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赣02民终13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袁桃英，女，1962年3月6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景德镇市珠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柴智强，江西三人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霞，江西三人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景德镇市国华彩绘瓷厂，住所地江西省景德镇市珠山区水星阁1号。法定代表人：高春平，该厂厂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青洲，江西京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景德镇市珠山区石狮埠街道办事处，住所地江西省景德镇市昌江大道28号。负责人：殷炜，该街道办事处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熊玮，江西泰方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袁桃英因与被上诉人景德镇市国华彩绘瓷厂（以下简称国华瓷厂）、原审第三人景德镇市珠山区石狮埠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石狮埠街道）用人单位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景德镇市珠山区人民法院（2020）赣0203民初4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袁桃英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霞，被上诉人国华瓷厂法定代表人高春平及其该厂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青洲，原审第三人石狮埠街道委托诉讼代理人熊玮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袁桃英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被上诉人赔偿其因遗失上诉人人事档案资料（即县以下集体所有制单位人员登记卡或县以下集体所有制单位职工审批表）造成上诉人无法补加工龄而损失的基础性养老金16765.92元（按77.62元/月的标准，参照个人账户养老金计发的月数216个月计算）；2、本案原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相关举证不能直接有效证实其主张的集体所有制单位人员登记卡（以下简称小卡片）存在，并由被上诉人遗失，进而也不能表明被上诉人对其有侵权行为这一基本事实错误。（一）原审法院具以认定上述事实的理由依据不足，其理由是上诉人举证的王爱兰小卡片显示填写时间为1974年，早于其填写的进入的单位时间1975年，有悖常理及上诉人提供的县以下集体所有制单位职工审批表（以下简称审批表）未有上诉人的信息录入记载。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片面采信证据，除举证王爱兰小卡片以外，上诉人还提供了汪曼莉小卡片等证据以证明自己的主张。举证王爱兰小卡片、审批表的证明目的在于该两份材料明确注明保管者为单位，而王爱兰小卡片为何会出现时间填写不一致的情况，上诉人不知情，亦与本案无关。至于审批表，上诉人诉请已经写明要求被上诉人赔偿其因遗失上诉人小卡片或审批表造成的损失，由此，上诉人提供作为证据使用的审批表里自然不可能会有上诉人的信息录入，原审法院却仍然以此为由认定上诉人举证不能，明显毫无逻辑。（二）上诉人已经充分举证证明了自己的主张。1、上诉人的小卡片与审批表实际存在。根据《江西省劳动局关于进一步做好劳动就业登记工作的通知》关于“城镇集体单位（包括群众自办集体）录用待业人员，应在原待业登记的劳动服务公司（站）办理就业登记的手续，填写‘城镇集体单位录用人员就业登记表’，经所在地的县以上劳动服务公司审查后签章”的规定，当时政策要求用人单位为其录用的人员办理就业登记手续，被上诉人录用上诉人，为上诉人办理小卡片、审批表是其法定义务。上诉人1975年进入被上诉人处工作，上诉人的同事王爱兰、汪曼莉的小卡片事实上存在，上诉人的小卡片同样应当存在。且除了小卡片能够反映上诉人办理了就业登记手续以外，审批表亦能，审批表内明确写明审批的时间为1978年，而1978年上诉人尚在被上诉人处就职，上诉人的审批表同样应当存在。综合上诉人提交的全案证据，其主张小卡片与审批表存在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2、被上诉人未妥善保管上诉人的小卡片与审批表，致其遗失，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关于小卡片，原审第三人于2019年6月5日出具《关于原国华瓷厂职工信访诉求处理意见函》表明大部分员工小卡片已经遗失的事实。除此之外，上诉人提交了同事王爱兰、汪曼莉的小卡片，姜荷英等人的审批表，用以证明是由被上诉人负责保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规定，上诉人主张其拥有的小卡片和审批表，由被上诉人遗失的事实应当推定为真。3、被上诉人遗失上诉人小卡片、审批表，与上诉人的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根据《江西省劳动局关于进一步做好劳动就业登记工作的通知》及《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做好城镇待业青年安置工作的通知》可知，按照上述规定办理就业登记手续的人享受工龄的连续计算，即其工龄可从1979年7月起算，与其在后续单位工作期间的工龄合并计算。具体到本案，按照上述文件规定，上诉人只要提交小卡片与审批表任意一份，证明被上诉人为自己办理了就业登记手续，景德镇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即应当按照政策规定，为上诉人补加1979年7月至1981年5月共计1.92年的工龄。现由于被上诉人未妥善保管上诉人的小卡片和审批表，造成该两份档案材料遗失，直接导致上诉人无法享受工龄的连续计算，继而导致上诉人按月领取的基础性养老金待遇减少，该待遇减少的损失依法应当予以赔偿；二、原审法院以上诉人诉请的无法补加工龄而损失的基础性养老金属于退休工资待遇问题为由，认定上诉人时效自其2007年11月退休时起算，适用法律错误。1、本案在立案时重重受阻，第一次起诉即被裁定驳回，上诉人上诉之后，二审法院作出了裁定，指令原审法院审理本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事档案被原单位丢失后当事人起诉原用人单位补办人事档案并赔偿经济损失是否受理的复函》规定，上诉人诉请的损失是被上诉人遗失上诉人的人事档案资料所致，该损失上诉人为特定化，参照了基础性养老金的计算。因此，本案诉讼时效的起算点应为上诉人知道自己人事档案资料被遗失的时间，事实上，上诉人是在2019年6月5日接到原审第三人出具意见函的时候，方知道自己的小卡片被遗失，其权利被侵害的事实此时才确定下来。同年9月，上诉人提起诉讼，明显未过诉讼时效。2、上诉人退休时，不知道也无从知道自己在被上诉人这样的小集体工作期间的工龄可以与其后续在大集体工作期间的工龄合并计算。2018年，因被上诉人厂房被征收，上诉人为证明自己当年缴纳了建厂股金，便向被上诉人提出请求，要求查询原始档案的工资表，遭到被上诉人拒绝后，上诉人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在该情况反映过程中，上诉人方得知补工龄的相关政策。3、补工龄的政策至今有效，只要被上诉人现在按照文件要求向上诉人提供能够证明上诉人当初就业经过了登记审批手续的材料，上诉人即可携带该材料前往景德镇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补办工龄，其权利没有受到侵害，为此，在上诉人未知晓小卡片、审批表遗失的情况下，上诉人不知道也无从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了侵害，时效无法起算；三、原审法院未审理上诉人关于审批表的主张，遗漏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上诉人提出的诉讼请求是要求被上诉人赔偿其因遗失上诉人人事档案资料即小卡片或审批表造成上诉人无法补加工龄的损失，因此，上诉人主张遗失的人事档案资料里包括两份材料，一份小卡片，一份审批表。但原审法院未对上诉人的审批表遗失的相关事实进行审理，遗漏了诉讼请求。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清本案全部事实，依法改判。国华瓷厂辩称，首先，坚持在本案在原审时的答辩意见，即：1、袁桃英诉称国华瓷厂遗失其人事档案，事实不足，袁桃英没有证据证明其有人事小卡片在国华瓷厂，当时的人事管理制度有临时工等用工制度，袁桃英没有证据证明与国华瓷厂建立了正式工用工。2、国华瓷厂是否有管理人事档案的义务，袁桃英应当予以举证，但从现有文件显示，对于所谓的小卡片是一式三份，劳动局一份，本人一份，用工单位一份，因此袁桃英完全可以持自己本人的小卡片去办理工龄加持。3、是否能够增加工龄应当由相关的社保部门出具证明是否与袁桃英的人事档案有关，也应该由袁桃英予以举证。4、本案袁桃英是中途退职转其他单位，不在同一单位退休，其工龄是否可以延续，也应由袁桃英举证。5、本案已过诉讼时效，应当从袁桃英退休之日起或袁桃英知道小卡片遗失之日起提起诉讼，袁桃英退休是2007年，向本案提出主张均超过10年，因此本案超过时效。6、根据袁桃英诉求，本案如确定侵权，本案中要求国华瓷厂承担责任法律和事实要求不足，袁桃英并不能证明国华瓷厂对其人事档案管理错误，不能够证明其连续工龄的后果与国华瓷厂没有小卡片存在因果关系；其次，袁桃英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1、袁桃英认为已经充分证明自己的主张是错误的，其在上诉状所表述的三点都是建立在推论上，并没有事实依据，即所谓的同龄人有卡片并不等同于其本人也有卡片。2、无论是小卡片或者审批表，其保存的份数至少是3份，国华瓷厂是否保存均不影响相关人员退休手续的办理和工龄年数的认定，因此小卡片与其诉求之间不存在任何的因果关系和法律关系。3、原审对于其诉求已经做了充分的审查，并不存在遗漏诉请的问题。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石狮埠街道述称，首先，同原审的答辩意见一致，即：基本认同国华瓷厂答辩意见，国华瓷厂及第三人没有为袁桃英保管人事档案的义务，袁桃英称在国华瓷厂处工作，国华瓷厂在袁桃英工作期间没有为袁桃英保管人事档案的义务，袁桃英所说的县以下人事档案卡，存在多种可能，第一种是袁桃英没有办理过相关卡片，第二种袁桃英自己带走了卡片，袁桃英没有办法证明是国华瓷厂遗失，无法排除其他可能性，袁桃英工龄认定问题可以通过其他来认定，袁桃英如果认为其工龄有误，可以去人事局改办，工龄问题不属于法院审理的范围，袁桃英以用人单位遗失小卡片为由提起诉讼，应是侵权行为，袁桃英的诉讼超过了诉讼时效，法院应依法驳回诉请。第三人是从服务企业的角度为国华瓷厂提供了存放档案的场所，第三人没有保管的义务；其次，国华瓷厂是独立的法人，第三人只是提供了一个存放档案资料的场所，没有管理、使用这些资料的权利。袁桃英无法证明小卡片存在即由国华瓷厂遗失的事实，袁桃英的工龄认定问题可以通过其他的途径予以救济。袁桃英所谓损失无其他证据证明，只是袁桃英自己做的测算，没有事实和法律的依据，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正确。袁桃英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其因遗失原告人事档案资料（即县以下集体所有制单位人员登记卡或县以下集体所有制单位职工审批表）造成原告无法补加工龄而损失的基础性养老金16765.92元（按77.62元/月的标准，参照个人账户养老金计发的月数216个月计算）；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原审法院认定事实：1975年，原告袁桃英进入景德镇市国华彩绘瓷厂工作。国华瓷厂当时为小集体企业，1986年转为大集体企业。根据查询到的工资表情况，袁桃英最后一次从国华瓷厂领取工资是1981年5月27日。1981年袁桃英离开国华瓷厂，后于1983年进入景德镇市轻工机械厂工作，袁桃英于2007年10月办理退休手续，批准退休日期为2007年11月。另查明，国华瓷厂的所有档案材料于2017年开始存放在第三人处，第三人于2010年收到国华瓷厂员工小卡片，2013年起陆续有国华瓷厂员工领取小卡片。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一是被告国华瓷厂及第三人对于涉案档案卡片的遗失是否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二是本案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关于争议焦点一，根据原告的主张以及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民事裁定书，本案系用人单位责任纠纷，作为民事案件受理，适用侵权责任相关法律规定。原告主张被告遗失其小卡片，导致退休时未计算在国华瓷厂工作期间的工龄，进而造成基础性养老金的损失。被告抗辩称袁桃英本就没有小卡片，不存在遗失的问题。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主张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未能举证或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虽然原告举证王爱兰的小卡片及姜荷英等人的1978年县以下集体所有制单位职工审判表等，但王爱兰的小卡片载明信息显示其“填写时间”（1974年）早于“进入单位时间”（1975年），这明显有悖常理，而县以下集体所有制单位职工审判表并未对原告有信息录入记载。因此，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原告并不能证明所涉的小卡片实际存在及国华瓷厂负有保管义务，亦即原告的相关举证并不能直接有效的证实其主张的小卡片存在，并由国华瓷厂遗失，进而也不能表明国华瓷厂对其具有侵权行为，其对此所主张的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不能成立。关于争议焦点二，被告抗辩称原告袁桃英自1981年就已离开国华瓷厂，自2007年11月退休，其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原告主张其自2019年6月才知道自己权益受到损害，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法院认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本案中，原告的诉请实质上属于退休工资待遇问题，根据退休审批表显示，原告袁桃英自2007年11月退休，其应当知道其退休工资待遇情况，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应当从其退休之日起计算，而原告袁桃英第一次向法院起诉的时间为2019年9月16日，已超过诉讼时效。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袁桃英的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219元，由原告袁桃英承担。二审中，上诉人袁桃英提交景德镇市工商企业人员登记表两张，证明：王爱兰的入厂时间是1974年，当时记录信息的工作人员在记录人员入厂时间上有所误差。针对袁桃英提交的证据及拟证明目的，被上诉人国华瓷厂质证认为，在原审时，这些景德镇市工商企业人员登记表就有，该证据不能成为新证据，该证据的调取时间是2019年6月25日。王爱兰的入厂时间的记载不一样。王爱兰是1961年11月出生，按照其记载的1974年入厂，其应该不满14岁，根据劳动法其不能成为企业的正式员工，此证据不具有在本案当中的证明效力。另外王爱兰的小卡片是其自己填写的，不应该存在类似的误差。原审第三人石狮埠街道质证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登记表仅是给工商部门的，不能作为劳动关系的认定。结合上述举、质证分析，袁桃英二审举证景德镇市工商企业人员登记表显示王爱兰的“进厂工作时间（1974年、1974年8月）”与其原审举证王爱兰集体所有制单位人员登记卡载明其“进入单位时间（1975年）”不一致，但王爱兰非本案当事人，现不能确认王爱兰的相关准确信息及是否由其本人或他人填写，故仅凭该证据无法达到“当时记录信息的工作人员在记录人员入厂时间上有所误差”的证明目的。本院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结合上诉人袁桃英、被上诉人国华瓷厂、原审第三人石狮埠街道诉辩、陈述意见，本案所涉袁桃英主张国华瓷厂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能否成立及其诉请是否已过诉讼时效和原审是否遗漏诉讼请求的问题是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争议焦点。本案系相关侵权责任纠纷，袁桃英诉称原审认定相关事实的理由依据不足，其已充分证明了自己的主张，关涉其的县以下集体所有制单位人员登记卡（小卡片）与县以下集体所有制单位职工审批表（审批表）实际存在，国华瓷厂未妥善保管致使遗失，由此造成了其无法补加工龄而损失基础性养老金，国华瓷厂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赔偿责任；国华瓷厂则辩称，袁桃英诉称国华瓷厂遗失其人事档案事实不足，没有证据证明其有人事小卡片在国华瓷厂，当时的人事管理制度有临时工等用工制度，无证据证明其与国华瓷厂建立了正式用工。是否能够增加工龄应当由相关的社保部门出具证明，袁桃英应举证是否与其人事档案有关。无论是小卡片或者审批表保存的份数至少有3份，国华瓷厂是否保存均不影响退休手续的办理和工龄年数的认定，与袁桃英诉求之间不存在任何的因果关系和法律关系。对此，本院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规定，结合本案，虽然袁桃英主张举证了其同事王爱兰、汪曼莉的小卡片及姜荷英等人的1978年审批表等，但实际上汪曼莉的小卡片其并未提交，王爱兰的小卡片载明“填写时间”（1974年4月）早于“进入单位时间”（1975年）明显有悖常理，其二审举证亦无法证实在记录人员入厂时间上有所误差，而审批表并未对袁桃英有信息录入记载，并且即使国华瓷厂有关人员存在小卡片与审批表，存在用工性质等方面的差别，亦不能以此推出袁桃英即存有小卡片与审批表。如此，基于袁桃英并不能直接有效证实涉其的小卡片与审批表的实际存在及是国华瓷厂未妥善保管而致遗失，进而即不能表明国华瓷厂对其具有侵权行为，故袁桃英对此所主张的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不能成立；关于袁桃英诉请是否已过诉讼时效问题，袁桃英对国华瓷厂的诉请是主张因其小卡片或审批表遗失，造成其无法补加工龄而损失基础性养老金，而对于是否能补加工龄产生的基础性养老金的损失实质上属于退休工资待遇问题，其应在办理退休审批时即应知晓。并且依据袁桃英原审举证的《江西省劳动局关于进一步做好劳动就业登记工作的通知》[（1982）赣劳社字第016号]规定，按该通知规定办理就业手续的人员享受工龄连续计算的待遇亦是从该通知实施起执行，而该通知实施时间远早于袁桃英办理退休审批时间，袁桃英亦应在办理退休审批时知晓对此的相关政策。袁桃英是于2007年10月办理退休手续并于同年11月批准退休的，故其至2019年9月16日就本案诉请第一次向原审法院起诉时业已超过诉讼时效，同时其亦未举证具有法定的诉讼时效中断、中止情形。至于原审是否遗漏袁桃英诉讼请求问题，因原审法院已在说理部分进行了相应的阐述，并在判决时对袁桃英诉讼请求进行了全部处理，因此，袁桃英的该主张不能成立。综上，袁桃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19元，由上诉人袁桃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欧阳国审判员  刘亮常审判员  胡志勇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日书记员  袁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