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赣04民终39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共青城贝尔菲服装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九江市共青城市金湖镇五合村老屋岭，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405MA364Y7X7M。法定代表人：沈道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美霞，北京市京师（南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德安县玲玲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九江市德安县工业园东区蒋家湾路17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426MA35KDJE7Q。法定代表人：陈玲，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桂水姣，北京市中银（南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桂松华，北京市中银（南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共青城贝尔菲服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贝尔菲公司”）、德安县玲玲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玲玲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德安县人民法院（2020）赣0426民初6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通过阅卷、询问当事人等方式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贝尔菲公司上诉请求：一、请求依法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并依法支持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二、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玲玲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主要事实认定不清，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重新认定。第一，一审判决认定4月13日玲玲公司签订的涉案《购销合同》中布料单价为9.5元（不含税），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玲玲公司称4月13日其与尚优品公司签订购销合同，约定单价9.5元（不含税），但从上诉人提供同时间的布料市场报价资料可以证明，当时的布料市场价格最高都没有超过8.5元每米。且从玲玲公司一审自己提供的尚优品公司在2020年4月14日与沈阳娅思丹莉服装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同规格的布料，单价为9.5元（含税）。按照市场惯例税金换算含不含税布料每米相差1.2元，本合同签订是110万米，也就是一份合同履行下来相差一百多万，如此大的金额相差并且玲玲公司的该份涉案《购销合同》分别于庭前、庭审、庭后提交至一审法院都是不一致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二）价款或者报酬不明确的，按照订立合同时履行地的市场价格履行；依法应当执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的，按照规定履行。故，一审法院直接基于玲玲公司前后不一致的《购销合同》直接认定布料单价为9.5元（不含税），与事实及市场价格不符。第二，一审认定4月13日玲玲公司与尚优品公司签订的110万米布料购销合同属于上诉人与樱豪公司委托玲玲公司购买的，与玲玲公司无关，与客观事实不符，事实认定错误。从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材料（陈海林配偶王正英的录音佐证）证实樱豪公司与玲玲公司是合伙关系。4月11日樱豪公司与河南洁利康医疗用品有限公司同样也签订20万件防护服购销合同，4月18日玲玲公司与洁利康公司签订了30万件防护服购销合同，4月19日玲玲公司再次与尚优品公司签订了75万件的布料购销合同，由此可见，在玲玲公司签订4月19日布料购销合同之前的4月13日的布料购销合同已经由玲玲公司与樱豪公司全部履行完毕。故，从客观事实上来看，4月13日玲玲公司与尚优品公司签订的布料购销合同系代表着上诉人、玲玲公司、樱豪公司三方的共同利益，不仅仅是玲玲公司受上诉人、樱豪公司的委托的意思表示。第三，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因未足额支付布料款，构成违约，系事实认定错误。4月13日玲玲公司与尚优品公司签订的110万米布料购销合同，玲玲公司在4月19日再次与尚优品公司签订75万米的布料购销合同，根据一审庭审审查、商业惯例、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可知玲玲公司4月18日的布料购销合同已经全部履行完了并且实际领取了全部布料（另有玲玲公司法定代表人本人确认证实），但是这一重要的事实玲玲公司一直未告知上诉人，且后面一份布料购销合同（4月19日签订的购销合同）价格为7元／米也未曾告知上诉人，那这又如何认定4月13日签订110万米的布料购销合同仅仅为上诉人与樱豪公司的委托呢？并且上诉人在4月13日向玲玲公司转款190万元，4月14日转款40万元、4月19日转款10万元，这里共计转款240万元，截止4月19日上诉人共计提了59610米布料，按照单价9.5元／米计算，合计人民币为566295元。此时上诉人的预付布料款项是完全足够的情况下，玲玲公司就擅自全部履行完与尚优品公司4月13日签订的购销合同，进而在4月19日当天与尚优品公司签订新的一份75万米布料购销合同，并约定单价为7元／米。由此可知，玲玲公司是单纯为了自身的利益为出发点，没有丝毫考虑过上诉人的权益。故，玲玲公司在未告知上诉人的情况下擅自履行完合同，那又如何能认定是上诉人违约呢？一审法院据此认定上诉人违约，系事实认定不清，判令上诉人承担30%过错与法无据。第四，一审全部采信证人樱豪公司的证言系错误认定，导致事实认定不清作出错误判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认定证人证言，可以通过对证人的智力状况、品德、知识、经验、法律意识和专业技能等的综合分析作出判断。本案中在一审审理中上诉人就递交了证据材料证明，玲玲公司与樱豪公司熊某一直属于合伙关系，他们有着共同的利益，对于证人熊某提供的证言，一审法院忽视了他们合伙关系，对证人证言错误的全部采信，导致事实认定不清。第五、一审法院没有支持上诉人关于布料宽度不够折合价13537.5元，系事实认定不清。根据证人樱豪公司熊某的当庭证言也可以证实从玲玲公司处领取的布料存在宽度不够，对于该份请求玲玲公司也有自认，且上诉人也有证据证实当时接到布料宽带不够时就跟玲玲公司确认过，且按照约定宽度为1.52米，实际收到共有95只门幅宽度为1.47米，每只300米，也就是少了1425米布料，玲玲公司承诺会补齐该布料，但是后面一直未补足，现折合价13537.5元，是有证人证言及被上诉人自认的，一审法院未予认定系事实未审查清楚。二、一审适用法律不当，被上诉人违约在先，理应返还全部剩余款项，一审判定上诉人承担30%的过错责任，于法无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九条【受托人服从指示的义务】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需要变更委托人指示的，应当经委托人同意；因情况紧急，难以和委托人取得联系的，受托人应当妥善处理委托事务，但事后应当将该情况及时报告委托人。本案中，玲玲公司于2020年4月13日跟尚优品公司签订110万米布料的购销合同，对于合同的文本及合同的主要内容都没有如实告知上诉人，且玲玲公司该份购销合同的合同内容一直在变化着不同的版本。从上诉人递交的出货单明细当中可以看出，上诉人分别于4月17日从玲玲公司处领取50158米布料、4月19日领取9452米布料，4月20日领取了26676米，4月23日领取了20135米布料，4月24日领取了23492米布料，4月26日领取了42000米布料。从玲玲公司提交的证据材料中看出被上诉人于4月19日又跟尚优品公司签订了75万米布料购销合同，单价却是7元／米。由此可以看出玲玲公司与尚优品签订的110万米的布料购销合同应在其签订4月19日《购销合同》之前就已经履行完成（且有玲玲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录音证实）。对于这一重要事实玲玲公司在庭审之前一直未告知上诉人，且价格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玲玲公司也只字未提。玲玲公司违背了法定告知义务，违约在先，理应由玲玲公司其自身承担后期的法律和损失责任。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四条规定：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上诉人在4月19日之后领取的布料应执行7元／每米，而不是9.5元／米。但最后双方结算之时还是按照9.5元／米结算的，玲玲公司为此挣取上诉人布料差价款也应返还给上诉人。但玲玲公司借着委托关系的名义套取上诉人的资金干着谋取自己利益的事情完全违背委托关系法律定义，而一审法院却判决上诉人承担30%过错责任，与法无据。玲玲公司答辩称：1、2020年4月13日其与尚优品签订的110万米的购销合同是受贝尔菲公司与英豪公司的委托，总共114万米，在签订合同前一天已经在微信上付款购买了4万米，这在一审提交了购销合同、谈话录音及证人证言。2、一审已经查明，贝尔菲公司介绍玲玲公司签订河南洁利康公司的加工合同，委托玲玲公司帮忙采购布料，因为当时疫情布料紧张，他们三家只是采购原材料是一起的，不包括110万米，因为签订110万米布料时玲玲公司还没有与河南公司签约，三家公司是独立核算，单独销售，自负盈亏，所以只是一种松散的协作关系，不存在合伙关系。3、贝尔菲公司在后期布料价格下降的情况下无视委托玲玲公司的采购合同，直接向外购买低价的布料，低到5-6元，是节约了生产成本，从中有获利，而玲玲公司因为贝尔菲公司不履行合同，只能用价格较高的原材料，损失惨重，目前，玲玲公司在向河南公司提起诉讼，要求支付的赔偿是600多万元，所以从公平的角度，贝尔菲公司是在这次采购合同中受益而玲玲公司受损。4、一审时，我方已提交微信证据，贝尔菲公司是预付30%定金，该案应适用定金法条，贝尔菲公司擅自终止合同，理应承担违约后果，请法庭依法驳回贝尔菲公司的所有诉请。玲玲公司上诉请求：一、请求依法撤销德安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赣0426民初651号民事判决书，依法驳回贝尔菲公司的诉讼请求，并改判贝尔菲公司向上诉人返还垫付货款311839元、垫付的税费90272元及低价处理辅料损失52590元，共计454701元。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贝尔菲公司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部分事实认定错误。1、贝尔菲公司与樱豪公司委托上诉人向尚优品公司购买的防护服布料为114万米，而并非110万米。2020年4月12日上诉人接受贝尔菲公司和樱豪公司的委托向尚优品公司采购防护服面料，分两次订购，共订购了114万米，（其中4万米，属贝尔菲公司对上诉人的口头委托而订购）。时间分别2020年4月12日订购了4万米，2020年4月13日订购了110万米。对此，上诉人在一审中也提供《购销合同》、谈话录音及证人熊某的证人证言等证据予以证实。在2020年8月7日谈话录音中（文字整理第6页）上诉人监事陈海林称其向尚优品公司转的110万米布定金及4万米布的定金（5万元），都是经过贝尔菲公司法定代表人沈道许同意的，而沈道许并未对此否认。根据每件防护服需要布料约2.9米，贝尔菲公司加工20万件防护服，约需要采购58万米布料，委托上诉人购买57万米布料是相符合的，另通过证人熊某（樱豪公司法定代表人）在庭审中的陈述也能对此予以充分证实。故一审判决认定贝尔菲公司与樱豪公司只委托上诉人向尚优品公司购买的防护服布料为110万米，而对另外贝尔菲公司对上诉人的口头委托而订购4万米不在其列是错误的，该错误将直接导致贝尔菲公司因其违约对上诉人造成损失的无法完整计算。2、贝尔菲公司在樱豪公司领取的拉链数量为83600条，在上诉人处领取的拉链数量为8000条，共计91600条。依据贝尔菲公司提供的2020年8月7日陈海林和沈道许的谈话录音，提到拉链的有关部分。由此可证实贝尔菲公司确实在上诉人处领了8000条拉链，且已列明。另根据贝尔菲公司提供证明领取拉链数量的证据，已领取拉链的数量应为91600条，而非83600条，故一审判决认定贝尔菲公司领取的拉链数量为83600条错误。根据拉链的单价0.45元／米，上诉人为贝尔菲公司垫付了3600元。一审法院的对该事实的认定错误，已事实损害了上诉人的经济利益。3、一审判决无视贝尔菲公司违约而导致上诉人的巨额经济损失的情况下，错误地认定贝尔菲公司的定金损失是不正确的。2020年4月11日贝尔菲公司、樱豪公司与河南洁利康公司各签到20万件防护服订单后，4月12日口头委托上诉人与尚优品公司订购114万米防护服布料（以下简称第一个合同），单价为9.5元／米，4月13日签订书面合同；上诉人2020年4月18日在樱豪公司的引荐下，也与河南洁利康公司签到30万件防护服订单，后与尚优品公司2020年4月19日签订的75万米、单价为7元／米的购销合同（以下简称第二个合同）。截止2020年4月26日，贝尔菲公司仅领取了171913米布料，之后贝尔菲公司在不打招呼的情况下擅自向第三方购买单价5-6元／米的布料，共生产了169520件防护服，从中获利112-144万元（169520件ｘ2.9米／件-171913米）ｘ（3.5元-4.5元／米），将第一个合同单价为9.5元／米的398087米布料放任不管，因前后两个合同均是上诉人与尚优品公司签订，第一个合同没有履行完毕，没有办法履行第二个合同，当时布料市场非常不稳定，上诉人为了完成生产任务只有硬着头皮采购9.5元／米的布料生产，为此，上诉人损失995217.5元（398087米ｘ2.5元／米），抵扣上诉人的定金794309元，仍然损失200908.5元。一审判决错误地认定贝尔菲公司的定金损失，而忽视上诉人的损失，一审判决无视上诉人的巨大损失皆因贝尔菲公司违约造成这一根本事实是不正确的，特别是贝尔菲公司通过对上诉人的违约，而达到节约成本支出而获利巨大的重大事实，一审判决却视而不见。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依据《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委托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而本案中，上诉人受贝尔菲公司与樱豪公司的委托向尚优品公司采购防护服面料，相应的权利和义务应由贝尔菲公司和樱豪公司享有和承担。贝尔菲公司应受定金条款的约束，贝尔菲公司在领取布料后未足额付款，且拒绝继续履行合同，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而上诉人对此并无过错，上诉人为了不影响第二个合同的履行造成更大的损失，而坚持诚信第一，履行完毕第一个合同，后来是因为河南洁利康通知停产才没有继续履行第二个合同，上诉人履行第一个合同是为了防止损失过大，因此，上诉人不应向贝尔菲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一审判决以上诉人未采取与尚优品公司协商的积极有效的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而认定上诉人的过错，于法无据。三、一审判决没有支持上诉人的反诉请求是不正确的，应该依法支持上诉人的反诉请求。1、贝尔菲公司本应领取57万米布料，而实际只领取了171913米，尚有398087米未领取。171913米ｘ9.5元／米＝1633173.5元，未领取的布料398087米定金1134547.95元，被上诉人共支付给上诉人260万元，上诉人垫付了167721.45元（260万元-1134547.95元-1633173.5元），加上胶条、拉链、双面胶和松紧共垫付货款311839元。2、贝尔菲公司和樱豪公司共同委托上诉人采购布料及辅料，在贝尔菲公司和樱豪公司均不知情的情形下，擅自向别处另行购买布料及辅料，导致反诉人低价处理辅料损失33000元及货款定金至今仍押在尚优品公司。3、因上诉人及樱豪公司是小规模纳税人，不能开具增值税发票，因此上诉人、贝尔菲公司及樱豪公司与洁利康公司四方约定，由上诉人统一开票，贝尔菲公司和樱豪公司向洁利康公司发货，资金从上诉人账上走，为此上诉人为贝尔菲公司垫付了税费89150元。综上，一审认定事实部分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从而作出了不利于上诉人的判决。贝尔菲公司答辩称：1、玲玲公司称其向尚优品公司购买了布料是114万米，系其代贝尔菲公司和英豪公司所购买的，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从时间上，2020年4与12日贝尔菲公司通过英豪公司熊总的引荐才刚刚认识玲玲公司的监事陈海林，三家沟通一起合作完成河南的订单事宜，合作事宜还未谈好，怎么擅自口头委托下订单，不符合常理。2、玲玲公司庭前和一审开庭时从未递交过该4万米的购销合同，从后期玲玲公司提交的110万米的购销合同来看，定金约定30%，玲玲公司打款给尚优品公司4万米布料的定金5万元也是不符合的；玲玲公司提到的遗漏了8000米拉链共计91600条这个事实，这在一审庭审笔录P4倒数第二行就有玲玲公司对金额确认了，对应的数量83600条，并非91600条；玲玲公司于4月19日擅自与尚优品公司签订了布料，其没有通知贝尔菲公司，存在过错，违约在先，如因此所造成的所有损失，应由其自身承担，并应承担给玲玲公司造成的损失，根据合同法399条和406条规定，玲玲公司应对委托的事项具有报告义务，且其应在委托的事项内完成工作，如超越权限带来了损失，应由玲玲公司承担，4月13日玲玲公司与尚优品公司签订的110万米的购销合同，4月19日玲玲公司再次与尚优品公司签订70万米的布料合同，根据审查及商业惯例，4月13日的合同已经全部履行完毕，这一事实玲玲公司一直没有告诉贝尔菲公司，且在玲玲公司签订4日月19日的购销合同时，贝尔菲公司预付的布料款尚存结余，不存在贝尔菲公司履行不能的情况，且从贝尔菲公司一审递交的玲玲公司制作的出库单中，在玲玲公司签订4月19日合同之后，贝尔菲公司依然在玲玲公司处领取布料，并不存在去第三方购买布料的情形，玲玲公司单纯为了自身利益，擅自履行完合同，存在过错。一审判决贝尔菲公司承担30%的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3、玲玲公司存在与尚优品公司串通损害贝尔菲公司的利益，4月13日的购销合同递交的时间段不一致；合同的内容三次递交的都不一致；玲玲公司递交的给尚优品公司的转账流水也存在错乱，截止到贝尔菲公司签订4月19日75万米的合同时，其第一次签订的110万米的合同价款是1045万元，但转账流水才是564.68万元，没有达到1045万元，且截止到4月28日，玲玲公司已经提取了第二批货，也就是4月19日签订的75万米的布料，玲玲公司给尚优品公司总打款金额9179600元，也远远没有1045万元，由此可见，贝尔菲公司与尚优品公司存在串通，随意修改合同价格，进而谋取私利，侵吞贝尔菲公司的钱财，损害贝尔菲公司的利益。4、贝尔菲公司主张返还垫付的税费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且无证据证明其代付金额的真实性，根据最高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第233条规定，反诉与本诉请求应基于相同法律关系，诉讼请求之间要有因果关系，本案中贝尔菲公司要求垫付税费的请求与本诉没有因果关系，也不是基于同一个法律事实。综上，一审事实认定正确。5、玲玲公司主张低价处理辅料的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玲玲公司向贝尔菲公司主张损失，依据原合同法407条，贝尔菲公司这种损失赔偿权的行使要有以下条件：受托人没有过错；受托人的损失依据发生，这里的损失是实际遭受的损失，不是可能遭受的损失；损失和过错间有因果关系，在本案中，玲玲公司在4月19日签订了第二份75万米的购销合同开始，其已经实际履行完了第一份4月13日110万米的合同，且尚优品公司已经发货，故玲玲公司不存在实际损失，因此玲玲公司主张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玲玲公司的上诉请求。贝尔菲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退还预付款794309元；2、被告支付因提供面料宽度不够折合价13537.5元；3、被告承担因产品质量不合格产生的损失（因损失还在产生，目前具体数额不能确定），该第3项诉讼请求为原告当庭增加；4、本案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玲玲公司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原告返还垫付布料、辅料款311839元；2、原告返还垫付的税费90272元；3、原告赔偿低价处理辅料损失52590元；4、本案诉讼费由原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20年4月11日原告贝尔菲公司（供方）与洁利康公司（需方）签订购销合同，约定：货物为周转防护服，单价59.5元，数量20万件，金额1190万元。原告与洁利康公司签订此防护服订单后，因急需采购防护服的布料、辅料，而被告玲玲公司有采购布料、辅料的渠道，4月12日经樱豪公司法定代表人熊某介绍，原告法定代表人沈道许与被告监事陈海林相识，原告委托被告采购布料、辅料，而原告有销售防护服的渠道，被告想通过原告签订防护服订单，故被告帮原告采购布料、辅料。4月13日沈道许、陈海林通过微信沟通，陈海林告之沈道许赶快转款订布料、付30%定金、要下定金给他人、要他人把合同做出来，当日，原告向陈海林转账190万元。4月13日被告（需方）与尚优品公司（供方）签订购销合同，约定：产品为水剌无纺布＋ＴＰＵ中透乳白膜，规格70ｇ，数量110万米，单价9.5（不含税、运费），金额1045万元，交货地点为需方仓库，付款方式为30%定金，70%款到发货。经原告、被告、樱豪公司商定，购买的布料、辅料放在樱豪公司仓库，原告在樱豪公司仓库拿货。4月14日原告向陈海林转账40万元，4月19日、4月21日、4月23日沈道许分别向陈海林转账10万元、10万元、10万元，加上4月13日转账190万元，原告向被告转账布料、辅料款项共计260万元。原告陆续领取部分布料、辅料。此后，因原告认为：“布料的市场价格下降以及原告在被告拿不到货”，被告认为：“原告支付的定金被告已转给尚优品公司，按“30%定金，70%款到发货”的付款方式，原告已领取的布料中30%从定金中支付、70%货款由原告支付，原告虽支付了260万元，但其中尚有定金，故原告未足额付款，被告还为原告垫款”，双方产生矛盾，双方未再交接布料、辅料，原告向别处购买布料、辅料。8月7日经原、被告对账，原告领取了布料171913米（9.5元／米）、拉链83600条（0.45元／条）、胶条41万米（其中3万米单价0.34元／米，38万米单价0.275元／米）、松紧787公斤（20元／公斤）、双面胶67550米（0.066元／米），共计1805691元；同时根据原、被告的陈述，说明原告委托被告购买布料的价格为9.5元／米；原告陈述开始时原告、被告、樱豪公司一起订布料，自从原告从别处购买布料，三方合同自然解除。庭审中原告陈述：原告签订20万件防护服订单的利润归原告所有，樱豪公司签订20万件防护服订单的利润归樱豪公司所有，原告、樱豪公司帮被告签订30万件防护服订单。被告申请证人熊某出庭作证，熊某主要陈述：“我与沈道许、陈海林是同行、朋友；洁利康公司急需防护服，经沈道许介绍，我、沈道许分别与洁利康公司签订20万件防护服订单，因布料价格在疯涨，我认识陈海林，陈海林有布料资源，通过陈海林拿一厂家布料给洁利康公司检测通过，当时报价9.5元／米；我们要求陈海林把布料价格谈下9.5元／米，我方支付定金30%，原料到货后我们支付70%货款；我、沈道许各签订20万件防护服订单，每件防护服需布料约2.9米，需布料共计114万米，辅料也由陈海林去购买，此40万件防护服与陈海林无关，陈海林只是帮忙采购，回报是引荐洁利康公司给被告；因布料价格下降，我与陈海林谈过另外去买布料，陈海林没有通过我的建议，我考虑如换了布料，洁利康公司不一定收，会造成更大损失，还有要讲诚信，故没有在其他布料厂家买；5月26日洁利康公司通知停止发货，我们就停产；我方大概做了13万件防护服（其中3万件提供给洁利康公司、另10万件处理给其他客户），领取了39万多米布料，20万件防护服的辅料全部领取了，原告领取了17万多米布料；洁利康公司需要一般纳税人开票，所以货款由洁利康公司转账给被告，被告再将我的货款给我；我知道有的布料宽度不标准”。另查，2020年4月18日被告（供方）与洁利康公司（需方）签订购销合同，约定：货物为周转防护服，单价61.5元，数量30万件，金额1845万元。4月19日被告（需方）与尚优品公司（供方）签订购销合同，约定：产品为水剌无纺布+TPU中透乳白膜，规格70g，数量75万米，单价7元（不含税、含运费），金额525万元，交货地点为需方仓库，付款方式为20%定金，80%款到发货。被告陈述：其领取布料约60万米，被告领取的布料要按4月19日被告与尚优品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中的价格计算，即7元/米。一审法院认为，一、本案案由的认定。2020年4月11日原告贝尔菲公司（供方）与洁利康公司（需方）签订防护服订单后，原告急需布料、辅料，为此通过樱豪公司法定代表人熊某介绍找到被告玲玲公司监事陈海林，4月13日陈海林即通过微信告之原告法定代表人沈道许赶快转款订布料、付30%定金、要下定金给他人、要他人把合同做出来，8月7日沈道许、陈海林的谈话录音中沈道许亦陈述开始时原告、被告、樱豪公司一起订布料，结合证人熊某的证言，熊某亦陈述陈海林只是帮忙采购布料、辅料，回报是引荐洁利康公司给被告，故应认定原告委托被告购买布料、辅料，双方为委托合同关系，而非买卖合同关系。虽然原告主张的法律关系与本院认定的法律关系不一致，但不影响原、被告提出各自的诉求，被告反诉称原告委托被告采购布料、辅料，原、被告针对彼此之间的法律关系进行了充分的举证、辩论，故不影响本案的处理。二、原告委托被告订购布料的具体内容的认定。1、被告称4月12日其在征得原告、樱豪公司同意的情形下，被告向尚优品公司订购了4万米布料，并向尚优品公司支付定金5万元，被告未提供该4万米布料的购销合同，不能认定该4万米布料中有原告委托被告购买的部分。2、被告提供了4月13日被告（需方）与尚优品公司（供方）签订的110万米布料的购销合同，该购销合同约定单价9.5元／米，付款方式为30%定金，70%款到发货，首先，4月13日陈海林即通过微信告之沈道许赶快转款订布料、付30%定金、要下定金给他人、要他人把合同做出来，其次，8月7日沈道许、陈海林谈话录音中说明原告委托被告购买布料的价格为9.5元／米，再次，证人熊某陈述其、沈道许各签订20万件防护服订单，每件防护服需布料约2.9米，熊某陈述防护服所需布料的数量比较符合客观情况，最后，疫情期间，订购布料需支付一定的定金比较符合常理，故认定4月13日被告与尚优品公司签订的110万米布料购销合同即属于原告、樱豪公司委托被告所购买。三、原告向被告领取布料、辅料的数量。原、被告对原告已领取价值1805691元的布料、辅料（其中拉链83600条）无异议，但被告称除此之外，原告另直接在被告领取8000条拉链，在8月7日沈道许、陈海林对账谈话录音中虽单独提及了8000条拉链，但在计算拉链数量时，陈海林陈述“这里加在一起是83600条拉链”，故认定原告领取拉链总数为83600条，原告已领取布料、辅料价值共计为1805691元。四、原告领取价值1805691元的布料、辅料后，因原告认为：“布料的市场价格下降以及原告在被告拿不到货”，被告认为：“原告支付的定金被告已转给尚优品公司，按“30%定金，70%款到发货”的付款方式，原告已领取的布料中30%从定金中支付、70%货款由原告支付，原告虽支付了260万元，但其中尚有定金，故原告未足额付款，被告还为原告垫款”，双方产生矛盾，双方未再交接布料、辅料，原告向别处购买布料、辅料。原告领取布料171913米，熊某陈述其领取布料约39万多米，被告陈述其领取布料约60万米，据此，原告认为上述110万米布料购销合同已全部履行完毕，被告则认为其领取的布料为4月19日被告与尚优品公司签订的75万米、单价7元／米的购销合同中的布料，而不应算入110万米、单价9.5元／米购销合同中的布料，被告此意见对于尚优品公司而言难以成立，因为110万米布料、单价9.5元／米购销合同签订在先，为4月13日，75万米、单价7元／米购销合同签订在后，为4月19日，应在前一份合同全部履行完后才会履行后一份合同，故根据原告、被告、樱豪公司领取的布料数量，应认定110万米布料、单价9.5元／米购销合同的布料实际已全部领取完毕。原告支付被告共计260万元，原告已领取1805691元的布料、辅料，在委托合同布料实际已全部领取完毕的情况下，被告本应退还原告794309元（260万元-1805691元），但4月13日被告与尚优品公司签订的110万米布料购销合同属于原告、樱豪公司委托被告所购买，原告应受定金条款的约束，原告领取了布料171913米后，其未足额付款，构成违约，导致原、被告未再交接布料，被告继续领取布料，而在未完成110万米布料购销合同前，被告领取布料的价格将按9.5元／米计算，而难以按被告自己与尚优品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约定的7元／米计算，被告因此造成损失，原告对此存在一定过错。此外，在原告未足额付款的情况下，被告领取布料为自己所用，被告应预见布料差价带来的损失和风险，其应采取与尚优品公司协商等积极有效的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而不能任由差价损失和风险的扩大，从而将差价损失和风险全部转嫁给原告。综上，综合被告应退还原告的款项，原告应承担被告一定的损失后，被告应退还原告556016.3元（794309元×70%）。五、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因提供布料宽度不够折合价13537.5元，虽然证人熊某陈述其知道有的布料宽度不标准，但无法认定布料宽度不够的具体情况，该院不予支持。原告要求被告承担因产品质量不合格产生的损失，本案为委托合同纠纷，原告亦未提出具体的损失数额，该院不予支持。被告要求原告返还垫付布料、辅料款311839元，如上所述，被告领取布料为自己所用，涉案委托合同的布料已实际全部领取完毕，该院不予支持。被告要求原告返还垫付的税费90272元，其理由为原告向洁利康公司发的货由被告开具发票，本案本诉为原告委托被告购买布料、辅料问题，被告该反诉请求与本诉所依据的事实、理由无关联，本案不予处理。被告要求原告赔偿低价处理辅料损失52590元，仅提供陈海林与微信名为“冬悦服饰”的微信聊天记录，无法证明与原告有关，该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四条、第四百零七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德安县玲玲服饰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原告共青城贝尔菲服装有限公司556016.3元。二、驳回原告共青城贝尔菲服装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被告德安县玲玲服饰有限公司全部反诉请求。案件受理费11878.47元，财产保全费4559.23元，共计16437.7元（原告已付），由原告承担3737.7元，被告承担12700元，此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反诉费3383.22元（被告已付），由被告承担。二审中，玲玲公司提交两份起诉状，拟证实因河南洁利康公司违约造成重大损失，现已起诉对方。贝尔菲公司质证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且只是单方起诉状，没有法院受案通知，也没有法院的裁判文书，待证事项并未确定。本院查明的相关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基本一致，应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原审判决对于4月13日玲玲公司与尚优品公司签订的布料购销合同的性质、内容、效力、履行情况、两上诉人的过错责任划分及玲玲公司的反诉请求等进行了充分的阐述，认定并无不当，应予维持。贝尔菲公司上诉称领取的布料存在宽度不够的情况，但无法证实具体宽度不够的情况及长度等，故对其要求折价补偿的上诉请求不予采纳，双方可另行协商解决。综上，玲玲公司、贝尔菲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9174.72元，由上诉人德安县玲玲服饰有限公司承担14041.2元，上诉人共青城贝尔菲服装有限公司承担5133.52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叶常青审判员  熊 涛审判员  张欢欢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马善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