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117民初5080号原告：王水东，男，1957年12月4日生，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建高，江苏国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南京国东园艺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区白马镇石头寨村尤西村11号。法定代表人：徐孝彬，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汪吕兵，江苏爱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施磊，江苏爱信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第三人：南京中山园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苗圃场，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孝陵卫街道柳营路100号俊峰大厦中山园林1楼。法定代表人：徐秋林，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万宇，江苏爱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水东与被告南京国东园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东园艺公司）、第三人南京中山园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苗圃场（以下简称中山园林苗圃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2月2日立案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适用独任制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水东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建高，被告国东园艺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汪吕兵，第三人中山园林苗圃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万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水东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立即支付拖欠原告的苗木款350万元及拖欠苗木款的利息（自2017年12月12日至2020年12月2日计1085天，按双方承包经营合同第一页第7页成本利息年息8厘计算至2020年12月2日为832328元，实际计算至付清之日）。事实和理由：原告王水东与被告国东园艺公司、第三人中山园林苗圃场系业务关系。原告王水东在2013年4月至2017年7月期间向第三人中山园林苗圃场供应母本桂花树一批，价值合计17088400元，第三人中山园林苗圃场负责人徐秋林于2014年7月30日给原告王水东出具了“收条”一份。前述批次的苗木在2016年9月初又经过相关人员的复核统计，并于2016年9月8日签署了“王水东供应苗木统计数据”。第三人中山园林苗圃场在2017年12月12日与本案被告协商并经原告王水东同意，将前述批次中的部分应付苗木款（计350万元）债务转移给本案被告国东园艺公司。第三人中山园林苗圃场同日（2017年12月12日）给本案被告国东园艺公司出具了“欠条”一份并将该“欠条”复印件交给原告王水东一份，同日（2017年12月12日）被告给原告王水东出具欠苗木款350万元“欠条”一份。欠条利息自2017年12月12日至2020年12月2日，计1085天，按双方承包经营合同第1页第7项投资款成本年息8厘，计832328元，共计3500000元+832328元=4332328元。此后，原告王水东多次向被告国东园艺公司索要该款，被告至今未付该款。为此，原告诉至法院，请法院依法判决。被告国东园艺公司辩称，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1.原被告之间不存在买卖关系。2.原被告之间也不存在其所谓的债务转移问题。3.原告系被告的股东，原告与被告之间就其投资的退出存在争议，双方之间存在出资以及退股的纠纷，但并不在本案的涉案处理范围内，与本案无关。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中山园林苗圃场陈述，第三人与原告之间的苗木款项已经结清，不存在债务转移问题。本院经审理查明事实如下：王水东与中山园林苗圃场存在苗木买卖关系，双方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2014年7月30日，中山园林苗圃场的法定代表人徐秋林向王水东出具收条一份，收条上有打印和手写字体两部分内容，其中打印部分内容为“今收到王水东母本桂花树一批，明细如下：1、桂花3万棵，单价350元/棵，总计人民币1050万元；2.金球桂4670棵，单价670元/棵，总计人民币3128900元；3.大桂花2035棵，单价1700元/棵，总计人民币3459500元。合计人民币17088400元。特此收条！”收条上另有手写部分注明“①说明还有壹万株桂花苗未收到，暂不能认账；②已付人民币计陆佰零伍万元整；③大桂花2035株，待出圃后认账。特此说明：徐秋林”。庭审中，王水东明确其主张的款项是上述收条中打印部分的第一、二项，不包括大桂花；中山园林苗圃场亦认可大桂花尚未出圃，后期王水东可另行主张。2016年9月8日，王水东与中山园林苗圃场就王水东供应苗木进行复核统计数据，其中“桂花小于1.7厘米，229株，229株规格不符合要求；桂花4.8-5.9厘米，2247株，其中因苗木质量不好引起死亡337株；桂花6-6.9厘米，7356株，其中因苗木质量不好引起死亡1783株；桂花7-8.9厘米，4103株，其中因苗木质量不好引起死亡212株；桂花9-15厘米，1402株，其中因苗木质量不好引起死亡101株；丛生桂花，1283株，其中因苗木质量不好引起死亡102株；红枫，4厘米，4562株；红枫，4.5厘米，796株；红枫，5厘米，4554株；合计26532株。”该统计数据表下注明“此数据为最终复核数据，以前所写的所有收条等相关数据全部作废”，复核统计参与人员有黄振国、王水东等人。庭审中，王水东陈述该统计表上的红枫是用以抵2014年7月30日收条上的一万株桂花苗，红枫的苗木价为220元/棵，迁苗费为30元/棵，修剪费用100元/棵，当时修剪费用没有算进去，而是算到石头寨的田间费用；中山园林苗圃场同意按照250元/棵计算红枫的单价。2017年12月12日，中山园林苗圃场向国东园艺公司出具欠条一份，内容为“兹有中山园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苗圃场欠南京国东园艺有限公司投资款350万元整（大写：叁佰伍拾万元整）。”当日，国东园艺公司向王水东出具欠条一份，内容为“兹有南京国东园艺有限公司欠王水东苗木款350万元整（大写：叁佰伍拾万元整）。”国东园艺公司、中山园林苗圃场均陈述当时中山园林苗圃场有意向国东园艺公司增资，故书写了投资款350万元的欠条，后增资未完成；王水东亦陈述中山园林苗圃场到国东园艺公司进行投资，国东园艺公司出具欠条将投资款支付给其做苗木款。国东园艺公司于2015年2月9日设立，原注册资本100万元，原股东为黄振国、王水东。2016年6月23日，国东园艺公司召开股东会并形成股东会决议，会议通过如下事项：1.同意公司注册资本由100万元增加到1500万元，增加的1400万元由新股东徐孝彬出资1400万元。增资后股东徐孝彬出资1400万元，出资方式为货币，出资时间2047年12月1日。股东王水东出资45万元，出资方式为实物，出资时间2015年6月1日。股东黄振国出资55万元，出资方式为实物，出资时间2015年6月1日。2.同意免去黄振国执行董事职务，选举徐孝彬执行董事职务。同意免去黄振国公司经理的职务，选举徐孝彬公司经理的职务。3.同意公司章程修正案。上述事项于2016年6月23日办理变更登记。2016年8月1日，国东园艺公司召开股东会并形成股东会决议，会议通过如下事项：1.同意老股东黄振国将持有南京国东园艺有限公司55万元股份转让给老股东徐孝彬，老股东王水东放弃优先购买权。股权转让后，股东徐孝彬出资1455万元，出资方式为实物，出资时间2047年12月1日。股东王水东出资45万元，出资方式为实物，出资时间2015年6月1日。2.同意公司章程修正案。上述事项于2016年8月11日办理变更登记。2019年1月14日，王水东及国东园艺公司出具《说明》，内容为“股东王水东截止到2016年6月1日，投入到南京国东园艺有限公司的总额为人民币225万元（大写：贰佰贰拾伍万元整）。股东撤资，如本公司无现金，优先按市场价格拿本公司苗木抵款。”说明落款处有股东王水东的签字、国东园艺公司的盖章以及王水东儿子的签字。该说明后附表，附表内容为王水东对国东园艺公司的资金投入、花费与结余，2013年至2015年王水东对国东园艺公司支出大棚辅材、涵管、桥板、民工工资等项目共5207954元，“已还款1050000元（国东园艺替王水东还苗圃场苗木欠款），已还款1900000元（国东园艺替王水东还小水瓦巷59号1808室房屋欠款，然后该房屋由王水东处置），剩余2250000元”，表格落款处有王水东及其儿子的签字。国东园艺公司陈述在2019年1月14日与王水东就之前的投资纠纷进行了初步梳理，确认王水东的投资余额为225万元，并明确如其撤资的处理方式，但目前双方的出资纠纷尚未解决，王水东尚未撤资、退出；王水东陈述徐秋林说支付225万元要其退出国东园艺公司，因该后期没有支付，其没有退出。2013年6月17日至2016年11月1日期间，中山园林苗圃场及南京中山园林白马苗木有限公司通过银行转账及银行承兑汇票的方式共向南京市六合区绿色园憬园艺中心（以下简称六合园憬园艺中心）付款850万元，付款摘要注明“苗木款”。王水东陈述其与六合园憬园艺中心是合伙关系，因个人不好开具发票，因此用六合园憬园艺中心的账户收款，对收到款项850万元没有异议，但认为该款支付的是石头寨基地的田间费用（人工费、扦插费等），并非本案的苗木款。本院于2021年3月3日向王水东进行调查并制作调查笔录，王水东对地径4.8-5.9厘米及6-6.9厘米的桂花苗木单价为350元/棵、对地径7-8.9厘米的桂花苗木单价为670元/棵不持异议，但认为地径9-15厘米的桂花苗木以及丛生桂花均属于大桂花，应当按照1700元/棵的单价核算价格；对红枫的单价，王水东陈述因350元/棵的桂花单价是包含了剪头费，当时徐秋林说不要桂花要红枫，但桂花已经剪头，因此红枫的单价也应当按照350元/棵计算。本院认为，王水东诉请要求国东园艺公司支付350万元的依据是中山园林苗圃场将欠付王水东350万元的债务转移给了国东园艺公司并由国东园艺公司向其出具了欠条，现国东园艺公司对欠付款项事实不予认可，中山园林苗圃场亦不认可存在债务转移，故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王水东与中山园林苗圃场之间就苗木款是否已经结清。王水东认为收到的850万元并非苗木款而是石头寨基地的田间费用，本院认为，上述款项支付的凭证摘要均注明了“苗木款”，王水东主张该款项并非本案苗木款应当进一步提供证据证实，现王水东未能举证证明应当承担不利后果，对王水东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信。根据王水东提供的2016年9月8日的复核统计数据，该统计表明确注明“此数据为最终复核数据，以前所写的所有收条等相关数据全部作废”，故王水东供应的苗木数据应当以此表作为核算依据。至于桂花苗木的单价，中山园林苗圃场按照2014年7月30日收条上的单价予以核算，王水东予以认可，本院予以确认。虽双方未就苗木供应签订书面合同，但王水东对因规格不符合要求以及苗木质量不好引起死亡的桂花苗数量已签字确认，王水东主张规格不符合要求以及苗木质量不好引起死亡的桂花苗木款，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红枫苗木的单价，王水东于庭审中陈述红枫的苗木价为220元/棵，迁苗费为30元/棵，修剪费用100元/棵，算到石头寨的田间费用，王水东在之后的调查笔录中陈述因350元/棵的桂花单价包含了剪头费，桂花已经剪头，故红枫的单价也应当按照350元/棵计算。本院认为，王水东的前后陈述并不一致，且相关内容没有证据能够印证，中山园林苗圃场同意按照250元/棵计算红枫的单价比王水东于庭审中自认的苗木单价略高，不损害王水东的利益，故本院按照250元/棵的单价计算红枫苗木款。关于王水东主张的直径9-15厘米的桂花苗木应当按照大桂花1700元/棵的单价核算。本院认为，王水东在诉讼中明确本次诉讼主张的是2014年7月30日收条上的第一、二项未付款，即单价为350元/棵和670元/棵的桂花苗未付款，中山园林苗圃场亦明确大桂花尚未出圃，后期双方另行结算，故大桂花的苗木款不在本案的处理范围之内。扣除规格不符以及质量不好死亡的苗木数量，依据双方2016年9月8日复核统计的桂花数量以及2014年7月30日确定的单价，按照王水东诉讼请求主张的2014年7月30日收条上的第一、二项计算，则2014年7月30日收条上的第一、二项苗木款应为7704020元{【（2247-337）+（7356-1783）】×350元/棵+（4103-212）×670元/棵+（4562+796+4554）×250元/棵}，现中山园林苗圃场已经支付了王水东850万元的苗木款，并不拖欠王水东2014年7月30日收条上的第一、二项的苗木款，则王水东主张中山园林苗圃场将欠付的350万元债务转让给国东园艺公司，缺乏事实依据，对王水东要求国东园艺公司支付350万元以及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水东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41459元，由原告王水东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陈海燕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二日书记员  俞玉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