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鲁02民终261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鲁某，女，1968年10月9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庄丽，山东琴岛（青岛高新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立军，山东琴岛（青岛高新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女，1955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某某，男，1954年1月9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市**。 上诉人鲁某因与被上诉人刘某、沈某某人格权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2020）鲁0202民初93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鲁某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判；2.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归还母亲刘某某的骨灰及骨灰盒，并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3.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母亲刘某某的骨灰与第二任丈夫鲁某某合葬一起符合死者遗愿和大众期待，一审判决违背公序良俗。上诉人母亲刘某某嫁与其第二任丈夫鲁某某后夫妻感情和睦，相互依靠、相互扶持，直至刘某某去世，二人共同生活长达50年之久。《婚姻法》第二十条规定，夫妻有互相扶养的义务。该抚养义务延续至死后即为二人合葬，彼此陪伴相守。现代夫妻合葬的习俗多源于对良好婚姻关系的尊重和祝愿。刘某某前后经历两次婚姻，其与沈文令的婚姻在双方离婚的那一刻就已终结，逝世前的合法婚姻关系仅存在于她和再婚配偶鲁某某之间。在此情况下，与再婚配偶合葬，更符合社会大众的一般期待。且刘某某生前也不止一次向陪护的女儿要求死后务必将自己与鲁某某合葬，按照死者遗愿处理骨灰安葬，系其近亲属的一项权利，更是一种伦理上的义务。从上诉人、被上诉人与其母亲的亲疏关系来看，上诉人作为刘某某的女儿，长期与刘某某共同生活，特别是在母亲刘某某患病后，上诉人不仅贴身伺候还专门聘请居家保姆为母亲提供全天24小时的照看服务，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三人之中，上诉人作为刘某某再婚后所育子女更有权管理母亲的骨灰。二、被上诉人刘某的行为侵犯了上诉人的知情、祭奠、悼念权利，一审法院在未综合考量的基础上即作出驳回上诉人鲁某对刘某诉讼请求的判决，有失公正。被上诉人沈某某、被上诉人刘某与上诉人同为母亲刘某某的子女，对于母亲骨灰的保管事宜，有共同协商且互相告知的义务。母亲去世后，刘某在未通知上诉人及上诉人的父亲鲁某某（当时在世）的情况下擅自将母亲骨灰存放于殡仪馆，上诉人作为母亲刘某某的亲生女儿、上诉人父亲鲁某某作为刘某某在死前的丈夫，对于骨灰是否安放、安放何处、有谁安放有充足的知情权和表决权。从亲属关系远近来看，被上诉人沈某某和刘某是同父同母的亲兄妹，二人与上诉人仅为同母异父的关系，二人的关系更为亲近。试想，既然是刘某将骨灰安葬在了殡仪馆，那么相关的钥匙及保管材料肯定是在刘某处存放，若非不是二人串通，沈某某又如何以合法合理的方式从殡仪馆将骨灰取出？因此，被上诉人刘某擅自存放且未通知的行为致使骨灰丢失，而骨灰承载的是上诉人对于母亲的思念和追忆，刘某的行为侵犯了上诉人悼念、祭奠的权利，给上诉人造成极大精神损害。三、因二被上诉人的行为致上诉人先后经历失母丧父之痛，精神崩溃，一审法院所确定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过低。被上诉人刘某未经商议和通知擅自存放骨灰，被上诉人沈某某未经通知和同意擅自盗取骨灰，二人串通使得作为女儿的上诉人长期以来无法获知自己亲生母亲是否入土为安，更无法获知母亲骨灰的存放地点，无从祭奠养育自己多年的母亲，精神严重受挫，几度出现精神恍惚甚至抑郁。也正是因为二被上诉人的恶行，使得年近80岁的老人鲁某某难以追思悼念自己的老伴，相伴近50载，最后竟然连祭奠的机会也生生被剥夺，在多日的忧思和气愤中鲁某某患病去世，上诉人再次因被上诉人而遭受失去亲生父亲的痛苦。二被上诉人严重侵犯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给上诉人的身体和精神都造成了难以弥补的伤害，理应承担20万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裁断显失公平，上诉人恳请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改判。 刘某、沈某某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鲁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二被告向原告归还母亲刘某某的骨灰及骨灰盒；2.依法判令二被告向原告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3.依法判令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与二被告系同母异父的兄妹、姐妹关系，被告共同的母亲刘某某于1962年5月与二被告生父沈文令离婚，被告沈某某由其父沈文令抚养，被告刘某由其母刘某某抚养。离婚后，母亲刘某某与原告生父鲁某某于1966年8月26日结婚并在1968年10月生下原告。2015年1月，母亲刘某某因病逝世。原告父亲难忍悲伤和思念也相继去世。原告父亲与母亲共同生活近五十年，期间的苦乐定然铸就了他们不可割舍的感情。双方生前一再向原告要求死后将二人合葬一起，彼此陪伴、相守。但母亲去世后，二被告非但没有通知原告前来吊唁，反倒擅自将母亲的骨灰从殡仪馆取走。二被告的行为有违公序良俗，有悖社会公德，同时也严重侵害了原告对死去母亲祭奠和悼念的权利、剥夺了原告对生母骨灰处置的权利。多年来，原告几经奔波无从得知母亲的骨灰下落，精神和心理遭受了极大地折磨。无奈之下特诉至贵院，请求依法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刘某某与沈文令为原配夫妻关系，二人于1962年离婚，二人婚内育有子女二人，即被告沈某某、被告刘某（曾用名为沈月风）。双方离婚后，沈某某由其父沈文令抚养，刘某由其母刘某某抚养。1966年8月26日，刘某某与鲁某某登记结婚，二人于1968年10月生育原告鲁某。2.2015年1月30日，刘某某去世，其女刘某为其办理了骨灰安放。2015年12月4日，沈某某从青岛市殡仪馆将刘某某之骨灰盒取走。3.2017年8月23日，双山派出所出具情况说明一份，载明，刘某于2015年12月8日10时37分许，刘某报警称，其已故母亲刘某某的骨灰盒被其哥哥沈某某由青岛市殡仪馆通过另一个殡葬证取走。后鲁某某于2017年4月27日去世。原告另提交《家庭服务合同》及《家政服务合同》共计12份，证明原告作为刘某某的女儿长期与刘某某共同生活，特别是在母亲刘某某患病后，原告不仅贴身伺候还专门聘请居家保姆为母亲提供全天24小时的照看服务，在原被告三人中，原告作为刘某某再婚后所育子女更有权管理母亲的骨灰。被告刘某质证称，对该证据不认可。原告鲁某称，原告怀疑沈某某是将骨灰与刘某某的前任丈夫合葬。被告刘某称，沈某某拿走了骨灰盒我不清楚，是火化场通知其才知道，骨灰盒葬在哪里不知道。 一审法院认为，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处理民事纠纷，应当依照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习惯，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本案中，骨灰承载了其子女对其母的感情寄托，也是其子女进行追悼、哀思的情感载体。原被告三人均为刘某某之子女，其按照亲缘关系应均等的享有对其母亲进行追思、悼念之权利。被告沈某某已经于2015年12月4日将刘某某之骨灰取走，其无正当理由拒绝到庭参加诉讼，也拒绝透露刘某某骨灰的下落。时隔多年，刘某某之骨灰已经安葬存在较大的可能性，若再行挪动，必然会损害各血亲之情感，反而有悖于公序良俗。且刘某某之骨灰在何处依据目前原告提交的证据尚无法确定。故，对原告主张的返还骨灰及骨灰盒的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然，被告沈某某擅自取走骨灰并拒绝告知原告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侵犯了其余子女的祭奠、悼念权利，造成了原告的精神痛苦，故原告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于法不悖，法院考虑被告的过错程度及对原告所造成的精神损害后果酌情判令被告沈某某支付原告鲁某精神损害抚慰金2万元。判决：一、被告沈某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鲁某精神损害抚慰金2万元；二、驳回原告鲁某对被告刘某的诉讼请求；三、驳回原告鲁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人格权纠纷，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一、被上诉人刘某是否是共同侵权人；二、一审法院认定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是否正确。 关于焦点问题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具体到本案，上诉人除自己陈述外没有提交其他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刘某与被上诉人沈某某恶意串通侵害上诉人权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关于焦点问题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规定：“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侵权行为的目的、方式、场合等具体情节； （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六）受理诉讼法院所在地的平均生活水平。”被上诉人沈某某未予上诉人协商取走骨灰并不告知骨灰安置情况，致使上诉人无法对死者追悼、哀思，必然产生一定的精神损害，一审法院综合考虑被上诉人沈某某的过错程度，行为的目的、方式和后果等因素，认定上诉人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上诉人鲁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上诉人鲁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杨海东 审 判 员 袁金宏 审 判 员 牛珍平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七日 法官助理 吕 菲 法官助理 朱文雪 书 记 员 王 倩 书 记 员 于 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