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06民终56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瑞章，男，1962年12月31日出生，汉族，住龙口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懿峰、单蕊，龙口誉峰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培儒，男，1956年4月23日出生，汉族，住蓬莱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宋守政，男，1969年11月3日出生，汉族，住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丁礼红，男，1974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烟台市福山区。上诉人刘瑞章因与被上诉人丁礼红、张培儒、宋守政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烟台市蓬莱区人民法院(2020)鲁0684民初21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刘瑞章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迳行判决驳回被上诉人张培儒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张培儒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程序违法。一审法院以追索劳动报酬纠纷案件受理被上诉人张培儒起诉，收取的案件受理费用5元，是依照劳动纠纷案件受理的。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劳动合同纠纷发生后，应先仲裁，仲裁是前置程序，不服仲裁裁决的可在法定期间内向法院起诉。一审法院受理该案时，没有严格审査当事人之间的主体资格、性质及其关系、适用法律、产生纠纷的处理方式等，即将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运输合同纠纷案件，错立为追索劳动报酬纠纷案件。结合被上诉人提交的涉案录音书面材料中第3页“人家法院说，不管谁都得告上”、第7页“法院也说了单独告老丁和老宋这两个，他不承认这里面含运费，必须得把你也告上。”从以上情况来看，上诉人有理由怀疑一审法院是将本案作为关系案件受理的，本案一审，可能是遭到被上诉人张培儒和一审法院的个别幕后参与者指导、干预。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1、本案涉及三个法律关系，分别是石子厂租赁合同关系(被上诉人张培儒与被上诉人宋守政)、石子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刘瑞章与被上诉人宋守政、丁礼红)、运输合同关系(被上诉人张培儒与被上诉人宋守政、丁礼红)。从案卷中的“烟台市公路管理局材料过磅单”第三联运费结算单来看，运输合同关系应当是涵盖在石子买卖合同关系之中的，而非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张培儒之间建立的单纯的运输合同关系。这从被上诉人张培儒一审起诉状载明的诉讼请求和事实与理由中即可明确，被上诉人张培儒自己也不清楚运费应当与谁进行结算。另，2020年8月19日一审开庭笔录第5页，“审：当时说费用是怎么结算?原代：当时只约定单价，没有约定是买方还是卖方承担运费。原：对。审：运费应该由谁支付?原：如果石子款含运费，就应当是卖方被告1、2给我，如果石子款不含运费，就是被告3给我。”再是，被上诉人张培儒一审提交的录音书面材料第3页倒数第3行至第4页上，“张：回收这个单是怎么个事啊，你问问你的小会计也好，问问老丁也好，这个回单，这个开车的回单都让老丁收去了，我没有回单，我哪里有回单，我知道他拉了多少?老丁收回单了，老丁和你算总共是多钱，告你了，你把总数钱给我了，我哪里知道多钱，我一张单子没有手里，我哪能知道多钱”，以上可以证实，上诉人作为中间商，购买被上诉人宋守政、丁礼红石子、石粉的过程中，从实际操作程序来看，运输合同关系，并非发生于上诉人刘瑞章与被上诉人张培儒之间，故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欠被上诉人张培儒运费，系混淆了法律关系，属于对事实认定不清。2、上诉人已不欠被上诉人张培儒、宋守政、丁礼红任何款项。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2020)鲁06民终3191号民事判决，即上诉人宋守政与被上诉人张培儒、原审被告丁礼红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案件。该判决书第3页载明：“张培儒向法院提交2015年3月27日丁礼红给张培儒出具对账单1张，证明宋守政还欠张培儒2014年的加工费与运费205747元。”这说明，2014年宋守政在租赁石子厂期间用张培儒车辆的运费系由宋守政统一结算，蓬莱市人民法院(2018)鲁0684民初2600号民事调解案卷，可以证实张培儒起诉宋守政欠2014年租赁石子厂期间的加工费与运费205747元的案件，已经结案。上诉人刘瑞章系根据被上诉人丁礼红、宋守政同意由其直接支付给被上诉人张培儒相关款项，以抵顶其租赁石子厂的费用，通过本案一审丁礼红的陈述，上诉人不欠其和宋守政石子款、石子面款项，通过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张培儒的微信聊天记录，也可以证实，上诉人也不欠被上诉人张培儒任何款项。三、本案诉讼时效已过。退一万步讲，假设上诉人应当支付涉案运费款，依照常理，相关权利人也应当在上诉人付清石子款和石子面款时及时追索相应的运费款，而事实上，各方被上诉人也都认可与上诉人款项已清，多年来一直未向其主张任何所谓的运费款项，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应当认定被上诉人已丧失了胜诉权。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受理和审理本案过程中，程序违法，案件事实没有查清，故恳请法院依法査明事实，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张培儒答辩称：一审判决正确，上诉人上诉没有道理。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丁礼红答辩称：本案与我没有关系，我不知道怎么说。被上诉人宋守政未出庭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原告张培儒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三被告立即支付运费款85086.5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4年，丁礼红是宋守政的雇工，宋守政租赁张培儒位于石子厂，刘瑞章向丁礼红购买石子。张培儒有车可以运输石子。2014年4月，张培儒和丁礼红、刘瑞章协商约定：张培儒安排车辆将石子运往刘瑞章指定的龙山店搅拌站，每吨4.5元，石子送到工地过磅，由司机取回二联单，其中运费联单由司机交给张培儒记账，结算联交付给丁礼红记账。2014年7月，石子运输完成。丁礼红和刘瑞章对石子以及石粉进行结算，结算总吨数19045.72吨，总价值285972元。扣除刘瑞章之前付给丁礼红定金6万元，还剩225972元未付。由于前期宋守政和丁礼红拖欠张培儒70余万元租金，丁礼红指示刘瑞章将225972元直接支付给张培儒，用于抵顶前期的欠款。但是张培儒为被告运输石子的运费，被告一直未付。张培儒曾找丁礼红追要运费，他告知张培儒与刘瑞章之间的结算款项中不包含运费，应当直接向刘瑞章索要。张培儒向刘瑞章追要运费，刘瑞章称与宋守政、丁礼红之间的石子款中包含运费，现三被告之间互相推诿，所以起诉至法院。一审期间，原、被告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一审法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和质证，认定事实如下：张培儒在蓬莱市有一个石子厂，出租给宋守政经营。宋守政雇佣丁礼红在石子厂管理负责，也雇佣张培儒在石坑带人干活。2014年4月份，刘瑞章向丁礼红购买石子，双方协商好石子规格和价格后，张培儒又和刘瑞章口头协商，约定刘瑞章用张培儒的车从石子厂往龙山店工地运送石子，每吨4.5元。具体是司机将石子运到目的地过磅后，取回二联单，其中运费联交给张培儒记账，结算联交付给丁礼红记账。运完石子后，2014年7月丁礼红和刘瑞章的会计吴毅按照丁礼红持有的结算联对石子以及石粉进行结算，石子石粉总计19045.72吨。由丁礼红书写结算明细后，结算联由吴毅收回并出具收条。同时，在场人张培儒按照丁礼红、吴毅核实的价格(石子23元/吨，石粉7元/吨)将已返单和未返单石子、石粉的总价写在丁礼红账单底部，“合计285972元，丁支6万元=225972元”。丁礼红通知刘瑞章将余款225972元直接支付给张培儒，用以抵顶宋守政拖欠张培儒的租赁费。后刘瑞章将上述款项陆续支付给张培儒。庭审中，丁礼红、刘瑞章均承认双方当初协商的石子款价格不包括运费，运费应由刘瑞章和张培儒单独协商、单独结算。本案争执的焦点为：张培儒承运的19045.72吨石料运费是否结清？张培儒主张，丁礼红和刘瑞章仅是针对石子石粉款进行了结算，刘瑞章给付的225972元也是宋守政转账的石料款，并不包括运费款。丁礼红主张，当初和刘瑞章协商的石子23元/吨，石粉7元/吨，之后刘瑞章和张培儒自己协商的运费价格。自己和吴毅、张培儒结算时也就是针对石料价格，不包括运费。该运费应该由刘瑞章和张培儒结算，与宋守政和丁礼红无关。刘瑞章主张，我向丁礼红购买石料价格记不清了。对运费价格，确实是后来自己和张培儒定的运费4.5元/吨。但我已经将石料款和运费全部支付给张培儒，支付的数额记不清了，在我和张培儒的微信聊天中，他也承认我已经付清了，所以我不应该再支付运费。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民事交易受法律保护。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活动应遵循双方的约定。在无书面约定的情形下，口头约定也应遵循交易习惯。本案中，张培儒、丁礼红、刘瑞章均认可：丁礼红、刘瑞章协商石料价格后，张培儒、刘瑞章又单独协商了运费价格。由此可以认定，三人之间形成两种法律关系，即丁礼红、刘瑞章之间的买卖关系，张培儒、刘瑞章之间的运输合同关系；从权利义务的相对性讲，刘瑞章负有向丁礼红(代宋守政)支付石料款、向张培儒支付运费款的义务。三方还认可如下事实：张培儒为刘瑞章运送石料19045.72吨，刘瑞章已经按丁礼红的指示付给张培儒225972元，法院对此予以确认。但现有证据不能证实刘瑞章已经向张培儒支付了运费款85086.50元。理由如下：1、刘瑞章在庭审中承认运费应由自己和张培儒结算，但其未提供实际支付的证据。刘瑞章称和张培儒的微信中记载“张：你给我是已经清了”。综合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张：丁说你来买的石子价格里不含运费，是不是不对，他说他忘了”“刘：具体我也记不太清了，我印象运费4.5元我打款连运费一起付了”“张：我说刘老板买的是石子运费的价格在一起，不另外付运费，总共二十八万几，丁支了六万”“刘：应该是这样，车是你安排的”。“张：现在你要证实的是，你没有另外付运费，原来讲的价格是含运费的”。综合该微信聊天记录，张培儒和刘瑞章一直是围绕石子单价23元/吨是否包含运费4.5/吨在争论。关于“张：你给我是已经清了”也是针对“总共二十八万几，丁支了六万”后的余款结算情况。2、从丁礼红、吴毅对账后收回结算单的情形看，双方结算的是石料款。丁礼红将该笔债权225972元转让给张培儒，抵顶宋守政欠张培儒的租赁费，也说明丁礼红结算的仅仅是石料款，并不包括张培儒应向刘瑞章收取的运费款。否则，丁礼红无权将张培儒对刘瑞章享有的运费债权再转让给张培儒，用于抵顶宋守政欠张培儒的租赁费，该转让行为未得到张培儒的认可，也违背了正常的交易习惯。3、刘瑞章对石料价格和最后的付款总额始终未能明确表述，刘瑞章未提交支付运费款的凭证，也未提交张培儒收到运费款的证据，且运费单一直由张培儒持有，故刘瑞章已经结清运费款的主张不能成立。综上所述，刘瑞章欠张培儒运费85086.5元，事实清楚，刘瑞章主张已经付清，证据不足，法院对其抗辩理由不予支持。张培儒要求宋守政、丁礼红给付运费款，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一、刘瑞章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付给张培儒运费款85086.5元；二、驳回张培儒要求宋守政、丁礼红给付运费款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诉讼保全费970元，案件受理费1927元，由刘瑞章负担。二审期间，上诉人刘瑞章出示了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经过比对后的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张培儒在一审分别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证实被上诉人张培儒与一审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是经过篡改后的证据，目的是为了掩盖上诉人已经付清运费款项的事实。第二组证据，上诉人从司法文书裁判网上收集到的被上诉人张培儒本人作为涉案当事人参与诉讼案件20起，证实张培儒本人诉讼经验丰富，了解法律知识相对较多，维权意识相对较高，本案如上诉人欠其运费款项，其早就应当启动维权诉讼，然而5、6年之后被上诉人张培儒才启动本案，应该认定其超过了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依法丧失胜诉权利。质证中，被上诉人张培儒称，送石子有两张单，料单给被上诉人丁礼红，运费单是司机自己拿的，然后交给我，我找上诉人要钱。料单是被上诉人丁礼红和上诉人的保管会计两个人已经对好帐了，丁礼红把对完单的欠款数交给我找上诉人，然后上诉人给我225972元顶帐，这些钱不含运费，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丁礼红都认可。我说给我钱是说的225972元，运费单在我手里，还没有跟上诉人对帐，所以说不存在上诉人给我运费钱。我没有用微信当证据，不存在删的问题，删不删也无所谓。我干了这么多年石子厂，外面有欠帐，有的都不认帐，没有办法我才起诉，我都是找的律师起诉，不存在我有诉讼经验，我都是有证据起诉的。并且起诉后，欠债人都认可。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本案现有证据，可以认定2014年4月至7月，上诉人刘瑞章向丁礼红购买石子，委托被上诉人张培儒运送至龙山店工地，双方口头协商运送石子的运费为每吨4.5元。在被上诉人张培儒完成运输石子任务后，上诉人刘瑞章应按约定向被上诉人向张培儒支付相关运费。现被上诉人一直持有尚未结算的运费单据，上诉人刘瑞章否认其与被上诉人张培儒间存在运输合同关系，主张涉案运费应由被上诉人宋守政支付，证据不足，理由不当，也与当事人陈述及案件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对上诉人刘瑞章与被上诉人张培儒间关系及运费结算问题所作分析认定，全面、透彻，合情合理，本院不再赘述。因上诉人刘瑞章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已向被上诉人张培儒支付运费85086.5元，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刘瑞章向被上诉人张培儒偿付所欠运费正确、合法，符合本案实际情况。本案是上诉人刘瑞章与被上诉人间因运送石子运费发生的纠纷，一审法院将案由确定为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不妥，应予纠正。上诉人刘瑞章一审期间述称已向被上诉人张培儒结清运费，没有主张诉讼时效问题，从本案事实来看，上诉人刘瑞章主张被上诉人张培儒的请求已过诉讼时效，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上诉人刘瑞章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927元，由上诉人刘瑞章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殷连泽审判员  张莉莉审判员  刘海波二〇二一年三月九日书记员  王 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