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06民终143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范某1，女，1935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历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寒冰，山东三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范某2，女，1939年9月14日出生，汉族，住烟台市芝罘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志卫，山东张志卫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范某1因与被上诉人范某2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栖霞市人民法院（2020）鲁0686民初22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范某1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诉讼请求，分割上诉人、被上诉人父母留下的位于栖霞市产，(房产证号：00××01，面积213.17平米)、位于栖霞市园处房产(房产证号：00××02，面积96.15平米)。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相关费用，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判决结果错误。一、一审认定2006年10月5日的“协议”具有法律效力，对签字各方具有约束力是错误的。1、本案上诉人没有签署过这样的协议，即上诉人不认可该“协议”的真实性。2、即使该协议是存在的，也因此“协议”没有经过衣秀兰的同意签字就处分了衣秀兰的财产和应继承范玉山的财产份额而无效。3、从该“协议”的标题“关于范玉山父亲的财产分配和他的留言说明如下”来看，从该“协议”(1)(2)来看，表明这是范玉山留下的遗嘱，既然是遗嘱，就应当有范玉山生前留下的文字、音频、视频等证据，如果没有就不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这些对登记在范玉山名下的房产的处理意见就不能发生法律效力。这处房产属于范玉山的部分就只能按照普通遗产继承来处理，继承人就只能对范玉山的遗产进行分割处分，而“协议”的内容对当时仍然健在的衣秀兰的财产和衣秀兰继承范玉山的财产份额也进行了分割处理，显然是违法和错误的，并且衣秀兰的财产占该“协议”涉及的财产62.5%的份额。如果要分割范玉山的遗产，应当将范玉山的遗产部分从范玉山和衣秀兰共同财产中析出，然后进行依法分割。该“协议”显然不是这样做的，而是将衣秀兰的财产也一起分割了。4、该“协议”无效的话，自始就没有法律效力，不能认可其预先处分了将来可能发生的继承份额，即继承是发生在被继承人死亡之后才开始，在被继承人没有死亡的情况下就分割遗产岂不是荒唐。二、一审判决以上诉人没有对被上诉人举证的2006年10月5日“协议”提出司法鉴定申请为由，就认可了该“协议”的效力是错误的，这是对当事人举证责任分配的错误。根据《民事证据规则》的相关规定，上诉人陈述说没有签署过类似的“协议”，持否定态度，不认可该“协议”的真实性，那么作为举证方没有完成举证责任，需要进一步举证证明这个“协议”的真实性，因此如果申请鉴定的话，需要被上诉人进行申请。从另外一个方面讲，如果上诉人范某1说“协议”上“范某1”三个字不是本人签的，是被人假冒签名，这样的主张就应由上诉人范某1来申请鉴定。本案一审法院显然是分配举证责任错误，因上诉人没有申请鉴定就认定这个“协议”成立，是错误的。由于一审法院错误认定该“协议”效力，导致错误的判决结果。三、一审判决书第10页第一自然段描写到“衣秀兰对签订“协议”应当知情，从协议签订直至去世，没有对涉案房产中属于自己的部分重新分配处置以及撤销范玉山将属于自己的部分对王志宏的赠与”。从证据来看，一审法院推断衣秀兰对签订“协议”是知情的没有任何依据，只是主观臆断，不能成立。衣秀兰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协议”的存在，当然无法提出重新分配的问题。我们是从司法审判的角度来判断2006年10月5日签订的“协议”的效力问题，即当时的情况下，衣秀兰健在的时候这个“协议”的效力如何，而不是从现在从角度考虑这个“协议”的效力，说衣秀兰已经去世了，其生前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就说这个协议有效。四、一审判决第10页中间段落描述的“协议中对财产的处理虽然涉及到衣秀兰的权利，但于情于理相合，故本院对该协议书的效力予以确认”的内容，上诉人完全不能理解。既然该“协议”已经侵犯了他人的合法财产权利和合法继承权，已经是违法了，怎么会又“于情于理相合”？这是逻辑混乱，法院审理判决案件应当以法律为准绳，这样的判决显然是违法裁判，应予撤销。五、一审法院没有对位于栖霞市园处的房产(房产证号：00××02，面积96.15平米)依法确认原告、被告的份额，以拆迁补偿纠纷为由不予处理理由不当，应当确认原告、被告的继承份额。被上诉人辩称，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准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告范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分割原告、被告父母留下的位于栖霞市的房产（房产证号：00××01，面积213.17平米）、位于栖霞市园处的房产（房产证号：00××02，面积96.15平米）；2、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等相关费用，均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范玉山、衣秀兰夫妇共生育三个女儿，大女儿范某1，二女儿范瑞兰，三女儿范某2。范玉山于2006年9月15日去世，衣秀兰于2010年11月21日去世。范玉山、衣秀兰的法定继承人为三个女儿范某1、范瑞兰、范某2。王志宏系范某2的女儿。范玉山名下有房产两处，权利证号为00××01的坐落于栖霞市，权利证号为00××02的坐落于栖霞市园处。以上两处房屋的产权证书现在被告处。被告表示权利证号为00××01的房屋现由王志宏占有使用，原告表示不清楚谁占有使用。范瑞兰于2020年6月28日出具书面声明表示，我父母去世时在栖霞市遗留的两处房产以及其他遗产，一直没有进行遗产分割，我现在声明，我放弃对上述所有遗产的继承权，这是我真实的意见表示。庭审中被告提交落款时间为2006年10月5日的协议书一份，该协议书记载：“关于范玉山父亲的财产分配和他的留言说明如下：①北边老房由三个女儿共同财产，按三人平分。②南边新房，当时我拿了捌仟五百元现金，其余由三女儿负责，共建房4间，我二间，三女儿二间，西边厢房是三女儿自己建的属于她的，南边平房是王志红建的，属于王志红的，我的二间房，因王志红两口子照顾，所以我把我的二间房给王志红。③经协议母亲养老由三个女儿来家扶养，每人每年4个月，谁也不能借口有事不回来，现在父亲的现款留给母亲，不管是谁，都不能动用，母亲每月发放生活费谁来家谁用，不够自己拿，母亲有病时治病，等老了后发殡才能用这些钱，余下的按三人平分。④父亲的十个月工资由大女儿和二女儿继承，三女不要。上述条款三人同意，按协议办”。在该协议书下方经办人处签名为“衣洪民”“牟强”并捺手印，当事人处范某1“范瑞珍”、“范瑞范某2“范瑞芝”、“王志宏”并范某1。范瑞珍未认可协范某1“范瑞珍”系其签名，但在法院指定的期间内未申请对签名及手印的真伪进行司法鉴定。衣洪民系衣秀兰的侄子，牟强系原系村党支部书记，已去世。2003年4月30日范玉山（乙方）与栖霞市牟氏庄园管理处（甲方）（委托代理人：栖霞市城市建设房屋拆迁办公室）签订了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一份，该协议书主要约定，根据规划甲方需拆除乙方房屋（房屋所有栖房权证栖城房字第××号202号），被拆除房屋坐落于古镇都村，补偿方式为甲方以房屋安置的形式对乙方进行补偿。该协议书并对乙方原有折算建筑面积大于甲方安置楼房建筑面积的补偿、临时安置费、搬家补助费、提前腾空拆迁奖励、附属设施等进行了约定。在该协议书第四页落款时间下方注明：“已付附属设施20,216.30元、奖金3000元、搬家费400元，合计23,616.30元（贰万叁仟陆佰壹拾陆圆叁角整）房子没有拆除，产权还是范玉山的。2005.10.31拆迁办2005.10.31”。该房屋在范玉山生前已经腾空，但尚未拆除。在庭审中原告表示不继续履行该协议。被告表示，目前决定不下，只能看解决情况，该房产已经纳入旅游规划内，关于协议能否继续履行属于与本案无关的另一个事实。在诉讼中，栖霞市牟氏庄园管理处于2020年10月20日向法院递交情况说明一份，该情况说明的内容为：“你院审理的房屋继承案件，由于历史原因，为范玉山所有（下称乙方），2003年庄园外环境打造牟氏庄园民俗旅游区，按规划设计，庄园周围古镇都民房需拆迁改造，范围涵盖了乙方的房屋，乙方于2003年4月30日签订了《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因拆迁补偿费用和安置区补偿安置楼房等事宜不能达到乙方的要求，最终也没达成一致意见，而使合同只履行了一部分。因该房屋附属于牟氏庄园古建筑，是牟氏庄园整体建筑的组成部分，具有一定的文物属性，并与我单位存在一定的利害关系，望你方在处理时予以考虑”。一审法院认为，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本案争执的焦点问题是2006年10月5日协议书的效力问题。第一，原告虽对协议书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主张没有签署过相关协议书，但在法院指定的期间内未提交申请对签名及手印的真伪进行司法鉴定，故法院对协议书中原告的签名予以确认。虽继承人范瑞兰未参与诉讼，但其已经声明放弃了对涉案遗产的继承，协议中无论是否其本人签名均不影响其权益。故法院对协议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第二，在民事活动中，签订合同的目的就是规范和约束签约主体的责任义务和权利，以及明确相关财产权利关系，同时也有效保护守约方的切身利益。从协议书内容看，协议首先记载“关于范玉山父亲的财产分配和他的留言说明如下”，结合上文，协议第①②两条系范玉山生前的意思表示，其中第②条并以第一人称书写。协议第①条明确了权00××023202的房屋由三个女儿平均分配。协议第②条明确了权00××013201的房屋出资建设情况及各自所有的份额，且范玉山将其夫妻所有的份额赠与了王志宏。协议第③条系三个女儿约定了对母亲衣秀兰的赡养问题。协议第④条系三个女儿对范玉山十个月的工资进行了分配。在签订协议时，原、被告都是社会阅历极为丰富的老人，应当知道签订协议的后果，原、被告在该协议上签名说明了原、被告对该协议内容的认可。第三，涉案房屋分两部分继承份额，即父亲的份额和母亲的份额。签订协议时，父亲的份额已经产生继承，对母亲份额的所有权，因衣秀兰未在协议上签名，原、被告等人无权处分也是正确的。但原、被告对各自已产生的继承份额和尚未产生继承的继承权利各自均具有处分的权利，可以放弃、转让或赠与。原、被告等人的处分行为，其真实意思是不仅共同处分了所有权，还同时处分了各自的继承份额和继承权。处分了所有权影响到被继承人和其他继承人权益的协议内容是无效的。但各自处分各自权利，并未影响到他人的协议内容，是合法有效的。从协议的内容及经办人的身份来看，衣秀兰对签订协议应当是知情的，从签订协议至衣秀兰去世，衣秀兰并未对涉案房产中属于自己的部分重新进行分配处置以及撤销范玉山将属于自己的部分对王志宏的赠与，该协议未影响其权益，故该协议书对签约主体具有约束力，依法有效。综上所述，在范玉山去世后不久，原、被告等人就衣秀兰的赡养问题及财产的分配签订协议书，意本善良、周到、和谐，拒绝纷争。协议中对财产的处理虽涉及到衣秀兰的权利，但于情于理相合，故法院对该协议书的效力予以确认。因权00××013201的房屋在协议中已经做出了处分，原告重新主张继承份额，要求继承分割，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平原则，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要求继承分割权00××023202的房屋的问题，法院认为，按照原、被告等人签订的协议书，该房范某1由范瑞珍、范某2、范瑞芝平均继承分割，因范瑞兰放弃继承，应当由原、被告平均继承分割。但该房屋范玉山与栖霞市牟氏庄园管理处于2003年4月30日签订了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该协议尚未完全履行，案外人栖霞市市牟氏庄园管理处的权益，且该协议的履行存在不确定因素，故不宜在本案中折价继承分割。原、被案外人栖霞市市牟氏庄园管理处就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履行处理完毕后另行处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11月28日判决：范某1告范瑞珍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800元，诉前保全费3270元范某1告范瑞珍负担。本院审理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涉案的2006年10月5日协议书，形式完备、内容详细，该协议书应为合法、有效。一审法院对该协议书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了全面透彻的分析、说理，所作认定正确、合法，也符合本案实际情况，本院不再赘述。上诉人虽对协议书的真实性持有异议，但在一审法院指定期间内未提交鉴定申请，综合考量本案事实和协议书的形成、履行过程，根据现有证据和事实不足以认定协议书是虚假的，上诉人的异议，证据不足，理由不当，本院不予采纳。上诉人主张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错误，要求重新鉴定，理由不当，本院不予支持。涉案协议书的内容包括范玉山的财产、衣秀兰的财产及赡养等问题，上诉人主张协议书对范玉山的财产处置无效，因现有证据和事实不能否定协议书的合法有效性，上诉人对范玉山财产所提主张，证据不足，理由不当，本院不予支持。按协议书约定，权00××023202的房屋应由相关当事人平均分配，但因范玉山与栖霞市牟氏庄园管理处间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尚未完全履行，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一审法院认定此房产不宜在本案中折价继承分割，待协议完全履行，相关当事人确定后另行处理并无不妥范某1人范瑞珍对此所提主张，理由不当，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范某1，范瑞珍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800元，范某1人范瑞珍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殷连泽审判员  张莉莉审判员  刘海波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日书记员  王 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