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行政裁定书   （2021）琼97行赔终6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儋州新太阳广告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省儋州市那大镇中兴大道新海汽总站西侧。   法定代表人：蔡金英，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玉洁，海南颖川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儋州市城市管理局，住所地海南省儋州市那大镇南京路86号。   法定代表人：范学伟，该局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银玲，该局工作人员。   上诉人儋州新太阳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太阳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儋州市城市管理局（以下简称儋州城管局）行政补偿纠纷一案，不服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2020）琼9701行赔初10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新太阳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请求判令儋州城管局补偿新太阳公司损失10,455,000元。   一审法院查明，为加强儋州市城区市容环境的管理，根据儋州市人民政府有关工作部署，儋州城管局制定《儋州市人民中路天桥拆除工作方案》，于2019年7月31日向新太阳公司送达《关于拆除人民中路天桥广告牌的通知》（以下简称《拆除通知》），儋州城管局于2019年8月8日至2019年8月9日拆除人民中路天桥（含大型立柱广告牌）。为加强对城区户外广告牌的管理工作，根据儋州市人民政府有关工作部署，儋州城管局制定《儋州市中兴大道立柱广告牌拆除工作方案》，并向新太阳公司作出《限期拆除决定书》、《限期拆除催告书》及《强制拆除决定书》，要求拆除位于儋州市那大镇中兴大道（那大新车站对面）建设的大型立柱广告牌，儋州城管局于2019年9月21日强制拆除位于儋州市那大镇中兴大道（那大新车站对面）建设的大型立柱广告牌。儋州城管局在拆除涉案的两处广告牌后，2019年10月新太阳公司向儋州城管局协商补偿，但儋州城管局拆除涉案广告牌不予补偿，故新太阳公司于2020年8月6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起赔偿请求的，适用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有关时效的规定”，本案新太阳公司在提起行政诉讼的同时一并提起赔偿请求，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应当适用行政诉讼起诉期限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据此，新太阳公司提起行政诉讼的起诉期限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本案中儋州城管局2019年9月19日向新太阳公司作出并送达的《限期拆除决定书》及2019年9月20日向新太阳公司作出并送达的《强制拆除决定书》明确告知新太阳公司在6个月内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儋州城管局拆除涉案广告牌前通知新太阳公司与儋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下简称儋州市住建局）沟通协调相关事宜同时新太阳公司在庭审中明确在儋州城管局拆除涉案的广告牌后至2019年10月其一直在向儋州城管局等其他单位协商补偿，可见新太阳公司于2019年10月已经知道儋州城管局拆除涉案广告牌不予补偿，但新太阳公司于2020年8月6日才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起诉时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因新太阳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赔偿已经超过起诉期限，并未提出合理正当的理由，故依法应当驳回起诉。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一审裁定：驳回新太阳公司的起诉。   上诉人新太阳公司的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琼9701行赔初10号行政裁定；2.指令海南洋浦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继续审理本案。上诉理由：（一）关于拆除人民天桥广告牌的通知并未告知诉权及起诉期限，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根据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证据可知，被上诉人于2019年7月31日作出《拆除通知》，该通知告知上诉人在2019年8月2日之前与儋州市住建局沟通协调好相关事宜，并于2019年8月8日至9日期间拆除了人民天桥及天桥中心范围内的大型立柱广告牌。实际上该《拆除通知》的内容很简单，完整内容为：“根据创建国家卫生城市的要求和市“一创两建”指挥部的工作部署，我局计划拆除位于人民中路的天桥（含大型立柱广告牌）。请你公司务必在8月2日前与市住建局沟通协调好相关事宜。”从该通知的内容可知，被上诉人并没有就具体的拆除时间做出明确，仅仅告知上诉人“我局计划拆除”，上诉人完全不清楚具体的拆除时间，且该《拆除通知》也并未告知起诉期限，仅仅给予上诉人2天的时间，让上诉人与儋州市住建局协调。该份通知作出后的一个星期，即2019年8月8日至2019年8月9日，在没有其他任何通知的情况下，被上诉人直接将上诉人合法获得经营权的人民天桥广告牌及属于人民天桥中心范围内的大型立柱广告牌拆除。一审法院在事实查明部分列举的被上诉人作出的《限期拆除决定书》《限期拆除催告书》及《强制拆除决定书》，均是针对儋州市那大镇中兴大道（那大新车站对面）建设的大型立柱广告牌，并非针对本案人民天桥的广告牌，且从时间上来看以上决定书、催告书是在2019年9月19日、2019年9月20日两天期间作出的，而人民天桥的广告牌已经于2019年8月8日至9日期间被拆除，不可能再针对人民天桥及属于人民天桥中心范围内的大型立柱广告牌作出拆除决定书，故，以上催告书、决定书与本案的拆除行为无关，一审法院对案件事实存在张冠李戴的错误认定。（二）本案起诉并未超过一年的起诉期限。被上诉人于2019年8月8日至2019年8月9日将人民天桥广告牌及属于人民天桥广告牌中心范围内的大型立柱广告牌拆除后，被上诉人告知上诉人去现场，上诉人对于上述拆除行为的内容才知情。也就是说，上诉人至少于2019年8月8日才知道被上诉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也就是说，即便2019年9月19日作出的《限期超出决定书》、2019年9月20日作出的《强制拆除决定书》告知了起诉期限，但因与本案人民天桥广告牌的拆除无关，不能认定上诉人针对本案人民天桥广告牌拆除的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超过起诉期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的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结合《拆除通知》并未告知诉权以及被上诉人拆除时间为2019年8月8日至2019年8月9日的事实，上诉人于2019年8月6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并未超过起诉期限。综上，一审法院就上述具体行政行为的事实认定错误，直接导致了裁定错误。为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权益，请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儋州城管局辩称：（一）本案行政诉讼已经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人民天桥广告牌的拆除时间是2019年8月8日，汽车总站广告牌的拆除时间是2019年9月21日。2020年初虽受疫情影响，但儋州市人民法院仍正常受理案件。因此，上诉人的起诉已超过六个月的法定起诉期限。（二）两处涉案广告位的所有权人不是上诉人，上诉人不是本行政诉讼的适格主体。其一，上诉人从始至终确认其不享有涉案两处广告位的所有权。本案证据《投资建造人行天桥合同书》、《儋州市那大中心天桥设计方案》、《广告发布业务合同》、《调查笔录》等材料能够予以充分证实人民天桥及汽车总站广告位的所有权属于儋州市人民政府，上诉人仅仅享有人民天桥桥身广告位的经营使用权，上诉人不享有人民天桥中心立柱广告位及汽车总站广告位的使用权。其二，既然上诉人依据相关合同内容认为其享有的广告位经营使用权尚未到期，认为政府职能部门应当依照合同约定进行补偿，那么被上诉人不是合同主体，不应当承担补偿义务，上诉人应当依据合同关系通过民事诉讼主张其损失。（三）涉案广告牌均没有办理任何报建手续，应当被认定为违法建设的临时构筑物，被上诉人有权对其依法实施强制拆除。（四）被上诉人拆除涉案广告牌的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五）上诉人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被全部驳回。   对一审查明事实，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2020年1月16日，新太阳公司向儋州城管局、儋州市住建局邮寄了《关于商请对我司人行天桥广告位经营权进行补偿的函》，要求及时处理好新太阳公司广告牌补偿或置换的相关事宜。2020年6月20日，儋州城管局在作出的《关于拆除人民天桥及立柱广告牌和中兴大街汽车总站处广告牌的情况说明》中称“市政府同意整治方案，其中关于职责分工已明确：市住建局负责政策解释和相关补偿事项”，“经与市住建局对接，因人民天桥广告牌的补偿问题属于合同纠纷，市住建局已将相关关于补偿问题的情况上报市政府请求解决”。   本院认为，根据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内容，及上诉人在二审中再次确认，其主张的是“行政补偿”而非“行政赔偿”，因此，本案案由系行政补偿纠纷。一审法院将本案立案为行政赔偿案件，并按照行政赔偿案件进行审理错误，本院予以纠正。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新太阳公司是否是本案适格原告；2.儋州城管局是否是本案适格被告；3.新太阳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超过法定起诉期限。   关于新太阳公司是否是本案适格原告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本案中，上诉人新太阳公司是儋州市人民中路天桥广告牌（含大型立柱广告牌）和中兴大道（那大新车站对面）大型立柱广告牌的使用权人，且使用权尚未到期，对该事实双方均无异议，因此，上述广告牌被拆除与新太阳公司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新太阳公司是本案的适格原告，有权提起本案诉讼。   关于儋州城管局是否是本案适格被告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本案中，被上诉人儋州城管局承认其系拆除上述两处广告牌行为的组织者和实施者，因此，其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另外，根据被上诉人所称儋州市人民政府明确由儋州市住建局负责相关补偿事项，且上诉人主张的广告牌的使用权也是建立在与儋州市住建局签订的相关合同基础上，因此，为了进一步理清行政补偿责任，准确计算行政补偿数额，一审法院可建议上诉人依法追加儋州市住建局作为本案共同被告。   关于上诉人新太阳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的问题。因本案属于请求履行行政补偿法定职责的诉讼，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在接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不履行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律、法规对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的期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六条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照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对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提起诉讼的，应当在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本案中，儋州城管局和儋州市住建局于2020年1月16日收到上诉人要求协商补偿的请求后，未与上诉人达成行政补偿协议，也未在两个月内作出给予行政补偿的决定或者不给予行政补偿的决定。因此，上诉人的起诉期限应从2020年3月17日起开始计算，至上诉人于2020年8月6日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六个月的法定起诉期限。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计算本案起诉期限，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上诉人新太阳公司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本案一审裁定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裁定结果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琼9701行赔初10号行政裁定；   二、指令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继续审理本案。   审判长 周文娟   审判员 郝良存   审判员 许杏花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九日   法官助理 时书云   书记员 李丽花   附：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   第一百零九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审人民法院不予立案或者驳回起诉的裁定确有错误且当事人的起诉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裁定撤销原审人民法院的裁定，指令原审人民法院依法立案或者继续审理。   第二审人民法院裁定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理的行政案件，原审人民法院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   原审判决遗漏了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或者诉讼请求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裁定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   原审判决遗漏行政赔偿请求，第二审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依法不应当予以赔偿的，应当判决驳回行政赔偿请求。   原审判决遗漏行政赔偿请求，第二审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依法应当予以赔偿的，在确认被诉行政行为违法的同时，可以就行政赔偿问题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就行政赔偿部分发回重审。   当事人在第二审期间提出行政赔偿请求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