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内02民终419号上诉人（一审原告、执行案外人）：张志玲，女，1955年1月16日出生，退休工人，住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昆都仑区和平村3队。委托诉讼代理人：石凤君，内蒙古鹿城联众律师事务所鄂尔多斯分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申请执行人）：刘林章，男，1960年3月3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武慧洁，内蒙古扬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第三人（被执行人）：李栩，女，1982年9月17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区。上诉人张志玲因与被上诉人刘林章、一审第三人李栩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九原区人民法院（2020）内0207民初19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志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石凤君、被上诉人刘林章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武慧洁、一审第三人李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志玲上诉请求：1.撤销包头市九原区人民法院（2020）内0207民初1997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张志玲一审的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刘林章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案涉房屋系张志玲向包头市九原区麻池镇古城村古城小组（以下简称古城小组）购买并已支付合理对价。2011年期间，古城小组开发建设商业街底店，张志玲的配偶李大建在与古城小组派出的代表刘林章商谈后，决定出资购买其中的号三处房屋。签合同时，因为李大建生病，张志玲外出，李栩作为张志玲和李大建的女儿接受父母口头授权，代父母与古城小组签署了《合同书》。该合同上不仅有刘林章的签字和个人印章，还有李栩及包头市九原区麻池镇古城村村民委员会的公章。此时，刘林章代表的不是个人，而是古城小组。合同签署时正好赶上银行休息，案涉房款数额较大必须在柜台办理，而张志玲需要凑钱，因此才于2011年10月9日直接转账给刘林章。刘林章收到张志玲支付的购房款及租赁费后，给经办人李栩出具收据两张。因李栩当时不满30岁，社会经验不足，考虑问题不全面，故在合同上和收据上没有特意标注张志玲的名字。张志玲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已经充分证明了自己购买案涉房屋的事实。一审法院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形下，就主观认定张志玲的打款行为是基于李栩与张志玲之间的债务关系，否认张志玲的购房事实，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张志玲提供的其与李栩签订的《合同书》系真实的，该合同上有包头市九原区麻池镇古城村村长张交其的签字和村民委员会的公章。张志玲因为要在村委会办理案涉房屋的相关产权登记手续，在包头市××区长张交其的见证下，于2012年6月22日与李栩签订《合同书》。如果该合同系伪造的，村长不会在上面签字并加盖村民委员会的公章。（三）一审法院认定张志玲在案涉房屋被续查封时才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并不属实。2017年3月，被执行人李栩看到张贴在门上的裁定书后，委托王某向包头市九原区法院执行局法官递交了张志玲向刘林章打款的凭证、加盖包头市九原区麻池镇古城村村民委员会公章的能证明底店属于张志玲的《合同书》以及实际情况说明壹份。2018年8月左右，执行局法官通知了张志玲房屋被查封的消息。因张志玲身体有恙，在四川省广元市养病，故委托王某又一次递交了上述资料和实际情况说明壹份。2019年，执行局法官亲自到麻池镇古城村村委会，向村委会主任燕小平和郑会远等知情人员调查房屋归属情况，被告知案涉房屋确系张志玲的。2019年12月26日早上九点，法官电话通知王某到其办公室说明情况。2019年12月28日下午，王某到执行局向法官陈述了上述事实。故，本案并不存在张志玲怠于行使权利的情形。综上所述，案涉房屋早在2011年9月28日李栩代为签署合同并由张志玲付清全部房款时，就已经属于张志玲所有。张志玲购买案涉房屋的事实，麻池镇周边的村民也都知晓。张志玲的购买房屋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相关规定，案涉房屋应归张志玲所有。刘林章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张志玲诉称涉案房屋是其向古城小组购买不属实。经一审法院认定的《以土地抵债协议书》证明，涉案房屋所在的土地是刘林章于2010年4月17日从麻池镇古城村委会通过抵顶修路工程款所得，刘林章具有上述土地的开发使用权。古城村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可以证明万哈公路北二楼的仿古建筑是由刘林章投资建设的，属刘林章私人财产，可以出售转让。上述两份证据，足以证明涉案房屋的开发商和出售人是刘林章。刘林章和李栩签订的《合同书》能够证明李栩是涉案房屋的购买人，而刘林章是涉案房屋的出卖人。张志玲与涉案房屋的购销关系无任何关联，张志玲主张其是房屋的购买人，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张志玲诉称李栩的购房行为是代理行为，没有事实依据。李栩向刘林章购买上述房屋时，未出具任何代张志玲签订合同、购买房屋的委托代理手续。《合同书》和收据均由李栩所签，未注明代签字样。李栩在购买涉案房屋后，一直由她的公司包头市光彩顺风汽配有限责任公司占有使用至今。从合同的购买人和使用人同为李栩这一事实足以证明该涉案房屋的实际购买人就是李栩。（二）张志玲与李栩签订的《合同书》、张志玲与王某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书》是虚假的。首先，如李栩购房是代理行为，那么张志玲和李栩之间再行签订《合同书》，则前后矛盾。其次，该份《合同书》的合同内容与刘林章和李栩签订的合同内容完全一致，而该份《合同书》中第四、五条涉及的权利是专属刘林章作为开发商的权利，不是李栩作为一个普通购房人所能具备的权利。由此可证，该合同是虚假的。该合同中，虽然有村委会作为证明方加盖的公章，但村委会与涉案房屋无任何物业关系，该公章无任何证明效力。王某和李栩是包头市光彩顺风汽配有限责任公司的合伙人，张志玲与王某签订的《租赁合同》有明显虚假之处。免费租赁房屋不符合常理，在免费出租的条件下优先租赁权的约定更能说明该房屋的使用权是永远属于李栩的，因此从这一角度也可以看出该涉案房屋始终是李栩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二十五条：“对案外人的异议，人民法院应当安装下列标准判断其是否系权利人：（五）其他财产和权利，有登记的，按照登记机构的登记判断；无登记的，按照合同等证明财产权属或者权利人的证据判断”。本案涉房屋虽因属于小产权房屋，无房产登记部门的登记手续，但该房屋是经买卖合同确定的产权关系，涉案房屋的《合同书》上的购买人是李栩，交款人是李栩，在使用过程中，各类费用的缴纳人也是李栩或其公司。由此可见，涉案房屋属李栩所有，与张志玲无任何关系。（三）张志玲作为案外人主张权利的时间不符合常理。2017年2月24日一审法院对涉案房屋予以查封。2020年1月16日，进行了续封。张志玲于2020年4月16日才提出异议。若上述房屋真属于张志玲，张志玲不可能在明知其房屋被查封后的长达3.5年内不提出主张。由此可见，张志玲提出涉案房屋归其所有，实属为了规避人民法院依法对其女儿李栩进行财产执行所实施的虚假诉讼行为。故张志玲不是被案涉房屋的权利人，不能排除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李栩述称，2011年9月28日签订合同时，是买卖合同和房屋租赁合同一起签订的，李栩父亲看好房子后并没有着急买，是刘林章一直催促，李栩的父母当时在外地，便让李栩过去签订合同。李栩当时刚大学毕业，没有能力购买房屋，如果是李栩购买房屋，那么购房款应当是由李栩支付，但是本案的购房款是由张志玲支付的，房屋是张志玲购买的。案涉房屋是古城小组的，不是刘林章的，如果是刘林章的，张志玲是不会购买的。一审法院认定张志玲在续查封时才提异议是不对的，查封之初王某就联系过执行法官，但是不好沟通。张志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不得执行位于包头市房屋三套，并解除对涉案房屋的查封；2.确认位于包头市房屋归张志玲所有，价值2275560元；3.本案诉讼费由刘林章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9月25日一审法院立案并审理了刘林章与李栩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于2016年3月21日作出（2015）包九原民初字第1257号民事判决书。李栩上诉，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内02民终984号民事判决书，维持了（2015）包九原民初字第1257号民事判决书的第二项判决内容，即李栩支付刘林章房屋租赁费76.65万元。该案进入执行程序后，一审法院于2017年2月24日作出（2017）内0207执41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查封被执行人李栩所有的位于包头市××区、9号、10号房屋三套。查封期满，2020年1月16日一审法院作出（2017）内0207执41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裁定续查封上述三套房屋。案外人张志玲对（2017）内0207执41号之一执行裁定书中“续查封被执行人李栩所有的位于包头市××区、9号、10号房屋三套”所有权提出书面异议，一审法院于2020年7月28日作出（2020）内0207执异12号执行裁定书，驳回了案外人张志玲的异议请求。一审法院又查明，2011年9月28日，包头市九原区麻池镇古城村古城小组刘林章（甲方）与李栩（乙方）签订《合同书》，约定甲方将涉案底店出售给乙方李栩，房屋价款共计2275560元。同日，刘林章给李栩出具收款收据。2011年10月9日李栩母亲张志玲通过中国银行支付给刘林章2825560元，此款包括购房款2275560元及房租550000元。2012年6月22日张志玲与李栩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将涉案的三套底店由李栩以2275560元的价格出售给张志玲，并于2013年10月20日以张志玲名义将三套底店免费租给王某。一审法院认为，涉案的三套底店没有产权登记，从2011年9月28日签订的合同书与刘林章给李栩出具收款收据看，购买底店的人是李栩，尽管房款是张志玲打给刘林章的，该款项应视为李栩与张志玲之间的债务关系。张志玲提供的与李栩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因双方的特殊关系，无法判断该合同的真实性。张志玲将三套底店长期免费租给王某不符合常理。且该三套底店已查封三年之久张志玲没有提出异议，在续查封时才向法院提出异议也不符合常理。故应驳回张志玲的诉讼请求。综上所述，张志玲的诉讼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张志玲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5005元，由原告张志玲负担。二审期间，围绕上诉请求张志玲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张志玲的举证目的及刘林章、李栩的质证意见均已记录在案。本院认为，张志玲所提交的《证明》《国土资源违法案件行政处罚决定书》及《信访笔录》在证明力上小于刘林章与李栩签订的《合同书》及刘林章向李栩出具的《收据》，故本院对张志玲提交的证据不予采信。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张志玲作为执行案外人，其对案涉房屋的执行提出异议，请求确认其对案涉房屋享有所有权并请求排除执行，张志玲依法应当承担该条规定的举证责任。从现有证据综合分析，张志玲的举证不足以支持其各项诉讼请求，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首先，张志玲主张2011年9月28日的《合同书》是李栩代其所签，但并未在《合同书》中明确记载，也未提交其他有力证据证明，而刘林章也明确予以否认。其次，虽然案涉房屋的购房款由张志玲的账户转至刘林章，但号收据明确载明是收到李栩交来的购房款，而非张志玲。收据与《合同书》相互对应，进一步证实购房人为李栩而非张志玲。再者，张志玲主张2011年9月28日李栩签订《合同书》是代理行为，按其主张，张志玲应为案涉房屋的买受人，但张志玲又于2012年与李栩签订《合同书》，约定李栩将案涉房屋出售给张志玲，两者相互矛盾。张志玲和李栩称其母女之间签订《合同书》是为了办理产权证需要，但至今案涉房屋的产权证也并未办理。最后，虽然张志玲与案外人王某签订案涉房屋的《房屋租赁合同》，但合同约定十年免费租赁，明显不符合常理，张志玲和李栩对于免费租赁作出的解释也不符合常理。而张志玲并未提交其他充足的证据证实其对案涉房屋占有使用收益的相关事实。综上所述，张志玲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5005元，由上诉人张志玲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兴平审判员 王志刚审判员 赵艳敏二〇二一年三月十六日书记员 郑 好附：本判决所引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