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黔23民终2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贵州绿诚财务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贵阳综合保税区都拉营综保路349号海关大楼8楼801号。 法定代表人：周勇。 委托代理人：陈松，贵州公达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向晓雪，男,1975年10月1日出生,汉族,贵州省普安县人,住贵州省兴义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田亚，男，1982年5月2日出生，汉族，贵州省盘州市人，户籍地贵州省盘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光林，男，1967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贵州省普安县人，户籍地贵州省普安县，现住贵州省兴义市。 原审第三人：贵州隆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贵州省晴隆县东观新区天隆家园内。 法定代表人：向晓雪。 原审第三人：贵州天盛时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中山东路中山大厦7层1号。 法定代表人：杨国俊。 上诉人贵州绿诚财务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向晓雪、田亚、李光林及原审第三人贵州隆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隆泰公司”）、贵州天盛时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盛时代”）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晴隆县人民法院（2020）黔2324民初5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绿诚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案涉《股权暨项目转让协议书》因违反《合同法》、《公司法》强制性规定，应当部分认定无效。案涉《股权暨项目转让协议书》除涉及约定绿诚公司与李光林、田亚、向晓雪之间股权及项目权益转让的有关事宜之外，还约定了在付款方式上以受让方绿诚公司的现金2000万元加标的公司即第三人隆泰公司3235m房产作价1500万元支付，上诉人在一审法院受理的（2020）黔2324民初131号案件及本案一审中，均依法主张该约定因违反了《合同法》及《公司法》的有关规定而无效，但一审法院视法律强制性规定于不顾，显然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本案中，隆泰公司股权转让前后的股东绿诚公司与李光林、田亚、向晓雪之间的约定，本来只应该限于以受让方绿诚公司的资产来购买李光林、田亚、向晓雪所持有的隆泰公司股份及对外承建项目权益，但合同赤裸裸的约定以隆泰公司3235m房产作价1500万元作为绿诚公司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无论该约定是否是交易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都因为侵犯了因信赖公司资本制度而与公司交易的任何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也属于掩盖双方之间通过交易方式抽逃出资的非法目的。因此，关于该部分的认定，依法应属无效。同时，《公司法》第三十五条约定：“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12条规定：“公司成立后，公司、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以相关股东的行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损害公司权益为由，请求认定该股东抽逃出资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制作虚假财务会计报表虚增利润进行分配；（二）通过虚构债权债务关系将其出资转出；（三）利用关联交易将出资转出；（四）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绿诚公司与李光林、田亚、向晓雪之间的交易，关于价款支付的约定对绿诚公司来说，凭空损失了3235m房产，本案一审过程中，上诉人已经充分提醒一审法院，但一审法院却错误的认为该事实上诉人没有提供抽逃出资的证据，也不属于本案审理的范围，而实际上，关于双方通过关联交易的方式侵占隆泰公司3235m房产的事实是已经被充分证明了的，李光林、田亚、向晓雪对此也不持异议，而且该部分内容根本不能被认定为有效，但一审法院仍然违法的认定整个合同均有效，希望二审法院充分考量有关法律规定，予以纠正。二、李光林与隆泰公司之间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及李光林、田亚、向晓雪与绿诚公司之间股权转让法律关系应当单独评价，不能将李光林购买商品房的行为认定为向绿诚公司解决转让款1500万元的回款。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本案法律关系涉及李光林向隆泰公司购买商品房及李光林、田亚、向晓雪与绿诚公司之间股权及项目转让两个方面，一审错误的认定李光林购买商品房是为了向绿诚公司解决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回款，将两个法律关系混为一谈，同时通过民事裁判的方式认可了交易双方之间的违法行为，显然突破了商事交易应当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及商事规则，不能仅凭朴素的公平正义观来认定有关行为的效力。首先，正如上文所述，案涉《股权暨项目转让协议书》中关于款项支付部分，因交易双方串通侵占隆泰公司3235㎡房产的行为侵犯了隆泰公司潜在交易对象的利益，同时属于变相的抽逃出资，使得隆泰公司在未经依法减资程序或交易亏损计提等合法前提下，其责任财产凭空减少22012380元，这样的行为无论如何，在法律上都应被评价为无效行为，既然双方之间的该部分约定无效，那相应的两个法律关系（商品房买卖及股权转让）就应当被认定为各自独立的行为，就不能认定1500万元属于回款。其次，实际上，李光林与隆泰公司之间签订的三份《商品房买卖合同》并非双方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而仅仅是李光林、田亚、向晓雪与绿诚公司之间通过交易方式“掏空”、“套走”隆泰公司22012380元资产的工具，该批《商品房买卖合同》不是双方之间真实意思表示，同时也侵犯了公司利益及公司债权人利益，应当认定无效。一审判决对此没有论述，也没有考量，仅仅通过判决的方式认定了这种行为有效错误。若该批《商品房买卖合同》有效，那李光林支付给隆泰公司的资金就构成了隆泰公司的法人财产，非因法定理由不得被任何人侵占，而实际情况是，一审判决认定了该部分价款由绿诚公司返还给李光林属于有效，认定了付款说明中所记载的“回款”性质，容许了李光林及绿诚公司侵占隆泰公司的资金；若该批《商品房买卖合同》并非双方之间真实意思表示，在法律上应当被评价为无效合同，李光林就不能因此而取得隆泰公司的房产，同时也不能认定绿诚公司向李光林支付的22012380元是作为李光林1500万元转让款的回款。三、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的款项已超过转让价款701.238万元，依法应当返还。因案涉《股权暨项目转让协议书》中关于款项支付的约定部分无效，不能将绿诚公司支付给李光林的22012380元作为李光林1500元转让款的回款，实际上应当按照总支付金额42012380元作为绿诚公司向李光林、向晓雪、田亚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该金额与双方之间约定的价款3500万元超出702.238万元，依法应当返还给绿诚公司。至于李光林与隆泰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并非双方之间真实意思表示而应当认定为无效，及《股权暨项目转让协议书》中关于款项支付的约定部分违反了法律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后的法律后果，可以由双方另案解决。 被上诉人向晓雪、田亚、李光林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股权暨项目转让协议书》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双方所签合同约定的付款方式及上诉人出具的《付款说明》充分证明上诉人诉请的701.238万元是双方达成合意后在办理购房手续被上诉人支付的购房款回款，上诉人并未超额支付款项给被上诉人。二、上诉人主张案涉《股权暨项目转让协议书》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经过长达8个月的协商才达成案涉《股权暨项目转让协议书》，协议上不但有上诉人签字盖章，还有另一股东天盛时代签字认可，协议履行至上诉人起诉的2年多时间，上诉人从未对协议提出过异议。2、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为交易对手，矛盾激化到对簿公堂，不可能“恶意串通”。上诉人主张案涉股权转让行为存在虚设债务或通过关联交易抽逃出资的情形亦无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3、本案付款方式明晰，即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达成用2200万元的商品冲抵1500万元股份转让款后，被上诉人根据约定将2200万元购房款支付给隆泰公司，然后上诉人与其控制的隆泰公司协调，由隆泰公司将被上诉人支付的购房款出借给上诉人，然后上诉人再将款项支付给被上诉人作为1500万元的股份转让款。被上诉人与隆泰公司形成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与隆泰公司形成借款关系，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形成股份转让款给付关系。4、生效的晴隆县人民法院（2020）黔2324民初131号民事判决书、黔西南州中级人民法院（2020）黔23民终1664号民事判决书已对上诉人认为无效的理由进行了驳斥，认定双方签订的《股权暨项目转让协议书》合法有效，并判决上诉人支付向晓雪股份转让款3304000元，驳回了上诉人主张多付向晓雪701.238万元的答辩主张。三、上诉人主张李光林与隆泰公司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股权转让关系应单独评价，无事实及法律依据。1、李光林根本无意向隆泰公司购买销售不出去的二楼商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签订的《股权暨项目转让协议书》、《声明书》、《付款说明》充分证实，是上诉人因资金紧张，才将购买商铺作为股权转让的附属条件。购买商铺是为了解决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转让款的问题，不能将购买商铺与股份转让割裂开来。2、案涉股份转让时隆泰公司还有巨额利润，不存在侵害第三人利益的情形，同时，上诉人是通过向隆泰公司借支的方式来支付被上诉人股份转让款，要侵占也是上诉人侵占而非被上诉人侵占。 原审第三人天盛时代未进行述称。 绿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法院判令向晓雪、田亚、李光林立即返还绿诚公司超额支付的股权转让款701.238万元，并从最后一次支付之日即2018年4月20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资金占用利息450594.11元，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支付完毕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支付资金占用利息，暂算至2020年3月27日为187259.76元。2、案件受理费和诉讼费由向晓雪、田亚、李光林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隆泰公司及晴隆分公司股东为向晓雪、李光林，持股情况为向晓雪持股66%，李光林为持股34%。2012年11月，向晓雪、李光林以隆泰公司与天盛时代共同出资，以隆泰晴隆分公司为主体进行“天隆家园”项目房地产开发，双方各占50%股份。2017年2月22日，隆泰公司股东向晓雪将其持有隆泰公司的66%的股权转让给田亚，但未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同年12月6日，向晓雪、李光林、田亚、隆泰公司作为甲方，绿诚公司为乙方及第三人天盛公司，双方共同签订了《股份暨项目转让协议书》。协议约定：向晓雪在隆泰公司所持股权66%、李光林在隆泰公司所持股权34%及“天隆家园”项目用于50%的项目权益转给绿诚公司，转让标的作价3500万元整，其中的2000万元由绿诚公司支付到李光林的银行账户，余款1500万元可由绿诚公司用天隆家园小区A区2楼商铺3235㎡作价2200万元给予折抵；协议内容还对股权变更登记、财产移交、经营证照交接、债务确认等一系列事项进行了约定。同日，双方办理了隆泰公司及晴隆分公司的财务章、公章、法人章等约定的财产移交手续，并签写了财产移交清单。同日，为完善约定用商铺折抵转让款的事宜，双方还对《协议项目转让收》约定进行了声明，并签署了声明书，声明书内容为：1、由向晓雪、李光林、田亚或三人指定的第三人按6800元/平方米购买天隆家园A区二楼2200万元商铺。2、向晓雪、李光林、田亚或三人指定的第三人交纳转让款后，由绿诚公司协调隆泰公司支付给绿诚公司，3、绿诚公司再将2200万元支付给李光林；4、由李光林按1500万元出具收据给绿诚公司，视为绿诚公司履行了支付1500万元的转让义务。声明书上有向晓雪、李光林、田亚签名，天盛时代、贵州绿诚公司均在声明书上盖印确认。 2017年12月至2018年2月，李光林按约定分批向隆泰公司付款2201.238万元。后钱由绿诚公司返还李光林。2017年12月，隆泰公司晴隆分公司与李光林签订三份商品房买卖合同，购房建筑面积共为6138088平方米，购房款总计为17297568元。 2018年4月19日，绿诚公司与李光林再次签署《付款说明》记载：绿诚公司所付款22012380元作为李光林1500万元转让款的回款。 2018年4月19日，向晓雪、李光林、田亚及贵州隆泰公司为甲方，绿诚公司为乙方，天盛时代、周明为丙方，又共同签订《补充协议》一份，约定：“1、三方按《股份暨项目转让协议书》约定履行，2、向晓雪用购得商铺中的603㎡折价280万元，当作向晓雪在隆泰公司持有的8%之股权，以便向晓雪继续参与隆泰公司的经营管理，同时约定向晓雪没有重大事项的决策权。向晓雪参与隆泰公司经营管理的期限到2019年4月19日后，如向晓雪选择退股，则绿诚公司和天盛公司无条件以28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化率18%结算给向晓雪，总计应当退（股权）款3304000元给向晓雪，结算款优先采用现金支付；如果用商铺折抵的，则用价值714.5㎡的商铺折抵给向晓雪”。 2019年4月19日后，向晓雪按照《补充协议》的约定选择退股，并多次催告绿诚公司履行股权变更登记和支付3304000元股权转让款的义务发生纠纷，绿诚公司在诉讼中查账发现给李光林的转账记录与《股权暨项目转让协议书》约定的款项金额不符，即诉讼来院。 同时查明，贵州隆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晴隆分公司法人代表在工商登记处仍为向晓雪，股东为李光林、向晓雪，2019年2月28日后，股东为周勇、向晓雪。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与向晓雪、李光林、田亚之间签订的《股权暨项目转让协议书》及约定的转让方式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有另一股东天盛时代在协议书签字认可，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协议各方均应按协议履行约定的义务。协议签订后，被告提交的证据充分证实了在合同签订同日，被告方按合同约定向原告移交了相关财产及印章，后又按双方约定的方式支付了款项，原告在收到被告款项后返还被告并作出了款项来往的《付款说明》也进一步印证了该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对于原告庭审中称，双方的商品房屋买卖合同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系被告与隆泰公司之间的交易的问题。本院认为，被告提交的《股权暨项目转让协议书及附件》、《补充协议》《声明书及付款说明》均有绿诚公司印章确认。充分证明了绿诚公司参与并认可该款项通过商品房买支付的往来原因及事实。 对原告庭审中称三被告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六十七条”公司的发起人、股东在公司成立后，抽逃出资的，由公司登记机关责令改正。而本案审理的是原告诉求返还按双方履行《股权转让协议》中多给付被告的701.238万元转让款，原告即没有提供证实被告抽逃出资的证据，也非本案审理的范围。 对原告庭审中称对被告所列举的晴隆县人民法院（2020）黔2324民初131号民事判决书因没有生效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应对本案中止审理的意见，本院审查认为，该判决目前因在二审程序中，系未生效判决，对原告要求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意见，予以采纳。但本院认为，对本案的事实，已根据庭审和双方的证据查明，不需再等另案（2020）黔2324民初131号的上诉结果，没有必要中止审理，对其意见不予采纳。 综上，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签订了《股权暨项目转让协议书》，应按合同约定履行相关义务，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对原告请求被告返还701.238万元转让款的诉求，被告提供的证据已经充分证明系按合同约定方式支付，不是超付的事实，故对原告的请求，应不给予支持。被告人田亚、第三人天盛时代、隆泰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不利后果由其自行负担。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三十二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贵州绿诚财务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53520元，由原告贵州绿诚财务管理服务有限公司负担。 二审中，绿诚公司、天亚、天盛时代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李光林、向晓雪、隆泰公司向本院提交了晴隆县人民法院（2020）黔2324民初131号民事判决书、黔西南州中级人民法院（2020）黔23民终1664号民事判决书。证明：上诉人主张协议无效以及应返还股权转让款701.238万元已经被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所否定。绿诚公司质证意见：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绿诚公司已经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且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已经受理再审申请，只是尚未作出是否启动再审的决定。故该两份生效判决对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用隆泰公司的房产折抵股权转让款的效力请人民法院依法认定。 本院认证意见：具备证据三性，予以采信。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绿诚公司是否存在超额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情形，向晓雪、田亚、李光林应否承担返还义务。 本案从绿诚公司一、二审的主张来看，实质是认为绿诚公司向李光林所支付的2201.238万元系绿诚公司本身向李光林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加上绿诚公司此前支付的2000万元，绿城公司总计向李光林支付了4201.238万元，已经超过合同约定的350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继而对于超额支付的701.238万元，要求向晓雪、田亚、李光林予以返还。故本案审查重点在于2201.238万元是否系绿诚公司自身的款项，且系用于支付案涉股权转让款。 经二审审理核实，绿诚公司认可《股权暨项目转让协议书》、《声明书》、《付款说明》均系绿诚公司与李光林等签订，上面加盖的绿诚公司的公章也是真实的，故本院对《股权暨项目转让协议书》、《声明书》、《付款说明》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案涉《股权暨项目转让协议书》约定，绿诚公司应向李光林等支付350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其中2000万元用钱款支付，另1500万元用隆泰公司“天隆家园”项目2200万元的商铺折抵。同日，各方又签订《声明书》对商铺折抵的具体操作方式进行了约定，即由李光林等购买商铺，李光林等向隆泰公司支付商铺转让款，绿诚公司协调隆泰公司将收到的款项支付给绿诚公司，绿诚公司又将该款返还李光林。此后李光林陆续向隆泰公司支付了2201.238万元，绿诚公司又将2201.238万元返还给了李光林，返还后绿诚公司在《付款说明》中认可绿诚公司支付给李光林的2201.238万元系案涉1500万元股份转让款的回款。故前述材料已经形成锁链，足以证明案涉绿诚公司向李光林支付的2201.238万元，实质是李光林为履行双方约定的以房抵债付款方式而走的银行流水，并非绿诚公司实际支付的现金。故绿诚公司以该款系其自身的款项，且系用于支付股权转让款，并据此认为已经超额支付，要求李光林等予以返还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至于《股份暨项目转让协议书》中关于用隆泰公司的商铺抵偿绿诚公司的股权转让款之付款方式的约定是否有效的问题，因付款方式有效与否仅影响能否用隆泰公司的商铺抵偿绿诚公司的股权转让款的认定，并不影响2201.238万元是否系绿诚公司自身的款项，且系用于支付案涉股权转让款的认定，也即是付款方式有效与否与本案的审理焦点及实体处理结果并无关联，故本院对此不予评价。 综上，上诉人贵州绿诚财务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5352元，由上诉人贵州绿诚财务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金洲 审判员  曾婷婷 审判员  罗 倩 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曹荣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