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06民初14056号原告：周长兵，男，1976年5月2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春来,广东穗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诸好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荔枝园街后巷8号101。法定代表人：余瑞鹏，业务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丁震锋、李楚茹，均系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广州乘佳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盈溪路力子园天河珠盈农贸综合市场A栋1-2号铺。法定代表人：刘巧香，营运经理。原告周长兵与被告广州诸好食品有限公司、第三人广州乘佳食品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公开开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案件事实（一）劳动关系情况：原告主张其于2018年12月29日入职被告处任司机，无试用期，被告未与其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亦未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月工资由岗位工资6000元+不固定餐费补贴+不固定奖金+不固定加班费构成，每月15日由被告财务余瑞琳以银行转账形式领取上个月工资；其上班地点在被告租赁的加工厂，上班由车间主管管理，但不清楚主管姓名；其最后工作日为2019年12月22日，当天下午被告口头无故将其辞退，未出具文书。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转账记录》（内容显示：对方户名“余瑞琳”在2018年12月16日至2019年12月16日期间转账给周长兵的明细）；2.《工资条》（未加盖被告公章）；3.《微信聊天记录》（内容显示：原告与“余炳标”、“Cora”的聊天记录、微信群名“诸好团队”的聊天记录）；4.业务受理单；5.《照片》（内容显示：被告招聘公告显示联系人为余小姐）。被告对原告的上述证据有异议：1.对《转账记录》不予确认，主张余瑞琳系第三人的员工，余瑞琳转账项目是第三人支付给原告的工资；2.对《工资条》不予确认，主张该工资条不是其方制作；3.对《微信聊天记录》不予确认，主张原告接受第三人的指派为被告提供服务，服务过程中由被告原告员工直接与原告进行对接，这是工作常态，并不能体现原告受被告的人事管理、工资管理等，不能体现原、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被告主张其与原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原告入职的第三人处，余瑞琳系第三人的员工，余瑞琳转账项目是第三人支付给原告的工资；另原告驾驶登记在第三人名下的车辆向被告提供服务，也印证了原告与第三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被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劳务承包合同》（内容显示：被告与第三人于2018年1月21日签订的劳务承包合同）；2.《采购合同》（内容显示：被告与上海姜根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在2017年12月1日签订采购合同）；3.《说明函》（内容显示：原告为第三人雇请的人员，落款处加盖有“第三人”公章）；4.《平安团体意外险投保情况》（内容显示：投保人信息中单位名称为第三人，联系人为余瑞琳，投保人中含有原告）；5.《转账凭证》（内容显示：付款方余瑞琳2020年1月15日转账给原告款项为：5000元、1470元）；6.《工资条》；7.《余瑞琳劳动合同》（内容显示：余瑞琳与第三人在2018年3月1日签订的书面劳动合同）；8.《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9、《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等。原告对被告提交的上述证据均有异议：1.对《劳务承包合同》不予确认，表示被告与第三人的股东存在亲属关系，也存在一定程度的人格混同，双方都是食品公司，并没有劳务派遣的资格，如需招用员工，均可以以自己的名义直接招聘，无须签订劳务承包合同；2.对《平安团体意外险投保情况》不予确认，原告自始至终都不清楚第三人为原告投团体意外险；3.对《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等的关联性不予确认，被告系将其他单位的车给原告工作使用。第三人本院合法传唤，逾期未到庭参加诉讼，但向本院递交了答辩状，其表示原告系其聘请的人员，接受其管理并由其发放工资；另其与被告存在服务合同关系，原告的工作内容是为了实现其向被告提供《劳务承包合同》项下约定的服务。另，经本院询问原告是否需要第三人承担责任，原告明确表示其只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其无需第三人承担连带责任。本院认为：关于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问题。第一，原告虽提供《转账记录》、《工资条》、《采购订单》、《微信聊天记录》等拟证明其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但该《工资条》未加盖有被告公章，该《微信聊天记录》仅能反映工作内容和沟通安排，《采购订单》不足以有效证明双方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原告未举证证明《转账记录》中转账方余瑞琳系被告职员，且被告对此均不予确认，上述证据均不能单独作为认定原告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的依据，由于上述证据的证明力均存有瑕疵，不能形成完整有效的证据链，故本院对此不予采纳。其二，原告虽陈述了其工作岗位、工资标准、工作时间等情况，但未能提供其他有效的证据予以佐证，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原告的主张依据不足。其三，被告提交的《承包合同》、《采购合同》、《情况说明》、《平安团体意外险投保情况》、《余瑞琳劳动合同》拟证明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而该《平安团体意外险投保情况》、《余瑞琳劳动合同》均显示余瑞琳为第三人员工，第三人亦出具材料认可原告是其雇请。最后，原告本案主张的诉讼请求应以其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为基础，此系处理劳动争议的前提，且原告作为主张权利的当事人，其对于劳动关系的存在与否负有初步的举证责任，亦系其应尽之义务，但原告未能提供合法有效的充分证据证明其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其对此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从被告和第三人所述意见来看，该两公司之间即便存在一定程度的业务关联，甚至人员上的利害关系，亦不能直接推定被告对原告有进行人身和经济上具有依附性、从属性的管理和被管理关系，不能证实原告是与被告之间建立劳动关系。综上，在原告证据尚不充分的情况下，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不符合《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第二条规定的确立劳动关系之情形，即原告与被告并非本案争议的适格主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二条之规定，其要求确认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及被告支付二倍工资差额、赔偿金、年休假工资等诉讼请求均缺乏合法有效的基础和依据，故本院对原告本案的诉讼请求均不予支持。（二）劳动仲裁情况：原告于2019年12月30日向广州市天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了劳动仲裁，请求裁决：1.确认与被告之间在2018年10月29日至2019年12月22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被告向原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21141元、2018年11月29日至2019年10月28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783600元、2019年12月1日至2019年12月22日期间工资6600元（当庭撤销）、2019年度未休年假工资2142.85元、失业保险金1680元。该委于2020年4月13日作出劳动仲裁裁决：驳回原告本案全部仲裁请求。（三）原告诉请：1.判令确认原告与被告之间在2018年10月29日至2019年12月22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被告向原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21141元、2018年11月29日至2019年10月28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78360元、2019年12月1日至2019年12月22日期间工资6600元（当庭撤销）、2019年度未休年假工资2142.85元、失业保险金1680元。裁判理由与结果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周长兵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0元，由原告周长兵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鲁肖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黄娟杨梓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