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15民初10001号原告（反诉被告）：王珍，女，1982年1月17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山东省邹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樊忠钦，山东星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北京沃土房地产顾问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荣华南路7号院1号楼11层1204室。法定代表人：姜琳，经理。被告（反诉原告）：姜琳，男，1971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北京沃土房地产顾问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住天津市武清区。二被告（二反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星基，北京观妙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珍与被告北京沃土房地产顾问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沃土公司）、被告姜琳商品房委托代理销售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王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樊忠钦，被告（反诉原告）北京沃土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星基（兼姜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被告（反诉原告）姜琳（兼北京沃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珍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北京沃土公司支付销售合作利润分红350000元，姜琳对北京沃土公司的上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2.判令北京沃土公司、姜琳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2270元。事实和理由：2017年5月25日，王珍与北京沃土公司签订《“国泰家园”销售合作合同》，约定王珍为国泰家园项目销售提供策划和销售执行服务，双方按项目成本核算利润分成，即扣除所有成本后，北京沃土公司与王珍按照六四分成。合同签订后，王珍履行了相应的合同义务。2019年12月30日，北京沃土公司经生效判决确认，收到涉案项目的代售佣金1337797元。其后王珍就利润分成问题多次与北京沃土公司协商，北京沃土公司拒不支付利润分红。另经查，北京沃土公司系姜琳独自设立的一人有限公司，其以个人银行账户作为公司的结算账户，公司财产与个人财产相互混同，姜琳应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综上，为维护王珍的合法利益，特诉至法院。北京沃土公司及姜琳辩称，王珍所述，除其确与北京沃土公司签订《“国泰家园”销售合作合同》外，均不属实。在合同履行期间，王珍并未尽职尽责履行合同义务。王珍的管理混乱，私自支取开发商钱款，扣发销售人员工资和佣金，截留北京沃土公司的租金和财产，违反合同约定与开发商激化矛盾，严重影响了北京沃土公司与开发商的合作，给北京沃土公司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就损失部分，北京沃土公司提起反诉。姜琳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王珍与北京沃土公司的纠纷与姜琳个人无关。北京沃土公司及姜琳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1.判令王珍向北京沃土公司返还分红126240元；2.判令王珍承担违约金600000元；3.反诉费用由王珍承担。事实与理由：王珍在履行其与北京沃土公司签订的《“国泰家园”销售合作合同》期间，管理混乱，私自借款，私自截留租金和公司财产，扣发销售人员工资和佣金，与开发商矛盾激化，严重影响了北京沃土公司与开发商的合作，违反了《“国泰家园”销售合作合同》第五条、第八条、第九条之约定，不能享受分红，且需承担违约责任。王珍针对北京沃土公司及姜琳的反诉辩称，北京沃土公司及姜琳的反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王珍在案场销售的实际情况，北京沃土公司均实际掌控、参与，并不存在违约情形。王珍作为案场的服务方不会激化与开发商的矛盾。在2018年3月底之前开发商均正常给北京沃土公司打款，4月未按时打款是因为开发商到北京考察，认为北京沃土公司属于一人公司，在此核查期间发生的具体情况王珍并不清楚。王珍已经达到北京沃土公司的销售目标，成为当年泰安市第一（销售）。王珍并未截留租金和公司财产，北京沃土公司所说的情况实际上是为了购买宿舍生活用品,在项目撤场后，王珍已将这些固定资产进行存放，北京沃土公司应尽快将其运走并支付存放等费用。本院经审理查明事实如下：2017年5月25日，北京沃土公司（甲方）与王珍（乙方）签订《“国泰家园”销售合作合同》（以下简称《销售合作合同》），约定如下：一、合作内容：甲方与新泰国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公司）签订国泰家园项目销售代理《委托服务合同》，乙方负责完成全案策划及销售执行，具体包括：销售目标、策划包装、业务对接、结算佣金等案场全案策划销售执行工作。甲方对乙方的工作有项目监督权、业务建议权、事务决定权、人事任免权、合作决定权，以及协助对接国泰公司相关事宜。二、合作时间：自2017年5月22日至项目销售结束（以甲方和国泰公司签署的委托代理服务合同为准）止。三、成本利润：1、成本包括薪资、福利、工装、差旅、食宿、通讯、公关、招待、礼品、费税等双方同意的成本费用；2、利润分成：扣除所有成本后，甲乙双方六四分成，其中甲方根据销售情况拿出约一成作为给予策划及营销团队的突出业绩者奖励。四、结算流程：国泰公司每次款项打入甲方指定账户后，再根据双方每月费用支出转账给乙方（乙方本人项目专用账户）；最后甲乙双方利润分红，待项目结束后三日内结清，各自承担费税。甲方和开发公司商议，月费和以后佣金结算打入以下甲方账户，发票依据国泰要求代开。甲方账户信息有两种，第一种为北京沃土公司信息，第二种为制定个人信息，名称：姜琳；账户：×××；开户行：工行北京玉泉路支行。五、管理模式：1、甲乙双方因为是合作，不是雇佣聘任关系，所以甲乙双方原则上不拿工资，但双方可以协商，任一方可以借支，每月最多可以借支6000元作为生活费和日常开支，将来从应得的利润分红中扣减；2、案场任何一笔费用，必须由甲方审核同意（书面或邮件或微信确认）后才能支出；3、项目案场由乙方负责执行，必须达到开发商要求的销售目标，若乙方失职怠慢、开发商对业绩反应强烈不满、不诚信弄虚作假、做事报销等瞒上欺下、任何形式的收取回扣、炒房节流等行为，视为乙方违约，无条件退出，不再借支，退回借款，不参与此项目利润分红；5、项目人员配置，乙方有建议录用权，甲方有决定任免权；6、乙方积极主动按时向甲方汇报案场情况，对接好开发商、政府部门及银行等部门机构，做好工作衔接。六、销售目标：1、销售目标以甲方与开发公司合同约定的销售目标为准；2、销售执行过程中，以开发公司盖章确认的附件一《可售房屋套数及面积明细表》、附件二《销售基价表（或清单）》作为考核标准；3、出色完成销售目标，除参与分红外，甲方给予一定奖励。七、甲方责任与义务：1、甲方积极支持乙方销售工作，对接开发商提供工作便利；2、协助乙方在销售过程中对接开发公司处理疑难问题；3、整个项目对外所有相关信息口径一致；4、监督及考核乙方销售过程、目标结果，若乙方未按期完成销售考核目标，则甲方可随时解除本合同；5、若乙方有严重损坏甲方声誉之行为，则甲方有权随时终止本合同；6、若因甲方原因造成销售难以执行的或者造成销售损失的甲方承担责任；7、甲方尊重乙方项目意见，支持乙方完成销售目标；8、甲方承担税费（交易普增税和企业所得税、教育及附加，约计12%左右），负责出具给房开公司的发票。八、乙方责任与义务：1、乙方确保按时完成所有提报给开发公司确认的销售目标与销售任务，若乙方无法在合作期间内完成目标及销售任务的，则按照开发商签订合同扣减利润分红，且不予以结算；2、乙方全权负责整个项目营销策划设计推广案场管理费用等销售相关的一切工作，全面履行好甲方于2017年5月25日和开发商签订的《委托服务合同》；3、乙方全权负责对接甲方、政府相关部门和项目团队管理，在广告推广中，严禁参与广告费用提成或回扣行为；4、乙方在整个项目对外宣传上须与开发公司所提供的相关资料保持一致，对外口径一致；5、乙方在收到甲方付款后要快速给予团队员工结清佣金及工资等相关费用，不得克扣（以和员工签订的劳务合同为准），若有此现象，扣罚分红；6、在销售过程中，维护好公司品牌形象，保护好公司LOGO标识应用；7、乙方在案场管理中，听从甲方指挥，严以律己，尊重别人，不能拉帮结派，孤立和丑化甲方及公司形象，如有违反按照甲方公司相关制度处理；8、在跟国泰公司合作中所有书面资料，必须以甲方公司盖章为准，乙方不得随意签字，若给公司造成损失则有乙方负责赔偿。九、协议终止：1、合作期间内，若因开发公司对乙方工作严重不满或未完成销售之目标，则视为违约，甲方有权终止本合同；2、乙方在日常工作中出现吃回扣、炒房、利益索取等行为则视为乙方违约，甲方有权终止本合同；3、若因开发商原因不能履行，甲方与乙方的本合同自动终止；4、任一方违约，则支付对方违约金60万元整。十、合同附件：1、2017年5月25日甲方与开发商签订的《委托服务合同》；2、《可售房屋套数及面积明细表》；3、《销售基价表（或清单）》。2018年，因与泰安国泰农业装备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安国泰公司）就佣金、垫付工资等产生争议，北京沃土公司将泰安国泰公司诉至山东省新泰市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新泰法院）。在该案审理过程中，泰安国泰公司提起反诉，要求北京沃土公司赔偿罚款损失100000元。2019年7月24日，新泰法院作出（2018）鲁0982民初6091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6091号判决书），判决泰安国泰公司向北京沃土公司支付代售佣金1337797元，北京沃土公司赔偿泰安国泰公司损失100000元。本诉案件受理费31717元、保全费5000元，由泰安国泰公司负担15788元，由北京沃土公司负担20929元；反诉案件受理费1150元，由北京沃土公司负担。6091号判决书查明：泰安国泰公司（甲方）与北京沃土公司（乙方）于2017年6月8日签订《独家销售及招商代理委托合同》，泰安国泰公司作为滨湖新区国泰家园项目的发展商，委聘北京沃土公司为该项目的独家销售代理机构，代表泰安国泰公司在新泰市及中国境内独家代理销售该项目。双方就委聘工作内容及工作时间、责任和权利、收费标注及支付方式等进行了约定。关于涉案合同的履行情况，6091号判决书查明：2017年5月，北京沃土公司即派工作人员到泰安国泰公司的售楼处开展工作，至2018年6月27日离去。期间北京沃土公司进行了代理销售，后期双方发生纠纷。关于行政处罚情况，6091号判决书查明：2018年1月29日，新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向泰安国泰公司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其处罚10万元，理由是“国泰家园”1#、2#、4#、6#、8#、9#楼工程，在未取得商品房预（销）售许可证的前提下，擅自预售商品房。泰安国泰公司于2018年1月30日通过转账的方式缴纳10万元的罚款。在6091号判决书中，新泰法院结合全部证据，综合考量，认定该案的代售佣金数额为2097797元；认定泰安国泰公司已支付北京沃土公司76万元，具体包括：1、北京沃土公司已认可收到泰安国泰公司70万元；2、2018年3月19日，王珍从泰安国泰公司以借款的名义支取6万元，并给泰安国泰公司出具借条一份。诉讼中，泰安国泰公司提交了该借条，主张该6万元应属支付北京沃土公司的款项，北京沃土公司对此不予认可，认为借条未约定此款用途，不能证明进行交付，即使存在该笔借款，也无法表明与其存在关联。诉讼中，北京沃土公司认可王珍是其派驻到涉案售楼处的销售人员，为案场负责人。在泰安国泰公司提供的证据“姜琳与杨旭的通话录音”中也提到“王经理”即是王珍。新泰法院认为，考虑到王珍的工作和职务，王珍支取此笔款项的行为应属职务行为，此6万元应视为泰安国泰公司对代售佣金的支付。关于泰安国泰公司反诉主张的10万元罚款损失，新泰法院认为泰安国泰公司被有关部门罚款10万元，是由北京沃土公司在涉案楼房未取得销售许可的情况下违法销售所致，属于在履行合同中因自己的违法行为给对方当事人造成的损失，应向当事人赔偿。泰安国泰公司与北京沃土公司均不服该判决，上诉至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泰安中院）。2019年12月30日，泰安中院作出（2019）鲁09民终3497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1717元，由泰安国泰公司与北京沃土公司均担。关于“国泰家园”项目的佣金收入，北京沃土公司主张新泰法院判决总销售佣金为2097797元，扣除行政罚款100000元，北京沃土公司实际收取代售佣金数额为1997797元。北京沃土公司提交的项目佣金收入明细显示，2017年6月14日至2018年4月11日期间姜琳尾号为6793的银行账户收到泰安国泰公司支付的佣金700000元以及王珍向泰安国泰公司借款的60000元；2020年3月3日，北京沃土公司的账户收到泰安国泰公司支付的款项1252435元（包括佣金1237797元、退回的诉讼费14638元）。王珍对北京沃土公司提交的项目佣金收入明细予以认可，但称涉案项目总的佣金数额应为2097797元，用该数额减去成本后，北京沃土公司与姜琳应按照《销售合作合同》中约定的比例向王珍支付分红。其后，王珍又在日期为2021年1月24日的书面质证意见中对涉案项目总佣金1997797元这一数额不持异议。关于“国泰家园”项目的成本，北京沃土公司先是主张成本支出共计1588398.71元，后又于2021年1月15日提交“国泰家园”项目核算明细表，主张费用总支出共计1614584.71元，由五部分构成：（1）案场销售佣金总计547419元，包括现场客户佣金512619元、内部客户佣金28000元、六月份薪资6800元（北京沃土公司提交了现场客户佣金汇总表，其上列明了人员姓名、岗位、签约额、个人佣金、当月佣金等信息）；（2）已支付给王珍的案场工资及报销款总计535754.88元（具体包括于2017年5月25日通过微信转给王珍18291.88元、于2017年6月15日通过姜琳尾号6793转给王珍6154元、于2017年7月6日通过姜琳尾号6793转给王珍28885元、于2017年8月14日通过姜琳尾号6793转给王珍23690元、于2017年8月15日通过姜琳尾号6793转给王珍3301元、于2017年9月16日通过姜琳尾号6793转给王珍26285元、于2017年10月11日通过姜琳尾号6793转给王珍29835元、于2017年11月7日通过姜琳尾号6793转给王珍30747元、于2017年12月11日通过姜琳尾号6793转给王珍26017元、于2018年1月13日通过姜琳尾号6793转给王珍25498元、于2018年2月7日通过姜琳尾号6793转给王珍34036元、于2018年3月5日通过姜琳尾号6793转给王珍25225元、于2018年4月12日通过姜琳尾号6793转给王珍131688元、于2018年5月25日通过姜琳尾号6793转给王珍39916元；王珍向开发商借款60000元；王珍在庭审中提出的26186元，北京沃土公司予以认可）；（3）公司项目管理及报销费用总计240874元，北京沃土公司提交了2016年-2019年“国泰项目”费用明细表，其上列明了报销事由、报销明细、报销金额、报销时间等内容，并主张其中有票据的金额为237078.39元、无票据差额为3795.61元（2016年-2019年“国泰项目”费用明细表显示：2016年报销金额共计35010元、2017年报销金额共计113969元、2018年1月至7月报销金额共计39895元、2018年8月至2019年12月报销金额共计52000元）；（4）诉讼相关费用总计147521元，包括代理费100000元、一审诉讼费31717元、二审诉讼费35000元、保全保险费11300元，上述诉讼费用中可退回30496元；（5）纳税明细总计143015.83元，包括增值税58188.26元、附加税6982.6元、企业所得税77844.97元。为证明其上述主张，北京沃土公司提交了明细表、汇总表、支付凭据等证据。王珍对北京沃土公司所主张的上述成本支出均不认可，其具体意见为：（1）对于案场销售佣金，王珍是按照姜琳的要求制作的现场客户佣金汇总表，这只是双方初步预算的数额，并不等于该项目案场佣金实际支付金额，更不是已经支付的金额，北京沃土公司据此作为成本核算依据不合理；（2）对于案场工资及报销款，王珍对数额535754.88元予以认可，但王珍主张其自开发商处所借的60000元已经生效判决书界定为支付给北京沃土公司的佣金，且该60000元王珍已向员工发放了50000元（具体为于2018年3月19日分别向衣俊科、王明明、刘亭亭、王洪蓬转款10000元、于2018年3月20日向刘成桢转款10000元）；王珍主张535754.88元中包含王珍依据与北京沃土公司的合同约定每月预支6000元，总计预支74307.7元；王珍主张535754.88元中已报销项目费用但不属于国泰项目的费用成本为4133元；（3）对于公司项目管理及报销费用，王珍只认可与涉案项目有关的2568元，其中北京沃土公司与姜琳提供的2016年“国泰项目”费用明细表中的35010元均发生在《销售合作合同》签订之前，与涉案项目无关；北京沃土公司与姜琳提供的2017年“国泰项目”费用明细表中的113969元，其中1-5月份共计52519元均发生在《销售合作合同》签订之前，王珍只认可2017年5月25日至2017年5月27日期间产生的901元，2017年6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共计61450元中，有20193元与涉案项目有关，但日期为2017年7月9日记账凭证中的18291.88元是为了涉案项目报销房租与宿舍用品，由王珍为北京沃土公司搜集提供的冲抵发票，北京沃土公司已将该18291.88元作为项目报销费用，现再将该费用计入项目管理报销费用里系重复计算成本；同样，2017年7月17日投影笔380元及2017年6月1日办公用品500元，北京沃土公司也已将其作为项目报销费用，再计入项目管理报销费用里也系重复计算成本，故对2017年6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的61450元费用，王珍只认可1021元；北京沃土公司与姜琳提供的2018年“国泰项目”费用明细表（1-7月份）中的39895元，王珍认可其中的1148元；2018年8月-2019年12月期间的91895元，王珍均不认可，认为该费用的日期发生在2018年6月27日案场人员撤场之后，与涉案项目无关，且2018年12月31日的记账凭证中的20000元律师费已计入100000元律师费中，系重复计算；（4）对于诉讼相关费用，王珍不予认可，认为不应纳入项目成本，根据《销售合作合同》约定，项目成本必须经双方认可的才可以计入，尤其是律师费100000元；王珍就北京沃土公司微信支付给律所代缴费用（一审诉讼费、保全保险费、二审诉讼费）共计78017元有异议，认为北京沃土公司提交了两张完全相同的账单详情（日期为2018年7月27日转账单号尾号19364，金额均为10000元），票据重复，且有20000元的代理费也作为项目管理费用列支，系重复计算；（5）对于纳税明细及北京沃土公司所附的会计公司出具的需缴纳税款说明，王珍不予认可，认为该说明不能代替真实交税费的财务会计凭证或税务机关的税费凭证。关于王珍实际收款情况，北京沃土公司主张王珍实际已收取款项共计290000元，并提交了其制作的王珍实际收入明细、借条等证据予以证明，该收入明细包括：1、提报每月收入共计74307.7元；2、截留金额88217.88元（共计转入王珍账户的款项为449568.88元，减去案场工资及报销款项361351元，其中包含王珍向北京沃土公司借款50000元）；3、未发销售佣金50137元（2018年3月份的员工佣金姜琳已经打款给王珍，王珍未给员工发放，金额为50137元。2018年3月份报表显示，刘婷婷20262元、王明明5062元、刘成桢2307元、王洪蓬2421元、衣俊科6826元、李翠2727元、赵宏宇7432元、闫盼盼3101元）；4、王珍从开发商处借款60000元（借条显示日期为2018年3月19日）；5、房租和押金共应退12817元（2018年6月份退场，计算到7月份，共计13000元+1083元-2166元=12817元）；6、购置固定资产合计4520元。关于涉案项目的利润，北京沃土公司主张用总收入1997797元，减掉总支出1614584.71元，再扣除多支出的100000元佣金，毛利润为283212.29元。按照《销售合作合同》约定的六四分成，王珍应得利润为113284.92元，王珍已收取290000元，北京沃土公司实际超付给王珍的金额为176715.08元。王珍对于北京沃土公司主张的项目利润明细中总收入1997797元没有异议，对北京沃土公司主张的总支出1614584.71元以及要求扣除多支出的100000元存有异议，进而对北京沃土公司主张的毛利润数额不予认可。王珍认为，在其对毛利润数额存有异议的情况下，王珍对北京沃土公司主张超付的数额176715.08元不予认可。对于王珍已收取而应当在分配利润时扣减的数额，王珍确认有以下款项：（1）王珍每月预支收入74307.7元；（2）王珍向北京沃土公司借款50000元；（3）2018年3月案场提报佣金发放后余额34047元【50137元减去王珍发放的16090元（刘亭亭10262元+闫盼盼3101元+李翠2727元）】；（4）2018年3月19日王珍向泰安国泰公司借款60000元，发放案场销售人员佣金后剩余的10000元【具体发放明细：刘亭亭10000元+刘成桢10000元+王明明10000元+王洪蓬10000元+衣俊科10000元+王珍10000元】；（5）案场撤场时王珍从房东处退回的房租和押金共计4000元，而非北京沃土公司主张的12817元，王珍早已通过微信告知姜琳；（6）对于北京沃土公司主张的固定资产费用4520元，王珍认为该费用已作为案场费用报销，不能算做王珍得到的款项。王珍还称如北京沃土公司将该4520元计入成本，那么对于王珍支付的撤场物品保管费用、租赁费、撤场交通费共9500元也应作为成本，在计算应支付给王珍利润时加上该9500元。就王珍所主张的分红，双方确认王珍的分红是其个人的，不包括其他销售团队成员，其他销售团队成员收取的是佣金，算作成本支出。经询，王珍称除了分红，其不再拿取其他费用。北京沃土公司与姜琳提交了通知书、决定书，欲证明王珍存在违约情形。其中日期为2018年6月5日的《国泰公司关于要求北京沃土公司整顿销售团队的通知》系泰安国泰公司向北京沃土公司发出，载明：近日我司不断接到对销售团队的投诉，投诉范围主要集中在：某销售人员态度恶劣，无耐心；销售人员表示买房要找我司领导，无房可售；暗示顾客我司捂盘惜售。此种行为严重损害我司的形象和利益，对我司领导的正常工作造成了极恶劣的影响。我司现对你方销售团队的工作能力提出严重质疑……我司强烈要求北京沃土公司立即整理、整顿销售团队，增加专业销售人员……日期为2018年6月15日的《关于国泰集团要求北京沃土公司立即整顿销售团队的决议》系泰安国泰公司向北京沃土公司发出，载明：我司正式向北京沃土公司提出严重抗议！近日北京沃土公司驻国泰家园项目的销售团队极其不稳定，人员变动极大，自2018年4月中旬起销售人员严重消极怠工……在2018年6月14上午出现销售团队雇员上我司办公室讨薪的行为，并于当晚出现前期被解雇员工集体向北京沃土公司驻国泰家园项目部销售经理讨薪的事件。现北京沃土公司内部员工问题已经严重损害国泰集团形象，我司强烈要求立即整理销售团队……日期为2018年6月27日的《关于北京沃土公司退场的决定》系泰安国泰公司向北京沃土公司发出，载明：贵司销售人员业务素质低下，流动性极大，严重消极怠工，经多方意见反馈及我公司实际考察，此类问题确实存在。我司曾多次与贵司进行沟通告知，并要求整改团队，贵司以各种理由推卸责任，完全没有整改之意且更加变本加厉。贵司行为已对我司造成极恶劣影响，若任之发展，将给我司带来更大的损失。我司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将贵公司退场，即日生效。关于前期销售佣金结算，请贵司财务部门尽快与我司联系……北京沃土公司的所有费用到2018年6月27日为止。该决定上有王珍、李翠、王洪蓬、王猛、刘成桢签字捺印。日期为2020年6月28日的《关于解除通知书》系泰安国泰公司向北京沃土公司发出，泰安国泰公司在该通知书中再次提及销售团队问题，载明：虽经多次商谈沟通，你公司仍拒绝整改销售团队，致使代理合同无法继续履行，更达不到合同目的……自接到本通知之日起解除双方签订的《独家销售及招商代理委聘合同》。王珍对北京沃土公司与姜琳提交的上述证据不予认可，认为这些都是泰安国泰公司单方出具的材料，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和证据效力，且其上内容并非针对王珍个人所发，由此不能证明王珍违约。为证明己方不存在违约情形，王珍提交了在6091号案件中的开庭笔录、北京沃土公司的代理意见、北京沃土公司向泰安国泰公司发送的尽快付款通知等证据，在该案中北京沃土公司认为泰安国泰公司针对销售团队提出的意见是为拒绝付款找理由，北京沃土公司并不认可。其中，北京沃土公司于2019年5月4日提交的《针对有关情况的核实说明》载明：我司工作人员自2017年5月22日就进入项目的售楼处进行开盘前的准备工作，合同履行期间共有17位工作人员进场工作，具体包括：1.项目总监：姜琳；2.案场策划：闫盼盼；3.案场负责人：王珍；4.现场主管：刘婷婷；5.置业顾问：田一鸣、王增辉、赵宏宇、王乔琪、赵跃、焦智缔、刘成桢、衣俊科、王猛、王洪蓬；6.销售内勤：李润泽、褚一凡；7.按揭专员：李翠。在北京沃土公司发送给泰安国泰公司的《关于我司要求国泰公司按合同约定尽快付款的通知》中，北京沃土公司称：“贵司6月5日的《通知》中提到‘近日不断接到关于对销售团队的投诉’，以此理由拒绝付款，我司非常气愤。在此之前贵司表扬我员工是新泰业务、工作和服务等都是最棒的，现在又对我司员工说三道四，我司认为不切实际、不合常理，是在为拒绝付款找理由。”北京沃土公司对该证据不予认可，称无法达到王珍的证明目的。经查，北京沃土公司自涉案项目撤场的时间为2018年6月28日，销售佣金结算截止时间为2018年3月30日。另查，北京沃土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显示，北京沃土公司系自然人独资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均为姜琳。本院认为，王珍与北京沃土公司签订的《销售合作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三：一、就涉案项目王珍应得的利润分成是多少；二、姜琳是否应当对北京沃土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三、王珍是否存在违约情形。针对焦点问题，本院结合查明的事实和在案证据，认定如下：一、就涉案项目王珍应得的利润分成是多少。王珍与北京沃土公司签订的《销售合作合同》约定，就涉案项目用总收入扣除所有成本后，北京沃土公司与王珍按照六四的比例分成。根据上述约定，要想计算王珍应得的利润分成，应首先确定涉案项目的总收入和总支出数额。关于总收入，6091号判决书已确认北京沃土公司在涉案项目上的销售佣金总额为2097797元，扣除6091号判决书认定应由北京沃土公司承担的行政罚款100000元，北京沃土公司实际收到的销售佣金数额为1997797元。对此数额，王珍与北京沃土公司均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认定涉案项目总收入数额为1997797元。关于总支出，根据《销售合作合同》约定，成本包括薪资、福利、工装、差旅、食宿、通讯、公关、招待、礼品、费税等双方同意的成本费用。对此，王珍与北京沃土公司争议较大，且涉及项目众多，本院将逐一进行认定：第一，北京沃土公司主张案场销售佣金支出金额为547419元（包括现场客户佣金512619元、内部客户佣金28000元、六月份薪资6800元），并提交了由王珍制作的现场客户佣金汇总表予以证明。王珍不认可北京沃土公司的主张，称其是按照姜琳的要求制作，这只是初步预算数额，并不等于该项目案场佣金实际支付金额，更不是已经支付的金额，以此作为成本核算依据不合理。本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案场销售佣金是向销售团队支付的工资、佣金等，是王珍与北京沃土公司就涉案项目进行合作过程中必然支出的成本，王珍作为涉案项目案场负责人，其根据销售人员的岗位、签约额等情况制作现场客户佣金汇总表并交由北京沃土公司审核，符合客观实际，现北京沃土公司对该现场客户佣金汇总表未持异议，视为认可了该项成本支出，无论是否已实际向销售人员足额发放，均不影响王珍与北京沃土公司之间根据双方约定以此来确定该项成本。因此本院对王珍的该项意见不予采信，并确认案场销售佣金支出数额为547419元。第二，北京沃土公司主张已支付给王珍的案场工资及报销款总计535754.88元（包括姜琳直接向王珍转款449568.88元、王珍庭审中自认的26186元、王珍向开发商借款60000元），并提交了转款凭据、借条等证据予以证明。对此数额，王珍予以认可，但主张其自开发商处借来的60000元借款，除自留10000元外，其他50000元已向销售人员发放，为证明该主张，王珍提交了其银行交易明细；王珍另主张该535754.88元中包括其根据合同约定每月预支6000元，总计预支74307.7元；王珍还主张该535754.88元中已报销项目费用但不属于涉案项目的费用成本为4133元。对此，本院认为，就王珍于2018年3月19日向开发商借款60000元，已经6091号判决书认定为泰安国泰公司向北京沃土公司支付的佣金收入，就该笔款项是否应作为王珍与北京沃土公司之间合作关系中的成本支出，双方各执一词，但根据查明的事实，该笔款项确实系王珍所借，则其有义务解释该笔款项的用途，就此王珍进行了解释并提交了银行交易明细，明细显示王珍于2018年3月19日分别向衣俊科、王明明、刘亭亭、王洪蓬转款10000元、于2018年3月20日向刘成桢转款10000元。鉴于该五人确系涉案项目上的销售人员，且借款时间和转款时间间隔较近，王珍的解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在北京沃土公司未提交相反证据反驳的情况下，本院采信王珍的意见，确认该60000元中的50000元为成本支出，而对王珍自留的10000元，应当作为其提前收取的利润分成，待确定王珍应得利润分成后，予以扣减；对王珍所述预支的74307.7元，系北京沃土公司向王珍支付的款项，该款项应当作为王珍提前收取的利润分成，待确定王珍应得的利润分成后，予以扣减，该款项不应算作成本支出；对王珍主张的不属于涉案项目费用成本的4133元，其并未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加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就北京沃土公司主张的该项成本支出，本院核算后确认数额为451447.18元（535754.88元-10000元-74307.7元）。第三，北京沃土公司主张涉案项目管理及报销费用支出共计240874元，并提交明细表、票据等证据予以证明。对此数额，王珍只认可其中的2568元，对其他费用认为与涉案项目无关。本院认为，既然王珍与北京沃土公司在《销售合作合同》中约定了成本包括薪资、福利、工装、差旅、食宿、通讯、公关、招待、礼品、费税等费用，表明双方在达成合作时对可能产生的费用有一定的预判。对于这些可能产生的费用，双方也明确了需要“双方同意”方可算入成本，这意味着一方产生费用后要想算入成本，必须要经过另一方同意，也即双方均同意才可。但根据北京沃土公司提交的证据可见，多是其单方支出的费用，有些费用根本无法体现与本案的关联性，有些费用即使与涉案项目有关，但北京沃土公司并未举证证明支出的费用经过了王珍同意，故不利后果应由北京沃土公司承担。但需要指出的是，王珍与北京沃土公司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存在多笔款项支付，但均未进行备注，双方在明知核算利润分成时需要计算成本支出的情况下，仍没有严格规范的将成本支出进行明确记载，导致诉讼产生后双方对一些费用均无法进行合理解释和说明，且有的存在重复计入情形，对此双方未尽到审慎注意义务，均存在一定过错，故本院综合本案实际情况和在案证据，考虑到双方为了完成涉案项目，必然会产生一些费用，比如差旅费、食宿费、通讯费、招待费等，同时还考虑到因涉案项目佣金出现争议，北京沃土公司与泰安国泰公司产生了诉讼，在该案诉讼过程中，北京沃土公司为了实现与王珍的诉讼利益，支出交通费、食宿费、差旅费等相关费用也属于合理范围，本院酌情认定因涉案项目产生项目管理及报销费用70000元，并将该70000元计入成本支出，但需特别指出，该70000元并不包括北京沃土公司主张的2018年12月31日记账凭证中的20000元律师费，就律师费是否应计入成本，本院将在下文中予以论述。第四，北京沃土公司主张诉讼相关费用共计147521元，并提交了相应付款凭据予以证明。王珍对此不予认可，认为未经其同意，不应纳入项目成本。本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和在案证据，北京沃土公司与泰安国泰公司因涉案项目产生争议，为了索要佣金、垫付工资等费用，北京沃土公司将泰安国泰公司诉至新泰法院，为此支出了律师费、诉讼费等相关费用，虽然未经王珍同意，但王珍作为涉案项目的案场负责人，其应知晓北京沃土公司与泰安国泰公司之间的诉讼，但并未因此向北京沃土公司提出反对意见，且该费用是为了实现王珍与北京沃土公司双方的利益而产生，应当计入成本，但就律师费，应以北京沃土公司实际支付的数额为准，本院根据北京沃土公司提交的银行电子回单，确定律师费金额为100000元；就诉讼费，应当以生效法律文书判定由北京沃土公司负担的数额为准，本院结合6091号判决书和3497号判决书，确定北京沃土公司支出的诉讼费共计37937.5元（20929元+1150元+31717元÷2）。上述诉讼相关费用共计137937.5元，均应计入成本。第五，北京沃土公司主张纳税费用共计143015.83元，王珍对此不予认可。由于北京沃土公司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已实际支出了该费用，故对北京沃土公司将此计入成本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本院认定王珍与北京沃土公司因涉案项目支出的成本共计1206803.68元（547419元+451447.18元+70000元+137937.5元）。用总收入1997797元扣减成本支出1206803.68元，利润为790993.32元，按照《销售合作合同》约定的六四分成比例，王珍应得利润分成为316397.33元（790993.32元×40%）。关于王珍已收取的款项，北京沃土公司主张为290000元，王珍不予认可。本院认为，如上所述，王珍自开发商处借款60000元，其自留了10000元，应视为其收取的款项，并从应得的利润分成中扣减；对提报每月收入共计74307.7元，双方均无异议，应视为王珍收取的款项，并从应得的利润分成中扣减；对王珍自北京沃土公司处借款50000元，双方亦不持异议，应视为王珍收取的款项，并从应得的利润分成中扣减；而对北京沃土公司主张的截留金额及未发销售佣金，其并未提交充分证据加以证明，本院采信王珍自认的数额34047元，该款项应视为王珍收取的款项，并从应得的利润分成中扣减；对北京沃土公司所主张的应退房租和押金12817元，其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应退的数额，本院采信王珍自认的数额4000元，该款项应视为王珍收取的款项，并从应得的利润分成中扣减；对北京沃土公司主张的购置固定资产4520元，其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王珍收到该款项后未予购置物品，庭审中，王珍陈述购置了物品且已将该费用作为案场费用报销，具有合理性，本院予以采信，该款项不应算作王珍收取，不应从应得利润分成中扣减。对王珍要求从其收款款项中扣减垫付费用9500元的主张，其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已实际支出该费用，且该费用与本案存在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根据上述认定，本院确认王珍已收取的款项数额为172354.7元（10000元+74307.7元+50000元+34047元+4000元），扣减该数额后，北京沃土公司还应向王珍支付利润分成144042.63元（316397.33元-172354.7元）。对北京沃土公司与姜琳要求王珍返还分红的反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二、姜琳是否应当对北京沃土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根据在案证据显示，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北京沃土公司作为合同权利义务主体，却多次通过股东姜琳的个人账户收付款。现姜琳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北京沃土公司财产独立于其自己的财产，姜琳应当对北京沃土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本院对王珍要求姜琳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三、王珍是否存在违约情形。北京沃土公司主张王珍在履行《销售合作合同》期间，管理混乱，私自借款，私自截留租金和财产，扣发销售人员工资和佣金，与开发商矛盾激化，违反了双方合同约定，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北京沃土公司据此要求王珍承担违约金600000元。对此，王珍不予认可。本院认为，就涉案项目北京沃土公司与泰安国泰公司签订合同，负责销售涉案项目的房屋，而王珍作为北京沃土公司派至案场的负责人，全权负责整个项目与销售有关的一切工作，但王珍与北京沃土公司在《销售合作合同》还约定王珍在案场管理中，听从北京沃土公司的指挥，按时向北京沃土公司汇报现场工作。由此可见，王珍虽然为案场负责人，但需要受北京沃土公司管理，而北京沃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姜琳作为涉案项目的项目总监，其参与了合同履行，并有条件对王珍的管理工作进行监督。在北京沃土公司与泰安国泰公司的诉讼中，针对泰安国泰公司提出的销售团队存在的诸多问题，北京沃土公司予以了反驳，表明其对王珍工作的认可。而且，从6091号判决书可见，新泰法院亦未采信泰安国泰公司对此提出的抗辩意见。本案中，北京沃土公司与姜琳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王珍存在违约情形，故对其该项反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北京沃土房地产顾问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王珍支付利润分红144042.63元；二、姜琳对上述第一项北京沃土房地产顾问有限责任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给付责任；三、驳回王珍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北京沃土房地产顾问有限责任公司与姜琳的全部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6550元、保全费2270元，由王珍负担5190元（已交纳），由北京沃土房地产顾问有限责任公司与姜琳共同负担363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反诉案件受理费5531元，由北京沃土房地产顾问有限责任公司与姜琳共同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霍志勇二〇二一年三月五日法官助理 曲 畅书 记 员 付云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