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14民终65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德州同富环保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德州经济开发区宋官屯街道办事处东风路2269号德百物流批发城4号楼商业街1-2层7号。法定代表人：孙淑敏，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洪河，山东九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毕丹，山东九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洪伟，女，1982年3月22日出生，汉族，初中，群众，住宁津县。上诉人德州同富环保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富环保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高洪伟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宁津县人民法院（2020）鲁1422民初26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同富环保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山东省宁津县人民法院（2020）鲁1422初2656号民事判决，改判被上诉人立即赔付上诉人货物损失120050元；2.一、二审诉讼费、保全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2020年8月17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达成货物运输合同，被上诉人负责将上诉人共计价值120050元的防草布105件、钉子100箱货物安全运输到云南保山工地，并当日指派魏某驾驶鲁Ｎ×××××重型仓栅式货车到上诉人指定地点取走货物，履行了运输合同。2020年8月21日，被上诉人通知上诉人，运输途中因不慎发生火灾导致货物全部烧毁。根据双方当事人提供证据，庭审查明的上述事实，上诉人上诉理由如下：首先，一审法院将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认定为居间合同性质是认定事实错误，依据证据不足的。本案当事人的法律关系属于运输合同性质。2020年8月17日下午17：01，上诉人的业务经理安维岭通过微信给被上诉人发出了运输合同的邀约，内容为：“今2020年8月17日，星期一!由宁津货站负责人高洪伟负责运输我公司防草布105件，钉子100箱货物价值120000元，负责安全运往云南保山工地，途中如出现货物丢失，意外等，不能安全运往云南保山工地，由宁津货站负责人高洪伟，负责赔偿所有损失!收到请确认，谢谢”，被上诉人承诺：“我负责”。上诉人提供的聊天记录证据足以证实运输合同邀约构成的主要内容和承诺的内容，符合《合同法》规定的运输合同诺成性的属性，邀约和承诺一旦完成，合同即发生效力，该案属于运输合同法律关系性质足以确定。一审法院认定为了居间合同法律关系是认定事实错误的。一审法院将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认定为居间合同法律关系是依据证据不足的。1本案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资料均不能证明当事人双方法律关系属于居间合同性质，只能证明其与魏某、德州市永顺运输有限公司（石某）存在联合运输合作法律关系。2魏某和德州市永顺运输有限公司（石某）出具的书面“证明”及一审法院对魏某、石某所作“询问笔录”不属于合法证据。《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规定：当事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向人民法院提交申请书。第六十八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要求证人出庭作证，接受审判人员和当事人的询问。证人在审理前的准备阶段或者人民法院调查、询问等双方当事人在场时陈述证言的，视为出庭作证。第三款规定：无正当理由未出庭的证人以书面等方式提供的证言，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一审法院对魏某、石某所作的询问，不是依据当事人的申请，也不是在双方当事人在场的情况下所作的询问笔录，属于非法证据。一审法院依据该证据资料认定案件为居间合同法律关系性质是证据不足的。其次，一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1、一审法院对魏某和德州市永顺运输有限公司（石某）所作的询问笔录，违反了《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六十八、六十九条规定的法定程序，在没有当事人申请的情况下，滥用职权，通知证人作证，并且没有双方当事人在场的情况私下询问，一审法院违反了法定程序。2、一审法院遗漏诉讼当事人（第三人），违反了法定程序。一审法院虽释明追加实际承运人为被告，但被告明确表示不同意追加。此种情况下，按照《合同法》三百一十三条规定，由被告对全程运输承担责任；或者一审法院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将实际承运人魏某和德州市永顺运输有限公司（石某）追加为第三人（当事人）。从魏某和德州市永顺运输有限公司（石某）的陈述内容看，此二人与被上诉人存在联合运输合作关系，此二人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一审法院既然依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需要依职权调查了二人，那么，就应该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应依职权将魏某和德州市永顺运输有限公司（石某）追加为第三人（当事人）。一审法院依职权调查了魏某和德州市永顺运输有限公司（石某）而没有将其追加为第三人，显然是遗漏了当事人，违反法定程序。最后，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依职权通知证人出庭作证。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包括：（一）涉及可能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二）涉及身份关系的；（三）涉及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诉讼的；（四）当事人有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可能的；（五）涉及依职权追加当事人、中止诉讼、终结诉讼、回避等程序性事项的。上述法律规定的五种情形均未在本案中出现。该条第二款规定除前款规定外，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应当依照当事人的申请进行。本案中，被上诉人并未向法庭提出证人出庭作证的申请，一审法院适用《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依职权调查询问是明显错误的。一审法院适用《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条认定法律关系为居间合同性质是错误的。本案属于运输合同法律关系，应当适用的法律依据是《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八条、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三条。总之，一审法院审理本案认定的事实错误，依据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违反法定程序。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四条之规定，上诉人特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请求依法公断。被上诉人高洪伟辩称，我从事货运中介信息部，2020年8月15日我接到原告安维岭的电话，让我联系一辆车将原告的防草布从陵县运至云南保山，然后我将此货运信息告知给了云南装修负责人石某。石某收到信息后，将魏某的车辆信息、驾驶证的照片，用微信的形式发给我。我再转发给安维岭。将安维岭的联系方式发给石某，他们之间取得了联系，我的中介服务完成。8月17日魏某驾驶车辆从原告办事处装货并签订了运输单，魏某将货物运至石某处，再转运至云南保山，途中发生火灾，将货物收回事后事故发生后，石某第一时间通知原告，并及时为原告补发了同样一批货物，运送至云南保山。然后原告让我催促石某处理货物损失赔偿一事，石某也积极承担赔偿，并且对货物投了保险，事故处理本身需要时间，原告一直催促后来因原告提供的货物价值损失表不真实，一直没有达成原告的意愿，然后原告将我告上法庭。聊天记录，不能定为运输合同，而是居间约定的原因如下。根据《合同法》第288条规定，运输合同是承运人将旅客或者货物从起运地点运输到约定的地点，旅客、托运人或者收货人支付票款或者运输费用的合同。首先聊天记录中，双方从未对运费的数额、运费的付款方式及运费的收取人进行约定，其原因是我是中介，我不参与运输行为，也不收取运费，实际原告与承运人他们之间约定运费由原告支付给，否则往云南运输到王志富包括收货人的地址和联系方式我一概不知。我就是负责为他们牵线搭桥的中间人。中介之外的事都是他们自己协商，我不参与。失火之后也是石某第一时间通知原告后，原告才告知我让我负责催促，协调石某办理理赔的工作。所以以上种种事实结合合同法中规定的重要构成因素证明。我与原告之间的聊天记录不是运输合同，而是居间人的约定。其次，聊天记录中我负责的是中介人联系的车辆没有国家合法资质造成的货物被恶意拉跑、造成的丢失以外，其他意外造成的损失不在我的负责范围之内。对此解释，原告早就认定认同，并且一审中我已将和原告的通话录音提交给法院。后来原告也将货物价值表提供给石某处，现在正在进行理赔。原告上诉中提到的120050元的损失是基于其所提供的购销合同一份，其合同是云南保山的购买价值，不是原告的购买价值，所以不能作为原告的损失依据。再者原告提供的发票日期显示是后开的，也不能作为法律依据。法院为查明事实理清法律关系，有权利对相关证人进行调查。一审中法院曾释明原告是否追加承运人永顺物流负责人，作为被告，原告拒绝追加导致应当承担赔付责任的第三方无法作为诉讼主体参与诉讼程序，故一审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符合相关法律程序增值。原告的诉讼主体错误，并且现在原告已经将损失价值提高给石某处，理赔正在进行中。同富环保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立即赔付原告货物损失120050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庭审中增加诉讼请求：增加保全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20年8月17日下午17：01分，原告公司的工作人员安总（安维岭）通过微信与高洪伟联系，并发送微信一条，内容为：今2020年8月17日，星期一!由宁津货站负责人高红伟负责运输我公司防草布105件，钉子100箱货物价值120000元，负责安全运往云南保山工地，途中如出现货物丢失、意外等，不能安全运往云南保山工地，由宁津货站负责人高红伟，负责赔偿所有损失！收到请确认，谢谢。被告高红伟收到微信后，回复的内容为：我负责。安总随即回复的内容为：我知道。被告高红伟收到了原告公司安总的微信后，随即将这个物流信息转给了德州市永顺运输有限公司的主要负责人石某，石某于2020年8月17日安排魏某驾驶鲁Ｎ×××××，并由魏某联系安总，从陵城区边临镇德尔利铝材大市场对门提货，将货物送至德州市天衢工业园德州北外环永兴物流园永顺运输有限公司，运费由石某向魏某支付，然后将货物转送至王治富驾驶的鲁Ｎ×××××大型货车运往云南，在运往云南的途中发生火灾货物被烧毁。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原告的诉讼主体问题。庭审中原告提供了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法定代表人孙淑敏的身份证复印件、原告出具的安维岭系公司的业务经理的证明、孙淑敏和安维岭结婚证复印件、安维岭的身份证复印件，用以证明原告的主体资格；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发表了质证意见，抗辩称对原告提供的以上证据不知情、不了解，但没有提供相反的证据，故对原告的诉讼主体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二、关于原、被告之间法律关系问题。1、2020年8月17日，被告高红伟将原告货物运输的信息转给了永顺运输公司的主要负责人石某，石某按照原告的货物运输信息安排魏某联系原告的安总将货物运至其永兴物流园永顺运输有限公司并由其支付魏某运费，然后再由其安排将货物转送至王治富驾驶的鲁Ｎ×××××大型货车，与其它的货物一起运往云南保山，后在运往保山的途中发生火灾。从原、被告提供的证据来看，原告主张货到付款，运费9000元由原告付给被告，但被告对运费的支付问题并不认可。从石某提供的证明材料来看，鲁Ｎ×××××大型货车是由石某安排，高洪伟和驾驶员王治富之间没有关系，货到达目的地后由安总将9000元运费交给驾驶员王治富，庭审中原告对本次运费是否已经结清不给予明确回答，但没有提供已经结清运费的证据，故原告主张货物到达目的地后运费给被告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认可。庭审中原告提供了魏某驾驶车辆的行驶证、魏某的驾驶证复印件，用以证明是被告指派的司机魏某从原告处取走的货物的事实，但从魏某和石某的证明材料来看，原告的该主张与魏某和石某的证明材料以及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并不相符。原告以证人魏某和石某没有出庭为由，对被告提供的魏某和石某的证明材料不予认可，对法院核实证人证言的程序存有异议，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法院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查取证，依职权核实证人的证明材料更能够更加全面真实的查明事情的来龙去脉。从原告提供的证据来看，即使法院不依照职权核实，仅凭原告提供的证据亦不能够证明其所主张的事实。原告主张被告与永顺运输公司之间是联运合同关系，但从被告的权利义务关系以及被告与永顺运输公司各自的职责来看，原、被告之间不能形成运输合同关系，故被告与永顺运输有限公司之间不能形成联运合同关系。2、庭审中原告提供聊天语音及书面整理光盘三张用以证明本次火灾是被告通知原告发生了运输失火事故，之前的数次业务是被告指派司机拉货，之前的部分运费亦付给了高洪伟，亦有部分运费是按被告的意思表示付给其他司机运费，被告的丈夫曾要过原告的运输发票账户并开具了运输发票，被告宁津县众通运输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证明被告从事运输经营并有运输资格。被告对原告提供的以上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该组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部分证据的内容里牵扯到转账内容，只是原告不方便，代收一下再转给司机没有实际收运费。聊天语音说我负责这块，我只是负责协调、联系，并不负责赔偿。对补充证据八中第一页我不知情，我没有给开过运输发票。对于原告提供的以上证据，一审法院认为，该证据与本案的基本事实没有任何的关联，原、被告之前的数次业务中均因实际承运人的不同，双方之间的业务模式亦不尽相同，且与本次业务没有任何的关系，故对于原告提供的该宗证据一审法院不予认可。3、原告提供德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的询问笔录中关于被告所述“我只让魏某去陵县边临镇提货”，用以证明被告曾自认指派司机魏某提货，原、被告存在运输合同关系。对此被告发表了质证意见，被告对于原告对该询问笔录的解释并不认可。一审法院认为，结合魏某和石某的证明材料综合来看，原告的该主张缺乏依据。原告提供被告公司的营业执照，用以证明被告从事运输经营由运输资格，但从原告在本案中所诉的被告主体为高红伟而非公司来看，其提供的该证据与待证的事实相矛盾，故一审法院对原告的主张不予认可。4、关于原、被告双方在微信聊天记录中被告所发内容中“我负责”的问题。高洪伟作为自然人，其个人不是承运人且并不具备运输资质，原告对被告将货物运输信息提供给永顺运输有限公司是认可的，并且已经将货物交于实际承运人并运向云南。被告在整个过程中居间人的责任和义务已经完毕，对货物所造成的损失并不存在任何过错，亦没有收取原告的任何费用。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双方对微信中“我负责”内容的内涵解释不一致，但无论双方如何解释，被告本身并不运输货物亦不成为承运人，被告只起到了作为居间人的作用，双方存在居间合同法律关系。三、关于原告主张的损失问题。原告主张的损失依据是基于2020年8月27日货物发生火灾损失后，原告为购买方保山庞景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出具的发票。从被告提供的德州永顺物流货物托运单中运费为“提付9000元”来看，该原告损失主张中包括了运费9000元，因事故发生时间早于货物发票开具时间，该票据的货物价值是销售价值而非货物的实际价值，原告的运费9000元没有实际支付，且一审法院认定原、被告之间不具备运输合同法律关系，故一审法院对原告的实际损失数额在本案中不予认定。四、法庭已对原告追加承运人进行了释明，原告不同意追加。法院对石某的证明进行核实时，石某在询问笔录中是这样陈述的：“这辆车的其他货物赔偿金全都申报了，唯独安总不配合，至今没有申报，如果申报了，保险公司就全赔付了”，结合庭审中已经查明的事实，法庭向原告释明追加承运人为被告以全面解决纠纷使原告损失得到补偿，但原告对法庭的追加被告的释明明确表示不同意追加。综上所述，被告按照原告的要求联系到了承运人，向原告提供了运输合同的机会，起到了托运人与承运人媒介的作用，并且承运人向被告支付一定的报酬，双方的关系符合居间合同关系的法律特征，且原告与承运人已实际建立了运输合同关系，原被告之间不符合运输合同关系的法律特征。原告依据居间合同法律关系，请求被告赔付原告货物损失120050元的请求，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八条、四百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德州同富环保材料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702元，减半收取1351元，保全申请费1170元均由原告德州同富环保材料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两个，1、高洪伟是中介的身份介入本案还是以承运人的身份介入本案？2、原告的诉讼请求能否得到支持？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高洪伟在德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20年10月13日的询问笔录中，承认其让魏某去陵县边临镇提货。2020年10月9日魏某在出具的证明中，证明是永顺物流云南专线安排其提的货，二者陈述的事实明显不一致。根据同富环保公司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双方虽没有对运输货物的品种和运费作出约定，但双方对高洪伟在聊天中承诺的“负责”产生歧义，在石某和魏某均未到庭的情况下认定，高洪伟是中介人的身份欠妥。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本案是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应当追加实际承运人和高洪伟共同参加诉讼，以便查清案件事实，确定各方的责任。原审法院依据双方提交的证据和陈述的理由，在庭审中依据。案情向同富环保公司释明，是否申请追加永顺运输有限公司和石某为被告时，同富环保公司明确表示“不追加”。追加被告本身是为了保护同富环保公司合法权益的实现，而同富环保公司放弃了这一权利。同富环保公司不同意追加实际承运人为被告，原审法院在不能查清事实并确定各方责任的情况下，驳回同富环保公司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目前，同富环保公司已将索赔资料提交给实际承运人永顺运输有限公司进行保险索赔。本案的具体赔偿情况尚不明确，同富环保公司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依据，不予支持。因此，原审判决本院予以维持。同富环保公司可在合法权益不能实现时，另行依法维权。综上所述，德州同富环保材料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701元，由上诉人德州同富环保材料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高振平审判员  李玉鹏审判员  魏 涛二〇二一年三月四日法官助理马潇书记员李凡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