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晋07民终9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党中良，男，1963年7月11日生，汉族，住介休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金恒，山西润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燕花，山西润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大录，男，1979年10月8日生，汉族，住灵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娟，山西昌泽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晋文，山西昌泽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党中良、李大录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介休市人民法院（2020）晋0781民初9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党中良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民事判决第二项，改判被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借款利息10万元（借款100万元产生的利息）;2.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对100万元借款认定事实有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8年11月10日达成借款合意,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借面值100万元的承兑汇票，用于在山西焦煤集团介休正益煤业公司的项目投资，并为上诉人出具借条，双方在借条中约定月利率2%，并有证人王某1在借条中签字见证。2018年11月15日上诉人为防止被上诉人将借款挪作他用，双方共同前往正益公司将该承兑汇票交付给正益公司财务科，正益公司财务工作人员在收到汇票时出具了收据，自此被上诉人取得了票据权利，双方之间的借款关系成立。被上诉人为上诉人重新出具欠款凭证载明被上诉人借到上诉人2018年11月15日交正益煤业承兑100万元,于2019年5月1日还清,利息10万元。2019年4月30日被上诉人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上诉人归还借款本金100万元，借款利息至今未还。二、该笔借款有充分证据予以支持，足以认定借款事实的存在。该笔借款已经实际发生，不仅能够作出合理说明且有相应证据予以佐证，足以认定借款事实的存在。正益公司出具的收据将交款人记载为上诉人并不影响被上诉人取得票据权利。借款到期后，被上诉人仅将借款本金归还给上诉人。被上诉人已经实际使用了该笔借款，借款事实符合交易方式和交易习惯。三、被上诉人应当按照约定向上诉人支付借款利息10万元。该笔借款对利息支付有明确约定，利率约定符合法律规定，被上诉人应当按照约定向上诉人支付利息。请求客观认定该笔借款事实，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李大录辩称，一、答辩人李大录与被答辩人党中良之间不存在100万元的借款合同关系，答辩人李大录从未收到被答辩人党中良提供的100万元，故被答辩人党中良主张的100万元利息（10万元）无事实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0]6号）第九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视为合同成立：……；（三）以票据交付的，自自然人依法取得票据权利时；……。”一审判决书（P8第二段）中已经确认了“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11月15日被告向原告出具借条1支，载明：今借到党中良2018年11月15日交正益煤业承兑100万元（现金）利息10万元整，于2019年5月1日还清。同日，山西焦煤集团介休正益煤业有限公司出具收据1支，确认收到党中良交承兑汇票100万元……”从上述法律规定及事实情况看，被答辩人党中良是以承兑汇票的方式向答辩人李大录提供100万元的借款，但是该承兑汇票的接收方是山西焦煤集团介休正益煤业有限公司，故被答辩人党中良与答辩人李大录之间从未形成100万元的借款合同关系，故被答辩人党中良主张由此发生的10万元利息，无任何事实依据。二、答辩人李大录与被答辩人党中良系合伙关系，涉案100万元承兑汇票款项为双方关于掘进工程的合作投资款。从2018年10月1日起，被答辩人党中良与答辩人李大录合伙承揽山西焦煤集团介休正益煤业有限公司的掘进工程，由于被答辩人党中良系党员干部，其不便于直接实施投资行为，才与答辩人李大录协商确定被答辩人党中良的投资款，以答辩人李大录的借款形式来固定，作为后期二人的结算依据。而答辩人李大录向被答辩人党中良出具100万元的承兑汇票的借条，山西焦煤集团介休正益煤业有限公司出具收据，确认收到被答辩人党中良交付的100万元承兑汇票，该款为押金（即掘进工程的押金）。这一系列行为恰恰印证了，被答辩人党中良与答辩人李大录之间在山西焦煤集团介休正益煤业有限公司掘进工程的合伙关系。故被答辩人党中良提供给山西焦煤集团介休正益煤业有限公司100万元承兑汇票系其在掘进工程的投资款。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据本案证据及交易习惯依法认定涉案100万元承兑汇票款项不属于借款认定事实正确，答辩人李大录从未收到被答辩人党中良提供的100万元的承兑汇票，该承兑汇票的收款方系山西焦煤集团介休正益煤业有限公司，收款事项为押金，故应当认定答辩人李大录与被答辩人党中良系合伙关系，100万元承兑汇票为投资款，故答辩人李大录与被答辩人党中良之间不存在借款合同关系，更无应当支付的利息。为了维护答辩人李大录的合法权益，请驳回党中良的上诉请求。李大录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民事判决第一项;2.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党中良的第一、第二、第四项诉讼请求;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党中良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具体理由如下:一、上诉人李大录与被上诉人党中良之间系合伙关系，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之间为借款关系，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一）被上诉人党中良认可其与上诉人李大录之间系合伙关系。上诉人李大录提供的2019年7月9日被上诉人党中良与上诉人李大录的通话录音中，党中良称:“你不是说咱们合伙干了......你干啥也不告我，作为股东作为合作伙伴干的事？......你说,那就合伙吧,对半,我说不用,你六我四...你要赔了我跟你一块赔......’同时上诉人李大录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显示:2019年7月18日被上诉人党中良发给上诉人李大录的内容:“李总好，正益煤矿工程款不能这样拖下去，当时合伙做事是一种信任，作为合伙人，我投进钓各项资金不仅无汇报，各种续，财务结算，还有几十万元无影无踪......。可见，尽管上诉人李大录与被上诉人党中良之间未签书面的合伙协议，但是被上诉人党中良与上诉人李大录的通话录音、微信聊天中均认可其与上诉人李大录之间为合伙关系，被上诉人党中良自身的认可效力远比无利害关系人的证明效力高。同时，在通话录音中被上诉人已经明确了其与诉人之间合伙的损益承担比例。故通话录音及微信记录中被上诉人党中良自认的事实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二）上诉人李大录与被上诉人党中良之间已经形成实质的合伙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规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本案中，由于上诉人李大录与被上诉人党中良均系自然人，双方在具体的账务处理、日常开支、退伙等事项没有具体约定，但根据被上诉人党中良在通话录音、微信记录及上诉人李大录的陈述，双方已经确定了合伙关系、利润分配等事项，即被上诉人党中良主要负责资金投入，投资的具体数额按照工程情况予以确定，上诉人李大录负责山西焦煤集团介休正益煤业有限公司（下称“山西焦煤介休正益煤业公司”）掘进工程的具体实施。故上诉人李大录与被上诉人党中良之间形成了上述法律规定的实质合伙关系。（三）上诉人李大录与被上诉人党中良之间没有借贷的合意，仅是因被上诉人党中良的党员领导干部身份，双方之间合伙的投资款才采取了借条的形式。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党中良代理人及证人王某1认可，被上诉人党中良系山西焦煤汾西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生活服务总公司洗煤厂生活区党支部书记。由于山西焦煤为国有企业，被上诉人党中良为山西焦煤的党员干部，不能私自从事营利性活动，所以上诉人李大录才同意被上诉人党中良以借条形式确定合伙投资款的要求。故在上诉人李大录与被上诉人党中良合伙实施山西焦煤介休正益煤业公司的掘进工程中，上诉人李大录收到被上诉人党中良支付的款项时,就给被上诉人党中良出具借条。但事实上，上诉人李大录与被上诉人党中良之间从未进行过借款的意思表示，更未形成借贷的合意。（四）一审法院认定2018年11月5日被上诉人党中良向山西焦煤介休正益煤业公司支付100万元承兑汇票，不是被上诉人党中良向上诉人李大录提供的借款，但这一事实恰恰证明了上诉人李大录与被上诉人党中良之间的合伙关系1.上诉人李大录与被上诉人党中良之间的合伙投资款支付模式为，被上诉人党中良提供合伙投资款，上诉人李大录以借条形式确认收到投资款。一审法院认定“党中良于2018年11月15日向山西焦煤集团介休正益煤业有限公司交付100万元承兑汇票，但交款人为党中良，如党中良确将该款出借给李大录，则交款人应当记载为李大录，故该笔借款交付与交易习惯不符，本院不予认定。”事实上，此100万元款项的发生是由于诉人李大录与被上诉人党中良在山西焦煤介休正益煤业公司开展掘进工程缴纳的押金，此款项是被上诉人党中良以承兑汇票的方式交付至山西焦煤介休正益煤业公司，山西焦煤介休正益煤业公司向被上诉人党中良出具了收款收据（显示的交款人为被上诉人），但与此同时上诉人李大录向被上诉人党中良出具了100万元的借条。由此可知，上诉人李大录与被上诉人党中良之间合伙款项的往来仅以借条为载体，但不能以借条形式来确定双方之间的关系。2.被上诉人党中良与上诉人李大录合伙参与了山西焦煤介休正益煤业公司的掘进工程。纵观本案，被上诉人党中良在本案中主张的三笔借款发生时间为在2018年10月至2019年2月期间，这一期间正是山西焦煤介休正益煤业公司掘进工程的筹备、启动、实施期间。同时，被上诉人党中良向山西焦煤介休正益煤业公司交付100万元押金的行为，恰恰证明了其与上诉人李大录系合伙关系，共同完成掘进工程。若被上诉人党中良与上诉人李大录参与的山西焦煤介休正益煤业公司的掘进工程无任何关系，被上诉人党中良为何要向山西焦煤介休正益煤业公司支付100万元的押金，为何要向上诉人李大录雇佣的掘进工程工人支付工资。二、上诉人李大录从被上诉人党中良处收到的款项为20万元，而非一审法院认定的35万元。上诉人李大录分别于2018年10月1日、2019年1月25日、2019年1月26日共收到被上诉人转账20万元，并未收到其他款项。正是由于上诉人李大录与被上诉人党中良在山西焦煤介休正益煤业公司掘进工程中系合伙关系，上诉人李大录才在一审中直言不讳的认可，被上诉人党中良自行携带15万元现金亲自向工人支付工资。加之，上诉人李大录与被上诉人党中良之间的合伙投资款确认的模式为借条形式，上诉人李大录向被上诉人党中良出具了25万元的借条。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李大录应当向被上诉人党中良承担本金35万元的还款责任，与事实不符。三、上诉人李大录不应当向被上诉人党中良支付任何款项的利息,一审法院认定按年利率6%支付利息属于适用法律和认定事实错误。（一）上诉人李大录与被上诉人党口良之间系合伙关系,合伙风险应当共同承担。如前所述，被上诉人党中良向上诉入李大录支付的全部款项均为双方合伙开展掘进工程所用，在2019年7月9日被上诉人党中良与上诉人李大录的通话记录中，上诉人党良向被上诉人李大录说“赔了一块赔”，表明了双方投资风险共担。故被上诉人党中良主张上诉人李大录向其支付利息业既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律依据。（二）即使上诉人李大录与被上诉人党中良之间的借款关系成立,上诉人李大录亦不应当按年利率6%向被上诉人党中良支付逾期利息。1.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0）6号）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0）6号）第三十二条规定:“本规定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以前作出的相关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规定不一致的，不再适用。”本案开庭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0〕6号）已经施行，按照新法优于旧法的法律适用原则，旧法与新法规定不一致的，应当适用新法，即本案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0〕6号）。2.上诉人李大录不应当按照年利率6%支付逾期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0〕6号）第二十九条第二款:“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承担逾期还款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上诉人李大录向被上诉人党中良出具的全部借条中，除了2018年11月10日的100万元借款条中约定了利息外，其他借条中既未约定利息，也未约定逾期利息，按照前述规定,被上诉人党中良向上诉人李大录主张年利率6%的逾期利息，明显缺乏法律依据，依法不应当予以支持。3.对上诉人李大录称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0）6号）的主张，一审判决仅以“与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不予采纳”而一笔带过，未明确进行说理，不符合裁判文书写作规定。四、一审庭审中，未对被上诉人党中良的经济能力、借款来源等事项进行审查，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判决中（Ｐ7最后一段）显示“本院评判如下: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李大录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做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但是在一审庭审中对于被上诉人的经济能力、借款来源等事项，被上诉人既未主动提交相关证据,一审法院也未主动审查。这明显背离了法律规定，也与上述一审判决书中显示的内容不符。综上所述，上诉人李大录与被上诉人党中良之间系合伙关系，且被上诉人党中良对此予以认可。上诉人李大录仅收到被上诉人党中良支付的20万元。本案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0〕6号）,并按照该规定确定相应款项的利息。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为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特提起上诉，请求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党中良辩称，一、双方之间形成的借款关系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原审认定正确。双方之间一共产生三笔借款事实，本人均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借款事实的存在以及借款合同的交付，原审中李大录对本人提供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某均无异议。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二、双方之间不存在合伙关系，依据民法通则三十条规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第三十一条规定，合伙人应当对出资数额、债务承担、入伙、退伙订立书面协议，双方之间既未达成合伙的协议及事实，对于李大录陈述的以借条形式确立的合伙，党中良不予认可。李大录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应当知悉自己在与党中良签订借款合同时，应当履行自己的还款义务，并且在欠条中对还款期限有明确的约定，对于三笔借款中的其中一笔100万元，李大录已经按照约定在2019年4月30日向党中良偿还借款本金，党中良认为双方之间的借款合同符合合同法以及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均已实际履行。李大录在借款后，为了摆脱自己的还款义务，辩称有合伙关系，既无事实依据也不符合法律规定，李大录亦没有证据予以支持。双方之间借款发生的时间在2018年10月至2019年2月之间，在此之前，或期间内，李大录并没有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具有合伙的合意，在原审中对于李大录提交的借款发生后2019年7月份形成的视听资料及电子数据，本人对此证据的三性均不予以认可。李大录辩称双方在借款发生后，并且有一笔借款实际归还的情况下，所主张的合伙情形，不符合交易习惯及常理，所以双方存在的是借款关系。三、原审对于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据法释2020年6号应当适用2015年18号，认定双方之间的逾期利息。请求驳回李大录的上诉请求。党中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李大录偿还党中良借款本金35万元及逾期利息24441.67元（以借款本金1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计算，自2019年10月1日起计算至2020年8月5日止，以借款本金25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计算，自2019年4月30日起计算至2020年8月5日止）；2.依法判令李大录给付党中良自2020年8月6日起至借款全部履行完毕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计算的逾期利息；3.依法判令李大录给付党中良利息10万元（借款100万元产生的利息），以上共计474441.67元；4.本案诉讼费用由李大录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0月1日，党中良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李大录交付10万元，李大录于当日向党中良出具借条，约定还款日期为2019年10月1日，双方未约定利息。2018年11月15日，李大录向党中良出具借条1支，载明：“今借到党中良2018年11月15日交正益煤业承兑100万元（现金）利息10万元整，于2019年5月1日还清。”同日，山西焦煤集团介休正益煤业有限公司出具收据1支，确认收到党中良交承兑汇票100万元。党星分别于2019年1月25日、26日各向李大录转账5万元，党中良另携15万元现金与李大录于2019年1月26日向掘进队工人发放工资共计330796元。张华新作为掘进队队长于2019年1月29日出具息诉罢访保证书。李大录于2019年2月1日向党中良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党中良人民币现金25万元，于2019年4月30日前一次还清”。党中良、李大录在2019年7月18日的微信聊天记录、2019年7月9日和2019年11月19日的通话中涉及部分借款或合作的内容。一审法院认为，党中良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李大录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本案中，党中良以借据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李大录辩称双方系合伙关系，不存在民间借贷行为，并提交了双方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和通话录音予以佐证。至此，党中良、李大录之间是否存在合伙关系则成为本案第一个争议焦点。针对该争议焦点，本院评判如下：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合伙人应当对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货、合伙终止等事项，订立书面协议。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伙协议，又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但具备合伙的其他条件，又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有口头合伙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伙关系。本案中，双方未按照法律规定订立书面合伙协议，而李大录拟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合伙关系的证据主要为双方微信聊天记录和通话录音，本院经审查，双方在微信聊天和通话过程中未能对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入伙、退货、合伙中止等重要事项达成清楚且一致的意思表示，且李大录未能提交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的证明，故本院对李大录辩称双方系合伙关系的意见，实难采纳。本案的第二个争议焦点为党中良实际向李大录出借的金额应如何认定？针对该争议焦点，本院评判如下：党中良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李大录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本案中，党中良于2018年10月1日向李大录转账10万元，李大录对此无异议，本院对该笔借款予以认定。党中良于2018年11月15日向山西焦煤集团介休正益煤业有限公司交付100万元承兑汇票，但交款人为党中良，如党中良确将该款出借给李大录，则交款人应当记载为李大录，故该笔借款交付与交易习惯不符，本院不予认定。党中良于2019年1月25日、26日通过党星的账户共向李大录转账10万元，李大录对此无异议，结合李大录认可党中良另携15万元现金用于支付工人工资、工人工资具体支付情况、李大录出具的借条载明的借款金额以及证人证言等，本院对该笔借款25万元予以认定。本案的第三个争议焦点为借款利息如何认定？针对该争议焦点，本院评判如下：借贷双方既未约定借期内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李大录于2018年10月1日向党中良借款10万元，约定还款日期为2019年10月1日，现李大录逾期未归还借款，李大录应自2019年10月2日起至借款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向党中良支付利息；李大录于2019年2月1日向党中良出具借条确认借款25万元，约定于2019年4月30日前一次性还清，现李大录逾期未归还借款，李大录应自2019年4月30日起至借款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向党中良支付利息。关于李大录辩称本案应当适用自2020年8月20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意见，与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判决：一、限李大录于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一次性偿还党中良借款本金350000元及逾期还款利息（其中100000元自2019年10月2日起、250000元自2019年4月30日起，均按照年利率6%计算至借款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二、驳回党中良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期间，上诉人李大录申请证人王某2出庭作证，另外提供一名证人的书面材料及录音录像，拟证明李大录与党中良系合作关系。党中良的质证意见为：一是对王某2的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和关某均不认可，王某2证明的目的是双方在吃饭的时候，党中良在正益煤业投资了100多万，不能证明形成了真实的合伙关系，党中良如王某2所说属实，党中良投资的100多万，仅是借款，不仅有借条，李大录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偿还了100万的借款本金；二是对王兆锋的视频材料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某均不认可，据证明材料所说在医院陪护不能构成不来出庭作证的法定事由，在证明材料时聊天时候党忠良是合伙人，投资了100多万，党中良没有反应也没有反驳，该陈述的真实性与代理人所了解的情况不符合，王某2说吃饭的时候都喝了酒，即使李大录是合伙人，党中良在其中听没听到这句话也是存疑，上述证据不符合法律规定合伙协议的要求，李大录提交的证据不能达到法律条款所要求的证明标准，我方不予认可。李大录质证意见为：通过王某2出庭陈述已经证明，党中良自认是其在正益煤业进行了100多万的投资，这与本案中党中良向正益煤业缴纳100万的押金予以相互印证，同时本案中未见党中良除了与李大录掘进工程外，和正益煤业还有其他的经济往来，故足以证明李大录与党中良之间，系合伙关系，对方认为王某2是酒后之言，不能采信，而我国法律并未禁止酒后说的话不是实话；关于王兆锋的证人证言，王兆锋虽未能出庭作证，但符合民事诉讼法73条第四项规定，其无法出庭是有客观原因，王兆锋的证人证言与王某2的证言能得到相互印证，也就是不管李大录还是党中良他们都在不同的场合认可双方之间的合伙关系，这与本案当中李大录向法庭提交的其与党中良的微信聊天记录及录音能够相互印证，至于双方之间的分成比例也在前述中有所体现，故证人证言完全符合民法通则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上诉人党中良提供证据一，2019年4月30日李大录以银行转账的方式偿还了100万的借款本金，以证明双方是借贷关系，约定借款本金的归还时间，未支付利息。证据二、李大录提交一审法院的款项说明，双方一起去正益煤业交的钱，李大录记载的押金100万元，证明是双方系借贷关系。上诉人李大录的质证意见为：证据一，对于明细清单，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是对其要证明的内容不予认可，在这份明细清单中，并没有显示出来这100万元的用途，这份清单的摘要中，仅显示该笔款项为汇款，但未标明该款项为借款，结合本案党中良从未向李大录支付100万的借款，故李大录100万的转款，不能证明对借款的归还，而且这笔款项发生的时间，是在2019年4月30日，此时他们所承揽的正益煤业掘进工程已经结束，我给他汇了100万元，不是因为借款；关于证据二，款项往来说明这不是一份证据，是一审期间我方整理的案件情况，提供给法庭便于法庭梳理案件所用。二审期间，根据上诉人李大录的申请，我院前往介休正益煤业有限公司作了询问笔录并调取了收据一份、山西焦煤集团介休正益煤业有限公司的入账凭证一份、李大录身份证复印件、山西焦煤集团介休正益煤业有限公司的企业信息共计五份证据。针对以上证据党中良发表质证意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该组证据恰好能够证明党中良的陈述与本案的借款事实相互一致，党中良与李大录之间仅存在单纯的借贷关系，并且该100万元的借款事实能够与借条相互印证，借条中的利息约定明确，应当予以支持，该组证据并不能达到李大录所要证明的目的，党中良向李大录出借100万元的时候，为了监督李大录的借款用途一同前往山西焦煤集团介休正益煤业有限公司交付押金，在2019年4月20日时，李大录自己前往山西焦煤集团介休正益煤业有限公司提取该笔押金，并在约定的借款期限到期时至2019年4月30日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党中良偿还该笔借款本金100万元，该笔借款的利息10万元至今未还。李大录就以上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对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可以确认交款人是党中良，通过前面的庭审已经确认党中良所交付的100万元的押金为银行承兑汇票，根据我国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党中良所主张的相关借款为承兑汇票，借款的提供方式应当为借款人取得票据权利，本案中李大录从未取得该票据权利，故党中良所主张的100万元借款不能成立，在询问笔录中明确提到李大录领取了退还的100万元押金，能够印证李大录确实在正益煤业进行掘进工程，而且与正益煤业发生了全部工程款都是由李大录办理结算及退还手续的；在这份询问笔录中明确提到领导安排让把这个款退给李大录，作为国有企业的领导是不会擅自将公司款项无理由的支付给与公司无关的人员，所以如果党中良与李大录不是合伙关系的话，李大录是不能领取到该笔款项的，同时在笔录中显示，在交取押金的时候杨晓杰同志是询问过交款人名称的，经过确认才写为党中良的，如果是支付给李大录的借款，此处就应该写成交款人为李大录，由此可以确认，这100万元系党中良与李大录合伙的掘进工程的押金，而非党中良所主张的借款；对收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这份收据中体现的100万元不能显示出就是退还给党中良所交的100万元押金，证据是在于一审中我方向法院提交的正益煤业公司于2019年3月7日出具的证明，在这份证明中显示李大录在正益煤业从事掘进工程的押金共计227万元，其中100万元是在2018年11月5日交到正益煤业财务部的，剩余127万元是2018年12月25日至2019年1月25日的工程款转为工程押金在正益煤业财务部挂账的，故现我们所看到的李大录收取到的100万元的工程押金不能证明就是党中良所交的100万元押金，事实上，在100万元借款到期之前，党中良多次要求李大录向正益煤业退还100万元押金，李大录正是在合作伙伴要求退还投资款的压力下才积极与正益煤业公司进行结算，所拿到的款项先行支付工人工资后就向党中良返还了工程押金，因为就是在返还工程押金的时间，李大录接到了正益煤业的通知，要求停止他们的掘进工程，才有了押金的返还。其余事实与原审查明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双方之间是借贷关系还是合伙关系，李大录是否应承担还款责任；二、如果双方存在借贷关系，借款金额如何认定；三、党中良主张的借款利息如何认定。针对争议焦点，本院现评判如下：本案中,李大录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具备理解借条内容的能力,应当承担签署借条所产生的法律后果。李大录上诉主张与党中良之间存在合伙关系，而非民间借贷关系，发生亏损双方投资风验共担。因双方并未签订书面合伙协议,李大录亦未举证证明双方就合伙收益分配、风险负担等事项进行过明确约定,李大录主张双方存在合伙关系的依据不足,双方应为借款关系，李大录应以借条载明的借款本金及约定利率偿还本息。而其中党中良交付李大录100万元承兑汇票，不能证明是否属于其个人款项，党中良主张该笔款项属于其出借款、并要求李大录给付利息，目前所举证据无法佐证，党中良应进一步补强证据后再行解决，本案不宜合并审理。根据查明的事实,李大录与党中良之间的借款事实有借条、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双方陈述予以佐证。一审法院认定党中良与李大录就涉案35万元款项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进而判决李大录向党中良归还借款及利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党中良、李大录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850元，由上诉人党中良负担2300元，由上诉人李大录负担655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寇永俊审判员  侯建伟审判员  杨姣瑞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日书记员  郝璇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