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 执 行 裁 定 书 (2019)辽0211执监1号 申诉人（原执行案件申请执行人）：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凌水街道大山村民委员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4210211ME0017882R，地址大连市高新区凌水街道屹馨东街2号。 法定代表人：张晶，系该单位主任。 委托代理人：郭奎元，系辽宁建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吴超，系辽宁建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诉人（原执行案件被执行人）：李成义，男，1963年4月25日生，汉族，住址普兰店市元台镇。 第三人：李庆贺，男。1946年7月24日生，汉族，住址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景宾县。 委托代理人：张永刚，系辽宁华夏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大连市甘井子区凌水镇大山村民委员会（后更名为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凌水街道大山村民委员会）因与被告李成义存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给付逾期交房违约金549,348.87元，本院于2008年3月24日作出（2003）甘民房初重字第××号民事判决，判令：一、被告李成义给付原告大连市甘井子区凌水镇大山村民委员会人民币441,259.96元；二、驳回原、被告其他诉讼请求。该判决生效后，被告不服，向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市中院于2010年4月14日作出（2009）大民申字第231号民事裁定：驳回李成义的再审申请。 民事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因被执行人李成义未在法定期限内履行义务，故2008年9月5日，大连市甘井子区凌水镇大山村民委员会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同年12月10日，本院作出（2008）甘民执字第3316号民事裁定书，因被执行人暂无财产可供执行为由，中止执行。 2010年7月10日，申请人申请恢复执行，本院查封被执行人李成义所有的宝马轿车一辆。同年12月10日，本院作出（2010）甘执恢字第787号民事裁定书，因申请执行人无法向本院提供被执行人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中止执行。 2011年1月14日，第三人李庆贺以大连市甘井子区凌水镇大山村民委员会的委托代理人身份与被执行人李成义达成和解，协议约定：李成义向大山村支付30万元，大山村放弃判决中的所有债权，大山村在收到第一笔20万元后，于7日内向法院申请撤回执行，同时解封房屋及车辆。协议签订当日，李成义向李庆贺支付20万元，同年1月24日，李成义又向李庆贺支付10万元。李庆贺持有印章为“大连市甘井子区凌水镇大山村民委员会”的授权委托书，以代理人的身份向本院递交撤回执行申请书，撤回执行申请书中载明：现申请人同意与被申请人庭外和解，并已达成和解协议，为此申请人撤回对被申请人李成义向法院提出的执行申请。 2011年5月25日，申请人向本院递交继续执行申请书，载明李庆贺的授权委托书系其伪造的，且申请执行人已于2009年2月12日更名为“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凌水街道大山村民委员会”，原印章早已收回，不可能向李庆贺出具加盖“大连市甘井子区凌水镇大山村民委员会”的印章。因此要求本院继续执行本案。 本院于2011年7月27日组织了听证会，李庆贺对授权委托书的解释为：委托书是2003年左右起诉李成义时，大山村委托我到法院办理此案，当时委托书上有印章，有我的名字，但没有具体时间，给了我两至三份授权委托书。被执行人李成义的委托代理人解释：2000年3月27日李庆贺与大山村委会有一份协议，将8号楼交给李庆贺所有，我认为名义债权人是大山村，实际债权人是李庆贺，授权委托书的时间是空白的，时间是2011年1月14日填写的。 2012年7月，申请人（已更名为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凌水街道大山村民委员会）向本院申请恢复执行，本院恢复执行，本院查封了被执行人李成义在大连华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的60%股份。 2013年8月29日，李成义向本院递交异议申请，请求撤销本院（2012）甘执恢字第309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彻底终止对李成义和大山村委会之间纠纷案件的执行。2014年4月17日，李成义向本院递交撤回执行异议申请。 2013年11月28日，大连市人民检察院向本院发出《检察建议书》，建议我院对本案予以重新审查，针对李成义与李庆贺所签和解协议的效力以及是否应予结案进行复查。收到《检察建议书》后，本院进行了审查，2014年1月6日，本院作出（2012）甘执恢字第309号：终结（2003）甘民房初重字第××号民事判决书的执行。并函复检察院。 本院终结执行后，申请人不服，进行信访。本院启动执行监督程序，审理本案。 申诉人的申诉请求：请求法院依法受理本案，并撤销（2012）甘执恢字第309号执行裁定书，恢复对（2003）甘民房初重字第××号民事判决书的执行。本院在收到本案后，进行了书面审查，并于2019年12月19日、2020年5月9日两次组织了听证会。申诉人的委托代理人郭奎元、第三人的委托代理人张永刚到庭参加了听证。 经审理查明如下事实： 1、2000年3月27日，申诉人（甲方）与第三人（乙方）签订了《协议书》，内容包括：一、甲方承认乙方在大山村示范小区晨龙商贸有限公司8号楼建设用地上独立进行住宅建设开发的地位，同意乙方在上述地块依法进行住宅建设开发，并给予必要的协助和保护。二、甲方同意乙方销售建好的住宅，并负责为其办理产权手续。三、甲方对乙方建成后的住宅进行物业管理，乙方住户向甲方按国家和政府规定缴纳取暖费等费用。 2001年5月30日，申诉人（甲方）与第三人（乙方）签署了《补充协议》，内容为：关于开发百合山庄C区8#楼住宅，乙方欠买房违约金事宜，经甲方与乙方双方协商同意，达成如下协议：一、乙方将C区8#三单元201、202，二套，面积154.2平方米。二单元303、403，二套面积137.6平方米，面积总计291.80平方米，作为欠买房户违约金。二、甲方负责将四套房屋面积总计291.80平方米，按每平方米1,400元计算，金额总计408,520元，兑现买房户违约金，剩余部分全部返还给乙方。补充协议签订后，第三人李庆贺已将协议中约定的房屋抵顶给申诉人，申诉人已将抵债的房屋出售完毕。 2、关于本案诉讼案件形成的经过。第三人李庆贺陈述，因第三人已经将逾期交房违约金实际以房抵顶给申诉人，但逾期交房并非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故第三人需要向实际施工人李成义主张权益，故以申诉人的名义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李成义给付逾期交房违约金，申请人向第三人出具了授权委托书、起诉状等起诉手续，但是案件受理费、律师费都是第三人自行支付的，收回的款项也应归于第三人李庆贺。 申诉人陈述，案涉工程开始是由第三人李庆贺来实施的，后因第三人李庆贺缺乏资质，由被申诉人李成义实际施工，基于申诉人与第三人的协议，应由第三人承担逾期交房的违约责任，故申诉人要求第三人给付逾期交房违约金。第三人以四套房屋抵顶了逾期交房违约金，申诉人将4套房屋出售后，将多余的款项返还给第三人。后，因第三人除了欠付申诉人逾期交房违约金外，还欠付其他款项共计46万元，在申诉人向第三人主张其他款项时，第三人提出，损失是由被申诉人李成义造成的，故应当向被申诉人主张权利，抵顶第三人欠付申诉人的其余款项。但因第三人主体不适格，无法起诉被申诉人李成义，故以申诉人的名义起诉，但因诉讼目的系为了偿还第三人欠付申诉人的款项，故诉讼费、律师费均应由第三人负担。关于申诉人主张的第三人欠付的46万元款项，包括物业费64,175.20元、申诉人垫付的费用342,831.84元（挂表费、修路费、煤气外管线费、欠晨龙电表费、地砖费、欠动迁户回迁房面积、施工费、法院扣款）、物业经营性用房58,306元，合计465,313.04元。关于申诉人主张的第三人欠付的上述465,313.04元，双方未有书面协议，亦未经过诉讼程序。 本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发现本院作出的诉前保全裁定和在执行程序中作出的裁定确有错误以及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作出的诉前保全裁定提出抗诉人民法院应当如何处理的批复》第一条之规定，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诉前保全裁定和在执行程序中作出的裁定，发现确有错误，认为需要撤销的，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后，裁定撤销原裁定。本院审查的内容为（2012）甘执恢字第309号执行裁定书是否确有错误，是否应当予以撤销。 一、从实体上审查，第三人李庆贺系逾期交房违约金的实际债权人。根据听证情况，申诉人与第三人均确认，本院生效判决所确定的逾期交房违约金在申诉人起诉之前，已由第三人李庆贺以4套房屋抵顶给申诉人，第三人以申诉人的名义到本院起诉被申诉人索要逾期交房违约金，即对于逾期交房违约金而言，实际债权人应认定为第三人李庆贺。至于申诉人主张，虽然第三人李庆贺已经用4套房屋抵顶了逾期交房违约金，但第三人尚欠申诉人其他款项，合计46万余元，申诉人同意以申诉人的名义对被申诉人提起诉讼的目的，在于以诉讼涉及的金额抵顶第三人欠付申诉人的其余款项的意见，因申诉人与第三人之间就该46万余元未达成任何书面协议，即申诉人没有证据证明其对第三人享有上述46万余元的债权，在此情况下，申诉人主张诉讼涉及的款项用以抵顶第三人欠付申诉人的其他债务欠缺事实和法律依据，亦于理不合。既然生效判决所审查和判令的内容为逾期交房违约金，那么（2012）甘执恢字第309号案件所执行的款项就应当是逾期交房违约金，申诉人业已取得第三人抵顶的4套房屋，且已经将房屋出售，其在逾期交房违约金的实体权利上并未受到损害。 二、从程序上审查，申诉人向第三人出具空白授权，即应认定为申诉人认可第三人所实施的一切代理行为，第三人所实施的代理行为对申诉人发生法律效力。 1、关于第三人是否为无权代理的问题。2011年7月27日，第三人李庆贺在听证会上陈述：“授权委托书是2003年左右起诉李成义时，大山村委托我到法院办理此案，当时委托书上有印章，有我的名字，但没有具体的时间，给了我两至三份授权委托书。”在本次审查的第一次听证会上，申诉人亦明确2003年的确向第三人出具过授权委托书，落款时间为2011年1月14日的授权委托书上加盖的公章为作废的公章。2009年2月12日，申诉人名称发生变更，由“大连市甘井子区凌水镇大山村民委员会”更名为“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凌水街道大山村民委员会”，旧印章上交。根据上述情况，本院审查认为，第三人李庆贺持有的日期为2011年1月14日，加盖大连市甘井子区凌水镇大山村民委员会印章的授权委托书，系2003年起诉时，申诉人出具的已经加盖公章的空白授权委托书，该公章虽在2009年2月12日因申诉人名称变更而作废，但该公章并非第三人私刻加盖，因此不能当然认定第三人构成无权代理。 2、关于申诉人出具空白授权的法律性质、法律后果的认定。 《民法通则》第65条第3款规定：“委托书授权不明的，被代理人应当向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代理人负连带责任。”所谓授权不明，主要指代理的范围、期限等内容不明确。具体包括：一是代理的范围不明确，即代理人所代理的事务或其权限不明确。二是代理期限不明确，即代理人究竟可以在多长时间内行使代理权未作出规定。在授权不明的情况下，虽然代理人从事代理行为没有完全的合法依据，但毕竟存在着授权，所以不同于完全的无权代理行为。另外，在授权不明的情形，也涉及意思表示的解释，如果通过解释可以明确被代理人的授权，则应当直接适用代理制度的一般规则。本案中，申诉人向第三人出具了空白的授权委托书，对于空白授权委托书是否属于完全授权，即被代理人认可代理人的一切代理行为在学理上尚存有争议，但根据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如果通过解释可以明确被代理人的授权，那么就应当适用代理制度的一般规则。本案中，第三人系逾期交房违约金的实际债权人，且申诉人在出具授权委托书时即明确知道，第三人需以申诉人的名义向法院起诉，故申诉人在向第三人出具空白授权时，该份授权为一份完全授权系合理解释。且在案件诉讼、执行的过程中，被告李成义完全知晓第三人为案涉款项实际债权人，亦知晓诉讼案件系第三人以申诉人的名义向法院提起的诉讼，故在此情况下，第三人持申诉人出具的授权，与被申诉人达成的和解协议应为有效，申诉人应当对和解协议的后果承担责任，被申诉人根据和解协议的内容将款项给付完毕，属于消灭原生效法律文书确定债权的特殊形式，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已经消灭。 3、关于“和解协议”是否为执行和解的问题。 第三人与被申诉人达成的“和解协议”系案件在中止执行的情况下双方私下达成，而非在执行过程中经执行法官主持下达成，故该份“和解协议”并非执行和解，而系执行程序外达成的和解协议。但对于执行外和解的法律后果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在（2017）最高执监33号案件中予以了明确阐述，当事人在执行程序外达成的和解协议，也是通过合议解决生效判决执行问题的方式，其内容是对原生效法律文书债务实现与债务履行作出的新安排，与执行程序中的和解协议并无本质不同。故此类和解协议的存在虽不能当然影响当事人依据原生效法律文书提出执行申请，但在执行法院确定执行内容以及是否采取执行措施的最终意义上，应与执行和解中达成的和解协议具有相同的法律效果，即根据和解协议的履行情况决定是否按照原生效裁判执行。本案中，如前所述，第三人持授权委托与被申诉人达成的和解协议依法有效，能够代表申诉人，依据《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87条之规定，当事人之间达成的和解协议合法有效并已履行完毕的，人民法院作执行结案处理。故被申诉人已依约将和解协议履行完毕，本院依法“终结执行”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申诉人的申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应予驳回。本院（2012）甘执恢字第309号执行裁定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均无错误，不应予以撤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87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案件立案、结案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十七条，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发现本院作出的诉前保全裁定和在执行程序中作出的裁定确有错误以及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作出的诉前保全裁定提出抗诉人民法院应当如何处理的批复》第一条，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裁定如下： 驳回申诉人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凌水街道大山村民委员会的申诉请求。 本裁定送达后立即发生法律效力。 审 判 长  李 艳 人民陪审员  张爱华 人民陪审员  李 艳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修建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