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湘0302民初1270号 原告：廖秋昕，女，1955年6月30日出生，汉族，湖南省湘潭市人，户籍地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现住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杰，湘潭市雨湖区惟湘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熊武郎，男，1953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湖南省浏阳市人，住湖南省浏阳市。 被告：余清平，男，1955年8月27日出生，汉族，海南省海口市人，住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文波，湖南湘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萍乡凯龙钡盐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萍乡市湘东区。 法定代表人：胡敏韬，该公司总经理。 第三人：罗建忠，男，1955年4月1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浏阳市。 第三人：赵纪青，男，1955年5月10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浏阳市。 第三人：张学良，男，1975年9月7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萍乡市湘东区。 第三人：胡敏韬，男，1985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浏阳市。 原告廖秋昕与被告熊武郎、余清平与第三人萍乡凯龙钡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龙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7日立案后，被告余清平于2020年5月28日向本院提出管辖权异议，本院于2020年6月23日作出（2020）湘0302民初127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被告余清平的管辖权异议。被告余清平不服此裁定于2020年7月2日提出上诉。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17日作出（2020）湘03民辖终6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廖秋昕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杰、被告余清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文波到庭参加诉讼，被告熊武郎、第三人凯龙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没有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进行了缺席审理。开庭后，原告廖秋昕申请将第三人凯龙公司变更为本案被告，被告余清萍亦向本院申请追加凯龙公司其他股东罗建忠、赵纪青、张学良、胡敏韬为本案第三人。本院经审理后均予以准许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廖秋昕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杰、被告余清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文波到庭参加诉讼，被告熊武郎、凯龙公司及第三人罗建忠、赵纪青、张学良、胡敏韬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没有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进行了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廖秋昕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判决确认被告熊武郎名下的凯龙公司10%股权均原告廖秋昕所有；2、判决被告熊武郎、凯龙公司在上述股权确权后立即协助办理相关股权过户手续；3、由被告余清平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廖秋昕与余清平离婚纠纷一案，经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1日作出（2017）湘0302民初220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准予原告廖秋昕与被告余清平离婚；二、湘潭市岳塘区宝塔街道东湖路富都花园X栋X单元XX呈的房屋及室内的电器、家具设施和车库一个归原告廖秋昕所有，原告廖秋昕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补偿被告余清平人民币200000元；三、黄海牌越野车一台归被告余清平所有；四、原、被告二人婚后共同投资在凯龙公司625000元投资款的收益权与处分权归原告廖秋昕所有；五、原、被告婚后因投资所产生的200000元夫妻共同债务由原告廖秋昕承担；六、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余清平不服此判决，向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湘潭中院于2018年3月28日作出（2017）湘03民终174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述判决生效后，原告已经将应履行的义务全部履行完毕，但被告余清平拒不履行判决书确定的义务，将婚后在凯龙公司625000元投资，即在该公司10%股权先于2017年1月3日过户给胡慕怡（系余清平同学）名下，后又于2017年11月16日过户给该公司股东熊武郎名下。上述股权转让行为均系被告余清平为转移夫妻财产和对抗规避法院判决的虚假民事行为（受让方均未实际出资），原告为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已先后多次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执行中法院对被告余清平的上述非法转让行为进行了全面调查和取证，并依法对上述股权进行了司法冻结措施，对原告应得的部分股权收益予以强制执行到位，但凯龙公司每次按法院协助通知书履行协助给付股权收益款项义务后，待法院执行结案后又以股权未确权在原告名下为由拒绝将属于原告的股权收益分配给原告，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只能多次向法院申请执行，从而浪费了司法资源。原告认为，上述争议的股权属于原告和被告余清平所有（2019年7月31日，该公司所有股东均签名确认了熊武郎名下的凯龙公司的10%股权仍属余清平所有），在双方离婚案件的生效民事判决书中，已判决：原、被告二人婚后共同投资在凯龙公司625000元投资款收益权与处分权归原告廖秋昕所有，实际已判决上述股权属于原告所有，但因原审法官对“股权”和“股权的收益权与处分权”的法律含义认识欠缺而造成判项措词不准，未在判决中作出准确判决，致使原告在申请的执行案件中造成执行障碍，不能将股权过户在原告名下和依法取得相关股权收益。故原告特诉诸法院。 被告熊武郎辩称，其在凯龙公司14%的股权中有10%是为被告余清平代持，并服从法院对该股权确认一案的任何判决。 被告余清平辩称：一、雨湖区人民法院对本案根本无管辖权。虽然本案管辖权异议经一审、二审人民法院裁定雨湖区人民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其理由都是基于廖秋昕与熊武郎之间有协议约定。但两审法院对协议约定是否合法有效没有进行严格审查。本案法律关系根本不是合同纠纷和因合同所产生的其他权益纠纷，而是股东资格确认纠纷。这一事实，雨湖区人民法院在受理此案时就已经基本确定。而股东资格确认属于典型的形成权之诉，并非给付之诉。故本案不能适用民事诉讼法第34条因合同基础所产生纠纷的规定。民事诉讼法第26条已经对本案的管辖法院作出了明确规定，作为特殊地域管辖案件由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予以管辖。特别规定优先于一般规定。基于上述事实与理由，依据民事诉讼法第124条第（四）项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原告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2019年原告以同一事实与同一理由向雨湖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雨湖区人民法院按照上述理由就已经移送至江西省萍乡市人民法院，不知为何，原告现在又再次起诉； 二、原告主体不适格。按照公司法的要求，作为本案适格的原告，应当是公司实名股东或隐名股东。可是，本案原告作为股东的证明却是空白，既没有工商部门的登记证明，又无股权协议，仅凭人民法院作出的离婚判决书所确认的625000元投资款的收益权、处分权，个人主观简单的认为自己享有公司股权。但是，很显然该离婚判决并未直接确认廖秋昕享有公司股权。首先，625000元的投资款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属于股东出资款，在公司成立之后转化为股权，无法抽逃和随意退出，因此人民法院如此判决属于缺乏法律常识，判项确定的事实概念存在错误。其次，625000元投资款本身属于债权性质，根本无法按照物权性来区分所谓的收益权、处分权、使用权、占用权，人民法院对款项性质理解错误。再次，离婚案件执行中多次出现障碍和笑话，事实证明，此项错误。最后，本案原告自己在起诉状中都自认此项判决存在错误。如果本案原告的观点成立，说明本案原告的权利可以直接通过执行即行解决而无需诉讼，那就印证本案诉讼本身存在“一事二理”的错误； 三、余清平不是本案适格被告。从证据和客观事实推断，余清平目前只是凯龙公司的隐名股东。按照公司法的原理，隐名股东只在公司内部产生一定的权利义务，对公司之外不具备任何的股东身份。本案纠纷的性质与隐名股东无关，判决对隐名股东不能产生任何法律效力。因此本案的诉讼目的无法达到，原告的诉求无法支持； 四、本案遗漏了诉讼主体。既然本案按照股东资格确认纠纷立案，那么本案诉讼的结果可能对公司其他股东的权益造成严重影响，依据民事诉讼法及公司法的规定，应该追加公司其他股东为本案诉讼当事人； 五、本案人民法院不应当继续审理，应裁定驳回。本案诉讼当事人其他股东对余清平10%股权由熊武郎持有的事实没有任何异议，所以针对10%股权目前归谁所有不是本案纠纷产生的原因。本案实际争议的焦点是余清平10%的股权按照原生效的离婚判决能否由余清平变更为廖秋昕所有，争议的主体仍是余清平与廖秋昕，与凯龙公司、熊武郎及其他股东无关，产生争议的原因是离婚判决第四项的错误。原告向人民法院提交的证据以及自己诉状的陈述，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个事实。因此，要解决本案争议，实际就是要解决原离婚判决的错误，依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解决判决错误只能依法进行再审或申诉，别无他法。 本案存在“一事二理”的现象，针对余清平的10%公司股权，原离婚判决书第四判项已经涉及，以投资款625000元的形式已经作出判决。该判决生效后，雨湖区人民法院针对生效判决在执行过程中，强行认定第四项就是特指公司10%的股权，违法冻结熊武郎名下的10%股权，违法执行10%股权的分红款项。本案又针对该10%股权所引发的另案诉讼，在逻辑上就出现了严重的悖论：如果判决正确，本案无须再诉；如果再诉，证明原判决存在错误，原来的执行同样存在错误，本案的主要、关键证据（生效的判决书）存在错误，再诉缺乏事实基础。对余清平名下10%股权在公司内部股权的转让或者挂名持有，都是在合法的基础上实施，并进行了公示登记，具有物权法、公司法赋予的对抗效力。未经法定程序撤销或确认无效，不得随意变更或更改。凯龙公司和其他股东对余清平股权持有的事实都知情。因此原告想通过本次诉讼方式获得公司股权，既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也无法突破诸多法律规范的障碍。既然原告对股权持有的事实没有异议，就不应将熊武郎列为被告，原告与熊武郎之间的管辖约定就是多余。将熊武郎列为被告，原告的目的则非常明显，刻意将本案留在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的雨湖区人民法院，欲想得到对其有利的判决结果，达到纠正原来生效离婚判决中羟基错误的效果； 六、本案涉及虚假诉讼。由于第一被告熊武郎根本不会到庭参加庭审，相关事实无法当庭核实。基于前述理由，代理人怀疑原告与熊武郎进行了串通、合谋。理由是，熊武郎2019年7月31日在股东会之后的《证明》中签字认可挂在自己名下10%股权的归属为余清平，与自己无关，可是熊武郎却在2020年4月22日与廖秋昕签订《协议书》，还约定股权争议诉讼由雨湖区人民法院管辖。熊武郎明知自己与10%的股权已经厘清界限，明知自己与廖秋昕之间没有争议（《协议书》已写得非常清楚），明知廖秋昕与余清平之间因离婚对股权产生争议，仍以所谓的《协议书》方式对与自己无关联的案件约定管辖法院，达到本案原告起诉目的和希望结果。因此，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核实后处理； 七、雨湖区人民法院为了离婚案件执行严重违法，并捏造事实。原告向人民法院提交的两份《调查笔录》出版同一时间，同样的执法工作人员，事有蹊跷。熊武郎所述情况明显与工商部门变更登记事项不符，为何不进一步核实真实情况，为何不向股东及法定代表人胡慕怡予以核实，就直接相信熊武郎所述属实。如此认定事实太过轻率。 综上请求人民法院认真核实相关事实，审慎对待此案并作出判决。 被告凯龙公司辩称，对法院判决无异议，要求尽快处理此案。 第三人罗建忠、赵纪青、张学良、胡敏韬未对相关案件事实进行当庭陈述。 原、被告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供了证据，对于双方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认定并在卷予以佐证，对于双方有异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对于原告提交的协议及股金登记表，本院对其证据三性予以认定。对于原告提交的（2017）湘0302民初2209号民事判决书与（2017）湘03民终1740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对其证据三性予以认定。对于原告提交的三份笔录，均形成于本院执行过程中，本院对其证据三性予以认定。 本院根据认定的证据及双方当事人在庭审过程中的陈述认定本案事实如下：2016年11月21日余清平向本院起诉请求解除与廖秋昕的婚姻关系，2017年1月4日本院作出（2016）湘0302民初3858号民事判决书，不准予二人离婚。后廖秋昕因与余清平感情不和于2017年7月4日向本院提起离婚诉讼。本院于2017年9月1日作出（2017）湘0302民初2209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认定：“2012年8月18日，原、被告二人与赵纪清、罗建忠、熊武郎、胡慕怡、胡少昆、唐宋达成投资设立萍乡凯龙钡盐有限公司的合意，该公司于2013年11月19日正式成立，原、被告两人投资于该公司人民币625000元。”并判决准予原、被告离婚及“原、被告二人婚后共同投资在江西萍乡凯龙钡盐有限公司625000元投资款的收益权与处分权归原告廖秋昕所有。”余清平不服此判决，上诉于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28日作出（2017）湘03民终1740号民事判决书对一审判决书中的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并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另查明，被告余清平于2017年1月6日将其所持有的在凯龙公司名下的10%股权转让给胡慕怡，2017年11月21日胡慕怡又将此10%股权转让给熊武郎。经廖秋昕与余清平离婚案件执行过程中调查及本案审理过程中，被告熊武郎均认可此10%股权系为被告余清平代持，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凯龙公司亦对代持事宜予以确认。 再查明，本院执行了凯龙公司部分分红给廖秋昕。诉讼过程中凯龙公司的股权结构为：胡敏韬持股46%，罗建忠持股20%，熊武郎持股14%，张学良持股10%，赵纪青持股10%。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廖秋昕是否能以离婚案件生效判决中确认的公司投资款收益权与处分权来主张对应公司股权归其所有的问题。首先，对于廖秋昕的身份问题，在本院于2017年1月4日作出（2016）湘0302民初3858号民事判决书，不准予余清平与廖秋昕离婚后，余清平即于2017年1月6日将其所持有的凯龙公司10%股权转让给胡慕怡，2017年11月21日胡慕怡又将此10%股权转让给熊武郎。经廖秋昕与余清平离婚案件执行过程中调查及本案审理过程中，被告熊武郎均认可此10%股权系为被告余清平代持，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凯龙公司亦对代持事宜予以确认，亦有2019年7月31日凯龙公司各股东出具的证明予以佐证。故在2017年7月4日廖秋昕向本院提起离婚诉讼，本院作出（2017）湘0302民初2209号民事判决书及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28日作出（2017）湘03民终1740号民事判决书对一审判决书中的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并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整个过程中，余清平属于凯龙公司的隐名股东。离婚案件中“原、被告二人婚后共同投资在江西萍乡凯龙钡盐有限公司625000元投资款的收益权与处分权归原告廖秋昕所有。”这一项判决事实上确认了由廖秋昕成为隐名股东。根据原告的诉讼请求即隐名股东显名化问题。其次，在本案诉讼过程中，本院通知了凯龙公司的所有股东，但众股东未就廖秋昕关于主张股权事宜提出异议，亦未在合理期限内提出优先购买股权意向，另结合被告熊武郎及凯龙公司的答辩意见，应当视为各股东同意原告成为凯龙公司股东并确认熊武郎名下的公司10%归原告所有。故本院对原告请求判决确认被告熊武郎名下的凯龙公司的10%股权归原告所有及由被告熊武郎及凯龙公司对股权确权后协助办理相应股权过户手续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余清平不是本案适格被告，不应当承担相应责任。 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七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被告熊武郎名下的被告萍乡凯龙钡盐有限公司10%股权归原告廖秋昕所有； 二、被告熊武郎、萍乡凯龙钡盐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至萍乡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将上述股权变更登记至原告廖秋昕名下； 三、驳回原告廖秋昕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10050元，由原告廖秋昕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育君 人民陪审员  熊文德 人民陪审员  胡小玉 二〇二一年三月一日 代理书记员  杨 韬 附法律条文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第七十一条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 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 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两个以上股东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协商确定各自的购买比例；协商不成的，按照转让时各自的出资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 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 第二十一条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未就其股权转让事项征求其他股东意见，或者以欺诈、恶意串通等手段，损害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其他股东主张按照同等条件购买该转让股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但其他股东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同等条件之日起三十日内没有主张，或者自股权变更登记之日起超过一年的除外。 前款规定的其他股东仅提出确认股权转让合同及股权变动效力等请求，未同时主张按照同等条件购买转让股权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其他股东非因自身原因导致无法行使优先购买权，请求损害赔偿的除外。 股东以外的股权受让人，因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而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可以依法请求转让股东承担相应民事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 第七十三条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涉及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中以一方名义在有限责任公司的出资额,另一方不是该公司股东的,按以下情形分别处理: (一)夫妻双方协商一致将出资额部分或者全部转让给该股东的配偶,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并且其他股东均明确表示放弃优先购买权的,该股东的配偶可以成为该公司股东; (二)夫妻双方就出资额转让份额和转让价格等事项协商一致后,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但愿意以同等条件购买该出资额的,人民法院可以对转让出资所得财产进行分割。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也不愿意以同等条件购买该出资额的,视为其同意转让,该股东的配偶可以成为该公司股东。 用于证明前款规定的股东同意的证据,可以是股东会议材料,也可以是当事人通过其他合法途径取得的股东的书面声明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