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14民初12836号原告：冯淑惠，女，1949年5月1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瑞明，女，1971年2月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昌平区，系原告冯淑惠之女。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沛颖，北京王沛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市昌平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昌平区城区镇东环路99号。法定代表人：王波。委托诉讼代理人：丛晶，女，1978年9月1日出生，汉族，吉林省白城市人，系该公司员工。第三人：王蕾，女，1980年3月2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锦华，北京双冠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冯淑惠与被告北京市昌平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昌房公司）、第三人王蕾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刘敏独任审理，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冯淑惠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瑞明、王沛颖，被告昌房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丛晶，第三人王蕾之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锦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冯淑惠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原、被告双方签订的编号为×号《北京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中第二条第三款对于王蕾属于乙方家庭人员在拆迁范围内的认定无效；2.请求判令原、被告双方签订的编号为×号《昌平区沙河巩华城及北区土地一级开发项目拆迁安置房认购协议书》中第一条第一款对于王蕾属于乙方家庭人员在拆迁范围内的认定无效；3.判令王蕾不属于拆迁被安置人员，不享有40㎡的房屋安置面积；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1年8月，被告与原告签订编号为×号《北京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和编号为×号《昌平区沙河巩华城及北区土地一级开发项目拆迁安置房认购协议书》，两份协议中关于沙河镇×号宅基地拆迁事项进行了约定。其中，原告认为双方签订的两份协议中关于王蕾属于乙方家庭人员在拆迁范围内的认定存在错误，相应协议条款无效，理由如下：其一，货币补偿协议和安置房认购协议书两份协议原告均未收到过，两份协议书是在(2019)京0114民初8800号案件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到被告处调取的，原告才得以知晓其中内容。其二，该协议书在签订时，原告只是在最后一页签了一个名字，其它页面内容当时均未填写，其它内容都是被告后来自己填写上去的。被拆迁人口名单与原告之前知道的不一致，之前协商时因王蕾不符合拆迁政策规定，是不享受安置面积的，并不包含在协商的拆迁人口中。但被告却擅自将王蕾列入拆迁被安置人，该条款不是双方协商的真实意思表示。两份协议中均显示乙方家庭成员在拆迁范围内有户口的共7人，分别是冯淑惠、刘瑞明、刘宸、刘瑞平、武斌、刘瑞龙、刘震;其他2人，分别是张建军(单边)和王蕾(单边)。但实际上王蕾并不应被确认为该宅基地拆迁被安置人。首先，王蕾不属于因政策原因导致户口未迁入拆迁范围内的人员。所述政策原因是指夫妻一方因属于非北京市户口，导致无法将户口迁入北京的情况。本案中，该宅基地在拆迁时并未采取冻结户口等强制措施限制户口迁入，王蕾为北京户口，其户口在迁拆时完全可以随时迁入此地，但却因为其本人拒绝将户口迁入，所以才导致其户口未在该宅基地内。王蕾不属于因政策原因导致未迁入的，而是其本人主观上拒绝迁入。其次，王蕾并未实际在该宅基地居住。其婚后前三年一直在朝阳区居住，怀孕后在昌平租房一年，后来搬至回龙观购买的两限房中。王蕾既不属于因政策原因未将户口迁入，也不属于此处的实际居住人。因此，被告将王蕾列为被拆迁安置人之一是不合理的，原告对此条款的内容不予认可。协议中关于拆迁被安置人员的内容并非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且不符合拆迁相关规定，相应条款应为无效条款。另外，因王蕾不符合拆迁被安置人的要求，其不应当被列为拆迁被安置人员，亦不应享有40平方米的房屋安置面积。故原告提起诉讼，请求判如所请。被告昌房公司辩称，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当时王蕾提供了结婚证，因此被认定为被安置人口，我们认为协议是有效的。第三人王蕾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编号为×号《北京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和编号为×号《昌平区沙河巩华城及北区土地一级开发项目拆迁安置房认购协议书》中关于第三人属于乙方家庭成员在拆迁范围内的认定有效，王蕾应当享有40平方米的安置面积。理由如下：1.拆迁时原告不可能放弃第三人享有的40平米安置指标。第三人系原告儿子刘瑞龙的前妻。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号的土地使用权人为原告，该院落拆迁时，第三人与刘瑞龙并未离婚。拆迁时，原告家属于后签约，目的是为了多取得拆迁利益。原告家对待拆迁能多要就不会少要，当时第三人与刘瑞龙感情并未出现问题，原告不可能放弃第三人40平米的安置面积。2.原告不能同时取得17号院和59号院两块宅基地的安置面积。原告在59号院内基于继承取得了一间房屋，59号院内还有另外两个共有人，即刘俊德和刘瑞清，即原告并非是59号院的宅基地使用权人，只是在59号院内有一间房屋而已。如果原告既是59号院的宅基地使用权人，又是17号院的宅基地使用权人，则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的规定，所以原告只能取得一块宅基地享有的40平米的安置面积，不能同时取得两块宅基地享有的安置面积。3.冯淑惠不能既作为17号院又作为59号院的安置人口享有安置面积。按照拆迁政策，59号院只能取得120平米的安置面积，分别是刘瑞清40平米，刘秀珍40平米，59号宅基地40平米。冯淑惠已经作为17号院的安置人口取得40平米的安置面积，不能在59号院内作为安置人口再享有40平米的安置面积，59号院应当享有的120平米的安置面积中的40平米，已经被冯淑惠拆借到17号院内。退一万步讲，即便59号院内有冯淑惠的安置面积，冯淑惠也不能在17号院内主张，不能诉17号院的拆迁补偿协议和安置房屋认购协议无效，应当诉59号院的拆迁补偿协议和安置房认购协议无效，而第三人的安置利益在17号院，并不在59号院内。4.第三人作为59号院的安置人口符合拆迁相关政策。原告认为第三人不符合《沙河巩华城及北区宅基地房屋拆迁安置房购买实施方案》第三条第二款的规定，不应当作为安置人口享有59号院的安置面积属于其个人对政策的错误解读和理解。拆迁时，第三人的户口虽然不在59号院内，但与原告的儿子刘瑞龙有结婚证，与原告和其他安置人员构成了59号院的家庭人口结构。涉案房屋拆迁时，户口处于冻结状态，禁止户口迁入拆迁的房屋内，这是拆迁的通常做法，但户口无法迁入并不影响作为配偶一方应当享有的拆迁利益，不能因配偶一方户口不在拆迁院落内，就剥夺其应当享有的拆迁权益。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06年7月19日，王蕾与刘瑞龙登记结婚。2017年6月12日，王蕾与刘瑞龙经法院调解离婚。2011年8月，北京市昌平房地产开发总公司（现更名为北京市昌平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昌房公司）（甲方，拆迁人）与冯淑惠（乙方，被拆迁人）签订编号为×号《北京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约定：被拆迁房屋坐落于沙河镇×号；乙方家庭成员在拆迁范围内有户口的共7人，其他2人，分别为冯淑惠、刘瑞明、张建军（单边）、刘宸、刘瑞平、武斌、刘瑞龙、王蕾（单边）、刘震；甲方支付乙方房屋及附属物拆迁补偿、补助款共计1799800元，乙方认购回迁安置房需交纳的购房款982000元，差价款817800元。双方在该协议中还约定了其他内容。2011年8月，昌房公司（甲方，出卖人）与冯淑惠（乙方，买受人）签订编号为×号《昌平区沙河巩华城及北区土地一级开发项目拆迁安置房认购协议书》，约定：乙方家庭成员在拆迁范围内有户口的共7人，其他2人，分别为冯淑惠、刘瑞明、张建军（单边）、刘宸、刘瑞平、武斌、刘瑞龙、王蕾（单边）、刘震；乙方可认购的安置房面积共计440平方米，其中购买单价为2000元/平方米的为400平方米，购买单价为3500元/平方米的为40平方米；乙方选择一居室二套、二居室三套、三居室一套；因户型原因超出的面积为20平方米，购买单价为2100元/平方米；乙方购买安置房需交纳的总金额982000元，在甲方应付给乙方的拆迁补偿款中抵扣。双方在该协议中还约定了其他内容。庭审中，冯淑惠称其仅在前述两协议最后一页乙方处签名，且签名时协议中除具体拆迁款数额及安置面积外其他内容均为空白，均为后添加上去的，且冯淑惠一直未持有该两份协议，其系在其他案件审理中得知该协议的内容。经询问，冯淑惠称其约于2011年9月份领取了前述货币补偿协议书中约定的拆迁补偿、补助款。2009年9月12日，昌房公司（甲方，拆迁人）与冯淑惠、刘瑞清（乙方，被拆迁人）签订编号为×号《北京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约定：被拆迁房屋坐落于×59号；乙方家庭成员在拆迁范围内有户口的共1人，即刘瑞清；甲方支付乙方房屋及附属物拆迁补偿、补助款共计450881元，乙方认购回迁安置房需交纳的购房款160000元，差价款290881元。双方在该协议中还约定了其他内容。2009年9月12日，昌房公司（甲方，出卖人）与冯淑惠、刘瑞清（乙方，买受人）签订编号为×号《昌平区沙河巩华城及北区土地一级开发项目拆迁安置房认购协议书》，约定：乙方家庭成员在拆迁范围内有户口的共1人，其他1人，分别为刘瑞清（户主1）、冯淑惠（户主2）、刘秀珍（户主1之妻）；乙方可认购的安置房面积共计80平方米，其中购买单价为2000元/平方米的为80平方米；乙方选择二居室一套；刘秀珍自愿放弃40平方米（3500元/平方米）的安置房购买面积，拆借给17号冯淑惠；乙方购买安置房需交纳的总金额160000元，在甲方应付给乙方的拆迁补偿款中抵扣。双方在该协议中还约定了其他内容。2011年9月6日，昌房公司（甲方）与冯淑惠（乙方）签订《兆丰家园选房确认协议》，约定：乙方认购回迁楼房屋六套，分别为×303号（建筑面积54.34㎡）、×1604号（建筑面积84.61㎡）、×203号（建筑面积82.46㎡）、×204号（建筑面积83.23㎡）、×202号（建筑面积54.28㎡）和×202号（建筑面积121.30㎡）。另查，2009年8月24日，昌房公司、北京常聚房屋拆迁有限责任公司发布《拆迁通知书》，通知载明×村的拆迁期限为2009年8月24日至2009年9月20日。《沙河巩华城及北区宅基地房屋拆迁安置房购买实施方案》对购房资格的认定为：“1.在拆迁范围内有户口并且拆迁补偿协议中确定的人员具有购房资格；2.户口不在拆迁范围内但具有安置房购买资格的人员：（1）户口是由拆迁范围内直接转入学校的在校学生；（2）参军前户口在拆迁范围内的服义务兵役的现役军人；（3）有结婚证，其中夫妻一人户口在拆迁范围内，另一人因政策原因户口未迁入拆迁范围内的人员；（4）服刑、劳教前户口在拆迁范围内的现服役人员。冯淑惠称，王蕾并不属于该方案中因政策原因导致户口未迁入拆迁范围内的人员，而是其主观上拒绝迁入。昌房公司称，在该条的实际适用时仅审查是否具有婚姻关系，在签订拆迁协议时，虽然王蕾户口未迁入被拆迁房屋，但其与刘瑞龙属于夫妻关系，故其享有购房资格。王蕾认可昌房公司的意见。经询问，冯淑惠认为其在安置房认购协议中约定的440平方米的安置房认购面积，不应该包含王蕾的40平米安置房认购面积，其认为该440平方米的构成为：冯淑惠、刘瑞明、张建军、刘宸、刘瑞平、武斌、刘瑞龙、刘震七人共计280平方米，17号院宅基地的40平方米，59号院宅基地的40平方米和刘秀珍拆借的40平方米。昌房公司对此不予认可，其认为冯淑惠无权获得59号院宅基地的40平方米，该40平方米包含在×号《昌平区沙河镇巩华城及北区土地一级开发项目拆迁安置房认购协议书》约定的80平方米中，故该440平方米中包含了王蕾可以认购的40平方米。王蕾对昌房公司的意见予以认可。再查，王蕾以分家析产纠纷为案由将刘瑞龙、冯淑惠、刘瑞明、刘瑞平、刘震、刘宸、武斌、张建军诉至我院，我院于2020年6月28日作出(2019)京0114民初8800号民事判决书，刘瑞龙、冯淑惠、刘瑞明、刘瑞平、刘震、刘宸、武斌不服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京01民终716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2019)京0114民初8800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上述事实，有货币补偿协议书、安置房认购协议书、选房确认协议、实施方案、拆迁通知书、结婚证等证据及当事人的当庭陈述在案佐证。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现冯淑惠以其对货币补偿协议书和拆迁安置房认购协议书中关于“王蕾属于乙方家庭人员、在拆迁范围内的”约定不知情，非为其真实意思表示为由，请求确认该两份协议书中的对应条款无效。庭审中，冯淑惠称其在签订协议时对协议约定的内容并不知情，且认为其购买的440平方米安置面积中包含59号院宅基地的40平方米而非王蕾可以认购的40平方米。本院认为，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故本院对其以此作为无效的依据不予支持。另外，冯淑惠于2011年8月签订协议书，于2011年9月取得了拆迁安置补偿、补助款并选取了回迁安置房并办理入住手续，故其即使在签订协议书时对协议约定内容不知情，则其在2011年9月领取款项并入住回迁安置房时应视为其已知情，故其请求对该条款进行变更或撤销的除斥期间已过。关于王蕾是否符合购买安置房的安置资格一节，当事人是否具备安置资格、是否可以作为被安置人进行安置，并非法院民事案件受理范围。昌房公司作为拆迁人，其在拆迁腾退过程中具体审查认定安置资格并与被拆迁人签订相关协议，现昌房公司明确表示王蕾作为被安置人口享有40平方米的安置房购房资格。故冯淑惠以昌房公司将王蕾列为被安置人不符合拆迁政策为由主张合同无效，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冯淑惠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00元，由原告冯淑惠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刘 敏二〇二一年三月五日书记员 吕萍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