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14民初562、842号（2021）粤0114民初562号案原告、（2021）粤0114民初842号案被告：丁晓臣，男，1989年3月21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渭南市蒲城县。（2021）粤0114民初562号案被告、（2021）粤0114民初842号案原告：广州加禾包装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花都区新雅街镜湖大道51号之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71248754XM。法定代表人：黎展明，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何静慧，广东诺臣律师事务所律师。丁晓臣与被告广州加禾包装制品有限公司、原告广州加禾包装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加禾包装公司）与被告丁晓臣劳动争议纠纷两案，本院分别于2021年1月6日、2021年1月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合并审理，原告（被告）丁晓臣，被告（原告）加禾包装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静慧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丁晓臣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告与被告2017年11月13日至2020年07月29日的劳动关系；2．被告支付原告2017年11月13日至2020年07月29日的高温补贴2700元；3．被告支付原告2019年12月01日至2020年07月29日未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36800元；4．被告支付原告2017年11月13日至2020年08月21日的经济赔偿金27600元。事实与理由：原告于2017年11月13日入职被告处，岗位是普工，每月基本工资4600元，工资组成：基本工资4600元+住房补贴100元十全勤奖50元十饭补每天10元，先押一个月工资后再当月发上月工资，工资微信及支付宝转账方式发放，2019年7月开始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发放，每月休息2日，上班时间为早上08时至11时50分，下午12时50分至18时，原告入职被告公司以来，被告未为原告参加社会保险，被告与原告签订了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期限2017年11月13日至２018年10月13日止，但未给原告一份合同文本，2018年10月13日劳动合同到期后，原告多次要求被告续签劳合同，但被告拒不续签劳动合同，2019年3月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益，向12345反应这情况后，有关部门找到被告，被告2019年3月15日才与原告补签了2018年12月1日至2019年11月30日的劳动合同，同样未给原告一份合同文本。2019年11月30日劳动合同到期后，被告未依法与原告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关于社会保险方面，原告多次要求被告参加社会保险，但都被被告拒绝。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严重违反《劳动法》、《劳动合同法》、《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利益，申请了劳动仲裁，广州市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麥员会作出穗花劳人仲案(2020)1719号仲裁裁决被告支付原告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7月29日未签订书面动合同二倍工资中的另外一倍工资差额27202.3元、裁决被告支付原告经济补偿金12164.1元，驳回原告其他的仲裁请求。原告于2020年11月03日签收仲裁判决书，现原告对裁决不服，特提起诉讼。加禾包装公司辩称，一、丁晓臣主张的入职日期有误。据我方查询，丁晓臣的入职日期为2017年12月13日，并非2017年11月13日，详见答我方提交的《应聘人员登记表》。二、我方无需支付丁晓臣高温补贴。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丁晓臣于2020年7月29日提起本案仲裁，其关于2017年11月13日至2019年7月30日期间的主张已过法定仲裁时效，依法不应予支持。其次，根据《广东省高温天气劳动保护办法》第十三条规定，发放高温补贴的期间为每年6月至10月，现丁晓臣要求我方支付并非6月至10月期间的高温补贴并无法律依据。再次，根据上述法规规定，用人单位仅在劳动者从事露天岗位工作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作业场所温度降低到33℃以下的，才需要按月发放高温补贴。本案中，丁晓臣的工作地点是在室内车间，我方已采取了各种有效措施（包括但不限于在车间楼顶喷了隔热漆，设有通风设施，每个工位都安装了蒸发式冷气机，且食堂下午会向员工分发西瓜和清凉饮料等进行降温，并不符合发放高温补贴的条件。而且，丁晓臣并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我方已达到发放高温补贴的条件，其主张也无事实依据。三、我方无需支付丁晓臣2019年12月1日至2020年7月29日未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在事实方面，自我方与丁晓臣签订的劳动合同于2019年11月30日期满至丁晓臣提起本案仲裁期间，丁晓臣均未曾要求过我方与其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由于丁晓臣一直有意离职，其也并无与我方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实际意愿。我方于2020年8月7日因本案与丁晓臣调解无效，此后，丁晓臣先后于2020年8月7日、2020年8月11日、2020年8月22日拒绝与我方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也拒绝上班，亦不配合办理社保缴纳手续，并最终于2020年8月21日通过寄送《结清工资通知书》的方式明确自行与我方解除了劳动关系（我方于2020年8月22日收到该通知，并于2020年8月24日函复确认于收到该通知之日与之解除劳动关系，同时驳斥其提出的不实理由；详见我方的证据8-12）。2020年8月24日，丁晓臣便向广州市花都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申请增加“请求裁决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2017年11月13日至2020年08月21日的经济赔偿金27600元”的仲裁请求。从丁晓臣的种种行为可见，其并无与我方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意愿，只是以此为由，达到解除劳动关系并从我方处取得补偿款的目的。在法律方面，第一，我方在丁晓臣入职时并未与其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直至2019年3月11日才签订了涉案的书面劳动合同，约定劳动合同期限自2018年12月1日至2019年11月31日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第三项规定，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条件为连续签订二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本案中，丁晓臣在职期间，双方仅签订了一份书面劳动合同，并不符合上述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条件。第二，退一步讲，即便符合签订无固定劳动合同的条件，我方也无需向丁晓臣支付二倍工资差额。从我方的证据可知，我方一直都是愿意与丁晓臣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相反，丁晓臣因并非实际愿意签订而捏造事实拒绝，未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责任在丁晓臣，不在我方。关于工资标准的问题，丁晓臣的工资由基本工资2100元/月、加班费、补贴、奖金等构成，并非固定4600元/月。4600元（从2019年开始）只是丁晓臣在当月工作小时达到252小时（每月工作28天，每天工作9小时；当月遇法定节假日的，按9小时/天计算为带薪工时）的情况下，可领取的最高工资。而我方则承诺能够保证安排丁晓臣每月不低于9小时/天×28天（共252小时）的工作量，并在丁晓臣未请假、又无法安排其工作满9小时/天×28天（共252小时）的情况下，我方会将未能达到的9小时/天×28天工作小时的差额补足给丁晓臣，视为其已向我方提供了劳动。这是行业内劳动者为多劳多得，而与用人单位商定的最高工资惯例。故，即便需要计算二倍工资差额，其计算基数也应以基本工资2100元为准。四、我方无需支付丁晓臣2017年11月13日至2020年8月21日赔偿金。1.丁晓臣主张的入离职日期均有误。丁晓臣的入职日期应为2017年12月13日，而其离职日期也并非2020年8月21日，而是2020年8月22日。丁晓臣是以向我方发送《结清工资通知书》的方式提出解除劳动关系的，而我方于2020年8月22日收到并于2020年8月24日向其发出《关于的回复函》，确认双方劳动关系于2020年8月22日解除。2.丁晓臣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原因是其拟自行离职的同时，向我方索取补偿款，我方无需支付赔偿金或经济补偿金。丁晓臣称我方不安排其上班并非事实，事实是丁晓臣拒绝与我方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又拒绝上班，其在《结清工资通知书》及微信聊天记录所述均非事实，具体表现如下：（1）本案的起因。2020年7月，丁晓臣告知其车间主任提出离职，主任让其提交离职申请，丁晓臣却要求直接与我方法定代表人黎展明面谈。在与黎总面谈过程中，丁晓臣提出拟离职并要求我方支付其此前未购买社保期间的用人单位应缴社保费用。黎总当即表示可以为其购买社保，但不同意其无理要求。随后，丁晓臣于2020年7月29、30日请假了两天，对我方提起了本案仲裁，以要求我方支付高温补贴、未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方式，索取其拟离职的补偿款，后又于2020年8月21日向我方发送《结清工资通知书》解除了劳动关系，并在2020年8月24日增加了关于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的仲裁请求。（2）丁晓臣拒绝与我方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并拒绝上班。2020年7月29日，丁晓臣提起了本案仲裁。8月7日，花都劳动仲裁委组织双方进行调解未果。次日，我方要求丁晓臣签订书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丁晓臣连劳动合同的内容都不看，直接拒绝签订，并自行请假了一天，其却在微信中称“老板以不签合同为由不让我上班”。此后的几天，丁晓臣均不愿意签订书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并不再到岗工作，我方黎总不得不与其进行再次面谈。期间，丁晓臣在明知当月工资下月最后一天发放的情况下，却在8月8日的微信中要求我方支付七月份工资，还讹称我方在逼他“自己走人”，明显是颠倒是非。与此同时，我方为丁晓臣办理社保缴纳手续，但在操作上遇到了问题。2020年8月11日，我方黎总在面谈中再三要求丁晓臣签订劳动合同，丁晓臣依然无动于衷，不愿意签订，也不愿意签收我方的《催签劳动合同通知书》。而且，也不愿意提供身份证原件配合我方尽快解决为其缴纳社保所遇到的问题。面谈结束后，我方又再明确要求丁晓臣上班，丁晓臣却以“没有安全感”以及要求我方答应其高温补贴的仲裁请求、要求与我方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实际是丁晓臣一直拒绝签订，连我方提供的劳动合同内容也不看）、补缴社保（实际是丁晓臣自己不提供身份证原件，不配合办理）为由，拒绝上班。8月12日，我方又再要求丁晓臣上班，其继续以同样的理由予以拒绝。直至2020年8月20日，我方仍在催促丁晓臣到岗上班。（3）我方在收到丁晓臣发送的《结清工资通知书》前，从未有与其解除劳动合同的意思表示。我方在获悉丁晓臣要求补缴社保后便开始其办理，只是在操作上遇到了问题，而丁晓臣又不愿意提供身份证原件配合解决，我方经多次与地税部门沟通反映情况，终于在2020年8月19日完满解决，成功为其购买了2020年8月份社保（见我方的证据19-21）。在为丁晓臣成功购买社保后，为免其继续在微信颠倒是非，我方于2020年8月20日向其出具了《签订劳动合同、到岗及办理社保增员、补缴手续通知书》并同时附上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一式两份，并先后于8月22日、8月24日妥投至其花都住所和身份证地址。而我方却在8月22日收到了《结清工资通知书》要求与我方解除劳动关系。从丁晓臣上述种种行为足以证明，由始至终，拟解除劳动关系的并非我方，而是丁晓臣自己。事实上，丁晓臣从入职我方处，便一直不愿签订书面劳动合同。2019年3月，丁晓臣便曾通过类似方式向我方施压，要求我方多支付其社保补贴。当时，丁晓臣通过其车间主任向我方表示，其因申请不购买社保而获得的社保补贴10元/天太少，要求我方将未购买社保期间的用人单位应付部分的款项向其支付，并以向相关部门投诉我方相威胁。我方当即拒绝该无理要求并明确，若丁晓臣需要购买社保的，我方愿意让为其购买，但不会向其支付用人单位应付部分的款项。丁晓臣仍不服，为向相关部门投诉，其终于同意与我方签订书面劳动合同，遂向12345热线投诉我方不购买社保事宜。地税部门了解上述情况后，明确告知丁晓臣用人单位并无向劳动者支付社保单位应缴部分费用的义务，丁晓臣再次明确不要求我方购买社保，签署了《员工不购买社保承诺书》，并撤销了投诉。（4）丁晓臣并无证据证明我方拒绝与之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并不让其回厂工作，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我方无需为此向其支付任何的经济补偿金或赔偿金。丁晓臣以我方不同意与之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不安排其工作为由，通过发送《结清工资通知书》的方式与我方解除劳动合同。如上所述，一直不愿意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是丁晓臣本人，拒绝到岗工作的也是丁晓臣本人，我方已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证明。相反，丁晓臣并无证据证实其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该诉请依法应予驳回。3.丁晓臣主张的解除劳动关系前十二个月的月均工资金额有误。因我方已为丁晓臣购买了2020年1月至7月期间的社保，丁晓臣在此期间领取的社保补贴10元/天已没有依据，应向我方返还。故，丁晓臣解除劳动关系前十二个月的月均工资需扣除应返还我方的社保补贴1505元。丁晓臣2019年9月至2020年8月扣除上述社保补贴后的月均工资为3657.33元，并非其主张的4600元。五、由于我方已为丁晓臣补缴了2020年1月至7月期间的社保并支付了相应款项（包括用人单位应承担部分和丁晓臣个人应承担部分等）。若本案判决我方应向丁晓臣支付相关款项的，我方同时要求在相关款项中直接抵扣丁晓臣2020年1月至7月社保个人应缴部分金额2953.62元。否则，我方保留继续追究丁晓臣返还上述个人应缴部分款项的法律责任。综上所述，丁晓臣的全部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恳请贵院依法驳回，以维护我方的合法权益。加禾包装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原告无需支付被告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7月29日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27202.3元；2．原告无需支付被告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12164.1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事实与理由与上述答辩意见一致。丁晓臣辩称意见与其上述起诉意见一致。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并记录在卷。本院经审理认定如下事实：一、入职时间：2017年12月13日。二、解除劳动关系时间：2020年8月22日。三、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7月29日期间应发工资数额为27202.3元。四、工作岗位及环境：普通工人，车间内部有风扇及冷风机、车间顶层涂有隔热材料。五、缴纳社保情况：2020年8月19日，加禾包装公司为丁晓臣缴纳了当月社会保险；2020年8月31日加禾包装公司为丁晓臣补缴了2020年1月至7月的社会保险。2020年之前社会保险未缴纳。六、劳动仲裁情况：丁晓臣于2020年7月29日申请劳动仲裁，广州市花都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已作出穗花劳人仲案〔2020〕1719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加禾包装公司在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丁晓臣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7月29日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中的另一倍工资差额27202.3元及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12164.1元，并驳回丁晓臣的其他仲裁请求。双方存在争议的事项及本院认定如下：一、关于高温补贴问题。丁晓臣确认其工作场所有风扇及冷风机，车间顶层涂有隔热材料，其也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工作环境高于33℃，故其主张高温补贴事实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问题。丁晓臣主张加禾包装公司已经与其签订了2017年11月13日至2018年10月13日，以及2018年12月1日至2019年11月30日的两份劳动合同，故加禾包装公司应当自2019年12月1日起与其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但并未对其主张提交相关证据。加禾包装公司确认与丁晓臣签订了2018年12月1日至2019年11月30日的劳动合同，并认为其自2020年8月7日、11日、22日多次要求丁晓臣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丁晓臣拒绝签订，并主张丁晓臣仅与其签订了一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不具备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条件，且主张如计算二倍工资也应以丁晓臣基本工资2100元为标准进行计算。本院认为，双方均确认签订了2018年12月1日至2019年11月30日的劳动合同，2019年12月1日至2020年7月29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因丁晓臣未提供证据证明加禾包装公司应自2019年12月1日起与其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故加禾包装公司应自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7月29日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另一倍工资差额。加禾包装公司提交的工资条有丁晓臣的签名且与丁晓臣提交的部分银行流水及工资条一致，本院采信加禾包装公司提交的工资条，加禾包装公司扣减的伙食费应予以计算。经计算，丁晓臣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7月29日另一倍工资应为27913.06元。双方均同意在本案中处理加禾包装公司垫付的2021年1月至7月的丁晓臣个人应缴纳的社保费用2953.62元及丁晓臣2020年8月未发工资333.73元。本院经核算抵扣后，加禾包装公司应向丁晓臣支付未签劳动合同另一倍工资差额为25293.17元。加禾包装公司主张应按基本工资2100元标准计算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三、经济赔偿金问题。丁晓臣于2020年8月21日向公司发出结清工资通知书，以加禾包装公司未与其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不安排其上班等为由要求公司结清工资并补齐2017年11月13日至2020年8月21日的社会保险，即日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解除。并提交其与公司车间主任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加禾包装公司违法解除了与其的劳动关系。加禾包装公司向丁晓臣出具回复函，主张2020年8月22日收到丁晓臣发出的通知，确认该日解除劳动合同，并主张丁晓臣多次编造虚假事实拒不到岗、拒不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严重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以及劳动纪律。本院认为双方提交的证据均不足以证实各自的主张，可视为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加禾包装公司应向丁晓臣支付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经济补偿金。经计算，丁晓臣解除劳动关系前十二月平均工资为4166.5元（含扣发的伙食费），应支付经济补偿金12499.5元（4166.5元×3月）。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第八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丁晓臣与广州加禾包装制品有限公司自2017年12月13日至2020年7月29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广州加禾包装制品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向丁晓臣支付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7月29日期间的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中的另一倍工资差额25293.17元；三、广州加禾包装制品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向丁晓臣支付经济补偿金12499.5元；四、驳回丁晓臣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广州加禾包装制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两案的案件受理费共计20元，分别由丁晓臣、广州加禾包装制品有限公司预缴，由双方各自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大亮二〇二一年三月十六日书记员  曾佩仪陈素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