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民终1573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益家人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崇州经济开发区创新路力兴之家6号。 法定代表人：李良富，执行董事。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良富，男，1972年5月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梓潼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兴海，男，1971年3月1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程杨，男，1990年8月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崇州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洪兵，男，1967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武侯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茂生，四川贞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四川益家人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家人公司）、李良富、李兴海、程杨因与被上诉人李洪兵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崇州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14日立案受理后，于2019年6月8日作出（2019）川0184民初457号民事判决，李洪兵、李良富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5日作出（2019）川01民终15350号裁定，撤销崇州市人民法院（2019）川0184民初457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崇州市人民法院重新立案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并作出（2020）川0184民初359号民事判决。李洪兵、李良富不服崇州市人民法院（2020）川0184民初3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益家人公司、李良富、李兴海、程杨的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益家人公司支付李洪兵退股款100000元；李洪兵配合益家人公司、李良富、李兴海、程杨收回李洪兵介绍的通江张伟装修工程的尾款后，再由益家人公司支付李洪兵退股款70000元。事实与理由：1.一审并未查清每人的转让份额及剩余份额比例；2.《退股协议》和《四川益家人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股权转让书》（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并不矛盾，《退股协议》系双方意思真实表示，《股权转让协议》并无支付对价和支付时间，不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协议仅为办理工商过户；实际上系李洪兵将股权以57万元的价格退还给益家人公司，程杨再以47万元的价格认购该股份。3.《退股协议》签订的主体是益家人公司与李洪兵，李良富、李兴海仅系该协议签订时的见证人，无理由承担剩余17万元的款项支付；4.李洪兵并未配合公司收款，7万元的股权转让款支付条件并未成就。 李洪兵辩称，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益家人公司、李良富、李兴海、程杨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决。 李洪兵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益家人公司、李良富、李兴海、程杨共同向李洪兵支付股权转让款17万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益家人公司于2016年7月25日办理工商注册登记，领取了营业执照，股东为李良富、李兴海、李洪兵，持股比例分别为34%、33%、33%。 2016年12月18日，转让方李良富、李兴海、李洪兵（甲方）与受让方程杨（乙方）共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甲方同意将持有益家人公司百分之十的股权以每股五万元共计50万元的出资额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按此价格及金额购买上述股权；乙方同意在本合同订立日以现金形式一次性支付甲方25万元整，剩余款项在乙方以后在益家人公司工资的业务提成的百分之七十扣除，期限3年，扣满25万元为止等内容。但该次股权转让并未办理股权工商变更登记。 2017年12月12日，益家人公司、李良富、李兴海、李洪兵签订一份《退股协议》，该协议首部列明甲方益家人公司并加盖公章、乙方为李洪兵。该协议载明：“关于乙方从甲方中退出所有股份和事务一事双方经友好协商，达成以下协议：1.甲方共计退乙方现金57万元（大写伍拾柒万元整），在乙方收到甲方第一笔款后，乙方在甲方的所有股份、事务等一切关系均已消除，双方无任何财产、债务、经济等等一切往来。2.退款方式：2017年12月12日退乙方现金30万元（大写叁拾万元整）。在吴瑞英付甲方新都桥酒店租金当天，甲方将此10万元（大写壹拾万元整）付给乙方。2018年10月31号前甲方无条件支付乙方10万元（大写壹拾万元整）。2018年农历年底前甲方支付乙方7万元（柒万元整），其中乙方必须配合甲方收回经乙方介绍的通江张伟装修工程的尾款。益家人公司、李良富、李兴海在该协议尾部甲方处签字捺印并加盖益家人公司公章，李洪兵在乙方处签字捺印。 2017年12月12日，李洪兵、李良富、李兴海、程杨签订《益家人股东会决议》，同意李洪兵将持有益家人公司33%的股权转让给程杨，并加盖益家人公司公章。同日，李洪兵与程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李洪兵将其持有的益家人公司33%的股权转让给程杨，但并未约定转让金额。益家人公司就该次股权转让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提交了股东变更登记申请，益家人公司股东变更为程杨持股33%、李兴海持股33%、李良富持股34%。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来看，本案存在两份同一天签订的相互矛盾的合同，一份是李洪兵与益家人公司、李良富、李兴海签订的《退股协议》，另一份是李洪兵与程杨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若先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签订《退股协议》，那么，李洪兵将其所有的33%股权转让给了程杨，李洪兵并无任何股份可以退出，反之亦然。因此，认定李洪兵的行为到底是退股还是转让股份是本案的争议焦点所在。 李洪兵和程杨均确认在《股权转让协议》中签名捺印，益家人公司的股东李洪兵、李良富和李兴海就李洪兵将33%的股权转让给程杨召开了股东会，并形成了股东会决议，并前往工商登记部门提交了益家人公司股东会纪要，办理了股东变更登记，说明李洪兵已将其所持有的益家人公司33%股份转让给了程杨。因此，《股权转让协议》系李洪兵和程杨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禁止性的规定，该协议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当按照协议约定的内容享有自己的权利和履行自己的义务。程杨虽辩称其系向益家人公司购买的股份，而不是向李洪兵购买的股份，但其并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一审法院对该辩解意见不予采纳。 关于李洪兵与益家人公司、李良富、李兴海签订的《退股协议》的性质问题。一审法院认为，一、不存在李洪兵退股的行为，理由如下：首先，程杨在一审庭审中虽表示其并不是向李洪兵购买益家人公司的股份而是直接向益家人公司购买股份，只是接受益家人公司的指示直接向李洪兵支付了购买股份的对价，说明程杨购买股份是支付了相应的对价，因此，不存在益家人公司抽逃出资的情形，《退股协议》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条和一百七十九条的规定，公司减少注册资本有严格的程序，益家人公司并未按照法律规定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等资料，并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同理，公司增加注册资本也有法定程序，而益家人公司并未出示减资、增资或扩股的相关证据，因此，并不存在李洪兵退股后，程杨向益家人公司购买股份的事实。二、关于《退股协议》定性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该协议虽名为退股协议，但并不是益家人公司减资，李洪兵退股，而是益家人公司、李良富和李兴海代程杨承担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的协议，益家人公司、李良富、李兴海向李洪兵支付股权转让款是免责的债务承担行为。如前所述，李洪兵并不存在向益家人公司退股的行为，而是将其所有的全部益家人公司的股份转让给程杨，程杨实际向李洪兵支付了40万元股权转让款，李洪兵也表示确实收到了40万元。一审庭审中，李良富和李兴海也表示益家人公司应根据《股权转让协议》向李洪兵支付剩余17万元的股权转让款，因此，名为《股权转让协议》实质是益家人公司、李良富和李兴海对程杨应向李洪兵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债务承担协议。《退股协议》系当事人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禁止性的规定，故该协议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当按照协议约定的内容享有自己的权利和履行自己的义务。 李良富、李兴海均认可尚有17万元股权转让款没有向李洪兵支付，但认为应由益家人公司向李洪兵支付，李良富和李兴海在《退股协议》中的签名只是起到见证的作用，且17万股权转让款中的7万系附条件支付，现在条件未成就不应支付。一审法院对上述辩解意见分别评述如下： 关于剩余17万元股权转让款是由益家人公司单独给付李洪兵还是由益家人公司、李良富和李兴海共同支付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剩余17万元股权转让款应由益家人公司、李良富和李兴海共同支付，理由如下：首先，李良富和李兴海对在《退股协议》签字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其次，李良富和李兴海主张其在《退股协议》上的签字仅仅作为见证的意思表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李良富和李兴海抗辩其作为见证人身份在《退股协议》签字的主张，应当提交证据，但除案涉的《退股协议》外，李良富和李兴海没有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作为见证人身份在《退股协议》上签字的事实，而经过一审庭审质证的《退股协议》中，李良富和李兴海均在《退股协议》落款的甲方处签字。最后，民事法律行为是以意思表示为核心要素的行为，李良富和李兴海均在《退股协议》落款的甲方处签字，即表明李良富和李兴海对益家人公司向作为乙方的李洪兵支付股权转让款承担共同的支付责任的意思表示。综上，一审法院认定，李良富和李兴海该抗辩主张的事实缺乏证据支持，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李良富和李兴海应当对益家人公司对李洪兵支付股权转让款承担共同的支付责任。 关于《退股协议》约定在2018年农历年底前支付7万元的股权转让款，支付条件是否成就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该7万元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条件已成就。理由如下：首先，根据《退股协议》第二条的约定：“2018年10月31日前甲方无条件支付乙方10万元。2018年农历年底前甲方支付乙方7万元，其中乙方必须配合甲方收回经乙方介绍的通江张伟装修工程的尾款。”当事人各方就7万元的支付虽约定了条件，即李洪兵需配合益家人公司收取通江张伟装修工程款的尾款，但并未明确约定配合的具体内容，李良富和李兴海在一审庭审中均认可李洪兵向其提供了张伟的联系方式，即可视为李洪兵在配合益家人公司收款。其次，根据《退股协议》第一条约定：“甲方共计退还乙方现金57万元，在乙方收到甲方第一笔款后，乙方在甲方的所有股份、事务等一切关系均已消除。……”，李洪兵于2017年12月12日收到第一笔款30万元，并将股权转让给了程杨，说明李洪兵在彼时已不是益家人公司股东，其在益家人公司所有事务消除，李洪兵不可能再以益家人公司的名义向益家人公司的债务人催收各种款项。最后，《退股协议》中所指的“通江张伟装修工程”本身系益家人公司的装修工程，若该工程未收到工程款，益家人公司完全可以依据装修合同向合同相对方主张权利，其权益也能得到保障。因此，一审法院认为《退股协议》约定在2018年农历年底前支付7万元的股权转让款的条件已成就，益家人公司、李良富、李兴海应向李洪兵支付该股权转让款7万元。 关于程杨是否应承担向李洪兵支付剩余17万元股权转让款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李洪兵与程杨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表明李洪兵与程杨达成股权转让的合意，程杨向李洪兵支付了40万元，李洪兵在确认收到该40万元后并未向程杨提出异议，且办理了股东变更登记，说明李洪兵认可程杨向其支付股权转让款40万元，办理了股权转让登记，双方的《股权转让协议》履行完毕。《退股协议》系李洪兵与益家人公司、李良富、李兴海对益家人公司、李良富、李兴海代程杨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而进行的约定，该协议的相对方为李洪兵与益家人公司、李良富、李兴海，程杨并不是该协议的当事人，因此，程杨不应就李洪兵与益家人公司、李良富、李兴海签订《退股协议》中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承担责任。 综上所述，对李洪兵要求益家人公司、李良富、李兴海支付17万元股权转让款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李洪兵要求程杨支付股权转让款17万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1.益家人公司、李良富、李兴海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李洪兵股权转让款17万元；2.驳回李洪兵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700元，保全费1370元，共计 5070元，由益家人公司、李良富、李兴海负担。 二审中，益家人公司、李良富提交了以下证据：2017年12月12日保证书一份，拟证明《退股协议》与程杨没有关系；钱已经转款给李洪兵，但李洪兵并未保证将钱收回来。李洪兵质证,该证据与本案无关，且无李洪兵签字，只能说明益家人公司、李良富、李兴海保证把股权转让款支付给李洪兵；《退股协议》晚于保证书，保证书仅是单方声明，应当以《退股协议》为准。李兴海、程杨认可该证据真实性和关联性。本院经审查，保证书系向李洪兵出具，则应当由李洪兵持有，益家人公司、李良富未举证证明将该保证书交付李洪兵，且上述证据与本案基本事实无关，本院不予采信。 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在（2019）川01民终15350号案件审理过程中，益家人公司法定代表人李良富陈述益家人公司与程杨之间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并主张《退股协议》中所涉股权为李洪兵30%股权，57万元应当由程杨向李洪兵支付；后又陈述李洪兵将30%股权退还给益家人公司，再由李洪兵将该股权转让给程杨；后又陈述李洪兵直接将30%股权退给程杨，程杨与李洪兵之间是股权转让关系，益家人公司、李良富、李兴海仅是做担保，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二审中，针对李洪兵、益家人公司、程杨之间的关系，益家人公司法定代表人李良富陈述，李洪兵将剩余30%的股权退还给了益家人公司，益家人公司将30%的股权转让给李良富4%、李兴海3%、程杨23%。后又陈述《退股协议》中的57万元系针对李洪兵33%的股权。针对2016年12月18日《股权转让书》中李洪兵、李良富、李兴海转让给程杨共计10%股权的构成，益家人公司、李良富、李兴海主张由李良富转让4%的股权，李洪兵、李兴海各自转让3%的股权。《退股协议》中的57万元系针对33%的股权。李良富、李兴海主张益家人公司向其分别分配了4%、3%的股权。对此，李兴海主张其不应当支付价款。李良富认为针对其分配的4%股权，应当向益家人公司支付相应的对价，也实际支付，但李良富亦陈述其不知道其实际支付的金额，应当支付的金额也无法计算得出。 程杨针对受让取得益家人公司33%股权对应的股权转让款的陈述：程杨通过2016年12月18日《股权转让书》取得益家人公司10%股权，该部分股权的价款为25万元，该款项用于益家人公司经营。后通过益家人公司取得23%股权，该部分价款为40万元，程杨的母亲代表程杨将该款支付至李洪兵账户。程杨共计应支付65万元股权转让款，且已经支付完毕。益家人公司、李良富、李兴海认可程杨的上述陈述。 本院认为，在对本案所涉股权转让纠纷进行审理的过程中，益家人公司、李兴海、李良富就有关事实陈述多次不一致，互相矛盾。本院将综合各方当事人的陈述以及股权变更情况，就李兴海、李良富是否应当承担支付责任，进行以下评述： 首先，根据查明的事实，益家人公司原股东为李良富、李兴海、李洪兵，持股比例分别为34%、33%、33%。2016年12月18日，李良富、李兴海、李洪兵将共计10%的股权转让给程杨。李良富、李兴海陈述，该10%股权为李良富4%，李洪兵、李兴海各转让3%，则转让后，李良富持股30%、李兴海持股30%。签订《退股协议》并变更工商登记后，李良富仍持股34%、李兴海仍持股33%、程杨持股33%。李良富、李兴海、程杨确认一致，程杨33%股权来源于2016年12月18日《股权转让书》中所涉的10%股权，以及之后受让的23%股权。则在李良富、李兴海在2016年12月18日将部分股权转让给程杨后，又分别继受取得了4%、3%股权。李良富、李兴海主张该4%、3%的股权系益家人公司收回李洪兵股权后，向其分配的股权，但益家人公司在接收李洪兵股权前并未履行减资手续，且上述主张也无证据证明。故本院对李良富、李兴海的上述主张，不予采信。从上述股权变更情况看，李良富、李兴海的部分股权系来源于原李洪兵持有的股权。在此情况下，李良富、李兴海在《退股协议》“甲方”处签字，承诺向李洪兵支付款项，亦能进行合理的解释，符合基本的逻辑。审理中，李良富、李兴海、程杨均认可程杨已经支付完毕应由其承担的股权转让款，故剩余的股权转让款应当由李良富、李兴海支付。 另外，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益家人公司法定代表人李良富陈述益家人公司、李良富、李兴海系作为担保人在《退股协议》上签字，且各方对益家人公司应当承担支付责任并无异议，故对益家人公司就李洪兵股权转让款承担支付义务，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剩余7万元是否达到了支付条件的问题。益家人公司、李良富、李兴海主张，李洪兵未配合益家人公司收回张伟装修工程款的尾款，该款项未达到支付条件。本院认为，根据《退股协议》约定内容，该款项的支付时间为“2018年农历年底前”。虽然《退股协议》载明，李洪兵须配合益家人公司收回张伟装修工程尾款。但就李洪兵应当履行何种配合义务，《退股协议》并未约定，益家人公司、李良富、李兴海亦未举证证明。且该款项的权利人系益家人公司，李洪兵转让其全部股权后，其不再参与益家人公司的经营，其无权代表益家人公司向张伟主张装修工程尾款，益家人公司是否收回张伟的装修工程尾款，亦需益家人公司向张伟进行主张。益家人公司、李良富、李兴海的上述主张，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因一审判决并未判决程杨承担责任，且程杨上诉的主张亦不涉及其权利义务，故程杨不承担本案上诉费。 综上所述，四川益家人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李良富、李兴海、程杨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四川益家人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李良富、李兴海、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案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权利人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审判长 陈 兵 审判员 赵云平 审判员 罗晓都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六日 书记员 杨 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