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苏0106民初12280号 原告：苏怡然，女，1993年9月14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现住南京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志秀，江苏海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南京爱极爱企业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南京市。 法定代表人：韦伟。 被告：韦伟，男，1984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现住贵州省贵阳市。 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丽君，北京市中银（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苏怡然与被告南京爱极爱企业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极爱公司）、被告韦伟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苏怡然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志秀，两被告爱极爱公司、韦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丽君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苏怡然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确认原告与被告爱极爱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于2020年11月5日解除；2、判令被告爱极爱公司支付欠付的工资48000元（2020年1月至2020年8月份工资）；3、判令被告爱极爱公司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88000元（从2019年8月至2020年7月，按照每月工资8000元计算）；4、判令被告爱极爱公司为原告补缴2019年7月至2020年8月期间的社会保险费；5、判令被告爱极爱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12000元（自2019年7月至2020年8月）；6、判令被告韦伟对上述请求承担连带责任。事实与理由：原告苏怡然自2019年7月正式开始到被告南京爱极爱企业服务有限公司工作，负责新媒体运营工作，工资每月8000元。工作期间，原告的工资都是由被告公司的财务及公司老板韦伟微信转账支付，被告一直未与原告签订劳动合同，也未给原告缴纳社会保险。且从2020年1月份，被告开始欠发原告工资，原告虽多次与被告协商未果。被告南京爱极爱企业服务有限公司自2018年7月27日成立，属于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唯一股东为韦伟，也是公司法定代表人。公司的资金往来都是从股东韦伟私人账户流转，包括原告在内的员工工资也都是由韦伟个人账户转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一人有限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原告认为，股东韦伟的财产与南京爱极爱企业服务有限公司混同，故韦伟应当对南京爱极爱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综上，被告爱极爱公司未与原告签订劳动合同、未给原告交纳社会保险、未足额发放原告工资的行为，已经严重违反了《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八十二条等规定。原告迫于无奈，于2020年11月6日向南京市鼓楼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委于2020年11月13日出具仲裁申请时间确认书。原告现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决准予原告上述请求。 两被告共同答辩：被告爱极爱公司与原告之间并无实际关系，原告与被告韦伟系合作创业的关系，并非劳动合同的关系。原告的其他诉请均是建立在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前提上，因此原告全部诉请均不能成立，请求法院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另根据相关司法解释，补缴社保费用不属于法院受理案件范围。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被告爱极爱公司成立于2018年7月27日，被告韦伟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2019年5月，原告向韦伟提出工作事宜，6月双方对于原告的工作事宜基本确定。2019年8月19日、9月16日、10月15日，原告先后收到微信名Lona的转账5000元、8000元、8000元；2019年11月17日、12月16日、2020年1月20日、4月15日、5月16日、6月27日、8月13日，被告韦伟通过微信先后向原告转账8000元、8000元、8000元、2000元、4000元、8000元、2000元。原告于2019年8月1日与韦伟等人一起到贵阳，2020年8月初原告以办身份证为由回宁，以后未再去贵阳，亦没有工作。2020年11月2日，原告向被告爱极爱公司邮寄了一份《通知》，告知与其解除劳动关系并要求公司支付其经济补偿金。被告韦伟于11月5日收到该《通知》。原告又于11月6日向南京市鼓楼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委未予受理。原告即向本院起诉。本案审理期间，因双方分歧较大，本院调解无效。 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交的仲裁申请书、仲裁申请时间确认书、工商登记资料、微信聊天截图、微信转账截图、邮件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为证。 庭审中，原告表示：2019年6月份原告与被告韦伟谈妥入职爱极爱公司，每月工资8000元并有加班补贴及社保。7月份正式到公司上班，负责新媒体运营工作，平时上班打卡，接受公司管理，公司行政人员和被告韦伟向原告支付工资，双方之间符合劳动关系特征；但被告一直未按约定给原告缴纳社保，还有拖欠工资的行为。从原告与韦伟的聊天记录中也可以看出，其所谓的转钱中除了少数是工资外，其余多为原告出差的补贴或者报销，这在聊天记录中都能对应，还有一些节日、生日的红包，更不能作为被告已付工资款项予以扣除。为此，原告向法庭提交了被告爱极爱公司的企业宣传手册、通讯录、钉钉小秘书系统记录、宇航员电竞协会工作卡、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并在本案庭审结束后，又补充提交了一些钉钉打卡截图及与AGA塔台小秘书聊天记录。 针对原告的陈述及提交的材料，被告韦伟陈述：在2019年5月原告找到韦伟，表示自己失业了，询问韦伟是否能到被告公司工作，因原告在与韦伟做入职前沟通时表示自己非常擅长新媒体运营，韦伟的创业团队正需要这样的人，因此同意原告入职。但在实际工作过程中，被告发现原告不仅不擅长新媒体运营，甚至都不会，且因原告工作失职，其参与的多个项目无法回款，也导致了后期工资无法发放的情况；同时，因公司经营已无法维持，故一直就没有让原告入职，在2019年8月1日，创业团队就去了贵阳，大家就是在一起合伙，有项目就干，有收入大家一起分；韦伟与原告并没有就工资收入做过明确约定，原告一直就在贵阳且没有什么出差，不存在支付其出差补贴的情况；原告回宁买机票的钱也是被告韦伟个人借给原告的。对于原告向法庭提交的证据及材料，两被告质证认为：被告爱极爱公司的企业宣传手册并不是爱极爱公司的宣传手册；公司从未启用过钉钉，原告也从未在爱极爱公司进行过上班打卡，原告提交的一些打卡情况记录，均不是公司行为，被告不予认可；原告提交的通讯录也是当时的公司行政刘娜为了她自己方便联系制作的；宇航员电竞协会工作卡是爱极爱企业公司做宇航员电竞活动时用的工作卡，爱极爱公司从无工作卡之类的东西。在原告提交的AGA塔台小秘书聊天记录中也可以证明，韦伟当时告诉原告要根据后期公司实际营收来具体确定原告的工资。针对原告主张存在劳动关系，两被告向法院提供了反证：一、原版AGA宣传手册截图，AGA公司成员中并无原告苏怡然。二、贵州大狮科技有限公司企业信息及微信聊天记录，证明韦伟在2020年6月15日提出大家与贵州大狮科技有限公司签署劳动合同。原告对于被告提交的材料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不能否认原告与被告爱极爱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三、三份合作协议书，该三份合作协议书均系韦伟个人与案外人签订的项目合作协议书，被告以此证明韦伟一直以个人名义代表其创业团队对外活动，结合微信转账记录，项目所得利润也全部由团队成员按劳分配，在贵阳期间向原告等人发放的报酬，就是这些项目的款项。原告经质证后表示对这些合作协议书的情况不清楚，不认可原告的证明目的。四、徐兴敏到庭作证。徐兴敏原在被告爱极爱公司工作，现为贵州大狮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其向法庭陈述：2019年8月1日之前我在南京爱极爱公司工作，2019年8月1日与韦伟成为一个团队去了贵阳，此后与爱极爱公司就没有关系了。当时韦伟说我们一起独立出来，一起做事，我们是合伙。在贵阳我们也没有公司，靠帮别人运营门店获取收入，没有人管理我们，我们主要靠自我管理，韦伟提出一个大的框架，每个月由韦伟发钱给我，韦伟跟我说我们按劳分配。韦伟在团队中一方面负责谈门店，一方面负责谈运营的大思路，我也不是为韦伟工作，是为自己工作。原告是和我们一起到贵阳并在一起工作的，但对她的具体情况不清楚。贵州大狮科技有限公司是在2020年9月份成立的，用我的身份证办理的，但我与该公司也没有什么关系。在贵阳期间从没有什么出差补贴，我们一直在贵阳，所有合作方都在贵阳。对于被告提交的证据及材料，原告质证认为：认可被告证据的真实性，但上述证据均不能推翻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对证据及材料的证明目的均布认可。 以上事实，有本院庭审及谈话笔录为证。 本院认为，依据我国法律规定、劳动关系表现为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为其成员，劳动者向用人单位提供劳务并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指挥与监督，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支付报酬的权利义务关系。对于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事实劳动关系，应当通过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社保缴费记录，考勤记录，招工、招聘登记表或报名表等材料，对双方之间是否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用工关系进行判断。结合本案原告据以主张劳动关系的材料，很多是微信转账或微信聊天的内容，从形式看就不符合用人单位对劳动者进行管理的基本规范，从内容看也均不具有明确的劳动关系特征与本质；除此，原告没有其他较规范或客观的证据证明其与被告爱极爱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而两被告提交的证据及材料，对于原告主张的劳动关系具有反证效力，故本院对于原告主张的劳动关系不予认定，原告与被告爱极爱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原告主张被告爱极爱公司拖欠工资等其他请求，也均不成立。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苏怡然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元，予以免收。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方再非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一日 书记员  张 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