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川0191民初706号 原告：侯军华，女，1975年4月12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高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剑钊，四川睿典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珑咏，四川睿典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人。 被告：周琳君，女，1973年11月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峨眉山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伟，四川金顶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盛全，四川金顶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人。 第三人：武保利，男，1965年4月7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高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剑钊，四川睿典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珑咏，四川睿典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人。 第三人：武子翔，男，1992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西宁市城东区。 第三人：峨眉山市锦琳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峨眉山市绥山镇绥山东路26号6栋。 法定代表人：武子翔。 以上二第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剑钊，四川睿典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人。 以上二第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珑咏，四川睿典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人。 原告侯军华与被告周琳君，第三人武保利、武子翔、峨眉山市锦琳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锦琳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1月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1年1月20日、3月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侯军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剑钊、周珑咏，被告周琳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伟、张盛全，第三人武保利及其与第三人武子翔、锦琳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剑钊、周珑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侯军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周琳君归还借款1000000元并支付逾期利息（以10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3.85%的标准从2021年1月7日起计算至本金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周琳君承担。事实及理由：周琳君系侯军华家人的生意合作伙伴。2014年1月，周琳君因合作需要，单独向侯军华提出借款1000000元。由于上述身份关系，侯军华未要求周琳君出具债权凭证，也未约定还款期限。2014年1月9日侯军华通过中国民生银行账户向周琳君转款1000000元，并在用途中备注该笔转账系借款。侯军华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提起诉讼。 周琳君辩称，1.其与侯军华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周琳君就合作投资锦琳公司于2013年8月4日与武保利、武子翔分别签订《合作协议》《股东合作协议》，约定周琳君出资1000000元，后续投资通过银行贷款仍不足的部分由各方按份额投入，周琳君超出1000000元的出资均由武保利、武子翔以借款方式为其提供。在武子翔向峨眉山市人民法院提起的（2018）川1181民初1701号案件中，武子翔提供多份包含本案涉及款项在内的转款凭据，转款人均为侯军华。可见侯军华只是基于武保利女友的身份受武保利、武子翔委托代付资金，对资金不享有实体权利；2.2014年1月9日侯军华向周琳君转款1000000元实为武子翔向锦琳公司出借的款项，周琳君收到该款项后立即取现并交给锦琳公司，锦琳公司向武子翔出具了《收款收据》，并明确备注打入周琳君尾号为1712的账户；3.即使周琳君与武子翔存在借款关系，案涉款项已在2014年10月24日周琳君与武子翔、锦琳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中解决。 武保利述称，1.其于2014年1月在青海接到周琳君的电话，周琳君告知其需要借款1000000元经营自己的酒店和火锅店。其考虑到与周琳君系合作关系，就将案涉款项转给了妻子侯军华，再由侯军华向周琳君转款。双方未出具书面凭证，也未约定利息和还款期限；2.案涉款项是武保利、侯军华的夫妻共同财产，因此出借人是武保利、侯军华。因款项是从侯军华的账户转出，故由侯军华作为原告进行主张。 武子翔述称，认可侯军华的主张，同意武保利的陈述意见。 锦琳公司述称，《收款收据》系锦琳公司出具，但至今未收到收据上载明的1000000元。锦琳公司的出纳人员由周琳君指派，会计由武保利、武子翔指派，锦琳公司的财务章和公章均在出纳手中。案涉1000000元系侯军华与周琳君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与锦琳公司无关。 审理查明的事实：2014年1月9日，侯军华通过中国民生银行向周琳君所有的账号为6228××××1712的农业银行账户转款1000000元，摘要信息载明“借款”。次日，周琳君将该1000000元取现。锦琳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载明，2014年1月9日收到武子翔1000000元，备注“打周琳君账户1712尾号”。 另查明，2013年8月4日，武保利与周琳君签订《合作协议》，约定双方共同投资开办五星级酒店。双方在第四条约定，武保利出资14000000元，占合作项目70%份额，周琳君出资6000000元，占合作项目30%份额。后续投入按此份额办理；在第五条约定，由于周琳君资金困难故除以自有资金出资1000000元，其余出资款由武保利出借给周琳君，利息为年利率15%，半年支付一次；在第六条约定，若合作项目需要继续投入资金，首先以锦琳公司从银行贷款解决，贷款不能或不足的按照第四条、第五条的约定办理。同日，武子翔与周琳君签订《股东合作协议》，约定双方合作设立锦琳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武子翔，注册资本20000000元；推选武保利、案外人王亚飞为监事；武子翔出资14000000元，出资比例70%，周琳君出资6000000元，出资比例30%。侯军华分别于2013年8月7日、2014年3月7日用武子翔的账户向周琳君转款2900000元、2100000元，分别备注“投资款”“借款”。 2014年10月21日，武保利、武子翔、周琳君、锦琳公司签订《协议书》，载明就2013年8月4日《合作协议》的履行协商一致，约定：武保利将《合作协议》形成的对周琳君、锦琳公司的债权转让给武子翔，《合作协议》中武保利的合同权利、义务由武子翔承接，周琳君予以同意。 2014年10月24日，武子翔、周琳君及锦琳公司签订《补充协议》，载明周琳君对锦琳公司认缴6000000元，其中1000000元为周琳君出资，其余5000000元由武保利向周琳君提供的借款出资；各方约定，将锦琳公司注册资本增至30000000元，其中周琳君将其持股比例由30%减为10%，武子翔持股比例由70%增加为90%；周琳君将锦琳公司应退还的出资3000000元抵扣其向武保利的借款5000000元，故欠武子翔的剩余借款金额为2000000元，武子翔前期已收取周琳君495250元，剩余1504750元由周琳君在增资及股权调整后2个月内归还。各方在第四条约定，锦琳公司在筹办及成立初期，武子翔、周琳君分别因公司事务实际发生的无票支出为19310000元、419000元；第五条约定，武子翔提供给周琳君的借款，除上述5000000元按约定处理外，其余借款周琳君均按约转给了锦琳公司，各方均同意锦琳公司增资及股权调整完成后，武子翔对周琳君的借款均由锦琳公司承接。至此，周琳君不再差欠武子翔债务，锦琳公司也不再差欠周琳君债务；第六条约定，锦琳公司增资及股权调整完成后，除注册资本外，锦琳公司建设、经营尚需的资金由锦琳公司通过银行融资解决，如不足或不能，则由武子翔直接向锦琳公司提供借款，但武子翔不保证借款能足额到位。所有武子翔向锦琳公司提供的借款利息标准为年利率12%，由锦琳公司每半年向武子翔支付。 再查明，武保利系武子翔的父亲、侯军华的丈夫。武子翔曾以周琳君为被告在峨眉山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请求为判令周琳君偿还借款1504750元及利息。后武子翔撤诉。 庭审中，侯军华陈述，其与周琳君不太熟悉，是其丈夫武保利告知周琳君需要借款，让其向周琳君转款1000000元，侯军华知晓周琳君与其家人的合作关系便未要求周琳君出具书面凭证。周琳君陈述，其与武保利、武子翔系合作关系，刚开始合作对象是武保利，后来武保利将权利义务转为武子翔承接。案涉1000000元并非借款，而是武子翔按照《补充协议》第六条的约定向锦琳公司提供的借款，因周末公司不好取现，于是武子翔委托侯军华将款项汇入周琳君的个人账户，周琳君在收到转款后次日即将案涉款项取现，与武保利、武子翔安排在锦琳公司的案外人胡希君一起在乐山将款项交给武保利指定的对象。2014年年底或2015年初，双方在对账时周琳君要求锦琳公司对案涉款项出具收据，为了按照转款时间计算利息，锦琳公司会计付加林将《收款收据》日期开具为转款当日。武保利陈述，自己是锦琳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侯军华或武子翔向锦琳公司的转款均来源于自己，胡希君是其委派到锦琳公司监督公司成立情况的人员，付加林在2015年、2016年担任锦琳公司的会计。各方均认可周琳君欠武子翔的2000000元已清偿，由周琳君于2015年1月5日向武保利转款1085750元、在《补充协议》中确认的已支付利息495250元、以无票支出419000元冲抵构成。 以上事实，有中国民生银行个人账户对账单、个人汇款业务凭证、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收款收据》《合作协议》《股东合作协议》《协议书》《补充协议》、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卷予以佐证。 判决理由：关于原告主体问题。从侯军华、武保利在庭审中的陈述来看，借款是由周琳君向武保利提出，侯军华与周琳君并无借款合意。但武保利、侯军华与武子翔系父母子女关系，具有共同的利益，庭审中武保利称转款主体为侯军华，其同意由侯军华进行主张，故由侯军华作为本案原告并无不当。本院将本案焦点评述如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者其他债务的，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双方一致认可案涉款项性质为借款，但侯军华、武保利主张二人为出借人，周琳君为借款人。而周琳君予以否认，辩称案涉款项出借人系武子翔，借款人系锦琳公司，周琳君仅进行代收。 首先，关于转款凭证是否能够确认借款主体的问题。武子翔与周琳君系合作关系，证据显示双方存在3笔以周琳君为收款主体的资金往来。第1笔、第2笔为武子翔的账户于2013年8月7日、2014年3月7日向周琳君转款2900000元、2100000元，分别备注“投资款”“借款”，汇款人本人或代理人处由侯军华签字；第3笔为侯军华的账户于2014年1月9日向周琳君转款1000000元，备注“借款”。前2笔转款共计5000000元已经各方当事人确认，为武保利方出借给周琳君的款项且周琳君已清偿。结合庭审中侯军华的陈述可知，侯军华的转款行为均是受武保利或武子翔的委托，其未直接参与经营、借款事宜，故在转款时备注的性质亦不完全准确。且侯军华本次转款也是应武保利的要求转款。在民间借贷中，收款方系借款人指定账户的情况时有发生，故侯军华的陈述及其提交的转款凭证不能直接说明周琳君为案涉款项的借款人。 其次，关于《收款收据》所载明的内容是否真实的问题。锦琳公司对出具《收款收据》的事实无异议，但称未收到借款1000000元。本院认为，锦琳公司称当时公司出纳由周琳君委派、公章和财务章在该出纳手中无证据证明。相反，周琳君关于“《收款收据》由会计付加林在2014年底或2015年出具”的陈述与“付加林”的签名、武保利关于“付加林在2015年、2016年担任锦琳公司的会计”的陈述相互印证。加之锦琳公司作为独立法人，出具《收款收据》表达的意思即收到该款项。故本院对《收款收据》予以采信，对其载明的内容即锦琳公司于2014年1月9日收到武子翔的1000000元的事实予以确认。《收款收据》中，备注载明“打周琳君账户1712尾号”，而案涉款项发生的时间2014年1月9日、收款账户周琳君、账号尾号1712均与《收款收据》一致，周琳君作为被告已举证证明案涉款项为武子翔向锦琳公司出借的事实具有较高盖然性。故仍需侯军华举证证明其或武保利与周琳君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但侯军华未能进一步举证，本院对侯军华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 判决结果：驳回原告侯军华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6900元，由原告侯军华负担。 权利告知：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案判决书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权利人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审判员  李冯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八日 书记员  许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