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东安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黑1002民初104号 原告（反诉被告）：徐大禹，男，1993年4月出生，汉族，户籍地黑龙江省鸡东县，现住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东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邹玉梅，牡丹江市东安区长安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反诉原告）：赵艳波，女，1968年12月出生，汉族，无职业，住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东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国滨，黑龙江远东律师集团牡丹江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焦宗贤，黑龙江远东律师集团牡丹江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告（反诉被告）徐大禹与被告（反诉原告）赵艳波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1月18日立案，2021年1月29日，赵艳波向本院提起反诉，本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徐大禹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邹玉梅，被告（反诉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国滨、焦宗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徐大禹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赵艳波返还包车押金20000元；2、要求赵艳波给付承包期间燃油补贴10892.00元（2019年5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油补5809元、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7月31日油补5083元）；3、要求赵艳波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9年4月3日，徐大禹通过铃木4S店老板吴红霞介绍，与赵艳波签订大包车合同。2020年8月，赵艳波要将车辆出售，双方协商解除大包车合同，赵艳波口头委托其弟赵艳胜取回车辆。2020年8月12日，赵艳胜取车并给徐大禹出具收车证明。赵艳波收车后将车辆卖给他人。赵艳波卖车后没有退还包车押金，也没有将燃油补贴给付徐大禹，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徐大禹诉至法院。 赵艳波针对本诉辩称，徐大禹陈述与事实不符。2020年2月至2020年7月期间，徐大禹没有按照合同约定交付租金。2020年8月11日，徐大禹明确通知赵艳波不再交付租金，让赵艳波收车，而非赵艳波要卖车。双方终止包车合同是因为徐大禹单方违约造成的，按大包车合同约定，徐大禹交付的押金20000元不应当退还。燃油补贴是政府给营运车辆的补贴，并不是给付徐大禹的，徐大禹主张要承包期间燃油补贴没有依据。 赵艳波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1、要求徐大禹交付拖欠租金8410元，并支付违约金2523元；2、要求徐大禹承担反诉案件受理费。事实和理由：2019年4月3日，赵艳波与徐大禹签订大包车合同，合同约定赵艳波将黑CT0××号出租车大包给徐大禹，包车时间自2019年4月11日至2027年4月11日，年租金54750元，押金20000元。包车期间徐大禹不能以任何理由违约，如违约包车押金20000元不予退还，上打租金，逾期三日不交按一倍加收。2020年1月之前，徐大禹如约足额交付租金，2020年2月至7月，徐大禹一直未能按约定交付租金，共计拖欠租金8410元。2020年8月11日，徐大禹给赵艳波打电话，明确告知不再交租金，让赵艳波收车，徐大禹的行为构成违约。故赵艳波依法提起反诉。 徐大禹针对反诉辩称，赵艳波反诉内容不属实，徐大禹不拖欠赵艳波任何租金，更不应向赵艳波支付违约金，疫情期间全市的出租车车主减免租车租金，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并且赵艳波在收车时，委托赵艳胜给徐大禹出具了租金结清证明，故应驳回赵艳波的反诉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对双方当事人共同向法庭出示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 2019年4月3日双方签订的大包车合同。徐大禹意在证明：2019年4月3日，徐大禹和赵艳波签订车辆大包合同，约定包车期间如赵艳波卖车，有权收回车辆。赵艳波意在证明：合同约定的包车期限至2027年4月11日，如徐大禹违约，包车押金20000元不予退还。双方未在合同中约定燃油补贴的归属问题。 本院认为，该证据系2019年4月3日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签订的，能够反映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故对该证据所能证明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 对徐大禹所举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 1、证据一，转账记录4张。意在证明：赵艳波让徐大禹将20000元押金及第一个月的车辆租金4500元分别交给牡丹江铃木4S店老板吴红霞和会计小燕子，用于抵顶购车款。 赵艳波质证认为：对该组证据的形式要件无异议，但对其要证明的问题有异议。账单体现不出小燕子的身份，无法证明转给小燕子的4500元是交给赵艳波的。 本院认为，结合证人吴红霞的证言，该证据可以反映双方租赁车辆时徐大禹支付押金及首次租金的过程，故对该组证据所能证明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 2、证据二，2020年8月12日赵艳胜书写的收车证明一份。意在证明：因疫情原因双方解除租赁关系，2020年8月12日，赵艳波委托赵艳胜收回车辆，并明确车辆租金已结清，赵艳波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返还徐大禹租车押金20000元。 赵艳波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形式要件无异议，但对其要证明的问题有异议，该证据体现不出双方是因疫情解除合同。徐大禹提出终止合同，赵艳波因无法亲自收车，只能委托赵艳胜收车，并将车送到铃木4S店继续出租。该证据虽然载明“此前租金已经结清”的字样，但并不是赵艳波的真实意思表示，赵艳波只委托赵艳胜收车，并没有授权赵艳胜结算租金。双方的租金是通过微信方式进行结算的，该证据不能证明双方的租金已经结清。 本院认为，该证据系赵艳胜接受赵艳波委托，在收车的同时给徐大禹出具的，能够反映收车时赵艳胜真实的意思表示，故对该证据所能证明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 3、证据三，黑CT0××机动车行驶证复印件两份。意在证明：赵艳波购买的铃木轿车在2019年4月4日落牌。赵艳波收回车辆后，将车辆卖给郭金波并于2020年9月24日过户。徐大禹未违约，赵艳波应当返还包车押金20000元。 赵艳波质证认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终止合同的原因不是卖车，车是在终止合同近两个月后才卖出，郭金波的机动车行驶证在2020年9月24日才办理的变更登记，该证据不能证明因卖车解除大包合同。 本院认为，该证据能够证明赵艳波于2020年9月24日将案涉车辆过户给郭金波，对该组证据所能证明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 对赵艳波所举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 1、付聚微信账单12页。意在证明：徐大禹用微信方式向赵艳波爱人付聚交付包车租金。2020年2月交付租金3562元，欠1000元；3月份交付租金2500元，欠2062元；4月份交付租金2100元，欠2462元；5月份交付租金3100元，欠1462元；6月份交付租金3950元，欠612元；7月份交付租金3950元，欠612元。共计欠赵艳波租金8210元。 徐大禹质证认为，对该组证据的形式要件和要证明的问题均有异议。二、三月份疫情期间，赵艳波给徐大禹减免部分租金费用，减免租金是因为疫情这一不可抗因素减免的。徐大禹4月份按照每天135元缴纳租金，5月份开始按照每天130元缴纳租金，徐大禹已向赵艳波及时缴纳了租金。徐大禹在2020年4月19日给付聚转账2000元，2020年6月3日给付聚转账850元在该组证据中未体现。 本院认为，赵艳波对徐大禹2020年4月19日支付2000元，2020年6月3日支付850元租金的事实予以认可，徐大禹对微信账单中的其他支付记录及金额亦予以认可，故对该证据所能证明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 2、证据三，证人吴红霞出庭证言。意在证明：2019年4月，赵艳波在铃木4S店购买黑CT0××号出租车。自己是赵艳波和徐大禹建立车辆租赁关系的介绍人。赵艳波收回车辆后再次委托吴红霞帮助联系出租。黑CT0××号出租车购车价格含相关手续费后共计480000元，售车价格是383000元。 徐大禹质证认为，对该证人证言要证明的部分问题有异议。赵艳波收车前的一段时间，徐大禹没有见过吴红霞；燃油补贴归车主时，合同中会明确约定，根据国家政策和承包行业规则，燃油补贴在没有规定的情况下，应当给车辆实际使用人。 本院认为，证人吴红霞系牡丹江市裕隆汽车销售服务公司负责人，其在徐大禹与赵艳波的大包车合同中处于中间人的地位，其与徐大禹、赵艳波均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证人证言相对具有客观真实性，故对该证言中能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的部分，以及能够反应出租车购买、租赁行业惯例的内容本院予以采信。 3、证据四，证人赵艳胜出庭证言一份。意在证明：赵艳胜受赵艳波委托，负责接收车辆并把车送到铃木4S店。赵艳波没有授权赵艳胜与徐大禹进行租金结算，收车证明中所写的“此前租金已结清”是不得已写的，不写徐大禹不让其接收车辆，赵艳胜不清楚赵艳波和徐大禹之间的租金是否结清。 徐大禹质证认为，对赵艳胜证言有异议，赵艳胜与赵艳波是亲属关系，其证言不具有证明力。赵艳胜是完全行为能力人，应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其没有证据证明徐大禹逼迫其写收车证明。 本院认为，证人赵艳胜系赵艳波弟弟，其受赵艳波委托接收徐大禹租用的出租车，在徐大禹的要求下，未得到赵艳波授权的情况下即书写“此前租金已结清”的收条，其应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徐大禹作为交付车辆的当事人，有权要求委托人对受托人的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且赵艳胜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徐大禹逼迫其写收车证明。故对该证人证言本院不予采信。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9年4月3日，赵艳波与徐大禹经牡丹江市裕隆汽车销售服务公司负责人吴红霞介绍认识，双方自行签订大包车合同。合同约定赵艳波将黑CT0××号出租车大包给徐大禹，包车时间自2019年4月11日至2027年4月11日，年租金54750元，押金20000元。合同中的第5条对违约责任进行了约定：“包车期间乙方（徐大禹）不能以任何理由违约，如违约包车押金2万元不予退还。不许私自转包，否则押金不退，甲方（赵艳波）将车收回。包车期间如甲方（赵艳波）要卖车，甲方（赵艳波）有权收回车辆。”合同中第6条约定了租金给付方式：“上打租金，逾期三日不交按一倍加收。......”2020年1月之前，徐大禹按每月4562元交付租金，2020年2月至7月，徐大禹共计交付租金22012元。2020年8月11日，徐大禹给赵艳波打电话，双方解除大包车合同，2020年8月12日，赵艳波的弟弟赵艳胜接受赵艳波的委托从徐大禹处收回车辆，赵艳胜给徐大禹出具收车证明：“今收到黑CT0××出租车一台。此前租金已结清。赵艳胜代赵艳波收。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二日”。赵艳胜收到车后，将车放到吴红霞经营的铃木4S店委托其代为寻找承租人。后赵艳波将黑CT0××出租车卖出，2020年9月24日，该车辆行驶证上的所有人更名为郭金波。 本院认为，《大包车合同》是徐大禹和赵艳波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内容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应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关于徐大禹要求赵艳波返还包车押金20000元的诉讼请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七十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本案中，双方签订合同的日期以及双方支付租金的惯例表明，每月11日是徐大禹支付月租金的时间，徐大禹称2020年8月11日给赵艳波打电话，赵艳波在电话中说要卖车，从而导致双方解除大包车合同。但从赵艳波接收车辆后，委托铃木4S店代为寻找承租人，并在网上寻找买主等一系列行为，证明大包车合同并非因赵艳波要售车而解除。而双方通电话后，次日交还车辆时，徐大禹只要求收车人书写“此前租金已结清”便交付车辆，却未对包车押金问题提出任何异议，证明大包车合同的解除是因徐大禹在租赁期内明确表示不再交付租金而导致。根据合同约定，徐大禹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故对徐大禹要求赵艳波返还包车押金2000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徐大禹要求赵艳波给付承包期间燃油补贴10892元（2019年5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油补5809元、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7月31日油补5083元）的诉讼请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徐大禹与赵艳波签订大包车合同时，并未对承包期间的燃油补贴的归属问题进行约定，徐大禹亦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燃油补贴应当归属于自己。故对徐大禹要求赵艳波给付承包期间燃油补贴10892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赵艳波要求徐大禹交付拖欠租金8410元并支付违约金2523元的反诉请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六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合理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第一百七十二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本案中，徐大禹未按约定支付租金的期间与疫情防控期间相一致，疫情防控措施减少了人们的出行，对出租车行业会造成一定的冲击，双方应当根据疫情防控的需要对原合同进行适当调整，从双方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可以看出，徐大禹减少给付租金的金额时，赵艳波并未提出异议，即便赵艳波对徐大禹支付的租金数额存在异议，在委托赵艳胜收回车辆时，未及时告知赵艳胜该车尚存争议的事实而只交代赵艳胜收取车辆，亦存在委托不详的过错，而赵艳胜作为受托人，尽管其自作主张书写“此前租金已结清”字样的收条，但徐大禹对赵艳胜的代理权限并不了解，其有理由相信赵艳胜可以代理赵艳波行使收取车辆的相关事宜，赵艳胜实行的一些列法律行为的法律后果应由委托人赵艳波承担。故对赵艳波要求徐大禹交付拖欠租金8410元并支付违约金2523元的反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六条、第一百七十二条、第五百七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驳回原告徐大禹的诉讼请求。 二、驳回反诉原告赵艳波的反诉请求。 案件受理费572元，减半收取计286元，由原告（反诉被告）徐大禹负担。反诉费37元，由被告（反诉原告）赵艳波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聂 东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  王鹏飞 书 记 员  孙婉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