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晋01民终61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某，住太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郁某，山西管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太原中心支公司，营业场所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双塔西街50号安业集团1幢6层、2幢1层。负责人：姜某。委托诉讼代理人：牛某，住太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樊某，住太原市。上诉人陈某因与被上诉人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太原中心支公司保险纠纷一案，不服太原市万柏林区人民法院（2020）晋0109民初38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某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一审法院作出的（2020）晋0109民初3893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或者依法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以“原告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不足以证明原告在2017年8月7日住院治疗后及时向被上诉人履行了告知义务，已符合合同约定的终止条件，该合同已于2017年8月14日终止”判决驳回陈某的全部诉讼请求，属于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1.涉案保险合同生效后，在2017年8月7日，上诉人感觉身体不适，前往山西省心血管病医院门诊检查，被确诊后于当日住院，上诉人之父陈进文即通过微信告知其业务经理张定华和高金梅，上诉人患病在医院住院的情况，并就保险理赔的相关事宜进行沟通。之后高金梅带领其他人员，前往医院看望上诉人，明确知悉了上诉人的患病情况，告知上诉人和投保人陈进文不需要进行理赔，继续缴纳保险费就行，不会影响保险合同的生效。上诉人认为张定华和高金梅作为被上诉人的员工也是上诉人保险合同的营销经理，可以代表保险公司，被上诉人也应该已经知道上诉人患病的情况。但在上诉人在2020年6月9日作出《理赔决定通知书》，以上诉人在180日的等待期内患病为由，拒绝理赔，追溯至2017年8月14日终止了《富德生命附加福相随重大疾病保险》合同。张定华、高金梅作为被上诉人公司的营销经理，与所在单位即被上诉人之间构成利益关系，张定华和高金梅是基于自身业务提成收入考虑，可能向被上诉人隐瞒了上诉人患病的事实，也可能是被上诉人基于自己的业务考量，为了收取保险费用，在明知上诉人已经患病的情况下，继续收取保险费用。被上诉人即保险人在知道上诉人已经患病的情况下积极收取保险费用，在三年内没有及时行使自己终止合同的权利，应当视为对其权利的放弃。特别是在长期继续型保险合同中，被上诉人在知悉上诉人在等待期内患病的情况下，大可以坐收保费，等到事故发生被保险人理赔时再来主张终止、解除合同，这样的结果可以给保险人带来巨额利益。被上诉人不行使终止合同的权利，且无需赔付第一次患心脏病的保险金，被上诉人继续收取保费，于己有利，且上诉人是否再次生病是不确定的，被上诉人基于此种考虑，才不终止合同。在合同有效期内，上诉人被确诊为左肾癌，是心脏病之外的与第一次患病无关的疾病，属于保险合同承保范围，应该支付保险金。2.高金梅、张定华在知悉上诉人患病后，基于自身业务提成和公司的业务指标的考量，是否告知被上诉人，是被上诉人的管理问题，不应当由上诉人承担，同时在庭审中被上诉人的员工陈述，投保人陈进文（也是被上诉人招聘的保险销售从业人员）投保的保险，如果在第二年不能继续投保，保险业务员即张定华、高金梅获得的第一年缴纳保费的业务提成将全部返还给公司。案外人张定华和高金梅的行为也是被上诉人作为保险公司获得收益的主要考虑，保险合同作为射幸合同，保险合同履行的结果是建立在事件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的基础之上。当保险事故发生时，它所赔付的金额可能大于它所收的保费；而如果保险事故没有发生，则它只有收取保费的权利，而无赔付的责任。被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的营销经理张定华和高金梅既是基于自己能够获得业务提成的考虑，也是被上诉人基于上诉人此后不会产生保险赔付的疾病，而只有收取保费的利益考虑，在之后一直没有行使合同终止解除的权利，而在发生保险事故后，还以等待期患病为由拒绝承担赔付的责任，仅需承担无息退还保费的责任，对被上诉人明显有利。在本案中，2017年8月7日上诉人第一次被确诊冠状动脉性心脏病急性冠脉综合征，2020年3月3日在山西省肿瘤医院被确诊为左肾癌，两病之间没有关联；上诉人依据的是2020年3月3日患病要求被上诉人承担保险责任，被上诉人在不行使终止合同的权利继续收取保费，发生保险事故后，以第一次事故终止合同，拒不赔付依据第二次保险事故要求的保险金，对上诉人和投保人是非常不公平的。3.被上诉人依据合同约定以180日的等待期患病为由终止保险合同，该约定不应该是被上诉人终止合同的依据。在上诉人患病后，投保人已经向被上诉人的业务经理张定华和高金梅告知上诉人的患病情况，张定华和高金梅作为保险营销经理可以代表被上诉人公司对投保人进行投保前的询问和告知义务，也就可以代表公司和投保人进行后期理赔的沟通。同时投保人和被上诉人业务经理张定华和高金梅的聊天记录可以证明被上诉人已经知晓该情况，并向投保人询问上诉人的病情，上诉人及投保人向被上诉人业务经理张定华和高金梅（也就是签订案涉合同的业务经理）告知，应该视为对被上诉人的告知。同时被上诉人也未在两年的行权期间行使合同解除权，保险人以合同终止为由不予理赔，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同时该规定目的在于规范了保险合同解除与拒绝赔偿的关系，防止保险人随意拒赔。《保险法》第十六条第三款规定了合同解除权行使的期间，如果允许保险人不解除合同，在被保险人理赔时直接拒赔，则解除权行使期间的规定将完全被规避，其立法目的将无法实现。而本案保险人就是拒赔以后才终止保险合同（见理赔决定通知书）。投保人通过订立保险合同、支付保险费、对参加保险的人提供保障，以便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投保人陈进文购买保险的目的就是防范风险，得到一份保障。保险人在不积极行使解除权的情况下，在出现保险事故后，直接拒绝理赔的行为，严重违反民法的诚实信用原则，也使上诉人和其父亲规避风险的目的无法实现。4.上诉人和投保人向张定华和高金梅告知患病，其已经履行了告知义务，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在发生保险事故后，第一时间想到的应该是保险业务员是符合常理的，如果每一个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在发生保险事故都需要通知法定代表人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需要出具保险公司盖章的书面文件是无法完成，也是不现实的，对投保人和被保险人明显不利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微信已经成为人民日常生活和工作的必不可少的工具，业务往来、工作安排、通知等都是通过微信来完成的，所以才有投保人在微信上告知张定华后，高金梅亲自前往看望上诉人的情况。投保人和上诉人将患病情况告知被上诉人的营销经理张定华和高金梅，应当视为告知被上诉人。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之规定，人身保险合同成立超过两年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涉案保险合同成立于2017年6月7日，在之后的两年内被上诉人没有行使解除权，继续收取保险费，该解除权已经丧失，被上诉人无权终止合同。同时也不能追溯终止合同至三年前。2017年8月7日，在上诉人患病后，投保人已经向被上诉人的业务经理张定华和高金梅告知上诉人的患病情况，张定华和高金梅作为保险营销经理可以代表被上诉人公司投保人进行投保前的询问和告知义务，也就可以代表公司和投保人进行后期理赔的沟通。同时投保人和被上诉人业务经理张定华和高金梅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证明被上诉人已经知晓该情况，并向投保人询问上诉人的病情，上诉人及投保人向被上诉人业务经理张定华和高金梅（也就是签订案涉合同的业务经理）告知，应该视为已经知道上诉人2017年8月7日的患病情况。被上诉人在2017年8月知道上诉人患病情况后，并未在30日内，行使合同解除权，且继续收取主合同和附加合同全部保险费用。上诉人于2020年3月3日，在山西省肿瘤医院被确诊为左肾癌，左肾部分恶性肿瘤伴有大片坏死，符合附加合同《富德生命附加福相随重大疾病保险》（2017版）承保范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第三款规定，合同解除权自保险人知道有解除事由之日起，超过三十日不行使而消灭。自合同成立之日起超过二年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被上诉人终止合同明显不符合《保险法》第16条的规定，被上诉人行使合同解除权的时间最晚应该在2019年8月份，但被上诉人并未行使合同解除权反而收取该附加合同对应的保费，其已经丧失保险合同解除权。三、一审法院对于被上诉人的理赔决定书终止的合同认定有误，被上诉人只是终止了附加合同《富德生命附加福相随重大疾病保险（2017版）》，并没有将该保险项下的主合同和附加险合同全部终止，且只是退还了终止部分的保险费，其他合同依然有效，被上诉人应当进行赔付。2017年6月7日，上诉人之父陈进文在被上诉人投保的保险合同包括主险和附加险，其中主险为“富德生命福星高照终身寿险（分红型）（2017版）”，附加险为“富德生命附加康悦人生费用补偿医疗保险（A款）”、“富德生命附加住院每日补贴医疗保险（A款）”、“富德生命附加福相随重大疾病保险（2017版）”、“富德生命附加住院费用补偿医疗保险（D款）”，在其他合同没有终止的情况下应当依约进行赔付。综上所述，上诉人告知被上诉人的营销经理既可以视为对被上诉人的告知，一审法院认定部分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依法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太原中心支公司辩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本案经过原审法院开庭审理后查明，上诉人的父亲陈进文，系我司保险销售代理人员。2017年6月7日，陈进文以自己为投保人及该保单的代理人、以上诉人陈某为被保险人，与我司签订保险合同一份，保险合同号码为P000000048268355。主险为《富德生命福星高照终身寿险（分红型）（2017版）》、附加险为《富德生命附加康悦人生费用补偿医疗保险（A款）》、《富德生命附加住院费用补偿医疗保险（D款）》、《富德生命附加福相随重大疾病保险（2017版）》等。其中《富德生命附加福相随重大疾病保险（2017版）》第一条第二款，“若本附加合同和主保险合同约定不一致的，以本附加合同的约定为准；若本附加合同没有约定的，以主保险合同的约定为准。”第五条第一款，“若被保险人于本附加合同生效日起一百八十日内（含第一百八十日）或效力恢复之日起一百八十日内（含第一百八十日），非因意外伤害事故（释义一）导致被确诊首次患本附加合同定义的重大疾病或轻症疾病，本公司不承担保险责任，无息退还本附加合同实际缴纳的保险费（释义二），本附加合同终止。这一百八十日的时间称为等待期。”上诉人父亲（投保人）陈进文、上诉人（被保险人）陈某，二人均在《电子投保确认书（个人营销渠道）》签字确认、同时陈进文抄录了“本人已阅读保险条款、产品说明书和人身投保提示书，了解本产品的特点和保单利益的不确定性”。2017年8月7日，上诉人被确诊为冠状动脉性心脏病急性冠脉综合征并于当日入住山西省心血管病医院。2017年8月17日上诉人出院后，并未向我司履行告知其患病就诊的义务。2020年3月3日上诉人被确诊为左肾癌，并于2020年5月28日据此向我司提出理赔申请。我司于2020年6月9日向上诉人发送《理赔决定通知书》：公司按《富德生命附加福相随重大疾病保险（2017版）》条款约定，因上诉人在观察期内即进行冠状动脉介入手术，符合“若被保人于等待期内非因意外伤害事故被确诊首次患本附加合同定义的轻症疾病，本公司不承担保险责任，无息退还本附加合同实际缴纳的保费，本附加合同终止”的条款约定。本公司不承担重大疾病保险金赔偿责任，同时按照条款约定，自2017年8月14日开始本附加合同终止，并退还保险费9900元。上述事实，有双方的当庭陈述、有双方签订的《保险合同》等相关证据在卷作证，能够证明上诉人在等待期患病，并未向我司履行告知其患病就诊的事实，我司按照合同约定解除保险合同，并退还保费。因此，本案的案件事实非常清楚，证据确凿充分。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鉴于本案双方签订的保险合同系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应当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履行权利义务。原审法院依《合同法》第八条第一款：“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第九十一条第七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七）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终止的其他情形”等法律，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公正合理。三、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够成立，二审法院应予维持原判。1.上诉人利用其父亲陈进文投保人与保险代理人的双重身份，隐瞒事实、欺骗我司，并未向我司履行告知其患病就诊的义务，主观存在恶意。上诉人的父亲陈进文2017年6月7日投保，上诉人2017年8月14日进行冠状动脉介入手术，却一直未将相关情况告知我司。而本案中上诉人利用其父亲陈进文投保人与保险代理人的双重身份，为避免保险合同终止而故意隐瞒2017年住院的事实，故意隐瞒、不及时申请理赔，导致本合同未能按约定条款予以终止，对此陈某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2.微信截图消息并不能证明上诉人将其在等待期患病的事实告知我司。首先，微信截图消息为上诉人父亲与张定华、高金梅聊天记录，在聊天记录中没有任何信息能够表明，上诉人将其患病的事实告知对方。其次，高金梅及张定华作为本案案外人员，与本案无关。二者既不是本案保单的合同当事人、也不是本案保单的代理人、更不是公司的理赔人员。上诉人父亲与张定华等人沟通的事项为上诉人与张定华等人的个人交流，与我司无关，不应视为对我司的告知。最后，作为一个普通善意客户，在发生疾病需要保险理赔时，首先应向保险公司的正规渠道理赔报案。在保险合同首页明确写明我司统一客服热线95535，在保险合同中也明确写明保险事故需及时通知我司。而非上诉人故意曲解为发生保险事故客户“需要通知法定代表人或者高级管理人员”，上诉人所诉不符合事实、也违背常理。同时在上诉人第二次理赔申请却前往我司营业厅，提交相应资料给我司，上诉人即可正常进行理赔申请，并未想其标书“需要通知法定代表人或者高级管理人员”，上诉人前后矛盾、逻辑混乱。3.上诉人父亲作为案涉保单代理人有重大利益关系。上诉人父亲作为案涉保单的代理人，对该保单有直接的代理利益关系。上诉人出于其父亲自身业务提成考虑，在等待期患病事实故意隐瞒，避免因合同解除，从而导致将上诉人父亲第一年获得的案涉保单的业务佣金全部返还给我司，该项事实有上诉人父亲签订的《自保件投保申明书》为证。同时上诉人歪曲事实，称案外人高金梅等需将保单第一年获得的保单的业务佣金全部返还给我司，颠倒黑白，扭曲真相。4.我司并未就解除合同获得任何利益，相反我司因上诉人隐瞒病情的行为增加了我司的经营成本。首先，我司在发现上诉人在等待期患病的事实后及时解除了保险合同并退还了相应保费。我司并未就解除合同获得任何利益。其次，根据《富德生命附加福相随重大疾病保险（2017版）》第五条第2款“2.若被保险人于等待期后，非因意外伤害事故被确诊首次患本附加合同定义的重大疾病，本公司将按本附加合同基本保险金额与累计给付的医疗保险金的差额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本附加合同终止，主保险合同基本保险金额按给付的重大疾病保险金等额减少”，即在正常情况下，客户根据《富德生命附加福相随重大疾病保险（2017版）》因重大疾病获得保险赔付后，《富德生命福星高照终身寿险（分红型）（2017版）》中基本保险金额需要等额减少。假设本案中上诉人获得重大疾病理赔金20万元，其《富德生命福星高照终身寿险（分红型）（2017版）》中基本保险金额同时需要减少20万元。反之，上诉人因等待期患病被解除保险合同，并未获得重大疾病保险金，其《富德生命福星高照终身寿险（分红型）（2017版）》中基本保险金额仍为20万元。故我司整体给付金额并未实质性改变。最后，上诉人隐瞒病情的行为增加了我司的经营成本。一个保险合同的成立，除了看得见的保费缴纳与收取，还有更多的看不见经营成本。从投保时保单核保、成立后电话回访、生效后的客户服务……一系列活动都需要我司投入相应的成本。由其是因上诉人隐瞒等待期患病事实，在上诉人第二次提交理赔申请后，我司投入原本不应产生的人力物力对上诉人理赔申请进行调查核实，大大增加了我司的经营成本。5.我司有权按照保险合同约定解除保险合同，并依法解除了保险合同。首先，我司解除保险合同的依据是合同约定，并非《保险法》第十六条规定的保险公司的法定解除权：第一、我司根据《保险法》第十五条，除本法另有规定或者保险合同另有约定外，保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可以解除合同，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本案中2017年6月7日保险合同生效，2017年8月7日上诉人在等待期内确诊，于2017年8月14日即进行冠状动脉介入手术，符合《富德生命附加福相随重大疾病保险（2017版）》合同第5条、第19条第三款被保险人于等待期内非因意外伤害事故被确诊首次患本附加合同定义“冠状动脉介入手术（非开胸手术）”，公司不承担保险责任，无息退还本附加合同实际缴纳的保费，本附加合同终止的条款约定。故我司有权按照保险合同约定解除保险合同。第二、有关《保险法》第十六条，是法律规定赋予保险人的合同解除权，使用的场景是“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情况，同样的对于该项权利行使限制的，即保险公司两年不可抗辩期，也是针对“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的情况。本案中，我司依据合同约定因原告在观察期（等待期）内确诊与上诉人解除保险合同，不应适用《保险法》第十六条保险人依法因投保人未如实告知解除保险合同。其次，我司已按照约定追溯解除保险合同，保险合同已终止。我司已按照约定于2020年6月9日，向上诉人发送《理赔决定通知书》，表明追溯自2017年8月14日开始与上诉人解除《富德生命附加福相随重大疾病保险（2017版）》合同，并退还保险费9900元，合同已终止。我司明确送达了解除保险合同的意思表示，上诉人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完全可以理解该文件的相应内容。6.上诉人要求我司赔付其他附加险合同无事实与法律依据。首先，因2017年等待期所患病发生的保险事故已经过诉讼时效。根据《保险法》第二十六条人寿保险以外的其他保险的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向保险人请求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2017年8月7日被确诊为冠状动脉性心脏病急性冠脉综合征并于当日入住山西省心血管病医院，至诉讼前一直未向我司提起理赔申请，已超过两年诉讼时效。其次，2017年及2020年患病产生的医疗费用，上诉人未提供相关原件核对，无法核对真实性，因复印件无法确定上诉人可报销部分金额（即扣除社保、第三方等针对该项医疗费用报销产生后剩余的金额），如无法提供而造成我司无法进行理赔，责任理应由上诉人自行承担。因此，原审法院判决完全正确。综上，我司请求二审人民法院在审理查明事实之后，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为感。陈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太原中心支公司立即向陈某支付住院医疗保险金费用101755.55元；2.判令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太原中心支公司立即向陈某支付住院每日补贴医疗保险金3300元；3.判令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太原中心支公司立即向陈某支付医疗保险金200000元；4.判令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太原中心支公司立即向陈某支付住院费用医疗补偿金31026.19元；5.判令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太原中心支公司立即向陈某支付的律师代理费15000元；6.判令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太原中心支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陈某的父亲陈进文，系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太原中心支公司聘用的保险销售从业人员。2017年6月7日，陈进文以自己为投保人及该保单的保险代理人，以陈某为被保险人，与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太原中心支公司签订保险合同一份，保险合同号码：P000000048268355，保险险种包括主险和附加险，其中主险为《富德生命福星高照终身寿险（分红型）（2017版）》，附加险为《富德生命附加康悦人生费用补偿医疗保险（A款）》《富德生命附加住院每日补贴医疗保险（A款）》《富德生命附加福相随重大疾病保险（2017版）》《富德生命附加住院费用补偿医疗保险（D款）》等。其中双方签订的《富德生命附加福相随重大疾病保险（2017版）》第一条第二款约定，“若本附加合同和主保险合同约定不一致的，以本附加合同的约定为准；若本附加合同没有约定的，以主保险合同的约定为准”。第五条约定“若被保险人于附加合同生效日起一百八十日内（含第一百八十日）或效力恢复之日起一百八十日内（含第一百八十日），非因意外伤害事故导致被确诊周次患本附加合同定义的重大疾病或轻症疾病，本公司不承担保险责任，无息退还本附加合同实际交纳的保险费，本附加合同终止。这一百八十日的时间称为等待期。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导致被确诊首次患本附加合同定义的重大疾病或轻症疾病的，无等待期”。投保人陈进文、被保险人陈某，二人均在《电子投保申请确认书（个人营销渠道）》签字确认，同时陈进文并抄录了“本人已阅读保险条款，产品说明书和投保提示书，了解本产品的特点和保单利益的不确定性”。上述合同签订后，陈某按合同约定向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太原中心支公司支付了保费。2017年8月7日，陈某前往山西省心血管病医院门诊检查，被确诊为冠状动脉性心脏病急性冠脉综合征并于当日住院，采用冠状动脉造影及PCI术进行治疗，于2017年8月19日出院，期间支出医疗费52002.78元。陈某出院后，未向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太原中心支公司履行告知其患病就诊的义务。2020年3月3日，陈某因身体不适，前往山西肿瘤医院，被确诊为左肾癌，采用左肾肿瘤术中冰冻+根治性左肾切除术治疗，2020年3月23日出院，期间支出医疗费38340.67元。另陈某在住院及出院后还支出医药费、复查费11412.1元。2020年5月28日陈某向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太原中心支公司申请理赔，并提交了相关资料，之后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太原中心支公司据此作出《理赔决定通知书》，其中载明“…同时按照条款约定，自2017年8月14日开始本附加合同终止，并退还保险费9900元…”。因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太原中心支公司拒绝理赔，故陈某诉至本院请求解决。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投保人陈进文、被保险人陈某与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太原中心支公司签订的上述保险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该院依法予以确认。陈某按照合同的约定交纳了相应的保险费，双方之间存在真实有效的保险合同关系，应当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且在双方签订的保险合同中，对存在的不确定性及免责或限制性条款，有陈某及其父亲陈进文对签订的《电子投保申请确认书（个人营销渠道）》的确认，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太原中心支公司也尽到了提示告知义务。在双方签订保险合同后的同年8月7日，陈某被确诊为冠状动脉性心脏病急性冠脉综合征并于当日住院，该疾病的发生时间在双方保险合同签订后的“一百八十日的等待期”内，根据陈某提交的其父亲陈进文与案外人张定华（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太原中心支公司营销经理）的微信聊天记录，不足以证明陈某在2017年8月7日住院治疗后及时向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太原中心支公司履行了告知义务的事实，故该院不予采信。2020年3月3日陈某因患左肾癌再次住院治疗后，于同年5月28日依据保险合同向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太原中心支公司提出理赔申请，现对于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太原中心支公司提出的陈某在签订合同后，首次住院治疗的时间尚在“等待期”内，属于不承担保险责任的情形，且符合合同约定的终止条件，该合同已于2017年8月14日终止的主张，该院予以支持，因此，陈某提出的各项理赔的请求该院不予支持。对陈某已经交纳的保险费，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太原中心支公司应当依照合同约定予以返还。判决：驳回陈某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认可案涉附加保险合同是否应当终止，都不影响主保险合同的效力。上诉人提交如下证据：2021年3月1日张定华书面证明及身份证复印件。证明陈进文与张定华、高金梅是同事关系，高金梅是陈进文的上级。被上诉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但认为本案与张定华无任何关系，案涉保险保单代理人是陈进文，陈进文的身份在原审法院作出的判决书中也有认定，即陈某父亲本身就是被上诉人公司的工作人员，张定华既不是涉案保单的代理人，也不是公司理赔人员。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投保人陈进文、被保险人陈某与被上诉人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太原中心支公司签订案涉主险《富德生命福星高照终身寿险（分红型）（2017版）》合法有效，不因附加合同的终止而影响其效力，双方应当继续履行。关于双方争议的附加险《富德生命附加福相随重大疾病保险（2017版）》是否终止的问题。保险合同是最大的诚信合同。被保险人陈某于2017年8月7日被确诊为冠状动脉性心脏病急性冠脉综合症，系属在附加险180日等待期内患有该附加险定义的重大疾病或轻症疾病的范围。投保人陈进文作为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太原中心支公司聘用的保险销售人员，应当知道履行通知义务对于附加险的效力有决定性影响。其仅依据与同事的微信交流就认为尽到告知义务显然不符合合同约定，仅凭微信聊天记录不足以证明陈某在2017年8月7日住院治疗后及时向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太原中心支公司履行了告知义务的事实。故一审法院认定案涉附加险符合合同约定的终止条件正确，应予维持。综上所述，陈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须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不得有转移、隐匿财产等逃避执行行为，并不得有高消费及非生活或者经营必需的消费行为，本条款即为执行通知，人民法院在受理执行申请后，依法可以立即对违反本条款规定内容的相关当事人采取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审案件受理费6566元（陈某已预交），由陈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江冰审判员 段晋文审判员 冯金林二O二一年三月十六日法官助理 王媛雅书记员 田丽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