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豫15民终45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陶瑞林，男，1965年7月30日出生，汉族，住潢川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树涛，潢川县法律援助中心指派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延刚，系陶瑞林亲属。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池后，男，1944年3月25日出生，汉族，住潢川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国涛，系胡池后亲属。上诉人陶瑞林因与被上诉人胡池后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潢川县人民法院（2020）豫1526民初36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陶瑞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树涛、吴延刚，被上诉人胡池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国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完毕。陶瑞林上诉请求：1、依法改判或撤销一审判决，确认上诉人享有对33.08亩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对本案事实认定不清，证据存在疑问。1、上诉人取得33.08亩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程序合法。1998年上诉人在潢川县××大楼村××村民组第二轮发包农业土地承包，过程按三阶段发包，上诉人家与被上诉人家均在第一阶段分别申报4口人承包土地。在第二阶段拈条分地时，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都在拈条分地现场，被上诉人找到上诉人协商自愿将拈条分地权让与上诉人，条件是在上诉人取得两家承包地后，被上诉人在分得的两家土地中任选一人份额土地承包耕种。合同经丁寨村分地小组认可并得到履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分别从丁寨村民组取得承包地33.08亩和5.03亩。2015年潢川县政府为农业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测绘航拍单位机构对全县农村承包地包括丁寨村民组村民承包地进行航拍测量后，航拍单位、黄大楼村委会成员、丁寨村民组长、村民等共同对航拍田地确定承包经营权村民户。黄大楼村委会将航拍田地确定享有承包经营权村民户结果初步公示，在公示期间村民可提出异议。黄大楼村村委会在申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时，再次将取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亩数、地块向村民公示后，层报潢川县人民政府确认每村民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上诉人家取得33.08亩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被上诉人家取得5.03亩土地承包经营确权证。2、被上诉人诉称上诉人代为耕种其15亩土地没有事实根据。上诉人是经过与被上诉人的口头约定经分地小组同意直接从丁寨村民组取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并得到潢川县人民政府确权。被上诉人没有向丁寨村民组取得15亩土地的事实，也没有将其取得的15亩土地交由上诉人代耕的事实，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代为其耕种15亩土地是不存在的事实。3、一审法院认定本案的事实错误。①认定上诉人代为被上诉人耕种15亩土地如2中证明，没有事实根据。②认定上诉人拈被上诉人分地条是委托关系不当，因被上诉人没有承受代理人的代理分地结果，即取得一家四口人的承包土地份额，一审法院认定的委托关系仅仅是推定假想。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多年来存在争议土地客观现状错误，1998年被上诉人申报4人土地，实际取得1人承包土地5.03亩，应当知道承包分地亩数错误，没有提出纠正。2015年航拍测绘，黄大楼村将结果公示，被上诉人完全有机会在公示期内再一次提出异议请求村委会纠正，但其没有提出异议接受5.03亩承包土地数。事实表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并不存在多年土地承包权争议的现状。④上诉人向黄大楼村委会申请调取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复印件，经过黄大楼村委会加盖公章，并经村委会主任刘同友证明复印件与原件一致，一审判决书认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复印件有重大瑕疵，是什么重大瑕疵。4、本案证据存在疑点。①证人丁寨村民组组长王某1称分配承包地每人按5.05亩计算，1998年上诉人家与被上诉人家分别同时申报4口人分地，假设争议15亩土地计被上诉人份额，被上诉人取得20.03亩承包地；上诉人取得18.08亩承包地，同为4口人家为标准分地，取得承包地差距较大。王某1证人证言的可信度令人质疑，一审法院为何没有调查丁寨村分地小组其它成员及包村分地村干部。②黄大楼村村委会主任刘同友向法院书面出具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因怕村民丢失该证未发放到村民户，法院调查取证，其又称是因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争议土地未发放给该两户。③桃林铺镇的其他村委会都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发放到每村民户，黄大楼村委会未发放给全体黄大楼村民，不是仅仅未发给丁寨村民组村民户或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④2002年5月30日潢川县土地承包合同上诉人15亩，被上诉人3.7亩复印件，是上诉人申请从潢川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仲裁委员会本案卷宗中调取，该复印件是被上诉人向仲裁委提供，上诉人不知被上诉人从何处调取，上诉人向黄大楼村委会、镇政府等机构申请调取不到，法院有权向有关部门调取潢川县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原件。⑤潢川县桃林铺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情况说明是由被上诉人向潢川县仲裁委提供，上诉人并不知道有该调解说明存在。被上诉人是如何获得潢川县桃林铺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情况说明，上诉人一概不知。⑥丁寨村民组原始分田底册出自何处，来自谁记录不明，该分田底册也不是对丁寨村民组村民承包田地亩数、地块的归属统计记录，不足以证明上诉人取得33.08亩承包地不合法。⑦一审法院调查“黄大楼村委会证明”仅询问黄大楼村委会主任刘同友一人，没有查明村委会研究意见形成过程，参与研究讨论的人不明。上诉人向村委会主任刘同友当面了解情况时刘同友主任说：“黄大楼村委会证明”是潢川县桃林铺镇调解员，被上诉人的申请仲裁时的委托代理人书写好后拿到黄大楼村委会加章。该证明事实的真实性可疑。5、一审法院调查本案事实证据定位方向不准。上诉人认为法院应当围绕上诉人取得潢川县人民政府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否合法进行查明，该证是根据什么依据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由谁申报、承办等确定该证的真实性，不能没有事实根据轻易否定该证行政行为的确定性。二、本案适用法律错误。1、依据《土地承包经营仲裁法》第18条“农村土地仲裁申请时效为2年，自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算”的规定，自1998年被上诉人家申报4口人分地实际取得5.03亩土地承包权，就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2006年才向上诉人提出土地争议要求。根据《民法总则》最长诉讼时效为20年，当事人在20年内应当提出诉讼或仲裁，超过20年提出申请仲裁的，他方享有时效抗辩权。被上诉人在2019年才提出仲裁，此时时效已超过20年，一审法院认定未过诉讼时效是错误的。2、上诉人依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合法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一审法院定性上诉人多年来一直侵占被上诉人耕种的田地是错误的。综上，请求上级法院根据本案事实依法公正判决。胡池后辩称，一、胡池后与陶瑞林所在的村民组在199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集体讨论：依实有人口分田，只能少分，不能多分，分田时全组实有人口140余人，分田人口仅97人参加分田。胡池后一家实有14人生活，申报4人分田分得18.7亩，胡池后将其中的15亩交给陶瑞林代为耕种。从2004年国家取消农业税又对农民种田进行直补以来，胡池后就一直主张收回责任田，村、镇和亲属数十次调解，陶瑞林拒不返还。二、胡池后与陶瑞林所在的村民组类似胡池后家的分田情况，当时让别人代为耕种有三家，另外两家均已收回。三、关于承包合同，2002年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时，合同内容均是村干部代为签订的，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四、陶瑞林反复提到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2018年政府对土地进行确权时，宣传政策明文规定，凡是对土地有争议的，一律不予确权，可胡池后和陶瑞林存在争议多年，依据政策规定不应确权，即使确权也是错误的，何况陶瑞林也没有拿到真正意义的确权证书。五、退一万步讲，在199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胡池后即使放弃承包权，其承包的土地也应归集体，轮不到陶瑞林。再者全村民组每家只准一个号，陶瑞林凭什么两个号，经法院开庭审理，事实胜于雄辩。六、综上，胡池后认为，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达到定纷止争的司法目的。但陶瑞林罔故事实，不尊重法律，滥用诉权，违背法律精神和价值。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维护胡池后的合法权益。陶瑞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潢川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委员会仲裁裁决书潢农裁字（2019）003号；2、驳回被告的土地纠纷仲裁申请请求；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陶瑞林与被告胡池后同为潢川县桃林铺镇黄大楼村丁寨村民组村民。1998年丁寨村民组在第二轮农村土地承包发包时，村民组共参与分田147人，村民约定村民组每个姓氏出一人成立分田小组，规定每家不能多要田地，只能不要或者少要田地。被告胡池后家中14人，申请耕种4人田地。分田小组将全村民组土地丈量记录后统一编排序号，再由参与分田户主抽号确定分配顺序后按编排序号分配土地，按当时统计参与分配的平均每人分配田地为2.02亩（计算单位为老亩，按新亩单位计算应乘以2.5倍，即5.05亩，依此计算被告胡池后家庭申请4人应取得土地20.2亩）。实际分配时，原告陶瑞林抽号取得第3位分配顺序，被告陶瑞林取得第12位分配顺序。分配完毕后，被告胡池后自己耕种5.03亩（含宅基地），剩余近15亩土地由原告陶瑞林耕种至今。在此期间案涉15亩土地税费由原告陶瑞林缴纳，国家实行农粮直补政策后，直补利益由原告享有。2016年12月31日，潢川县人民政府出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载明原告陶瑞林承包土地确权总面积33.08亩，承包地块17块。该证书原件至今未向原告发放，原告本次诉讼举证复印件从黄大楼村委会复制取得。由于双方因案涉争议15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归属问题发生纠纷长期不能得到解决，2019年被告胡池后申请潢川县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委员会仲裁，2019年11月12日潢川县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委员会作出潢农裁字（2019）003号仲裁裁决书，裁决“确认申请人胡池后享有所争议的15亩土地承包经营权；被申请人陶瑞林自本裁决书生效后10日内将所争议的15亩土地退还给申请人胡池后；驳回申请人责令被申请人返还种田直补款1万元的请求”，陶瑞林在收到仲裁裁决书后，不服该仲裁裁决诉至本院。被告胡池后在仲裁审理时提交如下证据被采纳：1、丁寨村民组原始分田底册，载明原告陶瑞林与被告胡池后在第二轮土地发包时的分配序号以及承包前各村民承包土地面积、位置的登记汇总；2、潢川县桃林铺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情况说明，调节意见：一、为避免矛盾激化，双方争议的责任田暂停耕种。二、争议的三个人责任田，争议未得到解决，对土地暂停确权，已经确权收回确权证书，待争议处理好后，再进行确权。三、应尊重历史、面对现实，主张两家所争议的三个人责任田15亩左右，归一方当事人胡池后经营使用。四、请求县土地仲裁委员会依据事实进行仲裁；3、黄大楼村民委员会证明，载明“我村丁寨村民组村民胡池后与陶瑞林两家因土地承包纠纷一案，所争议的土地各主张归各自所有。我村经调查认为，在第二轮土地承包时，胡池后一家11人生活共承包4个人的责任田，胡池后将其中的三人责任田交给陶瑞林代为耕种，由村民组提供第二轮承包时分田的原始依据，从2005年国家取消农业税，对农民种田进行直补以来，胡池后一直要求收回责任田，可是在二轮承包后完善承包合同、种田直补发放、至土地确权手续，均完善在陶瑞林名下。我村这些年来经过数十次调解，双方未达成一致意见。我村本着尊重事实，依据调查结果，经集体研究，主张所争议的责任田归胡池后一家经营使用，享有该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是否妥当，请镇府等相关部门予以认定，特此证明”。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以及庭审查明的情况，确认本案争议焦点如下：案涉争议15亩土地承包权归谁享有。原告陶瑞林要求确认争议的十五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归其所有所提交的证据包括：1、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复印件；2、土地承包合同复印件；3、证人证言。经审查首先，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生效后，国家依法确认承包方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凭证，但原告提的交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原件因经营权归属存在争议并未发放，其提交复印件存在重大瑕疵，无证明效力，不予采纳。其次，原告提交其本人2002年5月30日土地承包合同复印件载明其承包土地承包面积为壹拾伍亩，其提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复印件载明其承包土地33.08亩，相差18.08亩的原因原告陶瑞林未能提供证据证实，本院工作人员向有关单位调查也未能取得原始土地承包合同。同样被告胡池后也未能提供本人主张土地亩数的《土地承包合同》。根据调查，第二轮土地承包后村民都没有签订合同，存在后来由镇政府工作人员代为补签的现象，而且当时为了少交税费合同载明亩数少于实际耕种亩数，原一审中双方提交的《土地承包合同》不能充分证明案件事实。最后，原告陶瑞林提供的证人证言除证人姜某1、姜某2、姜某3、陶某、吴某1、吕某明确证实被告胡池后不要土地、未参加土地分配外，其余证人王某2、吴某2、吴某3、郑某1、闻某、姜某1、陈某、邓某、王某3、姜某3、姜某2、郑某2、左某、吴某1均没有明确证明被告胡池后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而证明的是：1、案涉争议土地是陶瑞林妻子陈良芳拈号取得；2、多年来一直由陶瑞林耕种并承担农业税费；3、粮食补贴户主为陶瑞林；4、案涉土地经过政府确权为陶瑞林；5、胡池后找到证人签字时证人没有看到纸张上书写内容。庭审中双方证人均未出庭质证，证人王某2、吴某2、吴某3、郑某1、闻某、姜某1、陈某、邓某、王某3、姜某3、姜某2、郑某2、左某、吴某1对原、被告（原仲裁审理时）分别出具的证言中存在矛盾，且没有直接证明被告在第二轮土地承包时放弃承包，而是证实多年来争议土地客观现状。部分证人与原告有亲属关系。此外依照证人姜某1、姜某2、姜某3、陶某、吴某1、吕某的证言中被告胡池后第二轮土地承包时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未参加分配的说法，多年来被告胡池后本人耕种的5.03亩（含宅基地）土地应当是从原告陶瑞林承包土地中取得，被告至今未在丁寨组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这与查明事实不符。潢川县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委员会对案涉纠纷做出仲裁裁决所依据的证据系被告胡池后提供，包括：1、丁寨村民组原始分田底册；2、桃林铺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出具的处理意见；3、黄大楼村民委员会出具的情况说明。经审查，丁寨村民组原始分田底册系丁寨村民组土地发包前对村民组土地进行的统计登记，便于发包时村民选择土地，其中记载了被告胡池后家庭拈号分地的分配序号，该证据能够证实被告胡池后当年参与了土地承包分配的事实。黄大楼村民委员会出具的情况说明载明的事实和意见得到村委会的认可。桃林铺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出具的处理意见系桃林铺镇领导多部门共同调查、调解后做出，这一事实得到桃林铺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工作人员的认可。丁寨村民组当年分配土地时制定了每家只能少分地，不能多分地的原则。按照这个原则不愿种地的村民应当将土地交还集体组织，再由村民组在全体村民中平均分配。原告陶瑞林自述并提供证人证实当年由其妻子陈良芳2次拈号分配土地违反了这一原则，加之丁寨村民组原始分田底册记载了被告胡池后分地序号这一事实，即使被告胡池后第二轮承包分配时没有参与拈条，也不能认定为胡池后放弃了土地承包权。据此，认定当年陶瑞林妻子参加2次拈号是原告陶瑞林接受被告胡池后的委托选择土地的行为与村委会证实“胡池后将其中的三人责任田交给陶瑞林代为耕种”以及本院查明的事实更加吻合、衔接。综上所述，当事人对自己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原告陶瑞林举证不足以证实案涉争议土地承包经营权归其所有的事实，达不到对待证事实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与之相比较，被告胡池后仲裁时提供证据以及庭审查明的事实，更具有证明力证明案涉土地承包经营权归被告所有。参考镇政府、自然村、村民组对案涉事实的认定以及处理意见，对于原告陶瑞林主张确认拥有案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土地承包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因土地承包经营发生纠纷的，双方当事人可以通过协商解决，也可以请求村民委员会、乡（镇）人民政府等调解解决。当事人不愿协商、调解或者协商、调解不成的，可以向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本案中，案涉土地承包经营权在第二轮土地承包分配时被告胡池后已经享有，经被告胡池后申请潢川县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委员会做出确认胡池后享有15亩土地承包经营权、陶瑞林退还的裁决并无不当。原告陶瑞林诉求案涉争议土地承包经营权归其所有，本案案由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案涉争议土地多年来一直由原告陶瑞林耕种，侵占行为持续存在，而且被告胡池后长期未间断对案涉争议土地权利的主张。原告陶瑞林关于被告胡池后诉讼权利超过时效的主张，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九条、第五十五条、五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四）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驳回原告陶瑞林的诉讼请求；二、限原告陶瑞林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将案涉争议十五亩土地退还被告胡池后；三、案件受理费400元，由原告陶瑞林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的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和一审基本一致。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的，可以自收到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起诉的，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因此，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仲裁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的前提是当事人逾期不起诉，而在本案中，陶瑞林已经在法定期限内就潢川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委员会潢农裁字（2019）003号仲裁裁决书向潢川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因此，该裁决书依法不发生法律效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当事人在收到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作出的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仲裁裁决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就原纠纷提起诉讼。本案中，胡池后因与陶瑞林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向潢川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裁决后，陶瑞林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因此，本案仍应就胡池后与陶瑞林争议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的由谁享有的问题进行审理。根据本案查明事实，1998年，潢川县桃林铺乡黄大楼村丁寨组在第二轮农村土地承包中，陶瑞林家申请承包4个人的责任田，胡池后一家也申请承包4个人的责任田。分田小组将全村民组土地丈量记录后由参与分田户主抽号确定分配顺序。陶瑞林抽号取得第3位分配顺序，陶瑞林取得第12位分配顺序，分配完毕后，胡池后耕种5.03亩（含宅基地），本案争议的15亩土地由陶瑞林耕种至今。胡池后主张该争议15亩土地承包经营权应当由其享有，并且在仲裁和一审诉讼中提交了证人证言、分田底册、黄大楼村委会证明、潢川县桃林铺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出具的情况说明等证据予以证明。陶瑞林为了抗辩，也提交了证人证言、土地承包合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粮补等证据。一审为了查明事实，也调取了土地承包合同并调查了相关人员。对于各方提交的主要证据，首先，由于胡池后提交的证人证言和陶瑞林提交的证人证言相互矛盾，一审向有关人员的调查笔录也不能完整反映案件事实，因此案涉证人证言的证明效力较低，本院也无法印证真实性，故证人证言不予采信。其次，对于胡池后提交的分田底册，胡池后提交证人证言称该底册是第二次分田后胡池后承包的土地面积的确认，陶瑞林提交证人证言称该底册是对第二次分田前各自承包土地面积的确认，由于该分田底册并未载明记录时间，当时参与丈量人员对分田底册的说法也不一致，因此对于该分田底册反映的是第二次分田前的土地承包面积还是第二次分田后的土地承包面积的事实也无法确认。第三，对争议15亩土地由谁拈号取得的事实无法认定，因为陶瑞林主张争议土地由其第二次拈号取得，胡池后主张争议土地是由其拈号取得后和陶瑞林私下协商由陶瑞林耕种，现有证据对胡池后是否参加拈条并挑选承包地的事实也无法认定。第四，对于黄大楼村委会出具的证明，由于该证明仅加盖有黄大楼村委会公章，并没有经办人或者负责人签名，同时，证明载明的“经集体研究”的事实也没有证据予以印证，该证明载明的“是否妥当，请镇政府等相关部门予以认定”的内容也没有证据证明镇政府等相关部门已经认定以及如何认定，因此，该证明也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第五，关于潢川县桃林铺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情况说明，其也仅为调解及建议意见，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第六，对于陶瑞林提交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由于该证书系复印件，且一审已经查明由于双方存在争议，黄大楼村村民委员会并未向陶瑞林发放该经营权证书，因此该证书在本案中没有证明效力，不应采信。第七，对于土地承包合同，该合同显示2002年胡池后承包的土地为3.7亩，合同加盖有潢川县桃林铺乡黄大楼村村民委员会和桃林铺镇农业承包合同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公章，虽然胡池后否认该合同上签名的真实性，但由于该合同系一审法院向潢川县桃林铺镇农发中心调取的合同，同时，仲裁卷证据《税费改革农户承包土地基本情况登记表（一）》也显示2002年5月胡池后的承包地为3.74亩，该登记表和土地承包合同能够相互印证，因此，应当认定在2002年时潢川县桃林铺镇黄大楼村委员会仅认可胡池后承包3.7亩土地的事实，并不能认定争议土地属于胡池后承包。同样，陶瑞林的土地承包合同也仅显示承包土地为15亩的事实，并不能认定争议的土地由陶瑞林承包。《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三百三十三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生效时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三条规定，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认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成立的依据主要是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本案中，由于胡池后提交的证据并不能充分证明争议的土地由其承包，其提交的证据也不能取得替代土地承包合同的法律效力，因此胡池后主张争议15亩土地应当由其所有的事实没有充分的事实依据，不应支持。虽然案涉土地现由陶瑞林耕种，但由于陶瑞林也没有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已经依法承包争议的15亩土地，因此也不应认定争议15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由陶瑞林所有。一审对此判决错误，本院予以纠正。由于争议的15亩土地承包经营权权属不明，因此，双方可以另行解决。关于陶瑞林主张的诉讼时效问题，由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系用益物权，胡池后也曾向村委会、桃林铺镇有关部门主张权利，因此一审认定本案不超过诉讼时效并无不当。综上所述，陶瑞林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由于潢川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委员会潢农裁字（2019）003号仲裁裁决书因陶瑞林起诉而依法不再发生法律效力，因此陶瑞林要求撤销该仲裁裁决并驳回胡池后土地纠纷仲裁请求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支持。一审虽然认定事实存在瑕疵，但其驳回陶瑞林诉讼请求的判决结果又并无不当，故本院对其这一判决结果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河南省潢川县人民法院（2020）豫1526民初363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三项；二、撤销河南省潢川县人民法院（2020）豫1526民初363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审案件受理费400元，由陶瑞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朱峰审判员  马勇审判员  姚涛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魏静书记员李鸿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