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川01民终50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全隆隆，男，1993年8月31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新蔡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晓，四川蜀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建根，男，1987年4月11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青羊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霞，四川履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薛昌铭，男，1973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成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牟声友，男，1983年9月2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富顺县，系成都雨龙商务服务有限公司推荐。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包兴伦，男，1990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新都区。 上诉人全隆隆因与被上诉人李建根、薛昌铭及原审第三人包兴伦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2019）川0108民初99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进行了审理。包兴伦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举证、质证、辩论和最后陈述的权利。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全隆隆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李建根的全部诉讼请求，并由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主要事实和理由：1.全隆隆未参与案涉车辆的买卖，不是案涉买卖关系的相对方。2.李建根购买的案涉车辆是二手车，出卖人就车辆状况没有法定或约定的告知义务，一审判决撤销案涉买卖合同并退还车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李建根答辩称：1.涉案车是全隆隆交给李建根，购车款也是全隆隆收取。虽全隆隆未出面，但事前看车，确定车辆价格，以及过户前确认全隆隆收到全部购车款等均需全隆隆的下属工作人员事先通过电话与全隆隆联系。全隆隆仅因是从薛昌铭直接过户给李建根就认为其不是涉案车辆法定所有人，与事实和法律不符。2.全隆隆未履行如实告知李建根涉案车辆发生过重大交通事故的义务，且还有恶意更换出场铭牌的行为。涉案车辆所悬挂铭牌的车辆识别代号与原始车辆、行驶证上均不一致。经查询所悬挂的识别代号车辆并无任何事故记录，李建根正是基于此才购买的涉案车辆。全隆隆以欺诈手段使李建根违背真实意思订立合同，因此买卖买合同关系应予以撤销。3.李建根意欲购买无事故，里程少的车并以精品二手车的市场交易价格支付了价款。但保险公司对案涉车辆的理赔款高达214928元。全隆隆也未按保险公司的定损进行维修，安全气囊、车架总成等重要项目均未维修、更换，涉案车辆不具备正常行驶的安全性能。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薛昌铭答辩称：案涉车是成都雨龙商务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雨龙公司）的车，只是挂在薛昌铭名下。车出事故后，雨龙公司就与包兴伦签了购买协议将车卖给包兴伦，协议明确该车是事故车。因事故车需修复后才能在车管所过户，所以协议约定车卖给包兴伦后由其处理车子过户事宜。后相应保险理赔款也转给了包兴伦。包兴伦到锦泰丰田4S店拖走的车。不知道他委托全隆隆处理的事。 包兴伦未作答辩。 李建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判令：1.撤销李建根与薛昌铭、全隆隆间的买卖合同关系；2.薛昌铭、全隆隆返还购车款412600元及利息（以412600元为基数，自2019年5月10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3.薛昌铭、全隆隆赔偿损失54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根据四川省成都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注册登记机动车信息栏》载明的内容，案涉车辆于2016年9月5日登记注册，车辆类别为越野车，品牌为陆地巡洋舰霸道，车辆识别代号／车架号为×××6544，海关进口车辆。同年10月17日，成都雨龙商务服务有限公司高新分公司（以下简称雨龙高新分公司）通过购买的方式取得案涉车辆的所有权。 2018年5月21日，薛昌铭通过买卖的方式取得案涉车辆的所有权，并办理了所有权转移登记。案涉车辆于2018年12月30日发生事故。 据李建根陈述，李建根通过介绍人案外人孙广云得知全隆隆、薛昌铭欲出售案涉车辆，2019年5月9日现场看车时，全隆隆、薛昌铭向李建根提供了JTEBX9FJ4GK232720的车辆出厂铭牌。李建根通过查询确认该车没有维修记录，遂向孙广云通过微信转账支付定金2000元，李建根当庭提供了一份李建根与孙广云于2019年5月9日和同年5月10日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孙广云系成都易车时代二手车交易管理有限公司从事二手车交易的人员，孙广云通过微信将薛昌铭出具的一份《委托书》的图片发给李建根，内容为薛昌铭委托全隆隆全权办理车辆过户及代收车款。 2019年5月10日，李建根向孙广云微信转账支付3000元介绍费。同时还向微信名“陈姐”微信转账400元。 薛昌铭辩称案涉车辆由薛昌铭出售给包兴伦，双方于2019年1月4日签订一份《汽车购买协议》，该协议载明的主要内容为：薛昌铭将案涉车辆出售给包兴伦，案涉车辆属于事故车，协议载明车辆的品牌为丰田普拉多，车牌号川ＡＮ××××，发动机号1ＧＲＢ268761，挂牌日期2016年9月5日，车架号码×××6544。成交价为415000元。协议备注栏载明：薛昌铭将车辆钥匙、行驶证、购置税证、全套保险原件（交强险及商业险）、登记证书原件交付给包兴伦。薛昌铭交付银行卡6217××××4096，保险理赔款由包兴伦领取。购车款转入何浪6236××××0021，以转账记录到账为准。薛昌铭陈述协议签订后十天，薛昌铭应包兴伦的请求，出具了一份《委托书》，内容与李建根出示的《委托书》一致，委托全隆隆办理过户及代收款。 签订《汽车购买协议》当日，包兴伦通过银行转账向案外人何浪6236××××0021的银行卡转账427000元，转款备注为“霸道车款”。 薛昌铭称其为雨龙公司员工，何浪是雨龙公司法定代表人、雨龙高新分公司负责人郑小容的配偶和雨龙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薛昌铭提交的其2020年4月25日与雨龙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载明薛昌铭与雨龙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工作岗位为驾驶员。因何浪垫付维修高速公路护栏费用12000元，故何浪的银行卡收到的包兴伦的转款金额为427000元。 薛昌铭同时还提供了2019年12月31日薛昌铭与包兴伦的微信聊天记录，事故发生的次日，薛昌铭向包兴伦询价，双方通过微信商议事故车的交易价格，并约定现场查看车辆等。同时将锦泰4S店的定位发给包兴伦，让包兴伦去锦泰4S店取车。 李建根对薛昌铭的上述陈述提出异议，称虽然薛昌铭出具了《委托书》，但全隆隆并非案涉车辆的买卖代理人，而是薛昌铭、全隆隆为了出售事故车辆刻意制作的虚假证据，目的是车辆过户前，不向李建根提供车辆的行驶证、登记证等，达到隐瞒车辆发生过重大事故的事实。包兴伦转款的收款人为何浪而非薛昌铭，且该事实与《委托书》载明的委托全隆隆收款的事项矛盾，出具《委托书》的时间在付款后十天，车款已全额支付，为何还要授权全隆隆代为收款。薛昌铭对此辩称《委托书》按包兴伦的授意和要求书写而成。 2019年5月10日，案涉车辆完成了过户登记手续。 据李建根、全隆隆陈述，全隆隆未具体参与办理车辆过户手续，系买卖中介孙广云委托的他人协助办理案涉车辆的相关过户手续。 当日，李建根委托案外人张丹通过银行转账，分九次向全隆隆尾号9544银行卡转账合计412600元。当日，李建根向介绍人刘飞转账3000元支付介绍费。 据李建根陈述，2019年7月22日，李建根在办理车辆投保时，发现案涉车辆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根据李建根出示的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机动车商业保险费率浮动告知单》载明的案涉车辆发生事故的基本信息及索赔记录内容，案涉车辆发生两次保险事故，分别是2018年11月23日、同年12月30日，赔付金额分别为2400元、214928元。同时发现车辆行驶证上载明的车辆识别代号与全隆隆提供的车辆铭牌上的车辆识别代号不一致，查询到案涉车辆2018年12月30日发生重大事故。根据李建根提交的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机动车保险车辆损失请求确认书》载明的内容，案涉车辆出险日期为2018年12月30日，出险地点为四川省甘孜市理塘县318国道往兴隆方向；换件件数176件，换件金额为184018.05元，辅料金额为2250元，工时费金额为18184.56元；定损合计金额为499928元，残值作价金额为297000元，扣残值后定损金额为202928元。该确认书的附件为《机动车保险车辆损失情况确认书修理项目清单》、《机动车保险车辆损失情况确认书零部件更换项目清单（代询价单）》。根据李建根补充提交的《中国建设银行单位客户专用回单》和薛昌铭提交的薛昌铭尾号4096银行卡的《活期交易明细回单》载明的内容，薛昌铭在中国人民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公司办理保险理赔并领取了理赔款，中国人民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公司于2019年3月7日向薛昌铭尾号4096银行卡转账214928元。 薛昌铭陈述尾号4096银行卡在2019年1月4日与包兴伦签订《汽车购买协议》当日，即交付给了包兴伦。保险公司支付理赔款当天即2019年3月7日，包兴伦将其中20万元转入案外人成都市峰凌汽贸服务部银行账户，次日将剩余的14930元转入尾号5578的银行卡。薛昌铭尾号4096银行卡的《活期交易明细回单》显示了该两笔银行交易。 一审庭审中，薛昌铭、全隆隆对《委托书》和车辆事故及定损的事实均无异议。但薛昌铭否认与李建根存在车辆买卖关系。全隆隆辩称其仅为协助办理过户，未与李建根建立车辆买卖关系。全隆隆辩称已将车辆发生事故的情况告知了李建根，李建根在办理车辆过户的次日完全可以了解车辆的全部信息，李建根陈述其于2019年7月22日才得知案涉车辆发生重大交通事故的陈述不符合常理。 全隆隆在一审法院2019年8月14日询问时称，其与包兴伦均系从事二手车买卖的人员，包兴伦将案涉车辆残值出卖给全隆隆，全隆隆于2019年2月26日通过银行转账将31万元购车款全部支付给包兴伦，案涉车辆维修时，全隆隆垫付维修费8、9万元、工时费10000元，收取李建根转账支付的426000元购车款，抵付前述费用后，无剩余款项。全隆隆垫付维修费、工时费无法提交相关证据。全隆隆为证明其向包兴伦转款31万元的事实，提交了一份手机银行转账的《明细详情》复印件，载明全隆隆尾号9544银行卡向包兴伦农业银行尾号5578银行卡转账31万元。全隆隆辩称案涉车辆由中介孙广云出卖给李建根。办理过户登记时，全隆隆未参与办理车辆过户登记，据悉系孙广云委托的他人协助办理过户登记手续。 根据李建根当庭出示的案涉汽车实拍照片，案涉车辆的车门处粘贴了车辆铭牌，铭牌上显示的车辆识别代号为ＪＴＥＢＸ9ＦＪ4ＧＫ232720。薛昌铭称将案涉车辆出售给包兴伦时，提供的车辆铭牌载明的车辆识别代号为驾驶证上的车辆识别代号×××6544，至于为何会出现车门上粘贴的车辆识别代号与行驶证上车辆识别代号不一致，薛昌铭并不清楚。 对于案涉车辆是否按保险公司的定损进行了维修，李建根陈述，案涉车辆大部分及重要的维修项目均没有完成，安全气囊未安装，车架总成未更换，无法查询案涉车辆的维修记录，案涉车辆不具备安全行驶的条件。薛昌铭陈述，案涉车辆的保险权益已一并转让给包兴伦，并由包兴伦领取保险赔款。包兴伦是否对案涉车辆进行维修，薛昌铭不清楚。全隆隆庭审中表示，不清楚案涉车辆是否进行维修。在2020年8月14日一审法院询问全隆隆时，其陈述垫付车辆维修费和工时费共计10万余元。 一审庭审中，关于车辆办理过户登记时为何没有发现车辆行驶证载明的车辆识别代号与车辆铭牌载明的车辆识别代号不一致和车辆何时交付给李建根的问题，李建根陈述，办理车辆过户时，所有过户资料均由全隆隆保管，全隆隆受托办理过户时，车辆识别代号变更为原始的车辆识别代号。且据李建根向办理车辆过户登记的机构了解，车辆过户登记并不审查车辆铭牌上的车辆识别代号是否与行驶证载明的一致。全隆隆陈述，其于2019年5月初在锦泰4S店从薛昌铭处取得案涉车辆，同年5月10日办理车辆过户手续后，与新的车辆行驶证一并交付给李建根。薛昌铭对此予以反驳，称2019年1月4日薛昌铭将案涉车辆交付给包兴伦，并在微信聊天中将4S店的定位发送给包兴伦。因包兴伦从事事故二手车交易，与保险公司关系比较好，可以提供定损金额。 一审法院认为，李建根主张其与薛昌铭、全隆隆建立车辆买卖合同关系，因薛昌铭、全隆隆隐瞒二手车发生重大交通事故的事实，构成欺诈，请求撤销案涉车辆买卖关系。根据本案现有的证据显示，薛昌铭在案涉车辆发生事故后的第二天，与专门从事二手车交易的包兴伦通过微信聊天，对事故车辆的价格进行询价，双方对交易价格达成一致，并于2019年1月4日签订了《汽车购买协议》，协议对案涉事故车品牌、车牌号、发动机号、车架号、挂牌日期等基本信息进行了载明，同时对案涉车辆的交易价格、过户时间、费用的承担等进行了约定，协议约定的收款人为何浪，同时因薛昌铭将案涉车辆的保险权益一并转让给包兴伦，双方对保险理赔款的支付方式亦进行了详细的约定。薛昌铭通过微信聊天将停放车辆的定位发送给包兴伦，包兴伦取得案涉车辆后，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将购车款全部支付给了薛昌铭委托的收款人何浪，转账记录备注为“霸道车款”，上述一系列证据与薛昌铭事后提交的保险理赔款支付转账凭据等能够形成证据锁链，证明薛昌铭将案涉车辆出售给包兴伦，《汽车购买协议》载明的内容除车辆未过户登记至包兴伦外，其余内容均已履行完毕。李建根主张与薛昌铭、全隆隆建立买卖关系，薛昌铭与全隆隆为了出售事故车辆刻意制造相关证据，目的在车辆过户前，不提供车辆的行驶证、登记证等，从而达到隐瞒车辆重大事故，将案涉事故车辆出售给李建根的事实。李建根的上述陈述，没有提交相关证据加以证明，薛昌铭所举证据更具证明优势。故薛昌铭的辩称理由依法应予成立。李建根的主张与薛昌铭之间存在买卖关系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不符。根据本案现有的证据，李建根、全隆隆一致确认，李建根在办理案涉车辆过户登记当天，分九次向全隆隆尾号9544银行卡转账合计412600元。全隆隆庭审中否认与李建根存在汽车买卖关系，辩称其仅为受托办理车辆过户登记手续。全隆隆的上述陈述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符。1.全隆隆收取李建根支付的购车款后没有将该笔款项支付给其他人，也没有说明收款的理由。2.全隆隆在一审法院询问时陈述，包兴伦将案涉车辆残值转让给全隆隆，其于2019年2月26日向包兴伦通过手机银行转账31万元，同时垫付案涉车辆的维修费用、工时费10万余元。3.案涉车辆系中介出卖给李建根，车辆也是由中介交付给李建根。但一审庭审中，全隆隆并未提交其将车辆转让给中介，中介再转让给李建根的相关证据。根据上述分析可见，全隆隆在本案与李建根的车辆交易过程中，并非受托办理车辆过户登记的代理人身份，根据全隆隆收取李建根支付的购车款和全隆隆审理中陈述的事实，可以认定全隆隆系案涉车辆的出卖方，与李建根以口头形式建立了事实上的车辆买卖合同关系。 从保险公司理赔的金额来看，案涉车辆在交易前发生了重大的交通事故，全隆隆明知案涉车辆系发生重大交通事故的事故车辆，其在与李建根建立汽车买卖合同关系时，并没有向李建根进行特别说明。案涉车辆发生过重大交通事故的情况属于出卖人必须告知的内容，该内容属于足以影响到李建根权利的重要事项，直接影响到买受人是否做出购买意思表示的重要信息。全隆隆作为出卖人，其对车辆的现状未进行如实告知，应属故意隐瞒与车辆交易相关重要事实的情形，全隆隆故意隐瞒的行为使李建根作出了不真实的意思表示，全隆隆的行为构成欺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合同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李建根请求撤销案涉车辆买卖关系，并要求全隆隆返还购车款的诉讼主张事实和法律依据充分，一审法院依法应予支持。综上，李建根主张与薛昌铭建立买卖关系的依据不足，其请求薛昌铭返还购车款并赔偿损失的诉请，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全隆隆系出卖人，案涉买卖合同关系被撤销后，其负有返还购车款并赔偿支付利息的诉讼义务。李建根因购车向介绍人支付的中介费5400元中400元，李建根不能证明其支付的系中介费，故支付的中介费金额为5000元，该部分属于全隆隆欺诈行为给李建根造成的直接损失，全隆隆应予赔偿。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依法撤销李建根与全隆隆之间的汽车买卖合同：二、全隆隆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李建根返还购车款412600元及利息（利息以412600元为基数，自2019年5月1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三、全隆隆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李建根赔偿损失5000元；四、驳回李建根的其他诉讼请求。 在二审中，李建根、薛昌铭、包兴伦均未提交新的证据。全隆隆提交了如下证据：维修材料清单2页。拟证明涉案车辆车架尾号106544因维修产生的材料费共计84516元。经质证，李建根对该证据三性均不予认可。该证据并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且与本案无关。维修清单也没有附维修费的正规发票，不能反映维修的是涉案车辆。薛昌铭认为该证据并不能表明车辆实际维修情况。经审查，本院认为，前述证据与本案的待证事实并无关联，故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纳。 在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对一审审理查明的事实无异议，对各方当事人认可的事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由于案涉买卖合同纠纷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施行之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规定，本案应适用案涉买卖合同纠纷发生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 全隆隆主张其不是案涉买卖合同关系相对方，对此，本院认为，根据已查明事实，2019年5月20日案涉车辆过户给李建根当日，李建根将全部购车款412600元转入全隆隆账户。全隆隆主张其是受包兴伦委托出卖车辆，在收到李建根的购车款后，扣除了相关维修费用后将310000元购车款转给了包兴伦。但全隆隆所举示的转款凭证载明该310000元款项的转款时间是2019年2月26日，而李建根向全隆隆账户转入购车款是在此约四个月之后的2019年5月20日。对于前述事实全隆隆并未作出合理解释，因此全隆隆主张其不是案涉买卖合同关系相对方，是受包兴伦委托出售车辆的意见，本院不予支持。 至于全隆隆主张李建构购买的是二手车辆，出卖方没有法定或约定告知车辆状况的问题。本院认为，案涉车辆在交易前曾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全隆隆并未举证其在将案涉车辆出售给李建根时曾将前述情况如实告知李建根。对于全隆隆的前述隐瞒行为构成欺诈，以及案涉买卖合同因此应予撤销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已充分予以阐述，本院予以认可且并无补充，在此不再赘述。 综上所述，上诉人全隆隆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80元，由上诉人全隆隆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案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权利人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审判员 仇 静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杨桂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