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冀04民终181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贵祥，男，1970年3月23日出生，汉族，住邯郸市丛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进兴，河北正纲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立娜，河北正纲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林君，男，1968年7月25日出生，汉族，住邯郸市开发区。 上诉人张贵祥因与被上诉人林君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2020)冀0403民初14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贵祥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民事判决，改判驳回林君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林君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法院在审理本案中存在“裁判突袭”，判决主文与林君的一审诉讼请求相矛盾，明显属于“判非所请”，即擅自改变林君的诉讼请求。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第五十三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将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作为焦点问题进行审理。”本案中，从林君的诉讼请求来看，其请求权性质为因不当得利而发生的请求权，请求权基础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下简称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之规定。另外，从张贵祥收到民事起诉状，直至提交答辩状及开庭辩论，均是围绕是否构成不当得利而展开的。因此，本案林君所主张的法律关系为不当得利法律关系。由此可见，人民法院应当围绕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来进行分析并作出裁判。但从一审查明的事实及本院认为部分来看，一审法院并不是围绕林君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请求权基础规范来分析论证，而是直接绕开林君诉请的不当得利之主张，径行以自己所认定的委托合同法律关系，而直接作出裁判结果。很显然，一审法院本应将本案所涉及法律关系性质列为争议焦点问题进行审理，但从整个庭审笔录来看，一审法院并未将最终所认定的委托合同法律关系列为争议焦点问题进行审理，而是直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四百零四条规定作出了裁判。因此，在林君自始至终并未将不当得利的诉讼请求，变更为基于委托合同关系而要求返还投资款的情况下，一审法院直接以委托合同法律关系作出判决，明显属于“裁判突袭”。该行为严重违反了裁判中立与当事人处分原则。同时，也破坏了诉辩双方的平等对抗。2.一审判决主文的内容明显与林君的诉讼请求不一致，属于“判非所请”。理由为：判决主文是法院针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根据认定的事实和适用的法律，对当事人之间争议的权利义务关系作出的实体性处理决定。判决主文与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一致：首先，判决主文确定的权利义务应当与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相对应，体现“不告不理”和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其次，判决主文应对当事人的所有诉讼请求作出支持，部分支持或者不予支持的明确结论；第三，判决主文不能超出当事人诉讼请求（“判超所请”），也不能遗漏诉讼请求（“判缺所请”），更不能改变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判非所请”）。本案中，从林君提交的起诉状中诉称事实来看，似乎其认为是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但其所主张的诉讼请求是要求张贵祥返还不当得利款10万元，显然，其不是按照民间借贷这一法律关系提起的诉讼请求，那么，我们也不用考虑是否适用民间借贷的相关法律规定，而主要就是考虑林君转账给张贵祥10万元，是否具有法律根据这一重要条件。对此，张贵祥提交与林君于2016年5月15日录音视频资料，足以证明了林君是委托张贵祥对外进行的投资，这一基本事实也得到了一审法院的认定。由此可见，既然一审已经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而产生的投资行为，那么，林君所主张的转款行为是没有法律根据而进行的，显然是不能成立的。在此情况下，在林君没有提供证据或者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张贵祥收到其转款10万元没有法律根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就应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驳回林君的诉讼请求即可。更何况，林君在本案中是极力否认与张贵祥存在委托合同关系这一基本事实（详见一审庭审笔录），那么，一审法院就更应当尊重林君自由行使处分权利，而不是强加于其按照委托合同来主张权利，并进行裁判。而本案恰恰是林君并不是在基于委托合同关系的前提下，要求张贵祥返还款项。由此可见，一审法院依职权所作出的有利于林君的判决主文，明显有违民事诉讼“不告不理”原则和当事人处分原则，这属于典型的“判非所请”，为此，恳请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二、一审法院认定林君提起的民事起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属事实认定和适用法律错误的。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一）项：“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诉讼时效规定）第十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一）当事人一方直接向对方当事人送交主张权利文书，对方当事人在文书上签字、盖章或者虽未签字、盖章但能够以其他方式证明该文书到达对方当事人的；（二）当事人一方以发送信件或者数据电文方式主张权利，信件或者数据电文到达或者应当到达对方当事人的。前款第（一）项情形中，对方当事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签收人可以是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负责收发信件的部门或者被授权主体；对方当事人为自然人的，签收人可以是自然人本人、同住的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亲属或者被授权主体。”本案中，林君所主张的法律关系为不当得利法律关系，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条第二款“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因此，本案的诉讼时效的起算点应自2014年5月17日起开始计算，2016年5月15日，因双方对案涉款项进行了交涉，暂且可以认定林君向张贵祥主张了权利，引起了诉讼时效中断，但从该中断时起，计算三年诉讼时效，即至2019年5月14日止。而在这三年里，林君并未举证证明其存在上述法律规定的方式向张贵祥主张过权利。因此，其辩称的没有超过诉讼时效的理由，与事实不符，于法无据。虽然，其当庭申请证人郝某、宁某出庭作证，但两名证人均与其系合作和同学关系，明显属于利害关系人。根据证据规定第九十条第（三）项规定，与一方当事人或者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陈述的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因此，在没有其他客观证据印证的情况下，仅凭两名证人证言是不足为凭的。同时，该两名证人也不能证明林君在诉讼时效期间内向张贵祥送达主张的权利文书、发送信件或者数据电文的事实。因此，一审仅以该两名证人证言就认定林君提起的诉讼不超过诉讼时效，属事实认定和适用法律均错误，故恳请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三、一审法院根据合同法第四百零四条之规定，作出判决张贵祥返还林君10万元，属适用法律错误。合同法第四百零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九百二十七条）:“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该条文的释义对“关于受托人转移利益的规定”有明确的解读，即受托人将自己因处理委托事务而取得的各种利益及时转交给委托人。这是受托人的义务。这里所说的“取得的财产”，包括取得的金钱、实物、金钱与实物所生的擎息，以及其他财产权利。例如，受托人因出售委托人的物品而取得的价金，或为委托人出租房屋所取得的租金等。因为受托人在处理委托事务的过程中，不论其是否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活动取得的财产，权利人都是委托人，受托人应当将该财产转交给委托人。本案中，一审业已认定，林君将案涉10万元于2014年5月16日转账给张贵祥，委托张贵祥进行投资。同日，张贵祥将包括自有的12000元资金连同该案涉10万元一并转账给段利伟。2014年5月16日，以张贵祥名义又与河北银信交通设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信交通公司）签订了《借款合同》，借款期限三个月，并由银信交通公司给出具了借款收据。另外，张贵祥在一审提交的录音视频中，也能够证实在张贵祥收到借款合同和借款收据后，及时地向林君进行了报告，同时，在银信交通公司出现问题不能正常还款时，也及时向林君进行了报告并多次到相关部门进行投诉、维权。不难看出，本案可以确认银信交通公司并不存在将案涉10万元的本息如数支付给张贵祥这一事实。那么，在作为受托人的张贵祥没有取得银信交通公司返还的10万元财产的前提下，就谈不上将该10万元转交给委托人的问题。因此，一审查明的事实，并不符合合同法第四百零四条规定的构成要件。故一审法院依据该条款作出判决，明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综上，一审判决结果明显存在判非所请、部分事实认定及适用法律错误。为维护张贵祥的合法权益，特提出上诉，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 林君辩称，1.当时是以不当得利起诉的，实际上双方是借款关系，没想要利息，所以以不当得利起诉；2.没有超过诉讼时效，2016年5月15日双方有录音，之后一直向张贵祥主张，有两个证人可以证明；3.如对方认为本案法律适用错误，要求发回重审，改变诉讼请求加上利息或者维持原判。 林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张贵祥返还不当得利款10万元；2.判决张贵祥支付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5月16日，林君通过中国建设银行转账给张贵祥10万元，委托张贵祥进行投资。当日，张贵祥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将112,000元转账给段利伟。2014年5月16日，张贵祥（甲方）与银信交通公司（乙方）签订《借款合同》一份，双方约定：甲方自愿借出资金人民币14万元，借款期限为3个月，自2014年5月16日至2014年8月16日止。乙方获得甲方的款项后必须专款专用，保证各项建设和生产工作的顺利实施。到期时将本金打入甲方账户14万元。乙方须在本合同履行到期日，将本金悉数汇入甲方账户，每逾一日，乙方须向甲方支付每日1%的违约金等内容。当日，银信交通公司为张贵祥出具了借款借据一张，收到张贵祥14万元。林君要求张贵祥返还10万元未果，诉至法院。 一审法院认为，张贵祥收到林君10万元转款，接受林君委托进行投资的事实清楚，双方委托关系成立。张贵祥辩称，林君诉求已超过追诉期。因林君申请证人郝某、宁某出庭作证向张贵祥追要上述款项的情况，故张贵祥的抗辩理由，不予采纳。林君要求张贵祥返还10万元。张贵祥辩称，双方之间纯粹是委托和代办的关系，该款已投资到银信交通公司，不同意返还该款。鉴于张贵祥向法院提交的《借款合同》以及借款借据，均系自己与银信交通公司之间的借款合同，没有林君的借款合同及收据，故张贵祥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张贵祥应及时返还林君10万元。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张贵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返还林君10万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00元，减半收取计1150元，由张贵祥负担。 本院二审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当事人争议的主要焦点问题如下：第一、关于本案是否存在一审判决主文与林君的一审诉求矛盾“判非所请”的问题。经查，林君系以请求张贵祥返还不当得利款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张贵祥以受林君委托和代办为由抗辩应驳回林君诉求，但张贵祥系以其本人名义而非以林君名义与银信交通公司签订了借款合同且银信交通公司给张贵祥出具了借款借据，一审法院依据张贵祥所称的委托关系进行了审理及裁决，根据证据规定第五十三条“...但法律关系性质对裁判理由及结果没有影响，或者有关问题已经当事人充分辩论的除外”规定，一审判决并无不当。虽然二审林君仍坚持主张返还不当得利款，但对本案的裁判理由及结果并没有影响，张贵祥诉称一审判非诉请系对法律的片面理解，本院对其该主张不予采纳。第二、关于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经查，2014年5月16日，林君通过银行转账方式转给张贵祥10万元；2016年5月15日，双方曾就该款项进行协商；之后至2020年5月14日诉至法院期间，林君于一审庭审申请证人郝某、宁某出庭作证，证实林君自2017年、2018年、2019年找张贵祥催要过欠款；故一审认定本案诉讼时效未超过并无不当。至于张贵祥诉称上述两名证人与林君系合作或同学关系，属于利害关系人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但所谓“利害关系”人从法律上系指包括亲属关系如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姐妹，其他密切关系如世交关系、长期合作关系，不利关系如长期不和睦关系、激烈竞争关系、刑事上的加害与被害关系，上述两名证人并非法律上规定的利害关系人且该两名证人均已出庭作证，张贵祥又未能提交相关反驳证据，本院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本案未超诉讼时效，对张贵祥该上诉主张，不予采纳。第三、关于本案法律适用是否错误的问题。经查，张贵祥诉称与林君之间系委托合同法律关系，而张贵祥作为受托人应当以委托人林君的名义对外投资，但张贵祥以其本人名义与银信交通公司签订借款合同且银信交通公司给张贵祥本人出具了借款借据，即张贵祥对银信交通公司享有债权，林君对银信交通公司不享有债权，故一审判决判令张贵祥返还给林君10万元适用法律亦并无不当。本院对张贵祥该上诉主张，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上诉人张贵祥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上诉人张贵祥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罗 琪 审判员 赵建平 审判员 孙 佳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李建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