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川01民终255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唐燕，女，1981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郫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易泽明，四川科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姚，男，1990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仁寿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伯戎，成都市郫都区安德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唐燕因与被上诉人刘姚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郫都区人民法院（2020）川0124民初44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唐燕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易泽明、被上诉人刘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伯戎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唐燕上诉请求：撤销成都市郫都区人民法院（2020）川0124民初4487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唐燕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未查清案件事实导致判决错误。1、唐燕与刘姚从2016年8月开始恋爱同居至2017年7月31日分手，分手后又和好继续同居至2018年11月。期间刘姚因玩手机经常以给手机充值为由向唐燕借钱。二人共同生活期间共用去14万元，其中通过微信、红包等方式借款给刘姚7万多元，通过支付宝借款给刘姚9550元，还通过银行转款借给刘姚19440元。2、一审认定刘姚向唐燕转款69460元，但未查清转款性质，实际上这些转款均来源于唐燕，且已用于二人共同生活消费或偿还刘姚购车时的借款。 刘姚答辩称：自己有工作和家庭，因受到唐燕引诱而沉迷手机赌博，导致自己失去工作和家庭。自己没有借过唐燕分文钱款，双方转款系恋爱期间共同生活的消费支出。案涉《借条》系受唐燕逼迫出具，《借条》上载明的欠款实为“分手费”。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唐燕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刘姚偿还欠款10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刘姚承担。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刘姚与唐燕于2016年建立恋爱关系，于2018年分手。2017年7月31日，刘姚向唐燕出具《借条》一份，载明：“借条本人刘姚（身份证号5138221990××××）于2016年至2017年7月借钱事情，共欠唐燕（身份证5101241981××××）现金10万元人民币（大写拾万元整）。经双方协商约定在2017年9月1日前全部还清。未在规定时间内还清，债务人有权向法院申请冻结刘姚名下所有财产。特立此据债务人：唐燕，欠款人：刘姚证人：罗某。2017年7月31日”。 一审庭审中，1、唐燕提供了2016年11月21日至2017年11月期间的转账记录，其中刘姚对载明“转账-转给刘姚”和“转账-A艺（*姚）”的部分予以认可。经统计，该两类转账金额共计32851元，其中在出具《借条》前的转账金额为31290元；2、刘姚提供了2016年10月15日至2018年10月21日的转账记录，其中唐燕对载明“转账-转给糖糖”和“转账-糖糖（唐燕）”的部分表示认可，经统计，该两类转账共计69460元；3、唐燕陈述，在2017年7月31日，两人因发生争吵，就让刘姚把此前用的钱写了一份10万元的《借条》，10万元包括两人的日常开销、转账和给付的现金等；4、双方均陈述，所转款项主要用途是用于游戏、赌博等。 一审查明上述事实，有唐燕提交的身份信息、《借条》、转账凭证，刘姚提交的转账凭证等证据予以证实，并有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予以印证，足以认定。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在本案中，唐燕主张与刘姚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则唐燕既需对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合意、又需对将款项10万元交付给刘姚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唐燕虽然提供了《借条》及金额为31290元的转账记录，但根据其陈述的《借条》形成过程可见，该《借条》是双方恋爱过程中发生纠纷后，唐燕要求刘姚签字形成，唐燕认可所涉金额亦系与刘姚日常开销、向刘姚转账、给付现金等构成，所转款项主要用于游戏、赌博等。针对唐燕的主张，刘姚提交了金额为69460元的转账记录进行抗辩。综合双方的陈述及转账情况，不足以认定刘姚于2017年7月31日前向唐燕借款10万元的事实，唐燕因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支持其主张，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对其提出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唐燕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150元，由唐燕负担。 二审中，唐燕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微信转账记录44页，载明2016年12月至2017年7月期间唐燕向刘姚转款，金额从10元至5000元不等，其中以几十元至几百元的居多；2、微信红包账单30页，载明2016年10月至2017年7月期间的微信红包，金额从10元至200元不等；3、银行转款凭证11份，载明2017年2月17日唐燕向姚菊花转款5000元，2016年10月19日唐燕向姚学良转款1万元；2016年12月22日转给刘姚300元，2016年12月31日转给刘姚1670元，2017年1月7日转给刘姚1670元，2017年3月3日至3月5日转给刘姚合计5800元，2017年3月25日转给刘姚1700元，2017年4月8日转给刘姚300元，2017年4月26日转给刘姚500元，2017年4月28日转款200元，2017年4月30日转款2000元，2017年5月2日转给刘姚600元，2017年5月3日转款700元，2017年5月5日转200元、2017年5月6日转500元，2017年5月7日转100元、100元，2017年5月14日转200元、100元，2017年5月16日转500元，2017年5月31日转款300元；4、支付宝转账单4页，载明2016年11月至2017年3月转账A艺（姚）或A艺，金额从150元至3000元不等。5、酒店订房记录17页，载明入住人唐燕，在线支付139元至168元每晚。6、房屋租赁合同1份、收据2份，分别载明房租10200元、客栈费用8640元、汉唐小区房租5400元。7、2017年8月至2017年12月微信账单33页，载明转款及红包若干，金额几十至几百不等。上述证据拟证明唐燕在与刘姚同居期间，在案涉《借条》出具前共计支出172114元，本案《借条》上载明的10万元是唐燕通过微信、银行转账、支付宝转账的金额及垫付酒店住宿费、房租费等构成。另有2017年7月31日至2018年11月30日期间的生活开支没有计算在内。经质证，刘姚对微信转款、微信红包、银行转款、支付宝转账凭证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不是借款。其中转给姚学良和姚菊花的款项系刘姚从A艺退伙时的退伙费，由唐燕领取后支付给刘姚儿子的抚养费5000元，归还刘姚舅舅处的借款1万元。对其余证据的真实性和关联性均不认可。本院认为，对刘姚认可真实性的证据，因能够证明唐燕向刘姚支付款项的事实，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采信。对其余证据，因真实性无法核实，本院不予采信。 唐燕在二审中陈述，其于2011年离婚，有两个孩子。因在刘姚工作的A艺理发店理发与刘姚认识，当时知道刘姚的年龄，也知道刘姚已结婚并有小孩。两人认识后互相添加微信、一起吃饭，然后开始谈恋爱并共同居住。因受到二人恋爱关系的影响，导致刘姚从A艺理发店退伙。刘姚从唐燕处要钱都用于打游戏。有感情时二人就在一起，没有感情后就让刘姚出具了《借条》。二人在《借条》出具之前的一年期间所有开支大概有十六七万元，《借条》上的金额是由唐燕作出让步后写的10万元。 刘姚代理人在二审中陈述，唐燕与刘姚于2016年8月份开始建立恋爱关系，被刘姚的妻子发现后，刘姚的妻子找唐燕理论，二人打架导致刘姚被迫从Ａ艺理发店退伙，退伙费均由唐燕收取，2017年4月刘姚与妻子离婚。《借条》是二人吵架后刘姚提出分手，唐燕逼迫刘姚在唐燕的朋友罗某的见证下签的字。刘姚不在《借条》上签字就不让刘姚走，实质就是分手费。 本院经二审查明：2016年至2017年唐燕与刘姚同居期间，唐燕陆续以发红包、微信转款、支付宝转款、银行转款的方式，向刘姚支付合计94616元。 本院经二审查明的其余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唐燕与刘姚是否建立了合法有效的民间借贷关系，刘姚是否应向唐燕归还10万元并支付利息，是本案在二审中的争议焦点。本院已查明，唐燕系在明知刘姚比自己年轻9岁且有合法婚姻的情况下仍与刘姚建立恋爱关系并同居生活，二人在同居生活期间存在相互的转款往来，虽然从现有证据来看，唐燕向刘姚支付的款项金额多于刘姚向唐燕支付的款项金额，但转款频率密集，金额很小，且均用于二人共同生活及打游戏等活动，《借条》又系二人吵架分手时由唐燕书写、刘姚签字。上述事实表明，《借条》并非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转款也并非是为履行《借条》而支付的款项，二人之间的关系不符合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特征。故本院认定唐燕与刘姚并未建立合法有效的民间借贷关系，刘姚无需向唐燕归还款项并支付利息。一审判决驳回唐燕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依法应予维持。唐燕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审判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唐燕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正霞 审判员  李婧杰 审判员  魏云霞 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日 书记员  高小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