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3民终969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杨冬，男，汉族，1968年7月8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441××××××××××××974，住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照煌，广东伟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顺，广东伟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惠州市年年丰农牧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68B，住所地：惠州市×××××××古岭。法定代表人：莫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史根洪，广东东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晓婷，广东东舟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杨冬与被上诉人惠州市年年丰农牧有限公司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20）粤1302民初77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杨冬上诉请求：一、撤销（2020）粤1302民初7742号判决的第一项和第三项，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二、撤销（2020）粤1302民初7742号判决的第二项，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三、判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二审律师费人民币伍万元。四、判令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无权在民事诉讼中对政府行为作出评价，其认定涉案养殖场不属于禁养区，罔顾案件基本事实，二审法院应当纠正一审法院错误的事实认定。2018年8月15日，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政府发布了《关于划定惠城区畜禽禁养区的通告》（惠城府[2018]57号），明确将汝湖镇古仙村划定为畜禽禁养区，位于古仙村大谷岭的涉案养殖场便在其中。这一畜禽禁养区的划定属于人民政府的行政行为，一审法院无权在民事诉讼中加以干涉。但一审法院在判决里多次强调辖区行政机关至今未作出书面确认文以及来函办理拟关停、搬迁的补偿行为。其实关停、搬迁养殖场与养殖场被划入禁养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论政府有无作出关停、搬迁养殖场的行政规定，都不能否定案涉猪场已被划入禁养区的事实。一审判决书第26页第11至13行陈述：“但至今，原、被告至今未收到辖区行政机关作出的确认养殖场为禁养区有关书面确认”。但事实上，惠城区人民政府（2018）57号《通知》发出即生效，无需另行向禁养区内养殖场发出所谓的“书面确认”。如果一审法院认为对案涉猪场是否属于禁养区的地理范围有疑问，那么它也应当向惠城区畜牧局调查，而不应当在判决书中“闭门造车”,武断地认定案涉猪场不处于禁养区。事实上,自2019年1月开始，惠城区畜牧局就多次到包括被上诉人在内的禁养区内猪场进行现场督导,或组织开会,强调禁养区内猪场必须做出并落实“零排放”、“资源化利用”的方案，这些情况只要一审法院去调查，惠城区畜牧局就一定会如实告知。一审法院罔顾案件基本事实、颠倒黑白，认定事实错误，二审法院应当予以纠正。二、一审法院判决确认双方签订的《场地租赁合同》及补充协议于2020年4月1日解除，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根据相关证据表明，上诉人解除合同的条件已成就，合同应于2019年7月1日解除。惠城区政府对禁养区内持证经营的养殖场，一直没有下达严格的“零排放”、“资源化利用”的养殖要求。直至2019年1月，惠城区的养殖政策才予以调整。2019年1月4日，惠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的《惠城区畜禽养殖禁养区、适养区管理规定》第三条规定：惠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的《惠城区畜禽养殖禁养区、适养区管理规定》提出了禁养区内已持证经营的养殖场需做好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零排放的要求，其第五条规定：“畜禽养殖场在关停、搬迁和转产前应持证经营，做好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实现零排放，不得直排污染环境。”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最迟从2019年2月开始，惠城区畜牧兽医与渔业局对禁养区内持证经营的养殖场下达了“零排放”“废弃物资源化全利用”具体而严格的措施要求，这些要求包括：2019年2月，要求有关养殖企业提交《猪舍提质及粪污综合利用升级改造方案》、《种猪场转出禁养区方案》等资料，并召开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联审会议以研究审议。2019年4月至5月，在惠城区召开有关工作会议上，要求各规模畜禽养殖场围绕实现零排放、废弃物资源化全利用来设计畜禽粪污处理的工艺模式，并制定畜禽养殖粪污资源化利用方案，以达到零污染的目的。《场地租赁合同》第七条第1点约定：“如因政府部门调整养殖政策，造成不能继续养殖的，双方互不承担责任；如需完善养殖设施的，而乙方想继续养殖的，由乙方负责完善并承担相关费用。”通过解读上述约定条款可知，政府部门调整养殖政策后，若需完善现有养殖设施后才能继续养殖的，上诉人有权解除合同。在本案中，因政府部门政策的调整，涉案养殖场被划入畜禽禁养区，且养殖条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政府发布关停、清拆的具体通知前，上诉人若想继续经营养殖场，需要实现畜禽养殖废弃物的零排放，无论是将其现有的水冲粪处理模式改造为漏缝地板下自动化干清粪处理模式，还是发酵床处理方式，都需要被上诉人所出租的猪场栏舍具备漏缝地板的双层设计条件，而事实上案涉猪场栏舍是单层结构，若要实现干清粪及发酵床的处理方式，就不是简单的增加设施，而是要将猪舍拆掉重建；另外，猪场附近也没有需要粪便作肥料的农场以实现资源化利用，所以，上诉人单方解除合同的约定条件已成就，当上诉人不想继续养殖时，有权单方解除租赁合同。上诉人向被上诉人邮寄的《解除合同通知书》具有解除合同的法定效力，《场地租赁合同》及补充协议于2019年7月1日解除。另外，需提醒法官注意的是，由于2018年底开始猪价普遍上涨，广东省农业农村厅等12个部门于2020年7月17日联合发出《关于印发我省促进生猪生产保障市场供应十条措施的通知》，要求不得随意扩大禁养区范围，但这无法改变2019年惠城区政府及惠城区畜牧局要求禁养区猪场达到“零排放”和“资源化利用”的事实，上诉人2019年6月28日解除租赁合同符合当时的客观条件。三、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同时向被上诉人支付闲置养殖场的租金损失及违约金，明显属于裁判逻辑自相矛盾，应当依法改判。上诉人认为，上诉人是在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成就的情况下解除租赁合同，因而无需承担违约责任。一审法院一方面认定上诉人单方解除《场地租赁合同》属于违约行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另一方面又判决合同于2020年4月1日才由被上诉人单方解除，明显认定事实不清，自相矛盾。既然其认定上诉人单方解除合同的行为违约且需为此承担闲置养殖场的租金损失，那么可以推知该解除行为已经发生了解除合同的效力，上诉人才需为此行为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但是，一审法院又作出合同自涉案养殖场被上诉人接收时才解除的判决，实际上否认了其前述对上诉人解除行为效力的认定。一审法院的说理前后自相矛盾，显然构成错判。上诉人在2019年6月28日邮寄的《解除合同通知书》里明确作出了解除的意思表示，被上诉人也在其2019年7月30日作出的《关于对的复函》里确认了上诉人单方终止合同的违约行为并就此向其追索赔偿300万元，即视为其对上诉人单方解除合同效力的承认。但是，一审法院无视上述事实，一概以被上诉人接收养殖场的时间节点为合同解除的时间，并同时要求上诉人赔偿以租金为标准计算解除前闲置养殖场的损失以及支付合同解除后的违约金，明显偏袒被上诉人，有失公允。依照一审法院的逻辑，即使在上诉人已早早于2019年3月停产并撤离养殖场的情况下，若被上诉人迟迟不接收养殖场，直至涉案合同到期日，也即2023年2月1日才接收经营，那么上诉人就要承担涉案合同未履行完毕的剩余全部租金吗（这一金额高达297.42万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被上诉人明知上诉人提前停产并撤离养殖场会对其造成经济上的损失，在上诉人明确告知已早早停产且通知其七天内办理交接手续时，仍然不前来接收经营养殖场，而是放任其闲置，任由闲置损失的扩大，直至2020年4月1日才接收，该扩大损失应当由其自行承担。一审法院却将此扩大损失判由上诉人承担，让上诉人承担后续的违约金，对上诉人极其不公。四、由于上诉人解除租赁合同不构成违约，所以上诉人一审中关于返还履约保证金、返还租金、返还建设道路、建筑物和相关设施设备费用、保管费用、律师费等全部诉讼请都应得到二审法院支持，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应当全部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为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现上诉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之规定，特向贵院提起上诉，望贵院能判如所请。被上诉人惠州市年年丰农牧有限公司答辩称：上诉人的上诉无理，应予驳回。原审原告杨冬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确认原告和被告签订的下列合同或协议已于2019年7月1日解除：2013年2月1日签订的《场地租赁合同》、2013年7月15日签订的《补充协议》、2014年1月24日签订的《补充协议》、2015年6月25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二）》。2.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履约保证金40万元。3.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已预交的2019年3月11日至2019年7月31日的租金321021.51元。4.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因兴建养殖场中的建筑物、道路及相关设施设备而发生的费用964092元。5.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因被告拒绝接收养猪场而发生的保管费用（保管费用从2019年3月11日起算，计至2020年1月31日为125871元；从2020年2月1日起按每月8000元计付至被告实际接收养猪场之日止）。6.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律师费2万元。7.请求依法判令本案的所有诉讼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等）由被告承担。原审反诉原告惠州市年年丰农牧有限公司向原审法院反诉请求：1.请求判令反诉被告向反诉原告赔偿2019年7月1日至2020年3月31日因空置而产生的损失600547.95元及逾期支付利息（利息以600547.95元为基数，自2019年7月1日起按每月2%支付至清偿之日止，暂计至2020年7月22日为154941.37元，以后继续计算）。2.请求判令反诉被告向反诉原告支付自2019年7月至2020年4月保管费用135000元。3.请求判令反诉被告向反诉原告支付720000元的合同违约金。4.请求判令反诉被告向反诉原告支付因其擅自停产给反诉原告造成损失1500000元（庭审时，其主张该损失的计算是以养殖场去年经营利润及停产造成其屠宰场没有生猪供应的源头造成损失所得数额）。5.请求判令反诉被告向反诉原告支付的律师费80000元。6.请求判令由反诉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公告费、保全费等相关费用。以上各项金额合计3190489.32元。原审法院认定事实：2002年12月12日，原告杨冬与惠州市××××××民委员会签订一份《承包荒地开发鱼塘合同》，约定由原告承包古仙村大古岭的荒地（具体范围附有红线图）。2005年，原告将以上合同的权利义务转由被告惠州市年年丰农牧有限公司承接，注明荒地的承租权与财产权归被告，并约定，如被告与古仙村委会签订变更承租人协议，原告应无条件予以配合。2013年2月1日，原告与被告签订《场地租赁合同》，合同约定被告（甲方）将以上位于古仙村大古岭的原荒地上的养猪场、地及设施租赁给原告（乙方）开展生猪养殖，合同第二条约定租赁期限从2013年2月1日起至2023年2月1日止，共10年。第三条约定租金为每年80万元，每年分两次支付：每年1月5日前支付上半年租金40万元，7月5日支付下半年租金40万元。第四条约定乙方以其持有的惠州市××肉业有限公司及惠州市誉品牧业有限公司的股权作为租赁保证金质押给甲方。合同第六条第（二）项乙方权利和义务中第7点约定，因生产发展需要，在符合有关政府部门规定要求的审批及手续齐全的情况下，经甲方同意，乙方可在租赁范围内增设建筑猪舍、配套住房、种植果树，以及兴建必要的配套设施，费用由乙方自负。未经审批或甲方同意的，视乙方为违约，甲方可解除本租赁合同并追究乙方违约责任。租赁期满，或因乙方违约导致合同中途终止的，上述增设的建筑及其配套设施、鱼塘、果树等无偿归甲方所有。第9点约定，在养殖过程中未经甲方允许不得擅自停产停业，如因乙方自身防疫、债务等行政或民事原因造成养殖场停产停业的，视为乙方违约，责任由乙方自行承担，与甲方无关，甲方有权可解除本租赁合同并追究乙方违约责任。第11点约定，在租赁期届满或本合同解除之日，乙方应将租赁物以清洁良好的状态交还给甲方。如届时乙方未搬清物品的，则视为乙方放弃其所有权，甲方有权自行处置，乙方不得有异议，如因乙方违约导致甲方收回该祖赁物的同样适用本款规定。第12点约定，乙方与惠州市××××××民委员会签订的《承包荒地开发鱼塘合同》（签订时间：2002年12月12日），事实上已于2005年转由甲方承接，荒地的承租权及其财产权实际归甲方所有。如甲方决定与古仙村委会签订变更承租人协议或其他协议的，乙方应无条件配合甲方签署相关文件及完成所有手续，否则甲方有权与乙方解除本合同，并要求乙方依照本协议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合同第八条违约责任中，第1项约定，合同期内，双方均不得单独无故在中途解除合同，否则要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第2项约定，乙方未按时支付租金，逾期15日内支付的，乙方须每日按欠付租金总额的1%向甲方支付违约金。第3项约定，乙方违反本合同其他约定的，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以乙方质押的股权优先受偿或以股权直接抵偿，并向乙方主张本协议未履行完毕的租赁期限内所应支付租金金额20%的违约金，以及追究乙方的违约责任而产生的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若上述方式不足以弥补甲方实际损失的，乙方应予以赔偿甲方该未得到弥补部分的损失。第4项约定，租赁期满或本合同因乙方违约被解除的，乙方必须按照本合同约定的或甲方要求的时限内交回租赁物，否则甲方有权强行收回租赁物，所有的责任和后果均由乙方承担。根据以上合同第六条第（二）项中第12点的约定，2020年9月23日，惠州市××××××民委员会根据原告杨冬2013年2月1日的申请，将2002年12月12日签订的《承包荒地开发鱼塘合同》一方中的杨冬变更为被告惠州市年年丰农牧有限公司（合同其他内容没有变更）。2013年7月15日，原、被告签订一份《场地租赁合同》补充协议，约定由被告出资在涉案猪场上加建400至550平方米的栏舍，产权归被告所有，租金按建筑面积及每平方米60元/年计算。据此，双方庭审时确认，加建后，双方按每年租金为83万元履行合同。2014年1月24日，原、被告签订一份《补充协议》，将2013年2月1日双方签订《场地租赁合同》的第四条约定的用两公司股权改为由原告用现金40万元为租赁合同的保证金。2014年4月29日，原告支付了该40万元给被告。原告在履行承包、租赁合同中，原告主张其在养殖场建设办公室、宿舍、出猪台、道路投入608776元、场外道路工程投入15766元、玉米仓库及设备投入57000元、变压器工程投入178500元、饲料间雨棚投入27000元、老宿舍雨棚投入20000元、发电机投入41000元、变频器控制箱投入6050元、换电表投入10000元，以上合计投入964092元，并提供部分支付凭证。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原告向原审法院申请对以上办公室、宿舍、出猪台、道路、饲料间雨棚、老宿舍雨棚的价值进行鉴定，但表示没有办法提供建设的相关设计图纸等。原告于2018年12月30日向被告支付了2019年2月1日至2019年7月31日的租金共415000元。原告在庭审时，提供银行转账单及工资表，主张其支付了从2019年3月11起至2020年1月30日止两名看守养殖场的工人（其中一名为王学志）工资125871元。被告也出示工资表，主张其支付了自2019年7月至2020年4月三名看守养殖场的工人（其中一名为王学志）135000元。双方在庭审时确认：被告在2020年4月1日起接收养殖场并重新恢复生产经营。庭审查明，养殖场于2014年7月15日取得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于2015年6月24日取得广东省污染物排放许可证，于2020年4月2日取得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于2020年7月10日取得跨省引进乳用种用动物检疫许可。原、被告在履行以上《承包荒地开发鱼塘合同》中，原告于2019年3月从同行业处获释惠城府【2018】57号文（该文自2018年9月15日起施行），即《关于划定惠城区畜禽禁养区的通告》，认为以上鱼塘属于以上通告中第一条的禁养区：汝湖镇的古仙村距东江1公里以内或广惠高速、惠大高速两旁500米范围内的禁养区范围内，认为养殖场面临随时被整治、被关闭、被拆除，从而于2019年6月28日向被告发出解除合同决定书，并要求被告收到解除合同决定书后七日内双方办理养殖场交接手续，退回履约保证金40万元。被告接决定书，回复原告，认为原告违约，对40万元表示不予退回，同时表示要求原告赔偿2019年3月以来空置养殖场、没有缴交租金等损失300万元，从而引起纠纷。庭审查明，原、被告至今未收到辖区行政机关作出的确认养殖场为禁养区有关书面确认文。2019年1月1日，惠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作出惠城府办【2019】1号文印发《惠城区畜禽养殖禁养区、适养区管理规定》的通知，该规定第四条，生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及缓冲区，东江、西枝江两岸100米范围以及惠城区主城区内（三环内）为“零养殖区”，其余禁养区范围内允许散养户即农村家庭式畜禽养殖。第六条，本规定实施后，禁养区内现有的证照齐全的畜禽养殖场，鼓励其关停或者搬迁，由区人民政府依法予以补偿。第七条，鼓励在适养区建设规模化养殖场，发展规模化、标准化养殖。第八条，现有的养殖专业户，鼓励其升级改造进行规模化养殖，且需报区环境保护分局、区畜牧兽医与渔业局登记、管理。第十三条，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至2023年9月15日止。庭审时，双方确认，养殖场至今没有政府部门来人来函办理畜禽的登记或其他拟关停、搬迁的补偿行为。另查明，本案诉讼中，原告支付律师代理费20000元，被告支付了律师代理费80000元。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原告于2019年6月28日向被告提出解除承包经营养殖场是否违约。原审法院认为，原告与惠州市××××××民委员会签订的《承包荒地开发鱼塘合同》后，原告将以上合同的权利义务转由被告承接，并约定，如被告与古仙村委会签订变更承租人协议，原告应无条件予以配合（且惠州市××××××民委员会根据原告杨冬2013年2月1日的申请，将《承包荒地开发鱼塘合同》一方中的杨冬变更为被告惠州市年年丰农牧有限公司）。为此，原审法院确认被告系《承包荒地开发鱼塘合同》中的合同承包人。据上，因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场地租赁合同》及补充协议没有违反相关法律规定，且养殖场取得行政管理部门审批许可生产经营，为此，以上合同为有效合同，双方应依法严格履行。原告在履行合同中，于2019年3月从同行业人处获释惠城府【2018】57号文即《关于划定惠城区畜禽禁养区的通告》，认为养殖场属于以上通告中第一条的禁养区：汝湖镇的古仙村距东江1公里以内或广惠高速、惠大高速两旁500米范围内的禁养区范围内。但至今，原、被告至今未收到辖区行政机关作出的确认养殖场为禁养区有关书面确认。其次，根据2019年1月1日（并在当天起实施）惠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作出惠城府办【2019】1号文印发《惠城区畜禽养殖禁养区、适养区管理规定》的通知第四条规定的范围，养殖场不属于“零养殖区”；根据以上规定的第六条，因养殖场属于证照齐全的畜禽养殖场，如人民政府认为要关停或者搬迁的，由区人民政府依法予以补偿。但双方确认：养殖场至今没有政府部门来人来函办理畜禽的登记或拟其他拟关停、搬迁的补偿行为。再次，养殖场于2020年4月2日取得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于2020年7月10日取得跨省引进乳用种用动物检疫许可。据上，原审法院认为，现原告在没有查清、知悉从2019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2019】1号文（《惠城区畜禽养殖禁养区、适养区管理规定》）的内容，同时在没有行政机关作出认定养殖场为禁养区的情况下，自行认为养殖场为禁养区，缺乏事实，依法无据，对其该主张，原审法院不予采纳。据上，原告自认为养殖场面临随时被整治、被关闭、被拆除，从而于2019年6月28日向被告发出解除合同决定书，以上，原审法院认为，原告自行解除《场地租赁合同》，属于违约。根据《场地租赁合同》第八条违约责任中第1项“合同期内，双方均不得单独无故在中途解除合同，否则要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的约定，原告需要承担违约责任。对于原告第1项诉讼请求问题，原审法院认为，原告在2019年6月28日向被告发出解除合同后，被告已于2020年4月1日接收回养殖场，为此，双方签订的相关合同、补充协议在被告同意接收养殖场时解除。对于其主张从2019年7月1日解除，因其未向仲裁、审判或其他有权机关主张诉求准许，也未得到被告同意，故，其主张缺乏事实，依法无据，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对于原告第2项诉讼请求问题，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场地租赁合同》第八条违约责任中第3项“乙方违反本合同其他约定的，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以乙方质押的股权优先受偿或以股权直接抵偿”的约定，原告支付给被告的履行保证金（40万元）应直接抵偿其因违约而应承担的责任。为此，该40万元应在解除合同的结算中合并处理。对于原告第3项诉讼请求问题，原审法院认为，因其在2019年6月28日才向被告提出解除合同，且未向仲裁、审判或其他有权机关主张诉求准许，也未得到被告同意解除，且原告在2019年3月至2020年4月1日的被告接收养殖场之前，原告实际占有、使用养殖场,以上有其主张的被告不同意接收养殖场及主张安排两名工作人员看管为据。为此，对于其要求被告返还2019年3月11日至2019年7月31日的租金，理由不充分，依法无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据上，因原告在2020年4月1日前实际占有、使用养殖场,因合同未经依法解除或经被告同意解除，为此，原告在期间是否正常养殖生产经营,不影响其应向被告交纳租金的义务。对此，对于被告的反诉请求第一项的问题，原审法院认为，原告从2019年8月1日至2020年4月1日止空置养殖场且未支付租金，对被告造成的损失即为租金损失，应按租金支付的约定执行支付。为此，该损失为553333元（即553333元=83万元/12个月×8个月）。现被告反诉要求原告支付600547.95元，对于超出部分，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原告第4项诉讼请求问题，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场地租赁合同》第六条第（二）项乙方权利和义务中第7点“租赁期满，或因乙方违约导致合同中途终止的，上述增设的建筑及其配套设施、鱼塘、果树等无偿归甲方所有。”、第9点“在养殖过程中未经甲方允许不得擅自停产停业，如因乙方自身防疫、债务等行政或民事原因造成养殖场停产停业的，视为乙方违约，责任由乙方自行承担，与甲方无关，甲方有权可解除本租赁合同并追究乙方违约责任。”、第11点“在租赁期届满或本合同解除之日，乙方应将租赁物以清洁良好的状态交还给甲方。如届时乙方未搬清物品的，则视为乙方放弃其所有权，甲方有权自行处置，乙方不得有异议，如因乙方违约导致甲方收回该租金物的同样适用本款规定。”、第八条违约责任中第4项“租赁期满或本合同因乙方违约被解除的，乙方必须按照本合同约定的或甲方要求的时限内交回租赁物，否则甲方有权强行收回租赁物，所有的责任和后果均由乙方承担。”的约定，现因原告违约：中途终止合同，故必须按上以约定承担责任，为此，根据以上约定，对于原告该请求因与以上约定不符合，依法无据，理由不充分，原审法院予以驳回。根据以上约定，以上资产应无偿归被告所有。故，对于其请求对以上资产的价值进行鉴定，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对于原告第5项诉讼请求，原审法院认为，因原告在合同未经依法解除或被告同意解除时自行终止合同，且原告在2020年4月1日前实际占有、使用养殖场,为此对于原告在被告同意接收回养殖场前产生的看管养殖场费用应由原告自行承担。以上也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关于违约责任承担的规定。为此，对于原告该请求，因依法无据，理由不充分，原审法院予以驳回。对于原告第6项诉讼请求，原审法院认为，《场地租赁合同》第八条违约责任中第3条仅约定原告违约时，原告要承担被告追究原告而生产的诉讼费、律师费，但没有约定被告在任何情形下需承担原告产生的律师费，且原告违约主动解除合同，为此，原告该请求依法无据，理由不充分，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对于被告对原告提起反诉的反诉请求问题，原审法院评判如下：对于被告反诉第一项请求的评判，见原审法院对原告第3项请求中的评判。对于该请求中要求原告按每月2%支付逾租支付利息问题，虽《场地租赁合同》第八条违约责任中第2项约定了相关内容，但因与以上违约责任中的第3项约定的违约金（即20%的约定）重复，为此，对于被告请求支付利息，原审法院予以驳回。对于被告第二项反诉请求的问题，原审法院认为，被告在没有决定同意接收原告解除合同之前，且原告依合同租赁权留守相关职员看守养殖场的情况下，即使被告存在自行派出人员看管养殖场的情形，也属于越权行为，且被告主张的派出看守管人员中的王学志同时已属于原告的看守人员，为此，被告主张其支付的2020年4月1日之前的养殖场看守人员的工资及其4月1日接收回养殖场后的看守人员工资应由被告自行承担。其要求原告承担，依法无据，理由不充分，原审法院予以驳回。对于被告反诉第三项、第五项请求的问题，原审法院认为，因原告违约，根据《场地租赁合同》第八条违约责任中第3项“乙方违反本合同其他约定的，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以乙方质押的股权优先受偿或以股权直接抵偿，并向乙方主张本协议未履行完毕的租赁期限内所应支付租金金额20%的违约金，以及追究乙方的违约责任而产生的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约定，原告应支付违约金470300元(即470300元=83万元/12个月×34个月×20%，从2020年4月1日起至2023年2月1日止共34个月)及被告支付的律师费80000元。同时，根据该条约定，原告支付给被告的40万元履约保证金应直接抵偿以上违约金中的部分。对于被告反诉第四项请求的问题，被告认为属于原告在2020年4月1日前擅自停产，造成养殖场的经营利润流失及造成其屠宰场没有生猪供应的源头而造成的损失，原审法院认为，2020年4月1日之前，即被告没有接收养殖场之前，养殖场的经营利润或亏损，均属于原告所有或承担，与被告无关。对于停产而引起屠宰场没有生猪供应的源头而造成的损失，属于屠宰场与原告的另一法律关系，为此，对于被告该反诉请求，原审法院予以驳回。综上，原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反诉被告）杨冬与被告（反诉原告）惠州市年年丰农牧有限公司于2013年2月1日签订的《场地租赁合同》、于2013年7月15日签订的《场地租赁合同》补充协议、于2014年1月24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于2015年6月25日签订的《场地租赁合同》补充协议（二）于2020年4月1日解除。二、原告（反诉被告）杨冬应支付2019年8月1日至2020年4月1日的租金553333元、违约金470300元、律师费80000元，以上合计1103633元给被告（反诉原告）惠州市年年丰农牧有限公司。扣除原告（反诉被告）直接抵偿给被告（反诉原告）的履约保证金400000元（从违约金470300元部份中扣除），仍应支付703633元。以上703633元，原告（反诉被告）杨冬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支付给被告（反诉原告）惠州市年年丰农牧有限公司。三、驳回原告（反诉被告）杨冬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被告（反诉原告）惠州市年年丰农牧有限公司其他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1279元由原告（反诉被告）杨冬承担16630元，被告承担4649元。反诉费16162元由被告承担12598元，原告（反诉被告）杨冬承担3564元。本院审理查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租赁合同纠纷，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予以平等保护。针对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本院析理如下：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场地租赁合同》及补充协议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涉案养殖场取得行政管理部门审批许可生产经营，合法有效，双方应依法严格履行。惠城区人民政府2018年9月15日试行《关于划定惠城区畜禽禁养区的通告》（惠城府[2018]57号），该通告明确了汝湖镇古仙村等村距东江1公里为禁养区，也明确了广惠高速、惠大高速两旁500米范围内为禁养区；但是惠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于2019年1月1日印发并试行的惠城府办【2019】1号文印发《惠城区畜禽养殖禁养区、适养区管理规定》的通知，该规定第四条“生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及缓冲区，东江、西枝江两岸100米范围以及惠城区主城区内（三环内）为零养殖区”，该规定第六条“本规定实施后，禁养区内现有的证照齐全的畜禽养殖场，鼓励其关停或者搬迁，由区人民政府依法予以补偿”。上述两规范性文件对于禁养区的规范有差别，同时，涉案养殖场是否属于禁养区还需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予以认定。行政机关对涉案养殖场没有做出具体行政行为予以认定为禁养区的情形下，上诉人自认为涉案养殖场为禁养区，认为政府部门调整养殖政策导致不能养殖要求解除合同，不符合合同解除的法定条件，不能产生解除的法律效力。上诉人单方解除合同的行为构成违约，上诉人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同时不能产生解除的法律效力。被上诉人接受涉案养殖场的事实行为，产生了解除合同的效力，故上诉人应当依照约定支付租金至合同解除之日止。原审认定上诉人应付租金事实依据充分，予以维持。双方在租赁合同中既约定了上诉人逾期支付租金应当按照每月2%支付利息，又约定了上诉人违约时应当支付违约金，原审仅支持了被上诉人违约金的诉求妥当，予以维持。上诉人诉求被上诉人返还兴建养殖场的相关费用无事实依据，不予采纳。上诉人的其他上诉无理，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受理费21279元，由上诉人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卫书平审 判 员 蓝惠兰审 判 员 寇 倩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梁丽欣书 记 员 严 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