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13民终143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韩某1，男，1984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吉林省桦甸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同庆，临沂兰山临大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某，女，1990年7月10日出生，汉族，居民，原籍费县，住黑龙江省穆棱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相见，男，1988年3月15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黑龙江省穆棱市。上述二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闫加省，费县上冶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韩某1因与被上诉人孙某、李相见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费县人民法院（2020）鲁1325民初49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韩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同庆、被上诉人孙某、李相见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闫加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韩某1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一、实际情况是：被上诉人孙某不想上班，想自己做生意，于是向上诉人借款8万元。出具借条时，涉案借款8万元上诉人早就交付给了被上诉人孙某，借款交付地点为青岛市胶州市吉林北路律家庄上诉人的出租房内。当时，上诉人去胶州市李哥庄我哥哥家中拿了7万元，一共是七捆百元钞票，上诉人手里还有1万元，共计8万元。上诉人把上述借款交付给被上诉人后，被上诉人后来就回东北老家了，上诉人后来向被上诉人多次要钱，被上诉人说暂时没有，有钱了就给。后来，被上诉人让上诉人去她家，说给补个借条。于是，上诉人就来到了黑龙江省穆棱市××镇，找到了被上诉人的煎饼店。被上诉人让上诉人在镇上找个旅店住下来，当时旅店的店名是“元吉旅馆”。过了三四天，被上诉人来到上诉人住处给上诉人补了一张借条。二、对于一审法院所谓的查明的事实中所列的四条与事实不符，属于一审法院的主观臆断，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利益。对于第1条，借条中已明确载明“上述借款已收到，特立此据”。由此可以说明，出具借条时，上诉人早就把涉案款项交付给了被上诉人，至于通过什么方式交付的并不是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退一步讲，被上诉人是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如果上诉人没有交付借款的话，被上诉人是不会为其出具借条及收条的。在被上诉人已出具收条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还要求上诉人进一步举证于法无据。对于第2条，2017年6月上诉人就与被上诉人在青岛相识，在一起工作，一起上下班，随着时间的推移，彼此产生了深厚友情。朋友有困难，借钱也是正当的，当时碍于情面，出于对彼此的信任，就没有让被上诉人孙某出具借条，合情合理。青岛属于一线城市，经济发达，工资生活水平都很高。在青岛借款8万元并不是一个很大的数额。并且当时上诉人完全具有出借能力，上诉人不仅有稳定的工资收入，还与哥哥韩某2在青岛开了一家家具厂，家具厂当时每个月收入都有六、七万元左右，借给被上诉人孙某8万元是完全有能力的。对于第3条，一审判决缺乏逻辑性。当时借款的时候，被上诉人只是说因生意需要，向上诉人借款，至于做什么生意并不是上诉人所能预料及控制的。对于第4条，借条是在被上诉人家附近的一个旅馆出具的，对于出具地点被上诉人很熟悉，而上诉人比较陌生。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上诉人不可能威胁被上诉人出具借条，并且借条出具后被上诉人也没有在第一时间选择报警。六天后，即使报了警，派出所只是出于处理案件的需要，打过电话给上诉人，并没有给上诉人做过任何笔录。就此，一审法院不能认定借条出具过程中存在问题。孙某、李相见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判决公平公正，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一审中，上诉人虽然提供了孙某书写借条一份，但该借条是上诉人从网上下载的欠条范本然后逼迫孙某抄写的，从借条的书写内容和笔迹的流畅也足以看出。2017年2、3月份孙某在青岛打工认识韩某1不久，发生同居关系。同年11月份，孙某发现上诉人有犯罪前科，不务正业，并经常索要孙某的工资，便向上诉人提出解除同居关系，为此上诉人威胁孙某如果解除同居关系就必须写下8万元的欠条给上诉人，否则就将两人发生的一系列关系通过各种方式告知孙某的丈夫李相见及其近亲属。2017年年底因受上诉人的威胁，又迫于精神压力，孙某便辞职返回黑龙江省穆棱市××镇家中从事手工煎饼经营。2018年11月27日（或28日）中午，上诉人通过他人了解到孙某的地址后来到黑龙江省穆棱市××镇，并胁迫孙某，要求到上诉人居住酒店，声称如果不去就将和孙某同居的事情告诉李相见，无奈之下孙某一人来到上诉人居住的元吉旅店。孙某到后上诉人就让写欠条，孙某说没有欠他钱，上诉人就殴打孙某的脸，堵着不让走。当时孙某非常恐惧害怕，认为出去旅店就没事了，遂按照上诉人事先从网上搜索的借条样本照抄了一张即本案借条，上诉人逼我把借条日期向后推迟了两天，写完借条后上诉人又打了孙某，孙某哭着走出了旅店，当时旅店的老板都看见了，但是旅店老板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后来，上诉人还是打电话把同居的事情告诉了孙某丈夫李相见，为此至今夫妻两人家庭不和。2018年12月5日，孙某觉得委屈，就同李相见及其冯氏龙一起去了穆棱市穆棱镇派出所报警，当时派出所干警进行了录像、并制作了笔录，派出所干警给上诉人打电话落实。因孙某觉得不是光彩的事情，如上诉人不再找也就过去了。综上，上诉人提起本案属虚假诉讼。韩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归还借款8万元及利息；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韩某1持有被告孙某书写的借条一张，其内容为：今借款人孙某因生意需要向借出人韩某1借到人民币（大写）捌万元整（小写）80000元整，借款期限为一年，即2019年11月30日一次性归还本金无利息，上述款项已收到，特立此据，借款人：孙某，2018年11月30日。原、被告于2017年2-3月份在青岛胶州集装箱厂务工时认识，同年年底被告孙某返回黑龙江省穆棱市××镇家中；2018年11月，原告乘车来到被告孙某位于黑龙江省穆棱市××镇经营手工煎饼店，并在附近的元吉旅馆居住，期间，原告韩某1通过电话要求被告孙某来到旅馆，在旅馆内由被告孙某向原告出具了本案涉案借条；2018年12月5日，被告孙某及李相见一同到穆棱市穆棱镇派出所报警，嗣后，穆棱市穆棱镇派出所工作人员通过电话向原告韩某1落实出具借条的经过。另查明，二被告系夫妻关系，于2009年登记结婚。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对本证和反证的举证证明标准作出了区分规定。该条第一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第二款规定：“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具体到民间借贷案件则表现为出借人仅提供借条及自己的陈述，但借款人对出借人主张的现金交付事实不予认可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当综合交付凭证、支付能力、交易习惯、借贷金额、当事人关系以及当事人陈述的交易细节经过等因素审查当事人的举证，以认定是否存在借贷关系，而不能简单依据优势证据原则认定大额现金交付事实存在。民间借贷中，出借人对大额现金交付事实应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举证证明标准应达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的“高度可能性”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原告韩某1持被告孙某的借条主张被告孙某借款8万元，被告孙某主张借款实际并未发生。对此，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1、原告韩某1主张借给被告孙某现金8万元，没有提供交付证据，其主张是在青岛市胶州原告的租住的房子内将现金8万元交给孙某，面值是100元，共计8捆，并未提交证据证实；2、原告韩某1与被告孙某于2017年在青岛胶州集装箱厂打工时认识，同为打工人，且相识时间不长，原告即出借数额较大的现金给孙某，且并未当即索要借条，与常理不符；3、原告韩某1要求被告孙某出具借条时，明知孙某在黑龙江省穆棱市××镇经营手工煎饼店，经营生意无需大额现金，却由被告孙某事后补写借条的借款事由为“因生意需要”，并不能真实反映原告主张的于2017年12月21日在青岛市胶州租住房内将现金8万元交给孙某时的借款用途；4、被告孙某向原告韩某1出具借条后，即于2018年12月5日到穆棱市穆棱镇派出所报警，原告韩某1也认可曾接到派出所电话询问、核实孙某出具借条的经过，从侧面印证了借条存疑。因此，原告韩某1提交的借款证据与其陈述不能达到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标准，原告要求被告清偿借款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不予支持。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韩某1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00元，减半收取计900元，由原告韩某1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韩某1申请证人韩某2出庭，韩某2出庭作证称：我叫韩某2，男，1983年2月27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吉林省桦甸市，身份证号码：220282198302××××。我和韩某1是亲兄弟，2017年12月17号韩某1说用钱，从我这拿了七万元，我问韩某1干什么用，韩某1说借给朋友做生意用，我没再多问其他。我就从我厂里拿了七万在下午四五点给了韩某1。孙某、李相见质证称：证人证实的是2017年12月17日借款给上诉人，而一审中上诉人称是2018年11月30日，也就是一审判决书第二页第二行所载，说明证人证言属伪证；证人和上诉人系同胞兄弟，其证言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使用；按常规如此较大数额借款，证人未提供相关证据，因此其证言为无效证据。韩某1质证称：我方认为证人韩某2的证言真实有效，理由：一审已查明出借资金的交付时间是2017年12月21日，而非被上诉人代理人所称的2018年11月30日，2018年11月30日是被上诉人孙某向上诉人出具借据的时间，证人将现金七万元交给上诉人后，上诉人连同自有的一万元共计八万，已向被上诉人孙某实际交付，证人韩某2一直在胶州做木制家具生意，因经营需要，家中备有大额现金，符合常理。其与上诉人韩某1系亲兄弟关系，在韩某1需要用钱时向其提供，并不违反常理，不能因证人韩某2与上诉人的兄弟关系，就当然排除证人证言的法律效力。韩某1提供两份证据：证据一：韩某2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证人身份；证据二：韩某2所经营企业的营业执照一份，拟证明证人韩某2有出借能力。孙某、李相见质证称对真实性没有异议。孙某、李相见提交下列证据材料：证据一：孙某与韩某1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打印件四张，拟证明案涉借款不具有真实性；证据二：孙某和韩某1之兄韩某2的同学李龙飞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打印件一份，拟证明韩某1与韩某2没有经济往来；证据三：2018年12月5日韩某1给李相见发的短信记录截图，拟证明韩某1没有提及借款的事情，同时也证明韩某1与孙某曾有不正当关系。韩某1质证称：对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被上诉人不能提供与该证据对应的原始载体，无法确定真实性，为无效证据，法庭不应采信。根据该证据字面内容看，明显系拼凑伪造，不符合微信聊天的形式要件，通篇未显示聊天时间。以上三组证据，是原本就固有的证据，被上诉人应当在一审中提出，一审时被上诉人未提出，已超过举证期限，上述证据依法应予排除。韩某1回答法庭询问时称证据所显示的13969829780号码是我的手机号码，但内容不是我发的。对于上述证据材料，本院认定如下：证人韩某2的身份信息和所经营企业营业执照信息，双方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证人韩某2系韩某1的亲哥，与韩某1可能存在利害关系，且其证言仅转述韩某1所述，无法直接证实孙某实际收到款项，本院对其证言不予采信。关于孙某、李相见提供的微信和短信聊天记录截图，因无原始载体进行比对，无法确认其真实性，本院不予采信。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的，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存续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本案中，韩某1向孙某、李相见主张债权的证据只有唯一的《借条》一张，孙某虽承认是其所写，但抗辩借贷行为并未实际发生，并对二人曾经的关系、借条形成后的报警等事项作出了较为合理的说明，故人民法院应结合借款金额、款项交付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韩某1虽称款项已现金交付但无相应证据予以证实、所自述的款项交付时间和借条落款时间前后相差一年之久、孙某出具借条后短时间内报警求助、韩某1认可曾接到公安机关询问、核实案涉借条出具情况的电话，综合判断上述情形和因素，结合韩某1举证不足的事实，人民法院无法确认案涉借贷行为实际发生，一审法院据此驳回韩某1对孙某和李相见的诉讼请求正确得当，本院予以确认。综上，上诉人韩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00元，由上诉人韩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周华审判员  邵 波审判员  王晓艳二〇二一年三月三日书记员  许译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