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1）琼97民终9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符某，男，2004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儋州市。   符某的法定代理人暨本案上诉人（原审被告）：符臣早（系符某父亲），男，1981年3月4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儋州市。   符某的法定代理人暨本案上诉人（原审被告）：羊庆菊（系符某母亲），女，1983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儋州市。   以上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韦桂庆，海南川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男，2004年7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儋州市。   张某的法定代理人暨本案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发亮（系张某父亲），男，1976年2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儋州市。   张某的法定代理人暨本案上诉人（原审被告）：羊盈花（系张某母亲），女，1981年8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儋州市。   以上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江**，北京盈科（海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儋州日日顺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省儋州市那大中心大道纬二路315、316号向南（杏园七街18，20号一楼铺面）。   法定代表人：谭元位，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健南，儋州市正大法律事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某1，男，2007年7月23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儋州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某2，女，2008年7月13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儋州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某3，女，2010年4月29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儋州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某4，女，2012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儋州市。   陈某1、陈某2、陈某3、陈某4的法定代理人暨本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美荣，女，1987年3月19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儋州市。系陈某1、陈某2、陈某3、陈某4的母亲。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如轩，男，1960年3月30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儋州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爱英，女，1960年3月5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儋州市。   以上七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文平，海南天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裕多，男，1972年4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儋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国碧，男，1965年8月21日出生，汉族，现住海南省儋州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儋州支公司，住所地海南省儋州市那大兴隆路森艺华商住小区**。   负责人：李义忠，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邢玮，系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员工。   上诉人符某、符臣早、羊庆菊、张某、张发亮、羊盈花、儋州日日顺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日顺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陈某1、陈某2、陈某3、陈某4、李美荣、陈如轩、朱爱英（以下简称李美荣等七人），吴裕多，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儋州支公司（以下简称阳光财保儋州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海南省儋州市人民法院（2020）琼9003民初40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符某、符臣早、羊庆菊上诉请求：1.撤销海南省儋州市人民法院（2020）琼9003民初405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李美荣等七人、吴裕多、日日顺公司、阳光财保儋州支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裁判错误。2019年9月13日，日日顺公司与张某（未成年人）签订合同将×××小型轿车出租给张某使用，但是该车实际由符某（未成年人）驾驶。《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于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据此，日日顺公司与张某（未成年人）签订的车辆租赁合同为无效合同，肇事车辆的法律责任仍归属于车辆管理人日日顺公司，即由日日顺公司承担事故全部责任。二、一审适用法律错误。另补充上诉理由：一、事故发生时是由张某租车，交由符某开车，事故发生后是先由符某驾车，离事故发生地两三百米后由张某继续驾车离开。因此即使存在逃逸，张浦也参与其中。二、关于责任划分比例问题。日日顺公司明知租车驾车的人员为未成年人没有驾驶证，仍将车辆交由其租赁和驾驶，导致事故发生，且事故发生当时张某告知日日顺公司事故发生的情况，该公司曾指使张某、符某驾车离开现场，因此日日顺公司应承担本次事故主要责任。三、涉案车辆的所有人吴裕多，将明知是家庭自用的车辆交由租赁公司经营获利，存在严重的过错，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的责任。四、本次事故中，符某、张某以及实际支付车辆租金的同乘人员均应承担同等的赔偿责任。涉案车辆虽然由符某驾驶，但租赁车辆是张某实际支付的租金。同乘的其他人员的行为应该是一个整体的租赁驾车行为，不应该割裂开来，只是同乘人员的分工不同而已，应由各方承担同等责任。另外张某也曾驾驶涉案车辆离开现场，张某跟符某的过错程度相当。五、一审判决精神抚慰金5万元过高，没有考虑到受害一方过错程度，根据过错相抵原则，应该适当减轻精神抚慰金的数额，调整为3万元。关于死者父母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受害人一方没有提供死者父母丧失劳动能力的证据。   张某、张发亮、羊盈花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阳光财保儋州支公司向李美荣等七人赔偿各项损失610000元，不足部分由符某、符臣早、羊庆菊承担65%的赔偿责任即410063.90元，日日顺公司承担30%的赔偿责任即189260.26元，张某、张发亮、羊盈花承担5%的赔偿责任即31543.37元；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李美荣等七人、符某、符臣早、羊庆菊、吴裕多、日日顺公司、阳光财保儋州支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案发前，符某带着同学和朋友邀请张某去洋浦玩耍，随后几人商量决定到汽车租赁公司租赁汽车。汽车租赁公司要求提供身份证，一行人中只有张某携带身份证，大家遂要求张某向汽车租赁公司提供身份证并在租车合同上签名，而租金、押金则由其他同行人支付。由此可见，租赁车辆系符某等五人的行为，交通事故的赔偿责任应由租赁车辆的人员共同承担。二、一审判决认为阳光财保儋州支公司不再就肇事车辆所承保的商业三者险对李美荣等七人承担赔偿责任，系划分责任不当，适用法律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保险合同中规定有保险责任免除条款的，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明确说明，未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发生法律效力”。一审中阳光财保儋州支公司提交了交强险和商业险保单、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照片、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等证据，但均未见投保人吴裕多签字确认，故不能证明阳光财保儋州支公司已就相关免责条款向投保人吴裕多提示和说明，即阳光财保儋州支公司未尽保险法所规定的“明确说明”义务，免责条款不发生法律效力。另外，本案汽车租赁公司提供的是自驾车租赁服务，由租车人自行驾驶，与出租车公司的营运性质显然不同，当事人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肇事车辆长期用于营运以及车辆是否长期处于对外租赁、明显改变用途且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事实。故，不能认定案涉肇事车辆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改变车辆使用性质、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否则车辆所有人吴裕多在明知车辆用途为家庭自用的情况下，仍交由汽车租赁公司出租牟利，对于交通事故的发生以及保险公司拒赔商业险等情况，吴裕多亦有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三、日日顺公司作为交通事故发生前的车辆管理人及实际控制人，负有审查租赁人驾驶资格的义务。但是日日顺公司未尽谨慎审查义务，在明知五名租车人均无车辆驾驶资格，且仅有张某一人持有身份证的情况下，将车辆交由不具备驾驶资格的人员驾驶上路，其具有重大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一审判决汽车租赁公司承担保险公司赔偿后不足部分20%的赔偿责任，系划分责任不当，应当承担保险公司赔偿后不足部分30%的赔偿责任。四、肇事车辆系符某等五人共同租赁，应当共同承担交通事故的赔偿责任。符某作为车辆驾驶人，负有安全驾驶车辆的义务和责任，却违反交通法规无证驾驶且事后逃逸被交管部门判定负事故的全部责任，故其至少应承担65%以上的责任，一审判决酌定其承担60%的赔偿责任不当。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纠正一审判决并支持张某、张发亮、羊盈花的上诉请求。   日日顺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海南省儋州市人民法院（2020）琼9003民初4051号民事判决第四项，维持其他判项；2.改判驳回李美荣等七人对日日顺公司的诉讼请求；3.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符某、符臣早、羊庆菊、张某、张发亮、羊盈花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本案事故发生与日日顺公司的租赁行为存在因果关系是错误的，依法应当纠正。日日顺公司与张某签订的《汽车租赁合同书》第三条第五款规定，（承租人）应指定其有合法驾驶资格的人驾驶承租车辆，否则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由承租方承担。按照合同规定，承租人有权对租赁车辆享有租赁期间的使用权利。日日顺公司将车辆交付给张某后，对出租车辆已失去管控，承租人张某单方面将车辆交给第三方符某驾驶的行为违反合同约定，因此违约后导致的违约责任由其承担。对于本案其他当事人提及的日日顺公司没有尽到查验承租人资格的问题，因承租人张某将车辆交由符某驾驶，审查义务应当由张浦承担，事故的发生与日日顺公司审查车辆承租人与否，与本案事故的发生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因此日日顺公司不应承担事故的民事赔偿责任。一审判决日日顺公司承担赔偿责任违背了民法中“有过错则承担责任，无过错则不承担责任”的责任认定原则，依法应当给予纠正。二、挂靠在日日顺公司运营的×××车辆在阳光财保险海南省分公司购买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机动车商业保险，承保人的阳光财保海南省分公司应当在其承保范围内进行保险赔付。退一步来说，假如日日顺公司与事故存在因果关系，充其量是间接责任，需要承担的责任份额应为5%，最高不应超过10%。但一审判决日日顺公司承担20%的责任份额，显然过高。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故发生的因果关系错误，责任划分不合理，应当依法纠正。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支持日日顺公司的诉讼请求，以维护日日顺公司的合法权益。   李美荣等七人辩称，一、《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本案肇事车辆的驾驶人符某承担事故全部责任，一审判决精神损害赔偿金的金额正确。二、关于陈占梧的父母是否应当领取被抚养人生活费的问题。一审中已提交陈占梧父母不具备劳动能力以及身患重疾的相关证明，故该赔偿项目具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   吴裕多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一）一审判决根据日日顺公司提交的《汽车租赁合同》，并结合儋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的事实清楚。（二）肇事车辆的所有人吴裕多将车辆委托给日日顺公司对外出租，日日顺公司将车辆出租给张某，张某再将车辆交由符某驾驶。符某、张某、吴裕多、日日顺公司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关键在于审查上述四人是否履行了注意义务，对损害结果的发生是否存在过错。一审判决认为吴裕多将个人所有的车辆交由具备经营资质的租赁公司并无过错，吴裕多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是正确的。（三）结合本案实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一审判决阳光财保儋州支公司不再对肇事车辆所承保的商业三者险对李美荣等七人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适用法律正确。另外，一审判决确定的本案各侵权责任方所承担的具体赔偿数额也符合相关规定。二、符某及其法定代理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一审判决符某承担60%的赔偿责任，日日顺公司、张某各承担20%的赔偿责任系正确的，符某及其法定代理人主张日日顺公司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三、张某及其法定代理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一）张某及其法定代理人以阳光财保儋州支公司拒绝在本案肇事车辆所承保的商业三者险限额范围内对李美荣等七人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为由，要求车辆所有人吴裕多在无过错责任的情形下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缺乏理据。（二）张某在侵权过程中存在过错行为，张某及其法定代理人主张公平责任原则，理由不成立。四、日日顺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涉案车辆为动产，法律并未禁止车辆所有人将车辆交由具备经营资质的汽车租赁公司管理的强制性规定。日日顺公司在管理涉案车辆时存在过错，不审查租车人、驾驶人的身份和驾驶资格，该过错行为与本案损害结果的发生具有因果关系，一审判决日日顺公司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是正确的。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阳光财保儋州支公司辩称，一、被保险车辆×××的行驶证载明该车的使用性质为非营运，吴裕多投保时告知保险公司该车的使用性质为家庭自用，阳光财保儋州支公司据此签发保险单给吴裕多，并在保险单上载明被保险车辆的使用性质为家庭自用。吴裕多将车辆交由日日顺公司对外出租营运，该车面向不特定对象出租使用，车辆的使用人在不断变更，已超出家庭自用范畴。车辆被对外出租后，租车人与车辆所有人并无特定关系，通常在主观上对待被租赁车辆无法达到车辆所有人高度的审慎心理，并且，车辆会因对外出租而导致使用时间和频率大幅增加。同时，吴裕多也无法对车辆使用人的合法驾驶资格进行审查，本案交通事故正是因车辆出租给不具备合法驾驶资格的未成年人而造成的。综上，因肇事车辆对外出租营运，危险程度和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显著提高，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规定赋予阳光财保儋州支公司法定的额免责事由系正确的，不涉及免责条款的提示和说明问题。二、从公平原则出发，被保险人亦不应当承担商业三者险的赔偿责任。对外租赁车辆与家庭自用车辆面临的风险不同，故适用不同的保险费率。家庭自用车辆面临的风险小，在订立合同时，阳光财保儋州支公司收取的保费少。而对外租赁车辆危险程度高，面临的风险大，阳光财保儋州支公司会收取更高的保费。吴裕多将家庭自用车辆对外租赁营运获利，实质上是一种缴纳低保费却让阳光财保儋州支公司保障高风险的行为。因此，阳光财保儋州支公司与吴裕多之间的保险合同权利与义务处于明显失衡状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六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合理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合同权利义务失衡，阳光财保儋州支公司不应当承担商业三者险的赔偿责任，否则显失公平。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第三人人身损害，当事人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或者未取得相应驾驶资格的。该条第二款规定，保险公司在赔偿范围内向侵权人主张追偿权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追偿权的诉讼时效期间自保险公司实际赔偿之日起计算。综上可知，对于无证驾驶肇事，阳光财保儋州支公司作为交强险合同当事人也仅对受害人承担垫付赔偿责任，侵权人才是民事赔偿责任的最终承担者。在阳光财保儋州支公司行使追偿权且侵权人全部赔付阳光财保儋州支公司后，阳光财保儋州支公司实际上并未因本案造成财产减少。举重以明轻，既然阳光财保儋州支公司最终不承担交强险的赔偿责任，那么阳光财保儋州支公司也不应当在商业三者险的范围内负责赔偿。   李美荣等七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符某、符臣早、羊庆菊、张某、张发亮、羊盈花、吴裕多、日日顺公司连带赔偿李美荣等七人因家属陈占梧死亡所产生的死亡赔偿金72034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430389元、丧葬费38838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误工费2253元、交通费1000元等合计1242820元；2.判令阳光财保儋州支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以下简称“商业三者险”）的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并在交强险范围内优先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3.本案诉讼费由符某、符臣早、羊庆菊、张某、张发亮、羊盈花、吴裕多、日日顺公司、阳光财保儋州支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吴裕多系×××小型轿车的车主，2019年8月16日，吴裕多与日日顺公司签订一份加盟车辆管理合同将该车交由日日顺公司对外租赁，租赁收益由双方按合同约定分配，期限为2019年8月16日至2020年8月16日。2019年9月13日，日日顺公司与张某（未成年人）签订一份合同将×××小型轿车出租给张某使用，张某签订合同后该车实际由符某（未成年人）驾驶。同日23时25分许，符某无证驾驶×××小型轿车搭载张某等五人从东成方向往洛基方向行驶，途经美洋线18公里路口往洛基方向左转弯时，适遇陈占梧无证驾驶×××普通二轮摩托车从那大方向往东成方向直行经此路口，因符某驾驶车辆左转弯未让直行车辆先行，导致两车相撞，造成陈占梧受伤（经送医院抢救无效于次日死亡）、两车不同程度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符某驾车离开事故现场，后于次日3时许返回现场投案自首。该事故经儋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符某在事故发生后驾车逃逸、承担本次事故全部责任，陈占梧不承担事故责任。×××小型轿车在阳光财保儋州支公司处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保额500000元、不计免赔、法定节假日限额翻倍），本案事故发生在保险期内，该车投保时注明使用性质为家庭自用。2019年12月8日，吴裕多向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出具一份放弃索赔声明。另查明，李美荣系事故受害人陈占梧的妻子，陈某1系事故受害人陈占梧的长子，陈某2系事故受害人陈占梧的长女，陈某3系事故受害人陈占梧的次女，陈某4系事故受害人陈占梧的三女，陈如轩系事故受害人陈占梧的父亲，朱爱英系事故受害人陈占梧的母亲，李美荣等七人与陈占梧本人均系农村居民。截止陈占梧死亡时，陈占梧本人已年满36周岁，李美荣已年满32周岁，陈某1已年满12周岁，陈某2已年满11周岁，陈某3已年满9周岁，陈某4已年满6周岁，陈如轩、朱爱英均已年满59周岁。陈如轩经医疗机构诊断确认患有冠心病、高血压等慢性病，朱爱英经医疗机构诊断确认患有脑梗死的慢性病。陈如轩与朱爱英生育了包括陈占梧在内的三名子女，截止本案事故发生时三名子女均已成年。又查明，本案事故发生时符某年仅14周岁，符臣早系符某的父亲、羊庆菊系符某的母亲。本案事故发生时张某年仅15周岁，张发亮系张某的父亲，羊盈花系张某的母亲。截至本案开庭前，符臣早、羊庆菊已共同向事故受害人陈占梧的家属（即李美荣等七人）赔付24000元，张发亮、羊盈花已共同向事故受害人陈占梧的家属（即李美荣等七人）赔付12000元，日日顺公司已向事故受害人陈占梧的家属（即李美荣等七人）赔付24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权受法律保护，因过错侵犯公民上述合法权益的，应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被害人陈占梧已因交通事故死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八条第一款“被侵权人死亡的，其近亲属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的规定，结合查明的被害人陈占梧的亲属关系情况，本案李美荣、陈如轩、朱爱英、陈某1、陈某2、陈某3、陈某4作为被侵权人陈占梧的近亲属，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责任方承担侵权责任。   对本案中各侵权方的责任承担问题，认定如下：首先，本案交通事故系由符某的交通违法行为直接引发、其又在事故发生后驾车逃逸而被交警部门认定承担事故全部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八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承担赔偿责任”，符某应对本案交通事故造成陈占梧死亡而导致的李美荣等七人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其次，日日顺公司在出租车辆时对租车人、驾驶人的身份和驾驶资格不加审查而将机动车出租给未成年人，张某明知自己系未成年人并不具备驾驶资格却以自己的名义签订租车合同后又同意由同样不具备驾驶资格的未成年人符某驾驶车辆，最终导致符某驾车发生交通事故，日日顺公司、张某的行为明显具有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本案损害结果的发生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和第十二条“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日日顺公司、张某应就各自的过错行为对本案交通事故造成陈占梧死亡而导致的李美荣等七人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最后，吴裕多将自己的车辆交由具备经营资质的租赁公司出租，其在本案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中并无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综上，对于案交通事故造成陈占梧死亡而导致的李美荣等七人损失，酌定由符某承担60%的责任，由日日顺公司、张某各承担20%的责任，因符某、张某在事故发生时均系未成年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责任的，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的规定，符某应承担的60%责任实际由符臣早、羊庆菊（即符某的父母）共同承担，张某应承担的20%责任实际由张发亮、羊盈花（即张某的父母）共同承担。   对于阳光财保儋州支公司应否承担保险责任的问题，首先，阳光财保儋州支公司为肇事车辆承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虽然车主吴裕多在事故发生后于2019年12月8日向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出具一份放弃索赔声明，但李美荣等七人在本案中要求肇事车辆承保公司在交强险、商业三者险责任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是基于事故发生时保险合同存在的事实，投保人在事故发生后、损害结果已经确定的情况下单方面放弃对保险公司索赔不影响李美荣等七人作为第三方依法要求肇事车辆保险公司承担保险责任的权利，阳光财保儋州支公司依据吴裕多出具的放弃索赔声明而主张自己不承担保险赔偿责任的抗辩理由于法无据，不予采信；其次，本案中存在的驾驶人无证、逃逸等情形不构成阳光财保儋州支公司拒绝在交强险责任范围内向李美荣等七人承担保险赔偿责任的合法理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三条“机动车驾驶人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该机动车参加强制保险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机动车不明或者该机动车未参加强制保险，需要支付被侵权人人身伤亡的抢救、丧葬等费用的，由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垫付。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垫付后，其管理机构有权向交通事故责任人追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第三人人身损害，当事人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或者未取得相应驾驶资格的”的规定，阳光财保儋州支公司在此种情形下仍应在交强险责任范围内对李美荣等七人损失承担保险赔偿责任；最后，本案中吴裕多为车辆投保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后将车辆交由日日顺公司对外租赁获利的行为导致该车的使用已经超出家庭自用的范畴，且该车面向不特定对象出租亦导致车辆使用中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本案事故正是因车辆被出租给不具备驾驶资格的未成年人驾驶而造成，该情况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保险人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保险人解除合同的，应当将已收取的保险费，按照合同约定扣除自保险责任开始之日起至合同解除之日止应收的部分后，退还投保人。被保险人未履行前款规定的通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所规定的法定免责事由，故阳光财保儋州支公司在本案中不再就其对肇事车辆所承保的商业三者险对李美荣等七人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但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第二款“机动车在交强险合同有效期内发生改装、使用性质改变等导致危险程度增加的情形，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请求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此种情形下阳光财保儋州支公司仍应就其对肇事车辆所承保的交强险对李美荣等七人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一款“同时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以下简称“商业三者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三）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的规定，在本案中，阳光财保儋州支公司应先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不足部分继续由符臣早、羊庆菊按照60%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由张发亮、羊盈花按照20%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由日日顺公司按照20%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   本案法庭辩论终结日期为2020年9月17日，对被侵权方在本案中的各项损失，根据海南省统计局公布的上一年度相关统计数据，计算如下：   1.死亡赔偿金，李美荣等七人主张720340元，我省自2020年1月1日起已开始试行统一全省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赔偿标准，据此，根据事故受害人的年龄并按照海南省2019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应为36017元/年×20年=720340元，李美荣等七人的主张符合标准，予以支持。另外，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通知》第四条“人民法院适用侵权责任法审理民事纠纷案件，如受害人有被抚养人的，应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将被抚养人生活费计入残疾赔偿金或死亡赔偿金”的规定，本案中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应并入死亡赔偿金累计计算。李美荣等七人主张被扶养人陈如轩、朱爱英、陈某1、陈某2、陈某3、陈某4的生活费合计430389元，依据本案已查明的事实，截止受害人陈占梧死亡时其子女陈某1、陈某2、陈某3、陈某4均系未成年人，其母亲朱爱英已年满59周岁、超过一般女性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其父亲陈如轩年满59周岁且患有冠心病、高血压等慢性病，结合当地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内容，确认截止陈占梧死亡时陈如轩、朱爱英、陈某1、陈某2、陈某3、陈某4均系陈占梧的被扶养人，综上，按照海南省上一年度统计的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计算（同时抚养数人时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能超过上一年度统计的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被扶养人陈如轩、朱爱英、陈某1、陈某2、陈某3、陈某4的生活费应为25317元/年×12年+25317元/年×（20年-12年）÷3+25317元/年×（20年-12年）÷3=438828元，李美荣等七人主张的数额少于该标准，应视为其对自己权利的处分，予以支持。故本项死亡赔偿金的数额合计应为1150729元（720340元+430389元）。2.丧葬费，李美荣等七人主张38838元，按照海南省上一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计算应为84656元/年÷2=42328元，李美荣等七人主张的数额少于该标准，应视为其对自己权利的处分，予以支持。3.办理丧事误工费，李美荣等七人主张按照3人误工7日计算为2253元，但未能提供证据证实相关人员的身份及实际误工情况，考虑到李美荣等七人为被害人陈占梧办理丧事确会产生误工费用，但可能产生误工损失的仅李美荣一人，再结合本地风俗习惯、李美荣等七人的住所地等情况，应酌情以1人误工7日并按照海南省2019年度公布的私营农、林、牧、渔业的年平均工资计算为41743元÷365日×7日=800.55元，对李美荣等七人多主张的部分不予支持。4.交通费，李美荣等七人主张1000元，但未能提供交通费用的相应票据作为证据，考虑到李美荣等七人为被害人陈占梧办理丧事确会产生交通费用，酌情支持500元，对李美荣等七人多主张的部分不予支持。5.精神损害抚慰金，李美荣等七人主张50000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因本次交通事故致陈占梧死亡对其配偶、父母、子女（即李美荣等七人）造成严重的精神损害，李美荣等七人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于法有据，结合本案侵权人的过错程度，对李美荣等七人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予以支持。   李美荣等七人因本次事故所受的上述各项损失共计1240867.55元（1150729元+38838元+800.55元+500元+50000元），上述损失全部属于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项下的损失，应当先由阳光财保儋州支公司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110000元的责任限额内赔付。李美荣等七人剩余损失1130867.55元（1240867.55元-110000元），应继续由符臣早、羊庆菊按照60%的比例赔付678520.53元（1130867.55元×60%），扣除符臣早、羊庆菊已向李美荣等七人赔付的24000元，符臣早、羊庆菊实际还需共同向李美荣等七人赔付654520.53元（678520.53元-24000元）；由张发亮、羊盈花按照20%的比例赔付226173.51元（1130867.55元×20%），扣除张发亮、羊盈花已向李美荣等七人赔付的12000元，张发亮、羊盈花实际还需共同向李美荣等七人赔付214173.51元（226173.51元-12000元）；由日日顺公司按照20%的比例赔付226173.51元，扣除日日顺公司已向李美荣等七人赔付的24000元，日日顺公司实际还需向李美荣等七人赔付202173.51元（226173.51元-24000元）。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二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第四十八条、第五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一款、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十三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儋州支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李美荣、陈如轩、朱爱英、陈某1、陈某2、陈某3、陈某4赔偿各项损失共计110000元。二、符臣早、羊庆菊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共同向李美荣、陈如轩、朱爱英、陈某1、陈某2、陈某3、陈某4赔偿各项损失共计654520.53元。三、张发亮、羊盈花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共同向李美荣、陈如轩、朱爱英、陈某1、陈某2、陈某3、陈某4赔偿各项损失共计214173.51元。四、儋州日日顺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李美荣、陈如轩、朱爱英、陈某1、陈某2、陈某3、陈某4赔偿各项损失共计202173.51元。五、驳回李美荣、陈如轩、朱爱英、陈某1、陈某2、陈某3、陈某4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514.1元减半后收取3257.05元，由符臣早、羊庆菊共同负担1954.23元，由张发亮、羊盈花共同负担651.41元，由儋州日日顺汽车租赁有限公司负担651.41元。   二审中，除符某、符臣早、羊庆菊申请法院调取儋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关于本次事故的立案登记表、询问笔录、讯问笔录、调查笔录及鉴定文书等相关材料，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调取了儋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关于本次事故的相关材料，并听取了各方当事人的意见。其他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一审查明的事实，二审予以确认。   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根据本院调取的交警部门的相关材料显示：张某在事故发生当天在第一家出租车公司租车被拒后，找到与其相识的日日顺公司法定代表人谭元位，并与日日顺公司签订租赁合同，租车后，曾分别由张某和其中一个乘车人吴子唐及符某驾驶，但事故发生时系符某驾驶，且符某在明知发生事故后未停车救助伤者也未报警，而是驾车逃离现场，往洛基方向逃跑，到水利沟后才停下，并去水利沟洗脸，在此之后张某才联系日日顺公司法定代表人谭元位，但根据交警部门的询问，没有事故发生时日日顺公司法定代表人谭元位教唆张某和符某逃逸的相关记载。离开水利沟后，由张某驾车。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相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1.本次事故的责任应如何承担及责任比例；2.李美荣等七人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是否过高，陈如轩、朱爱英的被抚养人生活费应否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第一款“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身伤亡的，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因抢救受伤人员变动现场的，应当标明位置。乘车人、过往车辆驾驶人、过往行人应当予以协助”和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一）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机动车驾驶证被吊销或者机动车驾驶证被暂扣期间驾驶机动车的；（二）将机动车交由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或者机动车驾驶证被吊销、暂扣的人驾驶的；（三）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尚不构成犯罪的”及其他相关法律规定，无证驾驶、将机动车交由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人员驾驶、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均属于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从事车辆租赁的经营者，负有严格审查承租人驾驶资格和身份证件的特定经营义务。车辆的承租人应在取得合法驾驶资格的情况下，持驾驶证和身份证租赁出租车辆，并依法不得交由没有取得驾驶资格的人员驾驶。本案中，日日顺公司未履行审查义务，在张某未提供驾驶证和身份证的情况下，将事故车辆交给没有驾驶资格的未成年人张某，放任危险事故的发生，对本次事故存在过错。张某明知自己没有驾驶资格，仍与日日顺公司签订租赁合同，并将事故车辆交由同样没有驾驶资格的符某驾驶，对本次事故的发生同样存在过错。符某明知自己系没有驾驶资格的未成年人，仍驾驶车辆，放任不特定危险的发生，是导致事故发生的直接主要原因，且在明知事故发生后，未拨打120抢救伤者，也未保护现场和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擅自驾车离开现场，构成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负事故的全部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和第十一条第一款“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的规定，对于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的，保险人仅需尽到提示义务。本案中，阳光财保儋州支公司与吴裕多签订的商业三者险保险合同，在《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二章责任免除部分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了“驾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1.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3.无证驾驶，驾驶证被依法扣留、暂扣、吊销、注销期间；……”上述免责条款均进行了加粗加黑处理，另《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第八条也对上述免责事由进行了规定，并用实线框出。吴裕多2020年4月20日在《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的《投保人声明》部分，签名认可保险人提供了保险条款并已明确说明了免除责任的内容及法律后果。综上，阳光财保儋州支公司对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情形尽到了提示义务，符合法定免责条件，故张某、张发亮、羊盈花、日日顺公司上诉主张**光财保儋州支公司承担商业三者险保险责任，本院不予支持。我国法律法规对机动车是否投保商业三者没有强制性规定，且本次事故属于保险免责范围，故符某、符臣早、羊庆菊、张某、张发亮、羊盈花、日日顺公司上诉主张吴裕多将家用轿车用于出租经营增加了保险风险应承担本次事故责任，本院不予支持。另，因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他乘车人存在共同租赁行为，故符某、符臣早、羊庆菊、张某、张发亮、羊盈花上诉主张其他同乘人员承担责任，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判决根据本案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判决阳光财保儋州支公司先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不足部分由符臣早、羊庆菊按照60%，张发亮、羊盈花和日日顺公司各按照20%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争议焦点二。符某驾驶车辆转弯未让陈占捂直行车辆先行，并在事故发生后驾车逃逸，致使陈占捂死亡，符某负交通事故全部责任。陈占捂的死亡给李美荣等七人造成巨大的精神伤害，故一审判决李美荣等七人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为50000元，应予维持。另，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女职工的退休年龄为50岁周岁，女干部的退休年龄为55周岁，男职工为60岁周岁。本案受害人朱爱英事故发生时已达到退休年龄，陈如轩距离退休年龄不足6个月，陈如轩《海南西部中心医院儋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出院病历载明患有严重心脏病并植入3枚支架和高血压病2级，故一审确定二人为被扶养人并无不当。故符某、符臣早、羊庆菊上诉主张一审判决对该两项赔偿损失项目处理不当，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符某、符臣早、羊庆菊、张某、张发亮、羊盈花、儋州日日顺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符某、符臣早、羊庆菊、张某、张发亮、羊盈花、儋州日日顺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分别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分别由各自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吴慧明   审判员 周翼腾   审判员 平英梅      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法官助理 张潇方   书记员 刘馥银   附：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