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1)鲁01民初781号 原告：山东中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 法定代表人：王义海，执行董事。 被告：浙商煤炭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 法定代表人：汤燊，董事长兼总经理。 被告：浙江省商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 法定代表人：程涛，董事长。 被告：浙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 法定代表人：李宗圣，董事长。 被告：浙江浙商典当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 法定代表人：许齐华，董事长。 被告：浙商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 法定代表人：徐国庆，董事长。 被告：浙商糖酒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 法定代表人：王卫华，总经理。 被告：济南国铁能源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 法定代表人：李保坤，执行董事。 原告山东中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中通公司）与被告浙商煤炭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煤炭公司）、浙江省商业集团有限公司、浙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浙商典当有限责任公司、浙商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商糖酒集团有限公司、济南国铁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济南国铁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1月29日立案。 山东中通公司诉称：1.依法判令被告浙商煤炭公司、被告济南国铁公司赔偿原告经济损失6195万元。2.依法判令被告浙江省商业集团有限公司、浙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浙商典当有限责任公司、浙商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商糖酒集团有限公司对被告浙商煤炭贸易有限公司的赔偿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诉讼费、财产保全费以及财产保全保险费、律师代理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0年10月，被告浙商煤炭公司与济南国铁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被告浙商煤炭公司及王贵团许诺保证济南国铁公司的利润，并承诺给李保坤控制的山东纵驰商贸有限公司提供资金和业务支持。被告浙商煤炭公司为了满足上级部门的风控要求，要求李保坤提供形式担保，李保坤在未经原告股东同意，按照原告已经废止的公章印模，私刻公章出具了担保函。此后，王贵团从人、财、物到公章、业务全面接管和控制济南国铁公司，并利用被告浙商煤炭公司以预付款形式，支付给济南国铁公司资金，将济南国铁公司的注册资本由1008万元增资至5000万元。被告浙商煤炭公司法定代表人王贵团通过宣广平、王程伟合并持有济南国铁公司90%的股份，李保坤持股不足10%。被告浙商煤炭公司形成同时操纵买方和卖方的交易格局。此后一年时间内，在被告浙商煤炭公司的操纵和济南国铁公司的配合下，基于极端不平等的非公允交易、严重的投资决策失误和肆意私分国有资产等因素，济南国铁公司形成对被告浙商煤炭公司约2.5亿余元的“账面欠款”。 2012年前后，被告浙商煤炭公司为应对上级公司检查、掩盖上述巨额亏空，又出资500万元在济南国铁公司和被告浙商煤炭公司之间进行循环转账，并虚开增值税发票，制造被告浙商煤炭公司与济南国铁公司存在“正常交易”的假象；同时利用虚假转账和虚假合同将2.5亿元账面欠款进行分拆，浙商煤炭公司编造《合同展期协议》将上述剩余2亿余元的亏空伪装成该协议所列的已经履行完毕的15份“合同”项下债权，串通济南国铁公司签订了虚假的《合同展期协议》，并且诱骗和胁迫李保坤于2012年10月利用其私刻的原告印章，再次以原告名义签订了涉案的《关于担保函的补充约定》。2014年1月7日，浙商煤炭公司发现再也无法掩盖2.5亿元亏空的情况下，为了推脱责任，在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利用虚假的合同和担保合同，分别以2.2亿元和5500万元的标的起诉原告和李保坤，要求原告承担担保责任。案号分别为(2014)浙杭商初字第9号、(2014)浙杭商初字第10号。并且申请了财产保全，查封了原告以及李保坤的全部财产。(2014)浙杭商初字第9号案件财产保全措施由被告浙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被告浙江浙商典当有限责任公司提供了担保，(2014)浙杭商初字第10号案件由被告浙商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浙商糖酒集团有限公司提供了担保。 (2014)浙杭商初字第9号案件因管辖错误，原告提起管辖权异议后被杭州中院驳回，原告上诉到浙江高院仍旧被驳回，原告申请再审后，经最高人民法院再审后于2015年6月16日作出裁定，指定浙江高院按照一审程序审理该案。被告浙商煤炭公司向浙江高院申请承接杭州中院的财产保全措施，并由被告浙江省商业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浙江高院于2015年9月28日作出裁定，继续冻结已经保全的财产。2016年5月4日浙江高院作出(2015)浙商初字第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浙商煤炭公司的起诉，浙商煤炭公司上诉后，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浙江高院应继续审理该案，浙江高院于2017年8月作出(2017)浙民初6号民事判决，判决原告败诉，应承担担保责任，原告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25日作出(2017)最高法民终892号民事判决书，以担保的主债权合同系伪造、担保合同以及伪造的主债权合同的签订系由被告浙商煤炭公司主导，目的非善意为由，驳回了浙商煤炭公司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此后，浙商煤炭公司又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作出(2019)最高法民申5163号民事裁定，驳回了浙商煤炭公司的再审申请。浙商煤炭公司在最高院再审后仍旧继续恶意缠讼，向最高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20年11月5日作出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不支持浙商煤炭的监督申请。(2014)浙杭商初字第10号案件，杭州中院判决原告败诉，原告上诉至浙江高院，浙江高院以同类案件尚未结案为由中止审理，直到最高院(2017)最高法民终892号民事判决作出后，于2018年10月19日作出(2015)浙商终字第100号民事判决，驳回了浙商煤炭公司的诉讼请求。 在两个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聘请专业律师团队代理诉讼，原告为此支付了高达1940万元的律师费用。另，由于被告浙商煤炭公司串通并控制济南国铁公司虚构事实提起的恶意诉讼，致使原告提供股权质押担保的山东纵驰商贸有限公司向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借款5000万元，被贷款人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原告涉嫌重大诉讼为由，宣告于2014年6月1日提前到期，但由于借款人山东纵驰商贸有限公司没有偿还借款的能力，并且经法院查询无可供执行财产，原告作为质押担保人，因被告浙商煤炭公司的恶意诉讼，所有财产被查封，无法履行担保义务，不能代为偿还该笔贷款，致使贷款长期无法偿还，产生巨额的利息、罚息以及复利。至被告浙商煤炭公司提起的所有恶意诉讼案件结束，被采取保全措施的财产解封(2019年1月24日)，原告因财产被查封未能承担担保责任及时偿还该笔5000万元的借款所产生的罚息、复利就高达4255万元，原告为履行担保义务共计支付中融信托公司1.2亿，超出本金达7000万元。上述律师费用以及未能及时偿还该笔5000万元的借款所产生的罚息、复利，均是因被告浙商煤炭公司恶意诉讼造成的直接损失，应该由提起恶意诉讼的被告赔偿。特具文起诉，恳请法院判如所请。 被告浙商煤炭公司、浙江省商业集团有限公司、浙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浙商典当有限责任公司、浙商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商糖酒集团有限公司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管辖权提出异议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规定，本案应当由作出保全裁定的法院管辖，即应当由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事实与理由：根据原告的起诉状来看，主要是针对另案的财产保全措施不当，并据此要求承担财产损失赔偿责任，但另案裁定书均系由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因申请诉中财产保全损害责任纠纷管辖问题的批复》，为便于当事人诉讼，诉讼中财产保全的被申请人、利害关系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五条规定提起的因申请诉中财产保全损害责任纠纷之诉，由作出诉中财产保全裁定的人民法院管辖。因此，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于本案没有管辖权。 本院经审查认为，2017年8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对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因申请诉中财产保全损害责任纠纷管辖问题的请示》作出批复，载明：为便于当事人诉讼，诉讼中财产保全的被申请人、利害关系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五条规定提起的因申请诉中财产保全损害责任纠纷之诉，由作出诉中财产保全裁定的人民法院管辖。该批复仍现行有效。本案中，原告虽以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提起诉讼，但其主张的损失主要为因诉中财产保全导致的损失,即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浙杭商初字第9-1号、(2014)浙杭商初字第10-1号民事裁定书，对于原告的财产进行了查封而导致的损失。另外，原告所诉的诸多被告中，有六方当事人住所地均位于浙江省杭州市。因此，参照上述批复的精神，从方便当事人诉讼、有利于纠纷解决的角度出发，本案由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为宜。被告浙商煤炭公司、浙江省商业集团有限公司、浙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浙商典当有限责任公司、浙商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商糖酒集团有限公司对管辖权提出的异议成立。依照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本案移送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处理。 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陈 勇 人民陪审员  张秀梅 人民陪审员  段巧华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五日 法官 助理  乔 斌 书 记 员  李 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