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黔01民终43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贵阳滨海远达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五里冲安置房**********（小车河办事处）。法定代表人：彭伟，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秀梅，女，该公司职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基伦，男，1958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远云，贵州好时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王志友，男，1986年1月15日出生，穿青人，住贵州省织金县。上诉人贵阳滨海远达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滨海远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朱基伦及原审第三人王志友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2020）黔0102民初12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滨海远达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判第一项，依法改判朱基伦承担主要民事责任或发回重审；二、一、二审诉讼费由朱基伦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判令滨海远达公司承担90％的赔偿责任有失公允，本案事故的发生地是政府提供的生活垃圾处理平台，工作环境符合工作要求，滨海远达公司配备专人在平台上进行管理并设有安全警示标牌，事故的发生完全是因朱基伦无视安全警示、违反操作规范，朱基伦应当承担主要责任。朱基伦辩称，垃圾转运是由两车配合完成，需要操作员对大车的倒斗进行操作，也需要人员清扫倒斗升起后掉落地面的垃圾，而后进行第二次转运。朱基伦的工作内容是在垃圾车倒斗升起后进行清扫，王志友是倒斗的操作员，整个垃圾转运工作由王志友和朱基伦配合完成，若掉落地面的垃圾不清扫、地面垃圾、地面垃圾越堆越高工作则不能顺利进行。在操作倒斗的过程中，朱基伦位于倒斗侧方，在倒斗升起后从侧方进入清扫区域清理地面垃圾。一审法院组织各方到事发地现场勘查，垃圾转运现场地面湿滑、光线阴暗，停放的垃圾转运作业车辆较多，现场环境嘈杂，无安全管理员对现场安全工作进行指挥，滨海远达公司作为劳务活动的组织者、监督者及安全风险的防控者，对提供劳务者的职业活动提供保障是其应尽的责任，不仅要提供安全的工作环境，还应对工作人员尽到安全教育、管理、指挥、监督义务，滨海远达公司作为雇主未尽到其保障义务，对本次事故的发生有重大过错，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及法律适用并无不当，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朱基伦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滨海远达公司赔偿朱基伦因提供劳务受害所产生的损失184,541.6元（误工费21,528元、住院伙食补助费5,800元、护理费10,764元、营养费4,500元、伤残赔偿金120,049.6元、交通费1,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7,000元、鉴定费1,900元、后续医疗费12,000元、医药费共计50,000元）；二、诉讼费由滨海远达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3月，朱基伦受雇于滨海远达公司，主要工作为环卫清洁、转运垃圾。2019年4月28日下午4时左右，朱基伦受滨海远达公司指派在贵阳市南明区高架桥下装运、清扫垃圾过程中，被垃圾转运车托斗放下时压伤，朱基伦随即被送到贵阳市第四人民医院住院治疗至2019年6月25日出院，共住院治疗58天，出院诊断为：1．腰4椎体爆裂性骨折；2．腰1右侧横突；3．腰2双侧横突；4．腰3、腰4双侧横突及棘突骨折；5．腰2／3-腰5／骶1椎间盘膨出；6．左足皮软组织损伤；7．高血压3级很高危组；8．右肾结石；9．右肾囊肿；10．胸8椎体许莫氏结节；11．不完全性右束支传导阻滞；12．右侧第9肋骨折。2019年8月9日，贵州医科大学法医司法鉴定中心受贵州好时律师事务所委托，对朱基伦的伤残等级、后续医疗费、误工（休息）、护理、营养期限进行鉴定、评估。2019年9月26日，贵州医科大学法医司法鉴定中心作出“贵医大司法鉴定中心［2019］临鉴字第4252号《法医临床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一）伤残等级鉴定：朱基伦因外伤致腰4椎体爆裂性骨折并多发横突、棘突骨折行手术治疗属九级伤残；（二）后续医疗费用评估：朱基伦后续医疗费合计约需人民币10000元至12000元；（三）误工、护理、营养期限评定，朱基伦因外伤致全身多发伤误工（休息）、护理和营养期限评定为：180日、90日、90日。因朱基伦与滨海远达公司对赔偿事宜协商未果，朱基伦遂诉至法院，诉请如前。审理中朱基伦、滨海远达公司认可双方之间形成雇佣关系，滨海远达公司表示因朱基伦受雇于滨海远达公司时已超过60岁，滨海远达公司未与朱基伦签订劳动合同，也不属于工伤保险统筹范围。对朱基伦受伤经过滨海远达公司陈述：王志友与朱基伦都受滨海远达公司雇佣，朱基伦的具体工作是进行扫地和保洁，王志友是滨海远达公司垃圾中转运站的守台工作人员，当天事发时王志友确实是在进行垃圾的转运，但是朱基伦不应该在该平台上，操作流程是小垃圾车和大垃圾车两箱对接后，小垃圾车将垃圾推入大垃圾车的托斗上，大垃圾车对垃圾进行压缩，在此过程中人不能站在大垃圾车的平台上，只有在大垃圾车离开后清洁人员才清扫落在地上的垃圾，而朱基伦负责清扫落在地上的垃圾，事发时滨海远达公司不在现场，在场的人就是朱基伦与王志友及两个司机，具体情况不清楚，需王志友陈述事发经过；对于垃圾转运中的操作流程，滨海远达公司表示车辆都有一个警示标牌，也就是底板在运动时，填装器（就是朱基伦和王志友所说的托斗）后方禁止站人，且在操作过程中视线良好，花果园每天产生的垃圾多达700多吨，从来没有出现过类似事情，因此滨海远达公司认为朱基伦被压伤只有两种可能，一是朱基伦违反了操作流程，在底板运动中朱基伦进入了操作空间，另一种可能就是王志友在操作中疏忽大意造成朱基伦损伤。王志友陈述：事发时转运场光线较差，转运场同时有多个车辆进行操作，噪音较大，朱基伦所处位置在盲区内，王志友并没有看清楚朱基伦所处的位置和朱基伦具体在做什么，王志友操作大垃圾车尾板上的机器，朱基伦站在王志友的对面，当时王志友看到朱基伦在垃圾车的对面，然后把垃圾车的尾板放下来，尾板有盲区，看不到对面，王志友把尾板放下来的时候因为有盲区所以看不清楚朱基伦在做什么，直接看不到朱基伦。审理中，一审法院组织朱基伦、滨海远达公司及王志友对事发现场进行勘查，查明：事发地花果园Ｖ区垃圾转运场位于高架桥下，垃圾转运过程为垃圾车大车车头对墙停放，另一部垃圾转运小车开到大车尾部位置，两车车尾相对，王志友操作垃圾大车尾部托斗（反斗）开关放下大车托斗，小车将垃圾转运至大车托斗上，王志友操作大车托斗开关，托斗抬起将垃圾倒入大车，垃圾倒完后，王志友再操作大车托斗开关将大车托斗放下，事发时王志友站在垃圾转运大车尾部托斗操作开关旁。朱基伦陈述：事发时朱基伦站在大车旁边，小车转运完垃圾，大车尾部托斗抬起将垃圾倒入大车，朱基伦在托斗抬起后去清扫大车托斗遗留在地上的垃圾，此时，大车托斗放下将朱基伦压伤，朱基伦受伤时位于大车托斗尾部，托斗尾部先压到朱基伦的头部，朱基伦喊不出声，托斗将朱基伦压蹲下去后朱基伦才喊出来被压到了，王志友随即操作开关将托斗抬起，朱基伦的腰受伤。滨海远达公司及王志友对朱基伦所述受伤经过无异议。王志友陈述：王志友身高168厘米左右，在垃圾车托斗放下来的过程中，朱基伦与王志友是相对而站，互相之间能看到，托斗放到中途王志友无法看到对面，因托斗遮住了王志友的视线，王志友无法看到托斗降下的情况及朱基伦的动态情况，托斗在放下过程中无法判断斗尾的具体位置，朱基伦受伤只有1秒-2秒，但王志友能将托斗及时提起说明王志友注意托斗的起放情况，朱基伦清扫垃圾是朱基伦的工作职责，当时现场噪音大、地面湿滑、地面湿滑为清扫人员在垃圾托斗未放下的情况才能清扫。针对王志友所述，朱基伦表示朱基伦在清扫垃圾过程中无法获知王志友何时操作托斗，事发当时托斗抬上去时朱基伦距托斗一米远，托斗抬上去后朱基伦需对地面垃圾进行清扫，朱基伦当时背对大车托斗及王志友，王志友在操作托斗前应当询问一同协作的朱基伦垃圾清扫情况，然后再进行下一步操作。另查，2019年10月滨海远达公司将王志友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诉至法院，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黔0102民初15526号民事判决书。2019年11月，王志友以滨海远达公司为被申请人向贵阳市南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交仲裁申请，于提交的仲裁申请书中写明：“……2019年4月28日，因在工作中，不慎造成工友朱基伦受伤，因公司未给朱基伦缴纳工伤保险，公司与申请人就工作及工资发生纠纷。……”。贵阳市南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就该案作出的南劳人仲字［2020］第22-2号《裁决书》中“本会认为”部分载明：“……证据《民事起诉状》显示申请人系2016年年初到被申请人处工作，2019年4月28日工作结束后未再到被申请人处工作。且申请人也在庭审中陈述‘我是2019年4月底自行离开的公司，是因为被申请人另一员工工作时受伤，是我工作失误，要求我来承担全部赔偿，也因为被申请人拖欠我工资，所以我就离开了。’……”，裁决为：“一、确认申请人王志友与被申请人贵阳滨海远达贸易有限公司2016年3月至2019年4月28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之规定，本案中，朱基伦系滨海远达公司雇佣，王志友在朱基伦受伤时与滨海远达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朱基伦受伤时与王志友同为执行滨海远达公司交付的工作任务，因此，对朱基伦工作期间受伤滨海远达公司作为雇主应承担赔偿责任。对朱基伦在此次受伤中有无过错，根据对事发现场的勘查并结合朱基伦、滨海远达公司及王志友陈述，事发地在高架桥下，事发时受现场光线不好、声音噪杂等客观环境因素影响，滨海远达公司作为雇主及用人单位对工作环境安全负有保障义务，事发时滨海远达公司对垃圾转运场未配备安全管理员，审理中滨海远达公司未举证证明对其工作人员尽到安全教育、管理及监督义务，滨海远达公司未举证证明其对工作区域采取了安全保障措施及有保障工作环境安全的行为；而朱基伦在履行职务过程中亦未尽到谨慎小心义务，对周围环境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以致在垃圾车托斗放下过程中受伤，朱基伦对此次受伤存在一定过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之规定，综合上述因素酌情考虑朱基伦对此次受伤承担10%的过错责任。王志友对朱基伦此次受伤应否承担责任，不在本案审理范围，朱基伦对王志友亦未提出诉请，故本案不予处理。对朱基伦诉请的各项赔偿费用，朱基伦主要提交有贵阳市第四人民医院住院病案及［2019］临鉴字第4252号《法医临床鉴定意见书》为凭，滨海远达公司对该两项证据材料无异议，对此予以确认及采信。对朱基伦诉请的误工费21,528元，朱基伦、滨海远达公司双方对计算误工期180天无异议，双方对计算标准存在争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之规定，朱基伦系临时受雇于滨海远达公司，朱基伦主张按2018年贵州省居民服务业平均工资43,654元/年计算180天为21,528元，符合法律规定，予以采信，该费用扣除朱基伦应自行承担的10%后，滨海远达公司应赔偿朱基伦误工费19,375.2元。对朱基伦诉请的住院伙食补助费5,800元、护理费10,764元，符合法律规定，滨海远达公司亦无异议，予以采信，该两项费用扣除朱基伦应自行承担的10%后滨海远达公司应赔偿朱基伦住院伙食补助费5,220元、护理费9,687.6元。对朱基伦诉请的营养费4,500元，朱基伦要求根据《法医临床鉴定意见书》确定的营养期90天，按每天50元计算为4,500元，符合法律规定，予以采信，该项费用扣除朱基伦应自行承担的10%后滨海远达公司应赔偿朱基伦营养费4,050元。对朱基伦诉请的伤残赔偿金120,049.6元，《法医临床鉴定意见书》确定朱基伦的伤残等级为九级伤残，按照2018年贵州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1,592元/年计算为120,049.6元，符合法律规定，予以采信，该项费用扣除朱基伦应自行承担的10%后滨海远达公司应赔偿朱基伦残疾赔偿金为108,044.64元。对朱基伦诉请的交通费1,000元，考虑朱基伦住院期间酌情支持500元，该项费用扣除朱基伦应自行承担的10%后滨海远达公司应赔偿朱基伦交通费450元。对朱基伦诉请的精神损害抚慰金7,000元，参照朱基伦的伤残等级、过错等因素酌情考虑支持5,000元，该项费用不再进行责任比例分担。对朱基伦诉请的鉴定费1,900元，有鉴定费票据为凭，予以支持，该项费用扣除朱基伦应自行承担的10%后滨海远达公司应赔偿朱基伦鉴定费1,710元。对朱基伦诉请的后续医疗费12,000元，滨海远达公司无异议，予以支持，该项费用扣除朱基伦应自行承担的10%后滨海远达公司应赔偿朱基伦后续医疗费10,800元。上述滨海远达公司应赔偿朱基伦各项费用共计164,337.44元。滨海远达公司已支付的朱基伦住院费65,468.24元、担架费为160元亦为朱基伦此次受伤所产生的费用，应计算在赔偿金额内，故该两笔费用朱基伦应自行承担的10%即住院费6,546.82元、担架费16元应从滨海远达公司应支付朱基伦的总赔偿费用中扣除。滨海远达公司已支付给朱基伦的生活费1,000元、2019年6月25日支付的营养费5,900元、2019年7月3日支付的营养费1,260元、住院期间护理费11,800元亦应从滨海远达公司应支付朱基伦的总赔偿费中扣除。朱基伦虽称2019年6月25日收到滨海远达公司是否为5,900元记不清楚，并表示该款中有部分为支付工资3,000元，只收到滨海远达公司支付的营养费2,900元，但对此滨海远达公司提交有朱基伦向其出具收条为凭，朱基伦亦认可该收条为其向滨海远达公司出具，故对该收条予以采信，该收条均载明为营养费未提及其中部分为工资，故对滨海远达公司已于2019年6月25日支付朱基伦营养费5,900元予以采信。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滨海远达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朱基伦误工费19,375.2元、住院伙食补助费5,220元、护理费9,687.6元、营养费为4,050元、残疾赔偿金108,044.64元、交通费45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鉴定费1,710元、后续医疗费10,800元，共计164,337.44元；该164,337.44元扣除朱基伦应承担的住院费6,546.82元、担架费16元及滨海远达公司已支付的生活费1,000元、2019年6月25日已支付的营养费5,900元、2019年7月3日已支付的营养费1,260元、住院期间护理费11,800元后，滨海远达公司尚应支付朱基伦款项共计137,814.62元。二、驳回朱基伦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996元，由朱基伦负担499元，由滨海远达贸易有限公司负担1,497元。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朱基伦受雇于滨海远达公司、在执行工作任务过程中受伤，因此产生的损失应当由滨海远达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朱基伦作为现场清扫人员，在执行工作任务过程中未尽到相应的审慎义务导致事故的发生，存在一定的过错，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之规定，认定滨海远达公司对朱基伦因此次事故产生的损失承担90%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滨海远达公司上诉称其设有安全警示标牌，但其在一审中仅提交了垃圾运转车辆上张贴的警示标志，未举证证明其在工作区域内对雇员应尽的安全注意义务作了相应的提示和说明，亦未举证证明其已对工作人员开展过相应的安全培训，故本院对滨海远达公司的上述主张不予采纳。滨海远达公司上诉称其配备了专人在平台上进行管理，但其在一审中陈述事故发生时在场的人就是朱基伦与王志友及两个司机，故并无证据证明其安排有专人对现场进行监督管理，故本院对滨海远达公司的上述主张亦不予采纳。因各方当事人对一审判决认定的损失金额扣除滨海远达公司已支付的部分后共计137,814.62元均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综上，滨海远达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56元，由贵阳滨海远达贸易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吴 霞审判员 何 艳审判员 邱翠雪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黄一灵书记员赵瑞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