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黔05民终10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管绍国，男，1976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威宁县。上诉人（原审被告）：尹阳贵，女，1977年4月16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威宁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东，男，1993年11月16日出生，苗族，住贵州省威宁县。上诉人管绍国、尹阳贵因与被上诉人杨东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0）黔0526民初46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管绍国、尹阳贵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洗车店转让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系被上诉人原因导致履行不能，上诉人不应当承担后续支付义务。协议约定“由被上诉人协助上诉人办理该洗车店营业执照过户及变更登记手续”，但是该洗车店系个体工商户，根据《个体工商户条例》第十条的规定不能转让，只能在办理注销登记之后重新申请营业执照，并且重新申请营业执照，还需要重新提交《规划建设许可证》以及办理《污水排放许可证》。上诉人之所以愿意花费18万元的对价去承接案涉洗车店，是以为可以直接成为案涉洗车店的合法经营者，不需要重新办理相关资质和审批程序，很显然该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协议约定也违反了法律法规的规定，上诉人有权拒绝履行后续款项的给付义务。另外，被上诉人没有明确告知上诉人该洗车店的租赁期限，导致上诉人误以为可以在此长久经营，无需另行支付租赁费用，尽管被上诉人主张合同中已经明确说明，但是协议系被上诉人拟定，其也未对该内容进行特殊提示，导致了上诉人的误解。因此上诉人以18万元的对价购买一个剩余租期只有8个月并且剩余物品价值只有不到4万元的洗车店并非真实意思表示。根据协议约定“任意一方违反本协议所列各条条款之一即视为违约，本协议条款作废。”的约定，即便认定上诉人违约，责任后果也应当是协议解除，恢复原状，上诉人将案涉洗车店退还给上诉人，被上诉人扣除一定使用费之后将上诉人已支付款项退还，上诉人在一审之前已将洗车店退还给了被上诉人。案涉协议由管绍国自行与被上诉人签订，尹阳贵并不知情，其不应当承担合同责任。被上诉人杨东二审未作答辩。原审原告杨东一审起诉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洗车场转让下欠款8万元整和转让费总额15%的违约金27000元，合计107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二被告系夫妻关系。原告杨东与被告管绍国协商一致于2019年10月15日签订《洗车场转让协议书》，约定原告杨东将车仆汽车美容店转让给被告管绍国，双方约定转让价格为18万元，该洗车场全部洗车工具、饰品（除个人用品外）归被告所有，协议中对付款方式的约定为：“于本协议签订日2019年10月15日先交付甲方（杨东）人民币壹拾万元整，乙方（管绍国）后期陆续付清余款人民币捌万元整，2020年6月30日之前全部付清剩余所欠款，待付清转让费后本协议终止。”同时约定被告向原告“缴清全部转让费后，由甲方协助乙方办理该洗车场营业执照过户及变更登记手续，房屋租赁一切事宜由乙方与房主自行协商，本协议终止。”双方对违约责任的约定为：“……任意一方违反本协议所列各条款之一即视为违约，除本协议条款作废外再处转让费总额的15%违约金。”该协议由原告杨东与被告管绍国签订，被告尹阳贵作为“乙方财产共有人（配偶）”在协议上署名，未捺印。被告管绍国按照约定向原告杨东支付了转让费10万元一直经营该洗车场至2020年6月，因洗车场场地租期届满，被告就场地租赁与场地使用权人协商达成一致，一直未向原告支付剩余转让款。经诉前调解组织双方协商无果，被告将洗车场店铺钥匙交至洗车场所在地使用权人手中。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本案中，原、被告双方对协商一致转让洗车场并已支付10万元转让费的事实均不持异议，双方争议的焦点是被告应否继续支付约定所剩余的8万元转让费及被告是否构成违约并承担双方约定的转让费总额15%违约金的违约责任。诚实信用原则是各方当事人在参与民事活动中行使权力、履行义务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被告管绍国在受让案涉洗车场时，应充分预见到商业活动本身就存在着利润与风险共存的情况，其所辩称原告没有告知风险及为了转移被取缔的危险等受原告蒙蔽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但同时，原告杨东在转让案涉洗车场时，也应履行告知义务，将案涉洗车场租赁场地中租期、租金等相应情况如实告知被告方，双方虽在协议中约定“房屋租赁一切事宜由乙方与房主自行协商”，但根据庭审中原告杨东所述双方约定转让时间为一年以及协议载明的“待付清转让费后本协议终止”等内容，自双方于2019年10月15日签订案涉协议至约定的2020年6月30日之前付清全部剩余款项，约定协议期间仅8个月。双方约定的最后付款时间与原告杨东在庭审中陈述的案涉洗车场场地租期届满时间一致，但就案涉协议本身无法认定原告已向被告履行了完全告知义务，原告也未提交证据证明被告是在清楚、明确知晓场地租赁剩余租期的情况下而协商一致签订案涉洗车场转让协议，故原告杨东也应承担缔约过失的责任。根据双方过错程度，再结合被告管绍国受让案涉洗车场后两个月即发生全国范围内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本县辖区所有商业店铺为响应国家、政府防范疫情政策也关门歇业两个月时间等具体情况，应由被告管绍国承担继续向原告杨东支付60000元转让费的违约责任较为适宜。关于原告提出由被告支付违约金27000元的主张，因原告杨东也存在缔约过失责任，其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因被告未支付下欠款项给其造成的实际损失情况，故对原告该主张，不予支持。关于原告提出要求被告尹阳贵承担给付义务的主张，二被告辩称尹阳贵对案涉协议概不知情，协议上的签名也是由管绍国代为签署。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本案中，二被告在庭审中也陈述了在被告管绍国外出务工时，案涉洗车场由被告尹阳贵照管经营的事实，故尹阳贵对管绍国受让案涉洗车场一事是知晓并参与经营的，原告该主张理由成立，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四十二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由被告管绍国、尹阳贵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向原告杨东支付洗车场转让款60000元；二、驳回原告杨东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20元由原告杨东负担570元，被告管绍国、尹阳贵负担650元。经审理查明：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作为商事活动主体，其受让洗车店，应尽谨慎、注意义务，应当在作出受让洗车店决定前，通过合理途径对洗车店的经营状况及其他情况进行审慎详尽调查，对洗车店充分了解后作出理性的判断和意思表示。双方协议中明确约定：“房屋租赁一切事宜由乙方与房主自行协商”，上诉人对房屋的租赁情况理应知晓，即使被上诉人未明确告知其租赁期限，上诉人作为受让人也应当主动向被上诉人了解该基本情况。同时，房屋租赁必然有相应的租期，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未明确告知其租赁期限便导致其误认为可长期使用经营，无需支付租金不符合情理，也与双方关于房屋租赁事宜由上诉人与房主自行协商的约定不符，不予采纳。上诉人受让洗车店的价款，实际上包含转让协议签订时的投入状况、经营状况、财务状况、市场前景、技术水平等一系列复杂因素，双方转让价格不能简单通过各项资产值相加确定；同时，《个体工商户条例》第十条：“个体工商户登记事项变更的，应当向登记机关申请办理变更登记。个体工商户变更经营者的，应当在办理注销登记后，由新的经营者重新申请办理注册登记。家庭经营的个体工商户在家庭成员间变更经营者的，依照前款规定办理变更手续”是对个体工商户转让后如何办理变更的规定，并非禁止个体工商户转让。上诉人关于双方协议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且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签订协议后，被上诉人已按照约定将洗车店交由上诉人经营管理，履行了主要合同义务，且被上诉人并未主张解除合同，上诉人应当支付相应的转让款。协议第五条违约处罚“任意一方违反本协议所列各条条款之一即视为违约，除本协议条款作废外再处转让费总额的15%违约金”系对解除权的明确，并非约定上诉人可以不支付转让款。上诉人作为违约方逾期支付转让款无权主张解除合同并相互返还。上诉人关于按照约定即便认定上诉人违约，也应当是解除协议并互相返还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上诉人代其妻尹阳贵在案涉协议上签字，且尹阳贵也参与案涉洗车店的经营，一审认定系夫妻共同债务，判决尹阳贵承担责任并无不当。上诉人关于尹阳贵不应承担责任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440元，由上诉人管绍国、尹阳贵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云审判员 胡伟科审判员 郭少华二〇二一年三月一日书记员 赵 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