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107民初1317号原告：数熙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石景山区八大处路49号院6号楼十四层1438号。法定代表人：杜泽壮，执行董事兼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净，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何双双，女，1990年2月10日出生，住北京市通州区。原告数熙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数熙科技公司）与被告何双双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21年1月7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数熙科技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净、被告何双双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数熙科技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因其违反公司“员工通讯管理办法”应扣除的日工资383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因其离职时据不交接公司技术资料及数据给公司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44万元；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以上诉讼请求暂计440383元）。事实与理由：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公司积极响应国家疫情防控政策春节假期过后，安排员工居家办公。2020年2月7日，公司法定代表人在工作群发出通知，“下周继续在家线上办公，请大家保持通讯设备的通畅，注意个人安全，出门做好防护，尽量减少出门”。该段时间居家办公的制度有其历史特殊性，而且全体员工均在工作群回复收到，未提出异议，同意在家办公，因此该制度为有效的制度。员工及时回复工作群内容，是员工证明保持在线办公状态的唯一方式。如果员工违反了居家办公的考勤制度，应该扣除相应部分的工资。何双双2月份实发工资约为20852元，日工资约为959元，按照公司疫情特殊时期“员工通讯管理办法”，应扣除日工资40%即383元。何双双一直以来担任数据部的负责人，离职时对今年两会的指数算法拒绝交接，加之公司另一技术人员齐志丹拒不交接公司技术平台系统，导致公司原有五大数据系统处于瘫痪状态，无法正常工作，公司不得不紧急高价采购相关数据及算法的技术开发服务。何双双、齐志丹在今年两会期间给公司直接带来损失520万元，公司已支付88万元。其中，数熙科技与上海创漫公司的合作技术开发，产生费用320万元，首期已付48万元；数熙科技与成都坤谭公司合作技术开发，产生费用200万元，首期已付40万元。何双双作为数据部门负责人，其应承担公司已付88万元技术开发款的二分之一即44万元。被告何双双辩称：针对诉求答辩如下：1．依法判令本人向原告赔偿其违反公司“员工通讯管理办法”应扣除的日工资383元。原告起诉本人未及时回复公司工作群消息，被扣除日工资383元，首先因疫情原因，所有员工均在家办公，在家办公期间，直到本人离职，原告公司并没有全体员工一致通过的员工打卡制度。原告提到的员工通讯管理办法，是2月20日当日下午3点22分在公司群中发布的，本人在家办公期间，因工作任务繁重，是下午3点55分看到的该制度，并回复了收到，表示已收到公司发布的员工通讯管理制度，但并不代表本人对该制度表示认可，而且该制度的内容动辄就是各种罚款，要求员工24小时待命，超过10分钟没有回复就开始进行罚款，超过两个小时没回复信息就要开除处理，极其不合理也不合法，极大地损害了员工的基本权益。并且该制度也未通过员工讨论，是原告强制发出的，并要求强制执行的，在仲裁开庭过程中，仲裁员也强调了公司是无权对员工进行行政处罚的。原告仅仅因制度发出后，本人×××分钟后看到并回复收到该制度，就进行日工资扣除毫无道理，如果本人因工作原因2小时未看到该制度，难道原告就要根据该制度对本人进行开除处理吗？原告的该诉求也证明原告对本人进行无故罚款并扣工资，根本无视法律法规的存在（见证据材料的第72、73、74页）针对诉求2：依法判令本人向原告赔偿因其离职时拒不交接公司技术资料及数据给公司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44万元。第一：本人在交接工作的过程中已将所有文件和信息均交接给原告了。本人2020年3月9日因原告违反劳动法第三十八条和妇女权益保障法等，与原告解除劳动合同后，要求杜泽壮（公司法定代表人）指派工作交接的对接人来交接工作，3月10日，杜泽壮指派了当时公司的齐志丹来交接工作（见证据材料中的第7页），期间杜泽壮建了两个群聊，一个名为数据讨论，一个为2020数据组。3月10日起，本人在群聊2020数据组里，发送了工作交接表0310的文件（见证据材料中的第65页），开始进行工作交接。因当时在疫情期间，在家办公，本人为了不耽误工作交接，将当时正在负责的所有疫情期间新增的项目文件和数据都已以百度网盘的形式共享给对接人齐志丹，（见证据材料中的第22、30、31、×××、35、62、63、64页）。除当时负责的项目数据外，本人在公司的所有其他历史文件都完整的保存在公司电脑中，本人曾提出，请对接人寄硬盘过来，将所有历史数据拷给对方，或者请对接人去本人的公司电脑中拷贝，这一点也与对接人齐志丹和原告多次提出，对方当时并无异议（见证据材料中第22、30、31、×××、66页），3月24日，本人也已向杜泽壮提供了本人在公司的电脑密码，杜泽壮确认无误，默认原告已拿到本人电脑中的所有文件和资料，直到3月29日，杜泽壮发信息告知本人解除劳动关系，以上证明所有的技术资料文件和数据，本人已经全部进行了交接。第二：原告诉讼书中提及的两会指数问题，事实如下：本人于2014年下半年至2020年3月一直在原告及原告的关联公司工作，期间部分参与过每年三月份的全国两会项目，因此在交接工作时，本人已将2015年至2019年自己负责部分的两会项目历史文件都发给了对接人齐志丹，（见证据第64页），而本人离职时，2020年两会因疫情原因还未开始，2020年两会项目也未开始启动，因此2020年两会项目与本人无关，以上证明本人已经全部交接了两会指数的数据。本人在交接工作时，原告法定代表人杜泽壮希望本人给原告设计六个指数模板，并对交接人进行培训，该项工作并不属于工作交接内容，但本人出于好心，答应了原告的诉求（见证据第14、15页），本人将六个指数的额外工作完成后，杜泽壮又提出了新的诉求，要求本人设计2020年全国两会指数的模板，并要求本人对其进行技术培训，本人认为原告一而再再而三的提出的诉求并不属于本人的工作交接内容，本人已与原告解除劳动合同，只有交接工作的义务，并无技术培训的义务，于是本人拒绝（见证据第17页）。原告以此为由将本人告上法庭，污蔑本人未交接两会指数的数据，有违事实。第三：原告诉本人，因工作不交接导致公司大数据平台工作系统瘫痪，原告所说的工作不交接与大数据平台工作系统有什么直接关系？再说大数据平台工作系统的功能无法使用与本人也没有关联，劳动合同中本人的职务是数据部总监，劳动合同中并未明确规定本人的岗位职责与大数据系统相关，（见证据材料中的第2页），并且大数据平台系统的功能无法使用，系技术方面问题，且从仲裁的开庭笔录的内容看，原告提到“何双双岗位是数据部总监，工作内容是数据清洗、整理，出指数，后期做数据报告并指导其他人做数据报告，数据查找提交给技术部进行数据鞭策，何双双不抓数据，齐志丹抓数据，他俩的工作内容不一样，何双双不负责技术平台的内容”可以看出，原告认可本人与技术平台，即前边提到的数据系统的瘫痪与否无关。（见证据材料中的第90页）。另外原告说因为工作不交接导致大数据平台系统无法使用造成损失，是不是因为原告自己不会使用大数据平台，就把责任强加在本人身上呢？因原告曾在4月10日上午，向本人问过几个大数据平台系统使用方面的问题，本人也一一进行了解答，后杜泽壮也未再对该事项进行询问，本人认为公司已解决了此问题。（见证据材料的第19页），从聊天记录中可以看到，原告并未提到系统无法使用或者产生什么损失的事情，而且原告咨询的问题均是操作使用方面的，可以看出原告并不会使用大数据平台系统。因此不能因为原告自己的无知和对系统的不了解，就将责任推卸在本人身上，硬说本人和该大数据平台系统功能无法使用相关。以上内容再次说明，本人正常交接了工作以及所有的技术资料文件和数据，且大数据平台系统无论功能能否使用都与本人无关，即便因此造成了什么损失也与本人无关。本人在公司工作五年多的时间，负责公司数据和产品方面的工作，在职期间担任公司监事以及是公司股东之一，清楚原告公司的财务状况和营业额，近几年原告公司的年营业额远远低于原告证据材料中提及的合同签署金额，用于技术开发方面的投入就更少之又少，本人在职期间，原告每年用于数据采集和技术开发方面的投入根据估算不超过10万元（除员工工资外），而原告诉讼请求中提到的今年仅用于技术开发和系统补救的合同签署总金额达1040万之高，该金额远远高于原告年营业额，且原告提供的证据材料中有两份合同，合同内容中均提到了“公司技术人员不配合交接造成的系统瘫痪”等字眼，言辞非常刻意，意图明显。原告在仲裁阶段开庭时多次提及今年因受疫情影响，公司流失很多客户，财务上入不敷出，因此拖欠员工工资，无故对员工进行降职降薪，员工维权后，原告又声称公司没钱，无法支付员工的经济补偿金等言辞，结合上述原告签署的合同金额对比，可以看出原告前后说法极度不一致，弄虚作假，毫无诚信可言，再一次验证原告签署的两份合同的真实性和实际实施性存疑。除此之外，原告证据材料中的两份合同即便具有真实性和合法性，也无法证明其是直接经济损失，亦无法证明该损失与本人由本人造成。针对原告诉本人目前尚未交接的客户数据和指数的诉求：综上所述，本人已经正常的按时交接了工作，以上已经说过多次，具体可以在证据3、4、5中体现。按照离职办理流程，公司法定代表人杜泽壮既然已通知本人与公司劳动合同终止，那么就代表本人已按公司规定完成了工作交接内容，并且该交接内容得到了公司法定代表人杜泽壮的认可。即便在交接过程中有遗漏，公司也可以再次询问本人，公司从未告知本人，因哪项工作未交接可能会对公司造成经济损失等情况，本人至今也未删除与杜泽壮的微信联系方式，而是在本人仲裁维权后，原告直接将本人告上法庭，明显有公报私仇，占用公共资源之疑。所以就原告诉本人不交接工作且为公司带来损失等诉讼请求严重违背事实，缺乏法律依据。原告的全部申诉请求与事实严重违背且缺乏法律依据。为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恳请贵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申诉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9月6日，何双双与数熙科技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担任，期限为2018年9月6日至2028年9月5日。北京市石景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20年6月11日，出具京石劳人仲字[2020]第1200号裁决书，裁决：一、自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数熙科技公司支付何双双2020年2月1日至2020年3月29日工资18440．46元；二、自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数熙科技公司支付何双双2020年1月25日至2020年2月2日法定节假日、周六日加班工资差额3896．55元；三、自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数熙科技公司支付何双双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80000元……。现该仲裁裁决已生效。庭审中，数熙科技公司主张何双双拒不交接工作，致使数据技术平台不能正常工作，给公司造成巨大损失为由，要求何双双赔偿直接损失44万元。何双双否认其拒绝交接，并提供部分交接证据。数熙科技公司要求何双双退还应扣除的工资383元，扣除依据为《员工通讯管理办法》，该办法于2月20日当日通过微信下发，数熙科技公司于当日以何双双晚回复微信×××分为由，按照该办法扣除其工资383元。对于《员工通讯管理办法》通过微信下发的事实何双双不持异议，但不同意按照数熙科技公司按照该办法扣除工资，因为该办法系2月20日下发，在回复时刚知道该办法的内容，且该办法太过严格，不公平。本次诉讼前，数熙科技公司就本案诉求向北京市石景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仲裁，要求何双双：1．将其持有的与我公司有关的所有文件和信息以文档形式交给我公司；2．赔偿因其工作不交接导致客户投诉而带来的损失50000元；3．赔偿其因工作不交接导致公司大数据平台工作系统部分功能无法使用而带来的损失900000元；4．交付删除其持有的与公司有关的所有文件和信息；5．赔偿其未按“员工通讯管理办法”少扣除的工资279．6元。2020年11月16日，该仲裁委作出京石劳人仲字[2020]第1773号裁决书，驳回了数熙科技公司的全部仲裁请求。数熙科技公司不服仲裁裁决，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认为，数熙科技公司要求何双双赔付其扣款383元，但其依据的《员工通讯管理办法》系其单方制作，未经过民主程序，且何双双在回复收到该办法之前，并不知道需立即回复群内信息，故本院对数熙科技公司要求何双双赔付扣款383元的主张，不予支持。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数熙科技公司主张因何双双拒绝履行交接工作，导致其损失重大，要求何双双赔付44万元，但何双双提交的微信截图可以看出其已与数熙科技公司指定的交接人员交接了工作。数熙科技公司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因何双双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未交接工作造成其巨大损失，故本院对其要求何双双赔付44万元的诉讼请求，亦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数熙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元，由数熙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期满后7日内仍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未提出上诉处理。审判员 姚 媛二〇二一年三月五日书记员 张黎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