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1）琼01民终2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冯元，男，1964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公民身份号码XXX。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璇，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军，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刘全胜，男，1970年8月31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公民身份号码XXX。   委托诉讼代理人：贾雯，海南天皓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冰，北京市广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冯景，男，1956年2月28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公民身份号码XXX。   委托诉讼代理人：储著峰，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冯元、刘全胜因与原审第三人冯景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19）琼0106民初157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冯元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19）琼0106民初15754号民事判决书；2.依法改判刘全胜立即向冯元支付股权转让款11657970元及利息（以11657970元为基数，按照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机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6年3月1日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市场贷款报价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至实际履行完毕止）；3.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由刘全胜承担。事实与理由：   一审判决错误地认定《股权转让协议》的履行顺序。（一）一审判决遗漏履行顺序中的重要环节，系认定事实错误。2012年8月25日，《股权转让协议》中冯元与刘全胜明确约定并强调：剩余2700万，甲方（刘全胜）给乙方（冯元）出具2700万元借款条，双方之后再办理股权变更。根据上述约定，“出具2700万元借款条”是双方履行顺序中的重要一环，是冯元债权安全的重要保证，一审判决未将该环节认定为履行顺序的一环，系认定事实错误。（二）就“支付剩余转让款”与“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的顺序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冯元与刘全胜通过实际行为对“2012年12月内双方至所在地工商局变更股权”的约定作出变更。双方均以行动履行了各自权利义务，虽与合同约定不符，但在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应认定合同双方实际变更了合同义务。第一，自2013年2月至2016年1月，在尚余一宗股权未办理变更登记之前，刘全胜已经按月持续向冯元支付股权转让款，双方已经通过实际行为改变2012年8月25日《股权转让协议》之约定顺序，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已不是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条件。第二，双方以实际行为确认“2012年12月内变更”并未构成对冯元的约束：协议签订后长达六年的时间内刘全胜并未就海南全星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全星药业公司）股权主张变更，直到2018年3月19日才提出就继续变更事宜进行“协商”、且未提出明确变更要求。冯元对股权变更系“配合”义务，对股权进行工商变更的主体是公司，而全星药业公司也始终未通知冯元进行相应的股权变更和就股权变更事宜参加股东会。（三）就“先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冯元对刘全胜的要求依法享有抗辩权。第一，如上所述，股权变更登记不是股权转让款的支付前提。2016年1月之后，长达数年之间刘全胜以双方所在公司涉及另案诉讼为由拒绝支付款项，既不符合法律规定也不符合协议约定；在刘全胜停付股权转让款、拒绝履行义务的情况下，冯元就股权变更登记对刘全胜享有合法抗辩。冯元在刘全胜支付完剩余股权转让款之前，有权拒绝就股权进行变更登记。第二，刘全胜就股权转让事宜向冯元主张不合理费用、甚至非法利益，冯元有权拒绝，由此导致股权变更登记未获实施，责任在刘全胜。刘全胜向冯元主张“个税、印花税、评估费、税务部门及评估单位协调费”，然而：全星药业公司是该公司股权变更登记的申请主体，若相应税费实际发生，则全星药业公司应持有相应付款凭据，无论刘全胜还是全星药业公司始终未向冯元提供费用凭据；税款若真实发生则应由国家收取，与刘全胜无关，刘全胜向冯元主张税费毫无法律依据；刘全胜一审庭审中仍主张“税务部门及评估单位协调费”60万元，明显不合法，对此，冯元有理由认为其中涉嫌违法犯罪行为，有权拒绝刘全胜的非法主张。   二、刘全胜支付股权转让款条件已成就。如上所述，《股权转让协议》的履行顺序已经变更，刘全胜早于2013年3月开始履行后续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支付时间持续近三年，其支付条件早已成就，应立即向冯元支付股权转让款11657970元。   三、刘全胜应赔偿冯元经济损失，冯元不应向其支付违约金。（一）刘全胜逾期支付股权转让款构成违约，应赔偿冯元经济损失。并且，冯元已于2017年9月8日、2018年5月18日、2019年5月24日等数次向刘全胜催款未果，刘全胜的违约情形恶劣。冯元主张刘全胜应因其逾期支付而赔偿冯元经济损失，符合事实、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二）冯元就案涉股权变更登记不存在违约、不应向刘全胜支付违约金。第一，股权变更条件事实上未成就。依据《股权转让协议》，刘全胜出具借条是进行股权变更的前提条件。1517万元支付完毕后，冯元向刘全胜出具了收条，但刘全胜未出具借条，股权变更条件事实上未成就。第二，就案涉股权转让事宜，刘全胜向冯元主张不合理费用、非法利益，冯元有权拒绝，由此导致股权变更登记未获实施，不应由冯元承担责任。第三，刘全胜和冯元通过实际行为对“2012年12月内双方至所在地工商局变更股权”这一约定时间作出变更，案涉股权未在该时点进行变更登记，冯元不构成违约。第四，案涉协议中明确约定冯元对股权变更系“配合”义务，在刘全胜及全星药业公司提出明确具体的配合要求之前，冯元无从配合。甚至，本案刘全胜针对冯元的诉请，反诉请求中也没包括继续变更股权事项，仍然未积极主张变更事宜。事实表明，对于股权变更协议的履行，冯元始终积极配合，而刘全胜却一直消极以待。根据双方第一份股权转让协议第四条的约定，乙方应积极配合甲方到所在地工商局变更股权，如果乙方不配合甲方进行股权变更，乙方向甲方支付违约金500万元，根据此约定，此处的违约金并非合同前面约定的2012年12月内办理完毕股权变更手续的逾期违约责任，而是在乙方存在不配合股权变更的情形时才适用，而本案冯元不存在不配合变更股权转让的情形，因此，一审判决依据该约定酌定判决的违约金没有合同和事实依据。总之，目前全星药业公司股权未变更完毕，冯元不构成违约。第五，刘全胜未因股权未变更登记遭受损失。根据2012年10月16日《股权转让协议》，公司自成立日起，实际经营者就是刘全胜；两份《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刘全胜仍基于控股股东身份实际控制公司。冯元未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未行使股东权，未在公司决议问题上与刘全胜持相反意见。即使全星药业公司的工商登记未变更，刘全胜的实控股东身份、股东权、控制权均未收到任何损失。刘全胜的合同目的已实现。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就《股权转让协议》履行顺序以及冯元、刘全胜违约责任认定事实有误，冯元依法提起上诉，望予支持。   刘全胜辩称，一、冯元（冯景）拒绝缴纳股权转让个人所得税，导致刘全胜无法确认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的金额，无法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一审判决后，由于工商部门不再要求变更股权变更登记时必须提供完税证明，因冯元（冯景）不配合完税所导致的无法变更股权登记的法律障碍已不存在。2020年11月，双方到工商部门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但是，股权虽然变更登记，受让方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条件仍未成就。根据国家税务总局《股权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管理办法(试行)》（2014年发布）第四条、第五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三条、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贯彻及其实施细则若干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3】47号）第二条、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扣缴义务人应扣未扣应收不收税款处以罚款使用收入科目和级次的批复（国税函[2007]760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二条规定，冯元（冯景）在接受股权转让款时，首先应当缴纳个人所得税，而刘全胜作为扣缴义务人，必须完成代扣代缴义务之后，才能向转让方支付股权转让款。如果刘全胜没有依法履行代扣代缴义务，不仅应当补收税款，还会受到税务机关处以应收未收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本案中，鉴于《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款是双方协商确定的，并非法定的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计算基数，主管税务机关应依次按照净资产核定法、类比法、其他合理方法核定股权转让收入。冯元（冯景）的应纳税所得额应为：4217万元-股权原值-合理费用，再由税务机关确定纳税金额。其中，股权原值需要通过对转让时股权价值的审计评估来确定。冯元（冯景）作为股权出让方、纳税义务人、目标公司原股权的所有权人，启动审计评估程序以确定纳税额是其法定义务。但是，冯元（冯景）一直拒绝履行缴税义务，导致股权长期无法变更登记。在工商机关不再以完税作为变更登记的前置条件后，其仍然拒绝缴纳税款，导致刘全胜无法履行代扣代缴义务，进而无法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因此，冯元（冯景）在未完成法定缴税义务的前提下，诉请刘全胜向其全部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违反前述法律、法规及规章的强行性规定。在冯元（冯景）履行相应的纳税义务前，刘全胜有义务暂停支付股权转让款。   二、刘全胜在《股权转让协议》中不存在违约行为，不应承担任何责任。（一）一审判决关于协议履行顺序的认定正确。双方于2012年8月2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对于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时间节点和方式有明确约定。1.《股权转让合同》明确约定刘全胜支付转让款时间。2012年8月25日，签订《股权转让合同》，转让金额共计42170000元。合同约定：签订后支付1517万元，付款方式：转款（刘全胜已按约定支付完毕）。剩余2700万元，刘全胜给冯元出具借条，付款时间为股权变更完后。付款方式：由冯元采购刘全胜药品，用货款抵顶。冯元每次支付货款总额，刘全胜收到货款两日内提取冯元每次货款总额的50%现金，以刘全胜个人名下账户汇入冯元个人名下指定账户。协议虽然对何时支付完毕没有明确的时间约定，但前提是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之后。2．《股权转让合同》约定冯元股权过户给刘全胜的时间。转让合同明确约定：2012年12月内双方至所在地工商局变更股权。履行情况：双方于2013年1月28日变更了全星制药公司的股权。但直到2020年12月，本案在二审中才变更了全星药业公司的股权。3．“2700万借条”出具与否对协议履行不产生任何影响。依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刘全胜支付第一笔1517万元后，应向冯元出具剩余2700万元的借条。但是，冯元是依据《股权转让协议》取得股权转让债权，而不是基于2700万借条形成债权。出具借条只是对于尚未支付的股权转让款用借款的形式进行固定，并非双方之间存在借款关系，也非交割股权和支付股权款的必要条件。冯元也从未就出具2700万元的借条提出要求和异议。借条是否出具对冯元的债权不产生任何影响，对《股权转让协议》的履行也不产生任何影响。因此，冯元以没有出具借条作为不履行交付股权的理由不成立。4．本案不存在变更合同义务的情形。刘全胜从未以任何方式同意变更《股权转让协议》合同义务。刘全胜支付了第一笔股权转让款后，冯元仅配合办理了海南全星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全星制药公司）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因冯元不愿支付股权转让所得税，导致其一直拒绝履行全星药业公司的股权变更登记义务。刘全胜根据实际情况支付部分股权转让款，不属于以实际行动变更合同履行顺序和义务，刘全胜也从未表示同意变更合同义务。（二）刘全胜在本案中不存在违约行为。在《股权转让协议》履行过程中，刘全胜已经按约支付了第一笔股权转让款，并在后续履行过程中，累计支付了转让款17609444.7元。但因冯元（冯景）一直拒绝履行缴税义务，导致无法办理股权工商变更登记。直至2020年股权变更登记的条件发生变化后，双方才共同完成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三）双方对于合同履行顺序有明确约定，冯元作为违约方对于“先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不享有抗辩权。协议明确约定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和股权变更登记的顺序，即在刘全胜支付第一笔1517万元后，双方先办理股权变更登记，须在2012年12月内完成变更登记手续。因此，冯元的主要合同义务就是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但其迟至2020年底才为刘全胜办理全星药业公司的变更登记，显然构成违约，依法不享有抗辩权。   三、冯元在上诉状中所述对合同履行条件和支付时间发生变更的认识，是强词夺理。按照合同约定，2012年12月变更股权，在股权没有变更完成的情况下，后续的2700万元的付款方式是由冯元采购刘全胜企业的药品，用货款抵转让费，按照买货量的50%的现金来支付转让费，在双方履行付款方式的过程中由于购买药品的行为在持续进行，刘全胜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股权转让款。但双方对此没有签订合同变更的书面文件，并不直接视为变更，也就是说刘全胜可以不支付股权转让款，这是刘全胜享有的抗辩权，但不因为其履行了付款的部分义务而视为其丧失了履行抗辩权。   四、关于冯元是否违反了股权转让协议第四条约定，构成违约的问题。在刘全胜提交的一审证据可看出，刘全胜在给冯元的复函中，冯元要求刘全胜支付股权转让款，复函明确要求冯元要按照三方股权转让协议承担发生的审计费、所得税等相关费用，也明确告知要求冯元办理相关的手续以便完成股权过户。但冯元置之不理，依然仅是发函要求付款，对自己应履行的纳税及变更股权不作任何答复。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关于冯元违约的事实认定正确，而新发生的事实不影响判决结果。因此，冯元的上诉理由依法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其上诉请求。   冯景述称，认可冯元的上诉意见。刘全胜提起反诉时，从未要求冯景配合办理股权变更，不符合《股权转让协议》第四条关于如果乙方不配合甲方进行股权变更支付违约金的条件约定。刘全胜主张以缴纳个人所得税款为前提才支付股权转让款没有合同依据，其抗辩没有法律依据。需要说明的是，刘全胜所发的三份催款函的回函都是称需要先缴纳个人所得税款是股权变更登记的前提条件，与事实不符。目前，双方股权变更已完成，未涉及要求冯景先行缴纳税款作为股权变更登记前提条件，所以在本案出于配合义务的冯元、冯景只有基于刘全胜控制的全星药业公司发起股权变更申请后，才具有相应的配合办理义务。因此，刘全胜以缴纳个人所得税款为前提拒不办理股权变更登记，进而拒绝支付股权转让款是违约行为，应承担违约责任。   刘全胜上诉请求：依法撤销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19）琼0106民初15754号判决第二项、第三项，改判冯元向刘全胜支付违约金5000000元。事实与理由：   一、冯元的违约行为给刘全胜造成了高达730余万元的巨额损失；一审法院却将双方明确约定的500万元违约金调低至20万元，严重违反法律规定。（一）冯元自2012年12月份至今拒不配合将全星药业公司的股权办理至刘全胜名下，违约行为性质恶劣，给刘全胜造成包括1517万元在内的全部已付股权转让款的巨额资金占用损失。刘全胜与冯元于2012年8月2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明确约定，2012年12月内双方至所在地工商局变更股权。在刘全胜支付完1517万元股权转让款后，冯元应积极配合刘全胜到所在地工商局变更股权，如果冯元不配合，冯元应支付违约金500万元。上述协议签订后，刘全胜已于2012年11月30日前将1517万元股权转让款支付给冯元，达到了冯元配合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条件。（二）本案属于股权转让纠纷，刘全胜与冯元均应在约定期限内履行义务。在刘全胜支付巨额股权转让款后，却因冯元的违约行为导致刘全胜购买的股权无法登记在自己名下，即刘全胜支付巨额资金后没有依约通过登记取得所购买的标的股权，冯元的违约行为给刘全胜造成了巨额资金占用损失。同理，在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针对出卖人延期为买受人办理产权登记的违约行为，出卖人应按照买受人已付购房款总额向买受人支付利息损失。需要注意的是，即使商品房交付后，在不影响买受人对所购买的商品房实际使用的前提下，出卖人针对延期办理产权登记的违约行为也应支付违约金。因此，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精神，针对违约方延期办理登记的行为，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支付利息损失，而该利息损失实质上是违约行为给非违约方造成的资金占用损失。在本案中，针对冯元拒不配合刘全胜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违约行为，刘全胜所遭受的损失也应参照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标准计算。关于延期办理登记的利息损失具体计算标准，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民事部分）纪要》的通知》（法[2016]399号）中关于房地产纠纷案件的审理第18条作了进一步明确规定，合同没有约定违约责任或者损失数额难以确定的，可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处理。根据当时生效的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需要说明的是，根据最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的规定，上述第二十九条中“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现已修改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承担逾期还款违约责任”，即6%的利息计算标准已经不再适用。上述条款的修改实质上是调高了债权人的实际损失计算标准。因此，针对冯元拒不配合刘全胜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行为，应以刘全胜已付股权转让款为基数，至少按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实际损失。暂按年利率6%计算，刘全胜实际损失数额已高达730余万元。综上，本案应从维护诚信和公平的角度出发，结合冯元恶意长期违约的过错程度，依法支持刘全胜关于要求冯元支付500万元违约金的诉讼请求。   二、冯元应对本案违约金约定过高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但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却将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认定由刘全胜承担，属于严重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法发[2009]40号）第8条规定，人民法院要正确确定举证责任，违约方对于违约金约定过高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非违约方主张违约金约定合理的，亦应提供相应的证据。由于一审法院已经认定冯元为本案违约方，根据上述规定，冯元应对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刘全胜的实际经济损失承担举证责任。如冯元未提供证据证明违约金约定过高，本案应依据双方约定的违约金数额认定冯元应承担的责任。而刘全胜作为非违约方，若能够提供证据证明实际损失，则该证据属于补强证据，作为裁量违约金的考量因素。即使刘全胜无法提供证据证明违约金约定合理，也不改变关于违约金约定过高的举证责任，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仍然由冯元承担。但一审法院却以刘全胜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实际损失为由，将违约金直接调低至20万元，将冯元举证不能的责任后果认定由刘全胜承担。然而，双方之所以约定违约金，就是为了避免将来发生违约时守约方举证证明实际损失的困难。若违约方主张调低违约金需由守约方举证证明实际损失，那么双方约定违约金对守约方而言就没有了任何保护意义。这将导致在任一诉讼中，违约方都可以通过抗辩违约金过高从而让守约方承担举证责任的方式，达到其降低赔偿的目的。本案中，在合同已经约定了违约金且刘全胜能够证明违约金支付条件生效的前提下，一审法院再要求刘全胜对实际损失承担举证责任，不仅严重违反法律规定，更损害了刘全胜的合法权益，导致判决结果严重不公。此外，关于违约方应当对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守约方的实际损失承担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在大量案例中均有论述：如在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二终字第135号一案中，法院认为“至于违约金应否调整问题，鉴于在合同履行期限内，惠农合作社一直拒绝付款提货，给谷丰公司产生了较大损失，且惠农合作社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双方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谷丰公司的实际经济损失。故本院对原审判决确认惠农合作社承担的违约金数额不予调整。”在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四终字第9号一案中，法院认为“集胜公司既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约定的补偿款数额及违约金标准过高，亦未明确提出调整的标准，故对于其调减相关款项数额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冯元辩称，刘全胜的上诉请求以及事实和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一、虽然合同约定在2012年12月份办理股权转让手续，实际上在2013年1月份合同约定的其中全星制药公司的股权转让已经办理完毕，此后全星药业公司的股权转让虽未办理变更手续，但其原因是作为股权转让手续的申请主体，也就是全星药业公司从未向冯元或者名义股东冯景提出要求办理股权转让的明确意见，直到本案一审时刘全胜也未提出要求办理股权转让登记的请求。在股权转让变更登记的申请主体未提出明确办理变更手续的请求时，冯元无从配合。根据合同第四条的约定，只有冯元拒不配合办理手续才存在违约金适用的问题。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冯元存在违约行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没有事实基础，认定错误，刘全胜上诉请求基于冯元的违约行为要求承担500万元的违约金没有事实基础。刘全胜一审的证据“关于协商妥善处理相关遗留问题的函”，请法庭注意这个函中正文第三行“特此建议”表明了该函仅是建议，倒数第二行考虑到此前双方的良好的合作关系，未按股权转让的要求即使办理完毕。从该表述可以看出，截至2018年3月19日也就是发函的当天，刘全胜认可全星药业公司股权暂未办理变更，同时也仍未提出全星药业公司股权应当何时办理变更，同时也没有要求冯元配合。实际上，此前还有一个2017年9月15日给冯元的关于催款函的回函，详见冯元一审证据6，这里面刘全胜说其没有付清股权转让款不是刘全胜的违约，没付股权转让款是由于双方公司现在有诉讼，应当等诉讼审结重新对账才能确定后续付款方式和金额。此时刘全胜仍然没有提出对全星药业公司的股权变更办理手续的要求。由于办理股权变更的发起主体全星药业公司，截至本案一审终结均未提出要求办理股权变更，所以冯元无从配合，当然更不可能出现拒不配合的情形，故不存在违约行为。   二、刘全胜始终将股权转让办理手续之前应先行缴纳税费、审计费等相关费用作为前置条件，但到现在刘全胜也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前提条件的存在。也就是说，在合同和法律规定中没有这样的条件，但刘全胜在此前给冯元的行文中数次以办理这些手续要扣钱反复发函，单方地将股权转让程序设置了所谓的前提，给冯元设定了合同义务之外的义务，然后将所谓不能办理股权转让的责任推卸给冯元。   三、关于刘全胜所称违约金的损失问题。刘全胜将1517万元作为基数从2013年起算认定利息损失730万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双方的股权转让协议涉及两家公司的股权作为交易标的，其中一家公司在合同签订后按照约定已经办理完毕。因此，对方所谓按1517万元作为基数计算不符合合同约定的精神。其次，刘全胜引用的所谓司法解释也没有任何一个适用情形属于股权转让这一交易行为。另外，即使全星药业公司的股权长时间未办理变更，也没有妨碍刘全胜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对该公司的经营以及股东权的行使，也不存在其因为未办理股权变更而实际承受或者产生了什么损失。因此，刘全胜所称其损失大于合同约定500万元，要求按照500万元约定来支持其违约金损失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和合同依据，应予以驳回。   四、对于刘全胜的的答辩理由，有三点于法无据，且没有事实依据。关于确认违约金的判项，刘全胜辩称中提到办理股权登记的前提是完税。实际上，2013年1月28日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的第一次变更没有完税，2020年12月8日再一次到工商局也就是现在的市场监督局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的时候，市场监督局依然没有要求完税，股权变更登记已经完成，两次变更的事实已经否定了刘全胜上面提到的没有到税务局完税是不能变更的。不完税就不能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是刘全胜一方拒绝给冯元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单方理由。   五、刘全胜认为基于1517万元违约金的计算标准产生700多万元利息，主张500万元违约金成立，并列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购房款违约金的案例。但在法律上不能成立，购房违约金的计算不能适用本案。   六、刘全胜对一审法院关于刘全胜依约主张冯元应支付违约金500万元，但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实际损失的程度，酌定冯元应向刘全胜支付违约金20万元的认定不予认可。刘全胜作为一审反诉原告不举证证明自己的主张，后又提起上诉却又不承担举证责任，而主张应由冯元举证，这违反了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   冯景述称，一、关于刘全胜所称冯元违约，应当支付违约金500万元，无事实、合同和法律依据。根据合同约定，冯景只是配合办理股权变更登记，而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如果冯元不配合刘全胜办理股权变更，才有向刘全胜支付违约金的前提条件。本案中，刘全胜至今都没有要求冯景配合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事项，而是借口要求冯元先行缴纳股权转让的个人所得税款，未要求冯元、冯景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故冯元、冯景在本案中不存在违约行为。   二、一审判决之后，冯元、冯景主动向刘全胜发函要求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事宜，这时刘全胜以及全星药业公司才向工商登记部门提出股权变更登记申请。双方于2020年12月8日办理完毕股权登记手续，在办理过程中从未涉及工商登记部门要求刘全胜或者冯元、冯景先行缴纳个人所得税才给予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事宜。显然，刘全胜的上诉理由以及一审起诉理由称冯元、冯景拒绝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事宜，与事实不符。   三、刘全胜在二审答辩中所称未缴纳个人所得税的种种所涉法律责任与本案股权转让之间的股权变更和股权转让款的支付行为没有任何法律关系，双方在协议中没有约定将支付或缴纳个人所得税款作为股权变更登记的前置条件，刘全胜所称行政处罚的种种不安或者法律责任来进行抗辩可以说是不安抗辩，显然不能成立。本案造成股权转让迟迟未办理变更是刘全胜单方行为所致且是故意拖延，前置条件是其达到迟延支付股权转让款的目的所刻意制造的。因此，刘全胜应当承担其故意迟延办理股权变更以及拒绝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违约责任。   冯元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刘全胜立即向冯元支付股权转让款11657970元；2.判令刘全胜支付以11657970元为基数按照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机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自2016年3月1日至2019年8月20日的利息，按全国银行间同类拆借中心公布的市场贷款报价利率自2019年8月19日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止的时间；3.判令刘全胜承担全部诉讼费用。   刘全胜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判令冯元支付违约金5000000元；2.本案本诉、反诉的诉讼费用由冯元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冯元系全星制药公司、全星药业公司的股东，持股比例均为42.17%，其上述股权由冯景代持，刘全胜系上述两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股东，持股比例分别为44.84%、46.84%。洋浦全星药业、全星医药研究院均系全星制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冯元及冯景在上述两公司中均没有持有股权。2012年8月25日，冯元与刘全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的主要内容为：刘全胜自愿收购冯元持有股权总数42.17%，收购股权款为人民币42170000元。刘全胜应于协议签订后支付给冯元现金15170000元，其中2012年8月31日前支付5000000元，2012年10月31日前支付5000000元，2012年11月30日前支付5170000元。剩余27000000元由刘全胜给冯元出具借款条，由冯元采购刘全胜药品货款抵顶。冯元每次支付货款总额采购刘全胜药品，刘全胜收到货款两日内提取冯元每次支付货款总额的50%现金，以刘全胜个人名下账户汇入冯元个人名下指定账户。刘全胜支付给冯元15170000元现金后，刘全胜给冯元出具剩余27000000元的借款条，出具完后，于2012年12月内双方至所在地工商局变更股权，股权变更完后双方开始抵顶剩余27000000元借款。违约责任：如刘全胜不按期履行还款，超出还款期限十日内按日千分之十违约金支付冯元，超出十日冯元有权提起诉讼或进行全盘升级清算，刘全胜应配合。刘全胜将现金15170000元支付给冯元后，所剩余货款冯元每次采购刘全胜药品，冯元支付货款总额的100％现金，刘全胜收到货款两日内提取冯元每次支付货款总额的50％现金，以刘全胜个人名下账户汇入冯元个人名下指定账户，从刘全胜借款27000000元中逐次扣除，直至结清完毕。如果此协议未履行完毕之前，刘全胜企业出现任何情况（如企业改制、法人变更、收购、被收购、兼并、合并、引进投资、股份改革、重组、破产、抵押、融资等）及不可抗拒等原因，所剩余货款刘全胜应继续遵守此协议履行，如果无法履行刘全胜将按照支付人民币方式给冯元结清。因冯元为企业原有股东，如出现上述或其他情况，刘全胜必须先将冯元所遗留款项结清，如不能结清，刘全胜及后续第三方继续承担责任。在剩余款项用药品抵顶中，刘全胜不得以任何理由和借口刁难冯元，所抵顶药品由冯元认可后方可抵顶。冯元在刘全胜履行合同中应积极配合刘全胜履行，在刘全胜支付完现金15170000元后，应积极配合刘全胜到所在地工商局变更股权，如果冯元不配合刘全胜进行股权变更，冯元向刘全胜支付违约金5000000元。刘全胜在履行此协议中，未出现违约情况下，冯元不得单方面终止此协议。刘全胜、冯元双方在履行协议中，任何一方不得违约，如有违约，按照上述违约约定进行赔偿或行使权利等。   2012年10月16日，冯元、刘全胜、冯景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刘全胜和冯元系全星制药公司、全星药业公司、洋浦全星药业和全星医药研究院股东。鉴于冯元在上述公司持有的股权在工商部门登记时由冯景代持，冯元自愿将上述公司持有的全部股权转让给刘全胜。刘全胜、冯元、冯景三方特签订如下协议：一、为便于经营管理，冯元自愿将本人在上述公司持有的全部股权总数42.17％（该股权系全部由冯景代持）转让给刘全胜，冯景完全同意；二、冯元转让给刘全胜的全部股权双方商定转让金额为人民币42170000元，刘全胜、冯元双方已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冯景完全同意。因冯元股权为冯景代持，所以冯元在转让股权给刘全胜时，如若发生审计费、所得税费等所有相关费用均由冯元承担，与冯景无关；三、根据刘全胜、冯元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刘全胜将股权转让款付款至冯元本人指定账户，冯景完全同意；四、刘全胜支付给冯元股权转让款人民币15170000元后，冯景配合刘全胜、冯元双方办理工商部门股权变更手续，将冯景代持冯元的全部股权变更至刘全胜名下。刘全胜、冯元、冯景三方同意，在工商部门进行上述股权变更时，因冯元股权为冯景代持，因此刘全胜和冯景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仅作为向工商部门提供股权变更文件之用，实际股权转让协议以刘全胜、冯元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本协议为准。五、刘全胜承诺冯景代持冯元的全部股权在工商变更前后（公司成立之日起至股权变更之日止）因公司实际经营者刘全胜，期间所产生的所有费用及债权债务及法律责任均由刘全胜承担，与冯元、冯景无关等。上述两份协议签订后，刘全胜于2012年11月30日前共计向冯元支付股权转让款15170000元，冯元于2012年12月7日向刘全胜出具了《收据》。刘全胜未向冯元出具剩余股权转让款27000000元的借条。刘全胜先后从冯元支付的货款中提取50%通过其个人账户向冯元个人账户付款用于抵顶前述所欠股权转让款。直至2016年初，双方因药品代理发生纠纷诉至法院后，冯元、刘全胜之间的抵顶中止。2014年12月29日，双方签署《对账确认单》，载明自2013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29日期间，刘全胜已向冯元支付股权转让款共计人民币11445864.7元（含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3月26日间替冯元代缴的个人所得税、评估费等共计1338114.7元）。2015年10月21日，刘全胜又通过转账支付给冯元股权转让款374700元。   另查，冯元所持全星制药公司的股权已于2013年1月28日变更至刘全胜名下，全星药业公司的股权至今未变更至刘全胜名下。冯元于2017年9月8日向刘全胜发出催款函，要求刘全胜于2017年9月15日前支付尚欠股权款11657970元。刘全胜于同年9月15日回函称，全星制药公司与冯元持有的浙江丰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之间的代理合同纠纷尚在诉讼过程中，需等相关诉讼审结并经双方重新对账后，才能决定后续付款方式和具体金额等。2018年3月19日、3月21日刘全胜分别通过电子邮件及顺丰快递向冯元送达《关于协商妥善处理相关遗留问题的函》，主要内容为：1.关于股权转让款，刘全胜实际支付的款项与冯元催款函存在差异，缺少2013年1月1日-2013年3月26日代冯元支付的相关费用1338114.7元、2013年7月29日支付的554600元、2015年10月21日支付的374700元；2.此前办理股权转让时，全星药业公司的相关手续也应一并办理，根据工商变更要求，冯元必须向税务部门缴纳股权转让各项税费后，工商部门才给办理股权变更手续，经会计事务所评估,冯元应交审计费、税费等超过3000000元，当时因冯元认为税费高希望暂缓缴纳，考虑到双方此前良好的合作关系，相关转让手续并未按相关股权转让协议要求及时办理完成。现请冯元按照工商局股权转让缴税规定补交相关税费、承担审计费等相关费用并协助办理完成相关股权转让手续。相关股权转让余款应在全星药业股权转让手续完成后再行支付等。冯元后于2019年5月24日致函刘全胜，要求其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11657970元。刘全胜于同年5月29日复函称，冯元催款函明细缺少2013年1月1日-2013年3月26日代其支付的1338114.7元、2013年7月29日支付的554600元、2015年10月21日支付的374700元，相关股权转让余款应在全星药业公司股权转让手续完成后再行支付。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刘全胜应否向冯元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及赔偿相应经济损失；二、冯元是否存在违约行为及应否向刘全胜支付违约金5000000元。   冯元与刘全胜于2012年8月2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其双方与冯景于2012年10月16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均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当事人均应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一、关于刘全胜应否向冯元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及赔偿相应经济损失的问题。根据上述两份《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案涉股权变更及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履行顺序为，由刘全胜于2012年11月30日之前支付股权转让款15170000元给冯元，冯元收到上述款项后于2012年12月将股权变更过户给刘全胜，股权变更后，剩余的股权转让款27000000元双方开始抵顶，由冯元采购刘全胜药品，刘全胜收到货款两日内提取冯元每次支付货款总额的50%现金支付给冯元，直至结清完毕。合同签订之后，刘全胜已依约支付股权转让款15170000元给冯元，冯元于2013年1月28日将全星制药公司的股权变更过户到刘全胜的名下，而全星药业公司的股权至今仍未变更过户到刘全胜的名下。冯元催促刘全胜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刘全胜已明确表示冯元未依约完成股权变更义务，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条件不成就。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合同约定的履行顺序，冯元作为先履行一方未完全履行股权变更过户义务，刘全胜作为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冯元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的履行要求。冯元主张刘全胜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11657970元及支付赔偿经济损失1995051.07元的诉讼请求，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冯元是否存在违约行为及应否向刘全胜支付违约金5000000元的问题。根据上述两份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冯元应于2012年12月内将约定股权变更过户给刘全胜。冯元于2013年1月28日将全星制药公司的股权变更过户到刘全胜的名下，而全星药业公司的股权至今仍未办理过户手续。经刘全胜多次催促，冯元仍未履行股权变更过户的义务，其行为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违约责任。刘全胜关于冯元违约的反诉主张理由成立，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冯元认为刘全胜没有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出具借条，完成股权变更不具备条件，一审法院认为，刘全胜虽未按约定向冯元出具借条，但是否出具借条并不成为股权变更的必要条件，也未因此形成股权变更的阻碍，冯元主张完成股权变更不具备条件的抗辩主张的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冯元抗辩称在股权转让协议履行过程中双方已经通过实际行为变更了关于在2012年12月内办理股权变更的约定，且办理股权变更和支付股权转让款并不互相构成明确的先后顺序，故其不存在违约行为。一审法院认为冯元的上述抗辩主张缺乏事实依据，不予采纳。刘全胜依约主张冯元应支付违约金为5000000元，但其未向一审法院提供证据证明其实际损失的程度。结合本案的履约情况，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一审法院酌定冯元应向刘全胜支付违约金200000元，刘全胜主张违约金5000000元中超出200000元的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六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驳回冯元的诉讼请求；二、限冯元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刘全胜支付违约金200000元；三、驳回刘全胜的其他反诉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103718.13元，由冯元承担，反诉案件受理费46800元，由冯元承担1872元，由刘全胜承担44928元。   二审期间，冯元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2020年10月26日，冯元、冯景向刘全胜及全星药业公司邮寄《股东变更登记事项通知函》、邮件凭证及签收记录。拟证明：冯元、冯景通知刘全胜、全星药业公司于2020年11月10日前向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主办的“海南商事主体登记平台（海南e登记）”申报“全星药业公司股东变更登记事项即将冯景持有全星药业公司42.17%的股权转让给刘全胜”的登记申请。这本应是刘全胜及全星药业公司通知冯元、冯景办理股东变更登记事项应履行的义务。证据2.2020年11月9日，刘全胜向冯元、冯景发送《关于股东变更登记事项通知函的复函》。拟证明：刘全胜一直所称的“股权转让个人所得税完税凭证作为办理股东变更登记的必备条件”并不属实，办理股权转让不需要完税凭证，刘全胜以此为由拖延办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并拒绝支付股权转让款，已构成违约。证据3.2020年11月17日，冯元、冯景再向刘全胜及全星药业公司邮寄《之回函》、邮件凭证及签收记录。拟证明冯元、冯景通知刘全胜、全星药业公司于2020年12月8日上午9点到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服务窗口，配合办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事项；再次提醒刘全胜、全星药业公司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应提前在网络平台申请和预约。证据4.2020年11月27日，全星药业公司向冯元、冯景发送《关于股东变更登记事项的通知》、2020年11月27日，刘全胜向冯元、冯景发送《关于缴纳股权转让个人所得税有关问题的函》。拟证明：全星药业公司是办理股东变更事项的申请人，材料提交主体，冯景仅负义务有配合。若全星药业公司、刘全胜不发起、不主导，冯元、冯景无从配合；全星药业公司向冯元、冯景发送的通知中，关于办理股权转让变更材料的清单并没有需要冯景提交“股权转让个人所得税完税凭证”一项，进一步证明刘全胜以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为由拒绝支付股权转让款，已构成违约。证据5.2020年12月7日，冯元、冯景向刘全胜及全星药业公司邮寄《说明函》、邮件凭证及签收记录。拟证明：冯元、冯景向刘全胜及全星药业公司说明，向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仅作为股东变更事项之用；各方的权利义务仍以2012年8月25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和2012年10月16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内容为准。证据6.2020年12月8日，冯景与刘全胜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2020年12月8日，冯景签署全星药业公司《股东会决议》。拟证明：2020年12月8日，出让方冯元、冯景与受让方刘全胜的授权代表，在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现场签署了用于办理股权转让手续的文件；文件签署后，全星药业公司作为股东变更的申请人向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交办理股东变更登记所需的材料，其中并不需要“股权转让个人所得税完税凭证”，故刘全胜要求冯元在办理股东变更前提供“股权转让个人所得税完税凭证”或缴纳个人所得税，无约定和法律依据，是其为拒绝支付股权转让款所找的理由，是违约行为，应承担违约责任。证据7.《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全星药业公司《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拟证明：股东变更登记的申请人是全星药业公司，冯景仅负配合办理义务；登记股东冯景已将代持冯元的全星药业公司42.14%的股权转让给刘全胜，股东变更登记事项办理完毕。2012年8月25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和2012年10月16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出让方的合同义务已经履行完毕；办理股东变更登记事项时不需要“股权转让个人所得税完税凭证”。   刘全胜发表质证意见认为，1.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不认可，2020年10月26日冯元向刘全胜提出变更股权登记，接着刘全胜复函要求快点办，双方很快完成了，股权变更的登记和税务的登记不再连在一块，即使冯元没有缴纳个人所得税，刘全胜仍然抓紧把股权变更登记完成，股权变更登记是刘全胜的核心权利；2.在复函中刘全胜仍然明确提出即使股权变更完成了，要求冯元抓紧配合解决税的问题，否则没有办法向冯元支付股权转让款。   冯景发表质证意见认为，对冯元的证据予以认可，目前双方的股权变更登记已经完成。   刘全胜庭审后补充提交了三份证据：证据1.2020年11月9日刘全胜致冯元、冯景《关于股东变更登记事项通知函的复函》，拟证明：虽然工商机关不再以股权转让方完成缴纳个人所得税并提交完税凭证作为办理股权工商变更登记的前置条件，但刘全胜作为股权受让方的代扣代缴义务并未发生变化。因此，刘全胜再次要求冯元立即履行相关纳税义务，否则无法确认应支付给冯元的剩余股权转让款金额。证据2.2020年11月9日刘全胜致冯元、冯景《关于缴纳股权转让个人所有税有关问题的函》，拟证明：刘全胜再次函告冯元，根据税收征管法、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国家税务总局的规定，股权受让人作为代扣代缴义务人，必须先行扣缴税款，否则税务机关可以对扣缴义务人处以应扣未扣税款50%-3倍的罚款。据此，刘全胜再次要求冯元尽快提出对股权评估及完税的方案，但冯元一直拒绝回复。证据3.《国家税务总局海口综合保税区税务局税务事项通知书（海口保税通【2021】0121号，拟证明：海口综合保税区税务局要求刘全胜履行股权转让代扣代缴税款义务，暂停支付相当于纳税人应纳税款。股权转让应纳税款尚未未经第三方评估确定数额，需冯元明确商定评估机构并按合同支付评估费，故剩余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条件尚未能成就。   冯元发表质证意见认为，对于证据1《关于股东变更登记事项通知函的复函》的真实性认可，该证据此前冯元已作为证据向二审法院提交。对刘全胜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1.事实上，是冯元、冯景首先通知要求刘全胜、全星药业办理股权变更的登记申请，这本是刘全胜及全星药业应当主动履行的义务。2.刘全胜一直所称的“股权转让个人所得税完税凭证作为办理股东变更登记的必备条件”与实际情况不符，办理股权转让并不需要完税凭证；刘全胜此前以此为理由拖延办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并拒绝支付股权转让款，已构成违约。3.税款的缴纳与支付股权转让款之间并非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的先后义务，刘全胜系扣缴义务人但并未实际履行代扣代缴义务，其未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构成违约。对于证据2《关于缴纳股权转让个人所得税有关问题的函》真实性认可，且该证据此前冯元已作为证据向二审法院提交。对刘全胜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申3972号民事裁定书载明的裁判规则：税款的缴纳与支付股权转让款之间并非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的先后义务，刘全胜系扣缴义务人，长期以来未依法办理税务事项、未实际履行代扣代缴义务，在此情况下其未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即构成违约。对于证据3《国家税务总局海口综合保税区税务局税务事项通知故对其真实性无法确认。对刘全胜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证据证实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条件已经成就：1.关于纳税申报及报税款缴纳。（1）冯元/冯景从未拒绝履行税款缴纳义务。（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申3972号民事裁定书载明的裁判规则：税款的缴纳与支付股权转让款之间并非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的先后义务，刘全胜系扣缴义务人、但并未实际履行代扣代缴义务，其未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构成违约。（3）该证据已经证明办理税务事项是刘全胜的义务。（4）根据《股权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管理办法（试行）》第20条之规定，纳税申报不以股权变更登记为前提。（5）即使以税款缴纳为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条件，根据《民法典》第159条之规定，刘全胜未及时办理税务事项，已属“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应当视为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条件已经成就。2.根据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对剩余股权转让款的支付，并没有明确约定在什么情况下应当支付、在什么情况下应当暂停支付。实际上刘全胜也一直在支付股权转让款，支付至2016年1月28日才暂停支付，期间也未要求冯元、第三人冯景办理股权变更手续；后在冯元要求刘全胜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时，刘全胜就以双方公司间存在纠纷、应该先扣缴税款、审计费为借口而拒绝支付。所以双方已通过实际履行行为变更了原合同的约定。特别是冯元2017年9月8日的催款函中明确提出要求刘全胜在2017年9月15日之前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3.即使按照一审判决所称在全星药业股权转让手续办理完毕后付款条件方成就，现全星药业的股权转让手续已办理完毕，付款条件自然已经成就。4.退一步讲，该通知书最后一句称“如果冯景拒绝扣缴税款的，你应当暂停支付相当于纳税人应纳税款的款项，并在一日内报我局处理”仅指是可以“暂停支付相当于纳税人应纳税款的款项”，而非全部剩余股权转让款，现刘全胜以此拒绝支付全部剩余股权转让款，显然无任何事实依据，已构成违约；并且该通知书行政管理行为，并不能阻却合法民事权利的行使。   冯景的质证意见与冯元的质证意见一致。   冯景二审未提交证据。   本院经审查认为，对冯元和刘全胜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证明力在“本院认为”部分一并论述。   本院二审查明，2020年12月8日，冯元享有（由冯景代持）的全星药业公司的42.1%股权变更登记至刘全胜名下。2021年1月27日，国家税务总局海口综合保税区税务局向刘全胜发出海口保税通[2021]0121号税务事项通知书，要求刘全胜立即对涉税股权转让所得进行审计评估并完成代扣代缴税款的义务。如果冯景拒绝扣缴税款的，其应当暂停支付相当于纳税人应纳税款的款项，并在一日内报该局处理。   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冯元与刘全胜于2012年8月2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其双方与冯景于2012年10月16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均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又无导致合同无效的其他法定情形，应当认定为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按照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   本案争议焦点为：1.刘全胜尚欠股权转让款数额是多少；2.刘全胜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的条件是否已具备，其未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是否构成违约；3.冯元未将全星药业公司股权在2012年12月内完成变更是否构成违约，是否应承担500万元违约金。   一、关于刘全胜尚欠股权转让款数额的问题。冯元和刘全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刘全胜于2012年12月7日前向冯元支付了1517万元股权转让款，之后又陆续支付了部分股权转让款。冯元认可刘全胜后续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为15342030元。刘全胜认为，除此之外，还有三笔款项也应包括，一笔系刘全胜代冯元支付的全星制药公司股权变更税费、评估费等1338114.7元，一笔系刘全胜于2013年7月29日支付的股权转让款554600元，另一笔系刘全胜于2015年10月21日支付的股权转让款374700元。经查，对前两笔款项在刘全胜和冯元于2014年12月29日进行对账，冯元在对账单上签字确认，虽然第一款款项1338114.7元并不是刘全胜直接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但刘全胜向有关单位代为垫付的税费、评估费等，得到了冯元的确认，应从应付的股权转让款中予以扣减。2015年10月21日支付的374700元，有相应转账凭证，且凭证上也备注款项用途为股权转让款，因此，这三笔款项均应予确认。为此，刘全胜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应为：15170000元+15342030元+1338114.7元+554600元+374700元=32779444.7元。由于案涉合同约定股权转让款为4217万元，故刘全胜尚欠的股权转让款为：42170000元-32779444.7元=9390555.3元。   二、关于刘全胜向冯元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条件是否已具备的问题。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刘全胜支付给冯元1517万元股权转让款后，刘全胜给冯元出具剩余2700万元的借条。出具后，于2012年12月内双方至所在地工商局变更股权，股权变更完后双方开始抵顶剩余2700万元借款。抵顶方式为：冯元每次采购刘全胜药品，冯元支付货款总额的100%现金，刘全胜收到货款两日内提取冯元每次支付货款总额的50%现金，以刘全胜个人名下账户汇入冯元个人名下指定账户，从刘全胜借款2700万元逐次扣除，直至结清完毕。如果此协议未履行完毕之前，刘全胜企业出现任何情况及不可抗拒等原因，所剩余货款刘全胜应继续遵守此协议履行，如果无法履行，刘全胜将按照支付人民币方式给冯元结清。根据查明的事实，冯元所持全星制药公司的股权已于2013年1月28日变更至刘全胜名下，冯元所持全星药业公司的股权于2020年12月8日变更刘全胜名下。2017年9月8日，冯元向刘全胜发出催款函，要求刘全胜于2017年9月15日前支付尚欠股权款11657970元。刘全胜认为其向冯元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条件未成就，主要理由为：冯元（冯景）拒绝缴纳股权转让个人所得税，导致刘全胜无法确认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的金额，进而无法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在冯元（冯景）履行相应的纳税义务前，刘全胜有义务暂停支付股权转让款。对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九条规定：“个人所得税以所得人为纳税人，以支付所得的单位或者个人为扣缴义务人。”《国家税务总局〈股权让所得个人所得税管理办法（试行）〉》第五条规定：“个人股权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以股权转让方为纳税人，以受让方为扣缴义务人。”本案所涉股权转让款所得，冯元为纳税义务人，刘全胜为扣缴义务人。又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财若干具体问题的通知》第二条规定：“负有代扣代缴义务的单位和个人，在支付款项时应按照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将取得款项的纳税人应缴纳的税款代为扣缴，对纳税人拒绝扣缴税款的，扣缴义务人应暂停支付相当于纳税人应纳税款的款项，并在一日之内报告主管税务机关。”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作为扣缴义务人，刘全胜有权将冯元缴纳的税款代为扣缴。即便纳税义务人冯元拒绝扣缴，扣缴义务人刘全胜应暂停支付相当于纳税人应纳税款的款项，而不是以此为由扣留全部股权转让款。另外，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并未约定冯元缴纳个人所得税作为刘全胜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条件。即税款的缴纳与刘全胜支付股权转让款之间并非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的先后义务。而且，根据刘全胜于二审提交的《国家税务总局海口综合保税区税务局税务事项通知书》里的要求，刘全胜负有对涉税股权所得进行审计评估并完成代扣代缴税款的义务，因此，刘全胜以冯元没有履行相应的纳税义务为由，主张股权转让款尚未具备支付条件，理据不足。根据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在冯元所持有的全星制药公司和全星药业公司的股权变更至刘全胜名下后，刘全胜支付剩余股权转权款的条件即已成就。即2020年12月8日冯元所持有的全星药业公司的股权完成变更后，刘全胜就应向冯元支付剩余股权转权款。至于冯元认为，自2013年2月至2016年1月，在全星药业公司股权未办理变更登记之前，刘全胜已经按月持续向冯元支付股权转让款，双方已经通过实际行为改变2012年8月25日《股权转让协议》之约定顺序，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已不是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条件，该说法亦不成立，即便刘全胜于股权变更前支付了部分股权转让款，也不能视为双方以实际行动变更了合同履行顺序和义务。因此，冯元请求刘全胜支付尚欠的股权转让款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支持。刘全胜还应从股权变更的次日即2020年12月9日起向冯元赔偿相应的利息损失。   三、关于冯元持有的股权未在2012年12月内办理变更是否构成违约，是否应承担500万元违约金的问题。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刘全胜支付给冯元1517万元股权转让款后，刘全胜应给冯元出具2700万元借条，出具完后，双方于2012年12月内至所在地工商局变更股权。从上述约定来看，办理股权变更登记，须具备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受让方应先支付1517万元的股权转让款；二是其余转让款可以暂缓支付但受让方应向出让方出具2700万元的借条。该两项条件具备后，出让方就应配合办理股权变更手续，否则应承担违约责任。由于刘全胜在本案中并未出具借条，因此，冯元协助办理股权过户的条件尚未具备，其未在2012年12月内办理股权变更不应认定违约。另外，刘全胜作为全星药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没有就股权变更及时提起申请，直至2018年3月19日才向冯元发出协商函，要求冯元按工商局股权转让缴税规定先补交相关税费并承担审计费等相关费用并协助刘全胜办理完成相关股权转让手续。因此，全星药业公司未能及时办理股权变更，也并非是冯元一方的责任，故刘全胜请求冯元支付500万元违约金，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一审认定冯元违约并承担20万元违约金，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冯元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刘全胜的上诉请求不   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   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19）琼0106民初15754号民事判决；   二、刘全胜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冯元支付股权转让款9390555.3元及利息（利息计算以9390555.3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类拆借中心公布的市场贷款报价利率自2020年12月9日起计算至股权转让款实际付清之日止）；   三、驳回冯元的其他上诉请求；   四、驳回刘全胜的反诉及上诉请求。   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103718.13元，由冯元负担32381元，刘全胜负担71337.13元，反诉案件受理费46800元，由刘全胜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55090.13元，由冯元负担35399.13元，刘全胜负担119691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桂华   审判员 陈淑良   审判员 陈杰林      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法官助理 汪 伟   书记员 俞承志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一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一审人民法院重审。   一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风险提示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之规定，人民法院作出的裁判文书发生法律效力后，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如果权利人怠于申请执行，超过申请执行期间，就丧失了请求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权利。   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八十七条之规定，人民法院冻结银行存款的期限不得超过一年，查封、扣押动产的期限不得超过两年，查封不动产、冻结其他财产权的期限不得超过三年。权利人在诉前或诉讼中申请财产保全的，应在查封或冻结的期限届满前申请人民法院申请继续查封或冻结，以避免保全财产自行解封或解冻，给权利人造成不必要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