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吉0291民初36号 原告：张国华，男，1966年10月19日出生，满族，住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秦舫，吉林市昌邑区诚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关宝珠，女，1971年11月30日出生，满族，住吉林省吉林市高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虹序，吉林百懿达惠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张国华与被告关宝珠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1月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国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秦舫，被告关宝珠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郭虹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国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关宝珠返还不当得利款合计112760元；2.要求关宝珠自起诉之日起以112760元为基数按LPR给付利息；3.诉讼费用由关宝珠负担。事实与理由：2015年9月，张国华、关宝珠认识后自由恋爱。在双方恋爱期间，张国华在吉林大街新玛特商场经营休闲食品。自2016年开始至2018年4月期间：（1）关宝珠将其微信收款二维码及支付宝收款二维码置放在张国华的店铺内，致使顾客扫码支付的货款进入到关宝珠账户，累计46861元；（2）美团外卖订单进入关宝珠建设银行卡账户累计5861元；（3）关宝珠将其名下的POS机放在张国华店铺内，顾客刷卡支付的营业款项进入关宝珠中信银行账户累计26714元；（4）在2016年4-6月期间，关宝珠在张国华店铺收取顾客现金22324元，以上款项累计101760元。关宝珠2次盗刷张国华信用卡累计金额31000元，经张国华多次索要，关宝珠返还2万元，尚有11000元不予返还。由于关宝珠收取张国华店铺营业款10万余元，造成张国华运营资金紧张，多次要求与关宝珠对账，关宝珠予以拒绝。2018年4月张国华只好将关宝珠所有收款二维码及POS机撤出店铺。2019年4月，关宝珠提出分手，但关宝珠侵占张国华的营业款及盗刷信用卡累计112760元，至今拒绝返还，反而将张国华为其经营店铺所进货款说成是借款，并提起诉讼。因关宝珠不予提供其收款清单，致使张国华无法主张权利，需要依据关宝珠向法庭提供的对账单及关宝珠POS机中信银行账户明细，方能计算出关宝珠应返还数额。综上所诉，关宝珠利用与张国华恋爱之机，侵占营业收入及盗刷张国华信用卡数额较大，理应予以返还，故提起诉讼。 关宝珠辩称，张国华的诉请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应当驳回张国华的全部诉讼请求。1.张国华诉状中称:自2016年开始至2018年4月期间，关宝珠将其微信收款二准码及支付宝收款二准码置放在张国华的店铺内，致使顾客扫码支付的汇款进入关宝珠账户，累计46861元”与事实不符。首先，依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张国华应当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吉林市丰满区零食码头超市”的经营收入由关宝珠收取。其次，依据张国华提供的证据(2020)吉0291民初220号卷宗82、83页可知，该表格明细是关宝珠在220号案件中为方便庭审调查，为方便自己统计自行制作的，既没有作为证据提交法庭，法院也未作为证据认定任何案件事实。因此，该表格上所有信息不能作为认定双方资金往来的依据。该表格上的信息均是关宝珠向张国华支付的款项，其中包括出借给张国华的款项及货款。在表格中“支出”一栏是关宝珠的自己的支出。也就是说，标记为“2016年支付宝、微信”的金额全部是关宝珠向外的支出。而不是张国华主张的来自于张国华店铺经营扫码的收入。另外，从表格中可以看出“2016年支付宝11852元、美团5861元、微信8541元”合计金额为26254元。该金额与张国华诉状中主张的“46861元”及“5861元”不一致。2.张国华在诉状中称“美团外卖订单收入被告建设银行卡账户累计5861元”与事实不符。关宝珠经营的吉林市丰满区零食码头闲食品店于2016年1月开始经营至2017年9月末，在此期间，关宝珠的食品店也使用了美团销售。张国华主张的表格支出一栏中的“美团5861元”，系关宝珠的美团支出金额。而不是张国华的店铺经营收入进入关宝珠银行卡中。3.张国华诉状中称“被告将其名下的POS机放在原告店铺内，顾客刷卡支付的营业款进入被告中信银行账户累计26714元”与事实不符。关宝珠的中信银行信用卡一直在关宝珠手中使用，并且绑定在关宝珠的POS机上，该POS机是关宝珠经营的吉林市丰满区零食码头闲食品店的收款。因此，张国华称关宝珠的POS机放在张国华的店铺收取款项是关宝珠因不当得利取得的钱款与事实不符。双方恋爱期间，张国华在关宝珠POS机上刷卡套现偿还张国华的债务，只有张国华套现时会持关宝珠的中信银行信用卡取现金或者偿还信用卡，其余期间，该中信银行信用卡一直在关宝珠手中掌握。通过张国华自行整理的账目可知，2017年4月6日至2017年7月3日期间，张国华套现的过程中从关宝珠的中信银行卡中多取出现金14100元，该钱款张国华一直未偿还给关宝珠。为此，在(2020)吉0291民初220号案件中，关宝珠主张2017年7月31日张国华再次刷卡套现10000元，2017年7月31日，由关宝珠将1万元又转给张国华。因此张国华尚欠关宝珠1万元借款。在(2020)吉0291民初220号案件的二审审理中，通过庭审，二审法官多次调解要求关宝珠放弃该1万元的借款，关宝珠无奈之下才放弃的。因此，关宝珠未取得张国华的任何不当得利。4.张国华诉状中称“在2016年4至6月期间，被告在原告店铺收取顾客现金22324元。”与事实不符。首先，张国华应当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关宝珠在张国华店铺收取了现金。从证据目录来看，张国华未能提供该部分证据。在此期间是关宝珠自行经营休闲食品店的期间，根本没有精力去张国华的店铺收款。5.张国华诉状中称“被告2次盗刷原告信用卡累计金额31000元”与事实不符。2017年6月30日，张国华的信用卡在吉林市丰满区零食码头体闲食品店POS机刷5000元，2016年12月5日刷卡2.6万元。上述两笔卡金额其计3.1万元。其中，第一笔5000元已由张国华于当日取现，也就是说，该5000元也是张国华利用关宝珠中信银行信用卡套现。第二笔26万元系张国华通过卡取现用于向张国华的弟弟还借款，而不是关宝珠使用。张国华得知关宝珠弟弟关宝全有信用额度大的信用卡，于是让关宝珠用其弟弟的信用卡套现，用于偿还张国华弟弟张国良的借款。2016年10月20日，关宝全兴业银行信用卡在张国华经营的店铺吉林市丰满区零食码头超市刷卡消费3万元。2016年10月22日，张国华分3次将套现的钱款存入自己的建设银行卡中，并于2016年10月24日一次性转款至其第弟张国良账户4.5万元，偿还张国华向其弟弟张国良的借款。因此，该2.6万元是张国华偿还关宝珠弟弟信用卡刷卡套现的3万元，而不是关宝珠偿还张国华的2万元。即使服从(2020)吉02民终1795号民事判决书所认定的事实，则从该判决书第5至6页可以看出，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认定的事实为“2016年12月5日刷信用卡2.6万元与2017年1月28日2万元借款发生日期、金额均相近，且关宝珠主张国华刷卡2.6万元的款项系张国华之前刷关宝珠信用卡后的还款故应认定关宝珠主张的2017年1月28日2万元借款为刷张国华信用卡后的还款。”也就是说，2万元对应的还款为2.6万元。因此，张国华主张的3.1万元均不属实也不存在。6.张国华诉状中称:“因之前被告不予提供其收款清单，致使原告无法主张权利，现原告依据被告向法庭提供的对账单及被告POS机中信银行账户明细，方计算出被告应返还原告各项钱款数额。”与事实不符，且与其自己的主张前后矛盾。首先，在(2021)吉0291民初38号案件庭审中，张国华出示的证据为两份格式及手写字体不一致的表格。张国华称一份是关宝珠在(2020)吉0291民初220号案件中提供的，一份是张国华手中的表格原件。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张国华称其无法主张权利是虚假的。张国华手中一直有明细，却在2016年至2020年均未向关宝珠主张任何权利，偏偏在关宝珠强制执行张国华偿还借款的案件后，才提起一系列诉讼，明显是为了拖延执行程序，逃避债务。7.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九百八十五条规定:“得利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的，受损失的人可以请求返还取得的利益，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为履行道德义务进行的给付；(二)债务到期之前的清偿；(三)明知无给付义务而进行的债务清偿。”从本案的事实得知：关宝珠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得利人”，张国华主张的112760元均不存在。不论是张国华经营店铺的收款，还是盗刷信用卡，均与事实不符。关宝珠并未取得任何利益，张国华并未受到任何损失。张国华陈述与主张多处自相矛盾，其主张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应当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张国华自2015年-2018年8月经营吉林市丰满区零食码头超市，关宝珠自2016年1月-2017年9月经营吉林市丰满区零食码头休闲食品店。关宝珠从张国华处进货。关宝珠诉张国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作出（2020）吉0291民初220号民事判决书，张国华不服提出上诉，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吉02民终179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张国华给付关宝珠借款117171.97元及利息。 以上事实有张国华提交的（2020）吉02民终1795号民事判决书及当事人陈述在案佐证。 结合查明的事实及双方的诉辩主张，本院对原告的各项诉讼主张评判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九百八十五条规定：“得利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的，受损失的人可以请求得利人返还取得的利益，但是有下列之一的除外：(一)为履行道德义务进行的给付；(二)债务到期之前的清偿；(三)明知无给付义务而进行的债务清偿。”不当得利属于当事人没有法律根据而取得利益，形成不当得利的要件为：1.一方取得财产利益；2.一方有损失；3.取得利益与所受损失间有因果关系；4.获得利益没有法律上的根据。具体到本案中，张国华主张的不当得利款项包括四笔：第一笔款项46861元，张国华主张系关宝珠将自己的微信及支付宝收款二维码置放在张国华的店铺内，致使顾客扫码支付的货款进入到关宝珠账户取得，计算依据是关宝珠书写的明细上载明的“支付宝11852元、微信8541、支付宝26468元”，合计46861元。第二笔款项5861元，张国华主张系美团外卖订单进入关宝珠建设银行卡账户内，计算依据是关宝珠自己书写的明细上载明的“美团5861元”。对于第三笔款项26714元，张国华认为系关宝珠将自己的POS机放在张国华店铺内，顾客刷卡支付的营业款项进入关宝珠中信银行账户内，其认为应当是26714元。第四笔款项22324元，张国华认为系关宝珠于2016年4-6月期间在张国华店铺收取顾客现金。张国华对于上述四笔款项主张的事实，虽然提交了关宝珠书写的明细、张国华名下的银行卡转账记录、POS机刷卡记录等证据，但上述证据只能证明关宝珠和张国华账户内的款项流转过程，但不能证明关宝珠将微信及支付宝收款二维码置放在其的店铺内、美团外卖订单进入关宝珠的账户内、关宝珠将POS机放在其店铺内以及关宝珠收取其店铺顾客现金等一系列事实，也不能证明关宝珠账户内的款项流转是其取得的不当利益，无法认定张国华的主张成立。对于第五笔款项11000元，张国华认为关宝珠2次盗刷张国华信用卡31000元是生效判决书上确认的一笔2.6万元和2017年6月30日取现5000元，判决书确认还款2万元，所以余款11000元为不当得利。但本院经审查认为，对于2.6万元的款项，（2020）吉02民终1795号民事判决书已经确认：“张国华于2016年12月5日刷信用卡2.6万元与关宝珠主张的2017年1月28日2万元借款发生日期、金额均相近，且关宝珠主张张国华刷卡2.6万元的款项系张国华之前刷关宝珠信用卡后的还款，对此，关宝珠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故应认定关宝珠主张的2017年1月28日2万元借款为刷张国华信用卡后的还款。”故该款项属于张国华与关宝珠之间因民间借贷产生的款项，无法确认关宝珠是盗刷张国华信用卡构成的不当得利。对于2017年6月30日刷信用卡5000元，载明的刷卡对象是吉林市丰满区零食码头休闲食品店，与关宝珠提交的张国华手写账单载明“6.30张取现金”的数额能够吻合，故也无法认定关宝珠系不当得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张国华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事实主张，应当承担不利的后果。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九百八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张国华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278元，由原告张国华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吴庆莹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九日 书记员  衣彦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