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5民终706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宋章伟，男，汉族，1969年8月6日出生，住重庆市江津区，公民身份号码X。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建伟，重庆浩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长途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江津出租汽车分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江津区几江小官山，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6903595324F。负责人：肖勇，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涛，重庆季霖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熊美，重庆季霖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宋章伟与上诉人重庆长途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江津出租汽车分公司（以下简称重长司江津出租车分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2018)渝0116民初95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宋章伟上诉请求：要求重长司江津出租车分公司退还实际未向保险公司缴纳的保险费41922.58元。主要事实和理由：宋章伟以重长司江津出租车分公司名义从事出租车挂靠经营，双方签订了《出租汽车经营合同》，合同约定承包期限从2013年6月1日起至2019年5月31日止，出租车辆保险费用由宋章伟支付给重长司江津出租车分公司，再由重长司江津出租车分公司统一投保，宋章伟按重长司江津出租车分公司要求缴纳了保险费用，但重长司江津出租车分公司一直未向宋章伟出具缴纳保险费用证明。根据双发签订的经营合同，并未约定安全统筹，而是约定由重长司江津出租车分公司统一投保、统一索赔、统一管理，保险费按投保保险公司的费率计算。重长司江津出租车分公司对涉案车辆在保险期内未向保险公司投保乘坐险，并将未向保险公司缴纳的保险费据为己有，损害了宋章伟的财产权利，其行为已构成不当得利，应予返还，江津人民法院一审适用法律错误。重长司江津出租车分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第一项，驳回宋章伟的诉讼请求。主要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关于宋章伟是否知悉并同意车辆安全统筹的事实认定不清。一审法院主要基于安全统筹未进入合同条款，进而推定安全统筹未经宋章伟同意，明显与双方签订、履行合同的事实不符。1.安全统筹有合同条款依据。合同第24条约定：车辆先投保后运行，车辆保险由甲方统一投保、统一索赔、统一管理。“三统一”即为统筹的具体表现，合同明确包含了统筹的意思表示。2.重长司江津出租车分公司与宋章伟双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知悉并确认了安全统筹。(1)安全统筹是主管部门的明文要求，专门针对运输企业提高抗风险能力的举措，是一项行业惯例。(2)宋章伟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按照《车辆安全统筹、保险投保单》缴费的行为等对安全统筹进行明确确认。(3)重长司江津出租车分公司对宋章伟的日常培训以及宋章伟上轮承包中签订的《车辆安全统筹、保险投保单》均能佐证其知悉安全统筹。宋章伟在本轮承包期满后，提出不知晓并不同意安全统筹明显违背诚实信用。二、一审判决以重长司江津出租车分公司投保保额不足，继而认定重长司江津出租车分公司应当承担退还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在存在安全统筹的情况下，投保保额与保险费收费标准不宜简单混同。1.投保保额与保险费涉及两种不同的合同关系。合同第25条约定：投保保额由重长司江津出租车分公司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保险费按投保保险公司的费率标准计算。该条约定包含两点内容：一是投保保额由重长司江津出租车分公司确定，即由重长司江津出租车分公司与保险公司建立法律关系，与宋章伟无关；二是保险费按投保保险公司费率计算，即重长司江津出租车分公司与宋章伟的保险费计算标准为投保保险公司费率。因此，投保保额与保险费收费标准涉及的法律关系不同，并且二者不一致有明确的合同依据。2.投保保额与保险费收费标准不一致本质上符合公平原则。结合合同24条关于统筹的约定可见，之所以出现投保保额与保险费收费标准不一致的原因在于安全统筹的制度设计，而安全统筹本质上是为了更好的保障包括宋章伟在内的车辆经营者、消费者以及企业的利益，提高整体抗风险能力。因此，由于存在安全统筹制度，投保保额与保险费收费标准不一致并未造成双方权利义务的不公平。宋章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重长司江津出租车分公司退还宋章伟实际未交保险公司保险费65544.10元；2.诉讼费由重长司江津出租车分公司承担。一审中，宋章伟将第1项诉讼请求金额变更为41922.58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重长司江津出租车公司于1997年8月27日成立，经营范围：普通货运，出租客运（按许可证核定事项和期限从事经营）。2013年5月25日，重长司江津出租车公司（甲方）与宋章伟（乙方）签订了《出租汽车经营合同》一份，主要约定：1.甲方同意将依法取得行政特许的出租汽车客运经营权的客运车辆（车牌号为渝CX）以承包经营的方式承包给乙方从事出租汽车客运经营，承包期限从2013年6月1日起至2019年5月31日止，共计6年；2.乙方及乙方推荐的具有从业资格的驾驶员应接受相关部门和甲方的监督、检查和管理，遵守法律、法规和有关部门的管理规定，遵守甲方制定的各项管理制度，遵守物价政策等的规定；3.车辆保险由甲方统一投保，统一索赔，统一管理；4.出租汽车车辆投保的险种为：三者责任险、乘坐险、车身险、交强险；投保金额由甲方每年根据国家道路交通事故赔偿标准的实际情况确定，其中车身险按新车购置价全额投保；保险费按投保保险公司的费率标准计算；5.保险的索赔。车辆营运过程中产生事故损失及处置事故而发生的直接、间接费用，保险公司赔偿后的不足部分由乙方承担，若甲方因此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和行政责任的，甲方将向乙方进行追偿。该合同签订后，重长司江津出租车公司将案涉车辆交付宋章伟经营。2013年至2018年期间宋章伟就案涉车辆共计向重长司江津出租车公司缴纳保险费77344.40元。重长司江津出租车公司共计向保险公司缴纳保险费（含交强险、车损险、商业三者险、车船税）35421.74元。两者差额41922.66元。审理中，重长司江津出租车公司提交了2013年至2018年《重庆长途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机动车辆安全统筹、保险投保单》。载明2013年-2018年车损险保险费除向保险公司缴纳外，重长司江津出租车公司另将部分费用纳入统筹。向保险公司缴纳保险费金额为：2013年3362.80元、2014年2353.96元、2015年2335.54元、2016年1397.27元、2017年1423.67元、2018年1423.67元。统筹金金额为：2013年0元、2014年672.56元、2015年333.64元、2016年536.67元、2017年546.81元、2018年546.81元，共计2636.49元。并载明车损险保险金额为：2013年-2015年均为86600元、2016年48199.20元、2017年37665.60元、2018年27132元，重长司江津出租车公司每年均已足额向保险公司投保。前述投保单还载明2013年-2018年商业三者险保险费除向保险公司缴纳外，重长司江津出租车公司另将部分费用纳入统筹。向保险公司缴纳保险费金额为：2013年3045元、2014年-2015年均为2131.50元、2016年-2017年均为1676.34元、2018年2124.15元。统筹金金额为：2013年3400元、2014年3669元、2015年3024.50元、2016年2190.66元、2017年2190.66元、2018年1742.85元，共计16217.67元。载明商业三者险保险金额2013年-2018年均为1000000元，重长司江津出租车公司实际向保险公司投保的保险金额为：2013年-2015年均为150000元、2016年-2017年均为300000元、2018年为500000元。前述投保单亦载明乘坐险系纳入统筹，统筹金金额为：2013年4140.50元、2014年4056元、2015年4225元、2016年-2018年均为3549元。前述纳入统筹的金额共计23068.50元。重长司江津出租车公司并未将该款向保险公司缴纳，而是纳入了企业安全统筹金管理。另载明保险金额为：2013年350000元；2014年400000元；2015年500000元；2016年-2018年均为500000元。另查明：2013年，重庆长途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为其下属各机构多辆车辆（含案涉车辆）向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保了平安（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并约定按车辆核定座位数全数投保，每次事故赔偿限额和人身伤亡限额为90座*25万元/座＝2250万元，保险期限从2013年5月1日0时起至2014年5月31日24时止。重庆长途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为其下属各机构多辆车辆（含案涉车辆）向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保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附加司乘人员责任险，每座赔偿限额同主险，每座赔偿限额400000元，保险期限从2014年5月1日0时至2017年5月31日24时止。重长司江津出租车公司为其公司多辆车辆（含案涉车辆）向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保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附加司乘人员责任险，每座赔偿限额同主险，每座赔偿限额400000元，保险期限从2017年5月25日0时至2019年5月24日24时止。再查明：重长司江津出租车公司多次组织宋章伟等进行安全学习、教育、培训，宋章伟分别在2012年7月20日、2012年7月28日、2012年9月20日、2013年5月28日、2015年5月9日的安全学习、教育、培训记录表上签名，前述培训内容均包含对安全统筹的学习。其中学习了《重庆长途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车辆安全统筹和商业保险业务管理规定》（重庆长运司[X]X号），该规定载明：“第一条安全统筹和商业保险业务，是企业根据《保险法》和国家相关规定，我司所有车辆（含子公司车辆），必须进一步坚持高度集中，统一管理的原则，严禁任何二级单位和个人擅自办理相关业务，不得脱保和漏保……第三条费率和条款参照选择的保险公司……第五条统筹险种：除国家交强险外，主要有①车损险、②商三险、③乘坐险、④其他附加险等……第七条统筹流程：1、在统筹险种与额度中，公司结合企业实际与市场需求，其中一部份在保险公司投保，一部份作为公司安全统筹，责任人应确认险种与额度和费用时，同时责任人在提供的车辆安全统筹、保险投保单上签字确认”。还查明：重长司江津出租车公司举示了2010年4月、5月、2011年4月《重庆长途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机动车辆安全统筹、保险投保单》，投保单载明交强险、车损险、乘坐险、商三险收费标准及赔偿限额，且明确载明当年安全统筹金与当年保险公司保险费各自应收取金额。宋章伟在投保单中签字认可。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原、重长司江津出租车公司签订的《出租汽车经营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按合同约定履行合同义务。关于重长司江津出租车公司未按约定的保险金额足额向保险公司投保的保险费的差额部分，重长司江津出租车公司应当退还宋章伟。理由如下：1.经营合同中明确约定出租汽车车辆投保的险种为：三者责任险、乘坐险、车身险、交强险。车辆保险由重长司江津出租车公司统一投保，统一索赔，统一管理，保险费按投保保险公司的费率标准计算。宋章伟按约定缴纳了相关的保险费用，而重长司江津出租车公司并未按约定的保险金额向保险公司足额投保。合同中对保险进行了明确约定，但未对安全统筹进行约定，重长司江津出租车公司将收取的一部分保险费纳入安全统筹金不符合合同约定，不能按交易习惯处理。2.《重庆长途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车辆安全统筹和商业保险业务管理规定》明确规定“在统筹险种与额度中，公司结合企业实际与市场需求，其中一部份在保险公司投保，一部份作为公司安全统筹，责任人应确认险种与额度和费用时，同时责任人在提供的车辆安全统筹、保险投保单上签字确认”，本案中重长司江津出租车公司并未提供有宋章伟签字确认的车辆安全统筹、保险投保单，再结合宋章伟签字确认的2010年、2011年《重庆长途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机动车辆安全统筹、保险投保单》，足以认定该安全统筹未经宋章伟同意。且在2010年、2011年重庆长途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已实行安全统筹，而在签订本轮经营合同时，仍未将安全统筹写入合同条款中，说明双方未在合同中对此进行约定，不能认定在本轮经营中双方也对此达成了合意。3.重长司江津出租车公司辩称该部分保险费纳入重庆长途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内部统筹，但宋章伟不予认可，且合同中约定车辆营运过程中产生事故损失及处置事故而发生的直接、间接费用，保险公司赔偿后的不足部分由宋章伟承担，若重长司江津出租车公司因此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和行政责任的，重长司江津出租车公司将向宋章伟进行追偿。可见在合同中约定重长司江津出租车公司向宋章伟享有追偿权利的情况下，重长司江津出租车公司在合同约定以外实施内部统筹，双方权利义务不对等。4.组织安全学习、培训等是重长司江津出租车公司的义务。重长司江津出租车公司组织宋章伟对安全统筹等进行了学习，并不能认定双方对重长司江津出租车公司收取安全统筹金达成合意，亦不能认定宋章伟同意合同的变更。因此，关于商业三者险，重长司江津出租车公司未按约定的保险金额足额投保，将一部分费用纳入安全统筹金，故宋章伟向重长司江津出租车公司所缴纳的商业三者险保险费与重长司江津出租车公司实际向保险公司缴纳保险费的差额部分16217.67元应当退还。关于纳入统筹的乘座险保险费、车损险保险费。因重庆长途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与重长司江津出租车公司为案涉车辆投保了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附加司乘人员责任险，即可认定重长司江津出租车公司投保了乘坐险。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险是在保险期间内，旅客在乘坐被保险人提供的客运车辆的途中遭受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依照法律规定，应被由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保险人按合同约定负责赔偿，其可以保障客运车辆的乘车人的人身和财产。同时，重庆长途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及重长司江津出租车公司为案涉车辆附加了司乘人员责任险，进一步保障了宋章伟在经营车辆过程中发生损害时可以得到保险赔偿。因此，虽然重长司江津出租车公司未投保乘坐险，但其投保的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险并附加司乘人员责任险其实质已对案涉车辆乘坐人予以了保险保障，故对于重长司江津出租车公司已收取并纳入统筹的乘坐险保险费不应退还。车损险，即车身险，重长司江津出租车公司每年已按约定的保险金额足额投保，宋章伟关于车损险的保险利益已实际得到足额保障，至于重长司江津出租车公司实际向保险公司缴纳的金额、依据的标准属于重长司江津出租车公司与保险公司之间的约定，系重长司江津出租车公司与保险公司的关系，与宋章伟无关。故对该部分纳入统筹的车损险保险费亦不应退还。综上所述，重长司江津出租车公司应退还宋章伟保险费16217.67元（宋章伟向重长司江津出租车公司缴纳保险费77344.40元-重长司江津出租车公司向保险公司缴纳费用35421.74元-纳入统筹的乘坐险保险费23068.50元-纳入统筹的车损险保险费2636.49元），该金额即为纳入统筹的商业三者险保险费。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重长司江津出租车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退还宋章伟保险费16217.67元；二、驳回宋章伟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48元，由宋章伟负担520元，重长司江津出租车公司负担328元。此款宋章伟已预交，经其同意，重长司江津出租车公司应负担部分，由重长司江津出租车公司随本案义务标的款一并向其转付。二审中，宋章伟举示如下证据：1.江津区人民法院（2016）渝0116民初3576号调解书和596号民事判决书。证明法院判决除了保险公司赔付以后，保险赔付不足的部分是由我们车主或者车主雇佣的驾驶员进行赔付，没有公司赔付也没有安全保险统筹赔付，所以不存在安全统筹，判决书中没有安全统筹的存在。重长司江津出租车分公司质证意见：以上承包人承担的费用系鉴定费与保险公司的责任免赔费用，应当由承包人承担，事故损失未超出保险公司限额，不涉及统筹赔付。2.（2020）渝05民终6926号、6927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同类的案件五中院已经作出终审判决，否定了安全统筹和客运承运人责任险，支持人该两案当事人全额退还保险差额的诉讼请求。重长司江津出租车分公司质证意见：对两份判决书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与本案无关，两份判决的公司并非我公司，而是其他公司，他们的操作方式与我司不一致，并且在已经生效的判决中对安全统筹以及客运承运人责任险也有生效的判决，因此这两份判决在本案不起任何证明作用。重长司江津出租车分公司举示以下证据：1.关于涉及统筹的国家文件、重庆市政府文件、交运集团以及公司内部的文件。证明其在公司进行统筹有法律依据。宋章伟质证意见：这些文件即使属实，也与我方无任何关联，因为安全生产责任均是客运企业的责任，不是个体责任，我方仅仅是对方驾驶员和存在内部挂靠承包关系的挂靠经营者或者承包经营者。《交运发（2020）210号》文明确的是安全统筹行业互助形式，而不是个体互助形式，最终对方用他们的内部文件把企业责任和行业互助利用其取得出租汽车经营权管理的优势地位，在无合同约定和补充协议的情况下，全面转嫁给我方。2.统筹概况及历年赔付大数据。证明统筹的是弥补车辆保险不足而建立的一种统筹理赔的保障机制，这个安全统筹是有政策依据的，我司从2003年全面推行这个统筹制度，目的是为了响应国家政策的号召，增强企业的安全管理力度，对发生的事故在限额内进行赔偿，对于恶性事件或者重大事故进行超额赔付，承担安全终级风险，从这个政策推行以来，范围包括了我司下属的所有的车辆以及所有的分公司，至今已经形成了行业惯例，截止到2020年11月，累计赔付2266件，金额4204.7万元。宋章伟质证意见：证据三性均不认可。实际上我方每年按时按照合同足额缴纳保险费，而对方要进行企业的安全统筹，应该是用企业的自有资金，而不是从我方缴纳的保费中截留保险费，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不足额保险的行为，而且还是侵权行为，这个行为是在我方不知情和不认可的情形下做出的，而且这一个赔付大数据是没有实际支付的依据，只是对方的单方面统计。3.统筹赔付案例一份。证明公司收取的安全费用是按照保险公司的赔付标准进行赔付的，保险公司赔付不足部分由安全统筹金赔付，执行的是保险公司的标准。宋章伟质证意见：渝CJX、渝C7X、渝C7X实际上是公司自营车辆，其理赔当然由公司来陪，而我方的车辆是挂靠车辆，足额缴纳了保费，那么超过部分要经过人民法院判决是该我们承担就承担，我方从未发生交通事故，不存在要以我方的保费中截取一部分作为安全统筹，这些案例与本案无关联性，仅仅是证明自己经营的8辆车辆承担了风险。4.保险卡领用登记表。证明每年5月份缴纳费用之后到安全科内勤这里领取保险卡并签字。宋章伟质证意见：真实性无异议，领取保险卡与同意安全统筹没有关联性。重长司江津出租车分公司还申请了证人刘代发、丁良金、罗文全、王义、漆俊文出庭作证。刘代发证实，我是渝CX车辆承包人，每年向重长司江津出租车公司缴纳的保费是在安全科核实保险费是多少，还有安全统筹金这些项目无异议之后到财务科交费，再去检测站检验车辆，合格之后在交警队领取保险合格证、年检合格证，之后就等着拿年审表到重长司江津出租车公司。丁良金证实，我是渝CX的实际经营者，名义经营者是廖化群，每年保险5月份到期，安全科科长开会通知我们去安全科拿机动车辆安全统筹、保险投保单，然后去财务科缴费，财务科开收据，再去安全科拿保险卡。罗文全证实，2013年-2016年我是重长司江津出租车公司安全科科长，也是公司的员工，我负责安全培训，主要是我们五月份都要对承包车辆的保费进行培训，在安全会上面会告知保险的种类，各个承包人无异议之后拿着我们出具的单子到财务科进行缴费。证人王义证实，我是重长司江津出租车公司安全科的内勤，从2004年以来一直都是内勤，承包人杨祖虎、宋章伟他们来安全科核实保费领取统筹保单，然后去财务科缴费。缴纳费用之后黄色的一联拿到安全科来领取保险卡。证人漆俊文证实，我2016年到2017年两年时间在重长司江津出租车公司财务科负责收款，这两年期间五月份我对宋章伟、宋章伟的保单进行现金收款，叮嘱承包人将黄色联交回安全科，红色联自己保管。重长司江津出租车公司认为以上证人证言可以证明宋章伟在一审中陈述没有收到《重庆长途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机动车辆安全统筹、保险投保单》不属实，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我司每年都向宋章伟披露了机动车辆安全保险单，宋章伟领取了保单，并凭保单去缴费，虽然安全统筹在合同没有明确约定，但是在履行过程中达成了合意的，对安全统筹金的缴纳是没有异议的。宋章伟质证意见：证人刘代发、丁良金并不知道安全统筹和内保的真实含义，仅仅知道按照公司的要求缴纳保险费，因此这二人仅能证实承包经营者按照一定的流程和经营合同的约定缴纳保险费。对于对方公司工作人员所称的证言三性均不认可，证人安全科科长罗文全不能够明确安全统筹的概念，而且他还负责安全培训，那么在自己都不明白安全统筹为何物的情况下，根本无法对经营者明确缴费的意义和依据；证人漆俊文明确表示在她的职责范围内只负责收费，不负责审查缴费人的身份和签名，因此该证人并不能证实领取了统筹保单并按照统筹保单进行缴费。对安全统筹的金额，证人刘代发、丁良金不知道，公司也未告知，更没有签订补充协议，证人所称只代表他们自己，代表不了我，对于对方公司的证人是对方的利害关系人，不能作为证据采纳。综上，对方举示的证人证言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以上证据，本院结合全案事实予以综合评判。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的主要焦点是：宋章伟向重长司江津出租车公司缴纳的保险费和重长司江津出租车公司向保险公司缴纳保险费的差额是否应该退还及退还金额是多少。审理中，双方对是否就保险费的收取达成了由重长司江津出租车公司进行统筹的合意分歧巨大。根据查明的事实，双方在《出租汽车经营合同》中确实未约定统筹事宜，但从双方上一轮承保经营的管理模式看，重长司江津出租车公司亦单方制作了本案中其举示的《重庆长途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机动车辆安全统筹、保险投保单》，且宋章伟在上一轮承包的2010年4月、5月、2011年4月的投保单上签字确认，表明其是知道有此投保单及公司有就费用进行统筹的相关管理规定的。虽然本案亦即本一轮的承包中，重长司江津出租车公司举示的投保单宋章伟并未签字，但该司曾组织了包括宋章伟在内的承包经营者进行了安全学习、教育、培训，其中还学习了《重庆长途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车辆安全统筹和商业保险业务管理规定》（重庆长运司[X]X号），结合宋章伟在上一轮承包中的投保单上签字，可以确认宋章伟是应当知道公司是和上一轮承保经营一样，是有关于统筹的管理规定的。同时，重长司江津出租车公司二审举示了相关的证据，证明该公司关于统筹的的管理制度合法有效，特别是和宋章伟一样同为承保经营者的刘代发、丁良金出庭作证，证实了承包经营者需到公司安全科领取《重庆长途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机动车辆安全统筹、保险投保单》，然后以该投保单载明的金额到财务科缴费，之后再进行其他流程的事实。因此，综合以上事实，可以认定重长司江津出租车公司与宋章伟之间就所缴费用进行统筹的事宜以双方在合同履行中的实际行为达成了事实上的一致意见。关于保险费的退还金额。根据重长司江津出租车公司举示的《重庆长途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机动车辆安全统筹、保险投保单》，该司应当为宋章伟购买100万元的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但根据查明的事实，该司并未为宋章伟足额购买该保险，侵犯了宋章伟的合法权益，其未足额购买部分的保费16217.67元应当退还宋章伟。至于乘座险保险费、车损险保险费，一审已经查明重长司江津出租车公司已经足额保障了宋章伟的该两种保险的合法权益，因此，该两种保险的保险费不应再退还。综上所述,宋章伟、重长司江津出租车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双方未达成统筹的合意虽有瑕疵，但判决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48元，由宋章伟负担520元，重庆长途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江津出租汽车分公司负担32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吴贵平审 判 员 章若微审 判 员 吴宝山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吴跃辉书 记 员 赵 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