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湘0602民初834号 原告：徐孟良，男，1972年5月13日出生，汉族，岳阳市人，住岳阳市岳阳楼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汪雄，湖南碧灏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琼，湖南碧灏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岳阳市分行，住所地岳阳市岳阳楼区巴陵中路450号。 主要负责人：郑精兵，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朝晖，湖南云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徐孟良与被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岳阳市分行（以下简称邮政储蓄岳阳分行）名誉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1月1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徐孟良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汪雄、胡琼，被告邮政储蓄岳阳分行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朝晖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徐孟良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消除原告不良征信记录；2.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名誉及经济损失1元；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6年7月11日原告向中信银行货款14万元，约定至2017年7月10日还清本息(先息后本)。2017年6月，因资金周转困难，原告准备从其它银行贷款还这笔款，但多家银行都不同意放货，他们的回复是原告的征信存在问题。2017年6月，原告打印出征信报告，发现只有原告作为陈香华的担保人的一笔款处于应还款状态。事实上，远在9年前即2011年3月28日，原、被告已就该款项达成口头协议，由原告支付共计6.6万元了结此事，余款1千多元及利息与原告无关，由另一担保人刘红兵或借款人陈香华偿还。具体情况如下：2008年7月22日陈香华向被告申请了小额贷款8万元，原告和刘红兵作为陈香华的担保人，因陈香华还款2次计1.4504万元后，再没有按每月7252.41元的标准向被告还款，被告起诉了担保人，法院判决担保人原告和刘红兵偿还本案被告借款金6752538元及应付利息等。判决生效后，被告申请强制执行，2010年4月，岳阳县人民法院对原告进行司法拘留15天，被告与原告协商至2012年4月两年还清本金67525.38元，本金还清后，被告不再向原告主张利息等。原告自司法拘留出来的第一天即2010年4月23日，就偿还了被告2万元，到2011年1月2日，原告又偿还了被告2万元，余款打算到2012年4月还清，2011年3月份被告电话给原告，要求原告提前将剩余的钱还清，可以帮原告打点折。最后协商，由原告再支付2.6万元，事情就了结，即不再向原告主张款项，由被告向另一担保人刘红兵或借款人陈香华主张余款1千多元及利息。故在2011年3月28日，原告又支付了2.6万元，此事已经了结。原告要求被告必须在收条上盖章，不能再由工作人员个人出具收条，以示权威，被告也向原告出具了盖了公章的收据。此后，被告从未向原告主张过偿款，也没有法院的执行人员找原告要求执行余款，因为事情已经了结，原告的工作单位和电话联系方式至今一直没有变化。原告自无法从银行申请贷款以来，多次找被告协商，要求消除原告的不良征信记录，但被告以原告口说无凭(已经了结)，当年办事人员已经调离了岗位为由拒不处理，甚至威胁原告申请法院强制行余下款项(据说余款加利息现在又有了8万元左右)。被告在已与原告达成执行和解协议的情况下，违反诚信原则，在人事变动工作交接时未将原告的事情及时处理，反而向征信机构提供了其个人不良信息；被告应依照《征信业管理条例》第十五条“信息提供者向征信机构提供个人不良信息应当事先告知信息主体本人”之规定。若被告事先告诉原告，则此事在多年前就已经能够处理完毕，不会引起诉争，更不会对原告造成如此不良影响。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根据《征信业管理条例》第十五条、第二十六条之规定，特向贵院提起诉讼，望判如所请! 被告邮政储蓄岳阳分行辩称，本案涉及的征信采集发布主体均为第三方机构，被告不是适格主体，第三方机构根据司法系统公开信息所采集的征信记录合法有效。本案所涉到债务至今尚欠本息合计92882.74元，该案已申请岳阳县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且至今未执行完毕，完全符合征信机构采集信用信息的条件。 经审理查明： 2008年7月22日，案外人陈香华与邮政储蓄岳阳分行签订借款及保证合同，由陈香华向邮政储蓄岳阳分行借款8万元，原告徐孟良和案外人刘红兵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后因陈香华逾期未还款，邮政储蓄岳阳分行遂起诉徐孟良和刘红兵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岳阳县人民法院审理作出（2008）岳民初字第1178号民事判决，徐孟良不服该判决上诉。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8月10日作出（2009）岳中民二终字第31号民事判决书撤销前述判决，改判刘红兵、徐孟良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一次性连带偿还邮政储蓄岳阳分行借款本金67525.38元及应付利息（按合同约定的利率计算）。 后邮政储蓄岳阳分行申请岳阳县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原告徐孟良于2010年4月被司法拘留，向法院支付执行款310元，支付诉讼费、执行费1700元；4月20日又向被告支付案款20000元。原告徐孟良后又于2011年1月2日、3月28日向被告支付案款合计46000元。此后，被告即未再向原告催过前述欠款，原告亦未再被岳阳县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过任何案涉款项。 2016年7月原告向中信银行申请了一笔14万元的贷款，后因资金周转困难，其于2017年6月意欲再申请一笔贷款用于偿还中信银行的14万元贷款，但遭到多家银行拒绝。经多方询问，原告得知是其征信存在问题，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征信报告显示：徐孟良系陈香华向邮政储蓄岳阳分行借款80000元的保证人，该贷款尚欠27934元未付清。 原、被告对上述事实存在争议的部分在于：原告主张其在2010年被司法拘留后，被告与其口头协商同意其两年内（2012年前）还清案涉借款本金67525.38元，便不再向其主张其他款项；后2011年被告又想让原告提前还款，遂同意将欠款本金“打折”，口头同意由其再归还46000元（此前已归还20000元），就不再向其主张任何案涉款项，只向刘红兵、陈香华主张权利。对此，被告则称其在执行过程中并未与原告达成上述两次协议，案涉款项尚未还清，会申请法院继续执行。 原、被告均认可双方在岳阳县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过程中，未通过法院的组织达成过执行和解，原告亦认同岳阳县人民法院没有参与过其主张的上述“口头执行和解”。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借款及担保合同、民事判决书、收据、收条、征信报告等证据在卷佐证。 本院认为，原告徐孟良请求被告消除其不良征信记录并赔偿名誉和经济损失，首先需查明原告征信记录中的不良信用记录是否与实相符，即原、被告在（2008）岳民初字第1178号案件执行过程中是否已经达成了“执行和解”，并在该不良征信信息被征信中心采集时即已履行完毕？其次，若如原告主张，其在该不良征信信息被采集前即与原告达成“和解”并履行完毕，那么，被告是否有义务消除或协助原告消除该不良征信记录？这就又需查明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是从被告所反馈的不良贷款（含保证）信息库还是从法院发布的相关执行信息中采集到的该不良征信信息? 首先，关于“执行和解”问题，因仅有原告陈述，没有提交书面协议或执行笔录或证人证言、录音录像等证据与之印证，单凭此后被告未向原告催款及原告未再被法院强制执行这一事实，本院认为仍然难以得出双方已于2011年4月达成了“执行和解”并履行完毕这一唯一的、排他的推定，本院对此应不予确认。 其次，对于不良征信记录的采集源头，原告应当提供适当证据证明。在假定原告关于“执行和解”的主张有充分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其还需证明被告擅自违背事实在其贷款（保证）信息库内发布了该不实信息，而该信息又为征信中心所采集，被告才应负有消除或协助消除该不实信息的义务。若是由于原、被告的疏忽未及时将“和解”事项告知执行部门，故导致法院统计发布的执行信息被征信中心采集，则原告自身亦具有过错，可会同被告及时向执行部门反应真实情况，及时有效变更执行信息。 最后，关于本案是否属于民事案件受理范围及被告虽然不是个人征信信息的直接发布机构，能不能成为本案适格被告的问题。本院认为结合上诉分析，银行在其内部信息库发布了不实不良贷款（保证）等信息，又为征信中心所采集，对个人征信造成不良影响，损害个人民事权益时，其是负有消除或协助消除该不实信息义务的，并应承担其他相应民事责任。故本案纠纷属于民事案诉讼范围，被告亦可以成为本案适格被告。 综上，本案属于民事纠纷审理范围，被告主体适格，但因原告对其主张已达成“执行和解”等事实未提交充足证据证明，故应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徐孟良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50元，由原告徐孟良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李钰婷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胡 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