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渝05民终161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1，男，1952年09月25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永川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2，男，1957年09月04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永川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3，男，1955年02月01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永川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4，男，1956年09月17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1，男，1970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永川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5，女，1963年01月11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固安县。上诉人王某1因与被上诉人王某2,王某3、王某4、李某1、王某5继承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法院(2020)渝0118民初100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某1，被上诉人王某2、王某3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王某4、李某1、王某5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某1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王某1在一审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用由王某2,王某3、王某4、李某1、王某5承担。事实与理由：王某2并未将母亲的遗产用于母亲日常开销，且王某2本人认可所有款项由其领取，应该将母亲的遗产拿出依法分割，一审法院应当查明事实予以改判。王某2辩称，不同意王某1的上诉请求，母亲全部开支都是王某2支出的，母亲赡养过程中王某1把母亲扔在医院就走了，王某3也是一个人，没有能力照顾母亲。虽然王某2领取了母亲的费用，但王某2赡养母亲支出远远大于了王某2领取的钱。王某3辩称，赡养母亲是由王某1、王某2、王某3三个人每个人分担四个月，赡养的时候母亲如生了小病，在谁家就由哪家支付，如生了大病就大家一起平摊，一审判决是正确的，王某1上诉没有意思，王某1没有与我们几兄弟商量过这些事情就提起了诉讼。王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分割母亲唐某死亡后留下的遗产：1.唐某缴费参保后应退款28500元；2.唐某生前征地赔付青苗费、附着物费7900元、土地费20%补偿款2607元、社员分配款10000元，合计20507元；3.唐某房屋拆迁补偿款39000元、搬迁补助费1300元、搬家奖励费12000元，合计52300元；4.唐某从2017年5月至2020年7月共计领取的养老金39140元（每月1030元）；5.唐某死亡后的15个月养老金17638元；5.诉讼费由王某2,王某3、王某4、李某1、王某5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唐某（于2020年7月23日死亡）与前夫王某6共生育王某1、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五个子女。王某6去世后，唐某与李某2再婚生育一子即李某1。李某2已先于唐某死亡。唐某生前主要由王某1、被告王某2、王某3轮流照顾、赡养。一审另认定，唐某生前享有重庆市永川区大安通用机场建设征地安置人员缴费参保后应退款28500元（约在2019年支付）；享有通用机场征地赔付青苗费、附着物费7900元、土地费20%补偿款2607元、社员分配款10000元，合计20507元（约在2018年支付）；2017年6月20日，王某2与重庆市永川区土地房屋征收中心、重庆市永川区大安街道办事处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约定因永川区实施大安通用机场建设，需征收大安街道铜鼓村金鸭凼村民小组部分集体土地，王某2属于房屋征收住房安置对象，安置面积为每人30平方米，王某2该户安置人口有6人，包括唐某在内，被拆迁人享有货币安置款为314800元（征地人员安置对象及安置人员6人×30平方米／人×1300元／平方米＝234000元，搬家补助费6人×1300元／人＝7800元、搬家补助费1户×1000元／户＝1000元、搬家奖励费6人×12000元／人＝72000元；唐某从2017年5月起每月领取养老金1030元；2020年8月10日，被告王某2领取了唐某的死亡一次性救济金（含丧葬费）17638元。一审法院认为，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继承开始后，按法定继承办理。王某1与王某2,王某3、王某4、李某1、王某5系唐某的第一顺序继承人，享有继承唐某遗产的权利。唐某享有的征地安置人员缴费参保后应退款、征地赔付青苗费、附着物费、土地费20%补偿款、社员分配款以及唐某作为王某2房屋被拆迁享有的安置人员补偿款、唐某每月领取的养老金属于唐某尚未死亡时的财产，至唐某死亡时是否仍然存在尚无证据予以证实，故对上述款项目前无法判定属于遗产，对王某1要求分割上述款项的请求，暂不予以支持。公民的死亡一次性救济金系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集体经济组织等给予死者近家属和被抚养人的生活补助费，系对死者家属或生前被抚养人给予的物质帮助和精神抚慰，其在分割前应该是权利人之间的共有财产，分配顺序上可以参照遗产继承人顺序进行分配。由于王某1、王某2、王某3对死者唐某尽到了主要扶养义务，故分配时可以多分，故对唐某死亡时的一次性救济金和丧葬费合计17638元，由王某1、王某2、王某3各分得3539.67元，由王某4、李某1、王某5各分得2339.66元。由于王某5应得的份额其自愿赠与给被告王某3，即王某3分得5879.33元，因上述款项已由王某2领取，即由王某2直接向王某1、王某3、王某4、李某1支付即可。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唐某应领取的死亡一次性救济金17638元（含2000元丧葬费）由原告王某1、被告王某2各分得3539.67元、被告王某3分得5879.33元，由被告王某4、李某1各分得2339.66元，限被告王某2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向原告王某1支付3539.67元、向被告王某3支付5879.33元，向王某4、李某1各支付2339.66元；二、驳回原告王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731元，由原告王某1负担1611元，由被告王某2负担120元。”二审庭审中，王某1举示一份永川区人民医院住院单，证明其母亲住院王某1交了1000元入院费；举示一份结案通知书，证明王某1已经支付了母亲在2019年2月、7月的住院费。王某2质证称，王某1是否送母亲去住院了王某2不清楚；结案通知书是有，但是没有执行到王某1的财产，王某1也一直没有支付那笔钱，需要王某1出示支付的凭据。王某3质证称，王某1是送过母亲去医院，但不知道王某1有没有交住院费；母亲在2019年2月和7月的住院费王某3没有给，不知道王某1有没有给。王某2提交一份证明，拟证明一直是王某2在赡养母亲，母亲的费用一直都是王某2在支付；提交一份2019年2月和7月母亲住院费用票据，拟证明这些费用都是王某2支付的。王某1质证称，这些都是假的，王某2在外面上班，没有管过母亲，这些是王某2编出来的；2019年2月和7月的住院费用已经在另案中解决了。王某3质证称，母亲的丧葬是王某2处理的，照顾母亲是王某1、王某2、王某3三个人每家四个月。母亲在2019年2月和7月的住院费用王某3不清楚。本院经审理后认定：唐某曾向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法院申请执行（2019）渝0118民初10529号民事调解书，请求被执行人王某1、王某2、王某3支付唐某在2019年2月、7月的住院费等费用共计34117元，该案于2020年4月15日出具结案通知书。结案通知书中载明王某1、王某2、王某3自行协商对该费用进行分摊并支付完毕。但王某3在二审庭审中自认该结案通知书载明的费用其并未支付，王某1虽称其已支付该费用，但并未提交相应的支付凭证。本院对一审认定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唐某是否尚有遗产可供分配以及如何分配。唐某享有的征地安置人员缴费参保后应退款、征地赔付青苗费、附着物费、土地费20%补偿款、社员分配款以及唐某因王某2房屋被拆迁享有的安置人员补偿款、唐某每月领取的养老金均属于唐某尚未死亡时的财产，虽唐某在生前享有这些费用，但根据王某1、王某2、王某3的陈述来看，唐某已年迈多病，除了日常生活支出外，还有不菲的就医费用，根据现有证据以及王某1、王某2和王某3的自述，足以认定王某1、王某3并未承担过唐某在2019年2月、7月的住院费等费用共计34117元，因唐某并无其他生活来源，以上事实结合生活常理，足见唐某生前享有的上述费用用以支付了唐某的日常生活和就医费用。加之唐某去世后王某2还支付了唐某的丧葬费用，而王某1和王某3虽对王某2所称丧葬费10万元不予认可，王某3认为丧葬费最多6万元，王某1认为丧葬费最多4万元，但王某3和王某1却认可丧葬费用确系由王某2支付。根据唐某生前的各项花费、当地丧葬费用日常标准、唐某生前享有的费用数额，以及各方当事人陈述和本案现有的证据，王某2关于唐某生前领取的费用已支用并无剩余的陈述符合常理，本院予以采信。王某1要求将以上费用作为遗产进行分割，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王某2领取的唐某死亡一次性救济金（含丧葬费）17638元应如何分割，一审认定无误，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上诉人王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462元，由上诉人王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周海燕审 判 员 秦 敏审 判 员 苏致礼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九日（院印）法官助理 宋 扬书 记 员 陈鹏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