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06民终138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公先，男，1934年12月11日出生，汉族，住招远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高瞻，男，1982年4月19日出生，汉族，住招远市,系张公先孙子。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吉文，北京市盈科（烟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付绍琪，男，1946年7月7日出生，汉族，住招远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付元良，男，1968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招远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付元杰，男，1971年8月3日出生，汉族，住烟台市芝罘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付元萍，女，1979年2月6日出生，汉族，现住烟台市芝罘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付绍琪，系付元良、付元杰、付元萍父亲。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招远市卫生健康局。住所地：招远市北园路**。负责人：唐建波，任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世全，山东通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公先因与被上诉人招远市卫生健康局、付元良、付元杰、付元萍、付绍琪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招远市人民法院（2020）鲁0685民初10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张公先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付绍琪、付元良、付元杰、付元萍的诉讼请求：二、一，二审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付绍琪、付元良、付元杰、付元萍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程序违法。1、本案第一次开庭的时间为2020年5月22日，第二次开庭时间为2020年5月29日，在第二次开庭结束后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结束。2020年6月5日审判员在未通知各方当事人到场的情况下单独让付绍琪通过询问笔录的方式增加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在案件受理后，法庭辩论结束前，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被告提出反诉，第三人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可以合并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合并审理。”的规定。根据司法解释的规定，增加诉讼请求只能在法庭辩论结束前，否则即为违法。一审法院严重的程序违法。2、一审法院于2020年6月5日单独与付绍琪所作的询问笔录中，不当的行使释明权，诉讼请求的提出属于原告是专有权利，法官在审判案件中不是任何一方的代理人或者代言人，只能居中裁判，法官对原告诉讼请求的数额的释明法律并没有规定，也即法官无权释明原告诉请的具体数额及其计算方法，这是原告及其诉讼代理人的职责所在，一审法院不当行使释明权有违法官居中裁判，属于严重的程序违法。一审法院的上述程序违法行为使判决比庭审多了234288元的80%为187430.4元。二、事实认定错误。1、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张公先无行医资格开办镶牙诊所，在给受害人付某进行咬牙模过程中，导致付某昏迷，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被告张公先应负主要责任。”是错误的。首先、一般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包括侵权行为、损害结果、因果关系、主观过错，四个要件缺一不可，没有任何证据证实付某的死亡与上诉人张公先存在因果关系，由于付某死亡后未进行尸检，因此对于其如何引起心源性猝死无法查实，根据现有证据查明的事实无法推断付某的死亡与其在上诉人的牙科诊所里的咬牙模有因果关系。其次、付某在去招远市人民医院的抢救过程中，付绍琪未如实陈述付某的病情，病人有准确提供医疗资料的义务(包括过去史、住院史、用药史等)。根据2018年12月8日招远市人民医院的《门诊病历》记载：付某糖尿病史10多年，高血压病史10多年，否认冠心病史。结合付某本人的身高149CM，体重97KG，十多年的高血压和糖尿病，必然会引起心脏的病变，这是一般的医学常识，如果付绍琪还不清楚，根据2018年7月8日的付某的《居民体检报告》心电图检查结果：T波低平，表明心脏已经出现严重问题，上诉人不想猜测付绍琪在陈述病情时隐瞒付某患有心脏病和不配合医生的诊疗行为(详见门诊病历的抢救记录第9项)的原因。但是最终的结果是付某死于心源性猝死。如果按照一审法院的认定，继续推理就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付某死于心源性猝死，源于心脏病变，心脏病变源于十多年一直持续的高血压、糖尿病等，也就是说按照一审法院的逻辑；十几年以前上诉人已经开始对付某的死亡产生作用，并且是主要作用，这是极其荒谬的结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再次、上诉人在取牙模的过程中不开刀、不手术、无任何风险，不是一审法院认为的咬牙模过程中，导致付某昏迷，没有任何证据证实。上诉人未给付某用药、打针，咬牙模不是危害行为，不会导致人的死亡。被上诉人付绍琪在(2019)鲁0685行赔初1号的起诉状及(2020)鲁06行终21号的上诉状中均认为：其妻子的死亡责任完全在于招远市卫生健康局失职行政不作为。付绍琪在(2020)鲁0685民初1079号是起诉状认为，张公先操作失误且未采取应有的应急救护措施，导致付某憋气窒息死亡。上述均无事实证明且被上诉人付绍琪、付元良、付元杰、付元萍忽略了付某自身身体疾病和抢救时的隐瞒病情和不配合可能产生的原因。事实上付某有的子女是知道其病情的，所以在其死亡后没有做尸检，认可医院出具的死亡原因。待尸体火化后就不认可医院出具的死亡证明，转而认为责任是招远市卫生健康局，经过两次败诉后转而认为责任是上诉人。最后、上诉人1951-1955年在健康牙社，1955-1958年在中医诊所，1958年改为城关卫生院(中医院的前身)，后在招远市中医院口腔科工作至退休，上诉人积极开展“传帮带”，为烟台地区的口腔科人才的培养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在工作过程中始终秉持治病救人、医者仁心的医德；认真负责、勤勉务实的工作态度使上诉人在几十年的工作过程中一度带来一定的美誉度，无一例医疗事故和医疗过错。医学和法学都是一门技术同时也是一门科学，都要讲求事实与证据，一审法院在没有证据证实的情况下认为上诉人承担主要责任，该认定无法接受也不能接受。上诉人并非是在逃避责任，而是没有让上诉人承担责任的事实与证据。2、被上诉人付绍琪、付元良、付元杰、付元萍在一审起诉时陈述“在咬牙模过程中由于张公先操作失误且未采取应有的应急救护措施，导致付某憋气窒息死亡，”是错误的。本案的事实是付某的取模过程正常顺利，取模结束后，付绍琪跟付某离开时，付某突然站立不稳倒地，上诉人没带手机，让付绍琪拨打120，付绍琪说：“没事，缓缓就好了。”上诉人再次让付绍琪拨打120，急救车来将付某接到人民医院。上诉人张公先取牙模的过程无任何失误，付某最终死于心源性猝死，心电图显示心室颤动，病因在心脏，跟呼吸没有任何关系，不是被上诉人认为的憋气窒息死亡，取牙模是不需要憋气的。对于付某的心脏病发病上诉人作为牙科医生是不能救治的，医院是法定的可以采取的应急救护的单位。试想如果在公路上，在商场里发病死亡被上诉人会怎样。三、适用法律的错误。1、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十八条患者死亡，医患双方当事人不能确定死因或者对死因有异议的，应当在患者死亡后48小时内进行尸检。医疗事故争议双方当事人可以请法医病理学人员参加尸检，也可以委派代表观察尸检过程。拒绝或者拖延尸检，超过规定时间，影响对死因判定的，由拒绝或者拖延的一方承担责任。付某未经尸检视为认可医院出具的居民医学死亡证明书中的死亡原因。2、一审期间上诉人申请因果关系的司法鉴定，因付某没有尸体解剖检验，导致鉴定机构无法受理此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一条当事人申请鉴定，应当在人民法院指定期间内提出，并预交鉴定费用。逾期不提出申请或者不预交鉴定费用的，视为放弃申请。对需要鉴定的待证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在人民法院指定期间内无正当理由不提出鉴定申请或者不预交鉴定费用，或者拒不提供相关材料，致使待证事实无法查明的，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被上诉人付绍琪、付元良、付元杰、付元萍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3、被上诉人付绍琪曾多次举报、上访、诉讼，但是无论怎样，依然应当正确的适用法律，不能降低法律适用的标准。付某自身的疾病与上诉人无因果关系，应当驳回被上诉人被上诉人付绍琪、付元良、付元杰、付元萍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如果以后出现类案是否可以不用鉴定以及不需要事实与证据以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来认定死因？一审法院判决是否会助长碰瓷的社会风气值得思考。被上诉人付元良、付元杰、付元萍、付绍琪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诉讼程序完全合法。本案，被答辩人上诉第一条理由称一审法院程序违法，完全属于捏造事实。因为本案并非如被答辩人所称的只开了两次庭，并且2020年5月29日第二次开庭结束时法庭辩论并未终结。2020年6月5日，是答辩人付绍琪通过咨询律师后，找到负责审理本案的一审法院审判员，要求增加诉讼请求，因而，审判员给答辩人付绍琪做了询问笔录，这并不违反民事诉讼法及相关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的规定。另，一审法院的审判员在给答辩人做询问笔录过程中，并没有行使不当的法律释明权。法官向当事人解释法律完全正确，并且这是法官应当履行的职责。因为答辩人付元良、付元杰、付元萍一审并没有出庭参加诉讼，也没聘请律师作为代理人参加一审诉讼，答辩人付元良、付元杰、付元萍共同委托了父亲付绍琪全权代理参加诉讼，答辩人付绍琪已经七十五岁了，年事已高，又不懂法律，所以在一审当中法官向答辩人付绍琪解释法律，并无任何错误，更不违法。并且法官向不懂法律的当事人解释法律，这是法官应当履行的职责。而被答辩人在上诉状中竟然称法律释义是原告代理人的职责，法官无权释义法律，完全属于谬论。更为主要的是，答辩人付绍琪于2020年6月5日法官做询问笔录的方式增加了诉讼请求后，一审法院又于约2020年6月前后又开了一次庭，被答辩人对答辩人增加的诉讼请求并进行了答辩。法庭调查结束后，又进行了法庭辩论，辩论终结后，调解不成，一审法院才于2020年9月29日做出了一审判决。因此，一审诉讼程序完全合法，并无任何违法之处，更谈不上程序严重违法。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正确。本案，被答辩人在上诉状中上诉第二条理由称：一审法院认定被答辩人张公先无行医资格开办镶牙诊所，答辩人的亲属付某在诊所咬牙模过程中导致昏迷后死亡，其应当负主要责任是错误的。这完全属于狡辩。首先，2019年3月6日，本案一审另一被告招远市卫生健康局对第一被答辩人做出的招卫医罚(2019)0000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属于生效法律文书，该生效法律文书明确载明：被答辩人属于非法行医、非法开办镶牙诊所，因而对被答辩人做出了作出了没收药具，罚款一万元的行政处罚。因此，被答辩人属于张公先无行医资格非法开办镶牙诊所，这是铁的事实，不容被答辩人狡辩。其次，本案答辩人付元良、付元杰、付元萍的母亲、答辩人付绍琪的妻子本案受害人付某，2018年12月8日上午十时许，在被答辩人非法开办的牙科诊所镶牙，在咬牙模过程中，由于被答辩人张公先操作失误，且未采取应有的应急救护措施，最终导致付某因憋气窒息死亡，这也是铁的事实。二被答辩人狡辩称付某是死于十年前就存在的高血压病、糖尿病引起的心脏病突发，但是被答辩人在一审当中，没有提供任何充分有效的证据能够证明，答辩人的亲人付某是死于心脏病突发，因此，被答辩人的这一上诉理由完全是胡搅蛮缠。最后、被答辩人上诉状称：答辩人在一审陈述付某在咬模过程中，要由于被答辩人操作失误且未采取急救措施导致死亡是错误的，其在取牙模过程中没有任何失误，这更是篡改事实，无理狡辩。本案被答辩人在一审几次法院开庭审理过程中，自己的多次陈述，前后矛盾，难以自圆其说。一会儿说，付某是在走出牙科诊所门口时发生昏迷，后来又改口称付某是在牙模咬好后，站立起来的时候发生昏迷。被答辩人又称自己未带手机，事实是答辩人付绍琪与付某前去镶牙之前就是通过手机联系了被答辩人张公先，确认其在诊所才前去镶牙的。这些狡辩，都是被答辩人为了逃避责任编造的事实。本案的真正事实就是2018年12月8日，付某在被答辩人非法开办的牙科诊所咬牙过程中，导致付某昏迷，答辩人付绍琪自己打了120急救电话，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所以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完全正确，并无错误。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完全恰当，并无任何错误。被答辩人在上诉状第三条上诉理由称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但是在整个上诉状中、根本没有指出一审法院适用的法律错在何处。至于被答辩人认为应当适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这完全是偷换概念、无理狡辩。因为，被答辩人不是合法行医，因此这不属于医疗疗事故纠纷，而是被答辩人非法行医，才导致付某死亡，因此本案由于不属于医疗事故纠纷，所以根本不应该适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由于本案属于生命权纠纷，所以一审法院适用侵权责责任法第16条、26条、和民事诉讼法64条之规定，适用法律完全正确，毫无任何错误。被答辩人长篇累牍的上诉理由，都是胡搅蛮缠，不值一驳。被上诉人招远市卫生健康局答辩称，一审判决被上诉人招远市卫生健康局对付某的死亡没有过错，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的判决结果是正确的。上诉人在上诉中所主张的事实和理由，请求法庭依法查明和认定。原审原告付元良、付元杰、付元萍、付绍琪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两被告连带赔偿因被告张公先非法行医造成付某死亡的各项费用346000元；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诉讼中，原告将诉讼请求又变更为580288元。事实和理由：2018年12月8日上午十时许，原告付绍琪之妻付某到被告张公先非法开办的牙科诊所镶牙，在咬牙模过程中由于张公先操作失误且未采取应有的应急救护措施，导致付某憋气窒息死亡。事故发生后，原告电话要求招远市卫生健康局给予处理，但一直未派人员到场。期间，原告多次去卫健局申诉，卫健局工作人员对整个事件不调查、不取证，置之度外；后原告获悉张公先系非法行医，多次向卫健局及烟台市卫计委举报，卫健局只是作出了较轻的行政处罚。原告认为，张公先非法行医，造成付某死亡，应承担全部民事赔偿责任。另，张公先非法行医几十年，卫健局行政不作为，导致付某误认为张公先有行医资格，所以卫健局应与张公先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付绍琪、付元良、付元杰、付元萍分别系受害人付某的丈夫、长子、次子、女儿。2018年12月8日上午10时许，原告付绍琪与妻子付某到被告张公先非法开办的牙科诊所镶牙，在咬牙模过程中，导致付某昏迷。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招远市人民医院开具的死亡医学证明记载付某的死亡原因系心源性猝死。2019年度山东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2329元。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张公先无行医资格开办镶牙诊所，在给受害人付某进行咬牙模过程中，导致付某昏迷，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被告张公先应负主要责任，以承担80%的赔偿责任为宜，付某到没有医疗资质的诊所镶牙，其应该承担20%的责任为宜。被告卫健局对付某的死亡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原告付绍琪请求扶养费，因没有相关证据证实，该请求不予支持。原告请求精神损害抚慰金54000元，该请求过高，法院认为以10000元为宜。丧葬费原告请求34652.5元，系原告对其权利的处分，不违反法律规定，法院予以认可。原告的合理损失有：医疗费3996.8元、死亡赔偿金380961元（42329元/年×9年）、丧葬费34652.5元、处理丧事误工费1160元（42329元/年÷365天×2人×5天）、交通费2000元。以上合计422770.3元。被告张公先承担80%即338216.24元，再加上精神损害赔偿金10000元，被告张公先共应赔偿348216.24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9月29日判决：一、被告张公先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赔偿原告付绍琪、付元良、付元杰、付元萍各项经济损失共计348216.24元。二、驳回原告付绍琪、付元良、付元杰、付元萍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张公先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603元，减半收取4801元，由原告付绍琪、付元良、付元杰、付元萍负担1539元，由被告张公先负担3262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八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或者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第一千二百二十二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一）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二）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三）遗失、伪造、篡改或者违法销毁病历资料。”本案中，上诉人张公先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医师资格证书》、《医师执业证书》擅自在招远市陈嘉宾闲置民房西厢房内设立“牙科诊所”开展口腔诊疗活动，违反了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在给受害人付某进行咬牙模诊疗时导致付某昏迷，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一审法院认定张公先对付某死亡有过错，应负主要责任，于法不悖。尽管受害人付某的个人体质状况对损害后果的发生具有一定的影响，但这不是侵权责任法等法律规定的过错，其体质状况对损害后果的影响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人责任的法定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及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新规定，在民事诉讼中对各类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不再区分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统一按照城镇居民赔偿标准计算相关项目赔偿数额。一审法院依法向被上诉人释明该新规定，且在被上诉人变更赔偿标准增加请求数额后，一审法院又向上诉人阐明并给予答辩期，上诉人表示明白。一审程序于法不悖。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523元，由上诉人张公先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尹鹏亮审判员  杨忠霞审判员  王天松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郭春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