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晋01民终42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山西德为律师事务所。负责人：王某1，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2，山西德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市河西支行。负责人：赵某，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北京中伦文德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北京中伦文德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山西德为律师事务所、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市河西支行法律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2020）晋0106民初31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山西德为律师事务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2，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市河西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刘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山西德为律师事务所上诉请求：1、请求变更（2020）晋0106民初311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市河西支行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山西德为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费3685061元及违约金（2017年9月28日至2019年8月19日期间，按照人民银行逾期贷款利率6.525%计算；2019年8月20日起至欠款全部付清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上浮50%计算）”。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审判决对违约金的认定存在不当，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一、原审关于认定违约金适用的利率存在不当。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参照《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第十五条规定：“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迟延支付中小企业款项的，应当支付逾期利息。双方对逾期利息的利率有约定的，约定利率不得低于合同订立时1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未作约定的，按照每日利率万分之五支付逾期利息。”本案中，被上诉人作为大型企业恶意拖欠代理费，上诉人主张的违约金仅为逾期贷款利率（同期贷款利率上浮50%），远远低于日利率万分之五（年利率18%）的规定，应当受到保护。二、原审关于认定计算违约金的起算日期存在不当。本案中农行债权转让时间为2017年9月27日，信达资产公司于次日支付了债权转让价款，因此被上诉人支付代理费的条件于2017年9月28日已经成就。2017年4月27日，上诉人已向被上诉人发送《普大煤业案债权转让后应付代理费说明》，主张被上诉人应在债权转让成功后向上诉人支付代理费。2017年10月16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书面提出代理费申请，被上诉人不予支付；2017年11月10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发送《律师函》，再次主张欠付的代理费。因此，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债权转让成功前后始终在主张代理费，被上诉人应当自收到债权转让价款后及时支付，故逾期支付违约金应当自2017年9月28日开始起算。综上，原审判决对违约金的适用利率及起算时间均存在认定错误，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市河西支行辩称，一、关于是否应按照被上诉人主张的70%支付代理费的问题。本案是委托代理合同纠纷，被上诉人可以主张多少比例的代理费，应当严格按照合同的约定。代理合同6.3约定了两种支付代理费的方式，一种是“经被上诉人努力，上诉人与债务人达成和解......的，根据实际回款金额按第1项代理费比例的70%支付被上诉人代理费。另外一种是政策原因或者上级决定，根据实际回款金额按第1项代理费比例的10%支付被上诉人代理费。在庭审过程中，被上诉人认为本次的债权转让纯属市场行为，所以主张按照70%支付代理费，纯属无稽之谈，理由如下：1、合同中并无排他条款，并没有约定凡是不属于政策原因的债权转让，被上诉人都可以按照70%要求代理费，而是非常明确约定了“经过乙方努力”的前提，就是为了防止债权转让时，被上诉人以自己提供了代理工作为由，主张高额的代理费。且双方签订的《诉讼代理协议》，约定代理服务内容是需要代理诉前保全、一审、二审及执行共四个阶段，截止不良贷款转让后一年多被上诉人因错误的诉讼策略始终没有进入一审的实体审理中。2、被上诉人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在债权转让时，自己的“努力”让债权价值提升了多少，如何量化，如何计算，被上诉人只是口头表述，没有证据。3、如果认为“努力”是个不确定的表述，无法确认，无法量化，那么，在双方各执一词的时候，法院也不应当在被上诉人没有证据的前提下，单方采信被上诉人的观点，认同债权转让是其努力的结果，何况，被上诉人的证据恰恰证明了自己在代理过程中存在违约行为。4、被上诉人一直强调自己诉前保全的财产价值几何，但是却忽略了这些诉前保全都因为管辖法院的选择错误，迟迟不能实现保全的意义，如果被上诉人诉讼思路正确，那上诉人早就应当受偿，何必在失去受偿机会后，还要为被上诉人的错误支付昂贵的代理费用二、关于被上诉人在代理工作中是否存在违约的情形。本案是委托代理合同纠纷，被上诉人的身份是代理人，按照《民法典》中关于委托合同的规定及《委托代理协议》第五条：“乙方应履行的义务”的约定，按照律师执业规范的要求，被上诉人的违约行为表现如下：1、将两份合同标的相加，突破级别管辖的规定立案时，违反了《委托代理协议》第五条第4项的约定，没有向上诉人进行法律风险提示，且对不利于上诉人利益的管辖问题也没有提供法律意见书，导致本案历经两年的管辖异议，最终被最高院驳回起诉。即便是被保全物价值连城，那被上诉人保全措施也将会变得毫无意义，被上诉人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自己的诉讼方案是得到上诉人的认可的。2、在保全物从高价值被置换成低价值的时候，被上诉人违反了《委托代理协议》第五条第1项和第3项的约定，没有尽到勤勉义务，没有及时通知到上诉人，反而是在上诉人自己尽调过程中发现后通知被上诉人，此时，距离裁定送达已经五个多月，使得上诉人失去了申请复议的机会，庭审中，被上诉人提供的邮件也能印证这一点。3、保全物被置换成低价值、管辖异议一直拖而未决、管辖异议的原因是被上诉人的诉讼策略错误，这一系列原因在债权转让时都会被受让人作为压低价格理由，被上诉人认为自己提升了债权价值，与事实不符，更重要的是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其观点。4、被上诉人未按《委托代理协议》第五条“乙方应履行的义务”第2项约定的时间，定时向上诉人汇报案件进展情况，在高院保全又置换保全标的时，被上诉人未及时跟进，未及时汇报，已经违反代理协议的约定，构成违约。综上，被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自己的“努力”提升债权价值，无法量化，无法计算，相反，其代理工作中的违约行为，导致上诉人不得不打包处理债权。三、涉案债权批量转让的原因。1、《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关于不良贷款批量转让情况的报告》农银并发（2018）77号（接收单位太原市财政局）第3页（二）方案的必要性分析第2点：诉讼清收无效果。“尤其是普大煤业集团有限公司起诉历时两年还尚未开庭审理”。2、《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关于不良贷款批量转让情况的报告》农银并发（2018）78号（接收单位中国银监会山西监管局）第3页（二）方案的必要性分析第2点：诉讼清收无效果。“尤其是普大煤业集团有限公司起诉历时两年还尚未开庭审理”。3、2017年6月，被上诉人山西德为律师事务所因为清收困难向上诉人上级市行提供了《关于农行河西支行与山西普大煤业集团有限公司等借款纠纷一案的情况汇报》，内容为：“1、普大煤业面临诉讼时间较长，预计进入执行程序在2019年后，诉讼清收程序推进困难；2、案件执行过程中财产变现困难，针对查封的采矿权山西高院也无成功执行案例，执行难度大......”。上诉人在将债权进行打包处理之前，作出了尽职调查报告，该报告诉讼部分引用的就是被上诉人提交的《关于农行河西支行与山西普大煤业集团有限公司等借款纠纷一案情况汇报》，在这份汇报里，被上诉人陈述普大煤业实际亏损远远大于6亿，其资产已不足以偿还债务......柳林汇丰同德其采矿权均已抵押，在银行贷款仅能维持正常还息”，这与其在庭上侃侃而谈，认为自己的保全物价值50个亿自相矛盾。相反，信达公司通过市场竞标受让该笔债权的时候，也会做尽职调查报告，普大煤业及其担保人的资产情况也会了如指掌，被上诉人保全的财产对于农行河西支行有没有实际意义也会一目了然，在普大煤业及其担保人资不抵债的情况下，信达公司绝对不会因为被上诉人做了没有受偿的可能性的诉前保全，就会提升自己的购买价格，因此，被上诉人认为是自己的努力提升了债权转让的价格的说法，在具体的数字面前，是站不住脚的。综合上述文件资料，可以看出本案涉及到的债权之所以被转让，与诉讼程序推进困难有直接关系，而诉讼程序的推进困难，是被上诉人错误的诉讼方案导致的结果；同时，被上诉人自己也陈述所保全的财产无法变现，因此，其诉讼保全可以提升债权价值纯属无稽之谈。四、被上诉人主张的违约金没有法律依据。1、代理费数额双方各执一词，至今尚未定论，因此上诉人无法支付。2、代理合同中并没有关于违约金的约定。综合庭审过程当中的争议焦点，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自己尽到了合同中约定的“经乙方努力”的义务，因此其主张70%代理费的条件没有成就，如果说“努力”是个不确定的概念，那么在被上诉人不能提供证据的前提下，单方采信其说法，而不采纳上诉人的观点，显然有失公平，于法无据。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市河西支行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做出的（2020）晋0106民初3110号民事判决书。2、请求依法判令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采纳被上诉人的观点，认为是被上诉人的努力促成了债权转让，是在证据不足的基础上对事实的认定错误。本案当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有偿的委托代理合同关系，只有在被上诉人按照委托代理协议完成委托事项时，才有权利要求上诉人支付代理费。协议第六条第3款约定：本案诉讼或执行过程中，经被上诉人努力，上诉人与债务人达成和解......的，根据实际回款金额按第1项代理费比例的70%支付被上诉人代理费。上诉人在处理本案涉及的债权过程中，经历了诉讼、尽调、评估、审核、竞价、转让几个环节，被上诉人仅仅参与了诉讼环节，并且在本环节中没有尽到谨慎、忠实的代理义务，违规操作，拖延诉讼时间，使上诉人迟迟不能拿到生效判决，并且在保全物被置换时不及时通知上诉人，使上诉人失权，最终在两年后选择了不良资产转让这种损失最大的处理方式。具体表现为：（一）诉讼环节没有尽到谨慎、忠实的代理义务。第一、错误选择管辖法院。被上诉人在诉讼启动阶段，关于管辖法院的所谓努力，不仅违反法律规定，而且其错误的诉讼策略拖延了诉讼进程，给上诉人带来了损失。1、一审判决书第14页，被上诉人陈述由于有关部门要求本案不能在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故而经过被上诉人的努力，在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立案。在司法独立的前提下，究竟是哪个有关部门不允许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本案，被上诉人没有相关证据可以证明其说法成立，一审中也没有见到中级人民法院不予立案的裁定书。2、既然有相关部门要求本案不能在中级人民法院受理，那被上诉人又如何通过努力让本案在高级人民法院立案在法律有明确级别管辖规定的前提下，将两份合同标的相加，在未取得对方当事人普大煤业同意的前提下，在省高院立案，导致最终被最高人民法院驳回上诉人的起诉，这种所谓的努力不符合法律规定。3、作为专业的法律工作者，明知管辖法院有问题却要提起诉讼，导致本案在接下来的两年之间，一直纠缠于管辖异议，没能进入实质性审理阶段，使得上诉人的债权一直处于不确定的状态，虽然进行了诉前保全，但管辖法院错误的前提下保全没有实际意义。管辖异议通常是希望拖延诉讼进展的技巧，作为债权人提起诉讼，努力尽快推动诉讼程序才是正确的选择，但被上诉人人为地设置了程序障碍。4、被上诉人作为代理人，不能在中级人民法院立案时，没有向上诉人说明情况，而是急于突破管辖规定努力立案，目的就是让案件代理合同处于履行阶段。如果上诉人知道不能正常立案，或许会选择不签订代理合同，不支付前期代理费用，更不会有今天的诉讼。5、本案在2015年提起诉讼，债权转让是在2017年9月，如果被上诉人的诉讼策略正确，按照审限的相关规定，一审二审的审判程序在此期间早应该终结，上诉人的债权也有可能已经受偿，其损失会小于不良资产处置的损失，因此，被上诉人所谓的努力结果反而使得上诉人最终采取了迫不得已的处置方式。第二、诉讼保全阶段的过失。诉讼保全是律师代理案件所采取的常规措施，和上诉人能否进行债权转让没有必然联系，被上诉人导致的程序拖延使得本案迟迟没有审理结果，被保全的采矿权等不能被执行，不仅变得没有意义，并且在拖延的时间里，被保全的采矿权从高价值被置换成低价值，给上诉人造成了损失。1、诉讼保全是财产案件常规的诉讼手段，和上诉人最终达成债权转让没有必然关联。2、该诉讼保全是建立在管辖法院错误的基础之上，不具备未来实现债权的可能性。3、在被上诉人将程序拖入管辖异议一年多之后，2016年6月24日的民事裁定书将原来被查封的采矿权进行置换，导致保全主体被弱化，但被上诉人作为代理人并未及时向上诉人说明情况，通报进展，上诉人直至2016年11月进行评估时才知道此事，丧失了申请复议的权利。被上诉人的这些做法，违反了代理协议的约定，不仅和促成债权转让毫无关系，而且这些因素还会在债权转让的过程中降低其价值，给上诉人带来损失。综上，被上诉人的做法将原本不到一年就可以审结的案子拖到现在都没能进入实体审理阶段，由于管辖错误，上诉人的起诉也被最高院裁定驳回。如果被上诉人没有违规操作，那上诉人或许有很多种可能：中级人民法院不予立案时，上诉人也许会选择不委托，不需要支付前期30万的代理费；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后，不会有管辖异议的纷争，能够尽快进入实体审理，上诉人的债权可能在审理阶段就会受偿。但是被上诉人的错误操作，导致最终三个多亿的资产半价打包转让，上诉人蒙受巨大损失。（二）、资产转让环节被上诉人没有参与，更谈不上努力。被上诉人一直主张本次债权转让属于市场招标转让，却不能证明市场招标转让跟被上诉人的努力有什么关联，不符合委托代理协议中约定的“经乙方努力，甲方与债务人达成和解等情形”，其要求按照代理费比例的70%的主张没有任何依据。1、尽调环节没有参与。上诉人进行资产转让的过程中，需要律师事务所出具《尽职调查法律意见书》，该意见书是债权转让必要的法律文书，但该意见书却并非是被上诉人出具。2、评估环节才发现被保全的采矿权被置换成低价值的。被上诉人的证据无法证明自己的诉讼策略使得上诉人债权转让的价值在什么价位基础之上有了提高，相反，在上诉人委托中机构对拟转让的债权进行评估时，才发现起诉一年多之后，被保全的采矿权从高价值置换成低价值，而被上诉人居然对此毫不知情，使上诉人失权，使保全主体明显弱化，竞标转让时这些公示的资料会影响到其价格。3、审核环节没有体现出被上诉人的努力。上诉人作为国有商业银行，按照中国银监会、财政部印发的《不良金融资产处置禁止指引》第47条的规定：不良金融资产处置方案需由资产处置审核机构审核通过，经有权审批人批准后方可实施。被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自己的建议或者法律意见被审核机构认可采纳，从而同意上诉人通过市场招标的方式进行债权转让。既然没有经过被上诉人的努力，那么按照代理协议的约定，就不应当要求上诉人支付其代理费比例的70%。4、竞标环节没有体现出被上诉人的努力。按照中国银监会、财政部印发的《不良金融资产处置禁止指引》第28条的规定：对不良金融资产进行转让的，包括拍卖、竞标、竞价转让和协议转让等方式。（二）采取竞标方式处置资产的，应为所有竞买人提供平等的竞价机会。在这种处置方式中，完全是市场竞争，公平机制，以价取胜，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自己起到了撮合作用，在判决书第15页，被上诉人承认上诉人之所以与信达公司签订转让协议，是由于信达公司出价高，属于市场行为。既然属于竞争的市场行为，那就与被上诉人的努力没有任何关系。综上，按照委托代理协议的约定，只有经过被上诉人的努力，促成上诉人达成债权转让时，才可以要求按照第1项代理费比例的70%支付代理费，但上诉人债权转让的整个过程，被上诉人都未参与，而且其不尽职的行为导致债权价值降低，其主张应当予以驳回。二、一审法院判决书的内容不够严谨，没有引用与本案相关的法律条文。1、判决书中只列明了其认定的结果：在诉讼程序中上诉人达成不良资产转让协议，就符合《委托代理协议》中约定的“经原告努力”，但却没有表述认定的理由和对证据审查判断的过程，没有阐明被采纳的证据和判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让人难以信服。2、在本案属于委托代理合同纠纷的前提下，一审法院引用的法律条文中居然没涉及到这个有名合同的相关规定，适用法律不够精准，判决结果出现错误，因此其判决结果应当予以撤销。三、关于违约金部分，由于上诉人和被上诉人没有约定违约金，被上诉人主张的从起诉之日起开始计算违约金的主张应当予以驳回。四、被上诉人作为具有法律知识的专业人员，其对于法律的错误操作，使上诉人作为国有商业银行，资产受到重大损失，对此，上诉人保留诉权。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做出的（2020）晋0106民初3110号民事判决书是在证据不足的基础上对事实的认定错误，现上诉人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提起上诉，恳请贵院撤销该判决，真正体现法律的公平与正义。山西德为律师事务所辩称，一、双方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对债权转让情形下的代理费支付标准有明确约定，双方均应遵照执行。2015年6月1日双方签订《委托代理协议》，约定农行委托德为所代理普大煤业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的诉讼、执行工作，诉讼标的为308344536.38元。合同第6.1条约定，“本案主要采取风险代理的方式，由律所代理本案诉讼及执行程序，具体为：实际回款金额在1亿元以下的部分，按照回款金额4%支付代理费；实际回款金额在1亿元以上2亿元以下的部分，按回款金额3%支付代理费；实际回款金额在2亿元以上3亿元以下的部分，按照回款金额2%支付代理费。”考虑到本案在诉讼或执行期间可能出现调解和解、贷款重组、债权转让、主动撤诉等方式提前解决的情形，故合同第6.3条特别约定了该等情形下的代理费支付方式，即合同第6.3条，前半部分针对一般情况下，本案诉讼或执行中形成债权转让等结案情形，农行根据实际回款金额，按6.1条代理费比例的70%支付代理费；后半部分“但书”则针对政府主导下或执行上级行政策而完成债权转让，因和律师开展代理工作基本无关，属于政府主导或政策性主导行为，农行根据回款金额按照6.1条代理费比例的10%支付代理费。律所代理后，积极开展了各项代理工作，有效提升了债权价值，对债权成功转让及债权转让价格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农行在诉讼过程中通过市场化公开邀标的方式，将本案债权转让给信达资产公司，实际取得转让价款156431497.54元，不属于政府主导或政策性主导完成债权转让情形；根据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应当按6.1条代理费比例的70%支付律师代理费。二、本案不适用合同6.3条但书部分“政府主导或执行上级行政策”的例外情形，不应适用10%的折扣比例，农行提出的上诉理由完全是曲解合同条款。首先，从合同内容来说，合同6.3条之所以作出差异化约定，是为了区分不同情形与律师代理工作的关联度。但书中将“政府主导”和“执行上级行政策”并列提出，是因为这两种债权转让结果，基本与律师代理工作无关，完全由政府或政策性主导决定，本案并不属于这种情形。如按对方所言，将上级行的常规审批流程作为“政策”，那前后两种债权转让都需要农行内部审批程序，合同区分两种情形有何意义第二，合同约定执行上级行政策，指的是总行针对普大专门制定的特殊处置政策，来主导解决普大的债权，这才和政府主导解决类似；而不是把农行早已存在的债权转让操作流程、规章制度都认为是“上级行政策”，那是银行债权转让普遍遵循的内部流程规定，不是针对普大的政策。第三，合同约定假定出现不同情形，是因为还未发生，是将来可能发生的情况，而农行提供的所有文件都是合同签订之前已有或是在财政部相关规章基础上细化的流程性规定，肯定不符合合同约定情形。第四，上级行批复同意债权转让，仅仅表明转让方内部审批同意以转让方式处理，但债权能否成功转让，以多少钱转让，不是农行单方决定的，而是市场决定的，所以理解为政策性转让没有依据且不合理。第五，如果是政策性转让，农行应当对应长城资产公司，之前政策性剥离就是指定长城资产公司接受的，这种情况下律师是否开展工作都不影响债权转让的结果，这才会适用10%的打折条款。但本案债权是由信达公司以最高价收购的，完全是市场规则运作的结果而不是政策性转让。三、律所代理工作已尽职尽责，已最大程度提升了债权价值，促成了债权成功转让，根本不存在任何违约。如前述事实，律所在代理后积极开展代理工作，直至债权转让完成前一直在认真履行代理义务。本案中如果存在失职，也是农行发放贷款时存在失职，因为农行普大贷款项目最大的问题是在贷款时没有设置任何具体有效的抵、质押担保，只有企业自身信用和保证担保。在当时普大已于多家银行及其他机构均发生普遍债务违约的情况下，通过律所代理后及时申请立案和保全被告主要财产，是农行在签订代理合同的迫切要求，也是解决该笔贷款悬空状态的惟一办法，因此代理合同才把诉讼过程中发生债权转让、和解等方式解决与执行过程中同等对待。律所在代理后完成了前述代理工作目标，并且一直维持诉讼及财产保全的有效性直至债权转让完成，律所的代理工作始终是在最大程度提升债权价值，不存在贬损债权价值的逻辑，对此农行在整个代理过程中也从未提出任何异议。农行在债权转让完成且已经取得债权转让价款后，却一反常态、毫无理由的指责律所的代理工作，完全是过河拆桥的做法，理由根本不能成立。首先，农行与普大案是当时省内法院受理金融机构涉及普大债权的第一案。我所积极配合法院查封了普大煤业持有山西平陆大金禾金门煤业有限公司、山西平陆大金禾金亿煤业有限公司、山西平陆大金禾安瑞煤业有限公司、山西平陆大金禾鸟金煤业有限公司、山西霍州力拓煤业有限公司、山西平陆大金禾煤业有限公司等六家煤矿企业100%股权；冻结保证人柳林同德所持山西柳林汇丰兴业王家会物流有限公司全部股权；查封柳林同德名下的采矿权；配合法院对债务人名下应收账款、排污权等资产进行调查，给相关单位下达协助手续。在这些保全措施完毕后，才陆续有多家法院对普大核心资产采取轮候查封和冻结，但农行保全措施均为第一顺位。第二，保全措施实施完毕后，普大以保全存在严重超标的为由向省院提出财产保全异议申请，要求对超标的财产进行解封，在律所代理期间，努力维持了财产保全的有效性，法院没有支持普大的解封请求。第三，对于普大提出管辖权异议申请，属于正常发生的诉讼程序，不是代理律师所能控制（事实上当时涉及普大的银行案件几乎是全部提出管辖异议，并非农行个案）；且我们认为本案属于诉的客体合并，不同于诉的主体合并需要经当事人同意，最终省高院也完全认同律师意见，裁定驳回了普大的管辖异议；事实上关于此类问题，最高法院本身也有不同的观点和裁判结果，至今仍有大量最高院案例持有相同观点，如（2019）最高法民辖终275号、（2018）最高法民辖终116号。农行提出所谓最高院在本案中没有支持合并审理，是在债权转让完成近半年后才作出裁定；债权转让后，代理工作已结束，之后的诉讼程序与我们无关，而且无论什么结果，也不会影响农行已经取得的债权转让价款。第四，关于其中一项担保人名下的采矿权被置换查封的问题，是在同德煤业其他贷款到期需要续贷的情况下，法院一方面考虑不能影响企业正常生产经营需求，另一方面考虑到本案债务人一直在主张超标的查封，最终才依职权解封，但同时又查封焉头煤业提供担保的采矿权，以上做法并不违反法律规定。而且我们在得知后立即向农行进行了书面报告，并且代理起草并提出复议申请（电子邮件可查），农行在上诉状中称我们没有如实告知，完全是胡说八道。第五，律所代理工作对农行债权价值提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农行委托鼎信泽律所出具的《尽职调查法律意见书》可以看出，被查封股权的6个公司所有者权益加起来约50亿元；从普大《保全异议申请》可以看出，其认为5个煤业公司股权价值超过30亿元；从农行委托的真诚评估公司出具的《债权价值分析报告》可以看出，按照假设清算法对保全的普大持有的6个公司的股权价值是18亿元，减去股权质押的债务10亿元，股权剩余价值8亿元。以上价值分析，均与我们的代理工作不可分割。上述代理工作都极大程度的提升了债权回收价值和成功转让的可能性，农行在债权成功转让并收到债权转让价款后，翻脸认为律所在诉讼中没有尽到代理义务，完全是背信弃义、信口开河。四、债权转让仅是《委托代理合同》约定支付代理费的一种情形，并非我们的代理工作范围，农行不能因为我们没有参与债权转让本身，而拒付代理费。首先，合同本身明确了律所参与的阶段是“诉讼或者执行中”，债务重组、债权转让等仅仅是不同情形下，银行支付代理费的差异化安排，我们努力的方向只可能在案件本身，通过诉讼、保全、执行程序提升了债权价值，从而提高了债权转让的成功的可能。律所没有权利、更没有义务去直接参与农行债权转让本身。第二，我们主张的是根据合同约定计算的实现债权的代理费，而不是为提供债权转让专项服务费。本案中农行委托其他律所、评估公司参与尽调、评估也是需要另行签订了专项法律服务合同，另行支付服务费的。第三，农行在上诉状中也认为本次债权转让属于竞争的市场行为，显然不属于政府主导或政策主导完成的转让，这正是合同区分两种不同情形付费标准的真实本意；市场行为遵循的是价值规律，是自愿、公平、公开的原则，农行在债权评估时同样是计算了我们前期对债务人及担保人主要财产第一顺位查封的有效价值，同样这也是受让人购买债权必然考虑的因素。这与政策性转让，全凭行政主导、不考虑债权价值，完全是两个概念。最后，农行普大贷款项目当时通过市场化债权转让方式处置，也不是所谓迫不得已，而是在签订合同时就作为银行积极追求的处置手段，而按照普大其他行类似项目的处置回收率，农行5折转让也是最高的；作为律所来讲，我们积极履行代理职责，已经最大程度弥补银行自身的失职，我们的代理工作是不容恶意诋毁。五、律所主张按照合同6.1条比例的70%支付代理费完全符合公平原则的。第一，双方签订了代理合同，根据契约精神、有约必守的原则，双方是应当严格遵照执行的；第二，上述规定并不违反山西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根据律师收费标准对于疑难复杂案件其中包括中院以上的案件，可以在五倍以内确定，本案收费与最低标准相当。第三，本案采取的是一般风险代理模式，最终计算代理费的基数不是诉讼标的，而是以实际回款金额为准，并且无论农行是债权转让还是调节和解，债权本身都会大幅缩水，律所的预期收益已经减少了，再按6.1条比例的70%收费，律所的收益与付出的努力相比，不存在显失公平的问题。第四，代理合同用的是农行的格式合同（根据合同版本ABC（2000）8003-1可知，ABC为农业银行英文AgriculturalBankOfChina的简称），从合同谈判、签订的角度，农行作为委托人是更有优势的，并且农行作为大型金融机构，合同的签订均有法律部门的审查，不可能存在重大误解的情况。六、关于逾期支付代理费违约金的计算律所在农行债权转让前后向其发送了《普大煤业案债权转让后应付代理费说明》《代理费申请》《律师函》等多次主张代理费，农行始终不予支付。故逾期支付违约金应当自债权转让次日，即2017年9月28日开始起算。根据最高院《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应当按照何种标准计算问题的批复》规定“对于合同当事人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标准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计收逾期贷款利息的标准计算逾期付款违约金。中国人民银行调整金融机构计收逾期贷款利息的标准时，人民法院可以相应调整计算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计算标准。”因此，农行应当自债权转让价款收到之日，按照罚息利率向律所支付违约金。综上所述，本案农行通过公开竞价的方式实现了债权转让并已取得债权转让价款，并且债权价值的提升与律所在代理工作中的努力密不可分，不符合政府主导或执行上级行政策转让的例外情形，根据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农行应当按约定以债权转让回收价款为基数，按照合同6.1条前半段约定的代理费比例的70%支付向律所支付代理费。山西德为律师事务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代理费3985061元，并支付暂计算至2020年6月19日的逾期付款违约金702135元（其中2017年9月28日至2019年8月19日期间，按照人民银行逾期贷款利率6.525%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上浮50%计算），之后的违约金继续计算至欠款全部付清之日止。2、由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6月1日，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市河西支行（甲方）与山西德为律师事务所（乙方）签订了《委托代理协议》（主诉案件），合同约定，乙方接受甲方委托，就甲方与山西普大煤业集团有限公司、太原市龙威经贸有限公司、山西省柳林同德煤焦有限公司借款纠纷案为甲方提供一审、二审、执行代理服务，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代理期限为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乙方完成甲方委托的工作之日止。第六条第一款约定本案的代理主要采用一般风险代理的方式，主要代理费用均在执行阶段支付，即甲方按照实际回款金额的一定比例支付实际代理费，具体为实际回款金额在10000万元以下部分，按回款金额的4%支付代理费；实际回款金额在10000万元以上20000万元以下的部分，按回款金额的3%支付代理费；实际回款金额在20000万以上30000万元以下的部分，按回款金额的2%支付代理费；第二款约定，甲方在诉前保全完成后，先预付乙方代理费30万元，该费用在甲方按照上述第一条支付代理费用时予以扣除。合同第六条第3项又约定：本案诉讼或执行过程中，经原告努力，被告与债务人达成和解、调解（包括被告同意的债务重组或贷款重组解决）或形成债权转让、主动撤诉结案情形的，根据实际回款金额按第1项代理费比例的70%支付原告代理费。但在政府的主导下或因执行上级行政策而进行的债务重组或贷款重组、债权转让等形式落实了债权的，根据乙方所做的工作确定代理费用，具体为，在甲方收到生效判决书之前，根据实际回款金额按照第一条代理费比例的10%支付乙方代理费，在本案进入执行阶段后，根据实际回款金额按照第一条代理费比例70%支付乙方代理费。合同签订后，原告积极开展代理工作,向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诉前保全，查找并首轮查封了债务人及担保人的主要资产，后参与了案件立案起诉、保全复议、管辖异议等诉讼程序。2017年9月27日,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公司签订了编号为2017zyp1001的《不良资产批量转让协议》，涉及山西普大煤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分配价款为156431497.54元。农行将本案的债权打包转让给信达资产公司，本案所涉债权转让价格为156431497.54元,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公司于2017年9月28日支付了全部转让价款202140000元。债权转让后，原告通过发送律师函和电子邮件，向被告说明涉及山西普大煤业集团有限公司等借款合同的律师费金额为395.15万元。一审法院另查明，《委托代理协议》签订后，被告向原告预付代理费300000元，庭审中双方都认可该笔款项。一审法院认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市河西支行（甲方）与山西德为律师事务所（乙方）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主诉案件）是双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是合法有效的，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相应的义务。根据协议第六条第3项约定：本案诉讼或执行过程中，经原告努力，被告与债务人达成和解、调解（包括被告同意的债务重组或贷款重组解决）或形成债权转让、主动撤诉结案情形的，根据实际回款金额按第1项代理费比例的70%支付原告代理费。本案中原告接受委托后,向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诉前保全，查找并首轮查封了债务人及担保人的主要资产，后参与了案件立案起诉、保全复议、管辖异议等诉讼程序。诉讼程序中，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公司签订了编号为2017zyp1001的《不良资产批量转让协议》，其中包括本案涉及的原告代理的诉讼案件，其债权转让所得价款为156431497.54元，符合《委托代理协议》约定的诉讼过程中，经原告努力，被告与债务人形成债权转让按第1项代理费比例的70%支付原告代理费，故代理费为（1亿元×4%+56431497.5×3%）×70%=3985061元。《委托代理协议》第六条第二款约定，甲方在诉前保全完成后，先预付乙方代理费30万元，该费用在甲方按照上述第一条支付代理费用时予以扣除，故扣除被告已经支付的30万元后的代理费为3685061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被告认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公司签订了编号为2017zyp1001的《不良资产批量转让协议》属于《委托代理协议》第六条第三款约定的，“因执行上级行政策而进行的债权转让，但被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涉及本案债权转让是执行上级行的相应的政策，是上级行组织下进行的债权转让，故原告的辩称因缺乏相应的证据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的违约金，因《委托代理协议》对代理费的履行期限、违约金未作出明确约定，故原告主张的违约金从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即2020年7月7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判决如下：一、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市河西支行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山西德为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费3685061元及违约金（2020年7月7日起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二、驳回原告山西德为律师事务所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2149元由原告山西德为律师事务所负担5000元，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市河西支行负担17149元。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对自已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涉案《委托代理协议》双方意思表示真实，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合同有效成立，理应成为合同双方行使权利、履行义务的依据。对于引发双方争议的《委托代理协议》第六条第三款中约定的“代理费支付比例”条款，属于当事人对各自民事权利的自主处分。本案中，上诉人山西德为律师事务所接受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市河西支行委托后，即向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诉前保全，配合法院查找并查封了债务人及担保人的主要资产，并参与了案件立案起诉、保全复议、管辖异议等诉讼程序，做了相应的代理工作。诉讼过程中，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市河西支行将案涉债权转让。上述行为符合《委托代理协议》约定的：“本案诉讼或执行过程中，经原告努力，被告与债务人达成和解、调解（包括被告同意的债务重组或贷款重组解决）或形成债权转让、主动撤诉结案情形的，根据实际回款金额按第1项代理费比例的70%支付原告代理费。”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市河西支行向上诉人山西德为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费3685061元并无不当。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市河西支行所提债权转让属于政府主导或政策性主导行为，应按10%的比例支付代理费的意见与查明的事实不符，理由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山西德为律师事务所诉请的逾期付款违约金，双方所签《委托代理协议》中确未约定，但至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市河西支行债权转让并取得回款，委托合同约定的委托事项已完成，委托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市河西支行即负有按约支付代理费的义务，在受托人山西德为律师事务所催要后仍拒绝履行，已构成违约。一审法院关于违约金的处理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山西德为律师事务所、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市河西支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须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不得转移、隐匿财产等逃避执行行为，并不得有高消费及非生活或者经营必须的消费行为，本条款即为执行通知，人民法院在受理执行申请后，依法可以立即对违反本条款规定的相关当事人采取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审案件受理费，山西德为律师事务所预交5000元，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市河西支行预交36280元，由其各自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任 华审判员 郝利亚审判员 王庆河二O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 张 莉书记员 段薇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