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3民终159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法文，男，1961年2月2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敏，广东东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法武，男，1961年2月27日出生，香港居民。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黎平，男，1966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肖露，广东福强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宋学洪，男，1977年4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上诉人张法文、张法武因与被上诉人黎平、原审第三人宋学洪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2017）粤1303民初41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法文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第一，一审原告不适格，一审法院的判决并没有驳回一审被告的这一抗辩主张，因此一审法院的判决没有原告基础，是一种自我否定的判决。1.一审原告黎平和第三人宋学洪声称：宋学洪转给张法文的款是用来偿还黎平所欠张法武的债务的，这一说法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这等于说黎平将款项转给A，却说已经还了所欠B的债。A和B是两个不同的民事权利人，B又没有委托A代为收款，转款给A怎么成了还款给B呢。同理，张法文和张法武是两个不同的民事权利人，张法武又没有委托张法文代为收款，黎平委托宋学洪转款给张法文怎么变成了还款给了张法武呢。黎平既然是还张法武的款，为什么不直接转款给张法武，既然转款给张法文，那就必然不是用来偿还其所欠张法武的债的。因此宋学洪转给张法文的款只能是其自己的款，而不可能是黎平委托宋学洪还的张法武的款。因此，黎平委托宋学洪转款给张法文是用来偿还黎平所欠张法武的债务的主张实际上是事后黎平与宋学洪合谋而编造的谎言。该款只能是宋学洪自己转的款，与黎平没有关联，黎平对该款没有诉权，因此黎平不是适格原告。这一立论同时也是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结论，该判决书载明:“被告辩称原告主张的借款实际为其对鼎极星公司的投资款，且已全部收回，但该抗辩主张没有充分证据加以证明，与被告所提交的证据显示内容亦多有出入，而且，也没有证据证明原告有委托张法文代收还款的意思表示，原告对此亦不予确认，故被告的该抗辩主张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若被告认为其与原告之间存在投资款纠纷，可另循途径主张相关权利”（见深圳中院判词第9页最后一段判词）。深圳中院的判词已明确否定了黎平委托宋学洪代还款的主张，因此一审原告不适格，也是被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所证明了的结论。如果一审法院承认一审原告的主体资格，等于推翻了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结论。而一审法院并没有驳回一审被告关于一审原告不适格的抗辩主张，也就是说，一审法院也认同一审原告不适格，但却判决一审原告的诉讼主张得直，这是一种自我否定的判决。2.根据不当得利纠纷的法律定义，受损与得利是因果关系。一方受损，一方得利。本案中受损者是宋学洪，而不是黎平，宋学洪与张法文之间才有因果关系，因此只有宋学洪才是适格原告，黎平不是适格原告。3.黎平是以将对张法武的债务转让给宋学洪为依据来主张不当得利纠纷权利的。债务的转让没有债权人的同意是非法无效的，张法武没有同意过黎平将其对自己的债务转让给宋学洪，因此宋学洪作为黎平对张法武的债务的受让者也是无效的。宋学洪因此代黎平还款的主张没有事实基础。所以216万元的转款也就与黎平没有关联，黎平也就不可能是适格原告。第二，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倒置，违背了民事诉讼法谁主张谁举证的诉讼原则。既然一审原告认为张法文所收款项是不当得利，就应该由一审原告黎平来举证证明张法文收取该款没有合法根据，从而构成不当得利。但一审法院却将举证责任倒置，要求上诉人证明收取该款的合法依据，完全违背了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诉讼原则从而做出了错误的判决。这里举个例子：假如李四借出5万元给朋友张三，现金支付，张三出具借条。稍后，张三通过银行转账5万元还给李四，收回借条，且银行转账栏目没有备注转款性质。一个月后，张三凭着银行转款记录起诉李四不当得利5万元，请问李四如何证明自己不是不当得利，李四不当得利并非唯一可能，尚有若干其它可能存在。而且事实上李四收到的是还款，但却没有证据予以证实。如果举证责任倒置，李四不能举证证明收取该款的合法性就被判决不当得利，必然让李四蒙冤，正如一审法院因为上诉人没有举证证明所收216万元转款的合法依据而判上诉人不当得利，从而忽略其它若干种可能性一样只能让上诉人蒙冤受屈。因此，只有主张者能举证证明的不当得利结论才具有唯一性，合理性和必然性，在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况下得出的不当得利结论不是唯一的结论，必然导致冤假错案。第三，上诉人所收宋学洪的转款是上诉人与宋学洪之间的经济往来，与本案没有关系，上诉人没有义务回答与本案无关的问题。只有在宋学洪对张法文主张权利的诉讼中，上诉人才有义务说明收取该款的真实情况。第四，不当得利是没有利息约定的权利，只有在权利人主张权利并得直形成债权后才能计算利息。一审法院不能一方面采信不当得利纠纷案由予以判决，另一方面却又根据借贷纠纷案由的债权债务关系计算利息，这种采用不同案由标准判决同一案件的判决是违反审判原则的。因此判决张法文支付2013年8月11日起至偿清之日止的同期银行贷款利息也是错误的。即使是不当得利，也只能从判决生效后起计算利息，而且只能按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息，而不能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息。第五，一审法院的判决违背基本逻辑和法理常识。一审法院判决张法文不当得利依据的法律条文是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没有合法依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本案中，宋学洪转给张法文的款项与被上诉人黎平无关，被上诉人不是该款的权利人，权利人应当是宋学洪，因为宋学洪才是受损失的人，要返还该款，也只能返还给宋学洪，而不是黎平。所以判决张法文返还216万元及利息给黎平与判决所依据的法律条文的逻辑是相矛盾的，这同将转给张法文的款当作偿还了张法武的债一样违背逻辑常识。第六，一审原告的诉讼事实不存在，诉讼理由与深圳中院的终审判决相矛盾，因此，一审法院的判决推翻了深圳中院的终审判决。一审原告在诉讼事实与理由中声称：一审原告已委托案外人宋学洪将全部欠款归还给了被告一，归还金额216万元，但一审被告二却以一审被告一已将债权转让给其，并声称没有委托一审被告一收款为由，拒绝认可一审原告的还款行为。深圳中院做出终审判决，认定黎平向张法文还款的行为不构成对张法武所负债务的抵消，判决黎平应当向张法武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黎平认为既然深圳中院判决黎平仍应当偿还张法武的款，那么黎平委托案外人向张法文所偿还的款项及利息就应当归还给黎平。本上诉状第一条已经证明黎平委托宋学洪代还款的主张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黎平要还张法武的款，就应当转款给张法武，不应该把宋学洪转给张法文的款说成是黎平自己还给张法武的款，宋学洪的转款与黎平没有关联，如果要张法文将所收216万元返还给黎平，那该款就变成了与黎平有关联，也就认可了黎平委托宋学洪代还款的主张，进而该款就应该构成对其所欠张法武债务的抵消，这与深圳中院判决该款不构成对张法武的债务的抵消的结论是相矛盾的。因此一审法院判决张法文返还黎平216万元及利息实际上推翻了深圳中院的终审判决。第七，关于诉讼时效问题。如果本案是黎平与张法武之间借贷纠纷案的派生案件，则一审法官判定的诉讼时效曾经中断的观点成立。但既然是借贷纠纷案的派生案件，对该案的判决就应当受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的约束，更不能推翻深圳中院的判决。如果本案是独立于借贷纠纷案之外的新案件，即一审原告在借贷纠纷案之外委托宋学洪转了216万元给张法文，那么一审法官的判案逻辑可以成立，但这样一来，诉讼时效则早已过期，因为自2013年8月11日起至2017年12月4日起诉状落款日止，黎平从来没有对在借贷纠纷案之外的不当得利主张过权利。一审法官不能一方面在论证诉讼时效中断时以借贷纠纷案为依据，但同时却不受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约束;另一方面却以独立于借贷纠纷案之外的新的案件的思维逻辑来判决该案，却不受诉讼时效的约束。简而言之，如果是旧案，则不能推翻深圳中院的终审判决:如果是新案，则早已过了诉讼时效。第八，一审法院的判决书没有引述一审被告一的“代理词”，忽略了代理词的抗辩内容。第九，一审法院违背了民事诉讼法关于“禁止悔言”的原则。被上诉人在深圳福田法院与张法武的借贷纠纷案中声称张法武付给被上诉人的款属于投资款，在本案中却推翻原来的说辞变成了借款，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界定的投资款纠纷现在却变成了不当得利纠纷。这种前后矛盾的说辞和随意变换的法律关系一审法院不予驳回却反而加以采信，违反了民事诉讼法关于“禁止悔言”的原则。第十，一审法院违背了民事诉讼法关于“一事不再理”的原则。一审法院对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结过的同一事实和同一法律关系无权重新审理。第十一，一审法院违背了疑点利益归于被告的原则。疑点1.在与张法武的借贷纠纷案中一审原告主张的代还款金额是207万余元，而在本案中却成了216万元。疑点2.一审原告和第三人声称转给张法文的款是还的张法武的款，逻辑上不成立。疑点3.一审原告在起诉状的事实与理由的开头声称“2011年7月原告与两被告及案外第三人宋学洪，深圳市鼎极星实业有限公司民间借贷一事达成相关协议”，此为虚假陈述，上述四者之间从未有过任何协议。疑点4.深圳市鼎及星实业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证明书》声称该公司已将对宋学洪享有的200万元的债权转让给占公司股权70%的大股东黎平，没有合法的债权转让手续支持，黎平对宋学洪的债权也没有银行转款单予以支持。疑点5.在与张法武的借贷纠纷案中，一审原告主张所收一审被告二的款项为投资款，但在本案中却变成了借款。疑点6.一审原告一直声称超额还了一审被告二的款，超额部分的法理依据是什么。以上疑点利益本来应该归于一审被告，但一审法官对于这些疑点主张，不仅不予驳回，反而不加调查，予以采信，实际上是将疑点利益归于了一审原告。第十二，一审原告提供的所有证据没有一项同时符合三性原则，从而支持原告的诉讼主张。而且宋学洪作为唯一提供书面证言的证人，并未出庭接受质证，其证言不可以采信。同时宋学洪是一名因涉嫌诈骗和伪造公章罪被公安部门通缉的在逃通缉犯，他和黎平又都是法院在册失信人员，在没有证据支持的前提下，二者的说辞都没有信用基础。鉴于以上理由，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和二审诉讼费用。张法文补充上诉意见，主要内容如下：新提交的录音证据显示，被上诉人提请“不当得利纠纷”诉讼的事实和理由是和在逃通缉犯第三人宋学洪事后合谋，恶意捏造的，目的是想逃避偿还所欠张法武债务的责任。录音证据显示是上诉人在得知黎平每月都收取宋学洪12万元利息而却连应付张法武的78000元利息都不付的情况下才代理张法武向宋学洪收取利息的，没有所谓被上诉人声称的委托宋学洪分期分批代还本金给张法武的事实（见13：51张法文的描述：“当时跟小宋谈，小宋也同意了。小宋说，那我把钱都给黎总了，每个月15万的利息，黎总为什么给你七万多都不给呢?我说黎总还差我65000的利息，他说这个他认。小宋就同意了，就把利息给我们了。给我们以后，就没有办法了，只有找小宋收。就这个过程”）。216万元转款是上诉人代理张法武向宋学洪收取的利息而不是本金，具有合法依据。根据录音证据还原的事实，被上诉人应该补还张法武息差和本差如下：鉴于在深圳法院张法武与黎平借贷纠纷案中因黎平声称2006000元属于投资款，否认有每月78000元的利息约定，所以法院判决利息以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为基础计算，而张法武与黎平之间事实上有每月78，000元的利息约定，所以应该从2013年8月起至清偿之日止补足受国家保护的24%年率和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假定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为6%）之间的差额即18%的利息。假如2019年12月31日清偿，6年4个月则应补利息为：2006000.00×18%×6.33=2285636.00。应补少计本金78000.00，共计2285636.00+78000.00=2363636.00（黎平应补付张法武息差和本差）。关于录音文件失而复得的情况说明。由于张法武对电子产品的操作不熟练，多年前在一次手机操作中不慎删除该重要录音文件(文件名:20131126131359(1))。张法武一直为此而苦恼。最近在同电脑专业人士张兰的聊天中，偶然提到此事，张兰获悉张法武用的是苹果手机，估计应该可以找回该文件。结果果然不出所料，在张法武的iTunes中找回该文件（见张兰的证明）。鉴于被上诉人的诉讼事实和理由属于恶意捏造虚构，而根据录音文件所还原的事实，上诉人收取的216万元款项具有合法依据，且根据24%受国家保护的利率计算，被上诉人应该补付张法武的息差和本差到2019年12月31日止已达236万元，根本不存在被上诉人所主张的不当得利一说，故此，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和二审诉讼费用。张法武上诉请求：撤销原审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被上诉人在起诉的事实和理由中声称已经偿还了其所欠张法武的1928000元的债务，还款金额为216万元，但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终审判决早已驳回了这一主张。详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03民终6515号判决书第九页最后一段判词。黎平不认可深圳中院的判决，就应该向广东省高院上诉，而不应该向一审法院起诉。既然应该上诉，那就是借贷纠纷，而不是不当得利纠纷。试问，被上诉人会以不当得利纠纷案由向广东省高院上诉吗，既然不能，那又怎么可以以不当得利纠纷案由向一审法院起诉呢，因此本案不是不当得利纠纷，而是借贷纠纷，一审法院无权审理。本案起诉的事实焦点是216万元是否是还本款，对此深圳中院已有终审判决结论，本案的审理是重复审理。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张法文返还216万元及利息，就是推翻深圳中院关于该款不是还本款的终审结论。则本案的起诉事实和理由就不存在。无论是何者，本案都不成立，应该予以撤销。综上所述，本案不当得利纠纷案由不成立。本案起诉的事实和理由也不存在。本案是借贷纠纷，被上诉人应该向广东省高院上诉，而不应该向一审法院起诉，一审法院对借贷纠纷一案无权审理，更无权作出改判。故此，请予撤销原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并判被上诉人承担一审和二审的全部法律费用。最后，关于在借贷纠纷一案中，本人之所以没有说明张法文收取的216万元是利息的问题，原因在于本人当时遗失了录音证据的主要部分，而最初又出于对老乡的信任，没有将利息约定写入借条，所以本人没有证据证明该款是借款利息，而黎平又不承认1928000元为借款，更不承认有利息，因此本人没有说明216万元是利息款实是无奈之举。而黎平从一开始就利用高息为诱饵，利用老乡的信任，将款骗到手后，拒不还本付息，直至张法文找宋学洪收取利息后，又勾结宋学洪声称已经超额还本，其提供给本人的抵押房产也进行过多次的重复抵押，在借贷纠纷一案和本案中，除216万元的银行转款清单外，其它的所谓证据都是被上诉人和宋学洪合谋伪造的。因此黎平的行为不只是诚信问题，更涉嫌欺诈性质。请法庭根据本人提供的录音材料、借款借据以及补充还款协议，本案已经真相大白，216万元是借款利息。本人愿意在事实真相的基础上与被上诉人达成调解协议，以减少司法资源的浪费。黎平辩称，针对张法武的上诉，我方认为一审法院没有判令张法武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那么也即张法武没有上诉权力利益关系的基础，因此恳请驳回张法武的所有上诉请求。对于张法文的上诉，我方简要答辩如下:第一，张法文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委托宋学洪向其转款的法律依据以及事实依据。第二点，无论是在在另案的民间借贷过程中，还是在本案的一审过程中，张法武及张法文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口否认了张法武有委托张法文向黎平即宋学洪收取款项的事实，因此张法文收取宋学洪及黎平的款项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也恳请法庭驳回张发文的全部上诉请求。宋学洪未提交陈述意见，不影响本院审理。黎平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两被告张法文、张法武共同连带向原告黎平返还不当得利人民币216万元逾期利息（自被告张法文、张法武收取不当得利之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还清之日起）；2.判决两被告张法文、张法武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法院受理费、保全费等）。一审法院查明事实：第三人宋学洪曾受原告黎平的委托从2012年6月至2013年8月10日期间多次转账至被告张法文的银行账户共计支付216万元给被告张法文，为此原告黎平于2017年12月以张法文、张法武为被告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依原告申请依法追加宋学洪为本案原告。在审理过程中张法文未在本院指定的期限内提交相关证据证实张法文与宋学洪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另查明，被告张法武曾以黎平为被告、第三人深圳市鼎极星实业有限公司、宋学洪、张法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诉至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依法于2016年11月30日作出（2014）深福法民一初字第2645号民事判决，黎平不服该判决上诉至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7月4日作出（2017）粤03民终6515号民事判决书，在上述生效的判决中法院未采信黎平所主张其委托第三人宋学洪向张法武指定的张法文的银行账户转账216万元构成对张法武的债务的抵消从而判令黎平偿还借款本金1928000元给张法武。一审法院认为，关于诉讼时效问题，虽然原告主张的款项最后一笔付款日为2013年8月10日，但是就此款原告在张法武与黎平、第三人深圳市鼎极星实业有限公司、宋学洪、张法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曾提出以此款抗辩，该诉讼时效中断，该案于2017年7月4日才作出生效判决，截至原告黎平于2017年12月提起本次诉讼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因此被告张法文、张法武所提的已过诉讼时效的抗辩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本案是不当得利纠纷，原告曾在第三人宋学洪曾受原告黎平的委托从2012年6月至2013年8月10日期间多次转账至被告张法文的银行账户共计支付216万元给被告张法文，而被告张法文未向一审法院提交任何证据证实其收取该款项具有合法根据，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之规定，被告张法文应当返还不当得利216万元及相应利息给原告黎平（利息计算以216万元为本金从2013年8月1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偿清之日止）。至于原告诉请被告张法武承担连带责任无事实依据、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应予驳回原告对被告张法武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第一百九十五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如下：一、张法文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黎平返还216万元及利息（利息计算以216万元为本金从2013年8月1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偿清之日止）；二、驳回黎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诉讼费24080元由张法文承担（黎平已预交诉讼费24080元）。本院二审期间，张法文提交了证据。第一份证据是录音光碟及文字材料，拟证明张法文主动找宋学洪收的利息，所收216万元是利息而非本金。黎平委托宋学洪分期分批代还本金的诉讼理由与事实，是黎平和宋学洪事后合谋捏造的。第二份证据补充协议，拟证明黎平签字确认的2012年3月21日所欠利息261952元。第三份证据是银行对账单，拟证明黎平公司出纳黄绍林转付6万元利息，会计转付10万元利息。第四份证据录音文件恢复的情况证明，拟证明录音文件是要负责的过程。黎平发表质证意见如下：第一，对于证据一的三性均不予认可，理由是张法文此前将债权已经转让给了张法武，你没有权收取。第二，不论是对于借款的利息还是本金均没有收取的权利，录音光碟中也不能证实对话的当事人的各方。对于证据二，首先对于该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我方认可，但是对于证据的关联性不予认可，理由如下：第一，该补充协议的黎平签字确为亲笔签名，但是该补充协议以及补充协议中所确认的利息，已经在张法武起诉黎平的另案中作出了法院的判决。黎平应向张法武偿还该利息，那么与本案是没有关联的，本案就会再作出处理。对于证据三，首先对于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我方认可，但是对于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理由也是该份转账凭证也已经在张法武起诉黎平的民间借贷纠纷中，法院已经作出明确陈述。对于黎平委托他来向张法武转款合计356048元，双方可另行对该部分款项进行结算，那么也不是跟本案有关联的，我方也有主张向张法武追回这笔款项的权利，我们保留这个权利。对于证据四的3性均不予认可，对于所谓的证人是没有出庭作证的，他也不是公职人员，更不是公证处的公证人员，因此对于过程及陈述说明均不予确认。张法武对张法文提交的证据完全认可。张法武提交的证据与张法文的一致，黎平的质证意见如上。二审中，张法文、张法武、黎平均确认：宋学洪转账给张法文的216万元是宋学洪代黎平偿还所欠张法武200万元借款的债务。双方对216万元的性质有分歧，张法武、张法文认为该款是偿还利息，黎平则认为该款是偿还本金。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上诉人张法文收取的216万元是否属于不当得利。《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上述规定为不当得利，其构成要件有四：一方取得财产利益；一方利益受损失；取得利益与受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没有法律依据。本案中，各方当事人均确认宋学洪转账给张法文的216万元是宋学洪代黎平偿还所欠张法武200万元借款的债务，对该事实本院予以认可。黎平作为债务人，向债权人偿还债务是其应当履行的义务，其委托宋学洪付款具备明确的目的和充分的原因。张法文作为张法武认可的有权收款人收取216万元有黎平与张法武之间的借贷关系为事实依据，其取得216万元的利益并未导致黎平利益受损失。因此，张法文收取216万元并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一审法院认定为不当得利并判令张法文予以返还不当，本院予以纠正，黎平的诉请缺乏事实依据，应予驳回。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2017）粤1303民初4104号民事判决；二、驳回黎平的诉讼请求。本案件一审受理费2408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4080元由黎平负担。张法文、张法武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48160元退回24080元，余款抵作黎平应负担的二审案件受理费，由黎平径行返还给张法武、张法文。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晓文审 判 员 温永宏审 判 员 刘天贞二〇二一年三月十八日法官助理 吴芝仪书 记 员 张丽君附相关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