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黑06民终52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姚伟，男，1982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个体，住山东省高唐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赫永海，山东万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大庆市富丽龙粮食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黑龙江省肇源县大兴乡大兴村商品一条街。法定代表人：王明伦，该公司经理。上诉人姚伟因与被上诉人大庆市富丽龙粮食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丽龙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黑龙江省肇源县人民（2020）黑0622民初1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此案。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赫永海，被上诉人富丽龙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明伦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姚伟上诉请求：1.撤销黑龙江省肇源县人民（2020）黑0622民初111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上诉人姚伟不承担任何责任;2.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且遗漏必要诉讼参与人，违反法定程序。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并非买卖合同关系，原审法院认定“原、被告之间口头达成协议，原告富丽龙公司将案涉两车大豆出售给姚伟”，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姚伟并非案涉大豆的接收方、使用方。上诉人系中间介绍人，受王明伦委托联系大豆收购方，与王明伦之间属于无偿委托法律关系，并非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因此，上诉人依法不负有支付货款的义务。王明伦2019年9月5日的起诉行为能够证明，上诉人并非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当事人，并非适格的被告。王明伦在2019年9月5日的起诉状中表述为：“我于9月17日把大豆发往被告山东信莱大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并通过过磅称重为78.22吨，被告山东信莱大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出具过磅单2份”。从大豆的接收、称重及出具过磅单的行为及原告在2019年9月17日起诉状中的表述，应当认定上诉人并非买卖合同关系中的买方，不应承担货款的支付义务。原审法院片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上诉人并未自被上诉人处接收、使用货物，也未自信莱大豆公司处领取货款，更未获取任何收益。在信莱大豆公司丧失清偿能力的情况下，径行认定上诉人承担全部货款的支付义务，显失公平，不符合民法公平正义的原则。2.因信莱大豆公司对查明案涉大豆的买卖过程、货款承担等事实具有重要影响，应追加信莱大豆公司作为被告，原审法院驳回上诉人姚伟的追加被告的申请，属于遗漏必要诉讼参与人，违反法定程序。因信莱大豆公司系案涉大豆的接收方及使用方，与正在进行的诉讼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属于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3.原审未查明大豆数量及单价，且在认定“原告无证据证实案涉货物单价及货款金额”的情况下，仅依据被告在公安机关询问时自认的货款金额，认定案涉货款的金额为29万元，属于事实认定不清。富丽龙公司未举证证明案涉大豆的数量及单价，应由富丽龙公司承担不利后果，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上诉人在公安机关询问时所作的表述不能视为自认，其陈述的货物数量及货款金额均为约数，不能作为认定货款数额的依据。综上，被上诉人无证据证明案涉货物的交付及货款数额，依法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富丽龙公司辩称，在高唐县刑警调查笔录中姚伟已经承认接收富丽龙公司大豆大约70吨左右中，价款29万余元，实际是接收大豆78.22吨，价款是331652.80元，因此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富丽龙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被告姚伟给付货款331652.8元、违约金51198.89元（自2016年9月17日计算至起诉日，331652.8元×4.75%×3.3年），并请求被告给付原告去被告处索要货款的车费、住宿费1388元，以上共计384239.69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9月，经案外人王林介绍，原、被告之间口头达成协议，约定：原告富丽龙公司将案涉两车大豆出售给被告姚伟，货到付款。2016年9月17日，原告按照被告的指示将货物发往山东信莱大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为原告出具了供货单位为姚伟的过磅单两份，后被告未向原告支付货款。因被告姚伟未给付原告货款，原告向山东省高唐县公安局报案。2017年5月2日被告在接受公安机关的询问时，称案涉两车大豆的价值为29万余元。2019年9月5日，原告富丽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明伦将被告姚伟及山东信莱大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诉至法院，要求二被告共同给付货款并承担其去被告处索要货款产生的交通费、住宿费，其在起诉状中陈述“2019年9月13日，被告姚伟通过山东省禹城市王林介绍通过电话联系在肇源县大兴乡我经营粮食处所购买大豆……”后王明伦撤回对山东信莱大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起诉。姚伟在法定期限内对该案的管辖权提出异议，认为肇源县人民法院对该案没有管辖权，应将该案移送至山东省高唐县人民法院审理。一审法院审查后，于2019年11月4日作出（2019）黑0622民初3862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了姚伟对该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姚伟不服，提起上诉，其在上诉状中陈述“2016年9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上诉人处口头签订买卖合同，合同约定上诉人购买被上诉人处的大豆，货到付款，即被上诉人将大豆送至上诉人处，上诉人方才向被上诉人交付货款”。2019年12月19日，王明伦撤回了对该案的起诉。经网络查询，王明伦曾于2012年3月14日注册了肇源县源禾粮食贸易有限公司，经营范围包括水稻、玉米、杂粮收购等，后该公司于2014年6月4日被注销。另查，2016年中国人民银行1-5年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年利率为4.75%。一审法院认为，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一、关于富丽龙公司作为本案原告主体是否适格问题。王明伦系富丽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有权以富丽龙公司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富丽龙公司作为原告提起诉讼，可以证实其公司对法定代表人王明伦对外代表公司与姚伟订立口头合同、出售大豆的民事活动表示认可。虽然王明伦曾于2019年9月5日以个人名义提起诉讼，但其在诉状中陈述“2019年9月13日，被告姚伟通过山东省禹城市王林介绍通过电话联系在肇源县大兴乡我经营粮食处所购买大豆”，可以看出大豆的出售方系王明伦在肇源县大兴乡经营粮食的处所，而非王明伦本人，而富丽龙公司的住所地也是肇源县大兴乡，被告在答辩中提及的王明伦名下的另一家经营范围为谷物销售的肇源县源禾粮食贸易有限公司在案涉买卖合同订立前已经注销，以上事实可以证实案涉大豆的出售方为富丽龙公司，对被告所述的“从该起诉行为及2019年9月5日的起诉状中能够看出，王明伦本人也自认其系买卖合同的相对人，而非富丽龙公司”的辩解理由，不予采信，富丽龙公司作为本案原告主体适格。二、关于姚伟作为被告主体是否适格及原、被告之间属于何种法律关系的问题。2019年11月12日姚伟对（2019）黑0622民初3862号之一民事裁定书不服提起上诉，其在上诉状中陈述“2016年9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上诉人处口头签订买卖合同，合同约定上诉人购买被上诉人处的大豆，货到付款，即被上诉人将大豆送至上诉人处，上诉人方才向被上诉人交付货款”，自认其与王明伦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及约定货到付款的事实，因此可以认定原、被告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姚伟作为买卖合同的买方，其作为被告主体适格。被告姚伟辩称其系中间介绍人，其与王明伦之间系无偿委托法律关系，真正的买方系山东信莱大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通过庭审调查可以认定，原告系受被告指示向该公司交付的货物，原告就案涉货物的买卖事宜未与该公司进行过协商并达成买卖合意，虽然山东信莱大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接收了案涉货物并出具过磅单，但过磅单上显示供货单位为姚伟，而非富丽龙公司或王明伦本人，且被告在上诉状中对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已经自认，故对其辩解理由不予采信。三、关于案涉货款的金额如何认定问题。因原告无证据证实案涉货物单价及货款金额，依据被告在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自认的货款金额（29万余元），应认定案涉货款的金额为29万元。四、关于原告请求的违约金应否支持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和《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贷款利率有关问题的通知》关于罚息利率的规定“逾期贷款（借款人未按合同约定日期还款的借款）罚息利率由现行按日万分之二点一计收利息，改为在借款合同载明的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30%-50%……”原、被告口头约定货到付款，但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原告要求被告给付自2016年9月17日（货物交付之日）至起诉之日（即2020年1月3日）期间的违约金符合上述规定，其要求按年利率4.75%计算低于上述标准，自2016年9月17日至2020年1月3日，被告应向原告支付违约金45400.89元（29万元×年利率4.75%÷365天×1203天）。五、关于原告请求的交通费和住宿费应否支持问题。因原告无证据证实其主张的上述费用系其向被告索要货款期间发生，且被告对此不予认可，故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被告应向原告支付货款29万元，并支付违约金45400.89元，对原告其他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被告姚伟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给付原告大庆市富丽龙粮食贸易有限公司货款29万元，并支付违约金45400.89元；二、驳回原告大庆市富丽龙粮食贸易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期间，上诉人姚伟举证如下：信莱大豆公司法定代表人赵彬出具的说明（原件）及赵彬的身份证（复印件），系上诉人姚伟自赵彬处取得。欲证明：信莱大豆公司系大豆的接收方和使用方，上诉人对涉案货款不负有支付义务。经质证，被上诉人富丽龙公司主张其与信莱公司没有形成过交易，双方未发生过业务往来，信莱公司的账面上也没有大庆富丽龙公司的欠款没有信莱的营业执照证明不了赵彬是法定代表人。本院二审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基本一致。本院认为，2019年11月12日姚伟对黑龙江省肇源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黑0622民初3862号之一民事裁定书不服提起上诉时，其在上诉状中陈述“2016年9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王明伦）在上诉人处口头签订买卖合同，合同约定上诉人购买被上诉人处的大豆，货到付款，即被上诉人将大豆送至上诉人处，上诉人方才向被上诉人交付货款”，自认其与王明伦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及约定货到付款的事实，且与山东信莱大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两份过磅单载明的供货单位为姚伟的事实相互印证。因此，可以认定案涉买卖关系的买受人为姚伟。因王明伦系富丽龙公司的经理，是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代表公司出售大豆是职务行为，因此可以认定富丽龙公司与姚伟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故富丽龙公司作为出卖人向买受人姚伟主张货款并无不当。因2017年5月2日，山东省高唐县公安局在对姚伟进行询问时，姚伟称把王明伦的两车大豆卖给信莱公司，卖给信公司的两车大豆有70砘左右，价值29万余元，故原审判决上诉人姚伟给付富丽龙公司货款29万元并无不当。因富丽龙公司是受上诉人姚伟指示向山东信莱大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交付的货物，富丽龙公司与山东信莱大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并未就案涉货物的买卖事宜形成合意，亦未形成买卖合同关系，故姚伟上诉称原审未追加山东信莱大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作为被告，遗漏必要诉讼参与人，违反法定程序的抗辩主张不能成立。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331元，由上诉人姚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闫子路审判员刘放审判员郑丽媛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邢乐乐书记员李宝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