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渝01民终53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市劳力丰弹簧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沙坪坝区青木关镇官家村仰天窝社，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65936972870。法定代表人：陈太红，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向奇，重庆坤源衡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陈太红，男，1970年9月28日出生，汉族，职业不详，住重庆市开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戚笈，重庆坤源衡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雷斌，男，1984年8月25日出生，汉族，职业不详，住重庆市开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戚笈，重庆坤源衡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长安，男，1986年5月1日出生，汉族，职业不详，住四川省开江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汪鹏，重庆森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陈太彬，男，1974年8月3日出生，汉族，职业不详，住重庆市开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汪鹏，重庆森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陈明，男，1994年3月21日出生，汉族，职业不详，住重庆市开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汪鹏，重庆森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陈本毅，男，1990年5月23日出生，汉族，职业不详，住重庆市开州区。上诉人重庆市劳力丰弹簧有限公司、陈太红、雷斌诉被上诉人李长安、陈明、陈太彬、陈本毅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2020）渝0106民初102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公开调查审理。上诉人重庆市劳力丰弹簧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向奇，上诉人陈太红、雷斌共同委托的诉讼代理人戚笈，被上诉人李长安、陈明、陈太彬共同委托的诉讼代理人汪鹏到庭参加询问。被上诉人陈本毅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进行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重庆市劳力丰弹簧有限公司上诉请求：请求撤销原判，并改判驳回被上诉人李长安原审全部诉讼请求；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联合声明书不是股权转让。2.本案系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李长安未能举示证据证明其向公司进行过认缴出资或实缴出资，其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本案应是提起股权转让合同纠纷而不是股东资格确认纠纷，重庆市劳力丰弹簧有限公司并非适格的被告主体。3.现有的工商档案资料、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均能证明重庆市劳力丰弹簧有限公司的股东为陈太红、雷斌。陈太红、雷斌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一审原告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一审原告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联合声明书》已经失效。2.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系股东资格确认纠纷，并非一审判决认定的“股权转让、处置而产生的纠纷”，应当以确认股东资格相关的法律规定作为本案适用的主要法律依据。3.原审原告并非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不属于公司股东。4.《联合声明书》系自然人之间的合伙关系。李长安辩称，一审法院认定在《联合声明书》中明确了各方的实际出资额以及所占的股份比例的事实。实际上该联系声明书就公司的实际出资情况及各股东所占股份比例进行的最终确认，为实际意义上的股东会决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一审认定事实清晰，适用法律正确，请依法予以驳回。被上诉人陈明、陈太彬发表意见与李长安的辩称意见一致。被上诉人陈本毅未向本院递交书面意见。李长安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确认李长安系重庆市劳力丰弹簧有限公司的股东，并持有重庆市劳力丰弹簧有限公司13.6%的股权份额；2.请求判令重庆市劳力丰弹簧有限公司协助办理股权变更工商登记手续；3.请求判令本案诉讼费由重庆市劳力丰弹簧有限公司负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工商档案信息显示：重庆市劳力丰弹簧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4月17日，注册资本为100000元，登记的股东为陈太红、雷斌，其中陈太红出资60000元，雷斌出资10000元，另外30000元系财政补助，两名股东的持股比例原为陈太红90%、雷斌10%。2017年4月17日，李长安与其他案涉当事人签订《关于重庆市劳力丰弹簧有限公司各实际出资人的出资及股份比例情况确认的联合声明书》（以下简称《联合声明书》），载明：重庆市劳力丰弹簧有限公司（下称：公司）于2011年4月17日创办，2012年4月17日依法正式成立。因公司成立之初，基于各种原因的考虑，当时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登记为陈太红，公司的股东登记为陈太红和雷斌。现根据诚实信用、和睦相处的基本准则及亲兄弟明算账的人生信条，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就重庆市劳力丰弹簧有限公司实际的出资人及出资人各占公司股份比例情况，各声明人联合声明如下：出资人陈太彬出资金额为170000元（2011年出资150000元、2012年追加现金20000元），占公司股份比例35.5%；出资人陈太红出资金额为65000元（2011年出资50000元、2012年追加现金15000元），占公司股份比例13.6%；出资人雷斌出资金额为65000元（2011年出资50000元、2012年追加现金15000元），占公司股份比例13.6%；出资人陈本毅出资金额为64000元（2011年出资54000元、2012年追加现金10000元），占公司股份比例13.3%；出资人陈明出资金额为50000元（2011年出资50000元、2012年追加现金0元），占公司股份比例10.4%；出资人李长安出资金额为65000元（2011年出资50000元、2012年追加现金15000元），占公司股份比例13.6%。根据以上各出资人的实际出资情况，公司现有的在工商局登记的股东陈太红和雷斌在本声明签字生效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无条件且无任何对价（即公司现有的在工商局登记的股东陈太红和雷斌通过赠予协议的形式将其持有的股份按照上述各出资人所占的股份比例）地协助将公司的股东及各股东所占公司的股份比例按照上述载明的内容到公司登记的工商管理部门办理公司股东及各股东的股份比例的变更登记，并无条件且无任何对价地变更公司章程等相关内容。本联合声明书壹式陆份，各联合声明人各执壹份，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本联合声明书自各联合声明人签订捺手印之日起立即生效，此声明书一经生效，任何情况下任何人均不得撤销。在该联合声明书尾部落款处有各声明人的签名捺印，并注明有公民身份号码。同时，在落款时间上方还标注有“注：已后合同为标准”。之后，李长安及其他当事人就其各人持股情况又进行了磋商，但是否重新达成协议，双方各执一词（雷斌、陈太红主张双方另行签订了新的协议，只是该协议其并不持有，不清楚新协议的具体内容，其为此提供了陈太红与陈本毅、陈明的通话录音为证，但在该通话录音中陈明、陈本毅并未明确确认各方是否签订了新的协议，所谓的另外签订了新的协议均系陈太红个人的单方陈述，且无证据佐证；雷斌、陈太红为证明其主张，还提供了微信聊天记录为证，在微信聊天中确有显示另有一份新的联合声明书，该联合声明书对各人的持股比例进行了变更，但各方对该新的联合声明书并未签名确认。李长安否认各方达成除案涉联合声明书之外的任何新的协议，坚持认为应当以该联合声明书为依据确定各方的权利义务）。李长安坚持认为应当以案涉联合声明书确定的权利义务为依据，并以此作为其权利和主张的基础，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如所请。一审法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当事人均应当依据诚实信用原则，全面、适当履行相应义务，未经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或者具有法定事由，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否则应当依法自行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等法律责任。本案中，李长安与案涉其他当事人于2017年4月17日签订的《联合声明书》系各签约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和公序良俗，应为有效，并对各相关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各相关当事人均应当依诚实信用原则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根据该联合声明书的确认，各方确认了各自对重庆劳力丰弹簧有限公司实际出资和案涉当事人所占股份比例的事实，李长安享有重庆市劳力丰弹簧有限公司的股权比例为13.6%，重庆市劳力丰弹簧有限公司当然有义务按照股东之间达成的协议将其持股比例记载于股东名册，确认相应的股东身份。因此，现李长安据此主张确认其为重庆市劳力丰弹簧有限公司股东，并享有该公司13.6%股权，符合法律规定，依法予以支持。至于李长安主张的要求被告协助其办理股权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的问题，鉴于股权和股东变更事宜本就属于工商登记的内容和股东所投资公司的义务，现李长安要求重庆市劳力丰弹簧有限公司协助办理股权的相应变更登记手续，符合法律规定，依法予以支持。股权转让、处置本就是股东的权利，并非公司的权利，股东之间自由自主自愿达成的股权分割或者处置协议，只要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等情形，其效力应不容否认，公司作为股东出资投资的实体，依法及时办理股东名册变更及相应登记事宜属于应尽的义务，非有法定理由，公司不得拒绝。因此，重庆市劳力丰弹簧有限公司的辩解意见，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至于雷斌、陈太红提出的关于该联合声明书已经失效以及原告并未出资等辩解意见，鉴于本案各当事人已经对案涉联合声明书进行了签名确认，不管任何一方主张该联合声明书的内容发生了变更或者修改，均应当对其主张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雷斌、陈太红主张不能以各方签名确认的联合声明书作为确定李长安权利的基础，但并未提供有关各方已经另行达成了对上述联合声明书的内容进行修改和变更的证据，也未提供其他足以推翻该联合声明书所确定事宜的证据，且未获其他签约各方的认可，雷斌、陈太红依法应当对此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李长安依据案涉经各当事人签名确认的联合声明书主张相应权利，于法有据，依法应当得到支持；雷斌、陈太红的辩解意见，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至于雷斌、陈太红提到的关于案涉联合声明书记载内容与公司工商登记的股权、注册资本不一致等其他辩解意见，鉴于案涉联合声明书已经对相关事宜进行了安排，各方自当按照约定完成股权变更登记、修改公司章程等相应事宜，雷斌、陈太红的该项辩解意见，于法无据，依法不予支持。陈本毅经本院依法传票传唤，未按期到庭参加诉讼，依法视为其对自身诉讼权利的处分，不影响本案的审理。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李长安系重庆市劳力丰弹簧有限公司的股东，并享有重庆市劳力丰弹簧有限公司13.6%的股权；二、限重庆市劳力丰弹簧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五日内协助李长安办理上述第一项判决确定的相应份额的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案件受理费220元，减半交纳110元（李长安已预交）,由重庆市劳力丰弹簧有限公司负担。此款限重庆市劳力丰弹簧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五日内迳付李长安。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未举示证据。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结合各方当事人举示证据及庭审中发表的诉辩意见，本案中各方当事人争议焦点在于案涉《联合声明书》的性质。上诉人认为该声明书与公司股东会决议等相关内容并不相符，不应得到支持；而被上诉人则认为该声明书已确认股东资格及出资比例，系实际意义上的股东会决议，应予履行。对此争点问题，本院评述如下：一、股东会决议与股东协议存在差异。从概念上看，股东会决议是公司股东会作为权力机构按照法律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职权所形成的治理文件，包括普通决议和特别决议。而股东协议是指股东之间或股东与公司之间签订的协议，其内容主要是对投资方式、收益分配、亏损负担等方面的权利与义务进行约定。从行为性质上看，股东会决议以表决形式对公司事务进行管理，是一种决议行为；股东协议则通过签订协议的方式来重新分配权利义务，是一种合意行为。从效力范围上看，股东会决议具有团体特性，追求团体治理效果，对于全部股东产生相应效力；股东协议基于当事人协商，追求的是资源互换，仅在协议当事人之间产生相应效果但并不影响其他股东的权利。在适用法律方面，股东会决议是股东治理公司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在会议召集、主持、通知、记录、决议形式等方面作出相关规定；股东协议则无明确法律具文规定，一般而言，如仅涉及股东间的财产性权利处分，司法实践中基于其合意特性一般适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若关涉公司中组织性、管理性的权力分配，则还须从公司法层面展开审查。二、股东会决议与股东协议效力不同。从上述分析可知，股东会决议与股东协议具有不同的实质内容和形式要求，但二者在司法实践中并非泾渭分明。在公司管理缺乏规范、运营未按法定程序的情形下，股东会形成的决议内容有可能并非都属于股东会决议，亦会因其内容有别于决议而应归属于股东协议。如股东会决议包含了股权转让比例、价格等内容，且股东会决议上有转让方与受让方的签字，则该部分股东会决议应为股权转让协议。由此，股东会决议与股东协议出现混淆情形时，应注意二者的效力层级问题。首先，股东协议不能违反依法依规作出的股东会决议。股东会决议对全体股东具有效力，当涉及公司治理内容的股东协议与股东会冲突时，不能以股东协议的内容来评判股东会决议的效力，造成本末倒置的后果。其次，全体股东达成的股东协议效力应高于股东会决议，当全体股东一致同意且内容涉及公司治理的股东协议与股东会决议冲突时，应认定股东协议效力高于股东会决议。究其实质，是全体股东通过协议对公司的组织性、管理性规则予以了变更，其效力可以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对前款所列事项股东以书面形式一致表示同意的，可以不召开股东会会议，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本案中，根据《联合声明书》中载明的内容可将其分为以下几个部分：一是对各方当事人出资情况各占公司股份比例情况予以明确，如“出资人李长安出资金额为65000元（2011年出资50000元、2012年追加现金15000元），占公司股份比例13.6%”。二是确认上述出资人为股东，其股份如前述；三是股东陈太红和雷斌将其所享有的股份依约转让；四是按该声明书约定内容办理相关变更登记事项。第二项至第四项内容对应该声明书中“公司现有的在工商局登记的股东陈太红和雷斌在本声明签字生效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无条件且无任何对价（即公司现有的在工商局登记的股东陈太红和雷斌通过赠予协议的形式将其持有的股份按照上述各出资人所占的股份比例）地协助将公司的股东及各股东所占公司的股份比例按照上述载明的内容到公司登记的工商管理部门办理公司股东及各股东的股份比例的变更登记，并无条件且无任何对价地变更公司章程等相关内容”。由此，案涉《联合声明书》从内容上看，属于全体股东一致同意且内容涉及公司治理的股东协议，因其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约定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和公序良俗，应对各相关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为明确股东在增资认股中的法律地位，协调股东在增资认股后公司中的权利关系，股东通常会通过订立股东协议的方式对增资扩股中的股权份额认购、股东之间的关系予以约定。在各方当事人争议较大的“出资情况各占公司股份比例情况”部分，实为各方当事人同意将实际出资转化为该公司增资认股的具体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四条之规定，限责任公司增加注册资本时，股东有权优先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认缴出资，但是全体股东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优先认缴出资的除外。由此可知，公司对于增资认股的事项具有较大的自治空间，全体股东可以通过约定形式予以确定。因本案系公司股东间的纠纷并不涉及第三人，故不应以商法的公示主义与外观主义原则，按公司对外公示的内容，如公司章程上载明的股东情况进行认定；而应基于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予以审查，以保护实际出资人的利益。根据各方当事人签署的《联合声明书》，出资人出资目能够明确为取得并享有股东权利，故一审法院依照《联合声明书》上载明内容判决确认李长安的股东身份及占股份额，并要求重庆市劳力丰弹簧有限公司对此协助变更登记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重庆市劳力丰弹簧有限公司上诉认为股权转让协议不等同于股权转让，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还需股权转让的实际履行，故其并非本案适格的被告主体。因《联合声明书》的内容不仅包括股权转让协议，全体股东亦对后续变更登记事项作出一致意思表示，而依法及时办理股东名册变更及相应登记事宜本系公司应尽的义务，且李长安诉讼请求中明确要求重庆市劳力丰弹簧有限公司对此予以办理，故上诉人的该项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重庆市劳力丰弹簧有限公司上诉认为现有的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等能证明其股东为陈太红、雷斌，但因《联合声明书》系全体股东签订的股东协议，可视为对原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等相关事项作出了变更，故上诉人的该项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重庆市劳力丰弹簧有限公司上诉认为，从公司章程及股东会决议上看，李长安未向公司进行过认缴出资或实缴出资，其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因《联合声明书》中明确载明了出资情况，各方当事人均对此予以认可；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出资人不出资或存在其他出资瑕疵应承担相应责任，但不能因此否定其股东资格。重庆市劳力丰弹簧有限公司若认为李长安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可根据其实际履行情况对其提出相应要求，但并不能以此否定股东协议中约定的增资认股的内容，故上诉人的该项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陈太红、雷斌上诉认为《联合声明书》已经失效、《联合声明书》系自然人之间的合伙关系等理由，因对此并未举示证据予以证明，故上诉人的该项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陈太红、雷斌上诉认为本案并非一审判决认定的“股权转让、处置而产生的纠纷”，因《联合声明书》涵盖较多内容，“股权转让、处置”仅系该声明书中的部分内容，一审法院以股东资格确认纠纷对本案进行审理并无不当，上诉人的该项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0元，由上诉人重庆市劳力丰弹簧有限公司、陈太红、雷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景 象审 判 员  师玉婷审 判 员  郑 鹏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  毕汇林书 记 员  徐成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