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最高法民终184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和平支行，住所地天津市和平区成都道219、221号。 负责人：韩飚，该支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士伟，北京市中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焦瑞平，北京中盛（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再资源再生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甲1号B座8层。 法定代表人：管爱国，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双京，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柳，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乾坤特种钢铁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宁河区造甲城镇西南侧。 法定代表人：薄志栋，该公司董事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薄志栋，男，1964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宁河区七里海镇薄台子村北二区1排2号。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薄亦涵，男，1985年2月10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宁河区七里海镇薄台子村北二区1排2号。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兰克芬，女，1964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宁河区七里海镇薄台子村北二区1排2号。 上诉人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和平支行（以下简称北京银行）与被上诉人中再资源再生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再公司）、天津乾坤特种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乾坤公司）、薄志栋、薄亦涵、兰克芬保理侵权纠纷一案，基于北京银行在原一审期间提出的诉讼请求，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月21日以保理合同纠纷受理案件后，于2015年9月29日作出（2015）津高民二初字第0027号民事判决，北京银行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16年5月3日作出（2016）最高法民终6号民事裁定：一、撤销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15）津高民二初字第0027号民事判决；二、发回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重新审理。在发回重审期间，北京银行变更诉讼请求，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28日作出了（2017）津民初16号民事判决，北京银行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北京银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焦瑞平、陈士伟，被上诉人中再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双京、杨柳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乾坤公司、薄志栋、薄亦涵、兰克芬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北京银行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2.依法判令被上诉人承担诉讼费用。 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忽略本案最重要证据事实，中再公司对虚构合格应收账款数额、付款期限的确认，造成本案根本错误。商务合同的应收账款与《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应收账款完全不符。中再公司对北京银行《回执》表明“确认同意其内容”。一审法院仅从文件出发判定中再公司不“明知”保理合同无需负责错误。（二）中再公司解除《工业品买卖合同》行使的不是抗辩权，而是请求权与形成权，合同解除不能不经北京银行同意。根据《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回执》，中再公司承诺“申请人在上述商务合同项下仅转让权益而不转让义务和责任，商务合同项下的承诺、保证、义务和责任仍由申请人向贵方履行”，中再公司已明确放弃对北京银行的抗辩权。一审判决认为“中再公司对应收账款的确认行为，并不影响其行使买卖合同项下的抗辩权”错误。（三）一审法院对于《工业品买卖合同》有效期的认识定性错误。一审法院将交（提）货期间错误的认定为合同有效期。退而言之，即使交（提）货期间为合同有效期，也并不是权利义务存续期。有效期过后，并不意味着双方权利义务一笔勾销，并不意味着以前承诺可以作废，原有效力依然存续。中再公司向北京银行承诺“本次应收账款转让以及上述收款账户若需变更或取消，则申请人须出具经北京银行加盖公章并签署同意意见的书面文件方为有效”，并不会因为合同有效期的经过而失效。（四）一审法院认定中再公司与中国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再生资源公司）无关联关系，系事实认定错误。（五）一审判决认定乾坤公司亦不构成侵权行为，系定性错误。乾坤公司与北京银行订立保理合同，约定提供合格应收账款，却虚构事实，提供未来应收账款；乾坤公司承诺“本次应收账款转让以及上述收款账户若需变更或取消，则申请人须出具经北京银行加盖公章并签署同意意见的书面文件方为有效”，却擅自与中再公司解除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关于“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的规定，当事人享有选择使用侵权和违约的权利，一审判决因为北京银行与乾坤公司之间订立有保理合同就否定乾坤公司侵权责任，明显错误。 中再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程序合法，请求维持。事实和理由：（一）北京银行未获清偿和中再公司无关，该行未受清偿的结果（该结果尚未确定）与中再公司无因果关系。中再公司和乾坤公司签订合同是商业行为，中再公司签收《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进行配合是合法行为。（二）中再公司并未与乾坤公司虚构应收账款。1.法律上存在“未来应收账款”。《人民银行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办法》第四条规定：“应收账款……包括现有的和未来的金钱债权及其产生的收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七百六十一条规定：“保理合同是应收账款债权人将现有的或者‘将有的应收账款’转让给保理人……的合同。”根据《商业银行保理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三条的规定，银行系统也明知存在“未来应收账款”。2.本案是“未来应收账款”。本案的“未来应收账款”真实存在，并且当年完全可能转化为现实的应收账款。中再公司对于乾坤公司未履行供货义务，是无法预期或控制的。（三）中再公司依法解决与乾坤公司的合同纠纷是合法行为。即使合同并未解除，根据合同法第八十二条及第六十七条规定，由于先履行义务一方乾坤公司未实际供货，故后履行义务一方中再公司无付款义务。此外，在程序上，北京银行不能在另案诉讼中对合法的诉讼结果提出质疑，其只能通过第三人撤销之诉、审判监督程序等对该生效法律文书提出异议。买卖合同是否解除与北京银行经济利益完全无关。调解书不涉及北京银行的权利和义务，《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载明义务由乾坤公司承担，中再公司和乾坤公司的纠纷没有通知北京银行不侵害北京银行的权利。（四）北京银行未受清偿的主要原因是：1.北京银行送达的《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没有对应收账款作出与保理合同相同的限定，中再公司是按照《人民银行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办法》等定义对其进行的理解。2.本案所涉北京银行《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与其他银行不同，其他银行均写明，债务人一旦签署即视为放弃基础合同项下的抗辩、抵消等权利，并保证按期付款。北京银行的通知中无上述内容，其权利也与其他银行不同。3.北京银行未依据保理合同核实货物是否交付，没有按照合同约定谨慎、善意履行，有关风险应自行承担。《有追索权保理额度主合同》第5.2.1约定：“申请人每次申请使用额度时，应于转让日前，按北京银行的要求提前将下述文件送达北京银行：……相关商务合同、……以及货物交付证明或发运单据的副本或复印件……以及北京银行合理要求的申请人正式签署的关于应收账款及商务合同履行情况的书面说明”。在一审庭审笔录中，北京银行答复“在我方取得中再出具的回执后，基于回执的效力我方发放贷款，不需要所有材料是齐备的。”“我们不问是否供货，对双方之间的贸易过程是不问的”。“银行根据应收账款通知书，我方确认的是结果，对具体实际履行过程不关注”。上述事实表明北京银行未依约审查乾坤公司供货情况，有关风险应自行承担。 乾坤公司、薄志栋、薄亦涵、兰克芬未提交答辩意见。 北京银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中再公司偿还所欠北京银行应收账款债权本金125193600元及至实际给付日的相应利息（从2013年3月6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给付日）；2.乾坤公司对中再公司上述给付事项在北京银行未受清偿的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薄志栋、薄亦涵、兰克芬对乾坤公司的上述清偿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4.中再公司、乾坤公司、薄志栋、薄亦涵、兰克芬连带承担律师费40万元；5.案件诉讼费、保全费等由中再公司、乾坤公司、薄志栋、薄亦涵、兰克芬承担。本案重审期间，北京银行将上述诉讼请求变更为：1.判令中再公司、乾坤公司对共同侵权行为承担损害赔偿连带责任，赔偿北京银行损失137030666.67元，包含保理融资款本金1亿元、催账期利息231万元、逾期利息33520666.67元（暂计算至2017年6月29日，自2017年6月30日起逾期利息以1亿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9.24%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原一审律师费40万元，二审律师费50万元，发回重审一审律师费30万元；2.判令薄志栋、薄亦涵、兰克芬在乾坤公司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范围内承担连带给付责任；3.判令中再公司、乾坤公司、薄志栋、薄亦涵、兰克芬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7月2日，北京银行与乾坤公司签订了编号为120910123344-0的《综合授信合同》。合同约定：北京银行向乾坤公司提供最高为2亿元的授信额度；本授信合同下保理业务最晚到期日不得超过2014年1月1日；授信合同项下担保方式为保证担保。2012年7月2日、2012年7月15日，北京银行与薄志栋、薄亦涵分别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薄志栋、薄亦涵对乾坤公司在《综合授信合同》项下的全部债权，包括主债权本金（最高限额为2亿元）以及利息、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和担保权益的费用等其他款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被担保主债权的发生期限为2012年7月2日至2014年1月1日。基本条款6.2条载明，主债务人未能按期足额偿还主合同债务的，或者发生主合同项下的其他违约事件的，北京银行有权要求保证人就其担保范围内的主合同债务履行保证责任。2012年7月2日，兰克芬向北京银行出具《同意保证担保承诺书》，同意为乾坤公司在北京银行金额为2亿元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综合授信合同》编号为120910123344-0；同意在担保人薄志栋为上述借款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后，与薄志栋共同承担担保义务，共同履行《最高额保证合同》的各项约定，并以全部个人财产以及夫妻共有财产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2013年3月6日，北京银行与乾坤公司签订了编号为[2013]年字第[130910148787-0]的《有追索权保理额度主合同》。合同约定，北京银行向乾坤公司提供1亿元保理融资款，受让乾坤公司对中再公司所享有的125193600元的应收账款债权。合同第4.1条约定，乾坤公司承诺并保证每一笔应收账款均符合以下全部条件：……应收账款基于善意且正常的商业交易而产生，依照中国的有关法律法规和会计准则，应收账款于转让日已被合法地确认为真实存在且其金额和应收日期以及债务人的付款义务均属正确无误且合法有效；申请日及转让日，商务合同项下未发生任何涉及或不利于应收账款回收的违约、争议、异议或索赔；截止申请日及转让日，申请人（乾坤公司）已履行了商务合同项下的主要义务和其他已到期义务……。合同第5.2.1条约定，申请人每次申请使用额度时，应于转让日前按照北京银行的要求提前将下述文件送达北京银行：……相关商务合同、信用支持文件（如有）以及货物交付证明或发运单据的副本或复印件（由申请人加盖印章以确保其完整和属实，北京银行可随时要求申请人提供原件），以及北京银行合理要求的由申请人正式签署的关于应收账款及商务合同履行情况的书面说明……。合同第7条融资利息和费用约定，每笔保理融资款所适用的融资利率按条件表GA款的规定执行，除可按该款规定浮动外，任何条件下都不进行调整。合同第9.1.1条约定，债务人未能于到期日向北京银行足额清偿买受账款的，在北京银行未向申请人书面声明申请人已发生违约事件的前提下，北京银行在此承诺给予条件表K款规定天数的催账期。申请人同意于催账期结束之日，就北京银行于到期日未能获得清偿的买受账款债权金额，按照条件表GD款规定的催账期利率向北京银行支付催账期利息。合同第11.3条约定，申请人进一步承诺与保证，全部应收账款均属于合格应收账款，至少在到期后两年，已转让给北京银行的全部应收账款，均处于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限内，并且均为合法有效的债权；无论如何，债务人（中再公司）都将会在到期日或该日之前无条件且无追索的向北京银行足额偿付买受账款账面金额；除非事先获得北京银行的书面同意，否则申请人不得向任何第三方以转让、赠与、设定担保权益等方式处分商务合同项下的任何应收账款、任何权益或者任何义务，不得对商务合同作出不利影响应收账款的任何变更或终止。合同第12.1条约定，无论何种原因，如果北京银行受让的买受账款债权未能于到期获得债务人的足额清偿，北京银行即有权向申请人行使追索权，要求申请人立即直接向北京银行清偿买受账款，直接清偿的范围包括但不限于买受账款账面金额、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补偿金、利息（包括逾期利息、罚息、复利等）、北京银行实际发生的实现债权的费用等以及商务合同和本合同项下的其他应付款项。申请人完全履行上述义务后，北京银行应将其仍持有的相应应收账款转回给申请人。合同第14.2条约定，除本合同另有规定外，本合同任何一方未能及时足额向另一方支付到期应付的款项时，应就拖欠款项按实际天数及逾期利率加付逾期罚息及/或复利。保理合同附件一《合同条件表》载明，融资利率为基准贷款利率6.16%；GB逾期利率为融资利率上浮50%，GC罚息利率为融资利率上浮100%，GD催账期利率为融资利率上浮50%。付息方式为一次性支付。催账期为90天。 合同签订当日，北京银行与乾坤公司向中再公司送达了《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载明乾坤公司因经营发展需要，拟于2013年3月6日，将其与中再公司签署的下述商务合同项下的应收账款以及就该部分应收账款所享有的全部债权及债权的从属权利等相关权益转让给北京银行，请中再公司向北京银行履行上述应收账款项下的付款义务。通知书载明商务合同编号与名称为QK-13-1-02-001，应收账款账面金额为125193600元、付款期限届满日为2013年3月6日至2013年9月2日。通知书同时载明，本次应收账款转让以及上述收款账户若需变更或取消，则乾坤公司须出具经北京银行加盖公章并签署同意意见的书面文件方为有效，为避免疑问，乾坤公司在此确认，乾坤公司在上述商务合同项下仅转让权益而不转让义务和责任，商务合同项下的承诺、保证、义务和责任仍由乾坤公司向中再公司履行。同日，中再公司向北京银行及乾坤公司出具《回执》，载明“我方已收到你们于2013年3月6日签署的编号为120910020007-0的《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现确认同意其内容”。 北京银行于当日向乾坤公司账户支付了96920000.42元保理融资款。 另查明，2012年9月26日，中再公司与乾坤公司签订编号为QK-13-1-02-001的《工业品买卖合同》，约定：货物为圆坯，数量30000吨，单价4200元，数额12600万元；交提货时间及数量为“具体发货以电话通知为准，以到厂磅单为准”；有效期为2013年1月2日—2013年12月31日；结算方式为现金、电汇结算（以开票日后180日内付清）。 2014年1月24日，中再公司以乾坤公司未履行涉诉买卖合同项下交货义务为由起诉乾坤公司，后双方达成和解，同意解除涉诉QK-13-1-02-001号《工业品买卖合同》，乾坤公司给付中再公司违约金5万元，双方无其他任何争议。天津市宁河区人民法院就上述和解事项作出（2014）宁民初字402号民事调解书，法院查明直至中再公司起诉之日乾坤公司仍未依照合同约定向中再公司履行供货义务。 2014年7月10日，北京银行对受让的上述应收账款债权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了动产权属统一登记—展期登记，在登记的内容中具体描述了转让财产的内容及发票号。 又查明，2015年1月19日，北京银行与天津国鹏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就本案一审诉讼向天津国鹏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费40万元。北京银行上诉后，与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签订了《委托代理协议》，就本案二审诉讼向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费50万元。本案发回重审后，北京银行与北京市中盛律师事务所签订《案件委托代理合同》，向北京市中盛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费30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所涉《综合授信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同意保证担保承诺书》及《有追索权保理额度主合同》均系相关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北京银行向乾坤公司发放了77536000.22元保理融资款后并未获得全部清偿，北京银行遂提起本案诉讼。本案发回重审后，北京银行由原来基于合同法律关系主张对方承担违约责任变更为基于侵权法律关系主张对方承担赔偿责任，后经法庭多次释明，北京银行坚持以乾坤公司和中再公司构成共同侵权为由，主张乾坤公司和中再公司承担损害赔偿连带责任。 北京银行主张乾坤公司和中再公司共同实施侵权行为，应承担损害赔偿连带责任。共同侵权行为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乾坤公司与中再公司恶意串通虚构保理合同约定的合格应收账款，二是乾坤公司与中再公司恶意串通解除买卖合同。对本案争议焦点分析如下： 关于争议焦点一，乾坤公司与中再公司是否存在恶意串通虚构应收账款的行为。第一，案涉《有追索权保理额度主合同》第4.1条“合格应收账款”明确约定申请人已履行了商务合同项下的主要义务，乾坤公司作为保理合同的申请人，承诺并保证涉案应收账款符合上述条件，即乾坤公司已经履行了商务合同项下的主要义务。中再公司虽然在《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中加盖印章对案涉应收账款予以确认，但该通知书并非保理合同的附件，保理合同对于“合格应收账款”的约定内容仅约束申请人即乾坤公司，不能推定中再公司对此是明知的。第二，中再公司盖章确认的《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及《回执》中均未载明乾坤公司已经履行了买卖合同项下的供货义务，中再公司亦未作出即使在未收到货物的情况下仍支付相应货款的承诺。此外，乾坤公司在申请使用保理额度时，北京银行并未按照保理合同的约定要求乾坤公司提交履行商务合同的凭证，因此中再公司确认的内容并非保理合同约定的合格应收账款。第三，关于增值税发票，本案现有证据无法证明乾坤公司就案涉买卖合同向中再公司开具了增值税发票，即使乾坤公司向中再公司开具了增值税发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买卖合同解释》）第八条第一款规定，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开具并不能当然证明卖方实际履行了供货义务。且在天津市宁河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宁民初字402号民事调解书中，法院认定乾坤公司一直未履行本案所涉买卖合同项下的供货义务。北京银行应该根据案涉保理合同的约定，要求乾坤公司提供交付货物的凭证以及增值税发票，进而审核确定买卖合同的履行情况。在乾坤公司未提交履行合同的相关证据且中再公司未对乾坤公司履行合同行为作出任何确认的情况下，仅凭乾坤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不足以认定乾坤公司与中再公司虚构应收账款。综上，北京银行主张乾坤公司与中再公司恶意串通虚构保理合同约定的合格应收账款，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二，乾坤公司与中再公司是否恶意串通解除买卖合同。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以及另案生效民事调解书认定的事实，乾坤公司未能履行买卖合同项下的供货义务。虽然乾坤公司将涉案《工业品买卖合同》项下的应收账款债权转让给北京银行，且上述债权转让经债务人中再公司确认，但因乾坤公司转让的系未来应收账款债权，中再公司对应收账款债权进行确认的行为，并不影响其行使买卖合同项下的抗辩权。虽然中再公司与乾坤公司解除合同的行为导致北京银行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但该结果系乾坤公司未能履行供货义务所致，中再公司与乾坤公司解除合同的行为亦发生在涉案《工业品买卖合同》所约定的合同有效期届满之后，故北京银行主张的损失与中再公司解除合同的行为无关。另外，《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载明的“本次应收账款转让以及上述收款账户若需变更或取消，则申请人须出具经北京银行加盖公章并签署同意意见的书面文件方为有效”内容经中再公司确认，对中再公司及乾坤公司均有约束力，但上述内容对于中再公司权利的限制亦应结合涉案《工业品买卖合同》的内容加以认定。该《工业品买卖合同》所约定的有效期的起始时间为2013年1月2日，终止时间均为2013年12月31日，在上述期限内如因乾坤公司、中再公司对买卖合同的履行进行变更从而影响北京银行应收账款债权的，须经北京银行的同意。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中再公司在合同有效期届满后与乾坤公司解除合同的行为并不属于上述情形，即使中再公司不解除案涉买卖合同，在约定的有效期届满后，买卖合同也自行终止，故北京银行主张中再公司与乾坤公司恶意串通解除买卖合同缺乏依据，不能成立。 北京银行提交了案外人再生资源公司与乾坤公司签订的《企业租赁经营合同》，据此主张再生资源公司对乾坤公司有完全的控制权，再生资源公司与中再公司系关联企业，进而主张中再公司与乾坤公司在案涉保理业务中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经查，再生资源公司与中再公司是两个独立的法人，北京银行提供的上述证据亦无法证明中再公司与乾坤公司在本案所涉保理业务中存在恶意串通行为。 据以上分析，北京银行主张乾坤公司和中再公司恶意串通虚构合格应收账款、解除买卖合同，均缺乏事实依据，不能成立。北京银行坚持基于侵权法律关系主张乾坤公司及中再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法律依据不足，其主张薄志栋、薄亦涵、兰克芬基于侵权造成的损失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亦不能成立，一审法院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北京银行在本案中所主张的损失可基于保理合同法律关系另行解决。 综上，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北京银行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33269元，保全费5000元，由北京银行负担。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 第14.1条约定：“无论何种原因导致北京银行受让的买受账款未能于到期日获得足额赔付，则该部分未偿买受账款应由申请人于到期日直接向北京银行作出偿付；但根据第9.1款的规定给予催账期的，本条第14.1款中‘到期日’一词应自动改为‘催账期结束之日’。” 北京银行提交的《关于本金8000万案件的利息计算说明》写明，催账期利息自2013年9月3日起算，至2013年12月1日届满90天。逾期利息，自2013年12月2日起算，至2013年6月29日为1306天；逾期利息为100000000元乘以1306天乘以6.16%。自2013年6月30日至实际给付之日应按照逾期利率计算。 北京银行以在放款当日预先扣收利息的方式发放案涉保理款，实际发放96920000.42元。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有两个问题：一、中再公司与乾坤公司是否应对北京银行承担案涉连带侵权责任；二、薄志栋、薄亦涵、兰克芬应否承担案涉连带保证责任。 一、中再公司与乾坤公司是否应对北京银行承担案涉连带侵权责任 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损害对方人身权益、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请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侵权责任。”本案中，北京银行基于其与乾坤公司、中再公司之间签订和履行保理合同事实，诉求乾坤公司、中再公司承担因两者构成共同侵权而产生的连带赔偿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十二条规定：“民法典施行前订立的保理合同发生争议的，适用民法典第三编第十六章的规定。”民法典第七百六十一条规定：“保理合同是应收账款债权人将现有的或者将有的应收账款转让给保理人，保理人提供资金融通、应收账款管理或者催收、应收账款债务人付款担保等服务的合同。”根据该条规定，保理法律关系项下转让的应收账款包括现实的应收账款和将有的应收账款两类。将有的应收账款包括已经存在基础法律关系的将有应收账款和没有基础法律关系的将有应收账款两类。本案中，《有追索权保理额度主合同》第4.1条约定，乾坤公司承诺并保证每一笔应收账款均符合以下全部条件：……应收账款于转让日已被合法地确认为真实存在且其金额和应收日期以及债务人的付款义务均属正确无误且合法有效；……截止申请日及转让日，申请人（乾坤公司）已履行了商务合同项下的主要义务和其他已到期义务……。由该条约定可见，乾坤公司和北京银行意在转让现实存在的应收账款。中再公司抗辩，其确认的是将有应收账款，其并未看到《有追索权保理额度主合同》，但《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中载明的付款期限为2013年3月6日到2013年9月2日，该付款期限的起始日为《有追索权保理额度主合同》签订之日。结合《工业品买卖合同》记载的“开票日后180日内付清”的表述，应可得出，中再公司确认，截至2013年3月6日，案涉工业品买卖合同已经开票，且在《有追索权保理额度主合同》签订之日后的六个月内，其负有付款义务。基于上述事实，北京银行产生对案涉应收账款债权是现实存在的应收账款的信赖，具有合理性。 本案中，《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载明：“本次应收账款转让以及上述收款账户若需变更或取消，则申请人须出具经北京银行加盖公章并签署同意意见的书面文件方为有效。申请人在上述商务合同项下仅转让权益而不转让义务和责任，商务合同项下的承诺、保证、义务和责任仍由申请人向贵方履行。”从上述约定的文义进行分析，需经北京银行书面同意的事项是案涉应收账款转让的变更或取消以及上述收款账户的变更或取消。但结合《有追索权保理额度主合同》第11.3条关于“申请人进一步承诺与保证……（3）除非事先获得北京银行的书面同意，否则申请人……不得对商务合同作出不利影响应收账款的任何变更或终止”的约定可见，究其本意，所谓“应收账款转让以及上述收款账户若需变更或取消”，均系关系到案涉应收账款存在与否的事实，上述约定的本意，是约束案涉《工业品买卖合同》的当事人中再公司与乾坤公司，该约束是，中再公司与乾坤公司在未经北京银行书面同意的情形下，不能变更或消灭应收账款项下的债务。换言之，中再公司与乾坤公司协议变更或取消《工业品买卖合同》项下债务，应经北京银行书面同意，否则，该协议对北京银行不发生法律效力，中再公司仍应在债权转让范围内承担给付责任。 根据乾坤公司自认，乾坤公司并未履行案涉《工业品买卖合同》项下的交货义务，故其存在违反前述约定，虚构现实存在应收账款进行转让以获得北京银行保理款的事实。此外，乾坤公司还违反《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和《有追索权保理额度主合同》第11.3条的约定，在未经北京银行书面同意的情形下，擅自与中再公司以协议解除方式解除《工业品买卖合同》并请求法院出具调解书予以确认、损害北京银行受让的应收账款债权的不利行为，导致北京银行案涉保理合同项下的本息等债权未能依约得到实现，故其上述行为对北京银行构成侵权。一审法院关于乾坤公司不构成侵权的认定存在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第八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中再公司和乾坤公司均明知案涉应收账款债权是将有应收账款债权，但中再公司却在《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写有付款期限，且该付款期限与《工业品买卖合同》写明的付款期限不同的情形下确认该债权。而且，中再公司与乾坤公司在承诺需经北京银行书面同意才能变更或者消灭《工业品买卖合同》项下应收账款债权的情形下，未经该行同意，擅自与乾坤公司协商解除该合同，并在北京银行向其主张应收账款债权时据此进行抗辩，不履行给付应收账款本息的义务，导致该行案涉保理合同项下的合法权益受损，故应认定乾坤公司与中再公司对北京银行构成共同侵权，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北京银行作为保理行，负有审核案涉应收账款是否为现实存在的应收账款的义务，以保障其发放保理款的本息债权能够实现，其与乾坤公司也在《有追索权保理额度主合同》第5.2.1约定，乾坤公司每次申请使用额度时，应于转让日前，按北京银行的要求提前将相关商务合同、货物交付证明或发运单据的副本或复印件（北京银行可随时要求申请人提供原件）以及北京银行合理要求的申请人正式签署的关于应收账款及商务合同履行情况的书面说明。但北京银行对案涉买卖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并没有进行全面审查，应认定其未尽到必要注意义务，故其对案涉损失存在过错，应相应减轻乾坤公司和中再公司的赔偿责任。根据北京银行的过错程度，本院酌情判令其承担案涉20%损失的责任。 《有追索权保理额度主合同》第12.1条约定：“无论何种原因，如果北京银行受让的买受账款债权未能于到期日获得债务人的足额清偿，北京银行即有权向申请人行使追索权，要求申请人立即直接向北京银行清偿买受账款，直接清偿的范围包括但不限于买受账款账面金额、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补偿金、利息（包括逾期利息、罚息、复利等）、北京银行实际发生的实现债权的费用等以及商务合同和本合同项下的其他应付款项。申请人完全履行上述义务后，北京银行应将其仍持有的相应应收账款转回给申请人。”根据上述约定，乾坤公司承担侵权责任的范围包括案涉保理款本金、利息以及北京银行为实现案涉债权所支付的律师费。合同法第二百条规定：“借款的利息不得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应当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并计算利息。”根据该规定，北京银行以在放款当日预先扣收利息的方式发放案涉保理款，应认定其实际发放的保理款数额为96920000.42元。 根据《有追索权保理额度主合同》第9.1.1条、第14.1条、第14.2条的约定、北京银行的诉讼请求以及本院确定的北京银行应承担的过错责任范围，乾坤公司应承担赔偿责任的范围为77536000.37元（96920000.42元乘以80%）保理款本金、期内利息及催账期利息、逾期利息。催账期利息以77536000.37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9.24%计付（融资利率年利率6.16%上浮50%），给付期限为自2013年9月3日起至2013年12月1日止。逾期利息按照年利率9.24%计付（融资利率年利率6.16%上浮50%），给付期限为自2013年12月2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北京银行主张，逾期利息以本金1亿元为基数进行计算。基于本院认定北京银行实际发放的本金为96920000.42元的事实，结合北京银行应承担过错责任的比例，本院认定逾期利息的计算基数应为77536000.37元（96920000.42元乘以80%）。依据上述约定并结合《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以及其回执的相关内容，中再公司承担的侵权责任范围应为案涉保理款本息以及北京银行实现债权的费用，但该责任范围应以案涉125193600元应收账款本金及其逾期利息债权为限，不能超过该应收账款本息总额。关于中再公司应给付的逾期利息的计算标准，当事人并无约定。《买卖合同解释》第二十四条第三款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贷款利率有关问题的通知》（银发[2003]251号）规定，逾期贷款罚息利率可以在借款合同载明的利率水平上加收30%-50%。本案中，《有追索权保理额度主合同》约定的保理款期内利息为按照年利率6.16%计算的利息，其约定的罚息利率为按照融资利率年利率6.16%上浮50%计算。北京银行也据此主张催账期利息和逾期付款利息，北京银行的利息主张并不违反《买卖合同解释》第二十四条第三款的规定，应予支持。中再公司应给付的逾期利息为自2013年9月3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上浮50%计算的利息，该利息计算标准与乾坤公司应给付的利息标准相同。据此，中再公司基于案涉应收账款债权应承担的给付责任的范围大于乾坤公司案涉责任范围，故中再公司应在乾坤公司承担责任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二、薄志栋、薄亦涵、兰克芬应否承担案涉连带保证责任 保证人薄志栋、薄亦涵、兰克芬承诺对《综合授信合同》项下的全部债权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全部债权包括主债权本金（最高限额为2亿元）以及利息、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和担保权益的费用等其他款项。案涉保理合同项下的债权属于该《综合授信合同》项下的债权。乾坤公司承担案涉侵权责任是因其违反了《有追索权保理合同》的约定，故根据《最高额保证合同》《同意保证担保承诺书》约定的责任形式和责任范围，保证人薄志栋、薄亦涵、兰克芬在乾坤公司的责任范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综上，北京银行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17）津民初16号民事判决； 二、天津乾坤特种钢铁有限公司和中再资源再生开发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赔偿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和平支行保理融资款本金77536000.37元及其催账期利息、逾期利息和原一审律师费32万元，二审律师费40万元，发回重审一审律师费24万元损失的责任（其中，催账期利息以77536000.37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9.24%计算，自2013年9月3日起计付至2013年12月1日止；逾期利息以77536000.37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9.24%计算，自2013年12月2日起计付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 三、薄志栋、薄亦涵、兰克芬在本判决第二项所涉天津乾坤特种钢铁有限公司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范围内承担连带给付责任。 一审案件受理费733269元，由天津乾坤特种钢铁有限公司、中再资源再生开发有限公司、薄志栋、薄亦涵、兰克芬共同负担586615.20元；由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和平支行负担146653.80元。保全费5000元，由天津乾坤特种钢铁有限公司、中再资源再生开发有限公司、薄志栋、薄亦涵、兰克芬共同负担4000元；由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和平支行负担1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33269元，由天津乾坤特种钢铁有限公司、中再资源再生开发有限公司、薄志栋、薄亦涵、兰克芬共同负担586615.20元，由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和平支行负担146653.8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杨永清 审判员  张雪楳 审判员  梅 芳 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法官助理孙德昌 书记员王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