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14民初3898号原告：崔玉兰，女，1966年9月23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梁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余俊贤，北京市天平（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张文生，男，1968年8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广永，广东君辩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崔玉兰与被告张文生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1月2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1年3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崔玉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余俊贤、被告张文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广永到庭参加诉讼，原告崔玉兰本人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崔玉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张文生立即归还原告借款本金共计人民币80万元（大写：捌拾万元整）；2、请求判令被告张文生支付拖欠借款利息人民币131840.9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张文生承担。崔玉兰为证明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银行转账回执七份，证明原告通过银行转账800000元给被告张文生本人账户，双方之间存在借款借贷事实。被告张文生辩称：第一，被告并不认识原告，更未向原告借款。原告转款给被告因为原告的丈夫欠被告的款项而代张明珍归还款项的。在(2017)粤0114民初6628号申请再审书中，明确有这方面的表示，以及在该案的执行中也有明确的确认；第二，张明珍对(2017)粤0114民初6628号申请再审时，是由代理律师郭继鸿以及原告两人一起申请再审的，并且于2018年12月18日，找到执行法官李惠，反映准备对李惠法官已经生效的判决(2017)粤0114民初6628号申请再审，并将再审的申请书以及40万的银行转账凭证也就是本案原告提交的2016.5.20之前支付给被告的40万元。这些证据交付给了李惠法官。同时，李惠法官对申请执行人的代理人做了执行笔录，双方均确认张文生申请执行后被执行人张明珍通过其妻子崔玉兰的账户共还款40万元给张文生，即本案后面的40万元，时间和金额都对应。当时本案原告也在现场，也作了同样的表示，因为原告没有张明珍的授权委托书，执行法官没有让本案的原告在笔录上签名，这可以找当时的执行法官李惠证实；第三，案涉的80万元的付款时间跨度4年多分7笔转账，如是借款的话，在没有归还任何款项的情况下，原告不可能在四年多的2018年9月共计出借40万元给被告。特别是2018年9月付款给被告的40万元，是在被告对本案原告的丈夫张明珍申请强制执行之后支付的，因为张文生对张明珍申请强制执行是在2018年3月19日，所以不符合常理；第四，案涉的80万，跨度4年多分7笔转账没有以被告出借条等借款凭证给原告也是不符合常理的。若被告欠原告80万的款项，原告的丈夫张明珍刑事立案前（因民事判决后有转移财产的行为，拒不执行判决），原告不可能不抵消被告的债权；第五，综上原告明知案涉的80万款项是代其丈夫归还给被告的款项，仍虚构被告借款的事实，提起本案诉讼，其行为已构成虚假诉讼罪，同时原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应以诈骗罪追究其形式责任。经审理查明，崔玉兰分别于2014年5月15日通过其名下浙江省农村信用社的银行账户向张文生转账支付200000元、崔玉兰于2014年8月20日通过其名下中国农业银行账户向张文生转账支付100000元、崔玉兰于2014年12月28日通过其名下浙江省农村信用社账户向张文生转账支付100000元、崔玉兰于2018年10月28日通过其名下中国农业银行账户向张文生转账支付200000元、崔玉兰于2018年11月2日通过其名下中国农业银行账户向张文生转账支付20000元、崔玉兰于2018年11月8日通过其名下中国农业银行账户向张文生转账支付80000元、崔玉兰于2019年9月10日通过其名下中国农业银行账户向张文生转账支付100000元，款项共计80万元。原告主张80万元为被告张文生向其借款，被告主张系原告崔玉兰代其丈夫张明珍偿还被告张文生的借款。本院认为：一、关于崔玉兰主张的800000元借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崔玉兰主张其向张文生转账支付的800000元为借款，分多笔转账，款项数额较大，但并未提交借款借据等证据证明涉案转款为借款，不足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该800000元转款的借款合意；二、原告所提交的七份转账记录均未备注转账性质；三、原告崔玉兰未提交任何向被告张文生催款的证据。四、原告所提交的证据在不同的案件中有不同的主张，相互矛盾。1、另案（2019）粤0114民申5号申请人张明珍申请再审称：“申请人不服（2017）粤0114民初6628号民事判决。理由如下：本案是有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申请人对股权和羊款作价还款无异议，但对被申请人主张另行还款为35万有异议。申请人提交的银行回单显示，申请人在2014年5月15日通过妻子崔玉兰向被申请人转账20万元，在2014年8月30日向被申请人转账10万元，在2014年12月28日转账10万元。共计转账了40万元。”该案中，再审申请人张明珍所提交的三份转账记录与本案原告所提交的三份转账记录一致。2、申请执行人张文生与被执行人张明珍民间借贷执行一案【案号（2018）粤0114执3161号】中，双方于2018年12月18日下午所做的执行笔录记载：“执：请申请执行人核对被执行人已清偿数额。申答：经过法院执行，被执行人分别于2018年9月10日通过银行转账10万元给申请执行人，2018年10月28日通过银行转账20万元给申请执行人，2018年11月2日转2万元给申请执行人，2018年11月8日转8万元给申请执行人，合计收到被执行人还款40万元，视为先偿还利息后偿还本金。执：请被执行人对上述还款数额进行确认。被：对上述还款数额进行确认，但我方认为该笔还款为已偿还本金。”上述转账时间、金额与本案原告所提交的转账记录的时间、金额一致。五、原告主张与被告发生借贷行为是否不符合常理。1、原告崔玉兰的丈夫张明珍从2012年开始向张文生借款，于2016年5月20日签订借款合同，花都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7日作出(2017)粤0114民初662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原告的丈夫张明珍向张文生归还借款821900元及利息，张文生于2018年3月19日向花都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原告崔玉兰作为另案张明珍的爱人在双方婚姻关系一直存续期间，在其丈夫欠本案被告张文生的款项未偿还的情况下，特别是张明珍因张文生申请强制执行已成为被执行人后，原告崔玉兰仍向本案被告张文生多次出借大笔款项且无借据，这极不符合常理，原告律师所做的解释也不合理；2、在原告向本庭提交的《借款事实与理由》中记载：“原告催讨被告归还，被告不但不还，并且威胁原告、再次借款，又于2018年9月10日壹拾万元。”，如原告所述，被告张文生不还款还威胁原告再次借款，原告还分四次转账给被告40万元，不符合常理。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条之规定“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可以要求当事人本人到庭，就案件有关事实接受询问。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拒绝到庭、拒绝接受询问或者拒绝签署保证书，待证事实又欠缺其他证据证明的，人民法院对其主张的事实不予认定。”本案已传票传唤原告本人崔玉兰到庭，但原告崔玉兰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当庭举证和陈述的权利，对于因其本人未到庭而造成部分案件事实无法查明的法律后果由其自行承担；综上，原告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借贷合意，故原告请求被告张文生偿还借款本金80万元及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崔玉兰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当庭举证和陈述的权利。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崔玉兰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559元（原告崔玉兰已预缴），由原告崔玉兰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提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周海涛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日书记员  林桂泽梁敏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