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吉02民终34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17号。负责人：郭少军，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梅林，吉林市昌邑区汇丰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姚晓刚，男，1980年2月12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吉林省磐石市明城镇怡园社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姚冬梅，女，1981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吉林省磐石市明城镇怡园社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冬旭，男，1984年1月26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吉林省磐石市明城镇怡园社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杜威华，男，1982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吉林省白山市浑江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姜俊有，男，1976年10月8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吉林省白山市浑江区。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北京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赵冬旭、姚冬梅、姚晓刚、姜俊有、杜威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磐石市人民法院（2020）吉0284民初28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人保北京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人保北京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诉讼费由赵冬旭、姚冬梅、姚晓刚、姜俊有、杜威华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二条、《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第九条规定，发生事故时驾驶员无驾驶证，保险公司依法不承担赔偿责任。二、机动车综合商业险条款第二十四条合法有效。（一）刘军在人保北京公司投保多年，并且人保北京公司有刘军其他年投保的投保单、投保人声明签字。可以减轻保险公司的说明义务、免除提示义务，保险条款依法生效。（二）赵冬旭、姚冬梅、姚晓刚提供的投保单的重要提示中记载：“1.本保险合份同由保险条款、投保单、保险单、批单和特别约定组成。2.收到本保单承保险种的条款后，请立即核对。3.请详细阅读承保险种的保险条款……”。且该保险条款为网上公示条款，有证据证明投保人刘军以前收到过该条款。该条款对免责部分已经用黑体字加黑，根据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的规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九条的规定，无证驾驶车辆是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行为，保险公司尽到提示义务即可，无须尽到明确说明义务，故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三、侵权人已经知晓无证驾驶车辆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失保险公司不赔偿，并且向保险公司出具声明放弃向保险公司请求赔偿，故保险公司也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四、保险标的转让时没有通知保险人，违反保险法的规定，保险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本案经审理查明，该车已经转卖，但转让时被保险人即受让人没有通知保险人，且在发生交通事故时驾驶人没有取得驾驶资格，明显存在危险程度增加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保险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五、姚臣按照城镇标准请求死亡赔偿金没有法律依据，请二审法院支持人保北京公司的上诉请求。姚晓刚辩称,人保北京公司关于死亡赔偿金项上诉请求没有依据。姚冬梅辩称，没有答辩意见。二审中，赵冬旭、姜俊有、杜威华未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姚晓刚、姚冬梅、赵冬旭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因交通事故造成姚晓刚、姚冬梅、赵冬旭如下损失：死亡赔偿金484,485元（32,299元×15年）、丧葬费36,906.48元、精神抚慰金50,000元、医疗费67,430.07元、护理费617.56元（154.39元×2天×2人）、伙食补助费200元（100元×2天），合计639,639.11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20年5月14日8时10分许，杜威华驾驶×××号小型轿车沿国道202线由磐石市市区至明城镇方向行驶，车辆行至国道202线磐石市明城镇金亚路路口处（车辆行驶方向右侧路口），与对向姚臣驾驶的、在此路口向左转弯的无号牌三轮摩托车发生交通事故。该事故致车辆损坏、姚臣受伤。2020年5月16日，姚臣经医院救治无效死亡。杜威华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杜威华驾驶的×××号小型轿车在人保北京公司投保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险。×××号小型轿车车辆登记所有人为刘军，刘军为该车在人保北京公司投保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险。嗣后，刘军将×××号小型轿车卖给姜俊有（未办理过户），姜俊有将×××号小型轿车出借给杜威华。杜威华为姚臣垫付了27,000元，姚晓刚、姚冬梅、赵冬旭系姚臣近亲属。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本次事故发生后，公安交警部门对事故发生经过、成因、过错及责任作出认定，予以确认。对于本次事故赔偿责任比例，确定为杜威华承担50％责任，姚臣承担50％责任。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的，应先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保险公司按照商业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仍不足部分，由侵权人按照责任比例予以赔偿。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为杜威华无证驾车辆交通事故，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险范围内是否应予赔偿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第三人人身损害，当事人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或者未取得相应驾驶资格的；（二）醉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的；（三）驾驶人故意制造交通事故的。保险公司在赔偿范围内向侵权人主张追偿权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追偿权的诉讼时效期间自保险公司实际赔偿之日起计算。”现姚晓刚、姚冬梅、赵冬旭要求人保北京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关于人保北京公司应否在商业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本案中，人保北京公司提交保险员与刘军的投保交强险的通话录音及保险网络投保程序、条款用以证明保险公司已经尽到了提示说明义务。一审法院对该两份证据真实性予以采信，但是该两份证据并不能证明刘军在投保商业险时保险公司向刘军进行了提示说明，亦不能证明投保商业险的网络操作为刘军本人操作（交强险投保为保险员操作），故人保北京公司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向投保人已经尽到了提示说明义务，商业保险免责部分不发生效力，对人保北京公司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关于精神抚慰金数额问题，根据法律规定，精神抚慰金数额应当根据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手段，造成的后果等因素予以确定。本案中，事故造成姚臣死亡，本起事故中姚臣承担50％责任，综合考虑支持姚晓刚、姚冬梅、赵冬旭精神抚慰金25,000元。另外，杜威华垫付27,000元，姚晓刚、姚冬梅、赵冬旭并未主张，杜威华可另行告诉。综上所述，姚晓刚、姚冬梅、赵冬旭合理损失如下：死亡赔偿金484,485元（32,299元×15年）、丧葬费36,906.48元、精神抚慰金25,000元、医疗费67,430.07元、护理费617.56元（154.39元×2天×2人）、伙食补助费200元（100元×2天），合计614,639.11元。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作出判决。一审法院判决：一、人保北京公司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姚晓刚、姚冬梅、赵冬旭医疗费、精神抚慰金、部分死亡赔偿金，合计120,000元；二、人保北京公司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商业第三者险范围内赔偿姚晓刚、姚冬梅、赵冬旭220，319.55元［（损失合计614，639.11元-120,000元）×50％-杜威华垫付27,000元］；三、驳回姚晓刚、姚冬梅、赵冬旭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485元，由姚晓刚、姚冬梅、赵冬旭负担1743元，由杜威华负担1742元。本院二审期间，人保北京公司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人保北京公司提交的证据：投保单、保险单复印件各一份，证明投保人刘军2016年1月开始在人保北京公司开始投保至今，刘军收到了保险条款。姚晓刚、姚冬梅质证称，投保人刘军2020年是电话投保，一审时已经明确，不能证明人保北京公司的待证事实。本院经审查认为，人保北京公司提交的证据系2016年投保单，与本案无关联性，不予采信。二审中，赵冬旭、姚冬梅、姚晓刚、姜俊有、杜威华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人保北京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是否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根据该法律规定，交强险的赔偿并以侵权人是否存在过错为条件，一审判决人保北京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予以赔偿并无不妥当。关于人保北京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内是否承担赔偿的问题。人保北京公司上诉称，根据保险合同约定，杜威华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机动车造成交通事故，保险公司应当免除赔偿责任。但依据法律规定，保险公司免除赔偿责任的前提条件是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本案一、二审期间，人保北京公司均未能提交已经向投保人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的证据，同时也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已经将免除赔偿责任的保险条款交付给投保人，故本院不能认定人保北京公司尽到了提示义务，人保北京公司主张在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不承担责任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人保北京公司主张投保人将车辆转让，保险标的危险程度增加，保险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四条规定:“人民法院认定保险标的是否构成保险法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时，应当综合考虑以下因素：（一）保险标的用途的改变；（二）保险标的使用范围的改变；（三）保险标的所处环境的变化；（四）保险标的因改装等原因引起的变化；（五）保险标的使用人或者管理人的改变；（六）危险程度增加持续的时间;（七）其他可能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因素。保险标的危险程度虽然增加，但增加的危险属于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预见或者应当预见的保险合同承保范围的，不构成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本案中虽然原车辆所有人将案涉车辆转让，但车辆的用途、使用范围等其他项并未发生变化，故案涉车辆符合上述法律第二款规定的情形，属于人保北京公司在与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当预见的保险合同承保范围的情况，故人保北京公司此项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人保北京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405元，由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洁审判员 于福超审判员 孙 伟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七日书记员 王可人（本件共9页，印20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