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渝03行初44号 原告：余治明，男，1952年3月6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涪陵区。 被告：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政府，住所地重庆市涪陵新城区鹤凤大道**。 法定代表人：种及灵，区长。 委托代理人：黄勇，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政府马鞍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旷建，重庆天亿（涪陵）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余治明因请求确认被告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涪陵区政府）作出的《强制拆除（回填）违法建筑决定书》（涪陵府强拆决〔2020〕第5号）违法及附带行政强制行为赔偿，于2020年10月1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后，依法向被告寄送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及举证通知书等文书，并由审判员唐正东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简元华、人民陪审员黄坤秀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2月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余治明，被告涪陵区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黄勇、旷建到庭参加了诉讼（涪陵区政府的法定代表人种及灵因公务原因未出庭应诉），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20年6月18日，涪陵区政府对余治明作出《强制拆除（回填）违法建筑决定书》（涪陵府强拆决〔2020〕第5号，以下简称《强制拆除决定书》）。该决定书载明：“你在涪陵区**镇***社（现涪陵区**街道**社区*祖***）修建的违法建筑，原涪陵区规划局已依法作出并送达了《重庆市城市规划行政案件处罚决定书》（重规涪陵罚〔2008〕第47号），本机关也依法作出并送达了《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催告书》（涪陵府催〔2020〕第5号）。你于2020年5月30日提出了陈述和申辩意见，经讨论，对你的陈述和申辩意见不予采纳。因你逾期仍未拆除该违法建筑，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七条和《重庆市城乡规划条例》第九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本机关决定依法予以强制拆除，强制拆除所需费用由你个人自行承担。如对本决定不服，可自本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重庆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一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若你单位（个人）提起了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在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不停止行政行为的执行。” 原告余治明诉称，原告原居住的房屋于2006年因修建太白大道而被拆除。在征地拆迁补偿安置中，原告与涪陵区国土局李渡分局签订了房屋拆迁补偿协议。随后，原告根据2007年2月13日与该局签订的农房安置协议，雇请工人在承包地修建安置房，并于同年底完工入住。2008年4月14日，涪陵区规划局对其作出《重庆市城市规划行政案件处罚决定书》（重规涪陵罚〔2008〕47号，以下简称《城市规划处罚决定书》）。原告遂与同村其他21户对此提出控告，并联名签署《控告书》和《拆迁户自建房被规划局处拆违的请示报告》进行上访。后重庆市人民政府信访办、原涪陵区规划局答复，其房屋不属于违法建筑，不会被强拆。事实上，太白大道沿线数千拆迁户80%都是自建安置房。如果没有这些手续不全的安置房建设，就没有新区的快速发展，因此原涪陵区规划局作出的处罚并没有执行。现被告以原涪陵区规划局处罚决定为据作出《强制拆除决定书》（涪陵府强拆决〔2020〕第5号），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应当认定违法。同时，被告在该《强制拆除决定书》载明的60日复议期和六个月的诉讼期届满前，即实施强拆，剥夺了原告申请复议、诉讼权。并且，被告作出的强拆催告、强拆决定及强拆公告，既未载明建筑面积、结构、层数、幢数等，也未依法履行听证、送达程序，存在认定事实不清，违反法定程序等情形。现诉至人民法院，请求判决确认被告涪陵区政府作出的《强制拆除决定书》（涪陵府强拆决〔2020〕第5号）违法。 被告涪陵区政府辩称，第一，原告原有的农村集体土地房屋于2006年因修建快速通道项目被依法征收，其通过与征收部门签订协议已获得补偿和房屋安置。但原告在房屋拆除后未经许可私自修建房屋，被原涪陵区规划局立案查处。原涪陵区规划局明确告知其违法建设，并要求立即停止施工。原告也于2007年10月24日书面承诺自行拆除其自建房屋。之后，原涪陵区规划局作出《城市规划处罚决定书》（重规涪陵罚〔2008〕第47号），责令其自行拆除，但原告一直未拆除。因此，该违法事实始终存在，违法行为处于持续状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八条规定：“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作出责令停止建设或者限期拆除的决定后，当事人不停止建设或者逾期不拆除的，建设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责成有关部门采取查封施工现场、强制拆除等措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依法作出行政决定后，当事人在行政机关决定的期限内不履行义务的，具有行政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依照本章规定强制执行。”被告对原告作出的《强制拆除决定书》（涪陵府强拆决〔2020〕第5号）适用法律正确，且没有超过时效，程序合法。第二，被告不是本案适格被告。因为被告作出决定后即将拆除该违章建筑的实施工作，交由被告所属马鞍街道办事处依法依规完成。第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五条规定，马鞍街道办事处有权实施拆除违法建筑。并且，实施拆除前履行了相关的告知义务，程序合法。同时，马鞍街道办事处还与原告达成意向性协议，并参照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政策给予按合法建筑的拆迁补偿安置，已最大限度的维护原告权益。由此表明，马鞍街道办事处对原告违章建筑的拆除不属于强制拆除，而属于房屋征收补偿安置行为。第四，原告与征收部门签订征收协议，拆迁奖励、残值收购及住房安置协议等，并领取补偿款项的行为，表明原告已丧失了涉案违章建筑拆除的补偿权益，应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五，原告被拆除房屋及附属物的全部损失，已通过与征收部门协商一致后获得全额补偿。故其所主张的房屋及附属物损失，于法无据。根据国家赔偿法的相关规定，行政赔偿原则上以赔偿直接损失为主，不赔偿间接损失。同时，原告对其主张的直接损失，还应承担举证责任。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理由不能成立，主张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涪陵区政府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第一组 1.《涪陵李渡示范区房屋拆迁补偿协议》《涪陵李渡示范区房屋拆迁实物调查补偿表（一）》《房屋拆迁安置领款通知单》及记账凭证8张； 2.《涪陵李渡示范区土地被征用人员农房安置协议》及记账凭证4张； 3.《住房安置协议书》《房屋拆迁安置领款通知单》及记账凭证4张、结算清单（代补充协议）及优惠购房结算缴费通知书、李渡国土分局付款通知书； 4.余雪的身份证复印件、《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及《拆迁实物调查补偿表（一）》《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补充）》及《房屋拆迁安置领款通知单》； 5.《住房货币安置补充协议》《证明》《房屋拆迁安置领款通知单》及记账凭证4张； 6.《住房货币安置户返购经济适用房结算协议书》、购房结算缴费通知单、李渡国土分局付款通知单。 证据1-6，拟证明余治明、余伟、余雪多次与涪陵区国土资源局李渡分局签订《拆迁协议》《补偿协议》，并且领取了拆迁安置补偿款项、过渡期间的过渡费用等。被告所属国土部门已按照征收标准和相关补偿文件等对余治明及其家人进行予以补偿和安置。同时，原告还出具承诺书，承诺在绿化工程项目房屋拆迁后不再搭建任何棚房等。 第二组 1.编号为2008-47的重庆市规划监察管理系统运作表格（包括立案处理登记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及送达回证，行政处罚告知书及送达回证，调查询问笔录、勘验笔录、《城市规划处罚决定书》（重规涪陵罚〔2008〕47号）及其送达回证；拟证明原告未经行政部门的审批，在等待过渡安置期间擅自修建房屋，被行政职能部门依法查处并认定为违法建筑的事实。 2.2007年10月24日余治明出具的《承诺书》；拟证明原告曾经承诺其自行拆除违章建筑，但事实上却违背了承诺。 3.涪陵区政府《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催告书》（涪陵府催〔2020〕第5号，以下简称《催告书》）及送达回证；拟证明实施强拆前，涪陵区政府对原告作出限期拆除的催告，并将《催告书》送达原告。 4.涪陵区政府《关于责成强制拆除违法建筑的通知》（涪陵府强拆〔2020〕第5号）及送达回证。拟证明被告将拆除原告违法建筑的事项，交由区政府马鞍街道办事处实施。 5.《强制拆除决定书》（涪陵府强拆决〔2020〕第5号）及送达回证；拟证明被告作出决定，将依照行政强制法和城乡规划法的规定对原告违法建筑予以强制拆除。 6.《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政府关于强制拆除违法建筑的公告》（涪陵府强拆公〔2020〕第5号，以下简称《强制拆除公告》）及送达《强制拆除决定书》、张贴公告的照片4张；拟证明送达时，原告当场签收强拆决定书。而公告系张贴在原告房屋墙上，张贴时原告本人也在场。 该组证据，拟证明原告在其房屋因征收被拆迁后，未经行政部门的审批，于等待安置的过渡期间擅自修建房屋。其修建房屋被行政职能部门依法查处，并被确认为违法建筑。原告为此曾承诺自行拆除违法建筑，自行解决居住问题，但直到2020年6月也未拆除。被告即作出相关文书，将拆除违法建筑工作交由马鞍街道办事处按规定处理。 第三组 1.《征地房屋拆迁补偿、住房货币安置协议书》（2020年7月21日余治明与重庆市涪陵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签订的）及《被安置人口名单》《涪陵区征地建（构）筑物、附属物补偿登记表》《提前拆迁奖励及残值收购协议书》；拟证明原告房屋虽被认定为违法建筑，但拆除后仍经与征收部门协商，双方达成了拆迁补偿协议，并对原告的房屋、附属物面积进行了协商核实及登记后，予以了足额的补偿或者赔偿。对于附属物登记表，原告是签了字认可的。包括对原告的房屋残值，也给予了一万多元的补偿。前述两个协议虽为补偿协议，但实际为赔偿协议。 2.《承诺书》（余治明于2020年7月22日出具的）、余治明户口薄、身份证、农村居民转为城镇居民确认书复印件；拟证明签协议次日，原告承诺不再搭建房屋。原告夫妻户口已经由农村居民转为城镇居民。 3.《房屋拆除证明》及拆除前、中、后的照片；拟证明拆除前中后的情况， 4.《涪陵新区购买经济适用房凭证（存根）》《关于玉屏公园余治明补偿说明》《房屋拆迁安置领款通知单（用地科存）》（2张）、《征地拆迁补偿费用领款凭证》《重庆银行转账回单》；拟证明原告作为拆迁户，已在李渡新区按照1500元的价格购买了60㎡的安置房屋，并预先得到六个月的过渡费。 该组证据，拟证明原告被拆除房屋及其室内装修、周围的绿化等，都全部给予了补偿或者赔偿。并且，原告被拆除的违章建筑，系按照合法建筑给予了赔偿。因此，原告因房屋拆除而造成的损失已经获得了足额赔偿。 原告余治明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 第一组 1.余治明身份证复印件及户口页复印件。 2.《城市规划处罚决定书》（重规涪陵罚〔2008〕47号）。 3.《催告书》（涪陵府催〔2020〕第5号）。 4.《强制拆除决定书》（涪陵府强拆决〔2020〕第5号）。 5.《强制拆除公告》（涪陵府强拆公〔2020〕5号）。 6.《控告书》。 7.《拆迁户自建房被规划局处拆违的请示报告》。 8.《涪陵李渡示范区房屋拆迁补偿协议》。 9.《涪陵李渡示范区土地被征用人员农房安置协议》。 10.《继十三年一直重庆市人民政府涪陵区人民政府》。 11.马鞍街道办事处回复市长公开信箱信件内容复印件。 第二组 1.余治明于2008年自建安置房的老照片2张。 2.余治明房屋被强拆前的照片4张。 3.余治明建房建地坝老照片2张。 4.《征地房屋测量调查登记表》2张。 5.《炮损补偿协议》。 6.《房屋拆除证明》。 7.《关于玉屏公园余治明补偿说明》。 8.《征地房屋拆迁补偿、住房货币安置协议书》。 9.《申请复议（拆迁之一）》。 10.《请示报告（拆迁之二）》。 11.《余治明房屋拆迁给拆迁方提出评估和谈判的参考情况反映（拆迁之三）》。 12.《情况反映（拆迁之四）》。 13.《情况反映（拆迁之五）》。 14.《征收土地协议书》。 15.《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涪陵区实施城市规划建设土地征收的批复》（渝府地〔2013〕604号）。 16.拆迁组拆除前、中、后的照片3张；拟证明拆前、拆中原来存在的房屋树木，被挖机从前到后全部清除了。 17.房屋强拆后原告收集的照片；拟证明被告擅自扩大拆除范围，用挖机强制清除了原告的树木青苗。 18.房屋强拆后照片；拟证明强拆中施工方强制清除原告在公路绿化界处本应保留的树木青苗。 19.房屋强拆后照片；拟证明强拆房屋时，被告命令施工方出动数十人清除原告树木青苗。 20.房屋强拆后照片；拟证明被告擅自扩大拆除范围，把原告弟余治友的房屋挖成危房，并停电停水，阻断道路，照片中的树木青苗是原告的。 21.《关于森林公园***组余治明漏查的情况报告》；拟证明原告余治明将房屋三周和后侧的鸡棚、附属物等被漏查的情况，于2013年6月8日向被告报告属实。 22.《涪陵区征地建构筑物、附属物补偿登记表》（2张，第一张17万多，第二张是18万多）；拟证明街道办不作为、乱作为的事实。 23.《证明》（重庆市涪陵区马鞍街道和平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 24.《2020年6月30日***组余治明二次安置房被行政强拆价值损失计算情况》（6页5表）；拟证明余治明安置房被强拆的损失情况。 庭审中，原告对被告举示的证据质证认为：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关联性不予认可。对第二组证据1，其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证据2，其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证据3、4、5、6，其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没有异议。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没有异议。 被告对原告举示的证据质证认为：对第一组证据1-5，其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证据6、7，其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有异议，因为2007年规划局查处时原告修建房屋确认为违法建筑，且原告也承诺自行拆除；证据8、9、11，其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证据10，其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对第二组证据1，其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合法性和关联性有异议；证据2、3，其真实性不认可；证据4、5《征地房屋测量调查登记表》《炮损补偿协议》，其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认可；证据6《房屋拆除证明》，以被告举示的证据为准，拆除房屋时余治明是同意了的，后面签订了协议的；证据7《关于玉屏公园余治明补偿说明》，其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已经给了余治明相关的补偿；证据8《征地房屋拆迁补偿、住房货币安置协议书》中拆迁安置领款通知单，其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没有异议；证据9-13，其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认可，是原告自己的叙述，没有其他证据佐证；证据14《征收土地协议书》，其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但关联性不认可，该协议书恰恰能够证明国土分局给予了青苗等补偿费；证据15批复文件，其真实性认可，但与本案无关；证据16，房屋拆除前、中、后的情况，以被告举示的证据为准，被告认可拆除的事实，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证据17-24，其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认可。 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质证意见，本院认为，被告所举示的三组证据，能够反映案件真实情况，与待证事实相关联，且来源和形式符合法律规定，应予采信，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根据。关于原告举示的第一组证据1、2、3、4、5、8、9、11，被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没有异议。这些证据也与被告举示证据一致，本院予以采信。但原告举示证据6、7、10，因系复印件无原件核对，且属于原告自书，本院不予认证。关于原告举示的第二组证据1、7、8、14、15、16，被告对其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这些证据能够反映案件真实情况，与待证事实相关联，应予采信，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根据。但原告举示的其他证据，被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且该组证据2、3、4、5、6无原件核对，无法确定真实性。证据5，亦不具有关联性。证据9-13，17-24，部分系原告自书文字材料或自行制作的损失数据，部分照片无原件核对，无法确定真实性和关联性。因此，这些证据本院不予采信。 经审理查明，2006年，因涪陵区李渡示范区南北快速通道建设项目的实施，居住于涪陵区**镇**村*组的余治明户的土地房屋被纳入征地拆迁补偿安置范围。在拆迁补偿安置工作中，原重庆市涪陵区国土资源局李渡分局（以下简称李渡国土分局）与被拆迁人余治明达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对余治明一家进行了拆迁补偿安置（其中余治明、李淑媛夫妻系农房安置）。为此，余治明向李渡国土分局领取了建构筑物补偿款1271元、拆迁补助费18008元、搬迁奖金4721元等共计24000元，和建构筑物补偿款53260.12元、过渡费6300元。 2007年3月，余治明未经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自行雇请人员在涪陵区**镇**村*组集体土地上动工修建房屋。至同年10月，该房屋主体完工。2007年10月24日，原重庆市涪陵区规划局（以下简称原涪陵区规划局）以未经审批擅自修建房屋为由，对余治明进行立案调查。同日，原涪陵区规划局对余治明进行了调查询问和现场勘验，并发出《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查明余治明未经规划行政部门审批，擅自修建占地面积111.02㎡、建筑面积247.84㎡的两层砖混结构房屋。2008年4月14日，原涪陵区规划局作出《城市规划处罚决定书》（重规涪陵罚〔2008〕47号），决定：“对违法修建的建筑面积为247.84平方米的房屋，限三日内自行拆除。逾期拒不拆除的，予以强制拆除，拆除所需费用由余治明个人承担。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接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涪陵区人民政府或重庆市规划局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就是日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嗣后，余治明未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也未自行拆除房屋。 2020年5月27日，涪陵区政府对余治明发出《催告书》（涪陵府催〔2020〕第5号），告知：“因你逾期未拆除，现责令你自本催告书送达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自行拆除。逾期仍未拆除的，根据《重庆市城乡规划条例》第九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本机关将予以强制拆除，强制拆除所需费用由你承担。”该《催告书》于同日送达。2020年6月18日，涪陵区政府作出《强制拆除决定书》（涪陵府强拆决〔2020〕第5号），并向余治明予以送达。同日，涪陵区政府向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政府马鞍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涪陵区马鞍街道办）发出《关于责成强制拆除违法建筑的通知》（涪陵府强拆〔2020〕第5号），责成涪陵区马鞍街道办组织实施强制拆除余治明房屋。同日，涪陵区政府还作出《强制拆除公告》（涪陵府强拆公〔2020〕第5号），并在余治明家房屋处予以了张贴。 2020年6月30日，涪陵区马鞍街道办组织人力物力，对余治明在涪陵区**镇**村*组处的自建房屋进行了强制拆除。至此，余治明自建房屋及其附属设施、栽种的苗木被拆毁或清除。 另查明，2020年4月19日，涪陵区马鞍街道办拆迁组出具《关于玉屏公园余治明补偿说明》。其中载明：“一、根据以往同类型同标的及相关会议纪要精神部分补偿371386.8元。1.该户砖混结构261.54平方米…计：261.54平方米×1420元=371386.8元。二、有政策标准涵盖部分补偿256600元。1.房屋租金损失：…30000元×3年=90000元。2.绿化部分：…计910000元。3.装修部分：…200平米×250元=50000元。4.该户五年前在地下藏高粱白酒3200余斤…建议搬家费按20%计算。计3200斤×40元×20%=25600元。以上两项共计627986.8元。” 2020年7月21日，重庆市涪陵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以下简称涪陵区规资局）作为甲方，与余治明（乙方）签订《征地房屋拆迁补偿、住房货币安置协议书》，以余治明为被拆迁人身份对其进行了住房安置和货币安置。该协议书载明：“一、房屋、附属设施、搬家补偿及补助…以上4项补偿合计181347元。二、住房货币安置…合计安置面积60平方米…货币安置款合计72900元。”在《涪陵区征地建（构）筑物、附属物补偿登记表》中，记载了余治明房屋及附属设施砖混房屋、、地坝砖彩水圈、、地砖墙砖、铝合金、塑钢门等财产的补偿金额，共计179347元。余治明作为被征地对象在该表上予以了签字确认。此外，双方还签订《提前拆迁奖励及残值收购协议书》，约定涪陵区规资局应向余治明支付残值收购费10461.6元。 2020年7月21日，涪陵区马鞍街道办拆迁组向余治明发出《房屋拆迁安置领款通知单》，其中列明建（构）筑物补偿179347元、残值10462元、住房货币安置款72900元、过渡费3000元、搬迁费2000元、建（构）筑物补偿627987元。2020年7月29日，余治明向涪陵区马鞍街道办拆迁组领取了上述款项，共计895696元。 还查明，余治明修建的案涉房屋所在地已于2013年被纳入玉屏公园项目的征地拆迁范围。 诉讼中，涪陵区政府于2020年12月17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对余治明作出《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政府撤销强制拆除违法建筑决定决定书》（涪陵府撤决〔2020〕第1号，以下简称《撤销强制拆除决定书》），决定：“一、撤销向你送达的《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政府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催告书》（涪陵府催〔2020〕第5号）；二、撤销向你送达的《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政府强制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涪陵府强拆决〔2020〕第5号）。”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的规定，被告涪陵区政府于2020年6月18日作出的《强制拆除决定书》（涪陵府强拆决〔2020〕第5号），对余治明的权益产生实际影响，余治明有权就涪陵区政府作出的行政强制决定提起行政诉讼。因此，作出该行政行为的涪陵区政府，为适格的被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八条规定：“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作出责令停止建设或者限期拆除的决定后，当事人不停止建设或者逾期不拆除的，建设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责成有关部门采取查封施工现场、强制拆除等措施。”《重庆市城乡规划条例》第七十四条规定：“未进入规划审批程序的违法建设，形成的违法建筑按照下列规定组织查处：（一）在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绿地、公路、河道和水工程管理范围等专门管理区域内修建的，由有关法律、法规确定的该区域的主管部门组织查处。（二）不在本条第一项所列范围修建的，属规划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内的，由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组织查处；属规划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外的，由土地主管部门组织查处。设立了综合执法机构的，可以由综合执法机构统一查处。”该条例第九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有关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依法作出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整改、限期拆除或者回填的决定，当事人不停止建设、逾期未整改、逾期未拆除或者回填的，由作出行政决定的主管部门或者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提请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作出采取查封施工现场、强制整改、强制拆除或者回填等决定。”根据上述规定，对于查处属《重庆市城乡规划条例》第七十四条（二）项规定的规划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内的违法建筑，在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作出限期拆除决定而当事人逾期未拆除的情况下，涪陵区政府有权经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的提请，决定采取强制拆除措施。 本案中，原告余治明于2007年自行修建涉案房屋，尽管系其在原有房屋因李渡南北快速通道项目建设而被征收拆除，以及其与征收部门签订了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其夫妻二人作农房安置的背景下实施的，但其建设行为未取得建设规划许可的事实却客观存在。余治明的该自建房屋行为，后经原涪陵区规划局的立案调查，并以重规涪陵罚〔2008〕47号《城市规划处罚决定书》，对其作出“限三日内自行拆除，逾期拒不拆除的，予以强制拆除”的处罚决定。但该处罚决定生效后，既未有得到被处罚人的自动履行，也没有行政机关的强制执行。根据《重庆市城乡规划条例》第七十五条第三款“对存量违法建筑，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制定整治计划，可以采取集中调查、集中公示等方式收集、公布违法建筑信息。”的规定，对于涪陵区存量违法建筑的处理，被告应当先行制定整治计划。但诉讼中被告没有提供证据，以证明其对包括原告涉案房屋在内的存量违法建筑制定了整治计划。同时，被告作出被诉行政强制决定，系以原涪陵区规划局作出的《城市规划处罚决定书》（重规涪陵罚〔2008〕47号）为事实根据，而该处罚决定适用的《重庆市城市规划管理条例》早已于《重庆市城乡规划条例》施行之日即2010年1月1日废止。并且，根据2016年11月24日修订后的《重庆市城乡规划条例》第九十四条第二款规定，被告在作出强制拆除决定前，应当经过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的提请程序，但被告亦没有提供这方面的证据。此外，纵观全案，从被告关于“余治明自建房屋于2013年被纳入玉屏公园项目的征地拆迁范围”的事实陈述，和强制拆除实施前涪陵区马鞍街道办拆迁组出具的《关于玉屏公园余治明补偿说明》，以及强制拆除实施后涪陵区规资局与余治明签订的《征地房屋拆迁补偿、住房货币安置协议书》、《房屋拆迁安置领款通知单》等证据，可以看出，有关行政部门在玉屏公园建设项目的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工作中，以查处违法建筑为名，对本属于被拆迁对象的余治明房屋实施强制拆除，并以此推动征地拆迁工作。因此，被告以多年未执行的《城市规划处罚决定书》（重规涪陵罚〔2008〕47号）为依据，作出本案被诉的《强制拆除决定书》（涪陵府强拆决〔2020〕第5号），并责成涪陵区马鞍街道办实施强制拆除工作，其执法目的不具有正当性。 综上所述，被告于2020年6月18日对余治明作出《强制拆除决定书》（涪陵府强拆决〔2020〕第5号），明显违反《重庆市城乡规划条例》第七十五条第三款、第九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程序，依法应当予以撤销。但鉴于被告已于诉讼中作出《撤销强制拆除决定书》（涪陵府撤决〔2020〕第1号），将被诉的行政行为予以撤销，而原告仍要求确认原行政行为违法，故本院不予撤销，但判决确认被诉行政行为违法。原告余治明的诉讼理由成立，其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二）项、第七十四条第二款（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确认被告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政府于2020年6月18日作出的《强制拆除（回填）违法建筑决定书》（涪陵府强拆决〔2020〕第5号）违法。 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政府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唐正东 审 判 员  简元华 人民陪审员  黄坤秀 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书记 员代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