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鄂71民终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武昌区八一路2号。法定代表人：赵峻，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静，女，公司职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锐，男，公司职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金梅，女，1958年3月14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常飞，男，1982年12月3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常雪莲，女，1981年1月26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原审被告：武汉钢铁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青山区股份公司机关。法定代表人：吴小弟，董事长。上诉人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铁路局）与被上诉人刘金梅、常飞、常雪莲、原审被告武汉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钢公司）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武汉铁路局不服武汉铁路运输法院（2020）鄂7101民初2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2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经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公开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金梅、常飞、常雪莲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武汉铁路局、武钢公司对原告的人身损害损失372111.56元予以赔偿；2.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9年11月8日下午16时许，受害人常某在武汉市青山区武汉钢铁硅钢厂门前路段穿越铁路准备进入厂区时，遇被告火车行驶至此发生碰撞事故，导致常某当场死亡的侵权事故。事故发生后由武昌东车站派出所调查处理，认定受害人常某系火车撞击导致重度颅脑损伤致死。事后原告去现场查勘，该路段铁路经常有居民穿越，铁路沿线的多处围挡措施破旧，且未设置禁行标志。被告作为涉案铁路的管理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在穿越人口聚集区地段缺乏必要的管理措施，放任侵权事故发生，作为从事高速运输的工作单位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事故后原告与被告就赔偿事宜多次协商未果，诉至法院。武汉铁路局辩称：一、武汉铁路局不是本案适格被告。根据武昌车务段提供的2019年11月8日41192次路况视频可以看出，受害人在15时47分16秒至19秒时顺北环线往武东方向道心行走。并且23010次路况视频显示15时34分武钢专用铁路大门开启。根据受害人行走的路径方向，受害人应是从武钢专用铁路大门进入铁路，在火车运行前方道心上背向火车往武东方向行走。根据武昌东车站派出所出具的《现场勘验检查笔录》证实在武钢专用线线路东侧为武钢厂房，无防护网隔离。武汉铁路局认为武钢公司应是本案的适格被告，武钢专用铁路大门属于武钢公司管理，武钢公司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致使受害人通过该大门进入铁路与列车碰撞致死。武钢公司的过错对本案的发生有着必然联系，应为适格被告。二、本案事故发生是因受害人沿铁路纵向行走造成的。根据武昌东车站派出所出具的《现场勘验检查笔录》、《“2019.11.8”武东所辖内武九北环线K22+500m处铁路交通事故现场示意图》、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武昌东车务段出具的机车视频等可以综合认定，在2019年11月8日52171次列车在武九北环线楠姆庙至武昌东客场行驶时，受害人在火车运行前方道心上背向火车往武东方向行走，司机发现受害人后立即采取制动停车，后因制动距离不够，火车在停车过程中因惯性将受害人撞倒。武汉铁路局认为，受害人违法进入铁路后，在火车运行前方道心背向火车往武东方向行走，属于在铁路线路上沿线路纵向行走的过错行为。受害人作为一个能够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完全行为能力的人，明知在铁路线路旁停留的危险性仍然沿铁路线路纵向行走，其对事故的发生应负完全责任。三、武汉铁路局已充分履行安全防护、警示义务。根据武昌东车站派出所出具的《现场勘验检查笔录》在货物外绕线上行西侧全线有铁路防护网封闭较好。根据《铁路安全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的规定，设计开行时速120公里以上列车的铁路应当实行全封闭管理。根据《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公司关于公布2019年度LKJ基础数据的通知（武铁科信电[2020]83号）》、《线路允许速度表》规定武九北环线楠姆庙至武昌东客场线路允许速度为100km/h，未达到120公里，不需要实行全封闭管理。被告进行了安全警示，铁路线路旁的防护栅栏上悬挂了警示标志，事发地段附近有立交青化桥与可通行涵洞，受害人如需行走到对侧可以通行立交桥与涵洞。根据对司机的询问笔录及列车运行数据，火车分别于16时41分（2次）、16时42分（3次）、16时45分（1次）鸣笛，足以起到安全提醒作用，同时采取了紧急制动措施。四、武汉铁路局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事故发生是受害人置自身人身安全于不顾，违法进入铁路线路沿线路纵向行走造成的。同时，武汉铁路局已充分履行了安全防护义务，依法武汉铁路局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请。武钢公司辩称：一、武汉铁路局主张武钢公司就本案承担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支持，武钢公司并非适格被告。首先，事故发生在武钢公司厂区外，事发路段不属于武钢公司管理，常某系被武汉铁路局火车碰撞死亡，诉争案件的事故发生地及常某的死亡原因均与武钢公司无关，武钢公司不应承担责任。其次，武汉铁路局及原告均无证据证明武钢公司与本案有关，仅是根据涉案事故列车无关的视频推断武钢公司有责任，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另从武汉铁路局提交的视频可以看出受害人离武钢铁路专用大门距离较远（至少一公里），无法推断出或得出受害人系从武钢铁路专用大门中走出到事故发生铁路线路范围内的结论，且不排除受害人是从铁路沿线围栏处或其他地方进入到事故发生铁路线路范围内。二、根据法律规定，铁路运输造成人身损害的，铁路运输企业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常某的死亡原因系由武汉铁路局火车碰撞死亡，侵权行为的主体为武汉铁路局，侵权行为为武汉铁路局所属列车碰撞，侵权结果为常某死亡，侵权行为与侵权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故武汉铁路局应承担赔偿责任。综上，武钢公司与本案无关，并无过错，原告及武汉铁路局主张被告承担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原告对武钢公司的诉请。原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2019年11月8日16时47分，武汉铁路公安处武昌东车站派出所值班室接武东客场车站值班员电话，报告武昌南机务段单机52171号机车运行至武九北环线K22+500m处发生撞人事故。经武昌东车站公安派出所勘验检查，认定事发现场位于武九北环线××处，该处线路呈南北走向曲线，事故造成受害人常某死亡，死亡直接原因为重度颅脑损伤、脑出血。本院组织当事人赴事发现场进行了查看，该处线路为封闭线路，有四条南北向铁路线路，最东侧为武钢专用线，专用线与武九北环线间有杂木丛相隔。线路东侧为武钢硅钢厂厂区，厂区与线路间有围墙相隔，事故发生地沿线西侧护栏年久失修且存在缺口，有一行人长期通行形成的简易路连接该缺口。向北距事故发生地600m左右有一通往武钢硅钢厂的下穿涵洞，向北距离涵洞150m左右为武钢专用铁路大门。另查明，常某，男，1956年1月8日出生，户籍地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环厂西路1-5号。本案原告刘金梅系常某之妻，常飞、常雪莲为二人婚生子女。还查明，2020年度湖北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为37601元，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年）为64661元。该院认为，铁路运输属高度危险作业，因铁路运输造成人身损害的，铁路运输企业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受害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铁路运输企业的赔偿责任。关于赔偿责任主体问题，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的规定，事发路段铁路运营单位为承担赔偿责任的主体。本案中，事故机车及铁路线路均为武汉铁路局所属，结合现有证据无法认定受害人系通过武钢专用铁路大门进入铁路线路，故本案的赔偿责任主体应为武汉铁路局。关于赔偿责任比例，武汉铁路局未能举证证明本次事故系不可抗力、受害人故意以卧轨、碰撞等方式造成的，其应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事发区域为封闭线路，但封闭护栏及警示标志年久失修，且存在多处人为破坏，事故发生地西侧护栏有一处缺口，有一行人长期通行形成的简易路连接该缺口，说明武汉铁路局未按规定对该路段铁路线路、铁路防护设施和警示标志进行经常性巡查和维护，亦未对巡查中发现的安全问题及时处理。另依据武汉铁路公安处武昌东车站派出所对涉事机车司机的询问笔录，本案涉事机车为单机，配备主副两名司机，运行速度未超过42km/h，司机室在机车后方，但主、副司机均未加强对线路瞭望。主司机在接受武汉铁路公安处武昌东车站派出所询问时陈述，其在事发前并未发现受害人，在副司机提醒有异常的情况下才采取紧急制动措施，随即听到撞击声。根据列车运行数据全程记录显示，车辆在制动前并未鸣笛示警，其从制动到停止仅15秒，如司机能加强瞭望，提前发现受害人并及时采取制动措施应能避免事故发生，故本院认定武汉铁路局未充分尽到安全防护及警示义务，依法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受害人常某作为成年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应当知道进入铁路线路的危险性，其不顾自己的人身安全未经许可侵入铁路线路，导致损害后果发生，说明受害人未尽到应有的安全注意义务，其自身存在过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因受害人翻越、穿越、损毁、移动铁路线路两侧防护围墙、栅栏或者其他防护设施穿越铁路线路造成人身损害，铁路运输企业未充分履行安全防护、警示等义务，受害人有上述过错行为的，铁路运输企业应当在全部损失的百分之八十至百分之二十之间承担赔偿责任，综合考虑各方当事人的过错，本院酌定武汉铁路局应对本次事故承担50%的赔偿责任。关于赔偿项目及金额，本院确定如下：1.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为639217元（37601元/年×17年）；2.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计算为32330.5元（64661元/年÷12×6）；3.亲属处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住宿费等费用，原告虽未提供相关票据，但鉴于该费用支出具有一定合理性，本院酌定为2000元。以上共计673547.5元，其50%为336773.75元。关于原告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本起事故造成了受害人常某死亡，使原告遭受了一定的精神痛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一条规定，本院酌情确定为20000元。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七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一条规定，原审判决：一、被告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告刘金梅、常飞、常雪莲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处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住宿费等共计336773.75元；二、被告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告刘金梅、常飞、常雪莲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三、驳回原告刘金梅、常飞、常雪莲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882元，减半收取计3441元，由原告刘金梅、常飞、常雪莲负担142元，被告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负担3299元。上诉人武汉铁路局不服原审判决，上诉请求：1、撤销（2020）鄂7101民初228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武汉铁路局不承担赔偿责任；2、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认定武汉铁路局未尽到安全警示防护义务的理由不能成立，认定司机未充分履行安全瞭望义务没有事实依据。酌定处理丧葬费事宜支出的交通、住宿费2000元没有正式票据为凭。精神赔偿损失金额应综合侵权人的过错程度确定，武汉铁路局不存在过错，不应当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2、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应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判决武汉铁路局不承担赔偿责任。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有错误，应当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在本案诉讼过程中未予答辩。武钢公司未提交意见。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经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符。另查明，涉案铁路线路区段允许速度为100Km/h。本院认为，本案属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属于“对周围环境有高度危险的作业造成他人损害”的情形，应采用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造成损害即应承担民事责任，但受害人对损害发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铁路运输企业的赔偿责任。关于武汉铁路局是否充分履行安全防护警示义务。《铁路安全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设计开行时速120公里以上列车的铁路应当实行全封闭管理。涉案铁路线路区段允许速度为100Km/h，依条例规定不属于应实行全封闭的区域，但涉案线路位置处于居民区与工矿企业交汇处，通行人员较多，对从事高度危险性铁路运输的铁路运输企业在人流繁杂处的安全防护义务应有更高要求。经现场查看，封闭护栏及警示标示年久失修，即使查看现场时间距事发时间将近一年，但事发地点西侧护栏处存在明显缺口且有多处人为破坏情况，并有一行人长期通行形成的简易路连接该缺口，武汉铁路局在此居民区与工矿企业交汇处，没有尽到与其从事高危行业相匹配的安全防护警示义务。事故线路为弯道，客观上存在司机瞭望受一定影响，但从事铁路运输，应具备专业和经验，在有弯道线路的地段更要加强瞭望，可司机显然没有尽此义务。列车运行数据记录显示，涉事列车在最后一次鸣笛后至制动前，持续一分多钟未再次鸣笛警示。综合上述情形，一审法院认定武汉铁路局未充分尽到完全防护及警示义务并无不当。关于赔偿责任比例。受害人常某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了解铁路运输的危险性，明知在铁路上行走可能有被撞的危险，但因个人安全意识淡薄而进入其界限内，导致损害后果发生，受害人自身存在过错。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综合考虑各方当事人的过错，判令武汉铁路局对本次事故承担50%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交通费应以正式票据为凭”，从此第二十二整条的前后句来看，对此交通费的提供证据要求是针对受害人就医而产生的自身及必要陪护的交通费，并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规定的受害人死亡，其亲属处理丧葬事宜的交通费。因处理丧葬事宜必然存在一定费用，虽没有相关票据，一审法院依自由裁量权酌定，本案中死者亲属处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住宿等费用为2000元亦符合现在物价水平和实际。事故造成受害人常某死亡，其亲属遭受了一定的精神痛苦，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一条规定，考虑了侵权人武汉铁路局的过错程度，酌定精神损害赔偿金20000元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所述，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上诉请求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652元，由上诉人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朱晶二〇二一年三月五日法官助理朱乐平书记员左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