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黑0110民初434号原告：廖智鸿，男，1983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丹，黑龙江孟繁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哈尔滨市祥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香福路**。法定代表人：张楠，该公司总经理。原告廖智鸿与被告哈尔滨市祥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车位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1月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1年2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廖智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丹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哈尔滨市祥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廖智鸿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原、被告签订的五份《停车位合同》，返还原告支付的车位款519869元；2.判令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被告于2018年10月23日签订五份《停车位合同》，约定被告将其开发的哈尔滨恒大时代广场一期1951号、1409号、0751号、1420号、1421号车位出售给原告。合同约定1951号车位220000元，1409号车位及0751号车位170000元，1420号车位及1421号车位160000元，并于2023年10月23日前交付，原告已经支付全部价款577633元（提前付款优惠302367元），但目前被告的车位大幅降价出售，导致原告持有的车位价值贬损严重，被告的行为有违公平原则，严重损害了原告的权益。同时，原告因自身经济原因，无法再继续持有该车位，故原告要求解除与被告之间的合同，并同意按照合同约定支付10%违约金。哈尔滨市祥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庭前提交答辩状辩称，不同意原告主张解除车位合同以及返还车位款的诉讼请求。1、针对车位降价事宜，被告出台优惠政策是企业根据国家形势与市场行情进行的适当调整，原、被告签订车位合同后，车位价格的涨跌属于商业风险，而这种商业风险应由原告自行承担。且原、被告签订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被告并未违反公平原则。2、《停车位合同》第12条约定“合同生效后，任何一方在合同约定之外单方解除合同的，责任方须按照车位总价款的10%向对方支付违约金”，该条款的内容没有明确在何种条件下可以解除合同，只是强调如违约要承担违约金，该条款设立的目的是在原告根本违约不能继续履行的情况下被告享有的一种权利，而不是原告只要愿意承担10%违约金就享有的任意解除权，约定解除权要求合同双方在合同中具体明确在哪种条件下可以解除合同，但该条款并未说明，且被告不同意解除合同，即双方就解除合同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原告以此条款主张解除合同也不能成立。3、原告购买我公司开发的车位，双方签订的车位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车位合同合法有效，当事人应受该合同约束。而现在尚没有达到合同约定的交付时间，也不存在致使合同不能继续履行的法定解除事由，原告仅仅提出因经济原因便要主张解除合同，该理由不属于法定解除情形。因此，在约定解除和法定解除事由都不存在的情况下，原告单方主张解除合同不应得到支持。原告单方毁约才是肆意破坏市场秩序的行为，该行为不利于民法倡导和维护的交易安全与社会稳定。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被告未举证、未质证。对于原告举示的《停车位合同》5份、被告为原告出具的收据10份及刷卡凭证5份，因原告提供了证据原件且能够相互印证，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采信。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被告签订5份停车位合同，合同编号分别为0286、0287、0288、0289、0290。0286号停车位合同约定原告自被告处购买哈尔滨恒大时代广场一期车库1951号停车位，停车位总价款为220000元；0287号停车位合同约定原告自被告处购买哈尔滨恒大时代广场一期车库0751号停车位，停车位总价款为170000元；0288号停车位合同约定原告自被告处购买哈尔滨恒大时代广场一期车库1409号停车位，停车位总价款为170000元；0289号停车位合同约定原告自被告处购买哈尔滨恒大时代广场一期车库1420号停车位，停车位总价款为160000元；0290号停车位合同约定原告自被告处购买哈尔滨恒大时代广场一期车库1421号停车位，停车位总价款为160000元，五份停车位合同总价款为880000元。五份合同均约定，原告以分期付款的方式支付价款，停车位交付时间为2023年10月23日前。合同第十二条约定：合同生效后，任何一方在合同约定之外单方解除合同的，责任方须按停车位总价款的10%向对方支付违约金。签订合同后，就1951号停车位，被告向原告出具两份收据，0005205号收据载明收款日期为2018年10月24日，收款内容为车位首期款，金额为33000元（含定金），0001135号收据载明收款日期为2018年12月8日，收款内容为部分车位款，金额为187000元（含优惠金），原告提供的POS签购单显示其于2018年12月8日向被告支付111360元，即原告实际就该车位向被告支付车位价款144360元（33000元+111360元）；就0751号停车位，被告向原告出具两份收据，0005206号收据载明收款日期为2018年10月24日，收款内容为车位首期款，金额为25500元（含定金），0001139号收据载明收款日期为2018年12月8日，收款内容为部分车位款，金额为144500元（含优惠金），原告提供的POS签购单显示其于2018年12月8日向被告支付86051元，即原告实际就该车位向被告支付车位价款111551元（25500元+86051元）；就1409号停车位，被告向原告出具两份收据，0005207号收据载明收款日期为2018年10月24日，收款内容为车位首期款，金额为25500元（含定金），0001137号收据载明收款日期为2018年12月8日，收款内容为部分车位款，金额为144500元（含优惠金），原告提供的POS签购单显示其于2018年12月8日向被告支付86051元，即原告实际就该车位向被告支付车位价款111551元（25500元+86051元）；就1420号停车位，被告向原告出具两份收据，0005192号收据载明收款日期为2018年10月24日，收款内容为车位首期款，金额为24000元（含定金），0001138号收据载明收款日期为2018年12月8日，收款内容为部分车位款，金额为136000元（含优惠金），原告提供的POS签购单显示其于2018年12月8日向被告支付80989元，即原告实际就该车位向被告支付车位价款104989元（24000元+80989元）；就1421号停车位，被告向原告出具两份收据，0005204号收据载明收款日期为2018年10月24日，收款内容为车位首期款，金额为24000元（含定金），0001173号收据载明收款日期为2018年12月12日，收款内容为部分车位款，金额为136000元（含优惠金），原告提供的POS签购单显示其于2018年12月12日向被告支付81182元，即原告实际就该车位向被告支付车位价款105182元（24000元+81182元）。综上，合同约定的车位总价款为880000元，经优惠后，原告实际就五个停车位向被告支付的车位总价款为577633元（144360元+111551元+111551元+104989元+105182元），原告的付款义务已履行完毕。本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五份《停车位合同》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现原告主张解除双方签订的停车位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二条及第五百六十三条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事由。解除合同的事由发生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及“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以持续履行的债务为内容的不定期合同，当事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但是应当在合理期限之前通知对方”。根据原、被告的诉辩意见以及上述法律规定，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原告是否基于合同约定取得了任意解除权及案涉合同是否存在法定解除的情形。关于原告是否基于合同约定享有任意解除权的问题。本案中，原、被告于合同中约定“合同生效后，任何一方在合同约定之外单方解除合同的，责任方须按停车位总价款的10%向对方支付违约金”，从该约定的语义来看，该条款中既未明确约定一方可以解除合同的事由，亦未明确何种情况下合同相对方享有解除权。可见，该条款仅约定了合同双方未按照合同约定解除合同后应当承担的违约责任，并未赋予原告任意解除合同的权利。原告不能基于该条款享有任意解除权，且被告于答辩状中明确表示不同意解除合同，故原告不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二条请求解除合同。关于案涉车位是否存在法定解除的情形。本案中，原告自被告处购买车位，其主要的合同义务为支付车位价款，原告已向被告给付优惠后的全部车位款，即其合同主要义务已经履行完毕。根据合同约定，被告应于2023年10月23日前向原告交付车位，现尚未到被告履行合同义务的期限，且原告未能举证证明被告存在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其他违约行为，在原告已经履行完毕合同主要义务，并不存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三条规定中的法定解除情形，故原告亦不能据此请求解除合同。关于原告主张因被告车位降价的行为致使原告无望出售车位经济陷入困难的问题。原告在被告处购买五个车位，显然与日常停车需求不符，且原告住所地位于广州市，可见其购买车位的主要目的在于投资，在此种情形下，应当承担因投资可能带来的风险。换而言之，如车位价格有所增长，被告亦无权据此要求解除合同，买卖合同成立后，仅以价格增减的风险变动作为解除合同的依据显然不符合法律规定，亦不利于交易安全及维持稳定的市场秩序，故对原告这一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二条、第五百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廖智鸿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4499.34元，由廖智鸿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陈彩霞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九日法官助理徐久洋书记员于丹丹附相关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二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事由。解除合同的事由发生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第五百六十三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以持续履行的债务为内容的不定期合同，当事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但是应当在合理期限之前通知对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