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黔0326民初40号原告：李楹雄，男，1970年10月21日出生，苗族，贵州省务川自治县人，务川自治县泥高镇泥高村前进组。被告：申学强，男，1970年3月6日出生，仡佬族，贵州省务川自治县人，住务川自治县。被告：申某，男，2008年6月2日出生，仡佬族，贵州省务川自治县人，住务川自治县。被告：李康，男，1976年2月23日出生，苗族，贵州省务川自治县人，住务川自治县。被告：李某，男，2009年9月11日出生，苗族，贵州省务川自治县人，住务川自治县。原告李楹雄与被告申学强、申某、李康、李某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楹雄，被告李某的监护人及被告李康到庭参加诉讼。被告申学强、申某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与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李楹雄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赔偿原告5部手机损失13321元；分别是华为Ｖ20（2890元）、华为Ｖ9（2890元）、ｖｉｖｏｓ5（2298元）、ｏｐｐｏｘ21（2648元）、ＯＰＰＯｘ9ｐｌｕｓ（2595元）。事实和理由：2019年12月9日晚，被告李某与申某私自串通潜入原告经营的手机店，秘密窃取原告所售卖的手机共13部。原告发现手机被盗后，遂电话报警。泥高派出所及县刑侦大队经过调查，在被告申某家发现了被盗的11部手机。2019年12月10日下午，在被告申某、李某承认所盗窃的事实后，原告遂联系二人父母进行处理，但对于原告的损失则不承认赔偿。故原告为维护自己权益，特诉至人民法院，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支持原告如上诉请。被告李康辩称，第一次协商时承认赔偿，第二次去原告家里协商时承诺赔偿给原告3000元，但是原告不同意。被告申学强、申某未到庭参与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如下：2019年12月，申学强之子申某与李康之子李某分两次从李楹雄在务川自治县上经营的手机店内盗取手机用于玩耍。李楹雄向务川自治县泥高镇派出所报警后，在申某处查获被盗取的手机6台，其中在申某处的扣押清单载明华为手机2台、ＶＩＶＯ手机3台、ＯＰＰＯ手机1台。在李某处查获被盗取的手机5台，其中在李某处的扣押清单载明华为手机1台、ＶＩＶＯ手机1台、ＯＰＰＯ手机2台、ＪＣＶ9手机1台。2020年3月19日，李楹雄在务川自治县泥高派出所领取被盗取的手机11台，发还清单载明发还手机包括华为3台、ＶＩＶＯ手机4台、ＯＰＰＯ手机3台、ＪＣＶ9手机1台。现李楹雄以部分手机损失为由向本院提出如上诉请。另查明，2021年2月2日，务川自治县公安局泥高派出所出具的证明载明：“李楹雄到泥高派出所扣押的所有物品，可回收8台，7副充电器；无法回收有3台，分别为：VIVOS5、OPPO17、荣耀9”。上述事实有李楹雄提交的务川自治县泥高派出所证明原件两份、进货单原件5份；本院依职权调取的户籍证明四份、务川自治县公安局泥高派出所证明一份及对李楹雄、申某、李某的询问笔录各一份以及双方的当庭陈述在卷佐证，足以认定。本院认为：申某与李某共同在李楹雄经营的手机店内盗取手机，造成李楹雄手机部分损失的行为，构成财产侵权，对其行为造成手机的损失，应承担相应的财产损害赔偿责任。至于手机遭受的损失，李楹雄主张手机被盗窃13台，后经派出所调查扣押被盗取的手机为11台，且在案发次日公安机关对申某和李某的询问笔录中，李某和申某对于盗取手机的时间、数量及地点均能准确表述为11台，与公安机关扣押的手机台数相吻合。因此，对于李楹雄主张的另外两台手机，尚无证据进一步加以佐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对于李楹雄主张的另外遗失的两台手机，本院不予采信，其在另有证据佐证下，可另行主张。至此，结合现有证据，李某和申某在李楹雄处盗取的手机为11台。对于李某和申某造成的手机损失，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务川自治县公安局泥高派出所于2020年3月19日向李楹雄发还清单载明手机发还11台，其中包括华为手机3台、ＶＩＶＯ手机4台、ＯＰＰＯ手机3台、ＪＣＶ9手机1台，与在申某处扣押的6台手机和在李某处扣押的5台手机对应。同日，务川自治县公安局泥高派出所出具的证明显示，尚有3台手机无法回收，包括ＶＩＶＯＳ5价值2560元、ＯＰＰＯ17价值2699元、华为9价值1280元，与李康当庭陈述的尚有3台手机在派出所的事实相吻合，故本院认为，申某和李某造成李楹雄手机的损失为三台，手机型号以务川自治县公安局泥高派出所出具的证明载明的手机型号为准。至于三台手机的价值，虽务川自治县公安局泥高派出所出具的证明载明了三台手机损失的价值，但与李楹雄诉状中主张的金额不一致。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九条“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方式计算”的规定，本院在太平洋电脑网查询ＶＩＶＯＳ5手机报价，其参考价为2498元，电商（苏宁易购、京东商城）报价均为2698元。ＯＰＰＯ17手机报价，其参考价因该手机型号已经下市，无法查实，电商（苏宁易购、京东商城）报价均为2499元。华为9手机报价，因该手机型号已经下市，无法查实，电商报价为1588元。对于上述手机的价值，本院在电商网查询的ＶＩＶＯＳ5、ＯＰＰＯ17手机的价值与务川自治县公安局泥高派出所在案发后根据出具的证明材料，能高度证明该型号手机的市场价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的规定，本院予以认定李楹雄无法回收的ＶＩＶＯＳ5、ＯＰＰＯ17手机的损失为2560元、2699元，至于华为9的手机价值，虽李楹雄提交的由进货单，但该进货单上的手机型号无明确载明手机的类型，与华为9手机的价值无法进行核实。为此，鉴于务川自治县查询的价格相差较小，且系李楹雄提供，基于此，同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的规定，本院认为，对华为9手机的价值认定为1280元为宜。因此，上述三台手机在被申某、李某盗取后，造成不可回收的实际损失应为6539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第三条“被侵权人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第十五条第（六）项“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主要有：（六）赔偿损失”的规定，申某、李某作为侵权人，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至于责任大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条“二人以上实施危及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行为，其中一人或者数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能够确定具体侵权人的，由侵权人承担责任；不能确定具体侵权人的，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本案中，申某、李某共同实施侵权行为，无法确定具体对手机造成损害的侵权人。因此，申某、李某作为共同侵权人，应承担连带责任。另，申某、李某作为侵权人实施侵权行为时，申某已经年满十一周岁，李某已经年满十周岁，均未成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责任的，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的规定，申某、李某造成李楹雄的手机损失，应由二人的监护人李康、申学强进行赔偿。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十五条第（六）项、第十条、第十九条、第三十二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李康、申学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赔偿原告李楹雄手机损失6539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67元，原告李楹雄负担42元，被告申学强、李康负担2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提起上诉，则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权利人可在判决确定履行期限届满后的二年内，向本院或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审判员  李乐乐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日法官助理蔡滔书记员申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