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6民终53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泽尚，男，壮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邕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子娟，广东殷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嘉慧，广东殷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余冠华，男，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瑜，广东博顿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黄泽尚因与被上诉人余冠华公司设立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5民初265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泽尚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的第二项，依法改判余冠华返还黄泽尚因公司未成功设立的出资额197662.8元及利息（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判令余冠华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判决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严重损害黄泽尚的合法权益，判决有失公正。一、黄泽尚与余冠华签订《项目合作协议》后，双方就新设公司发起设立阶段达成协议后，余冠华存在明显的违约行为。首先，从双方的《项目合作协议》的角度来看。1.根据双方所签订的《项目合作协议》的第四条约定，余冠华是在公司发起设立阶段，行使及履行作为有限公司发起人的权利和义务。也就是说根据双方协议约定，余冠华是拟设立公司的主要负责人，对于公司设立应由余冠华执行，但余冠华并没有积极履行合同义务；2.自双方签订协议后至2019年8月期间，余冠华从未根据《项目合作协议》的第四条第2款规定履行向黄泽尚报告新设公司共同投资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的义务，且每当黄泽尚询问相关情况，余冠华均以各种理由推脱；3.根据协议约定双方是有指定专款账户进行管理的，但余冠华却并没有将所收的款项打入指定账户，而是转入余冠华的私人账户，对于该事实在顺德仲裁委时，余冠华也已当庭予以确认，且根据涉案尾号为6880银行卡流水也可以证明该事实；4.根据协议第四条第7款第3项的约定，涉案尾号为6880银行卡专款账户所有进出款项（支付）使用应该由协议双方签字确认方可支付，任何一方不得单方面违规使用专款账户内资金，而针对该行为黄泽尚曾多次要求余冠华进行变更或说明情况，但余冠华拒绝。显然余冠华的行为并没有严格履行《项目合作协议》条款约定，本案证据中的所有经营往来的票据均没有黄泽尚签字，只有余冠华签字，且是余冠华单方面操作涉案尾号为6880银行卡内资金，而本案中所有票据的来源均是于2019年8月23日从余冠华的妹妹余嘉华处获取，而余嘉华同时也是佛山市家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家诺公司）的员工。其次，一审判决有关“双方虽未成立协议约定的‘豪猛公司’但已按协议约定成立了合作经营体‘营销部’”的认定与事实不符。双方从未就该“营销部”的设立作出任何协议约定，该“营销部”也并非是双方的合作经营体，从“营销部”的人员构成、工资发放实际人、实际控制人、规章制度及工作地点可看出，“营销部”受余冠华安排管理或者说是本就是家诺公司，其营销收益也均直接转入余冠华的私人账户。余冠华并未依据合同约定履行设立“豪猛公司”，余冠华也并未就“营销部”是双方合意成立的合作经营主体提供相应的证据。二、黄泽尚与余冠华从未就余嘉华、黎庆猛、马可健、徐仕德、覃傲均、杨小林等人的招聘、用工作出任何协商确认，黄泽尚亦从未支付上述人员的工资，上述人员实际是余冠华的家诺公司的员工。（一）根据《项目合作协议》第二条第二款：“乙方以其私伽团队、技术、客户资源等作价8.6万元受让30％股权，并以该股权作为出资，参与公司的发起设立。”余冠华在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中当庭陈述其以私伽团队出资，该团队人员只有其一人，结合黄泽尚提交的劳动仲裁裁决书[佛顺劳人仲案字（2019）5446号]、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的民事裁定书及民事判决书[（2020）粤0606民初90、355号]、钉钉打卡考勤记录等证椐，可看出余嘉华、黎庆猛、马可健、徐仕德、覃傲均、杨小林等人均为余冠华的家诺公司员工。黄泽尚与余冠华也并未约定过余冠华在此期间的工资金额为多少，故一审判决有关“合作模式是被告带领其私伽团队负责‘营销部’的销售及日常管理事务”及“因此，被告用6880专款账户支付销售部员工的工资、差旅费等费用，亦符合双方约定，且在支付这些费用时，原告也完全知情且从未提出异议”的认定与事实不符。黄泽尚、余冠华及案外人余嘉华、黎庆猛等人并非是合同约定中的团队人员，余冠华亦从未就该上述人员的入职、工资、岗位等事宜与黄泽尚协商确定，且余冠华对黄泽尚所称的团队人员均无需支出工资，均系余冠华在其他公司任职的朋友资源，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不符。（二）《项目合作协议》第四条第二款约定：“其他投资人有权检查日常事务的执行情况，乙方有义务向其他投资人报告共同投资的经营状况和财务情况”和第七条第三款约定：“共同投资公司专款账户所有进出款项（支付〉使用均由甲乙双方投资人签字确认方可支付，任何一方不得单方面违规使用专款账户内资金”。该《项目合作协议书》系余冠华制作出具，其对协议条款应当十分清楚明确，但其仍未按照协议条款履行资金往来报告义务，黄泽尚亦从未对上述人员的工资、物品支出、餐费支出等进行过签字确认，所有款项均系余冠华在未经黄泽尚确认的情况下由余冠华私自确认支出。而本案中出现的票据，无论从双方的陈述还是提供的证据，都可以证明对这些票据黄泽尚直到2019年8月份之后才得知真实的情况，遂而向法院提起诉讼以保障自己合法权益，而取得票据的来源亦是无意之中从余冠华妹妹余嘉华手中获取，也正是这些票据的存在，黄泽尚才发现双方名为“合作”实为替人消费。三、新设公司未注册设立，亦未实际经营，且双方从未对“营销部”作出任何对账行为，余冠华也未提供过对账的证据。余冠华利用新设公司名义从黄泽尚的公司佛山市男神家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男神公司）低价拿货后由余冠华对外出售，出售所得价款（余冠华实际经营所得）由余冠华收取（余冠华的银行账户，家诺公司也有使用）后，余冠华用自己的银行账户收取款项后再将部分货款（并非余冠华真实的经营所得）转入双方协议约定的收款账户，然后再支付男神公司的货款。对于余冠华在此期间实际经营所得，黄泽尚既不清楚其实际经营状况也未参与其经营所得的利润分配，且余冠华所设立的家诺公司的经营行为亦与黄泽尚无关。具体情况如下：根据余冠华的对外收款二维码可知，余冠华实际经营交易提供的收取货款的账户是余冠华的私人账户，余冠华收取营销款项后再转入涉案尾号为6880银行卡，再该银行卡将购买男神公司的家具货款支付给工厂账户。其中余冠华对外出售货物金额由余冠华自己确定，所有交易往来由余冠华及其工作人员实际进行，余冠华从未向黄泽尚披露相关事实。余冠华通过从男神公司低价进货后再以对外出售并利用差价盈利的方式赚取利润，在此期间余冠华从未对黄泽尚进行过任何利润分配，黄泽尚亦无法得知余冠华对外交易的真实盈利情况。若是双方存在必要的经营行为，那么在此期间，经营所产生的费用应当按照《项目合作协议》中的约定打入指定的收款账户，也就是涉案尾号为6880银行卡，但是通过该卡流水显示，无论是余冠华的家诺公司，还是其他客户的家具货款并非直接转入指定的涉案尾号为6880银行卡上，而是全部进入余冠华的银行卡，然后由余冠华操作将家具货款转入涉案尾号为6880银行卡上后再打入工厂公司，也就是男神公司，而余冠华的该行为，也恰恰证明余冠华不存在设立前的经营行为，反之若认定余冠华该行为系设立前的经营行为，则余冠华存在明显过错，侵害黄泽尚的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七条的规定应当承担相应责任。一审判决中多次提到黄泽尚与余冠华存在对账行为与事实不符，无论是黄泽尚还是余冠华的证据均无提及到双方存在过对账行为，一审判决以双方存在对账行为证明黄泽尚对涉案尾号为6880银行卡所有的流水支出无异议于理无据，甚至一审判决中“双方决议解散经营部，并进行了对账”的认定更是无稽之谈，双方从未就“营销部”的收益支出进行过对账。本案中，除了黄泽尚与余冠华之间的因《项目合作协议》而产生的设立纠纷外，余冠华控制的“营销部”与黄泽尚设立的男神公司之间还存在货物买卖关系，而成立的微信群亦是针对客户的确认家具订单及货款，而事实上所谓的“营销部”从工作人员、订单往来、对外的收款账户均可看出存在余冠华所设立的家诺公司的身影。四、余冠华在收取黄泽尚用于新设公司的注册资金20万元后并未进行公司的注册设立，而是直接将该款项用于其设立的家诺公司的日常管理支出，余冠华存在挪用注册资金款项的行为。从黄泽尚经营的男神公司与余冠华的家诺公司的租赁合同纠纷[案号为（2019）粤0606民初25363号]可看出，余冠华擅自使用双方用于新设公司经营管理的涉案尾号为6880银行卡号资金用于家诺公司应退还给男神公司的押金，且直接用该卡资金用于缴纳家诺公司的租金、水电费等费用行为，可以证明余冠华的行为存在严重过错，余冠华并没有按照《项目合作协议》中约定使用20万注册资金，而是挪作替余冠华的家诺公司缴纳租金，该行为也没有征得黄泽尚同意，均是余冠华一人签名后即由余冠华操作转账，且本案当中余冠华提出的所有工作人员，均是家诺公司的员工，根据佛顺劳人仲案非终字（2019）5446号劳动仲裁裁决书及本案钉钉打卡等证据均可证明该事实。本案中，黄泽尚所取得的余冠华经营管理支出的所有票据事实上在2019年8月份之后，取得的来源是余冠华的妹妹（也是家诺公司的员工余嘉华）交付，黄泽尚无意之中获取后才得知余冠华在未经黄泽尚同意的情况下挪用资金的事实。余冠华没有按照《项目合作协议》中约定将20万元作为注册资金使用，而是挪作余冠华的家诺公司人员工资、日常消费等使用。五、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都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驳回黄泽尚的诉讼请求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余冠华在收取黄泽尚用于新设公司的注册资金20万元后并未进行公司的注册设立，且一审判决中余冠华的答辩意见：“双方在《项目合作协议书》中约定的‘豪猛公司’并未设立，不仅在形式上没有使用‘豪猛’名义对外经营，而且实质上也从未‘豪猛公司’的利益而从事民事行为”表明“营销部”并非是一审判决所认定的“双方在签订合作协议后，并未签署公司章程并着手实施筹办新公司的行为，而是成立了‘经营部’进行合作经营，原告按约定支付了投资款20万元，被告按约定带领其私伽团队及客户资源对‘经营部’进行日常管理。”因此，“豪猛公司”从未实际注册及经营，一审判决认定“营销部”为个人合伙性质，并适用个人合伙的法律条款进行判决有误，余冠华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及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承担返还黄泽尚的出资额及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余冠华答辩称：坚持余冠华一审的答辩意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黄泽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黄泽尚、余冠华之间的《项目合作协议》；2.判令余冠华返还黄泽尚因公司未成功设立的出资额197662.8元及利息（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3.判令余冠华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查明：黄泽尚是男神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公司成立于2013年10月10日，股东为黄泽尚、何秋颖，“男神尚典家具”为其宣传品牌。余冠华是家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公司成立于2014年3月17日，余冠华是占股40％的大股东，亦是公司的执行董事；余冠华于2019年2月27日申请注册“私伽”商标。2019年2月24日，家诺公司将其承租的位于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325国道99号四海家居广场五楼的展厅转租给男神公司，为此，家诺公司与男神公司签订了一份商铺租赁合同，约定租赁期限为2019年2月25日至2019年4月30日止。2019年4月1日，黄泽尚、余冠华签订了《项目合作协议书》，约定内容如下：双方共同出资设立“豪猛家具营销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豪猛公司”）”，总出资额为28.6万元（注册资金20万元），其中黄泽尚出资20万元占出资总额的70％，余冠华出资8.6万元占出资总额的30％；余冠华以私伽团队、技术、客户资源等作价8.6万元占股30％，并作为发起人参与公司的发起设立事宜；共同投资人应于2019年4月2日前将出资额打入指定银行（建行）；共同投资人按其出资额占出资总额的比例分享共同投资的利润，分担共同投资的亏损；投资人委托余冠华代表全体投资人执行共同投资的日常事务，黄泽尚有权检查日常事务的执行情况，余冠华有义务向黄泽尚报告共同投资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余冠华执行共同投资事务所产生的收益归共同投资人，所产生的亏损或者民事责任，由共同投资人承担；双方同意共同投资公司所有来往款由黄泽尚设立专款账户进行管理，双方对此账户有监督及账款使用知情权，共同投资公司的所有费用均由专款账户完成支付（销售部工资、销售部差旅费用、客户接待费用、产品采购等），共同投资公司专款账户所有进出款项（支付）使用均由双方投资人签字确认方可支付，任何一方不得单方面违规使用专款账户内资金。随后，黄泽尚将其在中国建设银行开设的账号为623×××××××××××××880（以下简称6880号账户）的银行卡及密码交付给余冠华使用（该账户于2019年4月2日转入款项20万元），该账户绑定了黄泽尚、黄泽尚财务人员陈绮雯的手机号码，用于接收账户交易短信。黄泽尚、余冠华同时还建立了一个“营销部，工厂财务群”，群成员包括黄泽尚、余冠华本人、黄泽尚妻子何秋颖、黄泽尚方财务人员陈绮雯、余冠华方财务人员余嘉华五人。自2019年4月8日开始，黄泽尚、余冠华双方或其各自财务人员就在群中就营销部的客户订单、货款收取、销售明细、员工考勤、工资发放、费用报销、出差借支、6880号账户收入和支出等情况进行对账，如2019年4月8日，陈绮雯发“余总收到私伽货款合计64040元，扣除前期垫付样板费用（已发货）25420元，应转到营销公司账户38620元，营销部应转工厂24205元，工厂应转营销部6880元”，经对账后，何秋颖及余冠华均回复“好的，收到，确认”，黄泽尚随后发送转账凭证并告知“工厂已转入营销账户”，余冠华随后发送转账凭证并告知“私伽款项已转入营销账户”，并在其将工厂货款发送至黄泽尚名下的622×××××××××××××315的账户中后告知“工厂货款已经转账。前期财务款项已交接完毕”，何秋颖回复“好的，收到”；同日，何秋颖发给群里所有人“1.每天5点左右（下班前）整理当天支出明细发给我：客户、金额、完成情况（转账方式）；2.下单请发单子到群里，必须有：客户详细信息（姓名、电话、地址、物流及物流电话）、型号（私伽及男神的型号，不能只写单一型号）规格、数量、单价、开单员、完成情况（转账方式）；3.每周一整理上周的出纳明细、携单对账、日期、收入或支出、客户、金额”（前述内容后来成为群公告的内容）；2019年4月18日，群名被陈绮雯改为“营销部对账群”，并告知“现在这个群就只发营销部有关收入与支出的账款，其他问题就私下聊”，同时告诉余嘉华“营销部转出款或收入款，都把单子跟转款截图发到群里”。2019年6月17日，余嘉华将用6880号账户发放给覃傲钧、徐仕德、马可健、余冠华、黎庆猛等人工资的转账凭证发到群里，并解释了工资构成，随即陈绮雯将其收到的6880号账户支出工资的短信发至群内，最后确认“已核对”。在2019年4月2日至2019年8月20日期间，6880号账户与黄泽尚、余冠华的个人账户均有频繁款项往来。陈绮雯自2019年4月9日起，通过微信指示余嘉华按其要求提供营销部的销售单、收付款凭证、对员工的考勤记录、提成奖励、出差费用、工资表格、场地租金、水电费等相关资料，并要求余嘉华每周一按群公告的内容进行对账。以下是两人的部分对话内容：2019年4月9日，陈绮雯：“你不是只做下单吗？我这边要重新做的，只要你数据给我就行。”余嘉华：“余总说他的意思是钱他那边付，账我这么跟。”陈绮雯：“不是，本来账就是我这边做的。你只做明细就可以，也省的工作重复。”余嘉华：“随便你吧，不明白有什么不可以说的，都是一家公司的。”其后，余嘉华就按陈绮雯的要求制作《男神私伽订单对账明细》、《销售报表》、4月至8月份的《营销部工资表》等发给陈绮雯。2019年8月19日晚，陈绮雯：“明天把这个搞完吧，搞完就不用来了。”余嘉华：“搞完就不用来是什么意思？”陈绮雯：“对完清楚了，应该可以放人了，工资也要发嘛。”余嘉华：“放人应该不急吧，说是做到月尾的。”陈绮雯：“不了，现在就抓紧对完，抓紧放抓紧结完款，不拖那么几天了，本来明天对完，把工资算到明天为止的，所以说要明天弄完他。”2019年8月22日上午，陈绮雯：“嘉华，你今天回去就帮我把你那边的所有文件，压缩发给我吧，也不用分有用没用的了，全部发。”下午，余嘉华：“QQ发给你吧，太大微信发不了。”2019年8月21日，黄泽尚向余冠华收回了6880号账户的银行卡。截至2019年8月20日，该账户余额为3423.25元。黄泽尚起诉后，法院于2019年10月31日向余冠华送达了本案应诉材料。一审法院认为，黄泽尚、余冠华双方虽为设立公司而签订了《项目合作协议书》，黄泽尚也支付了协议约定的投资款，但双方没有签署公司章程，也没有进一步着手实施实质性的公司筹办事务，双方之间的关系还停留在设立公司的合作者阶段，因公司设立失败而发生的合作者之间的纠纷应属公司设立纠纷。在公司设立失败后，黄泽尚诉请解除《项目合作协议书》，余冠华同意解除，故法院确认该协议书于2019年10月31日解除。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余冠华是否应返还黄泽尚为设立公司而支出的出资款？对此，法院分析如下：一、从双方成立的微信群和黄泽尚、余冠华双方财务人员的微信聊天内容可知，黄泽尚、余冠华双方在签署合作协议书后即成立了双方合作经营的“营销部”，合作模式是余冠华带领其私伽团队负责“营销部”的销售及日常管理事务，所售货物为男神公司生产的家具，所收货款在扣除男神公司的厂家成本后，剩余款项即为营销部的利润，双方虽未成立协议约定的“豪猛公司”，但已按协议约定成立了合作经营体“营销部”，双方对该合伙体的权利义务应按合作协议书的约定享有或承担。二、6880号账户的流水显示，在2019年4月2日至2019年8月20日期间，该账户频繁转入或转出款项至黄泽尚个人账户（黄泽尚个人账户收款为主）和余冠华个人账户（余冠华个人账户支付为主），并向营销部的员工覃傲钧、徐仕德、马可健、余冠华、黎庆猛等人发放工资，该账户如有资金变动，黄泽尚本人及其财务人员陈绮雯都会收到交易短信，黄泽尚方即会在营销部微信对账群里与余冠华方，或对方财务人员的私人微信里进行对账，不存在黄泽尚所述其不知道该账户的资金去向问题。三、根据合作协议书的约定，黄泽尚以现金20万元投资设立公司，余冠华以私伽团队、技术、客户资源等作价8.6万元投资设立公司，共同投资公司的所有费用均由专款账户完成支付（销售部工资、销售部差旅费用、客户接待费用、产品采购等），因此，余冠华用6880号专款账户支付销售部员工的工资、差旅费等费用，亦符合双方约定，且在支付这些费用时，黄泽尚也完全知情且从未提出异议，故其所述余冠华将6880号专款账户的资金用于家诺公司的日常管理经营没有依据，法院不予采信。四、再根据双方的财务人员的微信聊天记录，双方在2019年8月20日进行了对数，发放了营销部员工的工资后，就遣散了员工（微信陈述为“放人”），并撤离了展厅，余冠华也将合伙经营期间的相关资料交予了黄泽尚；至该日6880号账户的资金只剩了3423.25元，黄泽尚陈述其冻结了该账户，余冠华将账户的银行卡交回给黄泽尚，视为双方在清算后（微信陈述为“对数”）合意解散了合伙体营销部。综上所述，双方在签订合作协议后，并未签署公司章程并着手实施筹办新公司的行为，而是成立了“经营部”进行合作经营，黄泽尚按约定支付了投资款20万元，余冠华按约定带领其私伽团队及客户资源对“经营部”进行日常管理，黄泽尚通过微信对账群了解“经营部”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双方每周均有进行对账，黄泽尚对6880号投资专款账户有管理和监督权，在经过了几个月的合作经营后，双方决议解散经营部，并进行了对账。依据“被告执行共同投资事务所产生的收益归共同投资人，所产生的亏损或者民事责任，由共同投资人承担”的约定，在黄泽尚未能提供相反证据证实经营部尚有盈利未分配或有亏损需承担的情况下，仅要求余冠华返还所有投资款，依据不足，法院依法予以驳回。故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九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一审法院作出如下判决:一、黄泽尚与余冠华于2019年4月1日签订的《项目合作协议书》于2019年10月31日解除；二、驳回黄泽尚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795元，由黄泽尚负担。黄泽尚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2020）粤0606民初90号案件开庭笔录3份。本院组织当事人对上述证据进行了举证和质证。经审核，黄泽尚提交的上述证据来源合法，余冠华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亦不持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之规定，结合黄泽尚的上诉请求和余冠华的答辩意见，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黄泽尚请求余冠华向其返还款项197662.8元及支付相应利息是否有充分的依据。对此，本院具体分析如下：本案中，从双方签署涉案《项目合作协议书》的行为来看，双方当初的确达成了通过共同设立“豪猛公司”的方式开展合作的合意，但是双方并没有实际开展正式设立“豪猛公司”的筹备工作。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可知，双方合作成立了一个“营销部”销售男神公司的家具产品，由余冠华带领私伽团队负责“营销部”的销售及日常管理事务。当事人为此还成立了一个微信聊天群，聊天群成员包括黄泽尚、余冠华及双方的财务人员，双方也曾多次在该聊天群沟通“营销部”的经营管理事宜。上述事实表明，在涉案《项目合作协议书》签署后，改由成立涉案“营销部”的方式开展合作是双方当事人同意及认可的，故不能仅以“豪猛公司”最终未设立为由认定余冠华构成违约，进而要求其承担返还涉案《项目合作协议书》项下全部投资款的责任。同时，6880号账户绑定了黄泽尚及其财务人员陈绮雯的手机号码，黄泽尚应当知晓该账户内资金的变动情况，双方财务人员也通过微信群进行过多次对账，但黄泽尚此前并未就6880号账户内资金使用问题向余冠华提出过异议。而且，“营销部”实际运营了一段时间，必然产生相关经营成本，而根据涉案《项目合作协议书》的约定，销售部工资、销售部差旅费用、客户接待费用、产品采购等均使用6880号账户完成支付，故余冠华用6880号账户支付涉案“营销部”员工的工资、差旅费等费用，合理有据，且黄泽尚对此应当也是知情的。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黄泽尚主张6880号账户内的资金均被余冠华个人挪用，理据不足。此外，根据双方财务人员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双方在2019年8月20日进行了对数，并在发放员工工资后就遣散了员工。上述事实表明，双方在决定解散涉案“营销部”之后，双方已经进行了初步的清算，而本案现有证据无法反映涉案“营销部”经双方清算之后具体的盈利或亏损情况如何。换言之，虽然涉案《项目合作协议书》约定所产生的亏损应由黄泽尚和余冠华共同承担，但在黄泽尚不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涉案“营销部”具体亏损金额的情况下，亦不能从依约分担亏损的角度在本案中直接判令余冠华承担向黄泽尚返还相关款项的责任。综上几点，黄泽尚在本案中以余冠华应向其返还涉案《项目合作协议书》项下全部投资款为由请求余冠华向其返还197662.8元及支付相应利息，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黄泽尚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253.26元,由上诉人黄泽尚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卢 海审 判 员  霍 娟审 判 员  刘全志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五日法官助理  区翠莹书 记 员  曹新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