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7民终6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梁耀雄，男，1967年6月25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慕亚平，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韦琪，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裕华，男，1951年7月7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志山，广东国晖（江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马惠如，女，1950年7月11日出生，汉族上诉人梁耀雄因与被上诉人何裕华、马惠如农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台山市人民法院（2018）粤0781民初19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梁耀雄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判决何裕华、马惠如共同赔偿梁耀雄损失5338569.2元；3.本案一、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由何裕华、马惠如共同负担。二审法庭调查中，梁耀雄对上述第一项上诉请求补充为：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遗漏重要当事人，恳请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发回重审。2010年9月21日至2013年1月15日，发包方广东省台山市××××××委会共8个经济合作社、四九镇下坪村委会共2个经济合作社、四九镇松头村委会福安经济合作社（以下统称发包方）与何裕华签订了相关土地承包合同，将涉案土地发包给何裕华。2014年3月，何裕华和梁耀雄通过签订《入股合同》《退股协议书》《转让合同补充协议》（以下统称涉案合同），将涉案土地经营权转让给梁耀雄，梁耀雄接收涉案土地进行经营与投入。直至2016年10月，涉案土地被发包方收回，导致梁耀雄无法继续使用和经营，引发纠纷。本案中，何裕华将涉案土地经营权转让给梁耀雄，应当负有“权利担保的义务”，确保涉案土地能够在合同期限内正常使用，不受包括发包方在内的第三方干扰和影响。一审判决简单认为何裕华已经履行合同约定的交付义务，对于涉案合同交付后发生的无法履行的责任究竟是何裕华还是发包方没有查清。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由于何裕华与发包方之间的纠纷导致涉案土地被发包方转让给第三方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大公司）。因此，要查清本案事实，理清违约（或侵权）责任，发包方与本案具有密切联系。另外，基于本案是由于发包方、何裕华转包引发的连环承包合同纠纷，发包方将涉案土地发包给案外人海大公司，与梁耀雄无法继续使用涉案土地之间具有事实上与法律上的牵连关系，发包方应当被作为本案违约或侵权的主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发包方作为必要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应当由法院追加发包方为共同被告。梁耀雄为反驳何裕华所主张的责任承担问题，在一审时提交四九镇上坪村委会出具的《情况说明》，以证明发包方不收取梁耀雄缴纳的费用是由于发包方不承认何裕华非法转让承包土地，这也是导致本案合同不能履行的主要原因。一审法院在未追加发包方为案件当事人的情况下，否认该《情况说明》的效力，不作为证明何裕华违约的证据，明显错误。发包方对何裕华擅自转让涉案土地持否定态度，作为涉案土地的权属人，案件处理结果同发包方具有法律上的直接利害关系，应当作为本案当事人参与到本案诉讼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一审法院遗漏当事人，二审法院应当撤销原判，发回重审。（二）一审判决存在多项没有查清的关键事实，恳请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发回重审。（1）一审判决没有将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相关判决以及发包方与海大公司之间的合同作为重要证据加以认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13日作出的（2017）粤民再537、538号生效民事判决（以下统称省高院民再537、538号民事判决）已经认定何裕华和梁耀雄签订的涉案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义务，但发包方已经于2017年4月25日将涉案土地转让给海大公司。梁耀雄已经支付完毕转让款，本应获得涉案土地经营权，但一审法院忽略了合同继续履行的可行性和基本程序，导致梁耀雄失去涉案土地经营权，进而产生投入损失。一审法院没有查清涉案合同能否继续履行及无法履行是哪方的责任问题。（2）一审判决对何裕华违约的关键事实没有查清，简单认为何裕华没有违约。第一，何裕华违约导致承包合同被解除的行为不能作为本案中何裕华为本案转包合同违约推卸责任的抗辩理由。涉案各发包方收回涉案土地的主要原因是何裕华长期拖欠承包款，发包方收回涉案土地与何裕华拖欠承包款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第二，何裕华作为转包方对其转让的涉案土地负有“权利担保义务”，应当确保受让人能够正常使用涉案土地，不受第三方侵害，否则即构成违约。何裕华违反了《入股合同》第二条以及《退股协议书》第八条的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一条的规定，何裕华应承担违约责任，赔偿梁耀雄各项损失。第三，一审法院错误认定何裕华履行了交付义务即履行完毕合同项下的全部义务。（3）一审法院没有查清涉案土地被收回的责任承担问题。根据梁耀雄提交的前述《情况说明》，梁耀雄曾向发包方要求支付承包款，但发包方以梁耀雄不是合同相对方且主体不适格而拒收，根本不存在何裕华主张的要求梁耀雄交款而拒交的事实。（4）一审法院未查清梁耀雄是否收到《催款通知书》的事实，对举证责任分配不当。（5）一审法院未查清四九镇上坪村委会与松头村委会、下坪村委会之间的委托关系，否认梁耀雄提交的《情况说明》《上坪村委会等11个经济合作社确认收回鱼塘相关资产清单》的效力。何裕华辩称：（一）何裕华和梁耀雄签订的涉案合同已经省高院民再537、538号民事判决认定合法有效，何裕华已退出原承包合同，在本案不是适格的诉讼主体，梁耀雄应当向发包方主张权利。梁耀雄和发包方均不得再主张何裕华的违法转让，也不得以此为由主张解除原承包合同，没有相关生效判决认定发包方有权以违约转让为由解除承包合同，四九镇上坪村委会并不是发包方，其行为无效。何裕华和梁耀雄的转让合同不存在撤销情形或存在欺诈，梁耀雄主张的违约事实与合同转让后承包合同的解除没有直接因果关系，承包合同的解除系梁耀雄明知应当缴纳承包款以及逾期付款将解除合同的法律后果，仍未依约向发包方支付承包款所致。（二）发包方单方强行解除承包合同的过错在梁耀雄，何裕华对此没有任何过错。从2014年4月起由梁耀雄通过银行转账向村委会缴交承包款，但梁耀雄从2016年开始未依约缴纳承包款。在此期间，何裕华起诉梁耀雄支付转让款，梁耀雄试图主张转让合同无效，而拒绝向发包方缴纳承包款，故意使发包方收回涉案土地，从而达到其无须支付转让款的非法目的。发包方以拖欠承包为由单方解除承包合同是否合法有效未经生效判决予以认定，不能认定发包方的解除承包合同的行为合法有效。梁耀雄承包涉案土地后，长年亏损，资金周转困难，无力经营，欲以转让行为无效企图不支付转让款。何裕华已将催款通知单善意送达梁耀雄，导致发包方收回涉案土地的原因是梁耀雄未履行承包合同约定的支付承包款义务。（三）何裕华和梁耀雄的转让过程，经省高院民再537、538号民事判决认定，何裕华不存在违约情形。根据何裕华和梁耀雄签订的涉案合同附表2《鱼场动产和不动产资料》以及梁耀雄亲笔书写的清单可知，转让合同中未包括变压器和高压线路的所有权转让，何裕华已履行转让合同约定的义务，不存在违约行为。（四）梁耀雄以本案遗漏重要当事人为由要求发回重审，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中，梁耀雄起诉的主体并未包括其主张的相关当事人，在本案所涉及的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案件的双方当事人应当是何裕华和梁耀雄。（五）一审已查清梁耀雄所陈述的事实，至于如何认定的问题，并不属于事实查清的范畴。马惠如未作答辩。梁耀雄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何裕华、马惠如赔偿梁耀雄损失5338569.2元；2.何裕华、马惠如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何裕华先后于2010年9月21日与台山市××××××民委员会下辖的（尾一、扫管塘、崩塘、源美、锦盛、塘头、塘口、中间）等经济合作社、于2010年12月3日与台山市××××××民委员会下辖的坡头（1队）、昌平等经济合作社、于2013年1月15日与台山市××××××福安经济合作社分别签订《台山市×××××土地承包合同》共11份，约定由何裕华承包属上述共11个经济合作社所有的土名“鳗鱼场”的鱼塘（其中台山市××××××民委员会下辖的8个经济合作社共569.794亩，承包款每年每亩520元，承包期限自2011年1月1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止；台山市××××××民委员会下辖的2个经济合作社共15.986亩，承包款每年每亩520元，承包期限自2011年1月1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止；台山市××××××福安经济合作社共15.875亩，承包款每年每亩550元，承包期限自2013年2月1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止）。另外，上述合同均约定：“若何裕华需转给他人承包，应经发包方书面同意，并办理好相关的手续；承包期满，何裕华应无条件将承包地交回发包方处理，场内的不动产归发包方，其他可动产归何裕华；发包方允许现有的高压线路无偿给何裕华使用。”2014年3月1日，梁耀雄签署《收条》一份，主要内容载明：“现收到何生租地合同壹拾壹份，分别是：台山市×××××承包合同鉴证书第39号至46号和50号51号及协议书一份。并付人民币伍万元作押金。该押金到正式签订转让合同时转作预付款。该收条自动作废。”2014年3月5日，何裕华与梁耀雄签订《入股合同》，主要内容载明：“经双方协商并同意，共同核定何裕华在租赁台山市上、下坪村委原鳗鱼场的鱼塘及设施的市场价格，由梁耀雄按该价格进行入股，双方各占50%股份；何裕华租赁范围内的土地面积为653亩（租赁范围内全部面积），租赁期到2020年12月31日止；双方共同评估及确认在租赁范围内动产和不动产（除鱼塘的鱼）加上原付出的押金的估价金额为3443137元。其中土地租金增值和设施折旧合计金额为3083987元，预交押金为359150元；双方签订合同时，梁耀雄先付叁拾万元（含原取走合同时所付的伍拾万元押金）本入股合同生效。梁耀雄必须在3月31日前再付伍拾万元，余款可以分批分期投入；本合同生效后，由双方共同参与生产经营管理，双方对所投入的资金共同监管。”另外，该合同附表2对相应的动产和不动产进行明确约定[一、240亩场：1.土地（鱼塘）240亩；2.增氧机64台；3.电线、电缆一批；4.低压线、电杆一批；5.15kw抽水机2台、水叶2只；6.4kw抽水机2台、抽水泵管一批；7.2kw抽水泵2台；8.80kw发电机1台；9.场内外引水管、引水渠；10.新装修过的办公室一座；11.水泥艇22只；12.工棚若干等动产和不动产设备、设施一批。二、413亩场：1.80kw发电机2台；2.增氧机72台及电线、电缆一批；3.水泥艇36只；4.15kw抽水泵2台；5.低压线、电杆等一批；6.工棚等动产和不动产一批；7.3kw抽水机1台；8.4kw抽水机3台；9.抽水机配套物品和电缆一批]，附表3载明了何裕华与发包方签订的相关承包合同的鉴证号、签订日期、合同终止日期、承包面积等信息。同日，何裕华与梁耀雄又签订《退股协议书》（签订落款时间为2014年5月25日）一份，主要内容载明：“由于何裕华自身原因，自愿退出鱼塘的生产经营管理，并通过双方协商，双方同意何裕华退出资金投资股；双方同意按照当时对渔场所有动产和不动产的评估价格以及原签订合同的预付金合计3443137元由梁耀雄支付给何裕华；付款方式：梁耀雄已支出的投资款800000元由何裕华收取。梁耀雄在本年9月份内支付500000元。2015年农历年底付1500000元。2016年4月30日前付清余款；何裕华退股后，鱼塘的一切收益和债务与何裕华无关；何裕华保留本场的法人代表资格（如本人不同意除外）；何裕华承诺，到2020年12月31日合同到期前，如发包方继续将鱼塘发包，何裕华无条件协助梁耀雄续包，且不收取任何费用；如在本合同期内及再重新续租的合同期内，如出现政府行为提早收回梁耀雄经营的鱼塘，所有补偿款与何裕华无关；何裕华要无条件协助梁耀雄取得政府的补助，费用由梁耀雄负责；如有违反本协议的条款，双方应相互协商，如有出现损害对方经济的行为，必须向对方作出赔偿。”2014年3月19日，何裕华与梁耀雄再次签订《转让合同补充协议》一份，主要内容载明：“何裕华向梁耀雄转让广东省江门市××××××××共653亩鱼塘，双方经过商议，653亩鱼塘（包括动产与不动产）转让价合计3443137元，以上价不包括租赁期内每年支付四九镇鱼塘租金，通过以合作模式及退股形式来达成鱼塘转让，保留何裕华为鱼塘承包方，并分别签定入股合同及退股协议书两份，梁耀雄承诺分期付款给何裕华如下：1.梁耀雄于2014年3月31日前付款800000元；2.梁耀雄在2014年9月份内付款500000元；3.2015年农历年底付款1500000元；4.2016年4月30日前付清佘款643137元；在租赁期内，由梁耀雄自行支付653亩鱼塘租金。梁耀雄租赁期内产生的一切债务纠纷与何裕华无关。”2014年3月26日，何裕华与梁耀雄签订《协议》一份，主要内容载明：“本场台山上坪土地面积653亩每年5月30日前交付地租，每亩土地每年550元/亩，过期、罚款由梁耀雄负责。”2014年4月8日，何裕华签署《交接声明》一份，主要内容载明：“本人何裕华，因经营需要，现将本人租回的台山市四九镇上、下坪村原台山市台顺水产养殖场的余下合同期内的经营权和场内供电设施（含变压器及变压器以后的所有低压线路）、电器、机械设备、供水设备、供水设施、建筑物（含附属设施）、生活设施和植物等有偿转让给梁耀雄，双方对以上物资、物品均有作价清单（大部份列出），并经过双方协商同意。由2014年4月12日起，场内所有东西归属梁耀雄所有，与本人无关。另外，一切场内的债权债务与本人无关。”上述合同签订后，何裕华与梁耀雄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纠纷，何裕华分别于2016年1月14日、同年5月5日对梁耀雄、邓丽开提起诉讼，诉请梁耀雄、邓丽开支付鱼塘款1500000元和643137元，案号分别系（2016）粤0781民初223号、（2016）粤0781民初1272号。两案经初审、终审、再审，最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13日分别作出（2017）粤民再537号、（2017）粤民再538号民事判决书。上述生效判决确认“2014年4月1日后由梁耀雄、邓丽开向村委会缴交租金和何裕华承认与梁耀雄、邓丽开签订合同没有经经济合作社同意”的事实。对于涉案的《退股协议书》《转让补充协议》的效力问题，上述生效判决认为“首先，未有证据证明未登记取得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等证书原因在于承包方何裕华。其次，何裕华将鱼塘转让给梁耀雄以后，是由梁耀雄向村委会缴纳租金，村委会予以接收并未表示异议。同时，何裕华的承包期限较短，仅为十余年，现亦无证据显示该转让行为损害村小组集体土地使用权，也未有证据表明村民对该转让承包经营权的行为主张优先承包权。最后，从保护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长期稳定考量，如确认转让合同无效，势必导致梁耀雄返还鱼塘给何裕华，何裕华返还转让款给梁耀雄，引发双方就已履行的《转让鱼塘协议书》产生一系列不必要的纠纷，同时会引发涉案承包关系的不确定和不稳定，损害村小组的利益（如收取承包款问题）；而确认转让合同有效，既维护了承包关系的稳定，又合法保护了各方的权益，平衡了各方的利益。因此，二审判决以涉案鱼塘承包经营权的转让未经发包方同意为由而认定转让合同无效欠妥，本院予以纠正，涉案的《退股协议书》《转让补充协议》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对合同双方均具约束力。根据上述合同的约定，何裕华已退出原承包合同，梁耀雄、邓丽开作为新承包者继续履行承包合同。”并分别判令梁耀雄、邓丽开支付鱼塘承包经营权转让款1500000元、643137元给何裕华。在（2016）粤0781民初223号、（2016）粤0781民初1272号案件审理过程中，台山市××××××民委员会于2016年7月1日向何裕华发出《催款通知书》一份，主要内容载明：“您与我村委会及下辖的经济合作社（以下统称我方）签订数份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您应于每年5月31日前缴纳当年的承包款，拖欠超过60天的，我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并追缴您拖欠的承包款。但从2016年开始您未依约按时缴纳承包款，我方已多次通知您缴费，但您至今仍未结清，我方现通知您在收到本函件之日起三日内一次性缴纳2016年承包款359150元。否则，我方将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处理，如逾期超过60天的，我方将解除与您的承包合同并追究您违约责任，因此所造成的一切损失均由您承担。”2016年7月8日，何裕华向梁耀雄寄送《催款通知书》一份，主要内容载明：“你承包台山市××××××土地面积为653亩（鱼塘)，承包款合计每年359150元，你应于每年5月31日前缴纳当年的承包款，逾期缴纳的，每拖欠一天加收千分之一手续金。现通知你收到函件之日起三日内一次性缴纳2016年台山市××××××土地面积为653亩（鱼塘）承包款359150元。否则，如逾期超过60天的，台山市××××××委会及下辖的经济合作社将追究你的法律责任，因此所造成的一切损失均由你一人承担。”2016年10月27日，台山市××××××中间经济合作社、台山市××××××扫管塘经济合作社等向何裕华发送《解除合同通知书》，主要内容载明：“我方与您于2010年9月21日签订《台山市×××××土地承包合同》，约定您承包我方土地用于养殖业，承包款每年每亩520元，并采取先交款后经营的缴款办法，合同签订之日，先交一年承包款为保证金，第一年（2011年）的承包款在2011年5月31日前缴纳，以后每年交款日期以此类推，逾期缴纳的，每拖欠一天加收千分之一手续金，拖欠超过60天的，我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并追缴拖欠的承包款。合同签订后，我方已将全部土地依约向您交付使用，但从2016年开始您并未依约按时缴纳承包款，拖欠我方2016年承包款远超60天。我方已多次督促您缴纳2016年土地承包款，但您依然拒不支付。鉴于您的行为已经严重违约，根据土地承包合同的约定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我方现郑重向您致函：1.自2016年11月1日开始，我方解除与您签订的上述《台山市×××××土地承包合同》；2.请您在三日内一次性向我方清偿拖欠的承包款、支付违约金并承担相应违约责任，否则我方将从您交纳的保证金中扣除相应款项，不足部分您仍需承担，我方将通过法律途径解决；3.请您在合同解除后30天内搬离养殖场，并将鱼塘及相关建筑设施、线路、变压器、负荷等硬件设施交还我方。逾期未搬离或逾期未处置养殖场养殖物或物品的，视作您放弃所有权，我方将接管养殖场并单方进行处置，因此造成的一切损失，将由您承担。”一审庭审中，梁耀雄确认其于2016年9月收到发包方关于收回渔场的通知，并于2016年11月搬离渔场。另查明，1995年12月21日，台山市四九镇经济发展总公司与顺德市杏坛镇农业发展总公司签订《承包土地开发养殖场合同书》一份，主要内容载明：“台山市四九镇经济发展总公司提供土地给顺德市杏坛镇农业发展总公司，由顺德市杏坛镇农业发展总公司负责将土地开发成鱼塘，独资经营淡水养殖；承包时间从1996年1月1日起至2011年1月1日止；承包土名及实际面积：下坪大洞面积846亩，上坪大洞面积653亩；合同期满时，顺德市杏坛镇农业发展总公司无条件、不作价、无偿将鱼塘及其投资的建筑设施（线路、变压器、负荷）交给台山市四九镇经济发展总公司（不包含水泵、增氧机、发电机等设备）。”另查明，2017年4月25日，台山市四九镇松头经济联合社、台山市四九镇上坪经济联合社、台山市四九镇下坪经济联合社与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台山市×××××承包合同》一份，主要内容载明：“台山市四九镇松头经济联合社、台山市四九镇上坪经济联合社、台山市四九镇下坪经济联合社联合发包土名为“鳗鱼场”共652.809亩的鱼塘给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承包期限为2017年5月1起至2029年12月31日止；承包地内的建筑设备（线路、变压器、负荷）所有权为台山市四九镇松头经济联合社、台山市四九镇上坪经济联合社、台山市四九镇下坪经济联合社联合所有，台山市四九镇松头经济联合社、台山市四九镇上坪经济联合社、台山市四九镇下坪经济联合社联合无偿提供给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使用。”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属于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何裕华向梁耀雄转让涉案“鳗鱼场”过程中是否存在欺诈行为，涉案“鳗鱼场”被发包方收回与何裕华的前述行为是否具有因果关系；二、何裕华向梁耀雄转让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过程中是否存在违约行为。关于焦点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8条：“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的规定，欺诈是指欺诈方基于欺诈的故意，通过告知被欺诈方虚假情况或者隐瞒真实情况的方式，使被欺诈方因此陷于错误认知，并基于错误认知作出意思表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的规定，人民法院认定民事案件构成欺诈事实的证明标准为排除合理怀疑，即要求当事人对其提出的存在欺诈的事实主张，应提供充分的证据以达到足以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否则，其主张的欺诈的待证事实便难以认定。本案中，梁耀雄提供的现有证据，尚不足以使其主张的欺诈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达到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对此，具体分析如下：1.关于何裕华是否故意告知梁耀雄虚假情况，梁耀雄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2.关于何裕华是否故意隐瞒真实情况。本案中，涉案《入股合同》《退股协议书》均签订于2014年3月5日。其中《入股合同》附表2对转让的动产和不动产进行了明确约定，附表3载明了何裕华与发包方签订的相关承包合同的鉴证号、签订日期、合同终止日期、承包面积等信息。根据梁耀雄于2014年3月1日签署的《收条》内容，在签订涉案《入股合同》《退股协议书》前，何裕华已将《入股合同》附表3载明的何裕华与发包方签订的相关《台山市×××××土地承包合同》交付梁耀雄，该等合同明确载明：“若何裕华需转给他人承包，应经发包方书面同意，并办理好相关的手续；承包期满，何裕华应无条件将承包地交回发包方处理，场内的不动产归发包方，其他可动产归何裕华；发包方允许现有的高压线路无偿给何裕华使用。”等内容，也即是说在签订涉案《入股合同》《退股协议书》前，何裕华通过交付《台山市×××××土地承包合同》的方式履行了说明真实情况的义务。而梁耀雄作为交易主体，应当在商事活动中尽谨慎、合理的注意义务，在收到何裕华向其交付的《台山市×××××土地承包合同》后，应当认真阅读、理解相应的合同条款，并通过合理途径对转让项目价值、涉及的资产、项目是否存在转让障碍等情况进行审慎的调查后，再作出是否受让的意思表示。事实上，梁耀雄在已获取《台山市×××××土地承包合同》的情况下，对于该合同载明的上述事实，只需到发包方调查即可获知是否属实。且双方涉案交易金额超过300万元，对于重大的交易，梁耀雄作为受让方在未向发包方进行调查的情况下签订涉案合同，显然不符合常理。据上，梁耀雄主张何裕华故意隐瞒真实情况的事实存疑；3.关于涉案“鳗鱼场”部分动产和不动产的权属问题。根据《台山市×××××土地承包合同》的约定，何裕华使用的高压线路权属发包方，虽然何裕华于2014年4月8日签署的《交接声明》将相关线路的变压器列入交接内容，但在此之前签订的涉案《入股合同》并未将高压线路和变压器列入转让内容，即涉案《入股合同》约定的转让物品和《交接声明》载明的交接物品不一致，在双方均没有证据进一步佐证的情况下，涉案交易是否包含高压线路和变压器存疑。至于附表2载明的财物，梁耀雄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该等财产权属案外人，即不足以排除系何裕华购买、建设的可能。综上，梁耀雄在本案中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欺诈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应由梁耀雄承担不利的后果，故本案尚无法认定何裕华向梁耀雄转让涉案“鳗鱼场”过程中是否存在欺诈行为。至于涉案“鳗鱼场”被发包方收回的问题。首先，根据涉案“鳗鱼场”被收回前，发包方向何裕华送达的《催款通知书》《解除合同通知书》等文件内容，发包方主张解除《台山市×××××土地承包合同》的理由均为未依约缴纳承包款，没有提到何裕华未经其等同意擅自转让涉案“鳗鱼场”的问题。其次，根据梁耀雄与何裕华签订的《转让合同补充协议》及双方于2014年3月26日签订的《协议》内容，涉案“鳗鱼场”承包款应由梁耀雄向发包方缴纳，事实上，该承包款自2014年4月12日起也一直由梁耀雄向发包方缴纳。因此，根据本案现有的有效证据，尚不足以证明涉案“鳗鱼场”被发包方收回与何裕华未经发包方同意而转让“鳗鱼场”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另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的规定，欺诈的法律后果系可撤销。其首先需被欺诈人行使撤销权，在该民事法律行为被依法撤销后，才产生返还财产、折价补偿、赔偿损失等法律后果。本案中，梁耀雄未主张撤销权，同时也未提供证据证明涉案民事法律行为已被依法撤销。因此，梁耀雄在本案中主张何裕华构成欺诈，并要求何裕华赔偿损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的规定，所谓违约，是指当事人违反合同义务的行为。具体来讲，就是本条规定的合同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行为。对此，具体分析如下：1.根据梁耀雄提交的《交接声明》，梁耀雄与何裕华签订涉案合同后，双方已于2014年4月8日就涉案动产和不动产进行交接，何裕华已履行合同约定的交付义务；2.关于何裕华是否故意隐瞒涉案“鳗鱼场”部分动产和不动产的权属问题，在前文关于欺诈的内容中已进行评述，在此不再赘述。根据前文评述，因何裕华不存在故意隐瞒真实情况，故一审法院认为涉案“鳗鱼场”的转让价格及转让所包含的动产和不动产系梁耀雄与何裕华在商业判断的基础上自愿协商确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交易的意思自治，何裕华据此履行合同义务向梁耀雄交付相关的动产和不动产，符合双方的约定。综上，何裕华在履行其与梁耀雄的涉案合同过程中不存在“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行为。因此，梁耀雄在本案中主张何裕华构成违约，并要求何裕华赔偿损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鉴于，梁耀雄在本案中主张的全部诉求，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其在本案诉讼过程中提出的价格鉴定申请对于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一审法院不予准许。马惠如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百五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六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梁耀雄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9170元及财产保全申请费5540元（梁耀雄已预交），由梁耀雄负担。二审中，马惠如未提交新的证据。梁耀雄提交《法律见证书》《授权委托书》，共同用以证明台山市四九镇上坪经济联合社与台山市××××××塘头经济合作社、台山市××××××塘口经济合作社、台山市××××××崩塘经济合作社、台山市××××××锦盛经济合作社、台山市××××××塘尾一经济合作社、台山市××××××扫管塘经济合作社、台山市××××××中间经济合作社、台山市××××××源美经济合作社、台山市××××××福安经济合作社、台山市××××××坡厚经济合作社、台山市××××××昌平经济合作社之间存在委托关系，台山市四九镇上坪经济联合社有权处理涉案土地合同签订的一切事宜。何裕华对梁耀雄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上述证据形成时间为2017年3月10日，不属于新证据，请求法院不予采纳。针对该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该证据授权的时间是2017年3月10日，与本案没有关系，本案的承包合同是在2010年左右形成，当时并没有相关的授权委托，而且该授权委托也没有涉及受委托方之前行为的追认。事实上，该授权委托是针对发包方另行招投标渔塘作出的授权，并非本案的授权，根据梁耀雄一审提交的证据显示，发包人在2017年4月又将渔塘发包给其他当事人，从时间上来说，该证据应当不属于本案承包合同授权，与本案无关。何裕华提交两份收据，用以证明：何英伟（何裕华儿子）支付鱼塘承包款89787.5元给上坪村委会，梁耀雄支付鱼塘承包款269362.5元给上坪村委会，发包方清楚并同意何裕华转让鱼塘给梁耀雄。梁耀雄对何裕华提交的证据没有发表质证意见。马惠如对上述证据均未发表质证意见。经审查，梁耀雄和何裕华提交的上述证据在本案诉前已经存在，其无正当理由未能在一审举证期限内予以提交，不属于二审程序新的证据范畴，且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故本院依法不予采纳。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何裕华和梁耀雄签订《入股合同》第二条约定：“甲方（何裕华）保证该租赁合同的真实性和租赁期内的可持续性，并保证没有隐瞒对合同履行有冲突的其他因素和原因。”。再查明，何裕华和马惠如为夫妻关系，何裕华与台山市××××××中间经济合作社签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马惠如在乙方落款处签名。本院认为，本案系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院仅针对梁耀雄的上诉请求进行审查，对双方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查。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梁耀雄上诉主张追加发包方为本案当事人，应否予以准许？2.何裕华是否构成违约？梁耀雄上诉主张的各项损失如何认定？马惠如应否承担赔偿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一。梁耀雄一审起诉何裕华、马惠如赔偿财产损失是基于何裕华和梁耀雄之间所签订的《入股合同》《退股协议书》《转让合同补充协议》等涉案合同而主张何裕华构成违约承担违约责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以及梁耀雄的诉求，广东省台山市××××××中间经济合作社等十一个发包方（以下统称发包方）并非何裕华和梁耀雄所签订涉案合同的当事人，本案实体处理结果与发包方亦无法律上利害关系，故梁耀雄上诉主张追加上述发包方为本案当事人，理据不足，本院不予准许。关于争议焦点二。何裕华与发包方分别签订十一份《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何裕华未举证证明其与梁耀雄签订《入股合同》《退股协议书》《转让合同补充协议》等涉案合同并将涉案土地承包权及相关资产转让给梁耀雄已取得发包方同意，在省高院于2017年12月13日作出民再537、538号民事判决生效之前，上述《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合同相对方仍为何裕华和发包方，何裕华仍需履行按时向发包方支付承包款的合同义务。省高院民再537、538号民事判决认定《退股协议书》《转让合同补充协议》合法有效，依据何裕华和梁耀雄签订《入股合同》关于“甲方（何裕华）保证该租赁合同的真实性和租赁期内的可持续性，并保证没有隐瞒对合同履行有冲突的其他因素和原因”《退股协议书》关于“甲方（何裕华）保留本场的法人代表资格（如本人不同意除外）”以及《转让合同补充协议》关于“保留甲方（何裕华）为鱼塘承包方”等合同约定内容，何裕华亦需按时向发包方支付承包款，以保证涉案《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得以继续履行。依据何裕华和发包方签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关于付款时间的约定，何裕华需在当年5月31日前缴纳当年承包款，逾期付款超过60天，发包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何裕华未按期缴纳2016年承包款，台山市××××××委会于2016年7月1日向何裕华发出《催款通知书》。何裕华主张其已向梁耀雄寄送《催款通知书》，梁耀雄对此予以否认，何裕华未能进一步举证其已向梁耀雄有效送达该《催款通知书》。同年10月27日，台山市××××××中间经济合作社、台山市××××××扫管塘经济合作社等向何裕华发送《解除合同通知书》，告知何裕华自2016年11月1日开始解除《农村土地承包合同》，要求合同解除后30天内搬离养殖场，并将鱼塘及相关资产交还发包方。何裕华主张其已向梁耀雄口头告知合同解除事宜，梁耀雄对此予以否认，何裕华未能进一步举证其已向梁耀雄履行告知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的规定，何裕华对解除通知未提出异议，亦未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发包方基于与何裕华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解除后收回涉案土地及相关资产，并于2017年4月25日将涉案土地及相关资产另行发包给海大公司。发包方解除与何裕华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后，何裕华已无权向梁耀雄转让涉案土地及相关资产，发包方另行发包海大公司后，何裕华与梁耀雄签订的《转让合同补充协议》等涉案合同事实上已不能继续履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的规定，何裕华未能严格履行其与梁耀雄所签订涉案合同所约定的合同义务，构成违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的规定，何裕华应承担违约责任，梁耀雄诉求何裕华赔偿损失，符合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关于损失认定的问题。涉案《转让合同补充协议》约定“在租赁期内，由乙方（梁耀雄）自行支付653亩鱼塘租金”，梁耀雄自认其从2014年4月起向台山市四九镇上坪经济合作社通过银行转账支付2014年和2015年的承包款。发包方未对付款方身份提出异议，梁耀雄未按时支付2016年承包款而辩称系发包方以梁耀雄非承包方予以拒收，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该辩解，另外，梁耀雄亦未举证证明其将发包方拒收2016年承包款的情况及时告知何裕华。何裕华与梁耀雄签订涉案合同后已将其与发包方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移交梁耀雄，梁耀雄对承包合同中关于付款期限以及逾期付款后果均已知晓，梁耀雄未能依据前述《转让合同补充协议》关于租金支付的约定按时向发包方转账支付2016年承包款，以致发包方向何裕华发出解除通知，梁耀雄对此存在过错，应承担一定的违约责任。结合发包方向何裕华发出解除通知要求搬离时间以及梁耀雄自认于2016年11月搬离渔场，本院认定梁耀雄自2016年12月起未再使用涉案土地及相关资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和第一百二十条“当事人双方都违反合同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何裕华和梁耀雄签订涉案合同约定租赁期限自2014年4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共81个月），梁耀雄向何裕华支付租赁期间的使用对价3443137元，梁耀雄已使用涉案土地及相关资产共32个月（2014年4月1日至2016年11月30日），剩余租赁期限共49个月（2016年12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不能继续履行的合同损失应由何裕华和梁耀雄共同承担，即2082885元（3443137元÷81个月×49个月）应由何裕华和梁耀雄各承担一半，何裕华应向梁耀雄赔偿1041442.5元。另外，梁耀雄主张何裕华赔偿孵化池投资建设损失以及甲鱼养殖可得利益损失，本院认为，梁耀雄未举证证明其投资建设孵化池以及投入金额，亦未能举证证明其养殖甲鱼数量及产出情况，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梁耀雄对此承担举证不足的不利后果。况且，承前所述，梁耀雄对发包方解除承包合同以致其与何裕华所签订涉案合同不能继续履行亦存在过错，梁耀雄主张何裕华赔偿孵化池投资建设损失以及甲鱼养殖可得利益损失，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马惠如应否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何裕华和马惠如为夫妻关系，何裕华与台山市××××××中间经济合作社签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马惠如在乙方落款处签名。在何裕华和马惠如婚姻存续期间，何裕华和梁耀雄签订涉案合同进行转让交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四十三条“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从事个体经营或者承包经营的，其收入为夫妻共有财产，债务亦应以夫妻共有财产清偿”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第一款“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一）工资、奖金；（二）生产、经营的收益；（三）知识产权的收益；（四）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但本法第十八条第三项规定的除外；（五）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第一款“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的规定，马惠如未举证证明承包经营权转让收入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同时也不能证明何裕华与债权人梁耀雄对上述债务约定为个人债务的，应认定何裕华需向梁耀雄承担的上述赔偿损失为夫妻共同债务，马惠如对此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所述，梁耀雄的上诉请求有理部分，予以支持；无理部分，不予支持。一审判决部分实体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一百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台山市人民法院（2018）粤0781民初1978号民事判决；二、何裕华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梁耀雄赔偿1041442.5元，马惠如对此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梁耀雄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上述给付义务，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9170元和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梁耀雄负担43603元，由何裕华负担10567元。梁耀雄已预交一审案件受理费49170元和财产保全申请费5540元，多预交的11107元，由一审法院予以退回。何裕华应向一审法院补缴1056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9170元（梁耀雄已预交），由梁耀雄负担39578元，由何裕华负担9592元。梁耀雄多预交的案件受理费9592元，由本院予以退回。何裕华应向本院补缴案件受理费9592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吴春梅审 判 员 李炎途审 判 员 梁智坚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五日法官助理 李苏琴书 记 员 李慕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