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2民初25037号原告：北京市大地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华远北街2号通港大厦十层1016-1021号。负责人：梁人华，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金明，北京市大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众和聚源混凝土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延庆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办公楼317室。法定代表人：何占排，总经理。被告：何占排，男，1973年4月9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沧州市献县。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子英，北京市元坤律师事务所律师。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同道，北京市元坤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北京市大地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大地律所）与被告北京众和聚源混凝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合聚源公司）、何占排诉讼、仲裁、人民调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2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大地律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金明、被告众合聚源公司、何占排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子英、何同道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大地律所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众合聚源公司向原告支付律师代理费3902970元，以及违约金（以3902970元为基数，自2020年3月3日起按每日万分之五的标准支付至付清之日止）；2.判令被告何占排对被告众合聚源公司上述偿还责任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2019年11月25日，北京市国首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国首律所）与被告众合聚源公司签署了《法律服务委托合同》，约定：国首律所接受委托，在被告众合聚源公司下列案件的诉讼阶段担任代理人（如有执行阶段，另行委托）：1、武振培诉徐洪福、众合聚源公司、魏永海民间借贷纠纷；2、陈满春，民间借贷，一审大兴法院，已经开庭，审理中……国首律所指派杨金明律师为被告众合聚源公司委托案件的承办律师；律师服务费与结算：风险代理收费方式，具体约定为：代理费由先期基础代理费与后期追加代理费相加构成。其中先期基础代理费为人民币贰拾万元整，于本合同签订后三日内付清；后期追加代理费为各个案件取得的生效裁判文书中确定的委托人义务进行结算，结算标准为：案件相对方起诉数额与生效裁判文书中确定的委托人义务数额差额的20%支付后续代理费（后续追加代理费超过20万元者，可以扣除20万元），并于委托人或代理人收到生效裁判文书后45日内支付完毕；完成受托事务：发生下列任何一种情形，即视为本合同乙方完成受托事务：（一）各案诉讼阶段送达判决书、裁决书、裁定书、调解书或撤销诉讼、驳回起诉、执行终止裁定书；违约和赔偿：（一）甲方未能按时支付乙方律师服务费或超过30日未给予律师报销其他费用（约定包干使用的除外）的，每逾期1天，按欠付金额的万分之五/日另行赔付乙方滞纳金；争议的解决：双方同意，就本合同签订、履行而发生的任何争议，在无法通过协商和调解方式解决的情况下，任何一方均可向原告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合同还约定了其他内容。合同签署后，被告向国首律所支付了先期基础代理费20万元。国首律所指派杨金明律师代理了武振培诉徐洪福、众合聚源公司、魏永海民间借贷纠纷二审案件，并于2020年1月16日取得了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9）京03民终16007号二审生效民事判决书。依据国首律所和被告众合聚源公司签订的《法律服务委托合同》约定，被告众合聚源公司应于2020年3月2日再向国首律所支付律师代理费3902970元，但至今未支付。国首律所于2020年7月17日将其在《法律服务委托合同》中的全部债权转让给了原告。被告何占排系被告众合聚源公司的唯一股东，依据公司法相关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故被告何占排应当对被告众合聚源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现原告向法院起诉，主张权利。被告众合聚源公司辩称，一、原告应当退还3/4已支付先期基础代理费。《法律服务委托合同》中约定国首律所为以下4个案件提供法律服务，即：1、武振培诉徐洪福、我公司、魏永海民间借贷纠纷；2、陈满春，民间借贷，一审大兴法院，已开庭，审理中；3、赵金辉，民间借贷，判决生效，大兴法院执行中；4、魏永海民间借贷，未执行完毕。我公司前期支付20万元基础代理费是包含上述4个案件的服务费。但截止本案我公司提交书面答辩状之日，除武振培诉徐洪福、我公司、魏永海民间借贷纠纷外，原告和国首律所均未对另外3个案件提供任何法律服务。依照公平、公正原则，原告理应退还3/4先期已支付的基础代理费，即15万元整。二、国首律所代理义务履行不完善，委托合同目的没有实现。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上述民间借贷纠纷，我公司认为借款事实不存在，借贷关系不能成立，这是与国首律所签订合同的目的所在。在武振培不能举证证明其支取现金数额、频次、时间与出借数额、频次、时间一致，与赵兵存储现金数额、频次、时间一致，且不能说明如此巨额现金来源基础上，仅凭借条尚不足以支持武振培与徐洪福借贷行为生效，尤其是在武振培主张出借金额如此之大的基础上，国首律所更应从专业角度，向三中院陈述上述意见。事实上，国首律所并未提出，因此，我公司认为其代理义务履行存在重大不足，未能使我公司赢得诉讼。在为我公司代理败诉的情况下，还要求支付巨额代理费，对我公司显失公平。三、原告所主张诉讼请求与国首律所服务成本、承担的风险和责任水平等明显不符。在二审过程中，原告主张的诉讼请求与国首律所服务成本、承担的风险和责任水平明显不符，理由如下：1、时间成本极低。2019年11月25日，我公司与国首律所签订委托合同，2020年1月14日三中院便向我公司送达了二审民事判决书。二者中间仅间隔50天。国首律所为此案支出的时间成本极低。2、智力成本极低。国首律所代理的仅为简单、普通的民间借贷纠纷，不属于重大、疑难、复杂案件，不需要多方查找资料、组织专家、学者论证，因此，不需要支出更多的工作时间和更高的专业水平。3、未见国首律所单独工作。二审程序中，我公司委托了北京市元坤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元坤律所）和国首律所共同代理。之后，元坤律所委派王子英、宋延豪、李学成三位律师一起向国首律所介绍案情、争议焦点、组织微信群共同讨论、规划上诉思路、共同起草和修改文件、派员出庭等。元坤律所为此支出了更多的时间、财力、物力和智力成本，未见国首律所单独工作量。4、国首律所系半风险代理。从委托合同收费内容上看，律师服务费为先期基础代理费与后期追加代理费二者之和，属于半风险代理收费模式，而非全风险代理收费，而且我公司支付的20万元先期基础代理费完全可以覆盖国首律所和原告所承担的风险和责任。从常理和市场行情层面而言，在半风险代理中，风险部分收费比例要比全风险代理低很多，然而委托合同中约定的风险部分比例不仅远超正常行情下半风险代理收费比例，亦超过全风险代理收费比例，对我公司明显不公。5、杨金明非知名律师，且财力、物力成本极低。我公司只是委托国首律所代理二审程序，国首律所委派的杨金明律师非知名律师，其只是依照三中院要求参加了三次谈话，未曾出差，亦未曾助力我公司寻找新的证据材料。为此三中院便在一审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作出终审判决。国首律所为此案支出的财力和物力成本极低。四、《法律服务委托合同》无效。依据《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的规定，国首律所做为专业法律服务机构，在与我公司签订委托合同时，应当履行如下义务：1、告知北京市律师代理费的政府指导价，在此基础上仍要求实行风险代理的，才可以实行风险代理收费。也就是说，是否实行风险代理应由我公司自行选择、决定，事实上，国首律所为获取高额回报，对我公司进行了隐瞒。2、对双方应承担的风险内容及风险代理收费计算方式，可能会涉及到的收费数额向我公司详细、充分的进行告知。虽然《北京市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北京市律师诉讼代理服务收费政府指导标准价》已于2018年4月1日废止，但上述立法意图可知，在无明确政府指导价基础上，在订立委托合同之时或之前，国首律所仍应告知北京律师代理收费的市场行情和收费标准，使我公司能够充分知晓，在此基础上我公司仍决定由国首律所风险代理的，双方才可以采取风险代理的方式。委托合同中委托人处的声明的内容，不能证明国首律所已经履行了上述提示、告知、说明的义务，理应无效。理由如下：上述内容是国首律所在出具合同前已有、固定内容，事实上并未向我公司出示、提示有关事项，且我公司事实上并未作出此等声明，也没有签字或盖章确认，不是我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尤其是其中第二十二条第（一）项约定的内容不合理限制、免除权利条款，与原告、国首律所忠实、勤勉为我公司服务的义务、宗旨背道而驰，亦与委托合同应由目的、性质不符，加重了我公司的诉讼风险，不利于社会和谐和社会公共利益。五、我公司与魏永海利益一致，裁决魏永海承担连带支付金额应计入风险代理律师费计算方式。1、魏永海自2012年6月12日至2012年11月23日一直担任我公司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自2018年8月6日至今仍担任我公司的监事。2、委托合同签署后，国首律所与元坤律所共同为魏永海讨论上诉意见、起草上述文件。3、委托合同中，我公司亦委托国首律所为魏永海在民间借贷强制执行案件中提供法律服务，并为魏永海向国首律所支付了先期基础代理费。综合以上三点，在委托合同中，我公司与魏永海存在着利益一致性，不能将二者利益隔离开。即便依照原告要求支付风险代理律师费思路考虑，国首律所、原告仍然不应抛开民间借贷纠纷裁决书中确定的魏永海连带偿还义务，不能不将其计算到风险代理收费计算方式中，否则不仅违背了我公司与魏永海利益一致性的初衷，亦不能实现我公司与国首律所签约的目的，对我公司显失公平。六、我公司无力支付。新冠疫情导致对经济冲击，我公司未能幸免，现在经营困难，难以为继，再加上在上述民间借贷案件中，通州法院对我公司采取了民事强制措施，目前已经对案款全部执行完毕，因此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无力承受。综上所述，我公司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何占排辩称，2018年8月6日，被告众合聚源公司股东变更后，变更为一人有限公司，自此被告何占排和被告众合聚源公司财产各自独立，不存在财产混同情形。被告众合聚源公司的财务资料符合会计准则和企业会计制度规定。原告要求被告何占排与被告众合聚源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没有事实依据。被告何占排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11月25日，众合聚源公司（甲方、委托人）与国首律所（乙方、受托人）签订《法律服务委托合同》，约定：乙方接受委托，在甲方下列案件的诉讼阶段担任代理人（如有执行阶段，另行委托）：1、武振培诉徐洪福、众合聚源公司、魏永海民间借贷纠纷；2、陈满春，民间借贷，一审大兴区法院，已开庭，审理中；3、赵金辉，民间借贷，判决生效，大兴法院执行中；4、魏永海民间借贷，未执行完毕；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指派杨金明律师为本事务的承办律师；依据《北京市国首律师事务所收费标准》相关规定（已经向甲方公示）双方商定按下列方式计算应支付给乙方的律师服务费：风险代理收费方式，具体约定为：代理费由先期基础代理费与后期追加代理费相加构成。其中先期基础代理费为人民币贰拾万元整，于本合同签订后三日内付清，后期追加代理费为各个案件取得的生效裁判文书中确定的委托人义务进行结算，结算标准为：案件相对方起诉数额与生效裁判文书中确定的委托人义务数额差额的20%支付后续代理费（后续追加代理费超过20万元者，可以扣除20万元），并于委托人或者代理人收到生效裁判文书后45日内支付完毕；发生下列任何一种情形，即视为本合同乙方完成受托事务：（一）各案诉讼阶段送达判决书、裁决书、裁定书、调解书或撤销诉讼、驳回起诉、执行终止裁定书；（二）当事人案外和解；（三）甲方解除合同、撤销委托；甲方未能按时支付乙方律师服务费或超过30日未给予律师报销其他费用（约定包干使用的除外）的，每逾期1天，按欠付金额的万分之五/日另行赔付乙方滞纳金；鉴于律师工作的特殊性，双方特别约定甲方不得以如下理由要求乙方退费，或拒不支付尚未支付的律师费、办案费：1、甲方单方面提前解除本合同，或者在本事务中又委托其他律师事务所的；2、乙方完成代理委托事务后，甲方以乙方收费过高、收费不合理等为由要求退费的；3、乙方指派的承办律师已经为出庭作好准备，而甲方撤诉的，或者双方和解的，或者对方撤诉的；4、其他非因乙方律师工作严重失误的原因，甲方无故单方提前解除合同的；5、甲方提出其他不合理理由的；6、承办律师如有工作调动，此协议对承办本协议的杨金明律师新的工作律师事务所发生效力，双方应当签订补充协议，对本协议主体进行变更等内容。本案审理中，双方当事人确认众合聚源公司仅就“武振培诉徐洪福、众合聚源公司、魏永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与国首律所办及杨金明办理了委托手续，其他三个案件未办理委托手续。众合聚源公司已支付国首律所先期基础代理费20万元。关于上述“武振培诉徐洪福、众合聚源公司、魏永海民间借贷纠纷”案，一审判决由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26日作出，案号（2019）京0112民初4350号，该案原告武振培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徐洪福、众合聚源公司、魏永海共同偿还借款本金1340万元；2.徐洪福、众合聚源公司、魏永海共同支付上述借款利息暂计60万元（自2011年10月20日至实际还款之日止，以借款本金134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0%计算）；3.本案诉讼费由徐洪福、众合聚源公司、魏永海共同负担。该案经审理，一审判决结果为：一、被告徐洪福、被告众合聚源公司偿还原告武振培1250万元及利息（2011年10月20日，以本金30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0%计算；自2011年10月21日至2011年11月17日，以47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0%计算；自2011年11月18日至2011年11月23日，以76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0%计算；自2011年11月24日至2011年12月18日，以88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0%计算；自2011年12月19日至2011年12月22日，以93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0%计算；自2011年12月23日至2011年12月25日，以116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0%计算；自2011年12月26日至2013年1月22日，以130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0%计算；自2013年1月23日至2013年2月8日，以129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0%计算；自2013年2月9日至借款还清之日，以1250万元的未清偿部分为基数，按年利率20%计算），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付清；二、被告魏永海对上述判决第一项确定的债务在935.28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三、驳回原告武振培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判决后，众合聚源公司、魏永海不服判决提出上诉。在上诉及二审过程中，国首律所杨金明律师接受众合聚源公司的委托，通过微信群“强强联手”与案件当事人及其他委托诉讼代理人讨论案件，确定案件思路，杨金明在微信群中提出了书面的《二审询问提纲》及《调查取证申请》。杨金明参加了案件二审庭审，向法院提交了辩论意见及代理意见。杨金明提出的代理意见主要包括：武振培主张的债权是虚假债权；众合聚源公司对徐洪福与武振培之间的债务加入的约定应当被认定无效，且不承担无效的民事责任；武振培在签署涉及众合聚源公司相关义务的文件时并非善意；即使债的加入有效，众合聚源公司偿还责任也超过了约定期限，不应当承担还款责任，也不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即使债的加入有效，众合聚源公司退出了债的加入，不应当承担偿还责任；即使众合聚源公司债务加入有效，其债务加入不包括利息部分，不应对利息承担责任。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31日作出（2019）京03民终16007号民事判决书。在判决书中，法院对杨金明的代理意见部分予以采信，包括：2011年10月7日借据约定的众合聚源公司债务加入行为无效，但2012年8月24日五方协议书仍然构成众合聚源公司的债务加入；徐洪福与武振培之间约定的借款利息的内容系规定于2011年10月8日补充协议，该补充协议对武振培及徐洪福双方有效，但该约定中未见众合聚源公司确认信息，并且2012年8月24日的五方协议书上未载明借款利息的情况，武振培现无证据证明众合聚源公司明确知晓武振培主张的本案借款利息并同意就利息部分承担还款责任，因此无法认定众合聚源公司应对该利息部分承担还款责任。据此，二审判决结果为：一、撤销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2民初4350号民事判决；二、徐洪福、众合聚源公司偿还武振培借款本金1250万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付清；三、徐洪福偿还武振培借款利息（2011年10月20日，以本金30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0%计算；自2011年10月21日至2011年11月17日，以47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0%计算；自2011年11月18日至2011年11月23日，以76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0%计算；自2011年11月24日至2011年12月18日，以88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0%计算；自2011年12月19日至2011年12月22日，以93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0%计算；自2011年12月23日至2011年12月25日，以116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0%计算；自2011年12月26日至2013年1月22日，以130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0%计算；自2013年1月23日至2013年2月8日，以129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0%计算；自2013年2月9日至借款还清之日，以1250万元的未清偿部分为基数，按年利率20%计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付清；四、魏永海对上述判决第二项、第三项确定的徐洪福欠付武振培的债务在935.28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五、驳回武振培的其他诉讼请求。众合聚源公司于2020年1月16日收到上述二审判决书。因杨金明的执业机构从国首律所转入大地律所，2020年7月21日，国首律所与大地律所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将本案涉及的《法律服务委托合同》中全部债权，以零对价由国首律所转让给大地律所。本案审理中，众合聚源公司主张杨金明就案件提出的主张未能被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完全采纳，致使法院判决其公司和魏永海分别承担赔偿责任，委托合同的根本目的没有实现，现因法院执行，众合聚源公司经营困难，不得已对外借债维持企业生存，无力负担大地律所主张的高额律师费。对此，众合聚源公司提交《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抵押e贷借款合同》、分别与王洪奎、宋立华、张洪喜等人的《借款协议》以及《发生额及余额表》等证据。大地律所则认为公司经营困难与律师代理行为没有关系，而通过律师代理的行为实际上减缓了众合聚源公司的责任，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众合聚源公司是否应当支付律师代理费而不是支付能力的问题。何占排对众合聚源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真实性认可。大地律所主张何占排系众合聚源公司的唯一股东，应当对众合聚源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根据工商登记信息显示，众合聚源公司于2018年8月6日进行变更登记，变更内容包括：法定代表人由孙永红变更为何占排；注册资本由1000万元人民币变更为20000万元人民币；投资人由范庆春等四人变更为何占排一人；企业类型由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等。何占排在庭审中提交众合聚源公司2017年度、2018年度、2019年度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用以证明何占排与众合聚源公司的财产并未混同，不应对众合聚源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大地律所对审计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强调审计是单方委托进行的，并且众合聚源公司是在2018年8月6日变更为自然人独资公司，在此日期之前的审计报告与本案无关，而本案大地律所确定债权的时间是在2020年1月，所以也不能认可2019年的审计报告。大地律所在庭审中称，按照《法律服务委托合同》的约定，后续代理费应当以相对方起诉数额与生效裁判文书中确定的委托人义务数额差额的20%进行计算（后续代理费超过20万元的，可以扣除20万元），但其诉讼请求实际是按照一、二审判决书中免除众合聚源公司支付的利息部分的20%，再扣减已支付的先期基础代理费20万元后，计算得出的数额，计算利息的时间截止至众合聚源公司收到二审判决书之日，即2020年1月16日。现大地律所以众合聚源公司未支付后续代理费为由诉至法院，主张权利；众合聚源公司、何占排持辩称理由予以抗辩。上述当事人没有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本案中，众合聚源公司为处理诉讼事务，与国首律所签订《法律服务委托合同》，该合同对双方的权利义务约定明确，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众合聚源公司称国首律所未告知律师代理费的政府指导价，未充分告知承担风险内容以及风险代理费的计算方式，以及《法律服务委托合同》无效的答辩意见，不足以推翻《法律服务委托合同》中对于诉讼风险及收费方式的明确记载，本院不予采信。《法律服务委托合同》签订后，众合聚源公司已按照约定支付了先期基础代理费20万元。《法律服务委托合同》虽然约定国首律所需提供四个案件的诉讼代理工作，但双方确认实际仅就“武振培诉徐洪福、众合聚源公司、魏永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办理了委托手续，其余三个案件未办理委托手续，故《法律服务委托合同》中双方的权利义务履行情况，应当从该案件的审理过程进行判断。国首律所接受委托后，指派本所杨金明律师代理众合聚源公司参加了案件讨论、起草文件、参加庭审以及提交辩论意见和代理意见的工作。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31日作出了二审民事判决书。国首律所及杨金明完成了《法律服务委托合同》约定的委托事项，众合聚源公司无证据证明国首律所及杨金明存在过错。关于众合聚源公司主张国首律所代理义务履行不完善，国首律所的代理意见未能被法院完全采纳，委托合同目的没有实现的答辩意见，本院认为，对于诉讼中当事人或代理人提出的意见，是否采纳应由法院决定。国首律所及杨金明提出的关于案件的理解看法及辩论、代理意见，未能被法院采纳，不能视为代理义务履行不完善，且众合聚源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国首律所及杨金明对案件是否能取得胜诉的审理结果作出过肯定的承诺，进而不能证明委托合同的目的没有实现。故本院对众合聚源公司的该项答辩意见不予采信。《法律服务委托合同》的收费标准中，关于后期追加代理费的约定为：后期追加代理费为各个案件取得的生效裁判文书中确定的委托人义务进行结算，结算标准为：案件相对方起诉数额与生效裁判文书中确定的委托人义务数额差额的20%支付后续代理费（后续追加代理费超过20万元者，可以扣除20万元），并于委托人或者代理人收到生效裁判文书后45日内支付完毕。由于双方仅就“武振培诉徐洪福、众合聚源公司、魏永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办理了委托手续，故后期追加代理费也仅限该案作出生效文书后所产生的代理费用。武振培一审提出的诉讼请求为，要求徐洪福、众合聚源公司、魏永海共同偿还借款本金1340万元及支付借款利息（自2011年10月20日至实际还款之日止，以借款本金134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0%计算）。一审判决徐洪福、众合聚源公司偿还武振培1250万元及利息（其中利息分段计算，以不同的借款本金数额，在不同阶段，均按照年利率20%计算利息），魏永海对部分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二审判决徐洪福、众合聚源公司偿还武振培借款本金1250万元，但改判由徐洪福一人偿还武振培借款利息（利息的计算方法与一审判决相同），魏永海仍需要对部分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可见，如果依照合同约定，案件相对方起诉数额与生效裁判文书中确定的委托人义务数额差额，应当包括借款本金差额90万元（即武振培诉讼请求金额1340万元与实际判决确定的金额1250万元的差额）及借款利息部分。但现在大地律所只主张按照一、二审判决书中免除众合聚源公司支付的利息部分作为计算后续追加代理费的基数，本院对此不持异议。本院以众合聚源公司收到二审裁判文书的2020年1月16日为节点，按免除众合聚源公司支付的利息部分的20%，再扣减已支付的先期基础代理费20万元进行核算，大地律所本案诉讼请求主张的律师代理费数额，未超过本院核算的数额。故本院对大地律所要求众合聚源公司支付3902970元代理费，以及依据《法律服务委托合同》，由众合聚源公司自2020年3月3日起，以3902970元为基数，按每日万分之五的标准，支付至付清之日止的违约金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因杨金明的执业机构从国首律所转入大地律所，国首律所与大地律所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国首律所将《法律服务委托合同》中的全部债权转让给大地律所。现大地律所起诉，可视为已经将债权转让行为通知众合聚源公司，故众合聚源公司应向大地律所履行债务。众合聚源公司关于其公司现在对外借债维持企业生存、经营困难的答辩理由，不构成对应履行债务的合理抗辩，本院不予采信。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何占排为证明自己作为股东的财产与公司财产相互独立，向本院提交了众合聚源公司2017年度、2018年度、2019年度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可以证明众合聚源公司财务制度规范，股东与公司财产相互独立，不存在混同，大地律所则未提交反证予以证明。故大地律所请求判令何占排对众合聚源公司应偿还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本案系民法典实施之前的法律事实所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故本院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进行判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三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被告北京众和聚源混凝土有限公司向原告北京市大地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代理费3902970元；二、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被告北京众和聚源混凝土有限公司向原告北京市大地律师事务所支付违约金（计算方法：以3902970元为基数，自2020年3月3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每日万分之五的标准计算）；三、驳回原告北京市大地律师事务所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北京众和聚源混凝土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9011元，由被告北京众和聚源混凝土有限公司负担，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的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李 晗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五日法官助理  王 鑫书 记 员  赵冉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