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13民初2163号原告（反诉被告）：北京顺丰速运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南法信地区物流园六街10号1幢等6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3762151550Q。法定代表人：邹福利，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小波，北京市华堂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宗元，男，1987年1月15日出生，汉族，北京顺丰速运有限公司法务高级经理，住北京市丰台区。被告（反诉原告）：北京儒牛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平谷区马坊物流基地东区4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7556876489H。法定代表人：张秀梅，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勇，男，1985年9月12日出生，汉族，北京儒牛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住辽宁省抚顺市望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凯，男，1974年11月9日出生，汉族，北京儒牛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住北京市朝阳区。原告（反诉被告）北京顺丰速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丰公司）与被告（反诉原告）北京儒牛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儒牛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0年7月14日、2020年9月2日、2021年3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顺丰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小波、姚宗元，被告（反诉原告）儒牛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勇、王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顺丰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拖欠的服务费1624777．5元，并加付逾期付款违约金10万元；2．判令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被告是原告的快件运输服务客户，为方便运费及相关费用结算，原告与被告于18年2月24日签订了《三方仓储协议》，并在此后又陆续签订了编号为010Y/SD-DA-201808-0107（ECP）的《仓配服务合同》，以及编号为C-010Y-1802-00041的《收派服务与仓储管理合同》，双方之间建立了月度结算的快件运输服务合同关系。被告成为原告的月结客户，月结账号为×××。合同约定被告在每月30日前向原告支付上月运费及相关费用。自2019年1月开始，被告连续拖欠原告10个月的仓储费，分别为2019年1月仓储费166061．2元、2019年2月仓储费170661．9元、2019年3月仓储费143014．5元、2019年4月仓储费131015．1元、2019年5月仓储费127073．6元、2019年6月仓储费143999．4元、2019年7月仓储费120731．3元、2019年8月仓储费125097元、2019年9月仓储费78000元，2019年10月仓储费76879．5元。被告还欠付原告2019年9月运费142244元，2019年10月运费20万元。综上所述，被告迟迟不偿还债务，违反了诚实守信的商业道德，违反了双方合同的约定，其行为严重损害原告的合法权益，应承担偿还欠款并按协议约定支付逾期违约金的法律责任。因原、被告在协议中约定了争议管辖法院，为维护原告之合法权益，特向顺义法院提起诉讼，恳请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儒牛公司辩称，我方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我方认为2019年1月至2019年10月应给付原告仓储和运送的服务费共计1491942．5元，我方已给付20万元，欠付1291942．5元。对原告主张的2019年9月运费142244元不认可，实际金额为94529元，11月份运费20万元不认可，实际是10月份运费114880元。我方对原告证据2．1至2．7及2．9的金额认可。逾期付款违约金我方不同意给付，我方不是故意逾期付款，而是由于反诉的纠纷所以暂停付款。2019年1月开始的费用未支付是因为原告合同没有审批下来，所以无法开具发票，我方无法付款。反诉原告儒牛公司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1．判令反诉被告向反诉原告支付仓储货损赔偿金476662．58元；2．判令反诉被告向反诉原告支付2018年6月至7月期间因邮寄货物损坏、遗失所造成的邮寄保险赔偿共计538684．43元；3．判令反诉费由反诉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反诉被告与反诉原告及北京建贸新科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贸公司）于2018年9月4日签订《仓配服务合同》，开始建立仓储服务合同关系。合同签订后，2018年9月，反诉被告会同建贸公司完成了仓库转移工作，将旧仓库里面的货物全部转移到反诉被告承揽服务的瀛海工业区金隅仓。在转移过程中，反诉被告全程在金隅仓负责接收工作，全部入库货物，均由反诉被告与建贸公司共同签收、统计数字，并由建贸公司登录入仓储系统中。双方之间的仓储服务合同关系，具体的履行方式是反诉被告对反诉原告经营的瀛海工业园金隅仓库实行托管式管理。托管式管理具体体现为：反诉被告派员管理全部电脑系统和监控系统、反诉被告管理全部仓库安防和货物清点储存工作、反诉被告负责全部发货派件和装车对账工作。与此相对应的，反诉原告在仓储服务合同关系中，仅承担租用仓库、购买或租赁设备、雇佣力工（搬运工人）的责任，完全不参与仓储管理和货物派送流转。至2019年2月，反诉原告再次会同建贸公司，对库房存货进行了盘点，双方在2018年9月反诉被告与建贸公司共同盘点的入库数据基础上，计算之后的全部入库、出库发货记录，对比2019年2月的库存数量，得出盘点数字为共计盘亏356728．75元，即库存货物损失价值356728．75元。此次盘库对账，反诉被告拒绝参与、拒绝签字。2019年4月，反诉原告与建贸公司再次核对19年2月的对账记录，核对2月盘亏数额无误，自19年2月至4月间，新产生盘亏数额119933．83元。鉴于反诉被告再次拒绝参与、拒绝签字，反诉原告与建贸公司无奈之下只得双方做了签认。双方同时约定，就此部分盘亏金额共计476662．58元，由反诉原告于2019年3月至10月间，分八个月赔偿建贸公司，每月赔偿59582．83元。反诉原告切实履行了与建贸公司的赔偿协议，于2019年3月至10月间，分八个月共计赔偿建贸公司476662．58元。反诉原告认为，2018年4月至2019年2月间，均为反诉被告托管反诉原告库房的仓储服务合同履行期间。在此期间，该仓库全部货物统计、安全监管、核对登记工作均由反诉被告派出员工托管负责；尤其是全部出库、发货货物，均必须经过反诉被告核对确认方可放行。在此情况下，该仓库发生了大额的盘亏损失，且该部分盘亏损失已经切实给反诉原告造成了等额的经济损失。因此，反诉原告认为，作为仓储服务合同的服务方以及该库房在此时段内的实际托管控制人，反诉被告理应对反诉原告承担赔偿责任。另，反诉原告与反诉被告于2018年4月签署了《收派服务合同》，并于2018年4月起开始实际履行合同。依照《收派服务合同》及其附件一的约定，反诉被告向反诉原告提供托寄物的保价赔偿服务，即：对于反诉原告支付保价的托寄物，因反诉被告原因，造成托寄物损毁或灭失的，反诉被告依据托寄物价值，对反诉原告进行赔偿，上限不超过保价范围。在实际履行中，双方经协商选取了反诉被告自营的“票票保”保险套餐，即反诉原告投保的托寄物，每单保费为固定值，保价金额上限为5000元。该套餐含义为：反诉被告向反诉原告赔偿破损/灭失损失，依照每件货物原价赔偿，原价超过5000元的，反诉被告赔偿5000元。在双方收派服务合同实际履行的前两个月，即2018年4月、5月期间，反诉被告基本上切实履行了合同中约定的保价赔偿条款。在发生赔付时，具体损毁/灭失托寄物的实际赔付价值，以反诉原告向建贸公司（三方合同《仓配服务合同》的甲方）实际赔偿的货物单价为准，具体确认价格的依据为建贸公司向反诉原告提供的赔偿款发票及所附货物清单以及反诉原告向建贸公司实际支付的货物赔偿金额。至2018年6月、7月间，因反诉被告自身工作安排上的一些原因，如大量使用未经训练的人员、在托寄物外包装方面偷工减料等原因，造成托寄物损坏、灭失率大幅度上升。在此情况下，反诉被告以各种理由向反诉原告提出要求降低保价赔偿的比例，反诉原告多次通过邮件向反诉被告明示，要求其严格履行合同中约定的保价赔偿义务。2018年12月，反诉被告曾向反诉原告发送过一份“赔金支付确认函”，其中罗列了18年6、7月份破损、灭失的货物单号和价值，并依据其自行计算的这一份清单，向反诉原告赔付了6月份赔偿99622．97元、7月份赔偿26007．23元。但在2019年初，反诉原告与建贸公司进行损失对账后发现，反诉被告提供的这份“赔金支付确认函”中所罗列的2018年6月、7月破损/灭失单号，存在大量错误和缺失，很多都不是反诉原告的破损运单号（该对账单中共罗列190单单号，仅有16条是正确的破损单号），同时缺失一部分破损运单号。反诉原告认为，对于这样一份90%内容错误的对账单，反诉原告除了可以认可反诉被告已经支付的部分赔偿款外，对该份对账单的内容和法律效力完全不能认可。随反诉书附上反诉原告与建贸公司于2019年1月所做的损失赔偿对账，其中反诉原告就2018年6月、7月所产生的派送破损，分别向建贸公司赔偿642943．73元和70386元，以发票及附属赔偿对账单为证。反诉原告所提出的诉讼请求，完全是以反诉原告实际向建贸公司支付的赔付款数额为依据，减去反诉被告已经向反诉原告支付的部分赔偿金。反诉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完全是反诉被告给反诉原告造成的切实损失。反诉原告认为，依据反诉被告与反诉原告签订的合同约定及反诉被告自身推出的“票票保”托运保险附加产品的理赔规定，反诉被告理应依据其托运过程中产生的货物破损、灭失数额，以及因此对反诉原告造成的损失金额，向反诉原告承担赔偿责任，而不应强行附加任何免责和折扣条件。综上所述，反诉被告与反诉原告之间的仓储配送合同关系，是结合了仓储托管服务、物流配送服务和自营保险理赔服务的综合性的服务合同关系。而反诉被告在每一个具体的服务项目中，均出现了重大过错，对反诉原告造成了巨额的经济损失。对于这些经济损失，反诉被告理应承担合同责任和法律责任，如数予以赔偿。但反诉被告的做法是企图建立霸王条款，或采取蒙骗、逃避责任等手段，百般抵赖拒绝赔偿。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才造成反诉原告拒绝支付反诉被告相关仓储费用，以达到迫使反诉被告认真协商、清算责任的目的。因此，反诉原告提出的反诉请求，与反诉被告在原案中提出的诉讼请求，其事实和理由息息相关，其数额理应相互冲抵。请法院依法支持反诉原告的反诉请求，以维护反诉原告的合法权益。反诉被告顺丰公司对反诉原告儒牛公司的反诉辩称，反诉原告陈述的事实和理由不成立，其要求反诉被告支付“仓储货损赔偿金”476662．58元和“邮寄保险赔偿”538684．43元的反诉请求不成立，其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因为，反诉被告不负责承担反诉原告诉称的“瀛海工业园金隅仓库”的安防、货物存储、货物出入库管控等管理职责，尤其不是诉争仓库的实际控制人。反诉原告诉称的“库存货物损失”无论存在与否，均与反诉被告无关。事实上，反诉被告向反诉原告提供的仓储服务的具体内容为：仓储管理系统的日常指导和软硬件系统维护工作，包括WMS系统使用培训、顺丰仓储标准化流程指导；提供专职技术人员负责培训指导工作；以及应反诉原告要求进行的协助性工作。总之，反诉原告与反诉被告就诉争仓库的责任划分非常明确，即“反诉被告负责提供仓储管理技术支持和标准化操作的管理和指导，反诉原告负责库内实际操作及仓库管理工作”。故此，反诉原告要求反诉被告支付所谓“仓储货损赔偿金”毫无道理。至于反诉原告诉称的“邮寄保险赔偿”538684．43元，反诉被告不知情，反诉原告与案外人是否真实存在所谓的“赔偿”或者货款支付与反诉被告无关，其既不构成反诉原告本诉抗辩仓储服务费、快递费的事由，亦不成立反诉反诉被告支付“邮寄保险赔偿”的事实依据。综上，反诉原告主张的各项反诉请求均不成立，反诉被告恳请法院依法予以驳回。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顺丰公司提交的《收派服务与仓储管理合同》，对账单邮件及其附件，付款通知及回执，9月小票零担运单照片，9月运费账单、11月运费账单推送截屏及录屏，席海河与顺丰公司员工苗鑫龙微信聊天记录，唐丽丽与顺丰公司员工的qq聊天记录，社保查询结果表，儒牛公司提交的《收派服务合同》，《“票票保”保价服务协议》，《仓配服务合同》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认定的事实如下：2018年4月1日，儒牛公司（甲方）与顺丰公司（乙方）签订《收派服务合同》，约定：儒牛公司成为顺丰公司的月结账号客户，账号为×××，双方结算的快件数量以登记在甲方月结账号下的数量为准，不以快件寄件人及寄件地址进行区分；因乙方过错造成甲方托寄物丢失、破损、延误的，乙方应按本合同附件《快递产品服务条款》的约定采取救济措施，向甲方进行赔偿，乙方赔偿金额不超过乙方收件时所能预见的损失金额。儒牛公司称双方并签订了《“票票保”保价服务协议》，顺丰公司寄送儒牛公司快递物品时应按照该协议赔偿。该协议约定顺丰公司向儒牛公司快件提供“票票保”保价服务事宜，顺丰公司在制作月结账单时，应将“票票保”保价费用一并统计在内。顺丰公司认可《“票票保”保价服务协议》的真实性，称该协议双方已经履行完毕，未产生争议。儒牛公司主张其是建贸公司的物流管理方，货物是建贸公司的，建贸公司享有所有权，其依据《收派服务合同》、《“票票保”保价服务协议》委托顺丰公司邮寄货物，顺丰公司在2018年6、7月的快递派送过程中发生破损、灭失，导致其向建贸公司赔偿了713329．73元，顺丰公司就此仅向其赔偿174645．3元，尚欠付538684．43元。儒牛公司就此提交建贸公司向其出具的理赔明细，儒牛公司已付赔偿款的发票及明细清单，顺丰公司向其发送的2018年6月、7月月结清单予以证明。顺丰公司不认可理赔明细，2018年6月、7月月结清单的真实性，认可其余部分的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后儒牛公司（甲方）与顺丰公司（乙方）签订《收派服务与仓储管理合同》，约定顺丰公司为儒牛公司提供快递服务及仓储管理服务等内容，月结账号为×××。该合同2．12条约定：双方结算的快件数量以登记在甲方月结账号下的数量为准，不以快件寄件人及寄件地址进行区分；甲方应当保护自己的月结账号不被泄露，并对自己月结账号的快件负责。3．1条约定：甲方应付费用根据乙方结算周期内公开施行的收费标准和甲方实际发生的业务计算；甲乙双方约定，除关税以外其他所有应付费用按自然月为周期进行结算，甲方承诺在结算周期结束后30天（即信用账期）内向乙方支付结算费用。3．2条约定：每个结算周期结束后，乙方可通过电子邮件、纸质或信息系统等书面形式按本合同约定的电子邮箱或邮寄地址向甲方提供上个周期的结算账单供甲方审核，甲方如对结算账单有异议，应自乙方送达结算账单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乙方，逾期不提出异议视为认同……甲方对乙方结算账单有异议，但无法提供证据证明乙方结算账单存在错误的，以乙方系统中的快件数据为准。3．8条约定：乙方服务产品费用及各项附加费用以乙方官方网站上所公示的价格政策为准，乙方可以根据市场环境的变化不时的合理变更服务产品价格，甲方可以通过乙方官方网站、服务热线、店内公示等公开渠道了解乙方公开承诺的服务产品收费标准，并确认按服务发生时乙方官方网站、服务热线、店内公示等渠道公布的收费标准向乙方支付相关费用。4．2条约定：甲方未按本合同约定按时足额向乙方支付费用的，甲方每日应向乙方支付拖欠费用金额千分之五的逾期付款违约金。6．1条约定：本合同自双方签署盖章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一年。该合同附件五为仓储管理系统技术服务外包说明。附件五第一条双方权利和义务约定：1．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按本合同及其附件的约定提供相应的仓配服务并了解货物仓配服务信息，有权在乙方货物配送送达前变更服务要求，并根据乙方服务产品的收费标准支付费用。第二条服务内容约定：1．甲方委托乙方从事甲方现有仓储管理系统的日常指导和软硬件系统维护工作，包括WMS系统使用培训和顺丰仓储标准化流程指导，服务方式为现场技术服务。5．甲方根据乙方提供的技术服务，于每月月底向乙方支付服务费用。服务费用按月支付52000元/月（含人工工资和系统运行维护的全部费用）计算。如果甲方需要乙方提供除协议所附内容外的额外服务，需向乙方提供书面或正式公邮，由乙方提供临时性报价，相关服务费用发票约定均开具税率为6%的标准服务发票。7．本合作期间，由乙方负责提供仓储管理技术支持和标准化操作的管理和指导，甲方负责库内实际操作及仓库管理工作。备注约定：2018年9月15日至2018年10月31日乙方已为甲方提供仓储搬迁服务，包含清点数量、整理封箱、装卸车、入库上架及搬迁过程中协助甲方正常收发货、退货、快递交接等服务，费用总计325696．2元，甲方于2018年12月31日前支付。该附件尾部载明了搬迁相关费用的服务内容及收费标准，增值服务与附加费用的服务内容及收费标准（含由客户提出的超出每月1次的盘点视为额外盘点，按照0．2元/件、最低收费500元/次计费等）。该合同附件六为客户信息表，其上结算信息处载明：账单发送至邮箱中，邮箱为77784800@qq．com。该合同落款签订日期处有手写日期2019年5月6日。顺丰公司主张该合同实际于2018年9月开始履行，并提交其向儒牛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刘勇发送的电子邮件，证明双方就仓储管理系统技术外包服务达成过一致意见。2018年11月21日顺丰公司刘剑在邮件中告知将仓库的协议整合到收派服务合同里了，看一下，没问题盖章签字。刘勇对此回复：同意，已经盖章寄出。顺丰公司称邮件中提及的盖章寄出的协议就是《收派服务与仓储管理合同》。儒牛公司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称其无法核实邮件中所指盖章寄出协议的内容。儒牛公司称该合同系其2018年9月签字盖章交给顺丰公司，顺丰公司于2019年5月返还给儒牛公司，落款处的2019年5月6日并非其签订日期。儒牛公司认可顺丰公司于2018年9月起为儒牛公司提供仓储管理服务，2018年10月至2018年12月每月仓储管理服务费为52000元。双方均认可儒牛公司尚欠付顺丰公司2019年1月至10月的仓储服务费1282533．5元未予支付，仓储服务费依据《收派服务与仓储管理合同》中附件五搬迁相关费用标准、增值服务与附加费用标准计算。儒牛公司于2019年9月23日针对顺丰公司催要2018年10月至2019年8月的仓储管理费出具回执，称其认可顺丰公司主张的数额并确认了其给付款项的时间。顺丰公司主张儒牛公司欠付其2019年8月重货专运费141951元、9月小票零担费293元、9月重货专运费94529元、10月重货专运费114880元，其于2019年10月3日、2019年12月3日通过月结财务管理系统向儒牛公司邮箱77784800@qq．com推送运费账单，将8月重货专运费及9月小票零担费作为9月运费账单推送，将9月、10月重货专运费作为11月运费账单推送，但在推送时数额仅写了20万元。顺丰公司就此提交2019年8、9、10月运费明细表，9月小票零担运单照片，9月运费账单、11月运费账单推送截屏及录屏，席海河与顺丰公司员工苗鑫龙微信聊天记录，唐丽丽与顺丰公司员工的qq聊天记录予以证明。微信聊天记录中显示苗鑫龙告知了席海河4-10月份的金额，席海河回复ok。qq聊天记录显示唐丽丽就配送事宜进行了沟通。儒牛公司认可9月小票零担运单照片的真实性、证明目的，认可席海河与顺丰公司员工苗鑫龙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其余证据的真实性、证明目的，称其邮箱中未收到结算账单。儒牛公司认可席海河系其员工，2019年7月以后由席海河与顺丰公司对账。儒牛公司曾提交席海河与苗鑫龙的微信聊天记录、席海河与顺丰公司赵利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顺丰公司向其报送的2019年9月、10月运费金额，后撤回该证据。儒牛公司提交的席海河与苗鑫龙的微信聊天记录与顺丰公司提交的该部分微信聊天记录基本一致。席海河与顺丰公司赵利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赵利向席海河发送了5-9月运费的表格文件，并告知席海河4-8月的运费金额，席海河予以了回复。关于唐丽丽，儒牛公司先否认其为儒牛公司员工，后在顺丰公司提交唐丽丽社保查询记录的情况下，儒牛公司认可唐丽丽为其员工，称唐丽丽职务系清点库存，与顺丰公司不对接。儒牛公司提交《仓配服务合同》，证明顺丰公司应对托管期间的仓库盈亏进行赔偿。《仓配服务合同》显示甲方、仓储所有人为建贸公司，乙方、发货客户为儒牛公司，丙方为顺丰公司，落款处儒牛公司手写签订日期为2018年9月4日，顺丰公司打印签订日期为2018年9月1日，建贸公司未签订日期。该合同第一条服务内容约定：1．1．1仓库托管：丙方依照本合同约定内容，托管甲方所有的仓库一处（三间），完全负责该处仓库的管理、维护和使用，乙方向丙方支付托管费用。1．1．2仓储服务：丙方按乙方的要求，使用托管仓库对乙方的货物提供仓储服务，并按三方的约定对乙方货物进行货物报关、入库操作、订单处理、仓间调拨、逆向物流等服务。1．1．3配送（快递）服务：丙方按乙方的要求将乙方的货物，根据乙方提供的送货地址在约定的时效内安全送达指定地点及指定收件人。1．1．4附加服务：丙方在为乙方提供仓配服务同时，根据乙方对货物特殊要求而提供的附加服务。第四条费用与结算约定：4．1乙方应付费用根据乙方丙方在补充协议中约定的收费和乙方实际发生的业务量计算，甲乙双方约定按自然月为周期进行结算，乙方承诺在结算周期结束后30天内向丙方支付结算费用。4．6丙方服务产品费用及各项附加费用以乙方丙方在补充协议中约定的计费标准为准，如丙方要求变更服务产品价格，需与乙方另行签订书面协议予以约定。第六条违约责任约定：6．1货物自进入丙方托管仓进行统一管理期间，如因丙方原因致使货物在托管期间发生损坏、灭失，丙方根据乙方提供的货品实际成本价值证明承担赔偿责任，具体以附件六仓储服务标准（WSS）之条款五操作中责任界定及赔偿为准。该合同附件六5．1仓库操作中的赔偿约定：a丙方仓库与乙方每季度核对并调整一次库存差异，双方对彼此确认的库存差异进行清算，并根据清算结果调整双方库存差异，对于库存盈亏相抵（金额）后仍然为盘亏部分，丙方按本条规定的赔付计算方式给乙方赔偿。顺丰公司认可该合同的真实性，但主张该合同未实际履行。儒牛公司主张该合同中约定的据以收费的补充协议是顺丰公司提交的《收派服务与仓储管理合同》，《仓配服务合同》中约定的每季度核对并调整一次库存差异双方并未实际进行。儒牛公司主张顺丰公司在2018年9月至2019年5月期间对其经营的仓库依据《仓配服务合同》的约定进行托管，导致其库存货物损失476662．58元，儒牛公司并对此损失赔偿科贸公司，该损失应由顺丰公司予以赔偿。儒牛公司就此提交儒牛公司与科贸公司签订的《盘点差异调整协议》，网上银行电子回单，交接单，出库、入库单一组，盘点表，儒牛公司刘勇与顺丰公司李胜的微信聊天记录及录屏，顺丰公司向儒牛公司发送的搬仓方案及电子邮件打印件予以证明。儒牛公司表示《盘点差异调整协议》系其与建贸公司于2019年2月、4月共同完成，顺丰公司亦有员工参与，但拒绝签字确认。顺丰公司认可网上银行电子回单，交接单，部分出库、入库单，微信聊天记录及录屏，搬仓方案及电子邮件打印件的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其余部分的真实性。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顺丰公司与儒牛公司签订的《收派服务合同》、《“票票保”保价服务协议》、《收派服务与仓储管理合同》、《仓配服务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系有效合同。双方均认可儒牛公司尚欠付顺丰公司2019年1月至10月的仓储服务费1282533．5元未予支付，仓储服务费系依据《收派服务与仓储管理合同》中附件五搬迁相关费用标准、增值服务与附加费用标准计算，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对顺丰公司诉请儒牛公司给付仓储服务费1282533．5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根据顺丰公司提交的席海河与苗鑫龙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儒牛公司曾经提交的席海河与苗鑫龙的微信聊天记录、席海河与赵利的微信聊天记录，考虑到儒牛公司认可席海河系其对账人员，可知双方就2019年8-10月的运费数额进行了核对，且儒牛公司对顺丰公司告知的运费数额并未提出异议。儒牛公司对顺丰公司提交的9月运费账单、11月运费账单推送截屏及录屏、唐丽丽与顺丰公司员工的qq聊天记录虽不认可其真实性，但并未提交反驳其真实性的证据，同时考虑到儒牛公司曾否认唐丽丽系其员工后予以承认一节，本院对该部分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上述证据能够形成较为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实顺丰公司为儒牛公司提供了相应的托寄、派送服务，且双方就费用的数额予以了核对。现顺丰公司已向儒牛公司在《收派服务与仓储管理合同》中预留的电子邮箱发送了结算账单，而儒牛公司并未依约提出异议，结合上述证据材料以及儒牛公司关于运费的答辩意见，本院对顺丰公司主张儒牛公司给付其运费342244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综上，本院对顺丰公司主张儒牛公司给付服务费1624777．5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根据《收派服务与仓储管理合同》4．2条的约定，儒牛公司未按时给付费用，应向顺丰公司给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现顺丰公司主张100000元逾期付款违约金，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仓配服务合同》与《收派服务与仓储管理合同》中约定的顺丰公司对涉诉仓库管理所提供的服务内容不同，所承担的责任亦不相同，存在一定矛盾之处，按常理并不能同时履行。本院从以下方面认定双方实际履行的是《收派服务与仓储管理合同》，并未履行《仓配服务合同》：首先，顺丰公司主张双方实际于2018年9月开始履行《收派服务与仓储管理合同》，而儒牛公司亦认可该合同其于2018年9月签字盖章交给顺丰公司。其次，《仓配服务合同》中约定的每季度核对并调整一次库存差异儒牛公司认可双方并未实际进行，且双方确认仓储服务费系依据《收派服务与仓储管理合同》中附件五的内容予以结算。再次，儒牛公司在2019年9月23日针对顺丰公司催要仓储服务费时对顺丰公司主张的费用均予以确认且提出了还款计划，并未提出顺丰公司托管仓库给其造成损失，儒牛公司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其通知顺丰公司参与2019年2月、4月其与建贸公司的盘点库存事宜且顺丰公司拒绝参与。最后，儒牛公司提交的交接单，出库、入库单，刘勇与李胜的微信聊天记录及录屏，顺丰公司向儒牛公司发送的搬仓方案及电子邮件打印件，能够证明顺丰公司对涉诉仓库管理提供了服务，但并不能直接证明顺丰公司对涉诉仓库进行了托管服务。据此，本院认为儒牛公司与顺丰公司应按照《收派服务与仓储管理合同》的约定享有权利、承担义务。在儒牛公司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主张的损失系顺丰公司原因造成的情况下，本院对儒牛公司第一项反诉请求不予支持。儒牛公司主张顺丰公司在2018年6月至7月期间为其邮寄货物导致损坏、遗失，儒牛公司对此负有举证责任，但儒牛公司就此提交的建贸公司向其出具的理赔明细，儒牛公司已付赔偿款的发票及明细清单，顺丰公司向其发送的2018年6月、7月月结清单并不足以证明系顺丰公司的原因造成其所主张的损失，顺丰公司对其主张亦不予认可，故儒牛公司就此所提第二项反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北京儒牛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给付原告北京顺丰速运有限公司服务费一百六十二万四千七百七十七元五角，逾期付款违约金十万元；二、驳回反诉原告北京儒牛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的全部反诉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二万零三百二十三元，由被告北京儒牛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反诉案件受理费六千九百六十九元，由反诉原告北京儒牛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周益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七日书记员  朱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