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113民初2632号原告：刘某1，男，1974年7月15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北京市西城区，现住北京市顺义区，公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楠，北京市玖典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程芳，北京市玖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某2，男，1968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北京市顺义区，现住北京市顺义区，公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马许，北京道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玉节，（刘某2之妻），女，1962年8月9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北京市顺义区，现住北京市顺义区，公民身份号码×××。原告刘某1与被告刘某2遗嘱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1月1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程芳，被告刘某2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马许、刘玉节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位于北京市顺义区×镇×村×街×区×号院内东数第一间和第二间房屋归原告继承；2．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系兄弟关系。原、被告的父亲刘作山于2020年2月14日去世，母亲董淑英于2010年8月31日去世。原、被告的父母共生育原、被告两子。2020年2月13日，刘作山恐身体不测，立遗嘱一份，内容是将位于顺义区×镇×村×街×区×号院内北正房六间中属于刘作山的部分包括其妻子董淑英的部分在刘作山去世后均由次子刘某1继承。原告在涉诉房屋一直居住至今，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被告刘某2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如果原告把刘作山的财产给我20万元，我就同意他的请求，也同意他建房。刘作山生前是有收入的，被告没有拿到过，都是原告拿着，虽然刘作山生前与原告一起生活居住，由原告照料，但是原告对刘作山也不好。遗嘱的真实性被告不认可，赵安周作为见证人是不识字的，不可能制作遗嘱，而另一见证人付某也没有制作遗嘱，该份遗嘱是刘作山去世后制作，而刘作山不会电脑，不符合自书遗嘱的生效要件，因此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请求。经审理查明：刘作山与董淑英系夫妻关系，育有两子一女，长子刘某2，次子刘某1，长女刘建华。董淑英于2010年8月31日去世，刘作山于2020年2月14日去世。刘建华于1991年10月15日去世，未婚无子女。涉诉宅院位于北京市顺义区×镇×村×街×区×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的宅基地登记卡498号，登记使用权人为刘作山，有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的《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结果证明》为证。涉诉宅院内现有北院北正房六间，1997年建造，西厢房两间半，2012年建造，南院正房六间，2011年建造，刘某1称涉诉争议房屋是北院北正房六间中的东数第一间、第二间，上述房屋均为刘某1出资兴建，刘某2称涉诉北院北正房六间建造时刘某2也出资3000元，但不清楚刘作山、刘某1出资金额，也不清楚建房的总计支出金额。双方均认可，原签订的《赡养契约》真实性无异议，分家时分给刘某2的宅院在确权时登记在刘某2名下，分给刘某1的宅院确权时登记在刘作山名下。该《赡养契约》写明“(1)北边新房五间归建军占用，如翻新其中有贰间半房所有权归父母，(2)南边瓦房五间归建国占用，如翻新，其中有贰间房所有权归父母”，北边新房指的就是刘某2现居住使用并登记确权在自己名下的宅院，南边瓦房指的是刘某1现居住使用并登记确权在刘作山名下的涉诉宅院。刘某1提交《遗嘱》，以证明刘作山在去世前对涉诉房产等其他财产做了分配，内容为“一、所有财产的基本情况：1．位于顺义区×镇×村×街×区×号院内有北正房6间，我与妻子董淑英、次子刘某1于1997年共同出资所建，按照分家单约定，其中贰间房屋归我和妻子董淑英所有（妻子董淑英于2010年8月31日去世）。2．村委会每年下发的土地流转金。3．国家给予我的每个月的退休工资、存款余额及各项补助补贴。二、对上述财产的处理意见：1．将位于顺义区×镇×村商×街×区×号院内有北正房6间中属于我的部分（包括我记成妻子董淑英的部分）在我去世后由次子刘某1（身份证号×××）继承；2．我在村里的土地流转金（包括我继承妻子董淑英的部分）在我去世后，由孙子刘可心（身份证号×××）继承；3．国家给我的退休工资（包括我的存款余额）、各种补助补贴，在我去世后，由孙子刘可心（身份证号×××）继承。本遗嘱一式贰份，由刘某1和刘可心保留，每份均具备同等法律效力。立遗嘱地点：顺义区×镇×村×街×区×号。立遗嘱人（签名）：刘作山，见证人一（签名）：赵安周，见证人二（签名）：付某，2020年2月13日”，刘作山、赵安周、付某均在名字上有捺印，落款时间可见为一人笔迹。刘某1申请见证人付某出庭作证，证人付某陈述是刘作山自己拿出《遗嘱》，让付某、赵安周签字捺印后赵安周先行离去，付某继续待在刘作山处说话，当时刘作山说话不糊涂。刘某2提交与付某的录音称付某曾说刘作山当时已经糊涂了，付某称刘某2去其家中恐吓她，说让她坐牢，她当时不得不按照刘某2要求的说。刘某1申请另一见证人赵安周出庭作证，但赵安周称刘某2曾去威胁过他，他不敢出庭，后本庭单独对赵安周进行了询问，赵安周陈述其不识字，在刘作山去世之前曾伺候过刘作山几天，与刘作山熟识，《遗嘱》是刘作山拿出来的，期间刘作山一直在说话，《遗嘱》上是自己的签字，待了二十分钟左右签完字就走了。刘某2向本院确认多年来刘作山在涉诉宅院居住，由刘某1负责照料，在刘作山去世前的近五年中未照料过刘作山，但刘作山多年来有很多收入，应由刘某1给付刘某220万元，否则不同意刘某1的诉讼请求。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赡养契约》《遗嘱》《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结果证明》、村委会证明、户籍证明信、证人证言、录音等在案佐证，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本院认为：公民有权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数人继承。刘某1提交的刘作山所立代书遗嘱，虽然不完全符合代书遗嘱形式要件，但刘作山及两位见证人均在《遗嘱》上签字按印，刘作山也向两位见证人说起其中内容，因此，不影响遗嘱效力。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刘某2不认可遗嘱真实性、合法性，须提交证据予以证明，至庭审结束亦未予以证明，其所提交的与两位见证人的录音被见证人否认出于自愿、受到了刘某2威胁；从两位见证人的陈述中可知刘作山自行准备了《遗嘱》，且对内容有清楚认识，证实了遗嘱的真实性、合法性，出自刘作山的本人意愿。且刘某2亦陈述其多年来未与刘作山共同生活并照料其日常起居，其对刘作山的意愿难以了解并心存怀疑没有依据，而刘某2提出让刘某1给付20万元的意见没有事实依据也没有法律依据，本院难以支持。但是，鉴于刘作山处置的财产中有其无权处置的董淑英之遗产份额，本院对其中属于刘作山部分的财产确认归刘某1所有，对于董淑英的财产依法按照法定继承予以分割。依据《赡养契约》的约定，本案中涉诉宅院中北院北正房六间中东数第一间、第二间为董淑英与刘作山的夫妻共同财产，双方对此无异议，在董淑英去世后，其中一间属于刘作山的个人财产，另一间为董淑英的遗产予以法定继承，即刘作山、刘某2、刘某1是其中一间房屋的法定继承人，各占三分之一份额；因刘作山现已去世，刘作山对其名下的一间房及另一间房的三分之一份额作出处分由刘某1继承，本院对此予以确认。综上，涉诉宅院北院北正房六间中的东数第一间的三分之一份额归刘某2所有，东数第一间、第二间的其余房产归刘某1所有。需要指出的是，法律所追求的永远是公正与真理，但人之情感却是温暖有爱。父爱如山，舐犊情深，一份遗嘱因承载着一位父亲对“身后事”的诸多担忧和对子女的牵挂而充满温度。无论如何分配财产，让子女相亲相爱平安度过一生，才是老人立下遗嘱的初衷。在老人对自己的财产明确作出处分的情况下，作为子女，最应做的莫过于不违其志，遵从老人的真实意愿对财产进行分割。希望本案当事人在经历本次诉讼之后能够深刻反省自身，尊重老人意愿，和睦相处，共同维系这份血浓于水的手足之情。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北京市顺义区×镇×村×街×区×号宅院中北院北正房六间中东数第一间的三分之一份额归被告刘某2所有，东数第一间、第二间的其余房产归原告刘某1所有；二、驳回原告刘某1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一百六十三元，由原告刘某1负担二十七元（已交纳），由被告刘某2负担一百三十六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冯晨晨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田小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