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15民初7341号原告：骆振新，男，1983年3月17日出生，汉族，自由职业，住河北省高碑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月，北京市易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跃，北京市易行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广莲路1号。法定代表人：樊军，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洪峰，男，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职员。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兵琛，男，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职员。被告：孝感市楚燕建筑劳务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孝感市孝南区杨店镇桃花驿大道76号政府院内。法定代表人：刘胜启，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向进进，男，孝感市楚燕建筑劳务有限责任公司法务专员。被告：向辉军，男，1970年3月2日出生，汉族，职业不详，住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第三人：向志良，男，1972年2月23日出生，汉族，职业不详，住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原告骆振新与被告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建工公司）、被告孝感市楚燕建筑劳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孝感公司）、被告向辉军、第三人向志良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骆振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月、被告北建工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兵琛及张洪峰、被告孝感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向进进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向辉军经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未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向志良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骆振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向辉军给付骆振新工程劳务费130715元；2.判令向辉军给付骆振新利息（该利息以130715元为基数，自2016年1月1日起算，其中在2019年8月19日之前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至实际给付工程劳务费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3.判令孝感公司与向辉军在工程劳务费及利息范围内向骆振新承担连带给付责任；4.判令北建工公司与向辉军在工程劳务费及利息范围内向骆振新承担连带给付责任；5.上述3名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旧宫镇西广德定向安置房”项目是由北建工公司承包，后将劳务分包给孝感公司；孝感公司又将其中的2#、3#楼的二次结构违法分包给包工头向辉军；骆振新与向辉军为旧识，经过双方协商，向辉军将002地块3#住宅楼的“二次结构”工程交由骆振新带领工人施工，向辉军做2#住宅楼的“二次结构”工程劳务；骆振新作为包工头先后带领四五十个工人自2014年8月6日开始一直干到2015年9月23日完工。孝感公司分包时承诺每平方米劳务费为65元，骆振新干活的面积为9987平方米，分别为3#住宅楼的负1层至9层，合计10层，每层998.7平方米，劳务费用为649155元，另外怀柔施工劳务费为5280元，上述劳务费合计654435元；施工过程中，骆振新听从孝感公司工作人员向志良、周尚军、张华高的现场指挥、技术指导及工作安排；骆振新干活的工程均与孝感公司有“技术交底”的过程；工程量的核算也需要得到孝感公司的确认，劳务费的发放也是来源于孝感公司。但因骆振新是经向辉军介绍干的活，骆振新找孝感公司、向辉军索要上述款项，孝感公司称只结账给向辉军并且已经向向辉军结算完毕，让骆振新找向辉军要款；一直到2017年，向辉军给骆振新结款523720元，尚欠130715余元，这130715余元本就是应该给工人发放的劳务费，骆振新迫于工人索薪压力，已经将上述劳务费代孝感公司即发包方如数发放给工人。在骆振新垫付后，向辉军仍一直以种种借口拖延，出于无奈，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骆振新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北建工公司辩称，不同意骆振新的诉讼请求，请求法院驳回要求北建工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北建工公司分发包业务不针对个人劳务，北建工公司的劳务招投标手续在住建委都是有备案的，北建工公司进行劳务专业分包，而且手续合法，结算手续也是完备的，结算也已经完成了，保修期都满5年了，北建工公司与西广德项目已经没有任何关联了，根据合同相对性，骆振新应向与其存在合同关系一方主张权利；上述意见系关于西广德项目的意见，对于骆振新所主张怀柔项目北建工公司不清楚，未承建该施工项目。孝感公司辩称，孝感公司将所承包的工程发包给了向志良，向志良不是孝感公司员工，系由向志良个人承包，不知道向辉军和骆振新；孝感公司系从北建工公司承揽的工程，之后整体工程都由向志良个人承包了，向志良先向孝感公司交纳65000元，之后北建工公司给付孝感公司多少钱，孝感公司就给向志良多少钱，即北建工公司把款项打到孝感公司账上，孝感公司就再转给向志良；北建工公司已经对孝感公司结清了工程款，孝感公司与向志良之间也已经结清了工程款，都有打款记录；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孝感公司不应承担连带给付义务，且骆振新没有证据证明其系实际施工人，其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以上意见系针对西广德项目的答辩意见，对于骆振新所主张怀柔项目孝感公司不清楚，未参与该项目。向辉军未作答辩。向志良未作陈述。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根据审查确认的证据与当事人的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经北京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公示，大兴区西广德定向安置房项目（以下简称西广德项目）系由北建工公司承建施工；西广德项目位于大兴区旧宫镇西广德村，项目用地被市政路以及现状小区分隔为3块用地，编号为分别为002、003、004，其中004地块布置有7栋住宅楼（1#至7#住宅楼）、4个配套服务楼（C1#商业、A-配套服务、A-地下车库、A-埋地式燃气锅炉房），003地块面积较小，未设置构筑物，002地块布置有5栋楼（8#至12#住宅楼）、1个配套服务楼、B-埋地式燃气锅炉房；上述工程总用地面积143354.45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40472.70平方米，地上建筑面积111238.50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29234.20平方米。2014年11月20日，就所承建西广德项目的部分劳务作业项目，北建工公司（甲方、劳务作业发包人）与孝感公司（乙方、劳务作业承包人）签订《北京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劳务分包合同》；双方约定项目名称为“大兴区西广德定向安置房项目004地块1-7#楼住宅、相应地下部分及屋面（二次结构及初装修）”，签订地点为北京市东城区兴化路9号；就分包合同内容，双方在合同书第2.1条约定：“本合同分包范围：004地块1-7#楼结构、建筑施工图纸中所示全部二次结构、初装修及其相关变更洽商所包含的全部施工项目的综合劳务作业项目。其中图纸内下述施工作业不包含在本次发包范围内，由发包人另行发包（若安排施工人施工，另行计量）……”；就工程地点，双方在合同第3条详细约定为：“大兴区旧宫镇，东至蒲黄榆路、西至现状104国道、南至南五环路、北至菊源南里小区”，建筑面积64703平方米；双方约定合同借款为10363583元，此合同价款为含税价款，承包人负责完税，并向发包人提供完税证明，开工日期为2014年10月20日，竣工日期为2015年10月30日，总日历天数为376日，劳务作业人数200人；在合同书落款发包人处加盖北建工合同专用章；在合同落款承包人处加盖孝感公司合同专用章，在委托代理人处由向志良签字确认。就上述劳务分包情况，已在北京市建设工程发包承包交易中心进行备案；《备案登记表》所载明项目名称、发包单位、承包单位、施工地址、合同工期、开工日期、竣工日期、建筑面积、合同价款与《北京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劳务分包合同》一致，所载明备案人数为115人，同时载明发包单位项目经理为张洪峰，承包单位施工队长为向志良，施工员为夏磊，质检员为向华良，安全员为鲍红权，劳动力管理员为李秀明（发包）、向祖云（承包）。就上述劳务分包工程，北建工公司已付清全部工程款；合同双方签订《分包（分供）工程结算表》，确认最终结算总价合计16082480元，在该结算表分包方处加盖孝感公司公章，同时在“法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处由向志良签字确认；2017年5月17日，孝感公司出具《付款承诺书》，告知北建工公司大兴区西广德定向安置房项目部：“我司为大兴区西广德定向安置房项目工程的004地块1-7#楼住宅、相应地下部分及屋面（二次结构及初装饰）劳务分包单位。我方已全面完成合同，最终结算总价为16082480元，我方承认总包单位已付清全部工程款，所有债权债务已清。”在上述《北京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劳务分包合同》签订后不久，即在2014年11月22日，就所承包的劳务分包项目，孝感公司（甲方、劳务作业发包人）与向志良（乙方、劳务作业承包人）签订《北京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劳务分包合同》；双方约定项目名称为“大兴区西广德定向安置房项目004地块1-7#楼住宅、相应地下部分及屋面（二次结构及初装饰）”；该合同书所载明分包范围、劳务作业内容、工程地点、建筑面积、合同价款总额、开工日期、竣工日期、总日历天数、劳务作业人数等主要内容与北建工公司与孝感公司所签订合同书主要内容一致；在合同书落款发包人处加盖孝感公司公章，在法定代表人处加盖人名章；在落款承包人处由向志良签字确认。案外人宋红伟系孝感公司的财会人员；孝感公司通过宋红伟的银行账户等向向志良给付工程款；孝感公司将自北建工公司所收到工程款均已给付向志良。上述劳务分包项目的部分施工作业系由骆振新作为包工头带领其下工人所实施；骆振新主张系自向辉军处承揽到劳务作业项目，在讨薪及诉讼过程中才知道北建工公司将西广德项目的部分劳务施工项目发包给了孝感公司，然后孝感公司又转包给了向志良，向志良又将部分劳务项目（2#楼、3#楼的二次结构等）发包给了向辉军，向辉军带领施工人员进行了2#楼劳务项目施工，并将3#楼劳务项目（二次结构等）发包给了骆振新，由骆振新带领工人完成施工。就3#楼“二次结构”等劳务工程系骆振新带领工人完成，骆振新提交周尚军（主张系孝感公司的工作人员）于2015年7月20日出具的证明；就骆振新作为包工头带领工人在项目工地进行“二次结构”等施工，施工过程中向辉军向骆振新支付了工人的伙食费等费用，骆振新提交领卡收据、退卡收据、充值收据等各类收据，以及骆振新制作的施工清单、支出饭费清单；就向辉军已将向骆振新支付部分工程款（劳务费）的主张，骆振新提交银行账户明细，该明细清单载明向辉军在2015年5月11日向骆振新转账汇款40000元，在2016年2月6日转账汇款50000元，在2016年6月30日转账汇款90000元，在2017年1月24日转账汇款50000元；为证明在向辉军拖欠工程款的情况下，作为包工头的骆振新已经向其所带领高志华、刘哲江等工人发放工资（劳务费）合计130715元，骆振新提交收条。就向辉军将3#住宅楼的“二次结构”等劳务工程交由骆振新带领工人施工，向辉军承认仍欠付骆振新所带领农民工劳务费13万余元，并一直以卖房后给付为由拖延履行义务的主张，骆振新提交其与向辉军的短信聊天记录及通话录音；上述电子证据中载明骆振新多次向向辉军催要劳务费，例如在2017年5月30日骆振新向向辉军发短信称：“大哥，你说就因这钱好几年了，差点让兄弟把命丢了。现在我好点了想起来我真心酸那，这会兄弟救命的钱都没有，电话都不接了”，向辉军回复称：“我这几天在愁卖房子的事情，稍有办法我就给你打钱了”，并在2017年6月8日回复称：“我在想办法弄钱卖房”，在2017年6月15日回复称：“我在想办法弄钱，兄弟我真的很害怕接你的电话，等我弄到钱就给你打电话”，在向辉军多次推托后，骆振新又在2017年9月发短信称：“给兄弟先解决点吧，光等卖房到什么时候，也就是还差兄弟14-15万元，你也知道在那赔10万”，自2018年1月起，向辉军不再回复骆振新的短信息，骆振新向向辉军反复催要劳务费，质疑向辉军不接电话；在通话录音中，骆振新与向辉军进行对账沟通，双方确认骆振新所施工西广德项目的面积数约为9900多平方米，同时骆振新派2名工人去怀柔干了一段时间；在2017年9月28日的沟通中，双方对向辉军预付的劳务费数额进行了沟通（骆振新说是连生活费五十万多不了多少，向辉军说是五十三万多一点，这错不了），骆振新称施工量差不多10000平方米，向辉军称：“65一平米，你在我这拿了连生活费五十三万多，回去查一下，不是五十三万多一点，就是五十三万少一点，上下一两千块钱的事”，骆振新称：“现在就是还差我十一、十二万块钱呗”，向辉军回应称：“对对，差十二万块钱，多也多不了多少，差也差不了多少，就这么个账，这错不了”。为证明向志良表示孝感公司不拖欠农民工工资，对骆振新所带领农民工的工资已经向向辉军结清，骆振新提交其与向志良的短信聊天记录；在2016年9月19日，骆振新向向志良发短信称：“向总您好，打扰您了，我是在咱西茂德工地3号楼做二次结构的到现在向辉军还差我20万元。他一直在说您还差他钱，一直托，托到现在了现在给他打电话说您十月一号办结算，办完就能拿钱，请问您能拿吗？关键是我在您那里实在是亏了十几万块钱。到现在工人工资还没到位。实在不好意思给您添麻烦了”，之后又在2017年3月31日发短信称：“向总您好，咱德茂庄我和向辉军干的三号楼的钱什么时候能给，这么长时间了”，在2017年12月30日发短信息称：“向总，我想问您一下西茂德工地多长时间到现在辉军还差我十三万块钱说您还欠他几十万呢，这事您得给解决一下吧，我们老老实实的干活，工地没挣到钱反而亏了钱到现在工人工资都没有拿够”，此时向志良回复称：“我的账跟他结清了”“我从来不差工人的工资”。经本院释明，要求骆振新明确系以班组长身份索要全班组的劳务费，还是以包工头身份依据承包合同索要工程款（劳务费），骆振新陈述称，虽然其提交了向其所带领工人发放工资（劳务费）的证明，但只是为了证明其已垫付了农民工工资，其系以包工头身份依据口头形式的承包合同主张工程款（劳务费）。本院认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有答辩并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向辉军、向志良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在庭审中的陈述、质证和辩论等诉讼权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骆振新带领工人在2015年完成劳务施工作业，之后即不断向向辉军追讨工程款（劳务费），并于2020年提起本案诉讼，均早于2021年1月1日民法典施行时间，故应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法律规定。本案中，北建工公司将西广德项目中的部分劳务作业项目合法分包给了孝感公司，然后孝感公司将所承包到的劳务作业项目违法转包给了向志良个人，向志良又将部分劳务作业项目违法分包给了向辉军个人，向辉军又将其承包的部分劳务作业项目，即3#住宅楼的二次结构及初装修作业违法分包给了骆振新个人，由骆振新带领工人完成了施工；虽然骆振新并非合法的劳务分包企业，系以包工头名义违法承包劳务作业项目，但其已带领工人完成施工，即已在2015年交付工作成果，故向辉军应参照双方约定给付骆振新劳务费；对所欠付劳务费数额，骆振新明确了其计算方式，但就其所主张结算依据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故对向辉军所欠付劳务费数额，本院参照向辉军在与骆振新的通话录音中所认可金额，酌情确定为120000元。骆振新带领工人在2015年即已完成劳务施工作业，向辉军理应及时给付劳务费用，故骆振新要求向辉军自2016年1月1日给付利息的请求合理，其计算标准亦合理，但应以欠付劳务费120000元为基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自2005年1月1日起施行）第二十六条：“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自2019年2月1日起施行）第二十四条：“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第三人，在查明发包人欠付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建设工程价款的数额后，判决发包人在欠付建设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根据已查明事实，北建工公司、孝感公司并未欠付工程价款，故对骆振新要求上述2名被告与向辉军一并承担连带责任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对骆振新诉讼请求中的合法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自2005年1月1日起施行）第一条、第二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自2019年2月1日起施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缺席判决如下：一、向辉军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骆振新工程劳务费120000元及利息（该利息以120000元为基数，自二〇一六年一月一日起算，至实际给付上述工程劳务费之日止，其中在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九日之前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在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日之后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骆振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934元，由骆振新负担241元（已交纳），由向辉军负担2693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公告费560元，由向辉军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员  王 振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  印 鹏书 记 员  陈鹏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