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冀06民终91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焦润兵，男，1970年7月19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仲英，河北亚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娇，河北言复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河北德意达毛纺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保定市蠡县紫薇西路交警大队北侧。 主要负责人：卫学军，该公司股东。 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兵，河北旭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焦润兵因与被上诉人河北德意达毛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意达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蠡县人民法院（2020）冀0635民初12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焦润兵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仲英、张娇，被上诉人德意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兵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焦润兵上诉请求：1.依法判决撤销河北省蠡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冀0635民初第1224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2.判决焦润兵因上诉产生的相关费用由德意达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德意达公司与焦润兵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一审判决认定“焦润兵曾和德意达公司签订书面购货合同，在写有对方科目焦润兵的销售发票上签字，并转账付货款给德意达公司的会计王秀峰，德意达公司有理由相信焦润兵系买卖合同向对方”系法院的断章取义。首先，一审中德意达公司提交的购销合同是发生在2012年，该合同明显与德意达公司此次诉讼的因2017年的买卖关系而产生的欠款没有关联性。其次，一审德意达公司提交的销售发票，并非法定销售发票，存在众多瑕疵，焦润兵并非买卖相对人，不能作为认定焦润兵与德意达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依据。该销售发票票面内容使用的笔迹是经过多次书写，多次添改，并非一次性形成。而该多次书写、多次添改的内容均与德意达公司所起诉的事实有直接关系。也就是说不能排除德意达公司为了将焦润兵做成买卖相对方，而对销售发票进行了“完善”，存在伪造的可能。该销售发票从证据形式上不具有认定事实唯一性的客观真实性，更不能排除违法的可能。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而一审判决在没有德意达公司合法解释的情况下，在未进行任何鉴定的情况下，擅自认定销售发票上部分内容为“相同颜色笔迹、同一时间书写，并非后期添加”，该认定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另外“焦润兵”的签字只是在“经手人”处，并非在“对方科目”处，该发票最次也只能证实在该发票未进行“改造”时焦润兵系该票据的“经手人”。如果焦润兵是买卖关系的相对人，焦润兵应当在“对方科目”处签字。并且德意达公司提交的销售发票，并非税务部门发布的现行合法有效的“发票”，德意达公司提交的销售发票并不具有形式上的合法有效性，不能当然证明票面上的人名为买卖相对方。其三、德意达公司提交的证明焦润兵为买卖相对方给付货款的转账记录，是焦润兵、李秀珍与王秀峰之间的转账记录，与德意达公司所诉没有直接利害关系。德意达公司是具有法人主体资格的有限责任公司，与其产生买卖关系的买卖相对人如果支付货款的话，应当将货款支付至以德意达公司名义开立的银行账户中。一审判决认定上述转账记录证实焦润兵与德意达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没有合法依据。其四、德意达公司一审中并未举证证明其向焦润兵交付了合格货物，而焦润兵确实未收到德意达公司所称的合格货物。按照买卖关系的惯例，如果焦润兵是货物的买受人，并且已经实际收到货物，其买卖双方应当有交接货物的清单，或者收货条。但是德意达公司并未提供以上证据，更能证实双方并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二）焦润兵与娜达莎系雇佣关系，焦润兵与德意达公司之间的所有沟通联系，系职务行为。一审中焦润兵提交了与娜达莎的雇佣合同、娜达莎的证明、娜达莎的护照并向法庭申请娜达莎作为证人出庭作证，以证实上述材料的客观真实性，及娜达莎于2017年亲自到德意达公司处订货，其二者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一审法院向焦润兵出具了(2020)冀0635民初1224号通知书，该通知书明确认定，焦润兵已经向法庭提交了上述证据，并且已经进行翻译，娜达莎不必亲自出庭作证。上述认定表明一审法院已经认可了娜达莎出具的相关证明。但是其在判决中却作出相反认定，认为德意达公司不知道焦润兵受娜达莎雇佣的事实，不知道买卖相对方为娜达莎。二、德意达公司诉讼主体不符合法律规定，应当驳回其起诉。一审查明德意达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卫增月，股东卫增月、卫学军，卫增月于2018年1月份去世。依照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卫增月约87.5%的股份应当由其直系亲属继承，也就是说德意达公司现在的股东不止卫学军一人，应当为卫学军及卫增月的全部继承人本案诉状列明的德意达公司负责人为卫学军，但是并未提供卫学军系现德意达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司执行董事或者总经理或者负责人，卫学军不具有法定代表人及负责人的资格，无权代表公司履行公司行为，同时出庭人员的委托也就是无效的。 德意达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2012年一审诉讼双方之间签订的合同是原件，有焦润兵签字，可以证明诉讼双方之间是有买卖合同关系的，并非焦润兵只代理娜塔莎一人，焦润兵自己多次以自己的名义与我公司进行交易，不能因为是2012年的合同就说该合同与本案无关。我公司提供的销售发票，实际上是出货单，焦润兵在出货单上签字，就表示收到货物，并且对该货物的质量、数量、价款等认可，对于我公司主张的货款数额446008元，焦润兵是认可的，只是说应该由娜达莎承担。所以，焦润兵对于销售发票的上诉意见，没有实际意义。我公司提交的销售发票，焦润兵也提交了同样的第三联，与我公司提交的内容是一致的。焦润兵一直想撤回的证据即关于焦润兵给我公司的打款路径，与我公司提交的证据一致，证实焦润兵直接打给我公司的会计王秀峰，用于偿还本案中一部分货款。娜达莎是否出庭作证，与本案无关。即使她证明自己雇佣焦润兵与我公司签合同，我公司也不认可。因为我公司在本案中的买卖合同关系是与焦润兵发生的，娜达莎并没有向焦润兵出具授权委托书，也没有向我公司说明委托焦润兵购货。关于诉讼主体资格问题，与一审判决认定一致，不再重复。 德意达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焦润兵给付欠款446008元；2.诉讼费用由焦润兵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德意达公司系依法核准登记的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是制造、销售毛线；批发、零售纺织原料。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卫增月，于2018年去世，该公司尚未办理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登记。该公司的股东是卫增月、卫学军。2012年8月24日，德意达公司与焦润兵签订一份购货合同，焦润兵购买德意达公司的纱线，合同约定了品种、规格、数量、价格、包装打团费用承担、交货时间地点、质量标准、结算方法等。2012年之后，双方未再签订书面买卖合同，2017年之前的货款已经结清。2017年6月22日、8月16日、9月20日、10月18日、12月20日，焦润兵分五次购买德意达公司的纱线，货款共计997088元，扣除应税款后为946008元。德意达公司提供的销售发票上载明“对方科目焦润兵”，焦润兵在经手人处签名。2017年10月19日，李秀珍向德意达公司的会计王秀峰转账20万元，德意达公司自认系偿还本案货款。2017年12月27日、28日，焦润兵向德意达公司的会计王秀峰转账共计30万元偿还货款，尚欠446008元。依德意达公司的申请，一审法院作出（2020）冀0635民初1224号民事裁定书，对焦润兵的财产采取了保全措施。另查明，俄罗斯人娜达丽娅.尼古拉耶夫娜.库利曼（小名为娜塔莎或娜达莎）作为购货方曾于2011年、2013年在德意达公司订货，由焦润兵经手。娜达莎2020年7月22日为焦润兵出具证明一份，载明2010年至2017年期间，娜达莎几乎每年来中国德意达工厂购买纱线，焦润兵作为娜塔莎的翻译，并完成统计货物、检查、代表娜达莎签名等工作。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诉讼双方争议的焦点是：一、德意达公司的诉讼主体资格及出庭人员的身份是否符合法律规定；二、德意达公司与焦润兵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焦润兵的诉讼主体资格是否适格；三、德意达公司要求偿还货款的事实及法律依据、涉案货物是否存在质量问题。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德意达公司作为出卖方，其诉讼主体资格是合法的、适格的。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卫增月于2018年去世后，尚未变更法定代表人，参照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公司法定代表人死亡后诉讼代表人如何确定等问题的解答》，公司法定代表人同时为公司股东，其死亡后只剩余一名股东的，该股东即系当然的公司诉讼代表人。故德意达公司的另一股东卫学军作为诉讼代表人参加诉讼，以及该公司委托任兵律师作为委托诉讼代理人出庭，其身份符合法律规定。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焦润兵曾和德意达公司签订书面购货合同，在写有“对方科目焦润兵”的销售发票上签字，并转账付货款给德意达公司的会计王秀峰，德意达公司有理由相信焦润兵系买卖合同的相对方。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即便焦润兵系受娜达莎的委派，以自己的名义与德意达公司订立合同，如德意达公司明知该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娜塔莎和德意达公司，但焦润兵的证据不能证明德意达公司明知该代理关系。在德意达公司不知娜达莎与焦润兵的代理关系的情况下，焦润兵因委托人娜达莎的原因对德意达公司未完全履行合同义务，应向德意达公司披露委托人，德意达公司因此可以选择委托人娜达莎或受托人焦润兵作为相对人主张权利，但德意达公司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本案中，德意达公司选择焦润兵作为相对人主张权利，符合法律的规定。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焦润兵从德意达公司提货、在销售发票上签字，货款共计946008元，但焦润兵未提交偿还货款的证据，德意达公司自认焦润兵偿还了货款50万元，且有转账凭证予以证实，予以认定，尚欠货款446008元，焦润兵收到货物后未付清货款，应承担违约责任，偿还货款446008元。关于货物的质量问题，依“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诉讼原则，应由焦润兵承担举证责任，而不是由德意达公司举证证明产品质量合格。焦润兵提交的证人证言、录音资料，只是焦润兵方人员向德意达公司人员提出了质量异议，但未得到德意达公司的认可，无检测报告予以证实，且双方未封存样品，焦润兵提交的毛线实物，无德意达公司的标识，不能证明为德意达公司的货物，无法进行质量鉴定。故对涉案货物存在质量问题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对德意达公司要求焦润兵偿还货款446008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第四百零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被告焦润兵偿还原告河北德意达毛纺有限公司货款446008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3995.06元、诉讼财产保全申请费2750元，由被告焦润兵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民法典施行后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持续至民法典施行后，该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本案所涉买卖合同系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依法应适用当时的法律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对账确认函、债权确认书等函件、凭证没有记载债权人名称，买卖合同当事人一方以此证明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焦润兵提交的2010年至2016年间德意达公司出具的出库单及销售发票上，客户一栏有时是“焦润兵”，有时是“娜达莎”。结合德意达公司提交的与焦润兵在2012年订立的合同，说明焦润兵与德意达公司曾经存在过业务往来。但对于2017年案涉货物的交易方，应当根据相应单据及付款记录等证据加以确定。本案中，焦润兵在载有案涉货物名称、数量、单价、金额等信息的单据上签字，应视为其对货物的价款及收货的确认。虽然焦润兵主张2017年6月22日票据中的货物价格是后期添加的，但该票据中的货物单价与此后几个月票据中同种类货物的单价相同，故一审法院采信该票据中的货物价格并无不当。同时，根据双方提供的付款记录，焦润兵在签署上述单据后，曾向德意达公司的工作人员给付部分案涉货款。因此，一审法院认定焦润兵与德意达公司就案涉货物之间存在买卖关系并承担付款责任，具有事实依据。 焦润兵在本案中并未提供证据充分证实在订立案涉合同时已经向德意达公司表明其为娜达莎的代理人。德意达公司作为合同相对方，根据焦润兵签署单据及付款的事实，有理由相信焦润兵是案涉货物的交易对象。其向焦润兵主张支付剩余货款，符合合同相对性原则。虽然案外人娜达莎提交了书面证明用以证实焦润兵是代表其订立合同，但德意达公司不予认可，主张娜达莎没有证据证实已告知德意达公司焦润兵是代表其订立合同。故上述证明不足以证实德意达公司知晓焦润兵代表娜达莎购买案涉货物，焦润兵一方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德意达公司作为独立法人有权进行诉讼活动，在公司注销前，股东是否死亡以及是否有继承人并不影响德意达公司的诉讼主体地位。德意达公司出具的证明上明确记载卫学军是公司的负责人，由其代表公司委托相关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并无不妥。对焦润兵关于德意达公司诉讼主体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焦润兵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990.12元，由上诉人焦润兵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红哲 审 判 员 翟乐光 审 判 员 陈 宁 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 杜斯妹 书 记 员 王翔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