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1)鲁16民申20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郭某1，女，1955年9月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建华，山东渤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郭某2，男，1945年2月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 再审申请人郭某1因与被申请人郭某2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20）鲁16民终20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郭某1申请再审称：一、再审请求：1、请求撤销山东省博兴县人民法院（2019）鲁1625民初2550号、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鲁16民终2042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驳回被申请人的原诉讼请求；3、判令被申请人承担第一、二审及再审的诉讼费。二、申请事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三、具体事实和理由：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具体理由如下：（一）为了证实被申请人郭某2并非合法继承人，中请人自滨州市京剧演艺有限公司依法调取并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十九，郭某2本人的1965年《干部简历表》（Ｐ62-63）郭某2本人填写，郭某2写明母亲在家务农，叔郭世杰、婶母管某在博兴县京剧团工作。证二十郭某2本人的1966年《职工登记表》（Ｐ64-69）表中写明其母亲郭氏为农民，写明叔郭世杰、婶管某均在博兴县京剧团工作。证二十一郭某2本人的1966年《鉴定表》（Ｐ70-72）出具单位为惠民地委组织部，在该表中写明母亲在家劳动。证二十二郭某2原户所在大队党支部出具的证明一份（Ｐ73）出具时间1979年7月4日，证明郭某2母亲是张秀英当时54岁，在家务农。证二十三郭某2本人的1962年《入团志愿书》（Ｐ74-77）志愿书中写明其母亲在家从事农业劳动，父亲郭世兴、妹妹郭维真。在该入团志愿书中的本人简历中写明1953年至1955年在博兴县京剧团从师学艺。证二十四郭某2本人的1979年《入党申请书》（Ｐ70-80）时间是1979年4月8日，在该申请上郭某2亲笔写父亲郭世兴，母亲张秀英55岁在家务农，同时叔父郭世杰，婶母管某。证二十五郭某2签名盖章《中国共产党入党志愿书》（Ｐ81-85）出具时间是1986年1月17日，称父亲是郭世兴，母亲为张秀英、有叔父郭世杰，母亲管某。证二十六1979年郭某2本人亲笔书写的入党申请书一份（Ｐ86-91页）该申请书中社会关系是父亲郭世兴，贫农，母亲在家务农叔叔郭世杰，婶母管某。证二十七郭某2的团员登记表一份（Ｐ92）在该表中郭某2称母亲在家劳动，叔、婶在博兴县京剧团工作，婶担任团长。（二）加盖东营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档案复印专用章的郭某1《学徒工政审表一份》该招工表由其父亲交到京剧团由分管政工、户籍、人员，核实后填写并交由京剧团革委会，盖章再交山东省博兴县革命委员会生产计划组、宣传组审核盖章。郭某1招工政审表，1972年家庭主要成员有父亲郭世杰、母亲管某。证明1972年12月郭某117周岁时系被继承人唯一子女，是被继承人法定唯一继承人。（三）郭某2提交的管某1981年3月《干部履历表》载明1952年到博兴县京剧团参加工作时，家庭成员全家二口人，爱人和本人。综上所述，从被继承人52年到博兴参加工作至81年已30年，郭某2直到此年37周岁时从未出现在被继承人任何档案中，不能证明郭某2与被继承人之间形成了抚养教育关系，没有成立收养关系。郭某2几十年人事档案载明父亲郭世兴，母亲是张秀英，郭某2在法庭上回答法官，截止到开庭时与其亲生父母兄妹的权利义务关系也未消除。根据以上被继承人、申请人、被申请人人事档案证据证实郭某2与管某之间没有成立收养关系，郭某2没有继承权。符合《中国华人民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三项：原判决书裁定事实的主要依据是伪造的。1、一审认定郭某251年被管某，郭世杰收养并落户博兴由管某抚育成人的证据是伪造的。判决书把年龄相差十岁，不同生活经历的人郭某2和郭某1捆绑在一起说是错误的，老人没供郭某2在博兴上学，51年郭某26-7岁是还在他河北母亲家，郭某2档案自证53年到叔婶处拜师学艺。2、关于博昌派出所为郭某2开具的《调查证明》是伪证，该《调查证明》是公安部下发不该由公安机关出具的18项证明之一，“亲属关系证明”亲属关系证明应到公证部门开具，且该证明没有经办人和单位负责人签章。该《调查证明》没有郭某2任何证明被收养和落户博兴的契约，档案等书证，仅依据两个与郭某2交好的证明人的询问笔录就为其开具《调查证明》是违背事实，缺乏客观性，公正性的做法。郭某2人事档案明确记载1953年8岁到叔叔郭世杰，婶婶管某处请求拜师学艺，却哄骗他人为他做51年6-7岁时在河北就被收养属欺诈行为。为此，申请人向博昌派出所提出了质疑2次份，博昌派出所在核实了①申请人②被申请人③被继承人3人人事档案后已撤销了该调查证明。3、滨州市京剧演艺有限公司为郭某2开具的郭某2的父母分别是郭世杰和管某，1951年郭某26岁时被郭世杰，管某收养的证明是伪造的，郭某2是滨州演艺公司的退休职工，滨州市京剧演艺有限公司在没有核实郭某2人事档案。听信郭某2哄骗得到不实之词，就开出的亲属关系证明，不能作为证据采纳。，该证据证明了郭某2哄骗单位和他人为他作证6-7岁，51年就被收养并落户博兴的证人证言皆是谎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1988年4月2日）第68条，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着故意隐瞒真定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1986年4月12日）第58条，下列民事行为无效，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首先，以上证据中，郭某2均以叔叔称郭世杰（管某之夫）、以婶婶称管某，相互之间并非以母子相称，即证明了郭某2本人就否认了与管某存在收养关系。其次，庭上代理人称郭某2档案不是郭某2本人填写，并说不排除是由不知情的人按照原生态血缘关系进行书写的等辩解并不属实。在郭某2入党入团等多份资料里是他亲笔书写、盖章、按手印的，即使有的不是郭某2本人填写，那填写人也是单位人事、政工的同志，在听了郭某2的家庭情况介绍后如实填写，62年改制后的惠民地区京剧团，延续了之前的军队化管理，岂能是被申请人所在单位，拿政治工作当儿戏随意填写；如果郭某2不认可他九份几十年的档案记载那就是他之前在欺骗政府单位和党团组织。现在他不认亲生父母，可在文革时期，正是他有出身贫农在家务农的亲属关系，郭某2才能当上革委会成员。71年，郭某1中学入团就没过政审关，也是71年知道了我们家与郭某2家的关系。郭某2是老家亲成，很穷，到山东请求拜师学艺，找出路，将来有饭吃。郭某2始终认可自己的父亲为郭世兴，母亲为张秀英。他们也是互相依存，他哥哥郭维仁经常到山东来看他，有时会到我们家来，他家感谢我家帮助他们，会带些土特产，我家送她收音机、自行车等。67年夏天，我与父母逃避武斗，在周村老人干儿子处住了些日子，回河北老家第二天见郭某2领未婚妻回生母处认亲，之后她妹妹到滨州帮他带孩子。上述证据皆表明郭某2与被继承人是叔侄关系，不存在51年就被收养的事实。第4页共8页4、郭某2向法庭提交的族谱是假的是伪造的。①看族谱郭某2与其叔叔郭世杰是同辈人。②族谱中竟没有被继承人女儿名字。③郭某1从来没有听父母、奶奶、姑姑和郭某2兄妹说过，有族谱之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3条，当事人故意作虚假陈述，妨碍人民法院审理的，人民法庭应当根据情节，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条规定进行处置。5、一审判决书，另查明①不属实。郭某2不是被继承人郭世杰亲哥哥的儿子。郭某171年就听被继承人说，亲大伯是在年少练功时就不幸摔亡了，这在郭某2递交的族谱上可以看出来。另查明②管某先后3次住院期间，郭某2妻子王玉梅与郭某1进行护理不属实。旁帮听席上的王玉梅个人的陈述不能作为单独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申请人在递交的自诉书、情况说明及最后陈述已有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总则第八条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保障和便利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对当事人在适用法律上律平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证据第六十三条，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6、郭某2未与管某共同生活，判决书第4页上部分内容为郭某2、郭某1”被收养后就与管某、郭世杰一起共同居住生活并供其上学，这一事实己被亲友等人证实。以上论述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和证据支持。被申请人被其母亲送到被继承人处目的在于拜师学艺而非送养，这于老人对申请人郭某1讲的和郭某2档案记载一致。被申请人53-55年在山东一直处于在外拜师学艺（高青、北镇），短暂的寄宿不是与被继承人共同居住生活。在博兴学戏期间也是与所有学员通铺，被继承人在山东有名在当地也德高望重，有好几个干儿子，用“妈”来称呼被继承人。听老人讲，其中一个田茂岭家周村，聪明调皮，经常与被申请人打闹。文艺界有认干亲、拜把兄弟之习惯，这种师徒世交，干亲关系称呼“妈”，是尊称而非传统上、法律意义上的养父母养子女关系，郭某2所有档案均称被继承人为婶母，证明称“妈”是为了得到更多的佑护和教授，庭中原告申请出庭的证人李某，在庭上首先陈述称郭某2和郭世杰是叔侄关系（远亲）是在旁听席上郭某2之妻的提示下，改口陈述郭某2和管某是母子关系”，（本段细节在庭审同步录音录像中可以获知）李某丈夫、女儿都在剧团工作，郭某2夫妇高级职称，对李某从事艺术的家人评定职称有影响。（收养关系是非常严肃的）。证人李某口述的郭某2与管某是母子关系是没有证明力的。母子关系有姻亲母子关系，有干亲母子关系等，郭某2与管某之间是否存在养母子关系二人人事档案己证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八条，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对证人的询问与待证事实无关，或者存在威胁；侮辱证人或不适应引导等情形的审判人员应当及时制止，必要时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条的规定进行处罚。审判决认定郭某251年被收养的是依据1、博昌派出所为郭某2开的调查证明：2、滨州市京剧演艺公司为郭某2开具的被收养证明：3、及他人道听途说。这些应属旁证，就其证明力，远低于被申请人的人事档案。7、二审采用证据不当。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干部人事档案工作案例》的通知总则，第二条干部人事档案是各级党委（党组）和组织人事等有关部门在党的组织建设、干部人事管理、人才服务中形成的，反映干部人个政治品质…及家庭状况社会关系等情况的历史记录材料。第二十七条要求：干部本人和材料形成部门必须如实规范的填写材料。现在的滨州市演艺公司52年改制前隶属部队是渤海军区剧团，改制后仍坚持部队管理，应排除被申请人所说的是单位不知情人随意写的。郭某262年至86年人事档案，郭某1招工政审表、被继承人管某81年干部履表应是确认郭某2是否在81年前是否被收养的证据，不再必要他人作证。而无实证佐证易变的口供不应作为定案依据。8、法律使用不当第3页判决书，关于郭某2与管某之间的收养关系是否成立的问题，应适用1984年8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7条规定：经生父母、养父母同意，有识别能力的被收养人也同意，又办理了合法手续的收养关系应依法保护，生父母中有一方不同意的，收养关系不能成立。根据①被申请人郭某2二十几年的人事档案均记载父亲是郭世兴，母亲张秀英，叔叔郭世杰，婶婶管某（远亲）就是证明郭某2母亲没同意送养和郭某2不同意被收养。②被继承人管某干部履历表证明五二年前没有收养郭某2。③郭某11972年招工政审表证明郭某1是被继承人唯一子女，唯一法定继承人。以上证明郭某2应适应《意见》第二十七条，一审认定判决郭某2被收养适用法律不当。④郭某2自56年参加工作之后就不于我家联系来往，来往仅限于他需要我们帮助，更别说长期共同生活了，他们到我家来吃好喝好，因是亲戚不让他们干活还高接远送，这样他当然愿意来我家，这种来往是亲戚间友好的交往，不是像确立了收养关系的母子来往关系，特别是反映在老人生病需要人时，他们连亲朋友同事都不如。老人眼手术前一天就走了，特别是最后几个月住院，嫌弃老人病危通知他，老人住的医院与他们家一路之隔，为了给老人安慰，增强治疗信心给他们现金3000元希望来们每天来半小时探视，几次说不来了，他们没给老人花过一分钱。老人急性心衰抢救通知他们也不去医院。老人在重症监护室，他们不管还到法庭上说医生说不用天天在医院，等通知就行。守灵也是郭某1一家和剧团领导同志们守的，郭某2档案记载与被继承人是亲戚，也是亲戚行为对待老人的，不适用《意见》28条，没有与被继承人长期共同生活，以父母相待。⑤郭某2弹性认亲，强认又不管被继承人，违背公序良俗。⑥被继承人郭世杰重病是女儿到处寻医问药救治好的，被继承人管某急性心衰抢救通知郭某2、王玉梅都不去，是剧团领导同事帮着送到重症监护室。《继承法解释》30条规定对被继承人生活提供了主要的经济来源，在劳务等方面给予主要扶助的，应当认定其尽了主要赡养义务或主要抚养义务。 郭某2提交意见称，再审申请人郭某1的再审理由不成立，一审、二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一、郭某2于1999年书写的一份盖有山东省滨州地区文化局章的干部履历表中，在家庭主要成员情况一栏明确记载，关系人为母亲，姓名为管某，政治面貌为党员，工作单位及职务为博兴京剧团团长，可见，在最新的资料中显示，郭某2与被继承人管某是以母子相称的，他们之间的收养关系一直存在且从未解除过。再审申请人提到的郭某2自1965年至1979年的干部简历表、职工登记表、入党申请表、入团申请表等材料中均写明其母亲郭氏、父亲郭士兴、叔叔郭士杰、婶婶管某，这些材料的书写并不影响本案中继承人郭某2与被继承人管某之间的收养关系的成立：首先即便是被收养后与生身父母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消除，但也不能就不承认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这是违背人伦常理的。假如被申请人郭某2与其叔叔、婶婶没有建立起收养关系的话，在如此重要、严肃的材料中，为什么会在家庭主要成员关系中特别提到其叔叔是郭士兴、婶婶是管某。因为家庭成员关系，主要是指父母、配偶、子女这些直系亲属，叔叔、婶婶属于社会关系，不应该被填写在家庭主要成员关系中，郭某2既然在这些材料的家庭主要成员关系中均特别提到其叔叔、婶婶，就说明郭某2真实表达的意思是其生身父母是谁，后其是跟随叔叔、婶婶一起共同生活，与叔叔、婶婶建立起了抚养关系，由于文化程度不高，故其把生身父母、叔叔、婶婶均列为家庭主要成员，这些材料更加证明了继承人郭某2与被继承人管某之间收养关系的存在。其次，在郭某2书写于1999年的最新的材料中明确其母亲是管某，认定继承人郭某2与被继承人管某之间是否存在收养关系，应该以最新的材料认定为准。 二、被继承人管某1985年5月3日书写的入党志愿书中，在家庭主要成员的职业和政治情况一栏明确写明儿子郭某2、儿媳王玉梅，该份证据与郭某2提交的1999年的干部履历表相互印证，共同体现出管某与郭某2之间是以母子相称，他们之间形成收养关系，并共同生活。再审申请人提到的管某1981年的干部履历表形成时间早于管某1985年书写的入党志愿书，因其时间效力问题不应该被采纳为本案的证据。 三、郭某2于1951年的时候，即被其叔叔郭士杰、婶婶管某收养，该行为发生在1992年4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施行之前，故应当依据1984年8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8条规定：“亲友、群众公认，或有关组织证明确认以养父母与养子女关系长期共同生活的，虽未办理合法手续，也应按收养关系对待”，本案中与郭某2一家共同生活过、有密切联系的亲友均出具证明证实了郭某2自六岁时，即被其叔叔、婶婶收养并共同生活的事实，其中包括（1）郭某2的原籍河北省泊头市营子镇大徐郭村村民委员会出具证明，证明郭某2自六岁时，双方家老人商议把维义送给没有生育能力的郭士杰、管某夫妇做养子，证明人是李义生、李志强、周金昌等，这几个证明人都是郭某2小时候同村的玩伴，对郭某2被叔叔、婶婶收养的事实非常了解情况，该证据的证明力较强；（2）滨州市京剧演艺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证明郭某2、王玉梅是管某的儿子、儿媳，由于继承人与被继承人都是京剧团的演员，在早期京剧团的演员都是生活在一起的，所以该单位对这一家的家庭关系是最知情的单位，出具的证明也是最权威的；（3）曾任职博兴县京剧团团长的刘玉林、曾任职博兴县京剧团副团长的张秀莲、曾任职博兴县京剧团党支部书记的孙浩林等与郭某2、管某一起共同工作生活的领导及同事出具证明材料，叙述称郭某2、王玉梅夫妇对郭士杰、管某夫妇以爸妈相称，日常生活中以儿子、儿媳的身份照顾赡养两位老人的事实。以上组织和个人出具的证明材料能互相印证郭某2被其叔叔、婶婶收养的事实，他们的关系应按收养关系对待。 四、再审申请人提出博昌派出所开具的《调查证明》是伪造的，该证明因其提出质疑2次份已经被撤销。但该证明中的被询问人赵勇也出具了一份证明，证明内容是郭某2小名小亮子是郭士杰、管某的儿子。赵勇与被继承人是邻居，住在同一个小区，同一栋楼，同一个单元，对被继承人的家庭成员关系很了解，其出具的证明材料证明效力很高。综上所述，对于继承人郭某2与被继承人管某的收养关系应予以确认，再审申请人的再审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 本院经审查认为，1984年8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8条规定：“亲友、群众公认，或有关组织证明确以养父母与养子女关系长期共同生活的，虽未办理合法手续，也应按收养关系对待。”郭某2提交的管某1985年《入党志愿书》、1981年《干部履历表》、博昌派出所出具的《关于郭某2与郭士杰、管某关系的情况说明》，均已清晰载明“儿子为郭某2、女儿为郭某1”，郭某2、郭某1被收养后就与管某、郭士杰一起共同居住生活，并供其上学，这一事实已被亲友等人证实。而郭某1提交的证据不能证实郭士杰、管某曾在生前已与郭某2解除了收养关系。管某晚年尤其是生病住院期间，郭某2及其妻子悉心照料，亦尽到了赡养义务，管某去世以后，郭某2、郭某1以子女身份办理了丧事，以上事实，足以认定郭某2、郭某1均与管某存在事实收养关系。故，原一、二审法院裁判并无不当，郭某1的再审申请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再审事由。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郭某1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常维华 审判员  于国俊 审判员  张魁海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七日 书记员  肖 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