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民终1552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史大明，女，1958年5月2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贺磊，四川弘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牟应华，男，1955年3月25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南川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廷华，重庆鼎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牟加，女，1981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廷华，重庆鼎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书成，女，1933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忠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柳星宇，男，1998年4月1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系江书成外孙。 上诉人史大明因与被上诉人牟应华、牟加、江书成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2018）川0105民初100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开庭审理。史大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贺磊，牟应华、牟加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廷华，江书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柳星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史大明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史大明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牟应华、牟加、江书成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本案的基本事实为：在2010年底，史大明工作的开发商成都鹏伟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伟公司）开始“颐和京都二期”住宅预售购房排号登记，史大明即缴纳了30000元诚意金，认选了x-x-xx4号房屋（面积78.89平方米，预售价40余万）和x-x-xx1号房屋（面积97.63平方米，预售价67.8万）及x8号车位。2011年12月该楼盘正式开盘后史大明向公司申请了员工内部优惠，优惠经层层审批，于2012年9月15日公司董事长张伟才批示同意。史大明取得此优惠价格后正式决定购买前述两套房屋，两个月后即2012年11月，史大明与开发商鹏伟公司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将所交的30000元诚意金转为购房定金，2013年3月开始陆续交购房款至2014年4月房款全部缴清。2013年5月初，史某某与史大明商议：因父亲于去年在南川去世，母亲江书成要搬到成都生活，史某某的女儿牟加也定居成都，想在其夫牟应华退休后搬到成都定居，故欲在成都购房。双方议定：史大明将其所购房屋的其中一套即x-x-xx1号房原价转让给史某某。同时，史大明同意史某某分期向其支付房款。尔后，史某某将重庆南川的大房子卖了，于2013年5月28日支付了第一笔房款24万元后，史大明遂向鹏伟公司申请以近亲属更名的方式将房屋更名给史某某。2013年11月鹏伟公司同意并收回与史大明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重新与史某某、牟应华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并进行了备案登记。2013年底左右，史某某给了史大明现金10万元用于支付房款，此事只有史大明和史某某知道，既没有打收条，也没有任何银行转账。2014年2月13日1-1-201房登记在史某某、牟应华名下。所以，本案房款支付的真相是：史某某向史大明购买了房屋，支付了24万元转账和10万元现金，共计34万元给史大明。另外，2010年底史大明签署了《商品房认购书》后，项目工地仍在施工。2012年4月起，x-x-x-x号房由史大明出租给工地的劳务公司作为项目管理人员宿舍和员工食堂，一直由史大明收取租金。在2013年11月该房屋卖给史某某后（史某某重新签定《商品房买卖合同》时间），史大明和史某某双方议定将自2013年10月起收取的房租抵扣史某某的房款。史大明从2012年4月至2016年4月共收取房租36400元，应当用于抵扣房款的部分从2013年10月起计算至2016年4月共计28600元。本案真实的基本事实是史某某向史大明共计支付了房款340000元＋租金抵扣房款28600元＝368600元。二、本案的130000元。1.由史某某通过建设银行卡在2012年6月23日转给史大明，请注意这个转款时间，该时间远远早于史大明的《特殊优惠审批表》的批准时间（2012年9月15日）和诚意金转定金的时间（2012年11月），也就是说，连史大明本人都尚且不确定是否购买认购房源，也不知道最终的房屋价格是多少、史大明本人都还没有与开发商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是在2012年11月才签订），史大明怎么可能将尚未确定房价、也没签购房合同的房屋转卖给史某某？而史某某也更不可能向史大明买一套史大明都还没有购买的房屋，甚至在房价确定之前就向史大明支付13万元房款。所以，这种认定存在严重逻辑混乱和不合理性且与基本事实根本不符；史大明与史某某是在2013年的5月才商议确定由史大明转让名下房产给史某某的。2.史大明出示了大量的证据足以证明：该笔13万元是史某某和史大明的母亲江书成的钱。江书成一直从事会计工作，素有投资理财的习惯，江书成因老伴生病一直在重庆南川与史某某一起生活，故江书成退休后的资金一直由史某某帮忙打理。在江书成委托史大明代为向同创126公司进行投资的时候，史某某将其代管的江书成13万元直接转存给了史大明，由史大明投入相应公司进行理财，后江书成因丈夫去世到成都与史大明一起居住，按照江书成的吩咐，史某某分次将代为管理的江书成的款项从南川转付到成都，交由史大明代为追加投资，史大明也多次向江书成返还利息，随着小贷公司的陆续出现崩盘和各种融资诈骗犯罪，史大明认为风险太大，开始陆续收回投资，最后于2016年6月10日将结算后的属于江书成的投资款项共计31万元从史大明账户转账至江书成农业银行账户，且一直由江书成使用。综上，本案的史某某转账的13万元根本不是购房款，而是江书成的个人存款，史某某的转款行为仅是代江书成向史大明转款的委托行为。三、本案的75000元，由史某某通过建设银行卡在2013年1月12日转给史大明，也请高度注意这个转款时间，史某某与史大明商议达成转让房屋的时间是2013年5月，双方在尚未达成转让合意之前就支付购房款，明显不符合正常逻辑。事实是，在2012年12月，史大明和史某某的父亲去世，去世后在南川办理了丧事，后考虑到江书成年迈，于2012年12月底接到成都随史大明生活，史某某在重庆南川整理了父亲和母亲的资产后，将款项75000元（包含其父亲去世后的医药报销费等款项）在2013年1月12日直接转入了史大明建设银行账户，史大明遂在成都为江书成办理了一张建设银行的银行卡，将75000元加上江书成的13万元投资款的利息26000元，合计101000元，扣减江书成说留给史大明的儿子柳星宇作为压岁钱（当时正值2013年春节）的1000元后，于2013年2月2日直接将100000元转存入江书成的建行卡，随后江书成于当日购买了建设银行一年期按月理财的理财产品。因此，本案中史某某转账的75000元也根本不是购房款，是江书成的个人存款，史某某的转款行为仅是代江书成向史大明转款的委托行为。四、本案的8000元。由史某某通过建设银行卡在2012年的6月23日转给史大明，该笔款项事实上是史大明为史某某、牟应华的该套房屋所缴纳的契税、维修基金、物业费等费用，实际已发生2万多元，因史某某已经病重，念于姐妹之情，虽史某某仅支付了8000元史大明也未予追究。但本案一审中牟应华、牟加拒不认可该款项属于代垫该房屋的契税、维修基金、物业费等费用，计算为缴纳的购房款，一审法院判决书中也认定该款项不予采信作为契税、维修基金、物业费等费用，释明要求契税、维修基金、物业费等费用由史大明另行主张权利。史大明认为，购买一套价值600000元的住房，在仅支付不到一半房款时按8000元这种基数进行支付，明显违背常理。同时，牟应华、牟加不承认该8000元抵扣契税、维修基金、物业费等费用，坚持8000元是购房款，那么史大明认为牟应华、牟加在否认抵扣契税、维修基金、物业费等费用之时构成不当得利，史大明保留追索全部代垫费用的权利。五、二审中，史大明明确其诉讼请求是，以总欠付房款为依据要求牟应华、牟加、江书成按照各自享有的案涉房屋的份额分别向史大明承担付款义务，而不要求牟应华、牟加、江书成承担连带付款责任。 牟应华、牟加辩称，一、史大明称2013年5月牟应华、史某某有成都购房的意愿与事实不符。事实是牟应华、史某某唯一的子女牟加在成都就业定居后，就有在成都购房的意愿。尤其是牟应华、史某某即将退休以便在成都有住处。仅仅是史大明系开发企业的副总，系史某某的亲妹妹，加快了这一进程，尤其是提供了一些便利，包括享受优惠折扣。案涉楼盘开盘之日史某某即与史大明商议购买案涉房屋，并开始支付相应款项。二、史大明作为开发商的副总，早已知晓开发商内部政策，甚至是政策的直接参与者和制定人，包括价格的制定，享受优惠，合同的签订、房款的支付，史大明完全可以掌控，甚至是随性的。事实是史大明一开始就叫公司给自己留两套房，所以后面的手续可以适合地进行补充，所以出现合同签订之前支付了部分房款符合常理。三、一审法院（2018）川0105民初11693号案查明的事实部分，史某某于2017年去世前，其有60万元的预留资金，包括牟应华系重庆某中学的校长书记，家庭经济宽松富裕，在办理完毕房产证且实际入住几年后，史大明主张差欠其20余万元房款，有悖事实。四、牟应华、史某某已支付完毕购房款，且案涉三笔银行转账均系房款。史大明企图否定该事实，于法无据。基于与史大明之间是亲姐妹关系，所以部分房款是以现金方式支付，导致牟应华无法举证。综上，一审查明事实清楚，法律适用准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史大明的上诉请求。 江书成辩称，对史大明的上诉没有意见。江书成的丈夫在2008年10月患老年痴呆，然后江书成和牟应华、史某某一起居住，因为江书成丈夫住院，江书成和江书成的丈夫年纪很大，所以很多的存折等重要证件交由史某某保管，包括支付医院的医疗费、购买理财产品都是由史某某代办，江书成在2011年有20余万元的余款，由史某某在南川的中国银行代买理财产品，2012年6月理财产品到期后加利息和余额一共是13余万元，就由史某某交给史大明去投资，在拿去之后账户上就仅剩16.95元，2012年12月12日江书成的丈夫去世，安葬在成都，江书成就到了成都。春节期间史大明就交给江书成13万元理财的利息。另外，史某某将另外一个理财产品到期的75000元一并交给江书成，75000元加上利息共100000元一并打入江书成卡上。这些钱都是江书成存在史某某处，与购房款无关。 史大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牟应华立即向史大明支付购买房屋拖欠的购房款154267元，从起诉之日起以154267元为本金按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资金占用利息至付清为止；2.请求判令牟加立即向史大明支付购买房屋拖欠的购房款38567元，从起诉之日起以38567元为本金按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资金占用利息至付清为止；3.请求判令江书成立即向史大明支付购买房屋拖欠的购房款38567元，从起诉之日起以38567元为本金按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资金占用利息至付清为止；4.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牟应华、牟加、江书成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12月11日，史大明（买受人）与鹏伟公司（出卖人）签订《商品房认购书》。认购书载明：买受人认购商品房为出卖人所开发的位于成都市青羊区××道××道××幢××单元××层××号房，测绘建筑面积约97.63平方米；该商品房单价6950元／平方米，总房价为678528元；买受人在签订本认购书时，向出卖人支付认购定金30000元；享员工优惠及开盘排号优惠。 2013年11月6日，史某某、牟应华（买受人）与鹏伟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约定：买受人购买位于成都市青羊区××乡××村××组××幢××单元××层××号房屋，测绘建筑面积97.63平方米，该商品房单价7374.63元，总价款600000元整。 2010年12月20日、2013年3月28日，4月11日、6月4日、2014年4月8日，史大明分6次通过POS、银行转账等方式支付颐和京都购房款1013384元（其中，含案涉201号房屋款600000元），均有对应收据。 2012年6月23日，史某某尾号为9796的建设银行账户转账130000元到史大明尾号为0754的银行账户。2013年1月12日，史某某以上述方式转账75000元到史大明账户。2015年12月26日，史某某再次转账8000元到史大明账户。 2012年8月29日，史大明（甲方）与四川鹤祥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鹤祥公司）（乙方）签订《房屋出租合同》。合同载明：甲方将坐落于成都市青羊区××路××号××栋××单元××楼××号建筑面积约97.63平方米房屋出租给乙方使用；租赁期从2012年9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2012年9月至2014年3月租金为600元／月，2014年4月至2016年12月租金为1000元／月，租金交付方式为每半年付一次。据此，史大明在2013年10月至2016年4月期间应收租金为28600元。 鹤祥公司于2018年3月6日出具证明一份，证明因2016年4月史大明与其姐姐告知出租房屋将要装修后用于其姐姐居住，因此鹤祥公司于2016年5月3日搬出上述租赁房屋。 一审另查明：位于青羊区××路××号××栋××单元××层××号房屋登记为牟应华、史某某共同共有，登记时间为2014年2月13日。 江书成系史某某、史大明的母亲。牟应华与史某某于1981年1月31日登记结婚。史某某于2017年1月23日死亡。 江书成诉牟应华、牟加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一审法院于2019年7月24日作出（2018）川0105民初1169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登记在史某某和牟应华名下的位于成都市青羊区××路××号××栋××单元××层××号房屋，由牟应华分得三分之二份额，由江书成、牟加各分得六分之一份额”。 一审庭审中，双方一致确认史某某、牟应华已支付房款340000元。 史大明提交：1.农业银行对账单，拟证明其于2012年3月17、18日支取的130000元系史某某于2012年6月23日转账给其的130000元用于投资的款项。同时提交其母江书成手写记账本等证据，拟证明2012年6月23日其母亲支付130000元给史大鸣（明）的投资款，该款项由史某某代管。对此，牟应华、牟加不予认可，认为史大明从农行支取130000元与本案缺乏关联性，并不能证明是投资入股款，即使是投资款也与本案无关。同时，牟应华、牟加对江书成手写台账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江书成与史大明共同生活，存在利害关系，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2.建设银行转账明细与江书成手写台账本记录，拟证明2013年1月12日史某某转入其账户的75000元亦系其代江书成保管的理财款，并非支付的购房款。牟应华、牟加对江书成手写台账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江书成与史大明共同生活，存在利害关系，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3.物业公司财务收据、交办税费交款收据、证明等，拟证明史某某2015年转入其账户的8000元系欠付史大明垫付的税费、物管费等，且8000元尚不足以清欠。对此，牟应华、牟加不予认可，认为证人应当出庭，否则其证人证言不具有法律效力，对证明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另认为史大明系证人所在公司副总经理，与物业公司存在利害关系，对收据真实性以及关联性不予认可。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史某某转给史大明的三笔款项130000元、75000元、8000元是否为购房款。对此，一审法院评判如下：其一，史大明主张130000是投资款、75000系理财款，均系史某某代其母亲江书成代管，并非购房款。对此，史大明提交了银行流水、手写台账、投资入股协议等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以及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之规定，史大明提交的上述证据并未使其主张的史某某转款性质为代其母亲管理的投资款及理财款在法官内心形成确信，其举证并未达到高度盖然性标准，故对其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其二，史大明主张史某某2015年转款8000元为支付其代交的税费、物管费等，其所举证据也未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且金额远不止8000元，故对其该项主张，一审法院亦不采信。前述税费、物管费等垫付款史大明可另行主张。故对牟应华辩称其已支付前述三笔房款的辩称，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史某某、牟应华已支付的房款应为581600元（240000元＋100000元＋28600元＋130000元＋75000元＋8000元），尚欠18400元房款未付（其中，牟应华应付18400元＊2／3＝12266.7元，牟加、江书成各应付18400＊1／3＝3066.7元）。 关于逾期利息，史大明主张以欠付金额为基数，从起诉之日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依照《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史大明主张牟应华、牟加、江书成自起诉之日2018年7月20日起以欠付房款为基数，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其支付利息的诉请，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一、牟应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史大明支付购买房屋拖欠的购房款12266.7元并支付逾期利息（以12266.7元为基数，从2018年7月20日起算，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全国银行业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二、牟加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史大明支付购买房屋拖欠的购房款3066.7元并支付逾期利息（以3066.7元为基数，从2018年7月20日起算，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违约金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全国银行业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三、江书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史大明支付购买房屋拖欠的购房款3066.7元并支付逾期利息（以3066.7元为基数，从2018年7月20日起算，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违约金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全国银行业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四、驳回史大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771元，由史大明负担4511元，牟应华负担174元，牟加、江书成各负担43元。 二审中，史大明提交以下新证据： 证据1.（1）《农业银行金穗借记卡明细对账单》2012年6月25日现金存入100000元流水；（2）《建行个人活期明细信息》2012年3月14日ＡＴＭ转账4800元流水。证明目的：史大明收到史某某委托以史大明的名义借出的100000元现金，并按期支付了利息4800元，投同创126公司职工入股25万元的组成，史某某转到史大明卡上的款并不都是房款。 证据2.《农业银行金穗借记卡明细对账单》2012年3月17日现支44000元；2012年3月18日现取46000元和40000元流水记录。证明目的：史大明向四川正鹏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鹏公司）投资部出纳交付内部职工入股投资款13万元。 证据3.《史某某建行账户个人活期明细结果》清单第一笔“存入现金13万元”流水。证明目的：与江书成手工台账和中行理财产品交易明细印证，转入成都0754卡上的13万元不是牟应华和牟加的钱，而是江书成取出后由史某某存入代为汇款到成都用来投资入股的钱。 证据4.中信银行尾号为77566、8733、5171银行卡流水（2012年至2014年）1-13页。证明目的：史大明中信银行尾号为77566、8733、5171卡从2012年1月至2014年12月作为公司归集员工投资款项的专用账户使用。 证据5.（1）25万元出资证明书附持股委托协议1套；（2）5万元公司补贴出资证明附借款协议1套；（3）25万元财务收据附银行回单1套；（4）内部员工投资方案、员工投资款（含史大明名下的25万元）共计87.5万元台账；（5）中信银行77566卡收到员工投资款的59.5万元并转出的银行流水。证明目的：投资126公司的真实性及相关规定，投入25万元的组成为江书成13万元、史某某10万元、史大明2万元。 证据6.（1）中信银行77566卡转付给126公司法定代表人蒋航的银行回单2张；（2）公司账户转付给同创126公司28万元的银行回单1张附公账转款28万元的员工名单。证明目的：江书成的13万连同史某某的10万元经过中信银行卡汇集其他员工的卡分笔支付给了126公司指定卡户。 证据7.（1）出纳陈某转付给史大明的银行回单（复印件）和分笔计算利息的凭证和证明；（2）2013年2月2日江书成收到13万元的利息收条；（3）2013年2月13日史某某收到10万元的利息收条。证明目的：126公司计算利息的根据以及13万元利息和10万元利息的金额，13万元属于江书成投资款，真实地投给了126公司，江书成和史某某已经分别享受13万元和10万元投资款的收益，13万元不是购房款。 证据8.（1）江书成手工台账《成都大鸣代管（史某某原代管转）》第4笔记录；（2）江书成中信银行4459卡收款流水记录3笔。证明目的：13万元收回后第二次借出，第二次借出利息金额21666.64元，江书成收到第二次借款利息和本金，13万元是江书成的投资款不是购房款。 证据9.史大明招商银行5652卡2014年7月14日收到126公司何英转来136960元收款流水。证明目的：江书成投资款13万元第二次借出款收回。 证据10.史大明招商银行5652卡2014年8月1日转出8万元到员工借款归集户5171卡的流水；（2）史大明招商银行5652卡2014年9月29日转出5万元到员工借款归集户5171卡的流水；（3）江书成历史手工账《成都大鸣代管（史某某原代管转）》第5行记录。证明目的：江书成投资款13万元打入中信银行5171卡同其他人员汇集的借款第三次借出（百联安公司）。 证据11.（1）2014年12月10日中信银行5171卡转出27万元记录；（2）2014年12月10日招商银行收到27万元记录；（3）2014年12月19日中信银行5171卡转出5万元记录；（4）2014年12月19日招商银行收到5万元记录。证明目的：江书成投资款13万元连同借出的10万元加利息2万元和7万元合计32万元从百联安公司收回转入招商银行5652账户准备第四次借出。 证据12.2014年12月19日史大明招行5652卡转付440000元给百联安公司指定账户的流水记录。证明目的：江书成含13万元在内的投资款31万元加其他人的钱合计44万元第四次借出已付到小贷公司。 证据13.（1）江书成历史手工账《中国农业银行22-8××××6067》第20、21行存入大鸣交利息的记录；（2）《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2015年2月3日存入31万元利息10000元流水，2015年2月24日存入利息540元及工资流水。证明目的：31万元借款利息，2014年12月22日至2015年1月21日利息4030元，2015年1月22日至2015年2月21日利息3410元，2015年2月22日至2015年3月22日利息3100元合计10540元现金存入江书成农行16067账户。 证据14.（1）2015年1月1日至2016年6月10日《招商银行户口利息交易明细表》收支利息记录；（2）江书成历史手工账第6至21行收利息记录。证明目的：31万元借款利息从2015年3月22日至2016年6月7日按月通过史大明招行5652卡转入江书成农行卡上。 证据15.（1）2016年6月7日招商银行史大明账户收到小贷公司转回31万元的银行记录；（2）2016年6月10日招商银行史大明账户转给江书成农行44270账户31万元的银行记录；（3）《农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2016年6月10日收到史大明招行5652账户转来的31万元的银行流水记录。证明目的：2012年6月23日史某某转给史大明的13万元是江书成的投资款，在汇总其他款项第四次借出后，小贷公司于2016年6月7日转回史大明账户，6月10日从史大明招行5652账户转付给江书成44270农行账户。 证据16.四川豪特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与史大明、郑凯签订的《借款担保合同》、四川豪特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与史大明、郑凯签订的借款担保合同《补充协议》3份（时间分别为：2015年2月3日、2015年10月26日、2016年2月29日）。证明目的：31万元借出去了。 补充证据：史大明的陈述、史某某亲笔写的投账清单、管理费记载。证明目的：75000元是在2013年1月12日收到，但在2013年1月11日为史大明丈夫办理墓地手续缴纳管理费的第二天就将江书成接到了成都，这个款项不是房款，而是江书成的自有的存款，同时根据史大明提交的江书成的银行账户，其购买了理财产品，可以证明75000元实际上用于江书成自用和购买理财产品，而不是牟应华、牟加支付的购房款。 牟应华、牟加质证认为，证据1不能证明由史某某转存史大明的银行账户，很明显这10万元的备注是史大明自行备注，也不能证明该款项系投资款，对史大明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如果是投资理财，即使史大明主张成立，正常情况是理财公司将利息转入史大明账户，再由史大明将该笔利息转入史某某的账户上，现金存入不符合常理。证据2为史大明取现的13万元非史某某支付给史大明的13万元，取现是2012年3月17日、18日总共13万元，而史某某转款是取现后3个月才转了13万元给史大明，此13万元与史某某转给史大明的13万元是两笔不同的款项，13万元是分两天，在两天时间内分3次取现合计13万元，这与常理严重不符，尤其是取现要两天分三次，既然13万元都作为投资款，正常情况是转账投资，取现投资与常情不符。提醒注意，史大明取现的银行账户与史某某支付给史大明的银行账户是不一致的。史大明从农行取13万元与本案缺乏关联性。对于证据3，史大明的投资行为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是否投资与本案缺乏关联性，并不能证明案涉13万元系江书成的款项。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与本案缺乏关联性。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证据5中的史大鸣不是本案史大明，即使该史大鸣是本案的史大明，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即使该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与本案也缺乏关联性，也不能证明案涉13万元就是江书成的款项。对证据6真实性不予认可，没有银行的盖章，即使该证据真实也与本案缺乏关联性。对证据7，陈某是史大明的下属员工，其出具的证明不应作为本案定案依据。银行回单是复印件，真实性不予认可。鉴于史大明与江书成共同生活，双方存在利害关系，所以对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史某某的利息收条真实性不予认可，这是史大明自行书写，且史某某尚在的时候利息就是20余万元，与事实不符，且与本案的13万元缺乏关联性。既然史大明说案涉13万元是江书成的款项，为什么利息又打给史某某。即使该证据真实，10万元所产生的利息也与本案缺乏关联性。对证据8，史大明对外是否投资及投资的收益金额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江书成的手写台账非二审新证据，一审中牟应华、牟加已发表过质证意见，二审中拒绝发表质证意见。证据9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10，第1份证据是史大明自己转给自己，与本案缺乏关联性，第2份证据也与本案缺乏关联性，第3份证据手写台账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史大明与江书成共同生活，双方存在利害关系，从庭审来看，同为原审被告的江书成一直在支持史大明的主张。证据11是史大明自己与自己交易，与本案无关。且史大明举示的所有证据均在一审诉前或诉讼中已形成，依照证据规则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依法不应作为本案二审定案依据。证据12史大明与郑凯的借款与本案没有关联。对于证据13，江书成现存现金2万元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江书成手写台账与对证据10的质证意见一致。对证据14，史大明的金融交易行为与本案缺乏关联性。史大明的金融交易行为包括与江书成之间的资金往来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江书成的手写台账与前述质证意见一致。证据15，鉴于该组证据是史大明与案外人文萍等人的资金往来，与本案缺乏关联性。证据16真实性无法确认，史大明与案外人之间的经济往来与本案缺乏关联性。对补充证据，史大明的陈述与江书成的陈述基本一致，且陈述人处未有亲笔签名。史某某亲笔书写的投账清单系复印件，对真实性不予认可，即便存在原件，牟应华、牟加对该证据的合法性不予认可。管理费记载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且系复印件，对真实性不予认可。 江书成质证认为，对证据1、证据2、证据4、证据5、证据6、证据7、证据9、证据16、补充证据认可证据三性及证明目的。证据3与江书成所说的2012年6月理财产品到期了的13万元相吻合，说明这13万元应是江书成的钱，只是由史某某代管转入史大明的账户。证据8证明13万元是江书成交由史某某代管，由史某某交由史大明去买理财产品。对证据10的质证意见与证据8的质证意见一致，13万元是由江书成交给史某某代投资的投资款项。对证据11、12、13、14，75000元及130000元的存款共同交给史大明投资。对证据15，2016年6月江书成收到了前述的130000元和75000元包括后面的26000元的利息，共计310000元存入了江书成的农行账户。江书成认可史大明提交的所有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 二审中，史大明申请证人陈某出庭作证，证明目的：正鹏公司收到过史大明的投资款。对于证人证言，史大明质证认为，史大明在当时进行对外小贷公司的投资行为是真实情况。证人陈某关于款项的真实性也当庭进行了陈述，也与本案凭证、银行流水相互印证，能证明13万元款项的去向。牟应华、牟加质证认为，该证人无证据证明其系正鹏公司和鹏伟公司两个公司的出纳，其庭上陈述的工作时间与亲笔签署的证明中工作时间相矛盾。其对分立户头是否有书面的台账材料及公司是否分别计算、分别支付等重大事实均以“不清楚”为由，而该事实系重大事实，其无法回忆与常理不符。综上，所谓的证人未能亲身眼观耳听所形成的事实，请法庭不采信证人证言。江书成质证认为，对证人证言予以认可，再次印证13万元是江书成委托的投资款项。 本院经审查认为，史大明提交的证据1中显示100000元的转入时间为2012年6月25日，但是4800元的利息支付时间为2012年3月14日，故本院对史大明的证据1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证据2和证据3均为在一审中已经提交的证据，在一审中史大明主张的证明目的为其于2012年3月17日、18日支取的130000元系史某某于2012年6月23日转账给其的130000元用于投资的款项。证据2中的《中国农业银行金穗借记卡明细对账单》中显示，2012年3月17日现支44000元，2012年3月18日现取46000元、40000元两笔款项，史大明将该三笔款项大括号标注为“投126，130000元”。而证据3显示史某某向史大明转款130000元的时间为2012年6月23日，该时间和史大明自己在证据上标注的投资“同创126”的130000元投资款在时间上无法对应。故本院对证据2、证据3的真实性予以采信，但是不认可史大明的证明目的。证据4为长达13页的银行流水记录，且均无款项性质的备注，无法通过上述流水得出史大明主张的证明目的。证据5的真实性无法核实，本院不予采信。对证据6的银行回单真实性认可，员工名单为手写，且无人签字盖章，对真实性不认可，证据6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无法达到史大明的证明目的。证据7均无法核实真实性，本院不予采信。证据8的江书成手写台账无法核实真实性，本院不予采信，江书成中信银行流水真实性认可，但是银行流水上并无备注款项性质，不能证明该三笔款项是江书成投资款产生的利息，无法达到史大明的证明目的。证据9真实性认可，但是无法证明该136960元为史某某转给史大明的款项及所产生的利息。证据10至证据16的转账记录与本案无关，江书成的手写账本无法核实真实性，故对以上证据不予采纳。补充证据中史大明的陈述内容是否真实，本院将根据全案证据和事实作出认定，对于史某某书写的投账清单，为复印件，无法核实真实性，不予采信。对于管理费记载，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是和本案没有关联性。对于陈某的证言，本院认为，陈某陈述其对于史某某和史大明之间的经济往来不清楚，房子购买的具体情况不清楚，对于投资款是否分了明细户头不清楚，投资回报是否单独设立明细户头不清楚，且其陈述其2018年9月、10月退休即离开公司，而史大明提交的陈某出具的《证明》，陈某认可是其签字，但是该《证明》落款时间为2018年12月5日，《证明》上载明其“2012年至今担任正鹏公司出纳”，与其当庭陈述的退休时间不符。陈某陈述其不清楚史大明与史某某的经济往来，投资款是否设立明细户头等不清楚，陈某的证言无法证明案涉130000元和75000元实际上为史某某代管的江书成的钱。其证明正鹏公司收到过史大明的投资款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因此，本院对陈某的证言不予采纳。 二审中，江书成提交新证据：江书成上诉案书面陈述、流水账。证明目的：案涉争议的13万元、7万元不是案涉的购房款。史大明质证认为，对以上证据的三性予以认可。牟应华、牟加认为，关于江书成的书面陈述，对其陈述的内容真实性不予认可。鉴于江书成与史大明母女关系，且尤其是共同居住生活，双方之间存在利害关系，该陈述不应当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关于江书成日记账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江书成与史大明系母女关系，且共同居住生活，存在利害关系，其中第二页日记账中由其批注“夏妮转大明的卡上还我”，具有典型的事后批注的可能性，史大明一审中并未举示该“关键证据”。本院经审查认为，江书成的书面陈述内容是否真实，本院将结合全案证据和事实综合认定。江书成的日记流水账为其单方制作，无法核实真实性，本院不予采信。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无异议。本院二审另查明，1.鹏伟公司于2013年10月21日向牟应华、史某某开具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载明金额为600000元，款项性质为购房款。2.史大明（甲方）与鹤祥公司（乙方）签订《房屋出租合同》，载明：租赁期从2012年9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止。2012年9月—2014年3月租金为600元／月。但以上内容中的数字“9”明显为手写改动，改动前应为打印的数字“4”。合同落款时间双方均签订为2012年8月29日，但数字“8”也有较为明显的手写改动痕迹，改动前应为手写的数字“3”。3.鹤祥公司于2018年3月6日出具的证明载明：“我公司颐和京都二期项目部于2012年4月以商品房买卖合同为据向史大明（鸣）租用位于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路××号××期××单元××楼××号××宿舍和食堂。因项目部免费为其独立安装下水道、赠送书房铝合金外窗及露台隔断，从2012年9月至2014年3月每月按照600元支付租金，从2014年4月起按照每月1000元支付租金；租金每半年支付一次，从2012年9月至2016年4月全部租金均交给史大明本人。2013年9月份，史大明带她姐姐来看房子，对我们说从10月份起，这房子要卖给她姐姐，但房租还是交给史大明，好像是她姐姐房款没有交齐，用收的房租抵部分房款。2016年4月，史大明与她姐姐一起来告诉我们：她姐姐要来装修房子准备上成都来居住，项目部于2016年5月3日搬出该房。”以上说明均为打印文字，但是以上说明中出现的数字“9”均为手写改动，改动前应为打印的数字“4”。4.史大明尾号为0754的建设银行卡，交易时间为2013年1月12日至2013年2月2日的个人活期明细信息显示，在以上时间段内，一共发生了四笔交易，分别为2013年1月12日ＡＴＭ取款300元，账户余额15.9元；2013年1月12日转账存入75000元，账户余额75015.9元，对方户名为史某某；2013年2月2日现金存入26000元，账户余额101015.9元；2013年2月2日转账支取100000元，账户余额为1015.9元，对方户名为江书成。5.江书成尾号为02454的建设银行卡个人活期明细信息显示，2013年2月2日，转账存入100000元，账户余额100000元，对方户名为史大明；2013年2月4日，购买100000元的理财产品。6.2013年2月2日临近2013年春节（2013年2月10日）。 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和一审查明的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史大明的上诉意见和牟应华、牟加的答辩意见以及江书成的答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案涉130000元、75000元和8000元三笔款项是否为购房款。本院分述如下。 关于130000元款项的问题。牟应华、牟加认为史某某于2012年6月23日向史大明支付购房款130000元。史大明主张该款项并非购房款而是江书成的投资款，主要上诉理由有两点，本院分述如下：（一）史大明主张史某某向其支付的130000元为史某某代管的江书成的钱，由江书成委托史某某转给史大明用于投资理财。对于该主张，本院认为，1.史大明主张其投资“同创126”的总额为300000元，总额构成为史某某100000元、江书成130000元，史大明20000元。在二审中，史大明提交的证据2中的《中国农业银行金穗借记卡明细对账单》中显示，2012年3月17日现支44000元，2012年3月18日现取46000元、40000元两笔款项，史大明将该三笔款项大括号标注为“投126，130000元”。而史某某向史大明转款130000元的时间为2012年6月23日，该时间和史大明自己在证据上标注的投资“同创126”的130000元投资款在时间上无法对应。2.史大明在本案中提交了大量的银行流水，但既无备注款项的性质，也没有对应的收条，难以认定史某某2012年6月23日转给史大明的130000元即为江书成用于投资的钱。3.除了江书成手写的台账之外，史大明没有提供其他证据证明江书成将案涉130000元交给史某某的过程，而江书成的手写账本为单方手写制作，没有史某某或者牟应华等人的签字确认，也没有收据等其他证据予以印证，而且考虑到江书成和史大明是母女关系，并且一起居住，故无法认定手写账本记载的内容的真实性。（二）史大明主张该笔款项的转款时间早于史某某、牟应华与鹏伟公司于2013年11月6日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时间，也早于史大明获得优惠审批的时间（2012年9月15日），史某某向史大明转款时史大明并不确定是否购买案涉房屋，史大明实际上是2013年5月才与史某某商议确定由史大明转让案涉房屋给史某某。对于该主张，本院认为，1.虽然牟应华与鹏伟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时间为2013年11月6日，但是各方当事人均认可史某某于2013年5月即向史大明支付房款240000元，且鹏伟公司于2013年10月21日时已经向牟应华、史某某开具了购房款发票，说明在史某某、牟应华与鹏伟公司签订合同之前，史某某即已经开始向史大明支付购房款。2.从史大明提交的其与鹤祥公司签订的《房屋出租合同》及鹤祥公司出具的《证明》可知，史大明在2012年4月就已经将案涉房屋对外出租。3.史大明在上诉状中明确表明，案涉房屋所在楼盘的正式开盘时间为2011年12月，且2012年4月起，案涉房屋由史大明出租并一直收取租金。4.史大明并无证据表明其在2013年5月才和史某某达成转让案涉房屋的合意。综合以上事实，本院对史大明关于其在2012年9月之前尚不确定是否购买案涉房屋等相关的主张不予采纳。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以及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之规定，史大明对其主张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并且达到高度可能性的标准，但是史大明举出的证据并不能使本院认为其主张的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故本院对史大明关于史某某向其支付的130000元为史某某代管的江书成的钱，由江书成委托史某某转给史大明用于投资理财的主张不予采信。 关于75000元的问题。牟应华、牟加主张史某某2013年1月12日向史大明尾号为0754的建行银行卡上转入的75000元为购房款，史大明、江书成主张该款项为江书成的钱，是江书成委托史某某向史大明转款。对此本院认为，史大明尾号为0754的建行银行卡交易时间为2013年1月12日至2013年2月2日的个人活期明细信息显示，在以上时间段内，一共发生了四笔交易，分别为2013年1月12日ＡＴＭ取款300元，账户余额15.9元；2013年1月12日转账存入75000元，账户余额75015.9元，对方户名为史某某；2013年2月2日现金存入26000元，账户余额101015.9元；2013年2月2日转账支取100000元，账户余额为1015.9元，对方户名为江书成。以上转账记录可以显示出，史某某转入该银行卡的75000元，与之后现金存入的26000元，账户余额共计101015.9元，100000元一并转入了江书成的银行卡。期间无其他交易记录。而剩余1015.9元，史大明陈述说当时临近春节，是江书成留给史大明的儿子柳星宇的压岁钱，该陈述与生活常识不悖。从以上交易过程来看，因该卡上无其他交易内容，史某某转入的75000元与现金存入的26000元，基本上均转入了江书成的银行卡。从以上交易过程可以反映，史某某转入的75000元有高度的可能性为江书成的钱，而非支付给史大明的购房款。故本院对牟应华、牟加关于案涉75000元为史某某支付给史大明的购房款的主张不予采信。 关于8000元的问题。史大明主张该款项为其代史某某、牟应华缴纳的物业费、税费等。对此本院认为，本案中的8000元的转账支付，未备注款项性质，也没有出具收据，而且史大明在一审中主张其代缴的税费、维修基金等为11779.83元，代缴的物管费、水电费等为10367.02元，上述8000元与史大明主张的物业费、税费等款项在金额上无法对应，故本院对史大明的该项主张不予采信。 综上，本院认定史某某、牟应华已经支付的购房款为506600元（240000元＋100000元＋28600元＋130000元＋8000元）。尚欠付93400元，故牟应华欠付62267元（93400元×2／3），牟加和江书成各欠付15566.5元（93400元×1／6）。 本院认为，本案的各方当事人之间为亲属关系，所发生的争议为在多年日常生活交往交易中产生，并且本案所涉事实已经时隔多年，事实较为混杂，因各方当事人之间的亲情关系，在交易过程中并不注意形成相应证据，各方之间的转账交易也均未备注款项性质和开具对应收条，双方均难以举出压倒性的证据证明己方的事实主张。一般的房屋买卖关系中，买卖双方当事人仅会产生与房屋买卖有关的交易往来，款项的性质较为明确，而本案却由于双方当事人之间为家庭亲属关系，在房屋交易的过程中，混杂了很多其他的家庭生活往来和投资理财等其他交易往来，各方当事人之间发生的交易，在性质上难以界定。现本案各方当事人将家庭关系中多年形成的矛盾交由法院处理，法院也只能根据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以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根据双方的举证进行事实认定，本院经过多次调查和开庭，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和依据逻辑推理及日常生活经验作出上述判断和认定。鉴于本案纠纷的特殊性，本院原期望通过调解的方式处理本案纠纷，但双方当事人在本案中分歧较大，难以达成一致的意见，故本案未能通过调解方式处理，略有遗憾。最后，本院认为，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望作出本案判决后，双方当事人能够摒弃前嫌，化解矛盾，注重家庭建设，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促进家庭和睦，促进亲人相亲相爱。 综上，史大明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2018）川0105民初10003号民事判决第四项； 二、变更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2018）川0105民初1000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牟应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史大明支付购买房屋拖欠的购房款62267元并支付逾期利息（以62267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8年7月20日起算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 三、变更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2018）川0105民初1000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牟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史大明支付购买房屋拖欠的购房款15566.5元并支付逾期利息（以15566.5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8年7月20日起算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 四、变更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2018）川0105民初10003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为“江书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史大明支付购买房屋拖欠的购房款15566.5元并支付逾期利息（以15566.5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8年7月20日起算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 五、驳回史大明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4771元，由史大明负担2863元，牟应华负担1272元，牟加、江书成各负担31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771元，由史大明负担2863元，牟应华负担1272元，牟加、江书成各负担318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案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权利人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审 判 长 张引千 审 判 员 何广智 审 判 员 张卫敏 二〇二一年三月四日 法官助理 余海洋 书 记 员 周玲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