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皖02民终63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汪振花，女，1984年2月8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芜湖市鸠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惠，安徽金鸿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汤华菁，安徽金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房尚琦，男，1975年4月3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芜湖市镜湖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道培，男，1985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芜湖市鸠江区。 原审被告：浙江宝韵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舟山港综合保税区。 法定代表人：钱浩强，该公司总经理。 原审被告：浩韵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 法定代表人：钱浩强，该公司总经理。 上诉人汪振花因与被上诉人房尚琦、原审被告浙江宝韵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浩韵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芜湖市镜湖区人民法院（2020）皖0202民初83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因双方均未提出新的事实和理由，故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汪振花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或者改判支持汪振花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案涉车辆经车管所第一次查验未发现车架号变更，不能免除经营者提供合格车辆和提示说明义务。房尚琦在一审答辩中承认其在为案涉车辆办理过户手续前，已经知晓“墙板上”的车架号是事故发生后在盐城起亚工厂重新打印，并自称与原车车架号一模一样。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第17条规定车架号因事故发生损坏的，要及时办理变更申请，批准后方可重新打印车架号。房尚琦作为专业从事二手车销售的经营者，有着多年销售二手车的经验，其不可能不知晓车架号变更需要办理变更手续。房尚琦、陈道培明知车架号变更事实，房尚琦是对车管所采取欺骗手段，才将案涉车辆过户登记给汪振花。二、原审法院认为汪振花作为二手车买方未尽到审慎的注意义务，对购车风险应当有充分预估，但并不能免除房尚琦、陈道培在销售案涉车辆时作出明确说明义务。二手车买卖相较于新车买卖，确实存在一定的风险，且二手车车辆来源较为复杂，汪振花确实更应当充分预估案涉车辆购车风险，但汪振花尽到审慎注意义务的前提是房尚琦、陈道培在卖车时如实告知车况，且该风险即使房尚琦、陈道培隐瞒而汪振花也可能预见的。首先，案涉车辆变更车架号明明有合法途径，陈道培却私自变更车架号，房尚琦卖车前明确知晓车架号变更过，案涉车辆过户手续均由房尚琦一手操办，车管所查验后未及时发现车架号问题，在车辆登记簿上无任何变更信息记载。因此，汪振花根本没有能够预估案涉车辆车架号被变更这一事实的可能性。原审 法院将审查案涉车辆车况义务以及购车风险全部归于汪振花，显然忽略了房尚琦、陈道培在交易过程中应当履行如实告知的义务，只有在此前提下，汪振花才能尽到审查义务。其次，证人到庭证实房尚琦介绍车辆存在“小碰小擦”的小事故，自认如果不是事故车的情况下案涉车辆二手车销售价格在10万元左右。汪振花已经举证案涉车辆事故对左右前纵梁进行校正(即俗称“大梁”)、发动机盖更换、水箱拆装、前围上横梁总成更换、仪表台修复、前挡风玻璃总成更换等等大修，作为一般消费者都会认为案涉车辆出现过重大交通事故，遇到这类车辆销售者更有义务进行特别说明，也直接影响到消费者是否愿意购买此类二手车。而汪振花是以正常二手车价格购买案涉车辆，因此房尚琦、陈道培刻意隐瞒该信息对外销售，属于欺诈销售。三、案涉车辆因无法补办车架号变更已等同于报废车辆，房尚琦、陈道培的欺诈行为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应当承担退还购车款、赔偿损失的法律责任。首先，汪振花购买案涉车辆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日常出行，而《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6条第2款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改变车架号。案涉车辆第二次过户被车管所查出车架号变更已经被限制过户，无法办理机动车年审，因无法补办变更车架号登记，已实际成为待报废车辆。案涉车辆自过户给汪振花之日起，属于违法上路行驶，无法保障其作为消费者人身安全，也存在重大交通安全隐患，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0条、第48条第2项规定，应当认定为作为经营者提供的商品不具备商品应当具备的使用性能而出售时未作说明。其次，房尚琦在案涉车辆销售前就已经知晓车辆车架号发生过变更，房尚琦作为多年从事二手车买卖服务的经营者，其应当知晓只有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才会导致车架号所在的前围上横梁总成需要维修。结合一审中证人证言，汪振花的购车要求是能够接受小瑕疵的二手车，而房尚琦利用了张某的信任，未如实披露车辆信息，在销售过程中采取欺诈手段，误导其购买了案涉车辆。而陈道培作为车辆原所有权人，其更应当清楚了解车辆是否出过重大事故以及车辆车架号变更的事实，其未按照合理程序变更车架号，目的就是为了防止车辆登记薄上出现相关记载登记。而在二手车买卖过程中，作为一般消费者看到上述记载都会认为此类车辆出现过重大交通事故，也直接影响到消费者是否愿意购买此类二手车和车辆销售价格，因此陈道培私自变更车架号就是为了刻意隐瞒该信息，造成二手车买方的错误认识。 房尚琦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请求维持一审判决。案涉车辆在2018年的时候市场价在11万元至12万元，这个车当时卖给张某是8万元，张某想要高评高贷才贷款了9万多。张某有二十年驾车史，他名下买进卖出的车辆有十几台，他对车辆是非常了解的。当时买车的时候把车子出过事故的事情告知了张某。 陈道培未作答辩。 浙江宝韵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述称，案涉车辆不是从浙江宝韵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处购买，系汪振花经房尚琦介绍在陈道培处购买，与浙江宝韵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无关。 浩韵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述称，浙江宝韵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系独立法人资格的子公司，其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与浩韵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无关。 汪振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房尚琦、陈道培、浙江宝韵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共同返还购车款105200元，汪振花在收到该款项后十日内退还案涉皖ＢＤ××××起亚牌轿车；2、房尚琦、陈道培、浙江宝韵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共同支付赔偿款315600元；3、浩韵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对浙江宝韵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在第一、二项诉请中应承担的责任向汪振花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汪振花与张某原系夫妻关系，二人于2019年离婚。房尚琦与张某系朋友关系。2018年8月，汪振花与张某欲购买一辆二手车用于生活，便通过张某联系到在芜湖XX二手车市场从事二手车介绍服务的房尚琦，让房尚琦帮其介绍一辆低于市场价的起亚Ｋ5或迈锐宝，房尚琦后联系准备卖车的陈道培，将陈道培白色Ｋ5起亚牌轿车推荐给汪振花。汪振花确定购买该车辆后，于2018年8月29日向房尚琦支付了购车定金10000元，房尚琦于同日将该10000元定金转给陈道培。定金支付后，汪振花在房尚琦的帮助下，办理了案涉车辆的按揭贷款手续，并由汪振花于2018年8月30日与中国XX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朝晖支行签订牡丹信用卡透支分期付款／抵押合同，合同约定透支金额为95200元，用途为债务人向浙江宝韵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购买起亚牌（轿车）；交易总价137000元；透支资金的收款账户为浙江宝韵汽车销售有限公司1202××××9163账户；本合同项下透支分期还款期数为36期，债务人以一个月为一期，分期向债权人偿还透支资金，债务人每期应偿还额＝透支金额／还款期数；债务人向债权人支付手续费8591.8元；汪振花同时以所购案涉车辆为上述债权提供抵押担保。同日，房尚琦向陈道培垫付购车款50000元。2018年9月7日，汪振花委托房尚琦代为办理案涉车辆过户手续，陈道培于同日配合房尚琦将案涉车辆过户至汪振花名下，且案涉车辆经交通管理部门查验的结论为合格。2018年9月17日，房尚琦向陈道培支付购车尾款11500元，陈道培所收购车款合计71500元。2018年9月18日，案涉贷款发放至浙江宝韵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账户。庭审中，汪振花陈述其向XX银行申请的上述购车贷款发放到浙江宝韵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账户后，该公司将款项转给房尚琦，房尚琦再向陈道培支付剩余购车款。其主张返还的购车款105200元包括10000元定金及上述贷款95200元。房尚琦陈述，其向汪振花所称的购车价款为82000元，浙江宝韵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实际仅向其支付80000元购车垫付款，中间的购车差价由其赚取。汪振花支付购车款以后，案涉车辆由汪振花与张某使用至今。 另查明，一、2020年6月，汪振花将案涉车辆出售于他人，因在过户时被发现车架号字体与注册登记拓印不符而无法办理车辆过户手续，后汪振花与房尚琦联系，让房尚琦协调陈道培解决问题，房尚琦于微信中陈述“这车况当时跟张某都说了”，汪振花回复“都说了吗”“他说你只说有碰撞”“现在这车属于违法”，房尚琦再次回复“他要我找低于市场价的，能接受瑕疵车”，汪振花及房尚琦多次找陈道培协调解决车辆过户问题未果，遂成讼。二、陈道培于2015年以159800元购得案涉车辆，该车辆于2018年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并由陈道培于4S店自行进行了维修。陈道培在交易过程中已告知房尚琦案涉车辆曾发生过交通事故。三、本案中，汪振花坚持以买卖合同纠纷起诉。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的，为五百元。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房尚琦在提供居间服务，及陈道培在出售案涉车辆过程中是否存在欺诈行为，即汪振花主张返还购车款并支付三倍赔偿金的主张是否应得到支持。而认定经营者是否构成欺诈应当具备以下三个条件：经营者主观上必须具有欺诈的故意；客观上欺诈者实行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欺诈行为；结果上欺诈行为造成了消费者陷于错误判断，并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事实。首先，根据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陈道培在交易过程中已明确告知房尚琦案涉车辆属于事故车，才以较低的价格进行转让，且配合汪振花办理了车辆过户转移登记手续，因此，现有证据无法证明陈道培存在欺诈的故意与行为。其次，汪振花与张某有意购买低于市场价的二手车，房尚琦向汪振花和张某介绍案涉车辆，根据汪振花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房尚琦在车辆买卖过程中已明确告知张某案涉车辆有碰撞，并为汪振花办理了案涉车辆的过户转移登记手续，且办理过户手续时，案涉车辆经交通管理部门查验为合格，汪振花自述房尚琦仅向其介绍案涉车辆只有做漆的小事故，但其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双方对选购二手车的具体要求，且其所购二手车价格较低，符合汪振花的购车要求，因此，难以认定房尚琦主观上存在欺诈的故意，客观上实施了隐瞒真相的行为。且二手车车辆来源和状况较为复杂，故二手车买卖不同于新车买卖，二手车买方应对购车风险应有充分预估，并应在购车时尽到更为审慎的注意义务。故对汪振花要求房尚琦、陈道培返还购车款105200元并支付三倍赔偿款315600元的诉请，依法不予支持。因浙江宝韵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并非案涉车辆的卖方，其与汪振花并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汪振花要求该公司及母公司即浩韵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承担连带清偿的责任，于法无据，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汪振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3856元，由汪振花负担。 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案涉二手车的买卖双方未提交书面买卖合同，但从查明的交易情况来看，陈道培并未直接与张某（汪振花）达成买卖关系的合意。房尚琦向陈道培支付了购车定金1万元，后又分别向陈道培支付5万元和尾款11500元，陈道培实际收得购车款71500元。而房尚琦先是向张某（汪振花）收取了定金1万元，后又帮助张某（汪振花）办理购车抵押贷款，贷款发放之后，款项又直接支付给房尚琦，再由房尚琦将部分款项支付给陈道培，房尚琦从中赚取了一定数额的差价。由此可见，房尚琦与张某（汪振花）之间形成案涉车辆的买卖合同关系。本案没有书面买卖合同记载双方对于车况的具体约定，但从张某要求购买低于市场价、能接受一定瑕疵的二手车的请求来看，张某对于案涉车辆具有一定瑕疵是有预期的。现双方对在买卖时是否隐瞒了车辆曾发生重大事故的情况产生争议，但法律对具有不同程度专业知识的人的注意义务的要求也不尽相同。张某与房尚琦原系朋友关系，其具有较长时间的驾龄，对车辆的相关知识的掌握程度要比一般普通大众要多，其在明知所购车辆曾发生碰撞的情形下，更应对车辆是否经历重大维修等重要信息负有更多的谨慎注意义务。更何况案涉的二手车在相关机关登记过户时，相关机关并未提出“车架号字体与注册登记拓印不符”等问题。法律对于何为车辆“重大维修”并没有明文规定，不同人对车辆维修的状况的接受程度亦不同。张某（汪振花）在购买案涉车辆时对车辆的瑕疵情况有一定的心理预期，并以相对较低的价格购买了案涉二手车，在车辆出卖并转移登记近两年后又提出在购车时受欺诈而交易，对此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汪振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712元，由上诉人汪振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孙 俊 审 判 员  刘宵笑 审 判 员  徐红梅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五日 法官助理  王文成 书 记 员  汪 丽 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