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1）陕71行终18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陕西新洲电器有限公司，住所地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   法定代表人王飞雁，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赵宾，该单位工作人员。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西安市长安区细柳街道办事处，住所地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   法定代表人陈鹏，主任。   委托代理人安晓亮，该单位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王洋，陕西维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陕西新洲电器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西安市长安区细柳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细柳街办）行政强制一案，不服西安铁路运输法院（2020）陕7102行初818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1年2月25日，案外人冯某甲、冯某乙（甲方）与原告陕西新洲电器有限公司（乙方）签订《场地房屋租赁协议》称：“经甲、乙双方商定，甲方把奶牛厂路西口西边的场地和院内的房屋租赁给乙方使用，双方商议如下：一、场地房屋租期五年，从2011年3月5日至2016年2月底。二、租金每年为五万五千元整，一次性付清全年租金……四、在租赁期内乙方应保护好甲方原有的房子、棚房、地面电力、水网和一切设施及房间内的东西。五、甲方现有大房六间、平方两间，小房三间，井两口…八、乙方所建房的拆迁赔偿款70%归乙方，30%归甲方。九、乙方在经营期间，根据现有场地建房、铺路，甲方应配合乙方。”2011年3月29日，原告陕西新洲电器有限公司（甲方）与案外人冯某乙（乙方）签订协议称：“……甲方租赁乙方的场地，从门房即两间平方北面止六间石棉瓦房以南的场地，不包括3间石棉瓦房的地面，地面硬化由乙方承建施工，承建费共计五万叁千元整（￥53000元），承建费于2011年3月29日付清”。以上地面硬化如遇国家征用或集体拆迁征用土地等，拆迁补偿费用甲方受益70%，乙方受益30%。”2011年6月19日，原告陕西新洲电器有限公司（甲方）与案外人冯某甲、冯某丙、冯某乙（乙方）签订《场地房屋租赁协议补充协议》称：“现对2011年2月25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协议达成如下补充协议：1.甲方租赁乙方的房屋地面前期硬化东边两间平方南面至六间石棉房以南，西边从电杆至六间石棉房地面硬化由乙方承建施工，承建费于2011年3月29日付清，以上地面硬化如遇国家征用，或集体拆迁征用土地等，拆迁补偿费用甲方受益70%，乙方受益30%；2、五年租赁期满后，如甲方不继续租赁乙方场地，甲方所建房屋甲方自行拆除归甲方自己使用，地面硬化双方协商给予甲方折旧赔偿。”2016年7月16日，案外人冯某乙收到原告工作人员赵宾交来的2016年上半年租金25000元；2017年7月3日，案外人冯某乙收到原告工作人员赵宾交来的2016年下半年租金25000元。另查明，2019年8月13日，西安市长安区细柳街道东祝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证明称：“XX村西奶牛场路西边有一院场地是冯某甲、冯某丙、冯某乙三人共有，没有赔付”。2020年10月19日，本院为查明案件事实依职权向案外人冯某乙、冯某甲、冯某丙制作谈话笔录，案外人冯某乙、冯某甲、冯某丙表示位于西安市长安区XX村奶牛场路口整个院子的房屋都是他们出钱盖的，全部厂房属于他们三人所有，原告只是租赁他们的房屋，同时尚欠租金未付。再查明，西安高新区XX村拆迁安置实施方案第一条称：“本方案所指的拆迁人是西安高新区征地拆迁（城中村）第三办公室。被拆迁人是XX村合法建筑物及附属物的所有权人。拆迁范围是XX村所有土地上的建筑物、构筑物和附属物”；第二条称：“坚持‘按权补偿，按人安置’原则，即以合法产权为补偿依据，以人为单位计算安置面积。合法产权是指合法宅基地范围内的砖木、砖混等居住性主体建筑物的2层及其以下部分（不含地下室），以及其他依法拥有建筑物、构筑物和附属物”。第三条称：“……2.对租用集体土地，曾持有乡村企业用地手续的企业不动产，按重置成新评估价补偿，对其动产给予搬迁费补偿，一般不给于某某损失补偿；3.对未超过批准使用期限的临时建筑，按照其剩余使用年限的重置成新评估价补偿；4.违法建筑不予补偿。超过批准期限和批准时明确不予补偿的临时建筑不予补偿”。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陕西新洲电器有限公司是否具有原告主体资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一)项规定：“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依据上述法律规定, 陕西新洲电器有限公司是否具有原告主体资格,就要审查其与本案房屋强制拆除行为是否具有利害关系。实践中判断原告与被诉行政行为是否具有利害关系考量的主要因素有三个方面：一是原告享有一种实在的权利或利益；二是这种权利或利益受到被诉行政行为的直接侵害；三是原告受到侵害的权利或利益属于行政法（或公法）上应当保护的权利和利益。本案中，原告系被拆除房屋的承租人，不是被拆除房屋的所有权人，不属于西安高新区XX村拆迁安置实施方案规定的被拆迁人。强制拆除的对象是XX村奶牛场路口的厂房，即使拆迁行为违法，主张确认拆除行为违法的权利人应为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所以陕西新洲电器有限公司并非涉案房屋拆除行为的相对人，与拆除行为也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该公司不是本案的适格原告，其起诉应当依法驳回。关于陕西新洲电器有限公司主张其在承租XX村奶牛场路口的厂房后，新建房屋且购置设施设备，因其对新建房屋及设施设备具有所有权而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意见，陕西新洲电器有限公司不能证明其在XX村奶牛场路口新建房屋，该公司与案外人冯某甲、冯某乙等人签订的《场地房屋租赁协议》、《场地房屋租赁协议补充协议》中，就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的政府拆迁问题也作出了明确约定，其因租赁房屋在政府拆迁过程中所受损失，可以通过其他救济途径向案外人冯某甲、冯某乙等人主张，对于陕西新洲电器有限公司上述意见，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驳回原告陕西新洲电器有限公司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退还原告陕西新洲电器有限公司。   上诉人陕西新洲电器有限公司上诉称，一、上诉人是本案行政强制拆除行为的相对人，与拆除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是本案适格的原告主体，原审认定上诉人不具有本案原告主体资格，明显错误。首先，在涉案的拆除场地中，除了第三人原有房屋外，尚有上诉人自行承建的自有房屋和地面硬化等财产。原审法院无视上述客观证据证明的事实，以上诉人无法证明上诉人在案涉拆除场地中有建造的房屋的事实，认定上诉人不是该拆除行为的相对人，本案中案件与第三人冯某甲、冯某丙、冯某乙（乙方）有直接利害关系，法院应当通知其出庭，且未通知，明显错误。其次，上诉人在原审庭审和庭后补充质证时，向法庭提供了拆除现场照片多张和部分自建房屋合同及建房支付票据，上述证据更充分证明了上诉人对案涉场地内房屋有所有权，上诉人是本案的行政拆除行为的被拆除对象和相对人，是本案适格的原告。原审法院对上诉人的上述证据在判决中不予列举并认定，仅凭谈话笔录认定，其院子房屋第三人所有，其谈话笔录，无任何证明力且对相关证据该质证不质证，严重侵犯了上诉方的辩论权，明显是故意偏袒被上诉人一方，是极其错误的。第三，上诉人自 2011 年承租案涉场地后，即添置了机械设备，一直在该场地进行经营、生产。被上诉人在拆除该场地相关厂房和房屋时，未及时告知并预留时间让上诉人搬离机械设备，而是采取野蛮的拆除手段对房屋拆除，将上诉人的机械设备全部埋压在拆除的废墟中，造成上诉人机械设备的完全毁损，给上诉人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上诉人作为上述机械设备的所有权人，被上诉人的行政拆除行为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财产权益，上诉人依法有权要求确认被上诉人拆除行为违法，并要求其赔偿。二、被上诉人作为案涉行政拆除行为的行政主体，其没有法定的行政拆除行为主体资格，且拆除行为程序违法，依法应确认其拆除行为为违法行政行为。首先，案涉场地在XX村，属西安市高新区政府负责拆迁，被上诉人细柳街办作为基层政府，依法没有行政拆迁的主体资格，且没有证据证明该街办取得了高新区政府的行政拆迁授权，故被上诉人细柳街办无权实施拆迁行为，其对案涉场地的强制拆除行为依法无据，无拆迁主体资格，应属违法拆除行为。其次，被上诉人在实施拆除行为时，没有证据证明其依法对拆迁事项进行了公示和征询意见，其提供的“西安市高新区XX村拆迁安置实施方案”是原高新区征地拆迁第三办公室发布的，不是被上诉人发布的，而第三办公室只是一个负责拆迁的临时执行部门，不是具有拆迁权利的政府机构，也没有得到该第三办公室的委托和授权，故被上诉人不是适格的行政拆迁主体。第三，根据我国行政强制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实施行政强制拆除时，依法应对被拆除对象的财产事先予以调查取证，登记在册；事中予以清点、拍照，保存原始档案，并将被拆除对象在场的财物予以清点造册后搬出妥善保管、封存，保护被拆迁人的合法财产权益。但在本案中，被上诉人在现场实施强制拆除时，不仅未及时通知上诉人，而且未对拆除的财产事先调查取证、登记造册，也未对拆除财产清点造册并搬出封存、妥善保管，更未对拆除现场依法拍照存档，其上述行政强制拆除行为严重违反拆迁程序，应确认为违法强制拆除。三、原审法院违反我国《行政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有关证据规则的规定，证据认定存在严重错误。1.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本案中，被上诉人在一审开庭时，未向法庭提供任何作出涉案行政强制拆除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提供的所谓“西安市高新区XX村拆迁安置实施方案”为网上打印件，无正式文件，也不是文件原件，依法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应依法认定为被上诉人无相应证据。2.被上诉人违反了《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和最高法关于行政诉讼证据的规定第三条规定，在诉讼中，私自向第三人冯某乙等人收集取证，程序违法，该证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3.原审法院违反《行政诉讼法》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的有关法院调取证据的规定，在没有原告即上诉人和第三人申请的情况下，也不符合法院依法调取证据的情况下，就自行调取证据，应属原审法院违法取证，该证据依法不得采信。4.上诉人提供的建房合同、建房付款票据、拆除现场照片、场地租赁合同及补充合同，是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条，充分证明了上诉人是案涉拆除行为涉及财产的所有权人，是案涉行政行为的利害关系人和相对人，有权对案涉拆除的行政行为提出行政诉讼权利，原审法院对上述证据不予认定，明显错误，请二审法院明察并及时予以纠正。四、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其作出的行政裁定明显错误。上诉人作为案涉拆除行政行为的财产所有权人，该拆除行为造成了上诉人严重的财产损失，上诉人依法是本案的利害关系人和相对人，是本案适格的原告主体，有法定资格就该违法拆除行为提出行政诉讼。原审法院无视上述客观事实和证据，故意偏袒强权机构即被上诉人，错误认定上诉人不是案涉行政行为的利害关系人和相对人，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明显是适用法律不当、错误，依法应予以及时纠正。故请求：1.依法撤销西安铁路运输法院（2020）陕 7102 行初 818 号行政裁决书，并依法改判;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细柳街办辩称，一、上诉人非本案适格诉讼主体，其涉案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是房屋所有权人，其作为被拆迁房屋的承租人，不属于西安市高新区XX村拆迁安置方案规定的被拆迁人。二、此次行为是否违法，应由涉案房屋所有权人主张，上诉人并非涉案房屋拆除行为的相对人，与拆除行为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其无权主张。三、上诉人提交的租赁合同、补充协议等已就履行过程中发生政府拆迁问题作出了明确的约定，其租赁房屋在拆迁过程中受到的损失可以通过其他途径予以主张，而非提起本案诉讼。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裁定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2016年2月底，上诉人与案外人冯某甲、冯某乙签订的《场地房屋租赁协议》5年租期届满。其后，上诉人就案涉场地房屋未续签租赁协议。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是否具有本案原告主体资格。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2011年2月25日，上诉人与案外人冯某甲、冯某乙签订《场地房屋租赁协议》，租赁案外人冯某甲、冯某乙奶牛厂路西口西边的场地和院内的房屋，租期为2011年3月5日至2016年2月底。2011年3月29日，上诉人与案外人冯某乙签订《协议》。2011年6月19日，上诉人与案外人冯某甲、冯某丙、冯某乙签订《场地房屋租赁协议补充协议》。上述《协议》与《场地房屋租赁协议补充协议》均对履行协议过程中，如遇“国家征用或集体拆迁征用土地等”的拆迁补偿费用等进行约定。2016年2月底，案涉《场地房屋租赁协议》约定的租期届满，上诉人未续签场地房屋租赁协议。根据《西安高新区XX村拆迁安置实施方案》的规定，只有XX村合法建筑物及其附属物的所有权人才是被拆迁人，而上诉人作为被拆除的XX村奶牛路口厂房的承租人，并非上述《安置实施方案》规定的被拆迁人，且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案涉房屋被拆除时其仍在承租案涉房屋，因此，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与案涉房屋的拆除行为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不是本案的适格原告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可。关于上诉人称其在承租场地上有自建房屋、地面硬化和添置的机械设备的主张，本案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亦不足以证明其在承租场地上有自建房屋和添置的机械设备，对其所称因租赁房屋进行地面硬化等造成的财产损失，上诉人可以根据其与案外人签订的案涉协议，通过其他途径进行救济，故对其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陕西新洲电器有限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刘宇红    审 判 员 胡 雁    审 判 员 陈泉池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七日          法 官 助 理 陈靖音    书 记 员 王玉荣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