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娄底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湘13民终58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健龙，男，汉族，1964年9月17日出生，住湖南省双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治非，湖南晨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杜林，男，汉族，1985年5月29日出生，住湖南省双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阳嗣荣，湖南定胜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贺令初，男，汉族，1979年6月30日出生，住湖南省双峰县。上诉人王健龙因与被上诉人孙杜林、原审第三人贺令初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双峰县人民法院（2020）湘1321民初39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健龙上诉请求：撤销双峰县人民法院（2020）湘1321民初3961号民事判决，改判为驳回被上诉人之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原判第三页倒数第二行“被告无防疫检疫报告出售非洲猪瘟仔猪”，是没有事实依据的。上诉人出售了仔猪且出售的仔猪没有经过防疫检疫程序，这是事实。被上诉人运回仔猪后和转手卖给第三人后，两个猪场都出现了问题，部分牲猪被政府部门检测为“非洲瘟疫阳性”，作了无害处理，也是事实。一审错误之处，就是在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前提下，将“无防疫检疫”作为“仔猪携带非洲瘟疫”的充分条件来认定案件事实。正常的逻辑是：检疫中没有测出非洲检疫的牲猪，一定不携带韭洲瘟疫这种病毒；未经检疫的牲猪，不一定携带非洲瘟疫这种病毒。一审的逻辑是：未经检疫的牲猪，一定携带了非洲瘟疫这种病毒。这是逻辑上的错误，造成了事实认定的错误。从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来看，在牲猪确定携带非洲瘟疫这种病毒这前，至少有三种可能：1、仔猪在上诉人出售给被上诉人之前，已感染病毒；2、仔猪在上诉人出售给被上诉人之前，未感染病毒，而是被上诉人运回之后感染病毒；3、被上诉人饲养过程中没有病毒，第三人买回后饲养过程中感染病毒。一审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形下，排除后两种可能性来认定本案事实，没有道理。二、举证责任原则适用错误。被上诉人索赔，其理由是：从上诉人处所购买仔猪是已经携带非洲瘟疫的仔猪。对于被上诉人在一审中的诉讼主张，被上诉人负有举证证实的诉讼义务，这是证据规则所明确的。关于出售仔猪未申请畜牧部门检疫，是上诉人的过错，也是上诉人刚刚经营仔猪的生意，没有经验所致。而购买未经检验的仔猪，对于经营养猪场多年的被上诉人和第三人而言，就极不应该。但尽管如此，国家相关规定要求牲猪检疫，是对食品安全、动物饲养安全方面的硬性规定，任何人都必须遵守，而违反这些规定，必将受到相应的行政、刑事处罚。但，国家的强制性规范，并不是确定民事责任的依据。三、关于被上诉人欠21900元货款一事，判决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原来就认识。交易过程中，被上诉人下欠32000元。付款条件是：仔猪在被上诉人家里喂养一周之后付。而仔猪运到被上诉人家喂养一周之后，上诉人去被上诉人家里要求支付欠款32000元。被上诉人支付了10100元。余款21900元因“经济困难”要求宽限一段时间，也未打欠条。被上诉人在事实上欠上诉人21900元，一审诉讼中用假话欺骗法官：“付现金20000元”。一审程序中，上诉人不懂诉讼规定，代理人和法官也没有解释上诉人在一审中是否需要反诉，法官才会考虑被上诉人清欠。就这样被上诉人欠的“21900”元，一审认定的“事实”，就是被上诉人一句话：“付现20000元”，上诉人的货款余款21900元就这样不明不白没有了。孙杜林辩称：1、一审认定上诉人出售的仔猪携带非洲猪瘟是正确的，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上诉人如抗辩其出售的仔猪没有非洲猪瘟应该承担举证责任。2、之前被上诉人欠上诉人20000元，当时死了一头猪，扣了1900元，所以转账10100元，上诉人所称的两万元现金没给没有理由。3、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贺令初未向本院提交答辩意见。孙杜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的仔猪损失43100元，及仔猪治疗费、饲料费、误工费、交通费等合计6500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20年3月4日原告孙杜林从被告王健龙处购买仔猪30头，双方商定每头价格1900元，原告陈述当场向被告支付现金20000元，微信转账25000元，被告只认可微信支付的25000元，不认可支付了现金20000元，随后，被告将猪运去原告家，因3月7日仔猪死亡一头，被告于3月10日到原告家收仔猪款，原告扣减死亡的一头仔猪款1900元后，微信转付了余欠的10100元，3月14日又死了两头仔猪后原告打电话要求退货，被告同意了，3月16委托第三人转卖原告尚存的26头仔猪，第三人联系客户，准备全部转卖，先拖走10头仔猪，协商仔猪价格19800元，中介费750元，运费250元，原告陈述只收了12000元，被告尚欠7800元，第三人称已全部付清仔猪款，因时间问题，第三人未及时转卖剩余仔猪，之后，原告家的仔猪陆续发烧死亡，原告向县畜牧部门报告，经检验为非洲瘟疫阳性。于2020年3月28日在村镇干部现场监督下对10头尚存活猪及死猪作了无害化处理，原告为仔猪饲养治病等花费了一些费用，但未向法院提供医疗费单据，原告提出交通费等损失未提供相关证据证实，法院不予认定。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四十二条之规定，出售动物应当申报检疫，《动物检疫管理办法》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出售规定出售动物应当申报检疫，并附有检疫证明、检疫标志。被告向原告出售的仔猪陆续死亡，且有当地防疫部门认定为非洲猪瘟阳性，并对尚存仔猪做了无害化销毁，导致原告无法实现合同的目的，双方虽自愿签订了合同，但被告无防疫检疫报告出售非洲猪瘟仔猪是非法的，是有过错的，应承担违约责任，赔偿原告仔猪损失，被告辩称其出售的仔猪是健康的，仔猪发病是原告自身原因造成，提供不出相关证据证实，法院不予采信。原告购买被告仔猪30头，实付款29头，之后被告回购10头，对余下19头仔猪按购买价格计价，承担相应损失。被告辩称仔猪购买时，货款下欠20000元，没有支付，原告辩称被告委托第三人回购仔猪时尚有7800元猪款没有支付，双方买卖仔猪，本应签订书面合同，现在为货款支付发生争议，双方又提供不出相关证据证实，根据证据规则由举证方承担败诉责任，法院视为当初购买仔猪和回购仔猪属于即时清结合同，因此认定二次交易货款已全部支付完毕。原告提出治疗费等其他损失虽然存在，但没有证据供法院认定，法院不予支持，第三人本案交易过程中受被告之托起居间介绍作用，不承担责任。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一）项，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五条、第四百二十四条、第四百二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王健龙在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孙杜林仔猪损失36100元；二、驳回原告孙杜林的其余诉讼请求。如被告王健龙未按判决确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70元，由原告孙杜林负担200元，被告王健龙负担670元。二审审理过程中，上诉人王健龙向本院提交发票一份，拟证明上诉人受到了行政机关的处罚，被罚款4000元。被上诉人孙杜林对该证据质证称，与本案无关。被上诉人孙杜林、原审第三人贺令初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经审查，上诉人王健龙提交的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上诉争议的焦点是：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王健龙出售非洲猪瘟仔猪的事实是否正确，被上诉人孙杜林是否拖欠购仔猪货款。经审查，王健龙未依照国家法律法规对于出售的仔猪申报检疫。孙杜林从王健龙处购买仔猪后，被防疫部门检验为非洲猪瘟阳性，且剩余仔猪被做无害化销毁，王健龙虽然称自身销售的仔猪并未感染非洲猪瘟，但其并未提交证据证明，故一审法院认定王健龙出售非洲猪瘟仔猪并无不当。关于王健龙主张孙杜林拖欠其货款21900元。根据孙杜林陈述，其向王健龙购猪30头，每头1900元，共计57000元，当场支付现金20000元，微信转账支付25000元，尚有12000元未支付，因猪送至孙杜林处后死亡一头，故王健龙上门收取货款时扣除1900元后，孙杜林微信支付剩余货款10100元（57000元-20000元-25000元-1900元=10100元）。孙杜林的上述陈述符合客观常理且与微信转账记录能相吻合，而王健龙未提交能够反驳的证据，故一审认定孙杜林未拖欠货款的事实适当。上诉人王健龙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2元，由上诉人王健龙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黎平审判员  俞永清审判员  谭 芳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日书记员  王金玲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