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云06民终12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国胜，男，生于1961年2月4日，汉族，云南省镇雄县人，农村居民，住云南省镇雄县。委托代理人：张江，系上诉人张国胜之子，代理权限：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季某，女，生于1977年2月8日，汉族，云南省彝良县人，农村居民，住云南省镇雄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1，女，生于2005年7月13日，汉族，籍贯。系季某之女。法定代理人：季某（基本情况同前）。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2，男，生于2009年10月22日，汉族，籍贯及住址同季某。系季某之子。法定代理人：季某（基本情况同前）。季某、王某1、王志国共同委托代理人：王宏，男，汉族，生于1989年2月12日，云南省镇雄县人，农村居民，住云南省镇雄县。特别授权。上诉人张国胜因与被上诉人季某、王某1、王某2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镇雄县人民法院（2020）云0627民初17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国胜上诉请求：1、请求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撤销镇雄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云0627民初1792号民事判决；2、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3、判决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原审人民法院认为本案中的土地流转名为转让，实为买卖的认定是错误的。本案中双方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的内容约定了只是涉及到土地经营权的转让，并没有涉及到土地所有权的转让。原审法院将土地经营权的流转混同于土地所有权的转让，更进一步推断为土地的买卖。在双方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中，无论从字面意思还是实质内容均不是土地所有权的转移，其依然属于村民小组所有的集体土地，只涉及到经营权在同一村民小组的组员之间流转。二、原审人民法院认为被上诉人一方仍然居住在该村，依靠农业生产维持生计与客观事实不相符。被上诉人的亲属王清阳死亡后，其妻季某都是外出务工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务工收入，根本不是以农业生产为主。另外，从被上诉人提供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能够清楚地反应出，除了争议的这0.5亩土地外，被上诉人一家还有其他许多的土地，争议地只是其中的一点点，也不影响以后被上诉人一家还靠种土地维持生活。三、原审人民法院适用司法解释错误。原审人民法院适用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的规定，“承包方未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让方式流转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合同无效。但是发包方无法定理由不同意或者拖延表态的除外。”该司法解释中，明明有但书的内容，本案虽然没有发包方表示同意的书面证据，但是至少完全符合但书的内容。因为在《土地转让协议》上有作为村民小组的法定代表人罗开银社长已经签字。本来罗开银的签字应是代表村民小组即发包人同意的意见。但是本次土地流转在2012年12月15日的时候发包方就已经明知，至少也是属于拖延表态的情形。根据该条但书的内容，也不能认定双方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无效。四、原审人民法院判决双方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无效，违反了国家鼓励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相关政策。上诉人通过支付58000元的资金获得该土地经营权后，至今没有改变土地用途，一直从事农业生产。如果在当年将上述58000元购买住房还是投入到其他行业，都将会产生更大的经济效率，假如现在人民法院将有效的合同认定为无效，不但破坏了经济关系的稳定，而且还支持了被上诉人不讲诚实信用的歪风邪气，同时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五、通过电话联系被上诉人季某，其明确表示自己是不起诉的，实际诉讼的人是与其无亲无故的代理人王宏。综上，为了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特提出上诉，请求撤销镇雄县人民法院（2020）云0627民初1792号民事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一方未提出答辩意见。季某、王某1、王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2012年12月，原告季某之夫王清阳（王某1、王某2之父）受被告邀请，到被告家喝酒之后，被告以欺骗手段，要求已经处于醉酒状态的王清阳将原告家的“电筒湾”承包地卖给被告张国胜，在没有经村委会及政府知晓就签订了土地买卖协议。之后，被告就将“电筒湾”地块霸占耕种至今。2013年王清阳去世后，原告家多次要求被告退回土地，被告始终不予退还。农村承包土地是承包家庭人口的命根子，农村承包土地法律规定禁止买卖，故王清阳与被告签订的土地买卖协议无效。请求人民法院判决确认王清阳与被告签订的土地买卖合同协议无效，并且由被告张国胜返还原告家的承包地0.5亩。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季某与其丈夫王清阳（已故）共同生育了原告王某1、王某2。镇雄县板桥镇人民政府于1999年7月29日与王清阳签订了编号为19002080号的《土地承包合同书》，王清阳向镇雄县板桥镇螳螂村田坝农业社承包了“电筒湾”等地块，承包期限从1999年1月1日起至2028年12月31日止。2007年10月1日，镇雄县人民政府向王清阳颁发了土地承包合同编号为27150402072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承包期限自1999年1月1日起至2028年12月31日止。承包方式为家庭承包；承包土地用途为农业生产用地；承包方代表为王清阳；其中承包的电筒湾地块，四至界线为东至河，南至王清玉地块，西至车路，北至张国祥地块，面积为0.5亩。2012年12月15日，被告张国胜与王清阳签订了《土地转让协议书》，约定由被告张国胜一次性给付王清阳土地价值款人民币58000元，由王清阳将其家庭承包的“电筒湾”地块转让给被告张国胜长期使用。协议签订后，被告张国胜支付王清阳土地价值款人民币58000元，双方未经过发包方同意转让，王清阳便将该地块交给被告张国胜耕种至今。此后发包方没有与被告张国胜签订新的承包合同，也没有解除与王清阳的承包合同及收回相关的经营权证书。审理中，本院组织双方对“电筒湾”地块进行勘验，勘验结果为：“电筒湾”地块位于原镇雄至昭通老公路下方，呈梯形状，紧靠公路边（西南方）长35.7米、紧靠河边（东北方）、长30.5米、紧靠成联章家房屋（东南方）长16.7米、中间长17.5米、面积为559.4平方米。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的，应当报发包方备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承包方未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让方式流转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合同无效。但发包方无法定理由不同意或者拖延表态的除外。据此，被告虽然与王清阳签订了《土地转让协议书》，但王清阳户家庭贫困仍然居住在该村，依靠农业生产维持生计，被告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发包方同意王清阳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另外，王清阳与被告明确约定涉案地块价值58000元，王清阳以58000元将该地块转让给被告的行为，名为转让，实为买卖，故王清阳与被告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书》违反了我国法律关于土地禁止买卖的强制性规定，属于无效协议，故三原告主张王清阳与被告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书》无效的请求成立，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据此，王清阳与被告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书》无效后，王清阳取得被告给付的土地价值款58000元，因王清阳已经死亡，故应当由三原告返还被告，被告应当将取得的涉案土地返还三原告。审理中，虽然被告认为罗开银原来系镇雄县赤水源镇螳螂村民委员会田坝村民小组的社长，属于法定代表人，已经在王清阳与其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书》上签名，但是罗开银只是以在场人的身份签名，并不是以法定代表人的身份签名明确同意王清阳将涉案土地转让给被告，故被告辩解其与王清阳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书》有效，请求驳回三原告的诉讼请求的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五）项、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第十三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判决：一、王清阳与被告张国胜于2012年12月15日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书》无效。二、由原告季某、王某1、王某2一次性返还被告张国胜土地价值款人民币58000元。三、由被告张国胜返还原告季某、王某1、王某2位于镇雄县地块，四至界限为紧靠原镇雄至昭通老公路下边（西南方）长35.7米、紧靠河边（东北方）、长30.5米、紧靠成联章家房屋（东南方）长16.7米、中间长17.5米、面积为559.4平方米。以上第二、三项限判决生效后60日内履行。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0元，由被告张国胜交纳。根据二审诉讼中当事人的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问题是双方争议的《土地转让协议书》是否有效，对原判认定的其他事实诉讼双方未提出异议，对无异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对当事人有异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的，应当报发包方备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承包方未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让方式流转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合同无效。但发包方无法定理由不同意或者拖延表态的除外。上述法律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应当经发包方同意是一种审批权，是实质权利，不经审批不能默示同意，也不能推定同意，认定发包方同意必须以发包方的明示为依据。上诉人张国胜提出村民小组的法定代表人罗开银在转让协议上签字，应视为发包方同意的理由。对此，本院认为，罗开银在协议中是以个人名义签字，其以张国治同为在场人，其身份性质一样，是以转让协议证人的身份存在，不能由此认定本案争议的合同已经发包方同意，应当认定双方转让争议的承包地未经发包方同意，系无效合同。原判认为本案系土地所有权的买卖无相应证据予以证明，认为被上诉人一方赖以土地生存无充足的证据证明且亦不是合同无效的当然理由，原判认定本案系买卖土地所有权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第三款不当，本院在此予以纠正。本案中，作为出让方的被上诉人方，对转让协议因未报请发包方同意而导致合同无效应承担主要责任。上诉人一方2012年12月15日已给付对应的价款，上诉人张国胜认为“当年将上述58000元购买住房还是投入到其他行业，都将会产生更大的经济效率”的主张，结合经济态势中物价总体上涨的事实，应当结合争议的土地使用权当下的价值及预期所获的利益，综合确定被上诉人一方应承担的因过错责任，但鉴于张国胜在原审法院审理期间未就其损失提出明确的反诉主张，在二审程序中，不宜就损失赔偿问题一并处理，张国胜可就赔偿问题另行主张。综上所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上诉人认为转让协议有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判结果应予维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张国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应彪审判员  王 碧审判员  李 韬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肖 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