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最高法知民终158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宋福彪，男，1970年5月16日出生，汉族，住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薛兴昌，临泽县东关街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兴林，男，1967年7月6日出生，汉族，住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薛兴昌，临泽县东关街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莱州市城山路农科院南邻。 法定代表人：王龙祥，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志伟，河南九格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贤均，男，1965年2月8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石河子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大勇，新疆双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牛志鹏，男，1982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市。 上诉人宋福彪、王兴林因与被上诉人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登海种业公司）、王贤均、牛志鹏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25日作出的（2019）兵08知民初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宋福彪、王兴林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2.依法改判驳回登海种业公司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王贤均种植牛志鹏发放的登海605玉米种子，并由牛志鹏收购生产的玉米种子，王贤均和牛志鹏构成侵权行为。登海种业公司未提供证据证实宋福彪、王兴林有定制和繁殖等侵权行为。宋福彪、王兴林给牛志鹏指定的王贤均汇款是借款行为，与牛志鹏的侵权行为没有任何关联性。原审法院判处宋福彪、王兴林与牛志鹏共同承担侵权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登海种业公司辩称：宋福彪、王兴林与牛志鹏构成共同侵权，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王贤均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牛志鹏未作答辩。 登海种业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宋福彪、王兴林、王贤均、牛志鹏停止侵害登海605玉米植物新品种权；2.判令宋福彪、王兴林、王贤均、牛志鹏赔偿登海种业公司经济损失270000元、维权开支80000元，共计350000元；3.由宋福彪、王兴林、王贤均、牛志鹏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登海种业公司于2000年12月8日注册成立，经营范围：许可证规定范围内的农作物种子生产、分装、销售（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农作物新品种选育；农业新技术开发及成果转让、技术推广、技术咨询、培训服务；进出口业务。 登海种业公司于2010年9月9日获得农业部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颁发编号为2010-1-64的《农作物品种审定证书》。该证书载明审定编号为国审玉2010009，品种名称为登海605，选育单位为登海种业公司，品种来源为DH351×DH382，审定意见为通过等内容。 登海种业公司于2014年9月1日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颁发的《植物新品种权证书》。该证书载明品种名称为登海605，属或者种为玉米，品种权人为登海种业公司，培育人为李登海等人，品种权号为CNA20080667.X，申请日为2008年11月17日，授权日为2014年9月1日，证书号为第20144525号。同时载明授权品种自授予之日起生效，保护期为15年等内容。 登海种业公司于2017年1月23日获得山东省农业厅授予《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该许可证载明企业名称为登海种业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陶旭东，生产经营范围为玉米、蔬菜，生产经营方式为生产、加工、包装、批发、零售，有效区域为全国，有效期至2022年1月22日等内容。 农业部财务司于2016年7月4日出具的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收据）载明作为品种权人的登海种业公司已经缴纳品种权号为CNA20080667.X植物新品种保护权年费。 河南华诚农业质量检测有限公司检测资质材料（营业执照副本、认证书、合格证书、范围及限制要求）显示该公司具有玉米的纯度、真实性、品种鉴定资质，依据的标准（方法）名称及编号（含年号）为玉米品种鉴定技术规程SSR标记法NY/T1432-2014。 2016年牛志鹏将被诉侵权种子交付种植户王贤均种植。2016年8月30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种子管理站（以下简称石河子市种子管理站）将种植户王贤均种植的被诉侵权种子抽样并委托河南华诚农业质量检测有限公司检验。2016年12月30日牛志鹏收购并拉走王贤均的被诉侵权种子。 2016年10月14日石河子市种子管理站出具《案件受理情况说明》，主要内容为：该站“于2016年8月30日接受郑州鼎邦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的投诉举报，在石河子块玉米种植地抽样，抽样结果：极似登海605（见检测报告）。……。该单位接到投诉后已与该地块种植户王贤均取得联系，王贤均告知制种商是甘肃籍的牛志鹏，联系电话为138××××8031，该单位多次与牛志鹏电话联系要求其提交制种资质，后无法联系到该制种商”。 2016年12月30日牛志鹏向王贤均出具收条，内容为：“收条今收到王贤均玉米种子8.7吨，双方钱货两清。收货人：牛志鹏2016年12月30日”。 登海种业公司与郑州鼎邦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签订《授权委托书》。该授权书载明登海种业公司委托郑州鼎邦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为其代表，对登海种业公司合法拥有的专利、植物新品种等相关知识产权的侵权行为采取相关法律措施以维护登海种业公司权益。 登海种业公司与郑州鼎邦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于2016年6月30日签订《代理服务协议》。主要内容为登海种业公司（甲方）委托郑州鼎邦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乙方），对登海种业公司拥有合法知识产权和相关权益实施侵权行为的侵权人采取调查取证、行政或刑事投诉/举报等法律维权服务等。其中第四条服务费用的主要内容为：甲方根据乙方依照独立线索提供服务的不同阶段设定以下付费标准，除非另有规定，各阶段相互独立，不重复计算费用：1.涉案地块排查，由甲方负担交通等费用。2.调查取证1万元。3.行政打击/件3万元。4.套购案件查处/件2万元，符合条件按第3项或第6项标准付费。5.道路查扣4.5万元。6.刑事打击/个12万元。7.乙方在案件查处后，结合案件实际情况可自行提出民事诉讼赔偿诉求计划，并邮件告知甲方，代理方式实行全风险代理，即所有诉讼费用由乙方支出，所得赔偿利益（扣除诉讼成本）按照2：8（甲方20％：乙方80％）的比例进行分配等。 郑州鼎邦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提供开票日期为2016年10月18日的河南增值税普通发票，载明登海种业公司为购买方，郑州鼎邦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为销售方，服务费价税合计80000元。 各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原审法院认定如下： 1.三份《检验报告》是否应予采信的问题。登海种业公司提供了三份《检验报告》。（1）河南华诚农业质量检测有限公司于2016年9月18日出具编号为NO.DNA201609001《检验报告》，主要内容为：“产（样）品名称为玉米种子，待测样品为玉米果穗（疑似605），受（送）检单位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种子管理站，对照样品为登海605，检验类别为委托检验，抽样地点为‘南区4S店东300m，沉淀池旁（受检单位）’，样品状态为正常，样品数量（g）为469（6个果穗），收样日期为2016-09-01，抽样基数为300亩，抽（送）样者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石河子市种子管理站，检验依据为玉米品种鉴定技术规程SSR标记法NY/T1432-2014，批号为008（编号），检验项目为品种真实性，检测引物数量为40，差异位点数量为0，检验结论为‘待测样品与对照样经用40对SSR引物进行DNA谱带数据比对，差异位点数为0，判定为相同品种或极近似品种’，备注为‘封样日期2016年8月30日，封样单位为送样单位，对样品与登海605做真实性比对’”。（2）河南华诚农业质量检测有限公司于2016年9月18日出具编号为NO.DNA201609002《检验报告》，主要内容除“抽样地点为‘南区二宫村（老五农家乐）向北路口向西（受检单位）’，样品数量（g）为352（6个果穗），抽样基数20亩，批号为009（编号）”外，其他内容与编号NO.DNA201609001《检验报告》一致。（3）河南华诚农业质量检测有限公司于2016年9月17日出具编号为NO.DNA201609003《检验报告》，主要内容除“抽样地点为‘高新区高速路出口绿色牌下（石河子国际高新区）（受检单位）’，样品数量（g）为465（6个果穗），批号为010（编号），差异位点数量为1，检验结论为‘待测样品与对照样经用40对SSR引物进行DNA谱带数据比对，差异位点数为1，判定为近似品种’”外，其他内容与编号NO.DNA201609001《检验报告》一致。上述三份《检验报告》之后均附有相应送验样品包装（种子扦样袋、石河子市种子管理站封缄）照片复印件，显示有受检单位（抽样地点）、作物名称（玉米）、品种名称（疑似605）、代表数量（亩数）、样品重量、扦样日期、检验项目等相关内容。登海种业公司提供上述证据用以证明被诉侵权种子与登海种业公司登海605玉米种子相同或近似。 经质证，王贤均认为三份《检验报告》对应的是三个地块，石河子市种子管理站出具的《案件受理情况说明》中载明的是两个地块，两份证据存在矛盾。而且《检验报告》上检验、批准审核人员资质不明，种子的取样、检验及检验报告的形成过程不明，报告中抽样基数涉及的亩数依据不足，新疆也有条件做相关检验，没必要舍近求远到河南做检验，对《检验报告》的合法性提出异议。宋福彪认为检验的取样、封存和送检过程没有证据证实真实、合法，故对《检验报告》均不认可。而且对送到河南检验也提出质疑。 原审法院认为：因河南华诚农业质量检测有限公司出具的编号为NO.DNA201609001和NO.DNA201609002两份《检验报告》抽样地点与案件受理情况说明中抽样地点基本相同，该两份检验报告中送检玉米果穗与登海605玉米品种做真实性比对结论是“相同品种或极近似品种”，故送检玉米种子系登海605玉米。该两份检验报告系石河子市种子管理站委托有相应品种检测技术水平的专业机构做出，王贤均就检材抽样、检验过程、检验人员资质等问题对《检验报告》提出质疑，但未提交证据推翻《检验报告》，原审法院对其辩解不予采信。宋福彪对抽样、封存、送检过程均提出质疑，但未提交证据推翻《检验报告》，原审法院对其辩解亦不予采信。编号为NO.DNA201609003《检验报告》载明的抽样地点没有其他证据印证，故原审法院对该份《检验报告》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认可。 2.关于宋福彪、王兴林是否收购被诉侵权种子。经王贤均申请原审法院调查证据：（1）宋福彪于2016年12月23日早上入住石河子市瑞源宾馆111号房间及2016年12月29日下午结账离开石河子市瑞源宾馆的宾馆记录；（2）宋福彪于2016年12月29日在新疆石河子农村合作银行二宫分理处自其尾号为0180的账户向王贤均尾号为7489的账户转账110000元银行记录；（3）王兴林于同日在同一分理处自其尾号为5561的账户向王贤均尾号为7489的账户转账21300元银行记录；（4）牛志鹏于2016年12月29日下午在石河子市瑞源宾馆111号房间接受原审法院询问。牛志鹏在询问笔录中陈述的主要内容为：牛志鹏个人主要信息、宋福彪的部分个人信息；牛志鹏是中间人，帮助宋福彪联系农户种玉米，宋福彪给牛志鹏每年发工资20000元多；宋福彪通过牛志鹏将玉米种子交给王贤均种植，各方未与王贤均签订书面合同，牛志鹏等人对农户种植有技术指导；王贤均实际种植90亩左右，口头协商按7元/公斤回收，2016年12月29日来收购，不到8吨的玉米尚未拉货、装车，已给王贤均转账110000元；种子拉回去准备往甘肃那边种，由宋福彪负责，牛志鹏不清楚如何种；宋福彪应当清楚王贤均种植玉米种子的来源，牛志鹏见到过宋福彪有种植种子的授权。 经质证，登海种业公司认可询问笔录及宾馆记录的真实性、合法性，不认可关联性，认为询问笔录是王贤均与牛志鹏沟通之后所做，不能证明笔录内容是真实的，牛志鹏可能说的是谎话，王贤均和牛志鹏可能存在串通损害登海种业公司利益的行为，若牛志鹏所述属实，牛志鹏给宋福彪打工，宋福彪才是真正的委托人，但宋福彪未承认，询问笔录能够证明王贤均明知种子侵权。登海种业公司认为住宿明细账单中的住宿者是宋福彪和牛志鹏，两人可能存在串通损害登海种业公司利益的行为。登海种业公司认可两份银行记录。王贤均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为询问笔录能证明王贤均不知道种的是侵权种子，不知道存在侵权行为，宋福彪提供种子并雇佣牛志鹏，牛志鹏在法院调查的时候说到宋福彪有授权，宋福彪收购了8.7吨种子。宋福彪认为石河子市瑞源宾馆的住宿明细单说明了宋福彪的住宿情况，宋福彪没有意见，但关联性有异议；对王贤均进账共计131300元两份银行记录，宋福彪没有意见，但宋福彪主张其打款给王贤均是因为牛志鹏向宋福彪借款，宋福彪按牛志鹏的指定进行打款，打款记录不能证明宋福彪收购涉案玉米种子；对牛志鹏的询问笔录，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 原审法院认为，两份银行记录系从银行调取，宾馆记录系从石河子市瑞源宾馆调取，2016年12月29日询问笔录系原审法院在石河子市瑞源宾馆对牛志鹏做的笔录，上述证据真实合法，原审法院予以确认。因宋福彪在庭审时自认“宋福彪与王兴林当时都是张掖市丰玉鑫农种子有限公司员工，他们常驻新疆代表公司落实种子种植面积”，而且2016年12月23日至2016年12月29日宋福彪一直在石河子市瑞源宾馆，宋福彪与王兴林于2016年12月29日向王贤均打款共计131300元，次日牛志鹏出示《收条》收到王贤均种子。综合上述证据可以认定宋福彪、王兴林向王贤均转账收购被诉侵权种子。 3.关于经济损失问题。经登海种业公司申请原审法院从石河子市种子管理站调取该种子管理站对王贤均的询问笔录和该种子管理站出具的《证明》。王贤均在询问笔录中向该种子管理站陈述在路上晒的玉米种子系甘肃来的牛志鹏提供，共种植200亩，牛志鹏的联系方式为138××××8031，在种的时候没有要求牛志鹏提供玉米种植资质、品种介绍和授权，没有制种合同或协议，王贤均不知道种的玉米品种名称。登海种业公司以该询问笔录证明王贤均种植玉米种子200亩；《证明》内容为该种子管理站应郑州鼎邦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投诉，“发现石河子乡二宫村有侵权制种登海605品种的行为，现该品种玉米种子已收获晾晒于二宫村路边，数量估计约70吨左右，现市场价值50万元左右”。同时该种子管理站工作人员在《证明》上备注“此证明上的数值（数量70吨左右、价值50万元左右）是估算价值，并不代表实际数量。另外晾晒场上的种子并未做检测，并不能代表与检测结果上的品种是一致的”。 经质证，登海种业公司认为《询问笔录》可以证明王贤均种植玉米种子200亩，《证明》可以证实王贤均未经登海种业公司许可繁殖登海种业公司玉米种子70吨，每公斤30元左右，估算市场价值500000元左右，登海种业公司酌定其经济损失为270000元，同时证明王贤均存在侵权行为且对侵权行为明知。王贤均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认为询问笔录和《证明》能证明王贤均不知道代繁物为侵害品种权的繁殖材料，认为《证明》中石河子市种子管理站盖章手写备注部分已写明玉米种子的数量和价值为估算，品种与检测结果不一定一致，《检验报告》上的亩数没有依据，登海种业公司的证明目的不能成立。宋福彪对石河子市种子管理站对王贤均做的笔录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 原审法院认为该种子管理站工作人员在《证明》上备注已写明玉米种子的数量和价值为估算，登海种业公司不能提交登海605玉米种子销售审计报告相关资料，没有该种子每年每公斤利润的证据，没有许可他人种植该种子的相关收费证据。对登海种业公司主张经济损失270000元，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登海种业公司在本案中主张王贤均种植登海605玉米的面积为200亩，王贤均在石河子市种子管理站对其作的询问笔录和庭审中认可种植200亩，故原审法院对王贤均繁殖登海605玉米种子200亩予以确认。综合考虑对牛志鹏的询问笔录、牛志鹏的收条、银行留存转账131300元记录等证据，原审法院认定王贤均繁殖登海605玉米种子200亩，交易价格131300元。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王贤均、牛志鹏、宋福彪、王兴林是否侵害登海种业公司的登海605玉米植物新品种权；（二）侵权责任由谁承担，赔偿数额如何确定。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王贤均、牛志鹏、宋福彪、王兴林是否侵害登海种业公司的登海605玉米植物新品种权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完成育种的单位或者个人对其授权品种，享有排他的独占权。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植物新品种权所有人许可，不得生产、繁殖或者销售该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不得为商业目的将该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重复使用于生产另一品种的繁殖材料；但是本法、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登海种业公司提交的植物新品种权证书及年费缴纳凭证可以证明登海种业公司为登海605玉米植物新品种权权利人，且该品种仍处在保护期内，登海种业公司依法享有登海605玉米植物新品种权。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二款规定：“被控侵权物的特征、特性与授权品种的特征、特性相同，或者特征、特性的不同是因非遗传变异所致的，人民法院一般应当认定被控侵权物属于商业目的生产或者销售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第三条规定：“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涉及的专门性问题需要鉴定的，由双方当事人协商确定的有鉴定资格的鉴定机构、鉴定人鉴定；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指定的有鉴定资格的鉴定机构、鉴定人鉴定。没有前款规定的鉴定机构、鉴定人的，由具有相应品种检测技术水平的专业机构、专业人员鉴定”。石河子市种子管理站从王贤均地里抽样并送检，河南华诚农业质量检测有限公司出具的编号为NO.DNA201609001和NO.DNA201609002两份《检验报告》中送检玉米果穗与登海605玉米品种比对结论是“相同品种或极近似品种”。该鉴定系由有资质的鉴定机构作出、程序合法、鉴定结果可以采信。故王贤均种植的被诉侵权种子系登海605玉米种子。 王贤均未经品种权人许可种植登海605玉米种子，侵害了登海种业公司的植物新品种权，依法应当停止侵权。登海种业公司主张王贤均停止侵权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牛志鹏未经品种权人的许可，委托王贤均繁殖登海605玉米并收购该种子，侵害了登海种业公司的植物新品种权，依法应当停止侵权。登海种业公司主张牛志鹏停止侵权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宋福彪和王兴林未经品种权人的许可，收购王贤均繁殖的登海605玉米种子，侵害了登海种业公司的植物新品种权，依法应当停止侵权。登海种业公司主张宋福彪、王兴林停止侵权诉讼请求于法有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侵权责任由谁承担，赔偿数额如何确定的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八条规定：“以农业或者林业种植为业的个人、农村承包经营户接受他人委托代为繁殖侵害品种权的繁殖材料，不知道代繁物是侵害品种权的繁殖材料并说明委托人的，不承担赔偿责任”。王贤均在案发之时属于以农业种植为业的个人或农村承包经营户，其不知道代繁物为侵权材料，王贤均作为农户的职业特点决定其本身一般不具备判断接受委托的繁殖材料是否为侵害品种权繁殖材料的认知能力和条件，而且王贤均说明了与委托人的关系，并积极配合调查到了委托繁殖人及收购人牛志鹏、收购人宋福彪的个人信息等情况，登海种业公司主张王贤均明知是侵权繁殖材料而接受委托进行繁殖，但未提交证据证明，原审法院对登海种业公司主张王贤均赔偿经济损失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牛志鹏、宋福彪、王兴林不属于“以农业或者林业种植为业的个人、农村承包经营户”的范围，三人在委托繁育或收购种子前应当知道种子的权属情况，三人不能举证证明种子合法来源，故三人主观上有侵害登海605玉米植物新品种权的过错。客观上牛志鹏委托王贤均繁育登海605玉米种子，宋福彪、王兴林向王贤均支付该种子的收购款，牛志鹏拉走种子并向王贤均出具钱货两清的收条，无论是繁育还是收购，三人均未经过登海605玉米植物新品种权人登海种业公司的许可，侵害了登海种业公司享有的登海605玉米植物新品种权，构成共同侵权，牛志鹏、宋福彪、王兴林依法应承担共同赔偿登海种业公司经济损失的侵权责任。登海种业公司主张牛志鹏、宋福彪、王兴林共同赔偿登海种业公司经济损失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 关于经济损失问题。农业生产成本与利润受多方因素影响，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或者由专业机构专业人员审计确定。登海种业公司不能提交有关登海605玉米种子的销售单价、销售审计报告或利润、许可使用费等相关证据，登海种业公司也不能提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七十三条第四款规定：“权利人的损失、侵权人获得的利益和植物新品种权许可使用费均难以确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植物新品种权的类型、侵权行为的性质和情节等因素，确定给予三百万元以下的赔偿”。结合考虑王贤均繁殖登海605玉米200亩，交易价格131300元，原审法院酌情确定本案牛志鹏、宋福彪、王兴林共同赔偿登海种业公司经济损失数额为100000元。登海种业公司主张过高部分的经济损失缺乏依据，不符合本案的客观事实和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问题。登海种业公司主张的维权费为80000元（包括服务费40000元、差旅费40000元）。登海种业公司陈述其与郑州鼎邦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签订的代理服务协议为系列性整体委托，不单针对本案。原审法院认为，登海种业公司所主张的维权费应当与其维权时间和地点、维权行程，维权内容等相对应。登海种业公司主张差旅费与提交的相关费用发票数额不一致（发票数额小），且相当部分交通费、餐饮费票据显示内容与本案无关。因登海种业公司进行维权必然会产生调查费、律师费等合理开支，原审法院酌情确定登海种业公司在本案中为制止侵权所支付的合理开支为20000元，由牛志鹏、宋福彪、王兴林共同赔偿。登海种业公司主张过高部分的维权费用缺乏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判决：（一）王贤均、牛志鹏、宋福彪、王兴林立即停止侵害登海种业公司登海605玉米植物新品种权的行为；（二）牛志鹏、宋福彪、王兴林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共同赔偿登海种业公司经济损失100000元；（三）牛志鹏、宋福彪、王兴林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共同赔偿登海种业公司为制止侵权所支付的合理开支20000元；（四）驳回登海种业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550元，公告费1037.1元，合计7587.1元，由登海种业公司负担4960元，由王贤均负担127.1元，由牛志鹏、宋福彪、王兴林负担2500元。 在二审审理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原审查明的事实基本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问题是：宋福彪、王兴林实施的被诉侵权行为是否侵害登海种业公司享有的登海605玉米植物新品种权。 宋福彪、王兴林上诉主张其给王贤均的汇款是给牛志鹏的借款，与侵权行为没有关联性。对此本院认为，首先，根据牛志鹏在原审法院询问笔录中陈述事实，即“牛志鹏是中间人，帮助宋福彪联系农户种玉米，宋福彪给牛志鹏每年发工资；宋福彪通过牛志鹏将玉米种子交给王贤均种植，各方未与王贤均签订书面合同，牛志鹏等人对农户种植有技术指导”，可以证实宋福彪是种植侵权玉米种子的实际委托人；其次，宋福彪在原审庭审时曾自认“宋福彪与王兴林当时都是张掖市丰玉鑫农种子有限公司员工，他们常驻新疆代表公司落实种子种植面积”，结合2016年12月23日至29日宋福彪和王兴林住在石河子市瑞源宾馆，宋福彪和王兴林于2016年12月29日分别向王贤均汇款共计131300元，次日牛志鹏出示《收条》记载收到王贤均种子等事实，可以证实宋福彪和王兴林与收购侵权玉米种子有直接关联。第三，宋福彪和王兴林主张向王贤均汇款131300元是给牛志鹏的借款，是应牛志鹏的要求直接汇入王贤均的帐户。但两人没有提供与牛志鹏之间的借款合同，牛志鹏也没有证实上述说法，该说法不符合日常生活情理，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原审收集的证据足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实宋福彪、王兴林通过牛志鹏将侵权玉米种子委托王贤均种植并收购繁殖材料的事实，共同侵权的意思联络比较明显，宋福彪、王兴林应当与牛志鹏共同承担侵权的法律责任。此外，宋福彪、王兴林还对河南华诚农业质量检测有限公司出具的《检验报告》提出异议，但没有提供相反证据，反驳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认可。综上所述，宋福彪、王兴林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700元，由宋福彪、王兴林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罗 霞 审判员 潘才敏 审判员 岳利浩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七日 法官助理王慧若 书记员李思倩 裁判要点                            案  号                       （2020）最高法知民终1589号                               案  由                       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                               合 议 庭                       审判长：罗 霞             审判员：潘才敏、岳利浩                                                      法官助理：王慧若                       书记员：李思倩                               裁判日期                       2021年3月17日                               关 键 词                       植物新品种权；侵权                               当 事 人                       上诉人（原审被告）：宋福彪；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兴林；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贤均；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牛志鹏。                               裁判结果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判决主文：（一）王贤均、牛志鹏、宋福彪、王兴林立即停止侵害登海种业公司登海605玉米植物新品种权的行为；（二）牛志鹏、宋福彪、王兴林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共同赔偿登海种业公司经济损失100000元；（三）牛志鹏、宋福彪、王兴林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共同赔偿登海种业公司登海种业公司为制止侵权所支付的合理开支20000元；（四）驳回登海种业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相关法条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二十八条、第七十三条第一至四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二款、第三条、第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                               法律问题                       侵权证据的认定。                               裁判观点                       原审收集的证据足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实宋福彪、王兴林通过牛志鹏将侵权玉米种子委托王贤均种植并收购繁殖材料的事实，共同侵权的意思联络比较明显，宋福彪、王兴林应当与牛志鹏共同承担侵权责任。                               注：本摘要并非判决书之组成部分，不具有法律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