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14民初19939号原告：台州市御豪安全防护用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台州市。法定代表人：林广音，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庄菁，上海中夏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顾雪琼，上海中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维誉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嘉定区。法定代表人：韦攀攀，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其栋，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冬，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台州市御豪安全防护用品有限公司与被告上海维誉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间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9月2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庄菁、顾雪琼、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其栋、黄冬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原、被告于2020年4月14日签订的编号为WY-B20034-10的《销售合同》、于2020年4月16日签订的编号为WY-B20043-2的《销售合同》；2、原告向被告退还涉案设备，并由被告承担由此产生的费用；3、被告向原告返还设备价款167万元；4、被告向原告支付资金占用费，以116.3万元为基数、自2020年4月17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以50.7万元为基数、自2020年5月7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均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事实及理由：2020年3月下旬，原告欲采购KN95口罩机用于加工生产口罩进行销售。后经人介绍得知被告处有口罩机销售。2020年4月14日，原、被告签订编号为WY-B20034-10的《销售合同》一份，约定原告向被告购买KN95口罩机一台，每台未税单价158万元，预付款110.6万元，发货款47.4万元。交付日期为预付款到账后18天发货，交付方式为原告自提。合同签订当日，原告即向被告支付了预付款110万元。2020年4月16日，原、被告签订编号为WY-B20043-2的《销售合同》一份，约定原告向被告购买KN95口罩包装机一台，每台未税单价9万元，预付款6.3万元，发货款2.7万元。交付日期为预付款到账后10天，交付方式为原告自提。合同签订后，原告于2020年4月17日向被告支付了预付款6.3万元。2020年5月7日，原告向被告支付上述二份《销售合同》项下尾款50.7万元。2020年5月8日，原告收到被告通知提取二份《销售合同》项下的口罩机一台及口罩包装机一台。原告收货后开始投入生产，却发现涉案的口罩机根本无法使用，生产出来的口罩全部次品，无法达到技术参数约定的生产速度30-50pcs/min的标准。生产出来的口罩存在诸多问题，如口罩严重褶皱不平、耳带绳切断多、焊耳带工位末端爪抓不牢、锰钢片易断、收集废料装置齿轮与其他部位不同步等。原告不断向被告报修，但仍未能解决，还让原告遭受了大量原材料损失。2020年7月起，原告多次与被告沟通，要求解除合同、退货退款。但被告表示除了对耗费的原材料等损失做适当补偿外，不同意退货退款。原告认为，鉴于涉案的一台口罩机存在严重质量问题，根本无法达到原告的合同目的，还给原告造成了巨大损失。故向法院提起诉讼。审理中，原告确认起诉前未向被告发过书面解除通知，故要求确认涉案二份《销售合同》于被告收到本案起诉状副本即2020年10月15日解除。第2项诉请中原告向被告退还的设备指的是涉案二份《销售合同》项下的一台KN95口罩机、一台口罩包装机。虽然编号为WY-B20043-2的《销售合同》项下的口罩包装机未使用过，原告也不清楚是否存在质量问题，但是该口罩包装机是与前述《销售合同》项下的一台KN95口罩机配套使用，故要求一并解除，并退货退款。另外，原告明确解除合同的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以及国务院颁布的《工业产品质量责任条例》第十一条第三款的规定。另，原告变更第4项诉讼请求为：要求被告支付资金占用费，以167万元为基数、自2020年10月15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被告辩称，不同意原告全部诉讼请求。原告与案外人台州市道林防护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道林公司)存在关联关系，经中间人周爱晓介绍，原告与道林公司一起向被告购买口罩机及口罩包装机。涉案的一台口罩机、一台口罩包装机在交付前已经过被告出厂检验以及原、被告双方调试验收，不存在任何质量问题。原告基于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故要求解除合同并无事实依据，请求法院予以驳回。原告陈述涉案一台口罩机存在质量问题，但并未提出涉案的口罩包装机也存在质量问题。针对涉案的一台口罩机与一台口罩包装机，原、被告间签订了独立的二份合同。按照合同相对性原则，原告在无证据证明口罩包装机存在质量问题的情况下无权解除编号为WY-B20043-2的《销售合同》。原告所述涉案一台口罩机存在严重质量问题，并无事实依据。2020年5月8日原告到被告处提取涉案口罩机前，双方已在被告处现场进行调试生产，原告在调试报告上确认调试合格。原告提供的监控视频是被告应原告的要求为其更换口罩机的齿模、刀模，并在更换后重新为原告调试设备时拍摄，不能据此认定涉案口罩机存在质量问题。2020年6月7日，被告工作人员刁德勇在道林公司处调试设备时，道林公司阻止刁德勇离开，刁德勇不得已向道林公司出具协议书一份，同意向原告及道林公司就其向被告购买的五台口罩机，退还货款156万元。双方就涉案的合同再无其他争议，故原告无权再提出解除合同的主张。鉴于原告与道林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且被告每次去道林公司处调试设备或更换口罩机的刀模、齿模时均一并到原告处进行调试、更换，故原告与道林公司是一体的。另外，原告援引的《工业产品质量责任条例》属于行政规章，不能作为合同解除的依据。综上，涉案一台口罩机并不存在严重质量问题，原告无权提出解除合同。原告所述的质量问题仅仅属于一般违约行为，该质量问题可以通过修理、更换等补救措施进行救济，不能达到合同解除的目的。如经法院审理确认涉案二份《销售合同》解除的，则原告第2项诉请要求被告承担退货的费用并无事实依据。根据合同约定，设备交付方式为原告自提，故如设备予以退还的，也应由原告承担退货的费用。另外，由于涉案口罩包装机并不存在质量问题，不同意退货，故应在原告主张的返还设备价款中予以扣除。另外，涉及口罩机的《销售合同》约定培训费30万元，因在双方合同履行过程中，被告已经对原告工作人员进行了口罩机操作的专门培训，故培训费也应在原告主张的退款中予以扣除。另外，2020年6月8日被告向原告及道林公司退回了货款140万元，被告在退款时未作区分，因原告及道林公司系关联公司。被告要求在原告主张的退款中一并予以扣除。关于资金占用费，鉴于目前涉案一台口罩机仍由原告占有使用，尚未返还给被告，故被告不同意向原告支付资金占用费。原告为证明其诉称主张，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材料：1、《销售合同》二份，证明2020年4月14日、2020年4月16日，原、被告签订了《销售合同》二份，约定由原告向被告购买KN95口罩机一台、口罩包装机一台，并约定价款、付款方式、违约责任等；2、银行付款回单四份、收款收据、情况说明及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证明原告于2020年4月14日支付口罩机预付款110万元，于2020年4月17日支付口罩包装机预付款6.3万元，于2020年5月7日支付口罩机及口罩包装机的尾款50.7万元。上述合计167万元；3、2020年5月6日至6月21日被告法定代表人与原告的詹长春微信聊天记录及现场维修照片一组、视频光盘一张及对应视频内容摘录，照片及视频系通过原告安装在生产车间内摄像头获取，证明原告自收到口罩机后，口罩机一直处于维修状态，根本无法正常运行。现原告仅能提供2020年5月30日至6月5日期间的视频，但被告每次至道林公司处维修口罩机时也一并会至原告处进行调试、维修。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材料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涉及口罩机的《销售合同》中约定价款包含了培训费30万元。合同约定的技术参数，要求生产速度是每分钟30-50片口罩。在设备出厂前已经通过验收，完全符合该技术参数的要求。合同注意事项中约定机器的部件都不得随意增加或拆除，不得使用其他劣质配件更换、代替，以免影响已调试好的正常状态。原告要求更换口罩机的刀模、齿模所产生的质量问题应由原告自行承担。涉案口罩机与被告出售给道林公司的基本是一致，但铭牌编号不同；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3的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无异议。2020年5月6日的微信聊天记录，是双方关于交付设备的沟通，与原告反映的质量问题无关。2020年5月6日至5月28日期间，双方也有过微信沟通。2020年5月28日至29日期间，原告通过微信要求被告更换口罩机的刀模、齿模，被告将刀模、齿模运至原告处再进行安装、调试。对于2020年6月4日之后，原告通过微信反映的质量问题，被告不予确认。从被告提供的原告现场生产视频，时间是2020年6月7日至6月8日。2020年8月14日及8月17日，被告也派人至原告处进行检测，涉案口罩机时完全可以使用的。至于2020年5月30日至6月5日期间的视频，是被告为原告更换口罩机的刀模、齿模并进行调试的视频，并非是口罩机本身存在质量问题。被告为证明其辩称意见，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材料：1、出货申请单、柜类配线检查表、夹具配件检查表、设备出厂自检表、各一份，证明涉案口罩机经被告出厂前检验均为合格，不存在任何质量问题；2、备件清单、出货单、项目验收报告各一份，证明2020年5月8日被告将涉案口罩机交付原告。涉案口罩机在交付给原告前均进行了调试和试生产，原告已确认验收通过；3、培训人员保密协议及身份证复印件各三份，证明被告已经按约完成了为原告人员进行操作培训的义务；4、2020年6月7日协议书复印件一份及银行回单二份，证明因被告工作人员刁德勇被限制离开道林公司处，被告不得已同意向原告及道林公司退回设备价款合计156万元，双方已无其他争议。被告于2020年6月8日将140万元转入道林公司法定代表人账户内，该款是作为原告及道林公司共同的退款。另外16万元应由原、被告业务的介绍人周爱晓向原告退款。协议书上林勇代表的是道林公司，詹长春代表的是原告；口罩包装机质量检验合格书一份，证明原告购买的一台口罩包装机经检验符合各项参数要求；2020年4月22日道林公司法定代表人与被告法定代表人间微信聊天记录一组，证明李红兵、谢勤、尹鋐系受原告及道林公司共同委派至被告处接受口罩机操作培训，并负责原告及道林公司向被告购买的口罩机及口罩机包装机设备的验收工作；2020年5月9日至5月27日期间原告的詹长春与被告法定代表人间微信聊天记录、2020年5月29日原告人员李红兵与被告人员微信聊天记录一组，证明原告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及现场视频均系原告要求被告更换口罩机的刀模、齿模并进行调试所形成，与口罩机的质量问题无关；2020年7月30日、10月16日原告及道林公司委派的工作人员谢勤与被告工作人员刁德勇间电话录音光盘及对应的文字整理资料一组，证明谢勤陈述因原告购买口罩机后接不到口罩订单，面临亏损的情况。另外，谢勤也确认原告已经将口罩机上安装的远程模板拆除下来。远程模块是用于跟踪口罩机的生产状况及质量问题；差旅费发票及火车票各一份及视频光盘、照片一组，证明2020年8月13日至15日期间，被告委派工作人员至原告查看口罩机情况，并拍摄现场生产的视频，涉案口罩机正在正常生产运行；口罩机用户手册一册，证明涉案口罩机在运转时需要有专业的经过培训的操作人员配合操作才能正常生产运转。操作人员操作不当也有可能造成口罩质量瑕疵，故双方在合同中约定了培训费。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材料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真实性无法确认。该组材料系被告内部制作的材料。即便在被告自检时设备不存在质量问题，但设备只有在安装、调试、运行后才能发现内部质量瑕疵。故该组证据无法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但项目验收报告仅仅是对设备表面性能的验收。即便在验收时设备不存在质量问题，也不能说明设备没有质量问题，只有通过实际的使用过程才能来判断设备是否存在质量问题。项目验收报告记载的内容与实际情况不符，该报告提到被告根据原告要求设计制作口罩机，但实际情况是口罩机完全由被告设计、制造，原告仅仅是向被告购买成品设备。在交付设备当天进行的调试和试生产时，设备也一直处在不断调整、调试中，并未达到技术参数要求的每分钟生产30-50片口罩的标准。被告当时称新设备需要磨合期，运回后用起来就会正常运行的。基于对被告的信任，原告在项目验收报告上签字后就将组装好的口罩机拆成三部分提走；对证据3中李红兵的培训人员保密协议真实性无异议。李红兵确系原告的员工，他确实为原告提取设备并参与学习培训。被告为原告的培训内容仅仅是流水线的操作培训，在原告提货前一周由被告安排在现场进行学习操作，并没有发放合格证；对证据4协议书真实性不予确认。原告没有在协议书上签字，没有收到过该协议书，也没有收到被告支付的140万元；对证据5真实性无法判断，证明目的不予确认。即便该份合格书是真实的，也是生产厂家出具的合格书，并非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只能认定生产厂家自己检验认为设备符合出厂标准。本案中原告主张解除涉案口罩包装机的合同，理由是由于该口罩包装机系与原告向被告购买的口罩机配套使用，现因口罩机存在严重质量问题故原告要求予以解除相应的合同，故配套的口罩包装机也应一并退回；对证据6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予以确认；对证据7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证明目的。被告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是从2020年5月6日开始，当时原告已经向被告提出生产出来的口罩外观存在问题。为能够生产出符合外观基本要求的口罩，双方自2020年5月9日至5月28日期间一直就口罩机的刀模和齿模问题进行沟通。2020年5月28日之后，双方仍通过微信进行沟通，之后生产出来的口罩还是出现外观问题，故口罩机一直处于调试状态。由于口罩机一直无法正常运转，故被告提出更换刀模、齿模。但更换刀模、齿模与口罩机的出片率是无关的，刀模、齿模只会影响口罩的外观。不管刀模和齿模是否系原告要求定制更换，既然被告向原告提供了口罩机，就应当确保口罩机能够正常运转生产。如果由于更换易损件就会导致设备无法正常运行，那么设备本身就是存在质量问题；对证据8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证明目的。谢勤并非原告的工作人员，且已于2020年7月1日自道林公司处离职。谢勤在通话录音中的陈述均系猜测，无法证明涉案口罩机不存在质量问题。口罩机上的远程模块也并未拆除，只是未通电；对证据9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证明目的。2020年8月被告确实曾派人至原告生产车间对设备进行调试检测，但当时来人并未告知姓名。视频及照片显示内容系原告工作人员根据被告工作人员的要求进行开机测试。从两段视频内容看，时间分别为46秒、30秒，根本无法看出口罩机能够正常生产运转，且经计算也达不到每分钟生产30-50只口罩的要求；对证据10真实性不予确认。原告在向被告购买口罩机时，被告从未向原告提供过该用户手册。双方合同约定的口罩机时全自动的，但被告举证时却陈述口罩机时半自动的。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20年4月14日，原、被告签订编号为WY-B20034-10的《销售合同》一份(詹长春代表原告在该份合同落款处签名)，约定由原告向被告购买KN95口罩机一台，未税单价158万元(包含培训费30万元)，不包含上门调试、运输及保险、包装等费用。付款时间：预付款110.6万元在合同签订后当天支付；发货款47.4万元在设备发货前三天内支付。交货方式：原告自提。交付日期：预付款到账后18天发货。设备交货前一周，原告派人到被告处接受培训，设备交付后，因原告不按培训规程操作导致机械和人员损伤，由原告自行承担。验收：设备在被告工厂，双方人员当场验收。安装调试：本合同项下设备被告不提供现场安装服务，被告可以向原告提供线上技术辅导，原告需现场辅导安装调试的，应额外支付差旅费以及服务费，具体以双方签订的合同约定为准。保修期：自交货后3个月。保修期内因质量问题导致设备无法正常运行的，疫情期间，被告远程协助处理并免费邮寄需要更换的零配件。保修期内非因质量问题原因导致设备损坏的，远程维修费用以及更换零部件费用由原告承担。易损件不在保修范围内，明细见清单。设备在被告工厂完成安装、调试、验收。原告确认后可自提货物。原告无故单方解除合同，应向被告支付相当于合同总金额30%的违约金，如违约金不足以弥补被告全部损失的，原告须赔偿被告因此遭受的损失。合同后附技术参数：生产速度30-50pcs/min。2020年4月16日，原、被告签订编号为WY-B20043-2的《销售合同》一份(詹长春代表原告在该份合同落款处签名)，约定原告向被告购买KN95口罩包装机一台，未税单价9万元，不包含上门调试、运输及保险、包装等费用。付款时间：预付款6.3万元在合同签订后当天支付；发货款2.7万元在设备发货前三天内支付。交货方式：原告自提。交付日期：预付款到账后10天发货。该份合同对于培训、验收、保修期等的约定与前一份合同约定一致。2020年4月下旬，原告及道林公司共同委派李红兵、谢勤、尹鋐至被告处接受培训，并验收、提取口罩机。2020年5月8日，原告自被告处提取一台口罩机(铭牌号为WY-BXXXXXXX-19)、一台口罩包装机。同日，针对上述口罩机，原告向被告出具项目验收报告一份，载明：原、被告根据合同有关条款，对设备进行验收情况如下：被告根据原告要求实施对KN95全自动折叠口罩生产线设计制造，于2020年5月8日完成该设备的功能调试并试生产完成，满足设备验收的功能需求。经双方友好协商于2020年5月8日对项目实施验收。2020年5月9日，道林公司通过微信向被告提出口罩机存在质量问题，被告回复给出了解决方案。2020年5月12日至13日期间，被告派人至道林公司处进行调试时，也同时至原告处调试设备。2020年5月9日，原告人员詹长春通过微信向被告发送一张口罩图样，并询问被告：齿模如果改这样能不能改？被告回复称需要重新定制齿模，周期五天，需要原告提供图纸。原告回复称要在被告卖给原告的机器上换一个，并称将口罩原样寄给被告。嗣后，2020年5月12日至26日期间，原告与被告继续沟通口罩图样。2020年5月28日原告又通过微信询问被告，齿模是否做好。被告回复称后天上午刀模送到被告处，被告拿到后就去原告处。2020年5月30日至6月1日，被告同时为原告及道林公司更换五台口罩机的刀模、齿模。之后，被告派驻人员在原告及道林公司生产车间。2020年6月2日，原告通过微信向被告反馈：“机器还在调，都一个月了还投产不了，错过了最好的销售时间。”2020年6月4日，原告通过微信向被告反馈：“耳带绳位置你派来的师傅还是没能搞好，很容易打偏，我看是设计就有问题。”被告回复：“耳带绳是一个软物质，焊接是有一定的公差范围的，我们王主管在现场，技术疑问他会解决，我们一直在尽可能的满足你们的要求”。2020年6月21日，原告通过微信向被告发送口罩机生产视频及生产出来的口罩图样，并称机器做着做着就出现次品，至今不能正常生产。2020年6月24日，被告人员离开原告生产车间。期间，2020年6月7日，被告工作人员刁德勇在道林公司处调试设备时，向道林公司法定代表人林勇出具协议书一份，载明：“上海维誉自动化和设备采购方林勇、詹长春(本案所涉口罩机《销售合同》上代表原告的签约人员)共五台口罩机，经双方友好协商，乙方上海维誉退甲方设备款156万元整。合同编号WY-B20034-11、WY-B20034-5。甲方不再追究双方其他责任，乙方保证设备正常运行生产。退款时间2020年6月8日”。落款处由刁德勇签名。2020年6月8日，被告向道林公司法定代表人林勇支付价款140万元。同日，被告法定代表人通过微信向道林公司法定代表人林勇发送付款凭证截图。道林公司法定代表人林勇确认已收到140万元，还有16万元未收到。被告法定代表人询问：“16万元不是周总转给你吗？”道林公司法定代表人林勇答复称：没有，他说你这边转给我16万元，他到时候再转给你。因原告认为被告提供的口罩机存在质量问题，至今无法正常生产，故涉讼。另查明，原告于2020年5月16日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设立，法定代表人为林广音。林广音同时系道林公司股东之一。本案争议焦点：原告是否有权行使法定解除权？本院认为，原告无权行使法定解除权。理由如下：一、根据原、被告签订的关于口罩机的《购销合同》约定，设备在被告工厂完成安装、调试、验收，被告不提供现场安装服务。2020年5月8日原告自被告处提取一台口罩机前，已在被告工厂进行安装、调试，原告已确认试生产合格，表明涉案口罩机已通过了原告的验收；二、2020年5月12-13日，在被告应道林公司要求至道林公司调试设备时，被告也派人至原告生产车间进行调试工作。之后，原告即向被告提出要求改换口罩的样式，并要求更换口罩机的刀模、齿模。2020年5月30日至6月1日被告又为原告更换口罩机的刀模、齿模。之后，被告又为更换刀模、齿模后的口罩机进行调试。虽然在此期间原告仍通过微信于2020年6月2日、4日、21日向被告反馈口罩机的质量问题。但至被告人员自2020年6月24日至原告工厂撤走之后，原告再未向被告提出过质量异议的主张。此外，原告为证明涉案口罩机存在质量问题且未调试合格、至今无法正常生产，向本院提交了2020年5月30日至2020年6月5日期间的原告生产车间的监控视频录像。但该段时间恰好是被告应原告要求为其更换口罩机刀模、齿模并进行调试的时间段。而原告亦未能提供在2020年5月13日被告为原告第一次调试设备之后至更换口罩机刀模、齿模之前即2020年5月29日前的视频，显然也不符合常理；三、原告称并未与被告于2020年6月7日签订过协议书，就口罩机质量纠纷达成协议，也未收到过被告退还的款，但本院注意到，原告是与道林公司同时期向被告购买口罩机，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同时也是道林公司的股东之一，原告及道林公司共同委派相同的人员至被告处接受培训、验收并提取涉案口罩机。被告为原告、道林公司共同提供口罩机调试服务，同时也一并为原告及道林公司更换口罩机的刀模、齿模。由此可见，原告与道林公司在向被告购买口罩机过程中，二者的行为并不能完全割裂开。综上，本院认为，原告所述的口罩机质量瑕疵并不构成根本违约情形，原告无权单方提出解除合同。据此，对于原告要求对涉案口罩机进行司法鉴定的申请，本院不予准许。综上，本院认为，原、被告间签订的二份《购销合同》均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现原告并无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的口罩机存在严重质量问题致使原告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故本院对于原告要求解除涉案口罩机的《购销合同》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鉴于涉案口罩机的《购销合同》不符合解除条件，故原告要求解除口罩包装机的《购销合同》同样并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原告要求返还退货退款并支付相应逾期付款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本院均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台州市御豪安全防护用品有限公司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9,830元，由原告台州市御豪安全防护用品有限公司负担(已缴付本院)。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范培华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汪燕婷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