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自由贸易区南沙片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粤0191民初9893号 原告：张千妹，女，汉族，住广东省增城区。 原告：钟健洪，男，汉族，住广东省增城区。 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虎生，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高忠仪（KAO,CHUNNG-YI），男，台湾地区居民。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嘉颖，广东盈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浩贤，广东盈隆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告张千妹、钟健洪诉被告高忠仪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23日受理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原告张千妹、钟健洪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虎生，被告高忠仪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嘉颖、邓浩贤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张千妹、钟健洪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返还两原告工程保证金1000000元；2.被告支付原告利息（以1000000元为基数，自2014年1月15日起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全部清偿之日止）；3.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诉讼中，两原告明确以不当得利纠纷主张上述1000000元。事实和理由：2013年11月29日，以钟健洪为项目负责人的增城市建筑工程公司（广州市增城区建筑工程公司，以下简称增城建筑公司）和以被告为签约代表的广州亚太土地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太公司）签订《亚太新城建设工程施工补充合同》，承建增××新塘镇亚太新城（第五期）工程，被告以该工程需要缴纳工程保证金为由，要求钟健洪缴纳1000000元。基于被告是亚太公司的签约代表和董事，也是法定代表人的儿子，钟健洪有理由相信被告是代表亚太公司收取工程保证金。2014年1月14日，钟健洪通过张千妹向被告转款1002000元，两原告是夫妻关系。在已生效的（2015）穗中法民五初字第91号民事判决书和（2016）粤民终1027号民事判决中认定，钟健洪并非上述合同的合同相对方，无需向亚太公司缴纳保证金。钟健洪多次向被告和亚太公司主张返还，但一直被拒绝。亚太公司在（2016）粤0183民初3624号案和（2019）粤0118民初5378号案中均称，并未收到上述该笔工程质量保证金。基于被告实际收取了该100万元，根据民法总则第122条的规定，被告收取上述100万元，属于不当得利，应当予以返还。 被告高忠仪答辩称，1.被告与两原告之间并不存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亚太新城建设工程施工补充合同》的签约方为增城建筑公司与亚太公司，并非原被告。钟健洪没有证明张千妹支出的1002000元系钟健洪代增城建筑公司向亚太公司或高忠仪支付的工程保证金，无法证明钟健洪的权益与张千妹支出的款项之间存在关联性，应当驳回钟健洪的起诉。2.关于工程保证金的问题，已经（2019）粤0118民初5378号及（2020）粤01民终6466号民事判决书处理过，钟健洪又提起本案诉讼，属于一事不再理，应当驳回。3.两原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涉案100万元是工程保证金，也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增城建筑公司与钟健洪之间存在委托付款关系。（2016）粤0183民初3624号民事判决和（2019）粤0118民初5378号民事判决已经认定增城建筑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已向亚太公司支付工程保证金，即两原告支付的款项与上述合同约定的工程保证金没有任何关联，也与亚太公司和增城建筑公司没有关联。上述合同约定100万元保证金是由增城建筑公司直接向亚太公司缴纳的，不可能如两原告所述由增城建筑公司员工钟健洪的妻子张千妹直接支付给被告，且两原告在支付该款项后从未告诉增城建筑公司或被告该笔款项是保证金。另外，已有生效判决认定钟健洪是增城建筑公司的员工并非实际施工人，且钟健洪自己也出具承诺书，承诺自己仅仅是增城建筑公司委派的项目经理，不属于补充合同的当事人，证明两原告在支付该笔款项的时候就清楚知道其没有依据补充合同向亚太公司或被告支付保证金的义务。4.两原告在2014年1月14日后长达6年未向原告主张返还保证金，已超过诉讼时效，被告无需返还涉案款项及支付利息。即便钟健洪在2016年7月4日起诉亚太公司返还工程保证金，也已超过诉讼时效，且主张对象并非被告，属于对象错误，不导致诉讼时效中断。（2015）穗中法民五初字第91号案的诉讼过程中，法院曾明确询问钟健洪是否属于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的情形，但钟健洪与增城建筑公司明确否认上述事实并认为合同有效。法院因此认定钟健洪不属于合同的相对方，现在钟健洪既主张其是实际施工人又主张所谓的挂靠事实是自相矛盾。张千妹错误的将100万元转入到被告的账户，长达2年的时间没有和亚太公司核实是否收到工程保证金，显然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也违背了正常人的合理思维。即便两原告主张不当得利也已经过了诉讼时效。 经审理查明：张千妹与钟健洪为夫妻关系。高忠仪为亚太公司的股东及董事。 2013年11月29日，亚太公司（甲方、发包人）与增城建筑公司（乙方、承包人）签订《亚太新城建设工程施工补充合同》，约定甲方将位于增××新塘镇亚太新城（第五期）住宅楼B1-B6、C1-C6，商业B7-B8、C6-C7，幼儿园及地下室工程发包给乙方。合同签订后的7天内，乙方需向甲方缴交100万元的保证金……若没有出现以上情形的，则在竣工验收合格后1个月内全额退回保证金（不计利息）等。高忠仪在甲方签约代表处签名。钟健洪在乙方项目负责人处签名。 2013年11月30日，钟健洪出具《承诺书》，承诺其勤勉尽职地履行作为增城建筑公司项目负责人的职责等。 2014年1月14日，张千妹向高忠仪汇款1002000元。 2015年，亚太公司以增城建筑公司、钟健洪为被告，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亚太公司与增城建筑公司签订的合同已经解除，并要求增城建筑公司与钟健洪移交施工场地及支付工期延误违约金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2月16日作出（2015）穗中法民五初字第91号民事判决书，认定钟健洪并非合同相对方，并据此驳回了亚太公司对钟健洪的相关诉请。增城建筑公司不服上述判决，提起上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8月16日作出（2016）粤民终102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钟健洪不服该判决，认为其与增城建筑公司是挂靠关系，不是增城建筑公司的员工，故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7年5月31日作出（2017）最高法民申1323号民事裁定书，认定钟健洪在合同签订和履行过程中，以项目负责人身份参与在内；钟健洪与增城建筑公司存在账户上的款项往来，与其是否为施工人没有直接关系；钟健洪主张其与增城建筑公司为挂靠关系，为实际施工人，既不符合合同和承诺书的约定，也无证据证实，故据此驳回了钟健洪的再审申请。 2016年7月4日，增城建筑公司、钟健洪以亚太公司作为被告，向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亚太公司向增城建筑公司、钟健洪支付工程款、利息及返还保证金100万元。亚太公司提起反诉，要求增城建筑公司、钟健洪返还部分已付工程款，并赔偿因逾期交楼、竣工导致的损失等。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25日作出（2016）粤0183民初3624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增城建筑公司未提供足够证据证明已向亚太公司支付100万元保证金，亚太公司对此也不予确认，故据此驳回了该项诉讼请求。亚太公司对上述判决不服，提起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一审判决书遗漏了钟健洪的诉讼请求，于2019年5月28日作出（2019）粤01民终413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发回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重审。该案重审过程中，钟健洪与亚太公司分别撤回对对方的起诉。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18日作出（2019）粤0118民初537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认为增城建筑公司未提供足够证据证明已向亚太公司支付100万元保证金，亚太公司对此也不予确认，故据此驳回了增城建筑公司要求亚太公司返还100万元保证金的诉请。亚太公司与增城建筑公司均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7月23日作出（2020）粤01民终6466号民事判决书。由于增城建筑公司未对100万元保证金的处理进行上诉，故（2020）粤01民终6466号民事判决书中未涉及上述款项的处理。 当事人在庭审中确认，钟健洪、张千妹与高忠仪没有其他业务往来。 关于涉案100万元的性质。钟健洪、张千妹认为，钟健洪以项目负责人身份代表增城建筑公司与以高忠仪为签约代表的亚太公司签订施工合同，钟健洪实际上是作为实际施工人承建上述工程，当时基于高忠仪的职务身份善意相信高忠仪有权代表亚太公司收取100万元保证金，但是生效法院判决认定钟健洪并非合同相对方，故现在以不当得利要求高忠仪返还上述100万元。高忠仪认为，其与钟健洪之间不存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不清楚两原告为何向其支付100万元，其在收取该笔款项后，由于不清楚该笔款项的用途，且无人向其核实款项，故其不认为该款项是工程保证金，也不可能向亚太公司支付该笔款项。 本院认为，高忠仪为台湾地区居民，两原告主张高忠仪收取100万元属于不当得利，要求返还，故本案属于涉台不当得利纠纷，应当参照涉外民事纠纷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本案应当适用不当得利发生地法律，即我国大陆地区法律。 钟健洪基于《亚太新城建设工程施工补充合同》通过妻子张千妹向高忠仪转账1002000元，现认为自己的权益受损，提起本案诉讼。钟健洪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当事人，有权提起本案诉讼。故高忠仪认为钟健洪并非本案适格主体的答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钟健洪虽然就上述款项曾向亚太公司提起诉讼，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粤0183民初3624号民事判决书对钟健洪的上述请求进行处理，但该案被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9）粤01民终413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发回重审。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对该案进行重审，案号为（2019）粤0118民初5378号，该案重审过程中，钟健洪撤回对亚太公司的起诉，故钟健洪向亚太公司主张返还的涉案款项并未经过实体处理，且钟健洪现提起本案要求高忠仪返还涉案款项，前案与后案的当事人并不一致，不构成“一事不再理”。高忠仪辩称钟健洪提起本案诉讼属于“一事不再理”，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 根据庭审情况及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院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两原告可否基于不当得利请求权要求高忠仪返还涉案款项及支付利息，即本案的事实是否符合不当得利的法律构成要件。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法律上的原因），取得利益，造成他人损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关于“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应由请求人对受益人取得利益没有法律上的原因承担举证责任。双方对张千妹已给付高忠仪1002000元没有争议，两原告应当对上述给付的原因和目的进行举证。钟健洪提供《亚太新城建设工程施工补充合同》，认为其是实际施工人，其根据该份合同的约定，基于高忠仪的职务身份善意相信高忠仪有权代表亚太公司收取涉案款项，故通过张千妹向高忠仪支付了工程保证金1002000元，但其已被生效法院判决认定其不是上述合同的当事人，亚太公司亦不确认收到上述款项，故认为高忠仪收取涉案款项没有法律上的原因。虽然已生效判决认定钟健洪并非合同当事人，钟健洪以其作为增城建筑公司的挂靠人而提起的再审申请亦被驳回，但并不妨碍钟健洪认为其是合同当事人，并基于《亚太新城建设工程施工补充合同》的约定向作为签约代表的高忠仪支付款项，两原告已对给付的原因和目的进行了说明并提供了初步证据。而高忠仪确认其与两原告没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也没有其他业务往来，亦不清楚为何两原告要向其转款，未将涉案款项支付给亚太公司，故两原告要求高忠仪返还上述款项，于理有据，本院予以支持。现没有证据显示两原告曾向高忠仪主张返还上述款项，故利息应当从起诉之日即2020年6月23日起算为宜。 关于诉讼时效。两原告认为其于2014年1月14日向高忠仪支付的是《亚太新城建设工程施工补充合同》约定的理应向亚太公司支付的工程保证金，于2016年7月4日向亚太公司提起诉讼要求返还，该案发回重审过程中即（2019）粤0118民初5378号案审理过程中，钟健洪撤回对亚太公司的起诉，之后于2020年6月23日提起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高忠仪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张千妹、钟健洪返还1000000元及相应的利息（利息以1000000元为基数，自2020年6月23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项清偿之日止）； 二、驳回原告张千妹、钟健洪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16500元，由原告张千妹、钟健洪负担3808元，被告高忠仪负担12692元。 如不服本判决，两原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被告高忠仪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张大会 二〇二一年三月九日 法官助理 贾清宸 书 记 员 钟秀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