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151民初3479号原告：范定英，女，汉族，1940年12月24日出生，重庆市铜梁区人，住重庆市铜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冉星志，重庆市铜梁区巴川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宋光文，男，汉族，1969年10月3日出生，重庆市铜梁区人，住重庆市铜梁区。被告：袁孝玲，女，汉族，1973年5月27日出生，重庆市铜梁区人，住重庆市铜梁区。第三人：宋光容，女，汉族，1962年8月18日出生，重庆市铜梁区人，住重庆市铜梁区。第三人：宋光甫，男，汉族，1964年06月26日出生，重庆市铜梁区人，住重庆市铜梁区。第三人：宋光杰，男，汉族，1974年02月13日出生，重庆市铜梁区人，住重庆市渝中区。原告范定英与被告宋光文、袁孝玲赠与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13日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唐静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审理中，因工作原因，承办人变更为王菊芳继续审理。因案情需要，本院依法追加宋光容、宋光甫、宋光杰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原告范定英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冉星志，被告宋光文、袁孝玲到庭参加三次庭审，第三人宋光甫、宋光杰到庭参加第二次、第三次庭审，宋光容到庭参加第二次庭审，宋光容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第三次庭审，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范定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１、依法确认宋光文和袁孝玲伪造的《赠与协议》无效；2、判决宋光文和袁孝玲将重庆市铜梁区××镇××街××号××幢××号住房产权还给范定英；3、本案诉讼费由宋光文和袁孝玲承担。事实及理由：范定英丈夫宋某某原系县公安局退休民警，1999年3月参加铜梁县公安局职工集资建房，范定英及宋某某合法取得住房一套，位于铜梁区××镇××街××号××幢××号，建筑面积139.07平方米，房屋产权证号：209字第0××2号。2001年8月28日，宋某某不幸因病逝世。范定英系宋光文之母，宋光文和袁孝玲原系夫妻，生育一子宋袁。2005年5月24日，宋光文和袁孝玲在铜梁县民政局登记协议离婚。2020年5月26日，宋袁起诉宋光文和袁孝玲要求将铜梁区巴川镇迎宾街85号Ｂ2幢302号房屋过户登记给宋袁，一审开庭审理时范定英前往铜梁法院旁听，才得知宋光文和袁孝玲在离婚时将范定英所有的房屋赠与宋袁。范定英遂向铜梁区国土房管局申请查阅档案资料，获悉2003年1月26日，宋光文和袁孝玲在范定英丈夫去世后近两年后伪造赠与协议，将范定英及宋某某所有的房屋擅自变更在宋光文和袁孝玲名下。宋光文和袁孝玲的行为严重损害了范定英的合法权利，据此，特诉请人民法院依法查明事实，判决如前诉讼请求，保护范定英的合法权益。范定英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明确第2项诉讼请求为：要求宋光文和袁孝玲将位于重庆市铜梁区××镇××街××号××幢××号房屋过户登记至范定英及宋某某名下。宋光文辩称：认可范定英的诉讼请求，案涉房屋确实是范定英和宋某某在公安局集资建房时取得，2003年我和袁孝玲夫妻二人关系不怎么好，她提醒我们现在没有房子住，以后范定英去世了，我的兄弟姐妹比较多，要涉及到分房产，袁孝玲在房管局有熟人，就在其帮助下写了一份赠与协议，将范定英及宋某某的房屋过户到宋光文和袁孝玲名下，范定英当时不知情。袁孝玲辩称：不认可范定英的诉讼请求，赠与协议不是伪造的，案涉房屋虽然的确是公安局的集资建房，但是购房款是宋光文和袁孝玲共同出资的。2001年9月6日，宋某某还在世的时候写了一份析产协议，宋光文的兄弟姐妹在协议中都放弃了案涉房屋的继承权，但是当时没有办理过户，因为公安局说只认范定英及宋某某。2003年1月26日，宋光文按照之前的析产协议写了一份赠与协议，写了之后我和宋光文就去房管局将案涉房屋过户到我们二人名下，之后我和宋光文协议离婚，就约定将房屋过户到我和宋光文之子名下。宋光容述称：不清楚《申请》和《赠与协议》上范定英的签字是否是范定英本人书写，我没有在《申请》和《赠与协议》上签过字。宋光杰述称：不清楚《申请》和《赠与协议》上范定英的签字是否是范定英本人书写，我没有在《申请》和《赠与协议》上签过字。《申请》上也没有明确表示放弃对案涉房屋的继承，没有任何文件表示我们放弃了继承权。宋光甫述称：不清楚《申请》和《赠与协议》上范定英的签字是否是范定英本人书写，我没有在《申请》和《赠与协议》上签过字。我认为房子应该给宋袁。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宋某某与范定英系夫妻关系，二人婚内育有一女三子：宋光容、宋光文、宋光杰、宋光甫。宋某某原系原铜梁县公安局民警，于2001年8月28日去世。宋光文与袁孝玲于1994年9月21日登记结婚，婚后育有一子宋袁，二人于2005年5月24日协议离婚。1999年3月10日，宋某某（乙方）与原铜梁县公安局（甲方）签订《铜梁县公安局职工集资建房协议》一份载明：甲方经批准在××镇××花园内集资新建干警住宅，乙方自愿申请参加集资建住宅；乙方根据需房情况，确定集资建房的户型为建筑面积135.31㎡，按每平方米成本300元集资，乙方对该房屋享有完全户权；乙方分三次缴清集资款，第一次在签约时，第二次在主体完工后的10日内，第三次在住宅竣工验收合格后的10日内；甲方在住宅竣工验收合格后的30日内将集资住房交付乙方使用，负责为乙方办理有关住房完全户权手续，乙方提交所需证明材料给甲方，产权手续所需费用由甲方承担，乙方若代替他人集资或者集资后又转让给他人的，甲方不予办理该房屋的有关产权手续；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方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协议还约定了其他事项。协议尾部加盖有铜梁县公安局的公章，集资人处签有“宋某某”，并书“袁孝玲代”。案涉房屋修建后，宋某某、范定英向原铜梁县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以下简称原房管局）申请办理产权手续，该局经审查后就案涉房屋为二人办理产权证，证号为房权证209字第0××2号，房屋坐落于铜梁县××镇××街××号××幢，所有权人为宋某某和范定英。2001年9月6日，范定英向原铜梁县户籍产权监理所提交《申请》一份，内容为：铜梁县户籍产权监理所：申请人范定英现年61岁，居民，宋某某64岁，铜梁县公安局退休干部（于2001年8月28日病故），夫妻二人住××镇××宿舍××单元××号。其夫宋某某生病前本单位在××镇××街××号（金盾花园）处，组织集资修建住宅楼，位于一单元1-2号，建筑面积135㎡，因我夫妻二人无钱参与集资建房，但为了不放弃集资建房的权利，经我们全家共同商量，以我夫宋某某与本单位签订集资建房协议，集资款由二儿宋光文、袁孝玲夫妻俩负责全部缴纳，新房所有权归宋光文、袁孝玲夫妻二人所有，希准予转房为感，特此申请。尾部申请人处有“范定英”签字，证人“宋光杰”、“宋光甫”、“宋光容”签字。证人处原还有宋光文签名，后宋光文经提醒不用签字，遂用笔将其名字划掉。2003年2月13日，宋光文和袁孝玲向原房管局申请办理变更过户，初审意见载明：宋光文和袁孝玲夫妇于2003年1月受赠于父母宋某某、范定英坐落在××镇××街××号的住宅房屋一套，该房屋系砖混结构，位于第三层，建筑面积139.07㎡，房屋价值63100元。有原房权证209字第0××2号、土地证复印件、交易估价结果通知、赠与协议、婚姻及身份证复印件，房屋产权无争议。该局经审查后于2003年2月21日向宋光文和袁孝玲发放房屋产权证（房权证209字第0××9号）。上述登记材料的《赠与协议》内容为：赠与人：宋某某，男，65岁，铜梁县公安局退休干部，范定英，女，巴川镇居民，夫妻二人住××镇××宿舍××单元××号，本人宋某某与本单位在××镇××街××号（金盾花园）处，组织集资修建住宅楼，位于一单元1-2号，建筑面积139.07㎡，因我夫妻二人无钱参与集资建房，但为了不放弃集资建房的权利，经我们全家共同商量，以我宋某某与本单位签订集资建房协议，集资款由二儿宋光文、袁孝玲夫妻俩负责全部缴纳，新房所有权归宋光文、袁孝玲夫妻二人所有，希准予转房为感。赠与人处签有“宋某某、范定英”签字，并加盖手印。受赠人处签有“宋光文、袁孝玲”签字，另有“见证人：范某”签字，落款时间为2003.元月.26。2005年5月24日，宋光文与袁孝玲协议离婚，双方在离婚协议中约定，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位于重庆市铜梁县××镇××街××号××栋有住房约140平方米，归婚生子宋袁所有，其余共同财产全部归女方所有。2020年5月26日，宋袁以宋光文、袁孝玲为被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1、要求宋光文、袁孝玲将铜梁县××镇××街××号××幢××号房屋过户登记给宋袁；2、要求宋光文赔偿因未履行协议给宋袁造成的损失7万元；3、案件受理费由宋光文负担。宋光文辩称，宋袁的学费及生活费宋光文一直负担了的，宋袁成年后游手好闲，到处借钱，案涉房屋过户后宋袁就要出卖，不同意将案涉房屋过户给宋袁。袁孝玲辩称，同意将案涉房屋过户给宋袁。本院经审查后于2020年7月2日作出（2020）渝0151民初2419号民事判决，判决：一、宋光文、袁孝玲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协助宋袁将位于铜梁县××镇××街××号××幢××号房屋（房地证号：房权证209字第0××9号）的权属变更登记至宋袁名下；二、驳回宋袁的其他诉讼请求。宋光文不服该判决，上诉至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该院正在审理中。范定英在庭审中表示，《申请》和《赠与协议》尾部的“范定英”均不是其本人所签，是宋光文和袁孝玲伪造，袁孝玲主张系范定英本人书写，并向本院申请进行司法鉴定。本院依法委托重庆市公信物证司法鉴定所对《申请》和《赠与协议》尾部“范定英”的签名进行司法鉴定，该鉴定所经鉴定，作出渝公信［2020］文鉴字第144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申请》和《赠与协议》上的签名字迹是范定英所写。袁孝玲支付鉴定费用5000元。范定英对该鉴定结果不予认可，并申请对《赠与协议》上“范定英”签名上的指纹进行鉴定，因《赠与协议》中宋某某、范定英的指纹不具备鉴定条件，未予鉴定。第三人宋光容、宋光杰、宋光甫表示，从未在《申请》上签名，并向本院申请对《申请》上三人的签名进行司法鉴定，本院依法予以准许，并委托重庆市科证司法鉴定所进行司法鉴定，该所经鉴定作出渝科证[2020]文/痕鉴字第14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为《申请》上宋光容、宋光杰、宋光甫三人的签名字迹与同名样本签名字迹是出自同一人的笔记。宋光容、宋光杰、宋光甫三人支付鉴定费用6600元。范定英在庭审中举示《放弃继承权申明书》一份，内容为宋光容、宋光甫、宋光文、宋光杰自愿放弃宋某某和范定英所有的位于铜梁县××镇××街××号的房屋［产权证号：铜县字第20526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号：铜国用（1998）字第6××6号］对宋某某遗产部分的继承。重庆市铜梁县公证处进行了公正。为证明《赠与协议》上见证人范某的签名不属实，范定英申请范某（范定英弟弟）本人出庭作证，范某在庭审中表示，从未在《赠与协议》上签名，1996年至2008年期间都在昆明，每年只有春节回来过两三天。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以及范定英举示的（2020）渝0151民初2419号民事判决书、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病故证明书、火化证、铜梁县公安局证明（2001年7月26日）、范定英及宋某某身份证复印件、铜梁县公安局职工集资建房协议、现场登记查勘表、房屋墙界申报表、重庆市私有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书、房屋产权证（房权证209字第0××2号）、重庆市房政管理收费收据、重庆市房地产交易收费发票、重庆市房地产交易所业务受理单、袁孝玲和宋光文的结婚证和身份证复印件、《赠与协议》、估价对象基本情况及估算过程、交易估价结果通知、现场登记查勘表、房屋墙界申报表、重庆市城镇房屋所有权登记审批表、重庆市铜梁县私有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书、放弃继承遗产声明书和公证书，袁孝玲举示的《铜梁县公安局职工集资建房协议》《铜梁县公安局关于集资建房第二次缴款的通知》《铜梁县公安局关于集资建房第三次缴款的通知》《铜梁县公安局关于金盾花园集资建房的决算通知》《申请》（2001年9月6日）、现场登记查勘表、房屋墙界申报表、重庆市私有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书、房屋产权证（房权证209字第0××2号）、重庆市房政管理收费收据、重庆市房地产交易收费发票、重庆市房地产交易所业务受理单、袁孝玲和宋光文的结婚证和身份证复印件、《赠与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有土地使用证［铜国用（2001）字第2852号］、离婚协议书、房屋产权证（房权证209字第0××9号）、转让房屋时产生的费用票据7张、房屋装修清单36张、借款流水清单1张、《关于转发金盾花园管委会关于的通知》《关于加强“金盾花园”住宅区管理的通知》，以及《重庆市公信物证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渝公信［2020］文鉴字第144号）、《重庆市科证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渝科证［2020］文／痕鉴字第147号），证人范某的证人证言等证据在案，这些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经庭审质证和本院审查，可以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范定英认为，《赠与协议》系宋光文和袁孝玲伪造，且恶意串通，损害了其他人的合法权益，也系无权处分，所以请求法院确认无效。关于《赠与协议》的效力，本院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第一，《赠与协议》是否系伪造？范定英主张其从未去过房管局，也没有在《赠与协议》上签过字，《赠与协议》系宋光文和袁孝玲伪造。但从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来看，经重庆市公信物证司法鉴定所对《赠与协议》上范定英本人的签字进行司法鉴定，鉴定结论为签名字迹是范定英所写。虽然范定英对该鉴定结论不服，但未举示相反证据推翻鉴定结论，对该鉴定结论，本院予以采信。宋光文和袁孝玲确认《赠与协议》上二人签字的真实性，故本院确认《赠与协议》系范定英作为赠与人与受赠人宋光文和袁孝玲签订，不存在伪造。宋光文在庭审中认可《赠与协议》系伪造，主张范定英未在《赠与协议》上签字。本院认为，司法鉴定结论的证明力明显大于宋光文的陈述的证明力，且范定英与宋光文系母子关系，基于二人特殊的血亲关系，本院确认宋光文的自认不对袁孝玲发生法律效力。至于见证人范某是否在《赠与协议》上签字，与本案的待证事实不产生直接的法律后果，本院不予评判。第二，《赠与协议》是否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权益？所谓恶意串通，是指行为人与相对人互相勾结，为谋取私利而实施的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具有明显的不法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范定英应当举示证据证明其与宋光文和袁孝玲在签订《赠与协议》时存在恶意串通的故意和行为，并且要足以排除合理怀疑。本案中，范定英不认可参与《赠与协议》的签订，也未举示其他充足的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恶意串通的事实，故范定英关于《赠与协议》构成恶意串通的理由不能成立。第三，《赠与协议》是否系无权处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由此可见，当事人在无权处分的情况下签订的合同，并不当然无效，其效力处于待定状态。如有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则合同归于有效。案涉房屋系宋某某以原铜梁县公安局退休职工的名义参与集资，修建后登记在宋某某和范定英名下，故案涉房屋原为宋某某和范定英共同所有。宋某某于2001年8月28日去世，案涉房屋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范定英享有50%的份额，其余50%为宋某某的遗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规定，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在没有证据证明宋某某死亡前立有遗嘱或遗赠抚养协议时，宋某某的遗产应当按照法定继承办理。宋某某死亡时，其第一顺位继承人有：妻子范定英，子女宋光容、宋光甫、宋光杰和宋光文。案涉房屋的50%应当由范定英、宋光容、宋光甫、宋光杰和宋光文五人继承。2001年9月6日，宋某某死亡后，范定英、宋光容、宋光甫、宋光杰在《申请》上签字，确认了“新房（案涉房屋）所有权归宋光文、袁孝玲夫妻二人所有”这一事实。虽然范定英、宋光容、宋光甫、宋光杰没有在《申请》中明确表示放弃对宋某某遗产的继承，但是明确房屋产权归宋光文和袁孝玲夫妻所有，已经清晰明确地确认了四人不再要求案涉房屋的继承权。所以，范定英一人有权在《赠与协议》上签字，并将案涉房屋赠与宋光文和袁孝玲，不构成无权处分。第四，赠与协议是否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1、范定英与宋光文和袁孝玲签订《赠与协议》时，双方均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具有签订合同的民事行为能力；2、范定英在2001年9月6日的《申请》上签字确认，该《申请》明确载明“因我夫妻二人无钱参与集资建房，但为了不放弃集资建房的权利，经我们全家共同商量，以我夫宋某某与本单位签订集资建房协议，集资款由二儿宋光文、袁孝玲夫妻俩负责全部缴纳，新房所有权归宋光文、袁孝玲夫妻二人所有”，无论陈述的无钱集资、集资款由宋光文和袁孝玲缴纳等是否属实，“新房（案涉房屋）所有权归宋光文、袁孝玲夫妻二人所有”的意思表示是真实的。即范定英在签订《赠与协议》前，也曾明确表示过房屋的所有权归属宋光文和袁孝玲，与范定英在《赠与协议》中的意思表示一致，所以本院确认范定英签订《赠与协议》的意思表示真实；3、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赠与给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的合同。范定英将登记在自己名下的案涉房屋赠与宋光文和袁孝玲，受赠人宋光文和袁孝玲表示接受赠与，该赠与合同不违反法律规定。且从庭审查明的情况来看，现范定英个人名下有位于重庆市铜梁区××街道××街××号的房产一处，并非无房可居住，所以，签订《赠与协议》也不违背公序良俗。另，从逻辑关系上看，宋某某生前有配偶一人，子女四人，宋某某的儿媳袁孝玲作为购买争议房屋的具体经办人代签了《铜梁县公安局职工集资建房协议》，且该协议一直由袁孝玲保管至今；其次，袁孝玲和宋光文将案涉房屋办理变更登记过户至二人名下至今已经18年，中途还经历了二人离婚事件，中间无任何人提出过异议；结合袁孝玲举示的原铜梁县公安局关于缴纳集资建房款的通知、部分装修单据等，能够形成证据锁链，证实宋光文和袁孝玲实际参与案涉房屋的集资建房的事实。综上所述，范定英在签订《赠与协议》时系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有权对其所有的财产进行处分，该《赠与协议》真实，不存在欺诈、胁迫签订的情形，也无恶意串通损害他人权益，不涉及无权处分，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也没有上述法律关于合同无效的情形，是合法有效的协议。范定英请求确认《赠与协议》无效，本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如前所述，本院已经确认《赠与协议》的真实有效性，案涉房屋也自2003年起依据《赠与协议》变更登记在宋光文和袁孝玲名下，范定英要求宋光文和袁孝玲将位于重庆市铜梁区××镇××街××号××幢××号房屋过户登记至范定英及宋某某名下，没有法律及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五条、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范定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40元，第一次鉴定费5000元，共计5040元，由原告范定英负担；第二次鉴定费6600元，由宋光容、宋光甫、宋光杰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王菊芳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刘 雨书 记 员 周礼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