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廊坊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冀1091民初9号 原告：李国艳，女，1978年11月7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廊坊市爱民西道馨视界花城A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莹，河北乾翔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振峰，系原告之夫。 被告：天龙制锯（中国）有限公司，住所地廊坊开发区金源东道11号。 法定代表人：大石高彰，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邢少华，河北商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泽仁，公司总经理。 原告李国艳与被告天龙制锯（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龙制锯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1月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1年2月2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国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依法判令：1、被告支付原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600000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于1996年2月入职被告公司，工作岗位为系长，工资构成为基本工资、岗位津贴、能力工资等。因原告的丈夫董振峰与被告存在劳动纠纷，被告以原告的工作威胁原告，要求原告丈夫撤诉，否则不让原告上班。2020年9月18日被告领导让原告回家休息，并强调如果原告丈夫不撤诉，原告就不能上班。被告的行为已经严重违反了劳动合同法，原告被迫要求与被告解除劳动关系，并向廊坊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因不服该仲裁裁决，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如所请。 原告针对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 一、2020年9月18日董振峰与高海洋的电话录音、2020年9月18日董振峰与刘某的电话录音、2020年9月19日李国艳与刘某的电话录音、2020年9月27日董振峰与李某的通话录音、董振峰与被告劳动争议纠纷一案开发区法院作出的（2020）冀1091民初917号《民事判决书》，以上证据证明因董振峰与被告公司存在劳动纠纷，公司要求李国艳从中做工作，并明确表示董振峰不撤诉的情况下，李国艳就不能上班，故本案系因被告公司不提供劳动条件，导致李国艳被迫与公司解除劳动合同； 二、养老保险卡片一张、开发区人社局打印的李国艳缴纳保险的基本信息一份，以上证据证明李国艳的入职时间是1996年的2月1日； 三、李国艳的工资表，证明李国艳应发的月平均工资为11224.23元。 被告天龙制锯公司辩称，原告诉请既无事实依据，又无法律依据。1、原告与天龙制锯公司的劳动关系，至今一直存续，包括社会保险，春节发的礼物以及其他应发的工资全部都在保留发放；2、2020年9月18日原告方因身体不适离开公司，就再也没有与公司有过任何联系；3、天龙制锯公司动员了不下十个人，十几次的去联系李国艳，一是通知她来上班，二是担心她的安危，但因为李国艳的手机一直在董振峰手里，所以一直没有联系到，直到李国艳申请仲裁，故李国艳没有到天龙制锯公司上班，其原因并不是答辩人天龙制锯公司未提供劳动条件，而是因为她的家庭矛盾以及其他原因，擅自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给公司造成恶劣影响。综上所述，答辩人天龙制锯公司认为李国艳的诉讼请求依法应当驳回。 被告针对其答辩意见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一、公司生产部部长蒙某与李国艳微信聊天记录、电话通话记录，证明公司9月20日微信通知李国艳休息好就正常上班；9月21日蒙某与李国艳通话，时长为8分27秒；9月22号蒙某微信询问李国艳上班了吗？李国艳回答说没上班，在外地出来玩玩散散心；9月24日，蒙某两次电话联系李国艳，未联系上，以上证据证明公司一直在联系李国艳并通知其上班； 二、公司总务部科长李某与李国艳的微信聊天记录，一是证明9月24号前两天李某已经和董振峰通过话，要求转告李国艳，说明李国艳回家四天后，处于失联状态，李国艳被董振峰胁迫；二是表示家里的事处理好了就可以回来上班，说明李国艳是可以随时上班的，对此董振峰是明知的，与9月27日通话录音事实上存在矛盾冲突； 三、被告方寻找李国艳的照片，因公司各种途径联系不上李国艳，担心李国艳发生意外，公司委派人员分别于2020年10月10日，10月16日两次到李国艳家庭地址寻找李国艳，但家中无人，其上班驾驶车辆一直停在地库，说明李国艳本人长期不在廊坊，证明其所言外出游玩了，休假取消后，李国艳并没有上班的主观意思； 四、高海洋与李国艳弟弟的通话记录，证明因为现有方式联系不上李国艳，高海洋通过联系李国艳的弟弟，帮忙寻找李国艳，李国艳的弟弟也说联系不上； 五、李国艳2020年11月到2021年2月各项保险缴纳记录，证明公司从未提出与李国艳解除劳动合同，李国艳和公司劳动关系处于存续状态； 六、被告生产部部长蒙某出庭作证，证明在李国艳与公司纠纷过程中，公司没有通知李国艳不允许其上班，反而是多次督促其上班，并且亲自到李国艳的家中找过她； 七、被告总务部下属科长李某出庭作证，证明其在2020年9月27日与董振峰的通话录音，是在下午五点左右她的同事接到后转接给她的，电话中董振峰一直陈述与李国艳产生了矛盾，她在通话中只是应付着，在后面董振峰询问“是不是他不撤诉就不让李国艳去公司上班”，当时她想赶紧结束谈话，所以回答“是”，实际上公司从未下达过不让李国艳上班的命令，9月24日她给李国艳发微信让李国艳上班，但李国艳没有来，她还与总务部部长到李国艳的家中找过她，但没有找到，10月13日她代表公司去劳动仲裁委咨询过找不到公司的员工应如何处理，仲裁委的人员告知可以保留证据继续寻找；其在公司的职责包括薪资结算、社保缴纳和部分劳资、人事工作；在公司与李国艳的纠纷中，其一直知情并参与、处理； 八、被告生产部二科科长刘某出庭作证，证明在李国艳任职期间，他是李国艳的直接上级，蒙某是他的上级；2020年9月18日其在大连出差，上午11点左右蒙某部长给他打电话说李国艳情绪不好，让他给李国艳打电话让她回家休假，他在上午11点半左右给李国艳打电话，问候她并让她先休有薪假，在此过程中他没有说过不让李国艳上班，公司也没有不让她上班，当天下午董振峰用李国艳的手机给他打电话，问是谁不让李国艳上班，他回答是公司的意思，但“不让李国艳上班”的意思只是让她休有薪假，也不是要开除她； 九、李国艳工资记录表，证明李国艳离职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 对上述证据，本院综合认定如下：原告提交的四份通话录音，庭审中被告对高海洋通话录音的真实性认可，其余三份通话录音与被告方证人刘某、李某的证人证言相吻合，故本院对上述四份证据的真实性、证明力及与本案的关联性予以确认；原告提交的（2020）冀1091民初917号《民事判决书》、李国艳的养老保险卡、缴纳保险的基本信息，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原告提交的李国艳工资表与被告提交的李国艳工资表除2020年4月、9月数额不一致外，其余各月应发工资数额均一致，本院对原被告双方一致的工资数额予以确认；被告提交的蒙某、李某与李国艳的微信聊天记录，原告对其真实性认可，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证明力及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被告提交的寻找李国艳的照片系由被告方自行拍照、与李国艳弟弟的通话记录无法证明通话内容，故上述证据的证明力本院不予采信；给李国艳缴纳保险记录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证人蒙某、刘某、李某的证言，因上述证人均系被告方在职员工，与被告方具有利害关系，故上述证人证言中与双方当事人提交的其他证据内容相吻合部分本院予以采信，无其他相关证据佐证的内容，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告丈夫董振峰与被告存在劳动争议纠纷并于2020年8月26日向法院提起诉讼。2020年9月18日，被告的总经理就董振峰与公司的劳动争议纠纷与原告进行谈话，谈话后李国艳即离开公司回家。当日上午11点多，原告丈夫董振峰给被告方总务部部长高海洋打电话，询问为什么李国艳上班中途回家，高海洋回答：“上午八点半的时候，李总请她过来，又和她说了一番话，然后我也在旁边，反正说的也严重了一点吧，简单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起诉，正常开庭的话，有可能免她的职务啊，就这么一个意思，当时看她心情和身体情况不太好，就让她回去休息了。”董振峰又问：“那李先生的意思是想开除我们还是怎么着？”高海洋回答，“没有，这是我亲耳听到的，这个开除没有实质的问题是不会轻易开除的，但是这个职务是要免掉。”下午1点50分左右，董振峰给李国艳所在的生产部科长刘某打电话，询问“不让李国艳上班了，是你的意思还是公司的意思？”刘某回答：“是公司的意思，就是先让她休息休息。”9月19日，李国艳给刘某打电话，李国艳问：“那我什么时候上班去？”刘某回答：“先安排歇有薪吧，现在有薪挺多的，先休几天吧。”9月20日，被告生产部部长蒙某给李国艳发微信，内容为：“今天我出差，有事就给我打电话。把事情处理好以后，休息调整好以后，就正常上班吧。”李国艳未回复。9月22日，蒙某再次给李国艳发微信询问其“上班了吗？”李国艳回复：“蒙部，今天没上班，在外面呢”蒙某问：“有事？”李国艳答：“没事，出来玩玩，散散心。”9月24日，蒙某再次给李国艳发微信询问其“这几天上班了没有？”李国艳未回复。9月24日，被告总务部科长李某给李国艳发微信，内容为“李国艳，你好我是李某，两天前我跟董振峰通过电话，请他转告你，家里的事处理好了可以回来上班，不知道你收到了吗？”李国艳未回复。9月27日，董振峰给李某打电话，电话中董振峰首先向李某陈述这段时间李国艳心理压力比较大，总经理和她谈完话后情绪比较激动，要和自己打离婚，回了娘家，手机也没拿，自己看到蒙部长给李国艳打了三个电话，就给蒙部长回了过去，然后问“那这个情况就是说我撤诉了，她就可以上班了是吗？”李某回答：“…我们说实话也挺理解李国艳的心情的，我们第二天从总经理那就说让她回来上班，该当她的系长当她的系长，该工作工作，第二天我就和你表达这个意思了吗，你也没说李国艳怎么着，你说她在家呢，那后来过了两天还是没动静，我还发了个微信问问她，我说国艳你收到那消息了吗？”董振峰说：“我跟你说，她的想法是什么？给我的感觉是什么，我这事不完她的事肯定完不了，是不是”李某说：“对。”接下来董振峰又向李某陈述这件事给李国艳带来的心理压力，他们夫妻双方现在的矛盾，期间多次自已主动提到公司的意思是如果他不撤诉李国艳的班也上不成了，李某都是答复“嗯”、“对”。后来李某说：“问题是咱们已经该讲的都讲了，该谈的也谈了，而且你那回也跟高部长表达这个意思了，我们真的没有别的想法，然后第二天从李总那就表达了，让李国艳回来上班，只是说你没传达到或者是谁没传达到，我们觉得我们已经表明态度了，但是说你又隔了四五天，到现在还是没有什么。”董振峰说“这个事情那不是前提我也得撤诉吗？是不是我得考虑这个问题。”李某说“对对对，这个我们也尊重你。”董振峰说：“我不撤诉，她上那个班跟上次似的还继续给轰家来，你说人有脸树有皮，她也作为系长在公司工作了这么多年，让公司给轰家来了你说这个事情她这脸在哪搁，她以后怎么面对总经理是不是。”李某说：“你这几句话要是给李国艳听了我觉得她不会跟你离婚，她不知道你能替她想到这个份上，如果你能替她想到这个份上也不会给你提那些的。”董振峰说：“现在我就跟你说一下吧，说那个上班的前提就是我必须撤诉。”李某说：“对”。后董振峰又在谈话中掺杂着多次询问“是不是他不撤诉李国艳就不能上班”，李某都回答“对，是”。2020年11月2日，原告向廊坊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开发区仲裁委）提起劳动仲裁，仲裁请求为：因被告用威胁手段不让原告上班，故原告被迫于2020年10月28日与被告解除劳动关系，要求被告支付其经济赔偿金624000元。 另查明，李国艳于1996年2月入职被告处工作，自2019年10月至2020年9月的平均工资为10455元。原告自2020年9月18日后未再到被告处上班。被告一直为原告缴纳社保，但自2020年10月未向原告支付工资。 本院认为，本案中，从庭审中双方当事人提交的通话录音及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认定，2020年9月18日，被告方因李国艳的丈夫董振峰与公司有劳动争议诉讼而找李国艳谈话，并提到可能会免除李国艳的职务，导致李国艳情绪激动，被告方遂让李国艳先回家休息，同时被告方的总务部部长高海洋在通话中向董振峰明确表示公司不会开除李国艳。在2020年9月20日、22日、24日，被告方的生产部部长及总务部科长分别通过微信向李国艳询问其近期状况，并告知其可以回单位上班，但李国艳并未回复亦未返岗。关于2020年9月27日董振峰与被告方总务部科长李某的通话录音，本院认为，在该通话录音之初，董振峰询问李某“是不是他撤诉了李国艳就可以上班了”时，李某向其回答“我们第二天从总经理那就说让她回来上班，该当她的系长当她的系长，该工作工作，第二天我就和你表达这个意思了”，李某的回答已向董振峰说明公司在第二天就通过董振峰向李国艳转达可以回公司继续上班和担任原有职务的意思表示，但在得到该回答后，董振峰仍多次自已提到如果他自己不撤诉公司就不让李国艳上班，根据双方对话语境，董振峰的陈述有的表达出的意思是“李国艳自己认为如果董振峰不撤诉她就没法再去公司上班”，有的表达出的意思是“他为李国艳日后在公司的正常工作着想，如果不撤诉李国艳无法继续回公司上班”，在上述语境情形下，李某对董振峰表达出来的如果他自己不撤诉李国艳就不能回公司上班的意思都表示了认同。故在该份录音中，李某虽在董振峰多次询问是不是他不撤诉李国艳就不能回公司上班时都回答“是，对”，但李某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是代表公司告知董振峰“如果董振峰不撤诉李国艳就不能回公司上班”。综上，本院认为，本案中，被告虽于2020年9月18日因李国艳情绪不稳定让她回家休息，但随后分别于9月20日、24日告知李国艳可以回单位上班，并且在李国艳未返岗的情况下仍一直为李国艳缴纳社会保险，李国艳在被告通知其回单位上班的情况下仍未返岗，后以被告未为其提供劳动条件为由与被告解除劳动关系并要求被告赔偿其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624000元，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十七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李国艳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5.00元，由原告李国艳负担，此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王 红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九日 法官助理  孙晓彤 书 记 员  王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