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富顺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川0322民初760号 原告：朱财宽，男，1965年4月2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富顺县。 被告：富顺县水务局，住所地四川省富顺县富世镇钟秀街中段246号。 负责人：陈武亨，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正文，四川顺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光彩，四川顺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朱财宽与被告富顺县水务局渔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2月9日进入先行调解程序，2021年3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朱财宽，被告富顺县水务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光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朱财宽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给付原告八个月的养鱼损失费2万元和两年的成鱼价款10万元，合计给付12万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03年，朱财宽经富顺县水务局同意，从原承包人虞尚应处转包了富顺县水务局的富顺县永年沙罗水库经营养鱼。合同约定的案涉内容，1.承包期，先是从2003年3月31日起至2016年12月31日止，后考虑到转包耽误了时间，富顺县水务局又以办理养殖许可证的名义，将承包期增加到2017年9月1日。合同期满时，沙罗水库由朱财宽捕捞成鱼放养鱼苗后，双方办理移交手续，合同终止。2017年1月1日，富顺县水务局在未与原告终止合同的情况下擅自单方收回水库，承包给他人。由此，富顺县水务局此行为属违约，沙罗水库养殖面积350亩，年产商品鱼5万斤以上，造成原告八个月的经营损失和两年的成鱼不能打捞。综上，富顺县水务局既是承包合同的主体，又是养殖许可证的主体，以养殖许可证的名义延长承包合同期八个月，是合同主体的真实意思表示，具有法律效力。富顺县水务局提前终止合同属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和赔偿相关损失。为此，请求法院依照法律法规，判决富顺县水务局承担相关责任。 被告富顺县水务局辩称，一、本案的原告不是适格的原告，原告2003年从实际承包人虞尚应处获得案涉水库经营权，2014年原告将水库转给银登贵，且原告已实际收取水库转让金53万元，原告无权主张权利。二、原告提供的养殖使用证时间至2019年9月1日止，与水库承包经营时间不一致的原因是农机站办理时书写错误，多出了近9个月的使用时间。原告请求的损失费是自2016年12月31日至2017年9月1日，在此期间原告已丧失承包资格，即使有损失也不应该由被告承担，且被告自2016年12月31日就收回了水库的承包权。根据县文件已明确水库已不能私人承包，自2016年12月31日原告已丧失水库的承包经营权。原告在2016年12月31日到期后，在移交时未提出任何异议，属于友好移交承包经营权。三、根据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2020）川03民终318号，对本案的相关事实作出了相关认定，从该终审判决中可以确定，被告是按照合同的时间收回水库承包经营权的，并未违约。四、原告在诉讼请求中所主张的损失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也没有其他的直接证据予以佐证。因此，原告所主张的损失是不成立的。五、即使原告有损失，也超过了诉讼时效的规定，该合同的到期时间为2016年12月31日，被告水务局也是在该时间收回的水库承包权，至今已4年多，原告因自2016年12月31日起算诉讼时效，已超过诉讼时效的规定，不应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02年9月11日，案外人虞尚应与富顺县水务局的前身原富顺县水利农机局签订《富顺县水库承包合同》一份，双方约定，案外人虞尚应承包富顺县沙罗水库，实行综合经营、工程安全、防洪、工农业用水大包干。承包期限为15年，自2002年1月31日起至2016年12月30日止。承包金为每年60000元。 2003年3月31日，原富顺县水利农机局向永年镇水管站、沙罗水库管理所发出通知，告知该两单位：应沙罗水库承包人虞尚应的申请，经局研究同意，沙罗水库综合经营承包合同乙方由虞尚应同志变更为朱财宽同志，其水库的综合经营承包合同的各项权利由朱财宽同志行使，其各项义务由朱财宽同志承担。之后，朱财宽就履行了承包合同上的权利与义务。 2004年6月15日，原富顺县水利农机局以《关于调整沙罗水库承包费及有关问题的座谈纪要》的形式调整水库每年承包费40000元、管理费8000元，共计48000元，并确定调整时间为2004年1月31日起至2006年12月31日止，期满后视市场情况再定。 2014年1月1日，朱财宽（作为甲方）与案外人银登贵（作为乙方）签订《水库转让协议》，其中协议载明：“经甲乙双方协商，甲方将富顺县沙罗水库承包经营权转让给乙方，包括水库财产设施等。转让金一次性付清53万元（大写：伍拾叁万元）。时间为2014年元月至2017年9月1日，此时间段沙罗水库所有的债权债务安全事故承包费，由乙方负责。”。之后，沙罗水库的经营管理就由案外人银登贵负责，但双方就水库转让一事均没有告知富顺县水务局并征得富顺县水务局的同意。 2015年12月15日，朱财宽向富顺县水务局缴纳了2013年1月1日—2014年12月的富顺县沙罗水库承包费及管理费共计96000元。原告持有的《水域滩涂养殖许可证》的使用期限为2002年9月1日至2017年9月1日。 2019年8月30日，富顺县水务局召开富顺县水库管理经济工作推进会，包括朱财宽和第三人银登贵在内的水库承包人等参加会议。在会上，富顺县水务局向朱财宽催收拖欠的水库承包费和管理费。2019年10月30日，富顺县水务局向本院起诉朱财宽要求其支付水库承包费、管理费96000元及利息及违约金10000元。2020年4月22日，本院作出（2019）川0322民初331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朱财宽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支付富顺县水务局2015年、2016年承包费和管理费共计96000元；二、驳回富顺县水务局的其他诉讼请求。朱财宽不服上述判决，上诉于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年7月15日，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川03民终318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现朱财宽认为判决其缴纳承包费，本人就是水库承包合同的权利主体，故起诉要求富顺县水务局给付八个月的养鱼损失费2万元和两年的成鱼价款10万元，合计给付12万元。 以上事实，有原、被告的身份信息、《水库承包经营合同》《承包经营权变更通知》《请示》《水域、滩涂养殖证》《民事判决书》《民事裁定书》《座谈纪要》予以证明。 本院认为，案外人虞尚应与被告富顺县水务局签订的《富顺县水库承包合同》系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其内容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五十五条“当事人一方经对方同意，可以将自己在合同中的权利义务一并转让给第三人。”的规定，案外人虞尚应经原富顺县水利农机局同意，于2003年3月31日将《富顺县水库承包合同》中的权利义务一并转让给朱财宽，之后朱财宽就实际经营管理沙罗水库。2014年1月1日，朱财宽与案外人银登贵签订《水库转让协议》将沙罗水库承包经营权（包括水库财产设施等）作价53万元转让给银登贵，转让期限为2014年元月至2017年9月1日，约定期间沙罗水库所有的债权债务安全事故承包费由银登贵负责。之后，沙罗水库的经营管理就由案外人银登贵负责，但双方就水库转让一事均没有告知富顺县水务局并征得富顺县水务局的同意。在《富顺县水库承包合同》中，经原当事人同意，合同一方由虞尚应变更为朱财宽，富顺县水务局与朱财宽成为《富顺县水库承包合同》的主体，富顺县水务局依据合同约定及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向朱财宽主张水库承包费符合法律规定。朱财宽与案外人银登贵签订《水库转让协议》，虽未经富顺县水务局同意，但并不影响合同成立并生效，该合同对朱财宽与案外人银登贵具有约束力，朱财宽向富顺县水务局支付承包费后，可根据双方签订《水库转让协议》约定，另行主张权利。另根据本院查明情况，2014年1月1日至2017年9月1日期间，沙罗水库的实际经营管理系案外人银登贵，并非朱财宽，现朱财宽认为（2019）川0322民初3312号民事案件判决其缴纳承包费，本人就是水库承包合同的权利主体，故要求富顺县水务局给付2017年1月1日—2017年9月1日间八个月的养鱼损失费2万元和2015年、2016年两年的成鱼价款10万元的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零二条、第五百零九条、第五百五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朱财宽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700元，由原告朱财宽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张 婧 审判员 曾 毅 审判员 曹丽萍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兰 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