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5民初31909号原告：王蓁，男，1984年9月1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朝阳区。被告：北京财鲸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6号院8号楼5层601。法定代表人：叶鑫，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海娟，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蓁（以下简称原告）与被告北京财鲸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告）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3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以及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海娟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2017年4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期间因拒绝开具离职证明和拒绝社保减员，导致原告承受的经济损失573959.97元。事实和理由：原告作为员工与被告于2015年8月1日签订员工劳动合同，担任投资总监岗位，双方约定月工资为20000元，后被告未经原告同意，擅自于2017年6月1日调整为月工资18000元，每月15日发放上月自然月工资。鉴于被告长期拖欠工资，并且不予兑现已承诺的业务奖励，原告于2017年12月12日被迫提交书面辞职信。但在原告多次要求下，公司拒不办理离职手续，也不予出具离职证明，并且拒绝给原告社保减员，导致原告无法寻找新的工作，即便找到工作也无法办理入职手续以及依法缴纳社保（缺乏离职证明，新公司无法社保增员）。此外，公司拒不向原告开具离职证明，己致使原告长期无法找到其他工作并获得报酬，导致原告经济蒙受重大损失，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此，原告曾于2018年3月16日正式向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劳动争议仲裁请求，希望能够正式解除劳动关系并依法办理相关离职手续，从而维护自己通过工作获得劳动报酬的合法权利。2018年6月1日和2018年12月21日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和朝阳区人民法院分别作出仲裁和判决，支持原告仲裁和诉讼请求。但是，被告在拿到法院生效判决后，一直不与原告办理离职结算，并且在2018年12月27日向原告开具的离职证明中，加入大量违反法律规定的描述，导致原告依然无法正常找工作并办理入职，合法权利继续受到公司的侵犯，经济损失进一步扩大。原告于2019年1月l0日再次向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希望通过法律程序讨回被告未按之前生效仲裁裁决向原告结算的工资以及欠缴的五险一金，并且向被告主张因其拒绝开具离职证明和不当开具离职证明的侵权行为给原告带来的经济损失。2019年4月23日和2020年2月28日，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和朝阳区人民法院分別作出裁决，要求被告向原告重新开具离职证明，并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拖欠工资。但朝阳区人民法院在判决中认为，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支付2017年4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致使原告承受的经济损失573959.97元的主张，未经仲裁前置程序，不予一并处理。[计算方法说明：赔偿573959.97元=(月工资20000元+公司五险一金8600元)*25个月-公司实付141040.03元]综上所述，原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等法律规定，特诉至法院，望支持原告所提诉讼请求。被告辩称，原告本案诉讼请求的内容均属于之前仲裁裁决书和判决书已确认的事实，属于重复诉讼，违反了一事不再理的原则。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作证。2019年8月2日，原告以劳动争议为由将被告诉至本院，要求：1、被告支付原告2015年8月1日至2017年1月31日期间未支付工资254889.85元；2、被告支付原告2017年4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原告承受的工资、五险一金及损害赔偿573959.97元；3、被告支付原告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100000元；4、被告支付原告因公司离职证明不符合法律要求，导致原告承受的损害赔偿3432000元。2020年2月28日，本院做出(2019)京0105民初6302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支付原告2015年8月1日至2017年1月31日期间工资90000元；二、被告支付原告未出具离职证明赔偿金100000元；三、被告为原告重新出具离职证明；四、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被告不服，上诉至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20年6月10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做出（2020）京03民终584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其中，(2019)京0105民初63024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事实部分内容如下：“2015年8月1日，原告与北京合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签订《员工劳动合同书》，约定合同于2015年8月1日生效，未约定合同终止时间。2016年4月27日，原告与北京财鲸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员工劳动合同书》，约定合同为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于2016年4月27日生效，于2020年4月26日终止。两份合同中均未约定员工工资水平。原告与被告一致认可北京合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与被告系同一公司，被告系北京合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更名后的公司，北京财鲸科技有限公司系被告关联公司。原告与被告一致认可本案劳动关系系原告与被告双方主体之间的劳动关系。原告主张其工资构成为每月税前20000元基本工资。被告在2019年11月18日庭审中主张原告工资构成为：2015年8月至2015年12月，原告在内的公司高管不发放工资。2015年12月至2017年2月每月基本工资10000元。2017年2月之后每月基本工资是18000元。被告在2019年12月3日庭审中主张原告工资于2017年1月1日调整为18000元，公司架构分境内与境外，部分工资境外发放，整个2016年都是通过境内与境外两个主体发放，2017年开始由国内公司统一发放。被告在2019年12月27日庭审中主张其工资发放分境内主体与境外主体，境内主体每月向原告发放10000元，境外主体每个月向原告发放10000元，从2016年10月开始境外主体向原告发放工资调整为8000元。从2017年1月份开始，全部调整为境内公司发放，每月发放18000元。诉讼中，原告向本院提交了招商银行历史交易明细、发件人salary@caigin.com向收件人zhen.wang@caigin.com发送的工资条，时间为2016年3月至9月，其中2016年8月、9月的工资条发件时间系2016年，工资条中时间填写内容为2017年8月、9月；被告向本院提交了招商银行历史交易明细、发件人salary@caigin.com向收件人zhen.wang@caigin.com发送的工资条，时间为2016年2月至2017年1月，其中2016年8月、9月的工资条发件时间系2016年，工资条中时间填写内容为2017年8月、9月。原告对被告所提交的工资条2016年8月、9月真实性不认可，但原告自己提交的2016年8月、9月工资条与被告提交的内容一致。被告向本院提交2016年2月18日至2017年1月22日收款方王蓁、交易卡号4214********6463的交易详情记录，其中2016年2月至2016年10月，每月转账10000元，2016年11月、12月、2017年1月，每月转账8000元。被告对该组转账记录述称：我方公司是一个创业公司，公司架构国内外都有，基于公司刚刚成立，公司为了员工利益考量，将部分工资在海外发放，从原告提交的工资条人民币实发部分与双方提交的银行流水能够对应。美元部分的工资基数换算成人民币是10000元，是通过公司一位叫邵希的人发放，即为该组转账记录。我方认为境外部分与国内部分不是同一个主体，事实上境外主体部分也发放了原告薪水，境外公司主体的名称叫香港财鲸有限公司，整个2016年是通过境外公司及国内公司两个主体发放，从2017年开始由国内公司统一发放。原告陈述：认可邵希个人给我发放的钱款的证据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工资条写的很清楚，应该是人民币部分20000元，邵希给我的个人打款不是工资，是不定期的补助。原告于2017年12月12日，通过zhen.wang@caigin.com的电子邮箱向被告发送辞职申请，内容为：各位财鲸合伙人，经过多次公司管理层面对面沟通，以及和各位投资人分别沟通，今天（2017年12月12日），我正式向公司提出书面辞职，近期我就要正式离开财鲸，很感谢和大家一起共事的日子。希望能尽快召开董事会，商讨公司过渡事宜。我会尽快整理一个交接清单的框架发给大家。期间，我也会努力配合公司，努力协助公司平稳渡过这段时期。被告于2018年1月26日向原告发送《针对王蓁先生1月24日声明函的回函》，内容为：您目前已完成的交接内容远远未达到公司规定的清单内容，不符合公司对于交接的规定，交接工作尚未完成。在您未完成应有交接工作之前，公司无法对您的辞职报告予以批准。截至2018年1月25日，您与公司的劳动关系尚未解除。鉴于您自2018年1月2日起至今一直未到公司上班，故您旷工期间的劳动报酬不予发放。原告于2018年1月29日向被告发送《声明函》，内容为：公司已于2017年12月14日收到本人提交的正式书面辞职信，在之后一个月内，公司未提出任何阻却劳动者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定理由，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本人与公司的劳动关系已自2018年1月13日终止。有关工作交接事宜，双方目前尚有争议，但该事项不属于阻却劳动者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定理由。在本人提出离职之日后，本人已适当完成对公司相关资料、文件、物品的归还和交接，如公司仍有需交接有关工作及内容，应及时向本人提出，并提供充分的理由和证明，以表明该异议事项属于本人职责且本人持有该有关资料。原告于2018年3月16日向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申请：本人于2015年8月1日入职，双方签有劳动合同，本人于2017年12月12日正式提交书面辞职信，根据法律规定，提交辞职信一个月后视为解除，且无需得到公司的批准，时至今日，在我多次要求下，公司仍不出具离职证明，现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如下仲裁申请：开具离职证明。被告辩称：因原告未完全完成工作交接，现暂无法开具离职证明。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8年6月1日作出京朝劳人仲字[2018]第07793号裁决：被告自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为原告出具解除劳动合同的证明。被告不服该仲裁裁决，诉至本院。本院于2018年12月21日作出（2018）京0105民初80338号民事判决：一、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为原告出具解除劳动合同的证明；二、驳回被告的诉讼请求。另查，在2019年4月15日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京朝劳人仲字[2019]第08029号的仲裁庭审中，仲裁员询问：双方劳动关系是否解除劳动关系，时间及原因。申请人：2017年12月12日解除，因公司未足额发放工资而且看不到公司发展前景，以电子邮件形式向被申请人提出解除，见证据二。被申请人：证据真实性认可，认可解除时间，不认可解除理由，是申请人个人原因离职。原告针对其在仲裁庭审中的陈述内容述称：之所以说这句话，是因为我对仲裁员询问理解错误，我后面补充说过在2017年12月12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向被申请人提出解除，所以我的理解那个时间提出的解除合同，我2017年提出解除合同，但真正要解除劳动关系需要用人单位同意。原告提交《录用通知书》《录用通知书撤销通知》，该两份通知系案外公司清融智投资产管理（杭州）有限公司出具，《录取通知书》于2018年2月7日出具，载明录取原告为该公司人工智能科学家，《录用通知书撤销通知》于2018年2月28日出具，载明，因原告无法提供其上一家供职单位的离职证明文件，因此撤销于2018年2月7日发送的录取通知书。被告提交《公证书》，证明原告在离职后入职案外公司国美金融，并担任金融智能投顾事业部负责人。被告另向本院提交原告邮箱中原告与案外人设立深圳市一定好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相关邮件、深圳市一定好技术有限公司为原告交纳社保的记录，证明原告入职深圳市一定好技术有限公司。原告提交深圳市一定好技术有限公司出具的《未入职证明》，证明原告未入职深圳市一定好技术有限公司。本案原告对其诉讼请求作出如下明确：其主张的解除劳动合同时间为2019年4月17日，其诉讼请求第二项的补偿内容包括工资、五险一金、拒不办理离职手续、不予出具离职证明、不予社保、公积金减员导致原告在此期间无法寻找其他工作，无法获得工作报酬造成的经济损失。其主张的诉讼请求第四项的内容为被告在2018年12月27日开具的离职证明内容不符合法律要求导致被告无法正常参加工作并获得劳动报酬而产生的经济损失。”原、被告对于上述事实均予以认可。“本院认为”部分载明：“……四、被告出具离职证明的过错与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时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并在十五日内为劳动者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第八十九条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未向劳动者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书面证明，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给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在案证据显示，双方解除劳动关系之后，被告未及时出具离职证明，原告向本院提交《录用通知书》《录用通知书撤销通知》，以此主张因被告未出具离职证明，导致其无法入职新单位并取得劳动报酬，被告虽对此不予认可，但其向本院提交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被告已经实际入职案外公司并取得劳动报酬，故原告确因被告未能及时出具离职证明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取得劳动报酬的机会。但被告向本院提交的证据足以证实原告在案外公司另行缴纳社保、原告在被告公司工作期间曾筹划设立案外公司、原告曾代表案外公司参加会议并进行发言，上述事实可以证明原告并未因被告未及时出具离职证明而完全失去获得劳动报酬的可能。综上，本院结合在案证据、原告在被告公司的薪资水平、原告工作性质、被告未及时出具解除劳动合同的过错及后果、扣除被告在解除劳动合同后向原告支付的工资综合予以认定，酌情确定由被告向原告支付未出具离职证明赔偿金100000元。另，原告同意本案仲裁裁决第一项，被告亦同意为原告重新出具一份离职证明，本院对此不持异议。五、原告诉讼请求与仲裁裁决内容的综合梳理。本案原告诉讼请求内容为：1、被告支付原告2015年8月1日至2017年1月31日期间未支付工资254889.85元；2、被告支付原告2017年4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原告承受的工资、五险一金及损害赔偿573959.97元；3、被告支付原告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100000元；4、被告支付原告因公司离职证明不符合法律要求，导致原告承受的损害赔偿3432000元。而原告仲裁裁决中请求内容为：1、支付2015年8月1日至2017年1月31日期间未支付工资254889.85元；2、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90000元；3、支付未开具离职证明导致原告无法入职新单位的经济损失240000元；4、重新开具离职证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后，当事人增加诉讼请求的，如该诉讼请求与讼争的劳动争议具有不可分性，应当合并审理；如属独立的劳动争议，应当告知当事人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结合原告对其诉讼请求的具体明确，本案原告提起的诉讼请求第一项与仲裁申请一致，诉讼请求第三项与仲裁申请第二项名称存在差别、数额有所超出但性质一致，诉讼请求第二项的部分内容包括了仲裁申请第四项内容，其他部分包括2017年4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的工资、五险一金等内容在仲裁申请中未提出。本院认为，原告第二项诉讼请求中超出仲裁申请的内容及第四项诉讼请求内容与本案所涉仲裁裁决中原告的仲裁请求不具有不可分性，未经过仲裁前置程序，本院不予处理。第三项诉讼请求超出仲裁申请部分与仲裁请求具有不可分性，本院已在前文中一并处理。”（2020）京03民终5843号《民事判决书》“本院认为”部分载明：“综合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和查明的事实，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为：……二、财鲸公司是否应支付王蓁未出具离职证明赔偿金；……并结合本案实际情况及法律规定认定双方劳动关系于2018年1月11日解除，并无不当。……关于争议焦点二。根据王蓁提交的《录用通知书》《录用通知书撤销通知》等证据可知，其确系因财鲸公司未及时出具离职证明在一定程度上失去入职及获得劳动报酬的机会，但王蓁自认其离职后为国美金融公司提供咨询服务、担任兼职老师，结合王蓁在其他公司另行缴纳社保、在财鲸公司工作期间筹划设立其他公司等相关情况，可知王蓁并未因此完全丧失获得劳动报酬的可能。故一审法院结合王蓁的薪资水平、财鲸公司过错等相关情况，酌定财鲸公司给付王蓁未出具离职证明损失赔偿金100000元，并无不当。财鲸公司以王蓁未因没有取得离职证明而造成损失为抗辩理由，依据不足，本院对此不予采信。……”审理中，经本院询问，原告表示本次诉讼主张的损失仍同前次诉讼，认为系应由被告承担的金额。查，2020年3月11日，原告向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要求被告支付原告2017年4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期间因拒绝开具离职证明和拒绝社保减员，导致原告承受的经济损失573959.97元。同日，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做出京朝劳人仲不字（2020）第730号《不予受理决定书》，决定不予受理。本院认为，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当事人重复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原告的诉讼请求为“被告支付2017年4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期间因拒绝开具离职证明和拒绝社保减员导致原告承受的经济损失”。根据此前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该诉请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劳动关系解除前和劳动关系解除后）以及三个部分（工资损失、五险一金损失及损害赔偿）。原告劳动关系解除之前，被告无义务为原告开具离职证明和进行社保减员，因此也不存在需要向原告承担赔偿义务的基础；原告劳动关系解除之后，损害赔偿一项已由此前生效判决予以处理，原告再次主张属于一事不再理，本院不予支持；工资损失和五险一金损失，因双方劳动关系已解除，被告也不再负有向原告支付之义务，故原告该部分主张无事实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基层人民法院审理的因送达等程序性事项超过审限而转为普通程序审理的简单案件，可以由法官一人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故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蓁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王蓁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 阳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九日书记员 张晨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