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黔04民终1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武某某，男，1967年9月10日生，白族，贵州省安顺市人，无业，住安顺市西秀区。上诉人（原审原告）：魏某某，女，1948年3月3日生，汉族，贵州省安顺市人，务农，住安顺市西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武某某，男，系魏某某之女婿,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上诉人（原审原告）：武某2，男，2001年4月22日生，白族，贵州省安顺市人，浙江财经大学学生，住安顺市西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武某某，男，系武某2之父,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上诉人（原审原告）：武某3，女，1993年12月25日生，白族，贵州省安顺市人，住安顺市西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武某某，男，系武某3之父，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侯某某，男，1965年7月7日生，汉族，贵州省安顺市人。因犯诈骗罪，经安顺市西秀区，现于贵州省轿子山监狱服刑。上诉人武某某、魏某某、武某2、武某3因与被上诉人侯某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人民法院（2019）黔0402民初54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武某某、魏某某、武某2、武某3二审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2、改判被上诉人侯某某清偿上诉人借款本金500××0元、利息620000元，本息共计1120000元，并自2019年9月19日起，利息以本金5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付上诉人。事实及理由：上诉人武某某之妻王华英于2013年7月29日向被上诉人侯某某出借500××0元，有被上诉人侯某某出具的借条为据，该借条上手印为侯某某所捺印，证明王华英与被上诉人侯某某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成立。通过由王华英于2013年7月30日在银行取现3笔共计360000元及家中现金25000元现金交付侯某某、武某某于2013年7月30日通过银行转账115000元至被上诉人侯某某账户，已经向侯某某交付借款500××0元，王华英与侯某某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并生效。一审中，由于借款时间较长，上诉人未能回忆起王华英取款的具体日期，导致申请一审法院调取王华英银行流水的时间有误，同时一审庭审中侯某某认可收到借款本金500××0元，在王华英死亡后，王华英对侯某某的债权应属夫妻共同财产，被上诉人侯某某向武某某作出还款承诺，符合我国《婚姻法》《继承法》的规定，一审认定事实错误，导致裁判结果错误。被上诉人侯某某二审未提交书面答辩状。武某某、魏某某、武某2、武某3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人民币500××0元整，利息人民币620000元，共计人民币1120000元。自2019年9月19日起，利息以5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付原告。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王华英与武某某于2012年3月20日登记结婚，王华英于2014年8月28日死亡。魏某某系王华英之母。武某某为户主的家庭户户口簿登记信息显示武某某之妻为王华英，武某3、武某2系武某某之子女。侯某某自认借到武某某500××0元，双方约定借款利息以月利率5%计算，但对借款交付的形式系现金还是转账表示记不清了。侯某某在借款后，向武某某出具过《承诺书》，载明：“我侯某某承诺在2018年10月30日前归还武某某借款人民币伍拾万元正承诺人侯某某（捺印）”。武某某自认在借款给侯某某后，共收到侯某某支付的利息80000元。武某某在庭审中陈述借给侯某某的500××0元中有50000元系其从自己的银行账户转账到侯某某账户，有450000元是其和其妻子王华英以现金形式交付给侯某某。武某某向法院提出申请，请求法院依职权到中国农业银行安顺市秀支行调取其妻子王华英2013年7月29日在该行的定期存款交易流水，因该证据确系原告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经一审到中国农业银行安顺市秀支行调取证据，该银行回复：“已查询：王华英银行定期账户2013年7月29日无交易发生”。侯某某在庭审中表示并不认识武某某的妻子王华英。侯某某否认借条为其书写、签名、捺印的。原告提交的承诺书和借条显示的同为“侯某某”签名的笔迹确实存在较大差异。原告在侯某某对借条发表质证意见、以及法官就该借条的出具情况对双方当事人进行询问后，自认该借条确实不是侯某某所书写，并陈述借条是保证人书写的，原因为侯某某说自己的字写得不好，让保证人代写，但表示手印是侯某某所按。侯某某对原告的此项解释未予认可。另外，原告对借条上关于利息的约定载明的“利息2.3‰”，该标准约定的是日、月、年哪一个计息时限单位不能作出明确回答，后陈述“应该为日息”；而在侯某某对借条发表质证意见否认原告举证的借条为当时出具的借条、当时出具的借条载明的月息为5分后，原告转而认可侯某某所说的双方约定的利息是按月息5分算，但系口头约定，所以在借条上写的是“利息2.3‰”，侯某某确实是按5分向其付息的，并自认收到被告支付的利息共计80000元。一审庭审后，侯某某申请对原告提交的借条上“侯某某”的签名和借条上的手印进行鉴定，其本人因刑事犯罪处于服刑期间，明确指定其女儿作为联系人办理提出鉴定申请的相关事宜，但其指定联系人未预交鉴定费用，视为放弃申请。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武某某等诉称侯某某在2013年7月29日向武某某的妻子王华英借款500××0元，但四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借款已实际交付，虽然侯某某认可借款500××0元的事实，但侯某某陈述借款系向武某某所借，其并不认识武某某之妻王华英，加之武某某在本案中举证之借条的真实性、客观性存在诸多疑点，侯某某对该张借条也表示异议，否认系其借款时所书写之借条。综上，虽然侯某某自认其向武某某曾借得款项500××0元，可据此确认侯某某与武某某之间就款项500××0元有借贷的合意，但是武某某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借款实际交付的情况，故不能证明其诉称的借贷事实，且侯某某提出举证的借条非借款时其所书写的借条，借条上“侯某某”的签名显示的笔迹与侯某某认可武某某举证的《承诺书》上“侯某某”签名笔迹确实存在较大差异，加之武某某对利息约定的陈述与侯某某的陈述存在出入，故对四原告要求侯某某偿还借款本息的诉请，一审不予支持。一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武某某、魏某某、武某2、武某3的诉讼请求。受理受理费14880元，减半收取7440元，由原告武某某、魏某某、武某2、武某3负担。二审中，上诉人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银行流水两页，拟证明：武某某于2013年7月29日通过本人的工行账户向侯某某转账115000元，王华英在2013年7月30日现金取款3笔（金额分别为120000元、140000元、100000元），这些款项加起来共计475000元，加上家里的现金25000元，向侯某某支付了500××0元的借款。侯某某发表质证意见认为：该证据真实性请法院核实，记不清武某某通过银行转账向其转款的115000元是否为其向武某某所借款项，不认识武某某的妻子王华英，也不承认与王华英有借款经济往来。经审查，本院对该证据三性予以确认。二审经审理查明：2013年7月29年侯某某向王华英出具《借条》一张，该《借条》载明：“今借到王华英（电话号码137××××7347）人民币伍拾万元整（500××0.00元），借款人侯某某（身份证号码5225011965××××××××）拿名下房产及车子、大理石厂机械设备及厂房作抵押，借款日期为3个月，时间从2013年7月30日—2013年10月30日止，利息2.3‰。借款人：侯某某（捺手印）放款人：王华英保证人：马昌祥2013.7.29”。侯某某在一审中申请对该《借条》进行鉴定，后未缴纳鉴定费。2013年7月30日，武某某通过其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账号62×××94的账户向侯某某分别转款50000元、65000元；王华英中国农业银行账号为95×××18的账户于2013年7月30日发生三笔取现，金额分别为120000元、140000元、100000元。侯某某向伍德备出具《承诺书》，内容为“我侯某某承诺在2018年10月30日前归还武某某借款人民币伍拾万元正。”侯某某在一审庭审中认可该《承诺书》系本人书写。侯某某在一审庭审中亦自认借得武某某的500××0元。上诉人武某某在一审庭审中陈述《借条》中虽约定为千分之2.3的利息，但是侯某某实际是按月息5分利息支付，一共支付80000元。侯某某陈述按月息5分从借款后付到2014年年底。上述事实有《借条》、《承诺》、银行交易明细及一审庭审笔录为凭。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王华英与候应方之间是否成立民间借贷关系；2、如何认定侯某某应偿还的借款本息金额。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一审中，侯某某虽然否认案涉《借条》的真实性并申请对《借条》进行鉴定，但未缴纳鉴定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19修正）》第三十一条第二款：“对需要鉴定的待证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在人民法院指定期间内无正当理由不提出鉴定申请或者不预交鉴定费用，或者拒不提供相关材料，致使待证事实无法查明的，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之规定，侯某某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故对案涉《借条》的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在《借条》出具次日，王华英在银行取现360000元、武某某通过银行转账向候应方转款115000元，上述总金额已经达到475000元，上诉人武某某主张剩余借款25000元是用家中现金交付候应方，符合日常生活逻辑。在一审庭审中，侯某某明确表示从武某某处借到500××0元，并认可《承诺书》是其所书写。案涉借款事实发生在武某某与王华英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武某某、王华英夫妻将存于各自账户中的财产以现金或转账方式交付侯某某后，侯某某仅以夫妻一方王华英出为借人出具借条，符合夫妻日常生活常理。综合上述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故对武某某在案涉《借条》出具后实际向侯某某交付500××0元借款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现武某某等四上诉人作为王华英的法定权利继承人诉请侯某某偿还借款本息，应予支持。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本案上诉人于2019年9月25日向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法院提起诉讼，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之规定，对借款利息的认定，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二十六条：“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对案涉借款利息，虽《借条》上载明“借款日期为3个月时间从2013年7月30日—2013年10月30日止，利息2.3‰”，但是未明确为日息、月息还是年息，上诉人在一审中对利息的陈述前后不一，但因被上诉人一审中已陈述双方约定借款利息为月5%，又陈述并非案涉借条，被上诉人未举证证明。上诉人也认可双方口头约定利息为5分，结合案涉《借条》，双方对案涉借款约定利息为月5%。另外，双方认可自借款之日2013年7月31日至2014年年底，侯某某仅偿还了80000元利息，对偿还的具体时间均不能举证证明，侯某某偿还的利息并未超过以500××0元为本金、按年利率24%计算该的期间应支付利息，故对本案借款，本院仅支持按年24%计算的利息。侯某某又于2018年向武某某出具《承诺书》，承诺偿还借款500××0元整，双方未对《承诺书》出具之后的利息作约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对《承诺书》出具之后的利息，上诉人主张按年24%计付利息，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仅支持按年6%计算的利息。对侯某某出具的《承诺书》，双方均认可是在2018年出具，但双方均不能举证证明具体时间，而认定《承诺书》出具的时间越晚，被上诉人侯某某应支付的利息就越多，故对《承诺书》出具的具体时间，举证责任应归于上诉人。现上诉人不能举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认定《承诺书》出具时间为2018年1月1日。按照如上分析，案涉的利息计算如下：2013年7月31日至2018年1月1日期间，侯某某应按照年24%计付上诉人借款利息；2018年1月1日后，侯某某应按年6%计付上诉人借款利息。其中，以借款本金500××0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自2013年7月31日至2018年1月1日之间侯某某应付的利息为530000元，扣减侯某某已支付的80000元利息，侯某某尚欠该期间利息为450000元。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应予部分支持。本案因二审出现新证据改判，不属一审错案。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19修正）》第三十一条第二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2019）黔0402民初5410号民事判决；二、限被上诉人侯某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上诉人武某某、魏某某、武某2、武某3借款本金500××0元及利息（2013年7月31日至2018年1月1日期间的利息为450000元；之后的利息以借款本金5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1月1日起，按年利率6%计付至本息付清之日止）。三、驳回上诉人武某某、魏某某、武某2、武某3的其他诉讼请求。当事人应当按照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和方式履行义务。如果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和方式履行义务，导致对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可能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一审案件受理费7440元，由上诉人武某某、魏某某、武某2、武某3负担798元，被上诉人侯某某负担664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4880元，由上诉人武某某、魏某某、武某2、武某3负担1596元，被上诉人侯某某负担13284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辜贤莉审判员  黄光美审判员  黎福伟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李欣书记员吴兆云（代）附：当事人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信息将被录入最高人民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库，通过该名单库统一向社会公布，并将承担以下法律后果：（一）承担加倍罚息或迟延履行金。（二）被强制进行审计。（三）被限制出境。（四）被限制高消费。限制失信被执行人乘坐飞机、列车软卧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限制失信被执行人住宿较高星级宾馆、酒店；限制在夜总会、高尔夫球场消费；限制失信被执行人购买不动产及国有产权交易；限制失信被执行人在一定范围的旅游、度假；限制失信被执行人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五）被限制在金融机构贷款或办理信用卡。（六）被限制担任企业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七）被依法适用强制措施。被执行人具有拒绝报告或虚假报告财产及恶意转移财产、阻挠法院审计、利用虚假诉讼或仲裁规避执行等行为，人民法院可以对被执行人或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拘留。（八）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规避执行情节严重的行为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第三百一十四条及第二百七十七条、《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解释》的规定，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罪和妨碍公务罪，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