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21）黔26刑终55号原公诉机关贵州省黄平县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黄天济，男，1947年4月1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户籍所在地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住贵阳市南明区。因涉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于2020年9月17日被黄平县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2020年10月27日被黄平县人民法院取保候审，现住贵阳市南明区。辩护人陈子靳、程耀辉，贵州鼎尊律师事务所律师贵州省黄平县人民法院审理贵州省黄平县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黄天济犯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一案，于2020年12月31日作出（2020）黔2622刑初107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黄天济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审阅卷宗、上诉状、上诉人陈述词，讯问上诉人，听取辩护人意见，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判认定，2012年6月至7月的一天，凯里市“盛世荣华”楼盘房开老板杨某为获取凯里市金泉湖水库西侧高粱坡宗地作为房地产开发用地，向时任凯里市国土局局长欧某了解得知需找时任凯里市市长洪某同意才能拿地的情况后，遂请欧某找熟悉洪某的人帮忙，并表示事成之后出钱感谢。不久，欧某将此事告知时任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纪委秘书长杨通成（另案处理），杨通成找到凯里市东武王朝餐厅老板熊某1帮忙引荐与洪某关系密切的人，并告知熊某1，杨某事后会给予好处费。随后，熊某1引荐杨通成与黄天济认识。在与黄天济的交谈中，杨通成在介绍凯里“削峰填谷”项目政策的同时将其朋友愿出钱请人帮忙找洪某拿地之事一并告知黄天济，并请其帮忙，黄天济接受杨通成的请托。杨通成将此消息告知欧某并介绍欧某与黄天济认识，欧某又将此消息转告杨某。杨某安排其公司副总经理彭某与黄天济具体对接，对接后黄天济答应能够帮忙拿地，随后，杨通成、黄天济、欧某、熊某1四人在东武王朝餐厅商谈帮杨某拿地事宜，其中黄天济提出需提供高粱坡宗地图纸方便其找洪某协调。几天后，欧某将图纸拿到东武王朝给杨通成，杨通成将图纸交给黄天济。2012年7月20日，杨某按照黄天济提出先付诚意金的要求，将50万元通过其子杨鑫泉的建行卡转入黄天济指定的熊某2（熊某1女儿）的建行卡里。黄天济收钱后，便带上高粱坡宗地图纸到洪某办公室，要求开发建设高粱坡宗地，洪某答应了黄天济的请求。因高粱坡宗地属不允许建设区，2012年8月23日，凯里市国土局向凯里市人民政府提出先行调整高粱坡宗地规划，并上报省人民政府农用地转用集体土地征收后再进行开发建设的请示建议。2012年8月26日，洪某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高粱坡宗地“削峰填谷”项目相关事宜，会议决定将该宗地“削峰填谷”项目由黄天济的贵州中锐投资公司实施，土地开挖平整后形成的房地产开发用地出让给该公司开发建设。但会议对宗地规划调整、农转征上报审批等问题未予明确。同年8月28日黄天济以拿到会议纪要，高粱坡宗地已经控制在他手里须给付好处费为由，要求杨某转账400万元到黄天济指定的杨通成提供的谌某的银行卡里。杨某给付黄天济好处费后，经彭某与黄天济协商，黄天济找洪某协调同意，黄天济于2012年9月4日与凯里市人民政府签订增补由彭某为全权代表的“香港联合国科技城市开发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建设合作投资单位的补充协议书。协议书签订期间，黄天济提出该土地必须要1900万元才能给杨某，其中的500万元要转到黄天济本人账户，并要求在开发的楼盘内任选一套精装房作为报酬，杨某通过其公司股东彭云福侄子彭吉宇的农商行卡转账500万元到黄天济、杨通成指定的谌某的卡里。2012年9月10日，彭某与黄天济协商签订项目建设合同退出协议书，黄天济的公司全面退出高粱坡宗地开发建设项目。2012年9月14日，杨某将500万元好处费通过其妻班平珍建行卡转账到彭某建行卡中再转账到黄天济指定的个人账户。2012年10月12日，杨某又从陈爱琼的账户转450万元好处费到黄天济、杨通成指定的谌某工商银行卡里。2012年10月16日，凯里市国土局按照凯里市人民政府工作安排对高粱坡宗地组织出让会审，凯里市人民政府对会审中提出的该宗地出让前须依法办理农用地转用与集体土地征收手续，完成集中式水源点取消工作的意见未采纳，继续安排凯里市国土局以挂牌方式将该宗地出让给杨某的贵州省江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黄天济、杨通成等人共收受杨某好处费1900万元。2012年9月5日，杨通成安排谌某通过该账户向黄天济转账150万元。2012年9月6日，杨通成指示谌某通过该账户向黄天济转账400万元。2012年9月7日，杨通成指示谌某通过该账户向熊某1转账60万元。其中黄天济分得1100万元，杨通成分得740万元，熊某1分得60万元。原判认定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查证属实的下列证据证实：1.指定管辖决定书、立案决定书、户籍信息、关于讯问黄天济的经过说明、到案情况说明等综合书证；2、帮助杨某获取项目的相关文件；3.存取款、银行流水记录等其他书证；4.证人杨某、洪某、彭某、熊某1、欧某、谌某、熊某2等人的证言；5.同案被告人杨通成的供述；6.被告人黄天济的供述与辩解。原判根据上述事实以及相关证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之一、第六十四条、第五十二条的、第五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被告人黄天济犯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叁佰万元（3000000元）；二、被告人黄天济违法所得赃款1100万元，依法予以追缴，上交国库。宣判后，黄天济以“1、其不是洪某关系密切的人；2、其是通过合法程序拿地，是合法的商业行为，不存在为杨某等人谋取不正当利益；3、用于定案的被告人供述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为由，上诉至本院，希望本院改判。其辩护人陈子靳、程耀辉提出，本案中客体、客观方面、主体上均不符合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犯罪构成要件，上诉人并没有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也没有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影响力，更不是密切关系之人，调查人员对黄天济讯问时有威胁、诱供之嫌，相关笔录及同步录音录像并没有全部随案移送。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上诉人黄天济犯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据以定案的证据原判已列述并经庭审查证属实，二审期间黄天济及其辩护人没有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原判认定事实及所列证据，予以确认。针对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及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结合在案证据，根据事实和法律，本院综合评判如下：一、关于黄天济是否属于“与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的认定问题。经查，上诉人黄天济在黔东南州监委的两次调查询问笔录中均提到“我和黔东南州之前的老领导都非常熟悉，关系非常好，和这些老领导一起吃饭应酬过程中，洪某也在，一来二去就熟悉了”，证人洪某的证言提到“我记得有一次和州里的老领导一起去北京出差，黄天济来机场接我和这个老领导，并安排住宿待机，我们也吃过几次饭”，二人的供证吻合，且有其他相关证人证言补强印证，再结合上诉人黄天济通过洪某的关系，切实顺利地取得了金泉湖高梁坡地块开发权的事实，足以认定上诉人黄天济为“与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之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中的“关系密切”与《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规定的“特定关系”并非同一概念，本罪中“关系密切之人”，其本质是行为人能够通过与国家工作人员的关系形成自己影响力，并不要求行为人与国家工作人员有共同的利益关系，本罪的利用影响力受贿行为往往是行为人在国家工作员不知情的情况下实施的。故上诉人及辩护人关于“黄天济不属于与国家工作人员有密切关系、特定关系的人”的意见，不予采纳。二、关于黄天济是否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问题。“谋取不正当利益”是指谋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政策规定，或者要求国家工作人员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政策、行业规范的规定，为自己提供帮助或者方便条件。本案中，高粱坡宗地在案发时属于不允许建设区，需按法定程序调整地块性质并解决拆迁等具体问题之后才能作为净地依法挂牌出让。杨某想要申购该宗土地进行房地产开发，找到相关政府部门及领导均无果，但在通过杨通成找到黄天济并得到其帮助后，该宗土地未按法定程序完成土地性质转变及完善其他手续，就被请托人成功取得土地开发权，依法应当认定为谋取了不正当利益。此外，黄天济先收取了请托人的“诚意金”之后，才利用其与洪某的密切关系形成的影响力，违背公平、公正原则，仅通过专题会议方式就获得凯里市政府出让该宗土地，之后办理土地开发权相关事宜上高效、快速，十分顺利的完成了请托事项并在此过程中收受请托人给付的巨款，其行为本身就违法，过程中，由黄天济控制的贵州中锐投资公司参与实施的一系列“商业性操作”，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实现杨某的请托，是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手段，难以掩盖上诉人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非法目的，故该方面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三、关于黄天济在调查机关所作供述的合法性、真实性问题。经查，在案供述笔录显示，调查人员在对上诉人黄天济进行讯问时，依法告知了上诉人享有的诉讼权利，确认了上诉人身体状况及精神状况，所作笔录均有上诉人的核对签字确认，诉讼过程中，办案机关告知上诉人有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权利，其并没有申请排除非法证据，本院经审查也未发现调查机关有非法取证的情形，上诉人及其辩护人关于用于定案的被告人供述不是上诉人真实意思表示的意见，无事实依据，不予采纳。至于上诉人所提笔录明显复制粘贴的问题，不属于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规定的需作出合理解释的“证据瑕疵”情形，其关于“原判未对此作出合理解释”的上诉理由，于法无据，不予采纳。四、关于黄天济及其辩护人所提缺失笔录是否影响事实认定的问题。经查，一审庭审中，上诉人黄天济主要是对于州监委2020年4月27日和2020年5月29日所作的两次笔录有异议，称不是其真实意思表，对黄平监委2020年7月9日所作笔录无异议，同时表示对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2020年12月10日所作的笔录无异议，并称检察机关来问的笔录才是真实的，对于上诉人所提“其在2019年12月份做的第一份笔录缺失，该份笔录才是真实的意思表示”的理由，且不论该份笔录是否存在，鉴于其认可其在黄平监委和检察机关所作供述，更表示在检察机关的笔录是真实的，故是否调取“其认为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的2019年12月份笔录”不影响本院对其供述孰真孰假的全面判断，不影响本案事实的查明，本案关键还是应采信其哪一次供述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六条之规定，鉴于上诉人黄天济庭前供述和辩解不一致，庭审中又不供认，故应结合其他在案证据对其所作供述和辩解进行审查认定，本案中，上诉人黄天济于2020年4月27日和2020年5月29日所作供述，与杨通成、洪某、熊某1、彭某、杨某、欧某、谌某等人的言词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又有存取款、银行流水记录等书证补强印证，故应对黄天济的上述两次供述予以认定。本院认为，被告人黄天济伙同他人，利用与其关系密切的国家工作人员形成的影响力，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之一的规定，依法应予惩处。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并无不当。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及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予以驳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一）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向 敏审判员 张芝伟审判员 潘本发二〇二一年三月十八日法官助理罗艳琳书记员郑凌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