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8民初46711号原告：刘翠雨，女，1969年9月15日生，汉族，住北京市。原告：苏建伟，男，1965年10月6日生，汉族，住北京市。两原告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泉，北京市信格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和麟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87号14层1-1403-339。法定代表人：赵恩明，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蒋锡麟。原告刘翠雨、苏建伟与被告北京和麟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麟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1月1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翠雨、苏建伟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泉，被告和麟公司之法定代表人赵恩明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蒋锡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翠雨、苏建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l．请求法院判令和麟公司向我方返还不当得利人民币50000元；2．请求法院判令和麟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刘翠雨与和麟公司事发时的法定代表人蒋锡麟于2019年6月共同商定以和麟公司的名义对外承揽一笔业务，根据蒋锡麟的要求，刘翠雨于2019年8月5日通过配偶苏建伟X1银行的账户向和麟公司账户汇款人民币50000元，但双方最终未实际开展业务。事后双方也未发生任何经济往来，亦不存在其他的债权债务关系。刘翠雨自2019年9月份起联系蒋锡麟要求和麟公司尽快返还上述款项，但和麟公司至今仍未返还。我方认为，和麟公司占有上述款项无法律依据，且己给我方造成损失，实属不当得利，为了依法维护我方的合法权益，现诉至法院。和麟公司辩称，第一，苏建伟不是本案的适格当事人，请求法院依法驳回苏建伟的起诉。我方从未与苏建伟有过任何联系，更无任何经济往来。2019年8月5日，我公司银行账户确实收到以苏建伟的名义汇入的人民币50000元，系苏建伟代刘翠雨履行刘翠雨对我方的支付义务。因此，苏建伟与我方不构成债权债务关系，苏建伟与刘翠雨之间形成5万元的债权债务关系。第二、刘翠雨诉请我公司返还不当得利5万元，既与事实相悖，亦无法律依据。2019年6月3日下午，刘翠雨与我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蒋锡麟以口头形式达成协议，内容为：“一、刘翠雨对外以我公司的名义开展管理咨询业务，经我公司同意后以我公司的名义对外签订管理咨询/服务合同，我公司为刘翠雨对外开展的管理咨询业务提供会计核算、财务管理、行政后勤事务支持以及项目运营风险控制。二、刘翠雨对外提供管理咨询业务所得收入的10%作为我公司为刘翠雨开展业务、提供管理支持服务的报酬及承担法律风险的补偿。在一个财务年度内刘翠雨应当支付给我公司的报酬和补偿不足5万元的，按5万元计算。三、在刘翠雨首次以我公司的名义对外签订管理咨询服务合同前，其应当向我公司支付5万元作为风险保证金。该协议履行的第一个财务年度内，如刘翠雨以我公司名义对外开展管理咨询业务并实际签订管理咨询合同，该风险保证金可抵扣刘翠雨应当支付给我公司的管理支持服务报酬及承担法律风险的补偿。四、刘翠雨对外开展管理咨询业务所得营业收入在扣除第二条规定的应当给予我公司的报酬及补偿、依法应当缴纳的税费后，其余部分由刘翠雨支配，以符合企业财务管理与会计核算法规规范的方式支取。”后刘翠雨以我公司名义于2019年7月16日与X1公司达成《咨询顾问协议》，且X1公司已盖公章签署。在刘翠雨2019年8月5日依照口头协议的约定向我公司支付5万元风险保证金后，我公司方在刘翠雨与X1公司达成的《咨询顾问协议》上盖章。因此，刘翠雨已经以我公司的名义对外实际开展业务，而非最终未实际开展业务。之后我公司积极并完全履行了与刘翠雨的口头协议，为刘翠雨与X1公司的咨询服务业务提供了支持。而在与X1公司签订《咨询顾问协议》后，刘翠雨不是积极履行与X1公司的协议，而是在X1公司依照《咨询顾问协议》于2019年9月20日支付首笔咨询顾问费当日，要求我公司将收到的咨询顾问费40万元全额支给其指定的账户，且不能提供符合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规范的票据，给我公司带来巨大的法律风险和经营风险。鉴于此，我公司在2019年9月22日终止与刘翠雨之间的口头协议，要求刘翠雨与X1公司协商终止《咨询顾问协议》。2019年9月23日我公司与X1公司签订《解除协议》，终止了《咨询顾问协议》的履行。在收到X1公司退回我方向其开具的发票后，我公司已于2019年9月29日将已收取的X1公司的咨询顾问费40万元退还给X1公司。综上，我公司已经积极并完全履行了与刘翠雨之间的口头协议，我方收取刘翠雨支付的5万元是依双方的口头约定，为刘翠雨开展咨询服务业务提供支持服务及承担法律风险应得的报酬及风险补偿，且不违反法律规定，而非不当得利，故请求法院驳回刘翠雨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8月5日，苏建伟通过其名下、X1银行尾号X的账户向和麟公司转账5万元。对于此笔转账的原因，刘翠雨、苏建伟陈述如下：双方原来商议以和麟公司的名义开展业务，给5万元是因为要开具发票，不是给和麟公司的，但是因为业务最终没有成功，税务局也退钱了，所以双方实际并没有产生债权债务关系；苏建伟是代刘翠雨支付，属于代付行为。对此，和麟公司不予认可，其表示与刘翠雨存在口头协议，5万元是刘翠雨就合作事宜向其交纳的风险保证金。对此，和麟公司提交如下证据予以佐证：证据一、2019年7月16日，X1公司（甲方，以下简称X1公司）与和麟公司（乙方）签订的《咨询顾问协议》，约定：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甲方聘请乙方提供综合性的企业管理咨询顾问服务相关事宜达成如下协议：第二条，甲方支付给乙方的咨询顾问费共计人民币140万元整，乙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后，甲方应当将同等金额的咨询顾问费支付至乙方指定的银行账户。证据二、增值税专用发票复印件2张，开票日期为2019年8月7日，金额总计140万元。证据三、X2银行交易明细，证明已于2019年9月29日将收到的X1公司支付的40万元咨询顾问费原路退回X1公司。证据四、2019年9月23日和麟公司（乙方）与X1公司（甲方）签署的《解除协议》，其中包括如下内容：兹有甲、乙双方于2019年7月19日签订《咨询顾问协议》，双方均尚未履行《咨询顾问协议》约定的权利义务。1、现经双方友好协商于2019年9月23日解除《咨询顾问协议》；2、《咨询顾问协议》解除后，双方权利义务终止，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3、解除协议自双方盖章之日起生效；4、解除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刘翠雨、苏建伟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但是不认可证明目的。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提交了刘翠雨与和麟公司法定代表人赵恩明的微信聊天记录，其中包括如下内容。经本院询问，刘翠雨在庭审中有如下陈述：我认识蒋锡麟，但后面的具体业务是与赵恩明沟通的，苏建伟与他们不认识；5万元用于代开发票缴税，但没有书面约定；如果与X1公司的合作不成功，该5万元税款如何处理，亦没有与和麟公司进行约定；类似本案这样的合作在咨询服务行业比较常见，给付一定的报酬也是常见的，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和财务制度；认可要支付和麟公司10%的报酬，但前提是业务能正常开展。和麟公司在庭审中有如下陈述：5万元就是风险保证金，因为顾问协议能否履行不确定，刘翠雨能否提供合规的报销票据不确定，后续100万元能够到账也不确定，我方是在8月5日收到5万元之后才盖章的，而且开具发票时，税务局是直接从我方关联账户中扣除了税款，故不能证明5万元就是用于交税的。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因此，构成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要件事实有四个：一方获有利益；他方受到损失；获利与受损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给付无法律上的原因。本案中，从刘翠雨、苏建伟在起诉书上所陈述的事实以及庭审查明的情况可知，苏建伟于2019年8月5日向和麟公司转账5万元系代刘翠雨向和麟公司进行支付，而对于给付原因，刘翠雨主张系需要和麟公司在其提供的相对方为X1公司的《咨询顾问协议》上盖章，并向X1公司出具140万元咨询顾问费发票；而和麟公司主张系风险保证金。虽然刘翠雨与和麟公司之间对于该5万元的性质、后续的合作细节以及各自的权利义务等未订立书面协议，且庭审中亦不能就此达成一致意见。但不可否认的是，本案刘翠雨确实是因为需要和麟公司向X1公司开具发票及盖章才通过苏建伟账户向其转账该5万元，而和麟公司亦确实是在收到该5万元之后才在甲方为X1公司的《咨询顾问协议》上加盖了公章、为X1公司开具了金额总计140万元的咨询顾问费发票，并按照刘翠雨的要求将盖章的合同邮寄给了X1公司。故在此情况下，刘翠雨、苏建伟的给付具有法律上的原因，其现以不当得利为由要求和麟公司返还该5万元之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刘翠雨、苏建伟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25元，由刘翠雨、苏建伟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黄杨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张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