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罗定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5381民初44号原告：莫钜光，男，1974年4月4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罗定市×××××××××××，现住罗定市××××××××××××××，公民身份号码441×××××××********，电话：135****×235。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志明，广东捷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东正邦生态养殖有限公司罗定分公司，营业场所：罗定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5381MA52RHXX10。负责人：黄国平。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阳鲲，广东清豪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元金，该公司员工。原告莫钜光与被告广东正邦生态养殖有限公司罗定分公司（以下简称“正邦公司”）养殖回收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1月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1年2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莫钜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志明、被告正邦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阳鲲、叶元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向原告归还押金人民币50000元；2.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占用押金利息，从2020年10月3日起按年利率3.85%计至本息清偿日止，暂计至2020年11月30日利息为305元；3.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完成委托必要费用人民币550954元；4.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完成委托必要费用之利息，从2020年10月3日起按年利率3.85%计算至本息清偿日止，暂计至2020年11月30日利息为3358.5元；5.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完成委托事务的报酬284280元；6.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被告于2020年2月22日签订《委托养殖合同书》，合同约定的养殖模式为被告方提供猪苗、饲料、技术、药物、疫苗等物料，原告方提供适合饲养猪只的场地、设施设备和劳动力。2020年2月24日，被告向原告方提供全自动化封闭式养殖场运送来的1200头猪苗、饲料等，原告方雇请了工人，新添置了养殖场运作的必要设备，如喂养设施等。投入猪苗后的两个月内，由于所投入的猪苗带病毒，致使猪苗陆续感染，正邦公司派工作人员来处理掉病猪185头。此后，其他猪只陆续染病，但被告方没有依约提供药品和技术支持，在原告方的强烈要求下被告才允许原告方自购药品为猪只进行治疗，后期染病死亡的猪只为95头。自猪只交付原告喂养了172天，猪只重量达230-250斤时，原告多次要求被告依约将猪只上市，但被告迟迟未作决定。依照养殖规律，猪只的料肉比（投入喂养的饲料与猪只增重比例）开始显著下降，养殖风险增加。直至猪只平均重量达到281.78斤时，被告才于2020年9月24日至10月3日通知原告交付猪只，共交付猪只920头，肉重共259237.6斤。交付猪只后，被告方迟迟未向原告支付养殖服务费。在原告向被告追讨养殖服务费和押金时，被告向原告出示了一份《养殖户告知书》和《养殖结算指标》，表示如原告不愿意养殖下一批猪苗，则剩余的款项包括押金不能领取。因《委托养殖合同书》并未规定原告须养殖下一批猪苗才能领取养殖服务费，原告考虑到成本无法收回，故并未签订上述两份协议。原告认为，双方签订的《养殖回收结算方案》存在不平等条款：1.被告方提供的饲料如教槽料、保育前期料等，价格均比同期的市场价格贵，甚至高出一倍；2.方案约定肉猪上市的条件为230-250斤/头，回收价格为13元/斤，但并未约定超过此重量的回收价格、违约责任；3.合同仅约定养殖户的违约责任，并未约定正邦公司的违约责任。原告为完成被告的委托支出的必要费用为：1.猪苗押金50000元；2.2860平方米养殖场使用与折旧费20000元/月×8个月＝160000元；3.雇佣工人工资17000元/月×8个月＝136000元；4.工人伙食支出5000元/月×8个月＝40000元；5.水电费和加压费34400元；6.外购猪药支出45356元；7.防非洲猪瘟设备支出26350元（铁皮围闭16250元、猪场外围硬底化5800元、消毒房4300元）；8.防蚊网9300元；9.排污处理支出16000元；11.猪只破坏的设施维修、更换费用32000元；12.建造饲料塔底座支出9500元；13.运输物料车辆维修及燃油支出2000元/月×8个月＝16000元；14.出猪运费及过磅费4000元，2至14项共计550954元。根据民法典第九百二十一条的规定，委托人应当预付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受托人为处理委托事务垫付的必要费用，委托人应当偿还该费用并支付利息。为此被告应支付原告为处理委托事务垫付的必要费用及利息。关于原告应得的报酬，正邦公司公布的本案养殖成本收益数据为：920头肉猪收回总重量259237.6斤，回收价13元/斤，肉猪回收金额370181.1元，猪苗成本1621360元，饲料成本184223元（公司供货价格），兽药成本32820元，收益为3370181.1元-（1621360元＋1842273元＋32820元）＝-126271.9元。依肉猪市场投放价和市场成本价计算本案养殖成本收益数据为：920头肉猪收回总重量259237.6斤，市场投放价18元/斤，销售总金额4666276.8元，猪苗成本1621360元，饲料成本92136.5元（市场销售价格），兽药成本32820元，收益为4666276.8元-（1621360元＋92136.5元＋32820元）＝2090960.3元。据不完全统计，被告方在履行本合同的收益至少为2090960.3元，原告方支出的成本至少为555254元。而被告在向原告出具的《养户结算指标》中给付原告的款项为284839.88元，如果被告签领，则亏损270414.12元。本案中，被告在履行本合同的收益至少为2090960.3元，应在给付原告成本之外依约给付报酬。如无具体约定，应按本地同行业利润标准给付报酬才适当，参照广东温氏集团的标准，给予养殖户利润为每头猪1.5元/天，952头即为284280元。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遂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庭审中，原告增加一项诉讼请求及事实理由：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饲养280头带病猪苗的报酬42226元。正邦公司一开始提供带病的猪苗，其技术人员无能力救治猪只，而原告也提供了养殖服务，被告应支付原告方饲养该已死亡的280头猪的报酬。原告围绕其诉讼请求于开庭前提交了如下证据：1.原告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2.被告工商登记信息，拟证明被告的诉讼主体资格；3.养殖委托合同，拟证明原、被告双方存在委托合同关系，合同仅约定受委托方违约的责任，未约定委托方的违约责任；4.《广东正邦生态养殖有限公司罗定分公司养殖回收结算方案》，拟证明双方约定肉猪上市的重量为230-250斤，和回收价格，未约定超出250斤后的回收价格；5.猪场租赁合同，拟证明养殖场使用与折旧费用，原告完成委托事务支付的必要费用；6.雇佣工人工资支出，拟证明原告完成委托事务支付的必要费用；7.外购猪药支出，拟证明公司没有按合同约定直接提供治疗生病猪只的药品，公司没有提供充分技术支持，违反合同义务，导致猪只死亡；8.电费支出，拟证明原告完成委托事务支付的必要费用，电费支出28199.7元；9.水费与加压费用支出，拟证明原告完成委托事务支付的必要费用，水费、加压费用共6201.13元；10.防非洲猪瘟设备支出（包括铁皮围闭16250元、猪场外围硬底化5800元、消毒房4300元），拟证明原告按被告提出的要求增设防非洲猪瘟设备支出共计26350元；11.购置防蚊网、建造料塔底座支出，拟证明原告按被告提出的要求增设购置防蚊网、建造料塔底座支出9500元；12.出猪及过磅费用，拟证明出猪费用3680元、过磅费用320元；13.《广东正邦生态养殖有限公司罗定分公司养户结算指标》，拟证明被告向原告出具结算方案，该结算方案中养殖户获得的费用不足以弥补成本；14.养殖户告知书，拟证明被告告知原告会将结算的款项分两次支付给原告，原告必须接受被告附加的新条款才能领取剩余40%的委托服务款项，否则不能领取；15.莫钜光与万文强（正邦公司工作人员）的聊天记录，拟证明185头猪苗刚刚投放不久就死亡，其原因是投放时已带病毒引致的死亡，正邦公司对此加以确认，并承认责任方为正邦公司；被告正邦公司如当时以13元每斤回收则利润为777293.84元；16.2020年9月24日、25日、26日广东猪肉上市价格，拟证明原告提供肉猪上市时，广东的肉猪市场供货均价为18元/斤；17.广东农村信用社《结算业务委托书》，拟证明原告向被告方提供的账户149××××**********交付过押金50000元；18.《陈洁平猪场租赁合同》，拟证明被告方租赁他人场地养殖肉猪同样须付出使用成本。庭审中原告补充提交如下证据：1.莫钜光养殖肉猪的场地（照片3张），拟证实该养殖场地的条件及面积2860平方米、使用费240000元/年；2.广东农商行《客户回单》《账户明细查询》，拟证明原告向养殖场场主支付场地使用费240000元/年；3.《陈洁平猪场租赁合同》的猪场现场图，拟证明被告租赁他人的养殖场养殖肉猪也需要支付相应的成本，该养殖场的条件为半封闭养殖场；面积1458平方米及租金130125元/年；4.收据，拟证实原告聘请他人清理猪的粪便支付了16000元；5.带病猪苗图，拟证实被告向原告提供带病的猪苗，被告未能提供有效技术和药物治疗，致使猪只健康恶化；6.《温氏农户合同协议》，拟证实其他企业的委托方与受托方均有违约责任条款，按照其他合同中的约定应当有相应的迟延回收猪只违约金；7.病死猪只情况统计，拟证实被告提供部分带病猪苗和未提供有效技术或药物治疗，致使猪只死亡，使原告方损失在该猪只身上投入的成本；猪只死亡280头，养殖天数为21113天，被告方应支付报酬为21113天×2元/天=42226元；8.“双胞胎”牌子饲料的价格与正邦公司提供养殖户价格对照表，拟证实被告向原告提供的饲料价格比其他公司贵一倍左右，但料肉比并没有比其他公司高一倍；9.人民调解记录，拟证实被告确认猪出栏的重量应是250斤，在肉猪达250斤时原告多次催促被告出猪，但被告拒绝，被告要求原告养殖大猪，但双方没有达成养殖超过250斤大猪的协议。被告正邦公司辩称，一、原告要求被告归还押金50000元和占用期间利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涉案50000元押金是原告为履行合同而缴纳的保证金，根据《委托养殖合同》第九条“本合同期限为投苗之日起至该批猪上市结算完止”，在涉案猪只上市后原告还需与被告进行结算。但被告多次催促原告前来公司结算，原告均拒绝，即原告还未按合同约定履行应承担的义务，合同并未终止，原告要求退还押金的条件尚未成就。即使被告需要退还押金，该押金的性质为履行合同而缴纳的保证金，被告并不是非法占有，双方也没有约定退还押金时需要支付利息。二、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完成委托必要费用550954元及由其产生的利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根据双方签订的《委托养殖合同》第一条约定，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委托关系，还是合作关系，利益共享、风险共担。2.原告所列举的“必要费用”是其完成合作义务所产生的费用，且该费用按合同约定应当是由其自行承担的，与被告无关，《委托养殖合同》和《养殖回收方案》均是双方自愿签订的，系合法有效的。《委托养殖合同》约定了原告应得的报酬，即双方按《养殖回收方案》进行结算后得出的费用就是原告作为受托方应得的报酬。3.从市场合作与投资风险的角度来说，原、被告间是合作关系，应当承担相应的投资风险。被告为此合作也投入了约300万元的成本，原告只是负责提供设备、劳动力，其承担的养殖风险极小，故其要求被告支付其投资成本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三、原、被告之间关于养殖费用的结算应当根据《委托养殖合同》及《养殖回收结算方案》进行，这两份约定是合法有效的，对双方均有约束力。1.原告养殖猪只的报酬应按上述合同和结算方案约定进行结算，即原告在本次猪只养殖中的养殖报酬为肉猪回收金额3370181.1元-猪苗成本1621360元-饲料成本1842273元-兽药成本32380元=-126271.9元。2.根据《委托养殖合同》的约定，涉案猪只的所有权为被告，猪只的销售由被告负责，故被告回收后以多少钱投放市场与原告没有任何关联。原告要求按市场价来结算既违反合同约定，也违反公平原则。猪只的市场价是波动的，被告在本次养殖中投入了猪苗、饲料等成本，且以13元/斤的保底价回收原告饲养的猪只，被告已承担了绝大部分的风险，故被告取得一定的收益也是应得的，与原告无关。3.原告提出被告在这一批猪只上的成本及收益均是原告的猜想，并非被告实际的收益，原告罗列的一堆数据无证明力，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根据前述的两份约定，在猪只全部销售完，被告才向原告支付合同约定结算款。原告援引的民法典中第九百二十八条的前提条件是有“约定”，实际上该“约定”就是上述合同中的结算费用。4.按照结算方案进行结算原告所得的报酬之所以为负数，主要是因为原告养殖的猪只死亡率偏高，猪只的死亡与养殖户的主观因素及细菌、病毒等客观因素均有联系。被告已考虑到上述问题以及日后的合作，除了上述约定的结算外，被告还可以结合结算金额补贴近40万元给原告（即最终支付将近20万元给原告），但原告不同意，故双方结算未果。四、原告在诉状中所称的部分事实与客观事实不符。1.被告提供给原告的猪只是没有带病毒的，不存在猪苗陆续感染的事实，也不存在被告的工作人员处理185头病猪的事实，原告若不能提交证据予以证实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2.原告在诉状中陈述被告提供的饲料价格与市场价格相差一倍与客观事实不符。根据《委托养殖合同》第一条第3款的规定，涉案物料的定价并不以市场定价为准。养殖回收过程中提供的饲料价格与市场饲料销售价格不具备可比性。根据《养殖回收结算方案》，被告在签订合同时已向原告明确约定各种饲料的价格，原告对于饲料的价格在签订合同时就已清楚，不存在任何隐瞒或者重大误解的情形。3.涉案《养殖回收结算方案》并没有约定肉猪上市的条件是230至250斤，原告在诉状中的有关陈述明显错误。综上所述，涉案《委托养殖合同》及《养殖回收结算方案》是合法有效的，根据合同约定，养殖户需要提供场地、设备设施和劳动力等，这是双方合作的前提条件，也是其应该履行的合同义务，故该管理成本与被告无关。被告只需要按照合同约定于养殖户《按照养殖回收结算方案》进行结算支付原告养殖费用。被告正邦公司无证据提交。对原告提交的证据，经庭审出示质证，被告对原告庭前提交的证据提出如下质证意见：1.对证据1、证据2无异议。2.对证据3的三性均无异议，但对于原告的证明目的及证明内容有异议，该合同存在的法律关系不仅仅是委托和被委托的关系，还有合作的关系，双方是优势互补、风险共担的合作关系；该合同对双方的权利义务都有明确的约定，是双方在自愿的前提下签订的，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是合法有效的。3.对证据4的三性无异议，对于原告的证明目的及证明内容有异议，该结算方案对肉猪上市的重量是没有约定的，原告的证明内容中230-250斤是出现在该回收方案的第四条饲料控制标准中，即卖猪的重量达到多少斤相对应的料肉比要达到什么标准，不存在双方有约定230-250斤就必须上市。对原告证明内容的第二点，详见该结算方案中第六条的第1点，该点约定170斤以上按13元/斤回收，则250斤以上应当也按13元/斤回收。4.对证据5的三性及证明目的、证明内容均有异议，根据涉案委托养殖合同第一条的约定，被告要与原告合作的条件之一就是由其提供饲养猪只的场地、设施、设备和劳动力，所以涉案场地的费用是原告履行其自身义务应该承担的义务，与被告无关。5.对证据6的工人工资三性均不予认可，按照涉案合同的约定，原告提供劳动力是其按照合同应该履行的义务，所产生的费用按合同约定也是由其自从承担。仅仅凭几张收据无法证实原告是否真实支出收据所载的金额，因为该组收据既没有收款人的身份证复印件、身份证号码，也没有载明收款人的工资是用于涉案猪场，该收据上还有原告本人自己开具给自己的收据。6.对于证据7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虽然该送货单上的收货人是原告，但不能证明送货单上载明的药物是用于何处、如何使用等，且更不能证明原告方是否有支付送货单上载明的金额。按照合同约定，涉案药物是不能私自在外购买，原告的行为违反了合同的约定。原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被告方没有提供技术支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7.对证据8至12的三性及证明内容不予认可，这些费用按照合同约定，是原告履行合同义务应该由其自行承担。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相关费用是否真实支出，其中证据11的证明内容中“依被告要求增设相关设备”与事实不符。8.对于证据13结算指标的三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及内容有异议。结算指标是被告按照合同约定向原告发出的结算的意向，通过该意向可以反映原告若同意结算意向，在该批猪只中可以获得30万左右的结算金额，不存在不足以弥补成本损失的情况。9.对于证据14养户告知书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结合结算方案可见，如果按照涉案委托结算方案，原告在本次结算中获得的费用是负数的，但被告公司本着对养殖户帮扶的精神，在结算考核中确认给予其将近40多万元的补贴。该补贴是附条件的，即先行支付60%，在下次猪苗进栏时再支付剩余的款项。10.对于证据15聊天记录，要求查看原始聊天记录。（当庭查看原告手机存放的原始聊天记录）对该份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万文强确实是被告公司的员工，从该组证据无法证实该员工是否有将聊天记录的内容发送给原告，被告对该份申请也不知情。对该证据的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先不谈该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从内容无法反映被告提供的猪苗是否存在病毒导致互相感染，更不能证明被告提供的猪苗与涉案猪只的死亡存在因果关系，因为涉案猪只的死亡是多种因素造成。11.对于证据16肉猪上市价格的三性不予认可，该证据与本案无关，与原告的诉求也无关。按照合同约定，被告公司是以保底价对原告养殖的猪只进行回收，并不是按照市场价。12.对证据17广东农村信用社《结算业务委托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被告确实收取50000元押金，但退回押金的条件尚未成熟。13.对证据18的真实性、合法性由法院予以核实，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原、被告之间的合作模式，与被告与案外人之间的合作模式是有所区别的，不能同一而论。被告对原告当庭提交的证据提出如下质证意见：1.对于原告补充提交的证据1、证据2的质证意见与原告起诉时提交的证据5的质证意见相同。2.对原告补充提交的证据3的质证意见与原告起诉时提交的证据18的质证意见相同。3.对原告补充提交的证据4的质证意见与原告起诉时提交的有关费用支出的证据的质证意见相同。4.对证据5的三性不予认可，该猪苗图片无法反映是涉案猪只。5.对证据6《温氏农户合同协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被告公司与原告签订的涉案合同是合法有效的，温氏的合同与本案没有任何的关联性，合同具有相对性原则。从被告提供的温氏合同第一条的约定反映正邦公司与温氏公司都是将猪只交给养殖户进行养殖，公司与养殖户之间是优势互补、风险共担的合作关系。6.对证据7的质证意见与开庭时补充答辩的意见一样，被告的计算标准没有任何的事实与法律依据。7.对证据8价格对照表的三性不予认可，该价格对照表无法反映其真实内容，也没有得到“双胞胎”公司的盖章认可。该价格对照表无法反映是饲料的出厂价还是公司交给农户的价格，据被告了解，“双胞胎”公司与养殖户的饲料结算价格与正邦公司交给养殖户的饲料价格差别不大。该价格对照表中的饲料与被告提供给原告的饲料并不完全相同，没有可比性。8.对于证据9人民调解记录的真实性、合法性由法院核实，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从调解记录可以反映被告并未确定猪出栏的重量是250斤。关于肉猪何时上市应当按照涉案委托养殖合同中第五条第三款的约定。综合原、被告诉辩、质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有关规定，对经原、被告双方质证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采信。对双方质证有异议的证据，本院将综合本案案情及其他证据佐证情况进行认定。经审理查明：原告系养殖户，被告系经营生猪、鱼类养殖、销售，提供生猪养殖、销售信息咨询及技术服务的有限责任公司。2020年2月22日，原告作为乙方与被告正邦公司作为甲方签订《委托养殖合同书》，双方就猪苗及物料供应、猪只回收、委托养殖费用结算及支付方式等达成约定，并在合同中约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委托养殖合同书》约定：甲方以记账的方式提供猪苗、饲料、药物、疫苗等物料，乙方提供适合饲养猪只的场地、设施设备和劳动力；甲方负责猪只销售，在该批猪只全部销售完后，甲方向乙方支付本合同约定的结算款。甲方提供各种物料的定价以及本合同约定的肉猪回收价，均为流程定价，与市场价格不具备可比性，乙方对此予以认可。甲方向乙方提供猪苗、各种饲料、药物、疫苗，具体定价以《委托养殖结算方案》为准。猪只回收标准及回收价格按合同附件《委托养殖结算方案》执行。乙方按上市通知时间将回收猪只押运到甲方指定的地点过磅，因乙方猪场进场道路原因产生的转运费用由乙方承担。委托养殖费用按合同附件《委托养殖结算方案》进行结算。甲方的权利义务中约定，甲方提供符合标准的猪苗，并按养殖进度及时提供饲料、疫苗、药物；提供免费技术服务、指导和规范乙方的各项饲养管理工作；当委托饲养的猪只达到上市条件后，甲方将开始安排销售，甲方根据市场行情有权决定提前或者推后上市。乙方的权利义务中约定：乙方（有权）及时获得标准的猪苗、饲料、疫苗、药物供应，获得免费的技术服务及指导，按合同约定及时获得委托养殖费用；为保证乙方能够履行委托养殖的职责，乙方须向甲方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为400元/头。按照甲方的免疫程序进行免疫，猪群出现疾病、死亡等特殊情况时应在12小时内向甲方汇报，猪只死亡须经甲方管理员现场拍照确认并现场填写《死亡确认单》，《死亡确认单》须乙方和甲方管理员双方签字确认才算有效。未经甲方同意，不得使用甲方以外的饲料、疫苗及药物。乙方应具备粪污处理能力，符合地方环保要求且负责自行处理一切环保事宜。《委托养殖合同书》的“违约责任”部分均系对乙方违约时应承担的后果作约定，未约定甲方违约时应承担的违约责任。原告莫钜光在乙方处签名及捺印指模确认，被告正邦公司在甲方处加盖公章。《委托养殖结算方案》作为《委托养殖合同书》的组成部分，对猪苗领养价、饲料领用价、饲料消耗控制标准等进行约定。其中饲料领用价约定：代奶粉12元/公斤，教槽料342元/包，保育前期料A810是302元/包，小猪料A820是212元/包，大猪前期料B830是202元/包，液态料5元/升。饲料使用标准处有说明，累计领料超出7.475包/苗或批次总日龄超过185天，继续领料须经公司批准。饲料消耗控制标准（以“料肉比”表示）中约定：肉猪上市重在230-250斤（含）以内时整体料肉比水平应控制在2.45-2.75的标准期间，当还原料肉比低于2.45或超过2.75时，按120元/包饲料进行扣罚。肉猪回收价（分两个等级）：正品单头体重在170斤以上的按13元/斤回收；二级体重在110-170斤/头之间，按9.1元/斤回收。原告莫钜光在养户处签名及捺印指模确认，被告正邦公司亦加盖公章确认。合同签订后，被告于2020年2月24日向原告交付猪苗1200头，原告将猪苗投放于其向陈巧国租赁的养猪场进行养殖，并向被告指定账户交付了50000元押金。自2020年2月24日投放猪苗之日起至2020年9月27日最后一批肉猪出栏过磅时止，原告共养殖猪苗217天。双方确认原告向被告交回肉猪920头，总重量为259237.6斤，原告陈述猪只共计死亡280头，并提供了其中273头死亡猪只的《死亡确认单》予以证实。2020年10月14日，被告向原告出具《养户结算指标》，按该结算指标显示，原告所养的猪只成活率为76.67%，正品率为76.67%，按26元/kg进行回收，肉猪回收金额为3370181.10元，猪苗成本为1621360元，饲料成本为1842273元，兽药成本为32820元，补贴金额为493500.82元，应付金额为284839.88元。另外，被告向原告出具的《养殖户告知书》载明，“莫钜光001养殖户属于异常结算，扣除各项代扣费用合计应支付284839.88元，先支付60%即170903.93元，下批次投苗支付剩余40%即113935.95元”。原告认为前述《养户结算指标》的结算方案养殖户获得的费用不足以弥补成本，也不同意《养殖户告知书》中的支付方式，故《养户结算指标》与《养殖户告知书》无双方签名确认。原告作为养殖户与陈巧国于2019年1月6日签订《猪场租赁合同》，租用时间为5年，每年租金240000元。原告称，为养殖本次猪苗，原告雇请陈巧国、张炳忠等工人进行工作，修建完善养猪场（包括铁皮围闭、猪场隔栏围闭、猪场外围硬底化、防蚊网、消毒房、料底塔座）共计投入67198元，支出加压抽水费6201.13元，支出电费28198.84元，雇请他人运送猪粪两次支出排污处理费共16000元。原告陈述因猪只染病需要药物治疗，在经过被告公司的同意后，原告自2020年2月26日至7月18日期间到罗定市牧丰兽药经营部、罗定市满惠动物药业有限公司等门店自行购买药物，共支出45461元。2020年9月28日罗定市恒裕饲料经营部向原告出具收据，载明收到原告过磅费及出猪费共计4000元。2020年10月26日与11月4日，罗定市×××××××曾组织原告等养殖户与被告公司代表就猪只迟延出栏造成养殖户损失纠纷进行调解，因双方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两次调解均未成功，苹塘镇综治中心调解员建议双方通过诉讼解决纠纷。以上事实，有身份证复印件、《委托养殖合同书》、《委托养殖结算方案》、《死亡确认单》、《养户结算指标》、送货单、收据、人民调解记录、庭审笔录等材料证实。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之间签订的《委托养殖合同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原、被告因养殖发生纠纷的行为发生于民法典实施以前，应适用当时的法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原、被告应当按双方签订的《委托养殖合同书》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委托养殖合同书》约定由被告提供猪苗、饲料、药物、疫苗等物料，负责提供免费技术服务、指导和规范乙方的各项饲养管理工作；由原告提供适合饲养猪只的场地、设施设备和劳动力，成品由提供技术方按约定价格回收。协议内容符合养殖回收合同的法律特征，养殖回收合同往往是将买卖合同、技术服务合同等混合在一起。现双方因履行合同产生争议，因此，本案应为养殖回收合同纠纷。对于原告请求被告退还50000元押金的问题。原告在与被告签订合同时向被告指定的银行账户转入押金50000元，被告对此予以确认。原、被告于庭上确认该笔押金并非《委托养殖合同书》中约定按400元/头所收取的猪苗担保金，原告陈述该押金属于保证合同履行的担保金，被告未提出异议。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签订合同，由原告代被告养殖猪只，且猪只已由被告回收销售，原告已完成了合同约定的养殖义务，被告理应退还该50000元押金给原告。至于押金的利息问题，因原、被告于《委托养殖合同书》中并未对该笔押金及其利息进行约定，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的规定，原告主张被告支付占用押金期间的利息，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为完成被告所委托事项的必要费用及利息问题，原告认为原告已经履行了委托事务并将猪只交付给被告，按照相关法律规定被告应当支付原告处理委托事务的必要费用及相应利息。本院认为，《委托养殖合同书》约定“甲方（被告）以记账的方式提供猪苗、饲料、药物、疫苗等物料，乙方（原告）提供适合饲养猪只的场地、设施设备和劳动力”，原告与被告构成养殖回收合同关系。原告认为其支付的养殖场使用与折旧费160000元、雇佣工人工资136000元、工人伙食支出40000元、水电费和加压费34400元、防非洲猪瘟设备支出26350元（铁皮围闭16250元、猪场外围硬底化5800元、消毒房4300元）、防蚊网9300元、猪只破坏的设施维修、更换费用32000元、建造饲料塔底座支出9500元，均属于合同约定的应当由乙方（原告）所承担的费用，且其提供的相应证据也无法证实上述费用开支的真实情况。对于原告所请求的外购猪药支出45356元，《委托养殖合同书》约定“未经甲方同意，不得使用甲方以外的饲料、疫苗及药物”，原告未能提交证据证实其外出购买药物系经被告同意，且被告对原告外购药物的行为未予追认，故该费用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原告主张的排污处理支出16000元、出猪运费及过磅费4000元，按照《委托养殖合同书》约定的“乙方应具备粪污处理能力，符合地方环保要求且负责自行处理一切环保事宜”与“乙方按上市通知时间将回收猪只押运到甲方指定的地点过磅，因乙方猪场进场道路原因产生的转运费费用由乙方承担”，排污处理支出及出猪运费、过磅费应属乙方（原告）承担的费用，原告的该主张不符合合同约定。对于运输物料车辆维修及燃油支出的16000元，原告未能提交有效单据证实该费用实际发生，且双方于《委托养殖合同书》中未有对该项费用应由何人承担进行约定，故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告请求被告支付完成委托事项所产生的必要费用及利息的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原告请求被告支付完成委托事务的报酬284280元的问题。原告认为，因被告迟延回收猪只，应按实际回收猪只时的市场价格计算肉猪收益，且被告供应的饲料价格高于市场价格，故也应按市场价格计算饲料成本，遂认为原告实际应得的报酬为2090960.3元，现原告参照广东温氏集团的标准计算，原告应得利润应为284280元。被告认为，按照合同约定的结算方案进行结算原告应得的报酬实为负数（-126271.9元），《养户结算指标》中的应付金额284839.88元系被告本着与原告继续合作的意愿给予原告附条件的补贴，故认为该284839.88元应按被告向原告发出的《养殖户告知书》执行。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原告已完成被告所委托的养猪事务，被告于庭审中确认制作《养户结算指标》后向原告发出，因原告以结算金额不足以弥补其养殖成本为由而未在《养户结算指标》中签名确认，即被告对于原告应得报酬284839.88元并无异议，理应向原告支付该笔报酬。被告以报酬的支付方式捆绑于新的合作要约向原告发出，该《养殖户告知书》实为新的要约，在原告不同意被告发出的要约情况下，被告不应以原告拒绝要约为由支付原告在原合同中应得的报酬。故被告依法应向原告支付其应得的报酬284839.88元，原告诉请的284280元系参照广东温氏集团的标准计算所得，于法无据，本院按被告认可的284839.88元予以支持。对于原告诉请被告支付饲养280头带病猪苗的报酬42226元的问题。原告认为被告所提供的猪苗本身携带病毒，并提供《死亡确认单》予以证实。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仅能证明猪只死亡的事实，因猪只死亡后并未经相关鉴定机构鉴定，原告未能提交证据证实猪只的死亡系猪苗本身携带病毒所致。猪只的死亡与养殖户的管理等主观因素以及养殖环境、细菌、病毒等客观因素存在一定关联，被告在对原告的养殖金额结算中将该因素予以考虑，即莫钜光001养殖户属于异常结算，被告已将该项损失计算在原告应得的报酬之内。故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被告提出合法合理部分的抗辩本院予以采纳。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二百一十一条、第四百零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由被告广东正邦生态养殖有限公司罗定分公司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所收取的50000元押金给原告莫钜光；二、由被告广东正邦生态养殖有限公司罗定分公司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应得的报酬284839.88元给原告莫钜光；三、驳回原告莫钜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556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莫钜光负担4198元，由被告广东正邦生态养殖有限公司罗定分公司负担2358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吴庆锋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曾飞玲附相关法律条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民法典施行后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持续至民法典施行后，该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二百一十一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第四百零五条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