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08民终12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原审被告）：李庆岳（曾用名李庆月），男，1972年11月1日出生，汉族，住邹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然，山东中评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原审原告）：邹城市公安局，住所地邹城市普阳山路1100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70883004326542F。法定代表人：刘书寅，该局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萌，山东齐鲁（济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庆岳因与上诉人邹城市公安局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山东省邹城市人民法院（2020）鲁0883民初58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庆岳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原审判决第三项，改判支持李庆岳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邹城市公安局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一、李庆岳与邹城市公安局自1993年3月1日起至2007年12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1、李庆岳与邹城市公安局自1993年3月1日至1996年3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李庆岳自1993年3月1日开始在邹城市公安局下属古塔派出所处工作，1996年自古塔派出所调至站东派出所工作。李庆岳提交的证据《机关事业单位使用未纳入正式职工管理人员情况登记表》，证明李庆岳自1993年3月1日至2015年4月1日期间一直在邹城市公安局处工作没有间断的事实，在站东派出所工作月数为233个月，用工开始时间为1993年3月1日，因此李庆岳与邹城市公安局自1993年3月1日至1996年3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一审法院认定李庆岳自1996年3月至2007年12月与邹城市公安局站东派出所存在劳务关系是错误的，该期间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劳务关系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合同关系，劳动者提供劳务服务，用人单位支付劳务报酬，无需提供保险、福利等待遇，不存在人身隶属关系，彼此之间只体现财产关系，不存在行政隶属关系，且二者关系往往呈“临时性、短期性、一次性”等特点。而劳动关系中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双方地位不平等，不仅存在财产关系，还存在着领导与被领导的隶属关系，劳动者作为用人单位的成员，除提供劳动之外，还要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遵守其规章制度，从事用人单位分配的工作和服从用人单位的人事安排等。本案李庆岳与邹城市公安局之间不是平等主体间的关系，李庆岳接受邹城市公安局管理，因此双方不存在劳务关系而是劳动关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本案中李庆岳自1996年3月至2007年12月在站东派出所工作期间，接受站东派出所管理，邹城市公安局定期向李庆岳发放工资，李庆岳从事的非临时性、辅助性、可替代性工作，隶属于邹城市公安局，双方系劳动关系。经一审法院调取证据，李庆岳提交的证据《录用联防队员审批表》、《录用联防队员协议书》原件均存放于邹城市公安局下属站东派出所处，其中《录用联防队员协议书》载明录用单位是站东派出所，被录用人是李庆岳，要求被录用的联防队员热爱公安工作，严格执行济宁市公安局联防队员十不准规定，在所工作期间，发生的各种疾病有本人负责，凡不是因公造成的病残、死亡等派出所概不负责，因公造成的意外伤害，按保险金额负责赔偿，派出所不再承担其他费用等，“济宁市公安局联防队员十不准规定”有违反十不准行为之一予以清退，上述约定符合《劳动法》第19条关于劳动合同具备的条款：工作内容、劳动保护和劳动条件、劳动纪律、劳动合同终止的条件、违反劳动合同的责任等，《录用联防队员审批表》、《录用联防队员协议书》应认定是为一种劳动合同，该证据与《嘉奖证书》、《介绍信》相互印证，证明双方在2008年之前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邹城市公安局站东派出所是邹城市公安局派出机构，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其民事行为责任应当由邹城市公安局承担，一审法院以《录用联防队员审批表》、《录用联防队员协议书》无邹城市公安局印章和负责人的签名或者盖章认定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显然十错误的，《录用联防队员审批表》、《录用联防队员协议书》既然有邹城市公安局站东派出所签章，邹城市公安局应该为此承担民事责任，因此应认定李庆岳与邹城市公安局自1996年3月起至2007年12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3、判断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是否具备劳动关系，并不必然以签订劳动合同为前提条件。李庆岳举证的证据银行工资发放流水、照片、准驾证、工作证、录用联防队员审批表、《机关事业单位使用未纳入正式职工管理人员情况登记表》、证人证言等，符合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通知第二条规定认定存在劳动关系事项，李庆岳已经完成举证责任证明双方自1993年3月至今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本案中邹城市公安局对于劳动起始时间处于更有利的举证地位，但邹城市公安局未提交证据证明劳动起始时间，应当承担相应不利诉讼风险。因此李庆岳请求自1993年3月至今确认存在劳动关系的主张应得到支持。二、2010年1、3月、2011年1月、3月、2012年8月、9月、11月、2013年12月等8个月份工资属于邹城市公安局掌握而没有提供，导致无法查清该期间的工资差额，邹城市公安局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该期间邹城市公安局应当支付李庆岳工资7470元，邹劳人仲案字(2020)第259号仲裁裁决书对此认定是正确的。一审法院以工资支付凭证超过2年保存期间，邹城市公安局不再负有举证义务显然是错误的。三、邹城市公安局应当支付李庆岳自1993年3月1日起至2007年12月31日的工资55130元。因李庆岳与邹城市公安局自1993年3月起至2007年12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该期间工资发放凭证属于邹城市公安局掌握而没有提供，邹城市公安局应当支付该期间的工资。邹城市公安局针对李庆岳的上诉请求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法律适用错误，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支持邹城市公安局的上诉请求。一、李庆岳与邹城市公安局不存在劳动关系。1、邹城市公安局没有与李庆岳签订劳动合同的合意。邹城市公安局作为政府序列的公安机关，其招收工作人员均由市组织、人事部门负责进行公务员招考或安排退役军人等方式。邹城市公安局从来没有以自己的名义发布过招聘联防队员的要约，李庆岳没有经过公开招聘，也没有履行合法的入职手续，而是通过除以上正规渠道以外的方式到邹城市公安局的派出机构工作，既没有与邹城市公安局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其他任何入职手续，邹城市公安局没有与李庆岳建立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对此并不知情。也就是说，李庆岳进入派出所工作由时任派出所领导决定即可，其从事的岗位不是有正式编制的公务员、工勤人员、事业编等等。另外，李庆岳的工资也是由派出所进行自筹，并不是邹城市公安局的财政资金。《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条第一款规定：“订立劳动合同，应当遵循合法、公平、平等自愿、协商一致、诚实信用的原则。”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是否具有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也是判断是否属于劳动关系的关键。因此，李庆岳与邹城市公安局没有劳动关系。2、李庆岳主张确认劳动关系没有法律依据。劳动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国家机关、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和与之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劳动者，依照本法执行。”依照上述规定，在1995年1月1日劳动法实施之后，只有与国家机关、事业组织、社会团体签订有书面劳动合同，建立劳动合同关系，才能认定为劳动关系。因此，一审判决说理正确。2008年1月1日之后双方之间的关系，根据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一条规定，成立劳动关系的前提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本案中，李庆岳系邹城市公安局所属的派出所安排工作的，派出所不具备法律规定的主体资格，派出所与李庆岳不成立劳动关系，邹城市公安局与李庆岳也不成立劳动关系。由于派出所并非独立法人，邹城市公安局作为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成为被告并不具备法律规定的劳动关系。3、邹城市公安局在一审过程中提供了李庆岳于2020年6月1日与邹城市正德劳务服务有限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及邹城市公安局与邹城市正德劳务服务有限公司的《劳务派遣合同》，李庆岳的工资、社保等已经由邹城市正德劳务服务有限公司负责，李庆岳于2020年6月1日起与邹城市正德劳务服务有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因此，一审判决以邹城市公安局没有与李庆岳解除劳动合同并支付经济补偿金为由，认定邹城市公安局与李庆岳于2020年6月之后依然存在劳动关系，显然不符合法律规定。二、一审法院对举证责任的分配是正确的。邹城市公安局已经完成了举证责任。三、邹城市公安局不应当支付李庆岳工资差额。1、李庆岳在进入派出所工作时，邹城市公安局并不知情，其具体的工资数额由派出所与李庆岳进行协商确定，李庆岳在当时是知情并且认可的，不存在任何欺诈或胁迫。2、李庆岳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这么长的时间内，不对自己的相关权益等进行争取了解，而直至2020年7月才申请进行仲裁，完全是李庆岳对自己权利的漠视，存在重大过错，工资的数额是派出所与李庆岳协商的结果，其数额低于当地工资标准的责任不应当由邹城市公安局全部承担。而且本案系历史遗留问题，李庆岳在进入派出所工作时，由派出所负责人同意即可，并不需要向邹城市公安局请示汇报，邹城市公安局也从来没有作出相关批准文件，在此问题上，邹城市公安局是不知情的。而且邹城市公安局没有统一的联防队员的工资标准，也没有花名册。联防队员的招收由派出所自己负责。因此，一审判决的邹城市公安局应当支付李庆岳工资差额，显失公平。综上所述，本案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不是孤案。李庆岳通过非正规渠道进入公安机关派出机构成为临时性的联防队员，然后又以国家机关违反《劳动合同法》为由，要求国家机关为其先前的行为“买单”，显然不公。从主观上来讲，李庆岳当初就是找个活干，其本人对联防队员的临时性是明知的，没有与邹城市公安局形成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在20多年的时间里，李庆岳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新的就业，但在这种临时性、工资低的岗位上依赖着，其本人存在重大过失；从客观上来讲，李庆岳并没有经过报名、考试、录用等正规流程，而只是与派出所负责人商定后就成为一名临时工作人员，取得了一定报酬，解决了自己的生活问题。虽然在形式上，其从事的是联防队员的工作，付出了劳动，派出所也给予其工资对价，但从实质上来讲，这并不同于一般的劳动关系，由于公安机关不是企业性质，不同于一般的用工主体，李庆岳以与时任单位负责人的私下约定成为临时联防队员的非正规的用工方式获取了工作岗位，解决了生活问题，但又进一步意欲获取更大的私利，这种行为从一开始就是违反法律规定的，不是邹城市公安局和李庆岳的真实意思表示，不符合《劳动合同法》、《劳动法》的立法本意，更不符合公序良俗的规定。本案中，李庆岳要求与邹城市公安局确认劳动关系，是一种利用国家财政等公共利益实现其私人目的的行为，是一种以私下约定来攫取公共利益的行为，显然违背公序良俗，违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民法总则》第8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第10条规定，处理民事纠纷，应当依照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于习惯，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第153条规定，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因此，对这种违反公序良俗的行为，应当予以否定，否则，将是对那些遵守社会公序良俗的人们极大的不公平，是对这种私自用工的肯定，与“毒树之果”无异，是不公平后的再次不公平，将对邹城市公安局背后的国家利益造成极大地损失。邹城市公安局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邹城市公安局与李庆岳之间自2008年1月1日至今不存在劳动关系。3、改判邹城市公安局不应当支付李庆岳工资差额。4、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李庆岳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李庆岳与邹城市公安局不存在劳动关系。1、邹城市公安局没有与李庆岳签订劳动合同的合意。邹城市公安局作为政府序列的公安机关，其招收工作人员均由市组织、人事部门负责进行公务员招考或安排退役军人等方式。邹城市公安局从来没有以自己的名义发布过招聘联防队员的要约，李庆岳没有经过公开招聘，也没有履行合法的入职手续，而是通过除以上正规渠道以外的方式到邹城市公安局的派出机构工作，既没有与邹城市公安局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其他任何入职手续，邹城市公安局没有与李庆岳建立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对此并不知情。也就是说，李庆岳进入派出所工作由时任派出所领导决定即可，其从事的岗位不是有正式编制的公务员、工勤人员、事业编等等。另外，李庆岳的工资也是由派出所进行自筹，并不是邹城市公安局的财政资金。《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条第一款规定：”订立劳动合同，应当遵循合法、公平、平等自愿、协商一致、诚实信用的原则。”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是否具有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也是判断是否属于劳动关系的关键。因此，李庆岳与邹城市公安局没有劳动关系。2、李庆岳主张确认劳动关系没有法律依据。根据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一条规定，成立劳动关系的前提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本案中，李庆岳系邹城市公安局所属的派出所安排工作的，派出所不具备法律规定的主体资格，派出所与李庆岳不成立劳动关系，邹城市公安局与李庆岳也不成立劳动关系。3、邹城市公安局在一审过程中提供了李庆岳于2020年6月1日与邹城市正德劳务服务有限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及邹城市公安局与邹城市正德劳务服务有限公司的《劳务派遣合同》，李庆岳的工资、社保等已经由邹城市正德劳务服务有限公司负责，李庆岳于2020年6月1日起与邹城市正德劳务服务有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因此，一审判决以邹城市公安局没有与李庆岳解除劳动合同并支付经济补偿金为由，认定邹城市公安局与李庆岳于2020年6月之后依然存在劳动关系，显然不符合法律规定。二、李庆岳不应当支付邹城市公安局工资差额。1、李庆岳在进入派出所工作时，邹城市公安局并不知情，其具体的工资数额由派出所与李庆岳进行协商确定，李庆岳在当时是知情并且认可的，不存在任何欺诈或胁迫。2、李庆岳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这么长的时间内，不对自己的相关权益等进行争取了解，而直至上个月才申请进行仲裁，完全是李庆岳对自己权利的漠视，存在重大过错，工资的数额是派出所与李庆岳协商的结果，其数额低于当地工资标准的责任不应当由邹城市公安局承担。而且本案系历史遗留问题，李庆岳在进入派出所工作时，由派出所负责人同意即可，并不需要向邹城市公安局公安局请示汇报，邹城市公安局也从来没有作出相关批准文件，在此问题上，邹城市公安局是不知情的。因此，一审判决的邹城市公安局应当支付李庆岳工资差额，显失公平。综上所述，本案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不是孤案。李庆岳通过非正规渠道进入公安机关成为临时性的联防队员，然后又以国家机关违反《劳动合同法》为由，要求国家机关为其先前的行为“买单”，显然不公。从主观上来讲，李庆岳当初就是找个活干，其本人对联防队员的临时性是明知的，没有与邹城市公安局形成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在20多年的时间里，李庆岳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新的就业，但在这种临时性、工资低的岗位上依赖着，其本人存在重大过失；从客观上来讲，李庆岳并没有经过报名、考试、录用等正规流程，而只是与派出所负责人商定后就成为一名临时工作人员，取得了一定报酬，解决了自己的生活问题。虽然在形式上，其从事的是联防队员的工作，付出了劳动，派出所也给予其工资对价，但从实质上来讲，这并不同于一般的劳动关系，由于公安机关不是企业性质，不同于一般的用工主体，李庆岳以与时任单位负责人的私下约定成为临时联防队员的非正规的用工方式获取了工作岗位，解决了生活问题，但又进一步意欲获取更大的私利，这种行为从一开始就是违反法律规定的，不是邹城市公安局和李庆岳的真实意思表示，不符合《劳动合同法》、《劳动法》的立法本意，更不符合公序良俗的规定。本案中，李庆岳要求与邹城市公安局确认劳动关系，是一种利用国家财政等公共利益实现其私人目的的行为，是一种以私下约定来攫取公共利益的行为，显然违背公序良俗，违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民法总则》第8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第10条规定：“处理民事纠纷，应当依照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于习惯，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第153条规定：“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因此，对这种违反公序良俗的行为，应当予以否定，否则，将是对那些遵守社会公序良俗的人们极大的不公平，是对这种私自用工的肯定，与“毒树之果”无异，是不公平后的再次不公平，将对邹城市公安局背后的国家利益造成极大地损失。李庆岳针对邹城市公安局的上诉请求辩称，邹城市公安局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以驳回。一、李庆岳与邹城市公安局不仅自2008年1月1日起至今存在劳动关系，2008年1月1日前亦存在劳动关系。1、李庆岳一审举证的2、3、4、5、6组证据，结合邹城市公安局提交的《支出报销会签单》、《工资发放明细》，证明李庆岳一直在邹城市公安局下属站东派出所工作，接受邹城市公安局的管理，邹城市公安局定期向李庆岳发放工资，李庆岳从事的非临时性、辅助性、可替代性工作，站东派出所是邹城市公安局派出机构，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其民事行为责任应当邹城市公安局承担，因此双方双方形成劳动关系。2020年6月1日李庆岳虽然与邹城市正德劳务服务有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一审期间李庆岳对此做了说明，系邹城市公安局要求李庆岳与正德公司签订，是逆向派遣的行为，目的是规避其应承担的劳动关系义务。本案《劳务派遣合同》第二条约定：乙方根据甲方要求，与甲方派出机构已完成过渡的辅警人员签订劳动用工合同，印证李庆岳该主张。即使李庆岳与正德公司建立了劳动关系，我国法律并不禁止双重劳动关系的存在。《劳动合同法》第7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可见符合用工主体资格的用人单位只要使用了劳动者的劳动力就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同时《劳动合同法》第39条第4款规定：“劳动者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对完成本单位的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或者经用人单位提出，拒不改正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根据此条规定进一步可以确认双重劳动关系是受法律保护的。李庆岳与正德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后工作岗位没有发生变化（详见庭审笔录卷宗106页），邹城市公安局对此认可，因此事实系李庆岳与正德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前即长期在邹城市公安局站东派出所工作，签订《劳动合同》前后工作岗位没有变化，且邹城市公安局未提供证据证实2020年6月1日前已于李庆岳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并支付经济补偿金或经济赔偿金，因此双方2008年1月1日起至今是存在劳动关系的，邹城市公安局的上诉请求不应得到支持。2、李庆岳与邹城市公安局2008年1月1日前亦存在劳动关系，李庆岳在上诉状中对此做了陈述，在此不在累述。二、邹城市公安局应当支付李庆岳工资差额。李庆岳与邹城市公安局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期间邹城市公安局没有足额支付李庆岳工资，其应支付李庆岳工资差额。李庆岳2008年1至2020年5月在站东派出所工作期间，邹城市公安局支付的劳动报酬低于邹城市最低工资标准，因此邹城市公安局应当支付李庆岳工资差额。同时因双方2008年1月1日前亦存在劳动关系，一审期间李庆岳要求邹城市公安局出示2008年之前工资发放明细，该期间工资发放凭证属于邹城市公安局掌握而没有提供，邹城市公安局应当支付该期间的工资。李庆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确认刘孝灿与邹城市公安局自1996年4月1日至今存在劳动关系；2.判令邹城市公安局给付刘孝灿自1996年4月1日起至今工资差额143172元；3.判令邹城市公安局与刘孝灿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4.判令邹城市公安局支付刘孝灿因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19030元；5.诉讼费用由邹城市公安局承担。诉讼过程中，刘孝灿变更第2项诉讼请求为：按照最低工资标准给付1996年4月至2007年12月的工资48670元（因邹城市公安局未提供工资发放凭证视为未发放工资），给付2008年2月至2014年5月少发工资8092元，给付2014年6月至2020年5月少发工资30920元，给付2008年1月至2020年5月邹城市公安局未提供工资发放凭证视为未发放工资的11个月份的工资10230元，合计97912元；放弃第3和第4项诉讼请求。邹城市公安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邹城市公安局与刘孝灿自2008年1月1日至2020年5月不存在劳动关系；2.判决邹城市公安局不支付刘孝灿工资差额；3.本案诉讼费由刘孝灿承担。一审法院未对事实进行认定。一审法院认为，双方争议焦点是：双方争议焦点是：1.邹城市公安局站东派出所对李庆岳的用工能否认定为系邹城市公安局与李庆岳之间的劳动关系？若认定为劳动关系，起始日期和存续期间问题？2.李庆岳请求给付最低工资标准差和工资，一审法院应否审理以及邹城市公安局应否给付问题？关于第1个焦点问题。一审法院认为，以国家机关、事业组织和社会团体为用工主体的劳动关系的认定，应充分考虑其历史和发展。在1995年1月1日我国劳动法实施前，虽然在企业中已经出现了多种用工形式，但是劳动关系还主要受国家政策调整，对于某些用工形式还不能认定为劳动关系。劳动法的颁布和实施，对于依法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调整劳动关系，建立和维护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劳动制度，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重大意义，但是由于国家机关、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受到人员编制和经费等因素限制，劳动法对于以国家机关、事业组织和社会团体为用工主体的劳动关系的认定还有一定的限制条件。劳动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国家机关、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和与之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劳动者，依照本法执行。”依照上述规定，在1995年1月1日劳动法实施之后，只有与国家机关、事业组织、社会团体签订有书面劳动合同，建立劳动合同关系，才能认定为劳动关系。为完善劳动合同制度，明确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构建和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2008年1月1日实施的劳动合同法，对以国家机关、事业组织和社会团体为用工主体的劳动关系的认定作出了较为宽泛规定。劳动合同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依照本法执行。”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国家在立法层面对以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为用工主体的事实劳动关系予以承认。李庆岳请求确认自1993年3月1日与邹城市公安局存在劳动关系，其提供的《录用联防队员审批表》填写的个人简历为“89年至95年北关浸出油厂”、“96年至今站东派出所”。该填报简历与其主张不符。李庆岳提供的《机关事业单位使用未纳入正式职工管理人员情况表》复印件，虽经其书面向一审法院申请调查核实，但由于站东派出所未保存有原件，且原经办人员已经调离，未能与原件核对。该复印件中李庆岳的用工开始时间系打印而成。原打印用工开始时间是“1996-3-1”，与填报的李庆岳在本单位的工作月数“233”相印证。李庆岳主张用工开始时间为“1993-3-1”，“1993-3-1”系由打印的“1996-3-1”手工涂改而成，不具有真实性，一审法院不予认定。根据李庆岳在站东派出所《录用联防队员审批表》中填写的个人简历和一审法院调查核实的有关情况，结合证人冯某、孔某出庭作出的证人证言和《机关事业单位使用未纳入正式职工管理人员情况表》涂改前记载的内容，一审法院认定李庆岳在站东派出所担任联防队员的开始时间为1996年3月。虽然李庆岳自1996年3月起即在邹城市公安局站东派出所担任联防队员，且在1999年4月2日在站东派出所填报了《录用联防队员审批表》，并于2002年1月1日与录用单位站东派出所签订了《录用联防队员协议书》，但由于站东派出所系邹城市公安局的派出机构，《录用联防队员审批表》和《录用联防队员协议书》无邹城市公安局印章和邹城市公安局负责人的签名或者盖章，也不具备劳动法第十九条规定的劳动合同的条款内容，不能认定李庆岳已与邹城市公安局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建立劳动关系，依照劳动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应认定李庆岳自1996年3月至2007年12月与邹城市公安局站东派出所存在劳务关系。李庆岳请求确认1993年3月1日至2007年12月31日与邹城市公安局存在劳动关系，一审法院不予认定支持。2008年1月1日劳动合同法实施后，邹城市公安局默认许可站东派出所继续留任李庆岳担任联防队员，邹城市公安局站东派出所对李庆岳的用工符合劳动合同法律关系的特征，应认定李庆岳自2008年1月1日起与邹城市公安局建立事实劳动合同关系。虽然邹城市公安局提供了其与邹城市正德劳务服务有限公司的《劳务派遣合同》和李庆岳于2020年6月1日与邹城市正德劳务服务有限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但是由于李庆岳在与邹城市正德劳务服务有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前即长期在邹城市公安局站东派出所从事联防队员工作，其与邹城市正德劳务服务有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前后工作岗位并未发生变化，邹城市公安局也未提供证据证实在2020年6月1日前已与李庆岳解除劳动合同并支付经济补偿金，因此对李庆岳请求确认2008年1月1日至今与邹城市公安局存在劳动关系，一审法院应予认定支持；对邹城市公安局请求判决确认与李庆岳自2008年1月1日至2020年5月不存在劳动关系，不予认定支持。关于第2个焦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发生的下列纠纷，属于《劳动法》第二条规定的劳动争议，当事人不服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裁决，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一）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在履行劳动合同过程中发生的纠纷；（二）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没有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已形成劳动关系后发生的纠纷；（三）劳动者退休后，与尚未参加社会保险统筹的原用人单位因追索养老金、医疗费、工伤保险待遇和其他社会保险费而发生的纠纷。”因支付劳动报酬产生的争议系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在履行劳动合同过程中发生的纠纷，属于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受案范围，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和审理。李庆岳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于1993年3月至1996年2月与邹城市公安局存在劳动关系，其1996年3月至2007年12月与站东派出所的用工关系一审法院已认定为劳务关系，因此一审法院对李庆岳请求邹城市公安局按照最低工资标准给付1993年3月至2007年12月工资55130元，不予支持。原劳动部《工资支付暂行规定》(劳部发〔1994〕489号)第二条第二款规定：“国家机关、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和与之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劳动者，依照本规定执行。”第六条第三款规定：“用人单位必须书面记录支付劳动者工资的数额、时间、领取者的姓名以及签字，并保存两年以上备查。用人单位在支付工资时应向劳动者提供一份其个人的工资清单。”参照上述规定，用人单位保存劳动者工资支付凭证的期间为两年以上，即用人单位保存劳动者工资支付凭证的最短期间为两年。邹城市公安局未能提供的李庆岳2010年1月、3月、2011年1月、3月、2012年8月、9月、11月和2013年12月的工资支付凭证，均已超过2年保存期间，对此邹城市公安局不再负有举证义务。李庆岳据此主张邹城市公安局按照最低工资标准支付该期间的工资10350元，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根据双核对、统计形成的2008年1月至2020年5月《李庆岳工资情况》（电子表格）和山东省人民政府公布的同期邹城市历史最低工资标准，经统计计算，一审法院认定李庆岳2008年2月至2020年5月低于同期邹城市历史最低工资标准月份的工资差额总计为40,790元（详见一审法院电子统计表格），邹城市公安局应当承担给付义务。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第三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李庆岳与邹城市公安局自2008年1月1日至今存在劳动关系；二、邹城市公安局给付李庆岳2008年2月至2020年5月最低工资标准差40790元，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三、驳回李庆岳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2020）鲁0883民初5878号案件受理费10元和（2020）鲁0883民初6254案件受理费10元，合计20元，减半收取计10元，由邹城市公安局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邹城市公安局系国家行政机关，站东派出所系其派出机构。1996年3月李庆岳开始在邹城市公安局站东派出所从事联防队员工作。1999年4月3日，李庆岳填写了《录用联防队员审批表》，站东派出所在派出所审查意见一栏盖章；2002年1月1日，站东派出所与李庆岳签订了《录用联防队员协议书》，站东派出所在协议书上加盖了单位印章，李庆岳在该协议书上进行了签名，在该协议中，双方未约定工作期限、劳动报酬标准等。李庆岳的劳动报酬由站东派出所以现金的形式发放。从2014年5月起，李庆岳的工资由站东派出所通过中国工商银行代发。2020年6月1日，李庆岳（乙方）与邹城市正德劳务服务有限公司（甲方）签订了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合同期限为：2020年6月1日至2022年5月31日，甲方派遣乙方到邹城市公安局工作。2020年1月1日，邹城市公安局（甲方）与邹城市正德劳务服务有限公司（乙方）签订了《劳务派遣合同》，该合同第二条约定“乙方根据甲方要求，与甲方派出机构已完成过渡的辅警人员签订劳动用工合同，以劳务派遣的方式派遣至甲方工作，由甲方管理使用。乙方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向被派遣人员履行法定义务。”从2020年6月开始，李庆岳的工资由邹城市正德劳务服务有限公司发放，社会保险费由邹城市正德劳务服务有限公司缴纳。后李庆岳与邹城市公安局因劳动争议产生纠纷，李庆岳于2020年7月10日向邹城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李庆岳向仲裁机构请求：1、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自1993年3月1日起至今存在劳动关系；2、裁决被申请人给付申请人自1993年3月1日起至今工资差额140056元；3、裁决被申请人与申请人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4、裁决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因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19030元。该仲裁委员会于2020年8月20日作出邹劳人仲案字[2020]第259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一、申请人与被申请人2008年1月1日至2020年5月存在劳动关系，请求确认其他时间的劳动关系应不予支持；二、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工资差额48720元；三、驳回申请人的第三项、第四项仲裁请求。李庆岳、邹城市公安局均不服仲裁裁决，在法定期限内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本院认为，本案在二审阶段的焦点问题是：一、一审法院对于案涉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认定是否恰当；二、一审对案涉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差额数额的认定是否正确。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国家机关、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和与之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劳动者，依照本法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依照本法执行。”在1995年1月1日劳动法实施之后，只有与国家机关、事业组织、社会团体签订有书面劳动合同，建立劳动合同关系，才能认定为劳动关系。2008年1月1日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对以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为用工主体的事实劳动关系予以承认，即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对虽未与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与之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可以认定存在劳动关系。李庆岳主张自1993年3月1日起就在邹城市公安局古塔派出所工作，但根据李庆岳在站东派出所《录用联防队员审批表》中填写的个人简历和一审法院调查核实的有关情况，结合证人冯某、孔某出庭作出的证人证言和《机关事业单位使用未纳入正式职工管理人员情况表》涂改前记载的内容，无法证明李庆岳自1993年3月1日起即在邹城市公安局古塔派出所工作，一审法院认定李庆岳于1996年3月开始在站东派出所担任联防队员，并无不当。本案中，案涉录用联防队员审批表、录用联防队员协议书仅有邹城市公安局站东派出所盖章，无邹城市公安局印章和邹城市公安局负责人的签名或者盖章，也不具备劳动法第十九条规定的劳动合同的条款内容，由于站东派出所系邹城市公安局的派出机构，不具有用工主体资格，站东派出所在上述审批表、协议书上盖章的行为，不能认定李庆岳已与邹城市公安局订立书面劳动合同。邹城市公安局性质为国家机关，站东派出所系其派出机构，李庆岳虽于1996年3月起到邹城市公安局站东派出所从事联防队员工作，但邹城市公安局未与李庆岳订立书面劳动合同，此时劳动合同法尚未颁布，双方之间无法形成劳动合同关系，双方在1996年3月至2007年12月31日期间不属于劳动法的调整范围，李庆岳上诉主张要求确认该期间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2008年1月1日劳动合同法实施后，李庆岳继续在邹城市公安局站东派出所担任联防队员，受站东派出所管理，领取劳动报酬，提供的劳动属于站东派出所业务的组成部分，邹城市公安局站东派出所对李庆岳的用工符合劳动关系的特征，站东派出所作为邹城市公安局的派出机构，对该派出所作出的法律行为，应由邹城市公安局承担法律责任，故对于邹城市公安局关于其与李庆岳不存在劳动关系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定李庆岳自2008年1月1日起与邹城市公安局存在劳动关系，并无不当。2020年1月1日，邹城市公安局（甲方）与邹城市正德劳务服务有限公司（乙方）签订了《劳务派遣合同》，该合同第二条约定“乙方根据甲方要求，与甲方派出机构已完成过渡的辅警人员签订劳动用工合同，以劳务派遣的方式派遣至甲方工作，由甲方管理使用。乙方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向被派遣人员履行法定义务。”2020年6月1日，李庆岳（乙方）与邹城市正德劳务服务有限公司（甲方）签订了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合同期限为：2020年6月1日至2022年5月31日。本院认为，邹城市公安局虽未书面与李庆岳解除劳动关系，但其与邹城市正德劳务服务有限公司签订劳务派遣合同，并要求李庆岳等辅警人员与邹城市正德劳务服务有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应视为其以自己的行为作出与李庆岳等辅警人员解除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李庆岳等人与邹城市正德劳务服务有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建立了新的劳动关系，应视为李庆岳等辅警人员以行为作出同意与邹城市公安局解除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至于是否已支付经济补偿金，并非认定劳动关系是否解除的前提条件。故，一审法院认定李庆岳于2020年6月1日后仍与邹城市公安局存在劳动关系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的工资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最低工资作为工资保障制度的重要内容，是法定的保障职工工资足以成为其生活主要来源和维持其基本生活的最低限额。最低工资标准制度适用的范畴系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同第一个焦点问题所述，李庆岳在1996年3月至2007年12月31日期间与邹城市公安局不存在劳动关系，其上诉主张应向其支付该时间期间的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差额工资，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李庆岳于2008年1月至2020年5月与邹城市公安局存在劳动关系，为邹城市公安局提供了劳动，根据上述法律规定，邹城市公安局应当按照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向李庆岳支付劳动报酬，对于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差额的工资，邹城市公安局应当向李庆岳支付，故对于邹城市公安局关于其不应向李庆岳支付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工资差额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应当向李庆岳支付的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工资的差额数额，一审时李庆岳与邹城市公安局已进行了核对，对于双方当事人没有争议的部分本院予以确认。关于李庆岳上诉主张的邹城市公安局未提交工资支付凭证的2010年至2013年之间8个月工资的问题，李庆岳主张应视为邹城市公安局未向其发放该8个月的工资。本院认为，上述8个月已超过用人单位保存劳动者工资支付凭证的法定时限，且如邹城市公安局欠发其8个月工资，李庆岳多年来未向邹城市公安局催要，且在劳动仲裁及一审起诉时均未提起该请求，明显违背常理，故对于李庆岳的该主张，本院不予采信。虽然因邹城市公安局未能提交李庆岳2010年至2013年之间8个月工资的支付凭证，李庆岳也未举证证明上述8个月领取的工资数额，导致无法确认李庆岳上述8个月领取的实际工资数额，但结合李庆岳上述8个月之前和之后相近月份领取的工资数额可以看出，其工资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工资数额差别不大，部分低于当时的最低工资标准，亦未有其他证据证明李庆岳领取的上述8个月工资高于或等于最低工资标准，一审法院未支持李庆岳关于上述8个月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差额工资的诉讼请求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对于李庆岳上述8个月实际领取的工资，因根据现有证据无法确认，但李庆岳在相近月份领取工资的数额具有一定的规律性，本院酌情按照相近月份的工资确定。对上述8个月李庆岳的工资酌情认定如下：2010年1月680元、2010年3月680元、2011年1月780元、2011年3月780元、2012年8月860元、2012年9月860元、2012年11月860元、2013年12月860元。上述8个月中，低于同期最低工资标准的数额为2011年3月170元、2012年8月240元、2012年9月240元、2012年11月240元、2013年12月360元，共计1250元。邹城市公安局应向李庆岳支付的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差额应为：42040元（40790元+1250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山东省邹城市人民法院（2020）鲁0883民初5878号民事判决；二、李庆岳与邹城市公安局自2008年1月1日起至2020年5月31日止存在劳动关系；三、邹城市公安局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李庆岳2008年1月至2020年5月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差额工资42040元；四、驳回李庆岳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邹城市公安局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0元，减半收取计10元，由邹城市公安局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0元，由李庆岳负担10元，由邹城市公安局负担1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扈 琳审判员 史海洋审判员 张思平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刘洪信书记员计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