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沪01民终122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男，1979年4月29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晓光，上海九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楼婷，女，1981年7月1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莹，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桐，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某因与被上诉人楼婷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20）沪0115民初347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张某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楼婷原审诉请。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与实际情况不相符,严重侵害上诉人合法权益。一审判决认定，“原告经被告介绍向上海XX有限公司等出借钱款,后因上海XX有限公司无法兑付原告本金等,被告出具借款的字据,该字据系被告允诺自愿清偿上海XX有限公司等不能兑付原告的钱款。”该认定错误。理由为：一方面,上诉人在上海XX有限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中的作用仅仅是居间介绍,被上诉人交易对象和投资款的转出均与上诉人无关。出借咨询服务合同的签署双方为被上诉人和上海XX有限公司,上诉人并非协议签署的一方,且被上诉人支付款项至上海XX有限公司指定银行账户,上诉人毫不知情也从未经手更未收取过该笔转款。另一方面,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出具的借条系“被告允诺自愿清偿上海XX有限公司等不能兑付原告的钱款”既不符合常理,更是于法无据。上诉人只是上海XX有限公司一名普通的业务员,其既不是公司法定代表人,也不是公司管理层(董事、监事、总经理或财务负责人等),更不是公司股东,上诉人没有任何理由对被上诉人“允诺自愿清偿”上海XX有限公司不能兑付欠款,这明显不符合生活常理,也不符合正常人避险逻辑。二、本案实际为民间借贷纠纷,但被上诉人并未实际借款,一审法院对此同样认定错误。一审判决仅根据张某于2019年1月10日出具字据中有关“本人张某身份证号XXXXXXXXXXXXXXXXXX今借楼婷(身份证号:XXXXXXXXXX********)46万元整,如到2019年9月无法全部归还，将卖出我如下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XX路XX弄XX号XX室处房产后如数归还”的内容来认定张某有自愿清偿的意思表示,该认定与事实不符。该借条表面上和本质上都仅是一张借条,上诉人彼时家里经济状况不好,故无奈向老同学即被上诉人借款用于周转。被上诉人提供的借条显示的借款金额为46万元,根据日常生活交易习惯和本案其他涉案金额的交易方式,本案涉案金额是大额,应通过银行等转账的方式完成,但被上诉人提供不出任何实际转款记录,并且被上诉人本人也认可这笔借款实际上并没有发生。被上诉人并未借款,即借款行为没有实际发生。该《借条》没有任何文字可以体现上诉人借款原因,以及没有任何文字可以体现上诉人借款系替上海XX有限公司“自愿清偿”债务,被上诉人的所谓上诉人自愿兑付理财产品的说明毫无事实根据。在上诉人经济状况好转后且考虑到被上诉人是多年老同学关系,彼时正面临离婚危机、独自一人抚养孩子等情况,经济状况也不好,上诉人出于好心每月转账500元接济被上诉人,该等人道主义救济和借款行为没有任何关系,一审法院却将此与借款关联，并进而做出错误判决。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应依法适用民间借贷相关规定。上诉人只是出具借条,并未实际获得被上诉人的相应转款,故而本案中不存在上诉人是否应当遵循民事活动诚实信用原则的问题,仅牵涉借款合同是否生效问题。四、一审判决中认定的上海XX有限公司相关的理财产品已被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生效判决定性为刑事犯罪,故一审判决认定的上海XX有限公司等对楼婷所负的债务自始无效，被上诉人应走刑事退赃程序进行救济。被上诉人楼婷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要求维持原判。楼婷与张某是同学关系，楼婷在对方介绍下才会购买理财产品。如果没有对方介绍，楼婷不会接触到该产品，对方是该理财产品的业务员，对方多次介绍购买没有风险。由于案外人上海XX有限公司涉及刑事案件，故张某写下字据，自愿承担相应债务。虽然名为“借条”但根据实际内容，应属于对方自愿债务加入。该借条没有经过法律专业人士修改，故用词不准确，是合理的。不能仅根据借据抬头去理解双方的法律关系。张某说向楼婷借款46万，又说每月接济楼婷钱款，该说法自相矛盾。一审适用法律正确，本案属于债务加入纠纷。非法吸收存款中的单个法律行为不属于无效的行为；即便楼婷与上海XX有限公司的借款合同无效，也不代表楼婷与上海XX有限公司之间的债务关系消灭。楼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张某支付其456,500元；2.请求判令张某以456,500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支付自2019年10月1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楼婷、张某系同学关系。2015年12月始，楼婷在张某的介绍下，由张某多次代楼婷与上海XX有限公司等签订协议，楼婷将钱款出借给上海XX有限公司等。2018年11月，上述公司不能按时支付利息等。遂楼婷找到张某。张某于2019年1月10日出具字据：“本人张某身份证号XXXXXXXXXXXXXXXXXX今借楼婷（身份证号：XXXXXXXXXX********）46万元整，如到2019年9月无法全部归还，将卖出我如下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XX路XX弄XX号XX室处房产后如数归还。”2019年10月至2020年4月，张某每月转账楼婷500元，共计3,500元。现楼婷起诉来院要求判如诉请。一审法院认为，楼婷经张某介绍向上海XX有限公司等出借钱款，后因上海XX有限公司无法兑付楼婷本金等，张某出具借款的字据，该字据系张某允诺自愿清偿上海XX有限公司等不能兑付楼婷的钱款。张某出具字据后已支付了3,500元，故楼婷要求张某支付剩余的456,500元，法院予以支持。至于逾期支付的利息，楼婷主张的利息不符合法律规定，法院确定为以456,500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自2019年10月1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利息。张某的抗辩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判决如下：一、张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楼婷456,500元；二、张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以456,500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楼婷自2019年10月1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利息；三、驳回楼婷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8,321元，减半收取4,160.50元，由张某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审理过程中，张某提供了以下新证据：1、上诉人及其配偶投资涉案公司的文件，证明上诉人也是受害人，投资款金额46万；该46万与借条中的46万等额，该部分金额兑付后，拟用于偿还借条上向楼婷所借的46万借款。2、涉案公司与案外人出具的还款计划及确认函，证明上诉人是刑事案件受害人，投资者款项的偿还行为是公司整体行为，没有员工个人会为公司的债务承担偿还责任。张某出具的借条上也没有张某愿意代公司偿还债务的内容。3、聚餐照片，证明张某与楼婷关系良好，是朋友关系。故2019年8月起上诉人每月通过支付宝给楼婷500元的救济款具有合理性。4、上诉人社保记录，证明2018年11月至2019年2月断缴社保，上诉人失业状态，故经济困难。上诉人家里所有钱款都投资到涉案公司了。故张某向楼婷借款46万具有合理性，张某认为2019年初，涉案公司会把投资款46万给张某，张某就能还给楼婷款项了。5、上诉人支付宝转帐记录，证明2019年8月开始上诉人每月转帐给对方500元。如果楼婷每月还500元的说法成立，则46万要还76年，且每次还款对方收到还说谢谢，无法予以合理解释。楼婷对此的质证意见为：上诉人提交的材料不属于二审新的证据。第一、二组证据真实性有异议；张某是否购买理财产品楼婷不清楚；上诉人所称的配偶，楼婷也不清楚；对于证据的关联性也有异议。关于照片，双方是朋友关系。但张某主张的证明目的楼婷不予认可。社保记录只能证明张某断缴。支付宝转帐记录，则属于张某向楼婷的还款。本院认为，张某及其配偶投资涉案公司的相关文件资料仅能说明其家庭在涉案公司中有相应的投资，能否以此来说明张某向楼婷出具本案争议字据的原因，还应结合其他在案证据来认定；照片显示张某与楼婷关系良好，双方之间系老同学关系。但关系良好还应结合在张某2019年9月左右的转款时点双方各自的经济状况等因素来认定2019年8月起张某每月通过支付宝给楼婷500元的款项为救济款还是借款还款的相应合理性，故对照片的关联性难以认定；社保记录也只能证明张某断缴，其在断缴时处于失业状态；支付宝的转帐记录，在楼婷主张属于张某向其的还款，不认可张某的证明目的的情况下，也仅能显示款项的流向，至于款项的性质则可能需要结合其他证据方能认定，故本院对于社保记录、支付宝转账记录与本案的关联性均难以认定。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楼婷因张某向其出具了争议的字据而诉至法院，主张张某写下字据，自愿承担案外人上海XX有限公司等相应的债务。虽然字据名为“借条”，但根据其实际内容，字据应属于张某自愿债务加入，故要求张某偿付欠付的款项及利息。张某则认为双方之间实际系民间借贷纠纷,但其并未向楼婷实际借款,故不同意楼婷要求偿付款项及利息的请求，张某也不同意一审法院对于该字据系其允诺自愿清偿上海XX有限公司等不能兑付楼婷的钱款之认定。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为张某通过出具字据的方式与楼婷之间成立何种法律关系，是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还是债务加入关系。本院认为，一审审理过程中，楼婷为证明其主张的成立，提供了其对于争议字据（借条）出具前后经过的陈述、出借咨询服务合同、富邦共享天使合伙人协议、开户申请单、延续《会员出借咨询服务合同》补充协议、借条、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易流水、中国工商银行借记账户历史明细、微信转账截图等，张某则提供了另案生效的刑事判决书及其当庭陈述等证据来佐证其借款的说法。从楼婷的举证情况看，其有关张某向其出具字据（借条）系张某自愿承担案外人上海XX有限公司等所欠楼婷相应的债务的说法具有相应的合理性与逻辑性：张某与楼婷的关系良好，张某所在公司的理财产品也由张某介绍并由张某多次代楼婷签署理财合同，楼婷基于对张某的信任向张某所在公司购买理财产品和支付钱款。后因张某所在的公司2018年11月出现无法兑付楼婷本息的情况，楼婷找到张某，张某遂出具“借款”的字据，该字据系张某允诺自愿清偿张某所在公司不能兑付楼婷的钱款。张某出具字据后在2019年9月前后支付了3,500元，也印证了该允诺已实际得到部分履行。反观张某的一审举证，则主要仅有其单方的陈述，缺乏证据佐证其有关借款的说法：其称2019年1月，其连续两个月没拿到工资，但需要还房贷等，其遂出具借条向楼婷借款46万元，但未实际收到钱款。2019年上半年，其找了开车的工作，有了一定的收入，考虑到楼婷的损失，其每月补偿楼婷500元，共计付了3,500元。张某的上述说法也存在逻辑上的不合理性：楼婷在其向张某所在公司购买的理财产品本息难以兑付，款项可能难以收回的情况下，随后不久还愿意向张某出借大额款项的说法本身就令人质疑；张某在其所在公司断缴其社保，张某出具字据时还欲向楼婷“借款”，但此后在字据载明的还款到期日前后张某却在自身经济状况并不好的情况下自愿补偿或救济楼婷每月500元。二审审理过程中，张某提供的新证据亦无法佐证其有关在其与楼婷之间成立民间借贷纠纷的说法，故张某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合当事人的举证情况和已有的在案事实，一审法院作出争议字据系张某允诺自愿清偿上海XX有限公司等不能兑付楼婷的钱款的认定并无不当之处。根据张某出具字据后已支付了3,500元的事实，一审法院对楼婷要求张某支付剩余的456,500元的请求予以支持，也无不当之处。一审判决根据楼婷的请求，确定为以456,500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自2019年10月1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利息，亦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至于张某上诉称一审判决中认定的上海XX有限公司相关的理财产品已被法院生效判决定性为刑事犯罪,故一审判决认定的上海XX有限公司等对楼婷所负的债务自始无效，被上诉人应走刑事退赃程序进行救济是否成立，本院认为，上海XX有限公司相关的理财产品被法院生效判决定性为刑事犯罪,并不必然导致上海XX有限公司等对楼婷所负的债务无效，上海XX有限公司等与楼婷之间的合同也并不当然无效。在无充分证据佐证上海XX有限公司等与楼婷之间合同，以及张某与楼婷之间债务加入合意存在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之情况下，张某仍应当就其向楼婷出具字据而承担相应的责任，张某主张楼婷走刑事退赃程序进行救济的意见，本院难以采纳。综上，上诉人张某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故其上诉请求，本院难以支持。一审根据当事人的举证认定本案事实，并在此基础上对楼婷的诉请依法予以相应的支持，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也不存在错误之处，故判决结果应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321元，由上诉人张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凌 捷审判员 翟从海审判员 蒋辉霞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周 益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