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04民初7241号原告：广州市晟诺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天河路1号2312房。法定代表人：郑卓权，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由，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沛，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被告：许莹，女，1985年3月6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天津市东丽区。原告广州市晟诺商贸有限公司与被告许莹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21年1月26日立案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广州市晟诺商贸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由、郑沛，被告许莹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广州市晟诺商贸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原告无须向被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09200元；2、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被告负责运营、管理原告的京东自营平台，并通过“京准通平台”(即京东旗下的营销推广平台)中名为“京东快车”的产品进行推广。为确保推广效果，原告需要创建合适的推广计划(包括设置每款商品的搜索关键词、出价、用户画像等数据)，并在长期推广过程中不断调整和优化，才能实现精准投放，以增加商品的销量。2020年2月20日，因被告工作表现不佳，原告通知被告不再负责京东自营平台的运营。被告同意该调岗安排，并于当天正式交接工作，自此不再负责京东自营平台的一切运营、管理事务。被告在完成工作交接后，仍于2020年2月21日、2月27日自行登录“京准通平台”，在没有告知任何领导、同事的情况下，报复性地删除了“京东快车”推广计划。上述推广计划包括原告积累多年的推广数据，推广效果良好，每月均能带来数十万的订单金额。被告的行为直接严重损害了原告的推广收益，并导致原告推广成本增加，使推广效果受到重大不利影响，店铺销售额骤降。2020年3月13日，原告才发现被告上述严重破坏公司财产的行为，并于同日根据《员工手册》第7.3条的规定：“……首次出现以下的违纪行为(包括但不限于)情形时，公司会将其即时解雇：故意毁坏公司财产，并对公司造成一千元(含)以上损失的……”通知被告解除劳动合同关系。裁决未查明“京东快车”推广计划对原告的重要性。“京东快车”推广计划是原告极其重要的推广工具，经过长期沉淀和培养，广告效果明显，对于原告而言具有极其重要的商业价值。推广计划并非被告的个人创作作品，而是被告在履行职务期间完成的职务作品，知识产权归原告所有，显然属于《员工手册》第7.3条规定的“公司财产”，被告无权自行处置。被告在劳动仲裁阶段称“删除的只是低效推广计划”的说法严重不符合事实。被告删除的是原告所有有效的推广计划，直接导致原告在“京东快车”推广平台的广告费为“0”、推广销量为“0”!这些推广计划经原告创建已久并长期活跃使用，但被告未经原告同意而擅自删除，导致永久无法恢复，无法再查看具体内容，原告无从得知此前投入的广告费具体花费在哪些关键词上、哪种广告投入路径更精准有效，给原告带来无法弥补、无法逆转的巨大损失!裁决未查明被告删除“京东快车”推广计划对原告造成的损害程度。被告于2020年2月21日擅自删除原告“京东快车”所有推广计划，之后从未告知原告，刻意隐瞒，直至原告2020年3月13日发现，导致原告在此期间未能通过“京东快车”进行商品推广，丧失了2020年2月22日至2020年3月12日期间的广告机会和推广销售收入，并且后期很难回归正常。根据“京东快车”账户报表，原告在2019年3月至2020年1月期间平均每月的推广销售收入为278637元，被告因其失职行为直接导致原告的销量损失为185758元(278637/30*20)，显然属于《员工手册》第7.3条规定的“对公司造成一千元(含)以上损失”。即使被告删除原告“推广计划”的行为无法被认定为“故意损坏公司财产”，被告行为的恶劣程度也完全符合《员工手册》第7.3条规定的“与上列行为严重情节严重程度相似的其他行为”，理应得到原告最严厉的惩罚。综上所述，被告被原告调离工作岗位后，报复性地删除“京东快车”推广计划，故意毁坏原告财产，并造成原告巨大损失，原告有权依据《员工手册》第7.3条的规定解除劳动合同。被告许莹辩称：被告所做的操作仅仅是删除京东后台中的低效推广计划及对应的数据，属于常规操作，与恶意无关，被告从2017年开始都有执行类似操作，其他同事也执行过类似操作，新入职的黄家玲在3月13日、4月10日、5月11日、5月27日也执行了此操作。原告从未明确书面（包括员工手册）要求在电商运营过程中不能执行此操作，原告属于无故辞退，应支付赔偿金109200元。经审理查明：被告于2017年4月5日入职原告，任职电商运营经理，双方签订期限为2017年4月5日至2020年4月4日的劳动合同。原告于2020年3月13日以被告出现恶意删除京东后台账号推广信息为由，依据《员工手册》“违纪处分”章程“即时解雇”的规定解除双方劳动合同。诉讼中，原告提交以下证据：《关于京东推广数据重要性的陈述》、《员工手册》（7.3载明首次出现以下的违纪行为情形时，公司会将其即时解雇……故意损坏公司财产，并对公司造成一千元（含）以上损失的。……与上列行为严重情节严重程度相似的其他行为。）、《员工确认声明书》(显示被告于2018年3月1日收到《员工手册》)、《京东平台工作交接邮件》、2019年3月-2020年9月“京东快车”的操作日志、2019年3月-2020年9月“京准通”平台的消费记录、2019年3月-2020年9月京东平台的成交金额数据、2019年3月-2020年9月“京东快车”的账户报表数据、2019年3月-2020年9月“京准通”平台的财务充值记录。被告不确认《关于京东推广数据重要性的陈述》以及2019年3月-2020年9月“京东快车”的操作日志的真实性，确认上述其他证据的真实性，主张2019年3月-2020年9月“京准通”平台的消费记录、2019年3月-2020年9月京东平台的成交金额数据、2019年3月-2020年9月“京东快车”的账户报表数据、2019年3月-2020年9月“京准通”平台的财务充值记录与本案无关，其不存在原告所述行为，其只是删除了京东推广平台中欠费账户中暂停的推广计划，该操作在电商推广过程中属于常规操作，不属于恶意行为，实际上其从2017年起就有执行类似操作，原告负责电商运营的同事也执行过类似操作(2020年3月5日新入职的京东店长“黄家玲”在3月13日、4月10日、5月11日、5月27日均有执行类似操作)，此前原告从未书面明确要求其在电商运营过程中不能执行此操作，而且在该段时间内此操作从未影响销售，影响销售结果的因素有很多，譬如过年时节淡季影响，新冠疫情的影响等等，原告的经营效益有波动，属于市场的正常反应，该证据不能证明“删除推广计划”和“所列期间销售波动”之间有直接的关联性，原告说是被告所导致，明显是为了开除被告而找的借口。被告提交以下证据：《薪酬调整邮件》（显示2019年6月1日起被告薪酬调整为底薪12500元，通讯补贴200元，交通补贴300元，绩效考核15600元基数/季度）、微信聊天记录（2020年2月18日被告已经通知原告法人代表郑卓权京准通账户欠费5天了，暂停了付费推广，因京准通账户欠费暂停推广，京东采购也证实了删不删计划对账户没有任何影响）、《绩效改进计划书》（被告2020年3月6日正式确认交接处京东，在此之前登录京东后台是正常合理操作）、《京东后台历史操作删除记录》、《2020年1-5月份销量同比数据》（显示2020年1、2、4、5月销量同比数据是增长的，3月因为疫情不可控因素导致供应链未恢复造成同比下跌3.5%）、京东京准通平台小二聊天记录（京准通京东快车推广计划在欠费暂停几天后的情况下，删除推广计划并不会影响账户权重以及推广权重，对店铺并无任何影响）。原告对《薪酬调整邮件》无异议；对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被告是公司唯一直接操作和管理京东店铺的人员，其认为推广费用过高，便自行暂停推广计划；对《绩效改进计划书》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无论《绩效改进计划书》何时签署，事实上被告在2020年2月20日之后不再负责京东平台的运营，其不应在未经申请、未获批准的情况下擅自登录京东后台、删除推广计划；对《京东后台历史操作删除记录》真实性认可，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被告及黄家玲平时删除的都是短期、低效或用于测试的推广计划，这与一次性删除全部长期使用的高效推广计划显然不同，另外，被告在2020年3月13日被辞退后，通过非法途径获取原告的后台操作记录，该证据不具有合法性；对《2020年1-5月份销量同比数据》真实性认可，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被告删除推广计划，直接导致原告丧失了这部分推广收入，这与总体销量同比增长或减少无关，另外，被告在2020年3月13日被辞退后，通过非法途径获取原告的后台交易记录，该证据不具有合法性；对京东京准通平台小二聊天记录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无法确认微信聊天中“李平宇”的身份及对话内容的真实性，另外，即使账户权重和推广权重不变，失去了经过长期积累、沉淀的推广数据，同样无法实现良好的推广效果。庭审中，双方均确认被告离职前12个月的月均工资为18200元。另查，2020年7月1日许莹以广州市晟诺商贸有限公司为被申请人向广州市越秀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请求被申请人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09200元;该委于2020年10月12日作出穗越劳人仲案[2020]1156号《仲裁裁决书》，裁决被申请人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09200元。本院认为：关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十四条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动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本案原告依据《员工手册》“违纪处分”章程“即时解雇”的规定于2020年3月13日对被告作出解除劳动合同的处理决定，但原告2020年1、2、4、5月销量同比数据是增长的，虽然原告主张其京东快车平台2020年2月22日至3月12日期间销量为零，但影响销量的因素众多，无法证明系被告删除推广计划导致该期间原告京东快车平台的销量为零，综上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证明被告删除京东后台账号推广信息的行为属于恶意，亦无法证明被告删除京东后台账号推广信息的行为给原告造成了损失，属于《员工手册》中“即时解雇”的情形之一，因此原告对被告作出的解除劳动合同处理决定缺乏依据，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七条的规定，向被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现双方均确认被告离职前12个月的月均工资为18200元，本院对此予以采纳，原告应向被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为109200元(计算公式：18200元/月×3个月×2倍=109200元)。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原告广州市晟诺商贸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一次性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09200元给被告许莹。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0元，由原告广州市晟诺商贸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按上诉请求的项目及相关交费规定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周 密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倪凯娜孔樱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