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5民初34563号原告：田建玺，男，1965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被告：山东新希望六和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九水东路****楼**。法定代表人：刘洪博，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冰，北京市康达（菏泽）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田建玺（以下简称原告）与被告山东新希望六和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告）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28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以及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冰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确认被告与原告在2002年1月16日起至2004年8月14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事实和理由：原告曾在1997年到2001年5月21日期间在被告处工作，并在1999年7月26日由被告发布文号为山六集【1999】第39号“关于吕永波等先生任、免职的通知”中任命为建设发展部高级经济师，2000年年初起本人同时在被告上市小组处工作。2001年初起，被告上市筹备业务基本完成，同时暂停山东省外事业扩张，本人因已在北京建立家庭，就在2001年5月21日向被告当时部门负责人王红新（筒称王总）提出辞职申请，同一天被告时任副董事长张效成先生提出“带薪赴京学习1-2月后再议”；原告在被告此阶段工作期间，月薪由初期的3200元调增到离开时的月薪9700元，这充分说明原告的工作能力得到了被告的高度认可。在原告离开被告返回北京工作后，被告不断委托主管打电话、到北京时面谈邀请原告再返回被告处工作，具体安排到北京办事处担任主任工作，职责包括协调政府部门与商校合作、政策研究、业务拓展、人才引进，北京培训师推荐和集团公司在京事务协调。2002年1月16日，本人在青岛市被告办公室与被告签订了自2001年1月16日始至2007年1月16日（含试用期）的五年劳动合同，该合同明确原告从事管理工作，该合同中未明示原告薪酬待遇。当时被告工商注册名称为山东六和集团有限公司，对外简称为六和集团或山东六和，2012年2月14日被告进行工商变更，名称变为现名称。被告向原告口头承诺提供被告总部部门总经理待遇，即月薪14000元（含电话费），另外在原告买车后以私车公用形式提供每月4450元车辆使用补贴，该补贴凭加油费、维修费等报销领取。2002年2月1日，被告公布文号为六和发【2002】第06号“关于张家庭等先生任（免）职的通知”，在该文件中被告任命原告担任集团公司北京办事处主任（隶属总裁办），并明确了被告北京办事处的具体工作职责。2002年2月19日，为了原告开展工作方便，被告向原告提供了编号为00101的盖有被告钢印的工作证，其中工作单位为“六和集团”，职务为主任。原告在被告处2002年1月16日至2004年8月14日工作期间，被告一直按照口头承诺向原告发放月工资，另外还发放了各类数额不等的奖全。2002年1月16日至2002年9月30日期间，被告要求原告节省办公费用，同时因当时被告北京办事处仅原告一人，就让我在海淀区上地朱房路29号院的家中办公，但为了便于对外接待和向公司推荐人才，在此期间在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彭剑锋教授的支持下，原告曾在中国人民大学西门外一处公寓办公40余天。同时在此期间，因被告给原告安排工作繁多，原告在北京发生的市内交通费用包括出租车、地铁等费、地铁等费用超过300元，为此被告重事长等多次要求原告买车，私车公用，被告给原告每月4450元车辆补贴（实际上从2002年12月起发放），进一步提升工作效率，同时也可以节省办公费用。2002年国庆节后，被告决定扩大其北京办事处人员规模，请陈金明等先生加入，并同时在北京市朝阳区亚运村汇园国际公寓E座1504#承租公寓一套，作为被告北京办事处日常办公地点。在被告多次催促下，原告因手头资金紧张，就从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王府井支行贷款买车，根据银行要求，原告请被告开具收入证明，被告2002年10月26日向原告开具了“收入证明”，在其中将原告再次明确为被告北京办事处主任、月收入明示为“6500元”，并对此保证。2002年12月上旬，本人通过了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王府井支行的个人汽车消费贷款资格审核，并签订了“个人借款合同”，借款额109000元，分60期还款。由于被告实际给原告实际月收入14000元以上，所以原告于2003年10月10日提前归还了剩余的全部贷款。为了方便开展工作，被告于2002年11月26日开具“证明及授权委托书”，在其中再次明确本人为被告北京办事处主任。2004年8月中旬，被告因业务调整，决定撤销其北京办事处，要求原告去青岛上班，但原告家在北京，无法长期在外地工作，原告于2004年8月14日不得不离职。2019年7月31日，原告向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劳动争议仲裁申请，要求“确认本人与山东新希望六和集团有限公司在2002年元月16日至2004年8月14日期间的劳动关系；确认该期间本人月工资收入6500元”,2019年10月22日，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向原告发来受理案件通知书；2020年1月13日下午14时，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开庭审理；2020年1月21日，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做出了文号为京朝劳人仲字【2020】第01732裁决书；2020年3月13日下午14时45分，原告收到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发来手机短信，要求原告于2020年3月17日下午15时去该单位处取裁决书；2020年3月17日下午15时，原告收到该裁决书，该裁决书驳回原告的仲裁请求。原告不接受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京朝劳人仲字【2020】第01732裁决书的裁定结论，认为该裁定书的存在以下错误：在该裁决书中，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采信原告与被告在上述期间的劳动关系，但却以仲裁时效已过为由，驳回原告仲裁请求，这与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有关会议纪要中要求的确认之诉无时效限制的原则并不相符。在这些法规和纪要中，确认劳动关系等并无时效限制。被告辩称，1、关于事实部分，被告不存在北京办事处，与原告不存在劳动关系；2、根据劳动争议调节仲裁法第2条、第27条的有关规定，因确认劳动关系发生的争议并非普通的民商事争议，应当适用仲裁时效的规定，本案显然超过了一年的时效；3、2002年1月16日起至2004年8月14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已经超过近二十年，原告之所以提起本案诉讼系原告与被告另一关联公司存在劳动争议，故故意提起本案诉讼。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应当依法予以驳回。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作证。2019年7月31日，原告向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要求确认2002年1月16日至2004年8月14日期间原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2020年1月21日，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做出京朝劳人仲字【2020】第01732号《裁决书》，裁决如下：驳回原告的仲裁请求。其中“经查”部分载明：“田建玺主张其2002年1月16日入职山东六和公司，担任北京办事处主任岗位，每月工资6500元，最后工作至2004年8月14日，双方劳动关系于2004年8月14日解除。田建玺就其与山东六和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提交聘用合同书及收入证明为证，聘用合同书显示‘山东六和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办事处分（子）公司（甲方）聘用田建玺先生（乙方）为本公司员工，甲乙双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现行劳动法规及有关规定，经平等协商，自愿签订本聘用合同，共同遵守执行。一、本合同自2002年1月16日至2007年1月16日（含试用期）。合同期满，按工作需要续聘或解除合同…八、乙方要严格遵守甲方制定的符合法律、法规的劳动纪律和规章制度…’，该证据落款处盖有山东六和集团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字样印章：收入证明显示‘兹证明本集团公司北京办事处主任田建玺先生，其月收入为人民币6500元，特此证明…’，该证据盖有山东六和集团有限公司字样印章。山东六和公司对上述证据真实性不认可，主张上述证据中的印章痕迹与其公司存档备案中留存的印章痕迹不一致，但仲裁阶段不申请公章鉴定，主张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另查，田建玺于2019年7月31日提起仲裁申请。山东新希望六和集团有限公司于2012年2月8日由原企业名称山东六和集团有限公司变更为山东新希望六和集团有限公司。田建玺未就本案请求曾向山东六和公司主张权利或向有关部门请求过权利救济的情况举证。”原告对于上述内容予以认可；被告则称，不认可被告与原告在2002年1月16日起至2004年8月14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就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除上述《聘用合同书》《收入证明》外，原告在庭审中还提交《关于吕永波等先生任、免职的通知》，载明：“……经研究决定，聘任：……田建玺先生发展建设部高级经济师……”《证明及授权委托书》载明：“兹证明田建玺先生系本集团公司北京办事处主任。为了方便开展有关业务工作，现授权委托田建玺先生全权办理‘山东六和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办事处’公章一枚事宜。”其中《聘用合同书》《收入证明》《证明及授权委托书》落款时间均为2002年，《关于吕永波等先生任、免职的通知》落款时间为1999年；《聘用合同书》加盖有“山东六和集团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2）”，《收入证明》《证明及授权委托书》《关于吕永波等先生任、免职的通知》均加盖有“山东六和集团有限公司”公章。被告对于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称与被告存档资料中的印章对比不一致。就此，被告提交2010年山东六和集团有限公司与案外主体签订的《购销合同》一份，以及2012年《有限责任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一份，其上分别盖有“山东六和集团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一枚和“山东六和集团有限公司”公章一枚。原告不认可证据的真实性，称该两份证据与原告证据时间间隔久远，不足以否定2002年被告公章的真实性。审理中，本院询问被告，是否就上述原告方四份证据申请公章真实性鉴定。被告称，“无法申请，客观上被告无法提供同时期的比对样本，被告提供的证据《购销合同》和《有限责任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就是被告能找到的时间最早的公章样本了。”本院进一步询问，被告当时的公章是否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公安部门进行过备案。被告称，“经过慎重考虑，我方不再申请鉴定了。”本院认为，当事人对于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原告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其主张的期间内，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被告虽不认可证据的真实性，但未提交足以反驳的证据，故本院对于被告的主张不予采信。至于诉讼时效，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但原告主张的诉讼请求系确认之诉，确认劳动关系之诉有别于要求用人单位补缴社保之诉等，其本身只是对于一段法律关系的确认，不具有给付内容，不直接涉及实体权利的处分，因此不属于实体法意义上的债权请求权。故被告主张原告本诉应适用一年的诉讼时效规定，本院不予支持。基层人民法院审理的因送达等程序性事项超过审限而转为普通程序审理的简单案件，可以由法官一人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故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确认原告田建玺与被告山东新希望六和集团有限公司于2002年1月16日至2004年8月14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案件受理费10元，由被告山东新希望六和集团有限公司负担（原告田建玺已交纳，被告山东新希望六和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田建玺）。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 阳二〇二一年三月三日书记员 张晨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