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婺源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赣1130民初44号 原告：詹根沅，男，1965年3月30日出生，汉族，江西省婺源县人，农民，住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跃龙，江西学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洪盛丁，男，1960年7月10日出生，汉族，江西省婺源县人，农民，住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 原告詹根沅与被告洪盛丁义务帮工人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1月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詹根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跃龙、被告洪盛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詹根沅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共计人民币437,940元；2.本案的一切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20年8月13日19时左右，原告的儿子詹伟平接到被告的电话，被告叫原告的儿子詹伟平去工业园湖林诊所旁边帮他拿米，在去的路上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詹伟平死亡。2020年8月27日，婺源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对该起事故作出责任认定，认定事故由肇事者潘新豹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死者詹伟平不承担事故责任。事故发生后，经婺源县公安局交警大队调解，除去医疗费之外，肇事者潘新豹赔偿了原告各项损失共计人民币639,000元，对原告的其他损失没有赔偿。原告认为，原告的儿子当时接到被告的电话后，去为被告拿米，在去拿米的途中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损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有关规定：“帮工人因帮工活动遭受人身损害的，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告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综上所述，原告的儿子根据被告的要求，为被告去拿米，在途中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害，作为被帮工人的被告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现被告拒绝赔偿，其行为已经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依法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为支持自己的诉讼请求，向法庭提交了如下证据： 1、原告的身份证复印件一份，拟证明原告的身份情况； 2、《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一份，拟证明原告的儿子是在交通事故中死亡的； 3、《协议书》一份，拟证明原告的儿子因交通事故死亡，原告在事故中只得到了639,000元的赔偿，其他没有赔偿； 4、《询问笔录》复印件三张，拟证明原告的儿媳，也是被告的女儿洪玉萍，在婺源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所作的笔录，该笔录证明了詹伟平是在接到被告的电话去拿米的途中发生交通事故死亡的。 被告洪盛丁辩称，原告起诉的事实完全是颠倒黑白，是不负责任的瞎说。真实的情况是：原告的儿子詹伟平、妻子洪玉萍，还有五岁的儿子詹逸轩，因翻造房屋，他们一家三口就搭伙在我大女儿洪玉芳家吃饭，由于两个家庭合在一起吃饭，吃饭的人就多，消耗粮食也快，我作为两个女儿的父亲，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我是一个农民，自己自产粮食有余，就用约70斤的稻谷机成米送给两个家庭吃，也好让他们节省一些开支，我也没有想到女婿詹伟平在去拿米的途中出了车祸，成了永久的离别，上述情况有村民和村委会的证明为凭。女婿詹伟平发生车祸之后，我万分心痛不已，眼泪不知道流了多少，看着女儿洪玉萍成了“寡妇”，外甥詹逸轩成了没有父亲的儿童，我心里就不知道是什么滋味。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亲家的詹根沅竟然滥用法律手段来告我，说是死者詹伟平接到我的电话，去为我拿米，造成的事故损失由我承担负责，并且列出了清单，要我赔偿四十多万元，天底下哪有这种怪事，做了好事，反倒成为了“被告”。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还我本人一个清白。 洪盛丁为支持自己的答辩意见，提交了以下证据： 《证明书》一份，拟证明工业园区岭下村的二十一位村民，可以证明死者詹伟平、洪玉萍搭伙居住在洪玉芳家中时，两个家庭和睦相处，关系融洽，从没有发生不愉快之事。岭下村委会还加盖了公章，证明二十一位村民的证言属实。 本院在庭审过程中，依法组织了双方当事人互相对对方提交的证据进行了质证： 被告对原告提交的第一组、第二组证据没有异议；对原告提交的第三组证据即《协议书》，被告质证认为，詹伟平的死亡与我没有关系，我是不会赔偿的，而且那天我是打电话给女儿洪玉芳，没有打电话给死者本人；对原告提交的第四组证据即《询问笔录》，笔录上面并不能证明我直接打电话给死者，当天的真实情况是，我打电话给女儿洪玉芳，我没有叫死者去拿米，被告出门不一定是替我拿米。 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即《证明书》，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跃龙质证认为，首先，该《证明书》不符合法律的形式要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单位出具的证明应该由单位的负责人和经办人签名之后，再加盖公章；其次，该《证明书》和本案也没有任何关联，原告之所以起诉被告，是因为事发当天，死者接到了被告的电话后，被告叫死者去拿米，在去拿米的途中发生交通事故，至于他们两个家庭是否关系融洽，与本案的赔偿责任没有任何关系。 本院在听取了双方当事人的举证目的和质证意见之后，依法对双方当事人提交给法庭的证据进行了审查，对原告提交的第一组和第二组证据，被告未提出异议，本院经过审查，原告的身份证复印件与原告本人的真实信息一致，故本院依法确认其身份信息，《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上面有公安机关的公章，还有两个交通警察的签名，故本院依法确认其真实性，依法采纳死者詹伟平死于交通事故的事实；对原告提交的第三组证据即《协议书》一份，被告质证认为，该组证据与被告没有关联，本院经过查看《协议书》的内容，可以看出死者詹伟平的死亡赔偿得到了案外人潘新豹的赔偿，双方通过自愿协商的方式约定了赔偿费用，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予以采纳，但是否与被告有关系，确实无法证明，因为被告没有在上面签下任何字迹；对原告提交的第四组证据即《询问笔录》，该笔录是洪玉萍在婺源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所作的笔录，原告拟证明该笔录内容证明了詹伟平是在接到被告的电话去拿米的途中发生交通事故死亡的事实。被告质证认为，该笔录无法证明被告直接打电话给死者詹伟平去拿米。本院经过反复多次阅读该笔录内容，洪玉萍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为：“昨晚我们家正吃饭时，接到我父亲的电话，叫我们去工业园湖林诊所旁边去拿米，当时我丈夫吃完饭就驾车去湖林，结果快到21时他都没回来……”。通过这段陈述内容，确实无法得出“是洪盛丁直接打电话给詹伟平去拿米”的事实，但是通过这段话，以高度盖然性的标准，可以得出“詹伟平确实是去拿米的途中发生交通事故”的事实。故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纳，对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 根据双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和经审查确认在真实性上无误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20年8月13日19时左右，原告的儿子詹伟平驾驶无号“新大洲-本田”牌普通二轮摩托车，行驶至婺源县工业园太子桥加油站路段时，与案外人潘新豹驾驶的赣Ｅ×××××号“新大洲-本田”牌普通二轮摩托车发生碰撞，当场造成詹伟平受伤，后经医院抢救无效于2020年8月20日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2020年8月27日，婺源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肇事者潘新豹应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死者詹伟平不承担事故责任。该起交通事故经婺源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组织调解，除去医疗费之外，肇事者潘新豹赔偿了死者的家属各项损失共计人民币639000元。原告詹根沅认为，儿子詹伟平之所以当晚发生交通事故导致死亡，是因为当晚接到了被告的电话，去工业园为被告拿米，在去拿米的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所以，根据法律的相关规定，詹伟平与被告形成了帮工人与被帮工人的法律关系，作为被帮工人的被告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而被告洪盛丁认为，当晚根本就没有打电话给詹伟平，是打电话给其大女儿洪玉芳（注：死者詹伟平妻子的姐姐），叫洪玉芳去拿米，该米是被告赠与给洪玉萍、詹伟平以及洪玉芳及其丈夫，两个家庭共同使用的。被告认为自己是做了好事，凭什么要承担赔偿的责任，而且还认为，詹伟平的死亡结果是因为交通事故直接造成的，与拿米没有任何关系。双方对此发生争执，原告于是起诉到人民法院，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被告承担赔偿责任。 本案最关键的争议焦点是：詹伟平与被告洪盛丁之间是否构成义务帮工的法律关系？被告洪盛丁是否对詹伟平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 本院认为，所谓义务帮工人受害责任纠纷是指为他人无偿提供劳务的义务帮工人，在帮工活动中遭受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所引起的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21年1月1日起实施）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帮工人在帮工活动中因第三人的行为遭受人身损害的，有权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有权请求被帮工人予以适当补偿。被帮工人补偿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所以，根据法律的相关规定，詹伟平与洪盛丁并不构成义务帮工的法律关系，因此，被告洪盛丁不用承担赔偿责任，具体理由分析如下： 1、从客观事实上分析。根据目前的证据，无法证明死者詹伟平当晚是接到了被告洪盛丁本人的电话，为洪盛丁去拿米。原告认为，从洪玉萍在交警大队所作的《询问笔录》中可以得出“洪盛丁叫詹伟平去拿米”。但是本院经过反复多次阅读该《询问笔录》，该笔录内容都无法反映当晚是洪盛丁直接打电话给詹伟平本人的。虽然从《询问笔录》中的内容以“高度盖然性”的标准，可以推断出，詹伟平是去拿米的途中发生的交通事故，但是，具体是谁指使去拿米的行为，从目前的证据看，并不能证明是洪盛丁指使他去拿米的。 2、从死亡原因上分析。詹伟平死亡的原因，是非常清楚明确的，是由于肇事者潘新豹的交通肇事行为，并不是“在拿米时”造成的死亡结果。根据法律的规定“帮工人必须要在帮工活动中遭受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才有可能要求被帮工人赔偿损失。而本案中，死者詹伟平当晚根本就没有到达“大米的现场”，更没有接触到大米，也没有看到大米，只是在去拿米的路上就发生了交通事故，其死亡原因与拿米本身毫无关系，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在帮工活动中遭受人身伤害”的范围。假如，死者詹伟平当晚到达了“大米的现场”已经拿到了大米，他是在扛米或者拿米时，不小心摔了一跤，导致人身伤害或者死亡的，还有可能属于“在帮工活动中遭受的人身伤害”范围。 3、从拿米目的上分析。要成立“义务帮工的法律关系”，一般情形下，帮工人要为被帮工人提供一定的劳务，完成一定的工作任务或者提供一定的劳动成果，通俗一点讲“你义务帮我做事、我得到做事的好处”。本案中，经过开庭调查，洪盛丁从乡下拿了大约五、六十斤的大米，放在工业园湖林诊所旁边，洪盛丁作为一个农民，为什么好端端只拿五、六十斤的大米放在工业园？为什么叫两个女儿的家庭派人去拿大米？以一个正常人的理解，应该不是来县城“做生意、卖大米”。假如：洪盛丁是以卖大米为目的的，当晚叫两个女儿的家庭派人去拿自己的大米，方便自己第二天去售卖，那么去拿大米的人，还可以说是替洪盛丁做事，提供义务帮工。据洪盛丁本人陈述，之所以拿这五、六十斤的大米到县城，是想赠与给两个合租家庭的开销所用。虽然这个陈述，是洪盛丁的“单方面陈述”，但是结合大米的数量、两个家庭合租的事实以及洪盛丁是农民的身份等因素综合分析判断，洪盛丁符合赠与大米的特征和情况。 综上所述，根据目前的证据，无法证明被告洪盛丁直接指使死者詹伟平去工业园拿米，同时，根据死者詹伟平的死亡原因以及洪盛丁赠与大米的目的，都无法认定洪盛丁承担赔偿责任，故本院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予以驳回。 本院认为，詹伟平的死亡是因为交通事故造成的，本院相信，对于詹伟平的死亡，不仅作为父亲的詹根沅伤心难过，作为岳父的洪盛丁肯定也会难过，詹伟平的死亡是所有人都不愿看到的结果。本院对于詹伟平的不幸死亡也表示深感惋惜，对詹伟平的家属表示深切的同情和慰问。面对本案的悲剧，本院同詹伟平的家属一样，心情比较沉重。但依法办案是人民法院的职责所在，人民法院作为居中裁判的审判机关，必须要在证据材料的基础上，根据法律规定，严格依法作出公正的裁判。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詹根沅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7870元，减半收取计3935元，由原告詹根沅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吴 刚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五日 书记员 余秀婷 书记员 董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