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51民初6254号原告：上海五轮锁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崇明区。法定代表人：陈延礼，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小敏，男。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亚忠，上海市申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天津市山祺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法定代表人：仲卉，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琦，天津瀛港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上海五轮锁业有限公司(以下在判决主文前简称“上海五轮公司”)与被告天津市山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在判决主文前简称“天津山祺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3日立案后，因原告申请诉讼保全，本院于2020年8月7日作出民事裁定，依法冻结、查封、扣押被告名下银行存款2,152,166.58元或等值的其他财产。被告于答辩期间向本院提交管辖权异议申请，本院作出驳回被告申请裁定，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维持原裁定。2020年11月10日本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上海五轮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延礼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小敏，被告天津山祺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琦到庭参加诉讼。因案情复杂，2021年3月1日本院依法裁定适用普通程序，于2021年3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上海五轮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小敏、黄亚忠，被告天津山祺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上海五轮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支付货款2,152,166.58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案件受理费、保全费、律师费。在庭审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支付货款2,152,166.58元；2.判令被告以2,152,166.58元货款为本金，自2020年9月1日起至实际偿付之日止，按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3.本案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被告从2000年起开始合作关系，口头约定经销自行车车锁业务，并约定货款结算周期为60天，即原、被告双方业务人员每月向双方法定代表人上报产品销售型号、数量，然后由双方法定代表人依据市场情况、销售数量、补差价、残次品退款等多种因素，经协商最终确定当月货款金额，双方确认无误后，由原告向被告当月开具增值税发票，账期二个月结清货款，此交易习惯已延续近二十年。2018年5月2日，原、被告签订代理销售协议，现该协议已到期，原告已书面通知被告终止双方之间的合作。目前被告尚结欠原告货款2,152,166.58元，原告经多次催讨无果，故诉至法院。被告天津山祺公司辩称，1.2018年5月2日签订的代理销售协议在天津山祺公司的签名处为一图案，签属人不明，协议尾部上海五轮公司签署的日期为事后添加，与天津山祺公司签署日期明显为同一人所书，因此，该协议无法律效力。2.法院因原告申请依职权向有关税务机关调取的税务抵扣信息，已过举证期限，不应组织质证，更不应将其作为判案的依据。3.2020年1月份上海五轮公司只开具20张增值税发票，未提交相应的送货单，故其所主张593,896.87元的货款无合法的依据。4.2020年4月份上海五轮公司所开具20张增值税发票，仅提交一张送货单(单号：SQK-20018)，故其所主张200,000元的货款无合法的依据。5.2020年5月份上海五轮公司开具7张增值税发票和6份送货单，但被告签收的送货单上只载明货物的型号、数量，没有价格和金额，故其所主张565,809.86元的货款无合法的依据。6.2020年6月份上海五轮公司虽开具了13张增值税发票和13份送货单，但经被告签收的送货单上只载明货物的型号、数量，没有价格和金额，故其所主张792,459.85元的货款无合法的依据。7.另上海五轮公司总经理陈延礼认可向被告补偿销售差价1,100,000元，已基本上与原告2020年5、6月提供的货物及原告单方终止合作关系给被告造成的损失相互抵消，被告不应再有支付货款的义务。综上所述，请求本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经审理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被告从2000年起开始合作关系，口头约定经销自行车车锁业务。2018年5月2日，原、被告及案外人日本五轮签订为期二年的代理销售协议，该协议第六条约定：甲(即本案原告)乙(即本案被告)结账日期为每月25日，以出货单为准，开具增值税发票，账期为60天。协议签订后，原、被告双方业务人员每月向双方法定代表人上报产品销售型号、数量，然后由双方法定代表人依据市场情况、销售数量、补差价、残次品退款等多种因素，经协商最终确定当月货款金额，经双方确认无误后，由原告向被告当月开具增值税发票，账期二个月结清货款。另查明，2019年11月原告向被告开具了2,508,488.60元增值税发票，2020年1月21日被告支付货款2,149,236.20元(欠付货款359,252.40元，后于2020年4月30日在支付2020年1月货款时补付)；2019年12月原告向被告开具了2,867,185.33元增值税发票，2020年3月27日被告分二次共支付货款2,867,185.33元；2020年1月原告向被告开具了1,792,059.30元增值税发票，2020年4月30日被告支付货款1,557,414.83元(其中包括补付2020年1月欠付的货款359,252.40元)，被告未付货款593,896.87元；2020年3月原告向被告开具了2,184,543元增值税发票，2020年5月29日被告支付货款2,184,543元；2020年4月原告向被告开具了1,736,974.71元增值税发票，2020年6月29日被告支付货款1,536,974.71元，被告未付货款200,000元；2020年5月原告向被告开具了565,809.86元增值税发票，被告未支付货款；2020年6月原告向被告开具了792,459.85元增值税发票，被告未支付货款。现原告以被告拖欠2,152,166.58元货款为由，向本院提起诉讼。再查明，原告陆续向被告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被告已入账抵扣。以上事实由原、被告签订的代理销售协议、送货单、银行客户收付款入账通知、增值税专用发票、原、被告陈述及证人证言等证据予以佐证。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原告上海五轮公司已按约履行了供货义务，但被告天津山祺公司仅按约定支付了部分货款，显属违约，理应支付剩余货款。针对被告天津山祺公司关于原告上海五轮公司向其主张总计货款2,152,166.58元无合法依据的辩解。本院认为，根据原、被告延续近二十年的交易习惯，原、被告双方业务人员每月向双方法定代表人上报产品销售型号、数量，然后由双方法定代表人依据市场情况、销售数量、补差价、残次品退款等多种因素，经协商最终确定当月货款金额，双方确认无误后，由原告向被告当月开具增值税发票，且增值税发票已载明了产品的型号、数量、价格和金额，账期二个月结清货款，双方从无异议，且增值税发票被告已入账抵扣，故被告的辩解，本院不予采纳。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货款2,152,166.58元，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被告天津山祺公司关于2018年5月2日签订的代理销售协议在天津山祺公司的签名处为一图案，签属人不明，协议尾部上海五轮公司签署的日期与天津山祺公司签署的日期系事后添加，且为一人所书，因此，该协议无法律效力的辩称。本院认为，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被告天津山祺公司理应向本院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上述签名非天津山祺公司法定代表人仲卉所书，但被告天津山祺公司至今未提供，因此，被告天津山祺公司的该项辩解，本院不予采纳。被告天津山祺公司关于法院依职权向有关税务机关调取的税务抵扣信息，已过举证期限，不应组织质证，更不应将其作为判案的依据的辩解。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但原告方因客观原因不能向有关税务机关查阅被告方的税务抵扣信息，本院依据原告申请，依职权调取，并组织当庭质证，并无不当，被告天津山祺公司的该项辩解，本院不予采纳。被告天津山祺公司关于原告上海五轮公司总经理陈延礼曾表示可向被告补偿销售差价1,100,000元的辨称。本院认为，是否补偿、如何补偿双方至今未达成合意，且陈延礼已作否认，因此被告天津山祺公司的辩解，本院难予采纳。根据双方的交易习惯，货款应在开具增值税发票起60日内支付，现被告逾期未支付货款，故原告主张被告从2020年9月1日起至实际偿付之日止，按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据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天津市山祺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上海五轮锁业有限公司货款2,152,166.58元；二、被告天津市山祺科技有限公司以2,152,166.58元货款为本金，自2020年9月1日起至实际偿付之日止，按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向原告上海五轮锁业有限公司支付逾期付款利息。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4,017元、保全费5,000元，计29,017元，由被告天津市山祺科技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茅玲玲审 判 员  范 彬人民陪审员  龚 华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五日书 记 员  蔡榆柠附：相关法律条文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第一百一十四条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式。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