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08民终79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位衍全，男，1970年9月2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嘉祥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玉琦，山东华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汪佩佩，男，1981年8月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鞠朝娟，山东舜鸿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位衍全因与被上诉人汪佩佩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嘉祥县人民法院(2020)鲁0829民初56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位衍全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山东省嘉祥县人民法院(2020)鲁0829民初5618号民事判决，驳回汪佩佩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汪佩佩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汪佩佩在原审中申请出庭的证人系汪佩佩的朋友，不排除有意偏袒汪佩佩，况且证人并不在协议签订现场，无法证实双方基于什么原因签订该协议，其证人证言应不予采信。原审法院及汪佩佩代理人一再询问证人协议是否只有一份，不知何意?汪佩佩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双方签订协议难道汪佩佩不留一份吗?而只把唯一的一份协议交于位衍全那里，显然不符合常理。但原审判决中并未对这一事实予以认定，属于认定错误。2、原审判决中明确显示，协议签订当天汪佩佩向位衍全支付12000元，但实际协议载明汪佩佩承担位衍全修车期间造成的误工费11000元，原审判决并未就这一具体数额做出准确认定。3、汪佩佩车辆仅投保了交强险，也是协议签订的原因之一，原审判决并未就这一事实予以准确认定。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原审判决认定赔偿协议是由于汪佩佩“重大误解”而签订的，存在显失公平，应予以撤销，这属于适用法律错误。1、汪佩佩是考取机动车驾驶证的成年人，具有足够的交通规则知识，对于醉酒驾驶及其后果具有足够认识，不排除汪佩佩由于害怕担责，自愿要求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现实生活中也存在发生交通事故承担全部责任的情况发生。但原审法院罔顾事实，在未查清事实的情况下，认定协议存在重大误解，对协议撤销，属于适用法律错误。2、原审法院不知是否收到汪佩佩提交的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鲁0811刑初549号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中显示，汪佩佩为取得从轻处罚情节，明确确认与位衍全已达成赔偿协议，并赔偿完毕。这也充分证明该协议对汪佩佩危险驾驶罪的量刑处罚从轻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汪佩佩也对该协议予以认可。然而，汪佩佩却请求法院对该协议予以撤销，属于恶意诉讼。但原审法院未核实判决书内容，径直判决撤销协议，属于适用法律错误。3、双方多次到交警大队协商后，经过综合考量确定协议内容并签订协议。况且，协议签订完全是基于汪佩佩真实意愿，不符合重大误解的构成要件，不存在显失公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条、第一百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条、第六十条之规定，双方签订的赔偿协议完全合法有效。汪佩佩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当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一审时汪佩佩提供的协议书、事故责任认定书，证人吴某、陈某的证言，位衍全提供的证人李某1的证言，相互印证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能够证实双方签订协议书的时间是2019年12月3日，在《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出具时间2019年12月12日之前；汪佩佩在签署协议书时对于事故责任存在重大误解，汪佩佩包括汪佩佩的朋友都错误的认为醉酒应当承担事故全责，直到事故认定书出具后才知道自己的认识是错误的，位衍全委托代理人李某1明知掉头让直行、位衍全对事故负有责任而不告知汪佩佩，反而告知汪佩佩喝酒了肯定是全责，最终双方以汪佩佩的错误认识为基础签订了汪佩佩承担全部责任的协议书。导致双方在签订协议时权利义务显失公平，一审法院依据《合同法》第五条、第五十四条判决撤销双方签订的协议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位衍全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依法应当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关于证人效力和协议书份数。本案的焦点问题是双方签订的协议是否存在法定撤销情形，与协议的份数无关，一审询问证人协议份数是为了说明一审原告汪佩佩手中没有协议书原件的客观事实以及签订协议书的真实过程。汪佩佩在一审时申请出庭的证人虽然系汪佩佩的朋友，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二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该两位证人能够证实当时证人包括汪佩佩都认为醉驾肯定是全责，在此错误认识下签订的协议书，且该两位证人的陈述与位衍全申请的证人李某1的证言相互吻合，位衍全方证人李某1的证言能够正是其受位衍全委托处理此事的过程中明知位衍全对事故负有责任在作证时明确说明“按说应该是掉头车辆让直行”，而没有告知汪佩佩，导致汪佩佩在错误认识下签订了该协议。而事故认定书出具之后，才知道醉驾全责的认识是错误的，这与协议签订在前、事故认定书出具在后的客观事实也是相吻合的。故一审认定双方基于原告对事故责任的重大误解所达成的赔偿内容，权利义务明显失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2、协议签订当天汪佩佩向位衍全支付12000元是事实，该12000元包括误工费和医疗费。但赔偿数额与本案的焦点问题无关，本案审理的是协议书是否该撤销的问题，不是协议的履行问题也不是赔偿数额的问题。关于赔偿数额位衍全已经另案向任城法院主张可以另案处理。3、位衍全所谓的汪佩佩车辆仅投了交强险所以签订协议，该理由明显不能成立。责任承担份额与有无缴纳商业险没有关系，且汪佩佩属于醉驾商业险免赔，因此汪佩佩不会因为未缴纳商业险就加重自身责任份额，不符合常理，事实上签订协议划分责任时保险根本不是双方的考虑因素，仅考虑了酒驾是否全责的问题。4、位衍全所谓的“不排除汪佩佩由于害怕担责自愿要求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的上诉理由，首先属于推测，其次与本案一审三位证人的证言不符，三位证人一审作证均未做出该陈述，且位衍全方证人明确说明了其明知掉头让直行的事实，但没有告诉汪佩佩。5、位衍全所谓的该协议书对汪佩佩量刑从轻处罚至关重要与刑事判决不符。刑事判决书明确载明从轻处罚的情节是：自首且自愿认罪认罚，控方所述量刑情节是自首，辩护人辩护意见是自愿认罪认罚愿意缴纳罚金。显然汪佩佩不是为了减轻刑事处罚而自愿承担全部责任，该协议书的签订只是在刑事判决查明事实部分列明但与量刑无关，汪佩佩也未将该协议书作为量刑辩护意见，且事实上签订协议书时双方并没有考虑对刑事判决的影响。6、汪佩佩当时签订该协议书是应位衍全的请求协助其尽早提出其营运车辆，加上汪佩佩也在位衍全的劝说下错误认为自身肯定是全责不必等事故认定书出来，所以在事故认定书出具之前与位衍全签订协议并提出车辆。综上，该协议书的签订是在汪佩佩对事故责任存在醉酒驾驶全责的错误认识、且位衍全方明知其也承担事故责任但不告知汪佩佩的情况下签订，导致协议内容显失公平，依法应当予以撤销。汪佩佩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撤销汪佩佩、位衍全于2019年12月3日签订的协议书；2、本案诉讼费用由位衍全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11月30日23时27分许，汪佩佩醉酒驾驶鲁Ｈ×××××号小型轿车，由南向北行驶至济宁市琵琶山路与太白路路口北处时，与由北向南行驶至该处向北掉头的位衍全驾驶的鲁Ｈ×××××号出租车相撞，后两辆车又碰撞护栏，导致位衍全受伤、两车及护栏损坏。事故发生后，位衍全被送往医院治疗，汪佩佩在事故现场等候处理。经交警部门对汪佩佩进行呼气式酒精测试，乙醇含量为131mg/100ml；后经血液测量，乙醇含量为197.3mg/100ml。后，位衍全委托李某2代其处理事故的相关事宜。2019年12月3日，李某2书写了协议书，汪佩佩及李某2在该协议签字。协议载明：1、汪佩佩自愿承担该事故的全部责任；2、鲁Ｈ×××××出租车的维修费用由汪佩佩承担全部费用；3、汪佩佩承担鲁Ｈ×××××出租车修车期间造成的误工费共计11000元整，壹万壹仟元整；4、无责任方委托人李某2全权代理。赔偿款双方协商结清。双方无异议，签字生效。2019年12月12日，济宁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市中区勤务大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汪佩佩醉酒驾驶机动车观察情况不够，行车未确保安全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位衍全驾驶机动车掉头时观察情况不够，未确保安全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汪佩佩醉酒驾驶机动车观察情况不够、行车未确保安全的行为，与位衍全驾驶机动车掉头时观察情况不够、未确保安全的违法行为对该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所起作用相当，过错相当，确定汪佩佩、位衍全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2020年6月19日，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法院以危险驾驶罪判处汪佩佩拘役两个月，并处罚金四千元。2020年8月18日，位衍全依据双方签订的上述协议向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法院起诉，后因汪佩佩向原审法院起诉撤销该协议，该案中止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本案现有证据能够反映出，在签订协议时，汪佩佩存在着醉酒驾驶应当承担事故全责的认识，位衍全的委托代理人李某2知晓位衍全存在事故责任，双方最终以汪佩佩的上述认识为基础达成了由汪佩佩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并赔偿位衍全全部损失的一致意见。在上述协议签订后，涉案交通事故经交警部门认定，汪佩佩、位衍全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由此说明汪佩佩签订协议时的认识与客观事实不符，属于法律规定的重大误解。双方基于汪佩佩对事故责任的重大误解所达成的赔偿内容，权利义务明显失衡，对汪佩佩显失公平。汪佩佩据此请求撤销上述协议，符合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百五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撤销汪佩佩与位衍全于2019年12月3日签订的协议书。案件受理费减半交纳50元，由汪佩佩负担。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在二审阶段的焦点问题是：案涉协议书是否符合重大误解的可以撤销之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基于重大误解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行为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构成上述法律所规定的因重大误解导致民事法律行为撤销，须具备以下要件：一是须有意思表示且意思与表示不一致；二是表意人须有不符合事实的认知错误；三是表意人须无使表示与意思不一致之故意；四是错误与意思表示之间须具有因果关系；五是错误须在交易上被认为重大。针对以上构成要件，结合本案案情，分析如下：首先，案涉协议书签订于2019年12月3日，签订于交警部门出具事故责任认定书之前，汪佩佩签订案涉协议书在交警部门作出事故责任认定之前，此时对于案涉事故责任尚未有明确的结论；其次，案涉事故发生后汪佩佩即在事故现场等候交警部门处理，配合交警部门进行了采血，不存在为逃避刑事处罚签订案涉协议书的故意；同时，汪佩佩的刑事判决书的事实认定部分虽认定汪佩佩与位衍全达成了赔偿协议，但并未将达成赔偿协议作为对汪佩佩减轻或者从轻处罚的量刑依据，根据该刑事判决书不能证明汪佩佩签订案涉协议书系为了获得较轻的刑事处罚；再次，虽然汪佩佩的车辆仅投保交强险，但投保何种保险不影响案涉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亦不影响汪佩佩履行赔偿责任，位衍全主张汪佩佩系因车辆仅投保交强险而签订的案涉协议书，与常理不符；第四，根据一审时汪佩佩提供的证人证言及位衍全提供的证人李某2的证人证言，代表位衍全处理案涉事故的委托人李某2认可其知道位衍全掉头应让直行，对案涉事故的发生存在责任，但其与汪佩佩协商处理案涉事故时并未向汪佩佩说明，反而主张汪佩佩醉驾，应对案涉事故承担全部责任，案涉事故发生后，汪佩佩主观上亦认为自己系醉驾，应当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由此可见汪佩佩在签订案涉协议书时缺乏对案涉交通事故责任的明确认知，其主观认知与客观事实不符，承担全部责任并非其真实意思，导致其真实意思与承担全部责任的表示不一致。第五，案涉协议中，汪佩佩承担事故全部责任，而涉案交通事故经交警部门认定，汪佩佩、位衍全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汪佩佩基于错误认知而承担的赔偿义务，远大于按照客观真实的事故责任应承担的赔偿责任，权利义务明显失衡，构成重大的误解。综合以上论述，根据证据高度盖然性原则，依法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应当认定汪佩佩与位衍全签订的案涉协议书构成重大误解，符合因重大误解导致民事法律行为应予撤销之情形，故一审法院判决撤销案涉协议书，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位衍全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位衍全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扈 琳审判员 史海洋审判员 张思平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五日法官助理刘洪信书记员计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