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鄂09民终7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闫桂波，女，1965年7月14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孝感市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超，孝感市孝南区天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文解春，男，1961年4月5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孝感市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斌峰，湖北名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闫桂波因与被上诉人文解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人民法院（2020）鄂0902民初35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闫桂波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决，依法改判文解春偿还闫桂波人民币41000元借款。2.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文解春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一审判决错误认定孝感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于2009年1月15日作出了《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实际上，一审文解春并没有提交孝感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于2009年1月15日作出了《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证据，只是提交了依法无权作出行政拘留决定的孝感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城东派出所违法作出的《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而该《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不具备证据的“三性”，该证明材料不得作为认定本案案件事实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2006年3月1日起施行）第九十一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决定；其中警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可以由公安派出所决定。治安管理处罚法（2006年3月1日起施行）第九十六条规定，公安机关作出治安管理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治安管理处罚决定书，决定书应当由作出处罚决定的公安机关加盖印章。因此，孝感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城东派出所无权作出行政拘留的决定，文解春提出的《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上没有县级以上公安机关的印章，不符合证据的“三性”，不得作为认定本案件事实的根据。（二）文解春提交的《询问笔录》上没有询问的人民警察的签名，也没有孝感市公安局或孝感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的印章，只有孝感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城东派出所的印章，而城东派出所不是一级国家行政机关，只是孝感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的派出机构，不具有独立的行政主体资格，向文解春出具的《询问笔录》不符合民事诉讼证据的“三性”，不得作为认定本案件事实的根据。况且，《询问笔录》中被询问人徐宝玉陈述的是“严桂波”，并非本案“闫桂波”，所述的手机号码“137××××****”也并非本案闫桂波的手机号码，更不能证明闫桂波提交给一审法院的《借条》是闫桂波通过非法拘禁文解春而获得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人民法院就单位出具的证明材料，可以向单位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进行调查核实。必要时，可以要求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出庭作证。单位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拒绝人民法院调查核实，或者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无正当理由拒绝出庭作证的，该证明材料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单位出具的证明材料性质上属于报道性私文书证，不属于公文书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对单位出具的证明材料的形式以及人民法院审查单位出具的证明材料的规则进行了规定。根据该条规定，单位出具的证明材料必须符合形式上的要求，即必须同时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不符合这种形式上要求的证明材料没有证据效力，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文解春提出的《询问笔录》上，没有《询问笔录》出具单位“孝感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城东派出所”的负责人及制作《询问笔录》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因此，文解春提出的《询问笔录》不具备证据的“三性”，该《询问笔录》不得作为认本案案件事实的根据。被询问人在被公安机关依法传唤后，其在公安机关形成的《询问笔录》在民事诉讼中就其证据属性而言，仍为证人证言（对此详见《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观点集成（第三版）民事诉讼卷》第431页），文解春并未申请《询问笔录》中的被询问人徐宝玉出庭作证。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证人证言”属于证据的一种，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被询问人徐宝玉的《询问笔录》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规定的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的事实。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八条的规定，文解春提出的《询问笔录》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二、文解春应偿还闫桂波的借款41000元整。文解春与闫桂波人同系航天三江职工。文解春夫妇在孝感市北京二路的九真集贸市场经营着一家出售“空气净化器”等商品的商铺，商铺的墙上悬挂着《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因投资经营需要，文解春于2009年1月14日9:30左右，向闫桂波借款，闫桂波以现金支付的方式出借给文解春人民币41000元整，文解春当即向闫桂波出具了一张《借条》，上书：“借条今借到闫桂波现金人民币肆万壹仟元正（￥41000.00元）借款人：文解春2009年1月14日”。文解春借到此款后，因投资经营不顺，一直未偿还闫桂波此笔借款。闫桂波因家庭经济条件较好，加之出借该款时未约定借期，且碍于情面，不好意思开口向文解春讨要此笔借款。直到2019年下半年，闫桂波得知文解春2021年4月将退休，并且退休后回老家湖南省耒阳市安度晚年的消息后，非常担心此笔借款讨要困难，便向文解春、通过文解春单位工会、车间领导向文解春讨要此笔借款，但文解春总是以种种借口搪塞未还分文，导致闫桂波的合法权益受到了侵害。一审法庭调查过程中，闫桂波的委托代理人陈述了文解春在其经营的孝感市北京二路的九真集贸市场商铺向闫桂波借款，闫桂波出借了41000元，文解春出具了《借条》的事实，文解春没有否认，构成证据法上的“自认”（见一审《庭审录像》）。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不履行合同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规定民事主体依法享有债权。文解春向闫桂波借款，闫桂波以现金支付的方式出借给了文解春人民币41000元整，文解春向闫桂波出具了一张《借条》，至此，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依法成立并生效。2020年7月10日下午，闫桂波及其姐夫李波、丈夫张杰与文解春、文解春雇请的3名孝感市社会青年交涉还款事宜过程中，文解春承认向闫桂波借了款，但手里钱不够而无法还款。因此，闫桂波提交的证据《借条》和闫桂波与文解春双方沟通的《录音》足以证明文解春向闫桂波借款，闫桂波以现金支付的方式出借给了文解春人民币41000元整，文解春至今未还款的事实。综上所述，闫桂波与文解春双方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依法成立，受法律保护，合法的债务应予清偿。二审应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撤销原判决，改判文解春偿还闫桂波人民币41000元借款；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文解春承担。文解春二审答辩称，一、文解春提供的《孝公开行决字[2009]第002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和询问笔录，该组证据具备证据的三性：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一审法院予以认定，并据以裁判，是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首先，该组证据是真实的。该组证据是10多年前针对闫桂波伙同徐宝玉集结一帮青年殴打文解春并取得借条的处罚决定和办案民警的询问笔录，当然是真实的。其次，该组证据当然是合法的，不仅调取证据的方式合法，而且证据的形式和内容均合法：该组证据是由文解春方通过完备的手续调取，城东派出所提供由其保存的案卷并加盖公章，该加盖公章不是表示该行政处罚是城东派出所作出的行政处罚的意思，而是说明该案卷材料是由其保存和提供的，恰恰相反，加盖公章的行为正是提供案卷材料的正确、依法的行为，也更好证明了该份案卷的合法来源和提供符合法律规定的案卷材料。该份证据中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该行政处罚决定是由孝感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做出的行政处罚，因此，发给处罚当事人的那联行政处罚决定书是有加盖孝感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公章的。因为该联明确注明是存档联，存档联没有加盖公章在办案中也属正常，因此，孝感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作出的处罚决定书内容和程序都是合法的。这种公安机关的存档联没有加公章小的瑕疵，并不能说明公安机关处罚行为和处罚决定书的内容违法，更不能否定闫桂波采取非法拘禁和殴打文解春取得借条的事实。另外，询问笔录，是严格按照办理案件的规定，由两名办案人员，一名询问，一名记录下进行的，办案人员也都在询问笔录上进行了签字（在询问笔录的开头部分），也最后叫当事人进行了核对并签字确认，因此，该份询问笔录不仅在程序上，内容上也都没有不符合法律规定之处。最后，该组证据具有高度关联性。该组证据中充分记载了当年闫桂波是怎么取得所谓的借条的，询问笔录由于是徐宝玉所讲，民警记录，徐宝玉也陈述其他人的姓名的字怎么写也是不能够很确定，因此，把不常见的姓氏“闫”写成“严”很正常。而借条的上的时间是2009年1月14日，从询问笔录可以看出：2009年1月14日至15日凌晨这段时间文解春都是由徐宝玉和闫桂波控制着的。按照闫桂波一审辩称，说是上午给红阳厂一个叫闫桂波的打了借条，下午文解春又被红阳厂一个叫“严”桂波的女性（案卷中记载红阳厂，女性）伙同徐宝玉所控制，逼迫殴打也写下了借条，这样解释完全是说不通的，其真实性几乎是微乎其微，因此，文解春提供的证据的关联性极高。并且由于闫桂波的躲避，城东派出所没有找到闫桂波，而当时非法取得的借条也无法收回。闫桂波一审起诉状也陈述了十多年来，只是本次才主张所谓的借款，同时庭审(一审)中，审判长询问时，闫桂波也辩称家里很有钱，所以没有向文解春要钱，闫桂波在“上诉状中二中”也说：十多年未主张借款，是因为其家境好，没有约定还款期限，不好意思等理由，这样解释也是不符合常情、常理的，闫桂波这些年之所以一直没有敢主张，正如文解春在一审答辩中所说，是因为借条是通过非法手段取得的，不敢主张。因此，一审法院予以采纳文解春提供的证据，并且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作出该判决，不仅是认定事实清楚，而且适用法律完全准确。二、文解春从城东派出所调取的案卷材料，也就是文解春向一审法院提供的证据，应该属于书证。书证是指用文字、符号或图画所表达的思想内容来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文解春提供的正是文字材料，用其内容来证明案件事实，毫无疑问是书证。闫桂波以司法观点来说明文解春提供的案卷材料为证人证言，不符合规定，司法观点不是民事证据的法定分类，根本不能够在实际裁判中予以适用。同时，假设一下（首先声明该假设只是假设，不是自认）：该份证据若是被不符合法律规定地认定为证人证言，而案卷的徐宝玉同闫桂波在法律上几乎是同一身份：都是殴打文解春取得借条的人。首先，事隔十多年，该人是否还健在，能否找到，其难度可想而知；而且就算找到，她不会为文解春。因此，闫桂波是以个人理解把该案卷材料划定为证人证言不仅不符合法律规定，而且该理解是闫桂波在法律规定之外加重文解春的举证难度和由其任意分配举证责任的行为，很显然是不符合法律规定和有违法律公平正义原则的。因此，一审法院采信文解春提供的证据是合法的，并以此作为裁判的依据是完全正确、合法的。三、一审庭审和庭外，文解春均没有自认行为。在一审中，文解春和文解春的代理人均没有承认同闫桂波有借款事实的言词，并且，闫桂波出具的所谓借条，文解春和文解春的代理人均以借条是非法手段取得，并没有真实的借款关系予以否认闫桂波的诉讼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一方当事人对于另一方当事人主张的于己不利的事实既不承认也不否认，经审判人员说明并询问后，其仍然不明确表示肯定或者否定的，视为对该事实的承认。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就算简单的沉默、不否认，是不会直接认定为自认的。况且，一审中，文解春一直在否认该借款事实的存在。因此，闫桂波在上诉状中所说，“被告没有否认”就视为自认，闫桂波这样推理是既没有事实依据，又没有法律根据的。所以，按照闫桂波的逻辑来认定自认行为，是严重违背上述法律规定的。另外，在庭外，闫桂波同文解春的录音不到一分钟，录音当中文解春也没有任何承认有借款的事实的自认行为。一审质证，文解春对该录音证据的质证意见已经表述的非常清楚，现重复一下一审质证的意见：这中间不仅没有自认行为，而且也证明不了存在借款的事实，只能说明闫桂波想要用之前的手段逼文解春就范而已。而且，相反地，闫桂波在审判长按照闫桂波的思路询问：为什么上午打了借条，下午又绑架了文解春又打了借条时，闫桂波支支吾吾，既没有承认又没有否认，这样更应该被认定为自认：对绑架文解春打借条的事实的自认。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判决驳回闫桂波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审判决。闫桂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文解春偿还闫桂波借款41000元；2.判令文解春承担本案一切诉讼费用。一审法院查明，2009年1月14日，文解春向闫桂波出具一份借条，内容为“借条，今借到闫桂波现金人民币肆万壹仟元正。（￥41000.00元）。借款人：文解春，2009年1月14日”。次日，孝感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作出《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2009年1月14日下午4时许，违法嫌疑人徐宝玉为向文解春索要债务，伙同谢玉洁（在逃）纠集多名社会青年（姓名不详，在逃）将文解春控制于孝感市交通路“春潮旅社”二楼203房间内，限制文解春的人身行动自由，于2009年1月15日凌晨零时将文解春释放回家。在徐宝玉的询问笔录中，徐宝玉交待在控制文解春的过程中，让文解春写过两份借条，一份写给徐宝玉，一份写给“严桂波”。一审法院认为，文解春辩称借条是采取拘禁殴打文解春的方式取得。2009年1月15日孝感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作出的《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及徐宝玉的询问笔录证实，2009年1月14日文解春在被非法拘禁期间，存在被迫出具借条的行为，闫桂波所提供借条的借款时间也是2009年1月14日，庭审中，闫桂波仅提供了借条，没有提供实际给付借款的证据，借贷事实是否发生缺乏证据证实。闫桂波主张借贷关系成立的证据不足，应予驳回。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闫桂波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13元，由闫桂波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证据。二审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本案二审针对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本案焦点：闫桂波主张案涉借贷事实的发生，证据是否充分。本院认为，文解春抗辩借贷行为没有实际发生，其对此作出合理说明并提供相关证据佐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年8月19日公布，2020年8月20日起施行）第十六条第二款“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的规定，案涉借贷事实发生的举证责任在闫桂波。本案中，闫桂波主张案涉借贷发生的证据是2009年1月14日的《借条》和《录音》。但《录音》不能证明，文解春明确认可案涉款项系双方之间发生的借款，一审庭审中文解春也没有明确自认借贷事实，故闫桂波仅以《借条》《录音》主张借贷关系的成立，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规定，闫桂波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据此，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得当，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闫桂波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依法驳回。经合议庭评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25元，由上诉人闫桂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石仁礼审判员  汪书力审判员  胡 红二〇二一年三月十六日书记员  毛雅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