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宁03民终23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某1，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某2，系宁夏宁银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谭某，系广东南方福瑞德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宁夏罗山中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丁某，系该公司执行董事。原审第三人：冯某，住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原审第三人：丁某，住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上诉人陈某1因与被上诉人宁夏罗山中药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罗山药材公司）及原审第三人冯某、丁某公司决议纠纷一案，不服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2020）宁0303民初26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陈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某2、谭某，被上诉人罗山药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暨原审第三人丁某、原审第三人冯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某1的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者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2.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对其依职权调取的（2020）宁0303执173号执行裁定书和吴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红寺堡分局档案资料中的个人授权委托书，未经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当庭质证，程序严重违法，应当予以撤销，发回重审；2.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存在重大遗漏，忽略了被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召开股东会召集程序的违法性，以及原审第三人丁某无权代理上诉人签署关于《增资会议纪要》和《章程修正案》的事实认定。第一，被上诉人及作为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的原审第三人丁某未依据公司章程第十九条和公司法第四十条、四十-条之规定在召开股东会十五日内前，将召开股东会的时间、地点及拟表决的会议内容通知上诉人，在上诉人完全不知情的状况下，与其丈夫冯某在既未召开股东会，又未对表决事项进行表决的情况下所形成的《会议纪要》和《章程修正案》应被确认为不成立。第二，一审判决中对上诉人出示的被上诉人2016年6月5日作出的有关增资事项的《会议纪要》和《章程修正案》中，上诉人的签名是原审第三人丁某所为的事实未予认定。该事实关系到原审第三人丁某是否享有上诉人的合法授权，也是认定上诉人诉讼请求的重要依据，而一审判决的事实认定中丝毫没有提及原审第三人丁某代上诉人签名的事实，直接导致该判决错误。第三，一审判决没有认定存档于吴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红寺堡分局的被上诉人档案资料中，2016年6月25日办理增资事宜中所附的没有出具日期的个人授权委托书系复印件的事实。也正是因该委托书系复印件，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才没有提起鉴定申请，因为作为复印件其真伪无法证实，所以没有进行辨别真伪的基础。上诉人之所以当庭出示并不是要证明丁某具有合法授权，而恰恰是要说明丁某没有上诉人同意增资的合法授权。但一审判决以上诉人未申请对委托书上的“陈某1”签名进行鉴定为由，认定上诉人就增资事项向丁某出具了委托书的事实予以认定，完全违背了事实基础和证据采信的基本规则。第四，一审判决没有对原审第三人庭后提交的委托书原件与公司登记部门档案资料中委托书复印件是否是同一份的事实，只在证据的认定中作出确认，但却忽视了公司登记部门存档的委托书复印件没有出具日期，不符合合法授权的有效要件，而冯某庭后提交的委托书原件所载明的时间为2019年9月18日，发生于增资变更登记之后，一审判决以形成于增资变更之后的委托书原件，与没有日期的委托书复印件做同一性认定，完全不顾证据认定的正常逻辑和基本原则。第五，一审判决没有将被上诉人于2014年7月成立时，上诉人为成立公司而委托丁某办理注册事宜所出具的委托书进行比对。事实上，该委托书恰恰是2016年6月25日，公司办理增资时存档于公司登记部门的委托书。如果将上诉人在成立公司时委托丁某办理工商注册程序性手续的授权书效力，延伸至公司增资此类重大权利处分的事项，则是对当事人权利的肆意践踏。这也是一审未将自行调取的公司登记部门档案资料组织双方当事人质证的程序瑕疵所导致的实体缺憾；3.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第一，一审判决适用已经失效的《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六十五条之规定判决案件错误。理由在于《民法通则》已被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所废止，在此无须赘述。上诉人需要明确的是作为公司增资这类需要处分实体性权利的重大事务必须有权利人的明确授权，这是《民法总则》一百六十五条关于“委托代理授权采用书面形式的，授权委托书应当载明代理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代理事项、权限和期间，并由被代理人签名或者盖章”之规定的意义所在。同时《公司法》第一百零六条对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股东授权委托书必须载明授权范围也做出明确规定。退一万步讲，假定存档于公司登记部门的委托书真实，那么其中载明的“全权代表我办理作为宁夏罗山中药材科技有限公司股东签署的一切文件……”并没有载明代理事项、权限和期间，不具备有效授权的构成要素，也没有《公司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的授权范围，但一审判决将此概括性授权的委托书作为依据，认定丁某享有代表上诉人就公司增资事项进行表决的授权完全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第二，一审判决人认为上诉人认可了原审第三人庭后提交的委托书原件的真实性，结合一审法院调取的委托书复印件，据此认定原审第三人丁某享有合法授权，是对上诉人对该份原件质证意见的断章取义。一审中上诉人对冯某提交的委托书原件真实性虽没有异议，但对其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存有异议，因为工商部门存档委托书复印件没有载明出具日期而且模糊不清，但原审第三人冯某提交的委托书原件载明的日期为2019年9月18日，发生在增资变更登记之后，不能证明丁某2016年6月25日在《会议纪要》和《章程修正案》中的签名经上诉人合法授权，二者之间从实质上缺乏统一性。第三，一审判决错误分配举证责任，系对《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关于证据适用规则的错误适用。基于法律对书面委托书必须明确其代理事项、权限和期间的规定，无论是公司登记部门存档的委托书复印件，还是原审第三人冯某在庭后提交的委托书原件，均不能证明上诉人曾经授权原审第三人丁某对公司增资事宜作出表决。在此情况下，负有举证责任的应当是被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丁某、冯某，若其无法证明经过法定程序召集股东会，并由上诉人对增资事宜曾经授权过丁某作出表决，被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丁某、冯某就应当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罗山药材公司辩称，上诉人是2016年3月或4月在罗山药材公司办公室向公司法定代表人暨原审第三人丁某本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委托书中的签字、捺印均系上诉人本人。当时丁某告知上诉人因为公司资金不足需要增资，上诉人也表示同意。在2016年6月份召开股东会之前又通过电话和短信方式告知了上诉人召开股东会的时间地点及公司增资的事项。在股东会开完到工商局办理变更登记后，又于2016年7月份将所有变更材料包括营业执照等通过微信方式发给了上诉人。因此，一审判决审查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请求二审依法予以维持。原审第三人冯某、丁某共同述称，同意罗山药材公司的答辩意见。陈某1作为原告一审时的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被告罗山药材公司及第三人冯某、丁某于2016年6月25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会议纪要）和章程修正案不成立；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7月8日，原告陈某1认缴额192万元，第三人丁某认缴额192万元、冯某认缴额216万元注册罗山药材公司。公司章程载明：“股东会会议分为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并应当于会议召开15日前通知全体股东；股东会会议应对所议事项作出决议，决议应有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对所决议事项的决定出会议记录，出席会议的股东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名”。2016年6月25日，罗山药材公司召开股东会议，将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2000万元，并将原告陈某1认缴额增至640万元，第三人丁某认缴额增至640万元、冯某认缴额增至720万元。2020年6月18日，一审法院作出（2020）宁0303执173号执行裁定：一、追加第三人陈某1为本案被执行人；二、第三人陈某1在本裁定生效之日起对被执行人罗山药材公司的448万元债务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审理的焦点系第三人丁某是否有权代理原告陈某1出席股东会会议并在公司会议纪要和章程修正案上代原告签字。首先，原告庭审中称其没有给丁某出具过个人授权委托书，庭后第三人冯某提交了陈某1向第三人丁某出具的个人委托书原件，经原告质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结合一审法院从工商部门调取的个人授权委托书，可以证实原告在召开股东会会议前向第三人丁某出具了个人授权委托书，委托丁某全权代表原告办理作为罗山药材公司股东签署的一切文件，根据《公司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股东大会会议，代理人应当向公司提交股东授权委托书，并在授权范围内行使表决权，其次，原告亦未提交证据证明代理人丁某的代理行为超过了授权委托书记载的代理权限，故一审法院认定被告罗山药材公司于2016年6月25日召开股东会会议时，丁某代原告出席股东会会议并在公司会议纪要以及章程修正案上代原告签字行为属有权代理；关于公司召开股东会是否履行了通知股东的义务，结合原告在诉状中陈述“罗山公司成立后，一切经营事务均由股东丁某、冯某把控，原告并不参与公司管理至今”和丁某以原告出具的个人授权委托书代原告出席股东会会议，可以证实原告对召开股东会会议是知晓的，至少说明原告的委托代理人丁某是收到了公司召开股东会通知的；关于股东会议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和公司章程规定，丁某持原告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出席股东会议，出席股东会议的人数和股东所持表决权均符合法律规定和公司章程规定。综上，一审法院认为罗山药材公司股东会的召开程序、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故对原告要求确认被告及第三人冯某、丁某于2016年6月25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和章程修正案不成立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六十五条、《公司法》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三条、第一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三十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陈某1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计50元，由原告陈某1负担。二审期间，上诉人陈某1和原审第三人冯某、丁某均未提交新的证据。被上诉人罗山药材公司提交微信聊天截图一份。证明在公司办理完工商变更登记后，将相关材料通过微信方式发给了上诉人陈某1。对被上诉人罗山药材公司提交的证据，上诉人陈某1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是该证据已过举证期限，且证据不是连续的，不能完整反映案件事实。该证据不能证实被上诉人在2016年6月25日召开增资股东会之前按照法定程序将召开的时间地点及会议表决内容向上诉人作出了明确的通知，也不能证明上诉人曾就公司增资事宜授权原审第三人丁某作出表决；原审第三人冯某、丁某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另外，因上诉人陈某1主张一审对依职权调取的证据未组织双方当庭进行质证，系程序违法。二审为充分保证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当庭组织双方对一审依职权调取的证据进行了质证。上诉人陈某1的质证意见为，对执行裁定书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基于被上诉人罗山药材公司于2016年6月25日作出的增资决议的违法性，作为执行裁定书追加上诉人为第三人并据此对其财产予以查封扣划，侵犯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对于工商部门留存的公司登记档案，因一审法院仅调取了个人授权委托书一份，对于涉及案件事实认定的其他工商档案未予调取，故对该证据上诉人表示无法补充质证；被上诉人罗山药材公司及原审第三人冯某、丁某对一审依职权调取的证据表示认可。经审查，被上诉人罗山药材公司提交的微信聊天截图，能够证实在公司办理完增资变更登记手续后向上诉人陈某1予以告知的事实，且上诉人陈某1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表异议，故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据效力依法予以确认。一审依职权调取的证据均系书证，能够反映出本案的客观事实，二审在听取当事人的质证意见后，对其证据效力依法予以确认。一审认定事实有当事人提交并经质证的证据在卷佐证，二审依法予以确认。二审认定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罗山药材公司2016年6月25日作出的股东会会议纪要及章程修正案能否成立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五条规定，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存在下列情形之一，当事人主张决议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公司未召开会议的，但依据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或者公司章程规定可以不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的除外；（二）会议未对决议事项进行表决的；（三）出席会议的人数或者股东所持表决权不符合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四）会议的表决结果未达到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通过比例的；（五）导致决议不成立的其他情形。结合本案具体情况，第一，上诉人陈某1向原审第三人丁某出具的个人授权委托书中载明：“委托丁某全权代表我办理罗山药材公司股东签署的一切文件，本人均予以承认，由此在法律上产生的权利均有委托人享有，代理人无转委托权”。上诉人陈某1和原审第三人丁某均在该委托书中签字捺印，同时附有二人的身份证复印件。从该委托书中所载内容来看，上诉人陈某1委托原审第三人丁某行使其股东权利的意思表示明确，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属有效委托行为，据此，原审第三人丁某有权代上诉人陈某1出席股东会并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字，上诉人陈某1亦应当对上述委托行为产生的后果承担法律责任。第二，从原审第三人丁某二审时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来看，在被上诉人罗山药材公司办理完增资变更登记手续后，原审第三人丁某于2016年8月2日和8月13日通过微信方式向上诉人陈某1发送了罗山药材公司变更后的企业信息，企业信息中明确载明罗山药材公司的注册资本增加为2000万元，上诉人陈某1作为公司股东在微信中并未明确表示异议。反而在2017年12月26日，仍就公司的经营情况与其他股东在微信中予以沟通。上述证据显示的内容与原审第三人丁某当庭所述双方关于公司增资的前期协商过程、召开股东会之前向上诉人陈某1予以电话通知的事实及在公司2019年办理年检时上诉人陈某1虽出具授权委托书但不符合工商登记要求，后由上诉人陈某1自行在网上进行识别认证的内容能够相互印证。由此可见，上诉人陈某1作为罗山药材公司出资比例为32%的股东，对于公司股东会增资决议的事情是知晓并认可的。即使2016年6月25日的股东会决议存在召集和表决程序上的瑕疵，但上诉人陈某1作为罗山药材公司的股东，在公司办理完增资变更登记手续后长达四年的时间内，不仅未对增资决议提出异议，反而仍以股东身份参与公司经营，亦可视为其对公司股东会决议的默认。第三，本案中上诉人陈某1提起股东会决议不成立之诉的缘由是因罗山药材公司的债权人申请法院追加未出资到位的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如前所述，在罗山药材公司已办理完增资变更登记，股东会决议已实际履行，上诉人陈某1作为公司股东已明显知情，且其他股东均以出资额为限已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的情形下，如认定公司决议不成立，不仅有违公平和诚信原则，也会损害罗山药材公司债权人的利益。综合上述理由，本院认为，罗山药材公司2016年6月25日的股东会会议纪要和章程修正案并未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五条的规定，依法成立。另外，对于上诉人认为一审未就依职权调取的证据组织双方当庭质证，审理程序违法的上诉主张。经审查，一审法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分别为该院（2020）宁0303执173号执行裁定书及吴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红寺堡区分局档案资料中留存的个人授权委托书。其中，执行裁定书系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文书，该裁判文书中认定的事实本身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第一款（六）项所规定的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的事实。而吴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红寺堡区分局档案资料中留存的个人授权委托书与原审第三人冯某提交的个人授权委托书一致，一审因被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均未到庭参加诉讼，未能组织双方当庭进行质证，但在庭审结束后分别于2020年12月2日和2020年12月10日就该证据听取了原审第三人冯某和上诉人陈某1的质证意见，二审再次组织双方当事人对上述证据发表了质证意见，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已得到充分保证，故上诉人陈某1关于一审审理程序违法的主张不能成立，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陈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审判程序合法，处理结果适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陈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坤审判员 满丽娟审判员 王祺祺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李得夫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