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川1802民初184 原告：雅安锦峰园林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雅州大道470号蜀天瑞光广场1幢7层6号。 法定代表人：曾林，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袁树国，四川思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赵镭鸣，四川思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浙江园冶生态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北仓区新碶路268号1幢1701室。 法定代表人：顾君，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刘德昕，四川酒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联方，四川酒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徐俊，男，1981年2月5日出生，汉族，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大兴镇穆家村2组20号。 委托诉讼代理人：施茂莎，四川同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李琦，男，1971年12月2日，汉族，住四川省三台县北坝镇文华路18号A幢2单元1楼1号。 原告雅安锦峰园林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雅安锦峰公司）与被告浙江园冶生态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园冶公司）、第三人徐俊、李琦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1月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雅安锦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树国、赵镭鸣，被告浙江园冶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德昕、罗联方，第三人徐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施茂莎、第三人李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雅安锦峰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浙江园冶公司支付苗木款共计16,010,362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自2021年1月计算利息至款清之日止；2.诉讼费用由浙江园冶公司负担。事实与理由：雅安锦峰公司与浙江园冶公司签订了《苗木采购合同》，约定浙江园冶公司向雅安锦峰公司采购苗木。《苗木采购合同》第五条第一款、第二款约定了货款的结算与支付条件。雅安锦峰公司已按照合同约定于2019年10月至12月提供苗木，且浙江园冶公司已进行验收。至今，浙江园冶公司未支付苗木款。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起诉来院，望判如所请。 浙江园冶公司辩称，一、根据雅安锦峰公司和浙江园冶公司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向“滨江绿廊”项目提供苗木的是徐俊个人。徐俊提供苗木是基于和李琦签订的《绿化工程施工合同》，雅安锦峰公司、浙江园冶公司双方签订的《苗木采购合同》只是为了辅助履行《绿化工程施工合同》中徐俊开票和收款的问题，买卖苗木的内容为双方虚假意思表示，且合同并未实际履行，为无效合同，浙江园冶公司不应当向雅安锦峰公司支付货款。二、从雅安锦峰公司提交证据前后矛盾，不能达到民事诉讼证据高度盖然性的标准，不足以支持其诉讼请求。雅安锦峰公司成立的时间为2019年8月5日，在2019年7月对外订立合同显然不符合常理。雅安锦峰公司提交的送（销）货单中大量抬头为“雅安盛景园林有限公司”的送货单，送货单上有大量徐俊、车双全、陈香萍的签字，其中徐俊、车双全认可系本人签字。徐俊为雅安锦峰公司高管（监事），徐俊妻子为雅安盛景园林有限公司高管（监事），以上可知徐俊、高管（监事）及雅安盛景园林有限公司高度混同。如果双方真实履行的是案涉合同，雅安锦峰公司不可能在提供了1000多万货的情况下，未向浙江园冶公司进行过一次催收。因为案涉合同并无真实买卖的内容，所以雅安锦峰公司也不可能提供出向浙江园冶公司进行催收的证据。三、李琦和浙江园冶公司是合作关系，浙江园冶公司承建的“滨江绿廊”项目，由李琦投入资金对项目进行建设，并享受项目带来的收益。本案的主要事实是，徐俊向李琦供货，且已经支付了1000多万元的货款，雅安锦峰公司再次向浙江园冶公司主张货款的行为属于虚假诉讼，严重损害司法秩序。 第三人徐俊辩称，首先，雅安锦峰公司与浙江园冶公司的买卖合同纠纷与徐俊没有直接关系。其与李琦签订的《绿化工程施工合同》与本案的《苗木采购合同》之间不存在关联性。其次，徐俊与雅安锦峰公司不存在利害关系。第三，浙江园冶公司出示的与徐俊的录音材料是浙江园冶公司方为达到诉讼目的而设置的陷阱。 第三人李琦辩称，其作为浙江园冶公司的合作方，与徐俊签订的《绿化工程施工合同》是真实履行了的。雅安锦峰公司、浙江园冶公司之间的《苗木采购合同》只是为了付款和开票，并没有实际履行。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12月19日，浙江园冶公司中标雅安大兴河道及湿地综合整治工程（滨江绿廊），该项目中标价为196,679,234元。该工程中的园林绿化由浙江园冶公司的项目负责人即第三人李琦具体组织实施。2019年7月17日，第三人李琦与第三人徐俊签订了《绿化工程施工合同》，该合同约定由徐俊承包“滨江绿廊”工程中的园林绿化分项工程（苗木销售和苗木施工劳务）；合同约定价款暂定2,080万元。该工程施工过程中，浙江园冶公司与包括雅安锦峰公司在内的三家公司签订了内容高度一致的《苗木采购合同》。该三份合同除一方主体不同外，其他如合同编号、条款均完全一致，且落款处均无法定代表人、经办人、受委托人签字，未注明合同签订日期。庭审中，雅安锦峰公司在法庭调查过程中称不清楚合同商洽、经办人、签约日期等事项，且未作出合理解释。 另查明，雅安锦峰公司先后多次向浙江园冶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浙江园冶公司未直接向雅安锦峰公司支付过款项。 再查明，李琦与徐俊签订的《绿化工程施工合同》履行时，徐俊系雅安锦峰公司高管（监事）。 上述事实，有经当事人举证、质证，并经本院确认的当事人身份证明材料、《绿化工程施工合同》、承诺书、聘用协议、委托支付手续、《苗木采购合同》、送货单和送（销）货单、增值税发票、视听资料及各方当事人当庭陈述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买卖合同是一方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另一方，另一方支付价款的合同。就本案而言，雅安锦峰公司、浙江园冶公司之间是否成立有合法有效的买卖合同关系，以及雅安锦峰公司是否向浙江园冶公司交付了苗木是争议的焦点。对此，评判如下： 关于雅安锦峰公司、浙江园冶公司之间是否成立有合法有效的买卖合同关系问题。雅安锦峰公司主张与浙江园冶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买卖合同是有偿合同、双务合同、诺成合同。本案中，雅安锦峰公司据以主张合同关系存在的《苗木采购合同》落款处无合同当事人公司法定代表人、经办人、受委托人签字。庭审中，雅安锦峰公司在法庭调查过程中称不清楚合同商洽、经办人、签约日期等事项，且未作出合理解释。另外，三份《苗木采购合同》除一方主体不同外，其他如合同编号、条款均完全一致。雅安锦峰公司诉请的1600余万元与合同约定的600万元相去甚远。浙江园冶公司否认双方合同关系，且从未向雅安锦峰公司支付过货款。原告未举证证明其向浙江园冶公司催收过货款。综合以上事实，无法认定《苗木采购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能证明雅安锦峰公司、浙江园冶公司之间成立有合法有效的买卖合同关系。对此应由雅安锦峰公司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第二，关于雅安锦峰公司是否向浙江园冶公司交付了苗木的问题。虽然雅安锦峰公司在庭审中撤回对其不利的送货单和送（销）货单，但浙江园冶公司就此作为对己方有利证据提交。从雅安锦峰公司、浙江园冶公司双方提交的送货单和送（销）货单上当事人的签字看，既有其他公司的工作人员，也有徐俊本人签字，但雅安锦峰公司从未出现在单证上送货人、采购人、收货人栏。从送货单和送（销）货单的内容推断，这些单证应产生于案涉项目施工时段，故应对所有送货单和送（销）货单综合进行评价。雅安锦峰公司选择部分送货单和送（销）货单用以证明其主张，在送货单中有徐俊和其他主体的签名的情形下，徐俊与李琦签订的合同也与案涉工程牵连，故无法认定该些送货单载明的货物是由雅安锦峰公司向浙江园冶公司供应。在送货单和送（销）货单存在争议的情况下，雅安锦峰公司应当提交而未提交与之相互印证的其他证据以证实其提供苗木的事实，故本院对雅安锦峰公司提交的送货单和送（销）货单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确认。雅安锦峰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已向浙江园冶公司交付了苗木，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第三，关于增值税发票的问题。增值税发票是由浙江园冶公司提交，意在证明形成《苗木采购合同》的目的仅在于为第三人之间的付款和开具发票提供便利，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即使雅安锦峰公司提交该类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即“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的规定，雅安锦峰公司在没有提交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的情况下，雅安锦峰公司的诉讼主张也不能成立。 综上，雅安锦峰公司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应由其承担不利的后果。雅安锦峰公司所诉缺乏事实依据，其诉求应予驳回。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雅安锦峰园林工程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17,862元，减半收取计58,931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计63,931元，由雅安锦峰园林工程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雅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廖长平 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法官助理 王燕梅 书 记 员 李金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