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13民终24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邓佩婷，女，汉族，公民身份号码,户籍住址：广东省博罗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侃，北京市东元（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柏定云，男，汉族，公民身份号码:x,户籍住址：广东省惠州市仲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雄威，广东惠泰（仲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惠州市教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惠州仲恺高新区陈江大道**风华丽都******。法定代表人：邓佩婷，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磊，男，，汉族，公民身份号码：，户籍住址：广东省湛江市霞山区××××××××××××。上诉人邓佩婷因与被上诉人柏定云、惠州市教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黄磊民间借贷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20）粤1302民初77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邓佩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全部答辩请求或发回一审重审；2、判令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本案判决存在程序性错误。一审判决依据的被上诉人柏定云提交之证据“《合作协议》”，作为本案的核心证据未有原件，而一审判决以被上诉人黄磊的自认来推定该证据作为定案证据，不顾上诉人对证据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的存疑，严重损害了上诉人权利，也不符合《民事诉讼法》、《最高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相关规定。该证据涉及到上诉人的相关权利义务，不能以被上诉人柏定云、黄磊对该证据的互相认可作为采纳证据的依据。其余的银行流水来往及微信聊天记录证据也只能显示出系个人借贷行为，没有牵涉公司借贷一事，因此也不存证据的合法关联性作为证据链反证“《合作协议》”的证据三性。加之，本案正好是因上诉人代持被上诉人黄磊股份作为一人公司股东而卷入该借款纠纷，在上诉人以为借贷行为系被上诉人柏定云、黄磊私人借贷，对借贷行为细节毫不知情及被上诉人黄磊控制持有公司公章的情况下，上诉人完全有理由怀疑该证据是被上诉人柏定云、黄磊恶意损害上诉人利益而为，因此该证据三性均不能被认可，不能作为判决依据。二、本案事实认定严重错误。首先，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明知被上诉人黄磊存在征信问题而代持一人公司股份是错误的。被上诉人黄磊在2018年1月25日之前仍为公司注册原始股东，是被上诉人黄磊托求上诉人变更为公司股东，并签订了股权代持协议、实际控制人证明，并未向被上诉人坦白其征信有问题；如果明知被上诉人黄磊存在征信问题，上诉人根本不可能冒着重大风险去接任被上诉人黄磊实际控制公司的股东。仅是上诉人作为公司教学员工，面对公司老板的请求，加之对公司持股风险意识不强，才被蒙蔽做了一人公司股东。上诉人一审中是基于被上诉人黄磊的当庭陈述自认才知晓其因为征信原因要更换公司股东。其次，上诉人主张本案的核心焦点之一应为该借贷是否属于被上诉人柏定云与黄磊之间的个人借贷行为。被上诉人柏定云以其提交的证据“《合作协议》”主张是向公司出借资金，且以公司资产作为担保，却将借款指定汇入被上诉人黄磊的个人账户。被上诉人黄磊既非公司显名股东，也不是其“《合作协议》”上的担保人，也没有约定承担相应连带还款义务，为何将被上诉人黄磊列为被告要求还款？被上诉人柏定云、黄磊均没有证据证明该资金用于公司经营，加之一审被上诉人黄磊已明确承认借款为其个人资金周转。种种迹象均表明，被上诉人柏定云、黄磊之问借贷行为属于个人借款，在上诉人未参与实际借贷过程、未知悉情况、未签名确认的情况下，借由公司的股东关联将上诉人卷入作为其两人的交易保证，恶意侵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再次，上诉人主张本案另一个核心焦点是被上诉人柏定云是否为善意第三人来对抗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黄磊的股权代持。显名股东与隐名股东之间的股权代持不得对抗信赖商事登记的善意第三人，但被上诉人柏定云明显不属于善意第三人的范畴，而是明知被上诉人黄磊是公司实际股东和控制人的情况下向其个人出借资金，再利用被上诉人黄磊实际控制公司及公章，且急于借钱的需求，在上诉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将被上诉人卷入连带责任作为还款的另一重保证，恶意损害上诉人合法权益。首先从形式上，被上诉人柏定云在上诉人作为工商登记独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没有参与及签名或给予亲笔授权的情况下与被上诉人黄磊签订“《合作协议》”，继而将借款汇入非公司登记股东和法人的被上诉人黄磊的个人账户，明显应推定被上诉人柏定云完全应当知道被上诉人黄磊就是公司实际股东及控制人。现被上诉人柏定云仍以不知情及信赖商事登记的善意第三人主张上诉人应以一人有限公司显名股东身份承担连带偿还责任毫无依据，属恶意损害上诉人权益的行为。从事实出发，被上诉人已自认该笔借款属于个人借贷使用，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被上诉人黄磊将借款用于公司经营，实质上就是套用公司借贷的表象来行个人借贷之实，严重损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最后，关于一审认定被上诉人黄磊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提供的财务报表不规范，无法证明上诉人个人财产独立于公司财产。既然审理过程中已查明被上诉人黄磊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上诉人仅是一名教课员工，那么很明显上诉人无法控制公司的财务经营管理，上诉人对公司财务甚至连知情权都没有，如何制作提交相应的财务报表？个人财产如何与公司财产混同？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对于法律条文的生搬硬套，未结合案件事实和特殊性，对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连带责任生硬采取应自担挂名风险“一刀切”的审判方式，无法彰显司法的正义性、公平性，造成了被上诉人的权益被恶意侵害。综上，特请求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柏定云辩称，一、一审判决并没有程序错误，本案中原告提交的《合作协议》是有原件的，且该《合作协议》借款签署人惠州市教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黄磊均对该协议的三性予以确认。二、被答辩人对于惠州市教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黄磊关于本案的借款不仅全程知情，全程参与，且积极撮合。从答辩人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通话录音”等证据均可得出该事实。三、虽然被答辩人与黄磊之间内部关系（无论是股东合作关系或挂名代持关系），均不影响被答辩人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对本案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但是被答辩人为逃离债务，在《民事上诉状》中恶意捏造事实的行为尤为令人不齿。综上，一审判决查明基础案件事实清楚，恳请二审法院维持原判，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黄磊辩称，整个过程都是我在借钱，我也一直在还，目前来说我靠我现在打工还钱，从2020年5月份开始一直到现在，每个月20号我都会打钱给他，一直在还钱，也一直想和柏定云协商调解，但是对方不予调解。我现在每个月还1000元至2000元给他，没有间断。被上诉人惠州市教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未作答辩。被上诉人柏定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三被告偿还原告借款100000元及利息10408元（自2020年1月11日起算，以100000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计算，暂计至2020年5月11日为5408元，应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再加上借款期限内利息5000元）；2、被告邓佩婷对被告惠州市教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拖欠原告的借款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偿还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为证明本案借款事实，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合作协议》、银行转账记录予以证明。《合作协议》显示甲方为“惠州市教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乙方为“柏定云”，协议内容为“惠州市教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因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向乙方借资拾万元，作为合作资金。1.该资金不作为甲方公司的风险投资，只作为进出货品和公司流动资金使用；2.该资金借给甲方公司负责人黄磊合理安排使用，甲方结算给乙方借资人利润5000元人民币；3.该资金使用时间为2019年4月28日至2020年1月10日止，到期双方协商决定资金的使用情况或归还本金；4.乙方以转账方式转入公司负责人账户”，甲方处有“惠州市教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印章样式，甲方负责人处有“黄磊”签名字样，乙方处有“柏定云”签名字样，落款日期为2019年4月28日。银行转账记录显示原告向账户名为“黄磊”的银行账户转账情况为2019年5月2日转账50000元、2019年5月3日转账50000元。被告黄磊对原告主张的事实及《合作协议》、银行转账记录没有异议，并确认涉案《合作协议》中的“惠州市教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印章系由其加盖；被告邓佩婷认为原告提交的《合作协议》并非原件，对《合作协议》不予认可，并辩称其只是向原告的配偶传达过被告黄磊有资金需求，但其未参与本案借款，不清楚被告黄磊以被告惠州市教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名义借款。被告邓佩婷、黄磊均确认被告惠州市教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印章由被告黄磊持有。另查一，原告主张被告惠州市教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系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被告邓佩婷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股东，提交了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予以证明，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显示被告惠州市教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于2017年8月30日成立，公司类型为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股东系被告邓佩婷，经理及执行董事为邓佩婷，监事为黄磊，该公司2018年1月25日前的股东为被告黄磊，2018年1月25日起将股东变更为被告邓佩婷，认缴出资额为200万元，认缴出资时间为2048年3月25日。被告黄磊、邓佩婷对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没有异议。另查二，被告黄磊称其系失信被执行人，被列入了黑名单，无法注册公司，遂请求被告邓佩婷担任被告惠州市教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系该公司实际股东。另查三，被告邓佩婷称因被告黄磊存在征信问题，被告黄磊请求被告邓佩婷担任被告惠州市教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被告邓佩婷在未了解法律风险的情况下代被告黄磊持股并担任法定代表人。另查四，被告邓佩婷称其系被告惠州市教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一名工作人员，其系按月领取工资，并不参与公司收益。被告黄磊对此予以确认，并称被告邓佩婷每月领取底薪1500元及每节课提成50元。另查五，被告邓佩婷主张其系被告惠州市教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名义股东，被告黄磊系实际股东及公司实际控制人，并认为其无需承担责任，被告邓佩婷提交了《股权代持协议书》、《公司实际控制人证明书》予以证明。被告黄磊对被告邓佩婷的主张及提交的证据予以认可，原告对被告邓佩婷的主张及提交的证据不予认可。另查六，原告陈述被告黄磊因代理“一个钢琴的牌子”需要资金周转而向原告借款；被告黄磊称本案的《合作协议》是用于被告黄磊个人的资金周转。另查七，被告黄磊在庭审后提交了《财务报表》，该财务报表未记载制作人，无加盖公章，无制作人签名。原告对该财务报表不予认可；被告邓佩婷对该财务报表予以认可，认为该财务报表能够证明被告邓佩婷与被告惠州市教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财产不存在混同。另查八，被告惠州市教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邓佩婷、黄磊未提交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每一会计年度终了时编制的被告惠州市教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财务会计报告。另查九，被告黄磊称其愿意偿还本案借款。另查十，原告与被告黄磊确认被告黄磊偿还了借期内的利息3000元，借期内利息尚欠2000元，被告未偿还其他款项。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依法应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的焦点系原告的诉请如何处理。首先，原告主张被告惠州市教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黄磊向其借款100000元，提交了《合作协议》、银行转账记录予以证明，被告黄磊对《合作协议》、银行转账记录没有异议，被告邓佩婷认为原告提交的《合作协议》并非原件，对《合作协议》不予认可；因被告邓佩婷、黄磊均确认被告惠州市教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印章由被告黄磊持有，被告黄磊对《合作协议》没有异议，根据举证规则，一审法院对《合作协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合作协议》明确记载被告惠州市教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系借款人，故一审法院对原告主张被告惠州市教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向其借款100000元的事实予以采信，又被告黄磊明确表示愿意偿还本案借款，原告请求被告惠州市教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黄磊偿还借款100000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其次，原告请求被告惠州市教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黄磊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计算利息，涉案《合作协议》约定了借款期限2019年4月28日至2020年1月10日计257天的利息为5000元，折算为年利率7.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审法院将涉案利息调整自2020年1月11日起至付清款日止按年利率7.1%计算利息；又被告黄磊支付借期内利息3000元，尚欠借期内利息2000元，被告惠州市教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黄磊尚应偿还该借期内利息2000元。最后，原告请求被告邓佩婷承担还款责任，被告邓佩婷辩称其无需承担责任。对此，一审法院评析如下，第一，因被告邓佩婷提交的《股权代持协议书》系被告邓佩婷与被告黄磊之间的公司股东内部关系，而本案系公司外部债务关系，被告邓佩婷以《股权代持协议书》进行抗辩，缺乏法律依据；第二，被告邓佩婷称其系在清楚被告黄磊存在征信问题的前提下而代被告黄磊持有公司股份，从诚实守信原则出发，应当推定邓佩婷自甘风险；第三，被告惠州市教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系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被告邓佩婷系被告惠州市教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股东，被告黄磊提交的财务报告并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无法证明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一审法院对该财务报告不予采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二条：“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应当在每一会计年度终了时编制财务会计报告，并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第六十三条：“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规定，被告邓佩婷应对被告惠州市教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综上，被告的抗辩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原告请求理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被告惠州市教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应视为其放弃答辩、举证、质证的权利，不影响本案审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二条、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缺席判决如下：一、被告惠州市教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黄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柏定云支付借款100000元及利息（自2020年1月11日起至付清款日止按年利率7.1%计付，同时另支付借期内利息2000元）；二、被告邓佩婷对上述第一项确定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原告柏定云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508元，由原告柏定云负担108元，被告惠州市教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邓佩婷、黄磊连带负担2400元。本院二审期间，被上诉人柏定云向本院提交了如下新证据：1、2020年4月25日答辩人妻子江x与邓佩婷通话录音、录音文件整理，证明被答辩人对于惠州市教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黄磊关于本案的借款不仅全程知情，全程参与，且积极撮合。2、被答辩人邓佩婷2019年4月19日还款转账记录，证明本案是惠州市教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黄磊第二次借款及签订《合作协议》，第一次2018年6月23日的借款已由被答辩人邓佩婷归还。3、《股东合作协议书》，证明该协议显示黄磊与被答辩人邓佩婷为股东合作关系，而非其主张的挂名代持关系。上诉人邓佩婷经质证认为，被上诉人柏定云补充提交的三组证据，均不属于二审中的新证据，也不属于在一审中无法提交的证据，被上诉人柏定云无视举证规则，该组证据都系当庭提交，属于隐藏证据突袭，我方不予认可。对于录音证据的三性都不予认可，因为该录音没有经过证据固定，没有法定效力。证据二的转账记录与本案完全没有关联系，且没有原件，也没有进行电子证据保全确认，对真实性不予认可。对于证据三，与我方一审提交的合作协议完全不一致，被上诉人柏定云即非股东合作协议书的参与方，但其认为该协议书系在惠州市教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经营场所私自拿走的，而且是原件，未有证据证明是合法采集，因此对该证据三性均不予认可。被上诉人黄磊经质证认为，对于证据一，当时我不在场，而且我听邓佩婷说，他们当时x，当时也为了这件事情报过案，所以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所拿到的录音没有任何法律效力，很可能是在威逼情况下形成的。对于证据二，这是第一次借贷，与本案无关。对于证据三，当时我也在质疑，因为当时很多人包括江x和被上诉人柏定云在我家琴行正常营业的情况下闯入我的琴行，只是我当事人不在，他们就翻箱倒柜,当时我为此报案。这份协议书我有签过。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根据各方诉辩意见，本院归纳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上诉人是否应对涉案借款承担清偿责任。本院认为，根据被上诉人柏定云提交的《合作协议》、银行转账记录可知，被上诉人柏定云已向借款人即被上诉人惠州市教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履行了出借义务。而上诉人作为该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在被上诉人黄磊提交的财务报告不足以证明上诉人的财产独立于公司的财产的情况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之规定，上诉人应就涉案借款承担清偿责任。至于上诉人主张的其与被上诉人黄磊系股份代持关系，但不论该两人之间内部关系如何，均不影响上诉人作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认定。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508元，由上诉人邓佩婷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晓文审 判 员 邓耀辉审 判 员 刘宇慧二〇二一年二月十日法官助理 李兵勤书 记 员 叶婷婷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