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白城市洮北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吉0802民初36号原告：邹继德，男，1962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个体，现住吉林省白城市洮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春科，系吉林通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吉林省中力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赵大为，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洋，系吉林华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恩友，系公司职工。原告邹继德诉被告吉林省中力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公司盈余分配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1月3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邹继德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春科，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洋、王恩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邹继德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被告立即支付给原告股东分红款1,406,503.80元；2、要求被告按银行同期贷款给付分红款利息（从应给付之日起到给付之日止）；3、要求被告承担因诉讼所发生的一切费用。事实与理由：白城市市政工程公司在2003年4月进行国企改制，原国企单位职工投资入股成立了白城德盛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后更名为吉林省中力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公司股本金共计5,030,429.00元，原告投资入股1,562,782.00元，占持股比例的31.06%。从路桥公司成立到2014年，原告系路桥公司的董事长、法定代表人。2014年前公司的收益都是按股东投资比例给股东分红，并已支付完毕。2014年公司按原始股的20%给股东年度分红，2015年至2019年路桥公司按原始股的30%给股东年度分红，原告每年应得分红468,834.60元。2014年至2016年的股东年度分红1,250,225.60元，因被告拒不给付原告应得分红款，原告于2017年1月诉至法院，历经近3年的诉讼程序，2019年10月11日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2019）吉08民终1057号民事判决书，保护了原告的诉讼请求，经法院强制执行完毕。嗣后，原告多次找被告的现任法定代表人赵大为，要求给付2017年至2019年三年的股东年度分红共计1,406,503.80元，被告告知原告通过诉讼程序解决。被告的行为侵犯了原告应享有的股东对公司盈余分配的权利，并给原告造成了不应有的经济损失。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请依法保护原告的诉讼请求。吉林省中力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辩称，首先，原告要求以公司原始股本5,030,429.00元，其个人投资款1,562,782.00元，即占股比例31.06%的比例分红不应当被支持。原告认为其在中力路桥公司的原始股本为1,562,782.00元系错误，根据被告的财务资料显示，自2003年改制之后，中力路桥公司并未增资，内部的股东决议均证明其注册资本实际上为4,661,700.00元，一直未达到原告所称的5,030,429.00元，与原告陈述的事实不符。其次，根据原告的初始登记证明760,000.00元的以债转股，为虚假出资，原告在出资证明书及股权登记当中的760,000.00元为以债转股，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其为真实出资，根据2019年吉08民终1057号庭审笔录当中原告自认白城市德胜路桥公司为国企改制，虚报注册资本2000万元，其中原告出资161万元，占股比例为8.05%，包括货币出资85万元和债转股76万元，但针对76万元的以债转股部分，中力路桥的会计帐中并没有任何记录，原告应当举证证明其真实性。最后，关于原告股权当中以奖金入股的部分，不应当作为原告的股权，根据中力路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2015年一致通过奖金入股的部分不作为股东的入股资金，中力路桥公司的股东亦为根据该部分计算分红，故原告应当按照实缴的比例进行分红，被告针对原告的股权分红不予分配，于法有据。原告在任职期间一直滥用其法人地位及大股东的优势地位损害中力路桥公司及小股东的利益，自2003年到2013年，原告作为中力路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期间，造成公司欠税、滞纳金及罚款5,272,485.16元，并指使公司其他人员公司的财务账目虚假出资等情形，上述行为已经给中力路桥公司及其他小股东造成严重的损失，故原告的行为已经符合公司法第20条的滥用股东权利造成公司损失的情形，所以被告有权根据公司法解释四第15条的规定，对违反法律规定滥用股东权利给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股东不予分配股东分红。关于原告主张的利息，被告不应当支付公司盈余分配的利息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民终第528号案例明确载明，关于公司盈余分配利息的审判规则，在盈余分配判决生效之前，公司对利息部分不具有法定给付义务。公司经营利润款作为公司收入的一部分，在未进行盈余分配前的相关款项均属于公司。在盈余分配前产生的利息，应当计入本次盈余分配款项的范围。如本次盈余分配存在遗漏，仍属于公司盈余分配后的资产，公司股东大会作出的盈余分配决议时，在公司与股东之间既存在债权债务关系，若未按照决议及时给付，则应当计付利息。而司法干预强制的盈余分配方案，则不在盈余分配判决未生效之前，公司不具有法定给付义务，故不应当支付利息。本案当中原告主张的股东分红，实际上就是为司法干预的强制分配，与最高院的案例一致。故针对原告主张的利息不应当支持。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同时，请原告出示它能证明他1,562,782.00元股份的真实证据。因为改制时候他是850,000.00元，如果实际入股850,000.00元后来他又买的谁的股，把转股协议书拿来。因为改制时，503万是全体职工原来市政工程公司职工的辞职补偿金，辞职补偿金是政府批准，是给股东发的补偿金，而不是股本金。每个人的是补偿金，只有入股以后才能变成股本金。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邹继德向法庭提供了如下证据：1、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吉08民终1057号民事判决及生效证明一份。证明该判决已经生效，并已经执行完毕。该判决确认的与本案相关的基本事实如下：一、中力路桥公司主张邹继德抽逃公司注册资金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二、中力路桥公司2015年2月4日和2016年12月28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无效。三、邹继德原始股数额为1,562,782.00元。四、邹继德享有公司股东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和其他形式的利益分配权利。五、中立路桥公司资本金充足，存在利润和充足的所有者权益，不存在弥补公司资本亏损问题。六、2017年1月16日和2018年2月5日路桥公司召开董事会，分别作出继续按照每年原始股30%的比例给股东发放红利的决定。七、中力路桥公司以及无效的股东会决议，拒绝向邹继德发放红利，滥用股东权利，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意见规定，但书条款规定应进行强制盈余分配的实质要件。八、由于中力路桥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股东邹继德造成未取得盈余分配款，应当赔偿邹继德应得款项的利息，上述基本事实无需原告再进行举证。被告质证认为，对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问题有异议。证明问题的第一项、第二项与本案无关。证明问题的第三项在本次庭审当中应当予以查清。证明问题的第四项，本案应当再审；证明问题的第五项、第六项没有异议；证明问题的第七项、第八项因邹继德自身存在在任职期间滥用股东权利的行为，所以公司暂缓分配，原告所提的判决我方正在另行进行申诉。所以该判决并非是最后的审判结果，不应当作为本次裁判的依据。3、证人谷伶俐出庭作证证实：我是1979年到的德胜路桥工作，公司是2003年改制的，当时我投了5万元入股，是单位的股东。我是2015年退休的，2017-2019年每年按股份的30%分红，钱都收到了，给的现金。被告质证认为，证人的证言与本案无关。中力路桥公司是因原告存在滥用其法定控制人的地位给中力路桥公司造成实际损失，不予发放股东分红。而证人与原告之间并非是因同样的理由，所以证人发放分红与原告不发放分红实际上并无关联。中力路桥公司确实对本公司无瑕疵权利的股东发放了分红。证人的身份是假的，他是白城德信市政工程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但是他没有股份，实际控制人是原告的儿子和媳妇。上述证据具有证据属性，符合证据规则规定，经被告质证虽有异议，但未提出反驳证据推翻该证据，故本院予以采信。吉林省中力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向法庭提供了如下证据：1、职工入股协议书1份、职工退出股身份信息1份、收据5张、原告第一次收股（职工内部转股协议书）一共是41份、原告的股权证填写情况说明1份、原告的出资证明书1份。证明，一、2003年白城市政公司转制时，原告以本人的职工补偿金18,778.50元入股，并收购原国企员工共计41人的股权，共计831,310.40元。上述股权共计股本850,088.90元；二、被告收到原告的入股收据是5张，共计是831,221.48元，与原告在本公司当中提供的出资证明书完全不一致，即使是根据（2019）吉08民终1057号判决当中，所说的溢价70%，也与实际的85万不一致；三，根据中力路桥公司原财务人员陈述，原告的出资股权证为其本人所写，并无其他人确认，也无公司盖章确认，且2003年原告入股的85万元有明确记录，而剩余的债转股75万元在中力路桥公司无任何财物转账、合同、协议等其他的任何记录证明。原告质证认为，被告所说是托词，被告公司的股本金只是原告所持被告股本金的一部分，原告实际持有的股本金的数量在第一次向法庭起诉时，已经向法庭出示了股东名册还有就是出资证明等相关的证据，证明原告的出资数额，并且已经生效的法律文书就是中院的判决（2019）吉08民终1057号判决给予确认原告的股本金是1,562,782.00元，这一点已经是事实。2、（2019）吉08民终1057号庭审笔录1份、股东大会议程及第二届股东大会签到股东名册签到薄、股东名册、原告第二次转股意见统计表各1份。证明，一、2003年为企业改制，中力路桥公司虚构注册资本2000万元，其原始股本大概为460万元；二、2006年时根据中力路桥公司的内部股东会，其原始股本注册股本为4,661,700.00元；三、中力路桥公司共有股东105人，共计股本4,129,100.00元；四、注册之后原告第二次收购31人的股份562,231.20元。上述两笔股份共计4,661,700.00元，与2006年中力路桥公司内部的股东大会一致，与（2019）吉08民终1057号及1058号判决当中所说的原始股股本560万左右的数额存在极大差异。原告质证认为，这组证据是要想证明的内容与第一组证据想证明内容上基本上是一致的。想要证明原告持有被告的股本金的数额。但实际上原告持有被告的股本金数额已经被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也就是（2019）吉08民终1057号判决予以确认，这是不可否认的一个基本事实。一份庭审笔录，实际上判决书就根据庭审笔录来进行判决的，应该以判决来进行举证，而不应该说的用庭审笔录来断章取义。再一个就是股东大会的决议我们不太清楚到底是什么，因为原告从来没有参加被告召开股东大会，从来没有通知原告要求原告参加。因为只有一次通知了是代理人去的，并没有签到，因为不太清楚。大会议程什么签到，这个不太清楚，因为他们随时都可以做。3、2015年2月16日的会议纪要1份。证明股东会决议以奖金转股并不成立。中力路桥公司的股份分配的利润均为未包含以奖金转股的金额。原告质证认为，对股东大会决议的真实性有异议，所签字的这些人员当中，持股比例还没有应该召开股东大会的比例。关于他所说公司奖金170000.00就是转让股本金这个问题，在上一个案件当中提到之后，因为也提供了相关证据，最后法院生效的判决书已经认定这179,282.00元，已经在1,562,720.82元当中。第一次开庭的时候对这个问题他们已经提出过，并且没有得到法院的支持。对他真实性和合法有异议。另外公司的股份他们刚才说的460万和560万没有异议，我这所有的证据完全可以证明，特别是我简单说一下，我们是2003年改制当时的股原始股是怎么形成的，503万是政府用量化资产给我们总共280万元，我们通过内部的转让数字是不变的，你无论用奖金什么转换，也都是在这个范围之内。中院二审和一审当中我们都已经提供了完整的证据。4、税收缴纳通知书共是22张（2003年度是14张，2001年度是3张，2012年度是5张）。证明原告在任职期间造成中力路桥公司产生税务损失共计5,272,485.16元，包括2003年税务损失共计4,028,263.59元；2016年税务损失共计10,410,649.95元；2012年税务损失共计1,139,571.62元。原告质证认为，缴税的这些票据是真实的。这个没有异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这是企业生产经营过程当中的正常缴纳税金，而且他在2003年之前税，不应该我公司交，这是现任领导的失误，应该中兴公司和建委交的，他们已经交了。在2012年2016年交了之后，他们又给付了滞纳金，是他们的管理责任。这是原来白城市政公司欠的税，我们在改制的时候通过政府公证处公证，已经放到中兴公司、建委负责了，后来的经营者没有经过研究就把这笔款付了，这不是原告他们给公司造成的损失。上述证据均为书证，具有证据属性，符合证据规则规定，故，本院予以采信。本院认为，本案的法律关系是股权盈利分配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原告在被告处投资股金1,562,782.00元的事实是否存在；2、被告公司于2017年至2019年公司是否存在盈余及分配的事实；3、原告主张被告给付2017年至2019年年度分红款1,406,503.80元的诉讼请求，是否符合法律规定；4、原告主张被告给付逾期分红利息的请求是否符合法律规定；5、被告抗辩主张原告在担任法定代表人期间损害公司利益的事实是否存在。根据原告陈述，被告答辩，围绕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综合分析认为：一、原告在被告处投资股金1,562,782.00元的事实是否存在的问题。庭审中，原告向法庭出示了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吉08民终1057号民事判决及生效证明一份。证明该判决已经生效，并已经执行完毕。该判决确认与本案相关的基本事实：邹继德原始股数量应为1,562,782.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一）自认规律以及定理、定律；（二）众所周知的事实；（三）根据法律规定推定的事实；（四）根据已知的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出的另一事实；（五）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六）已为仲裁机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七）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前款第二项至第四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反驳的除外；第五项至第七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吉08民终1057号民事判决为生效判决，庭审中，被告未向法庭提供相反证据推翻该证据，故，本院确认邹继德原始股数额为1,562,782.00元。二、被告公司于2017年至2019年公司是否存在盈余及分配的事实的问题。在庭审中，被告自认2017年-2019年公司股东每年按原始股份额30%分配红利，没有给原告分红是因为给公司造成重大损失。涉嫌抽逃出资和涉嫌侵占公司利益，涉嫌虚假出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规定：“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对于涉及身份关系、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等应当由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的事实，不适用前款自认的规定。自认的事实与查明的事实不符的，人民法院不予确认。”被告在庭审中自认2017年-2019年公司股东每年按原始股份额30%分的红利，未给原告按股份分红。故，本院对原告主张被告于2017年-2019年公司股东每年按原始股份额30%分的红利的事实予以确认。三、原告主张被告给付2017年至2019年年度分红款1,406,503.80元的问题。原告邹继德系被告股东，在被告持有原始股数额为1,562,782.00元。被告于2017年-2019年公司股东每年按原始股份额30%分的红利，未给原告按股份分红。原告于2017年至2019年年度在公司应分配分红款为1,406,503.80元。上述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股东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公司新增资本时，股东有权优先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认缴出资。但是，全体股东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或者不按照出资比例优先认缴出资的除外。”原告作为被告股东，依法享有分取红利的权利，被告未按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给予原告分配公司红利违反了法律规定和公司章程规定，故原告主张被告分配2017年至2019年公司股东分红款1,406,503.80元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四、原告主张被告给付逾期分红利息的请求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问题。按原告在被告处持股数额，原告每年发放红利数额为468,834.60元，每年发放的时间是年末到第二年年初，2017-2019年每年分股份的30%分红，三年共计为1,406,503.80元。被告抗辩，根据中力路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2015年一致通过奖金入股的部分不作为股东的入股资金，中力路桥公司的股东亦为根据该部分计算分红，故原告应当按照实缴的比例进行分红。其余款项原告在任职期间一直滥用其法人地位及大股东的优势地位损害中力路桥公司及小股东的利益，自2003年到2013年，原告作为中力路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期间，造成公司欠税、滞纳金及罚款5,272,485.16元，并指使公司其他人员公司的财务账目虚假出资等情形，上述行为已经给中力路桥公司及其他小股东造成严重的损失，不予分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原告作为被告公司股东，依法享有分配公司红利的权利，被告利用股东会决议拒付原告分配公司红利，是属滥用股东权利损害股东利益的行为，被告应承担赔偿责任。关于原告主张的利息损失，因被告长期不支付原告公司盈余红利，足以造成原告利息损失。故，原告主张的利息损失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2017年的红利利息应自2018年1月1日起以468,834.6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至，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给付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018年的红利利息应自2019年1月1日起至给付止以468,834.6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至，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给付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019年的红利利息应自2020年1月1日起至给付止以468,834.60元为基数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五、被告抗辩主张原告在担任法定代表人期间损害公司利益的事实是否存在的问题。被告向法庭出示了税收缴纳通知书一共是22张（2003年度是14张，2001年度是3张，2012年度是5张）。证明原告在任职期间造成中力路桥产生税务损失共计5,272,485.16元，包括2003年税务损失共计4,028,263.59元，2016年税务损失共计10,410,649.95元，2012年税务损失共计1,139,571.62元。原告质证认为，缴税的这些票据是真实的。这个没有异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这是企业生产经营过程当中的正常缴纳税金，而且他在2003年之前税，不应该我公司交，这是现任领导的失误，应该中兴公司和建委交的，他们已经交了。交了之后在2012年2016年他们又给付了滞纳金。是他们的管理责任。这是原来白城市政公司欠的税，我们在改制的时候通过政府公证处公证，已经放到中兴公司、建委负责了，后来的经营者没有经过研究就把这笔款付了，这不是原告他们给公司造成的损失。本案是原告主张公司盈余分配红利纠纷，被告抗辩主张的是公司法定代表人侵权责任，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同时，被告向法庭出示的税务票据是纳税凭证，被告补交了税款不能证明原告在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损害公司利益。庭审中，原告对被告主张其因未缴纳税款而损害了公司利益的抗辩。本院认为，原告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是否损害公司利益，应经法定程序来确定，公司补交的税款及罚息是否损害公司利益，应经有关部门确认。被告未能向法庭提供原告对公司未缴税款存在过错的证据，故被告的抗辩原告在担任法定代表人期间损害公司利益的主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本院为保护当时和人的合法权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第九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吉林省中力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3日内给付原告邹继德2017年至2019年年度股东分红款1,406,503.80元及利息，2017年的红利利息应自2018年1月1日起以468,834.6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至，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给付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018年的红利利息应自2019年1月1日起以468,834.6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至，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给付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019年的红利利息应自2020年1月1日起以468,834.60元为基数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729.00元，由被告吉林省中力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吉林省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许 峰人民陪审员  张孝敏人民陪审员  王 颖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二日书 记 员  陈得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