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1民初1283号原告：上海声动亚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2000号18楼1806室。法定代表人：马晨骋，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贺晓博，上海市华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迪，上海市华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壹仟零壹夜演出经纪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密云区滨河路46号文锦大厦北楼二层220室-243（不老屯镇集中办公区）。法定代表人：刘素云，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韩丹，女，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彦淇，男，该公司员工。原告上海声动亚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与被告北京壹仟零壹夜演出经纪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13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迪，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韩丹、黄彦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损失11260593.63元；2.判令被告承担律师费8万元；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告系一家集运营演出、艺人经纪、剧场管理、舞台剧目管理等演艺业务的综合性平台公司，具有丰富的媒体资源和营销能力。被告系舞台剧《战马》中文版作品的联合制作方，拥有《战马》中文版作品亚洲演出的独家发行权并独家负责票务运营、招商赞助、市场开放等相关事宜。2015年4月1日，原告与被告及案外人中国国际演出剧院联盟签署《舞台剧中文版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合作协议》），约定原告向被告提供总额为2600万元的投资款，成为《战马》联合制作方。被告保证《战马》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地区的巡演如期进行，原告有权依约获得相应收益。协议签订后，原告按约履行了自身义务，然而被告却在战马项目的合作中存在一系列违约行为，包括：被告未经原告同意，擅自取消了成都站的演出，并拒绝原告继续参与广州站演出的合作；在原告按约与赞助商凯迪拉克进行合作，向被告履行报备等义务的情况下，被告对原告已经依约报备的行为予以否认，要求原告在优先收回投资款之前即向其支付赞助款，更是擅自取消与赞助商凯迪拉克的合作，导致原告与赞助商关系破裂，原定凯迪拉克1500万元的赞助费用，最终只收到了900万元。被告还拒绝向原定支付按约应承担的用于《战马》上海地区发布会、地面活动、外部媒体采购、人力成本等各项开支的款项等。被告的违约行为给原告造成了票房收益及赞助费损失，原告从广州同行处了解到广州站票房收入7037312.1元，自行测算成都站收入应为15498000元，上述票房收入扣除原告应投资的500万元后，原告有权获得其中30%的收益，再加上因被告违约给原告造成的凯迪拉克赞助费收入600万元，被告共计应向原告赔偿损失11260593.63元，故原告提起本案诉讼。被告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一、被告无任何违约行为，不应承担违约责任；二、成都站为计划演出，并非确定，因成都无满足演出条件的场地，故未演出也未做任何宣传；三、基于协议约定，原告获取《战马》成都站、广州站票务权益及赞助商权益的前提是再投资500万元，但原告并未实际投资，故无权获得相关权益；四、原告存在严重违约行为，非法截留巨额票款，造成被告重大损失，存在恶意起诉的嫌疑。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经审查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11月17日，被告（甲方）与案外人北京战马票务有限公司（乙方）（以下简称战马公司）、案外人北京华章东信文化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丙方）（以下简称华章东信公司）签订关于舞台剧《战马》中文版之《票务联合运营合作协议》（以下简称《联合运营协议》），约定被告拥有《战马》中文版中国境内的独家运营权，被告将《战马》中文版的票务相关事宜全权委托给战马公司负责，华章东信公司以2800万元作为合作保底费用从战马公司获得《战马》中文版在北京和上海两地的所有票务权益及相关消费权益，并就获得的收入在甲乙丙三方之间进行收益分账。2015年4月1日，原告（乙方）与被告及案外人中国国际演出剧院联盟（甲方）签订《合作协议》，载明甲乙双方就《战马》演出合作事宜约定主要内容如下：一、项目概况：《战马》已于2014年全面启动了演出筹备及市场开发等相关工作，剧目将于2015年9月在北京首演，11月在上海演出，未来《战马》也将陆续展开在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演出。二、演出计划：1、北京：2015年9月4日至2015年10月31日，在中国国家话剧院演出不少于50场。上海：2015年11月15日至2016年1月17日，在上海文化广场剧院演出不少于64场。广州：2016年3月25日至2016年5月3日，在广州大剧院演出不少于40场。成都：计划于2016年5月在成都演出不少于30场。2、甲乙双方均理解《战马》项目按照上述时间节点推进对于本协议票房、赞助招商等各项合作的展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鉴于甲方是《战马》中文版出品方中国国家话剧院的主要对接人，全程负责《战马》中文版的运营工作，甲方应全力配合中国国家话剧院，确保《战马》筹备、制作、演出等各项工作按照既定的时间节点顺利推进，特别是保证《战马》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地区的巡演如期进行。三、项目合作：1、乙方向甲方《战马》项目提供总额为2600万元的投资款，成为舞台剧《战马》中文版的联合制作方。2、投资款中2100万元的部分，乙方有权从乙方获取的《战马》项目赞助招商收益和北京、上海两地票务权益及相关消费权益收益中收回。鉴于甲方已与华章东信公司就北京、上海两地票务权益及相关消费权益签署了《联合运营协议》。因此，乙方关于北京、上海两地票务权益及相关消费权益收入应从《联合运营协议》中甲方享有的收益分成的部分收回。不影响华章东信公司在《联合运营协议》中享有的收益分成。3、甲方应保证华章东信公司已知悉并同意甲乙双方此次合作的内容，乙方有权从《联合运营协议》中甲方享有的收益分成的部分优先收回乙方2100万元投资款。该笔投资款作为乙方获取《战马》上海地区传统票务独家票务代理权，《联合运营协议》中甲方享有的收益分成的分享权和赞助招商权利的对价。……7、2015年12月31日前，且《战马》广州剧场场租协议已签订、场租第一笔款项已付、演出已开票；成都剧场场租协议已签订、场租第一笔款项已付的情况下，乙方再向甲方支付500万元投资款，获取《战马》成都、广州票务权益及相关消费权益的分享权和赞助招商权利，具体内容在本协议第五条“票房合作”、第六条“赞助招商”约定。四、宣传合作：乙方同意向甲方提供价值800万元的媒体宣传支持，用于《战马》项目在上海地区的宣传推广，且该资源仅用于剧目宣传。五、票房合作：1、乙方成为《战马》上海地区传统票务销售独家代理方，负责对接当地各票务公司，统一进行票务管理，并负责在上海地区巡演结束后一个月内与甲方就《战马》上海地区传统票务的全部票房进行结算。甲乙双方同意，根据甲方与华章东信公司签署的《联合运营协议》，北京、上海两地票务权益及相关消费权益的收益在2800万元以内的部分乙方不参与分成，不足2800万元时，乙方将以上海地区传统票房收益予以补足。……4、北京、上海两地票务权益及相关消费权益的收益超过2800万元的部分，乙方有权从《联合运营协议》中甲方享有的收益分成的部分优先收回投资，直至招商收益和票务权益及相关消费权益的收益总和达到乙方的2100万元投资款。5、乙方优先收回2100万元投资款后，乙方仍享有《联合运营协议》中剩余收益的20%收益分成，乙方分成收益仍不影响华章东信公司在《联合运营协议》中享有的收益分成，乙方收益分成部分，由甲方从自身收益款中予以支付。……7、乙方获取《战马》成都、广州票务权益及相关消费权益分享权，甲方承诺其收到《战马》成都、广州两地的票房收益应首先用于返还乙方500万元的投资款。广州、成都地区的票房及消费收益收入扣除票代佣金、销售成本并在乙方已收回投资款后的盈余部分，乙方有权获取30%，甲方应在演出结束后一个月内予以结算。六、赞助招商：1、甲方允许乙方作为《战马》项目全国招商工作市场开发代理商，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战马》赞助招商、宣传推广、活动策划等工作。甲方提供标准赞助方案供乙方开展赞助招商工作，对于赞助商的个性化要求，乙方须征得甲方同意后执行，在乙方负责的招商项目中，甲方同意支付给乙方招商总金额的15%作为佣金。2、乙方在洽谈客户前，应先行向甲方联络人进行报备（应采取Email、传真、函件等书面形式），甲方联络人收到乙方联络人的报备信息后，应最迟在两个工作日内回复确认信息。报备信息应包含乙方洽谈的客户/代理商名称、客户/代理商对接人、合作形式、合作基本内容等。甲方联络人为崇滢钧，乙方联络人为沐海云。……4、乙方客户的赞助招商合同，乙方收取的赞助款在扣除佣金、资源或执行服务成本（佣金、资源及执行服务总成本在赞助总金额的40%-50%之间，具体数额由甲乙双方协商确定）后可用于优先收回乙方2100万元投资款（乙方获取的赞助招商收益和北京、上海两地票务权益及相关消费权益收益中，以其先到账者优先抵扣乙方2100万元投资款）。……6、如乙方收取赞助款，乙方须在收款后5个工作日内，扣除佣金、资源或执行服务成本并优先收回乙方投资款后将剩余赞助款项支付给甲方。双方可就资源提供或执行服务事宜签订具体协议。八、违约责任：……2、乙方未征得甲方同意而擅自进行招商工作或使用未经甲方认可的招商方案进行招商的，视为乙方违约行为，其招商方案中所列内容甲方将不予承认，所造成的损失由乙方自行承担。3、除本协议所明确载明之违约行为外，甲乙双方的任何一方违约，违约方应按照违约事项所对应之金额的30%承担违约金。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守约方有权解除协议。4、如任何一方违约，经守约方书面通知其纠正后30日内仍不能消除违约状态，则视为该方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违约方应赔偿因此给守约方造成的一切损失。5、本协议项下所约定之实际损失系指包括但不限于守约方经济利益的减损、守约方为证实违约方之违约行为所支出的各项调查取证、公证费用，守约方为寻求救济而支付的诉讼费用、律师费用等。九、甲乙双方《战马》项目的合作期限为自甲乙双方签约之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2015年4月29日，原告的关联公司上海东方之星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之星公司）向被告出具《关于请北京壹仟零壹夜演出经纪有限公司出具授权的函》，称其为履行《舞台剧中文版合作协议》赞助洽谈工作，负责与凯迪拉克洽谈赞助事宜，需被告为其出具相关授权文件。同日，被告为东方之星公司出具《舞台剧中文版授权函》，授权东方之星公司负责《战马》中文版的宣传推广、票务营销、赞助招商等相关事宜。2015年5月27日，上汽通用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汽通用公司）与东方之星公司签订《合同》，约定舞台剧《战马》中文版（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四地）战略合作伙伴合同总金额14150943.36元，本合同项下2015凯迪拉克《战马》战略合作项目支付北京上海部分8490556元，成都广州部分待市场部预算申请审核通过后，另行签订2016年协议支付5660377.36元。2015年5月22日至6月4日期间，原被告员工通过邮件就与凯迪拉克签约中的权益回报事宜进行沟通。2015年6月4日，被告员工崇滢钧回复原告员工沐海云：“权益收悉，同意在此原则下推进合同的签署。”2015年7月10日，原告员工毛佳敏向被告员工崇滢钧发送东方之星公司与凯迪拉克签订的合同盖章文件。2015年9月18日，沐海云向崇滢钧、毛佳敏等人发送邮件，内容为2015年9月17日原被告召开会议的会议概要并附件《凯迪拉克回报权益明细含预算（四城）》，参会人员包括毛佳敏、崇滢钧等原被告的员工，其中双方确认了凯迪拉克权益回报票款的结算方式及11月20日凯迪拉克车展活动。2015年10月26日，被告向原告出具《舞台剧成都站剧场情况说明的函》，称经被告工作人员考察，成都剧场的硬件要求均无法按照英方制定的标准执行，成都不具备舞台剧《战马》中文版演出的剧场要求，故被告建议将成都站巡演变更到其他城市。2015年11月2日，原告回函称，双方签署的《合作协议》约定，舞台剧《战马》将分别于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四地上演，原告在综合评估了四地演出计划后，决定对该项目进行投资并参加联合制作。目前，原告对该项目的所有运营计划及赞助商均是在结合了四地演出的基础上制定的。现若临时取消成都站演出，将给原告对该项目的投入产出计划造成重大影响，且将可能直接影响赞助商的下一轮赞助决定。希望被告对成都剧院继续考察，对演出可行性进行再次判断，保障演出按协议约定进行。2015年11月5日，被告向原告出具《告知函》，称截至目前，《战马》北京站已演出完毕，上海站开演在即，被告从未收到过原告有关资源及执行服务成本的正式整体方案报备文件，造成《战马》项目赞助招商环节的无序和混乱，且被告至今尚未收到相关赞助商任何款项，要求原告三日内报备正式整体方案文件并就资源提供或执行服务与被告签订具体协议，逾期被告将不予确认《战马》上海站相关赞助商的一切权益。2015年11月9日，原告向被告复函称，原告于6月4日向被告提交了关于凯迪拉克赞助权益汇报明细，并在当天收到确认回复。之后，原告于9月18日以邮件方式向被告报备了关于凯迪拉克赞助的相关汇报资源及执行服务预算，该邮件也在第一时间得到了被告的回复，最后，原被告双方又于10月19日上午在艺海19楼的相关工作会议中再次沟通此部分细节，被告当场已表示确认相关内容，故不存在被告从未收到相关文件造成《战马》项目赞助招商环节的无序和混乱。目前原告收取的赞助款在扣除上述约定款项后，远未能抵扣已经付出的2100万元投资款，故无需向被告支付任何赞助款项。后被告又多次向原告发送函件主张原告存在未依约报备的违约行为，原告亦多次回复予以否认。2016年1月5日，被告与战马公司、华章东信公司签订《联合运营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被告保证督促原告在上海演出结束后及时和各方结算、分配上海票务，对于原告应付被告的票务收益，如该等收益款按原协议约定属于华章东信公司应得收益的，被告将直接指定华章东信公司的银行账户为收款账户。2016年2月19日，被告向上汽通用公司发送《告知函》，称不予承认上汽通用公司（凯迪拉克品牌）作为《战马》中文版的赞助商，要求上汽通用公司停止使用《战马》中文版项目相关元素、停止宣传并撤销相关宣传内容。另查，2015年9月4日至10月31日、2015年11月15日至2016年1月17日，《战马》中文版分别在国家话剧院及上海文化广场演出，对外宣传时将凯迪拉克列为战略合作单位。2016年3月8日至5月3日，《战马》中文版在广州大剧院演出，对外宣传时未将原告体现为联合制作方。《战马》中文版最终未在成都市演出，而是改在了哈尔滨市和天津市演出。庭审中，原被告均认可原告仅就北京站及上海站支付了2100万元投资款，未就成都站及广州站支付500万元投资款，原被告也未就成都站及广州站进行合作。又查，华章东信公司于2016年7月13日向本院起诉原被告及战马公司，要求原被告及战马公司向其支付《战马》中文版演出北京站和上海站的收益款及利息。本院于2018年4月12日作出（2016）京0101民初13725号民事判决书，查明《战马》中文版在北京、上海两地的销售总收益为32221633元，华章东信公司实际应分得的收益为28844326.6元，并判决原被告及战马公司向华章东信公司支付收益款19253705.6元及利息、被告及战马公司向华章东信公司支付收益款725985元及利息。该案二审判决维持了原判。再查，原告的关联公司上海文广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于2019年12月18日向上海市华诚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费8万元。上述事实有《联合运营协议》及补充协议、《合作协议》、《关于请北京壹仟零壹夜演出经纪有限公司出具授权的函》、《舞台剧中文版授权函》、往来邮件、《合同》、《舞台剧成都站剧场情况说明的函》、《关于舞台剧成都站剧场情况说明的回函》、《告知函》、微信截图、民事判决书等证据及当事人陈述在案佐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原被告与中国国际演出剧院联盟签订的《合作协议》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各方均应依约履行合同义务。根据《合作协议》的约定，双方均理解《战马》项目按照约定时间节点推进对于本协议票房、赞助招商等各项合作的展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鉴于被告是《战马》中文版出品方中国国家话剧院的主要对接人，全程负责《战马》中文版的运营工作，被告应确保《战马》筹备、制作、演出等各项工作按照既定的时间节点顺利推进，特别是保证《战马》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地区的巡演如期进行。在《战马》广州、成都剧场场租协议已签订且场租第一笔款项已付的情况下，原告再向被告支付500万元投资款，获取《战马》成都、广州票务权益及相关消费权益的分享权和赞助招商权利。根据已查明的事实，被告未能保证《战马》在成都市演出，亦未向原告告知广州站的演出进展，且在原告已经报备的情况下单方取消了与赞助商凯迪拉克品牌的合作，被告的上述行为已构成违约，原告有权要求被告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双方《合作协议》第八条违约责任部分约定：除本协议所明确载明之违约行为外，甲乙双方任何一方违约，违约方应按照违约事项所对应之金额的30%承担违约金。该条约定系双方对违约行为可能给守约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计算方法的预先判定，现原告要求被告承担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之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本案中，原告主张因被告违约导致其丧失了凯迪拉克赞助费损失600万元，对此本院认为，原告主张的该笔款项性质属于预期利益，虽然《合作协议》约定原告获取成都、广州的赞助招商权利应先行支付500万元投资款，但在合同的实际履行过程中，原告已经在较大程度上履行了为成都、广州演出进行赞助招商的义务，在与上汽通用公司签订的合同中明确约定上汽通用公司将在预算申请审核通过后签订协议支付成都站及广州站的赞助费5660377.36元，被告对此也明确知晓。根据《合作协议》约定，原告负责的招商项目中，被告同意支付给原告招商总金额的15%作为佣金，原告收取的赞助款在扣除佣金、资源或执行服务成本后可用于优先收回原告2100万元投资款，其中佣金、资源及执行服务总成本在赞助总金额的40%-50%之间，具体数额由原被告协商确定，原告获取的赞助招商收益和北京、上海两地票务权益及相关消费权益收益中，以其先到账者优先抵扣原告2100万元投资款。而根据（2016）京0101民初13725号民事判决书查明的事实，原告在《战马》北京、上海两地的收益分成不足以抵扣其2100万元投资款，故如果被告依约履行合同，且原告依约支付500万元投资款，则原告将从后续的赞助费中获得15%的佣金并按照50%-60%的比例收回投资款，因原被告未协商确定赞助款中应扣除成本等的具体金额，且双方均存在违约情形，故本院综合考虑合同履行情况、当事人过错程度及预期利益等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酌情确定被告向原告赔偿赞助款损失金额为80万元。关于原告主张的票房收益损失，因《合作协议》约定原告获取成都、广州票务权益及相关消费权益分享权应以其履行再向被告支付500万元投资款的义务为前提，现原告实际未向被告支付该笔投资款，即未就成都及广州的收益分享权支付对价，故其无权获得相应收益分配，亦无权要求被告对此承担赔偿责任。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律师费8万元的诉讼请求，因原告仅提交其关联公司的付款凭证，未举证证明原告自身实际支出该8万元费用，亦未证明该费用与本案的关联性，故其该项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北京壹仟零壹夜演出经纪有限公司赔偿上海声动亚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损失80万元；二、驳回上海声动亚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9364元，由上海声动亚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负担77564元（已交纳），由北京壹仟零壹夜演出经纪有限公司负担11800元（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万红玉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 郭晓磊书 记 员 宋丽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