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郫都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24民初5414号 原告（反诉被告）：童义红，男，1986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固始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敖冬玲，四川高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婷，四川高扬（郫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成都市郫都区安靖琴音幼儿园，住所：成都市郫都区安靖镇土地村3组。 法定代表人：赵春华，校长。 被告（反诉原告）：赵春英，女，1976年7月1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中江县。 被告（反诉原告）：赵春华，女，1973年5月2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中江县。 以上三被告（反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鹏，四川多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童义红与被告成都市郫都区安靖琴音幼儿园（以下简称琴音幼儿园）、赵春英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24日受理后，根据原告童义红的申请，依法追加赵春华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2020年10月26日，被告琴音幼儿园、赵春英、赵春华对原告童义红提起反诉，本院依法予以受理。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范华良独任审判，于2020年11月12日、2020年12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童义红的一般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婷、敖冬玲，被告（反诉原告）赵春英及被告（反诉原告）琴音幼儿园、赵春英、赵春华的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本诉原告童义红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原、被告于2019年12月14日签订的《幼儿园转让意向协议》于原告起诉之日起解除；2、判令被告退还原告400000元，扣除原告已收取的150000元，还应退还250000元；3、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800000元；4、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相关费用。事实与理由：被告拟将琴音幼儿园（证号教民151012460001401）转让给原告，原被告于2019年12月14日签订《幼儿园转让意向协议》。协议第四条：“经过双方共同协商，幼儿园转让金额人民币132万元整，签订此协议之日起，乙方交付40万元定金。并约定于2020年3月15日前签订正式协议，转让费付款约定分2笔支付：第一批款项人民币122万元（含定金）给甲方，第二批款项于2020年9月15日支付人民币10万元给甲方，甲方应及时将办园许可证和民办非企业登记证等证件更名给乙方。”协议第五条：“协议签订后，乙方于2020年2月1日接手，甲方会配合乙方做好交接以及2020年春季招生工作，甲方保证乙方2020年春季在园学生不少于130人，保教费不低于500元/月/生，生活费200元/月/生。2019年预收下年度的费用及2020年招生收费归乙方所有。幼儿园现有维持正常经营的相关配套设施均归乙方所有”。协议第七条：“双方一致约定，如有一方违约，违约方赔付对方双倍定金，并退还对方已支付的所有费用”。 在《幼儿园转让意向协议》签订后，原告于2019年12月16日向赵春英指定的银行卡6214××××4887转账140000元，于2019年12月23日转账100000元，于2019年12月30日转账100000元，于2019年12月16日转账60000元，共计400000元。被告收到定金400000元后向原告出具《收条》。后受疫情影响，双方无法在2020年2月1日办理幼儿园交接手续，之后就协议履行事宜进行多次协商后达成口头约定：受疫情影响，《幼儿园转让意向协议》中的履行时间全部顺延，双方确定于2020年6月8日先办理交接，签订正式转让协议的时间以及原告支付剩余款项的时间全部按照意向协议中的时间差进行顺延。2020年6月8日，原被告办理交接手续，因为交接事项较为繁杂，双方先进行初步交接：被告向原告提供了幼儿园任职老师及员工的工资情况、幼儿园学生考勤表，以及向原告交付了150000余元的费用。根据被告提供的考勤表，原告发现幼儿园学生只有100人。琴音幼儿园及其园长倪艳也向原告出具了“截止2020.6.8琴音幼儿园应到幼儿数100人，实到96人”的说明。 原告认为，被告未按协议保证2020年春季在园学生不少于130人，已属严重违约。原告愿意以1320000元转让款接手幼儿园的最重要因素就是被告保证的在园学生人数。现因被告违约，原告不可能再以1320000元接手幼儿园，原告已经失去签订正式转让协议的合同目的，且继续签订正式转让协议对原告明显也不公平，故原告不能继续与被告签订正式转让协议。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原告要求解除《幼儿园转让意向协议》，同时要求被告承担违约责任。 被告琴音幼儿园辩称，我幼儿园不是案涉转让合同的相对方，并非本案适格被告。原告若认为琴音幼儿园需对合同相对方的另二被告的行为担责，应将琴音幼儿园列为第三人，就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依法应当予以驳回。 被告赵春英、赵春华辩称，1、关于琴音幼儿园转让合同是否已经达成的问题。原被告于2019年12月4日签订《幼儿园转让意向协议》一份，同月原告分四次支付合同定金400000元。后因新冠疫情不可抗力因素，导致双方均未按照意向协议约定时间履行合同义务，但其间双方仍然为履行合同保持密切联系。疫情后复学开始阶段，双方于2020年6月8日共同到琴音幼儿园办理转让、交接等事务，达成了继续履行合同的口头约定，原告也将在9月15日即协议约定的付款时间向被告支付转让尾款。当天，原告收到被告向其移交的幼儿花名册、教职工花名册及教职工工资明细表。三方共同核查，截止6月8日，在园学生100人，实到96人。二被告应原告的要求，在幼儿花名册前予以备注。原告对6月8日三方交接的过程中并不持异议，后原告请求被告向其出具了400000元定金的收条，三方共同核算了琴音幼儿园2020年春季招生截止到6月8日当天的全部收费，在扣除应由原告承担的2万余元防疫物资费用后，剩余的2020年春季幼儿生活费、学费151717元全数移交给原告。由此可见，转让意向书的订立、定金交付、三方于6月8日的口头约定以及实际发生的幼儿园各项移交工作等，构成琴音幼儿园转让合同的全部内容，足以表明琴音幼儿园整体转让合同最迟应于2020年6月8日已经达成，三方均应诚信遵守；2、关于案涉意向协议或者合同能否解除的问题。原告的合同目的由取得幼儿园经营管理权、办学场所场地及配套设备设施使用权、所有权，以及幼儿园稳定的师资力量和生源组成。对此，二被告均已全面履行了合同约定的相关义务。没有证据表明在三方交接工作期间或完成后，原告行使上述权利时存在障碍导致其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原告唯一的理由是被告未能如期保证2020年春季在园学生不少于130人，进而认为被告严重违约，从而行使解除权。这显然是原告单方面认知错误而导致的滥诉行为：1、在园学生数据因民办幼儿园随到随学的特点，截止2020年8月30日春季闭园时，在园学生为106人，与被告保证的人数有24人差距，但这是因2020年全球爆发新冠疫情，发生不可抗力所致，并非违约行为造成；2、原告于6月8日开具定金收条、核查在园学生人数、交接幼儿园各项花名册、三方核算春季学生缴费及开支、确认移交2020春季学费、生活费151717元、出具收到2020春季幼儿学费生活费的收据等全部交接行为均表明原告已于该日知晓并接受幼儿园在园学生人数少于130人的事实；3、关于被告是否应当支付违约金800000元的问题。基于以上事实，被告生源减少确属合同履行瑕疵，但并非违约行为所致，而是不可抗力所致，该项请求无理也无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支持。 反诉原告琴音幼儿园、赵春英、赵春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童义红继续履行与反诉原告达成的《幼儿园转让意向协议》；2、判令童义红立即支付剩余转让款920000元；3、判令童义红承担并支付反诉原告代其管理琴音幼儿园期间收支冲抵后为其垫付的幼儿园杂费、生活费、幼教人员工资等支出160000元（暂计算至2020年9月30日）；4、判令童义红承担并支付违约金528000元；5、反诉诉讼费用由被反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琴音幼儿园系赵春华、赵春英于2011年7月8日自筹资金举办的中大型民办幼儿园，拥有良好的口碑。2019年10月初，童义红反复考察并实地查看后与反诉原告于2019年12月14日签订《幼儿园转让意向协议》。按照约定，童义红于2019年12月支付400000元定金后，反诉原告开始着手幼儿园整体转让的前期准备工作。后因新冠疫情爆发，双方原定于2020年2月1日交接幼儿园及2020年春季招生工作被迫推迟。期间，反诉原告将相关信息及时通报给童义红。2020年5月初，反诉原告通知童义红来园开展复学前的准备工作，童义红仅表示在开园时来办理交接工作。2020年6月2日，琴音幼儿园经教育局验收后核准开园。2020年春季幼儿园在园学生106人，2020年秋季在园学生人数119人，相对于疫情前的2019年在园学生人数135人，仅分别减少29人、16人，面对重大疫情，未出现学生流失严重的窘境。教育局在2020年春季、秋季两次检查中均进行了口头称赞。 2020年6月8日，童义红携其妻郑长玉来园办理交接工作。双方口头商定进行以下交接：1、童义红当日接手幼儿园，幼儿园的设施设备归童义红所有；2、2020年春季招生已收学费、生活费151717元全部移交童义红所有，自6月9日起幼儿园的一切开支由童义红负担；3、剩余转让费920000元按协议约定的最后期限即2020年9月15日前付清，付清后办理更名手续；4、将幼儿园在园学生花名册、教职工花名册、教职工工资明细表移交给童义红；5、童义红支付欠付教职工的2020年3、4、5月每月9200元工资补贴，在6月9日到园后当面发给教职人员。童义红夫妇查看了幼儿园所有办公教学区域及教学设备设施，接收了《幼儿花名册》、《教职工花名册》、《教职工工资明细表》等资料；赵春英向其出具收到定金400000元的《收据》；双方核实了2020年春节招生已收人数，并由行政园长倪艳在童义红提供的《幼儿花名册》记录：“截止2020.6.8琴音幼儿园应到幼儿人数100人，实到96人。倪艳。时间：2020.6.8”。在向童义红移交春季幼儿学费、生活费后，童义红指定其妻郑长玉出具收到幼儿园2020年春季幼儿学费、生活费的《收据》。上述行为表明双方实际发生交接行为，合同处于正常履行状态。2020年6月9日，童义红并未守约前来琴音幼儿园主持幼儿园的全面工作并发放幼教工资补贴。其后仅表示因招生人数与协议约定不符要起诉追究反诉原告的违约责任。反诉原告无奈只能代其管理幼儿园并维持正常教学工作。其间，琴音幼儿园2020年春节教学及支出、秋季招生及支出均由反诉原告实际主持并支出相关费用。反诉原告认为，反诉被告在工作交接后拒不承担合同义务，构成严重违约行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反诉被告童义红辩称，1、双方并未签订正式的幼儿园转让合同，反诉原告要求反诉被告履行幼儿园转让合同并承担违约责任没有事实依据。首先，双方并无签订正式转让合同的意思表示。双方仅签订了《幼儿园转让意向协议》，该协议第四条明确约定“于2020年3月15日前签订正式协议”，该意向协议是一个预约合同，并未签订正式的转让合同；其次，双方并无履行正式转让合同的行为。因为新冠疫情，双方均同意将交接时间推迟至2020年6月8日。反诉被告在6月8日前往幼儿园收取费用及部分资料的行为仅是按意向协议第五条履行合同义务，并非履行正式转让合同的行为。且双方在意向协议中确定了签订正式转让合同的时间节点，因为疫情将签订正式协议的时间顺延之外，并没有就签订正式转让合同的时间进行变更或其他约定，故未签订书面转让合同之前，双方不存在正式的转让合同关系；2、反诉原告要求反诉被告履行幼儿园转让合同及承担违约责任，要求反诉被告承担的是本约合同责任。反诉被告认为双方签订的仅仅是意向协议，还未签订正式的转让合同，要求解除的是双方签订的《幼儿园转让意向协议》，要求反诉原告承担的也是预约合同的违约责任。双方诉讼请求的法律关系不一致，反诉原告认为反诉不符合法定情形，应当裁定不予受理；3、双方在意向协议中明确约定：“正式合同签订前的一切债务由甲方负责”，故反诉原告要求反诉被告支付幼儿园杂费、生活费、幼教人员工资等支出没有任何依据；4、反诉原告称自己履行合同不符合约定系因受到疫情影响，属于不可抗力，则其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履行及时通知原告的义务，并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但反诉原告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主张，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双方统计2020年春季在园人数的时间节点是2020年6月8日，疫情已经稳定，全国也已经全面复工复学复产。反诉原告自认春季在园学生106人，秋季在园学生115人，秋季并无疫情影响，为何未能达到130人？可见反诉原告称受疫情影响的理由明显不成立。在签订意向协议时，反诉原告保证2020春季在园学生人数最低130人，要么是故意隐瞒以实现高价转让，要么过于自信。不管何种情形，反诉原告均有明显过错，应当承担违约责任。综上，请求驳回反诉原告的所有反诉请求。 经审理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12月14日，赵春华、赵春英、琴音幼儿园（甲方）与童义红（乙方）签订《幼儿园转让意向协议》一份，约定甲方将位于成都市郫都区××镇××村××组××号××转让给乙方经营。该协议载明：“三、甲方所转让幼儿园房租租金14万元每年，每年3月和9月分别支付一次，一次支付半年；转给乙方后，甲方保证维持原协议相关协议不变，甲方承诺保证转让给乙方后5年内房子不会被转租、收回或拆迁。四、经过双方共同协商，幼儿园转让金额为人民币132万元整，签订此协议之日起，乙方交付40万元定金。并约定于2020年3月15日前签订正式协议，转让费付款约定分2笔支付：第一批款项人民币122万元（含定金）给甲方，第二批款项于2020年9月15日支付人民币10万元给甲方，甲方应及时将办园许可证和民办非企业登记证等证件更名给乙方。五、协议签订后，乙方于2020年2月1日接手，甲方会配合乙方做好交接以及2020年春季招生工作，甲方保证乙方2020年春季在园学生不少于130人，保教费不低于500元／月／生，生活费200元／月／生。2019年预收下年度的费用及2020年招生收费归乙方所有。幼儿园现有维持正常经营的相关配套设施均归乙方所有。六、正式合同签订前的一切债务由甲方负责。七、双方一致约定，如有一方违约，违约方赔付对方双倍定金，并退还对方已支付的所有费用。八、……；九、……；十、……”。在该《幼儿园转让意向协议》中，赵春华、赵春英、琴音幼儿园在甲方栏签名或捺印，童义红在乙方栏签名捺印。 2019年12月，童义红共计向赵春英、赵春华给付定金400000元，具体包括：2019年12月16日，童义红通过其卡号/账号尾数为“1404”的银行账户向赵春英卡号/账号尾数为“4887”的银行账户转账140000元，通过余额宝向赵春英转账60000元；于2019年12月23日通过上列账户转账100000元；于2019年12月30日通过上列账户转账100000元。 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童义红于2020年2月1日在微信中表示，因受新冠疫情影响，认为赵春英不能保证部分协议内容，要求重新商谈协议，赵春英表示按照合同办理，童义红表示明天去交接，要求保证合同中130人的生源数量，赵春英表示是保证下学期生源130人。2月2日，因疫情封路导致双方未能交接，童义红要求赵春英和房东商谈减免租金问题，赵春英表示不能解决租金事宜。2月3日，童义红向赵春英表示，因受疫情影响，现在无法正常接园，要求双方签订补充协议，赵春英予以拒绝，并表示按合同办事。2月9日，童义红要求赵春英按照协议约定签订正式幼儿园转让合同，赵春英表示已经签订协议，不同意再签订合同。2月16日，赵春英询问童义红何时安排人员交接工作，童义红表示在开园以后，开园之前的工作还是赵春英做。5月25日，赵春英告知童义红幼儿园于6月2日开学，全体教师于5月28日上班，并询问童义红什么时候过来，童义红表示6月3日到幼儿园。 2020年6月8日，童义红携其妻郑长玉到琴音幼儿园办理幼儿园交接事宜。主要办理以下事项：童义红听取介绍后核对幼儿园学生人数，并查看学生花名册和收费凭据，在核对人数后，要求行政园长倪艳出具便条一份，该便条载明：“截止2020.6.8琴音幼儿园应到幼儿人数100人，实到96人。”此后，童义红要求双方就学费及预交费进行交接，赵春英询问其款项何时支付，童义红称一切按照合同办理，在赵春英确认童义红承诺最后付款时间为9月15日后，便指派倪艳办理向童义红移交学费及预交费的转款事宜。转款完毕，童义红之妻郑长玉出具《收据》一份，载明：“今收到琴音幼儿园2020年春季学费151717元，大写：壹拾伍万壹仟柒佰元整。（包含春季预收报名费）。收款人：郑长玉2020年6月8日。”按照童义红的要求，赵春英、赵春华向童义红补充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童义红转让琴音幼儿园定金人民币：400000元，大写（肆拾万圆整），备注（2019.12.16转140000元壹拾肆万圆整），2019.12.23转100000元大写壹拾万圆整，2019.12.30转100000元大写壹拾万圆整，2019.12.16转60000元大写陆万圆整，共计人民币400000元大写肆拾万圆整。以上时间段转款时打的收条全部作废，以今天收条为准。”赵春英询问硬件设备设施何时交接，童义红称园长和老师的私人物品带走，其他不管。倪艳询问童义红何时发放教师3、4、5月的教师补贴共约28000元，童义红称第二天到幼儿园发放。但童义红于当日离开琴音幼儿园后，未再到琴音幼儿园。7月10日，童义红向赵春英表示，已向法院起诉要求解除合同。 2020年8月23日，赵春英、赵春华向童义红发出《通知》，载明双方关于幼儿园的交接工作已于2020年6月8日结束，童义红未按承诺于6月9日安排人员接管幼儿园并发放教职工工资补贴，我方只能垫资进行管理并维持幼儿园的正常经营，截止目前，我方已经代为完成2020年春季已收入园106名幼儿的教学任务，将迎来2020年秋季报名及开园工作，为不影响幼儿园的正常教学秩序，特通知：一、请于2020年8月31日前安排人员到园开展幼儿园的报名及教学所需的准备工作；二、请于2020年9月15日前，结清我方代管期间你方应承担的教职工工资及其他各项费用；三、请你于2020年9月15日前，依照双方合同约定支付剩余92万元转让金。上述一至三项工作完成后，我方将及时配合办理幼儿园的变更登记手续。2020年9月14日，赵春英、赵春华向童义红发出书面材料一份，载明秋季招生工作圆满结束，共计招收入园学生114名及费用256500元，该费用暂存我处，秋季教学工作已于2020年9月1日开始，要求童义红按照协议约定及时足额付清相关费用，并最迟在月底前派员全面负责琴音幼儿园的各项工作。 另查明，1、琴音幼儿园2019年秋季招生135人；截止2020年6月8日，琴音幼儿园2020年春季学期招生100人，实到96人；截止2020年8月，琴音幼儿园春季学期在园学生为106人；琴音幼儿园2020年秋季学期招生119人；2、琴音幼儿园2020年春季学期共收学费、生活费204595元（含预收）；2020年秋季学期共收学费、生活费283046元（含预收）；3、琴音幼儿园在2020年3月至9月期间支出防疫物资、杂费、社保费、电费、水费、房租费、体智能课费用共计205738.12元，在2020年6月至9月开支生活费71414.10元、在2020年3月至9月支出教师工资179965元。 诉讼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均认可琴音幼儿园仅为转让对象而非合同主体。 上述事实，有童义红在本诉中提交的身份信息、琴音幼儿园登记证书、《幼儿园转让意向协议》、活期账户交易明细、支付宝账单详情、《收条》、倪艳于2020年6月8日出具的便条、幼儿园2020年6月考勤表，赵春英、赵春华、琴音幼儿园在反诉中提交的身份信息、《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食品经营许可证》、教学设备设施图片、办学场地图片、师资力量图片、租房协议、房屋产权证书、秋季招生花名册、幼儿园收费票据、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予以证实，并有当事人的陈述予以印证，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案涉《幼儿园转让意向协议》系童义红与赵春英、赵春华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幼儿园转让意向协议》真实有效，双方均应当按照协议约定诚实全面地履行相应合同义务。在该《幼儿园转让意向协议》中，合同双方对转让标的物、转让费用、履行期限、违约责任等主要条款均进行了明确约定，故虽名为意向协议，但其约定内容具体明确，已经具备本约合同的相关主要条款，故应当视为本约合同。 根据《幼儿园转让意向协议》中关于“甲方保证乙方2020年春季在园学生不少于130人”的约定，赵春华、赵春英负有保证2020年春季在园学生人数不少于130人的合同义务。然截止2020年6月8日，琴音幼儿园在园学生人数为100人，截止2020年8月，在园学生人数为106人，在园学生人数与赵春英、赵春华的承诺存在较大差距，即赵春英、赵春华未能按照约定确保在园学生人数。赵春英、赵春华认为学生人数不足130人系因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所致。对此，本院认为，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属于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属于不可抗力。但影响幼儿园招生人数的因素较多，虽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对幼儿园招生会产生一定消极影响，但并不足以认定人数差距完全由新冠肺炎疫情这一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疫情爆发初期，在出现该不可抗力因素时，双方理应共同面对疫情，积极进行协商。童义红预判赵春英不能保证部分协议内容，要求重新商谈协议时，赵春英、赵春华仍坚持表示保证春季学期生源130人，要求按照合同办理，赵春英、赵春华应当对其行为承担相应责任。 童义红受让琴音幼儿园的合同目的是为了通过经营幼儿园获得经营性收入，而其经营性收入来源与在园学生人数存在密不可分的重大影响。在2020年6月8日，双方完成了琴音幼儿园部分事务的交接工作，但转让并未履行完毕。因赵春英、赵春华未能保证在园学生人数达到130人，违反合同约定，直接导致童义红的合同目的难以实现。童义红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幼儿园转让意向协议》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 因本院确定双方签订的《幼儿园转让意向协议》予以解除，对于童义红已经支付的定金，赵春华、赵春英应当予以退还。因童义红于2020年6月8日已经收取了赵春华、赵春英向其交付的2020年春季学费151717元，在进行抵扣后，尚需退还金额为248283元。关于其他违约责任，本院认为，赵春英、赵春华未能确保2020年春季在园学生人数达到130人，确属违反《幼儿园转让意向协议》的相关约定，但该违约行为的产生与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存在较大联系，故对于双方各自在本诉与反诉中提出的要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的其它诉讼主张，本院不再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百一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解除原告童义红与被告赵春英、赵春华于2019年12月14日签订的《幼儿园转让意向协议》； 二、本诉被告赵春英、赵春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向本诉原告童义红返还定金248283元； 三、驳回本诉原告童义红的其他诉讼请求； 四、驳回反诉原告成都市郫都区安靖琴音幼儿园、赵春英、赵春华的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适用简易程序，本诉减半后收取案件受理费7125元，反诉减半后收取案件受理费9636元，以上共计16761元，由本诉原告（反诉被告）童义红负担5345元，由本诉被告（反诉原告）赵春英、赵春华负担11416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案判决书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权利人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审判员  范华良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日 书记员  张芮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