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赣10民终35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黄祝君，男，汉族，1955年5月5日出生，住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太伦，江西赣兴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西冠纺服饰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江西省抚州市南城县万坊镇原中心小学内，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1021MA37XADW0H。法定代表人：陈进昌，该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进昌，男，1990年8月21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以上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黎华华，江西英民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以上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杨琦，江西英民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上诉人黄祝君因与被上诉人江西冠纺服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冠纺公司）、陈进昌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南城县人民法院（2020）赣1021民初15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黄祝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黎华华，被上诉人冠纺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太伦到案参加庭询。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祝君的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江西省南城县人民法院（2020）赣1021民初1528号民事判决书第一、二项判决；2、请求支持上诉人原审诉求事项，判决两被上诉人相互连带责任向上诉人支付薪酬待遇160万元；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关于《黄祝君代持股期间薪酬结算协议》的效力问题，《黄祝君代持股期间薪酬结算协议》第6条明确约定：“该协议受偿人签字，应偿公司盖章即生效”该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依合同法第三十二条成立，应受到法律保护。一审司法鉴定意见证明，“黄祝君代持股份期间薪酬结算协议”印文章是真实的，协议是先打印文字后盖印的。否定了冠纺公司对我伪造印章，或在盖有冠纺公司印章的空白A4纸上打印协议的陈述。一审法院认为“黄祝君代持股期间薪酬结算协议”无法确认系依法成立，属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是错误的裁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第2款规定，“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对执行其工作任务的人员职权范围内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代持股权协议书》第四条第1款：“乙方（上诉人）在代持股期间的薪酬待遇由公司与乙方书面协议”，该条款明确表示薪酬待遇由公司与乙方书面协议，并没有要求薪酬待遇协议需法定代表人或其他经办人签名和盖章生效。我在江西冠纺服饰有限公司成立后，履行了生产管理责任、为公司做出了巨大贡献。我提供了尼日利亚绿卡、公司成立时的相关材料、《代持股权协议书》、《股权转让协议》、上诉人对订单生产的工作安排等相关材料作为佐证，证明“薪酬结算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被上诉人冠纺公司、陈进昌辩称：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冠纺公司和陈进昌从未与黄祝君协商过代持股期间薪酬事宜，也从未与黄祝君签订过任何有关于薪酬结算的协议，黄祝君所提交的《黄祝君代持股份期间薪酬结算协议》系其伪造，其于上诉状中所述内容皆与事实不符。冠纺公司和陈进昌一审中提交的第三组证据可以充分证明《代持股协议书》是在2020年8月17日经黄祝君与张美香反复修改后才确定的文本，打印时间2018年5月9日更是按黄祝君要求确定的，故黄祝君提交的《代持股协议书》不可能在2018年5月9日签订的，更不可能与冠纺公司提交的《代持股协议书》是两份不同的协议。《黄祝君代持股份期间薪酬结算协议》是以《代持股协议书》为前提，并正好能对应上《代持股协议书》上的第四条第1项和打印的签订时间（该内容都是黄祝君修改确定的，此事实有冠纺公司和陈进昌一审中提交的第三组证据可以证明）。冠纺公司和陈进昌在2020年8月24日领取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的通知书前根本不知道有《黄祝君代持股份期间薪酬结算协议》的存在，代持股协议确系陈进昌所签，但是2020年8月18日签订的，是为了规避因黄祝君在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8月1日被恢复执行的江西省金桥担保有限公司案件牵连冠纺公司，而非黄祝君所称的其手持的代持股协议当时2018年5月9日就客观存在。2、涉案《黄祝君代持股份期间薪酬结算协议》中巨额代持股薪酬与冠纺公司的企业效益不符，与签订《代持股协议书》的目的不符，与常理不符。冠纺公司在黄祝君代持股期间，2018年度的净利润为23530.88元，2019年度的净利润为61526.58元，2020年1月份至5月份的净利润为-11994.25元（有资产负债表、利润表证明）其次，以黄祝君名义代持股权的初衷，是应南城县政府的要求，是为南城县政府完成外资任务，而不是为了享受外资企业优惠政策。第三，《代持股协议书》是2020年8月18日为规避因黄祝君在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执行案件牵连冠纺公司签订，冠纺公司又与黄祝君签订《黄祝君代持股份期间薪酬结算协议》，确认要给与黄祝君160万元代持股权报酬，将冠纺公司牵连进黄祝君的执行案件，显然与签订《代持股协议书》的目的相悖。第四，《黄祝君代持股份期间薪酬结算协议》形式上也与常理不符，作为支付代持股期间的巨额薪酬的协议，没有被代持股权人陈进昌的签字及意思表示，也没有公司股东会决议同意或其他股东签字，仅以一枚公章就予以确定，完全不符合常理。3、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黄祝君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冠纺公司、陈进昌相互连带向黄祝君支付薪酬待遇160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黄祝君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黄祝君持有尼日利亚国绿卡，其于2018年5月23日以外国自然人独资形式登记成立了冠纺公司，股权登记为黄祝君100%独资，但实际投资人、法定代表人为陈进昌，黄祝君只是以其名义代持股权。黄祝君与陈进昌约定：代持股权期间，陈进昌有权将公司股东权益转移到其指定的任何第三人名下，黄祝君须无条件同意，并提供协助和便利。2020年5月7日，黄祝君与陈进昌、叶凤花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根据协议黄祝君与陈进昌于同年5月8日结束股权代持关系，黄祝君将全部股权转让至陈进昌（95%）和叶凤花（5%）名下，并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尔后，黄祝君在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涉案被执行，黄祝君因此向该院提交了《黄祝君代持股份期间薪酬结算协议》，认为其在冠纺公司享有160万元到期债权。为此，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下达（2020）赣01执恢184号通知书，要求冠纺公司执行该到期债权。2020年8月26日，冠纺公司就该通知提出执行异议，认为黄祝君提供的结算协议公司完全不知情，该协议不是公司行为，并向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了执行异议申请书。为此，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中止了对冠纺公司的执行。2020年9月14日，冠纺公司申请对《黄祝君代持股份期间薪酬结算协议》的文字形成时间、印章形成时间、印章真伪、印章与文字的形成先后顺序进行司法鉴定。一审法院根据该申请，依法委托了江西神州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该鉴定中心于2020年11月6日作出（2020）文鉴字第224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为：1、2020年5月7日的《黄祝君代持股份期间薪酬结算协议》原件落款委托公司处的“江西冠纺有限责任公司”印文与样本印文是同一印章印文；2、2020年5月7日的《黄祝君代持股份期间薪酬结算协议》原件落款委托公司处的“江西冠纺有限责任公司”印文与打印文字的先后顺序为先打印后盖印印文。一审法院另查明，案外人张美香系陈进昌母亲，是冠纺公司的管理人之一。2020年8月17日，为明确黄祝君之前的冠纺公司的代持关系，张美香与黄祝君进行了微信聊天，聊天记录证明：8月17日晚19时04分，张美香发给了黄祝君个人代持股份协议稿，然后双方就此进行了微信沟通；同日晚21点25分，黄祝君微信让张美香看一下个人代持协议书，并称“如果可以，叫你儿子签好字就可以了，一定要把时间签到公司注册的那个时间，马上告诉我可不可以，明天一早我到你那里去签好字，然后给我一份，我好先去法院阻止他们进行下一步工作”，张美香回复“可以”，黄祝君又回复“那明天早上我就去你公司签字，你要叫你儿子签好字，早上几点去公司拿这代持协议”；2020年8月17日晚20时18分，黄祝君与张超（冠纺公司管理人之一）微信聊天，黄祝君问“公司公章在哪里呀”，张超回复“我不知道，这些东西我都没去管”，黄祝君又问“原来不是放在办公司抽屉里的吗”，张超回复“原来是放办公室的，后面我就不知道了”，黄祝君又问“谁拿去了，本来与文件袋装放在一起的呀”。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追索劳动报酬纠纷，劳动者提供了劳动，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支付报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规定：劳动者以用人单位的公司欠条为证据向人民法院起诉，诉讼请求不涉及劳动关系其他争议的，视为拖欠劳动报酬，按照普通民事纠纷审理。在本案中，黄祝君提交盖有冠纺公司公章的薪酬结算协议主张劳动报酬，虽未经劳动仲裁前置，但根据上述司法解释，一审法院应按照普通民事纠纷直接受理。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黄祝君代持股份期间薪酬结算协议》的效力问题。黄祝君在本案中提供的薪酬结算协议，加盖了冠纺公司的公章，但无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人签字。一审法院认为，尽管公章是公司对外作出意思表示的重要外在表现形式，但法律并未规定法定代表人以外持有公司公章的人仅凭持有公章的事实就能直接代表公司意志，能够对外代表公司的人一般仅有法定代表人，而法定代表以外的其他人以公司名义对外为民事法律行为需要由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进行授权。结合本案的证据，根据鉴定意见可以认定黄祝君提供的《黄祝君代持股份期间薪酬结算协议》所加盖的公章系冠纺公司的公章，但从黄祝君与张美香、张超的聊天记录可以推定黄祝君提供的《代持股权协议书》应该是在2020年8月17日后补签的，那么根据该协议而签订的薪酬结算协议也只能是在2020年8月17日以后，故黄祝君提供的这2份协议落款的时间均不真实；同时，薪酬结算协议涉及的报酬每年达80万元，而该协议既没有法定代表人签名也没有经办人签名，且盖公章的经手人一直不明，有违常理，故上述协议无法确定系依法成立，黄祝君依该协议提起诉讼，属证据不足，待有相关证据佐证后，可再另行主张。为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黄祝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9200元，减半收取9600元，由黄祝君负担。二审期间，被上诉人冠纺公司、陈进昌提交了一份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上上诉人被执行案件信息，证明上诉人向张美香、陈进昌隐瞒了其代持冠纺公司股权前就已有多起、合计金额超过千万元的巨额债务被执行案件的事实。上诉人黄祝君发表质证意见：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与本案无关，有些案件已经执结了，实际欠款不到400万。本院认证意见：上诉人对真实性不持异议，真实性予以确认。与本案无关，不予确认。上诉人黄祝君对一审查明事实无异议，认为2020年8月17日晚20时18分，黄祝君与张超微信聊天遗漏了张超说的“要不是会计吧，其他人也用不到，要不就是上次注销什么东西用了吧”。被上诉人冠纺公司、陈进昌对一审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二审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黄祝君代持股份期间薪酬结算协议》真实性及法律效力问题。黄祝君上诉称，1、《代持股权协议书》第四条约定：“乙方（上诉人）在代持股期间的薪酬待遇由公司与乙方书面协议”，该条明确表示薪酬待遇由公司与乙方书面协议；2、冠纺公司根据《代持股权协议书》上述约定在《黄祝君代持股份期间薪酬结算协议》加盖了公章，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3、其为冠纺公司做出了巨大贡献，《黄祝君代持股份期间薪酬结算协议》真实合法有效。被上诉人冠纺公司、陈进昌主张，1、《代持股协议书》是2020年8月17日为规避黄祝君在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案件牵连冠纺公司而签订；2、未与黄祝君签订过任何有关于薪酬结算的协议，陈进昌未在该协议签名，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3、冠纺公司在黄祝君代持股期间经济效益极差，给与黄祝君每年80万元的巨额股薪酬不合常理。关于《黄祝君代持股份期间薪酬结算协议》的真实性问题，双方当事人各执一词。根据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本院结合双方当事人所举证及陈述分析如下：1、关于《代持股权协议书》。一审法院根据黄祝君与张美香、张超的聊天记录推定黄祝君提供的《代持股权协议书》应该是在2020年8月17日后补签的。二审庭询中，经上诉人黄祝君的代理人当庭拨打黄祝君的电话。黄祝君表述，其一审中提交的落款为2018年5月9日的《代持股协议书》是2020年8月17日补签的。2、关于《黄祝君代持股份期间薪酬结算协议》。黄祝君称系根据《代持股协议书》的约定，冠纺公司与其签订《黄祝君代持股份期间薪酬结算协议》并加盖公章。经查，《黄祝君代持股份期间薪酬结算协议》落款时间为2020年5月7日。前述，黄祝君已自认《代持股协议书》是2020年8月17日补签，此时双方尚未签订《代持股协议书》，黄祝君称根据《代持股协议书》签订《黄祝君代持股份期间薪酬结算协议》显不成立。黄祝君亦未提供证据双方在2020年8月17日《代持股协议书》签订前，已口头约定或有其他证据证明双方达成合意就黄祝君代持股期间薪酬待遇由公司与其书面协议。根据2020年8月17日黄祝君和张美香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双方补签《代持股协议书》的真实意思表示是为了阻止法院对冠纺公司的执行，并非对之前黄祝君持股期间协议已履行情况的倒签合同。3、被上诉人否认与黄祝君签订了《黄祝君代持股份期间薪酬结算协议》，该协议仅加盖了冠纺公司公章，未有法定代表人签名，结合前述该协议真实性存疑。黄祝君仅凭该协议向公司主张巨额劳动报酬，亦未举证该报酬与其在冠纺公司劳动产生的价值相当。综上所述，黄祝君所举证据不足，不能充分支持其诉请，其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9200元，由上诉人黄祝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黎 璆审判员 王一敏审判员 万燕飞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九日书记员 李恒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