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荣成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1082民初4875号 原告：常新法，男，汉族，1960年7月14日出生，住荣成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立盼，山东华夏明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于增刚，男，汉族，1980年2月21日出生，原住乳山市，现下落不明。 被告：王艳君，男，汉族，1967年2月9日出生，户籍所在地：黑龙江省依兰县，现住威海市。 被告：李玉存，男，汉族，1986年3月4日出生，住威海市。 被告：山东汇东建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威海市。 法定代表人：田志浩，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玉存，男，该公司项目经理。 被告：嘉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 法定代表人：滕林行，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宗勋，男，该公司法务专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娜，山东锦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常新法与被告于增刚、王艳君、李玉存、山东汇东建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东公司）、嘉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林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12日收到原告起诉状，以（2020）鲁1082诉前调4782号登记收案进行诉前调解。因调解不成功，本院于2020年8月2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常新法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董立盼、被告王艳君、李玉存、嘉林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宗勋、孙娜到庭参加诉讼，被告于增刚经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常新法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于增刚支付原告工程款46220元并支付自起诉之日至实际履行之日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2.判令被告王艳君、李玉存、汇东公司、嘉林公司因违法分包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付款责任；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五被告共同承担。事实和理由：2019年3月1日原告在被告于增刚手里承包位于荣成市工地高层内部砌体工程。原告自2019年3月1日至3月31日、2019年4月12日至4月16日分别组织工人进行施工。截至原告承包工程完工，双方确定工程款为105280元。被告李玉存支付原告工程款59060元，剩余46220元工程款至今未付。另查，被告李玉存以被告汇东公司的名义挂靠被告嘉林公司承包涉案工程后将劳务分包给被告王艳君，被告王艳君又将工程转包给被告于增刚，五被告对涉案劳务构成违法分包，应当对拖欠原告工程款承担连带责任。故原告诉至法院。 被告于增刚经本院公告传唤后，既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亦未提交任何答辩材料或反驳证据。 被告王艳君辩称，2018年10月左右，我当时还不认识于增刚，但我认识一个叫王文的，王文也是自己包小活干或者打零工的，我和于增刚就是通过王文认识的。当时在汇东公司的工地上，我曾作为中间人介绍王文干汇东公司的活，后来王文因为其工人索要工资闹事的问题，于11月份也不给汇东公司干了。我知道王文曾经给于增刚找活干，但王文与于增刚之间的关系我不清楚。因为当时砌体已经起来一部分了，但没干完就入冬停工了，转过年到2019年2月左右，汇东公司田经理让我联系干砌体的人，我就问于增刚是否继续干，我的意思是想让于增刚继续干完，毕竟已经干了这么多，工钱也还没算。于增刚答应后就带一帮人开始干砌体的活，所以于增刚算是代替王文继续接着干，不是我找他继续干。我原来是干地面的，于增刚干了能有20来天后，汇东公司开始催工期，这样我就带着我的人也参与砌体了，后来就干完了。田经理当时让我帮忙记着于增刚的工，完工后我们就一起对账。我们在汇东公司办公室，当时还有李玉存以及公司周经理在场，但常新法报的工多，而我们记的工少，最后没能达成一致。李玉存就按照我们给常新法记工的账目把工钱59060元打给了常新法。后来常新法就打李玉存电话说钱不够，李玉存被纠缠得不行了，不得已还曾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处理。 被告李玉存辩称，我是汇东公司的会计，汇东公司都是冲着王艳君包活，因为底下这些人无论是王文还是于增刚，我都不认识他们。当时王文的工人闹事后，我们本身也不想用王文干了，正好王文不干了。当时我们把王文欠工人的工资发完后，我们与王文之间的账目就清了。我们自始至终都认为常新法、于增刚以及王文等工人都是王艳君的人，我们也是冲着王艳君算账。当时常新法工数对不起来，我们就是按照王艳君记的工以及与王艳君协商确定的工资标准给常新法支付工钱，大工按180、170元/日算，小工按140元/日算。当时之所以我们直接向常新法付款，是因为王艳君没钱付我们才支付的。我向常新法转工资款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我并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 被告汇东公司辩称，于增刚当时跟公司说只有两个大工是180元/日，一个队长好像还有一个开车的，剩下的都是170元/日，小工都是140元/日。但诉前常新法曾弄了两份工资表给公司，先是给一份大工260元/日的记工单，后期又一份大工180元/日的记工单，原告自己前后都不一致。我方认为常新法自己主张的清工数都是他与于增刚之间的事，因为原告干活期间经常到公司后又被于增刚调到其他工地干活，所以在我方工地上的有效工数要比于增刚应该给原告的工数少。现在对常新法的工资我方已经按照记工情况发放完毕，不同意再向原告支付任何工资。 被告嘉林公司辩称，第一，原告与被告嘉林公司不存在任何劳务关系，不应向我方索要欠款，原告的劳务费应由实际雇主承担。第二，我方与汇东公司于2018年10月3日签订劳务分包合同，已经将涉案劳务工程分包给汇东公司，款项已经结算完毕。综上，请法院驳回原告对我方的诉讼。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 1.对于被告嘉林公司提交其与汇东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是否采信的问题。 本案中，被告嘉林公司为证实其将涉案天盛公司建设工程中劳务作业分包给被告汇东公司的事实，向本院提交了其与汇东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该合同中载明嘉林公司将位于荣成市西侧的威海天盛管业科技有限公司1#车间工程的劳务作业发包给汇东公司施工。对该证据原告常新法提出异议，主张因常新法一直向李玉存索要工资，李玉存曾向法院提起诉讼，当时李玉存在起诉状中自认过其系挂靠嘉林公司进行施工。对此，本案中被告李玉存虽认可上述自认属实，但主张该劳务作业实际是汇东公司从嘉林公司处分包，其出面处理常新法工资问题等参与行为也是代表汇东公司，只不过当时其未搞清挂靠和分包之间的区别。在本案审理中，原告明确表示对上述劳务分包合同的盖章真实性不申请鉴定。 经查，2020年2月18日，李玉存向本院提起（2020）鲁1082民初835号（以下简称835号）诉讼，要求法院确认其无需向常新法再支付工资款。理由是：其挂靠嘉林公司与王艳君签订劳务合同，将石岛天盛工地部分砌体劳务交由王艳君施工，王艳君又找到常新法带人施工，因王艳君无法及时发放工人工资，为防止引起工资纠纷，其与王艳君、常新法协商后决定由其直接向常新法发放工人工资。施工结束后，双方因为考勤表记工情况发生争议。其中常新法依据的考勤表是后期制作的，车工费也是常新法在结算时自行加上的，前期双方对车工费并无约定。而其已经按照原始考勤向常新法发放了全部工资，但常新法仍主张其欠付工资，故成诉。 本院认为，从涉案劳务作业层层承包的各方陈述看，李玉存在835号诉讼中提交的起诉状内容仅为单方陈述，未提供证据证实。而本案中嘉林公司提供的劳务分包合同内容清晰全面，并由合同双方盖章确认，在没有充分证据足以推翻的情况下，应当对嘉林公司提供的劳务分包合同予以采信。原告虽以李玉存提起的835号诉讼中起诉状所载内容为据提出异议，但亦未提供证据证实其异议成立，故嘉林公司提供的劳务分包合同可以作为定案依据。 2.对于原告提交的承诺书、劳务款欠据是否采信的问题。 本案中，原告为证实于增刚欠付劳务款的事实，向本院提交了出具人为“于增刚”的欠据以及包括“于增刚”在内签字确认的承诺书。其中承诺书上除“于增刚”外，还有被告李玉存及原告常新法的签字，经庭审质证，被告李玉存认可承诺书属实，以及当时其与于增刚、常新法同时在承诺书签字确认，故该承诺书可以作为有效证据予以采信。从承诺书中“于增刚”的签名字迹看，其与原告持有劳务款欠据上“于增刚”的签名字迹高度一致。现于增刚经本院公告传唤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根据民事诉讼认定事实证据的高度盖然性原则，可以认定原告提供的劳务款欠据确系由被告于增刚出具的事实。故该劳务款欠据亦可以作为定案依据。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8年6月，被告嘉林公司与汇东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约定嘉林公司将位于荣成市西侧的威海天盛管业科技有限公司1#车间工程发包给汇东公司施工作业，分包范围包括人工费和部分机械及辅材，提供分包劳务内容包括模板工程、钢筋工程、混凝土工程、脚手架工程的建筑劳务；塔吊司机；2名管理人员负责管理、协调各班组及现场放线和技术。分包工作期限为2018年6月20日至2019年10月20日，共计485天。工程承包人（嘉林公司）应按时提供图纸，及时交付应供材料、设备，所提供的施工机械设备、周转材料、安全设施，保证施工需要，负责与发包人、监理、设计及有关部门联系，协调现场工作关系等。劳务分包人（汇东公司）应严格按照涉及图纸、施工验收规范、有关技术要求及施工组织设计精心组织施工，确保工程质量达到约定的标准，自觉接受工程承包人及有关部门的管理、监督和检查，接受对其设备、材料保管、使用情况的随时检查等。劳务报酬部分按约定不同工作成果的计件单价（含管理费），以确认的工程量计算。双方按工作内容分类对各项单价进行了明确约定。劳务分包人不得将本合同项下的劳务作业转包或再分包给他人，否则，劳务分包人将依法承担责任。嘉林公司对该合同加盖合同专用章进行确认，汇东公司加盖公章进行确认。经查实，汇东公司至今未办理劳务作业法定资质。 上述合同签订后，汇东公司李玉存负责联系具体施工事宜，在工地门口悬挂了“中建筑港”的招牌。施工期间，李玉存出面将部分砌体、地面等劳务交由被告王艳君携其工人进行施工，王艳君不提供机械、辅材等，仅提供施工劳务。后王艳君又找到被告于增刚，将其中部分砌体劳务交由于增刚带人施工，于增刚亦仅提供施工劳务。王艳君安排工人对于增刚工人的清工出勤情况进行记工。 于增刚接活后又找到原告常新法，将该砌体劳务交由常新法带人实际施工，约定按大工180元/日、小工140元/日计算劳务报酬。2019年3月1日-31日、4月12日-16日，原告常新法带领工人实际进行了砌体劳务作业，期间常新法组织两车工人到场施工，工人报酬由常新法按其与工人之间的约定进行发放，车费也由常新法支付。施工完毕且验收后，被告于增刚一直未向原告发放劳务款，原告遂找到汇东公司李玉存索要该劳务款，并向李玉存提供了自己对每名工人出勤的记工明细表，其上出勤的工人则给予打钩，否则给予打叉。 2019年5月25日，李玉存、于增刚、常新法共同协商形成《承诺书》一份，上载“为了保证农民工工资及时发放到本人手中，威海天盛管业车间王艳君砌体班组，实际由常新法施工人工费。经王艳君同意甲方嘉林集团公司今日暂付人民币叁万元给常新法，确保劳务工资。王艳君、常新法、于增刚承诺一周时间确定工程量，工程量核对无误后，余款一个月内付清。乙方常新法承诺农民工不上访，否则由此引起的工资纠纷由乙方承担全部责任。甲方：嘉林集团有限公司（系打印字体，未盖章）李玉存（本人签字）乙方：于增刚（本人签字）常新法（本人签字）”。2019年5月26日、27日，李玉存通过其个人银行账户向常新法账户分别汇款2万元、1万元，合计3万元。 2019年5月28日，于增刚向常新法出具欠据一份，上载“中建筑港建筑集团有限公司欠常新法工人工资75280元6月25号前全清3-4月大工267工小工203工2个车72个工，共105280元大小工没错，钱数、工数没错于增刚（本人签字并捺印）常新法的农民工工资给中建筑港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人数、出勤天数、车数和我于增刚的一切都对常新法是我于增刚找的给王艳君给威海嘉林建筑公司干的活于增刚（本人签字）2019年5月28日”。 对于上述于增刚出具欠据时的在场人情况，原告常新法主张当时其与于增刚共同到找李玉存要劳务款，李玉存以常新法上报的工人出勤情况不对等各种理由推诿拖延付款，后在办公室内当着李玉存的面，于增刚为原告出具了欠据。对此，被告李玉存不予认可，坚称该劳务款欠据是原告与于增刚私下形成，其不在场也不清楚。 因被告李玉存仅认可王艳君的记工情况，其根据王艳君对常新法工人出勤的记工情况，按照大工180元/日、小工140元/日的标准，计算出常新法劳务款合计为59060元。后李玉存于2019年7月5日通过其个人银行账户向常新法账户汇款20000元，于9月18日通过其个人银行账户向常新法账户汇款9060元。至此，被告李玉存认为其已向常新法付清了全部劳务款59060元。但常新法对李玉存计算报酬所依据的出勤记工情况不予认可，主张劳务款计算有误，遂成诉。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经查实，被告于增刚2019年找原告常新法干活的地址不仅包含涉案天盛车间，还有其他工地。王艳君等被告方认为常新法工人在天盛车间干活期间，工人经常到场后一会又被于增刚叫到其他工地干活，所以王艳君对常新法的记工才会明显少于常新法自己的记工。 为查明上述情况，被告王艳君申请当时天盛车间工地的记工员李春雨到庭陈述相关事实，李春雨称：“常新法的施工人员进工地我会看一下人数，出工地我也会看一下人数，每天下班前我们都会对账。常新法基本上不会进工地，我就见他2面，他这边对账的人我叫他“邹叔”，具体名字我不清楚。有时晚上人数少于早上人数，我就找邹叔问怎么回事，邹叔说他把工人调走了，我就按邹叔说的时间点记工时。” 针对李春雨所述，本院对常新法在天盛车间工地的队长邹本心（现不再随常新法施工）进行了电话调查，其称：“2019年正月十七八左右（2019年农历正月十八为阳历2月22日）就开工了。我就跟着常新法出工了，先是在斥山市场南面一个小高层干，完了后紧接着又跟常新法到一个挺大的车间干，都是干砌体的体力活，干的时间不短，但具体时间记不准了。这些活应该都是常新法从一个叫于增刚的人处承包的。当时我们的工码都是跟常新法约定的，常新法也已经结清。其中大工中除队长180元/日外，其他是170元/日，小工140元/日，具体再有没有也是180元/日的记不准了。至于常新法跟他上手之间怎样约定，我们不清楚。当时常新法有两车人，我坐这车人员比较固定，司机是孙文强，一般就是司机帮常新法记着拉谁了。另一辆车的司机有段时间是个姓苗的小伙，后来他不常拉，但还是常新法想办法拉人。反正车都算常新法的。至于法庭说的李春雨，我不认识这个人，在工地上我当队长但不记工，就是带着人干活。” 原告常新法为证实天盛车间施工期间其未带工人到其他工地施工，向本院提供当时随其干活的刘万付和苗海波出庭作证。经查，刘万付系大工，苗海波系小工以及出车拉人的司机，现在该二人仍跟随常新法施工。刘万付主要证实：其于2019年3、4月份跟随常新法在东窑工地干活，砌高层大块。当时常新法组织两车人施工，其坐苗海波的车。其在3月份基本上满勤，4月份应该干了5天。常新法在工地不干活，负责记工和监督工人干活。其每到月底时和常新法对账，基本不差。苗海波主要证实：其于2019年3、4月份跟着常新法在东窑工地干活，一共干了6天，期间常新法没有带工人到其他工地干活。其驾驶的拉人车辆是东风小康牌面包车，连司机一共8座。 本院认为，劳务分包，又称劳务作业分包，是指施工总承包企业或者专业承包企业即劳务作业发包人将其承包工程的劳务作业发包给劳务承包企业即劳务作业承包人完成的行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颁布的《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第5条规定：“建筑业企业资质分为施工总承包资质、专业承包资质、施工劳务资质三个序列。施工总承包资质、专业承包资质按照工程性质和技术特点分别划分为若干资质类别，各资质类别按照规定的条件划分为若干资质等级。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类别与等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具有劳务作业法定资质的承包人与总承包人、分包人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当事人以转包建设工程违反法律规定为由请求确认无效的，不予支持。”据此可知，劳务分包具备以下主要特征：一、劳务总承包人具有劳务作业法定资质；二、劳务分包内容是劳务作业而不是工程本身；三、劳务作业承包人一般仅提供劳务作业，施工技术、工程主要材料、大型机械、设备等均由总承包人或者专业承包人负责；四、劳务费用一般通过工日或面积的单价等方式进行结算，不发生主要材料、大型机械、设备等费用的计算，不收取管理费。 结合上述分析，关于嘉林公司与汇东公司所签《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的定性问题，从该合同内容看，首先，汇东公司承包的范围为人工费和部分机械及辅材，不包括钢筋、商品混凝土、砖、砌块、水泥、砂、灰等主要建筑材料。质言之，汇东公司的施工仅为包工，并不包料。其次，汇东公司的报酬是按照约定不同工作成果的计件单价，以确认的工程量计算。可见，该承包价格中仅包括人工费用、机械设备的保管保护费用、施工人员保护用品费用等，并不涉及工程用料费用。第三，汇东公司对涉案工程进行施工的方式为劳务分包，仅针对合同相对方提供的原材料、图纸等提供劳务服务，其进场施工亦由合同相对方安排人员进行监督、检查、验收。据上，汇东公司向嘉林公司提供劳务、部分机械及辅材，嘉林公司提供原材料、机械设备、工程技术和管理，故双方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符合劳务分包合同特征要件，应当认定嘉林公司与汇东公司之间形成了劳务分包合同法律关系。 至于汇东公司至今未办理劳务作业资质，嘉林公司却将劳务作业分包给汇东公司，该行为是否构成违法分包的问题，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于2017年12月19日出台了《山东省建筑业劳务用工制度改革试行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自2018年1月1日起实施，有效期至2019年12月31日。按该方案精神，在全省范围内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中一律取消劳务企业资质及其安全生产许可证要求，赋予建筑业企业更多用工选择权，允许从事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的工程总承包、施工总承包和专业承包企业，自主选择具备相应作业能力和从业资格的劳务队伍或建筑工人。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不再将建筑劳务企业的资质及其安全生产许可证列入建筑市场监管事项。该文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尽管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分包管理办法》中规定“分包工程发包人将专业工程或者劳务作业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分包工程承包人”的情形属于违法分包，但该办法应属管理性规范，在山东省试点推行取消劳务企业资质的情况下，仍应以执行省住建厅发布的地方规范性文件为宜。故本案中被告嘉林公司在上述试点有效期内于2018年6月将劳务作业分包给汇东公司的行为不宜认定为违法分包。 对于汇东公司承包劳务后又将砌体等部分劳务交由王艳君施工以及王艳君、于增刚、常新法之间又层层转包的定性问题，从查明的事实看，无论是王艳君、于增刚还是常新法，其对汇东公司的劳务工程仅提供单纯性劳务，或按清工计价，或按面积等工程量计价，而不提供机械、设备及辅材等。在这种情况下，应以认定王艳君、于增刚、常新法各自仅为单纯提供建筑劳务的农民工班组，汇东公司与王艳君、王艳君与于增刚、于增刚与常新法之间分别形成劳务合同关系，应当按照合同相对性处理债权债务关系。 此外，从法律规范的角度看，涉及建筑工程领域突破合同相对性的规定仅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建设工程司法解释）第二十六条以及建设工程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即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在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第三人查明发包人欠付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建设工程价款的数额后，可以判决发包人在欠付建设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及2015年第八次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中均规定，对实际施工人向与其没有合同关系的转包人、分包人、总承包人、发包人提起的诉讼，要严格按照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进行审查，不能随意扩大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的适用范围，不能随意扩大发包人责任范围。而实际施工人是指无效建设工程合同的承包人，即违法的专业工程分包和劳务作业分包合同的承包人、转承包人、借用资质的施工人（挂靠施工人）。换言之，建设工程经数次转包的，实际施工人应当是最终实际投入资金、材料和劳力进行工程施工的法人、非法人企业、个人合伙、包工头等民事主体。据此，农民工（班组）、劳务分包企业等主体均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实际施工人，不具备适用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前提条件。 本案中，从查明的事实看，除嘉林公司外，汇东公司等各被告均系仅提供劳务作业的承包人或农民工班组，而非得以适用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实际施工人。而根据上述分析可知，实际施工人原则上尚且不能随意诉请与其没有合同关系的转包人、违法分包人、总承包人、发包人承担工程款支付责任，何况劳务分包合同仅为专业承包中的包清工分包或纯劳务分包。根据举重以明轻的原则，对劳务分包合同应按照合同相对性认定责任及承担后果为宜。况且本案中常新法提供的证据或为与其有利害关系的证人陈述，或为仅有于增刚签字确认的欠据，在邹本心等不再跟随于增刚干活人员陈述同时期于增刚交由原告施工的砌体劳务活除涉案天盛车间工地外，还有斥山某处小高层等其他工地，而仅天盛车间工地劳务作业系汇东公司对外分包，但汇东公司始终认为其付款已结清常新法在天盛车间劳务款的情况下，仅凭现有证据亦尚不足以证实于增刚为原告出具欠据中的劳务款仅涉及本案天盛车间工地。据上，应当认定原告常新法与被告于增刚之间形成了砌体劳务合同关系，于增刚应当承担支付劳务款的合同义务。原告常新法主张被告嘉林公司、汇东公司、王艳君、李玉存对于增刚所负劳务款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现常新法已完成其与于增刚劳务合同约定的砌体劳务施工义务，且于增刚以出具欠据的方式已确认劳务款总计为105280元，从中扣除李玉存已代为支付的59060元后，被告于增刚应当承担支付施工劳务欠款46220元的合同义务。对于延期付款利息问题，被告于增刚至今仍未还款，已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赔偿利息损失等违约责任。因双方未约定还款时间，原告有权随时索要。现原告主张自起诉之日即2020年8月12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损失，理由正当，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原告之诉请，部分理由正当，应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于增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常新法支付施工劳务款46220元以及利息（以46220元为基数，自2020年8月12日起至被告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二、驳回原告常新法对被告王艳君、李玉存、山东汇东建业有限公司、嘉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956元，由被告于增刚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慈方铭 人民陪审员  汤金红 人民陪审员  宋永明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连丽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