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湘06民终116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钟文兵，男，1964年2月2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岳阳市君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万景，湖南滳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刘伍拾，男，1967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岳阳市君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娟，湖南昌言（岳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岳阳市君山区广兴洲渔场，住所地岳阳市君山区许市镇柿树岭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6114461844144。法定代表人：王汝枝，该渔场党组书记。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小山，系该渔场副场长。上诉人钟文兵因与被上诉人刘伍拾及原审第三人岳阳市君山区广兴洲渔场（以下简称广兴洲渔场）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岳阳市君山区人民法院（2020）湘0611民初10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和询问当事人对本案进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钟文兵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请求。2、由刘伍拾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审查不严，涉嫌放纵伪造证据犯罪。本案一审中，刘伍拾当庭提供第十一组证据《畔乐湖承包补充协议》，上诉人提出异议，一审法院不仅在认证部分认为上诉人无异议，且未结合全案证据进行审查。该证据涉及的问题有：1、该协议甲方为第三人，乙方为案外人湖南洞庭湖湿地生态产业有限公司（简称湿地公司），协议上并无刘伍拾签名，明显不是三方协议。2、刘伍拾提供的证据三《畔乐湖经营权转让协议》中虽有涉及湿地公司，但并无该公司公章或法定代表人签名，补充协议不是此协议的补充。3、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三充分说明第三人将渔场承包经营权收回后承包给了案外两个个人而并非湿地公司，第三人认可该证据真实。4、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三中的《广兴洲渔场畔乐湖承包合同书》签订时间为2017年8月22日，而该补充协议的签订时间为2017年4月1日，明显矛盾。5、刘伍拾在本次诉讼前即起诉上诉人，后撤回起诉，在其起诉时并未提供已于2017年4月1日重新取得承包经营权的证据。二、一审法院认证存在重大错误。1、对于刘伍拾提供的证据三中的补偿清单，不仅上诉人有异议，第三人当庭明确表示不清楚，不能确定，一审法院却认为经过其确认。2、对于刘伍拾提供的证据四，上诉人持有异议，一审法院认为，该份证据和转让协议、补充协议三份证据可以互相印证。3、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对刘伍拾提供的证据一、证据四、证据十之外的其他证据均无异议完全违背事实。上诉人除对刘伍拾提供的证据一、证据二、证据三中的《畔乐湖经营权转让协议》、证据八、证据十二没有异议外，其他均有异议。4、一审法院擅自更改当事人的证明目的。如上诉人提供证据三，证明的是第三人从刘伍拾手中收回渔场承包经营权后重新发包给案外两个个人，一审法院更改为重新发包给案外人洞庭湖生态发展公司。又如刘伍拾提供证据八，证明刘伍拾与上诉人曾就转让资金多次协商未果，一审法院歪曲其本意，更改为拖欠承包款项一事曾多次协调未果。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存在重大错误。（一）一审法院认定：“2017年4月1日，广兴洲渔场与案外人洞庭湖生态发展公司签订《畔乐湖承包补充协议》……和法定代表人签名确认”，该认定不是事实，理由是：1、第三人与案外人2017年4月1日之前没有协议。2、第三人与刘伍拾签订的《畔乐湖经营权转让协议》，案外人不是协议方。3、2017年8月22日，第三人与黄某、张某签订《广兴洲渔场畔乐湖承包合同书》确认，自2017年1月1日至2036年12月30日止，畔乐湖整体常年700亩水面经营权由黄某、张某享有。4、刘伍拾没有保存补充协议的依据，也没有说明该证据的来源，上诉人收到的证据复印件上也没有加盖印证或者经手人签字。（二）一审法院认定“钟文兵至2016年1月1日起持续占用本案案涉鱼池经营至今”不当，应当是自2017年1月1日起，上诉人合法占有，但未经营。1、刘伍拾提供的证据八证实，2016年12月起至2017年2月份，第三人曾就渔场转让补偿款在刘伍拾和上诉人之间进行多次协调，未果。2、2016年12月27日晚，刘伍拾指使有关人员到上诉人在鱼池的临时住所打砸，强行要求收回鱼池，28日，上诉人报警，后警方按民事纠纷处理。3、2017年1月16日，刘伍拾与第三人签订《畔乐湖经营权转让协议》，刘伍拾已从第三人处获取大部分补偿款。4、自2017年2月份后，第三人再未找上诉人协调转让资金事宜，第三人具体何时收回渔场经营权、上诉人不知情，因前期投入未能获得回报，再次投入已无可能，只能亲自守护财产，期待此后一并解决问题。四、一审法院判决理由错误。上诉人在第三人与刘伍拾未解决本人后期合同可得利益的前提下占有鱼池守护财产是上诉人履行抗辩权，维护自身合法利益的表现，并不是占用经营，事实上亦不存在经营活动，因此上诉人无需承担承包款，刘伍拾应赔偿上诉人可得利益。刘伍拾辩称：一、上诉状部分陈述不实，且存在对答辩人中伤之词。1、《畔乐湖承包补充协议》是在洞庭湖生态发展公司未能实际经营的情况下，经该公司与第三人协商一致而签订的，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而且该协议与第三人出具的有关答辩人缴纳了2017年承包款的证明、要求答辩人2019年1月1日返还鱼池的通知函以及第三人一审的当庭陈述都能吻合。而钟文兵在毫无依据的情况下认为该协议涉嫌伪造证据犯罪，是对答辩人的恶意中伤。2、钟文兵称在2016年下半年，答辩人多次找其麻烦，指使人员打砸闹事，逼迫其离开等均不是事实，是对答辩人的恶意中伤。而且钟文兵自行向派出所报案所形成的报警案件登记表中也确认了：钟文兵诉称的财物损失并不是事实。3、答辩人从未刻意隐瞒与第三人签订《畔乐（利）湖经营权转让协议》，答辩人与钟文兵也曾就提前收回经营权的事宜进行协商，但协商未能达成一致，畔乐（利）湖仍然由钟文兵实际经营，即协议并未实际履行，畔利湖50%的承包经营权仍属于答辩人，钟文兵的实际经营权也并未受到任何影响，故该协议的签订并不能成为钟文兵拒交承包金的理由。4、至于第三人于2017年元月1日与案外人签订的《广兴洲渔场畔乐湖承包合同书》，也并未实际履行，完全没有影响钟文兵的实际经营和对50%面积畔利湖的占有、使用、收益权。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论应予维持。（一）钟文兵持续经营至今，应履行在合同期内支付承包费、在合同期外支付场地占有使用费的义务。钟文兵虽已支付了第一个两年度的承包费156000元，而第二个两年度的承包费156000元却仅支付了40000元，尚欠116000元。钟文兵拖欠支付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止承包金116000元的行为,已构成根本违约；钟文兵在承包合同于2019年12月31日到期后，拒不交还承包的畔乐湖，强行占用该水域持续经营至今，该行为已构成侵权，应按承包费标准支付场地占用使用费。（二）钟文兵主张的因答辩人造成的所谓损失并不成立。钟文兵与答辩人签订《畔利湖转让协议书》后，于2016年元月1日开始经营该水域，其经营行为并未因任何协议或个人、单位受到影响或中断，并且一直持续经营至今，理应支付承包金，其实际经营拒付承包金、还要转包方退还承包金、并赔偿其损失的要求与客观事实不符，也不符合情理与法律规定。（三）钟文兵无权主张第三人向答辩人此前所支付的补偿款。第三人与答辩人签订《畔乐（利）湖经营权转让协议》，拟提前收回答辩人的经营权，但事实上由于答辩人与钟文兵未就提前收回事宜达成一致，导致该份协议中就经营权收回事宜并未实际履行。而且该转让协议中涉及的补偿不仅包括了第三人对答辩人投入的设备设施和提前收回的补偿，并且鉴于答辩人系第三人的职工，为了给答辩人在退休之前的基本生活提供保障，该补偿款还包含了对答辩人职工身份的补偿。而钟文兵在该协议签订之时并未作任何设备设施投入，钟文兵也并非第三人的职工，不应享受职工身份补偿的部分，最主要的是钟文兵又一直持续经营至今，为此钟文兵无权主张该协议中所列补偿款。民事案件实行的不告不理，答辩人是否获取补偿款、应该获取多少，是第三人与答辩人之间的纠纷，与本案的审理并无关联。而且第三人也明确表示，在2019年12月31日前答辩人与钟文兵之间的经济往来由答辩人与钟文兵自行负责，与第三人无关，而且第三人也不会向钟文兵提出支付承包金的要求。广兴洲渔场述称，广兴洲渔场跟钟文兵没有任何合同关系，是否有损失亦不清楚，广兴洲渔场没有干扰钟文兵经营。钟文兵向一审法起诉请求：一、判令刘伍拾退还合同承包款118000元并支付利息85360元；二、判令刘伍拾赔偿钟文兵经济损失420000元；三、判令刘伍拾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刘伍拾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一、确认刘伍拾与钟文兵之间的畔乐湖承包合同关系已经终止，钟文兵应当及时返还承包水域；二、判令钟文兵向刘伍拾支付2016年1月至2019年12月期间拖欠的畔乐湖承包款116000元；三、判令钟文兵按每年78000元的标准向刘伍拾支付自2020年1月1日起至实际返还畔乐湖鱼池之日止的占用使用费；四、判令钟文兵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对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认定如下：关于刘伍拾提交的证据三中的补偿清单，钟文兵对其三性均有异议，其认为该清单无广兴洲渔场的签字盖章，无法核对真实性。一审法院认为，经过第三人广兴洲渔场的确认，对该清单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同时该证据可以证明本案的相关案件事实，对该证据的关联性予以认定。故对钟文兵的质证意见不予采纳，对该组证据予以认定；关于刘伍拾提交的证据四，钟文兵对证明的三性均有异议。其认为，广兴洲渔场已经将本案案涉鱼池发包给了案外人洞庭湖生态发展公司，广兴洲渔场不能一湖多租。一审法院认为，该组证据与刘伍拾提交的证据三《畔乐湖经营权转让协议》以及证据十一《畔乐湖承包补充协议》三份证据可以相互印证，可以证明广兴洲渔场虽然将案涉鱼池重新发包给了案外人洞庭湖生态发展公司，但是因案涉鱼池一直无法收回，广兴洲渔场和案外人洞庭湖生态发展公司均认可本案案涉鱼池继续由刘伍拾承包经营至2020年3月，并由刘伍拾每年向广兴洲渔场支付承包款100000元的事实，故对钟文兵的该项质证意见不予采纳，对该组证据予以认定；关于刘伍拾提交的证据十证明四份，钟文兵对除了李升兵的证明以外的另外三个人的证明的真实性有异议，其认为该三人无身份证明，应当出庭作证。一审法院认为证人证言应当由证人出庭作证，对钟文兵的质证意见予以采纳，因本案中出具上述三份证明的人并未出庭作证，故对该三份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定；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7月23日，刘伍拾和案外人肖全忠与广兴洲渔场签订了《君山区广兴洲渔场畔乐湖承包合同书》，约定由广兴洲渔场将畔乐湖交给刘伍拾、案外人肖全忠承包（两人各占50%的面积），合同期限为5年，自2014年12月25日起至2019年12月25日止。后刘伍拾与钟文兵签订《畔利（乐）湖转让协议》，约定刘伍拾将自己承包的畔乐湖鱼池交给钟文兵承包经营，期限为2016年1月1日起至2019年12月31日止。承包费每年78000元，两年缴纳一次，由钟文兵于2016年3月15日和2018年3月15日向刘伍拾支付。协议后有刘伍拾与钟文兵的签字确认。2017年1月16日，刘伍拾与广兴洲渔场签订《畔乐湖经营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由刘伍拾于2017年3月30日前将其所承包的本案案涉鱼池的承包经营权返还广兴洲渔场，由广兴洲渔场补偿刘伍拾提前解约补偿款570000元。协议尾部有广兴洲渔场的盖章以及刘伍拾的签字确认。2017年4月1日，广兴洲渔场与案外人洞庭湖生态发展公司签订《畔乐湖承包补充协议》，协议约定因广兴洲渔场未能按照其与刘伍拾签订的《畔乐湖经营权转让协议》的约定于2017年4月1日将本案案涉鱼池交付给洞庭湖生态发展公司，现达成一致意见，关于刘伍拾之前承包的畔乐湖本案案涉鱼池继续由刘伍拾承包经营至2020年3月15日止，刘伍拾应向洞庭湖生态发展公司交纳履约保证金100000元以及每年的承包款100000元。刘伍拾第一年的100000元承包款以及保证金100000元由刘伍拾向广兴洲渔场支付。协议后有广兴洲渔场和洞庭湖生态发展公司的盖章和法定代表人签名确认。另查明，钟文兵至2016年1月1日起持续占用本案案涉鱼池经营至今。截止至2019年12月31日，钟文兵向刘伍拾缴纳承包费共计196000元。一审院认为，本案系租赁合同纠纷，主要焦点为：1、钟文兵与刘伍拾之间的转包合同效力；2、钟文兵是否应当缴纳剩余承包款项；3、钟文兵主张的损失应当怎么认定。1、关于钟文兵与刘伍拾签订的《畔乐湖经营权转让协议》的效力问题。本案中刘伍拾系广兴洲渔场职工，从广兴洲渔场处取得畔乐湖本案案涉鱼池的承包经营权后，与钟文兵签订了《畔乐湖经营权转让协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六条“承包方可以自主决定依法采取出租（转包）、入股或者其他方式向他人流转土地经营权，并向发包方备案”，可以认定该协议实际为租赁合同，该约定内容合法，且均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钟文兵与刘伍拾签订该协议的事实广兴洲渔场知情且持默认态度。故该协议不违反法律规定，且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自签订之日起即具有法律效力。钟文兵主张该协议自2017年广兴洲渔场收回刘伍拾承包经营权之日起已经失效，根据查明的事实，刘伍拾实际享有本案案涉鱼池的承包经营权至2020年3月15日止，且钟文兵以其自身实际行动继续占有使用本案案涉鱼池至今，故一审法院认定该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双方实际履行该合同至2019年12月31日该合同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2、关于钟文兵是否应当缴纳本案案涉鱼池的承包款。根据查明的事实，双方当事人所称的承包款实际为钟文兵租赁本案案涉鱼池的租金。钟文兵自2016年1月1日起一直占用本案案涉鱼池至今，虽然其在本案中主张刘伍拾及广兴洲渔场多次阻碍其正常经营，但是其未能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事实上，自合同签订后至2019年12月31日合同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钟文兵一直依照合同约定占有使用经营本案案涉鱼池，刘伍拾已经履行了其全部的合同义务，钟文兵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向刘伍拾交纳合同约定的租金共计312000元，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对钟文兵已经支付租金196000元的事实均予以认可，该院对此予以认定，故截止至2019年12月31日，钟文兵尚欠租金116000元未支付。因本案合同履行期间至2019年12月31日履行期间届满，钟文兵按照约定应当返还鱼池，或重新签订承包合同。根据本案查明事实，刘伍拾、钟文兵在合同履行期限届满之后，未达成重新签订承包合同的一致意见，钟文兵拒不返还鱼池，钟文兵应当承担至2020年1月1日起占用鱼池期间的占用费用，刘伍拾主张按照合同中78000元/年的标准计算占用期间的费用，并返还鱼池，因本案案涉鱼池中还有钟文兵投放的鱼苗，属于钟文兵的个人财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使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的规定，本院认定，在钟文兵将当季鱼苗收回之后三十日内返还本案案涉鱼池，钟文兵还应承担自2020年1月1日起至实际返还鱼池之日止按照78000元/年的标准计算的鱼池占用期间的费用。3、钟文兵主张遭到损失的认定。本案中钟文兵主张刘伍拾因赔偿其损失420000元，但是本案中钟文兵提供的遭受损失的证据仅有报警记录一份，无法达到证明刘伍拾阻碍钟文兵经营渔场，造成经济损失的证明目的，且根据查明的事实，钟文兵自2016年1月1日起，持续占有使用经营本案案涉鱼池至今，钟文兵主张因2017年合同提前解除产生了损失无事实依据。钟文兵主张其搭建鸭棚养鸭，后因政府要求将鸭棚拆除，经查明，该项损失在拆除鸭棚时政府已经进行了相应补偿。钟文兵认为广兴洲渔场收回承包经营权对刘伍拾的补偿，刘伍拾只能获得剩余租赁期三年出租利用每年50000元的补偿，其余420000元应计算为钟文兵的经营损失归钟文兵所有，该院认为，钟文兵只是承租方，不是承包经营权人，且钟文兵一直在实际经营。在承包经营权人刘伍拾未实际影响其租赁经营的情形下，钟文兵无权对广兴洲渔场收回承包经营权对刘伍拾的补偿主张权利。综上，钟文兵主张损失420000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二条、第二百一十六条、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二百二十七条、第二百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使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在判决生效起十日内由钟文兵向刘伍拾支付欠付的租金116000元以及自2020年1月1日起至实际返还鱼池之日止按78000元/年的标准计算的鱼池占用费用；二、在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钟文兵将鱼苗捕捞收回后将本案争议的畔乐湖鱼池返还给刘伍拾；三、驳回钟文兵的全部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照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10033元，减半收取5016.5元，反诉诉讼费2620元，减半收取1310元，共计6366.5元，由钟文兵负担。（此款项刘伍拾已垫付1310元，由钟文兵向刘伍拾支付）二审期间，钟文兵提供了江锦学的证明及金凤、陈光华等人出具的证明，拟证明，1、2016年底晚上九点左右，4名不明身份的陌生人，骑摩托车来到畔利湖鱼棚，砸烂了东西；2、自2017年以后出租人干扰经营钟文兵亏损了数十万元。经质证，刘伍拾对两份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认为江锦学等证人没有出庭作证，无法当庭核对证明真实性。刘伍拾一审提供的报警登记表已经证实并没有财产遗失。证据不符合证据合法形式，多人在同一份证据上签署名字，不是有效证据，证人的身份也无法核实，并且证明内容也不是事实。如果要证明投资应该有投资的相关的合同、支付施工的费用、材料采购的相关票据，鸭棚的投资虽存在，因为环保征收，已经获得补偿，不可能再次获取补偿，故无法证明投资和损失的相关事实。经营行为有风险，经营亏损也与刘伍拾无关。广兴洲渔场认为不清楚钟文兵有无亏损，是否打烂了东西不清楚。本院认证意见为：证人无正当理由均未出庭作证，且证明的内容系他人书写后，多人在同一份证据上签署名字，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求。江锦学证明的内容亦与报警登记表记载的内容不符，故本院对该两份证据不予采信。本院二审查明，钟文兵在一审起诉时主张420000元损失由修建了水泥路、投入了300000元鱼苗、搭建了鸭棚构成。钟文兵陈述，因鸭子退养，政府补偿了110000元。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基本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一、一审法院采信证据，认定事实是否正确；二、一审判决结果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关于第一个焦点，(一)、关于《畔乐湖承包补充协议》的认定问题。首先，经查，刘伍拾在一审提供的第十一组证据为《畔乐湖承包补充协议》，该协议甲方为广兴洲渔场，协议尾部甲方处加盖了广兴洲渔场的公章，李小兵亦在甲方处签名。该协议乙方为湖南洞庭湖湿地生态产业有限公司，协议尾部乙方处加盖了湖南洞庭湖湿地生态产业有限公司的公章，乙方处亦有个人签名。一审庭审质证时钟文兵的质证意见为，“补充协议之前肯定还有协议，应当提供之前的协议，我方不发表质证意见”。其次，广兴洲渔场认为该证据属实。再者，钟文兵认为2017年8月22日，第三人与黄某、张某签订《广兴洲渔场畔乐湖承包合同书》确认，自2017年1月1日至2036年12月30日止，畔乐湖整体常年700亩水面经营权由黄某、张某享有，但其并无充分证据证明该合同实际履行。故一审法院关于“2017年4月1日，广兴洲渔场与案外人洞庭湖生态发展公司签订《畔乐湖承包补充协议》……和法定代表人签名确认”的认定属实，钟文兵并无相反证据推翻该认定的事实。故本院对钟文兵认为一审法院关于该认定不是事实的意见，不予采纳。(二)、关于一审对证据的认证问题。经查，钟文兵在一审庭审时对刘伍拾提供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一、二无异议，对证据三补偿协议无异议，但对补偿清单三性均有异议，对证据四即《证明》的三性存疑。对证据五即《关于收回畔乐湖承包经营权的通知函》、证据六《催告函》的三性均有异议，对证据七《关于…的调解说明》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九《报警案件登记表》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证据十即证明四份，认为证人应当出庭，证词与本案无关。故一审法院关于“双方当事人对双方提交的其他证均无异议…”的表述确与钟文兵的质证意见相佐，与事实不符。(三)、关于一审法院认定“钟文兵至2016年1月1日起持续占用本案案涉鱼池经营至今”是否正确的问题。钟文兵称在2016年下半年，刘伍拾找其麻烦，指使人员打砸闹事，逼迫其离开。但报警案件登记表表明钟文兵诉称的财物损失并不是事实，且刘伍拾亦认为系找钟文兵催讨承包款，钟文兵拒交承包款才引起。另外，刘伍拾并未刻意隐瞒与第三人签订《畔乐（利）湖经营权转让协议》的事实，双方也曾就提前收回经营权的事宜进行协商，虽未能达成一致，但钟文兵并无证据证明刘伍拾不准或阻止钟文兵经营，畔乐（利）湖仍然由钟文兵实际经营。故一审法院关于“钟文兵至2016年1月1日起持续占用本案案涉鱼池经营至今”的认定正确。钟文兵认为，其系自2017年1月1日起合法占有，但未经营的意见，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关于第二个焦点，根据前文分析，刘伍拾并未刻意隐瞒与第三人签订《畔乐（利）湖经营权转让协议》的事实，双方虽曾就提前收回经营权的事宜进行协商，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后，钟文兵并无证据证明刘伍拾不准或阻止钟文兵经营，畔乐（利）湖仍然实际由钟文兵在经营，故《畔乐（利）湖经营权转让协议》是否签订、签订主体是谁及刘伍拾领取了补偿款的事实不能成为钟文兵拒绝交纳承包金的理由。钟文兵在一审起诉时主张的420000元损失系由修建了水泥路、投入了300000元鱼苗、搭建了鸭棚构成。上述损失即使存在，也是钟文兵为正常经营所付出的必要成本，在双方没有约定合同到期后刘伍拾应进行补偿的情形下，钟文兵无权要求刘伍拾赔偿或补偿。综上，钟文兵关于一审对证据的认证部分错误等的上诉理由成立，应予支持；钟文兵的其他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本案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虽对证据认证表述不当，但处理结果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873元，由钟文兵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蒋立春审判员  许 进审判员  余立根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日书记员  刘 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