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湘03民终35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南省衡洲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衡阳市蒸湘区联合新村泉塘路1号。法定代表人：唐崇宇，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詹海燕，湖南华硕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含序，湖南华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寻瑞海，男，1966年6月2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浏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芳，湖南卓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湖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住所地：湖南省湘潭市××路××号。法定代表人：王运政，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宁可夫，女，1962年3月21日出生，汉族，系该学院基建处长，住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小斌，湖南汗青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杨从林，男，1972年4月28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湘潭县。上诉人湖南省衡洲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衡洲建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寻瑞海、原审被告湖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以下简称城建学院）、原审第三人杨从林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人民法院（2020）湘0304民初32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衡洲建设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将案涉工程违法发包给第三人杨从林施工，杨从林又将项目的水电部分违法发包给被上诉人施工。杨从林是涉案项目的实际施工人，与被上诉人建立了直接的合同关系。一审法院认定杨从林作为项目负责人且代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合同、进行结算纯属事实认定错误，应当予以改判。1.根据上诉人与城建学院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第一部分第八条的约定，上诉人在案涉项目上指派的项目负责人是钟余安，不是杨从林，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与证据明显存在矛盾。2.上诉人与杨从林签订的《工程项目施工管理工作责任承包合同书》第一条第1款、第四条乙方部分第一款均约定，乙方应当全面履行和承担甲方与建设单位签订的施工合同及其补充文件中规定的甲方各项责任、义务，并保证全面履行。故杨从林是承接了上诉人与城建学院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的全部权利义务，具体负责全部工程的施工内容。杨从林应当是项目的实际施工人，不是上诉人派驻项目现场的负责人。3.根据《工程项目施工管理工作责任承包合同书》第五条第2款的约定，再结合上诉人向杨从林付款的全部支付凭证可以反映，在施工过程中，上诉人收到城建学院支付的每一笔工程款，均在扣除管理费、税费后将剩余工程款全部支付给了杨从林。故杨从林不是与上诉人存在职权隶属关系的项目负责人，而是案涉项目的实际施工人和最终获益人。杨从林作为承包人从上诉人处承接案涉项目后，又以发包人的身份将项目的水电部分违法发包给被上诉人施工。杨从林与被上诉人签订《分包合同书》是为了完成其个人承接的工程任务，被上诉人承接项目、结算、施工等均是遵循杨从林个人的安排和要求，故被上诉人与杨从林之间建立了直接的合同关系。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不得突破合同相对性直接向上诉人主张权利。二、一审法院依据合同法第四十九条关于表见代理的规定，判令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承担支付义务，适用法律错误。1.本案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根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法律适用原则，本案应当适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相关的法律法规对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进行调整、评判。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就被上诉人主张的水电工程部分，上诉人是发包人，杨从林是承包人，原告是实际施工人。即便上诉人要承担责任，也是在欠付杨从林的工程款范围内对被上诉人承担责任。凡是城建学院应支付的工程款，上诉人在扣除管理费和税费后均已全部支付给了杨从林，所以上诉人无需向被上诉人承担付款的义务。三、即便依据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杨从林与被上诉人签订《分包合同书》及结算的行为也不构成表见代理。1.被上诉人作为一个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也作为一个长期从事工程建设施工的专业人士，是完全有能力、有经验知晓项目部的技术资料专用章仅仅用于资料管理、不对外签订合同的事实。2.在（2020）湘0304民初1038号一案中，被上诉人自认其用于发放人工工资、施工材料的103万元借款是杨从林个人借支的事实。而在结算的过程中，被上诉人却将该笔与杨从林个人之间发生的103万元借支款项，在案涉工程结算款中直接予以抵扣。可见，被上诉人与杨从林在2017年8月5日进行的结算，是发生在被上诉人和杨从林个人之间的，而非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3.相对人为善意且无过失是构成表见代理的条件之一，但在与杨从林缔结《分包合同书》的过程中，被上诉人明明知道杨从林加盖的是项目技术资料专用章，该枚印章刻制字样所反映的印章用途与《分包合同书》约定的内容明显不符，仍未要求杨从林出示其有权代表上诉人签订合同的授权委托书或者《工程项目施工管理工作责任承包合同书》予以佐证。否则，被上诉人应当知晓该责任书中“项目技术资料专用章不得对外用于签订经济法律义务合同”的约定。所以被上诉人存在明显过失，不是善意相对人。四、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主张的欠付工程款金额为1250980.22元，缺乏依据。1.在不考虑被上诉人是否实际完成全部工程任务的情况下，依据杨从林与被上诉人签订的结算单，该二人结算确认的工程款金额是1140980.22元。而在本次诉讼中，被上诉人主张的结算金额为1370980.22元，这一金额已经完全变更了杨从林与被上诉人签字确认的结算结果。而杨从林并未参加一审庭审，所以被上诉人在本次庭审中主张的1370980.22元欠付工程款金额是没有经过上诉人或者杨从林确认的，是被上诉人的单方主张，缺乏证据支持。2.一审法院依据被上诉人提交的《结算审核报告》认定所欠工程款为1250980.22元。依据合同约定，被上诉人完成的是水电安装工程，但《结算审核报告》中的安装签证部分401798.48元、新增变更部分282899.68元、新增土建部分23万元（其中被上诉人的水电班组占5万）对应的工程量是否由被上诉人完成，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所以一审法院将上述款项支付给被上诉人缺乏证据支持。3.根据上诉人提交的《付款凭证》反映，上诉人已收到城建学院支付的58879733.89元，扣除合同约定的相关费用后将剩余的58179950.71元全部支付给杨从林。所以杨从林已经获得了涉案项目的全部收益。若杨从林欠付被上诉人款项，也应当由杨从林结算确定后自行负责支付，而不是由履行完毕付款义务的上诉人承担付款责任。寻瑞海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法律适用正确，上诉人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杨从林是上诉人聘请的合同制员工，实际上是上诉人承包工程的负责人，上诉人才是案涉工程的承包人及实际受益人。1.虽然《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约定的派驻案涉工程的项目负责人是钟余安，但该约定之后并未实际履行，钟余安并未参与案涉工程，而2011年10月16日杨从林与上诉人签订的《工程项目施工管理工作责任承包合同书》中，确定了杨从林为案涉工程的管理负责人，事实上也是杨从林一直在全面负责案涉工程项目。2.杨从林是上诉人聘请的合同制员工，案涉工程的实际负责人。根据《工程项目施工管理工作责任承包合同书》的约定，上诉人与杨从林系从属关系、管理与被管理的劳动关系。杨从林作为项目负责人，自然需要负责全部工程的施工管理，并非是上诉人声称的项目实际施工人。3.上诉人如何对财务进行监督管理、如何与杨从林结算劳动报酬，并不能影响上诉人作为案涉工程实际受益人的事实。杨从林只是为上诉人管理、负责该工程，其相关行为均是以上诉人的名义作出，上诉人不能因与杨从林之间存在财务往来，就否认其作为实际受益人的事实。4.杨从林是案涉工程实际负责人，答辩人是与上诉人签订的分包合同书，杨从林只是作为负责人签字。上诉人声称“答辩人与杨从林之间建立了直接的合同关系”，没有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二、杨从林代表上诉人签订《分包合同书》及进行结算构成表见代理，一审适用法律正确。1.杨从林一直在对案涉工程施工管理、审核结算，根据我国建设工程的习惯，杨从林在客观上就具有代理权的表象，且我国目前工程建设施工领域，签订合同，施工管理等方面都不规范，项目相关印章用途广泛，答辩人有理由相信加盖的衡洲建设公司城建学院图书馆工程项目部技术资料专用章有法律效力，上诉人与杨从林签订的《工程项目施工管理工作责任承包合同书》中相关条款并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同时，答辩人作为案涉水电安装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已经按《分包合同书》的约定履行了水电安装施工义务，案涉工程于2013年12月已经竣工验收。据此，上诉人也是认可答辩人的施工行为的。上诉人作为案涉工程的实际受益人，权利与义务是对等的，享有了实际利益，同样应承担对应的责任，上诉人应当履行该分包合同的义务。2.案涉工程的结算事宜也是杨从林一直在负责处理，杨从林代表上诉人与答辩人进行结算同样构成表见代理。对于答辩人而言，杨从林即代表了上诉人，在结算时将上诉人一方支付的用于案涉项目水电安装部分的人工工资、施工材料费进行抵扣合情合理，符合合同约定及日常习惯。上诉人声称的“特别法优于一般法”是在相关规定不一致时适用，且上诉人引用的建设工程司法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中的“发包人”应仅指建设单位。三、答辩人与杨从林进行的结算依据了《结算审核报告》，一审法院认定金额准确，证据充分。1.虽然答辩人与杨从林进行结算后确定的金额为1140980.22元，但是经重新核对发现计算金额明显属于计算错误。该结算单的每一款项都已经清楚的写明，1140980.22元是重复的扣减了“新增土建部分230000元”得出的。结算单中“新增土建部分：230000元（水电班占伍万）”本意系土建施工230000元中含有寻瑞海5万元水电施工费（寻瑞海完成的整栋楼的污水井、雨水井计5万元）。污水井、雨水井施工与土建施工是一起完成的，工程量只能一起计算。该23万元是其他土建施工班组施工完成的工程款，不应在寻瑞海水电工程款中扣除。答辩人主张的工程款只是纠正了计算错误，并非改变了杨从林签字确认的结果。2.安装签证部分、新增变更部分等明细在答辩人提交的单位工程竣工结算汇总表中都有列明，答辩人也提交了水电施工相关的施工图变更联系单，且杨从林一直在对案涉工程施工管理，了解各部分的施工、分工，杨从林作为案涉工程的负责人代表上诉人与答辩人结算金额，合理合法，有理有据。3.即使杨从林代表上诉人与答辩人的结算行为没有上诉人的授权，也应构成表见代理，代理行为有效，上诉人应当向答辩人支付工程款。无论上诉人与杨从林之间的结算情况如何，是否履行完付款义务，那是上诉人与杨从林之间的法律关系，跟本案无关，不影响上诉人承担本案的付款责任。工程竣工验收的时间是2013年，根据建设工程司法解释和民法典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应该依法计算逾期付款的利息。原审被告城建学院述称，一审判决城建学院在581369.27元范围内向一审原告承担付款责任是错误的。一、城建学院向衡洲建设公司足额支付了工程款，而衡洲建设公司至今尚有1500余万元工程款发票没有开具。故城建学院向其付款的条件没有成就，则向一审原告补充付款的义务也不存在。二、一审判决中认定原施工合同中未约定必须以衡洲建设公司开具发票为付款前提，但即便没有约定，按照施工合同的惯例以及相关税法的规定，收款人应当向付款人开具发票。在本案中，衡洲建设公司未足额开具发票，城建学院对50余万元的质保金有拒付的权利。原审第三人杨从林未到庭陈述意见，亦未提交书面陈述意见。寻瑞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衡洲建设公司支付工程款1250980.22元及逾期利息（以1250980.22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自2017年8月6日起计算至工程款全部清偿之日止）；2.判令城建学院在欠付衡洲建设公司项目工程款范围内对诉请第1项承担付款责任；3.判令衡洲建设公司、城建学院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诉讼过程中，寻瑞海变更诉讼请求为：判令衡洲建设公司以1250980.22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2014年1月1日起至工程款全部清偿之日止的逾期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8月16日，城建学院（发包人）与衡洲建设公司（承包人）签订了一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由衡洲建设公司承包城建学院位于湘潭市××路××号的图书馆综合楼工程。承包范围为土方工程、基础工程、地下室、房屋主体工程、室外装修、室内初装修工程、水电、消防、弱电、自动报警、地源热泵中央空调系统等附属工程，须与主体同时施工的预留预埋工程。（其中：网架、地源热泵中央空调系统、消防、弱电工程为专业分包内容）。开工日期为2011年8月1日，竣工日期为2012年3月31日，合同工期总日历天数240天。合同价款为51177411.31元，结算方式以实际完成并经双方确认的工程量和投标综合单价为基数进行价款结算，包括合同工期内的价格风险包干。合同付款方式为2011年9月底支付备料款20%；2012年1月10日前支付工程总价的20%；工程竣工前支付工程总价15%；验收合格交付使用后，付至工程总价的65%；2012年12月31日前支付总价的20%；余款在2013年12月31日以前结算审计后一次付清（质保金按相关规定执行）。质量保证金的扣留办法按建设部2000年80号令保修，保修金按工程造价的5%预留。2011年10月16日，衡洲建设公司与杨从林签订了一份《工程项目施工管理工作责任承包合同书》，约定衡洲建设公司同意按本合同书条款的规定，将城建学院的图书馆综合楼工程项目，以施工管理责任承包形式，由杨从林承担该项目具体施工管理，杨从林不得违法分包。双方签订本合同书后，衡洲建设公司即聘杨从林为衡洲建设公司的合同制员工，其给予的报酬和待遇为依据本合同承包施工管理项目的剩余或节余价值，其聘用期限为本合同有效期限。同时还约定，本工程项目根据衡洲建设公司统一行政管理原则，杨从林因工作需要，使用经衡洲建设公司批准发放的“项目技术资料专用章”等印鉴，属于非法人印鉴，只能用于项目内部施工行政管理，不得用于对外签订各项经济、法律义务的合同，且在工程竣工备案后必须交回衡洲建设公司。2011年12月16日，杨从林作为衡洲建设公司的代表与寻瑞海签订了一份《分包合同书》，约定寻瑞海承包城建学院图书馆综合楼水电安装工程。承包方式为包工包料，工程价款暂定为305万元，具体按实结算，结算方式按总包方与建设单位签订的主合同清单综合结算条款执行，另总包方抽取结算价款的16%作为本工程管理配套费用。双方还约定了建设税、对分项分部工程验收及竣工验收费用由分包方寻瑞海负责等内容，合同落款处加盖了衡洲建设公司城建学院图书馆工程项目部技术资料专用章。之后寻瑞海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了水电安装施工义务。涉案工程于2013年12月竣工验收，于2014年1月17日交付。2017年8月20日，湖南省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接受城建学院的委托，对城建学院图书馆综合楼项目工程结算进行审核，并出具了一份《结算审核报告》。审核结论为本项目施工单位送审金额为7602.97万元，经审核后的审定金额为6006.11万元，审减金额为1596.86万元。其中水电安装工程送审金额为3044776.30元，审定金额为2578473.64元，审减466302.66元。2017年10月9日，经湖南省财政厅复核，对湖南省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出具的《结算审核报告》审定金额60061103.16元予以确认。2017年8月5日，杨从林作为项目负责人与寻瑞海进行结算，并签订了结算单，因杨从林错误的将新增土建部分23万元予以扣除，导致最终结算金额错误，实际水电部分总工程款为2578473.64元、签证部分为401798.48元、新增变更部分为282899.68元，新增土建部分23万元中水电班组占5万元，共计3313171.8元，再扣除税金222477.12元、劳保基金123794.9元、管理费565919.56元和借支103万元后，寻瑞海的水电安装工程款应为1370980.22元。2018年1月9日，衡洲建设公司转账支付给寻瑞海工程款12万元，至今尚欠寻瑞海工程款1250980.22元未付。另查明，衡洲建设公司与城建学院对于未付工程款金额有分歧。经查明，双方分歧相差的60万元即为城建学院支付给湖南凌天科技有限公司的空调施工款。根据城建学院提交的证据证实，2014年4月21日和2014年4月23日，湖南凌天科技有限公司分别向衡洲建设公司、城建学院出具了承诺函和请款报告，要求支付工程款60万元。2014年4月21日，衡洲建设公司出具给城建学院一份委托函，请求城建学院代付工程款60万元给湖南凌天科技有限公司，并加盖了衡洲建设公司图书馆综合楼项目部公章。2014年5月20日，城建学院转账给湖南凌天科技有限公司60万元。法院认定城建学院根据衡洲建设公司的委托向湖南凌天科技有限公司支付60万元，该委托支付行为对衡洲建设公司具有法律效力，该笔60万元应当在城建学院未付的工程款中予以扣除。衡洲建设公司认为委托函系杨从林冒盖，未经衡洲建设公司同意的意见，无理无据，法院不予采信。根据《结算审核报告》的审定金额60061103.16元，城建学院已支付给衡洲建设公司工程款59479733.89元，尚欠工程款581369.27元未付。此外，衡洲建设公司收到城建学院支付的工程款59479733.89元后没有向城建学院开具对等金额的增值税发票。一审法院认为：一、杨从林与寻瑞海签订《分包合同书》以及结算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衡洲建设公司是否应当向寻瑞海支付工程款。杨从林与衡洲建设公司签订的《工程项目施工管理工作责任承包合同书》中明确约定衡洲建设公司向杨从林发放“项目技术资料专用章”只能用于项目内部施工行政管理，不得用于对外签订各项经济、法律义务的合同，因此杨从林与寻瑞海签订《分包合同书》的行为属无权代理行为。杨从林与寻瑞海签订《分包合同书》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成为本案的焦点问题。根据法律规定，表见代理的成立需要具备四个条件：1、代理人无代理权；2、有使相对人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的事实或理由；3、相对人为善意且无过失；4、行为人与相对人之间的民事行为具备民事行为的有效要件。本案中，杨从林对涉案工程项目进行施工管理，发包方城建学院当庭亦陈述杨从林代表衡洲建设公司在工程施工过程中行使管理职权，因此寻瑞海有理由相信杨从林有代表衡洲建设公司与其签订合同的权利，也有理由相信合同落款处加盖的衡洲建设公司城建学院图书馆工程项目部技术资料专用章对衡洲建设公司具有法律效力。寻瑞海不具备知晓衡洲建设公司与杨从林签订《工程项目施工管理工作责任承包合同书》内容的能力，其符合善意第三人的条件，因此杨从林与寻瑞海签订《分包合同书》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虽然涉案项目已于2013年12月竣工验收，但根据衡洲建设公司提交的结算审核定案表，可以证实杨从林在2017年9月15日仍代表衡洲建设公司进行结算审核工作，则寻瑞海有理由相信杨从林是代表衡洲建设公司与其进行水电安装工程结算，杨从林与寻瑞海进行结算的行为亦构成表见代理。衡洲建设公司图书馆综合楼项目部是衡洲建设公司下设临时机构，该项目部随工程的接受而成立，随工程的完工而解散或撤销。从法律上看，该项目部没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因此项目部运作产生的法律责任，对外均应由衡洲建设公司承担。衡洲建设公司承担责任后再根据与项目部负责人的约定追究其相应的责任，但不得对抗相关第三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之规定，衡洲建设公司应当向寻瑞海支付工程款。此外，根据衡洲建设公司自认将涉案工程整体转包给杨从林施工的事实，衡洲建设公司明知杨从林没有承包工程的资格，仍将涉案工程整体转包给杨从林施工，存在重大过错，亦应当对寻瑞海承担支付工程款的责任。二、城建学院是否应当在欠付的工程款范围内对寻瑞海承担付款责任。关于城建学院能否以衡洲建设公司欠付工程款发票而拒付剩余工程款的问题。城建学院与衡洲建设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并未约定城建学院支付工程款必须以衡洲建设公司开具发票作为付款前提，且税务发票体现的是国家与纳税人之间的纳税关系，是一种行政管理关系，不属于民事案件审理范围。城建学院与衡洲建设公司作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当事人，主要权利义务为支付工程款和交付建筑标的物，衡洲建设公司建设的工程已竣工验收并交付给城建学院使用，履行了主要义务，城建学院不得以衡洲建设公司未开具发票为由拒付剩余的工程款。对于衡洲建设公司未开具发票的行为，城建学院可以及时向衡洲建设公司主张开具，也可通过其他途径解决。关于城建学院能否以未付的工程款581369.27元是质保金而拒付的问题。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涉案工程已于2014年1月交付使用，早已超过质保期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的规定，城建学院应当将581369.27元质保金退还给衡洲建设公司。同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发包方城建学院应在欠付衡洲建设公司工程价款581369.27元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寻瑞海承担付款责任。三、寻瑞海主张工程款金额及逾期利息是否合理合法。湖南省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对涉案工程结算进行审核并出具了《结算审核报告》，虽然衡洲建设公司不认可该份《结算审核报告》，但时隔三年之久仍未通过诉讼等方式提出异议，且该报告已经湖南省财政厅复核，因此该份报告应当作为涉案工程项目的结算依据。寻瑞海与杨从林正是依据该份《结算审核报告》对水电安装工程进行结算，因此寻瑞海主张所欠工程款为1250980.22元，合理合法。关于逾期利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规定，当事人对欠付工程价款利息计付标准有约定的，按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利息从应付工程价款之日计付，当事人对付款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建设工程已实际交付的，交付之日视为应付款之日。本案中，双方并未约定利息标准，涉案建设工程于2014年1月17日交付，利息应自2014年1月17日起计算，具体计算方式为：以1250980.22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4年1月17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2019年8月20日之后的利息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工程款全部清偿之日止。综上，寻瑞海要求衡洲建设公司支付工程款1250980.22元及逾期利息的诉讼请求，合理合法，应予以支持。城建学院作为发包方，尚欠承包方衡洲建设公司工程款581369.27元未付，故寻瑞海要求城建学院在欠付衡洲建设公司项目工程款范围内承担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合理合法，法院亦予以支持。衡洲建设公司答辩应由杨从林承担付款责任的辩解意见，与法院查明的事实不符，法院不予采纳。城建学院答辩因衡洲建设公司欠付城建学院工程款巨额发票且581369.27元是质保金而有权拒付剩余工程款的辩解意见，无理无据，应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一、湖南省衡洲建设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内一次性支付寻瑞海工程款1250980.22元及逾期利息（以1250980.22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4年1月17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2019年8月20日之后的利息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工程款全部清偿之日止）；二、湖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在581369.27元范围内对寻瑞海承担付款责任；三、驳回寻瑞海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8140元，减半收取计9070元，诉前保全费5000元，共计14070元，由湖南省衡洲建设有限公司负担7530元，由湖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负担6540元。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2017年8月5日，杨从林作为项目负责人与寻瑞海进行结算，并签订了结算单，结算单中列明：总工程款（合同内）为2578473.64元、签证部分为401798.48元、新增变更部分为282899.68元，共计3263171.8元；应扣税金222477.12元、劳保基金123794.9元、新增土建部分23万元（水电班占5万元）、管理费565919.56元和借支103万元，余额1140980.22元。根据其结算金额推断，在双方的实际计算过程中，“新增土建部分23万元（水电班占5万元）”该项以18万元的金额被扣除。寻瑞海主张该项系新增部分，不应被扣除，相反应增加5万元金额。2018年1月9日，衡洲建设公司转账支付给寻瑞海工程款12万元，若按原结算金额，衡洲建设公司尚欠寻瑞海工程款1020980.22元未付。此外，一审认定的其他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一、杨从林与寻瑞海签订《分包合同书》以及结算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衡洲建设公司是否应当向寻瑞海履行支付工程款的义务？衡洲建设公司从城建学院处承接城建学院图书馆综合楼工程后，衡洲建设公司与杨从林签订《工程项目施工管理工作责任承包合同书》，以“施工管理责任承包形式”，由杨从林承担该项目具体施工管理。根据该合同约定，衡洲建设公司聘杨从林为公司的合同制员工，杨从林接受衡洲建设公司的领导、管理、检查和监督。因此，杨从林在本案施工过程中的身份系衡洲建设公司的项目负责人，衡洲建设公司与杨从林之间系内部承包关系，而非上诉人衡洲建设公司主张的转包关系。衡洲建设公司提出“聘用杨从林”的合同内容未实际履行，但其并未举证证明，且其内部承包合同的履行情况亦与第三人无关，不能以此对抗善意第三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本案中，杨从林以衡洲建设公司名义与寻瑞海签订《分包合同书》的行为虽然违反了《工程项目施工管理工作责任承包合同书》的约定，但寻瑞海基于杨从林系衡洲建设公司项目负责人的身份以及其持有相关公司公章的表象，有理由相信杨从林有代表衡洲建设公司与其签订分包合同的权利。在寻瑞海不知晓《工程项目施工管理工作责任承包合同书》具体内容的情况下，其也有理由相信合同落款处加盖的“衡洲建设公司城建学院图书馆工程项目部技术资料专用章”对衡洲建设公司具有法律效力，故寻瑞海符合善意第三人的条件。因此一审认定杨从林与寻瑞海签订《分包合同书》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并无不当。根据衡洲建设公司提交的“结算审核定案表”显示，系杨从林代表衡洲建设公司与城建学院进行结算审核工作，可见杨从林具有代表衡洲建设公司处理工程结算事宜的职权，故杨从林与寻瑞海进行水电安装工程结算的行为，对于寻瑞海而言系杨从林履行其职务的行为，该结算结论对双方具有约束力，衡洲建设公司应当按照该结算支付工程价款。上诉人衡洲建设公司认为其不是合同相对方，上述结算系寻瑞海与杨从林之间的结算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二、一审认定寻瑞海的水电安装工程结算款为1370980.22元是否正确？杨从林作为衡洲建设公司的项目负责人与寻瑞海进行结算，双方已经于2017年8月5日签订了结算协议，其结算金额已确定，但寻瑞海称直至2020年10月起诉时，经其代理人计算后才发现错误。因对方的结算经手人杨从林在本案中未到庭且始终无法取得联系，寻瑞海主张计算错误系其单方面陈述，在此情况下，其应当提交充足的证据证明最后的结算金额确属计算错误，但现结算单中仅有各工程款分项明细，并未列明具体计算流程及公式，对于“新增土建部分23万元（水电班占5万元）”的扣除（实际扣除18万元）不能排除其他计算逻辑和原因，而寻瑞海对于该23万元新增土建部分的具体组成以及结算时将其列入扣除项的原因又无法作出解释说明，故寻瑞海并未举出充足的证据推翻既定的结算金额，本院无法确认“新增土建部分”到底是属于“新增”部分还是因系“土建部分”应予扣减。一审按照重新计算得出的工程款支持寻瑞海的诉求系主动变更了原结算协议，且依据不足，应依法予以纠正。根据双方确认的结算协议金额，上诉人欠付寻瑞海的工程款为1020980.22元（1140980.22元－12万元）。此外，关于寻瑞海提出的利息起算时间问题以及城建学院提出一审判决城建学院在581369.27元范围内向一审原告承担付款责任错误的意见，因其二人均未上诉，故以上内容非本案二审审理范围，本院对此不予审理。综上，衡洲建设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部分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人民法院（2020）湘0304民初325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二、变更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人民法院（2020）湘0304民初325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湖南省衡洲建设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支付寻瑞海工程款1020980.22元及逾期利息（以1020980.22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4年1月17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2019年8月20日之后的利息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工程款全部清偿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8140元，减半收取计9070元，诉前保全费5000元，共计14070元，由寻瑞海负担2600元，湖南省衡洲建设有限公司负担7470元，湖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负担4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6060元，由寻瑞海负担3000元，湖南省衡洲建设有限公司负担1306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苏楚湘审判员  朱卫平审判员  周 粤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日法官助理周尧书记员胡佩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