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2354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萍。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希翔，北京市炜衡（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嶂，北京市炜衡（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友发。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立坤，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璇玲，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陈萍与上诉人李友发因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4民初37407号民事判决，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陈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希翔、张嶂，上诉人李友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立坤、郭璇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陈萍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二、判令李友发支付2017年代持股份所应得的部分分红款共计10万元；三、判令李友发承担本案的诉讼费。其事实和理由为：一、一审判决对本案的法律关系认定错误。在一审判决的结尾部分，一审法院指出“本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但是之后却又变为“被告应当向原告返还10万元借款”。本案应当是基于股权代持协议而产生的股份分红款纠纷，而不是基于借贷合同而产生的借款纠纷。因此，陈萍在一审中的诉求是要李友发支付代持股份的部分分红款，而不是要求李友发归还什么借款。一审法院既然明确写明支持陈萍的诉求，就应该判决李友发支付代持股权的分红款，而不是判决要求归还借款。据此，陈萍主张，既然一审法院认定要支持陈萍的诉讼请求，请求二审法院按照陈萍诉请的内容进行判决。二、一审判决错误认定本案的法律关系，导致一审“判非所诉”陈萍主张代持股份分红款的关键依据是陈萍与李友发之间的股权代持协议。一审中，李友发从未否定过这份股权代持协议的真实性，也从未否认该协议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在最高人民法院众多股权代持协议的判决中，（1）股权代持协议的存在和（2）当事人双方在协议中的意思表示——是确定股权代持关系是否成立的核心依据。本案中的股权代持协议的所有约定都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对股权代持法律关系的认定标准。但是，即使该代持协议是完全符合代持法律关系的所有要件，一审法院仍然非常奇怪地把双方的股权代持协议归类于“借贷关系”。正是基于这种错误的认识，一审法院错误依据与借贷相关的法律审理股权代持合同纠纷，导致一审“判非所诉”：（一）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不是“股权代持关系”而是“借贷关系”的第一个理由是认为代持“协议中还约定了两年之后，原告向被告转让所代持股权”。一审法院据此认为该代持的股权“更接近于……原告向被告出借10万元款项的抵押”。一审法院的理由是错误的。因为在本案的代持协议中，上述约定的实际表述是“原告可以向被告转让所代持的股权”。有无“可以”两个字，双方的意思表示完全不同。如果有“可以”二字，说明陈萍是否要向李友发转回股权是陈萍的权利，即陈萍可以这么做，也可以不这么做；如果没有“可以”二字，则陈萍向李友发转回股权是陈萍的义务，即陈萍必须这样做。在股权投资法律行为中，如果从权利的角度判定“转回股权”约定的性质，就属于“对赌条款”。最高人民法院对于股权投资中的对赌条款从来都没有将其认定为股权抵押担保关系。相反，如果从义务的角度判定“转回股权”约定的性质，那么该持股行为实质就是一种抵押担保。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一审法院在“审理查明”部分明确记载了本案代持协议中的相关表述是“原告可以在签订本协议两年之后向被告转让其出资”，但是到了“本院认为”部分，一审法院的表述变为“但是协议中还约定两年之后，原告向被告转让所代持的股权”。一审法院故意省略了“可以”这两个关键的字眼，对本案基础法律关系的认定就发生了质的变化和错误。进一步而言，通过股权代持协议第3条也能分辨出陈萍的真实意图是要持有股权，还是仅仅要借钱给李友发。该条约定陈萍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享有权利，承担义务”。正因为是股东才需要承担公司章程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如果陈萍与李友发的关系是借款，陈萍是不可能承担公司股东的权利和义务的。一审法院对于这一重要事实却视而不见。(二）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不是“股权代持关系”而是“借贷关系”的第二个理由是认为陈萍主张的10万元与当初李友发在公司工商登记中的出资份额（对应11.1万元）大致相等，如果支持陈萍的诉求，李友发全部股权都要归于陈萍——由于陈萍从未这样主张过，所以推定双方不是代持而是借贷关系。一审法院的这个错误认定说明其对股权投资法律事务并不熟悉。在股权投资中，经常出现溢价投资的行为，即股权受让人溢价受让原持有人的股权。这种情况下，原持有人在公司工商登记中的股权比例和对应注册资本的金额是不变的。因为溢价部分由原持有人自己享有,与公司及其注册资本金额无关。本案就属于此类情况。本案中，陈萍与李友发的股权代持关系基于“继受转让”而非“增资扩股”。继受转让只发生在两个股东之间，增资扩股发生于新股东与公司之间。在“继受转让”的模式中，公司注册资本金额、各股东原始持股比例均不改变；在“增资扩股”的模式中，公司注册资本金额、各股东原始持股比例都要发生变化。一审法院对股权投资两种法律后果的不熟悉，是导致其错误认定的根源。三、一审法院对本案的事实视而不见，做出错误推理。(一）一审法院认为，由于陈萍多年来都没有主张分红款，所以可以推定其与李友发之间是借贷而非股权代持关系。这种推理是站不住脚的。第一，李友发多次给过陈萍分红款；第二，是否主张分红款、主张分多少红是陈萍的权利。既然是权利，那么是否行使这种权利、什么时候行使这种权利纯属于陈萍自己的自由。一审法院只能认定陈萍的权利是否失效，而不能判定陈萍如果不行使权利就自始不存在这种权利。(二）一审法院认为，认定双方属于“借贷关系”是因为“在汇川公司进行股份制改造时”，李友发名下的“增资款均系由公司未分配利润支付”。需要注意的是，李友发增资于公司和其与陈萍之间的股权代持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不能因为李友发自己曾经增资于公司，就认定陈萍如果要对公司做股权投资，就一定也要用“增资”的方式去完成，否则就只能被认定为借贷，这种认定就否认了继受取得股权的情形。何况，陈萍继受李友发股权的行为发生在前——2005年4月8日，深圳市汇川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川公司）股份制改造的时间在后——-2008年5月18日，所以不能用后面发生的事实和不同的法律关系去硬套前面的事实和法律关系。一审法院还认为，本案的特殊性在于是亲属之间的争议，但是在陈萍与李友发进行股权代持时，李友发尚未与陈萍的妹妹结婚，双方并非亲属关系。综上所述，一审法院的判决前后矛盾，判非所诉，对法律关系的认定错误由此带来援引法律依据的错误，陈萍请求二审法院直接改判，支持陈萍的所有请求。针对陈萍的上诉，李友发提交答辩状答辩称：一审法院根据合同真实履行情况认定本案为借款合同纠纷关系符合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一审判决对本案法律关系认定正确。陈萍主张双方存在股权转让以及股权代持关系，但其所提供的证据仅仅证明双方曾签署《股权委托协议》以及曾支付10万元款项，并未能提供证明协议实际履行，其对于所谓的“股权转让”的标的、转让对价以及“分红”情况说法已经前后多次变更，存在多处漏洞，根本无法达到高度盖然性的最低要求。相反，李友发已经提供证据一一反驳了陈萍所谓的“股权转让”“支付分红”的主张，说明协议签署背景，还原了事实真相。一审法院认定本案属于借款合同纠纷具有事实依据、法律依据，符合诚实守信与高度盖然性原则，具体阐述如下：一、陈萍自始至终未通过增资或继受转让方式取得过汇川公司的股权，也未拥有过委托投资利益，双方并未成立股权代持关系。（一）2004年12月左右，因汇川公司经营困难，公司董事长朱某明先生号召全体股东筹款向公司增资并补充流动资金，故李友发与陈萍协商由陈萍支付10万元向汇川公司增资，双方因而签署《股权委托协议》。但由于后来汇川公司增资计划取消，陈萍委托投资并未实际履行完毕，双方遂同意将上述投资款转为借款，陈萍与李友发之间成立借款合同关系。汇川公司于2003年4月10日成立，公司注册资本为300万元，其中李友发作为汇川公司三名发起人股东之一，认缴了汇川公司其中60万元注册资本，持有20%股权。创业初期，为解决公司资金问题，2004年12月左右，董事长朱某明要求每位股东按照比例准备追加投资款，以备不时之需。根据汇川公司当时的章程规定，李友发作为公司股东对该次增资具有优先认缴权，但李友发彼时资金短缺无法实现增资。而陈萍是李友发妻子陈某的二姐且当时在银行上班，有一定的积蓄，李友发便与陈萍商量，如汇川公司确定增资的，则增资所取得部分股权由陈萍出资享有。2005年4月7日，陈萍向李友发转账支付了10万元；2005年4月8日，双方就委托投资事宜签订了《股权委托协议》。其后，由于当时股东们大多处于创业阶段，难以筹集到增资款，增资计划一直没有正式启动。2005年中期开始，汇川公司的销售形势好转，现金流也好了起来，同时，董事长朱某明考虑到几乎公司所有的股东为了公司的发展已经花尽所有的家庭积蓄，有的甚至是举债创业，所以最终决定放弃增资。因增资计划取消，在公司股份制改造之前，汇川公司便没有进行过任何现金增资，汇川公司注册资本保持在300万元并没有发生变化。上述交易背景已由汇川公司的多名高管出具相关书面证明并在一审庭审时出庭作证（李友发证据2）。鉴于增资计划最终未能实施，陈萍的10万元并未转化成汇川公司的注册资本金，委托投资事项并未实际履行，故陈萍由始至终没有向汇川公司进行过“出资”。而由于李友发未能按原约定将陈萍委托出资的款项支付至汇川公司的账户，双方便协商将该10万元款项转为借款，陈萍与李友发成立借款合同关系，并不存在陈萍所说的股权转让的情形。（二）《股权委托协议》并没有约定李友发向陈萍转让其所持有的汇川公司股权，双方无转让汇川公司股权的合意。陈萍在关联案件中已承认10万元是汇川公司增资所用，其主张其与李友发之间通过“继受转让”获得汇川公司股权毫无依据。通读《股权委托协议》，全文没有任何条款是约定或明确陈萍是通过“转让”取得汇川公司股权，李友发与陈萍也从未签订过股权转让的任何文件，《股权委托协议》并不能证明双方存在股权转让的合意，无法证明陈萍出资10万元“购买”李友发持有的汇川公司股权的三分之一。相反，陈萍在关联案件中已承认10万元是用于增资。在此前李友发诉陈萍的（2016）粤0304民初888号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案二审《调查询问笔录》第14页中（二审案号：（2017）粤03民终17374号，以下简称理财案），陈萍的代理人黄某（即陈萍丈夫）在关于汇川公司分红款支付事宜中陈述：“刚才被上诉人（即李友发）讲非常清楚，因为公司上市没有钱，所我方（即陈萍）才投资被上诉人公司……根据2005年公司增资的情况，股本300万元，每个股东20万元，我们（陈萍）增资10万元是占股份的一半”（李友发证据1）。陈萍已经在（2017）粤03民终17374号案件中自认2005年所投资的10万元系用于对汇川公司增资的事实，本案又主张其取得代持股权是由于李友发向其转让所持有的股份，根本自相矛盾，信口雌黄。综上，双方并无股权转让的合意，陈萍从未通过“转让”取得任何汇川公司股权，更不能取得相应的投资权益。二、陈萍对李友发所持有股权的份额、分红数额说法与事实完全不一致，而且陈萍对所谓的“受让股权”数额、价格主张前后不一，甚至本案二审上诉仍在狡辩称是“溢价投资”汇川公司，企图圆谎，严重缺乏诚信，完全经不起推敲，其主张不足为信。（一）陈萍对李友发所持有股份的数额说法与事实完全不一致。根据汇川公司《招股说明书》，汇川公司2003年4月10日成立时，李友发认缴出资60万元，实缴出资30万元，合计持有汇川公司20%股权。2004年11月7日，李友发、蒋某才、熊某文三名创始股东与朱某明等16名自然人签订《投资委托协议》，将原实缴出资额中的101.88万元转让给朱某明等16名自然人，并由朱某明等16名自然人认缴汇川公司第二期出资共计150万元。直至涉案协议2005年4月8日签订时，李友发仅直接持有汇川公司3.7%股权，实际出资额仅11.10万元。陈萍在《起诉状》中陈述其“同意出资10万元购买被告持有的汇川公司的股权的三分之一”，认为李友发在签订涉案协议时仍持有汇川公司30万元出资，明显与事实不符。（二）陈萍对李友发可获得的分红数额主张与事实完全不一致。陈萍在《起诉状》中陈述：“2017年被告的分红款为720万元，按计算原告应得的分红款为240万元”，但根据汇川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李友发在2017年期末仅持有22114251股，根据汇川公司2017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李友发所分得的分红款仅为663.4275万元（含税），而非陈萍所说的720万元。（三）陈萍对其所“受让”的股份数额和“受让”价格的主张已经多次变更，自相矛盾：说法一：在理财案二审中，陈萍的代理人黄某（即陈萍丈夫）陈述：“每个股东20万元，我们（陈萍）增资10万元是占股份的一半”（李友发证据1）。即陈萍在理财案中主张10万元“等价购买”了李友发所持有的汇川公司10万元出资，占李友发所持有股权的二分之一。说法二：陈萍在《起诉状》中陈述：“……（汇川公司设立时被告出资30万元，共11.1万股，占股3.7%）转让一部分发给原告，原告碍于与被告的亲戚关系，便同意出资10万元购买被告持有的汇川公司的股权的三分之一。”即陈萍在《起诉状》中主张10万元“等价购买”了李友发所持有的汇川公司10万元出资，占李友发所持有股权的三分之一。说法三：陈萍在《上诉状》中陈述：“在股权投资中，经常出现溢价投资的行为……本案就属于此类情形”，即陈萍在《上诉状》中主张10万元“溢价购买”了汇川公司的出资，但对于所购买的股权数额无法明确。综上可见，陈萍所陈述的事实和理由存在多处重大差错和自相矛盾之处，其为了圆谎已多次变更说法，毫无诚信。陈萍在本案中主张双方合意是股权转让，但是陈萍连转让款10万元对应多少股权比例或注册资本额都未能明确。而且汇川公司2003年刚刚成立，公司经营不稳定，仍处于起步阶段，陈萍在庭审中也多次提到在汇川公司创办时资金十分困难，根本不存在溢价收购的可能，陈萍在上诉状中主张自己是“溢价受让”，纯粹是为了圆谎。《股权委托协议》第5条中约定两年期限也正是因为陈萍并不看好汇川公司的发展，无意持有汇川公司的股权才约定李友发有义务“回购”股权、归还借款。陈萍主张“股权转让”以及“股权代持”，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双方有股权转让的合意、明确股权转让的标的和价格、证明陈萍已“继受取得”汇川公司股权以及双方实际按照《股权委托协议》履行。然而陈萍并不能对上述情况提供完整证据，其主张更是自相矛盾，根本不应当予以采信。一审法院未采信陈萍的主张，认定双方所成立的法律关系是借款关系，是正确的。三、陈萍与李友发签署《股权委托协议》后，自始没有获得过汇川公司的分红，没有参与过汇川公司的经营，没有自行行使“股东权利”或是曾经指示李友发行使“股东权利”，明显不符合常理。一审法院抽丝剥茧，通过双方签署《股权委托协议》后的行为以及生活常识认定陈萍与李友发不存在股权代持关系，符合高度盖然性原则。（一）陈萍一直没有从李友发处领取过汇川公司的分红，陈萍在汇川公司上市前或上市后多年内均未向李友发主张过权益，明显与常理不符。陈萍主张双方实际履行合同且李友发已经实际向其支付了分红款并未提供足够证据证明相关事实；相反，李友发已经提供充足证据证明陈萍所说的“分红款”或是双方有实际履行合同均为谎言。1.陈萍为了达到侵吞财产目的，曾在理财案中主张理财款400万元为李友发向其所支付的汇川公司分红款，但均被法院识破。（1）李友发曾出资400万元委托陈萍代为购买睿远六期理财产品，而陈萍却将款项据为己有，拒绝归还，李友发遂向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起诉陈萍，理财案因此发生。而为了达到侵吞李友发理财款400万元，陈萍向法院谎称李友发2014年3月6日支付的400万元为分红款。案件经过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一审、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以及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均一致认定李友发支付的400万元为李友发委托陈萍代为购买睿远六期理财产品的钱款，根本不是所谓“分红款”（李友发证据10-12）。（2）为了浑水摸鱼，在李友发提起理财案后，陈萍向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陈萍与李友发之间存在股权代持关系”（以下简称股权案），其理由是李友发曾支付过所谓的“分红款”，该“分红款”包括了理财案件的400万元以及李友发对陈萍儿子王某以及李友发妻子大姐陈某的女儿姚某出国留学的资助款。在案件移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审理过程中，2017年7月4日福田法院对理财案作出一审判决，确认该400万元并非分红款后，陈萍遂于2017年10月12日（即股权案开庭前一天）撤回股权案的起诉（李友发证据13-14）。2.陈萍一直没有从李友发处领取过汇川公司的分红，陈萍在汇川公司上市前或上市后多年内均未向李友发主张过权益，明显与常理不符。汇川公司自2010年上市后，公司经营和分红情况一直接受公众以及证监会监督，相关情况均在多个渠道上进行公告，每年均有对应分红和转增股本，陈萍理应知悉汇川公司的分红情况和具体数额，但陈萍一直未向李友发主张过汇川公司的分红款，这明显不符合常理。即使按照陈萍所主张，李友发曾向陈萍支付的三笔转账的款项（时间分别为2011年11月28日、2013年1月24日、2014年2月19日，合计310万元）为所谓的“分红款”，其分红的时间、数额也与公司实际分红数额完全不同，差异巨大，但陈萍从未向李友发提出主张或异议，明显与常理不符。重大差异如下：             分红款对比表             （单位：万元）                  分红年份              李友发收到的分红款              时间              陈萍主张收到的“分红款”                  2006              18.537              2007.03.01              无                  2007              18.537              2007.12.31              无                  2008              39.658              2008.09.27              无                  2009              39.658              2009.05.23              无                  2010年9月28日，汇川公司上市                  2010              279.936              2011.05.03              无                  无分红              2011.11.28              100                  2011              249.936              2012.05.17              无                  2012              无分红              2013.1.24              100                  385.085              2013.05.09              无                  2013              无分红              2014.02.19              110                  599.079              2014.05.13              无                  2014              600.928              2015.04.22              无                  2015              600.894              2016.05.18              无                  2016              651.592              2017.05.16              无                  2017              666.284              2018.05.17              无                  合计              4150.124              远大于              310      3.事实上，陈萍所主张的“分红款”是李友发资助陈某（即陈萍、李友发妻子陈某的大姐）女儿姚某的留学费用。陈萍主张姚某的留学费用实际上均由其资助，但陈萍所提供的录音证据却恰恰证明李友发资助姚某留学的事实：陈萍支付姚某的款项均来源于李友发、陈某和陈某向陈萍账户的转账。陈萍主张的李友发所支付的310万元为“分红款”，而实际上，上述款项均是李友发和陈某资助姚某和王某的留学款，因陈萍在招商银行工作，便于汇出外汇，因此，李友发、陈某均将给姚某的留学款支付至陈萍账户再由陈萍向姚某支付。从李友发、陈某、陈萍和姚某的资金流水明细（李友发证据16-19）中可以看到，自2011年至2014年期间，李友发资助了陈某女儿姚某出国留学费200万元、其妻子陈某资助了陈某女儿姚某出国留学费50万元，相关资金流向均是先由李友发和陈某支付给陈萍，再由陈萍支付给姚某或者由陈萍支付给陈某后再支付给姚某。2014年后，姚某的留学款项则是由陈某、陈某向陈萍转账后再由陈萍向姚某支付。因此，陈萍说姚某所收到的留学费用是其个人财产支付根本是无中生有，其主张李友发所支付的310万元为“分红款”不应予以采信。（二）李友发自汇川公司股份锁定期过后多次减持汇川公司股权，减持信息在公司公告上均为公开信息，这些减持获得了巨额的现金，作为一个银行普通职员的陈萍从未以任何形式向李友发主张过，明显与常理不符。公司自上市以来，李友发多次减持汇川公司股份，其减持变现的款项已达上千万元，且相关减持的信息在汇川公司公告上均为公开信息，但陈萍从未向李友发主张过股权变现款，或是向李友发提出异议，不符合常理，其真实原因就是陈萍根本不持有汇川公司的股份或权益。            李友发持股减持过程                  减持时间              减持股份数              陈萍是否向李友发主张变现款              李友发是否向陈萍支付变现款                  2011.07              800股              否              否                  2011.10-2011.12              20万股              否              否                  2012.01-2012.05              30万股              否              否                  2012.05.18-2012.12.31              18万股              否              否                  2013.01-2013.09.17              128.952万股              否              否                  2016.08              42.2973万股              否              否                  2017.06              150万股              否              否                  2018.06              20万股              否              否                  2018.08              40万股              否              否                  李友发合计减持              449.3293万股              陈萍从未主张减持股权变现款，李友发从未支付过变现款      （三）陈萍从来没有参与过汇川公司的经营，没有享有汇川公司股东的权利，也没有尽任何股东义务。汇川公司的董事长及其他股东均出具书面证词证明，陈萍从未参与汇川公司日常治理，并非汇川公司员工，也没有见过她出席过股东会、董事会或者监事会，没有见过她参与过汇川公司内部的任何经营决策会议，从未听说她是汇川公司的股东，也没有与其有过任何与汇川公司有关的工作往来。汇川公司的董事长朱某明先生在一审庭审时也出具证言称要成为汇川公司的股东，需要在公司内任职。因此，虽然《股权委托协议》约定陈萍按照公司章程约定享有权利、承担义务，但陈萍事实上从未履行过任何股东应尽的义务，其从未自行行使或向李友发指示行使任何股东权利，甚至对公司经营情况漠不关心。这样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陈萍根本没有享有汇川公司的任何权益，双方不存在任何股权代持关系。汇川公司历年来的分红款以及转增股本一直是公开信息，对任何人而言都是一笔巨大的财富。陈萍只是一名银行的普通职员，如今退休并与其再婚丈夫、儿子居住在单位福利房内。若陈萍确实持有汇川公司的股份，其面对巨大的利益以及与李友发生活水平的巨大差异，却从未提出主张或异议，更愿意接受李友发的生活资助，这明显是不符合常理的。陈萍在庭审过程中屡屡撒谎，均被李友发以充足的证据予以反驳和揭穿。一审法院抽丝剥茧，通过双方签署《股权委托协议》后的行为以及生活常识认定陈萍与李友发不存在股权代持关系是正确的，符合高度盖然性原则。四、陈萍的借款10万元，李友发事实上已经连本带息归还了11万元，根本不存在欠款。这笔借款有无归还的问题，对于李友发而言，金额虽小，人格事大。一审法院已根据李友发的申请调取了陈萍的银行流水，印证了李友发的还款行为。根据高度盖然性原则，二审法院应推定李友发已经归还了全部欠款。（一）李友发已于2006年1月11日取现103000元并连同家中现金7000元（合计11万元）用于归还陈萍借款，为此李友发已提交了对应的银行取款明细。而根据一审法院所调查的陈某名下的07×××71账户（由陈萍所控制）银行流水，陈萍在李友发还款的次日，即2006年1月12日向上述账户一次性存入了现金8万元。该款项无论从时间上还是金额上，均可推断就是李友发支付的还款：1.从时间上看，陈萍的大额存现是在李友发主张的还款次日，时间上高度吻合；2.从金额上看，陈萍存入8万元，与李友发在还款当日从银行取现8万元，金额完全一致。（二）由于法院申请调查的范围所限，李友发无法对陈萍全部的银行账户进行调查；且一审法院出于保护第三人利益的考虑，也仅同意李友发调查陈某名下07×××71账户（由陈萍控制）三日的银行流水。如果李友发没有在2006年1月11日归还了陈萍的借款，也不可能这么确信向法院申请调查2006年1月12日至15日07×××71账户的银行流水。而仅就一审法院调查的陈某名下07×××71账户就显示，在李友发提取大额现金的第二天，该账户上就存入了大额现金8万元。因此，从举证责任分配上，李友发已就归还借款的事实进行举证，达到了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陈萍并未提供相反证据进行反驳。（三）李友发与陈萍系亲戚关系，当时双方关系良好，故李友发通过现金向陈萍还款却没有索要还款凭证，这也是符合常理的。综上，一审法院应当认定李友发已经归还全部借款并驳回陈萍的全部诉讼请求。五、退一万步，即便假设李友发尚未归还10万元借款，一审法院判决李友发归还陈萍借款10万元也没有影响陈萍的实体权利，不存在判非所诉的情况。如前所述，陈萍与李友发之间实际上成立借款关系且借款已经偿还完毕。退一万步而言，假设李友发尚未归还10万元借款，一审法院判决李友发向陈萍支付10万元不存在“判非所诉”的情况。理由如下：（一）本案案由为合同纠纷，陈萍在《起诉状》中的诉讼请求为“请求判令被告支付2017年的分红款10万元（原告只主张应得分红款中的10万元）”。从本案案由以及诉讼请求的本质上来看，本案属于金钱给付之诉，陈萍的诉讼请求是基于双方所成立的金钱之债、合同之债请求李友发给付货币10万元。陈萍所请求的“分红款”实质上都是金钱货币，是种类物而非特定物，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具有金钱债权债务关系，判决李友发给付货币10万元未超出陈萍的诉讼请求范围。（二）陈萍虽主张其要求李友发支付款项10万元是基于双方成立股权代持合同关系的事实，但其并未向法院诉请确认双方成立股权代持关系，根据“不告不理”的原则，法院并不需要在判项中认定双方所成立的法律关系。而双方所成立的合同关系属于何种性质是本案的争议焦点，法院有权依照案件事实和法律依据进行认定。虽然李友发并不认可一审法院关于其未归还借款的认定，但即便假设李友发没有归还10万元借款，一审法院听取双方观点及审查证据后认定双方存在借款关系，并基于借款关系并未消灭径行要求李友发给付10万元，并未超出陈萍的诉讼请求，没有损害陈萍的实体权益和程序权益，不存在判非所诉的情况。综上所述，李友发与陈萍所签订的《股权委托协议》既无股权转让之合意，亦无股权转让之履行，双方签订《股权委托协议》是因为陈萍委托李友发在汇川公司增资时进行出资。然而，因增资计划取消，李友发未能按原约定将陈萍委托出资的款项支付至汇川公司的账户，因此陈萍并未能实际出资，自始从未取得汇川公司的股权。随后双方已协商将该10万元款项转为借款，陈萍与李友发成立借款合同关系。后李友发已退还陈萍全部借款，双方并不存在任何股权代持关系或任何债权债务关系，李友发也无需支付陈萍任何款项。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依法驳回陈萍的全部上诉请求，还李友发一个公道。上诉人李友发上诉请求：一、驳回陈萍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判令陈萍承担本案一审、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其事实与理由为：一审法院认定李友发与陈萍之间不存在股权转让及代持，是正确的，但关于李友发未偿还10万元借款以及对于借款利率为24%的认定是错误的，依法应予改判并驳回陈萍的全部诉讼请求。一、李友发向陈萍借款10万元，李友发连本带息已归还11万元。经一审法院调查，仅就招商银行账户而言，李友发提取大额现金的第二天，陈萍控制的陈某账户上就存入了大额现金8万元，这就是李友发归还陈萍借款的铁证。李友发的举证已符合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法院应认定李友发已经归还了全部款项。李友发于2006年1月11日取现103000元并连同现金7000元，合计11万元，已用于归还陈萍借款，为此李友发提交了对应的银行取款明细。而根据一审法院所调查的陈萍控制的07×××71账户银行流水，陈萍在李友发还款的次日，即2006年1月12日向上述账户一次性存入了现金8万元。而陈萍只是一个银行普通职员，根本不可能存在大额的现金收入，该款项就是李友发支付的还款。且从时间上看，陈萍的大额存现是在李友发主张的还款次日，时间上高度吻合；从金额上看，陈萍存入8万元，与李友发在还款当日从银行取现8万元，金额完全一致。李友发归还的另外3万元现金是家中原有现金和部分银行取现，由于法院申请调查的范围所限，李友发也无法对陈萍全部的银行账户进行调查，但从举证责任分配上，李友发已就归还借款的事实进行举证，达到了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陈萍并未提供相反证据进行反驳，因此，应当认定李友发已经归还全部借款。李友发与陈萍系亲戚关系，当时双方关系良好，故李友发向陈萍通过现金还款却没有索要还款凭证，这也是符合常理的。二、一审法院认定李友发归还借款时应按照年利率24%支付至陈萍起诉时的利息，缺乏合同依据与法律依据。李友发已经归还了全部借款10万元并支付了1万元利息，不存在任何拖欠陈萍借款及借款利息的行为。退一万步说，即便法院认定上述10万元未归还陈萍，因双方并未就借款的利息进行约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李友发也无需支付任何利息。综上，陈萍的起诉缺乏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李友发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陈萍的全部诉讼请求，还李友发一个清白。针对李友发的上诉，陈萍未提交答辩状，在本院二审调查时口头答辩称：一、综合本案的事实和一审双方提交的证据能够充分证明陈萍与李友发之间是股权代持合同关系，而非借贷关系，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存在错误。二、关于李友发所称其归还了款项到陈某的账户，且陈某的账户是由陈萍所控制的，所以视为李友发向陈萍归还了所谓的借款，与事实明显不符。李友发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陈萍实际控制了陈某的账户，而且如陈萍的上诉意见，本案的证据能够显示双方是股权代持的合同关系，而非借贷关系。因此，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李友发的全部上诉请求，并支持陈萍的上诉请求。陈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一、李友发向陈萍支付2017年分红款10万元；二、李友发负担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友发系陈萍妹夫。2005年4月8日，陈萍与李友发签订《股权委托协议》，约定陈萍委托李友发作为陈萍在汇川公司所持有的出资（人民币壹拾万元整）的名义持有人；李友发承诺为陈萍的利益持有上述出资；陈萍可以在签订本协议两年之后（即2007年5月31日）向李友发转让其出资，转让价格按汇川公司当时每股的市场价计算，或由双方协商确定。协议约定款项于签署协议前一日，即2005年4月7日由陈萍通过银行转账方式给付李友发。2011年11月28日、2013年1月24日、2014年2月19日李友发共向陈萍转款310万元。2016年1月6日，李友发就与陈萍之间委托合同起诉至一审法院，经人民法院判决，认定陈萍应向李友发支付理财款本金及收益，该案已经执行完毕。2016年8月9日，陈萍以合同纠纷起诉李友发，要求确认双方之间股权代持关系，2017年10月13日，人民法院以陈萍自动撤回起诉为由准许陈萍撤诉。另查明，汇川公司成立于2003年4月10日，成立时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李友发及另外两个案外人，李友发占有股份20%。2005年4月8日陈萍与李友发签署委托协议时，李友发持股比例为3.7%，对应的投资额为11.1万元。2008年5月19日，经相关机构审验，汇川公司由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其中李友发持股比例为2.88%，所增加股本资金来源为汇川公司未分配利润。一审法院认为：陈萍与李友发之间签订的《股权委托协议》不能认定为双方之间就李友发持有的股权进行转让及代持达成协议，理由如下：第一，虽然协议中约定由李友发代陈萍持有，但是协议中还约定两年之后，陈萍向李友发转让所代持股权。该约定说明陈萍并非意在持有汇川公司股份，此约定的意思表示更接近于将李友发名下的汇川公司股份作为陈萍向李友发出借10万元款项的抵押；第二，陈萍出借款项与李友发当时股权对应的投资额大致相等，如果将股权委托协议视为代持股约定，按照陈萍出借金额，李友发名下几乎全部股权均系陈萍所有，而从本案诉讼中看陈萍从未持有该观点；第三，陈萍所陈述的交易目的与现实存在矛盾，自2005年开始至2011年近6年的时间里，陈萍从未主张过分红，也未要求李友发处分股权还款，而且自2008年汇川公司进行股份制改造并公开上市时，陈萍也从未主张相应权利；第四，李友发陈述的交易背景有多人证明，汇川公司多名高管到庭证明借款当时因公司经营困难，公司号召员工筹款以便渡过难关；第五，根据汇川公司提供的招股说明书以及会计凭证，可以认定汇川公司在进行股份制改造时，李友发名下的增资款均系由公司未分配利润支付。综合上述理由，一审法院认定股权委托协议真实意思应为因汇川公司需要筹款，李友发向陈萍借款，并以李友发名下的股份作为还款保证。至于借款是否偿还，陈萍坚持称为股权转让款，但是陈萍长期不主张分红，也不主张按照约定处分股份以抵偿款项，不符合正常的经济活动习惯。李友发称款项通过现金偿还，虽然借款数额不大，但是在借款时陈萍与李友发签订了协议，李友发以存在亲属关系没有索要还款凭证进行解释理由不充分。在是否偿还款项上虽然陈萍、李友发双方陈述逻辑均有漏洞，但是李友发更应该对于还款进行积极举证，因此根据证据优势原则一审法院推定李友发未偿还该款项。关于李友发是否应当偿还借款利息。一审法院认为陈萍与李友发之间系亲属关系，双方之间纠纷不是典型的商事纠纷，陈萍与李友发之间的纠纷更符合家庭成员之间的矛盾。具体结合本案事实，在签订股权委托协议时，基于亲属关系及各自的经济条件，陈萍向李友发借出款项，以帮助李友发完成公司筹款的任务。事后因汇川公司进行股份制改造，李友发经济条件好转，其也按照自身的经济实力为陈萍及其姐姐提供经济帮助。虽然陈萍称李友发转款的300万元系分红款，但是上述款项与汇川公司的实际分红时间并不吻合，在陈萍认为自2005年股份就已经由李友发代持的近十年中，仅凭并不连续的三年款项往来，无法认定该款项为分红款。同时，陈萍与李友发之间矛盾始于2016年，李友发向陈萍主张返还委托理财款，陈萍在此案中抗辩理财款为李友发支付给其的分红款，之后陈萍才依据股权委托协议两次起诉李友发。结合上述认定，又基于上文认定李友发未偿还借款的事实，以及陈萍基于亲属关系在李友发经济困难时确实支付款项资助其进行公司经营，李友发应当向陈萍偿还借款10万元并按照年利率24%支付至陈萍起诉时的利息。因为陈萍的诉讼请求少于一审法院认定的数额，一审法院支持陈萍的诉讼请求，李友发应当向陈萍返还10万元借款，利息部分陈萍可以另行向李友发主张。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李友发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陈萍支付10万元。如李友发未按判决指定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李友发负担。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陈萍根据其持有的《股权委托协议》、陈萍向李友发转款10万元的账户历史交易明细表等证据，主张其受让了李友发所持汇川公司的三分之一股权，李友发曾向其支付分红款，现主张李友发应向其支付2017年的部分分红款10万元。李友发则抗辩称，双方签订《股权委托协议》是陈萍委托李友发在汇川公司增资时进行出资，然而因汇川公司当年增资计划取消，李友发未能按原约定将陈萍委托出资的款项支付至汇川公司的账户，陈萍并未能实际出资，陈萍自始未取得汇川公司的股权，随后双方已协商将该10万元款项转为借款，且其已偿还陈萍。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是陈萍与李友发之间是否存在股权转让、股权代持关系。现评判如下：陈萍以其现持有《股权委托协议》原件，并于2005年4月7日向李友发转款10万元的账户历史交易明细表为主要证据，主张其与李友发之间存在股权转让、股权代持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三款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19﹞19号）第八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根据依法作出裁判。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根据该条规定，关于证据证明力大小的判断，是由审判人员根据法律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综合在案证据进行判断，而非根据单一证据或数个证据进行比较、进行评判；由此，关于单一证据的证明力大小问题，是不科学的，也有违证据认定的基本原则。根据双方的举证，本院综合评判，认同一审法院关于陈萍与李友发之间就李友发持有的股权进行转让及代持达成协议的判断，具体理由如下：一、李友发陈述的交易背景有多人证明，汇川公司多名高管一审到庭证明2005年4月间汇川公司因经营困难，号召员工筹款以便渡过难关，后来汇川公司又取消了这次增资，至2008年股份制改造之前注册资本没有变化。二、根据汇川公司提供的招股说明书以及会计凭证，可以认定汇川公司在进行股份制改造时，李友发名下的增资款均由汇川公司未分配利润支付。三、陈萍所陈述的交易目的与合同履行过程存在矛盾，自2005年开始至2011年近6年的时间里，陈萍从未主张过分红，也未要求李友发处分股权还款，而且2008年汇川公司进行股份制改造并于2010年公开上市，李友发个人所持汇川公司的股份增值巨大，且李友发自2011年开始减持，获取变现款金额较大，陈萍当时应当是知情的，但双方既未进一步明确陈萍的持股比例，也未明确分红款的支付方式，有违常理常情。四、陈萍主张李友发转款的300万元系分红款，但是上述款项与汇川公司的实际分红时间并不吻合，在陈萍认为自2005年股份就已经由李友发代持的近十年中，仅凭并不连续的三年款项往来，无法认定该款项为分红款，且李友发已对该转款作出了主要系支付陈某女儿留学费用的解释，并有相关证据佐证，本院不予采纳。五、陈萍与李友发之间矛盾始于2016年，李友发向陈萍主张返还委托理财款，陈萍在此案中抗辩理财款为李友发支付给其的分红款，之后陈萍才依据《股权委托协议》两次起诉李友发。根据上述分析，陈萍与李友发之间并不存在股权转让或股权代持关系，陈萍以此主张2017年部分分红款10万元，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关于李友发是否已偿还该10万元的问题。当事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诉讼权利和“不告不理”是民事诉讼的重要原则，人民法院处理民商事纠纷时，只能对已诉至法院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作出判断，除涉及国家和公共利益外，其审理和判决应以当事人请求、主张的范围为限。李友发主张该10万元转化为借款，且其已偿还，以此主张双方签订的《股权委托协议》已事实上处理完毕，双方就此早已不存在纠纷。但陈萍主张，因为是股权投资，故不存在要求李友发偿还的问题。陈萍在本案中主张李友发支付2017年的部分分红款10万元，并未主张其与李友发之间存在10万元的民间借贷纠纷，也未请求李友发偿还10万元借款，本案只需围绕陈萍的诉讼请求作出判决。一审法院认为李友发应当向陈萍偿还借款10万元并按照年利率24%支付至陈萍起诉时的利息，并判决李友发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陈萍支付10万元，违反了民事诉讼当事人处分原则和不告不理的原则，双方当事人对此均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纠正。至于该10万元款项李友发是否已偿还或应偿还陈萍，不属于陈萍的诉讼请求范围，本案不作处理。综上所述，陈萍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李友发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处理有不当之处，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4民初37407号民事判决；二、驳回上诉人陈萍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已由陈萍预交），由上诉人陈萍负担。陈萍上诉的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已由陈萍预交），由上诉人陈萍负担。李友发上诉的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已由李友发预交），由上诉人陈萍负担。上诉人李友发预交的案件受理费2300元，本院予以退回。上诉人李友发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缴纳案件受理费2300元，拒不缴纳的，本院依法强制执行。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袁  洪  涛审判员 琚    虹审判员 陈  朝  毅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日书记员 陈毓鑫（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