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渝01民终331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罗玮，女，1983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江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曾衍理，重庆志和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鹏飞，重庆志和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爱科思汇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住所地重庆市北部新区镜泊中路34号、3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MA5UA2MX37。执行事务合伙人:刘思辰。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思辰，女，1985年5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惠州市大亚湾区。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颜杰，重庆大江律师事务所律师。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进，重庆大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罗玮因与被上诉人重庆爱科思汇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爱科思汇合伙企业）、刘思辰退伙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2020）渝0112民初267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罗玮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曾衍理、被上诉人爱科思汇合伙企业、刘思辰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颜杰到庭参加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罗玮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1.上诉人仅与被上诉人刘思辰签订过《关于设立重庆爱科思汇企业管理有限合伙企业之合伙协议书》（下称：《合伙协议书》），上诉人的合伙人仅有被上诉人刘思辰。《合伙协议书》第16条第7项约定本协议一式二份，合伙人各执一份。协议书签名处有普通合伙人刘思辰及有限合伙人罗玮的签字，附：合伙人信息处均为空白，且明确载明了“更多合伙人请按照上诉格式列明”。故在本案中，上诉人仅与被上诉人刘思辰签订过《合伙协议书》，根据《合伙企业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上诉人仅通知被上诉人刘思辰即可完成退伙。本案中，《合伙协议书》11.2.1条关于有限合伙人退伙需提前30日通知普通合伙人的约定是有效的，上诉人根据该约定履行退伙的通知义务也是有效行为，退伙行为有效。根据《合伙企业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合伙人违反本法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的规定退伙的，应当赔偿由此给合伙企业造成的损失。退伙行为有效，故未通知其他合伙人退出合伙，并不导致退伙不成立。2.上诉人通过邮件向被上诉人刘思辰及上诉人通过其他途径知悉的其他合伙人邮寄了《退伙通知书》，并向一审法院举示了相应的快递回单，该证据证明了上诉人履行了退伙通知义务。3.被上诉人刘思辰存在欺诈、重大违约的行为，给上诉人的合法权益造成巨大损害，依法应承担赔偿责任。根据重庆爱科思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科思乐公司)《清算核资专项审计报告》，直到2019年3月爱科思汇合伙企业才通过股权转让的形式取得爱科思乐公司的部分股权，而非之前约定的“增资扩股”方式；爱科思汇合伙企业成立前，爱科思乐公司原投资人合计投入金额为100万元，而非《合伙协议书》中所称的300万元。爱科思汇合伙企业设立后长达三年时间，被上诉人刘思辰作为普通合伙人一直未按约以“增资扩股”的方式对爱科思乐公司进行投资，爱科思乐公司亦未履行《保证协议》接纳爱科思汇合伙企业为新股东，然而却将包括上诉人在内各“有限合伙人”的出资款一直“暂存”在爱科思乐公司的银行账户内；2019年初，爱科思乐公司经营情况出现恶化、账面已严重亏损，被上诉人刘思辰所控制的爱科思汇合伙企业反而于此时与爱科思乐公司的各原股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包括上诉人在内各“有限合伙人”的出资款拿去购买前述原股东的股权。刘思辰的前述欺诈、重大违约的行为应承担赔偿责任。爱科思汇合伙企业、刘思辰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罗玮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罗玮于2020年6月8日从爱科思汇合伙企业退伙；2.刘思辰赔偿罗玮9万元。一审法院审理如下事实：2016年9月25日，以罗玮为有限合伙人、刘思辰为普通合伙人签订《关于设立重庆爱科思汇企业管理有限合伙企业之合伙协议书》，主要内容为：一、刘思辰作为普通合伙人决定成立重庆爱科思汇企业管理有限合伙企业（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的名称为准，以下简称合伙企业），经营场所为重庆市北部新区镜泊中路36号，本合伙企业设立的主要目的是投资参与重庆爱科思乐企业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目标公司或爱科思乐公司），共同推广“淘小渔亲子游泳俱乐部”项目，通过持续经营，分享项目利润，并在条件成熟时，将项目引入资本市场，实现退出，为合伙人谋求投资收益；二、目标公司原注册资金100万元，原股东对目标公司实际投资300万元，现双方一致约定，对目标公司及项目估值为1500万元，有限合伙企业募集资金后，以300万元的出资，对目标公司进行增资扩股，合伙企业持有目标公司20%的股权，享有20%的股东权利，承担20%的股东义务；三、各方一致同意将出资款暂存在爱科思乐公司予以托管，待合伙企业开户后汇入合伙企业账户，各合伙人一致同意合伙企业的资金使用的唯一用途为对目标公司进行增资扩股；四、普通合伙人刘思辰出资3万元、占合伙企业1%份额，有限合伙人罗玮出资9万元、占合伙企业3%份额，合伙人于2016年9月30日前将出资款支付至目标公司账户；五、合伙企业盈利后应当分红，各合伙人获得分红的前提为其实缴出资达到其认缴出资额，并经过两年的股权封闭期，即首次分红在第三年的第一季度进行，其后每年分红一次，合伙企业应当将控股的目标公司每季度的收入支出状况用手机短信、微信、电子邮件或其他易于合伙人接受的形式发送至每一位合伙人；六、有限合伙人入伙本企业24个月内不得转让其在合伙企业的财产份额或退伙，入伙满24个月后可以转让其份额或退伙，有限合伙人退伙的需提前30天通知普通合伙人，退伙的方式可选择是转让其他合伙人或普通合伙人回购，在转让方式协商不能达成协议时由普通合伙人回购，回购方式及补偿金额需双方协商一致。2016年9月29日，罗玮向爱科思乐公司转账支付了出资款9万元。2016年12月28日，爱科思汇合伙企业登记设立，刘思辰为普通合伙人及执行事务合伙人，罗玮等27人为有限合伙人。2017年1月17日、2月24日、8月23日，爱科思汇合伙企业向爱科思乐公司分别转账70万元、177万元、15万元，共计262万元，爱科思汇合伙企业按“长期股权投资/重庆爱科思乐”予以记账。2019年3月，爱科思汇合伙企业以发送电子邮件的方式向罗玮等有限合伙人发送了爱科思乐公司的相关财务数据。爱科思乐公司设立于2014年9月2日，原注册资本为100万元（已实缴），登记的经营范围为：企业咨询管理；体育赛事策划；组织经批准的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会议服务；承办展览展示活动；婴幼儿沐浴室等。2016年11月1日，爱科思乐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251万元（已于2016年11月4日出资到位），股东为刘思辰（出资100.4万元、持股40%）、夏德湘（出资100.4万元、持股40%）、周思汐（出资50.2万元、持股20%）。2019年4月3日，因股权转让，爱科思乐公司的股东变更为夏德湘（持股65.92%）、周思汐（持股16.48%）、爱科思汇合伙企业（持股17.6%）。2020年5月8日，深圳东海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根据爱科思乐公司的委托出具《专项审计报告》，载明：截止至2016年8月爱科思乐公司已形成投资总额301.41万元，其中购置固定资产81.76万元、发生经营场所建设支出72.71万元、支付各种保证金、购买库存商品、抵消经营收入后的日常经营投入等146.94万元，经审计2016年支出中有66069.6元存在报销单无审批、审批人员不全等情况；审计后，截止2020年4月30日，爱科思乐公司资产总额为159.13万元，负债总额为599.15万元，净资产总额为－440.02万元。2020年7月13日，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渝05破申225号民事裁定：受理爱科思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现该案尚在审理中。2020年6月7日，罗玮向刘思辰邮寄《退伙通知书》，邮寄地址为重庆市北部新区××路××号××栋裙楼,邮寄信息显示该通知书于2020年6月10日签收，签收信息显示“他人代收”。该《退伙通知书》的主要内容为：本人系爱科思汇合伙企业的有限合伙人，该企业经营目的是投资爱科思乐公司。近期本人了解到，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已受理了爱科思乐公司的破产申请，同时，本人接收到深圳东海会计师事务所于2020年5月8日出具的目标公司《清算核资专项审计报告》，其中披露了较多有关本企业及执行事务合伙人刘思辰重大的违约情形，以上违约行为致使合伙企业现已无法实现合伙目的，亦事实上不能继续开展任何经营业务，更导致合伙企业及各合伙人蒙受重大损失。据此，本人决定退伙。同时根据《合伙企业法》第四十六条、第五十一条、第一百零三条之规定，及《关于设立重庆爱科思汇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之合伙协议书》的相关约定，特向各合伙人发出通知。执行事务合伙人刘思辰接到本通知后，请于30日内向本人披露合伙企业截止至提供日的财务会计账簿等财务资料，并与本人就合伙企业财产进行结算，其余各合伙人请于接到通知后30日内配合执行事务合伙人为本人就合伙企业财产进行结算，并配合办理本人的相关退伙事宜。一审审理中，双方申请庭外和解30日，但未能达成协议。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的法律事实发生在民法典施行前，故本案应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案涉《关于设立重庆爱科思汇企业管理有限合伙企业之合伙协议书》明确约定“有限合伙人入伙本企业24个月内不得转让其在合伙企业的财产份额或退伙，入伙满24个月后可以转让其份额或退伙，有限合伙人退伙的需提前30天通知普通合伙人，退伙的方式可选择是转让其他合伙人或普通合伙人回购，在转让方式协商不能达成协议时由普通合伙人回购，回购方式及补偿金额需双方协商一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合伙协议未约定合伙期限的，合伙人在不给合伙企业事务执行造成不利影响的情况下，可以退伙，但应当提前三十日通知其他合伙人”，根据上述约定、规定，罗玮退伙应提前三十日通知包括刘思辰在内的其他合伙人。罗玮虽于2020年6月10日向刘思辰邮寄了《退伙通知书》，但罗玮不能证明其邮寄地址为刘思辰可能接收邮件的地址，也未能证明刘思辰实际接收了邮件，同时，罗玮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其通知了刘思辰之外的其他合伙人，故罗玮未履行退伙前的通知义务、其退伙不成立，一审法院对于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罗玮以刘思辰在履行合伙协议过程中存在过错、造成其退伙后全部出资款无法收回为由主张刘思辰赔偿其出资款损失9万元，因罗玮退伙事实不成立，且合伙企业的财产亦未作结算，故一审法院对其该项诉讼请求亦不予支持。综上，罗玮的诉讼请求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四十六条、第六十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罗玮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50元，减半收取计1025元，由罗玮负担。二审中，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相同。本院认为：本案涉及以下几个焦点问题。一、关于罗玮称其仅与刘思辰签订过《合伙协议书》，其合伙人仅有刘思辰的观点是否成立，以及罗玮主张退伙的事实是否成立。本案合伙协议的成立具有特殊性。合伙企业具有较强的“人合”性质，合伙协议是全体合伙人的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十九条第一款明确规定“合伙协议经全体合伙人签名、盖章后生效。合伙人按照合伙协议享有权利，履行义务”，从本案查明事实看，各合伙人并未经协商一致共同签署合伙协议，而是在普通合伙人刘思辰主导下，各有限合伙人分别与刘思辰签署一份内容相同仅出资份额不同的合伙协议，以数份合伙协议形成共同合伙意思。鉴于该种合伙协议方式已经各合伙人实际认可，并已实际履行，且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爱科思汇合伙企业亦已登记设立并实际开展经营，本院认定本案合伙协议成立并有效。双方签订的《合伙协议书》明确约定“普通合伙人刘思辰出资3万元、占合伙企业1%份额，有限合伙人罗玮出资9万元、占合伙企业3%份额”，据此，罗玮明确知晓合伙企业的合伙人除罗玮与刘思辰之外尚有其他人，其作为合伙人理应通过向普通合伙人刘思辰询问、向企业登记机关查询等渠道掌握合伙人的完整信息，其辩称仅与刘思辰合伙，与事实不符，亦与前述合伙协议的法律性质不符。《合伙协议书》约定“有限合伙人退伙的需提前30天通知普通合伙人”，仅约定“需”通知普通合伙人，对是否需要通知其他有限合伙人未作约定，但合同同时约定，退伙的方式可选择是转让其他合伙人或普通合伙人回购，在转让方式协商不能达成协议时才由普通合伙人回购。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四十六条明确规定“合伙协议未约定合伙期限的，合伙人在不给合伙企业事务执行造成不利影响的情况下，可以退伙，但应当提前三十日通知其他合伙人”。结合《合伙协议书》对退伙方式的约定、以及关于退伙的上述法律规定，罗玮如欲退伙应当通知其他合伙人。本案中，罗玮显然未通知其他合伙人，甚至在提起本案诉讼前亦未有效通知普通合伙人刘思辰，其主张的退伙事实不能成立。另关于《合伙企业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应系针对单方退伙给对方造成损失的赔偿责任规定，本案双方对退伙是否成立发生纠纷，不适用该规定。二、关于罗玮认为普通合伙人刘思辰存在严重违约行为，应当承担赔偿全部合伙出资款的责任，该主张是否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一款规定“合伙人违反合伙协议的，应当依法承担违约责任”。据此，在退伙不成立的情况下，合伙人如有充分证据证明其他合伙人存在违反合伙协议约定的情形，可以主张违约责任。本案二审中，罗玮主张普通合伙人刘思辰主要存在如下两项违约行为：1.在《合伙协议书》中载明“目标公司原注册资金100万元，原股东对目标公司实际投资300万元”，而目标公司爱科思乐公司未达到上述资本规模，刘思辰存在虚假陈述目标公司情况的欺诈、违约行为。2.违反《合伙协议书》关于“有限合伙企业募集资金后，以300万元的出资，对目标公司进行增资扩股，合伙企业持有目标公司20%的股权”的约定，未按时向目标公司增资扩股，在2019年初爱科思乐公司经营恶化、账面亏损后才以合伙企业名义受让爱科思乐公司股权17.6%，致使各有限合伙人的出资款难以收回。本院认为：1.根据2020年5月8日深圳东海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专项审计报告》载明，爱科思乐公司成立于2014年9月2日，原注册资本100万元已实缴到位，截至2016年8月爱科思乐公司已形成投资总额301.41万元。二审中杨敏对该事实无异议，仅辩称投资总额301.41万元不一定全部由股东投资形成，不排除借款等。本院认为现有证据可以认定《合伙协议书》中载明的目标公司资本情况属实，罗玮所称刘思辰的该项违约行为缺乏充分证据证明；同时，合伙人均有权利亦有义务了解掌握目标公司情况而后作出投资决策，《合伙协议书》的记载应系各方的共识，仅以协议约定内容主张系对方违约告知虚假情况，缺乏充分事实依据。2.关于刘思辰是否按时将合伙企业募集资金投向向目标公司增资扩股，因《合伙协议书》未明确约定投资时间，仅约定“募集资金后”向目标公司投资，二审中刘思辰亦陈述其在实际募集到262万元资金后于2017年1月17日、2月24日、8月23日分别向爱科思乐公司转账70万元、177万元、15万元，共计262万元，从上述事实看刘思辰并无违约行为；爱科思汇合伙企业按“长期股权投资/重庆爱科思乐”予以财务记账，该原始记账的真实性应予确认，反映出股权投资的真实性，至于实际何时完善股权转让手续并不能成为认定刘思辰违约的理由，故罗玮主张刘思辰违反《合伙协议书》的投资约定，但未提交充分证据，本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综上，罗玮的上诉事实理由均不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50元，由上诉人罗玮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钟 拯审判员 陈 娟审判员 汪 骞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李佳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