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1）鲁02行终17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邓日，男，1977年2月17日生，汉族，住青岛市市南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邓旭,女,1973年9月20日生,汉族,住青岛市市南区。 上述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庄沛林、韩超，山东文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青岛市公安局市北分局，住所地青岛市市北区。 法定代表人王建顺，局长。 出庭负责人范勇，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王彦，该局工作人员。 上诉人邓日、邓旭因诉被上诉人青岛市公安局市北分局处警行为违法一案，不服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2020）鲁0203行初169号行政判决，在法定期限内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3月15日在本院第27法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邓日、邓旭的委托代理人庄沛林，被上诉人青岛市公安局市北分局的出庭负责人范勇、委托代理人王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9年12月28日，两原告的母亲薛柏因楼下邻居吵闹，拨打110报警，被告所属的开平路派出所110民警到达现场，发现xx户正在家中进行朋友聚餐，110民警对该户居民进行了劝止，该户居民表示接受，民警随后离开。12月29日,原告向公安机关报警称其母亲薛柏在家中自杀身亡,经公安机关尸体检验,结合现场勘验及案情调查等分析,认为薛柏之死符合非正常(窒息)死亡。原告认为其母亲薛柏的死亡与被告违法出警有关，故诉至法院。 原审法院认为，原告认为被告违法出警的理由主要是：1、薛柏曾经于2019年12月28日22点58分和23点30分两次拨打110报警电话，但被告仅于23点17分出警一次；2、被告工作人员在处警结束后并未将处警结果告知报警人，违反了《山东省公安机关110接处警工作规范》第十三条关于“现场处置完成后，应填写《110处警现场处置备案单》，处警人员、当事人或者报警人在备案单上签字，处警民警和当事人各持一份。对适用简易程序办理的治安案件，按照公安部和省公安厅有关规定办理。处警民警应向当事人发放有民警联系电话和110举报监督电话的民警便民卡，方便群众联系，接受群众监督”的规定，造成了薛柏自身身亡。 原审法院并不赞同原告上述的观点，首先，应当分析薛柏拨打110报警的性质，根据公安部《110接处警工作规则》的规定，110报警服务台的职责范围主要包括报警、投诉、求助三个方面，其中，受理报警的范围为：（一）刑事案件；（二）治安案（事）件；（三）危及人身、财产安全或者社会治安秩序的群体性事件；（四）自然灾害、治安灾害事故；（五）其他需要公安机关处置的与违法犯罪有关的报警。受理投诉的范围为：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正在发生的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公安机关督察条例》等法律、法规和人民警察各项纪律规定，违法行使职权，不履行法定职责，不遵守各项执法、服务、组织、管理制度和职业道德的各种行为。薛柏的报警事项，既非刑事案件，也非治安案件，更没有危及人身、财产安全或者社会治安秩序的群体性事件、自然灾害、治安灾害事故或其他违法犯罪事件，所以即不是报警，也不是投诉。《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二条规定：“本规定所称行政案件，是指公安机关依照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对违法行为人决定行政处罚以及强制隔离戒毒、收容教育等处理措施的案件”。薛柏的报警事项也不符合行政案件的特征。公安部《110接处警工作规则》第二十九条规定：110报警服务台受理求助的范围包括：（一）发生溺水、坠楼、自杀等状况，需要公安机关紧急救助的；（二）老人、儿童以及智障人员、精神疾病患者等人员走失，需要公安机关在一定范围内帮助查找的；（三）公众遇到危难，处于孤立无援状况，需要立即救助的；（四）涉及水、电、气、热等公共设施出现险情，威胁公共安全、人身或者财产安全和工作、学习、生活秩序，需要公安机关先期紧急处置的；（五）需要公安机关处理的其他紧急求助事项。从薛柏拨打110报警的事项看，仅仅是因为楼下邻居吃饭时声音吵闹，存在扰民现象，并非出现险情、危难或其他需要公安机关处理的紧急求助事项，所以也不符合《110接处警工作规则》第二十九条关于受理求助范围的规定。虽然薛柏的求助仅是一般求助，并不属于110报警台处理的范围，但是，随着110的深入人心，“有困难找110”已经成为人民群众的共识，“立警为公、执法为民”的理念和公安机关维护公共秩序和安全的社会属性也要求公安机关面对人民群众的困难不能不管不顾，实践中，虽然一些邻里纠纷，生活琐事并不属于110报警台处理的范围，但为了解决人民群众困难，化解矛盾纠纷，公安机关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况下，亦将其纳入到工作范围，这也符合“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工作要求，本案即是如此，薛柏的报警仅仅是因为楼下邻居扰民产生的简单民事纠纷，既非刑事案件，也非治安行政案件，更没有发生险情、危难或紧急事项，被告所属民警22点58分接到报警后，19分钟后即赶到现场，对万科未来城二期xx号楼xx单元xx户的居民进行了劝阻，该户居民称是在家中聚会，表示接受批评，承诺小声点，从当时的状况看，该户居民既没有犯罪行为，也没有违反治安管理的违法行为，民警无权对该户居民采取强制措施，进行有效劝阻后民警已经尽到了职责，不存在违法行政的情形。实践中，110受理的报警求助中存在大量无效报警或骚扰电话，有的群众针对同一事项反复拨打110，严重影响了110报警服务的正常有效接警，所以，针对群众拨打110报警,及时出警是基本原则,但也并非每拨打一次110就必须出警一次，针对重复报警，公安机关应根据重复报警的间隔、频率和次数、报警事项是否已经处置完毕、处置完毕后是否发生新的警情等具体情况安排出警次数。本案中，薛柏第一次拨打110报警之后，民警已经于23点17分赶到现场，并进行了有效处置，短短十几分钟后，薛柏针对同一噪声扰民事项再次拨打110报警，且并非是在民警出警后又发生了新的非常危急的状况，所以属于重复报警，被告的出警行为并无不妥。至于原告所称民警在处警结束后并未将处警结果告知报警人的问题，前已述及，薛柏的报警事项不属于《110接处警工作规则》第二十九条关于受理求助的范围，所以不适用《山东省公安机关110接处警工作规范》的规定。另外，对民警在履行职责过程中的行为是否违法应当准确认定：对于属于《110接处警工作规则》所规定的受理范围内的处警案件，处警结束后理应按规定告知报警人；对于不属于《110接处警工作规则》所规定的受理范围内的处警案件，尤其是像邻居扰民、大声喧哗这样的生活琐事，如果已经劝阻处理完毕的，则不能仅仅因为民警未告知报警人处理结果而认定违法。退一步将,即使认为公安机关应当将处警结果告知报警人，因当日110民警出警时薛柏并不在现场,无法当场告知,相关法律法规也并没有规定报警人不在现场时必须当日告知,或对告知的期限做强制规定,鉴于噪声扰民并非危急情形,110民警返回后择日再行告知也无不可,但薛柏却在报警几个小时后就自杀身亡,公安机关告知薛柏处警结果在客观上已不能实现,故不能据此认定被告未告知薛柏处警结果违法。其次，关于原告要求被告行政赔偿的问题。行政赔偿的前提条件不仅要求行政行为被确认违法，还要求违法的行政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本案中，两原告的母亲自杀身亡，确实令人扼腕叹息，两原告的悲痛心情也令人同情，但是，两原告主张被告行政赔偿的请求却不符合法律规定，不能得到支持。第一，被告并不存在违法的行政行为，故不应承担行政赔偿责任。第二，被告的出警行为与原告的死亡之间也不存在因果关系。行政赔偿中所称的“因果关系”是指违法的行使职权的行为与损害的事实之间存在必然的内在的联系。违法的行使职权的行为在前，同时必然会造成某种损害结果发生的，应当认定为存在因果关系；若仅违法的行使职权的行为在前，但结果可能是多样的，并不一定必然会造成某种损害结果发生的，不能认定为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本案中，薛柏的死亡系自杀，被告出警行为并不会必然造成薛柏的死亡，更何况被告的出警行为亦不违法。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承担。 上诉人邓日、邓旭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1、本案不是普通的邻里纠纷，且属于存在紧迫性、危险性的警情。楼下业主的喧哗，造成死者薛柏长期无法休息，病情加重，心理崩溃，进而危及生命。心理伤害也是一种暴力形式。原审认为楼下不存在违法情形，是认定事实错误。2、公安机关未尽到劝阻义务。从公安机关提供的视频来看，楼下住户根本没有悔过。肇事者还大咧咧地问是不是楼上的老太太，还要和公安民警一起去楼上找老太太。民警应当认识到楼上楼下是久有矛盾，应当予以有效制止。而从视频上，我们认为民警只是敷衍了事，并没有真正的进行有效劝阻。3、及时反馈报案人是公安机关的职责所在。在本案中，死者薛柏两次报警，公安机关并未给予回应，失望乃至绝望的情绪是造成老人死亡的重要原因。原审认为公安机关尽到法律责任，属于适用法律不当。综上，我们认为公安机关处警不当是造成薛柏死亡的重要原因，故此本案依法应当予以改判。1、请求依法撤销(2020)鲁0203行初169号案件，予以改判。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青岛市公安局市北分局辩称，2019年12月28日23时许，被上诉人开平路派出所110警车接到报警称位于市北区××路万科未来城二期xx号楼xx单元xx户扰民，被上诉人开平路派出所110民警到达现场，市北区××路万科未来城二期xx号楼xx单元xx户正在家中进行朋友聚会，110民警对该住户的居民进行了劝止，该住户居民表示接受。2019年12月29日18时许，被上诉人盐滩派出所接报警称市北区××路万科未来城二期xx号楼xx单元xx户居民薛柏在家中自杀身亡。被上诉人民警到达现场，经现场勘验及案件调查等综合分析，检验意见为薛柏之死符合非正常（窒息）死亡。薛柏之家属对薛柏系自杀身亡无异议。薛柏的报警事项被上诉人已出警并履行了相关职责，薛柏之死亡原因系自杀与被上诉人的接出警行为无因果关系。 《110接处警工作规则》第十四条、第二十九条规定，上诉人的报警事项既不是与违法犯罪有关的报警，也不属于需要公安机关处理的紧急求助事项。人民警察为人民是公安机关服务群众的理念，而非法定职责，被上诉人民警就是本着服务人民的理念对于法定职责范围以外的报警事项而出警、处警，上诉人家人的不幸并非由公安机关的出警行为造成，因此公安机关不应当承担责任。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各方当事人在原审提交的证据均在原审庭审中质证。经审查，本院确认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成立。 本院认为，根据业已查明的事实，上诉人之母薛柏与楼下邻居因大声喧哗等吵闹行为影响其生活而产生的纠纷，属于邻里之间的民事纠纷，应当通过处理民事纠纷的法律途径解决。但在上诉人之母已向被上诉人报警要求出警处理该纠纷的情况下，本着服务人民的理念，被上诉人所属民警于事发当晚22点58分接到报警求助后，19分钟后即赶到了现场，并对楼下邻居进行了有效劝阻。在该户居民表示接受改正的情况下，被上诉人民警已经尽到了出警处置的职责，不存在违法行政的情形，与上诉人之母的自杀行为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上诉人要求赔偿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邓日、邓旭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国宁 审判员   蒋金龙 审判员   林 桦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五日 法官助理 管筱笛 书记员 赵洪峰 书记员 张淑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