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7民终472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毅，男，汉族，出生，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二娣，广东一粤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婷婷，广东一粤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奕怡，女，汉族，出生，住广东省鹤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子炎，广东叠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吕伟光，男，汉族，出生，住广东省鹤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嘉杰，广东丰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何卫东，男，汉族，出生，住广东省鹤山市。上诉人张毅因与被上诉人李奕怡、吕伟光、何卫东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鹤山市人民法院（2020）粤0784民初26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毅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李奕怡立即向张毅返还本金人民币2390000元和支付资金占用利息(从计至李奕怡返还本金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计算)；3.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应当由李奕怡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张毅已经完全履行举证责任证明李奕怡无任何法律依据，取得涉案款项2390000元，属于不当得利，给张毅造成重大损失，李奕怡应予以返还并支付相应利息。张毅在本案一审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张毅提起不当得利之诉的原因，因吕伟光坚决否认与涉案款项的转账行为有关，法院据此作出判决，判决确认张毅向李奕怡的转账行为与吕伟光无关，既不属于代吕伟光归还其拖欠李奕怡丈夫的借款，也不属于归还张毅拖欠李奕怡的借款。总之，张毅作为涉案款项2390000元的合法所有人，被吕伟光利用、欺骗后误将涉案款项转入李奕怡的账户，本以为是作为归还自己拖欠吕伟光的借款，但实际上涉案款项仅仅是用于归还吕伟光拖欠李奕怡丈夫的借款，李奕怡也承认收到该笔款项，且吕伟光凭借双方之间没有任何书面文件予以证明的漏洞，重复向张毅追讨借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在张毅与李奕怡无任何债权债务或者其他金钱给付关系的前提下，李奕怡收取涉案款项已经属于不当得利，给张毅带来重大损失，应予以返还并同时支付相应利息。二、李奕怡和吕伟光、何卫东于签订的《确认书》，属于张毅起诉后，对方当事人之间制作的虚假证据，法院应不予采纳。上述《确认书》主要确认以下几点内容：1.吕伟光曾向李奕怡借款2390000元，张毅曾向吕伟光借款2390000元；2.何卫东转账给李奕怡的2390000元，属于张毅所有；3.吕伟光确认该笔转账2390000元属于张毅帮助吕伟光偿还其拖欠李奕怡的欠款；4.该笔转账2390000元，用于抵消张毅于拖欠吕伟光的部分欠款。由此可知，张毅作为涉案2390000元的实际所有人，向李奕怡转账只是为了帮助吕伟光偿还其拖欠李奕怡的借款，而非张毅和李奕怡之间存在借款纠纷或者其他债权债务纠纷。该《确认书》存在的最大的问题是，该《确认书》签订时，张毅和吕伟光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早已经于经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予以确认，即在不认可张毅已经归还涉案转账款项2390000元的前提下，张毅仅尚欠吕伟光643400元，也就不存在该确认书中载明的“吕伟光同意张毅委托何卫东支付给李奕怡的239万款项，实际上是张毅在之前偿还给吕伟光此前借款的部分本息。”，该确认内容明显与（2018）粤0784民初1320号民事判决和（2019）粤07民终1415号民事判决中的判决结果互相矛盾，且张毅作为转账事项的重要关联人，并没有在该《确认书》上签名或事后追认，即在张毅和吕伟光之间无任何债权债务关系的前提下，吕伟光作出的任何有关张毅的民事法律行为非经张毅本人同意的，都属于无效民事法律行为，对张毅不产生任何法律效力。且，在一审法院开庭对该《确认书》进行质证时，吕伟光表示该确认书上载明的日期“”应改为“”，而何卫东提出异议，表示自己以为是确认张毅还清拖欠的1300000元才签订的，可见，该确认书上的三方当事人之间并没有达成真实的意思表示，而只是为了应付此次诉讼而作出的虚假证据，法院不应予以采信。总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和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可知，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该《确认书》在缺少涉案转账款项所有人张毅签字认可的情况下做出的任何确认，都是无效民事法律行为，且该《确认书》本身还存在重大制作问题和各方当事人之间存在意思表达错误，所以在证据本身存疑的情况下，法院更不应采纳甚至据此作出裁判。三、吕伟光不顾生效裁判文书的强制约束力，藐视法律和法院，多次作出前后矛盾、完全相反的陈述，提供虚假的证据，应被追究相关的法律责任。本案中张毅提交的何卫东向李奕怡的《转账记录》、何卫东和李奕怡的《证人证言》、何卫东和张毅签订的《补充协议书》以及李奕怡提供的吕伟光的《银行流水明细》，在前述的吕伟光和张毅的借款纠纷中均作为证据提交，但是根据（2018）粤0784民初1320号判决第9页倒数第五行至第10页顺数第七行和（2019）粤07民终1415号民事判决第13页第九行至第十四行的内容，两份判决书认定的因“张毅未能出具吕伟光委托其将款项转给李奕怡或委托李奕怡代为收款的相关凭证，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吕伟光有欠李奕怡丈夫款项的事实”，且“吕伟光对此亦不予确认”，即吕伟光个人的意思表示属于定案判决的关键性证据。因吕伟光没有事前明示委托付款，事后或者庭审中也没有予以确认，故一审、二审法院据此判决确认张毅与吕伟光之间的借款纠纷事宜。在张毅已经履行前述一审、二审判决确定的义务后，现因张毅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起诉要求李奕怡返还错误转账2390000元后，吕伟光又确认授权委托付款并同意该次转账用于抵扣张毅拖欠吕伟光的借款本金和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吕伟光不尊重一审、二审法院生效裁判文书的强制约束力，虽然属于自认，但该自认的事实明显与法院查明的不符，且与生效裁判文书判决确认的内容相矛盾，故在没有其他证据足以推翻生效裁判文书的情况下，原审法院仅凭吕伟光的追认就确认李奕怡收款的合法性，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应予以纠正。同时，吕伟光对同一笔转账行为作出了两次完全相反的陈述，而且在吕伟光与张毅的借款纠纷中，也曾经为了不法利益向法庭提交虚假的《借条》，（2018）粤0784民初1320号判决第9页第四自然段的内容有所论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可见，吕伟光在相同或相关联的案件中已经多次作出了虚假陈述和虚假证据，有涉嫌伪造重要证据之嫌，法院应予以查处，如若属实，应予以追究其相关的法律责任。四、张毅仅仅只是陈述当时受吕伟光等人欺骗而错误转账涉案款项，并非自认，或者确认自身与李奕怡之间不存在任何债权债务关系。本案一审法院认定：“原告陈述涉案的款项是张毅向何卫东借款，由何卫东转账给李奕怡，以偿还张毅欠吕伟光的借款。……本案中，四方当事人均确认涉案款项是张毅向何卫东借款，由何卫东转账给李奕怡，以偿还张毅欠吕伟光的借款。吕伟光亦确认李奕怡是代吕伟光收取涉案款项，以偿还吕伟光欠李奕怡的借款的事实。可见李奕怡取得涉案款项是有合法根据的。”张毅当庭只是陈述了当时通过何卫东转账给李奕怡的原因，属于被吕伟光欺骗下的错误意思表示，但是并不是确认张毅和李奕怡之间有任何债权债务等法律关系，而且张毅也因吕伟光事后拒绝承认此次转账而承担了相应法律后果，即张毅的此次转账就是被吕伟光和李奕怡等人的欺骗甚至是恶意串通下而作出的错误的意思表示，并不属于确认李奕怡取得涉案款项是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五条的规定，本案中，吕伟光恶意串通李奕怡，作出虚假陈述，损害张毅的合法权益，尤其是《确认书》中涉及到张毅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且该民事法律行为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法院仅凭对方当事人的确认，尤其是吕伟光的确认，据此做出不公正不合法不合理的判决，应予以纠正。综上，李奕怡的行为已经严重损害了张毅的合法权益，依法应当承担返还不当得利人民币2390000元及支付资金占用利息的法律责任，张毅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特依法提出上诉，敬请二审法院公正裁判。二审调查活动中，张毅补充以下上诉意见：，李奕怡、吕伟光和何卫东签订的《确认书》中属于对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的只有两点内容：一是涉案款项转账行为发生前属于张毅所有；二是李奕怡确认收到涉案款项。吕伟光作出关于其同意张毅代其归还李奕怡借款2390000元，实际上是张毅在之前偿还给吕伟光此前借款的部分本息的陈述，并不构成法律上的自认。根据（2018）粤0784民初1320号民事判决和（2019）粤07民终1415号民事判决中法院查明的事实和判决内容显示，在吕伟光否认收到涉案2390000元款项的前提下，张毅或者其债务受让人张谊苏仅欠吕伟光借款643400元，且该借款已经由张谊苏偿还完毕。张毅和吕伟光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已于《还款协议书》签订之日即归于消灭，故吕伟光在《确认书》中作出的陈述明显属于其为帮助自己和李奕怡逃避法律责任作出的，对自己和李奕怡有利的与生效裁判文书完全相反的虚假陈述。本案中同一法院基于同样的书证、物证，仅仅因为吕伟光的意思表示改变而产生了完全相反的两份裁判结果，请二审法院予以查明。其他内容与书面上诉状一致。李奕怡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应当予以维持。涉案的2390000元，实际上是张毅欠吕伟光的借款而张毅向何卫东借款偿还给吕伟光的。而吕伟光也同意张毅将其向何卫东的借款直接支付给李奕怡用于偿还吕伟光欠李奕怡的借款。李奕怡是基于吕伟光欠其款项而收取涉案款项，不存在着不当得利的情况。而且本案在之前张毅以及吕伟光的民间借贷纠纷中张毅、何卫东以及李奕怡也确认了以上的事实。对于吕伟光在之前案件中没有对该款项予以确认，是张毅与吕伟光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与李奕怡是无关的。根据合同的相对性，李奕怡也提供了吕伟光欠其款项的相关银行转账记录，用以证明吕伟光欠款的事实，故如张毅觉得支付给吕伟光的款项存在着纠纷，应当由张毅向吕伟光直接主张而无权向李奕怡予以主张。综上，李奕怡所得的本案款项是合法所得，不存在着不当得利，为此请求法院驳回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吕伟光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何卫东无作答辩。张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李奕怡立即向张毅返还本金2390000元；2.李奕怡立即向张毅支付资金占用利息311934.83元（从暂计至，按年利率6%计算，实际计至张毅返还本金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律师费等费用由李奕怡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张毅和吕伟光存在借贷关系，后张毅向何卫东借钱，由何卫东负责偿还借款给吕伟光。吕伟光同意张毅委托何卫东支付给李奕怡2390000元以偿还吕伟光欠李奕怡的借款。，何卫东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分三次共2390000元转账到李奕怡的账户（开户行：工商银行鹤山支行，账号：62×××57），作为张毅归还吕伟光的借款。，吕伟光以张毅、张谊苏、周丽萍拖欠其借款为由诉至鹤山市人民法院。自该案中，张毅提供了何卫东的转账凭证等证据证实上述转账人民币2390000元为张毅归还吕伟光的借款款项，但吕伟光在该案中不确认该2390000元为归还其借款，鹤山市人民法院于作出的（2018）粤0784民初1320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仅凭何卫东的证言及李奕怡的证明，不能确认何卫东转账给李奕怡的2390000元就是张毅归还给吕伟光的借款，故对张毅的主张不予采纳。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作出的（2019）粤07民终1415号民事判决亦认定该2390000元的流转经过多个环节和主体，且没有证据证明每个环节和主体之间存在委托付款的意思表示，吕伟光对此亦不予确认，因此，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不予采纳。经过上述判决，张毅认为其借何卫东的上述2390000元已转账给李奕怡，李奕怡没有合法授权获得该款项，构成不当得利。张毅遂以李奕怡不当得利为由，诉至一审法院，诉讼请求如上所述。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本案是否属于不当得利纠纷。张毅陈述上述款项李奕怡没有合法授权而代收涉案2390000元，构成不当得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的规定，不当得利应当符合一方获益而无法律依据的规定，张毅应就李奕怡收取涉案2390000元无法律依据承担举证责任。而本案中，张毅陈述涉案的款项是张毅向何卫东借款，由何卫东转账给李奕怡，以偿还张毅欠吕伟光的借款。李奕怡答辩称该笔借款是张毅同意何卫东划款给李奕怡，用于代吕伟光归还李奕怡的借款。吕伟光辩称涉案借款是张毅偿还吕伟光的部分本金和利息。何卫东辩称涉案款项2390000元是张毅通过何卫东转账2390000元给李奕怡作为张毅归还给吕伟光的借款。本案中，四方当事人均确认涉案款项是张毅向何卫东借款，由何卫东转账给李奕怡，以偿还张毅欠吕伟光的借款。吕伟光亦确认李奕怡是代吕伟光收取涉案款项，以偿还吕伟光欠李奕怡的借款的事实。可见李奕怡取得涉案款项是有合法根据的。综上，张毅的诉讼请求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张毅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4207.74元（张毅已预交），由张毅负担。二审中，张毅、李奕怡、何卫东均未提供新的证据。吕伟光提供以下证据：疾病证明书、出院记录、诊治报告、通用病历、特定病种门诊专用证各一份，证明：在（2018）粤0784民初1320号案审判期间吕伟光因病未能出席案件的庭审，所以当时对该案代理律师所的陈述内容并不清楚，而是事后得知的。张毅对上述证据认为，对疾病证明书、特种病种门诊专用证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其关联性有异议。该疾病证明书只能证明患者曾发生这些疾病而已，与本案的案件事实以及吕伟光当时的委托代理人的陈述无关，并不能证明吕伟光所述的吕伟光神志不清或者因其交代的情况不清楚而导致其委托代理人陈述的内容与本案的陈述内容相反。对于病历本，该份病历内容中并不能显示出是由医生所写还是其他人后期所填写进去，所以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由法院予以查明；对其关联性有异议，与本案无关，并不能佐证吕伟光所述其在一审、二审判决期间处于精神不佳，或者记不清本案案件事实的情况。而且在张毅和吕伟光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案件事实非常的简单清晰，并不是属于疑难复杂的类型，与吕伟光的身体健康状况并没有多大的关联，加之其提供的疾病证明书这些材料显现其神清，精神尚可。李奕怡对上述证据认为，对于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其证明内容也没有异议。从原先的张毅以及吕伟光的案件中可以看出，吕伟光只参加了第一次庭审，当时张毅以及其他的当事人都没有参加，但是吕伟光在往后的以及都没有参加庭审，而根据吕伟光提供的病历可以看出，在2019年的吕伟光已经住院，而且患的是冠心病，要做搭桥手术，情况也比较严重，足以证明吕伟光在之前的案件无法就涉案款项去作出一个回应，由其代理人作出的回应应该不代表吕伟光的意思表示。本案中吕伟光也陈述了其真实意思表示，就是涉案款项是偿还李奕怡的借款，综合李奕怡提供的银行转账记录也足以证明吕伟光是在这段时间欠李奕怡的款项。为此，无论是吕伟光或者李奕怡均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李奕怡涉案的款项是合法所得的，不存在着不当得利的情况。经审查，前述证据内容在本案诉前已经形成，吕伟光时至二审才予举示显然属于逾期举证，鉴于上述证据对本案处理并不能产生实质影响，故本院于此不予采纳为二审程序新的证据。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不当得利纠纷。不当得利是指没有法律上的原因获得利益而致使他人受到损害的事实，其中的主要构成要件是一方获得利益没有法律上的根据。本案中，张毅通过何卫东于转账2390000元到李奕怡的银行账户，后因张毅在吕伟光诉其、张谊苏、周丽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一审案号（2018）粤0784民初1320号、二审案号（2019）粤07民终1415号]（以下简称前案）关于上述转账是其归还吕伟光借款的主张未被采纳，张毅据此认为其被吕伟光利用、欺骗后误将上述款项转账给李奕怡，进而主张李奕怡构成不当得利。经审查，第一，李奕怡主张其所收到何卫东转账的2390000元，实际是张毅同意何卫东向其划款，用于代吕伟光向其归还借款，何卫东、吕伟光在本案均予认可，张毅在前案以及本案中也均确认其与张毅、何卫东当初经协商一致后实施李奕怡所主张的行为和事实，且当事人的以上诉讼陈述有在案的账户流水、转账凭证、《证明》、《补充协议书》等证据予以佐证，一审法院对李奕怡主张的事实予以认定并无不妥。第二，虽然前案判决对张毅关于涉案款项转账是其归还吕伟光借款的主张不予采纳，但吕伟光在本案重新确认李奕怡关于涉案款项转账的主张，该诉讼陈述属于前案判决作出后出现的新的证据，结合第一点分析可知，本案就涉案款项的转账事实所作出的重新认定，并非单纯依据吕伟光单方新的陈述，而是侧重于依据该新的证据与其他证据（尤其是张毅的诉讼陈述）所综合产生足以推翻前案判决原有认定的证明力而作出，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三条关于“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无须举证证明，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的规定，张毅对一审法院在本案的前述认定提出异议，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结合张毅、李奕怡、何伟光在前案及本案的诉讼陈述（包括证人证言）可知，李奕怡、何伟光就涉案款项的转账事实陈述基本稳定且与张毅原有的诉讼陈述相符，并无证据足以显示该二人存在虚假陈述或者与吕伟光恶意串通的情形，张毅在本案依据前案判决的相关认定认为其被吕伟光利用、欺骗后误将款项进行转账，进而主张李奕怡构成不当得利，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第三，对照吕伟光、李奕怡、何卫东签订的《确认书》与三人在诉讼中的陈述内容，前后两者关于李奕怡收取涉案款项的事由基本相符，故即使《确认书》是否应予采纳及其效力如何，均不影响李奕怡是否构成不当得利的认定，且结合前面第二点的内容，也不足以认定《确认书》的签订属于李奕怡、何卫东与吕伟光恶意串通制作虚假证据的情形。至于吕伟光在前案是否存在虚假陈述或其他妨碍诉讼的情形而需作出制裁，属于前案的审查范围，本院对此不作处理。综上分析，张毅认为李奕怡构成不当得利，进而主张李奕怡返还2390000元并支付利息，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本案下判后，张毅如认为其据此对前案享有申请再审事由的，可依法另寻法律途径救济。综上所述，张毅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8415.48元（张毅已预交），由上诉人张毅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立辉审 判 员 陈 炜审 判 员 杨维国二〇二一年三月一日法官助理 余卓利书 记 员 邓少洪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7民终472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毅，男，汉族，出生，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二娣，广东一粤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婷婷，广东一粤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奕怡，女，汉族，出生，住广东省鹤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子炎，广东叠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吕伟光，男，汉族，出生，住广东省鹤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嘉杰，广东丰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何卫东，男，汉族，出生，住广东省鹤山市。上诉人张毅因与被上诉人李奕怡、吕伟光、何卫东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鹤山市人民法院（2020）粤0784民初26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毅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李奕怡立即向张毅返还本金人民币2390000元和支付资金占用利息(从计至李奕怡返还本金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计算)；3.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应当由李奕怡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张毅已经完全履行举证责任证明李奕怡无任何法律依据，取得涉案款项2390000元，属于不当得利，给张毅造成重大损失，李奕怡应予以返还并支付相应利息。张毅在本案一审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张毅提起不当得利之诉的原因，因吕伟光坚决否认与涉案款项的转账行为有关，法院据此作出判决，判决确认张毅向李奕怡的转账行为与吕伟光无关，既不属于代吕伟光归还其拖欠李奕怡丈夫的借款，也不属于归还张毅拖欠李奕怡的借款。总之，张毅作为涉案款项2390000元的合法所有人，被吕伟光利用、欺骗后误将涉案款项转入李奕怡的账户，本以为是作为归还自己拖欠吕伟光的借款，但实际上涉案款项仅仅是用于归还吕伟光拖欠李奕怡丈夫的借款，李奕怡也承认收到该笔款项，且吕伟光凭借双方之间没有任何书面文件予以证明的漏洞，重复向张毅追讨借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在张毅与李奕怡无任何债权债务或者其他金钱给付关系的前提下，李奕怡收取涉案款项已经属于不当得利，给张毅带来重大损失，应予以返还并同时支付相应利息。二、李奕怡和吕伟光、何卫东于签订的《确认书》，属于张毅起诉后，对方当事人之间制作的虚假证据，法院应不予采纳。上述《确认书》主要确认以下几点内容：1.吕伟光曾向李奕怡借款2390000元，张毅曾向吕伟光借款2390000元；2.何卫东转账给李奕怡的2390000元，属于张毅所有；3.吕伟光确认该笔转账2390000元属于张毅帮助吕伟光偿还其拖欠李奕怡的欠款；4.该笔转账2390000元，用于抵消张毅于拖欠吕伟光的部分欠款。由此可知，张毅作为涉案2390000元的实际所有人，向李奕怡转账只是为了帮助吕伟光偿还其拖欠李奕怡的借款，而非张毅和李奕怡之间存在借款纠纷或者其他债权债务纠纷。该《确认书》存在的最大的问题是，该《确认书》签订时，张毅和吕伟光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早已经于经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予以确认，即在不认可张毅已经归还涉案转账款项2390000元的前提下，张毅仅尚欠吕伟光643400元，也就不存在该确认书中载明的“吕伟光同意张毅委托何卫东支付给李奕怡的239万款项，实际上是张毅在之前偿还给吕伟光此前借款的部分本息。”，该确认内容明显与（2018）粤0784民初1320号民事判决和（2019）粤07民终1415号民事判决中的判决结果互相矛盾，且张毅作为转账事项的重要关联人，并没有在该《确认书》上签名或事后追认，即在张毅和吕伟光之间无任何债权债务关系的前提下，吕伟光作出的任何有关张毅的民事法律行为非经张毅本人同意的，都属于无效民事法律行为，对张毅不产生任何法律效力。且，在一审法院开庭对该《确认书》进行质证时，吕伟光表示该确认书上载明的日期“”应改为“”，而何卫东提出异议，表示自己以为是确认张毅还清拖欠的1300000元才签订的，可见，该确认书上的三方当事人之间并没有达成真实的意思表示，而只是为了应付此次诉讼而作出的虚假证据，法院不应予以采信。总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和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可知，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该《确认书》在缺少涉案转账款项所有人张毅签字认可的情况下做出的任何确认，都是无效民事法律行为，且该《确认书》本身还存在重大制作问题和各方当事人之间存在意思表达错误，所以在证据本身存疑的情况下，法院更不应采纳甚至据此作出裁判。三、吕伟光不顾生效裁判文书的强制约束力，藐视法律和法院，多次作出前后矛盾、完全相反的陈述，提供虚假的证据，应被追究相关的法律责任。本案中张毅提交的何卫东向李奕怡的《转账记录》、何卫东和李奕怡的《证人证言》、何卫东和张毅签订的《补充协议书》以及李奕怡提供的吕伟光的《银行流水明细》，在前述的吕伟光和张毅的借款纠纷中均作为证据提交，但是根据（2018）粤0784民初1320号判决第9页倒数第五行至第10页顺数第七行和（2019）粤07民终1415号民事判决第13页第九行至第十四行的内容，两份判决书认定的因“张毅未能出具吕伟光委托其将款项转给李奕怡或委托李奕怡代为收款的相关凭证，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吕伟光有欠李奕怡丈夫款项的事实”，且“吕伟光对此亦不予确认”，即吕伟光个人的意思表示属于定案判决的关键性证据。因吕伟光没有事前明示委托付款，事后或者庭审中也没有予以确认，故一审、二审法院据此判决确认张毅与吕伟光之间的借款纠纷事宜。在张毅已经履行前述一审、二审判决确定的义务后，现因张毅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起诉要求李奕怡返还错误转账2390000元后，吕伟光又确认授权委托付款并同意该次转账用于抵扣张毅拖欠吕伟光的借款本金和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吕伟光不尊重一审、二审法院生效裁判文书的强制约束力，虽然属于自认，但该自认的事实明显与法院查明的不符，且与生效裁判文书判决确认的内容相矛盾，故在没有其他证据足以推翻生效裁判文书的情况下，原审法院仅凭吕伟光的追认就确认李奕怡收款的合法性，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应予以纠正。同时，吕伟光对同一笔转账行为作出了两次完全相反的陈述，而且在吕伟光与张毅的借款纠纷中，也曾经为了不法利益向法庭提交虚假的《借条》，（2018）粤0784民初1320号判决第9页第四自然段的内容有所论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可见，吕伟光在相同或相关联的案件中已经多次作出了虚假陈述和虚假证据，有涉嫌伪造重要证据之嫌，法院应予以查处，如若属实，应予以追究其相关的法律责任。四、张毅仅仅只是陈述当时受吕伟光等人欺骗而错误转账涉案款项，并非自认，或者确认自身与李奕怡之间不存在任何债权债务关系。本案一审法院认定：“原告陈述涉案的款项是张毅向何卫东借款，由何卫东转账给李奕怡，以偿还张毅欠吕伟光的借款。……本案中，四方当事人均确认涉案款项是张毅向何卫东借款，由何卫东转账给李奕怡，以偿还张毅欠吕伟光的借款。吕伟光亦确认李奕怡是代吕伟光收取涉案款项，以偿还吕伟光欠李奕怡的借款的事实。可见李奕怡取得涉案款项是有合法根据的。”张毅当庭只是陈述了当时通过何卫东转账给李奕怡的原因，属于被吕伟光欺骗下的错误意思表示，但是并不是确认张毅和李奕怡之间有任何债权债务等法律关系，而且张毅也因吕伟光事后拒绝承认此次转账而承担了相应法律后果，即张毅的此次转账就是被吕伟光和李奕怡等人的欺骗甚至是恶意串通下而作出的错误的意思表示，并不属于确认李奕怡取得涉案款项是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五条的规定，本案中，吕伟光恶意串通李奕怡，作出虚假陈述，损害张毅的合法权益，尤其是《确认书》中涉及到张毅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且该民事法律行为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法院仅凭对方当事人的确认，尤其是吕伟光的确认，据此做出不公正不合法不合理的判决，应予以纠正。综上，李奕怡的行为已经严重损害了张毅的合法权益，依法应当承担返还不当得利人民币2390000元及支付资金占用利息的法律责任，张毅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特依法提出上诉，敬请二审法院公正裁判。二审调查活动中，张毅补充以下上诉意见：，李奕怡、吕伟光和何卫东签订的《确认书》中属于对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的只有两点内容：一是涉案款项转账行为发生前属于张毅所有；二是李奕怡确认收到涉案款项。吕伟光作出关于其同意张毅代其归还李奕怡借款2390000元，实际上是张毅在之前偿还给吕伟光此前借款的部分本息的陈述，并不构成法律上的自认。根据（2018）粤0784民初1320号民事判决和（2019）粤07民终1415号民事判决中法院查明的事实和判决内容显示，在吕伟光否认收到涉案2390000元款项的前提下，张毅或者其债务受让人张谊苏仅欠吕伟光借款643400元，且该借款已经由张谊苏偿还完毕。张毅和吕伟光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已于《还款协议书》签订之日即归于消灭，故吕伟光在《确认书》中作出的陈述明显属于其为帮助自己和李奕怡逃避法律责任作出的，对自己和李奕怡有利的与生效裁判文书完全相反的虚假陈述。本案中同一法院基于同样的书证、物证，仅仅因为吕伟光的意思表示改变而产生了完全相反的两份裁判结果，请二审法院予以查明。其他内容与书面上诉状一致。李奕怡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应当予以维持。涉案的2390000元，实际上是张毅欠吕伟光的借款而张毅向何卫东借款偿还给吕伟光的。而吕伟光也同意张毅将其向何卫东的借款直接支付给李奕怡用于偿还吕伟光欠李奕怡的借款。李奕怡是基于吕伟光欠其款项而收取涉案款项，不存在着不当得利的情况。而且本案在之前张毅以及吕伟光的民间借贷纠纷中张毅、何卫东以及李奕怡也确认了以上的事实。对于吕伟光在之前案件中没有对该款项予以确认，是张毅与吕伟光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与李奕怡是无关的。根据合同的相对性，李奕怡也提供了吕伟光欠其款项的相关银行转账记录，用以证明吕伟光欠款的事实，故如张毅觉得支付给吕伟光的款项存在着纠纷，应当由张毅向吕伟光直接主张而无权向李奕怡予以主张。综上，李奕怡所得的本案款项是合法所得，不存在着不当得利，为此请求法院驳回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吕伟光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何卫东无作答辩。张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李奕怡立即向张毅返还本金2390000元；2.李奕怡立即向张毅支付资金占用利息311934.83元（从暂计至，按年利率6%计算，实际计至张毅返还本金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律师费等费用由李奕怡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张毅和吕伟光存在借贷关系，后张毅向何卫东借钱，由何卫东负责偿还借款给吕伟光。吕伟光同意张毅委托何卫东支付给李奕怡2390000元以偿还吕伟光欠李奕怡的借款。，何卫东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分三次共2390000元转账到李奕怡的账户（开户行：工商银行鹤山支行，账号：62×××57），作为张毅归还吕伟光的借款。，吕伟光以张毅、张谊苏、周丽萍拖欠其借款为由诉至鹤山市人民法院。自该案中，张毅提供了何卫东的转账凭证等证据证实上述转账人民币2390000元为张毅归还吕伟光的借款款项，但吕伟光在该案中不确认该2390000元为归还其借款，鹤山市人民法院于作出的（2018）粤0784民初1320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仅凭何卫东的证言及李奕怡的证明，不能确认何卫东转账给李奕怡的2390000元就是张毅归还给吕伟光的借款，故对张毅的主张不予采纳。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作出的（2019）粤07民终1415号民事判决亦认定该2390000元的流转经过多个环节和主体，且没有证据证明每个环节和主体之间存在委托付款的意思表示，吕伟光对此亦不予确认，因此，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不予采纳。经过上述判决，张毅认为其借何卫东的上述2390000元已转账给李奕怡，李奕怡没有合法授权获得该款项，构成不当得利。张毅遂以李奕怡不当得利为由，诉至一审法院，诉讼请求如上所述。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本案是否属于不当得利纠纷。张毅陈述上述款项李奕怡没有合法授权而代收涉案2390000元，构成不当得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的规定，不当得利应当符合一方获益而无法律依据的规定，张毅应就李奕怡收取涉案2390000元无法律依据承担举证责任。而本案中，张毅陈述涉案的款项是张毅向何卫东借款，由何卫东转账给李奕怡，以偿还张毅欠吕伟光的借款。李奕怡答辩称该笔借款是张毅同意何卫东划款给李奕怡，用于代吕伟光归还李奕怡的借款。吕伟光辩称涉案借款是张毅偿还吕伟光的部分本金和利息。何卫东辩称涉案款项2390000元是张毅通过何卫东转账2390000元给李奕怡作为张毅归还给吕伟光的借款。本案中，四方当事人均确认涉案款项是张毅向何卫东借款，由何卫东转账给李奕怡，以偿还张毅欠吕伟光的借款。吕伟光亦确认李奕怡是代吕伟光收取涉案款项，以偿还吕伟光欠李奕怡的借款的事实。可见李奕怡取得涉案款项是有合法根据的。综上，张毅的诉讼请求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张毅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4207.74元（张毅已预交），由张毅负担。二审中，张毅、李奕怡、何卫东均未提供新的证据。吕伟光提供以下证据：疾病证明书、出院记录、诊治报告、通用病历、特定病种门诊专用证各一份，证明：在（2018）粤0784民初1320号案审判期间吕伟光因病未能出席案件的庭审，所以当时对该案代理律师所的陈述内容并不清楚，而是事后得知的。张毅对上述证据认为，对疾病证明书、特种病种门诊专用证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其关联性有异议。该疾病证明书只能证明患者曾发生这些疾病而已，与本案的案件事实以及吕伟光当时的委托代理人的陈述无关，并不能证明吕伟光所述的吕伟光神志不清或者因其交代的情况不清楚而导致其委托代理人陈述的内容与本案的陈述内容相反。对于病历本，该份病历内容中并不能显示出是由医生所写还是其他人后期所填写进去，所以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由法院予以查明；对其关联性有异议，与本案无关，并不能佐证吕伟光所述其在一审、二审判决期间处于精神不佳，或者记不清本案案件事实的情况。而且在张毅和吕伟光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案件事实非常的简单清晰，并不是属于疑难复杂的类型，与吕伟光的身体健康状况并没有多大的关联，加之其提供的疾病证明书这些材料显现其神清，精神尚可。李奕怡对上述证据认为，对于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其证明内容也没有异议。从原先的张毅以及吕伟光的案件中可以看出，吕伟光只参加了第一次庭审，当时张毅以及其他的当事人都没有参加，但是吕伟光在往后的以及都没有参加庭审，而根据吕伟光提供的病历可以看出，在2019年的吕伟光已经住院，而且患的是冠心病，要做搭桥手术，情况也比较严重，足以证明吕伟光在之前的案件无法就涉案款项去作出一个回应，由其代理人作出的回应应该不代表吕伟光的意思表示。本案中吕伟光也陈述了其真实意思表示，就是涉案款项是偿还李奕怡的借款，综合李奕怡提供的银行转账记录也足以证明吕伟光是在这段时间欠李奕怡的款项。为此，无论是吕伟光或者李奕怡均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李奕怡涉案的款项是合法所得的，不存在着不当得利的情况。经审查，前述证据内容在本案诉前已经形成，吕伟光时至二审才予举示显然属于逾期举证，鉴于上述证据对本案处理并不能产生实质影响，故本院于此不予采纳为二审程序新的证据。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不当得利纠纷。不当得利是指没有法律上的原因获得利益而致使他人受到损害的事实，其中的主要构成要件是一方获得利益没有法律上的根据。本案中，张毅通过何卫东于转账2390000元到李奕怡的银行账户，后因张毅在吕伟光诉其、张谊苏、周丽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一审案号（2018）粤0784民初1320号、二审案号（2019）粤07民终1415号]（以下简称前案）关于上述转账是其归还吕伟光借款的主张未被采纳，张毅据此认为其被吕伟光利用、欺骗后误将上述款项转账给李奕怡，进而主张李奕怡构成不当得利。经审查，第一，李奕怡主张其所收到何卫东转账的2390000元，实际是张毅同意何卫东向其划款，用于代吕伟光向其归还借款，何卫东、吕伟光在本案均予认可，张毅在前案以及本案中也均确认其与张毅、何卫东当初经协商一致后实施李奕怡所主张的行为和事实，且当事人的以上诉讼陈述有在案的账户流水、转账凭证、《证明》、《补充协议书》等证据予以佐证，一审法院对李奕怡主张的事实予以认定并无不妥。第二，虽然前案判决对张毅关于涉案款项转账是其归还吕伟光借款的主张不予采纳，但吕伟光在本案重新确认李奕怡关于涉案款项转账的主张，该诉讼陈述属于前案判决作出后出现的新的证据，结合第一点分析可知，本案就涉案款项的转账事实所作出的重新认定，并非单纯依据吕伟光单方新的陈述，而是侧重于依据该新的证据与其他证据（尤其是张毅的诉讼陈述）所综合产生足以推翻前案判决原有认定的证明力而作出，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三条关于“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无须举证证明，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的规定，张毅对一审法院在本案的前述认定提出异议，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结合张毅、李奕怡、何伟光在前案及本案的诉讼陈述（包括证人证言）可知，李奕怡、何伟光就涉案款项的转账事实陈述基本稳定且与张毅原有的诉讼陈述相符，并无证据足以显示该二人存在虚假陈述或者与吕伟光恶意串通的情形，张毅在本案依据前案判决的相关认定认为其被吕伟光利用、欺骗后误将款项进行转账，进而主张李奕怡构成不当得利，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第三，对照吕伟光、李奕怡、何卫东签订的《确认书》与三人在诉讼中的陈述内容，前后两者关于李奕怡收取涉案款项的事由基本相符，故即使《确认书》是否应予采纳及其效力如何，均不影响李奕怡是否构成不当得利的认定，且结合前面第二点的内容，也不足以认定《确认书》的签订属于李奕怡、何卫东与吕伟光恶意串通制作虚假证据的情形。至于吕伟光在前案是否存在虚假陈述或其他妨碍诉讼的情形而需作出制裁，属于前案的审查范围，本院对此不作处理。综上分析，张毅认为李奕怡构成不当得利，进而主张李奕怡返还2390000元并支付利息，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本案下判后，张毅如认为其据此对前案享有申请再审事由的，可依法另寻法律途径救济。综上所述，张毅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8415.48元（张毅已预交），由上诉人张毅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立辉审 判 员 陈 炜审 判 员 杨维国二〇二一年三月一日法官助理 余卓利书 记 员 邓少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