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川01民终56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江苏恒泰易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东港镇港王路9号。 法定代表人：黄振龙，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萍，江苏英特东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安娜，江苏英特东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成都同捷汽车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金堂县成都-阿坝工业集中发展区湖南路西段2号。 法定代表人：雷海侠，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帅，男，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超，男，该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同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南芦公路160弄1号1-2层。 法定代表人：雷海侠，职务不详。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成阿发展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金堂县成阿工业园区标准厂房17号楼。 法定代表人：黄政权，职务不详。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超，四川明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思龙，四川明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江苏恒泰易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成都同捷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同捷公司）、上海同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同捷公司）、四川成阿发展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阿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金堂县人民法院（2020）川0121民初46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的规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恒泰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恒泰公司的一审诉请；2.本案诉讼费用由成都同捷公司、上海同捷公司、成阿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恒泰公司主张其与成都同捷公司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并已履行相应供货、结算的事实缺乏证据支持”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一审判决未就发票的抵扣事宜和成都同捷公司经办人员的具体情况进行调查；2.一审判决认为姚占功的行为不是履行成都同捷公司的职务行为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认定职务行为应结合实际情况，而不能仅依据劳动合同关系作出判断；3.恒泰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充分证明恒泰公司和成都同捷公司存在供货往来的事实。姚占功代表成都同捷公司和恒泰公司签订了《商务配套协议》，代表成都同捷公司对2018年9月之前恒泰公司所供产品的数量和价款进行了确认，且让恒泰公司开具相应增值税发票给成都同捷公司，经查“41510534号、16041841号江苏增值税专用发票”已经被成都同捷公司认证并抵扣。 被上诉人成都同捷公司辩称，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被上诉人成阿公司辩称，恒泰公司并未证明其向成都同捷公司交付了符合《商务配套协议》约定的车型为AM130的货物。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上海同捷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也未发表答辩意见。 恒泰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成都同捷公司支付恒泰公司货款104,753.07元及利息损失（自提起诉讼的2020年9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上海同捷公司、成阿公司对成都同捷公司的付款义务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成都同捷公司、上海同捷公司、成阿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5月5日、6月20日、6月23日、7月12日、7月12日、2019年2月26日，恒泰公司六次向苏州市高新区五台山路528号的苏州同捷汽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下称苏州同捷公司）地址进行送货，上述六次送货的六份送货单分别载明：货品名称为直流充电插座总成、交流充电插座总成、便携式交流充电枪、交流充电桩、直流充电总成等；型号规格为2107010-YAM32-S10、2107020-YAM32-S10、2107030-YAM32-S10、2107020-OSMO、2107040-OSMO等；单价为铅笔填写，2107010-YAM32-S10为437、2107020-YAM32-S10为385+218、2107030-YAM32-S10为611+224×2、2107020-OSMO为385+218等；本单视作合同，签字后生效，请注意清点物品；收货人及经办人（盖章）处签署“姚占功”名字。 2018年8月31日，姚占功在恒泰公司对账单上签名确认：随车充电桩2107040-0SM0，数量5、单价1773.71元，合计8868.55元；便携式交流充电枪2107010-OSMO，数量42，单价433.26元，合计18,197.13元；交流充电插座总成2017020-OSMO，数量42、单价597.85元，合计25,109.54元；直流充电插座总成2017030-OSMO，数量42，单价1049.95元，合计44,097.85元。以上共计96,273.06元。2018年9月10日，恒泰公司出具了单位名称为成都同捷公司、金额为96,273.07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2019年3月20日，姚占功在恒泰公司对账单上签名确认：便携式交流充电枪（包含），数量5，单价371元，合计1855元；交流充电插座总成，数量5，单价427元，合计2135元；直流充电插座总成，数量5，单价898元，合计4490元。以上共计8480元。2019年3月20日，恒泰公司出具了名称为成都同捷公司、金额为848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2018年8月28日，甲方成都同捷公司与乙方恒泰公司签订了一份《产品开发商务配套协议》，约定甲乙双方就乙方参与甲方AM130交直流充电插座、充电枪总成项目开发工作，并试制甲方所开发的汽车零部件事宜达成本协议，在签署《采购基本合同》之前，此协议作为甲乙双方项目合作及采购产品和服务的基础；另双方还约定了按《技术开发合同》约定乙方负责相关零部件的开发试制工作；甲方开发小组成员为刘振辉；在未签订《采购基本合同》前适用《产品价格明细表》；附件一《产品价格明细表》（含16%增值税、含运费及包装、含模摊的到厂价格）低配、高配通用：充电枪包含）2107010-OSMO，单位套，单价371元；交流充电插座总成2107020-OSMO，单位套，单价427元；直流充电插座总成（70平）2107030-OSMO，单位套，单价898元。该协议尾部由甲乙双方加盖合同专用章，甲方系授权代表朱鹏华签字。 2018年8月17日，苏州同捷公司电器采购经理姚占功向恒泰公司发送AM130交直流充电插座、充电枪总成《产品开发商务配套协议》邮件；2018年9月3日，恒泰公司向姚占功邮箱发送成都同捷公司对账单，附件为2018年8月31日成都同捷公司对账单；2018年9月4日姚占功通过邮件回复恒泰公司，附言为附件是双方确认的账单事宜，请按照表格要求进行开票，附件为恒泰公司与成都同捷公司对账单。 成阿公司和上海同捷公司系成都同捷公司股东。2018年2月11日，成都同捷公司变更注册资本为33亿元，公司章程规定上海同捷公司出资17亿元，成阿公司出资16亿元；上海同捷公司出资时间为2018年12月31日前以现金形式出资3亿元，于2020年12月31日前以知识产权形式出资14亿元；成阿公司出资时间为2017年1月25日以现金形式出资1亿元，2018年12月31日前以现金形式出资5亿元，2020年12月31日前以实物形式出资10亿元；2018年3月27日，成阿公司以现金形式出资1.5亿元。2019年8月14日，成都同捷公司召开股东会修改公司章程，将股东出资时间变更为：上海同捷公司于2018年12月31日前以知识产权形式出资10亿元，于2020年12月31日前以知识产权形式出资4亿元、现金形式出资3亿元；成阿公司于2018年12月31日前以现金形式出资1.5亿元，于2020年12月31日前以现金形式出资4.5亿元、实物形式出资10亿元。在本案审理中，上海同捷公司和成阿公司均未举证证明因成都同捷公司的债务对外已完全承担了股东的补充赔偿责任。 上述事实，有送货单、对账单、《产品开发商务配套协议》、增值税专用发票、（2019）沪01民终14721号民事判决书、（2019）苏0206民初8149号民事判决书、邮件以及双方当事人当庭陈述意见在案为证。恒泰公司提供的关于成都同捷公司债务清偿的联络函等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一审法院不予采纳。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本案法律关系性质问题。虽恒泰公司在本案审理中同时向一审法院提供了《产品开发商务配套协议》、送货单、对账单等证据，但恒泰公司在庭审中称送货单六份中，除2019年2月26日这份送货单外的5份送货单，与《产品开发商务配套协议》不具有关系，系双方通过口头协商确定的产品买卖关系，其主要内容在送货单中予以体现；2019年2月26日这份送货单与《产品开发商务配套协议》相关，价格与《产品开发商务配套协议》中载明的一致，系提供的产品。为此，根据恒泰公司主张的案件事实，本案应为买卖合同关系，并不涉及《产品开发商务配套协议》中约定的样件开发等相关问题。 针对恒泰公司提供的送货单、对账单以及其当庭陈述的通过了口头协商，并经指定送货至苏州市苏州同捷公司的事实，作为合同相对方的成都同捷公司否认已经过了协商、收货、对账等基本事实，对此恒泰公司主张姚占功作为经办人代表了成都同捷公司，成都同捷公司也不认可，故姚占功在双方合同订立、履行过程中能否代表成都同捷公司成为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1.姚占功是否为职务行为。首先成都同捷公司否认姚占功系其公司员工，且根据恒泰公司提供的邮件证据显示，姚占功系苏州同捷公司员工，故姚占功的行为不可能系履行成都同捷公司职务行为；2.姚占功是否系履行授权行为。恒泰公司在本案审理中并未提供直接的授权文书相关证据，仅有2018年8月17日姚占功向恒泰公司发送AM130交直流充电插座、充电枪总成《产品开发商务配套协议》邮件，姚占功参与发送该邮件，仅能证明姚占功发送了与成都同捷公司相关的合同，但并不能证明姚占功所获得的授权范围，且恒泰公司当庭陈述双方是通过口头协商订立的买卖合同，发生的时间是在双方签订《产品开发商务配套协议》之前，故不能确认姚占功已取得了订立买卖合同的授权；3.姚占功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从本案已查明的案件事实看，恒泰公司提供第一次送货前，也就是双方形成买卖合同关系时，并无任何证据显示姚占功有权代理成都同捷公司或让恒泰公司有理由相信姚占功具有代理权，故姚占功的行为不能构成表见代理；4.针对合同的具体履行情况。根据恒泰公司所述，是将产品运送至苏州同捷公司处，对此，恒泰公司一无证据证明将产品运送至苏州同捷公司是受成都同捷公司指定，二无证据证明系成都同捷公司签收，故不能说明恒泰公司与成都同捷公司间事实上履行了合同义务；5.针对对账结算。恒泰公司的邮件证据及结算单仅能反应出是苏州同捷公司的姚占功所为，不能说明与成都同捷公司有关；6.针对恒泰公司给成都同捷公司出具增值税发票的问题。虽成都同捷公司当庭没有明确是否收到该发票，且在庭后也没有按法庭指定期间回复确切意见，即使推定恒泰公司主张的已向成都同捷公司出具了增值税发票这一事实成立，单从单方交付发票，也不能确定系恒泰公司履行买卖合同义务并进而得出双方具有买卖合同关系的结论。综上，恒泰公司主张其与成都同捷公司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并已履行相应供货、结算的事实缺乏证据支持，其请求成都同捷公司支付下欠的货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进而上海同捷公司、成阿公司亦不应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为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恒泰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198元，由恒泰公司负担。 本案二审期间，恒泰公司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1.恒泰公司的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信息，拟证明恒泰公司原名“无锡通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2.上海同捷公司、成都同捷公司、苏州同捷公司的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信息，拟证明三家公司存在关联，管理人员存在交叉重合；3.恒泰公司与王佳颖、姚占功、刘忠颖的往来邮件，拟证明上海同捷公司和苏州同捷公司的工作人员可以代表成都同捷公司与恒泰公司进行对接；4.2017年9月5日恒泰公司与成都同捷公司签订的《产品配套协议》《价格协议》及12月25日签订的《样件订单合同》，拟证明成都同捷公司与恒泰公司就案涉标的进行了约定，恒泰公司依照约定发出了相应的货物；5.恒泰公司送货单两份，拟证明恒泰公司在本案诉争标的发货前向成都同捷公司发送了两批货物。经质证，成都同捷公司与成阿公司对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本院认为，关于证据1，该证据可以证明恒泰公司的曾用名情况，本院予以采信；关于证据2，该证据仅能反映成都同捷公司、上海同捷公司、苏州同捷公司企业公示信息，虽然三家公司存在关联，但不能直接认定三家独立的企业法人存在混同的情形，故本院不予采信；关于证据3，该三份邮件中王佳颖落款处为上海同捷公司，姚占功、刘忠颖落款处均注明苏州同捷公司，即三人在邮件中均明确表示其各自代表的公司，恒泰公司以该邮件证明其三人可以代表成都同捷公司显然存在基本权利外观上的矛盾，在恒泰公司未进一步核实上述人员身份及代理权限的情况下，仅凭该往来邮件证据就贸然认定三人可以代表成都同捷公司，明显缺乏主观善意，故本院对于该份证据不予采信；关于证据4，该三份合同经合同相对方成都同捷公司质证认可其真实性，故本院对于该组证据予以采信；关于证据5，该送货单并非恒泰公司主张的本案所涉债权而产生，与本案所涉债权债务关系不存在直接关联，故本院对于该组证据不予采信。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予以确认。 另查明，恒泰公司原名无锡通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017年9月15日，无锡通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与成都同捷公司分别签订案涉《产品配套协议》和《价格协议》，《产品配套协议》中载明无锡通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应按照成都同捷公司要求的交货时间节点送达成都同捷公司指定地点，《价格协议》第二条载明，成都同捷公司指定供货地点为四川省成都市金堂县成都-阿坝工业集中发展区湖南路西段2号。 2017年12月22日，无锡通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与成都同捷公司签订《样件订单合同》，该合同中第五条约定，交（提）货方式、地点为上海浦东新区南芦公路160号，如有变化双方协商。 二审庭审中，恒泰公司主张本案债权所涉的5张送货单（2019年2月26日送货单除外）是因履行《样件订单合同》而产生。该陈述与一审中恒泰公司陈述该送货单的价款系双方口头约定存在矛盾。此外，恒泰公司主张案涉6张送货单对应的产品实际送往了江苏省苏州市××路××号，该地址据恒泰公司陈述系苏州同捷公司所在厂房。 本院认为，由于案涉买卖合同纠纷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施行之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本案应适用案涉买卖合同纠纷发生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 关于恒泰公司所主张的因案涉6张送货单所产生的本案诉争欠款是否是成都同捷公司因履行案涉《产品配套协议》《价格协议》《样件订单合同》而向恒泰公司购买。对此：1.案涉6张送货单据上并未载明送货对象，也未载明送货地址，仅有姚占功在“收货人及经办人”处签字；2.根据双方往来邮件等证据，姚占功与恒泰公司沟通时所展示的身份（邮件落款加粗显示）始终是苏州同捷公司人员；3.恒泰公司主张案涉6张送货单中的产品实际送往江苏省苏州市××路××号苏州同捷公司生产厂房，该地址与案涉《样件订单合同》《价格协议》中载明的送货地址均不相符，而本案二审中恒泰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证明成都同捷公司授权人员要求恒泰公司变更送货地址；4.无论是姚占功，还是恒泰公司在一、二审中提到与其沟通往来的王佳颖、刘忠颖等人，其往来邮件中均明确载明上述人员并非成都同捷公司人员，上述人员也并未向恒泰公司出具或持有成都同捷公司的授权文件；5.恒泰公司一审起诉状中载明案涉6张送货单系履行《产品配套协议》而产生，一审庭审中又主张其中的5张送货单与《产品配套协议》无关，价格系双方口头协商，后又在二审中再次变更陈述为该5张送货单系履行《样件订单合同》，其前后陈述矛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三条“当事人应当就案件事实作真实、完整的陈述。当事人的陈述与此前陈述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并结合当事人的诉讼能力、证据和案件具体情况进行审查认定”的规定，本院综合认定，首先，王佳颖、姚占功、刘忠颖等人没有出具成都同捷公司的授权文件，也未持有成都同捷公司公章等明显权利外观，现有证据不足以让恒泰公司充分相信其可以代表成都同捷公司履行《产品配套协议》《价格协议》《样件订单合同》等协议的约定；其次，恒泰公司作为企业法人，无论是在整个案涉产品供应过程中还是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均无法正确区别其供应案涉6张送货单对应的产品时是在履行与成都同捷公司、苏州同捷公司、上海同捷公司的哪一份合同、处理的是与哪个公司的法律关系，其表述前后矛盾。在王佳颖、姚占功、刘忠颖等人明确备注其并非成都同捷公司人员时，恒泰公司也未进一步核实对方身份或要求成都同捷公司对上述人员的代理权加以确认，故其自身也不具备足够的主观善意。综上，恒泰公司提交的案涉6张送货单与其所主张的案涉《产品配套协议》《价格协议》《样件订单合同》不存在关联，其履行的交付产品的行为对象并非成都同捷公司，故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恒泰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395元，由上诉人江苏恒泰易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员 唐欣欣 二〇二一年三月三日 法官助理 张迪杰 书 记 员 周 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