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自由贸易区南沙片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91民初10819号原告：卢鑫洋，住山西省大同市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学礼，广东商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花婚途婚礼策划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法定代表人：杨莹，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哈彦云，广东合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卢鑫洋与被告广州花婚途婚礼策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花婚途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7日立案。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卢鑫洋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学礼，被告的法定代表人杨莹和委托诉讼代理人哈彦云到庭参加诉讼。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转为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卢鑫洋、花婚途公司同意不另行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卢鑫洋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卢鑫洋与花婚途公司于2019年7月26日签订的《花婚途婚礼服务合同》；2.花婚途公司返还卢鑫洋已付款项38140元。事实与理由：卢鑫洋与花婚途公司于2019年7月26日签订《花婚途婚礼服务合同》，约定花婚途公司为卢鑫洋提供婚礼策划服务，婚礼于2020年7月1日举办，举办地点为巴厘岛丽思卡尔顿教堂。卢鑫洋已向花婚途公司支付合同定金33100元并支付酒店房间升级费用5040元。因全球爆发新冠疫情，婚礼举办地为婚礼重灾区，目前仍未好转，约定事项已不能如期履行，合同目的已无法实现。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一）》通知的精神，因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直接导致合同不能履行的，依法适用不可抗力的规定，根据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的影响程度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现合同约定事项已经履行不能，花婚途公司应退还款项。花婚途公司答辩称：不同意卢鑫洋的诉讼请求，卢鑫洋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经审理查明：卢鑫洋与花婚途公司于2019年7月26日签订《花婚途婚礼服务合同》，约定：花婚途公司为卢鑫洋提供婚礼服务、晚宴服务；婚礼新人为卢鑫洋与黄予衡，婚礼场地为巴厘岛丽思卡尔顿教堂，婚礼日期为2020年7月1日，婚礼服务内容包括Flora服务、婚礼仪式、婚礼布置、化妆、摄影摄像、后期、新人住宿、赠送增值服务等；晚宴酒店为巴厘岛金巴兰肉桂酒店、晚宴人数为30人等；服务费为66200元，卢鑫洋应于签订合同后一天内支付合同定金33100元，于2020年6月1日前支付尾款33100元；如遇卢鑫洋自身原因提出终止合同，花婚途公司不退还卢鑫洋支付的合同费用；如遇地震、暴风雪、龙卷风、海啸等自然灾害，及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导致的延误及取消，花婚途公司会协助卢鑫洋联系场地方沟通协调婚礼档期延期或退款，但不承担违约责任。卢鑫洋于2019年7月27日、2019年9月6日向花婚途公司分别付款33100元、5040元。诉讼中，卢鑫洋、花婚途公司均确认卢鑫洋于2019年9月6日支付的5040元属于住宿的酒店房间升级费用。2020年6月1日，黄予衡在与花婚途公司人员通过微信沟通时表示“我现在提出的要求就是退款，你看看怎么解决。延期不考虑，我不想要为了明年不确定的东西来承担损失还要加付你们费用。”诉讼中，卢鑫洋主张，其在疫情发生后即于2020年2月询问花婚途公司婚礼能否按时举行，虽然花婚途公司表示印尼当地疫情并不严重、可以按时举行婚礼，但其认为在疫情状态下婚礼不可能按时举行，其准备参加婚礼的亲友也无法到场，故其大概自2020年4月开始与花婚途公司协商并提出取消婚礼，但花婚途公司只同意延期而不同意取消，花婚途公司还提出将婚礼延期至2021年底，考虑到疫情不知道何时会结束，故其未予以同意，黄予衡在2020年6月1日在与花婚途公司人员通过微信沟通时作出的表态即为明确表示不同意关于延期举办婚礼的方案而要求取消婚礼。花婚途公司否认卢鑫洋及黄予衡有在2020年2月询问过婚礼能否按时举行，但确认黄予衡曾在2020年4月以疫情爆发为由要求花婚途公司询问酒店能否取消婚礼、住宿的预订。花婚途公司还主张，在其将丽思卡尔顿酒店、金巴兰肉桂酒店关于相关服务不能取消而只能延期且服务最晚可以推迟至2021年12月的意见反馈给黄予衡后，黄予衡在2020年4月9日微信沟通过程中表示“肉桂能退的话丽思不行就保留，我到时候和我老公单独去走个仪式好了”，反映出其同意延期。卢鑫洋认可黄予衡在与花婚途公司人员沟通过程中发表的意见均属于代表卢鑫洋的意思表示，并确认花婚途公司提及的前述黄予衡在2020年4月9日的微信对话时所述内容的真实性，但认为其最终意见应当以2020年6月1日的表态为准。2020年6月8日，我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发布《印尼政府新冠××疫情期间入境防控最新政策》，通报印尼政府加速应对新冠××疫情工作组会议决定内容：一、入境印尼的外国籍人士应携带载明新冠××核酸检测结果呈阴性的健康证明，并允许在各自居所进行自我隔离；二、未携带载明核酸检测结果呈阴性的健康证明的外国籍人士，须在入境口岸接受核酸采样检测，并在指定酒店等待检测结果；三、上述第二条所述外国籍人士，应在印尼政府陪同下，乘坐印尼政府有关工作组提供的交通工具前往检疫场所。有领队的入境团体（如游轮船员）不受此限；四、目前，印尼政府工作组负责为入境的外国籍人士出具旅行许可和健康许可证，不久后将授权在苏加诺·哈达机场签发有关证件。入境者应通过本国驻当地代表机构向居住地卫生机关提交相关健康许可证。五、前来印尼短期访问的外国籍人士（1至2天，包括但不限于持有印尼有限居留许可（KITAS）或长期居留许可（KITAP）的商贸人员），如果未持有载明核酸检测结果呈阴性的健康证明，可以选择自费在雅加达西罗亚（Siloam）医院接受核酸检测，并在12小时内获得检测结果，以便随后进行自我隔离。如选择这种安排，有关外国籍人士应在接受入境健康检查时直接与机场检疫人员沟通确认。六、凡不配合防疫检查的外国籍人士，将被视为违反印尼关于卫生检疫的2018年第6号法令。持外国普通护照的入境者将被遣送出境。诉讼中，卢鑫洋、花婚途公司均确认原定于2020年7月1日的婚礼及晚宴均未举行，卢鑫洋与黄予衡亦未前往享受住宿服务。为证明相关酒店已经收取费用且不予退还，花婚途公司提供了以电子邮件为公证对象的《公证书》并主张该些电子邮件系相关酒店发送。其中，地址为Ｙａｎ×××＠ｒｉｔｚｃａｒｌｔｏｎ.ｃｏｍ的邮箱于2020年8月28日发送附件为《声明书》的邮件，《声明书》内容为“丽思卡尔顿酒店巴厘岛声明书……情侣姓名：卢鑫洋先生和黄予衡女士……因新冠疫情影响，可以推迟举行婚礼，最晚推迟至2021年12月。已收到客房升级全额付款629.20美元。已收到丽思卡尔顿堂皇教堂婚礼付款3435.17美元。如取消婚礼，已收定金不予退还。此函不是合同，仅就婚礼推迟请求事宜作相关通知。”地址为“ｅｍｉ×××＠ｋａｙｕｍａｎｉｓ.ｃｏｍ”的邮箱于2020年8月26日发来邮件，邮件内容为“金巴兰肉桂酒店可以为宾客调整婚宴时间，最晚推迟至2021年12月，敬请知悉。如果坚持取消预订，则净金额为1400万印尼盾的已收定金不予退还。”诉讼中，花婚途公司另主张：一、新冠××疫情或疫情防控措施不构成案涉合同不能履行的不可抗力。对于疫情对《花婚途婚礼服务合同》带来的影响，卢鑫洋起诉称“双方约定的事项已经不能如期履行”，可见其也认同合同并非不能履行。即使其后来又自相矛盾地称“合同约定事项已经履行不能”，但并未对此进行举证。根据我国驻印尼大使馆于2020年6月8日发布的《印尼政府新冠××疫情期间入境防控最新政策》，我国公民在遵守该国相关防疫政策的情况下可以入境该国，可见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并不导致《花婚途婚礼服务合同》不能履行，至多只是对履行合同带来一些困难。在此情况下，卢鑫洋本应根据印尼政府疫情防控政策合理安排时间，积极履行合同，但其却坚持以疫情为由要求解除合同、退还全部款项，已违反《花婚途婚礼服务合同》关于其应当按约定日程出席婚礼的约定，应当按照其因自身原因提出终止合同不退还费用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即使疫情或疫情防控措施构成《花婚途婚礼服务合同》不能履行的不可抗力，花婚途公司也已按照合同关于不可抗力的约定完全履行了合同义务，卢鑫洋要求退还费用没有合同依据。即使不可抗力可以免除卢鑫洋不能履行合同义务而产生的民事责任，但无论如何这也不能构成其主张花婚途公司为其承担其自身原因导致损失的理由。二、花婚途公司已善尽合同义务，卢鑫洋理应自行承担因自身违约造成的损失。早在2019年8月15日，花婚途公司已告知卢鑫洋晚宴不能退订，其也已接受。2020年4月9日卢鑫洋以疫情原因取消婚礼为由要求花婚途公司与酒店协商退订服务，在花婚途公司告知酒店只能免费延期的政策后，卢鑫洋明确表示接受婚礼延期。但卢鑫洋作出接受晚宴不能退订、婚礼可延期的明确意思表示后，又作出相反行为，在自身违约的情况下坚持其不合理要求，严重有违诚信原则。花婚途公司为此多次与酒店沟通协调并将酒店可免费延期但不可退款的政策告知卢鑫洋。无论疫情是否不构成影响合同履行的不可抗力，卢鑫洋的诉讼请求都不能成立。鉴于卢鑫洋已明确表示且以包括提起本案诉讼的一系列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主要义务，花婚途公司行使民事诉讼中抗辩权利，依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项规定请求判令解除服务合同并按照该合同约定及相关法律规定，由卢鑫洋承担合同解除（终止）的责任。另，卢鑫洋、花婚途公司均同意本案适用我国法律解决本案争议。本案起诉状副本于2020年8月13日送达花婚途公司。本院认为：本案为服务合同纠纷。《花婚途婚礼服务合同》约定的婚礼、晚宴服务的服务地点均位于印度尼西亚，卢鑫洋以印度尼西亚当地存在疫情构成不可抗力为由要求解除合同，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百二十二条第四项规定，本案属于涉外民事纠纷。卢鑫洋、花婚途公司均同意适用我国法律解决本案争议，本案应以我国法律作为解决争议的准据法。本案主要争议焦点在于卢鑫洋以疫情构成不可抗力为由要求解除合同是否成立。《花婚途婚礼服务合同》的服务内容为婚礼、晚宴服务，且有约定明确的举办时间。婚礼及晚宴的活动性质决定了其顺利举办有赖于卢鑫洋、黄予衡及二人亲友的自愿配合，亲友的出席对于卢鑫洋合同目的的实现意义重大。在约定的举办时间之前新冠××疫情已在包括印度尼西亚在内的多国爆发，属于众所周知的事实。从我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于2020年6月8日发布的《印尼政府新冠××疫情期间入境防控最新政策》来看，直至临近约定的婚礼举办时间，当地仍对疫情采取较为严格的防控政策。如坚持按原定时间举办婚礼及晚宴，一方面将由于在往返过程中配合进行检测、隔离等原因极大增加卢鑫洋以及其他参加人员的时间、金钱成本；另一方面，婚礼及晚宴均属于人员聚集性活动，如坚持在疫情防控背景下举行显然将增加参加人员的感染风险。由此将极大消减卢鑫洋、黄予衡二人亲友出席活动的积极性和可能性。对于卢鑫洋而言，继续按原举办时间履行合同对其显失公平，也将对其实现合同目的产生严重不利影响。花婚途公司提出婚礼、晚宴可延期举办的解决方案，属于要求变更合同。婚礼及晚宴属于卢鑫洋、黄予衡人生中的重要事项，其活动性质和举办地点决定了需要卢鑫洋、黄予衡根据举办时间尽早进行准备，因而对举办时间的提前确定具有较高要求，卢鑫洋早在原定举办时间的1年前就与花婚途公司签订合同这一事实也对此有所印证。而印度尼西亚当地疫情形势将如何发展难以预料，一味等待将极大增加卢鑫洋、黄予衡二人生活、工作安排的不确定性。花婚途公司在其提供的延期举办方案中限定了最晚举办时间，即使卢鑫洋、花婚途公司最终能够在该限定时间之前因疫情形势好转而就另行确定举办时间达成一致，也可能由于达成时间与举办时间相隔较短而无法给予卢鑫洋、黄予衡充分的准备时间，进而影响卢鑫洋合同目的的实现效果。在卢鑫洋明确表示拒绝的情况下，不应强制要求卢鑫洋接受延期举办方案。因此，印度尼西亚当地疫情已经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不可抗力，且导致卢鑫洋无法实现其合同目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卢鑫洋有权要求解除合同。本院对卢鑫洋解除《花婚途婚礼服务合同》的请求予以支持。《花婚途婚礼服务合同》于本案起诉状副本送达花婚途公司之日即2020年8月13日解除。合同解除后，基于公平原则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对于花婚途公司因履行合同而发生的损失，应由卢鑫洋予以部分分担。但是，花婚途提供的《公证书》仅能证明电子邮件本身的真实性而不能证明与其往来发送电子邮件的相对方身份，故不能证明其损失确有发生以及损失的具体金额。因此，本院对卢鑫洋要求花婚途公司全额返还38140元费用的请求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九十四条第一项、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卢鑫洋与被告广州花婚途婚礼策划有限公司于2019年7月26日签订的《花婚途婚礼服务合同》于2020年8月13日解除；二、被告广州花婚途婚礼策划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卢鑫洋返还服务费38140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55元，由被告广州花婚途婚礼策划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周晓宇二〇二一年三月八日法官助理袁微书记员巫秋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