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09民初11707号原告：屈某某，女，1955年5月20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虹口区。原告：周1，男，1953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虹口区。上列两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兵，上海政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周某2，男，1982年8月17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虹口区。被告：刘某，女，1980年12月9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轶俊，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屈某某、周1与被告周某2、刘某其他所有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28日作出(2019)沪0109民初10182号民事判决。原告屈某某、周1不服判决，提起上诉。2020年5月28日，本案经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沪02民终571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审判决，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20年6月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屈某某、周1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兵，被告周某2、被告刘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轶俊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屈某某、周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刘某、周某2共同支付周1、屈某某上海市江湾城路XXX弄XXX号XXX室、XXX室房屋(以下简称301室、302室房屋)三分之二售房款人民币(以下币种同)5,618,000元。事实和理由：周1、屈某某系夫妻关系，刘某、周某2系夫妻关系，周某2系周1与屈某某之子。2008年12月底，周1夫妇看中301室、302室房屋，当时上述房屋为期房，2008年12月28日，周1夫妇用现金支付定金10万元，12月29日，屈某某转账支付开发商520,926元，2009年1月12日，屈某某转账支付开发商78万元，合计出资140万元，另向银行申请家庭组合贷款120万元，产权登记在周1、屈某某、周某2三人名下，各占三分之一产权份额。2009年9月，刘某与周某2结婚，301室、302室房屋由其居住。2015年12月，因周某2夫妇欲置换房屋及归还债务，周1夫妇同意将301室、302室房屋出售，所得售房款合计947万余元，扣除银行贷款剩余840万元左右打入周某2账户，周1夫妇未取得任何售房款。周1夫妇享有301室、302室房屋三分之二产权份额，故要求周某2夫妇返还相应产权份额的售房款。被告刘某答辩称，不同意周1、屈某某的诉讼请求。因刘某向周某2离婚，才产生本案诉讼。301室、302室房屋的购房时间是2009年1月，刘某与周某2于2009年9月9日登记结婚，301室、302室房屋首付款刘某虽未出资，但婚后用其夫妻共同财产还贷，除了夫妻共同财产还贷部分对应的价值外，其余部分系周某2的婚前财产，周某2婚前财产部分所对应售房款的归还与刘某无关，且售房款全部打入周某2账户，与刘某无关。周1夫妇出售301室、302室房屋实为刘某、周某2购置婚房，售房款中的4,392,836元系周1夫妇为刘某、周某2购置婚房的出资，应视为对刘某、周某2的赠与，301室、302室房屋出售后，周1夫妇亦从未向其主张过返还售房款。另售房款除了归还301室、302室房屋抵押银行贷款外，还归还了小贷公司的二次抵押贷款，如要分割售房款还需扣除二次抵押贷款金额及相关费用。被告周某2答辩称，同意周1、屈某某的诉讼请求。认可周1夫妇的陈述，301室、302室房屋的首付款系周1夫妇出资，贷款部分系先扣除公积金账户金额，不足部分由周某2与周1、屈某某共同支付。301室、302室房屋售房款全部打入周某2账户，其从未向周1夫妇支付过售房款。后周某2、刘某购买了上海市江湾城路XXX弄XXX号XXX室房屋(以下简称202室房屋)，首付款均源于301室、302室房屋的售房款。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周1、屈某某系夫妻关系，刘某、周某2系夫妻关系，周某2系周1与屈某某之子。2008年底，周1、屈某某、周某2向坚实置地(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坚实公司)购入301室、302室房屋，301室房屋总价为1,525,099元(其中含中国银行上海市卢湾支行贷款70万元)，302室房屋总价为1,085,827元(其中含兴业银行贷款50万元)。屈某某于2008年12月29日转账支付坚实公司520,926元，于2009年1月21日转账支付坚实公司78万元。2009年9月9日，刘某与周某2登记结婚。2010年7月6日，302室房屋核准登记，产权人登记为周某2、周1、屈某某，各占三分之一产权份额；2010年7月26日，301室房屋核准登记，产权人登记为周某2、周1、屈某某，各占三分之一产权份额。2015年12月29日，周1、屈某某、周某2与案外人沈某1就301室房屋签订《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约定301室以340万元的价格出售给案外人沈某1，实际成交价为560万元。同日，沈2转账支付周某290万元；2016年2月5日，沈2转账支付周某2250万元；2016年4月19日，沈2转账支付周某250万元；2016年6月1日，银行放贷170万元至周某2账户。2015年12月29日，周1、屈某某、周某2与案外人钱某2等就302室房屋签订《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约定302室以388万元的价格出售给案外人钱某2等。2015年12月14日，钱某2转账支付周某29万元；2015年12月17日，通过案外人德佑公司转账支付周某21万元；2016年1月9日，钱某2分四次合计转账支付周某2合计107万元；2016年4月15日，银行放贷266万元至周某2账户；2016年7月24日，钱某2转账支付周某248,434元。2016年2月29日，周某2结清兴业银行贷款及利息434,966.28元。2016年4月10日，周某2结清中国银行上海卢湾支行贷款606,255.09元。审理中，周某2认可301室售房款为560万元，且全部打入其账户，302室售房款为388万元，其实际收到3,878,434元，差额1,566元系抵扣水电费，对于结清贷款情况亦无异议。刘某表示对出售房屋具体情况不清楚，但认可售房款打入周某2账户，出售301室、302室房屋时结清了上述贷款。另查明，2013年11月18日，周某2、周1、屈某某(抵押人)以301室、302室房屋作为抵押物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深南支行(抵押权人)签订《抵押合同》，约定借款本金为120万元，履行债务的期限自2013年11月18日至2016年11月18日。同日，周某2、刘某、周1、屈某某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深南支行签订《借款合同》，约定贷款金额120万元，贷款期限自2013年11月18日起至2016年11月18日止，贷款发放至周某2账户。后周某2按约每月偿还贷款，2015年12月23日，周某2提前结清剩余贷款465,728元。再查明，2016年6月左右，周某2、刘某(买方)与上海合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卖方)签订《上海市商品房出售合同》，约定：周某2、刘某向上海合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购买202室房屋，建筑面积248.74平方米，总房价款14,392,756元，于2016年6月2日前支付4,392,756元，余款1,000万元以按揭贷款形式支付。2016年5月11日，刘某分别支付合庭房地产江湾城路店(以下简称合庭房地产)4,000元、8,000元；同日，周某2支付合庭房地产8,000元；2016年5月12日，周某2支付合庭房地产18万元；2016年5月30日，周某2分别支付合庭房地产300万元、45万元；2016年6月2日，周某2支付合庭房地产742,756元。2016年12月9日，周某2支付上海合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20万元。剩余房款880万元以银行贷款形式支付。审理中，刘某认可202室房屋除银行贷款之外的购房款、车位费、契税、房屋维修基金、软装费等共计6,012,756元，均来源于301室、302室的售房款。关于售房款余款，周某2称，110余万元出借给案外人钱1，其他款项用于周某2公司经营，刘某称，认可110余万元出借给案外人钱1，其他款项去向不清楚。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三：一是301室、302室房屋售房款中周1、屈某某可得的售房款数额；二是周1、屈某某将两人的售房款由周某2代为领取的性质是对周某2、刘某的赠与抑或是对两人的借款；三是如认定为借款，该笔款项应该由谁偿还。关于争议焦点一，301室、302室房屋内原存在三处抵押情况，分别为301室中国银行上海卢湾支行购房贷款70万元、301室兴业银行购房贷款50万元、中国银行深圳深南支行借款120万元的抵押担保。其中，在301室、302室房屋出售之前，中国银行深圳深南支行的借款债权120万元已于2015年12月23日由周某2提前将剩余贷款465,728元结清，故系争房屋无需再为该笔债权提供担保，且在周某2提前结清该笔债务时，其仅收取302室房屋售房款10万元，亦无法证明还款来源为302室售房款，故该笔债务的还款金额不应在301室、302室的售房款中予以扣除。在301室、302室房屋出售之后，2016年2月29日，周某2结清兴业银行贷款及利息434,966.28元，2016年4月10日，周某2结清中国银行、上海卢湾支行贷款606,255.09元，故301室、302室房屋售房款中可以分割余款数额为总售房款9,478,434元，减去周某2提前结清的兴业银行及中国银行上海卢湾支行购房贷款本息的支付数额1,041,221.37元，即8,437,212.63元，其中周1、屈某某、周某2按照每人三分之一的比例分割，周1、屈某某可得的售房款数额为5,624,808.42元，周某2可得售房款数额为2,812,404.21元。关于争议焦点二，本院认为周1、屈某某将两人可获得的售房款由周某2代为领取的性质是对周某2、刘某的借款。理由如下：一、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赠与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赠与合同是单务合同，也是诺成合同，赠与人作出明确赠与的意思表示是赠与合同成立的必要要件。本案中周1、屈某某在交付款项过程中并无赠与的意思表示，事后也未进行追认。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这一规定表明，对赠与事实的证明标准是“排除合理怀疑”，高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的一般民事事实“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本案中，各方当事人的陈述能够证明款项交付真实存在，周某2是该款项的接收方和受益方。周某2主张双方系借贷关系，刘某主张双方系赠与关系。在刘某否认借款真实性的情况下，证明上述款项系赠与的举证责任，应当由刘某承担，但刘某并未提交确实、充分的证据以证明涉案款项为赠与款项。在周某2认可上述款项系借贷关系，周1、屈某某否认具有赠与意思表示，而刘某又未能充分举证双方系赠与关系的情况下，认定存在赠与事实不能排除合理怀疑。另外，从公序良俗角度而言，父母体恤子女，帮助子女购房而提供的经济帮助，非父母法律义务，而是父母慈幼的一种体现，不应理解为理所当然的赠与，子女理应负有偿还义务，此亦是子女敬老应有的道义。综上，在刘某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的情况下，应认定系争款项5,624,808.42元系周1、屈某某出借给被告周某2、刘某的借款。关于争议焦点三，根据法律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各方均确认，301室、302室的全部售房款均付至周某2账户，用于周某2、刘某购买及使用202室房屋、出借案外人及公司经营，可认为该售房款用于周某2、刘某夫妻共同生活或共同生产经营，因此，应由周某2、刘某共同归还周1、屈某某301室、302室的售房款5,624,808.42元，现周1、屈某某仅要求周某2、刘某返还售房款5,618,000元，系两人对其自身权利的处分，与法不悖，本院予以准许。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以及201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第八条、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二百一十条、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二条、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刘某、周某2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返还周1、屈某某上海市杨浦区江湾城路XXX弄XXX号XXX室、XXX室房屋售房款人民币5,618,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1,000元，由被告刘某、周某2共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曹艳梅审 判 员  赖弈萱人民陪审员  王俊杰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五日书 记 员  高 洒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合理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第八条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第二百一十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民法典施行后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持续至民法典施行后，该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