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194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燎原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石门街朝阳村西侧牛轭墩A区档口A17栋1-6号。法定代表人：殷建新。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智仁，广东同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市敦晨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钟村街雄峰北大街6号1717房之二。法定代表人：杨冬辉，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正青，广东中大圣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州燎原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燎原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市敦晨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敦晨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1民初86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燎原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智仁、被上诉人敦晨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正青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燎原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敦晨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弯继冬已于2019年6月中旬从燎原公司处离职，无权继续代表燎原公司从事任何活动。鉴此，即使《欠据》及装胎记录单上弯继冬的签名属实，也仅是其个人行为，与燎原公司无关，不能据此认定燎原公司拖欠敦晨公司货款。（二）一审判决基本事实认定不清。本案属于买卖合同纠纷，燎原公司付款的前提是其已收到符合质量要求的货物，但《双方交易明细表》与装胎记录表不一致，一审判决未查明敦晨公司实际向燎原公司出售轮胎的数量及具体交付时间，仅凭未经燎原公司盖章确认的《欠据》及装胎记录单认定燎原公司欠款数额，判决错误。燎原公司补充上诉意见：（一）一审判决以2019年5月31日、7月31日的《欠据》认定燎原公司欠付货款，属认定事实错误。1.案涉《集团客户轮胎购销合同》第一条第6款约定交货方式为“由甲方按约定运送至乙方仓库”，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燎原公司并未指定敦晨公司将货物交付至“安发祥发轮胎店”，且确认货款金额及支付期限的《欠据》须燎原公司盖章确认，双方据此进行结算。2019年5月31日、7月31日的两份《欠据》既没有约定付款日期，也无燎原公司盖章确认，且与已履行的2019年3月27日的《欠据》明显不符，亦不符合双方的交易习惯。2.自2019年3月6日起，敦晨公司一直是与燎原公司的员工王凤英沟通货款事宜，但自双方于2019年5月23日沟通36600元的支付事宜至2019年8月10日期间，敦晨公司从未与王凤英沟通付款事宜，也没有与其核实欠付款项，明显不符合双方以往的交易习惯。3.2019年5月31日的《欠据》载明的货款是48600元，按1350元的单价换算为36条轮胎，2019年7月31日的《欠据》记载的货款为25650元，换算为19条轮胎。而根据敦晨公司提供的《安发祥发轮胎店装胎记录单》显示，2019年5月安装轮胎数为38条、2019年7月安装轮胎数为17条，上述两份《欠据》的金额明显与《安发祥发轮胎店装胎记录单》的金额不一致。综上，上述两份《欠据》不符合双方的交易习惯，且与《安发祥发轮胎店装胎记录单》的金额不符，其真实性存疑，不能据此认定燎原公司拖欠货款。（二）敦晨公司主张的货款并未按照“按十送一”政策扣减。案涉合同约定的交易轮胎数量为70条，单价为1350元，合同期限为2019年3月5日至2019年12月31日，且该合同第七条明确约定“本批销售政策按十送一执行”，故在合同期限内，燎原公司每购买10条轮胎，敦晨公司理应额外赠送1条轮胎。若敦晨公司主张的交货轮胎83条属实，则实际交易轮胎数量已达到合同约定的数量，且上述货物均在合同期限内交货，则按照“按十送一”的约定，敦晨公司应向燎原公司赠送7条轮胎，燎原公司仅需支付76条轮胎的货款，因燎原公司已支付28条轮胎的货款，故其仅需支付48条轮胎货款64800元，并非一审判决认定的74250元。敦晨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本案55条轮胎已全部安装且燎原公司已使用，燎原公司理应支付货款。2.弯继冬是燎原公司的员工，弯继冬出具单据并签字属于履行职务行为，燎原公司在一审时称弯继冬已离职，但其无法提供离职证明，属于举证不能。3.燎原公司补充上诉意见第二点中提及按照合同补充条款计付货款，与事实不符。燎原公司一直没有支付定金3万元，双方交易总额11万多元，燎原公司拖欠货款74250元，燎原公司一直未履行付款义务，现其主张享受优惠政策没有依据。4.根据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燎原公司没有否认拖欠货款，且其明知敦晨公司催款，但其拒收通知。燎原公司目前的经营状况不佳，已关门停业，其也曾殴打过敦晨公司的员工，燎原公司一直存在拖欠货款的行为。敦晨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燎原公司支付欠款74250元，并支付逾期利息2000元（利息从2019年8月1日起，按照年息6%，计算至清偿之日）；2.诉讼费用由燎原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敦晨公司主张买卖行为发生的概况：敦晨公司向燎原公司提供轮胎，将轮胎送到燎原公司指定的地点安发祥发轮胎店，燎原公司在该轮胎店安装轮胎，然后双方根据该轮胎店的安装记录单结算货款，2019年3月1日至2019年7月28日燎原公司实际安装轮胎83条，每条轮胎1350元，扣减燎原公司已支付货款后，燎原公司尚欠货款74250元。2.敦晨公司提交如下证据：《集团客户轮胎购销合同》、《欠据》（二份）、安发祥发轮胎店装胎记录单、双方交易明细表、律师函、快递单、邮件改退批条、客户销售明细表、敦晨公司业务员杨博与燎原公司经理王凤英的微信聊天记录、敦晨公司业务员杨博与燎原公司法定代表人殷建新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其中《集团客户轮胎购销合同》内容记载：“供货单位敦晨公司（甲方），采购单位燎原公司（乙方），赛轮轮胎12R22.5S660花纹，数量70条，价格1350元/条，价格含运费及增值税，合计94500元，由甲方按约定运送至乙方仓库；乙方按需求提报订单给甲方，双方确认无误后，公对公打款，款到发货；本合同期限自2019年3月5日起生效，至2019年12月31日终止。”该合同落款处有敦晨公司和燎原公司签章确认。该合同内容中有杨博手写“第一批12条，对公打款安排，之后每月25日前结清当月货款”。其中《欠据》记载：“兹有燎原公司购买敦晨公司赛轮轮胎一批，其中未付货款为25650元，逾期不付清，同意每拖延壹天按该笔欠款的千分之二支付滞纳金，直至该笔欠款及滞纳金全部付清为止。欠款单位负责人：弯继冬，日期2019年7月31日”。其中《欠据》记载：“兹有燎原公司购买敦晨公司赛轮轮胎一批，其中未付货款为48600元，逾期不付清，同意每拖延壹天按该笔欠款的千分之二支付滞纳金，直至该笔欠款及滞纳金全部付清为止。欠款人：弯继冬，日期2019年5月31日”。其中安发祥发轮胎店装胎记录单记载时间是2019年5月11日至2019年7月28日期间，均有记载车辆车牌号、安装轮胎数量，记录单经手人处有陈亚弟签名，所有记录单上均有弯继冬的签名。其中敦晨公司业务员杨博与燎原公司经理王凤英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9年8月10日，杨博发送了74250元的欠条照片，并说“合计74250，单据都在小弯那里，请核实后尽快安排对公，谢谢”。3.燎原公司辩称，2019年3月6日敦晨公司向燎原公司销售第一批轮胎12条，货款16200元是燎原公司在收货时就付款给敦晨公司；2019年3月27日、3月31日又销售两批轮胎，货款共20400元，燎原公司收货确认后是由公司代表王凤英在敦晨公司提供的欠据上加盖公司公章，此欠条是敦晨公司的收款凭证，在敦晨公司将该欠条退回给燎原公司后，燎原公司才转款支付给敦晨公司，该款项也已付清；燎原公司与敦晨公司之间的账目清晰，燎原公司不存在欠款，敦晨公司提供的收款单上没有燎原公司指定代表王凤英签字确认，所谓收货人陈亚弟是敦晨公司的代理店人员，并非燎原公司员工，欠条没有燎原公司的公章，弯继冬没有燎原公司的任何授权，其个人向外所打欠条等字据，燎原公司一律不认可。4.燎原公司提交的证据：销售合同、3月6日转账凭证、欠据、收货单、转账凭证、微信聊天记录。其中欠据记载“兹有燎原公司购买敦晨公司赛轮轮胎一批，其中未付货款为20400元，定于2019年5月6日之前付清欠款。逾期不付清，同意每拖延壹天按该笔欠款的千分之二支付滞纳金，直至该笔欠款及滞纳金全部付清为止。负责人签字：弯继冬，日期2019年3月27日”。燎原公司在该欠据的欠款人姓名处盖章。其中销售单上收货单位处有陈亚弟签名。5.其他情况：诉讼中，敦晨公司陈述，弯继冬是燎原公司的总经理，杨博是敦晨公司的员工，在《集团客户轮胎购销合同》上手写体是杨博书写并签名的，没有敦晨公司、燎原公司的签章；燎原公司的经理向敦晨公司下订单，敦晨公司将轮胎送到燎原公司指定的仓库，由于燎原公司仓库装满，所以燎原公司让敦晨公司将轮胎放到安发祥轮胎店，由燎原公司车辆到轮胎店装胎，双方核对装胎数量后，燎原公司付款；确认燎原公司已经支付了20400元和16200元，燎原公司尚欠74250元未付。燎原公司陈述，弯继冬只是燎原公司的一名司机，在2019年6月中旬从燎原公司处离职；陈亚弟是敦晨公司的合作商，陈亚弟的店铺并非燎原公司指定的收货地点，敦晨公司、燎原公司是以送货后打欠条的方式对账，欠条都要有燎原公司盖章确认，敦晨公司将燎原公司盖章确认的欠条原件退给燎原公司，燎原公司才支付货款，这是双方的交易惯例；装胎单上的车牌号是燎原公司车辆的车牌，尚未核实这些车辆是否有去换胎，也没有与燎原公司经理殷红勋核实是否有就74250元货物下单订货。敦晨公司在第二次庭审时提交《支付证明单》作为证据，又当场申请撤回该证据。另，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9:30分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根据敦晨公司、燎原公司诉辩称及举证质证，双方争议焦点是：燎原公司是否有收到货物，应否向敦晨公司支付货款74250元。对此，一审法院认为，首先，敦晨公司提交的证据两份《欠据》（分别是2019年5月31日出具、2019年7月31日出具）的欠款人及负责人签字处有燎原公司员工弯继冬的签名确认，尽管燎原公司抗辩弯继冬只是燎原公司的一名司机，不具有签名确认权，弯继冬在2019年6月中旬已离职，但燎原公司并未就此提交相关证据证明，而燎原公司所确认已收到货并已向敦晨公司付款的证据《欠据》（2019年3月27日出具）的负责人签字处有弯继冬的签名确认，有理由相信弯继冬有权代表燎原公司确认欠款事实；其次，敦晨公司提交了安发祥发轮胎店装胎记录单，记录单上记载了安装轮胎的车辆车牌号，虽然记录单经手人处是陈亚弟签名，但每张记录单上也有弯继冬签名确认，且燎原公司确认记录单上所写车牌是燎原公司的车辆车牌；再次，从敦晨公司与燎原公司员工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看，2019年8月10日敦晨公司员工在微信上向燎原公司催要货款，当时燎原公司并未提出未收到货物，而在本案庭审时燎原公司却表示尚不清楚其经理是否有向敦晨公司下单及车辆是否有安装敦晨公司提供的轮胎，燎原公司的该表述明显不合常理；综上，一审法院采信敦晨公司主张燎原公司已收到轮胎，燎原公司应当向敦晨公司支付货款74250元。关于逾期利息，一审法院认为，虽然合同约定了付款时间，但双方实际并未按合同约定的付款时间履行，也未约定明确的付款时间，故敦晨公司主张燎原公司从确认欠款次日即2019年8月1日起支付逾期利息，合理合法，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逾期利息以7425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至2019年8月19日，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付清款之日止。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燎原公司向敦晨公司支付货款74250元及逾期利息（以74250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至2019年8月19日，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付清款之日止）；二、驳回敦晨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656元（敦晨公司已预交），由燎原公司负担，在判决确定的给付期限内直接支付给敦晨公司。经审查，本院对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以下事实：关于买卖轮胎的交易地点，燎原公司称：双方买卖轮胎的实际收货地点在燎原公司位于安发货运物流园的仓库，燎原公司的车辆由燎原公司的人员进行维修、换胎。敦晨公司称：双方买卖轮胎的实际收货地点在陈亚弟经营的安发祥发轮胎店，燎原公司的车辆轮胎坏了会直接到安发祥发轮胎店换胎，并由陈亚弟点数验收。本院于2020年3月5日庭询时询问燎原公司，其在一审中提交的2019年3月31日的两张《销售单》为何备注“送到陈亚弟店”，燎原公司提交《补充说明》回复：陈亚弟是敦晨公司的合作商，为方便交货，敦晨公司会预先将轮胎存放在合作商处，发货时直接从合作商处运给客户，《销售单》只是敦晨公司将轮胎预先存放在陈亚弟处，燎原公司当时核对轮胎数量、编码、货款金额无误即收下，没有注意有上述备注及陈亚弟的签名。关于买卖轮胎的现场收货及对账人员，燎原公司称：2019年3月27日是由弯继冬收货清点数量，3月6日、3月11日的签收人不清楚。敦晨公司称：双方之间的轮胎买卖一直由陈亚弟点数、验收，月底由弯继冬根据轮胎号码对账。本院于2020年3月5日庭询时询问燎原公司关于轮胎买卖接收人，燎原公司提交《补充说明》回复：2019年3月6日至3月31日的轮胎是送到燎原公司位于安发物流园的档口，但因时间久远，无法确定具体接收人。关于弯继冬的身份，燎原公司称：现场盖章、确认货款金额的人员为燎原公司经理殷红勋，弯继冬是帮燎原公司经理开车的司机，其并未得到燎原公司的授权，不确认弯继冬签字的《欠据》。敦晨公司称：弯继冬在交易中进行签字对账，敦晨公司没有看到弯继冬的授权材料，但敦晨公司与燎原公司曾口头确认由弯继冬负责收货、对账、联系、付款，且由于之前弯继冬签字的《欠据》已由燎原公司支付货款，敦晨公司认为弯继冬的签名构成职务行为和表见代理。本院依法询问燎原公司，其在一审中提交的2019年3月27日的《欠据》为何有弯继冬的签字，燎原公司称：当时送货过来刚好弯继冬在，就清点轮胎数量并签名，之后拿回公司盖章。关于轮胎销售数量，燎原公司、敦晨公司确认：交易过程中，交易方式变更为由燎原公司向敦晨公司订货，货到后再付款。燎原公司称：敦晨公司自2019年3月向燎原公司销售，共收到28条轮胎，燎原公司未拖欠货款。敦晨公司称：敦晨公司共向燎原公司销售轮胎83条，燎原公司自2019年5月31日起开始拖欠货款，共拖欠55条轮胎的货款。敦晨公司一审中提交的自2019年5月11日至2019年7月28日的十二张装胎记录单中记录轮胎数量为55条，其中自2019年5月11日至2019年5月31日记录轮胎数量为38条，自2019年6月1日至2019年7月28日记录轮胎数量为17条。燎原公司在2020年10月22日一审开庭时确认敦晨公司提交的安发祥发轮胎店装胎记录单上的装胎车牌是燎原公司的车辆车牌。敦晨公司在一审开庭时提交一份《客户销售明细表》，该表由弯继冬于2019年5月31日签名并备注“以收36条余12条”，敦晨公司提交该表拟证明2019年5月敦晨公司向燎原公司共计发货48条，而截至5月31日燎原公司实收36条，12条未收。燎原公司在一审开庭时对此证据不予确认。另查明，《集团客户轮胎购销合同》第七条约定，本批销售政策按十送一执行，先对公付定金三万，尾款64500于2019年3月20日前付清。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弯继冬于2019年5月31日、2019年7月31日签字的两份《欠据》金额是否为欠付轮胎货款金额及燎原公司是否符合“按十送一”优惠政策问题。关于两份《欠据》的金额问题。首先，敦晨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由弯继冬签名的安发祥发轮胎店装胎记录单记录自2019年5月11日至2019年5月31日的轮胎数量为38条，弯继冬于2019年5月31日签字的《客户销售明细表》备注已收36条轮胎，弯继冬于2019年5月31日签字的《欠据》金额为48600元亦为36条，而由弯继冬签名的安发祥发轮胎店装胎记录单记录2019年6月1日至2019年7月28日的轮胎数量为17条，弯继冬于2019年7月31日签字的《欠据》金额为25650元即19条，由此看出，两份《欠据》的金额与安发祥发轮胎店装胎记录单记录的轮胎数、《客户销售明细表》记录的2019年5月的轮胎数均为相符。其次，燎原公司在一审开庭时已确认安发祥发轮胎店装胎记录单上的车牌是其车牌，其在一审中提交的2019年3月31日的两张《销售单》中也曾备注注明“送到陈亚弟店”。燎原公司对其自称轮胎送至燎原公司仓库并由燎原公司工作人员换胎的陈述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对轮胎买卖现场签收人也未能作出说明，对现场盖章确认货款人员为殷红勋亦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再次，燎原公司在二审中确认弯继冬曾在2019年3月27日收货并清点轮胎数量，且燎原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2019年3月27日的《欠据》上有弯继冬的签名，燎原公司对此《欠据》已进行付款。同时，燎原公司对弯继冬的离职时间未能提交证据予以证明。综上，一审判决认定燎原公司已收到轮胎并应按照两份《欠据》支付货款，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燎原公司是否符合“按十送一”政策问题。《集团客户轮胎购销合同》第七条约定本批销售政策按十送一，但燎原公司未按照《集团客户轮胎购销合同》第七条约定支付定金及尾款，且燎原公司与敦晨公司亦确认《集团客户轮胎购销合同》约定的交易方式已在实际履行中进行了变更，同时燎原公司欠付敦晨公司的货款金额已由2019年5月31日、2019年7月31日的两份《欠据》进行确认，因此，对燎原公司关于“按十送一”扣减货款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燎原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56元，由上诉人广州燎原物流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袁 贞审判员 国平平审判员 练长仁二〇二一年三月十八日书记员 刘晓妍廖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