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民终1289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蔡卓辉。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宁，湖南卓越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叶良贵，湖南卓越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南龙骧交通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在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木莲中路268号。法定代表人：黄阳，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力威，湖南海川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坚，湖南海川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湖南高速运输股份有限公司常德分公司，住所地在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城西办事处鸿升社区常德汽车总站。负责人：刘德武，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录，湖南广慈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蔡卓辉因与被上诉人湖南龙骧交通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龙骧交通公司）、第三人湖南高速运输股份有限公司常德分公司（以下简称湖南高速常德分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作出的（2020）湘0111民初49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蔡卓辉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民事判决;2、支持蔡卓辉的全部诉讼请求;3、由龙骧交通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法律适用错误。其一，本案蔡卓辉一审以不当得利起诉，一审法院认定的案由亦为不当得利纠纷，蔡卓辉、龙骧交通公司、湖南高速常德分公司开庭时提交的证据及发表的质证意见，辩论意见都围绕不当得利法律关系展开。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确认蔡卓辉为涉案四台汽车的实际经营人，与龙骧交通公司存在事实上的客运代理关系，龙骧交通公司实际扣除了蔡卓辉的客运费，根据《民事诉讼法》及相关法律规定的民事诉讼中应当遵循的辩论原则和不告不理原则的要求，一审法院应当围绕本案案由及蔡卓辉的诉讼请求是否成立，龙骧交通公司的抗辩能否合法阻却或部分免除侵权责任开展审判活动，着重审理查明蔡卓辉、龙骧交通公司双方是否存在不当得利的法律关系，龙骧交通公司无法定依据超额扣除蔡卓辉客运代理费的行为是否构成不当得利，是否应当承担返还责任，但一审判决完全回避不当得利诉请这一核心争议，违背不告不理原则及辩论原则，采用审理合同纠纷的方式对本案进行审理，适用《合同法》第八条和第六十条作出判决，而不适用《民法总则》及其相关法律对不当得利的规定，这无疑是十分严重的法律适用错误。其二，一审判决适用的法律自相矛盾。一方面一审判决认可蔡卓辉作为涉案四台汽车的实际经营人长年以来与龙骧交通公司存在事实上的客运代理关系，另一方面一审判决又以龙骧交通公司与湖南高速常德分公司签订的《营运车进站经营合同》、《客运车辆进站经营协议书》、《客运班线车辆营收结算协议》及龙骧交通公司与案外人湖南高速运输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客运班线车辆营收结算协议》为由，适用《合同法》第八条和第六十条的规定驳回了蔡卓辉的诉请。根据《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和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一审判决认定的上述合同，合同的双方当事人要么是龙骧交通公司与湖南高速常德分公司，要么是龙骧交通公司与案外人，蔡卓辉从未作为合同相对方参与其中，更没有在任何一份合同上签字，也就是说，蔡卓辉根本就不是上述合同的当事人。根据《合同法》第八条和第六十条的规定及合同相对性原则，蔡卓辉并不受上述合同的约束，如此自相矛盾的法律适用令人实在难以接受。二、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其一，一审判决中所采信并作为判决依据的合同即龙骧交通公司与湖南高速常德分公司签订的《营运车进站经营合同》《客运车辆进站经营协议书》、《客运班线车辆营收结算协议》及龙骧交通公司与案外人湖南高速运输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客运班线车辆营收结算协议》，以上合同如上所述并不能约束蔡卓辉，一审法院认为该合同对蔡卓辉有约束力系事实认定错误，况且上述合同的效力并未得到审查查明，在一审庭审过程中，龙骧交通公司提供的合同绝大部分为复印件，蔡卓辉与湖南高速常德分公司对上述合同的真实性及合同效力都不予认可，而龙骧交通公司又无法提供原件用以比对，甚至有份合同上已经写明了“作废”字样。根据《民事诉讼法》及相关证据规则的规定，存在重大疑点，无法与原件原物比对的复印件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及裁判的依据。因此，一审判决系违背法律规定，事实认定错误的判决。其二，在一审判决所依据几份合同当中，双方除去对10%的客运代理费和1.5元/人的旅客站务费的约定之外,并未明确约定龙骧交通公司方还需要向蔡卓辉收取其他费用。当然也没有约定所谓的空调费。然而一审法院却莫名其妙认定了所谓的空调费。也就是说就龙骧交通公司主张的，且得到一审判决支持的多收取的包括空调费在内其他费用，事实上属于典型的未作约定或约定不明。依据无约定从法定的原则，根据交通部、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发布》的规定，龙骧交通公司能从蔡卓辉的客运费中扣除的费用依法也就只有客运代理费及约定的旅客站务费。因此退一万步来讲，即便龙骧交通公司与湖南高速常德分公司或是案外人签订的合同能约束蔡卓辉，即便上述合同都是合法有效的，依据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龙骧交通公司仍然超额扣除了蔡卓辉的客运费用。因此，一审法院认为龙骧交通公司收费均未违反合同约定及相关法律规定系事实认定错误。根据一审庭审过程中查明的案件事实及一审判决对基本事实的认定可以得出:龙骧交通公司及湖南高速常德分公司都认可了蔡卓辉向法院提供的票据、银行流水、车站营收结算单等相关证据，龙骧交通公司及湖南高速常德分公司对蔡卓辉提交的证据的三性无异议，一审法院对蔡卓辉提供的证据也全部采信，蔡卓辉作为涉案四台汽车的实际经营人长年以来与龙骧交通公司存在事实上的客运代理关系。自2013年以来龙骧交通公司确实扣除了蔡卓辉的客运代理费，且扣除蔡卓辉客运代理费的比例及数额远远超出交通部、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发布》第五条:“客运站为承运人代办客源组织、售票、检票、发车运费结算等客运业务，按客运运费的一定比例向承运人计收客运代理费。客运代理费费率按不同站场设施、服务内容和吸引旅客能力等具体条件确定，最高不得超过以下标准:一级站10%、二级站8%、三级站和三级以下站6%。”的规定，因龙骧交通公司对客运代理费超额收取部分没有任何事实上和法律上的依据，系不当得利行为，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三十一条的规定，依法应当认定龙骧交通公司对蔡卓辉构成不当得利，应承担返还责任。蔡卓辉在第一次开庭后应一审法院要求，申请追加湖南高速常德分公司作为第三人参与诉讼。两次开庭后一审法院仍然未查明本案基本事实。综上，一审判决在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上存在重大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民事判决，支持蔡卓辉的全部诉讼请求。龙骧交通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蔡卓辉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一审判决并没有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蔡卓辉是以不当得利起诉。不当得利是指取得的利益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的庭审过程当中，都是围绕着龙骧交通公司收取涉案的4台车辆的这些规费及相应的事实及合同法律依据展开的。龙骧交通公司收取费用是有相应的合同依据。一审法院没有回避不当得利诉请。二、蔡卓辉说涉案的4台车辆的实际经营人，存在着客运代理关系。但是一审判决没有认定这个事实。所以龙骧交通公司认为该上诉理由也没有相应的事实依据。蔡卓辉在他的上诉的第二点理由中自己承认了蔡卓辉不是合同的当事人。龙骧交通公司认为龙骧交通公司跟蔡卓辉没有签订任何的合同，主体不适格，恰恰证明了龙骧交通公司的这个观点。三、龙骧交通公司还向蔡卓辉收取了其他的费用，这个事实是错误的。因为，龙骧交通公司和蔡卓辉之间是没有直接的合同关系，但是龙骧交通公司和湖南高速常德分公司之间有相应的合同关系。龙骧交通公司收取的费用除了这些物价部门规定的以外，龙骧交通公司还要收取其他费用，也就是在一审中龙骧交通公司的抗辩当中都提出来的费用。蔡卓辉在上诉的事实里面讲，龙骧交通公司除了收站务费和代理费以外，还收取了其他的费用，这是不成立的。客运代理费和旅客站务费是物价部门规定的。收取的其他的费用是龙骧交通公司基于法律规定所收取的，但是龙骧交通公司收取的其他费用是基于合同的约定所收取的，是龙骧交通公司和湖南高速常德分公司之间基于双方的合同约定所收取的。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蔡卓辉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湖南高速常德分公司述称：湖南高速常德分公司在与龙骧交通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中根本就没有实际参与过，只是蔡卓辉挂靠湖南高速常德分公司。蔡卓辉与龙骧交通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以及其他的一些收费细节的约定，湖南高速常德分公司根本就没参与，也不清楚，因此湖南高速常德分公司不是本案的当事人。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当维持原判。蔡卓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龙骧交通公司于2013年至2019年超额收取蔡卓辉名下大巴客运代理费1745095.9元、利息418177.53元，共计2163273.43元；2、责令龙骧交通公司尽快退还未按相关规定收取金额共2163273.43元票款；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龙骧交通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案涉车牌号为湘Ｊ1××××、湘Ｊ1××××、湘Ｊ1××××、湘Ｊ1××××、湘Ｊ1××××、湘Ｊ1××××的大型普通客车均登记在湖南高速常德分公司名下，蔡卓辉系上述六台车的实际经营人或出资人。湖南高速常德分公司与蔡卓辉均陈述双方系承包关系，由蔡卓辉承包经营上述车辆并向湖南高速常德分公司交纳承包管理费，但双方均未提交承包合同等证据。2013年1月18日，案外人湖南高速运输股份有限公司（甲方）与案外人湖南常德欣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乙方）签订一份《委托经营合同》，约定甲方将湖南高速常德分公司现有的班线（即客运许可证）、客运车辆及“湘高速”品牌委托乙方在本合同约定下自主经营，并由乙方按月上交收益给甲方，双方还对合同其他相关事项进行了约定。该合同中附表中显示包含蔡卓辉经营的上述六台车。2013年9月30日，龙骧交通公司下属的黎托分公司（甲方）与湖南高速常德分公司（乙方）签订一份《营运车进站经营合同》，约定甲方车站在国家物价部门标准的原价范围内，根据市场客源情况确定乙方经营的湘Ｊ1××××、湘Ｊ1××××、湘Ｊ1××××的执行票价，并负责为乙方经营车辆提供与站级功能相适应的售票、候车、检票、行包管理等良好的经营场所及优质服务；线路起点：黎托高速汽车站至常德，结算价为68.7元；双方还对合同其他相关事项进行了约定。2015年9月14日，龙骧交通公司下属的黎托分公司（甲方）与湖南高速常德分公司（乙方）又签订一份《营运车进站经营合同》，约定甲方车站在国家物价部门标准的原价范围内，根据市场客源情况确定乙方经营的湘Ｊ1××××的执行票价，现核定执行终点常德票价85元（含空调费2元），在扣除相应的客运代理费及站务费1.5／人后为结算价，线路起点：黎托高速汽车站至常德，结算价为63.9元；双方还对合同其他相关事项进行了约定。2017年6月25日，龙骧交通公司（甲方）与湖南高速常德分公司（乙方）签订一份《客运班线车辆营收结算协议》，约定：甲乙双方对此前乙方与龙骧交通公司下辖各单位所签订的车辆营收结算协议均认同、无异议，截至2017年4月30日，双方的客运费已经全部结算清楚，均不得再向对方主张任何权利，要求对方承担任何义务，此前的营收结算协议，即行废止，甲乙双方须就本协议内容向各自班线经营者说明，各自班线经营者不得就营利问题向对方主张任何权利；在执行票价的基础上甲方车站根据站级标准按国家政策扣除旅客站务费（甲方1.5元／人次）后余额作为结算价，同时乙方自愿按所属车辆在对方车站的实际乘车人数结付一定运费给对方，作为对方运输收入的补充，在营收结算时一并扣除；甲方车站以执行票价（含燃油附加费）为基础，扣除旅客站务费和补充收入后收取10％的客运代理费，在营收结算时一并扣除；双方还对合同其他相关事项进行了约定。2018年4月29日，龙骧交通公司（甲方）与湖南高速常德分公司（乙方）签订三份《客运车辆进站经营协议书》，分别就湘Ｊ1××××、湘Ｊ1××××、湘Ｊ1××××车进站经营事项进行了约定，其中第6.1条约定：甲乙双方依据所签订的《客运班线车辆营收结算协议》进行营收结算。同时，湖南高速常德分公司向龙骧交通公司出具《承诺书》，承诺严格遵守上述《客运车辆进站经营协议书》的所有条款，蔡卓辉的女儿蔡苑蓉作为承诺人在该《承诺书》上签字，湖南高速常德分公司在该《承诺书》上加盖公章。2018年1月12日，龙骧交通公司（甲方）与案外人湖南高速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乙方）签订一份《客运班线车辆营收结算协议》，约定：甲乙双方对此前乙方与龙骧交通公司下辖各单位所签订的车辆营收结算协议均认同、无异议，截至2017年4月30日，双方的客运费已经全部结算清楚，均不得再向对方主张任何权利，亦不得要求对方承担任何义务，此前的营收结算协议，全部终止，甲乙双方须就本协议内容向各自班线经营者说明，各自班线经营者不得就营利问题向对方主张任何权利；所有营收结算在未签订新的结算协议前，参照原结算协议的标准执行。2013年至2019年期间，蔡卓辉承包上述案涉六台车运营上述线路，龙骧交通公司提供车辆站务服务，龙骧交通公司下属黎托高速汽车站对蔡卓辉营收统一结算，并出具《黎托高速汽车站参运车运费结算单》载明各月代扣费用及实际结付金额，双方进行了结算后，龙骧交通公司在扣除客运代理费等相关费用后向蔡卓辉支付了运费，并开具了发票。2020年6月1日，蔡卓辉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如所请。庭审中，蔡卓辉主张龙骧交通公司只能收取客运代理费（票价金额的10％）及旅客站务费（1.5元／人次），超过金额部分属于多收，应予返还。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龙骧交通公司与湖南高速常德分公司签订的《营运车进站经营合同》、《客运车辆进站经营协议书》、《客运班线车辆营收结算协议》及龙骧交通公司与案外人湖南高速运输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客运班线车辆营收结算协议》均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各方均应按约履行。蔡卓辉作为案涉六台车辆的实际经营者，亦应按上述合同及协议的条款内容履行相关义务。根据上述合同及协议的约定，龙骧交通公司既可依据《汽车客运站收费规则》及服务项目向蔡卓辉收取车辆站务费用，又可依据《客运班线车辆营收结算协议》向蔡卓辉收取约定的运费作为运输收入的补充。龙骧交通公司向蔡卓辉收取的客运代理费为票面金额的10％，旅客站务费按1.5元／人次收取，未违反强制性规定；龙骧交通公司另行向蔡卓辉收取的运费，亦未违反《客运班线车辆营收结算协议》的约定。故龙骧交通公司收费均未违反合同约定及相关法律规定，蔡卓辉要求龙骧交通公司返还多收取费用，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蔡卓辉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24106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12053元，由蔡卓辉负担。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龙骧交通公司是否构成不当得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为：1、双方当事人必须是一方受损,一方受益;2、受损与受益之间存在因果关系;3、受益人取得该利益没有合法依据。本案中，要判断龙骧交通公司是否构成不当得利，首先应分析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其次应分析龙骧交通公司收取相关费用是否超出法律规定或者双方的约定。涉案六台车的实际经营人虽为蔡卓辉，但该车辆均登记在湖南高速常德分公司名下，由湖南高速常德公司对外运营。蔡卓辉将车辆挂靠在湖南高速常德分公司名下对外运营，应视为其认可湖南高速常德分公司对外代表其行使相关权利。因此，湖南高速常德分公司与龙骧交通公司签订的合同对蔡卓辉具有法律拘束力，亦即，湖南高速常德分公司与龙骧交通公司签订的《营运车进站经营合同》、《客运车辆进站经营协议书》、《客运班线车辆营收结算协议》均对蔡卓辉产生法律拘束力。依据前述合同或协议，湖南高速常德分公司与龙骧交通公司就黎托站至常德线路票价结算价约定为63.9元。虽然该结算价高于《汽车客运站收费规则》规定的客运代理费为票面金额的10%，但根据双方约定，结算价不仅包含客运代理费，还包括站务费、洗车费、空调费、以及湖南高速常德分公司自愿支付给龙骧交通公司的部分费用等。因此，该结算价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系湖南高速常德分公司对于自身权利的处分，合法有效。龙骧交通公司按照双方约定进行结算，并收取合同约定的相关费用，符合法律规定，亦符合双方约定，不存在不当得利的行为。湖南高速常德公司的处分行为对蔡卓辉具有拘束力，因此，蔡卓辉要求龙骧交通公司返还多收取的费用，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蔡卓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4106元，由蔡卓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盛知霜审判员  王晓虹审判员  曾 明二〇二一年三月五日法官助理周丽花书记员谢鋆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