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闽02民终45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厦门战鼓文化产业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龙山中路**419之3。法定代表人：于正璇，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连智忠，福建金方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傅金燕，福建金方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厦门铭泉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龙山南路**海峡两岸龙山文化创意产业园**楼****之二法定代表人：刘志国，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洪月琴，福建联合信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巫旖晗，福建联合信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厦门战鼓文化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战鼓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厦门铭泉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铭泉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20）闽0203民初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战鼓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铭泉公司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战鼓公司依约履行合同义务，且讼争合同未能继续履行的原因在于铭泉公司而不是战鼓公司，战鼓公司无须向铭泉公司退回任何款项。战鼓公司提供的证据证明，讼争合同的所有事宜都是由铭泉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志国同战鼓公司法定代表人于正璇、员工李镇钦进行对接，且战鼓公司也已经根据铭泉公司的要求交付了相应的工作成果。刘志国从交接开始至今都对战鼓公司交付的工作成果未提出任何异议，战鼓公司已经依约履行合同义务。同时根据战鼓公司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讼争合同未能继续履行的原因是在于铭泉公司，而不是战鼓公司。二、一审判决加重战鼓公司的举证责任,必然导致事实认定错误，判决结论错误。讼争合同具有非实物性、不可存储性等特点,并非如有形财产可予一般市场价格衡量。合同约定的工作成果本身也难以量化、难以举证。法律对该类合同的完成标准也没有统一的规定。战鼓公司也已经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了其在整个合同履行过程中，战鼓公司已为铭泉公司举办大赛的筹备活动投入了大量的时间、资金、人员等。但一审判决未结合讼争合同的性质等特点加重了战鼓公司的举证责任,导致对战鼓公司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所产生的员工工资、劳务费、差旅费等事实未认定。铭泉公司辩称：一、战鼓公司并未履行《合作协议书》约定的合同义务，且《合作协议书》不能继续履行的原因在于战鼓公司，战鼓公司理应向铭泉公司退还相应款项。在合作期限内，战鼓公司未按合同约定举办铭泉杯-帮扶之星网络主播大赛，未交付任何工作成果，甚至连具体完整可供执行的活动方案都未提供。二、一审判决举证责任分配合理，不存在加重战鼓公司举证责任的情况。本案属于合同纠纷，不存在举证责任倒置等特殊情形，战鼓公司主张其并未违约，应当就其实际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承担举证责任。战鼓公司不仅不能证明其全面履行了合同义务，而且不能证明其支出是用于履行合同的特定支出，其单纯提供支出了战鼓公司员工工资、劳务费、差旅费等证据，并不能够证明这些支出是为履行《合作协议书》的特定支出，而是战鼓公司自身经营成本，与案涉项目无关，应由战鼓公司自己承担。综上，请求驳回战鼓公司的上诉请求。铭泉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确认铭泉公司与战鼓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书》自2019年11月22日起解除；2、战鼓公司立即向铭泉公司退还启动赛事资金520000元并支付利息损失（以5200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上浮150%的标准，自2019年11月22日起计至实际退款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铭泉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志国原系战鼓公司股东。战鼓公司、厦门紫维龙昕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维公司）现登记股东均为于正璇、于正江，均由于正璇担任法定代表人。2019年6月11日，战鼓公司（甲方）与铭泉公司（乙方）签订一份《合作协议书》，约定：双方共同打造“铭泉杯”帮扶之星网络主播大赛，具体赛事时间由双方商议确定，赛事周期从2019年6月10日起至2019年8月31日止。甲方责任与义务：1、全程策划、全力打造赛事；2、甲方负责赛事线上线下招募和联动组织“网络主播”的参赛选手；3、设定赛事机制、流程与执行，考察第一场培训酒店、第二场赛事场地、第三场颁奖场地的筛选；4、甲方负责网络主播参赛选手的感召打榜嘉宾和帮帮团的培训会；5、甲方负责以乙方承办方的名义，联动官方支持、媒体支持与赛事报道的赛前预热、赛中直播、赛后热点追踪报道；6、甲方联系厦门残联或慈善机构给予乙方正向的慈善公益形象塑造，引起社会的关注与追踪……。乙方责任与义务：1、乙方负责赛事前期投入，启动赛事含税资金520000元；2、乙方负责这次大赛的淘宝全球购的合法合规产品的筛选和备货，网店的赛事专属选手和产品链接的网店装修……。淘宝到账后，大赛颁奖盛典结束后七天内，按本次大赛税后纯利润的40%分润给甲方，60%分润给乙方。协议有效期限自2019年6月12日至2020年6月11日。2019年6月17日，铭泉公司向战鼓公司转账支付520000元。2019年6月15日，战鼓公司（甲方）与紫维公司（乙方）签订一份《策划服务合同书》，约定：甲方委托乙方协助甲方“铭泉杯帮扶之星网络主播大赛”的策略计划书服务事宜；乙方根据甲方提出的工作内容和要求，按时完成策划计划书，为甲方提供及时服务；合同服务期限从2019年6月16日至2019年8月31日；策划服务费用为100000元，甲方同意在签订合同后三日内支付，乙方开具正规发票。2019年6月17日，战鼓公司向紫维公司转账支付“设计策划费”100000元。2019年9月27日、9月30日，紫维公司向战鼓公司开具金额分别为40000元、60000元的厦门增值税普通发票。2019年9月11日，战鼓公司（甲方）与厦门斗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乙方，以下简称斗影公司）签订一份《“铭泉杯”帮扶之星网络主播大赛短视频抖音号合作合同》，约定：甲方提供10部手机和手机号给乙方进行抖音账号申请、抖音短视频拍摄制作，进行赛前、赛中、赛后的发布运营服务管理；双方享有合作期间账号产生的利润分润；合作期限自2019年9月11日至2019年12月10日；乙方代运营管理及拍摄总费用50000元，2019年国庆后一周内甲方支付10000元，余款40000元在2019年12月11日支付。协议还约定了双方其他权利义务等内容。2019年10月12日，战鼓公司向斗影公司转账支付“制作费”10000元。2019年10月13日，战鼓公司购买10部手机，支出20000元。2019年11月1日，战鼓公司向斗影公司转账支付“赛事培训课程费”3000元。2020年4月16日，战鼓公司（甲方）与抖影公司（乙方）签订一份《合同终止协议书》，约定：双方同意终止《“铭泉杯”帮扶之星网络主播大赛短视频抖音号合作合同》；甲方自签约之日起收回10部手机和手机号以及该抖音账号的所属权；甲方于2020年4月16日向乙方一次性支付40000元。2019年10月中旬，铭泉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志国及其他股东（实际出资人）与战鼓公司法定代表人于正璇、员工李镇钦等人多次就案涉赛事进展、是否继续举办等事宜进行商谈。刘志国在商谈中介绍了案涉赛事已开展的工作及今后工作方向，并与铭泉公司其他股东（实际出资人）发生争执。2019年10月17日，各方决定不再继续举办案涉赛事。2020年1月2日，铭泉公司提起本案诉讼。2020年1月20日，一审法院依法向战鼓公司留置送达本案起诉状副本等应诉材料。在2020年5月8日的庭审中，战鼓公司在发表答辩意见时表示同意解除《合作协议书》。铭泉公司确认案涉赛事系由刘志国与战鼓公司对接。一审法院认为，铭泉公司与战鼓公司之间签订的《合作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战鼓公司举示的《策划服务合同书》《“铭泉杯”帮扶之星网络主播大赛短视频抖音号合作合同》、付款凭证、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可以证明其履行《合作协议书》的情况。作为铭泉公司法定代表人暨案涉赛事对接人的刘志国在各方发生争执时就赛事举办工作及其进展作了介绍，并未否认战鼓公司就案涉赛事开展工作或提出异议。各方并在2019年10月17日决定不再继续举办案涉赛事。故铭泉公司举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战鼓公司存在根本违约行为。铭泉公司要求解除《合作协议书》，战鼓公司在2020年5月8日的庭审中亦明确表示同意解除合同，予以照准，并据此认定《合作协议书》于2020年5月8日解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本案中，战鼓公司举示的《策划服务合同书》《“铭泉杯”帮扶之星网络主播大赛短视频抖音号合作合同》《新景数码港零售凭据》、付款凭证、发票等证据，可以证明其为案涉赛事向紫维公司支出策划服务费100000元，向抖影公司支出13000元，并支出购买手机费20000元，合计133000元。战鼓公司与紫维公司虽系关联公司，但《合作协议书》并未明确禁止战鼓公司委托他人提供案涉赛事的策划服务，且战鼓公司提供的证据亦可证明紫维公司提供了相应策划服务。故铭泉公司主张战鼓公司无需通过紫维公司另外产生费用，依据不足，不予支持。战鼓公司主张其通过于正璇向福州善合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股东郑逸城支出招募选手费80000元，但仅提供该公司出具的《证明》作为证据，依据不足，不予支持。战鼓公司提交了付款凭证、房屋租赁合同、付款通知书、费用支出报销凭证、发票等证据，用以证明其为筹备大赛活动支出员工工资或劳务费110998.20元、员工住宿费10600元、招待费10201元以及差旅、交通、办公费用7501.31元。但是，上述员工工资或劳务费、员工住宿费即便存在，亦属于战鼓公司自身运营的日常支出，并非履行《合作协议书》的特定支出，战鼓公司主张应从其收取的520000元中列支上述费用，依据不足，不予支持。战鼓公司主张上述招待费及差旅、交通、办公费用所依据的《费用支出报销凭证》系其自行制作，铭泉公司对其关联性亦有异议，依据不足，不予支持。综上，扣除前述133000元，战鼓公司应向铭泉公司退还387000元。鉴于双方在2019年10月17日决定不举办案涉赛事后并未对赛事费用进行清理结算，且双方就是否退款及具体数额存在较大争议，铭泉公司举示的证据亦不足以证明战鼓公司存在根本违约行为，故其要求战鼓公司计付利息，依据不足，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铭泉公司的诉讼请求，予以部分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确认铭泉公司与战鼓公司于2019年6月11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书》于2020年5月8日解除；二、战鼓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铭泉公司退款387000元；三、驳回铭泉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战鼓公司提交以下证据：1.律师函、复函、快递单（复印件），证明2019年10月17日会谈结束后，铭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志国要求继续筹备大赛，铭泉公司发函给战鼓公司要求继续筹备大赛，战鼓公司复函建议大赛举办日期延期至2020年2月18日；2.刘志国出具的《证明》及身份证复印件，证明2019年11月江文琴未经刘志国及其他股东同意，私自拿走铭泉公司公章、财务章、发票章、法定代表人私章，私自委托律师起诉战鼓公司。战鼓公司为了筹备大赛成立专门小组，支出各种费用，刘志国均予以认可；3.遗失声明，证明铭泉公司于2021年2月20日在《厦门日报》刊登遗失声明，声明于2019年11月不慎遗失公章、财务章、发票章、法人章各一枚，声明作废。本次起诉不是铭泉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当驳回。铭泉公司质证认为：1.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从律师函可体现出，战鼓公司在律师函出具前并没有依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反而可以证明铭泉公司一审提出的主张；2.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该证据属于证人证言，不符合法定证据形式，刘志国应出庭接受各方当事人的质询和法庭调查，刘志国原系战鼓公司的股东，与战鼓公司、于正璇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不应予以采信；3.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铭泉公司的公章等从未遗失，此次起诉是铭泉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登报时间是2021年2月，距离本案立案及战鼓公司所谓的遗失时间有一年多，明显系战鼓公司的恶意行为，并非真实情况。本院认证如下：1.证据1没有原件，且铭泉公司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2.证据2系证人证言，证人未出庭作证，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3.证据3虽有原件，但铭泉公司本案诉讼材料中明确加盖其公司真实印章，确认该声明并非其公司所刊登，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经审理查明，除铭泉公司对一审法院认定的战鼓公司与紫维公司、斗影公司签订合同的事实有异议，认为无法确认该合同的真实性外，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均无异议，本院对双方无异议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一、铭泉公司与战鼓公司签订的讼争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协议签订后，铭泉公司依约出资52万元，已经履行了合同义务。战鼓公司虽进行部分赛事准备工作，但赛事未能如期举办，经双方协商不再继续举办赛事。铭泉公司本案起诉请求解除合同，战鼓公司同意解除，一审法院确认讼争协议解除，并无不当。二、协议解除后，对于铭泉公司已付的赛事出资，一审法院在认定并扣除战鼓公司部分合理支出后，判令战鼓公司返还给铭泉公司，并无不当。战鼓公司上诉主张不应返还，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三、铭泉公司进行诉讼程序合法。至于铭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志国是否同意铭泉公司诉讼，属于铭泉公司股东之间的内部争议，战鼓公司以此为由主张铭泉公司进行诉讼程序不当，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战鼓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698元，由上诉人厦门战鼓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池）审 判 员 （师光）审 判 员 （徐英）二〇二一年三月十八日书记员（ 许歆歆）附：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