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浙01民终59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丁卫江，男，1978年3月31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升亮、汪婷婷，浙江坤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陆勇，男，1984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固始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杰、张智斌，浙江融哲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丁卫江因与被上诉人陆勇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20）浙0109民初132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5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的规定，依法指定审判员王杨沁如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丁卫江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2.请求判令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诉讼费用及本案上诉费用。 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法院认为丁卫江与陆勇之间不存在合伙关系，亦不存在股权转让关系，认定事实错误。丁卫江与陆勇属于股权转让关系，只是后续双方因股权转让的条件和成本分担发生争议导致未能办理工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实际变成了合伙关系。陆勇自己在起诉状事实与理由部分陈述“2019年4月，陆勇与丁卫江协商将丁卫江持有的杭州泛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泛信公司）股权的部分转让给陆勇，经营所得利润双方进行平均分配，并于2019年5月8日双方签订《合伙人协议》”，丁卫江对上述股权转让的事实也予以确认，2019年1月丁卫江与陆勇（杭州杰驰科技有限公司法人）第一次于BOSS直聘上认识，陆勇以招技术合伙人的名义找到丁卫江，当时两人均有自己的工作，均想兼职做点业务。2019年3月份丁卫江与陆勇约定见面沟通，陆勇当时对丁卫江说自己有很多客户和渠道，丁卫江信任了陆勇的资源，经过沟通后，由于丁卫江之前也注册有泛信公司，但是未实际经营，因此双方商定以泛信公司做为运营主体来进行业务开展，利用各自的资源（丁卫江的技术能力，陆勇的商务客户资源），发挥各自优势合伙承接技术开发项目赚取利润，并在2019年4月份丁卫江与陆勇共同选定了滨江区长河街道江虹路768号浙农科创园5号楼1308室做为共同经营办公的地方。尔后，双方考虑对泛信公司注册资本由10万调整到100万更加便于承接业务，公司经营成本费用一人一半分担达成共识。在此期间，双方均对泛信公司的经营成本有投资、支出。上述事实有（2019）浙0108民初6686号民事判决，浙杭滨江劳人仲案（2019）940号进行确认。后双方发生纠纷，陆勇提起仲裁诉讼，丁卫江无奈从原公司离职。陆勇在起诉提交的证据聊天记录当中多次出现陆勇要求丁卫江配合变更工商登记的信息。丁卫江认为，丁卫江与陆勇没有专业的法律知识，协议未能明确约定清楚合伙内容，但是结合双方的意思表示、聊天记录、后续行为表现、庭审陈述可以看出双方意图合伙经营泛信科技的事实。丁卫江不配合变更股权是因为陆勇不愿继续投入，公司注册资本从10万变更为100万，陆勇想用3.6万元投入控制100万注册资金的公司，丁卫江不同意。未能变更股权登记并不影响对双方关系的判定，丁卫江庭审中一直强调，丁卫江与陆勇不存在股权转让关系是因为陆勇从未向丁卫江支付过股权转让款，陆勇支付的3.6万元款项系其作为公司合伙人、股东的投资款，直接支付给装修公司作为公司经营支出，而不是股权转让款。原审法院陈述的“双方聊天记录当中没有股权转让的约定；丁卫江称双方之间没有股权转让关系。”认定事实不清。2.一审法院认为合伙人协议的约定内容与泛信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不相符，无法实现股权转让因而合伙人协议无效，系认定事实错误。《合伙人协议》符合合同成立的要件，系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及强制性规定，就应合法有效。丁卫江和陆勇反复强调了双方因对股权变更登记、费用承担有分歧才未能完成泛信公司的工商变更登记，与泛信公司的股权结构、工商信息怎么样没有任何关联。泛信公司的两个股东丁卫江70%、章剑琦30%，二人系夫妻，且章剑琦也认可泛信公司实际由丁卫江经营管理，丁卫江在股权转让、变更手续上没有任何障碍。一审法院不能据此就认为转让给陆勇的泛信公司30%股份需要章剑琦同意才能实现。丁卫江庭前会议上陈述注册资金100万系双方为便于泛信公司更好开展业务已商量将泛信公司注册资本从10万调整到100万，并不是虚假陈述，双方确实有商定。3.一审法院认为陆勇支付的3.6万元系因《合伙人协议》而取得的，《合伙人协议》无效，因此3.6万元应归还陆勇。但丁卫江与陆勇签订的《合伙人协议》客观真实，系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及强制性规定，应合法有效。陆勇支付的3.6万元款项系其作为公司合伙人、股东的投资款由其直接支付给装修公司作为公司经营支出，丁卫江没有任何理由退还。退一步讲，即使《合伙人协议》无效，合伙协议双方基于真实意愿为合伙事务实际支付的成本也不应该由丁卫江返还，如果按这个逻辑，丁卫江为《合伙人协议》履行实际支付的房租，物业费，浙江互视科技提成等费用是不是也可以要求陆勇返还？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合伙人协议》真实合法有效，陆勇系因合伙发生纠纷向丁卫江索要10万元赔偿未得逞而相继提起劳动仲裁，股权转让诉讼，其心险恶。为维护丁卫江的合法权益，故丁卫江依法向贵院提起上诉，望裁如所请。 陆勇答辩称，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结果合理合法。丁卫江在一审回复法庭提问时存在虚假陈述，二审中还强行狡辩，可见其并没有认识到自己诉讼不诚信的行为存在严重错误，应当予以谴责。陆勇向丁卫江支付3.6万元应当予以返还。 陆勇一审诉讼请求：一、解除陆勇、丁卫江签订的《合伙人协议》；二、丁卫江返还陆勇股权转让款3.6万元；三、本案诉讼费由丁卫江承担。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9年4月18日至同年5月10日，陆勇根据丁卫江的指示，向案外人及泛信公司支付3.6万元。5月8日，陆勇与丁卫江签订所谓的“合伙人协议”，约定：丁卫江在泛信公司股份占比为70%，陆勇股份占比为30%。另查，泛信公司成立于2018年3月2日，法定代表人系丁卫江，股东是丁卫江和案外人章剑琦，注册资本10万元，自2019年1月8日至今，泛信公司注册资本一直是10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一）双方之间不存在合伙关系。陆勇与丁卫江之间签订的“合伙人协议”，客观真实，但不具有双方合伙的约定内容，故双方之间不是合伙合同关系。（二）双方之间不存在股权转让关系。“合伙人协议”并未约定陆勇与丁卫江之间的股权转让内容，双方聊天记录中也没有股权转让的约定，故陆勇称双方存在股权转让合同关系，没有事实依据，不予采信。丁卫江称双方之间没有股权转让关系，符合事实，予以确认。（三）“合伙人协议”是否具有法律效力。泛信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合伙人协议”中明确约定陆勇股份占比30%，丁卫江称该占比系双方经营盈利后陆勇所得比例是30%，该解释不仅与“合伙人协议”约定的“经营利润双方平均分配”不一致，也不符合协议约定的内容，故对丁卫江的上述意见，不予采信。经查泛信公司2018年和2019年年度报告，泛信公司注册资本均为10万元，其中丁卫江认缴7万元，占70%，章剑琦认缴3万元，占30%。丁卫江在庭前会议上称在“合伙人协议”签订时泛信公司注册资金为100万元，未提供相应证据，不予采信，属虚假陈述。2019年5月8日，在丁卫江已经持有泛信公司70%股份的情况下，不可能通过丁卫江转让股份给陆勇后丁卫江仍然持有70%的股份；在泛信公司没有增资扩股的情况下，不可能在股东以外的人增加投资后丁卫江仍持有70%的股份；在泛信公司由丁卫江和章剑琦持股的情况下，仅有丁卫江与陆勇约定由丁卫江与陆勇持有泛信公司股份，不足以达到“合伙人协议”的目的，即丁卫江持股70%、陆勇持股30%。陆勇与丁卫江之间签订的“合伙人协议”，实质上需要将章剑琦所持有的股份转让陆勇，但未经其同意，故该协议系无权处分行为，合同无效。因此，陆勇要求解除合同，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四）陆勇支付的3.6万元性质如何。丁卫江在庭前会议上称该款系向泛信公司投资款，庭审中又称系向双方合作项目的投资款。一审法院认为，丁卫江表述不一，其所称向双方合作项目的投资，因未明确合作项目名称，也未提供双方合作项目约定的证据，故对该辩解意见，不予采信。丁卫江称未收到陆勇的投资款，因陆勇支付的款项均系依丁卫江指示支付泛信公司或其客户，且丁卫江系泛信公司法定代表人，故对丁卫江该抗辩意见，不予采纳。依据双方聊天记录及“合伙人协议”，陆勇认为其通过投入资金可以获取泛信公司30%的股份；丁卫江签署“合伙人协议”以及在聊天记录中关于办理公司股权变更的表述，认可陆勇可以通过投入资金获取泛信公司股份。陆勇支付的3.6万元，均系丁卫江指示下支付泛信公司或案外人，且时间发生在双方签订“合伙人协议”前后，丁卫江也系泛信公司法定代表人且大股东，故一审法院认定陆勇支付的3.6万元系因“合伙人协议”而丁卫江取得的财产。现“合伙人协议”无效，陆勇要求丁卫江归还该财产，于法有据，予以支持。综上，陆勇的部分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丁卫江前后表述不一，且存在虚假陈述，违反民事诉讼法关于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的规定。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判决：一、丁卫江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陆勇36000元；二、驳回陆勇的其余诉讼请求。如丁卫江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00元，减半收取350元，由丁卫江负担。 二审期间，丁卫江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2019）浙0108民初6686号民事判决；浙杭滨江劳人仲案（2019）940号，证明：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杭州高新开发区劳动仲裁委认定丁卫江和陆勇系合伙关系；陆勇也认可自己泛信公司合伙人的身份，并参与泛信公司相关项目的事实。2.聊天记录，证明：陆勇与丁卫江沟通签订合伙协议，数次要求进行工商股权转让变更的事实。3.租赁合同、装修合同，证明：陆勇与丁卫江共同选定滨江长河街道江虹路768号浙农科创园5号楼1308室作为共同经营办公场所的事实。4.支付凭证，证明：丁卫江支付陆勇浙江互视科技项目提成5000元的事实。5.结婚证，证明泛信公司股东丁卫江、章剑琦系夫妻，陆勇股权转让不存在障碍的事实。6.软件开发（委托）合同、合同终止书，证明：陆勇作为泛信公司合伙人代表公司签订项目、负责项目，后因股东纠纷导致项目终止，返还订金的事实。7.身份证和说明一份，证明：章剑琦的身份以及其知晓并同意丁卫江转让股权的事实。8.3.6万元的支出明细，证明：陆勇支付的是投资款，且已为合同项目实际支出的事实。陆勇发表质证意见认为：对证据1三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虽然该判决认定双方是合伙关系，但事实上并没有对双方合伙协议效力展开详细的论证，而只是阐述双方不是劳动关系而已。证据2聊天记录三性没有异议，证明对象也没有异议。证据3三性没有异议，证明对象也没有异议。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以及证明对象有异议，与本案没有直接关联性。对证据5三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虽然泛信公司股东丁卫江、章剑琦系夫妻，但也不能直接证明章剑琦知晓丁卫江与陆勇签订合同、处分股权的行为。对证据6真实性以及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与本案没有关联。证据7书写时间是2021年3月10日，明显为后期所补，且证据形式应当为证人证言，而章剑琦未出庭作证，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本院认证为：根据现有证据已经能够查明本案相关事实，且对丁卫江提供的上述证据，本院不予认定。 陆勇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和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丁卫江与陆勇签订的《合伙人协议》相关内容，双方系就泛信公司的股权以及利润分配事宜进行协商，并约定由丁卫江占股70%、陆勇占股30%。现丁卫江、陆勇均认可双方之间存在股权转让法律关系，即丁卫江将泛信公司30%的股权转让给陆勇，陆勇亦基于此而陆续支付3.6万元，故本院对该节事实予以认定。根据双方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陆勇支付案涉款项后，曾要求丁卫江将泛信公司股权变更登记至陆勇名下，但丁卫江迟迟未予配合，并认为陆勇未能按约履行剩余出资义务。对此，本院认为，丁卫江、陆勇签订的《合伙人协议》并未就案涉股权转让款的具体金额作出约定，而结合泛信公司注册资本为10万元的事实，陆勇已支付的款项与其受让股权比例所对应的注册资本金额大致相当。但丁卫江在协议签订后直至陆勇提起本案诉讼的近一年半时间内，未能按约将股权登记至陆勇名下，即案涉《合伙人协议》实际并未履行，双方亦无法就后续出资事宜达成一致意见，故陆勇要求解除合同并返还款项的诉讼主张，具有事实与法律依据。鉴于陆勇对一审判决结果未持异议，故本院予以维持。综上，对丁卫江上诉事由中缺乏依据部分，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00元，由上诉人丁卫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王杨沁如 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严 森 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