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豫民申4458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汪海波，男，1989年8月9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新乡市卫滨区。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李震，男，1990年6月1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卫辉市。 二再审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文健，河南中原法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上诉人）：新乡市京运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新乡市卫滨区劳动路南端西台头。 法定代表人：鲁利静，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宽宽，河南宇华大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祝仁，河南宇华大众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汪海波、李震因与被申请人新乡市京运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新乡中院）（2020）豫07民终10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汪海波、李震申请再审称：一、新乡中院审理本案时存在程序违法。法院开庭传票中写明了本案承办法官，但庭审系由承办法官独自主持，合议庭另外两位法官并未参加庭审。本案存在本诉及反诉，证据材料大多为数据表格类型，错综复杂，而自开庭审理到二审法院作出判决中间仅4天时间。二、新乡中院认定“李震、汪海波关于酒款含有奖品价款、但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完全错误。京运公司法定代表人发送给汪海波的《账目明细表》中清晰记载了每个批次酒品应当配置的奖品数和已经配置的奖品数。京运公司称双方之间关于“小村外”系列白酒的买卖合同并不包含附带奖品，奖品只是京运公司为帮助汪海波、李震销售而单方给予的促销手段，费用由京运公司承担，汪海波、李震不承担奖品费用。但如果真是这样，京运公司在给汪海波、李震配送酒品时，只需将二人支付款项所对应的酒品给付，并自行决定附赠多少数量的赠品即可，根本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标明该批次酒品“应当配送奖品数”和“实际配送奖品数”。三、新乡中院认定“李震、汪海波关于酒款含有奖品价款，酒价下降系刨除奖品价格所致的主张，缺乏相应依据”错误。从二人向法庭提交的《账目明细表》能够反映出以下问题：一是2017年7月26日以后酒价价格下降；二是明细表中清晰记载了每批次酒品的“应配置奖品数”和“实际配置奖品数”。京运公司向法庭提交了证明其购买奖品途径来源的《义龙礼品公司报价单》，该证据上列明了所有奖品的单价。汪海波、李震认为上述几份证据恰能够证明二人向京运公司所支付的酒款中含有奖品价款，酒价下降系刨除奖品价格所致。四、新乡中院根据举证责任分配原则认定汪海波、李震的反诉主张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明显错误。庭审中二人向法庭提交的《账目明细表》中反映出两个问题：1.应配置奖品数量和实际配置奖品数量存在差额。对此京运公司的解释是配奖明细不是一比一配奖，且汪海波、李震没有及时将兑奖券交还京运公司，可能会给京运公司带来潜在的多余兑奖风险。汪海波、李震认为京运公司的这种解释已经足以说明其尚拖欠二人部分奖品未配置齐全。2.自2017年7月26日以后购买酒品所支付的单价明显有大幅下降的问题，对此京运公司的解释是之所以给二人低的价格，是为了帮助其重新翻身。而京运公司的上述说法，没有向法庭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五、汪海波、李震有新的证据足以证明奖品款的承担者是二人，而非京运公司。汪海波经过查阅其与京运公司法定代表人鲁利静的聊天记录发现：1.在2017年5月23日二人沟通奖品种类问题，提到“夏天来了，下一车可以弄每件出一个躺椅了，去年市区效果不是挺好嘛”。鲁利静回答“十件一个躺椅的打款价115元”。2.在2017年12月9日双方沟通一个批次的酒配奖方式问题时，鲁利静特意要求汪海波将配奖表中各个奖品的价格进行标注。上述两份证据能够直接反映出，汪海波、李震可以向京运公司要求主张奖品类型，但京运公司会根据奖品类型的不同变更打款价。而京运公司要求汪海波、李震标注奖品价格正是为了使酒品价格加上奖品价值满足二人向其支付含奖品酒价的价值，以达到前后统一的目的。综上，汪海波、李震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六项、第七项的规定申请再审。 京运公司提交意见称：一、本案二审不存在程序违法情形。二审中承办法官明确告知双方，其受合议庭委托主持调查询问，根据调查情况决定是否开庭，双方当事人均明确表示无异议。二、本案二审关于“李震、汪海波酒款含有奖品价款、但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的认定完全正确。京运公司作为地级市代理商，享有对诸如汪海波、李震身份的县级分销商进货的定价权和销售政策和制定权。进行奖券投放就是制定销售政策的一部分，奖品不可能一比一足额配置，否则就失去了意义。配发奖品也只是一种促销手段，除此之外还包括广告支持、促销人员支持等，均由京运公司根据市场灵活掌握。这也完全符合新乡白酒市场约定俗成的营销模式。之所以出现“应当配送奖品数”与“实际配送奖品数”之间的差额，系因二人没有及时将奖券交回并兑换奖品。三、本案二审认定“李震、汪海波酒款含有奖品价款，酒价下降系刨除奖品价格所致的主张，缺乏相应依据”，完全正确。2017年7月26日之后的白酒价格，是京运公司作为地级总代理，享有的从厂家进货的价格，根本不是所谓的刨除奖品价格所致。京运公司之所以不加价、零利润向二人供货，是在二人资金困难之时的短期帮助行为，二人对此也确实心怀感激，有微信聊天为证。四、原二审并未违反“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不存在法律适用错误。奖品成本是京运公司从利润中拿出一部分用以承担，目的是拉动销售、提高销量。双方无异议的《销货清单》中记载的奖品价格为零，就直接证实京运公司没有对奖品单独计价并向二人收取。二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五、汪海波、李震所谓新证据，不能证明二人是奖品款的承担者。所有奖券均系京运公司对二人的市场支持，奖品最终都要兑付给消费者，不可能把奖品折价给二人。二人只需在有效兑奖期限内，将奖品兑给消费者、并把兑换来的奖券交给京运公司。即便是二人有垫资购买奖品的情况，也可以事后持奖券从京运公司处换回奖品实物，二人在此过程中并无任何损失。综上，请求依法驳回再审申请。 本院经审查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汪海波、李震与京运公司合作，经营“小村外”系列白酒封丘市场代理销售生意，后因货款问题产生争议，双方由此成讼。本案再审审查的焦点是双方诉争货款所涉酒价构成及费用承担问题，也即诉争白酒配置奖品的成本是由汪海波、李震承担还是由京运公司承担。对此，汪海波、李震向本院提交了两份证据，拟证明白酒配置奖品的成本是由汪海波、李震承担。经审查，该两份证据形成于一审庭审之前，汪海波、李震未能对其逾期提交该证据作出充分合理解释，且该两份证据亦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本院不予采信。京运公司为证明奖品成本系由其承担，提交了《义龙礼品公司报价单》、《销货清单》等奖品配送记录等证据，原审据此支持京运公司的主张，符合证据规则。关于2017年7月26日之后酒价下降的原因，汪海波、李震认为是系因酒价中不再包含奖品价款，但其未能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主张。京运公司解释称，为缓解汪海波、李震的资金压力，京运公司以进价将白酒交给汪海波、李震销售，并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对其主张的二人存在资金紧张的情形予以佐证。在此情形下，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不能仅从酒价下降的结果去倒推酒价变动的原因，符合本案现有事实证据。故二审综合考量酒价变动原因、奖品采购、奖品价值等方面的证据，认为“作为裁判本案反诉基础的法律要件事实并未得到充分有效证明”，认定汪海波、李震应承担举证不力后果，符合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关于原审是否存在程序违法问题。经查阅原审卷宗，二审庭审笔录中显示承办法官在开庭前已向汪海波、李震告知了合议庭成员组成，汪海波、李震当庭并未对此表示异议，在庭审结束后亦对庭审笔录签字予以认可。二人以开庭日期与判决时间间隔过短为由主张二审程序违法，缺乏依据。故汪海波、李震关于二审程序违法的申诉事由亦不能成立。 综上，汪海波、李震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汪海波、李震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孔庆贺 审 判 员 赵艳斌 审 判 员 田 莹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 栗腾飞 书 记 员 范新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