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106民初547号原告（被告）：北京加达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张仪村路23号院内甲3号。法定代表人：宋为民，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计放，女，该公司人事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宙，北京市海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原告）：李帅，男，1986年8月26日出生，汉族，北京百得利商贸有限公司员工，住北京市海淀区。第三人：北京加达恒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石景山区黄庄43号。法定代表人：高军，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文娟，女，该公司人事经理。原告（被告）北京加达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加达公司）与被告（原告）李帅、第三人北京加达恒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通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被告）加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计放、李宙，被告（原告）李帅，第三人恒通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文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加达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加达公司不支付李帅2016年6月15日至2020年8月25日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39430.8元。事实与理由：李帅于2020年8月26日后在未履行任何请假手续的情况下，未到加达公司上班。加达公司于8月27日通过微信和快递的形式发送返岗通知书，通知李帅按期返岗上班，仲裁庭审期间李帅也认可收到此通知，李帅在接到通知的情况下依然未上班，属于个人与公司解除劳动合同行为。加达公司不存在单方辞退李帅的行为，不应向李帅支付任何费用，故加达公司诉至法院。李帅辩称，加达公司是为了逃避才起诉我的，克扣我的工资。李帅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加达公司支付我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94600元；2.判令加达公司支付我2016年6月15日至2019年6月30日基本工资61920元；3.判令加达公司支付我2016年6月15日至2020年8月15日加班工资6500元；4.案件受理费由加达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我于2016年6月15日入职加达公司，月基本工资1720元加绩效工资，双方签订期限自2016年6月15日至2019年6月14日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2018年3月1日，在加达公司的安排下，双方之间劳动合同主体变更为恒通公司。2020年4月1日，劳动合同主体再次变更为加达公司。我2020年4月至8月期间月均工资为8762.4元。2020年8月25日，加达公司无故与我解除劳动关系，给我带来严重经济损失。加达公司对李帅的起诉辩称，我公司不存在克扣工资的情况，都是按时发放的，且李帅主张的欠付基本工资的请求已经过了时效。我公司也没有随意解除劳动合同，是李帅主动提出离职并办理离职手续的。2020年9月29日，李帅自己签署的离职证明。是李帅个人原因提出，双方协商解除劳动合同，我公司不同意支付经济补偿金。恒通公司述称，其与加达公司为不同的公司，只是出资人有相同。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李帅于2016年6月15日入职加达公司，双方签订了期限至2019年6月14日的劳动合同，约定岗位为钣金工，月工资构成为基本工资1720元加绩效工资。2018年3月1日，在加达公司安排下，劳动合同主体变更为恒通公司，李帅于员工转岗申请表上签字，该表载明：原工作岗位加达钣喷车间钣金工，现工作岗位加达恒通钣喷车间钣金工。2019年5月22日，恒通公司与李帅续订劳动合同至2024年6月14日。2020年4月1日，劳动合同的主体再次变更为加达公司，李帅再次于员工转岗申请表上签字，该表载明：原工作岗位为加达恒通钣喷车间钣金，现工作岗位为加达别克钣喷车间钣金。2020年8月31日，李帅向北京市丰台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丰台仲裁委）提起仲裁，要求加达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94600元、2016年6月15日至2019年6月30日基本工资61920元、2016年6月15日至2020年8月15日加班工资6500元。同年10月28日，丰台仲裁委作出京丰劳人仲字[2020]第5004号裁决书，裁决加达公司支付李帅2016年6月15日至2020年8月25日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39430.8元，并驳回李帅的其他仲裁请求。李帅及加达公司均不服上述裁决，起诉至本院。李帅主张，加达公司与恒通公司是同一家公司。加达公司对此不予认可，表示其与恒通公司为两家公司，两个公司的店面离得很远，一个在张仪村，一个在石景山；当时其公司位于西四环的店关停，因为不希望员工失业，所以让愿意去恒通公司的员工去恒通公司工作，后其公司找到了张仪村的地址，又询问愿意回来的人回来。恒通公司表示，其公司与李帅签订合同的原因为加达公司拆迁。李帅主张，加达公司尚未支付其2016年6月15日至2019年6月30日的基本工资及2016年6月15日至2020年8月15日的加班工资，并就此提交兴业银行交易明细、工商银行工资明细为证。兴业银行交易明细显示恒通公司于2018年10月至2020年4月向李帅支付工资。加达公司主张，公司存在加班审批制度，李帅不存在加班，李帅有关欠付基本工资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且与事实不符。加达公司就此提交2020年4月至8月工资表为证。李帅对工资表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加达公司与李帅均认可李帅于2020年4月至8月的月均工资为8762.4元。恒通公司对兴业银行交易明细真实性不持异议。李帅主张，加达公司于2020年8月25日将其无故辞退，并就此提交录音为证。加达公司对此不予认可，表示系李帅于8月26日未履行请假手续的情况下，未到公司上班，经催促未按期返岗，系李帅个人与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加达公司就其主张，提交微信截图、快递单截图、返岗通知书、离职证明为证。微信记录显示，2020年8月27日，加达公司向李帅微信发送限期返岗通知书，李帅于次日回复“不是开除我了吗”。快递单显示，加达公司向李帅邮寄了限期返岗通知书，李帅于8月30日签收。该限期返岗通知书落款为8月27日，载明：“李帅，公司人力资源部接到你部门领导通知，你于2020年8月26日至今未到岗上班，现通知你于2020年8月28日返岗上班，逾期未返岗及未履行任何请假手续视为旷工行为，公司将根据企业规章制度相关规定处理……”离职证明载明“员工李帅，在我公司担任钣喷车间的钣金工，由于个人原因提出辞职，现已交接完工作，于2020年8月25日离职，劳动关系自离职之日起解除，双方再无其他未解决之争议……后李帅申请仲裁，案件还在审理中。”李帅在其上签字，落款日期为2020年9月29日。李帅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称其非个人原因提出辞职，而是被公司开除，之所以无奈在上述离职证明上签字，是为了找新工作。李帅表示，如其关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诉讼请求无法获得支持，要求加达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2018年3月1日至2020年3月31日期间，与李帅建立劳动关系的主体系加达恒通公司，故李帅要求加达公司支付2018年3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基本工资及2018年3月1日至2020年3月31日加班工资的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李帅于2018年3月1日已知用人单位变更为恒通公司，现其要求加达公司支付2016年6月15日至2018年2月28日期间的基本工资的请求，已经超过时效，加达公司提出时效抗辩，故本院对此不予支持。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李帅要求加达公司支付2016年6月15日至2018年2月28日及2020年4月1日至8月15日加班工资的请求，因其未就在加达公司的安排下加班的事实提供证据，本院对此难以支持。李帅与加达公司劳动关系于2020年8月25日解除。加达公司主张，系李帅未履行请假手续，不到公司上班，自行离职。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李帅存在无故旷工的情况，不足以证明其上述主张。李帅主张，系加达公司无故与其解除劳动关系，但就此亦未提交充分证据。现加达公司与李帅就解除原因各执一词，且均未提交充分证据，本院视为由加达公司提出，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加达公司应支付李帅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李帅于2016年6月15日入职加达公司，于2018年3月1日由加达公司安排至恒通公司工作，又于2020年4月1日由恒通公司安排至加达公司工作，且均未获得经济补偿。故在计算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时，工作年限应当合并计算。经核算，加达公司应支付李帅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39430.8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北京加达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支付李帅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39430.8元；二、驳回北京加达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三、驳回李帅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北京加达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负担5元（已交纳），由李帅负担5元（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员  聂 然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王吟元书 记 员  唐元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