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晋0106民初7332号原告:太原恒润得贸易有限公司，住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南内环西街73号金苹果大厦7007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0109MA0GU54474。法定代表人：李某。委托诉讼代理人：康某，山西纵合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周某，住山西省太原市，公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某，山西税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太原恒润得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恒润得公司”）与被告周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2日作出了（2020）晋0106民初494号民事判决。原告恒润得公司和被告周某均不服该判决，上诉至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8月18日作出（2020）晋01民终398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本院（2020）晋0106民初494号民事判决，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20年11月1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恒润得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康某及被告周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恒润得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决解除原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2、请求判决被告向原告返还25万元货款，并向原告赔偿自2018年2月12日起直至还清货款之日止的该25万元自己占用期间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年利率4.75%）的1.3倍计算得利息损失（计算至2019年7月31日为22628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与被告从2009年起开始有生意往来，原告曾多次向被告订购酒水。2017年9月29日，原被告双方约定，原告向被告订购价值500000元的酒水，订购的酒水商品名为“小兰花”。双方约定被告收款后立即发货，最迟应在2018年2月底将全部货物交付原告。双方达成一致后，原告当日向被告支付货款500000元，被告书面确认收到该款项。此后被告一直未能如期供货，经原告多次催促，于2018年2月11日，以其控制的太原市名香泰商贸有限公司向原告交付小兰花酒100件，价值250000元。此后再未履行任何供货义务，也不向原告退还剩余货款。被告长期拒不履行合同供货义务至今已达一年多，经原告多次催促，仍不供货，已经严重违约，原告的行为足以表明其不再履行合同义务，双方签订合同的目的已不能实现，原告因此请求解除与被告的供货合同，要求其返还250000元货款，并向原告赔偿250000元款项自2018年2月12日起直至还清货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1.3倍计算利息损失，暂计至2019年7月31日为22628元。望贵院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以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周某答辩称：一、被告与原告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首先，被告从未与原告签订过买卖酒水的书面或口头合同，也未实际履行酒水买卖行为。其次，原告提供的酒类流通附随单载明的收货方是太原市名香泰商贸有限公司，且原告在起诉状中亦明确提到由太原市名香泰商贸有限公司向其交付“小兰花”汾酒。由此可见，原被告之间并未成立买卖合同关系，被告主体不适格。被告与太原市名香泰商贸有限公司系两个独立的民事主体，因原告与太原市名香泰商贸有限公司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而产生的民事责任，应由太原市名香泰商贸有限公司承担，与被告无关。二、原告所主张的买卖关系、款项用途、交易标的、标的的价格，均无相关证据证明。首先，原告举证的付款凭证，载明的是李志敏支付周某15万元的事实，并不能证明该笔付款与被告具有关联性及用于购买本案酒水的款项用途。其次，原告提供的《采购收货单》中供货单位为散户，且没有被告的签章，不能作为被告供货的依据。再次，原告所主张的应当供货时间、每箱酒水价格2500元，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因此，不能作为计算货物价款及剩余货款的依据。综上所述，被告与原告之间未成立买卖合同关系，原告请求解除买卖合同并要求被告返还货款和支付利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举证和质证。对双方无争议的证据:原告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太原市名香泰商贸有限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双方有争议的事实及证据，本院认定如下：一、关于原告提出的原被告之间存在口头买卖合同关系、原告已向被告支付货款50万元并且被告已向原告提供价值25万元货物的主张，原告提交了2017年9月29日的民生银行付款回单一张、收据两张及2018年2月11日的采购收货单、物流编码，证明：1、原告于2017年9月29日支付给被告50万元货款，其中15万元是通过原告股东李志敏的银行账户向被告支付的，另外35万元是以现金方式支付的，被告在该张付款回单上签字确认收到货款金额50万元，款项性质为货款，并写明尚未交货。2、原告给被告支付35万元现金前一周内，收到两笔现金货款共计37.5万元；3、2018年2月11日，原告收到被告供应的小兰花酒100件，单价2500元，总价25万元，并随货物交付了货物的物流防伪编码。被告质证称：1、对李志敏向其转账15万元及在该张付款单上书写收到50万元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该张付款回单仅能证明李志敏向其转账15万元的事实，并不能证明款项的用途及与本案存在关联性；被告没有收到现金35万元。2、对两张收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与关联性均不认可，该证据是原告自制的证据，没有交款人的签字，不能证明收款的事实以及与本案交易款项具有关联性。3、对于2018年2月11日的采购收货单、物流编码的真实性及关联性不认可，该证据没有被告的签字确认，也没有注明供货单位，对供货数量及单价均不认可。本院对原告提交的该组证据认证如下：1、鉴于被告对该张付款单及付款单上手写内容的真实性认可，故本院对该张付款单及被告所书写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至于该张付款单和被告所书写内容有无证明力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及被告收到原告支付的50万元的问题，将在本院认为部分予以分析认定，此处不再赘述。2、鉴于原告并未就两张收据的真实性继续提交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且被告不予认可，所以，本院对该两张收据的证明力不予采信。3、对于2018年2月11日的采购收货单、物流编码，被告在庭审中虽答辩否认2018年2月提供过100件“小兰花”汾酒，但根据被告在本案庭审结束后提交的《案件情况说明》中所陈述的“在李志敏于2018年2月收到100件小兰花的时候，当时从汾酒集团出厂价都远远高于2500元/件”可知，被告认可李志敏于2018年2月收到100件“小兰花”汾酒的事实。因此，本院对该采购收货单、物流编码的真实系、合法性及关联性予以认定。至于2018年2月所供100件“小兰花”汾酒的价值问题，将在本院认为部分予以分析认定，此处不再赘述。二、关于原告提出的原被告在本案之前已经形成了以口头方式订立买卖合同交易习惯的主张，原告提交了2015年8月31日的民生银行对账单、交易明细详细信息、采购收货单3张、采购退货单、采购付款单、记账凭证；2017年7月14日的中国工商银行电子回单、酒类流通随附单、物流防伪编码、会计凭证，证明：1、2015年8月31日，李志敏经营的“太原市尖草坪区润水酒业”（以下称“润水酒业”）与被告个人订立口头合同，向被告采购“青花20年”酒类100件，单价1350元，货款135000元；当日李志敏向被告工商银行个人账户转账支付135000元货款，该次交易中被告收款账户与本案中争议合同中被告收款账户是同一账户；被告收到货款后当天向润水酒业交付了全部货物；润水酒业记账系统对该笔交易付款有记载。2、2017年7月14日，双方签订口头约定，原告向被告采购“小兰花”酒100件，规格为1*6（即一件六瓶），单价2280元（单瓶380元）；当天原告股东郭胜利以个人工商银行账户向被告的工商银行个人账户转账228000元，代原告向周某支付了货款；周某收到货款后，当天被告以其控制的太原市名香泰商贸有限公司向原告交付了100件“小兰花”汾酒。被告质证称：1、对李志敏与郭胜利分别向被告转账135000元和228000元的转账凭证的真实性认可，但是对关联性不认可，该转账凭证只能证明被告与李志敏及郭胜利之间存在款项往来，不能证明款项的用途及与本案存在关联性。2、对于2015年8月31日的采购收货单3张、采购退货单、采购付款单、记账凭证的关联性不认可，这些证据是润水酒业自制的单据，没有被告的签字，也与原告无关。3对于2017年7月14日的酒类流通随附单的真实性认可，但对关联性不认可，该证据证明销售方为太原市名香泰商贸有限公司，并非被告；对于2017年7月14日的物流防伪编码、会计凭证的真实系不认可，物流防伪编码、会计凭证均没有被告签字确认，且会计凭证均是原告单方制作。本院对原告提交的该组证据认证如下：1、鉴于被告对李志敏与郭胜利分别于2015年8月31日和2017年7月14日向其转账135000元和228000元的事实认可，本院对两次转账的民生银行对账单、交易明细详细信息和中国工商银行电子回单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至于该两笔转账有无证明力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口头买卖交易习惯的问题，本院结合李志敏的出庭证言及原被告的举证情况，综合认定该两笔转账对于证明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2、对于原告提交的上述两次交易的收货单、物流编码、记账凭证等证据，这些证据虽然没有被告的签字确认，但结合被告认可李志敏与郭胜利向其转账付款的事实，本院对上述2015年8月31日和2017年7月14日两次买卖交易单据、凭证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对于关联性，因原告提供的证据中均缺少交易相对方的明确信息，所以本院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定。三、证人李志敏出庭作证称，原被告于2017年9月29日的交易之所以不用公司账户转账而是用其个人账户转账，是为了不让酒厂发现串货的情况；我们约定给被告转账15万元，现金35万元，现金是在被告位于太原体育路开的汾酒专卖店支付给被告的，被告在银行转账凭证上签字“收到50万元”，被告答应提供30年青花瓷汾酒200件，但是只供了100件；双方口头约定每件2500元，每次交易都没有书面合同。对于证人李志敏的证言内容，经法庭和双方当事人询问核实，本院认为，李志敏作为原告公司的股东和涉案交易的直接参与人，其对交易的细节，特别是对款项的交付、货物的接收以及被告为何在15万元的转账凭证上书写“今收到货款50万元，货没付”有着最直接的了解，在被告未举出相反证据证明且被告本人无正当理由拒绝到庭接受询问的情况之下，本院对李志敏的证人资格予以认定，并对其证言予以采信。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事实：原告恒润得公司成立于2016年5月9日，李志敏、郭胜利为该公司的两名自然人股东。被告周某系太原市名香泰商贸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该公司成立于2007年6月7日。2017年9月29日，李志敏通过其个人银行账户（账号为×××）向被告周某的账户（账号×××）转账支付150000元。同日，周某在该笔转账的电子银行业务回单（付款）上写明“今收到货款伍拾万元正，货没付。周某，29/9。”本案庭审中，周某认可该份回单上的手写内容是其本人书写，并认可收到了李志敏转账支付的150000元。庭审结束后，周某于2021年1月27日向本院出具《案件情况说明》一份，其中载明“在李志敏于2018年2月收到100件小兰花的时候，当时从汾酒集团出厂价都远远高于2500元/件。”另查明，李志敏于2015年8月31日向周某的上述银行账户转账支付135000元；郭胜利于2017年7月14向周某的上述银行账户转账支付228000元。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综合分析原被告的诉辩意见，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二、被告周某是否收到了原告支付的货款50万元；三、周某交付的100件“小兰花”汾酒的价值是多少，周某是否应当返还原告货款25万元。一、关于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问题。原告基于买卖合同提起诉讼，其请求权基础是买卖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款关于“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原告应当举证证明其与被告之间买卖合同的存在与成立。在没有书面买卖合同直接证明的情况下，原告向法庭举示了一张由被告书写的收据，该收据载明“今收到货款伍拾万元正，货没付。”本院认为，该张收据具有债权确认的性质，虽未载明债权人名称，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关于“对账确认函、债权确认书等函件、凭证没有记载债权人名称，买卖合同当事人一方以此证明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的规定，在被告周某无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情况下，同时结合李志敏系原告公司股东的身份及李志敏关于其系代原告公司付款、买卖合同主体是原被告的证言，以及被告周某认可李志敏于2018年2月收到100件“小兰花”汾酒的事实，本院认定原被告之间就“小兰花”汾酒交易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且彼此的履约行为已为对方所接受。周某否认其与原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并抗辩主张只收到李志敏支付的15万元，其是代太原市名香泰商贸有限公司收取货款，实际供货方为太原市名香泰商贸有限公司。但是，周某并未举证证明其系代太原市名香泰商贸有限公司收款且已将所收款项交至太原市名香泰商贸有限公司，也未证明其个人或者太原市名香泰商贸有限公司与李志敏个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另外，被告周某作为上述收据内容的书写者，亲历了收据的形成过程，理应对收据形成的交易背景以及收据内容所要表达的意思，特别是收到谁付的“货款伍拾万元”，实际收到多少“货款”，“货款”和“货未付”所指向货物的名称、数量、价格及交易对手，有着最直接和最全面的了解。为了查明前述待证事实，切实维护原被告双方的权益，本院在充分考虑被告出庭可能会受疫情影响、需给予其充分准备时间的情况下，先后五次向被告送达了到庭接受询问通知书，要求其本人到庭接受法庭及对方当事人的询问，并明确告知了拒不接受询问的法律后果。但是，截止本案辩论终结前，被告并未到庭接受询问，且拒接本院电话，也未主动就相关案件事实及未能到庭的原因主动与本院联系沟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关于“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可以要求当事人本人到场，就案件有关事实接受询问”的规定及第六十六条关于“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场、拒不签署或宣读保证书或者拒不接受询问的，人民法院应当综合案件情况，判断待证事实的真伪。待证事实无其他证据证明的，人民法院应当作出不利于该当事人的认定”的规定，并综合原被告的陈述及原告的举证情况，本院认定原告所主张的其与被告之间就“小兰花”汾酒交易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成立。二、关于被告周某是否收到了原告支付的货款50万元的问题。庭审中，被告周某对其书写的“今收到货款伍拾万元正，货没付”的收据并不持异议，但只认可收到李志敏转账支付的15万元，否认收到其余现金35万元。本院认为，首先，被告周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长期从事商业活动的经营者，在经营活动中向他人出具50万元如此大额的货款收据，理应严格谨慎，并对出具收据行为的意义和法律后果有理性和明确的认知，被告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其次，关于为何收到15万元却出具50万元收据的问题，周某在2020年4月21日的庭审中解释系因“笔误”造成的，该收据对应的就是15万元；但是在本案庭审中，面对同样的问题，周某的解释是“记不清了”，前后两次回答明显不一致。再次，上述收据中“货款伍拾万元”是以大写数字的形式表述的，相比较于小写阿拉伯数字，出现笔误和被涂改的概率都要小的多。最后，即便被告主张的笔误事实成立，但被告在出具收据后的三年多时间里未发现该笔误并及时提出修改或撤销该收据的主张，明显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和逻辑；另外，周某认可李志敏于2018年2月收到100件“小兰花”汾酒的事实并主张每件销售价格远远高于2500元，据此测算，被告收到的货款至少也应是25万元，而不应是15万元。如果其在仅收到15万元货款的情况下，却向原告交付了至少价值25万元的货物，且对于不足的差额部分在交货后的三年多的时间从未向原告主张过权利，亦明显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和逻辑。综上分析，被告关于其仅收到15万元而没有收到50万元的辩解无事实依据，且辩解理由自相矛盾、不符合常理，本院不予采信。本院根据被告所出具50万元收据的事实和李志敏向被告转账15万元并收到100件“小兰花”汾酒的事实，并结合李志敏的证言、原告的支付能力及周某经本院多次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接受询问的情况，综合认定原告所主张向被告支付货款50万元的事实成立。三、关于周某所交付的100件“小兰花”汾酒的价值是多少，周某是否应返还原告货款25万元的问题。首先，关于被告认可的李志敏所收到100件“小兰花”汾酒价值多少的问题。被告不认可原告提出的每件价格2500元的主张，认为当时的出厂价都远远高于2500元/件，在此基础上加上运营成本和合理利润，实际成交价不可能是2500元。但是，截至本案庭审辩论终结前，被告周某对于该100件“小兰花”汾酒的具体成交价格并未提出明确的积极主张，仅是消极否认。被告作为涉案买卖交易的相对方，即便双方没有书面买卖合同的约定，但在已有100件“小兰花”汾酒交付履行的情况下，被告对于货品的成交价格不可能在已经交付履行三年后的今天仍不清楚且不能明确。因此，本院对被告没有相反证据证明的消极否认不予支持，对原告所主张100件“小兰花”汾酒价值25万元的事实予以认定。其次，关于被告是否应返还原告货款25万元的问题。如上所述，本院认定原被告之间存在并成立买卖合同关系。被告周某收到了原告支付的货款50万元，但于2018年2月向原告交付100件、价值25万元的“小兰花”汾酒后，截至本案庭审辩论终结前，并未向原告履行交付剩余货款25万元所对应数量“小兰花”汾酒的义务，并否认其与原告之间存在买卖关系。本院认为，被告已经以其实际行为表明了拒绝继续履行合同的意思表示，原告所期待的履行利益已经无法实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关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五条第二款关于“当事人一方未通知对方，直接以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方式依法主张解除合同，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该主张的，合同自起诉状副本或者仲裁申请书副本送达对方时解除”的规定，原告提出解除原被告之间买卖合同的诉请，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以支持，本院确认原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自起诉状副本于2019年9月3日送达被告周某之日起解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关于“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请求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请求赔偿损失”的规定，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已收取的货款25万元并赔偿资金占用期间利息损失的诉请，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关于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因原告并未举证证明双方之间关于交付货品的履行期限有明确的约定，所以履行期限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的规定确定，即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请求履行，但是应当给予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鉴于原告未举证证明其在本院提起诉讼前已向被告提出履行交货义务的主张，故本院认为原告主张的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应自起诉状副本于2019年9月3日送达被告周某之日起计算。关于计算利息损失的标准，本院酌定自2019年9月3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损失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一年期）计算。综上所述，根据原告所举示的证据并结合原被告的陈述，可以确信原告所主张待证事实的成立具有高度盖然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六十二条第四项、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五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第六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太原恒润得贸易有限公司与被告周某之间的买卖合同自2019年9月3日起解除；二、被告周某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返还原告太原恒润得贸易有限公司货款25万元并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该利息损失以25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9月3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一年期）计算）；三、驳回原告太原恒润得贸易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须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不得有转移、隐匿财产等逃避执行行为，并不得有高消费及非生活或者经营必须的消费行为。本条款即为执行通知，人民法院在受理执行申请后，依法可以立即对违反本条款规定内容的相关当事人采取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案件受理费5390元（原告太原恒润得贸易有限公司已经预交），由被告周某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赵宏旺人民陪审员 安 博人民陪审员 郭雅璟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二日书记员 张 茜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六十二条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一）质量要求不明确的，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履行；没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按照通常标准或者符合合同目的的特定标准履行。（二）价款或者报酬不明确的，按照订立合同时履行地的市场价格履行；依法应当执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的，按照规定履行。（三）履行地点不明确，给付货币的，在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履行；交付不动产的，在不动产所在地履行；其他标的，在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履行。（四）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五）履行方式不明确的，按照有利于实现合同目的的方式履行。（六）履行费用的负担不明确的，由履行义务一方负担。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五条当事人一方依法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通知载明债务人在一定期限内不履行债务则合同自动解除，债务人在该期限内未履行债务的，合同自通知载明的期限届满时解除。对方对解除合同有异议的，任何一方当事人均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行为的效力。当事人一方未通知对方，直接以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方式依法主张解除合同，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该主张的，合同自起诉状副本或者仲裁申请书副本送达对方时解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三条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没有规定而民法典有规定的，可以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但是明显减损当事人合法权益、增加当事人法定义务或者背离当事人合理预期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对账确认函、债权确认书等函件、凭证没有记载债权人名称，买卖合同当事人一方以此证明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可以要求当事人本人到场，就案件有关事实接受询问。人民法院要求当事人到场接受询问的，应当通知当事人询问的时间、地点、拒不到场的后果等内容。第六十六条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场、拒不签署或宣读保证书或者拒不接受询问的，人民法院应当综合案件情况，判断待证事实的真伪。待证事实无其他证据证明的，人民法院应当作出不利于该当事人的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