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113民初2752号原告：王某，女，1932年1月12日出生，汉族，北京市顺义区人，住该处，身份证号×××。委托诉讼代理人：邵笛珂，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杨某1，男，1956年6月20日出生，汉族，北京市顺义区人，住该处，身份证号×××。被告：杨某2，男，1960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北京市顺义区人，住该处，身份证号×××。被告：杨某3，女，1963年9月11日出生，汉族，北京市顺义区人，住该处，身份证号×××。被告：杨某4，女，1965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北京市顺义区人，住该处，身份证号×××。原告王某与被告杨某1、杨某2、杨某3、杨某4法定继承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李**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邵笛珂，被告杨某1、杨某2、杨某3、杨某4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位于北京市顺义区×镇×村×街×号院的房屋归原告所有；2．判令1974年12月13日的房屋分家协议原件以及1951年12月25日颁发的该房屋原河北省土地房产所有证原件返还原告；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位于×村×街×号的房屋及院落是原告和老伴于1964年建造，房屋产权属于原告和老伴，一直由原告和老伴共同居住生活。老伴于2017年12月10日去世，后由原告独自居住，因年老体衰，原来的木栅栏门原告推拉不动，原告打算换个容易推拉的门，却遭到杨某1的阻止，至今半年有余，原告的木栅栏门被拆掉后一直没有安上新门，大门白天晚上都是敞开式的，这成了原告的心病。7月24日，在×村民事调解员和治保主任的主持下对该套房屋及院落进行调解，原告和四被告均到场，四被告均明确表示放弃继承。且杨某1有二亩多的院落和十多间楼房，家境殷实；杨某2家也有门面房，四被告均明确表示该房屋归原告所有。该套房屋的产权是原河北省颁发，房产证号为×号，所有人的名字是原告的公公，1974年12月13日进行分家，原告的老伴分得该套房屋及院落的所有权，有分家单为据。房屋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原件及原分家单原件均是原告保存，后来就找不到了，直到上次开庭，才知道在杨某1处，杨某1有返还的义务。为促进家庭和睦团结，减少家庭纠纷，现提起诉讼。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19条、《继承法》第25条及相关法律之规定，提起诉讼，请贵院查明事实，支持原告上述请求，判如所请。被告杨某1辩称：我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一，原告所诉称的四间房屋并非杨雨丰遗产，也不属于原告所有。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我与杨某2于1987年8月26日在父亲杨雨丰、母亲王某的主持下，签订了《立分居文约》，进行了第二次分家。这次分家对涉案房屋关于原告的居住及使用权均进行了明确约定。首先，我与杨某2于1987年8月26日签有《立分居文约》，该文约对父母赡养、扶助妹妹和涉案房屋的居住分配及使用权分配均作了明确约定，其中对涉案房屋约定为：“父母二人居住西边老宅四间，不住时哥俩每人分两间，老宅基地使用权全部归怀春所有。”因此，在父亲杨雨丰在世时，其已经对涉诉的房屋进行了分配、处分，因此虽然现在杨雨丰已去世，但涉案房屋西边老宅四间不能算作是杨雨丰的遗产，故基于分居协议，本案不存在进行继承分割的问题。其次，从风俗习惯看，《立分居文约》对于全家人，包括父亲杨雨丰、母亲王某、杨某2及我均是有效的。分家习俗是北京农村的故有习惯，从表现形式上来讲，均是请村中德高望重的长辈作为中证人，请村中有文化会书写的人作为代笔人书写分家字据。在农村传统社会形态下，断然不会出现兄弟二人伙同村内其他人悄悄分割父母财产的情形。也就是说，根据风俗习惯，当时农村分家单本来就没有让父母签字的习惯，在本案中，虽然原告没有签字，但整个分家这个事情都是在父母的主持下进行的，所以该分家行为和所达成的协议均应当是有效的。不能强行要求上世纪八十年代签署《立分居文约》时的每个人跟现在的人，对法律行为具有相同的认知。再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分家析产的房屋再立遗嘱变更产权，其遗嘱是否有效的批复》可以明确，在分家析产后，达成的分家协议应予以维护，私自变更已经析产的产权的遗嘱无效。而结合到本案实际中，我与原告及杨某2针对涉案房产已经达成了分居协议，故原告不应以法定继承方式来主张涉案房屋。且本案中的分居协议不仅在对原告的赡养方面具有法律效力，对本案房屋的分配也是重要依据。本案中双方约定的分家行为是合法有效的，原告据此不能主张继承分割。最后，本案原告王某依据《立分居文约》一直居住在老宅房屋，我对其尽到了主要的赡养义务，不存在原告所称杨某2尽了较多赡养义务的情况。在被告杨某3、杨某4出嫁时，我按照《立分居文约》上的要求为该二人各支付准备了300元（共计600元）用于办婚宴、粮食若干；并给杨某3购买了一套组合柜，另加一套折叠桌椅（费用大概为2000元）。由此可见，我完全按照《立分居文约》的要求履行了己方义务，对此父母也是知道的，因此该《立分居文约》是合法有效的，涉案房屋已经处分，本案原告无权要求分割继承。第二，涉案房屋虽然由于历史遗留问题导致没有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但是关于产权问题，村委会及相关部门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并非确权机关，无权对涉案房屋产权进行明确。本案中原告提交了住房证明，该份证明系顺义区×镇×村村民委员会和×镇人民政府村镇建设科出具，根据《国土资源部、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财政部、农业部关于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的若干意见》第八条的相关规定，对于没有权属来源证明的集体建设用地，应查明土地历史使用情况和现状，认定合法使用的，由村委会出具证明并公告30天无异议的，经乡（镇）人民政府审核，报县级人民政府审批，确权登记发证，本案涉案房屋虽无产权证书，但如果确权也应该履行上述程序，由于涉案房屋所在村落基于历史遗留问题对农村房屋产权和登记并不完善，故本案不能依据原告王某提交的住房证明来认定房屋权属，且原告提交的住房证明不符合相关规程，对此我不予认可。第三，杨某2于2013年9月13日在杨国忠、杨国文的见证下，明确表示1987年8月26日的分家单中约定的归其名下的村西老宅的两间房归杨某1所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的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杨某2先于1987年8月26日与我签订了“分居协议”。2012年，我主动给涉案房屋进行装修、吊顶、铺地面、装暖气、建节能炕，共花费八千余元。2013年，父亲杨雨丰要求杨某2对涉案房屋窗户进行改造，按《立分居文约》约定杨某2支付了2700元窗户款，后杨某2找到杨国文、杨国中，让杨国文、杨国中找我，称根据《立分居文约》，涉案宅基地归我所有其在该宅基地上的投入将变得毫无意义，因此其希望我承担窗户改造款，房屋根据《立分居文约》归齐所有的两间房屋就全部归我所有。在杨国中、杨国文的居间说和之下，我于2013年9月13日向杨某2支付了窗户款2700元。综上，本案中的分居协议具有诺成合同的属性，已经对家庭共有财产及对老人的赡养、妹妹的扶助作出了处分和约定，且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亦未违反法律及公序良俗，故我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请法院依法予以驳回。被告杨某2辩称：我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我也不放弃继承。被告杨某3辩称：分家的情况我一直不知道，我放弃对涉案房产的相关权利。被告杨某4辩称：分家的情况我一直不知道，我放弃对涉案房产的相关权利。本院经审理查明：杨雨丰与王某系夫妻关系，在北京市顺义区×镇×村×街×号有宅院一处，1964年两人在该宅院内共同出资建造北正房四间并长期居住。杨雨丰与王某夫妻生育有四名子女，分别是长子杨某1、次子杨某2、长女杨某3、次女杨某4。后杨雨丰于2017年12月10日去世。王某称杨雨丰去世时未留有遗嘱，2020年7月24日，在×村民事调解员和治保主任的主持下对×号宅院内的房屋归属进行了调解，四被告均明确表示放弃权利，故涉诉宅院的全部四间北正房均应归王某所有。庭审中，杨某1称早在1987年父母就已经进行了分家，自己和杨某2各自分得×号院北正房四间中的两间。为此提交《立分居文约》，其内容为：“杨某1、杨某2兄弟二人奉父母之命愿把家业分开，杨某1应分原瓦房六间、厢房三间……父母居住西边老宅肆间，不住时哥俩每人分两间，老宅基地使用权全部归怀春所有……”。张福全为代笔人，杨某5为中人，落款日期为1987年8月26日。2020年，王某曾将四被告诉至法院，在该案的庭审中，张福全及杨某5作为杨某1的证人出庭作证，张福全在出庭作证时称，《立分居文约》是由自己代笔的，当时写分家单是杨某2叫他过去的，杨某1、杨某2和王某在场，其他人记不清楚了，分家内容经过王某同意；证人杨某5出庭作证称，当时是杨雨丰找的自己，说要给杨某1和杨某2分家，让自己当《立分居文约》的中人，《立分居文约》中的西边老宅肆间就是现在王某居住的×号院的四间北正房，分家时四被告及杨雨丰和王某都在场。王某不认可张福全和杨某5的证言，称不知道有分家事宜，也没见过《立分居文约》，分家涉及的×号院的房屋是杨雨丰和王某的夫妻共同财产，但该文约上没有杨雨丰和王某的签名，故此文约无效。杨某2认可《立分居文约》的真实性，称父亲杨雨丰同意按照分家单分家，但其母亲王某不知道分家的事。杨某3和杨某4不认可证人证言，称不知道分家的事。王某称，涉诉的×村×号宅院及房屋是杨雨丰通过和其兄弟杨雨时1974年12月13日分家所得，该宅院原有河北省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所有权人是其公公，1974年的分家单及河北省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原来都在原告手中保存，后来就找不到了，现在才知道被杨某1拿走了，杨某1应该予以返还。庭审中，杨某1称老分家单及老土地证都是1987年分家后王某给自己的，自己分得了涉诉×号宅院，以上老分家单和老土地证都应该由自己保存。庭审中，王某提交了2020年7月24日的视频录像，视频内容是在×村村民委员会的民事调解员杨金玉和治保主任杨凤利的主持下，王某和四被告就涉诉×号院房屋的归属进行协商。视频中，王某说：“谁都别说不要，按法律说，给多少要多少”，杨某1说：“我不要了”，王某说：“给谁啊？”杨某1说：“给他三人了，我还问一样，妈这分家单算数不算数？”王某说：“我说不算数成吗？”杨某1说：“你要说不算数我就撕了……”，同时将《立分居文约》复印件撕碎，随即离开现场。庭审中，杨某1称自己当时说的是气话，并非真的要放弃涉诉房屋。庭审中，杨某2亦表示既然杨某1现在不同意放弃继承，自己也不同意放弃继承杨某1称2013年杨某2给涉诉房屋改造窗户花费了2700元，后来找到自己索要该笔费用，并在村民杨国文和杨国忠的见证下，明确表示1987年8月26日的分家单中约定的归其名下的涉诉房屋中的两间房归杨某1所有。杨国文和杨国忠出庭证明杨某1给过杨某22700元，这笔钱是杨某2给父母安装窗户的花费和医药费，但不知道杨某2说过房屋归杨某1的事情。杨某2不认可该证人证言，亦不认可自己放弃过涉诉房屋。经查，杨某1及杨某2均按照《立分居文约》对父母进行了赡养，并对妹妹进行了相关扶助。诉讼中，双方均认可涉诉的×镇×村×街×号院内的房屋就是指四间老北正房，王某至今仍在该房屋内居住。上述事实，有当事人双方的陈述、《立分居文约》、（2020）京0113民初14099号案件庭审笔录、视频录像、证人证言、勘查笔录、照片、庭审笔录等证据在案佐证，可以作为认定事实之依据。本院认为：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物权的取得可以是原始取得，也可以是继受取得。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分家系农村较为常见的家庭财产处理方式。本案中，杨某1提交了1987年8月26日的《立分居文约》，即俗称的“分家单”，对此，杨某2认可其真实性，称其父亲杨雨丰知道，但其母亲不知情。王某、杨某3及杨某4均表示不知道有此分家单存在。该份《立分居文约》包含对杨雨丰及王某共有房屋如何分配，杨某1和杨某2对杨雨丰及王某如何赡养，杨某1和杨某2对两个妹妹分别扶助等内容，经查，杨某1及杨某2也基本按该份分家单内容履行了各自义务，其他家庭成员在过去的三十几年中也未提出异议，能够高度说明分家单的真实性。根据张福全及杨某5的证言以及杨某1、杨某2的陈述，杨雨丰知道并同意分家单内容，王某虽不认可分家单真实性，但并未提交相反证据。另，结合顺义当地农村实际情况来看，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分家单有一定格式，由人代笔书写，找中人见证，父母不在分家单上签字也属于常见现象。例如双方均认可其真实性的1974年杨雨丰和兄弟杨雨时的分家单亦是如此。该份《立分居文约》并不违反当时的法律规定，且各方已经按照该分家单实际执行三十余年，本院基于以上之特定的事实，对双方依照传统习俗签订的分家单予以尊重，现王某请求依据法定继承获得全部涉诉房屋，实质上是对《立分居文约》约定内容的改变，本院对此难以支持。对于王某要求被告杨某1返还1974年的分家协议原件及1951年颁发的原河北省土地房产所有证原件的请求，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及双方当事人陈述，上述涉诉原件系杨某1在双方分家时所得，现王某要求返还，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另，在《立分居文约》中明确约定：“父母二人居住西边老宅肆间，不住时哥俩每人分两间”。根据该约定，显然只有在杨雨丰和王某均不在涉诉房屋内居住时，杨某1和杨某2才能各分得两间房屋。经查，涉诉房屋自分家后一直由杨雨丰和王某居住使用，2017年杨雨丰去世后，王某至今仍在涉诉房屋中居住。故《立分居文约》设定的分家条件尚未达成。双方可待条件具备之后另行解决，本院对涉诉房屋的归属不宜进行处理。针对于杨某12020年7月24日在村委会工作人员主持调解时所说的“啥都不要了”“就这样了，不算数不要了，没我啥事了”，庭审中，杨某1称这些都是气话，不是其真实意思，自己并不放弃分家所得。但根据王某提交的视频显示，杨某1询问母亲分家单是否算数，在得到否定回答后，情绪激动，撕碎《立分居文约》复印件，在村委会人员劝阻下拒绝继续协商，坚持离开，事后也未就放弃涉诉房屋进行书面确认。综合考虑当天谈话的具体情况，杨某1所称“不要了”明显非其真实意思表示。杨某1所称杨某2曾表示分家单中约定的归其名下的涉诉房屋中的两间房也归杨某1所有。但杨某1并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杨某2对此亦不予认可，故对杨某1的辩称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某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三十五元，由原告王某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 鹏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赵新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