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宁03民终33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何某，户籍所在地：陕西省汉中市西乡县，现住贵州省遵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某，系北京市中银（银川）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某，住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某，系宁夏综义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何某因与上诉人黄某项目转让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人民法院（2020）宁0323民初22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何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某、上诉人黄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某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何某上诉请求：一、依法改判盐池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宁0323民初2277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不服判决差额为2277815.6元（承包款100万元，垫付材料款1277815.6元）；二、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及其他费用由黄某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对本案部分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请求二审依法予以纠正。何某与黄某签订《金家渠煤矿掘进工程转让合同书》，约定由黄某将金家渠掘进工程转让给何某进行施工。同时合同约定，将由黄某与工程总承包宁煤基建公司进行协调沟通，将每月收到的工程款，全部支付给何某。何某依约向黄某支付工程承包款250万元后进场施工。何某入场后，黄某并未按照合同约定将工程全部交由何某，亦未按约定退场，导致何某不能正常接收案涉工程，施工期间的财务人员、材料保管等工作均仍由黄某负责。期间黄某未向何某支付任何施工款，也未与何某进行过任何项目工程接收，施工发生材料款等均由何某垫付。2019年7月，黄某突然通知何某停止施工，要求何某退场，至今何某未收到任何工程款。一审判决中认定何某、黄某双方签订的《金家渠煤矿掘进工程转让合同书》无效，系依据石嘴山市信实劳务有限公司与黄某签订的《劳务作业承包合同》中禁止转包或再分包的合同条款约定及《建筑法》、《建设工程司法解释》禁止分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工程再分包的法律规定所作出的认定。判决书中确认涉案工程系黄某违法再分包；同时判决书中认定事实部分还可以看出，根据《劳务作业承包合同》内容确定涉案工程竣工日期为2018年11月3日，但在明知竣工日期已过的情况下，黄某仍于2018年11月25日与何某签订上述工程转让合同，黄某在明知案涉工程禁止转包或再分包的情况下，在明知案涉工程已逾期竣工情况下，仍然故意隐瞒上述事实，与何某签订转让合同，其主观明显存在欺诈的故意，其真实目的就是为了将逾期竣工的不利后果及亏损风险转嫁何某。一审人民法院在认定合同无效后，仅仅判决黄某返还何某部分工程承包款150万元，而对何某全部返还250万元承包款及要求黄某返还垫付的材料款1277815.6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系对法律适用错误。根据《合同法》第58条之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是一审人民法院仅判决黄某返还何某部分承包款，而未对何某剩余100万元承包款及垫付127万余元材料款主张予以支持，明显加重了何某对合同无效不利后果的承担，免除了黄某过错承担责任，导致何某在无过错的情况下，承担巨额的经济损失。案涉合同解除后，黄某依然可以对案涉工程进行结算而领取相应工程款，可以说是何某在支付了250万元承包款后，在垫付了127万余元的施工材料款后，黄某却可以仅退还何某150万元，获得了227万余元的不当利益，仍然可以继续对剩余工程款进行结算，黄某不仅没有因为过错承担责任，反而在本案中获取了高额利益，系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何某的上诉请求。黄某答辩称，一、何某于2018年12月初实际进场施工，黄某已依约退场，并不存在拒不退场的违约情形，一审对此认定事实清楚。理由如下：1、黄某一审提交的证据一、二、六均可证明何某已于2018年12月入场施工，成为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2、根据双方签订的《工程转让合同》第二条明确约定，黄某原雇用人员，何某可以自行决定是否继续雇用，也可随时清退。何某进场后，原工地工人与黄某间已不存在雇佣关系，其工资实际从何某所干工程款中由发包方劳务公司代发。故工地工人实际与何某形成雇佣关系，何某在诉状中陈述工地人员为黄某方人员，其无法控制明显与事实不符。3、根据与信实劳务公司《劳务作业承包合同》第一条，案涉工程为回风槽掘进工程，为掘进断面12.85㎡的单一作业面工程，根本不可能发生何某所述的部分工程可施工、部分工程无法施工的情形。4、何某主张由于黄某未退场造成其无法施工，却同时又向黄某主张其实际施工过程中垫付了人工费、材料费，二者明显存在矛盾之处。二、何某诉请解除合同的真正原因是其经营不善导致发包方代付的人工工资已超出其实际施工量所对应的工程款，造成了损失。何某欲向黄某转嫁此部分损失，故诉请解除，属于恶意诉讼。理由如下，根据与信实劳务公司《劳务作业承包合同》第12.2条约定，工人工资由劳务公司代发，再从工程款中扣除。根据一审证据，劳务公司已实际代何某发放工资245万余元。其中，从何某所干工程款中扣除代发，远不足以发放何某工人工资，劳务公司又从黄某在工程转让前就已完成的掘进量工程款中扣除187余万元代何某发放了工资。根据黄某一审提交的证据二，可看出由于何某拖欠工人工资导致施工现场工人人数不足，施工量逐日下降，施工无法推进。由此可见，正是由于何某经营不善，导致其所完成的掘进量工程款远不足以支付产生的工人工资，导致工程最终结算后必然亏损，何某欲转嫁此亏损才诉请解除合同。三、何某关于材料费的诉请无事实、法律依据，理由如下：根据与信实劳务公司《劳务作业承包合同》7.2条明确约定，主要材料均由劳务公司提供，俗称“甲供材”，大部分材料并不需要何某提供。何某系案涉工程实际施工人，根据买卖合同的相对性，即使存在材料费也应由其自行承担。何某并无有效证据证明其已实际支付了该款项，并且未证明材料均用于了案涉工程。一审对此认定事实清楚。四、何某关于人工费的诉请没有事实、法律依据，理由如下：1、根据与信实劳务公司《劳务作业承包合同》第12.2条明确约定，工人工资由信实劳务公司统一代为发放，再从所干工程款中予以扣除。故发放工资本身是由劳务公司代发的，并非由实际施工人发放。2、根据黄某一审中提交的证据六，自何某进场施工后，信实劳务公司已实际代其发放工人工资2458794.8元。其中，从何某所施工的部分扣除的工程款远不足以发放其所雇工人工资；劳务公司又从黄某在工程转让前就已完成的掘进量工程款中扣除了1875283元代何某发放了工资。也就是说，何某不仅没有垫付工资，还倒欠黄某187万余元代付工资。3、何某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已实际支付了该人工费，并且，何某系实际施工人，根据合同相对性，即使存在工人工资也应当由其自行承担，一审对此认定事实清楚。五、何某仅支付了150万转让款，其主张转款250万无事实、法律依据。理由如下：根据黄某一审提交的证据三，黄某收到的转让款仅为150万元，而非250万元。因何某欲向其合伙投资人证明其有出资实力，通过多次银行转账向黄某支付了150万的情况下，提出由其先向黄某出具100万元的借条，再由黄某向其出具250万元的收条，何某再拿着250万元的收条向其合伙人表明其拥有出资实力，欲借此让其合伙人出资，待其合伙人出资后，再将合伙人出资款拿来向黄某支付剩余工程转让款。这一点，从何某向黄某出具的借条与黄某向何某出具的收条时间为同一天可看出！何某主张250万元转让款并非小数，其并未提交其他证据如转账记录、取款记录等证据印证其说法，故其主张不能成立，一审对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六、即使本案合同无效，并不影响何某作为工程实际施工人对工程价款的结算。依据《建设工程司法解释一》的规定，合同无效的情况下，不应当单纯地适用《合同法》58条对无效后果进行处理。本案应当待案涉工程整体竣工验收并结算后，扣除发包人代发工资及甲方管理费等费用后，由何某取得最终结算价款，多退少补。案涉工程于2019年7月，何某因无力组织工人施工退场后，发包方自行接手工程进行了施工，发包方接手工程并继续施工意味着何某所干工程已交付。现在只需待工程施工完毕后办理最终结算即可。因此，在本案中，合同无效并不影响何某作为实际施工人主张其权利。七、退一步讲，即使人民法院认定合同无效，并依据《合同法》58条进行处理，黄某主张何某应当同时履行返还借款193300元、返还转让的施工设备、返还黄某垫付的工人工资1875283元的义务，并应当向黄某承担由此造成的可得利益损失。《合同法》58条明确规定，财产应返还，不能返还的折价补偿，有过错一方应赔偿对方损失。黄某一审提交的证据二、三可看出，由于何某欠付工资导致无法施工，其对停工以及亏损存在严重过错，一审法院对此认定事实清楚。黄某一审提交的证据四、五、六可证明，何某就案涉工程向黄某借款19余万元、由黄某垫付工人工资187万余元以及转让施工设备的事实。另外，由于何某的过错，即使恢复原状，黄某事实无法继续回到原工地施工，可得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综上所述，无论解除合同、还是单纯依据合同无效对后果进行处理，都是违背公平原则的，也是违反相应司法解释规定的。并且，如此处理都必然涉及到恢复原状、继续履行等问题，必然将问题复杂化，后续还可能造成多个诉讼。合同工程因发包方接手无法继续履行，本案所面临的问题仅仅是何某作为工程实际施工人已施工的工程量最终结算价款是多少的问题，待与发包方最终结算后，结算额减去支出的人工工资就是何某最终应取得的工程价款，由何某多退少补，自负盈亏。黄某上诉请求：一、请求依法撤销原判决第一项，并依法改判黄某不向何某返还150万元转让费；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何某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即使本案合同无效，何某已经完成的工程量已竣工验收，并不影响何某作为工程实际施工人对工程价款进行结算。原审法院以合同无效为由认定黄某返还转让费存在适用法律错误。依据《建设工程司法解释一》的规定，合同无效的情况下，不应当单纯地适用《合同法》58条对无效后果进行处理。合同无效的情况下，实际施工人已完工程量经验收合格的，应继续结算，由实际施工人取得工程价款。因此，本案应当待案涉工程整体结算后，扣除发包人代发工资及甲方管理费等费用后，由何某取得最终结算价款，多退少补。因此，黄某认为，在建设工程领域，存在大量的无效合同，相应的司法解释也对无效合同情形下，实际施工人的权利、义务以及无效合同的处理作了规定，本案不应当单纯地以合同无效为由判令返还，原审法院存在适用法律错误。二、退一步讲，即使按照合同无效对法律后果进行判决，黄某享有同时履行抗辩及主张何某赔偿损失的权利，何某因履行案涉合同给黄某造成的损失以及何某应返还黄某的款项已达1054526元，应返还转让费仅余445474元。（一）自何某进场施工后，信实劳务公司已实际代其发放工人工资2458794.8元。其中，从何某所施工的部分扣除的工程款为583511.78元，远不足以发放其所雇工人工资；故劳务公司又从黄某在工程转让前就已完成的掘进量工程款中扣除了1875283元代何某发放了工资。也就是说，何某还欠黄某1875283元代付工资。何某完成的工程量经业主初步核算（还未最终审定），还剩余的工程款约为1350000元，也就是说，何某施工的工程量取得的工程款远小于其产生的人工工资，亏损达525283元。即使按照合同无效进行处理，合同无效所产生的损失应当由责任方来承担，而本案中何某由于其经营不善，组织施工不利导致亏损人工工资达525283元，此部分损失应当由何某自行承担，此部分费用应当从应返还的150万元转让费中予以扣减。（二）原审判决已认定，黄某通过微信转账向何某转款193300元，何某对此亦无异议，因此，既然以合同无效进行返还，此部分款项应当由何某向黄某进行返还，黄某对此享有同时履行抗辩权。因此，此193300元应当从应返还的150万元转让费中予以扣减。（三）原审开庭后，由于何某在另案中涉诉，黄某系担保人，后被人民法院从黄某就本案工程在信实劳务公司处的结算价款中直接划扣走120943元。此部分款项也应当从应返还的150万元转让费中予以扣减。（四）案涉工程施工过程中，由于何某资金不足，由黄某出面向第三人借款215000元，款项借到后，何某实际使用了该笔款项，此215000元应当从应返还的150万元转让费中予以扣减。何某答辩称，一、涉案事实上已不具备就工程量结算的条件，且涉案工程施工期间黄某一直为工程施工主导方，就涉案工程量进行结算已无法实现。二、黄某主张信实劳务公司已经为何某代发人工工资2458794.8元，何某影响黄某返还该1875283元的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三、黄某主张通过微信向何某转款193300元，要求何某向其返还，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四、黄某所列事实与理由第二条三、四款，并未在一审庭审中提交相关证据，其相关责任已经由人民法院另案判决确认，如其认为应由何某承担相应责任，可向人民法院另案提起诉讼，与本案无关。纵观本案事实，何某已因黄某的自始违约行为遭受巨大经济损失，并因案涉工程所引发的纠纷导致名誉、信誉受损，如果按照一审人民法院判决内容履行，是明显加重了何某对合同无效不利后果的承担，不仅免除了黄某的过错责任承担，其在合同解除后反而仍然可以获取高额不当利益，是对何某不公平的，也是不符合合同基本原则的，请求人民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黄某全部诉讼请求，支持何某的上诉请求。一审时何某作为原告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解除原、被告之间签订的《金家渠煤矿掘进工程转让合同书》；2.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工程承包款2500000元，并向原告支付原告垫付的材料款及人工工资1277815.6元；3.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300000元；（以上合计4077815.6元）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8月31日，石嘴山市信实劳务有限公司向被告黄某劳务作业队发出中标通知书，确定黄某劳务作业队为石嘴山市信实劳务有限公司组织招标的金家渠煤矿130204工作面回风顺槽工程项目的中标单位，中标内容为：巷道掘进、锚杆安装、网子铺设、锚索安装、喷射混凝土、出渣、下料等等施工图纸范围内及设计变更所发生的所有劳务施工，中标金额为871.53万元。2017年9月1日，石嘴山市信实劳务有限公司与黄某劳务作业队签订《劳务作业承包合同》，约定劳务工程为金家渠煤矿130204工作面回风顺槽工程，并约定工作内容与劳务范围，劳务费固定价为871.53万元，开工日期为2017年9月2日，竣工日期为2018年11月3日，工程实际完成劳务工作量以神华宁煤集团设计造价审查中心审定的预算为准。同时合同第十七条约定，涉案工程严禁转包或再分包。合同签订后，被告黄某劳务作业队完成了部分劳务工作量后，经他人介绍，被告黄某将下剩工作量转让给原告何某，双方作为甲乙方于2018年11月25日签订了《金家渠煤矿掘进工程转让合同书》，合同书约定：“一、甲方将金家渠煤矿130204工作面回风顺槽工程转让给乙方施工…；二、工程转让后，乙方将继续延用甲方原与宁煤基建公司签订合同，直至合同到期为止，甲方管理与生产作业人员乙方可以暂时使用，等乙方人员安排到位后可随时清退；三、甲方与宁煤基建公司签订合同时间内，甲方负责配合乙方对宁煤集团上级主管业务部门联系沟通协调工作，甲方应积极配合乙方协调后续工程，使乙方工程有可连续性；四、工程由乙方接管后，对甲方经手实施工程期间欠付的材料费及工人工资与乙方无关…；五、宁煤基建公司每月向甲方支付的工程款，甲方应无条件全部足额及时支付给乙方，甲方不得以任何理由抽取管理费…；六、本工程转让款为360万元，转让资产、设备工器具及其他用品详见转让清单。七、合同转让价款支付方式为：乙方承诺于2018年12月5日前支付180万元，2018年12月31日前支付100万元，剩余80万元分三个月从乙方工程款中扣除；八、合同签订后甲乙双方如有一方违约，违约方应赔偿对方违约金30万元…；九、…本合同经甲乙双方代表签字后生效，本合同共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合同后附有设备清单。该合同签订后，原告于2018年11月27日转账支付被告工程转让款50万元；2018年12月10日转账支付20万元；2018年12月16日转账支付50万元；2018年12月30日转账支付30万元至被告黄某指定的黄佳俊的账号，共计150万元，2019年1月1日，被告给原告出具250万元收条一张。2018年11月30日，被告黄某的管理人员退场，2018年12月1日，原告何某进入施工场地，被告黄某的部分工人留在施工场地。2018年12月16日，原告与案外人谢某签订《合作协议》，合作宁煤金家渠煤矿井下掘进工程。2019年1月25日，建井六队出具2018年12月份及2019年1月份工程款统计，并附有中间验收交接证书，原告及谯艳华、黄小刚在工程款统计上签名，原告支付了2018年12月份及2019年1月份工人工资，并以劳务作业队负责人的身份在2019年4月、5月份劳务人员考勤表上签字。2019年7月份原告在张孝东、谯艳华3、4、5、6月份的工资列项上签字。2018年12月19日起至2019年6月27日期间被告以微信账户给原告共计转款193300元。2019年7月份因地质原因该工程停工。停工后因发包方不让设备占用地方，被告将转让给原告的全部设备拉至其他地方保管。在工程施工期间，被告结算了部分工程款，下剩部分至原告起诉时没有结算。现原告认为，被告未按双方签订合同约定的条款履行义务，致使原告签订的合同实际无法继续履行，合同目的已无法实现。根据合同法94条之规定，被告的违约行为给原告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合同已具备法定解除的条件，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如所请。一审法院认为，石嘴山市信实劳务有限公司通过公开招标方式，与黄某劳务作业队签订《劳务作业承包合同》，约定将金家渠煤矿130204工作面回风顺槽工程劳务承包给黄某劳务作业队施工，该合同明确约定本合同项下工程严禁转包或再分包，但被告黄某在履行合同时完成了部分工作量后，与原告何某签订《金家渠煤矿掘进工程转让合同书》，将该工程下剩工作量转让给原告施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十九条第三款“禁止总承包单位将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禁止分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工程再分包。”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项“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无效：（一）承包人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的；”的规定，本案被告违反合同中“本合同项下工程严禁转包或再分包”约定，将下剩工程量全部转包给原告何某个人，且原告何某个人没有施工资质，故原、被告签订的《金家渠煤矿掘进工程转让合同书》违反合同的约定及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系无效合同。无效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不存在解除、违约的问题，故对原告要求解除《金家渠煤矿掘进工程转让合同书》及原告向被告主张支付违约金30万元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对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工程承包款250万元，系双方约定的转让款，原告提交的收据及银行转账凭证只能证实被告实际收到工程转让款150万元的事实，其余100万元系大额资金，原告称系现金支付被告不予认可，也不符合客观实际和交易习惯，故法院对该100万元不予认定，现被告自认转让清单上的材料及设备已全部由被告拉走保管，故被告应返还原告转让款150万元。对原告主张返还材料费及人工工资的诉请，根据法院审查，原、被告双方签订转让合同后，被告黄某人员于2018年11月30日退场，原告何某于2018年12月1日进入施工场地，2015年1月25日，原告在建井六队工程款统计上签名并支付了2018年12月份及2019年1月份工人工资，且以劳务作业队负责人的身份在2019年4月、5月份劳务人员考勤表上签字，并在张孝东、谯艳华3、4、5、6月份的工资列项上签字，综合上述事实，以及原告自述进入场地后购买了大量材料的情况，可以认定原告已经实际进行了施工，涉案合同已经实际部分履行，故对原告的该项诉请，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十九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被告黄某返还原告何某转让费1500000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付清；二、驳回原告何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9423元，由原告何某负担24921元，被告黄某负担14502元。二审期间，上诉人黄某提交了三组新证据材料，1.《信实劳务公司付款凭证》6份（原件）；2.单位工程施工图预算二级审核书2份（原件）、预算造价审核汇总表1份；3.2019年1月25日进尺结算单1份（复印件）。证明目的：1.2018年12月何某进场至2019年7月份退场，由信实劳务公司代何某发放其工人工资共计2340456.27元，信实劳务工资支付的对象是何某所雇用的工人。单位工程施工图预算二级审核书相当于初步结算；2.何某进场至退场完成的所有工程量价款，在扣除税金及甲方管理费后合计1019211.9元（需强调12222290.67结算中2018年第五期为何某进场前黄某完成的工程量）；3.信实劳务公司代发工资2340456.27元中有1875283.02元是从工程转让前黄某完成的工程量价款中扣除代发。因此，仅人工工资何某就给黄某造成损失达1321244.34元。上诉人何某质证后认为，上诉人黄某提交的《信实劳务公司付款凭证》6份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该付款凭证上并未显示出工资款是向何某支付，反而显示为向黄某支付，根据付款凭证时间，2019年1月份、5月份、8月份工资卡均支付给黄某，恰恰可以证明该工程期间还是由黄某施工，对外结算、发放工资都由黄某负责，其再三强调工程移交何某施工，上述工资发放结算均应由何某负责处理。所以该组证据可以印证施工期间仍由黄某负责，不能达到其证明工资是向何某发放的目的；对单位工程施工图预算二级审核书2份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该证据恰恰可以证明黄某在其审核书中签字予以确认其才具备对外结算的资格，如果该工程量确认审核是由何某完成，则应该由何某签字或委托黄某进行结算的相关证据，故该证据不能达到黄某的证明目的。预算造价审核汇总表1份系打印件，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对2019年1月25日进尺结算单1份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该证据系复印件。上诉人何某在二审时未提交新的证据。经审查，本院对黄某二审提供证据材料的证据效力不予确认。经询问双方当事人涉案工程目前状况，黄某称，因何某无力继续施工，发包方承接工程继续施工了二个月，后因地质原因无法施工停了下来，现金家渠煤矿掘进工程已封堵，成为废井。何某一方称，一审时，办案人员到现场察看进不去人；对于涉案工程目前有无鉴定条件，双方均表示无鉴定条件；对于实际已完工程涉及工程款的问题，黄某称，当时约定工程价款800万余元，实际干了1600万余元，还剩500万余元未付。1600万余元包括其施工期间产生的工程款，还包括何某进场后的工程款。何某一方称工程没有结算的条件。经审查案卷材料，询问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查明的案件基本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因石嘴山市信实劳务有限公司与黄某签订的《劳务作业承包合同》，黄某与何某之间签订的《金家渠煤矿掘进工程转让合同书》约定的内容来看，案涉工程为：“巷道掘进、锚杆安装、网子铺设、锚索安装、喷射混凝土、出渣、下料等施工图纸范围内及设计变更所发生的所有劳务施工”，并非是劳务施工，实为煤矿掘井工程，具有建筑工程施工特点，建筑工程施工必须具有相应的施工资质，黄某、何某均无相应施工资质，故黄某与石嘴山市信实劳务有限公司之间签订的《劳务作业承包合同》、黄某与何某之间签订的《金家渠煤矿掘进工程转让合同书》均因违反国家相关法律禁止性规定，合同均无效。黄某与何某对合同无效均有过错，何某不能向黄某主张违约责任。因合同被认定无效，黄某应返还向何某收取的项目转让费，关于项目转让费的具体数额，根据现有证据确定何某向黄某支付的转让费为150万元；对于何某主张的垫付的人工工资及材料费，因上诉人何某主张在具体的施工过程中，黄某并没有退场，实际施工人仍是黄某，自己迫于无奈垫付了人工工资及材料费，若何某主张的事实成立，那么双方实际形成了施工中的合伙关系，何某主张的人工工资及材料费实为合伙施工中自己的投入。鉴于黄某二审中认可何某施工了部分工程，并称金家渠掘井工程实际发生了1600余万元工程款，其中有何某的工程款，本案中也无“甲供材”的方面的证据，因此，可认定何某在施工中有人工及材料的投入，因合同约定工程款由黄某对外与发包方结算，黄某理应返还何某垫付的人工工资和材料费，但因何某一方现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实垫付人工工资及材料费具体数额，故对其该项诉讼请求本案不作处理，因黄某一方称，何某所干工程符合完工结算条件，工程的结算按照合同约定由黄某负责与发包方进行，故何某可与黄某协商就此进行结算，也可在有了新的证据的情况下另行诉讼解决。上诉人黄某虽提出了上诉，但其主张主要是要求在返还转让费时对自己替何某代付的人工工资进行相应扣减，对一审认定的其他事实及处理结果并无异议，因其提供的证据并不能印证其主张的事实，且一审时也没有提出反诉，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一审事实认定基本清楚，结果处理妥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3323元，由何某负担25023元，黄某负担183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坤审判员 满丽娟审判员 王祺祺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冯海晶附：本案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