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湘02民终35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谢林虬，男，汉族，1977年6月8日出生，住湖南省株洲市荷塘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杨绍青，女，汉族，1981年5月3日出生，住湖南省株洲市荷塘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义才，湖南一星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雪斓，湖南一星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株洲市人民医院，住所地湖南省株洲市荷塘区野鸭冲特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30200770095085R。法定代表人：李康华，株洲市人民医院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奔，湖南鉴庭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上诉人谢林虬、杨绍青与被上诉人株洲市人民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株洲市荷塘区人民法院（2020）湘0202民初10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谢林虬、杨绍青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被上诉人应当为尸检不能、鉴定不能承担过错责任。首先，庭审中，就婴儿遗体及胎盘问题，被上诉人曾自行承认称“尸体已经进行了处理”、“胎盘已经作为医疗废物进行处理了”。在此情况下，原审法院仍认定“婴儿遗体被他人带走”明显违背事实，存在回避重点、偏袒被上诉人之嫌。其次，原审认定自相矛盾。一方面，原审认定“因原告作出不做尸检表示，故应就鉴定不能承担责任”，另一方面却又认定“被告存在病历书写不规范、尸检告知有瑕疵的行为，导致本案鉴定不能”。可见，原审认为尸检不能、鉴定不能的责任是模棱两可的。既然认定被上诉人的行为导致鉴定不能，当然应当依法判决被上诉人承担责任。但原审滥用自由裁量权，“酌情”判令医院只承担8万元的赔偿责任，显然有失公平。二、麻醉过量是导致婴儿死亡的直接原因。原审认定被上诉人的椎管内麻醉手术不存在过错的依据不足，结合病历称“胎儿胎心率无诱因骤降”、及娩出后重度窒息的结果，应认定被上诉人的椎管内麻醉手术存在超剂量使用麻醉药品的重大医疗过错。现有病历呈现的客观事实表明，被上诉人实施第一次椎管内麻醉手术时，麻醉手术取药记录为“舒芬太尼（50ｕｇ1ｍｌ）50ｕｇ麻醉用一次”，且缺少《麻醉记录》。对此，被上诉人也曾当庭自认“第一次麻醉记录有缺失，做得不到位”。在此情况下，原审法院仅凭被上诉人的口头辩解，就认定被上诉人“能合理解释”，明显依据不足。三、监测缺位是导致婴儿死亡的重要原因。现有证据足以证明被上诉人确实在病历中伪造了13:47的胎心听诊记录，原审判决仅凭违反病历书写规范的两份病历间的相互印证就认定被上诉人没有监测缺位，存在明显错误。被上诉人伪造病历以掩盖监测缺位的事实，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予以佐证。从载有此次胎心听诊记录的病历本身来看，《护理记录》不符合法律规定的病历书写规范，既看不出记录的形成日期，也看不到记录人的签字。《科内疑难病例讨论记录》是纯粹的主观××例，极易伪造。从病历形成的时间来看，《入院记录》和《出院记录》都只记载了三次电子胎心监测记录，没有13:47的所谓胎心听诊记录，按照一般思维逻辑，《出院记录》应当是形成最晚的病历资料。从监控视频来看，13:44-13:50分期间无任何医护人员进入待产室，13:25-13:55期间，主治医生也始终没有踏足过待产室。从病历封存的角度来看，因本案中被上诉人始终不配合进行病历封存，上诉人手中共有5份不同页数的病历，上诉人首次复制的病历中，没有上述两份病历。从欠缺《产程图》的客观情况来看，上诉人多次要求被上诉人提供能够反映整个生产过程的《产程图》，但被上诉人却始终拒绝，以致当庭无奈推脱“以书面代理词形式提交”并最终自认没有制作产程图。从这一行为也能看出，正是因为被上诉人监测缺位，当然不能提供《产程图》。四、原审未对被上诉人没有及时、全面进行Ｂ超等常规检查存在诊疗过错的事实作出认定，存在重大遗漏。正如被上诉人《科内疑难病例讨论记录》几次总结所述，被上诉人明知杨绍青为经产妇，产程快，且同时具备高龄、高脂血症、门诊查Ｄ-二聚体偏高等高危风险因素，也为此拟定了“诊疗计划”。在此情况下，被上诉人作为专业诊疗机构，应当负有高度的注意义务，尽可能迅速、全面地进行常规检查，排查分娩风险。然而，截至14:08杨绍青已入院2个半小时，被上诉人连三大常规检查中的粪便、尿液常规都没有及时完成；产妇身体出现严重异常后，才发觉应当进行的Ｂ超检查最终也没有实际成行。被上诉人答辩称：一、被上诉人已经履行尸检告知义务，应当由上诉人承担鉴定不能的责任。一审法院先后就被上诉人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医疗过错委托三家鉴定机构进行鉴定，但均以胎儿未行尸检，无法查明死因为由不予受理，未行尸检是导致鉴定不能的直接原因。2018年12月20日15：32分，在经被上诉人对胎儿抢救无效后，经与家属商量决定放弃抢救，被上诉人告知了上诉人有关胎儿遗体处理、尸检等事宜，上诉人在《日常医患告知谈话签字记录》中患方意见明确表示“要求放弃抢救婴儿，不做尸检，遗体自行处理”，上诉人作为成年人，且属于高级知识分子，理当理解所签署文字字面含义。现有医疗法规并未规定尸检告知义务必须以格式化的《患者知情同意书》作出，只要求患方以书面形式明确表示同意即可，在被上诉人提供了上诉人同意不做尸检的书面材料时，应当认定被上诉人履行了尸检告知义务。被上诉人履行了尸检告知义务，但是上诉人拒绝尸检，因此应当承担鉴定不能的责任。且上诉人在事件发生当天就自行委托他人将遗体进行了处理，故因没有尸体也导致尸检不能的责任应由上诉人承担。关于胎盘，被上诉人已经对胎盘进行了病理检测，并出具了病理检测报告，上诉人未对胎盘检测结果提有异议，被上诉人根据《临床技术操作规范病理学分册》中关于“活检、尸检大标本的保存期限”的规定，在保存期限届满后作为医疗废物进行处理，符合诊疗规范。因此，被上诉人对胎盘的处理并不影响司法鉴定的进行。二、被上诉人不存在麻醉超量问题。被上诉人在无痛分娩麻醉中使用了罗哌卡因和舒芬太尼两种麻醉药物，其中罗哌卡因为7.5ug、舒芬太尼为50ug,根据一般临床配置，各加注100ml的0.9%氯化钠稀释成浓度为0.075ug/ml和0.5ug/ml的混合液，注入镇痛泵内，首次注入6ml,持续以5ml/h注入，完全符合硬膜外腔分娩镇痛术推荐用量为0.0625—0.15%罗哌卡因联合0.4—0.6ug/ml舒芬太尼的麻醉用量规范，上诉人以麻醉药品浓度的概念偷换成麻醉剂量问题，与事实不符。三、被上诉人没有伪造病历。首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封存的病历中《护理记录》和《科内疑难病例讨论记录》都有13：47分的胎心听音记录，而病历是双方共同封存的，封存时该病例已经客观存在，且上诉人在封存时未对该病历的提出任何异议，应当予以认定。其次，被上诉人病历记载13：47是听胎心音，是使用多普勒监测仪进行听音，该监测方式是听取胎心跳动频率，其记录是即时性的，不会有监测流程图形成。再次，上诉人以走廊视频监控该点无人进入待产室否定没人监测不能成立，因为该视频仅能证明待产室外部情况，不能证明待产室内部情况，待产室内部是有几间连通的小屋，一侧是产房一侧是待产室，中间还有一个护士工作室，待产室一直有人存在，在13：47分到待产室给上诉人完成了胎心监测。四、上诉人称被上诉人未提供产程图和死亡证明存在过错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产程图仅在正常妊娠（即顺产）才有使用的空间，妊娠并非一定要制作产程图，而上诉人属于剖宫产，剖宫产是无法记录产程图的。死亡证明并非必须的病历资料，死亡证明是需要患方家属申请的，并非医院主动提供的。死亡记录并非死亡证明，而且也是“可以”制作，而非必须制作。事实上，被上诉人已经在病历中制作了死亡记录，病历中的《抢救记录》就包含了死亡记录的内容。五、关于B超检查。上诉人于2018年12月15日在被上诉人处进行了B超检查，在病程记录已有记载，B超显示未见异常。于2018年12月20日入院孕产，与上次B超检查时间间隔5天。根据《妇产科学》第八版教材第十三章第一节《产前检查》提示,B超检查间隔时间未超过一周，因此未违背诊疗规范。六、关于胎儿死因。急性胎儿宫内窘迫通过母体是否有羊水胎粪污染以及胎心率变化诊断，结合上诉人的胎心率变化以及剖宫产后子宫内黄绿色粘稠胎粪以及其他术中发现脐带上有一真结，可以得知上诉人胎儿窒息是因为胎盘早剥和脐带真结引起的急性胎儿宫内窘迫，而急性胎儿宫内窘迫是分娩期严重的胎儿并发症，该并发症并非被上诉人造成，因此，并发症的发生与被上诉人的医疗行为没有因果关系，而且在发生并发症后，被上诉人已经采取积极的手术进行治疗，尽到了合理的诊疗义务。谢林虬、杨绍青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被告在整个治疗、护理过程中存在医疗过错行为，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44万元，其中婴儿死亡赔偿35万元、丧葬费2万元、精神损害赔偿5万元，2、被告承担原告杨绍青生产住院期间全部医疗费用，3、被告承担全部诉讼费，4、被告无条件退还胎盘。诉讼中，原告将诉讼请求变更为：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12707.22元、误工费6904.11元、护理费5040元、交通费19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140元、营养费1260元、丧葬费31128元、死亡赔偿金85734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合计965709.33元，2、判令被告无条件返还原告胎盘，3、判令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2月20日11时41分，原告杨绍青到被告株洲市人民医院就诊，12时23分，杨绍青在《入院医患谈话记录》“产妇分娩后胎盘处置情况告知”上就“产妇分娩后胎盘归产妇所有，您是否同意放弃或者捐献胎盘”一栏签字“不同意，自己带回处置”。12时26分，杨绍青签订《授权委托书》给谢林虬，就在住院期间，有关病情的告知以及在诊断治疗过程中需要签署的一切知情同意书，本人郑重委托由谢林虬作为代理人，代为行使住院期间的知情同意权利，并履行相应的手续代表本人签字。12时24分，谢林虬在《阴道分娩同意书》上签字，自愿阴道分娩。入院诊断为：孕2产1孕39+5周、头位、单活胎、临产及妊娠合并高脂血症，记录时间为2018年12月20日13时03分。2018年12月20日13时07分，被告进行了首次病程记录，制定了诊疗计划；13时04分被告制作了《麻醉同意书》，拟施行无痛分娩的椎管内麻醉，13时10分，原告杨绍青在《麻醉同意书》上签字。《临时医嘱单》显示：13:07，临时医嘱：舒芬太尼（50ug1ml）50ug麻醉用一次，但“护士签字、执行日期、执行时”缺乏相应签字。2018年12月20日14时0分，麻醉医师进行了麻醉前访视并形成《麻醉前访视记录》。14时15分，被告进行了手术讨论并形成《手术前讨论记录》、《会诊记录》，手术前主要诊断为：胎盘早剥？急性胎儿宫内窘迫、孕2产1孕39+5周、头位、单活胎、临产、妊娠合并高脂血症，拟行手术：子宫下段横切口剖宫产术，拟施麻醉为：全麻；诊疗情况及会诊目的：产妇因停经9+月，规律性下腹部胀痛2小时急诊入院，现胎儿因重度胎盘早剥、急性宫内窒息急诊剖宫产，特请新生儿科监产。14时19分，副主任医师黄莉在《手术审批（报告单）》上签字。14时23分，原告谢林虬在《麻醉同意书》上签字。14时23分，谢林虬在《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使用知情同意书》上签字。14时24分，被告方随科主任黄莉副主任医师例行查房，形成了《急诊术前上级医师查房记录》。14时24分，上级医师查房并形成了《急诊术前上级医师查房记录》，记载……胎心监测：CSTI类图形；13:00宫中开2cm，S-1.5，行分娩镇痛；13:20复查胎心监测：CSTI类图形。14:08无诱因出现阴道少量流血……。14时24分，术前诊断急性胎儿宫内窘迫，拟施行手术及麻醉：需要在“硬膜外麻醉”下进行“子宫下段横切口剖宫”，被告对施行该手术存在的风险及可能发生的意外和并发症进行了告知，原告谢林虬在《普通手术知情同意书》上签字同意手术，并作出《患者承诺声明》，以上《手术知情同意书》内容医师已向原告进行充分解释和告知，原告表示理解并接受，同时承担在现有医学科学技术条件下无法预料或者不能防范的医疗风险……2018年12月20日15时32分，被告进行日常例行告知谈话，患儿孕周39+5周，因重型胎盘早剥、急性胎儿宫内窒息急诊剖宫产终止妊娠，14时30分剖宫产出生，Apgar评分:1评-1分，心率20次/分，经儿科医生，麻醉科医生、产科医师施新生儿窒息复苏抢救Apgar评分:5-0分，Apgar评分:10-0分，经持续抢救62分，仍无生命体征，经家属商量决定放弃抢救，签字为证。原告谢林虬在“患方意见”上签字：要求放弃抢救婴儿，不做尸检、遗体自行处理。后，遗体被他人带走。三张胎心监测：CSTI类图形分别显示为：2018年12月20日11时19分至11时29分，第二次时间：2018年12月20日13时13分17秒至13时20分47秒，第三次时间：2018年12月20日14时21分15秒至2018年12月20日14时28分45秒。2018年12月20日16时10分，被告进行手术安全核查。《手术护理记录》记载，入室时间为14时25分，离室时间为16时10分。18时26分的《手术记录》术后诊断为：1、重型胎盘早剥，2、急性胎儿宫内窘迫，3、新生儿重度窒息，4、孕2产2孕39周+5天、左枕前、剖宫产一活女婴，5、脐带真结，6、妊娠合并高血症；附新生儿：性别女，体重3400g，外观无畸形，Apgar:1评1分（心率20次/分）、5评0分，新生儿苍白重度窒息，经儿科医生，麻醉科医生和产科医师行窒息复苏抢救治疗仍无明显生命体征，向家属交代情况后要求签字放弃抢救；胎盘：体积：23*25*2.5cm，胎盘子宫面有近1/2血凝块压迹，胎盘尚完整，脐带细，直径0.6厘米，长35厘米，有一真结，胎盘送病检。16时12分，被告进行了术后首次病程记录。16时15分，被告对新生儿进行了抢救并作了抢救记录。2018年12月21日，被告将胎盘送检，临床诊断：胎盘有变性钙化，伴羊膜炎，羊膜下血肿，脐带未见特殊。送检后，胎盘未退还原告，庭审中，被告陈述胎盘已作医疗废物处置。2018年12月21日20时9分，被告方进行了麻醉后访视并形成《麻醉后访视记录》。2018年12月25日8时，原告方讨论科内疑难病例并形成《科内疑难病例讨论记录》，总结意见为：1、患者37岁，临产入院，胎心监测CSTI类图形，专科情况：宫高33cm，腹围107cm,胎儿估重3400g，头盆评分7分，宫颈评分9分，无阴道试产禁忌症，适合阴道试产；2、患者系经产妇，产程快，合并高脂血症，高龄，均为胎盘早剥的高危因素；3、患者产程中13：20胎心监测CSTI类图形，13:47助产士听胎心音138次/分，14:08分出现胎心间下降至50-60次/分，即时予以宫内复苏治疗及急诊剖宫产术，无手术及抢救延误，不可避免死亡；4、剖宫道术中证实：宫腔内积血约800ml，胎盘早剥面积达2/3，脐带直径0.6cm，极细，且有一真结；5、新生儿死亡原因：胎盘早剥，脐带真结，急性胎儿宫内窘迫，新生儿重度窒息。《产科护理记录单》显示：2018年12月20日13：00胎心音142次/分，护理观察、措施及效果：患者疼痛难忍，强烈要求无痛分娩，报告值班医生，遵照医嘱予以电话通知麻醉科，带产妇入产房，予以无痛分娩；13:47胎心音138次/分，护理观察、措施及效果：S=1.5cm，张礼礼签名。2018年12月29日，被告向原告出具《收条》，收到原告U盘一个，内存2019年12月30日杨绍青入院至被推送至手术室期间，在产科公共区域的相关视频资料。2019年1月8日10时09分，杨绍青出院，出院诊断：重型胎盘早剥、急性胎儿宫内窘迫、新生儿重度窒息、孕2产2孕39周+5天、左枕前、剖宫产一活女婴、脐带真结、急性失血性贫血、妊娠合并高血症、新生儿死亡、代谢综合症、妊娠合并绒毛膜羊膜炎、过敏性皮炎。《出院记录》记载的诊疗经过：入院后查血常规正常；凝血常规：PT11.1S,APTT31.5S,TT14.2S,FiB5.66g/L,INR0.89。入院后胎心监测：CSTI类图形；13:00宫中开2cm，S-1.5，行分娩镇痛；13:20复查胎心监测：CSTI类图形。14:08无诱因出现阴道少量流血……2020年5月20日，原告向本院就本次医疗行为申请司法鉴定，本院经质证后，委托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进行医疗损害鉴定；2020年8月11日，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回复我院：因未对胎儿进行尸检，检材不完整、不充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令第132号《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二章司法鉴定的委托与受理十五条（二）之规定，我所无法受理此案，现退回所有送检材料。其后，本院另行委托华东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医疗损害鉴定。2020年9月10日，华东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向本院发出（2020）审（退）字［145］号《华东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退案通知书》：经审核，该案涉及复杂的技术要求，已超出本中心现有的技术条件和鉴定能力，根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之相关规定，我中心不予以受理此案。原被告双方收到通知后，要求再委托进行鉴定，我院委托了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进行了鉴定。2020年10月22日，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向我院发出《不予受理函》：经审查，杨绍青胎儿死亡后未行尸检，难以明确其具体死亡原因，难以对本案委托事项进行准确评价，超出本机构技术条件和能力，依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十五条第（二）、（五）款之规定，经我所研究，不予受理此案。我院遂终止鉴定。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十八条规定，患者死亡后是否进行尸检应当取得患者近亲属书面签字同意，拒绝尸检影响对死因判定的，由拒绝的一方承担责任。本案中因原告作出书面“不做尸检、遗体自行处理”表示,故应对胎儿死亡后未进行系统尸体解剖及病理切片检验，不能满足鉴定要求，被告是否存在医疗过错鉴定不能承担责任。原告主张被告未履行尸检告知义务，故意诱导、胁迫原告放弃尸检，与其书面作出的意思表示不符，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但被告在经儿科医生、麻醉科医生、产科医师施新生儿窒息复苏抢救62分钟、仍无生命体征后的日常例行告知谈话中，在家属商量决定放弃抢救的时间，口头告知原告是否尸检，亦不能证明其是否就放弃尸检的法律后果进行了告知，存在履行尸检告知义务瑕疵。本案中，被告在无痛分娩麻醉中使用了罗哌卡因和舒芬太尼两种麻醉药物，其中罗哌卡因为7.5ug、舒芬太尼为50ug，但因临床配置，各加注氯化钠稀释注入，麻醉药品浓度并非麻醉剂量，对原告认为被告实施的椎管内麻醉诊疗手术存在严重过错，是造成原告胎儿死亡的直接原因，因该主张未能经鉴定证实，证据不足，被告能进行合理解释，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但原告的《临时医嘱单》对该麻醉药缺乏护士签字及执行日期、执行时间的填写，存在填写不规范的事实。原告认为被告未提供产程图、死亡证明，对原告认为病历制作上存在过错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但原告认为被告病历书写不规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原告认为被告在病历中伪造了13:47的胎心听诊记录，存在监护缺位的过错，但根据《科内疑难病例讨论记录》记载“13:47助产士听胎心音”，故该13:47系听胎心音并非胎心监测，亦与产科护理记录相吻合，一审法院难以认定被告存在伪造行为；根据原告提交的监控视频，该视频为产区外走廊的监控视频，难以证明待产室内情况，且该视频中该时间段内相隔不久均有医护人员进出产区大门，对原告主张的监护缺位，一审法院亦难以认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虽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未尽到义务的，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被告医院作为医疗机构，原告在《入院医患谈话记录》“产妇分娩后胎盘处置情况告知”上就“产妇分娩后胎盘归产妇所有，您是否同意放弃或者捐献胎盘”一栏明确签字“不同意，自己带回处置”，被告无视原告选择，在胎盘送检后未及时归还原告，应承担相应的责任。胎盘因送检后超过48小时未取而被医院处置无法找回，故原告要求返还胎盘，一审法院不支持，一审法院酌定赔偿精神损失费2000元。综上，对原告认为被告存在麻醉过量的行为，但被告能对麻醉剂进行了稀释进行合理解释，因未能鉴定证实胎儿的死亡与麻醉存在因果关系，对原告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原告认被告伪造了听胎心音，但因原告提供的视频系走廊视频，不能证实待产室内情况，故对被告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因原被告双方对临床诊断死因均未提出异议，对原告要求赔偿死亡赔偿金等各项损失，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但被告存在病历书写不规范、尸检告知有瑕疵的行为，导致本案鉴定不能，鉴于以上因素，一审法院酌情考虑，被告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共计80000元。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五条、第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被告株洲市人民医院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谢林虬、杨绍青各项损失人民币80000元；二、被告株洲市人民医院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谢林虬、杨绍青因不能返还胎盘造成的精神损失人民币2000元；三、驳回原告谢林虬、杨绍青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3457元，由原告谢林虬、杨绍青负担12314元，被告株洲市人民医院负担1143元。二审中，被上诉人提交下列证据：1.株洲市人民医院医生刘茂嫦关于杨绍青胎盘及婴儿遗体处理说明一份；2.马冬云的证人证言；3.《临床技术操作规范病理学分册》一份。共同证明目的：被上诉人将杨绍青的胎盘进行病理监测时已告知了上诉人及家属，胎盘的处理的符合医疗规范；上诉人杨绍青婴儿遗体是上诉人谢林虬自行委托马冬云处理的，与被上诉人无关。上诉人质证认为：对证据1，刘茂嫦未出庭作证，不符合证据形式，不予认可；对证据2，马冬云的证人证言，证言内容存在矛盾的地方，对真实性有异议；对证据3，按照民事诉讼法证据的分类，拿一本书作为证据只能算是提供给法院参考，也只是一个学术观点，我方不发表质证意见。本院认证为：证据1、2不属于二审中的新证据，不予采信；证据3，属于学术观点，不属于法定证据。本院对一审采信的证据及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1.株洲市人民医院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上诉人婴儿死亡与医疗行为是否存在因果关系?2.株洲市人民医院在本案中应如何承担责任？就此分析如下：关于争议焦点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患者在诊疗过程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对医疗损害责任实行的是过错责任原则，也就是医疗机构承担民事责任以医务人员存在过错为前提。在医患双方对医方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死亡后果是否与诊疗行为存在因果关系意见不一的情况下，只能通过医疗过错鉴定或医疗事故鉴定来进行确定。本案在审理过程中，为了查明案件事实，明确责任，一审法院根据上诉人的申请，相继委托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华东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进行鉴定，三鉴定机构均不予受理，不予受理理由主要是未对胎儿进行尸检，难以明确其具体死亡原因。因此，上诉人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株洲市人民医疗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关于争议焦点二。本案上诉人谢林虬、杨绍青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被上诉人株洲市人民医院及其医务人员在诊疗过程中存在过错，故，一审对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赔偿死亡赔偿金等各项损失不予支持正确。一审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认定被上诉人存在病历书写不规范、尸检告知有瑕疵的行为，并酌情判决被上诉人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共计80000元并无不当。关于胎盘的处置，本案中，被上诉人医院作为医疗机构，上诉人在《入院医患谈话记录》“产妇分娩后胎盘处置情况告知”上就“产妇分娩后胎盘归产妇所有，您是否同意放弃或者捐献胎盘”一栏明确签字“不同意，自己带回处置”，被上诉人却在胎盘送检后未及时归还上诉人，导致胎盘送检后超过48小时未取而被医院处置无法找回，一审酌定判决赔偿精神损失费2000元亦无不当。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恰当。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3457元，由上诉人谢林虬、杨绍青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阳桂凤审判员  彭建爱审判员  李小红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李梦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