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08民终12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司加锋，男，1978年5月5日出生，住邹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然，山东中评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邹城市公安局，住所地邹城市普阳山路1100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70883004326542F。法定代表人：刘书寅，该局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萌，山东齐鲁（济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司加锋因与上诉人邹城市公安局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山东省邹城市人民法院（2020）鲁0883民初58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司加锋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原审判决第三项，改判支持司加锋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邹城市公安局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一、司加锋与邹城市公安局自2000年4月1日起至2007年12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一审法院认定该期间司加锋与邹城市公安局下属站东派出所存在劳务关系是错误的。1、劳务关系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合同关系，劳动者提供劳务服务，用人单位支付劳务报酬，无需提供保险、福利等待遇，不存在人身隶属关系，彼此之间只体现财产关系，不存在行政隶属关系，且二者关系往往呈“临时性、短期性、一次性”等特点。而劳动关系中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双方地位不平等，不仅存在财产关系，还存在着领导与被领导的隶属关系，劳动者作为用人单位的成员，除提供劳动之外，还要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遵守其规章制度，从事用人单位分配的工作和服从用人单位的人事安排等。本案司加锋与邹城市公安局之间不是平等主体间的关系，司加锋接受邹城市公安局管理，因此双方不存在劳务关系而是劳动关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本案中司加锋自2000年4月1日至2007年12月在站东派出所工作期间，接受站东派出所管理，邹城市公安局定期向司加锋发放工资，司加锋从事的非临时性、辅助性、可替代性工作，隶属于邹城市公安局，双方系劳动关系。经一审法院调取证据，司加锋提交的证据《录用联防队员审批表》、《录用联防队员协议书》原件均存放于邹城市公安局下属站东派出所处，其中《录用联防队员协议书》载明录用单位是站东派出所，被录用人是司加锋，要求被录用的联防队员热爱公安工作，严格执行济宁市公安局联防队员十不准规定，在所工作期间，发生的各种疾病有本人负责，凡不是因公造成的病残、死亡等派出所概不负责，因公造成的意外伤害，按保险金额负责赔偿，派出所不再承担其他费用等，“济宁市公安局联防队员十不准规定”有违反十不准行为之一予以清退，上述约定符合《劳动法》第19条关于劳动合同具备的条款：工作内容、劳动保护和劳动条件、劳动纪律、劳动合同终止的条件、违反劳动合同的责任等，《录用联防队员审批表》、《录用联防队员协议书》应认定是为一种劳动合同，该证据与《嘉奖证书》、《介绍信》相互印证，证明双方在2008年之前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邹城市公安局站东派出所是邹城市公安局派出机构，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其民事行为责任应当由邹城市公安局承担，一审法院以《录用联防队员审批表》、《录用联防队员协议书》无邹城市公安局印章和负责人的签名或者盖章认定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显然十错误的，《录用联防队员审批表》、《录用联防队员协议书》既然有邹城市公安局站东派出所签章，邹城市公安局应该为此承担民事责任，因此应认定司加锋与邹城市公安局自2000年4月1日起至2007年12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判断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是否具备劳动关系，并不必然以签订劳动合同为前提条件。司加锋举证的证据银行工资发放流水、照片、录用联防队员审批表、《机关事业单位使用未纳入正式职工管理人员情况登记表》、证人证言等，符合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通知第二条规定认定存在劳动关系事项，司加锋已经完成举证责任证明双方自2000年4月1日至今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本案中邹城市公安局对于劳动起始时间处于更有利的举证地位，但邹城市公安局未提交证据证明劳动起始时间，应当承担相应不利诉讼风险。因此司加锋请求自2000年4月1日至今确认存在劳动关系的主张应得到支持。二、邹城市公安局应当支付司加锋自2000年4月1日起至2007年12月31日的工资37680元。因司加锋与邹城市公安局自2000年4月1日起至2007年12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该期间工资发放凭证属于邹城市公安局掌握而没有提供，邹城市公安局应当支付该期间的工资。邹城市公安局针对司加锋的上诉请求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法律适用错误，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支持邹城市公安局的上诉请求。一、司加锋与邹城市公安局不存在劳动关系。1、邹城市公安局没有与司加锋签订劳动合同的合意。邹城市公安局作为政府序列的公安机关，其招收工作人员均由市组织、人事部门负责进行公务员招考或安排退役军人等方式。邹城市公安局从来没有以自己的名义发布过招聘联防队员的要约，司加锋没有经过公开招聘，也没有履行合法的入职手续，而是通过除以上正规渠道以外的方式到邹城市公安局的派出机构工作，既没有与邹城市公安局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其他任何入职手续，邹城市公安局没有与司加锋建立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对此并不知情。也就是说，司加锋进入派出所工作由时任派出所领导决定即可，其从事的岗位不是有正式编制的公务员、工勤人员、事业编等等。另外，司加锋的工资也是由派出所进行自筹，并不是邹城市公安局的财政资金。《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条第一款规定：“订立劳动合同，应当遵循合法、公平、平等自愿、协商一致、诚实信用的原则。”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是否具有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也是判断是否属于劳动关系的关键。因此，司加锋与邹城市公安局没有劳动关系。2、司加锋主张确认劳动关系没有法律依据。劳动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国家机关、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和与之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劳动者，依照本法执行。”依照上述规定，在1995年1月1日劳动法实施之后，只有与国家机关、事业组织、社会团体签订有书面劳动合同，建立劳动合同关系，才能认定为劳动关系。因此，一审判决说理正确。2008年1月1日之后双方之间的关系，根据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一条规定，成立劳动关系的前提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本案中，司加锋系邹城市公安局所属的派出所安排工作的，派出所不具备法律规定的主体资格，派出所与司加锋不成立劳动关系，邹城市公安局与司加锋也不成立劳动关系。由于派出所并非独立法人，邹城市公安局作为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成为被告并不具备法律规定的劳动关系。3、邹城市公安局在一审过程中提供了司加锋于2020年6月1日与邹城市正德劳务服务有限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及邹城市公安局与邹城市正德劳务服务有限公司的《劳务派遣合同》，司加锋的工资、社保等已经由邹城市正德劳务服务有限公司负责，司加锋于2020年6月1日起与邹城市正德劳务服务有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因此，一审判决以邹城市公安局没有与司加锋解除劳动合同并支付经济补偿金为由，认定邹城市公安局与司加锋于2020年6月之后依然存在劳动关系，显然不符合法律规定。二、一审法院对举证责任的分配是正确的。邹城市公安局已经完成了举证责任。三、邹城市公安局不应当支付司加锋工资差额。1、司加锋在进入派出所工作时，邹城市公安局并不知情，其具体的工资数额由派出所与司加锋进行协商确定，司加锋在当时是知情并且认可的，不存在任何欺诈或胁迫。2、司加锋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这么长的时间内，不对自己的相关权益等进行争取了解，而直至2020年7月才申请进行仲裁，完全是司加锋对自己权利的漠视，存在重大过错，工资的数额是派出所与司加锋协商的结果，其数额低于当地工资标准的责任不应当由邹城市公安局全部承担。而且本案系历史遗留问题，司加锋在进入派出所工作时，由派出所负责人同意即可，并不需要向邹城市公安局请示汇报，邹城市公安局也从来没有作出相关批准文件，在此问题上，邹城市公安局是不知情的。而且邹城市公安局没有统一的联防队员的工资标准，也没有花名册。联防队员的招收由派出所自己负责。因此，一审判决的邹城市公安局应当支付司加锋工资差额，显失公平。综上所述，本案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不是孤案。司加锋通过非正规渠道进入公安机关派出机构成为临时性的联防队员，然后又以国家机关违反《劳动合同法》为由，要求国家机关为其先前的行为“买单”，显然不公。从主观上来讲，司加锋当初就是找个活干，其本人对联防队员的临时性是明知的，没有与邹城市公安局形成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在20多年的时间里，司加锋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新的就业，但在这种临时性、工资低的岗位上依赖着，其本人存在重大过失；从客观上来讲，司加锋并没有经过报名、考试、录用等正规流程，而只是与派出所负责人商定后就成为一名临时工作人员，取得了一定报酬，解决了自己的生活问题。虽然在形式上，其从事的是联防队员的工作，付出了劳动，派出所也给予其工资对价，但从实质上来讲，这并不同于一般的劳动关系，由于公安机关不是企业性质，不同于一般的用工主体，司加锋以与时任单位负责人的私下约定成为临时联防队员的非正规的用工方式获取了工作岗位，解决了生活问题，但又进一步意欲获取更大的私利，这种行为从一开始就是违反法律规定的，不是邹城市公安局和司加锋的真实意思表示，不符合《劳动合同法》、《劳动法》的立法本意，更不符合公序良俗的规定。本案中，司加锋要求与邹城市公安局确认劳动关系，是一种利用国家财政等公共利益实现其私人目的的行为，是一种以私下约定来攫取公共利益的行为，显然违背公序良俗，违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民法总则》第8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第10条规定，处理民事纠纷，应当依照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于习惯，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第153条规定，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因此，对这种违反公序良俗的行为，应当予以否定，否则，将是对那些遵守社会公序良俗的人们极大的不公平，是对这种私自用工的肯定，与“毒树之果”无异，是不公平后的再次不公平，将对邹城市公安局背后的国家利益造成极大地损失。邹城市公安局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邹城市公安局与司加锋之间自2008年1月1日至今不存在劳动关系。3、改判邹城市公安局不应当支付司加锋工资差额。4、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司加锋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司加锋与邹城市公安局不存在劳动关系。1、邹城市公安局没有与司加锋签订劳动合同的合意。邹城市公安局作为政府序列的公安机关，其招收工作人员均由市组织、人事部门负责进行公务员招考或安排退役军人等方式。邹城市公安局从来没有以自己的名义发布过招聘联防队员的要约，司加锋没有经过公开招聘，也没有履行合法的入职手续，而是通过除以上正规渠道以外的方式到邹城市公安局的派出机构工作，既没有与邹城市公安局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其他任何入职手续，邹城市公安局没有与司加锋建立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对此并不知情。也就是说，司加锋进入派出所工作由时任派出所领导决定即可，其从事的岗位不是有正式编制的公务员、工勤人员、事业编等等。另外，司加锋的工资也是由派出所进行自筹，并不是邹城市公安局的财政资金。《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条第一款规定：”订立劳动合同，应当遵循合法、公平、平等自愿、协商一致、诚实信用的原则。”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是否具有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也是判断是否属于劳动关系的关键。因此，司加锋与邹城市公安局没有劳动关系。2、司加锋主张确认劳动关系没有法律依据。根据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一条规定，成立劳动关系的前提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本案中，司加锋系邹城市公安局所属的派出所安排工作的，派出所不具备法律规定的主体资格，派出所与司加锋不成立劳动关系，邹城市公安局与司加锋也不成立劳动关系。3、邹城市公安局在一审过程中提供了司加锋于2020年6月1日与邹城市正德劳务服务有限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及邹城市公安局与邹城市正德劳务服务有限公司的《劳务派遣合同》，司加锋的工资、社保等已经由邹城市正德劳务服务有限公司负责，司加锋于2020年6月1日起与邹城市正德劳务服务有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因此，一审判决以邹城市公安局没有与司加锋解除劳动合同并支付经济补偿金为由，认定邹城市公安局与司加锋于2020年6月之后依然存在劳动关系，显然不符合法律规定。二、司加锋不应当支付邹城市公安局工资差额。1、司加锋在进入派出所工作时，邹城市公安局并不知情，其具体的工资数额由派出所与司加锋进行协商确定，司加锋在当时是知情并且认可的，不存在任何欺诈或胁迫。2、司加锋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这么长的时间内，不对自己的相关权益等进行争取了解，而直至上个月才申请进行仲裁，完全是司加锋对自己权利的漠视，存在重大过错，工资的数额是派出所与司加锋协商的结果，其数额低于当地工资标准的责任不应当由邹城市公安局承担。而且本案系历史遗留问题，司加锋在进入派出所工作时，由派出所负责人同意即可，并不需要向邹城市公安局公安局请示汇报，邹城市公安局也从来没有作出相关批准文件，在此问题上，邹城市公安局是不知情的。因此，一审判决的邹城市公安局应当支付司加锋工资差额，显失公平。综上所述，本案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不是孤案。司加锋通过非正规渠道进入公安机关成为临时性的联防队员，然后又以国家机关违反《劳动合同法》为由，要求国家机关为其先前的行为“买单”，显然不公。从主观上来讲，司加锋当初就是找个活干，其本人对联防队员的临时性是明知的，没有与邹城市公安局形成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在20多年的时间里，司加锋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新的就业，但在这种临时性、工资低的岗位上依赖着，其本人存在重大过失；从客观上来讲，司加锋并没有经过报名、考试、录用等正规流程，而只是与派出所负责人商定后就成为一名临时工作人员，取得了一定报酬，解决了自己的生活问题。虽然在形式上，其从事的是联防队员的工作，付出了劳动，派出所也给予其工资对价，但从实质上来讲，这并不同于一般的劳动关系，由于公安机关不是企业性质，不同于一般的用工主体，司加锋以与时任单位负责人的私下约定成为临时联防队员的非正规的用工方式获取了工作岗位，解决了生活问题，但又进一步意欲获取更大的私利，这种行为从一开始就是违反法律规定的，不是邹城市公安局和司加锋的真实意思表示，不符合《劳动合同法》、《劳动法》的立法本意，更不符合公序良俗的规定。本案中，司加锋要求与邹城市公安局确认劳动关系，是一种利用国家财政等公共利益实现其私人目的的行为，是一种以私下约定来攫取公共利益的行为，显然违背公序良俗，违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民法总则》第8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第10条规定：“处理民事纠纷，应当依照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于习惯，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第153条规定：“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因此，对这种违反公序良俗的行为，应当予以否定，否则，将是对那些遵守社会公序良俗的人们极大的不公平，是对这种私自用工的肯定，与“毒树之果”无异，是不公平后的再次不公平，将对邹城市公安局背后的国家利益造成极大地损失。司加锋针对邹城市公安局的上诉请求辩称，邹城市公安局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以驳回。一、司加锋与邹城市公安局不仅自2008年1月1日起至今存在劳动关系，2008年1月1日前亦存在劳动关系。1、司加锋一审举证的2、3、4、5、6组证据，结合邹城市公安局提交的《支出报销会签单》、《工资发放明细》，证明司加锋一直在邹城市公安局下属站东派出所工作，接受邹城市公安局的管理，邹城市公安局定期向司加锋发放工资，司加锋从事的非临时性、辅助性、可替代性工作，站东派出所是邹城市公安局派出机构，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其民事行为责任应当邹城市公安局承担，因此双方双方形成劳动关系。2020年6月1日司加锋虽然与邹城市正德劳务服务有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一审期间司加锋对此做了说明，系邹城市公安局要求司加锋与正德公司签订，是逆向派遣的行为，目的是规避其应承担的劳动关系义务。本案《劳务派遣合同》第二条约定：乙方根据甲方要求，与甲方派出机构已完成过渡的辅警人员签订劳动用工合同，印证司加锋该主张。即使司加锋与正德公司建立了劳动关系，我国法律并不禁止双重劳动关系的存在。《劳动合同法》第7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可见符合用工主体资格的用人单位只要使用了劳动者的劳动力就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同时《劳动合同法》第39条第4款规定：“劳动者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对完成本单位的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或者经用人单位提出，拒不改正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根据此条规定进一步可以确认双重劳动关系是受法律保护的。司加锋与正德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后工作岗位没有发生变化（详见庭审笔录卷宗106页），邹城市公安局对此认可，因此事实系司加锋与正德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前即长期在邹城市公安局站东派出所工作，签订《劳动合同》前后工作岗位没有变化，且邹城市公安局未提供证据证实2020年6月1日前已于司加锋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并支付经济补偿金或经济赔偿金，因此双方2008年1月1日起至今是存在劳动关系的，邹城市公安局的上诉请求不应得到支持。2、司加锋与邹城市公安局2008年1月1日前亦存在劳动关系，司加锋在上诉状中对此做了陈述，在此不在累述。二、邹城市公安局应当支付司加锋工资差额。司加锋与邹城市公安局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期间邹城市公安局没有足额支付司加锋工资，其应支付司加锋工资差额。司加锋2008年1至2020年5月在站东派出所工作期间，邹城市公安局支付的劳动报酬低于邹城市最低工资标准，因此邹城市公安局应当支付司加锋工资差额。同时因双方2008年1月1日前亦存在劳动关系，一审期间司加锋要求邹城市公安局出示2008年之前工资发放明细，该期间工资发放凭证属于邹城市公安局掌握而没有提供，邹城市公安局应当支付该期间的工资。司加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确认司加锋与邹城市公安局自2000年4月1日起至今存在劳动关系；2.请求判令邹城市公安局给付司加锋自2000年4月1日起至今工资差额123322元；3.请求判令邹城市公安局与司加锋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4.请求判令邹城市公安局支付司加锋因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19030元；5.诉讼费用由邹城市公安局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邹城市公安局系国家行政机关，站东派出所是其派出机构。2000年4月司加锋在邹城市公安局下属派出所实习结束后留在站东派出所从事联防队员工作。2002年1月1日，站东派出所录用司加锋为联防队员，与站东派出所签订了《录用联防队员协议书》，司加锋在该协议书上进行了签名，站东派出所加盖了单位印章，在该协议中，双方未约定工作期限、劳动报酬标准等。司加锋的劳动报酬由站东派出所以现金的形式发放。根据邹城市公安局提供的2008年1月至2014年4月站东派出所工资发放明细单记载：站东派出所2008年向司加锋发放工资情况为：1月工资650元、2月工资430元、3月工资400元、4月工资480元、5月工资460元、6月工资530元、7月工资450元、8月工资400元、9月工资510元、10月工资530元、11月工资400元、12月工资450元；2009年站东派出所向司加锋支付工资情况为：1月工资450元、2月工资480元、3月工资490元、4月工资410元、5月工资510元、6月工资700元、7月工资770元、8月工资540元、9月工资690元、10月工资770元、11月工资590元、12月工资540元;2010年站东派出所向司加锋支付工资情况为：1月工资800元、2月工资640元、3月570元、4月工资720元、5月工资920元、7月工资550元、8月工资490元、9月工资1010元、10月工资520元、11月490元、12月工资520元；2011年站东派出所向司加锋支付工资情况：1月工资690元、2月工资650元、3月490元、4月工资600元、5月工资490元、6月工资720元、7月工资640元、8月工资690元、9月工资520元、10月工资600元、11月工资490元、12月工资540元；2012年站东派出所向司加锋支付工资情况：1月工资490元、2月工资1130元、3月工资1520元、4月工资620元、5月工资670元、6月工资670元、7至8月工资各670元、10月工资670元、11月工资670元、12月工资670元；2013年站东派出所向司加锋支付工资情况：1月工资1170元、2月至11月工资均为670元；2014年站东派出所向司加锋支付工资情况为：1月、2月工资均为670元，3月工资1420元、4至10月工资各为770元、11至12月工资各为870元。从2014年5月起，司加锋的工资由邹城市公安局站东派出所通过中国工商银行代发，根据司加锋提供的借记卡账户历史交易明细记载：2015年1至12月司加锋的工资均为870元；2016年1至12月司加锋的工资均为870元；2017年司加锋的工资为：1月2165元、2月870元、3月870元、4月1281元、5月1335元、6月870元、7月1380元、8月1100元、9月870元、10月870元、11月1565元、12月1040元；2018年司加锋的工资为：1月1070元、2月1150元、3月1140元、4月1090元、5月1120元、6月1130元、7月1220元、8月1170元、9月1170元、10月1220元、11月1180元、12月1400元；2019年司加锋的工资为：1月1180元、2月1500元、3月1180元、4月1180元、5月870元、6月1270元、7月1530元、8月970元、9月1150元、10月1220元、11月1120元、12月1190元；2020年司加锋的工资为：1月870元、2月1710元、3月1220元、4月1280元、5月1300元。邹城市2008年1月至2009年12月最低工资标准为620元；2010年5月至2011年2月最低工资标准760元；2011年3月至2012年2月最低工资标准950元；2012年3月至2013年2月最低工资标准1100元；2013年3月至2014年2月最低工资标准1220元；2014年4月最低工资标准1350元；2014年5月至2015年2月最低工资标准1350元；2016年6月至2017年5月最低工资标准1550元；2017年6月至2018年5月最低工资标准1640元；2018年6月至2020年5月最低工资标准1730元。2020年6月1日，司加锋（乙方）与邹城市正德劳务服务有限公司（甲方）签订了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合同期限为：2020年6月1日至2022年5月31日，甲方派遣乙方到邹城市公安局工作。2020年1月1日，邹城市公安局邹城市公安局（甲方）与邹城市正德劳务服务有限公司（乙方）签订了《劳务派遣合同》，该合同第二条约定“乙方根据甲方要求，与甲方派出机构已完成过渡的辅警人员签订劳动用工合同，以劳务派遣的方式派遣至甲方工作，由甲方管理使用。乙方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向被派遣人员履行法定义务。”从2020年6月开始，司加锋的工资由邹城市正德劳务服务有限公司发放，社会保险费由邹城市正德劳务服务有限公司缴纳。司加锋与邹城市公安局因劳动争议产生纠纷，司加锋于2020年7月10日向邹城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该仲裁委员会于2020年8月20日作出邹劳人仲案字[2020]第257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一、申请人与被申请人2008年1月1日至2020年5月存在劳动关系，请求确认其他时间的劳动关系应不予支持；二、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工资差额64109元；三、驳回申请人的第三项、第四项诉讼请求。司加锋不服仲裁裁决，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一是司加锋与邹城市公安局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及劳动关系存续期；二是邹城市公安局是否应当支付司加锋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三是邹城市公安局公安局是否应当与司加锋司加锋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四是邹城市公安局公安局是否应当支付司加锋劳动期间的工资差额。关于司加锋与邹城市公安局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及劳动关系存续期问题。邹城市公安局系国家行政机关，站东派出所系其下属的派出机构，司加锋与邹城市公安局及站东派出所之间2008年1月1日之前没有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双方之间所建立的是劳务关系，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调整范围，故司加锋请求确认其与邹城市公安局2000年4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的劳动关系，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根据邹城市公安局提供的2008年1月至2014年4月站东派出所向司加锋发放工资的明细表、司加锋提供的2014年5月至2020年5月站东派出所通过中国工商银行支付工资的历史交易明细，足以认定2008年1月至今，司加锋一直在站东派出所工作，司加锋为站东派出所提供劳动，接受站东派出所的管理，司加锋所提供的劳动是邹城市公安局的业务组成部分，站东派出所按月向司加锋支付劳动报酬。因站东派出所作为邹城市公安局的派出机构，不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其用人主体责任应由邹城市公安局承担，故司加锋2008年1月至今与邹城市公安局存在劳动关系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虽然邹城市公安局提供了其与邹城市正德劳务服务有限公司签订的《劳务派遣合同》和司加锋于2020年6月1日与邹城市正德劳务服务有限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但是由于司加锋在与邹城市正德劳务服务有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前即长期在邹城市公安局站东派出所从事联防队员工作，其与邹城市正德劳务服务有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前后工作岗位并未发生变化，邹城市公安局也未提供证据证实在2020年6月1日前已与司加锋解除劳动合同，因此邹城市公安局主张自2008年1月1日至2020年5月与司加锋不存在劳动关系，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邹城市公安局是否应当支付司加锋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问题。邹城市公安局自2008年1月1日开始用工，司加锋明知邹城市公安局未与自己签定书面劳动合同，但在用工之日起满一年的次日起一年内未申请劳动仲裁，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2020年7月10日才申请劳动仲裁请求邹城市公安局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故司加锋请求邹城市公安局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工资差额，已超过法律规定的仲裁时效，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邹城市公安局公安局是否应当与司加锋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问题。邹城市公安局自2008年1月1日开始用工，邹城市公安局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一直未与司加锋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视为司加锋与邹城市公安局已订立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故司加锋请求与邹城市公安局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邹城市公安局公安局是否应当支付司加锋劳动期间的工资差额问题。司加锋2008年1月至2020年5月在站东派出所工作期间，站东派出所支付司加锋的劳动报酬有时低于邹城市最低工资标准，司加锋请求邹城市公安局补足其差额，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经计算2008年1月至2020年4月期间，邹城市公安局向司加锋支付工资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差额为57399元。因邹城市公安局未提供证据证明2012年9月、2013年12月向司加锋支付了工资，该期间邹城市公安局应支付司加锋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数额应为2320元。故邹城市公安局应支付司加锋工资差额合计59719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条、第四十八条、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第三十条第一款、第八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规定，判决：一、司加锋与邹城市公安局邹城市公安局自2008年1月1日至今存在劳动关系；二、邹城市公安局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司加锋2008年2月至2020年5月期间的最低工资标准差额59719元；三、驳回司加锋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由邹城市公安局邹城市公安局负担。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在二审阶段的焦点问题是：一、一审法院对于案涉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认定是否恰当；二、一审对案涉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差额数额的认定是否正确。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国家机关、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和与之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劳动者，依照本法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依照本法执行。”在1995年1月1日劳动法实施之后，只有与国家机关、事业组织、社会团体签订有书面劳动合同，建立劳动合同关系，才能认定为劳动关系。2008年1月1日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对以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为用工主体的事实劳动关系予以承认，即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对虽未与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与之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可以认定存在劳动关系。本案中，案涉录用联防队员审批表、录用联防队员协议书仅有邹城市公安局站东派出所盖章，无邹城市公安局印章和邹城市公安局负责人的签名或者盖章，也不具备劳动法第十九条规定的劳动合同的条款内容，由于站东派出所系邹城市公安局的派出机构，不具有用工主体资格，站东派出所在上述审批表、协议书上盖章的行为，不能认定司加锋已与邹城市公安局订立书面劳动合同。邹城市公安局性质为国家机关，站东派出所系其派出机构，司加锋虽于2000年4月起到邹城市公安局站东派出所从事联防队员工作，但邹城市公安局未与司加锋订立书面劳动合同，此时劳动合同法尚未颁布，双方之间无法形成劳动合同关系，双方在2000年4月至2007年12月31日期间不属于劳动法的调整范围，司加锋上诉主张要求确认该期间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2008年1月1日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司加锋继续在邹城市公安局站东派出所担任联防队员，受站东派出所管理，领取劳动报酬，提供的劳动属于站东派出所业务的组成部分，邹城市公安局站东派出所对司加锋的用工符合劳动关系的特征，站东派出所作为邹城市公安局的派出机构，对该派出所作出的法律行为，应由邹城市公安局承担法律责任，故对于邹城市公安局关于其与司加锋不存在劳动关系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定司加锋自2008年1月1日起与邹城市公安局存在劳动关系，并无不当。2020年1月1日，邹城市公安局（甲方）与邹城市正德劳务服务有限公司（乙方）签订了《劳务派遣合同》，该合同第二条约定“乙方根据甲方要求，与甲方派出机构已完成过渡的辅警人员签订劳动用工合同，以劳务派遣的方式派遣至甲方工作，由甲方管理使用。乙方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向被派遣人员履行法定义务。”2020年6月1日，司加锋（乙方）与邹城市正德劳务服务有限公司（甲方）签订了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合同期限为：2020年6月1日至2022年5月31日。本院认为，邹城市公安局虽未书面与司加锋解除劳动关系，但其与邹城市正德劳务服务有限公司签订劳务派遣合同，并要求司加锋等辅警人员与邹城市正德劳务服务有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应视为其以自己的行为作出与司加锋等辅警人员解除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司加锋等人与邹城市正德劳务服务有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建立了新的劳动关系，应视为司加锋等辅警人员以行为作出同意与邹城市公安局解除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至于是否已支付经济补偿金，并非认定劳动关系是否解除的前提条件。故，一审法院认定司加锋于2020年6月1日后仍与邹城市公安局存在劳动关系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的工资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最低工资作为工资保障制度的重要内容，是法定的保障职工工资足以成为其生活主要来源和维持其基本生活的最低限额。最低工资标准制度适用的范畴系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同第一个焦点问题所述，司加锋在2000年4月至2007年12月31日期间与邹城市公安局不存在劳动关系，其上诉主张应向其支付该时间期间的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差额工资，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司加锋于2008年1月至2020年5月与邹城市公安局存在劳动关系，为邹城市公安局提供了劳动，根据上述法律规定，邹城市公安局应当按照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向司加锋支付劳动报酬，对于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差额的工资，邹城市公安局应当向司加锋支付，故对于邹城市公安局关于其不应向司加锋支付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工资差额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应当向司加锋支付的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工资的差额数额，一审时司加锋与邹城市公安局已进行了核对，对于双方当事人没有争议的部分本院予以确认。关于邹城市公安局未提交工资支付凭证的2012年9月、2013年12月工资的问题，上述2个月已超过用人单位保存劳动者工资支付凭证的法定时限，且如邹城市公安局欠发其2个月工资，司加锋多年来未向邹城市公安局催要，且在劳动仲裁及一审起诉时均未提起该请求，明显违背常理，故对于一审法院认定上述2个月邹城市公安局未为司加锋发放工资，并认定邹城市公安局按照最低工资标准向司加锋发放工资，明显不当，本院予以纠正。虽然因邹城市公安局未能提交司加锋2012年9月、2013年12月工资的支付凭证，司加锋也未举证证明上述2个月领取的工资数额，导致无法确认司加锋上述2个月领取的实际工资数额，但结合司加锋上述2个月之前和之后相近月份领取的工资数额可以看出，其该2个月之前和之后几个月的工资数额均相同，亦未有其他证据证明司加锋领取的上述2个月工资高于最低工资标准，本院酌情按照相近月份的工资认定司加锋已领取的工资数额，并据此认定应支付司加锋的低于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差额。对上述2个月司加锋的工资酌情认定如下：2012年9月670元、2013年12月670元。上述2个月中，低于同期最低工资标准的数额为2012年9月430元、2013年12月550元，共计980元。邹城市公安局应向司加锋支付的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差额应为：58379元（59719元-2320+980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山东省邹城市人民法院（2021）鲁0883民初5884号民事判决；二、司加锋与邹城市公安局自2008年1月1日起至2020年5月31日止存在劳动关系；三、邹城市公安局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司加锋2008年1月至2020年5月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差额工资58379元；四、驳回司加锋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由邹城市公安局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0元，由司加锋负担10元，由邹城市公安局负担1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扈 琳审判员 史海洋审判员 张思平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刘洪信书记员计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