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5民初31873号原告：李佑纯，男，1956年4月3日出生，汉族，自由职业，住山东省阳谷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甜，北京市东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时代泰科净化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十里堡路1号11号楼5116室。法定代表人：车万钧，副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阮铮，男，1978年9月15日出生，汉族，北京时代泰科净化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住内蒙古根河市。原告李佑纯（以下简称原告）与被告北京时代泰科净化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告）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3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甜，以及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阮铮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8月30日的工资81971元（2017年1月1日-2019年8月31日应发工资为3650元/月*32个月=116800元；被告答辩状中所述的已支付的数额均收到了，减去被告2017年1月1日之后已支付金额78629元，其中还包括2016年工资43800元，因此再加上43800元）；2、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解除劳动关系补偿金21900元（3650元/月*6个月；原告在起诉书中主张的2014年9月8日是被告给原告打卡发放工资的时间，实际原告于2013年4月开始为被告工作，当时是由工作组长现金给原告发放现金工资）；3、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2014年至2019年未办理社会保险的经济补偿金、赔偿金（养老保险，3650元*单位缴存比例20%*12个月*6年；医疗保险，3650元*单位缴存比例10%*12个月*6年；工伤保险，3650元乘以单位缴存比例2%*12个月*6年；失业保险，3650元*13；赔偿金，3650元*单位缴存比例32.3%*12个月*6年）。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14年9月8日入职被告公司，担任塑料焊工职位，每月工资3650元，以转账方式发放。被告未与原告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也未缴纳社会保险。每月工资也未按时发放，至今拖欠多个月的工资。原告多次向被告主张，均未得到回应，因此向朝阳区劳动仲裁提起仲裁，劳动仲裁裁定不予受理，故诉至法院，请求法院依法查清事实，维护原告合法权益，判如所请。被告辩称，1、原告陈述事实与理由时表述其“每月工资3650元”。实际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显示，原告基本工资为1200元/月，另有绩效考核工资和补助若干。2、原告请求判令被告支付2017年01月01日至2019年08月30日的工资81971元。实际原告于2018年12月底离职，被告不应承担2019年工资，2019年，原告已不在被告单位工作，多次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可以证明。原告主张的工资，与被告财务记录相差巨大。有记录显示截至2015年6月28日，原告与被告己结清2015年5月31日之前的全部工资加班费等。自2015年06月01日至2018年12月31日之间工资为1个月工资，其中2016年1月、2月恰逢春节期间，原告请假两个月回原籍办理征地补偿事宣，未计算工资，所以应付工资为39个月，合计142350元。截至2018年12月底原告离职，被告已汇款120250元，被告仅欠其工资为22100元。除此之外，另有加班费若干未付，共计513小时，每小时工资12.5元，加班按照1.5倍发放，共计9620元。加班记录详单由原车间主任赵志华和杜双林提供，共计加班时长。所以加上工资累计应付原告31720元。其他诸如请假迟到等旷工，因为没留下书面记录无从查询，我公司接受不予扣减。并且可以佐证该金额大致准确的证据是，原告与被告代理人之间的微信截图显示：截至2018年05月，被告欠原告工资两万多元。3、原告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解除劳动关系补偿金21900元。对此被告已在上述陈述，原告在2018年12月底离职，离职原因是：2018年12月，被告单位执行山西“高义钢铁公司除雾器”生产时，其他两位塑料焊工赵志华、杜双林二位因有事请假，仅剩原告在厂担任塑料焊工作。待生产完毕，货到山西侯马买方现场后大量开焊、脱焊、脱落，买方拒绝收货。被告单位派周工去现场检查原因，发现产品坏损很多。彼时方知原告已经眼花，不能负责产品质量。于是与原告协商，前期其他项目因货已发走，且无法分辨哪些是原告所焊，所以不予追究；但是山西侯马“高义钢铁公司除雾器”是原告一人所焊，原告需出差到现场，补焊加固。完成加固后，恰逢12月底，原告自动离职，被告亦不追索原告工作期间其他项目的不尽职损失。原告放弃向被告追索赔偿权利，被告也放弃解除劳动关系的抗辩权利。所以被告无需承担解除劳动关系补偿金。4、原告请求判令被告支付2014年至2019年未办理社会保险的经济补偿、赔偿金。双方就此签订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和《关于个人主动放弃用人单位为其缴纳社保的说明》中明确显示，劳动报酬组成中包含“社保补助400元/月”和原告“因个人原因放弃就职单位为其应缴纳的社保部分”。这些可以证明，因原告在其先前工作单位没有社保，而如若在被告单位缴纳社保，其缴费年限较短，没有实际作用，而且原告还需其自己承担一部分社保费用。所以原告以多拿工资为目的，放弃社保。并且约定，“如需补缴社保时，本人愿退还已领取的社保补助”。所以，虽然该约定不符合法律规定，但双方有明确约定，被告愿意承担依法判定的法律后果。5、另有三项原告获得的被告代理人提供的资金，分别是为原告支付的手机话费200元；在原告未开通微信转账时，分三次由同事代为转交的约600生活费；原告搭乘同事车辆被门夹伤手臂，医药费760元。合计1560元，原告均未提及，应予扣减。6、原告以博取法官同情为目的，严重污名化被告，谎述不实之情。举例而言，原告说没签合同，事实签署了劳动合同；原告在提交证据中声称“山西项目40万元”“还有两个项目进账100万”“重庆项目盈利10万”……而实际情况是，山西项目合同额仅仅22万元，还因原告工作重大失误，导致货到现场被买方拒收，原告才又去现场维修。时至今日，买方还有10%货款没支付给被告。重庆项目合同额仅7万余元，哪里有盈利10万？另外，被告单位在北京市朝阳法院就有一个胜诉执行案件，自2018年至今，未曾执行到回款。被告根本没有原告所称的“有钱就是恶意拖欠”的行为。因为现在审理案件都上网公示，我公司保留反诉原告公开道歉的权利。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作证。就书面劳动合同，被告提交2014年9月2日被告（甲方）与原告（乙方）签订的《北京市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书》一份，约定：原告同意根据被告工作需要担任车间组装工岗位工作，被告安排原告执行45小时工作制度，每天工作不超过7.5小时，每周工作不超过45小时，每周休息日为周日。被告每月13日前以货币形式支付原告工资，月工资为1200元，绩效奖金为基本工资的1倍，饭补25元/天（按出勤日核发），交通补助100元/月，洗理补助100元/月，住宿补助200元/月，社保补助400元/月，通讯补助100元/月，全勤奖200元/月。被告生产工作任务不足使原告待工的，被告支付原告的月生活费按基本工资执行。甲乙双方按国家和北京市的规定参加社会保险，被告为原告办理有关社会保险手续，并承担相应社会保险义务。原告本人坚持不需要缴纳社保者，应书面说明。甲乙双方解除、终止、续订劳动合同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和国家及北京市有关规定执行。原告不认可证据的真实性，称不是其本人签字。被告称，在原告主张的2017年1月1日以后，每月交通补助100元和住宿补助200元不发，其他各项每月都足额发放。就原告放弃社保的情况，被告提交《关于个人主动放弃用人单位为其缴纳社保的说明》，载明：“本人李佑纯，身份证号码：×××，因个人原因放弃就职单位为我应缴纳的社保部分，由公司发放社保补助400元/月。本人承诺放弃为此可能产生的与雇用单位发生的法律纠纷时的抗辩权利。如需补缴社保时，本人愿退还已领取的社保补助。”原告质证意见同上。就被告向原告支付工资情况，双方均认可在结清2015年5月底之前工资后，被告向原告支付工资情况如下：2015年7月14日支付3650元、9月4日支付3650元、9月25日支付7650元、11月19日支付3650元、12月14日支付3650元、2017年1月27日支付5000元、5月27日支付10000元、9月20日支付21000元、11月18日支付20000元、2018年2月14日支付23000元、5月20日支付1000元、10月17日支付1000元、12月25日支付2000元、8月5日支付5000元、2019年2月3日支付10000元。被告认可2016年工资未支付。就原告的离职时间，原告主张系2019年8月30日解除的，“因为原告给被告打电话不接，一直打不通了，被告恶意拖欠工资了，所以原告认为解除了”。被告则主张，原告年满60周岁之后与被告之间不再形成劳动合同关系，之前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内的相关诉讼请求均已超过诉讼时效；之后的劳务合同关系是2018年12月底解除的，“因为原告的劳动产品质量不合格，原告已不具备合格的劳动能力，双方协商一致解除的”。就此，双方均未举证。但原告认可2019年未再向被告提供过劳务。2020年3月2日，原告向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要求被告：1、支付原告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8月30日的工资40800元；2、支付原告解除劳动关系补偿金21900元；3、支付原告2014年至2019年未办理社会保险的经济补偿金、赔偿金。同日，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做出京朝劳人仲不字【2020】第701号《不予受理通知书》，决定不予受理。本院认为，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合同终止。用人单位与其招用的已经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或者领取退休金的人员发生用工争议而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按劳务关系处理。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因用人单位未为农民工缴纳养老保险费，农民工在与用人单位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后，要求用人单位赔偿损失的，应当自劳动合同解除或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本案中，原告已于2016年4月3日年满六十周岁，故原告有关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劳动报酬、社保赔偿等诉讼请求，应于此后一年内提出。而原告申请仲裁的时间为2020年3月2日，故被告主张原告相关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本院予以采信。至于解除劳动关系，鉴于原告主张的时间双方之间已不存在劳动关系，故也不涉及所谓解除劳动关系补偿金，故对于上述相关诉请，本院均不再予以支持。劳务关系是劳动者与用工者根据口头或书面约定，由劳动者向用工者提供一次性的或者是特定的劳动服务，用工者依约向劳动者支付劳务报酬的一种有偿服务的法律关系。因此，作为提供劳务的履行义务一方，原告应就其向被告提供了劳务承担举证责任。现原告认可其2019年未向被告提供劳务，故被告主张不应支付原告2019年劳动报酬，有事实依据，本院予以支持。至于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的劳动报酬，原告主张应按每月3650元的标准计算，被告对此虽不认可，但一方面按照其主张的合同约定各项金额累加计算，实际各月发放金额不低于3650元，另一方面被告也未就该期间内原告实际工作情况举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本院采信原告的主张，认定原告该期间内应发工资为3650元*24个月=87600元。而实际被告2017年后向原告支付金额共计98000元，扣减拖欠的2016年工资3650元*12个月=43800元后，剩余54200元，故被告尚欠原告2017年、2018年劳动报酬87600元-54200元=33400元。基层人民法院审理的因送达等程序性事项超过审限而转为普通程序审理的简单案件，可以由法官一人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故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三十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北京时代泰科净化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李佑纯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劳动报酬三万三千四百元。二、驳回原告李佑纯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李佑纯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 阳二〇二一年三月十八日书记员 张晨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