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内05民终53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史进，男，汉族，1974年2月7日出生，现住北京市延庆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丽君，内蒙古兴哲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郭景龙，男，汉族，1989年9月28日出生，现住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上诉人史进与被上诉人郭景龙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奈曼旗人民法院（2020）内0525民初14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史进的上诉请求：1.上诉人不服内蒙古自治区奈曼旗人民法院（2020）内0525民初1468号民事判决，认为该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者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双方协议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效力性规范）规定，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应为合法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五条等相关法律规定，该协议应当有效，相关法律的限制性规定应属对当事人“市场准入”资格的规制，调整对象的主体的行为资格，应属管理性规定，并非效力性禁止规定。原被告达成的协议内容本身及履行行为对出售彩票投注专用设备的规定只是基于行政管理上的需要，并不损害国家、集体和社会的公共利益，属于管理性规范。二、关于体彩售票设备部分。1、郭景龙取得了体彩销售的代销。作为管理机关的内蒙古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新业主郭景龙已经签订了代销合同，发放代销证，追加确认了郭景龙的彩票销售资质，此处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2、一审法院判决被上诉人郭景龙将其接收的彩票设备返还给上诉人史进，是违背事实和物权归属原则的。3、一审法院违反了司法权干涉行政权基本法理。4、郭景龙主张的退还转让款175000元中包含两部分，一部分是转让款，另一部分是设备押金。三、关于福彩销售设备部分。1、关于福彩销售机器部分，此机器目前不能过户，但可以正常营业，此前被告已经明确告知郭景龙，郭景龙在签订协议的时候也是充分了解的。2、原被告之间通过转让经营管理权达到各自目的应受到保护。3、原告在接收销售机器后，一直持续正常营业，没有因违反了《彩票管理条例》，系无效转让。四、一审法院认定合同无效，有违诚信原则和保护交易原则。五、实践中存在大量判例认定此类协议为有效协议。综上，一审法院认为该转让协议违反《彩票管理条例》无效，是事实认定不清和适用法律错误的，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决，发回重审或对一审判决直接予以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上诉人郭景龙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上诉请求。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5年7月12日，原、被告双方签订协议书，被告将其体彩售票机（含11选5竞彩）及福利彩票机以180000元卖于原告。原告于协议签订当天给付155000元，于2015年8月14日给付被告20000元。后体彩售票机过户至原告郭景龙名下，福彩售票机无法过户。原告自购买两台机器后一直使用至今，现因原告得知双方之间的转让协议违反《彩票管理条例》，请求法院确认双方转让协议无效。上述事实有原告郭景龙提供的彩票设备出兑协议、2015年7月12日155000元的收据一枚、2015年8月4日2万元的收据一枚、体彩系统中调取的体彩的代销人已经变为郭景龙的表格复印件、中国体育彩票代销证复印件、中国福利彩票代销证复印件、内蒙古自治区体育彩票代销合同复印件、2020年1月至2020年10月期间中国体育彩票及福利彩票销售数据的票据各十张及原被告的当庭陈述在卷佐证，本院予以采信。被告提供的2019年1月28日财政部民政部体育总局关于调整高频快开彩票游戏和竞彩彩票游戏规则加强彩票市场监管的通知复印件、2020年10月23日，财政部官网发布《财政部民政部体育总局关于有序退市高频快开彩票游戏有关事宜的通知》财综【2020】43号及附表复印件一份，欲证明彩票市场从2019年开始已经加强了监管，彩票规则等也有巨大变化，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原审法院认为，国务院颁布的《彩票管理条例》第十六条规定，彩票销售机构应当为彩票代销者配置彩票投注专用设备。彩票投注设备属干彩票销售机构所有，彩票代销者不得转借、出租、出售。体育彩票机、福利彩票机属于彩票投注专用设备，该设备所有权属于国家特许机构即彩票销售机构所有，由彩票销售机构对彩票代销者进行配置彩票投注专用设备，彩票代销者不得转借、出租、出售，也就是说一般主体是不能够自由购买或使用彩票投注专用设备。原告并不具备购买体育彩票机、福利彩票机的相关资质，原被告之间的协议也违反了国务院《彩票管理条例》中的相关规定，因此，双方之间签订的《彩票设备出兑协议》，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转让协议应属无效。根据法律规定，合同无效，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被告应当向原告返还设备转让款175000元，原告将其接收的彩票设备返还给被告。庭审中被告明确表示如合同无效，由此对其造成的损失，其另案主张权利。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和《彩票管理条例》第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郭景龙与被告史进之间签订的《彩票设备出兑协议》无效；二、被告史进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郭景龙彩票设备款175000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900元，减半收取1950元，由被告史进负担1900元，由原告郭景龙负担50元。二审审理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及采信的证据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之规定，只有合同违反效力性强制规定时，才能依照前述法律规定认定合同无效。依据对民事法律行为效力的影响不同，强制性规定分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和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具体而言：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是指法律及行政法规明确规定违反了这些禁止性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或者合同不成立的规范；或者虽然法律法规及行政法规没有明确规定违反这些禁止性规范后将导致合同无效或者不成立，但是如果违反了这些禁止性规范的合同继续履行，将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第三人重大利益的规范。与此，管理性强制性规范是指法律及行政法规没有明确规定违反此类规范将导致合同无效或者不成立，违反此类规定继续履行合同，将会受到国家行政制裁，但合同本身并不损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以及第三人的利益，而只是破坏了国家对交易秩序的管理规范。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十五条固定“正确理解、识别和适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中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关系到民商事合同的效力维护以及市场交易的安全和稳定。人民法院应当注意根据《合同法解释（二）》第十四条之规定，注意区分效力性强制规定和管理性强制规定。违反效力性强制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无效；违反管理性强制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具体情形认定其效力。”上诉人史进与被上诉人郭景龙签订的彩票设备出兑协议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原审认定该协议违反《彩票管理条例》第十六条等法律强制性规定，应为无效合同，但因《彩票管理条例》第十六条内容涉及为彩票代销者违反规定转借、出租、出售的行政处罚问题禁止单方的规范，是作为对该方当事人的“纪律条款”来规定的，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故该条款内容属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不能成为合同无效的依据，原审法院据此作出的认定双方彩票设备出兑协议无效的判决，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应依法予以改判。双方的彩票设备出兑协议有效，关于被上诉人原审中提出返还转让款的诉讼请求，本案中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史进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内蒙古自治区奈曼旗人民法院（2020）内0525民初1468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原告郭景龙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9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900元，合计5850元，由被上诉人郭景龙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雷审判员 白 丽审判员 董明华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