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113民初1378号原告：薛茗，女，1955年8月17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河北省秦皇岛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公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聃，北京润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海红，女，1974年5月10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北京市顺义区，现住北京市顺义区，公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美春，北京天驰君泰（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薛茗与刘海红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1月6日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刘筠独任审判，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薛茗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聃，被告刘海红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美春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薛茗诉称：原告（买方）与被告（卖方）自2013年12月始建立长期买卖家具关系。双方根据以往交易习惯口头约定的交易方式为：原告向被告账户转家具预付款，被告提供货物图样供原告挑选，最终交易达成以实际交付以及原告签字确认为准。原告向被告转账家具预付款共计人民币470万元（分别为2014年10月17日转账100万元；2016年6月21日转账100万元；2017年3月14日270万元）。被告实际交付家具共计人民币215.53万元。截止到原告诉至法院时，被告仍未返还家具预付款共计254.47万元。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已违反《民法典》第五百零九条第二款、第五百九十五条和第五百九十八条的规定，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法院依法判决。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退还家具货款人民币254.47万元，并赔偿原告利息损失（以254.47万元为基数，自原告起诉之日起至该款还清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请求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被告刘海红辩称：一、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2020)京0113民初6983号民事判决已经认定本案薛茗主张返还的款项是其应向刘海红支付的合法款项，刘海红不应予以返还。原告薛茗与被告刘海红之间共存在厂房租赁合同关系、欠款合同纠纷关系以及家具买卖合同关系三种法律关系。其中，因薛茗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公司未向刘海红按期足额支付厂房租金，而产生租赁合同纠纷[（2020）京0113民初8084号]；因薛茗未按期足额返还投资款项而产生欠款务合同纠纷[（2020）京0113民初6983号]。前述两法律纠纷已经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及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分别审理，认定薛茗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公司应向刘海红支付租赁款项等费用167万余元，认定薛茗应向刘海红返还欠款200万元，案件现均已进入强制执行阶段，在前述两纠纷案件审理过程中，薛茗曾以本案部分款项作出应予抵扣欠款或租赁款项的抗辩，各法院均已就涉案款项的性质、用途及双方各法律关系中的权利义务履行情况等事实进行了调查、核实，最终认定涉案款项是刘海红收取的合法款项，未支持薛茗应予抵扣款项的主张，并且，在欠款债务合同纠纷案件审理过程中，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就薛茗支付的包含本案所涉全部款项在内的款项进行了充分的调查、询问、审理、核实，认可双方对账后确认家具买卖合同法律关系无争议，双方权利义务均已履行完毕。因此，本案中刘海红不应返还任何款项。并且，我们认为，本案与欠款债务合同纠纷案件的当事人相同，所涉及应审理的全部三种法律关系即诉讼标的完全相同，后诉（即本案）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的裁判结果，已经构成重复起诉，贵院应当驳回薛茗的起诉。二、双方就家具买卖合同关系并无争议，不存在原告主张的刘海红交付家具不足的情形，刘海红无需返还任何款项。首先，原被告之间并非原告主张的预付款交易模式，实为先发货后付款的交易模式，即刘海红已经交付完毕全部家具后，双方再进行付款结算。第一，据薛茗认可的第一项家具清单中，薛茗于2013年12月10日出具收条，并署“收到人，薛茗”字样，但薛茗向刘海红支付第一笔款项的时间为2014年10月17日很显然，双方交易模式并非预付款模式，应是先发货后结算模式。即薛茗已经收到全部家具，不存在交付家具不足的情形。第二，据薛茗方2020年11月9日提交的民事起诉状显示，薛茗方认可双方于2013年-2015年间存在家具交易往来，然而，薛茗以2016年、2017年的两笔款项主张为“预”付款，款项支付时间在双方家具交易两年之后，显然不符合事实逻辑。第三，薛茗就前述欠款债务合同纠纷案件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再审，在落款日期为2021年1月6日的再审申请书中将2017年的两笔款项仍然主张为冲抵债务合同纠纷的欠款，与本案主张为家具预付款相互矛盾。据此，根据买卖合同交易惯例及双方真实交易模式，刘海红已经履行完毕家具交付义务，之后薛茗才进行家具款项结算，本案并不存在原告主张的交付家具不足的情形。涉案款项是薛茗应向刘海红支付的合法款项，刘海红不应返还。其次，自薛茗主张应返还的最后一笔款项即2017年3月14日款项，至今的三年间，薛茗一方从未向刘海红主张交付家具或者要求返还款项。相反，在双方于2018年就各项法律关系进行对账期间，薛茗一方仍然签署欠条，认可尚欠刘海红其它款项，并根据欠条继续偿还相应款项。可见，双方就家具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并无任何争议。综上所述，双方就家具买卖合同关系无任何争议，不存在原告主张的交付家具不足的情形。薛茗主张返还的款项已经法院两审审理认定，是刘海红收取的合法款项，不应返还。恳请贵院查清事实后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薛茗与刘海红之间曾就家具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双方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薛茗主张交易模式系先付款后订货、刘海红辩称交易模式为先交货后付款。薛茗分别于2014年10月17日、2016年6月21日、2017年3月14日向刘海红转账100万、100万及270万元，薛茗主张上述470万元系预付给刘海红的家具款。薛茗提交家具清单，家具清单包括五部分：第一部分标注有“第一项”的家具清单共16页，部分家具标注有对勾，最后一页写有“注：共计16页，大小63件，按人民币壹佰柒拾万元结算，收到人：薛茗。2013年12月10日”；第二部分标注有“第二项”，内容为“壹佰零肆万贰仟柒佰元，1042700元，刘海红家具37套”，共1页；第三部分标注有“第三项A1-15页（拉邢台）”，共计15页，部分家具标注有对勾；第四部分标注有“A1-6页第四项”共计6页，家具处分别标注有“已送邢台”“已送田各庄”“已送四合院”“准备送四合院”“已送公司”“准备送公司”等标注；第五部分共10页，首页写有“1-9页4页：5.18万（5套），5页：2.79万（5套），6页20.34万（5套），合计：28.31万”，家具清单共计9页，家具处有打勾或圆圈，其中第1页写有“注：√拉走，○留下”。本案中，薛茗主张收到第一部分价值170万元的家具及标注“已送到XX”价值45.53万元的家具，以上共计215.53万元，剩余254.47万元货款未交付，故要求予以退还。另查，双方自2013年至2019年之间存在数笔资金往来，涉及买卖合同、投资经营等。2018年1月30日，薛茗出具《欠条》，内容为：“刘海红投资设备（小生产线）贰佰柒拾万尚未还（2700000元）库房因设备安装进行改造肆拾伍万元（450000元）尚未支付，共计叁佰壹拾伍万元（3150000元）。上述欠款预计2018年底前全部归还。欠条经手人：薛茗负责处理。2018年1月30日。”刘海红于2020年将薛茗诉至本院，要求薛茗清偿欠款200万元并支付利息。在该案中，薛茗辩称与刘海红之间还有买卖合同关系、房屋租赁合同关系，转账的款项分别对应哪部分业务未具体说明，包含本案涉诉470万元在内的745万元系返还给刘海红的款项。刘海红在该案中认可收到家具款490余万元，但在2018年出具《欠条》时已结算完毕。经询问，薛茗表示买卖合同自2013年持续至2019年底、2020年初，除第一部分家具外，薛茗不确定其他家具的交易时间、收货时间。刘海红表示交易时间自2013年至2015年。以上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家具送货单、银行转账明细等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未能提供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刘海红是否应向薛茗返还254.47万元。本案中，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薛茗与刘海红之间就家具存在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薛茗主张交易习惯为先支付货款、后选购家具，刘海红辩称交易习惯为先选购家具、后支付货款。根据薛茗提交的证据，其于2013年12月10日即确认签收第一项货物，早于其自述支付第一笔货款10个月，与其主张的先付款后送货的交易模式明显不符，双方的交易模式更可能为先选购家具、后支付货款，即薛茗收到家具后再支付货款。关于薛茗主张支付给刘海红的三笔款项的性质，双方在本案中及另案中均有不同陈述，即便上述三笔款项均为家具货款，根据已查明事实，也应系薛茗收到货物后支付的货款。故刘海红虽在另案中认可已收到家具款490余万元，但根据现有证据难以证明刘海红未交付价值254.47万元的家具，本院对薛茗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2020年修正）》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薛茗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一万三千五百七十九元（原告薛茗已预交），由原告薛茗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刘 筠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米佼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