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黑06民终17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魏富仓，男，1976年1月12日出生，汉族，住新疆吉木萨尔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平，四川拓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魏黎明，男，1968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住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文佰，黑龙江中庆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魏富仓因与被上诉人魏黎明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黑龙江省杜尔特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0）黑0624民初13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案件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魏富仓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平，被上诉人魏黎明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文佰到庭参加诉讼调查程序。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魏富仓上诉请求：1.撤销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0)黑0624民初1394号民事判决；2.判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返还不当得利人民币30万元；3.判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返还自2017年12月4日起，至实际返还30万元不当得利款项日止，按30万元为基数及人民币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的不当得利孽息(具体金额按实际发生额计算)；4.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举证不足，违反法律规定，事实认定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二）项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提起诉讼所依据的基本事实是在上诉人根据与被上诉人达成的合作建颗粒厂意向，向被上诉人支付30万元合作建厂款后，被上诉人并未依双方达成的合作建厂意向与上诉人合作建厂，而是与案外人王学军另行合作建设了颗粒厂，将上诉人排除在颗粒厂之外，即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合作建颗粒厂的合作意向未能最终实现。因此，上诉人认为，既然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合作建颗粒厂意向未能最终实现，被上诉人继续占有上诉人的30万元合作建颗粒厂款项已经没有合法依据，故提起民事诉讼。根据以上法律规定及事实，上诉人在一审中，只要提供了双方合作建颗粒意向未能最终实现的证据，就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举证责任。而在一审中，上诉人为证明自己诉讼主张，除向一审法院提供了向被上诉人完成30万元汇款的汇款凭单外，还提供了被上诉人只与案外人王学军合作建设了颗粒厂，而将上诉人排除在外，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合作建设颗粒厂意向已经消灭的证据。根据以上事实充分证明，上诉人的举证已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二）项的规定，履行了上诉人对与被上诉人之间合作建颗粒厂意向已经消灭的必要的举证责任，因此，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事实认定错。二、在举证责任分配上，一审判决违法加重上诉人举证责任，免除被上诉人对自己所主张的构成合伙关系的举证责任，违反了《民事诉讼法》总则“对当事人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原则，举证责任分配错误，必然导致认定事实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一条第(一)项更进一步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根据以上规定，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既然主张与上诉人构成合伙关系，并依此反驳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就应当对自己主张的与上诉人之间构成合伙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如被上诉人不能举出足以证明与上诉人构成合伙关系的证据，就应当依法承担未能举证的不利后果。然而在本案中，在上诉人已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二）项规定进行了充分举证，而被上诉人却未对双方构成合伙关系进行任何举证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却认定上诉人举证不足，并以此驳回上诉人诉讼请求，实属故意违法加重上诉人举证责任，免除被上诉人举证责任，严重违反了《民事诉讼法》总则第八条“民事诉讼当事人有平等的诉讼权利。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保障和便利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对当事人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规定，必然导致认定事实错误。三、一审判决一面对上诉人在一审中所举的，足以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不构成合伙关系，被上诉人占有上诉人合作建颗粒厂款无合法依据的证据及主张不予审理，一面又以上诉人举证不足为由，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同样存在错误。在一审中，上诉人除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二)项的规定，提供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合作建颗粒厂意向已经消灭的证据外，还向一审法院提供了足以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不构成合伙关系的一系列证据，并据此主张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构成合伙关系，被上诉人占有上诉人合作建颗粒厂款无合法依据。然而，一审法院在判决中，并未对这些足以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不构成合伙关系的证据，被上诉人占有上诉人合作建颗粒厂款无合法依据的证据及主张作出任何的审理及认定。因此，上诉人有理由认为，一审判决一面对上诉人在一审中所举的，足以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不构成合伙关系，被上诉人占有上诉人合作建颗粒厂款无合法依据的证据及主张不予审理，一面又以上诉人举证不足为由，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同样存在错误。四、被上诉人魏黎明以（2020)黑0624民初58号民事判决书为证据，欲证明与上诉人魏富仓构成合伙关系，与判决书认定的事实内容不一致，因此不能成立。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魏黎明为证明与上诉人魏富仓构成合伙关系，向法庭出示的唯一证据是杜蒙具人民法院的（2020）黑0624民初58号民事判决书。而根据此判决书本院认定事实中的内容证明，(2020)黑0624民初58号民事判决书，并未认定被上诉人魏黎明与上诉人魏富仓构成合伙关系。如：（1).（2020）黑0624民初58号民事判决认定，上诉人魏富仓于2017年12月4日，向被上诉人魏黎明银行卡中汇款30万元，是“欲”合伙做生意（详见判决书第2页倒数第1行)，只是有合伙的意向。(2).认定上诉人魏富仓与被上诉人魏黎明，在2017年至2019年间，只是一起作过水产品加工、种植宾柳、收购苇包等事项，并未认定二人系合伙关系（详见判决书第3页第1-3行）。（3).(2020）黑0624民初58号民事判决，在驳回何均祥、魏富仓以民间借贷纠纷为案由提出的诉讼请求的同时，又向上诉人魏富仓告知，“上诉人魏富仓针对合伙款项，应当另行主张权利。根据以上内容充分证明，(2020)黑0624民初58号民事判决书，并未对上诉人魏富仓与被上诉人魏黎明是否构成合伙关系作出审理和判决，而是告知上诉人魏富仓另行针对合伙款项提出诉讼，主张权利。因此，被上诉人魏黎明以(2020)黑0624民初58号民事判决书为证据，证明与上诉人魏富仓构成合伙关系，与判决书认定的事实内容不一致，因此不能成立。五、根据一审庭审中上诉人魏富仓与被上诉人魏黎明，对真实性均无异议的证据证明，上诉人魏富仓与被上诉人魏黎明之间，不存在个人合伙必备的共同出资及共同经营要件，因此不构成个人合伙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规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0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伙协议，又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但具备合伙的其他条件，又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有口头合伙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伙关系。”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合伙关系是民事主体之间依据协议而形成的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的民事法律关系。合伙关系的形成需经各方当事人协商一致，当事人之间形成合伙关系一般应签订正式的书面合伙协议以约定合伙期间合伙各方的权利义务关系等事宜。在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伙协议，又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但具备合伙的其他条件的情形下，又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当事人之间有口头合伙协议的，人民法院亦可认定当事人之间存在合伙关系。因此，口头合伙情形下，必须具备上述法律规定的构成要件，否则不能认定当事人之间形成合伙关系（注：以上内容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庄志坤、韩超合伙协议纠纷再审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216号，“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韩超与庄志坤之间是否存在合伙关系”部分。根据以上法律、司法解释规定，以及(2018)最高法民再216号民事判决的认定，对于即不存在书面合伙协议，又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的上诉人魏富仓与被上诉人魏黎明之间，是否存在共同出资和共同经营，是认定是否构成个人合伙关系的首要必备要件。而在本案中，上诉人魏富仓与被上诉人魏黎明之间，并不存在个人合伙必备的共同出资和共同经营的首要必备要件，因此不构成个人合伙关系。(1).被上诉人魏黎明并未向其自称的合伙进行任何出资，即不存在共同出资。在本案的庭审中，被上诉人魏黎明为证明与上诉人魏富仓构成合伙关系，仅向人民法院出示了一份杜蒙县人民法院的（2020)黑0624民初58号民事判决书。除此之外，并未能向人民法院出示与上诉人魏富仓进行了对等出资的任何证据(注：三个项目资金，均从魏富仓的30万元汇款及另案诉争的6万元，以及其他垫资中支付，被上诉人魏黎明未进行任何出资)，由此证明被上诉人魏黎明并未向其自称的合伙进行任何出资，即不存在共同出资。(2).被上诉人魏黎明所称的三个合伙经营项目，实际上是被上诉人魏黎明为法定代表人的两个企业的经营行为及其个人的经营行为；而上诉人魏富仓的行为只是因被欺骗，误以为从事合伙事项，而在魏黎明的指挥下，为魏黎明的企业及个人经营提供垫资及无偿劳动的行为，并不存在上诉人魏富仓与被上诉人魏黎明的共同经营。根据上诉人魏富仓在起诉状中陈述，魏富仓向被上诉人魏黎明汇款30万元的用途是欲与被上诉人魏黎明合作建颗粒厂，并不是之后的水产品加工、种植宾柳、收购苇包等事项。而根据上诉人所举，被上诉人魏黎明对真实性无异议的证据充分证明，这三个项目均是被上诉人魏黎明为法定代表人的两个企业的经营行为及其个人的经营行为，并不存在与上诉人魏富仓的共同经营。首先，根据庭审中上诉人所举、被上诉人魏黎明对真实性无异议、法定代表人为被上诉人魏黎明的、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魏黎明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成员中并不包括上诉人魏富仓）的企业信息电脑截图打印件证明，“水产品加工”项目，是魏黎明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于2017年11月22日，通过经营范围变更，新增加的经营项目。而此时上诉人魏富仓尚未与被上诉人魏黎明达成合作建颗粒厂的意向，更未向魏黎明汇款（魏富仓30万元汇款的时间是2017年12月4日）。以上事实充分证明，在上诉人魏富仓与被上诉人魏黎明达成合作建颗厂意向之前，被上诉人魏黎明为法定代表人的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就已经开始了“水产品加工”项目的经营。因此，“水产品加工”项目不是被上诉人魏黎明与上诉人魏富仓共同决定、共同经营的个人合伙项目。其次，根据庭审中上诉人所举、被上诉人魏黎明对真实性无异议、法定代表人为被上诉人魏黎明的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秸质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魏黎明自然人独资）的企业信息电脑截图打印件证明，“收购苇包”项目，是秸质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于2017年11月23日设立登记时，就已经确定的“收购农副产品”经营范围中的一部分，以及根据上诉人向法庭所举的秸质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两张照片所证明的，所收购的苇包均保存于秸质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院内的事实证明，在上诉人魏富仓与被上诉人魏黎明达成合作建颗粒厂意向并汇款30万元之前，被上诉人魏黎明为法定代表人的秸质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魏黎明自然人独资）就已经开始了“收购苇包”项目的经营。因此，“收购苇包”项目同样不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魏黎明共同决定、共同经营的个人合伙项目。再次，虽然种植宾柳项目发生在上诉人魏富仓与被上诉人魏黎明达成合作建颗粒厂意向之后，但根据钱明峰、徐长青2020年1月15日的《证明》，以及2018年4月25日，由被上诉人魏黎明与赵世海签订的《猪场种养结合协议》充分证明，无论是宾柳树苗的购买及种植树苗土地的提供，均是被上诉人魏黎明的个人行为，并不包括上诉人魏富仓。因此种植宾柳项目，也不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魏黎明共同决定、共同经营的个人合伙项目(如果是个人合伙，在未签订合伙协议、又未办理工商登记的情况下，理应由合伙人共同签订相关合同、协议等)。另外，根据被上诉人魏黎明在庭审中回答法庭提问时的陈述，再一次证明了上诉人魏富仓与被上诉人魏黎明之间，不存在魏黎明所称的所谓合伙项目的共同决定、共同经营。如在庭审中，被上诉人魏黎明回答法庭提问时的陈述均证明，在水产品项目中，上诉人魏富仓所参与的只是设备订购后的接收及湖南来技术员的接待；而在树苗种植中，上诉人魏富仓所参与的也只是树苗的接收及之后的现场种植管理等，并不存在上诉人魏富仓对开展这些项目的共同决定、共同经营，即这些项目的开展是由被上诉人魏黎明自行决定的，而不是原、被上诉人共同决定的。上诉人魏富仓只是在魏黎明的指挥和安排下，为魏黎明的企业及个人经营提供垫资及无偿劳动。以上事实充分证明，虽然上诉人魏富仓参与了被上诉人魏黎明所实施的水产品加工、种植宾柳、收购苇包等事项，但并不是与被上诉人魏黎明共同经营的合伙项目。而是在上诉人魏富仓从新疆来到杜蒙之初，并不了解被上诉人魏黎明真实情况，误以为被上诉人魏黎明指挥其进行的垫款及从事的工作，均是从事双方合作事项的情况下，按被上诉人魏黎明的指挥，为魏黎明的两个企业及其个人经营继续提供了垫资（汇款30万元之外的垫资）及无偿劳动。直至上诉人魏富仓发现被魏黎明欺骗，并要求退回汇款30万元，魏黎明于2019年3月16日出具了退还30万元汇款的“借据”后，上诉人魏富仓才停止了为被上诉人魏黎明的继续垫资及提供无偿劳动。根据以上事实，被上诉人魏黎明所称的三个合伙经营项目，实际上是被上诉人魏黎明为法定代表人的两个企业的经营行为及其个人的经营行为；而上诉人魏富仓的行为只是因被欺骗，误以为从事合伙事项，而在魏黎明的指挥下，为魏黎明的企业及个人经营提供垫资及无偿劳动的行为，并不存在上诉人魏富仓与被上诉人魏黎明的共同经营。综上所述，因一审判决举证责任分配错误，导致事实认定错误，且有严重的枉法裁判之嫌，故依法应当予以撤销。另外，因上诉人魏富仓与被上诉人魏黎明之间，不存在个人合伙必备的共同出资及共同经营要件，不构成合伙关系。因此，被上诉人魏黎明以构成合伙关系为由，继续占有上诉人魏富仓30万元汇款不予返还，同样没有合法根据，已构成不当得利。上诉人魏富仓的上诉请求，事实清楚、证据及法律依据充分，应当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请二审人民法院作出公正判决。魏黎明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案一审案由是不当得利纠纷，在一审中被上诉人针对上诉人一审诉请就双方之间存在真实法律关系提供了相应的证据履行相应举证义务，双方真实法律关系即是上诉人一审答辩中所陈述和一审判决中体现双方是合伙的，因为双方合伙生意存在亏损状况，所以，上诉人在双方合伙关系后期，魏富仓编造何均祥儿子在新疆生意投资为由，弄了一个假的借贷关系，让被上诉人给其出一个假借条，假借条出现是双方发生民间借贷诉讼的原因，在该案审理过程中，魏黎明举出相应证据驳倒魏富仓的诉讼，其并未上诉，服从判决，由此证明，其原有民间借贷主张的虚假，关于魏黎明与魏富仓合伙的事实，在本案一审中，被上诉人举证出示三组证据，并在具有关联性的杜蒙县法院2020黑0624民初57、58号案件中同样出示多组证实双方存在合伙关系的证据，相关证据足以证实，魏黎明、魏富仓二人之间先后从事了水产加工、滨柳树种植、苇包收购等多个生意，双方之间虽然没有书面合伙协议，但是在口头协商基础上，进行实质投资和经营活动，从魏黎明几个案件中举证情况看，水产加工设备的购买接收，滨柳树树苗的购买接收栽种后期管理，魏富仓均以合伙人即生意老板出现参与实际管理，并非上诉人说的是一种垫资或无偿劳动的关系，针对本案一审的案由看，上诉人一审的庭审任务是要证明其支出的30万元为被上诉人的不当得利，一审魏黎明的举证义务侧重反驳原告的不当得利主张，从举证的义务履行情况看，一审庭审并不存在举证义务分配错误，加重魏富仓举证责任，免除魏黎明举证责任的情形，根据双方的举证事实，一审法院作出的判决是客观公正的，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与客观事实不符，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应予维持。魏富仓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不当得利人民币30万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自2017年12月4日起，至实际返还30万元不当得利款项日止，按30万元为基数及人民币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的不当得利孳息（具体金额按实际发生额计算）。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通过案外人何均祥介绍，魏富仓与魏黎明认识。因口头约定了合伙做生意，魏富仓于2017年12月4日向魏黎明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汇款30万元。2017年至2019年期间，魏富仓在魏黎明的安排下参与了一些工作事项，并垫付了的工时费、伙食费等部分资金。2019年3月16日，魏黎明向何均祥出具了一份30万元的借据。借据内容为“本人于2017年借何均祥现金300000元（叁拾万元整），自签字后两月一次还清。借款人：魏黎明”。2020年1月3日，魏富仓与何均祥作为共同原告对魏黎明以民间借贷纠纷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20年7月13日作出（2020）黑0624民初58号判决，驳回魏富仓与何均祥诉讼请求。2020年8月4日，魏富仓以不当得利纠纷为由，再次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请求人行为导致的不当得利之诉，即先有原告一方主动的给付行为，才有被告账户上的入款记录，原告使自己财产发生变动必然基于某一法律关系，现其要求恢复利益变动前的状态，应承担给付原因不存在或丧失等证明责任。魏富仓先和案外人何均祥共同作为原告以民间借贷为案由起诉魏黎明，原审法院以“魏富仓针对合伙款项，应当另行主张权利”为由驳回诉讼请求，现魏富仓转而以不当得利为案由起诉魏黎明，但是，借贷关系不成立并不必然导致获利没有合法根据结论的成立，如前所述，对于因请求人行为导致的不当得利之诉，给付之人较受益之人更知晓财产发生变化的原因和过程，其应对给付原因欠缺或合法根据灭失的具体情形提供进一步的证明。通过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以及当庭陈述，魏富仓自认是基于“口头约定的合作建厂意向”向魏黎明银行账户汇款30万元，魏黎明也始终抗辩主张双方之间存在合伙关系，由此可以确认魏富仓向魏黎明汇款事出有因。汇款后，魏富仓亦参与了魏黎明安排的一些工作并垫付了一些资金，至起诉时尚未结算，说明双方之间存在基础法律关系。由于魏富仓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向魏黎明支付款项的合法根据不存在或已经丧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应由魏富仓承担举证不足的不利后果。综上，魏富仓基于不当得利请求权要求魏黎明返还30万元款项的诉请，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魏富仓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900元，由魏富仓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中，本院调取了案涉关联案件的两份庭审笔录[即（2020）黑0624民初57号案件和（2020）黑0624民初58号案件]，双方当事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该两份庭审笔录予以确认。本院二审查明，2020年1月7日，魏富仓作为原告以魏黎明、连云港菖隆苗木种植专业合作社为被告在黑龙江省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提起不当得利民事诉讼，案号为（2020）黑0624民初57号，其诉讼主张魏黎明返还不当得利6万元的树苗运费，原审法院以双方当事人存在基础法律关系，魏富仓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垫付运费的合法根据不存在或已丧失为由，判决驳回魏富仓的诉讼请求，现该民事判决已生效。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中，魏富仓主张案涉的30万元系与魏黎明之合伙建颗粒厂产生的。魏黎明主张该款系与魏富仓合伙经营事务水产品加工、滨柳树栽种经营、苇包收购经营的款项，魏富仓在原审法院关联的（2020）黑0624民初57号案件中的诉争的6万元树苗运费也系合伙经营事项产生的款项，其主张支付合伙事项费用水产加工设备12万元左右、租场地费用10万元、湖南和湖北客户和技术员来招待费用4万多元、滨柳树种植经营第一次连云港花费6万元，后期还有10万元尾款及5000元、种植树苗土地租金5万元、苇包投资17万余元，魏富仓接收树苗又支付运费6万元。虽然双方当事人各自主张合伙事务的基本情形不一致，但本院向双方当事人出示了原审法院已生效的（2020）黑0624民初57号案件和（2020）黑0624民初58号案件的庭审笔录，其中（2020）黑0624民初58号案件的笔录中证人王某证实魏富仓与魏黎明之间合作水产品加工生意，魏富仓在该案笔录中对其与魏黎明一起共同做过的事予以认可，并也对证人证实的栽种树苗的人工费和加工水产品设备尾款由魏富仓支付予以认可。同时魏富仓在该笔录中对魏黎明出具的巩凤仁的调查笔录中魏富仓、魏黎明合伙栽树过程中雇佣巩凤仁领一伙人栽树的事实予以认可。魏富仓虽在（2020）黑0624民初57号案件庭审笔录中主张水产品加工、种植滨柳树、收购苇包都是按魏黎明的要求去做的，没有达成合伙为意向，只是出于信任才干的这些事情。但该主张与其在（2020）黑0624民初58号案件的庭审笔录认可的相关事实相互矛盾，且其也未提供证据佐证与魏黎明之间的上述事务系雇佣关系或者存在其他关系。基于以上事实，能够证实魏富仓在上述事务中从事了水产品加工、种植滨柳树、收购苇包等事务工作，并支付水产口加工设备款的尾款、滨柳树树苗的运费及滨柳树种植人员的人工费的客观事实。据此，魏富仓与魏黎明之间虽未签订书面的合伙协议，但本院查证两起关联案件[即（2020）黑0624民初57号案件和（2020）黑0624民初58号案件]所认定的事实及案涉相关证据，能够认定魏富仓与魏黎明之间存在合伙事务的基本事实，且该合伙事项已进行实质履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九百八十五条的规定，“不当得利是得利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的，受损失的人可以请求得利人返还取得的利益，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为履行道德义务进行的给付；（二）债务到期之前的清偿；（三）明知无给付义务而进行的债务清偿”。本案中，魏富仓虽主张与魏黎明之间的30万元款项系不当得利法律关系，但魏富仓与魏黎明之间存在合伙事务的客观事实，故魏富仓在本案中主张的诉讼权利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在（2020）黑0624民初58号案件中已明确告知魏富仓可针对合伙款项另行主张权利，魏富仓仍坚持以不当得利法律关系在原审法院提起本案民事诉讼，故原审法院驳回魏富仓诉讼请求并无不当。魏富仓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魏富仓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袁力民审判员范继超审判员杨阳二〇二一年三月十六日法官助理刘晓航书记员李雪冰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