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8民初49282号原告（被告）：任永生，男，1961年2月26日出生,住北京市海淀区。被告（原告）：中国电子器材华北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西街5号。法定代表人：佟晓枫，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唯，北京市丹宁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被告）任永生与被告（原告）中国电子器材华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电华北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20年12月31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1年3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被告）任永生、被告（原告）中电华北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唯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任永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中电华北公司与我自1999年10月1日至2021年2月25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中电华北公司向我退还2007年1月至2020年4月缴纳的社保费36226.44元；3、中电华北公司向我支付1999年10月1日至2020年4月30日期间工资3121779元；4、中电华北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我于1983年入职华北电子器材华北有限公司工作，1993年5月5日被电子工业部授予工程师资格证书，1995年被中国电子器材华北公司（中电华北公司前称）聘为开发部副经理主持全面工作，并在任职期间完成公司业绩考核指标。1997年8月公司突然无故解除我的职务，并于年底撤销开发部，之后让我配合公司对我进行审计，至1999年2月让我回家待业，后于1999年10月停发我的工资。1999年11月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编造各种问题建议给予我开除处理，被工会代表们以事实不清否决，之后于2000年初又以贪污问题举报到海淀检察院，我在检察院与检察官、中电华北公司财务人员、中电华北公司审计人员用中电华北公司的帐进行对账，未发现任何问题。之后，我到公司要求上岗工作，公司以还在给检察院补充材料为由拒绝了。以上公司的所有行为都源于我不进入时任法人的小圈子，之后法人更换，我要求返岗上班，被以对前任公司的事情不了解，待清楚后再说为由推脱。直到于某到公司任法人，他建议我先出钱把社保先交上，以免公司后续解决负担太重。综上所述，我不认同仲裁书对中电华北公司中止劳动合同行为的认可，因为从现在来看公司自1999年10月就已经开始中止劳动合同，那时既没有什么“长期两不找”，也没有中止劳动合同所需要的要素，更没有中止劳动合同必须有的告知行为。中电华北公司1999年10月以后的所有行为都在想办法让中止劳动合同的行为合法化，以中止劳动合同的方式躲避公司应付的责任和义务，其中止行为既无理由，也未通知我，完全是非法滥用中止劳动合同的行为，其行为根本就没有合同法中止合同所必须的要素，也违反法律所要求的中止合同方必须告知对方其中止决定及中止范围，其行为直接造成我的社保自1999年10月至2006年12月出现断档。综上，请求法院支持我的诉讼请求。中电华北公司辩称，任永生自1999年9月30日起，未向我公司提供劳动，我公司亦未向其支付过工资，其离开我公司后，不再为我公司提供劳动、不再实际接受我公司的管理、指挥或者监督，我公司亦不再向其提供基本的劳动条件、支付劳动报酬，应当认定双方以实际行动解除了劳动关系。1999年9月我单位通知与任永生解除劳动关系，停发工资，此后双方不存在任何劳动关系，其当时涉嫌刑事犯罪，1999年2月通知审查其涉嫌犯罪情况，双方据此解除劳动关系，我公司认为此后双方并非长期两不找，是劳动关系已经解除，且长达20年时间，已经超过民事诉讼的最长的时限，期间任永生对于劳动关系解除从未在时效内提出任何异议，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该期间任永生从未提供劳动，不存在需要向其支付工资的情况。因任永生申请，我公司为其代缴社会保险，其中个人及单位负担的社保费用均由任永生承担。我公司亦不服仲裁裁决结果。中电华北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我公司与任永生自1999年10月1日至2020年5月25日不存在劳动关系；2、任永生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同上。任永生针对中电华北公司的起诉辩称，坚持我方的诉讼请求，请求法院驳回中电华北公司的诉讼请求。中电华北公司以我犯了刑事犯罪解除双方间的劳动关系，但并未就此提举证据，且实际并无对我判处刑事责任的判决，我到检察院系配合问询，并未被采取任何刑事强制措施，公司无权据此解除与我的劳动关系。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于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任永生1983年7月15日入职中电华北公司，双方建立劳动关系。任永生正常出勤至1999年1月31日，此后中电华北公司要求任永生回家待岗至1999年9月，期间发放待岗工资，中电华北公司向任永生支付工资至1999年9月30日。自1999年10月1日起，任永生未再向中电华北公司提供劳动，中电华北公司亦未再向任永生支付工资或报酬。中电华北公司主张其公司于1999年9月22日通知任永生解除劳动关系，解除原因系任永生涉嫌挪用公款刑事犯罪，其公司纪检部门就此与任永生进行谈话，口头告知解除劳动合同并向任永生送达书面通知解除劳动关系及停发工资，但因时间久远，其公司找不到相关留存材料。中电华北公司就此提举了《受理举报案件告知单》，显示系由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举报中心出具，载明“中国电子器材华北公司：本院于1999年12月13日受理的被举报人任永生涉嫌挪用公款罪一案，经初查其行为涉嫌犯罪，已于2000年1月21日移送本院反贪局审查，请与相关部门联系。”中电华北公司主张任永生因涉嫌犯罪，于1999年12月被立案，此后刑事案件处理结果其公司不知晓，并未收到案件处理结果的书面通知。任永生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并表示其到检察院同公司财务、审计对账，其不存在贪污事实，2000年1月21日被带走当日即被释放。任永生表示中电华北公司从未通知与其解除劳动关系，且中电华北公司于1999年11月召开职代会对其劳动关系问题进行讨论，不可能在1999年9月就通知其解除劳动关系，且职代会经过讨论，以事实不清为由，否决了公司提出的开除建议。任永生就此提举的《关于对任永生所犯错误的处理意见（提交公司职代会讨论稿）》内容载明“我公司职工任永生……从审计中发现的问题和现已暴露的问题证实：任永生在开发部任职期间，特别是在自己经手的业务中，严重违反公司‘资金管理规定’‘经济合同管理办法’‘产品进销存管理办法’‘职工在经营活动中廉洁自律的规定’及有关发票印章管理的规定和‘职工下岗协议书’有关条款，严重侵害了公司利益，并给公司造成了严重经济损失。其主要错误事实如下：……七、严重违反‘职工下岗协议书’规定的乙方义务，未按要求配合审计工作。根据开发部的经营状况，公司于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决定对该部予以撤销，并对任永生96至97年在开发部任职期间进行审计。任永生虽被安排下岗，列入再就业中心管理，但公司与其签订的‘下岗协议书’中明确规定了他应履行的义务，即‘认真处理在岗期间的遗留问题’。对此，任永生本应积极主动配合审计工作，但本人在此间常以‘下岗’为借口消极对待审计工作，……致使审计无法进行，对此公司经行政办公会讨论决定，已于今年九月二十二日解除了与他签订的内部‘下岗协议书’。鉴于以上问题，为维护公司利益，严明纪律，根据《企业职工奖惩条例》第十一条和第十三条的规定，经总经理提出，行政办公会讨论，建议对任永生同志给予开除处分，待提交公司职代会讨论决定。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日”。中电华北公司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表示确系其公司提交职代会的讨论稿，但该证据系提案并非决定，其公司行政办公会在职代会前通过解除与任永生劳动合同的决定，后履行通知职代会程序，且职代会通过了解除的决定。任永生则表示职代会召开时其并不知晓，该证据系曾经参加过职代会的同事于2019年给其，该处理意见未被职代会通过，且公司不能先开除其后通知职代会，不符合程序要求。任永生主张中电华北公司自1999年10月1日起在检察院未立案、未提起公诉，其没有过错的情况下非法停止其工作并停发工资，系私下违法开除其，且因其档案由中电华北公司保存，其未与其他单位建立劳动关系，仅靠出租自有房屋获取租金收入维持生活，故中电华北公司应当按照前一年度北京市社会平均工资标准向其支付自1999年10月1日至2020年4月30日期间的工资，任永生就此提举了1999年9月22日《人事通知单》，显示通知事项载明“根据公司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二日‘关于解除公司与任永生同志签定的《职工下岗协议书》的通知’，任永生同志从一九九九年十月一日起不再享受下岗职工待遇，停发下岗生活费210元及医疗费补贴70元，停止交纳养老保险及失业保险。”中电华北公司则表示该期间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任永生未提供劳动，不同意向任永生支付该期间的工资，检察院立案之后的案件处理情况其公司不知晓。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显示，中电华北公司为任永生缴纳了1996年1月至1999年9月、2007年1月至2020年4月期间的社会保险。双方均确认2007年1月至2020年4月期间个人和单位负担的社会保险费用均由任永生承担。任永生提举的票据显示其交纳费用，中电华北公司为其开具收据。中电华北公司认可该证据真实性，但表示双方并非劳动关系，而是委托代理关系。任永生主张系因其曾找中电华北公司法定代表人于某谈工作，于某建议其先个人承担全部费用、由公司代缴社会保险，以免此后公司处理其问题时需要承担过高的费用，故中电华北公司应向其返还该期间其支出的社会保险费用。中电华北公司则主张代缴社会保险并不合法，系因任永生找其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于某说自己没有社会保险，其自行出钱让公司给代办，其公司作为国有企业，考虑任永生曾系公司员工便称帮忙为其代缴社会保险。另，任永生称目前其档案仍保存在中电华北公司，中电华北公司曾通知任永生办理退休手续，任永生未配合办理。任永生以要求确认与中电华北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中电华北公司向其支付生活费为由，向北京市海淀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请，该委作出京海劳人仲字[2020]第12273号裁决书，裁决如下：一、任永生与中电华北公司自一九九九年十月一日至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五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驳回任永生的仲裁请求。任永生与中电华北公司均不服该裁决，于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起诉讼，任永生起诉在先。本院认为，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本案中，1983年7月15日任永生与中电华北公司建立劳动关系，1999年10月1日至2021年2月25日期间，任永生未向中电华北公司提供劳动，中电华北公司亦未再向任永生支付工资或报酬,符合长期两不找的状态。虽然其间自2007年1月起中电华北公司为任永生缴纳社会保险，但长达十余年期间，缴纳社会保险的单位及个人应负担的费用均由任永生向中电华北公司交纳，中电华北公司为其开具收据，并无证据显示任永生曾对此提出异议或其系被迫交费。可见，1999年10月1日至2021年2月25日期间，双方均已明知且实际上多年未再互相履行劳动权利义务，故本院认定该段期间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对任永生要求确认中电华北公司与其自1999年10月1日至2021年2月25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进而，任永生基于劳动关系而要求中电华北公司支付其1999年10月1日至2020年4月30日期间工资、退还其2007年1月至2020年4月社保费的请求缺乏依据，本院均不予支持。对于中电华北公司不服仲裁裁决结果，要求确认1999年10月1日至2020年5月25日期间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一九九九年十月一日至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五日期间任永生与中国电子器材华北有限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二、驳回任永生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十元，由任永生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琰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日书记员  杨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