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川20民终7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于武，男，1963年5月11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青羊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宪（系上诉人刘于武之妻），住成都市青羊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峰，四川壮思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荣生，男，1965年1月2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乐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悦斌（系被上诉人胡荣生之弟），住成都市武侯区。 原审第三人：四川恒通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乐至县天池镇公园路15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2022206602496A。 法定代表人：杨昕，该公司总经理。 上诉人刘于武因与被上诉人胡荣生、原审第三人四川恒通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通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乐至县人民法院(2020)川2022民初13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于武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宪、何峰，被上诉人胡荣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悦斌、第三人恒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昕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于武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刘于武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由胡荣生承担。事实和理由为：1.一审法院将“没有合法根据”这一要件事实的举证责任分配给刘于武错误，导致判决结果错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规定，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为：一方获利，他方受损，一方获利与他方受损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且获利无合法根据。本案争议的事实是胡荣生取得70万元款项是否具有合法根据，刘于武关于胡荣生获利无合法根据的主张，属于对消极事实的主张，而胡荣生主张其取得70万元有合法根据属于积极事实的主张，应由胡荣生承担举证责任。2.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即便认为刘于武应对胡荣生“没有合法根据”取得讼争70万元的消极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也应当认定刘于武完成了举证义务，即刘于武主张胡荣生没有合法根据取得讼争70万元的事实存在。（1）从70万元的支付时间看，70万元的支付时间为2011年4月28日（转账20万元）、2011年6月1日（转账50万元），该转账节点与刘于武向恒通公司支付二安置点另外100万元履约保证金的节点（2011年4月14日)相互连贯，都是在刘于武和恒通公司就二安置点部分工程签订《建筑安装工程项目内部承包合同》的节点（2011年7月8日）之前，都是在交纳保证金期间，刘于武主张讼争70万元款属于二安置点170万元保证金的一部份与保证金的交纳时间、合同的签订时间吻合；（2）从刘于武支付70万元的金额看，刘于武承包二安置点工程面积约1.5万平方米，按刘于武与恒通公司协商以100元/平方米交纳保证金，附属工程约200万元，按工程造价10%交纳保证金，刘于武需就二安置点交纳的保证金为170万元。案涉的70万元加上各方认可刘于武已交纳的保证金100万元，合计170万元，刘于武所交纳的保证金与对应工程的工程量匹配，可以印证该70万元是刘于武承接二安置点工程交纳保证金170万元中的一部分。（3）从刘于武与胡荣生及恒通公司之间的经济联系来看，刘于武与胡荣生之间只存在3次交易往来，第一次为2019年5月6日胡荣生代恒通公司收取三安置点15万元履约保证金，第二次为2011年4月28日、2011年6月1日，胡荣生收取本案诉争70万元款项，第三次为2013年9月10胡荣生代恒通公司向刘于武支付工程款60万元，从第一次和第三次的资金往来，证实胡荣生的个人银行账户有被用于恒通公司对外经济往来的事实，且刘于武与胡荣生之间已发生的经济往来都是履行刘于武与恒通公司工程的债权债务，这与刘于武主张向胡荣生的70万元转款属于交纳二安置点履约保证金的主张能够相互印证；（4）从刘于武主张权利的时间及路径看，讼争70万元款项支付后直至2017年2月15日前，刘于武均未以其他名义向胡荣生主张过归还款项，直到2017年2月15日提起诉讼[四川省乐至县人民法院（2017）川2022民初534号案]，请求退还履约保证金，恒通公司明确不认可胡荣生对该70万元的收款行为，刘于武才意识到其给付目的自始不存在，转而以不当得利为由请求胡荣生返还讼争70万元。3.胡荣生主张取得70万元款项有合法根据，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且前后陈述自相矛盾，不应采信。 胡荣生辩称：本案讼争的70万元不是保证金，刘于武向胡荣生转账的50万元、20万元、15万元三笔款，其中15万元恒通公司出具了保证金的发票，50万元和20万元没有开保证金发票，不是保证金。刘于武与胡荣生之间有借贷关系，胡荣生以前经常借钱给刘于武。刘于武通过转账给恒通公司了交纳保证金，恒通公司是要出具保证金收条的。刘于武现提起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恒通公司述称：刘于武的上诉事实和理由不真实，上诉状所记载的协商保证金标准没有依据，也没有约定。恒通公司并没有出具收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刘于武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胡荣生立即向刘于武返还款项70万元；2.胡荣生立即向刘于武支付资金占用利息（返还款从胡荣生收款之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款项返还完毕时止的利息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每月20日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3.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由胡荣生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6月2日，恒通公司与刘于武签订《建筑安装工程项目内部承包合同》及补充合同，约定将恒通公司承包的三安置点部分工程分包给刘于武施工。2011年7月8日，恒通公司与刘于武签订《建筑安装工程项目内部承包合同》，约定将恒通公司承包的二安置点部分工程分包给刘于武施工。2009年5月6日，刘于武向胡荣生账户转款15万元，当日恒通公司向刘于武出具收款收据，注明收到刘于武南塔新区第三安置点工程保证金15万元，收据上还备注“胡荣生收09.5.6”。2009年5月18日，恒通公司向刘于武出具收款收据，注明收到刘于武乐至县南塔新区第三安置点拆迁安置返还房工程保证金15万元。2011年4月14日，刘于武分别向恒通公司、四川恒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账户转款55万元、45万元，当日恒通公司向刘于武出具收款收据，注明收到刘于武二环线二安置点工程保证金100万元。2011年4月28日，刘于武向胡荣生账户转款20万元。2011年6月1日，刘于武向胡荣生账户转款50万元。2013年9月10日，恒通公司向刘于武支付工程款90万元，其中30万元为二安置点借支材料费抵扣，60万元为胡荣生当日向刘于武转款支付。 2017年2月15日，一审法院立案受理刘于武与恒通公司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该案刘于武请求恒通公司支付二安置点、三安置点工程款并退还保证金200万元等，一审法院于2018年5月作出四川省乐至县人民法院（2017）川2022民初534号民事判决，其中查明：2009年6月2日，刘于武就分包三安置点工程与恒通公司签订《建筑安装工程项目内部承包合同》及补充合同；2011年7月8日，刘于武就分包三安置点工程与恒通公司签订《建筑安装工程项目内部承包合同》；刘于武因承建案涉工程，向恒通公司交纳保证金130万元，其中2009年5月6日、18日分别交纳三安置点保证金15万元，合计30万元；2011年4月14日交纳二安置点保证金100万元。刘于武主张2011年4月28日、6月1日向胡荣生账户转款的70万元为保证金，恒通公司不认可，虽有转款凭据，但无转款事由，对该事实不予采信，关于保证金仅判决退还130万元并支付利息。刘于武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关于保证金刘于武仅对保证金利息上诉，未对保证金金额上诉。四川省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作出（2018）川20民终914号民事判决，该案查明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2020年5月15日，刘于武给胡荣生打电话，刘于武请求退还保证金70万元，胡荣生称这个事情电话中说不清，具体是什么情况及其他事情要面谈，有些事情还涉及手续，该款金额较大，其还需要做了解，要当面才能把事情说清楚，涉及胡荣生的双方还要算账，双方有约定的事情需要算账，刘于武予以否认。恒通公司登记类型为自然人投资或控股，胡荣生为该公司执行董事、控股股东（持股比例86%），2011年2月28日前曾担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 一审法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规定，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依据，或事后丧失了合法依据，导致他人遭受损失而获得的利益。一方获利、使他人利益受损、获得利益与他人受损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是不当得利的三个客观要件，而“没有合法根据”则是构成不当得利的法律要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刘于武主张讼争70万元为二安置点工程保证金，恒通公司曾向其出具收据。刘于武提供的生效裁判文书未认定讼争70万元为保证金，其提供的其他证据不能证实讼争70万元的性质；胡荣生主张当时其与刘于武经常有经济往来，讼争70万元有刘于武打牌输钱后转账、借款后清偿债务、承建工程后赠与等可能，转款原因记不清楚。本案当事人提供的银行交易明细中，胡荣生与刘于武间只有讼争70万元、工程款60万元、保证金15万元的转款记录，胡荣生称当时双方经济往来很多都是现金。刘于武、胡荣生提供的证据证明力不足，不能达到唯一、明确的证明目的，均未完成确实充分的举证责任。基于给付是主动实施的有意识的行为，刘于武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给付方，对胡荣生占有讼争70万元的否定评价是建立在否定自身移转财产行为的基础之上，刘于武应当就给付行为说明原因，应当对不当得利“没有合法根据”这个法律构成要件承担举证责任，以同时证明其给付的初始原因或目的及对方取得利益的不当性。本案刘于武将讼争70万元转给胡荣生时，刘于武已在恒通公司承包南塔新区第三安置点建设工程，且正向该公司承包二环线二安置点建设工程，二安置点承包合同尚未签订，而胡荣生为恒通公司控股股东，刘于武在承建工程过程中，存在向胡荣生借款、赠与等可能性。刘于武提供的证据不能证实给付目的不存在或不能达到，不能证实胡荣生取得讼争70万元“没有合法根据”，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应承担举证不力的不利后果，认定刘于武向胡荣生转款讼争70万元不构成不当得利。本案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于武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4,281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刘于武负担。 二审诉讼中，刘于武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 1.刘于武与恒通公司签订的建筑安装工程项目内部承包合同、单项工程招标控制价/投标报价汇总表、工程项目竣工汇总表复印件各1份。证明目的：刘于武承包的二安置点工程，面积1.5万平方米，按每平方米100元收取保证金，应交保证金150万元，二安置点附属工程，在招标时预算价为190余万元，按10%收取保证金，应交20万元。 2.熊方贵与恒通公司签订的建筑安装工程项目内部承包合同复印件1份。证明目的：熊方贵承包的二安置点工程面积7800平方米，熊方贵按每平方米100元交纳保证金，共交纳保证金80万元，熊方贵交纳保证金的比例能够印证刘于武交纳保证金的比例。 胡荣生的质证意见：对刘于武提交的证据材料的证明目的不认可。刘于武和熊方贵两个组团，刘于武组团交了100万元，熊方贵组团交的80万元保证金，熊方贵组团是14,800平方米。 恒通公司的质证意见：对刘于武提交的承包合同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和关联性有异议，合同中没有约定保证金，熊方贵组团的施工面积是14,000多平方米，刘于武想用面积套算保证金无事实依据。 二审诉讼中，刘于武提交调取证据申请，请求法院向恒通公司调取该公司控制的编号为0013753－0013800的收据存根。 本院调取了恒通公司2011年会计记账凭证，编号为0013753收据为2011年4月14日恒通公司向刘于武开具的二环线二安置点100万元工程保证金已由刘于武在一审提交，而未发现0013754－0013800的收据存根，以及案涉20万元和50万元共计70万元的记账凭证。 胡荣生、恒通公司在二审中未提交新证据。 刘于武提交的其与恒通公司签订的建筑安装工程项目内部承包合同、单项工程招标控制价/投标报价汇总表、工程项目竣工汇总表、熊方贵与恒通公司签订的建筑安装工程项目内部承包合同中均未载明工程建设应交纳保证金的相关内容，不能达到刘于武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胡荣生收取的刘于武70万元是否构成不当得利。 本案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施行前所发生的法律事实引起纠纷，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规定，本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的“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为不当得利之债，其有以下四个构成要件：一是受领人基于给付而获得利益，二是给付人因给付遭受损失，三是受利益和受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四是受领人获得利益没有法律根据。刘于武、胡荣生双方均对刘于武于2011年4月28日向胡荣生账户转款20万元、2011年6月1日向胡荣生账户转款50万元的事实无争议，因此刘于武已完成了不当得利前三个构成要件的举证责任。胡荣生收取刘于武70万元是否有合法根据，应由胡荣生承担举证责任。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从2009年6月2日起，恒通公司与刘于武建立建筑安装工程项目内部承包合同关系，该时间段胡荣生为恒通公司法定代表人。刘于武与胡荣生从2009年5月6日至2013年9月10日期间，双方通过银行转账的往来款只有4次，即2009年5月6日刘于武向胡荣生转款15万元、2011年4月28日刘于武向胡荣生账户转款20万元、2011年6月1日刘于武向胡荣生账户转款50万元、2013年9月10日胡荣生向刘于武转款60万元。2009年5月6日刘于武向胡荣生账户转款15万元，已在当日由恒通公司向刘于武出具收款收据，收据记载注明该款为胡荣生收取，系刘于武缴纳的南塔新区第三安置点工程保证金。2013年9月10日胡荣生向刘于武转款60万元，系恒通公司支付给刘于武的工程款。双方之间的20万元和50万元转款，胡荣生辩称其收取刘于武的70万元，是其与刘于武经常有经济往来，有刘于武打牌输钱后转账、借款后清偿债务、承建工程后赠与等可能，转款原因记不清楚，除胡荣生自己的陈述外，胡荣生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实，而刘于武对胡荣生的该主张不认可，在此情形下，胡荣生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胡荣生的辩称不予采信。胡荣生收取刘于武70万元，没有法律根据，构成不当得利，应予返还。刘于武请求胡荣生返还70万元及利息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改判。 综上所述，刘于武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四川省乐至县人民法院（2020）川2022民初1301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胡荣生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内返还上诉人刘于武70万元及利息（以20万元为基数，利息自2011年4月2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I9日止；以50万元为基数，利息自2011年6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以70万元为基数，利息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返还完毕之日止）。 一审案件受理费14,281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被上诉人胡荣生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4,281元，由被上诉人胡荣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案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权利人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审 判 长 梅波 审 判 员 刘彤 审 判 员 姜兵 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法官助理 陈艳 书 记 员 刘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