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黑06民终15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兴达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黑龙江省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泰康镇南街检察院家属楼南数7门。法定代表人：钟福臣，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景宇，黑龙江勤礼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兴军，男，1973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黑龙江省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原审被告：虎林市珍宝岛汇源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住所地黑龙江省鸡西市虎林市珍宝岛乡新跃村。法定代表人：王书先，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康宏斌，男，1982年7月13日出生，汉族，公司经理，住黑龙江省鸡西市。上诉人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兴达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兴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兴军、原审被告虎林市珍宝岛汇源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虎林公司）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黑龙江省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0）黑0624民初10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兴达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黑龙江省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0）黑0624民初1057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李兴军的上诉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李兴军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兴达公司与李兴军之间真实的法律关系是挂靠经营合同关系，而非一审判决所认定的运输合同关系，一审判决对于法律关系认定错误。李兴军在庭审中已经承认了是通过朋友的关系，联系虎林公司产生的业务往来，而不是通过兴达公司与虎林公司产生的业务往来。虎林公司不同意以自然人李兴军作为主体与之签订牛奶运输的合同，李兴军才找到兴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钟福臣。钟福臣口头与李兴军达成一致，允许李兴军雇佣车辆挂靠在兴达公司，以兴达公司的名义为虎林公司运输牛奶。挂靠期间，李兴军与兴达公司各自管理运输车辆和驾驶员并独立核算，兴达公司同意李兴军不支付任何挂靠费，为李兴军分摊发票税点（正常李兴军开具开票的税点为10%,而分摊后兴达公司仅向李兴军收取6%税点）。李兴军既不是运输车辆的所有权人，也不是车辆的驾驶人，李兴军雇佣车辆和驾驶员为其进行运输赚钱。兴达公司与李兴军之间形成挂靠经营合同法律关系，而非运输合同法律关系。二、一审两次开庭，允许李兴军更改第一次庭审中的质证意见，一审程序违法。从一审两份庭审笔录内容上看，第二次庭审重复宣读起诉状、答辩、举证、质证、辩论、最后陈述等程序，存在程序违法的问题。在第二次庭审中，兴达公司出示《授权委托书》，李兴军在第二次庭审中改变了第一次庭审中的质证意见，明显有利于李兴军。一审法院在判决中则直接引述了有利于李兴军的第二次庭审质证意见，不是对于之前质证意见的补充，完全是进行了篡改。三、《合同法》规定了合同有书面和口头两种形式，书面合同签订后双方可以签订补充协议。本案中，李兴军与兴达公司之间同样存在口头挂靠协议，以及之后口头达成的补充协议，李兴军对于兴达公司的起诉，实质上是撕毁口头协议，既然兴达公司与李兴军存在合同关系，那么双方就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执行，关于钱款结算等问题，都应当按照该最终约定执行。结合全案事实以及兴达公司提交的相关证据可以证实，李兴军认可虎林公司欠款中包含李兴军的51万元款项，李兴军自行向虎林公司索要该笔款项，兴达公司给予李兴军相应的配合。综上，一审判决程序违法，法律关系认定错误，事实调查不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李兴军答辩称，一、本案的重点是案涉51万元运费虎林公司是否已经支付给兴达公司。一审庭审中，虎林公司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2018年10月23日至2019年11月14日期间虎林公司支付给兴达公司运费1,185,520元，兴达公司认为该笔运费不包含案涉51万元运费，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结合李兴军停止运输牛奶时间（2018年3月）和兴达公司停止运输牛奶时间（2019年3月），兴达公司与李兴军最终结算运费的数额（51万元），虎林公司支付给兴达公司的运费数额（1,185,520元）,能够认定虎林公司支付给兴达公司的1,185,520元包含李兴军的运费51元，兴达公司已经收到该51万元运费，故兴达公司应当将该51万元运费给付李兴军。2.一审庭审中，因为兴达公司更换了诉讼代理人，且更换后的诉讼代理人表示，没有参加第一次庭审，对有些案情不熟悉，在回答法庭提问时不能做出明确的回答，为此，一审法官才重复了审理程序。第二次庭审中，李兴军的质证意见只是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补充，没有篡改,故一审程序不存在违法情形。3.关于51万元运费结算问题，李兴军从来没有认可虎林公司欠款中包含51万元运费，李兴军与兴达公司也没有达成最终约定。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一审判决。虎林公司述称，虎林公司同兴达公司签订运输协议，双方按照协议约定履行，与李兴军无关，截止至2018年2月13日，虎林公司仅欠付兴达公司运费39,342元，李兴军向兴达公司主张的欠款，虎林公司已支付给兴达公司。截至2019年11月30日，虎林公司欠付兴达公司511,661元，该款由虎林公司和兴达公司另行协商，与李兴军无关。李兴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兴达公司与虎林公司给付李兴军运费510,000元，并自2018年3月23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直到付清为止；2.本案诉讼费由兴达公司与虎林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2月9日，虎林公司（甲方）与兴达公司（乙方）签订《原料奶运输协议》，协议约定内容有：“兴达公司负责为虎林公司运送原料奶；运输方式：汽车运输，合同有效期2017年2月10日至2018年3月31日；结算方式：乙方将原料奶运到甲方指定乳品加工厂，乙方将乳品加工厂称重后开具的收奶过磅单交付甲方牧场，乙方凭过磅单和相应的货物统一运输发票结算运费。每月5日前乙方应将上月拉运原料奶的数量核对清楚、准确，并且经甲、乙双方共同书面予以确认。甲方在每月30日前结算乙方上月的运费”。在该协议有效期间，兴达公司口头同意李兴军为虎林公司运输虎林公司与兴达公司约定的原料奶，虎林公司与兴达公司进行运费结算后由兴达公司给付李兴军运费。兴达公司于2017年8月9日至2017年12月30日期间与李兴军共计结算运费394,800元，该运费通过其法定代表人钟福臣的账户转账给李兴军，2017年12月30日的转账记录有“把李兴军剩余运费结清”的字样，即兴达公司已结清2017年2月至2017年6月李兴军为虎林公司运输牛奶的运费。结清前期运费后，李兴军继续为虎林公司运输虎林公司与兴达公司约定的原料奶至2018年3月，2018年4月23日，钟福臣转账给李兴军虎林运费款100,000元，2019年1月29日，钟福臣转账给李兴军运费款57,488元。虎林公司在2018年10月23日至2019年11月14日期间通过转账和抵顶协议给付兴达公司运费1,185,520元。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本案的法律关系问题。法律关系的认定需要根据案件的基本事实和双方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性质来确定。首先，李兴军起诉,向兴达公司、虎林公司主张不当得利纠纷。而兴达公司、虎林公司之间存在书面的《原料奶运输协议》，基于此，虎林公司享有接受运输服务的权利，兴达公司享有受领运输费的权利。兴达公司、虎林公司所享有的权利均有法律及事实依据，故本案并无不当得利的权利基础。但李兴军在兴达公司、虎林公司的运输合同中也确实付出了劳动，理应得到相应报酬。其次，在兴达公司与虎林公司之间。庭审中，各方均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李兴军与虎林公司存在形式上的运输合同，及李兴军与虎林公司之间存在单独结算的事实，故李兴军与虎林公司之间没有直接的运输合同关系；最后，在李兴军与兴达公司之间。双方虽然没有书面的合同，但是双方对于李兴军用自有车辆参与到兴达公司与虎林公司运输合同关系中的事实没有异议，且双方对于运费的结算方式亦没有异议（即在虎林公司与兴达公司结算后，再由兴达公司向李兴军结算相应的运费）。而从运费的结算方式看，双方亦不存在雇佣或承揽关系。从而不难得出，李兴军与兴达公司存在一种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即在李兴军完成运输事宜的情况下，如果虎林公司向兴达公司结算运费的条件成就时，那么兴达公司向李兴军履行给付相应运费的义务生效。根据我国合同法规定，运输合同是承运人将旅客或者货物从起运点运输到预定地点，旅客、托运人或者收货人支付票款或者运输费用的合同。综上，李兴军与兴达公司之间存在运输合同关系，而运费的结算依赖于所附条件成就与否。二、所附条件是否成就问题，即虎林公司是否向兴达公司给付了李兴军承运原料奶的相应运费问题。2018年10月23日至2019年11月14日期间，虎林公司共以各种方式向兴达公司支付运费1,185,520元，而兴达公司最后一次向李兴军结算运费的时间为2019年1月29日。兴达公司辩称，在之后结算的运费中，并不包含李兴军承运的相应运费，但在本庭要求其说明所结运费的具体明细时，其在庭审及庭后提交的辩论意见中，均未对此作出合理说明。兴达公司理应掌握本公司的收账明细，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中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兴达公司应当对收款明细承担举证责任，而其未能举证，则将会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故对于兴达公司的抗辩难以支持，视为虎林公司向兴达公司结算的运费中包含李兴军所承运的部分。故在所附条件成就时，兴达公司应当向李兴军给付相应运费。兴达公司虽辩称其已向李兴军出具授权委托书，因此李兴军应当向虎林公司主张运费。授权是将某项权利授予他人代替自己行使，但并不发生权利义务的转移。故该授权委托并不能证明给付李兴军运费的义务就应当由虎林公司承担。因此，对于兴达公司的抗辩本院不予采纳。三、给付运费的数额问题。李兴军主张扣除税费后数额510,000元运费，兴达公司对此并未提出异议。同时兴达公司出示的授权委托书证据也证明李兴军尚有510,000元的运费没有结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十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九条、第二百八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兴达公司给付李兴军运费510,000元，此款于一审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二、驳回李兴军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450元，由兴达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兴达公司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虎林公司与兴达公司《客户对账确认单》1份,欲证明:截止2019年3月27日虎林公司欠付运费总额为797,181元,后虎林公司再行支付5万元及《抵顶协议》抵顶了23,552万元，虎林公司仍欠511,661万元。李兴军对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的问题均有异议，无法确定该确认单的真实性;李兴军停止运输牛奶的是时间是2018年3月22日，该份对帐单的截止时间2019年3月27日，也就是说在兴达公司停止运输后，虎林公司为兴达公司的最终确认数额，不能证明李兴军的51万元运费包含在该确认单中的797,181万元，该份证据与李兴军无关。虎林公司质证称，对该份证据没有异议。证据二、2019年7月19日、2019年7月22日李兴军与兴达公司法定代表人钟福臣微信聊天截图2张，欲证明：李兴军希望兴达公司为其出具盖章材料，由李兴军持材料去虎林公司办理结款事宜,在这之后兴达公司为李兴军出具了《运费情况说明》。李兴军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自李兴军给虎林公司运输牛奶后，每一笔运费都是兴达公司结算，最后一笔运费51万元也是兴达公司与李兴军共同核算得出，对于兴达公司与虎林公司之间如何结算运费，李兴军无法知情，李兴军多次要求兴达公司给付51万元运费，但李兴军均称虎林公司未支付该笔运费，故李兴军要求兴达公司出具材料目的是查清虎林公司是否已经支付给兴达公司51万元运费，该份证据不能证明李兴军认可虎林公司欠款中包含其51万元运费。虎林公司质证称，该证据属兴达公司与李兴军协商内容，与其无关。证据三、2019年11月25日李兴军与兴达公司法定代表人钟福臣电话录音光盘及录音笔录各1份，欲证明：李兴军与兴达公司达成了约定，李兴军认可虎林公司欠款中有51万元是李兴军的运费，李兴军以兴达公司的名义自行向虎林公司主张该笔欠款，李兴军从来没有向兴达公司索要过该款。李兴军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该份录音可以证明李兴军向兴达公司索要过51万元运费，而兴达公司一直在诱导李兴军虎林公司没有支付51万元运费给兴达公司，并指使李兴军向虎林公司索要；虎林公司与兴达公司之间如何结算运费，李兴军无法知情，兴达公司隐瞒事实真相，谎称虎林公司尚欠的79万元运费中包含李兴军的51万元运费未结清，致使李兴军误认为51万元运费在虎林公司，该录音只是李兴军与兴达公司协商如何解决运费的过程，双方没有最终达成约定；李兴军从未去过虎林公司，也没有与虎林公司财务对过账。虎林公司质证称该证据属兴达公司与李兴军协商内容，与其无关。证据四、2019年12月8日李兴军与钟福臣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客户对账确认单（电子版）》打印件各1份，欲证明：按照2019年11月25日李兴军与钟福臣通话约定，钟福臣需要给李兴军出具两项材料，其中之一就是“确认单”，钟福臣通过微信向李兴军发出了《客户对账确认单（电子版）》；确认单截止2019年11月15日（也就是《抵顶协议》抵顶后），虎林公司欠兴达公司的511,661元几乎全部为李兴军51万欠款;李兴军在收到该份确认单后，没有提出任何异议，李兴军认可虎林公司欠付款项中51万元是其运费，并应当自行向虎林公司索要。李兴军质证称，对微信截图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客户对账确认单真实性和证明的问题均有异议。客户对账单是兴达公司与虎林公司之间的确认单，虎林公司欠付兴达公司的款项数额，李兴军不知情，且该份对账确认单也没有得到虎林公司的确认；该份文件发送时间是2019年12月18日，李兴军接收该文件后并没有明确回复兴达公司认可该份文件的内容，不能证明李兴军认可虎林公司欠付款项中的51万元是李兴军的运费。虎林公司质证称上述证据属兴达公司与李兴军协商内容，与其无关。证据五、2020年3月18日微信截图、2020年3月25日微信截图、《授权委托书》照片各1份，欲证明：根据李兴军与钟福臣的通话约定，钟福臣需要提供的确认单李兴军已经接受，还需要再为其出具一份授权委托书，于是李兴军收到《客户对账确认单（电子版）》3个月后，通过微信向钟福臣发来了2张《授权委托书》照片，要求兴达公司盖章，委托书中明确李兴军作为代理人，去虎林公司索要属于自己的51万元，而不是替兴达公司索要全部欠款511,661元，李兴军认可虎林公司欠款中有51万元是属于自己的，并按照与兴达公司的约定，自行向虎林公司索要。李兴军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授权委托书不能证明虎林公司给付李兴军运费的义务；李兴军要求兴达公司给其授权委托书目的是为了确认兴达公司尚欠李兴军51万元运费，李兴军没有用该授权委托书去虎林公司进行对账。虎林公司质证称上述证据属兴达公司与李兴军协商内容，与其无关。二审期间,李兴军提交如下证据：加盖虎林公司印章的《辅助明细账》、《银行转账凭证》各1组，欲证明：虎林公司按月向兴达公司支付运输费，每月支付运费数额应当包含李兴军的运费，虎林公司早已将2017年6月28日至2018年3月22日期间的运费支付给了兴达公司，兴达公司没有按月向李兴军支付运费；从虎林公司与兴达公司结算运费的时间及数额可以证明虎林公司已将李兴军的运费支付给了兴达公司，兴达公司收取了李兴军的运费税点。兴达公司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但是从时间上看均是发生在2019年3月27日前，不能证明虎林公司已经结清了全部运费，且转款的附言体现的只是运费等字样，不能证明款项是结算给李兴军的；李兴军与虎林公司之间早已存在内部联系，及李兴军挂靠兴达公司服务对象是虎林公司的客观事实。兴达公司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虎林公司和兴达公司结算运费，与李兴军无关。虎林公司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本院对兴达公司提交的证据一至五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并结案一审证据予以综合认定；对李兴军提交“银行转账凭证”真实性予以确认，并结合虎林公司自制的“辅助明细账”及各方当事人陈述，可以认定虎林公司尚欠兴达公司运费511,661元的事实。本院除一审认定的事实外，另查明如下案件事实。虎林公司（甲方）与兴达公司（乙方）签订的《原料奶运输协议》第四条第2款运费价格中约定“按照双方制定的运费标准计算；9吨至12吨按照每趟6000元计算（9吨以上、包含12吨），12吨至15吨按照每趟6300元计算（12吨以上、包含15吨），15吨至17吨按照每趟6500元计算（15吨以上、包含17吨），17吨至20吨按照每趟6700元计算（17吨以上、包含20吨）20吨以上按照吨公里0.43元计算”。虎林公司与兴达公司在协议的履行期间，兴达公司的运输车辆（包括李兴军运输车辆黑Ｂ×××××、黑Ｅ×××××）按照上述约定结算运费，兴达公司与李兴军按照李兴军运输车辆每趟6000元标准结算运费。2020年3月17日，经兴达公司法定代表人钟福臣与李兴军协商，由兴达公司为李兴军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李兴军作为兴达公司代理人，以兴达公司名义前往虎林公司办理51万元运费结算事宜。二审法庭调查中，兴达公司与李兴军均确认，案涉51万元运费系兴达公司与李兴军核对的结算数额，虎林公司自认尚欠兴达公司511,661元运费。本院认为，本案为运输合同纠纷，争议的焦点为与李兴军形成运输合同关系相对方的是兴达公司还是虎林公司。对此，本院认为，李兴军的车辆编入兴达公司运输车队，按照兴达公司与虎林公司签订的“运输协议”中约定的运输地点和运输方式进行运输，并在兴达公司与李兴军结算运费后，由兴达公司向李兴军支付运费。故李兴军提供运输服务的对象应为兴达公司，一审法院认定李兴军与兴达公司之间成立运输合同关系，并无不当。兴达公司虽主张李兴军与其为挂靠经营合同关系，但未能举证证实兴达公司与李兴军之间存在挂靠协议或李兴军与虎林公司存在单独结算的行为，且经法庭调查，在运费结算的过程中，兴达公司、虎林公司的结算标准与兴达公司、李兴军的结算标准亦不相同，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应由兴达公司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至于李兴军与兴达公司法定代表人钟福臣通过微信、电话协商，由兴达公司出具《运费情况说明》并委托李兴军作为其公司代理人前往虎林公司结算运费的行为，并非债务履行方式的变更，亦不能免除兴达公司向李兴军支付51万元运费的义务。关于一审诉讼程序是否违法的问题，本院认为，李兴军经一审法院释明，变更诉讼请求的法律关系为运输合同纠纷，一审法院重新组织庭审，李兴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补充了前次庭审的质证意见，一审诉讼程序并不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五条规定的程序违法情形。综上所述，上诉人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兴达运输有限责任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900元，由上诉人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兴达运输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阳审判员  周洋审判员  孙妍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俞舒书记员侯雪婷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