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13民终34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惠州市金键达精密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博罗县罗阳镇小金村金盘围组金盘围（土名）地段C栋厂房二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322MA4UTNN099。法定代表人：廖剑辉，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许耀凤，广东百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和，广东百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市大阳精品机械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龙华新区三联路圣博雅商务中心三楼B08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67578297W。法定代表人：杨文生，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涂雄翔，广东法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伟如，广东法村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黎政锋，男，1976年2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公民身份号码：××××××××××××。上诉人惠州市金键达精密科技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深圳市大阳精品机械贸易有限公司、原审第三人黎政锋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博罗县人民法院（2020）粤1322民初34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惠州市金键达精密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键达公司”）的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博罗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粤1322民初3425号民事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原审全部诉讼请求。二、请求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涉案公司的股权及股东已经历多次变更，在涉案公司股权变更时，已对公司的债权、债务明确进行了约定，但原审判决对于涉案机器设备的权利、义务在公司股权转让时已进行明确约定的事实视而不见，在未查清几次固定资产、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的情况下就做出判决，在认定事实方面存在明显瑕疵。理由如下：本案之所以产生争诉是因双方对涉案货款是否应由被告惠州市金键达精密科技有限公司支付存在较大分歧。从一审双方提交的证据中可以看出：1、2018年3月15日，上诉人惠州市金键达精密科技有限公司的原股东即本案第三人黎政锋与案外人叶某1签订了《固定资产转让合同》，双方在《固定资产转让合同》第三条转让资产中明确约定：“1、固定资产：甲乙双方同意，有关企业所拥有的拟向乙方转让的全部固定资产包括列载协议附件一的资产评估报告内，于评估基准日的全部固定资产甲乙双方确认，在交割日甲方将上述全部固定资产作为转让资产向乙方转让，明细如下：（一）台勤CNC30台，总价为人民币50万。（附明细表一）；（二）四轴10台，每台单价为1.45万；共人民币14.5万。2.流动资产：为了生产持续性发展的需要，本协议甲方同意向乙方转让，而乙方同意受让甲方拥有的有关的库存材料、产成品、在制品及配件仓库存零配件。（二）甲方206-2017年度应付未付款均与乙方无关”。依据该《固定资产转让合同》，本案涉案的10台德川G×××××四轴转台已于2018年3月15日，由惠州市金键达精密科技有限公司的原股东即本案第三人黎政锋以每台单价为1.45万；共人民币14.5万的价格转卖给了案外人叶某1（即惠州市金键达精密科技有限公司的第二任法定代表人）。并且在双方签订的的《固定资产转让合同》中也明确写明：“甲方（惠州市金键达精密科技有限公司的原股东即本案第三人黎政锋）2016-2017年度应付未付款均与乙方（叶某1）无关”。2、在双方签订了《固定资产转让合同》后，叶某1于2018年3月28日通过其银行账户向上诉人惠州市金键达精密科技有限公司原法人即本案第三人黎政锋名下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内（账号：××××××××××××）转入了股权转让款人民币645000元。在转账付款凭证中，上诉人惠州市金键达精密科技有限公司原法人即本案第三人黎政锋亲自承诺：“此款项如有不妥（金键达公司转让手续办理不妥），在黎政锋扣款扣回”。3、在收到了叶某1支付的人民币645000元股权转让款后，上诉人惠州市金键达精密科技有限公司于2018年4月9日向有关部门办理了申请变更登记，将公司的股东由本案的第三人黎政锋变更为叶某1、廖剑辉，其中叶某1为上诉人的执行董事及法定代表人。4、因第三人黎政锋就上诉人的权转让款与叶某1产生纠纷，曾向惠城区法院提起诉讼，双方庭外经协商达成和解，并于2019年10月28日签订《和解协议书》，约定：“甲、乙双方结算确认，乙方尚欠甲方转让款人民币767143.24元。经甲乙双方协商，乙方于2019年10月28日向甲方支付和解款人民币383571.52元后，甲乙双方有关案件所涉债权债务即告结清”，并已按约定支付（详见付款转账凭证）。5、2019年3月20日，案外人叶某1（上诉人公司的第二任法定代表人）与案外人廖剑辉（上诉人公司的现法定代表人）签订了《惠州市金键达精密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合同约定案外人叶某1同意将持有惠州市金键达精密科技有限公司85%的股权共85万元出资额，以85万元转让给案外人廖剑辉，廖剑辉同意按此价格及金额购买上述股权，并足额支付了股权转让款。在签订合同当日，上诉人公司向博罗县××监督管理局申请变更，变更后股东为廖剑辉，并担任公司执行董事及法定代表人。上诉人认为，惠州市金键达精密科技有限公司存在多次股权转让。所谓的股权转让，是公司股东依法将自己的股东权益有偿转让给他人，使他人取得股权的民事法律行为。股权转让协议是当事人以转让股权为目的而达成的关于出让方交付股权并收取价金，受让方支付价金得到股权的意思表示。股权转让是一种物权变动行为，股权转让后，股东基于股东地位而对公司所发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全部同时移转于受让人，受让人因此成为公司的股东，取得股东权。因此，股权转让只是将物权转给他人，不涉及公司债务。如股权转让协议规定，股权转让前的债务由原股东承担，则新股东无需承担债务。本案中，本案上诉人惠州市金键达精密科技有限公司的原法人即本案第三人黎政锋在与案外人叶某1签订的《固定资产转让合同》中已明确写明：“甲方2016-2017年度应付未付款均与乙方（叶某1）无关”以及在案外人叶某1付款转账凭证中，本案第三人黎政锋亲自承诺：“此款项如有不妥（金键达公司转让手续办理不妥），在黎政锋扣款扣回”。则已在事实上确认了本案的涉案的10台德川G×××××四轴转台的货款应由第三人黎政锋承担。首先，该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即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也未违法公序良俗，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的规定：“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1、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2、意思表示真实。3、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双方间的合同系真实有效的。其次，上诉人惠州市金键达精密科技有限公司的后续承继股东叶某1、廖剑辉均已足额支付了股权转让的价款，因此，本案涉案的10台德川G×××××四轴转台的货款应为第三人黎政锋的个人债务，应由其自行承担，与上诉人无关。但是，原审法院在自行总结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为：“涉案货款是否应由被告惠州市金键达精密科技有限公司支付”的情况下，对于本案上诉人惠州市金键达精密科技有限公司的原法人黎政锋在与案外人叶某1签订的《固定资产转让合同》中已明确写明：“甲方2016-2017年度应付未付款均与乙方（叶某1）无关”的事实在查明部分根本未与说明，忽略了双方在收购时已对公司的债权债务进行约定的事实，冒然将本应由第三人黎政锋应承担的个人债务强行判决由上诉人承担，对上诉人是极其不公的，对此，上诉人不予认可。因此，上诉人特恳请二审法院能依法核实本案的基本事实，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二、原审第三人黎政锋在股权转让时未告知新入伙的股东存在涉案的十台机器未付清货款的事实，对本案纠纷的产生存在严重的过错，理应有其本人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但是原判决却未判决其承担连带责任，属于明显的错判，理应发回或改判。本案上诉人惠州市金键达精密科技有限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即本案第三人黎政锋在与案外人叶某1签订了《固定资产转让合同》时，恶意隐瞒涉案的10台德川G×××××四轴转台存在拖欠被上诉人货款的事实。从双方签订的《固定资产转让合同》中，第三人黎政锋也仅写明了对成科公司有应收账款767143.04元，但是根本未提及上诉人还欠被上诉人10台德川G×××××四轴转台货款的事实。而涉案的10台德川G×××××四轴转台，第三人也是作为公司的固定资产予以转让的且案外人叶某1叶支付了相应的对价。因此，上诉人及其第二任法定代表人叶某1、现法定代表人廖剑辉自始至终都不清楚第三人黎政锋与被告人之间存在拖欠10台德川G×××××四轴转台货款的事实。上诉人认为，从第三人黎政锋向被上诉人购买10台德川G×××××四轴转台至今已过四年，期间上诉人惠州市金键达精密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已发生了重大变更。因本案第三人黎政锋在与案外人叶某1签订了《固定资产转让合同》时，恶意隐瞒涉案的10台德川G×××××四轴转台存在拖欠被上诉人货款的事实。第三人黎政锋的行为不单对本案纠纷的产生存在着严重过错，而且第三人黎政锋的行为也对上诉人的后续股东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因此，第三人黎政锋作为股权转让的获利方及违约方应对本案拖欠的10台德川G×××××四轴转台货款承担付款义务。但原审法院却免除了获利方及恶意违约方第三人黎政锋的还款义务，反而判决上诉人惠州市金键达精密科技有限公司承担付款义务，明显属于认定事实不清，判决错误。上诉人特恳请二审法院能依法核实本案的基本事实，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上诉人并不知晓第三人黎政锋与被告人之间存在拖欠10台德川G×××××四轴转台货款的事情，不应承担付款责任。上诉人不服该判决，特依法提出上诉。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撤销博罗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粤1322民初3425号民事判决书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原审诉讼请求。上诉人庭上补充上诉意见如下：原审遗漏了案外人周某1作为被告，属于程序错误。依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8年5月31日签订的协议书，该协议书上无上诉人的盖章确认，在协议人处签名为黎政锋与周某1。根据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三股东会决议可以看出，赵某1作为周某1的股权代持人，注册登记在工商档案之中，而上诉人在2018年4月12日就将股东变更为叶某1与廖剑辉，黎政锋与周某1的签字，属于无权处分公司财产的个人行为，理应由其二人承担还款责任。而原审遗漏了周某1作为共同被告属于程序错误，理应予以追加。还有就是原审不应将黎政锋作为第三人，应将其追加为共同被告承担连带责任。被上诉人深圳市大阳精品机械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阳公司”）辩称，一、金键达公司的股东变更事宜，并不影响金键达公司对案涉货款承担付款义务，原审法院对该部分事实查明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即使金键达公司的股东存在变更的事实，但是新旧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并不改变公司的独立法人身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的规定，金键达公司作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主体，对公司的资产享有独立的财产权，金键达公司应当以其公司财产承担公司的债务，对拖欠大阳公司货款应当承担清偿责任。至于上诉人所陈述的新旧股东之间在股权转让环节对公司资产的处置以及对公司债务承担的约定，本身就违反了公司法人财产独立原则，退一步说，即使该约定有效，也仅限于在股东内部之间，而不能对抗公司的债权人。因此，一审判决被答辩人金键达公司承担案涉货款的支付责任，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予以维持。二、原审法院对被答辩人金键达公司原法定代表人黎政锋擅自处置公司财产的违法行为未予以查明，答辩人认为黎政锋存在明显过错，应当对案涉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从金键达公司提交的《固定资产转让合同》及民事起诉状、和解协议书等证据材料来看，黎政锋作为金键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未经公司股东会决议，以金键达公司的名义向案外人叶某1擅自转让金键达公司的资产及应收债权后，以其个人名义收取上述转让款，并未将转让款支付至金键达公司的账户，导致金键达公司的财产受损，其行为明显违反了公司法中关于公司资产恒定不变的基本原则，损害了公司利益，同时也损害了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因此，黎政锋个人应当对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对此观点，答辩人同意上诉人的意见，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后依法改判第三人黎政锋对金键达公司的案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请法院依法查明事实后，维持原审法院对金键达公司应支付欠款的判决，改判第三人黎政锋对金键达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上诉人庭上补充答辩意见如下：关于一审未判决第三人黎政锋对上诉人惠州市金键达精密科技有限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认定，答辩人认为原审法院对该部分事实的认定有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第三人黎政锋对上诉人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根据公司法第20条第三款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本案第三人黎政锋在2018年3月15日，擅自将属于公司的固定资产及应收债权转让给案外人叶某1，已经是属于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该行为已经严重损害债权人，也就是本案的被上诉人的利益。因此被上诉人认为第三人黎政锋应当对上诉人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原审第三人黎政锋未作答辩。原审原告金键达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246500元及利息（利息自2018年5月31日起以未支付的货款本金为基数，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率计算至货款付清之日止，暂计至2020年6月16日为21155.52元）；二、第三人对被告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本案的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等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庭审时，原告变更诉讼请求：利息的起算点应该是其中一笔货款123250元，利息自2016年11月4日起算；第二笔货款123250元自2016年11月17日起算，计算标准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6年9月3日，原告深圳市大阳精品机械贸易有限公司（供货方）与被告惠州市金键达精密科技有限公司（需货方）签订《购销合同》，合同约定：1、被告向原告购买十台型号为德川C×××××四轴转台，总金额290000元（含税17%）；2、合同签订到货安装调试后，60天内付100%，收到全款后供方提供增值税发票，本合同由成科担保承付；成科公司需加盖公章，如2017年3月1日前未付款单价改为32000元/台。合同签订后，原告分别在2016年9月5日及9月17日向被告送货共计10台德川GX-170转台，被告惠州市金键达精密科技有限公司在两份送货单均有赵某1签名及盖印公司业务专用章。后双方于2018年5月31日达成一致协议并立下《协议书》。《协议书》记载：“深圳市大阳精品机械有限公司于2017年卖给惠州市金键达精密科技有限公司CNC机四轴10台，原价¥29000.00元/台含税，共人民币贰拾玖万元整（¥：290000.00）；就货款事宜，现双方协商，按8.5折收取，以¥24650,000.00元/台不含税，并由现（金键达）代为扣回。”该协议上有原告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被告公司原法定代表人黎政锋签名。因被告未按约定支付货款，故原告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另查明，被告惠州市金键达精密有限公司于2016年8月16日成立，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股东分别为黎政锋、葛勤及赵某1，由黎政锋担任执行董事及法定代表人，赵某1担任监事。2018年3月15日，被告（甲方）与案外人叶某1（乙方）签订《固定资产转让合同》。根据《固定资产转让合同》第三条转让资产约定双方固定资产转让明细，包含四轴10台在内。被告公司于2018年4月9日向有关部门申请变更登记，变更后股东为廖剑辉、叶某1，由叶某1担任执行董事及法定代表人，廖剑辉担任监事。因第三人黎政锋就被告公司的股权转让款与叶某1产生纠纷，向惠城区法院提起诉讼，双方庭外经协商达成和解，并于2019年10月28日签订《和解协议书》。2019年3月20日，叶某1（甲方）与廖剑辉（乙方）签订《惠州市金键达精密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合同约定甲方同意将持有惠州市金键达精密科技有限公司85%的股权共85万元出资额，以85万元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按此价格及金额购买上述股权。签订合同当日，被告公司向博罗县××监督管理局申请变更，变更后股东为廖剑辉，并担任公司执行董事及法定代表人。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为案涉货款是否应由被告惠州市金键达精密科技有限公司支付。根据原告提交的《购销合同》及两份《送货单》，原告向被告送货的地点、产品名称、数量，均与《购销合同》记载一致，送货单上盖有被告公司业务专用章及当时仍是被告股东的赵某1签名确认，且被告在庭审时对案涉四轴10台的资产确认已经受让。因此，原告按《购销合同》履行了送货义务，被告应当亦按照约定支付货款。但被告自收到货物后一直未向原告支付货款，其行为已经构成违约，被告应当承担向原告支付货款义务。被告以公司历次股权变更已经对货物价款作出约定为由主张不应由公司支付货款给原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被告公司应以其财产对外承担债务。被告公司股权变更系其内部事务，被告以其股权变动为由主张不承担责任，没有依据，故对被告的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被告应支付货款金额的问题。在签订《协议书》时，被告公司已经发生股东信息变更及公示，第三人黎政锋在《协议书》上的签名行为，系无权代理，且被告公司并未予以追认，《协议书》约定事项对被告公司不应产生约束力，双方应按照《购销合同》的约定履行义务。现原告请求被告支付货款246500元，并未超过《购销合同》约定的价款，应视为原告对自身权利的处分，对原告的请求支付货款的金额246500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根据《购销合同》约定，被告应在收到货物后60日内支付全部货款，关于利息的起诉点应是被告确认收到货物时间即2016年9月5日及2016年9月17日。双方并未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及违约金的计算方式，因此，原告请求被告支付货款利息应以123250元为基数自2016年11月5日起算及以123250元为基数自2016年11月17日起算，按照同期全国银行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原告请求第三人黎政锋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未提供有关第三人承担连带责任的约定的证据，因此，对原告的该项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惠州市金键达精密科技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深圳市大阳精品机械贸易有限公司支付货款246500元及利息（利息分别以123250元为基数自2016年11月5日起，以123250元为基数自2016年11月17日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原告深圳市大阳精品机械贸易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2499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惠州市金键达精密科技有限公司负担。本案二审期间，上诉人金键达公司提供以下证据材料：一、企业信用报告复印件，用以证明金键达公司成立于2016年8月16日，原始股东为黎政锋（占股50%）、葛某（占股25%）、赵某1（占股25%），2018年4月12日，股东变更为叶某1（占股85%）、廖剑辉（占股15%），2019年3月20日，叶某1将其名下85%股权转让，自此，廖某1占股51%，廖剑辉占股49%。二、网银转款记录，用以证明依据2018年3月15日签订的《固定资产转让合同》第三条约定，叶某1已于2018年3月28日将转让款645000元转至黎政锋个人账户内（该款已包含涉案的10台4轴转台），本案款项理应由黎政锋承担。三、股东会决议，用以证明，金键达公司股东早在2018年3月20日召开股东会议，同意将2018年3月15日签订的《固定资产转让合同》中受让方叶某1的债权转让给黎政锋，周某1是隐名股东，代持人为赵某1。被上诉人大阳公司发表意见如下：证据一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是这是被告公司与其股东之间的关系，与本案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请求被告一承担付款责任是无关的。证据二关于黎政锋本人的签名，真实性是无法核实。证据三的内容真实性被上诉人也无法核实，因为被上诉人没有参与，对股东会也是不知情的。但是通过股东会决议的内容，就恰好能够体现出黎政锋利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来逃避债务的行为。对当事人在二审中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定。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当事人未提出上诉请求或上诉未请求部分，本院不作处理。根据本案双方当事人的上诉意见和答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涉案货款是否应由上诉人金键达公司支付。关于涉案货款是否应由上诉人金键达公司支付的问题，根据本案现已查明的事实及证据可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被上诉人按涉案《购销合同》履行了送货义务，上诉人应当亦按照约定支付货款，但上诉人自收到货物后未向被上诉人支付货款，其行为已经构成违约，上诉人应当承担向被上诉人支付货款义务。上诉人金键达公司主张公司历次股权变更已经对公司债权债务作出约定，涉案货款应由其原股东即原审第三人黎政锋支付，不应由公司承担。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一款：“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的规定，上诉人公司应以其财产对外承担债务。上诉人公司股权变更系其内部事务，上诉人以其股权变动为由主张不承担支付被上诉人货款的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提供的现有证据材料系关于上诉人公司的内部约定，不足以证明其无需向被上诉人支付涉案货款，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上诉人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惠州市金键达精密科技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998元，由上诉人惠州市金键达精密科技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晓文审 判 员 黄**锋审 判 员 刘艳妹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 岑羽翎书 记 员 谢晓蕾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