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2民初10892号原告：李国威，男，1966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海珠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立文，广东三环汇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俊，广东三环汇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岑明苏，男，1967年6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黄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非，广东红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曼佳，广东红棉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中山市致莱塑料包装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山市阜沙镇阜城西路**之二。法定代表人：李国威，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立文，广东三环汇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俊，广东三环汇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李国威诉被告岑明苏，第三人中山市致莱塑料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致莱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本院于2020年9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李国威、致莱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立文，岑明苏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非、杨曼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国威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撤销追加李国威为（2020）粤0112执974号案件的被执行人，确认李国威无需对致莱公司拖欠岑明苏的债务745278元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本案诉讼费由岑明苏承担。事实和理由：（2020）粤0112执异157号裁定书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李国威与致莱公司之间并不存在任何交易，更无所谓的“大量往来交易”，致莱公司向李国威转款仅是支付李国威代为垫付的贷款、场地租金、工人工资等，李国威实际未侵害公司财产，李国威与致莱公司事实上不构成财产混同，（2020）粤0112执异157号裁定书机械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合国公司法》第六十二条、第六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条的规定，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致莱公司一直处于资不抵债的情况，岑明苏、曾祥杰均是知情的。李国威从未从公司取得任何的财产性利益，也不可能占有公司的财产，反而是一直替公司偿债、垫付经营成本，该经营成本包括场地租金、工人工资、水电费，致莱公司变卖仅剩的残旧设备及退出场地，以便减少租金支出和设备折旧损失，李国威事实上不构成与公司之间的财产混同。1.致莱公司曾于2017年8月21日，向佛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贷款1500000元，每月还贷款约75000元，李国威、岑明苏及曾祥杰均为该贷款提供了担保。但从2019年1月开始后，由于致莱公司经营不善，已经没有经济能力偿还每月贷款，李国威作为致莱公司股东，为避免本人、岑明苏、曾祥杰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及致莱公司逾期还贷，影响公司声誉，李国威开始为致莱公司垫资支付每月贷款，到最后一笔贷款还清，李国威共替致莱公司垫付579186.67元，该事实有银行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李国威提供的转账凭证为证。除此之外，每月经营所需的场地租金为3.28万元、工人工资约7万元左右、水电费约4-5万元，这些经营成本都是李国威垫付的，岑明苏作为致莱公司的曾经股东，亦非常清楚致莱公司每月的经营成本支出，现李国威从致莱公司账户接受部分资金一方面是致莱公司返还给李国威垫付资金，另一方面是用于支付经营成本（场地租金、工人工资、水电费）。上述财产都是能够完全区分的，李国威与致莱公司的财产不存在混同的情形。另，致莱公司的固定资产只有6台设备，且都是09年左右购入的，到2019年时这些设备已经不能正常运转，形同废铁，致莱公司变卖已经无法正常运行的淘汰设备是为了减少这些设备的损失，及时将这些设备变现，以便替公司偿债、支付经营成本。因公司无力承担每月高达3.28万元的租金，为减少经营支出才将公司场地转手。致莱公司在变卖设备和转手场地后进行了经营范围的变更，取消了生产塑料制品的经营范围，仅保留销售塑料制品的经营范围，进一步减少经营成本，也说明致莱公司经营情况确认很差，李国威不存在取走公司财产并据为己有及存在财产混同的事实。因此，李国威事实上系一直为致莱公司的经营垫付资金，并没有从致莱公司处获得任何的利益，没有侵害致莱公司的财产，更没有损害、侵犯债权人的利益。2.岑明苏在2018年8月23日退出致莱公司，其对于致莱公司的经营情况、财产情况、负债情况非常清楚，当时没有提出任何的要求，更没有要求致莱公司或者曾祥杰或者李国威有任何的补偿，说明岑明苏是知道致莱公司已经资不抵债的、无法继续经营，从曾祥杰再次退出致莱公司，亦印证上述事实。致莱公司向岑明苏借款事实分别发生在2016年12月29日和2017年2月10日，当时岑明苏是公司股东，曾祥杰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从致莱公司向股东借款的行为也可以证明致莱公司的经营状况，如果认定李国威为致莱公司垫资的行为构成财产混同，同理，上述借款是否也应该认定为岑明苏与致莱公司存在财产混同呢？李国威与致莱公司的转账往来都能够区分出财产的支付情况，如何能够证明两者混同呢？因此，从岑明苏再到曾祥杰，净身退出致莱公司，没有要求致莱公司、李国威补偿等等行为，已充分说明致莱公司这些年确实没有可分的财产，已经是资不抵债，李国威只是不甘心多年付出才会最后接盘致莱公司，对此又如何能够证明李国威与致莱公司存在财产混同呢？又如何有资产被李国威侵占呢？(二）财产混同是股东个人财产和公司财产的混合，其前提是公司有财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条规定中“财产混同”没有明确的认定标准，通常是指公司的财产与股东个人的财产的混合且不能区分，表现为股东和公司之间不区分财产所有权、公司营业场所、主要设备与一人股东的营业场所或居所等完全同一，公司与股东使用同一办公设施。可见，财产混同的前提是公司有财产且不能与股东个人财产进行区分。本案中，李国威的财产与致莱公司的财产可以完全区分，致莱公司的款项都能够指明具体的用处，并不存在与李国威财产不能区分混合的情形，李国威不符合追加为被执行人的情形。二、致莱公司在2019年6月6日才变更为一人公司，李国威变为致莱公司一人股东的时间极为短暂，根本没有可供混同的财产，且致莱公司在变更为一人公司时，岑明苏已向致莱公司起诉追讨债务，李国威的行为更没有逃避债务的主观故意。如上所述，虽然李国威一直担任致莱公司的股东，但是对于致莱公司的实际情况并不完全清楚，2019年6月6日曾祥杰退出公司时，曾祥杰也清楚致莱公司的实际情况，早已经是资不抵债了。在岑明苏起诉要求致莱公司偿还借款时，李国威如果主观上具有逃避债务或侵占致莱公司财产的想法，断然万万不可能同意曾祥杰退出公司，从而将致莱公司变为一人公司的，可以说李国威亦是致莱公司经营不善、投资失败的最大受害人。三、根据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执行程序中追加被执行人的前提是案件正在执行中，而本案已经终结本次执行，申请人在终本执行后提出追加被执行人，不符合前述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了追加被执行人的时间应该在执行程序中，而在本案已经终本执行的情况下，岑明苏申请追加李国威为被执行人显然不符合该条法律的规定。综上所述，致莱公司一直处于资不抵债的状态，李国威替致莱公司偿还银行借款、垫付工人工资、场地租金、水电费之和远大于致莱公司账户还给李国威或者李国威暂代替致莱公司收取的设备转让款之和，李国威实际没有从致莱公司获得任何的财产，反而是一直为致莱公司垫付资金，其没有任何的获益，没有侵害公司的财产，现实上不构成与公司财产混同的情况。为此，李国威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依据相关法律规定提起诉讼，恳请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支持李国威的所有诉讼请求。岑明苏辩称，1.判断一人公司股东与公司是否存在财产混同的标准，应审查公司是否建立独立规范的财务制度，公司法第62条规定，一人有限公司应当在每一会计年度终了编制财务会计报告，并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此外，根据最高院判例应高峰诉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陈惠美其他合同纠纷案指导性意见，一人公司的财产与股东个人财产是否混同应当审查公司是否建立独立规范的财务制度，财务支付是否明晰，是否具有独立的经营场所等进行综合考量，李国威称股东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交易，公司资不抵债等理由并非判断股东与公司之间财产是否混同的标准；2.李国威未能证明公司的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首先李国威未能提供经审计的公司财务报表，公司甚至连基本的财务账簿都没有，其次，从公司账户的转账流水来看，李国威与公司之间存在非常频繁的款项往来，2019年6月至2019年10月李国威向公司转账15次，共145110元，公司向李国威转账7次，共494000元，李国威从公司账上转走将近50万元款项，最后，李国威将公司的设备转让给中山市润松塑料制品制造有限公司所得的24万元也没有进入公司账户，上述证据充分证明李国威财产与公司存在混同。3.岑明苏在终结本次执行后，申请追加李国威为被执行人符合法律规定，终结本次执行是指法院已穷尽一切执行措施，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或者发现的财产不能处置的，将暂时终结执行程序，并作结案处理，待发现可供执行财产后，继续恢复执行的一项制度，其终结的是本次执行程序，并非本案的终局，只有在法院对债务人致莱公司的财产进行查询确定不能偿还债务后，才能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0条规定，申请将股东追加为被执行人，综上所述，李国威应当对致莱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黄埔法院2020粤01**执异157号裁定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请驳回李国威的诉请。致莱公司述称，致莱公司从岑明苏作为股东开始一直都经营不善，已经出现资不抵债的情况，已经向原股东借款，借款金额不止是本案的借款，还有其他的借款，借款都是发生在岑明苏作为致莱公司股东期间的，而非是李国威成为致莱公司一人股东发生的；此外，公司因为资金周转困难在2017年8月21日向佛山农商行借款共计150万元，该事实也是发生在岑明苏作为致莱公司股东期间，所以岑明苏对致莱公司的债务是清楚的，由于致莱公司经营不善，2019年1月开始不断向当时的其中一位股东即李国威借款垫付偿还农商行的贷款，该事实岑明苏已经非常清楚，对此致莱公司根本没有财产可以与李国威存在混同，双方的每一笔往来账都清楚的在银行交易明细以及合同中有所体现，根本不存在财产混同；另外，李国威成为致莱公司的一人股东时间极短，只有4个月左右的时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以及结合致莱公司的经营状况，根本就不可能存在财产混同，黄埔法院出具2020粤01**执异157号裁定书，对李国威是极为不公平的，也缺乏事实依据，请求法院查明事实，支持李国威的诉请。李国威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根据庭审情况和查明的事实综合认定。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1月15日，本院立案受理岑明苏诉致莱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为（2019）粤0112民初589号。2019年7月30日，本院作出判决：一、致莱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岑明苏偿还借款本金745278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本金2875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5%的标准，自2017年1月1日起计付至清偿之日止；以本金457778元为基数，按年利率8%的标准，自2017年2月10日起计付至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岑明苏的其他诉讼请求。致莱公司不服该判决，向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案号为（2019）粤01民终20024号，2019年11月27日，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述判决生效后，因致莱公司未履行付款义务，岑明苏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本院于2020年1月19日以（2020）粤0112执974号立案执行，并于2020年5月21日作出《执行裁定书》，裁定（2020）粤0112执974号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后岑明苏向本院申请追加李国威为被执行人，本院于2020年8月18日作出（2020）粤0112执异157号《执行裁定书》，裁定追加李国威为（2020）粤0112执974号案件的被执行人，对被执行人致莱公司的债务向岑明苏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李国威的前述义务应在该裁定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李国威不服该裁定，于2020年9月2日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另查明，致莱公司（原名称为中山市鲲霖塑料包装材料有限公司，2018年8月23日变更名称为致莱公司）成立于2009年11月27日，注册资本50万元。2015年5月15日，致莱公司的股东变更为曾祥杰、李国威、岑明苏。2018年8月23日，致莱公司的股东由曾祥杰、李国威、岑明苏变更登记为李国威、曾祥杰，法定代表人由曾祥杰变更为李国威。2019年6月6日，致莱公司的企业类型由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变更登记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股东由李国威、曾祥杰变更登记为李国威一人。再查明，李国威向本院提交了包括致莱公司银行流水、《转让合同协议书》《授权委托书》《借款合同》、李国威还款流水在内的证据。致莱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中山阜沙支行开设的20×××19的账户（以下简称工行账户）2019年6月6日起至2020年3月21日银行流水显示，李国威与致莱公司在该账户发生22笔交易。其中，李国威转入至工行账户15笔，转入款项合计130700元；工行账户转出至李国威7笔，转出款项合计494000元。致莱公司于2019年6月20日出具的《授权书》显示，致莱公司授权李国威代为收取设备变卖款并将款项偿还银行的债务、发放公司工人工资、支付公司场地租金。致莱公司于2019年6月25日与中山市润松日用塑料制品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松公司）签订《转让合同协议书》，约定致莱公司向润松公司转让注塑机六台的设备款、厂房水电押金、装修补偿款，转让价款为24万元。中山市鲲霖塑料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鲲霖公司）于2017年8月21日与佛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佛山农商行）签订《借款合同》（编号：佛农商0642借字2017年第08080号）显示，佛山农商行同意自2017年8月21日起至2019年8月15日止，在最高借款本金额度150万元内向鲲霖公司发放贷款。李国威转账汇款单显示，李国威于2019年1月18日至2019年8月20日期间向鲲霖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广州建基支行开设的80020000011036504账户分9笔汇入579186.67元。本院认为，李国威作为案外人向本院提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李国威是否享有足以排除法院追加其作为被执行人的民事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条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自己的财产，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该股东为被执行人，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致莱公司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李国威作为该司唯一股东，负有将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严格区分的责任，亦负有对致莱公司独立于其个人财产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二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应当在每一会计年度终了时编制财务会计报告，并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现李国威未提交致莱公司的财务会计报告并进行审计形成年度报告，以此避免公司财产和股东财产混同。从李国威提交的证据中，致莱公司的账户流水显示，自2019年6月6日起李国威成为致莱公司唯一股东期间，李国威与致莱公司两个银行账户存在频繁的资金往来，李国威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说明，在致莱公司有独立账户的情况下仍授权李国威收取变卖设备款项，并由李国威以现金方式收取该款项，上述行为说明李国威未尽到严明将个人财产和公司财产分离的法定义务。综上，李国威作为致莱公司的一人股东，未能证明其财产独立于致莱公司的财产，亦不能证明在其担任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期间公司无可供混同的财产，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李国威要求撤销追加其为（2020）粤0112执974号案件的被执行人，确认其无需对致莱公司拖欠岑明苏的债务745278元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二条、第六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国威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253元，由原告李国威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胡梓苑人民陪审员  赵 勇人民陪审员  杨金九二〇二一年三月二日书 记 员  谢昭植附一：本裁判主要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二条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应当在每一会计年度终了时编制财务会计报告，并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第六十三条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年修正）第二十条作为被执行人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自己的财产，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该股东为被执行人，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三百一十一条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第三百一十二条对案外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不得执行该执行标的；（二）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案外人同时提出确认其权利的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中一并作出裁判。附二：申请执行事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的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在本判决生效后，一方当事人未按判决履行义务，对方当事人可以在上述期限内向法院申请执行，逾期申请的，法院将不予受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