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12民初21389号原告：张吉东，男，1972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天津市武清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胡连顺，北京市汉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建筑业协会，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31号神州科技大厦5层509-517。法定代表人：王铁宏，会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雷，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中扶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72号世纪经贸大厦B座21层。法定代表人：庄清良，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恒来，北京市元坤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张荣平，男，1966年4月1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四川省剑阁县。原告张吉东诉被告中国建筑业协会，第三人中扶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扶公司）、张荣平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原告张吉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胡连顺，被告中国建筑业协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雷，第三人中扶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恒来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张荣平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张吉东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追加中国建筑业协会为本案被执行人，在尚未缴纳出资范围内即4820万元内向张吉东承担补充责任或者连带清偿责任；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一、贵院（2020）京0112执异345号裁定书错误。1.“选择性查明”案件事实。原告提交的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冀09民终3416号民事判决书，已经查明本案被告存在“虚假出资4820万元及未出资即转让股权”的基本事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基本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除非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可见此种证据的效力之高。上述《规定》第九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裁判文书中阐明证据是否采纳的理由”。遗憾的是，贵院在“本院查明”部分，根本没有查明上述基本事实，也没看到有何相反证据足以推翻该事实，当然“本院认为”部分也就看不到该判决书不被采纳的理由了。该裁定只“选择性查明”被告所谓的“事实”，原告作为申请追加的主要证据证明的事实居然被无视，这种审查结果焉能令人信服！2.程序违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三款规定：“执行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申请之日起六十日内作出裁定”，原告邮寄的申请追加的相关材料贵院2020年5月15日就已收到，而执行裁定迟至2020年8月31日才作出，严重超期，程序严重错误，无法保障裁判结果的公正。3.适用法律错误。基于以上第1、第2两点，导致该裁定适用《公司法解释三》第29条，必然错误。二、应予追加被告为被执行人。1.生效裁判确认的基本事实应予尊重如前所述，“虚假出资4820万元及未出资即转让股权”的基本事实已被相关裁判文书确认，在没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情况下，应当为法院认定。被告据以抗辩的海淀法院（2017）京0108民初31920号民事判决书，早在其申诉案件河北高院（2019）冀民申4574号再审案时就已提交，河北高院不予采信的理由阐述精当，合法合理。至于海淀市场监管局的（2020）第002号《撤销登记（备案）决定书》和上述31920号判决书，应当是同一动机在不同机关的两种请求以及结果。对此，河北高院在4574号裁定书中早有裁断：“即使登记不真实，也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对外亦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可见，河北高院在被告是否应被追加为被执行人时的审查层面足以覆盖“二届四次、五次股东会决议不成立”及“登记被撤销”的情形，对已出现和可能出现的上述情况进行了充分考量和评判。凭上述31920号判决书及002号决定书等证据，显然不能达到“足以推翻”的程度。2.“以鉴代审”不可取。签字、盖章的鉴定只能解决“同一性”问题，“不一致”不能简单等同于“虚假”。具体到本案，何谓“被冒名”，也不能仅以“鉴定结论”延伸出的判决书及决定书为依据。31920号判决书及002号决定书共同的局限性是，对抗性小，参与的主要当事人是公司及股东，本身就有利害关系，奠定了仅就股东会决议当时情况进行审查，各方陈述和“鉴定结论”成为主要依据，而股东会决议之后被告不符合常理的表现被忽略。3.应认定被告有增资4820万元及转让股权的意思表示。被告的逻辑是其参加并认可的“真决议”（诸如二届二次及三届一次股东会决议）中有增资的决定，因为第三人中扶公司在提交工商备案时未将“真决议”提交，而是“偷梁换柱”将所谓“假决议”（诸如二届四次股东会决议、五次股东会决议及三届一次董事会决议等）提交。因为“真、假决议”中都有增资的内容，所以日后对“被虚假出资”其“不知情”至十四年之久。那么，被告所谓的“真决议”中并无任何有关“住所”和“法定代表人”的变更内容，反而在所谓“假决议”的二届五次股东会决议及三届一次董事会决议中出现了。工商信息中与注册资本同样重要的基本信息“住所”“法定代表人”的变更，被告又是凭什么认为理所应当又安之若素十八年之久呢？因此，被告所谓的“不知情”根本站不住脚，所谓“假决议”更不能成立。换言之，变更住所、法定代表人与注册资本的变动出现在同一时期的同一决议材料上，被告至今未对前两项变更提出异议，应认定对最后一项变动知情和同意。4.应避免同案不同判。河北高院4574号案，历经三级法院五次审理，且已经过审判监督程序。本案基本事实与该案完全一致，理应同案同判。最高法院对“同案同判”三令五申，今年7月31日起试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统一法律适用加强类案检索的指导意见（试行）》又把“同案同判、类案检索”的要求提到了新的高度。追加本案被告的相同案件，在河北省裕华区人民法院、贵阳市白云区人民法院都被裁定追加了，在贵院为何行不通？综上，贵院345号裁定书错误，本案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及第十九条之规定，判令追加中国建筑业协会为本案被执行人，在尚未缴纳出资范围内向张吉东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中国建筑业协会辩称，我们认为张吉东诉请追加中建协为被执行人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中建协不存在对中扶公司虚假增资事实，中扶公司2002年的增资系他人冒用中建协名义所为。1.中扶公司设立的基本情况。中扶公司是1994年12月由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下称建设部）和北京建扶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下称监理公司）共同出资组建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注册资本为1050万元，其中：建设部投资1000万元持股比例95%，监理公司投资50万元持股比例5%。1994年11月经中建审计事务所验资确认中扶公司注册资本1050万元已全部实际缴付到位。2.中建协成为中扶公司股东及准备吸纳新股东的情况。2002年3月13日和同年8月28日，建设部批复将中扶公司的全部国有资产划转给中建协。经北京腾骐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截止到2002年5月31日中扶公司净资产为110.26万元。2002年10月16日，中扶公司《第一届第三次股东会决议》和《第二届第一次股东会决议》中，同意建设部将其全部股权转让给中建协；同一天，建设部与中建协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后中扶公司提出增资扩股，由徐敦海等六位自然人认购出资成为股东，中建协予以同意。2002年11月2日，中扶公司《第二届第二次股东会决议》中，同意建设部和监理公司将其各自的全部股权转让给中建协；同意吸纳徐敦海等六位自然人为股东，待该六人合计出资6000万元到位后，拟将中扶公司注册资本增加到6110万元。2002年11月13日，监理公司与中建协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监理公司将其持有的中扶公司50万元股权全部转让给中建协，但中扶公司始终未办理该项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2002年11月14日，在《第三届第一次股东会决议》中，同意徐敦海等六人合计出资6000万元；同时确认中建协的股份占中扶公司全部股份的11.78%。但是，从2002年12月2日中扶公司到工商局办理股东变更登记文件看，申请变更登记的只有一项，即：删除“建设部”，加“中国建筑业协会”。变更后的股东为中建协、监理公司；注册资本仍为1050万元。3.中扶公司冒用中建协、监理公司的名义伪造股东会决议及公司章程，擅自将徐敦海等六人的增资出资义务转嫁到原股东中建协和监理公司。中扶公司于2002年12月8日再次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时，却未提交上述各方签署的决议等文件，而是提交了另外一套伪造的公司文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具体事实如下：用虚假的公章及负责人签字伪造了一套中扶公司增资出资的文件。在股东会并未真实召开的情况下，中扶公司等使用伪造的中建协和监理公司的公章及负责人签字，在虚假的2002年12月3日《第二届第四次股东会决议》、2002年12月4日《第二届第五次股东会决议》和2002年12月4日《公司章程》等文件上盖章签字前述伪造文件的核心内容是：将本应由徐敦海等六人应承担的增资出资义务通过并不存在的股东会决议和章程转嫁到中建协和监理公司。该变更将中扶公司注册资本由1050万元增加到6110万元。但增加的注册资本5060万元出资并非来自真实股东决议决定的徐敦海等六人承诺的注资，而是将股东中建协的注册资金由1000万元虚增4820万元变更为5820万元，将股东监理公司的注册资金由50万元虚增240万元变更为290万元，并以中扶公司并不存在的“盈余公积2000万元和未分配利润3060万元”转增了注册资本。在编制了上述冒用中建协、监理公司名义增资文件后，中扶公司到北京市工商局办理了相关变更登记手续，中建协的注册资金增到5820万元，将股东监理公司的注册资金虚增到290万元。整个文件编制以及办理变更登记过程，中建协概不知情。4.中扶公司伪造文件，将虚构的中建协和监理公司增资出资转让给徐敦海等六人，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2002年12月在中扶公司伪造文件冒用中建协、监理公司名义增资后，紧接着中扶公司又在2003年3月，仍然采用虚假的中建协和监理公司的公章及负责人签字，再次伪造了2003年3月17日《第三届第二次股东会决议》、2003年3月18日《第三届第三次股东会决议》、七份《出资转让协议书》和2003年3月18日修订的《中扶公司章程》等文件，将中建协名下被虚假增资的5820万元中的5110万元股份，以及监理公司名下被虚假增资的290万元的全部股份，合计5400万元股份，分别转让到徐敦海等六人名下。其中：徐敦海1350万元、许敏新1350万元、于卫东1350万元、高兴海630万元、张玉柱360万元、王国征360万元。2003年3月19日，中扶公司使用上述伪造的股权转让文件再次到北京市工商局办理了公司股权转让变更登记。5.司法鉴定证明了中扶公司等伪造文件冒用中建协名义进行增资的事实。2016年12月知悉被冒名增资事实后，为慎重起见，中建协及监理公司于2016年12月23日共同委托北京民生物证科学司法鉴定所，到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对中扶公司2002年12月至2003年3月期间的变更登记档案中涉及中建协和监理公司的公章、负责人签字等文件资料进行了取证和司法鉴定。2017年1月9日北京民生物证科学司法鉴定所出具了京民司鉴[2017]文鉴字第5、6、7、8号四份《鉴定意见书》，结论为：上述2002年12月至2003年3月期间的变更登记文件中，所有盖有“中国建筑业协会”及“北京建扶工程建设监理公司”的印文与样本印文，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所有中建协的原法定代表人“徐义屏”及监理公司法定代表人“吴建新”在相关文件上的签字与样本上的签字，均不是同一人书写。6.海淀法院生效判决及海淀市场监督管理局撤销登记决定，均确认中建协被冒名增资的事实，并已将相应的增资变更登记予以撤销。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京0108民初31920号民事判决书，确认中扶公司2002年进行的增资非中建协真实意思表示，工商备案的增资决议为他人冒用中建协名义所为，不成立。2019年7月，中建协申请撤销被冒名增资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海淀市场监督管理局经审查，于2020年6月10日作出撤销（备案）登记决定，确认中扶公司存在提交虚假材料（冒用中建协名义）取得公司增资变更登记的违法行为，决定撤销中扶公司的公司增资变更登记。综上，中扶公司伪造文件虚构股东会决议和章程，冒用中建协和监理公司名义增资，然后又将增资转让给徐敦海等人的事实清楚，中建协不存在虚假增资事实。二、因侵权人采用移花接木的手段办理工商变更手续，导致中建对被冒名增资事实一直不知情。中建协对上述整个过程一直不知情，直到2016年12月初，因案外人王德全在申请强制执行中扶公司案件中，将中建协追加为被执行人，中建协到海淀工商局调取档案后，并经向已退休多年的原中建协副秘书长陈立飞等人调查了解，才发现了中扶公司伪造文件冒用中建协名义增资，然后再将增资转让给徐敦海等六人的事实。因为事先存在真实的由徐敦海等人出资将中扶增资到6110万元的增资决议，且中扶公司移花接木，通过先增资后转让的非法手段，形成该6人已成为中扶公司股东的事实，故中建协知道中扶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6110万时，以为是该六人按照2002年11月14日《第三届第一次股东会决议》执行，履行了出资义务后，进行的工商变更，并不知道是自己被冒名增资，如非王德全案案发，上述事实仍将无法发现。中建协成为中扶公司股东后基本未参与公司具体事务，接手中扶公司后，中扶公司马上申请改制引进自然人股东，相关手续均由中扶公司办理，之后中建协成为小股东，从未享受任何分红。综上，不存在中建协对被冒名增资应当知情或知情默许的情形。三、根据公司法相关规定，被冒名增资登记的股东不论对公司内部还是外部的债权人均不承担瑕疵出资责任。第一、《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二十八条规定，冒用他人名义出资并将该他人作为股东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冒名登记行为人应当承担相应责任；公司、其他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以未履行出资义务为由，请求被冒名登记为股东的承担补足出资责任或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部分的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根据上述规定，被冒名登记情形下，不适用商法外观主义原则，保护善意第三人，而是根据民法责任自负原则确定由实际行为人承担责任。本案中建协未签署过增资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等增资文件，即从未有过认缴增资的意思表示和外观行为，只是其名义被盗用记载于有关的形式要件之中，其对自己名义被盗用一无所知，工商登记的外观本身是一个侵权行为。上述情形下中建协对中扶公司本身不负有出资义务，而法律明确规定对公司债权人承担出资瑕疵责任，以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为适用前提。第二、中建协做为中扶公司股东对中扶公司的虚假增资依法不应承担连带责任。《公司法解释三》第十三条规定：“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公司或者其他股东请求其向公司依法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一款）。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已经承担上述责任，其他债权人提出相同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二款）。股东在公司设立时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依照本条第一款或者第二款提起诉讼的原告，请求公司的发起人与被告股东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的发起人承担责任后，可以向被告股东追偿（第三款）。股东在公司增资时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依照本条第一款或者第二款提起诉讼的原告，请求未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义务而使出资未缴足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担相应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担责任后，可以向被告股东追偿（第四款）。”上述规定对公司股东瑕疵出资的具体情形，责任承担主体及责任承担方式，均有具体、清晰、明确的规定。该条第三、四款将“股东在公司设立时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与“股东在公司增资时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两种情形明确区分开来，两种情形分别明确规定有不同的法律责任。从法律解释上看，一方面，公司增资时，向股东催收资本属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勤勉义务的范围，其未履行该义务会对公司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产生影响，故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向相关权利主体承担责任。而另一方面，其他股东与增资股东、发起人的责任范围不同，其他股东未与公司形成增资协议关系，无出资义务；与增资股东之间无合伙关系，不承担彼此担保出资的义务，不能得出其他股东对瑕疵增资承担连带责任的结论。股东有限责任制度是公司制度的基石，让公司虚假增资股东或行为人在“增资范围内”承担责任，已足以保护债权人对公司登记所产生之信赖利益，若以连带责任惩罚其他股东，必将动摇公司制度之基础。从最新的（最高院（2018）最高法民申5424号裁定书、广东高院（2017）粤民终1964号判决书、山东高院（2014）鲁民四终字第155号判决书）各地司法判例看，各级各地法院一致认为增资瑕疵时由增资瑕疵股东或行为人承担责任，其他股东不承担连带责任。综上，原告申请追加执行中建协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予支持。第三人中扶公司辩称，不同意追加被告作为本案被执行人，中扶建设公司有财产可以清偿原告的债务。第三人张荣平未答辩。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经审理确认事实如下：2014年1月8日，张吉东与张荣平、中扶公司、中扶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北京路通同泰建筑分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诉至本院，本院于2014年9月2日作出（2014）通民初字第0264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张荣平支付原告张吉东租金、丢失赔偿费、报废赔偿费、维修费、运费等费用共计一百一十四万三千九百一十一元，被告中扶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对此承担连带给付责任，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付清；二、被告张荣平支付原告张吉东违约金共计二十五万元，被告中扶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对此承担连带给付责任，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付清；三、驳回原告张吉东的其他诉讼请求。”判决确定的履行期届满后，因中扶公司未履行判决书中确定的给付义务，张吉东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本院以（2015）通执字第04338号立案执行。经查被执行人暂无可供执行财产，申请执行人亦不能提供关于被执行人中扶公司、被执行人张荣平的财产信息，故于2016年6月26日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后张吉东向本院提出追加被执行人申请，申请追加中国建筑业协会为被执行人。本院于2020年8月31日作出（2020）京0112执异345号执行裁定书，经审查后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九条规定，冒用他人名义出资并将该他人作为股东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冒名登记行为人应当承担相应责任；公司、其他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以未履行出资义务为由，请求被冒名登记为股东的承担补足出资责任或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部分的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据以确认中国建筑业协会增资事实的2002年12月3日《第二届第四次股东会决议》、2002年12月4日《第二届第五次股东会决议》已被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京0108民初3192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不成立，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亦作出决定撤销中扶公司于2002年12月20日取得的公司变更登记（备案）。上述证据足以证明中国建筑业协会确系被冒用名义进行虚假增资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此种情形下，张吉东以中国建筑业协会未足额缴纳出资以及未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为由要求追加中国建筑业协会为被执行人的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无法支持。”故裁定驳回了张吉东的异议请求，后张吉东提起本案诉讼。另查，中扶公司设立于1994年12月13日，根据中建审计事务所于1994年出具的（1994）中建审字第10号验资报告，中扶公司注册资本为1050万元，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出资1000万元，北京建扶工程建设监理公司（以下简称监理公司）出资50万元。2002年10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与中国建筑业协会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将其持有的中扶公司的全部股份转让给中国建筑业协会。同日，中扶公司作出第一届第三次股东会决议，对上述事项进行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监理公司均在上述股东会决议上盖章确认。工商登记信息载明，现中扶公司的注册资本为6110万元。股东情况如下：庄清良，出资4090万元，持股比例66.94%；中国建筑业协会，出资710万元，持股比例11.62%；徐敦海，出资430万元，持股比例7.04%；许敏新，出资430万元，持股比例7.04%；高兴海，出资260万元，持股比例4.26%；王国征，出资190万元，持股比例3.11%。《第二届第四次股东会决议》载明，时间：2002年12月3日；地点：北京市海淀区百万庄三里河路9号；主持人：张树恩；记录人：马长春；应到会股东人数：2人；实际到会股东人数：2人；代表的股额：100%；会议以书面方式通知股东到会参加会议，会议决议内容：全体股东一致同意：1、免去张树恩、马长春、肖凤翱公司董事职务；2、免去宋天和公司监事职务；3、同意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由原来的1050万元增加到6110万元，增加部分5060万元由盈余公积2000万元和未分配利润3060万元转增注册资本。股东中国建筑业协会由原来的1000万元增加到4820万元，股东监理公司由原来的50万元增加到240万元。4、同意修改章程。到会股东盖章签字处加盖有监理公司公章、中国建筑业协会公章及中扶公司公章，有吴建新（在监理公司处）、徐义屏（在中国建筑业协会处）签字。《第二届第五次股东会决议》载明，时间：2002年12月4日；地点：北京市海淀区百万庄三里河路9号；主持人：徐敦海；记录人：许敏新；应到会股东人数：2人；实际到会股东人数：2人；代表的股额：100%；会议以书面方式通知股东到会参加会议，会议决议内容：全体股东一致同意：1、同意选举徐敦海、高兴海、许敏新、王国征、张玉柱为公司董事；2、同意设立公司监事会，选举吴振华、王国征、陈立飞为公司监事；3、增资后的股权如下：中国建筑业协会持有5820万元股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95.25%；监理公司持有290万元股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4.75%；4、同意变更公司地址；5、同意修改经营范围；6、通过了新章程。到会股东盖章签字处加盖有监理公司公章、中国建筑业协会公章，有吴建新及徐义屏（在中国建筑业协会处）签字。2016年12月23日，中国建筑业协会委托北京民生物证科学司法鉴定所对2002年12月3日《第二届第四次股东会决议》、2002年12月4日《第二届第五次股东会决议》、2002年12月4日《章程》中中国建筑业协会公章与样本是否一致、徐义屏签名是否与样本为同一人书写、监理公司的印文与样本是否一致、吴建新签名是否与样本为同一人书写进行鉴定。北京民生物证科学司法鉴定所针对上述事项分别作出了京民司鉴［2017]文鉴字第5、6、7、8号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均为不一致。2018年12月3日，原告中国建筑业协会与被告中扶公司、第三人徐敦海、许敏新、王国征、高兴海、吴振华、北京瑞文成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一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京0108民初3192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确认2002年12月3日《中扶建筑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第二届第四次股东会决议》及2002年12月4日《中扶建筑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第二届第五次股东会决议》不成立；二、驳回中国建筑业协会其他诉讼请求。该案庭审过程中，各方均认可2002年12月3日《第二届第四次股东会决议》、2002年12月4日《第二届第五次股东会决议》中监理公司、中国建筑业协会的公章及吴建新、徐义屏的签字经鉴定与样本不一致，徐义屏、吴建新表示签字非其本人所签，徐敦海、许敏新亦表示未作为主持人和记录人参会。2020年6月10日，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京海市监工许撤字（2020）第002号撤销登记（备案）决定书载明，当事人于2002年12月20日取得公司变更登记（备案）时，向登记机关提交的材料中（包括2002年12月3日《第二届第四次股东会决议》、2002年12月4日《第二届第五次股东会决议》、2002年12月4日中扶公司章程）第16页、第17页、第19页“全体股东签名”“到会股东盖章签字”“到会股东盖章签字”徐义屏、吴建新的签名，中国建筑业协会、北京建扶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公章，经北京民生物证科学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文书（京民司鉴［2017]文鉴字第5、6、7、8）鉴定，徐义屏、吴建新的签名字迹与样本字迹不是出自同一人的笔迹，中国建筑业协会、北京建扶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的印文与样本上盖章的印文不是出自同一印章盖印，决定撤销当事人于2002年12月20日取得的公司变更登记（备案）。2020年9月10日，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甘家口派出所受理了中国建筑业协会报称的被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一案。本院认为，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本案第三人张荣平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应诉，视为其放弃了答辩和举证质证的权利。本案争议焦点为：1.中国建筑业协会是否存在增资不实，未实际缴纳增资款行为；2.中国建筑业协会是否应对中扶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关于中国建筑业协会是否存在增资不实，未实际缴纳增资款行为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八条规定，“冒用他人名义出资并将该他人作为股东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冒用登记行为人应当承担相应责任；公司、其他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以未履行出资义务为由，请求被冒名登记为股东的承担补足出资责任或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部分的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增资是依据2002年12月3日《第二届第四次股东会决议》、2002年12月4日《第二届第五次股东会决议》决定的，现两份决议经北京民生物证科学司法鉴定所鉴定，结论为监理公司、中国建筑业协会的公章及吴建新、徐义屏的签字与样本不一致，已被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确认不成立，且在庭审过程中，徐义屏、吴建新表示签字并非其本人所签，徐敦海、许敏新亦表示未作为主持人和记录人参会。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认定中扶公司构成了提交虚假材料取得公司变更登记的行为违法，撤销了中扶公司于2002年12月20日取得的公司变更登记（备案）。上述事实足以证明中国建筑业协会被冒名增资。综上，可以认定原告中国建筑业协会系被冒用名义进行虚假增资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不存在增资不实、未实际缴纳增资款的行为。关于原告中国建筑业协会是否应对中扶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出资人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在尚未缴纳出资的范围内依法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其股东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该原股东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在未依法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中扶公司在增资之前的注册资本为1050万元，中建审计事务所于1994年出具的（1994）中建审字第10号验资报告已证实全部出资到位。在本案受理之前，据以确认中国建筑业协会增资事实的2002年12月3日《第二届第四次股东会决议》、2002年12月4日《第二届第五次股东会决议》已被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京0108民初3192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不成立，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亦作出决定撤销中扶公司于2002年12月20日取得的公司变更登记（备案），工商登记所产生的信赖利益已无根据。由于中国建筑业协会不存在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情况，且中国建筑业协会对中扶公司设立时的出资义务已及时履行，张吉东的追加请求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张吉东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0元，由原告张吉东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徐宪龙人民陪审员  吴新华人民陪审员  黄天生二〇二一年三月八日法官 助理  李熹明书 记 员  张博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