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2民初24845号原告：储某，男，2003年9月17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桐城市。法定代理人：王某（原告储某之母），1983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桐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玉荣，北京中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抓玛文化经纪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十里堡路1号58幢平房113号。法定代表人：方芳，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效辉，北京市京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冠男，女，该公司总经理。原告储某与被告北京抓玛文化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抓玛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储某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玉荣，被告抓玛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效辉、潘冠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储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被告签订的演艺事业合约书无效；2.被告承担诉讼费。事实和理由：原告在其父亲的要求下与被告于2020年6月9日签订《演艺事业合约书》，约定被告为原告一切演艺工作之全球独家经纪人，合同期限为8年，自2020年6月9日至2028年6月8日，合同有效地域为全世界。原告是父亲储某1、母亲王某的非婚生子女，2007年11月桐城市人民法院判决原告归母亲王某抚养，至今一直与母亲共同生活，其父亲另组家庭，未与原告共同生活。在签订此合同前，其母亲就明确表示反对，原告也不愿意签订。但原告在其父亲的劝说下和要求下，与前来安徽的被告签订了涉案合同，现原告请求确认该合同无效，理由：一、该合同具有人身依附与约束属性的重大权利义务内容，其有多处不平等条款，不合常理，显失公平，不利于未成年人的利益，且签订该合同不是原告的真实意愿，故依法属于合同无效。1.合同第二条关于原告所有作品的著作权都归被告所有的约定，明显属于不平等条款，一般著作权由作者享有，但被告通过合同约定，将合同期内所有原告的著作权都约定归被告所有，不符合通常的经纪合约，属于剥夺对方合法权利的格式条款，显失公平，损害了原告的正当利益。2.合同第五条第二款约定被告可以为原告取艺名，但要以被告名义去申请商标，以被告为商标权人，此约定损害了原告的姓名权。3.合同第六条“乙方之承诺及保证”中，给原告设置了诸多不合理义务，比如要随时向甲方报告身心状况、感情交往、家庭情况，还有原告的造型、发型、发色、外形及体重等不经甲方同意都不得擅自变更，这些义务侵犯了原告的隐私权、身体权，明显不利于未成年人的成长。4.合同第八条第二项酬劳分成中，约定要扣除被告的相关成本支出后按分成，但合同里没有约定具体成本支出包括哪些，被告可以通过做大成本来减少原告应得收益，此为合同陷阱，不利于原告利益。5.合同第十三条约定了原告解约的高额违约金，有悖于我国民法中关于损失补偿的基本原则，属于不合理条款。以上合同条款违反了《民法总则》第三十五条：“监护人应当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履行监护职责。监护人除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在作出与被监护人利益有关的决定时，应当根据被监护人的年龄和智力状况，尊重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的规定，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款的约定，该合同无效。二、该合同为原告父亲与被告恶意串通，损害了原告的利益，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应属无效。原告是在北京期间通过朋友介绍认识被告，但不同意与被告签约。后被告派经纪人潘冠男来到安徽桐城找到原告父母，原告母亲明确表示不同意签约。但被告一直与其父亲联系，后在其父亲的劝说和要求下，原告和父亲在合肥在被告提供的合同上签字，被告经纪人潘冠男将合同带回北京盖章后又寄给原告一份。从合同的签订上来看，被告明知原告是单亲家庭，其由母亲抚养，在涉及孩子自身的重大利益问题上，应取得其抚养权人母亲的同意，但被告却绕开原告母亲，在明知母亲不同意的情况下，但还是与其父亲恶意串通让原告签订合同，该合同有诸多不平等条款，损害了原告的利益，故依法应为无效合同。三、原告母亲作为原告的抚养权人和法定代理人，不同意原告签订该合同，故依法该合同无效。依据《民法总则》第十九条：“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但是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原被告双方签的该合同约定了原告诸多义务和约束，显然不属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同时涉及众多的义务履行、约束和违约责任等内容，条款众多、内容较为复杂，被告作为一名尚在校就读的非法律专业未接触过演艺行业的中学生，不能认定该签约行为系与被告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同时，我国民法总则有关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规定，旨在保护未成年的合法权益，避免未成年人在身心尚未成熟时作出有损自身权益的行为。虽然目前不乏未成年人早熟的情形，但法律对该群体保护的规定仍然合法有效，立法者的立法原意即希望未成年人的法定代理人积极尽到保护义务，社会各主体在与未成年人进行各种民事往来时恪守谨慎原则，应依法行事。虽然原告父亲作为法定代理人在合同上签字，但因其不是抚养权人，一直未与原告共同生活，签订合同时与被告存在恶意串通，故作为原告第一责任人的母亲认为该合同显失公平，不利于原告的成长，不同意追认其效力。现原告也表示签订该合同不是其真实意愿，故依法该合同应属无效。综上所述，涉案合同在违背原告真实意愿的前提下，在其父亲与被告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况下签订的，其内容显失公平，损害了原告的姓名权、著作权、隐私权、身体权等，且合同具有人身依附性质，合同期限长达8年，此合同将严重影响原告的未来人生。故依据民法总则第三十五条、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应属无效合同。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现原告请求确认该合同无效，请求贵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抓玛公司辩称，《演艺事业合约书》系合同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合同条款对双方均有保护和约束，互利共荣，不存在不平等条款和显失公平的情形。被告作为经纪公司，培养一位成功艺人是需要付出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和心血，且需要经过一定年限后才有可能产生效益和收益，所以在合同中会有对双方均有约束力的条款是正常合理的。原告所提出的著作权归属和艺名的商标权属的约定均是被告做出大量长期投资付出后所获得的价值回报，也是娱乐行业约定俗成的规则，并非显失公平。艺名不同于姓名权，艺名带有品牌性质，而原告的姓名并未被答辩人剥夺和影响。要求原告随时报告身心状况、感情交往、家庭情况及要求原告的造型、发型、发色、外形及体重等不经被告同意不得擅自变更的约定也是在签约之前已经明确告知过原告，并且这是为了提升、培养和塑造原告价值形象的需要，这也是双务合同双方互相承担义务和享有权利的基本要素。合同第八条第二项中关于酬劳分成中有关具体成本支出的约定并非合同陷阱，而是因为成本支出属于一般概念，具体到某个事项时会因事因时因人而异，无法完全统一标准。况且合同最后对于未尽事宜，约定双方还可以协商补充。违约金具有担保债务履行的功效，又具有惩罚违约人和补偿无过错一方当事人所受损失的效果，是合同必备条款之一。双方合同所约定的解约违约金，完全是为了担保合同履行之用。以原告目前的状况，尚未产生高额的商业价值，只有经过被告长期投资、培养之后才有可能产生价值。目前原告还在学校读书，合同期为八年，其中前面五年时间可能原告都在学习和培养提升过程中，根本无法帮助被告获取收益和效益，如果此时原告提出解约，根据合同约定“补偿金额为乙方上一年度签署的所有合约总金额×10×合约剩余年限”，如果原告提出解约上一年度原告根本没有商业合约，那乘以多少都是零，真正受损失的是被告，而非原告。当经过五六年的培养，原告已经具备高额商业价值的时候，也是原告自己受益的时候，同时也是双方共享共荣的时候，而被告真正能从原告身上获取价值和收益的时间也只有两三年时间，如此约定平等互惠，公平合理。《演艺事业合约书》是在征得原告储某本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共同同意后，并经合同双方自由平等磋商且充分尊重原告意愿的基础上自愿签订的，而且签约意愿最强烈、最积极的正是原告方，不存在恶意串通。签约之前，原告让他在北京的姑姑和姑父先到被告公司去进行过考察，得到认可以后，原告就明确了愿意签约的意向。被告才到了原告老家那边去找他。并且在签约的头一天也约见了原告的父母，在一起吃了一顿饭。原告的父母都表现出了很强烈的意愿，而且对我们特别的感谢。第二天在我们入住的酒店大堂，合同经过双方之前多次对内容进行磋商以后，最终在定稿上由原告本人和他的父亲共同签了字。所以，原告及其他的父母对整个签约的过程是知情，而且同意，并未提出过任何异议的，所以不存在恶意串通。原告签约时虽然未满18周岁，还属于未成年人，但是当时已满16周岁，根据我国民法总则第十九条的规定，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但是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故原告单独签约的行为并非无效，而属于效力待定。根据民法总则第二十七条的规定，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储某1是原告的父亲，也属于原告的法定监护人。《演艺事业合约书》是经过原告法定代理人同意后签订的，依法有效。签约当天是储某1陪同原告一起来的，在签约时及之前，原告从未向答辩人告知过他父母离异，原告也没有说过他母亲不同意签约，原告母亲更是没有向被告表达过不同意签约的意思表示。储某1作为原告父亲和法定监护人，还对拟签合约提出过一些对原告有利的修改意见，储某1也没有在签约过程中获得被告方任何好处，更没有损害原告的权益，被告与储某1不存在恶意串通。被告已经尽到审慎注意义务，属于善意方。而且，根据法无禁止即为可的原则，我国法律并未规定法定代理活动必须父母都同意，故任意一方代理即为有效。现在是因为原告自己因选择培训学校与被告发生分歧而毁约，便借母亲不同意为名提起诉讼，原告的行为已经构成严重违约。综上，《演艺事业合约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并得到原告法定监护人的承认和同意，是具有法律效力的，依法应当受到保护。被告希望继续与原告履行合同，但保留起诉对方违约主张损失的权利。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2020年6月9日，抓玛公司（甲方）与储某（乙方）签署《演艺事业合约书》（以下简称合约书），落款处有储某本人签名，及其父亲、法定监护人储某1签名。合约书约定，于本合约期间内，乙方就其一切之演艺工作，包括但不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外各项媒体演出及任何相关演艺事业，授权甲方或甲方所指定之人为之全球独家经纪人（以下统称甲方）；倘若甲方遇不可抗力因素须终止行使乙方之经纪权时，如甲、乙双方拟同意解除该专属经纪权相关条约定时，则应由甲、乙双方进行研议并经双方书面同意后解约。乙方于甲方经纪权范围内之活动暨相关工作于现在及未来所产生之一切著作及其衍生之著作（无论是否已完成或业经公开），除甲方与第三人关于该等著作之著作权另有约定外，均应以甲方为著作权人、邻接权人和相关权利人；倘依法令规定应以乙方为著作人者，乙方同意将其著作财产权自创作完成之日起即永久于全世界范围内让于甲方。合约期间自2020年6月9日起至2028年6月8日止，共计8年，协议期满后，甲方拥有优先续约权，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续约意向双方达成一致后，续约年限及协议内容由甲方拟定并与乙方重新签署。本合约期间内，乙方与第三方公司进行同类别合约的协商，则视为乙方根本违约，甲方可提出一切相关违约赔偿。甲方承诺为乙方提供高考前艺术（表演系应试）专业培训学习之机会，即输送乙方至北京地区培训机构进行培训，培训之学费及乙方因参加培训实际发生的所有相关费用暂由甲方代为支付，乙方产生实际收益后，经甲乙双方协商此笔费用乙方偿还时间及方式后，乙方再进行偿还。鉴于合约期间乙方的学生身份，甲方给乙方安排的演艺活动应提前通知乙方所在学校，当此演艺活动与乙方学校课业发生冲突时，经过三方协商（甲方、乙方、学校），甲方应充分尊重乙方学生身份，以校方安排为准。当学校允许乙方进行演艺活动的情况下，且乙方完全具备可出道演员的基本素质，可独立良好的完成影视剧拍摄能力的情况下，甲方需为乙方提供每年至少两部（包含两部）以上的电视剧、电影（院线、网络）、网剧、综艺等项目中的主要角色拍摄机会。甲方承诺，在乙方完全配合甲方所有安排、通知、要求、规划打造与没有违约行为情况下，乙方在校期间（高中生身份）每月为乙方发放人民币叁仟元（税后）生活费，乙方高中毕业后甲方停止发放以上生活费用。甲方可为乙方另行取艺名，以参与演出或重制发行平面或有声出版品，并以甲方名义向中国及中国以外国家/地区政府法定机关注册商标，以甲方为商标权人。除有不可抗力之因素外，乙方应保持其造型、发型、发色、外型（包含但不限于刺青、身体打洞等）及体重，未经甲方同意，不得擅自变更。乙方经由甲方经纪，同意所从事之各项影视演艺活动、广告拍摄、广告代言、产品推广、商业演出、商务活动等工作所获得之酬劳，均统由甲方为受领人，由甲方出面收受。待款项入账兑现并扣除按约定方式计算之金额后，甲方如约打到乙方指定账户。甲乙双方同意甲方先行根据法律法规缴纳相关税、费并扣除相关成本支出后总额中，依下列约定比例编列金额，以支付合约期间双方实际所得：2020年6月9日至2026年6月8日间的6年内，甲方50%、乙方50%；2026年6月9日至2028年6月8日间的2年内，甲方40%、乙方60%。甲乙任一方违背本合约之任何条款时，他方可以要求违约之一方继续履行合约并支付违约金及损失赔偿，也可解除本合约并得向违约之一方请求违约金及损失赔偿。乙方提出解约或违反本合约条款的，甲方有权对乙方提出违约赔付，不论甲方要求乙方继续履行本合约还是解除本合约。违约赔付：如乙方自身原因提出解约，应支付甲方相应的解约补偿。补偿金额计算方式为：乙方上一年度签署的所有合约总金额*（乘以）10（10倍）*（乘以）合约剩余年限。此补偿款应作为甲乙双方解约协议的必要条件，于双方签订解约协议时由乙方一次性支付与甲方，否则甲方有权拒绝乙方之解约要求。乙方如违反本合约条款导致某项演艺活动项目无法进行、播出的，乙方应赔偿由此给甲方及第三方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在双方微信聊天记录中，储某签约后曾于2020年6月18日表示想去“中北”，抓玛公司则要求其听从公司安排，双方就培训学校的选择问题产生分歧。2020年7月10日，抓玛公司潘冠男在微信群中表示“储某与储某母亲现在不知缘由的在私下里找集团领导沟通解决问题”，“储某无端解约，并打扰领导一事请告知储某与储某母亲，暂停这些行为，具体事宜与我联系”；储某1表示“签约的事当时你也清楚，储某妈妈当时就不同意的，这些天天天找我吵架，认为孩子还小得好好学习，我和他妈离婚之后我也没有跟储某一起生活，他妈一手把他带大，他妈妈一直反对，储某现在也不同意也想解约，那这个合同就解了吧，我也尊重孩子自己的意见，希望您能理解”。潘冠男表示“储某一方签约前没有明示公司家庭结构与关系，之后以父亲并无监护权这一说法提出可以合约不成立这个说法，是存在欺骗行为。”双方沟通未果。根据桐城市人民法院（2007）桐民一初第985号民事判决书所认定的事实及判决结果，储某系储某1与王某之非婚生子，由王某抚养。另查，抓玛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演出经纪；文艺表演；从事文化经纪业务；体育项目比赛的经纪代理业务；企业管理咨询；设计、制作（仅限使用计算机进行制作）、代理、发布广告；承办展览展示；企业形象策划；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会议服务；技术服务；市场调查。（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演出经纪、文艺表演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以上事实，有当事人提交的合约书、民事判决书、工商登记注册基本信息、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及庭审意见在案为证。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十九条规定，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但是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第一百四十五条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实施的其他民事法律行为经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后有效。本案中，储某出生于2003年9月17日，系未成年人，其与抓玛公司签订的合约书涉及个人重大权利义务，须经法定代理人同意方为有效。而储某1作为储某之父，是储某的监护人，故系储某的法定代理人，储某1在合约书上签字的行为应认定为储某的法定代理人同意其实施该民事法律行为。关于合约书是否存在显示公平情形，以及是否因此而无效之争议问题。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即“显失公平”属于合同可变更或者撤销的情形之一，并非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且结合合约书性质及约定条款内容来看，现有证据并不足以认定合约书存在显失公平情形。因此，对于原告方的相关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抓玛公司是否具有签约资格以及合约书是否因此而无效之争议问题。本院认为，抓玛公司具有演出经纪、文艺表演、文化经纪等业务的经营资格，抓玛公司与储某签订的合约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对于原告方主张抓玛公司不具有演艺经纪资格不具有合同履行能力的相关意见，因缺乏证据佐证，且相关事项不影响合同本身的效力，故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储某1与抓玛公司是否存在恶意串通，因而合同无效之争议问题。本院结合原告方提供的现有证据，无法确认储某1与抓玛公司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亦不能确认抓玛公司系在明知储某之母王某不同意的情况下与储某签订的合约书。因此，对于原告方的该部分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合约书是否须经储某之母王某同意方为有效之争议问题。本院认为王某虽亦系储某的监护人、法定代理人，但相关法律法规并未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必须经所有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后方为有效。储某1虽非储某的抚养人，但仍系储某的监护人和法定代理人。故在储某1作为储某的法定代理人已于合约书上签字确认的情形下，合约书即已发生法律效力。因此，对于原告方的相关主张，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储某主张确认其与抓玛公司签订的合约书无效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百四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储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0元，由原告储某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期届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视为放弃上诉权利。审 判 员 满建伟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肖彦青书 记 员 高 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