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酒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甘09民终37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赵某，男，汉族，甘肃省金塔县人，户籍地甘肃省金塔县，现住甘肃省酒泉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马某，男，汉族，甘肃省金塔县人，住甘肃省金塔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章某，甘肃金章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赵某因与被上诉人马某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金塔县人民法院（2020）甘0921民初24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赵某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马某负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首先，本案不是劳务报酬纠纷，一审判决认定法律关系错误。本案中双方曾在2017年至2018年口头约定进行制种合作，由赵某提供种子款及亲本，马某负责落实种植户、田间管理、种子收购及种子质量，实际上是一种合作关系，至少是个人合伙，双方间不存在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其次，马某提供的证据均是单方证据，无法印证。双方对种子价款无书面协议，属于约定不明，一审判决根据马某的陈述认定种子单价不当。同时马某提交的制作种付款表没有赵某签字确认，系单方证据，一审判决对真实性未予核实。马某提交的2018年银行打款记录，仅能证明双方之间有打款的事实，打款记录既没有显示单价，也没有显示数量，不能证明数量和金额。第三，双方约定种子质量由马某负责是根据之前的交易习惯确定的，马某应当按照双方约定负责种子质量，但马某交付的种子质量存在极大问题导致农户受损，已构成违约。赵某为减少农户损失已先行赔付，马某不仅未按合同约定对质量承担责任，反而以劳动报酬进行起诉，是不诚信的行为。2.一审审判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七条、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缺席审理的案件应当至少传唤两次，但本案只传唤了一次，程序违法。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种子质量不符合约定，马某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第二款规定，赵某为防止损失扩大先行赔付给农户的赔偿款，应由马某承担。马某辩称，1.在制种行业一般由制种者委托代理人管理，按照数量支付报酬，一审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劳务合同关系符合本案事实。2.法院采取的是电子送达方式，赵某未到庭参加诉讼，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马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赵某支付2017年、2018年的工资款51986.4元；2.判令赵某按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6764.30元(暂计至2020年10月30日)；3.判令赵某承担本案所有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至2017年期间，赵某与马某签订了制种预约合作协议，由马某为赵某负责在金塔的制种联系工作，双方对农户制种的种子收购价格和各自的权责进行了约定，并约定马某工资定价为：杂交西葫芦每公斤5元，意大利半结球生菜每公斤2元，散叶生菜、油麦菜、苋菜均定价为每公斤2元。2017年至2018年马某为赵某进行制种工作，共计制种苘蒿种子12462.7公斤、生菜种子9901公斤、杂交西葫芦种子1451.8公斤，后赵某收走制种的种子，但未能支付马某2017年至2018年的劳务工资。一审法院认为，马某提供的制种预约协议、制种付款表及2018年信用社打款记录等证据可以形成证据链条，能够证实马某依据双方签订的制种预约协议为赵某提供了劳务，双方之间的劳务关系成立。马某2017年的劳务工资以双方签订的协议标准计算，制种量以马某提供的制种付款表中的数据计算，分别为2017年制种茼蒿种子8856.5公斤×2元=17713元、生菜种子2871.7公斤×2元=5743.4元，杂交西葫芦种子1451.8公斤×5元=7259元，共30715.4元；2018年双方虽未能签订协议，可参照双方在2015年-2017签订的制种预约协议中的标准计算，分别为：苘蒿种子3606.2公斤×2元=7212.4元，生菜种子7029.3公斤×2元=14058.6元，共21271元；2017年和2018年劳务工资共计51986.4元。对马某主张的逾期支付劳务工资的利息，双方曾在2015年和2016年约定当年的劳务工资在春节前清付，2017年、2018年付款期限双方虽未约定，但可参照2015年和2016年约定的付款时间，赵某未能按约支付，已属违约，且马某主张的计算利息的起算时间迟于双方约定的给付日期，应予支持；因双方对利率没有约定，逾期付款利息参照金融行业借贷利率分期计算，马某主张2017年的逾期付款利息自2018年4月1日起计算至2020年10月30日，分段计算：2018年4月1日至2019年8月20日共507天，利息按照年利率4.35%计算为1856元（30715.4元×4.35%÷365天×507天）；2019年8月21日至2020年10月30日共435天，利息按照年利率4.25%计算为1556元（30715.4元×4.25%÷365天×435天）；2017年逾期付款利息合计为3412元；2018年的逾期付款利息自2019年4月1日计算至2020年10月30日共678天，利息按照年利率4.25%计算为1679元（21271元×4.25%÷365天×678天），2017年和2018年逾期支付利息合计为5091元。赵某经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应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一、赵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马某2017年、2018年劳务工资51986.4元；二、赵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马某逾期付款利息5091元；三、驳回马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44元，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减半收取622元，由马某负担18元，赵某负担604元。本院二审期间，马某未提交证据，赵某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举证、质证。赵某提交以下证据：1.理赔协议书1份，拟证明因种子质量不合格，赵某向客户进行了赔偿。经质证，马某认为系赵某与案外人之间的协议，无法确定与本案的关联性，并且根据制种行业的惯例，种子不合格的责任由赵某承担，与马某无关。2.欠条1份、收条1份、算账清单1份，拟证明因西葫芦种子质量不合格，赵某向种植户赔偿了种子款。经质证，马某认为与本案不具备关联性，种子质量不合格是什么原因导致，不是本案审理的范围。经审查，以上证据均涉及案外人，对真实性及证明目的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分析认定。二审查明：二审期间赵某陈述：“1.一审判决认定的2017年、2018年的种子类型、数量是对的；2.茼蒿、生菜的提成为2元/公斤，西葫芦的提成为5元/公斤；3.种子收购时间是10月份，春节前就将种子款给马某了，当时给种植户说的就是春节前（付款）；4.种子款和提成款是一起给马某的。”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和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审审判程序是否合法；马某主张的工资及利息应否支持。关于一审审判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七十四条，是针对被告拘传的适用情形作出的规定。赵某经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一审缺席判决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的规定。赵某主张一审未经两次传票传唤缺席判决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没有法律依据，不能成立。关于马某主张的工资及利息应否支持的问题。对一审判决认定的种子类型、数量，二审中赵某不持异议，予以确认。对提成的计算方式，赵某的陈述与马某主张的计算方式一致，亦予以确认。赵某主张已向马某全额支付2017年、2018年茼蒿、生菜种子提成款，但未提交证据证明，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应由赵某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2017年、2018年茼蒿、生菜种子提成款应由赵某向马某支付。对2017年西葫芦种子提成款，赵某主张该部分种子质量不合格不应支付，应由马某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经查，对种子是否存在质量问题以及质量问题形成原因，赵某未能提交从马某处拉运种子时经有权机构鉴定、检测的结果，根据本案现有证据，不能认定系马某的原因导致种子质量不合格，故赵某以西葫芦种子质量不合格为由，主张不应支付提成款的上诉理由证据不足，不能成立。对赵某主张应由马某承担赔偿责任的上诉理由，因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不予审查。二审中赵某认可2017年、2018年的种子款与种植户约定在次年春节前付清并已实际支付，同时陈述除西葫芦种子提成款外，其余提成款已与种子款全部支付给了马某。故对马某主张的利息，结合赵某陈述的付款时间分析，一审判决由赵某自次年4月1日起向马某支付欠付当年提成款利息有相应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赵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42元，由上诉人赵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倩审判员 崔莉娟审判员 赵建兵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汪瑞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