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13民初5299号原告：曹世龙，男，1979年4月15日出生，汉族，山东省陵县居民，住浙江省宁波市宁州区，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邵柳，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明，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国富纵横文化科技咨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赵全营镇兆丰产业基地园盈路7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378686773XX。法定代表人：赵龙，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倩妤，上海沪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赵龙，男，1963年8月21日出生，汉族，河北省石家庄居民，住北京市朝阳区，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琳，女，1984年10月6日出生，汉族，北京国富纵横文化科技咨询股份有限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倩妤，上海沪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曹世龙与被告北京国富纵横文化科技咨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富公司）、被告赵龙公司盈余分配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曹世龙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邵柳，被告国富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倩妤，被告赵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倩妤、李琳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曹世龙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二被告连带向原告支付自2014年10月10日起至2018年12月31日止股份分红327854．95元，以及自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止股份分红1898．41元，合计329753．36元。2．判令二被告支付原告2016年因股权稀释应取得的收益49080元，及2019年因股权稀释应取得的收益138144元，合计187224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曹世龙自2009年12月1日与被告一国富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因工作表现良好，公司实施股份激励计划。2014年10月10日，原告与被告一国富公司签订《股份激励及转让协议书》并于2015年7月23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由被告一的法定代表人兼股东赵龙转让其所持有的1％的股权（20万股，每股1元），原告支付20万元股份转让款。后原告分两次向被告支付20万元（一次5万元、一次15万元），完成出资约定，成为持有公司1％股份的正式股东。在《股份激励及转让协议书》中股份计划书第六章激励对象或公司异动时的股份处理第10条约定，认购股份的激励对象，自认购之日起成为公司正式股东，与原股东同等享有每一股份权利，同等履行每一股份义务。如果股东离职，应当将其所持股份全部比例予以转让给其他股东，转让时每股价格由股东大会讨论决定。协议签订后，二被告一直未按照协议约定履行应当支付原告的股份权利（股份分红）。经查询，原告原持有公司20万股的股份，在工商登记中变更为17．5475万元，但二被告至今未向原告说明股权稀释原因，也未向原告支付因股权稀释应获得的收益。2019年1月1日，原告与被告一解除劳动关系，根据协议约定，被告二应当受让该股份，二被告应当协调股权转让事宜。在被告一与原告的劳动争议案件中，二被告自认股权转让事宜已经股东大会决议，但二被告一直未与原告协商办理股权转让事宜。根据2014年10月10日原告与被告签订《股份激励及转让协议书》，原告成为股东，应享受股份收益。因此，股份分红应从2014年10月10日起计算。根据被告董事周杨提供给原告的《股东曹世龙股东分红汇总表》，2014年10月10日起至2018年12月31日止股份分红为327854．95元；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股份分红依据2019年审计报告未分配利润189841元×1％=1898．41元。合计329753．36元。股权稀释收益计算依据：2016年浙江卓木王红木家具有限公司增资263158元，原告股权比例由1％变更为0．95％，所占比例被稀释了0．05％，根据2016年的审计报告稀释每股收益为0．9816元/股，股权稀释收益=50000股×0．9816元/股=49080元；2019年，重庆红星美凯龙增资14429585元，原告所占比例由0．95％变更为0．53％，所占比例被稀释了0．42％，年末实收资本为32891581元，股权稀释收益=32891581元×0．42％=138144元。以上合计187224元。诉讼中，曹世龙最终明确其诉讼请求为：1．二被告向原告支付自2014年10月10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止的股份分红人民币224589．95元及其相应的逾期利息(所有利息暂算至2020年3月22日即本案立案之日。自每年的分红应付之日即次年的1月28日的次日起算，按照年利率6％计算，2014年的分红80430元对应的利息为24829．73元，2015年的分红51099元对应的利息为12708．95元，2016年的分红80132．1元对应的利息为15121．92元，2017年的分红12928．85元对应的利息为1664．1元，以上利息共计54324．7元。自2020年3月23日起以应支付分红金额224589．95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计算利息，支付利息至实际支付完毕全部分红之日为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曹世龙补充事实及理由为：被告二系被告一的实际控制人，《股份激励及转让协议书》的甲方是国富公司和赵龙，二被告存在身份上的混同，故要求二被告承担连带责任。曹世龙主张利息的计算依据为《股份激励及转让协议书》第五章第9条的约定，本年度股份收益的兑现时间为次年1月28日，则从次日1月29日起计算逾期利息。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关规定，逾期还款利率按照年利率6％计算。被告国富公司辩称：原、被告于2009年12月1日建立劳动关系，因原告表现较为优秀，于2014年10月10日与被告国富公司签署《股份激励及转让协议书》，约定国富公司对原告进行股权激励。《股份激励及转让协议书》中明确写明，国富公司自2006年3月27日成立，注册资本人民币100万元，原告同意出资20万元溢价购买股东赵龙1％的股权。原告于2015年7月23日签署《股权转让协议》，2015年8月6日双方完成了公司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同时，国富公司注册资金已变更为500万元，后国富公司仍按照《股份激励及转让协议书》的约定，未缩减原告的股权，授予原告1％的股权，原告对此未提出异议并配合完成全部供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后国富公司分别于2016年6月22日增资263158元，总股本5263158元；2016年10月17日增资2157894元，总股本7421052元；2017年3月21日增资4601052元，送股6448894元，总股本18470996元。对于上述增资，均为盈转增，即公司各股东每年收益分红均不予以分配，将可供分配的分红收益全部用于转增注册资金。截至2018年底，原告所持股权，已从注册资金100万元持股1％，增加至注册资金18470996元持股0．95％。在此期间，原告均未就各期变更提出异议，并且同意各期的增资行为。因此，不存在股权稀释的情形，国富公司未获得任何稀释收益，同时也无需向原告进行2015年至2017年的股权收益分配。2018年10月30日起原告自动离职，法院对于前述事实予以确认，并判决双方于2019年1月1日起解除劳动关系。根据《股份激励及转让协议书》第五章第9条规定：被股权激励对象本年度收益兑现时间为次年1月28日；第六章第10条规定：被激励对象离职的，应当将其所持有股份全部转让给其他股东，转让时每股价格由股东大会讨论决定。《公司章程》第九章第一节第一百六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具体分红比例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决定。根据国富公司于2019年1月28日做出的《国富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离职人员曹世龙不享受2018年股权收益分红，该分红由在职股东分享。前述内容完全符合合同约定及公司章程规定，因此国富公司无需向原告进行2018年的股权收益分配。2019年起原告不再是国富公司股东，不再享受分红。被告赵龙辩称：答辩意见同被告国富公司答辩意见。国富公司与赵龙之间不存在身份上的混同，签署《股权激励及转让协议书》，转让的是赵龙个人的股份，国富公司作为甲方是因为激励机制是由国富公司来推行。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2014年10月10日，国富公司与曹世龙签订《股份激励及转让协议书》，其中包括《股份计划书》《股份转让协议书》两部分内容。《股份计划书》载明：“第二章股份来源及股份种类。第2条，股份来源。公司原发起人股东将其持有的股份中的一定比例的股份作为股份的来源。第3条，股份种类。本激励计划股份为原始股，激励对象通过认购获得，成为公司股东，享有法定股东权利。第5条，本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的股份不得用于抵押或贷款。激励对象转让公司原始股份的，需经公司股东会同意，且其他股东具有优先购买权。第三章股份激励对象的范围及条件。第6条，股份的激励对象范围为经公司股东会表决通过的高级管理人员。第五章股份收益的兑现。第9条，本年度股份收益的兑现时间为次年1月28日。股东大会根据年度纯利润盈利状况及下一年度经营战略状况确定股东分配额度。第六章激励对象或公司异动时的股份处理。第10条，认购股份的激励对象，自认购之日起成为公司正式股东，与原股东同等享有每一股份权利，同等履行每一股份义务。如果股东离职，应当将其所持股份全部比例予以转让给其他股东，转让时每股价格由股东大会讨论决定。[特殊约定]股东离职后从事与公司竞业禁止业务时，公司有权将其所有股份子以无偿收回；股东发生重大违法犯罪或严重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的，经股东会通过由公司将其所持公司股份予以无偿收回；股份每股价格保值期为两年，即在2012年1月1日—2013年12月31日，股份每股价格在2013年12月31日以后取决于市场。”《股份转让协议书》载明：“甲方为国富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赵龙，乙方为曹世龙。国富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06年3月27日在北京市成立，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万元，其中，甲方持有公司股份2000万股，占100％股份。甲方愿意将其中1％股份转让给乙方，乙方愿意受让。一、股份转让的价格及转让款的支付期限和方式：1．甲方将其所持公司20万股，以每股1元的价格，共计人民币2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乙方。2．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乙方应按以下规定向甲方的公司账户缴纳股份转让款。乙方应于2014年11月1日向甲方公司账户缴纳5万元股份转让款。余下的股份转让款15万元由公司当日向乙方发放公司三年免利率公司债予以缴纳。3．甲方应当于乙方缴纳股份转让款三个工作日内，向乙方出具书面股份转让认购款的证明。（乙方偿还甲方三年免利率公司债的方式为：乙方首期于2015年11月10日前出资到位；二期于2016年1月10日前出资到位，三期于2017年1月10日前出资到位。甲方最晚应于2017年1月10日之前将公司债偿还完毕。）二、甲方保证对其拟转让给乙方的股份在转让时拥有完全处分权，保证该股份没有设定质押，保证股份未被查封，并免遭第三人追索，否则甲方应当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三、有关公司盈亏(含债权债务)的分担：1．本协议书生效后，乙方按受让股份的比例分享公司的利润，分担相应的风险及亏损。”2015年7月23日，（转让人）赵龙与（受让人）曹世龙等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约定：“经双方友好协商，国富公司股东会决议通过，赵龙愿意将其在国富公司的部分货币出资35万元转让给曹世龙5万元，曹世龙愿意接受，于2015年7月23日正式转让，自转让之日起，转让双方以其出资额为限享有股东的权利和承担股东的义务。”诉讼中，曹世龙提交的2015年8月6日《个人股东变动情况报告表》载明：“转让方赵龙，转让前持股比例为79%，转让后持股比例为78%，股权原值为5万元，本次已经实现的收入额为5万元。”曹世龙据此主张其实际获得赵龙1%的股份并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国富公司及赵龙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确认。庭审中，曹世龙主张其给付20万元股权转让款，其中5万元汇入国富公司账户并纳入公司的注册资本，另15万元给付了赵龙，该15万元并未纳入国富公司注册资本。国富公司及赵龙认可收到曹世龙给付的20万元款项，亦认可5万元汇入国富公司账户并纳入公司的注册资本，另15万元汇至赵龙个人账户，但辩称其中5万元为曹世龙入资款，另15万元系赵龙收到的1%股权的溢价股权转让款。另查，针对国富公司起诉曹世龙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2月24日作出的（2019）京0113民初24831号民事判决书查明曹世龙自2009年12月1日与曹世龙建立劳动关系，并判决认定双方于2019年1月1日起解除劳动关系。国富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显示：国富公司成立于2006年3月27日，法定代表人为赵龙；公司曾用名为北京国富纵横管理咨询有限公司；2015年8月17日工商变更登记显示，曹世龙实缴货币出资5万元，取得国富公司1%的股权；2016年9月23日工商变更登记显示，公司注册资本增至5263158元，曹世龙实缴货币出资5万元，持股比例由1%变更至0．95%；2016年11月8日工商变更登记显示国富公司注册资本增至7421052元，曹世龙持股0．95%；2017年10月31日工商变更登记显示，国富公司注册资本增至18470996元，曹世龙实缴货币出资17．5475万元，持股比例为0．95%。2016年6月22日国富公司的第一届第四次股东会形成股东决议如下：1．同意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526．3158万元，同意修改公司章程或章程修正案。曹世龙在该股东决议上签名。当日通过的公司章程第一百六十七条公司利润分配政策载明为：（一）公司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同时兼顾公司合理资金需求，制定和实施持续、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但公司利润分配不得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二）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或股票方式分配股利，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公司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红利，以偿还其占用的资金；（三）公司优先采用现金分红方式回报股东，具体分红比例由董事会根据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经营情况拟定，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决定。另查，2016年10月17日国富公司股东决议同意注册资本增加为742．1052万元，包括曹世龙在内的股东在该决议上签名。2017年10月17日，国富公司股东决议同意注册资本增加为1847．0996万元，包括曹世龙在内的股东在该决议上签名。诉讼中，国富公司及赵龙提交国富公司2015年至2019年公司财务审计报告，主张曹世龙2017年及以前的股权收益均已经盈转增。本院注意到财务审计报告载明如下内容：“6．2015年7月23日，经股东会决议，赵龙将持有公司1%的股权转让给曹世龙。本次变更后，曹世龙股本为5万元，出资比例为1%。7．2015年9月6日，经股东会决议，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有限公司以截止2015年7月31日的净资产中的500万元中折500万股作为国富公司的股本（每股1元），并按有限公司股东原出资比例进行认购，净资产大于股本的部分2190073．06元计入本公司资本公积。本次变更后曹世龙股本为5万元，出资比例为1%。8．2016年6月22日，根据公司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关于公司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的股东大会决议、修改后的章程规定，向特定投资者增发263158股人民币普通股，本次发行的价格为19元/股；同时申请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263158元，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263158元，变更后的股本为人民币5263158元。本次变更后，曹世龙的股本为5万元，出资比例为0．95%。9．2016年10月17日，公司召开的2016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议案》和《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根据公司《2016年半年度报告》记载的未经审计财务报表数据，截止2016年6月30日，公司资本公积余额为2190073．06元。公司以现有总股本5263158股为基数进行权益分派：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099999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2157894股，该资本公积系2015年10月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时形成的净资产折股溢价。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至7421052元，各股东持股比例不变。本次变更后，曹世龙股本为7．05万元，出资比例为0．95%。10．根据2017年3月21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6年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相关事项如下：公司拟以现有总股本7421052股为基数进行利润分配；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6．199999股，转增股本4601052股；以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10股送8．689999股，送股数合计6448894股，分配后公司总股本增至18470996股，各股东持股比例不变。变更后曹世龙股本为17．5475万元，出资比例为0．95%。11．根据2018年3月8日国富公司补发的权益变动报告书，樊润博将持有公司1．9%的股权转让给股东周杨。变更后曹世龙股本为17．5475万元，出资比例为0．95%。12．根据2019年6月26日召开的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重庆红星美凯龙影业发展有限公司向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由原注册资本1847．0996万元，增加到3289．1581万元。并办理了相关工商变更手续。变更后曹世龙的股本为17．5475万元，出资比例为0．53%。”诉讼中，曹世龙提交其与国富公司周杨（国富公司股东兼董事）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该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如下内容：1．2019年3月13日，周杨称：“曹世龙你好，请将可以收到快递的地址发给我，下周公司将给你发股权转让协议。目前你有两个选择：第一种与其他股东一起按比例转让部分股权给红星顾家成立的合资公司宁波彭凯，但红星要求离职股东必须回公司上班，所以附上补充协议。第二种转让全部股份。根据你与国富公司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离职需要转让股份。而且根据红星顾家的规划要求，国富公司已于2018年8月22日摘牌，现在已不是新三板企业，所以红星顾家要求公司梳理股东关系。本次转让是与宁波彭凯进行，请于3月20日下午5点前做出决定，并签署协议。”2．2019年4月1日，曹世龙问：“周总，现在具体市值是多少？我能拿多少？那里面自愿放弃是什么意思？指的是什么？”周杨回复称：“1．86元一股，你有170594股吧，合同里有的。”曹世龙称：“1．86是怎么来的？”周杨称：“因为你借的钱还有20万没清，所以放弃的是这20万，到时候会直接还赵总了。红星顾家定的。”曹世龙问：“那就是说我还可以再拿11万是吗？”周杨回复称：“是的。”曹世龙问：“顾家红星进来，股份稀释应该有一笔钱吧？”周杨称：“他们定增进公司，钱是入资款。”曹世龙称：“之前赵总说过的。”周杨称：“赵总给大家争取到了一部分股份转让形式，就是这笔钱。红顾的钱一部分定增进公司，一部分股份转让买了大家的股票。”3．2019年7月17日，周杨称：“世龙，去年公司是有盈利的，大家也分了红，但是因为你离职了所以大家召开股东大会，决定不发离职股东的分红。去年各位在职股东都全力以赴地冲刺业绩，所以最后大家都认为应该把离职股东的分红分配给在职股东。我和赵总没有参加分配，其他几位平分了你的那股分红。我把股东大会协议发给你看看。虽然是这样，但是赵总和我依然念着大家曾经共事多年，你目前又一个人，所以我们商量了同意你的方案，把2017、2018年度的分红都给你。你转让出所有股份，与公司的欠款也结清。公司财务算了出来具体数字，一会发给你。没有问题的话就可以签协议执行了。”曹世龙回复称：“谢谢周总，您算出来发给我吧，我看一下，谢谢。”4．2019年7月17日周杨通过微信向曹世龙发送了“曹世龙分红和借款情况表”，并称：“第一个表列出了你的股份投入和产出的总收益，分红和转让一共总收益65．4万，你当时投了20万，收益是三倍多，还是可以的。更何况赵总还给了你三年30万的无息贷款。本来根据股东大会决议，去年的分红你是肯定无法要回来的，大家都分了不可能退，所以2018年的分红我们决定自己出，个人打给你。如果红星的法务来处理，两年的分红肯定是拿不到的。”经查，周杨发送的“曹世龙分红和借款情况表”载明如下内容：（1）“股东曹世龙分红汇总表”载明，曹世龙2014年分红金额为80430元，2015年分红金额为51099元，2016年分红金额为80132．1元，2017年分红金额为12928．85元，2018年分红金额为103265元，合计金额327854．95元。（2）股份转让收益载明，曹世龙股份数量为175475元，每股收益为1．86元，转让金额为326383．5元。（3）曹世龙持股总收益显示，曹世龙股份购买金额为20万元，分红收益为327854．95元，转让收益为326383．5元，总收益为654238．45元。5．2019年7月18日，周杨称：“世龙，今天上午一定给我一个最终的决定。”曹世龙当日回复称：“周总，我想了一下没达到我的预期，我还是不退股了，麻烦您把2017年和2018年的分红给我。如果定增股东需要办什么手续我可以回去签字。”周杨称：“世龙，你理解错了，红星给咱们两个选择，要么协商解决，要么走法律解决，而且律师已经联系我了，会走两个诉讼，一个要求还款的一个要求退股的，一起判决。因为之前入股协议有约定的，离职退股。既然你决定了，那就只能让律师联系你了。”曹世龙回复称：“文件收到了，律师没有联系我，我也建议走法律程序，这个文件我的律师说了是无效的。”诉讼中，曹世龙认可周杨通过微信发送的“曹世龙分红和借款情况表”中计算的的各年度曹世龙分红金额、股权转让收益金额，并主张表中列明的2014年至2017年的分红国富公司始终未给付。国富公司及赵龙则辩称，国富公司已经向曹世龙给付了2014年至2016年的年终奖分红，2017年曹世龙的年终奖分红尚未给付，现国富公司同意给付，但赵龙不是适格主体，赵龙无需向曹世龙给付分红，不同意给付曹世龙逾期利息。诉讼中，国富公司提交国富公司财务账册（含支出凭单、银行汇款凭证、国富公司年终奖表格、发票、报销凭证等），拟证明2014年至2016年曹世龙的股份分红均已给付完毕，其解释称国富公司是以年终奖形式发放分红，分红在国富公司审计报告中显示的是做了盈转增，实际上曹世龙并未实际缴纳盈转增的增资款，而是公司进行相应配资。国富公司提交上述财务账册显示如下内容：1．针对曹世龙主张的2014年分红80430元。国富公司2015年2月11日支出凭单，载明“付曹世龙2014年度股份分红80430元+手续费15元”，赵龙在主管审批处签名。领款人处无曹世龙签名。2015年2月11日中国工商银行汇款凭证及个人业务凭证显示，赵龙向曹世龙汇款80430元，备注为“于洪明代赵龙汇分红”。对此，曹世龙主张上述支出凭单上没有曹世龙本人签名，故不认可收到2014年度分红。国富公司及赵龙解释称因赵龙代替公司向各位股东分红，故当时并未让各股东签名。2．针对曹世龙主张的2015年分红51099元。（1）国富公司2015年年终奖表格显示，曹世龙年终分红为49000元，应付工资为4000元，扣除税费后实发工资为48705元，国富公司年终分红总计为56．8万元，实发工资729052．4元（含56．8万元股东分红）。（2）2016年2月4日支出凭单显示“付曹世龙2015年度分红，共计51099元。年终发放49000元。”赵龙在主管审批处签名。领款人处无曹世龙签名。（3）2016年8月10日支出凭单载明“付礼品1070元、交通费1029元，共计2099元。”曹世龙在领款人处签名，赵龙在主管审批处签名。该支出凭单后附有供报销的购物发票及报销车票。庭审中，国富公司及赵龙主张2015年曹世龙的分红51099元，其中49000元为银行汇款，2099元以报销形式支付。曹世龙认可收到49000元、2099元两笔款项，但认为上述款项不是分红款，而是公司发放的年终奖金。3．针对曹世龙主张的2016年分红80132．1元。（1）国富公司2016年年终奖表格显示，曹世龙奖金为49000元、应付工资为5000元，扣除税金后实发工资为48705元。国富公司总计奖金（年终分红）为768549元、实发工资为928761元。（2）2017年1月23日支出凭单显示“付曹世龙2016年度分红年终奖共计80132．1元，年底发放49000元。”赵龙在主管审批处签名，领款人处无曹世龙签名。（3）中国银行交易明细显示，2017年1月23日国富公司向曹世龙汇款48705元，附言为“奖金”。（4）国富公司提交2017年1月3日至2017年10月16日期间报销费用的凭据及支出凭单，主张曹世龙陆续以报销形式从国富公司取得2016年分红。曹世龙不认可该49000元为分红款，其认为应属于年终奖金，且认为上述报销凭证中的费用不能认定为分红款。庭审中，国富公司进一步明确，周杨通过微信发送给曹世龙的“曹世龙分红汇总表”中所谓“分红”的表述不准确，国富公司发给曹世龙的分红已经以公司增资配股的形式完成，而针对周杨发送的“曹世龙分红汇总表”中的2014年至2016年分红金额，系通过银行汇款、曹世龙报销的形式给付完毕。庭审中，曹世龙自认除入资之初给付过20万元款项，公司增加注册资本过程中，曹世龙所持股本自5万元增加至175475元，曹世龙并未另行给付过款项。庭审中，本院询问曹世龙，周杨于2019年7月17日通过微信向曹世龙发送了“曹世龙分红和借款情况表”，该表中详细列明了2014年至2018年各年度曹世龙的分红金额。曹世龙收到该表后，为何仅向周杨主张2017年、2018年分红，未再主张2014年至2016年期间的分红。曹世龙并未作出合理解释。上述事实，有原告曹世龙提交的股份激励及转让协议书、工商档案材料、民事判决书、银行交易流水、微信聊天记录等，被告国富公司及赵龙提交的工商档案材料、财务审计报告、股东会决议、银行交易流水、财务凭证等及当事人陈述意见等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曹世龙以2019年7月17日周杨通过微信向曹世龙发送的“曹世龙分红和借款情况表”为依据，主张列表中2014年至2017年的分红款尚未给付，要求国富公司及赵龙连带向其给付分红款。综合本案证据及当事人庭审陈述可知，曹世龙于2015年7月23日取得国富公司1%的股权，工商登记信息显示其股本为5万元。期间随着公司注册资本的增加，曹世龙所持股本亦由5万元增加至175475元，对于上述增加股本，曹世龙并未另行出资，而是由公司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以及以未分配利润向股东送股的形式完成。国富公司周杨向曹世龙发送的“曹世龙分红和借款情况表”中列明了曹世龙2014年至2018年期间的分红金额，曹世龙亦认可该表中计算的金额。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该表中列明的2014年至2017年的分红有无实际给付曹世龙。根据国富公司提交的财务凭证可以认定2014年的80430元分红款已经实际向曹世龙给付。至于2015年至2016年的分红款，不论该分红款到底是双方当事人理解的股份分红抑或年终奖金，综合国富公司提交的财务审计报告、工商档案材料、财务凭证以及当事人庭审陈述，能够认定周杨通过微信向曹世龙发送的“曹世龙分红和借款情况表”中的2015年、2016年两年的分红款已经完成给付。另外，在曹世龙与周杨的微信对话中，周杨和曹世龙二人均未提及2014年至2016年期间的分红，曹世龙在收到周杨发送的“曹世龙分红和借款情况表”后，也仅是向周杨主张要求给付其2017年、2018年两年的分红。本院询问曹世龙收到表格后为何未主张2017年以前的分红，而是仅主张2017年、2018年两年的分红，曹世龙并未给出合理解释。需要强调的是，根据双方签订的《股份激励及转让协议书》之约定，本年度股份收益的兑现时间为次年1月28日，也即每年均有股份收益的结算。且曹世龙与周杨之间对话的背景是在曹世龙与国富公司已经解除劳动关系，国富公司面临资本结构调整且正在梳理股东关系的背景下展开。在这样的对话背景下，曹世龙收到了周杨发送的2014年至2016年期间的分红汇总表格，其作为公司股东以及公司曾经的员工，其不可能不知晓2017年之前的股份分红有无给付，亦不可能在谈判中忘记主张自己应得的权益。综上，本院认为，曹世龙2014年至2016年期间的股份分红款已经由国富公司实际给付这一事实成立具有高度盖然性。曹世龙要求国富公司及赵龙给付上述时间段的分红款，本院不予支持。关于2017年的分红款12928．85元，国富公司认可尚未支付且在庭审中同意给付，本院予以确认。但曹世龙要求赵龙承担分红款的连带给付责任，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国富公司逾期给付该笔款项，应当给付相应的资金占用利息损失。关于利息损失的计收标准，本院综合本案审理情况予以酌定。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北京国富纵横文化科技咨询股份有限公司给付原告曹世龙2017年分红款12928．85元并给付逾期利息（利息以12928．85元为基数，自2018年1月29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款项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执行；二、驳回原告曹世龙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北京国富纵横文化科技咨询股份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484元，由原告曹世龙负担5284元（已交纳），由被告北京国富纵横文化科技咨询股份有限公司负担2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思思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王丽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