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川13民终8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龙仕江，男，汉族，生于1965年11月19日，住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波，四川首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易守明，四川首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程奎，男，汉族，生于1973年10月30日，住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海波，四川三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熊维东，男，汉族，生于1972年8月27日，住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正勇，四川三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巴中市雄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巴中市巴中经济开发区时新街道办事处向家嘴巷3号。 法定代表人：刘伟樑，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绍政，男，汉族，生于1956年12月25日，住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系公司员工。 原审第三人：四川省巴中市永利建筑安装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北门文体商住楼1-202号。 法定代表人：赖兆仪，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上诉人龙仕江因与被上诉人程奎、熊维东、巴中市雄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雄政公司）、原审第三人四川省巴中市永利建筑安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利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人民法院（2020）川1302民初46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龙仕江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含保全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上诉人龙仕江是案涉借款的出借人，熊维东、程奎、雄政公司系案涉借款的共同借款人。永利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明确了110万元的所有权归属是龙仕江，该款是按龙仕江的指示转到了雄政公司的账户上。一审庭审中永利公司陈述借款是他们个人之间的事，只是通过两个公司过账。因此永利公司认可龙仕江是案涉110万借款的出借人。雄政公司出具的收据由龙仕江持有，且熊维东、程奎在龙仕江出具的结算清单上予以签字确认，（2020）川13民终964号民事裁定书已经认定龙仕江应是案涉110万的权利主体，其有权主张权利，而本案的案由是借款合同纠纷，该生效法律文书也确认了龙仕江是案涉借款的出借人。永利公司的《情况说明》和陈述证明了程奎、熊维东是案涉借款的借款人，同时请法院关注雄政公司出具的收据的内容为：永利公司转来府台御都项目部110万，同时备注：府台使用，转入公司账。本来该款已经转入雄政公司账户，为什么还要特别作备注，其原因在于熊维东、程奎挂靠雄政公司开发府台御都项目，因为熊维东、程奎是本案110万的借款人，所以才会特别备注，也才会有2015年4月15日熊维东、程奎二人在结算清单上的签字。雄政公司代理人张绍政在答辩中称其答辩意见与程奎、熊维东一致，而熊维东、程奎认为雄政公司是借款人，因此张绍政认可了雄政公司是案涉借款的借款人。龙仕江一审中当庭变更诉讼请求为，由程奎、熊维东、雄政公司共同承担偿还责任。二、一审以龙仕江依据永利公司的指示两次在雄政公司收取借款为由认定借贷双方应为永利公司与雄政公司，且三方对该事实并无任何异议，属认定事实错误。龙仕江收取借款不存在依据永利公司指示之说，因为该借款所有权本来就属于龙仕江。三方中至少两方对该事实认定都有异议。龙仕江才是案涉110万的出借人，借款人是熊维东和程奎，基于雄政公司在诉讼中愿意作为该笔借款的借款人加入，故本案借贷双方应是出借人龙仕江与借款人熊维东、程奎、雄政公司。永利公司声明其不是案涉110万的权利主体，其出具的《情况说明》和庭审陈述证明借款主体是个人，出借人是龙仕江而非永利公司，借款人是熊维东、程奎。故永利公司认为借款双方是出借人龙仕江和借款人熊维东、程奎。一审认定错误，案涉借款110万元，永利公司认可属于龙仕江所有，龙仕江持有雄政公司出具的收据和熊维东、程奎签字的结算单，但按照一审法院的逻辑既不能要求雄政公司偿还，也不能要求在结算单上签字的熊维东、程奎偿还，龙仕江应当向谁主张110万元及利息的权利？ 熊维东、程奎答辩称，一、案涉110万借款合同的主体双方为雄政公司与永利公司。在永利公司未明确作出债权转让给上诉人，且该债权转让的意思表示未向债务人雄政公司明确通知的情况下，上诉人不是债权人，无权向被上诉人主张还款。1．永利公司与雄政公司基于建设工程形成工程承包关系，案涉资金也是永利公司与雄政公司在该承包合同履行中发生的借贷。无论永利公司在此后给上诉人出具何种形式或内容的说明，都不能约束借款合同的相对人雄政公司，其说明仅对龙仕江和永利公司有效。在《情况说明》中载明：因本公司（永利公司）原因，2013年3月11日雄政公司接到永利公司项目部借款110万元，还款请划转给项目部负责人龙仕江个人账户。即案涉借款是出借人永利公司转入雄政公司账户，还款也是按照永利公司说明或指示向永利公司指定账户偿还，由此可见案涉借款合同始终是永利公司和雄政公司在履行，与上诉人无关。2．从《情况说明》内容分析，永利公司借款给雄政公司110万元，而非出借给上诉人。永利公司要求雄政公司清偿债务时向其工作人员龙仕江转账即可，只是对雄政公司还款方式的特别要求，这仅是收款账户的委托，其显然不能得出永利公司就将这110万元债权转让给了上诉人龙仕江。3．上诉人在庭审中举出《情况说明》已经构成自己不是110万元债权主体的自认。在《情况说明》出具后的2015年4月29日及5月13日，上诉人不仅代表永利公司分别在雄政公司领取24万元工程款，而且还在这24万元的领款单上加盖永利公司的印章和自己的签名，足以说明上诉人自己也认可其仅是作为永利公司的工作人员代表永利公司向雄政公司主张债权。4．无论永利公司出借给雄政公司的110万元资金来源于何处、借条原件由谁持有，都不能以此推导本案上诉人龙仕江是本案借款的出借人。永利公司如果向上诉人转移债权，按照法律规定必须通知债务人。雄政公司从未收到永利公司债权转移通知，龙仕江也未以自己名义向雄政公司主张过任何权利。雄政公司与永利公司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和行为，雄政公司与龙仕江个人从未有过民间借贷合意，也未发生过借款事实和行为。二、程奎、熊维东不曾有债务加入的意思表示，不应当成为案涉110万元的共同债务人。程奎、熊维东在《结算清单》上签名，只是二人作为雄政公司案涉施工项目的工作人员，依职权确认公司所欠永利公司110万工程款利息的标准、结算、给付，其行为和内容不能证明被上诉人作出了以自己的财产对公司债务进行偿还的意思表示。被上诉人也从未加入雄政公司和永利公司之间的债务，被上诉人不是共同借款人。 雄政公司答辩称，1．案涉110万元是永利公司转账给我公司的，我公司通过银行转账以及在建工程、住房抵债、项目负责人曾兴奎和熊维东个人账户偿还了永利公司91万元。余下的债务应由永利公司主张，龙仕江没有权利。我公司在2013年3月11日收到永利公司的转账，至今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即使是永利公司也无权主张要求偿还。2．熊维东和程奎是我公司开发的白云台府台御都的项目负责人和工作人员，我公司仅是授权熊维东负责项目相关国土、规划、建设等手续。曾兴奎系项目备案和我公司认可的负责人。熊维东和程奎在相应文件上的签字，需我公司认可或追认后才对我公司具有拘束力。 原审第三人永利公司答辩称，案涉项目是雄政公司委托熊维东，龙仕江是挂靠在我公司名下的，熊维东是挂靠在雄政公司的，当时我们公司在巴中，项目也在巴中，雄政公司喊永利公司必须交钱，龙仕江在工商银行向永利公司转账110万元，我们公司又马上转账给雄政公司110万元，这个钱实际就是龙仕江的。在2015年我公司出具了说明，说明这个钱是龙仕江的，说的这个钱要还给龙仕江。雄政公司说的已经通过其他方式偿还了91万元，我公司不予认可，永利公司没有通过任何方式收到过钱，这个项目至今都没有搞清楚。 龙仕江一审起诉请求：1．判令程奎、熊维东共同偿还借款本金110万元及截至2020.8.26日的利息102.4233万元，以后的利息以11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5.4%计算至本息付清为止（诉讼中变更为由雄政房产公司承担共同偿还责任）；2．诉讼费、保全费、保全服务费2,000元由程奎、熊维东、雄政公司承担。龙仕江在一审庭审中变更诉讼请求为：1．要求熊维东、程奎与雄政公司共同承担责任；2．利息102.4233万元是从2013年3月11日起按年利率15.4%计算的，主张从2013年3月11日起按年利率15.4%计算利息。 双方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一审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争议的证据和事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据此，认定以下事实： 龙仕江及案外人朱强宗于2013年元月29日与永利建筑公司签订《内部经营承包管理合同》，约定由二人承包经营雄政房产公司开发的白云台府台御都项目。2013年3月11日，龙仕江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向雄政房产公司转款110万元。同日，雄政房产公司向永利建筑公司出具《收据》，载明“收到永利公司转来府台御都项目部1,100,000元（壹佰壹拾万元正）。”并备注“用于府台使用，转入公司账”。在该收据上加盖了雄政房产公司财务专用章。2013年5月29日，永利建筑公司与雄政房产公司签订《关于办理招投标的协议书》，约定双方同意为办理府台御都项目施工手续而按国家标准办理招投标手续。后因永利建筑公司资质的原因，龙仕江另行挂靠其他公司继续与雄政房产公司合作。2015年4月15日，龙仕江制作了《截止2015年4月15日止熊维东借款本金及利息结算清单》（打印件），上列明三笔借款，第1笔为2013年1月4日熊维东借款（永利公司保证金）为20万元，第2笔为2013年3月11日熊维东借款（本金）6个月内归还，月利息2.5分，第3笔2013年6月3日熊维东借款（龙锦平前期挖孔柱人工费）585,899元。在该清单上2、3笔熊维东后龙仕江添加了“程奎”二字。熊维东、程奎同时批注“同意按2.5%（百分之贰点五）计息，半年壹结算，利息转本金（只限于借款110万元）。”2015年4月29日，永利建筑公司向雄政房产公司出具《说明》，其主要内容为：因本公司原因，2013年3月11日雄政房产公司借到永利建筑公司项目部借款110万元，还款请划转给项目部负责人龙仕江个人账户。在该说明后批注：2015年4月29日退还借款15万元，5月13日退还借款9万元，龙仕江加盖了个人印章。经查，2015年4月29日和5月13日，龙仕江在雄政房产公司分别领取了前述15万元和9万元。 另查明，2015年5月17日及7月2日，程奎出借30万元和12万元给龙仕江，程奎于2019年1月向一审法院起诉。在该案审理中查明，2015年11月25日，雄政房产公司与巴中市永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简称永盛建筑公司）签订《用府台御都挖土石方工程款抵府台御都房屋合同》，熊维东、程奎作为甲方（及雄政房产公司）项目负责人、龙仕江等作为乙方（永盛建筑公司）项目负责人签字。诉讼中，龙仕江主张以本案所涉110万元进行抵销，在该案中，一审法院认为，该110万元借款涉及两方主体为雄政房产公司及永利建筑公司。虽然熊维东、程奎在2015年进行了追认，但该债务的债务人并非程奎一人，故不能行使抵销权。并告知龙仕江可另行主张权利。龙仕江遂诉讼来院，并提出前述诉请。 一审法院认为，永利建筑公司因承建雄政房产公司工程由龙仕江向该公司支付了110万元（非保证金），之后因永利建筑公司资质问题无法承建该工程，永利建筑公司要求雄政房产公司出具委托付款的说明时，明确该款项的性质为借款，雄政房产公司也是以返还借款的名义进行支付。因此，无论之前该款的性质如何，在之后双方已经认可该款转化为借款，因此，永利建筑公司与雄政房产公司形成了民间借贷关系。该款虽系龙仕江向雄政房产公司所支付，但该支付行为是其代永利建筑公司所为，而现有证据均不能证明龙仕江与雄政房产公司有借贷的合意。之后，龙仕江依据永利建筑公司的指示两次在雄政房产公司收取借款，也进一步表明，借贷双方应为永利建筑公司与雄政房产公司，且三方对这一事实并无任何异议。合同权利义务只能及于相对方，在债权没有发生转移的情况下，龙仕江径行以出借人身份要求雄政房产公司承担偿付责任缺乏法律依据，应依法不予支持。龙仕江称程奎、熊维东系借款人，主要理由及依据为：1、该房产项目系二人挂靠雄政房产公司开发；2、二人在结算清单上签字，承诺给付。对此，一审法院认为，程奎、熊维东即使挂靠的事实成立，由于龙仕江与雄政房产公司本无借贷关系，以此理由向熊维东、程奎主张权利当然不能成立。至于结算清单上程奎、熊维东签字的行为，从该文书内容可知，熊维东、程奎只是对利息标准、结算、给付进行了明确，并没有加入该债务承诺由自己个人对该债务承担偿还责任的意思表示。熊维东、程奎系雄政房产公司的项目管理人员，对雄政公司对外的债务签署意见也是履行的职务行为，至于该行为的法律后果如何，因龙仕江与雄政房产公司并无借贷关系，故不属本案审理范围，一审法院不作评判。综上，龙仕江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依法应予驳回。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规定，判决如下：驳回龙仕江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4,700元，由龙仕江负担。 二审中，龙仕江提交新证据：转账凭证一份，用于证明2013年3月11日，龙仕江向永利公司转款110万元，永利公司转款110万元到雄政公司，且永利公司在向雄政公司转款备注载明：向龙仕江，借款。表明出借人是龙仕江，永利公司仅仅是过账。程奎质证认为，该证据不是新证据，且该转账凭证是永利公司与龙仕江之间的资金往来，与本案无关；在永利公司转出110万元的备注中虽然说明是向龙仕江借款，但这一备注不能证明是雄政公司通过永利公司向龙仕江借款。雄政公司的质证意见与程奎一致。永利公司质证认为该备注清楚说明是向龙仕江借款，对龙仕江提供的该份证据予以认可。 二审中，雄政公司陈述，熊维东和程奎都是公司的项目负责人。案涉项目是熊维东的，熊维东是挂靠在我公司的，程奎只是我公司员工。同时陈述，熊维东签字的结算清单上没有加盖公司印章，不是公司借款，是熊维东和程奎的个人借款。 二审查明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主要争议焦点在于案涉借款的双方主体问题；是否已经偿还部分案涉借款。 关于案涉借款的双方主体问题。案涉借款并未出具借条，仅有永利公司向雄政公司转款110万元的转账凭证，本案各方当事人对于永利公司向雄政公司转款110万元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案涉借款110万元是由永利公司转入雄政公司账户，雄政公司及熊维东、程奎均认为出借人为永利公司，但永利公司与龙仕江均认可案涉款项的实际出借人系龙仕江，龙仕江系挂靠于永利公司，且永利公司当庭表示认可由龙仕江主张本案所涉借款，无论是龙仕江委托永利公司代为支付还是永利公司将债权转让给龙仕江，在永利公司当庭表示愿意由龙仕江主张权利的情况下，案涉借款的出借人都应认定为龙仕江。对于借款主体的问题，在“截止2015年4月15日止熊维东借款本金及利息结算清单”中确认借款110万元，熊维东本人批注“同意按2.5%（百分之贰点伍）计息，半年壹结算，利息转本金（只限于借款110万元）”，熊维东、程奎均在该批注后签字。该结算清单明确为熊维东借款，龙仕江亦主张案涉借款系熊维东所借，且熊维东与雄政公司之间系挂靠关系，熊维东应为借款人。而程奎系雄政公司员工，且在结算清单上亦未明确是程奎的借款，故程奎不应认定为案涉款项的借款人。虽雄政公司在一庭审中陈述同意熊维东代理人的意见，认可借款人是雄政公司，但雄政公司在二审庭审中否认是公司借款，雄政公司并未与龙仕江形成本案所涉借款合意，故雄政公司并非借款人。 关于案涉借款是否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问题。虽“截止2015年4月15日止熊维东借款本金及利息结算清单”中载明2013年3月11日熊维东借款（本金）：6个月内还清，月利息2.5分，但熊维东手写批注为半年壹结算，利息转本金，故应当视为双方认可的6个月为结算周期，而非还款期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的规定，双方未约定还款期限，龙仕江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故案涉借款未过诉讼时效期间。 关于是否偿还部分借款的认定问题。虽雄政公司主张其通过房屋抵偿以及转款等方式向永利公司偿还91万元并提供其自行制作的还款清单，载明2015年1月25日转款30万元，2015年2月15日抵房款37万元，但熊维东、程奎在“截止2015年4月15日止熊维东借款本金及利息结算清单”中确认借款本金110万元的时间为2015年4月15日，雄政公司与永利公司之间还存在其他的经济往来，故该两笔款项不应认定为还款，龙仕江认可雄政公司分别于2015年4月29日及2015年5月13日的两笔转款共计24万元系偿还借款，按照先息后本的原则，已还的24万元应先扣减利息。关于利息的计算标准问题，双方在“截止2015年4月15日止熊维东借款本金及利息结算清单”中约定月息2.5%，根据2020年8月18日修正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龙仕江主张2013年3月11日起按年利率15.4%计算利息至2020年8月19日不违反法律规定，应予支持。根据2020年8月18日修正后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合同约定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是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的除外。前款所称“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是指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自2019年8月20日起每月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规定，自2020年8月20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息，对于雄政公司已支付的24万元利息应在最终计算所得的利息总额中予以扣减。 综上，龙仕江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人民法院（2020）川1302民初4649号民事判决； 二、熊维东在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偿还龙仕江借款110万元，并以110万元为基数，从2013年3月11日起至2020年8月19日止按年利率15.4%计算利息，从2020年8月20日起至判决确定的本金支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利息，若未按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给付本金，上述利息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按照上述利息计算方式计算后，所得的金额应扣减已支付的利息24万元； 三、驳回龙仕江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4,7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4,700元，由熊维东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案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权利人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审判长 朱 伟 审判员 罗晓翠 审判员 肖 逍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九日 书记员 李 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