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吉24民终42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刘某，男，，汉族，住吉林省敦化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金钊，吉林正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李某，女，汉族，住吉林省敦化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樊某，男，汉族，住吉林省敦化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樊玉库（樊某的儿子），男，汉族，住吉林省敦化市。原审第三人：敦化市雁鸣湖镇湖东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吉林省敦化市雁鸣湖镇湖东村。负责人：程某，该村委会主任。上诉人刘某因与被上诉人李某、樊某、原审第三人敦化市雁鸣湖镇湖东村村民委员会之间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敦化市人民法院（2020）吉2403民初14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某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敦化市人民法院（2020）吉2403民初1438号民事判决书或依法改判；2.一审诉讼费、二审诉讼费由李某、樊某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程序违法，李某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其不应作为樊某的代理人出庭应诉，其在庭审中所作的任何陈述均不应采信。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八十五条之规定，李某与樊某的婚姻关系解除的前提下，其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不应作为樊某的代理人出庭应诉，其在庭审中所作的任何陈述均不应被采信。是否具备诉讼主体资格应当符合法律规定，而不是樊某未反对李某作为原告的资格，就认定李某具有原告主体资格。在刘某坚持认为李某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的情形下，一审法院仍继续允许李某参加庭审，属于程序违法；2.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李某、樊某未提交任何合法有效的物权证明文件来证明争议地块属于李某、樊某。一审法院仅依据雁鸣湖林业站出具的《证明》及雁鸣湖镇人民政府出具的《说明》证明争议地块位于樊某经营林班4小班8公顷面积之内，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上述《证明》《说明》均不属于物权确权的凭证，无法体现李某、樊某为争议林地的所有权人及使用权人，亦不属于县级或乡级人民政府对于争议地块所作的确权文件，更不是确认土地权属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决定，其形式不合法，不应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根据敦化市人民法院于2020年4月7日作出（2018）吉2403号民初4435号民事裁定书，已明确“双方诉争林地的林班及小班号为42林班26小班”，一审法院既然已经查明刘某为42林班26小班的合法使用权人，即可以确定刘某并未存在侵权行为，现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自相矛盾。2019年3月27日，雁鸣湖林业站出具《说明》时的测量过程并未经过刘某认可，此份《说明》亦不属于物权的确权凭证，与本案事实的认定无关联，单纯地利用林业站的说明和镇政府的证明而草率地认定土地权属违反法定程序，未经土地仲裁相关的证明不能直接在诉讼程序中采信；3.李某、樊某曾于2018年针对争议地块提起诉讼，已经由敦化市人民法院作出生效的裁定，本案应适用“一事不再理”的诉讼原则，一审法院对于此案件的审理，属于程序违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之规定，本案完全符合重复起诉的构成要件，在敦化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吉2403号民初4435号民事裁定书已经生效的情形下，李某、樊某若不服裁定书内容，应当提起上诉，由上级法院进行审理。但李某、樊某却采用与原案件基本相同诉请再次提起诉讼，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本案应裁定驳回起诉；4.李某、樊某的主张已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认定错误。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之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李某、樊某与刘某系同村居民，自1994年起，李某、樊某对于刘某的土地使用情况一直知悉并认可，且刘某耕种的土地为其自行开垦，与李某、樊某无任何关联。如李某、樊某认为权利受到了损害，索要的土地租金也是基于租赁物权而形成的债权关系，债权请求权应当受到诉讼时效的约束。在刘某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后，一审法院不顾刘某的抗辩权，不考虑李某、樊某索要款项的性质，直接认定本案不存在诉讼时效的问题，于法无据。综上，一审法院程序违法、认定事实不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维护刘某的合法权益。李某辩称，关于刘某陈述李某不具备主体资格是不成立的，李某、樊某虽没有证书，但敦化市雁鸣湖镇林业站已经明确表示该争议的0.3公顷就在樊某42林班4小班八公顷之内，这是属于李某的。刘某主张诉讼时效问题不成立。李某是在1996年打官司，2012年胜诉，在李某胜诉之日起才知道这块地是李某的，李某才可以起诉刘某。李某是在2012年胜诉的，2013年起诉刘某要这块地。2013年起诉的时候刘某的媳妇找到李某要求让刘某夫妇种地，刘某给李某钱或者种小杂粮分李某小杂粮并要求李某撤诉，后来李某同意撤诉。但撤诉后刘某一直没有把承包款给李某，刘某这一年有时给李某自己种的大黄米或小米，因此不存在诉讼时效的问题。刘某说李某在法院诉讼两次，这个也是不存在的。因为刘某第一次告李某后，雁鸣湖镇召开了一个联席会，主管农林的镇长、人大主席也都签字同意56号裁定由雁鸣湖镇政府处理，雁鸣湖镇政府也通过联席会确认了这块地就是樊某的，即这块42林班四小班八公顷地是李某的，雁鸣湖镇政府的联席会会议记录、林业站的证明、主管镇长、司法所所长、人大主席、经营管理站的主管人员、经营管理站的站长、村书记、开会调查的司法所的滕志波、朱立伟都可以证明争议的0.3公顷土地到底是谁的，后来林业站也出具证明争议的0.3公顷土地在樊某42林班四小班八公顷之内。敦化市雁鸣湖镇镇政府出具证明表示吉林省敦化市人民法院（2018）吉2403民初4435号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而且根据延边州中级人民法院（2011）延中民再终字56号雁鸣湖镇无需处理情况属实。以上事实都能证明雁鸣湖镇湖东村居民樊某经营的42林班四小班八公顷系1984年扩划自留山时候的小班号，即李某的两个林权证的号，分别是1313000027和1213000001。这个号是2007年二类调查的小班号，现在这个号是42林班19小班、42林班23小班、42林班22小班和1984年扩划自留山的42林班四小班八公顷是同一个地块，这是林业站的证明。樊某辩称，与李某的辩论意见一致。当时林业站去确认地界的时候司法所所长、村书记、刘某全部在场，林业站出具证明时是当场用GPS拍出来的。原审第三人敦化市雁鸣湖镇湖东村村民委员会未到庭陈述意见。李某、樊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刘某赔偿违法经营耕种李某、樊某的林地损失27，600元［自1996年至2018年23年×4000元／公顷（土地承包租金）×0.3公倾］；2.赔偿2020年度0.3公顷土地的收成损失6000元（包括已投入）。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84年9月28日，原敦化市大山乡碗铺村团结社与王自炳为代表的四户村民（王自炳、王志航、崔海亭、李家盛）签订了《集体林折价转卖扩划自留山合同》。王自炳等四户承包了原敦化市大山乡碗铺村团结社42林班4小班120市亩林地，承包期限为自1984年9月至2015年9月。1984年12月12日，王自炳、王志航、崔海亭、李家盛四人取得了原敦化县人民政府颁发的《自留山使用证》。1990年4月，王自炳等四人（甲方）与于伟龙（乙方）签订《协议书》，主要内容：“经过甲乙双方共同商议，甲方团结社社员王自炳等四家把分给的自留山42林班第4小班转让给乙方于伟龙经营，共同商议如下事项：1．这块听完了，乙方必须付给甲方2000元经营费；2．乙方必须从甲乙双方通过始一切山场事务由乙方自己经营管理并且从冬采前转付给甲方2000元费用；3．乙方必须保证能够还林，并且事后由乙方自己负责一切费用；4．乙方必须保证冬采后负责甲方四家的一切烧柴，由甲乙双方自己商完；5．以上事项由甲乙双方共同遵守执行”。签订此协议后，王自炳等四人将《集体林折价转卖扩划自留山合同》《自留山使用证》等交付给于伟龙。于伟龙将此《协议书》项下的权利义务全部转让给樊某，并将《集体林折价转卖扩划自留山合同》《自留山使用证》等交付给樊某。樊某分别于2012年10月25日、2013年2月1日取得敦政林证字（2012）第1213000001号、敦政林证字（2013）第1313000027号《林权证》。上述《林权证》分别载明“林地所有权权利人团结组、林地使用权权利人樊某、森林或林木所有权权利人樊某、森林或林木使用权权利人樊某，坐落团结组西山、小地名西山，林班42、小班22，面积117.45亩，四至：东：樊某农田、西：樊某天然林、南：徐殿龙人工林、北：欧士国人工林”“林地所有权权利人团结组、林地使用权权利人樊某、森林或林木所有权权利人樊某、森林或林木使用权权利人樊某，坐落团结组西北山、小地名西北山，林班42、小班19、23，面积22.2亩，四至：东：樊某人工林、西：大山林场天然林、南：道、北：欧士国人工林”。刘某向法院提交的敦政林证字（2013）第1313000033号《林权证》载明“林地所有权权利人团结组、林地使用权权利人团结组，坐落湖东村团结组南山、小地名南山，林班42、小班26，面积15.15亩，四至：东：李树山农田、西：刘某人工林、南：李树山农田、北：道”。2018年11月26日，李某、樊某以刘某为被告，湖东村委员会为第三人向法院提起土地承包经营权之诉。在该案审理过程中，2019年3月27日，敦化市雁鸣湖林业工作站出具《说明》一份，载明（以下为原文）“雁鸣湖镇湖东村团结组居民樊某与刘某，因林地发生争议，经政府主管领导同意，林业站会同湖东村村书记、司法工作人员、双方当事人于2019年3月27日到现地实地踏查和测量，经林业站工作人员用GPS实地测量面积0.3公顷，1984年划分自留山时在王自炳组的42林班4小班8公顷面积之内。以上的林班号是1984年划分自留山时的小班号”。法院于2020年4月7日作出（2018）吉2403民初443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争议，由当地县级或者乡级人民政府依法处理”的规定，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驳回李某、樊某的起诉。2020年4月20日，敦化市雁鸣湖镇林业工作站出具《证明》一份，载明（以下为原文）“雁鸣湖镇湖东村团结组居民樊某与刘某林地发生争议的0.3公顷，在樊某经营42林班4小班8公顷面积之内”。同日，敦化市雁鸣湖镇人民政府出具《说明》一份，载明（以下为原文）“根据吉林省敦化市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吉2403民初4435号，原告樊某和李某诉被告刘某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雁鸣湖镇政府认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根据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2011）延中民再终字第56号，有相关部门出具的证明，镇政府无需处理，情况属实”。2020年5月，李某、樊某以刘某为被告，湖东村委员会为第三人向法院提起土地承包经营权之诉。要求刘某赔偿违法经营耕种李某、樊某的林地损失27，600元（自1996年至2018年23年×3000元／公顷（土地承包租金）×0.3公公顷），赔偿2020年度0.3公顷土地的收成损失6000元。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刘某自认从1994年开始耕种涉案土地至2018年。双方均认可1996至2018年土地租金为3000元／公顷。2019年涉案土地系李某、樊某。2020年李某、樊某耕种涉案土地后，被刘某损毁。李某、樊某再次涉案土地2019、2020年0.3公顷土地的纯收入为3000元。李某、樊某增加诉讼请求，要求刘某给付（自1994年至2018年）土地租金。变更2020年度0.3公顷土地的收成损失5680元［0.3公顷土地的纯收入为3000元＋1307元＋1373元（2020）80号、83号价格意见书鉴定确定的李某、樊某的种地投入］刘某变更诉讼请求2019年、2020年抢种土地收成损失每年3000元。在2020年7月6日庭审中，原告已将2020年4月20日，敦化市雁鸣湖镇林业工作站出具《证明》及敦化市雁鸣湖镇人民政府出具《说明》作为证据向法院提交。法院亦向刘某释明上述《说明》及《证明》实质上已对双方发生争议的0.3公顷进行了处理，即樊某与刘某林地发生争议的0.3公顷，在樊某经营42林班4小班8公顷面积之内。如刘某对《说明》及《证明》不服，法院可以给予刘某一定期限，保障刘某向相关部门提起权利主张权利。刘某明确表示不需要给予期限。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李某、樊某以土地承包经营权侵权为由向刘某主张给付土地租金、土地的收成损失及投入损失的纠纷。李某、樊某要求刘某给付土地租金等损失的基础是对涉案林地享有经营权。李某、樊某向法院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1984年9月28日，原敦化市大山乡碗铺村团结社与王自炳为代表的四户村民（王自炳、王志航、崔海亭、李家盛）签订了《集体林折价转卖扩划自留山合同》。王自炳等四户承包了原敦化市大山乡碗铺村团结社42林班4小班120市亩林地。1990年4月，王自炳等四人（甲方）与于伟龙（乙方）签订《协议书》将上述林来承包给于伟龙。后于伟龙将此《协议书》项下的权利义务全部转让给樊某。樊某分别于2012年10月25日、2013年2月1日取得敦政林证字（2012）第1213000001号、敦政林证字（2013）第1313000027号《林权证》。2018年11月26日，李某、樊某以刘某为被告，湖东村委员会为第三人向法院提起土地承包经营权之诉。法院于2020年4月7日作出（2018）吉2403民初443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争议，由当地县级或者乡级人民政府依法处理”的规定，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驳回李某、樊某的起诉。2020年4月20日，敦化市雁鸣湖镇林业工作站出具《证明》及敦化市雁鸣湖镇人民政府出具《说明》。《说明》及《证明》确认樊某与刘某林地发生争议的0.3公顷，在樊某经营42林班4小班8公顷面积之内。刘某自认从1994年开始耕种涉案土地至2018年，李某、樊某要求刘某给付土地租金22，500元［自1994年至2018年：25年×0.3公顷×3000元／公顷（土地承包租金）］及2020年度0.3公顷土地纯收入3000元投入损失2680元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存在刘某抗辩的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刘某抗辩李某、樊某诉讼主体问题，刘某认为本诉不是樊某真实意思表示，但庭审中并未向法院提出相关证据证明其主张。刘某主张樊某与李某已经解除婚姻关系，李某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但樊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樊玉库、李某均出庭，且对本案争议林地的权属没有争议，诉讼请求完全一致，故李某主体适格。刘某向法院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对涉案0.3公顷林地享有经营权。刘某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综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第八条、第二十三条、第五十六条、第五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刘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李某、樊某人民币28，180元。二、驳回刘某的诉讼请求。如果刘某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经审理对一审认定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2011）延中民再终字第56号民事判决书于2011年8月10日作出，该判决对王志航与樊某林地纠纷作出裁判，2013年6月樊某起诉刘某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并赔偿其损失，该案件樊某撤诉。2018年樊某、李某起诉刘某返还林地赔偿损失。在二审中陈述其在2012年胜诉后，2013年向法院起诉刘某，因与刘某妻子协商撤诉，撤诉后刘某没有给其承包款，只是给了一年自己种的小米。本院认为，樊某承包林地是在其与李某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虽二人已经离婚，但樊某的儿子作为其代理人对樊某与李某之间的林地权属问题并未提出异议，故刘某关于李某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在（2018）吉2403民初4435号民事裁定要求双方解决林地使用权争议后，即2020年4月20日，敦化市雁鸣湖镇林业工作站出具的《证明》及敦化市雁鸣湖镇人民政府出具的《说明》均明确了争议的0.3公顷林地在樊某承包经营的42林班4小班8公顷范围之内。刘某未提供有效证据反驳以上事实，仅以敦化市雁鸣湖镇林业工作站及敦化市雁鸣湖镇人民政府出具的材料中测量的过程未经刘某认可及未经过土地仲裁予以抗辩，本院对该抗辩主张不予支持，对刘某关于李某、樊某依据2020年4月20日确认争议土地0.3公顷在自己承包经营的林地范围内的证明起诉赔偿损失属于重复诉讼的主张，亦不予支持。关于本案诉讼时效的问题。刘某于1994年开始耕种涉案土地，在人民法院生效判决对樊某与他人就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进行裁决后即2011年8月，樊某即起诉了刘某要求赔偿损失，此次起诉的时间为2013年6月，且李某二审庭审中陈述2013年起诉时因与刘某妻子协商后撤诉，刘某仅一年给了小米一直未支付承包费用。但刘某在一审对给付农产品的问题陈述为李某购买的农产品，并非承包费用。故应认定自2013年6月起，樊某、李某即知道刘某侵权的事实，应以此时间确认诉讼时效的起算点。在2013年7月樊某撤诉后至2018年11月22日，樊某、李某一直未主张权利。2018年11月22日之后李某、樊某一直通过诉讼等各种渠道主张其权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之规定，应认定2015年11月22日之前损失，已在2018年11月28日起诉时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在本次诉讼中对此期间的损失予以支持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李某、樊某要求刘某赔偿损失的诉讼时效应从2015年11月22日起开始计算，2015年11月22日时当年的耕种季节已经结束，故2015年的耕种损失在2018年11月22日起诉时已超过诉讼时效。故刘某应赔偿的损失应从2016年开始计算，刘某应给付樊某、李某2016年至2018年的土地租金2700元【3年×0.3公顷×3000元/公顷】及2020年的损失5680元（刘某认可的纯收入3000元+投入损失2680元），合计8380元。综上所述，刘某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吉林省敦化市人民法院（2020）吉2403民初143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吉林省敦化市人民法院（2020）吉2403民初143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刘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李某、樊某8380元；三、驳回李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04.50元（李某、樊某预交640元，退还135.50元），由李某、樊某负担454.50元，刘某负担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04.50元，由李某、樊某负担454.50元，刘某负担5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宋丹审判员李照令审判员林美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朴夏景书记员 黄 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