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陕0113民初1424号原告：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西安市雁塔区。法定代表人：杜俊康，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伟，陕西轩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陕西轩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温州市五马工业缝纫机有限公司，住所地：温州市。法定代表人：张长寿，职务不详。原告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安标准公司）诉被告温州市五马工业缝纫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温州五马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西安标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温州五马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对其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西安标准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货款396974.59元及滞纳金11353.47元（自2020年6月25日起计算至2020年11月15日，暂计11353.47元；2020年11月15日后至实际清偿的滞纳金另行计算），共计408328.06元；2、一审诉讼费用、保全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被告于2016年3月10日签订合同编号为：ZT-08的《产品经销协议》，双方约定被告在温州地区销售原告生产的缝纫设备，并在协议中约定了回款期限和滞纳金计算方法。2020年6月24日，双方经对账函确定截止2020年5月31日，被告尚欠原告396974.59元缝纫机货款未付。后原告多次催要上述款项均无果而终。故原告现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被告温州五马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其辩称，一、涉案款项均系历史库存货品形成的，原告曾经承诺退货，但因一直没有出具书面退货手续，故涉案货品尚留被告公司处。被告公司(前身）和原告自1980年代末即有业务往来，原是以温州市工业品批发公司缝纫设备分公司（国有公司）的名义与原告的前身中国标准缝纫机公司发生业务关系，被告公司方是作为中国标准缝纫机公司温州经营部对外销售原告方产品并提供售后服务。当时原告方并不是以双方的合同约定发货，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原告每个月发货1000台机头到被告公司仓库。1996年间，因被告温州五马公司方企业改制，新成立了现公司，当时尚有相当比例的国有股权，至2001年，国有股全部退出，被告公司方演变为完全由自然人持股的有限责任公司。涉案货品大部分是改制过程中由现公司承接的库存，2016年1月1日后新发生的货款，被告均已结清。原告方曾多次口头承诺按照2000年8月1日签署的“产品经销协议”第五条约定及以后签署的一系列协议，上述历史库存可以退货处理以清结双方货款。但原告方一直没有出具相应的书面退货手续，故一直留存在被告公司处。近几年来，被告公司多次函、电要求原告方处理历史库存，原告也曾经派员来温和被告温州五马公司一起清点，并将历史库存清单带回原告公司，但一直没有给出一个确切的处理意见，被告多次催促均无果。二、被告公司现资不抵债，唯有退货，才能妥善处理本案。综上，被告认为，虽然，为了原告方具体经办人员业务工作的顺利开展，被告公司每年均签署了原告方发来的“对账函”，但是涉案款项均系历史库存货品形成的，并非欠款，按照双方约定，应当作退货处理，故原告的诉请应予驳回。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于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于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原被告双方长期就缝纫机设备存在买卖关系。原告西安标准公司为制造方，被告温州五马公司为经销方。双方在合作期间，基本以年度为单位签订购销合同。在审理过程中原告提供了双方在2003年11月18日（合同期限自2002年8月1日至2004年7月31日）、2006年10月15日（合同期限自2006年8月1日至2008年7月31日）、2014年5月31日及2016年3月10日签订的《产品经销协议》，协议均预定被告在温州地区销售原告生产的缝纫设备。并且在协议中均约定迟延支付货款的违约责任：“超过回款期的，除应归还欠款外，还需支付欠款滞纳金，滞纳金为每超期一天欠款的万分之二，欠款滞纳金可以累积计算”。在履行期间，原告按照被告的提货要求将货物送达至被告指定地点。但在履行过程中，被告未能按照约定支付货款。2016年10月17日，原告向被告送达对账函，对账函中载明被告欠付货款金额451797.18元。被告在2016年11月30日回函予以确认。2017年6月9日，原告向被告送达对账函，载明被告欠付货款436567.54元。被告在2017年6月30日在对账函中盖章确认。2019年11月及2020年6月，原告两次向被告送达对账函，确认被告欠付原告缝纫款396974.59元。被告均在对账函中盖章确认。审理中，原告提供了双方自2007年至2019年往来交易的会计记账明细，2007年的记账明细中显示期初贷方金额余额为10879.48元，2011年的记账明细中显示期初贷方金额余额为451545.86元。2019年的记账明细中显示期初贷方金额余额为396532元。被告在答辩期间向本院提交了双方在2000年签订的《产品经销协议》，该协议第五条约定：1.老货款的结算：乙方同意由2000年8月份开始，每月向甲方归还老货款7万元，还完为止。至2000年7月31日，乙方欠甲方的货款金额以双方财务对帐数为准。此前乙方对甲方的退货可按原价冲抵欠款，但须办理有关手续。2.新货款的结算：本协议签署后，甲方发出产品的回款期为50天，由乙方收到甲方产品之日开始计算。超过回款期后乙方除应归还欠款外还需向甲方支付欠款滞纳金。滞纳金为每超期一天欠款金额的万分之二，欠款滞纳金可以累计计算。同时，乙方新老货款出现超期现象，甲方将有权停止发货，待结清超期欠款后方可恢复正常发货。如果乙方能提前付款即收到货后七日内付清货款，甲方可按该批货款的0.8%对乙方进行奖励。庭审中，原告称，双方在合同中虽然约定的是滞纳金，但该条实际系买方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承担，并明确其诉讼请求中违约金系要求支付至被告实际付款之日。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长期就缝纫设备进行购销，对于双方的买卖合同关系本院予以确认。2020年6月双方经过对账，被告共欠付原告货款396974.59元，被告作为买受人应当向出卖人按期支付货款。故对原告主张要求被告支付货款396974.59元之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原告主张滞纳金一节，在原被告提供的多份合同中均约定了买方超过账期后逾期付款按照欠款数额的日万分之二支付滞纳金，根据原告庭审中的陈述，结合合双方的买卖交易时间、习惯等，本院对于原告的陈述予以采信。故其主张要求被告支付以未付货款为基数，按照日万分之二计算自2020年6月25日至实际付款之日之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关于被告辩称欠付的货款系涉改制过程中由现公司承接的库存货品，但是根据原告当庭提供的2007年至2019年的会计记账明细，在2007年的期初贷方余额仅有10879.48元，而贷方期初余额在2011年突然增加至四十余万元，被告所陈述的改制时间及国有股份退出的时间均发生在2001年之前，对比时间发现，欠付的货款是在2010年双方买卖交易之间的欠款余额，与被告辩称的企业改制接收留存货物并无关联，对此辩称本院不予采信。被告辩称原告承诺按照2000年8月1日签署的“产品经销协议”第五条约定及以后签署的一系列协议接收库存，但是被告提供的2000年双方签订的《产品购销协议》并没有买方接收库存的约定，被告亦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双方有此约定，故对该辩称本院亦不予采信。被告温州五马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视为其放弃举证权利，其对此应当承担不利的诉讼风险。综上所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温州市五马工业缝纫机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支付货款396974.59元；并以此为基数，按照日万分之二标准向原告支付自2020年6月25日至实际付款之日的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7425元，减半后3712.5元，由被告温州市五马工业缝纫机有限公司负担。因原告已全部预交，故被告应将该款与上述款项一并支付原告。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秦 冰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王心羽打印：相丽华校对：吕颖2021年月日送达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