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5民终755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何远伦，男，1983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习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开国，贵州谋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能凯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巴南区渝南大道66号C5楼1-12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35814568654。法定代表人：章沛钧，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仿，北京市炜衡（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上汽依维柯红岩商用车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北部新区黄环北路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745344545F。法定代表人：蓝青松，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建全，重庆乾乙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龙俊钢，重庆乾乙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何远伦因与被上诉人重庆能凯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能凯公司）、原审第三人上汽依维柯红岩商用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岩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2019）渝0113民初41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何远伦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1.原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在2017年4月12日将案涉车辆交付给上诉人，与事实不符，案涉车辆交付给上诉人的时间是2014年4月19日；2.案涉车辆数据与公告数据不符，《整车出厂合格证》不能证明案涉车辆符合国家标准，被上诉人构成根本违约；3.上诉人提交的两份鉴定足以证明案涉车辆在交付给上诉人前，大驾号被多次篡改的事实，被上诉人将法律禁止销售的车辆卖给上诉人，构成根本违约，依法应当解除《汽车销售合同》；4.案涉车辆属于拼装车，原审法院以其未查询到渝AXXX3信息不认可临时号牌等关键证据，导致认定事实不清；5.原审法院不同意对案涉车辆大驾号刻印时间进行鉴定，属于程序违法。被上诉人能凯公司辩称，请求依法驳回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维持原判。车辆交接单可以证明交车时间为2017年4月12日，案涉车辆质量合格，上诉人办理了车辆行驶证，并运营该车辆，被上诉人不存在违约。红岩公司述称，车辆不存在质量问题，西南政法大学鉴定中心已经明确不能对检材进行鉴定，上诉人的单方意见不能作为依据，上诉人举示的证据不符合法定解除的条件。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何远伦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解除何远伦、能凯公司于2017年4月11日签订的《汽车销售合同》（合同编号：NK-2017-LJL-034);2.判令能凯公司立即向何远伦返还购车款348800元；3.判令能凯公司赔偿何远伦各项损失109032元；4.本案诉讼费用由能凯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4月11日，何远伦（需方）与能凯公司（供方）共同签订《汽车销售合同》（合同编号：NK-2017-LJL-034），合同约定何远伦向能凯公司购买红岩杰狮牌CQXXX84型车辆一台，单价为348800元，车辆底盘号为FXXX07，此车为现车，配置以现车为准，单价包含上户，送水箱；质量保修期按SIH生产厂方《保修及强、定保手册》中的有关规定执行；交货期限为定金到账后25个工作日，交货地点为重庆；双方在交货时当面验收，何远伦应首先对所购车辆外观和基本使用功能等进行认真检查、确认，验收合格后双方交接车辆，能凯公司交付车辆的随车文件、工具和备件，何远伦填写收车单，交接完毕即终止异议；何远伦付定金50000元，车到付清余款298800元，何远伦付清余款后能凯公司需提供车辆整车合格证及相关手续；合同自双方签字并盖章，能凯公司收到购车定金后生效；该合同还约定了双方的其他权利义务。何远伦于合同签订当日支付50000元，并于4月12日支付295000元，同日，能凯公司向何远伦交付了案涉车辆，何远伦在《车辆交接单》上签名，车辆交接单载明车辆的车架号为LZXXXX07,发动机号为1XXX98，还载明“该车车况良好，备件、附件、随车工具齐全。经接车方现场检查，按合同约定验收合格，车辆与合同相符，接车方无异议并同意接车。现该车及全部备件、附件、随车工具转交接车方”。交接车辆时，能凯公司向何远伦提供了车辆合格证（编号WDT0X00FXXX07）,合格证上载明的车辆制造企业为第三人。发证日期为2017年3月29日，车辆制造日期为2017年1月22日。何远伦接车后于2017年4月11日与勇胜公司签订《车辆挂靠合同》，将案涉车辆挂靠于重庆市长寿区勇胜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勇胜公司）经营。2017年4月19日，案涉车辆在重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车辆管理所（以下简称车管所）办理注册登记，登记信息如下：车牌号为渝BXXX0号，车辆类型为重型自卸货车，车辆所有人为勇胜公司，车辆出厂日期为2016年12月20日，登记车辆识别代号/车架号为LZXXXX07，发动机号为1XXX98。办理注册登记时提交给车管所的车辆合格证与前述合格证略有不同，该合格证上载明的发证日期为2016年12月20日，车辆制造日期为2016年12月16日。2017年7月3日，何远伦以其在案涉车辆内发现签发日期为2016年3月4日且车辆信息与案涉车辆一致的临时号牌一份，能凯公司销售库存车存在欺诈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一审法院判令能凯公司退还车款并按照购车款的三倍向何远伦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何远伦举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能凯公司存在欺诈行为，于2017年7月28日作出（2017）渝0113民初9062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9062号判决书），判决驳回何远伦的诉讼请求。何远伦对一审判决不服，向五中法院提起上诉，五中法院二审于2017年11月29日作出（2017）渝05民终7097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7097号判决书），认为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何远伦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故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两审终结后，何远伦仍然不服，向市高法院申请再审，市高法院经审查于2018年7月24日作出（2018）渝民申1578号民事裁定书（以下简称1578号裁定书），以何远伦在一、二审中未举示充分证据证明能凯公司存在欺诈，且在二审判决生效后自行委托作出的鉴定结论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为由，裁定驳回何远伦的再审申请。2018年4月4日，贵州警察学院司法鉴定中心（以下简称贵警院鉴定中心）接受贵州谋道律师事务所的委托，对案涉车辆右前大梁进行痕迹显现鉴定，并于2018年5月14日出具贵警院司法鉴定中心[2018]痕迹鉴字第76号《痕迹司法鉴定检验报告书》，根据该报告书的记载，案涉车辆受检部位可见“LZXXXX07”的字符串，该中心对该字符串部位进行脱漆、抛光处理，并使用化学显影剂进行显现，未见其他字迹显露；用丙酮对周边进行大面积脱漆，并进行抛光、打磨等处理后，发现其他四个字符串，其中一个字符串的号码为“LZXXXX07”，其他是三个字符串的号码不能显现完整号码，已显现号码与前述号码不同。故何远伦在向市高院申请再审被裁定驳回后，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本案审理过程中，何远伦提出司法鉴定申请，要求对前述贵警院鉴定中心已检出的五个字符串形成的时间和先后顺序进行鉴定，一审法院依法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该中心于2019年9月3日书面告知一审法院：“经审查，依据现有条件，不能对检材车辆大梁编号进行再次鉴定（因此前已做过鉴定）。我鉴定中心决定终止本案的鉴定工作并退还鉴定材料，请查收”。一审法院向该中心鉴定人员询问了为何此前做过鉴定本次就无法鉴定的具体原因，鉴定人员称在此前的鉴定中已对受检部位进行过打磨，本次鉴定无法再进行打磨，且对于字符串的形成时间，该中心目前的技术条件达不到确认形成时间的准确性。贵州谋道律师事务所在本案审理期间，还委托贵警院鉴定中心对案涉车辆右前大梁痕迹显现出的字符串形成时间先后进行鉴定，该中心于2020年4月7日出具贵警院司法鉴定中心[2020]痕迹鉴字第11号《痕迹司法鉴定检验报告书》，对其中部分字符串的形成时间先后作出了鉴定意见。另，何远伦称案涉车辆出厂铭牌上记载等车辆制造日期为2017年1月，勇胜公司曾向何远伦寄送了一块车辆制造日期为2016年12月的铭牌，何远伦称勇胜公司称其并未按勇胜公司的指示将原车铭牌更换为新铭牌。2018年4月，何远伦在未更换铭牌的情况下通过了年审。本案审理期间，一审法院向车管所函询了以下问题：1.重型自卸货车的出厂铭牌上载明的制造日期与车辆合格证及车辆管理所登记的车辆制造日期不一致，该车能否正常年审？2.重型自卸货车的出厂铭牌上载明的制造日期与车辆合格证及车辆管理所登记的车辆制造日期不一致，该车能否正常办理过户登记？3.重型自卸货车所有人或者生产厂家在车辆出售后，若自行更换出厂铭牌，是否属于违法、违规行为？4.若出现重型自卸货车存在出厂铭牌上载明的制造日期与合格证及车辆管理所登记的车辆制造日期不一致的情况，车辆生产厂家能否通过合法途径更换出厂铭牌？车管所复函称：1.根据相关国家标准，重型自卸货车出厂铭牌上的制造日期不属于车管所登记的内容，车管所登记的是合格证上的发证日期（其登记术语为出厂日期），但出厂铭牌上的制造日期应早于或等于车管所登记的日期，因此，如出厂铭牌上的制造日期与合格证上的制造日期一致且早于或等于车管所登记的日期，则符合上述标准规定，可以年审、可以过户；关于重型自卸货车所有人或生产厂家在车辆出售后自行更换出厂铭牌是否属于违法违规，以及能否通过合法途径更换出厂铭牌的问题，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以及相关的技术标准没有相关规定，建议一审法院向上级人民法院等部门咨询。一审法院还就何远伦举示的临时号牌，一审法院向车管所三分所进行了调查，车管所三分所回复称已过保存期限，无法查询该临时号牌的信息。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如下：一、本案是否应当认定何远伦重复起诉而裁定驳回其起诉；二、案涉《汽车销售合同》是否存在依法应当解除的情形。一审法院分别评判如下：第一，关于本案是否应当认定何远伦重复起诉而裁定驳回其起诉的问题。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的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当事人重复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与前诉即一审法院（2017）渝0113民初9062号案，虽然当事人和诉讼标的相同，但诉讼请求不同，且本案何远伦的诉讼请求也不构成对前诉裁判结果的否定，因为前诉的裁判结果是不支持何远伦关于撤销合同的请求，本案中何远伦的诉讼请求为解除合同，合同的撤销和解除是不同性质的法律概念，故即便本案何远伦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成立，亦不构成对前诉裁判结果的否定。因此，本案不应认定何远伦重复起诉，一审法院对能凯公司关于何远伦重复起诉的抗辩理由不予采纳。第二，关于案涉《汽车销售合同》是否存在依法应当解除情形的问题。何远伦主张解除合同的理由是能凯公司交付的车辆系非法拼装车辆，致使车辆无法通过年检而继续上路行驶和营运，何远伦购买车辆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何远伦基于三点理由认为车辆系非法拼装车，一是车辆车架号经过篡改；二是车辆实际制造日期与登记不符；三是车内有一份签发日期为2016年3月4日且车辆信息与案涉车辆一致的临时号牌。首先，关于车架号的问题。何远伦提交的用以证明车辆存在多个车架号的证据为贵警院鉴定中心的《痕迹司法鉴定检验报告书》，此次鉴定系在诉讼程序外单方委托的鉴定，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不能直接确认该鉴定结论的准确性并将其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何远伦主张其购买车辆时车架号已经被篡改，但接收车辆是在2017年4月12日，车辆在2018年4月还曾通过了年检，因此即便此后车辆被检出存在多个车架号，仅凭该事实并不能说明车架号在车辆出售给何远伦前即被篡改，何远伦应当继续举证证明其在接收车辆时车架号已被篡改。何远伦虽然在本案审理期间，申请对多个车架号的形成时间进行司法鉴定，但因车辆已做过相关鉴定且现有技术无法准确鉴定痕迹形成时间等原因，鉴定机构无法进行鉴定。至于何远伦提交的贵警院鉴定中心关于车架号形成时间先后顺序的鉴定意见，因该鉴定亦为单方委托鉴定，一审法院不能直接采信鉴定结论，同时即便该鉴定结论是客观真实的，也只有关于形成时间先后的鉴定意见，没有形成的具体时间的鉴定意见，同样无法证明系车辆出售前篡改车架号。综上，何远伦举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能凯公司出售车辆前车架号已被篡改的事实。其次，关于车辆制造日期的问题。车辆合格证由第三人出具并非能凯公司出具，现机动车登记管理机关已经根据第三人提交的合格证进行了车辆的初次注册登记，根据公安部《机动车登记规定》，上述登记只有在登记机关确认相关登记材料齐备的情况下才能进行，因此，一审法院在民事诉讼中若无相反证据，不能认定相关登记信息与实际情况不符，也不能认定相关登记信息不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相关规定。何远伦关于车辆识别代码/车架号的编码规则所体现的车辆制造日期应为实际制造日期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车辆出厂铭牌上的制造日期与登记不符的问题，何远伦称铭牌上的日期晚于登记日期，故该铭牌并不能印证何远伦关于车辆实际制造日期早于登记制造日期的主张。况且，根据车管所回函，车辆出厂铭牌信息并非车辆登记所需采集的信息，相关规定亦没有明文禁止车辆生产厂家、车辆所有人自行更换铭牌，因此车辆出厂铭牌即便存在瑕疵，亦不能构成致使何远伦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理由。最后，关于临时号牌的问题。因一审法院在车管所三分所并未查询到何远伦举示的临时号牌的相关信息，能凯公司及第三人对临时号牌的证据来源及关联性又不予确认，故一审法院无法确认何远伦举示的临时号牌的真实性以及与案涉车辆的关联性，对该证据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何远伦举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能凯公司出售给何元伦的车辆系制造日期与登记不符且篡改车架号的拼装车，何远伦要求解除《汽车销售合同》并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没有相应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为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何远伦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8167元，由何远伦负担（何远伦已预交6532元，剩余1635元限何远伦于判决送达之日起五日内缴纳）。二审中，当事人没有举示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关于案涉车辆车架号、制造日期、临时号牌的问题，一审法院论证清楚，且认定结论并无不当，本院不再赘述。关于案涉车辆是否符合国家标准的问题，上诉人举示的证据并不能证明案涉车辆不符合国家标准，也不能证明案涉车辆存在质量问题。此外，案涉车辆在2018年4月还通过了年审，现上诉人举示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本案出现了法定解除事由，上诉人要求解除合同，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一审的程序问题，何远伦在一审中举示的鉴定意见，因该鉴定亦为单方委托鉴定，一审法院不直接采信鉴定结论，并无不当。一审法院在一审期间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字符串形成的时间和先后顺序进行鉴定，但因不具备鉴定条件被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退回材料，一审程序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何远伦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判决结果适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167元，由上诉人何远伦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 克审判员 严永鸿审判员 邓筱茜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刘 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