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104民初8776号 原告：河北燕川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中华南大街517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100589697356D。 法定代表人：邓仕光，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惠，河北林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霍亮，河北林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周玉林，男，汉族，1972年8月13日生，住河北省无极县。 被告：河北中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长征街75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1007434263955。 法定代表人：刘进东，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悦谦，河北冀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石家庄一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建华北大街138号百川大厦A座16层-19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100104400172D。 法定代表人：聂英海，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志忠，男，该公司职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南，女，该公司职员。 被告：河北鑫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时光街20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100772765994K。 法定代表人：王满库，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博帅，男，该公司职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白慧芳，河北新旭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河北燕川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燕川公司）与被告周玉林、河北中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昌公司）、石家庄一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建公司）、河北鑫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鑫界公司）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0月2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12月22日、2021年2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燕川公司法定代表人邓仕光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霍亮，被告周玉林，被告中昌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悦谦，被告一建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南、周志忠，被告鑫界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博帅、白惠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燕川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周玉林支付拖欠的工程款5624307.9元及利息（自2017年4月12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至付清之日止按全国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被告周玉林返还保证金80万元及利息（自2013年5月18日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起付清之日止按全国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3.被告周玉林赔偿停工及违约损失200万元；4.被告中昌公司对周玉林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被告一建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共同支付责任；5.被告鑫界公司在欠付一建公司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6.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事实和理由：被告鑫界公司将其开发的天水丽城（二期）福安门项目发包给被告一建公司，该被告又将工程转包给中昌公司，被告周玉林作为中昌公司的施工负责人，委托刘庆红为管理人员。2013年3月6日，原告与刘庆红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以下简称《劳务分包合同》），约定由原告承包天水丽城1#住宅楼及楼间车库工程的劳务，施工单价450元/平米（不含税金），按实际施工量结算工程款，并由燕川公司缴纳工程质量保证金80万元。后经双方协商，部分工程被收回，并约定了单价。经核对，被告周玉林至今尚欠原告工程款合计5624307.9元，工程保证金80万元至今亦未返还。被告中昌公司非法向周玉林出借资质，应对周玉林所欠原告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2017年7月20日，原告、被告周玉林及一建公司共同签订《备忘录》，约定被告鑫界公司向一建公司拨付工程款时，被告周玉林与原告无争议部分由被告一建公司负责按比例分别支付，符合债务加入的法律特征，一建公司应对周玉林的债务承担共同责任。被告鑫界公司应在欠付一建公司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被告周玉林辩称，我与原告结清了所有的工程款，原告已经出具了付清工人劳务费的证明。相反，我手中还有原告出具的40万元的借条，是原告欠我借款未还。此外，原告出具的《劳务分包合同》是虚假的，落款并非刘庆红签字。应驳回原告对周玉林的诉讼请求。 被告中昌公司辩称，1.一建公司提交的分包合同上并非中昌公司印章，中昌公司未与一建公司签订过案涉工程承包合同，也没有参与过案涉项目施工，也未收取过工程款。2.中昌公司未向周玉林出借过资质，授权委托书上印章并非中昌公司印章，中昌公司与案涉项目无关，不应该承担任何责任。 被告一建公司辩称，1.一建公司与原告没有合同关系，一建公司将涉案工程分包给中昌公司，中昌公司的代理人为周玉林，中昌公司与原告签订的协议与一建公司无关，原告主张的工程款、保证金均与一建公司没有关系。一建公司已将本案工程款全部支付给中昌公司委托代理人周玉林。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应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2.《备忘录》可以证明原告与周玉林之间存在法律关系，一建公司只是就周玉林与原告的工程款支付纠纷进行了调解，并非新的约定，更非原告主张的债务加入。应驳回原告对一建公司的诉讼请求。 被告鑫界公司辩称，原告与鑫界公司无任何法律关系，原告是否为周玉林施工与鑫界公司无关，鑫界公司无支付工程款的义务。且鑫界公司与一建公司的施工合同已履行完毕，工程款已全部支付，原告的诉请无事实基础。应驳回原告对鑫界公司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无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被告一建公司系鑫界王府二期福安门（包括G1#、G2#、B1#、B8#及楼间车库）项目承包人，发包人为鑫界公司。刘庆红系被告周玉林雇佣的现场管理人员，2017年4月12日，刘庆红与原告签订补充协议一份，双方确认工程款总计21361167元，暂扣未施工价款2440323元。同日，双方签订“结算单”一份，确认原告已收到工程款13374000元。2017年7月20日，原告、一建公司及周玉林达成《备忘录》一份。 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1.原告与被告周玉林是否签订过合同。原告提交的《劳务分包合同》系复印件，原告称原件交给了劳动监察大队后丢失了。合同落款发包人签名处写有“刘庆红”，周玉林对刘庆红签名的真实性有异议。因原告不能提供原件，无法进行笔迹鉴定。 2.被告周玉林是否欠付原告工程款及金额。 原告主张除与刘庆红签订《补充协议》《结算单》确定的应付款、扣减款及已付款外，还存在增项工程款77463.9元，举证：1、刘庆红于2013年7月15日签字的“临街防护协议”原件，涉及金额4万元；2、刘庆红于2013年9月13日出具的“局部拆除所需费用”原件，涉及金额32463.9元；3、2016年3月20日刘庆红书写的“证明”一份，涉及金额5000元。被告周玉林对三份证据上刘庆红签名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刘庆红没有将资料交付进行备案，故不予认可。 被告周玉林主张：1.2017年4月12日的《结算单》写明减工伤105万元及质保金后，余3429109元，而非原告主张的金额。扣除工伤款项是因为施工期间原告的工人发生工伤事故，但联系不上原告，后周玉林在公安部门组织下与伤者家属达成赔偿协议，并支付赔偿金105万元。其中给伤者家属赔偿款90万元，伤者家属来人吃住花费5万元，与伤者同乡的木工班组要求提前结算工资回家，支付工费10万元。举证：银行转账凭证90万元、木工组收条10万元；2.上述款项中，扣除原告影响工期、政府上访、甲方罚款、工人闹事等100多万元，剩余200万元直接从家里拿现金用十八酒坊的箱子装着，于2017年7月20日在一建公司地下车库三层给了原告，当日原告收款后出具了《证明》。原告质证意见为：1.认可其工人发生过工伤且未向工人赔偿，主张其已投保工伤责任事故保险，但被告周玉林及一建公司不让其参与协商赔偿事宜，且不让报保险。原告对于投保事宜未提供证据；2.对周玉林所称已支付现金200万元不予认可，签订补充协议后未收到周玉林任何款项；3.对《证明》真实性无异议，认为证明内容仅涉及工人工资已结清，并非结清了全部工程款，与本案诉讼的工程款并不矛盾。 被告一建公司称：出工伤事故时联系不上原告，是一建公司要求周玉林出面解决问题的。其他二被告就此争议焦点未发表意见。 综合双方举证质证意见，对双方所举证据审核认定如下：1.对于原告所举证据1-3，均有被告周玉林雇佣的现场管理人员刘庆红签字，刘庆红是否交给周玉林备案是其内部管理问题，故对被告周玉林的抗辩理由不予采信，认定该组证据的真实性。2.根据原、被告就工伤事故的陈述，可以认定在原告的工人出现工伤事故后，由周玉林进行了赔偿，故对于被告周玉林所举转账凭证的真实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予以认定；对于木工班组工费10万元，与工伤事故赔偿款并非同一性质，故对其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认定；对于吃住费用5万元，被告周玉林未提供证据，不予认定。3.对于被告周玉林所称向原告支付现金200万元的陈述，原告不予认可，且直接支付200万元大额现金，不符合常理，故对其主张不予认定。4.对于《证明》的真实性，双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 综合以上证据，查明事实如下：2013年7月15日，刘庆红与原告签署《临街防护协议》，约定临街防护工程造价8万元，双方各承担4万元，由原告负责施工；2013年9月13日，刘庆红签字确认局部拆除所需费用为32463.9元；2016年3月11日，刘庆红和邓仕光签署证明一份，约定室外电梯地梁和标准节五节费用1万元，双方各分摊一半5000元。三项金额合计77463.9元。 2017年4月12日，原告与刘庆红签订《补充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包括认可双方于2013年3月6日签订1#楼大清包合同，由于鑫界公司工程款不到位，造成工程不能正常施工，就此问题双方达成如下协议：1、确认建筑面积47469.26㎡，合同价款450元/㎡，总价21361167元；2、由于部分工程未完工，原告同意扣除2440323元，工程量有争议部分据实结算；质保金1068058元，质保期满付清等。同日，还由刘庆红书写了《结算单》一份，记载工程款总计21361167元，已付款共计13374000元，未完成工程人工费暂扣244万元，剩余工程款5547167元。主文内容由刘庆红书写，邓仕光签名同时写明：“暂扣单价认，数量据实计算”，在这部分内容上方刘庆红写有“减工伤105万，质保金1068058元，余3429109元整”。原告对此部分内容有异议，主张系刘庆红事后擅自添加的，对其他内容无异议。对比两部分内容，存在以下不同：1、字迹的疏密程度不一致，双方无争议部分较为稀疏，有争议部分较为紧密；2、字迹书写方向有差异，无争议部分平直，有争议部分自左向右往上倾斜，而邓仕光所写“暂扣单价认，数量据实计算”的内容，明显自左向右往上倾斜。基于以上差异，两部分内容非一次形成的可能性较高。此外，一般情况下，在核对应付款、已付款后，如有其他扣款应一一列明，再计算“剩余工程款”。此《结算单》中列明了扣款244万元，在计算“剩余工程款”后再次出现扣款，不符合日常书写及对账习惯。另查，双方均无此份证据的原件，原告称当天先签署了《结算单》，后觉得内容不详细，就重新签订了《补充协议》，因此没有保留原件。复印件是其在劳动监察大队复印的。原告对于不能提交原件的解释亦较为合理。综上，本院认定“减工伤105万，质保金1068058元，余3429109元整”的内容系刘庆红擅自添加，对原告无约束力。但基于原告认可其工人出现工伤事故且其并未赔偿，也未提供投保工伤保险的证据，亦未主张已付款中包含工伤赔偿款，故应自工程款中扣除周玉林所支付的赔偿款90万元。 2017年7月20日，原告出具证明一份：“……鑫界王府高层1#住宅楼工程，所有工人工资已全部付清，没有拖欠情况。如再发生工人上访、投诉、讨薪或影响一建公司正常办公等事宜，均由燕川公司及邓仕光承担全部责任并负责解决，与一建公司无关”。被告周玉林以此主张已付清原告工程款，对此，本院认为，首先，《证明》只涉及工人工资已付清，而原告作为劳务公司施工所支付的还有辅料费、机械费用、管理费用等，仅付清工人工资不能证明劳务费已结清。其次，自双方签订《补充协议》《结算单》后，被告周玉林无证据证明又向原告支付过款项，故应认定被告周玉林尚欠原告工程款5547167+77463.9-900000=4724630.9元（含质保金）。 3、周玉林应否返还原告保证金80万元。被告周玉林认可收到原告保证金80万元，并认可应在主体完成后退还，但主张与原告向其借款90万元抵销。举证：2013年借条一份、2014年借条及收条各一份，金额总计90万元。原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主张在2017年双方对账时已计算在已付款13374000元中。 4、原告是否存在损失200万元。 原告主张，损失为租金及人员工资。（1）租金损失分两部分，一是停工导致的租金损失，从2015年10月计算到2017年4月12日，二是从2017年4月12日撤场被告周玉林继续使用原告所租赁设备的租金损失。双方在《补充协议》第3条约定：“剩余工程量乙方保证继续配合施工完毕”，意思是周玉林继续使用我方所租用的建筑机械。两部分共计产生租金损失2013827.56元。举证：租赁合同、结算单、证明、发货单、收货单等；（2）2015年10月5日邓仕光与刘庆红签订《协议》，载明“由于甲方资金紧张不能按时拨付工程款”，可以证明停工的原因在于周玉林及其发包人一方，故其应当承担停工期间的工人工资，自2015年10月至2016年12月停工导致的管理人员的工资损失1340602元。以上两项合计已经300多万元，扣除我方施工工期内的合理支出后，只主张损失200万元。举证：邓仕光与刘庆红签订的协议、工资表。 被告周玉林对2015年10月5日邓仕光与刘庆红签订《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原告主张的损失及其他证据均不认可，主张撤场时施工现场仅剩原告一台塔吊，多次要求原告拆走，不存在由周玉林继续使用租赁设备并支付租赁费的约定。《补充协议》第3条的约定并非指租赁费承担，是指要求原告管好自己的工人，不要再闹事了，让工程继续顺利施工。关于工资问题，2015年10月原告就没有人员在场了，不存在所谓的工资损失。 5、中昌公司是否向周玉林出借资质及一建公司是否构成债务加入。 原告主张一建公司构成债务加入。举证：原告、周玉林及一建公司签订的《备忘录》。被告周玉林及一建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只是就原告与周玉林之间的工程款支付进行了调解，并不是债务加入。 被告一建公司主张将案涉工程分包给被告中昌公司，被告周玉林持有中昌公司出具的委托书，其后期将工程款支付给周玉林。举证：1.加盖中昌公司印章的《建设工程分包合同》《授权委托书》复印件；2.多份法院的生效判决确认一建公司与中昌公司的劳务分包合同。被告中昌公司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有异议，两份材料上均非该公司印章；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因中昌公司并非案件当事人，故判决对其无约束力。 对以上证据分析认定如下：对《备忘录》及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一建公司未提交《建设工程分包合同》《授权委托书》的原件，被告中昌公司对印章真实性提出异议，因两份证据属于私文书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二条规定：“私文书证的真实性，由主张以私文书证证明案件事实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据此，本院向一建公司释明应由其提出鉴定申请，该被告在本院指定的期限内不能提供原件亦未申请鉴定，故对《建设工程分包合同》《授权委托书》的真实性不予确认。 综合以上证据，查明事实如下：2017年7月20日，一建公司作为甲方、周玉林作为乙方、原告作为丙方达成《备忘录》一份：1、鑫界王府G1#楼地产公司拨付工程款时，乙方、丙方无争议部分款项甲方负责按比例分别支付乙方、丙方；2、有争议部分乙方、丙方协商，协商不成时由甲方负责调解。 被告周玉林认可与中昌公司无劳务或合同关系。本院做出的（2017）冀0104民初647号民事判决查明的事实部分载明：“一建公司下属金属结构分公司与中昌公司签订《建设工程分包合同》，将天水丽城二期福安门工程分包给中昌公司。中昌公司委托其职员周玉林作为分包工程的全权代理人。”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做出的（2017）冀0102民初4762号民事判决、（2020）冀0102民初2250号民事判决查明事实部分均有类似表述。上述三案中，中昌公司均不是案件当事人，未参与案件诉讼。 6、案涉工程是否竣工验收及实际入住时间。 被告一建公司和鑫界公司均认可案涉楼盘分项验收已完毕，尚未进行综合竣工验收，交付及入住时间为2020年初。另，二被告均认可案涉项目工程款已结算完毕。原告主张交房时间为2018年12月，举证：福利分房协议、装修施工许可证、装修施工许可证的交费收据，均为复印件。各被告对证据均不认可，认为复印件不能作为证据使用，鑫界公司还提出证据记载的物业公司与实际聘用的物业公司不符。 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审核认定如下：因原告不能提供证据原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条的规定，本院对该组证据不予采信。认定案涉楼盘交付及入住时间为2020年初。 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周玉林存在劳务分包合同关系，但周玉林否认原告提交的分包合同落款刘庆红签名的真实性，因原告不能提供《劳务分包合同》原件导致无法进行笔迹鉴定，应由原告自行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争议焦点为：一、被告周玉林应支付原告工程款的金额及保证金应否返还；二、原告主张损失200万元应否支持；三、中昌公司及一建公司、鑫界公司应否承担责任。 关于争议焦点一，根据查明的事实，被告周玉林尚欠原告工程款4724630.9元。双方在《补充协议》中已明确质保金1068058元待质保期满付清，案涉项目尚未办理竣工验收手续，于2020年初实际入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建设施工合同司法解释（一）》）第九条第（三）项之规定，质保期应自2020年1月1日起算。因原告不能提供合同，无法确认双方就质保金的返还期限是如何约定的，《建设施工合同司法解释（一）》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当事人未约定工程质量保证金返还期限的，自建设工程通过竣工验收之日起满二年”，据此，原告要求被告周玉林一并返还质保金，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可待期限届满后另行主张。确认被告周玉林应付原告工程款4724630.9元-1068058元=3656572.9元。关于原告主张的利息问题，因原告不能提供合同，应视为双方对付款期限没有约定，根据《建设施工合同司法解释（一）》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一）项的规定，被告周玉林应自工程交付之日即2020年1月1日起以欠工程款金额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利息。 关于保证金问题，被告周玉林已收到原告保证金80万元并认可应当退还，其主张以原告的借条和收条抵销，本院认为，借条和收条均发生在2017年双方对账之前，按照一般交易习惯，会将之前原告的借款、收款等均计入已付款，且双方均认可原始收条、借条等对账后并未收回，现被告单独拿出几份债权凭证，要求抵销所欠原告的保证金，理据不足，不应支持，被告应当返还并赔偿资金占用利息损失。 关于争议焦点二，首先，关于原告主张的停工问题，因原告不能提供分包合同，无法确认双方约定的施工工期。双方于2015年10月5日签订《协议》约定了因资金不足原告不再施工后续工程，原告也认可自此工人撤场。既然后续工程已交由他人施工，原告并无留守工地的必要，现再主张自2015年10月至2016年12月两名管理人员的工资134余万元，不应支持。其次，关于租金损失问题，原告主张自2015年10月停工及2017年4月其撤场后周玉林继续使用其设备造成租金损失。有关停工问题不再赘述；按照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双方在签订《补充协议》时，如协商由周玉林继续使用原告的租赁材料并支付租赁费的话，应在协议中一并约定或经原告协调由周玉林与出租方另行签订租赁协议，但该协议中并无相关内容。据此，原告主张租金损失，并未提供相应证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三，原告主张周玉林与中昌公司系挂靠关系，二被告并不认可，原告负有举证责任。根据查明的事实，周玉林与中昌公司无劳务及合同关系，一建公司不能证明与中昌公司签订劳务分包合同，各方均无证据证明中昌公司参与过案涉工程施工或收取过工程款项，故原告主张中昌公司出借资质，并要求其承担连带责任，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被告一建公司应否承担责任问题，一建公司确与原告及周玉林共同签订了《备忘录》，但内容并无一建公司与周玉林一并承担债务或将周玉林债务转移给一建公司履行的意思表示，原告以此主张一建公司构成债务加入，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鑫界公司应否承担责任问题，因一建公司与鑫界公司均认可案涉项目已结算完毕，并无欠付工程款的情形，原告要求其承担责任，不符合《建设施工合同司法解释（一）》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第二百八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九条第（三）项、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一）项、第四十三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周玉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河北燕川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工程款3656572.9元并支付利息（自2020年1月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二、被告周玉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河北燕川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保证金80万元并支付利息（自2020年1月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三、驳回原告河北燕川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被告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75220元，由被告周玉林负担42453元，原告河北燕川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负担32767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状及相关材料向本院诉讼服务中心材料收转窗口递交，或邮寄至本院诉讼服务中心（邮寄地址：石家庄市桥西区，邮编：050091，收件人：材料收转窗口）。上诉案件受理费应当在上诉期限届满之日起7日内预交（收款单位：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62×××47，开户银行：河北银行华兴支行）。逾期未交也未提出缓交申请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李彦红 人民陪审员  孙建会 人民陪审员  韩亚利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田丽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