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105民初16243号原告：秦士勇，男，1977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莘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贾艳，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中华，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卡拓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东窑村甲6号。法定代表人：孙挺皓，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贾呈瑶，内蒙古彩桥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秦士勇（以下简称原告）与被告北京卡拓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告）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21年1月2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贾艳、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贾呈瑶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4月30日拖欠工资24000元；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2019年4月1日至2020年4月30日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132000元；3．判令被告支付原告2019年4月1日至2020年4月30日加班费86275元，其中休息日加班费73241元，法定节假日加班费13034元；4．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18000元；5．判令被告支付原告2019年4月1日至2020年4月30日未休年假工资9310元。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19年4月1日入职被告，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岗位为钣喷主管，约定月工资12000元，每月5日发放上月自然月工资。因被告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以及未支付加班费等原因，原告于2020年4月30日被迫与被告解除劳动关系。被告安排原告每周工作6天，每日工作9小时，其中休息日加班59天、法定节假日加班7天（2019年清明、端午、中秋、十一，2020年元旦、清明），被告未安排原告倒休，也未支付加班费。特诉至法院，请求依法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辩称，一、被告已无拖欠工资行为，原告诉请第一项拖欠工资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告提交的《被迫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中第2条明确写明被告无故扣发其绩效工资，这与其主张的月工资12000元自相矛盾。原告在仲裁期间自认郭某及冯某的转账均为公司发放的工资，通过原告提交的《招商银行账户历史交易明细表》中可以看出，郭某及冯某的转账金额并非固定金额，这也与原告主张的工资标准不符。事实上，原告的工资为基本工资3500元/月+提成（按喷漆块数计提，根据车型及面积，标准不同）+绩效（每月数额不固定，按照计件业绩核算，根据车型及面积，标准不同）。原告在仲裁期间自认工资已发放至2020年1月31日，通过对账单也可以看出2020年2月和3月的工资被告已足额发放，并且在2020年7月20日被告也向原告补发了3600元工资，现并无拖欠行为，故原告主张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4月30日拖欠工资24000元并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支持。二、原告诉请第二项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时效期间为一年，因此，原告关于支付2019年4月1日至2019年5月20日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的请求已超出时效。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的规定，自2020年4月1日之后应视为双方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因此原告诉请2020年4月1日至4月30日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缺乏事实依据。被告一直要求原告签订劳动合同，但原告一直通过敷衍的态度拒绝签订。被告已经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没有理由顶着巨大的法律风险不签合同，不符合客观常理。三、原告并无加班行为。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其加班主张，并且原告的工作特点为以工作量计算提成，因此其主张2019年4月1日至2020年4月30日加班费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支持。四、原告并不符合休年假的法定条件。《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三条规定，职工累计工作已满1年不满10年的，年休假5天。原告主张的期间中，2019年4月1日至2020年3月31日的期间不属于该规定所述范围，因此原告只能主张2020年4月1日至4月30日期间未休年休假工资，但该期间经折算年假不足1天，故不应享有年休假。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被告就本案诉争事项申请劳动仲裁。2020年11月5日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京朝劳人仲字〔2020〕第20316号裁决书，裁决：1．被告于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原告2020年4月工资8201．1元；2．被告于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原告2019年5月21日至2020年3月31日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86223．55元；3．被告于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原告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12301．65元；4．驳回原告的其他仲裁请求。原告不服，诉至本院。原告于2019年4月1日入职被告，岗位是钣金喷漆主管，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原告2020年2月因疫情原因未出勤，3月11日起开始正常工作至2020年4月30日，同日双方解除劳动关系。关于劳动合同签订情况，被告主张公司自2019年12月起一直要求与原告签订劳动合同，其未签订，被告就此未提交证据证明。原告对此不予认可，称公司并未要求与其签订劳动合同。关于工资标准及工资发放情况，原告主张试用期3个月，期间月工资为8000元，转正后为12000元，每月5日以银行转账形式发放上个自然月工资的70%，以签字领取现金形式发放剩余30%，被告拖欠2020年2月和4月份工资共计24000元。原告称其申请劳动仲裁时，被告还拖欠1月份本来应以现金形式发放的工资3600元，后来于2020年7月份公司通过微信转账方式补发。就上述主张，原告提交转正申请表照片打印件、银行流水和与冯某的微信聊天记录等予以证明。其中，转正申请表有相应领导签字，显示转正后薪酬为12000元。银行流水显示2019年5月21日至9月19日期间户名为“郭某”的账户每月20日左右向原告转账，数额分别为7500元、8000元、7147．32元、11555．92元、10154．77元，2019年10月10日至2020年4月15日期间户名为“冯某”的账户除2020年2月外每月5日左右向原告转账，数额分别为8080．56元、7943．66元、7943．66元、7943．66元、7943．66元、10600元，原告称郭某及冯某的转账均为公司发放的工资，冯某为公司总经理。被告认可拖欠原告2020年4月份工资，称因为该月原告无故离职。被告认可银行流水的真实性和公司通过郭某及冯某的账户向原告发放工资，但不认可原告上述其他主张，称公司不存在签字领取现金形式发放工资，原告月工资为基本工资3500元+提成（按照喷漆块数计提，根据车型及面积，标准不同）+绩效（每月数额不固定，按照计件业绩核算，根据车型及面积，标准不同），2020年7月20日公司向原告补发1月份工资3600元，原告工资已足额发放至2020年3月31日，其中2020年2月份的工资是2020年3月7日冯某转账的7943．66元。原告认可补发工资数额，但不认可公司的主张，称公司只是补足了之前的工资，其工资均固定发放，2020年3月7日冯某发放的7943．66元是通过银行转账形式支付的1月份工资的70%部分，原告3月11日上班后一直要求公司发放现金部分，公司直到2020年7月才通过微信转账形式发放1月工资的30%现金部分。原告提交的微信聊天显示冯某认可拖欠原告1月份的30%工资3600元，于2020年7月20日通过微信向原告转账支付；微信聊天记录还显示2020年7月21日冯某认可拖欠原告两万多的工资，称肯定会给。关于劳动关系解除，原告主张其以拖欠工资为由向被告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就此，原告提交《被迫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及快递单照片打印件证明解除情况，其中通知书显示原告主张解除劳动关系的理由包括被告从2020年1月份开始在未通知本人的情况下无故扣发绩效工资，通知于2020年4月30日正式解除双方劳动关系。被告不认可上述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及快递单照片打印件的真实性，称公司并未收到其邮寄的通知书，且原告在通知书中自述存在绩效工资，可以反证公司主张的工资标准，公司并不存在拖欠工资，原告未说明离职理由，自动离职，离职前12个月平均工资为7901元。关于加班，原告主张公司安排其休息日加班59天、法定节假日加班7天。就此，原告提交考勤表、微信截屏、录音、工作照片等予以证明。经查，原告提交的考勤表加盖的是被告的业务专用章。就该证据的来源，原告解释称是从公司一名叫乐乐的员工处所借，乐乐说公司不行，让原告给其找工作，并询问了原告和公司案件的情况，乐乐说其有考勤表，是公司人事给的，所以原告向其借的考勤表。关于未休年休假工资，原告提交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显示其入职被告前，曾经连续缴纳社会保险满一年。原告于2020年5月20日就本案诉争事项申请劳动仲裁。本院认为：关于工资标准，属于用人单位应当掌握管理事项，应当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被告未举证，相反原告提交的银行流水、微信聊天记录和转正申请表等证据可以相互佐证，故本院采信原告转正后月工资12000元及30%部分通过现金形式发放的主张。关于试用期问题，结合原告提交的银行流水显示的工资发放情况，本院采信原告试用期3个月、试用期工资8000元的主张。关于加班费，劳动者应当对加班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原告提交的考勤表加盖的是被告的业务专用章，不符合常理，而且原告亦不能举证证明该证据的来源及合法性，考虑到原告在工作中确实有接触到业务专用章的工作便利性，故本院对考勤表的真实性不予采信。原告提交的微信截屏、照片、录音等证据无法直接体现原告主张的加班及时长情况，而且也无法反映出是否存在调休情况，故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明加班费的证据尚不充分，本院对原告主张的加班费不予支持。关于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4月30日拖欠工资，原告自认被告尚拖欠的是2020年2月和2020年4月工资，本院不持异议。根据查明的事实，原告2020年2月因疫情没有出勤，但按照《北京市工资支付规定》第二十七条的规定，非因劳动者本人原因造成用人单位停工、停业的，在一个工资支付周期内，用人单位应当按照提供正常劳动支付劳动者工资；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的，可以根据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按照双方新约定的标准支付工资，但不得低于本市最低工资标准；用人单位没有安排劳动者工作的，应当按照不低于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70％支付劳动者基本生活费。国家或者本市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根据上述规定，被告应正常支付原告2020年2月工资12000元。被告虽主张2020年3月7日发放的是2020年2月工资，但原告对此不予认可，主张系发放2020年1月份部分工资。因被告未充分举证原告的工资发放情况，故本院对被告的主张不予采信。此外，原告2020年4月正常工作，被告认可未发放该月工资，故应支付该月工资12000元。关于未休年休假工资，原告提供的社会保险记录显示其入职被告前已经连续缴纳社会保险满一年，可以认定其已经连续工作满一年，故本院对原告主张每年应享受5天年休假的主张予以支持。但考虑到因受疫情影响原告2020年3月11日起才开始正常工作，原告提交的银行流水显示被告正常发放该月工资，故可视为已安排原告休年休假，故本院对原告主张的年休假工资不予支持。关于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被告未举证证明系因原告原因导致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故原告要求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于法有据，应予支持。原告于2019年4月1日入职，其请求支付2019年4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于2020年5月20日申请劳动仲裁，仲裁认定原告2019年5月20日之前的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的请求已超过仲裁时效，并无不当。另外，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第三款之规定，2020年4月1日之后视为双方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原告要求支付2020年4月1日至4月30日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缺乏法律依据，不应予以支持。原告认可其存在试用期三个月，试用期期间月工资8000元，本院不持异议。经核算，被告应支付原告2019年5月21日至2020年3月31日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119310．34元（8000元÷21．75天×9天+8000元+12000元×9个月）。关于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根据查明的事实，被告确实存在未及时足额支付原告工资情况，特别是2020年1月的工资也未及时足额支付，故原告要求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于法有据，应予支持。原告自认试用期三个月，月工资8000元，本院不持异议。经核算，原告离职前12个月平均工资为11333．33元（8000元×2个月＋12000元×10个月），被告应支付原告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17000元（11333．33元×1．5个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北京卡拓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秦士勇2020年2月和2020年4月拖欠工资24000元；二、被告北京卡拓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秦士勇2019年5月21日至2020年3月31日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119310．34元；三、被告北京卡拓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秦士勇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17000元；四、驳回原告秦士勇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5元，由被告北京卡拓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有成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齐旭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