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1民初19496号原告：王学普，女，1957年2月21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友伶，北京京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兴业，上海申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学玉，男，1940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被告：王学增，男，1945年3月24日出生，汉族。被告：王学香，女，1953年1月14日出生，汉族。上述三被告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萍，北京市中友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学普与被告王学玉、王学增、王学香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1月5日立案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陆音独任，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学普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友伶、刘兴业，被告王学玉、王学增、王学香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萍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确认位于北京市东城区某街40号、某胡同10号2幢、4幢房屋所有权归原告所有；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如下：王某秀、王某英、王某俊系兄弟关系，王某第与三人系亲属关系。王某俊于六十年代去世，肖某英为王某俊之妻；三被告为王某英之子女，王某英于1993年去世，王某秀为原告之父，亦已去世。诉争房屋位于北京市东城区某街40号、某胡同10号2幢、4幢（建筑面积34.5平方米）。1984年5月1日，王某英、王某第签署分家协议：约定南房两间半（系诉争房屋）、东厢房一间共计三间半由王某英所有，并同时约定诉争房产由原告继承。1989年3月20日，北京市崇文区公证处对该分家协议进行了公证。1990年王某英依据该分家协议办理产权登记。1986年3月30日，王某英、王某秀、肖某英签署分家协议：约定东厢房一间由肖某英所有，因历史原因被拆除，由王某秀向其补偿200元；南房两间半（系诉争房屋）由王某秀所有，山东老家房屋三间由王某英所有。1987年11月2日，王某秀、王某英签署补充协议：约定南房中一间由王某英所有，该处房屋与其他物件家具作价共计500元卖于王某秀；1988年王某秀向王某英支付购房款500元。依据1984年分家协议、1986年分家协议及1987年补充协议表明诉争房屋系原告所有，同时原告一直在诉争房屋处居住，已经超过三十年。期间该房屋的翻新维修费用均由原告负责，故三被告已侵犯原告的房屋所有权。现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三被告辩称，原告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王某秀、王某英、王某俊是兄弟关系，王某英是老大，王某俊是老三，王某秀是老四。王某第与他们并非亲属关系，是同族关系。王某秀有两个孩子，原告王学普和王某敏。2、1984年5月1日，王某英和王某第的“协商分割蓝图证书”无论从名称还是内容来看都是一份王某英和王某第将40号院一分为二的内容，只字未提立遗嘱之事，所以该协议的性质为典型的分割协议。遗嘱分为自书遗嘱、代书遗嘱、公证遗嘱，而该协议无论从内容上还是形式上均不符合法律关于自书遗嘱、代书遗嘱、公证遗嘱的规定要求，也就是协议并非遗嘱。原告所述王某英立遗嘱将诉争房屋由其继承与事实相悖。首先，王某英1984年5月4日写信给家人，告诉家人房子已经测量好，让家人放心，可见无论是王某英还是王某英的家人对诉争房屋都很重视，王某英不可能把房子给予外人。其次，这是王某英打拼一辈子挣下的家产，怎么可能拱手给予外人。最后，原告1980年之前在农村，后才接其父王某秀的班去北京工作，原告与王某英之间并没有太多交集，王某英没有理由将房子给予原告。退一步讲，原告并非王某英法定继承人，即便立遗嘱也是遗赠，法律规定受遗赠人应当在知道受遗赠后两个月内，作出接受或者放弃受遗赠的表示，到期没有表示的，视为放弃。这么多年，原告并未向被告做出过接受遗赠的表示。原告自己提交的所谓的“分家协议”以及“分家协议的补充协议”从时间上看在遗赠之后，从内容上看也与所谓遗赠相悖，故该遗赠不具有法律效力。3、诉争房屋以及涉山东省招远县某村的房屋均系王某英独自出资购买，属于王某英夫妇共同财产，不存在原告所称的分家基础。王某英系1913年出生，后成立福聚厚商行，任商行掌柜，做皮毛生意。解放前用积攒的钱和王某第共同出资3200大洋购买了某街40号10余间房屋，王某英占其中三分之一份额，后来经过分割，确定诉争房产归王某英所有。由于山东老家的房在1947年左右被土改没收，老家的妻子、孩子一直居无定所，1964年为了解决妻子、孩子的居住问题，王某英又出资700元在山东老家购买山东省招远县某村的房屋，房屋购买后一直由王某英一家居住，所以两处房屋均系王某英个人出资购买，属于王某英夫妇共同财产，与王某秀和王某俊并未混同。“分家协议”上签名并非王某英所签，况且未经王某英配偶同意，王某英个人无权处分，“分家协议”无效，且“分家协议”早已超过诉讼时效以及20年法律最长保护期。“分家协议”是1986年形成，1989年王某秀作为王某英的代理人将王某第诉至法院，请求确认诉争房屋归王某英所有，1990年诉争房屋办理登记在王某英名下。2010年王某秀去世，生前并未向王某英或其家属主张诉争房屋过户。这些足以证明王某秀实际上一直都认为诉争房屋归王某英所有。4、原告所述1987年王某英将南房一间卖给王某秀与事实不符。“补充协议”并非王某英签署，王某英也不可能以400元一间的低价卖予王某秀。由于诉争房屋系王某英夫妻共同财产，未经其配偶同意，王某英无权处分，王某秀明知王某英有配偶且至今该房屋并未过户至王某秀名下，即便“补充协议”系王某英签署，协议也无效，王某秀也不符合善意取得的情形。另外，如果原告主张王某英与王某秀系买卖关系，也应该按买卖合同起诉，而不是确权。王某秀有两个子女，本案应由全部继承人起诉，不应只有原告一人。5、原告基于借用关系居住在诉争房屋，居住不等于所有。1980年原告接其父王某秀的班回北京工作，由于原告没有住房，而王某英已回老家和家人居住，北京的房屋暂时闲置，王某英基于亲戚关系借给原告使用，但房屋仍登记在王某英名下，故居住并不是取得房屋所有的条件和方式。6、诉争房屋属于王某英夫妻生前财产。王某英、王某秀、王某第是诉争房屋直接相关当事人，虽均已去世，但诉争房屋属于王某英所有。“协议分割蓝图证书”系王某第本人签署，其中明确表明“……此房系王某第三分之二，王某英三分之一，贰人共有”，并非原告所述王某秀知道诉争房屋属于王某英和王某秀共有。综上，诉争房屋自1990年登记在王某英名下，自然应是王某英所有，故应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王某英、王某俊、王某秀系兄弟关系，三人之母于1978年去世，之父于解放前去世。王某英排行老大于1993年去世，之妻冯某香于2004年去世，二人育有王学玉、王学增、王学香；老二姓名、婚否均不详；老三王某俊，之妻肖某英，二人育有王某斌（音译）和王某亮（音译）；老四王某秀于2010年12月31日去世，之妻刘某芬于2015年7月24日去世，二人育有王某敏、王学普。案外人王某第是王某英、王某俊、王某秀三人远房堂兄。1984年4月王某第办理公证，公证书载明：王某第之父王某南于1961年9月2日死亡，其母王汪氏于1962年1月死亡，王某南死亡后在东城区（原崇文区）某街57号及后门遗有房屋10间半，由王某第继承，其他子女放弃继承。诉争房屋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原崇文区）某街40号2幢、4幢（建筑面积34.5平方米）。1989年9月12日，王某英委托王某秀向北京市崇文区人民法院起诉王某第析产纠纷，要求确认王某英的房屋所有权，变更王某第持有的房产证。在审理过程中，承办人与崇文区房管局联系，房管局同意办理王某英、王某第分割产权事宜，王某第亦表示同意分割，双方没有争议，王某英撤诉。1990年8月3日，诉争房屋由王某第名下转移登记至王某英名下，王某英并取得房产证。王学普主张诉争房屋系王某英、王某俊、王某秀之父王某堂与王某第之父王某南于1949年前合伙做买卖，共同购置的包括诉争房屋在内的共计10间半房屋。1984年，经两家协商确定三分之一归王某英，三分之二归王某第，当时王某堂与王某南均已去世。王学普提交了1984年5月王某第、王某英签订的“协商分割兰图证书”，证书载明“今坐落在前外某街57号、新40号瓦房壹所共计10半，此房系王某第3分之2，王某英3分之1贰人共有。今贰人协商同意将此房根据实际情况俱体分割，自住自理，各自一切出卖租赁互不干涉。俱体分割如下：即北房叁间与西厢房壹间并南房的西壹间以及后门贰间共柒间属王某第所有。南房的东贰间半与东厢房壹间共叁间半属王某英所有。以上贰人协商议定，并无更改和其他纠纷。照此据证分割兰图，立此各执壹证。”落款处“立证人”处有署名“王某第”、“王某英”的签字及盖章，继承人处有署名“王某寿”、“王学普”的签字及盖章，落款日期为1984年5月1日。并附有北京市崇文区公证处（89）崇证字第×号公证书，内容为“兹证明前面的‘协商分割兰图证书’上王某第签名盖章属实”1989年3月20日。王学普以“兰图证书”上书写的继承人“王学普”作为提起诉讼的依据，要求确认诉争房屋的所有权归其所有。王学普为证明不是王某英夫妻共同财产，系祖产，提供了王某臣证明和政府证明。王学玉、王学增、王学香不认可王某臣的证明和政府证明，对“协商分割兰图证书”中王某英的签字不认可是王某英签名，但认可协议的内容与事实相符，并辩称该协议的性质是王某英与王某第关于财产的分割协议，并非遗嘱。王学普还出示了“分家协议”、“补充协议”及给付房款的收据，证明诉争房屋应归其所有。1、“分家协议”载明：“今坐落在北京市前门外某街旧57号、40号院内东侧南屋房贰间半东厢房壹间（原在王某第同一兰图），此房系我兄弟三人共同所有，今我三人共同协商同意将此房三人分开。根据实际情况，互谅互让分例如下：将南房贰间半分给王某秀所有，原有东厢房壹间（被天坛房管所拆除）退补款钱贰佰元给肖某英所有。原山东省招远县某村有房叁间，给王某英所有。所有房屋家具等我叁人共同协商议定自行分配并无更改和其他一切纠纷永不反复，立此据为证，各执一份。”落款处“立据人”处有署名“王某英”、“肖某英”、“王某秀”的签字，“嘱托证人”处有署名“王某贤”的签字及盖章，“代笔”处有署名“王某第”的签字及盖章，落款日期为1986年3月30日。2、王某英和其弟王某秀分家补充字据，表述：“一、关于北京前门外某街原57号现40号南房东壹间属于王某秀所有，中壹间属于王某英所有；……三、关于王某英北京前门外某街原57号现40号南屋中壹间房经王某英、王某秀协商同意，中间人议定，由某秀付给其兄某英人民币肆佰元后，将此房折给王某秀所有……；四、关于以上物品均以此凭据为证，房和地毯共伍佰元都需通过中间人由某秀付给其兄王某英后，所有权实属王某秀，关于山东招远县某村王某英的房于王某秀无关。其他物品以原双方、字、言为据……”落款处“立字人”处有署名“王某英”、“王某秀”的签字，“中间人”处有署名“吕某英”、“王某平”的签字及盖章，落款日期为1987年11月2日。3、收据，内容为“今收到王某秀北京房款肆佰元，毛毡款壹佰元，共伍佰元正。”落款处“收款人”处有署名“王某英”的签字及盖章，“证明人”处有署名“吕某英”、“王某平”的签字及盖章，落款日期为1988年10月5日。王学玉、王学增、王学香不认可“分家协议”、“补充协议”的真实性，认为“王某英”签字并非其本人书写，三份证据都书写在一年内，但“王某英”字体完全不一样，系三人形成的笔迹。另外，诉争房屋以及招远县的房子都是王某英夫妻婚后购买，不是家庭共同财产，不存在分家的基础。即便是王某英本人书写，那么约定的两处房产均属于王某英和冯某香夫妻共同财产，王某英无权未经冯某香同意，私自处分共同财产，且王某秀从未向王某英主张房屋过户，该协议已超过30年最长保护期。王学普还提供了王某第、王某秀和王某英之间往来信件。王学玉、王学增、王学香不认可信件的真实性，认为信件不可能由王学普持有，且信件的内容与分家协议无关，王某第不是诉争房屋的产权人，无权对诉争房屋进行确认和处分。王学玉、王学增、王学香，则提供1、房屋产权登记及分割蓝图，证明档案中记载某街40号是王某英和王某第1949年前共同出资购置，1990年登记在王某英名下，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不是家庭共同财产。2、房屋买卖协议、契约及某村村委会证明，证明山东省招远县某村房屋系王某英1964年出资购置，属于夫妻共同财产。3、书信一组，证明某街房屋是王某英财产。4、诉讼卷宗，证明王某秀仅是王某英代理人，诉争房屋应归王某英所有。王学普对上述证据不认可，称诉争房屋是祖产，当时产权登记时，是按政策及房屋管理部门的要求，暂时登记在王某英名下，招远县的房屋也是王某秀、王某英共同出资购买，分家时王某秀分得诉争房屋，招远县的房屋分给了王某英。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根据查明的事实，结合1984年5月“立证人”王某第与王某英签订的“协商分割兰图证书"和王某第写给王某英书信中的内容可知，包括诉争房屋在内的位于某街40号10余间房屋经两家族协商，分割为王某第占3分之2份额，王某英占3分之1份额。1986年3月，王某英、王某俊、王某秀三兄弟在“分家协议”中明确表明王某英在“协商分割兰图证书"中所占3分之1份额系兄弟三人共同所有。虽王学普在“协商分割兰图证书"中“继承人”处签名，但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继承人”，实则为见证人、参与人。根据“分家协议”和补充协议，亦不能证明诉争房屋归王学普一人继承。王学普要求确认某街40号、大市胡同10号2幢、4幢房屋所有权归其所有，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本案应先行解决诉争房屋的权属，王学普再行主张相关权利。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王学普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475元，由王学普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陆音二〇二一年三月九日书记员  谢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