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川01民终69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成都全兴广告装饰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敬业路218号7幢902室。 法定代表人：王晓鸣，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谷海波，四川漫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唐华忠，男，1973年5月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资阳市乐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翟海奎，北京大成（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成都全兴广告装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全兴公司）因与上诉人唐华忠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法院（2020）川0116民初40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全兴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全兴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并判令唐华忠承担全部诉讼相关费用。事实与理由：一、案涉工程的造价为固定价123万元。全兴公司与唐华忠签订的《协议》为双方签字盖章认可清楚载明了案涉工程造价为123万元，且没有其他证据能否定。二、《协议》中没有放弃结算和返还超付工程款主张的意思表示。1.协议清楚地载明85万元的性质系“先行支付”，显然含有“再行结算”的意思，无须再重复载明要“另行结算”。2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合同关系解除，具备对账条件的情况下，双方并未对仍需另行结算或对账进行约定”。这种认为也是违背常理的。首先，现实中，双方合同关系解除与何时对账并无直接关系，对账要双方都同意的情况下进行，合同解除后各自认为有利于己并不急于对账的情形也很常见；其次，全兴公司解除合同的目的是不愿意唐华忠再次纠集劳务人员上门闹事，在唐华忠聚众冲击全兴公司的情况下，全兴公司只能先解决全兴公司办公秩序瘫痪甚至人身自由受限的燃眉之急，就能够达成一致的部分事实先行签订协议确认，以便尽快恢复正常秩序，至于对账只能下一步再说。而唐华忠的目的是全兴公司马上支付钱款。如果当场对账，双方可能会产生激烈的争议，双方都很难达到目的。因此，当时并不具备对账条件。双方博弈之下就形成了这样的协议，导致后来对账不成遂成诉争。3.《协议》其他内容主要针对唐华忠纠集所雇佣劳务工人冲击全兴公司办公场所的问题与全兴公司达成约定，以避免唐华忠再次聚众闹事。哪怕就是“乙方不得再以任何理由、任何方式，组织所雇用的劳务人员向甲方提出任何主张”这一条款，也是约束唐华忠不得以聚众闹事的方式解决问题，完全没有“唐华忠不向全兴公司主张工程款，全兴公司不向唐华忠主张退还工程款”的意思表示。一审法院却认为：该协议表明全兴公司支付85万元给唐华忠后，“唐华忠不向全兴公司主张工程款，全兴公司不向唐华忠主张退还工程款”的意思。这种认定纯属主观臆断，毫无道理。4.全兴公司将工程发包给唐华忠，依照约定的工程造价，向唐华忠支付工程款是义务；如有超付，要求返还也是当然的权利。只要全兴公司没有明确放弃，就不应当剥夺全兴公司的这种权利。一审的判决显然侵害了全兴公司的财产权利。5.一审法院查明了存在全兴公司支付了85万元后，全兴公司又向唐华忠支付了99998元的事实。如果一审法院认定双方的真实意思系“全兴公司支付85万元后双方就此结清，不再互相主张”。那么，这一事实就与前述认定相矛盾。一审法院却又根据这一矛盾的认定与事实做出了“唐华忠返还99998元”的判决，难以自圆其说。三、一审法院主观臆断认定“协议属于双方的最终结算依据，即全兴公司在合同关系解除后再支付850000元给唐华忠，唐华忠不再向全兴公司主张相应工程款，相应的，全兴公司也无权再就已付款向唐华忠主张退还”，也与唐华忠的主张不符。背离了民事审判的基本原则。在一审庭审中，唐华忠主张“协议并非结算依据”，“协议约定的价款仅系合同价款，并非合同增项”。其主张系还有增项未结算，以此抗辩全兴公司诉求。这显然与一审法院的上述认定相去甚远。依据法律法规及审理要求，对合同纠纷应按照合同书面的文意进行通常解释，在双方当事人的主张范围内进行采信。而一审法院臆造出了一个案涉协议没有的且双方都没有主张的意思表示，背离了民事审判的基本原则。 唐华忠辩称：一、全兴公司与唐华忠在施工前没有签订合同，全兴公司始终处于优势地位。在施工前，全兴公司不与唐华忠签订项目施工（或分包）合同，对于工程概况、工程造价、核算方式、增量计算、付款方式、工程质量等完全没有约定。此前支付劳务款项全兴公司是支付给第三方成都兴蜀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并没有直接向唐华忠付款。所有的决定和决策都是全兴公司一方说了算，也从没打算与全兴公司进行结算，直到春节前工人索要劳务费，才第一次将85万元劳务费支付给唐华忠，再由唐华忠支付给下面的工人。同时材料款项全兴公司是直接支付给第三方，没有直接支付给唐华忠个人。二、在2019年1月31日双方结算并没有根据施工量进行结算，而是根据实际的劳务费用进行的核算。在2019年1月31日双方最终的费用结算，并不是根据涉案工程的量计算，而是根据案涉工人的工作量进行的核算，最终的劳务费用是双方一起核算得出的结果，经核算工人劳务总费用是1596930元，全兴公司是在这个数额基础上愿意再支付85万元，至此全兴公司支付的所有劳务费为1540000元（这1540000元实际上还包含成都兴蜀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拿走的部分）。支付的费用总额全兴公司进行过核算并完全知情，实际上不可能有超付的问题，如果全兴公司知道会超付愿意另外支付85万元，明显与常理不符，是否有超付和是否要退还的问题也一定会在协议中注明。至于双方协议中约定的总造价123万元并非工程结算费用，唐华忠理解的是定量的价格，这个费用不包含返工、面积增加和其他不在定量范围之内的施工。全兴公司故意如此，就是想为之后的起诉留下余地。仔细看三方的协议，该协议所反映的内容是全兴公司将85万元支付唐华忠，再由唐华忠支付给下面所有的工人。三方协议有全兴公司、唐华忠和所有工人的签字，全兴公司起诉唐华忠要求退还款项，就是在推翻此前签订的三方协议，应当连带所有的工人一起起诉并要求全部退还款项。综上所述，如果本案是严格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全兴公司应当在施工前就和唐华忠签订施工合同，并在合同终止的时候严格按照合同约定进行核算，但全兴公司并不与唐华忠签订合同，在核算时并未按照施工的工程量进行计算，而是自愿按照实际产生的劳务费进行最终核算，故全兴公司的起诉和上诉存在所谓的超付问题完全没有依据，双方的权利义务早已终结完毕，法院应当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 唐华忠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全兴公司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全兴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1.首先唐华忠与全兴公司有关劳务费支付问题达成协议的时间为2019年1月31日晚且接近在2月1日凌晨。在2月1日全兴公司自行与第三方材料商达成了关于材料结算的协议且在当日付款。当天，唐华忠仍在全兴公司单位办公室，全兴公司并没有让唐华忠本人进行补充签字。2.因陈德惠与唐华忠原系夫妻，及时认定陈德惠的补充签字与唐华忠有关系，也只能表示唐华忠一方对全兴公司向第三方付款的事实表示认可。且陈德惠的补充签字的时间在全兴公司付款后的三四个月之后，并非因为陈德惠的签字才导致了全兴公司向第三方付款。3.全兴公司材料款支付对象为第三方，与唐华忠没有关系。全兴公司因装修项目采购材料，两笔款项也是直接支付给了第三方，并非是为唐华忠代付款项，且2月1日支付的材料款为之前的项目欠款，并非2月1日当天或者以后的新的材料采购款。二、全兴公司始终处于优势地位。唐华忠承接了全兴公司楼户内乳胶漆项目，但自项目开始全兴公司并不与唐华忠签订施工合同，导致项目没有结算依据，没有核算方式，没有工程量及增量依据，后来也没有最终结算，从开工到最后都是全兴公司始终处于优势地位，项目完工之后因全兴公司不支付工程款才导致双方达成了最终1月31日的协议，且所有付款前都让全兴公司签字确认。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全兴公司因项目装修采购了材料，且直接向第三方支付材料款，第三方也向全兴公司开具了发票，唐华忠与第三方材料商没有直接法律关系，全兴公司与材料商也并未将款项支付给唐华忠，就法律关系而言属于全兴公司与第三方的买卖合同关系。就因为补签字一审法院直接将2月1日全兴公司支付给第三方的两笔款项视为唐华忠已收款项，没有任何法律依据。 全兴公司辩称：在建设工程劳务分包中，发包方代劳务方向第三方的材料供应商支付材料款，由劳务方当场或事后在付款凭证上签字确认，则视为劳务方收到了相应的工程款，这既是行业通常惯例，也符合法律的认知，本案概莫能外。因此，无论唐华忠辩称其未当场签字确认，还是未收到该款项，均不能成为否定视为收款的理由。只要付款凭证上有唐华忠一方的签字，就应视为唐华忠收到了相应的工程款。现唐华忠的配偶陈德惠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在付款凭证上签字认可，足以认定视为唐华忠收到了该99998元的工程款。否则，在其作为正常成年人，理应知道在付款凭证上签字的法律意义和后果的情况下，无法找到能自圆其说的其他原因去签字。因此，一审法院对此的认定是正确的。 全兴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唐华忠向全兴公司偿还超付的工程款679998元及利息（从2019年1月31日起，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全兴公司系中海右岸二期2-2区42#、43#楼户内精装修工程的承包人。 2019年1月31日，甲方全兴公司与乙方唐华忠签订《协议》，载明：“鉴于：在甲方所承包的中海右岸二期2-2区42#、43#楼户内精装修工程中，甲方将乳胶漆项目分包给乙方，双方约定工程总造价为1230000元。乙方雇佣劳务人员施工作业至今，尚未完成全部工程。现乙方因拖欠劳务费用，要求甲方先行支付。就此双方协议如下：1.从协议签订之日起，解除双方所订立的劳务分包关系。2.甲方向乙方支付850000元，专款用于解决所拖欠的劳务费用问题。3.乙方不得再以任何理由、任何方式，组织所雇佣的劳务人员向甲方提出任何主张。” 当日，甲方全兴公司与乙方唐华忠及丙方“唐华忠所雇佣全体劳务人员”签订另一份《协议》，载明：“鉴于：在甲方所承包的中海右岸二期2-2区42#、43#楼户内精装修工程中，甲方将乳胶漆项目分包给乙方，乙方雇佣丙方进行乳胶漆项目施工。现因乙方欠付丙方劳务费用，要求甲方先行支付。据此，双方协议如下：一、甲方向乙方支付850000元，由乙方转付给丙方。二、若丙方仍有被拖欠的任何费用，由乙方向丙方支付，与甲方无关。三、在乙方收到甲方支付的850000元后，丙方不再以任何理由向甲方提出任何主张。” 在本案一审的庭审过程中，全兴公司及唐华忠均确认：在施工过程中，全兴公司找了成都兴蜀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已注销登记）用于工程款过账，全兴公司先将支付给唐华忠的工程款支付给成都兴蜀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后，再由成都兴蜀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扣除1.5%的税费后转付给唐华忠。 经对账，唐华忠认可已收到2018年2月11日至2019年1月31日期间，全兴公司支付给成都兴蜀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后转付给唐华忠的劳务费1540000元（含成都兴蜀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扣除的税费）。对全兴公司主张已支付的材料转款369998元，其中2018年3月22日至2018年11月30日期间的材料转款，唐华忠认为虽然在转账凭证上有唐华忠的签名，但唐华忠并未收到以上款项；对2019年2月1日的80000元及19998元，唐华忠认为，虽然转账凭证上有唐华忠配偶“陈德惠”的签字，但唐华忠已于2020年离婚，故唐华忠不予认可。 一审法院认为，唐华忠对已收到劳务费1540000元不持异议；对全兴公司主张的有唐华忠签字的已付材料款，虽未直接支付给唐华忠，但转账凭证上唐华忠予以了签字确认，也应当视为唐华忠的已收款项。此外，对于唐华忠予以否认的2019年2月1日的80000元及19998元两笔材料费，在唐华忠认可签字人系其配偶“陈德惠”的情况下，唐华忠以其已于2020年离婚为由，对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配偶已经签字认可的款项予以否认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事实上，在唐华忠认可的部分转款凭证上，也存在“陈德惠”签字的情形。因此，一审法院对全兴公司关于唐华忠已经收取款项共计1909998元的主张予以支持。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全兴公司是否存在超付款项的情形。对此，根据全兴公司与唐华忠于2019年1月31日签订的《协议》所载的“从协议签订之日起，解除双方所订立的劳务分包关系”以及“乙方不得再以任何理由、任何方式，组织所雇佣的劳务人员向甲方提出任何主张”内容来看，该协议实际系双方就合同关系解除以及合同关系解除后相关事宜的约定。因此，虽然《协议》中载明的工程总造价为1230000元，全兴公司系“先行支付”，但鉴于当时在合同解除的情况下，全兴公司具备条件对应当支付给唐华忠的工程款金额进行核对，且该《协议》也并未对双方还需另行结算或对账进行约定的情况下，应当认定《协议》属于双方的最终结算依据，即全兴公司在合同关系解除后再支付850000元给唐华忠，唐华忠不再向全兴公司主张工程款，相应的，全兴公司也无权再就已付款向唐华忠主张退还。因此，全兴公司以《协议》中载明的工程造价为1230000元，全兴公司已付款1909998元为由，主张其存在超付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对于唐华忠予以否认的2019年2月1日的80000元及19998元两笔材料费共计99998元，如前所述，应当视为唐华忠的已收款项。但由于这两笔款项的支付时间为2019年1月31日《协议》形成后，且属于《协议》中约定的850000元之外的款项，故属于全兴公司超付的款项，唐华忠应当予以退还。 综上，《协议》应当视为全兴公司与唐华忠就合同关系解除后的最终结算依据，在合同关系约定解除，且在具备对账条件的情况下，双方并未对仍需另行结算或对账进行约定。因此，此前全兴公司已经支付的款项及《协议》中约定的850000元，均应当认定为全兴公司应当向唐华忠支付的款项，全兴公司也无权主张唐华忠予以退还。对2019年2月1日的两笔材料费共计99998元，因支付于《协议》签订后，且未包括在850000元中，应当认定为超付款项，唐华忠应当予以返还。 对全兴公司主张的利息，一审法院认为，全兴公司于2019年2月1日支付的两笔材料款99998元，虽系《协议》签订后支付，唐华忠应当予以返还，但从该款系全兴公司支付后再由“陈德惠”签字确认的情况来看，全兴公司在代付该款时系积极、主动的行为，即唐华忠并无过错，故一审法院对全兴公司关于利息损失的主张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之规定，判决：一、唐华忠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全兴公司返还超付的工程款99998元；二、驳回全兴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528元，由唐华忠负担813元，由全兴公司负担4715元。 二审中，全兴公司提交接（报）处警登记表1份（原件及复印件），拟证明：2019年1月30日晚22时，全兴公司管理人员在办公室遭到唐华忠召集的近百名雇佣劳务人员围堵、限制人身自由，被迫签订案涉协议，在当时情况下不具备对账条件，故案涉协议相关条款的签订是为了避免唐华忠再次聚众闹事，以约束唐华忠为前提，并不是唐华忠不向全兴公司主张工程款、全兴公司不向唐华忠主张退还工程款的意思表示。 唐华忠质证认为，该证据非二审新证据，该证据在一审中能够提供而全兴公司未提供；全兴公司没有与唐华忠签订施工合同也不进行核算、支付工程款，唐华忠无奈之下才去全兴公司索要工程款，且实际现场工人并没有全兴公司声称的那么多，也没有冲击其办公场所。 经审查，全兴公司提交了证据原件，唐华忠仅对该份接（报）处警登记表的证明力有异议，但并未否认真实性，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关联性及证明力在其后结合争议焦点进行评述。 二审中，全兴公司认为一审判决查明事实部分有遗漏，唐华忠召集近百人在全兴公司讨要工程款，且限制全兴公司人员的人身自由。该事实在一审中已进行调查，且唐华忠一方及其证人对此予以认可，但在一审判决中并未载明。唐华忠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无异议，本院对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全兴公司与唐华忠虽未订立书面劳务分包合同，但双方均认可建立事实上的劳务分包关系，唐华忠已经实际完成分包劳务并交付使用，有权请求全兴公司支付相应工程款。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全兴公司是否向唐华忠超付了工程款，如超付，应当返还的金额为多少。对此，本院评判如下： 首先，关于全兴公司主张签订案涉协议系受到唐华忠带领的工人胁迫、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的问题。本院认为，从全兴公司提交的接（报）处警登记表内容看，客观上存在唐华忠带领工人到全兴公司索要工程款的事实，但对于现场工人聚众索要工资的问题全兴公司已在当时通过报警处理，报警记录本身并不能证明全兴公司受到工人胁迫而签订案涉协议的事实。全兴公司没有举证证明其在协议签订后曾主张协议是受到胁迫所签的事实，亦未在本案中反诉主张撤销案涉协议，相反，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全兴公司与唐华忠及工人在案涉协议签订时，对工人工资逐一进行核算并在协议签订后实际履行了付款义务。基于此，本院认为全兴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认定案涉协议的签订存在受胁迫情形，对其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信。 其次，关于案涉协议的性质。本院认为，唐华忠与全兴公司并未就案涉分包劳务签订书面合同，双方对合同价款及结算标准、结算方式等未明确进行约定。全兴公司上诉认为案涉合同价款为固定价123万并据此主张工程款已超付的主张，本院认为，协议中虽然载明“双方约定工程总造价为123万”，但依据协议中“乙方雇佣劳务人员施工作业至今，尚未完成全部工程”的表述，可以认定协议签订时案涉工程并没有完成全部施工，结合案涉协议内容第一条“从协议签订之日起，解除双方所订立的劳务分包关系”的约定，案涉协议应当为合同终止时全兴公司与唐华忠及工人之间对已实际产生的工程款结算达成的合意。再结合全兴公司与唐华忠、唐华忠所雇用的全体劳务人员签订的三方协议看，该协议亦并非按照固定价款进行结算，而是依据实际产生的劳务费进行结算，能够认定案涉双方对结算方式已经达成新的合意。此外，从双方均认可的2019年1月31日前劳务费支付情况看，如果按照固定总价进行结算，则全兴公司在前期支付相应款项后再行支付85万的行为明显不符合常理。故，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五条的规定认定案涉协议具有结算性质，属于全兴公司与唐华忠已在未完成约定施工的情况下就实际产生的工程价款达成一致意思表示，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2019年2月1日的材料费80000元、19998元应否计入全兴公司向唐华忠支付的工程款之中的问题。该两笔付款的凭证上均有唐华忠的签名，唐华忠述称其购买材料的银行回单上签字只是应全兴公司财务做账的需要。对此，本院认为，根据唐华忠在二审中的陈述，案涉工程系材料甲供，即主要材料由全兴公司购买，按照此逻辑，全兴公司购买材料的款项与唐华忠并无关联，唐华忠无需签字。由此可见，唐华忠就其在材料款回单上签字缘由的陈述，不符合常理。由于该两笔付款形成于案涉协议签订之后，一审法院认定唐华忠的签字行为应视为其对款项的确认，进而认定该两笔材料款应计入全兴公司向唐华忠支付的案涉工程款中，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唐华忠、全兴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528元，由成都全兴广告装饰有限公司负担4715元，唐华忠负担813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案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权利人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审 判 长  田 笛 审 判 员  龚 耘 审 判 员  张卫敏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许琳琳 书 记 员  廖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