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赣10民终43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莹辉，男，1966年2年8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上诉人（原审原告）：翁九祥，男，1963年10年25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友平，男，1964年12年26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上诉人（原审原告）：雷鼎安，男，1966年10年11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上诉人（原审原告）：辛小明，男，1972年2年15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上诉人（原审原告）：程军才，男，1972年10年19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以上六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汤志辉，江西君才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威，江西君才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抚州市临川区水产场，住所地：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若士路6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361101492660506Y。法定代表人：李光明，该水产场场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饶赤明，江西三松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上诉人刘莹辉、翁九祥、刘友平、雷鼎安、辛小明、程军才因与被上诉人抚州市临川区水产场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人民法院（2020）赣1002民初49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庭询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刘莹辉、翁九祥、刘友平及其上诉人雷鼎安、辛小明、程军才等六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汤志辉、陈威，被上诉人抚州市临川区水产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饶赤明到庭参加庭询。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刘莹辉、翁九祥、刘友平、雷鼎安、辛小明、程军才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法院的（2020）赣1002民初4908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2018年11月29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签订西湖管理协议约定：时间为三年，即2019年1月至2021年12月31日，第八条约定，如遇政府征地或上收水面开发，补偿费归全场干职工，但鱼苗损失费归上诉人。现双方就鱼苗损失费用发生纠纷。一审法院认定，为补偿被上诉人因受禁养退养带来的养殖损失，政府给予了被上诉人补助金186万元，该186万元不包含鱼苗损失费用，认为上诉人作为被上诉人的职工，已经享受了与上诉人其他在职职工相同的生活补助待遇，并且得到了三年承包期间的损失费18万元补偿，从而不认可上诉人投放西湖水面的鱼苗补偿费用。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判决错误。一、2019年6月10日市政府形成的会议纪要明确补助金186万元是为补偿临川区政府因水产场受禁养退养带来的养殖损失等增加的经费负担。既然是禁养退养带来的损失等增加的费用，那自然就包含了上诉人的鱼苗补偿费用。被上诉人在协调中也明知市政府拨付的这186万元包含上诉人的鱼苗补偿费用。二、上诉人与临川区农业农村局签订的退养协议，是基于农业局对上诉人三年承包期间的养殖损失，而不是基于对上诉人投放鱼苗所支付的鱼苗成本损失达成的一致意见。退养协议只是约定“不能以任何方式向上级单位提出任何补偿和上班等上访诉求”，这只是一种不能上访诉求的规定，跟上诉人向法院起诉要求支付鱼苗损失费用没有任何关系。三、市政府的会议纪要文件也指出，要进一步落实主体责任，统筹做好水产场等单位的改革和职工合理利益保障等有关工作，这说明政府在这次西湖水面经营权征收过程中，应以保障职工最基本的合法权益为主，对于186万的补偿分配应合理规划，上诉人承包期间的鱼苗补偿费用也应该纳入补助范围。四、案涉鱼塘承包关系是在2019年6月终止，那么也应以2019年有关政府征地青苗补偿标准计算。二审庭询中另补充上诉理由：1、临川区农业农村局不是西湖水面经营承包合同相对人，其与上诉人刘莹辉等签订的退养协议不能作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解除合同的依据。2、退养协议违反了契约正义原则，是农村农业局滥用自己优势地位，限制上诉人诉权，他的限制是无效的，对上诉人没有约束。3、退养协议书里约定了补偿费，并不是鱼苗损失费。4、被上诉人解除合同构成违约且明知政府不允许人工养殖情况下与上诉人签订水面承包合同，应承担违约责任，赔偿上诉人鱼苗实际损失，应该按政府公布的2019年占用土地养鱼塘2000元一亩计算。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我方上诉请求。抚州市临川区水产场答辩称，1、2019年6月10日市政府会议纪要确定的186万元一次性补助资金，是对被上诉人在职职工自2013年至全部退休为止共计31年的补助费，这不包含上诉人的鱼苗补助费用，上诉人认为186万元包含其鱼苗补偿费用与事实不符。2、上诉人与临川区农业农村局签订的退养协议，是对终止2018年11月29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西湖管理协议》的补偿，补偿的18万元费用自然是包含了上诉人投放的鱼苗损失在内，所以退养协议明确约定“全体参与管理并领取退养补偿的人员，不得再以任何方式向区水产场、区农业农村局及上级单位提出任何水面养殖补偿和提出要求上班等其他上访诉求。”由此可见，这不只是一种不能上访诉求的规定，还跟上诉人向法院起诉要求支付鱼苗损失费有着直接的关系。3、农业局是作为水产场的主管部门，协议是与水产场签订的西湖管理协议，对西湖水面进行禁养所实施的。在市政府会议纪要中要求立即终止水产场与上诉人签订的西湖管理协议。农业局作为水产场的主管部门理应处理水产场与上诉人之间所签订的协议。况且该协议是双方当事人意思真实表示。在协议履行过程中，上诉人都完全接受，所以农业局不存在签订退养协议无效。4、退养协议没有违反公平原则，退养协议明确约定了双方权利义务，对于上诉人不能进行上访和要求上班的约定，原因是在于上诉人在诉讼前向信访部门进行上访。这也是解决上诉人上访中的诉求，对于信访的约定是不违反法律规定。不能上班也是根据水产场的状况，不违反法律规定，不存在胁迫情形。协议双方都已经履行。5、协议约定的本身就是鱼苗损失费，在186万元中是对全体职工自2013年至全部退休为止共计31年的补助费。退养协议就已经提示是根据市政府纪要45条、临川区政府也下了抄告单，退养就是终止承包关系。对于上诉人在承包中的损失予以补偿，主要是针对鱼苗损失补偿。6、被上诉人不存在构成违约。要终止西湖水面管理协议并不是出于被上诉人的意愿，不是被上诉人能决定是否能终止。西湖管理协议中第8条有约定，如果遇到政府征地、上收等情况如何进行处理。承包之后才出现市政府会议纪要，所以不存在被上诉人明知不能养殖而和上诉人签订协议的情况。上诉人提出应该赔偿损失，按照征地标准进行计算，对于上诉人鱼苗损失在退养协议中就已经做出处理。征地标准是2019年之后，2020年才开始实施。协议是2019年发生的，所以按照征地标准是与事实不符。7、退养协议其实是上诉人都在协议上签名，而且每个上诉人都领取了三万元退养费补偿，上诉人就已经是认可的，对本案上诉人产生约束力。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莹辉、翁九祥、刘友平、雷鼎安、辛小明、程军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责令抚州市临川区水产场依照合同约定，将鱼苗损失费（亦称青苗补偿费），2200元/亩×200亩=440000元，支付给刘莹辉等六原审原告；2、本案的诉讼费由抚州市临川区水产场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莹辉等六人均系抚州市临川区水产场的职工。根据抚州市政府有关文件精神及历史事实，西湖水面原由抚州市临川区水产场进行养殖，为解决职工的生产生活问题，经听取职工意见及公开竞标后，抚州市临川区水产场决定将其所属的西湖水面交由六原告养殖管理。为此，刘莹辉等六原审原告作为乙方与抚州市临川区水产场（甲方）于2018年11月29日签订了一份《临川区水产场西湖管理协议》，该份协议约定养殖管理时间为三年，即2019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并约定如遇政府征地或上收水面开发，补偿费归全场干职工，但鱼苗损失费归乙方。协议订立后，刘莹辉等六原审原告购买了鱼苗投放于西湖中，然而当鱼苗投放后不到半年，按照2013年市政府第23号会议纪要中“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再在西湖水面上进行养殖”和“西湖湖面养殖不得承包，完全实行人放天养”工作要求，市政府决定收回西湖水面经营权，实现西湖全面禁养，并责成临川区政府对临川区水产场与承包人之间达成的西湖水面养殖承包关系立即终止，不得再对外承包。2019年6月10日，抚州市政府就案涉西湖水面管理工作协调形成会议经要，该会议纪要记载：为补偿临川区政府因水产场受禁养退养带来的养殖损失等增加的经费负担，市政府决定给予临川区政府从2013年开始到临川区水产场在职职工全部退休为止共计31年的一次性补助资金186万元。此后，政府将186万元补助资金全额拨付给了抚州市临川区水产场，抚州市临川区水产场为全体所有职工缴纳了社保、医保及发放了生活补助费等，刘莹辉等六原审原告也享受了其他职工同等的生活补助待遇。2019年6月20日，刘莹辉、翁九祥、刘友平、雷鼎安、辛小明五人作为水产场信访人（乙方）与甲方临川区农业农村局签订了一份《西湖水面退养协议》，该退养协议主要内容如下：由市财政按6万元每年的标准给予临川区政府资金补助，经甲乙双方协商并经区农业农村局研究，水产场为全体26名职工按政策每年交纳社保、医保，按已出台的递增政策发放生活费，职工仍按现行政策继续自谋职业，不再增加人员上班，终止2018年11月29日水产场与刘莹辉签订西湖管理协议，由区农业农村局补偿合同签署人刘莹辉退养费18万元人民币（由刘莹辉与参与管理人签订协议分配），将补偿款收款收条交区农业农村局，再由区农业农村局造表发付，全体参与管理并领取退养补偿的人员，不得再以任何方式向区水产场、区农业农村局及上级单位再提出任何水面养殖补偿和提出要求上班等其他上访诉求。退养协议订立后，区农业农村局将协议约定的退养费18万元拨付给了抚州市临川区水产场，抚州市临川区水产场在收到18万元后，及时地将18万元支付给了六原审原告的代表刘莹辉，并由刘莹辉出具了领取西湖2019年至2021年退养补偿费18万元的收条，刘莹辉将该领取的18万元平均分配给了六原审原告（即各领取了3万元），之后，刘莹辉等六原审原告认为其领取的18万元系退养费，而不是鱼苗损失费，要求抚州市临川区水产场还应另行向其支付鱼苗损失费，因协商未果，遂诉至一审法院。庭审中，刘莹辉等六原审原告向一审法院提供了抚州市临川区水产场位于西湖路44号土地登记申请书复印件，该申请书中记载水域面积为200亩，抚州市临川区水产场对该土地登记申请书不予认可。另查明，抚州市人民政府抚府发[2020]6号文件中记载了抚州市临川区、高新区、东临新区征地青苗补偿标准：优质养殖坑塘2200元／亩。一审法院认为，刘莹辉等六原审原告与抚州市临川区水产场就案涉西湖水面养殖签订的管理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合法有效，受法律保护。协议订立后，抚州市临川区水产场按协议约定将案涉西湖水面交由刘莹辉等六原审原告进行养殖管理，后由于政策原因，市政府收回了西湖水面经营权，实行全面禁养，并终止了西湖水面养殖承包关系。按双方签订的协议约定，如遇政府征地或上收水面开发，补偿费归全场干职工，但鱼苗损失费归刘莹辉等六原审原告，该条款表明如遇政府征地或上收水面开发，抚州市临川区水产场应将收到的补偿费归全场干职工，但其中鱼苗损失费应归刘莹辉等六原审原告。而本案中，为补偿抚州市临川区水产场因受禁养退养带来的养殖损失，政府给予了抚州市临川区水产场补助资金186万元，该186万元仅仅是用于从2013年起抚州市临川区水产场在职职工至全体退休为止共计31年的一次性补助资金，并不包含鱼苗损失费，故抚州市临川区水产场并不存在截留鱼苗损失费的情形。刘莹辉等六原审原告作为抚州市临川区水产场的职工，已经享受了与抚州市临川区水产场其他在职职工相同等的生活补助待遇，此外，刘莹辉等六原审原告还另行就其对西湖水面养殖三年承包期间的损失得到了18万元的补偿，且刘莹辉等六原审原告与抚州市临川区农业农村局就退出养殖还签订了退养协议，承诺不得再以任何方式向抚州市临川区水产场及相关单位再提出任何水面养殖补偿等上访诉求，故其现要求抚州市临川区水产场向其再支付鱼苗损失费的诉请，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再者，刘莹辉等六原审原告提供的抚府发[2020]6号文件中记载的征地青苗补偿标准（优质养殖坑塘2200元／亩），是从2020年开始起算的标准，而案涉鱼塘承包关系是在2019年6月终止，故以该文件标准来计算其鱼苗损失费，显然不能成立。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驳回刘莹辉、翁九祥、刘友平、雷鼎安、辛小明、程军才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900元减半收取人民币4650元，由刘莹辉、翁九祥、刘友平、雷鼎安、辛小明、程军才负担。本案二审庭询中，六上诉人提交了新的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上诉人提交的证据：1、抚州市人民政府会议记录摘要。这份文件证明2013年就有规定明确了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在西湖水面上进行养殖。被上诉人明知有这个规定却仍然和我们签协议养殖，应该承担赔偿责任。2、2019年抚州市政府文件。证明2019年抚州临川区征地青苗补偿标准，精养鱼塘是2000元/亩，参照该标准，我们的鱼苗损失费是40万元。与退养费18万数额相差较大，足以说明退养费并不是鱼苗损失费。我们除了投放鱼苗以外还有其他损失。抚州市临川区水产场质证意见：对第一份证据不能作为新证据，这是很早的会议纪要，在二审才提交，不属于新证据。虽然是2013年8月的会议纪要确定了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在西湖水面上进行养殖，却不能认为这是被上诉人知道这事。上诉人也是水产场职工，对于西湖水面能否进行养殖，双方应该都知晓，而不是只有被上诉人知晓。当时虽然确定了不得再养殖，会议纪要在落实贯彻中可能还存在不完善的地方，才会有2019年的会议纪要第三页的规定，真正进行收回西湖经营权的时间应该是在2019年。2013年的会议纪要政府还没有真正落实和实施。2019年的会议纪要是必须要求终止、回收。对第二份证据上诉人在一审中就已经作为证据提交了，文号都是抚府发（2020）6号，一审法院也对这份文件作出了认定。我们对土地登记申请书不予认可，一审也没有认定是200亩。这个文件是2020年才开始实施，但是双方是在2019年6月合同就终止了。这份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所主张损失的依据。本院认证意见：对上述二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对关联性待结合本案事实和其他证据在下文中进行综合分析认定。上诉人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未提出异议；被上诉人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六原告购买了鱼苗投放于西湖中”提出异议，认为没有证据证明上诉人买了鱼苗投放西湖中，是否买了、买了多少都无法确定，对其他事实没有异议。对该异议，本院认为，根据上诉人在一审诉讼中提交的投放鱼苗的照片，足以认定上诉人购买了鱼苗并投放西湖中，故对该异议本院不予采纳。经审查，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当事人的争议焦点是：抚州市临川区水产场是否应向六上诉人支付鱼苗损失费及其支付金额的问题。对此，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于2018年11月29日签订的《临川区水产场西湖管理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2019年6月，根据抚州市人民政府纪要，按照2013年市政府第23号会议纪要中“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再在西湖水面上进行养殖”和“西湖湖面养殖不得承包，完全实行人放天养”工作要求，市政府决定收回西湖水面经营权，实现西湖全面禁养，并责成临川区政府对临川区水产场与承包人之间达成的西湖水面养殖承包关系立即终止，不得再对外承包。为此，抚州市临川区水产场与上诉人终止《临川区水产场西湖管理协议》。该协议第八条约定，如遇政府征收或上收水面开发，补偿费归全场干职工，但鱼苗损失费归上诉人。由于抚州市水产场在明知西湖水面不得承包的情形下仍承包给上诉人，并导致与上诉人终止协议，对此，抚州市临川区水产场存在过错并应承担违约责任，承担违约责任的方式为补偿上诉人的鱼苗损失费。关于上诉人的鱼苗损失费的赔偿标准和金额问题。根据土地登记申请书、审批表，案涉西湖水域登记面积为200亩。根据2019年抚州市临川区征地青苗补偿标准，一般鱼塘为1200元/亩，精养鱼塘为2000元/亩，综合考虑西湖水域面积较大及养殖等情况，且上诉人未提供其鱼苗实际损失的证据，本案征地鱼苗损失补偿标准应按一般鱼塘1200元/亩计算为宜，故上诉人因征收所造成的鱼苗损失为24万元（200亩×1200元/亩）。上诉人要求按精养鱼塘为2000元/亩标准计算，本院不予支持。由于2019年6月20日，上诉人与临川区农业农村局签订了一份《西湖水面退养协议》，根据该协议，六上诉人已经得到了退养补偿费18万元，该18万元应属鱼苗损失费。由于该18万元退养并不足以补偿上诉人的鱼苗损失费，因此，本案六上诉人的实际鱼苗损失费为60000元（24万元-18万元），该60000元应由抚州市临川区水产场支付给六上诉人。虽然《西湖水面退养协议》约定“不得再以任何方式向区水产场、区农业农村局及上级单位再提出任何水面养殖补偿和提出要求上班等其他上访诉求”，但该约定只限于上访诉求，并不能据此限制六上诉人的本案起诉权利。综上所述，刘莹辉等六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部分支持；由于二审出现了新的证据，导致一审法院处理结果错误，本院予以纠正。因最高人民法院已对2001年12月6日通过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进行修改，一审法院适用原《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属适用法律错误。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人民法院（2020）赣1002民初4908号民事判决；二、抚州市临川区水产场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刘莹辉、翁九祥、刘友平、雷鼎安、辛小明、程军才支付鱼苗损失费人民币60000元；三、驳回刘莹辉、翁九祥、刘友平、雷鼎安、辛小明、程军才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950元，由刘莹辉、翁九祥、刘友平、雷鼎安、辛小明、程军才负担3410元，抚州市临川区水产场负担54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900元，由刘莹辉、翁九祥、刘友平、雷鼎安、辛小明、程军才负担6820元，抚州市临川区水产场负担108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龚祝光审判员  王一敏审判员  万燕飞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张俊书记员揭盼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