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12民初40334号原告(申请执行人)：邬兆平，男，1959年1月9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浙江省。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金法，上海市金一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士敏，上海市金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案外人)：严海敏，男，1966年9月1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浙江省。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剑纳，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许丹敏，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被执行人)：浙江天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法定代表人：戴万成，董事长。第三人(被执行人)：齐明春，男，1967年9月1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浙江省象山县丹东街道建设路XXX号XXX室。原告邬兆平与被告严海敏、被告浙江天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天元公司)及第三人齐明春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本院于2020年11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12月23日、2021年1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邬兆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金法、张士敏，被告严海敏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剑纳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浙江天元公司以及第三人齐明春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判。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邬兆平向本院提某诉讼请求：1.判决确认原告对闵行法院扣划的12,899,772.85元享有所有权。2.判决准许执行闵行法院扣划款项12,899,772.85元。事实和理由：原告与浙江天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齐明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2016)沪0112民初8295号，2016年3月17日立案受理后，于2017年2月20日向工程发包人公建中心送达了冻结浙江天元公司在公建中心的未到期工程款14,948,888.66元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后经审理，闵行法院于2017年3月10日作出了一审判决。上述判决于2017年6月10日生效后，闵行法院于2017年8月3日立案受理了原告申请执行上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2017)沪0112执8174号。2017年12月下旬，原告收到了闵行法院送达的“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执行裁定书》，收到该份《执行裁定书》后，原告知道了闵行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又向公建中心送达了《协助执行通知书》。关于闵行法院在2018年1月至2019年2月上旬期间的执行情况，因闵行法院未告知，故原告不知情。在此作一说明。2019年2月中旬，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发函(制作日期为2019年2月12日)给闵行法院，主要内容为：“...我院已从被执行人宁波市江北区公共项目建设中心名下账户扣划了46,015,082.41元...如有异议请在三十日内发函我院，并附当事人执行异议申请书，逾期我院随即予以发放。”之后，闵行法院发函(附了原告提交的执行异议申请书)给了江北法院。2019年6月18日，江北法院根据闵行法院函请，将案涉款项划转至闵行法院。之后，因严海敏向闵行法院提某了执行异议，故闵行法院未将执行到位的12,899,772.85元发还给原告。之后，由于迟迟未见闵行法院立案审查严海敏提某的执行异议，又迟迟未见闵行法院发放案涉代管款，故原告先后于2020年6月20日、6月26日向闵行法院执行局邮寄送达了《发还代管款申请书》《承诺书》等有关材料，但闵行法院执行局收到后却未作处理，也未作答复。关于闵行法院在2019年7月至2020年9月7日期间的执行情况(包括但不限于闵行法院将案涉款项退回江北法院，后又从公建中心扣划案涉款项等相关信息)，因闵行法院未告知，故原告不知情。在此作一说明。2020年8月31日，闵行法院执行裁判庭立案受理了严海敏提某的执行异议申请，案号：(2020)沪0112执异310号，并于9月8日组织双方进行了听证审查。2020年9月30日下午，原告收到了闵行法院邮寄送达的“中止本院对宁波市江北区公共项目建设中心基建专户中扣划款项12,899,772.85元的执行”的《执行裁定书》一份。因原告不服该份执行裁定，故今向闵行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原告认为，尽管闵行法院和江北法院在执行程序中有不规范行为，但两家法院的最终处理结果是正确的，因为案涉款项的所有权是属于原告的，故闵行法院应当继续执行，并将扣划款项发还给原告。具体理由如下：一、闵行法院在2017年2月20日对浙江天元公司在公建中心的未到期债权采取冻结措施(冻结期限自2017年2月20日起至2019年2月20日止)，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51条之规定。因为公建中心系发包人，浙江天元公司系承包人，他们之间当时存在着尚未到期的合同之债。二、从闵行法院采取财产保全措施与江北法院作出判决的先后时间上来看，闵行法院财保在先(2017年2月20日)，江北法院判决在后(2018年12月3日)，那么，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88条之规定，原告享有优先受偿权。另，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6条之规定，江北法院的判决不能对抗闵行法院作出的财产保全措施，严海敏提某的排除执行异议应当不予支持。另，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7条之规定，原告有对抗严海敏的优先受偿权，故严海敏提某的排除执行异议应当不予支持。另，江北法院在判决中认定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为无效合同，故严海敏作为实际施工人不享有优先受偿权。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法律关系与工程款转付责任，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不能混为一谈。浙江天元公司与公建中心之间所建立的是工程承包法律关系，而浙江天元公司与严海敏之间所建立的是非法转包法律关系(即挂靠关系)。江北法院判决公建中心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对严海敏承担责任并不影响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基础法律关系，更不能否定浙江天元公司对公建中心享有到期债权之事实。挂靠施工，性质上属于借名法律关系，即不具备资质的挂靠人借用有资质的被挂靠人名义与发包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但挂靠人与发包人之间并不必然直接形成合同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在发包人订立合同时并不知晓挂靠事实的情况下，基于信赖保护原则，合同仅在发包人与承包人之间具有约束力，承包人与挂靠人之间仅存在工程款转付责任，该种责任系承包人与挂靠人之间的内部责任问题，不能对抗他人对承包人所享有的优先受偿权。关于挂靠人的权利救济，可以根据其与被挂靠人之间的合同关系，向被挂靠人主张该笔债权。从江北法院民事判决书第5页中不难看出，严海敏自认了以下两点：(1)审计报告的出具日期为2018年9月25日，工程总造价为361,810,166元；(2)浙江天元公司尚欠严海敏工程款46,015,082.41元。另，从该份判决书第6页中不难看出，公建中心自认了以下两点：(1)公建中心未付浙江天元公司工程款金额为49,873,393.18元；(2)其他法院到公建中心冻结了案涉工程款项，冻结金额为25,204,323.45元，有相应协助执行通知书为证。由上，可以得出以下三个结论：(1)自2018年9月25日审计机构出具审计报告之日起(当时严海敏尚未起诉)，浙江天元公司对公建中心享有数千万元的到期债权；(2)闵行法院原先在公建中心冻结的属于浙江天元公司所有的未到期债权自2018年9月25日起因债权数额明确而成为了到期债权，那么，自2018年9月25日起，闵行法院有权依法从公建中心提取案涉款项。(3)严海敏向公建中心主张到期债权，是以浙江天元公司对公建中心享有合同之债权为前提条件的。鉴于上述理由，故江北法院判决如下：(1)浙江天元公司支付严海敏工程款46,015,082.41元；(2)公建中心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对严海敏承担责任。按照通常理解，上述判决意含了以下内容：在扣除鄞州法院和闵行法院冻结的25,204,323.45元后，公建中心在欠付工程款余额范围内对严海敏承担责任，不足部分应由浙江天元公司继续向严海敏清偿。否则就损害了包括原告在内的享有优先受偿权的其他债权人的利益，这是法律所不允许的。如上所述，今向闵行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请依法判决。被告严海敏辩称，执行标的不属于浙江天元公司应收公建中心的债权，而是属于严海敏的工程款。严海敏为项目的实际施工人。江北法院已经判决浙江天元公司支付严海敏工程款46,015,082.41元，公建中心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对严海敏承担责任。根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释，公建中心依法应在实体上就欠付的工程款直接向实际施工人严海敏承担付款责任，而不是向浙江天元公司支付，再由浙江天元公司支付给严海敏。原告申请执行中查封标的是浙江天元公司对公建中心的应收工程款，也即浙江天元公司对发包人公建中心享有的债权，而严海敏提某执行异议的理由则是其作为实际施工方对发包人主张的工程款，也即严海敏对发包人公建中心享有的债权，该两个债权关系因权利主体并不相同，故不具有同一性，不适用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闵行法院向公建中心裁定提取或者划扣行为违法，其从未对公建中心的款项进行冻结，发给公建中心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系错误和违法。根据《民诉法》第二百四十三条规定，公建中心不属于被执行人浙江天元公司的所在单位也不是金融机构，浙江天元公司在公建中心没有可提取的收入，故闵行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对于公建中心无任何法律效力。在公建中心依据生效的判决履行完毕自己的义务后，公建中心对被执行人浙江天元公司无应付的债务，并且公建中心也向闵行法院书面提某要求撤回协助通知书申请后，闵行法院再向公建中心送达有关履行到期债务的通知，程序存在错误，而且公建中心对此已提某异议。2019年9月，对于公建中心而言其款项已付清，没有任何对于浙江天元公司的到期债务需履行。闵行法院将执行款退回江北法院，江北法院又将款项退回至公建中心账户后，闵行法院随即进行扣划，公建中心对此并不知情。公建中心已向闵行法院提某对协助执行的异议，即便闵行法院认为可以强制执行，那么在再次扣划款项之前应依法向公建中心送达履行到期债务通知书，并制作裁定书告知相关权利义务，但未有上述程序，故不应再次扣划相关款项。综上，被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浙江天元公司书面辩称，宁波市江北区法院(2018)浙0205民初4349号判决书是生效判决，对于该判决书认定的事实和判决结果没有异议。被告对外债务众多，经营不佳，实在无力支付严海敏的工程款。既然法院同时确认公建中心也是付款义务人，那么严海敏就有权向公建中心主张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支付工程款，该笔工程款实际权利人应是严海敏。被告请求法院依法判决。第三人齐明春未到庭答辩也未提供证据。经审理查明，2016年3月17日，本院受理原告邬兆平与被告浙江天元公司、被告齐明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为(2016)沪0112民初8295号。2017年2月20日，本院于该案审理中，向公建中心送达协助执行通知书：冻结浙江天元公司在公建中心的工程款14,948,888.66元，冻结期限自2017年2月20日至2019年2月20日止。2017年3月10日，本院作出(2016)沪0112民初8295号民事判决，其主文确认：一、被告浙江天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邬兆平借款本金10,000,000元；二、被告浙江天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原告邬兆平以10,000,000元为本金计，自2015年3月6日起至判决生效日止，按照合同约定的年息20%计算的借款利息；三、被告齐明春对上述第一、二项规定的被告浙江天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四、被告齐明春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浙江天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追偿；五、驳回原告邬兆平要求被告浙江天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支付逾期还款违约金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计111,493.33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公告费560元，由被告浙江天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齐明春共同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邬兆平直接支付)。因应履行义务人未履行判决所确定的债务，原告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本院于2017年8月3日立执行案件(2017)沪0112执8174号。2017年9月7日，本院向公建中心送达协助执行通知书：提取浙江天元公司在公建中心的系争款项。2018年12月3日，宁波市江北区法院对原告严海敏与被告浙江天元公司、被告公建中心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作出的(2018)浙0205民初4349号判决书认为，公建中心作为发包人欠付工程款为49,873,393.18元，应在上述金额范围内以严海敏应收工程款为限对严海敏承担责任。该生效判决主文确认：浙江天元公司应支付严海敏工程款46,015,082.41元；公建中心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对严海敏承担责任。2018年12月4日，公建中心来函表示拟执行江北法院生效判决。2019年1月3日，江北法院对严海敏申请执行浙江天元公司及公建中心立案执行，并于2019年1月21日从被执行人公建中心基建专户扣划46,015,082.41元。2019年6月18日，江北法院根据本院函请，将包含系争款项在内的涉案款项15,917,393.95元划转本院。2019年7月18日，公建中心来函称：其已履行江北法院判决，请求本院撤回协助扣款通知。2019年9月20日，江北法院以本院未向公建中心发出履行到期债务通知为由函请本院将已划款项退回该院，并由该院将该款项退回公建中心。2019年9月26日，本院向公建中心送达通知书(内容为履行到期债务)。同日，公建中心回函称款项已经江北法院执行扣划，该款项尚有施工人严海敏的权利。2020年7月29日，本院将涉案款项12,899,772.85元退回江北法院。2020年8月27日，本院向公建中心送达协助执行通知书、执行裁定书，从公建中心基建专户扣划涉案款项12,899,772.85元。2020年9月7日，公建中心来函称：根据江北法院判决，公建中心应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对严海敏承担责任，本院扣划款涉及实际施工人严海敏的权利。另查明，2018年9月29日，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受理严海敏与浙江天元公司、公建中心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该院审理后，于2018年12月3日作出(2018)浙0205民初4349号民事判决，其判决主文确认：一、浙江天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严海敏工程款46,015,082.41元；二、宁波市江北区公共项目建设中心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对严海敏承担责任；三、驳回严海敏其他诉讼请求。还查明，2020年8月31日，严海敏对本院执行行为提某异议，本院审查后作出(2020)沪0112执异310号执行裁定书：中止本院对宁波市江北区公共项目建设中心基建专户中扣划款项12,899,772.85元的执行。以上事实，由本院(2016)沪0112民初8295号民事判决书、(2017)沪0112执8174号执行裁定书、协助执行通知书、通知书、协助扣划存款通知书，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2018)浙0205民初4349号民事判决书、(2019)浙0205执25号执行通知书、执行裁定书、协助扣划存款通知书，法院及当事人函件，以及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为证，并经庭审质证，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法院的执行行为是否存在不当之处。二、案外人就执行标的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针对争议焦点一，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百零一条之规定，人民法院执行被执行人对他人的到期债权，可以作出冻结债权的裁定，并通知该他人向申请执行人履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规定，被执行人不能清偿债务，但对本案以外的第三人享有到期债权的，人民法院可以依申请执行人或被执行人的申请，向第三人发出履行到期债务的通知。履行通知必须直接送达第三人。第三人在履行通知指定的期间内提某异议的，人民法院不得对第三人强制执行，对提某的异议不进行审查。第三人在履行通知指定的期间内没有提某异议而又不履行的，执行法院有权裁定对其强制执行。此裁定同时送达第三人和被执行人。本案中，本院在执行过程中未向第三人即公建中心发出履行到期通知并直接送达的情况下，于2017年9月7日以协助执行通知书形式要求公建中心提取系争款项的执行行为，与上述法律规定的程序不符。2019年9月26日本院向公建中心送达履行到期债务通知书时，系争款项早已被江北法院为执行该院生效判决作出的执行行为予以扣划至该院，且公建中心也回函并未认同本院履行到期通知内容。因此，本院已不具备强制执行第三人公建中心此笔系争款项的法律要件和客观事实。之后，在本院与江北法院之间对系争款项退回、划扣处理的过程中，本院又于2020年8月27日以向公建中心送达协助执行通知书、执行裁定书，从公建中心基建专户扣划涉案款项12,899,772.85元，该执行行为同样存在未向公建中心依法送达履行到期债务通知等法律文书，故本院此次扣划系争款项的执行行为仍与法定程序不符，应予以纠正。针对争议焦点二，本院认为，对于案外人提某的排除执行的异议，执行法院应当就该异议主张的权利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以及能否排除执行为审查核心。建设工程承包人为被执行人的，执行法院对案涉到期工程款债权采取强制措施，案外人以某系实际施工人为由提某执行异议，应当审查案外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实际施工人身份；案外人能否证明其所主张的债权数额。被告严海敏已向本院提供了江北法院已生效的(2018)浙0205民初4349号民事判决书，该份法律文书已明确了被告严海敏的实际施工人身份以及确定的债权数额，且就被告浙江天元公司、公建中心如何承担责任均作出了判决，故被告严海敏提某排除本院执行行为的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综上，在本院执行行为存在不当之处，且被告严海敏又能证明其所主张的债权能够排除执行的情况下，本案原告主张要求准许本院执行行为，确认系争款项属原告所有的诉讼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被告浙江天元公司及第三人齐明春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系其放弃相应的诉讼权利，因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由其自行承担。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条、第三百一十三条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邬兆平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9,198.64元，由原告邬兆平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某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 珺人民陪审员  蒋锡云人民陪审员  孙美芳书 记 员  黄志诚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条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经人民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不影响案件的审理。第三百一十三条对申请执行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准许执行该执行标的；（二）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