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廊坊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冀1091民初62号 原告：天龙制锯（中国）有限公司，住所地廊坊开发区金源东道11号。 法定代表人：大石高彰，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邢少华，河北商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泽仁，公司总经理。 被告：李国艳，女，1978年11月7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廊坊市爱民西道馨视界花城A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莹，河北乾翔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振峰，系被告之夫。 原告天龙制锯（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龙制锯公司）与被告李国艳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1月1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1年2月2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被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天龙制锯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依法判令：1、原告无需向被告支付经济补偿金279275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被告因个人原因一直在家休息，原告多次要求被告来公司上班，但被告以各种理由拒绝恢复工作，被告所在的工作岗位非常重要，原告从公司利益角度考虑，一直希望原告尽快上班，更不会拒绝提供劳动条件阻碍上班。原告认为廊坊经济技术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仲裁裁决认定事实不清，于法无据。理由如下：1、被告2020年9月18日因其丈夫离职事件，导致情绪与状态不好，申请休息了两天，9月21日公司要求被告来公司上班，被告收到通知，但9月22日并未到岗，原告询问其原因时，被告说出去散心。自此之后，原告采取各种途径联系通知被告来上班，但均在被告丈夫的阻挠下未联系到，被告至今未向原告说明情况，也未来上班，该种拒绝工作的行为虽然严重影响了原告的正常生产，但鉴于被告工作岗位的特殊性，原告要求被告于诉讼生效时回岗位工作；2、被告人辩称被迫于2020年10月28日与原告解除了劳动关系，但原告至今未收到任何辞职申请，被告也未到原告处办理任何离职手续和交接工作，而原告一直保留着被告的劳动关系，并且截至起诉之日一直为被告缴纳着所有保险；3、仲裁裁决书认定的被告仲裁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是11171元与事实不符，被告的平均工资为8593.19元；4、仲裁裁决书认定原告需向被告支付25个月的经济补偿金的法律依据错误。 原告针对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一、公司生产部部长蒙某与李国艳微信聊天记录、电话通话记录，证明公司9月20日微信通知李国艳休息好就正常上班；9月21日蒙某与李国艳通话，时长为8分27秒；9月22号蒙某微信询问李国艳上班了吗？李国艳回答说没上班，在外地出来玩玩散散心；9月24日，蒙某两次电话联系李国艳，未联系上，以上证据证明公司一直在联系李国艳并通知其上班； 二、公司总务部科长李某与李国艳的微信聊天记录，一是证明9月24号前两天李某已经和董振峰通过话，要求转告李国艳，说明李国艳回家四天后，处于失联状态，李国艳被董振峰胁迫；二是表示家里的事处理好了就可以回来上班，说明李国艳是可以随时上班的，对此董振峰是明知的，与9月27日通话录音事实上存在矛盾冲突； 三、原告方寻找李国艳的照片，因公司各种途径联系不上李国艳，担心李国艳发生意外，公司委派人员分别于2020年10月10日，10月16日两次到李国艳家庭地址寻找李国艳，但家中无人，其上班驾驶车辆一直停在地库，说明李国艳本人长期不在廊坊，证明其所言外出游玩了，休假取消后，李国艳并没有上班的主观意思； 四、高海洋与李国艳弟弟的通话记录，证明因为现有方式联系不上李国艳，高海洋通过联系李国艳的弟弟，帮忙寻找李国艳，李国艳的弟弟也说联系不上； 五、李国艳2020年11月到2021年2月各项保险缴纳记录，证明公司从未提出与李国艳解除劳动合同，李国艳和公司劳动关系处于存续状态； 六、原告生产部部长蒙某出庭作证，证明在李国艳与公司纠纷过程中，公司没有通知李国艳不允许其上班，反而是多次督促其上班，并且亲自到李国艳的家中找过她； 七、原告总务部下属科长李某出庭作证，证明其在2020年9月27日与董振峰的通话录音，是在下午五点左右她的同事接到后转接给她的，电话中董振峰一直陈述与李国艳产生了矛盾，她在通话中只是应付着，在后面董振峰询问“是不是他不撤诉就不让李国艳去公司上班”，当时她想赶紧结束谈话，所以回答“是”，实际上公司从未下达过不让李国艳上班的命令，9月24日她给李国艳发微信让李国艳上班，但李国艳没有来，她还与总务部部长到李国艳的家中找过她，但没有找到，10月13日她代表公司去劳动仲裁委咨询过找不到公司的员工应如何处理，仲裁委的人员告知可以保留证据继续寻找；其在公司的职责包括薪资结算、社保缴纳和部分劳资、人事工作；在公司与李国艳的纠纷中，其一直知情并参与、处理； 八、原告生产部二科科长刘某出庭作证，证明在李国艳任职期间，他是李国艳的直接上级，蒙某是他的上级；2020年9月18日其在大连出差，上午11点左右蒙某部长给他打电话说李国艳情绪不好，让他给李国艳打电话让她回家休假，他在上午11点半左右给李国艳打电话，问候她并让她先休有薪假，在此过程中他没有说过不让李国艳上班，公司也没有不让她上班，当天下午董振峰用李国艳的手机给他打电话，问是谁不让李国艳上班，他回答是公司的意思，但“不让李国艳上班”的意思只是让她休有薪假，也不是要开除她； 九、李国艳工资记录表，证明李国艳离职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 被告李国艳辩称，第一，在法院向我方送达的应诉通知书中写明立案时间为2021年1月11日，但仲裁裁决书是于2020年12月18日收到，我方认为原告起诉已经超过起诉期限，应当不予受理。第二，被告并不是因为个人原因不上班，而是原告因被告的丈夫董振峰与公司存在诉讼纠纷，明确表示董振峰不撤诉的情况下，李国艳就不能上班，所以我方认为原告诉状当中所述与事实不符，完全是颠倒黑白。因为公司不按照劳动合同提供劳动条件，所以被告被迫于2020年10月28日与公司解除劳动关系，仲裁当中被告也明确表示，是被迫解除劳动关系，在一方已经明确表示解除的情况下，劳动关系应当解除，公司未停缴社保并不代表劳动关系可以继续履行。第三，离职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应当是按照应发工资计算，依据是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27条。第四，李国艳的平均工资并没有超过本地区职工月平均工资的三倍，原告应当负有举证责任。第五，在仲裁案件当中，原告公司也明确表示若公司未提供劳动条件，导致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也就是说原告公司是对经济补偿金是认可的，现在又起诉至法院，我们认为法院不应当支持其该项诉讼请求。综上我们认为因为公司的原因，不提供劳动条件，导致李国艳被迫提出离职，我们认为应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的第45条，用人单位是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的，另外还需要支付赔偿金。 被告针对答辩意见，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 一、2020年9月18日董振峰与高海洋的电话录音、2020年9月18日董振峰与刘某的电话录音、2020年9月19日李国艳与刘某的电话录音、2020年9月19日高海洋与董振峰的电话录音、2020年9月27日董振峰与李某的通话录音，董振峰与原告劳动争议纠纷一案开发区法院作出的（2020）冀1091民初917号《民事判决书》，以上证据证明因董振峰与原告公司存在劳动纠纷，公司要求李国艳从中做工作，并明确表示董振峰不撤诉的情况下，李国艳就不能上班，故本案系因原告公司不提供劳动条件，导致李国艳被迫与公司解除劳动合同； 二、养老保险卡片一张、开发区人社局打印的李国艳缴纳保险的基本信息一份，以上证据证明李国艳的入职时间是1996年的2月1日； 三、李国艳的工资表，证明李国艳应发的月平均工资为11224.23元。 对上述证据，本院综合认定如下：被告提交的五份通话录音，庭审中原告对高海洋2020年9月18日通话录音的真实性认可，对2020年9月19日高海洋与董振峰通话录音的真实性不认可，但经法庭释明后未提交鉴定申请。其余三份通话录音与原告方证人刘某、李某的证人证言相吻合，故本院对上述五份证据的真实性、证明力及与本案的关联性予以确认；被告提交的（2020）冀1091民初917号《民事判决书》、李国艳的养老保险卡、缴纳保险的基本信息，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原告提交的李国艳工资表与被告提交的李国艳工资表除2020年4月、9月数额不一致外，其余各月应发工资数额均一致，本院对原被告双方一致的工资数额予以确认；原告提交的蒙某、李某与李国艳的微信聊天记录，被告对其真实性认可，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证明力及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原告提交的寻找李国艳的照片系由原告方自行拍照、与李国艳弟弟的通话记录无法证明通话内容，故上述证据的证明力本院不予采信；给李国艳缴纳保险记录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证人蒙某、刘某、李某的证言，因上述证人均系原告方在职员工，与原告方具有利害关系，故上述证人证言中与双方当事人提交的其他证据内容相吻合部分本院予以采信，无其他相关证据佐证的内容，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丈夫董振峰与原告存在劳动争议纠纷并于2020年8月26日向法院提起诉讼。2020年9月18日，原告的总经理就董振峰与公司的劳动争议纠纷与被告进行谈话，谈话后李国艳即离开公司回家。当日上午11点多，被告丈夫董振峰给原告方总务部部长高海洋打电话，询问为什么李国艳上班中途回家，高海洋回答：“上午八点半的时候，李总请她过来，又和她说了一番话，然后我也在旁边，反正说的也严重了一点吧，简单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起诉，正常开庭的话，有可能免她的职务啊，就这么一个意思，当时看她心情和身体情况不太好，就让她回去休息了。”董振峰又问：“那李先生的意思是想开除我们还是怎么着？”高海洋回答，“没有，这是我亲耳听到的，这个开除没有实质的问题是不会轻易开除的，但是这个职务是要免掉。”下午1点50分左右，董振峰给李国艳所在的生产部科长刘某打电话，询问“不让李国艳上班了，是你的意思还是公司的意思？”刘某回答：“是公司的意思，就是先让她休息休息。”9月19日，李国艳给刘某打电话，李国艳问：“那我什么时候上班去？”刘某回答：“先安排歇有薪吧，现在有薪挺多的，先休几天吧。”同日，董振峰给高海洋打电话表示可以就自己与公司的劳动争议纠纷撤诉，后高海洋给董振峰打电话说：“公司这边还希望你和李国艳来公司一趟，和李总见个面聊一聊，然后写个东西，就是以李国艳的名义写，给公司添麻烦了，第二呢，既然这个事情已经翻篇了，那以后就谁也不要再追究了…李总和蒙部长都亲口跟我说了，你周一去把诉撤了，李国艳呢周一上班来，篇就翻过去了，但是呢，李总这边提出你们提前过来写一个东西，就是这么个过程”。9月20日，原告生产部部长蒙某给李国艳发微信，内容为：“今天我出差，有事就给我打电话。把事情处理好以后，休息调整好以后，就正常上班吧。”李国艳未回复。9月22日，蒙某再次给李国艳发微信询问其“上班了吗？”李国艳回复：“蒙部，今天没上班，在外面呢”蒙某问：“有事？”李国艳答：“没事，出来玩玩，散散心。”9月24日，蒙某再次给李国艳发微信询问其“这几天上班了没有？”李国艳未回复。9月24日，原告总务部科长李某给李国艳发微信，内容为“李国艳，你好我是李某，两天前我跟董振峰通过电话，请他转告你，家里的事处理好了可以回来上班，不知道你收到了吗？”李国艳未回复。9月27日，董振峰给李某打电话，电话中董振峰首先向李某陈述这段时间李国艳心理压力比较大，总经理和她谈完话后情绪比较激动，要和自己打离婚，回了娘家，手机也没拿，自己看到蒙部长给李国艳打了三个电话，就给蒙部长回了过去，然后问“那这个情况就是说我撤诉了，她就可以上班了是吗？”李某回答：“…我们说实话也挺理解李国艳的心情的，我们第二天从总经理那就说让她回来上班，该当她的系长当她的系长，该工作工作，第二天我就和你表达这个意思了吗，你也没说李国艳怎么着，你说她在家呢，那后来过了两天还是没动静，我还发了个微信问问她，我说国艳你收到那消息了吗？”董振峰说：“我跟你说，她的想法是什么？给我的感觉是什么，我这事不完她的事肯定完不了，是不是”李某说：“对。”接下来董振峰又向李某陈述这件事给李国艳带来的心理压力，他们夫妻双方现在的矛盾，期间多次自已主动提到公司的意思是如果他不撤诉李国艳的班也上不成了，李某都是答复“嗯”、“对”。后来李某说：“问题是咱们已经该讲的都讲了，该谈的也谈了，而且你那回也跟高部长表达这个意思了，我们真的没有别的想法，然后第二天从李总那就表达了，让李国艳回来上班，只是说你没传达到或者是谁没传达到，我们觉得我们已经表明态度了，但是说你又隔了四五天，到现在还是没有什么。”董振峰说“这个事情那不是前提我也得撤诉吗？是不是我得考虑这个问题。”李某说“对对对，这个我们也尊重你。”董振峰说：“我不撤诉，她上那个班跟上次似的还继续给轰家来，你说人有脸树有皮，她也作为系长在公司工作了这么多年，让公司给轰家来了你说这个事情她这脸在哪搁，她以后怎么面对总经理是不是。”李某说：“你这几句话要是给李国艳听了我觉得她不会跟你离婚，她不知道你能替她想到这个份上，如果你能替她想到这个份上也不会给你提那些的。”董振峰说：“现在我就跟你说一下吧，说那个上班的前提就是我必须撤诉。”李某说：“对”。后董振峰又在谈话中掺杂着多次询问“是不是他不撤诉李国艳就不能上班”，李某都回答“对，是”。2020年11月2日，被告向廊坊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开发区仲裁委）提起劳动仲裁，仲裁请求为：因原告用威胁手段不让被告上班，故被告被迫于2020年10月28日与原告解除劳动关系，要求原告支付其经济赔偿金624000元。开发区仲裁委作出裁决并于2020年12月18日向原告送达了裁决书。原告于2020年12月30日向本院递交了起诉状。 另查明，李国艳于1996年2月入职原告处工作，自2019年10月至2020年9月的平均工资为10455元。被告自2020年9月18日后未再到原告处上班。原告一直为被告缴纳社保，但自2020年10月未向被告支付工资。 本院认为，本案中，从庭审中双方当事人提交的通话录音及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认定，2020年9月18日，原告方因李国艳的丈夫董振峰与公司有劳动争议诉讼而找李国艳谈话，并提到可能会免除李国艳的职务，导致李国艳情绪激动，原告方遂让李国艳先回家休息，同时原告方的总务部部长高海洋在通话中向董振峰明确表示公司不会开除李国艳。被告在庭审中提交的9月19日高海洋与董振峰的通话录音，是在董振峰向天龙制据公司表示自己与公司的劳动争议纠纷可以撤诉情况下，高海洋告知董振峰“你周一把诉撤了，李国艳呢周一上班来”，但高海洋并未表达出“如果董振峰不撤诉则李国艳不能返岗上班”的意思表示。在2020年9月20日、22日、24日，原告方的生产部部长及总务部科长分别通过微信向李国艳询问其近期状况，并告知其可以回单位上班，但李国艳并未回复亦未返岗。关于2020年9月27日董振峰与原告方总务部科长李某的通话录音，本院认为，在该通话录音之初，董振峰询问李某“是不是他撤诉了李国艳就可以上班了”时，李某向其回答“我们第二天从总经理那就说让她回来上班，该当她的系长当她的系长，该工作工作，第二天我就和你表达这个意思了”，李某的回答已向董振峰说明公司在第二天就通过董振峰向李国艳转达可以回公司继续上班和担任原有职务的意思表示，但在得到该回答后，董振峰仍多次自已提到如果他自己不撤诉公司就不让李国艳上班，根据双方对话语境，董振峰的陈述有的表达出的意思是“李国艳自己认为如果董振峰不撤诉她就没法再去公司上班”，有的表达出的意思是“他为李国艳日后在公司的正常工作着想，如果不撤诉李国艳无法继续回公司上班”，在上述语境情形下，李某对董振峰表达出来的如果他自己不撤诉李国艳就不能回公司上班的意思都表示了认同。故在该份录音中，李某虽在董振峰多次询问“是不是他不撤诉李国艳就不能回公司上班”时都回答“是，对”，但李某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是代表公司告知董振峰“如果董振峰不撤诉李国艳就不能回公司上班”。综上，本院认为，本案中，原告虽于2020年9月18日因李国艳情绪不稳定让她回家休息，但随后分别于9月20日、24日告知李国艳可以回单位上班，并且在李国艳未返岗的情况下仍一直为李国艳缴纳社会保险，李国艳在原告通知其回单位上班的情况下仍未返岗，后以原告未为其提供劳动条件为由与原告解除劳动关系并要求原告赔偿其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624000元，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十七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原告天龙制锯（中国）有限公司无需向被告李国艳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624000元。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5.00元，由被告李国艳负担，此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王 红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  孙晓彤 书 记 员  王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