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黔26民终90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麻江县谷硐镇乐埠中心村民委员会。法定代表人：罗先树，系村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左治华，男，汉族，1964年12月27日生，住麻江县。系该村支书。委托诉讼代理人：黎斌，男，侗族，1963年11月26日生，住贵州省都匀市。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付科英，女，汉族，1968年5月2日生，住贵州省麻江县。系腾建刚妻子。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李兴林，男，汉族，1970年10月20日生，住贵州省麻江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蒙少粉，女，布依族，1977年9月20日生，住贵州省麻江县。系李兴林妻子。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黎桂能，男，汉族，1962年4月6日生，住贵州省麻江县。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黎桂祥，男，汉族，1970年9月29日生，住贵州省麻江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万英，女，土族，1974年10月16日生，住贵州省麻江县。系黎桂祥妻子。付科英、李兴林、黎桂能、黎桂祥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莫兰，女，布依族，1962年7月15日生，住贵州省都匀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如彪，男，汉族，1950年4月26日生，住贵州省麻江县。原审第三人：高秀清，男，畲族，1963年7月4日生，住贵州省麻江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莫兰，女，布依族，1962年7月15日生，住贵州省都匀市。上诉人麻江县谷硐镇乐埠中心村民委员会（以下称乐埠村委会）、付科英、李兴林、黎桂能、黎桂祥因与被上诉人沈如彪、原审第三人高秀清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麻江县人民法院（2020）黔2635民初6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乐埠村委会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民事判决并改判；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上诉人对双方提交证据的观点。1、上诉人提供的贵定县昌明镇栗山村村民委员会2020年3月11日的《证明》系在整个村委领导班子都到场情况下出具的，被上诉人沈如彪提供的贵定县昌明镇栗山村村民委员会2020年3月20日的《证明》内容不真实，一审法院就这两份《证明》于2020年8月17日仅向贵定县昌明镇栗山村的村支部书记金启康调查形成的《调查笔录》存在瑕疵。2、按照国家“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及一户只能享有一处承包地政策，上诉人有权质疑沈如彪采用变相隐匿的方式将其名下的承包田土变更在其儿子或他人名下。3、上诉人在3、4、5组证据中提供了由苏麻组全体40名村民签名的多份《证明》，拟证实第三人父辈等参加了国家第一轮土地承包，沈如彪侵占了第三人滕建刚、黎桂能的田土的事实，并经庭审质证，一审法院对此避而不答、视而不见，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定。主审法官主观上存在对沈如彪的故意偏袒、对上诉人和第三人所提交的证据故意遗漏的情况。4、沈如彪在其第二轮土地承包证和土地延期承包登记表冒用村干部、组负责人的名义签名。5、原审第三人曾去过麻江县档案馆、麻江县农业农村局、麻江县谷硐镇人民政府农经站、麻江县人民政府等部门调取父辈参加第一轮土地承包的相关资料，得到的答复是全县第一轮土地承包的资料都找不到，责任不应归咎于上诉人举证不力，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承担举证不力的不利后果错误。6、沈如彪持有第二轮承包证涉及不同村集体经济组织，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一审认定事实错误。7、第二轮土地延包时，广大村民都是在村委会指定的乐埠小学公开场所填写，而沈如彪是私自串通村某工作人员在家填写，违反强制性规定，没有经过集体经济组织三分之二以上村民或代表开会同意，没有经过法定公示程序，显然是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认定事实错误。8、一审判决在审理查明部分，存在认定事实不祥，有故意避重就轻，不尊重客观事实的嫌疑。9、在本院认为部分，一审判决刻意隐瞒、庇护沈如彪在原籍栗山村参加第一轮土地承包的事实，否认第三人父辈在第一轮承包时承包涉案土地错误。（二）判决书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在法定期限内向一审法院提交证据时，明确了证明目的，但一审判决在罗列陈述上诉人及第三人提交的证据时，故意在证明目的上含糊不清，存在故意曲解、偷改换概念，避重就轻，断章取义，偏袒、庇护，为沈如彪开脱责任的嫌疑。1、一审判决书P3-4页证据2：2020年3月18日《调查笔录》及照片，一审判决对证明目的表述不完整；2、一审判决书P4页证据6：2019年4月23日麻江县人民法院庭审笔录，一审判决对证明目的表述存在严重瑕疵。3、一审判决书P4页证据9：2019年8月6日《申请》、《不予受理告知书》，一审判决没有完全表达上诉人的证明目的。4、一审判决书P5页证据11，一审判决书在表述上严重遗漏了部分证据，没有全面反映上诉人提交该证据的证明目的。5、一审判决书P5页证据14：麻江县谷硐镇农业服务中心出具的《证明》、麻江县档案馆出具的《证明》以及相片等，一审判决没有完全表达上诉人的证明目的。6、一审判决书P5页证据15：麻江县人民法院（2019)黔2635民初58号民事裁定书，一审判决表述上严重遗漏、故意曲解上诉人的证明目的。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法规错误。（一）一审法院的错误。1、一审法院认为涉案合同是1998年签订的，不能适用2003年3月1日实施的农村土地承包法，那么1999年10月1日实施的合同法也不应该适用于本案才对，显然一审法院观点自相矛盾。2、本案适用党中央国务院相关文件精神是对的，农村土地承包法是对之前农村土地承包工作的完善和规范，对之前的承包关系应具有溯及力。无论是当时的国家政策，还是农村土地承包法、物权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法办法、民法总则等法律法规，都应该遵守执行。3、本案争议合同1998年签订之前，党中央国务院文件精神对农村土地承包就有明确规定。如1997年8月2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通知》（中发办[1997]16号）就明确“小调整”的方案要经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三分之二以上成员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和县（市、区）人民政府主管部门审批等内容。一审法院不仅违反了国家法律规定，同时也违反了当时党中央国务院相关文件精神的强制性规定。（二）三次土地承包的历史关系及适用法律法规。1、政策方面（行政法规）。（1）1979年至1983年间，国家实行第一轮土地承包，是以户为最小承包单位，按各户人头平均享有承包土地份额，实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严管政策进行分配承包。（2）1998年实行第二轮承包，政策作出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农村土地承包长期稳定不变，在原来第一轮土地承包基础上延长土地承包期限。如1997年8月2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通知》（中办发[1997]16号）等文件对土地延包作出的规定或要求。（3）2017年实行第三轮承包，开展此项工作的目的是为完善以家庭承包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促进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社会稳定。（4）2017年的第三轮土地承包与前两次承包及各方面的关系是，国家实行三次农村土地承包，只是时间上的变化，后一轮承包都是在前一轮承包的基础上开展的。被上诉人沈如彪未参加苏麻二组第一轮土地承包，未分得田土，原审第三人父辈将涉案承包地出租给被上诉人耕种，并不能改变发包方与承包方的关系。原村委会在第二轮土地延包时将原审第三人第一轮承包的土地发包给被上诉人沈如彪，违反了国家土地承包政策和土地承包相关法律法规。2、法律规定。本案应适用《物权法》、《农村土地承包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民法总则》等法律法规处理本案，原村集体将已发包给原审第三人承包的田土在1998年第二轮延包时承包给沈如彪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三、一审法院明显偏袒被上诉人，有失公充，不利于社会稳定。综上，一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认定事实不清，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明显偏袒被上诉人沈如彪，导致该案错判，属枉法裁判。请求二审法院及时纠正一审法院的错误，“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付科英、李兴林、黎桂能、黎桂祥的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与乐埠村委会的基本一致。沈如彪辩称，1、这起土地纠纷，乐埠村委会根本没有当原告的资格，因所谓的争议是与付科英、李兴林、黎桂能、黎桂祥、高秀清5家农户起的纠纷，纠纷地的所有权也不归村委会，罗先树打着村委会的牌子参与进来搅这碗水，无非就是有什么利益促使罗先树这样做，罗先树作为一名村干部，只有调解、解决问题的职责，明明5户村民都没有该纠纷土地的权属证明，还直接参与进来当原告，使矛盾进一步激化。2、依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主张人必须出证据能充分证明法院执法不公的直接证据来，才能证明你讲的有道理。否则，你们的这种作为就是诬告。3、关于上诉人提出的土地权属问题。我有NO:0027865《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等证据，能证实我拥有的土地权属是明确的。乐埠村委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原、被告签订的编号为No.0027865号《土地承包合同书》无效（庭审中变更请求为确认该合同中涉及到与第三人有争议部分内容无效）；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沈如彪原系贵州省贵定县昌明镇粟山村水山组村民，1982年期间举家搬迁至贵州省麻江县（现合并为乐埠村）居住，其户口也迁至原××苏麻**。1998年12月25日，以沈如彪为承包户，麻江县谷硐镇谭家村民委员会为发包方，签订了编号为ＮＯ.0027865《土地承包合同书》并领取《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该合同书第一条内容为“发包方为承包方提供的耕地2.52亩,其中责任地2.52亩（田0.82亩、土1.7亩）”，发包方法定代表人左治刚及承包人沈如彪在该合同上签字。在沈如彪所持的《承包土地明细登记表》中地块名称一栏处2-5项即“五里班”“龙洞边”“龙洞边”“烟棚顶”“牌方边”五处的土地为本案原告请求确认无效的部分，也就是第三人认为系其父辈在沈如彪搬迁至谭家村落户后出租给沈如彪管理的土地。沈如彪对上述土地管理至2017年后，第三人认为上述土地系应属于其管理，而要求收回，引发纠纷。纠纷发生后，沈如彪于2019年以腾建刚、黎桂祥、高秀清、李兴林为被告，向该院提起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诉讼，后撤回起诉。2020年4月，腾建刚、黎桂能、黎桂祥、高秀清作为原告，以麻江县农业农村局为被告，乐埠村委会、沈如彪为第三人，向凯里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沈如彪所持有的NO.0027865号《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案经凯里市人民法院审理后，分别裁定驳回了起诉。此后，沈如彪将黎桂祥、李兴林、滕建刚、黎桂能作为被告向该院提起了侵权之诉，被该院裁定驳回起诉。同时，上述第三人多次向行政机关请求申请撤销沈如彪所持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要求收回土地。诉讼中，原告乐埠村委会及第三人均未能提供沈如彪所持NO.0027865号《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中“五里班”“龙洞边”“龙洞边”“烟棚顶”“牌方边”五处土地在第一轮土地承包时系第三人所承包的《土地承包合同书》及《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经该院到麻江县档案室核实也未发现有相关的资料。另查明，沈如彪之子沈振洪系麻江县谷硐乐埠村民，长期居住于该村。与贵定县昌明镇栗山村村民“沈振洪”并非同一人。一审法院认为，沈如彪虽系外迁户，但已于1983年落户至麻江县，属于该村苏麻**村民，应当享有承包经营该村集体土地的权利。而原谭家村民委员会作为土地的所有权人，具备发包的主体资格。本案争议的合同签订于1998年，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系2003年3月1日才正式实施，故该院只能依当时党中央国务院相关文件精神，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关于合同效力的规定，综合认定案涉合同的效力。原告村委会请求确认合同中涉及被告与第三人之间存在争议的土地部分无效，认为争议的土地系本案第三人父辈承包，但未能提供第一轮土地承包经营证及土地承包合同予以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因第一轮土地承包期间该争议土地已发生流转，原谭家村民委员会根据实际情况，在第二轮发包时对一轮作出一些小的调整，也符合“大稳定，小调整”的精神，应为发包有效。诉讼中，原告乐埠村委会以被告沈如彪在原籍所在地承包有土地并在其搬迁后流转给其子沈振洪管理。经该院核查，沈如彪在原籍所在地承包的土地已被收回另行发包，原告所称的“沈振洪”与沈如彪之子“沈振洪”并非同一人。故沈如彪不存在在其原籍所在地承包有土地的情况。至于原告乐埠村委会认为，发包给沈如彪的土地未经法定程序，而导致合同无效。经查，沈如彪所持的NO.0027865号《土地承包合同》与麻江县档案馆保存的原谭家村民委员会与其他村民所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系同样的格式合同。应视为当时的谭家村委会以相同的方式与全村村民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效力应当一视同仁。现乐埠村自认当时的程序违法，请求就沈如彪与第三人之间存在争议的土地部分要求确认合同无效，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麻江县谷硐镇乐埠中心村民委员会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0.00元，由原告麻江县谷硐镇乐埠中心村民委员会负担。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为支持自己的上诉请求，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高秀清对在一审法院已提交的证据《2019年4月23日麻江县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笔录》的证明目的作补充说明外，同时提交如下证据：1、（序号16）2020年10月22日麻江法院向栗山村委沈振义作的《调查笔录》，拟证明：①在2020年8月17日因麻江法院向栗山村支书金启康调查时，没有其他村委人员在场，只代表个人意见，系个人行为。为增加证明力，又于同年10月22日对村副主任沈振义进行补充调查，以映衬对金启康的调查；②证明：2020年10月22日对沈振义的调查笔录，法院没有通知当事各方进行释明，也没有恢复法庭调查，却为何将该份笔录订入卷？这是违规；③根据国家“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政策，金启康、沈振义各自证明系个人行为，不代表村委集体意见，不能证明沈如彪参加第一轮承包田土的归属和去向。2、（序号17）原谭家村支书杨德明的《证明》、杨德明身份证、杨德明在《证明》上签名捺印相片，拟证明：①199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支书杨德明未到过沈如彪家按其报讲的田土进行登记和签订合同；②证明杨德明的身份信息；③证明杨德明因血栓经治疗，虽行动有限，但意识清醒，能完整表达自己的意志。3、左洪林、罗清祥、胡良勇出庭作证，拟证明五位原审第三人父辈都参加了第一轮土地承包，鉴于沈如彪刚迁入苏麻二组无田土可承包，五位原审第三人父辈将涉案承包地有偿暂借给沈如彪耕种。对于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高秀清二审提交的证据，沈如彪的质证意见如下：1、对证据1（序号16）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2、对证据2（序号17）有异议，但认可杨德明的确没有到沈如彪家，同时认为杨德明也没有到其他村里包括第三人家；3、对证据3左洪林、罗清祥、胡良勇的证人证言，不认可。上诉人及第三人对左洪林、罗清祥、胡良勇的证人证言，予以认可。对于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高秀清二审提交的证据，本院结合沈如彪的质证意见、其他证据材料等，综合认定如下：证据1（序号16），系一审法院依职权对相关事实调查核实形成的笔录，沈如彪无异议，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2（序号17），本院认为本案是审理涉案1998年土地承包合同的效力问题，该组证据与审理本案无关，本院不予认定；证据3，本院认为该组证据属证人证言，沈如彪不认可，结合现有的证据材料，不足以证明涉案土地系第三人父辈出租给沈如彪耕种的事实，本院不予认定。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确认合同无效纠纷，审查涉案1998年12月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是否存在无效情形，应当适用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当时施行的法律，并结合当时国家土地延包政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延包方案等因素综合考量。乐埠村委会（原为谭家村委会）向法院诉请确认其与沈如彪于1998年12月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书》(No.0027865号)中涉及到与原审第三人有争议的五处土地承包无效，其应当举证证明涉案土地承包合同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1987年1月1日起施行）第五十八条：“下列民事行为无效：(一)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依法不能独立实施的；(三)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四)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五)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六)经济合同违反国家指令性计划的；(七)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无效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规定可以认定土地承包合同无效之情形。乐埠村委会（原为谭家村委会）称，沈如彪1998年12月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未履行召开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公示等民主议定程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土地承包合同应认定无效。本院认为，乐埠村委会（原为谭家村委会）是涉案土地的所有权人，土地承包合同的发包方，是1998年国家土地延包政策的执行者。本案诉至法院后，乐埠村委会（原为谭家村委会）并未向法院提供其在1998年落实国家土地延包政策过程中所形成的相关材料，未提供证据证明1998年土地延包当时乐埠村委会（原为谭家村委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采取了哪种民主议定程序、实施何种土地延包方案。从乐埠村委会（原为谭家村委会）的庭审陈述，并结合其他诉讼参与人的意见综合分析，乐埠村委会（原为谭家村委会）在1998年落实国家土地延包政策时并未严格按照召开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公示等民主议定程序延包土地。乐埠村委会（原为谭家村委会）在1998年当时采取相同的土地承包方式与本集体经济组织农户签订土地延包合同，合同履行近二十年后，乐埠村委会（原为谭家村委会）现却以其与沈如彪户签订涉案土地承包合同时未经召开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公示等法定程序为由确认合同无效，乐埠村委会（原为谭家村委会）的该行为无异于在全盘否定乐埠村委会（原为谭家村委会）1998年在本集体经济组织采取的土地延包方式，否定本村集体经济组织在1998年签订的所有土地承包合同的效力。乐埠村委会（原为谭家村委会）作为土地承包合同的一方当事人，现以其与沈如彪户签订涉案土地承包合同时未履行召开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公示等法定程序为由确认涉案土地承包合同无效，本院不予采纳。乐埠村委会（原为谭家村委会）称，沈如彪私自串通某村工作人员在其家中将原审第三人第一轮承包的土地登记在沈如彪的涉案土地承包合同上，损害了原审第三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涉及原审第三人的土地承包合同应认定无效。本院认为，1998年第二轮土地延包是在第一轮土地承包的基础上实施的，承包户对自家第一轮土地承包情况亦应该清楚，一般情况下，承包户在第二轮土地延包时与村集体经济组织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会继续延包第一轮全部承包地。对于付科英、李兴林、黎桂能、黎桂祥等承包户而言，涉案争议地在1998年土地延包时并未登记在付科英、李兴林、黎桂能、黎桂祥等承包户的土地承包合同上，而登记在了沈如彪承包户的土地承包合同内，沈如彪已耕种涉案争议地已近二十年。对未能登记的原因，付科英、李兴林、黎桂能、黎桂祥等人在庭审中辩称是因沈如彪先行登记故而致使其无法登记所致。经查，1998年土地延包时，土地承包合同系采用书面登记、签订，即便存在沈如彪先行登记，并不能妨碍原审第三人将涉案争议地登记在其土地承包合同上。显然，付科英、李兴林、黎桂能、黎桂祥等人作了虚假的陈述。上诉人称涉案争议地在第一轮土地承包时系付科英、李兴林、黎桂能、黎桂祥等承包户承包，沈如彪系租种涉案争议地，但除了证人证言外，并无第一轮土地承包相关材料、土地租赁相关材料等证据予以佐证，结合涉案争议地1998年土地延包的登记情况、沈如彪已耕种涉案争议地近二十年等事实综合考量，本院认为，现有的证据材料不足以证明沈如彪户1998年承包的涉案争议地已侵害了付科英、李兴林、黎桂能、黎桂祥等承包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对于高秀清承包户而言，高秀清主张的争议地，因高秀清、沈如彪均持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已为法院生效的裁判文书裁定先由人民政府确权，在人民政府确权前涉案争议地的权属处于不确定状态，乐埠村委会现诉称沈如彪户1998年承包涉案争议地侵害了高秀清承包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现有的证据材料，不足以证明乐埠村委会（原为谭家村委会）于1998年与沈如彪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违反了本村集体经济组织实施的土地延包方案、损害了原审第三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不足以证明乐埠村委会（原为谭家村委会）于1998年与沈如彪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1987年1月1日起施行）第五十八条规定可以认定涉案土地承包合同无效之情形。乐埠村委会（原为谭家村委会）诉请确认涉案土地承包合同涉及与原审第三人争议的土地承包无效，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虽然适用法律不当，但是裁判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1987年1月1日起施行）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和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0元，由麻江县谷硐镇乐埠中心村民委员会、付科英、李兴林、黎桂能、黎桂祥各负担6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家良审判员  王山地审判员  郑华品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五日法官助理梁红云书记员汪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