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吉24民终51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冯京忠，男，1968年5月11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吉林省安图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刚（系冯京忠儿子），男，1992年3月7日出生，汉族，无职业，现住吉林省安图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包锡良，男，1954年1月14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吉林省安图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包庆（系包锡良儿子），男，1982年1月2日出生，汉族，联通公司职员，现住吉林省安图县。上诉人冯京忠因与被上诉人包锡良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安图县人民法院（2020）吉2426民初17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冯京忠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刚，被上诉人包锡良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包庆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冯京忠上诉请求：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1.造成本案口头合伙协议无效的原因在于包锡良，而不在于冯京忠，包锡良应当赔偿冯京忠的全部损失。一审判决认定“包锡良未经林业主管部门批准，私自开垦林地，于2014年8月以非法占用农用地罪，被本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二万元。被判刑之后，包锡良仍私自开垦林地，于2019年6月被罚款33,600元。案涉林地也为取得批准。”由此可知，包锡良明知未获批准而开垦的参地来源违法，仍引诱出卖参地给冯京忠，后又引诱冯京忠与包锡良合伙种植人参，造成合伙协议无效，故包锡良的主观恶意非常明显。因此，包锡良应承担本案口头协议无效的全部过错责任。一审认定“冯京忠作为种植人参20多年的参农，明知案涉林地没有取得林业主管部门的批准，还与包锡良合伙种植人参，其亦存在过错。”这种认定违背事实与常理。冯京忠购买包锡良的参地时已经注意到了参地的来源应合法，也多次提醒包锡良，甚至在购买参地时明确约定，如被林业部门查处问题而造成损失，由甲方（包锡良）负责。由此可见，合同无效的后果应由包锡良承担，包锡良理应赔偿冯京忠120,000元损失；2.一审法院未查明冯京忠要求包锡良返还的投资款120,000元的明细构成，而认为根据双方的约定应由冯京忠自己负担合伙期间的资金投入。双方达成口头协议后，冯京忠认真经营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目前造成经济损失50万元左右。冯京忠向包锡良主张投入的参籽款、三年的管理费、雇工费、材料款、参地药款、车费款合情合理。根据合伙约定，包锡良理应承担冯京忠的120,000元损失；3.一审判决采信证据错误。冯京忠提供的参地买卖合同与本案有关联。因为本案纠纷的起因就是该份参地买卖合同，该参地买卖合同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冯京忠提供的两份电话录音是双方之间关于案件事实的证明，而一审法院却认定为证人证言，采信证据出现严重错误。包锡良辩称，当时安图县没有人参执照的太多了，冯京忠明知道没批执照还要参地，冯京忠说有多少要多少，根本不存在引诱冯京忠的情况。冯京忠来找包锡良要合伙合作，两个人作出决定，合作方式是包锡良出地，一切费用由冯京忠负责，如管理费、雇佣人工费、材料款、人参上药款、车费等费用，这才达成了口头协议。协议履行期间，冯京忠根本没有好好管理参地才造成了巨大损失，冯京忠要求包锡良负全责没有任何依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采信证据正确。冯京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合伙关系，要求包锡良立即返还投资款120,000元；2．由包锡良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冯京忠系种植人参20多年的参农。2017年4月，冯京忠与包锡良达成口头协议。双方约定，包锡良负责出参地，并保证在合伙期间内不会因林业部门的问题不能种植人参；冯京忠出资，种植人参，进行管理，并负责技术，合伙期间为5-6年，收益一家一半。达成协议之后，冯京忠购买人参种子并种植，因2017年冬天天气较冷，导致部分人参冻坏。2018年4月，冯京忠再次购买人参种子进行种植，并于2018年秋天起参出售，但出售的人参款未分配给包锡良。因林业部门要求没有批准手续的参农在2020年春天之前起参，经双方协商后于2020年4月分2次起参并出售，人参款6万余元，双方进行了分配。双方约定剩余11垄地的人参，由冯京忠起6垄，由包锡良起5垄，双方各自出售，收益归各自所有。现已经起参之后出售完毕。包锡良未经林业主管部门批准，私自开垦林地，于2014年8月以非法占用农用地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二万元。被判刑之后，包锡良仍私自开垦林地，于2019年6月被罚款33,600元，案涉林地也未取得批准。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二条规定：“依法改变土地权属和用途的，应当办理土地变更登记手续。”《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禁止毁林开垦、采石、采砂、采土以及其他毁坏林木和林地的行为。”《吉林省森林管理条例》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在林区种植人参，应利用国有宜林荒山荒地、林中空地、灌木林地、疏林地和采伐迹地，并须经县林业主管部门或国营林业局批准。利用集体林地种植人参，由县林业主管部门批准。利用其它有林地种参，须经省林业主管部门批准。”本案中，包锡良在未取得林业主管部门批准的情况下，私自改变林地用途，开垦林地与冯京忠合伙种植人参，破坏了林业环境资源，违反了现行法律关于土地用途管理的强制性规定，双方的合伙协议应属无效协议。民事主体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包锡良因私自开垦林地被罚款，但罚款不能代替批准手续，双方在未取得林业主管部门批准的情况下，仍合伙种植人参，该合伙行为不应受法律保护。冯京忠作为种植人参20多年的参农，明知案涉林地没有取得林业主管部门的批准，还与包锡良合伙种植人参，其亦存在过错。现冯京忠要求包锡良返还合伙期间的投入120,000元，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投入为120,000元，且双方的合伙行为并非合法，即便合法，根据双方的约定也应由冯京忠自己负担合伙期间的资金投入，故其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吉林省森林管理条例》第二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确认冯京忠与包锡良之间的合伙协议无效；驳回冯京忠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50元，由冯京忠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冯京忠向本院提交了三组证据和一位证人证言。第一组证据，票据八张，拟证明冯京忠购买西洋参籽和网线、人参膜等花费的费用；第二组证据，证明两份，拟证明冯京忠种植人参期间产生的工人工资和交通费用；第三组证据，2017年度、2018年度生产方案，拟证明冯京忠在种植人参期间产生的农药费用。包锡良对以上三组证据质证称，合伙协议约定包锡良出参地，所有费用由冯京忠出资，因此上述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证人王振年的证言，证明冯京忠从王振年处购买人参籽的事实。包锡良对证人证言没有提出异议。本院对以上证据认定如下：关于票据8张，除了证人王振年出具的两张票据外，其余六张票据因出具人未出庭作证或收据中未体现购买人为冯京忠等原因，无法确认证据的真实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故本院不予采信。关于两张证明，两位证人庭审时未出庭接受质询，无法核实其真实性，故本院不予采信。关于生产方案，仅凭该份证据无法证明该费用为种植案涉参地时所产生的农药费用，故本院不予采信。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2017年4月6日签订的参地买卖合同所涉及的参地与本案涉及的参地不是同一块参地。冯京忠与包锡良达成口头协议时，如何负担合伙种参期间所产生的损失和风险并未作出约定。本院认为，冯京忠要求包锡良返还合伙种参期间的投资款，应具备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参农利用国有或集体林地种植人参必须经有关林业主管部门的审核批准。冯京忠作为长期从事种参行业的参农，理应清楚种植人参需办理相关前置审批手续，但冯京忠于2017年4月与包锡良达成口头协议时，明知包锡良开垦案涉林地未获林业主管部门批准，执意与其签订合伙协议，故冯京忠对参地的选择存在明显的过错。虽然包锡良在口头协议时保证“合伙期间内不会因林业部门的问题不能种植人参”，但冯京忠不能据此对抗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不能免除自己的过错责任。一审判决确认合伙协议无效，进而明确各自的过错责任，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关于冯京忠主张返还的费用120,000元，因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该费用为种植案涉参地期间产生的费用，即便费用实际发生也应认定为其按约定进行的合理投资。另外，双方达成口头协议时关于如何负担合伙期间的损失、风险等问题未作任何约定，故冯京忠要求包锡良返还投资款120,000元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对该上诉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冯京忠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50元，由冯京忠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申成日审判员 金 花审判员 咸柱英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 鲁雪莲书记员 李思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