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川01民终216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女，1963年9月1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彭州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许洪军，男，1946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彭州市。 二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亮，北京市惠诚（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雷英，女，1969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范长均，男，1970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 二被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朝阳，四川东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杨**、许洪军因与被上诉人雷英、范长均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2020）川0114民初69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许洪军上诉请求：1.撤销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2020）川0114民初6941号民事判决书，改判支持杨**、许洪军的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雷英、范长均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未查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约定每年支付的费用计算依据及每年费用发生变化的理由。事实上2014年的90000元是因为上诉人将100万元借给袁贤友，收取一年24%的利息，因上诉人需向银行每年归还9%的利息，中间差价为15%即15万元，由上诉人分得40%即6万元，被上诉人分得60%即9万元。而2016年一年费用为72000元是因为上诉人归还了银行20万元本金，剩余80万元本金，每年利息差为12万元，被上诉人分得60%即72000元。该金额与《协议》书中的金额完全吻合,根据上述计算标准可以看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是为了分配从袁贤友处获得的利息与银行利息的差价才计算出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每年支付的数额，现袁贤友处利息未能如约收取，差价也无法获得，双方签订《协议》的根本目的已无法实现，被上诉人获得的215150元的依据也不存在，应当返还。2.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的215150元应属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向银行贷款提供房屋作为担保的对价明显系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被上诉人方一直在自行出租担保房屋收取租金，不存在上诉人还需支付使用费的说法。即使按一审法院认定的因上诉人使用了被上诉人的房屋作为担保，应当支付担保的对价，上诉人支付的215150元也明显过高。如按一审法院判决结果，杨**、许洪军不仅要承担归还银行贷款及利息的全部责任，还要向雷英、范长均支付三年共计215150元的对价，实际上是承担了双重损失，明显不合理。 雷英、范长均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1.案涉《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本身并没有任何违法及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情形，更没有所谓的显失公平情形存在，应属合法有效。2.上诉人刻意将90000元以及72000元理解为4：6的分成比例，事实上双方既没有口头约定也没有书面约定，仅是上诉人为了达到自己上诉改判的目的而故意混淆视听。3.无论以哪种方式提供担保都存在巨大的风险，本案中被上诉人获得的215150元的对价既是上诉人自愿处分的结果，也是被上诉人承担风险应得的对价。 杨**、许洪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雷英、范长均立即向杨**、许洪军返还代付理财手续费215150元，以及资金利息（按年利率7.6%计算至返还手续费215150元为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8月28日，杨**、许洪军（甲方）与雷英、范长均（乙方）签订《协议》一份，内容载明：“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甲方用乙方位于xx，彭房权证监证字第0××3房屋作理财业务，甲方应向乙方付一年手续费90000元，分两次付清，即2014年2月28日付给理财手续费45000元；2014年8月28日付给理财手续费45000元，乙方应主动配合签字事宜，若公司发展需要，第二年续签理财业务。” 2015年9月3日，杨**、许洪军（甲方）与雷英、范长均（乙方）签订《协议》一份，内容载明：“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甲方用乙方位于xx，彭房权证监证字第0××3房屋作理财业务，甲方应向乙方付一年手续费72000元，分两次付清，即2016年3月3日付给理财手续费36000元；2016年9月3日付给理财手续费36000元，乙方应主动配合签字事宜，若公司发展需要，第二年续签理财业务。” 四川省成都市律政公证处（2017）川律公证执字第390号执行证书反映，杨**、许洪军于2013年8月26日与成都农商银行彭州支行签订了编号为成农商彭营个授20130208的《个人贷款综合授信合同》，合同金额1000000元，授信期限为2013年8月26日至2016年8月25日。雷英、范长均夫妻自愿以其共有的位于彭州市××镇××路××号××栋××层的房产提供抵押担保并与申请执行人成都农商银行彭州支行签订了编号为“成农商彭营个高抵20130208”的《最高额抵押合同》。被申请执行人杨**、许洪军于2013年8月28日申请第一次用信，用信金额1000000元，期限12个月，于2014年8月27日归还本金1000000元及其利息；于2014年9月2日申请第二次用信，用信金额1000000元，期限12个月，于2015年8月27日归还本金1000000元及其利息；于2015年8月28日申请第三次用信，用信金额800000元，期限12个月，于2016年8月27日到期。据申请执行人称，被申请执行人因资金周转困难，在2016年8月、9月不能按期归还成农商彭营个授20130208的《个人贷款综合授信合同》项下所欠贷款本金800000元及利息和成农商彭营个授20120350的《个人贷款综合授信合同》项下所欠贷款本金700000元及利息。故申请执行人又将成农商彭营个授20130208的《个人贷款综合授信合同》项下所欠贷款本金800000元和成农商彭营个授20120350的《个人贷款授信合同》项下所欠贷款本金700000元予以重组（调整还款期限），金额共1500000元，原贷款到期日分别调整为2017年8月24日和2017年9月26日。2016年8月18日，被申请执行人杨**、许洪军、雷英、范长均与申请执行人签订编号为“成农商彭营个高还Ｘ20160013”的《个人贷款还款协议》，该协议经四川省成都市律政公证处公证并赋予强制执行效力［公证书编号为：（2017）川律公证内经字第26698号］。20130208的《个人贷款综合授信合同》项下贷款到期后，被申请执行人杨**、许洪军未履行还款义务，被申请执行人雷英、范长均也未履行担保义务。申请执行人特向四川省成都市律政公证处申请出具执行证书，申请执行人可持本证书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被申请执行人为杨**、许洪军、雷英、范长均，执行标的为：借款本金600000元、利息10291.49元（剩余利息根据合同约定计算至贷款还清之日止）、公证费1000元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四川省彭州市人民法院（2020）川0182民初743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如下事实：杨**、许洪军尚欠编号为成农商彭营个授20130208的《个人贷款综合授信合同》项下贷款本金600000元及利息未归还，在执行过程中，雷英、范长均为保护其提供的抵押财产不被处置，为杨**、许洪军向银行代偿了借款本金600000元，雷英、范长均享有向杨**、许洪军追偿的权利，杨**、许洪军应向雷英、范长均支付代偿款600000元及支付资金利息。 以上事实，有当事人的陈述以及《协议》两份、四川省成都市律政公证处（2017）川律公证执字第390号执行证书、四川省彭州市人民法院（2020）川0182民初743号《民事判决书》等证据在卷予以佐证。 一审审理中，杨**、许洪军提供了四川省彭州市人民法院（2016）川0182民初2353号《民事判决书》一份，拟证明杨**、许洪军与雷英、范长均共同向银行借款，借款后由于服装批发生意无法施行，就将借到的款项转借给了袁贤友，袁贤友支付利息，按月息1.5%计算，也算杨**、许洪军与雷英、范长均共同理财，杨**、许洪军再向雷英、范长均按月息0.75%支付利息。后袁贤友未归还借款，杨**、许洪军通过法院向其主张了债权、利息及违约金，法院判决了归还借款、支付利息及违约金。雷英、范长均称与袁贤友之间无任何法律关系，杨**、许洪军称按月息0.75%向雷英、范长均支付利息纯属杜撰，该判决书欠款金额高达6530000元，利息仅54465元及违约金65300元，明显低于杨**、许洪军陈述的借款利率。 一审法院认为：杨**、许洪军依据两份《协议》主张所谓的“理财手续费”均系杨**、许洪军、雷英、范长均向银行共同借款后转借给袁贤友，袁贤友支付的利息，而雷英、范长均抗辩之所以签订两份《协议》是因为杨**、许洪军向银行贷款需要提供担保物，要求雷英、范长均用自有商铺为杨**、许洪军提供担保，杨**、许洪军向雷英、范长均支付房屋使用费。针对诉辩双方所主张的事实分歧各自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杨**、许洪军不但未提供杨**、许洪军、雷英、范长均有共同向银行借款的证据，也未提供雷英、范长均同意将从银行的贷款转借给案外人袁贤友的证据，至于杨**、许洪军与案外人袁贤友之间的借贷关系，及袁贤友如何向杨**、许洪军支付利息，杨**、许洪军如何对袁贤友支付的利息进行支配均无证据显示与雷英、范长均有关。另从两份《协议》载明的“甲方用乙方的房屋做理财业务”及“乙方应主动配合签字事宜”的书面字义看，是杨**、许洪军用雷英、范长均的房屋做理财业务，需要雷英、范长均主动配合签字，杨**、许洪军向雷英、范长均支付手续费，这与雷英、范长均主张的“杨**、许洪军向银行贷款需要提供担保物，要求雷英、范长均用自有商铺为杨**、许洪军提供担保，杨**、许洪军向雷英、范长均支付房屋使用费”的事实较为相近，且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的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的规定，杨**、许洪军向雷英、范长均支付的215150元应属要求雷英、范长均为杨**、许洪军向银行贷款提供房屋作为担保的对价，杨**、许洪军向雷英、范长均支付的该款项亦未违背法律强制性规定，故杨**、许洪军要求雷英、范长均返还215150元及支付利息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五条、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杨**、许洪军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920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已减半收取），由杨**、许洪军负担。 二审期间，杨**、许洪军围绕其上诉请求向本院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杨**、许洪军提交证据：《商铺租赁合同》一份，拟证明案涉房屋虽然系担保物，但其处于出租状态，不存在占用、损失等问题，且雷英、范长均收取租金的水平和理财协议中的90000元差距很大，一审法院认为是属于商铺的使用费不成立。雷英、范长均质证认为，该证据与本案争议内容无关联性，商铺在出租使用，与其作为担保物用于银行贷款并无关系。 本院认为，双方对《商铺租赁合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该证据能够显示该商铺作为抵押物时存在的状态，但是商铺是否租赁与杨**、许洪军应否按约向雷英、范长均支付费用并不具有关联性，故本院不予采信。 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杨**、许洪军向雷英、范长均支付的费用是否应当退还。杨**、许洪军上诉认为双方签订的《协议》实际系双方的共同投资行为，款项自银行贷出来后共同出借给案外人袁贤友，向袁贤友收取的利息由双方在扣除银行利息后按比例获取利差，现因袁贤友处的利息未能如约收取，差价无法获得，双方签订《协议》的目的无法实现，故雷英、范长均收取215150元的依据也不存在，应当予以返还。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双方签订的《协议》均载明“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甲方用乙方位于xx，彭房权证监证字第0××3房屋作理财业务，甲方应向乙方付手续费。”从协议约定内容及后续向银行贷款的履行情况来看，实际系雷英、范长均用协议约定的自有房屋为杨**、许洪军向银行贷款作担保，由杨**、许洪军向雷英、范长均支付担保手续费，协议中并无双方共同理财的约定，也无杨**、许洪军上诉所称按比例收取利差的约定；其次，杨**、许洪军虽称向银行贷款后与雷英、范长均共同对外投资出借给了案外人袁贤友，但是根据其提交的（2016）川0182民初2353号民事判决书载明内容，系以杨**、许洪军名义向袁贤友出借款项而非以与雷英、范长均共同之名向袁贤友出借。综上，杨**、许洪军上诉认为系共同对外投资，应当风险共担，已支付的费用应当予以退还的上诉理由因缺乏事实依据而不能成立。杨**、许洪军上诉还认为即使应当支付担保对价，已支付的费用也过高。本院认为，民事合同遵循意思自治原则，本案中雷英、范长均用自有房屋为杨**、许洪军向银行的贷款提供担保，为杨**、许洪军取得贷款起了积极作用，同时也与杨**、许洪军承担了共同的偿债风险，因此双方约定由杨**、许洪军向雷英、范长均支付担保手续费，该约定并不为法律所禁止，对应收取费用法律也无明确限制，应属合法有效。故一审法院判决雷英、范长均不予退还并无不当。 另外，关于案由，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是指因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委托人将其资金、证券等金融性资产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在证券等金融工具的组合投资、管理活动所引发的纠纷。而本案当事人双方签订的《协议》，从约定内容分析实际系雷英、范长均用其自有房屋为杨**、许洪军向银行的贷款作担保，由杨**、许洪军向雷英、范长均支付担保手续费而产生的纠纷，该类合同关系在法律上没有赋予具体名称，应归属于无名合同，故本院确定本案案由为合同纠纷。 综上所述，杨**、许洪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920元，由上诉人杨**、许洪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龙 小 丽 审 判 员 傅  敏 审 判 员 胡张映雪 二〇二一年三月九日 法官助理 马 丽 娅 书 记 员 杜 俊 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