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06民初12927号原告：广州远通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华旭街3号984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C4FUR15。法定代表人：陈海劲。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梅，广东天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珠海大叁川沙石有限公司，住所地珠海市横琴新区琴政路466号商业楼501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MA53H0P78K。法定代表人：吴宗义。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健飞，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曾锦龙，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梁旭春，男，1981年7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原告广州远通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与被告珠海大叁川沙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叁川公司）、梁旭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23日受理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适用独任制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广州远通建筑材料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梅，被告大叁川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健飞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梁旭春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广州远通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两被告连带支付原告售沙款84235元；2.判令被告大叁川公司支付原告逾期付款的利息1300元（以84235元为基数，以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为基数，从2019年10月30日起计算至全部借款还清之日止）；3.判令被告梁旭春支付原告逾期付款的违约赔偿25271元（以84235元为基数，按30%计算）；4.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大叁川公司自2019年8月开始合作，合作模式为原告将其花费270244元购入的沙存放在大叁川公司管理的码头，向大叁川公司缴纳码头费用82213元。后大叁川公司将原告存放的沙出售给自己的客户并告知原告该沙款被码头管理人被告梁旭春进行个人其他业务而挪用了。原告认为两被告的上述行为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诉至本院，望判如所请。被告大叁川公司辩称：1.大叁川公司没有将原告存放在码头的沙出售给客户，原告要求大叁川公司对售沙款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依据。2.本案中，原告是基于与被告梁旭春签订的《赔偿协议》提起诉讼，大叁川公司并不是《赔偿协议》的主体，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原告只能向被告梁旭春提出赔偿请求。原告要求大叁川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被告梁旭春未答辩，亦未在举证期限内提交证据。经审理查明：原告主张其与被告大叁川公司存在合同关系，原告将其购置的沙存放于大叁川公司管理的码头，并向大叁川公司支付场地使用费；尔后原告委托大叁川公司销售其存放于大叁川码头的沙，售沙款共计84235元，原告对此提供了以下证据：1.《大叁川码头费用明细清单》（日期2019年8月27日），载明2019年8月7日至8月27日原告应支付的租金合计为8433元。2.《大叁川码头费用明细清单》（日期2019年10月28日），载明2019年8月31日至9月27日原告应支付的租金合计为48650元；9月29日原告应支付的租金为-40000元（备注：收到单总的场地租金40000元整）；9月30日至10月24日原告应支付的租金合计为32280元；10月27日原告应支付的租金为-105165元（备注：码头剩余20方水库砂左右）；清单合计金额为-64235元，原告称该64235元即为大叁川公司确认的售沙款金额。3.原告提供的“远通财务群”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9年8月31日，原告称“类型：东五围码头费用……总额：现付8433元；备注：现金转账，铲车4/方，中转皮带船4/方，洗砂船10/方，码头场地费第一船6/方，第二船3/方，这个星期加多3/方。（已扣除240方直接出的货款）……收款账户：户名：吴宗义……”。4.原告提供的《大叁川码头财务记录》，显示沙成本合计270244元，码头已收取费用合计82213元，以上共计352457元，剩余应收84235元。大叁川公司对证据1、2、3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上述证据仅能证明双方存在场地租用关系，不能证明原告曾委托大叁川公司销售案涉沙；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认为系原告单方制作。原告主张其委托大叁川公司销售案涉沙的款项84235元被大叁川公司员工梁旭春挪用，并提供了以下证据：1.《赔偿协议》，载明欠款人为被告梁旭春（联系电话183××××2666），签订日期为2019年11月29日，内容为：欠款人因挪用沙款进行个人业务导致无法按时偿还，拖欠陈海劲沙款共84235元；还款日期及方式为2019年11月29日15:00前全部还清；如欠款人不按期偿还欠款，鉴于对陈海劲造成的利益损害，欠款人承诺按协议规定每天2000元计算赔偿；若欠款人未按时支付还款和赔偿，陈海劲实现债权的费用由欠款人承担，包括但不限于律师代理费、诉讼费、财产保全费、执行费、差旅费、评估费、拍卖费、催收费用等。上述协议抬头及落款“欠款人”处有均有手写签名“梁旭春”并捺有指膜。2.短信记录，显示号码“183××××2666”，备注名“大三川东五围仔梁旭春”，2019年12月11日，“大三川东五围仔梁旭春”称“肯定搞好，请谅解我拖时间，所有事情碰在一块，原来工程项目封对方账户，上个月把我账户与公司账户也封了”。2019年12月20日，原告称“钱呢？咋还没转”。2020年1月1日，“大三川东五围仔梁旭春”称“在安排不够也会分批安排”。3.原告的法定代表人陈海劲于2020年10月12日向本院出具《情况说明》，载明其与被告梁旭春签订的《赔偿协议》系其以原告法定代表人的身份签订的，该债权属于原告债权而非其本人，并承诺不会以个人名义向被告梁旭春主张上述债权。4.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备注名为“大叁川东五围码头管理梁国光”，2019年11月27日，原告称“怎样？已经这么久了还不把钱打回来吗？”“现在梁总电话又不接了，什么情况？”，“大叁川东五围码头管理梁国光”回复“我也没办法，你们追梁总吧”。大叁川公司确认“大叁川东五围码头管理梁国光”的身份为其员工梁国光。庭审中，被告大叁川公司称其与被告梁旭春仅为合作关系，梁旭春并非大叁川公司员工，并提供了其法定代表人吴宗义与梁旭春的往来转账记录予以证明。原告称其曾通过致电大叁川公司法定代表人吴宗义委托大叁川公司销售案涉沙，并确认曾委托被告梁旭春销售案涉沙，但该行为系基于大叁川公司告知其梁旭春系码头负责人而做出的，故原告认为其实际上是委托大叁川公司销售案涉沙。另查明，被告大叁川公司成立于2019年7月16日，经营范围为航道疏浚工程、港口码头建设工程等，股东为张培荣、吴宗义。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供的《赔偿协议》、《情况说明》、微信聊天记录、短信记录、大叁川码头财务记录、大叁川码头费用明细清单、银行电子回单等，被告大叁川公司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银行电子回单等证据，以及到庭当事人的陈述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本案系合同纠纷，原告提供的《赔偿协议》、《情况说明》可以证明原告与被告梁旭春之间存在合同关系，且梁旭春挪用、占用了原告的售沙款84235元并承诺于2019年11月29日前向原告还清。原告与被告梁旭春之间的上述约定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成立、生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被告梁旭春未依约偿还上述款项，其行为已构成违约，原告主张梁旭春支付款项84235元的诉讼请求有理，本院依法予以支持。鉴于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梁旭春系被告大叁川公司的员工，以及其作出的上述行为系代表大叁川公司作出的职务行为，原告提供的大叁川码头费用明细清单等证据仅能证明其与大叁川公司存在关于存储沙的仓储合同关系，而无法证明二者存在原告所主张的委托售沙的合同关系，原告主张大叁川公司支付款项84235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故本院不予支持。原告主张梁旭春支付逾期付款的违约金虽然有理，但双方约定的每日2000元的违约金标准过高，本院依法将违约金计算标准调整为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原告主张按照30%计算违约金总额属于原告对其权利的合法处分，故梁旭春支付违约金的总额84235元的30%即25271元为限。被告梁旭春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本院视其放弃相关抗辩权利并依法作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梁旭春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广州远通建筑材料有限公司支付款项人民币84235元及违约金（违约金以人民币84235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自2019年11月30日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且违约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5271元）；二、驳回原告广州远通建筑材料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2516元，由原告广州远通建筑材料有限公司负担50元，被告梁旭春负担2466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邓昭君二〇二一年三月八日书记员  沈永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