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黔04民终1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韦某某，女，1994年10月4日生，苗族，住贵州省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上诉人（原审被告）：韦某诗（又名韦斯斯），女，1997年8月13日生，苗族，住贵州省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韦成照，系韦某诗伯父。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某某，女，1945年6月15日生，布依族，住贵州省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韦成照，系杨某某之子。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代某某，女，1974年4月17日生，汉族，住贵州省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翔宇房地产十栋，公民身份号码：5225301974××××××××。上诉人杨某某、韦某某、韦某诗因与被上诉人代某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0）黔0425民初14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韦某某、韦某诗、杨某某二审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1、《欠条》真实性无法认定，大额度现金支付不符合生活常理，应当严格审查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以及双方的关系，被上诉人并未举证证明该笔款项实际收到。2、借款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间借款确认需借款用途为夫妻间借款方借款用于个人经营活动或其他个人事务。本案韦成刚与被上诉人对财产没有特别约定，《欠条》可能只是夫妻之间一种财产管理的方式，即使借款关系成立，除非借款方纯粹用于显而易见个人事务或双方明确约定借款方投资经营所得收益归借款方个人享有，方可认定系个人事务目的，否则应视为借款用途系用于家庭使用。3、韦成刚、代某某在离婚协议书第二栏中表述“无债权债务”，同时第三栏中作了明确补充说明，均未涉及其他债务等情况，未反映该债务与家庭无关，借款用途不明。夫妻间借款行为不宜按照一般民事借贷关系处理，应严格考量借款用途，代某某未举证证明借款用途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力后果。4、夫妻间借款关系成立的前提条件在于婚后对财产存在分别制的特别约定，代某某提供的《个人账户交易明细》不能认定为借贷关系的成立，也不能单从证人证言就判定出借资金属于代某某婚前个人专属财产，且代某某提供的该明细中大部分为现金取款，其用途无法证实。5、上诉人出具的《欠条》无法证实是上诉人父亲所写，且现父亲已故，无法验证；代某某的证人证言都陈述其在2011年5月20日将地基以33800元转让、2014年4月9日将住房以元转让并于2015年收到款项出借给韦成刚修建上诉人现居住的房产，但案涉房屋2013年农历九月就已修建完工，并在2014年1月21日松山镇危改办发放危房改造补助金清册中体现，可见欠条落款时间真实性及上诉人陈述的真实性。被上诉人代某某二审答辩：上诉人的陈述不是事实，不符合实际。上诉人父亲当时只是一个抄表员，而我一直在做生意，他家当时经济条件比较困难，没有房子住，案涉的款项是我卖房子、卖地基所得出借给他的，才帮他把这个家撑起来。原审原告代某某一审诉讼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三被告共同偿还原告欠款138000元；2、本案诉讼费、财产保全费、担保费由三被告共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9月27日代某某与韦成刚登记结婚。此前双方同居生活十余年，代某某于2011年5月20日通过转让自己使用的位于紫云自治县的宅基地给他人获得转让款33800元，代某某及儿子吴小虎、吴小帅于2014年4月9日将位于紫云自治县的居住房转让给他人获得转让款156860元。代某某与韦成刚在共同生活中修建位于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房屋，该房屋现系韦某某、韦某诗、杨某某居住使用。2018年10月24日代某某与韦成刚协议离婚。2018年10月14日，韦成刚出具欠条给代某某，约定欠代某某170000元，到2021年2月前还清。2020年7月26日韦成刚去世，韦成刚继承人有：长女韦某某，儿女韦某诗，母亲杨某某。另查明，2019年7月30日起至2020年7月6日止，韦成刚通过微信向代某某转款32000元。韦成刚原系紫云县供电局抄表员，后转为正式职工。审理中，代某某申请对韦成刚的公积金冻结，本院于2020年8月25日作出（2020）黔0425民初1426号民事裁定书，冻结韦成刚存于安顺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紫云自治县管理部公积金13.8万元，期限一年。实际冻结公积金为132006.03元。一审认为：关于代某某与韦成刚借贷关系是否成立，韦成刚向代某某出具欠条，属于借款合同的一种记载形式，而借款合同是我国合同法中明确规定的有名合同，合同法对合同主体的规定是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也就是说夫妻间婚内订立借款合同并不违背合同法中关于形式和主体的规定。《婚姻法》第十九条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并同时规定：“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从欠条本身的性质看，欠条应当是一方将其所有的款项出借给另一方时由对方出具的欠款凭证，也就是说所欠款项应当是属于一方所有的。本案中，夫妻双方虽然没有事先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归属做出约定，但是这种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出具的欠条本身可以被认定为隐含了夫妻双方对共同财产的处分约定，即欠条满足了《婚姻法》第十九条规定的对处置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归属的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的要求。从韦成刚出具欠条及后不断通过微信向原告转账的行为看，可以认定这种隐含夫妻双方对共同财产的处分约定含义的真实存在，因此，从形式上来说，对韦成刚向代某某出具的婚内欠条的效力应当认定为有效。现欠款人韦成刚死亡，继承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缴纳税款和清偿债务以他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偿还责任。根据上述法律规定，继承是对被继承人生前财产权利和财产义务的概括承受，债务人死亡后其所欠债务并不因其死亡而消灭，其继承人在遗产继承范围内仍负有偿还义务。本案中，韦成刚死亡后，其继承人即本案三被告均未明确放弃继承，因此应视为其接受继承，故应在韦成刚遗产范围内负有向代某某偿还欠款本息的法定义务。原欠款本金为17万元，根据代某某与韦成刚聊天记录统计，结合聊天记录及转账记录记载，韦成刚自2019年7月30日至2020年7月6日间共向代某某转账32000元，现在尚欠138000元。一审判决如下：被告韦某某、韦某诗、杨某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继承韦成刚的遗产范围内向原告代某某偿还欠款本金138000元。案件受理费1530元，财产保全费1215元，合计2745元，由被告韦某某、韦某诗、杨某某负担。二审中，上诉人韦某某、韦某诗、代某某提交如下证据：1、《证明》一份、《松山镇2013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发放清册》。拟证明：上诉人韦某某、韦某诗、代某某现居住的房屋修建于2013年，且因为刚房屋是与韦成刚之弟韦成照共同修建，还得到了危房改造补贴，被上诉人主张其借钱给韦成刚修房子并不属实；2、上诉人韦某某向本院申请调取了韦成刚在中国农业银行紫云县支行开立的账号为62×××18账户自2018年10月14日至今的银行流水，拟证明：除了被上诉人自认的还款之外，韦成刚于2020年1月23日通过向代某某之弟代平勇转账5000元用于偿还借款。被上诉人代某某发表质证意见：房子是2013年我与韦成刚一起修建的，危房补贴的事情我不清楚。韦成刚转给代平勇的5000元是偿还其向我父母的借款，与本案借款无关。本院认为，对《证明》证实的韦某某、韦某诗、代某某现居住的房屋修建于2013年，双方均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但因修建上述房屋是否取得危房改造补贴，与本案无关联性，对《松山镇2013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发放清册》，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主张韦成刚于2020年1月23日通过向代某某之弟代平勇转账50000元用于偿还本案借款，但该笔转款是韦成刚转入案外人代平勇账户，其无证据证明其是依照代某某的指示转入，即不能证实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二审中经审理，确认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另查明：1、上诉人在二审中明确认可案涉借条是韦成刚本人所写；2、韦成刚通过微信向被上诉人代某某转款记录如下：2019年7月30日转账2000元、2019年8月30日转账2000元、2019年10月1日转账2000元、2019年10月31日转账2000元、2019年12月1日转账2000元、2019年12月31日转账2000元、2020年1月11日转账8000元、2020年1月31日转账2000元、2020年3月1日转账2000元、2020年4月1日转账2000元、2020年5月1日转账2000元、2020年5月31日转账2000元、2020年7月6日转账2000元，从上述转账记录可知，韦成刚在2019年7月至2019年12月期间连续6个月、2020年1月至2020年6月期间连续6个月每月均向被上诉人代某某转款2000元，每月转款时间为当月月末或次月月初。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应否认定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实际支付借款及韦成刚应否偿还案涉借款。上诉人二审主张本案所涉借款为大额借款，被上诉人并未举证证明案涉款项实际交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法释〔2015〕18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之规定，二审中，上诉人认可《欠条》是韦成刚所写，韦成刚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签订《欠条》即代表其认可欠款事实，且被上诉人一审已经举证其出售自己婚前所有的地基及房屋共得款项190660元，故被上诉人代某某具备向韦成刚出借170000元款项的经济条能力；因本案借贷双方且韦成刚与代某某自同居自登记结婚、离婚，双方已经共同生活十余年，不同于借贷主体之间一次性支付借款或在出具借条近期即支付借款的一般交易情形，被上诉人在双方共同生活期间陆陆续续向韦成刚支付借款后双方最后统一结算借款金额，是符合双方之间的特殊关系背景下的交易方式，故从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等因素综合考量，应认定被上诉人代某某实际支付了借款、借贷事实实际发生。现上诉人仅主张《欠条》是夫妻之间财产管理方式，本院不予采信。根据二审查明的事实，韦成刚在出具《欠条》后，自2019年7月至2019年12月期间连续6个月、2020年1月至2020年6月期间连续6个月每月均向被上诉人代某某转款2000元，每月转款时间为当月月末或次月月初，韦成刚向被上诉人代某某的转款呈现明显的规律性，应认定为偿还借款的行为，该行为可认定为韦成刚对尚欠被上诉人代某某借款事实的认可，故本院认定韦成刚向代某某出具该《借条》是其真实意思表达。韦成刚于2018年10月14日向被上诉人代某某出具《欠条》后，双方即于2018年10月24日在民政部门备案登记协议离婚，结合两个事实发生的时间节点来看，应予认定《欠条》是韦成刚与代某某对双方之间借款的结算；且被上诉人代某某与韦成刚在2017年9月27日才登记结婚，此前双方仅为同居关系，双方同居期间的财产一般推定为个人所有，本案被上诉人代某某所出借的款项绝大部分发生于双方登记结婚之前，夫妻双方在结算时必然已经考虑到韦成刚向代某某所借款项的借款来源、使用用途等因素，韦成刚应按照《欠条》所载金额向代某某偿还借款。上诉人主张因被上诉人不能举证借款是否用于个人事务及个人经营而不应偿还案涉款项的抗辩，本院不予采信。另，韦成刚与代某某离婚时签订的《协议书》中关于债权债务问题载明：“无债权债务”，应理解为双方对外无共同的债权债务，上诉人主张据此推定夫妻相互无债权债务，本院不予采信。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尚为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当事人应当按照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和方式履行义务。如果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和方式履行义务，导致对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可能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二审案件受理费3060元，由上诉人杨某某、韦某某、韦某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辜贤莉审判员  黄光美审判员  黎福伟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九日法官助理李欣书记员吴兆云（代）附：当事人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信息将被录入最高人民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库，通过该名单库统一向社会公布，并将承担以下法律后果：（一）承担加倍罚息或迟延履行金。（二）被强制进行审计。（三）被限制出境。（四）被限制高消费。限制失信被执行人乘坐飞机、列车软卧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限制失信被执行人住宿较高星级宾馆、酒店；限制在夜总会、高尔夫球场消费；限制失信被执行人购买不动产及国有产权交易；限制失信被执行人在一定范围的旅游、度假；限制失信被执行人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五）被限制在金融机构贷款或办理信用卡。（六）被限制担任企业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七）被依法适用强制措施。被执行人具有拒绝报告或虚假报告财产及恶意转移财产、阻挠法院审计、利用虚假诉讼或仲裁规避执行等行为，人民法院可以对被执行人或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拘留。（八）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规避执行情节严重的行为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第三百一十四条及第二百七十七条、《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解释》的规定，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罪和妨碍公务罪，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