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赣0802民初824号 原告：谢敏，女，1978年5月6日出生，汉族，住吉安市吉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宗远，男，住吉安市吉州区。 被告：陈国辉，男，1977年5月3日出生，汉族，住吉安市峡江县。 被告：颜仁丽，女，1979年1月31日出生，汉族，住吉安市峡江县。 被告：陈星云，女，1997年6月10日出生，汉族，住吉安市峡江县。 被告：农丰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新兴县新城镇沿江北路125号首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5321314875029K。 法定代表人：郑海建，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玉良，广东正诺律所事务所律师。 原告谢敏与被告陈国辉、颜仁丽、陈星云、农丰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丰宝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1月2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谢敏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宗远、被告陈国辉、颜仁丽、陈星云、被告农丰宝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谢玉良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谢敏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四被告连带偿还原告借款本金320000元及利息（其中以借款本金200000元为基数，利息按月利率1.5%自2016年11月10日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借款本金100000元为基数，利息按月利率1.5%自2017年2月9日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借款本金20000元为基数，利息按月利率1.5%自2018年3月16日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财产保全费、财产保全担保费等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和陈国辉系峡江县水边中学同学，初中毕业后一直没有联系。2015年，我们均加入了初中同学群，陈国辉说自己在做化肥生意，并经常发布相关照片及视频到同学群里。2016年春节我们初中同学聚会聊天时，陈国辉自称是农丰宝公司江西区域总代理，在农丰宝公司江西办事处有股份，农丰宝公司需要大量融资，并对同学们说有闲钱可以投到他公司吃利息。之后，陈国辉经常向原告推介融资的事情。期间，陈国辉向原告展示了一份其与农丰宝公司签订的《代理合同》和农丰宝公司的业务宣传册，于是原告就逐渐相信了他，但提出要陈国辉以其代理的农丰宝公司名义借款。2016年5月30日，陈国辉以农丰宝公司江西区域总代理的名义与原告签订了一份《融资协议》，约定陈国辉及农丰宝公司江西办事处向原告借款300000元，借期为1个月（自2016年6月1日至2016年7月1日）；利息6000元，借款到期如原告同意可续借。该协议经陈国辉签字并加盖了农丰宝公司江西办事处的印章。协议签订后，原告一次性将300000元借款转给了陈国辉的个人账户，陈国辉也于2016年7月份之前向原告偿还了借款本息共计306000元。之后，陈国辉及农丰宝公司江西办事处又按照原融资协议向原告要求3个月的短期借款，其中2016年8月7日向原告借款200000元，2016年10月17日向原告借款200000元。截止2016年12月底，陈国辉向原告归还了上述短期借款本息(其中2016年10月28日归还200000元，2016年11月16日归还160000元，2016年12月30日归还50000元)。 2016年11月10日，陈国辉及农丰宝公司江西办事处又与原告签订了一份借款金额为200000元的短期借款《融资协议》，原告当日通过银行转账200000元到借款方指定的陈国辉银行账户上。陈国辉在2016年12月底前归还了2016年10月份以前到期的短期借款本息后，又以代理农丰宝公司做肥料生意需要资金周转为由，向原告提出有钱就多借一些给公司，这样可多得利息且不用担心风险，因为有农丰宝公司承担责任。原告担心金额太大借期太长有风险且有前期借款未还清，当时没有同意。为进一步取得原告的信任，陈国辉向原告出示加盖了峡江县人民法院和农丰宝公司江西办事处印章及具有陈国辉、颜仁丽签名的《广东农丰宝江西分公司资产清查报告》，该法律文书让原告彻底相信陈国辉是代表农丰宝公司向原告融资借款，且陈国辉在农丰宝公司江西办事处具有上亿元的净资产，应当有偿还借款的能力，于是原告同意为被告提供更高额的1年期借款。2017年2月1日，陈国辉、陈星云以农丰宝公司江西区域总代理的名义与原告重新签订了一份《融资协议》，约定借款本金为300000元，借期为1年，借款月利率为1.5%，并口头约定如到期未归还按月利率2%计算。该融资协议借款人处加盖了“江西农丰宝合作社”及“广东农丰宝集团有限公司江西办事处”的印章。同时，陈国辉收回了2016年11月10日与原告签订的《融资协议》，并将该《融资协议》所涉200000元未归还的借款本息转为此次借款。2017年2月9日，原告按照该《融资协议》继续向陈国辉支付了借款本金为91000元（其中银行转账82000元、现金9000元），加上原有未付利息折算9000元，凑齐借款本金300000元。2018年3月16日陈国辉又向原告借款20000元（银行转账）。借款到期后，原告曾多次向被告要求偿还上述借款本息，但被告一拖再拖，至今分文未付。 为缓解原告的催债压力，陈国辉于2018年向原告出具了一份与颜仁丽签订的《离婚协议书》和《离婚补充协议书》，用以证明陈国辉和颜仁丽在婚姻存续期间共同投资经营农丰宝公司江西办事处，且离婚时陈国辉将夫妻共有的全部房产及农丰宝公司江西办事处部分资产转移给颜仁丽。陈国辉与颜仁丽于2007年7月4日在峡江县民政局登记结婚，2018年1月5日离婚。陈星云系陈国辉的女儿。 经查，2015年元月1日，陈国辉与农丰宝公司（原广东农丰宝肥业有限公司）签订了一份《代理合同》，约定农丰宝公司同意将“禅都农丰宝”品牌肥料产品授权陈国辉为江西地区的唯一指定销售代理商。合同签订后，陈国辉依照代理合同及授权书在江西以“江西农丰宝合作社”及“广东农丰宝集团有限公司江西办事处”的名义对外开展相关业务，并于在峡江县颖川宾馆四楼租了办公场所，办公场所挂了“江西农丰宝合作社”及“广东农丰宝集团有限公司江西办事处”两块牌子。农丰宝公司向陈国辉提供了宣传资料、工作服及数十吨化肥进行业务推广，并协助陈国辉以公司名义与多户江西农户签订了保增产15%的化肥销售协议，同时还派技术员罗富林专门到江西峡江等地跟踪指导，并将陈国辉作为其公司业务员专门制作了《业务员销售记录表》作为工作业绩考核。另查明，农丰宝公司自2014年至2021年频繁变更公司名称。 再查明，2019年11月25日，陈国辉因原告向侦查机关报案，担心承担合同诈骗罪的刑事责任，经侦查机关办案人员传唤后自动投案，坦白交代了伪造峡江县人民法院公文和广东农丰宝集团有限公司江西办事处印章的事实。2020年2月20日吉州区人民法院作出（2020）赣0802刑初36号刑事判决书，判决陈国辉犯伪造国家机关公文罪、伪造公司印章罪及相应刑期。2020年3月25日，陈国辉刑满释放。 原告认为，陈国辉、陈星云作为借款人在《融资协议》上签字并实际收到原告支付的借款本金，理应承担还本付息的义务；颜仁丽虽未与原告签订《融资协议》，但该借款是用于投资其家庭共同经营的农丰宝公司江西办事处，该借款属于其与陈国辉婚姻存续期间的夫妻共同债务，且并且离婚后得到了夫妻共有的房屋及公司股份等资产，依法应当承担清偿该借款的责任。虽然《融资协议》上借款人处加盖的“广东农丰宝集团有限公司江西办事处”和“江西农丰宝合作社”均系陈国辉私刻，但由于陈国辉系农丰宝公司的业务员和该公司江西区域总代理，对外一直以“广东农丰宝集团有限公司江西办事处”和“江西农丰宝合作社”的名义开展农丰宝公司经营范围内的业务及借款融资，且农丰宝公司管理混乱，名称变更频繁，一般人都会认为“广东农丰宝集团有限公司江西办事处”和“江西农丰宝合作社”系农丰宝公司的分支机构，陈国辉系上述分支机构的负责人。根据《民法典》第七十四条、《民法典》第一百七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原告完全有理由相信陈国辉系代表农丰宝公司分支机构借款，构成表见代理，农丰宝公司依法应当对陈国辉所负原告借款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赔偿原告的经济损失。 陈国辉辩称，借钱属实，但目前无能力偿还，原告主张利息过高，无法承受。我只向原告借款282000元本金。我伪造了公章也是迫于无奈，因为原告向我要钱要的比较紧。我们是借钱在先，《融资协议》过后2个月左右补的。借条是原告写好让我抄写的。 颜仁丽辩称，我与陈国辉离婚三年了，我对借款不知情也没签字，借钱与我无关。《离婚补充协议书》是我与陈国辉在打离婚证前一晚签的，但是没有交给民政局，打了离婚证之后我们双方都撕毁了补充协议，我亲眼看着陈国辉撕的，而且《离婚补充协议书》陈国辉都没有履行，不知原告为何还有复印件。 陈星云辩称，我与原告没有见过，我只知道我爸陈国辉向原告借了钱，但具体金额不知道。因为原告要钱比较急，开始原告给我打电话，我才有了原告电话，我就同原告说我爸有钱就还她。《融资协议》上的名字不是我的签名，这事与我无关。我有钱可以帮助我爸偿还，但不是必须由我承担。 农丰宝公司辩称，一、本公司从没有在江西省行政区域范围内设立分支机构，亦从没有授权任何人在该政区域范围内设立分支机构，并以本公司的名义从事借贷活动，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本公司只是授权陈国辉为江西地区唯一指定销售代理商，而非原告所能误解的本公司业务员或股东，本公司并没授权陈国辉从事借贷活动，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陈国辉无权代理以本公司的名义从事借贷活动。二、陈国辉使用的所谓“广东农丰宝集团有限公司江西办事处”、“江西农丰宝合作社”的单位名称，并非本公司设立的分支机构，而是陈国辉未经依法登记注册的虚构单位，其私刻伪造的公章亦非本公司的公章，两者并不相符，不足以让原告产生误解。原告作为一名林业局干部且有大学学历的知识分子，其完全有认知到陈国辉有伪造公章的犯罪事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一款的规定，本公司对陈国辉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承担民事责任。更何况，陈国辉对外使用的单位名称是虚构的，其私刻虚构单位的公章并非本公司的公章。三、本公司与原告素不相识，亦从没有授权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向其借款融资，根本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借贷关系，本公司不是本案民间借贷的主体。原告将本公司列为本案共同被告并进行财产保全，显属恶意诉讼。四、本公司依法变更企业名称，非原告起诉诬蔑的管理混乱。本公司为实施公司的长远发展目标与战略规划，依法变更公司名称，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上公示，完全合法。且变更登记注册的公司名称，在使用中不会对公众造成欺骗或者误解，公示的有关信息与原告在《民事起诉状》中列明无异。五、原告系明确知悉涉案借款系归陈国辉个人使用。首先，原告未能提供《融资协议》中约定的“融资收据”。其次，《融资协议》虽加盖了伪造的两个公章，但原告与陈国辉长达五年的借款、收付利息、还款等借贷款项往来都是私户转账。再次，《民事起诉状》第3页第9行中的陈述说明原告出借案涉款项时已经清楚款项系陈国辉个人使用且交付陈国辉个人。最后，2019年4月6日的借条明确借款人为陈国辉，用途为其个人用于肥料生意资金周转。故此，纵使此前真如原告所述系其误解，但此时陈国辉已经明确告知原告款项的用途及借款主体系其一人并获得原告同意由其一人予以归还，足以说明案涉款项与本公司无关。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一款的规定，案涉款项系陈国辉个人占有、使用、处分的，故本公司不承担任何民事责任。六、原告系知悉本公司联系方式，但其从未联系过本公司，陈国辉是否为公司员工或股东，是否代表公司进行融资活动等事宜，其只需要简单与公司电话沟通便可以核实，但其在本案诉讼前从未向本公司发出催告通知要求公司予以追认，亦从未曾与本公司取得联系。七、本公司在本案中不存在任何过错行为。首先，陈国辉并非本公司的员工，且陈国辉私刻伪造的公章亦非是本公司的公章，不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即使适用，本公司也不存在任何过错行为，且原告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本公司存在过错行为与其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综上，案涉款项仅为原告与陈国辉之间的民间借贷行为，与本公司无关，本公司对《融资协议》毫不知情，并非本公司的意思表示，更无过错，恳请法院驳回原告对本公司的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和陈国辉系原中学同学。2016年双方聊天时，陈国辉自称是广东农丰宝集团公司江西区域总代理，在该公司江西办事处有股份，该公司需要大量融资作为公司周转。期间，陈国辉向原告展示了一份其与公司签订的《代理合同》，于是原告就逐渐相信了他。后陈国辉以广东农丰宝集团公司江西区域总代理的名义与原告签订了一份《融资协议》，约定：“甲方：广东农丰宝集团公司江西区域总代理，乙方：谢敏。乙方自愿融资人民币叁拾萬元整，作为甲方公司周转，融资期限从2016年6月1日至2016年7月1日，到期甲方付给乙方红利陆仟元……。”原告及陈国辉在落款处签字，并在日期处加盖了“广东农丰宝集团有限公司江西办事处”的公章，无具体落款日期。之后，陈国辉又提出向原告短期借款，其中2016年8月7日向原告借款200000元，2016年10月17日向原告借款200000元。截止2016年12月底，陈国辉向原告归还了上述短期借款本息，其中2016年10月28日归还200000元，2016年11月15日归还160000元，2016年12月30日归还50000元。原告及陈国辉在庭审中均认可陈国辉在2016年12月底前均已归还了2016年10月份以前到期的短期借款本息。以上借款还款均通过陈国辉个人账户发生。 2016年11月10日，陈国辉又向原告借款200000元，原告当日通过银行转账200000元至陈国辉银行账户。为了进一步取得原告信任，获取原告更多更长期借款，陈国辉向原告展示了一份加盖了“峡江县人民法院”和“广东农丰宝集团江西办事处”印章及具有陈国辉、颜仁丽签名的《广东农丰宝江西分公司资产清查报告》，该报告除陈国辉自己签名为真外其余均为陈国辉伪造。该报告让原告相信陈国辉在广东农丰宝江西分公司具有股份，且具有上亿元净资产，陈国辉是代表公司向原告融资借款，应当有偿还借款的能力。于是原告同意提供更高额的1年期借款。“2017年2月1日”，陈国辉又以“广东农丰宝集团公司江西区域总代理”的名义与原告签订了一份《融资协议》，约定：“甲方：广东农丰宝集团公司江西区域总代理，乙方：谢敏。乙方自愿融资人民币叁拾萬元整，作为甲方公司周转，融资期限从2017年2月1日至2018年2月1日，到期甲方付给乙方红利1年*1.5%元，退回本金及红利合计人民币300000*0.015*12=354000元。……。”原告在抬头乙方处签名，未在落款乙方处签名，陈国辉在落款处签名及加盖自己名字印章，并在日期处加盖了伪造的“广东农丰宝集团有限公司江西办事处”公章，在落款甲方“广东农丰宝集团公司江西区域总代理”处加盖了伪造的“江西农丰宝合作社”公章，日期落款为2017年2月1日。日期下方为陈国辉事先代签的“陈星云”签名。该《融资协议》300000元借款中有200000元为2016年11月10日陈国辉向原告的200000元借款转入而来，另有82000元为2017年2月9日陈国辉再次向原告借款转入，剩余18000元原告认为9000元为现金借款，9000元为利息转入，该利息以2016年11月10日所借的200000元为本金，按月利率1.5%从2016年11月10日借款之日计算至2017年2月9日《融资协议》签订之日，共三个月，每个月3000元，合计9000元利息；陈国辉则认为剩余18000元是利息转入而来，该利息是以2016年11月10日所借的200000元为本金，按月利率2%从2016年11月10日计算至2017年2月9日，并未向原告借现金9000元。双方口头约定300000元借款逾期还款则按月利率2%计算逾期利息。2018年3月6日，陈国辉又向原告借款20000元，原告当日通过银行转账20000元到陈国辉银行账户，双方对此未约定利息及还款期限。后陈国辉只于2018年7月22日向原告偿还了13000元利息，其余借款本息均未偿还。 另查明，陈国辉与颜仁丽于2007年7月4日在峡江县民政局登记结婚，2018年1月5日协议离婚。陈星云系陈国辉的女儿。为缓解原告的催债压力，并尽快与颜仁丽离婚，陈国辉与颜仁丽签订了一份《离婚补充协议书》，该协议于2018年1月5日签订，第三点约定：“除离婚协议书以外财产，双方共同经营的《广东农丰宝驻江西分公司》乙方（陈国辉）出资叁仟万购买甲方（颜仁丽）之40%股份，还需支付甲方壹仟捌佰万现金人民币，于离婚后三月底全部交清，经协议扣除《广东农丰宝驻江西分公司》2015-2018分红及公司核算另需支付甲方现金人民币陆佰万元整，经人民法院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定即时执行。”陈国辉向原告拍照并发送与颜仁丽签订的《离婚协议书》和《离婚补充协议书》，以证明其离婚时将夫妻共有的房产及农丰宝公司江西办事处部分资产转移给颜仁丽，无能力还款。该协议双方离婚后均已撕毁，陈国辉也并未实际出资购买所谓股份。 2019年4月6日，经双方结算，陈国辉向原告出具了一份借条，借条言明：“今2019年4月6日结算，累计借谢敏本息人民币：肆拾柒万肆仟玖佰贰拾元整（￥：474920.00），并予2019年4月10日之前还清，如未按时还款本人自愿按借款之百分之十罚金。借款备注：陈国辉（身份证号：362423197705031010）1、于2016年11月10日借谢敏人民币贰拾万元整（￥：200000.00），用于肥料生意资金周转，月利率千分之壹拾伍（15‰），每月利息为叁仟元整借期三个月，到期连本带息付清。2、因投资规模扩大于2017年2月9日再借谢敏玖万壹仟元整，其中转账捌万贰仟元，现金玖仟元（￥：91000.00），连同2017年2月9日到期连本带息贰拾万玖仟共计叁拾万元整（￥：300000.00），借期一年，月息千分之壹拾伍（15‰），每月利息（￥：4500.00）,2018年2月8日连本带息付清，共计人民币叁拾陆万叁仟元整（￥：363000.00），加上2018年3月16日借谢敏贰万元整，共计叁拾捌万叁仟元整，再借一年，月息千分之贰（2‰），于2019年4月6日连本带息付清，共计人民币肆拾柒万肆仟玖佰贰拾元整。今借人：陈国辉，2019.4.6，身份证号：362423197705031010。” 还查明，农丰宝公司于2014年9月5日注册成立，原名“广东农丰宝肥业有限公司”，2016年4月20日更名为“广东农丰宝肥业集团有限公司”，2018年1月3日更名为“广东农丰宝生态工程集团有限公司”，2019年5月21日更名为“农丰宝集团有限公司”，2021年1月26日更名为“农丰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1月1日，陈国辉与原广东农丰宝肥业有限公司签订了一份《代理合同》，约定公司同意将“禅都农丰宝”品牌肥料产品授权陈国辉为江西地区的唯一指定销售代理商，以建设农民合作社的模式服务用户、开发及维护市场。双方还约定公司负责供货、技术咨询、销售员培训、销售指导、销售推广、制定产品价格政策等，陈国辉负责客户拓展、产品销售、档案建立、提供工作报告、维护公司形象，做到合法经营，否则造成的损失由陈国辉自负等。合同有效期为三年。同日，原广东农丰宝肥业有限公司根据该《代理合同》向陈国辉出具了一份《授权书》，授权陈国辉为该公司江西区域总代理，负责“禅都农丰宝”品牌系列肥料的销售及售后服务，有效期为2015年1月1日至2018年1月1日。合同签订后，陈国辉以“江西农丰宝合作社”及“广东农丰宝集团有限公司江西办事处”的名义对外开展相关业务，并于在峡江县颖川宾馆四楼租了办公场所，办公场所挂了“江西农丰宝合作社”及“广东农丰宝集团有限公司江西办事处”两块牌子，但陈国辉并未进行工商登记，并伪造了“江西农丰宝合作社”及“广东农丰宝集团有限公司江西办事处”两枚公章。陈国辉也并非农丰宝公司的员工或者股东。 再查明，2019年11月25日，因原告向侦查机关报案，陈国辉被立案侦查，2020年2月20日吉州区人民法院作出（2020）赣0802刑初36号刑事判决书，判决陈国辉犯伪造国家机关公文罪、伪造公司印章罪及相应刑期。2020年3月25日，陈国辉刑满释放。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陈国辉向原告归还的借款本息应为多少；二、颜仁丽、陈星云、农丰宝公司应否对陈国辉的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偿还责任。 一、关于陈国辉向原告归还的借款本息应为多少。 本案中，原告及陈国辉在庭审中均认可陈国辉在2016年12月底前均已归还了2016年10月份以前到期的短期借款本息。根据双方提供的银行流水，可以认定陈国辉未归还的流水上的借款本金仅为2016年11月10日的200000元，2017年2月9日的82000元，2018年3月6日的20000元。根据陈国辉与原告于“2017年2月1日”签订的《融资协议》以及2019年4月6日陈国辉向原告出具的借条可知，该《融资协议》与借条均是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虽然陈国辉并不认可该《融资协议》中300000元的借款中有向原告所借的现金9000元，但其在2019年4月6日向原告出具的借条中言明于2017年2月9日借到原告现金9000元，陈国辉也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确未收到9000元现金，故应认定陈国辉于2017年2月9日借到原告现金9000元。因此，该300000元的借款只有9000元为利息。根据2019年4月6日陈国辉向原告出具的借条，该9000元利息计算方式为以2016年11月10日所借200000元为本金，按月利率15‰计算至2017年2月9日，共三个月。同时可得知，2016年11月10日所借200000元双方约定的月利率为15‰，即年利率18%。故原告诉请以借款本金200000元为基数，利息按月利率1.5%自2016年11月10日计算利息，本院予以支持。而且根据借条言明2017年2月9日转账82000元、现金交付9000元，但《融资协议》落款时间却为“2017年2月1日”的事实，可知该《融资协议》实际签订日期并非2017年2月1日，应认定为2017年2月9日。因2016年11月10日所借200000元双方约定的月利率为年利率18%，未超过年利率24%，故双方将9000元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可予以认定。该100000元由三部分构成，一是2017年2月9日转账82000元；二是当日现金交付9000元；三是2017年2月9日双方将2016年11月10日所借200000元结算后将三个月利息9000元计入而来。又因双方在借条中约定该100000元借款月利率为15‰，故原告诉请以借款本金10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1.5%自2017年2月9日计算利息，本院予以支持。根据双方在借条中约定，2018年2月8日到期的本息363000元加上2018年3月16日（实则为2018年3月6日）所借的20000元共计383000元再借一年，借款期满日为2019年4月6日，月息2‰，连本带息共计474920元，换算下来月利率实则为2%，故该借条中借款20000元是按月利率2%计算利息。现原告诉请以借款本金20000元为基数，利息自愿按月利率1.5%自2018年3月16日计算利息，是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因借款合同成立于2020年8月20日之前，故原告诉请的利息应分段计算。原告诉请以借款本金200000元为基数，利息按月利率1.5%自2016年11月10日计算至2020年8月19日的利息；以借款本金100000元为基数，利息按月利率1.5%自2017年2月9日计算至2020年8月19日的利息；以借款本金20000元为基数，利息按月利率1.5%自2018年3月16日计算至2020年8月19日的利息，以上利息合计135900元+63500元+8730元=208130元，本院予以支持。因陈国辉于2018年7月22日向原告偿还了13000元利息，故该部分利息应予以核减，核减后为195130元。2020年8月20日至借款本金归还之日止的利息均最高按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2021年1月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3.85%的四倍计算即年利率15.4%。以上借款本息，陈国辉作为借款人应予归还原告。 二、关于颜仁丽、陈星云、农丰宝公司应否对陈国辉的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偿还责任。 首先，颜仁丽应否对陈国辉的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偿还责任。本院认为，陈国辉与颜仁丽于2018年1月5日协议离婚，2018年3月6日陈国辉向原告借款20000元，该借款发生于双方离婚之后，故该笔借款及其利息颜仁丽不应承担连带偿还责任。至于陈国辉于2016年11月10日向原告所借200000元、2017年2月9日向原告所借100000元及其利息，该借款虽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但该借款金额较大，非因家庭日常生活需要产生，颜仁丽均不知情，也未在《融资协议》及其他债权凭证上签字，至今也不予追认，实际上也未进入颜仁丽的个人账户，故不应按照夫妻共同债务处理。原告认为陈国辉的借款用于投资其家庭共同经营的农丰宝公司江西办事处，并且颜仁丽离婚后得到了公司股份等资产，仅凭《离婚补充协议书》。因陈国辉事实上并未成立“广东农丰宝集团有限公司江西办事处”及“江西农丰宝合作社”，两机构均为陈国辉虚构，颜仁丽离婚后陈国辉也并未实际出资购买所谓股份，该约定实为陈国辉为达离婚目的欺骗颜仁丽，况且该协议双方离婚后均已撕毁，原告提交的也非原件，故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该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因此，原告主张颜仁丽对陈国辉的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偿还责任，本院不予支持。 其次，陈星云应否对陈国辉的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偿还责任。本案中，2018年3月6日陈国辉向原告借款20000元，该借款系陈国辉个人行为，陈星云并非共同借款人，借款实际上也未进入陈星云的个人账户，故该笔借款及其利息陈星云无需承担连带偿还责任。至于陈国辉于2016年11月10日向原告所借200000元、2017年2月9日向原告所借100000元及其利息，因该《融资协议》上“陈星云”签名为陈国辉事先代签，并非陈星云本人亲笔签名，该借款实际上也未进入陈星云的个人账户，故其亦无需对陈国辉的该借款本息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原告提交其与陈星云的短信聊天记录以证明陈星云知道本案借款事实并承诺偿还，但根据其提交的短信聊天记录可知，陈星云虽知陈国辉向原告有借款，但陈星云知道陈国辉向原告有借款并不能当然认为陈星云有义务向原告偿还陈国辉的债务，即使他们是父女关系。而且陈星云短信上表示“钱这边还没到账，到了我就给你打过去”，并没有表示出该借款为其与陈国辉的共同借款的意思表示，其只是表示其可以帮助或协助陈国辉偿还，但这并非其强制性义务。因此，原告主张陈星云对陈国辉的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偿还责任，本院不予支持。 再次，农丰宝公司应否对陈国辉的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偿还责任。 其一，根据陈国辉与农丰宝公司2015年1月1日签订的《代理合同》以及农丰宝公司出具的《授权书》，农丰宝公司只是授权陈国辉为公司生产的“禅都农丰宝”品牌肥料产品的江西地区的唯一指定销售代理商，负责该品牌系列肥料的销售及售后服务，双方在《代理合同》中约定的权利义务也未授权陈国辉在江西省行政区域范围内设立分支机构，并以该公司的名义从事借贷活动，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原告在借款之前，陈国辉也向原告展示了该《代理合同》，原告应当知道陈国辉无权以农丰宝公司的名义从事借贷活动。 其二，陈国辉在《融资协议》上使用的“广东农丰宝集团有限公司江西办事处”、“江西农丰宝合作社”两枚公章均为陈国辉私刻，该事实已被本院刑事判决书认定，陈国辉也已服刑完毕。两机构并非农丰宝公司设立的分支机构，而是陈国辉未经依法登记注册的虚构单位，其私刻的两枚公章亦非农丰宝公司及其分支机构的公章，与农丰宝公司历来的名称并不相符。 其三，原告与陈国辉借款、还本付息长达五年之久，借贷款项往来都是私户转账，农丰宝公司从未有过原告的款项进账，且2019年4月6日的借条也再次明确借款人为陈国辉，用途为其个人用于肥料生意资金周转。另外，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农丰宝公司的联系方式，但其在本次诉讼前从未联系过该公司确认陈国辉是否为公司员工或股东以及是否代表公司进行融资活动。这表明原告应知借款系陈国辉的个人行为。此外，在陈国辉与原告签订《融资协议》前，陈国辉向原告展示了《广东农丰宝江西分公司资产清查报告》以证明其具有还款能力，该清查报告伪造的公章之一为“广东农丰宝集团江西办事处”，而随后签订的《融资协议》上加盖的伪造公章之一为“广东农丰宝集团有限公司江西办事处”，两者名称不同，字体排列也不相同，原告能够辨别却疏于辨别，以致于继续借款。 其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盗窃、盗用单位的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或者私刻单位的公章签订经济合同，骗取财物归个人占有、使用、处分或者进行其他犯罪活动构成犯罪的，单位对行为人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承担民事责任。”第二款规定：“行为人私刻单位公章或者擅自使用单位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的犯罪行为，单位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根据该条理解，行为人私刻的公章应与被刻单位公章名称一致，这样才能使相对方受蒙蔽，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如果行为人私刻的公章与被刻单位公章名称不一致，其所订立的合同就非以被刻单位的名义所订立，也不存在相对方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本案中，陈国辉私刻的两枚公章非农丰宝公司及其分支机构的公章，与农丰宝公司历来的名称并不相符，不构成表见代理。因此，陈国辉将私刻的非农丰宝公司的公章加盖在《融资协议》上的行为，不适用该条款。至于2018年3月6日陈国辉向原告借款20000元，该借款纯属陈国辉的个人行为，借款实际上也未进入农丰宝公司的公账。因此，农丰宝公司无需对陈国辉的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偿还责任。退一步，即使私刻的两枚公章为农丰宝公司的公章，根据该条第一款，农丰宝公司原则上对陈国辉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承担民事责任。农丰宝公司变更公司名称均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上进行公示，原告认为农丰宝公司公司管理混乱证据不足，且原告未能举证证明农丰宝公司存在明显过错行为，并且该过错行为与其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因此，农丰宝公司无需对陈国辉的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偿还责任。 综上所述，陈国辉应归还原告借款本金320000元、利息195130元及2020年8月20日起至借款本金实际归还之日止的利息（以320000元为本金，按年利率15.4%计算）。原告诉请颜仁丽、陈星云、农丰宝公司对陈国辉的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偿还责任，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一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陈国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谢敏借款本金320000元、利息195130元及2020年8月20日起至借款本金实际归还之日止的利息（以320000元为本金，按年利率15.4%计算）； 二、驳回原告谢敏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6100元，减半收取计3050元，保全费2620元,合计5670元,由被告陈国辉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判决生效后，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义务，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上述履行期限的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 审判员 郑 辉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杨君之 附相关法律条文： 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第二百零五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利息。对支付利息的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借款期间不满一年的，应当在返还借款时一并支付；借款期间一年以上的，应当在每届满一年时支付，剩余期间不满一年的，应当在返还借款时一并支付。 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 第二百零七条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 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二款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 第一条第二款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三十一条第二款2020年8月20日之后新受理的一审民间借贷案件，借贷合同成立于2020年8月20日之前，当事人请求适用当时的司法解释计算自合同成立到2020年8月19日的利息部分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对于自2020年8月20日到借款返还之日的利息部分，适用起诉时本规定的利率保护标准计算。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五条行为人盗窃、盗用单位的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或者私刻单位的公章签订经济合同，骗取财物归个人占有、使用、处分或者进行其他犯罪活动构成犯罪的，单位对行为人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承担民事责任。 行为人私刻单位公章或者擅自使用单位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的犯罪行为，单位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5、《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款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的民事案件，适用本章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