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豫14民终74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想，男，汉族，1979年8月5日出生，住天津市河西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会、朱红群，河南千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曹军，男，汉族，1967年6月22日出生，户籍地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现住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东英，河南京港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张月美，女，汉族，1978年3月2日出生，住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会、朱红群，河南千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想因与被上诉人曹军、原审被告张月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2020）豫1403民初32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想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判，改判驳回曹军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二、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曹军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未认定曹军欠王爱云1000万元及李想代曹军偿还该款，且未予抵扣涉案欠款错误。2015年11月10日，曹军向王爱云借款1000万元，王爱云按曹军指示将该款汇入刘红军账户，刘红军于2016年6月1日为曹军出具的借条，后因刘红军未还，曹军遂对刘红军提起了诉讼，该案诉请标的即包含有王爱云的1000万元。因曹军未向王爱云偿还该款，后由李想代曹军连同利息向王爱云偿还了1100万元，故该款应在本案中予以抵扣。二、借条上的款项非双方重新结算得来，而是为替换而拼凑出来的数额。2018年5月28日借条的上半部分1100万元，李想已实际履行完毕（2016年12月30日偿还600万元；2017年11月13日偿还500万元）；下半部分540万元，该款非借款，而是源于谅解协议，是拼凑出来的数额。三、一审判令李想替刘红军还债，未认定李想对刘红军享有债权明显不公。一审既未认定李想代替曹军偿还了王爱云的1100万元，也未认定李想代替刘红军偿还了王爱云的1100万元，仍由曹军对刘红军享有该笔债权，对李想明显不公。曹军辩称，一、李想主张曹军与王爱云间存在1000万元的债权债务关系没有依据，且不属本案审理范围。王爱云2016年6月1日汇给刘红军的1000万元，是因李想时任华商银行振商支行行长不便露面，才由刘红军直接给曹军出具该1000万元的借条；因该笔款项系由李想介绍并担保，后刘红军无力偿还时，才由李想偿还给王爱云。虽然曹军在起诉刘红军时包含有该1000万元，但曹军与李想在2018年5月28日的还款协议中已经明确约定，李想按还款协议履行涉案的1100万元还款义务后，曹军将对刘红军的债权转让给李想，故无需法院超出原告诉请予以认定。二、李想主张双方间不存在1100万元的借贷关系错误。涉案1100万元借款，是曹军及妻子伊翠芝于2016年分三次汇给了李想的个人会计李永明，2018年5月28日双方达成了还款协议，同日李想为曹军补充出具了借条，且在借条下部，对谅解协议中李想未归还的540万元进行了月息一分的确认。谅解协议上的2440万元包含曹军汇给李想的1100万元，以及李想加入刘红军的1340万元债务。经双方协商，对李想加入刘红军的债务1750万元，曹军同意李想仅归还1340万元。在2017年11月13日李想代刘红军偿还曹军500万元，同年11月24日代还100万元，同年11月28日代还200万元，合计共800万元后，对剩余的540万元，双方于2018年5月28日在还款协议和借条中进行了约定。李想在2018年5月28日认可所欠曹军的1640万元，即包含向曹军的借款1100万元及540万元的刘红军债务承担款。李想2016年12月30日偿还的600万元是与吕艳红有关的三角债务，与本案借款无关；李想2018年3月23日偿还的60万元，是1100万元借款的利息。综上，李想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二审应予维持。原审被告张月美的意见，与上诉人李想的上诉意见一致。曹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李想、张月美返还借款本金1100万元及利息308万元（自2018年3月1日按照月息一分计算至起诉之日2020年7月1日，以后的利息按月息1分计算至借款付清之日止）；二、本案的相关诉讼费、保全费用由李想、张月美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6月1日，曹军向李想的会计李永明转款200万元，2016年6月2日转账给李永明200万元，2016年9月7日转账给李永明200万元，曹军妻子伊翠芝于2016年9月7日转账给李永明500万元，以上共计1100万元。李想于2018年5月28日向曹军出具借条一份：“今借曹军现金壹仟壹佰万元整（11000000元），此款分别于2016年6月1日转入（李永明卡号：62×××27）贰佰万元整（2000000元），2016年6月2日转入李永明同一卡号贰佰万元整（2000000元）；2016年9月7日转入李永明（李永明卡号：62×××81）款项3笔，分别为肆佰万元整（4000000元）、贰佰万元整（2000000元）、壹佰万元整（1000000元），五次共计壹仟壹佰万元整（11000000元）。借款人：李想。附：另有一笔伍佰肆拾万元借款近期用德商银行股权转让所得款归还曹军，此笔借款不在以上壹仟壹佰万元借款之内。以上借款均按原约定利息，月息1分计算。借款人：李想。见证人:班奇、曹广华；2018年5月28日。”同日，双方签订《李想借曹军款项还款协议》一份，内容：“现就李想借曹军人民币壹仟壹佰万元整还款一事，双方经协商后，达成以下协议，双方签字后按约定进行：1.李想联盟新城房屋处置所得，全部归还曹军欠款；2.李想南京路棚改项目所得，全部归还曹军欠款；3.李想郑州房产处置所得扣除李想欠吴涛捌佰万元借款后，剩余部分归还曹军借款；4.李想向鹤壁孙庭超实现债权后所得，全部归还曹军欠款；5.自2018年3月1日起，所欠款项利息按月息一分计算；李想所有的资产处置由曹军、李想、班奇、曹广华共同参与，直至将所借曹军壹仟壹佰万元整还清完毕为止。另外，由曹军、伊翠芝在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诉刘红军等相关公司借款未还一案，本金共计贰仟柒佰万元整，李想如按约定归还曹军借款，曹军、伊翠芝同意将案件执行的全部财产转入李想指定接收人名下，转入时应扣除李想所借曹军壹仟壹佰万元的剩余本金及利息；刘红军案件获得法院支持的借款利息金额，由曹军、李想、班奇、曹广华共同商议处置。签字：曹军，李想。见证人：班奇、曹广华；此协议签订于长江路格林豪泰；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八日。”签订上述借条和还款协议之后，李想又于2018年6月11日在上述还款协议的背面手写体书写了补充条款：“经双方协商达成如下补偿协议：李想将其拥有的“九如府”房产壹套抵偿借款壹仟叁佰万元整（13000000）。剩余叁佰肆拾万元待原述来源到位后清偿；李想，2018.6.11。”上述借条中附项中所述的540万元，李想于2019年5月归还曹军598万元，李想于2020年5月13日出具证明一份：“2018年5月28日借条所述欠曹军540万元，月息1分，已于2019年5月汇入曹军账户598万元（归还曹军本金540万元，利息58万元），剩余68000元利息不再计算复利。”但借条中所述的1100万元借款及利息，李想未按约定偿还，故曹军起诉至法院。另查明，2015年至2017年之间，通过李想的介绍，案外人刘红军向曹军借款，李想为案外人刘红军的借款提供担保，后案外人刘红军未偿还曹军的借款，曹军和李想于2017年9月12日签订一份《曹军和李想关于向刘红军借款问题的谅解协议》，内容：“鉴于：1.2015年11月至2017年1月间，曹军和李想共计向刘红军及其关系人出借款项共计4030万元（其中曹军2440万元）；2.刘红军和曹军借贷关系的形成系李想介绍；3.刘红军的借款均未归还。现曹军和李想就向刘红军借款问题达成如下协议：1.2017年10月份，李想将通过质押持有的华商银行股权贷款，支付曹军750万元。并在质押期间转让股权，所得价款750万元全部支付曹军。2.2017年9月份李想将转让其持有的德商银行股权，所得价款全部支付曹军；如在10月份不能成交，则此股权按500万元作价转让至曹军。3.2017年12月份，李想需要再向曹军支付500万元，否则李想需承担曹军500万元柘城农信贷款本息归还的义务。4.向刘红军和其担保企业的诉讼工作由曹军和李想共同发起，诉讼费由李想承担，除本金之外的收益由曹军分配。5.其他。协议双方签字：曹军，李想。见证人：曹广华、班奇。”谅解协议签订后，李想于2017年11月13日向曹军还款500万元，于2017年11月24日向曹军还款100万元，2017年11月28日向曹军还款200万元，于2018年3月23日向曹军还款60万元。曹军及妻子伊翠芝于2017年10月9日向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案外人刘红军及河南亚太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商丘市亚太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河南星火生物能源有限公司、河南格润斯新能源有限公司等相关担保人偿还借款2700万元，但未起诉李想，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20日作出（2017）豫14民初32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案外人刘红军偿还曹军及妻子伊翠芝借款本金2700万元及利息，相关担保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李想支付的该案件诉讼费和保全费，该案件目前正在执行中。另曹军在本案庭审中认可双方于2017年9月12日签订的谅解协议中确认的还款金额包含了本案2018年5月28日借条中所述的借款1100万元，另认可李想于2018年3月23日的还款60万元为偿还的本案借款的利息。再查明，2016年至2017年之间，曹军、李想与案外人吕艳红存在多笔三角债关系，其中2016年8月至10月份，案外人吕艳红通过李想向曹军陆续借款共计800万元，2016年11月15日曹军与李想在微信中对账，至2016年11月15日，案外人吕艳红尚欠曹军600万元借款未偿还，并说明月底能够偿还，后案外人吕艳红于2016年12月份通过向他人筹措资金的方式通过李想向曹军还清上述600万元借款。一审法院认为，曹军与李想之间系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当事人应当按照双方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借款人未按照约定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法律规定支付逾期利息。本案中，李想向曹军出具了借条和还款协议确认借款1100万元，并有银行转款凭证相印证，证实双方之间存在真实借款关系，双方之间的借款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强制性、禁止性规定，对该借贷关系，依法应予以保护。对李想关于2016年12月30日其会计李永明转给曹军妻子伊翠芝的600万元是偿还本案1100万元借款的抗辩。首先，该笔转款发生在李想向曹军出具借条和还款协议之前，也发生在双方2017年9月12日签订的《谅解协议》之前。根据常理，如果李想2016年12月30日转款600万是偿还的本案1100万元中的借款，李想不可能再于2018年5月28日的借条和还款协议中确认本案借款1100万元，李想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道在借条和还款协议中签字的法律后果。其次，从曹军第二次开庭提交的银行流水、其与李想及李想会计李永明的微信聊天记录、语音聊天内容以及证人李某的出庭证言，能够综合证明案外人吕艳红于2016年8月至10月份，通过李想陆续向曹军进行借款共计800万元，三方发生三角债关系。通过曹军与李想2016年11月15日的微信聊天内容：“八月十七号二百万、十月一号还一百万。十月十号二百万、十月三十一号三百万，共计陆佰万”可以看出，至2016年11月15日，案外人吕艳红尚欠曹军600万元借款未偿还，并说明月底能够偿还，而证人李某（吕艳红的会计）又证实下欠曹军的借款，案外人吕艳红于2016年12月份通过向他人筹措资金的方式已通过李想向曹军全部还清。故李想提供的2016年12月30日的600万元转款无论从还款时间还是还款的对应性上，均不能达到唯一性和确定性的要求，对其该主张不予采信。对李想关于2017年11月3日其妻子张月美汇给曹军的500万元是偿还的本案1100万元一部分的抗辩。首先，该笔转款也是发生在李想向曹军出具借条和还款协议之前。其次，李想主张2018年5月28日的借条和还款协议是由2017年9月12日的谅解协议转化而来，曹军庭审时认可谅解协议中确认的还款金额包括本案的1100万元，因李想为刘红军向曹军借款的担保人，故曹军和李想在2017年9月12日签订了《曹军和李想关于向刘红军借款问题的谅解协议》，谅解协议中双方确认曹军的债权为2440万元，李想在谅解协议中明确同意偿还借款，视为李想自愿加入刘红军的债务，双方签订的谅解协议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李想虽主张谅解协议系在曹军多次纠缠等情况下出具，但李想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有胁迫威胁等情形，且该《谅解协议》没有被依法撤销，故《谅解协议》合法有效，仍然具有拘束力。后李想于2017年11月13日还款500万元以及于2017年11月24日还款100万元、2017年11月28日还款200万元，共计800万元，也实际部分履行了谅解协议中约定的还款义务。虽然双方对《谅解协议》中确认的李想还款金额有争议，但根据双方于2018年5月28日重新签订的借条和《李想借曹军款项还款协议》，双方在借条和还款协议中重新确认李想尚欠曹军的款项为1640万元，视为双方对债权债务的重新结算。其中包括本案的借款1100万元，以及另外一笔借款540万元，另外这笔借款540万元综合本案的证据，应为李想加入刘红军债务还款后所剩余的款项。综合上述证据的内容能够综合认定出上述800万元偿还的不是本案1100万元借款中的款项，否则根据常理李想应在2018年5月28日双方重新签订的借条和还款协议中将上述还款从1100万元借款中扣除，更不会于2018年6月11日在双方2018年5月28日还款协议的背面用手写体书写补充条款，再次确认欠款1640万元的事实。综上分析，李想抗辩的500万元还款偿还的应为其加入案外人刘红军的债务，故对李想关于2017年11月13日汇给曹军的500万元是偿还的本案1100万元的抗辩，缺乏有效证据能够证明且不符合常理，另还款时间也在双方重新出具的借条和还款协议之前，无论从还款时间还是还款对应性上均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对李想关于其于2016年3月8日、2017年5月6日、2017年5月22日汇给案外人王爱云的共计1100万元的还款是替曹军归还，曹军尚欠李想1100万元的抗辩。首先，在本案中，李想没有有效证据能够证明曹军欠案外人王爱云1100万元，无论从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书及王爱云出具的证明，还是李想转给王爱云的转款凭证，均没有说明或载明曹军欠王爱云借款或者李想替曹军还款，根据本案现有的证据，无法推定出曹军欠案外人王爱云借款1100万元的案件事实。其次，李想也没有证据能够证明曹军授权李想向案外人王爱云进行还款。再次，李想主张2016年3月8日、2017年5月6日、2017年5月22日共计1100万元的还款为替曹军偿还，为什么不在其后2017年9月12日双方签订的《谅解协议》乃至2018年5月28日双方签订的《借条》和《还款协议》中将该笔款项抵扣，更没有向曹军进行追偿，于常理不符。以上均能说明李想与案外人王爱云的汇款与本案的借款没有关联性，故对李想关于汇给案外人王爱云共计1100万元的还款是替曹军归还的抗辩，缺乏证据且与本案的借款没有关联性。对曹军要求李想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因双方在《借条》和《还款协议》中明确约定自2018年3月1日起，所欠款项利息按月息一分计算，本案立案时间在2020年8月20日之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双方关于利息的约定符合法律的规定，合法有效，予以确认，故对曹军要求李想自2018年3月1日起按月息一分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但鉴于曹军开庭时认可李想于2018年3月23日的还款60万元为偿还的本案借款的利息，故该60万元利息应从利息总额中予以扣除。对曹军要求张月美共同承担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本案中，首先，本案所诉借款是李想以个人名义出具，张月美没有共同签字，也没有事后追认，缺乏对该债务的共同意思表示，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其次，本案所涉欠款数额较大，远远超出了家庭日常生活需要，且曹军也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该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故该笔借款也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故对曹军要求张月美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五条、第八十七条、第八十八条、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李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曹军借款11000000元及利息（利息按月息1分计算，自2018年3月1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已经偿还的60万元利息在计算利息总额中予以扣除）；二、驳回曹军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780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92800元由李想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李想围绕上诉主张提交证据两组：第一组，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豫14民初328号民事判决书、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2019）豫1403执恢11号执行裁定书、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2018）豫1402民初4336号民事裁定书各一份。证明曹军本人，并以其配偶伊翠芝、妹夫朱卫国名义，多次向不特定对象出借款项收取高息，其行为符合职业放贷人特征，应被认定为职业放贷人。第二组：（一）出借人曹军、伊翠芝、李想，与借款人刘红军、担保人河南亚太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商丘市亚太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河南星火生物能源有限公司、河南格润斯新能源有限公司签订的《担保合同》一份；（二）刘红军2016年6月1日为曹军出具的1000万元借条一份。证明曹军、伊翠芝出借给刘红军2700万元，李想出借给刘红军的款项与该2700万元无关；王爱云转给刘红军的1000万元，系该2700万元中的一笔，该1000万元是曹军出借给刘红军的，不涉及李想；王爱云转给刘红军1000万元后，刘红军向曹军出具了1000万元的借条，因曹军怕刘红军还不了这1000万元，在借条出具七个月后，让李想为该1000万元签字担保，说明该1000万元是曹军出借，否则不会让李想担保。被上诉人曹军为支持其答辩观点，提交证据两组。第一组，王爱云2021年2月28日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王爱云2015年11月10日汇给刘红军的1000万元，系由李想介绍并担保，李想偿还王爱云的该款系履行的是担保人义务，与曹军无关。第二组：（一）吕艳红与李想聊天记录2页；（二）曹军与吕艳红间短信截图2页；（三）伊翠芝、曹军、吕艳红银行交易清单各一份。证明曹军、李想、吕艳红之间存在存在三角债关系，李想2016年12月30日偿还曹军的600万元系与吕艳红间的债务。曹军对李想提交上述两组五份证据本身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并认为，曹军诉刘红军案中的2700万元，其中的1000万元是王爱云的出借款，在李想作为该款的介绍人及担保人偿还王爱云后，只是以曹军名义起诉，李想是实际的债权人，李想与曹军在2018年5月28日的还款协议中进行了约定；执行裁定书的申请执行人是朱卫国，与曹军无关。涉案出借款项均系曹军的自有资金，曹军并未向多人出借款项，该三份法律文书均不能证明曹军为职业放贷人。李想对曹军提交的证据综合质证认为，因王爱云本人未到庭，王爱云出具的证明无法核实其真实性；对王爱云向刘红军出借的1000万元款项系由李想介绍没有异议，但刘红军将该1000万元的借条出具给了曹军，应视为王爱云将该1000万元出借给了曹军，正因为曹军不偿还该款，李想才代为偿还；曹军怕刘红军不能偿还该1000万元，才纠缠李想，让李想进行担保。对吕艳红与李想间的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对曹军与吕艳红间短信截图，李想不是当事人，无法核实其真实性。曹军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李想2016年12月30日偿还的600万元系所欠吕艳红的债务。本院审查认为，曹军对李想提交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李想虽对曹军提交证据中王爱云出具的证明、曹军与吕艳红间短信截图的提出异议，但结合其他相关有效证据，可以佐证该证据的真实性，故对双方当事人提交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对双方当事人的证明目的，本院将结合本案其他有效证据予以综合认定。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上诉人李想对被上诉人曹军在本案中据以主张权利的借条、还款协议，为其2018年5月28日亲自签署，并实际收到借条中记载的1100万元并无异议，该事实应予确认。李想主张借条中的款项应从其代曹军偿还王爱云的1100万元予以扣除。首先，涉案借条及还款协议产生于2018年5月28日，即截至2018年5月28日曹军对李想享有1100万元的债权；而李想偿还王爱云的1100万元款项发生于2016年及2017年，故李想主张用该还款冲抵涉案欠款不合乎时间逻辑；其次，曹军对其向王爱云借款1000万元不予认可，王爱云两次出具的证明亦未证实该1000万元系出借给曹军，王爱云仅证明其向刘红军所汇该1000万元款项系由李想介绍、担保，且李想已偿还；再次，如李想还给王爱云的该笔款项是代曹军偿还，李想对为何未在签署本案借条、还款协议时未予扣除或注明，不能作出合理解释。根据上述事实及证据，可以认定李想向王爱云支付的1100万元（含借款利息），偿还的系刘红军向王爱云的借款1000万元，李想主张所欠曹军的涉案债务已经清偿完毕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对于曹军是否涉嫌职业放贷问题。经本院核查，曹军作为原告因借贷提起诉讼的除本案外，仅有另一起对刘红军提起的诉讼案件，且李想无证据证明曹军就本案出借的款项来源于银行贷款，曹军的行为不符合职业放贷人的认定条件，上诉人主张借款合同无效的理由亦不能成立。对于李想代刘红军向王爱云偿还1100万元后的权利救济问题。鉴于王爱云出借给刘红军的1000万元，系由刘红军向曹军出具了借条（曹军陈述因李想时为金融机构工作人员，不便出面应具有合理性），且已由曹军向刘红军主张权利，并有相关生效判决予以认定，曹军对此并不否认，而且李想与曹军在2018年5月28日签署的还款协议中，对李想如何实现权利亦进行了约定，该还款协议最后一部分内容约定的“李想如按约定归还曹军借款，曹军、伊翠芝同意将案件执行的全部财产转入李想指定接收人名下，转入时应扣除李想所借曹军壹仟壹佰万元的剩余本金及利息；刘红军案件获得法院支持的借款利息金额，由曹军、李想、班奇、曹广华共同商议处置”，显然是本案双方当事人对李想代刘红军偿还部分借款后李想追偿权如何实现进行了详细的约定，故李想主张曹军在本案中重复受偿的上诉主张，没有证据支持。对于涉案借条下部附注的另540万元欠款，因曹军未在本案中主张，且与本案无直接关联关系，不属本案审理范围，本院不予审查认定。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李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7800元，由上诉人李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倩审判员 王保中审判员 刘玉杰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李 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