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海事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72民初4号原告：青岛阳普斯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流亭街道山河路702号招商LAVIE公社40号楼2单元603。法定代表人：李小影，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代理人：包更生，上海皓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张皓，上海皓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新鑫海航运有限公司（NEWGOLDENSEASHIPPINGPTE.LTD.）。住所地：新加坡共和国丝丝街30号保诚保险大厦#25-01（30CecilStreet#25-01PrudentialTower,Singapore）。代表人：张峰，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周琦，上海四维乐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刘冲，上海四维乐马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青岛阳普斯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为与被告新鑫海航运有限公司（NEWGOLDENSEASHIPPINGPTE.LTD.）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于2019年10月11日向本院提起诉讼。经诉前调解未果后，本院于2020年1月2日立案受理，并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2020年5月14日，本院组织原、被告进行证据交换，并于2020年11月11日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张皓律师，被告委托代理人刘冲律师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2018年8月，原告进口的四个40尺高箱的货物由被告自菲律宾马尼拉海运至中国上海，被告签发的提单上记载的收货人为原告。货物到达中国上海港后，因品名的编号等问题遭海关查验，海关由此扣押了涉案集装箱及箱内货物。2018年12月26日，海关责令原告对涉案货物办理退运，并对货物予以放行。原告随后办理了退关、重新订舱出运等手续，货物于2019年3月8日重新起运，承运人仍为被告，目的港为马来西亚巴生港。因期间产生集装箱超期使用费，故被告向原告主张自2018年9月5至2019年3月11日期间每个集装箱超期使用费人民币101536元，共计人民币406144元。原告对被告的该项费用主张不予接受，遂于2019年1月24日向被告发送律师函，表示对被告主张的集装箱超期使用费予以保留性地暂时支付，原告将保留向被告主张返还过高部分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的权利。2019年3月1日，原告委托黄山市汉洲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洲公司）代原告向被告指定的放箱公司上海熙帝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熙帝公司）支付了集装箱超期使用费押金人民币400000元。2019年7月26日，原告再次委托汉洲公司向上海集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聚公司）支付了涉案集装箱超期使用费尾款人民币6144元。2019年4月，被告与熙帝公司就涉案集装箱超期使用费进行了结算。原告认为，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确因原告的问题而产生，但需以一个40尺高箱新箱的价格人民币30000元为限，被告应向原告返还其已收取的过高部分的费用。据此，原告请求判令被告返还人民币286144元，并由被告承担本案的案件受理费。被告辩称，被告并非适格主体，与原告发生集装箱超期使用费支付纠纷的是熙帝公司和集聚公司，原告直接起诉被告的行为违反合同相对性；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系海上货物运输合同项下的业务收费，性质等同于运费而非违约金，原告要求调整涉案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缺乏法律基础；原告支付的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系向被告申请优惠后协商一致予以支付，且原告支付尾款时涉案货物已经退运，应视为原、被告双方就涉案集装箱超期使用费达成一致并已实际履行。据此，被告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原告为证明其诉请主张，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材料：1、海运单，用以证明被告作为承运人签发了涉案海运单，海运单记载原告为收货人，双方建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被告对该海运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确认原、被告之间存在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但认为双方存在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并不等于原、被告之间就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的支付存在直接的法律关系。鉴于被告对该海运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没有异议，本院对其证据效力予以确认，认为可以证明原、被告之间成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2、进口货物报关单、贸易合同、发票、装箱单，用以证明原告就涉案货物进行进口报关，原告是收货人，国际贸易合同关系真实存在。被告对该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本院对其证据效力及证明力予以确认。3、电放保函，用以证明原告要求中远海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远集运）放货，原、被告建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原告有权向被告主张返还超额收取的集装箱超期使用费。被告对该保函的真实性没有异议，确认中远集运是被告的代理人，但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电放保函是单方作出的承诺，相对方是否接受应当由相对方作出决定。鉴于被告对该保函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认为可以证明原、被告之间成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4、检验/鉴定报告、责令进口货物直接退运通知书，用以证明涉案货物经鉴定后，上海外高桥港区海关责令原告退运，涉案集装箱发生滞留。被告对该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本院对其证据效力及证明力予以确认。5、律师函、快递单及签收记录，用以证明原告向被告发送律师函，声明原告不接受超出合理范围的过高费用，即使原告付款亦保留要求被告返还的权利，并声明被告不得留置涉案集装箱，被告签收了该律师函。被告对该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被告并未通过留置货物以要挟原告支付集装箱超期使用费，也从未以不办理退运为由胁迫原告支付集装箱超期使用费，被告对退运航线不具有垄断地位；被告不接受原告附保留条件的支付行为，这会给被告带来诉累，原告可通过协商方式以双方最终认可的超期使用费金额进行支付，或者待被告起诉原告要求支付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现原告仍然选择支付押金并支付尾款的行为已丧失了保留权利的初衷；原告在已知集装箱超期使用费以一个新箱价值为上限的情况下，仍怠于支付及还箱，其已丧失了要求法院酌情调整或者返还的基础。鉴于被告对该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认为可以证明原告曾就涉案集装箱超期使用费向被告发送过律师函及其内容。6、海运单、场站收据副本、出口货物报关单，用以证明原告已于2019年3月安排涉案货物退运，货物已运至境外，涉案集装箱已经返还被告，被告不存在要求原告返还集装箱及对残值主张的权利。被告对该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退运承运人的选择系原告作出的市场选择，被告无法强迫原告选择指定承运人进行退运。鉴于被告对该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认为可以证明涉案货物已退运，集装箱已经返还被告的事实。7、汉洲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付款凭证、集装箱超期使用费支付通知、发票，用以证明汉洲公司代原告分别向熙帝公司和集聚公司支付涉案集装箱超期使用费押金人民币400000元和人民币6144元，被告主张自2018年9月5日至2019年3月11日止的涉案集装箱超期使用费共计人民币406144元，熙帝公司向集聚公司开具了人民币406144元的发票，集聚公司向原告开具了人民币406144元的发票，熙帝公司与集聚公司之间已经结算完毕，被告最终自原告处收取涉案集装箱超期使用费人民币406144元，故原告有权向被告主张返还涉案集装箱超期使用费过高部分。被告对该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认为可以证明原告对于涉案集装箱超期使用费金额人民币406144元予以认可，并已进行发票结算。鉴于被告对该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认为可以证明原告与集聚公司、熙帝公司就涉案集装箱超期使用费进行结算的过程。8、民事判决书两份、阿里巴巴批发网上查询的40尺高箱价格列表，用以证明相关司法判例支持按照同箱型新购价格计算集装箱超期使用费，一个40尺高箱新箱价格为人民币30000元左右，原告愿以人民币30000元承担涉案集装箱超期使用费。被告对该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一个40尺高箱新箱价格为人民币30000元的事实没有异议，但认为民事判决书中关于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的性质分析属于法律说理部分，不能直接作为证据引用，涉案集装箱超期使用费应否退还以及返还的具体金额应由法院进行审查。鉴于被告对该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认为可以证明一个40尺高箱的新箱价格为人民币30000元。9、集聚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及其营业执照、熙帝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及其营业执照，用以证明集聚公司作为原告的提箱代理委托熙帝公司办理提箱事宜，弋速公司作为被告的放箱代理，只有在原告支付押金人民币400000元后才办理放箱。货物退运后，被告将集装箱超期使用费支付通知交给弋速公司，弋速公司转交给熙帝公司，熙帝公司再转交给集聚公司，最后由集聚公司告知原告，集聚公司与熙帝公司之间已经结算完毕。被告对该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认为弋速公司与被告或被告代理之间的法律关系应以具体协议或业务实践来认定，而不应由第三人认定；集聚公司称被告收到集装箱超期使用费才放箱是被告的操作惯例并无相应证据证明；该两份情况说明可以证明原告最初支付的人民币400000元是预估的押金，但在收到正式的集装箱超期使用费支付通知后，原告或原告代理自愿将尾款支付给被告或被告代理，且未备注为押金的事实。本院认为，该两份情况说明均为原件，且能够与在案其他有效证据相互印证，故本院对于该组证据材料的证据效力予以确认，认为可以证明涉案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的支付过程。被告未提交证据材料。本院查明：2018年8月26日，原告进口的四个40尺高箱的货物自菲律宾马尼拉运往中国上海，集装箱编号分别为BMOU5050454、CCLU7064523、CCLU7498200、CBHU9092988。被告作为上述货物的承运人，出具了编号为COAU7170213820的海运单，其上载明收货人为原告，货物为聚乙烯再生粒子。涉案货物于2018年9月5日到港。随后，原告向中远集运出具电放保函，要求提货。2018年10月9日，上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工业品与原材料检测技术中心出具检验/鉴定报告，判定涉案货物为限制进口类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2018年12月26日，上海外高桥港区海关向原告发出责令进口货物直接退运通知书，责令原告将涉案货物直接退运至境外。2019年1月24日，原告委托律师向被告及被告代理中远集运发送律师函，声明：被告向原告主张2018年9月20日至2019年1月底的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约为人民币400000元（此处具体数额以被告实际主张为准），原告认为：一、被告主张的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约人民币400000元明显过高，原告对该金额不予确认；二、上海外高桥港区海关已对涉案集装箱放行，原告出于止损与减损的考量，对被告主张的集装箱超期使用费人民币400000元予以保留性地暂时支付，以换取终止损失扩大的结果，但原告的支付行为不代表原告确认被告的全部主张；三、原告将保留向被告主张返还过高部分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的权利，并保留向被告追索原告由此造成损失的权利；四、原告不接受被告留置涉案集装箱的行为，如被告以留置集装箱的方式强行要求原告接受被告主张，原告将保留向被告主张由此造成损失的权利。律师函中同时请被告在收到该律师函的24小时内重新计算集装箱超期使用费，原告确认后予以支付，或者原告在保留性支付人民币400000元后，被告将过高部分返还原告，否则原告将依法通过包括但不仅限于司法诉讼等一切为法律所许可的途径向被告主张权利。中远集运于2019年1月25日收悉该律师函。2019年3月1日，汉洲公司代原告向熙帝公司支付了人民币400000元，并附言：“超期费押金，提单号COAU7170213820。”2019年3月8日，涉案货物重新装船从中国上海运往马来西亚巴生西港，原告为托运人，被告为承运人并出具了编号为COAU7055744050的海运单。原、被告确认涉案货物已实际退运，集装箱已返还承运人。2019年3月11日，中远集运向弋速公司开具集装箱超期使用费支付通知单，显示涉案四个集装箱自2018年9月5日至2019年3月11日止，总共使用188天/箱，超期使用时间为167天/箱，应收取的集装箱超期使用费为人民币130910元/箱，打折后金额为人民币101536元/箱，共计人民币406144元。庭审中，被告陈述，涉案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的打折事宜系退运的收货人通过目的港代理联系中远集运进行商谈。原告确认，其于2019年3月底已知晓涉案集装箱超期使用费最终金额。2019年4月8日，熙帝公司向集聚公司开具了五张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金额共计人民币455000元，其中包含涉案集装箱超期使用费人民币406144元。2019年7月4日，集聚公司就涉案集装箱超期使用费向原告开具了五张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总金额共计人民币406144元。2019年7月26日，汉洲公司代原告向集聚公司支付了人民币6144元，并附言：“中远超期滞箱费”，未备注为押金。庭审中，原告确认，自2019年3月8日涉案货物退运至2019年7月26日支付尾款期间，原告未就涉案集装箱超期使用费向被告提出异议，且支付尾款时不存在退运或提货障碍。2019年9月4日，汉洲公司出具情况说明，称其与原告之间存在长期业务往来，因原告公司资金周转紧张，故向汉洲公司提出由其先代原告向第三方垫付，待资金充裕后，由原告向汉洲公司返还垫付的款项。汉洲公司予以同意，并于2019年3月1日代原告向熙帝公司支付了人民币400000元，于2019年7月26日代原告向集聚公司支付了人民币6144元。汉洲公司仅接受原告的指示向第三方付款，不与除原告以外的任何主体发生任何法律关系，涉案的所有权利、义务均由原告行使、承担。汉洲公司与原告就涉案款项自行结算。2020年6月18日，集聚公司出具情况说明，称其系原告的提箱代理，为原告办理涉案的提箱业务。集聚公司从原告处了解到涉案集装箱货物被海关责令退运后联系了熙帝公司，因该公司与被告的放箱公司弋速公司有业务往来，与集聚公司也有较多业务，因此集聚公司委托熙帝公司协助提箱。熙帝公司即向弋速公司要求提箱放行，弋速公司回复称，按照被告的操作惯例，须支付按照被告计算或估算的集装箱超期使用费后才能提箱，否则将无法办理提箱手续。熙帝公司遂将该回复转述集聚公司，集聚公司即转述原告。2019年1月下旬，熙帝公司告知集聚公司，弋速公司从被告处获悉涉案四个集装箱超期使用费当时预估不到人民币400000元。2019年3月1日，集聚公司为便捷转账手续，即要求原告直接将集装箱超期使用费押金人民币400000元支付至熙帝公司账户，原告委托汉洲公司处理付款事宜。原告付款后几天，熙帝公司自弋速公司处提取涉案四个集装箱待重新订舱出运。2019年3月11日，涉案集装箱重新订舱出运。2019年3月下旬，弋速公司将确认最终金额的集装箱超期使用费支付通知（最终金额人民币406144元）交予熙帝公司，熙帝公司随即向集聚公司转交该支付通知，集聚公司将金额告知原告。集聚公司在收到支付通知后即将余款人民币6144元先行垫付给熙帝公司，熙帝公司于2019年4月8日就包括该笔集装箱超期使用费在内的其他业务一并向集聚公司开票并结算完毕。熙帝公司未收取任何费用，仅代付了涉案集装箱超期使用费。2019年7月初，集聚公司与原告就包括涉案业务在内的双方全部业务往来一并结算。2019年7月4日，集聚公司就涉案集装箱超期使用费向原告开具发票并交付集装箱超期使用费支付通知。2019年7月26日，原告向集聚公司支付其垫付的余款人民币6144元。集聚公司未收取原告任何费用，仅代付了涉案集装箱超期使用费。原告确认，集聚公司系原告的提箱代理，为原告寻找放箱公司，熙帝公司亦代表原告，为原告办理涉案业务的放箱事宜。2020年6月18日，熙帝公司亦出具情况说明，陈述内容与集聚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基本一致，并称熙帝公司与弋速公司已通过若干结算月，分批将涉案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结算完毕。庭审中，被告确认已与弋速公司通过滚动结算的方式收到了涉案全部集装箱超期使用费。另查明：庭审中，原、被告对一个40尺高箱新箱的价值以人民币30000元计算均予确认。被告庭审中确认只有与被告、被告代理人签署协议或经被告、被告代理人审核认可的公司，才有资格向被告、被告代理人申请办理集装箱放箱、还箱手续。本院认为：本案系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原、被告对双方之间成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原告系收货人，被告系承运人的事实均无异议。根据原、被告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原告是否有权向被告主张返还其认为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的过高部分；二、原、被告是否已就涉案集装箱超期使用费金额达成一致并已实际履行；三、原告在集装箱超期使用费支付完毕后，是否有权要求调整该费用金额以及调整的限额。关于原告是否有权向被告主张返还其认为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的过高部分的问题。本院认为，原、被告对双方之间成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及各自的法律地位均无异议，原告作为涉案货物合法的收货人，其有权就集装箱超期使用费收取的正确、合理与否及返还问题向被告提出主张。关于原、被告是否已就涉案集装箱超期使用费金额达成一致并已实际履行的问题。原告主张，原告从未对被告提出的集装箱超期使用费金额予以确认，其在支付人民币400000元押金前亦出具律师函明确表示不予接受，且不接受的金额以被告实际主张为准，其支付押金系为了尽快提取集装箱并退运以减少损失；其最终支付的一笔人民币6144元尾款系因其代理集聚公司已经先行垫付，且与人民币400000元押金相比金额较小，故予支付，该支付尾款的行为不能视为对被告主张的集装箱超期使用费金额的认可。此外，弋速公司系被告的放箱代理，其与被告之间的结算行为不能被认定为原、被告就集装箱超期使用费金额达成一致。被告主张，弋速公司并非被告的放箱代理，其应为原告的代理人，弋速公司与被告结算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的行为可以认为原、被告就费用金额达成一致，且原告收到最终的费用支付通知后，在未有退运及提货障碍的情况下支付了尾款且未备注为押金，应视为原告就涉案集装箱超期使用费金额予以认可并已实际履行。本院认为，首先，就弋速公司的身份问题。被告在庭审中确认，只有经被告或其代理人审核认可的公司才能向被告或其代理人申请办理集装箱放箱、还箱手续。此节事实从侧面反映了弋速公司因取得了被告或被告代理人的审核认可，从而取得了放箱权，弋速公司实则系代表被告进行放箱和收费操作。并且，涉案集装箱超期使用费也是通过弋速公司与被告进行结算。据此，本院认为，在涉案业务中弋速公司被认定为被告的放箱和收款代理更为合理。其次，就原告支付集装箱超期使用费尾款的行为是否能够视为原告认可费用金额的问题。本院认为，首先，原告已实际向集聚公司支付尾款人民币6144元，且付款回单明确备注为“滞箱费”，而非“押金”，无证据证明该笔款项系补交押金而非补足涉案集装箱超期使用费尾款。其次，原告于2019年7月26日支付尾款，而涉案货物早已于2019年3月11日退运成功并还箱完毕，被告此时已无从胁迫原告补足涉案集装箱超期使用费，原告亦确认支付尾款之时已不存在退运或提货障碍。第三，原告确认其于2019年3月底便已知晓涉案集装箱超期使用费最终金额，但目前并无证据显示直至2019年7月26日支付尾款之时，原告曾就费用金额向被告提出过异议或与被告进行过沟通。原告虽主张其已向被告出具律师函明确对被告主张的集装箱超期使用费金额不予接受，但律师函的出具系在原告知晓最终金额之前，原告如对最终金额有异议，可以通过保留尾款或请求返还多扣的押金等方式提出异议。然而，原告在知晓费用之后，支付尾款之前未向被告提出异议，应视为原告对其异议权的处分，表明其对涉案人民币406144元集装箱超期使用费金额的确认。据此，本院认为，原告支付尾款的行为可以认定为原、被告双方已就涉案集装箱超期使用费金额达成一致，且原告已按被告主张的集装箱超期使用费金额履行。关于原告在集装箱超期使用费支付完毕后，是否有权要求调整该费用金额以及调整限额的问题。原告主张，每个集装箱的超期使用费需以一个40尺高箱新箱的价格为限。被告主张，集装箱超期使用费性质等同于运费而非违约金，原告要求调整涉案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缺乏法律依据。本院认为，集装箱属于海上货物运输的工具，原告作为收货人和实际用箱人，负有及时归还集装箱的合同义务，集装箱超期使用费是收货人违反此项义务时，就承运人遭受的损失向承运人进行赔偿的一种违约责任承担方式。对此，原告作为违约方，有权利审查被告所主张的金额与其遭受的损失以及原告应承担的赔偿金额是否相当。但是，在涉案货物已经实际退运并已还箱，被告的损失已经确定的情况下，原告在知晓涉案集装箱超期使用费最终金额至支付尾款期间内并未向被告提出异议，反而按被告代理人出具的支付通知将费用支付完毕，且原告亦未举证证明该支付行为违背其真实意思。据此，本院认为原告嗣后起诉被告要求调整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予以支持。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以及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对原告青岛阳普斯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592元，由原告青岛阳普斯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原告青岛阳普斯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被告新鑫海航运有限公司（NEWGOLDENSEASHIPPINGPTE.LTD.）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 蕾审 判 员  陈 磊人民陪审员  王荣富法官 助理  王 冰书 记 员  王 冰附：相关法律条文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二、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九十一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一）债务已经按照约定履行；……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