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执 行 决 定 书 （2021）粤执复123号 复议申请人:谢某某，女，1983年5月29日出生，瑶族，住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蓝江南，广东德布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请执行人：沈某某，男，1984年10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 被执行人：华顿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香港九龙湾宏冠道8号金汉工业大厦6楼3室。 复议申请人谢某某不服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汕头中院）(2020)粤05执122号之一执行决定，向本院申请复议。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汕头中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沈某某与被执行人华顿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顿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因华顿公司未按执行通知书指定的期限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五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三条的规定，对华顿公司采取限制消费措施，限制该公司及该公司董事谢某某不得实施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2020年12月11日，谢某某向汕头中院提交《纠正限制消费措施申请书》，提出其于2019年2月22日起已经辞职，不再担任华顿公司的董事，其之前担任董事一职也仅是名义上担任，实际不参与公司的任何经营管理活动，请求纠正错误的登记信息，解除对其限制消费措施。 汕头中院认为，华顿公司系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注册成立，在沈某某与华顿公司买卖合同履行的过程中，该公司董事仅有谢某某一人，为私人公司，在该院（2017）粤05民初2185号民事判决书生效后，谢某某辞去公司董事职务并由他人担任，并不影响认定谢某某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对华顿公司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并限制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谢某某不得实施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并无不当。谢某某提出其之前担任华顿公司董事一职仅是名义上担任，实际不参与公司的任何经营管理活动但未能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明，不予采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执行工作中进一步强化善意文明执行理念的意见》【法发（2019）35号】第18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第十二条之规定，汕头中院于2020年12月25日作出（2020）粤05执122号之一决定：驳回谢某某纠正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的请求。 谢某某对汕头中院上述执行决定不服，向本院申请复议，请求：1、撤销汕头中院（2020）粤05执122号之一执行决定书。2、解除对谢某某采取的限制消费措施或责令汕头中院纠正错误。理由：（一）汕头中院适用我国公司法认定香港公司的董事即是我国公司法规定的法定代表人错误。华顿公司是在香港依法注册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诚然香港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但两地的法律制度并不相同，香港企业设立所适用的法律制度及规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相关规定并不一致。根据华顿公司的原注册登记资料显示，谢某某是董事身份，并非法定代表人、总经理或其他负责人，因此汕头中院将香港公司的董事认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的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与事实不符，更没有法律依据。（二）汕头中院在决定书中认为华顿公司董事仅有谢某某一人，为私人公司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香港公司中的董事并不等于我国公司法中规定的股东。其次，我国法律并没有关于私人公司的概念，更无相关规定，诚然华顿公司当时登记的董事仅有一名，但并不因此等同于我国公司法规定的一人股东，并以此认定华顿公司属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或私人公司。最后，在本案的合同纠纷判决书中，汕头中院也没有采信原告主张谢某某是华顿公司的董事并要求与华顿公司承担连带还款义务的主张。（三）汕头中院认为谢某某是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没有事实依据，更没有证据证明。汕头中院认定谢某某是华顿公司的直接责任人依据的是涉案合同履行过程中华顿公司董事仅有谢某某一人，为私人公司。但是除了沈某某提交的华顿公司注册登记信息显示谢某某是董事外，无其他任何证据证明申请人对涉案合同的签订、履行以及债务清偿等产生过直接乃至间接的影响或者作用，这完全是执行法官的主观猜测。谢某某是董事并不必然等于是直接责任人，汕头中院对这一事实的推导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也不符合逻辑推论，不具有合理性。并且，在本案合同纠纷案件审理过程中也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谢某某参与了涉案合同的签订、履行，乃至涉案货款的催收沟通等等，尤其在本案执行过程中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谢某某阻碍或者妨害了本案的执行，或者存在其他导致华顿公司无财产清偿涉案债务的行为和情形。（四）谢某某在汕头中院受理强制执行之前已经辞职，不再担任华顿公司的董事一职，因此将谢某某认定为法定代表人或者直接责任人与事实不符。汕头中院在2020年3月20日立案受理本案的强制执行，而本案一审判决书在2018年12月3日即已经作出。汕头中院在受理强制执行申请时未要求申请执行人提交华顿公司最新的注册登记信息，从而导致错误将谢某某作为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采取限制消费措施。根据谢某某提交的华顿公司最新注册登记信息，谢某某2019年2月22日已经辞职（当时汕头中院并未依法受理强制执行申请），华顿公司现董事为谢周平，该事实有中国委托公证人及香港律师徐佩文出具的证明书《公司资料（状况证明）》证明。因此，汕头中院将谢某某作为华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与事实不符，应当予以纠正。（五）汕头中院认为“谢某某未提交相关证据证实谢某某仅是名义上担任董事一职，实际不参与公司的任何经营管理活动”，这一推断本身就存在逻辑错误，除了单一的注册登记资料外有没有其他证据能够证明谢某某实际控制着华顿公司或者对华顿公司起决定作用，谢某某已经提交最新注册登记资料证明谢某某并非董事，那么谢某某与华顿公司的唯一联系就此断裂，这已经足以推翻汕头中院依据唯一登记资料作出的上述认定。汕头中院在本案一审判决时并未要求谢某某对华顿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国内公司法第63条明确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相互独立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但是判决书并没有据此作出判决，由此可以反推汕头中院审理本案合同纠纷时并不认为谢某某是唯一董事就想当然的等于国内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唯一股东。并且本案也没有其他任何证据证实谢某某实际参与华顿公司的经营管理活动，控制着华顿公司或者承诺过对华顿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是华顿公司的负责人或主要责任人。因此，谢某某并非华顿公司的直接责任人或控制人，汕头中院却在执行过程中依据错误的注册登记资料强行予以认定，这不仅是错误的，更是对自身做出的判决的否认，是违背司法统一规则的。 本院查明：关于沈某某与华顿公司、谢某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汕头中院于2018年12月3日作出（2017）粤05民初218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华顿公司应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付还原告沈某某货款163,002元及该款自2016年6月11日起至本判决限定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逾期付款损失。二、驳回原告沈某某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述判决于2019年4月20日生效，因华顿公司未在规定的期限内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还款义务，沈某某依法向汕头中院申请强制执行，汕头中院于2020年3月20日依法受理，案号为（2020）粤05执122号。2020年7月9日汕头中院作出（2020）粤05执122号限制消费令对华顿公司及董事谢某某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并于2020年7月14日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另查明，谢某某提交的经中国委托公证人及香港律师徐佩文出具的证明书《公司资料（状况证明）》显示，本案诉讼时华顿公司唯一董事为谢某某并持有华顿公司100,000股份，占比100%。2019年2月22日谢某某辞去公司董事职务，华顿公司董事变更为谢周平并持有华顿公司100,000股份，占比100%。 本院认为，本案焦点问题是，谢某某以其在执行程序开始之前已不是华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亦非主要责任人、实际控制人，实际也未参与公司任何经营活动为由申请解除对其限制消费措施的请求是否成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第三条规定，“被执行人为自然人的，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后，不得有乘坐飞机、列车软卧等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被执行人为单位的，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后，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实施前款规定的行为。”根据上述规定，人民法院对单位被执行人采取限制消费措施的，该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实施前款规定的行为，但上述四类人员应当是指在执行程序中仍然担任法定代表人、还在履行职责或者对公司经营管理有重大、直接影响的人员。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谢某某曾是华顿公司的唯一股东并担任董事职务，属于上述规定中的四类人员，但在本案进入执行程序前谢某某已经辞去董事职务且不再持有华顿公司的股份，故谢某某在执行阶段已不是公司董事或公司法定代表人，汕头中院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不当，应予解除。汕头中院仅依据华顿公司原注册登记资料认定谢某某为直接责任人员，并据此对谢某某实施限制消费措施，缺乏充分的事实依据，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谢某某的复议请求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五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第三条，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第十二条规定，决定如下： 一、撤销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粤05执122号之一执行决定； 二、解除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20）粤05执122号限制消费令中对谢某某采取的限制消费措施。 本决定一经作出即生效。 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