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05民终323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金良，男，1966年12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小东，江苏东臻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立，江苏东臻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红梅，女，1972年3月12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钦明，北京天驰君泰(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金良因与被上诉人王红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2020）苏0505民初48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9日立案后，依法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金良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2.上诉费用由王红梅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未对借款事实及过程进行实质审查，且王红梅垫付的款项由公司使用，刘金良与王红梅之间不存在借贷合意。1.2010年，刘金良、王红梅以及案外人唐小露共同成立上海唐盈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唐盈公司），在公司经营周转期间，由王红梅进行垫资。王红梅一审提交的《借据》《还款协议书》中，均载明款项由王红梅垫付并用于公司经营使用，故实际关系发生于唐盈公司与王红梅之间，且公司财务账上未显示有相关款项存在。退一步讲，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成立，刘金良未收到王红梅交付的借款，双方之间未成立借款关系。2.刘金良出于对王红梅的信任，向后者出具《借据》《还款协议书》，即便王红梅认为其向公司垫付了案涉款项，也仅是其作为公司股东的垫资行为，并非一审认定的借款关系。3.王红梅及其丈夫张春元与案外人之间的《借条》，仅能证明其对外借款的事实，无法证明该款项用于唐盈公司，更无法证明款项为刘金良使用。王红梅称其向案外人借款的行为，均为代刘金良借款，并用于唐盈公司经营周转之需。但刘金良向王红梅出具《借据》的时间为2014年8月9日，而王红梅及其丈夫张春元与案外人之间的借款均形成于该时间之后的较长时间，没有发生借款行为即提早形成《借据》有违常理，该事实可以印证《借据》系刘金良出于对王红梅的信任出具，双方不具有借款的真实意思表示与交付行为。4.唐盈公司自2010年成立至2015年期间，王红梅实际控制该公司，通过公司账户向其账户打款838016.52元用于归还借款；向案外人王达党归还借款134500元；向张春元归还借款36300元。上述归还借款的行为可以证明相应法律关系存在于唐盈公司与王红梅之间，王红梅如认为其垫资行为属于出借款项，应向唐盈公司主张。二、一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第六条的规定作出判决，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双方不存在借款关系，不适用该规定。另，一审判决书落款日期为2021年1月6日，刘金良实际签收日期为2021年1月9日，此时民法典已经实施，合同法已被废止，不得再行适用。王红梅辩称：一、王红梅与刘金良于2014年8月9日对账后，后者出具《借据》，该《借据》是刘金良对王红梅为唐盈公司垫付150万的确认。2017年10月27日，王红梅向一审法院起诉后，双方于2017年12月12日签订的《还款协议书》亦可以佐证该垫付事实。《借据》《还款协议书》中刘金良同意将上述款项作为其个人欠款支付给王红梅。二、因为此事，王红梅位于苏州市××花园××室的房屋被债权人出售，至今仍有债权人向王红梅主张权利。王红梅现经济极度困难，诉讼费也是贷款支付，希望刘金良尽快履行义务。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本案系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有规定的，应该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故一审法院适用法律并无不当。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请求依法维持，驳回刘金良的上诉请求。王红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刘金良返还王红梅垫付的欠款150万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刘金良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红梅与刘金良于2010年出资成立唐盈公司，在公司经营过程中，王红梅为公司垫付了150万元费用，经协商，刘金良于2014年8月9日给王红梅书写了《借据》一张，该借据载明“今借到王红梅人民币150万元整(大写：壹佰伍拾万元整)用于上海唐盈服饰有限公司公司经营用款，期限壹年。本人用位于北京市通州区××楼××室房产及南京市××龙池××楼××单元××室房产做抵押，逾期如果无能力偿还，将变卖上述两处房产用于还款。”刘金良在借据上签名按指印。刘金良出具欠条后，并没有按约履行，王红梅于2017年10月27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刘金良归还所欠150万元，后双方于2017年12月12日签订《还款协议书》，该协议书载明“王红梅与刘金良2010年出资成立上海唐盈服饰有限公司，在公司有王红梅负责经营过程中，王红梅为公司垫付了约150万元费用。2014年8月9日刘金良书写了借据一张，并签名按指印，约定一年内归还150万元欠款，并以其位于北京市通州区××楼××室及南京市××龙池××楼××单元××室房产做抵押，后刘金良因资金紧张一直没有还款，现经双方再次协商，达成如下还款协议：1、刘金良每月向公司账户汇款20000元，最低不少于10000元，此款用于归还王红梅为公司垫付的费用，由公司财务每月底支付到王红梅指定的银行卡上，从2018年元月开始每月不间断归还，直至150万欠款还清为止；2、如果公司不按还款约定履行，如有违约，按总欠款金额150万元计算欠款利息，年利率按24%计算，计算至付清之日。如因刘金良不能及时汇款至公司账户违约导致王红梅再次提起诉讼，刘金良支付诉讼费用；3、本协议经双方签订之日，刘金良给王红梅出具了借据同时作废，并由王红梅将借据还给刘金良；4、王红梅最晚在2017年12月11号到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将案号(2017)苏0505民初5037号案撤案。5、刘金良对此笔150万欠款承担担保责任，负连带清偿义务。”，双方在协议书上签名，后王红梅向法院撤回了对刘金良的起诉。但刘金良未按协议履行还款义务，王红梅再次诉至法院。以上事实，由王红梅一审提供的《借据》、《还款协议书》、银行流水等证据以及一审庭审笔录予以证实。一审法院认为：刘金良出具的《借据》以及双方签订的《还款协议书》，刘金良明确认可王红梅为公司垫付了150万元，同时承诺由其归还该150万元。双方签订的《还款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合法、有效。根据约定，刘金良应归还王红梅为公司垫付的150万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刘金良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王红梅欠款150万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8300元，减半收取9150元，由刘金良负担。二审中，刘金良围绕其上诉请求，提交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公司客户存款对账单一份，证明唐盈公司自2010年成立以来，王红梅未向公司支付所谓的垫资款150万元。而王红梅在此期间，向其个人的银行账户汇款838016.52元，向其丈夫张春元账户汇款36300元，向案外人王达党账户汇款134500元，上述款项应当在相应的借款中予以扣除。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举证和质证。王红梅对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和关联性有异议。其认为上述证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案涉《借据》出具于2014年8月9日，上述对账单显示该日期后，仅有几千元汇给王红梅，且用于公司各项支出。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刘金良于2014年8月9日向王红梅出具《借据》，明确借到款项150万元用于唐盈公司经营，并承诺一年内归还，应视为双方将王红梅为唐盈公司垫付的款项，转化为刘金良的个人借款。后，双方于2017年王红梅第一次起诉时，在一审法院形成《还款协议书》，再次确认出具上述《借据》的事实，刘金良并承诺还款。刘金良主张其与王红梅之间未就案涉150万元形成借贷合意，与上述《借据》《还款协议书》约定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刘金良认为王红梅未实际垫付150万元，与其出具《借据》《还款协议书》反复确认的事实相悖，本院不予支持。至于还款，刘金良提交的银行流水均形成于《还款协议书》出具前，其主张自《还款协议书》确认结欠的150万元中扣除，不能成立。综上所述，刘金良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300元，由刘金良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王   蔚   珏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夏玉琴书记员王婧娴法律文书履行提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具有国家权威性和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应当依法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否则人民法院将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将面临以下执行风险：一、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名下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执行措施，并有权对被执行人及其住所、经营场所进行搜查。二、被执行人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执行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三、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四、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财产的，人民法院有权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及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五、被执行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或者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六、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座以上舱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非经营必须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七、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或者通过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抗拒执行，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法院公告栏、电子显示屏、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向社会公布，并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向征信机构通报，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八、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或者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