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吉24民终28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高钟哲，男，1964年11月6日出生，朝鲜族，住吉林省延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日光，吉林敖联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龙，吉林敖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延边医疗器械管理站，住所地吉林省延吉市爱丹路436号。法定代表人：严文杰，该站负责人。上诉人高钟哲因与被上诉人延边医疗器械管理站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延吉市人民法院（2020）吉2401民初44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钟哲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高钟哲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一审认定的基本事实无异议。但从时间上2006年1月23日高钟哲通过交通银行向延边医疗器械管理站账户转账327万元，同一天延边医疗企业管理站将此款用于本单位的流动资金及转账给省设备款2358739.23元，转账给二院设备款911260.77元，共计327万元。因此，延边医疗器械管理站收到高钟哲的款项后，确实用在了其业务上。至于后来延边医疗器械管理站与高丽大厦、延边医疗器械计量检测所之间的资金往来是其单位与公司之间的内部问题，与高钟哲无关。2.一审举证分配错误。根据会计法，延边医疗器械管理站作为国家事业单位，对于转入的资金及去向应当及时记账、报账，作为企事业单位资金管理的准则。在资金往来过程中，作为收款方应当向对方当事人出具收款凭证并说明款项性质及用途。在本案延边医疗器械管理站作为收款方至今未向高钟哲出具收款凭证等等，也未对高钟哲主张的事实予以反驳并提供相反证据进行抗辩，只证明或抗辩将高钟哲转入的资金用于管理站经营上的事实。因此，高钟哲的资金转入到延边医疗器械管理站的证据确实充分的情况下，作为收款方不能以没有具体账本、不清楚等理由来推卸其举证责任。最基本也得向高钟哲或人民法院出具收款凭证来解释资金性质。延边医疗器械管理站应对自身主张既要作出具体合理的解释，还需要提出证据加以证明不予向高钟哲返还的抗辩。现涉案资金依然由延边医疗器械管理站占有，延边医疗器械管理站在不能举证涉案金额存在抵账或应收款项等情形外应当予以返还。3.一审“本院认为”部分错误，一审判决认定“…但该款项经高钟哲及延边医疗器械管理站双方确认又转入延边高丽大厦有限公司”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高钟哲没有确认过向延边医疗器械管理站转账327万元后，该笔款项转入到延边高丽大厦有限公司的事宜。一审认定“…且2006年2月14日将款项重新支付给医疗器械管理站的是原延边高丽大厦有限公司，故对高钟哲要求管理站返还105万元的请求不予支持”及“2006年2月14日将款项重新支付给延边医疗器械管理站是高丽大厦有限公司”该事实是与本案根本无关联的事实，也是不存在的事实，并不存在涉案款项重新支付给延边医疗器械管理站事项。4.通过庭审证据可以认定，双方至今未能结账的原因还在于，高钟哲对原延边高丽大厦改制的尾款至今未能对账，所以对涉案的款项也拖延至今。但延边医疗器械管理站作为高钟哲的相对方，对高丽大厦改制和高钟哲预付医疗器械公司的改制款予以分清单独结清。5.高钟哲因法律意识淡薄，当时不知道合同法，也不知道需要签订书面协议，认为只要有转账记录和口头上达成合意即可。由于延边医疗器械管理站系国家事业单位，其主张按照政策进行改制，并将建筑物出售给高钟哲，所以高钟哲没有任何怀疑将款项打给了延边医疗器械管理站。那么，作为法律意识更强的国家事业单位的延边医疗器械管理站不与高钟哲签订合同，这种问题应由延边医疗器械管理站承担全部责任。6.高钟哲购买高丽大厦建筑物后，延边医疗器械管理站后期因各种原因导致无法取得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的政府改制批文，为此，高钟哲多次向延边医疗器械管理站主张要回建筑物购买款327万元，且从2007年开始一直要求与延边医疗器械管理站进行对账，但至今未能核对账目。另外，在一审庭审提供证据来看，其未经过高钟哲的同意，擅自将高钟哲的资金用在了购买设备、出借给他人等事项上。由于延边医疗器械管理站的逃避行为，导致高钟哲经济状况遭受严重打击，因此为保障权益，高钟哲向他人借钱去法院起诉。7.高钟哲与延边医疗器械管理站之间包括高丽大厦的改制、保管钱物、预付改制款等均一开始没有签订合同，双方都是按照诚信原则进行交易。双方之间多个经济往来账至今仍然都处在未结清的状态。延边医疗器械管理站答辩称，延边医疗器械管理站系卫健委下属的健康卫生事业单位，金东哲系管理站前任负责人，现任负责人对金东哲任职期间发生的事实不清楚。高钟哲主张双方是合同关系，但没有书面合同，无法确认。相关财务账本有入款记录，并无其他说明。延边医疗器械管理站与个人之间不应该存在资金往来，高钟哲所述汇款一事发生在15年前，应超过诉讼时效。金东哲现因涉嫌刑事犯罪处于被取保候审阶段，高钟哲在能够找到金东哲本人的情况下，不找金东哲来处理此事，反而起诉延边医疗器械管理站，缺乏依据。金东哲作出的超出职务范围的事项应由其本人承担。一审诉讼中，双方进行了对账，高钟哲主张延边医疗器械管理站财务有漏洞不是造成其损失的主要原因。财务记载漏洞反而对延边医疗器械管理站不利，如果高钟哲提供相应的证据，延边医疗器械管理站无法反驳。高钟哲转入的资金没有用在延边医疗器械管理站的业务上，延边医疗器械管理站没有从中获利。因此该款项与延边医疗器械管理站无关，纯属高钟哲与金东哲个人之间往来。高钟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延边医疗器械管理站向高钟哲返还327万元。事实和理由：2005年开始延边医疗器械管理站属下的几个国有公司、高丽大厦等进行改制，先由延边医疗器械管理站下属的延边高丽大厦于2005年进行改制出售产权，由高钟哲购买。2006年拟要改制出售延边医疗器械管理站属下的延边高丽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产权，于是高钟哲与延边医疗器械管理站单位负责人金东哲达成口头协议，由高钟哲预付产权出售款327万元，待延边高丽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资产进行评估并经主管单位州卫生局及政府体改办批准后签订具体产权出售合同，但延边医疗器械管理站至今因各种原因尚未取得政府的改制批准，且原法定代表人金东哲因涉嫌犯罪处于取保候审状态，无法履行双方的口头约定，故解除双方约定，请求延边医疗器械管理站返还高钟哲的产权出售预付款327万元及相应损失。审理中，高钟哲变更诉讼请求，要求延边医疗器械站退还高钟哲105万元（327万元-222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5年，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出具一份文件，即延州国企改办（2005）25号“关于延边医疗器械管理站所属延边高丽大厦产权改革的批复”，内容为“原则同意你就延边医疗器械站所属延边高丽大厦按《延边高丽大厦产权制度改革方案》实行产权制度改革（即以承债方式出售给新组建的延边高丽大厦有限公司），望你局接此批复后，指导企业继续完善《改制方案》，妥善安置好职工和处理好债权债务，依法规范操作改制。”2006年1月23日，高钟哲通过银行向延边医疗器械管理站支付327万元。2006年2月14日，根据交通银行进账单，出票人为延边高丽大厦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延边医疗器械管理站，数额为153.5万元；当日，医疗器械管理站2006年2月14日的收入凭单，显示“兹由（缴款人）高丽大厦，交来往来，人民币153.5万元”，医疗器械管理站加盖财务专用章予以确认。2006年4月14日，延边高丽大厦有限公司将222万元转账给延边医疗器械计量检测所，延边医疗器械管理站提出账本里无相应流向记录。一审审理中，延边医疗器械管理站提供一份入账记录（名头为银行存款张），其中2006年1月23日摘要为高丽大厦，借方数额为327万元，当日还有一份摘要为省设备款和二院的记录，贷方数额分别为2358739.23元、911260.77元，该两笔数额合计为327万元。一审另查，延边葆康大厦有限公司（原名延边高丽大厦有限公司）于2005年11月22日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工商行政管理登记成立，2020年1月19日，延边高丽大厦有限公司变更企业名称为延边葆康大厦有限公司，2008年1月14日之前，高钟哲曾担任原高丽大厦监事；延边高丽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于2000年8月7日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成立，法定代表人为朴杰。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虽然高钟哲提出其为购买延边医疗器械管理站属下的延边高丽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产权向延边医疗器械管理站支付预付款327万元，且根据延边医疗器械管理站通过单位入账记录核实后，确有案涉327万元转入延边医疗器械管理站账户，但该款项经高钟哲及延边医疗器械管理站双方确认又转入延边高丽大厦有限公司，嗣后，于2006年2月14日以延边高丽大厦有限公司名义将153.5万元汇入延边医疗器械管理站账户；于2006年4月14日以延边高丽大厦有限公司名义将222万元汇入延边医疗器械计量检测所，共计375.5万元，现高钟哲以其汇入延边医疗器械管理站的327万元减去222万元用于高钟哲方面的款项后，要求延边医疗器械站返还剩余105万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高钟哲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延边医疗器械管理站之间发生买卖合同法律关系，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双方于2006年达成买卖延边高丽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产权的合意，故对高钟哲要求延边医疗器械管理站返还105万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高钟哲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250元，减半收取计7125元，由原告高钟哲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高钟哲提供了农村信用合作社《转账支票》复印件一份,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但该证据为复印件且高钟哲无正当理由逾期举证，不属于新证据，不予采信。经审查，一审认定基本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高钟哲于2006年1月23日，通过银行向延边医疗器械管理站支付327万元这一事实，双方无争议，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焦点为，高钟哲支付该款项的性质是否为其所主张的延边高丽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名下房屋产权的预付购房款，以及延边医疗器械管理站是否应对其中105万元向高钟哲予以返还。首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高钟哲主张双方之间成立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即有责任举证证明该法律关系存在，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举证责任分配符合法律规定。其次，高钟哲主张延边医疗器械管理站下属国有企业延边高丽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于2006年计划改制，改制后将出售房屋产权的事实，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高钟哲一审提供的证据延州国企改办（2005）25号“关于延边医疗器械管理站所属延边高丽大厦产权改革的批复”不能证明延边高丽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有改制计划；高钟哲未提供证据证明延边医疗器械管理站与延边高丽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之间存在隶属关系；即使改制计划存在，国有企业改制应依照相关法律、政策规定，并严格按照一定程序进行，高钟哲主张与延边医疗器械管理站原负责人金东哲之间仅凭口头就达成产权买卖协议并直接支付交易款，明显不符合常理，故对该事实无法予以认定。第三，根据延边医疗器械管理站提供的“银行存款账”记载，案涉327万元“借方”为“高丽大厦”，延边高丽大厦当时已改制为延边高丽大厦有限公司，高钟哲系该公司时任股东及监事，而从账目记载来看，高丽大厦与延边医疗器械管理站之间存在多次的资金往来，对此高钟哲亦予以承认，故无法认定327万资金的性质和用途。故，高钟哲既不能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合同关系，亦不能证明327万款项的性质及用途，应负不利后果。一审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所述，高钟哲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250元，由高钟哲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母龙刚审判员 金成焕审判员 叶明晶二〇二一年三月三日书记员 全裕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