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晋01民终39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某，住山西省河曲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吕某，系原告周某配偶，住山西省河曲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西中汽贸联现代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委托诉讼代理人：付某，山西艾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周某因与被上诉人山西中汽贸联现代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汽贸联）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人民法院（2020）晋0109民初37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周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吕某、王某，被上诉人山西中汽贸联现代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付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某上诉请求：1、撤销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人民法院（2020）晋0109民初3744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1、“2019年5月，原告周某与被告中汽贸联公司口头达成一致，由原告购买被告销售的大众帕萨特轿车一辆”不是事实。2、“2019年5月16日，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张某与案外人北京金鼎腾辉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签订《汽车资讯协议》，约定被上诉人公司购买北京金鼎腾辉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提供的2019款330TSI精英版帕萨特轿车一辆，待公司付款后，北京金鼎腾辉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向被告披露约定类型及品牌车辆的销售信息。协议签订后，被告向北京金鼎腾辉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支付购车款186400元，北京金鼎腾辉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向被告公司披露了案涉车辆的出售厂商等信息。由北京金鼎腾辉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向被告提供本案案涉车辆”不是事实。首先，这是被上诉人单方陈述所销售车辆的来源，上诉人未参与、不知情，据国家企业信用公示信息显示，北京金鼎腾辉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成立于2017年9月1日（未被核准），2019年2月27日被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昌平分局以“通过登记的依据或者经营场所无法联系”为由列入经营者异常名录，该公司实际核准成立的时间是2019年9月29日，但在第二天2019年9月30日就被企业注销（可见成立是为了注销、公司未实际经营），所以该公司与被上诉人公司不可能发生过业务往来。其次，案涉车辆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显示销货单位为“天津市奥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并非“北京金鼎腾辉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最后，国家企业信用公示信息显示天津市奥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成立日期为2019年5月29日，晚于被上诉人一审庭审陈述的提车日2019年5月16日之后。3、“被告工作人员薛俊红通过微信视频对案涉车辆进行了新车检验”不是事实，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公司及证人薛俊红均当庭陈述，是薛俊红从头到尾联系车辆销售上家，亲自在太原市东山物流基地接车、验车，被上诉人公司对案涉车辆的信息是明知的。4、“2019年6月11日，原告从被告中汽贸联公司处提取车辆型号SVW72023DV、黑色大众牌小型轿车一辆”不是事实，提取常用于双方已经达成某种共识或默契，认可且自愿的表述，内涵中包含着一种承前启后的因素，而本案2019年6月10日上诉人首次到店支付订金，6月11日“购买”案涉车辆，对车辆具体信息不知情。5、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购买车辆价格不是一审判决认定的188000元，是193000元。6、被上诉人并不是随后就向上诉人交付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一张，上诉人购车是在2019年6月11日，6月15日被上诉人寄出天津市奥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给上诉人。7、案涉车辆因缺失“机动车合格证”、“购置税申报表”，河曲县税务局无法缴税，车辆不能上户，是被上诉人工作人员薛俊红找河曲县税务局关系给上的户。二、本案仍有需要查明的部分事实。1、案涉车辆前车牌位置存在明显的上牌痕迹，车辆之前上过车牌。2、案涉车辆第一次购买是什么时间上诉人购买的是不是一手车3、购车时被上诉人给上诉人的车钥匙上没有条形码，说明书袋子是被打开的，补寄的第二把未使用的车钥匙贴纸表面发黑。4、案涉车辆到底是从哪里来的被上诉人一审申请追加北京金鼎腾辉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天津市奥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为第三人参与诉讼，后又撤回申请的原因是什么5、一审期间上诉人曾接到某公安局经侦队电话询问案涉车辆虚开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案涉车辆是否涉及刑事犯罪本案是否存在审理中止的情形6、2020年3月，上诉人曾到河曲县平安保险投保，工作人员输入车架号、发动机号因案涉车辆不是上诉人所有车辆被拒，被上诉人售车时当天打印的是平安保险的报价，实际投保的却是人保，案涉车辆尚在平安保险投保期间被上诉人如何能于2019年6月11日在人保继续投保7、一审认定被上诉人向北京金鼎腾辉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支付购车款186400元，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购车款193000元，为什么天津市奥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开出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为188000元三、一审适用法律错误。l、被上诉人公司销售行为构成欺诈。上诉人购买车辆的时间是2019年6月11日，一审中举证的“机动车维修结算单”显示车辆购车发票日期为2019年5月16日，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大兴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显示车辆登记日期为2019年5月，车主为王胜磊，号牌号码京A-*，保险期间自2019年5月15日是起至2020年5月14日止，“中国平安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保险单”显示车辆初登日期为2019年5月14日，车主为王胜磊，保险期间自2019年5月15日是起至2020年5月14日止，保费6674.29元，三份证据均显示案涉车辆实际购车时间是在2019年5月，可以直接证实车辆存在二次销售的情形，曾上过保险，上过户。上诉人到被上诉人公司现场经销门店购车，购买的应当是被上诉人公司销售的上海大众公司的全新一手车，而被上诉人卖给上诉人的是“天津市奥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销售的自贸区试验区港口车，销售单位是“天津市奥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不是被上诉人中汽贸联。被上诉人中汽贸联公司作为专业的汽车销售商,销售人员应足够了解店内每一辆车的具体情况，尤其在本案中，案涉同款车型仅此一台，是被上诉人公司工作人员薛俊红专程接的车，关于车辆在销售之前是否为无瑕疵的“新车”，是否曾经上过保险、上过户，车辆何时出厂，是否属库存积压车、港口车，销售主体是谁等等应当是明知的，被上诉人理应明确告知到消费者车辆的具体情况，请消费者自主作出理性的判断和选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六十八条的规定，被上诉人为牟取利益，主观上有隐瞒实情的故意，客观上实施了没有如实告知的行为，追求或放任与上诉人形成汽车买卖合同，上诉人基于不真实不全面的信息作出了消费行为，被上诉人中汽贸联的行为显然构成欺诈。2、一审举证责任分配错误，一审法院以上诉人举证不能，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64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90条驳回了上诉人的起诉。一审中，上诉人就被上诉人公司销售行为是否构成欺诈进行了详细举证，“机动车维修结算单”、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大兴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中国平安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保险单”三份证据均已证实案涉车辆在销售给上诉人之前上过户、上过保险，“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显示销货单位是“天津市奥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不是被上诉人，一审判决对此也进行了认定，上诉人举证责任已经完成，被上诉人应当就是否不知情、销售前是否已明确告知消费者、消费者是否认可、缘何不构成欺诈承担举证责任，否则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四、本案涉及消费者的切身利益与社会效果的问题。汽车是一种特殊的商品，行驶在路上直接关系着每一位用车人，被上诉人中汽贸联将曾经上过保险、上过户，可能存有安全隐患的第三方车辆作为新车销售给用车人，该行为如不受到法律的惩处，将会变相鼓励其他商家铤而走险，不良风气蔓延，有序的经济秩序遭到破坏，普通群众对法律失去信心，《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失去立法的意义。据此，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对一审判决直接予以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山西中汽贸联现代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辩称，首先，被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上诉状中罗列的七项事实，在一审庭审中已经查明。一审庭审中对当事人双方提交的书面证据进行核实并对被上诉人提供的证人薛俊红进行了当庭询问，薛俊红也接受了上诉人代理律师的发问，进行如实的陈述。薛俊红是被上诉人公司的销售经理，具体和上诉人周某进行接洽的，她对车辆的整个销售过程以及周某的购买车辆的过程是清楚的，因此证人当庭就上诉状提到的七个方面，也就是在一审庭审中法官注意的这些方面的询问下都进行了如实的陈述。这些事实上的陈述在一审的庭审笔录里面都有记载，是基本事实。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承担三倍车款赔偿，是基于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构成了欺诈，一审法院基于双方提供的证据材料和证人证言审查，认为上诉人的证据不足，被上诉人在销售车辆过程中对上诉人周某没有构成欺诈，事实认定是正确的。第二，关于适用法律方面，在一审庭审当中，就上诉人请求权的基础，法庭特别要求上诉人代理人明确，上诉人代理人明确请求权的基础是基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而在一审判决中也明确载明了判决的依据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4条的规定，经行政部门认为为不合格的商品消费者才有退货的权利。根据该法第55条的规定，经营者有欺诈行为，消费者才有要求三倍赔偿的权利。另外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中明确列举了十大行为为欺诈行为，也就是说构成欺诈行为的具体情形和表现，目前是有法律和法规明确规定的。根据规定和结合事实的审查，上诉人是没有退货和要求三倍索赔的权利的。故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不存在欺诈行为所适用的法律依据是正确的。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谁主张谁举证这个原则，上诉人在举证不能的情况下应当依法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周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原、被告大众汽车牌SVW72023DV（发动机号码R20540、车辆识别代号／车架号码LSVCD6C42KNO38335）口头销售合同，原告返还案涉车辆给被告，被告退还原告购车款193000元；2、被告中汽贸联公司按购车款的三倍赔偿原告579000元；3、被告中汽贸联公司赔偿原告购车后支出的缴税款16800元、保险费5502元、机动车登记证书工本费10元、机动车辆号牌工本费100元、机动车临时号牌费10元、机动车行驶证工本费10元（诉讼请求1、2、3共计金额794432元）；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中汽贸联公司承担。2019年6月11日，原告从被告中汽贸联公司处购买新款上海大众帕萨特（大众汽车牌SVW72023DV、发动机号码R20540、车辆识别代号／车架号码LSVCD6C42KNO38335）一辆，支付购车款193000元，强制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险，支付保费5502元。中汽贸联公司未给原告出具书面机动车销售合同。原告缴税款16800元、机动车登记证书工本费10元、机动车辆号牌工本费100元、机动车临时号牌费10元、机动车行驶证工本费10元，办齐了车辆上户手续。第2年保险到期原告续保时，从保险公司得知，原告车辆在购买之前就已经上过户，交强险和商业险分别进行过续保。原告翻阅之前的购车资料，才发现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中，销货单位名称竟然不是被告，而是案外人“天津市奥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综上，被告中汽贸联公司在销售给原告车辆时存在明显的欺诈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向贵院提起诉讼，请依法判决。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5月，原告周某与被告中汽贸联公司口头达成一致，由原告购买被告销售的大众帕萨特轿车一辆。2019年5月16日，被告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与案外人北京金鼎腾辉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签订《汽车资讯协议》，约定被告公司购买北京金鼎腾辉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提供的2019款330TS1精英版帕萨特轿车一辆，待被告公司付款后，北京金鼎腾辉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向被告披露约定类型及品牌车辆的销售信息。协议签订后，被告向北京金鼎腾辉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支付购车款186400元，北京金鼎腾辉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向被告公司披露了案涉车辆的出售厂商等信息，由北京金鼎鹏飞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向被告提供本案案涉车辆，被告工作人员薛俊红通过微信视频对涉案车辆进行了新车检验。2019年6月11日，原告从被告中汽贸联公司处提取车辆型号SVW72023DV、黑色大众牌小型轿车一辆，发动机号码R20540，车辆识别代号／车架号码LSVCD6C42KNO38335，合格证号WAE041904042733，车辆价款188000元。同日，案涉车辆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投保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商业保险，保险期间自2019年6月11日16时起至2020年6月11日24时止。保险单显示，车辆号码为“未上牌”。原告支付保险费5502元、税款16800元、机动车登记证书工本费10元、机动车辆号牌工本费100元、机动车临时号牌费10元、机动车行驶证工本费10元。后被告向原告交付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一张，开票日期为2020年6月11日，开票人为天津市奥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开票金额188000元。2019年6月18日，原告办理车辆注册登记手续，车牌号码为×××。本案案涉车辆曾于2019年5月14日在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大兴支公司投保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商业保险，被保险人为王胜磊，号牌号码为京A-＊，保险期间自2019年5月15日0时至2020年5月14日24时。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于2020年9月10日提出追加第三人申请，申请追加北京金鼎鹏飞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天津市奥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2020年9月27日，被告申请撤销追加第三人的申请。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原告的诉讼请求及阐述的事实和理由，原告主张的实质是其认为被告在车辆买卖关系中存在欺诈行为，并因此要求被告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故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调整的是有关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该法第五十五条规定了存在欺诈予以赔偿的情形。司法实践中，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认定欺诈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经营者主观上具有欺诈的故意；客观上经营者实施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欺诈行为；结果上欺诈行为造成了消费者相信谎言、陷于错误判断，并做出错误意思表示。原告作为消费者，主张被告存在欺诈的行为，要提供证据证明被告实施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欺诈行为，并使其陷入错误的判断而与被告进行了车辆交易行为。若诉讼终结时根据全案证据仍不能判明当事人主张的事实真伪，则由当事人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本案原告认为案涉车辆曾经在2019年5月14日在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大兴支公司投保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商业保险，并据此认为被告存在欺诈的行为，要求解除合同并要求被告予以三倍的赔偿。案涉车辆虽然曾经在销售给原告之前投保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商业保险，但投保行为发生在被告向案外人购车之前，结合原告能够正常办理的新的车辆保险和正常办理车辆注册登记手续的情况分析，就本案现有证据，不能认定被告存在欺诈行为，本案没有证据证明被告具有销售欺诈的主观故意，原告的诉请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周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744元，减半收取计5872元，保全申请费4492元，共计10364元由原告周某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上诉人在二审中提交证据1.北京金鼎腾辉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天津市奥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工商信息，证明被上诉人与北京金鼎腾辉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天津市奥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没有真实的业务往来；证据2.上诉人现场提车照片，证明案涉车辆车头上牌处有明显的上过牌痕迹；证据3.被上诉人工作人员薛俊红与上诉人微信截图，证明案涉车辆因为缺失“机动车合格证”、“购置税申报表”无法正常上户；证据4.机动车维修结算单、平安保险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商业保险单，证明案涉车辆首销是2019年5月14日，开票日期5月16日，曾在平安保险上交强险及商业险，前车主王胜磊。被上诉人质证意见，对于证据1北京金鼎腾辉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天津市奥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工商信息真实性无异议，在一审庭审查明和一审判决中，并没有说被上诉人和上述两个公司有真实的业务，代销模式和车辆的来源不影响上诉人周某购车过程正当合法的事实；对于证据2上诉人现场提车照片上牌照的痕迹是上诉人的主观推测，是纸贴的公司名称的痕迹，且无其他证据佐证；对于证据3被上诉人工作人员薛俊红与上诉人微信截图，真实性无法判断，证明目的不认可，被上诉人2019年5月17日收取到了合格证，上诉人提车时一并给了上诉人，由于河曲国税局不能使用二维码，后期通过沟通积极解决问题；对于证据4机动车维修结算单、平安保险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商业保险单，被上诉人与北京公司进行接洽购车过程的时间是2019年5月16日，提车的时间是2019年5月17日。这个日期实际上不是购车发票日期，2019年5月16日没有开具过车辆发票，写成2019年5月16日的目的在一审中已经做过陈述，就是为了起算车辆三年保修期的起算点，实际上这辆车开具发票的日期是2019年6月11日，也就是周某接到的发票上面写的时间。合格证只有一张，合格证在办理上户注册登记的时候，车管所直接收取，案涉车辆不可能是二手车；2019年的5月14日的车辆保险，被上诉人收到起诉状传票之后才知道，2019年6月11日,周某提车当日办理保险和上临牌过程当中，一切都非常顺畅，没有发现车辆已经上过保险的情况。对当事人没有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认可真实性否认证明目的的证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对证明目的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综合予以认定。另查明，上诉人周某与被上诉人首次达成购车意向为2019年6月10日，非一审认定的2019年5月。上诉人周某购车款为193000元，并非188000元，本院予以纠正。案涉车辆注册登记摘要信息栏显示车辆生产于2019年3月7日，一审查明的其余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的汽车销售行为是否构成欺诈。欺诈是指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做出错误的意思表示。认定欺诈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欺诈人有欺诈故意，即明知自己陈述存在虚假并会导致对方陷入错误认识，而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二是行为人实施了欺诈行为，即行为人故意陈述错误事实或故意隐瞒真实情况使他人陷入错误认识的行为。三是被欺诈人因欺诈陷入错误判断而做出错误的意思表示。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根据该规定，上诉人以被上诉人欺诈为由提起诉讼，需将待证事实证明至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本院认为，案涉车架号码LSVCD6C42KNO38335车辆于2019年3月7日生产，5月14日案外人王胜磊上平安保险，5月17日中汽贸联接到该车辆,上诉人周某6月11日提取该车并办理新车保险。故案涉车辆上过保险的情形发生在被上诉人购车之前，结合案涉车辆系注册登记，首次缴纳车辆购置税，被上诉人的购车价款等，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中汽贸联在向上诉人周某出售汽车时存在欺诈的故意。上诉人主张案涉车辆车况不好，曾接到电话称涉案车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车辆没有合格证等情形但均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对此本院不予采信。综上，虽中汽贸联销售给上诉人周某的车辆手续确系存在瑕疵，销售车辆过程中存在诸多不规范的行为,但现有证据不能认定中汽贸联在汽车销售过程中存在欺诈行为，故对上诉人申请撤销合同并获三倍购车价款赔偿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三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744元，由上诉人周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清审判员 李 峻审判员 郝文晋二O二一年三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陶一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