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3民初19892号原告：古美苑，女，1992年4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泳欣，系广东格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相茂，系广东格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东快问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番禺区小谷围街青蓝街28号1栋40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63402464967。法定代表人：曾裕雅委托诉讼代理人：卢超，系被告公司员工。原告古美苑与被告广东快问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快问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9月28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独任审理。古美苑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泳欣、广东快问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卢超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古美苑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2019年4月奖金总额为21815.9元、2019年5月奖金总额为20259.14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律师费7000元。3.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2019年4月、5月奖金利息的损失费暂计1930元(以42075.04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2019年6月10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的利息、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至清偿所欠工资之日止的利息)。4.判令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一、被告拖欠原告2019年4月奖金21815.9元、2019年5月奖金20259.14元未付，被告理应支付所欠奖金。2015年9月30日原在被告处入职，岗位为销售，每月工构成为底薪+奖金，每月固定底薪为8800元，每月底薪扣除五险一金和个税后为8215.22元，每月奖金根据原告的销售业绩表现计算，具体的销售奖金政策见原告证据第7项。关于该底+奖金的工资构成在《劳动合同》第四条第(二)款中也有明确的约定。每月定底于次月10日前发放，每月奖金于隔月月底前发放(例如2019年1月的奖金于2019年3月底前发放)根据销售奖金政策核算，原告2019年4月奖金为21815.9元、2019年5月奖金20259.14元，2019年5月27日，原告与被告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并签订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约定，被告于2019年6月10日前发放原告的工资。但被告仅于2019年6月11日发放了原告2019年5月的固定底薪，并未发放2019年4月及5月的奖金。二、原告于2019年8月下旬分别向被告的法定代表人曾裕雅、财务总监方佳琳主张过权利，仲裁时效于2019年8月27日发生中断，重新起算1年，原告于2020年6月15日申请劳动仲裁并未超过仲裁时效，仲裁裁决明显是错判。由于被告拖欠原告2019年4月及5月的奖金，且未按照《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约定的时间发放，原告于2019年7月4日主动通过微信与被告的法定代表人曾裕雅沟通，并要求支付2019年4月和5月的奖金。此后，曾裕雅找来被告的人力专员宋明月与原告沟通，人力专员宋明月明确承诺所欠的奖金将会在离职后3个月内发放完毕。但等到2019年8月下句，被告仍未在其承诺的3个月内发放两个月奖金。故，原告于2019年8月26日再次通过微信与被告的法定代表人曾裕雅沟通，曾裕雅表示让原告去找财务总监方佳琳沟通。于是，原告于2019年8月27日又通过微信去找财务总监方佳琳。原告与被告的法定代表人曾裕雅、财务总监方佳琳的多次微信聊天都是明确要求被告支付2019年4月和5月奖金的。特别是与务总监方琳的微信聊天中，原告还表示“如果我八月底还没收到我4月5月的工资约4万人民币，我将会提出劳动仲裁，让劳动部门和贵公司协调”，这一记录已经将原告的诉求非常清晰地表达，而且完全已经构成向被告主张权利的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三条“第十三条当事人能够证明在申请仲裁期间内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申请仲裁期间中断:(一)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二)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三)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申请仲裁期间中断的，从对方当事人明确拒绝履行义务，或者有关部门作出处理决定或明确表示不予处理时起，申请仲裁期间重新计算。”，以及《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二十七条“在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仲裁时效中断:(一)一方当事人通过协商、申请调解等方式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的:(二)一方当事人通过向有关部门投诉，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向人民法院起诉或者申请支付令等方式请求权利救济的:(三)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的。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的规定，只需要满足以上情形之一仲裁时效即发生中断，原告多次向原告的法定代表人、财务总监主张权利的行为，已经发生的仲裁时效中断的效力，原告最后一次主张的时间为2019年8月27日，仲裁时效理应从2019年8月27日开始起算一年，所以原告于2020年6月15日申请劳动仲裁，并未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仲裁裁决认为，双方签订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并约定了被告应在2019年6月10日前完成工资支付，仲裁时效应从2019年6月10日起算。该裁决显然是枉顾事实和法律规定的，属于严重错判。虽然双方签订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并约定了工资支付时间，但该协议书只是双方的约定，至于双方如何去履行该约定，以及履行过程中所发生的事件都会对该协议书及仲裁时效发生影响。而劳动仲裁委对原告提交的大量的仲裁时效中断的证据视若无睹，只抓住一份《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就草率认定已经超过仲裁时效，显然属于错判。既然要对仲裁时效进行审查，就理应对仲裁时效进行全面的审查，将影响仲裁时效的全部事实都纳入考虑和认定，劳动仲裁员断章取义的裁决，不仅错判，还严重侵犯了劳动者的权益、浪费司法成本和司法资源。综上，被告拖欠原告2019年4月奖金21815.9元、2019年5月奖金20259.14元一事有法有据。为维护原告之合法权益，特诉至贵院，恳请贵院依法判如所请。被告广东快问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答辩称，原仲裁裁决认定事实正确，裁决结果符合法律规定。一、原告提出仲裁申请时确已超过诉讼时效，原裁决并无不当，应当维持。原告于2015年9月17日入职答辩人处，于2019年5月27日与主动与答辩人解除劳动关系，双方签署《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约定答辩人于2019年6月10日(答辩人固定发薪日)向原告发放工资，原告称未在约定日期收到2019年4月、5月奖金。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四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第三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对下列情形，视为劳动法第八十二条规定的“劳动争议发生之日”:(三)劳动关系解除或者终止后产生的支付工资、经济补偿金、福利待遇等争议，劳动者能够证明用人单位承诺支付的时间为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后的具体日期的，用人单位承诺支付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因此原告的劳动争议仲裁时效应从2019年6月11日开始计算，原告于2020年6月15日向番禺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确已超过仲裁时效。二、原告称其与曾裕雅、方佳琳二人微信聊天记录，不构成仲裁时效中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之规定“前款规定的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原告从2019年6月11日至2020年6月11日期间，从未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原告称答辩人HR宋明月“告知离职三个月内会把奖金返还”一事，仅为原告单方面表示，未提供相应的证据，答辩人《员工手册》第一编员工聘用制度第八部分离职手续说明部分明确规定“离职手续办理完毕后，公司在劳动合同约定工资发放日向员工支付最后结算工资。”原告所称没有事实依据，答辩人未曾同意履行义务。原告在2019年8月27日向答辩人财务总监方佳琳发送的微信消息并产生仲裁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答辩人查证方佳琳手机中并未存有该段聊天记录，原告提交的与方佳琳的微信聊天截图的真实性，答辩人无法确认，对此不予认可。三、原告要求答辩人支付律师费用，于法无据，应不予支持。对于律师费的承担，并无法律法规规定答辩人须承担原告委托律师的费用，原告与答辩人签订的劳动合同也未约定答辩人在任何情况下须承担律师费用。原告这一主张，既无法律规定，也无双方约定，没有请求依据，贵院应不予支持，予以驳回。综上所诉，原告的诉讼请求确已超过法定的仲裁时效，其诉讼请求已失去法律保护，请贵院依法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原告的最后一条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不应支持，工资奖金属于劳动报酬，原告与被告系劳动关系，原告向被告主张损失费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争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于2015年9月30日入职被告处担任销售员。2019年5月27日，原告因个人原因离职，双方并签署《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一份，内容载明：一、甲（被告）乙(原告）双方经平等自愿协商，就解除劳动关系事宜达成如下协议：经乙方提出解除劳动关系后，双方经平等自愿协商，同意于2019年5月27日解除劳动合同。二、甲方在2019年6月10日之前向乙方支付工资。三、双方在此确认：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双方已依法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依法履行了各自义务（包括但不限于社保、劳动保护、档案转移等各方面）。除本协议第二条约定的以外，任何一方都不再因为原劳动合同的履行和解除向对方要求其他费用、赔偿或补偿。劳动报酬含加班工资亦已结清，双方无其他争议。因劳动纠纷，原告于2020年6月15日向广州市番禺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被告支付2019年4月奖金21815.90元、2019年5月奖金20259.14元、律师费7000元、劳动行政部门责令50%赔偿金20721元、奖金利息的损失费1577元，该仲裁委员会作出穗番劳人仲案〔2020〕4976号终局《仲裁裁决书》，裁决：驳回古美苑的全部仲裁请求。原告对该仲裁裁决不服，依法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被告对仲裁裁决无异议。庭审中，原告主张被告尚欠其2019年4月份奖金21815.9元、2019年5月份奖金20259.14元，共42075.04元；其在2019年6月至2019年8月之间多次向被告主张权利，具体时间为2019年6月24日向被告财务人员王怡舒询问过奖金发放情况；2019年7月4日向被告法定代表人曾裕雅询问何时发放奖金；2019年8月27日向被告法定代表人曾裕雅和被告财务总监要求支付2019年4月、5月的奖金，否则将采取法律途径维权。原告并提供其与被告的法定代表人曾裕雅、财务总监方佳琳、财务王怡舒的微信聊天记录予以证明。被告确认尚欠原告2019年4月份奖金21815.9元、2019年5月份奖金20259.14元，确认原告与法定代表人曾裕雅、财务总监方佳琳、财务王怡舒的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但其主张，原告在职期间利用销售职务便利盗取公司商业秘密，转移公司重大客户给被告带来了严重的经济损失，且原告提起劳动仲裁申请时已超过诉讼时效，原告与曾裕雅、方佳琳等的微信聊天记录不构成仲裁时效中断。本院认为，虽然根据双方签订的《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约定被告应在2019年6月10日之前向原告支付工资，但根据原告提供的2019年8月26日与被告法定代表人曾裕雅的微信记录“曾总您好，我于2019年5月28日正式离职快问，但是4月5月的奖金至今没有收到。当时您曾让HR联系过我，宋明月告知离职三个月内会把奖金返还，但是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收到奖金。想请问下您何时才能补发我的工资呢？”，法定代表人曾裕雅回复“你可以咨询财务部方佳琳”；2019年8月27日与被告财务总监方佳琳的微信记录“方总您好，我于2019年5月28日正式离职快问，但是4月5月的奖金至今没有收到。当时您曾让HR联系过我，宋明月告知离职三个月内会把奖金返还，但是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收到奖金。想请问下您何时才能补发我的工资呢？”，方佳琳回复“我了解清楚什么情况，然后安排人力资源部同事再联系你”，原告回复“好的，方总。我也不想在这里被你们踢皮球踢来踢去，我直接把我的想法告诉您，如果我八月底还没有收到我4月5月的工资约4万人民币，我将会提起劳动仲裁，让劳动部门和贵公司协调。并要求贵公司把我在职将近四年未足额缴纳的五险一金以及公积金将近5万人民币一并追回。期待您和HR的尽快回复！”可知，原告离职后分别于2019年8月26日，8月27日向被告法定代表人曾裕雅、财务总监方佳琳主张涉案奖金，被告法定代表人曾裕雅、财务总监方佳琳亦在微信聊天中予以回复，构成仲裁时效中断。综上，原告的主张并未超过仲裁时效，被告关于涉案奖金已超过仲裁时效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被告应向原告支付2019年4月份奖金21815.9元、2019年5月份奖金20259.14元，共42075.04元。关于律师费及奖金利息损失费问题，本院认为，原告该主张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等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广东快问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应于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古美苑支付2019年4、5月份奖金共42075.04元。二、驳回原告古美苑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被告广东快问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陈玉梅二〇二一年三月十日书记员  梁沛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