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黔26民终683号上诉人（一审被告）：福建省长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黔江路29号云凯熙园二期5栋B单元27层5号。负责人：魏茂飞，系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明，贵州驰辰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冠霖，贵州驰辰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何松，男，1970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桐梓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家强，贵州德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福建省长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福建省福州市福清市三山镇金园路1号（三山镇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魏福强，系公司总经理。上诉人福建省长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以下简称：长鸿贵州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何松、一审被告福建省长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鸿集团）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剑河县人民法院（2020）黔2629民初8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长鸿贵州分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贵州省剑河县人民法院（2020）黔2629民初800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本案的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被上诉人何松提交的《边坡、挡墙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系伪造合同，与真实合同存在明显差异，伪造合同内容不应由被告承担责任。何松提交的伪造合同与上诉人签订的真实合同进行对比，伪造合同删除了第四条工程结算与支付中第9项“建设单位未将工程款按约定支付给甲方时，根据风险分担原则，双方约定，甲方对乙方各款项的支付期限应顺延，并不承担顺延期间的利息和违约责任。”二、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既然认定双方签订的合同系无效合同，就不应该引用合同条款中的内容作为定案依据。依据涉案合同中第四条工程劳务结算与支付款项下第5项的内容认定赵光南签署的工程计价领款书，系上诉人的意思表示，在上诉人未认可该领款书的前提下，认定双方已经结算，存在认定事实前后矛盾。三、一审要求上诉人提供工程计价领款书原件，上诉人已经通过书面方式向一审法院说明未能提供的原因系赵光南伙同他人恶意损害上诉人合法权益，上诉人从未取到过工程计价领款书，对于一审以上诉人未提交而认定被上诉人提交的复印件内容为真实性不予认可。上诉人有理由怀疑赵光南伙同他人私刻公章、制造虚假合同及工程计价领款书来损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未进行工程量结算的前提下，赵光南私自出具工程计价领款书的行为应由其自行承担。综上，一审判决在否定合同的效力的情况下，又依据合同条款认定双方进行结算的事实，上诉人不予认可，一审判决无视客观事实，适用法律错误，请二审支持其上诉请求。何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请求法院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于2018年10月10日签订的《边坡、挡墙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二、请求判决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工程劳务费人民币2158911.00元；三、判决被告以2158911.00元为基数向原告支付资金占用费（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9年6月1日起计算至劳务款全部履行完毕为止）；四、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保函费等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长鸿贵州分公司是被告长鸿集团的下属分公司。被告长鸿贵州分公司在贵州省剑河县设立有长鸿贵州分公司项目经理部（以下简称“项目部”），其公章名为“福建省长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贵州省食用菌原种栽培种（剑河）生产基地项目经理部”，项目经理为赵光南。2018年10月10日，项目经理赵光南代表项目部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何松签订《边坡、挡墙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其中合同约定，工程名称：贵州省食用菌原种、栽培种（剑河）生产基地；地点：剑河县革东镇；包干方式：采取乙方包工、包辅助材料及小型机具设备的方式，本合同劳务分包单价在执行期间不作任何调整。责任包干工作内容:见本协议合同条款、《工程量清单》、《施工图设计》及相关技术规范；合同签订后，乙方履约过程中应扣除的保证金款项：（A）合同总价5%的质保金；（B）合同总价3%的安全、环保风险抵押金；（C）合同总价2%的农民工工资保证金；（D）合同约定的履约保证金。施工合同条款对甲方的权利与义务、乙方的义务与责任、材料及设备管理、工程劳务结算与支付均做了相应约定。其中第四条工程劳务结算与支付项下第5条约定“甲方指定负责人赵光南（项目经理），乙方指定负责人（法定代表人或被授权人）负责执行本合同。双方指定负责人有权代表各自单位确认工程量、签署收方计价单和其他书面资料以及发放、领受结算款。上述资料只有双方指定负责人签字后方有效，其他人签署的均无效”。施工合同条款后附有贵州省食用菌原种、栽培种（剑河）生产基地项目劳务单价表，对具体施工内容单价进行了约定。该合同首页甲方处加盖有字样为“福建省长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的印章，施工合同条款及后附的劳务单价表的甲方处均盖有前述字样的公章并有甲方代表赵光南的签字。2019年1月26日，项目部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原告签订《边坡、挡墙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其中合同约定，工程名称：贵州省食用菌原种、栽培种（剑河）生产基地项目；地点：贵州省黔东南州剑河县革东镇展架村；包工方式：根据现场实际情况而定，本合同劳务分包单价在合同执行期间不作任何调整；责任包干工作内容:见本协议合同条款、《工程量清单》、《施工图设计》及相关技术规范；合同签订后，乙方履约过程中应扣除的保证金款项：（A）合同总价5%的质保金；（B）合同总价3%的安全、环保风险抵押金；（C）合同总价2%的农民工工资保证金；（D）合同约定的履约保证金。施工合同条款对甲方的权利与义务、乙方的义务与责任、材料及设备管理、工程劳务结算与支付均做了相应约定。其中施工合同条款第一条甲方的权利与义务项下第7条约定“按本合同约定，向乙方支付已完成并经检验合格且已计价的劳务分包款项；如工程发包人不能按施工进度支付计量款时，则甲方对乙方的劳务分包款项支付相应顺延”；第四条工程劳务结算与支付项下第5条约定“甲方指定负责人赵光南（项目经理），乙方指定负责人（法定代表人或被授权人）负责执行本合同。双方指定负责人有权代表各自单位确认工程量、签署收方计价单和其他书面资料以及发放、领受结算款。上述资料只有双方指定负责人签字后方有效，其他人签署的均无效”。同时，施工合同条款后附有贵州省食用菌原种、栽培种（剑河）生产基地项目劳务单价表，对具体施工内容单价进行了约定。该合同尾页甲方处加盖有项目部的印章，施工合同条款及后附的劳务单价表的甲方处均盖有项目部公章并有甲方代表赵光南的签字。此施工合同条款后附的贵州省食用菌原种、栽培种（剑河）生产基地项目劳务单价表的分项工程名称、劳务分包价格、工作内容与2018年10月10日双方签订《边坡、挡墙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的施工合同条款后附的贵州省食用菌原种、栽培种（剑河）生产基地项目劳务单价表一致。2019年1月20日，原告与项目部对原告已完成的工程量进行了中期结算，形成长鸿贵州分公司工程计价领款书（以下简称“工程计价领款书”），工程价款为1540763元，应扣材料款337773元，应扣3%的安全、环保风险抵押金46223元，应扣2%的农民工工资保证金30815元，应扣5%的质量保留金77038元，应扣3%的代扣税金22033元，应实付原告1036479元。因其他原因，合同工程所属总项目于2019年5月停止建设，原告遂停止施工。2019年5月10日，项目部与原告对原告完成的工程量进行最终结算，形成长鸿贵州分公司工程计价领款书，工程总价款为4059417元，应扣各项材料总款为575665元，应扣3%的安全、环保风险抵押金75560元，应扣2%的农民工工资保证金50373元，应扣5%的质量保留金125690元，应扣3%的代扣税金14841元，应实付原告2014302元。前述两份计价领款书上单位主管处均有项目部经理赵光南的签字，审核者处有项目部工作人员沈隐的签字，计算者处有项目部工作人员刘永洋的签字，领款人签字处有原告的签字。该两份工程计价领款书为复印件，但是均加盖有字样为“福建省长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的印章。二被告公司印章及项目部印章均由总公司的专人保管。原告主张，工程计价领款书的原件在结算时是由被告持有，对此被告予以否认，且认为工程计价领款书上加盖的印章非被告公司印章，其主张原告的工程价款应按其实际完成的工程量鉴定工程价款计付。同时，被告长鸿贵州分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对加盖在2018年10月10日的《边坡、挡墙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及前述两份工程计价领款书上的字样为“福建省长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进行公章鉴定。一审法院准许鉴定后，于2020年11月11日向长鸿贵州分公司作出（2020）黔2629民初800号通知，限其在收到本通知后五日内向一审法院提交其在公安或工商部门登记备案的公章印模等鉴定材料，逾期按撤回鉴定申请处理。同日，长鸿贵州分公司收到一审法院作出的前述通知，但其在规定时间内未向一审法院提交公章鉴定所需材料。原告在施工过程中，共计领取工程款1310000元。原审过程中，原告于2020年7月21日向一审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要求冻结被告银行账户存款2300086元或其他等值财产，担保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提供担保。一审法院于2020年7月21日作出（2020）黔2629民初80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冻结被申请人福建省长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福建省长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银行账户存款2300086元或其他等值财产，保全期限为一年。案件申请费5000元，由申请人负担”。同时，原告向一审法院提出书面申请，请求一审法院责令被告福建省长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福建省长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提交2019年1月20日何松向福建省长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提交的“工程计价领款书”及2019年5月10日何松向福建省长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提交的“工程计价领款书”的原件，以进行核对。一审法院于2020年9月28日作出(2020)黔2629民初800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裁定“被告福建省长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福建省长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于2020年10月9日前向一审法院提交2019年1月20日何松向福建省长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提交的‘工程计价领款书’及2019年5月10日何松向福建省长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提交的‘工程计价领款书’的原件。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的，一审法院可以认定申请人主张的书证（复印件）内容为真实”。二被告在指定期间内，未向一审法院提交。一审法院认为，建筑工程的承包企业进行劳务分包作业分包必须使用有相关资质的企业，原告不是取得建筑工程施工企业资质的企业，其以个人名义与项目部签订的边坡、挡墙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属无效合同。故2018年10月10日及2019年1月26日，赵光南代表项目部与原告签订的两份《边坡、挡墙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属于无效合同。合同无效即自始无效，不存在合同解除问题。关于合同价款如何结算的问题。被告虽主张本案的两份工程计价领书中加盖的字样为“福建省长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的印章并非长鸿贵州分公司的印章，但未提供有效的相反证据予以证明，该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原告提供的两份工程计价领款书，虽然没有原件，但有项目部经理赵光南的签字，结合《边坡、挡墙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第四条工程劳务结算与支付项下第5条“甲方指定负责人赵光南（项目经理），乙方指定负责人（法定代表人或被授权人）负责执行本合同。双方指定负责人有权代表各自单位确认工程量、签署收方计价单和其他书面资料以及发放、领受结算款。上述资料只有双方指定负责人签字后方有效，其他人签署的均无效”的约定，原告有理由相信赵光南代表项目部与原告进行结算的行为代表被告，且双方并未约定结算资料需加盖被告或其项目部公章后才真实有效。同时，被告作为工程发包人，是支付工程款的一方，结算依据原件由其持有符合常理，至于加盖的印章是否是伪造印章或赵光南是否将原件交予被告，为被告内部管理问题，故被告辩称的工程计价领款书加盖的印章是伪造印章且无原件不能作为工程劳务款的结算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本案工程所属整体工程已经停建，但工程税金已实际发生，在劳务款结算时应按边坡、挡墙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的约定予以扣减；而安全、环保风险抵押金，农民工工资保证金，质量保证金三项应扣款实属于原告扣留在被告处具有督促功能的保证资金，在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无效，整体工程停建的情况下，不宜在原告应得劳务款中予以扣减，故原告主张按劳务总价款扣减3%税金及应扣的材料款，计付其应得的劳务款，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根据结算的工程计价领款书，劳务总价款为4059417元，扣减3%的税金121782.51元，扣减各项材料款575665元，原告应得劳务款为3361969.49元，原告在施工过程中，已领取1310000元，故剩余未付劳务款为2051969.49元。被告在对工程验收结算后，应及时支付原告剩余劳务尾款，未及时支付已构成违约，故原告主张以欠付劳务款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9年6月1日起计付利息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即以2051969.49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年利率4.75%计付利息至该款项清偿为止。被告福建长鸿集团是被告长鸿贵州分公司的上属总公司，前述债务应由福建长鸿集团承担。原告诉请被告承担的保函费属于为实现自己债权所支付的费用，该费用应由其自行承担。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福建省长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何松劳务款2051969.49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年利率4.75%从2019年6月1日起计付利息至劳务款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何松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4072元，减半收取12036元，由被告福建省长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11608元，原告何松负担428元；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被告福建省长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二审举证期间，各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相符，依法予以确认。另查明，2018年10月10日，长鸿贵州分公司与何松签订的《边坡、挡墙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施工合同条款中第四条工程劳务结算与支付中约定，第1项实际完成工程量的确定：实际结算支付数量（包括变更部分）以乙方实际完成并通过、监理签认和甲方认可的实际计量数量为准。……第2项劳务结算总价：劳务结算总价=合同单价×实际完成工程量-其他扣款。……第3项按工程进度各期计量款及时对乙方进行支付,甲方按本次结算情况支付劳务款时应扣除乙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款项:（A）5%的质保金；（B）3%的安全、环保风险抵押金(工程完工后无安全责任事故,及时予以退还)；（C）2%的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工程完工后无拖欠民工工资情况,及时予以退还)；（D）合同约定的履约保证金;(E)材料款、设备租赁费；（F）各种借款。第4项甲方不支付任何形式的预付款；第5项………;第6项每月26日前由乙方提出工程劳务结算申请，由甲方对乙方完成的合格数量进行现场收方，经甲乙双方签字确认后予以结算，当期结算扣除合同条款约定中的应扣款项后支付乙方；………。第八条违约责任：………；第3项乙方如果没有达到协议要求的进度、质量和安全要求，并未能在甲方规定整改期限内改变现状，甲方有权单方面终止协议，并限期将乙方清理出施工场地，乙方除承担违约责任外，所完成不合格工程量甲方不给予计量与支付。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之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查。综合长鸿贵州分公司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1.赵光南出具的涉案工程计价领款书能否作付款依据；2.涉案工程款是否符合支付条件。关于赵光南出具的涉案工程计价领款书能否作付款依据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上诉人对何松涉案施工的事实并未否定，虽然何松提交的工程计价领款书为复印件，上诉人怀疑赵光南伙同他人私刻公章、制造虚假合同及工程计价领款书，但是，在一审中经允许上诉人进行司法鉴定，其未按要求提供印章鉴定相关资料，应视为对该权利的放弃，由于工程计价领款书上加盖有上诉人公司印章以及赵光南的签名，一审判决结合相关事实分析认定工程计价领款书的真实性，理由充分，并无不当。上诉人怀疑赵光南伙同他人私刻公章、制造虚假合同及工程计价领款书，缺乏事实依据，事实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采信。同理，上诉人认为何松提交的《边坡、挡墙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系伪造合同，与真实合同存在明显差异，其未提交证据佐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涉案工程款是否符合支付条件的问题。长鸿贵州分公司与何松签订《边坡、挡墙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第四条中，对工程劳务结算与支付明确约定：实际结算支付数量以何松实际完成并通过、监理签认和长鸿贵州分公司认可的实际计量数量为准，并按工程进度各期计量款及时对何松进行支付,长鸿贵州分公司按本次结算情况支付劳务款时，按约定扣除相应费用，每月26日前由何松提出工程劳务结算申请，由长鸿贵州分公司对何松完成的合格数量进行现场收方，经双方签字确认后予以结算。按照上述合同条款的约定，长鸿贵州分公司向何松先后两次出具的工程计价领款书，充分证实长鸿贵州分公司对何松组织施工的工程量及价款，已经进行了结算，虽然涉案合同为无效合同，但是，根据法律规定，合同被认定无效，并不影响对实际完成工程价款的结算。由于涉案工程已经长期处于停建状态，何松依据长鸿贵州分公司出具的工程计价领款书，要求支付尚欠的工程款，事实依据充分，于法有据。长鸿贵州分公司认为其与何松未进行工程量结算，在未进行结算的情况下，对赵光南私自出具工程计价领款书的行为不予认可，涉案工程款不具备支付条件，要求改判驳回何松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依据不足，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长鸿贵州分公司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判决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4072元，由上诉人福建省长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大梅审判员刘志红审判员 欧   阳   樟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孙瑜书记员田仁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