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自治区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藏01民终83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内蒙古送变电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锡林南路90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法定代表人：王建国，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顺，慧聪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侯宇，慧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夏俊远，男，1973年7月6日出生，汉族，务工，现住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公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萍，泰和泰（拉萨）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子豪，泰和泰（拉萨）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第三人：郝加洲，其他情况不详。上诉人内蒙古送变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蒙送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夏俊远、原审第三人郝加洲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西藏自治区曲水县人民法院（2019）藏0124民初1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蒙送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侯宇，被上诉人夏俊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萍、魏子豪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郝加洲经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未到庭参诉。本案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蒙送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西藏自治区曲水县人民法院（2019）藏0124民初106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蒙送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夏俊远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本案诉讼时效的起算点最早为2015年2月17日，最晚为2015年9月25日不符合事实，本案诉讼时效的起算点应为2016年12月8日。具体理由如下：一、蒙送公司与江夏水电公司于2014年12月20日签订的《设备租赁付款协议书》中约定双方在2015年2月17日前付清全部设备租赁费。一审法院认定蒙送公司工作人员侯立民（负责案涉转账工作）在2015年2月3日转给夏俊远案涉197,000元后，在夏俊远并未向侯立民出具案涉197,000元收据的情况下，侯立民后续转账的行为，应视为侯立民知道夏俊远并未将197,000元转给江夏水电公司（原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水电第二总队）而是转给了原审第三人郝加洲，从而推定蒙送公司也知道上述事实。对此，一审法院仅有推定而没有任何证据予以证实，故一审法院认定蒙送公司于2015年2月17日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的理由不能成立。二、一审法院以2015年9月25日（2015）成仲案字第440号第二次仲裁开庭笔录第4页，蒙送公司所属成都分公司举证时陈述：“武警部队设备租赁费付款及依据，证明代付50万，证据只有30万。”为依据从而认定蒙送公司应当知道其没权利被侵害的事实，故诉讼时效最晚应为2015年9月25日，该推断不能成立。（2015）成仲案字第440号案件对案涉197,000元没有做任何事实调查且江夏水电公司亦并非该案的参诉主体，且夏俊远作为证人并未提及案涉197,000元有关事实和证据，蒙送公司不可能因其未持有该收据，就知道夏俊远并未将该款实际转付给江夏水电公司的事实。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关于不当得利诉讼时效“知道”的内容必须同时包括侵权人和侵权事实这两大要件，缺一不可。本案是基于夏俊远未履行与蒙送公司的委托合同而产生的返还不当得利请求权纠纷，应适用前述关于不当得利诉讼时效的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引用前述法律规定以不当得利请求权认定诉讼时效问题正确，蒙送公司对此予以认可。但一审法院未严格依据该法条规定进行事实认定。依据前述不当得利的法条规定，“返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当事人一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及对方当事人之日起计算。”故本案不当得利诉讼时效的起算点应为蒙送公司知道或应当知道夏俊远为权利侵害人，且同时知道夏俊远没有向江夏水电公司转付197,000元的设备租赁费这一侵害事实时起算，两者缺一不可。而本案中，直到2016年12月10日，蒙送公司起诉案外人四川常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源公司）、第三人江夏水电公司、向永红追偿权纠纷一案[案号为：（2016）川0107民初8096]开庭审理时，江夏水电公司才明确告知蒙送公司其未收到案涉197,000元的设备租赁费。因此，本案诉讼时效的起算点应为2016年12月10日。综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施行日期为2017年10月，而本案诉讼时效的起算点为2016年12月10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民法总则施行之日，诉讼时效期间尚未满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故本案应适用三年诉讼时效，即本案诉讼时效期满日为2019年12月10日，而本案起诉时间为2018年9月，故蒙送公司的主张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夏俊远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一审判决。郝加洲缺席，未提交答辩意见。蒙送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蒙送公司与夏俊远间的委托合同关系；2．判令夏俊远返还受托转付资金197,000元，并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承担从给付日（即2015年4月29日）到起诉日（暂计算至2018年9月1日）期间的经济损失32,242.33元，本息共计229,242.33元；3．判令夏俊远继续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承担从2018年9月2日到实际付清日期间的利息损失；4．判令夏俊远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10月19日，蒙送公司所属成都分公司与常源公司签订《旁多电站-拉萨换流站220千伏双回线路工程1标段工程劳务分包合同》，该合同约定由常源公司承揽蒙送公司成都分公司所承接的××站工程1标段工程劳务分包工程，侯立民系蒙送公司成都分公司的工作人员。合同签订后，常源公司雇佣了夏俊远等施工班组进行部分劳务工程施工。施工期间，常源公司使用了江夏水电公司的相关租赁设备，经结算，相关设备租赁费用为500,000元。上述工程竣工后，常源公司因故未能支付夏俊远等施工班组的农民工工资以及江夏水电公司的设备租赁费用，导致夏俊远等施工班组的农民工上访等群体性事件发生，后拉萨当地有关政府部门对该案进行了主持协调。2014年12月19日，蒙送公司承诺由其公司代付夏俊远等施工班组的农民工工资以及江夏水电公司的设备租金，并出具了《关于内蒙古送变电有限责任公司对支付姜涛拖欠旁拉220KV线路工程农民工工资的承诺》。2014年12月20日，蒙送公司与江夏水电公司签订《协议书》，该协议第二条约定：蒙送公司西藏工程项目部承诺在2015年2月17日之前付清江夏水电公司所有租赁费用合计500,000元。2015年1月13日，江夏水电公司项目部工作人员李耀向蒙送公司出具《收条》，该收条载明：“收到内蒙古送变电公司于2015年1月13日从向永红卡内转取武警水电二总队西藏输变电项目部设备租赁费用人民币大写（叁拾万元整）300,000元整。收款人西藏输变电项目部：李耀。”，上述收条有向永红等人签名。2015年4月，蒙送公司所属成都分公司与夏俊远签订《代付款协议书》，该协议约定应付夏俊远施工班组的民工工资为671,564元，该款项直接支付至夏俊远银行账户。该代付协议关系成立后，蒙送公司通过其成都分公司职员侯立民于2015年2月3日、4月29日分别向夏俊远银行账户支付了347,000元、521,564元，以上共计868,564元。夏俊远收取第二笔款项后，向蒙送公司出具收条一份，载明已收到工人工资671,564元，并备注：“于2015年元月支付150,000元，本次实际支付521,564元”。夏俊远于2015年2月3日收到侯立民款项347,000元时，当日即向案外人郝加洲银行账户转付了197,000元，并于当日向侯立民汇款1000元。因蒙送公司代常源公司垫付了部分施工班组民工工资及其他费用，双方在后期工程款结算时发生争议，常源公司将蒙送公司成都分公司诉至成都仲裁委员会，案号为（2015）成仲案字第440号，该案2015年9月25日第二次仲裁庭开庭笔录第4页第8行，蒙送公司委托仲裁代理人陈述：“武警部队设备租赁费付款及依据，证明代付50万，证据只有30万。”，后成都仲裁委员会于2015年11月16日作出（2015）成仲案字第440号裁决，该份裁决对蒙送公司代付给夏俊远施工班组及江夏水电公司的设备租金未予一并处理。为此，蒙送公司于2016年7月12日将夏俊远、常源公司作为共同被告诉至成都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案号为（2016）川0108民初4038号，请求夏俊远与常源公司返还代付款671,564元，后该案在审理过程中蒙送公司于2017年5月15日向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申请撤回了起诉。再查明，2016年8月2日，蒙送公司以常源公司为被告、以江夏水电公司及向永红为第三人，向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案号为（2016）川0107民初8096号，诉请要求常源公司返还垫付款1,311,411元（含江夏公司设备租金50万元、向永红施工班组民工工资811,411元）、两第三人承担连带责任。该案在审理过程中，江夏水电公司仅确认收到了向永红转付的设备租金300,000元，其余200,000元并未收取，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27日作出该案一审民事判决，判决常源公司返还蒙送公司垫付款1,111,411元等，后常源公司不服该判决，上诉至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案涉197,000元是否系蒙送公司支付给夏俊远？蒙送公司主体资格是否符合法律规定？2．蒙送公司向夏俊远主张权利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3．如果未超过诉讼时效，蒙送公司与夏俊远之间是否存在委托关系，委托支付款项的对象是谁（江夏水电公司还是第三人郝加洲）？4．如蒙送公司主张的理由成立，则夏俊远承担本案款项的本金及利息是多少？针对争议焦点1.结合蒙送公司、夏俊远提交的证据，能够证实夏俊远已于2015年2月3日、2015年4月29日分两次收到了包含案涉197,000元在内的合计868,564元，且上述款项系经蒙送公司指示由其工作人员侯立民转付至夏俊远银行账户，案涉197,000元款项系蒙送公司支付给夏俊远，故蒙送公司的主体资格适格。针对争议焦点2.蒙送公司认为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理由是：直至2016年12月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一审庭审中，因江夏水电公司明确提出只收到蒙送公司支付的设备租赁费300,000元，剩余200,000元并未收到，蒙送公司才知道夏俊远在取得该款后未向江夏水电公司转交，故蒙送公司于2018年9月份向夏俊远主张权利未超过诉讼时效。夏俊远认为超过法定诉讼时效。理由为，蒙送公司工作人员侯立民委托夏俊远支付款项的时间为2015年2月3日，夏俊远收到款项的当日，即向第三人郝加洲账户进行了转付，针对巨额款项委托他人支付，侯立民作为蒙送公司的代理人理应进行核实对方是否收到、是否存在支付错误。而蒙送公司在委托向永红支付300,000元租赁费中，蒙送公司对其委托的事项处理结果进行了及时跟踪。如果蒙送公司对夏俊远的委托支付有异议，蒙送公司就不可能在2016年底才知道权利被侵犯，故诉讼时效在2017年2月4日已经届满。其次，退一步讲，通过蒙送公司提供的2015年9月25日（2015）成仲案字第440号第二次仲裁庭开庭笔录中第4页，蒙送公司成都分公司，举证向申请人支付的款项证据中陈述（见仲裁庭开庭笔录第4页第8行）：“武警部队设备租赁费付款及依据，证明代付50万，证据只有30万。”，此时蒙送公司应知晓其委托夏俊远转支付江夏水电公司的租赁费200,000元存在瑕疵，故本案的诉讼时效届满之日应当为2017年9月25日，本案起诉时间是2018年9月，也已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蒙送公司工作人员侯立民陈述是其口头委托夏俊远向案外人江夏水电公司转付案涉款项，夏俊远陈述是侯立民电话中口头委托转付给案外人郝加洲，但双方均未提交任何书面证据。关于本案诉讼时效，需要在蒙送公司确系委托夏俊远转付江夏水电公司的前提下进行分析，对此，蒙送公司和夏俊远方均无证据证实。退一步讲，如果蒙送公司主张其口头委托夏俊远向案外人江夏水电公司转付案涉款项成立，依据本案的诉辩证据，蒙送公司的主张已超过法律保护的诉讼时效。理由是：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的规定，返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当事人一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及对方当事人之日起计算。本案中，蒙送公司与案外人江夏水电公司于2014年12月20日，在国网西藏电力有限公司相关人员见证下，双方签订租赁设备租金付款《协议书》，该协议中双方约定蒙送公司应于2015年2月17日之前付清所用设备租赁费用500,000元。2015年2月17日，应视为蒙送公司与江夏水电公司对租赁款项的支付截止时间达成一致约定。蒙送公司工作人员侯立民在法院调查笔录中，自认系其请求夏俊远和案外人向永红向案外人江夏水电公司分别代为转付200,000元和300,000元。经审理查明，案外人向永红收到蒙送公司工作人员侯立民转账后，及时向案外人江夏水电公司工作人员李耀支付300,000元，且李耀代表江夏水电公司于2015年1月13日向蒙送公司出具了收据，向永红也在收据上签名确认。2015年2月3日，蒙送工作人员侯立民向夏俊远支付347000（含案涉197,000元），夏俊远当日即向案外人郝加洲银行账户转付了197,000元，在约定的租赁款项截止时间即2015年2月17日到期后，案外人江夏水电公司、夏俊远均未出具任何收据，蒙送公司工作人员侯立民理应知道夏俊远是否在协议到期后按照委托转付成功的事实，故蒙送公司及其工作人员侯立民在协议约定截止时间的次日即2015年2月18日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此后，侯立民再次于同年4月29日向夏俊远转账521,564元（系农民工工资），在夏俊远仅向蒙送公司出具的总金额为671,564元的收据中，未注明案涉197,000元的情况下（两次转账总金额应为868,564元），侯立民仍继续转账的行为存在以下两种情况，一是侯立民认可夏俊远将款项转给第三人郝加洲的行为，二是侯立民放任夏俊远擅自转款给第三人郝加洲侵害蒙送公司的相应权利。至于侯立民当天收到夏俊远1000元银行转账是否系夏俊远所述的香烟好处费，侯立民与夏俊远有无利益关系，以及蒙送公司事后对侯立民以何原因进行内部行政处分，不在本案审理范围之内。但侯立民系蒙送公司操作案涉款项的工作人员，其知道权利何时受到侵害，也应视为蒙送公司何时知道权利受到侵害。其次，通过蒙送公司提供的2015年9月25日（2015）成仲案字第440号第二次仲裁庭开庭笔录第4页，蒙送公司成都分公司对常源公司支付款项举证中陈述：“武警部队设备租赁费付款及依据，证明代付50万，证据只有30万。”，上述仲裁案件中，在涉案工程承包人常源公司不认可蒙送公司代付有关租赁费用的情况下，只是提交了由向永红转交租赁费的相关证据，蒙送公司代理人自认只有由案外人向永红转付300,000元租赁费用的证据。因此，能够认定在该次仲裁开庭中，蒙送公司结合相关证据应知晓仅通过侯立民给夏俊远银行转账记录，不能证明其向案外人江夏水电公司实际支付了租赁费，故此时蒙送公司应知道其权利已受侵害。故蒙送公司最迟在2015年9月25日已经知道权利被侵害，即本案诉讼时效最迟应从2015年9月25日开始起算。再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第二百零六条规定：“本法自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结合本案具体情况，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法院查明本案诉讼时效应当最迟自2015年9月25日起算，至2017年9月24日到期。本案审理过程中，蒙送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其曾于2015年9月25日至2017年9月24日期间向夏俊远主张过债权，亦未能举证证明诉讼时效存在中止、中断等情形。综上，一审法院认定蒙送公司主张因委托合同未履行，要求夏俊远返还不当得利已超过法律保护的诉讼时效期间，即蒙送公司所主张的债权依法不受法律保护，故蒙送公司要求夏俊远返还197,000元并支付利息的请求不能成立，一审法院未予支持。针对争议焦点3、4，因蒙送公司的诉求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上述争议焦点3和4已无进一步认定之必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蒙送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据诉辩要点，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本案的法律关系是委托合同关系还是不当得利；二、蒙送公司要求夏俊远返还197,000元的主张是否成立；三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关于本案的法律关系是委托合同关系还是不当得利。本院认为，本案中蒙送公司向夏俊远主张返还197,000元的法律基础是双方间的委托关系，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对不当得利的规定为“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得利。”依据蒙送公司起诉主张的事实基础，蒙送公司与夏俊远间就案涉197,000元的争议不属于不当得利的法律关系。一审法院虽将本案的案由定为委托合同，但在本院认为部分写明“蒙送公司主张因委托合同未履行要求夏俊远返还不当得利已超过法律保护的诉讼时效期间”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对案涉诉讼时效予以判定不妥，对此予以纠正。关于蒙送公司要求夏俊远返还197,000元的主张是否成立的问题。本院评析如下：其一，本案中，双方对存在委托合同关系的事实无争议，仅对委托付款所针对的具体收款人提出异议，蒙送公司主张本案委托转付的收款人为江夏水电公司，而夏俊远认为其受侯立民委托转付的收款人为郝加洲，对此本院认为，本案中蒙送公司作为起诉主张一方，其应对夏俊远未能按其指示履行代付义务承担举证责任，但依据现有证据，蒙送公司主张其委托夏俊远将案涉197,000元转付给江夏水电公司而并非郝加洲的证据仅是侯立民的证词，再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蒙送公司对其主张需进一步举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蒙送公司以夏俊远并未按其指示履行代付义务，要求解除委托合同并返还197,000元的诉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其二，本案中蒙送公司向夏俊远主张返还197,000元的前提是解除双方间的委托合同关系，但本案中蒙送公司与夏俊远间没有约定解除委托合同的书面协议，如按照法定解除，前提是夏俊远在委托代付中存在违约行为，依据现有证据无法认定夏俊远对蒙送公司委托转付案涉197,000元中存在违约行为的事实，故一审法院未予支持蒙送公司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关于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问题。本院认为，本案中蒙送公司是以解除委托合同关系为前提要求夏俊远返还197,000元。夏俊远上诉主张本案应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关于不当得利诉讼时效对“知道”的内容必须同时包括侵权人和侵权事实这两大要件来认定本案诉讼时效的起算点，故本案的诉讼时效的起算点为2016年12月10日，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本院认为，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为委托合同关系而并非不当得利，故对“知道”同时满足侵权人和侵权事实两大要件的判定标准不符合本案的事实，故一审法院依据2015年9月25日形成的（2015）成仲案字第440号第二次仲裁庭开庭笔录，认定本案的诉讼时效起算点最晚为2015年9月25日，据此，认定本案超过诉讼时效并无不妥。综上所述，蒙送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738.63元，内蒙古送变电有限责任公司预交，由内蒙古送变电有限责任公司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格 珠审 判 员 彭美玉审 判 员 胡晓雯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二日法 官 助 理 高丽贤书 记 员 谢生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