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平遥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晋0728民初237号原告：贾龙。委托诉讼代理人：尹秋晨，平遥县古陶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薛林梅。第三人：平遥县朱坑乡汪湛村民委员会。法定代表人：闫及利。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建业，该村党支部支委。委托诉讼代理人：闫丕府，该村党支部支委。原告贾龙与被告薛林梅、第三人平遥县朱坑乡汪湛村民委员会确认合同有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1月1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贾龙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尹秋晨，被告薛林梅，第三人平遥县朱坑乡汪湛村民委员会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建业、闫丕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贾龙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原告与被告间于1996年承包土地转让行为有效；2.案件受理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1995年1月1日第三人原朱坑乡北汪四队开始进行农村土地承包，被告与其父薛某某（己去世）承包到第三人四队麻某、北某某、上某某三块土地，并在《朱坑乡北汪四队地亩分配登记簿》上进行登记，1996年被告将其上述三块承包土地转让给原告承包经营，在经第三人同意后，在《朱坑乡北汪四队地亩分配登记簿》的备注上进行变更登记在原告名下，在原告承包耕种后由原告向国家缴纳农业税等各项费用至今，2014年4月28日经第三人同意，原告与西郭村《康飞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签订上述部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2016年2月28日第三人就上述部分土地因电厂修路被征用后，第三人与原告签订《协议》并将土地补偿给付原告，2017年9月14日第三人就上述部分土地与原告签订《解除承包关系协议书》，但第三人在2020年农村土地确权时，拒绝为原告与被告间转让承包土地进行确权，2020年12月15日原告向平遥县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2020年12月31日该委作出平农仲案（2020）第4号《仲裁裁决书》，原告不服，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第48条规定，现依法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裁决。被告薛林梅辩称，1994年我们村根据国家政策,进行了二轮土地承包地分配事宜,并于1995年1月1日记录在各队土地地亩帐上。95年后半年,我孩子外出求学,需要陪护,我将土地暂交给我父亲薛某某帮忙耕种。后来,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我父亲将麻某、北某某、上某某三块耕地托付贾某某无偿耕种。期间,当时队里的会计为方便统计登记,将我家和我父母的地亩帐后面备注了贾某某和贾龙,没有办理任何转让手续。2014年4月28日,贾龙在没有告知我的情况下,与西郭村“康飞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签订了占地协议,把我的麻某1.4亩地出租了10年,非法收入八千余元。严重侵害了我们的利益。第三人述称，对于权属，原、被告商量好后确权。村里确定是以1994年为基础。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原、被告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被告原均系平遥县朱坑乡汪湛村四队村民。1994年，被告与其父各为一户，分得本村土地若干。1996年间，被告父亲薛某某欲将其承包土地转让同村村民高某某，高某某介绍将薛某某与被告承包的土地转让给原告父亲贾某某。薛某某与贾某某遂寻至本队会计，在本队地亩分配登记表备注栏内载明被告上某某0.35亩卜贾某某，北某某0.9亩卜贾龙、贾某某，麻某地0.84亩卜贾龙。审理中本庭就被告父亲薛某某将被告土地转让前后是否征询过被告意见一节询问被告，被告认可其父告知过其相关情况。后上述土地一直由原告贾龙耕种，并由原告贾龙缴纳了农业税费。双方对此并无异说。后原、被告因土地权属发生争议，原告因而诉讼在案。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由此可见我国的民事诉讼法确立了处分原则，处分原则要求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过程中要围绕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进行事实认定和适用法律，不得超过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作出裁判。本案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为依法确认原告与被告间于1996年承包土地转让行为有效，故对于案涉土地的权属及流转、征用等问题虽关涉当事人双方利益甚大，原、被告在庭审中也反复陈述，但并未被原告诉讼请求所包括，故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结合本案原告的诉讼请求，本案双方当事人争执的主要焦点问题是原、被告1996年间是否存在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行为。原、被告并未签订书面的转让协议，此点双方均予认可，故认定原、被告间是否有转让的行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第一、原告父亲贾某某与被告父亲薛某某是否有权代理原、被告作出民事法律行为。本案双方陈述及证人高某某书面证言可以证实案涉土地的流转系原告父亲贾某某与被告父亲薛某某协商并共同到小队会计处在朱坑乡北汪四队地亩分配登记簿进行了记载，原、被告均未参加协商与记载的全部过程。但在庭审中原、被告双方均对各自父亲的代理行为予以认可。只是对是否形成转让案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合意有不同意见，故本院认定原告父亲贾某某与被告父亲薛某某有权代理原、被告作出民事法律行为。第二、原告父亲贾某某与被告父亲薛某某是否形成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合意。1996年，原告父亲贾某某与被告父亲薛某某共同在本队地亩分配登记簿进行了记载，是双方唯一表示出来的意思。由于双方均是农民，文化程度不高，欠缺相应的法律知识，双方意思表示的法效果究竟为何，需要结合双方表示出来的意思、缔约的历史、缔约的目的、实际履行的情况综合分析。1.从表示出来的意思来分析。1996年，原告父亲贾某某与被告父亲薛某某共同在本队地亩分配登记簿将案涉土地进行了相应记载。在地亩分配登记表备注栏内记载将被告北某某0.9亩卜贾龙、贾某某，麻某地0.84亩卜贾龙。如果仅仅该记载系为了征收相关农业税费计算便利，完全仅记载原告姓名即可，没有必要加一个“卜”字，该“卜”字与“拨”字在平遥本地方言中发音相同，固然原、被告父亲囿于自己的法律认知水平，不能按照严格的形式逻辑与文字字义来判断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的内容。但此一“卜”字的添加，可以说明双方存在转让案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可能性。2.从缔约的历史来分析。案涉土地在地亩分配登记表记载前，被告父亲先找到本村村民高某某。高某某出具的书面证言称：“在96年的时候，本队村民薛某某要把他的麻某日、北某某、上某某共计4.2亩转让我耕种，我兼（嫌）地少不要，介绍给本队村民贾某某、贾龙、贾某耕种”。被告父亲薛某某与高某某协商过“转让”，此点亦可作为分析原、被告父亲真实意思的参考依据。3.从缔约的目的来分析。庭审中，被告认为1996年，其父只是出于代种的目的将案涉土地交由原告耕种。其并陈述其父在事前、事后均予以告知。结合其陈述中被告于1995年即迁居太原陪子女读书，后又在太原市落户并长期居住，结合上述事实，被告应当具有不再耕种案涉土地的目的。4.从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来分析。案涉土地经原、被告协商并在小队记载后，一直由原告耕种，并缴纳过相关农业税费。被告认为地亩分配登记表备注栏内记载仅仅系为征收农业税费的便利而为，诚然被告父亲因身体原因、被告因陪子女读书迁居并落户于山西省太原市，加之彼时承包土地尚需要缴纳相关农业税费，上述理由不能排除被告仅同意由原告代耕的可能，但自2006年后，农业税已经全面取消，其后国家还对耕种土地发放补贴，在此长期的履行过程中，被告并未向原告主张过权利，而是在土地确权、征用过程中发生争议。原告基于对案涉土地已转让给自己的合理信赖，进行了长期的耕种，该合理信赖应当受到保护。综上所述，被告北某某0.9亩，麻某地0.84亩土地业经记载于本队地亩分配登记表，结合原、被告父亲缔约的历史、缔约的目的和其后的履行过程，可以证实双方确实形成了转让案涉承包土地的合意，该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具有法律效力。当然原告作为受让方其受让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不能超过被告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期限和范围。另需说明的是，原、被告父亲关系密切，而且转让行为亦系无偿，原告并未支付任何对价，双方应当妥善解决彼此的争议，此虽不属本案审理范围，在此一并提及。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原、被告间1996年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被告各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刘春亮二〇二一年三月九日书记员  赵 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