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黔01民终10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案外人）：宋建民，男，汉族，1958年10月10日生，住贵州省息烽县。上诉人（原审原告、案外人）：石献可，女，汉族，1955年9月29日生，住河南省南乐县。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瑶，贵州黔鹰律师事务所律师。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冉雨寒，贵州黔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申请执行人）：朱珉，男，汉族，1959年2月19日生，户籍地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现住贵州省息烽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潇瑶，贵州黔策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雨芹，贵州黔策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被执行人）：方恩珍，女，1958年10月8日生，汉族，住贵州省息烽县。原审第三人（被执行人）：刘昌辉，男，1959年5月28日生，汉族，住贵州省息烽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廖静，贵州朝华明鑫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军，贵阳市息烽县中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宋建民、石献可与被上诉人朱珉及原审第三人方恩珍、刘昌辉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贵州省息烽县人民法院（2020）黔0122民初10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宋建民、石献可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停止对位于贵阳市息烽县间门面（产权证号：息房权证永靖镇第17000670号）的强制执行；2.请求依法确认位于贵阳市息烽县间门面（产权证号：息房权证永靖镇第17000670号）所有权归上诉人宋建民、石献可所有；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朱珉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石献可于2017年9月30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原审第三人刘昌辉支付借款人民币1412075.62元，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于2018年7月28日签订《门面买卖协议》，将本案诉争的位于贵阳市息烽县门面出售给上诉人，上述协议系在诉争房屋被人民法院查封前签订且真实、合法、有效，一审法院以无法判断上诉人与第三人之间抵债合意的真伪，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系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本案中上诉人一审提交了2017年9月30日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息烽支行的流水明细，可充分证实上诉人石献可在收到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发还的执行案款后，应原审第三人刘昌辉的借款要求，直接将上述款项支付给了原审第三人刘昌辉，其借贷关系合法有效。另，庭审中刘昌辉亦当庭陈述，其系因需要偿还银行的贷款和其他债务才找上诉人借款，并提交了收到上述借款后分期支付银行贷款及其他债务的证据，可充分证明借款的真实性。2.上诉人提交了2018年7月28日与第三人签订的《门面买卖协议》，虽然该协议项下条款存在瑕疵，但从协议主要内容的约定、价款未偿还以及在签订协议的第二天将诉争门面交付给上诉人的事实即可证明上诉人与第三人于2018年7月28日签订的《门面买卖协议》是真实、合法、有效的。3.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原审第三人于2018年8月27日在办理离婚手续时提交的《离婚协议》，拟证明《离婚协议》项下原审第三人方恩珍、刘昌辉之间约定将本案诉争房屋赠与给其儿子，与上诉人提供的《门面买卖协议》相互矛盾，以此推断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签订的《门面买卖协议》不具有真实性，既没有事实依据，亦无法律根据，理由如下：①本案案涉的《门面买卖协议》系在原审第三人与上诉人之间存在借款关系，且上诉人有购买门面的需求的情况下签订，具有事实基础，协议项下约定将诉争房屋出售给上诉人系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②《离婚协议》系原审第三人之间单方形成，且为内部约定，对外不具备法律效力。③《离婚协议》项下原审第三人约定将已出售给上诉人的房屋赠与给原审第三人的儿子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该协议的约定并不溯及上诉人，不能以该协议约定的内容来推定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签订的《门面买卖协议》不具有真实、合法性，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很多“一房二卖”的情形，根据相关司法解释，出现“一房二卖”的情形应根据协议的签订时间、是否交付房屋为依据来认定房屋所有权的归属，故本案中不能基于原审第三人内部之间的赠与约定来推断与上诉人签订的《门面买卖协议》不具有真实、合法性。④在一审中，原审第三人就为什么在签订《门面买卖协议》后，还在《离婚协议》中约定赠与条款进行了合理说明并提交了相关证据予以印证，其原因系2018年在办理离婚手续时提交的《离婚协议》为2018年之前双方闹离婚时拟订的协议，协议项下约定的关于赠与的内容并非2018年8月27日办理离婚时的真实情况。⑤原审第三人及上诉人均系没有系统培训过的法盲，只是按照自己的意思表示完成自己的意愿，在实施过程中可能有部分瑕疵或者违反常理的意思自治，但是这并不能表明双方的买卖关系的不成立，因为双方的意思自治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在实践中不像学法的人能够做得面面俱到，思路清晰正常，反之，房屋的查封上诉人并不知情，房屋的协议如何书写也不是专业人士来判断，如果试想双方恶意串通至少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也不会有提前准备好的打款流水，也不会有买卖协议，一审之中原审第三人提出了如果对形成时间有意见可以申请鉴定，该鉴定有参照物是可以鉴定出来的，但是一审法院并没有给与上诉人释明和准予，用一个专业人士的角度来审查一个非专业人士书写的协议瑕疵，这是与实际不符，认定事实不清之处；综上，本案上诉人借款给原审第三人系事实，其抵债合意真实有效，一审法院以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之间的关系，与离婚协议的约定相矛盾及尚无鉴定合同确切签订时间的有效技术手段等原因认为无法判断上诉人与第三人之间抵债合意的真伪，系认定事实不清。二、原审第三人已于《门面买卖协议》签订的第二天将本案诉争房屋交付给上诉人，且由上诉人自行将上述门面出租给承租人使用，并收取租金，充分证明上诉人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本案诉争房屋。上诉人享有的权利已转化为物权期待权，并非单纯的金钱债权，一审法院认为即使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签订的《门面买卖协议书》有效，但系消灭金钱债权，不应优先于另外一个金钱债权的实现，认为上诉人主张的民事权益不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系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1.上诉人一审中提交了本案诉争3个门面的《门面租赁合同》、收取租金的银行流水明细及相关情况说明，已充分证明上诉人在《门面买卖协议》签订后即合法占有了诉争房屋并将房屋出租，收取租金的事实，此时，上诉人享有的权利已转化为物权期待权，并非单纯的金钱债权。2.一审中，证人付某、张某作为本案诉争房屋的承租人出庭作证，当庭向法院陈述了其系在核实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签订的《门面买卖协议》后才与上诉人签订《门面租赁合同》，并将租金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直接支付给上诉人，且明确表示虽然不记得上诉人与第三人签订《门面买卖协议》的具体日期，但清楚记得当时的时间应为2018年7月底，且上诉人与第三人系在《门面买卖协议》落款的签订日期的第二天即找到他们，明确告知门面已卖给上诉人，要求他们直接与上诉人签订合同，并将租金直接支付给上诉人。充分证明上诉人在《门面买卖协议》签订的第二天，即2018年7月29日已合法占有诉争房屋的事实。3.本案中，上诉人系基于有购买门面的需求，才与原审第三人签订《门面买卖协议》，而并非单纯的为了冲抵债务，一审法院以为了债务冲抵为由，认定其目的是为了消灭金钱债务，认为本案不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的规定，系认定事实错误，本案中上诉人已经满足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的规定的四个要件，所有的发生均在被上诉人起诉之前，根据（2018）最高法民审1382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以房抵债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的规定的四个要件是可以排除法院执行行为的，而原审法院错误的认定为不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的规定，其适用法律错误。综上，上诉人一审中提交的书证与证人证言之间相互印证，充分证明上诉人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本案诉争房屋，此时，上诉人应享有的权利为物权期待权，一审法错误。三、本案中，上诉人提交的证据相互印证，可以形成证据锁链，充分证明了本案事实，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在本案房屋被查封前即签订合法有效的《房屋买卖协议》，已支付全部价款，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且非因上诉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依法应当判决停止对位于贵阳市息烽县间门面（产权证号：息房权证永靖镇第17000670号）的强制执行，确认上述门面的所有权归上诉人宋建民、石献可所有。被上诉人朱珉答辩称，1.本案不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案涉三个门面在本案中不存在转移登记的情形，因此不具有排他性的物权权利，上诉人依据前述规定请求判令法院停止对该三个门面的执行没有法律依据；2.被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之间的诉讼是2018年8月27日提起，而原审第三人在同日到民政部门办理了离婚登记，在双方签订的离婚协议中，明确约定了将案涉的三间门面赠予给儿子刘洪志，息烽县人民法院根据被上诉人的申请于2018年9月28日向方恩珍和刘昌辉进行了保全裁定文书的送达，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均未对该门面的查封提出异议，直到本案进入执行程序，上诉人又拿出一份刚好签订在被上诉人起诉之前的《门面买卖协议》要求排除被上诉人的执行，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间的特殊关系，不能排除双方通过补签或其他形式达到排除执行的合理怀疑，客观上，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在接受法庭询问时，也存在含糊其辞的情况，因此，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审第三人方恩珍、刘昌辉陈述，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之间的金钱之债关系已经消灭，双方签订《门面买卖协议》必然会导致一个新的法律关系产生，本案是一个物权关系，一审法院只看到签订的新的协议之后双方之前的法律关系消灭，忽略了最直接的法律关系，本案依法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因为该法律适用的前提仅有一个，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本案应当适用这一条，本案不应适用刑事标准的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证据标准来判定本案，本案的证据只有非真即假，《门面买卖协议》若是虚假的，原审第三人必然要承担虚假诉讼的刑事风险，若不存在上述情况，那应当认定该协议的真实性并依法予以采信。针对被上诉人提到的买卖协议，若是伪造的或事后补救的，这样的买卖协议可以通过鉴定的方式予以鉴定出来，且在2018年原审第三人离婚时有签字的参照物，是可以比照出来的，所以买卖合同的签订时间和款项支付的时间均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宋建民、石献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停止对位于贵阳市息烽县间门面（产权证号：息房权证永靖镇第17000670号）的强制执行；2.请求依法确认位于贵阳市息烽县间门面（产权证号：息房权证永靖镇第17000670号）所有权归原告所有；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坐落于息烽县三间门面，系根据中国农业银行贵州省分行黔农银发（2007）225号关于印发《中国农业银行贵州省分行资产确权处置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的文件精神，中国农业银行贵州省分行营业部于2007年8月15日委托贵州国威拍卖有限公司将中国农业银行息烽县支行所属位于息烽县的农贸混合楼10间门面进行拍卖。方恩珍、刘立祥、黄正荣三人于2007年9月8日签订《整体购买息烽农行农贸市场10间门面合同》，黄正荣以75万元的价格成功竞得了上述10个门面。后方恩珍、刘立祥、黄正荣三人因竞拍所得门面的分配产生纠纷，方恩珍、刘立祥遂向人民法院起诉黄正荣，要求对竞拍所得的门面进行分配。该案经一审判决，当事人不服上诉到二审法院，二审法院在审理中组织调解，三人达成了对上述10个门面进行分配的协议，并制作（2008）筑民一终字第964号民事调解书送达双方当事人。方恩珍据此调解书拥有了中国农业银行息烽县支行所属位于息烽县三间门面的所有权，因客观原因一直未将该门面登记到方恩珍名下。同时查明，方恩珍、刘昌辉原系夫妻关系，两人共同生育一子刘洪志；石献可、宋建民系夫妻关系，两人共同生育女儿宋雪梅；刘洪志与宋雪梅系夫妻关系。石献可在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息烽支行开户的账号62×××84在2017年9月30日的第一条流水信息显示续存6.84元，账户余额6.84元；第二条流水信息显示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从149022011100000229账号发还案款转账1412075.62元；第三条流水信息显示向刘昌辉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息烽县支行开户的账号62×××20还贷款转账人民币1412075.62元。2017年10月3日，石献可的该账户特殊销户交易金额6.84元，账户余额为0，其余再无流水记录。刘昌辉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息烽县支行开户的账号62×××20显示，4月12日，宋建民名下账号62×××46向刘昌辉该账户转入452755元。同时在石献可名下账户于2017年9月30日向刘昌辉该账户转入1412075.62元。另查明，宋建民、石献可作为乙方与第三人作为甲方于2018年7月28日签订的《门面买卖协议书》载明：第一条房屋基本情况现甲方自愿将甲方合法拥有的坐落在农行息烽县支行所属位于息烽县农贸混合楼6、7、8门面房屋卖给乙方，并将与所出卖房屋的使用权同时转让给乙方。乙方也充分相识该房屋具体情况，并自愿购买该房屋，建筑面积94.8平方米（其中实际建筑面积94.8平方米）；第二条价格双方议定上述房地产按栋单元计算，每栋单价1412080元，总价款为人民币，大写壹佰肆拾壹万贰仟零捌拾元整，即人民币1412080元；第三条付款方式及期限乙方应在本合同生效之日起日内，向甲方一次性支付购房款（人民币贰拾肆万元），由银行直接划拨给甲方指定账号。因甲方提供指定账号错误等原因造成甲方购房款无法到账的责任由甲方全部承担。乙方出具银行划拨凭证，甲方应开具收款收据或收款证明；第四条交付期限甲方应于购房款到账之日起柒日内，将该房屋交付给乙方等内容；第五条乙方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乙方未按本合同约定的付款方式付款，每逾期一日，按照逾期金额的2‰支付违约金，逾期达一个月以上的，既视为乙方不履行本合同，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届时将由乙方承担此次交易中双方的全部费用，并向甲方支付购房款10%违约金等内容。还查明，2018年8月27日，（2018）黔0122民初1421号立案受理朱珉诉方恩珍、刘昌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同日，方恩珍与刘昌辉到息烽县民政局办理了协议离婚，离婚协议载明：1、双方自愿离婚；2、儿子刘洪志已长大成人不用抚养；3、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有共同财产，共同买的中国农业银行息烽县支行所属位于息烽县的农贸混合楼10间门面，面向该门面正前方从南至北依序号1号至10号进行排列，6号至8号共3间门面，归儿子刘洪志所有；4、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无共同债权，债务为各自名下债务各自偿还。2018年9月17日，朱珉向一审法院申请对方恩珍、刘昌辉名下的财产进行诉讼保全（含息烽县三间门面，产权证号为：息房权证永靖镇字第××号），保全标的总额为611.99万元，并提供了担保。一审法院于2018年9月19日作出（2018）黔0122民初142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对包括上述门面在内的相关财产进行保全查封，在向不动产登记部门送达了相关法律文书后，于2018年9月28日向方恩珍、刘昌辉送达了该保全裁定书。2018年11月5日，一审法院依法作出（2018）黔0122民初142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方恩珍归还朱珉借款本金及利息合计611.99万元。判决生效后，方恩珍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钱给付义务，朱珉于2020年1月7日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一审法院以（2020）黔0122执64号立案执行。执行过程中，保全查封转为执行查封，一审法院于2020年3月17日到息烽县门面处张贴了查封公告。宋建民、石献可以此时才从承租人处获知门面被查封为由，向一审法院提出执行异议申请。一审法院于2020年5月27日作出（2020）黔0122执异6号执行裁定书，驳回了石献可、宋建民的异议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宋建民、石献可对涉案房屋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异议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本案中，宋建民、石献可提交的《门面买卖协议书》落款时间（2018年7月28日）虽在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查封措施（2018年9月19日）之前，但该协议中并未明确购房款系用2017年9月30日石献可向刘昌辉银行账户的汇款的1412075.62元进行抵扣，同时协议书中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内容与宋建民、石献可主张的“以物抵债”相互矛盾。加之朱珉提交的第三人方恩珍与刘昌辉的离婚协议显示，第三人方恩珍与刘昌辉在2018年8月27日离婚时又将案涉门面约定归其儿子刘洪志所有，这也与第三人的陈述不一致。在朱珉与第三人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第三人在收到一审法院查封其位于息烽县农贸混合楼6、7、8门面的保全裁定书时，也并未向一审法院反映情况或是提出复议。同时结合宋建民、石献可与第三人两家的关系，第三人将已出卖给石献可、宋建民的门面，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协议离婚时又将该门面约定归宋雪琴（石献可、宋建民女儿）的丈夫刘洪志所有，这前后矛盾的事实，一审法院无法认定宋建民、石献可对第三人享有合法到期债权，同时在尚无鉴定合同确切签订时间的有效技术手段，抵债又不需要支付具体价款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亦无法判断宋建民、石献可与第三人之间抵债合意的真伪。即使双方签订的《门面买卖协议书》有效，但《异议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是关于无过错不动产买受人物权期待权的保护，之所以要对买受人的物权期待权进行保护，理由系物之交付的债权优先于金钱债权，而以物抵债的目的是消灭金钱债权，不应优先于另外一个金钱债权的实现。庭审中，宋建民、石献可与第三人均认可双方签的《门面买卖协议书》是因债务抵顶而签，其目的就是为了消灭金钱债权，故本案也不应适用《异议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故宋建民、石献可主张的民事权益不足以排除强制执行，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能否确认涉案房屋归宋建民、石献可所有，因宋建民、石献可主张民事权益不足以排除强制执行，故该项诉讼请求亦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中止对该标的的执行；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案外人、当事人对裁定不服，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零五条第一款“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除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外，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第一项“案外人的执行异议申请已经被人民法院裁定驳回；”第二项“有明确的排除对执行标的执行的诉讼请求，且诉讼请求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第三项“自执行异议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第三百一十一条“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对案外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第二项“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第二款“案外人同时提出确认其权利的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中一并作出裁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规定》第二十八条“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一项“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第二项“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第三项“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第四项“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二款“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宋建民、石献可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509元，由原告宋建民、石献可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的证据。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判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对案外人提出的排除执行异议，人民法院应当审查下列内容：（一）案外人是否系权利人；（二）该权利的合法性与真实性；（三）该权利能否排除执行。”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宋建民、石献可是否对案涉房屋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权利。宋建民、石献可从提出执行异议到本案的一审、二审中均主张案涉房屋的来源为“以房抵债”。对于以房抵债的主张，宋建民、石献可提交2017年9月30日石献可向刘昌辉转账1412075.62元的银行回单，但该银行回单上显示该笔转款摘要为“还贷款”，而其提交的2018年7月28日《门面买卖协议书》上约定“每栋单价1412080元……乙方应在本合同生效之日起日内，向甲方一次性支付购房款（人民币贰拾四万元）……第五条乙方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该协议书上又没有其他能表明是以2017年9月30日的该笔转账充抵房款的约定。另2018年8月27日刘昌辉、方恩珍协议离婚又将案涉房屋约定归刘洪志所有，刘洪志系宋建民、石献可的女婿。故宋建民、石献可与刘昌辉、方恩珍之间是否有真实的以房抵债关系存疑。即使双方是真实的以房抵债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之规定，不动产物权以登记为公示生效的要件，占有不动产不产生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因此，从物权公示的角度来看，宋建民、石献可不是案涉房产的所有权人。虽然宋建民、石献可与方恩珍、刘昌辉签订了《门面买卖协议书》，但宋建民、石献可主张该合同的订立是以房抵债，该合同的目的在于消灭方恩珍、刘昌辉对宋建民、石献可的债权，而非单纯的房屋买卖。即以物抵债协议，不能体现宋建民、石献可与方恩珍、刘昌辉买卖房屋的真实意思表示，只是债务人履行债务的变通方式，不必然引起房屋权属的变动。且讼争房屋并未完成权属登记的变更手续，债权人只有债权请求权，不能据此产生针对不动产交易的物权期待权。在完成房屋变更登记之前，以房抵债协议并不形成优于其他债权的利益。故宋建民、石献可对案涉房屋并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权利。综上所述，宋建民、石献可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509元，由宋建民、石献可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余长智审判员  王 晨审判员  田由庆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七日书记员  徐美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