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渝05民终71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朱世芬，女，1972年2月12日生，汉族，住重庆市荣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代玉，重庆百君（荣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古方东，男，1961年10月18日生，汉族，住重庆市荣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晏文辉，重庆荣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何长申，重庆荣升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朱世芬因与被上诉人古方东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法院(2020)渝0153民初41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世芬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并依法改判驳回古方东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古方东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被告主张以与本案购房款性质不同的款项抵扣本案购房款的辩解意见缺乏法律依据”错误。朱世芬在一审时并未主张与购房款性质不同的款项抵扣购房款。朱世芬在一审时明确2020年1月14日已支付的25560元系购房款并非房屋建造费，在2020年7月31日的收条中古方东的妻子也确认收到该款项并明确是购房款，另在一审时古方东对收条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所以该款是购房款并非建造费。二、朱世芬并不拖欠古方东房屋建造费。首先，案外人史觉奎负责修建朱世芬和古方东合建的涉案房屋，朱世芬已按照约定向史觉奎付清应付的购房款，所以朱世芬不拖欠房屋建造费，不应当再向任何人支付房屋建造费。其次，古方东称代朱世芬垫付款项，但朱世芬并不知情，且古方东也无证据证实代朱世芬向史觉奎支付了房屋建造款，若代为垫付则垫付了多少也无证据予以证实。综上所述，一审法院查明的案件基本事实不清，认定事实错误，朱世芬已向古方东付清购房款，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古方东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以依法保护朱世芬的合法权益。古方东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古方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朱世芬向古方东支付购房尾款25560元；2.判决朱世芬向古方东支付违约金4000元；3.本案诉讼费由朱世芬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20年1月14日，经荣昌区峰高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调解，古方东与朱世芬达成调解协议，古方东、朱世芬在荣峰人调（2020）005号《人民调解协议书》上签名并捺手指印，人民调解员签名，荣昌区峰高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加盖印章。《人民调解协议书》载明，2009年，古方东和朱世芬联合在峨嵋社区柑子园修建了一套房屋，因各占一半不便于办理房屋产权证。双方发生纠纷，申请调解。经调解，自愿达成如下协议：1.古方东与朱世芬共同修建的安置房总面积157.84平方米，位于荣昌区峰高街道XX社区XX安置房古方东、朱世芬门市楼上，该房屋所有权古方东与朱世芬各占一半产权，现古方东自愿将其所属一半产权（面积为78.92平方米），以单价1740元/平方米转让给朱世芬，合计总金额人民币137320.80元；2.朱世芬同意上述转让内容；3.古方东协助、配合朱世芬办理上述房屋产权证相关事宜，上述房屋产权双方约定登记办理在朱世芬名下；4.朱世芬取得上述房屋产权证后，要及时告知古方东，并于五个工作日内向古方东支付上述转让金人民币137320.8元；5.如因古方东一方人为原因导致朱世芬无法取得上述房屋所有权，朱世芬不再支付上述转让金，古方东需向朱世芬支付4000元违约金；6.如朱世芬存在未按约定将上述房屋产权登记在自己名下或取得上述房屋产权证明后，未如期向古方东支付上述转让金，朱世芬在支付上述转让金的同时支付古方东4000元违约金。本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后，调解协议书自各方当事人签名、盖章或者按手指印，人民调解员签名并加盖人民调解委员会印章之日起生效。2020年7月31日，朱世芬先采用打印方式制作《收条》，然后通知古方东的妻子谢正容，一起到银行转款；双方到农行荣昌峰高支行后，谢正容代古方东在《收条》上签名，朱世芬通过其银行账户向谢正容的银行账户转款111760.80元。《收条》载明，今已收到朱世芬（身份证号：510231197XXXXXXX）履行编号为荣峰人调（2020）005号《人民调解协议书》的购房款137320.80元（大写：壹拾叁万柒仟叁佰贰拾元零捌角）。备注：于今日收到朱世芬支付的购房款人民币111760.80元（大写：壹拾壹万壹仟柒佰陆拾元零捌角），于2020年1月14日收到朱世芬支付的购房款25560元（大写：贰万伍仟伍佰陆拾元整）。此条。收款人：古方东谢正容代签，身份证号：5102311XXXXXX,510231196XXXXXX，2020年7月31日。《收条》由朱世芬事先采用打印的方法制作而成，除收款人后的“古方东谢正容代签”，及身份证号后的“5102311XXXXXX,51023119XXXXXX，2020年7月31日”的阿拉伯数字由谢正容手写外，其余内容均系打印形成。另，《收条》分上下两个自然段，其中，“备注”及后面的内容为下面的自然段。收条和转账回执由朱世芬举示，拟证明，朱世芬已向古方东付清了137320.80元购房款，于2020年1月14日支付25560元，于2020年7月31日通过银行转账向古方东的配偶谢正容支付了111760.80元。经质证，古方东对收条真实性无异议，但对收条合法性、关联性提出异议。古方东认为，朱世芬事先制作好收条，要求谢正容签字，谢正容对收条内容理解有误，只看到前半段朱世芬会支付137320.80元，实际并未收到25560元款项；古方东不知情，也未委托妻子谢正容出具收条。一审庭审中，朱世芬陈述，2020年1月14日采用现金方式支付给古方东本人25560元款项。古方东陈述，古方东2020年1月14日收取朱世芬支付的25560元，是双方共有的二层房屋建造款中，朱世芬应当分摊的房屋建造款；当时古方东出具收条一张交付给朱世芬，该收条载明的是房屋建造款25560元，不是人民调解协议书载明的购房款。朱世芬陈述，该收条“现在找不到了”；且朱世芬认为，古方东无依据向朱世芬收取建造款，古方东也未举示与房屋面积相对应、该交纳多少建造款的证据。一审法院限期朱世芬举示2020年1月14日古方东出具给朱世芬的收条，朱世芬未能在一审法院限定期限内举示。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古方东与朱世芬于2020年1月14日达成的人民调解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古方东履行了协助、配合朱世芬办证的义务，对朱世芬是否全面履行调解协议约定的付款义务，双方存在争议。朱世芬举示2020年7月31日谢正容代古方东签名的《收条》，拟证明朱世芬已付清137320.80元购房款。依据转账回执，朱世芬于2020年7月31日支付给古方东（谢正容代收）111760.80元，尚欠25560元购房款。《收条》备注：2020年1月14日收款25560元。双方对该25560元款项与本案的关联性产生争议。朱世芬主张2020年1月14日支付给古方东的25560元即是同日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约定的购房款；古方东认为，其2020年1月14日出具给朱世芬的收条明确载明该款是房屋建造款，属共有房屋朱世芬应当承担部分，故该款与本案购房款没有关联性。人民调解协议约定的付款条件清晰明确，为，朱世芬取得房产证后五个工作日内。因调解协议签订时，朱世芬房产证尚未开始办理，自然没有取得房产证，调解协议约定朱世芬付款的条件尚未成就，而朱世芬对其在付款条件未成就时，主动支付“购房款”的原因未作出合理说明。其次，朱世芬未能在一审法院限定期限内举示载明有25560元款项性质的收条，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综合上述理由可认定，2020年1月14日的25560元款项与本案购房款系法律性质不同的款项，二者对应不同的法律关系。朱世芬主张以与本案购房款性质不同的款项抵扣本案购房款的辩解意见缺乏法律依据，本案依法不予主张。若朱世芬认为古方东没有依据，却于2020年1月14日收取了朱世芬25560元款项，该争议属另一法律关系，双方可依法另案解决。综上，朱世芬应当支付古方东购房款137320.80元，实际支付购房款111760.80元，尚欠25560元购房款未付。古方东请求朱世芬支付违约金。虽然朱世芬未举示其取得的房屋产权证，但从朱世芬于2020年7月31日通知谢正容收款的行为可知，此时，支付购房款的条件应已成就。因朱世芬未按照调解协议约定足额支付购房款，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八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朱世芬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支付原告古方东购房款25560元；二、被告朱世芬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支付原告古方东违约金4000元。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70元，由被告朱世芬负担。”二审中，朱世芬向本院提交落款为2015年4月1日的《人民调解协议书》原件一份，拟证明案涉房屋本来由古东方购买，双方在荣昌区峰高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后因古东方逾期不支付房款，不愿购买房屋，双方才又在荣昌区峰高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达成落款为2020年1月14日的《人民调解协议》，约定由朱世芬支付房款购买案涉房屋，现朱世芬已经付清全部房款，不存在违约行为。古东方质证认为：对2015年4月1日《人民调解协议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与本案并无关联性，无法达到朱世芬的证明目的。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朱世芬的上诉请求、事实理由及被上诉人古方东的答辩，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朱世芬是否应当支付购房款25560元及违约金4000元。就上述争议焦点，本院评述如下：《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本案中，朱世芬与古东方在荣昌区峰高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达成的落款日期为2020年1月14日的《人民调解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效力性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朱世芬与古东方均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01〕33号）第六十四条规定：“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本案中，双方对朱世芬于2020年1月14日向古方东支付25560元的性质发生争议。古方东认为，该笔款项性质为朱世芬应当承担的房屋建造款，其在收款当日已向朱世芬出具收条，收条上明确载明款项性质为房屋建造款。朱世芬称，该款性质为购房款，古方东出具的收条已经找不到了。本院认为，朱世芬向古东方支付的25560元并非案涉房屋的购房款，理由如下：首先，2020年1月14日的《人民调解协议》约定，朱世芬支付购房款的时间为其取得案涉房屋产权证并告知古方东后的五个工作日内。该条关于付款条件及付款期限的约定有利于付款义务人朱世芬，朱世芬对其为何会放弃付款期限利益，迳行于协议签订当日主动向古方东支付25560元购房款不符合常理。其次，作为付款义务人的朱世芬若在协议当日已支付购房款25560元，为何未将该款项在未付购房款予以扣减亦有违常理。再次，古方东主张其在签订协议当日已向朱世芬出具已收款25560元房屋建造款的收据，朱世芬并未否认该事实，只是辩称“收条已经找不到了”。本院认为，从日常生活常理判断，在收款人已经出具载明有款项性质的收条的情况下，要求收款人对款项性质进行进一步举证明显强人所难。对已出具收条的付款的性质出现真伪不明的情况下，持有收条的付款人应当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朱世芬作为持有收条的一方当事人，在一审法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并未举示收条原件，该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应当由朱世芬承担。至于朱世芬在二审中称，因古方东的妻子在2020年7月31日的收条上签字认可已收到25560元购房款，故其没有义务保留古方东出具的收条。本院认为，2020年7月31日的收条由朱世芬事先打印，在朱世芬支付25560元款项的性质、时间、理由等均不符合常理的情况下，作为合同相对方的古方东出具收条的证明力明显大于朱世芬自行打印的收条，故本院对朱世芬的辩解理由不予采信。最后，朱世芬在二审中称，古方东并未代其垫付房屋建造款，朱世芬应承担的房屋建造款已由其本人直接向案外人史觉奎支付。在本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朱世芬并未举示其已直接向案外人史觉奎支付了房屋建造款的证据，亦未举示案外人史觉奎出具的收条，朱世芬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至于朱世芬在二审中举示的落款日期为2015年4月1日的《人民调解协议书》，拟证明古方东存在违约行为，朱世芬已足额支付购房款，不存在违约行为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2015年4月1日的《人民调解协议书》与本案并无关联性，不能证明朱世芬已足额支付购房款，本院对朱世芬举示的该份证据不予采信。综上，本院依法认定朱世芬尚欠古方东购房款25560元未支付。《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本案中，落款时间为2020年1月14日的《人民调解协议》第六条约定，如朱世芬在取得产权证后未如期向古方东支付购房款的，朱世芬应当支付4000元违约金。经查，本院于2017年9月20日作出的（2017）渝05民终4814号生效民事判决书判决案外人重庆市荣昌县华东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该判决生效后立即为朱世芬办理房屋产权证。二审中，朱世芬亦自认其于2020年上半年取得案涉房屋的产权证，故至迟于朱世芬自行打印收条之日，朱世芬应当足额向古方东支付购房款，因朱世芬未按合同约定履行付款义务，应当按约承担违约责任。综上所述，上诉人朱世芬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40元，由上诉人朱世芬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雪方审 判 员 张泽兵审 判 员 邓方彬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一日法官助理 王晓静书 记 员 汪腊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