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豫04民申88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申请执行人)：王小岳，男，1974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汝州市。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被申请人)：王永红，女，1993年7月17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汝州市。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案外人)：何见见，女，1989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汝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小飞，河南科序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王小岳与被申请人何见见、王永红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本院（2020）豫04民终19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王小岳申请再审称，1.依法撤销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豫04民终1960号民事判决书，继续拍卖王永红名下位于河南省汝州市××楼××房产（以下称案涉房产）。2.本案一审、二审、再审诉讼费均由何见见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原判决中认定何见见在人民法院查封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合同的证据材料（案涉《房屋买卖协议》）是伪造的。在杨浩钵与何见见、王永雕释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的审理过程中，汝州市人民法院讯问何见见一方的证人刘某时，所作的《讯问笔录》第二页第4-12行中“后来5月份……原合同我撕毁了。……2018年2月2日合同的电子版我也有存档。……我有合同存档，系统会显示最后修改日期，可以证明合同确实为2月2日签订的。”其中“原合同我撕毁了”这句话证明何见见向法庭提交的案涉《房屋买卖协议》不是2018年2月2日签订的原合同，而是2018年5月份倒签的合同，是伪造的证据。其中“2018年2月2日合同的电子版我也有存档。”说明刘某向法庭提交的《合同的电子版的照片》是真的，该照片显示，该合同电子文档的创建时间是2018年3月29日9:16分，修改日期为2018年6月13日16:32分。说明案涉《房屋买卖协议》的签订时间是2018年6月13日，这个时间正好印证了何见见在2018年12月20日下午15:00在汝州市人民法院审监庭回答“异议人，你什么时候拿到房屋钥匙，至今你给了王永红多少房款？”时，所作出的“在签订合同时就拿到钥匙”回答。因为案涉《房屋交付单》显示，房产的交付当日，碧桂园物业经办人胡晓静才向王永红发放了案涉房产的钥匙，如果合同签订在2018年2月2日，何见见向法庭陈述的“在签订合同时就拿到钥匙”事实是不成立的；如果合同签订在2018年6月13日，这时候，王永红已经收到了案涉房产的钥匙，何见见向法庭陈述的“在签订合同时就拿到钥匙”事实才能够成立；由此，申请人断定，案涉房屋买卖协议不是2018年2月2日签订的。原告在2020年4月8日一审开庭的质证过程中，就明确表示对被告提供的证据材料一（案涉《房屋买卖协议》）的真实性有异议（此事实记录与2020年4月8日，《河南省汝州市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普通程序庭审笔录》的第9页，第13行。审判长：于延坡，书记员：杜东曜），并且于2020年4月30日，向汝州市人民法院书面申请对案涉《房屋买卖协议》的形成时间进行司法鉴定，以证实被告何见见向法庭提供虚假证据的犯罪事实。可汝州市人民法院依法应当批准而没有批准原告的司法鉴定申请。（此事实记录与2020年4月30日，《告知笔录》的第1页，第9-21行，工作人员：于延坡，杜东曜）。二、对审理案件需要的主要证据，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人民法院未调查收集。在案件的一审过程中，原告申请对被告提供的案涉《房屋买卖协议》的形成时间进行司法鉴定，以证实被告向法庭提供的证据材料一(案涉《房屋买卖协议》是伪造的，被告（案外人）不满足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0号第二十八条规定的第一个法定要件。案涉《房屋买卖协议》形成时间的鉴定结果，是认定案件事实的重要证据，直接影响案件的处理结果。原告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鉴定（调查和收集），所以，书面申请人民法院对被告提供的案涉《房屋买卖协议》的形成时间进行司法鉴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查收集。……”之规定，汝州市人民法院应当批准鉴定申请。而法院不予批准司法鉴定申请，剥夺了原告申请司法鉴定的合法权利。三、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19)19号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0号同为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是一般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则是专门适用于执行异议案件的特别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九十二条“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不一致的，适用特别规定;……”之规定，原审过程中，被告依据案涉房产被查封后作出的另案（杨浩钵一案）生效法律文书提出排除执行异议时，人民法院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0号第二十六条“……金钱债权执行中，案外人依据执行标的被查封、扣押、冻结后作出的另案生效法律文书提出排除执行异议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之规定，不予支持被告的执行异议请求。不应当在没有审查对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材料能否能够推翻另案（杨浩钵一案）生效判决的情况下，就直接引用另案（杨浩钵一案）生效判决，支持了被告的执行异议请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八十八条“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之规定，在审查案涉《房屋买卖协议》的合法性和有效性时，因案涉《房屋买卖协议》签订时，案涉房产没有依法登记领取权属证书，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十四条之规定.认定被执行人王永红没有取得案渉房产的处分权，案渉《房届荽卖协叔》也应当认定为无处分权人处分他人财产所签订的合同，又囡在法院杳封前，案涉《房屋买卖协议》没有得到权利人的诘认，王永红也夫取得案涉房产的处分权，所以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规定，认定案涉《房屋买卖协议》在法院杳封前没有生效（即无效），因案涉《房屋买卖协议》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八条第六款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授权制定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稳定住房价格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05]26号》第七条规定，所以案涉《房屋买卖协议》应当认定为违法合同。而不能因为案涉《房屋买卖协议》没有违反强制性规定，就认定为有效合同。四、原审法院存在徇私枉法，包庇被告，协助被执行人张帅峰、王永红恶意转移财产的重大嫌疑。首先，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原告认为被告向法庭提供的证据材料一（案涉《房屋买卖协议》）不是2018年2月2日签订的，是后来倒签的虚假合同，所以，申请对案涉《房屋买卖协议》的形成时间进行司法鉴定，证实原告的主张。原审法院不予批准，剥夺了原告申请司法鉴定的合法权利。导致被告的虚假证据未被揭穿。至于二审判决中所述的“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行政装备管理局〈关于对外委托文件制成时间鉴定有关事项的通知》规定，一审法院没有准许王小岳该司法鉴定申请，于法有据，”之说，申请人也查阅了该文件，文件中只是要求“人民法院的司法技术人员应对委托案件的鉴定条件和鉴定机构的资质、能力进行审查，对落款时间和怀疑时间超过六个月的，要求送检单位必须提供比对的样本。”和“不能使用鉴定机构的自备样本进行文件制成时间鉴定。”以及理由，并没有发现不允许对外委托文件制成时间鉴定的条款。请上级法院核实此事。而一审法院告知原告不予批准鉴定申请的理由是：（杨浩钵与何见见、王永红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的两个生效判决没有改变认定事实的情况下，申请人的鉴定对本案处理没有实体意义，也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此事实由一审法庭出具的《告知笔录》为证。原审法院为什么只看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19)19号第十条“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一）自然规律以及定理、定律；……（六）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基本事实；”之规定，不看到后面的“……第六项、第七项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行政装备管理局〈关于委托文件制成时间鉴定有关事项的通知》里面明明没有不允许对外委托文件制成时间鉴定的条款，二审法院为什么认为一审法院不批准司法鉴定申请于法有据？原审法院明明知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0号第二十六条“……金钱债权执行中，案外人依据执行标的被查封、扣押、冻结后作出的另案生效法律文书提出排除执行异议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之规定，为什么还要依据另案生效判决支持案外人的异议申请？原审法院为什么只看到“合同法五十二条司法解释”看不到“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的法律条文”？原审法院明知人民法院查封时，案涉房产没有交付，案外人没有合法占有（或控制）案涉房产，其不满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0号第二十八条规定的第二个法定要件，为什么还支持案外人的异议请求？为什么只允许被告拿另案生效判决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而不允许原告对这个依据的正确性，合法性进行审查和质证？其次，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被告依据执行标的物被查封后作出的另案生效判决（杨浩钵与何见见、王永红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案的生效判决），对案涉房产提出执行异议，要求解除对案涉房产的查封。原告曾明确告知法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0号第二十六条“。金钱债权执行中，案外人依据执行标的被查封、扣押、冻结后作出的另案生效法律文书提出排除执行异议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之规定，而原审法院却罔顾上述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仍然依据执行标的物被查封后作出的另案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枉法裁判。再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19)19号第十条“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一)自然规律以及定理、定律；……（六）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基本事实；……第六项、第七项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之规定。申请人认为，人民法院在以“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基本事实；”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之前，应当审查原告提供的证据能否推翻《另案生效判决》，如果原告提供的证据能够推翻《另案生效判决》，则被告（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案涉房产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责任。所以，人民法院没有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能否推翻《另案生效判决》这一问题进行审查，就免去了被告就其对案涉房产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举证责任。四、申请人认为其提供的证据材料足以推翻《另案生效判决》的理由如下：首先，原告提供的汝州市人民法院执行局执行二厅韩雪峰、兰晓鹏二位法官到碧桂园客户关系中心复印的案涉《房屋交付单》（2020年5月15日质证时，被告已经对该《房屋交付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记录于《质证笔录》第三页第16-19行）。该《房屋交付单》清楚地记载了案涉房产的交付时间是2018年5月13日，当时碧桂园物业经办人胡晓静向王永红发放案涉房产钥匙的事实，证明了在2018年2月7日，汝州市人民法院作出（2018)豫0482财保10号民事裁定书依法查封案涉房产之前，案外人何见见并没有合法占有或实际控制案涉房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房产执行异议之诉审判监督类案件的相关裁定，能够证明在法院查封前已经合法占有（或实际控制)案涉房产的证据一般是案涉房产被查封前所生成的房屋交付手续、水电费缴费凭证、交付房产的钥匙等）。其次，该《房屋交付单》还可以证明，2018年2月2日，被执行人王永红与被告何见见签订案涉《房屋买卖协议》转让案涉房产时，案涉房产处于在建状态，没有做初始的物权登记，更没有依法登记在王永红名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十四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薄时发生效力。”之规定。王永红不享有对案涉房产的物权（包括所有权和处分权等），案涉《房屋买卖协议》是在王永红无权处分的情况下签订的合同，属于无处分权人处分他人财产所签订的合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之规定，案涉《房屋买卖协议》需要经案涉房产权利人汝州市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追认或者王永红取得案涉房产的处分权后，才能有效。在杨浩钵与何见见、王永红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中，无证据证明案涉《房屋买卖协议》在法院查封前得到权利人汝州市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追认，更没有证据证明王永红在法院查封前取得案涉房产的处分权，所以案涉《房屋买卖协议》不能认定为法院查封前签订的有效合同。再次，因为在法院查封前，案涉房产处于在建状态，没有做初始的物权登记，属于没有依法登记领取权属证书的房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八条第六款“未依法登记领取权属证书的房产不得转让；”之法律规定；第四十六条商品房预售的，商品房预购人将购买的未竣工的预售商品房再行转让的问题，由国务院规定。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稳定住房价格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05]26号（此法规现行有效）第七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有关规定，国务院决定，禁止商品房预购人将购买的未竣工的预售商品房再行转让。”之规定，王永红与何见见之间的房产转让行为违反了国家法律和国务院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案涉《房屋买卖协议》囡约定违法行为而属于违法合同。另案（杨浩钵与何见见、王永红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案）生效判决的审理过程中，一审、二审只审查了案涉《房屋买卖协议》能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认定为无效合同，而忽略了对案涉《房屋买卖协议》的合法性的审查，更没有审查案涉《房屋买卖协议》能否认定为有效合同。综上所述，申请人认为，案涉《房屋买卖协议》不能认定为人民法院杳封前签订的合法有效的书面合同。第四，何见见在购买案涉房产时明知案涉房产没有依法登记领取权属证书还去购买，其行为违反了国家法律和国务院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案外人对案涉房产在法院查封前没有过户，存在主观过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0号第二十八条明文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之规定，被告（案外人）何见见只有同时满足以上四个条件，人民法院才能支持其异议请求。所以申请人认为，另案生效判决是在案外人何见见未能满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0号第二十八条规定的第一个、第二个、和第四个法定要件的情况下违法支持其异议请求所作出的错误判决，应当予以再审纠正。何见见辩称，原一审、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判决得当，应予依法维持，王小岳的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请求驳回其再审申请。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系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本案中，申请执行人王小岳认为案外人何见见享有的民事权益不足以排除对案涉房屋的强制执行。本院认为，原审判决认为已生效的（2019）豫0482民初402号民事判决、（2019）豫04民终2574号民事判决确认何见见对案涉房屋享有的民事权益可以排除杨浩钵在先查封进行的强制执行，进而认定本案中何见见对案涉房屋享有的民事权益亦可排除王小岳申请的查封、执行，该认定并无不当。具体分析如下：1.各方对案涉房屋原系王永红与开发商签订合同购买的事实均无实质争议。杨浩钵、王小岳先后对案涉房屋申请查封，请求强制执行，二人请求执行的标的物相同，债务人均为王永红。且相关判决未认定杨浩钵对该房屋享有担保物权等优先权，王小岳亦未有证据证明其享有担保物权等优先权，二人均系一般债权人。2.关于杨浩钵申请执行王永红、张帅峰案件中，人民法院依法对案涉房屋强制执行，何见见提出异议请求排除强制执行，执行审查作出裁定后，又经执行异议之诉一审、二审以及再审审查，该案（2019）豫0482民初402号民事判决、（2019）豫04民终2574号民事判决发生法律效力，认定当事人何见见对案涉房屋享有的民事权益足以排除强制执行。3.本案诉讼中，何见见为当事人，其对案涉房屋享有民事权益的事实与另案（2019）豫0482民初402号民事判决、（2019）豫04民终2574号民事判决中何见见作为当事人对案涉房屋享有民事权益的事实为同一事实，针对该事实另案生效判决确认何见见对案涉房屋享有相应民事权益的认定对本案具有预决效力。4.本案原审已经查明王小岳申请对案涉房屋的查封劣后于另案中杨浩钵申请对案涉房屋的查封。那么，何见见对案涉房屋享有民事权益这一相同事实，既然已经生效判决认定，并确认何见见可以排除杨浩钵的在先查封执行，自然可以排除本案王小岳劣后于杨浩钵的查封执行。因此王小岳请求确认何见见享有的民事权益不能排除本案执行的理由不足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王小岳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邢智慧审判员赵益审判员崔伟杰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吴桐书记员续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