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01民终154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韩某甲，男，1970年9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秀全，山东瑞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于某某，男，1962年2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韩某乙（于某某之妻），女，1962年4月22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style='cousor:pointer'>山东省济南市。上述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庆代，山东宇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陈某某，男，1953年6月27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波，山东德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韩某甲因与被上诉人于某某、韩某乙、陈某某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2020）鲁0112民初78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27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韩某甲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韩某甲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于某某、韩某乙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不当。案涉协议的约定价格系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参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政府土地征收的补偿款是参照同时期当地的市场价格的，不会有太大的出入，一审判决关于补偿款系政府行为、与市场价不同的主张是不能成立的。案涉协议约定价格为68万元，而案涉拆迁款却高达约220万元，相差三倍之多，是明显不合理。一审法院（2020）鲁0112执异125号执行裁定对案涉转让价格的认定才是正确、合乎法律规定的。二、从案涉协议约定价款的支付看，于某某、韩某乙系无偿转让财产。根据一审于某某、韩某乙和陈某某的意见和证据，案涉68万元转让款的支付分为两部分：第一，陈某某向于某某、韩某乙支付转让款47万元，分别于2019年4月11日支付10万元、4月15日支付1万元、4月18日支付36万元；第二，于某某、韩某乙对陈某某负21万元债务，抵偿21万元转让款。1.陈某某向于某某、韩某乙支付47万元转让款的证据为：（1）2019年4月11日于某某出具的借到陈某某现金10万元的“借条”；（2）2019年4月15日韩某乙出具的借到陈某某现金1万元的“借条”；（3）2019年4月18日于某某出具的收到陈某某36万元的“收到条”。该三份证据，陈某某并未提供任何转账凭证作证，47万元的巨款款项，作为现今社会的成年人，绝对是慎之又慎的，以转账这一能够留存证据的方式支付，对于双方而言，都是最能保证自身权益的，但是，于某某、韩某乙声称用于治病的巨款却全部都是现金支付的，且除了仅有于某某、韩某乙可以随时书写出具的“收到条”、“借条”外，并无录像等其他任何有效证据证实该现金已经由陈某某实际支付给于某某、韩某乙，这如何不让人怀疑。并且，该款项是陈某某支付给于某某、韩某乙的转让款，于某某、韩某乙出具的应当是如2019年4月18日的“收到条”，2019年4月11日、2019年4月15日出具的却是“借条”，从该两份证据看，转让款变成了借款，于某某、韩某乙在声称经济紧张、为了治病变卖财产的情况下，不仅未收到案涉协议下的转让款，还让自己又背负了11万元的债务。于某某、韩某乙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为何会做出对自己如此不利的行为？证人李庆海、柴宏伟系陈某某单方提供，与其存在利益牵扯，其证言不具备证明力。根据以上情况，只能说明该款项并未实际支付，才能在情理上和法理上讲得通；2.陈某某抵偿21万元转让款的对于某某、韩某乙的21万元的债权，也仅仅只有于某某可以随时书写出具的“借条”、“证明”来证实，并无任何其他切实有效的证据证实该欠款的存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的规定，陈某某与于某某、韩某乙主张的欠款，在仅有借条证据的情况下，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借贷事实的存在。陈某某、于某某和韩某乙主张证明欠款存在的欠条、证明，其真实性严重存疑。2020年1月15日的借条，有明显的改动痕迹；2017年10月19日的证明记载收回欠条，在债务抵偿了案涉转让款的前提下，于某某、韩某乙在自身经济紧张、甚至变卖财产治病的情况下却未收回，在对外欠有巨额债务的前提下，于某某、韩某乙与陈某某仅仅以于某某可以随时书写出具的、且真实性明显存疑的“借条”、“证明”来证实欠款的存在，明显系恶意逃避债务的行为。因此，案涉协议约定价款并未实际支付，于某某、韩某乙系无偿转让财产，恶意逃避债务。三、1.于某某、韩某乙一审主张案涉协议签订时无法预测后发生的征收行为，陈某某一审主张案涉协议与案涉征收相隔近一年、不知晓案涉征地信息；由此可见，于某某、韩某乙和陈某某均主张：在案涉协议签订时，对案涉征收是不知情的。但是，案涉协议却明文载明“待国家占用时地上物国家补偿多少，与甲方无任何关系，全部属于乙方”、“大棚占用补偿，待国家占用后补偿有乙方领取”，可见于某某、韩某乙和陈某某对案涉征收知情。于某某与李连平、岳承民于2019年7月11日签订《协议书》，该协议中写明：“经陈某某、于某某双方对账，截止到2019年7月11日，于某某欠陈某某38万元，双方之前债务已全清”、“待该8个大棚及地上物被国家占用补偿后，由陈某某扣除于某某的欠款38万元，剩余占用补偿款30万元由陈某某直接将补偿款打给李连平、岳承民，不管占用补偿款多少与李连平、岳承民无关”。上述协议证实于某某、韩某乙和陈某某于案涉协议签订时对案涉征收知情，作为于某某、韩某乙的债权人，证人李连平、岳承民、亓春生也能证明于某某、韩某乙对案涉协议签订时就已经提前知情案涉征收的事实。由此可见，于某某、韩某乙和陈某某一审中关于签订案涉协议时对案涉征收不知情的主张完全是隐瞒真实情况，掩盖其恶意串通、转移财产、逃避债务的事实；2.根据于某某与李连平、岳承民于2019年7月11日签订《协议书》，截至2019年7月11日，于某某欠陈某某38万元。一审中，双方主张案涉协议签订前，即2019年4月10日前，于某某欠陈某某21万元。在2019年4月10日至7月11日短短的3个月内，在于某某一审自认已经收到陈某某于2019年4月份支付的大棚转让款47万元现金的情况下，又欠了陈某某38万元，何其荒谬。按照于某某、韩某乙和陈某某一审的说法，案涉协议的转让款双方已经全部结清，案涉大棚已经全部转让给了陈某某，那案涉大棚的征收补偿也属于陈某某，与于某某没有任何关系，案涉协议第（1）条也对此明确载明；但是，2019年7月11日的《协议书》中，于某某又主张用案涉征收补偿的38万元偿还欠陈某某的38万元，这岂不是债务人在用债权人的钱偿还对债权人的债务，何其矛盾；3.案涉协议的两个证明人，颜培东从未出庭作证，刘某某系陈某某所有的农场的会计、与陈某某存在利害关系、其证人证言依法无证明力。四、陈某某在明知于某某、韩某乙对韩某甲负有巨额债务、而案涉大棚即将被征收的巨额补偿能偿还韩某甲债务的情况下，仍与于某某、韩某乙相互串通，签订案涉协议，以合同的合法形式掩盖其恶意逃避上诉人债务的目的，涉及欺诈行为，应依法被追究法律责任。于某某、韩某乙在自身执行案件尚未完结的情况，对所有的财产拒不报告，且恶意转移，逃避执行，应依法承担法律责任。综上，案涉协议约定价格系明显不合理的低价，且于某某、韩某乙实际无偿转让财产，恶意逃避债务，案涉协议应依法被撤销，韩某甲的一审诉讼请求应依法得到支持。于某某、韩某乙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上诉理由第一项不成立。1.《买卖大棚协议》价格合适，不属于低价转让。《买卖大棚协议》的标的物初建于2013年，已经使用6年，当时能卖到这个价格，是陈某某同情于某某、韩某乙；2.韩某甲将市场价与政府补偿价混淆是错误的。于某某、韩某乙与陈某某的《买卖大棚协议》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市场行为，而征收补偿是政府行为，因此，市场价和补偿价完全不同。韩某甲始终无法举证《买卖大棚协议》的标的市场价格，仅是将出卖价格和补偿价款对比，显然是错误的。对其举证不能，应当自己承担责任；3.韩某甲引用法规错误。韩某甲在上诉理由中称“参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十九条规定”系明显引用法规错误。首先，本案涉及农村土地征收，不是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韩某甲引用的法规不是本案适用范围，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性。其次，引用法规内容错误。《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十九条规定：对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不得低于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被征收房屋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被征收房屋的价值，由具有相应资质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按照房屋征收评估办法评估确定。对评估确定的被征收房屋价值有异议的，可以向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申请复核评估。对复核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向房地产价格评估专家委员会申请鉴定。房屋征收评估办法由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制定，制定过程中，应当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韩某甲引用的法规条文与本案毫无关联性，没有任何参考价值。二、关于第二个上诉理由，即于某某、韩某乙系无偿转让财产。依据是于某某、韩某乙和陈某某转让合同价款数额巨大，没有通过银行转账，而是用现金支付。该上诉理由错误。（一）1.使用现金支付和银行支付，都是合法支付行为；2.于某某、韩某乙急需医疗费用，而居所地非常偏僻，当地没有银行机构，使用现金支付更为方便；3.使用那种支付方式是买卖双方的选择，与韩某甲无关；4.陈某某已经支付对价款给于某某、韩某乙，一审法院已经认定。（二）对韩某甲在第二个上诉理由中的几个错误认识进行批驳。1.上诉状称“证人李庆海、柴宏伟系陈某某单方提供，与其存在利益牵扯，其证言不具备证明力”错误。李庆海、柴宏伟都能够正确表达意思，作为证人没有问题。韩某甲并未提出相反证据，仅仅是以“利益牵扯”否定证人证言的效力是完全错误的；2.对于“借条”和“收到条”的说明。于某某、韩某乙和陈某某不是法律专业人士，收到钱就写条子是基于基本常识，对于名称是“收到条”还是“借条”他们没有法律上的严格界定。韩某甲的错误是“咬文嚼字”，用法律专业人士的水平要求于某某、韩某乙和陈某某过于严苛；3.韩某甲认为陈某某与于某某、韩某乙抵偿21万元债权是虚假的，理由不能成立。（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的，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存续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2）该法条适用于民间借贷案件中，在出借方与借款方对是否存在借贷事实产生重大分歧的时候，法院可以依据该条规定裁决。本案中双方对债权债务没有任何异议，该《规定》不适用本案，也没参考价值。三、韩某甲上诉理由第三项难以自圆其说。（一）从时间上看，于某某、韩某乙和陈某某无法预测征收时间。于某某、韩某乙在签订《买卖大棚协议》时，无法预测到土地征收的具体时间。（本次征收是修建高速公路占用于某某、韩某乙的部分农地，并不是全部承包地，有明显的偶然性）。济南整个城区向东发展是政府的规划，历城区的农村土地被征收只是个时间问题，这是济南市城乡居民都知道的信息。但具体到每一个村庄的土地，其启动时间是以政府启动公告为准，而政府公告的具体时间，于某某、韩某乙和陈某某无法知悉。（二）从两人的户籍信息看，征收时间对韩某甲和于某某、韩某乙是对等的。上诉状中列明韩某甲的户籍信息：济南市；于某某、韩某乙的户籍信息：济南市。两人在同一乡镇，且两人居住村庄也不远，在信息非常发达的今天，本乡镇土地征收信息应该是对等的，如果韩某甲不知道征收时间，同样于某某、韩某乙也不知道征收时间。（三）韩某甲有重大过错，对其过错行为，应当自己承担。韩某甲在于某某、韩某乙与陈某某签订《买卖大棚协议》前，没有认识到的标的物的价值。首先，韩某甲对于某某、韩某乙的财产状况是明知的。两人都在同样乡镇，且两村距离也不远，交通方便，信息发达。如果韩某甲不知道于某某、韩某乙有蔬菜大棚，不符合常理。其次，于某某、韩某乙曾和韩某甲协商，试图用《买卖大棚协议》的部分标的物抵偿债务，但韩某甲不同意。其三，韩某甲与于某某、韩某乙的借贷案件，（2018）鲁0112民初1607号《民事调解书》进入执行阶段后，韩某甲并未向法院申请保全。（四）对于新证据的说明：（1）韩某甲提供的所谓新证据都是形成于一审开庭前，不是新证据。（2）韩某甲提供的证据也不属于因客观原因无法在举证期内完成的证据。于某某、韩某乙出具一份《关于李连平和亓春升写协议书的情况说明》，从中可以得到下列信息：A：《协议书》是李连平和亓春升强迫于某某、韩某乙写的。B：岳承民是名义当事人，实际当事人是亓春升。C:韩某甲进行诉讼实际支付有关费用的是李连平和亓春升。D：李连平和亓春升曾引诱和胁迫于某某、韩某乙以趁人之危为借口，撤销与陈某某的买卖合同。韩某甲和李连平、岳承民、亓春升都很熟悉，且有利益牵扯，所以韩某甲提供的证据并不是因客观原因无法举证的证据。（3）韩某甲提供的证据和本案没有关联性。所以，对于韩某甲提供的证据应当不予质证。（五）第四个上诉理由缺少法理依据。2019年4月8日，于某某查出尿毒症。但因债务缠身，又无财产可以变现，治疗费用数额巨大，于某某、韩某乙只能将唯一可以支配的财产出卖。于某某、韩某乙治疗行为属于生命健康权范畴，在生命健康权和债权相抵触的情况下，应当优先保护生命健康权。而于某某、韩某乙与陈某某签订《买卖大棚协议》就是为了保护生命健康权，且价格合理，双方自愿，标的物也不违法，陈某某的行为属于有偿救助行为，应该予以保护。综上所述韩某甲上诉的理由不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陈某某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韩某甲提出的理由仅为猜测或推测，并无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涉案大棚不属于禁止转让的标的物，也没有被法院查封，陈某某与于某某签订的买卖大棚协议意思表示真实，内容不违法，为有效合同。陈某某自始至终都不知道韩某甲与于某某之间，以及于某某与其他人有纠纷的事情，且该涉案大棚拆迁补偿协议由陈某某签订，并在唐王街道办事处进行了依法公示，在公示期间无任何人提出过异议。陈某某作为已经通过公示的补偿权利人，其有权领取相应的补偿款项。陈某某购买大棚时的现场破旧不堪，68万元甚至已经超出了当时的市场价值，该大棚的性质并不属于韩某甲所述的国有土地上房屋与补偿条款涉及的范畴，该大棚被占有的补偿费用主要考虑的是被征用了种植大棚后期持续投入可以产生的相关经济效益，韩某甲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法院予以驳回。韩某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判决撤销于某某、韩某乙与陈某某签订的《买卖大棚协议》；2.本案的诉讼费由于某某、韩某乙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韩某甲与于某某、韩某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一审法院于2018年4月11日调解结案并作出（2018）鲁0112民初1607号民事调解书。于某某、韩某乙未履行该民事调解书还款义务，韩某甲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一审法院立案执行（2018）鲁0112执1825号。一审法院在执行过程于2020年4月10日作出（2018）鲁0112执1825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裁定扣留被执行人于某某或他人名义签字待领取的于某某大棚拆迁补偿款150万元并向唐王街道于家庄村委会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陈某某对一审法院扣留被执行人于某某或他人名义签字待领取的于某某大棚拆迁补偿款150万元提出执行异议，认为其与于某某于2019年4月10日签订《买卖大棚协议》，约定将8个标准大棚及地上物一次性卖给陈某某，国家占用补偿的费用也属于陈某某，陈某某取得地上物的所有权，大棚拆迁补偿款也应当归陈某某所有。一审法院于2020年6月2日作出（2020）鲁0112执异125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陈某某的异议。陈某某不服该裁定提起执行异议之诉，一审法院予以受理[案号（2020）鲁0112民初4272号]，该案尚未审结中止诉讼。2019年4月10日，于某某（合同卖方）与陈某某（合同买方）签订《买卖大棚协议》，该买卖合同内容为：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因甲方患病住院治疗尿毒症，急需资金，甲方现将所有的8个标准大棚及地上物卖给乙方，协议内容如下：1.甲方将所承包的于家村28亩地内的8个标准大棚及地上物一次性卖给乙方，待国家占用时地上物国家补偿多少，与甲方无任何关系，全部属于乙方；2.支付方式：乙方付给甲方68万元（付款时扣除甲方于某某借乙方陈某某原有的借款），大棚占用补偿款，待国家占用后补偿由乙方领取；3.8个大棚位置坐落，在于家村东一片地内，东至杨义忠的日本迎花树，南至一片生产路，西至于振儒地，北至于家村生产大路；4.乙方付给甲方款项时，扣出原甲方借乙方的20万人民币；5.双方签字之日起有效，本协议一式二份；6.未尽事宜，双方可协商，另附加协议条款。颜培东、刘某某作为证明人在该协议上签字。2019年5月1日，陈某某与王恩国、马训成签订追加合同，该合同约定内容：1.原于某某与王恩国、马训成合同解除2.陈某某为甲方，王恩国、马训成为乙方；3.自2020年元月1日乙方向甲方交承包费8万元（大棚8个、土地30亩包括在内）至2029年元月1号；4.经甲乙双方协商如遇国家占地、地上物及建筑物归甲方所有，种植植物归乙方所有，5.本追加合同一式二份，各执一份，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于某某主张其与陈某某签订大棚买卖协议时已患有尿毒症，为治病才将涉案的8个大棚以68万元的价格出卖给陈某某，该8个大棚建于2013年，出售时已使用6年比较破旧，陈某某同情于某某的病情才同意购买，该价格高于市场价。于某某提供其2019年4月15日的山东省千佛山医院住院病历予以证明，该住院病历记载于某某患有慢性肾脏病5期（尿毒症期）。韩某甲对该病历真实性无异议，但对于某某主张的该事实不予认可。陈某某对于某某主张的该事实予以认可并主张该合同的证明人颜培东及刘某某在该合同上签名见证合同的真实性，涉案合同证明人刘某某亦在（2020）鲁0112民初4272号民事案件中出庭作证予以证实。陈某某主张其在买卖大棚协议签订后，于同年4月11日支付大棚款10万元、4月15日支付大棚款1万元、4月18日支付大棚款36万元，签订协议前欠其债务21万元折抵，其已支付于某某8个大棚的价款68万元；并提供于某某出具的借条、欠条、收到条证实其主张。于某某对陈某某主张的该事实予以认可并对陈某某提供的上述证据予以认可。韩某甲对陈某某提供的上述证据不予认可，认为陈某某提交的证据不能证实已经将涉案大棚的转让款项支付于某某，其怀疑于某某无偿转让大棚资产。陈某某提供证人李庆海、柴宏伟出庭作证证实支付于某某大棚款时向李庆海借现金13万元、柴宏伟借现金10万元的事实。韩某甲对该证人证言不予认可，于某某对证人证言予以认可。韩某甲主张于某某将涉案的8个大棚以68万元价格转让给陈某某明显低于市场价，陈某某、于某某均不认可，韩某甲亦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其主张。陈某某表示对于某某为被执行人的执行案件并不清楚。涉案大棚于2020年3月被征收，获得拆迁补偿款。一审法院认为，一审法院（2020）鲁0112民初4272号案件属陈某某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本案系韩某甲作为债权人提起的撤销权之诉，二案属不同性质之诉，并不是重复诉讼。2019年4月8日，于某某查出患有尿毒症。于某某为治疗尿毒症将涉案的8个大棚以68万元价格转让给陈某某，双方于同年4月10日签订的买卖大棚协议，并由颜培东、刘某某作为证明人在该买卖大棚协议上签字。上述事实，于某某提供的病历资料与证人刘某某的证言能够证明属实。涉案大棚不属于禁止转让的标的物，亦未被法院查封，故陈某某与于某某签订的买卖大棚协议，意思表示真实，内容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合同。签订合同后，陈某某支付于某某大棚款47万元，其余用于某某所欠债务21万元相抵，合计68万元，陈某某亦提供证人李庆海、柴宏伟证实其资金来源。涉案大棚于2020年3月被征收获得补偿款，该补偿款系政府行为，与市场价格不同，陈某某与于某某签订买卖大棚合同系在大棚被征收一年之前，故韩某甲以涉案大棚转让款与涉案大棚拆迁补偿款相比认为转让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的主张显然不能成立。韩某甲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于某某将涉案的8个大棚以68万元价格转让给陈某某明显低于市场价，故一审法院对韩某甲请求撤销于某某、韩某乙与陈某某签订的《买卖大棚协议》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驳回韩某甲的诉讼请求；二、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50元，由韩某甲负担。本案二审过程中，韩某甲提交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1.于某某与李连平、岳承民2019年7月11日签订的《协议书》；2.一审法院于（2019）鲁0112执680、2127、2142、2143号四起于某某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中于2019年7月9日对于某某作的询问笔录;3.申请证人出庭作证，拟证明案涉协议签订时、于某某对案涉征收是完全知情的，却于一审中隐瞒该事实，系恶意转移财产、逃避债务。证明于某某对土地即将被征收的事实是知晓的，实际该土地大棚的补偿款220余万元；第二组证据，一审法院（2020）鲁0112民初4272号案件开庭笔录，拟证明陈某某一审提供的证人刘某某系陈某某的会计，存在利害关系，且对案涉大棚买卖协议详情并不知晓，其证言不具备可信力。经质证，于某某、韩某乙称，对《协议书》的真实性有异议，该协议书是在胁迫的情况下书写的，不予认可。对询问笔录、开庭笔录等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但笔录均产生在交易完成后，与本案无关。陈某某质证称，对协议书真实性不予认可，该证据与本案无关，且《协议书》上陈某某的签字并非其本人所签。对询问笔录、庭审笔录真实性均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均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与本案无直接关系。李连平叫着于某某夫妇到陈某某办公室，于某某说陈某某还欠一部分转让款，李连平让于某某跟他签协议，把剩余的欠款转给李连平。于某某是自愿签的协议，陈某某没有签。本院经审查认定，韩某甲未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证人出庭作证申请，故本院不予准许。韩某甲二审提交的其它证据，不足以证实于某某存在恶意转移财产的事实，且于某某、陈某某对《协议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提出异议，对其证明力本院不予采纳。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问题为：韩某甲是否有权撤销于某某与陈某某签订的《买卖大棚协议》。陈某某与于某某签订的大棚买卖协议，合法有效。关于韩某甲主张转让价款过低的上诉理由，陈某某与于某某签订买卖大棚合同系在大棚被征收一年之前，且拆迁补偿系政府行为，两者并无可比性，故对韩某甲以转让款与补偿款相比明显过低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关于于某某是否按《买卖大棚协议》支付转让款问题，协议签订后，陈某某已通过付款及债务抵偿的方式向于某某支付买卖款项，证实双方买卖协议已履行完毕。韩某甲主张陈某某并未支付价款，实际为无偿转让，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韩某甲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于某某、韩某乙与陈某某所签订的大棚买卖协议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债权人利益的情形，一审判决驳回韩某甲关于撤销《买卖大棚协议》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韩某甲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韩某甲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宋海东二〇二一年三月五日书记员  张希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