸”的观点，没有事实依据，是错误的。(一)根据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补充证据3《B版图纸》(2014年5月出具)可知上诉人不可能在2012年12月10日以前拿到全套B版图纸，因为那时还没有完成全套B版图纸的设计和审核工作。B版图纸的设计时间主要为2011年11月；2012年11月、12月;2013年9月；B版部分图纸设计的时间为2013年6月至2014年6月期间。B版图纸在2012年12月时尚未全部设计完毕，上诉人如何能够拿到全部图纸呢?又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上诉人这一观点呢?上诉人至今还没有向法庭提交相关的证据。(二)从2012年7月24日《工程例会纪要》第二点第2条显示“预埋锚栓加工长度不符合设计要求，……”可知，上诉人已经在2012年7月24日之前对预埋件部分进行了施工。因上诉人的施工不合格，在项目周监理例会上才被要求及时整改。假如没有设计图纸，是无法进行实际施工的。(三)事实上，从现有如下的《工程例会纪要》中，均有“尽快完成图纸会审纪要的审核确认及设计变更，……，以利用现场施工”，“尽快完善设计变更手续、图纸会审纪要”等关键记录。2012年11月26日、2012年12月20日、2012年12月24日、2012年12月31日、2013年1月14日、2013年4月15日、2013年10月14日、2013年10月21日、2014年7月14日、2014年7月21日、2014年9月10日、2014年11月18日的《工程例会纪要》中，每次都提到了“尽快完成图纸会审纪要的审核确认及设计变更”、“尽快完善设计变更手续”等信息。这些证据充分证明在2014年11月18日之前，有关设计变更的手续尚未完善。上诉人又如何能在2012年12月就拿到B版全部图纸呢?(四)依据施工图纸必须进行审核的规定，图纸在设计完毕后，还需要有一个图纸审核的时间过程。被上诉人从图纸审核机构(南宁中核建筑技术咨询有限公司2014年8月26日名称变更为广西中核审图有限公司)了解到，B版图纸中的膜结构图纸的审核时间为2014年5月30日。即上诉人不可能在2014年5月30日之前拿到包括膜结构在内的B版全套图纸。四、一审判决由上诉人承担税金是正确的，但是，税金金额少算了39万余元，应予以纠正。依据双方签订的《分包合同》第3条的约定，工程的所有税金(含2％的企业所得税)均应由上诉人承担。事实上，税金应是1022545.72元=27711266.36(37400000-9688733.64)×3.69％，一审判决少计算了税金391971.45元。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五、一审酌情判决钢结构安装电费20万元、上诉人使用临时办公用房及库房的费用为10万元，是合适和恰当的。(一)依据钢结构预算，电费总费用(主要是现场施工焊接、安装等)为971037.45元，一审判决酌定的20万元，仅仅占总电费的20.6％(约五分之一)，同时，也基本符合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主张的电费应为工程总造价千分之七的标准。即27711266.36元×0.7％＝193978.86元。一审判决中有关电费的标准，原则上采信了上诉人的辩论意见。(二)依据上诉人在质证中予以认可的《特殊部分工程质量验收报告》确认的钢结构施工周期，自2012年6月至2015年10月，共计1217天，一审判决酌定的10万元，平均每天使用临时办公用房及库房的费用约为82.17元，假定平均使用临时用房和库房为10间平均每间房每天的使用费用仅为8.2元。显然，一审判决中有关临时办公用房及库房的费用的判决结果是对上诉人有利的。六、上诉人应承担延误工期的违约责任，向被上诉人支付延误工期的违约金，并赔偿因延误工期给被上诉人造成的经济损失。(一)综合本案的相关证据，已经明确知道钢结构的工期为240天，上诉人的实际施工期限为1217天(依据上诉人认可的，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特殊部分工程质量验收报告》)，逾期天数高达977天。具体证据为:1、上诉人负责的钢结构因构件、配件到货不齐无法进行现场拼装；2、上诉人负责的索膜深化设计滞后、桅杆构件进场滞后；3、上诉人负责的钢结构劳务班组因劳资纠纷停工及更换新队伍约20天；4、上诉人负责的钢结构劳务班组因劳资纠纷停工及更换新队伍约25天；5、上诉人负责的钢结构作业人员不足，吊车机械故障，膜结构队伍进场滞后；6、上诉人负责的钢结构焊接、涂装作业人员不足；7、上诉人负责的钢结构焊接、涂装作业人员不足；8、除此以外，在《监理工程师通知单》中，证明了上诉人施工的钢结构工程存在大量质量问题，整改与返工延误了大量工期。(二)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均存在延误工期的责任，由此，没有支持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承担延误工期的违约责任，因没有法律依据，是错误的。一审本诉中，一审原告并没有提起由于被上诉人的原因延误工期的诉讼请求。但是，在反诉中，反诉原告提起了要求反诉被告承担延期完工的违约责任并提交了充足的证据。根据“不诉不审”的民事诉讼基本原则，本案应当审理并支持被上诉人的该项诉讼请求。因上诉人没有该项诉讼请求，一审判决就不应当将双方在延误工期的各自责任相互混同或抵消，更不应当驳回被上诉人的该项诉讼请求。 鸿路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第六工程公司向原告鸿路公司支付剩余工程款9078000元并承担逾期付款利息（以9078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5年9月开始计至款项清偿之日止）；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第六工程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判令反诉被告鸿路公司向反诉原告第六工程公司支付延误工期违约金1864000元；2.判令反诉被告向反诉原告支付因延误工期给反诉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3262724.80元（分别为反诉原告现场管理人员工资损失2718830.40元、钢管租赁损失费用134394.40元、塔吊租赁损失费用409500元）；3.判令反诉被告向反诉原告支付停工违约金9350000元（按反诉被告实际完成工程量的25%计算）；4.判令反诉原告从工程结算款中扣除反诉被告应支付的以下费用共12014915.70元：①所有分包合同工程应纳的所有税金1261980元（按合同总价的3.69%计算）；②反诉被告应支付的电费485518.73元（按投标书约定总电费的50%）；③反诉被告使用临时办公用房及库房的费用195333.33元；④反诉原告为反诉被告支付的混凝土款51450元、检测费131900元、借款200000元；⑤反诉被告在工程项目钢结构部分设计图（A图）变更为设计图（B图）后减少的工程造价9688733.64元；5.判令反诉被告应向反诉原告返还多收取的款项17413640.50元（实际完成工程量的工程款减去反诉被告已经收取的款项的差额部分）；6.本案所有的诉讼费用、鉴定费用由反诉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4月12日，梧州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将梧州市体育中心—体育场工程发包给被告第六工程公司。2012年8月8日，第六工程公司项目部作为发包人与作为承包人的原告鸿路公司签订了一份《分包合同》，主要约定：1.合同价款采用总价包干方式确定为3600万元，发包人收益暂定被告中标价4480万元的20%即880万元加变更结算总价的20%，合同工程内所有税金（含2%企业所得税）、深化设计所涉及的所有费用由承包人自行承担；2.发包人向承包人支付工程预付款时，承包人需向发包人提供同等金额的履约银行担保函；3.承包人应按照监理人指示开工，工期为240日历天；4.发包人委派的项目负责人为项目执行经理申文伟等内容。2012年12月20日，被告第六工程公司作为发包人与作为承包人的原告鸿路公司重新签订了一份《分包合同》，合同主要约定：1.合同价款采用总价包干方式确定为3600万元，发包人收益按发包人和建设单位的现有图纸暂定880万元加变更结算总价的20%，合同工程内所有税金（含2%企业所得税）、深化设计所涉及的所有费用由承包人自行承担；2.发包人向承包人提供图纸日期和套数：最终施工图纸确定后7日内提供2套施工图纸；3.发包人委托承包人办理钢结构安装工程制作施工及现场管理，发包人协助承包人做以下工作：A.膜结构的膜材代换为PVDF膜材；B.桅杆的梭形钢管进行优化；C.钢结构的主材进行二次优化设计；4.合同约定发包人于开工前2天完成施工场地“三通一平”；5.承包人负责施工用水、电源的接入及管理，用电由承包方自备表箱按实结算支付给发包人；6.承包人应于每月25日提交该月完成的工程量统计报表、预算书及下月的施工计划；7.中标人全权负责现场的施工安全、保卫、夜间照明及场内、场内外接口交通疏导，按相关主管部门规定搞好施工现场管理；8.施工总承包为各专业承包商提供现有的临时办公用房及库房，可收取一定费用，但不得以盈利为目的；9.承包人提供施工组织设计（施工方案）和进度计划的时间：最终施工图确认后7日内提交；10.发包人向承包人预付工程款为整个合同钢材总额的50%，预付款支付时间为发包人收到业主备料款10日内；11.工程款（进度款）支付的方式和时间为：监理和发包人审核后，按月进度支付80%工程进度款，支付时间为收到业主当月进度款后5日内；15%尾款验收合格后60天内一次结清，预留5%工程保修金，保修期满后退还；12.若承包人延误工期，按2000元/日对承包人罚款，从承包人进度款或者结算款中扣除，但最高不超过工程总价的5%；13.如承包人连续停工超过一个星期时间，发包人有权与其终止合同，承包人3天内无条件退场等内容。2013年1月15日，第六工程公司项目部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鸿路公司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主要载明：1.经甲方与梧州市政府、财政局等沟通协调，并经市政府批复，同意拨付钢结构工程备料款，乙方须按照该项目优化设计（含钢结构、膜结构）后的施工图完成全部工程量，若乙方进场后有设计变更造成工程量增减，则结算价为合同价+增减部分造价；2.钢结构备料款按800万元进行支付，在乙方申请进度款时，逐月扣减当月使用材料相应的材料款，直至备料款扣减完毕等内容。2013年4月12日，被告第六工程公司作为发包人与作为承包人的原告鸿路公司签订了一份《分包合同补充协议》，该协议载明：发包人与承包人于2012年12月20日签订了《分包合同》，约定发包人向承包人支付工程预付款时，承包人需向发包人提供同等金额的履约银行保函，现确定工程预付款为800万元，承包人出具同等金额的银行履约保函，保函截止日期为2013年6月20日。2014年7月21日，第六工程公司项目部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原告鸿路公司签订了一份《张拉索、膜材施工补充协议》，主要载明：1.项目原设计的PTFE膜材、ETFE膜材变更为PVDF膜材，业主扣减该项费用495万元，甲方承担315万元，乙方承担180万元；2.本项目张拉索实际价格与原投标报价之间的价差，由甲方补偿乙方320万元，上述膜材及张拉索补偿款甲方不收取任何管理费和税款；3.本补充协议生效后7日内，甲方支付乙方张拉索备料款200万元；4.张拉索全部材料进场并齐全后，甲方在10日内支付乙方工程款300万元；5.补充协议签订后，乙方须按照后续制定的施工计划进行施工，否则引起的所有责任由乙方承担等等。经第六工程公司项目部与工程监理方重庆赛迪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梧州市体育中心—体育场工程项目监理部确认，涉案项目的工程进度具体为：至2012年12月25日完工比例为1%，至2013年3月20日完工比例为10%，至2013年6月25日完工比例为13%，至2013年12月23日完工比例为45%，至2014年4月28日完工比例为65%，至2014年5月28日完工比例为69%，至2014年8月24日完工比例为70%，至2014年9月24日完工比例为75%，至2015年3月26日完工比例为89%，至2015年4月28日完工比例为92%，至2015年5月25日完工比例为95%，至2015年6月23日完工比例为100%。自2012年12月20日至2015年6月23日施工工期共计为915天。2015年6月25日，原告鸿路公司出具一份《工程结算汇总表》，载明：1.梧州市体育中心—体育馆钢结构工程主合同造价为3600万元；2.增补协议造价为320万元；3.PVDF膜材变更造价为180万元；价款总计为3740万元（3600万元+320万元-180万元）。2015年10月24日，梧州市体育中心—体育场项目通过了总包单位、监理单位、工程设计单位、工程建设单位的综合检查验收，上述单位共同出具了一份《特殊部分工程质量验收报告》。根据涉案相关工程例会纪要显示，制约梧州市体育中心—体育场项目工程工期的因素主要有：部分工种架子工、木工、钢筋工等作业面劳动力不足；体育场西看台柱顶标高调整变更之滞后；现场所在地雨水多，道路不畅通，不具备施工条件；智能化、消防等安装工程进展缓慢；索膜深化设计滞后；钢结构桅杆等构件进场滞后；劳务班组因劳资纠纷停工，更换新的劳务队伍；装饰装修施工作业人员严重不足，进展缓慢等。2013年1月15日至2016年11月25日期间，原告鸿路公司与被告第六工程公司相互通过工作联系函就涉案工程事宜进行联系沟通，第六工程公司主要要求鸿路公司推进钢结构工程施工进度等问题，鸿路公司主要就工程进度问题进行答复并要求第六工程公司支付工程款、预付款、增项签证款等事项，在联系函中双方对涉案工程的工期均有提到约定为240天。其中，第六工程公司提供的2016年11月25日鸿路公司向其出具催收款项的《联系函》中载明：梧州市体育中心—体育场钢结构工程项目早已完工，并于2015年8月被梧州市政府投入使用至今，要求第六工程公司在2016年12月31日前办理完结算事宜，付清余款。2016年12月21日，梧州市长洲区国家税务局和梧州市长洲区地方税务局共同出具了一份《工程项目竣工结算完税确认书》，该确认书主要载明：1.项目名称为梧州体育中心—体育场，项目业主为梧州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2.纳税人名称为第六工程公司；3.经国地税审核，该项目累计已开发票金额为123772813.78元，已按规定缴纳税款4480819.03元等内容。第六工程公司提供其就梧州市体育中心—体育场项目工程的工程款进行纳税的凭证中，即28份从2012年7月30日起至2016年1月25日期间的建筑业统一发票（代开）记账联，有26份均显示纳税税率为3.69%。根据被告第六工程公司提供的涉案施工图纸及《设计变更通知单》显示：（1）图号为结施（钢）-20A-22A的图纸的设计于2010年11月，图号为结施（钢）-01A-19A、23A的图纸的设计于2011年3月。2011年11月建设单位梧州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确定涉案工程图纸为设计于2011年3月的图号为结施（钢）-01A-23A的图纸；（2）图号为结施（钢）-05B、12B-19B、22B、23B、29B-31B的图纸设计于2011年11月，图号为结施（钢）-01B-04B、06B-11B、20B、21B、24B-28B的图纸设计于2012年11月，图号为结施（钢）-32B-34B的图纸设计于2012年12月，图号为结施（钢）-35B-37B的图纸设计于2013年9月。其中，在结施（钢）-01B《钢结构设计总说明》中有注明“因上部钢结构根据风洞试验结果以及施工方的深化设计方案进行校核，局部进行了相应修改，为此，取消原设计于2011年3月的A版图纸中结施（钢）-01A~结施（钢）-19A，以本套图纸即2012年11月B版图纸为准”内容；（3）在2013年6月至2014年6月期间，对B版图纸中的部分工程有进行设计变更。另查明，原告鸿路公司进行施工的图纸系依据上述B版图纸，竣工图亦为上述B版图纸。诉讼过程中，被告第六工程公司向该院提出鉴定申请，请求对：1.涉案钢材料设计变更后实际使用量与第一次设计所需钢材料的差额及减少钢材料的具体价格；2.涉案工程钢结构专业分包合同工程应缴纳税款金额；3.涉案工程钢结构专业分包合同工程现场施工用电费用；4.涉案工程钢结构专业分包合同工程现场施工方临时办公用房及库房的费用进行鉴定。该院依法委托祥浩工程造价咨询有限责任公司进行鉴定。祥浩工程造价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于2020年3月18日作出《工程造价鉴定意见书》，主要载明：1.确定性意见，鉴定事项第一点“根据梧州市体育中心—体育场工程项目首次设计图（A图）与变更后的设计图（B图）鉴定两份设计图使用钢材料的数量差额，以及该钢材料当量差额在当时的市场价格”，该钢材料当量差额在当时的市场价格为9688733.64元；2.供选择性意见：鉴定事项第二点“根据梧州市体育中心—体育场工程项目的总体实际缴纳税款总额，鉴定该工程中钢结构专业分包工程应缴纳税款金额”，鉴定单位根据双方当事人对此合同条款的两种不同理解，根据定额费率，分别计算出梧州体育中心项目钢结构工程的工程造价对应的税金，列为供选择性意见，供法院裁判。（1）原告（反诉被告）主张：鸿路公司已完成纳税义务，第六工程公司的应缴纳税款与其无关。（2）被告（反诉原告）主张：项目所有税金（含企业所得税）由鸿路公司承担。项目税金为90405元；3.供选择性意见：鉴定事项第三点“根据梧州市体育中心—体育场工程项目的决算结论（留存在梧州市财政投资评审中心）鉴定该项目中钢结构工程中现场用电费”，（1）原告（反诉被告）主张：其愿意承担钢结构的千分之七中的一半电费，按其与第六工程公司的工程结算价3740万元的千分之七的一半计算电费，鸿路公司愿意承担的电费为130900元。（2）被告（反诉原告）主张：鸿路公司应支付电费给第六工程公司。电费为810816.27元，其中涉及钢结构加工制作部分电费为679146.29元，涉及钢结构安装部分电费为131669.98元。4.其他鉴定意见：鉴定事项“根据梧州市体育中心—体育场工程项目的决算结论（留存在梧州市财政投资评审中心）鉴定该项目中钢结构工程中施工方临时使用房及库房的费用，送鉴材料中未见本项目实际发生的施工方临时使用办公用房及库房的相关资料，合同未约定明确的计量计价方式，定额以及工程造价相关政策文件也无明确标准，因此无法对此鉴定事项进行鉴定。其中鉴定分析说明中载明：关于鉴定事项第二点，第六工程公司提交的证据中有纳税凭证等相关资料，但鉴定单位无法辨别纳税凭证的应税项目是对应整个梧州体育中心项目的工程造价，还是对应梧州体育中心项目钢结构工程的工程造价，因此鉴定单位无法根据证据中的纳税凭证计算出实际缴纳的相应税金，只能得知纳税的税种和税率，并按相关规定计算出应纳税额。根据鸿路公司的主张，则鸿路公司已完成纳税义务，则第六工程公司的应缴纳税款与鸿路公司无关。根据第六工程公司的主张，项目所有税金（含2%企业所得税）由分包单位即鸿路公司承担。根据相关规定，纳税人将建筑工程分包给其他单位的，以其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扣除其支付给其他单位的分包款后的余额为营业额，项目税金计费基数为第六工程公司与建设单位结算的钢结构工程款4480万元（合同包干价）-495万元（膜材变更价）=3985万元，减去第六工程公司与鸿路公司的结算工程款3740万元，即为245万元；税率按实际缴纳的税率（包含企业所得税0.2%）计取为3.69%。项目税金计算为245万元×3.69%=9.0405万元，即90405元。庭审过程中，原告鸿路公司与被告第六工程公司共同确认：第六工程公司已经支付的工程款数额为2832.20万元，鸿路公司尚欠第六工程公司混凝土货款51450元，检测费131900元，借款20万元。鸿路公司表示：（1）钢结构材料都是制作好才运到现场的，现场只有安装；（2）双方结算的工程造价3740万元是依据施工图B图作出的。第六工程公司认为：（1）原则上钢结构材料制作如鸿路公司所说，但由于运输的原因，若超过车厢宽度就无法进行运输，故认为有部分是在现场制作，有部分是制作好才运过来的；（2）认为鸿路公司进行的结算是依据施工图A图作出的，2014年11月份B图还在设计，最后的竣工图是B图。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鸿路公司与被告第六工程公司分别于2012年8月8日、2012年12月20日签订了两份《分包合同》，其双方在2013年4月12日签订的《分包合同补充协议》中载明“承包人需向发包人提供同等金额的履约银行保函的依据是根据其双方于2012年12月20日签订的《分包合同》的约定”，应视为双方确认以2012年12月20日签订的《分包合同》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由于2012年12月20日签订的《分包合同》并无工程施工工期的约定，根据原、被告双方往来的工作联系函，双方均有确认涉案工程施工工期为240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七十五条的规定，据此，该院确认原、被告双方以2012年12月20日签订的《分包合同》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涉案工程施工工期从2012年12月20日起按240天履行。原、被告双方在《分包合同》基础上签订的《补充协议》、《分包合同补充协议》、《张拉索、膜材施工补充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原、被告应该按照约定履行义务。关于本诉部分。对于原告鸿路公司诉请被告第六工程公司支付钢结构工程款的问题，首先，根据被告第六工程公司提供的施工图纸及《设计变更通知单》显示，涉案钢结构工程有A版和B版两套图纸，建设单位梧州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于2011年11月确定涉案工程使用2011年3月的图号为结施（钢）-01A-22A的A版图纸。B版图纸的设计时间主要为2011年11月、2012年11月、2012年12月、2013年9月，部分设计变更工程时间为2013年6月至2014年6月期间。梧州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于2012年4月将梧州市体育中心—体育场工程发包给被告第六工程公司，双方签订合同时施工图纸应为A版图纸，原、被告于2012年8月8日签订的《分包合同》确定的图纸亦应为A版图纸。因建设单位对钢结构工程进行优化设计形成了B版图纸，在2012年11月的结施（钢）-01B《钢结构设计总说明》中确认“取消原设计于2011年3月的A版图纸中结施（钢）-01A~结施（钢）-19A，以本套图纸即2012年11月B版图纸为准”，原告在施工时并未按照A版图纸进行施工，而是根据B版图纸施工。根据原、被告签订的两份《分包合同》，合同造价均为固定价3600万元，由此可见钢材料不存在量差，并不存在鸿路公司辩称2012年12月20日重新签订《分包合同》是因为对钢结构进行二次优化设计，其将减少的工程量约880万元已让利给第六工程公司的事实。此时对A版图纸并无优化减少钢材料，原、被告于2012年12月20日签订《分包合同》时所确定的工程造价亦应为依据A版图纸作出。其次，在施工过程中，原、被告于2013年1月15日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原告鸿路公司须按照项目优化设计（含钢结构、膜结构）后的施工图完成全部工程量。之后有部分B版图纸于2013年9月设计形成，且在2013年6月至2014年6月期间存在对部分B版图纸设计变更工程量的事实。根据该《补充协议》的约定，涉案钢结构工程有设计变更造成工程量增减，结算价应为合同价+增减部分造价。梧州市体育中心—体育场钢结构工程于2015年6月23日完工，原告鸿路公司于2015年6月25日出具《工程结算汇总表》，载明“1.梧州市体育中心—体育馆钢结构工程主合同造价为3600万元；2.增补协议造价为320万元；3.PVDF膜材变更造价为180万元；价款总计为3740万元（3600万元+320万元-180万元）”，被告公司的项目执行经理申文伟在该《工程结算汇总表》中签字确认。该《工程结算汇总表》是依据原、被告双方于2012年12月20日签订的《分包合同》及《补充协议》、《张拉索、膜材施工补充协议》进行结算的。涉案工程施工图纸和竣工图纸均为B版图纸，但原告依据A版图纸确定的工程造价进行结算，对B版图纸与A版图纸之间的钢结构材料差额部分应予以扣减。诉讼过程中，被告申请对A版图纸与变更后的B版图纸使用钢材料的当量差额在当时的市场价格进行鉴定，根据造价公司出具的《工程造价鉴定意见书》，确定A版图纸与变更后的B版图纸使用钢材料当量差额在当时的市场价格为9688733.64元。对造价公司的该项鉴定意见，该院予以采信。双方当事人虽在合同中约定按照固定价确定合同价款，但原告对优化设计后的B版图纸与A版图纸之间的钢结构材料差额部分并未支出，在结算时应对该部分差价予以扣减。据此，钢结构工程结算价应为27711266.36元（37400000元-9688733.64元），被告已向原告支付工程款28322000元，多支付了610733.64元，故原告鸿路公司主张被告第六工程公司支付剩余工程款9078000元并承担逾期付款利息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关于反诉部分。关于工期延误、停工的违约责任的问题。根据涉案相关工程例会纪要显示，制约梧州市体育中心—体育场项目工程工期主要有体育场西看台柱顶标高调整变更滞后、现场所在地雨水多，道路不畅通，不具备施工条件以及智能化、消防等安装工程进展缓慢、劳务班组因劳资纠纷停工、更换新的劳务队伍、索膜深化设计滞后等因素，涉案工程延期虽客观存在，但根据双方合同约定，承包人承担工期延期违约金的前提是工程延期的原因或责任在于承包人，上述制约工期的因素有部分为被告责任。另外，根据双方往来的工作联系函内容显示，双方在施工过程中存在设计变更工程、鸿路公司施工进度停滞、第六工程公司未按时支付工程款等问题，双方对导致涉案工程工期延期均存在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现被告第六工程公司提供的证据不够完整充分，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故对其主张要求原告鸿路公司支付延误工期违约金186.40万元、延误工期的经济损失3262724.80元、停工违约金935万元的诉请，理据不足，该院不予支持。关于被告第六工程公司主张扣除原告鸿路公司所有分包合同工程应缴纳的税金问题。由于无法根据证据中的纳税凭证计算出第六工程公司实际缴纳的相应税金，该院参考《工程造价鉴定意见书》中的意见及计算税金的方法进行认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第五条第三项的规定，纳税人将建筑工程分包给其他单位的，以其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扣除其支付给其他单位的分包款后的余额为营业额。第六工程公司就涉案钢结构工程的中标价为4480万元，如前所述，第六工程公司与鸿路公司就钢结构工程款的结算价为27711266.36元，因此第六工程公司的应税营业额为17088733.64元（44800000元-27711266.36元）。在第六工程公司提供的28份工程款纳税凭证中有26份纳税税率均为3.69%，据此，该院确定第六工程公司实际纳税税率按3.69%计。第六工程公司的应纳税额按照上述营业额和税率计算为630574.27元（17088733.64元×3.69%）。根据《分包合同》中的约定，合同工程内所有税金（含2%企业所得税）由承包人自行承担，涉案工程的税金应由原告鸿路公司承担，故被告第六工程公司要求从工程结算款中扣除原告鸿路公司就分包合同工程应缴纳的所有税金的主张，合理合法，该院予以支持，在被告第六工程公司支付给原告鸿路公司的工程款中应扣除税金630574.27元。关于被告第六工程公司主张的电费485518.73元、临时办公用房及库房的费用195333.33元的问题。该两笔款项在《分包合同》中虽有约定，但对于费用的详细情况原、被告双方均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关于钢结构工程的电费问题，鸿路公司在庭审中陈述钢结构材料是制作好才运到现场安装的，而第六工程公司认为由于运输原因部分钢结构材料是在现场制作的，结合钢结构工程的施工实际情况，该院对被告第六工程公司的该意见予以采信。因鸿路公司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安装用电分表，无法按实结算电费给第六工程公司，第六工程公司亦没有督促鸿路公司安装用电分表，故该院参考鉴定机构对于现场用电“涉案工程钢结构加工制作部分电费为679146.29元，钢结构安装部分电费为131669.98元”的鉴定意见，结合钢结构用电施工的实际情况，酌情支持20万元电费给第六工程公司较为适宜。关于临时办公用房及库房费用问题，在施工过程中鸿路公司实际使用了第六工程公司提供的库房及办公用房，鸿路公司辩称应根据施工现场的实际情况，而且办公用房及库房是临时设施的情况，请求酌情处理。因第六工程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鸿路公司实际使用临时办公用房及库房的数量及使用时间，该院酌定原告鸿路公司使用临时办公用房及库房的费用为10万元。关于被告第六工程公司主张在工程结算款中扣除原告鸿路公司尚欠混凝土款51450元，检测费131900元，借款20万元的问题。原告鸿路公司对该部分项款项予以认可，对被告第六工程公司的该项诉讼请求，该院予以支持。关于被告第六工程公司主张在工程款中扣除钢结构设计变更后实际减少的材料款9688733.64元的问题。在本诉中已确定钢结构设计变更后实际减少的材料款为9688733.64元，原告鸿路公司对该材料款减少部分并未实际支出，因此在结算工程款时应进行扣减。被告的该项诉请合理合法，该院予以支持。上述税金630574.27元、电费20万元、原告使用临时办公用房及库房的费用10万元、混凝土款51450元、检测费131900元、借款20万元，合计1313924.27元，应在原、被告的工程结算款中予以扣减。因根据前述结算价，被告第六工程公司已经多支付了工程款给原告鸿路公司，对上述款项1313924.27元原告鸿路公司应另行支付给被告第六工程公司。关于被告第六工程公司主张原告鸿路公司返还多收取的款项的诉请问题。如前所述，本案钢结构工程结算价为27711266.36元，被告已向原告支付工程款28322000元，多支付的610733.64元原告应予以返还。被告第六工程公司主张原告鸿路公司返还多收取的款项，合理合法，该院予以支持，原告鸿路公司应向被告第六工程公司返还多收取的工程款610733.64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二百七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驳回原告（反诉被告）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二、原告（反诉被告）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被告（反诉原告）湖南省第六工程有限公司支付税金、电费、临时办公用房及库房的费用、混凝土款、检测费、借款合计1313924.27元；三、原告（反诉被告）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被告（反诉原告）湖南省第六工程有限公司返还多收取的工程款610733.64元；四、驳回被告（反诉原告）湖南省第六工程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75346元，由原告（反诉被告）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130663元，由原告（反诉被告）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担34562元，被告（反诉原告）湖南省第六工程有限公司负担96101元。鉴定费393428元，由原告（反诉被告）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担275428元，由被告（反诉原告）湖南省第六工程有限公司负担118000元。 二审期间上诉人鸿路公司没有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材料。被上诉人第六工程公司向本院提供了以下的证据材料：1、企业变更通知书一份，拟证明南宁市中核建筑技术咨询有限公司的名称于2014年8月26日变更为广西中核审图有限公司；2、情况说明一份，拟证明梧州体育中心－体育馆膜结构工程设计图纸于2014年5月30日出具审查成果报告。上诉人鸿路公司对上述证据材料质证后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据2不予认可，该证据是一个情况说明，按照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属于法人证人证言，要由其法定代表人出庭接受质证，且这份情况说明上面没有按照证据规则的要求，尤其是没有经办人员的签字，该份材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综合各方当事人的质证意见，本院认证如下：被上诉人第六工程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材料虽与本案争议焦点关联不大，但与本案其他证据材料结合联系可以印证一定案件情况，本院将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材料综合采信。 本院经审理查明，祥浩工程造价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于2020年3月18日作出祥浩价鉴字（2020）第0001号《工程造价鉴定意见书》，载明的鉴定意见中的推断性意见表明，鉴定事项第一点“根据梧州市体育中心—体育场工程项目首次设计图（A图）与变更后的设计图（B图）鉴定两份设计图使用钢材料的数量差额，以及该钢材料当量差额在当时的市场价格”，该钢材料当量差额在当时的市场价格为9688733.64元，具体各项差额内容详见“附件3”。在附件3中，《单位工程造价汇总表》明确表明：A版图工程总造价为43017223元，不含养老保险费为41753656.92元；B版图工程总造价为33103248.85元，不含养老保险费为32064923.21元。在《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与计价表》中，对梧州体育中心钢结构（A版图与B版图差额部分）列明了相应的项目名称和项目依据的图纸，主要涉及图纸的项目如下：钢桁架，图纸编号：结施（钢）-08A~14A;空腹柱，图纸编号：结施（钢）-15A~19A；钢支撑，图纸编号：结施（钢）-06A~07A；预应力钢绞线，图纸编号：结施（钢）-06A；钢平台，图纸编号：结施（钢）-20A；钢栏杆，图纸编号：结施（钢）-20A；钢管柱，图纸编号：结施（钢）-21A22A；钢梁，图纸编号：结施（钢）-21A~22A；钢管柱，图纸编号：结施（钢）-23A；钢支撑，图纸编号：结施（钢）-23A；钢梯，图纸编号：结施（钢）-23A；钢平台，图纸编号：结施（钢）-23A；钢栏杆，图纸编号：结施（钢）-23A。关于涉案的梧州市体育中心—体育场建设工程的图纸，大部分形成的时间是在2011年3月-2012年12月，在2012年12月后形成的图纸及对应的时间如下：结钢-04~11，在2013年6月；结钢-12~22，在2013年8月；结施（钢）-35B、36B、37B，在2013年9月；结钢-23~24，在2013年11月；结钢-25，在2014年5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2013年1月15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中约定“本工程竣工验收后，乙方（上诉人）仍以投标时工程量清单工程量、综合单价结算，不再进行二次调整。若乙方进场后有设计变更造成工程量增减，则结算价为合同价+增减部分造价。”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余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综合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双方签订合同确定的3600万元包干价是针对A版图纸还是B版图纸作出的约定？2、上诉人应向被上诉人支付的电费、临时办公用房及库房的费用应该是多少？涉案工程的税金是否应由上诉人负担，如需负担，数额是多少？3、被上诉人经扣减后应向上诉人支付的工程款是多少？被上诉人是否尚应支付相应的工程款及逾期付款利息给上诉人？ 上诉人鸿路公司与被上诉人第六工程公司分别于2012年8月8日、2012年12月20日签订了两份《分包合同》，双方在2013年4月12日签订的《分包合同补充协议》中载明“承包人需向发包人提供同等金额的履约银行保函的依据是根据其双方于2012年12月20日签订的《分包合同》的约定”，应视为双方确认以2012年12月20日签订的《分包合同》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由于2012年12月20日签订的《分包合同》并无工程施工工期的约定，根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往来的工作联系函，双方均有确认涉案工程施工工期为240天，综合上述情况，一审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七十五条的规定，确认双方以2012年12月20日签订的《分包合同》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涉案工程施工工期从2012年12月20日起按240天履行是正确的，本院予以认可。在《分包合同》基础上签订的《分包合同补充协议》、《张拉索、膜材施工补充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应该按照约定履行义务。关于涉案工程价款的问题，双方签订的《分包合同》约定了涉案工程合同价为3600万元，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约定合同包干价不再调整，结算价为合同价+增减部分造价，而对于涉案工程增减部分造价应确定为增加140万元（加320万元减180万元），各方均无异议，故被上诉人应支付给上诉人涉案工程款由双方签订的合同价加上140万元构成。现双方就双方签订的合同价应是多少发生争议。被上诉人认为双方签订的合同价3600万元是针对A版图纸，现施工依据的是B版图纸，故真实的合同价应在3600万元的基础上扣减A版图纸与B版图纸的造价差额。上诉人认为双方签订的合同价3600万元是针对B版图纸，不应再进行扣减。本院认为双方于2012年12月20日签订合同确定的3600万元包干价是针对B版图纸作出的约定。具体理由如下：一、从合同约定和图纸设计的时间上看，2012年12月20日签订《分包合同》时针对的是B版图纸。1、2012年8月8日的《分包合同》约定的发包人收益是以中标价为基准计算；而2012年12月20日的《分包合同》约定的发包人收益是以“发包人和建设单位的现有图纸暂定880万元”为基准计算。2、2011年11月建设单位梧州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确定涉案工程图纸为设计于2011年3月的图号为结施（钢）-01A~23A的图纸，即A版图纸是在2011年11月确定；而B版图纸中除了结施（钢）-35B~37B设计于2013年9月外，全部在2011年11月、2012年11月、2012年12月完成设计，且在设计于2012年11月的结施（钢）-01B《钢结构设计总说明》中注明“取消原设计于2011年3月的A版图纸中结施（钢）-01A~结施（钢）-19A，以本套图纸即2012年11月B版图纸为准”，明确作出了A版图纸作废的意思表示。3、A版图纸与B版图纸产生造价差额计算依据的图纸的设计时间均在2012年12月前，即在签订2012年12月20日的《分包合同》前，该造价差额就已经存在。二、从双方履行合同的过程来看，2012年12月20日签订《分包合同》时针对的是B版图纸。在签订2012年12月20日的《分包合同》后，双方没有再签订和修改合同价款，反而在2013年1月15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中约定“本工程竣工验收后，乙方（上诉人）仍以投标时工程量清单工程量、综合单价结算，不再进行二次调整。若乙方进场后有设计变更造成工程量增减，则结算价为合同价+增减部分造价。”。在2014年7月21日，第六工程公司项目部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上诉人鸿路公司签订了的《张拉索、膜材施工补充协议》中载明“1.项目原设计的PTFE膜材、ETFE膜材变更为PVDF膜材，业主扣减该项费用495万元，甲方承担315万元，乙方承担180万元；2.本项目张拉索实际价格与原投标报价之间的价差，由甲方补偿乙方320万元，上述膜材及张拉索补偿款甲方不收取任何管理费和税款；”的内容，以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在本案二审期间均确认增减工程款为“加320万元减180万元”，也印证了《补充协议》中关于进场后工程量增减计算的方式，则反证《补充协议》中“本工程竣工验收后，乙方（上诉人）仍以投标时工程量清单工程量、综合单价结算，不再进行二次调整。”的约定双方也应依约执行。三、上诉人鸿路公司于2015年6月25日出具的《工程结算汇总表》载明“1.梧州市体育中心—体育馆钢结构工程主合同造价为3600万元；2.增补协议造价为320万元；3.PVDF膜材变更造价为180万元；价款总计为3740万元（3600万元+320万元-180万元）”，被上诉人的项目执行经理申文伟在该《工程结算汇总表》中签字确认。四、从造价分析，A版图工程总造价为43017223元，不含养老保险费为41753656.92元，这个价格不包含养老保险金和利润就已经远远超过合同包干价3600万元，而B版图工程总造价为33103248.85元，不含养老保险费为32064923.21元，从商业角度考虑，合同包干价3600万元是针对B版图的说法更为合理；五、从工程正常进程分析。钢结构的设计关联着该工程的安全，被上诉人认为直到2014年工程过半时，钢结构设计仍未完成设计更改的主张与常理不符。故应认定双方于2012年12月20日签订合同确定的3600万元包干价是针对B版图纸作出的约定，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的工程价款应为3600万元包干价+增减部分造价（增320万元减180万元），计3740万元。 关于上诉人应向被上诉人支付的电费、临时办公用房及库房的费用应该是多少的问题。上诉人认为其实际施工只是进行了钢结构安装，没有在施工现场对构件进行制作，应按鉴定机构的鉴定结果支付钢结构安装的电费，即131669.98元。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除了在现场进行了安装工程外，有部分构件是在现场制作完成的，应支付的电费不应仅为钢结构安装部分的电费。双方在《分包合同》中约定“承包人负责施工用水、电源的接入及管理，用电由承包方自备表箱按实结算支付给发包人”，但上诉人在实际施工中并没有自备表箱，被上诉人也没有督促上诉人安装用电分表，导致上诉人实际使用的电费无法按实予以结算。一审法院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酌情确定上诉人应负担的电费为20万元并无不妥，且上诉人鸿路公司在一审过程中也曾表示愿意按工程结算价的千分之七计算电费，一审酌情确定的数额并未超过工程结算价3740万元的千分之七，故对一审法院确定的上诉人应负担的电费数额，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在施工过程中确实使用了被上诉人提供的临时办公用房及库房，按合同的约定，被上诉人可以收取一定费用，但双方对上诉人使用临时办公用房及库房的情况，包括人数、使用的数量或面积、使用时间等均不能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也不能清楚陈述，一审法院根据工程持续时间等实际情况，酌情确定由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使用临时办公用房及库房的费用10万元并未超出合理限度，对此本院予以认可。 关于本案涉案的税金是否应由上诉人负担，如需负担，数额是多少的问题。上诉人陈述其开出发票给被上诉人时就已经承担了税金，被上诉人没有否认该说法，但认为还另有税金应由上诉人承担并提供了被上诉人缴纳税金的发票予以佐证。一审判决认为无法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纳税凭证计算出被上诉人实际缴纳的相应税金，故参考《工程造价鉴定意见书》中的意见及计算税金的方法，以被上诉人中标价与《分包合同》工程结算价的差额作为被上诉人营业额，以被上诉人营业额为基数乘以纳税税率的方法计算税金，并认定应由上诉人支付给被上诉人。本院认为，根据双方签订的《分包合同》的约定，合同工程内所有税金（含2%企业所得税）由承包人（上诉人）自行承担。但该约定应仅限于该《分包合同》的范围，该分包合同涉及的工程价款为3740万元，按约定关于该工程价款3740万元范围内的有关税金应由上诉人负担。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承担超出该分包合同涉及工程价款范围的税金，该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认定应在被上诉人第六工程公司支付给上诉人鸿路公司的工程款中扣除税金有误，本院予以纠正。 关于被上诉人经扣减后应向上诉人支付的工程款是多少；被上诉人是否尚应支付相应的工程款及逾期付款利息给上诉人的问题。涉案工程款总额为3740万元，在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双方均确认上诉人应向被上诉人支付混凝土款51450元、检测费131900元、借款20万元，双方当事人对以上款项在被上诉人应向上诉人支付的工程款中予以扣减合计38.335万元均无异议。故被上诉人应在工程款中扣减电费20万元、使用临时办公用房及库房的费用10万元、混凝土款51450元、检测费131900元、借款20万元，共68.335万元，被上诉人应向上诉人支付的工程款为3671.665万元（3740万元-68.335万元），被上诉人已经向上诉人支付工程款2832.20万元，尚欠839.465万元没有支付给上诉人，该款项应按合同约定向上诉人支付，逾期没有支付应承担相应的逾期付款责任。上诉人要求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逾期付款利息合理合法，本院予以支持，故2019年8月19日前的逾期付款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的逾期付款利息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每月20日发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为标准计算至还清款项时止。《分包合同》第11点约定“工程款（进度款）支付的方式和时间为：监理和发包人审核后，按月进度支付80%工程进度款，支付时间为收到业主当月进度款后5日内；15%尾款验收合格后60天内一次结清，预留5%工程保修金，保修期满后退还”，而2015年10月24日，总包单位、监理单位、工程设计单位、工程建设单位对梧州市体育中心—体育场项目进行了综合检查验收，并共同出具了一份《特殊部分工程质量验收报告》，故在2015年12月23日前，被上诉人应向上诉人支付34880817.50元（36716650元×95%=34880817.50元），逾期付款数额为6558817.50元（34880817.50元-28322000元=6558817.50元）。其余的5%质保金1835832.50元应在保修期满后退还，《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四十条规定，“在正常使用条件下，建设工程的最低保修期限为：（一）基础设施工程、房屋建筑的地基基础工程和主体结构工程，为设计文件规定的该工程的合理使用年限；（二）屋面防水工程、有防水要求的卫生间、房间和外墙面的防渗漏，为5年；（三）供热与供冷系统，为2个采暖期、供冷期；（四）电气管线、给排水管道、设备安装和装修工程，为2年。其他项目的保修期限由发包方与承包方约定。建设工程的保修期，自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涉案工程应属其他项目的工程，因双方没有就涉案工程约定保修期，上诉人鸿路公司明确向本院表示，愿意按5年确定保修期，故被上诉人应在2020年10月23日将其余的5%质保金1835832.50元退还给上诉人。综上，被上诉人应承担的逾期付款责任，应以6558817.50元为基数，从2015年12月23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逾期付款利息；以6558817.50元为基数，从2019年8月20日至2020年10月23日，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每月20日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逾期付款利息；以8394650元（6558817.50元+1835832.50元）为基数，从2020年10月24日起至还清款项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每月20日发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逾期付款利息。 综上所述，上诉人鸿路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有理，对有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对无理部分，本院予以驳回；一审判决对涉案工程款应以《分包合同》约定包干价为基础计算不应再扣减A版图纸和B版图纸差价的事实认定不清，导致适用法律错误，实体处理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七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长洲区人民法院（2018）桂0405民初58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三项、第四项； 二、变更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长洲区人民法院（2018）桂0405民初58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上诉人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被上诉人湖南省第六工程有限公司支付电费、临时办公用房及库房的费用、混凝土款、检测费、借款合计683350元； 三、被上诉人湖南省第六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上诉人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尚欠的工程款869465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利息的计算，以6843817.50元为基数，从2015年12月23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以6843817.50元为基数，从2019年8月20日至2020年10月23日，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每月20日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以8694650元为基数，从2020年10月24日起至还请款项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每月20日发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四、驳回被上诉人湖南省第六工程有限公司其他的反诉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权利人可在本案生效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 本案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75346元，由上诉人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担3770元，被上诉人湖南省第六工程有限公司负担71546元；反诉案件受理费130663元，由上诉人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担2035元，被上诉人湖南省第六工程有限公司负担128628元；鉴定费393428元，由被上诉人湖南省第六工程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84726元（上诉人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预交），由上诉人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担3578元，被上诉人湖南省第六工程有限公司负担81148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朱卓慧 审 判 员 李庆春 审 判 员 莫 芮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七日 法官助理 韦钦仁 书 记 员 陈志恒 书 记 员 曾 茵 附法律条文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第二百七十五条施工合同的内容包括工程范围、建设工期、中间交工工程的开工和竣工时间、工程质量、工程造价、技术资料交付时间、材料和设备供应责任、拨款和结算、竣工验收、质量保修范围和质量保证期、双方相互协作等条款。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二条 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有规定，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更有利于保护民事主体合法权益，更有利于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更有利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除外。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