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民终1310号上诉人（一审被告）：武汉中能燃气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赫山路特1号。法定代表人：詹光，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效兰，北京本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一审被告）：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工农大路1035号海航荣御大厦1507室。法定代表人：黄博，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淑慧，北京本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映日路9号。法定代表人：王继康，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里曼，广东瀛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丁维，广东瀛杜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被告：赢信商业保理（天津自贸试验区）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保税港区）洛阳道601号海丰物流园2幢-2-2-116。法定代表人：程现保，该公司董事长。一审被告：武汉市绿能天然气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经开万达广场二期6栋20层4室。法定代表人：薛向东，该公司董事长。上诉人武汉中能燃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中能公司）、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春中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农商行），一审被告嬴信商业保理（天津自贸试验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赢信公司）、武汉市绿能天然气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绿能公司）票据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01民初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并于2020年9月9日进行了法庭调查。武汉中能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效兰、长春中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淑慧、广州农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丁维参加法庭调查。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武汉中能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四项；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广州农商行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判决武汉中能公司对赢信公司的还款责任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错误。律师费与利息系赢信公司与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珠支行（以下简称广州农商行海珠支行）签署的《商业汇票贴现合同》中的约定，武汉中能公司并非该合同主体。武汉中能公司只对广州农商行根据《商业承兑汇票保贴额度合同》约定发放的贴现款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二）本案属于金融借款关系，一审法院以票据纠纷审理本案属于对案件法律关系定性错误。根据案涉《综合授信合同》、《商业承兑汇票保贴额度合同》，武汉中能公司与广州农商行之间建立的是金融借款关系。案涉票据贴现活动是为规避监管，以实现金融借款目的而采取的借贷方式。广州农商行不应通过票据关系主张权利。一审法院认定本案系金融借款关系与票据关系竞合的结论是错误的。（三）广州农商行不应享有票据权利，本案是通过票据活动实现金融借款目的。案涉商票保贴业务，实质是广州农商行通过保贴业务向武汉中能公司提供贷款。武汉中能公司签发票据的基础是授信额度，广州农商行取得票据实质是基于保贴协议。虽票据经背书转让两次流转至广州农商行，但广州农商行的目的并非取得票据权利，而是履行保贴协议向武汉中能公司贷款。长春中天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或变更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长春中天公司不承担责任；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广州农商行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以票据关系审理本案，属于法律关系定性错误，本案实质属于金融借贷关系。根据案涉《综合授信合同》、《商业承兑汇票保贴额度合同》，均能证实武汉中能公司向广州农商行进行金融借贷以满足其资金需求，武汉中能公司不具有支付汇票金额的资金实力，是通过广州农商行向武汉中能公司提供资金用于案涉商业汇票贴现，两份合同均体现了广州农商行与武汉中能公司之间的实质法律关系是金融借贷关系。根据《商业汇票承兑、贴现与再贴现管理暂行办法》（银发[1997]216号）第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向银行申请承兑的商业汇票出票人，必须资信状况良好，具有支付汇票金额的资金来源。本案中，广州农商行明知武汉中能公司根本不具备支付汇票金额的资金来源，而是向广州农商行借款完成案涉商业汇票贴现活动。通过前述两份案涉合同内容及案涉票据活动，事实上广州农商行授权广州农商行海珠支行为武汉中能公司提供贴现资金，可以证实广州农商行对于其与武汉中能公司之间形成金融借款法律关系是符合双方意愿的，金融借款法律关系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票据贴现是双方通谋虚伪行为，隐藏的是金融借贷关系的实质，票据贴现只是双方商定的具体借贷方式。（二）一审法院认定广州农商行和武汉中能公司之间的金融借款关系与广州农商行和本案各主体之间票据关系竞合的结论是错误的。从本案表象票据关系看，票据关系即便发生竞合，也是与产生票据关系的基础交易关系发生竞合，票据关系应当与武汉中能公司和武汉绿能公司之间的基础交易关系竞合、武汉绿能公司和赢信公司之间的基础交易关系竞合，而不与广州农商行和武汉中能公司之间的金融借款关系发生竞合。（三）广州农商行不应享有票据权利。案涉商票保贴业务，实质是广州农商行通过保贴业务向武汉中能公司提供贷款。武汉中能公司签发票据的基础是授信额度，广州农商行取得票据实质是基于保贴协议。虽票据经背书转让两次流转至广州农商行，但广州农商行的目的并非取得票据权利，而是履行保贴协议向武汉中能公司贷款。票据的签发、背书转让至贴现申请人均无真实贸易关系，明显是配合武汉中能公司使用授信额度，实现贷款目的。因此，广州农商行和武汉中能公司之间构成通谋虚伪表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应当认定案涉票据行为无效，广州农商行不能取得票据权利，案件应当依据金融借款关系审理。（四）一审法院认定广州农商行进行票据贴现时尽到了合理审查义务的证据不足。广州农商行作为案涉票据的第一手贴现人，赢信公司申请票据贴现时既没有在广州农商行开立存款账户，也没有向广州农商行提供增值税发票，广州农商行仅根据一份《保理业务合同》就为赢信公司办理票据贴现，显然起码的形式审查义务也没有尽到。广州农商行作为金融机构，在申请票据贴现的商业汇票持票人申请贴现时，应当审查贴现是否符合法律及金融机构行业规定的贴现条件、票据产生是否具有真实基础交易关系等，是其作为金融机构提供贴现应当履行的必要义务。故一审法院认定广州农商行尽到了合理审查义务证据不足。（五）广州农商行作为综合授信人、委托付款人、代理贴现人，以及第一手贴现人、持票人，是案涉票据活动的重要参与者，其明知武汉中能公司不具备支付案涉票据的资金能力，票据关系产生不存在真实基础交易关系，广州农商行仍然取得票据，其出于恶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广州农商行不应享有票据权利。（六）长春中天公司不应承担责任。1.案涉保证合同、票据保证均未经长春中天公司内部决策程序审议通过，应属于无效担保，对长春中天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长春中天公司与武汉中能公司属于关联企业。依据长春中天公司章程等规定，案涉担保需要长春中天公司股东大会决议通过方为有效。长春中天董事会对案涉担保无权决议，其所作决议的意思表示不符合法定条件无效。2.广州农商行属于票据保证、保证合同中的非善意相对人，其向长春中天公司主张担保权利，不应受到法律保护。长春中天公司的公司章程、股东会议事规则、对外担保管理制度、董事会议事规则等均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开披露，关于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审批决策机构、审批权限、审批流程等均有明确规定。广州农商行作为专业金融机构，其在开展相关业务过程中，应当熟知上市公司对外担保的相关规定，其应尽合理的审查义务，并且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能够获知长春中天公司公告的所有关于对外提供担保的相关规定。而广州农商行不尽合理审查义务，其属于非善意相对人。因此，长春中天公司不应承担本案担保责任。广州农商行答辩称，（一）案涉票据符合法律的规定，是合法有效的票据，本案属于票据法律关系，一审法院确定本案的案由为票据纠纷并无不当，一审法院对于本案的法律关系定性正确。1.案涉两张电子商业承兑汇票均是在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正规交易流转的票据，是合法有效的票据。广州农商行作为票据的最终持票人，依法享有票据权利。2.根据广州农商行与武汉中能公司签订的《综合授信合同》约定，广州农商行与武汉中能公司之间的具体授信业务要以双方签订的具体业务合同为准，案涉的具体业务合同是《商业承兑汇票保贴额度合同》，本案中，武汉中能公司签发了案涉电子商业承兑汇票，经合法流转，广州农商行是案涉票据的持票人依法享有票据权利，本案存在票据法律关系。本案系因武汉中能公司出具的电子商业承兑汇票遭拒付后引起的关于票据权利的诉讼，因此本案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是票据法律关系，案由定为票据纠纷是正确的。3.如果本案既涉及金融借款法律关系，又涉及票据法律关系，即当票据权利与合同债权请求权发生竞合时，当事人可以择一行使。广州农商行已在一审阶段向一审法院明确要求按照票据法律关系审理本案。4.武汉中能公司、长春中天公司认为票据关系只能与产生票据关系的基础交易关系竞合，不能与其他法律关系竞合是错误的。票据的基础关系与票据关系相互分离，相互独立是票据要式性与无因性的体现。5.长春中天公司没有证据证明票据贴现是通谋虚伪行为。（二）广州农商行对案涉票据的贴现、背书及行使票据权利的行为符合法律规定，依法取得案涉票据，享有票据权利，广州农商行作为持票人有权向武汉中能公司、长春中天公司、赢信公司、武汉绿能公司主张票据权利。（三）广州农商行分别与武汉中能公司、赢信公司、长春中天公司签订的《综合授信合同》、《商业承兑汇票保贴额度合同》、《商业汇票贴现合同》、《保证合同》是各方真实的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武汉中能公司、长春中天公司应当履行合同义务。武汉中能公司应对被拒绝付款的汇票票面金额及利息承担还款责任，长春中天公司应对武汉中能公司的上述还款责任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且武汉中能公司还应对赢信公司按照《商业汇票贴现合同》约定承担的律师费20万元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长春中天公司既是案涉票据上签章的保证人，又与广州农商行签订《保证合同》，同意对案涉票据承担连带责任保证。上述担保是有效担保，长春中天公司应对武汉中能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1.长春中天公司是案涉票据上签章的保证人，对广州农商行提供的是票据保证义务，根据我国《票据法》相关规定，以及基于票据无因性原则，广州农商行无需对票据保证人内部决策规范进行实质审查，有权直接向长春中天公司主张追索权，要求其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根据长春中天公司章程，其董事会职权范围包括对外担保。股东大会的授权范围属于公司的内部管理内容，不能对抗公司以外的第三人，且长春中天公司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案涉担保事项属于必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事项，长春中天公司的抗辩事由不能成立。广州农商行作为债权人，在与长春中天公司签署《保证合同》时，对其公司章程，及其按照公司章程规定作出的董事会决议内容均做了形式审查，尽到了债权人合理的审查义务。（五）广州农商行作为贴现被背书人已对其前手（赢信公司）的基础关系进行了形式性的审查，尽到了审查义务。案涉电子商业承兑汇票的效力以及广州农商行作为票据持有人享有的票据权利均不存在任何瑕疵。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广州农商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武汉中能公司向广州农商行支付票款8000万元及逾期罚息350.04万元（暂计算至2018年12月1日，2018年12月1日以后的罚息应以8000万元为基数按照逾期利率年10.5%计至清偿之日止）；2.判令赢信公司对上述第一项诉讼请求中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判令长春中天公司对武汉中能公司第一项诉讼请求中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4.判令武汉绿能公司在票款8000万元及由此产生的利息（利息暂计算至2018年12月1日为1583333.33元，2018年12月1日以后的利息以8000万元为计算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计至清偿日止）的范围内对第一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责任；5.武汉中能公司、赢信公司、长春中天公司共同向广州农商行支付律师费145.25万元（前期律师费20万元及后续回收额8350.04万元为基数，按1.5%暂计金额125.25万元）；在前述律师费限额内，武汉绿能公司向广州农商行支付律师费142.38万元（前期律师费20万元及后续回收额8158.33万元为基数，按1.5%暂计金额122.37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7月5日，广州农商行（乙方）与武汉中能公司（甲方）签订《综合授信合同》【编号：中能燃气授信-2017-1】，约定：乙方在本合同约定的有效期限内向甲方提供综合授信额度最高限额1亿元，综合授信额度可用于包括但不限于下列业务种类：贷款、票据承兑、开立信用证、提货担保、打包贷款、进出口押汇、进口代付、保函等，综合授信额度期限为自2017年7月5日起至2018年9月5日止。同日，广州农商行（乙方，贴现人）与武汉中能公司（甲方，保贴额度申请人）签订《商业承兑汇票保贴额度合同》，约定：乙方对甲方签发并承兑的商业承兑汇票按乙方规定审查后保证予以贴现，额度最高限额为1亿元，使用期限从2017年7月5日起至2018年9月5日止；本合同所指贴现申请人是指甲方签发并承兑的商业承兑汇票的持票人；乙方根据本合同及具体的承兑汇票贴现合同发放的贴现款项到期（含提前到期）未获清偿的，甲方应承担还款责任（甲方为贴现申请人时）或连带还款责任（甲方非贴现申请人时）；若甲乙双方已签订了编号为中能燃气授信-2017-1的《综合授信合同》，则本合同即为该《综合授信合同》项下的具体业务合同；因本合同发生争议，向乙方住所地人民法院起诉。2017年7月6日，武汉中能公司签发了编号为230852101520920170706093818837、230852101520920170706093843581，票面金额均为5000万元，到期日均为2018年7月6日，收款人均为武汉绿能公司的两张电子商业承兑汇票（以下简称案涉汇票）。长春中天公司作为票据保证人在案涉汇票上进行票据保证背书。同日，武汉绿能公司将案涉汇票背书转让给赢信公司。同日，广州农商行授权广州农商行海珠支行与贴现申请人赢信公司签署《商业汇票贴现合同》，为案涉汇票办理贴现，并向赢信公司支付贴现款。2017年7月7日，赢信公司向广州农商行海珠支行提交《商业汇票贴现申请书》，申请以案涉汇票办理贴现。同日，广州农商行海珠支行（乙方，贴现人）与赢信公司（甲方，贴现申请人）签订《商业汇票贴现合同》【编号：0510011201700025】，约定：甲方将案涉汇票申请贴现，贴现业务金额为1亿元；本合同项下的贴现款金额=汇票票面金额-贴现利息金额，贴现利息金额=汇票票面金额×贴现利率×贴现期限，日利率=年利率÷360天；汇票贴现后在汇票到期日前，若汇票涉及公示催告或诉讼/仲裁等法律程序，或发生承兑人解散、破产、被吊销营业执照、停业整顿、重整、和解等情况，或乙方发现汇票不符合本合同约定，或甲方存在恶意欺诈等违约情形，或在汇票到期时遭拒绝付款，乙方对甲方行使票据追索权时，有权要求甲方支付下列金额及费用：（1）被拒绝付款的汇票票面金额；（2）汇票票面金额自贴现期限到期日起至清偿日止的逾期罚息，逾期罚息按贴现凭证上记载的贴现利率加收50%计收；（3）乙方为行使追索权而支付的诉讼费、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评估费、鉴定费、拍卖费、差旅费、律师费及其他实现债权的费用；（4）乙方因此遭受的其他经济损失。如果本合同发生争议，双方可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双方选择以向乙方住所地人民法院起诉的方式解决。同日，广州农商行海珠支行就案涉汇票出具两张《贴现凭证》，内容载明：汇票金额均为5000万元，贴现月利率均为5.834‰（年利率7.0008%），贴现利息均为3539293.33元，实付贴现金额均为46460706.67元，汇票到期日均为2018年7月6日。赢信公司分别在上述两张《贴现凭证》上加盖公章。案涉汇票经多次背书转让后，广州农商行为最后的持票人。案涉汇票在2018年7月6日到期后，出票人武汉中能公司在广州农商行未存入资金偿付该到期汇票。广州农商行就案涉汇票提示付款被拒付。2018年7月11日至2018年9月20日期间，广州农商行分别委托广东经纶律师事务所、广东四方三和律师事务所向武汉中能公司、赢信公司、长春中天公司、武汉绿能公司发出律师函，主张案涉汇票的票据追索权。武汉绿能公司于2018年7月9日、7月12日及7月13日分别向广州农商行归还1000万元、500万元、500万元票款。广州农商行主张除上述还款外，其他义务人未就案涉汇票进行还款。广州农商行（甲方）与广东瀛杜律师事务所（乙方）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委托广东瀛杜律师事务所代理本案诉讼。约定：代理费采用前期费用及风险收费的模式，最高限额190万元，其中前期费用20万元。广州农商行确认目前已支付的律师费为20万元，并提供了银行入账单及律师费发票予以证明。为证明广州农商行已就案涉汇票贴现业务的基础交易进行了形式审查，广州农商行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武汉绿能公司与赢信公司签订的《保理业务合同》，合同约定：保理融资企业为武汉绿能公司，买方为武汉中能公司，保理融资额度为1亿元，保理融资额度有效期暂定自2017年7月5日起至2018年9月5日止，保理利息费率为8.5%/年，自保理融资款实际支付至绿能公司指定账户之日起计算。一审诉讼中，长春中天公司提交该公司《章程（2016年8月修订版）》《对外担保管理制度》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其中《章程》第四十一条第六款、《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第十一条第六款、《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第四条第六款均规定对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应当在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长春中天公司还提供青岛市市北区商务局批复、长春中天公司企业变更情况、青岛中天公司企业变更登记信息查询结果、青岛中天公司章程、武汉中能公司企业信息，显示长春中天公司持有青岛中天公司75%股份，长春中天公司系青岛中天公司控股股东，青岛中天公司持有武汉中能公司100%股权。以上证据拟证明长春中天公司通过青岛中天公司间接控制武汉中能公司，两公司之间系关联公司，长春中天公司在本案中提供的保证担保未经该公司内部决策程序审议通过，属无效担保，对长春中天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针对上述证据，广州农商行质证认为：上述证据不完整，载明的时间与本案票据保证时间亦不相同，无法证明长春中天公司持有青岛中天公司75%股份，从而不能进一步证明长春中天公司与武汉中能公司系关联企业。退一步讲，即便长春中天公司与武汉中能公司属关联关系，长春中天公司的董事会也有权决议案涉保证事项。依据《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长春中天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了《关于公司及下属公司2017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股东大会同意由董事会对公司及各下属公司间相互担保事项进行审批（担保余额在55.895亿元额度内），有效期自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时止（即2017年3月3日至2018年4月23日），不再另行召开股东大会。本案中，长春中天公司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其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案涉担保事项不属于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即长春中天公司董事会有权决议案涉担保事项。而且，根据长春中天公司《章程》第一百一十三条第八项规定，董事会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决定公司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担保事项、委托理财、关联交易等事项，本案中广州农商行已经审核了长春中天公司出具的《董事会决议》，尽了合理的审查义务，因此长春中天公司为武汉中能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是有效的。一审庭审中，广州农商行明确其系基于票据法律关系提起本案诉讼。一审法院认为，广州农商行海珠支行系广州农商行的分支机构，其受广州农商行的委托进行的民事行为，效力及于广州农商行。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有四：一是本案系何种法律关系；二是广州农商行是否享有票据权利；三是长春中天公司的票据保证责任是否成立；四是若广州农商行诉请成立，长春中天公司、武汉中能公司与武汉绿能公司应承担的责任范围如何确定。关于争议焦点一。本案中，广州农商行与武汉中能公司签订《综合授信合同》，向武汉中能公司提供最高限额1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种类为票据承兑等。武汉中能公司继而开具案涉汇票，各方据此开展金融借款及票据业务。因此，本案所涉法律关系中，既有广州农商行与武汉中能公司之间的金融借款法律关系，又有广州农商行与武汉中能公司等之间的票据法律关系，且部分法律关系之间存在竞合，广州农商行有权选择以何种法律关系提起诉讼。现广州农商行明确其系基于票据法律关系提起本案诉讼，故一审法院依法确定本案案由为票据纠纷，并围绕各方之间的票据法律关系进行审理。关于争议焦点二。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四条第四款关于“本法所称票据权利，是指持票人向票据债务人请求支付票据金额的权利，包括付款请求权和追索权。”的规定，广州农商行作为案涉汇票的最后一手被背书人，即汇票最终持票人，属于法定的票据权利人。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六十一条第一款关于“汇票到期被拒绝付款的，持票人可以对背书人、出票人以及汇票的其他债务人行使追索权。”的规定，因广州农商行在本案中已经举证证明其在案涉汇票到期日后被拒绝付款，故依法享有票据追索权。再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二条关于“以欺诈、偷盗或者胁迫等手段取得票据的，或者明知有前列情形，出于恶意取得票据的，不得享有票据权利。持票人因重大过失取得不符合本法规定的票据的，也不得享有票据权利。”的规定，持票人丧失票据权利，需符合恶意或重大过失取得票据的情形。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关于“以背书转让的汇票，后手应当对其直接前手背书的真实性负责。”的规定，本案中，广州农商行已对其直接前手赢信公司的背书真实性进行了审查，并要求赢信公司提供其与前手武汉绿能公司之间的《保理业务合同》，尽了合理的审查义务，对案涉汇票的取得不具有恶意或重大过失。综合上述分析，一审法院认为，广州农商行依法享有票据权利。长春中天公司主张广州农商行应对案涉汇票所有前手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及资信状况进行实质审查，超出了持票人的法定义务，也不符合票据流通性的基本特点。关于争议焦点三。本案中，广州农商行向长春中天公司主张的系票据保证义务，而非普通债务的保证担保责任。基于票据的无因性原则，要求广州农商行依保证人内部决策规范进行担保效力审查，显然非必要地加重了持票人的审查义务。而且，倘若每一手背书均需对票据保证人的内部决策规范进行实质审查，则票据的流通性亦将荡然无存，不利于票据实现其支付功能。这一点，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四十八条关于“保证不得附有条件；附有条件的，不影响对汇票的保证责任。”之规定亦可以得知。因此，一审法院认为，长春中天公司主张广州农商行因未对长春中天公司的票据保证行为是否符合内部决策规范进行实质审查，属于非善意相对人，进而丧失对长春中天公司主张保证责任的权利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四。如前所述，广州农商行作为案涉汇票持票人，在案涉汇票到期日后被拒绝付款，依法享有对背书人、出票人以及汇票的其他债务人行使追索权的权利。具体到武汉中能公司等的责任范围，一审法院作如下分析：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七十条第一款关于“持票人行使追索权，可以请求被追索人支付下列金额和费用：（一）被拒绝付款的汇票金额；（二）汇票金额自到期日或者提示付款日起至清偿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利率计算的利息；（三）取得有关拒绝证明和发出通知书的费用。”之规定，广州农商行依法有权向出票人武汉中能公司，背书人武汉绿能公司、赢信公司，票据保证人长春中天公司主张案涉尚欠票款8000万元及汇票到期日后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利率计算的利息，即：2018年7月7日至7月9日以1亿元为基数，2018年7月10日至7月12日以9000万元为基数，2018年7月13日以8500万元为基数，2018年7月14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以8000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8000万元为基数，按照同期全国银行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其次，广州农商行与赢信公司签订的《商业汇票贴现合同》约定在汇票到期时遭拒绝付款，广州农商行对赢信公司行使票据追索权时，有权要求赢信公司支付汇票票面金额自贴现期限到期日起至清偿日止按贴现凭证上记载的贴现利率加收50%计收的逾期罚息及为行使追索权而支付的律师费等费用。同时，双方的《贴现凭证》亦明确载明贴现年利率为7.0008%。上述约定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依法有效。因此，广州农商行在本案中主张赢信公司按照上述高于法定利息标准的约定利息标准支付利息，并支付实现债权的律师费用符合双方合同约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即除了前述法定票款利息外，赢信公司还应依约向广州农商行支付超出法定利息标准至约定利息标准部分利息。具体为：2018年7月7日至7月9日以1亿元为基数，2018年7月10日至7月12日以9000万元为基数，2018年7月13日以8500万元为基数，2018年7月14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800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10.5%计算的利息，减去2018年7月7日至7月9日以1亿元为基数，2018年7月10日至7月12日以9000万元为基数，2018年7月13日以8500万元为基数，2018年7月14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以8000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以及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8000万元为基数，按照同期全国银行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赢信公司还应向广州农商行支付已实际产生的律师费20万元。再次，广州农商行与武汉中能公司签订的《商业承兑汇票保贴额度合同》约定广州农商行根据本合同及具体的承兑汇票贴现合同发放的贴现款项到期（含提前到期）未获清偿的，武汉中能公司非贴现申请人时，应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上述约定同样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依法有效。因此，武汉中能公司应对赢信公司所负的超出法定利息标准至约定利息标准部分利息及律师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复次，长春中天公司在本案中系票据保证人，且其未与广州农商行进行过特别约定，故其仅需就《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七十条第一款规定的费用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对于广州农商行超出该部分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最后，广州农商行确认其实际已支付的律师费为20万元，根据损失填补原则，对超出部分，即未实际发生的律师费损失，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广州农商行可在损失发生后另循法律途径解决。一审法院判决：一、武汉中能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广州农商行偿还票款8000万元及利息（利息自2018年7月7日至7月9日以1亿元为基数，2018年7月10日至7月12日以9000万元为基数，2018年7月13日以8500万元为基数，2018年7月14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以8000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8000万元为基数，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武汉绿能公司、赢信公司、长春中天公司对判决第一项确定的武汉中能公司还款责任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赢信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广州农商行支付律师费20万元及利息（利息按以下方式计算：2018年7月7日至7月9日以1亿元为基数，2018年7月10日至7月12日以9000万元为基数，2018年7月13日以8500万元为基数，2018年7月14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800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10.5%计算的利息，减去2018年7月7日至7月9日以1亿元为基数，2018年7月10日至7月12日以9000万元为基数，2018年7月13日以8500万元为基数，2018年7月14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以8000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以及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8000万元为基数，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四、武汉中能公司对判决第三项确定的赢信公司还款责任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五、驳回广州农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一审受理费466565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471565元，由广州农商行负担6949元，武汉中能公司、赢信公司负担464616元（武汉绿能公司、长春中天公司对其中450191元部分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审期间，广州农商行提交了以下证据：1.两张赢信公司与绿能公司之间有关保理利息的天津增值税普通发票、赢信公司向广州农商行出具的承诺书，证明广州农商行对案涉贴现的基础交易进行了形式审查；2.长春中天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证明该公司董事会有权决议案涉担保事项；3.长春中天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证明该公司对外公告2017年不存在违规担保情况。武汉中能公司与长春中天公司认为广州农商行提交的上述证据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本院二审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是票据纠纷。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二审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审法院以票据纠纷审理本案并认定广州农商行依法享有票据权利是否正确；武汉中能公司是否应当对赢信公司需支付的律师费与逾期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长春中天公司所作的票据保证是否因其未经过股东大会决议而无效。（一）关于一审法院以票据纠纷审理本案并认定广州农商行依法享有票据权利是否正确的问题武汉中能公司与长春中天公司主张本案实质属于金融借贷关系，广州农商行与武汉中能公司之间构成通谋虚伪表示，故案涉票据行为无效，广州农商行不享有票据权利，且广州农商行在进行票据贴现时未尽合理审查义务。本院认为，1.根据票据法法理，合法取得票据即取得票据权利。武汉中能公司与长春中天公司主张广州农商行作为持票人不享有票据权利，应当由该两公司承担举证证明责任。2.《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以欺诈、偷盗或者胁迫等手段取得票据的，或者明知有前列情形，出于恶意取得票据的，不得享有票据权利。”武汉中能公司与长春中天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广州农商行存在上述法律规定所列情形票据。3.票据本身即具有融资功能。武汉中能公司与长春中天公司主张广州农商行与武汉中能公司之间构成金融借贷关系，故案涉票据行为无效，缺乏法律依据。4.广州农商行在进行票据贴现时对赢信公司与武汉绿能公司之间的《保理业务合同》进行了审查，现并无证据证明广州农商行与赢信公司合谋伪造赢信公司申请贴现的材料。武汉中能公司与长春中天公司主张广州农商行未对贴现申请尽到合理审查义务，因此不享有票据权利，缺乏法律依据。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广州农商行享有票据权利，具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予以认可。（二）关于武汉中能公司是否应当对赢信公司需支付的律师费与逾期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根据广州农商行与赢信公司签订的《商业汇票贴现合同》约定，广州农商行对赢信公司行使票据追索权时，有权要求赢信公司依约支付逾期罚息及为行使追索权而支付的律师费等费用。根据广州农商行与武汉中能公司签订的《商业承兑汇票保贴额度合同》约定，广州农商行发放的案涉贴现款项到期未获清偿的，武汉中能公司为贴现申请人时，应承担还款责任；武汉中能公司非贴现申请人时，应承担连带还款责任。本案中，武汉中能公司非贴现申请人，依约应就赢信公司作为贴现申请人的偿付义务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武汉中能公司应对赢信公司需支付的律师费与逾期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具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维持。（三）关于长春中天公司所作的票据保证是否因其未经过股东大会决议而无效的问题长春中天公司上诉主张其作为上市公司，所作的票据保证未经过股东大会决议，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故票据保证无效，长春中天公司不应承担保证责任。本院认为，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长春中天公司作为票据保证人在案涉汇票上进行了票据保证背书，因此，长春中天公司所作的保证行为属于票据保证。票据保证与民事保证同属人的担保方式，但在评价票据保证效力问题时应当优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这一规范票据法律关系的特别法。长春中天公司所作的票据保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四十六条关于票据保证记载事项的要求，应当依法承担票据保证责任。长春中天公司主张对其票据保证的效力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进行审查，不符合票据流通性要求，也不符合票据保证作为单方法律行为的特征，本院对长春中天公司的该项上诉主张不予采纳。综上所述，武汉中能公司与长春中天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共462082元，由武汉中能燃气有限公司负担11891元（该公司已向本院预交），由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负担450191元（该公司已向本院预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秦 旺审判员 郑华平审判员 肖 薇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谢彩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