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11民初234号原告：彭建凡，男，1966年10月9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陆河县。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中心支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421号901A。负责人：陈立群。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丽娟，该公司员工。原告彭建凡与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中心支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1月4日立案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彭建凡及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中心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丽娟到庭参加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彭建凡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支付事故损失费用两车共33154.5元；2.判决被告承担本案受理费。事实和理由：原告使用的粵A329BD号牌车辆在被告处投保了机动车强制保险与商业保险，在保险期间内的2019年3月12日，由合法驾驶员驾驶与粵NUW755号牌车在广州市白云区太和镇锦邦物流园（以下简称锦邦物流园）不慎发生交通事故，事故后现场报保险公司、交警处理，保险公司指派工作人员到现场处理并开出了《机动车辆保险简易赔案报告书》，事故由粤Ａ×××××负全部责任。之后，保险公司安排指定的定损位置，事故车辆拖到指定厂进行事故定损，数日后原告多次追问保险公司都没核定出价格，故只能将事故车辆委托其他公司进行损失鉴定并函告被告。现粤Ａ×××××车评估总价格为10093元、评估费349.5元，粤Ｎ×××××车评估总价格为21280元、评估费632元，两车已修复并支付完费用，后原告前去保险公司理赔又是无果。特向法院提起诉讼，恳请支持。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中心支公司辩称，一、粤Ａ×××××号车辆在我司投保交强险、第三者责任险100万元及机动车损失保险25142元，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二、本次事故存在故意人为造假的嫌疑，根据《保险法》第27条的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故意制造保险事故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理由如下：1.根据我司提交的证据可以看出原告作为多台车辆的被保险人，在多家保险公司投保，出险记录频繁，多次通过诉讼获赔，并且每次事故中的驾驶员均有在其他交通事故中交叉互为三者，事故发生后也不配合保险公司定损，直接自行委托第三方评估公司评估，每次事故发生地点大部分是在车流量并不多的地方，原告与司机是多年驾龄的老司机，按常理出险频率如此频繁存在非常不合理之处；2.本次事故无认定书，无法核实事故的具体成因，本案损失情况也较严重，原告所提交证据无法证明与本次事故的关联性，我司也与涉案的另一车辆司机联系，其告知粵NUW755号车辆的车主也为原告，涉案两车均为原告出险存在可疑；3.我司查勘员已告知双车到黄石××路定损，我司也多次联系原告要求配合，但两车并未配合，导致我司无法对痕迹、损失进行核定。原告发出告知函是在车辆已经评估后，目的是为了本次诉讼做准备，同时证明了原告委托评估公司鉴定并没有提前通知我司。从原告出险频率、合理性、不配合处理等情形可以说明，原告具有故意人为造假的嫌疑，我司依法不承担赔偿责任。三、针对原告的各项诉请，意见如下：l.拖车费，不予确认。发票开具时间是2020年8月，与事故发生时间不符，且我司现场查勘也未发现车辆需要拖车处理，再者如果拖车，说明两车已经达到无法开动的严重情况，也不符合交警不出警处理、无事故认定书的情形；2.维修费，对原告自行委托的评估价格不予认可，原告委托鉴定及修理前未与我司联系，鉴定结果是否与本次事故有关无法确定，且提交的发票均写配件，原告未提供维修清单加以证实维修项目与鉴定报告的项目一致，鉴定报告也未扣减相应的残值；3.鉴定费，该费用因原告不配合我司核定而产生的不必要的费用，应由原告自身承担。三、我司并非事故的侵权人，只应承担保险法中需承担的相应费用，依法不应承担本案诉讼费用。经审理查明：被告提交的多份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市中院）民事判决书显示，原告在2014年、2016年、2017年、2019年分别与民安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广大分公司、富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鼎和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北部湾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因原告投保的保险车辆发生事故产生纠纷诉至法院。为了查明本案的事实，本院依法传唤事故发生时粤Ａ×××××号车辆的驾驶员邓素珍到庭询问。邓素珍称：是在2018年和朋友吃饭时认识的原告，邓素珍自认车技不好，但因原告平时事情较多，开车时不能玩手机，故喜欢让她帮忙开车，属于免费帮忙，开车的频率一周一两次，要看邓素珍是否有空。事发当天，邓素珍是接到一个不太熟悉的朋友的电话，从自家驾车前往锦邦物流园拿东西，邓素珍称不清楚朋友的名字，电话没有保留，到达锦邦物流园时朋友电话告诉邓素珍其已经离开，故邓素珍开车兜了一圈准备离开时因那个位置比较窄就停了一下，再次准备开车时错把倒车挡位当作1档前进挡位，踩油门时力气又较大，故撞到了后面粤Ｎ×××××号的车辆。邓素珍确认粤Ａ×××××号车辆是手拨车，倒车挡位在右后方，1档前进挡位在左前方。撞车时，后车上无人，但车上留有电话，故邓素珍电话联系司机过来处理，对于司机多久后来到现场，邓素珍称因当时比较害怕不记得了。同时邓素珍打电话报警，交警说没有人员伤亡故不需要至现场，之后保险公司工作人员来到现场，再后来原告过来现场并将粤Ａ×××××号车辆开走。2021年1月28日，本院与原告核实相关情况，原告称：事发当天是原告打电话给邓素珍，让邓素珍开车去锦邦物流园停车场门口等他一起出去办事，距离双方约好的时间半小时左右时，邓素珍打电话给原告说撞车了，故原告大约20到30分钟左右赶到了现场。去到现场看到，粤Ａ×××××号车辆的车尾损坏，粤Ｎ×××××号车辆的车头损坏，地面有水箱漏出的水，粤Ｎ×××××号车辆司机吴刚是听到很大的撞车声音从附近过来现场。原告称见到吴刚时，认出吴刚是原告朋友的工人，但名字叫吴刚是后来才知道的。事发当天，两辆车均没有离开现场，应该是第三天原告打电话让拖车公司将车辆拖至定损点。原告是在事发前一年左右开始请邓素珍帮其开车，原因是自己眼睛不好、老花，不方便开车，关于邓素珍的报酬没有具体约定，根据开车次数给钱，约半年给付一次，邓素珍一般一个月有20天在帮原告开车，原告曾经给过2000元、5000元给邓素珍，具体给付的报酬金额不太记得了。原告提交的《机动车辆保险查勘报告》显示，出险时间2019年3月12日晚上8时29分，出险地点锦邦物流园，事故原因是“侧向刮擦行驶车”。另查明，原告为证实本案损失情况，举证了两车的修车费发票、拖车费发票等，发票开具时间均为2020年8月后。粤Ａ×××××号车出具发票的拖车公司是广州畅清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畅清公司），出具时间是2020年8月18日，金额400元；粵NUW755号车出具发票的拖车公司是广州市海珠区长青汽车服务部（以下简称长青服务部），出具时间是2020年8月21日，金额400元。庭审中，原告称事故发生后的次日或后日，因被告要求去指定地点定损，原告与对方车辆分别雇请了拖车公司，拖车至白云区××路定损点，定损公司拆检完成后，拖车公司又将车辆拖走，故拖车费是来回的费用。经查，畅清公司、长青服务部的注册地址均在海珠区昌岗中路238号1207，前者在自编A房，后者在自编B房，长青服务部的投资人刘青山为畅清公司的股东之一。以上事实，有《机动车辆保险查勘报告》、民事判决书、发票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规定：“民法典施行后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持续至民法典施行后，该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施行前，本案符合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的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规定：“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被告在查询获知原告数年来均存在车损保险理赔事件，且涉及多部车辆、出险较为频繁，进而对涉案事故的发生原因存在质疑，合情合理。本案审查的重点在于原告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是否诚实守信，其提交的证据及陈述能否被采信。首先，原告雇佣邓素珍为司机，且两人为朋友关系，虽然事发时原告未在现场，但事发后，两人自然会对整个事发过程进行讨论、沟通，对于事件的描述亦应基本一致。然而，对于事发当天邓素珍为何驾车去到现场、事发后粵NUW755号车的司机吴刚如何知晓车辆被撞、当日粤Ａ×××××号车如何离开等重要环节，二人阐述差异较大。邓素珍称事发当日是应其他朋友的要求去锦邦物流园附近取物品，但是却不知道朋友的名字，该朋友的电话也未保存，到达目的地朋友方告知其已经离开，种种说法不合常理，与原告所述邓素珍是按照他的要求到锦邦物流园附近汇合，更是大相径庭。事发后，邓素珍称车上留有吴刚电话，是电话通知吴刚到现场处理，对于等了吴刚多久记不得了，而原告则称吴刚是听到很大的碰撞声自行来到现场。按照原告所述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是邓素珍倒车时速度非常快，才有可能与静止的车辆碰撞时发出很大的声音，而这与《机动车辆保险查勘报告》记载的事故原因是“侧向刮擦行驶车”不相符，“刮擦”是不可能在晚上8时尚未夜深人静时发出足以大到让不在现场的吴刚都能听到的声音，且，原告并非驾驶员，若其对细节不清晰理应会询问邓素珍，而非二人分别作出不同的陈述。当日，粤Ａ×××××号车如何离开现场并非容易模糊不清的琐碎事件，邓素珍非常肯定地告知法院是原告自行驾车离开，而原告则称是拖车拖走，相互矛盾。其次，粤Ａ×××××号车为手拨车，事发前邓素珍已经为原告开了一年左右的车，对车辆的挡位理应非常熟悉，该车的1档档位是左前方，倒挡挡位是右后方，按照邓素珍的驾龄存在将两个挡位混同的可能性非常低，且邓素珍称当时其是兜了一圈后准备离开因那个位置比较窄故停了一下，亦即邓素珍当时并非是要倒车或停车，而只是因地方狭窄需要小心经过故暂时驻车，按照此时的情形，邓素珍再次启动时更应该仔细观察车辆周围的情况，慢慢启动，即使意外档位入错进倒挡也不需要猛力地踩油门，邓素珍称其当时踩得比较大力，令人无法理解其用意。再次，按照原告所述，涉案两台车辆因无法驾驶当天均存放在事故现场，第二日或第三日后需要拖车至定损地点，原告和对方车辆是分别雇请了拖车公司，暂且不论事故现场在白云区，二人分别从相距甚远的海珠区聘请拖车公司，巧合的是两家拖车公司畅清公司、长青服务部注册地址实为同一个地址，且为关联公司，按照原告所述，是分别雇请的拖车公司，发生该等巧合的概率极为低下，若二人是一起雇请的拖车公司，却分别开具发票，行为一反常态，令人费解。综上所述，原告的证据及陈述多处存在矛盾，无法排除人为制造事故的可能性，亦无法充分证实原告主张的损失真实、合理，故对于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均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彭建凡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314元，由原告彭建凡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周 蕾二〇二一年三月二日书记员 何丽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