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19民终1469号上诉人（一审原告）：区绮琪，女，1993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1××××××，公民身份号码：440×××××××********。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东海，广东律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广东多多影视传媒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南城区××××××××整栋**建筑楼房。法定代表人：许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连禧，广东百勤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钟韵诗，广东百勤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区绮琪因与被上诉人广东多多影视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多多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20）粤1971民初270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区绮琪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双方签订的《电影项目联合摄制合同》；2.判令多多公司返还区绮琪投资款3000000元；3.判令由多多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区绮琪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审受理费15400元（区绮琪已预交），由区绮琪负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与理由详见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20）粤1971民初27051号民事判决书。上诉人区绮琪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解除双方签订的《电影项目联合摄制合同》，多多公司返还区绮琪投资款3000000元。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多多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目前证据只能证明多多公司完成了电影《呼吸的音乐》的拍摄及报批公映手续，即使多多公司可以证明区绮琪对该电影的拍摄情况有所了解或知晓，但无法证明该电影系双方合作拍摄电影的标的作品。双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也未明确合作拍摄的电影标的作品，且从双方合同中的表述来看，区绮琪有理由认为双方合作拍摄的电影标的作品只有双方作为投资股东。从《呼吸的音乐》备案信息来看，该电影作品有不包括区绮琪在内的四家联合出品人即可理解为四方投资人，与区绮琪根本无任何关联，由此应推定多多公司假借电影《呼吸的音乐》告知区绮琪，但实际该电影与区绮琪的投资及双方的联合拍摄却无任何关系，一审法院不应以区绮琪知晓即认定多多公司已履行合同义务。（二）依据电影《呼吸的音乐》备案信息来看，该电影作品有不包括区绮琪在内的四家联合出品人，区绮琪认为出品方主要是指电影的出资方，它也可以是公司，也可以是个人，出品方作为投资人是整部影片票房收益和版权收益的主要受益人。同时双方合同第8.1条明确约定：“双方在影片中均署名为联合出品，双方法人或指定人员在该影片中署名为出品人”。所以只有区绮琪在双方合作标的影片中作为出品人署名，才可真正的实现作为电影投资人法定权利和合同约定权利，上述权利即包括投资收益权，也包括署名权等方面的人格权利。区绮琪在该电影作品中的官方备案中都未能作为出品人得到署名，其作为出品人（即投资人）的投资收益权和人格权又如何得到保障，更是无法得到实现。（三）从影片《呼吸的音乐》的备案性质来看，是公益性质，而双方签订联合拍摄合同的目的是为了追求商业性质的经济利益，但具有公益性质的影片不以商业性质为目的，从这看出，《呼吸的音乐》非双方合同约定的影片。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错误判决，并予以改判。被上诉人多多公司向本院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一）《呼吸的音乐》是本案双方合作投资的影视作品。其一，电影《呼吸的音乐》与合同约定的项目类型、题材、类别均一致，多多公司己依照合同约定完成了资金投入；提供影片项目、剧本以及衍生出的各项版权、知识产权；剧组组建、拍摄生产、后期制作等工作，并按进度制作了《项目进度报告》和《项目费用支出明细表》发送区绮琪，以报告电影拍摄进度及有关投资款项的支出情况，多多公司所发送的《项目进度报告》均明确注明“项目名称：院线电影《呼吸的音乐》”，区绮琪己行使其对于该合作电影的监制权，不存在不知道合作标的的可能。其二，区绮琪本人于2018年12月18日出席了案涉电影的开机仪式并亲自进行揭幕（详见多多公司一审提交的证据五），如区绮琪非案涉电影的投资人，其不可能具有出席该开机仪式的资格。其三，双方于2018年8月8日签署《电影项目联合摄制合同书》后，多多公司于2018年12月18日开机拍摄电影《呼吸的音乐》，于2019年1月6日杀青，于2019年3月20日取得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宣传文化部的复函，于2019年8月16日经广东省电影局对内容审查通过，于2019年11月18日获得国家电影局发放的《公映许可证》及电影片片头（“龙头”），上述时间符合电影立项、拍摄、审批的正常流程，也符合双方签署合同时对于电影摄制的合理预期，故多多公司己依约履行完毕拍摄合作电影的义务。其四，依据区绮琪与多多公司及其委托代理人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包括但不限于：(1)多多公司于2020年5月l1日按照区绮琪要求重新将电影《呼吸的音乐》相关报告发送区绮琪后，区绮琪陈述“之前我们的聊天记录都在另一部手机，在国内没带过来，所以资料不在我手上。鉴于丰哥问起这个案件的进度，国内的高管团队才会去跟进”；(2)多多公司与区绮琪委托代理人广东中盟高科有限公司总裁钟立维曾两次（2020年1月及2020年5月）就案涉电影的合作事宜相约面谈等，足以证明区绮琪明知电影《呼吸的音乐》为双方合作拍摄电影的标的，且曾收到过多多公司就该合作电影的进度报告。（二）案涉电影现正处于宣发阶段，尚未在院线上映和产生收益，故无法据此认定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根据《电影项目联合摄制合同书》第四条第3款约定“根据项目进展情况，在该影片完成全部制作并正式发行之前，双方另立补充协议约定收益分配周期”，即区绮琪的收益是通过双方另行签订补充协议的方式确定，而不是以《公映许可证》的署名确定收益，即有无署名并不影响区绮琪投资收益的实现或投资风险的承担。现案涉电影尚未正式发行和产生收益，暂无法拟订收益分配周期，故待案涉电影在院线正式上映之时，双方即可通过签订补充协议确定实际的收益分配。（三）区绮琪主张“多多公司未能提供在《公映许可证》上署名为区绮琪的作品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毫无任何依据。首先，根据《电影项目联合摄制合同书》第八条第1款约定“双方在该电影中均署名为联合出品，双方法人或指定人员在该影片中署名为出品人”，即合同仅就影片字幕署名作出了相关约定，但并未约定区绮琪享有在《公映许可证》上署名的权利，也未就电影著作权的归属作出约定。现多多公司己在影片中将区绮琪指定人员周恒丰署名为监制，并将其指定的广东中盟高科有限公司及其旗下的广东中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署名在特别鸣谢单位（出资人），确己保障区绮琪的署名权。其次，对于电影的著作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五条规定“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的著作权由制片者享有”，现案涉电影的唯—制片者为多多公司，故在《电影项目联合摄制合同书》对著作权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形下，区绮琪无权主张除投资收益权和署名权以外的其他著作权利。再次，区绮琪未能在《公映许可证》或影片中署名为出品单位，是由于国家政策原因所致使，并非多多公司原因。国家电影局及广电部门最新规定，非内资文化传媒类公司均不得署名为出品单位，即自然人和外资公司均不具有署名权，现由于区绮琪为自然人，广东中盟高科有限公司不是文化传媒类公司，区绮琪曾指定署名的广东中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是外资公司，故均无法署名为出品单位。多多公司己及时将该政策变更情况告知区绮琪，并经双方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在影片字幕中进行相应署名即可（特别说明：该影片字幕署名在申请《公映许可证》时也必须备案，备案后就不能修改）。另，案涉电影的联合摄制（出品）单位还包括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等组织、政府部门和公司，也是由于不符合上述规定而不能直接署名为出品单位，后署名在特别鸣谢单位，与区绮琪及中盟公司的情况相同，故不能仅以《公映许可证》的署名来认定著作人身权和财产权的归属。最后，出品人并不等同于投资人，它既包括提供资金的投资方，也包括具有影视界或市场销售人脉和资源或具有拉拢投资商能力的单位，从区绮琪所述“出品方主要指出资方”而不是仅指出资方亦可体现该要义，故区绮琪以《公映许可证》上有四个出品人，与合同约定的两名投资人不一致为由，主张电影《呼吸的音乐》与其没有关联，显然是断章取义，没有事实依据。（四）区绮琪所述自相矛盾，无法证实其主张。区绮琪认为双方没有明确合同标的，同时又主张多多公司已擅自将区绮琪的投资款用于制作其他电影即《呼吸的音乐》，但区绮琪却主动参与了电影《呼吸的音乐》的开机仪式等电影摄制流程，并在收到相关项目进度报告及费用支出表后从未提出任何异议，正常人怎么可能大额投资300万后如此关心别人的电影而从不过问自己投资的电影，并且从未书面催告多多公司履行相关拍摄义务及告知义务呢？此举明显与常理不符。（五）区绮琪所说案涉作品是公益性质的影片与事实不符，影片的内容具有公益性，但案涉影片并非公益性质的影片，区绮琪混淆公益题材与公益电影的概念。至于广东省残联与东莞残联是否参与该影片、是否有政府补贴并不影响合同目的的实现。综上，区绮琪以“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为由解除合同的主张，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且存在恶意诉讼行为，故为维护多多公司的合法权益，恳请贵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多多公司提交了《电影企业经营资格准入暂行规定》、《电影剧本（梗概）备案、电影片管理规定》、《国产电影片字幕管理规定》、《电影片送审须知》，拟证明出品单位不能是自然人或者含有外资性质的企业。区绮琪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其认为多多公司完全知晓广东中盟集团、周恒丰等人或单位均未获得摄制电影许可证，合同也约定了合作标的影片为联合出品，但其仍然与区绮琪签订案涉合同，存在重大隐瞒;多多公司在影片摄制完成后进行相关申报手续期间从未告知区绮琪无法署名;区绮琪在签合同时不清楚作为个人是否可以署名，直到一审庭审多多公司出具相关证据后，才获知依据相关规定，其确实不能署名。多多公司则主张其没有隐瞒区绮琪，且在审批过程中要求区绮琪提供符合条件的出品单位，但因区绮琪提供的单位或个人均不符合条件，才导致无法署名为出品单位，因双方当时是通过电话和当面沟通，故无法提供相关证据。区绮琪确认多多公司一审提交的其员工姜凯与区绮琪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区绮琪提到的“丰哥”和“中盟集团”分别是周恒丰和包括广东中盟高科有限公司及其他关联公司，区绮琪与周恒丰是朋友关系，区绮琪当时有拜托中盟集团实际控制人周恒丰帮忙协调相关事宜，同时中盟集团也有委派钟立维对具体事宜进行沟通，但合同实际权利义务与中盟集团、周恒丰没有关联；区绮琪还确认该微信聊天记录中姜凯发送给区绮琪的项目费用支出明细表、收款证明、新闻发布会嘉宾名单是《呼吸的音乐》的相关资料。一审庭审中，区绮琪称其与广东中盟高科有限公司、周恒丰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另外，多多公司二审期间补交了一审期间已提交的影片《呼吸的音乐》新闻发布会暨开机仪式照片的清晰版及该开机仪式现场的其他照片。区绮琪对于该照片的真实性确认，也确认其参加了该开机仪式，但其认为不能证明该影片为案涉合同的标的影视作品，且从该影片的备案信息看出，该影片与区绮琪无关。根据该照片显示，新闻发布会背景板上注明了北京神州金马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为出品单位之一，多多公司与深圳市青春印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银海文化传媒（深圳）有限公司共同为摄制单位，区绮琪没有被列为出品单位或出品人。另，案涉《电影公映许可证》记载出品单位和摄制单位均为：多多公司、深圳市青春印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银海文化传媒（深圳）有限公司、北京神州金马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本院认为，本案为合同纠纷案件。案涉《电影项目联合摄制合同》是区绮琪与多多公司签订的，且多多公司出具的落款日期为2020年5月12日的收款证明也载明了多多公司共收取区绮琪支付的的电影项目投资款3000000元，区绮琪已履行完案涉合同约定的相关义务，故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合同主体为区绮琪和多多公司并无不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之规定，应针对上诉人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围绕区绮琪提起的上诉，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区绮琪请求解除案涉《电影项目联合摄制合同》的理由是否成立。对此，本院分析如下：关于多多公司是否已履行合同约定的拍摄电影义务。首先，根据影片《呼吸的音乐》的审查资料显示，该影片为公益题材，与案涉合同约定的“题材：现代社会公益题材”相符。该影片的开机拍摄也是在区绮琪付清案涉投资款不久后进行。而且，区绮琪参加了该影片的新闻发布会暨开机仪式。其次，根据多多公司员工与区绮琪的微信聊天记录可知，区绮琪在2020年5月11日以前已经收到过多多公司发送的关于影片《呼吸的音乐》的进度报告、费用支出明细表等资料，区绮琪对影片的相关情况是清楚的，且并未提出该影片非双方合作摄制影片。因此，以上证据可形成证据链，足以证明影片《呼吸的音乐》为案涉合同约定双方共同摄制的影片。区绮琪主张多多公司未履行合同约定的拍摄电影义务，并以此为由请求解除合同，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至于区绮琪上诉主张其未能在影片中作为出品人署名，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问题。根据多多公司提交的影片《呼吸的音乐》新闻发布会暨开机仪式照片显示，新闻发布会背景板上注明了案涉《电影公映许可证》中除多多公司外的其余三名出品人分别为出品单位和摄制单位，区绮琪没有被列为出品单位或出品人，而区绮琪参加了该仪式，故其对此应当是知情且没有异议的。因此，区绮琪上诉以其不能署名为联合出品单位为由请求解除合同，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区绮琪的上诉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800元，由上诉人区绮琪负担（已预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卢健如审判员  冯婉娥审判员  徐华毅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黎紫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