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鲁15民终26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聊城市东昌府区经济开发投资公司，住所地山东省聊城市铁塔路**。 法定代表人：刘书山，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又强，山东永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磊，山东永圣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九州高科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聊城市高新区黄河路** 法定代表人：王梅，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苏立泽，北京市京师（聊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郝亚菲，北京市京师（聊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博瑞信诚投资有限公司，住，住所地上海市虹口区邯郸路****楼**/div> 法定代表人：于勇，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晗晗，女，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新华，男，该公司员工。 上诉人聊城市东昌府区经济开发投资公司（以下简称经投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山东九州高科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州公司）、上海博瑞信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瑞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2020）鲁1502民初104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经投公司的委托讼代理人李又强、谢磊，九州公司的委托讼代理人苏立泽、郝亚菲，博瑞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晗晗、韩新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经投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二被上诉人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编号：201601-10号)无效；3.判令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本案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法发(2009)19号《关于审理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存在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不当。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处置股改剥离不良资产案件适用相关司法解释和司法政策的通知》【法(2011)144号】(以下简称《144号通知》)第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及农业银行处置上述不良资产案件时，可以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就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不良资产案件所发布的相关司法解释、司法政策及有关答复、通知的规定”，第一条中“上述不良资产”已在《144号通知》前文中做了明确界定，即“根据财政部《关于中国农业银行不良资产剥离有关问题的通知》(财金(2008)138号)和《关于委托中国农业银行处置股改剥离不良资产的通知》(财金函(2009)34号)，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中国农业银行，以下简称农业银行)受财政部委托处置其股改剥离的不良资产。”本案中案涉不良债权符合《144号通知》相关规定，属于中国农业银行受财政部委托处置的股改不良资产。《纪要》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就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不良资产案件所发布的相关司法解释、司法政策及有关答复、通知的规定，且现行有效。2.《纪要》第十二条“关于《纪要》的适用范围”内容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国有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国有企业债务人、受让人、不良债权转让”内容的阐述，原文为“国有银行包括……；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包括…；国有企业债务人包括…；受让人是指……；不良债权是指…”第二部分则明确规定“《纪要》的内容和精神仅适用于在《纪要》发布之后……。人民法院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案件，不适用《纪要》”。综上，《纪要》并未在第一部分对《纪要》的适用范围进行限定，而是在第二部分作出了限制性规定，因此针对本案案涉债权是否适用《纪要》，不能简单根据债权的转让时间、实际转让和受让主体来认定，而应当结合《纪要》精神，即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保障金融不良债权处置工作的顺利进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相关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等。3.《纪要》的发布日期为2009年3月30日，《144号通知》的下发是在2011年3月28日，从先后时间上以及内容上均能看出，《144号通知》是针对农行处置不良资产过程中涉诉相关问题所做的规定，即农行受财政部委托处置其股改剥离的不良资产适用《纪要》，即使将《纪要》第十二条的第一部分内容理解为限制性适用，那么根据《144号通知》内容也能得出，《144号通知》明确将《纪要》所规定的不良债权内容做了扩大，即农业银行受财政部委托处置其股改剥离的不良资产作为特殊性的不良债权适用《纪要》，如果机械的将不良债权限定为特定时期的政策性和商业性不良债权，那么最高院下发的《144号通知》就沦为一纸空文。4.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鲁15民终1239号民事判决书、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鲁民申9969号民事裁定书在说理部分均认定中国农业银行受财政部委托处置其股改剥离的不良资产依据《144号通知》适用《纪要》。本案中，当事人均认可案涉债权系中国农业银行受财政部委托处置的股改不良资产，债务人或者担保人同样也为国家机关，本案案涉债权性质、债务人或担保人主体身份等方面均与上述案例有高度相似性，因而本案中案涉债权同样适用《纪要》。综上，本案案涉债权依据《144号通知》适用《纪要》，原审判决存在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不当。二、原审判决认定案涉《债权转让协议》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合同无效的情形，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不当。1.《债权转让协议》中涉及的债权是中国农业银行股改剥离的不良资产，关于金融不良债权转让问题，最高人民法院的一系列文件均强调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财政部《关于中国农业银行不良资产剥离有关问题的通知》(财金【2008】138号)第一条及第二条载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聊城分行（以下简称聊城农行）剥离的不良资产总额为8168亿元，财政部通过核减人民银行对中国农业银行再贷款的方式解决1506亿元，通过分期付款购买的方式支付6662亿元。上述内容表明：中国农业银行不良资产剥离过程中，财政部通过政策调整及分期购买的方式按不良资产原账面价值取得了中国农业银行的不良资产。中国农业银行已经按不良资产账面价值得到了足额补偿。2.原审判决中事实认定部分表明：聊城农行向九州公司转让的不良资产账面债权总额为人民币(大写)肆亿贰仟柒佰贰拾壹万柒仟玖佰玖拾肆元壹角肆分(￥427217994.14)，九州公司受让不良资产后应向聊城农行支付价款为人民币(大写)壹仟伍佰肆拾叁万零玖佰元整(￥15430900.00)，转让价款仅为不良资产债权账面金额的约百分之三点六一(3.61%)。”具体到本案案涉债权金额人民币(大写)叁仟陆佰贰拾万捌仟贰佰柒拾贰元玖角叁分(￥36208272.93元)，按转让价款占不良资产债权账面价值比例计算，受让该债权所需支付的转让对价仅为人民币(大写)壹佰叁拾万柒仟壹佰壹拾捌元陆角伍分(￥1307118.65元)。以上事实证明，案涉债权转让过程中所需支付的受让对价极低，但被上诉人博瑞公司通过与九州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低价收购债权后，以原账面价值向上诉人主张债权，明显存在低价收购，以小博大，获取巨额利益的行为，这种行为最终造成国有资产严重流失，违背了资产剥离的初衷和目的。3.国有商业银行剥离或转让的不良债权的产生有其特殊的政策和法律背景，不良债权绝大多数是国有商业银行早期甚至是计划经济时期发生的贷款经过多次展期仍未能收回的逾期、呆账、滞账类贷款。很多贷款是因为当时的政策原因形成，国家机关作为担保人也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国家实施不良债权剥离政策的目的不仅要使金融机构顺利转轨，而且要解决历史遗留问题，通过国家财政补贴等方式使各方受惠。国家以财政补贴的方式解决银行呆坏账，意味着国家财政负担了银行不良债权损失，而国家机关完全依靠财政资金运转。如果说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向国家机关追索债权或者要求其承担担保责任，资产实际上并未流出国有资产管理范围，那么若允许社会投资者如本案这种私营企业也可以向国家机关行使追索权，无疑等于国家以公共财政资金在补贴社会投资者，这并不符合金融不良资产剥离政策的本意。所以，对于根据本案转让债权担保人性质，应当认定债权转让协议为无效。4.《纪要》第六条规定：“......关于不良债权转让合同无效和可撤销事由的认定，会议认为，在审理不良债权转让合同效力的诉讼中，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等法律法规，并参照国家相关政策规定，重点审查不良债权的可转让性、受让人的适格性以及转让程序的公正性和合法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转让不良债权存在下列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转让合同损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或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一)债务人或担保人为国家机关的……”本案中，作为债务担保人的经投公司是1992年经聊城市人民政府(现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政府)批准成立，归财政部门管理，享受财政拨款的正科级全民所有制事业单位，其主管部门是聊城市东昌府区财政局，所有经费均来源于国家财政，因此案涉债权转让协议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认定案涉债权转让协议无效。综上，为防止金融不良债权转让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相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撤销原审判决，改判九州公司与博瑞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编号：201601-10号)无效，并判决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九州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一审判决。一、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不适用《纪要》是正确的。《纪要》第十二条明确规定了其适用范围：“不良债权转让包括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政策性和商业性不良债权的转让。政策性不良债权是指1999年至2000年上述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国家统一安排下通过再贷款或者财政担保的商业票据形式支付收购成本从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以及国家开发银行收购的不良债权；商业性不良债权是指2004年至2005年上述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政府主管部门主导下从交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收购的不良债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执监433号执行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申2509号民事裁定书等最高院司法裁判观点，《纪要》是对特定范围内的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确立了特殊的处置规则，对金融不良债权的转让时间及转让主体均有明确限定，应当严格按照其适用范围的规定适用。如果将《纪要》范围以外的一般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一律参照适用《纪要》精神，既没有明确的法律及司法文件依据，也与依法平等保护各类民事主体财产权益的司法精神相悖。案涉债权虽然是中国农业银行受财政部委托处置的股改不良资产，但《纪要》本身就限制了其适用范围，自然不能根据《144号通知》对所有股改不良资产进行适用。案涉债权是2016年，由九州公司转让给博瑞公司，转让时间与转让主体均与《纪要》规定的适用范围不符，且案涉债权债务人与担保人均不是国家机关，案涉债权的转让不应适用《纪要》相关规定。二、一审法院认定《债权转让协议》不存在合同无效的情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案涉债权属于中国农业银行受财政部委托进行管理和处置的不良债权，所得收益由财政部享有，中国农业银行聊城分行通过公开挂牌出售的方式转让给答辩人，完成了处置回收，这不但没有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反而确保了资产回收价值。后博瑞公司也是通过公开竞价的方式从九州公司受让了案涉债权。案涉债权的整个转让过程合法有效，并未造成国有资产流失。2、因本案转让债权系不良债权，面临难以回收的情况，因此不良债权出让价格与资金账面额差额幅度过大属于正常现象，并不能据此认定《债权转让协议》的效力。且九州公司将债权转让给博瑞公司，属于两个公司之间正常的商业行为，并不会因此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共公共利益。综上，案涉《债权转让协议》不存在合同无效的情形，亦不存在有关债权不得转让的法定情形，《债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恳请贵院依法维持一审判决。 博瑞公司辩称，一、上诉人称原审法院对该案“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不当”是毫无依据的，原审法院认定本案不适用《纪要》，适用法律正确，认定事实清楚，依法应当维持原判。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执监433号执行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申2509号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终1303号民事判决书、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鲁民终1765号民事判决书、佛山中院(2020)粤06民终5637号民事判决书均有明确的适用解释。(一)农行代理财政部批量转让的债权不应适用《纪要》，《纪要》第十二条对转让主体、转让时间、案件所处的程序均有明确限定，适用范围明确、具体。答辩人受让的该批不良资产，从农行剥离至财政部的时间为2008年，2015年由九州公司通过竞拍方式有偿取得，后九州公司又将该债权经公开程序，最终转让于答辩人，从时间点看，2008年的剥离行为、2015年后的两次转让行为均不在《纪要》十二条限定的“1999、2000年政策性剥离”和“2004至2005年商业性剥离”两次范围内。《纪要》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纪要》的内容和精神仅适用于在《纪要》发布之后尚在一审或者二审阶段的涉及最初转让方为国有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通过债权转让方式处置不良资产形成的相关案件。”而案涉不良资产于2008年已由农行剥离至财政部，农行仅受托代行债权人职责，所以实际最初转让方既不是国有银行，也不是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而是财政部，故不符合《纪要》对适用主体的规定。且本案目前处于执行阶段，也不属于《纪要》规定的尚处于一审和二审阶段的案件。所以本案债权转让时间、转让主体、所处程序均不在该《纪要》的范围内，不应适用《纪要》。(二)，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执监433号执行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申2509号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终1303号民事判决书，以判例的形式明确了《纪要》适用范围的限制性，要求不应对《纪要》任意做扩大解释。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执监433号裁定书“本院认为”第12页载明：“第一，确定民事法律行为有效，应当以民事主体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和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以及不违背公序良俗为条件。…就本案而言，财政部不良债权的转让没有上述法律规定的禁止性情形。”在第13页还认定：“如果将《纪要》适用范围以外的不良债权转让案件一律参照适用《纪要》精神，既没有明确的法律及司法文件依据，也与依法平等保护各类民事主体财产权益的司法精神相悖。”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申2509号裁定书“本院认为”第5页载明：“关于《债权转让合同》的效力认定是否应适用《纪要》相关规定。《纪要》第十二条明确了《纪要》的适用主体与时间范围，即政策性不良债权是指....可见，《纪要》对金融不良债权的转让时间及转让主体均有明确限定。本案信达四川分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绵阳分行、开拓者公司之间的债权转让均发生在2016年后，与《纪要》规定的适用范围不符。因此，本案所涉《债权转让合同》不应适用《纪要》的相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终1303号判决书“本院认为”第15、16页载明：“关于《纪要》是否适用于本案的问题，《纪要》第十二条“关于《纪要》的适用范围”规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包括华融、长城、东方.........综上，案涉5笔贷款的转让时间与受让主体，均与《纪要》第十二条的规定不符。”由此可见，最高院在司法实践中也认为《纪要》仅适用于特定转让时间与转让主体的不良债权，不应任意扩大适用范围，不应以此为理由判定债权转让无效或认定债权转让损害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三)答辩人认为聊中院(2020)鲁15民终1239号民事判决书、省高院(2020)鲁民申9969号民事裁定书认定适用《纪要》是错误的，已向聊城市人民检察院递交抗诉申请，且已受理。答辩人在省高院的案件(2020)鲁民终1765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不适用《纪要》，与省高院(2020)鲁民申9969号民事裁定书认定适用《纪要》相互矛盾，在此情形下，就应以最高院的判例为参考。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执监433号执行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2509号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终1303号民事判决书均以判例的形式明确了《纪要》适用范围的限制性，要求不应对《纪要》任意做扩大解释。二、上诉人称九州公司与答辩人的转让存在国有资产流失问题，这是毫无根据的。案涉债权具有特殊性，是财政部委托农行管理和处置的不良资产，其收益也归于财政部，不同于其他金融机构转让的不良资产。债权处置过程均依法公开，经过市场竞争后最终处置，并未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九州公司与答辩人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合同无效的情形，合法有效。首先，根据财金(2008)138号《财政部关于中国农业银行不良资产剥离有关问题的通知》，案涉债权已由财政部购买，自2008年1月1日起的收益归财政部享有，农行代行债权人职责。2015年基于财政部对该批资产要求清零(处置完毕)的政策性要求，经农业银行山东分行审查审批，并在山东产权交易中心公开挂牌出售，通过邀约邀请公开竞价方式由国有独资的九州公司取得。2016年，九州公司又通过报纸公开招标的方式将涉案资产包转让出售，后该债权由答辩人竞得。本案非但不存在国有资产流失情形，还有效的盘活了财政部委托农行处置的不良资产，降低了国有资产的损失，根本不存在上诉人所称的“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情形”。其次，在农行处置本案债权时，已报财政部驻山东省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备案并征得其同意，并且在转让后，答辩人取得了财政部驻山东省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出具的《审核证明》。财政部及其下设单位以其实际行动表明该债权的特殊性及可转让性。第三，上诉人称：债权转让无效，依据是《纪要》以及《金融资产管理条例》等，但前述条例所限制的对象均为金融部门和资产管理公司，而上诉人及答辩人没有任何一方属于金融部门或资产管理公司的，要么系政府部门或平台，要么系有限责任公司。与本案相关的农行属于金融部门，但上诉人又并未将其列为被告。说明上诉人认可农行与九州公司之间的转让有效。第四，在现有的法律法规中，对后续的债权转让并没有明确的禁止性规定，九州公司作为国有独资的政府平台，应以实现利益最大化为衡量标准，以平等市场主体对待和保护，遵循意思自治的民法原则。故九州公司与答辩人之间属正常的商业行为。九州公司受让债权后，在不能实现债权的情况下，为防止国有资产损失，在收取相应价款后，转让给答辩人，正是为了有效的保护国有资产，避免更大的损失。债权转让人和受让人均是出于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非法手段套取国有资产的行为，更何况本案债权转让经过了公开挂牌和公平竞争。如按上诉人的主张，如果答辩人无权向其主张债权，岂不是给国家机关债务人逃避债务提供了可乘之机?国家机关就成为了最大的失信人，这才是对国家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最大的亵渎。三、答辩人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农行转让债权时已对上诉人的主管部门区财局进行了通知，是区财局放弃了购买权。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张文参与竞买的行为证明其是认可该批债权转让的价格及转让的有效性。九州公司购买该资产包时，价款是合理的，并不存在上诉人所称“低价收购，以小博大”。本批次不良债权是在2015年10月份通过山东产权交易中心挂牌拍卖的，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张文受聊城东安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区政府融资平台“以下简称东安公司”)委托，拟购买该资产包，在拍卖前已在省产权中心办理了报名竞买手续，按期缴纳了保证金，并且张文在拍卖当天亲自赶到了省产权中心参与了此次拍卖，但张文未举牌竞买。他嫌贵。可见，当时九州公司购买该资产包时，支付的价款是合理的，并不是上诉人所称的九州公司是“低价收购，以小博大”，上诉人当时认为以此价格购买债权是不划算的，这也是上诉人报了名到了竞买现场，既不举牌也不报价的根本原因。据答辩人向农行调查得知，农行在转让该资产包期间，农行多次与上诉人接洽购买事宜，上诉人从没对农行的转让效力产生过质疑。仅是嫌转让价款过高，上诉人认为价款在1100万上下比较合适。不值1400万。说明上诉人并不认为该资产包存在低价收购。四、九州公司与答辩人均不属于资产管理公司，也不属于国有商业银行，所以该债权转让不适用财政部发布的资产管理公司和国有商业银行的处置不良资产的管理办法。国家机关、国有企业、私营企业都是平等的民事主体。财政部发布的关于资产管理公司和国有商业银行的处置不良资产的管理办法和通知，严格限定了适用主体为资产管理公司和国有商业银行，属于资产管理公司和国有商业银行自己内部管理办法和通知。上诉人在一审中多次提及并坚定认可九州公司与答辩人均不属于资产管理公司和国有商业银行，而上诉人却借用资产管理公司和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处置管理办法和通知，再来限制答辩人，显然这属于典型的自相矛盾，自我否定。答辩人不属于资产管理公司和国有商业银行，没享受其待遇，就不应受其管理，也不受其约束，故也不应适用有关的规定和办法。国家机关、国有企业、私营企业都是平等的民事主体。如果像上诉人说的私营企业不可以向国家机关行使追索权，那至法律于何地?我们国家.一再强调平等、公平，但上诉人却认为私营企业不可以向国家机关行使追索权的想法，把自己当成了特殊主体。综上，九州公司和答辩人均不属于资产管理公司范畴，财政部也不属于金融部门，本案债权不适用《纪要》及财政部对资产管理公司的管理规定，九州公司与答辩人的债权转让协议为各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系正常的商业行为，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及合同约定，不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未造成任何国有资产流失，均合法有效。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恳请贵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请求。 经投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确认九州公司与博瑞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编号：201601-10号)无效。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0月19日，聊城农行作为甲方及转让方，山东九州国际高科发展有限公司（后变更为九州公司）作为乙方及受让方，双方签订编号为鲁聊农银委批转2015年01号《委托资产批量转让协议》（下称“01号资产包”）。协议约定：“3.2截止基准日，即2015年4月20日，所转让不良资产共48户，资产的账面债权总额为人民币（大写）肆亿贰仟柒佰贰拾壹万柒仟玖佰玖拾肆元壹角肆分（¥427217994.14），其中本金余额（含物权资产账面金额）为人民币（大写）壹亿伍仟陆佰玖拾柒万零贰佰伍拾柒元伍角柒分（¥156970257.57），利息为人民币（大写）贰亿陆仟玖佰捌拾捌万贰仟陆佰伍拾叁元伍角柒分（¥269882653.57），其他债权余额为人民币（大写）叁拾陆万伍仟零捌拾叁元（¥365083.00）。3.3不良资产权利人可主张自基准日至交割日过度期间的转让标的相关权益（包括但不限于利息、孳息等），在交割日一并移交给乙方。4.1乙方受让不良资产所应支付甲方的价款为人民币（大写）壹仟伍佰肆拾叁万零玖佰元整（¥1543.09万元）。4.2本协议签署之日起三日内，乙方应将剩余价款（已缴的保证金除外）全部缴付给山东产权交易中心。4.3乙方同意山东产权交易中心在收到全部价款后，应在二日内将1543.09万元价款全部转交给甲方。2015年10月19日，聊城农行作为甲方及转让方，九州公司作为乙方及受让方，双方签订《委托资产分户转让协议》（债权）（编号×××10）。协议约定“一、甲方将其对债务人山东省聊城市城乡建设物资总公司享有的债权共计36208272.93元（以下简称“主债权”）转让给乙方。截止到2015年4月20日本金人民币1850000元，利息34358272.93元。本协议生效后，乙方成为山东省聊城市城乡建设物资总公司新的债权人，合法享有上述债权。2016年3月1日，双方在山东法制报联合发布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2016年3月9日，九州公司作为甲方及转让方，博瑞公司作为乙方及受让方，双方签订《债权批量转让协议》。协议约定“甲方向乙方转让的债权为截止本协议签订之日，甲方接受的聊城农行的所有不良债权，具体为：1.截至基准日2015年4月20日，甲方对“01号资产包”项下的所有债权，共计48户。01号资产包所转让债权的账面总额为人民币肆亿贰仟柒佰贰拾壹万柒仟玖佰玖拾肆元壹角肆分；2.编号为鲁聊农银委批转2015年02号《委托资产批量转让协议》（下称“02号资产包”），截止基准日（2015年5月20日），所转让不良资产共4户，资产的账面债权总额为人民币（大写）贰仟壹佰捌拾玖万肆仟陆佰肆拾贰元玖角捌分（¥21894642.98），其中本金余额（含物权资产账面金额）为人民币（大写）玖佰壹拾伍万元整（¥9150000.00），利息为人民币（大写）壹仟贰佰柒拾肆万肆仟陆佰肆拾贰元玖角捌分（¥12744642.98）；3.编号为鲁聊农银委批转2015年03号《委托资产批量转让协议》（下称“03号资产包”），截止基准日（2015年8月20日），所转让不良资产共30户，资产的账面债权总额为人民币（大写）贰亿捌仟贰佰肆拾叁万零壹佰叁拾贰元柒角整（¥282430132.70），其中本金余额为人民币（大写）壹亿肆仟叁佰肆拾捌万柒仟壹佰叁拾贰元叁角壹分（¥143487132.31），利息为人民币（大写）壹亿叁仟捌佰玖拾肆万叁仟零叁角玖分（¥138943000.39）”。2016年3月9日，九州公司作为甲方及转让方，博瑞公司作为乙方及受让方，双方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编号：201601-10号。协议约定主要内容为：截止至基准日2015年4月20日，甲方对山东省聊城市城乡建设物资总公司享有的债权共计36208272.93元，其中本金1850000元，利息34358272.93元转让给乙方，本协议签订后，乙方即成为山东省聊城市城乡建设物资总公司的新的债权人，合法享有上述债权。2018年1月12日，财政部驻山东省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出具《审核证明》，该证明载明“兹证明《中国农业银行受财政部委托处置资产涉诉项目清单》（山东省分行2017年度第二批）中列示的2017年度该行聊城、烟台2家分行所辖351户共358笔委托资产出具证明文件，证明清单所列资产（其中贷款本金人民币888126371.81元和相应利息）及对应权利属于财政部委托中国农业银行管理和处置的股改剥离的不良资产”。该审核证明所附《中国农业银行受财政部委托处置资产涉诉项目清单》载明“申报单位：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聊城分行，年度2017年，序号230的借款人名称为山东省聊城市城乡建设物资总公司，担保人为经投公司，借款本金余额为185万元，剥离基准日本金余额为185万元”。另查明，九州公司成立于2003年1月28日，股东为聊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属于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企业）。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一是本案是否适用纪要。二是《债权转让协议》是否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合同无效的情形。焦点一，《纪要》第十二条规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包括华融、长城、东方和信达等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和资产管理公司通过组建或参股等方式成立的资产处置联合体。不良债权转让包括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政策性和商业性不良债权的转让。政策性不良债权是指1999年至2000年上述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国家统一安排下通过再贷款或者财政担保的商业票据形式支付收购成本从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以及国家开发银行收购的不良债权；商业性不良债权是指2004年至2005年上述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政府主管部门的主导下从交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收购的不良债权。”由此可见，《纪要》对金融不良债权的转让时间及转让主体均有明确限定。本案中，九州公司与博瑞公司均不属于《纪要》中规定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范围。本案的金融不良债权转让于2008年1月1日剥离给财政部后，财政部委托中国农业银行进行管理和处置。聊城农行于2015年10月19日转让给九州公司，九州公司于2016年3月9日转让给博瑞公司。案涉金融不良债权的转让时间与转让主体，均与《纪要》第十二条的规定不符。如果将《纪要》适用范围以外的一般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一律适用《纪要》精神，既没有明确的法律及司法文件依据，也与依法平等保护各类民事主体财产权益的司法精神相悖。因此，本案不适用《纪要》。焦点二，《债权转让协议》是否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合同无效的情形。首先，本案的金融不良债权转让于2008年1月1日剥离给财政部后，财政部又委托中国农业银行进行管理和处置。涉案债权转让已报财政部驻山东省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备案并征得其同意，债权转让行为不存在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其次，债权转让经农行山东分行审查审批，在山东产权交易中心公开挂牌出售，通过邀约邀请公开竞价方式由九州公司取得，九州公司也在报纸刊登了债权转让公告，博瑞公司也通过公平竞价方式取得了该债权。原告在债权转让过程中也是明知的。九州公司与博瑞公司之间的债权转让程序合法，未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和禁止性规定。九州公司与博瑞公司之间的《债权转让协议》不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情形。因此，《债权转让协议》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所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综上，原告要求确认二被告于2016年3月9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一审法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聊城市东昌府区经济开发投资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经投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查明事实同一审法院审理查明。 本院认为，《纪要》第十二条中对金融不良债权的转让主体和转让时间有明确的限定，本案中转让主体与转让时间均与《纪要》中的不符，故本案不适用《纪要》。《中国农业银行委托资产批量转让业务管理办法》规定，债务人或担保人或实际偿还义务人为国家机关的，债权转让受让对象限于县级（含）以上政府，政府主管部门，出资人及其指定机构，华融、长城、东方、信达四家全国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作为担保人的经投公司及其债务实际偿还义务人均不是国家机关，经投公司不是该规定的限定主体，不受该规定的限制。又，涉案转让合同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和禁止性规定，且涉案资产经财政部驻山东省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予以证明，故涉案转让合同合法有效。上诉人关于本案适用《纪要》、转让合同无效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经投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聊城市东昌府区经济开发投资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丽珍 审 判 员 牛祺忠 审 判 员 管玲玲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三日 法官助理 丁 立 书 记 员 李宇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