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藤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桂0422民初536号 原告：邓培丽，女，1974年1月10日出生，汉族，广西藤县人，居民，住广西藤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方耀、梁辉党，广西飞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藤县藤州镇中和村古南一组。 负责人：欧春伟，组长。 原告邓培丽与被告藤县藤州镇中和村古南一组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2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邓培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方耀、被告藤县藤州镇中和村古南一组（以下简称古南一组）组长欧春伟到庭参加诉讼。原告邓培丽其另一委托诉讼代理人梁辉党经本院通知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邓培丽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决被告按照古南一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待遇支付45,000元征地补偿款给原告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庭上原告申请变更诉讼请求：将“支付45,000元征地补偿款给原告”变更为“支付本次45,000元征地补偿款给原告（即之后还有得分配征地款的，到时再主张权利。）”。 事实及理由：原告原系被告古南一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在国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在被告组承包有山林土地。后来因为婚嫁户口迁移至夫家即现住址，因为众所周知的政策原因，在夫家没有取得承包地。2020年，原告原户籍所在地即被告古南一组的山林土地被征收，被告古南一组部分户主开会决定该征收补偿款按现有人口分配每人45,000元，原告属于出嫁女不得参与分配。原告认为，原告原系被告古南一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在被告组承包有山林土地。虽然后来因为婚嫁户口迁移至夫家，但是在夫家没有取得承包地，也没有享受夫家所在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待遇，所以仍然具有被告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应当与被告所有的成员享受同等待遇分配征地补偿款。特此起诉，望判如所请。 原告邓培丽提交了以下证据： 证据一、原告户口本、结婚证复印件，拟证明原告诉讼主体适格，原告是结婚时间及户籍登记时间； 证据二、藤县同心镇沙村岭儿头组出具的证明，拟证明原告邓培丽在夫家没有领取责任山与责任田的事实。 证据三、2020年12月26日被告古南一组的会议记录及签名确认表复印件，拟证明被告组织户主开会决定按现有人口分配涉案土地征收款，原告不得参与分配的事实。 被告古南一组辩称：原告原系古南一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后来因为婚嫁户口分别迁移至各自的夫家即现住址，此事实不假。2020年被告为了发展地方经济，听从藤县人民政府的动员，同意藤县新材料产业园征收了被告集体所有的，从未分配落实到各××××城关乡万亩林场入股林地。被告获得征地补偿费后，于2020年12月26日，依法召开了古南一组全体户主会议，本次会议应到会户主77户，实到会户主69人，超过了法律规定的开会人数，并且与会人员一致签名表决征地款的分配方案按组内现有人口进行分配，即按征收时户口登记在古南一组的人数进行分配。原告作为户口已经迁离了古南一组的出嫁女，其不属于本组内现有人口，故不得参加该征地征收补偿款分配，这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被告认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应当以是否形成较为固定的生产、生活，是否依赖于农村集体土地作为生活保障为基本条件，并结合是否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常住户口，作为判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一般原则。简要地定义为：在该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在的村、组居住生活，并以该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土地为基本生活保障，依法登记为该集体经济组织常住户籍并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形成权利义务关系的当事人。本案原告自外嫁后把其户籍迁移到了夫家，并且从没依赖古南一组的集体土地作为生活保障，外嫁并迁移了户籍有十几年之久，且长期在夫家生产、生活，历次的政治活动如选民登记都是在其夫家进行，没有与古南一组的集体经济组织形成任何权利和义务关系，包括保洁费的缴交，也是在其现居住的夫家缴纳。据此理由，原告已经丧失了古南一组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所以，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藤县藤州镇中和村古南一组提交了以下证据： 证据一：1．古南各户人口统计表，拟证明古南一组的人口情况；2．古南一组分大坤、螺盐冲分配表，拟证明分配情况；3．古南一组信用社存款账户交易对账单，拟证明已经分配给原告的山林田地征地补偿款的发放情况；4．古南一组关于分配集体征收款决议，拟证明人口统计落闸截止时间为2020年11月14日并经各户户主签字生效的事实；5.2020年5月20日召开会议决议及户主签名，拟证明之前的分配方案也是经过合法的程序决定的。 证据二：涉案土地古南1组集体林权证NO1-6及林班图（2张），拟证明被征收的山地是集体所有以及被征地的范围情况。该林权证上的基本都被征收了，除了小地名是小黄巢的林地有未被征收，被告方所提交的林权证上所辖的范围林地均已被征收。 证据三：1.2020年12月26日会议记录及签名确认表、古南一组户主大会签到表，拟证明被告组织户主开会决定按现有人口分配涉案土地征收款的事实。开会时，77户户主到了69户；2．会议现场照片，拟证明分配方案是经过古南一组户主开会讨论决定的；3．古南一组77户各户具体分配金额情况表，拟证明古南一组77户各户所分得的具体金额数；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双方没有异议的原告证据一、证据二、被告证据一、证据二，本院予以确认；原告提交的证据三与被告提交的证据三中部分证据重合（2020年12月26日会议记录及签名确认表），且被告提交的证据三与本案具有关性，本院予以确认。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确认法律事实如下： 原告邓培丽原系古南一组村民，上世纪80年代前期落实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时，原告尚未出嫁，在娘家古南一组分得有承包地。原告于2001年8月5日结婚，后将户口迁至藤县同心镇沙村岭儿头组（简称沙村岭儿头组），在沙村岭儿头组没有领取责任山和责任田。结婚后，原告正常在夫家生活并进行生产经营活动。 近年来，古南一组大量集体土地被征收，并依法获得征地补偿费用。2020年12月26日，古南一组召开户主会议，讨论古南一组林地、旱地征收款分配方案，应到会户主77户，实到会户主69户。经户主会议集体作出决议，与会人员一致签名表决，对未分包到户的集体土地的部分征收补偿费用，按现有人口进行分配，暂每人分配45,000元。原告因户口已经迁出古南一组，不属于被分配对象，未分得补偿款。2021年2月2日，原告诉至本院，提出前述诉讼请求。 本院认为，农村集体经济收益应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原告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是其享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待遇的前提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六十九条规定：“确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原则、程序等，由法律、法规规定。”目前，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确认的原则、程序尚无法律、法规明文规定。而《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民事部分）纪要》第23条规定：“审理土地补偿费分配纠纷时，要在现行法律规定框架内，综合考虑当事人生产生活状况、户口登记状况以及农村土地对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功能等因素认定相关权利主体。要以当事人是否获得其他替代性基本生活保障为重要考量因素，慎重认定其权利主体资格的丧失，注重依法保护妇女、儿童以及农民工等群体的合法权益。”如果出嫁女出嫁后即去夫家所在地生产和生活，并不以原村土地为其基本生活来源的，说明其与原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已不存在较为固定的生产和生活关系，对属于此种情况的外嫁女应不再认定为该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而对于女方出嫁后，仍在原村耕种土地，并按时缴纳相关费用，履行了相应义务，又未改变原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应认定其仍为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并享有与其他村民同等的分配权。本案原告出嫁后，正常在夫家生活并进行生产经营活动，且户口已经迁出了被告古南一组，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与古南一组的集体经济组织形成了较为固定的生产、生活关系，不能证明其一直在古南一组实际生产、生活，且以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为主要生活保障，故应认定在征收案涉土地时原告不具备古南一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应予支持。……”之规定，对于涉案的征地补偿款，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有权按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方案。本案中，并无证据证实涉案土地补偿款分配方案的制定过程及制定内容违反法律规定，故该土地补偿款分配方案属于村民自治范畴，应当予以确认。根据该土地补偿款分配方案，本案原告并不在可以领取补偿款的人员之列，故原告要求被告按照古南一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待遇，支付本次45,000元征地补偿款，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2020年修正）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邓培丽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926元，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463元，由原告邓培丽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送之日起达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王 莉 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日 书记员 阮韦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