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4民初15771号原告：杨玉昌，男，1979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花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桂玲，广东谨然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红波，广东谨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市花都区新雅街团结村鲶鱼岗经济合作社，住所地广州市花都区新雅街团结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N1440114725033133H。法定代表人：杨国柱。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爱珍，广东合誉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政府新雅街道办事处，住所地广州市花都区新雅街雅源中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40114007486234F。负责人：杜建军。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晖，广东誉理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杨玉昌与被告广州市花都区新雅街团结村鲶鱼岗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鲶鱼岗经济社）、第三人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政府新雅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新雅街道办）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9月25日立案受理，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杨玉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桂玲、吴红波，被告鲶鱼岗经济社的法定代表人杨国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爱珍，第三人新雅街道办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晖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玉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涉案鲶鱼岗领地（土名“鱼岗岭”）土地的青苗补偿款及一次性耕作补助费61.6763亩×5万元/每亩=3083815元归杨玉昌所有；2.请求判令鲶鱼岗经济社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3年5月1日，鲶鱼岗经济社与杨玉昌签订《承包合同》，合同约定：“鲶鱼岗经济社将鲶鱼岗岭地租给杨玉昌。租赁时间为2013年5月1日起至2033年5月1日止共贰拾年。租金为每一年承包款4800元。如遇国家征收，，地款归甲方鲶鱼岗经济社鲶鱼岗经济社）所有，原有的树木、果树归甲方所有，新种的树木、果树归乙方（杨玉昌）所有，乙方所建的建筑物补偿甲方占20%，其余归乙方所有。”杨玉昌签订上述《承包合同》后，作为涉案土地的承租人，合法使用涉案土地，并交纳了租金。现在，因白云机场三期扩建工程，涉案土地在征收范围之内，经测量，涉案地块面积为61亩，青苗补偿款按5万元/亩计算。杨玉昌承租涉案土地后，在土地上种植了树木、青苗等植物，杨玉昌是涉案土地的实际使用人，也是涉案地上树木、青苗等植物的所有权人，根据涉案《承包合同》约定以及《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规定，涉案土地被征用的青苗补偿款应归杨玉昌所有。因此，杨玉昌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望依法判决。鲶鱼岗经济社辩称，一、杨玉昌诉请其承租的鲶鱼岗岭土地约61亩违背客观事实，为不实陈述。《承包合同》明确约定涉案土地的范围内均原有荔枝树，自原有荔枝树以外不在本合同范围内。《承包合同》第一段明确约定：鲶鱼岗经济社将涉案土地出租给杨玉昌，东边、南边和西边在原有荔枝树以外不在本合同范围内。注（东北角近东湖村边的岭尖，在原有种落的旧荔枝树最东边的一棵为界线，以东的空地不在本合同范围内）。以上合同约定内容，明确了以下事实：涉案土地在签订涉案合同时已经种植有荔枝树；荔枝树以外的范围就不属于涉案土地的范围。按照测量队测量，种植有荔枝树的土地范围约为21亩。故杨玉昌主张其承租的土地面积为61亩为不实陈述。鲶鱼岗岭的土地除了杨玉昌承租的约21亩之外，另外还由案外人杨国豪、李金堂、邓志勇各承包或承租。鲶鱼岗经济社于2001年11月6日和杨国豪签订《土地租赁合同》，约定由杨国豪承租鲶鱼岗岭山头地，位于村旧卫生站背后600平方，租赁期限至2031年11月6日止。鲶鱼岗经济社于2009年4月22日与李金堂签订《山地承包合同》，约定鲶鱼岗经济社将鲶鱼岗岭周边空地出租给李金堂种养，租赁时间从2009年5月1日起至2029年5月1日。鲶鱼岗经济社于2009年4月2日与邓志勇签订《租赁合同》，约定将鱼岗岭脚山塘水面租给乙方使用，租期为八年。以上三人承租的山头地、空地、山塘与杨玉昌承租的有荔枝林的土地面积共同组成了鱼岗岭，因此杨玉昌主张其承租了整个鱼岗岭61亩显然与事实不符。二、杨玉昌承租土地后，没有新种树木、果树。杨玉昌承租涉案土地时，其上已经种植了荔枝树，该荔枝树是由鲶鱼岗经济社的祖辈种植的，并非杨玉昌种植，这一点从以下可以证实：合同第一段中的“原有荔枝树”、“原有种落的旧荔枝树”以及“荔枝树外不在本合同范围内”的表述说明涉案土地在杨玉昌承租时有荔枝树。2020年9月9日，鲶鱼岗经济社召集生产队长、社员代表，并邀请征地办测量组和鱼岗一队征地工作人员对鱼岗岭青苗附着物进行测量，在对杨玉昌承包的鱼岗岭合同范围内青苗进行清点时，杨玉昌在现场承认没有种植果树、林木等青苗附着物，这一点征地办的工作人员予以证明。现场的荔枝林的树龄远远超过杨玉昌承租土地的时间，这一客观事实，通过查看荔枝树的树龄即可得知。三、由于杨玉昌没有新种植树木、果树，其不具备主张青苗补偿款的事实基础和法律基础。首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地上附着物以及青苗补偿费用应为地上附着物以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故杨玉昌能否有权取得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款的前提为，其是否是青苗的所有者。很明显，杨玉昌并没有在涉案上进行耕种，既没有种植任何青苗、也没有建设任何地上附着物，故其不具备法律规定的取得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款的前提。其次，根据《承包合同》第（四）项的规定，如遇国家征收，，地款归甲方所有原有树木、果树归甲方所有，新种的树木、果树归乙方所有，这就说明在杨玉昌新种植了青苗的情况下，青苗款才归杨玉昌所有，但正如上文所述，杨玉昌并没有在涉案土地新种植树木、果木，其当然无权主张地上附着物以及青苗补偿款。四、鲶鱼岗经济一、二、三社是涉案土地的共同权利人，至今该三个经济社并没有取得涉案土地的青苗补偿款，杨玉昌请求判令涉案土地的青苗补偿款归其所有没有事实基础。综上所述，杨玉昌并没有在涉案上新种植任何果木、树木，谎称其实涉案土地上的果树、树木的所有权人，虚假陈述承租了鲶鱼岗岭的全部土地，其请求不具有法律依据和事实基础，请求驳回杨玉昌的全部诉讼请求。新雅街道办述称，根据我方与鲶鱼岗经济社及广州市花都区新雅街团结经济联合社签订的补偿协议第三条的约定，由于乙方（鲶鱼岗经济社）与原承租人对上述构筑物存在争议，因此我方将相应补偿款向广州市花都区新雅街团结经济联合社支付，由团结经济联合社代管，待乙方（鲶鱼岗经济社）与原承租人协商解决，或等法院判决书后再由鲶鱼岗经济社支付。涉案土地青苗补偿款按亩数计算，无论地上种有什么农作物、青苗，均有3.5万元/每亩青苗补偿费、1.5万元/每亩耕作补助费，合计5万元/每亩支付。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3年5月1日，鲶鱼岗经济社（甲方）与杨玉昌（乙方）签订《承包合同》，约定，甲方将鲶鱼岗岭承包，东边、南边和西边在原有荔枝树以外不在本合同范围内。注（东北角近东湖村边的岭尖，在原有种落的旧荔枝树最东边的一棵为界线，以东的空地不在本合同范围内）。租赁时间从2013年5月1日至2033年5月1日共20年，每一年承包款4800元，每年5月30日前乙方要交齐当年承包款，先交租后使用，如遇国家征收，，地款归甲方所有原有的树木、果树归甲方所有，新种的树木、果树归乙方所有，乙方所建的建筑物补偿甲方占20%，其余归乙方所有。合同期满后一切树木、果树、建筑物及附属物等一切归集体所有。由征地之日起双方合同自行终止，当年承包款按承包时间计算多余退回乙方。合同签订后，鲶鱼岗经济社将地块交付杨玉昌使用，杨玉昌已经付清了2020年4月30日之前的承包费。2020年11月17日，新雅街道办（甲方）、鲶鱼岗经济社（乙方）与广州市花都区新雅街团结经济联合社（丙方）签订《机场三期扩建工程项目青苗及简易建（构）筑物征收补偿协议》，约定，甲方征收乙方位于团结村鲶鱼岗经济合作社第一、第二、第三村民小组（土名：鱼岗岭）的集体土地，涉及征收乙方集体土地上的青苗面积61.6763亩和团结村鲶鱼岗经济社第一村民小组青苗面积26.8985亩，青苗面积合共88.5748亩。甲方按花府办﹝2016﹞12号方案，征地青苗补偿费及一次性耕作补助费合共按50000元/亩的标准计算，需补偿给乙方青苗补偿款为88.5748亩×50000元/亩=4428740元。甲乙丙三方同意对征收乙方的建（构）筑物、出租经营补贴等实行一次性货币补偿，补偿金额：257790元。上述两项补偿款4686530元。由于乙方与原承租人对上述建（构）筑物、青苗的补偿款存在争议，因此本协议签订生效后30日内，甲方将上述补偿款4686530元一次性支付给丙方代管，待乙方与原承租人协商解决，并提供相关协议或法院判决书后再由丙方支付。诉讼中，本院组织各方前往现场进行勘查，各方一致确认现场情况如下：杨玉昌与鲶鱼岗经济社就杨玉昌使用土地四至的最西面和最北面无争议，本院已对无争议的西面和北面拍照确认，双方对于最南面和最东面有争议，鲶鱼岗经济社认为最南面和最东面分别都有荔枝树头，并向本院指认了荔枝树头，杨玉昌认为最东面至机场跑道旁的土坡上之前有荔枝树，现在已无法指认，最南面在鲶鱼岗经济社指认位置，再向南几百米以前也有荔枝树，现在已无法指认。现场已无建筑物、构筑物，树已被砍伐，只留下树桩，土地上还有一些竹子、杂草、喇叭花。依照上述勘查时双方各自指认的地块位置，本院向新雅街道办发函询问，新雅街道办向本院复函称，一、关于贵院要求提供涉案土地从2010年开始至当前且以每半年为周期的卫星图片，因我街规资所电脑系统仅能按年度查询，且2011年的图片缺失及2020年的图片尚未更新，现提供涉案土地从2010年至2019年（除2011年外）的卫星影像图片。（详见附件1）二、我街仅对被征收土地进行整体测量，测量得出鲶鱼岗经济社鱼岗岭上的面积为62.46亩，其中青苗面积61.6763亩、建构筑物占地面积0.7837亩。关于本案中杨玉昌在鲶鱼岗经济社的承包地面积，因双方无到观场进行有效指认，以致未开展承包地面积的确认及测量工作。但我街接到贵院的调查函后，针对杨玉昌及鲶鱼岗经济社，各自在法院提供卫星图片上指认的杨玉昌使用的土地区域，利用软件通过卫星影像进行测量，得出杨玉昌指认的其使用区域的面积约为42.9258亩（详见附件2)，鲶鱼岗经济社指认的杨玉昌使用区域的面积约13.0882亩（评附件3），以上数据由贵院自行决定采纳与否。附件为：1.涉案土地卫星图9张；2.杨玉昌指认区域面积测量估算图；3.鲶鱼岗经济社指认区域面积测量估算图。附件中9张卫星图上显示的鱼岗岭地块上被绿色覆盖的区域并无发生变化。诉讼中，杨玉昌与鲶鱼岗经济社对于杨玉昌承包的地块面积、、地块交付时的状态杨玉昌有无在地块上种植青苗各执一词。杨玉昌认为，杨玉昌承包的鱼岗岭面积61.6763亩，鲶鱼岗经济社认为，鱼岗岭内种有荔枝树的范围是杨玉昌承租的土地，面积约21亩。关于交付时的状态，杨玉昌陈述，交付时土地上有几十棵荔枝树。鲶鱼岗经济社陈述，交付使用时土地上种有树龄20年左右的荔枝树，数量有几百棵，布满了20多亩的面积。关于杨玉昌有无在土地上种植青苗，杨玉昌于庭审中陈述，其承包土地用于培养花苗、树苗，主要种植的是观赏花卉，购买了两三万元花苗，其种植的花苗有一些已经卖给其他人了，还有一些树都已经被砍伐了。现场勘查时，杨玉昌陈述，其在涉案地块上没有种过树，但有种植花苗和竹子，除了营养杯中的花苗外，其还在土地上种植了喇叭花。杨玉昌提交照片拟证明其上述陈述，照片并未显示地块上有树木，显示地块上有一些绿色植物，无法看出有人对绿色植物看管维护，其中3张照片显示在地上堆放了一些黑色塑胶袋，塑胶袋内有花苗，花苗并未直接种植在土地里。鲶鱼岗经济社对杨玉昌提交的有黑色塑胶袋的3张照片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余照片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鲶鱼岗经济社认为，塑胶袋内是未种植到土地内的营养杯，是培育花苗用的，查看现场时杨玉昌否认营养杯属于其所有，杨玉昌并未种植过新的树木和花苗，从其提交的2011年至2019年的卫星图可看出双方签订合同之前涉案地块上已经布满了树木，涉案地块上的荔枝树是由鲶鱼岗经济社种植的，现在已经被砍伐了。鲶鱼岗经济社提交照片、2011年-2019年卫星图、情况说明等拟证明其上述陈述。本院认为，杨玉昌与鲶鱼岗经济社签订的《承包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无其他影响合同效力的因素，合同成立有效，双方均应恪守履行。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涉案青苗补偿款的归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双方签订的《承包合同》中亦明确了“如遇国家征收，，地款归甲方所有原有的树木、果树归甲方所有，新种的树木、果树归乙方所有”，依照法律规定和双方约定，本案的青苗补偿款应当归属青苗的所有者所有。从双方签订合同约定可知，，地块交付使用时存在鲶鱼岗经济社种植的青苗故杨玉昌应当对其在承包地块后种植青苗的情况负举证责任，包括种植了什么青苗、种植的面积等，本院认定杨玉昌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承包地块后种植了青苗，具体原因如下：首先，杨玉昌作为地块的承包人，应当对其种植青苗的青苗清晰了解，其在庭审中与现场勘查时对其种植青苗的情况陈述不一；其次，现场勘查时地块上的树木已经被砍伐，虽有喇叭花和竹子，但与杂草一起随意生长，无法看出是被人照料管理专门种植的青苗；再次，杨玉昌对其种植青苗的情况提交的证据仅有照片，照片中虽显示有一些黑色塑胶袋内的花苗，但并未种植到土地内，可随意挪动，本院组织各方前往现场勘查时也未见到上述花苗，青苗补偿款的实质是对因征收导致无法收割青苗对承包人因此遭受损失进行的补偿，综上，杨玉昌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在承包后另行种植了青苗，杨玉昌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杨玉昌主张青苗补偿款3083815元归其所有，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杨玉昌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1471元，由原告杨玉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白一帆人民陪审员  朱晓英人民陪审员  曾桂妹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三日法官 助理  李诗琪书 记 员  孙诗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