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吉24民终11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冯兴斗，男，1937年2月2日出生，汉族，退休职工，住吉林省敦化市曙光街凌武社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振红（系冯兴斗女儿），女，1969年7月10日出生，汉族，退休职工，住吉林省敦化市曙光街凌武社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冯振华，男，1964年2月12日出生，汉族，敦化市3305厂工人，住吉林省敦化市曙光街凌武社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振红（系冯兴斗女儿），女，1969年7月10日出生，汉族，退休职工，住吉林省敦化市曙光街凌武社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冯振萍，女，1965年8月19日出生，汉族，敦化市第三中学教师，住吉林省敦化市曙光街凌武社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振红（系冯振萍妹妹），女，1969年7月10日生，汉族，退休职工，住吉林省敦化市曙光街凌武社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冯振红，女，1969年7月10日出生，汉族，退休职工，住吉林省敦化市曙光街凌武社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翟勇，男，1976年11月28日出生，满族，敦化市医院医生，住吉林省敦化市光明社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承奎，吉林敖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敦化市医院，住所地吉林省敦化市敖东大街849号。法定诉讼代表人：王琦，系该院院长。委托代理人:金承奎，吉林敖东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冯兴斗、冯振华、冯振萍、冯振红因与被上诉人翟勇、敦化市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敦化市人民法院（2019）吉2403民初8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秦承兰、刘晓娟、崔玉）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冯振红，上诉人冯兴斗、冯振华、冯振萍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振红，被上诉人翟勇，被上诉人敦化市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冯兴斗、冯振华、冯振萍、冯振红上诉称：1.撤销敦化市人民法院（2019）吉2403民初888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不具有真实性。1.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翟勇是患者的主治医师”而根据121页“住院病案首页（一）”第1页和第2页中主治医师为金基太，第35页、第36页中主治医师为于家祥。一审法官是依据什么查明“翟勇是患者的主治医师”。2.一审法院审理查明“患者入院时医患沟通记录单上拟行治疗方案项下载明“下肢动脉造影（其中机打的下肢动脉造影“动”被划了两道，动字下面添加了“静”字，且签了翟勇的名字）”，拟诊疗费用项下用笔添加了1000元左右”上述内容应是122页病历里的，而原告提交的24页病历（该病历中记录了患者从入院到死亡前两天的全部病历内容）中“动脉”改成“静脉”旁并没有添加了医生签字及诊疗费用10000元，且无论是上诉人调取68页病历还是申请法院调取的55页病历，都将这些张页病历隐匿，明显是篡改病历。3.一审法院审理查明“患者于桂芬2018年11月26日15时30分的病历载明初步诊断：双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左下肢大隐静脉曲张、痛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心功能Ⅱ级、脑梗死”病历中可知患者从11月26日11时11分入院至15时30分，仅做了静脉血、尿液、放射线检查、心电图等四项检查，在此期间检查结果也多未出来，上述疾病除双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患者在该科治疗过外，其它疾病做为外科医生在未给患者做相关检查的情况下，如何用肉眼看出上述疾病的。4.一审法院审理查明“11月26日16时05分的病历载明：金基太主任医师代主治医师查房”而“住院病案首页（一）”第1页科主任和主任（副主任）医师均为李伟，主治医师为金基太。一审又是如何查明“金基太主任医师代主治医师查房”。在患者住院的14天里患者及家属根本就没见过金基太医生，更不存再查房及查房记录。5.一审法院审理查明“敦化市医院对患者行左髂静脉造影术时实际使用的造影剂为碘海醇”被一审认定的122页病历中，第18页（首次病程记录）中患者手术时使用的是泛影葡胺造影剂10ml。而患者的用药清单中，患者手术时使用的是碘海醇造影剂50ml．在庭审质证中医院称两者为同一种药，一审在判决书中却选择性否认了122页病历中所述的对患者使用的是泛影葡胺造影剂，而在判决书中直接给于认定实际使用的是碘海醇造影剂。这一关键用药出现的矛盾，难道仅凭一份医院的辩论意见称是书写错误，就给予认定。一审法院审理查明依据是什么。6.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建议患者查肺部CT和颅脑CT家属不同意做检查，要求家属签署拒绝检查及治疗知情同意书，家属拒绝签署”。事实是：医院从未给患者开过肺部CT检查单。只开过下肢CTA及颅脑CT检查单，两份检查单家属均签署了拒绝检查同意书，之所以签订拒绝检查同意书，是由于CTA科医生认为患者已经排尿困难，做下肢CTA需要打照影剂，患者此时不具有做该检查的必要性。拒绝颅脑CT是因当时患者打瞌睡时头碰在轮椅扶手上，因当时打了大量活血药轻碰就会出现瘀血，没有实质性摔伤，因此就没做，此两份拒绝检查单家属都签字了，没有理由上述两份不签，这两份根本就是伪造的。7.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医生建议病人转入内科或转入上级医院治疗，但家属拒绝”而实际上是翟勇医生发现患者病情严重，撵患者出院，家属拒绝。此后再找不到翟勇医生，无奈家属只能通过电话与医生沟通，从上诉人在第一次庭审中提交的证据“录音资料”中与医生的对话可证实，家属在不断的请求医生要求协调专科及转院。8.一审法院审理查明“敦化市医院承认病历中出院诊断上翟勇的签名是他人代签，但翟勇予以认可”上述描述一审是在避重就轻，因为在庭审中原告就提出了122页病历中可明显看出，多达5个人笔体所签的翟勇名字签字。其中1、2、25、26、27、40、41、73-83、89为一人；3、28、29、31、32、34为一人；5、11、13、15、17、21、36、37、39、40-46为一人；30为一人；后添加的52为一人；而庭审笔录翟勇本人签字与病例中上述5个笔体签字都不一样。庭审中医院称“全部是翟勇一人所签”，而上述查明一审法官是依据什么认定的。二、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错误。一审判决书中以患者住院期间家属拍摄的病历共（24页）无页码；家属调取的病历（68页）以及法院调取的病历（55页）页码不连贯；与敦化市医院提供的122张病历中标有相同页码的病历的内容完全相同，认定患者此次住院只有一本病历。上诉人认为认定错误。家属在敦化市医院病案室调取的带有医院病案室印章及骑缝章的患者完整病历（共68页），该病历不仅内容虚假、排列混乱、页码不连贯、且该病历中隐匿了患者住院期间家属拍摄的24页病历中被医院篡改的带有家属签字的为患者手术的20页病历，在提起诉讼后，家属为保证证据的完整性，请求法院给予再次调取完整病历，但法院调取回来的完整病历仅为（55页）不仅没有调取到被隐匿的部分，且该病历较家属调取的（68页）病历内容又缺了15页添加了2页，且上述隐匿、篡改病历的行为在一审中被上诉人至今没有合理答复。依据《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患者有损害，因下列情况之一的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病历资料包括医疗机构保管的门诊病历、住院志、体温单、医嘱单、检验报告、医学影像资料、检查资料、特殊检查（治疗）、同意书、手术同意书、手术及麻醉同意书、病理资料、护理记录、医疗费用、出院记录以及国务院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病历资料”。上述三病历中无页码及页码不连贯并非原告造成，是被告多次篡改病历所造成。依据《医疗机构病例管理规定》第七条“门（急）诊病历和住院病历应当标注页码，第八条在患者每次诊疗活动结束后24小时内，其门（急）诊病历应当收回”。第十条“病区应当在收到住院诊患者的化验单（检验报告）、医学影像检查资料等检查结果后24小时内归入住院病历”。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书关于病历问题，认为《病历书写基本规范》第七条规定“书写过程中出现错字时，应当用双线划在错误上，保留原记录清楚、可辨，并注明修改时间，修改人签名。敦化市医院提供的122页病历中存在将“动脉”改成“静脉”的情况，该种修改符合《病历书写规范》的要求，该种修改不能称其“篡改”。一审适用法律错误，该条规范的是书写病历不是打印病历，而本案中医院篡改的病历是已录入生成的病历。依据《病历书写基本规范》第三十三条规定“已完成录入打印并签名的病历不得修改”。且24页病历中“动脉”改成“静脉”旁并没有医生签字，而122页病历中“动脉”改成“静脉”旁添加了医生签字及诊疗费用10000元，明显是篡改病历。四、一审法院枉法裁判。一审判决书中一审法官无视被告篡改病历这一过程，完全引用了被上诉人提供的122页伪造、篡改病历，且在判决书中将上诉人对122页病历中被告篡改病历的事实依据只将标题写上，其依据内容全部被省略，如此操作似乎与被告如出一辙，由此被上诉人篡改病历不被一审认定也就不奇怪了。一审法院所谓的122页病历，实际上是121页。第二次庭审中原告提出异议，在法院两次复印都是121页，缺少的第52页，法官却故意回避不谈。第二次庭审后，其中的52页被告如何添加到法院卷中的原告不清，但该页明显是后添加进去的。庭后原告要求将庭审中所提121页异议打入到庭审笔录，被一审法官拒绝。一审判决书称“患者家属在患者治疗期间开始对敦化市医院不信任时拍摄了24张患者的病历材料”。一审审理当中，上诉人从未说过“在患者治疗期间对敦化市医院（不信任）时拍摄了24张患者的病历材料”，此话连被上诉人也未曾说过。上诉人查阅、调取、复印已经生成的病历是法律赋予患者及家属权利，这种行为本身就很正常，除非这其中有见不得人的勾当，被家属发现并揭露出来，才会被反咬一口，而一审法官却将这种代有个人倾向的偏激言辞来认定家属的行为，且被法官写入一份判决书中，由此可见对该案的不公正判决也就不难理解了。一审法官以患者住院期间家属拍摄的病历共（24页）无页码；家属调取的病历（68页）以及法院调取的病历（55页）页码不连贯；与敦化市医院提供的122张病历中标有相同页码的病历的内容完全相同为由，认定患者此次住院只有一本病历，以达到其将被告篡改病历的过程及行为全部掩盖，将122页变成合法病历。一审审理中，无论从上诉人所提交的证据、辩论意见及庭审中的双方质证都足以证实敦化市医院对患者实施了医疗行为；造成了损害后果的存在；诊疗行为与患者死亡存在因果关系；实施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一审法院无视原告提供的大量事实证据及依据。从判决书中可以看出一审法院对122页病历只强调其客观性和完整性，却完全回避其是否具有真实性。122页病历不仅涵盖了前三份病历伪造、篡改的内容，同时又添加了新的伪造内容，造成无法进行医疗司法鉴定，责任本应完全由被告承担。综上所述，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不清、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真相、明辨法理、依法改判、保护弱者、还上诉人一个公平与正义，以维护法律的权威性。五、另补充：1.一审法院审理查明“患者左小腿及右足背溃疡伴肿胀5个月”的描述事实错误，经不起推敲,近5个月溃疡,不可能还是溃疡那么轻,应该是溃烂或截肢了。上诉人的证据7(投诉材料)中描述的非常清楚患者左小腿溃疡一个多月。2.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8年12月09日13时54分的病历载明“今日查房:患者神志尚清,肢体活动尚可,双下肢无肿胀给以患者换药见左小腿溃疡有所缩小,无渗出,由于患者心率长期搏动在130-160次/分,经值班医生与家属商议,同意进入ICU进一步治疗。”从122页病历中第33页,2018年12月09日10时10分31秒刘智医生申请紧急会诊单中可见,会诊中的内容:患者呼吸急促，端坐位,问诊及查体不配合,家属主诉尿量少,血压141/80毫米汞柱,双肺可闻及少许干湿啰音,心率160次/分,心对不齐,第一心音强弱不等，双下肢皮肤片状坏死,已水肿。病历第21页11点30分患者转入(ICU)中医生的描述:患者入科时呈昏迷状态,查体不能配合。脉搏180次/分,左胫前区及右足背敷料包扎，伴有少量渗出。值班医生:张晓蕾。上述两份记录内容与一审认定的查房对比可知，无论是从时间还是对患者的描述上都与一审的审理查明描述完全相反,根据家属知道的实际情况，患者是在2018年12月09日早8点左右开始出现了间歇抽搐伴神志不清,因根本找不到主治医生翟勇及经治医生王鹏,只能找办公室里其他医生帮忙。刘智医生给予了抢救并告知家属患者应转ICU,从12月09日10点37分患者《病危病重通知书》(53页)中刘智医生签字,临时医嘱(78页)中12月09日9点35分刘智医生签字,到11点30分ICU的张晓蕾签字,也都可以印证上述事实,因此12月09日的翟勇查房记录完全是假的,结合12月09日12点57分家属与翟勇的通话录音(证据8)12月09日主治医生翟勇根本就没露面更谈不上对患者救治了。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三条当事人应当就案件事实作真实完整的陈述。当事人故意作虚假陈述妨碍人民法院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情节,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进行处罚。3.一审法院以家属调取的68张病历及法院调取的55张病历均为复印件,页码不连贯,而否定两份是篡改的证据。4.一审法院认为“患者家属拍摄了24张病历在医院提供的122张病历中有所体现,不能证明是伪造的,因此不能认定和推定医院的医疗行为存在过错”，是错误的。5.一审判决书认定的证据矛盾、即认可上诉人提供的被查证属实的部分证据,又不采信该证据。庭审中,被上诉人对通话录音的真实性没有异议,通话录音（证据3)中家属在患者死亡的前一天,与医生的通话问医生“给患者做的到底是动脉还是静脉”。表明家属并不知道医生给患者做的造影做的是动脉还是静脉。家属问医生“为何给患者做静脉照影”,医生多次明确称“考虑患者可能静脉有问题”。显然医生手术的依据是凭猜测做的。家属问医生“给患者做的是造影还是手术,做的是什么”表明家属此时依然不知道造影其实就是手术,而医生称“我认为做手术需要花很多钱,而且效果不好”,此时还在蒙蔽家属,让家属产生错觉“造影”不是“手术”。家属问医生“你看刚来时是治腿的,怎么肾还一下坏了呢我丈母娘昨天三级了,现在又变成肾衰四级了”表明患者被错误手术后出现了快速肾衰。6.一审判决书对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是否采信并未阐明,对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要证明的问题未阐明,对上诉人证明医院伪造、篡改122页病历的质证意见未阐明。7.一审以“原告不能证明医院的诊疗行为与患者死亡存在因果关系,不能证明医院对患者实施诊疗行为时存在过错而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是错误的。8.医疗机构错误诊疗后,不在第一时间挽救错误手术给患者带来的后果,而是急于伪造病历,恶意转嫁责任,行为极其恶劣、丧失职业道德。错误手术后,医生不是在第一时间挽救错误手术给患者带来的后果,在术后第二天不顾患者术后发烧,在打着点滴的情况下,快速让患者做了下肢彩超,彩超操作者就是给患者手术人之一,彩超室主任刘雪峰。刘将编造的患者“左下肢大隐静脉曲张”,写进患者彩超报告单中,用来为其错误手术依据编造理由,其后又伪造出本案患者根本没做过的心脏彩超,并添加了患者冠心病及心功能II级两种病,以进一步推卸其错误手术责任。翟勇、敦化市医院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与理由：一、关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不具有真实性”问题。1.主治医师(生）是医院医生的职称之名，是医生职称的一种。住院病历中所记载的“主治医师”是指医师的职称。2.首先需要弄清楚《上诉状》第一页提到的121页病历和《上诉状》第二页提到的122病历是怎么回事儿其次,上诉人提出自己向法院提交了24页病历,并提出该“24页病历记录了患者从入院到死亡前两天的全部病历内容”是错误的。老年性长期患者,特别是本案中的患者,曾经在敦化市医院住院治疗十一次,加上本次住院是十二次住院，出院诊断记录有十种疾病的患者的24页住院病历能够将患者住院至死亡前两天的病历是不可能将住院治疗期间的诊疗过程全部记录下来的,更不可能是全部病历内容。3.上诉人应当将其调取的24页或者是68页病历带有医院病案室红色印章的完整的病历复印件提交法院审查。更不能以上诉人提交的68页病历推断出敦化市医院病历是“篡改”的。4.病历完成是在患者出院或者死亡后的七日工作时间内,而上诉人提出在该页病历中出现了“用笔添加了1000元左右”拟诊疗费用就是“篡改”病历是荒唐的。医护人员在对患者进行诊疗的时候是需要考虑可能发生的费用的，这是因为医护人员也是替患者及家属考虑,同时也是因为国家屡次提出或者倡导避免、禁止患者诊疗中发生没必要的费用发生。这不是什么所谓的“篡改”病历，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是滥用诉权的表现。5.关于翟勇手续签名的问题，因为按照《病历书写基本规范》规定，日常的病程记录是可以由实习医务人员、试用期医务人员书写的，但是应当经过本医疗机构注册的医务人员审阅、修改并签名。翟勇审阅后手续签名并无不当。6.关于“一审法院审理查明:患者于2018年11月26日15是30分的病历载明初步诊断:……”的问题。《上诉状》说:“病历中可知患者从11月16日11时11分入院至15时30分,仅做了静脉血、尿液、放射线检查、心电图等四项检查，在此期间检查结果也多未出来，双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患者在该科治疗过外,其他疾病做为外科医生在未给患者做相关检查的情况下,如何用肉眼看出上述疾病的。”首先，上诉人说的“仅做了静脉血、尿液、放射线检查、心电图等四项检查….”说法是错误的。11月26日患者入院后,医生即安排进行放射线检查和心电图检查,同时下达医嘱进行相关化验的标本采集工作。这里上诉人所说的另外两项检查:“静脉血、尿液”,不是检查，而是为了检查所采集的标本。关于这一点122页《住院病历》中的第78、79、80三页中《敦化市医院检查报告单》右上侧“标本类型”有记载。同时用当时所采集的静脉血及尿液标本进行了38个项目的检查,而不是做了二项或者四项检查。医生的初步诊断是根据上述二项辅助检查及38项检验结果，再加临床听诊等检查措施后所得出的“初步诊断”，这并不仅仅是如上诉人所说的“如何用肉眼看出上述疾病的”，而是按照中华全国医学会颁布实施的《临床诊疗指南》的规定要求及医学教材等的规定进行的诊疗行为。这些，上诉人不懂是因为专业性太强,非人民群众都能掌握的知识,如果谁都掌握的话，有了病人就不用到医院了,自己在家即可诊治。7.关于“一审法院查明:11月26日16时05分的病历载明:金基太主任医师代主治医师查房”的问题。首先，前边已经说过关于在病历中体现的主任医师、主治医师、经治医师的解释，在此不再赘述。其次,在金基太主任医师代主治医师查房的问题,还请上诉人拿出证据予以证明。8.关于“一审法院审理查明敦化市医院在对患者行左髂静脉造影术时实际使用的造影剂为碘海醇”的问题。碘海醇与泛影葡胺均为造影剂。其药理作用是相同的。在治疗中也是使用了碘海醇,所收取的医药费也是收的碘海醇的药费。一审时敦化市医院在庭审中也实事求是的陈述了,所以法庭记录在卷。病历中确实存在记录错误，但是这种错误并非导致患者死亡的原因,如果上诉人认为是因为造影剂使用错误导致患者死亡那么在患者死亡后敦化市医院建议进行尸体解剖时就应当同意解剖尸体,但是，上诉人当时是拒绝进行尸体解剖查明死亡原因的。现在，上诉人用记录存在错误的病历来要求敦化市医院因为病历记录错误而要求医院承担患者死亡的责任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9.关于“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建议患者查肺部CT和颅脑CT”家属不同意做检查,要求家属签署拒绝检查及治疗知情同意书,家属拒绝签署”的问题。122页病历第21页明确记载了患者家属拒绝按照医生的医疗方案进行治疗。上诉人称:患者此时不具有做该检查的必要性。作为患者家属,不是医护人员所以将患者送往医院治疗,根据什么认为患者此时不具有做该检查的必要性什么时候规定了医护人员在对患者进行诊疗时要按照家属的意见进行诊疗不进行检查如何诊断从《住院病历》第46、47页看,患者家属,即本案的上诉人多次拒绝医护人员的医学治疗建议和方案，并两次由患者女儿冯振萍在《拒绝或者放弃医学治疗告知书》上明确签名表示拒绝和放弃对患者的医学治疗。《侵权责任法》第六十条“患者有损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一）患者或者其近亲属不配合医疗机构进行符合诊疗规范的诊疗”。因此，本案在患者家属不配合和阻止医护人员对患者进行符合诊疗规范的检查而导致患者死亡后,作为医疗机构的敦化市医院依法不承担任何责任。10.关于“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医生建议病人转入内科或转入上级医院治疗，但家属拒绝”的问题。关于这一点,尚需二审中听听录音后再发表意见。11.关于“一审法院审理查明:敦化市医院承认病历中《出院诊断》上翟勇的签名是他人代签，但翟勇予以认可”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在前边的《病历书写基本规范》中已有规定，不再赘述。二、关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的问题。1.上诉人说其在患者住院治疗期间就拍摄了24页病历。而《病历书写基本规范》中规定了医护人员书写病历在相应的时间内是可以对所书写的病历错误部分或者需要完善的部分是可以进行改正的。而病历是需要在患者诊治结束后才能在整理的过程中最后书写《病案首页》后归档入病案室的。本案中,上诉人拿着自己说是患者在诊疗期间拍摄的所谓的病历说事儿。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所述的24页病历的真实性提出异议。2.《医疗机构病历管理规定(2013年版)》国卫医发(2013)31号第十九条规定:医疗机构可以为申请人复制门(急)诊病历和住院病历中的体温单、医嘱单、住院志(入院记录)、手术同意书、麻醉同意书、麻醉记录、手术记录、病重(病危)患者护理记录、出院记录、输血治疗知情同意书、特殊检查(特殊治疗)同意书、病理报告、检验报告等辅助检查报告单、医学影像检查资料等病历资料。该规定至今没有废止。所以，无论上诉人方还是人民法院申请调取相关病历,敦化市医院所提供的病历内容是没有违反《医疗机构病历管理规定(2013年版)》国卫医发[2013]31号的规定。上诉人以自己未能调取完整的病历为理由指责敦化市医院的病历是所谓的“隐匿”、“篡改的”是毫无道理的,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案在一审时，敦化市医院就将完整的、全部的122页病历资料提交到一审法院。因此，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敦化市医院“隐匿”、“篡改”病历的问题，因此不属于《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的情形。3.上诉人在这个问题上引用了卫生部-卫医发(2002〕193号《医疗机构病历管理规定》第七条和第八条。但是，这个193号规定已于2013年被当时的国家卫生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卫医发（2013）31号《医疗机构病历管理规定(2013年版）》第三十二条予以废止。三、关于“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一审判决适用了《病历书写基本规范》第七条的规定:病历书写过程中出现错字时,应当用双线划在错字上，保留原记录清楚、可辨，并注明修改时间，修改人签名。不得采用刮、粘、涂等方法掩盖或去除原来的字迹。上诉人称该条规范的是书写病历而不是打印病历，并无依据。第三十三条是这么规定的:打印病历编辑过程中应当按照权限要求进行修改,已完成录入、打印、并签名的病历不得修改。这里,应该弄清楚的是，本条款规定了三个并列式:就是一个录入、一个打印、一个签名。在这三个条件并存的情况下才会发生不得修改的问题。事实上患者所做的手术是“静脉”,这种书写病历存在的瑕疵并不当然会导致患者死亡。因此,不存在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倒是上诉人在上诉中适用了已经废止的部门规章。一审判决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枉法”裁判问题。四、无论是《上诉状》还是《补充上诉意见》都是由于上诉人读懂的医疗机构从事诊疗活动的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所致,或者是仅仅看到了已经废止的规定作为主张其权利的依据所致。特别是对《病历书写基本规范》、《医疗机构病历管理规定》以及这些规定在现实具体工作工作中的流程存在严重的错误理解或者是根本不懂所致。上诉人固执的认为:在对患者进行诊疗活动中医护人员对病历进行了所谓的“篡改”、“伪造”、“隐匿”等。本案在敦化市医院讨论中确实让广大医护人员很费解。我们承认在病历书写过程中难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和瑕疵,但是绝不会像上诉人所陈述和主张的那样会“篡改”、“伪造”、“隐匿”。上诉人在诊疗过程中多次不配合医生进行治疗,患者死亡后又拒绝尸体解剖。而患者尸体火化后回过头就开始找医疗机构和医护人员的毛病，一审判决后又开始找一审的毛病。综上所述，上诉人的观点及所谓的证据，均不能证明患者的死亡与上诉人所主张的敦化市医院在书写病历中所存在的问题会必然导致患者死亡。同时，上诉人的主张及观点并不符合《侵权责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可以推定医疗机构存在过错的法定条件和情形。冯兴斗、冯振华、冯振萍、冯振红一审诉讼请求：1．要求敦化市医院赔偿患者于桂芬的医疗费18797.04元、住院期间伙食补助费1400元、护理费161.93元／人×2人×14天=4562.04元、营养费50元／天×14天=700元、交通费30元／天×14天=420元、处理丧葬事宜误工费6人×3天×100元／人天=1800元、丧葬费73813÷12×6=36906.49元、死亡赔偿金32299元／年×6年=193794元、精神损害赔偿金32299元／年×6年=193794元、其他费用228.9元，合计452402.7元；2．诉讼费由二被告负担。事实与理由：2018年11月26日，原告近亲属于桂芬因左下肢小腿破溃到被告敦化市医院治疗，被告翟勇作为医院血管外科主任及主治医生，另安排王鹏医生给办住院手续，在未做任何检查和告知的情况下，直接给患者腿部做了开放手术（下肢造影），且将做动脉造影错做成静脉造影。患者于桂芬术后出现高烧、上不来气、逐渐出现频繁要求排尿却逐渐少尿甚至无尿状态，患者家属多次找医生无果后，于12月3日、12月4日、12月7日自行到肾内科要求会诊3次，结果显示患者已急性肾衰竭。患者11月26日查尿素氮14.44、肌酐185，显示肾功能不全；12月4日查尿素氮21.93、肌酐254，显示肾衰竭三期；12月7日查尿素氮28.44、肌酐349，显示肾衰竭四期伴血尿；12月9日查尿素氮36、肌酐378，显示肾衰竭五期。根据《中国肾脏病学》“造影后Scr（肌酐）较造影前升高25％或绝对值升高44.2umol，并排除其他可能造成肾功能减退的因素后，即可诊断造影剂肾病。”患者11月26日放射线报告显示：“两肺叶未见实质性病变，心影外形不大”，12月9日的放射线报告显示：“两肺叶点片及斑片状模糊影，心影向左下扩大，不排除肺水肿，心脏改变”，12月9日的D-二聚体检测指标为4120ng／ml，上述检查结果可证实，患者符合因“下肢静脉造影手术”碘造影剂造成的碘油肺栓塞及心脏衰竭。患者入院当天，心电图检查显示心房颤，11月27日至12月5日院方对患者注射了会加重心衰、肺水肿、血压下降、心脏病人禁忌药的前列地尔，患者被注射该药后出现上不来气的症状，经家属质问医生后患者才被停止注射该药物。患者被手术后的当晚出现高烧，院方给患者注射了会导致罕见的肾功能异常、血肌酐升高、加重病人肾衰过程的头孢替唑钠。患者术后的不排尿症状及各项检测指标均符合“造影剂肾病”和“急性肾损害”诊断标准，院方在长达14天的时间里未针对性的对患者进行预防和治疗，从12月3日患者被检查出急性肾衰后，院方采取放任患者病情发展的态度，从医嘱单中可以看出院方未给患者任何积极的治疗，且还错误地对患者使用禁忌药，加速了患者病情的发展，致使患者终因肾衰、心衰、肺栓塞死亡。院方上述行为违反了《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七条的规定。患者住院的14天里的主治医生是翟勇，患者家属很少能找到他，患者的经治医生是王鹏，患者出现问题只能找王鹏反映，但在院方提供的病历中找不到王鹏的名字，后来得知王鹏在对患者诊疗期间并无医师资质。院方提供的四份病历是篡改、隐匿、伪造的，其依据为：第一份病历是患者住院期间，患者家属拍摄的24张病历，医生擅自将欺骗家属签字的与手术相关的同意书中的“下肢动脉造影手术”改成“下肢静脉造影手术”违反了《病历书写基本规范》第33条“已完成录入打印并签名的病历不得修改”的规定；第二份病历是患者家属调取时院方提供的68张完整病历，该病历中隐匿了24张病历中的部分内容，且该病历排列混乱、内容缺失、添加了不真实的内容；第三份病历是法院调取时院方提供的55张完整病历，该病历在68张病历的基础上又缺少了15页且添加了2页；第四份病历是庭审中原告拿出三份病历质疑院方篡改、隐匿病历后被告提供的添加内容的122张病历，该病历内容与事实完全不符，具体体现在1．院方开出的死亡医学证明与患者病历中死亡诊断的死亡原因前后矛盾；2．医师职务混乱、人员前后矛盾；3病历中诊疗医师签名与其本人签名不符；4．同一手术中手术项目与手术人员不符；5．手术中关键用药与费用清单用药不符；6．对患者的会诊前后矛盾、与事实不符；7．两份病历同一份记录单对比内容不符；8．院方混淆是非，将同名患者的疾病转嫁给患者，伪造超声检查报告单；9．院方恶意转嫁责任，对患者家属不同意做相关检查的描述与事实不符；10．对患者家属不配合治疗的描述与事实不符；11．出院诊断与患者病情不符；12．对患者的病情描述不符；13．对给患者治疗的医生的描述与事实不符；14．病历描述的患者入院方式与事实不符；15．患者的体温单与事实不符；16．对患者的用药理由与事实不符。上述事实完全可以证明四份病历均已被院方全部篡改，且一位患者出现四份不同的病历本身就不正常，无法认可四份病历作为鉴定材料，请法院依照《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之规定，认定敦化市医院篡改病历构成医疗过错，认定或推定院方承担全部责任，还逝者一个公道。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翟勇是敦化市医院的执业医师。患者于桂芬因左下肢疼痛、左小腿及右足背溃疡伴肿胀5个月于2018年11月26日11时11分入住敦化市医院治疗。翟勇是患者于桂芬的主治医师。患者于桂芬2018年11月26日12时前病历中的患者知情同意授权委托书、手术知情同意书、病情告知与知情同意书、血管造影检查及介入治疗知情同意书、患者入院时医患沟通记录单上均有原告冯振萍的签名及捺印。病情告知与知情同意书载明一、初步诊断：双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二、诊疗意见：方案一、下肢动脉造影术（该页是打印的病历，动脉的“动”字被用笔划了两道，上面用笔添加了一个“静”字），方案二、保守治疗；三、病情可能出现的变化。患者知情选择项下冯振萍选择的是“我决定选择诊疗意见的方案一，并自愿承担可能出现的风险和并发症”，患者入院时医患沟通记录单上拟行治疗方案项下载明“下肢动脉造影（其中机打的下肢动脉造影“动”被划了两道，动字下面添加了“静”字，且签了翟勇的名字）”，拟诊疗费用项下用笔添加了1000元左右”。患者于桂芬2018年11月26日15时30分的病历载明“初步诊断：双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左下肢大隐静脉曲张、痛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心功能Ⅱ级、脑梗死”，16时05分的病历载明“金基太主任医师代主治医师查房：根据病人症状、体征及相关检查可明确诊断为双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左下肢大隐静脉曲张。因病人反复因双下肢动脉硬化闭塞入院治疗，现患者左下肢疼痛明显且左小腿及足背皮肤溃疡，考虑左小腿皮肤溃疡：1．动脉闭塞动脉缺血所致、2．髌静脉压迫综合症所致的静脉高压引起的皮肤溃疡。给予局部换药、改善循环、抗凝、对症治疗。患者基础疾病多，注意血压等疾病的治疗。明日可行下肢静脉造影术，明确溃疡是否静脉原因引起。遵医嘱执行。临床诊断：双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左下肢大隐静脉曲张、左小腿及右足背皮肤溃疡、痛风、冠心病、心房颤、心功能Ⅱ级、脑梗死。”患者于桂芬2018年11月26日病历术前小结中载明“拟行手术日期：2018年11月27日；手术组成员：术者：翟勇，助手刘雪峰，守护医生王鹏；拟行手术名称与术式：左髌静脉造影术”2018年11月27日患者于桂芬被行左髌静脉造影术。敦化市医院对于桂芬行左髌静脉造影术时实际使用的造影剂为碘海醇。2018年11月28日患者于桂芬被给予头孢替唑钠2.0日2次抗感染治疗，其余继续给予改善循环、扩张血管对症治疗，2018年12月3日的会诊记录载明“患者家属述患者尿少，给予请肾内科会诊，会诊后给予诊断：痛风，肾功能不全，泌尿感染。给予处置：降尿酸，降肌酐，对症治疗，定期复查肾功离子，病情变化随诊”。2018年12月5日病历的日常病程记录中载明“今日查房，病人生命体征尚平稳，患者家属述患者有少量白痰、排痰困难、排尿困难。查体：额部及左侧眼眶周围淤青较前有所吸收，双肺少量湿罗音，左小腿创面有所好转，无渗出，双侧足背动脉搏动测不清。建议患者查肺部CT及颅脑CT，家属不同意做检查，家属认为前列地尔引起心衰，向其解释，此药为扩张血管专科用药，权衡利弊在加重心衰与治疗下肢动脉缺血平衡中，医生认为有必要使用前列地尔治疗下肢动脉缺血，但家属要求停用前列地尔，要求家属签署拒绝检查及治疗知情同意书，家属拒绝签署。因为目前外科已没有特殊治疗，病人目前以内科疾病、心功能、肾功能为主，建议病人转入内科或转到上级医院进一步治疗，但家属拒绝。给予对症治疗，定期复查。”2018年12月7日的病历载明“今日查房：病人家属述患者排尿仍困难，查体：额部及左侧眼眶周围淤青较前有所吸收，双肺可闻及散在湿罗音，左小腿局部换药见创面有少量渗出，双侧足背动脉搏动测不清。复查心电图示：心房颤动，心率169次／分，给予心内科会诊。会诊结果：初步诊断心率失常-快速心房颤。给予处置：吸氧、监护、西地兰0.2㎎静推，家属对外科治疗提出异议：1．肾功能衰竭是造影剂所致；2．心功能衰竭是静点前列地尔所致。向其解释，造影术中仅用10毫升，量极其少，虽然造影剂对肾功有一定损害，但只是一过性的，病人肾功不全与痛风，动脉硬化有关；2．前列地尔虽然可以加重心衰，但病人以房颤为主著，心功能Ⅱ级，与下肢动脉缺血相比，完全可以耐受。但家属不认可，再次向家属提出转让内科治疗及上级医院继续治疗，如有异议，可申请医疗鉴定。家属知情。”2018年12月7日病历的会诊记录载明“患者家属述患者排尿困难，复查肾功显示：尿素［UREA］28.4mmol／L；肌酐［CRE］349umo／L；尿酸［UA］917umo／L。请肾内科会诊结果：慢性肾病。建议低盐低脂低蛋白饮食，可应用尿毒清颗粒，定期复查肾功，离子，病情变化随诊。患者家属已知情，遵医嘱执行。”2018年12月8日的会诊记录载明“患者今日心电图提示：房颤，心率160次／分，给予心内科会诊，会诊结果：心率失常-快速房颤，肾衰。给予处置：控制心室率，抗凝对症治疗。定期复查肾功，离子，必要时请肾内科会诊，病情随诊。”2018年12月9日13时54分的病历载明“今日查房：患者额部及左侧眼眶周围淤青，神志尚清，肢体活动尚可，病理反射未引出，双下肢无肿胀，给予患者换药见左小腿溃疡有所缩小，无渗出。双足皮肤温度低，皮肤苍白，按压柔软，左足皮肤青紫色改变，双侧足背动脉搏动测不清。由于患者心率长期搏动在130-160次／分，经值班医生与家属商议，同意进入ICU进一步治疗。”2018年12月9日18时50分，患者指脉氧下降至69％，敦化市医院对患者进行了抢救，22时14分，患者颈动脉波动消失，双侧瞳孔散大至9mm，对光反射消失，心电图示直线，患者临床死亡。2018年12月9日22时18分病历尸体解剖告知书中载明“我们对尸体的决定是不同意尸检”签名的患者家属是患者的儿子冯振华。于桂芬病历的死亡记录页载明的死亡诊断为“双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左下肢大隐静脉曲张、左小腿及右足背皮肤溃疡、痛风、关心病、心房颤动、心功能Ⅱ级、脑梗死、肾功能不全、泌尿系感染”。于桂芬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载明的直接死亡原因为心衰竭，引起心衰竭的疾病或情况为肾衰竭。患者于桂芬死亡后，患者家属向敦化市医院投诉科进行了投诉，患者家属未提出封存患者病历，敦化市医院未对患者病历进行封存。患者住院期间，患者家属拍照了患者的24张病历，该病历未编页码，其中的病情告知与知情同意书载明一、初步诊断：双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二、诊疗意见：方案一、下肢动脉造影术（该页是打印的病历，动脉的“动”字被用笔划了两道，上面用笔添加了一个“静”字），方案二、保守治疗；三、病情可能出现的变化。患者入院时医患沟通记录单上拟行治疗方案项下载明“下肢动脉造影（其中打印的下肢动脉造影“动”被划了两道，动字下面添加了“静”字）”患者死亡后，患者家属到敦化市医院调取患者的病历，敦化市医院提供的患者的病历为68张；原告起诉后申请法院调取患者的病历，敦化市医院提供的患者的病历55张；法院第一次开庭时敦化市医院向法庭提供的患者的病历为122张。法院调取的55张病历与患者家属调取的68张患者的病历均为复印件，该复印件上带有的页码不连贯，经核对，无论是法院调取的55张病历还是患者家属自己调取的68张病历，与敦化市医院提供的122页病历中标有相同页码的病历的内容完全相同。法院第二次开庭固定鉴定所需要的材料时原告同意用不同时间段出现的四份病历进行鉴定，鉴定机构鉴定听证时原告对敦化市医院于桂芬病历中记载的死亡诊断内容不认可，认为该敦化市医院病历存在篡改。2020年6月1日，吉林公正司法鉴定中心致函法院“请贵院明示该鉴定是否能直接依据贵院转寄的医疗材料进行鉴定，或将该病历经医患双方质证后再行鉴定”2020年6月24日，法院对鉴定所需的材料进行了听证，原告明确表示不同意用第二次庭审固定的鉴定材料（四份病历）进行鉴定，法院将该意见反馈给鉴定机构后，2020年7月10日，吉林公正司法鉴定中心向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出具了终止鉴定告知书，吉林公正司法鉴定终止了此次鉴定工作。敦化市医院承认病历中出院诊断上翟勇的签名是他人代签，但翟勇予以认可。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患者在医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本条的规定，医疗损害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有四个：一是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诊疗行为；二是患者的损害；三是诊疗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四是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过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根据上述规定，在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中，患者或患者家属如果要想医疗机构承担侵权责任，患者或患者家属必须举证证明损害后果的存在；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对患者实施了医疗行为；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医疗行为与患者所受的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过错，这四个要件必须同时具备医疗机构才能对患者或患者家属承担侵权赔偿责任，这四个要件中缺少任何一个要件都不能确定医疗机构承担侵权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七条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未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适应的诊疗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该规定是关于医务人员注意义务的规定。医务人员的注意义务是医务人员的基本义务，要求医务人员在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的过程中，积极履行其应尽的职责，对患者尽到最善良的谨慎和关心，从而保护患者的生命健康不受医疗容许性危险以外的侵害，也是医疗过失的判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规定“患者有损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一）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二）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三）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如果医疗机构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七条或五十八条规定的情形，可以认定医疗机构存在过错。因医学是专业性极强的学科，医务人员是否尽到了注意义务，医疗机构实施医疗行为时是否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非专业人员无法做出判断，该判断必须由专业的鉴定机构来完成。关于医疗机构是否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是否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可以由法院来认定，但必须患者或患者家属举证证明存在该情形。本案第一次开庭时敦化市医院提供了122张的完整病历，不能认定敦化市医院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敦化市医院提供的病历存在修改的地方，但能直观的看出修改前的内容，此种修改不能称其为篡改，患者家属在患者治疗期间开始对敦化市医院不信任时拍摄了24张患者的病历材料，该病历材料已经在敦化市医院提供的122张病历中有所体现，本案原告方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敦化市医院的122张病历是伪造的。因此法院不能认定或推定敦化市医院对患者于桂芬实施医疗行为时存在过错。因原告不能证明敦化市医院的诊疗行为与患者于桂芬死亡存在因果关系，不能证明敦化市医院及其医护人员在对患者于桂芬实施诊疗行为时存在过错，因此原告应当承担对自己的不利的后果，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七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冯兴斗、冯振华、冯振萍、冯振红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86元，由原告冯兴斗、冯振华、冯振萍、冯振红共同负担。上诉人为证明其主张成立，二审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同名患者于桂芬与患者的身份证。证明:结合证据9院方彩超室电脑《登记图片》证明不同2人。戳勇、敦化市医院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上诉人未证明上述证据的合法来源。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证明目的当中提交的证据9我方不清楚是哪个证据。证据2:同名患者于桂芬的《住院病案首页》。证明:1.《住院病案首页》是另外同名患者于桂芬的。2.从该患者《住院病案首页》中的病案号251080结合上诉人的(证据9)院方彩超室电脑《登记图片》,证明敦化市医院将2人合为1人。戳勇、敦化市医院质证意见与证据1相同。证据3:同名患者于桂芬的4月4日做的《彩色多普勒彩超检查报告单》(彩印件1份)证明:医院将同名患者于桂芬患有的心脏病彩超,转嫁到本案患者身上。印证上诉人在一审中强调的本案患者于桂芬本次住院从未做过彩色多普勒心脏彩超检查。戳勇、敦化市医院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证据来源不真实不合法。别人的病例是人家个人隐私，上诉人怎么取得的。证据4:2021年1月15日医院病案室手机录像(光盘1份)。证明:1.敦化市医院规定不准许患者及家属查阅、调取部分病历。即便拿出法规也不行,无奈家属拨打110后,院方才给查阅病历。2.从病案管理人员打电话要求送病历,到家属等待取病历的时间和送病历人的穿着上,不难看出患者病历原件早已脱离医院。戳勇、敦化市医院质证称，对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上述录音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明不了上诉人的证明目的。上诉人在调取自己母亲病例的同时冒充另一个患者于桂芬家属调取该患者的住院病例，因此我方工作人员比较紧张，不好分辨，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5:标准版本的《深静脉置管术知情同意书》证明:院方故意将本应2页的《深静脉置管术知情同意书》分拆为3页。戳勇、敦化市医院质证称，真实性有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上标注的是龙门县和苏勒县人民医院的知情同意书，是网络上下载的，与本案无关。知情同意书根据内容的多少和字体大小可能是1页或多页，该证据要证明敦化市医院分为几页纸与本案无关联性。证据6:标准版本的《气管插管和机械通气知情同意书》。证明:院方故意将本应1页的《气管插管和机械通气知情同意书》分拆为2页。戳勇、敦化市医院质证称，同证据5质证意见一致。本院认为，证据1、2、3系案外人病历，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被上诉人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对于被上诉人是否拒绝提供病历等证明目的，结合案情予以评议。证据5系来源于百度文库，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依法不予采信。翟勇、敦化市医院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一、关于病历是否被篡改以及一审以此认定相关事实是否正确问题。患者家属在敦化市医院调取的病历为68张；上诉人在本案一审起诉后，便申请调取患者的病历，敦化市医院提供的患者病历55张；上述病历页码不连贯，但其内容与敦化市医院在一审时提交的122张病历中相同页码中的内容相同，即上诉人未举证证明敦化市医院存在隐匿病历的行为。根据《病历书写基本规范》第七条第一款规定“书写过程中出现错字时，应当用双线划在错字上，保留原纪录清楚、可辩，并注明修改时间，修改人签名。不得采用刮、粘、涂等方法掩盖或去除原来的字迹。”案涉病历中将“动脉”改成“静脉”的情况，符合上述规定，不能认定为敦化市医院存在篡改病历行为。综合上述事实确认，相关病历虽存在瑕疵，但具有客观真实性。一审法院以病历记载确定患者诊疗经过和相关事实并无不当。二、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司法鉴定申请，请求对被上诉人对患者诊疗过程中是否存在医疗过错，以及医疗行为与患者死亡结果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进行鉴定，上诉人在鉴定机构鉴定听证时，主张敦化市医院提交的病历存在篡改的事实，以此不同意用第二次庭审固定的鉴定材料（四份病历）进行鉴定，嗣后，鉴定机构终止了鉴定并出具《终止鉴定告知书》。本院认为，上诉人主张敦化市医院存在医疗过错并提出鉴定申请，但因未举证证明病历存在篡改的行为，鉴定机构终止鉴定后，相应的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另，患者于桂芬死亡后，其病历尸体解剖告知书中写明“我们对尸体的决定是不同意尸检”，上诉人冯振华作为患者家属签字。综合上述事实，一审认定以现有证据不能认定或推定敦化市医院对患者于桂芬实施医疗行为时存在过错，并无不当。冯兴斗等四上诉人的其他上诉理由，因缺少证据佐证，均不能成立。综上所述，冯兴斗、冯振华、冯振萍、冯振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案件受理费8086元，由冯兴斗、冯振华、冯振萍、冯振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秦承兰审判员刘晓娟审判员崔玉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七日书记员 韩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