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渝03民终11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祁成桃，女，1970年4月20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南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大坤，重庆百哲千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欣，重庆百哲千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志英，女，1971年5月27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南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勇，重庆市南川区和谐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审第三人：郑友，男，1971年5月10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上诉人祁成桃因与被上诉人吴志英、原审第三人郑友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法院（2019）渝0119民初74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规定，经过阅卷和询问当事人，不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祁成桃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大坤，被上诉人吴志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勇参加了诉讼，原审第三人郑友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祁成桃上诉请求：撤销原判第二项，改判吴志英支付祁成桃合伙期间的投资本金及利润70750元。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合伙期间的总支出458892.4元全部作为被上诉人的支出是错误的。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合伙做笋子加工生意，该经营模式是一边收购笋子一边把产品售卖的款项回收后继续投入经营，用于笋子的收购及其他支出，加之收购笋子面对的当地农民，收购费用都是当场以现金支付。上诉人在经营时既要现场指导收购和生产，还要对外销售，因此经营期间对外销售的款项多数打入了上诉人的银行账户和微信，然后上诉人将收取的款项取出后，再收购笋子和支付其他开支。一审在被上诉人没有举示资金来源的情况下，直接认定该部分支出为被上诉人的支出是错误的。2.收购笋子款294093元、运费4365元、插片费用26994元及药物开支30380元、支付杨华的经营权费用20000元，上诉人是对该部分费用实际发生予以认可，但不认可该部分费用均为被上诉人开支的费用。在一审中，上诉人明确表示该部分开支用收回的货款作经营期间的支出。二、笋尖款177490元认定为上诉人的已收款是错误的。其理由是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了与韦宗化的微信聊天记录，韦宗化对经营期间的情况及时反馈，差欠其费用都及时沟通，而该笔款均是在经营期间支付的，上诉人收到不予交付是不可能的，因为在经营过程中，双方随时都在对账结算。吴志英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当维持一审判决。1.吴志英实际已经支出的99645元，一审判决未作认定。吴志英对此有异议，起初准备提起上诉，但基于一审对其他客观事实已查清，为了不再起争端，不再与祁成桃打交道，吴志英才没有上诉。2.祁成桃所说的收购笋子款294093元、运费4365元、插片26994元、药物支出30380元、支付杨华20000元，吴志英提供了相应证据，祁成桃已进行确认。祁成桃提出这些费用系其支付，缺乏证据支撑。3.祁成桃称泸州的货款是177490元，祁成桃在一审中认可是其收取的，但称收取后交给了韦宗化，但未提交证据。现祁成桃又称未收到此笔款项，其陈述前后矛盾。郑友未作陈述。祁成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解除祁成桃、吴志英、郑友之间的合伙关系；2、判决吴志英与祁成桃进行合伙结算，由吴志英支付祁成桃合伙期间的投资本金及利润7075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7月左右，祁成桃、吴志英及郑友经协商共同合伙做麻竹笋生意，三人未签订书面的合伙协议，三人约定的出资金额为祁成桃出资5万元（祁成桃出资的5万元系向吴志英的丈夫韦宗化出具《借条》的方式履行），吴志英出资10万元，郑友出资10万元（郑友出资的10万元交付给祁成桃后，祁成桃又交付给吴志英的丈夫韦宗化）。后祁成桃与吴志英（乙方）与案外人“重庆协琢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甲方）签订《协议》，该《协议》约定“经双方协商，就甲方在长寿区大叶麻竹竹笋收购事宜达成协议：1、甲方提供厂房及长寿区麻竹基地竹笋，乙方现金方式收购竹笋，场地租金18000元/年及水、电费由乙方交由长寿区走马村村委会。2、自2018年7月15日-2020年10月15日，乙方可在甲方厂房内进行竹笋收购及加工，期间，甲方要进驻，甲乙双方可合作收购竹笋（2018年不进入，甲方必须是杨华进入）。3、乙方进行收购期，不能损毁甲方利益，需以甲方名义进行收购...5、乙方在收购之日起缴纳20000元现金，2018年9月30日之前缴纳10000元现金的经营权费用...10、甲方收取的30000元为2018年7月15日-2020年10月15日三年的竹笋收购经营权费用”。《协议》落款甲方处未加盖公司印章，但有“杨华”的签名捺印并载明身份证号码，乙方处有吴志英及祁成桃的签名捺印。嗣后，祁成桃、吴志英前往长寿区走马村开始从事麻竹笋加工并对外进行出售的合伙事宜，在合伙期间，吴志英的丈夫韦宗化也曾在现场管理，因加工麻竹笋需要，祁成桃聘请王长勇、涂小容、任发平三人到现场工作。后祁成桃向王长勇支付工资合计3万元，王长勇于2019年3月5日向祁成桃出具《收条》一份；祁成桃向涂小容支付工资合计9150元，涂小容于2018年12月30日向原告祁成桃出具《收条》一份；祁成桃向任发平支付工资合计11600元，任发平于2018年12月28日向祁成桃出具《收条》一份，其中载明“今收到祁成桃工资11600元，本人于2018年7月10号至10月12号在长寿为吴志英、祁成桃打工，应得工资12600元，在吴志英领1000元，在祁成桃领11600元”的内容。一审法院另查明，祁成桃、吴志英及郑友实际合伙做麻竹笋生意的时间段是2018年7月初至2018年10月中旬，三方仅在该时间段合伙，嗣后，三方没有继续合伙做麻竹笋生意。合伙期间，加工的麻竹笋销往重庆江津的货款金额为147024元，该款中祁成桃收取100024元（祁成桃仅认可收取80024元，有2万元自述通过现金交付吴志英，吴志英予以否认，祁成桃也无证据证明），吴志英收取47000元。销往重庆南川大观的货款金额为212616元（祁成桃收取39000元，吴志英收取173616元）；销往四川泸州的货款金额为177490元（该款均为祁成桃收取，买方付款时间从2018年8月7日起至2018年10月14日止，付款次数较多，付款金额不等）；上述货款合计537130元。审理中，祁成桃自述，祁成桃、吴志英及郑友之间的口头合伙协议已经于2018年10月12日解除。祁成桃向一审法院提交其自行整理的合伙期间的收入和支出明细清单，其中载明“1、吴志英投入款项：26000元（8月30号收购款）+16319元（8月13号收购款）+20000元（杨华款）+9150元（王李重）+1000元（任发平）+5000元（10月1号-5号收购款）+8000元（场地费）+3762（垫资）+11531元=100762元；2、祁成桃投入款项：8693元（10月6日-10月12日）+10000元（场地费）+4020元（杂支）+150000元（含向吴借款50000元）=172713元+50750元（垫付的工人工资）=223463元；3、笋进货款：294093元；4、杂支：93862元+64770元=158632元（包括合伙期间的所有人工工资）；5、利润：534189元-294093元-158632元=81464元，吴志英利润为40732元，祁成桃利润为40732元；6、吴志英已收取款项：108360元+65256元+67000元=240616元；7、祁成桃已收取款项：25000元+80024元+14000元=119024元；8、240616元-吴投入91762元-利润40732元=132122元-50000元（借款）=82122元”。祁成桃自述，在合伙过程中，其支出的款项除上述王长勇、涂小容、任发平三人的工资50750元以外，还包括场地费10000元、杂支4020元、8693元，合计22713元，此外，还有向吴志英借款50000元用于合伙出资的款项（该款实为向被告吴志英的丈夫韦宗化出具《借条》的方式履行），合计123463元。祁成桃还陈述，合伙期间，第三人郑友出资10万元，郑友将其出资的10万元转给原告，后祁成桃将该款及祁成桃收取的部分货款，合计266525元款项交付给吴志英及吴志英的丈夫韦宗化（吴志英的丈夫负责合伙费用的开支），祁成桃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1、2018年8月13日至8月30日期间，祁成桃与韦宗化的微信聊天记录，其中在2018年8月13日的聊天记录中，韦宗化发送“账上差我16319元，明天打钱过来”的内容；在2018年8月30日晚上21:41的聊天记录中，韦宗化发送“账上差我26000元，今天又收了6吨多没有付款，我这里没有钱了，打这1万不够，明天要买口袋，打包绳”的内容。2、2018年9月27日向韦宗化转款7000元的微信转账截图。3、重庆农村商业银行ATM机转款凭条（5张），账号均为“62125830...2121”的银行账户（祁成桃自述该账号为韦宗化账号），均显示为存款，日期及金额分别为2018年8月30日（20：37）的金额为1万元，2018年8月31日（7：12）的金额为1万元，2018年9月15日的金额为1万元，剩余2张金额均为1万元（时间看不清，祁成桃标记时间为2019.1.2及19.10.3）。4、祁成桃银行账号为“622848xxxxxxxx73”的借记卡交易明细（2018年7月9日至2018年9月29日），拟证明通过银行取现的方式向吴志英的丈夫韦宗化付款。吴志英陈述，祁成桃、吴志英及郑友之间的合伙关系在2018年12月已经解除。韦宗化系吴志英的丈夫。吴志英也提交其自行整理的合伙期间的收入和支出明细清单，其中载明“1、吴志英支出：收购笋子的金额323687元，对方认可金额294093元；运费4365元，对方认可；插片金额26994元，对方认可；杂支68651.4元，对方认可；药物开支30380元，对方认可；场地租赁费18000元；韦中华工资54000元；唐科峰工资32460元。2、祁成桃收入：100024元+174549.8元+39000元+郑友投资款100000元+自己的投资款50000元-107000元）=356573.8元。3、吴志英收入（47000元+173616元+100000元+107000元）”。吴志英对于其支出的费用除祁成桃已经认可的费用之外，还提交：1、购买口袋、硫磺费用的统计清单,金额为30380元（祁成桃质证无异议）。2、2018年7月5日至7月10日购买笋子的统计清单，金额合计为9253元。3、吴志英自行书写记录的2018年7月15日以前的总开支情况清单，金额合计为55627元（原告质证对证据三性无异议），该清单中包含杨华的经营权费20000元并载明7月5日-10日收的货款9253元等内容；同时，吴志英整理7月16日至10月12日期间的杂支费用清单，合计为25751元（祁成桃质证对证据三性无异议）。4、吴志英依据上述第3项清单，自行整理其杂费开支明细清单，其中载明从2018年4月21日至10月12日期间杂费支付金额为58501.4元（其中7月14日至7月15日的金额1537元上述第3项清单没有载明），加上王李重的工资9150元及任发平的工资1000元，合计为68651.4元。5、韦宗化于2019年7月20日出具的《收条》一份，其中载明“今收到吴志英给付的工资和用车费54000元等内容”；唐科锋于2019年7月27日出具的《收条》，其中载明“2019年7月，吴志英找其协商委托代为收款，承诺收到款后给付劳务报酬，后其组织6人去催收，在收到下差货款后，累计收到吴志英32460元等内容”。6、2018年11月27日，重庆市长寿区凤城街道走马村委会出具的收据，其中载明“单位或个人：吴志英；摘要：收2018年房屋场地租金10000元”。此外，吴志英为证明祁成桃向韦宗化借款5万元投资的事实提交了2018年8月17日祁成桃出具的《借款》一份，其中载明“今借到韦宗化现金50000元，于10月20日前归还本金和利息”。吴志英为证明祁成桃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转给韦宗化99700元，该款韦宗化领取后向吴志英交付属实；但未能显示祁成桃提供的ATM机取款的金额，否认祁成桃通过该方式向吴志英付款的情况，吴志英提交了韦宗化在重庆农村商业银行银行卡号为62125xxxxxxxx21账户的对私客户明细（从2018年7月1日至10月20日期间），其中显示：1、2018年7月3日，祁成桃向韦宗化转款27000元；2、2018年8月5日，ATM存入5000元；3、2018年8月7日，ATM存入10000元；4、2018年8月10日，ATM存入10000元；5、2018年8月15日，ATM存入10000元；6、2018年8月19日，ATM存入7700元；7、2018年8月30日，ATM存入10000元；8、2018年8月31日，ATM存入10000元；9、2018年9月3日，ATM存入10000元；10、2018年9月15日，ATM存入10000元，合计109700元。第三人郑友陈述，祁成桃、吴志英及郑友口头协议合伙的前期郑友作为合伙人之一，由于祁成桃、吴志英的合伙出资没有到账，郑友看情况过了一个月就退出了，退伙时，郑友告知了祁成桃并将10万元合伙款项转给祁成桃，但当时吴志英不在场。郑友认为在2018年8月时，郑友和祁成桃、吴志英的合伙就解除了。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祁成桃、吴志英及郑友之间的合伙关系解除问题。祁成桃、吴志英及郑友于2018年经口头协商达成合伙关系，未签订书面协议，达成合伙意向后，祁成桃、吴志英与案外人“重庆协琢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也签订《协议》，该《协议》中载明的期间为2018年7月15日至2020年10月15日，审理中，祁成桃、吴志英及郑友均认为三方的合伙关系已经于2018年解除，但关于是2018年具体何时解除的，三方各执一词，本案中，在祁成桃起诉前，三方并未进行合伙结算，三方的合伙结算事宜是在本案中进行，虽然祁成桃、吴志英及郑友都陈述只在2018年7月至10月期间进行过合伙，但不能据此认定合伙关系在2018年已解除，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对于合伙关系的解除时间，可依据本案法庭辩论终结时间作为解除时间点，本院于2020年9月10日最后一次开庭，故，祁成桃、吴志英及郑友之间的合伙关系可认定为于2020年9月10日解除为宜。二、关于祁成桃、吴志英及郑友之间合伙结算的认定问题。1、对合伙投资款金额的认定问题。祁成桃通过向吴志英的丈夫出具《借条》的形式出资5万元合伙款项，吴志英出资10万元款项，郑友出资10万元款项，对于祁成桃的出资款及出资形式，祁成桃、吴志英及郑友均无异议；对于郑友的出资款10万元，吴志英在第三次庭审中虽仅认可99700元（该款系郑友支付给祁成桃后，祁成桃交付给吴志英的丈夫韦宗化)，但结合吴志英在第二次庭审中的陈述意见，可以认定郑友已经实际出资10万元且该款通过祁成桃已经交付给吴志英的丈夫。对于吴志英的出资款10万元在结算时也应一并处理。2、对合伙期间对外销售货品收取的货款的金额认定问题。结合在案证据，认定为537130元，且依据双方的陈述意见及举证，可认定祁成桃收取货款的金额为316514元（100024元+39000元+177490元），吴志英收取货款的金额为220616元（47000元+173616元）。3、对祁成桃支出的款项的认定问题。（1）对于其垫付的王长勇、涂小容、任发平三人的工资50750元，结合祁成桃、吴志英的陈述意见及祁成桃提交的收条、证人证言可以认定。（2）对于祁成桃主张支付的场地费10000元、杂支4020元及货款8693元，祁成桃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已实际支付了上述款项，且关于场地费，依据祁成桃、吴志英与案外人“重庆协琢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的《协议》，每年的场地租金为18000元，吴志英在庭审中举示了2份重庆市长寿区凤城街道走马村委会出具的收据，金额合计为18000元，故，对上述三笔费用不予认定。（3）对于祁成桃主张的将郑友出资的10万元及祁成桃收取的部分货款，合计266525元款项交付给吴志英及吴志英的丈夫韦宗化（吴志英的丈夫负责合伙费用的开支），祁成桃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相关证据，但结合祁成桃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吴志英的丈夫韦宗化曾在涉案合伙事务中进行过管理，祁成桃曾因为合伙事务向韦宗化支付过款项，但祁成桃主张共计支付266525元（该款含郑友的合伙投资款10万元），对于该款祁成桃提交的最核心的证据为重庆农村商业银行ATM机转款凭条（5张）及祁成桃银行账号为“622848xxxxxxxx73”的借记卡交易明细（2018年7月9日至2018年9月29日），上述证据中，ATM机转款凭条系取现后在进行存款，吴志英也提交韦宗化的银行卡交易明细并进行说明；祁成桃的借记卡交易明细虽然其中能体现出存在多次多笔取现记录，但取现金额不等，金额不大，笔数众多，吴志英对于祁成桃的证据的证明目的也不予认可，祁成桃又未提交其他证据佐证其证明目的，因此，本院也无法认定哪些款项是祁成桃所述的交付给吴志英及吴志英丈夫的款项，但鉴于吴志英在庭审中陈述祁成桃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转给韦宗化99700元，该款韦宗化领取后向吴志英交付属实并提交了韦宗化在重庆农村商业银行银行卡号为621258xxxxxxxx21账户的对私客户明细拟证明支付上述款项99700元的情况，结合该明细的内容，再结合祁成桃提交的相关证据，一审法院认为，其中显示的：2018年7月3日，祁成桃向韦宗化转款27000元；2018年8月5日，ATM存入5000元；2018年8月7日，ATM存入10000元；2018年8月10日，ATM存入10000元；2018年8月15日，ATM存入10000元；2018年8月19日，ATM存入7700元；2018年8月30日，ATM存入10000元；2018年8月31日，ATM存入10000元；2018年9月3日，ATM存入10000元；2018年9月15日，ATM存入10000元，合计109700元。上述款项与祁成桃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部分存在吻合，具有高度盖然性，可认定为祁成桃向吴志英交付的款项为宜，再结合2018年9月27日，祁成桃向韦宗化转款7000元的微信转账截图，认定祁成桃向吴志英交付的款项金额为116700元（109700元+7000元），该款包含郑友的10万元合伙投资款，对于超出的部分，祁成桃未提交充分的证据予以佐证，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本院不予认定。4、对吴志英支出的款项的认定问题。（1）收购笋子款，吴志英主张该款金额为323687元，祁成桃认可收购笋子款的金额为294093元，双方差异的款项在2018年7月5日至7月15日期间的款项，合计为20901元（其中7月5日至7月10日的款项9253元，7月11日至7月15日的款项11648元）以及10月6日至10月12日期间的款项合计为8693元，由于祁成桃、吴志英均陈述于2018年7月初开始收购笋子，且在吴志英提交的其自行书写的记录2018年7月15日以前的总开支情况清单，金额合计为55627元（祁成桃质证对证据三性无异议），其中也注明了7月5日至7月10日的笋款9253元，吴志英还提交了具体清单予以佐证，因此，对该款予以认定；对于7月11日至7月15日的款项11648元，祁成桃并未提交具体清单予以佐证，不予认定；对于10月6日至10月12日期间的款项合计为8693元，祁成桃自行整理的明细清单上包括该款，只是祁成桃认为该款由其支付（祁成桃证据不足，前文已就该款进行论述），这说明祁成桃知晓这期间产生该款，因此，予以认定，故收购笋子款认定为312039元（294093元+9253元+8693元）。（2）对于运费4365元、插片费用26994元及药物开支30380元、支付杨华的经营权费用20000元，祁成桃均无异议，予以认定。（3）对于场地租赁费，依据祁成桃、吴志英与案外人“重庆协琢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的《协议》，每年的场地租金为18000元，吴志英在庭审中举示了2份重庆市长寿区凤城街道走马村委会出具的收据，金额合计为18000元，予以认定。（4）对于杂支开支，祁成桃主张68651.4元（含王李重的工资9150元、任发平工资1000元及杨华的经营权费用20000元等），在吴志英提交的其自行书写的记录2018年7月15日以前的总开支情况清单，金额合计为55627元（祁成桃质证对证据三性无异议）且祁成桃对于吴志英整理的2018年7月15日以后的杂支清单（金额为25751元）也无异议，祁成桃主张的上述款项68651.4元系依据上述2份清单制作，经比对，对于7月14日-7月15日的费用合计1537元，清单中并未载明，该费用应于扣减，因此，该项费用认定为47114.4元（68651.4元-20000元-1537元）。（5）对于唐科锋的工资32460元，祁成桃不予认可，吴志英仅提交《收条》一份予以证明，不予认定。（6）对于韦宗化的工资和车费54000元，由于吴志英与韦宗化系夫妻关系，韦宗化虽参与涉案合伙事宜的管理，但无证据证明合伙人之间曾就韦宗化的工资达成过合意，祁成桃也不予认可，吴志英也仅提交《收条》一份予以证明，不予认定。综上所述，涉案合伙项目，祁成桃收到货款的金额为316514元，祁成桃支出款项的金额为67450元（116700元-100000元）+50750元，扣减后还余249064元（316514元-67450元）。吴志英收到货款的金额为220616元及其应该出资的100000元，收到郑友的合伙投资款100000元，祁成桃的合伙投资款50000元（该款虽系祁成桃借支，并未实际交付，但仍应计算），以及祁成桃交付的款项16700元（116700元-100000元），吴志英收入的款项合计为487316元（220616元+100000元+100000元+50000元+16700元）；吴志英支出款项的金额为458892.4元（312039元+4365元+26994元+30380元+20000元+18000元+47114.元），扣减后还余28423.6元（487316元-458892.4元）。由于祁成桃的余款较吴志英的余款较多，因此，祁成桃主张由吴志英向其支付合伙期间的投资本金及利润70750元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祁成桃、吴志英及第三人郑友的合伙关系于2020年9月10日解除。二、驳回祁成桃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70元（祁成桃已预交），由祁成桃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吴志英未举示证据。祁成桃举示的证据如下：证据1.银行取款明细（48笔），证据2.雷树林、辛施莲、郝广惠三名证人证言，拟证明祁成桃取款199100元交给韦宗化用于合伙开支。证据3.三张微信转账记录，拟证明祁成桃向吴志英微信转账支付了37000元。证据4.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韦宗化在合伙资金开支完后及时与祁成桃沟通要求祁成桃提供合伙开支费用。证据5.发货单9张，拟证明30380元货款系祁成桃开支。吴志英对祁成桃举示的证据的质证意见是：证据1不能证明祁成桃取款就是支付给韦宗化了的。证据2一审中三个证人并未出庭，前两个证人称看到祁成桃取款交与韦宗化的次数是5次，分别陈述的金额是1到2万，还有证人称看到祁成桃取款后交给女老板，但该女老板与韦宗化是什么关系，是否是同一人，证人没有陈述清楚，也未对韦宗化的身份充分说明，且也没有能够证明祁成桃所称的199100元交给了韦宗化的事实，故证人证言不属实。证据3与本案无关联性，合伙协议已在2018年10月12日解除，这个转账记录是在2019年1月发生的，实际上祁成桃与吴志英是同学关系，多年来还有其他项目合作，故该证据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证据4真实性不予认可，其中内容与祁成桃陈述不相同，如果是真实的，韦宗化数次提到要求祁成桃打款，没有任何一次提到请祁成桃取现金来交付。证据5三性不予认可，不能达到祁成桃的证明目的。本院审查认为，证据1仅能证明祁成桃多次取款的事实。证据2，雷树林的证言仅能证明其驾驶电动三轮车曾两次载祁成桃去银行取款，关于取了多少钱，其陈述：“听说取了1万是拿给合伙的一个男的做生意。”辛施莲的证言称其看到过3次祁成桃取款给韦宗化，每次取的都是过万数，但具体金额是多少不清楚。郝广惠的证言称其看到两次祁成桃给另一个女老板钱，给了多少钱也不清楚。综上，证据1、2并不足以证明祁成桃取款199100元交给韦宗化用于合伙开支的事实。证据3符合证据三性，可以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足以证明祁成桃曾向吴志英转款37000元的事实。证据4仅能反应韦宗化合伙开支差钱要求祁成桃提供资金的事实，亦不能证明祁成桃向韦宗化交付款项的具体数额。证据5发货单并非付款凭证，不能证明祁成桃实际支付了发货单上载明的款项。本院二审查明，祁成桃通过微信转账分三次向吴志英支付了37000元，分别为2019年1月2日10000元，2019年1月17日17000元，2019年1月18日10000元。本院对一审认定的其他案件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祁成桃主张其曾向吴志英之夫韦宗化交付现金199100元用于合伙开支，但并未提供充分证据加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根据现有证据来看，吴志英的收入款项扣除其支出款项所余资金数额仍然少于祁成桃的收入款项扣除支出款项所余资金数额。因此，祁成桃要求吴志英支付其合伙投资本金及利润的主张缺乏证据支撑，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祁成桃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70元，由上诉人祁成桃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黄镝鸣审 判 员 项江陵审 判 员 郭玉梅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 张 籍书 记 员 薛 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