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川01民终265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叶怡，女，1992年1月3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巍，男，1986年10月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系叶怡丈夫。 委托诉讼代理人：文国秀，四川舟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兴良，男，1960年2月1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珺，四川法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传杰，男，汉族，1984年2月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珺，四川法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家凤，女，1965年5月1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 上诉人叶怡因与被上诉人吴兴良、吴传杰、张家凤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2020）川0193民初79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叶怡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叶怡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吴兴良、吴传杰、张家凤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案涉《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是吴兴良作为户主与相关部门签订，签订时叶怡未成年且不在场也未签字，直到2019年叶怡都不知道自己在该次安置中系被安置对象且已实际被安置了房屋，故一审判决认定叶怡于调解协议达成当天知晓相应事宜错误。叶怡从未在《矛盾纠纷调处登记表》上签过字，也未授权任何人代其签字，叶怡对《矛盾纠纷调处登记表》的内容完全不知情。在吴兴良、吴传杰、张家凤因财产纠纷申请调解时，叶怡对其已经作为特安对象获得了拆迁安置一事完全不知情，更不知道其系案涉三处房屋的共有人，叶怡自始至终从未作出过任何处分其共有财产份额的意思表示。而意思表示是否真实的前提是叶怡作出了处分共有财产的意思表示。因此，一审法院总结的争议焦点错误，本案应当首先查明叶怡是否作出过处分案涉安置房屋的意思表示，而非直接查明意思表示是否真实。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证据不足。吴兴良、吴传杰主张《矛盾纠纷调处登记表》系叶怡委托张家凤代为签署，张家凤属于有权代理，那么应当由吴兴良、吴传杰提供张家凤获得了叶怡的授权委托书等证明文件，一审法院将该证明责任分配给叶怡，并最终判决由叶怡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实属适用法律错误。《矛盾纠纷调处登记表》签订时，叶怡已经成年，张家凤在未取得叶怡授权委托的情况下，擅自代叶怡签订该《矛盾纠纷调处登记表》，属于无权代理，该无权代理行为未经叶怡追认对叶怡不发生法律效力。案外人谢玉其一户拆迁安置与本案没有关联。综上，请求支持叶怡的上诉请求。 吴兴良、吴传杰均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叶怡最迟也应于2014年12月4日《矛盾纠纷调处登记表》签署当日知悉自己作为特安户享有相应的特安待遇。第一，叶怡称，《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签订之时，其尚未成年，且也不在场，一直都不知道作为特安户被安置了房屋，直到2019年10月才知悉此事。事实上，虽然叶怡在《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签订之时不在场，但其亲生母亲张家凤当时在场，且提供了叶怡的信息，才使其作为特安户记载于《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之上。2014年12月4日《矛盾纠纷调处登记表》签署之日，叶怡已经成年，且其母张家凤在调解员的要求下将调解事项及内容详细地电话告知了叶怡，在电话中征得叶怡同意后，张家凤代为签署了《矛盾纠纷调处登记表》。按照常理，张家凤与叶怡属同住成年家属，张家凤系叶怡的亲生母亲，叶怡是张家凤的独生女，张家凤除叶怡之外并未再生育其他子女，所以张家凤不会隐瞒此事，因为不存在面临子女间的利益分配冲突的情形。基于张家凤和叶怡的亲密的血亲关系及紧密的利益联结，张家凤更不可能在不征得叶怡同意的情况下，将自己努力为独生女叶怡争取到的作为特殊安置对象的缴费资格随意处分掉，相反，而是凭借此种缴费购房资格作出了一种对叶怡及张家凤更为优化的选择：那就是，《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给与叶怡作为特殊安置对象的仅仅是特殊安置面积及调剂面积的购买权，其本质是一种资格所对应的期待性权利，性质为债权。而这种资格所对应的期待性权利，是需要拥有此种资格的人实际支付不菲的金钱才能实现的。这也是为何当年叶怡及张家凤并不想实际支付几大万款项来行使这个购买权，而是将其赠与吴传杰后，让张家凤的生老病死由吴传杰负责承担，且让张家凤在与吴兴良的婚姻存续期间获得其中一套房屋的居住权。由此可见，叶怡及张家凤赠与吴传杰的不过是总计价值最多为400元（当时，拆迁户及特安户之间可以自由转让该资格，每个资格市价不过一两百元而已，而且当时很多特安资格都是被人抛弃了的）的资格而已，而吴传杰负责承担的是张家凤的生老病死，并且让张家凤在与吴兴良的婚姻存续期间获得其中一套房屋的居住权；孰轻孰重，不言自明。根据民法高度盖然性，可以确认张家凤是将自己和叶怡共同作为特殊安置对象分别享有特殊安置待遇，告诉了其独生女儿叶怡的，并获得叶怡同意及授权后实施的有权代理行为。而并非叶怡在上诉状中所述，叶怡在2019年10月之前都一直不知道自己作为特安对象被安置了。第二，叶怡称，未授权过任何人代其在《矛盾纠纷调处登记表》上签字，对该《矛盾纠纷调处登记表》的内容完全不知情，系虚假陈述。叶怡虽然没有于调解当日来到现场，但是，其母张家凤在调解员张敬贵的要求下将调解事项及内容详细地电话告知了叶怡，在电话中征得叶怡同意后，张家凤代其亲生女儿叶怡签字。并且当时调解员张敬贵还接过电话询问对方：“你是叶怡吗，你是否同意调解内容？”对方均予以了认可的。以上事实有调解员张敬贵出庭予以作证，也有张家凤的庭审自认。所以叶怡对张家凤、吴兴良、吴传杰的纠纷和调解的内容完全知情，张家凤在电话中征得叶怡同意后，代其亲生女儿叶怡签字的行为，属于经叶怡口头同意的有权代理行为，根据民法典第一百六十二条之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故张家凤代叶怡在《矛盾纠纷调处登记表》上签字后，该代理行为对叶怡具有约束力，叶怡应对代理后果承担责任。故叶怡的上述陈述系虚假陈述，且本案的一审和二审也都是由此虚假陈述而引发的，造成了司法资源的大量浪费。根据民法典第七条之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信，恪守承诺。显然，叶怡的此行为违背了民法的基本原则。根据2020年5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的决定》的相关规定，当事人应当就案件事实作真实、完整的陈述。当事人故意作虚假陈述妨碍人民法院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情节，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进行处罚。并且，最高人民法院要求积极践行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规范和加强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希望二审法院能在本案的终审判决中积极践行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叶怡不诚信的行为作出否定性评判。二、一审法院总结的争议焦点正确。张家凤、吴传杰、吴兴良三人来到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的时候，因为涉及到叶怡的权利处分问题，所以调解员张敬贵要求张家凤电话将情况如实告知叶怡，并征得叶怡同意后，由其母张家凤代为在《矛盾纠纷调处登记表》上签字，基于这样一个事实，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矛盾纠纷调处登记表》是否系叶怡的真实意思表示，张家凤代理行为的效力。故一审法院总结的该争议焦点正确，不存在任何错误。三、一审法院判决适用法律正确，证据确凿充分。吴兴良、吴传杰在一审期间提供的一系列证据足以表明叶怡知悉自己的权利，并自愿处分该权利以及口头授权其母张家凤代为签署《矛盾纠纷调处登记表》，其母张家凤在获得授权以后，代叶怡签署的事实。吴兴良、吴传杰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举证责任，并且所举证据完全能够证明待证事实。《矛盾纠纷调处登记表》签订时，叶怡已经成年，有权对自己的权利进行处分，以口头方式作出的授权委托，真实有效，具备法律效力，应对其具有法律约束力。根据相关规定及政策，叶怡不可能在两个地方作为特殊安置人员两次享受特殊安置待遇。那么既然叶怡在其丈夫户籍所在居住地拆迁安置时，作为特殊安置人员享受了特殊安置，也就不可能再在本案中，在吴兴良及其亡妻的老房子拆迁时再次享受特安待遇。所以叶怡丈夫的父亲谢玉其一户拆迁安置与本案有关联。综上所述，一审人民法院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合法、合理，并且一审判决积极践行和弘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叶怡的全部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张家凤辩称，当时给叶怡打电话，是告知她张家凤有35平方米，不够一套房屋，为了方便张家凤和吴兴良生活，就拿给吴传杰管理，征求叶怡的意见，叶怡说只要张家凤过得好，她也不在乎。其他的就没有给叶怡说。 叶怡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吴兴良、张家凤、吴传杰2014年12月4日在成都市高新技术开发区中和街道会龙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以《矛盾纠纷调处登记表》的形式签订的调解协议无效。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6年10月18日，张家凤与吴兴良登记结婚，二人均系再婚。叶怡系张家凤再婚前所生之女，吴传杰系吴兴良再婚前所生之子。2008年10月14日，原双流县人民政府华阳街道办事处（甲方）与吴兴良（乙方）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约定：1．安置成员为张家凤（特安）、叶怡（特安）、魏素芳（五分之一，审注：系吴兴良母亲，已故）；2．甲方补偿乙方建筑物补偿费68560元、地上附着物6000元、奖励2400元（2000元／人×1.2人）、搬家补助费640元（200元／人×3.2人），合计77600元；3．甲方对乙方房屋的安置情况：乙方正常安置1.2人，35㎡／人×1.2人＝42㎡，每平方米525元，计22050元，购买面积18㎡，每平方米900元，计16200元，合计38250元；特殊安置对象2人，35㎡／人×2人＝70㎡，每平方米525元，计36750元，购买面积30㎡，每平方米1300元，计39000元，支付土地费和各项基础设施配套费6500元／人，计13000元，以上合计88750元；调剂面积65㎡，每平方米1300元，计84500元。安置总面积225㎡，套一壹套，套二壹套，套三壹套。乙方应补甲方房款211500元，上述各项费用品迭后，乙方应补偿甲方133900元。依据合同约定，在成都市高新区××街道××小区××住房，分别为：xx4号（105㎡）、xx04号（70㎡）、xx2号（50㎡）。上述三套安置房未取得不动产权证书。 一审法院另查明，2014年12月4日，吴兴良、张家凤、吴传杰就征地拆迁中吴兴良分得的三套安置房权利归属及房屋补差款等事宜在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中和街道会龙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人民调解员张敬贵、张晓容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三套房屋均归吴传杰所有。房屋补差也均由吴传杰补齐。吴兴良、张家凤对三套房屋中任意一套有终身居住权。吴兴良、张家凤生老病死由吴传杰负责。协议落款处有吴兴良、张家凤、吴传杰签名捺印，张家凤代叶怡签名并注明“电话通知”。吴传杰、吴兴良提交了人民调解员张敬贵、张晓容的证言及通话记录，拟证明达成调解协议当日张家凤当场打电话告知叶怡调解内容，并征得叶怡同意和授权。 2020年3月11日，张家凤向吴传杰邮寄了《撤销赠与通知》，主要载明：吴传杰未按调解协议约定，履行对张家凤的照顾、扶 养义务，撤销对吴传杰的赠予，要求吴传杰在收到通知三日内，将三套房屋腾退、返还于张家凤。2020年4月14日，叶怡、张家凤向一审法院起诉吴兴良，要求分割位于成都市高新区××街道××栋××单元××号××栋××单元××号××栋××单元××号房屋的使用权（叶怡、张家凤各应分得面积71.67㎡的使用权）；要求吴兴良返还叶怡作为特安对象应分配的拆迁过渡费用43000元；要求吴兴良赔偿叶怡2014年12月至今未能使用案涉房屋的损失90000元。该案一审判决驳回叶怡、张家凤的诉讼请求，叶怡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案件正在审理中。 一审法院再查明，叶怡丈夫谢巍户籍所在居住地于2011年4月27日拆迁安置，当时安置有一特安名额。在原双流县人民政府华阳街道办事处与案外人谢玉其（户主）一户（安置成员姓名：赵翠芳、谢巍）签订的《统规统建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上载明：“谢巍年龄到法定特安，该户正常安置3人，特殊安置1人”。 一审法院认定以上事实有结婚证、《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中和街道办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矛盾纠纷调处登记表》《撤销赠与通知》《统规统建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出生医学证明、邮寄单及当事人当庭陈述在卷予以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矛盾纠纷调处登记表》是否系叶怡的真实意思表示，张家凤代理行为的效力。根据一审庭审查明的事实，《矛盾纠纷调处登记表》签订当日，张家凤当场拨打叶怡电话将调解内容电话告知叶怡，叶怡表示同意并确认了该内容，《矛盾纠纷调处登记表》亦载明“张家凤代（叶怡）电话通知”，张家凤、吴兴良、吴传杰在该登记表上签字捺印，调解人在其上签字，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中和街道会龙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在其上盖章。叶怡现主张吴传杰、吴兴良、张家凤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但其未提供证据证明吴传杰、吴兴良、张家凤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叶怡利益的事实，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张家凤系未经叶怡授权而签署的《矛盾纠纷调处登记表》，且从常理及情理看，叶怡系张家凤之女，张家凤没有理由欺骗或隐瞒自己的亲身女儿，损害叶怡的利益。同时，在案外人谢玉其一户拆迁安置中，“谢巍年龄到法定特安，特殊安置1人”，即谢巍年龄达到法定结婚年龄后，其妻子可享受特殊安置，叶怡作为谢巍的妻子已享有特殊安置。综上，叶怡主张以《矛盾纠纷调处登记表》形式签订的调解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据此，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叶怡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50元，由叶怡负担。 二审中，叶怡、吴兴良、吴传杰、张家凤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此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调解人张敬贵在一审庭审中作为证人出庭陈述“徐晶玉将调解情况记录下来后一字一句给原告读了调解协议，原告陈述没有异议，授权张家凤进行签字”。 二审中，张家凤陈述：签署《矛盾纠纷调处登记表》前，调解人核实了房屋为三套，并要求出示拆迁安置合同，《矛盾纠纷调处登记表》中的调解协议写好后，调解人要求张家凤征求叶怡的意见，张家凤随即给叶怡打电话，告知要将属于张家凤的35平方米的房屋交给吴传杰管理，叶怡表示没有意见。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为吴兴良、吴传杰、张家凤是否存在恶意串通行为，进而签署的调解协议是否因恶意串通损害叶怡利益而无效。现评判如下： 首先，本案争议事实发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实施前，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本案应适用民法典实施前的法律、司法解释予以处理。根据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 其次，从叶怡主张的逻辑来看，其认为其从不知晓其享有35平方米的“特安”待遇，其母张家凤也从未告知过叶怡调解协议要处分叶怡享有的35平方米的“特安”待遇，故叶怡以此认为吴兴良、吴传杰、张家凤恶意串通，损害其合法权益。简而言之，叶怡认为在其未同意的情况下，其母张家凤在案涉调解协议代叶怡签名，属于无权处分、无权代理。对此本院认为，现各方均认可张家凤在代叶怡签字前，曾打电话征求叶怡意见。各方对事实有争议的是：张家凤是将其享有的35平方米“特安”待遇交给吴传杰还是将张家凤与叶怡各享有的35平方米“特安”待遇交给吴传杰，征求过叶怡的意见。而调解人在一审庭审中陈述“徐晶玉将调解情况记录下来后一字一句给原告读了调解协议，原告陈述没有异议，授权张家凤进行签字”，现叶怡未提交证据对调解人陈述的内容予以反驳，也未对其关于张家凤仅就处分张家凤享有的35平方米“特安”待遇征求叶怡意见的主张加以举证证明，故本院依法采信调解人的陈述，即认定张家凤代叶怡签署案涉调解协议前，将案涉调解协议内容告知了叶怡并取得了叶怡的同意和授权，因此，张家凤代叶怡签署案涉调解协议系有权代理，叶怡应当受到案涉调解协议约束。 最后，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应当由主张无效的叶怡举证证明吴兴良、吴传杰、张家凤之间为了谋取私利，相互勾结，采取不正当方式，共同实施了损害叶怡利益的行为。现叶怡并未举出充分的证据证明吴兴良、吴传杰与张家凤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况，相反，现有证据能够证明张家凤在签署案涉调解协议时告知了叶怡相关内容并取得了叶怡的同意和授权，因此叶怡主张吴兴良、吴传杰与张家凤串通的事实不成立。 综上，叶怡的上诉请求及理由均不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叶怡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何广智 审判员  王 果 审判员  赵 韬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曹成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