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12民初168号原告：刘冀川，男，1980年9月23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保定市高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曾盛菊，女，1986年4月17日出生，系原告妻子。委托诉讼代理人：管莹，广东海际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东渡电子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开泰大道70号。法定代表人：河贞雄，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东润，广东佰仕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小，广东佰仕杰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原告刘冀川与被告广州东渡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渡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1月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冀川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曾盛菊、管莹、被告东渡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东润、陈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冀川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东渡公司向刘冀川支付2010年4月1日至2013年4月1日期间的工资差额33400.95元；2.东渡公司向刘冀川支付2010年4月1日至2013年4月1日的加班费差额77761.7元；3.东渡公司向刘冀川支付被迫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83782.18元；4.本案诉讼费用由东渡公司承担。庭审过程中，刘冀川撤回第三项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刘冀川于2010年4月1日入职东渡公司，任保安一职（后担任保安队长），劳动合同约定每月工资2300元，加班费用依法定标准执行。刘冀川自入职之日起，每周工作七天，每天工作12个小时（7：00-19：00），刘冀川入职11年来，一直有正常打卡。双方签订的第一份《劳动合同》中，工资标准约定为2300元/月，但东渡公司并未足额按照该标准计发工资，也未按此标准计算刘冀川的加班工资。刘冀川多年索要无果后，向广州市黄埔区劳动争议仲裁委提起劳动仲裁，但东渡公司仍不肯为刘冀川补足2010年4月1日至2013年4月1日期间的工资差额及加班费差额，刘冀川被迫向东渡公司提交《解除合同通知书》。后黄埔仲裁委于2020年11月16日作出穗埔劳人仲案[2020]2945号《仲裁裁决书》，于2020年11月17日送达刘冀川。该裁决书仅支持了刘冀川关于2020年4月4日、2020年5月1日、2020年6月25日的加班工资差额122元，其余仲裁请求均未获得支持。刘冀川认为，穗埔劳人仲案[2020]2945号《仲裁裁决书》明显不符合事实及法律规定，特向法院提起诉讼，望判如诉请。被告东渡公司辩称，东渡公司不同意刘冀川的所有诉请，理由如下：1.工资差额，双方在2010年4月1日至2013年4月1日存在两份劳动合同，一份约定薪资为2300元/月，另一份约定基本工资为1100元/月，两份劳动合同不冲突，基本工资是包含在薪资类的一项费用，由于当时双方先签订2300元/月的合同，后因东渡公司公司制度调整，后签订的基本工资为1100元/月劳动合同，实际情况是刘冀川除了试用期，获得的工资总额也远远高过2300元/月，东渡公司提交的2018年4月2日的无固定期限合同中的基本工资为2220元/月，假设按刘冀川主张其在2010年至2013年期间的基本工资为2300元/月，刘冀川在单位工作8年后，基本工资反而下降，显然不合理，东渡公司认为仲裁委对东渡公司不存在拖欠刘冀川工资差额的裁决是合法合理的。2.东渡公司没有拖欠刘冀川2010年4月1日至2013年4月4日期间的加班工资差额，刘冀川在该期间是存在加班情况，双方对加班时长没有异议，依据刘冀川提交的该三年工资条，可以证明东渡公司一直有足额支付加班费，刘冀川的基本工资是1100元/月，但东渡公司给刘冀川计算的加班费基数是大于或等于1100元/月，对于上述两项诉请，刘冀川在职期间从未提出异议，如今在10年后主张显然不合理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3.东渡公司无需向刘冀川支付经济补偿金，因东渡公司没有拖欠刘冀川的底薪工资和加班费差额，其次东渡公司认为本次一审程序应当基于仲裁时的仲裁请求，在仲裁期间，是否没有解除劳动合同，不存在支付经济补偿金的可能性，双方是在仲裁结束后才解除劳动合同，故刘冀川如果认为是被迫解除劳动合同，应当依据新的解除情况重新提起劳动仲裁，本案一审程序不应对仲裁期间没有发生的解除情形认定或裁判。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0年4月1日，刘冀川与东渡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劳动合同期限从2010年4月1日起至2013年4月1日，试用期从2010年4月1日至同年6月1日，工作岗位为管理部门保安职位，实行标准工时制，薪资为2300元/月；每月15日前发放工资，遇节假日提前至工作日发放。劳动合同签订后，刘冀川于签约当日入职东渡公司工作。之后，双方当事人又签订一份无落款时间的劳动合同，约定的劳动合同期限、试用期、工作岗位、工时制、工资发放时间等内容均与上述合同相同，但劳动报酬约定为刘冀川的工资级别为9-1，基本工资1100元/月（原签订劳动合同与本合同相违背的项目，以本合同为准）。双方当事人确认落款时间为2010年4月1日的劳动合同签订在先，无落款时间的劳动合同签订在后。2018年4月2日，双方签订最后一份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刘冀川提交的工资条显示其2010年4月至2013年2月的工资构成为基本工资+平时加班工资+职务奖+2倍工资+3倍工资+夜班补贴-保险-住房公积金-水电费-所得税；2013年3、4月的工资除上述构成项目外，增加了全勤奖。刘冀川在2010年4月至2013年4月期间的基本工资为：2010年4-5月为1395元/月，6-10月为1550元/月；2010年11月至2011年年2月为1100元/月；2011年3、4月为1300元/月，2011年5月为1269.05元/月，2011年6月至2012年3月为1300元/月；2012年4月至2013年4月为1530元/月。2020年9月1日，刘冀川向广州市黄埔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请求东渡公司向刘冀川支付：1.2010年4月1日至2013年4月1日期间的底薪32600元；2.2020年4月4日、2020年5月1日、2020年6月25日的加班工资122元；3.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83292.5元；4.2010年4月1日至2013年4月1日期间的加班工资77761.7元。2020年11月16日，广州市黄埔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穗埔劳人仲案[2020]2945号《仲裁裁决书》，裁决：1.东渡公司于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刘冀川支付2020年4月4日、2020年5月1日、2020年6月25日的加班工资122元；2.驳回刘冀川的其他仲裁请求。刘冀川不服，于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东渡公司同意仲裁裁决，未提起诉讼，并于2020年11月20日向刘冀川支付了仲裁裁决的加班工资122元。上述事实有劳动合同、工资条、仲裁裁决书以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本院认为，劳动合同期限为2010年4月1日至2013年4月1日期间，刘冀川与东渡公司共签订了二份劳动合同，两份劳动合同只是工资约定不同，其他内容均相同；但在无落款时间的签订在后的劳动合同中，其中关于工资的约定条款中已经以括号附注的方式注明“原签订劳动合同与本合同相违背的项目，以本合同为准”，由此可知，双方关于上述劳动期间的工资约定以后签订的合同为准，故上述期间内，刘冀川的工资按照工资级别9-1、基本工资1100元/月计算。东渡公司已按照合同约定或者高于合同约定向刘冀川支付基本工资和加班工资，并依法按照法定倍数向刘冀川支付了加班费；刘冀川主张东渡公司应按照2300元/月支付基本工资和加班费，证据不足，于法无据，依法不予采信，其主张按照2300元/月的标准计算2010年4月1日至2013年4月1日的工资差额及加班费差额，于法无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关于2020年4月4日、2020年5月1日、2020年6月25日的加班工资122元。广州市黄埔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东渡公司需向刘冀川支付上述日期的加班工资122元，东渡公司已于2020年11月20日向刘冀川支付了上述裁决金额，故上述加班工资在本案中不再处理。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三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冀川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刘冀川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祖艳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林碧婷王春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