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最高法民申6319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沂分行，住所地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银雀山路43号。负责人：刘志光，该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付德欢，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沂水支行，住所地山东省沂水县长安中路66号。负责人：张涛，该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煜，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明华，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山东伟峰矿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沂水县沙沟镇上流庄村。法定代表人：刘召刚，该公司经理。一审被告：张厚峰，男，1972年1月2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昭阳路6号。一审被告：赵萍，女，1970年8月29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昭阳路6号。一审被告：山东久鸿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开拓路北首西50米路北。法定代表人：邓伟，该公司经理。一审被告：青岛利源好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香港中路8号2号楼39层4001室。法定代表人：孟凡华，该公司经理。再审申请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沂分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临沂分行）因与被申请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沂水支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沂水支行）、山东伟峰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峰公司），一审被告张厚峰、赵萍、山东久鸿工程机械有限公司、青岛利源好集团有限公司第三人撤销之诉一案，不服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鲁民终18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浦发银行临沂分行申请再审称，原判决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再审事由，请求予以撤销，改判驳回中国银行沂水支行的起诉。事实与理由：一、案涉质押财产的约定有效。案涉应收账款发生在质押合同约定的时间范围内，质押财产的时间范围约定也符合中国人民银行《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办法》规定，不违反法律禁止性和强制性规定。同时，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临商初字第36号案（以下简称36号案件）已经查明，付款义务人与债务人之间存在真实的基础合同关系，且付款义务人对债务数额、发生时间均予以确认，质押财产条款描述也符合质押登记程序要求，质押登记合法有效完成，质权有效设立。二、中国银行沂水支行提起本案诉讼超过法定期间。中国银行沂水支行在执行异议一案中知道了浦发银行临沂分行应收账款质押登记的事实，且提出执行异议，应当以第三人的身份主动申请参加36号案件，但其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参加，显然超过法定起诉期间。（2015）临执异字第14号裁定仅是驳回暂缓过付执行的程序性执行异议裁定，不是针对执行标的额权利归属的实体权利裁定，原审认定中国银行沂水支行有理由相信浦发银行临沂分行已接受并服从执行异议裁定，进而认定中国银行沂水支行对未参加36号案件诉讼没有过错是错误的。三、中国银行沂水支行不具有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和实体性条件。第三人提起撤销之诉不仅要具备与原诉案件有法律利害关系的主体资格条件，还要具备生效裁判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实体性条件。本案中，中国银行沂水支行对36号案件的诉讼标的无独立请求权，不属于有独立请求权或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36号案件判决没有损害中国银行沂水支行民事权益，中国银行沂水支行对伟峰公司享有的普通金钱债权不属于法律明确规定特殊保护的债权，更不属于虚假诉讼。因此中国银行沂水支行不是适格原告，其普通债权不属于保护范围。四、原审将36号案件的第三项判决一同撤销，违反了不诉不理的诉讼原则。五、原审合议庭组成人员未依法回避。原审合议庭成员既参加了中国银行沂水支行金融债权确认之诉的审理，也参加了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审理，同时还参加了与36号案件案情相同的另案的审理，违反了凡在一个审判程序中参与过审判工作的审判人员不得再参与该案其他程序的审判的回避规定，程序违法。中国银行沂水支行提交意见称，浦发银行临沂分行的再审申请理由均不成立，请求予以驳回。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再审审查主要涉及以下问题：一、中国银行沂水支行是否具备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原告主体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由此，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原告，应当是与被诉请撤销案件的诉讼标的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或者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的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具体到本案，中国银行沂水支行是否具备提起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需审查其是否属于浦发银行临沂分行诉伟峰公司等金融借款、担保合同纠纷案件，即36号案件的第三人。36号案件系浦发银行临沂分行诉伟峰公司等金融借款、担保合同纠纷，中国银行沂水支行虽然对伟峰公司也享有债权，但中国银行沂水支行并非36号案件民事法律关系的权利义务主体，不属于对该案诉讼标的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中国银行沂水支行是否属于对该案诉讼标的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则取决于该案处理结果与其是否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中国银行沂水支行向伟峰公司主张金融债权的纠纷已经一审法院生效民事调解书确认并进入执行程序，诉前一审法院裁定保全了伟峰公司所享有的对案外人上海瑞宁航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宁公司）的30798338.40元应收账款。而36号案件立案时间虽早于该民事调解书的作出时间2015年5月，但裁判时间系在浦发银行临沂分行另案提出的执行异议被裁定驳回之后，也即发生在一审法院对伟峰公司进入执行程序之后。在此情形下，浦发银行临沂分行在其与伟峰公司等金融借款、担保合同纠纷中提出确权之诉，就可能对中国银行沂水支行申请执行伟峰公司的诉争应收账款产生影响，影响到中国银行沂水支行的执行权益。事实上，浦发银行临沂分行的执行异议被裁定驳回之时，诉争30798338.40元应收账款已经通过强制执行程序向中国银行沂水支行履行完毕，之后36号判决又确认浦发银行临沂分行对该应收账款享有权利质权，显然该处理结果与中国银行沂水支行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因此，中国银行沂水支行属于有权申请或经人民法院通知参加36号案件的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有权提起本案诉讼。原判决对此问题的认定并无不当。二、中国银行沂水支行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超过法定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规定：“前两款规定的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据此，本案应当审查中国银行沂水支行提起本案诉讼是否符合前述规定条件。原审查明，2015年7月21日浦发银行临沂分行以一审法院受理的36号案件正在审理过程中，其与伟峰公司签订有三份应收账款最高额质押合同，从而享有对伟峰公司自2013年11月13日至2017年11月13日期间内发生的（包括已发生和将发生的）所有应收账款的优先受偿权为由，对中国银行沂水支行执行伟峰公司对瑞宁公司30798338.40元应收账款提出执行异议。一审法院以瑞宁公司30798338.40元应收账款已实际过付、暂缓执行已不可能为由，作出（2015）临执异字第14号执行裁定书，驳回了浦发银行临沂分行暂缓执行的异议申请。此后，浦发银行临沂分行并未对该14号执行裁定依法提出异议。鉴于此，中国银行沂水支行有理由相信浦发银行临沂分行已接受并服从该14号执行裁定，即中国银行沂水支行有理由相信其权利并未受到损害。此时36号判决仍未作出，中国银行沂水支行也尚不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其未参加36号案件，属于“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36号判决做出后，中国银行沂水支行知悉该判决结果损害了其民事权益，在知道该判决结果六个月内提起了第三人撤销之诉，未超过法定起诉期间。原判决对此问题的认定并无不当。三、浦发银行临沂分行对于案涉应收账款是否享有优先受偿权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本案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发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施行之前，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第二条第三款规定：“本法所称物权，是指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质权系《物权法》规定的担保物权之一，以应收账款出质的，应收账款亦应当符合前述规定所要求的“特定的物”以及权利人能够“直接支配和排他”等条件。因应收账款作为普通债权，并没有物化的书面记载来固定化作为权利凭证，质权人对于质物主张质权的依据主要依靠质权合同的约定，因此为达到能够识别为“特定的物”的要求，应收账款质押合同应当具体详细载明应收账款的有关要素，包括金额、期限、支付方式、债务人的名称地址、产生应收账款的基础合同、基础合同的履行情况等。对此，《物权法》第二百一十条明确规定：“设立质权，当事人应当采取书面形式订立质权合同。质权合同一般包括下列条款：（一）被担保债权的种类和数额；（二）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三）质押财产的名称、数量、质量、状况；（四）担保的范围；（五）质押财产交付的时间。”《物权法》第二百二十八条第一款也规定：“以应收账款出质的，当事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同时，为了达到使权利人对质物能够“支配和排他”的目的，《物权法》第二百二十八条第一款还规定：“以应收账款出质的……质权自信贷征信机构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但该条规定并不意味着只要办理了应收账款质押登记，质权即有效设立，登记仅是应收账款质押的形式要件。质权是否有效设立，权利人是否对应收账款享有优先受偿权，还应对作为质物的应收账款是否符合《物权法》规定的“特定的物”以及可“支配和排他”等实质要件进行审查。如应收账款不能特定化，权利人将不能进行“支配和排他”，则质权因缺少明确具体的质押标的物而不能有效设立。具体到本案，浦发银行临沂分行与伟峰公司签订的《应收账款最高额质押合同》对出质的应收账款仅概括性描述为“伟峰公司以其所有的在2014年11月13日到2017年11月13日期间发生的（包括已发生和将发生的）所有应收账款向临沂分行提供质押担保”，没有明确载明应收账款的债务人、数量及产生应收账款的基础合同、基础合同的履行情况等可对应收账款进行特定化的基本要素。虽然双方当事人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对应收账款质押进行了登记，但对应收账款也仅是与前述合同相同的概括性描述。直至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浦发银行临沂分行也未在嗣后债权真实发生之时对于具体的应收账款作进一步的明确并补充登记。此种情况下，原判决作出本案应收账款并非确定的财产权利，相应的质权并未依法设立，浦发银行临沂分行不享有优先受偿权的认定，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并无不当。四、其他问题浦发银行临沂分行还提出，原审将与中国银行沂水支行无关的36号判决第三项一并撤销，违反了不诉不理原则。经查，该事由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申请再审的法定事由，本院不予审查。另外，浦发银行临沂分行还提出,原审合议庭组成人员存在未依法回避的情形。经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在一个审判程序中参与过本案审判工作的审判人员，不得再参与该案其他程序的审判”。该条规定的适用范围应当限定于同一案件。而本案中，浦发银行临沂分行所述情形并不符合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因此该项申请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浦发银行临沂分行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沂分行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刘崇理审 判 员 黄 年审 判 员 梅 芳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侯佳明书 记 员 宋亚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