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黔26民终350号上诉人（一审原告）：梁艳，女，1985年5月2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金堂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勇，四川元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贵州黄平尖峰水泥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黄平县谷陇工业园区。法定代表人：虞建红，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辰光，贵州德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邰昌武，贵州德仁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梁艳因与被上诉人贵州黄平尖峰水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尖峰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黄平县人民法院（2020）黔2622民初11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梁艳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贵州省黄平县人民法院（2020）黔2622民初1185号《民事判决书》“驳回原告梁艳的全部诉讼请求。”；2、请求依法判决被上诉人尖峰公司支付上诉人梁艳劳务2019年1月至2020年7月的劳务报酬180000.00元，承担上诉人在提供劳务过程中的垫付费用193671.78元，并按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支付利息；3、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二审庭询时梁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主张2018年8月31日至2019年2月2日期间为尖峰公司垫付148350.37元由尖峰公司承担支付责任。2019年2月2之后为股东变更而产生的劳务费用和垫付费用另案主张。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梁艳与被上诉人尖峰公司形成劳务关系。根据（2020）黔2622民初1185号《民事判决书》的内容及该案庭审情况，已查明的主要事实：l、被上诉人尖峰公司，原名为贵州黄平谷陇铭川水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铭川公司”），上诉人梁艳原系该公司员工。双方于2018年12月31日解除双方劳动合同关系。2、2019年1月9日，铭川公司向上诉人梁艳等出具一份《承诺函》，该函明确上诉人梁艳等为完成该公司的整理、移交公司档案等工作，期间劳务报酬为1万元一月。3、该《承诺函》出具后，上诉人梁艳从事了系列整理、移交公司档案及其他后续问题的处理工作。4、2019年11月14日被上诉人由原名贵州黄平谷陇铭川水泥有限公司更名为“贵州黄平尖峰水泥有限公司”。故，上诉人梁艳与被告上诉人尖峰公司形成劳务关系。二、被上诉人尖峰水泥公司作为上诉人的劳务成果的受益人应当支付相关的劳务费用。首先，本案承担上诉人劳务费的法律关系主体是唯一的，并不存在区分法律关系主体的问题，只需要解决法律事实是否存在，一审判决根据“债的相对性”原理将承担义务的法律关系主体区分为“公司”与“股东”，反而违背了“债的相对性”。被上诉人经历股东变更、名称变更，但公司主体地位一直延续并没有丧失，被上诉人内部股东之间《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于2018年12月29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具的《承诺函》落款时间为2019年1月9日，被上诉人变更公司名称为2019年11月14日。一审已查明，上诉人在以上时间段及之后均持续性地按照《承诺函》的内容提供劳务，提供劳务的时间跨越被上诉人内部股权变更、资产转让、名称变更等多个环节持续至今，一直是为被上诉人这一公司主体提供劳务，而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以其认购的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公司法》第三条）”，被上诉人与其股东之间互相独立，没有特定财产混同因素不能够突破其相对性，所以本案中本身存在区分法律关系主体的问题，承担支付劳务费义务的主体有且只有一个，即被上诉人。其次，作为出具《承诺函》聘请上诉人提供劳务的被上诉人，单位变更名称、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者投资人等事项，本身即不影响原合同的执行。退一步说，即使被上诉人认为不再需要上诉人提供劳务，其应当以书面的形式终止劳务关系，由被上诉人承担该举证义务，而庭审中查明的事实是被上诉人（无论是公司还是高管、工作人员）对此劳务均知晓并认可。故，本案承担劳务费的法律关系主体唯一，且明确。再次，一审判决为被上诉人聘请上诉人提供劳务的行为不是公司的法律行为，适用法律显著错误。一审判决以《承诺函》是由“全体原股东开会后作出的决定，虽然加盖了铭川公司公章，实质上是原股东的意思表示”，不可将其认定为公司的法律行为，显然混淆了“公司”与“股东”的关系，既然是全体原股东会作出的决议，且加盖了公章，就民法中任何一个法律关系而言，具备以上要件，必然是公司的行为，在缺乏任何明确的证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实质上是推定其是股东行为，超越了自由裁量权限。且一审法院“不可将其（承诺函）认定为公司的法律行为”的认定，无法解释上诉人在举证的既有旧公司名称公章（《承诺函》）亦有新公司名称公章（介绍信）形成的证据链，在明确的系公司行为的面前，该认定显著适用法律不当。最后，基于以上理由，一审判决已查明的上诉人在提供上述劳务的过程中，产生的尚未报销的代垫费用，与上诉人为被上诉人提供劳务具有密切关联性，系职务行为，且判决不应当突破相对性区分“公司”与“股东”，依法应由被上诉人承担。尖峰公司辩称：1.劳务费是由双方签订劳务合同、完成一定工作量而取得的报酬。在被上诉人梁艳已于2018年12月31日与铭川公司解除了劳动关系，2019年3月20日铭川公司已向其支付不限于工资、补偿金等费用303246元，被上诉人接管铭川公司后，也没有与梁艳签订任何的劳务协议，双方没有劳务合同也不存在劳动关系，没有产生任何的劳务费；2.上诉人梁艳提出的劳务报酬依据是2019年1月9日铭川公司出具的《承诺函》，但该《承诺函》是在股权转让交接前（交接结算时间为2019年2月26日）由标的公司股东会议作出的，是原股东的意思表示，其目的是原股东“按照协议的要求必须完成标的公司工程、财务、人事、公司管理等相关档案的整理、移交工作，配合进行后期债务处理”。实质是原股东为了顺利履行《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义务，决定由上诉人梁艳与其他人员负责整理、移交公司档案，积极配合浙江尖峰集团有限公司进行股东转让后期工作的处理，并许诺支付一定报酬。从《承诺函》的具体内容可以看出，梁艳是在为原股东工作，为原股东进行档案的整理、移交工作和后期债务处理，事后从双方提供的移交清册中也看出梁艳作为原股东的移交人与被上诉人进行档案等资料的移交工作；3.原股东出具的《承诺函》对被上诉人不具有法律效力。根据浙江尖峰集团有限公司与栾春华、高志敏、四川铭川乘宇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和贵州黄平谷陇铭川水泥有限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第五条第三项第一款“在本协议签署后，交接日之前的任何时间，除事先获得甲方书面同意外，乙方确保不在正常业务过程以外订立任何协议、合同、安排、保证、补偿或交易”和附件一《一方（原股东）的陈述、保证及承诺》第十二条（员工）第一项关于“原股东披露的表弟公司员工待遇情况是真实、准确、完整的，除此之外，标的公司没有对员工（包括高级管理人员）待遇的其他承诺和义务”的规定。该规定明确了从2018年12月29日起至2019年2月26日止原股东或标的公司不能对外或对内（包括员工）作出任何协议、保证、补偿或承诺，如已作出的被上诉人不予认可。因此上诉人提出的《承诺函》不适用于被上诉人；4.上诉人梁艳提供的代垫费用清单和所有发票中看出，清单和发票全是由原股东陈永忠和马海英审核签名，在一审庭审中，梁艳对其所提供的发票，已认可都是其与陈永忠、马海英等原股东进行后期债务的处理工作，所有发票都没有经被上诉人签字或认可，这说明上诉人没有接受过被上诉人的劳务委托、不存在任何的劳务关系；5.上诉人提供的原股东会议《承诺函》决定中，确定的工作小组七人中的另一成员陈朝俊，曾以该《承诺函》的决定内容，向黄平县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劳动关系、支付工资、支付代垫费用，其诉讼请求均被黄平县人民法院和黔东南州中级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依据的《承诺函》决定对被上诉人不具有效力，上诉人未在《承诺函》决定的劳务范围以外，接受被上诉人新的劳务委托，未与被上诉人建立新的劳务关系，也就不产生任何劳务费用。梁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自2019年1月起至2020年7月止的劳务报酬180000元；2、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提供劳务过程中垫付的费用193671.78元，并按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支付利息；3、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等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国家企业信息公示系统显示，2013年6月9日，贵州黄平谷陇铭川水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铭川公司）成立并开始经营；该公司的出资人为：四川铭川乘宇机电设备有限公司（股东为陈永忠、马海英）、栾春华、高志敏；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陈永忠，高级管理人员登记为：高志敏、马海英、陈永忠，联络员备案登记为马海燕。2018年12月29日，浙江尖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栾春华、高志敏、四川铭川乘宇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铭川公司以标的公司的身份在该协议上盖章，法定代表人陈永忠签字。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公司于2019年2月2日作了如下变更登记：出资人由原来的四川铭川乘宇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栾春华、高志敏变更为浙江尖峰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由陈永忠变更为虞建红，高级管理人员由高志敏、马海英、陈永忠变更为虞建红、胡红炜、兰小龙，联络员由马海燕变更为许红军。2019年2月26日，股权交易各方签订了《交接结算协议》。2019年11月14日，公司名称由“贵州黄平谷陇铭川水泥有限公司”变更为“贵州黄平尖峰水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尖峰公司）”。股权交易各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第五条第三款约定：“除附件的陈述和保证外，本协议签署后、交接日之前的任何时间，除事先获得甲方书面同意外，乙方应当确保：（1）标的公司仅在正常和通常的业务过程中开展业务或进行日常付款，不在正常业务过程以外订立任何协议、合同、安排、保证、补偿或交易，不作出（或同意作出）任何股权投资；”协议附件一第十二条关于员工的第一款约定“（1）原股东披露的标的公司员工待遇情况是真实、准确、完整的，除此之外，标的公司没有对员工（包括高级管理人员）待遇的其他承诺和义务”。原告梁艳系铭川公司员工，《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后，公司为配合股权交易，铭川公司与梁艳签订了劳动关系解除协议，约定解除双方的劳动关系，铭川公司向梁艳支付工资、补偿金等303246.04元，该款项已于2019年3月21日支付。因股权交接等后续事项需要，铭川公司全体股东于2019年1月5日召开股东会议，决定由梁艳等人配合新股东尖峰集团开展后续股权交接工作，并于2019年1月9日向梁艳等人出具了加盖铭川公司印章的《承诺函》，《承诺函》载明：“鉴于栾春华、高志敏、四川铭川乘宇机电设备有限公司、贵州黄平谷陇铭川水泥有限公司共同于2018年12月29日与浙江尖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按照该协议的要求必须完成标的公司工程、财务、人事、公司管理等相关档案的整理、移交工作，配合进行后期债务处理。同时基于浙江尖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贵州黄平谷陇铭川水泥有限公司的审计截止基准日为2018年8月31日。为妥善的完成以上工作，贵州黄平谷陇铭川水泥有限公司全体股东于2019年1月5日召开股权转让交接工作的专题会议，本会议决定由刘国玉、王道熙、梁艳、陈朝俊、刘锦、马海燕、朱军组成工作小组，负责整理、移交公司档案，积极配合尖峰集团进行股权转让后期工作的处理。除刘国玉因在本月15-20号需出国的原因，费用标准暂时未能确定，本公司承诺其余人员，从2019年1月起，根据实际所需的工作内容、工作期限及工作成果，工资标准皆按照1万元/月/人处理”。承诺函作出后，原告梁艳按照承诺函的决定，从事了整理、移交公司档案的工作，并参与了股权转让的后期工作。具体事例有：股权转让各方签订资产交接协议，原告梁艳参与处理了资产交接结算事务；原告梁艳作为联系人，参与处理解除与华城兴业国际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施工合同的相关事宜；原告梁艳作为联系人和代理人，参与了涉及原股东和铭川公司的诉讼活动；原告梁艳配合尖峰公司，前往税务局处理涉及铭川公司的税务发票事宜；从原告提交的与许红军、潘毅的微信聊天记录来看，原告梁艳在涉及公司和原股东的债权债务及诉讼问题上，常与尖峰公司高管许红军和工作人员潘毅等进行沟通协商。另查明，现原告梁艳持有陈永忠与马海英签字确认的未报销代垫费用清单三份，记载未报销代垫费用共计193671.78元，原告在庭审中提交了费用报销单及其他佐证凭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原告诉请的劳务报酬及垫付费用是否应当由尖峰公司承担的问题。本案中，原告基于《承诺函》及实际从事的劳务主张与尖峰公司之间存在劳务关系，因而享有请求尖峰公司支付劳务报酬和垫付费用的权利；尖峰公司认为双方之间不存在劳务关系。庭审已查明，原告按照《承诺函》的决定提供了相关劳务；因此，本案要解决的不是法律事实是否存在的问题，而是确定法律关系主体的问题，即权利由谁享有，义务由谁承担的问题。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和债的相对性原理，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主张的劳务费用和垫付费用不应当由尖峰公司承担。理由如下：首先，浙江尖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原股东栾春华、高志敏、四川铭川乘宇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法律行为，是在股权交易的甲、乙双方之间设定权利义务，铭川公司作为股权转让的标的公司，不是股权转让的权利义务主体，因而更名为尖峰公司后也不是股权转让的权利义务主体。原股东作为合同当事人，有义务依照《股权转让协议》履行公司工程、财务、人事、公司管理等相关档案的整理、移交，并配合进行后期债务处理；铭川公司并非合同当事人，不承担《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甲、乙双方的合同义务；因此，股东间履行股权转让义务而产生的费用，不应当由不享有股权转让权利也不承担股权转让义务的铭川公司承担，铭川公司更名为尖峰公司后，自然也不应当承担该费用。其次，原告请求尖峰公司支付劳务报酬是依据《承诺函》，该承诺函于2019年1月9日作出，当时股权转让尚未交接结算。从《承诺函》的具体内容可以看出，该承诺函是由全体原股东开会后作出的决定，虽然加盖了铭川公司公章，实质上是原股东的意思表示。《承诺函》中明确了出具该承诺函的目的是“按照该协议的要求必须完成标的公司工程、财务、人事、公司管理等相关档案的整理、移交工作，配合进行后期债务处理”。《承诺函》决定由原告从事的劳务内容是“负责整理、移交公司档案，积极配合尖峰集团进行股权转让后期工作的处理”。由此可以看出，该《承诺函》实质上是原股东为了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义务，召开股东会议决定由原告负责整理、移交公司档案并积极配合尖峰集团进行股权转让后期工作的处理，许诺支付报酬；《承诺函》是以原股东的意思表示作为要素作出，不可将其认定为公司的法律行为。因此，尖峰公司不应当承担《承诺函》中承诺的义务。再次，原告实际从事的劳务内容与《承诺函》决定的劳务内容一致，主要是在整理、移交公司档案，配合尖峰公司处理后续工作；而《承诺函》不是以公司的法律行为，不可据此认定原告与尖峰公司之间存在劳务关系。原告未在《承诺函》决定的劳务范围以外，接受尖峰公司的新的劳务委托，未与尖峰公司建立新的劳务关系。通过以上几点，可得出结论：原告梁艳与尖峰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务关系；尖峰公司不负有向原告梁艳支付劳动报酬的义务。关于垫付费用的问题，原告梁艳主张该垫付费用是在提供劳务中产生，已由陈永忠、马海英签字确认，属于公司债务，应当由尖峰公司负担。如前所述，原告梁艳与尖峰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务关系，其依照《承诺函》从事劳务产生的垫付费用不应当由尖峰公司承担；尖峰公司也未在《承诺函》决定的劳务范围以外向原告梁艳委以新的劳务；即便该垫付费用确实因提供劳务而产生，也与尖峰公司无关，尖峰公司不负有支付该垫付费用的义务。综上所述，原告梁艳请求被告尖峰公司承担劳务费用和垫付费用，但庭审中未能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与尖峰公司之间确实存在劳务关系。因此，对于原告梁艳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梁艳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900元，减半收取1950元，由原告梁艳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梁艳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下列证据，本院已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质证：2018年12月25日梁艳与许红军的微信聊天图片，拟证明梁艳有一个承诺函，梁艳放弃任何债权和其他权利，梁艳对标的公司即原来的铭川水泥公司也是现在的尖峰水泥公司和新股东浙江尖峰集团有限公司作出的承诺。贵州黄平尖峰水泥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辰光认为这个微信聊天图片是复印件，没有证据原载体，对真实性合法性提出异议，该份证据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本院认为上诉人梁艳提交的该组证据确无合法载体，无法客观反映上诉人所主张的事实，因此本院对此证据不予采信。二审中，被上诉人尖峰公司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梁艳与尖峰公司是否存在劳务关系，是否应承担支付劳务费的责任；2.梁艳主张2018年8月31日至2019年2月2日期间为尖峰公司垫付148350.37元应由尖峰公司承担支付责任，是否应支持。关于上诉人梁艳与被上诉人尖峰公司是否存在劳务关系，是否应承担支付劳务费责任的问题。本案梁艳主张提供劳务的前提来源于铭川公司向其出具的《承诺函》，该《承诺函》形式上通过股东开会决定，加盖铭川公司公章，应是公司行为。本院认为《承诺函》实质上是铭川公司原股东的意思表示，《承诺函》明确梁艳的工作任务和《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铭川公司原股东的义务一致，都是“履行公司工程、财务、人事、公司管理等相关档案的整理、移交，并配合尖峰集团进行后期债务处理”。《承诺函》不应视为公司行为，应是铭川公司原股东为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的义务而做出的，《承诺函》虽然形式上是公司作出，实际上是股东的意思表示作出的，承担承诺支付梁艳劳务费的责任应由股东承担，梁艳也未另外接受尖峰公司的委托形成新的劳务关系，因此梁艳与尖峰公司不存在劳务关系，不应承担支付劳务费的责任。关于梁艳主张2018年8月31日至2019年2月2日期间为尖峰公司垫付148350.37元应由尖峰公司承担支付责任，是否应支持的问题。2018年8月31日至2019年2月2日的期间是铭川公司审计基准日之日至铭川公司股权变更日的期间。而梁艳的劳务来源于铭川公司向其出具的《承诺函》，该承诺函作出的时间是2019年1月9日，发生劳务的时间应从2019年1月9日起算。至于梁艳主张在提供劳务期间发生的垫付费用是否应由尖峰公司承担。本院从以下分析：1.《股权转让协议》条款5.3中，明确约定“乙方（铭川公司原股东）在协议签订后，交接日前的任何时间，除事先获得甲方（浙江尖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书面同意外，乙方（铭川公司原股东）应确保：（1）标的公司（铭川公司）仅在正常和通常的业务过程中开展业务或进行日常付款，不在正常业务过程以外订立任何协议、合同、安排、保证、补偿或交易，不作出（或同意作出）任何股权投资”。（5）标的公司（铭川公司）与任何股东或任何关联方（作为另一方）之间不得超出现有的范围和条件达成任何新交易。同时《股权转让协议》附件一“乙方的陈述、保证及承诺”中的第12员工项，明确约定“原股东披露的标的公司员工待遇情况是真实、准确、完整的，除此之外，标的公司没有对员工（包括高级管理人员）待遇的其他承诺和义务”，显然铭川公司的原股东也未履行上述协议的义务，《承诺函》的出具违反了《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2.在《股权转让协议》履行期间，铭川公司于2018年11月30日在贵州都市报登报公告告知债权人在2018年12月30日前向公司申报债权，但梁艳并未在债权申报截止期前申报，事后也未得到浙江尖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确认及追认；3.梁艳主张的垫付费用未列入《股权转让协议》附件二债务清单中关联方的债务清单，该债务清单列明的梁艳的债权额为1053694.14元，另已注明其中132763.69元不按照《股权转让协议》中关于关联方债务的相关约定进行支付。实际发生的132763.69元是梁艳为铭川公司的垫付款，为此铭川公司已于2019年3月20日向梁艳转账支付；4.《股权转让协议》中附件五《关联方承诺函》内容中梁艳承诺在付款结算后已没有剩余金额，其本人承诺放弃任何债权和其他权利（920930.45元），也不再向甲方/标的公司主张任何债权和其他权利；5.2019年2月26日浙江尖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铭川公司原股东、铭川公司签订的《资产交接结算协议》4.4中的关于关联方债务的金额，三方都同意，约定的金额并未发生变动。6.梁艳虽然提供了垫付清单及费用报销单和部分原始凭证，铭川公司的陈永忠、马海英在垫付清单及费用报销单上签字，但是并未按《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经过协议双方及尖峰公司的确认或追认。综上，梁艳关于为尖峰公司提供劳务期间发生的垫付费用的主张，没有相关证据证实，也未得到尖峰公司的确认和追认，因此该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梁艳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处理得当，予以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900元，由上诉人梁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琴审判员 刘志红审判员 欧阳樟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杨建书记员邹井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