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8民初20436号原告：董某1（兼黄某、董某2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女，1947年3月13日出生，汉族，西城第三十九中学退休教导处副主任，住北京市海淀区。原告：董某3（兼黄某、董某2之委托诉讼代理人），男，1949年4月2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原告：黄某，女，1946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普陀区。原告：董某2，男，1975年1月5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普陀区。被告：董某4，女，1962年6月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江燕，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D某（董某6），男，1955年8月11日出生，美国籍，住U.S.A.被告：董某5（兼董某6之委托诉讼代理人），男，1959年4月1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原告董某1、董某3、黄某、董某2（以下简称四原告）与被告董某4、D某（董某6）、董某5（以下简称三被告）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2月27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董某1、董某3，被告董某4、董某5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四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分割董某名下北京市海淀区×号房屋；2.由三被告承担诉讼费。诉讼过程中，四原告多次变更诉讼请求，最终诉讼请求为：1.继承董某在北京市海淀区×号房屋内的财产性权益；2.继承宋某名下银行存款；3.判令三被告赔偿因剥夺和损害四原告持有的北京市海淀区×号房屋不动产共同共有和按份共有的所有权利和共有物占用造成的损失；4.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董某7、董某1、董某3是父亲董某与前妻张某的子女。董某7于2001年病故。黄某是董某7的妻子，董某2是董某7的儿子。董某与张某离婚后，董某7、董某1、董某3判由董某抚养且共同生活。张某于1995年病故。董某离婚后与宋某再婚，共生育子女三人，分别为董某6、董某5、董某4。宋某于2017年10月24日病故。中国农业大学分配给董某名下及宋某和六个子女共同居住与使用的四居室房屋一套，坐落为北京市海淀区×号（以下简称×号房屋）。按照继承法规定，父母去世后，父母所有现金财产和父亲名下的房产，六个子女享有均等的继承权和知情权，每个子女享有六分之一。×号房屋现由董某4独占独居，四原告本着互谅互让、和睦团结的精神，首选家庭成员内部友好协商解决该问题，要求董某4腾退出属于四原告权益部分，交给四原告居住和使用，但董某4以董某留有遗嘱为由拒绝。1999年1月，在宋某、董某1、董某3、董某2、董某5、董某4等人参加的家庭会议上，宋某明确告知董某没留有遗嘱。在此基础上，家庭会议达成董某的全部现金遗产留给宋某养老使用、×号房屋留给宋某居住养老的处理方案。多年来，家庭中没有产生任何遗留问题和后续纠纷。董某4在2018年6月突然告知董某留有遗嘱，欺骗四原告19年。×号房屋为董某和宋某的夫妻共同财产，其中董某享受国家政策性福利购房优惠比例为35.035%，根据该房屋的现值，董某在2019年度对应的财产价值为2809800元，每个子女享有六分之一份额。×号房屋在宋某去世后，董某所持有的房屋份额35.035%所对应的2017年12月至2020年10月、按每月8000元的租金标准计算得出的租金收益，应由三被告予以赔偿。另外，宋某招商银行的余额3288.63元、北京银行的余额55.32元，应予以平均分割。董某4辩称，董某4不同意四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理由是：第一，×号房屋应由董某4一人继承。×号房屋是董某与宋某自1980年前后承租的中国农业大学的公房，董某于1999年1月28日去世后，宋某以成本价购得该房屋，并于2001年7月12日签订了《公有住宅买卖契约》，之后于2002年1月5日取得《房屋所有权证》。宋某在购房时使用了董某38年工龄获得政策性福利折抵房款，而根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继承纠纷案件若干疑难问题的解答》第6条的规定，政策性福利所对应财产价值的个人部分应作为已死亡配偶的遗产予以继承。再根据董某1992年12月16日的自书遗嘱，因董某工龄而获得的政策性福利所对应的财产价值应作为董某的遗产，按照其所留遗嘱均由宋某继承。2002年7月10日，宋某经北京市海淀区公证处办理了公证遗嘱，将×号房屋留给董某4个人所有。因此，×号房屋应由董某4一人继承，四原告要求继承董某在该房屋中的财产性权益及赔偿因剥夺和损害其持有的该房屋共同共有和按份共有的所有权利和对共有物占用造成的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均不能成立。第二，四原告要求分割被继承人宋某病故后的银行存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宋某自1954年与董某结婚后操持家务，照顾家庭，一直没有工作，也没有收入来源。自董某去世后，宋某就由上海搬至北京与董某4共同居住生活，由董某4尽孝照顾至其去世。在此期间，董某的遗产由宋某支配，用于其生活开销，但远远不足以供宋某养老之用。期间，宋某由三被告养老送终，四原告从未尽过赡养义务。根据继承法规定，四原告无权分割宋某的包括银行存款在内的任何遗产，宋某的存款应由三被告均分。董某6、董某5辩称，在董某4的答辩意见的基础上，董某6、董某5补充如下答辩意见：董某6、董某5同意×号房屋由董某4继承。宋某名下的招商银行的存款是董某5爱人邓某的财产，当时是邓某要出国出差，借用宋某的名义开设了账户，用于兑换美金。宋某名下的北京银行的存款同意由三被告均分。另外，为了照顾宋某的生活，宋某生前还负有债务，而且除×号房屋外，在上海和北京还各有一套房屋需要分割，在本案中只是阐明相关事实，以后另行起诉。当事人双方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没有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并据此确认如下事实：董某与张某原系夫妻关系，生育子女分别为董某7、董某1、董某3，后经法院判决离婚，董某7、董某1、董某3跟随董某生活。后董某与宋某再婚，婚后生育子女分别为董某6、董某5、董某4。董某7、董某1、董某3与宋某形成抚养关系。董某7与黄某系夫妻关系，生育一子董某2。董某于1999年1月28日去世。董某7于2000年7月2日去世。宋某于2017年10月24日去世。2001年7月12日，宋某（乙方）与中国农业大学（甲方）签订《房屋买卖契约》，约定甲方将×号房屋出售给乙方，房价款为42417元。在计算该房屋价格时，核算了董某的工龄等政策福利。2002年1月5日，该房屋核发《房屋所有权证》，登记的房屋所有权人为宋某。诉讼中，经四原告申请，本院调取了宋某在北京银行、邮储银行、农业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农商银行、招商银行的相关账号及流水。经确认，四原告主张分割宋某名下的北京银行的账号×××（以下简称账号×××）内的存款55.32元和招商银行的账号×××（以下简称账号×××）内的存款3288.63元。经查，账号×××的相关流水为：在2018年3月21日的余额为55.32元，该款于2018年5月3日通过银行柜台支取。账号×××的相关流水为：在2017年12月21日的余额为3263.71元，期间存有结息收入，在2020年6月21日的余额为3288.63元，在2020年8月21日通过ATM取款3200元，在2020年8月23日通过银联消费80元，在2020年9月13日通过银联消费8.63元。经询问，董某4表示账号×××中的款项由其支取，董某5表示账号×××中的款项由其爱人邓某支取。双方当事人对于董某的遗嘱、宋某的遗嘱、宋某名下招商银行的存款权属、四原告对宋某的赡养的相关事实存有争议。一、关于董某的遗嘱，董某4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董某的遗嘱》，内容为：“我董某的爱妻宋某和我结婚38年（1954到1992）来生了二子一女，本来是我家的贤妻良母，自从1992年10月16日我得脑溢血大病以来，服侍我在上海第一人民医院中，在家中，更是无微不至，前离婚妻还生下二子一女董某7董某3董某1，我共有六个儿女，各有工作，不能服侍我，我妻宋某可谓代他们六人行孝，因此我的遗嘱内容如下：我死后我的一切财产用品、甚至一针一线、电视机、电冰箱、太原私房产、北京私房产、存款，由我妻继承，任何人不得侵犯我妻继承我的这个遗产分文。我租的上海山×楼后间（亭子间），我活着我和我妻合住，我死后由我妻子住到死，任何人无权住进。此遗嘱我董某死后方有效。1988年9月23日和1992年10月27日写过的贰个遗嘱和此新遗嘱，同时有效。此遗嘱立于上海第一人民医院高干病房内，此时我还在治病，时为1992年12月16日。”，该遗嘱的尾部有“董某亲笔写下此遗嘱”的手写签字，还有“证明人：李某家住上海市×室。证明人：戴某，住上海市虹口区×号。证明人：王某，单位：上海×厂，家庭住址：虹口区×室”的手写签字。经质证，四原告的质证意见为：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理由为：1、×号房屋在1992年为公租房，属于国家财产，董某无权处分；2、董某的遗嘱内容涉及的财产没有具体内容，没有实际操作性和执行力；3、1992年12月16日，董某年近90岁，又遇到脑溢血大病正在医院抢救，生命垂危，意识模糊，且四原告并不认识三个证明人，故董某订立遗嘱时的行为能力存疑；4、在董某去世后的家庭会议上，宋某明确告诉四原告董某没有留有遗嘱，四原告在起诉时要求三被告出示董某的遗嘱，但其一直未出示，四原告直到2020年10月21日才知道和见到董某的遗嘱。董某6、董某5的质证意见：没有异议。经询问，董某4表示董某的遗嘱原件在北京市海淀区公证处。本院对该证据的认证为：相关证据证明力，本院结合其他庭审内容另行评述。诉讼中，经董某4申请，本院向北京市海淀区公证处调取公证卷宗。经查，有如下材料：1、（99）海证民字第1266号《公证书》，内容为：“继承人：宋某，……被继承人：董某，……查被继承人董某于一九九九年一月二十八日在上海市死亡。死亡后在北京市海淀区×号遗有在其名下与其妻宋某共有的四居室楼房一套，建筑面积77.3平方米；在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黄浦区支行保管箱库遗留保险箱一个，内有：一、存在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华侨服务部虹口分部定期外汇存单三张，分别为：……二、存在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徐汇区办事处淮海中路第一储蓄所整存整取存单三张，分别为：……三、存在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虹口区办事处四川北路第一储蓄所整存整取存单二张，分别为：……四、存在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西城区西单第一储蓄所整存整取定期储蓄存款单一张，……五、电子手表二块；六、手稿二包；七、信件一束；八、保险箱钥匙保证金人民币陆拾元整。上述财产均属于董某与其妻子宋某的共同财产。董某生前立有遗嘱。根据董某的遗嘱，上述财产中属于死者董某的部分由其妻宋某继承。”；2、《国内公证申请表》，载明：“申请人姓名”为“宋某”，“办证种类”为“继承”，“申请公证事项概述”为“我丈夫董某于1999年1月28日去世，生前立有遗嘱，将其所有的财产全部遗留给我，我申请办理继承公证”，“提供的证明文件材料”为“户口本、身份证、遗嘱、死亡证明、单位证明、财产证明”，“申请日期”为“99年4月8日”，其中的“遗嘱”即是董某4提交的《董某的遗嘱》；其中的“单位证明”为中国农业大学东校区总务处房产科于1999年4月7日出具的《证明》，内容为：“座落在北京市海淀区×号，四室楼房一套，建筑面积77.3平方米，于1995年以成本价卖给董某，产权为董某。”；3、《调查笔录》，调查人为公证处公证人员，被调查人分别为王某、李某、戴某，调查时间为1999年3月23日，其中对王某的笔录中有如下内容：“问：你能讲一下董某所立的遗嘱情况吗？答：一九九二年董老因脑溢血在上海第一人民医院高干病房住院，我和他是朋友，经常去看他，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十六日，我去医院看他，他把刚写完的遗嘱给我看，要求作个证明人，我看过遗嘱后，在上面签了名字，并在上面按了手印，所以我能证明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十六日董老所立的遗嘱是他本人亲笔所写，并签名，我在上面签名并按了手印。问：董某立遗嘱时神志清醒吗？答：清醒。”、其中对李某的笔录中有如下内容：“问：你能讲一下董某立遗嘱的情况吗？答：九二年董老因脑溢血在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高干病房住院，我经常去看他，九二年十二月十六日我去看他，董老说我在给你干妈写遗嘱，他的遗嘱不是一气写完的，是分几次才写完，写完后拿给我看，我看完后他让我作证明人，我就在上面签了名字，并按了手印，所以我能证明董老所立遗嘱是他于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在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高干病房亲笔所写，并签名。我在上面签名，按了手印。问：董某立遗嘱时神志清醒吗？答：清醒。”、其中对戴某的笔录中有如下内容：“问：我们来核实一下董某立遗嘱的情况。答：九二年十二月我母亲生病住院，住在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观察室病房，董老也住在医院，和母亲病床挨着，……后来董老搬到楼上的高干病房，我也经常上楼去看他。董老立的遗嘱，是在搬到高干病房后，他写好，把我叫到楼上病房，让我看后，我在上面签的名，按的手印。所以我能证明董老所立的遗嘱是九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在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高干病房亲笔写的，并在上面签名。”经质证，四原告的质证意见为：1、对中国农业大学东校区总务处房产科出具的《证明》，真实性、合法性不认可，该《证明》出具单位不是独立法人单位，相应内容也没有事实和证据依据，是虚假和无效的；2、对《调查笔录》，王德言、李薇华、戴财红在董某书写遗嘱时均不在现场，而是在遗嘱写完之后错开时间分别在遗嘱上签字按手印，三人不能也没有能力证明董某在患脑溢血住院治疗期间，书写上述遗嘱时神志是否清醒，无法证明宋某没有采取强迫手段逼迫董某订立遗嘱；3、对《董某的遗嘱》，不认可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理由同之前对该遗嘱的质证意见，主要为遗嘱没有原件、×号房屋不在董某处分的范围、董某立遗嘱时存在意识不清和受宋某胁迫的情形；4、对《公证书》，不认可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该公证不是董某的遗嘱公证，该公证书将×号房屋确认为董某个人所有并确认由宋某享有继承权违反法律规定，且该公证书的内容不具有真实性。董某4的质证意见为：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认可，公证处的材料足以证明董某的遗嘱是合法有效的，董某立遗嘱时具有民事行为能力，且当时董某知道×号房屋要房改，故将该房屋明确指定了继承人，董某对其遗产和可能取得的财产进行了有效的处分。董某6、董某5的质证意见为：同董某4的质证意见，补充意见为：如果四原告认为公证处的材料是假的，应当另行对公证处提起诉讼，而关于×号房屋，从某种程度来说并不能作为董某的遗产，产权是在董某去世后3年才取得的，此前董某享有使用权和居住权。二、关于宋某的遗嘱，董某4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北京市海淀区公证处于2002年7月11日作出的（2002）海证民字第1776号《公证书》，内容为：“兹证明宋某（女，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二日出生）于二〇〇二年七月十日来到我处，在我与公证员王长江的面前，在前面的《遗嘱》上签名。”，其中《遗嘱》的内容为：“立遗嘱人：宋某，女，……我立下本遗嘱，将我所有的房产做出如下处理：一、座落在北京市海淀区×号的房产一套（建筑面积：79.87平方米），在我去时后，留给我的女儿董某4个人所有。二、本遗嘱一式三份，我和董某4各执一份，一份由公证处留存。”，该遗嘱的“立遗嘱人”处有“宋某”的手写签字，落款时间为“二〇〇二年七月十日”。经质证，四原告的质证意见为：×号房屋是董某和宋某的夫妻共同财产，中国农业大学售房时是按法定继承权办理，而非遗嘱继承权办理，董某没有关于×号房屋的遗嘱，宋某只是作为所有法定继承人的代表与中国农业大学签订《房屋买卖契约》，购房价格折算了董某的工龄折扣和教师折扣，公证处的公证仅能证明宋某的遗嘱的真实性，但不是继承权公证，不能证明×号房屋的最终权利归属，宋某的遗嘱处理属于董某财产权益的部分属于无效。董某6、董某5的质证意见为：没有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认证为：采信证据真实性，相关证据证明力，由本院结合其他庭审内容另行评述。三、关于宋某名下招商银行的存款权属，董某5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董某5名下招商银行的账户×××（以下简称账号×××）明细表和邓某名下招商银行的账户×××（以下简称账号×××）明细表，其中董某5的明细表显示：2014年12月28日，邓某的账号×××汇入董某5账户人民币315000元；2014年12月29日，该账户通过结售汇即时售汇，兑换美元50000元，兑换后人民币余额为3280元；2014年12月30日，宋某的账号×××汇入董某5账户美元50000元；2014年12月30日，董某5账户汇入邓某的账号×××美元100000元；其中邓某的明细表显示：2014年12月28日，该账户通过零售汇出汇款方式向宋某的账号×××汇入人民币315000元，客户摘要为“5万美元”。经质证，四原告的质证意见：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认可。董某4的质证意见：没有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认证为：采信证据真实性，相关证据证明力，由本院结合其他庭审内容另行评述。四、关于四原告对宋某的赡养，四原告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北京市骨灰安防设施租赁合同》、《北京市温泉墓园业务单》、《温泉墓园购墓登记表》、《安葬骨灰通知单》，显示：有关董某的墓地的承租人为董某3；2、照片2张，内容分别为家庭成员在董某墓碑前的合影及宋某去世后的墓碑实景；3、照片2张，内容为家庭成员在董某追悼会上的合影；4、照片1张，内容为山西临汾蒲剧院演出团的2000年10月的《薛刚反朝》的宣传册；5、字条，内容为：“董某3二子：爸我的骨灰，送回山西绛县东录村与老家母张沂川合葬，……”；6、照片3张，内容为山西墓碑实景；7、照片2张，内容为就餐合影；8、照片3张，内容为家庭成员合影。经质证，董某4的质证意见为：除证据5之外，其余证据的真实性均认可，但不认可关联性，无法证明四原告对宋某尽到了主要赡养义务。董某6、董某5的质证意见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认可，但不认可关联性。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认证为：采信真实性，相关证据证明力，由本院结合其他庭审内容另行评述。本院认为，本案相关事实发生在民法典施行前，应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根据继承法的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一，关于遗产范围一节：第一，关于×号房屋。根据本案查证的事实，该房屋由宋某在董某去世后购买并取得不动产登记，但在购买时享受了董某的工龄等优惠。因此，×号房屋不属于董某、宋某的夫妻共同财产，董某对该房屋不享有产权份额，应为宋某的个人财产，而该房屋中因董某的工龄等而获得的政策性福利，则属于董某个人的财产性利益。第二，关于宋某的银行存款，其中北京银行的账号×××中的款项，该款项系在宋某去世后支取，仍属于宋某的个人财产；其中招商银行的账号×××中的款项，根据董某5所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该账户系邓某为承兑美元而借用宋某的名义开设，且四原告及董某4对此已无异议，故该账号中的款项不属于宋某的个人财产。二，关于遗嘱一节：第一，关于董某的遗嘱：首先，该遗嘱从形式上来看，属于自书遗嘱，且符合法律规定的签名、注明年月日的形式要件；其次，根据北京市海淀区公证处的有关宋某申请办理继承公证的卷宗材料，公证机关在办理公证过程中对董某遗嘱中的三位签名的证明人进行了书面核实，相关核实材料足以证实董某在立遗嘱时具备相应民事行为能力，该遗嘱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并未受到他人的欺诈、胁迫等影响，四原告虽主张董某在立遗嘱时不具有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不真实、受他人欺诈，但未就此提交充分证据，本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最后，四原告虽以×号房屋在董某立遗嘱时属于公房、董某对此无权处分为由主张董某处分×号房屋的内容为无效，但遗嘱在本质上属于单方意思表示行为，属于合同范围，立遗嘱人在订立遗嘱时对于财产是否享有处分权，并不影响遗嘱本身的效力，仅影响遗嘱能否执行，故对于四原告的该项主张，本院亦不予采信。因此，本院认定董某的遗嘱合法有效。第二，关于宋某的遗嘱：该遗嘱从形式上来看，属于公证遗嘱，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且亦未存在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因此，本院认定宋某的遗嘱亦合法有效。三，关于遗产具体分割一节：第一，对于×号房屋中董某个人的财产性利益，根据董某的遗嘱，该利益应由宋某个人继承。第二，对于×号房屋，在宋某继承该房屋中董某个人的财产性利益后，该房屋中不再包含其他继承人的财产性利益，该房屋的全部利益应归宋某所有，即宋某所继承的财产性利益已全部纳入房屋之中，而根据宋某的遗嘱，该房屋应由董某4继承。第三，对于宋某名下北京银行的存款，因宋某的遗嘱中未包含存款内容，该部分存款应按法定继承处理，即应由董某1、董某3、董某2（代位继承）、董某6、董某5、董某4。根据法律规定，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有扶养能力和有扶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扶养义务的，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者少分。对此，本院认为：首先，根据四原告所提交的照片等证据，并不能证明董某1、董某3、董某2在2000年至2017年对宋某尽到了更多的经济上有供养、生活上有照料或精神上有慰藉的赡养义务；其次，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董某4与宋某长期共同生活，应视为其尽到了主要赡养义务。因此，本院认定董某1、董某3、董某2应予以少分，董某4应予以多分，同时，董某4同意与董某6、董某5均分，本院不持异议。综合案情，本院判定董某1、董某3、董某2、董某6、董某5、董某4的继承比例分别为5%、5%、5%、28%、28%、29%，同时鉴于该存款已由董某4支取，则由董某4给予董某1、董某3、董某2、董某6、董某5相应折价款。综上所述，对于四原告的诉讼请求，其中的要求分割宋某名下银行存款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其余诉讼请求，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0条、第33条、第34条、第41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现登记在宋某名下的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号房屋归董某4继承；二、现位于董某4处的宋某的存款55.32元归董某4继承，董某4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董某1、董某3、董某2分别给付折价款2.77元；向董某6、董某5分别给付折价款15.49元；三、驳回董某1、董某3、黄某、董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0800元（四原告已预付），由董某1、董某3、董某2负担50元，已交纳；由董某4负担3075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董某3、黄某、董某1、董某2、董某4、董某5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D某（董某6）可于本判决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陆金伟人民陪审员  贾玉英人民陪审员  王小微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书 记 员  蔡云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