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12民终6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李啟邦，男，1962年7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肇庆市高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金培，男，1991年3月30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高要区，是上诉人李啟邦的儿子。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金民，男，1987年10月31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高要区，是上诉人李啟邦的儿子。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孙龙，男，1982年6月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潜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百伟，广东宝慧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啟邦与被上诉人孙龙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广东省肇庆市高要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12日作出了（2019）粤1204民初1662号民事判决，孙龙不服判决提起上诉。本院审理后于2020年6月12日作出了（2020）粤12民终61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高要区人民法院（2019）粤1204民初1662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广东省肇庆市高要区人民法院重审立案后，于2020年10月27日作出（2020）粤1204民初1712号民事判决，李啟邦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啟邦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金培、李金民、被上诉人孙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百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啟邦上诉请求：1.撤销广东省肇庆市高要区人民法院(2020)粤1204民初1712号民事判决第一、三、四项判决，依法驳回孙龙的诉讼请求。(不服判金额为111515元)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孙龙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以涉案猪场未取得《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是否能进行畜牧养殖无法确定，客观上使合同目的难以实现，该结果不能归责于双方为由，认定李啟邦与孙龙均享有解除合同的权利，明显认定事实错误。1.根据李啟邦与孙龙签订的《猪舍出租承包合同》约定，在租用期间，如遇政府征地或不准养殖，双方不属违约，孙龙所交的押金，李啟邦按一年的平均数按无承包的月数退还给孙龙。孙龙在起诉时是以涉案猪场属于禁养区，导致其无法实现合同目的为由，要求确认李啟邦与孙龙签订的《猪舍出租承包合同》于2019年4月1日解除。但根据肇庆市高要区人民政府高府规[2018]3号文件及肇庆市高要区畜牧兽医局、蚬岗镇人民政府的复函，涉案猪场不属于禁止养殖畜禽的区域，也不是《高要区蚬岗镇禁养区畜禽养殖场限期自行清理告知书》的发放告知对象，即不存在合同约定的“政府征地或不准养殖的情形”，相关部门也没有禁止涉案猪场继续养殖，反而鼓励涉案猪场养殖生猪，以便稳定市场上生猪的价格。孙龙完全可以按照合同约定继续养殖生猪，实现合同目的，不存在合同约定解除和《合同法》第94条法定解除合同的情形。2.孙龙作为涉案猪场的生产经营者是办理《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的义务人。根据《高要市畜禽养殖管理暂行办法》第三条规定：“畜牧业生产经营者应当依法履行动物防疫和环境保护义务，接受有关主管部门依法实施的监督检查。”《动物防疫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屠宰、出售或者运输动物以及出售或者运输动物产品前，货主应当按照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的规定向当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申报检疫。”在本案中，自双方签订涉案合同后，孙龙即进场从事生猪养殖的生产经营活动，期间也曾将生猪出售，根据上述规定，孙龙作为生猪养殖的生产经营者，履行动物防疫的义务人，可以并应当在出售生猪之前带备相关材料向当地兽医站办理备案登记等相关手续后申报检疫即可以正常出售生猪，从而得以实现其养殖生猪的目的。3.退一步来说，孙龙如果认为涉案猪场未办理《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导致其无法实现合同目的，要求解除合同，孙龙理应先向李啟邦提出涉案猪场办证的要求或者与李啟邦协商如何处理办证事宜，待无法办理《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后才可以行使合同的解除权，但孙龙并没有要求李啟邦办理或协助办理《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其也没有向相关部门申请办理《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二、一审法院认定涉案合同自李啟邦收到起诉状副本即2019年7月18日解除，认定事实错误。本案中，孙龙在2019年5月16日向法院起诉时称：2018年底，相关政府部门通知实施禁养政策，并于2019年4月15日作出《高要区蚬岗镇禁养区畜禽养殖场限期自行清理告知书》，告知必须于4月30日前自行清理，否则依法强制执行。孙龙自知道禁养政策后，就逐渐出猪并于2019年3月底空栏。孙龙在起诉时所述的理由经审理查明均不存在，其向法院所提供的证据为其伪造的。合同法规定，只有依法行使约定或法定解除权时，合同解除的通知到达时才发生合同解除的效力，而孙龙所提出的“禁养政策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解除合同的理由根本上就不存在，怎么会发生合同解除的效力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涉案合同自李啟邦收到起诉状副本即2019年7月18日解除，认定事实错误。孙龙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服从一审法院的判决，请求维持原判，驳回李啟邦的上诉请求。理由如下：1.经一审调查取证已经查明了案涉猪场是处于限养区，且未办理养殖备案登记以及未领取《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此外李啟邦在原审也确认了案涉猪场未办理环保相关手续，未有报建审批文件，土地用地手续也不明确，上述情况与肇庆高要区人民政府关于肇庆市高要区畜禽养殖区域调整划分方案的通知第6条第2项的规定不符。案涉猪场是无法达到合法养殖的条件，该情况如果继续养殖会被政府依法取缔，并有相关行政的不利后果。因此原审以政策因素认定案涉合同目的难以实现并将结果没有归责于双方，认定解除合同正确合理。客观情况致使猪场无法使用进行合法养殖，与案涉合同第6条所约定的不准养殖情况是相符的，解除合同也符合该约定。以上政府取缔情况，客观上就是不准养殖。2.原审以起诉状副本送达李啟邦时间作为解除时间符合法律规定，并且原审已经按照公平原则考虑本案情况，判令在此基础时间再额外支付一个月租金给李啟邦，所以合同解除时间是正确合理的，二审应维持认定。3.从李啟邦的上诉请求可以得知，李啟邦未对反诉请求即要求支付2019年8月1日至2020年7月31日的租金117300元提出上诉。并且对原审第2判项是服判的。因此孙龙在本案仅需要支付租金5785元，并且基于一审以公平原则而判令支付。一审第3判项的性质是押金，孙龙在本案是没有任何违约行为，一审判决归还孙龙是符合法律规定，并且是公平合理的。更进一步说，李啟邦也未提出诉讼请求要没收孙龙的押金。因此从李啟邦的诉求以及上诉请求得出，李啟邦对反诉所查明的事实以及判决是服判的，其上诉本案应基于该情况而不予以支持。综上，要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审，驳回李啟邦的全部上诉请求。孙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确认孙龙与李啟邦签订的《猪舍出租承包合同》于2019年4月1日解除；2.李啟邦返还孙龙156507.12元（其中租金39027元、押金117300元），并计算利息（以156507.12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起诉之日起计至清偿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用由李啟邦承担。李啟邦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判令：1.孙龙立即向李啟邦支付2019年8月1日至2020年7月31日的租金117300元；2.本案本诉与反诉的诉讼费用由孙龙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7月31日，李啟邦（甲方、出租方）与孙龙（乙方、承租方）签订一份《猪舍出租承包合同》，主要约定有：孙龙承租李啟邦所有、位于肇庆市高要区××××××××××××围塱南面卡塘范围内的鱼塘基的43.5卡猪舍；租赁期限自2018年7月31日起至2020年7月31日止，在签订本合同时向李啟邦付清每年租金117300元，同时向李啟邦支付押金117300元；乙方在租赁期间，如遇政府征地或不准养殖，双方均不属违约。猪的迁移费归乙方负责，征地费为甲方所有。乙方所交的押金，甲方按一年的平均数按无承包的月退还给承包人。在签订合同时孙龙向李啟邦付清了第一年的租金117300元，同时向李啟邦支付押金117300元。之后，孙龙进场养殖生猪。孙龙主张在“非洲猪瘟”防控期间，肇庆市高要区蚬岗镇人民政府向其辖区各猪场发放了“非洲猪瘟”防控工作指引和养殖户主体责任的通知，并于2019年4月15日向其辖区内禁养区畜禽养殖场发出了一份主要内容为“一、在划定的畜禽养殖禁养区范围内严禁畜禽养殖活动，违者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二、你场已处于畜禽养殖禁养区和重点污染区域范围内，为此，现责令你场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至2019年4月30日前必须自行清理（关停或搬迁），并关闭养殖栏舍，确保无活体畜禽存场。逾期仍未自行清理的，我镇将联合上级职能部门依法统一清理，对抗拒、阻挠清理整治工作者，将依法强制执行、依法严肃查处。”的《高要区蚬岗镇禁养区畜禽养殖场限期自行清理告知书》。2019年6月10日，孙龙以其在履行与李啟邦签订的上述《猪舍出租承包合同》过程中，收到肇庆市高要区蚬岗镇人民政府上述《高要区蚬岗镇禁养区畜禽养殖场限期自行清理告知书》及已于同年3月中旬出售了其养殖的生猪后，将猪舍交还李啟邦，双方的租赁合同已解除为由诉至一审法院。李啟邦则否认孙龙提出过解除合同，坚持认为涉案猪场处于限养区内，是可以进行禽畜养殖的。诉讼过程中，一审法院根据孙龙的申请及依职权向有关部门调查取证，肇庆市高要区畜牧兽医局于2019年8月8日《复函》，证实本案所涉猪场均没有在该局办理养殖备案登记及《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肇庆市高要区蚬岗镇人民政府于同年8月21日《复函》，证实本案所涉猪场均处于限养区范围，不属于禁养区清理范围及不属于《高要区蚬岗镇禁养区畜禽养殖场限期自行清理告知书》的发放告知对象。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租赁合同纠纷。孙龙与李啟邦签订出租承包合同，约定李啟邦将其建设好的猪舍租赁给孙龙养猪，双方签订的合同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本案争议焦点为：涉案出租承包合同应否解除以及何时解除；李啟邦应否退还租金、押金给孙龙。因政府部门在“非洲猪瘟”防控期间，对规范养殖场地防疫排污管理等作出了新规定，由于涉案租赁猪场并未取得《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是否能进行畜牧养殖无法确定，客观上使合同目的难以实现，该结果不能归责于孙龙、李啟邦双方。由于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双方均享有解除合同的权利。但对于孙龙是否有向李啟邦主张解除合同，孙龙何时退回租赁场地给李啟邦的问题上双方各持已见。孙龙主张2019年3月已全部撤场和已将场地交回给李啟邦，并向李啟邦提出解除合同；李啟邦则主张合同一直存续，并反诉请求孙龙支付2019年8月起的租金。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的规定，孙龙所举的证据虽不能证明何时与李啟邦提出解除合同，且在诉讼请求中也没有解除合同的主张，但其诉讼请求中请求判决确认双方签订的合同已解除，应视其已主张解除合同。一审法院酌定孙龙提起诉讼视为提出解除合同的请求，本案送达起诉状副本给李啟邦之日视为通知到达，本案李啟邦收到起诉状副本为2019年7月18日，为此，一审法院确认孙龙、李啟邦双方签订的承包合同自2019年7月18日起解除。合同解除后对于标的物交接仍属于合同当事人的附随义务，孙龙与李啟邦并没有做好猪场交接手续，影响李啟邦对于猪场的收回及另行租赁，从公平合理角度出发，可由孙龙多缴交一个月租金作为对李啟邦的补偿，为此，孙龙应缴纳至2019年8月18日的租金给李啟邦。孙龙已缴纳了至2019年7月31日前的租金，因此还应支付2019年8月1日至2019年8月18日的租金5785元（117300元÷365天×18天＝5785元）给李啟邦。由于孙龙不存在承包合同约定的没收押金的情形，因此孙龙要求李啟邦退还117300元押金的诉讼请求，理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由于解除合同结果不可以归责于双方，故对孙龙主张租金、押金的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第二款、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确认孙龙与李啟邦签订的《猪舍出租承包合同》于2019年7月18日解除；二、孙龙在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租金5785元给李啟邦；三、李啟邦在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退还押金117300元给孙龙；四、以上第二、三项判决款项相互抵减，李啟邦应支付孙龙111515元；五、驳回孙龙其他诉讼请求；六、驳回李啟邦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343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1323元，合共4753元。孙龙负担900元，李啟邦负担3853元。二审期间，李啟邦提供了《肇庆市高要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肇庆市高要区畜牧养殖区域调整划分方案（修订版）的通知》（高府规【2020】1号）作为新证据，拟证明2020年才开始不符合条件的猪场逐渐退出机制，案涉合同期间仍然可以养殖猪只。孙龙质证认为，对该证据三性不以确认，该证据没有相关的政府部门盖章，真实性不能确认，并且出具时间是在本案合同解除时间之后，一审于2019年7月18日已经将起诉状副本发送给李啟邦，且于2019年8月合同期租金已经届满。从关联性来说也与本案无关。案涉合同受高要区人民政府2018年6月17日所实施的2018第3号通知文件的影响限制，该通知即日实施的。因此该证据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也与本案无关。孙龙一直以来强调受到禁养政策的限制，而禁养政策并非等同于本案猪场处于禁养区。孙龙庭审意见以及庭审陈述、法庭辩论意见均证实猪场受到限制，猪场不合法。李啟邦以案涉猪场不属于禁养区与案涉猪场实际情况不符。孙龙无提供新证据证实其主张。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针对当事人上诉、答辩意见和本院查明的事实，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1.案涉租赁合同应否解除以及解除时间如何认定；2.案涉押金以及租金数额如何认定以及应否退还。经查证，案涉《猪舍出租承包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效力。但由于防控非洲猪瘟疫情，政府部门对规范生猪养殖场地防疫管理作出了新规定，生猪养殖要求提高，养殖成本提高，而涉案租赁猪场并未取得《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能否继续畜牧养殖具有不确定性，继续履行合同客观上难以实现，双方均享有解除合同的权利，而该结果不可以归责于双方。由于孙龙无法举证证实何时向李啟邦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认定本案送达一审起诉状副本给李啟邦之日视为通知到达，双方签订的承包合同自2019年7月18日起解除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关于租金问题，由于孙龙未及时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以及未与李啟邦做好场地交接手续，导致李啟邦产生一定的损失，一审法院从公平合理角度酌定由孙龙多付一个月租金作为对出租方李啟邦的补偿符合查明的事实及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维持。由于孙龙已缴纳至2019年7月31日前的租金，故本院认定孙龙应缴纳2019年8月1日至2019年8月18日的租金5785元给李啟邦。另关于押金问题，由于案涉合同的解除不能归责于双方，即不存在任何一方违约情形，李啟邦应向孙龙返还押金117300元。对于李啟邦上诉主张案涉合同未达到解除条件应继续履行与查明的事实及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依法予以驳回。综上所述，李啟邦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2530元，由上诉人李啟邦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梁碧媛审 判 员 何 桑审 判 员 苏振伟二〇二一年三月十六日法官助理 林诗勉书 记 员 何连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