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甘01民初833号原告：邓育成，男，汉族，1960年4月25日出生，住甘肃省永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国鹏、张璐，甘肃理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甘肃东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甘肃省兰州市兰州新区黄河大道以北、祁连山大道以西通达国际城。法定代表人：薛建云，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军、王晓瑜，甘肃正天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甘肃通达伟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甘肃省兰州市兰州新区黄河大道以北、祁连山大道以西通达国际城。法定代表人：薛在存，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琴、曹莉，甘肃光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薛在存，男，汉族，1962年7月19日出生，住甘肃省永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琴、曹莉，甘肃光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邓育成诉被告甘肃东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升公司）、甘肃通达伟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达公司）、薛在存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0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邓育成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国鹏，被告东升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军、王晓瑜，被告通达公司、薛在存的委托代理人曹莉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邓育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东升公司、通达公司立即偿还原告借款本金850万元，并支付截止2019年4月20日欠付借款利息6766944元，两项合计15266944元；2.判令被告东升公司、通达公司按照年利率15.4%向原告支付自2019年4月21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的借款利息，利随本清；3.被告薛在存对以上借款本息承担共同还款责任；4.本案诉讼费、诉讼保全费、保全担保保险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4年8月11日，被告东升公司(原甘肃恒茂空港生态酒店有限公司)、通达公司因经营周转需要向原告借款1000万元，并由被告薛在存代表通达公司与原告签订《借贷合同》一份，约定借款期限4个月（自2014年8月11日起至2014年12月11日止），借款月利率为3%，按月付息。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照双方约定代扣被告欠付其他借款利息150万元后，向被告薛在存账户转账支付借款850万元。借款期内，被告依约向原告支付了相应借款利息。借款期限届满后，因被告经营周转发生困难，未能如约偿还原告借款，原告追要借款时，被告多次承诺在周转灵活后立即偿还。2015年1月以后再未支付借款利息。2019年4月19日，经双方认真核算，被告东升公司、通达公司向原告出具《借款情况说明》一份，证明借款过程及用途、借款利息等，被告东升公司明确承认借款用于该公司经营周转，并自愿承担以上借款的全部偿还责任。综上，被告拖延履行还款义务的行为，已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财产权，现提起诉讼，望判如所请。被告东升公司辩称：1.东升公司的被告主体不适格，借款主体为个人，东升公司与邓育成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2.2019年2月25日出具的《授权委托书》系伪造，不是东升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借款情况说明》也无效，不能导致诉讼时效中断。3.邓育成诉请本金850万元，对该笔利息的计算以及将2019年4月20日作为划分利息时间节点无事实和法律依据。4.借款行为发生在2014年8月11日，截止起诉期间并未未发生中止或中断事由，诉讼超过法定诉讼时效。5.邓育成已就该笔借款以民间借贷纠纷提起诉讼，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已作出（2019）甘01民初578号民事裁定驳回起诉，邓育成以同一事实，案由不同，但诉讼当事人、诉讼标的、请求与前诉相同，属于重复起诉，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综上，应驳回起诉。被告通达公司辩称：1.通达公司法定代表人薛在存2014年8月11日的确代表通达公司收到了邓育成支付的850万元借款，但通达公司从未和邓育成签署过借款金额为1000万元的借贷合同，也从未向邓育成借过1000万元的借款。虽然邓育成出示了2014年8月11日盖有通达公司公章及法定代表人薛在存私章的借贷合同，但是法定代表人并未在借贷合同上签字，借贷合同中通达公司签章处手写的通达公司名称也非法定代表人所签写，通达公司不知道该借贷合同是在何时、何地形成的。2.2018年3月通达公司法定代表人薛在存就因涉嫌犯罪被羁押于看守所，其从未授权吕某、张明桢、徐志辉办理邓育成诉讼的所谓的民间借贷事宜，邓育成向法庭提交的通达公司2019年2月25日给吕某、张明桢、徐志辉的授权委托上“薛在存”三字并非本人签写。故邓育成以此授权委托书基础上形成的2019年4月19日的借款情况说明和2019年4月28日吕某个人书写的对账情况说明延续诉讼时效的主张不能成立，事实上从邓育成所谓的借款期限届满后的2014年12月11日到邓育成第一次起诉的2019年长达6年多的时间，邓育成从未向通达公司及法定代表人薛在存主张过权利，故其诉请已超过诉讼时效，应当依法驳回其诉请。被告薛在存辩称：1.邓育成的诉讼请求和事实与理由存在矛盾，诚如邓育成诉状事实与理由部分陈述，其2014年8月11日向通达公司账号支付的850万元是支付给公司的而不是给薛在存个人支付的，涉案借贷关系发生时通达公司的性质是有限责任公司而非自然人独自的有限责任公司，邓育成要求薛在存承担还款责任于法无据。2.邓育成所谓的借款期限届满后的2014年12月11日到邓育成第一次起诉的2019年，长达6年多的时间，邓育成从未向通达公司或薛在存主张过权利，其诉请已超过诉讼时效，应当驳回其诉请。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邓育成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以下十四组证据：【第一组证据】《借贷合同》、《借款申请书》各1份；证明2014年8月11日原被告双方签订书面借款合同，约定了借款1000万元及借款期限、借款利率及借贷双方其他合同权利义务，被告借款用于公司经营周转，还款来源为工程款。【第二组证据】农村信用合作社电汇凭证；证明原告邓育成于合同签订当日向被告薛在存转账支付850万元的事实。【第三组证据】2019年2月25日的《授权委托书》6份；证明被告东升公司、通达公司于2019年2月25日分别向吕某、张明祯、徐志辉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三人共同代理东升公司、通达公司一切事务的处理；受托人取得了代表二公司处理相关事务的代理权。【第四组证据】2019年4月19日的《借款情况说明》；证明东升公司、通达公司代理人共同确认二公司向邓育成借款三笔，薛在存为二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包括本案案涉借款在内的向原告邓育成所借三笔借款均用于薛在存、薛建云及薛建新家庭开办的东升公司、通达公司经营周转，二公司对案涉借款追认为公司借款，并自愿承担全部还款责任。【第五组证据】2019年4月28日的《对账情况说明》；证明东升公司、通达公司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吕某再次代表二公司确认借款事实，并表示对于还款情况待核实后尽快还款。【第六组证据】兰州新区人民法院（2019）甘0191刑初221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证明在薛在存、薛建云等人因涉嫌犯罪被采取强制措施后，吕某就是案涉被告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不但受托处理公司日常事务，还作为通达公司的诉讼代表人参加了刑事案件的诉讼活动。印证了授权委托书客观真实，吕某等受托向原告出具的债务追认与还款《借款情况说明》意思表示真实、合法有效。【第七组证据】东升公司、通达公司工商档案信息；证明二公司多次工商登记变更，股东变更信息显示两个公司的股东都在薛在存与两个儿子薛建云和薛建新之间进行，与《借款情况说明》相互印证，进一步证实了东升公司与通达公司是薛在存、薛建云、薛建新的家庭开办关联企业，借款情况说明内容客观真实，债务承担行为合法有效。【第八组证据】薛在存信件3份；证明薛在存被刑事羁押后，多次给邓育成写信，强调与原告邓育成的关系及双方的经济往来（即案涉借贷），并特别承诺不让原告利益受损，坚持自己信守承诺，特意提到原告帮助其处理公司事务需要资料时可以找吕某复印，与《授权委托书》相互印证，同时也表明薛在存对于偿还原告债务的真实意思。【第九组证据】通达公司2019年3月29日《费用报销单》、2019年4月29日东升房地产公司《借据》、2019年3月26日通达公司《情况说明》、2019年4月23日邓友贤《证明》各1份；证明东升公司与通达公司给吕某、张明祯、徐志辉授权后，三名受托人不但处理了二公司与原告之间的涉案借贷债务，也处理了其他公司事务，授权客观真实。通达公司与东升公司相关财务凭证和费用单据上均由受托人吕某、张明祯、徐志辉签名确认并支付。【第十组证据】保全担保保险费发票；证明原告申请保全担保产生的保险费损失。【第十一组证据】甘肃钰铭商贸有限公司、永登钰鑫商贸有限公司与邓育成银行转账交易明细汇总表及证明各2份；证明邓育成出借给被告的资金系其开办经营的甘肃钰铭商贸有限公司、永登钰鑫商贸有限公司经营所得，系个人自有资金。【第十二组证据】2014年1月3日至2018年3月7日邓育成与薛在存手机短信往来记录截屏40张；证明目薛在存被羁押前一直与邓育成保持联系，与证人证言相印证，可证明邓育成一直没间断在找薛在存要款。【第十三组证据】证人吕某、王某、杨军出具的《证明》3份；证明借款用于东升公司、通达公司经营，邓育成多年追要借款，《授权委托书》系薛建云召开员工大会宣布授权吕某、张明祯、徐志辉处理公司债权债务后产生，三人按照授权书处理公司与邓育成之间的债权债务，并出具了2019年4月19日的《借款情况说明》。【第十四组证据】通达公司诉讼代理人代理词首页一张，证明被告方亲笔书写承认确实授权吕某、张明祯、徐志辉处理过案涉《授权委托书》中的公司事务。本案用于证明向受托人出具《授权委托书》处理案涉债务确为被告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薛在存的真实意思表示，受托人吕某等三人据此向原告出具的《借款情况说明》是代表公司履行职务的行为，对东升公司、通达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被告东升公司为支持其答辩意见提交了以下证据：1.东升公司内资企业信息；证明2015年7月20日前由薛在存担任法定代表人，2015年7月20日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薛建云。2.（2019）甘01民初578号民事裁定书；证明本案与（2019）甘01民初578号案件案由不同，但诉讼当事人、诉讼标的、诉讼请求与前诉相同，本案也不具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八条规定的“发生新的事实”的情形，构成重复起诉，应裁定驳回邓育成的起诉。同时，被告东升公司以薛建云为申请人，申请对邓育成提交的《借贷合同》、《授权委托书》上“薛建云”签名的真实性进行司法鉴定。被告通达公司、薛在存为支持其答辩意见提交了以下证据：1.通达公司内资企业信息；证明2015年7月24日之前通达公司有两名股东，性质为自然人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由此说明2014年8月11日本案借贷关系发生时通达公司的性质是自然人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而非自然人独资有限公司。2.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甘01民初680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另外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中询问被羁押的薛在存、薛建云、张明桢、徐志辉，薛在存、薛建云否认曾授权张明桢、吕某、徐志辉，均否认涉案《授权委托书上》上薛在存、薛建云的签名并非本人所签，张明桢、徐志辉证明涉案《授权委托书》系“公司出事后，用以维持公司日常工作之用”。同时，被告薛在存申请对邓育成提交的《授权委托书》上“薛在存”签名的真实性，以及《借贷合同》上手写部分是否系薛在存笔迹进行司法鉴定。经审查认证认为，原告邓育成提交的第三组证据2019年2月25日的《授权委托书》6份，虽系复印件但加盖了通达公司、东升公司公章，证据的形式要件符合法律规定，亦符合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的要求，证明效力予以认定；第八组证据薛在存信件3份，证据来源不清，缺乏证据的合法性要求，不能作为有效证据认定；第九组证据王斌签名核对的财务凭证，证据来源于被告方公司，由财务人员王斌在复印件签注核对意见，证据的形式要件符合法律规定，且能间接证明待证事实，符合证据的上述三性要求，证明效力予以认定。原告邓育成提交的其余证据均符合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的要求，可以作为定案依据，对其证明效力本院均予以确认。被告东升公司、通达公司、薛在存提交的二公司内资企业信息符合证据的三性要求，证明效力予以认定；提交的本院（2019）甘01民初578号民事裁定书证明效力予以认定，但不足以支持其证明目的；提交的本院（2020）甘01民初680号民事判决书尚未生效，且与本案待证事实无直接关联，不能作为有效证据认定。对于被告东升公司及薛建云、薛在存的司法鉴定申请，经审查并无鉴定的必要，鉴定申请予以驳回。经审理查明：2014年8月11日，被告通达公司向原告邓育成出具《借款申请》，双方于当日签订《借贷合同》，约定通达公司向邓育成借款1000万元用于周转，还款来源为工程款，借款期限4个月（自2014年8月11日起至2014年12月11日止），借款月利率为3%，按月付息。同日，原告邓育成从个人账户向通达公司法定代表人薛在存账户转账支付850万元，电汇凭证附加信息注明为“借款”。薛在存因涉嫌犯罪于2018年3月20日被刑事拘留后羁押至今；其子薛建云也因涉嫌犯罪于2019年3月28日被刑事拘留后羁押至今。2019年2月25日，通达公司、东升公司各出具《授权委托书》3份，分别委托吕某、张明祯、徐志辉为公司代理人，均授权代理公司一切事务的处理，委托书自即日起生效，至委托事项办理完毕后自动失效。授权人处加盖公司公章。2019年4月19日形成的《借款情况说明》，列明贷款人邓育成，借款人通达公司、东升公司。主要内容为：通达公司、东升公司向邓育成借款三笔，二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薛在存，本案借款实际支付850万元汇入薛在存账户，包括本案借款在内的三笔借款1650万元全部用于公司股东家庭关联人（薛在存、薛建新、薛建云）开办的通达公司、东升公司经营周转，故借款人通达公司、东升公司自愿承担还款责任；合同自双方签章后立即生效；落款处邓育成签名，吕某、张明祯、徐志辉备注“以双方对账核实为准”等意见后签名。同年4月28日又形成《对账情况说明》，再次确认借款本金1650万元，并载明具体还款数额待核实后尽快还款；吕某于落款处签名。截止2019年4月20日，被告通达公司尚欠原告邓育成借款本金850万元，利息5595975元，共计14095975元。另查明，甘肃钰铭商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邓育成，公司出具证明称邓育成为股东，持股60%，为实际控制人。永登钰鑫商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邓育高，公司出具证明称邓育成为实际控制人。二公司出具的证明及交易明细汇总表显示2009年至2014年期间二公司与邓育成之间持续存在大额转账。再查明，2019年8月2日，邓育成诉薛在存、薛建云、东升公司、通达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审理认为，邓育成主张的500万元、1000万元、150万元三笔借款的借款人不相同，不属于同一借款合同法律关系，不属于必要的共同诉讼，遂于2020年6月10日作出（2019）甘01民初578号民事裁定，驳回邓育成的起诉。本院认为，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之间进行资金融通所形成的借款合同，合法的民间借贷受法律保护。本案中，原告邓育成于2014年8月11日从个人账户向薛在存账户转账支付“借款”850万元的事实双方均无异议，能够确认。双方主要争议焦点为：1.原告邓育成与被告是否形成借款合同关系，被告通达公司、东升公司及薛在存是否应承担还款责任；2.原告主张的借款数额和利息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3.本案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4.本案是否构成重复起诉。关于借款合同法律关系及还款责任的认定问题，分析评判如下：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五条规定：委托代理授权采用书面形式的，授权委托书应当载明代理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代理事项、权限和期间，并由被代理人签名或者盖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五条规定：借用业务介绍信、合同专用章、盖章的空白合同书或者银行账户的，出借单位和借用人为共同诉讼人。由此法律规定可见，公章为企业法人权利的象征，在形式上代表法人意志，除法律有特殊规定外，均以公章代表法人意志。在司法实践中，是否盖有公章是审查民事活动是否成立和生效的重要标准；在民商事纠纷的审查判断中，依据盖章认定法律文件的效力进而确定权利义务的归属，盖有企业法人公章的合同、授权委托书等应系法人意思表示的法律文件。公章可以单独代表企业法人，可以独立发生效力，公章可使合同、授权委托书等企业法人文件当然生效，所以在有法人公章的情况下，企业法人文件的效力应予确认。本案中，原告邓育成主张与被告通达公司成立借款合同关系，提交的2014年被告通达公司的《借款申请》、与邓育成签订的《借贷合同》均列明借款人为通达公司，加盖通达公司公章和法定代表人薛在存印章；提交的2019年2月25日《授权委托书》复印件分别加盖通达公司、东升公司公章。被告对上述证据中通达公司、东升公司加盖公章的真实性亦未提出异议。如上所述，《借款申请》、《借贷合同》及《授权委托书》因加盖公司公章，合同及授权委托书的效力均应予确认。第二，法定代表人虽具有代表企业法人的职权，但我国法律对法人文件是否必须有法定代表人签名或盖章并无强制性规定，也无法律规定法定代表人签名或盖章的单独有效性。故在对本案《借贷合同》、《授权委托书》等法人文件的效力审查中，法定代表人的签名或盖章事项并不属于必要审查事项，有法定代表人签名盖章可以加强法人文件的效力，但法定代表人有无签名盖章及其真伪并不影响合同、授权委托书效力的认定。故被告针对《借款申请》、《借贷合同》及《授权委托书》的效力所提答辩意见无法律依据，不予采纳；所提相应司法鉴定申请无鉴定的必要，应予驳回。第三，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在上述《授权委托书》效力得以确认的情形下，吕某、张明祯、徐志辉三人基于《授权委托书》取得代理公司一切事务处理的权限，于同年4月19在《借款情况说明》签名确认本案850万元借款用于通达公司、东升公司经营周转，借款人通达公司、东升公司承担还款责任，以及之后代理人吕某签名确认的《对账情况说明》，均是在授权范围内以通达公司的名义实施的法律行为。上述证据与《借款申请》、《借贷合同》、《授权委托书》相互印证，并由原告提交的其余有效证据佐证，足以支持原告所称与通达公司形成借款合同法律关系的主张。第四，原告邓育成对出借资金来源作出说明，称来源于其实际控制的甘肃钰铭商贸有限公司、永登钰鑫商贸有限公司经营收入，并提交了二公司的营业执照和公司与其之间持续性资金往来明细，证实出借资金系自有资金。审查中，未发现存在资金来源不合法等民间借贷合同无效的情形，也未发现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其他情形，本案民间借贷合同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原告邓育成在借款未获清偿的情形下主张被告通达公司偿还借款，应予支持。第五，被告东升公司作为薛在存家族关联公司，虽未与原告邓育成形成借款合同法律关系，但基于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以及代理人在授权范围内通过《借款情况说明》、《对账情况说明》确认本案借款用于通达公司、东升公司经营周转，借款人通达公司、东升公司自愿承担还款责任的行为，且该行为符合债务加入的构成要件，则东升公司作为委托人应承担债务加入的民事责任，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四条的规定，与通达公司共同承担还款责任。第六，本案借款合同系通达公司与出借人邓育成签订，并非法定代表人薛在存以个人名义与出借人邓育成签订，被告薛在存并非借款合同相对人，也不存在其作为法定代表人以个人名义与出借人订立民间借贷合同的事实，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0）17号］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原告主张被告薛在存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被告薛在存所提不应承担还款责任的答辩意见合理部分予以采纳。综上六点，原告邓育成与被告通达公司之间形成合法有效的民间借贷借款合同法律关系，通达公司应承担还款责任；被告东升公司基于债务加入与通达公司共同承担还款责任。关于借款数额和利息的认定、诉讼时效及是否构成重复起诉等问题，分析评判如下：1.原告邓育成与被告通达公司签订的《借贷合同》约定借款金额1000万元，转账凭证显示实际支付850万元，原告主张借款本金850万元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2.《借贷合同》及《借款情况说明》均约定利息按月利率3%计算，庭审中，原告主张利息是自2015年1月11日起按照ＬＰＲ一年期的4倍即年利率15.4%计算并主张利息。经审查，原告主张的利率在双方约定的利率范围，亦在法律规定的保护限额内，应予支持；即自2015年1月11日起以本金85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5.4%计算至2019年4月20日，利息金额为5595975元，2019年4月21日之后的利息按年利率15.4%计算。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存在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等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本案中，如前所述，在通达公司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效力得以确认的情形下，吕某等三人基于公司委托在授权范围内于2019年4月和原告共同签名确认《借款情况说明》、吕某签名确认《对账情况说明》，均对借款进行确认，且承诺核实具体数额后尽快还款，证明双方对借款本息进行核对，原告主张了债权，诉讼时效中断，且诉讼时效重新计算后原告在法定时效内提起了诉讼，被告应依法履行还款义务。被告针对诉讼时效所提答辩意见无事实依据，不予采纳。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后诉与前诉同时具备当事人相同、诉讼标的相同、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的，构成重复起诉。本案中，本院于2020年6月10日作出的（2019）甘01民初578号民事裁定，是以邓育成主张的三笔借款属于同一借款合同法律关系，不属于必要的共同诉讼为由驳回起诉，现邓育成以主张其中一笔借款而再行起诉，当事人、诉讼标的、诉讼请求均不相同，不构成重复起诉。被告所提重复起诉的答辩意见亦不予采纳。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一百六十五条、第一百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0）17号]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甘肃通达伟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甘肃东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偿还原告邓育成借款本金850万元，截止2019年4月20日的利息5595975元，共计14095975元；并自2019年4月21日起以未还本金为基数按照年利率15.4%支付利息至清偿完毕之日。二、被告甘肃通达伟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甘肃东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支付原告邓育成诉讼保全保险服务费15266.94元。三、驳回原告邓育成对被告薛在存的诉讼请求，驳回原告邓育成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3402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118402元；原告邓育成负担8584.49元，被告甘肃通达伟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甘肃东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109817.51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给原告邓育成。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赵建华审 判 员  王晓花人民陪审员  杨冬平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一日法官 助理  刘以轩书 记 员  施艳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