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民终17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赵丽萍，女，1969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磊，山东滨海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荣成市港湾东阳渔网厂，住所地山东省荣成市港湾街道办事处牧云庵村。经营者：孙桂清，女，1970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青岛市李沧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安玉滨，北京市京师（威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迟佳玲，女，1993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磊，山东滨海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赵丽萍因与被上诉人荣成市港湾东阳渔网厂（以下简称东阳渔网厂）及原审被告迟佳玲船舶物料和备品供应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青岛海事法院（2020）鲁72民初13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赵丽萍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东阳渔网厂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等费用由东阳渔网厂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迟立起经营渔船期间欠付东阳渔网厂网具款15万元所依据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孙桂清通过向迟立起手机（153××××6677）发送含有欠付网具款内容的短信，迟立起自始至终没有对短信进行回复和确认，仅凭孙桂清单方发送的手机短信，不足以认定欠款事实。尽管迟立起在此后向东阳渔网厂支付过款项，但不代表迟立起认可欠付东阳渔网厂单方短信告知的其余网具款，一审法院的认定过于简单和主观。2.证人苏某原为迟立起雇佣的打工人员，迟立起于2018年确诊患有重病并辗转各医院进行治疗，于2020年2月23日去世。在此期间，苏某有恶意侵占迟立起渔船渔货等财产的嫌疑，庭审中还明确表明其出庭作证及提供证据是为证明所涉相关债务应由迟立起负担而并非由自己负担。苏某与迟立起之间存在重大利害关系，其不能对涉案事实作出证明，其代迟立起向东阳渔网厂签署的借到条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直接依据或佐证。3.在本案及另外四案（原告分别为于林君、李树全、邹彩萍、袁凤春）的审理过程中，迟立起在威海石岛商港码头存放物资的仓库租赁期限已届满并过期，赵丽萍想将仓库内物资提走，但遭到于林君等四人及东阳渔网厂的阻挠。赵丽萍多次报警，但仍未能将物资提走。在此过程中，对方提出将仓库内物资交付给他们，他们将撤诉不再追究赵丽萍责任。赵丽萍为外地人，在当地没有地方存放物资，考虑到物资不能提走仍将占用仓库并已产生仓库占用费用，故赵丽萍便考虑将仓库内物资交付给上述四人和东阳渔网厂，以换取其撤诉减少诉累。该行为不能代表赵丽萍对迟立起欠付船舶物料款的认可，更不能以此作为迟立起与东阳渔网厂及于林君等四人船舶物料交易情况的真实反映。因此，孙桂清与赵丽萍沟通协商的通话录音，不能作为认定迟立起欠付东阳渔网厂渔网款的直接证据或佐证，一审法院不应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考量因素。4.东阳渔网厂一审提交的2019年7月30日至10月17日共9份发货单没有迟立起本人签字，此时迟立起已病重，不可能与东阳渔网厂有交易往来，该9份发货单不真实。即便交易真实发生，结合东阳渔网厂一审认可的2019年9月3日至11月4日证人苏某及案外人王志浩向东阳渔网厂付款的行为，实际交易人应为苏某和王志浩，东阳渔网厂以单方给迟立起发送短信的方式将9笔交易强加到迟立起身上是不公平的。东阳渔网厂一审提交的证明迟立起欠付15万元的6份发货单仍由苏某签署，若该6笔交易真实存在，苏某存在故意侵占迟立起财物的情形，所购买的渔网是否真正交付给迟立起所有的“辽丹渔23718／23719”渔船使用不得而知，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考量因素，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二、本案所涉渔网买卖并不正常，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过于主观。自2020年3月以来，包括本案在内的以赵丽萍为被申请人或被告的申请扣押“辽丹渔23718／23719”渔船的约30起案件，均由苏某出庭为原告作证，大部分证据均由苏某提供，原告几乎没有自己的证据。本案中，除了孙桂清的手机短信及电话通话录音外，其余均为苏某提供或签署。如此大量围绕证人苏某且苏某提供证据证明所涉债务应由迟立起负担而非由自己负担的民事诉讼案件，不符合常理。作为涉案渔船的实际经营者迟立起已去世，赵丽萍从未参与渔船经营，一审法院在认定迟立起是否对外负担债务时应依据更加准确的事实和证据，而并非推理。即便认为有理由确信事实的存在，一审判决亦应当对理由作出详细陈述。三、本案案由为船舶物料和备品供应合同纠纷，案件涉及渔网买卖合同，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没有调查合同的履行情况，一审判决对渔网买卖的数量、单价、领取及交付、时间等内容没有论述，仅凭没有证明力的短信和迟立起的付款情况，概然性得出迟立起欠付渔网款的结论，过于简单且错误。四、赵丽萍不应对东阳渔网厂承担偿还渔网款的责任，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1.因赵丽萍的代理人对涉案“辽丹渔23718／23719”渔船的购买来源了解不清，在一审庭审时陈述为迟立起夫妻共同出资购买，赵丽萍在庭审时明确纠正了代理人的说法，涉案渔船由迟立起对外借款购买。在该问题上不构成一审判决所谓的赵丽萍对相关事实的自认。关于“辽丹渔23718／23719”渔船的购买来源，由一审法院同一法官审理的在本案判决前进行庭审的，以王朝荣为原告、以赵丽萍及其他四人为被告的民间借贷纠纷中，亦明确涉案渔船系由迟立起通过与他人合伙或借款方式购买经营。一审判决孤立、片面地认定案件事实，存在错误。2.一审判决认定涉案债务属于赵丽萍与迟立起的夫妻共同债务，但该认定缺乏基本的事实和法律依据。赵丽萍认为本案所涉债务即便真实存在，亦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首先，合同具有相对性，赵丽萍未参与渔船经营，渔网买卖不涉及赵丽萍，其对该渔网买卖项下的债务不应承担责任。其次，证人苏某向法庭提交了从迟立起办公室拿走的所谓“辽丹渔23718／23719”渔船经营的账本等资料，（2020）鲁72民初1393号案件中采信了上述资料中的部分记账本内容。由此可见迟立起经营“辽丹渔23718／23719”渔船的财务是独立的，不涉及赵丽萍，且涉案渔船一直处于亏损状态，本案所涉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再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东阳渔网厂对夫妻共同债务的法律问题没有证据予以证明，而一审判决在没有证据支撑的前提下认定赵丽萍对本案债务承担责任，没有法律依据。最后，东阳渔网厂的诉讼请求为要求赵丽萍和迟佳玲共同支付渔网款15万元及利息，主要理由为迟立起不幸去世，赵丽萍和迟佳玲作为迟立起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应当承担还款责任。在一审审理过程中，东阳渔网厂从未以夫妻共同债务为法律依据要求赵丽萍承担责任，一审法院超出东阳渔网厂的诉讼理由和依据，在未将本案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法律问题作为争议焦点并由双方进行辩论和发表意见的前提下，作出裁判是错误的。五、一审审理程序不符合法律规定。1.东阳渔网厂于2020年6月14日向一审法院申请扣押“辽丹渔23718／23719”渔船，一审法院以申请不符合法律规定为由未准许东阳渔网厂的申请。而后来东阳渔网厂以同一案件同一事由再次申请扣押“辽丹渔23718／23719”渔船，一审法院却准予申请并扣押船舶。一审判决未就前后矛盾的船舶扣押程序作出论述和解释，审理程序不合法。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二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答辩意见以及证据交换的情况，归纳争议焦点，并就归纳的争议焦点征求当事人的意见。”而本案一审法院在整个庭审中未依法总结争议焦点，亦未依法征求当事人的意见，导致当事人未能就本案所涉主要争议事实和法律问题充分发表意见，一审程序违法。东阳渔网厂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迟立起与赵丽萍共同经营渔船并欠东阳渔网厂渔网款15万元，证据确凿，符合事实，完全正确。2018年至2018年期间，迟立起与赵丽萍共同所有的渔船一直正常经营，需购买包括渔网在内的船用物资是确定无疑的事实。在此期间，东阳渔网厂按照迟立起及该渔船的陆地代理人的要求，提供网具，每次交付网具均由渔船代理人签字确认，苏某作为迟立起和赵丽萍雇佣的渔船日常事务代理人，在迟立起因病不能到场签字的情况下，对结算后的总欠款代迟立起签写欠条，是正常的代理行为。对结算后的数据，东阳渔网厂亦实时向迟立起通告，迟立起亦按照结算数额分次粉款。以上事实有发货单、欠款条、银行转账记录、微信交谈记录以及证人证言、迟立起雇佣的会计记录为证，一审认定正确无误。二、本案债务应当为迟立起的家庭共同债务，一审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已照顾了其女儿的利益。赵丽萍及女儿迟佳玲，以经营渔船的收入为主要家庭生活来源，在经营渔船的过程中，迟佳玲亦收取过与渔船经营有关的款项。迟佳玲虽表示放弃继承，但实际在占用、使用迟立起的遗产，应当与赵丽萍共同偿还本案债务。东阳渔网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赵丽萍和迟佳玲共同支付渔网款15万元及自2019年1月5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的利息以及担保费4000元；2.赵丽萍和迟佳玲负担本案的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辽丹渔23718/23719”号渔船的登记所有人为江有智。迟立起与赵丽萍在婚姻存续期间购买了该对渔船。第一次庭审时，赵丽萍陈述，该对渔船是迟立起与赵丽萍共同所有，是迟立起与赵丽萍共同出资购买，由迟立起个人负责经营，赵丽萍没有参加渔船的经营管理。后赵丽萍更正为，渔船确实是迟立起个人所有，但是赵丽萍没有参与经营。2019年1月3日，东阳渔网厂的经营人孙桂清通过其手机向迟立起的手机153××××6677发送短信，内容为：尊敬的迟立起老总，你好。你在牧云庵东阳网厂的网款是241361元，农行，6228480306100359265。2019年1月4日，苏某向东阳渔网厂出具了借到条，主要内容为：迟立起的渔船拖欠网款241361元，并在借款人处签署迟立起，同时注明苏某代签。2019年1月5日，迟立起通过中国农业银行的账户62×××64向东阳渔网厂转付91360元。2019年1月7日，东阳渔网厂的经营人孙桂清通过其手机向迟立起的手机153××××6677发送短信，内容为：款已经收到91360元。2019年9月14日，东阳渔网厂的经营人孙桂清通过其手机向迟立起的手机153××××6677发送短信，内容为：尊敬的迟立起老总，你好。你在牧云庵东阳网厂的网款是170236元，农行，6228480306100359265。2019年10月7日，东阳渔网厂的经营人孙桂清通过其手机向迟立起的手机153××××6677发送短信，内容为：尊敬的迟立起老总，你好。你在牧云庵东阳网厂的网款是192873元，农行，6228480306100359265。2019年10月20日，东阳渔网厂的经营人孙桂清通过其手机向迟立起的手机153××××6677发送短信，内容为：尊敬的迟立起老总，你好。你在牧云庵东阳网厂的网款是167393元，农行，6228480306100359265。2019年11月28日、2020年1月7日、1月21日，4月2日，东阳渔网厂的经营人孙桂清通过其手机向迟立起的手机153××××6677发送短信，内容均为：尊敬的迟立起老总，你好。你在牧云庵东阳网厂的网款是15万元，农行，6228480306100359265。东阳渔网厂认可迟立起支付网具款的明细如下：2019年9月3日，苏某通过农业银行向东阳渔网厂转账5480元。2019年10月9日，苏某通过农业银行向东阳渔网厂转账2000元。2019年10月9日，苏某通过王志浩的农业银行账号向东阳渔网厂付款18000元。2019年10月17日，苏某通过农业银行向东阳渔网厂付款26400元。2019年11月4日，苏某通过农业银行向东阳渔网厂转款17300元。2018年3月21日、7月23日，苏某通过农业银行向迟佳玲各转款5000元。2020年10月28日，赵丽萍与东阳渔网厂的经营人孙桂清协商抵顶本案涉及的债务时，赵丽萍说，“现在不去论计，牵扯多的都不好。就不去说这个事，那些网你要不要？不要我就拉走了，叫他们拿走”。双方未达成协议。2020年11月2日，赵丽萍和迟佳玲与于林君、李树全、邹彩萍、袁凤春就船舶物料款纠纷达成以物抵顶债务协议。2020年4月29日，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威海中心支公司就东阳渔网厂申请扣押“辽丹渔23718/23719”号渔船出具担保函，并收取东阳渔网厂担保费2000元。2020年6月14日，东阳渔网厂申请扣押“辽丹渔23718/23719”号渔船，一审法院因东阳渔网厂的申请不符合法律规定，未予准许。2020年9月18日，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威海中心支公司就东阳渔网厂申请扣押“辽丹渔23718/23719”号渔船再次出具担保函，并收取东阳渔网厂担保费2000元。2020年10月28日，一审法院依据东阳渔网厂的申请，依法作出（2020）鲁72民初1305号民事裁定，准许东阳渔网厂的申请，扣押“辽丹渔23718/23719”号渔船。迟立起于2020年2月23日因病死亡。迟立起的父亲迟振学于2014年2月23日死亡，母亲陈秀兰于2009年6月6日死亡。赵丽萍与其丈夫迟立起生育一女为迟佳玲。赵丽萍和迟佳玲陈述，迟立起未设立遗嘱，迟立起的遗产按照法定继承处理，迟立起遗产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为赵丽萍和迟佳玲。对于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东阳渔网厂向法庭提供苏某签署的欠款字据一张，用以证明2019年1月4日，迟立起欠东阳渔网厂网具款241361元。赵丽萍、迟佳玲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该证据上并没有迟立起本人的签字，且该证据上的字体明显不是一个人写的，该证据中显示，所涉及的渔船包括“辽丹渔23627／23628”号渔船。东阳渔网厂向法庭提供6份发货单原件，证明东阳渔网厂在2018年2月至12月先后6次供应网具，价款共计241361元。赵丽萍、迟佳玲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编号为5214的发货单没有迟立起的签字，编号为9232的发货单显示郑现锁代，编号为9183的发货单经手人为“应学（后面还有一个字不认识）”，编号为9188、9335的发货单显示为苏某代签，编号为9450的发货单显示为郑现锁代。该6份单据的真实性存有异议，与原告诉状中全部由苏某代签的陈述并不相符，该6份单据所涉及的网具数量明显与实际不符，也就是说涉案渔船在这么短时间内不可能用这么多网具，苏某未取得迟立起授权签署的单据与迟立起无关，其他人签署的单据与本案无关。东阳渔网厂第二次庭审再次向法庭提供发货单9份，用于证明2019年7月30日东阳渔网厂供货5013元，8月26日东阳渔网厂供货248元，9月4日东阳渔网厂供货4175元，9月5日东阳渔网厂供货10800元，共计20236元，因此，此时欠款总额是170236元。9月11日东阳渔网厂告供货15157元，9月30日东阳渔网厂供货5480元，10月2日东阳渔网厂供货2000元，至此累计欠款192873元。10月17日东阳渔网厂供货二次，一次是16800元，一次是9600元，此时欠款219273元。赵丽萍、迟佳玲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该部分证据发货单真实性无法核实，并非由迟立起签署。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迟立起经营渔船期间是否拖欠东阳渔网厂网具款15万元以及利息；2.赵丽萍、迟佳玲是否对拖欠的网具款承担民事清偿责任；3.赵丽萍、迟佳玲是否对东阳渔网厂支付的担保费4000元承担民事清偿责任。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迟立起经营渔船期间是否拖欠东阳渔网厂网具款15万元以及利息。2019年1月3日，东阳渔网厂的经营人孙桂清通过其手机发送短信的方式通知迟立起其经营的渔船拖欠网款241361元，此后，东阳渔网厂多次以短信的方式通知迟立起拖欠网具款数额，迟立起没有通过短信的方式表明对拖欠数额的态度，也没有证据证明迟立起对拖欠的网具数额提出异议，迟立起于2019年1月5日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网具款91360元，迟立起支付款项的行为表明其认可拖欠东阳渔网厂网具款241361元，其支付该笔款项后尚欠东阳渔网厂网具款15万元。东阳渔网厂主张后期发生的买卖网具的款项，以及迟立起支付的网具款，结合东阳渔网厂通知迟立起网具款的详情，东阳渔网厂主张迟立起拖欠网具款15万元，符合常理。虽然赵丽萍、迟佳玲对苏某以迟立起的名义出具欠款条以及东阳渔网厂主张后期发生的九次买卖网具单据提出异议，但赵丽萍、迟佳玲的理由不足以推翻上述证据链条证明的结论，因此，一审法院有理由确信迟立起经营渔船期间拖欠东阳渔网厂网具款15万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根据庭审，双方对给付网具款的期限没有约定，应当首先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双方没有证据证明约定了网具款的付款期限以及就此达成补充协议，也没有就买卖网具的交易习惯提供证据。根据东阳渔网厂提供的证据，可以认定，双方之间买卖网具采取连续交易陆续付款总额累计的交易方式，东阳渔网厂主张的利息损失应依据欠款15万元自一审法院受理本案之日（2020年5月29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来计算。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赵丽萍、迟佳玲是否对拖欠的网具款承担民事清偿责任。“辽丹渔23718/23719”号渔船是赵丽萍与迟立起共出资购买，庭审中，赵丽萍陈述该对渔船属于其与迟立起共同所有，后更正为该的渔船属于迟立起个人所有，但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的规定，“辽丹渔23718/23719”号渔船属于赵丽萍与迟立起夫妻共同财产。赵丽萍更正的行为是撤销渔船属于其与迟立起共同所有的自认，该撤销行为没有合法依据，一审法院不予准许。迟立起经营“辽丹渔23718/23719”号渔船期间所负的债务，属于赵丽萍与迟立起的夫妻共同债务，赵丽萍主张未参与经营不能免除其与迟立起共同承担偿还经营渔船所负债务的民事责任。东阳渔网厂依据2018年3月21日、7月23日苏某向迟佳玲各转款5000元不能证明迟佳玲曾经参与渔船经营，也不能证明迟立起死亡时渔船经营。东阳渔网厂主张迟佳玲参与渔船经营，无证据证明，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缴纳税款和清偿债务以他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偿还责任。据此，赵丽萍和迟佳玲作为迟立起遗产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应当在继承迟立起遗产的范围内承担民事清偿责任，迟佳玲放弃对迟立起遗产的继承，荣成市港湾东阳渔网厂也未提供证据证明迟佳玲继承了迟立起的遗产，迟佳玲对迟立起欠付东阳渔网厂网具款15万元以及利息不负有民事清偿责任。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赵丽萍、迟佳玲是否对东阳渔网厂支付的担保费4000元承担民事清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东阳渔网厂第一次申请扣押“辽丹渔23718/23719”号渔船时，一审法院因东阳渔网厂的申请不符合法律规定未予准许，2020年4月29日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威海中心支公司因此次申请扣押渔船出具担保函收取的2000元担保费用，东阳渔网厂应当自负。东阳渔网厂第二次申请扣押“辽丹渔23718/23719”号渔船时，一审法院予以准许。2020年9月18日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威海中心支公司因此次申请扣押渔船出具担保函收取的2000元担保费用，属于合理费用，赵丽萍应当予以赔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百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第九条之规定，判决：一、赵丽萍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东阳渔网厂网具款15万元以及自一审法院受理本案之日（2020年5月29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还款日止的利息；二、赵丽萍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东阳渔网厂担保费2000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三、驳回东阳渔网厂对赵丽萍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东阳渔网厂对迟佳玲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300元，减半收取1650元，东阳渔网厂负担150元，赵丽萍负担1500元。保全费1270元，由赵丽萍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赵丽萍提交四份证据：证据一，苏某与迟立起的会计孙楠楠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苏某与迟立起存在重大利害关系，其不能作为本案证人，其提供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证据二，青岛海事法院（2020）鲁72民初1393号民事判决书，证明迟立起当时经营渔船是财务独立的。证据三，青岛海事法院（2020）鲁72民初1352号民事判决书，证明涉案船舶的来源与迟立起对外借款部分。证据四，应联刚等10船员诉赵丽萍、迟佳玲案的一审庭审笔录，证明苏某在部分案件中提交的其与孙楠楠的聊天记录中有双方恶意侵犯迟立起财产权利的表述。被上诉人东阳渔网厂质证认为：证据一，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赵丽萍曲解了聊天记录的真实意思，反而能够证明一审当庭打开的装有迟立起账目的柜子是放在迟立起办公室的柜子，对迟立起外债的记录真实有效，可以作为认定欠款的依据。证据二，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仅有专门陈放经营渔船账目的柜子，不能证明迟立起的财务是否独立。证据三，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能达到赵丽萍的证明目的，反而能够证明购买涉案渔船时有过借款且系赵丽萍与迟立起共同借款。证据四，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能证明苏某有恶意侵占财产的主观故意和实际行为。因东阳渔网厂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船舶物料和备品供应合同纠纷。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迟立起是否欠付东阳渔网厂渔网款15万元；二、迟立起应否支付利息及担保费；三、赵丽萍应否承担还款责任。东阳渔网厂向迟立起主张欠款的依据主要系其经营人孙桂清于2019年1月3日向迟立起发送的手机短信，告知迟立起所经营的渔船拖欠渔网款241361元，但迟立起没有对手机短信予以回复。虽然迟立起于2019年1月5日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东阳渔网厂支付了91360元，但迟立起的转账行为仅能证明其认可欠付东阳渔网厂渔网款的事实，不能因此得出迟立起对东阳渔网厂告知的欠款数额予以认可的结论。因此，本案现有证据能够证明迟立起与东阳渔网厂之间存在网具买卖的合同法律关系以及迟立起欠付渔网款的事实，但对于迟立起的具体欠款数额，东阳渔网厂作为主张方，举证不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的规定，东阳渔网厂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诉讼请求不应予以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本院予以纠正。因东阳渔网厂未能举证证明迟立起欠付其15万元渔网款的事实，迟立起在本案中不负有偿还欠款的义务，无需向东阳渔网厂支付相应利息以及因申请扣押渔船而产生的担保费用。赵丽萍作为迟立起的配偶，亦无需在本案中承担还款责任。综上所述，赵丽萍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青岛海事法院（2020）鲁72民初1305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荣成市港湾东阳渔网厂对赵丽萍、迟佳玲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300元，由被上诉人荣成市港湾东阳渔网厂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3300元，由被上诉人荣成市港湾东阳渔网厂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赵 童审 判 员  宫恩全审 判 员  冯玉菡二〇二一年三月九日法官助理  周 淼书 记 员  高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