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1）川01民终609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百事佳国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临江东路******。 法定代表人：熊晓浪，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柠，男，系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宇，女，系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闫登富，男，1985年7月2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浩溟，四川和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郭鉴，男，1960年3月2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 原审第三人：连红丁，女，1959年12月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 原审第三人：周湧，男，1963年2月1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 原审第三人：谢萍，女，1964年5月3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 上诉人四川百事佳国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事佳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闫登富，原审第三人周湧、连红丁、谢萍、郭鉴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2019）川0107民初1059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2日依法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百事佳公司上诉请求：请求撤销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2019）川0107民初1059号民事裁定，请求依法重新作出裁定，并将本案移送侦查机关。后百事佳公司提交了变更上诉请求申请书，但该申请书上载明的上诉请求与其上诉状上载明的上诉请求一致。事实及理由：一、一审对闫登富涉嫌犯罪的性质认定错误。本案系合同纠纷案件，百事佳公司在一审中提交了充分的证据证明本案所涉合同是成都中院认定冯身健诈骗百事佳公司的15套房屋外新出现的冯身健假借百事佳公司名义所卖房屋。闫登富所持购房合同指向是与冯身健签订的购房合同这一“同一事实”。结合闫登富先称诉争房屋系冯身健委托使用管理，继后又向一审法院起诉成其中两套房系冯身健所购买，且已就两套诉争房屋的钥匙交还百事佳公司的事实，闫登富在本案中应涉嫌合同诈骗犯罪。但一审法院仅以公安机关所立闫登富涉嫌盗窃案为由，对案件事实进行认定，违反了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尽管公安机关已经立案的闫登富所涉盗窃案与案涉房屋为同一房屋，但本案中已有相关证据证明其所涉嫌的犯罪事实与盗窃案并不相同，本案诉争事实同时也是构成诈骗犯罪要件的同一事实，应先刑后民，依法追究闫登富的刑事责任。二、一审法律适用错误。一审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回避了闫登富涉嫌合同诈骗的犯罪事实，适用了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作出裁定是法律适用错误，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作出裁定，并将闫登富涉嫌合同诈骗犯罪的线索移交侦察机关，一审法院不移送公安机关查处于法不符，不利于打击犯罪和维护正常诉讼秩序。 闫登富辩称，1.对百事佳公司请求要求本案移送相关机关进行侦查不予认可，一审中闫登富已经清楚陈述了冯身健的委托书开具情形，且百事佳公司的上诉理由恰好证明了闫登富是向百事佳公司支付了购房对价，并且与其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也收到了百事佳公司出具的购房收据，足以证明闫登富是案涉房屋的合法所有权人。2.闫登富是在公安的要求下才将两套案涉房屋的钥匙交给公安，而不是把钥匙交给百事佳公司，公安出于什么原因把钥匙交给了百事佳公司，闫登富不清楚。3.冯身健的身份对本案的审理没有任何影响，其是否为百事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不影响对该案事实的认定及合同效力，生效刑事判决中涉及房屋并不包含案涉房屋。4.对于百事佳公司所称的程序违法，明显是其以追求毫无根据的行为人刑事责任插手民事纠纷，造成本案至今没有结果，而同时期起诉的吴惠芳案件已有判决，马上要进入执行程序。 周湧、连红、丁谢萍、郭鉴均未到庭参诉讼，亦未提交书面意见。 闫登富向一审法院提出的诉讼请求：1.判决确认闫登富与百事佳公司于2006年11月27日签订的两份《商品房买卖合同》有效；2.判决百事佳公司配合闫登富办理位于成都市武侯区临江××路××号××花园××座××楼××号××号房屋的不动产权证；3.判决百事佳公司在房屋主管部门撤销百事佳公司与郭鉴之间的关于位于成都市武侯区临江××路××号××栋××单元××楼××号，与周湧之间关于位于成都市武侯区临江××路××号××栋××单元××楼××号房屋的网签备案；4.本案的诉讼费由百事佳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本案系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涉交易房屋已纳入成都市公安局武侯区分局于2019年7月30日立案周永萍被盗窃案侦查范围。同时，闫登富作为犯罪嫌疑人因上述盗窃案于2019年7月31日被四川省成都市看守所拘留，目前处于取保候审阶段。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闫登富对案涉房屋的占用问题涉嫌刑事犯罪，又在本案中主张对案涉房屋享有所有权。成都市公安局武侯区分局在刑事立案前已向一审法院调取了本案案卷材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中确定的刑民交叉案件“先刑后民”的处理原则，应当由侦查机关查清涉嫌刑事犯罪的事实并由法院先对刑事犯罪进行审理，或者由法院在审理刑事犯罪的同时，附带审理民事责任部分。在此之前不应当单独就其中的民事责任进行审理判决。故本案应先驳回闫登富的起诉，闫登富可待刑事犯罪作出处理后视情况决定是否另行起诉。 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裁定：驳回闫登富的起诉。 二审中，百事佳公司提交如下新证据： 第一组证据：1.《销毁印章证明》（成公治（2007）099789号）；2.2007年3月15日《成都晚报》公告；3.2007年3月15日《成都日报》公告；4.2007年3月15日《天府早报》公告；5.2007年7月27日《成都日报》公告；6．《强烈请求四川省公安厅严查冯身健、舒建、唐光荣、邱泽伟为首的黑恶势力勾结政法干警侵吞百事佳公司5000余万元资产一案》；7.C、C1号钥匙。拟证明1.冯身健与闫登富签订买卖合同时系冯身健被免去法人代表后，百事佳公司通过公示，及时申明免去冯身健法人职务及公章逸事作废的事实。2.闫登富称房屋C、C1均闫登富是一次性大额现金支付。案涉房屋已于2001年6月1日办理备案登记，闫登富在房屋备案登记在郭鉴和周湧名下的情况下，仍然与冯身健签订购房合同；3.百事佳公司已于2018年9月向公安机关举报冯身健等人勾结黑恶势力，侵占百事佳公司房产，2019年9月30日在望江路派出所民警邓亮警官主持下退还案涉房屋。 第二组证据：1.立案告知书、受案回执、情况说明；2.查封决定书、查封清单；3.门派号变更证明（2张）。拟证明1.2012年冯身健隐瞒无权售房和无房可卖的事实仍然一房二卖，以合同诈骗罪被判处14年。2.2020年5月11日，成都市公安局武侯区分局以冯身健涉嫌诈骗罪对其立案侦查，案涉房屋属于公安机关侦查范围内。案涉房屋现被公安机关查封。 第三组证据：百事佳公司报案材料，拟证明周永萍以百事佳公司享有所有权的房屋被闫登富长期侵占为由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以与报案情况不相符的盗窃罪对闫登富进行立案侦查。 闫登富质证认为，对第一组证据中《销毁印章证明》（成公治（2007）099789号）、2007年3月15日《成都晚报》公告、2007年3月15日《成都日报》公告、2007年3月15日《天府早报》公告、2007年7月27日《成都日报》公告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能达到百事佳公司的证明目的，销毁印章证明上百事佳公司的公章无编号，与本案房屋买卖合同中的公章不一致。对报告，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与认可，是百事佳公司单方面出具的材料。证据7，闫登富已陈述是将钥匙交给公安机关。 对第二组证据：1.立案告知书，受案回执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但百事佳公司是否要追究冯身健犯罪行为与本案无关；2.对情况说明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但仅能证明公安机关正在侦查案件。3.对查封决定书、查封清单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与本案无关，达不到百事佳公司证明目的。对门牌号变更证明真实性认可，对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案涉房屋尚在诉讼过中，百事佳公司无权变更门牌。 对第三组证据：对报案材料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 本院对前述证据是否采信将结合本案其他查明事实及在案证据，将综合予以认定。 本院二审对一审法院审理审理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本院就百事佳公司与吴惠芳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作出了（2020）川01民终13846号民事判决，系百事佳公司系列关联案件之一，该已生效判决载明，百事佳公司以与本案中主张的相同上诉理由要求将前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并主张前案应参考情况相似的闫登富案即本案做出判决。该生效判决认定，本案无须移送公安机关，亦无须中止审理，百事佳公司认为冯身健的行为造成其损害的，不属于商品房买卖合同处理的范围。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不服人民法院第一审裁定的，有权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条规定的不服第一审裁定的是指不服一审裁定的主文，并非一审裁定认定的事实和论述的理由。本案是闫登富作为原告起诉百事佳公司，而一审裁定驳回闫登富的起诉，一审法院裁定主文及结果是对百事佳公司有利的。而从百事佳公司上诉请求及理由看，其主张要求也并非一审法院裁定驳回起诉不当要求指令一审法院审理，因此，百事佳公司对一审驳回起诉的裁定提出上诉无上诉利益，本院不予审理。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免于收取。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冯 璐 审判员 李 俊 审判员 白福群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何佳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