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8民初7942号原告：广州市东长服装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群星村东坑区二横路70号72号。法定代表人：程贵东，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史昊儿，广东天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群英，该公司员工。被告：广州南棉服装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群星村群星新路104号。法定代表人：唐德江，该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官婉玲，广东沛清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邹力波，广东沛清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被告：唐德江，男，1977年8月1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大竹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官婉玲，广东沛清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邹力波，广东沛清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原告广州市东长服装有限公司诉被告广州南棉服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棉公司”）、唐德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的规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广州市东长服装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程贵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史昊儿、陈群英，被告南棉公司、唐德江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官婉玲、邹力波，被告唐德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广州市东长服装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二被告支付原告欠款1397002.3元；2.二被告因逾期付款向原告支付资金占用利息人民币17977.67元（利息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50%计算，以1397002.3元为基数从2020年6月29日按银行贷款利率支付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暂计算至2020年9月8日）；3.二被告赔偿原告损失35570元；4.诉讼费和保全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系从事服装生产企业，被告方主要从事服装对外出口，原被告双方就服装、物料等纺织品买卖长期合作，由原告根据二被告预定的订单向二被告发货。原告如约履行交货义务后，二被告却并未按时、足额支付相应货款。2019年，原被告双方就物料费及2019年3月至8月的货款进行对账确认。经对账确认，原告累计供货结算金额为2637072元，物料费为84074元。后经原告多次催收，二被告依旧以各种理由拒绝支付。截至起诉之日，被告尚有到期应付未付金额共计为1397002.3元。在交易过程中，原告因生产制作二被告所需货物而向案外人金鑫(盈鸿)压铸厂、嘉辉纺织、创丰纺织及发讯纺织公司订购纽扣、吊牌、胶袋等材料。二被告本应向原告支付上述货款，再由原告支付给上述案外人，而二被告却在未告知原告的情形下擅自将部分货款即508143.71元支付给了上述案外人并收取了相应的增值税发票。二被告的行为直接导致原告因未能抵扣税费而多支出了35570元。综上，原告依约履行交货义务后，二被告理应按时、足额履行其付款义务，其拖延支付货款以及擅自向案外人支付货款的行为严重损害原告的合法权益。据此，诉诸贵院，请求判如所请。诉讼中，原告向本院撤回第3项诉讼请求，即要求二被告赔偿原告损失35570元的诉讼请求，并主张保留向相关追究的权利。被告南棉公司、唐德江共同答辩称：被告不同意原告诉讼请求一的金额，理由：原告为一人有限公司，股东及法人是程贵东，实际由陈群英与程贵东共同经营，本案实际与陈群英沟通及收取货款，因为的货物存在尺寸做短的问题，被告于2019年7月10日在微信沟通群中书面通知了原告，后双方口头约定，如客户扣款，扣款的数额由原告承担，2019年7月30日，被告客户发邮件给被告，验货出18641条的裤子存在尺寸做短的问题，每条扣款2美元，共扣款37282美元，该款应从原告的货款中扣除。收到客户邮件后，被告也当面告知原告，但原告反悔不与被告签字对账，因此2019年11月的对账单不是结算金额。此后2019年11月19日，被告向原告支付了14000美元，及通过银行、微信转账向原告支付了人民币608000元，代原告向陈安辉支付人民币22万元。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二不同意，原被告交易没有约定付款利息。诉讼请求三不同意，原告所述不属实，不存在导致未能抵扣税费而多支出的事宜。原告在做货的期间，因资金短缺，原告同意由被告向案外人采买辅料，该款项也由被告直接向案外人支付。该款实际结算给案外人，相应的款项也应该从货款中扣除，共计508143.71元。综上，截至2019年11月，未付货款总额372514.56美元，扣减已付14000美元，质量问题37282美元，为321232.56美元，折算人民币2151904.8元，减去被告2019年11月后付原告的608000元，和代付的728143.71元，为815761.09元人民币。对于原告要求两被告共同承担责任无异议。经审理查明：南棉公司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被告唐德江为南棉公司的一人股东。原告与南棉公司之间存在服装、物料等买卖交易往来，双方没有签订书面买卖合同，而是由南棉公司通过微信向原告下订单，原告根据订单进行生产，原告生产后向南棉公司发货。双方因2019年3月至2019年9月交易期间的货款及物料费产生纠纷，为此，原告诉至本院成讼。2019年11月15日，被告向原告发送了2019年3月至8月对账单（实际为2019年3月至9月期间货款），对账单载明日期、款号、客户、款式、数量、单价、金额等，并列明了发货明细。最终载明截至2019年11月15日，南棉公司尚欠原告货款为372514.56美元。原、被告对上述对账单中载明的截至2019年11月15日尚欠货款372514.56美元均没有异议。原告主张除了上述货款外，南棉公司仍须向原告支付物料费人民币84074元。原被告均确认南棉公司的付款情况如下：2019年12月13日付人民币380000元；2019年11月29日支付14000美元；2019年12月26日支付人民币30000元；2020年1月21日支付人民币40000元；2020年1月24日支付人民币10000元；2020年3月21日支付人民币18000元；2020年4月18日支付人民币5000元；2020年5月15日支付人民币15000元；2020年6月20日支付人民币220000元；被告另支付给供应商（“发讯”“金鑫”“创丰”及“嘉辉”）人民币508143.71元（具体付款日期没法明确）。上述合计已付人民币1226143.71元，美元14000元。被告主张上述已付款项应当从总欠款372514.56美元中予以扣除。原告则主张被告在2019年12月26日支付人民币30000元；2020年1月21日支付人民币40000元和2020年1月24日支付人民币10000元为支付物料费；对其他付款从总欠款中扣除没有异议。原告对主张的物料费84074元提交了《对数单》《洪都拉斯对数单》和《船头板》三份对账单到庭，上述三份对账单均为原告单方制作，被告并未签名确认。一、《对数单》载明品名为吊牌、胶袋、拉链、钉、纽等物料，合计总价格为46909元；上述物料中品名中前加注“BACCI”的物料价格合计7271元。被告主张上述涉“BACCI”的物料费系原告的原因导致服装返工增加的物料费，该部分费用应由原告负担；对其他39638元的物料费由其支付没有异议。对此原告主张涉“BACCI”的物料费系由于客户变更要求导致返工。庭审中，被告表示其能举证证明上述涉“BACCI”的物料费7271元系原告的原因导致返工额外增加，但其并未在本院指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相关证据。二、《洪都拉斯对数单》载明品名为唛、皮牌、拉链等，载明合计金额为5441元。原告主张《洪都拉斯对数单》所涉物料系被告向其下订单后要求原告采买的物料，后被告取消订单，该采买部分物料费应由被告承担。被告确认原告的陈述，同意在原告将该部分物料退回给被告后支付给原告。之后，原、被告均同意对上述物料进行交接。之后，原告提交情况说明，表示因原告暂时无法将5441元物料交付给南棉公司，为此，南棉公司仅欠78633元物料费。三、《船头板》载明“BACCI”服装，并列明了多少个款，每个款多少件，数量多少条，合计服装为1030条，并列明每条船头板的价款为4.4美元。原告主张其向被告供应的大货是不需要额外收船头板的费用，但是上述船头板系被告为发展客户希望原告额外提供“BACCI”服装样板为发展美国客户推销所用，所以需要额外支付船头板费用。被告确认“BACCI”为巴拿马客户，其基于拓展美国客户需要，有向原告提出需要“BACCI”样板的要求，但原告提供样板很少，仅有60条，其同意按照每条4.4美元的价格支付船头板费用。原告表示无法提供上述1030条船头板交付给被告的相应单据到庭。原告与南棉公司交易期间建立了工作联系微信群，南棉公司提交微信群聊天记录拟证明其下单定做的1-703款裤子存在质量问题。该聊天记录显示，2019年7月10日，南棉公司人员发送了量裤长图片，并@原告工作人员后发送“这个款应该是1-703X款，客户投诉大货内长短了2〞，要求卷后27〞的，但是大货卷前才27〞，请查核”。后南棉公司再次发送了量裤长图片，被原告人员发送“相差两寸，那点也不多啊，是客户度过来的”。原告人员发送“大概差一寸左右，都在接受范围”。被告人员发送“你自己接受？”南棉公司还提交了电子邮箱邮件，拟证明其客户因裤长短3寸，对18641条裤子按照每条2美元的价格进行扣款，合计扣款37282美元。该电子邮件显示扣款的款号包含1-703,1-050,1-703X，1C-1394，1C-1394X，1-051等款号。根据案涉2019年3月至8月对账单显示，2019年6月2日，1-703L款发送了1206条；1-703LX款发送了1193条；1-703MDX款发送了1188条。南棉公司主张案涉微信群中提出的“1-703X款”，实际为上述1-703LX款及1-703MDX款，合计2381条；原告则主张为上述1-703L款，为1206条。同时，原告陈述如果存在做短的质量问题，其同意按照每条0.9美元的价格减少价款。原告还提交了原告方人员与微信名为“左撇子”的微信聊天记录，原告主张“左撇子”系南棉公司员工，但具体名字不清楚。该微信聊天记录形成于开庭前，原告人员询问“左撇子”去年做的2b的说有问题的有多少，左撇子答复有1200件。南棉公司确认其向客户供应的货物，来源除向原告购买货物外，还有其他购货途径，但主张案涉存在质量问题的裤子均为原告生产。庭审中，原、被告均确认案涉美元兑换人民币汇率按照1:7计算。原告主张其自2019年11月16日开始催收案涉货款，被告确认原告于2019年底到2020年上半年有催收货款，其也有陆续付款。诉讼中，原告向本院申请财产保全，为此，本院依法作出了（2020）粤0118民初7942号民事裁定，裁定冻结被告广州南棉服装有限公司、唐德江所有的银行存款人民币1450549.97元，或者查封、扣押其他等值财产。本院认为：原告与南棉公司之间的买卖交易成立，且交易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亦不违背公序良俗，依法有效，双方均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义务。对南棉公司截至2019年11月15日尚欠原告货款372514.56美元，以及之后南棉公司支付人民币1226143.71元以及14000美元给原告的事实，原、被告均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按照原、被告协商确认的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折合人民币计算，南棉公司拖欠原告货款为人民币2607601.92元，已付款为人民币1324143.71元，尚欠货款为人民币1283458.21元。对原告主张的物料费。一、案涉《对数单》所涉物料费合计46909元，南棉公司对其中39638元并无异议，本院予以支持。对其中7271元，南棉公司主张系由于原告原因导致返工额外增加物料应当由原告负担，但没有证据证明，应由南棉公司承担不利后果，为此，对原告主张的该7271元物料费，本院予以支持。二、案涉《洪都拉斯对数单》所涉物料费，由于原告无法将相关物料退回给南棉公司，提交说明显示其认为南棉公司不欠其该部分物料费，为此，对原告主张的该部分物料费5441元，本院不予支持。三、案涉《船头板》载明了额外送样板的费用，但该《船头板》仅为原告单方制作，原告并无证据证明上述《船头板》所涉的样板实际交付给了南棉公司，应由原告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南棉公司自认原告向其交付了60件样板，本院予以确认，按照双方确认的4.4美元/件计算，南棉公司应付原告费用为264美元，折合人民币1848元。故对原告要求南棉公司支付1848元部分费用，本院予以支持，对原告主张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为此，对原告要求南棉公司支付物料费合计48757元。对被告抗辩原告裤子做短导致损失，为此要求减少价款37282美元的主张。根据案涉工作联系微信群显示，南棉公司在2019年7月10日向原告方提出1-703X款出现大货内长短了2〞，原告核实后确认了做短问题，仅是提出做短1〞，为此，对1-703X款出现裤子做短的质量问题，本院予以采信。南棉公司主张上述“1-703X款”，实际为2019年6月2日供应的1-703LX款及1-703MDX款，合计2381条；原告则主张为2019年6月2日供应的1-703L款，为1206条。相比较“1-703L款”与“1-703LX款”及“1-703MDX款”，“1-703LX款”及“1-703MDX款”在名称上与“1-703X款”更为接近，而“1-703L款”并不包含“X”，至于原告提交的与“左撇子”之间的聊天记录，鉴于上述材料并非“左撇子”在案涉交易过程中因履行工作职务作出的承认行为，而是本案诉讼发生产生后，“左撇子”微信发言从性质上应为证人证言，在其未到庭作证的情况下，对该微信陈述的内容，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意见，本院采信南棉公司的主张，即存在做短的质量问题的裤子为2381条。南棉公司抗辩的其他的做短的裤子型号和数量，南棉公司虽然提交了扣款的电子邮件，但并不足以证明南棉公司供应的相应服装存在上述质量问题，并发生扣款；且南棉公司的服装供应商并非原告一家，即便存在质量问题也不能排除系其他供应商供应的货物出现问题；同时，南棉公司也未举证证明其在交易过程中向原告提出了除“1-703X款”裤子做短外，其他型号裤子也存在该质量问题。为此，对南棉公司提出的除“1-703X款”裤子外，其他的质量问题，本院不予采纳。对案涉2381条做短的质量问题，南棉公司抗辩减少相应货款，依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但南棉公司要求每条减少2美元，缺乏相应的依据，本院酌情按照每条1.5美元进行扣减，为此，应当扣减货款3571.50美元，折合人民币25000.50元。依前所述，南棉公司应向原告支付货款1283458.21元及物料费48757元，扣减质量问题扣款25000.50元，南棉公司仍需向原告支付货款及物料费合计1307032.71元，为此，对原告要求南棉公司向其支付欠款1307032.71元部分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对原告主张欠款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南棉公司确认原告于2019年底到2020年上半年期间一直有向其催收货款，但南棉公司一直未向原告足额支付，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为此，对原告要求南棉公司向其支付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以1307032.71元为基数，按照一年期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50%标准自2020年6月29日起计算至付清款日止）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被告唐德江作为南棉公司的一人股东，且对原告要求其对案涉债务与南棉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没有异议，为此，对原告要求被告唐德江对案涉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原告向本院申请撤回第3项诉讼请求，系其对自身诉讼权利的处分，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亦不违背公序良俗，本院予以准许，并不另行出具准予撤诉的民事裁定。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第一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广州南棉服装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广州市东长服装有限公司支付货款及物料费合计人民币1307032.71元及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以1307032.71元为基数，按照一年期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50%标准自2020年6月29日起计算至付清款日止）；二、被告唐德江对被告广州南棉服装有限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原告广州市东长服装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7535元和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原告已预交22854元），由原告广州市东长服装有限公司负担1566元，被告广州南棉服装有限公司、唐德江连带负担20969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金勇二〇二一年三月一日书记员  周子晴附本判决相关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第一百一十一条：质量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按照当事人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对违约责任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受损害方根据标的的性质以及损失的大小，可以合理选择要求对方承担修理、更换、重作、退货、减少价款或者报酬等违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民法典施行后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持续至民法典施行后，该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