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1）琼民申18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胡忠庆，男，1963年5月1日出生，黎族，住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欣瑜，海南以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佳佳，海南以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黎母山镇新村村委会那坪二经济合作社，住所地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黎母山镇那坪二队。 法定代表人：罗志芳，该村民小组组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学智，海南中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黎发功（曾用名：黎发动），男，1947年2月13日出生，汉族，住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原审第三人：黎玉姣，女，1974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住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两原审第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敬，海南海大平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胡忠庆因与被申请人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黎母山镇新村村委会那坪二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那坪二社）、原审第三人黎发功、黎玉姣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不服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0）琼96民终477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二审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胡忠庆申请再审称，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应予以撤销。（一）二审判决对原审第三人黎发功采取其他承包方式承包涉案土地的认定违反了法律规定。二审判决以涉案17.6612亩土地是原审第三人黎发功采取其他承包方式经营为由否决申请人对涉案土地享有的承包经营权，是错误的，违反了法律的基本规定。理由如下：第一，本案中，黎发功的户籍不在那坪二社处，属于那坪二社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个人，对涉案土地只能是以其他方式承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条第二款“农村土地承包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可以采取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二审法院认定黎发功以其他方式承包，但并没有证据证明那坪二社曾采用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的方式将涉案土地发包给了黎发功，因此，黎发功并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以其他方式承包涉案土地的最基本条件。第二，二审判决认定涉案土地由黎玉姣承包，后来黎玉姣将该合同的权利义务转让给黎发功。但实质上本案中黎发功无权通过黎玉姣转让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二审判决的这一认定有悖法律规定。本案的原审第三人黎玉姣并不是基于其他承包方式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根据黎玉姣与那坪二社签订的《合同书》可明显看出，首先，黎玉姣并不是番村的法定代表人，其未获得番村的授权却代表番村在《合同书》上签名，番村也未盖章确认合同的效力。其次，黎玉姣代表番村与那坪二社签订合同，不管是黎玉姣个人还是番村，都属于那坪二社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人（组织），该承包并未征得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三分之二以上人数通过，不符合当时土地承包经营的民主议定程序。因此，黎玉姣与那坪二社签订合同的行为不具备法律规定的最基本的合同生效要件，黎玉姣与那坪二社并没有合同发生，在黎玉姣不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情况下，黎发功无权通过转让从黎玉姣处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再者，黎发功也未从番村处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如前所述，黎玉姣并未获得番村的授权代表番村对外签订合同，因此，不能单凭黎玉姣个人写下“我同意”就可将那坪二社认为番村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黎发功。由此可知，二审判决的认定一错再错，在这种违反法律规定的认定之下否决再审申请人胡忠庆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不负责任的。第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以其他方式承包经营土地与从原承包方处受让承包经营土地是两种不同的法律行为，且程序要求也不一样，但二审判决对此的认定却是混淆的。本案的客观事实是，黎玉姣及其父亲黎发功能在涉案土地上种植多年，均是因为黎玉姣与胡忠庆在2000年结婚后以胡忠庆家庭成员身份所享有的家庭承包经营权。二审判决既然认定黎发功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那前提就是认可了胡忠庆对涉案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因为转让发生在2001年3月，也就是2000年黎玉姣因婚姻关系进入胡忠庆的家庭以后，其所在的农户家庭将所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再转让给黎发功。即便如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法释[1999]15号）第十四条规定，承包方未经发包方同意，转让承包合同，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转让行为无效。第十五条规定，承包方转让承包合同时，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关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的，必须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的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转让行为无效。二审判决认为是黎玉姣转让承包地给黎发功，但既未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亦未经发包方同意，同时也未报黎母山镇人民政府的批准，故该转让行为也是存在效力缺陷的。二审判决跳过这一环节直接认定黎发功享有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是明显错误的。综上，一审法院正是在查明全案事实的基础上认定：黎玉姣、黎发功与那坪二社之间没有合同发生，涉案土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并未转让给黎发功，系黎玉姣与胡忠庆登记结婚后，黎发功以胡忠庆家庭成员的身份在涉案土地上种植经营。一审判决在一系列证据链的基础上查明上述事实是正确的，二审判决对一审判决的改判明显不当。（二）二审判决与已经生效的另案裁定相矛盾。与本案相关的琼中县法院（2018）琼9030民初426号生效民事裁定书中已经认定黎发功与那坪二社并没有合同发生，黎发功不享有涉案土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但二审判决却完全不顾该生效裁定，在没有撤销该裁定的前提下做出黎发功享有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认定，明显不符合司法审判原则和基本要求。（三）二审判决违反了胡忠庆享有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客观事实。本案的客观事实是：第一，1998年1月，胡忠庆与那坪二社签订了《海南省家庭承包耕地合同书》，约定那坪二社将涉案土地发包给胡忠庆承包经营。多年来，胡忠庆及其家庭成员一直在涉案土地上种植作物直到涉案土地被政府征收，故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依法归胡忠庆享有。第二，根据黎母山镇政府公示的那坪二社被征收的土地面积，可以确认涉案的17.6612亩土地系胡忠庆名下的承包地。该土地面积公示系琼中县国土资源局委托第三方机构作出，那坪二社未在规定的时间内提出异议，该公示表已经生效。除了涉案的17.6612亩土地，那坪二社已于2017年3月29日依据土地面积公示表向胡忠庆发放3.6626亩土地的征地补偿款198362元。由此亦可以佐证，那坪二社是依据土地面积公示表来发放征地补偿款，土地面积公示表已经生效。二、二审判决对证据链的认定失误，违反了基本逻辑。第一，二审法院仅仅依据《海南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表》（以下简称“登记表”）就认定胡忠庆未承包涉案土地，是错误的。首先，该登记表仅仅是对胡忠庆承包的部分土地进行登记，并未对胡忠庆承包的所有土地进行登记。其次，2003年林地划归林业局管理，因此农业局对30亩禁山地不再进行登记，这也是为什么黎发功对这30亩禁山地领取的是林业局下发的《林权证》，故该登记表中不再记载涉案土地。二审法院不对这一事实以及林业局与农业局的职权改革进行调查，仅依据该登记表的片面记载就认定胡忠庆未承包涉案土地是错误的。第二，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中，以前大多没有签订合同，而后政府在确权时对于正在征收的、有争议的暂时都不确权，二审法院却以胡忠庆已经确权的土地不包含涉案土地为由认为胡忠庆不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逻辑是错误的。因为当时涉案土地正在征收，那坪二社绝大部分农户的土地涉及到征收的均未进行确权登记，未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而是以土地面积公示表记载的为准发放土地补偿款，二审法院对当时整个征收以及涉村集体正在征收的土地均未确权的情况不予调查，直接就认定涉案土地胡忠庆没有确权登记就不是其享有的权益，这是有悖客观事实的，是对整个证据链忽视的片面认定。对于上述两点，经一审法院查明后认定，《海南省家庭承包耕地合同书》及土地面积公示表作为认定胡忠庆与那坪二社承包关系不变，涉案土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归胡忠庆享有，并未转让的依据。一审法院基于本案中证据链充分证明胡忠庆依法享有涉案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权的事实，判决正确，二审判决基于对证据链的片面认证而导致对一审判决的改判明显不当。三、二审判决对请求权基础判断失误导致适用法律错误，应予以撤销。本案中，胡忠庆基于集体成员权益获得土地补偿费用而不是土地承包经营权，本案争议的金额是基于集体成员而应分配的土地所有权补偿款，而不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青苗补偿款等。胡忠庆的户籍在那坪二村，世代居住于那坪二村，是那坪二社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依法享有那坪二社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根据那坪二社按照民主议定程序作出的《黎母山镇那坪二村万宁至洋浦高速公路（黎母山段）项目土地补偿分配方案》的第三条第二款之规定，对于没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但农户为本村户籍人口的，按农户实际被征收的土地面积确定的征地补偿费支付给被征地农户。本案中，那坪二社对于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未持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所有农户，均按照农户实际被征收的土地面积将征地补偿费发放给了其他农户。同时，那坪二社已向胡忠庆发放3.6626亩土地的土地补偿款198362元以及相应的青苗补偿款，却拒绝向胡忠庆发放剩余的17.6612亩土地的征地补偿费，侵犯了胡忠庆作为那坪二社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权。对此，一审判决认为胡忠庆对本村的土地补偿费分配款具有与其他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平等的权利，依法享有获得征地补偿款的权利，并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规定判决那坪二社向胡忠庆支付17.6612亩土地的征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956512.93元。胡忠庆是村集体成员，应该享有与其他成员平等的权益，而按照村集体自治的分配方案，其他集体成员都是根据公示表来分配土地补偿款，并没有提供相应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或确权登记，胡忠庆也不需要提供。但二审法院却认定胡忠庆要依据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或登记来获得，并认为依据《海南省家庭承包耕地合同书》及土地面积公示表不能享有向本案被申请人那坪二社请求支付征地补偿款的权利，属于越俎代庖违背了村集体的自治意愿，否认了胡忠庆应享有的与其他村集体成员平等的成员权益。由此可见，正是二审判决对本案的请求权基础的定性错误导致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的适用错误，从而在此基础上对一审法院正确的适用法律进行改判是错误的。综上，二审判决认定黎发功采取其他承包方式承包涉案土地的事实违反了法律的基本规定。再审申请人胡忠庆系那坪二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对涉案17.6612亩土地享有合法权益，因而对本村的土地补偿费分配款具有与其它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平等的权利，那坪二社的行为侵犯了胡忠庆作为那坪二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成员权益，应按照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及土地公示表向胡忠庆发放剩余17.6612亩土地的土地补偿款。二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再审情形，请求再审本案。 那坪二社提交意见称，一、涉案被征地17.6612亩系黎发功承包是不争的事实。二、黎发功承包30亩林业用地并不存在违法情形。三、涉案被征地17.6612亩与胡忠庆没有任何关联。四、涉案17.6612亩是其他承包方式而非家庭承包方式，征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依法由那坪二社所有及管理和使用。综上，涉案被征地17.6612亩系黎发功承包，胡忠庆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承包涉案被征地17.6612亩，琼中县人民政府的公示表不能作为确认胡忠庆享有涉案被征地17.6612亩承包经营权的依据。涉案被征地17.6612亩系以其他方式承包，征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依法由那坪二社所有及管理和使用。二审判决查明认定事实清楚正确，判决公平公正，请求依法驳回胡忠庆的再审申请。 原审第三人黎发功、黎玉姣提交意见称，1.黎玉姣与那坪二社并无有效合同，合同书系在那坪二社的主导下，以番村的名义签订，但事先未获得番村的授权，事后也未得到追认，该合同无效。2.黎玉姣无权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给黎发功，黎发功与胡忠庆之间未签订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胡忠庆并不知道黎玉姣将土地转让给黎发功，且存在于那坪二社和法律服务所的合同书原件没有手写转让的注释，该字迹并不具有发生物权变动的法律效力。黎玉姣与黎发功一直是以胡忠庆家庭成员的身份来经营管理涉案土地，二审判决认定合同书有效属认定错误。 本院经审查认为，1.本案的关键在于胡忠庆是否对那坪二社17.6612亩禁山地享有家庭承包经营权。原审中，胡忠庆提供了《海南省家庭承包耕地合同书》《海南省万宁至洋浦高速公路（琼中段）项目征地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调查公示》等证据证明。但《海南省家庭承包耕地合同书》仅有复印件，没有原件核实。且该复印件正面记载的内容有涂改，并与反面记载的内容相互矛盾。该承包耕地合同书正面记载：发包方那坪二社将耕地水旱田2.68亩，坡园地50亩发包给胡忠庆，从事粮食和经济作物生产。该内容中坡园地面积原为“20”亩，经涂改为“50”亩。该承包耕地合同书反面为承包耕地登记表，记载：胡忠庆承包的地块有多庭田2.68亩、大坡10亩、荔枝坡3亩、老村坡3亩、老村场4亩、禁山地30亩，合计面积22.68亩。显然承包耕地登记表上载明的承包地块合计面积22.68亩，不包括禁山地30亩在内。此后2005年、2017年琼中县农业局存档的《海南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表》分别载明胡忠庆承包地块及面积合计为23.68亩、21.94亩，并没有记载胡忠庆承包禁山地30亩土地的相关事项。胡忠庆申请再审认为农业局存档的《海南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表》未登记30亩禁山地是因为林业局与农业局职权改革，故登记表中不再记载涉案土地。但该30亩禁山地却登记在黎发功持有的《林权证》中，证明黎发功是该30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人。胡忠庆申请再审称其他没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农户都是根据公示表来分配土地补偿款，其也不需要提供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亦应象其他农户一样根据公示表来分配土地补偿款。因那坪二社对胡忠庆承包经营涉案土地有异议，公示表将黎发功《林权证》项下的禁山地30亩土地范围内的17.6612亩土地的权利人公示为胡忠庆，与《林权证》记载的权利人不同，且公示表不是国家依法确认承包方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凭证，不能作为确定胡忠庆享有涉案17.6612亩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依据，故胡忠庆仍需要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其对涉案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胡忠庆不能提供，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故胡忠庆的此点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2.关于二审判决认定黎发功以其他承包方式承包涉案30亩禁山地是否正确问题。胡忠庆申请再审认为那坪二社未采用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的方式将涉案土地发包给黎发功，黎发功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以其他方式承包涉案土地的最基本条件；另外黎玉姣以番村名义与那坪二社签订《合同书》未获番村授权亦未被追认，且未经那坪二社民主议定程序，该合同应认定无效，黎玉姣无权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又另案生效裁定已经认定黎发功与那坪二社没有合同发生，黎发功不享有涉案土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等问题。因本案的原告系胡忠庆，黎玉姣、黎发功与那坪二社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合同效力问题不属本案审理范围，即使合同无效，请求确认无效的权利主体是发包方那坪二社，与胡忠庆无关。无论黎玉姣、黎发功与那坪二社土地承包合同效力如何，均不影响黎发功因其在被征收的涉案土地上种植作物而获得青苗补偿费的权利。故胡忠庆此点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胡忠庆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胡忠庆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夏 艳 审 判 员  郑 船 审 判 员  吴浩云 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  赵晓青 书 记 员  柯丹盈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条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 （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 （三）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 （四）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的； （五）对审理案件需要的主要证据，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人民法院未调查收集的； （六）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 （七）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或者依法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没有回避的； （八）无诉讼行为能力人未经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或者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或者其诉讼代理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 （九）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 （十）未经传票传唤，缺席判决的； （十一）原判决、裁定遗漏或者超出诉讼请求的； （十二）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的； （十三）审判人员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第二百零四条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再审申请书之日起三个月内审查，符合本法规定的，裁定再审；不符合本法规定的，裁定驳回申请。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 因当事人申请裁定再审的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以上的人民法院审理，但当事人依照本法第一百九十九条的规定选择向基层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再审的案件，由本院再审或者交其他人民法院再审，也可以交原审人民法院再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三百九十五条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成立，且符合民事诉讼法和本解释规定的申请再审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再审。 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不成立，或者当事人申请再审超过法定申请再审期限、超出法定再审事由范围等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和本解释规定的申请再审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再审申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