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川01民终67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成都市承卓建筑机械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双流区西航港街道黄河北路133号附52号。 法定代表人：李西琼，职务不详。 委托诉讼代理人：石飞鹏，四川迪扬（双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学青，男，1972年1月29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沧州市献县。 上诉人成都市承卓建筑机械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承卓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学青买卖合同一案，不服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法院（2020）川0116民初40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7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的规定，本案适用独任制审理。 承卓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二审改判驳回王学青的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王学青承担。事实和理由：1.王学青一审中提交的《收款收据》、银行转账记录、短信记录等证据无法证明双方建立了买卖合同关系，更无法证明承卓公司还欠81,570元货款未支付。《收款收据》为王学青单方面书写，不能证明总货款为221,570元。王学青陈述分两次收到140,000元，实际收款情况与书写的收据情况大相径庭。承卓公司从未与王学青建立买卖合同关系，双方既无书面合同，承卓公司也未在任何书面文件上加盖公章，一审仅凭王学青书写的《收款收据》认定货款总额显属不当。2.案外人黄贤洪虽系承卓公司股东，但并非法定代表人，黄贤洪也没有代表过承卓公司与王学青签订过任何买卖合同，双方也未进行结算。从王学青与黄贤洪的聊天记录来看也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承卓公司欠王学青81,570元。综上一审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 被上诉人王学青辩称，2014年11月22日至2015年1月9日期间，承卓公司因经营需要到王学青处购买国标转扣、直扣、十字盖板、顶托帽等货物，共计价值221,570元，每次购买均有对应的《收款收据》记录，并以此作为双方结算的依据。承卓公司已于2015年6月12日、2016年8月9日向王学青转账支付了140,000元货款，尚余81,570元未支付。在承卓公司总经理黄贤洪与王学青的聊天记录中显示，王学青要求支付剩余8万余元，黄贤洪并未否认欠款事实，并表示周一上班找人处理。可见双方建立了买卖合同关系，承卓公司尚欠81,570元确为事实。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王学青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决承卓公司向王学青支付拖欠货款81,570元及利息（利息以81,570元为本金，按照年利率6%自2018年2月25日起算），截至2020年2月24日，利息计9,788.4元，本息合计91,358.4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学青于2014年11月22日向承卓公司发送了国标转扣、直扣、十字盖板、顶托帽等价值37320元的货物，于2014年12月12日发送了国标十字扣件等价值26450元的货物，于2014年12月22日发送了价值31200元的国标十字扣，2014年12月24日发送了价值31200元的国标十字扣，2014年12月26日发送了价值31800元的国标十字扣、直接扣，2015年1月8日发送了价值31800国标十字扣、直接扣，2015年1月9日发送了价值31800元的十字扣件、直接扣件，以上货值合计221570元，承卓公司向王学青支付了货款140000元。2017年11月30日起，王学青向手机号码为×××33的手机多次发短信催款。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身份信息、《收款收据》及当事人当庭陈述等证据在卷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承卓公司无正当理由缺席审理，应视其承认相对方相关事实和诉讼主张，并自行承担诉讼风险。根据王学青提交的《收款收据》，可以认定双方建立了买卖合同关系，王学青已经供货221,570元。王学青自认承卓公司已经支付了140,0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的规定，一审法院确认承卓公司已经支付了货款140,000元的事实，承卓公司作为买受人，应当履行向王学青支付货款的义务。双方未约定具体的付款时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的规定也不能确定付款时间，承卓公司放弃举证、质证的权利，故认定王学青自2017年11月30日起，多次通过手机短信方式向承卓公司催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四）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的规定，可以认定履行期限已经届满，故王学青要求承卓公司支付货款81,570元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承卓公司迟延付款的行为客观上给王学青带来了资金利息损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的规定及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事实，确定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或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0%计算，王学青自2017年11月30日起即开始催款，现其主张自2018年2月25日起计算利息亦属合理，本院予以支持，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对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已经作出规定，故利息计算至判决确定的宽限期内被告的实际支付之日止。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四项、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承卓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王学青货款81,570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式：1．以81,57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的150%计算，自2018年2月25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2．以81,570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0%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至判决确定的宽限期内承卓公司实际支付之日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42元，由承卓公司负担。 本案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王学青制作了8张《收款收据》，户名处载明“黄总（承卓租赁站）”或“承卓租赁黄”“黄总”，除2张《收款收据》外，其余均载明电话号码“×××33”。庭审中王学青陈述，“黄总”系承卓公司的黄贤洪（音）。8张收据载明的总货款金额为221570元。 庭审中，承卓公司陈述黄贤洪系承卓公司总经理，负责承卓公司的管理工作。 2015年6月12日、2016年8月9日，承卓公司法定代表人李西琼通过其银行账户向王学青分别转账100,000元、40,000元。 2017年11月开始，王学青向《收款收据》载明的手机号码×××33发送短信催款，其中，2018年2月25日王学青发送“黄总，款怎么样了”，该号码回复“他们经理星期一上班，我过去找他”。 本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承卓公司与王学青之间未签订书面合同，但承卓公司法定代表人李西琼与王学青之间存在资金往来。王学青制作的《收款收据》系其发货的原始凭证。在大部分收据上注明了收货人为“承卓租赁站”，且标注了“黄总”的电话号码。该“黄总”承卓公司陈述为其公司总经理黄贤洪。为查明事实，法庭询问承卓公司其法定代表人李西琼与王学青之间资金往来的具体情况及前期付款的结算依据时，承卓公司称不知道该款项是支付承卓公司的货款还是支付黄贤洪个人所欠货款。法庭要求其说明后又称系代黄贤洪支付的货款。从庭审情况可见，承卓公司在诉讼中采取回避事实的态度。本院结合在案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庭审的具体情况，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之规定，认为王学青提交的证据能够形成证据链，证明承卓公司与其建立了买卖合同关系。一审法院以其制作的送货单载明的送货金额认定双方交易的总价款为221,570元并无不当。王学青自认承卓公司法定代表人李西琼于2015年6月12日转账支付的100,000元，2016年8月9日支付的40,000元系支付承卓公司的货款，一审法院扣减该笔款项后，认定欠款金额为81,570元亦符合客观事实。 综上所述，成都市承卓建筑机械租赁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084元，由上诉人成都市承卓建筑机械租赁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案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权利人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审判员  冷雪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六日 书记员  唐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