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1民初25924号原告：陈琦，男，1975年10月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永嘉县，委托代理人：王瑾，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宋向超，男，1976年8月2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卢氏县，委托代理人：林思源，广东和志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陈琦诉被告宋向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的规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王瑾、被告宋向超及其委托代理人林思源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陈琦向本院诉请：1、被告向原告支付2325033元及利息（利息自起诉之日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计付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7年5月18日，被告向原告出具《欠条》，载明截至签署日，欠款合计为2425033元。2017年9月21日，被告向原告付款100000元。2019年8月15日，被告仍未支付欠款，故再次就欠付款项出具《欠条》，确认尚欠2325033元。此后，原告多次催促被告付款未果。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诉判如所请。被告宋向超辩称：原告提供的欠条、交易流水明细清单并不能证实原、被告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事实上原、被告之间也不是买卖合同关系，我方提交的证据足以证实被告只是服务提供方，服务内容是：1、促进外商与原告的交易；2、从外商下订单、原告发货、货运公司运货、外商收货、外商付款的整个交易环节中担任沟通、协助的角色，只收取每单交易的翻译佣金。交易环节具体如下：1、下单前，外商到原告处挑选需要的款式货品；2、下单环节，外商挑选好款式后发送订货单给被告，由被告翻译后告知原告；3、发货环节，原告发货至货运公司，由货运公司的工作人员签字，被告作为服务人员，帮忙确认发货情况；4、货物运出后，被告会告知外商，外商将货款转至被告，被告根据原告对账单扣除自己的佣金，将剩余货款转给原告。上述环节如有沟通问题，都是被告在中间进行协调。关于欠条的签署，是因为外商长期在境外，亲自签署比较麻烦，协商后，由被告作为中间人帮外商确认欠款总额，以便后期还款。被告提交的邮件往来截图显示，外商给被告发送了还款计划，让被告帮忙传达其还款意思，可以说明被告只是作为双方交易的信息传递人，并没有参与到原告与外商的实际交易中。被告与外商的邮件往来内容一直都是在确认订单详情，帮助促进交易，之后发生欠款的事情，被告也是在中间积极传达双方意思。综上，欠条跟银行流水只能证明原、被告间确实有金钱往来，但无法证实原、被告是基于买卖合同关系基础而往来。二、原、被告的聊天记录显示，原告让被告帮忙准备资料，而没有对被告所说的内容表示任何反对，即对被告的沟通内容表示认可。聊天内容如下：第一，被告提到外商有个还款计划，原告对此没有表示欠款人不是外商，反而是让被告帮忙确认下欠款的数额；第二，原告问被告有没有外商以前的签名，被告表示外商确认每个工厂每个月还钱数目的签名已经被原告及其他工厂拿走了，以及上面也写明了该对被告还款多少的数目；第三，原告与被告友好往来，有邀请对方出去吃饭。以上内容都可以说明原告知道被告是翻译，一直在为向外商追回货款而跟被告沟通，所以原告没有直接向被告追讨货款，即使是有向对方提起还款引发矛盾的顾虑，也是不合理的，因为如果欠条是被告自己的真实表示，面对如此高额的欠款原告没理由长时间不提及，证人证言中也提到外商给原告出具了欠条和还款计划，可以说明原告明确知道被告只是外商的翻译，也知晓追讨货款的对象是外商。经审理查明：2015年6月17日，被告宋向超向原告出具《欠条》两份，分别载明：“2013年在巴顿王做货截止2015-6-17止：MILANA欠款：807579元，大写捌拾万柒仟伍佰柒拾玖元整”、“2013年巴顿王做货截止2015-6-17止：MASTERSSHOES欠款：1967454元，大写壹佰玖拾陆万柒仟肆佰伍拾肆元整”。被告宋向超均在该两份欠条中的“欠款人”处签名。2017年5月18日，被告宋向超向原告出具《欠条》，载明：“宋向超于2013年在陈琦（巴顿王）做MILANA商标的货，截止2015年6月17日欠货款：807579元人民币。宋向超于2013年在陈琦（巴顿王）做MASTERSSHOES商标的货，截止2015年6月17日欠货款1967454元人民币。两个品牌合计欠款：2775033元人民币。2015年7月30日收款100000元；2015年9月21日收款50000元；2016年3月31日收款50000元；2017年1月16日收款150000元；2017年5月18日止欠款：2425033元。大写贰佰肆拾贰万伍仟零叁拾叁元整”。2019年8月15日，被告宋向超向原告出具《欠条》，载明：“宋向超于2013年在陈琦（巴顿王）做MILANA商标的货，截止2015年6月17日欠货款：807579元人民币。宋向超于2013年在陈琦（巴顿王）做MASTERSSHOES商标的货，截止2015年6月17日欠货款1967454元人民币。两个品牌合计欠款：2775033元人民币。2015年7月30日收款100000元；2015年9月21日收款50000元；2016年3月31日收款50000元；2017年1月16日收款150000元；2017年9月21日收款100000元；2017年5月18日止欠款：2325033元。大写贰佰叁拾贰万伍仟零叁拾叁元整”。被告宋向超均在上述三张《欠条》欠款人处签名。被告宋向超分别于2015年7月30日、2015年9月21日、2016年3月31日、2017年1月16日、2017年9月21日向原告陈琦的配偶叶晓好支付100000元、50000元、50000元、150000元和100000元。该转账金额及时间与《欠条》中载明的收款时间和金额相互对应。被告宋向超表示，其与原告间并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与原告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为俄罗斯外商，其仅充当原告及外商的翻译、促成原告与外商之间的交易并向原告收取佣金，其向原告支付的款项系外商向其支付后，其扣除原告应支付的佣金后代外商支付给原告的货款。另，宋向超称签署上述《欠条》时并未仔细阅读《欠条》的内容，仅阅读了载明的数字和品牌，向原告签署《欠条》仅是为了换取原告的信任。围绕自身主张，被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经广州市公证处翻译的邮件截图。被告称该邮件的往来主体是其与其代理人，但均是其向代理人转发的其与外商之间的邮件往来。邮件截图显示，被告曾收到一个还款计划表，被告称该还款计划表中载明了外商向包括原告在内的各工厂的还款计划，其中“大量”即是原告的工厂。表格显示，“大量”的总货款为110万元。被告称向原告购买鞋子的外商共两个，该110万元系其中一个外商欠付的货款，即欠条中载明的“MILANA”款项，另一个外商并未向原告出具还款计划表。另，被告表示，该110万元与欠条中的807579元之间的差额即为其应收取的佣金。原告表示，由于该邮件系被告向其代理人转发后再由其代理人发给公证处翻译，故其对所有邮件的内容的真实性均不予确认，且外商与被告之间对账的货款金额与被告和原告之间的对账金额明显不符，故外商与被告之间的对账行为与原告无关。2、2019年度的对账单、被告向原告方支付款项记录。对账单载明了货品的品牌、客户型号、材质、件数、数量、单价、金额及出货情况，另统计总货款金额、收款金额和佣金金额。款项支付记录显示被告向原告支付了扣除佣金后的货款金额。另，被告表示，该对账单是原告配偶叶晓好制作的，但与涉案款项无关，其仅用来证明原、被告间的合作模式，涉案的对账单其无法提供。原告称被告无法提供原件，故其不认可对账单的真实性，且该对账单也与涉案款项无关。付款记录显示，被告向原告支付与对账单载明的扣除佣金后的货款金额。原告认可转账记录的真实性，但认为与本案无关，且正是因为被告欠付了原告货款不能及时清偿，原告方采取现货现结的方式与被告交易。另查，2019年12月10日，陈琦让宋向超发欠条到其配偶的邮箱，并称“我到时候再拍照用手机微信发给我朋友”、“但是我朋友说你这个要搞就早点搞”，陈琦收到欠条后就发送“宋这是老外没有签字的”、“他欠条没给你打吗？签字的有吗”，宋向超回复“我现在就发给你一份，这份是总的，他发的总共的，你看一下”，然后发送了一个表格的图片，并发送“你看这份总的，是他发的还款计划，有一个3412817是总数，然后不是你收到一个40万，还有一个61840是盛勇收到的”，陈琦表示看不懂，并再次询问宋向超“他老外有没有签字的”，宋向超回复“签字的他当时是有给每个工厂那个有签字的，是工厂他们自己拿走了嘛，就是你不是在那工厂不都他办公室嘛，他不是按照那个工厂就是每个人欠多少，包括你们那些不都是，都是他们算好你忘了吗，就是他那个应该是你们那边儿”、“不是当时你们有同意打折多少多少，后来他就在那上面有签字吗，签完字他加了是这个数，然后就是，他那个表格你不是看每个工厂还多少钱还我多少钱，那上面都有一栏一栏的”，原告称“没有，我们没有拿到他签字的”。原告称“我们发给我朋友，不用中间的明细，客人总的差多少钱，只要总的就行了”，宋向超回复“总的不是上面有个340多万那个，减去你们的40万和6万多就是总的，下面不是每个月每个月还，后来不是就没有还嘛”，原告称“还有就是老外的那个护照，你那里应该有吧，护照、公司地址、品牌你到时也弄一下”。2019年12月19日，原告称“宋，我朋友前天打电话过来，他说老外的东西，护照什么的，还有其他的你能弄到的资料你都先准备好，他到时过来的时候当面说怎么搞，还有公司地址怎么样，都打印出来”，宋向超表示清楚了。原告表示，上述微信聊天记录发生的背景为，由于宋向超长期没钱清偿欠款，称他的货款没收回来，原、被告系多年朋友，原告希望协助被告将货款追回，原告认识一个朋友在俄罗斯一家追债公司，经过被告同意后，故便联系该朋友落实需要的资料，并通过微信与宋向超落实相关事宜。被告表示，上述聊天记录的背景是，原告称其认识一个人可帮收货款，但是要收50%的佣金，然后让其发送外商的护照、还款计划等，由原告的朋友去催讨货款。另查，2020年8月3日，原告的配偶向别被告发送“宋，前面欠的钱时间都这么久了，上次付款到现在都快三年了，我们也资金紧缺，这几天给我安排一些吧”，被告未予以回复。庭审中，围绕自身抗辩内容，被告申请案外人徐柳青到庭作证。徐柳青陈述称，被告带俄罗斯外商到其工厂下订单并充当其与外商之间的翻译，因为外商欠付其货款，其员工与包括原告在内的几家工厂曾于2015年、2016年共同向该外商追讨货款，当时外商向各个厂家出具了还款计划书，还款计划书在被告处，被告曾告诉其外商亦向原告出具过还款计划书，原告亦向其提及过原告基于对被告的信任方向外商发货的。另，被告未向其出具过《欠条》，但其不清楚被告是否曾经向原告出具《欠条》，也不清楚原、被告之间具体的交易模式。另，被告向本院提交了由案外人“祝新荣”签名的《证人证言》，载明：“本人祝新荣，是工厂老板。于2015年6月，当时因为拖欠货款事宜通过宋向超（老外的翻译）向俄罗斯外贸商（简称“老外“）追讨。包括我，当时总共大概还有6、7家工厂，其中也包括原告陈琦的工厂。大家—起到老外所在的办公室（即富力桃园处）进行追讨。老外用了两天时间和所有工厂进行对账并表示一时间没那么多钱，可以慢慢还，……最后处理结果为老外向所有工厂均打了欠条并写了还款计划。但是告知我们工厂人员不能限制老外出入境。处理该事情的时候陈琦也在场，老外也是有向陈琦打了欠条和还款计划。当时我们都知道宋向超只是老外的翻译，老外才是欠我们工厂货款的一方，都直接向老外追讨货款”。原告不认可该证据的三性。另，案外人徐柳青亦签署了相同内容的《证人证言》，徐柳青表示系被告打印好内容之后找其签署。另，被告表示，原告与外商之间的交易模式为，其带外商到原告工厂，外商将确定生产的货物的样品发给被告，由被告发给原告，原告让工厂生产货品，外商评检合格后，外商将收货地址发给被告，由被告发给原告，原告发货完成后，由外商将货款支付给被告，被告扣除佣金后再支付给原告。再查，被告对《欠条》中记载的货款金额没有异议。以上事实，有《欠条》、邮件截图、微信聊天记录、转账凭证、对账单、订货单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本院认为：根据原告诉请及被告的抗辩，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告是否应承担向原告支付货款的义务？首先，被告提供的对账单即便是真实的，但由于对账单与涉案款项无关，对账单涉及的交易模式并不能代表涉案交易的模式。其次，被告提供的邮件内容即便系真实的，被告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外商曾向原告直接出具还款计划及被告与外商之间就拖欠工厂的款项及还款计划进行直接沟通。第三，原、被告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仅能证明双方曾就向外商催讨款项进行过交流，无法证明被告仅为原告提供翻译而收取佣金。第四，案外人徐柳青的陈述亦仅能证明其自身与被告之间的合作模式，无法直接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相同的合作模式。第五，根据原、被告陈述的涉案货物的交易模式，货物的发送地址系由被告告知原告，货款的支付亦由被告支付给原告，即便货物最终的签收主体为外商，但亦仅能证明货物的指定收货主体是外商，并不能排除被告与外商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或者其他合作关系，被告以其并非收货主体抗辩其并非买卖合同关系理据并不充分。第六、根据常理推断，作为一个理性的商事主体，其应当清楚知晓出具《欠条》的相应后果，假设如被告所述，其仅作为原、被告间的翻译，其不会先后三次作为“欠款人”在《欠条》中签名。另，如原告与外商为买卖关系的主体，被告仅为翻译的角色，则即便被告出于对原告的信任签署《欠条》，《欠条》中亦应载明欠付货款的主体，但实际上，《欠条》载明的被告为拖欠原告货款的主体，并未提及外商的任何信息。且根据被告所述，其并未向原告之外的工厂出具欠据，其单为原告出具《欠条》的行为亦不符合常理。第七，被告配偶向被告催款时，被告并未提供其曾提出异议的证据。第八，退一步讲，即便被告并非合同的相对方，但其作为“欠款人”向原告出具《欠条》，亦是其真实意思的表现，应视为其对《欠条》中载明的债的加入。综上，被告应向原告支付《欠条》中的货款2325033元，故原告诉请被告向其清偿货款2325033元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被告与外商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其可另行主张。关于利息。因《欠条》并未约定支付时间，故原告可随时要求被告清偿，根据原告配偶与被告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原告曾于提起本案诉讼之前要求被告清偿，因被告未能及时向原告清偿，构成了对原告资金的占用，故原告诉请自起诉之日即2020年8月7日计付利息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但原告诉请的利息标准过高，本院调整为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标准（以年利率6%为限），以2325033元基数，自2020年8月7日计付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被告宋向超向原告陈琦支付货款2325033元及利息（利息以2325033元基数，以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标准（以年利率6%为限），自2020年8月7日计付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原告陈琦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2540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30400元，由被告宋向超负担（由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支付）。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生效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以上诉法院生效判决为准），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必须依法按期履行判决。逾期未履行的，其不得有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本项内容在判决生效后即视为执行通知，违反本项通知的，人民法院在权利人申请执行立案或移送执行后，可立即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包括但不限于依法对相关义务当事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罚款、拘留等，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审判员  娄丹杰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陈 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