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9民终296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鄄城县贵玲农产品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菏泽市鄄城县古泉街道办事处陈庄行政村村东（259省道路东）。法定代表人：景贵玲，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士会，男，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智诚，濮阳市南乐县智诚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少波，男，1973年1月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南乐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瑞轩，男，1971年11月2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南乐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延乐，男，1967年6月10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南乐县。原审被告：苗章顺，男，1951年6月24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南乐县。原审被告：袁永聚，男，1954年1月18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南乐县。上诉人鄄城县贵玲农产品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玲农产品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少波、王瑞轩、王延乐（以下简称王少波等三人）、原审被告苗章顺、袁永聚种植回收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南乐县人民法院（2020）豫0923民初22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贵玲农产品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士会、郭智诚、原审被告苗章顺、袁永聚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王少波等三人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贵玲农产品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王少波等三人的起诉。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判决错误。1.一审中，王少波等三人没有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从苗章顺处领取的豆种存在质量问题，也没有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从袁永聚处领取的豆种导致豆子减产。一审判决由贵玲农产品公司赔偿王少波等三人的减产损失33922.45元错误。2.一审法院未查清案件基本事实,即王少波等三人实际收获多少豆子，是否按照合同约定将收获的豆子交付给贵玲农产品公司,贵玲农产品公司实际回收多少豆子。王少波等三人诉称的豆子减产有无合法依据和事实证据。3.一审法院认定王少波等三人的减产损失74980元，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一审中,王少波等三人未提交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其减产损失为74980元。因为豆子收获后,王少波等三人将豆子卖掉了，未查明具体卖了多少斤，卖了多少钱。一审判决由贵玲农产品公司赔偿其减产损失33922.45元错误。王少波等三人庭后提交书面答辩意见，贵玲农产品公司上诉理由不成立。1.王少波等三人从贵玲农产品公司处购买的豆种存在质量问题，豆种播种后出苗率较低，造成严重减产。王少波等三人曾向南乐县农业主管部门进行举报，也经农业主管部门对豆种进行试验，能证明大豆减产是豆种质量问题所致，且贵玲农产品公司对出苗较少情况到田地进行察看，但贵玲农产品公司对相关事实予以否认。原审庭审中王少波等三人提交了贵玲农产品公司工作人员到现场察看出苗较少的视频录像，也能证明因种子质量问题造成出苗率较低的事实。2.虽出苗率较低造成减产，但大豆成熟后，仍需雇人收割。收割后，王少波等三人通知袁永聚，袁永聚安排脱粒机进行脱粒，袁永聚清楚收获大豆的数量。收获豆子的工人一审出庭作证，足以证明王少波等三人收获大豆的数量是63袋，共计6173斤。后经河南中州评估有限公司对减产损失进行评估，损失数额为7498O元。该评估报告应作为定案依据。3.贵玲农产品公司称减产原因是播种及管理问题，但没有提供相关证据。且合同约定播种及管理都是在贵玲农产品公司的指导下进行，如是播种及管理问题，也应由贵玲农产品公司承担相应责任。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苗章顺述称，豆种不存在质量问题，是王少波等三人土地太干，苗章顺不让其耕种，其三人非要耕种，导致豆苗没有出够。一审判决证据不足，应查清事实后依法裁判。袁永聚述称，豆种不存在问题。南乐种植的几百亩中，只有王少波等三人一家种植出现问题。减产是因其管理不当导致的，最大原因是树下种植。王少波等三人收的豆子应交给贵玲农产品公司，其私自将豆子出售，给贵玲农产品公司造成损失。王少波等三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贵玲农产品公司、苗章顺、袁永聚（以下简称贵玲农产品公司等三人）赔偿王少波等三人因种植豆子造成的损失7498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苗章顺、袁永聚负责为贵玲农产品公司进行毛豆推广种植。2019年4月13日，王瑞轩代表王少波等三人与贵玲农产品公司签订《毛豆种子种植回收合同》。2019年5月23日，王瑞轩领取豆种400斤，种植期间王少波等三人因出苗不齐从袁永聚处领取370斤种子进行补种，之后贵玲农产品公司等三人与王少波等三人就出苗不齐的问题进行过现场查看并协商处理，最终协商未果。2019年12月16日，河南省中州评估有限公司受王延乐、王瑞轩委托，出具了河南中州（2019）第F12-16号关于种植大豆减产损失评估意见书，评估标的损失为74980元。一审法院认为，关于王少波等三人交给苗章顺的2500元的性质，王少波等三人主张是定金，贵玲农产品公司不认可收取了定金，苗章顺也不认可是合同定金，认可是肥料定金。一审法院认为，王少波等三人是与贵玲农产品公司签订的合同，王少波等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贵玲农产品公司委托苗章顺收取定金，贵玲农产品公司也不认可收取了定金，且王少波等三人在苗章顺处赊购了化肥，合同上仅显示“章顺收2500元”，对2500元的性质没有提及，因此，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苗章顺收王少波等三人的2500元是豆种定金。关于王少波等三人种植豆种的亩数，王少波等三人主张68.86亩，并提供了村委会证明和土地租赁合同予以证明，贵玲农产品公司等三人认为虽然王少波等三人已在租赁合同面积范围内全部种植了豆种，但有大树的地方没有播种，地里有小树，留的空隙大，因此实际面积达不到。一审法院认为，贵玲农产品公司等三人认可王少波等三人在租赁合同面积范围内全部种植了豆种，王少波等三人主张68.86亩，没有超出租赁合同70亩的面积，予以确认。关于王少波等三人收获的豆种斤数，王少波等三人提供了过磅单及证人证言予以证明，贵玲农产品公司等三人虽不认可，但豆种脱壳时是袁永聚安装的脱壳机，虽然袁永聚主张安装完脱壳机就回家了，但该事实也间接证明了王少波等三人收获豆种时告知了贵玲农产品公司等三人，且贵玲农产品公司等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王少波等三人还有豆种没有销售，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王少波等三人将豆种销售到其他收购点。故一审法院对王少波等三人收获的豆种斤数6173斤予以确认。关于王少波等三人的损失数额，王少波等三人提供的评估意见书虽然是王少波等三人单方委托，贵玲农产品公司对评估结果不认可，但根据合同内容和贵玲农产品公司提供的宣传彩页，能够证明种子每斤20元，回收价格为每斤4.8元，贵玲农产品公司承诺每亩产量不低于350-450斤，结合评估公司调查大豆种植户，筛选不合格率11.5％，按每亩产量中间数400斤计算，每亩估算产量应为354斤（400斤／亩×88.5％），王少波等三人种植面积68.86亩，应收豆种24376.44斤，王少波等三人实际收获6173斤，减产18203.44斤，按每斤收购价4.8元计算，王少波等三人毛损失87376.5元，扣除种子款15400元（770斤×20元）、收割费用2065.8元（68.86亩×30元）、破壳费用2065.8元（68.86亩×30元），王少波等三人实际损失67844.9元。对王少波等三人的上述损失，应当如何承担，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结合当事人提交的视频等证据以及当事人的一审庭审陈述，可以认定存在出苗不齐、豆种减产的事实。对造成出苗不齐、豆种减产的原因，王少波等三人主张是豆种质量的原因，贵玲农产品公司主张是王少波等三人播种、管理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对豆种的质量是否存在缺陷，举证责任在王少波等三人，王少波等三人提供的证据是南乐县农业部门的实验结果，但该结果是王少波等三人单方委托，贵玲农产品公司事前不知，事后不认可，因此该结果不足以认定贵玲农产品公司提供的豆种存在质量缺陷，故不能排除出苗不齐、豆种减产是王少波等三人播种、管理不当造成的，且王少波等三人系在林木间种植毛豆，在树下必然要留出一定的间隙，从播种密度、采光方面考虑，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毛豆的产量。贵玲农产品公司主张王少波等三人在土壤墒情不好的情况下播种，播种时深浅不一、高低不平，造成出苗不齐，王少波等三人不认可，贵玲农产品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故也不能排除是贵玲农产品公司提供的豆种存在质量缺陷。在双方当事人均不能证明对方有过错的情况下，应根据公平原则，对造成的损失合理分担。在双方均无法证明对方的过错程度大的情况下，对王少波等三人的损失，双方各分担50％为宜。合同中甲方签字处加盖有贵玲农产品公司的印章，故本案合同相对方是贵玲农产品公司，故贵玲农产品公司应对王少波等三人的损失承担50％的赔偿责任。王少波等三人提供的“喜讯”内容仅显示苗章顺是联系人，袁永聚仅代贵玲农产品公司为王少波等三人提供了豆种，故一审法院对王少波等三人要求苗章顺、袁永聚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一审判决：一、贵玲农产品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王少波等三人减产损失33922.45元；二、驳回王少波等三人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贵玲农产品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675元，由王少波等三人负担837.5元，贵玲农产品公司负担837.5元。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查明的相关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王瑞轩代表王少波等三人与贵玲农产品公司于2019年4月13日签订的《毛豆种子种植回收合同》第一条约定，王瑞轩作为贵玲农产品公司的豆种繁育基地，必须遵从贵玲农产品公司的时间安排，合理下种，在种植过程中与贵玲农产品公司密切沟通，贵玲农产品公司负责技术指导，负责提供母种，每亩6斤，按照每斤20元计算，不收现金，收种子时扣除。第三条质量要求约定，王瑞轩必须保证干种不受雨淋或雪盖，王瑞轩必须在贵玲农产品公司的指导下喷施农药，保证虫咬率不超过百分之二，豆种必须不能掺杂质，豆种含水量不能超过15%……如果贵玲农产品公司提供的豆种出现质量问题，一切损失由贵玲农产品公司承担。本院认为，本案系种植回收合同纠纷。当事人二审争议焦点为：王少波等三人种植毛豆减产损失数额如何认定，该损失是否与贵玲农产品公司的豆种质量有因果关系，一审判决贵玲农产品公司承担33922.45元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关于减产损失数额的认定。首先，关于种植亩数，王少波等三人一审提交了村委会证明和土地租赁合同，并根据王少波等三人首次购买豆种400斤的事实及合同约定每亩1斤豆种的约定，其主张种植面积为68.86亩，在合理范围内。贵玲农产品公司对此有异议，但其作为豆种的出售方，对其向王少波等三人购买并种植的豆种亩数及提供豆种数量应当知晓，现无证据予以反驳。故一审法院对王少波等三人认可的种植面积68.86亩予以认定，并无不当。关于收获豆种斤数。袁永聚认可其安装脱壳机的事实，根据王少波等三人提供的过磅单及证人证言，结合当事人陈述，一审判决认定王少波等三人收获豆种斤数为6173斤，有事实依据。贵玲农产品公司不认可，但未提供证据推翻王少波等三人所举证据，本院对王少波等三人收获豆种6173斤予以确认。关于损失数额的确定问题。根据双方之间的合同、贵玲农产品公司提供的宣传页内容以及二审期间当事人对产量的陈述，一审参照王少波等三人提供的评估意见书认定每亩估算产量为354斤，不超出合同约定范围，也符合一般种植常理。根据王少波等三人种植面积为68.86亩，从而计算出王少波等三人应收获豆种24376.44斤，实际收获3173斤，减产18203.44斤。按照每斤收购价4.8元计算，王少波等三人损失87376.5元，再扣除实际或必要发生的种子款、收割费用、破壳费用，一审判决认定王少波等三人实际损失为67844.9元，并无不当。关于减产损失原因及责任承担的问题。豆种出苗率低、减产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如豆种质量、种植技术、日常管理等。贵玲农产品公司将王少波等三人租赁的土地作为豆种繁育基地，向其销售豆种并提供技术指导，应当负有审慎审查土地是否满足种植条件、保证豆种质量、提供技术指导的义务。王少波等三人负有在贵玲农产品公司的指导下科学种植的义务。双方均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己方已全面履行义务，对豆种减产均应承担一定责任，一审法院酌定各自承担50%，比例适当。综上所述，贵玲农产品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75元，由鄄城县贵玲农产品商贸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彦敏审判员  李 辉审判员  马艳芳二〇二一年三月二日书记员  郭 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