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11民终66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何忠良，男，1968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江苏省张家港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庆尧，江苏尚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薛中情，男，1964年7月28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江苏省灌南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卜从坤，灌南县东方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原审被告：山东莱钢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株洲路139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12750441892J。法定代表人：李洪建，董事长。原审被告：山东钢铁集团日照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临钢路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000685900369J。法定代表人：吕铭，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纯星，山东钢铁集团公司律师事务部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贤伟，山东钢铁集团公司律师事务部律师。上诉人何忠良因与被上诉人薛中情、原审被告山东莱钢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钢公司）、山东钢铁集团日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钢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日照市岚山区人民法院（2020）鲁1103民初28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何忠良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何忠良支付薛中情28640元；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薛中情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何忠良与薛中情之间仅仅是28640元款项的债权债务关系，对于余某出具给薛中情的证明的内容，何忠良一概不知，余某仅仅是工地上的施工员，负责看图纸，测标高，按图纸放线，只是工地上的工人，更不是原审法院所称的项目经理。关于出具的内容真假，余某本人没有到庭质证，且何忠良也从来没有授权委托余某本人，所以余某出具证明的真假与何忠良无关联性。事实上工地上所有工程量和工程造价的决算都需要何忠良亲自确认，何忠良从未委托任何人去做这项工作。而原审法院仅凭推理和薛中情陈述就认定余某是何忠良的项目经理且经何忠良委托是完全违背客观事实，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判决支持何忠良的上诉请求。二审调查过程中，何忠良变更上诉请求第一项为“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何忠良支付薛中情28600元”。薛中情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公平合理，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审判决，驳回何忠良上诉请求。山钢公司述称，何忠良与薛中情之间是劳务合同关系，提供劳务的工资应当由接受劳务者支付，山钢公司并非劳务合同关系当事人，一审判决确定山钢公司不承担责任，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对山钢公司的一审判决。莱钢公司未作陈述。薛中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令何忠良、莱钢公司、山钢公司支付薛中情劳动报酬5786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何忠良作为项目负责人自山东信莱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揽了“山钢集团日照钢铁精品基地项目2050mm热连轧建安工程（标段二）工程”的所有冷却塔钢筋、砼、金属结构制安和“山钢集团日照钢铁精品基地项目2050mm热连轧工程建安工程”的热联轧层流泵站土建工程，包括砼、钢筋、钢结构制作安装工程，薛中情在上述工程项目中为何忠良提供劳务。2018年2月13日，何忠良向薛中情出具欠条一张，载明：“欠条今欠薛中情工程款叁万捌仟陆佰元正。何忠良2018.2.13”。薛中情还提供了“余某”出具的证明一份，载明：“证明薛中情瓦工班组在2018年在成品库所做工程量如下：①砌体：206.12m3×220元/m3=45346.4元，②粉刷（内外，包括脚手架搭设、植*等）：2066.7m2×18=37200.6元，③地面+屋面：280m2×8元/m2=2240元，④浇筑油池砼：80.2m3×15元/m3=1203元，④点工：89.5工×260元=23270元，合计109260元。余某.2018年7月8日”。薛中情称，何忠良派余某在工地负责，2018年春其为工程收尾，余某受何忠良委托给其写了该证明。何忠良对欠条没有异议；认可余某是其下边的项目经理，但不知道“证明”的内容是否是余某所书写。山钢公司称，对欠条和证明均不知情，欠条并不一定与公司有关。2018年3月17日，何忠良向薛中情转账付款30000元，2019年2月4日，何忠良向薛中情转账付款50000元，2020年1月24日，何忠良向薛中情转账付款10000元。上述事实，有欠条、证明、银行交易明细、项目责任承包协议和当事人陈述在卷为凭，可以认定。一审法院认为，何忠良欠薛中情劳务费用，有何忠良出具的欠条证实；结合何忠良出具欠条后向薛中情的付款记录和薛中情的陈述，可以认定何忠良的项目经理余某出具的证明真实，因此，薛中情主张何忠良尚欠其劳务费57860元未付，证据充分，薛中情请求何忠良支付有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何忠良辩称仅欠薛中情28640元，没有证据证实，也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薛中情没有提供证据证实与山钢公司、莱钢公司存在劳务合同关系，其要求该两公司支付劳务费用的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何忠良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薛中情劳务报酬57860元；二、驳回薛中情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46元，减半收取623元，由何忠良负担。二审中，何忠良申请证人余某出庭作证，余某称：其之前是何忠良的员工，负责工地项目的扫尾、工作安排，薛中情是何忠良施工班组工作人员，其出具给薛中情证明的原因是本次工程结束的前两天薛中情请其帮忙核算薛中情的工程量，其依据图纸进行了大概的核算，图纸上列明的内容包括墙体、粉刷、地面加屋面浇筑混凝土，不包括点工。点工是指零工，不在本次成品库工程项目中，核算的点工是2018年工程结束前薛中情参与的其他何忠良承包项目中发生的零工，点工的工资也是由何忠良发放的。其核算的只是工程量，涉及到钱的部分是按照薛中情告知的工程项目中每个部分的单价计算的，其无权核定价格，涉及到钱的部分需要薛中情与何忠良进一步确认。何忠良经常到山钢工地，但不确定具体在山钢哪个项目工地。对上述证人证言，何忠良认为：证言连贯可信，叙述清楚，符合工地正常工作习惯，余某只是一个施工员，无权核实工程定额。另外的点工的叙述也与事实相符，鉴于何忠良与薛中情存在长期合作关系，本次双方之间的成品库工程，是以定额8万元转包给薛中情，期间不可能再发生23270元的点工费用。认可该23270元是何忠良与薛中情长期合作并在前期欠薛中情的劳务费用，应以2018年2月13日何忠良出具的欠条为准，不能重复计算。薛中情认为：证言部分属实，薛中情与何忠良存在两笔未清欠账目，一笔是2018年2月13日由何忠良出具给薛中情的38600元欠条所载明的账目，另一笔是余某2018年7月8日核算的整个工程的账目合计109260元，两笔账目共计147860元，何忠良于2018年3月17日向薛中情转账3万元，于2019年2月4日向薛中情转账5万元，于2020年1月24日向薛中情转账1万元，三次共计9万元，说明何忠良认可余某计算的109260元未清欠款项，只是就剩余的57860元未支付引起诉讼。本院认证：因余某在涉案工程中负责工地项目扫尾、工作安排，何忠良亦认可薛中情在涉案工程中提供劳务的事实，对余某证言中关于薛中情在涉案工程相关工作量核算的部分，本院予以采信。余某证言中有关费用计算系依据薛中情提供各项目单价计算、薛中情瓦工班组于2018年在成品库所做工程量中不包含“点工”的部分，与其一审中出具的证明不符，本院不予采信。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一审中何忠良已自认余某是其项目经理，结合二审中余某的证言，可以认定何忠良欠付薛中情劳务费的事实，何忠良在二审中否认余某是其项目经理，并否认余某出具证明的有效性，但未提交证据证实，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欠付劳务费的具体数额，有何忠良出具的欠条及余某出具的证明为证，结合何忠良的还款记录，可以认定何忠良尚欠薛中情劳务费57860元。何忠良主张余某出具证明中的“点工”费用23270元包含在何忠良出具欠条的38600元中，不应重复计算，但该欠条并未注明欠付的具体款项及原因，何忠良亦未提供有效证据证实该主张，且何忠良自认与薛中情存在长期合作，可以推定双方存在多次经济往来关系，故不能认定该“点工”费用包含于何忠良出具欠条的38600元中，对其该项主张，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何忠良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47元，由上诉人何忠良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玉玉审判员  刘 芳审判员  宋海红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丰收书记员刘一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