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甘民终1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江苏江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钱某。委托诉讼代理人：乔某，陕西增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陕西增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武威中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宋某，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某，甘肃纵横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江苏江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都公司)与上诉人武威中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铭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武威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甘06民初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江都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乔某、李某，中铭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某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江都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武威中院（2020）甘06民初55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支持江都公司的诉讼请求。具体为：（1）中铭公司向江都公司支付工程进度款31052506元及利息（利息从应付之日按照年利率18%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暂计算至一审起诉之日为4113116元）、中铭公司向江都公司支付违约金120万元，以上费用合计：36365622元。（2）江都公司对本案工程折价或拍卖价款36365622元范围内优先受偿。2.本案诉讼费用由中铭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针对案涉项目，中铭公司欠付江都公司的工程进度款应为31052506元，并非28779605元。2016年9月8日与2018年4月8日，江都公司与中铭公司签订了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约定中铭公司向江都公司支付工程进度款为5个付款节点。江都公司履行了施工义务并于2019年4月10日陆续将已完工程交付于中铭公司，但中铭公司屡次以资金困难为由，并未根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约定支付工程进度款。2019年5月21日，江都公司与中铭公司协商一致达成了《补充协议》，约定：中铭公司尚欠江都公司工程进度款约4000万元整，中铭公司应当于2019年5月30日前支付第一笔欠款250万元；于2019年7月1日前支付第二笔欠款750万元；于2019年7月30日前支付第三笔欠款250万元；于2019年8月30日前支付第四笔欠款1000万元；于2019年9月30日前支付第五笔欠款1000万元；于2019年10月30日前支付第六笔欠款750万元。同时约定，中铭公司未在上述付款节点支付进度款的，按次承担逾期付款违约金30万元，并按照年利率18%支付工程款利息。《补充协议》签订后，中铭公司仅于2019年6月30日向江都公司支付400万元；于2019年8月5日以御景湾车位及房屋抵顶形式向江都公司抵顶支付7220395元，以上两笔付款均不在付款节点上。故，上述两笔付款理应分别按照上述《补充协议》约定，先行扣减违约金，随后再扣减工程款利息以后，方能得出实际支付的工程进度款。截至起诉日，中铭公司欠付工程进度款共计31052506元。但是一审判决在计算欠付工程进度款时，忽略了违约金和工程款利息的约定，只是简单的用应付工程进度款-已付款，即4000万元-（400万元＋7220395元），仅得出了28779605元的欠付工程款，这与实际应当支付的31052506元相差高达227万余元，直接导致了江都公司的利益受到严重损害。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混淆了工程款利息与违约金的性质。第一，《补充协议》明确表示：“未按期支付节点部分，则甲方承担未按期支付部分的利息，按年利率18%计算”。上述约定是且仅是“工程款利息”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无任何其它歧义。工程款利息是法定孳息。违约金是一方违约时因其违约行为给对方造成损失的赔偿。违约金和工程款利息属于不同的法律性质，而一审判决错误的将其认定为同一范畴，故，一审判决错误的适用了《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第二，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中铭公司应当承担《补充协议》约定的违约责任远远超过实际损失30%的举证责任，而一审判决错误的将上述举证责任安排至江都公司。又根据《合同法》第二百八十三条、第二百八十四条规定，在施工过程中，发包人欠付工程进度款导致的实际损失不仅仅为利息损失，同时包括但不限于：停工、窝工、倒运、机械设备调迁、材料和构件积压、工人工资、办公设备损耗等实际损失。因此，中铭公司严重违约拒不支付工程进度款的行为给江都公司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且该损失是无法明确且详细计算的，应当根据《补充协议》约定支付违约金。三、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经双方对账，中铭公司向江都公司支付工程进度款共计136064209.56元，并非137564209.46元。根据2020年6月22日江都公司与中铭公司共同对账后形成的《工程款台账》显示（上述台账具有中铭地产案涉项目财务人员的签字），案涉项目已付工程进度款共计136064209.56元。而一审判决认定已付工程进度款为137564209.46元无事实依据，故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中铭公司应当向江都公司支付工程进度款31052506元；同时应当按照年利率18%向江都公司支付利息，并支付违约金120万元，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作出改判。中铭公司答辩称，一、按照《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进度款85%支付约定，中铭公司应支付江都公司进度款为2087万元，并非一审判决认定的2877万元，也不是江都公司主张的3100多万元。本案一审开庭审理后，案涉工程经双方最终决算总价款为184630565.12元，截止一审前中铭公司已支付工程款136064209.56元，按照施工合同85%的约定中铭公司尚欠工程进度款为2087万元。另外，《补充协议》也没有约定已支付的进度款先扣利息和违约金，江都公司主张已付进度款扣除利息和违约金再计算应付进度款的说法不成立。二、江都公司主张120万元违约金和18%年利率明显过高，在江都公司存在不开具发票、考虑实际损失等因素的情况下，中铭公司欠付工程进度款应按正常银行贷款利率计息符合本案实际。1.江都公司进度款未及时收取的损失最多为银行贷款利息损失，按实际欠付进度款2087万元从2019年5月21日签订《补充协议》起算，按照当前贷款高利率月息6‰计算，截止目前贷款利息最多130万元左右，如果按照江都公司违约金120万元和年利息18%计算总额高达700万元，远远超过中铭公司延迟支付进度款造成的实际损失。2.从工程进度款总额支付情况看，既要体现公平诚信原则，也要区分建设工程与民间借贷行业本质区别。本案工程造价总款为1.8亿多元，一审前按照大《施工合同》约定尚欠江都公司竣工工程进度款为2087万多元，从民事交易公平、诚信原则而言，不能以合同自由来当然地代替合同正义，以防止当事人一方利用违约金条款获取超额利益。同时，房地产开发及建筑工程目前市场上属于微利行业，不等同于民间借贷行业中的高额回报，江都公司既主张120万元的违约金，又主张18%的年利息，已远远超过了民间借贷上限年利率15.4%。3.江都公司履行合同中尚有6241万多元发票未开具，已造成中铭公司680多万元税款不能及时抵扣的严重财务后果，江都公司不能只享受权利不承担义务，其履行合同存在明显过错。综上，请求驳回江都公司的上诉请求。中铭公司上诉请求：请求撤销武威中院(2020)甘06民初55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1.中铭公司支付江都公司工程进度款19371771元；2.中铭公司付款前，江都公司向中铭公司开具金额为62416169元的增值税发票，后期发票在付款时同时开具。事实与理由：一、按照《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中铭公司尚欠江都公司工程进度款数额为19371771元，一审判决让中铭公司支付28779605元进度款错误。首先，双方签订的《施工合同》专用条款约定工程进度款付款方式：主体封顶支付己完工程量的70％，工程竣工验收支付至己完工程量的85％，竣工决算审计后支付到经审计后总价款的95％，留5％质保金在质保期满后15日内无息退还。一审开庭审理后，案涉工程经双方最终决算总价款为184630565.12元，截止目前中铭公司已支付工程款137564209.46元，按照施工合同约定中铭公司尚欠工程进度款为19371771元。其次，《补充协议》约定条款应在大《施工合同》价款范围内产生效力，不能超越大合同约定的基础付款条件，一审法院未考虑大《施工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仅依据《补充协议》判决让中铭公司再支付2877万多元的工程进度款不符合施工合同履行实际情况，应予纠正。二、江都公司尚欠中铭公司己付工程款6241万多元的增值税发票未开具，涉税款约680万元，根据《合同法》关于同时履行抗辩权的规定，一审法院未判决让江都公司开具税务发票错误。《施工合同》第12.4.1.6条约定，江都公司收取每期工程款的同时应开具相应金额的工程款增值税发票，现中铭公司已付工程款13756万多元，但江都公司只开具了7514万多元的增值税发票，尚欠6241万多元发票经中铭公司一直催促至今未开具，按照《合同法》第六十六条关于同时履行抗辩权的规定，江都公司在未开具6241多万元增值税发票的情况下，无权要求中铭公司再支付工程进度款，故本案付款条件不具备，退一步讲，即使法院要判决中铭公司支付工程进度款，也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同时判决江都公司开具未开的税务发票，而一审法院仅支持江都公司要求支付工程进度款的诉求，对中铭公司要求开具发票的事宜只字未提，判决明显不公，应予纠正。三、江都公司未按合同约定开具税务发票同样构成违约，一审判决让中铭公司承担年利率18％的利息过高，应予纠正。1.江都公司履行合同尚有6241万多元发票未开具，已造成中铭公司680多万元税款不能及时抵扣的严重财务后果，其履行合同存在明显过错，一审法院在判决时仅支持了江都公司要求支付工程进度款的诉求，对中铭公司要求开具发票的事宜未做处理，直接导致江都公司在本案中只享受权利不承担义务，该判决明显违反公平原则，应予纠正。2.江都公司进度款未及时收取的损失最多为贷款利息损失，一审法院按年利率18％判决明显背离《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的违约金“以补偿为主，以处罚为辅”的基本原则。本案按中铭公司实际欠付进度款1937177l元，从2019年5月21日签订《补充协议》起算，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标准，截止目前贷款利息最多为105万多元，而按照一审判决的年利息18％计算总额高达570多万元，远超过中铭公司延迟支付进度款造成的损失，在江都公司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其存在超越贷款利息之外损失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仅依据《补充协议》判决中铭公司承担18％的利息明显背离《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的基本原则。3.一审法院未严格区分建设工程与民间借贷的本质区别，判决让中铭公司承担超出民间借贷最高利率的高额利息错误。首先，本案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法院在判决承担违约金的时候，既要体现公平诚信原则，也应当区分建设工程与民间借贷行业本质区别，不能当然地以合同自由来代替合同正义，以防止当事人一方利用违约金条款获取超额利益；其次，房地产开发及建筑工程目前市场上属于微利行业，不等同于民间借贷行业中的高额回报，一审法院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判决中铭公司承担18％的年利息，远远超过目前民间借贷上限年利率l5.4％，应予纠正，本案即使要计算利息，也应当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为宜。四、中铭公司仅欠江都公司工程款1937万多元，一审判决确认江都公司在2877万多元的工程款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错误。基于上述事实，中铭公司欠江都公司工程进度款数额为19371771元，故其享有优先受偿权的范围也是在19371771元内，并非一审判决的2877万多元。江都公司答辩称：一审判决部分事实认定清楚，部分法律适用准确。一、中铭公司主张的案涉项目结算款184630565.12元和已付款137564209.46元是错误的。中铭公司应当以《补充协议》为依据，向江都公司支付工程进度款31052506元及利息（利息从应付之日按照年利率18%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暂计算至一审起诉之日为4113116元）、违约金120万元。首先，根据中铭公司和案涉项目监理单位共同审定后签字、盖章的共计22期的《进度款支付报表》显示，案涉项目的土建安装造价为219290551元，而中铭公司在一审主张已完工程总造价为184630565.12元，但其出具的《御景湾一期竣工结算造价汇总表》仅为中铭公司单方制作，江都公司从未认可，且与其之前已经确认的造价差异巨大，该证据不能反映实际工程量对应的工程造价，没有任何证明力。其二，根据2020年6月22日中铭公司与江都公司共同对账后形成的《工程款台账》显示（上述台账具有中铭公司案涉项目财务人员的签字），案涉项目已付工程进度款共计136064209.56元。中铭公司主张已付工程进度款为137564209.46元，二者主张相差150万元。原因是中铭公司向江都公司提供的150万元背书转让的支票表，由于中铭公司在背书期间账户无资金，导致该笔支票沦为空头支票，即上述150万元并未实际向江都公司支付。其三，根据双方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第12.4.1条“4、工程具备竣工验收条件累计支付到已完工程量的85%”的约定，案涉项目只要具备竣工验收条件，中铭公司就应当向江都公司支付进度款至已完工程量的85%。本案中，2019年4月10日，江都公司实际施工达到竣工验收条件。即，中铭公司应当在2019年4月10日，向江都公司支付欠付进度款共计50332758.79元（计算公式为：土建安装造价21929.0551万元的85%，减去前期已经支付的136064209.56元，等于50332758.79元）。综上，截至2019年4月10日，中铭公司欠付江都公司工程进度款共计50332758.79元。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为中铭公司和江都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也未违背客观事实，因此，《补充协议》应当作为支付工程进度款的依据。在《补充协议》签订后，中铭公司仅于2019年6月30日向江都公司支付400万元；于2019年8月5日以御景湾车位及房屋抵顶形式向江都公司抵顶支付7220395元，以上两笔付款均不在《补充协议》约定的付款节点上，构成逾期支付。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一条（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规定，上述两笔付款应按照《补充协议》的约定，先行扣减违约金，随后再扣减利息后，方能得出实际支付的工程进度款。因此，根据《补充协议》约定及中铭公司的实际付款情况，截至一审起诉之日，中铭公司欠付工程进度款共计31052506元，产生利息4113116元及违约金120万元。江都公司关于利息是否过高的答辩意见详见江都公司提交的上诉状。二、中铭公司以江都公司未足额支付发票为由拒付剩余工程进度款，理由不成立。首先，本案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法律关系，中铭公司作为发包人的主要合同义务是支付工程款，江都公司作为承包人的主要合同义务是交付建设成果。开具发票只是附随义务，不能因此拖欠工程进度款。案涉项目已于2019年4月10日通过竣工验收，中铭公司理应按照约定，向江都公司履行支付进度款的义务。其次，在工程款的支付过程中，中铭公司从未以江都公司未开具发票为由主张先履行抗辩权利，江都公司也未曾作出拒绝履行开具增值税发票义务的意思表示，江都公司仅抗辩的是中铭公司应当先支付工程进度款。由于中铭公司迟延支付工程进度款31052506元，江都公司为避免垫付税款造成的损失，未开具其主张的增值税发票，是合理行使抗辩权。最后，发票对应的税金是由国家税务机关收取，与中铭公司无直接利害关系。且在中铭公司及时足额支付进度款后，江都公司将依法缴纳契税，并不会造成税收损失。综上所述，二审法院应当依法驳回中铭公司的上诉请求。江都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中铭公司向江都公司支付欠付的工程进度款31052506.00元及利息(利息从应付之日按照年利率18％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暂计算至起诉之日为4113116.00元)；2.依法判令中铭公司向江都公司支付违约金1200000.00元；3.依法判令江都公司对本案工程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即江都公司对本案工程折价或拍卖的价款在36365622.00元范围内优先受偿)；4.本案诉讼费由中铭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9月8日，江都公司与甘肃星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由江都公司承建武威红星时代广场北区一期工程。施工合同约定了建设工程的概况、合同工期与合同价、付款周期等内容。2018年4月8日，原建设单位名称由甘肃星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变更为武威中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原项目名称武威红星时代广场北区地块二(南地块一期、二期)项目变更为中铭御景湾。江都公司与中铭公司重新签订了一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江都公司依约进行工程建设，中铭公司按照工程进度支付工程款。2019年5月21日，双方签订了《补充协议》，该协议确定江都公司已经依照原合同约定的内容完成了施工任务，达到竣工初验条件，根据原合同的约定工程进度款应当从70％支付至85％的付款节点，由于甲方中铭公司资金困难，暂时无法按原合同的约定如期支付工程进度款，经双方协商，达成如下补充协议：一、双方一致确认甲方中铭公司尚欠乙方江都公司工程进度款约4000万元，双方约定按以下时间支付：1.甲方于2019年5月30日前支付乙方250万元；2.甲方于2019年7月1日前支付乙方750万元；3.甲方于2019年7月30日前支付乙方250万元；4.甲方于2019年8月30日前支付乙方1000万元；5.甲方于2019年9月30日支付乙方1000万元；6.甲方于2019年10月30日前支付乙方750万元。二、金额不足部分，双方另行协商。三、若甲方未按照本补充协议书约定及时足额支付工程进度款，则未按照支付节点部分支付违约金30万元，且甲方需承担未按期支付部分的利息，按年利率18％计算，直至全部支付完毕。四、在2019年10月30日前，甲方未按约定支付完毕全部进度款，甲方除应按第三条约定支付违约金及利息外，乙方有权要求根据已约定的进度款未支付全部余额立即支付。现中铭公司未按照补充协议约定的时间节点支付进度款，双方遂形成诉讼。另查明，2019年11月28日，经双方对付款情况确认，中铭公司就北区一期施工项目，向江都公司付款137564209.46元，江都公司就其中75148040元向中铭公司开具了税务发票，剩余收款未开具税务发票。补充协议签订后，中铭公司于2019年6月30日通过电子承兑汇票向江都公司支付了400万元，2019年8月5日以御景湾车位及房屋抵顶形式向江都公司抵顶支付了7220395元，共计11220395元。一审法院认为，江都公司作为施工方与甘肃星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双方意思表示真实，合同合法有效。后甘肃星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变更为武威中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但以甘肃星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义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由江都公司与中铭公司继续履行。根据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确定的事实，江都公司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施工义务，而中铭公司由于资金问题未按照合同约定将工程进度款支付至85％，且中铭公司也未按该补充协议约定的支付节点支付款项，构成违约，江都公司要求中铭公司支付该补充协议约定的款项并承担违约责任，符合双方意思自治，中铭公司应当向江都公司支付协议约定的工程进度款并承担违约责任。中铭公司提出，江都公司既主张违约金又主张违约利息，且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因中铭公司违约给江都公司造成的损失，请求对补充协议约定的违约金和利息予以调整的主张，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对补充协议约定的违约金及违约利息应予以调整减少。鉴于江都公司并未就中铭公司因违约给其造成的损失提供相应证据证明，而中铭公司未按补充协议约定的节点支付相应款项，客观上对江都公司的资金周转造成困难和影响，双方约定的按年利率l8％计算未支付款项的利息，虽利率高于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但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故中铭公司应按补充协议约定的支付节点，向江都公司支付应付款项并按年利率18％承担未支付款项的利息。江都公司要求按补充协议约定的6个支付节点支付违约金的请求，一审法院已经支持了其违约计算利息的请求，对其主张的违约金120万元不予支持。江都公司主张就涉案工程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综上所述，江都公司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百六十八条规定，判决：一、中铭公司支付江都公司工程款28779605元，并按照年利率18％分段承担利息(其中250万元从2019年6月1日起支付利息至2019年6月29日止；其中600万元从2019年7月2日起支付利息至2019年8月4日止；其中250万元从2019年8月1日起支付利息至2019年8月4日止；其中1279605元从2019年8月1日起支付利息至本金付清之日止；其中1000万元从2019年9月1日起支付利息至本金付清之日止；其中1000万元从2019年10月1日起支付利息至本金付清之日止)；二、江都公司有权就工程款28779605元对武威中铭·御景湾项目一期已完工程折价或拍卖价款优先受偿；三、驳回江都公司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23628元，由中铭公司负担201265元，由江都公司负担22363元。二审中，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依法组织当事人进行了举证和质证。江都公司提交7份法律文书，证明由于中铭公司恶意拖欠工程进度款，我方陷入资金困难,导致无法向其他供应商支付款项，已被其他供应商起诉至法院，由此造成的损失请求中铭公司承担。中铭公司质证对裁判文书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江都公司的材料供应商的纠纷与本案无关，也无法证明我方未付工程款就必然导致其他款项无法支付的情形，这并无必然联系。中铭公司提交两组证据：第一组证据，工程结算审核定案表二份，证明案涉工程决算工程总价款为184630565元，按85%约定支付进度款，扣除已付13606万元，一审前中铭公司实欠江都公司进度款2087万元，并非一审认定的2877万元；第二组证据，甘肃高院（2020）甘民终593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一份，证明与案涉工程同类案件法院判决符合实际情况的违约金和利息。江都公司质证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工程的审核定案表为甘肃星泓房地产开发公司为主体，与本案诉讼主体无关。该证据为结算审核表，并非本案工程进度款，这不是同一事实和法律关系。江都公司与中铭公司在结算过程中为了尽快取得现金付款作出了巨大让步，放弃了利润和部分成本，由于中铭公司恶意拖欠工程进度款，已经严重影响我方经营和商业信誉。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随后我方会提交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判例作为参考。本院对以上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明目的结合已查明的其他事实综合认定。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综合当事人的上诉及答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江都公司及中铭公司的上诉请求能否成立？2.江都公司对其主张的工程进度款是否享有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关于江都公司及中铭公司的上诉请求能否成立的问题。1.案涉《补充协议》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协议。根据一审法院查明情况，《补充协议》约定的工程进度款约4000万元，中铭公司以电子承兑汇票的形式支付了400万元，以御景湾车位及房屋抵顶的形式支付了7220395元，尚未支付部分为28779605元，一审法院以该《补充协议》约定计算欠付进度款数额并无不当。中铭公司主张以一审庭审后的最终结算总价款计算欠付款数额缺乏事实依据，应不予支持。2.关于江都公司主张中铭公司应当按照18%承担未支付款项的利息并支付120万元违约金的上诉请求，本院认为，综合考虑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以及中铭公司未按《补充协议》约定支付进度款给江都公司造成的损失，一审法院判决中铭公司以年利率18％承担未支付款项的利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江都公司对其主张的工程进度款是否享有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的问题。本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二条“承包人行使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期限为6个月，自发包人应当给付建设工程价款之日起算”规定，本案中，依据《补充协议》约定，最后一笔工程进度款的支付时间为2019年10月30日，本案的立案日期为2020年7月1日，已超过法律规定的6个月期限，据此，江都公司就其工程进度款主张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对此判决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中铭公司有关要求江都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的上诉请求，应由当事人依照税法的相关规定依法办理。综上，上诉人中铭公司、江都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但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甘肃省武威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甘06民初5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甘肃省武威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甘06民初5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三、驳回江苏江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按照原判决执行；上诉人江苏江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64902元，武威中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77655元，由其各自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军瑞审判员 魏万武审判员 王 芳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日书记员 杨薪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