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06民终25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桂琴，女，1962年7月12日出生，汉族，住威海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姜胜阳，山东健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祎伟，山东健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国辉，男，1964年5月18日出生，汉族，住威海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姜胜阳，山东健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祎伟，山东健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秀华，女，1965年3月1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现住龙口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衣超，山东乾元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桂琴、张国辉因与被上诉人高秀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龙口市人民法院（2019）鲁0681民初64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张桂琴、张国辉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原审判决第一、第二项，将案件发回重审或者查明事实后依法予以改判。二、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当事人双方并不具有民间借贷的合意，双方当事人在两三年内存在密切的银行资金流动，法院认定双方之间是否形成借贷合意应当综合证据整体判断；2、上诉人张桂琴与被上诉人之间系委托投资理财关系。上诉人张桂琴作为被上诉人与北京友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友康公司”）或蒲保岩之间的中间人，代被上诉人向蒲保岩之间转投资款，不存在上诉人张桂琴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3、本案借条系上诉人张桂琴受胁迫出具，并非张桂琴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因投资款发生纠纷之后，被上诉人到上诉人威海家中采取了堵锁眼、砸门、打骂等一些系列行为要求上诉人为其出具相关借条，通过录音中双方谈话内容，可以看出该借条并非上诉人张桂琴的意思表示；4、关于涉案款项是否已经实际支付，原审法院认定，在双方的银行交易附言中，存在“还款”“还款，4号的借条”“分红款”字眼，但上诉人张桂琴通过查看自己的原始银行流水，并没有原审法院认定的上述字眼，上述字眼系被上诉人在自己整理制作的电子表格中自行强加的，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即使被上诉人提供的原始银行流水中有上述不同的字眼，上诉人张桂琴并不需要严格区分“还款”和“分红款”，还款也是还分红款，只是不同词语的同种意思表述而已;5、原审法院在认定款项是否支付时，结合了双方的录音证据。但在最终判定时只采用了对被上诉人有利的片段部分，对上诉人张桂琴有利及能够反映本案事实的部分，原审法院均没有采用，更没有结合整体录音来认定双方之间关系；6、上诉人并不拖欠被上诉人任何借款，原审法院认定借款金额错误。上诉人张桂琴认为借款数额应以实际发生的银行流水为准，而不是没有证据支持的借条，也不是录音中一方当事人的部分的陈述。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具借条当日，双方之间并没有银行转款记录。上诉人提供双方之间银行明细计算表，按照原审法院的认定，民间借贷起算时间自2019年1月4日至双方最后一次付款计算，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转款金额为68.67万元，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转款金额为31.911万元，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的款项超过金额为36.759万元。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张桂琴有13.5805万元转至被上诉人卡中，但被上诉人的银行明细并没有体现。2019年有三笔共计3.36万元属于原审法院认定的借款期间发生的转账金额，但原审法院未做认定，未对该金额进行相应扣减。原审法院认定在上诉人张桂琴转款被上诉人的款项中，明确备注还款的数额有27万元，但原审法院没有对该27万元在本案中进行扣减。被上诉人一直主张双方自2019年1月开始形成民间借贷关系，那么既然双方为民间借贷关系，不存在委托理财关系，这就与被上诉人在庭审中自认的案外人给其20万元作为2019年5月份以后的投资分红相矛盾，被上诉人向案外人投资都是通过上诉人张桂琴，如果双方之间为借贷关系，那案外人为何还要在2019年5月份支付其分红款?并且被上诉人陈述的另有20万元系向案外人索要款项的支出费用，既然双方为民间借贷关系，则该支出费用也应为向其支付的民间借款还款费用，也应在最终判决时进行扣减；7、本案并非夫妻共同债务，上诉人张国辉不应承担连带偿还责任。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中并不存在任何关于张国辉签字、认可的承担还款责任的依据。被上诉人高秀华答辩称，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交的四张借条清楚的载明了借款时间、借款金额、还款时间等借款重要信息，录音证据亦能够证明因上诉人欠被上诉人钱，被上诉人打电话催要，录音中上诉人一方面承认欠钱的事实，另一方面在找各种理由推脱。另结合双方之间的部分银行流水，三组证据足以证明二者之间具有民间借贷合意并实际支付了款项。上诉人主张借条系受胁迫出具，但并未提供证据支持，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被上诉人从未否认其与上诉人间曾有过委托投资理财关系，但该法律关系非本案争议问题，被上诉人已经在一审程序中承认其与上诉人间在前期存在委托投资理财关系，但是从2019年开始，被上诉人明确表示终止二者间的投资理财，自此，上诉人将应当归还给被上诉人的钱擅自挪用，并以家庭用途的名义向被上诉人借款，二者间便形成民间借贷关系；3、关于上诉人提出的款项支付及借款金额问题，一审程序已经经过了详细审理，且被上诉人亦在一审程序中做了详细陈述，不再赘述；4、关于夫妻共同债务的问题，一方面上诉人张国辉事后对张桂琴的借款进行了追认，从房产抵押文书、录音等证据可以证明，另一方面即使张桂琴是以个人名义负债，但是其借款理由是用于生意周转，开肉店等，明显是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且录音证据可以证明。本案所涉借款应为夫妻共同债务，由二上诉人共同承担还款责任。被上诉人高秀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借款本金100万元及相应利息；2、依法确认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抵押房产的拍卖价享有优先受偿权；3、诉讼费、保全费由上诉人承担。庭审中被上诉人高秀华明确要求上诉人张桂琴、张国辉承担连带责任,利息计算方式为起诉之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按照年利率6%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二上诉人张桂琴、张国辉系夫妻关系。根据被上诉人提交的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以下简称银行交易明细）显示，自2017年8月31日起至2019年9月9日止，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张桂琴之间存在密切的资金往来。对资金密切往来的事实，被上诉人在庭审中陈述为友康公司经营投资理财生意，上诉人张桂琴系友康公司员工，被上诉人通过上诉人张桂琴向友康公司进行投资理财，购买多种理财产品，并由上诉人张桂琴将分红、理财产品到期后的本金给付被上诉人，至2019年1月4日上诉人张桂琴出具借条（借条内容下述）时，双方系投资理财关系，2019年1月4日后，双方之间存在前期的投资理财关系及后形成的民间借贷关系；二上诉人辩称张桂琴只是友康公司的一个投资人，并认可公司委托张桂琴向被上诉人付款，被上诉人与友康公司之间具有投资理财关系，张桂琴仅为中间人。对被上诉人给付上诉人张桂琴的款项及上诉人张桂琴返还被上诉人的款项，被上诉人主张给付1574781元，上诉人张桂琴返还1827888元；上诉人张桂琴辩称收到1420784元，返还1933160元。2019年1月4日，上诉人张桂琴向被上诉人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高秀华人民币十五万元壹拾伍万元整，期限2月，到2019年3月1日止，一次性还清，借款人张桂琴，230702196207××××,2019年1月4日”。2019年5月8日，上诉人张桂琴在该借条下方手写“此款到2019年6月底一次性还清，还款以打款截图为凭据，张桂琴，此条后补，2019年5月8日”。2019年1月4日，上诉人张桂琴向被上诉人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高秀华人民币30万叁拾万元整，期限一年，2019年1月4日，到2020年1月4日一次性还清，借款人张桂琴，身份证230702196207××××,2019年1月4日”。2019年5月8日，上诉人张桂琴在该借条下方手写“6月底一次性还清，还款以打款截图为凭据，张桂琴，此条后补，2019年5月8日”。2019年5月8日，上诉人张桂琴向被上诉人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高秀华人民币叁拾伍万元，350000元，6月底一次性还清，还款以打款截图为凭据，张桂琴，230702196207××××,2019年5月8日，此条后补”。2019年6月，上诉人张桂琴向被上诉人出具借条一份，载明：“借款人：张桂琴，身份证230702196207××××，出借人，身份证，因用于（生意周转）于2018年6月30日向出借人高秀华借款人民币大写肆拾万元，小写400000，期限为一年，一次性还清，如不按时归还，承担所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借款人张桂琴，手机号186××××0956,19年6月”。2019年9月6日，二上诉人张桂琴、张国辉向被上诉人出具《房产抵押》一份，载明：“因欠高秀华壹佰万元，用张桂琴名下两套房产抵押。一、栖霞一套三层楼200平，地址松山镇山水工业园路北。二、威海茼山80平，地址茼山秦权路××号。此款还清抵押房产解除，条收回。230702196207××××抵押人张桂琴张国辉，23070619640518081Ｘ，2019年9月6日”。庭审中，被上诉人称：2019年1月4日、2019年5月8日的借条载明的款项系友康公司将款项转给上诉人张桂琴后，张桂琴以其丈夫即上诉人张国辉及儿子开肉店、签约公寓为由未给付被上诉人，而是将该款留为己用，并向被上诉人出具了相应款项数额的借条；2019年6月借条载明的40万元系蒲保岩（音）给张桂琴打的40万元的条，张桂琴又给被上诉人打的40万元的条，具体包括蒲保岩答应被上诉人的2019年5月份以后4个月的分红20万以及被上诉人去北京要账的费用20万。另，双方经对账，上诉人称有55360元系上诉人收到被上诉人的款项，但在被上诉人的银行交易明细中没有体现，135805元系上诉人转给被上诉人，但在被上诉人的银行交易明细中没有体现。同时被上诉人提交四份与上诉人张桂琴的通话录音以证实借款事宜。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是否形成民间借贷关系；二、二上诉人以《房产抵押》中的两套房屋设立抵押权的效力如何认定；三、上诉人张国辉是否需要承担还款责任。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成立需满足两个要件：双方具有借贷合意与款项完成实际交付。本案中，上诉人张桂琴于2019年1月4日、2019年5月8日、2019年6月出具的四张借条清晰载明了出借人、借款人、借款数额、借款期限，2019年5月8日上诉人张桂琴又对1月4日的两张借条手写还款时间、还款方式，系对借条内容的再次确认，2019年6月的借条中亦写明了借款事由为“生意周转”，可以认定上诉人张桂琴与被上诉人高秀华已经具有借贷合意，上诉人辩称上述借条系上诉人张桂琴受胁迫所出具，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对该辩称不予采信。关于款项是否已经实际交付方面。被上诉人称因被上诉人、上诉人之间前期存在投资理财关系，借条中载明的款项系上诉人将应支付给被上诉人的本金和利息，以借款的形式借入。一审法院认为，从以下两方面可以证实被上诉人、上诉人已完成款项的实际交付：第一，上诉人张桂琴出具的四张借条载明的数额分别为30万元、15万元、35万元、40万元，共计120万元，被上诉人自认上诉人张桂琴已经偿还20万元，在双方之间的银行交易明细中，2019年1月20日、1月25日、7月10日、8月3日的“交易附言”中多次载明“还款”、“还款，4号的借条”等字眼，明显区别于其他的“分红款”、“分红”、“4号的分红”等字眼，而且标注为“还款”类似字眼的款项数额明显大于标注为“分红”类似字眼的数额，亦可以表明二者款项的性质并非相同；第二，在被上诉人提交的其与上诉人张桂琴的通话录音中，上诉人张桂琴在2019年9月4日录音的7分54秒处、2019年9月21日录音的开头处，均对欠被上诉人60万的事实作出明确认可。结合上述借条内容、银行交易明细的附言、通话录音内容，可以推定上诉人张桂琴已经实际占有被上诉人的款项，双方之间形成民间借贷关系。关于被上诉人、上诉人之间的借款数额。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张桂琴尚欠100万元，庭审中被上诉人自认2019年6月借条中载明的40万元中有20万元系被上诉人在北京向案外人索要款项的支出费用，另20万元系案外人答应给付被上诉人2019年5月份以后的4个月的投资分红，因此该40万元不属借款性质；在2019年9月21日的录音开头处，上诉人张桂琴只对60万元做出明确认可的意思表示，被上诉人亦称“没想管你（张桂琴）要这40万”，因此对余外的60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为借款；另，庭审中上诉人自认收到被上诉人银行交易明细中未记载的5.536万元，故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上诉人之间的借款金额系65.536万元。上诉人称另有13.5805万元系上诉人转给被上诉人，但在被上诉人的银行交易明细中未体现，经查该13.5805万元中除2019年1月29日3万元、2019年2月2日0.3万元、2019年8月3日0.06万元以外，剩余款项均发生在2018年，此时双方尚未形成本案的借贷关系，且在上述2019年的三笔共计3.36万元中被上诉人称有3.3万元系上诉人偿还被上诉人的信用卡，因此对于该13.5805万元一审法院不作认定。上诉人辩称双方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根据上述关于双方已形成民间借贷关系的分析，一审法院对上诉人该辩称不予采信；上诉人辩称自2019年1月4日后已还款68.67万元，就算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也已经偿还完毕，根据被上诉人、上诉人之间的银行交易明细，2019年1月4日后上诉人张桂琴向被上诉人汇入的款项，包括“分红款”、“分红”、“奖金”，明确标注“还款”的数额仅为27万，而上诉人张桂琴在2019年9月的两份录音中认可尚欠被上诉人60万，上诉人该辩称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对此不予采信。综上，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张桂琴之间已形成民间借贷关系，借款数额为65.536万元。双方未作利息约定，利息应以65.536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9月24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按照年利率6%计算。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八十条规定：“债务人或者第三人有权处分的下列财产可以抵押：（一）建筑物和其他土地附着物；（二）建设用地使用权；（三）以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取得的荒地等土地承包经营权；（四）生产设备、原材料、半成品、产品；（五）正在建造的建筑物、船舶、航空器；（六）交通运输工具；（七）法律、行政法规未禁止抵押的其他财产。抵押人可以将前款所列财产一并抵押。”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以本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三项规定的财产或者第五项规定的正在建造的建筑物抵押的，应当办理抵押登记。抵押权自登记时设立。”二上诉人张桂琴、张国辉虽书面出具《房产抵押》，但未办理不动产抵押登记，因此抵押权未设立，被上诉人该主张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主张该借款系二上诉人夫妻共同债务，被上诉人提交的借条中虽未有上诉人张国辉的签字认可，但在《房产抵押》中，二上诉人张桂琴、张国辉均签字同意“用张桂琴名下两套房产抵押”，可视为上诉人张国辉对上述债务的追认。另，庭审中被上诉人称上诉人张桂琴借款用于其丈夫即上诉人张国辉及儿子开肉店，在被上诉人提交的其与上诉人张桂琴2019年9月4日的录音第7分42秒处，上诉人张桂琴对该借款用途未提出异议，故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张国辉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一百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之规定，判决：一、张桂琴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高秀华借款655360元及利息（利息以本金655360元为基数，自2019年9月24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计算）；二、张国辉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高秀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保全费5000元，由高秀华承担1723元，由张桂琴、张国辉承担3277元；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高秀华承担4756元，张桂琴、张国辉承担9044元。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同一审。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上诉人张桂琴向被上诉人出具借条的事实清楚，上诉人主张借条系受胁迫情形下出具，但上诉人张桂琴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故对上诉人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主张其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借款合意，双方之间的转账往来系被上诉人委托上诉人张桂琴投资理财的款项及上诉人张桂琴向被上诉人返还的投资分红，并非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张桂琴出借资金亦非上诉人张桂琴向被上诉人偿还借款。本院认为，上诉人张桂琴对涉案款项系投资理财款未能提供相应证据证明且被上诉人对其与上诉人张桂琴之间存在借款合意作出了合理解释，故对上诉人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双方之间的借款金额，上诉人主张2019年三笔共计3.36万元系上诉人张桂琴向被上诉人转款，应在借款金额中予以扣减。本院认为，该笔款项在被上诉人提供的银行交易明细中未有体现，且上诉人张桂琴对该笔款项系偿还涉案借款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张桂琴主张转款被上诉人的款项中，明确备注还款的数额为27万元，该笔款项应在借款金额中予以扣减。本院认为，本案借款数额未单纯依据转账款项中标注的内容进行认定，上诉人张桂琴的该辩解与被上诉人提供的借据、录音证据及《房产抵押》协议的内容相矛盾，故对上诉人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主张涉案借款非夫妻共同债务，上诉人张国辉不应承担连带偿还责任。本院认为，涉案借款发生于上诉人张桂琴与上诉人张国辉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且经多次借款累计形成，一审法院依据《房产抵押》中上诉人张国辉签字确认及借据中标注的借款用途等综合认定涉案借款系夫妻共同债务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张桂琴、张国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354元，由上诉人张桂琴、张国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日文审判员  赵秀红审判员  张秀波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马小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