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津0102民初1480号原告:王某1,男,1964年5月23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河东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国良，天津津东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王某2，男,1956年8月21日生,汉族，住天津市东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树德，天津德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昱良，天津德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某3,男，1959年3月23日生，汉族，天津市鲁山道街社会退休人员，住天津市津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恒，天津典一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城明，天津典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某4,男,1961年10月31日生,汉族，住天津市东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穆婷，天津邓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某5,女,1954年8月23日生,汉族，住天津市东丽区。原告王某1与被告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继承纠纷一案，本院2021年1月2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国良，被告王某2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树德、李昱良，被告王某3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恒、郭城明，被告王某4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穆婷，被告王某5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1.依法判决坐落于河东区万新北小区××号××号××号私产房屋（以下简称诉争房屋）所有权和拆迁权益由王某1继承所有；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与四被告系姐弟、兄弟关系，被继承人王洪喜系原、被告之父，2019年5月19日死亡，其配偶张若英1996年9月12日死亡。二人共生育五子女,分别为长女王某5、长子王某2、次子王某3、三子王某4和四子王某1。被继承人父母先于其死亡，除四子女外没有其他继承人。天津市河东区万新北小区××号××号××号私产房屋系父亲王洪喜1999年购买，登记在父亲名下，现已被征收拆除，但未签订征收补偿协议。父亲2017年5月在法律援助中心订立代书遗嘱，将该房及拆迁权益指定由王某1继承。因其他继承人对此持有异议，故成讼。被告王某2辩称，王某1所述继承关系属实，原、被告系同胞姐弟兄弟关系，父亲王洪喜与母亲张若英均已去世。争议房产天津市河东区万新北小区××号××号××号是1999年7月5日购买，购房款35000元。母亲张若英1996年去世，父母共有的河东区吉隆里19号私产房屋在1999年2月5日拆迁得款44649元，从中提取了35000元购买了本案诉争房屋，故诉争房屋中有一部分是王洪喜配偶张若英的财产，王洪喜无权单独处分。父亲订立遗嘱时已85岁高龄，其意识、精神和身体状况不足以支持其独立作出重大财产分配行为。原告阻止其他子女尽孝、赡养被继承人，该遗嘱并非被继承人真实意思表示。该遗嘱存在明显瑕疵：代书遗嘱订立过程中并无被继承人独立作出意思表示的过程，遗嘱文本为格式文本，均由代书人拟制，存在代书人诱导、在场亲属强迫捺手印的情形。被继承人订立遗嘱过程中存在多次修改过程，对全部子女姓名无法正确表达，对房屋多次表述为一间与实际不符，足以证明立遗嘱人意识不清、思维及表达混乱，无法做出真实意思表示，遗嘱应为无效。遗嘱在场人处只有一人签字，不符合继承法第十七条规定。遗嘱签名与被继承人日常签字笔迹存在差别，不能达到民事诉讼证据的高度盖然性标准。2019年5月20日被继承人因呼吸衰竭去世，原告在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的《放弃治疗承诺书》上签字。作为遗嘱受益人的原告未尽赡养义务，损害被继承人的人身、财产权益。诉争房屋已被征收拆除，征收时多次找到被继承人，但被继承人没有去办理拆迁补偿事宜直至去世。上述行为与被继承人遗嘱中表述存在明显冲突，实际上以其实际行为否定了遗嘱的效力，故该遗嘱不发生法律效力。诉争房屋应按法定继承处理，由各子女共同继承，每人享有20%继承份额。即使遗嘱有效，被告仍有权就母亲在诉争房屋中享有的份额继承十二分之一。被告王某3辩称，王某1所述继承关系属实，原、被告系同胞姐弟兄弟关系，父亲王洪喜与母亲张若英均已去世。原告要求继承的房屋现已拆除，该请求不能成立。原告提交的遗嘱不能成立，立遗嘱时被继承人已经85岁高龄，该遗嘱不能体现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能体现被继承人当时的身体及精神状况，是否有能力做出权利处分。原告提交的遗嘱为打印件，立遗嘱人未在每一页上签名，从形式上违反了民法典第1136条的规定。遗嘱见证录像中继承人王某5和王某1配偶全程在场参与见证，违反了民法典第1140条的规定。遗嘱存在不严谨及错误表述，不符合专业的法律服务精神，故该遗嘱形式内容不符合法律规定，依法不能成立。涉案的财产应由所有继承人依据法律平均分配。本案诉争房屋是王洪喜1999年2月用吉隆里19号房屋拆迁款购买，虽当时配偶张若英已去世，但该房产拆迁款仍应当认定为王洪喜与张若英夫妻共同财产，王洪喜无权单独处分，遗嘱应为无效。遗嘱中现场代书人张国良，在场人李清，二人表述身份不是见证人，不符合遗嘱见证人的规定。被告王某4辩称，王某1所述继承关系属实，原、被告系同胞姐弟兄弟关系，父亲王洪喜与母亲张若英均已去世。父亲生前长期由王某4照顾，只是2013年王某4脑出血半身不遂后，自己生活了一段时间。2016年12月王某1接走父亲后多次搬家、变更手机号码，不让被告探望。王某1控制被继承人订立遗嘱，不是父亲真实意思。诉争房屋是用被继承人与配偶张若英夫妻共同房产的拆迁款购置，该拆迁款未经析产，实际是被继承人与各子女共有状态，被继承人无权单独处分。本案代书遗嘱是代书人按照他人意愿提前编纂打印的，遗嘱四条处理意见超出被继承人理解范围。代书遗嘱依法应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并履行见证义务。该遗嘱另一在场人李清自始至终未向立遗嘱人表明其见证人身份，视频未记录下其是否履行了见证人义务，且两名见证人未按照法律规定注明年、月、日，形式上存在瑕疵。原告提供的遗嘱录像显示按了骑缝印，但遗嘱原件未见骑缝印且通篇进行了大量错别字修改，无法证实为同一份遗嘱。综上，王某4主张驳回原告诉请，待该房屋析产后再依法继承。被告王某5辩称，王某1所述继承关系属实，原、被告系同胞姐弟兄弟关系，父亲王洪喜与母亲张若英均已去世。诉争房屋是母亲去世后购买，是父亲个人财产，与母亲无关。母亲去世后，该房一直由父亲居住。后父亲与王某4居住生活，王某4生病后随王某1生活。父亲死亡前两年摔伤了股骨，但神志清楚，并不糊涂。父亲所立遗嘱属实，被告本人与父亲一起去的法律援助中心，同意按父亲遗嘱处理房屋，房屋拆迁权益归王某1所有，被告并不主张。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采信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被继承人王洪喜与张若英夫妻关系，分别于2019年5月19日和1996年9月12日死亡。双方共育有五个子女，分别为长女王某5、长子王某2、次子王某3、三子王某4和四子王某1。各当事人均主张王洪喜与张若英父母先于二被继承人死亡，除本案当事人外没有其他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根据王某2申请本院出具的律师调查令调取的证据，诉争河东区万新北小区××号××号××号私产房屋原所有权人为案外人石秀玲，其中205号厨房建筑面积7.59平方米，206号居室建筑面积16.24平方米。1999年7月5日，王洪喜与石秀玲签订房产买卖协议，以35000元价格购买该房屋。1999年7月28日王洪喜取得诉争房屋所有权证，建筑面积23.83平方米。该房现因土地征收已被拆除，根据王某2申请本院出具的律师调查令，河东区土地整理指挥部鲁山道分指挥部反馈称，该户权属存在纠纷，未办理拆迁安置手续，亦未签订安置补偿协议。被继承人王洪喜原居住于本市河东区××号私产房屋，该房登记产权人为杜宝珍。1999年2月5日杜宝珍与天津市河东区美东房地产公司签订《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取得拆迁款（购房款）44649元。2017年5月2日，王洪喜在天津市河东区××号路××号××东司法局内）订立遗嘱，由张国良现场代书并打印成书面文字，另一在场人为李清。遗嘱内容为：立遗嘱人大约于1999年出资购买了坐落于本市河东区万新北小区××号××号××号房屋二间,由于立遗嘱人年事已高,且该房屋即将拆迁,为防不测,避免今后因遗产继承产生争议,特立遗嘱如下:一、立遗嘱人的主要财产:坐落于本市河东区万新北小区××号××号××号房屋二间,该房屋建筑面积23.83平方米,房权证:河东字第0××1。二.立遗嘱人对上述房产的处理意见:1.如果立遗嘱人去世后,上述房产尚未拆迁,则上述房屋由立遗嘱人之四子王某1全部继承所有。2.如果立遗嘱人去世后,上述房产已经拆迁完毕,则上述房屋拆迁补偿金余额（除去立遗嘱人有生之年之消费的金额）由立遗嘱人之四子王某1全部继承所有。3.如果立遗嘱人在拆迁过程中去世,补偿尚未作出前去世,则立遗嘱人因拆迁所获得的各项权利由立遗嘱人之四子王某1全部继承所有。换句话说:是要房屋拆迁补偿金,还是要产权调换的房屋王某1决定。4.如果房屋拆迁前,立遗嘱人出售了上述房屋,售房款由立遗嘱人在有生之年享用,立遗嘱人去世后,售房款余额由立遗嘱人之四子王某1全部继承所有。总之:立遗嘱人去世后,凡是可以用金钱量化的属于立遗嘱人的遗产,全部由立遗嘱人之四子王某1全部继承所有。三、其他立遗嘱人去世后,后事由立遗嘱人之四子王某1主持处理,不得通知长子王丽刚、次子王丽忠、三子王某4,相关费用由王某1承担。本遗嘱一式三份,由王某1与王某5各保存一份,另一份存档备查。立遗嘱人：王洪喜立遗嘱时间：2017.5.2立遗嘱地点：东区大直沽八号路21号（河东司法局内）现场代书人：张国良在场人：李清，身份证号120106****7517附：1.立遗嘱人身份证复印件1份2.房屋所有权证复印件1份3.户口簿复印件1份4.代书人执业证复印件1份5.在场人执业证复印件1份上述遗嘱除签名和时间外为打印件，立遗嘱人签名处及错别字更改处均有指印，遗嘱原件左侧盖有骑缝指印。庭审中，原告提供订立遗嘱过程的手机录像资料佐证，现场除王洪喜外还有王某5、王某1配偶、代书人张国良和在场人李清。本院认为，王某5、王某2、王某3、王某4和王某1均系被继承人王洪喜子女，均系其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对其遗产享有继承权。自然人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中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被继承人王洪喜死亡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尚未施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应适用当时的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本案争议焦点一为河东区万新北小区××号××号××号私产房屋是王洪喜个人财产还是其与配偶张若英夫妻共同财产；焦点二为2017年5月王洪喜所立遗嘱是否有效，本院分述如下：遗产应为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房屋管理部门的权属登记具有公示、公信的效力，涉诉房屋为王洪喜1999年7月向案外人石秀玲签约购买，并登记在王洪喜名下，王洪喜应为所有权人。张若英作为王洪喜配偶，已于1996年死亡。被告王某2、王某3和王某4虽主张诉争房屋购房款为河东区吉隆里19号房屋拆迁款，其中有张若英遗产份额，但王洪喜拆迁时居住的吉隆里19号房屋原所有人为案外人杜宝珍，王洪喜和张若英既非所有人亦非承租人，张若英对吉隆里19号房屋拆迁款不享有权利。王某3等被告主张王洪喜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并不属实，故王洪喜1999年即使取得拆迁补偿款亦与其已故配偶张若英无关，诉争房屋为王洪喜个人财产，不能认定为王洪喜与张若英夫妻共同财产。关于本案争议焦点二，2017年王洪喜所立遗嘱是否有效。本案王洪喜遗嘱虽为打印形式，但遗嘱订立时民法典关于打印遗嘱的规定尚未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规定了五种法定的遗嘱形式，即公证遗嘱、自书遗嘱、代书遗嘱、录音遗嘱和口头遗嘱，本案遗嘱应属其中代书遗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十五条规定：“民法典施行前，遗嘱人以打印方式立的遗嘱，当事人对该遗嘱效力发生争议的，适用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三十六条的规定，但是遗产已经在民法典施行前处理完毕的除外”。王某3虽主张本案遗嘱应适用此规定，认定为打印遗嘱，但本院认为该条规定的内容是对《继承法》未规定打印遗嘱的弥补，如遗嘱为打印形式且不能认定为继承法规定的五种法定遗嘱方式，则可适用该规定第十五条。现王洪喜所立遗嘱由法律工作者张国良代为拟定，虽为打印形式但张国良在签名处也明确注明身份为“现场代书人”，而法律法规并未将代书的形式限定为手书，故本院将王洪喜遗嘱确认为代书遗嘱，王某3上述关于打印遗嘱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苯案所涉遗嘱订立地点在法律服务场所，由法律工作者在明确立遗嘱人王洪喜意愿的情况下代为拟定并打印，形式上有两个法律工作者见证，见证人和立遗嘱人均在遗嘱上签名，也注明了年、月、日，符合继承法关于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部分被告虽提出原告所示遗嘱中存在十余处修改、未见录像中提到的骑缝指印及附件不全等形式问题，但该遗嘱原件左侧确存在骑缝指印，打印错别字勘误处均加盖了指印。遗嘱附件虽未正式编订于遗嘱之后，但附件为立遗嘱人和见证人身份的证明及房屋权属的证明，原告均在其他证据中单独提供，经核对合法有效，对遗嘱效力不构成影响。被告王某3等虽主张遗嘱中另一在场人未明确写明“见证人”，不符合代书遗嘱规定，但两位法律工作者与继承人并无利害关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八条规定的见证人条件。其中一人作为代书人签字，另一人作为在场人签字，能起到见证人的作用，虽未明确写为“见证人”，但对遗嘱效力不构成影响。被告王某3虽主张遗嘱代书人张国良和李清应以证人身份参加诉讼，并接受其他当事人的询问且应提供所有三份遗嘱原件以供核对。但现行法律规定并无要求全部遗嘱原件齐备、遗嘱见证人应出庭作证且不能作为代理人参加诉讼的相关规定，故本院对其主张不予采纳。关于遗嘱内容，从现场视频可见，立遗嘱人王洪喜虽当时已85周岁，但神志清楚，表达准确，能正常理解与沟通，对见证人拟定的遗嘱未表示异议，又配合签名、按指印，遗嘱内容应当符合其真实意愿。代书人作为法律工作者对遗嘱表述的调整和完善以及包括王某5和王某1配偶在内的遗嘱人在场亲属所做提示和补充仅为对遗嘱人的正常帮助，不足以构成对遗嘱人的控制和引导。对于遗嘱中诉争房屋205-206两间，遗嘱人虽多次表示“一间”，但根据一般生活常识，普通人对房屋的描述“独单”、“偏单”、“三室”等均为用居室间数代替房屋间数，故此处遗嘱人表述的应为居室间数，遗嘱中“二间”只是为与房屋所有权证房号统一而作的表述方式，并未违反遗嘱人愿意。综上，王某3、王某2和王某4主张遗嘱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告所示遗嘱效力本院予以确认。综合以上分析，诉争房屋房屋作为被继承人王洪喜遗产，应按王洪喜遗嘱处理。诉争房屋虽已拆除，但房屋所有权仍应归王某1所有，王某1自行办理房屋征收补偿手续。故本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七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判决如下：一、被继承人王洪喜名下本市河东区万新北小区××号××号××号私产房屋作为王洪喜遗产，其所有权由王某1继承享有；二、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王某1自行办理前款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手续，所需费用按不动产登记管理机关规定执行，由王某1负担，如有必要，王某5、王某3、王某2和王某4予以协助;三、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王某1自行办理本判决第一款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手续，该房屋拆迁权益归王某1所有;四、驳回王某2、王某3、王某4继承王洪喜诉争房屋的主张。案件受理费4113元，减半收取2056.5元，王某1负担514.5元，王某2、王某3、王某4每人负担514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孙宝军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裴艺君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的具体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第五条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第十七条公证遗嘱由遗嘱人经公证机关办理。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第二十六条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共同所有的财产，除有约定的以外，如果分割遗产，应当先将共同所有的财产的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其余的为被继承人的遗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民法典施行后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持续至民法典施行后，该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