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青01民终304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1，公民身份号码：×××，住天津市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某，泰和泰（西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青海康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33100059120103M。法定代表人：李某。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2，青海树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某1因与被上诉人青海康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健公司）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不服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2020）青0105民初35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某1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王某1一审全部诉讼请求，即康健公司支付王某1工资1375000元；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康健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对李学华的身份认定错误，李学华是康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董事、股东，王某1足以相信李学华有权代表公司签字。根据王某1提交的部分证据，在李学华代表康健公司出具欠条时其为康健公司股东、董事。在出具欠条之前及之后被羁押前，李学华一直通过妻子方莉（康健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创世股东的身份实际支配康健公司的行为，康健公司的对内对外重要文件都是由李学华签字签署确认，直到李学华因刑事犯罪被羁押，后青海生物产业园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接管康健公司、指派其副总经理担任康健公司法定代表人。因李学华是康健公司实际控制人，李学华有权签署工资欠条。李学华签署的欠条是有效的，是对康健公司拖欠王某1工资的确认。一审判决对李学华身份没有进行全面、准确的认定；2.一审判决对康健公司提交的工资表、银行发放工资回单的认定错误。康健公司一审中提交了部分王某1的工资表和银行发放工资回单，不包括拖欠的工资部分。提交证据中有一部分为其他公司的工资表和银行发放工资回单，一审判决不全部认定为王某1的工资表和银行发放工资回单，是认定事实错误；3.一审判决对王某1离职原因方式认定错误，王某1是因为康健公司一直不发放拖欠的工资，在没有办法情况下离开康健公司的；4.康健公司在一审答辩强调从2017年将王某1工资标准变更为每月7000元，但一审判决却认定为从2016年开始变更了工资标准，一审判决的认定超出了诉讼当事人的事实陈述。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不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十一条的规定，适用本条的前提为劳资双方都认可劳动合同变更的事实，本案并不存在此前提条件，王某1不认可对劳动合同中的工资报酬进行变更的事实，故不应适用此条规定；一审判决只适用《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却未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是适用法律错误；三、一审判决对申请调查的事项避重就轻。2018年9月至2019年1月份李学华是康健公司股东与董事，2019年1月份李学华出具欠条时公司法定代表人是杨兴海，杨兴海当时被羁押无法签字，2018年9月份李学华被选举为董事时康健公司召开了股东会，形成了股东会决议，但是康健公司拒不提交相关证据。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并在此基础上做出了错误的判决。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书，并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康健公司答辩称，关于李学华有无权利对外作出承诺的问题，李学华并非公司法定代表人或经授权的主体，其对外不具有代表康健公司签署欠条的权利；李学华虽然是在2018年9月26日经过康健公司的临时股东会通过决议任免其为董事，但其并未担任法定代表人或经股东会授权的主体，其不具有对外代表公司签署承诺的权利，且李学华并非公司实际控制人，李学华不符合实际控制人的条件，综上，李学华不具有王某1上诉所称的李学华使人相信其能够代表公司对外作出承诺的权利；一审法院适用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劳动争议案件的解释（四）》第十一条的规定正确，王某1进入公司的时候康健公司承诺过其每月工资为50000元，但是在之后长达三年时间中双方都是依据每月7000元钱的工资标准向王某1发放工资，王某1在公司工作三年多未对劳动报酬提出过异议。王某1离开公司之后，依据法律规定，应当在解除劳动合同关系一年内依法提起诉讼或者是仲裁，但是王某1并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提起诉讼或仲裁，本案超过了法律规定的仲裁时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王某1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决康健公司支付王某1工资1375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康健公司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康健公司成立于2013年4月19日。成立时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方莉。2018年10月18日，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杨兴海。2020年2月26日，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李某。2016年11月17日，康健公司形成《关于王某1同志的任职通知》康健(2016)第020号文件，内容为“2016年11月17日公司召开全体股东会议，应到8人，实到8人，就任命总经理事宜达成如下协议：经公司全体股东同意，现任命王某1同志为青海康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全面负责处理公司的总体事务。”在一审法庭审理中，王某1提交落款日期为2016年11月16日的《生活待遇说明》一份，内容为“青海康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特聘王某1为本公司总经理。聘用期间，公司负责租住住房、配备专车。月工资税后为五万元整（注：二零一六年度按半年工资记取）”。在该材料上有康健公司印章。同时王学奇提交李学华出具的内容为“康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欠王某1工资2016年叁拾万元整（300000.00），2017年伍拾壹万陆仟元整（516000.00元），2018年伍拾壹万陆仟元整（516000.00元），2019年肆万叁仟元整（43000.00）。共计壹佰叁拾柒万伍仟元整（1375000.00元）。2019年3月农行贷款下来偿还。欠款人：李学华2019年元月25日”。王某1据此要求康健公司给付拖欠工资1375000元。李学华与康健公司第一任法定代表人方莉为夫妻关系。李学华于2018年8月30日通过受让方式获得康健公司8%股份，成为康健公司股东，2019年6月27日李学华将其股份转让于方莉。李学华一直在康健公司处上班，但未担任过董事长职务。现李学华因经济犯罪被判处刑罚。在一审法庭审理中，王某1与康健公司确认双方建立并存在劳动关系时间为2016年11月至2019年2月，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王某1以口头形式自行离职，双方劳动关系终止。一审法院认为，工资应当由用人单位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本案中康健公司提供工资表显示其自2016年12月至2019年1月每月向王某1发放工资，工资标准为7000元左右/月。在2016年12月至2019年1月期间，王某1从未向康健公司主张其月工资50000元或以任何方式向康健公司主张存在拖欠其工资情况。《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十一条规定“变更劳动合同未采用书面形式，但已经实际履行了口头变更的劳动合同超过一个月，且变更后的劳动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国家政策以及公序良俗，当事人以未采用书面形式为由主张劳动合同变更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双方按7000元左右/月标准支付工资应视为是对2016年11月16日《生活待遇说明》中月工资的变更。王某1以李学华出具的欠条要求康健公司支付拖欠工资1375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根据现有证据显示李学华确为康健公司工作人员，但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李学华个人有权出具欠条确认康健公司拖欠员工工资情况，该出具欠条行为系李学华个人行为，李学华该行为不足以证明康健公司拖欠王某1工资情况。王某1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其诉讼请求，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康健公司答辩意见成立，一审法院予以采信。遂判决:驳回王某1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王某1承担。二审审理过程中，王某1提交：证据1.康健公司2018年9月26日的股东会决议和章程修正案、康健公司2019年6月26日股东会决议，上述证据从市场监督管理局调取，拟证明从2018年9月26日股东会决议李学华为公司股东，担任公司董事，2018年9月26日股东会决议选举产生了董事5人，包括李学华与杨兴海，根据2018年9月26日股东会决议和章程修正案，选举董事长和总经理，对于李学华与杨兴海的职务作出划分；证据2.康健公司2018年7月11日承诺书、2018年10月15日承诺书，两份承诺书是王某1在职期间从公司拍的手机照片，2018年10月11日授权委托书是通过西宁市中院调取的崔友良起诉青海康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案件证据，拟证明康健公司重要事项都是李学华代表公司签字确认，康健公司自行保存有大量对内对外重要事项由李学华代表签字的文件，康健公司应向法庭提交。王某1在2021年1月13日向法院补充提交证据3.拖欠工资说明、任命书（向建忠），拟证明康健公司确认拖欠向建忠工资，康健公司任命书任命向建忠为康健公司项目部总工程师，为公司高管；公司确认向建忠月薪2.5万元，扣除每月发放的6200元，康健公司确认拖欠其工资的事实。康健公司质证认为，经核对证据的原件及载体，对证据1的真实性和来源都无异议，但不认可证明方向，任免李学华为董事不能代表李学华有权代表康健公司对外作出承诺；对证据2中的两份承诺书来源的合法性存疑，对两份承诺书不予质证。对授权委托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联性，不能证明李学华委托王某1参加诉讼，不能确认李学华具有能够代表公司对外签字的权利；对于证据3的真实性认可，但证据本身与本案无任何关联性，不是与王某1有关的证据，从拖欠工资的说明可以看出对于康健公司是否拖欠向建忠工资的问题是由康健公司向向建忠出具的说明，并加盖公司公章，由此可以证明本案王某1向一二审法院提交的李学华给王某1出具的欠条形式上与公司出具的说明相左，进而说明李学华没有权利代表康健公司对外出具欠条，其出具欠条的行为纯属李学华的个人行为，康健公司之前所提交的包括董事会决议在内的所有证据，并结合王某1所提交的拖欠工资说明足以证明李学华不具有代表康健公司对外作出承诺或签署文件的权利。康健公司提交证据1.股东会决议、董事会决议和监事会决议；证据2.青海省公安厅逮捕通知书，拟证明杨兴海因涉嫌骗取贷款、票据承兑罪于2020年1月23日被依法逮捕，在此之前，杨兴海作为康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正常履行其职责，并不存在王某1诉称的李学华代为履职的情形。杨兴海2019年正常履职可从《付款申请表》中予以证明；证据3.2017年、2018年、2019年度康健公司《付款申请表》、《报销凭证》、《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拟证明2017年、2018年王某1作为康健公司的总经理，具有对外代表康健公司签署各种文件的权利。2019年2月王某1离职后，由康健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杨兴海履行对外代表康健公司签署文件的权利；证据4.康健公司的情况说明，拟证明康健公司部分工资由西宁明方商贸有限公司发放的原因是康健公司与西宁明方商贸有限公司之间存在业务往来，康健公司委托西宁明方商贸有限公司代为发放王某1的工资。王某1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方向有异议，2019年1月李学华出具欠条时，其身份是公司董事，同时通过股东会决议和董事会决议可以看出公司还应当有对董事李学华的任命文件和职权划分文件，康健公司应当提交，如果不提交，应当按照民诉法相关规定承担举证责任；对证据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康健公司没有提交拘留通知书，据了解杨兴海的羁押时间就是在2019年1月份左右，羁押以后才是逮捕程序，康健公司应当提交杨兴海的拘留通知书，以证明杨兴海的实际羁押时间；证据3中付款申请表和报销凭证只是康健公司提交的一部分文件，康健公司没有提交李学华签字的文件，结合上诉人王某1一审和二审提交的新证据，在2017年、2018年和2019年均有李学华签字的文件，但康健公司拒不提交，康健公司应该按照民诉法的相关规定作出对其不利的认定；对证据4不予认可，是康健公司单方出具的，故对真实性不予认可。二审法院根据王某1的申请，前往青海省女子监狱对李学华进行调查，其认可本案中的欠条是李学华给王某1出具的，李学华称其出具借条时是康健公司总经理，是康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对李学华是康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大家都心照不宣、心知肚明，没有相关任命文件。康健公司老总、副总、员工，包括车间主任每个月都只发7000元，剩余的钱在年底考核统一用现金方式发放。王某1质证认为，对调查笔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说明李学华是康健公司实际控制人。康健公司质证认为，对调查笔录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方向有异议，李学华称其出具借条时担任康健公司总经理，是康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与事实不符；从笔录中看出李学华无权对外代表康健公司做出承诺，其向王某1出具欠条的行为是其个人行为；王某1的工资标准，自王某1入职到离职均按每月7000元发放工资，并未按税后50000元标准支付工资，双方对劳动合同进行变更。本院认为，对王某1提交的证据1，康健公司认可其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对证据2中两份承诺书，因无法核对其真实性，且无其他证据予以印证，不予认定；对证据2中的通过西宁市中院调取的崔友良起诉青海康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案件证据，对其真实性康健公司认可，但与本案无关联性，不能证明李学华具有对外代表公司委托代理人的权利，不予认定。对康健公司提交证据1、2、3，王某1对真实性认可，应予认定；对证据4康健公司的情况说明，康健公司部分工资由西宁明方商贸有限公司发放的原因是康健公司与西宁明方商贸有限公司之间存在业务往来，康健公司委托西宁明方商贸有限公司代为发放王某1的工资。王某1虽不认可其真实性，但从明方商贸有限公司工资表上有王某1工资，且王某1也认可其自入职领取每月7000元工资的事实，加之工资表上均有康健公司的公章，证据之间相互印证，应予认定。对人民法院根据申请调查李学华的笔录，王某1、康健公司对真实性均认可，其证言能否被采纳，需结合其他证据进行综合评判。王某1、康健公司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对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本案定性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规定：“劳动者以用人单位的工资欠条为证据，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诉讼请求不涉及劳动关系其他争议的，视为拖欠劳动报酬争议，按照普通民事纠纷受理。”本案中王某1持有李学华出具的欠条主张工资，不涉及劳动争议的其他争议，故本案定性不应为劳动争议纠纷，而应为拖欠劳动报酬争议纠纷。王某1、康健公司均认可2016年11月17日康健公司经公司全体股东同意，任命王某1为康健公司总经理，聘用期间，王某1的月工资为税后50000元，但本案中康健公司提供工资表显示王某1自2016年12月入职至2019年1月辞职期间每月向王某1发放工资的标准为7000元左右/月。李学华在2019年1月25日向王某1出具内容为康健公司欠王某1工资2016年12月、2017年、2018年、2019年1月共计1375000.00元工资。王某1据此要求康健公司给付拖欠工资1375000元。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李学华是否有权代表康健公司向王某1出具欠条，确认拖欠其工资的问题；康健公司是否存在拖欠王某1工资的问题。关于李学华是否有权代表康健公司向王某1出具欠条，确认康健公司拖欠王某1工资的问题，王某1认为，李学华是康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董事、股东，在李学华代表康健公司出具欠条之前及之后被羁押前，李学华一直通过妻子方莉、创世股东的身份实际支配康健公司的行为，康健公司的对内对外重要文件都是由李学华签字签署确认，直到李学华因刑事犯罪被羁押，后青海生物产业园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接管康健公司、指派其副总经理担任康健公司法定代表人。故李学华有权签署工资欠条。康健公司认为，无证据显示李学华为康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其无权代表公司出具欠条，确认公司拖欠王某1工资的事实。首先，根据康健公司的《章程》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能够代表康健公司对外作出承诺的为康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总经理，以上人员在对外作出承诺前，应当按照康健公司的相关程序履行决策程序；其次，康健公司成立于2013年4月19日。成立时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方莉。2018年10月18日，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杨兴海。2020年2月26日，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李某。2016年11月17日，康健公司经公司全体股东同意，任命王某1为康健公司总经理，当时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杨兴海。李学华与康健公司成立时的法定代表人方莉系夫妻关系。李学华于2018年8月30日通过受让方式获得康健公司8%股份，成为康健公司股东，2019年6月27日李学华将其股份转让于方莉。李学华一直在康健公司工作，但未担任过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总经理职务，在一审、二审审理过程中，王某1亦未出具法定代表人、公司股东会授权委托李学华拥有对外承诺的权利；最后，王某1提交2019年1月25日李学华出具的内容为康健公司欠王某1工资1375000.00元欠条，欠条中只有李学华的签字，并无康健公司公章及法定代表人杨兴海的签字。康健公司在二审审理过程中提交的2017年、2018年、2019年度康健公司部分《付款申请表》、《报销凭证》、《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拟证明2017年、2018年王某1作为康健公司的总经理，具有对外代表康健公司签署各种文件的权利，2019年2月王某1离职后，康健公司的报销凭证、付款申请单由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杨兴海签字的事实。根据青海省公安厅逮捕通知书，杨兴海因涉嫌骗取贷款、票据承兑罪于2020年1月23日被依法逮捕，在此之前，杨兴海作为康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正常履行其职责，并不存在王某1诉称的李学华代为履职的情形。以上事实可知，王某1主张李学华是康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在李学华代表康健公司出具欠条之前及之后被羁押前，李学华一直通过妻子方莉、创世股东的身份实际支配康健公司的行为的诉求不能成立。李学华不具有代表康健公司对外作出承诺的权利。该出具欠条行为系李学华个人行为，李学华该行为不足以证明康健公司拖欠王某1工资情况。关于康健公司是否存在拖欠王某1工资的问题。在王某12016年11月入职至2019年2月离职期间，康健公司一直按照每月7000元的标准向王某1支付工资，王某1从未向康健公司主张拖欠其工资或对工资发放标准提出异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法释〔2020〕26号）第四十三条“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变更劳动合同，虽未采用书面形式，但已经实际履行了口头变更的劳动合同超过一个月，且变更后的劳动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且不违背公序良俗，当事人以未采用书面形式为由主张劳动合同变更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王某1虽与康健公司未能就工资变更事项进行书面约定，但康健公司按照每月7000元标准向王某1支付工资应视为双方对劳动合同的变更。且在二审审理过程中，王某1提交拖欠工资说明、任命书，拟证明向建忠为康健公司项目部总工程师，康健公司确认拖欠向建忠工资的事实。以此证明王某1的工资标准没有进行变更的事实，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并不能证实王某1的工资标准没有进行变更的事实及康健公司欠付王某1工资的事实。综上所述，王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王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纳敏审判员 李娟审判员 靳玲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张媛附：审理本案适用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第一百九十九条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有错误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或者当事人双方为公民的案件，也可以向原审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不停止判决、裁定的执行。第二百零五条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六个月内提出；有本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三项、第十二项、第十三项规定情形的，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