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15民初4246号原告：胡大富,男，1951年9月26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四川省苍溪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北方，男，1962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被告：北京市治通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兴华大街（二段）3号院4号楼20层2309。法定代表人：苏观荣，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伟，北京忠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北京有限公司大兴分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新华南路25号（移动通信综合楼3层）。法定代表人：汪利锋，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东闽，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胡大富与被告北京市治通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治通达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北京有限公司大兴分公司（以下简称移动分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2月1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胡大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北方，被告治通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伟，被告移动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东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胡大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治通达公司及移动分公司共同支付胡大富工程款3284826.68元；2、治通达公司支付占用胡大富资金的利息（按2015年同期贷款利息计算，自2015年11月6日起至付清之日止）；3、治通达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胡大富2012年4月至2015年陆续从治通达公司手中分包了通讯管道拉管工程，该工程是治通达公司从移动分公司承揽的，治通达公司的工程负责人为林富臣。胡大富四年来分别拉管工作量为：2012年至2013年4月机械、耗材、辅材、人工（不含PE管）17143.62m，单价为108.79元/m，合款1865054.42元；2013年至2014年16410.95m（不含PE管），单价为109.4元/m，合款1795357.93元；2013年至2014年含PE管6545.28m，单价为171.5元/m，合款1121533.73元；2015年11517m（不含PE管），单价为116.81元/m，合款1345300.77元，其中两小段10m、2m双方议价为2000元/m，合款24000元，以上总计为5150376.68元。四年来胡大富陆续从治通达公司处收取工程款1865550元，尚欠3284826.68元，胡大富与治通达公司和移动分公司多次协商未果，为维护胡大富合法权益，诉至法院。治通达公司辩称，胡大富是民工的代表，他有个施工队，带4、5个人干活，现在胡大富是否能代表其他人，治通达公司不清楚，故对诉讼主体有异议；治通达公司平时都是与胡大富进行洽商，治通达公司认可起诉书中的工程量，双方以往的价格是单价35元/m，治通达公司应支付胡大富1691159.55元，实际已支付胡大富2049800元，故不同意胡大富的全部诉讼请求。移动分公司辩称，胡大富主张的施工范围不明确，无法核实是否与移动分公司的工程有关；胡大富主张的工程，移动分公司不是发包人；在胡大富起诉的施工范围内，只可能和大兴区武北路重庆管道工程有关，该工程由移动分公司分包给中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通公司），移动分公司于2018年11月30日已经向中通公司支付完所有工程款。若胡大富主张权利，应找治通达公司上一家的发包人。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2年至2015年期间，胡大富陆续从治通达公司分包了通讯管道拉管工程，施工地点在北京市大兴区范围内，双方未签订合同，未约定单价。胡大富为证明除去郭生清2013年1月14日领走的184250元工程款以外，其他的工程款都是胡大富领取的，提交借款明细表,其上载明：“2013年1月6日芦城拉管借款（最后在工程款抵扣）网银金额20000元……2013年1月14日磁各庄拉管已验收528000已结清，184250元80%已清（郭生清）金额375000元……2017年1月22日年前借款（最后在总工程款中扣除）网银……，合计2049800元。孙思宇签字2019年1月25日”。治通达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称胡大富已经收到借款2049800元，该证据无法证明郭生清领走了2013年1月14日的款项。移动分公司称与其公司无关。经询问，胡大富称借款明细是治通达公司财务给其出具的，其上注明是郭生清领走的钱，郭生清领走钱后没有交付给胡大富，若治通达公司认为郭生清已经把这笔钱支付给胡大富了，需要提交支付凭证。治通达公司认可郭生清是其公司项目经理。胡大富为证明单价，提交拉管结算汇总表、计价表。治通达公司对该证据不认可，称系胡大富单方制作。移动分公司的质证意见同治通达公司。胡大富为证明其将拉管结算汇总表、计价表邮寄给治通达公司、移动分公司，但是二公司均未答复，视为认可，提交快递底单。治通达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称该快递发到丰巢，其公司没有人取过该快递，双方未签订结算清单。移动分公司称与其公司无关。胡大富为证明其施工的总工程量为51616.85孔米，包括胡大富拉管总表41099.85孔米和工程量单11517孔米，提交以下证据：1、胡大富拉管总表；2、工程量单（林富臣出具，林富臣为治通达公司的工程负责人），其上载明：“胡大富处2439m牛子处拉管，张浩处胡拉管9078m，共计11517m”。治通达公司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称其公司认可41099.85孔米。移动分公司称与其公司无关。治通达公司为证明胡大富之前主张单价为50元/m，现在主张的单价与之前的相互矛盾，提交短信截图（胡大富与林富臣），其上载明：“2019年1月23日林富臣：那你找郭伟，按咱们当初说好的35每米算，统计一下还差多少钱未付。胡大富：我的血汗钱当出说好的50元一米，几年了你还说35米你的良心何在？每米50元少了一分我不会同意的。林富臣：你别不认账，是老爷们儿当初怎说怎办，还我的良心何在，忘了吧，你打听打听有超过40的吗？谁应你50了？35一米多一分我也不会出的……。胡大富：谁应我50元是你们的人也有市场价，我不会乱说的有证据……”。胡大富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称核算的只是人工费，没有机械费、材料费。经询问，胡大富与治通达公司均认可最后工程交付时间为2016年1月1日；移动分公司称不清楚，与其公司无关。治通达公司为证明与胡大富同时间干拉管的人结算单价为35元/m或40元/m，提交以下证据：1、证人赵某、张某的证言（已出庭）；2、拉管工程量；3、借款单。其中，证人赵某称：“我与胡大富一起给治通达公司干活。2014年、2015年我给治通达公司干活时没有签合同，是做管道的地下穿越，施工地点不集中，工程单价是固定的，35元/m或40元/m，治通达公司供料，我只是负责施工，施工机器是我自己准备的，结算就是网银转账，治通达公司提交的赵佳伟拉管工程量的表上面的签字是我所签”；证人张某称：“我认识胡大富，在2015年10月底我给治通达公司干活，双方没有签订合同，我是做拉管的，在庞各庄施工，工程单价是40元/m。治通达公司供材，做拉管的设备是我们自己准备的，结算就是银行转账支付，治通达公司提交的张某拉管工程量表上的签字是我2016年年底所签”。胡大富对证据1不认可，称赵某、张某都是治通达公司施工队的人，存在利害关系；对证据2及证据3不认可，称与本案无关。移动分公司称与其公司无关。移动分公司为证明其公司已向承包人中通公司支付全部工程款，提交大兴区武北路新建通信管道工程施工订单、建筑安装工程量结算表、付款说明、系统截图。胡大富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称系移动分公司与中通公司的文件，与其无关。治通达公司称其公司没见过，不清楚，其公司是从中通公司拿的活。案件在审理过程中，胡大富申请对2012年4月至2015年通讯基建施工拉管工程进行造价鉴定。经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摇号确定，北京典方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为本案鉴定机构。鉴定意见为：本案中确定部分工程造价为2330649.11元；不确定部分工程造价为1005143.15元。胡大富为此支付鉴定费58900元。关于不确定部分，鉴定意见书载明：1、2013年-2014年施工的部分工程现场已灭失，故将现场无法勘查部分按照胡大富主张单独列为不确定部分，请法院裁定；2、2015年拉管工程施工11517孔米中，现场可见部分工程按照胡大富指认的管井位置，现场测量拉管工程量，依据现场勘验记录计入工程造价，治通达公司对此不予认可，故将此部分单独列为不确定部分，请法院裁定；3、2015年拉管工程施工11517孔米中的部分工程现场已灭失，无法进行现场测量，故按照胡大富主张单独列为不确定部分，请法院裁定；4、2013年-2014年施工工程中的大兴区武北路（黄良路-魏永路）路段，道路西侧可见管井及PE管路由，道路东侧管井现场已灭失，治通达公司认为此部分仅施工管头，未施工管道，故将此部分按照胡大富主张单独列为不确定部分，请法院裁定。另，鉴定意见书载明：本工程无施工合同，且胡大富为个人，故将按施工企业应计取的工程取费（措施项目费、企业管理费、规费、税金）单独列项，详见《工程造价汇总表》供委托方参考。胡大富对上述鉴定意见提出异议，鉴定部门逐一予以回复。胡大富对鉴定意见书及鉴定异议回复的真实性认可，但对鉴定结果不认可。治通达公司对鉴定意见书及鉴定异议回复的真实性认可，对鉴定结果不认可，称应该按照双方短信中说的价格进行结算，鉴定意见书中企业管理费、税金等都不应计算在内，不确定工程造价已经灭失了，不应计算在造价内。移动分公司对鉴定意见书及鉴定异议回复不认可，称其公司没有参与鉴定过程，涉案工程与其公司无关，其公司是发包方，中通公司是总包方，其公司将工程发包给中通公司后，中通公司再往下转包就不清楚了。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治通达公司与胡大富虽未签订书面合同，但胡大富实际履行了主要义务，治通达公司接受并支付了部分工程款，故本院认定双方之间施工合同成立。胡大富主张其拉管总工程量为51616.85孔米。治通达公司在答辩时认可胡大富主张的工程量，但在质证时又予以否认。因治通达公司未提交证据推翻之前的自认，根据禁止反言的原则，本院对胡大富的主张予以采信，认定其拉管总工程量为51616.85孔米。治通达公司不认可胡大富主张的单价，称胡大富之前主张单价为50元/m，现在主张的单价与之前的相互矛盾，并提交短信截图予以证明。胡大富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但称核算的只是人工费，没有机械费、材料费。因双方在施工前、后对拉管工程的单价未达成合意，故本院同意胡大富的申请，对涉案工程进行工程造价鉴定。关于涉案工程总造价，鉴定意见书载明本案中确定部分工程造价为2330649.11元，不确定部分工程造价为1005143.15元。上述两部分工程造价中均包括按施工企业应计取的工程取费（措施项目费、企业管理费、规费和税金），合计550938.49元。由于胡大富为个人，并非企业，且不备具施工资质，故胡大富无权主张该部分费用。对于现场勘查时已灭失工程及双方争议工程的工程造价，如前文所述，治通达公司认可胡大富主张的总工程量，也就是承认胡大富进行过现场施工，故本院对鉴定意见书中除工程取费外的工程造价予以认定。关于借支工程款，胡大富主张四年来其陆续从治通达公司收取工程款1865550元，郭生清领走的工程款184250元没有交付给其。治通达公司对此不认可，但未提交郭生清向胡大富交付工程款的证据，故本院对胡大富的主张予以采信，认定治通达公司已支付胡大富工程款1865550元。关于欠付工程款及利息，根据鉴定意见书，经计算，胡大富2012年至2015年期间拉管工程总造价为2784853.77元，治通达公司已支付胡大富工程款1865550元，尚欠工程款919303.77元。胡大富与治通达公司均认可最后工程交付时间为2016年1月1日故本院认定欠付工程款的利息从2016年1月1日起计付。综上，对胡大富要求治通达公司支付工程款及利息中合理部分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遇节假日顺延）9时30分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故治通达公司向胡大富支付利息的计算标准为，以工程款919303.77元为基数，自2016年1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胡大富要求移动分公司共同支付上述工程款，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七十七条、第五百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北京市治通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胡大富工程款919303.77元及利息（利息以919303.77元为基数，自2016年1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胡大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5319元、鉴定费58900，由胡大富负担67851元，由北京市治通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担26368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洪芳人民陪审员  解春燕人民陪审员  解秋艳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法官 助理  王 迪书 记 员  刘 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