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15民初20056号原告：刘金松，男，1962年3月19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北京市大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国志，北京杨梅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方音音，北京杨梅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北京市思创达机电制造厂，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青云店镇工业区。法定代表人：陈思，厂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燕，女，北京市思创达机电制造厂员工。原告刘金松与被告北京市思创达机电制造厂（以下简称思创达制造厂）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20年11月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蒋怡琴独任审理，于2020年12月2日、2020年1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金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国志、方音音，被告思创达制造厂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燕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金松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刘金松与思创达制造厂自2007年3月10日至2020年5月12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108000元（4000元×13.5个月×2倍）；3.支付2018年1月8日至2020年1月7日期间周六日加班工资73563元（4000元÷21.75天×200天×2倍）；4.支付2019年7月1日至2020年2月8日期间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12138元（4000元÷21.75天×22天×3倍）；5.支付2007年3月10日至2020年5月12日期间未休年休假工资71724元（4000元÷21.75天×130天×3倍）；6.支付2007年3月10日至2020年1月7日期间高温津贴7020元（180元×3个月×13年）；7.支付2016年1月1日至2019年10月31日期间工资差额19630元；8.支付2019年11月1日至2019年11月30日期间工资4000元、2019年12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工资4000元、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5月12日工资14207元（4000元×3个月＋2207元）；9.支付2007年3月10日至2011年6月30日期间未缴纳养老保险的赔偿金25000元、未缴纳失业保险的一次性生活补助费18000元。事实和理由：刘金松于2007年3月10日入职思创达制造厂，岗位是钳工、焊工，月工资4000元，刘金松在职期间经常加班，思创达制造厂未支付加班费，未依法给刘金松缴纳社会保险。刘金松不服劳动仲裁裁决书，故诉至法院。思创达制造厂辩称，认可仲裁裁决结果。刘金松在2020年1月10日春节放假后至今未报到，属于自动离职。刘金松应举证自证其所述的时效性与真实性，刘金松的基本工资已在劳动合同中明确，双方已在前期工资发放与受领时认可，本次所述争议事项所属期限应限定在2018年5月至2020年5月止。第一项诉讼请求认可2007年3月10日至2010年10月间、2012年1月1日至2020年5月12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010年11月至2011年12月期间刘金松并未在思创达制造厂处入职，此前已属于自动离职；第二项诉讼请求双方没有解除劳动关系，所以不同意，社保一直交到8、9月份，9月份仲裁下来，思创达制造厂才停了社保，思创达制造厂没有辞退刘金松；第三项、第四项诉讼请求不同意支付，已经发放过加班工资；第五项诉讼请求不同意支付，2018年、2019年、2020年均已经按照规定发过了未休年休假工资，年假集中在春节期间统一休了，如果没休的第二年的春节补上，且职工追诉此项赔偿期限为两年；第六项诉讼请求不同意支付，刘金松在室内工作，有配置电扇和冷饮，而且已经付过了高温津贴工资，并且已经过追诉时效期；第七项诉讼请求不同意支付，不是月工资4000元，有一些补助和效益；第八项诉讼请求思创达制造厂已经支付过了，但是仲裁判了，所以同意支付；1月至5月刘金松没有来上班，所以没有发放工资；第九项诉讼请求认可仲裁判决的结果。思创达制造厂从2008年为员工上了社会保险至今，且刘金松在此期间并未在思创达制造厂处就职，因此不存在所谓的赔偿，另刘金松所述的失业保险的一次性赔偿，因其与单位的合同尚未解除，刘金松属于自动离职，因此不存在赔偿，且该赔偿是刘金松向社会保障部门提出的，而不是单位赔偿。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刘金松系农业户口。2007年3月10日，刘金松入职思创达制造厂，岗位为钳工、焊工。思创达制造厂为刘金松缴纳了社会保险，其中养老保险系2010年1月开始缴纳，失业保险系2012年1月起开始缴纳，2011年养老保险和工伤保险缴纳了2个月。双方当事人均认可双方劳动关系于2020年5月12日解除。刘金松主张其被思创达制造厂法定代表人口头辞退，思创达制造厂主张其未辞退刘金松，系刘金松提出离职，思创达制造厂认可。2020年5月13日，刘金松以思创达制造厂为被申请人向北京市大兴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大兴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1.确认双方自2007年3月10日至2020年5月12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108000元；3.支付2018年1月8日至2020年1月7日期间周六日加班工资73563元；4.支付2019年7月1日至2020年2月8日期间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12138元；5.支付2007年3月10日至2020年5月12日期间未休年休假工资71724元；6.支付2007年3月10日至2020年1月7日期间高温津贴7020元；7.支付2016年1月1日至2019年10月31日期间工资差额19630元；8.支付2019年11月1日至2019年11月30日期间工资4000元、2019年12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工资4000元、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5月12日工资14207元；9.支付2007年3月10日至2011年6月30日期间未缴纳养老保险的赔偿金25000元、未缴纳失业保险的一次性生活补助费18000元。2020年9月1日，大兴仲裁委作出京兴劳人仲字[2020]第3134号裁决书，该裁决书认为，“刘金松主张2020年1月1日法定节假日加班未支付加班工资，本委予以采信，思创达制造厂应依法支付加班工资，具体数额由本委根据已认定的月工资标准予以核算……思创达制造厂未提交2019年12月至2020年1月7日期间的考勤表，应承担不利后果，故本委将该期间法定工作日视为刘金松实际工作日，经核算，思创达制造厂应支付刘金松该期间工资2731.03元”，并裁决：“一、刘金松与思创达制造厂自2007年3月10日至2010年10月期间以及2012年1月1日至2020年5月12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思创达制造厂支付刘金松2019年12月1日至2020年1月7日期间周六日加班工资2225.29元；三、思创达制造厂支付刘金松2010年1月1日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303.87元；四、思创达制造厂支付刘金松2019年11月1日至2019年11月30日期间工资2326.44元、2019年12月1日至2020年1月7日期间工资3731.03元、2020年1月8日至2020年5月12日期间工资7672.48元；五、思创达制造厂支付刘金松2007年3月至2009年12月期间未缴纳养老保险补偿金4102.6元、2007年3月至2011年6月期间未缴纳失业保险一次性生活补助金6608元；六、驳回刘金松的其他仲裁请求。”刘金松不同意裁决结果，诉至本院。双方对如下事实和证据存在争议：1.思创达制造厂主张刘金松2010年10月底离职，2012年1月1日再次入职思创达制造厂，并提交2010年、2011年工资表、出勤登记表证明，工资表显示2010年11月至2011年12月均无刘金松的工资发放记录，2012年1月开始有刘金松的工资发放记录，出勤登记表记载刘金松2010年10月部分日期空白，2010年11月、12月，2011年1月部分刘金松缺勤处记载“休”，2011年3月、5月无刘金松信息。刘金松主张期间他请假了八九个月，具体时间不清楚。2.双方当事人对工资标准存在争议。刘金松主张月平均工资4000元，思创达制造厂主张月基本工资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工资包括基本工资1800元、加班费、奖金，每月15日前发上一个自然月的工资。刘金松不认可劳动合同，但不申请笔迹鉴定，故本院对该劳动合同予以采信。思创达制造厂提交的其与刘金松签订的劳动合同记载：本合同于2017年1月1日生效，2022年3月21日终止，岗位钳、焊工等金属加工，乙方的工作区域或工作地点为甲方厂房及管理人员指定工作场所；每日8小时工时制度，甲方对乙方实行的休假制度有调整规定，应以乙方要求自愿加班，发放加班费，春节集中休假日期不能超过30天，月工资1800元。3.刘金松主张其上班至2020年1月7日，之后开始放假，思创达制造厂于第一次庭审时认可刘金松上班至2020年1月7日，第二次仲裁称思创达制造厂于2019年11月27日被法院清退，无办公场所，刘金松就没来上班，思创达制造厂仍在经营。刘金松认可公司2019年11月27日被法院清退，但称其在法院给公司租的地方工作至2020年1月7日。因思创达制造厂前后陈述不一致，且未作出合理解释，故本院采信刘金松的陈述，刘金松上班至2020年1月7日。4.关于年休假，刘金松主张每年应休10天年假，公司未安排年休假，春节放假不是年假，也没有工资。思创达制造厂主张每年2月春节集中休年假，工资会多发点，没有休年假的已支付未休年假工资。思创达制造厂表示根据出勤情况2018年2月应发工资572.67元，2019年2月应发工资572.6元，思创达制造厂在缺失单据的情况下共计2018年、2019年多发给刘金松工资6099.14元，多发的工资包括两年年假工资1636.36元等补助。思创达制造厂提交的工资表显示2018年2月给刘金松发放工资1000元。刘金松2018年2月考勤簿显示12日至22日考勤空白，23日至25日未出勤，2019年2月考勤簿显示1日至20日考勤空白。因考勤簿记载了春节期间确存在未出勤情况，劳动合同也记载了春节集中休假的约定，故本院对思创达制造厂主张春节集中安排年休假的事实予以采信。5.关于高温津贴，刘金松主张在室外工作，应支付高温津贴，思创达制造厂主张在室内工作，配有电扇冷饮，刘金松的主张超过两年公司工资支付的记录时效，并提交室内照片证明。因劳动合同及照片均体现了室内工作，故本院对刘金松室内工作的事实予以确认。6.关于工资支付情况，思创达制造厂主张工资支付到2019年12月31日，2018年、2019年在缺失单据的情况下多发放的工资6099.14元应包括刘金松两年年假1636.36元、高温补助720元等补助，工资发放少的月份是刘金松没有正常出勤，不上班直接扣工资，加班给钱，不调休，并提交2018年1月至10月工资表、2018年12月至2019年2月工资表、2018年1月至2019年11月考勤簿、银行转账工资记录证明2018年、2019年工资支付情况。刘金松主张工资支付到2019年10月31日，认可工资表其签字，主张2018年10月未发工资，2018年11月工资实发3100元，2018年2月11日银行转账工资支付的是2017年10月、11月、12月部分工资，在诉前调解阶段刘金松主张2016年1月1日至2019年10月31日期间工资差额是单位克扣的工具费，后撤回该陈述。经法院询问，双方当事人均未明确银行转账的工资具体是发放的哪个月工资。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关于刘金松的劳动关系存续期间，思创达制造厂主张刘金松2010年10月底离职，2012年1月1日再次入职思创达制造厂，并提交2010年、2011年工资表、出勤登记表记证明。刘金松主张期间他是请假了八九个月，具体时间不清楚。思创达制造厂提交的工资表显示，2010年11月至2011年12月均无刘金松的工资发放记录，2012年1月开始有刘金松的工资发放记录，出勤登记表记载2010年11月、12月，2011年1月部分刘金松缺勤处记载“休”，2011年3月、5月无刘金松信息，因思创达制造厂未就刘金松离职和再次入职的事实充分举证，且其出勤登记表记中刘金松缺勤处记载为“休”，故本院对思创达制造厂关于刘金松2010年10月底离职，2012年1月再次入职的主张不予采信，本院确认双方自2007年3月10日至2020年5月12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关于刘金松主张的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刘金松未充分举证证明思创达制造厂存在违法辞退刘金松的事实，故本院对该项请求不予支持。关于刘金松主张支付2016年1月1日至2019年10月31日期间工资差额19630元，刘金松部分期间工资差额主张已经超过用人单位两年工资备查义务期间，刘金松也未举证证明其出勤情况，故本院对超过用人单位两年工资备查义务期间的工资差额不予支持。刘金松主张2018年2月11日银行转账的工资支付的是2017年10月、11月、12月部分工资，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因思创达制造厂实行每月15日前发放上一个自然月工资，故该工资应计入2018年2月之前的工资中，刘金松在诉前调解阶段主张2016年1月1日至2019年10月31日期间工资差额是单位克扣的工具费，后撤回该陈述，未作出合理解释，双方当事人也均未明确银行转账工资具体是属于哪个月的工资，也未明确发放的工资具体构成，双方劳动合同约定的月工资1800元也低于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综合以上情况，本院根据考勤簿、工资发放表、银行转账记录以及本院认定的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核算，思创达制造厂实际发放的工资总数确实超过了基本工资总数，故思创达制造厂不拖欠该段期间工资。关于刘金松主张支付2007年3月10日至2020年5月12日期间未休年休假工资71724元，刘金松每年应休年休假10天，刘金松主张2017年之前的未休年假工资已经超过劳动争议仲裁时效，本院不予支持；关于2020年的未休年假工资，因刘金松自2020年1月7日后未再上班，其主张2020年年休假工资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考勤簿及工资表显示，2018年2月12日至25日属于休年假，2019年2月1日至20日属于休年休假，排除春节法定放假安排，虽未休满20天年休假，但本院按照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核算，思创达制造厂已发放工资数额确超过应发基本工资，应包含未休年假工资，思创达制造厂也自认多发的工资金额包括已发放的两年年假工资1636.36元，故思创达制造厂无需再支付2018年、2019年度未休年假工资。关于刘金松主张支付2007年3月10日至2020年1月7日期间高温津贴7020元，刘金松未举证证明室外工作，故本院采信思创达制造厂的陈述，刘金松属于室内工作，因思创达制造厂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室内有防暑降温措施将温度降低到33度以下，故应当支付高温津贴，但刘金松2017年之前的主张已经超过用人单位两年工资备查义务期间，本院不予支持；2020年的高温津贴亦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2018年、2019年的高温津贴，故本院经核算思创达制造厂应支付高温津贴720元，思创达制造厂已发放工资数额确超过应发基本工资，应包含高温津贴，思创达制造厂也自认多发的金额包括高温津贴720元，故本院对该主张予以采信，思创达制造厂无需再支付高温津贴。关于刘金松主张支付2019年11月1日至2019年11月30日期间工资4000元、2019年12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工资4000元、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5月12日工资14207元，因思创达制造厂主张按照月工资1800元标准发放工资，低于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刘金松工作至2020年1月7日，之后公司安排放假未上班，思创达制造厂未举证证明刘金松自动离职，也未举证证明公司为其安排工作岗位，属于非劳动者本人原因待岗，思创达制造厂亦未对仲裁结果起诉，视为认可仲裁结果，且答辩表示同意按仲裁裁决支付，故本院根据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北京市工资支付规定》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及考勤簿、仲裁结果以及当事人意见核算，对仲裁裁决的该期间工资事项予以确认，但仲裁裁决主文第四项裁决的“2019年12月1日至2020年1月7日期间工资3731.03元”，与仲裁裁决认为部分核算的工资数额“2731.03元”明显不符，明显系笔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关于2018年1月8日至2020年1月7日期间周六日加班工资的主张，首先关于工资标准，刘金松未举证证明双方约定月工资4000元，劳动合同记载月工资标准为1800元，低于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故本院按照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核算思创达制造厂是否还需支付加班工资，因双方均未明确每月发放工资的构成，故本院根据考勤簿、工资发放表、银行转账记录以及本院认定的工资标准，结合思创达制造厂自认发放的高温补助720元、年假工资1636.36元的情况核算，思创达制造厂尚欠刘金松2018年2月1日至2019年11月30日期间周六日加班工资差额9498.43元，2019年12月后没有考勤记录，思创达制造厂未对仲裁裁决的2019年12月1日至2020年1月7日期间周六日加班工资2225.29元结果起诉，视为认可仲裁裁决结果，本院予以确认。关于2019年7月1日至2020年2月8日期间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因考勤表也未记录其他法定节假日加班，思创达制造厂也未对仲裁裁决起诉，仲裁裁决主文第三项中的“2010年1月1日”明显存在笔误，应指的是“2020年1月1日”，本院依法予以纠正，对该项裁决结果本院予以确认，思创达制造厂应支付2020年1月1日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303.87元。关于刘金松主张支付2007年3月10日至2011年6月30日期间未缴纳养老保险的赔偿金25000元、未缴纳失业保险的一次性生活补助费18000元，刘金松为农业户口，养老保险系2010年1月开始缴纳，失业保险系2012年1月起开始缴纳，经本院核算，思创达制造厂亦未对仲裁结果起诉，答辩亦表示认可仲裁结果，故思创达制造厂应支付未缴纳养老保险补偿金4102.6元、未缴纳失业保险的一次性生活补助费6608元。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刘金松与北京市思创达机电制造厂自2007年3月10日至2020年5月12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北京市思创达机电制造厂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刘金松2018年2月1日至2019年11月30日期间周六日加班工资9498.43元、2019年12月1日至2020年1月7日期间周六日加班工资2225.29元；三、北京市思创达机电制造厂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刘金松2020年1月1日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303.87元；四、北京市思创达机电制造厂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刘金松2019年11月1日至2019年11月30日期间工资2326.44元、2019年12月1日至2020年1月7日期间工资2731.03元、2020年1月8日至2020年5月12日期间工资7672.48元；五、北京市思创达机电制造厂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刘金松2007年3月至2009年12月期间未缴纳养老保险补偿金4102.6元、2007年3月至2011年6月期间未缴纳失业保险一次性生活补助金6608元；六、驳回刘金松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元，由北京市思创达机电制造厂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蒋怡琴二〇二一年三月三日书记员  都沛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