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湘11民终30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荣昌，男，1992年3月6日出生，汉族，湖南省宁远县人，农民。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阳先仕（系欧阳朝辉父亲），男，1953年9月25日出生，汉族，湖南省道县人，居民。委托诉讼代理人：何鼎斌，湖南湘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南省永州汽车运输总公司宁远分公司，住所地湖南省宁远县舜陵镇泠江路38号。负责人：唐明，系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新勇，湖南湘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欧阳朝辉，男，1972年5月16日出生，汉族，湖南省道县人，居民，住湖南省永州市冷水滩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阳先仕（系欧阳朝辉父亲），男，1953年9月25日出生，汉族，湖南省道县人，居民。上诉人（原审原告）刘荣昌与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南省永州汽车运输总公司宁远分公司（以下简称汽车运输公司）、被上诉人欧阳朝辉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湖南省宁远县人民法院（2020）湘1126民初24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本案进行了书面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荣昌上诉请求：1.对原审判决第一、二项予以改判，支持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汽车运输公司承担。理由：一、汽车运输公司应承担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的全部责任。上诉人承租经营被上诉人的宁远至贺州客运班线，是受汽车运输公司欺骗所为，汽车运输公司对租赁合同不能履行负有全部责任。二、汽车运输公司的欺诈行为已造成上诉人的经济损失，因本案损失是汽车运输公司欺诈行为造成的，应由被上诉人全额返还购车款。一审法院不应当判决上诉人承担车辆使用损失和残值损失。车辆入户时的车辆购置费、交强险等各类保险费、车上附属设施费用及提车用油料、路桥费、提车差旅费、车辆入户办证费用也应由汽车运输公司全额承担。还应承担上诉人出资60万元的经济损失利息额288,000元。三、汽车运输公司应当履行结算义务。一审中，在原审诉讼中因汽车运输公司恶意诉讼，不提交2014年5月至2016年11月期间票据，现请二审法院支持尚未结算的票据款项。四、汽车运输公司出借于林华的借款，与上诉人没有关联性。汽车运输公司辩称，一、本案合同缔约过程中不存在汽车运输公司欺诈行为的事实，于林华在购买营运车辆前已经知道宁运至贺州的班线只能使用临时线路牌，不存在受欺骗所为。二、关于上诉人提出的给予其赔偿数额的问题，该事实在上诉中详细陈述。欧阳朝辉辩称，对刘荣昌的意见认可。汽车运输公司上诉称:1.撤销原判第一项，改判XXXXXX号客车所有权归刘荣昌、欧阳朝晖所有，汽车运输公司协助刘荣昌办理车辆转户手续，不予赔偿刘荣昌经济损失153,037.5元；2.撤销原判第二项，改判汽车运输公司所收合同押金及信誉金31,000元应从借款130,000元中予以抵销；3.撤销原判第二项，改判客票款11,294元应从借款130,000元中予以抵销；4.判决汽车运输公司为XXXXXX号客车在停运期间支付的各项保险、车辆检测费用25,631元由刘荣昌、欧阳运辉承担；5.请求二审法院判定刘荣昌、欧阳运辉的诉请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6.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刘荣昌、欧阳运辉承担。理由：一、一审判决书对事实和证据认定存在严重错误。欧阳朝辉只是聘请的司机，与刘荣昌合伙经营行为没有任何关联性，刘荣昌也没有委托欧阳朝辉与汽车运输公司签订合同。汽车运输公司与欧阳朝辉签订合同是两个独立的经营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与刘荣昌签订的合同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法律事实。二、本案已过诉讼时效。欧阳朝辉与刘荣昌不是同一主体，刘荣昌于2020年5月12日提起诉讼，欧阳朝辉并不是该案的诉讼当事人，诉讼时效应根据两个不同合同的履行期限分别予以计算。本案车辆停止营运的时间为2016年5月，刘荣昌认为本案主要违约事实是由于车辆停运给其造成了经济损失，则刘荣昌就应当在车辆停运之日起知道其权益受到侵犯，本案至2019年10月19日止诉讼时效届满，已经超过了法定的诉讼时效。欧阳朝辉的诉讼时效于2020年7月30日届满，其作为原告于2020年8月31日起诉超过法定诉讼时效。三、于林华向汽车运输公司借款13万元可否行使抵销权。本案事实来看，车辆购置出资、交纳车辆相关运行费用、运输收益分配等诸多方面均是于林华负责实施，于林华应是实际合伙出资人，也是实际经营人。于林华向汽车运输公司借款13万元应当抵偿合同信誉金和安全押金及营运票款。四、XXXXXX号客车所有权应归刘荣昌、欧阳朝辉所有，且汽车运输公司不应当赔偿经济损失153,037.5元。本案汽车运输公司因无效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给刘荣昌、欧阳朝辉。该车辆返还给刘荣昌、欧阳朝辉后，其可以用于非道路运输经营的其它项目，不存在没有必要返还的情形。关于车辆残值的问题新车营运三年后，残值减损率会达到总价值的50%。宁远至贺州的班线经营已于2019年1月4日获得湖南省道路运输管理局批准，在庭审中被上诉人自己承认在2019年1月4日后拒绝继续履行宁远至贺州的班线经营活动。据此2019年1月4日后应当由刘荣昌、欧阳朝辉承担车辆停运损失责任。在刘荣昌经营期间，公司已经多次向运管部门申请办理班线经营的行政许可手续，履行了公司应负的责任。但由于行政管理机关的行政审批问题而未能在短期内办理好班线行政许可手续，公司不应对此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五、停运期间支付的各项保险、车辆检测费用25,631元应由刘荣昌、欧阳朝辉承担。不论车辆是否营运，每年对车辆进行年检是车辆使用人的法定义务。不属于扩大损失的范畴。本案车辆在获得营运线路牌后仍然可以正常经营。刘昌运辩称，一、刘荣昌的起诉未过诉讼时效，由于汽车运输公司没有取得经营许可的线路牌，双方没有签订书面的租赁合同，但是口头协议已实际履行，即租赁期不定期，只要在不超过20年的期限内起诉，均不过诉讼时效。汽车运输公司提到的两份管理性质的合同届满日是2017年8月1日，以该时间算在2020年5月12日提起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二、湘XXXXXX号客车是公司要求刘荣昌等四人先行出资，由公司汇款到厂家购回车后，再登记在公司名下。汽车运输公司应当向刘荣昌偿还购车款并赔偿损失。三、于林华不是刘荣昌的合伙经营承租人，也不是委托的管理人，于林华所借得的13万元借款未进刘荣昌的账户，刘荣昌和于林华已明确湘XXXXXX号车由刘荣昌结账，其所借13万元与刘荣昌无关。四、车辆归汽车运输公司所有，停运的原因又是公司未依法取得营运许可证，导致无法经营，停运期间的费用理应由汽车运输公司承担。五、汽车运输公司是被诉方，又未提起反诉，没有诉讼请求可以支持。欧阳朝辉辩称，对刘荣昌的答辩意见认可。刘荣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购车款、车辆购置费、提车旅差费424,830元；2.判令被告退还安全押金及信誉金3.1万元；3.判令被告结算客运车票款15万元；4.判令被告赔偿20万元出资本金的利息288,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于林华与被告接洽宁远至贺州客运班线挂靠问题，双方初步达成一致意见后，原告刘荣昌与欧阳先仕、石万德、王涛共同出资318,000元打款至被告处，后于2014年4月以于林华的名义购回新车，其中60,000元定金原告方于2014年4月2日交至苏州金龙客车处，28,000元由于林华于2014年4月2日打至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账号，230,000元由欧阳先仕以其妻马长平名义于2014年4月2日打至被告处，被告同日将上述购车款打至金龙联合汽车工业（苏州）有限公司。车辆购回后，被告将车辆入户在其公司名下，入户费、保险费等费用均由原告出资。原告于2014年5月开始经营。此时，被告原宁远-贺州班线线路牌的经营许可证已过期作废。为此，被告于2014年5月15日向宁远县运管所驻永州市湘运总公司宁远汽车站运管站呈交的书面报告称:“交通事故基本上达成协议，可以开班。因此，经公司研究同意，新的车主于林华购中型高一车一台，经宁远至贺州班，该车手续齐全，保险到位，车号是湘XXXXXX，请驻站运管办予以同意复班，并办理临时线路牌照”。遂，原告方以临时线路牌照开始运营宁远至贺州客运班线。2014年7月18日原告刘荣昌与湖南省永州汽车运输总公司宁远汽车站签订了《安全责任书》。同日原告刘荣昌以被告湖南省永州汽车运输总公司的名义与宁远汽车站签订了《客运班车进站经营合同》(下称“《经营合同》”)，《经营合同》约定了双方的权利义务，结算收费等事项，第九条特别约定了合同期限为一年，即2014年8月1日起至2015年7月31日止。第五条约定了结算和收费。第五条第三款约定了客运代理费按实际售票额的8%计收。场地费、保卫费等都有所约定。合同到期后，湘XXXXXX车辆一直运营，但未续签合同。直至2016年8月1日，因原告方股东都不在车站，欧阳朝辉（欧阳先仕之子，同时是XXXXXX客车司机）续签了《安全责任书》、《经营合同》，《安全责任书》《经营合同》的内容基本与第一份内容相同，《经营合同》第九条约定合同期限为一年，从2016年8月1日起至2017年8月1日止。续签合同之后，XXXXXX客车继续运营一段时间。《安全责任书》、《经营合同》以及原、被告对合同到期后车辆如何处置问题都没有约定。另查明，2014年4月30日于林华向被告汽车运输公司提交刘荣昌的银行卡复印件，复印件上注明同意由刘荣昌结账。署名：于林华。2014年6月29日，于林华以班线运营费用为由向被告汽车运输公司借款100,000元。2016年3月22日于林华以贺州车购保险的名义向被告汽车运输公司借款30,000元。在原告运营期间，被告方在结算费中扣除了借款本金合计人民币73,300元。再查明，于林华于2014年5月15日、2014年6月25日向被告汽车运输公司交纳信誉金1000元、安全押金30,000元。原、被告未结票款为人民币12,952元。2020年5月12日原告方以刘荣昌、于林华、欧阳先仕、石万德、王涛为原告，以本案被告为被告提起诉讼，上个案件述称上述五原告为购置车辆的合伙人。最后查明被告于2019年1月4日申请的宁远至贺州的线路牌获得行政许可。在庭审中被告方表示如果原告愿意运营可以从2014年5月份起用临时线路牌一直运营直至2019年办理出线路牌。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约定由原告全款购车以被告的名义在车辆主管机关登记入户，由原告自雇司机运营湘XXXXXX客车宁远至贺州客运班线，被告按实际售票额的8%收取原告客运代理费，原、被告双方之间实际上为口头约定的车辆挂靠经营合同关系。本案的争议焦点在1、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以及诉讼主体问题。本案已经确定为实际上的车辆挂靠经营合同，虽然后面一份《经营合同》是欧阳朝辉签订的，但原、被告对欧阳朝辉签订《经营合同》《安全责任书》在事后都未加否定，且实际上都是湘XXXXXX在运营宁远至贺州的线路，故应该认定为该挂靠经营合同自始至终只是刘荣昌在经营，为同一主体。《经营合同》约定的经营期限至2017年8月1日，原告方在2020年5月12日到法院提起诉讼，应为诉讼时效的中断，故本案未过诉讼时效。而本案的诉讼主体，虽然欧阳朝辉在第二份《经营合同》《安全责任书》上有签字，但是其只是湘XXXXXX的司机，并不是线路运营的合伙人，其签署的《经营合同》《安全责任书》实际上代表的是湘XXXXXX的运营主体，在外表现为原告刘荣昌，故本案的原告欧阳朝辉不是本案的诉讼主体。2、涉案的车辆挂靠经营合同是否有效。法院认为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十条、第十一条将旅客运输行业列为特许经营及限制经营的行政许可范围。本案原、被告的挂靠行为违背“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强制性规定”，系违法转嫁交通运输安全风险责任，严重危害公共利益，损害旅客人身安全转移市场开放带来的安全风险，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给广大旅客的人身安全带来隐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条之规定，应属无效合同。3、损失如何计算以及过错比例问题。（1）过错比例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原、被告都明知国家的政策规定，但仍然达成客车挂靠协议，明显违背相关管理规定，双方对此均有过错。被告汽车运输公司作为客运企业，更应遵守相关管理规定、规范经营，但其故意违背规定，对造成目前状况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主观的过错相对原告方更大。且本案中原告未能继续运营的最主要原因在于被告方没有及时办理出宁远至贺州的线路牌，原告方一直在以临时线路牌运营宁远至贺州的线路，面临了巨大的经营风险，故在该问题上本案被告也存在较大过错。而在2016年11月份至2020年6月期间，涉案车辆湘XXXXXX未经营，一直停放在被告处，原告明知己方权利受到侵害，怠于行使自己的权利，被告也未采取措施及时止损，双方都具有过错。综上，法院认为本案的原、被告过错比例划分应为3:7。（2）损失如何确定问题。本案原、被告对合同到期后车辆的归属没有约定，原、被告都主张车辆现属于对方，因该车辆现在登记在被告方名下，涉案车辆在运营两年多后就未运营了，车辆一直在被告处，目前状况的出现被告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且根据相关法律政策规定个人不具备运营线路的资质，故法院认为现该车辆归属于被告方比较合适。对于原告方的损失，本案涉案车辆的残值原、被告方均未提起鉴定，双方都认为没有什么使用价值，且鉴定2016年11月份时该车辆的价值具有不可操作性，故法院予以酌情核定价值。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十四条规定客运班线的经营期限为4年到8年。参照《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小、微型出租客运汽车使用8年，中型出租客运汽车使用10年，大型出租客运汽车使用12年。根据原、被告双方确定的行业规定涉案类型车辆的禁止长途上路时间是8年。总损失按车辆购车总金额318,000元为准，使用期为8年，原告使用了2年6个月，使用期间不计算损失，使用期间的费用为99,375元。故在2016年11元份时的残余价值为218,625元。该部分残余价值即为损失金额，按照过错比例即3:7的过错比例原、被告各自承担的金额为65,587.5元、153,037.5元。综上，对于车款损失被告方应给付原告方153,037.5元。在2016年11月份至2020年6月期间车辆未运营，被告方仍为车辆交纳保险费，属于扩大损失的行为，对于该保险费损失被告主张扣除的答辩意见法院不予支持。4、原告方未结票款具体金额问题。在庭审中经原、被告双方确认未结票款的金额为12,952元，扣除8%的服务费、4.8%的税费后，被告方应给付原告方的金额为11,294元。5、信誉保证金及安全押金31,000元被告是否应该退还问题。对于上述费用的金额原、被告均无异议。而根据原、被告双方约定，上述费用合同到期后退还。因案涉合同应为无效，故汽车运输公司应当退还上述费用。对于原告诉请要求被告赔偿原告提车差旅费、赔偿原告出资购车款的利息等诉讼请求，因原告未提供相关证据证实，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被告辩称于林华向被告汽车运输公司借款130,000元，其中有10万元的借款有约定月息1.5分，且构成了表见代理，但被告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实，且双方扣除剩余的本金被告也未在庭审中提起反诉，法院在本案中不予处理。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湖南省永州汽车运输总公司宁远分公司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赔偿原告刘荣昌经济损失人民币153,037.5元。二、被告湖南省永州汽车运输总公司宁远分公司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退还原告刘荣昌安全押金及信誉金人民币31,000元。三、被告湖南省永州汽车运输总公司宁远分公司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给付原告刘荣昌客运票款合计人民币11,294元。四、驳回原告刘荣昌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原告欧阳朝辉对被告湖南省永州汽车运输总公司宁远分公司全部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738元，减半收取6369元，由原告刘荣昌负担4977元，被告湖南省永州汽车运输总公司宁远分公司负担1392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附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经核实，刘荣昌二审提交的证据运费汇总结算中的结算金额与汽车运输公司一审提交的银行流水付款相吻合，说明二审刘荣昌提交的费用已支付，对刘荣昌提交的二份证据不予采信。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1.本案双方法律关系性质及违约责任的问题；2.涉案客车所有权的归属及是否折旧问题；3.停运期间支付的各项费用的承担问题；4.车辆入户时的车辆购置费、交强险等各类保险费、车上附属设施费用及提车用油料、路桥费、提车差旅费、车辆入户办证费用承担问题，经济损失问题；5.于林华是否应当属于本案必须参与诉讼的当事人的问题及其借款是否抵销的问题；6.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关于焦点一，刘荣昌与欧阳先仕、石万德、王涛合伙购车，购车后将车辆登记在汽车运输公司名下自雇司机运营，汽车运输公司收取一定比例费用的合同关系。现双方因各种原因未签订书面合同，但事实上依此履行权利义务，一审认定双方之间为车辆挂靠经营合同正确。但一审法院认为合同无效不当，法律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特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违反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的合同并不当然无效。本案中，特许经营及限制经营的行政许可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双方均自愿签订，聘请具有驾驶资质的司机并严格按照客运公司的管理制度运营，该合同并未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刘荣昌与欧阳先仕、石万德、王涛合伙与汽车运输公司构成的车辆挂靠经营合同有效，本案不能按照合同无效法律后果处理。目前双方仅是口头约定，对违约责任没有明确，现又无法协议达成，则按照有利于实现合同目的的方式履行合同等因素来认定违约责任承担问题。本案中，刘荣昌等人持临时线路牌照运营客运班线，使用临时线路牌照运营自2014年5月至2016年10月，刘荣昌等人持临时牌照运营两年多，车辆因故停运。而汽车运输公司两年多一直未办理出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和车辆运营证，临时牌照的使用期限为七天，期限较短，需七天更新，刘荣昌等人持临时牌照运营多有不便，从有利于合同目的实现来看，刘荣昌等人与汽车运输公司订立合同即是想顺利运营班线，汽车运输公司应当自双方达成约定后及时申请行政许可，办理出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和车辆运营证使刘荣昌等人合法有效运营，而不是直至2018年才申请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行政许可，汽车运输公司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刘荣昌等人运营了两年多，明知持临时线路牌照运营存在风险性，仍旧运营了两年多，停运后亦未及时采取措施止损，应当减轻汽车运输公司的违约责任。关于焦点二，因双方是口头约定的合同，对车辆的归属没有约定，现双方都主张车辆归属对方。由于该车辆登记在汽车运输公司名下，购买该车辆的目的是为了从事旅客运输业务，刘荣昌等人无法以个人名义从事运营线路，一审认定该车辆归属于汽车运输公司合情合理，有利于客车使用价值得到体现。关于涉案车辆的折旧问题，一审法院参照《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进行折算，合理合法，折旧比例恰当。由前所述，刘荣昌等人明知持临时线路牌照运营存在风险的情况下仍与汽车运输公司订立车辆运营合同，并已运营了2年6个月，应当减轻汽车运输公司的违约责任，故本院对一审认定的过错比例责任予以认可，汽车运输公司承担70%的车款损失。关于焦点三，因车辆登记在汽车运输公司，车辆停运期间汽车运输公司应当积极协调处理此事使客车运营下去，以免造成更大的损失。现2016年11月至2020年6月期间并未解决好，2019年办理出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和车辆运营证亦未协调解决使车辆投入运营，其为车辆支付停运期间的各项保险费用、车辆检测费用是其作为车主应负担的部分，汽车运输公司应因违约行为承担该部分责任。关于焦点四，刘荣昌提出的车辆入户时的车辆购置费、交强险等各类保险费、车上附属设施费用及提车用油料、路桥费、提车差旅费、车辆入户办证费用损失并未提交相关证据证实，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五，2020年5月12日，刘荣昌、于林华、欧阳先仕、石万德、王涛5人向法院提起诉讼，以主体不适格被驳回起诉。于林华有生效法律文书确认其与汽车运输公司没有直接的合同关系，不是适格原告。于林华向汽车运输公司提交刘荣昌的银行卡复印件，刘荣昌结账，由此可知，于林华并不是实际合伙人，故于林华并不是本案必须参与诉讼的当事人。于林华不是本案车辆经营合同的合同当事人，故其借款是其个人行为，不能从刘荣昌等人的结算款项进行抵销。关于焦点六，本案中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2016年8月1日，欧阳朝辉作为客车司机，与湖南省永州汽车运输总公司宁远汽车站签订了《安全责任书》、《经营合同》，该两份合同与刘荣昌2014年7月18日签订的《安全责任书》、《经营合同》内容相同，刘荣昌认可欧阳朝辉的签字，欧阳朝辉也称作为司机代签，既然合同均为湘XXXXXX车辆签订，应当认可欧阳朝辉为刘荣昌签订，故经营期限至2017年8月1日，刘荣昌于2020年5月12日提起诉讼，诉讼时效未过。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判决结果恰当，故对汽车运输公司和刘荣昌的上诉请求均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738元，由上诉人湖南省永州汽车运输总公司宁远分公司负担6369元，由上诉人刘荣昌负担6369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兰青审 判 员 陈久余审 判 员 宋争文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 曾 忞书 记 员 吴亚妮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予以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