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6民初4246号原告：夏永忠，女，1968年7月7日出生。原告：徐慧姗，女，1997年7月5日出生。原告：谢爱均，女，1943年12月9日出生。原告兼原告谢爱均的法定代理人：徐暾，男，1971年8月15日出生。原告夏永忠、徐慧姗、谢爱均、徐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侯春杰，北京向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胡燕军，男，1982年12月1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军亮，北京市鑫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春晖，北京市鑫诺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17号。负责人：郭少军，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嘉祺，北京市逢时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一庆，北京市逢时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夏永忠、徐慧姗、谢爱均、徐暾与被告胡燕军、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北分公司）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夏永忠、原告兼原告谢爱均的法定代理人徐暾及原告夏永忠、徐慧姗、谢爱均、徐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侯春杰，被告胡燕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军亮、刘春晖，被告人保北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嘉祺、张一庆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夏永忠、徐慧姗、谢爱均、徐暾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胡燕军支付原告丧葬费25401元、死亡赔偿金572300元、遗体运送费16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2.判令人保北分公司在保险限额范围内与胡燕军承担连带责任。第一项诉求是按照全部赔偿金额的50%计算。事实与理由：2018年10月2日，原告与其丈夫徐建通过侠客行公司的微信公众号“京迹行天下”报名参加了被告组织的乌兰布统两晚住宿旅游活动。2018年10月2日晚上19:30从北京出发到河北丰宁度假村，2018年10月3日早上6：00起床，6：50出发前往乌兰布统，九点钟到达乌兰布统宇航度假村，9：30乘坐越野车从宇航度假村进入乌兰布统景区，由于当时被告安排的车辆不够用，原告与其丈夫徐建及另外三名团员共五人乘坐一辆越野车，车辆存在超载，原告丈夫徐建一路都坐在车辆后备箱的车轮上，一路颠簸，旅途的过分劳累也诱发了徐建身体产生疾病。2018年10月3日晚上回到驻地后，被告没有将原告与其丈夫徐建安排在一个房间居住，而是由同团的另外一名男士与被告同住一个标间。2018年10月4日早同住的游客发现徐建已经昏迷，于是立即通知原告，原告当时在微信群里向被告导游求助，但被告导游根本没有理睬，而且被告也根本没有必备的急救箱或急救药品，慌乱中是原告的同伴拨打的急救电话，后原告及两个随行同伴跟随急救车将徐建送往附近的诊所进行抢救，但被告的导游得知徐建突发疾病情况后没有对徐建采取任何救助行为，对徐建的全部抢救措施，原告都是自己及同伴协助完成的。当徐建被送到乌兰布统附近的小诊所，经诊断后说病情严重，他们的医疗条件无法救治，随后当地小诊所就叫来急救车把徐建送往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医院，但到达医院后，徐建经抢救无效被宣布死亡，死亡原因为猝死。从徐建发病到抢救，到宣布死亡，到遗体被运回北京，被告的导游既没有救助，更没有给原告打过一个电话，事后是原告找到被告负责人要求保险理赔，被告才知道原告的丈夫已经在这次旅行中去世。被告作为旅游经营者，对于原告的家属徐建遇到的不幸没有任何的救助，以致延误了对徐建的救治，被告的失职与徐建的离世具有因果关系，被告应该对原告依法进行赔偿，具体理由如下：第一，被告所派遣的导游缺乏导游知识和经验，在徐建发生意外的情况下，没有采取积极的行动去处理紧急情况，而是继续带领其他游客看日出，完全不顾正在被抢救的徐建，延误了对徐建的及时治疗。第二，被告在旅行过程中没有携带急救药物，作为旅游经营者，被告应当在旅行过程中携带急救所需的药物，而被告没有履行相应的注意义务，导致了不可挽回的结局。因此，被告作为旅游经营者，没有对游客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及救助义务，与徐建的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旅游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第十九条规定：被告应当承担主要责任，赔偿金额不低于人身损害赔偿金额的50%。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损害，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责任确定的，保险人可以直接向第三者进行赔付，因此本案中保险公司可以在其保险限额内直接向原告赔付。被告胡燕军辩称：不同意原告诉讼请求。原告以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为案由，以违反安全保障义务为理由，应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应该由原告举证被告存在过错，本案除了存在死亡结果之外，主观过错和因果关系均没有证据证明。原告提起诉讼请求的基础不存在，原告应该遵循诚信原则。被告人保北分公司辩称：第一，认可胡燕军的答辩意见。第二，人保北分公司与北京侠客行国际户外旅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侠客行公司）存在保险合同关系，鉴于侠客行公司已经清算注销，法人主体灭失，其与人保北分公司的合同关系因为侠客行公司的主体注销而不再存在合同关系。人保北分公司不应作为本案被告承担赔偿责任。第三，从本案证据来看，侠客行公司与死者之间存在旅游合同关系，但是该旅游合同履行过程中，我们发现侠客行公司完全是按照旅游合同的约定提供相关服务。就案件发生的客人的意外，也不是侠客行公司存在任何的侵权，侠客行公司在履行合同过程中不存在任何侵权责任法上的侵权行为。第四，客人在旅行过程中发生意外，无论家人、保险公司、旅游公司都不愿意看到，从我们掌握的证据看，完全是由于客人自身疾病造成，原告所称的存在乘车和住宿问题及事发头一晚上饮酒的问题，首先不违反合同约定，且据侠客行公司提供的证据及原告方提供的证据来看，之前的饮酒就是礼节性的，蒙古马奶酒就是礼节性的，小奶碗，酒的度数也不高，另外出现客人死亡，终归是由于自身疾病，在夜晚睡觉过程中出现的，旅行社提供的服务不构成侵权。第五，关于救助问题，旅行社是旅游经营单位，不是医疗机构，在处置意外时，只有救助义务，包括打救助电话、维护现场秩序，但其不是医疗机构，没有能力参与专业抢救。死者被发现和实际救助过程中人实际已经不行了，客人出现疾病死亡的时间点非常重要，如果救助过程中其存在生命体征，才有抢救的机会，大家都要努力救助，就这个问题，原告在诉状中没有客观真实的反映。侠客行公司按照旅游合同提供的服务是没有违约行为和侵权行为的，不论是侠客行公司还是保险公司都不应该承担任何赔偿责任。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于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夏永忠系徐建的妻子，徐慧姗系夏永忠和徐建之女，谢爱均系徐建之母，徐学厚系徐建之父，徐暾系徐建之弟。谢爱均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徐暾系谢爱均的监护人。徐学厚于2020年2月4日死亡。2018年10月2日，夏永忠、徐建和案外人甘某、郭铁兵、郑欣一行5人通过“京迹行天下”APP报名参加了乌兰布统两晚住宿旅游活动B套餐，夏永忠4人共支付费用800元（每人200元），郑欣支付200元。其中报名流程上显示，活动地点：内蒙古克什克腾旗乌兰布统，费用包含交通，住宿：A套餐早上出发（2晚住宿2-3人标间），B套餐晚上出发（2晚住宿2-3人标间），保险，用餐为全程正餐费自理（集体AA制）。房差单个报名的，由领队安排同性拼房，如不愿拼房，需补交单房差，全程单房差200元/人。越野车：4人一辆，150/人=4小时。B套餐：D1天：餐饮：早餐、午餐、晚餐自理。D2天餐饮：含早餐，午餐晚餐自理。注意事项：此次活动属自助出行活动，当由于意外事故，突发气候变化和急性疾病等不可预测因素造成身体损害时，团队的发起者和同行者有义务尽力救助，但如果造成了不可逆转的损害，团队的其他成员不负担任何责任。报名须知：1.本人了解自己身体情况能够适应参加此次旅游团，并承诺能够完成此次旅游团的全部行程并按期返回。……4.在旅游过程中，如果本人由于健康及意识性错误导致的意外伤害事故（如：饮酒、骑马、驾车），贵公司免除一切经济赔偿责任。2018年10月2日，夏永忠等人19:30从北京出发到河北丰宁度假村，10月3日早上6:00起床，6:50出发前往乌兰布统，9：00到达乌兰布统宇航度假村，9:30乘坐越野车从宇航度假村进入乌兰布统景区，10月3日晚上回到驻地后参加喝下马酒仪式。10月4日早上徐建死亡。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医院于2018年10月4日出具死亡证明书，死亡原因：“猝死——心源性？”。徐建未进行尸检。侠客行公司为游客购买了额度为20万元的意外险，原告获得了相应赔偿。庭审中，原告主张，侠客行公司为了节省费用让徐建乘坐在越野车后备箱中，在下马酒仪式中给徐建敬酒，未将徐建和夏永忠夫妻安排在同一间房屋居住，未进行及时救助，故导致徐建死亡。为此原告提交以下证据：1、原告提交了徐建和越野车的照片、参加下马酒仪式的视频光盘，以证明徐建等人乘坐的车辆只能坐下5人，徐建坐在了车辆的后备箱中，旅行社人员在下马酒仪式中向徐建敬酒，导致徐建身体不适。胡燕军对该证据不予认可，称照片无法反映徐建在行驶途中的乘坐位置；下马酒仪式是象征性仪式，徐建本人可以决定是否喝，且实际上只喝了一小口，量很小，马奶酒的度数也很低。徐建私自饮酒行为才是导致其死亡的根本原因。人保北分公司对证据真实性认可，但称从照片和视频中没有看出徐建有任何负面的状态，反而经过一天游玩后，面露笑容参加了下马酒活动，也能证明由于其心情舒畅，以致在之后的聚餐中自行购买白酒并大量饮用。2、原告提交微信聊天记录，以证明其向导游求助，导游没有回应。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8年10月4日早上8:11夏永忠在微信群里@导游“把你电话给我一个”。胡燕军对该证据不予认可，称其内容看不出任何求助的内容，且其出发前已经将导游的信息给了游客，游客应该有导游的电话；第二，我方有其他证据证明6:38分左右，被告的工作人员越野车司机王江拨打急救电话时说人已经没有呼吸了，手脚冰凉，120急救车在路上遇见了徐建家人，抢救记录称人已经死亡，没有生命体征，夏永忠至少在此时已经知道徐建死亡的事实，8:11他发的这个微信不可能是求救的。我方提供的微信群完整记录里显示，当天6:02夏永忠在微信群里要求导游多发些日出的照片，当时夏永忠应该还不知道徐建死亡事实，被告就更不可能知道，徐建死亡是突发的，不在被告和原告合理预见范围内。人保北分公司对该证据不予认可。并称原告称其于10月4日早上8:11通过微信群向被告发出求助，但实际情况为侠客行公司工作人员早已协助拨打了急救电话，急救车也早于8点之前便已经赶到事发地点，所以该份证据不能看出原告向被告发出紧急求救，其表述为把你电话给我一个，也未提到徐建一事且群内其他聊天记录反而证明被告提供了旅游服务，得到了全团游客的一致好评。乌兰布统卫生院的抢救记录，里面突发疾病时间是2018年10月4日6:48-7:20抢救，事发时在这个时间点已经确认客人已经死亡了，没有生命体征了。3、原告提交证人甘某、郑欣的证人证言，以证明抢救的全过程侠客行公司没有救助。该证言大意为，夏永忠、徐建夫妻和甘某、郑欣、郭铁兵一起报名参加了乌兰布统游。旅行社安排徐建和郭铁兵同住一个房间，10月4日早晨7点左右，郭铁兵来到甘某和夏永忠的蒙古包说徐建叫不醒了，于是夏永忠等人一起到徐建的蒙古包，看到徐建微张着嘴仰躺在床上，夏永忠爬上床按压呼喊，甘某、郑欣也一同跟过来帮忙，后喊来越野车司机帮助，夏永忠在微信群里喊导游，可导游自始至终也没有回信，越野车司机喊了救护车，好久不来，于是越野车司机喊了几人把徐建搬到了越野车上，越野司机带着夏永忠和徐建一路往医院去。胡燕军称证人没有出庭作证，对证人证言真实性不予认可。人保北分公司称证人未到庭陈述本案具体事实，对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均不认可，并称该证据形式上为打印文件，下面签字为甘某、郑欣，两个签字既没有捺手印，且从签字的字迹看两个签字疑似为同一人书写，不符合证据规则规定的相关标准。4、原告提交夏永忠与司机王江的录音对话，以证明侠客行公司在徐建发生危险时没有尽到救助义务。大意为，夏说，“今天中午咱说的那个您听明白了吧。”王答，“听明白了。”……夏问，“当时我叫的您您帮的我，旅行社一点都没管是不是，就当时救。”王江称，“确实是。”胡燕军对该证据不予认可，称证人证言应由王江出庭接受质询，且录音内容明显存在诱导情形，王江是侠客行公司聘用的司机，在抢救现场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并运送原告参与抢救，本身就是履行救助义务的表现。人保北分公司对录音真实性不认可，并称录音出现疑似先行串通录制录音的倾向，且该证据也显示越野车司机王江及相关人员协助拨打电话送医救助。就死亡时间，原告表示，围场的大夫说是6点之前，夏永忠称其是6点到6点半之间接到徐建同住成员通知，到了房间发现徐建叫不醒，后为徐建按压心肺，是否有呼吸和心跳其不清楚。原告认为徐建的具体死亡时间是10月4日早上7点。被告对此不予认可，并称夏永忠曾认可医生推断死亡时间是凌晨一两点。庭审中，被告胡燕军称，徐建和夏永忠对旅游中的乘车、住宿等安排均享有自主决定权，被告未进行不正当干预；夏永忠确切知道徐建已经死亡后，不可能也没有在微信群发出所谓的求助信息；徐建真正的死亡原因无法证实，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被告已履行了风险告知义务，且徐建的死亡超出被告的合理预见能力；被告亦积极履行了救助义务，被告的随团经理吴俊兴曾赶到徐建的房间救助，越野车司机王江拨打120急救电话，参与后续处理，二人均为旅游辅助人，其行为可以代表被告。为此被告胡燕军提交以下证据：1、被告胡燕军提交与原告夏永忠的通话录音，以证明徐建有打呼噜的习惯，被告没有故意将徐建夫妻两个分开，与徐建居住在一起的，是原告一行的朋友，是具有亲密关系的人。徐建在下马酒仪式外大量私饮白酒，原告承认徐建自行购买了一瓶白酒，徐建被发现时嘴里有东西在，还有血渍。早上发现后医生就已经判断死亡了，并要开具死亡证明，所以被告后续是否有救助与徐建死亡之间没有因果关系。该录音中，夏永忠称因导游未将其和徐建安排在同一个房间，且未阻止徐建坐在越野车后备箱里，当晚旅行社敬了徐建三杯下马酒，导致徐建兴奋，徐建自行购买了一瓶白酒。夏永忠称因为其不相信围场小医院，所以围场医院给其开具死亡证明，其不承认。原告对该证据部分内容真实性不认可，称录音是在被告律师没有经过原告同意的情况下以诱导方式作出。录音中夏永忠承认徐建有打呼噜的习惯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夏永忠与徐建分开居住，是对被告人员安排上的善意妥协，徐建发生意外时嘴里含有东西并不能证明徐建当时已经死亡，夏永忠承认徐建饮酒的事实，但没有承认徐建醉酒。人保北分公司称对该证据真实性无法核实，但从内容看夏永忠承认徐建购买并饮用白酒，事发后医生到场检查发现徐建已经猝死。2、被告胡燕军提交克什克腾旗120急救中心2018年10月4日早上6点左右的电话录音、克旗医院急救中心调度登记单、抢救记录，以证明徐建最晚于10月4日早6点已经去世，120急救电话中描述中昨夜喝酒醉了，手脚冰凉，猝死，急救车医生检查病人情况，发现病人已经死亡，调度登记单记录证明6:39分接到电话，去后患者死亡、空返。其中，录音大意为，不知道啥病，游客昨晚喝了点酒，现在已经停止呼吸。克什克腾旗乌兰布统卫生院抢救记录载明:“时间为2018年10月4日6时38分——2018年10月4日7时20分。病情变化情况：于2018年10月4日6时30分左右，我院接到旗120指挥中心电话，告知有一外地游客已没有呼吸，需我院赶往现场，接到报警电话，立即组织人员前往。抢救措施及成果：我院接到报警电话后，医生童明龙，护士谢轩慧立即赶往现场，于6时45分左右在野狼谷门前与前往医院送病人的车相遇，下车后立即检查病人情况，发现病人已无呼吸及心跳，颈动脉搏动消失，双侧瞳孔散大固定，对光反射消失，无生命体征，已无临床抢救意义，但在家属的执意要求下，立即进行心肺复苏术，经过30分钟左右的抢救后，病人仍无呼吸及心跳，颈动脉搏消失，双侧瞳孔散大固定，对光反射消失，宣告临床死亡，终止复苏。”克旗医院急救中心调度登记单显示：“2018年10月4日6时39分，立即派车，到达现场，患者死亡，空返。”原告对上述证据真实性认可，但称拨打急救电话的人是王江，但是王江不是侠客行公司员工，其与侠客行公司没有合同关系，其行为不能代表侠客行公司。从原告夏永忠6点左右发现徐建出现危险（昏迷）到救护车到场之间有40分钟，已经过了最佳抢救时间，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是侠客行公司没有配备医疗药品和医护人员，导致事发时毫无准备，也没有相关工作人员在场，侠客行公司对徐建的死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人保北分公司对证据真实性认可，并称徐建当日凌晨左右猝死，夏永忠6:02还在微信群中要求导游多发日出照片，推断此时其不知道徐建猝死一事，6:39侠客行公司委派的越野车司机王江协助原告拨打120急救电话，6:45急救车赶到并开始急救，王江并不是独立于本案的第三人，是接受侠客行公司委派，为侠客行公司向原告实际提供旅游服务的主体，其行为代表侠客行公司，尽到了相关应尽责任；第二，侠客行公司没有能力也没有义务为徐建等游客配备相关的陪床监护，无法发现徐建猝死一事，即使夏永忠也是于6点之后才发现徐建猝死，不应该过度放大侠客行公司的责任。3、被告胡燕军提交马奶酒及酒杯包装及实物、开羊仪式视频及晚餐现场照片，以证明全车50多人分享同一杯马奶酒，酒杯小，酒精度数低，人均饮用量小，不可能导致徐建身体不适。晚餐视频及照片证明徐建与亲友在同一餐桌聚餐并饮酒的事实。原告对马奶酒及酒杯不认可，称不是现场喝的。视频及照片已不能完整体现整个晚餐过程。人保北分公司对该证据认可。4、被告胡燕军提交微信聊天记录，以证明徐建在发现意外时即已死亡，因此不存在救助不及时导致死亡的可能。微信聊天记录中，夏永忠15:40称，“医生说已经有尸斑了，估计夜里1、2点，建议给他穿戴好，要不不好穿了，我就在这边给他弄好了，一会直接八宝山了，在那放两天再办……死亡证书都开好了”。原告对该证据真实性认可，但称死亡事实没有经过医生确认。人保北分公司对该证据认可。5、被告胡燕军提交越野车司机王江和度假村经理李晓鹏的证人证言，以证明原告一行5人不分开，主动要求坐7人越野车，徐建邀请王江到其餐桌上饮酒；当地120急救车医生判断徐建已经死亡，拒绝拉往医院；侠客行公司经理吴俊兴及很多人都在场，尽到了及时救助义务的事实。王江的证言大意为，徐建等5人不分开，强烈要求坐到其一个人的车上，晚上吃饭时徐建要求其去喝一杯。10月4日早上6点，徐建妻子说她老公病了，王江拨打了120，随后王江就去当地医院找医生，接到医生往回走时，在度假村遇见了徐建妻子他们的车，120的急救车也在，医生检查抢救说徐建不行了，就不往医院拉了。后又联系了围场县的急救车拉徐建和夏永忠回北京。李晓鹏的证言大意为，10月4日早上6点，听王江说有人病了很严重，其赶到现场，发现旅行社经理吴俊兴也在现场，发现徐建躺在床上，枕头边有血迹，闻到很重的酒气，王江拨打了120电话，吴俊兴让赶快安排车辆送医院急救，于是其开车到门口，和吴俊兴、李晓峰及夏永忠将徐建抬上车。走到野狼谷门口时，和120急救车遇见，医生做了检查说人早就不行了，也拒绝将人拉走。后又联系了围场县的救护车，其当时因为度假村有事就回去了。原告对王江的证言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对李晓鹏的证言真实性不认可。被告人保北分公司对上述证据予以认可。6、被告胡燕军提交导游陈春焕和侠客行公司经理吴俊兴的证人证言，陈春焕和吴俊兴到庭做证。陈春焕的证言大意为，其告知了越野车坐4个人，因原告一行5人要求坐一起，所以自己选了一辆7座的车。参加下马酒仪式时其定了两个团队参加，喝下马酒的人员是团队内推举的，不是旅行社指定的。安排住房时，其告知原告夫妻住在一起多出的单人需要补房差，原告就没再坚持住一起。晚餐快结束时，看到徐建在向越野车师傅敬酒，就告诉徐建少喝酒早休息。第二天早上6:50听说有人出事了，由吴经理全权处理。之后，我与原告一行联系，他们说让我带着大家去玩，他们陪原告。吴俊兴的证言大意为，10月4日早上6点左右听说度假村有人生病了，就去看了一下，进屋看到徐建在床上躺着，双目紧闭，枕头右侧有一团血迹，其询问是否报120，因为医院较远，所以其安排车送徐建去医院，度假村经理李晓鹏把自己的车开到了度假村门口，其和李晓鹏等人帮忙将徐建抬上车，抬的时候因为吴俊兴抬的是头部，闻到了很重的酒味。一个多小时后车返回，徐建也在车上，夏女士称很严重要转院，吴俊兴说其先把保险报了。夏女士问他是谁，他说是旅行社工作人员。夏女士称别声张，大过节的别人知道了不好。当日下午听夏女士说徐建凌晨一两点就去世了。原告对陈春焕的证言不予认可，称与事实不符，并称导游对风险是清楚的，但是没有禁止他们越野车上坐了5个人。对吴俊兴的证言不予认可，称吴俊兴未向原告表明身份，吴俊兴仅是运营经理，要负责很多事，导致夏永忠不知道该向谁求救，很慌乱，被告方没有对救助出力。庭审中，原告称徐建身体基本健康，之前喜欢喝酒，酒量是四两左右，一般喝的是三四十度的低度酒。另查，侠客行公司于2020年1月21日注销登记，胡燕军系唯一股东。本院认为：公民依法享有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旅游经营者、旅游辅助服务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旅游者人身损害、财产损失，旅游者请求旅游经营者、旅游辅助服务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旅游者未按照旅游经营者、旅游辅助服务者的要求提供与旅游活动相关的个人健康信息并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或者不听从旅游经营者、旅游辅助服务者的告知、警示，参加不适合自身条件的旅游活动，导致旅游过程中出现人身损害、财产损失，旅游者请求旅游经营者、旅游辅助服务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系侵权纠纷，从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上看，一是侵权人实施了侵权行为，二是侵权人实施侵权行为有过错，三是受害人受有损害，四是侵权行为与损害之间有因果关系，这四个方面的构成要件事实均需由原告方承担举证责任，四者缺一即不能构成侵权责任。原告主张被告应承担赔偿责任的理由，一是旅行社在乘坐越野车时让徐建坐在了后备箱中；二是旅行社未让徐建和夏永忠居住在同一房间；三是旅行社安排了下马酒让徐建饮酒；四是在徐建发病时，旅行社未进行救助。首先，就徐建坐在越野车后备箱中一节，就现有证据，难以证明上述情节与徐建的死亡存在因果关系；其次，根据旅游须知，游客可以在补差价的情况下选择居住在一间房内，徐建和夏永忠以及一行朋友5人选择拼房居住，无法认定系旅行社安排的过错，且就现有证据，亦难以证明夏永忠与徐建未在同一房间居住与徐建死亡存在因果关系；第三，本次旅行中旅行社不负责晚餐，参加开羊仪式并饮用下马酒系当地风俗礼节且系游客的自愿行为，从视频中显示，徐建参加下马酒仪式时精神状态良好，下马酒的饮酒量较小，更无证据证明系饮用下马酒引发了徐建死亡，且徐建在晚餐中自行购买了一瓶白酒并饮用，对此，应自行承担相应的后果；最后，关于救助义务的问题，根据现有证据，夏永忠早上六点多发现徐建无法叫醒后，遂联系了越野车司机王江进行救助，王江系旅行社雇佣的越野车司机，李晓鹏为度假村的经理，吴俊兴为旅行社的经理，在得知情况后均赶到现场救助。在救助过程中，王江于六点三十分左右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后王江、李晓鹏、吴俊兴等人又联系了车辆，搬运徐建至车辆上送往医院，六点四十五分运送徐建的车辆和救护车在途中相遇，由医生进行救治，由此可见，旅行社在得知徐建发生意外后，及时采取了必要的急救措施，旅行社及相关人员并非专业的医护人员，在发生意外后，拨打急救电话并将徐建送往医院进行救助，系尽到了救助义务。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在得知徐建发生意外后联系了被告，而被告不予救助。综上，本院难以认定被告对于徐建的死亡存在违法行为和因果关系，故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徐建及夏永忠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徐建有饮酒的喜好，其对于自身的身体状况以及饮酒后可能产生的风险，应该有足够的认知，徐建系在晚上睡觉后发生意外，对此亦超出旅行社的合理预见范围，且在发生意外后，旅行社进行了积极救助，不存在过错，因此无需承担责任。本院对徐建的离世表示遗憾，对作为死者家属原告的悲痛心情表示理解，但对于侵权赔偿责任的承担应该严格依据法律的明确规定来进行认定，诚然旅行社作为旅游活动的组织者，应该承担较多的安全保障义务和注意义务，但此种义务亦应在法律规定的范畴内，而不应以是否发生损害结果为依据，扩大其责任范围，加重其责任承担，此亦不是立法精神的体现。侵权责任的立法旨在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明确侵权责任，预防并制裁侵权行为，促进社会和谐，通过确定责任的构成和承担规则，在权利保护和行为自由方面设置合理的界限，从而实现受害人权益救济、人民权益的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机平衡和统一。这也是法律和司法维护社会道德，倡导法治精神，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体现。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旅游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年修正）》第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夏永忠、徐慧姗、谢爱均、徐暾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137元，由原告夏永忠、徐慧姗、谢爱均、徐暾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孙宇杉人民陪审员  王宏霞人民陪审员  张玉华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二日书 记 员  柳艾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