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桂06民终16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传金，男，1960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南宁市青秀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鹏，南宁市良庆法律事务中心法律服务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芳，女，1968年7月25日出生，壮族，住广西南宁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闪东，男，1975年1月20日出生，壮族，住广西上思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粒冲，广西济顺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黄贞铭，男，1969年6月15日出生，壮族，住广西防城港市防城区，现住广西防城港市防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颜济平，广西源群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传金因与被上诉人刘芳、黄闪东，原审第三人黄贞铭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上思县人民法院（2019）桂0621民初13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 李传金上诉请求：撤销一审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签订的《转让承包合同书》是依法成立和合法有效。一审法院在本案中认定事实错误及认定事实的表述断章取义，表现出严重的不公正。1、2014年4月2日，被上诉人刘芳和第三人与上诉人签订《转让承包合同书》，将其共同承包的464亩林地转让给上诉人，被上诉人刘芳与第三人于2007年1月至11月期间与上思县南屏乡巴乃六桥屯的村民吴军、梁云志、梁云万、吴春喜、吴春超、吴建忠、李锡芳签订承包的464亩山地用于种植桉树或其它经济林木承包合同书原件一并交付给上诉人。2014年4月3日，上诉人将双方约定的转让款50万元通过银行卡转账方式转入第三人的账户，2014年4月16日，与刘某签订《桉树抚育工作承包合同》，开始经营和管理该转让得来的林地。2、上诉人取得该土地承包经营权后，就着手对该林地进行经营和管理，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证据中就有村民吴春民，发包方之一梁云万的证明及在该涉案林地做桉树抚育工作且收到上诉人转账支付工钱的工头刘某、工人梁云干、吴春芳、刘宏章的证明，均证明上诉人是唯一一个对该涉案林地管理和经营的事实。一审庭审时，证人刘某到庭接受审判人员及当事人的询问，陈述该涉案地块谁经营和管理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了上诉人与证人刘某签订的《桉树抚育工作承包合同》、银行转账业务凭证及证言的真实性，却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上诉人与证人刘某签订的合同就是涉案地桉树抚育工作，银行转账的款项就是上诉人支付证人刘某就涉案地桉树抚育工作的劳务费，这些都可以证明上诉人对该涉案土地的实际经营和管理的事实，一审法院是如何来作出既采信它的真实性却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的具有公信力的合理理由。3、被上诉人刘芳未到庭参加一审诉讼，在举证期限内也没有证据提交，一审法院又如何来认证刘芳否认在《转让承包合同书》上“甲方处”“刘芳”两个字不是她本人所签，就来认定合同书上只有上诉人与第三人签订的事实，一审法院单凭上诉人承认 -3- 签合同时刘芳不在场就能认定不是刘芳签字的事实，第三人与上诉人签字后，是上诉人要求第三人拿合同回去给被上诉人刘芳签的字，上诉人承认签字时刘芳不在场，并没有承认合同书上不是刘芳签的字，所以，一审法院所表述和认定逻辑是错误的，是不公正的。根据《民诉法》的规定，被上诉人刘芳有答辩及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但被上诉人刘芳经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一审法院己视为其放弃举证和质证的权利，且按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被上诉人刘芳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转让承包合同书》上“甲方处”签名不是她本人所签的事实，反之一审法院就应认定《转让承包合同书》上“甲方处”刘芳的名字就是她本人所签，这才是一审法院依法公正的认定。4、即使2014年4月2日签订的《转让承包合同书》上“刘芳”不是被上诉人刘芳所签，但签订合同相对人同样符合表见代理的情形，代理行为有效，因此所签订的《转让承包合同书》合法有效。一审法院根据当事人陈述，认定了这样的法律事实，2013年3月，第三人黄贞铭将种植桉树销售给他人砍伐，并订立有合同，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该合同中并没有被上诉人刘芳的签字，一审法院同样认定为刘芳与第三人黄贞铭将种植桉树销售给他人砍伐事实（原先他们与村民订立的合同中，有的合同同样也没有刘芳的签字，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己陈述过这种情形），所以，根据一审法院的这一认定及结合本案的事实依据，由此可见，《转让承包合同书》的签订符合《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的规定。所以即使《转让承包合同书》上没有刘芳的签字，第三人黄贞铭的代理行为同样有效，符合表见代理的情形，上诉人取得该林地。更何况《转让承包合同书》上有刘芳的名字，上诉人有理由相信第三人黄贞铭有代理权的事实。5、一审庭审中上诉人对被上诉人黄闪东提交银行转账单的质证意见是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的目的有异议。可一审 -4- 法院后来的表述直接是“原告对黄闪东通过银行转款给刘芳的转让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没有提及原告方对它的关联性及证明目的的质证意见，一审法院断章取义的表述让人看了就认为是原告己经认可了俩被上诉人之间转让行为有效的错觉，给人一种认为法院判决合理的假象。二、一审法院对两被上诉人签订的《协议书》认定的事实和适用的法律错误，其俩签订的《协议书》是属违法订立的无效合同。1、《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然而，两被上诉人签订《协议书》，刘芳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黄闪东，但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刘芳与第三人黄贞铭所共有，刘芳就不能视为买卖合同中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人，刘芳的转让合同主体根本就不符合买卖合同的定义，刘芳的买卖合同主体不适格，《协议书》是无效协议。2、被上诉人刘芳与第三人黄贞铭共同承包涉案的山地种植桉树，那么所转让的林木就属于合伙共有财产。2014年5月25日，被上诉人刘芳与被上诉人黄闪东签订《协议书》，刘芳将与第三人黄贞铭俩人共有的合伙财产464亩的桉树林地转让给黄闪东，但《协议书》上并没有第三人黄贞铭的签字确认，事后也没有得到追认，也无委托的相关事实，且第三人黄贞铭一直否认刘芳这一买卖的事实，因此刘芳在该买卖中就是属于无处分权的人。《合同法》第五十一条：“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该合同有效”。依据该合同条款，被上诉人刘芳与被上诉人黄闪东所签订的《协议书》是无效合同。3、被上诉人刘芳的配偶韦鹏代为刘芳所经手涉案土地承包经营的事实，被上诉人刘芳否认2014年4月2日《转让承包合同书》上“甲方处”刘芳的名字不是她本人所签的说法，上诉人认为那就不能排除《转让承包合同书》上“甲方处”刘芳的名字就是其配偶韦鹏代其所签的可能。4、被上诉人刘芳与被上诉人黄闪东签订的《协议书》有恶意串通的事实存在。订立《协议书》，刘芳有主观上的恶意，其未经得合伙人第三人黄 -5- 贞铭的同意，处分合伙财产，还故意陈述虚假事实，在《协议书》上虚假陈述征得黄贞铭同意，其订立合同主观存在恶意。被上诉人黄闪东与被上诉人刘芳签订《协议书》时有通谋的虚伪表示，《协议书》最后一句：“刘芳、黄贞铭跟村民签订原合同时间内乙方按原合同条款履行”。黄闪东知道有原合同的存在，但己经不是刘芳持有，原合同己由黄贞铭交付给上诉人，在黄闪东向林政资源管理站办理采伐申请时，其手上没有与村民的土地承包合同原件，单凭《协议书》是不能得到林政资源管理站所批准的，所以黄闪东在办理采伐申请时，干脆连其与刘芳签订的转让《协议书》都不作为申请材料提供给林政资源管理站，直接伪造其与村民所谓的《土地承包合同》提交林政资源管理站办理釆伐申请，其行为足以表明刘芳与黄闪东其俩人在签订《协议书》时存在主观恶意、通谋、虚伪的表现。依据民法中“恶意”的理解与适用：“尽管在某些情况下，双方通谋的虚伪表示也表现为主观上的恶意”，因此，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刘芳与黄闪东恶意串通，黄闪东己支付相应对价，且高于上诉人支付的价款来说明黄闪东签订合同时是善意而不是恶意的低级谬论。相反，对于广大群众平常的理解认为，高出价的行为人才是存在恶意的思想主观意识，因此，该《协议书》是属违法订立的无效合同。5、一审法院参照《物权法》认定被上诉人刘芳与被上诉人黄闪东签订的《协议书》，被上诉人黄闪东属善意取得，同样是错误的认定。善意取得的条件之一是受让人需是善意的，不知出让人是无权处分权人。但，从被上诉人刘芳与被上诉人黄闪东签订《协议书》中的内容可以看得出，刘芳处分的是合伙财产，需经合伙人同意，《协议书》中没有合伙人黄贞铭的签字确认，也没有相关的证据证明已经得合伙人黄贞铭的同意。被上诉人黄闪东是在明知刘芳为无权处分权人的情况下与之签订合同，黄闪东根本就不符合民法上“善意取得”的受让人。如要进一步来理论谁才是“善意取得”的受让人，也只有上诉人符合，《转让承包合同书》上有刘芳和黄贞铭的名字，上诉人完全有理由 -6- 相信第三人有权处分合伙财产。且从两份合同签订的时间来看，上诉人签订转让合同在先，签好合同后，以合理的价格支付转让款，2014年4月16日，就与刘某签订《桉树抚育工作承包合同》，开始了经营和管理，而两被上诉人后来才于2014年5月25日才签订《协议书》，因此，上诉人所有的交易完成均先于被上诉人黄闪东。我国物权法有确立“时间在先、权利在先”的规则所以，向无处分权人请求赔偿损失的所有权人应为被上诉人黄闪东而非上诉人，然而，一审法院在这请求赔偿的所有权人的主体地位上颠倒是非，完全显失了公平、公正的原则。综上所述及依据《物权法》第七条：“物权的取得和行使，应当遵守法律、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第九十七条：“处分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以及…应当经…或者全体共同共有人的同意，但共有人之间另有约定的除外”,《合同法》《民事诉讼法》及其他相关民事法律之规定，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现提起上诉，提出以上上诉请求，望防城港法院作出公正判决。 刘芳提交书面答辩意见辩称，请求维持原判，驳回李传金的上诉请求。一、刘芳没有在涉案《转让承包合同书》上签字，没有同意将涉案林地转让给李传金，也没有收到李传金的转让款；二、刘芳与黄闪东签订的《协议书》合法有效，转让款高于《转让承包合同书》约定的转让款，有利于权益人，没有损害利害关系人的利益。 黄闪东辩称，对一审判决没有意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黄贞铭述称，黄贞铭与李传金签订的转让合同是合法有效的，黄闪东与刘芳签订的协议书是无效合同，法院应确认协议书无效。 刘传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法院判决确认刘芳、黄闪东于2014年5月25日签订的《协议书》无效；2.本案诉讼费用由刘芳、黄闪东承担。 -7-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7年1月至11月，刘芳和第三人黄贞铭与上思县南屏乡巴乃六桥屯的村民吴军、梁云万、吴春喜、吴春超、吴建忠、李锡芳分别签订《土地承包合同》、《荒山地承包经营合同书》等5份合同，承包上述村民的464亩山地用于种植桉树。承包期限均为15年，分别自2007年1月30日至2022年1月30日、2007年11月11日至2022年11月11日止。2013年3月，刘芳与第三人黄贞铭将种植桉树销售给他人砍伐。2014年4月2日，第三人黄贞铭与李传金签订《转让承包合同书》，将其与刘芳承包的464亩林地转让给李传金。2014年4月3日，李传金将双方约定的转让款500，000元通过银行卡转账方式转入第三人的账户中。 2014年5月25日，刘芳将其与第三人黄贞铭合伙承包的上述464亩林地转让给黄闪东经营，刘芳与黄闪东签订了《协议书》。双方约定的期限为：期限自签订本协议之日起至原合同承包期届满止；转让费为人民币五十五万元。双方签订协议书后，黄闪东于2014年5月25日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将转让费转给刘芳，之后于2019年到林业部门拟对该林地办理砍伐许可证时，李传金对该林地提出主张权利，要求停办砍伐许可证，并向一审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综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李传金是否是本案适格的原告；2.刘芳与黄闪东签订的《协议书》是否无效。 关于李传金是否是本案适格的原告问题。本案为确认合同无效纠纷，合同当事人可以诉请确认合同无效，第三人认为合同当事人签订的合同损害其合法权益时，亦可请求确认合同无效。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 一百一十九条 第 一 款 的规定，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案件的原告应当系与案涉合同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本案中，虽然李传金不是刘芳与黄闪东于2014年5月25 -8- 日签订《协议书》的当事人，但李传金认为该《协议书》已侵害到自己的合法权益，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条件。故李传金作为原告主体适格。 关于刘芳与黄闪东签订的《协议书》效力问题。李传金主张其与黄贞铭签订有合同，故刘芳与黄闪东签订的合同无效。根据查明的事实，刘芳与黄贞铭存在合伙关系，转让的林木属于合伙财产，刘芳转让时未与黄贞铭有效沟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本案中，刘芳与黄闪东签订合同可能导致“一木二卖”，可能损害到李传金的利益，但没有证据证明刘芳与黄闪东恶意串通。经本庭查明，黄闪东已支付相应对价，且高于李传金支付的价款。可见黄闪东签订合同时是善意的，不是恶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受让人依照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原所有权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赔偿损失。当事人善意取得其他物权的，参照前两款规定。”刘芳在处分共有物时未与黄贞铭协商一致，但并不意味其签订的合同无效，善意人仍可根据合同主张权利。故李传金主张刘芳与黄闪东签订的合同无效，没有充分的法律依据，对其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条、第七条、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 一百一十九 条 第 一款 规定，判决：驳回李传金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李传金已预交），由李传金负担。 -9- 二审中，上诉人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土地承包合同、荒山地承包经营合同书共五份，拟证明黄闪东伪造合同书及两被上诉人签订的《协议书》有双方通谋的虚伪表示，属恶意串通。黄闪东无证据提交，其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真实性不发表意见，对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实两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串通；第三人黄贞铭无证据提交，其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该证据是从林业部门调取而来，落款时间和第三人和村民签订的一致，当时村民已将地承包给第三人，不可能再发包给黄闪东，说明黄闪东向林业部门提供的租赁合同办理砍伐证是伪造的合同，两被上诉人签订的合同是恶意串通的合同，损害他人利益，是无效合同。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只能证明刘芳对该份证据的签订是知情的，并不能证实黄闪东也知情第三人黄贞铭、刘芳和村民签订的合同，更不能证明刘芳与黄闪东存在恶意串通的事实。 刘芳和黄闪东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无异议，李传金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中“双方签订协议书后，黄闪东于2014年5月25日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将转让费转给刘芳”有异议，本院认为李传金有异议的部分事实应为“双方签订协议书后，黄闪东于2014年7月25日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将50万元转让费转给刘芳”，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刘芳与黄闪东签订的《协议书》是否为无效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恶意串通的合同是指合同的双方当事人非法勾结，为牟取私利，而共同订立的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本案中，首先，《转让承包合同书》与《协议书》系两个不同的合同，两份合同之间的效力认定不会相互影响，《转让承包合同书》为合法有效并不会当然导致《协议书》无效。其次，刘芳与黄闪东签订的《协议书》是否为无效合同应严格 -10-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进行认定；上诉人主张刘芳与黄闪东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其合法利益。但是从李传金提交的证据综合分析，黄闪东对《转让承包合同书》的签订不一定知情，也不能证实刘芳和黄闪东非法勾结，为谋取私利而损害了李传金的合法权益。最后，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分配原则，上诉人李传金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李传金请求确认刘芳和黄闪东签订的《协议书》无效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李传金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李传金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上诉人李传金已预交），由上诉人李传金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黄大亮审判员刘帅武审判员栾彩云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三日 法官助理 郭      凯      金 -11- 书记员阳秋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