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101民初4168号原告：王贺林，男，1965年4月2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被告：首都宾馆，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前门东大街3号。法定代表人：张愚，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涛，北京市京工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贺林与被告首都宾馆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21年1月2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贺林，被告首都宾馆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涛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贺林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首都宾馆2000年12月8日“乘人之危”迫使原告签署的《说明》无效，或撤销《说明》；2、请求首都宾馆支付1992年8月至1993年1月公派出国期间工资9480元及经济损失7640406元[1992年8月至2020年9月共28年，9480元×28年×12个月×1+25%（补偿金）×1+99%（赔偿金）]；3、请求首都宾馆提交1992年8月10日至1993年8月9日的公派出国合同及2001年3月12日一次性补缴1992年10月至2001年2月社会保险的缴纳单据；4、请求首都宾馆补签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并补发1993年2月1日至今的生活费及其他待遇（按社平工资计算，具体数额不清楚），否则依据劳动法第97、98条，劳动合同法第82条、85条至89条规定承担赔偿责任；5、请求首都宾馆支付1996年1月至1999年5月和2001年3月至2008年4月期间原告垫付的首都宾馆应当承担的社保费34176.23元，补缴五险一金及其他商业保险；6、请求首都宾馆报销原告2016年至2020年医药费7061.7元；7、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于1983年12月21日入职国务院外宾管理处，后成立首都宾馆，原告成为第一批厨师，原告与首都宾馆筹备处签订了自1985年4月1日至1995年3月31日止的十年的劳动合同。1992年国企改革，同年6月原告被派到国外即俄罗斯工作。同年8月10日，原、被告签订了自1992年8月10日至1993年8月9日的出国合同，合同约定原告出国的工资1580元/月，出国回来后一次性发放。合同上的必要内容由人事部经理填写后让原告确认后签字，人事部借口要盖章将合同拿走，后被恶意隐瞒。现原告手中未有该份合同。1992年8月20日原告出国到莫斯科工作。原告出国期间，首都宾馆与新加坡酒店管理集团合资，分立为首都大酒店（合资）和北京国都实业公司等三产公司。1993年1月原告回国后，即进入了北京国都实业公司工作，同时请求首都宾馆支付其出国工资9480元。由于当时首都宾馆分立后各种事务杂乱，此出国工资一直被扣发、拖欠，未解决。1993年2月起首都宾馆改制后，停发了本人生活费并指派原告到社会上打工以分忧其改制导致经营不利的窘境。1996年10月北京国都实业公司合资筹建的嘉年华大酒楼建成，原告被召回，因澳门方负责人要求选用香港厨师，这样经理又让原告自己去找工作，原告只能又到社会上打零工。2000年原告到采博隆公司工作，该公司要给原告交纳各项保险，为此原告找到被告方经理汇报，双方于2000年11月30日进行了沟通，当时原告提出两点要求1、原告1992年8月公派出国期间，被告扣发、拖欠8年之久的出国工资9480元应补发给原告。2、原告待岗期间临时打工的北京采博隆公司1999年6月至2001年2月保险费6783元转交到被告是否同意？2000年12月8日被告以原告早在1992年8月10日就被被告恶意隐瞒的出国合同文书为要挟，先“乘人之危”让原告抄写被告事先写好的《说明》并签名。后才能签发出具给北京采博隆公司关于缴纳原告1999年6月至2001年2月社会保险的《证明信》。在2000年12月8日被告确认了1992年原告出国工资9480元和事实拖欠8年的出国工资9480元为要挟，后施用“乘人之危”的行为，迫使原告抄写签署违背其真实意思、显失公平、违背诚信原则的《说明》无效或撤销。另，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第二条约定，合同期满时，经双方同协商同意后，可以续订。第五条，被告可以解除劳动合同1、合同期满，不需要续订合同的约定。事实上，自双方签署的劳动合同到期至2020年，被告始终没有履行其义务，未办理双方劳动关系续订、解除或终止的手续及出具书面证明。由于原劳动合同期满时，本应尽其义务并有责任签发，符合法定程序的续订、解除、终止劳动关系证明，致使双方签订的原劳动关系并未被有效合法解除或消灭，而是还在存续至今。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应视为双方已经存在无固定期限劳动关系，双方应补签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手续。否则对原告造成的损害，应承担赔偿责任。故原告主张的上述诉讼请求应得到法院的支持。被告首都宾馆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的第一项诉讼请求已被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生效的判决书认定，双方签署的《说明》真实有效，原告所述被迫签署未提交证据，本案原告并未提出该《说明》无效或撤销的新证据。对原告的第二项要求支付其出国工资的诉讼请求，双方已签署《说明》，该出国工资9480元已冲抵了原告1996年1月至1999年5月期间的保险，被告不存在拖欠该款的情形。原告主张的经济损失7640406元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对原告的第三项主张的要求被告提交公派出国合同及补交单据的诉讼请求，该请求属于调查取证范围。因被告合并及人员变动该出国合同，被告已无法提供。社保单据原告自己可以持身份证自行打印。对原告的第四项主张的要求补签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及补发1993年至今的生活费及其他待遇及第五项诉讼请求均不同意，因双方的劳动合同已被生效的判决书认定于1995年3月31日期满，之后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原告的该项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对原告主张的第六项诉讼请求不同意，因原告主张的2016年至2019年期间，双方已不存在劳动关系，原告要求被告为其报销该期间的医药费，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原告主张的所有的诉讼请求均已超过法定仲裁时效和诉讼时效，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王贺林向法院提交证据：1、情况说明及前任总经理办公室主任名片，证明王贺林始终主张过劳动关系。2、录取通知及劳动合同，证明王贺林与首都宾馆存在十年期劳动合同。3、俄罗斯天马旅馆简介及出国护照复印件，证明王贺林被公派出国。4、孩子医药费报销单复印件。5、《说明》复印件，证明出国工资被拖欠8年及乘人之危抄写该《说明》。6、首都宾馆给采博隆公司出具的证明信及给采博隆公司的发票及个人收据。7、2001年7月至2005年2月交纳社会保险的专用发票。8、2005年至2007年交纳社会保险的收据。两份证据证明费用是王贺林自己出的。9、2016年至2020年各年医疗费发票，证明给王贺林断缴社会保险后的损失。10、北京国都实业公司投资的北京嘉年华大酒楼工商注册信息。11、仲裁裁决书。首都宾馆对上述证据1、真实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这是王贺林自己写的情况说明，不能作为证据。办公室主任杜涛的名片是真实。对证据2,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3,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对简介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对证据4,真实性、证明目的、关联性均不认可。对证据5,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6,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7-8,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这个钱是对《说明》中保险问题的印证。对证据9,真实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对证据10，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11,真实性认可。首都宾馆向法院提交了1、东城法院（2020）京0101民初291号民事判决书。2、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0）京02民终7578号民事判决书。王贺林对该证据真实性均认可。另查，王贺林于2019年11月15日向北京市东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东城仲裁委）提出仲裁申请，要求首都宾馆：1、确认首都宾馆2000年12月8日“乘人之危”迫使原告签署的《说明》无效，或撤销《说明》；2、请求首都宾馆支付1992年8月至1993年1月公派出国期间工资9480元及经济损失7640406元；3、请求首都宾馆提交1992年8月10日至1993年8月9日的公派出国合同及2001年3月12日一次性补缴1992年10月至2001年2月社会保险的缴纳单据；4、请求首都宾馆补签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并补发1993年2月1日至今的生活费及其他待遇，否则依据劳动法第97、98条，劳动合同法第82条、85条至89条规定承担赔偿责任；5、请求首都宾馆支付1996年1月至1999年5月和2001年3月至2008年4月期间原告垫付的首都宾馆应当承担的社保费用34176.23元，补缴五险一金及其他商业保险；6、请求首都宾馆报销原告2016年至2019年医药费7061.72元；2020年12月3日，东城仲裁委作出京东劳人仲字[2020]第266号仲裁裁决：驳回王贺林的全部申请请求。王贺林不服裁决结果，提起诉讼。本院对双方当事人认可的证据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和法院审理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1985年4月1日王贺林与首都宾馆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担任厨师，合同内容：第二条“合同期限从1985年4月1日至1995年3月31日止。合同期满时，经双方协商同意后，可以续订。第五条，具有下列情况之一者，首都宾馆可以解除劳动合同：⑴合同期满，不需要续订合同；……”。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首都宾馆于1992年派王贺林到北戴河工作，后又被派往国外工作，1993年2月回国。回国后，首都宾馆同意王贺林在外自谋职业工作，双方的劳动关系仍存在。1995年3月31日双方劳动合同自然终止后，首都宾馆未与王贺林协商双方是否续订劳动合同一事，王贺林亦未向首都宾馆提出要求续订劳动合同。自此王贺林一直在外打工自谋职业，从未到首都宾馆工作，其档案放在首都宾馆未转出。王贺林曾到北京采博隆装修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采博隆公司）工作担任办公室主任，该单位同意给王贺林缴纳社会保险，为此王贺林与首都宾馆协商，2000年12月8日王贺林亲笔书写了《说明》，内容：“95年以前，本人养老保险金额企业部分与个人部分由首都宾馆承担。96年1月至99年5月，本人养老保险企业部分与个人部分由我自己承担（企业部分：8851.5元，个人：1886.4元）。99年6月至2000年11月份，本人养老保险由现在工作的单位转交给人事部（企业部分：5757元，个人：1818元）。92年8月至93年1月，宾馆应补发本人出国期间的工资为：6个月×1580元/月=9480元。用于冲抵96年1月至99年5月本人缴纳养老保险费。人事部在办齐上述情况的同时，应将本人所需转档的其他手续办齐！说明人：王贺林。2000.12.8”。当日，首都宾馆为王贺林就职的采博隆公司出具了证明，证明王贺林自1999年6月至2000元11月养老金企业部分应缴纳5757元，个人部分应缴纳1818元，共计7575元。按照该《说明》的约定，1996年1月至1999年5月王贺林的社会保险（企业应缴部分和个人应缴部分）费用均由王贺林个人负担的。1999年6月至2001年2月王贺林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用由王贺林就职的单位采博隆公司转交给首都宾馆，由首都宾馆为王贺林代缴。后期的社会保险由王贺林个人负担直至2008年4月停止缴纳。另查，王贺林曾于2019年7月22日向北京市东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东城仲裁委）提出仲裁申请，要求首都宾馆：1、确认双方自1993年1月1日至2019年7月22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撤销解除劳动关系的决定，恢复劳动关系。2019年9月26日东城仲裁委作出京东劳人仲字[2019]第3330号仲裁裁决：1、确认首都宾馆与王贺林自1993年1月1日至1995年3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驳回王贺林的其他申请请求。王贺林不服裁决结果，向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20年6月28日作出（2020）京0101民初291号民事判决书，驳回王贺林的诉讼请求。王贺林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2020）京02民终7578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1、王贺林要求与首都宾馆补签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是否有法律依据及王贺林书写的《说明》是否受胁迫所写。2、王贺林要求首都宾馆支付其出国期间工资及经济损失7640406元、承担其自己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及其他商业保险、补缴五险一金及报销其个人医药费能否得到支持。3、王贺林要求补发1993年2月1日至今的生活费和待遇是否有法律依据。4、王贺林要求首都宾馆提交公派出国合同及2001年3月12日一次性补缴1992年10月至2001年2月社会保险的缴纳单据，能否得到支持。针对第一焦点，王贺林要求与首都宾馆补签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是否有法律依据及王贺林书写的《说明》是否受胁迫所写。首先，王贺林的该项诉讼请求，已在东城法院作出的（2020）京0101民初291号民事判决书及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京02民终7578号民事判决书中作出认定，即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已于1995年3月31日期满，该合同中明确约定合同期满时，经双方协商同意后，可以续订。1995年3月31日合同到期后，双方均未就劳动合同到期后是否续订问题进行协商，首都宾馆建议王贺林在外自谋工作，未有与王贺林续订劳动合同的意愿。王贺林亦未向首都宾馆提出要求续订劳动合同的请求，亦同意首都宾馆的建议，一直在外工作，从未到首都宾馆工作，首都宾馆亦从未支付过王贺林劳动报酬。后王贺林又就职于采博隆公司，其养老保险均由王贺林个人和其就职的采博隆公司为其缴纳，故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于1995年3月31日到期后，双方已不存在劳动关系。其次，王贺林书写的《说明》系其亲笔所写，该《说明》对王贺林的养老保险问题约定非常明确，且双方签订该《说明》后，王贺林及首都宾馆均按该《说明》的约定执行，王贺林从未提出过任何异议。上述已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书已认定该《说明》真实、合法、有效。现王贺林并未提交新的证据证明《说明》系受胁迫所写，王贺林再次起诉，属重复起诉。综上，本院对王贺林的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针对第二焦点，王贺林要求首都宾馆支付其出国期间工资及经济损失7640406元；承担其自己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及其他商业保险、补缴五险一金及报销其个人医药费能否得到支持。根据已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书认定，《说明》系王贺林自己亲笔书写，该《说明》内容已明确，1995年以前，本人养老保险金额企业部分与个人部分由首都宾馆承担。96年1月至99年5月，本人养老保险企业部分与个人部分由我自己承担（企业部分：8851.5元，个人：1886.4元）。1999年6月至2000年11月份，本人养老保险由现在工作的单位转交给人事部（企业部分：5757元，个人：1818元）。92年8月至93年1月，宾馆应补发本人出国期间的工资为：6个月×1580元/月=9480元。用于冲抵96年1月至99年5月本人缴纳养老保险费。该《说明》已证明王贺林出国期间的工资9480元已经领取，且该《说明》签订后多年来，王贺林与首都宾馆均按照该《说明》的约定履行，现王贺林再要求首都宾馆支付其出国工资9480元及经济损失7640406元，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双方劳动合同到期后，王贺林自己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及其他商业保险及报销其个人医药费问题，王贺林的该项主张均系其与首都宾馆不存在劳动关系之后发生的费用，首都宾馆已无义务再为王贺林缴纳双方已不存在劳动关系之后的社会保险、其他商业保险及报销王贺林发生的医药费。针对第三焦点，王贺林要求补发1993年2月1日至今的生活费和待遇是否有法律依据。由于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于1995年3月31日期满后，双方已不存在劳动关系，王贺林要求首都宾馆补发其生活费和待遇及赔偿金，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对于1993年2月1日至1995年3月31日劳动合同存续期间的生活费问题，庭审中首都宾馆以王贺林该项主张已过诉讼时效进行抗辩，本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王贺林自1995年3月31日劳动合同期满后，双方已不存在劳动关系，二十多年来王贺林从未向首都宾馆主张过1993年2月1日至1995年3月31日期间的生活费，亦未提交时效中断的证据，故其现在主张该费用，本院不予支持。王贺林主张的赔偿金更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针对第四焦点，王贺林要求首都宾馆提交公派出国合同及2001年3月12日一次性补缴1992年10月至2001年2月社会保险的缴纳单据，能否得到支持。对于双方于1992年签署的出国合同，王贺林称双方签署后未给其本人，首都宾馆否认，对此王贺林未向法院提交证据证明其主张。另该合同距今已时隔近24年，王贺林亦从未向首都宾馆主张过。对于王贺林主张要求首都宾馆提交1992年10月至2001年2月社会保险的缴纳单据一节，对于该期间社会保险缴纳的问题，其本人凭有效证件到相关部门即可直接查询，故王贺林的该项主张不属劳动争议受案范围，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王贺林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元，由王贺林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秀文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梁媛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