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定州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682民初5805号 原告：刘玉敏，女，汉族，1966年8月16日出生，住定州市西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红茹，定州市胜利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市分公司。住所地：石家庄市裕华西路**万象天成****。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10057554384XY。 负责人：王涛。职务：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婷，该公司员工。 原告刘玉敏与被告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寿保险石家庄分公司”）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0月2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1年3月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玉敏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董红茹、被告人寿保险石家庄分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刘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玉敏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被告按照保险合同给付原告30万元大病保险金；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丈夫宋爱忠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定州分公司的职工，宋爱忠的公司在2018年给每个职工投保了一份价值30万元人保寿险团体重大疾病保险。原告丈夫宋爱忠在2018年11月28日因病去世，原告的丈夫是由于心梗猝死的，完全符合保险条款约定的赔付条件，但是原告将材料通过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交给被告公司后，被告公司拒绝按照保险约定给付原告款，现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利，原告请求法院依法判决，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人寿保险石家庄分公司辩称：答辩人认为原告的诉请不应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具体理由如下:第一，原告方主张被保险人是由于心梗发生的猝死，属于保险条款约定的赔付条件。但是答辩人认为，根据原告方所提交的定州市人民医院的急诊病历，并不能显示被保险人发生了心梗。急诊病历的诊断结论是“猝死”，且被保险人死亡以后，未进行尸检，并未确定致死原因。第二，被保险人所参保的是答辩人的重大疾病险，死亡并非答辩人理赔的条件，只有被保险人出现保险条款所涉及的重大疾病时，答辩人才能依法依规进行理赔。但是本案中被保险人究竟有没有出现保险条款所约定的重大疾病，原告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在被保险人死亡的情况下，原告应当向法庭提交充分确实的证据，用以证实被保险人是由于保险条款所约定的重大疾病引发的死亡，否则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第三，原告在答辩人处投有人保寿险团体重大疾病保险，2018年8月27日投保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投保人保寿险团体重大疾病保险、人保寿险附加住院团体医疗保险、人保寿险附加住院定额给付团体医疗保险。保险单号为1300003722132088，投保单号为000129145086050，被保险人为宋爱忠。被保险人于2018年11月28日猝死，刘玉敏于2020年初提出理赔申请，当时被保险人已经入土为安，答辩人已经无法告知原告要对被保险人进行尸检了。由于受疫情的影响，故答辩人于2020年5月20日告知原告，不在理赔范围。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原告方的诉请，没有充足的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其诉请不应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原告丈夫宋爱忠系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定市分公司职工。2018年8月27日，投保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在被告处给包含被保险人宋爱忠在内的888人投保了人保寿险团体重大疾病保险、人保寿险附加住院团体医疗保险、人保寿险附加住院定额给付团体医疗保险。保险单号为1300003722132088，保险期间为2018年8月27日至2019年2月26日，投保单号为000129145086050，该保险合同中没有指定受益人。在保险期间内的2018年11月28日，被保险人宋爱忠被发现意识不清，经120接诊并送至定州市人民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定州市人民医院急诊病历显示“病史：患者20分钟前被人发现意识不清。辅助检查：心电图呈直线。初步诊断：猝死”。定州市人民医院出具诊断证明书，诊断宋爱忠为猝死、心肌梗死？在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上死者宋爱忠死亡原因为猝死。2018年11月29日，宋爱忠进行了火化入葬。根据被告提交的000129145086050《投保单》显示：“保障内容：1、人保寿险团体重大疾病保险，保险期间6个月，被保险人数888，保险金额总额266400000元……”。《人保寿险团体重大疾病保险条款》7.16（2）对“急性心肌梗塞”定义为“急性心肌梗塞指因冠状动脉阻塞导致的相应区域供血不足造成部分心肌坏死。须满足下列至少三项条件：①典型临床表现，例如急性胸痛等；②新近的心电图改变提示急性心肌梗塞；③心肌酶或肌钙蛋白有诊断意义的升高，或呈符合急性心肌梗塞的动态变化；④发病90天后，经检查证实左心室功能降低，如左心室射血分数低于50%。”上述《投保单》有投保人的法定代表人张金海的签字。 原、被告对于宋爱忠的病情是否属于急性心肌梗塞存在争议。原告认为，宋爱忠的病情属于急性心肌梗塞，定州市人民医院出具的诊断证明书显示“猝死，心肌梗死？”，原告主张急性心肌梗塞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猝死，因为是急救，所以在“心肌梗死”后打“？”，因原告不知投保情况，当时也未对宋爱忠进行尸检。 被告认为原告提出理赔申请时，被保险人已经入土为安，被告已经无法告知原告要对被保险人进行尸检了，故未进行尸检，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宋爱忠符合保险合同约定的急性心肌梗塞相关条件。 另查明，宋爱忠的母亲王坤香于2001年去世，其父亲宋继德于2019年2月18日作出声明，放弃继承宋爱忠遗产，后于2019年12月5日去世。原告刘玉敏系宋爱忠之妻，二人生有女儿宋玲玲及儿子刘宋毅（均已成年），且两子女均自愿放弃继承宋爱忠的本案涉案保险金，且表示不参加本案诉讼。 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交的原告身份信息、结婚证、宋爱忠亲属身份信息及证明、宋爱忠父母死亡的证明、宋爱忠父亲、子女放弃继承宋爱忠财产的声明、定州市人民医院诊断证明、药费票据、病历、费用清单、宋爱忠死亡证明、火化证明、宋爱忠所在单位的证明、被告提交的团体保险投保单、保险条款以及本案庭审笔录为证。 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被告作为保险人与作为投保人的人寿保险石家庄分公司订立的保险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均应全面履行合同义务。被保险人宋爱忠在保险期间内不幸罹患疾病身故，因案涉保险合同没有指定受益人，原告作为宋爱忠的合法继承人，要求保险人支付保险金符合法律规定。本案主要争议在于宋爱忠的情况是否应认定为急性心肌梗塞。首先，定州市人民医院是宋爱忠生前的抢救医院，其诊断结论最为客观直接，是确定宋爱忠是否患急性心肌梗塞的最关键证据，该医院出具的诊断证明宋爱忠为“猝死，心肌梗死？”，从辅助检查记录和抢救记录等看，宋爱忠“被人发现意识不清20分钟”，送院后“无自主呼吸”，“心电图呈一直线”，“经40分钟抢救后，患者仍无心跳呼吸，宣布死亡”。由此可知，宋爱忠送院后直接进行了抢救，因抢救无效死亡，虽然医院没有做全面的检查，但是医院作出诊断是极为慎重和保守的，在无检查指标相印证的情况下，医院不可能作出十分明确的诊断。因此，本院认为，医院既然诊断为“心肌梗死？”，可以认为宋爱忠所患病为“心肌梗死”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其次，被告主张宋爱忠没有满足《人保寿险团体重大疾病保险条款》7.16（2）中对“急性心肌梗塞”定义的四个条件中的至少三个，即“①典型临床表现，例如急性胸痛等；②新近的心电图改变提示急性心肌梗塞；③心肌酶或肌钙蛋白有诊断意义的升高，或呈符合急性心肌梗塞的动态变化；④发病90天后，经检查证实左心室功能降低，如左心室射血分数低于50%。”但从上述条件来看，这些诊断标准均是需要进行检验检查后得出的，而按宋爱忠当时的情况，从送院抢救至宣布死亡，仅仅40分钟，医院忙于抢救，不可能再做全面的检查。而今宋爱忠已火化入葬，相关检查更无从进行。但没有检查，并不等于宋爱忠不患有“急性心肌梗塞”。在由于情况突发，而无法全面检查的情况下，医院作出的病情诊断“心肌梗死？”，可以作为疾病认定的依据。 综上，原告虽然不能证明宋爱忠符合《人保寿险团体重大疾病保险条款》中对“急性心肌梗塞”定义的相关条件，但事实上其死于“急性心肌梗塞”的可能性非常大，同时结合宋爱忠在定州市人民医院的病历材料等证据，宋爱忠的情形应属于“急性心肌梗塞”，被告应按《保险单》的约定，向宋爱忠支付保险金300000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四十二条规定：“被保险人死亡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由保险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规定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一）没有指定受益人，或者受益人指定不明无法确定的；……”。故原告作为宋爱忠的合法继承人，有获得相应保险金的权利。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市分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给付原告刘玉敏保险金300000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被告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市分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齐宏建 人民陪审员  白海亮 人民陪审员  薛庆民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张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