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晋09民终32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倪某，男，1972年3月30日出生，汉族，天津市人，住天津市南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1，山西惠胜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1，女，1942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住五台县，系杨文成之母。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1，女，1971年7月13日出生，汉族，住五台县，系杨文成之长女。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2，男，1994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五台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3，女，1992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住五台县，系杨文成之次女。以上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1，山西焦点律师事务所律师。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2，山西北岳（广灵）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2，女，1968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原系杨文成之妻。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4，男，2014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法定代理人：刘某2，系杨某4之母。原审被告：王某3，男，1978年9月4日出生，汉族，五台县人，农民。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某，山西五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山西汽运集团忻州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地址：忻州市忻府区逯家庄温泉路5号。法定代表人：张某2，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4，系公司员工。原审第三人：王某5，男，1964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山西省原平市人，住山西省原平市。上诉人倪某因与被上诉人刘某2、张某1、杨某1、杨某2、杨某3、杨某4、原审被告王某3，原审第三人山西汽运集团忻州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王某5用益物权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五台县人民法院（2019）晋0922民初9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倪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1，被上诉人刘某2及杨某4法定代理人刘某2，张某1、杨某1、杨某2、杨某3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1、王某2，原审被告王某3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某，原审第三人山西汽运集团忻州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4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倪某向本院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2、一审判决书超出诉讼请求范围，变相地进行判决，损害了上诉人的权益。一审判决书错误认定倪某与杨文成合伙经营忻州至北京×××和×××、五台山至北京×××和×××，应当予以纠正。一审判决书错误认定“原告可向被告倪某已收取被告王某3的240万元转让款以合伙人的身份主张自已的权利”、“原告可向被告倪某已收取被告王某5的120万元转让款，以合伙人身份主张自产的权利”，应当子以纠正；3、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书错误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地确认了所谓的被上诉人对五台山至塘沽×××、×××享有50%的用益物权，因此，应当撤销原判，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本案的案由是用益物权确认之诉，本案争议焦点是确认该六辆车的用益物权的法律依据和事实根据是什么?首先，五台山至塘沽×××、×××两辆车的车辆登记、行驶证等物权凭证均在忻运公司。其次，车辆均为承包经营车辆。被上诉人在其《民事起诉状》明确表示，其与忻运公司为承包经营关系。既然是承包权，那么，说明不属于自己，何来物权确认呢?这不是自相矛盾吗?第三，一审判决书以及被上诉人错误理解和适用法律，没有搞清楚“用益物权”的概念，错误解读《物权法》第117条。一审判决书和被上诉人都引用了《物权法》第117条。《物权法》第一百一十七条“用益物权人对他人所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一审判决书和被上诉人据此就认为“作为动产的车辆”可以设定用益物权。但是，其理解和适用都是错误的。违反了《物权法》第一编“总则”第一章“基本原则”第五条规定:“物权的种类与内容，由法律规定。”这就是“物权法定原则”，这是物权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也就是说，各种类型的物权都必须由法律规定，不能由当事人自己创设一种物权。我国《物权法》第三编“用益物权”规定的用益物权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地役权。除此之外，物权法没有规定其他用益物权种类。《物权法》第一百一十七条的“或者动产”的用益物权，法律没有任何规定，之所以用“或者动产”表述，是为将来其他民事特别法设定动产用益物权预留下空间，被上诉人和一审判决书“自己创设”的车辆用益物权，违反了物权法定原则，是错误的。二、一审判决书(第4至12页)对证据的认定是错误的，应当予以纠正。一审判决书“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第4至12页)，一审判决书的该部分证据认定是错误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5]5号)第一百零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例如，一审判决书第4-5页对2012年12月1日五台山公安局对倪某的“询问笔录”的认定，没有全面审查理解笔录的内容，断章取义，作出了错误的认定。该笔录的来源存疑，公安机关的办案笔录，怎么就到了原告的手里?例如，一审判决书第5-6页五台山公安局对第三人忻运公司员工王**的“询问笔录”认定，没有全面审查、没有客观审查，王**的笔录内容属于其主观判断和意见，不应当采信。证人应当对其“亲身经历”的“事实”进行叙述，而不是提供一种判断和意见。一审判决书，并没有讲出来信该证据的理由。例如，一审判决书第7页对原告提供的收据12支作出了错误的认定。这被“笼统地”认定为杨文成缴纳的相关线路款，而没有区分是哪几辆车的款?包含五台山至北京×××和×××吗?倪某有与杨文成合伙的车辆，还有不是合伙的车辆，还有先合伙后转为不合伙的车辆。一审判决书的“笼统”认定，是错误的做法。例如，一审判决书第7页对“承包经营合同”的认定是错误的，一审判决书第l0-11页对忻州至北京×××和×××的认定也是错误的。这是一种“片面的认定”。原告提供了五台山至塘沽×××、×××两辆车的承包经营合同，上诉人对这个没有异议，认可合伙关系。原告提供了合伙期间忻州至北京×××和×××的承包经营合同，一审判决书无视上诉人所提供的终止这两辆车合伙关系后转户到倪某名下的承包经营合同，一审判决书无视倪某和杨文成抵顶债务的事实，作出合伙经营忻州至北京×××和×××的错误认定。例如，一审判决书第11页对五台山至北京×××和×××作出了错误的认定。原告认为杨文成与倪某合伙的证据，就是所谓生效的五台法院和忻州中院的两份判决书，而五台法院和忻州中院的两份判决书以及本案都没有杨文成与倪某合伙经营五台山至北京×××和×××的证据，杨文成没有出资，怎么证明其合伙呢?例如，一审判决书第8页对两份判决书的认定是错误的。所谓生效的五台法院和忻州中院的两份判决书，存在十分明显的错误，尤其明显的是对五台山至北京×××和×××的认定，如前所述，杨文成没有出资，怎么合伙呢?除了所谓的五台山公安局对倪某的询问笔录，再无其他任何证据。倪某询问笔录原文:“问:北京到五台山的那两辆车，经营权是谁的?答:写的是我的名字，与别人没有任何关系。问:这两辆车的车牌号?答:×××和×××。”这十分清楚地表明了五台山至北京×××和×××不是合伙关系，所谓生效的五台法院和忻州中院的两份判决书以及一审判决书为什么还要认定合伙呢?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忻中民终字第727号民事判决，“本院认为”没有对杨文成和倪某“合伙经营该六辆客车的事实”进行认定，没有一句话是说这件事的。不知道一审判决书“本院认为”“合伙经营该六辆客车的事实”从何而来?五台县人民法院(2013)五民初字第28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有杨文成和倪某有合伙经营的表述，但是，倪某不服该判决，上诉到忻州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提出了认定合伙关系是错误的，请求予以纠正。五台县人民法院(20l3)五民初字第28号民事判决书解决的是杨文才(杨三)与倪某之间的纠纷，涉及的车辆只有五台山至北京的×××和×××两辆客车而不是六辆车，怎么就要对六辆车进行表述呢?况且解决的不是倪某与杨文成的纠纷，风马牛不相及，所以，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忻中民终字第727号民事判决对倪某与杨文成之间的所谓是否构成合伙关系没有涉及。倪某与杨文成是否为合伙关系，不是五台县人民法院(2013)五民初字第28号民事判决书所必须审理的问题，不是该案要解决的争议，不是该案件的主要事实，超出了杨文才(杨三)的诉讼请求范围，法庭也没有列为争议焦点进行调查，没有进行举证、质证、认证，因此，五台县人民法院(203)五民初字第28号民事判决书对倪某与杨文成合伙的认定是错误的。《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五)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前款第二项至第四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反驳的除外;第五项至第七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如何理解“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通说理论，应当理解为与判决结果紧密联系的必需的主要事实，重点是判决主文判决的事实，而不是判决书里的每一句话，也就是说，与判决结果无关联或者关系不紧密的非主要事实排除在外。五台县人民法院(2013)五民初字第28号民事判决书没有证据证明倪某与杨文成的合伙关系，况且，超出审理范围，又没有经过举证质证认证，所以，不足为据。三、一审判决书超出诉讼请求范围，变相地进行判决，损害了上诉人的权益。一审判决书错误认定倪某与杨文成合伙经营忻州至北京×××和×××、五台山至北京×××和×××，应当予以纠正。一审判决书错误认定“原告可向被告倪某已收取被告王某3的240万元转让款以合伙人的身份主张自已的权利”、“原告可向被告倪某已收取被告王某5的120万元转让款，以合伙人身份主张自己的权利”，应当予以纠正。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是确认六辆车的50%的用益物权。如前所述，车辆是动产，不存在用益物权，这个诉讼请求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一审判决书的主文判项里没有对忻州至北京×××和×××、五台山至北京×××和×××进行判决，而是在“本院认为”仿效所谓生效的五台法院(2013)五民初字第28号民事判决书的做法，进行“变相的判决”，认定了“原告可向被告倪某已收取被告王某3的240万元转让款以合伙人的身份主张自已的权利”“原告可向被告倪某已收取被告王某5的120万元转让款，以合伙人身份主张自已的权利”。一审判决书绕开了诉讼请求，这是错误的做法。综上所述，一审判决书超出了审理范围，错误认定忻州至北京的×××和×××客车、五台山至北京的×××和×××两辆客车的倪某与杨文成的合伙关系。一审判决书错误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自己创设了车辆用益物权，违反了物权法定的常识和原则。希望二审人民法院纠正错误的一审判决书，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张某1、杨某1、杨某2、杨某3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刘某2、杨某4辩称，同意以上意见。山西汽运集团忻州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辩称，同一审主张，6辆客车的产权及线路权属我公司，我方认为车辆的抵押承包经营权并非属于用益物权。王某3辩称，双方所争议的与王某3无关，同意一审判决。刘某2、张某1、杨某1、杨某2、杨某3、杨某4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原告对与被告倪某合伙承包经营的×××、×××、×××、×××、×××、×××六辆客运车辆享有50%用益物权；2.请求判令诉讼费依法分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杨文成与被告倪某从2009年开始合作共同经营大客车，线路均为忻州、五台山通往北京、天津的省级客运线路，其大客车所有人均登记为第三人忻州汽运公司，然后由经营户与忻州汽运签订抵押承包经营合同。按照《山西汽运集团忻州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抵押承包经营合同书》约定：×××、×××、×××、×××、×××、×××六辆产权和线路使用权均属忻州汽运公司所有。2011年7月1日，第三人山西汽运集团忻州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甲方）与杨文成（乙方）签订《抵押承包经营合同书》两份，约定由甲方出资购置车辆，专项用于经营五台山--塘沽线路，车辆产权和线路使用权均属甲方所有，车辆经营期限为2009年7月6日--2017年7月5日止，经营方式为乙方按甲方规定经营范围经营，自负盈亏，乙方按甲方车辆折旧费万元向甲方进行抵押（折旧抵押），承包经营甲方车辆，车型金龙，牌照号×××、×××，双方签订日期2011年7月1日；2010年9月1日，第三人山西汽运集团忻州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甲方）与杨文成（乙方）签订《抵押承包经营合同书》一份，约定由甲方出资购置车辆，专项用于经营忻州--北京线路，车辆产权和线路使用权均属甲方所有，车辆经营期限为2010年9月1日--2018年8月31日止，经营方式为乙方按甲方规定经营范围经营，自负盈亏，乙方按甲方车辆折旧费万元向甲方进行抵押（折旧抵押），承包经营甲方车辆，车型金龙，牌照号×××，双方签订日期2010年9月1日，同日双方签订抵押承包经营补充合同，约定乙方承包经营甲方忻州至北京客运路线客运车辆×××金龙牌客车一辆，在客车运营前乙方需一次性缴纳车辆段折旧费66.35万元；2010年2月11日第三人山西汽运集团忻州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甲方）与杨文成（乙方）签订《抵押承包经营合同书》一份，约定由甲方出资购置车辆，专项用于经营忻州--北京线路，车辆产权和线路使用权均属甲方所有，车辆经营期限为2010年2月11日--2018年2月10日止，经营方式为乙方按甲方规定经营范围经营，自负盈亏，乙方按甲方车辆折旧费万元向甲方进行抵押（折旧抵押），承包经营甲方车辆，车型金龙，牌照号×××，双方签订日期2010年2月11日，同日签订抵押承包经营补充合同，约定乙方承包经营甲方忻州至北京客运路线客运车辆×××金龙牌客车一辆，在客车运营前乙方需一次性缴纳车辆段折旧费67.35万元。2012年6月13日第三人山西汽运集团忻州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甲方）与倪某（乙方）签订《抵押承包经营合同书》一份，约定由甲方出资购置车辆，专项用于经营五台山--北京线路，车辆产权和线路使用权均属甲方所有，车辆经营期限为2011年11月7日--2019年11月6日止，经营方式为乙方按甲方规定经营范围经营，自负盈亏，乙方按甲方车辆折旧费万元向甲方进行抵押（折旧抵押），承包经营甲方车辆，车型金龙，牌照号×××，双方签订日期2012年6月13日；2012年6月13日第三人山西汽运集团忻州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甲方）与倪某（乙方）签订《抵押承包经营合同书》一份，约定由甲方出资购置车辆，专项用于经营五台山--北京线路，车辆产权和线路使用权均属甲方所有，车辆经营期限为2011年11月7日--2019年11月6日止，经营方式为乙方按甲方规定经营范围经营，自负盈亏，乙方按甲方车辆折旧费万元向甲方进行抵押（折旧抵押），承包经营甲方车辆，车型金龙，牌照号×××，双方签订日期2012年6月13日。另杨文才于2013年以杨文成、倪某为二被告向本院提起诉讼，称杨文成、倪某为合伙人，共同经营×××、×××中巴车，该两车转让于其本人，约定总价280万元，其中有155万元是被告欠原告的钱，以对车辆享有的份额抵顶欠款，要求杨文成、倪某返还购车款195万元，原审认定杨文成与倪某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六辆客车的事实。后以（2013）五民初字第28号判决书，判决倪某返还杨文才50万元。该案经倪某上诉，山西省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3）忻中民终第727号民事判决书，经审理认为杨文成、倪某合伙经营六辆客车事实应予认定，终审判决维持原判。2012年11月5日，倪某与王某3签订车辆转让协议，约定将×××、×××两辆大客车以总价240万元卖给王某3经营，于2012年12月17日，倪某出具收条，收到转让款240万元。于2012年12月11日，山西汽运集团忻州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与王某3重新签订了车辆×××、×××（五台山--北京）的《抵押承包经营合同书》，乙方由倪某变更为王某3，×××、×××经营日期均为2011年11月7日至2019年11月6日止，同日签订了抵押承包经营补充合同。庭审中王某5称，“因当时市场混乱，进行整合，为了便于经营，于2015年6月30日，我与倪某签订×××、×××两辆车的转让合同，当时倪某说，不方便经营，当时我知道将车辆变更在我名下的车辆所有权是忻州汽运集团，经营人是倪某”。于2015年6月30日，山西汽运集团忻州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与王某5重新签订了车辆×××、×××（忻州--北京）的《抵押承包经营合同书》，乙方由倪某变更为王某5，×××经营日期为2010年9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止，×××经营日期为2010年2月11日至2018年2月10日止，并签订了抵押承包经营补充合同。另查明，杨文成于2017年10月18日死亡，其妻刘某2、母亲张某1、长子杨某2、次子杨某4，长女杨某1、次女杨某3具有诉讼主体资格。以上即为本案基本事实。一审法院认为，六原告作为杨文成的继承人，主张对涉案六辆客车享有50%的用益物权。首先杨文成与倪某合伙经营该六辆客车的事实有已生效的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忻中民终字第727号民事判决及公安机关的相关询问笔录及收款收据等予以证实，应予认定。上述六辆客车中，其中五台山至塘沽的×××和×××客车的抵押承包经营合同由杨文成与第三人忻州汽运公司签订以来一直未进行过变更，依照物权法的相关规定，原告对该×××和×××客车享有50%用益物权的主张依法应予支持；其中忻州至北京的×××和×××两辆客车的抵押承包经营合同由最初杨文成与第三人签订，后来被告倪某又与第三人签订，直至2015年由案外人王某5与第三人签订，虽原告主张该×××和×××客车的用益物权，但因无证据充分证实王某5为非善意取得，案件事实无法认定，相关当事人可另行解决；另关于原告主张对五台山至北京的×××和×××两辆客车的用益物权，因现有证据不能充分证明被告王某3对杨文成与被告倪某合伙的事实知情，也无证据证实第三人忻州汽运公司或其他关系人对被告王某3进行过提醒说明，被告王某3辩解其属善意取得的主张可以认定，原告可向被告倪某已收取被告王某3的240万元转让款以合伙人的身份主张自己的权利。另原告主张的×××、×××客车用益物权无证据充分证实。因现有证据不能充分证明被告王某5对杨文成与倪某合伙的事实知情，也无证据证实第三人忻州汽运公司或其他关系人对被告王某5进行过提醒说明，原告可向被告倪某收取被告王某5的120万元之转让款，以合伙人身份主张自己的权利。本案经审委会讨论研究决定，判决：原告刘某2、张某1、杨某1、杨某2、杨某3、杨某4对五台山至塘沽的×××和×××两辆客车享有50%的用益物权。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被告倪某负担。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一审判决所认定的倪某杨文成合伙承包六辆客车及判决主文所判决的被上诉人享有×××和×××两辆客车50%的用益物权是否适当？本院2013年11月18日作出的已生效的（2013）忻中民终字第727号民事判决查明事实部分认定倪某与杨文成存在合伙关系。上诉人倪某主张×××、×××、×××和×××车不存在合伙关系，但未提交足够的证据可以推翻生效判决所确认的事实，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双方合伙关系已经清算，故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相应法律后果。本案案由确定为用益物权纠纷，且在判项中表述为刘某2、张某1、杨某1、杨某2、杨某3、杨某4对五台山至塘沽的×××和×××两辆客车享有50%的用益物权，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并无不当。上诉人倪某已经将×××、×××和×××和×××四车分别转卖他人，一审法院无法确认合伙份额，且双方投资情况、合伙债务等情况均不明，故六被上诉人可以依据合伙关系另行主张，并无不当。上诉人倪某庭审中所主张的“王某5陈述的120万元，我收到的是50-60万元”，因与本案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应当另行主张为宜。综上所述，上诉人倪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倪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俊玲审判员 张胜利审判员 孙艳红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李 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