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晋08民终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雨楠，男，2003年1月28日出生，汉族，住万荣县，居民。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某1，女，2009年9月7日出生，汉族，住万荣县，居民。 法定代理人：陈某2，女，1981年7月18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夏县，居民，系原告陈雨楠、陈某1母亲。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俊录，男，1948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住万荣县，居民。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敬玲，女，1951年3月13日出生，汉族，住万荣县，居民。 以上四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任会飞，山西旭辰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四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俊胜，男，1961年4月16日出生，汉族，住万荣县，由万荣县民委员会推荐，系原审原告陈俊录兄弟。 上诉人（原审被告）：卫国斌，男，1983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万荣县，居民。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锐，山西卫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少平，万荣县法律援助中心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冯勇国，男，1990年3月7日出生，汉族，住万荣县，居民。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骞，山西卫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武风会，男，1958年1月13日出生，汉族，万荣县贾村乡西雅村第三组居民。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守军，男，1975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住万荣县，居民。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彦泽，山西弘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友川，男，1967年6月19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渭南市，居民。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建国，陕西恒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陈雨楠、陈某1、陈俊录、王敬玲、上诉人卫国斌、上诉人冯勇国、上诉人张守军因与被上诉人李友川义务帮工人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万荣县人民法院(2020)晋0822民初1168号民事判决，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雨楠、陈某1、陈俊录、王敬玲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万荣县人民法院(2020)晋0822民初1168号民事判决第一、二、三项，改判为：被上诉人卫国斌、冯勇国、张守军共同承担赔偿上诉人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等各项损失879611.5元；二、上诉费用由各被上诉人承担。上诉理由：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死者陈某3并非自己要求下化粪池捞猪，而是张守军让冯勇国叫装猪工人卫国斌和死者陈某3到猪厂内抓猪，猪掉进化粪池后，也是张守军以陈某3经常抓猪有经验为由让陈某3下化粪池捞猪，并给陈某3下化粪池提供了梯子。作为三个被上诉人，对陈某3的死亡，都应承担赔偿责任。另外一审法院以“陈某3系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当认识到下化粪池具有一定的危险性，但却未采取安全措施，共自身存在过错”为由，要求承担事故责任的30%明显错误。根据冯勇国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可以证实一点，在事发当时，猪掉进化粪池后，被上诉人张守军跟冯勇国说，让陈某3用铁钩先把猪钩上来，冯勇国授意陈某3下化粪池捞猪，才导致了悲剧的发生，陈某3系干活的工人，完全听从于雇主，是在履行职责，其自身不存在任何的过错，不应当承担30%的责任。 卫国斌上诉称：一、依法撤销万荣县人民法院（2020）晋0822民初1168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对卫国斌的诉讼请求；二、上诉费与原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陈雨楠、陈某1作为原告的诉讼主体不适格。本案上诉人收到的民事起诉状中的原告陈雨楠、陈某1并没有列明法定代理人，民事起诉状上陈雨楠、陈某1的签字捺印也并非是由法定代理人陈某2代为签字捺印的。陈雨楠、陈某1作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行使授权、书写诉状、起诉、立案等民事权利时，是需要法定代理人代为行使权利的。本案开庭前，上诉人向法庭提出这个问题时，法庭才通知二原告的法定代理人出庭，但并未就开庭前陈雨楠、陈某1已经行使完毕的民事法律行为向其法定代理人进行追认，故陈雨楠、陈某1作为原告的诉讼主体明显不适格。二、原审判决遗漏必要共同诉讼参与人，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本案中李友川是买猪人，张守军是卖猪2，李友川将购猪款打给冯春国，冯春国又打给李海军，李海军把部分购猪款又打给卖猪人张守军。李海军找中介冯勇国给其找合适的猪源，冯勇国又托中介王启明寻找猪源，王启明找到张守军谈好价钱，李海军找上诉人卫国斌、郭峰、死者陈某3给其装猪。故本案中的冯春国、李海军、王启明、郭峰均是必要共同诉讼的当事人，原审中上诉人向法庭提交追加被告申请书，但法庭并不接收，也未依职权追加，故原审遗漏必要共同诉讼的当事人，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三、原审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原审认定上诉人卫国斌与冯勇国系承揽关系、上诉人卫国斌与死者陈某3系雇佣关系认定错误，判决前后自相矛盾，法律关系混乱。原审查明事实部分论述“赶猪及运猪由被告冯勇国、张守军雇佣的工人共同协作完成”与本院认为部分论述“被告卫国斌与被告冯勇国之间系承揽关系，其接受承揽业务后，雇佣死者和他人一起装猪，其与死者间形成雇佣关系”相互矛盾。2、上诉人卫国斌与冯勇国并非承揽关系，而是受李海军雇佣为其装猪，与李海军系雇佣关系。2020年7月20日晚上12点左右，李海军打电话让上诉人找人一起去装猪。约定：劳务费计算方式为一头猪给上诉人和其他装猪人一共10元。上诉人、郭峰、冯志国便一起去盐湖区的泓芝驿装猪，装到7月27日早上5点左右，一车猪装满，冯志国有事走了，李海军又让上诉人再找一个人，上诉人才帮忙打电话叫死者到王显乡××张村去装猪，故上诉人系李海军雇佣。3、上诉人与死者陈某3并非雇佣关系，而是同事关系、临时合作关系，上诉人代为发工资是一种职务行为。上诉人受雇于李海军、冯春国。上诉人也只是个装猪工人，听命于雇主，只是代雇主叫了死者陈某3装猪，与死者是同事关系、临时合作关系。死者的工资是李海军、冯春国发放，上诉人只是将雇主支付给装猪工人的工资分发给大家，工人之间工资是均等的，上诉人并没有抽取陈某3及其他工人的工资，并没有获取额外利益，代发工资是一种职务行为。故上诉人并非陈某3的雇主。4、上诉人在意外事件中没有任何过错。装猪过程中死者不受上诉人控制、指挥和监督，整个装猪现场的指挥人有李友川的大车司机、有李海军本人、有张守军，上诉人并不指挥装猪的现场，没有让死者去猪圈附近，也没有让死者打捞生猪。案发前上诉人也并不在现场，故上诉人没有任何过错。5、原审判决中多处事实认定错误。（1）第六页第一行至三行事实错误。张守军并未将猪出卖给冯勇国，冯勇国也不负责收购生猪，冯勇国仅是中介。卫国斌系李海军长期雇佣，是李海军联系的卫国斌让装猪而不是冯勇国。（2）原审判决第六页第五行“工资由冯勇国向卫国斌支付”事实错误。卫国斌等装猪工人的工资也是由李海军、冯春国支付的，而不是冯勇国。（3）原审判决第六页第十二行“赶猪及运猪由被告冯勇国、张守军雇佣的工人共同协作完成”的事实错误。赶猪由张守军雇佣的工人和李海军冯春国雇佣的工人共同完成，而不是由冯勇国雇佣的工人。（4）原审判决第六页认定“其中一头猪从中转车上跳下来往猪场方向跑，陈某3在后面追，掉进化粪池”错误。掉进粪池的那头猪根本就没有装上中转车，因为这头猪已经呼吸困难，李友川的人要求暂时缓歇不要了，就没装。陈某3也没有追这头猪，是张守军的人追猪，猪掉下粪池的。6、死者陈某3的意外死亡非在装猪工作区域、工作范围，也非行使工作职责。本案中，死者的工作职责是装猪。当天装猪时，因为卖方怕装猪工人有病毒，所以自行找来了装猪中转车及工人，上诉人及死者是不允许进入猪厂的，其作为买方的装猪工人，上诉人及死者的工作区域仅仅是从距离猪圈150米的升降到距离猪圈450米的大车处，工作职责是将中转车上的猪转移到升降车，又把升降车上的猪转移到大车上。死者下化粪池捞猪并非其工作范围、并非工作职责，也并非受上诉人指派。四、原审责任认定不公。1、出卖方承担责任过低。本案系在生猪买卖交易中发生的事故，卖方的职责范围系将生猪从猪圈赶出——进行过磅——赶至中转车——中转车运输至升降车跟前，此时卖方交易完成。根据法律关于所有权的转移及交付风险负担的规定以及本案中实际过磅17头生猪，转账15头生猪钱，均可以说明风险转移的时间点在中转车转到升降车时。而买方的职责范围系将生猪从中转车转移至升降车，再从升降车上运送至大车。上诉人及死者均系受雇为买方装猪，其工作范围仅限于中转车将生猪运送至升降车处，工人从中转车将生猪赶至升降车，再由升降车将生猪运至装猪大车，将生猪赶至大车。本案中受害人的死亡是在生猪没有上中转车之前，生猪属于卖方，事发地点是卖方化粪池，事发原因是化粪池存在安全隐患，死者捞猪是帮卖方捞猪，梯子由卖方提供。因此不论从饲养人管理责任还是从帮工原则还是从受益人的原则出发，本案承担责任的主体都应当是出卖方。原审仅判决其承担30%的过错责任，显失公平。2、买受人李友川也应当承担责任。本案中买受人派大车、派司机、派现场指挥人到现场装猪，且在猪装上大车清点、并确认猪不存在病猪情况下才向冯春国支付的购猪款。而不是判决中认定的先付款给冯春国，让冯春国收购。并且掉进粪池的那头猪是李友川的人发话说让缓一缓暂时不要了，才发生猪掉进粪池一事，故李友川应承担责任。3、原审判决死者承担30%责任过低。原审庭审中，已查实清楚死者陈某3死亡的原因是自己下化粪池捞猪，其作为成年人，明知被掩盖的化粪池沼气浓度很高，却不采取任何防护措施下化粪池捞猪，导致了死亡的严重后果，其本身具有重大过失。五、原审对于被上诉人的赔偿项目标准认定过高。精神损害抚慰金应当为30000元，原审判决5万元明显过高。综上所述，原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判决错误，请求二审查明事实，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 冯勇国上诉称：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判令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被上诉人即原审原告陈雨楠、陈某1作为原告的诉讼主体不适格。二、原审判决遗漏必要共同诉讼的当事人，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三、上诉人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1、死者发生意外时，上诉人奋不顾身，舍己救人，甚至自己也中毒昏迷，且被送往万荣县荣河医院进行救治，见义勇为者不应当赔偿责任。2、原审认定上诉人收购生猪明显错误。上诉人冯勇国的身份明显仅系中介，有生猪卖主张守军的陈述及聊天、收款记录等多份证据为证。且本案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上诉人将生猪装运承揽给卫国斌，装猪的工资并非上诉人支付。3、虽然死者的死因系沼气中毒，但本案意外的发生，与化粪池仅加盖了石板、没有围栏等安全设施，化粪池离猪圈过近并且没有猪的通行围栏，加大装猪难度，造成猪乱跑，掉进粪池，再由装猪工人帮助捞猪等一系列的细节情况均有关联性，也是造成死者死亡的本质原因。4、依据《合同》买卖合同的规定，结合本案，卖主的猪未装上最后的大车，并未完成交付，则对猪的管理职责仍属于卖方，不属于买方也不属于在场的赶猪工人及装猪工人，故死者陈某3下坑的行为是为了救助打捞卖方的猪，依据《侵权责任法》第79条规定，卖方作为生猪的饲养人具有管理责任，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5、死者陈某3系装猪工人，掉入化粪池的猪未交付，陈某3下去捞猪，也是为卖主帮忙的，该行为属于义务帮工行为，依据人损解释第十三条规定，卖方属于被帮工人，其应当承担赔偿责任。6、原审认定精神抚慰金数额过高。综上，上诉人在本案中既非雇主，也非买卖双方当事人，更没有过错，故应驳回对其的诉讼请求。 张守军上诉称：一、依法撤销原审判决第三项内容，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审理过程中程序违法，主要有以下两点：1、一审法院调取了万荣县公安局的关于事故的询问笔录，未组织当事人进行质证，在上诉人多次提出查看、复印该笔录的情况下，以各方当事人均不允许查看笔录为由拒绝，致使上诉人无法获悉笔录的全部内容，无法针对该证据作出全面质证，损害了上诉人的诉讼权利，当事人有权合理怀疑该案是否进行了公平公正的审理，一审法院属于程序违法。2、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李友川明确提出其与冯春国达成了买卖合同，双方约定每公斤36.8元，在上诉人与冯勇国的买卖合同里，双方约定每公斤36.6元，且李友川将猪款结算至冯春国，说明双方的合同未作出任何变更，一审法院在已经获知本案中存在其他当事人即冯春国的情况下，未追加冯春国作为本案的被告甚至未将其传唤至法庭询问直接下判，无法查明冯春国在本案中的身份及可能承担的责任，一审法院的行为导致了冯春国免除责任，加重了上诉人的责任，属于程序违法。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主要有以下两点：1、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卫国斌与被上诉人冯勇国之间系承揽关系，卫国斌与死者之间形成雇佣关系”属于事实认定不清。本案中，冯勇国与卫国斌之间不构成承揽关系，两者与死者陈某3之间为雇佣关系，在猪掉入化粪池后，冯勇国指示陈某3下化粪池，而陈某3听从其要求下化粪池捞猪的行为说明其受雇于冯勇国，陈某3在从事雇佣活动中人身受到损害，应由其雇主即冯勇国、卫国斌承担赔偿责任。2、一审法院认定的“陈某3下化粪池捞猪过程中氨气中毒，后经抢救无效死亡”属于避重就轻，是被上诉人冯勇国要求陈某3下化粪池捞猪才导致的事故发生。生猪跌落化粪池，是死者追赶钩打慌不择路造成的后果，在猪跑到上诉人猪场的化粪池时，踩坏化粪池上盖板掉到化粪池后，是被上诉人冯勇国指挥死者下到化粪池捞猪，其明知存在危险，但未采取任何保护措施。事故发生后，被上诉人冯勇国在万荣县公安局承认该事实，一审法院调取了并当庭宣读了公安局询问笔录，但一审判决中对该事实只字未提，将事故发生过程草草带过。被上诉人冯勇国作为陈某3的雇主且其在不采取安全措施的情况下要求陈某3下化粪池捞猪的行为直接导致了陈某3的死亡，冯勇国在此事故中应承担主要责任，绝不止是一审法院认定的10%的事故责任。3、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的中转车安全防护存在隐患、化粪池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导致事故的发生，存在明显过错，应承担此事故责任的30%”属于事实认定不清，上诉人对于陈某3的死亡不应承担侵权责任。“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陈某3的死亡与上诉人无因果关系。陈某3的死亡是由于下化粪池捞猪中毒死亡，陈某3下化粪池是冯勇国要求的，冯勇国应意识到此行为存在危险但仍提出该要求，其主观上存在过错，才导致了陈某3死亡事故的发生。事故发生时，上诉人并不在现场，上诉人对于陈某3的身亡事故中没有侵权行为，主观上没有过错，一审法院提出的中转车及化粪池的安全隐患与陈某3的死亡并没有因果关系，本案之所以会从“一只猪的财产损失”演变为“一个人死亡的人身损害”完全是被上诉人冯能国的一意孤行导致的，因此上诉人对陈某3的死亡不应承担侵权责任。退一步讲，即使法院认为上诉人应当对事故承担责任，也应当是承担与被上诉人李友川同等的补偿责任。上诉人与李友川作为本案的受益方，对事故的发生都不存在过错，基于人道主义，上诉人愿意给予死亡家属适当补偿，但不应当是30%的事故责任。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因上述存在的程序违法、事实认定不清，导致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冯勇国、卫国斌作为死者陈某3的雇主，陈某3的死亡是冯勇国要求其下化粪池捞猪的行为直接导致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人损解释第十一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冯勇国、卫国斌对陈某3的死亡事故承担主要赔偿责任，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综上，一审法院程序违法，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卫国斌辩称，针对四原审原告的上诉答辩意见为：1、陈雨楠、陈某1作为原告的诉讼主体不适格。本案上诉人收到的民事起诉状中的原告陈雨楠、陈某1并没有列明法定代理人，民事起诉状上陈雨楠、陈某1的签字捺印也并非由法定代理人陈某2代为签字捺印的。陈雨楠、陈某1作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行使授权、书写诉状、起诉、立案等民事权利时，是需要法定代理人代为行使权利的。本案开庭前，上诉人向法庭提出这个问题时，法庭才通知二原告的法定代理人出庭，但并未就开庭前陈雨楠、陈某1已经行使完毕的民事法律行为向其法定代理人进行追认，故陈雨楠、陈某1作为原告的诉讼主体明显不适格。2、上诉人上诉状陈述的事实错误。案发当日在张守军家装生猪时，死者、卫国斌等装猪工人是不允许进入猪厂附近的，他们是等候在距离猪厂150米左右的巷子口的位置。卫国斌没有到过猪厂，并不清楚猪圈发生的情况，更没有叫陈某3到猪场捞猪或者抓猪。因此，对于陈某3的死亡，答辩人卫国斌没有任何过错或者过失，其不应当对其损失承担任何赔偿责任。3、陈某3自身存在重大过错，应当担责。原审庭审中，已查实清楚死者陈某3死亡的原因是自己下化粪池捞猪，其作为成年人，明知被掩盖的化粪池沼气浓度很高，却不采取任何防护措施下化粪池捞猪，其眼看生猪掉进去都奄奄一息了，仍然轻信自己可以徒手捞出300余斤的生猪，最终导致了死亡的严重后果，其本身具有重大过失。综上，卫国斌对死者的死亡没有任何过错或者过失，其不应当对死者的死亡承担任何赔偿责任。针对冯勇国的上诉答辩意见为：1、同意冯勇国第一、第二点上诉意见。2、答辩人受雇于冯春国和李海军。2020年7月26日晚上12点左右，李海军让答辩人卫国斌、郭峰、冯志国一起去盐湖区的泓芝驿装猪。装到7月27日早上5点左右，一车猪装满，冯志国有事走了。李海军让上诉人问问看谁还有时间装猪，上诉人才给陈某3打电话询问其时间，然后由李海军与冯志国一起去陈某3家中接来陈某3，三人一起继续装第二车猪，装到一半左右，李海军又带着装猪工人、大车到王显乡××张村张守军家去装猪，答辩人卫国斌与冯勇国之间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针对张守军的上诉答辩意见为：1、答辩人卫国斌与死者陈某3非雇佣关系。卫国斌也没有指使陈某3下过化粪池，卫国斌在本次事件中没有任何过错。2、生猪掉进化粪池并非死者所致。答辩人及死者是不允许进入猪厂的，赶猪也是上诉人张守军自行找来的人员帮忙从猪圈赶出过磅然后赶到中转车上，因此猪掉进化粪池与死者等三位装猪工人无关。3、即便存在雇佣关系，本案也不应当适用最高院人损解释第11条，而应当适用侵权责任法第35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1）、从冲突时优先适用顺序上看，《侵权责任法》是新法，《人损解释》及其解释的法律——《民法通则》均为旧法，依据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应适用《侵权责任法》。同时，《侵权责任法》是法律，《人损解释》是解释，《侵权责任法》在位阶上应优先适用。《侵权责任法》是专门法，也应优于《民法通则》进行适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通知》第一条“侵权责任法施行后发生的侵权行为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侵权责任法的规定。侵权责任法施行前发生的侵权行为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规定”可知，发生上述侵权案件，应适用《侵权责任法》。（2）、从公平正义的角度看，人损解释没有考虑到类似本案中发生的雇员（或称提供劳务一方）自身具有故意或重大过失时雇主（或称接受劳务一方）的责任承担比例，而是完全由雇主承担。《民法典》则沿用了《侵权责任法》处理该问题的态度，甚至新规定了在造成他人损害时，无论是用人单位还是接受劳务一方，在其承担责任后均可向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或提供劳务的一方进行追偿，也更好的体现了法律的公平与正义。同时，人损解释的上位法《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害人的民事责任。因此，本案应当适用《侵权责任法》的规定，答辩人卫国斌无需对受害人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4、出卖方承担责任过低。本案系在生猪买卖交易中发生的事故，卖方的职责范围系将生猪从猪圈赶出——进行过磅——赶至中转车——中转车运输至升降车跟前，此时，卖方交易完成，根据法律关系所有权的转移及交付风险负担的规定以及本案中实际过磅17头生猪，转账15头生猪钱，均可以说明风险转移的时间点在中转车转到升降车时。而买方的职责范围系将生猪从中转车转移至升降车——升降车上运送至大车。上诉人及死者均系受雇为买方装猪，其工作范围仅限于中转车将生猪运至装猪大车，将生猪赶至大车。本案中受害人的死亡是在生猪没有上中转车之前，生猪属于卖方，事发地点是卖方化粪池，事发原因是化粪池存在安全隐患，死者捞猪是帮卖方捞猪，梯子由卖方提供。因此不论从饲养人管理责任还是从帮工原则还是从受益人的原则出发，本案承担责任的主体都应当是出卖方。原审仅判决其承担30%的过错责任，显失公平。 冯勇国答辩称，一、针对原审原告的上诉答辩意见为：1、答辩人系中介，非雇主亦非买卖当事人，在本次买卖生猪过程中，也未收到中介费，还直接救援死者，不应承担任何责任；2、死者受雇生猪买主李海军等人，依据法律规定原审原告的损失应由雇主及造成死亡的生猪管理方赔偿；3、原审原告亲属的死亡与答辩人无关，原审原告上诉要求答辩人承担责任没有依据。二、针对原审被告卫国斌的上诉答辩意见为：卫国斌系受雇于李海军等人，装猪工资也是李海军等人发放，其与死者身份角色一致，均为临时打工者，其上诉理由为客观事实，依法不承担赔偿责任。三、针对原审被告张守军的上诉答辩意见为：1、虽然死者的死因系沼气中毒，但本案意外的发生，与化粪池仅加盖了石板、没有围栏等安全设施，化粪池离猪圈过近并且没有猪的通行围栏，加大装猪难度，造成猪乱跑，掉进粪池，再由装猪工人帮助捞猪等一系列的细节情况均有关联性，也是造成死者死亡的本质原因，显然卖主存在明显过错；2、张守军作为卖主，本案掉入化粪池的生猪，并非一审认定的车上掉下的生猪，而是未赶上车的生猪，依据《合同法》买卖合同的规定，结合本案，卖主的猪未装上最后的大车，并未完成交付，则对猪的管理职责仍属于卖方，不属于买方也不属于在场的赶猪工人及装猪工人，故死者陈某3下坑的行为是为了救助打捞卖方的猪，依据《侵权责任法》第79条的规定，卖方作为生猪的饲养人具有管理责任，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3、死者陈某3系装猪工人，非卖主的赶猪工人，陈某3下去捞猪，也是为卖主帮忙的，该行为属于义务帮工行为，卖方属于被帮工人，其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张守军答辩称：一、一审法院存在程序违法情形。1、不允许涉案当事人查看、复印法院调取所得证据，致使上诉人张守军无法获悉笔录全部内容，无法对证据进行更合理的质证，损害了上诉人的权利；2、在得知本案存在其他当事人即冯春国、李海军、王启明、郭峰的情况下，涉诉当事人提出追加被告拒不接收，也未依职权追加上述当事人为被告查明案件事实，一审法院的行为致使案件事实无法查清，直接下判免除了上述当事人的责任，间接加重了上诉人张守军的责任，属于程序违法。二、冯勇国、卫国斌与死者陈某3系雇佣关系，且冯勇国授意陈某3下化粪池捞猪。根据冯勇国和卫国斌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可以得知以下内容：1、冯勇国、卫国斌向死者陈某3支付工资，此事实有原告提供的转账记录可以证明，说明冯勇国、卫国斌两人雇佣了死者陈某3，冯勇国提出的其仅为中介、卫国斌提出的与死者为同事关系、临时合作关系与其在公安表述内容均不相符，公安笔录的证明效力要高于其后续陈述；2、冯勇国在询问笔录中说到“我和陈某3去到粪坑边时，看见猪在粪坑里游，我说你用钩子至下面把猪钩住”，基于冯勇国的授意，陈某3下化粪池捞猪完成雇主的要求，因此冯勇国、卫国斌应当作为雇主承担陈某3的赔偿责任。三、基于上述事实，一审法院对于涉案当事人的责任认定存在重大错误。1、生猪跌落化粪池，是死者追赶钩打慌不择路造成的后果，在猪跑到上诉人猪场的化粪池时，踩坏化粪池上盖板掉到化粪池后，是被上诉人冯勇国指挥死者下到化粪池捞猪，其明知存在危险，但未采取任何保护措施。被上诉人冯勇国作为陈某3的雇主且其在不采取安全措施的情况下要求陈某3下化粪池捞猪的行为直接导致了陈某3的死亡，冯勇国在此事故中应承担主要责任，绝不止是一审法院认定的10%的事故责任。2、上诉人张守军对于陈某3的死亡不应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民法典》第1165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从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来说：（1）、侵权行为：陈某3下化粪池是冯勇国授意的，上诉人张守军当时并不在现场，而是外出借水泵电线；（2）、损害后果：陈某3死亡；3、因果关系：陈某3是由于冯勇国实施的行为下化粪池捞猪中毒死亡；4、过错责任：冯勇国应意识到此行为存在危险但仍提出该要求，存在重大过错。上诉人张守军与陈某3的死亡并没有因果关系，本案从“一只猪的财产损失”演变为“一个人死亡的人身损害”完全是被上诉人冯勇国侵权行为导致的，因此上诉人对陈某3的死亡不应承担侵权责任。四、上诉人冯勇国、卫国斌提到的张守军应承担责任的情形属于饲养动物损害，但本案并不属于此种情形，陈某3受雇于冯勇国、卫国斌，损害后果的产生是冯勇国授意陈某3捞猪，属于从事雇佣活动中受损，上诉人张守军与死者陈某3并不认识，不存在帮工情形。 陈雨楠、陈某1、陈俊录、王敬玲针对其他各上诉人的上诉答辩称：一、本案陈雨楠、陈某1是适格的主体，原审中卫国斌与死者陈某3之间形成明确雇佣关系，陈某3当天能到场系卫国斌所叫，升降车系卫国斌所提供的装猪设施，事后报酬结算由卫国斌予以支付，并且卫国斌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材料中明确自认其与陈某3之间系雇佣关系，因此卫国斌对陈某3的死亡应当承担全部责任，死者陈某3在死亡赔偿上不承担任何责任；二、冯勇国在本案中应当承担主要赔偿责任，冯勇国虽然不是本案的雇主，但是他在现场对陈某3发出重要指示，在公安机关笔录中可以明确看到。同时，对于最后的权利义务来讲，最后的利益归属是属于冯勇国的，因此，冯勇国应当承担主要赔偿责任；三、张守军在本案中也是承担主要过错责任，陈某3掉入的化粪池，是张守军使用管理，张守军修建的化粪池明显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当天的活动是整体的活动，张守军卖猪，冯勇国买猪。猪掉入化粪池中，至少证明现场的梯子是张守军猪场的，原审案卷可以看出，梯子是放入化粪池中，张守军在现场提供了梯子。如果这头猪捞出来，最后的利益也是归属张守军的。因此，陈某3的死与张守军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张守军应当承担主要责任。 被上诉人李友川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被答辩人及其他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一、答辩人同案外人冯春国之间是基于生猪买卖达成的买成合同关系，对于陈某3的死亡结果没有任何过错。二、落入化粪池生猪当时并未完成交付，由该生猪产生的损害赔偿责任依法由该猪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承担。三、被答辩人卫国斌对答辩人的上诉理由依法不能成立。四、被答辩人卫国斌同上诉人冯勇国之间是承揽关系，冯勇国作为定作人没有任何过失，依法不应承担责任。 陈雨楠、陈某1、陈俊录、王敬玲向一审法院起诉称：依法判决四被告共同赔偿原告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等各项费用共计938495.5元。事实与理由：2020年7月27日上午，被告卫国斌叫陈某3（死者）在被告张守军猪场给被告冯勇国、李友川往货车上装猪，其中一头猪因受到惊吓四处乱窜，从车上跳下来在猪场到处乱跑。被告卫国斌、张守军让死者协调自己一起抓猪，在抓猪过程中，猪掉进被告张守军猪场的化粪池，死者用被告张守军提供的梯子放到化粪池内，爬进化粪池抓猪，因化粪池有沼气，导致陈某3死亡。事发至今，四被告未对原告进行过分文赔偿。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诉至法院，望依法裁判。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李友川做收购生猪生意。2020年7月26日，被告李友川准备在运城市范围内收购生猪，便电话与冯春国（被告冯勇国兄弟）联系，要求冯春国给其收购一车生猪，每公斤结算价为36.8元，并由冯春国方负责将猪装上大车。后由被告冯勇国负责收购生猪。经王启明电话联系介绍，被告张守军将生猪卖给被告冯勇国。2020年7月27日早上，被告冯勇国电话联系被告卫国斌（专门从事装猪业务，并拥有专门装猪设备），约定装一头猪10元，让被告卫国斌带上升降机装猪，工资由被告冯勇国向被告卫国斌支付。被告卫国斌又电话联系陈某3（死者）和郭峰，二人的工资由被告卫国斌支付。同日中午，被告冯勇国、卫国斌、陈某3、郭峰前往被告张守军猪场装猪，因拉猪大车离被告张守军猪场较远，中间由被告张守军提供的中转车运输生猪。具体装猪过程为:先将生猪从猪圈赶到猪场门口进行过磅，后通过中转车运到装猪大车旁边，再由升降机将生猪装进大车。赶猪及运猪由被告冯勇国、张守军雇用的工人共同协作完成。 事发之时，在将几头生猪过完磅后，向中转车上赶猪时，其中一头猪从中转车上跳下来，向猪场方向往回跑，陈某3在后面追，当猪跑到被告张守军猪场的化粪池时，踩坏化粪池上的盖板掉到化粪池中，陈某3下化粪池捞猪过程中氨气中毒，后经抢救无效死亡。四原告起诉四被告要求共同赔偿各项损失938495.5元，诉至本院。 另查明，被告李友川在事故发生后，已将生猪款结算通过银行转账给冯春国，被告张守军认可被告冯勇国将猪款已支付。 同时查明，陈某3生前生育有两个子女，即儿子陈雨楠，2003年1月28日出生，女儿陈某12009年9月7日出生，均为学生，均为农村居民。陈某3有兄弟二人，其父亲陈俊录，1948年1月16日出生，其母亲王敬玲，1951年3月13日出生，应由陈某3尽赡养义务。 四原告的赔偿项目:1、死亡赔偿金665240元；2、丧葬费36103.5元；3、被扶养人生活费，陈俊录的生活费38912元（9728元/年×8年÷2人），王敬玲的生活费53504元（9728元/年×11年÷2人），陈雨楠的生活费10579.5元（21159元/年×1年÷2人），陈某1的生活费74056.5元（21159元/年×7年÷2人）；4、精神抚慰金50000元；5、误工费9600元；6交通费500元。合计938495.5元。四被告均对原告陈雨楠、陈某1的抚养费、误工费及交通费提出异议，认为原告陈雨楠、陈某1的抚养费应以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9728元计算,四个被扶养人生活费过高，不存在误工情形，不应承担误工费，交通费过高。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的陈述、证人证言、询问笔录等予以证实。 本案诉讼前，原告方将陈某3尸体停放在万荣县人民医院太平间。起诉后，经本院协调，四被告均向本院缴纳了10000元丧葬费。本院通知原告方领取丧葬费，原告方表示不同意埋葬人，也不同意领取丧葬费。 一审法院认为，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造成死者陈某3下化粪池捞猪死亡并非单一原因，死者作为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当认识到下化粪池具有一定的危险性，但却未采取安全措施，其自身存在过错，应承担此事故责任的30%。被告卫国斌与被告冯勇国之间系承揽关系，其接受承揽业务后，雇用死者和他人一起装猪，其与死者之间形成雇用关系，对雇员负有安全教育、管理和保护职责，但其未能尽责，应承担事故责任的30%。被告冯勇国作为接受承揽方，其将承揽业务交给无资质的被告卫国斌去完成，本身存在过错，应承担事故责任的10%。被告张守军作为生猪卖主，其提供的中转车应具有安全防护措施，生猪被赶上车后，却从车上跳下来，中转车的安全防护存在隐患，特别是猪跑到其所建的化粪池时，踩坏化粪池上的盖板掉到化粪池中，足以证明其化粪池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导致事故的发生，存在明显过错，应承担此事故责任的30%。被告李友川虽在此事故中无责任，但作为受益方，应承担适当的补偿责任。 原告方的损失应合理计算。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及精神抚慰金应予认定；原告陈俊录、王敬玲的生活费应按农村居民标准计算，原告陈雨楠、陈某1的生活费应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不存在误工情形，误工费本院不予考虑。原告方的交通费应酌定。 经核算，原告的损失为：一、死亡赔偿金665240元；二、丧葬费36103.5元；三、被扶养人生活费147868元（父亲陈俊录26752元，母亲王敬玲41344元，儿子陈雨楠8147.5元，女儿陈某171624.5元）；四、精神抚慰金：50000元；五、交通费酌定为400元。以上合计899611.5元。 根据事故责任承担比例，被告卫国斌赔偿四原告各项损失263883.45元【（899611.5元-20000元）×30%】。被告冯勇国赔偿四原告各项损失费87961.15元【（899611.5元-20000元）×10%】。被告张守军赔偿四原告各项损失263883.45元【（899611.5元-20000元）×30%】。被告李友川补偿四原告各项损失20000元。其余责任由死者陈某3承担。 遂判决：一、被告卫国斌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陈雨楠、陈某1、陈俊录、王敬玲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等各项损失263883.45元（扣除已支付的10000元）；二、被告冯勇国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陈雨楠、陈某1、陈俊录、王敬玲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等各项损失87961.15元（扣除已支付的10000元）；三、被告张守军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陈雨楠、陈某1、陈俊录、王敬玲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等各项损失263883.45元（扣除已支付的10000元）；四、被告李友川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补偿原告陈雨楠、陈某1、陈俊录、王敬玲20000元（扣除已支付的10000元）。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认定的事实基本正确，对于卫国斌与死者陈某3、卫国斌与冯勇国之间的法律关系认定亦并无不当。但对于本案总体的基本法律关系认定有所不妥。综查公安机关的调查询问笔录、各证人的证言及各方当事人的陈述，本案的基本事实应当是：事发当日，上诉人冯勇国受案外人冯春国（二人系兄弟关系）、案外人李海军委托为陕西买主李友川收购生猪，经案外人王启明联系介绍，其与上诉人张守军达成收购协议，由冯勇国收购张守军生猪若干并负责装运事宜。随后冯勇国联系卫国斌，并由卫国斌组织联系死者陈某3、案外人郭峰等人装猪。收购过程中，中转车上（张守军提供）的一头生猪跳下车跑回猪场，掉入猪场的化粪池。死者陈某3及冯勇国等人帮忙赶猪并打捞猪过程中，陈某3在化粪池中氨气中毒死亡。同时，审理期间，上诉人卫国斌和上诉人冯勇国分别提交书面申请，请求依法追加案外人李海军、冯春国、王启明为被告参加本案诉讼，并要求上述各案外人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本院认为，综合一二审查明的事实，本案应是义务帮工过程中发生损害产生的纠纷，基本的法律关系应为“义务帮工人受害责任纠纷”。从各方当事人之间的关系看，本案存在以下几种基本法律关系：1、卫国斌与死者陈某3的雇佣关系；2、冯勇国与卫国斌的承揽关系；3、冯勇国与案外人冯春国、李海军的委托关系；4、张守军与李友川的买卖关系；5、死者陈某3与相关各方的侵权关系。从事实方面看，陈某3死亡的根本和直接原因是在猪厂帮忙捞猪过程中沼气中毒。根据上述法律关系及查明的事实看，死者陈某3赶猪捞猪的行为即不是雇佣活动的劳务范围，也非受雇主（卫国斌）指使，就是单纯的自发帮工行为，而被帮工的对象显然就是猪场的所有人即上诉人张守军。同时，就陈某3的死亡事件而言，明显是一起意外事件，在此过程中，并无任何侵害人。无论其雇主卫国斌还是在现场负责收购并转运生猪的冯勇国对陈某3的死亡均无过错，如果非要确定具体的过错责任人，那么只能是现场组织指挥捞猪的人和对现场具有管理权的人。而在此事件中，根据本案目前查明的事实，前者显然并不能确定，但后者明显就是猪场所有人张守军，而且张守军也是唯一的受益人。综上分析，陈某3的死亡，除其自己疏忽大意的严重过失外，猪场所有人张守军对猪场安全防护及捞猪行动管理组织措施不到位亦是一个重要因素，其他人在此事件中并不存在过错，一审认定卫国斌、冯勇国对陈某3的死亡承担过错责任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同理，卫国斌、冯勇国申请追加案外人冯春国、李海军、王启明作为被告参与诉讼的请求亦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故而本院不予准许。而鉴于死者家属损失巨大，作为此次劳务组织者的卫国斌和冯勇国应从人道主义出发给予死者家属相应的经济补偿，以抚慰死者家属悲痛心灵。本院酌情确定由其二人分别补偿死者家属20000元。综上，除卫国斌、冯勇国、李友川分别对死者家属的补偿外，其余损失由死者自行承担30%，被帮工人张守军承担70%责任,即：原审原告的损失共计899611.5元，扣除卫国斌、冯勇国、李友川补偿的6万元，余839611.5元，张守军承担587728.05元（839611.5×70%），其余由原审原告自行负担。一审判决部分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改；各方上诉人的其他上诉请求和理由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和采纳。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山西省万荣县人民法院(2020)晋0822民初1168号民事判决第四项； 撤销山西省万荣县人民法院(2020)晋0822民初1168号民事判决第一、二、三项； 上诉人卫国斌、上诉人冯勇国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分别补偿上诉人陈雨楠、陈某1、陈俊录、王敬玲20000元（支付时应扣除卫国斌、冯勇国预先分别支付的10000元）； 上诉人张守军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赔偿上诉人陈雨楠、陈某1、陈俊录、王敬玲各项损失共计587728.05元（赔付时应扣除张守军预先支付的10000元）。 当事人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305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108元（陈雨楠预交2108元、卫国斌预交1600元、冯勇国预交800元、张守军预交1600），合计9162元，由上诉人陈雨楠、陈某1、陈俊录、王敬玲承担4581元，上诉人张守军承担4581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玉林 审判员  高军武 审判员  张 杰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介 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