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3民初386号原告：北京尚良风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尚良风信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法定代表人：梁霄，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春旭，北京市中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众人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众人网络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祖冲之路XXX号XXX幢XXX-XXX层XXX室。诉讼代表人：汪亚东，被告破产管理人众华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望絮，上海市君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源源，上海市君悦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上海众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众人信息技术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祖冲之路XXX号XXX幢XXX-XXX层XXX室4层。法定代表人：金燕。原告北京尚良风信公司与被告上海众人网络公司、第三人上海众人信息技术公司普通破产债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1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3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北京尚良风信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春旭、被告上海众人网络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望絮参与了在线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依法确认原告对被告享有普通破产债权人民币(以下币种同)314.30万元。事实和理由：原、被告具有多年业务合作关系。原告作为被告中国电信相关项目的软件提供方，曾与被告签署了系列《风信子认证管理系统软件销售合同》，约定由原告为被告相关中国电信项目提供“风信子认证管理系统软件”产品及培训服务。原、被告在多年合作中形成了“先工作、后签约”的交易模式，即根据中国电信的需求，由原告先行向被告及中国电信提供相应的产品及服务，项目结束后，原、被告双方再行结算并签署固定总价合同。依照前述工作习惯和模式，原告在2017—2018年间向被告的中国电信集团项目提供了“风信子”软件及产品服务。由于被告声称相关项目是其关联公司即本案第三人实际负责实施，故一直未与原告签署合同。经与被告多次协商沟通，2020年1月5日，被告向原告出具《承诺书》确认在2017—2018年间被告有关中国电信集团项目中欠付原告314.30万元。此后被告未能实际协调原告与第三人签约，反而被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裁定进入破产清算。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原告向管理人申报本案债权未获确认，故依法提起本案诉讼。被告辩称，原告的诉请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一、被告与中国电信集团没有签订2017—2018年的扩容项目合同，也没有为中国电信集团提供过2017—2018年的扩容服务，更没有要求原告为被告或中国电信集团提供过2017—2018年的扩容服务。二、原、被告之间的邮件往来涉及的工作内容均为原告为中国电信集团提供过2015—2016年扩容项目提供为期24个月的免费及时支持与服务，如原告证据第75页涉及到的二级管理、资源同步、权限模型、用户管理、令牌管理，原告证据第85页中提到的割接功能的增加与原告的工作内容无关，原告证据第87页所涉内容属于BGU修复，是原告作为2015—2016年项目的软件与服务提供商本应履行的原合同内约定的维护工作。三、从原、被告过往的合作可知，被告支付给原告的合同款性质是按照对应的实际功能的开发而产生的实施类费用，而不是原告向被告提供咨询服务的咨询费。原告不能因为其参与提供了2017—2018年度系统扩容的服务方案就认定该部分费用的存在。四、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先工作、后签约”的工作习惯与模式。原告提交的5份《风信子认证管理系统软件销售合同》均没有记载项目的实施起止时间，合同的签订时间也没有其他证据佐证，不能证明系在项目实施完毕后才签订合同。原告提交的(2019)京0111民初17587号民事判决书第4页第15行记载“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约定提供软件内容，被告陆续向原告支付货款”证明原、被告双方是先签约后提供服务。五、《承诺函》上的被告公章系周楷翔在未经法定代表人批准或授权情况下所盖，《承诺函》上的被告法定代表人签字处为空白，因此该《承诺函》不是被告单位的真实意思表示，被告不应对此承担责任。据此，被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请。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证据一：《风信子认证管理系统软件销售合同》5份，据此证明原、被告存在多年合作关系，由原告为被告的中国电信项目提供软件产品及培训服务。双方多年来形成的工作习惯与工作模式就是“先工作、后签约”。因此，即便被告与中国电信集团未能就2017—2018年项目签署合同，也不能抹杀原告已实际向中国电信集团提供的服务。被告拒绝确认原告债权没有依据。证据二：(2019)京0111民初17587号民事判决书及裁定书，据此证明原、被告双方在2017年湖北、山西、天津三个中国电信地方项目中采取的也是“先工作、后签约”模式，前述三地项目也没有签署正式合同，但生效判决确认了原、被告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前述三地项目中，原、被告双方也是通过电子邮件进行沟通，协商确认价款。证据三：有关电子邮件29封，其中原告证据第75页2016年9月9日吴远丹发送给何杰的邮件载明“如下几项功能已开发完毕可上线”，第79页2017年2月9日何杰发给初鹏飞邮件主题为“随身NOC今年工作计划”，第80页2017年3月2日宫强强与初鹏飞邮件以及第81页2017年2月24日邮件何杰与初鹏飞邮件均能体现随身NOC需要与电子运维对接，统一账号管理方案都是新的工作内容。原告证据第81页、第84页、第85页、第89页、第90页、第92页、第101页、第103页、第107页、第111页、第112页、第113页、第117页、第119页、第123页分别涉及群公告优化功能上线、电子运维接口开通、协调随身NOC与案外第三方爱立信的对接、管理后台新增、测试功能增加、解决2017年工作遗留问题等。前述功能的开发与新增并不包含在之前已完成服务当然应包含的后续维保工作中，完全是软件新增功能的开发。原告系根据中国电信要求并服从被告公司有关人员指令提供服务，据此证明原告已经如实、全面向中国电信提供了2017—2018年项目的服务，被告对此是明知的。证据四：微信聊天记录，据此证明原告工作人员“王姐”(王凤华)与被告负责中国电信2017—2018年项目的工作人员刘苏对账确认涉案项目款项的事实，本案诉请314.30万元即该次微信聊天时双方确认。证据五：《承诺书》，据此证明被告于2020年1月5日以《承诺书》形式书面确认原告在2017—2018年向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及分公司提供了软件及相应服务，应得款项为314.30万元。证据六：债权审核表，据此证明被告进入破产程序后，破产管理人没有认定原告就本案债权提出的申报。证据七：债权异议函及回复，据此证明原告向管理人提出债权异议，但管理人仅依据被告法定代表人的口头否定就再次拒绝确认原告的涉案债权。证据八：2018年8月23日刘苏发给初鹏飞的电子邮件，在关于商务沟通情况部分明确提到“集团：在提报价和可研方案阶段”，初鹏飞当日的回复邮件中也明确提到“集团18年项目报价及相关文件已经提交设计院，等待最终谈判”。前述邮件内容结合原告证据三、证据十与证据十一，可进一步证明原告为中国电信2017—2018年扩容项目提供了服务。证据九：2018年5月28日原、被告双方签署的《备忘录》，据此证明《备忘录》的结算项目并不包含原告为中国电信2017—2018年提供的扩容服务，原告本案诉请与(2019)京0111民初17587号案中的诉请不存在重复主张的情况。证据十：《2018年中国电信4A集中管理系统建设工程工程技术规范书》、证据十一——《中国电信2018年网络安全管理平台扩容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据此证明证据十与证据十一均明确体现了中国电信集团就2017—2018年扩容项目提出的具体内容和要求，结合原告证据三与证据八，足以证明原告已实际为中国电信2017—2018年扩容项目提供了工作与服务，原告所主张的债权应当得到确认。证据十二：(2020)沪03破104号之一民事裁定书，据此证明原告证据三邮件中涉及的程虎、金燕(即邮件中的金燕蓁)、丁震宇、张冬等人均被确认为被告公司的职工债权人，是被告职工，原告是依据被告指令为中国电信集团提供2017—2018年的扩容服务。针对原告证据，被告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原告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被告认为，5份合同没有载明项目实施的具体时间，仅能证明原、被告双方有商业合作，但不能证明存在“先工作、后签约”的惯例。对原告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被告认为，该民事判决书不能证明原、被告双方存在“先工作、后签约”的惯例，反而证明是先签约，后工作。对原告证据三，由于邮件中并不涉及被告公司员工，也无法证明原告是为被告提供工作，所以被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以下简称证据的“三性”)均不予认可。根据双方之前的合同，原告本有义务为中国电信2015—2016年的服务提供为期24个月的免费维护服务，不应另行计取费用。对原告证据四，由于刘苏并非被告员工，也无法证明系为被告工作，被告对该组证据的“三性”均不予认可。对原告证据五的“三性”被告均不予认可。《承诺书》是在被告法定代表人不知情的情况下作出的，也没有经过管委会批准。对原告证据六、七的“三性”被告均予认可。对原告证据八，由于刘苏并非被告员工，故被告对该证据无法核实，不认可其“三性”。对原告证据九被告认可真实性、合法性，对关联性及原告的证明目的被告不予认可。对原告证据十、证据十一的“三性”被告均不认可。对原告证据十二的真实性、合法性被告予以认可，但不认可其关联性。被告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明自己的抗辩主张：证据一：2017年9月28日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签订的《中国电信2016年网络安全管理平台扩容工程(一次性口令认证4A系统软件部分)软件开发合同》(以下简称《软件开发合同》)，据此证明原、被告之间的邮件往来所涉及的工作内容均为原告为中国电信2015—2016年扩容项目提供为期24个月的免费技术支持与服务。原告质证认可被告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但对关联性有异议。原告认为，《软件开发合同》对应的是2016年项目，已经实施完毕，不是本案原告诉请的中国电信2017—2018年项目的扩容服务。该合同第6.1条明确了提供的服务支持为电话支持、软件维护支持、电子邮件支持等以及系统应急策略等，并不包含新增功能的开发。明明是2016年的项目，被告与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的签约时间却为2017年9月28日，可见是“先实施再签约”，并根据被告与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的合同直接决定着原、被告之间的合同价格，由此证明原、被告间的合同也是“先工作、后签约”。虽然被告极力否认，但《软件开发合同》尾页代表被告公司的签约人恰恰就是刘苏，验证了刘苏有权代表被告与原告商洽本案合同价格。针对原、被告提交的证据，本院综合认证如下：对原告证据一、二的真实性、合法性，被告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原告证据五《承诺书》的“三性”，被告虽不认可，但不认可的具体理由是被告公司没有找到该《承诺书》，该《承诺书》系在被告法定代表人不知情也未经过管委会批准情况下作出。本院认为，被告认可了该《承诺书》上被告公司公章的真实性，亦明确在书面答辩状中指出该《承诺书》上公章系被告公司周楷翔所盖。对该《承诺书》的“三性”本院予以认可。对原告证据六、七的“三性”被告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可。对原告证据九、证据十二的真实性、合法性被告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双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将综合其他在案证据及审理查明的事实，在下文综合论述。经审理查明：2016年，原、被告签订《风信子认证管理系统软件销售合同》，项目名称为“中国电信网络安全管理平台2015扩容工程”。2018年1月10日，原、被告签订《风信子认证管理系统软件销售合同》，项目名称为“中国电信2016年网络安全管理平台扩容工程(一次性口令认证4A系统软件部分)”。2018年1月30日，原、被告签订《风信子认证管理系统软件销售合同》，项目名称为“中国电信湖北公司与上海众人公司2016年关于4A集中管理系统建设工程”。2018年1月30日，原、被告签订《风信子认证管理系统软件销售合同》，项目名称为“辽宁电信(固网)2016年省网发SOC一次性口令4A扩容”。2018年1月30日，原、被告签订《风信子认证管理系统软件销售合同》，项目名称为“辽宁电信(固网)2017省网发SOC一次性口令4A扩容项目”。前述5份合同均加盖有原、被告公章，甲方均为被告，甲方代表均为“金燕”；乙方均为原告，乙方代表均为“梁霄”。合同均为固定总价不可变更，合同均约定甲乙双方将根据最终客户(指中国电信及其分公司)要求共同为最终客户提供产品与培训。2020年1月5日，被告向原告出具《承诺书》，记载：“上海众人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称“本公司”)就中国电信相关项目与贵司签署了《风信子认证管理系统软件销售合同》，由贵司提供软件及相关服务。因本公司关联方上海众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称“众人信息”)后续实际实施电信相关项目，故贵司虽然没有与本公司和众人信息签署协议，但实际上已经在2017—2018年向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及分公司提供了软件及相应服务。根据贵司向本公司的申报，上述软件及服务贵司应收314.3万元。由于上述项目完成后一直未给贵司确认工作量及金额，本公司及本公司实际控制人谈剑锋先生在此承诺，本公司将于2020年3月31日之前，协调上海众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就贵司于2017—2018年向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及分公司提供的软件及相关服务进行确认，并针对该软件及服务应向贵司支付的欠款予以确认，同时制定相应还款计划。”承诺人1处标注为“上海众人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并加盖有该公司公章，法定代表人签字处空白；“2、谈剑锋(签字)”处亦为空白。2020年4月23日，依据本院(2020)沪03破104号民事裁定书，被告上海众人网络公司进入破产程序，众华会计师事务所被指定为破产管理人。2020年7月22日的债权审核表记载，原告共向管理人申报债权3,592,335.98元，其中449,335.98元被确认为普通破产债权，其余部分没有得到确认。该债权审核表备注的未确认理由为“2017—2018年电信项目证据不足”。2020年7月31日，原告就未得到确认的本案债权部分向管理人提出异议，管理人于2020年8月10日回复：“由于没有与债务人签订合同，并管理人询问债务人了解到的情况，债务人未与你公司就中国电信集团2017—2018年项目达成协议，并你公司提交的债务人盖章的《承诺书》落款应由债务人法定代表人谈剑锋签字条款，《承诺书》中没有签字，经管理人询问谈剑锋，谈剑锋告知不知道此《承诺书》事项，管理人认为此《承诺书》不足以证明你公司所主张的事实。综上原因，管理人不能认可你公司申报的中国电信集团2017—2018年项目314.3万元债权”。原告因此提起本案诉讼。本院认为，本案系普通破产债权确认纠纷，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在于原、被告之间是否形成了买卖合同关系及所对应的价款应否作为普通债权得到确认。比对原、被告双方没有争议的5份《风信子认证管理系统软件销售合同》的项目名称与签约时间，并综合被告提交的《软件开发合同》以及生效的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1民初17587号民事判决书，可见原、被告之间确实存在原告所述“先工作、后签约”的交易习惯。债权债务关系的确立并不以书面合同的缔结为法定必要前提。本案中，2020年1月5日被告出具给原告的《承诺书》清楚表明了双方虽未签署书面合同，但被告已在《承诺书》中认可，原告在2017—2018年实际向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及分公司提供了软件及相应服务。被告现辩称原告提供的服务为2015—2016年合同的后续不应单独计费，显然与其在《承诺书》中的文字表意相悖，且被告除简单否定外亦未能就此提供有效的反驳证据。而原告提供的证据三电子邮件却能与《承诺书》记载的“原告已实际在2017—2018年向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及分公司提供了软件及相应服务”相互印证。被告在《承诺书》中明确确认就上述软件及服务，原告应收款额为314.30万元，与原告证据四微信截频可以相互照应。被告在《承诺书》中曾承诺于2020年3月31前会协调原告与本案第三人就前述软件与服务进行确认并制定还款计划，但此后并未履行承诺。被告又抗辩该《承诺书》没有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谈剑锋签字不能代表公司意志，但确认《承诺书》上己方公章的真实性。对此，本院认为，《承诺书》上虽然没有谈剑锋签字，但被告亦未举证证明原、被告双方曾明确约定谈剑锋签字是《承诺书》对外生效的必须要件。《承诺书》加盖有被告公司的真实公章，同样具备合法有效的对外效力。2020年1月5日《承诺书》是原、被告双方在纠纷发生前真实意志的反映，足以证明原告基于被告购买服务之交易模式延续双方之前“先工作、后签约”的交易习惯，于2017—2018年间已实际向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及分公司提供了软件及相应服务，并经被告通过《承诺书》确认其对价为314.30万元。原告提供的大量电子邮件、微信证据等都辅助证明了《承诺书》的由来。原、被告双方存在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且已履行完毕。据此，原告应对被告享有314.30万元买卖合同项下的债权。现被告进入破产程序，原告依法将前述债权申报为普通破产债权应当得到确认。原告认为第三人与本案纠纷存在利益牵连，是与被告享有共同诉讼利益的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但没有要求第三人在本案中承担责任。本院对此予以认可。第三人经本院传票传唤，没有参与本案诉讼，相应的法律后果由其自行承担。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七条、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以及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确认原告北京尚良风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对被告上海众人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享有人民币314.30万元的普通破产债权。本案案件受理费31,944元由被告上海众人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鲍韵雯审 判 员  郑 卫人民陪审员  艾霞芳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一日法官 助理  张 寒书 记 员  李 彦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四条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时对债务人享有债权的债权人，依照本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第五十七条管理人收到债权申报材料后，应当登记造册，对申报的债权进行审查，并编制债权表。债权表和债权申报材料由管理人保存，供利害关系人查阅。第五十八条依照本法第五十七条编制的债权表，应当提交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核查。债务人、债权人对债权表记载的债权无异议的，由人民法院裁定确认。债务人、债权人对债权表记载的债权有异议的，可以向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六条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五十九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对价款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