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吉24民终9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姚某，男，汉族，户籍所在地吉林省珲春市，现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通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春锋，吉林南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女，朝鲜族，户籍所在地吉林省珲春市，现住吉林省珲春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春锋，吉林南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女，汉族，住吉林省珲春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杉，吉林法护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姚某、李某因与被上诉人张某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珲春市人民法院（2020）吉2404民初3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姚某、李某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吉林省珲春市人民法院（2020）)吉2404民初348号民事判决,并依法进行改判。2.一审以及二审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本案的焦点为姚某、李某与张某是委托关系还是房屋买卖关系。一审判决认定姚某、李某与张某的之间的关系为房屋买卖关系错误。首先，姚某、李某的陈述与证人孔某有矛盾;其次,张某陈述与证人孔某陈述一致;最后,张某因从事房屋中介服务工作,中间倒卖房屋牟利属正常行为。第一、证人孔某与本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同时孔某证言前后矛盾,因此不应单独采纳。1、本案就是因为姚某、李某与证人孔某之间有经济纠纷才引起的。2012年姚某、李某与孔某签订了一份借款25万元内容的借款合同书(姚某、李某将涉案房屋抵押给了孔某),但姚某、李某从孔某处实际借款只有8.6万元。因孔某一直主张债权，所以姚某、李某与孔某之间达成了姚某、李某将涉案房屋出售,以此偿还孔某债务。为此孔某找到了本案张某。张某要求说办理公证授权委托、同时需要解除抵押(后来办理了解除抵押程序)涉案房屋以37万元卖出后张某拿了6万元同时孔某拿走了31万。孔某实际只向姚某、李某出借了8.6万元，因此多得了23万元，如果本案判决结果为张某败诉，同样孔某也得需要退还31万元，因此孔某与本案结果有巨大的利害关系，孔某作为证人的证言是绝对不可以采信的。2、2019年姚某、李某同时起诉了张某(超越委托权限构成侵权为由起诉)以及孔某(不当得利23万元为由)(注:案件号（2019)吉2404民初3046号)，因为一个案件有两个不同的诉讼请求,当时审理的法官建议先撤诉再分别起诉。姚某、李某对该案进行撤诉后从新起诉了张某,才有了本次诉讼。在姚某、李某起诉张某以及孔某一案开庭审理时(2019年12月14日开庭笔录中)，作为被告的孔某陈述在珲春市政务大厅进行抵押登记解除时只有4人在场(李某、姚某、张丽华、孔某),而本案一审开庭时确说除了上述四人(李某、姚某、张丽华、孔某)以外张某所在的新桥中介公司还来了3至4人工作人员。在同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描述上孔某一个人前后陈述互相矛盾。只要是正常推理一下就可以看出孔某在本案一审开庭时的这种陈述完全是为了迎合证人于德花陈述而(张某公司的经理)陈述的。3、在本案一审开庭审理时(2020年3月24日开庭笔录第7页)，张某陈述到2013年8月27日,张某以及孔某、原告夫妻共四人到珲春市政务大厅办理抵押解除手续。而2020年4月30日本案一审开庭审理(开庭笔录第9页）时，证人孔某陈述2013年8月27日，孔某和原告夫妇先到珲春市政务大厅，过一会新桥房屋中介公司来了3或4个人，并把房款带过来交给了原告夫妇。孔某的这一陈述不仅与张某张某的陈述不一致,也与另案中(注:案件号(2019)吉2404民初3046号)收钱的事实陈述也不一致。就是说本案张某陈述与证人孔某的证言内容是不一致的。4、2020年4月30日，本案一审开庭审理(开庭笔录第6页)时，证人于德花证言2013年8月于德花与张某一起到珲春市政务大厅把房款现金方式交给了原告夫妇。而证人于德花德证言以及证人孔某德证言以及张某的陈述,以及张某以及孔某在另案中(姚某、李某起诉孔某、张某一案注:案件号（2019)吉2404民初3046号）中的陈述全部都不一致,前后矛盾。(到场人数都说不清)在同一件事实描述上,张某、证人孔某、于德花的陈述全部不-样，张某、孔某在另案中陈述(姚某、李某起诉孔某、张某一案注:案件号（2019)吉2404民初3046号)与本案中描述也不一样(实际上一眼就可以看出在说谎),同时证人孔某与本案有非常直接的利害关系(张某败诉孔某要退款)在这种情况下一审法庭竟然单独采纳证人孔某的证言以此作为认定事实的重要依据,对此姚某、李某实在是百思不得其解。第二、姚某、李某与张某的法律关系确定应当采用书证确认,不应以推理方式进行确认。在本案中姚某、李某提交了经过公证的《委托书》,《房屋买卖合同》等客观存在的证据。这些证据有效地证明姚某、李某与张某的委托法律关系,张某以姚某、李某名义将房屋卖给第三方(37万卖个孙某)的事实。张某主张的是自己买了原告方的房屋,并在珲春市政务大厅将房款31万交给了原告方。但张某既没有提供姚某、李某与张某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也没有房款交付凭证,没有任何的书证以及其他证据。仅有证人于德花、孔某的证人证言以及当天收款十几万元的银行流水记录(姚某、李某实在想不明白十几万和31万的房款有什么关联)如上所述于德花、孔某的证言互相、前后矛盾,再加上有非常直接的利害关系,根本不应该采纳。如一审判决认为原告陈述有不合理之处,那么为什么不采纳原告提供的《委托书》，《房屋买卖合同》等书面证据对此也没有任何说明存有重大疑点以及直接利害关系的的证人证言和经过委托公证的《委托书》《房屋买卖合同》等书证证明内容有冲突时,应当采纳哪一个证据来认定事实是法律工作者的最基本常识。毫无疑问在证据采纳上经过公证的《委托书》.《房屋买卖合同》等书证效力明显优先于存有重大疑点以及直接利害关系的的证人证言。一审判决书第7页倒数11页写到，张某陈述在政务大厅交付给李某、姚某购房款,孔某收取姚某偿还的债务后办理抵押解除手续,与孔某的陈述一致,且孔某迹向本院提供当日存入部分款项的相关依据(指的是十几万元当天的银行流水，问题是与31万元房款有何关联),张某获得委托公证手续三个月后将涉案房屋出卖并获利,可以认定李某、姚某与张某关系是房屋买卖关系，故姚某、李某基于委托关系要求张某返还房款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难道一审法庭真的看不出证人孔某的证人证言漏洞百出、前后矛盾，并且证人与本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吗还单独采纳以此为依据对本案进行判决明显违反了《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第90条规定。同时一审法庭把证人孔某当天十几万的银行流水硬生生的与31万房款联系起来了，并以此认定孔某收到了31万房款，实在是过于牵强。同时为什么不采纳经过公证的《委托书》以及《房屋买卖合同》等证据,对此不给予任何说明及理由。如上所述,姚某、李某认为一审判决书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望二审法院依法进行改判。张某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姚某、李某向一审法院诉讼请求：要求张某退还售房款37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姚某、李某原系夫妻关系，张某系珲春新桥房屋中介公司员工。因李某与案外人孔某存在债务关系，李某、姚某以共有人的身份，将位于珲春市靖和街房屋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2013年8月27日，姚某、李某作为委托人，张某作为受托人，在珲春市公证处办理了委托公证手续，委托事项如下：委托人姚某与李某系夫妻关系，委托人姚某名下的房屋一套（建筑面积116.41平方米，混合结构，住宅用途，坐落于珲春市靖和街，丘地号2-2-181-604，房屋所有权编号为珲房权证珲字第XXXX号，该房屋已经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房屋他项权证编号为珲房他证字第0008283号）。现委托受托人全权代为办理该房屋解除抵押登记、出售和抵押贷款有关事宜，具体包括：1.办理解除抵押登记手续、领取房屋所有权证等；2.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及补充合同、接收售房款、办理预告登记和解除预告登记手续、变更房屋所有权证和土地使用证、缴纳相关税费、签署产权变更过程中的其他文书等；3.办理该房屋为抵押物的贷款手续，签订借款抵押合同、办理房屋抵押登记手续、开立还款账户、保险、申办具有强制执行效力债权文书公证等；4.办理与该房屋解除抵押登记、出售、抵押过程中的其他事宜。受托人办理的有关上述事宜及所签署的各种文书及合同，委托人均予以承认，由此在法律上产生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均由委托人享有和承担。委托期限自委托人签字之日起至办结上述事宜止。委托人无转委托权。同日，姚某、李某及债权人孔某在珲春市政务大厅办理了解除抵押手续。2013年11月12日，案外人孙某通过新桥房屋中介公司以37万元价格购买该房屋，张某以李某、姚某受托人的身份办理了房屋更名手续。2019年11月2日，李某、姚某以实际欠孔某借款8.6万元，张某偿还给孔某借款31万元多支付借款28.4万元系不当得利为由，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孔某返还28.4万元，后撤回起诉。李某对事实经过陈述称：因我欠吕艳菊、程玉荣、程玉英、季秀芬、吕笑莲等人债务15万元。我通过程玉英找到孔某向其借款，我向孔某出具25万元借条后，对涉案房屋办理抵押手续，实际从孔某处借款8.6万元，口头约定一年内还款。2013年8月，因俄罗斯生意经营不善，所以打算出售涉案房屋偿还孔某借款及利息。经孔某介绍找到新桥房屋中介的张某，张某了解房屋具体位置及房屋现状，我告知以底价31万元出卖。张某答应若卖出去的话再让我和买房人确定最终房价，但得收中介费。2013年8月27日，在公证处办理委托手续时因房屋有抵押无法办理，所以我、姚某与张某、孔某先到房产部门办理解除抵押手续，然后到公证处办理了委托公证。因为孔某知道我解除抵押后会委托张某出售房屋，所以在没有还其欠款的情况下同意办理解除抵押手续。我委托张某出卖房屋办理了委托公证手续，只有口头约定没有签订书面委托合同。张某针对事实经过陈述称：我退休后在新桥中介公司兼职，与孔某及李某之前并不认识。2013年8月，李某和她的朋友来中介公司说因欠款想以31万元出卖房子，我准备买这个房子。李某说该房屋因为借款抵押需要解除后才能办理委托公证手续。2013年8月27日，姚某、李某夫妻和抵押权人孔某还有我共同到政务大厅，办理解除房屋抵押手续。我把头一天在银行取的钱和手头上的部分现金凑足31万元在政务大厅交给姚某。姚某成捆清点后直接交给孔某，然后孔某、李某、姚某办理解除抵押手续。当天到公证处办理委托手续后，李某将房屋钥匙、房产证、土地使用权证等所有材料交给我。该房屋在当年11月中旬以37万元价格出卖给孙某，并办理了房屋过户手续。我与李某达成买卖协议时，签了一份书面的买卖合同，将购房款交给姚某时也有收条，因为房子已经出卖，且年头太长也没必要保管都丢失了。证人孔某到庭陈述称：2012年6月21日，李某与姚某向我借款25万元并签订借款合同，借款期限2个月，同时办理房屋他项权证。因李某、姚某逾期未还，我一直催款。李某说她的房屋已经出卖给新桥中介公司了，需要办理解除抵押手续还我的借款。2013年8月27日，我到政务大厅时，姚某、李某已先到了，让我办理解除抵押手续。我要求先还钱才能办理解除手续。他们说不急，一会儿新桥中介公司的人就会带钱过来，让我先办理解除手续我没同意。姚某说他也算赚了，17万元买的房31万元卖出去了。其实姚某欠我的连本带利不仅是31万元，因为能收回现钱我也知足了，所以同意只收31万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李某、姚某与张某之间的法律关系应当如何认定？李某、姚某为出卖房屋作为委托人办理了委托公证手续，受托人张某基于公证委托手续将房屋出卖给他人办理了房屋过户手续并收取了房款，从本案表面形式上看，符合委托关系的法律特征。但庭审过程中，李某、姚某陈述因存在孔某欠款而将房屋抵押，在未偿还孔某借款的情况下办理解除抵押手续，继而公证委托张某出卖该房屋，不符合正常逻辑且与证人孔某的陈述相矛盾，本院对李某、姚某陈述的事实不予认定。张某系中介公司的工作人员，低价购入房屋转手出卖获利系中介盈利的方式之一，办理委托公证手续再以受托人的身份出卖房屋系减少费用的手段。张某陈述在政务大厅交付给李某、姚某购房款，孔某收取姚某偿还的债务后办理解除抵押手续，与孔某的陈述相一致，且孔某亦向本院提供了当日存入部分款项的相关依据，张某获得委托公证手续三个月后将涉案房屋出卖并获利，可以认定李某、姚某与张某系房屋买卖关系，故姚某、李某基于委托关系要求张某返还房款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姚某、李某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6850元，由原告姚某、李某负担。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的姚某、李某与张某间的法律关系性质即不是委托关系，也不是买卖关系，而是居间合同关系。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姚某、李某是否允许居间人张某以出售房屋的价款直接偿还孔某的借款？如若允许，则张某没有返还的义务。如若不允许，则张某应当返还出售房屋的款项。本案一审中，李某自述如下：“……我通过程玉英找到孔某向其借款，我向孔某出具25万元借条后，对涉案房屋办理抵押手续。2013年8月，打算出售涉案房屋偿还孔某借款及利息。经孔某介绍找到新桥房屋中介的张某，张某了解房屋具体位置及房屋现状，我告知以底价31万元出卖。张某答应若卖出去的话再让我和买房人确定最终房价，但得收中介费。2013年8月27日，在公证处办理委托手续时因房屋有抵押无法办理，所以我、姚某与张某、孔某先到房产部门办理解除抵押手续，然后到公证处办理了委托公证。”从李某的自述中看，李某、姚某委托居间人张某卖房，但因房屋上设有孔某的抵押权无法办理公证委托手续。故李某、姚某、张某、孔某一起到有关部门办理抵押权解除。依据一般的生活常识，如没有人预先偿还孔某的债务或三方没有约定居间人张某卖掉诉争房屋后直接偿还孔某的债务，抵押权人孔某绝大的概率是不会放弃抵押权的。故本院认定：李某、姚某至少是允许张某以出售诉争的房屋后将款项直接偿还孔某债务具有高度可能性。张某没有向李某、姚某返还售房款的义务，李某、姚某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本案中，孔某作为证人自认收到李某、姚某出售房屋偿还借款31万元，张某也自认收取6万元。至于李某、姚某与孔某、张某间的资金往来是否适当，应由另案解决，本案不予审涉。综上所述，李某、姚某的上诉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略有瑕疵，但判决结论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850元，由上诉人姚某、李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玉石审判员 李照令审判员 宋 丹二〇二一年三月十日书记员 李宣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