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渝01民终164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集优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渝北区龙山街道松石支路172号4号温馨家园D栋4-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2MA60HWWP66。法定代表人：余寅，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万丽，北京市京师（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某1，男，2010年2月20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中区。法定代理人：何某2（系何某1的母亲），女，1981年2月8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晓娟，重庆万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龚跃，重庆万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江蜜，女，1984年1月18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曾亮，重庆华立万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建秋，重庆华立万韬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张缙，男，1981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曾亮，重庆华立万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建秋，重庆华立万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重庆集优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优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何某1，原审被告江蜜、张缙教育培训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2020）渝0112民初258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上诉人集优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万丽，被上诉人何某1的法定代理人何某2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晓娟、龚跃，原审被告江蜜、张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曾亮、李建秋到庭参加二审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集优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渝北区人民法院(2020)渝0112民初25819号民事判决书；2.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一、鉴于被上诉人并未实际向上诉人缴纳教育培训费43800元，上诉人并无返还教育培训费义务。1、根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小升初重点校承诺制课外辅导合同》，双方明确了支付方式为刷卡，但被上诉人并无银行流水显示通过刷卡方式支付了案涉教育培训费，在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也明确陈述是向重庆金圆规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圆规公司)支付了43800元。可见，被上诉人没有根据该份合同的约定向上诉人支付过合同价款。2、关于一审法院援引的该合同第二条第3款B项“乙方在签订本协议时已支付教育培训费定金元”，系因按照合同签订前双方口头的意思表示以及上诉人的规定，合同签署当日就应当支付培训费，系被上诉人未按约履行付款义务。因上诉人在此时尚未取得办学许可，同时也希望保证生源不流失，又遇疫情无法开展培训，故没有催促被上诉人履行支付义务。二、上诉人与金圆规公司之间并不存在案涉合同权利义务的概括性转让。1、被上诉人签订的两份教育培训合同系与不同对象签订，金圆规公司与上诉人属不同的法律主体，不是权利义务的概括性转让。2、关于江蜜与王茜的《公司股权转让协议》，该份协议明确表示转让标的为集优公司的股份，系两个自然人股东之间的约定，约定内容并没有为上诉人设定义务，即使设定了义务，未经上诉人同意，也不产生法律效力。二人签订合同时，上诉人已经成立了大半年时间，招收了学生，合同签订时针对的学生也是上诉人成立后招收的学生，而非转让的金圆规公司招收的学生。原法定代表人吴天尧出具的移交手续中载明的合同也是上诉人与学生之间签订的教育培训合同。吴天尧出具的移交手续只能证明移交了档案资料，无法推导出上诉人同意承担合同权利义务。3、据一审查明情况，江蜜存在多重身份，既为金圆规公司股东，又原为上诉人股东，金圆规公司已于2020年5月9日注销，《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于2020年5月30日签订，并明确转让标的为集优公司股份;并且，上诉人成立之日起就存在多名股东，成立之时的股东江蜜，或者股权转让时的王茜，均是众多股东中的一人，即使排除金圆规公司已经注销这一因素，股东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江蜜也无权代表金圆规公司、王茜也无权代表上诉人进行金圆规公司与上诉人之间的合同权利义务的概括性转让。何某1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上诉人收到培训费，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被上诉人已经举示了培训费用的刷卡单和收据，结合张缙的陈述，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已经支付了43800元。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的合同明确载明被上诉人已经支付了培训费，上诉人作为合法的法律主体应当知晓已支付的具体表意。一审原审被告提交的股权转让合同及附表表明，案外人王茜受让集优公司股权是无偿受让，由王茜继续经营集优公司并承担集优公司所形成的权利义务，包括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培训合同。因此上诉人应当继续按照与被上诉人签定的培训合同继续履行义务。2、涉案合同构成权利义务的概括转让，根据被上诉人与金圆规公司签订合同时间，我方与上诉人签订的涉案合同时间在后，所涉合同内容基本一致，可以证明涉案合同具有权利义务的承接关系，结合一审中原审被告举示的股权转让合同及附件表明，即使集优公司内部发生股东变更，也并不影响上诉人作为民事法律主体与上诉人签订的合同履行。3、一审法院并未将法律关系混合，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均是围绕双方签订合同的履行进行审查。综上，上诉人的上诉应予以驳回。江蜜、张缙述称，1、虽然一审涉及多个法律关系，但一审法院并未混淆不同的法律关系，依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合同关系作出判决，不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2、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合同中明确载明了已收到合同金额43800元，故教育培训费用已支付。上诉人实际对被上诉人进行了培训，若上诉人未收到费用，对被上诉人进行培训与交易习惯不符，且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也签署了相关的移交手续，可以印证上诉人已承接了案外人的合同义务。双方构成权利义务的概括转让是基本事实。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事实与理由不成立，应予以驳回。何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集优公司于2020年1月15日签订的《小升初重点校承诺制课外辅导合同》；2．请求判令被告集优公司、江蜜、张缙立即向原告返还教育培训费43800元及资金占用损失（以43800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被告偿清全部款项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2月18日，原告何某1（乙方）与金圆规公司（甲方）签订了《小升初重点校承诺制课外辅导合同》，主要约定由金圆规公司对原告进行全程个性化课外辅导。共同约定本协议目标：何某1在2022年小升初时具有考取下列重庆市九所中学（包括其所有分校）之一最低录取标准（重庆第一中学、重庆第三中学、重庆市第八中学、重庆巴蜀中学、重庆西大附中、重庆育才中学、重庆巴川中学、重庆第一外国语中学、重庆第二外国语中学）。乙方向甲方交纳教育培训费38800元，一次性综合付费用5000元，总额43800元。乙方在签订本协议时已支付教育培训费43800元。辅导期限自2019年3月2日至被上述其中一所学校录取为止。该合同第二条第三款第Ｃ点约定：经过甲方的课程辅导，乙方在小升初过程中只要被上述重庆市重点中学之一录取的，则目标达成，甲方无须向乙方退还学费；如学生在小升初过程中最终未被上述重庆市重点中学之一录取的，由甲方全额退还乙方已缴纳的教育培训费。合同签订后，原告向金圆规公司支付43800元。之后，原告在金圆规公司培训了近一年时间。2020年1月，金圆规公司准备办理注销手续，原告与金圆规公司协商后，约定后续教育培训服务由被告集优公司提供。2020年1月15日，原告何某1与被告集优公司签订了《小升初重点校承诺制课外辅导合同》。该合同的内容，与原告与金圆规公司之间签订的合同内容除培训时间外均一致。该合同约定辅导期限自2020年1月15日至被九所中心其中一所学校录取为止，并载明乙方在签订本合同时已支付教育培训费43800元。合同尾部注明送10次刷题课，送小升初衔接课，语、数、外各10次。另查明，被告江蜜、张缙是金圆规公司的股东，各占50%股份，被告江蜜担任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被告张缙担任公司监事。该公司于2020年5月9日完成注销。还查明，被告集优公司成立于2019年9月6日，股东包括张缙（本案被告）、谢坤、张美鉴、文丽均、张猛。2019年12月27日，股东张缙（本案被告）、谢坤退出，新增股东江蜜（本案被告）、林红。2020年5月30日，被告江蜜（甲方）与案外人王茜（乙方）签订《公司股份转让协议》，被告江蜜将其在被告集优公司的28%股份无偿转让给王茜。双方约定乙方义务为：集优公司现有32名学生课程尚未结束（详见附件二）。其中普通缴费学生28名，剩余销课金额约为23694.95元；协议价学生5名，总共174332元，其中有2名学生共计有50932元学费尚未缴纳（分期付款）。签订本协议之日起，甲方所承担学生剩余课时费用和协议学生签约费及承诺服务由乙方承担，剩余未缴纳学费也由乙方所得。同日，案外人吴天尧出具移交手续一份，收到5份小升初合同（包括原告何某1）、营业执照正副本、公司章程一份、公司财务章一份、印章备案回执一份。2020年6月9日，被告集优公司的股东江蜜（本案被告）、林红、张美鉴、文丽均、张猛全部退出，变更股东为王茜、吴天尧、尹璘子、辛鑫，法定代表人为吴天尧。2020年8月19日，重庆市渝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渝北市监函（2020）81号《关于抄告集优公司无证从事经营活动的函》，向重庆市渝北区教育委员会发送该函。具体内容：我局在对辖区内的经营户开展检查中，发现集优公司未经审批取得行政许可从事教育培训。根据《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第五条、第七条、第八条的规定，现将集优公司无证经营情况抄送贵单位，请依法进行查处。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集优公司签订了《小升初重点校承诺制课外辅导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原告与被告集优公司均同意解除双方签订的合同，合同自双方达成一致时解除。本案主要的争议焦点有：一、被告集优公司是否应当返还培训费用并支付资金占用损失；二、被告江蜜、张缙是否承担责任。一审法院分别评述如下：关于被告集优公司是否应当返还培训费用并支付资金占用损失的问题。被告集优公司抗辩理由为其并未收取原告的培训费用，不应当返还该款。根据原告与被告集优公司签订的合同，双方认可，在签订协议时，原告已经支付了教育培训费43800元。被告集优公司当庭陈述与合同载明的内容不符。被告集优公司的辩称，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合同约定，如学生在小升初过程中最终未被上述重庆市重点中学之一录取的，由甲方全额退还乙方已缴纳的教育培训费。现合同解除，原告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按照约定，被告集优公司应当全额退还培训费用。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资金占用损失，属于赔偿损失范畴。合同解除后，被告集优公司就应当退还款项，其拒不返还，应当赔偿原告相应的资金占用损失。一审法院从合同解除之日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利率确定资金占用损失。对于被告江蜜、张缙是否承担责任的问题。原告认为，教育培训费系由金圆规公司实际收取，金圆规公司理应就款项退还承担共同偿还责任。金圆规公司已注销，因此，其股东即被告江蜜、张缙应就金圆规公司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先后与金圆规公司、被告集优公司签订了教育培训合同，合同内容完全一致，结合被告集优公司原股东江蜜与王茜签订《公司股份转让协议》，以及其原法定代表人吴天尧出具的移交手续等证据，可以认定两份合同属于合同权利义务的概括转让。原告对此并无异议。因此，原告只能要求被告集优公司承担合同责任，其要求被告江蜜、张缙对其承担责任，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原告何某1与被告重庆集优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于2020年1月15日签订的《小升初重点校承诺制课外辅导合同》于2020年11月9日解除；二、被告重庆集优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退还原告何某1培训费43800元及资金占用损失（以43800元为基数，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从2020年11月9日起计算至款项付清时止）；三、驳回原告何某1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447.5元（已减半计算），由被告重庆集优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负担。”二审中，当事人均未举示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相同，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和证据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集优公司称其未收到何某143800元学费的问题。本案中，首先，双方签订合同的时候已经明确该43800元教育培训费已经支付，且该条款的支付金额是手写，并对条款中未支付部分的空格用斜线划去。故集优公司上诉称该约定系格式条款，实际未支付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其次，从集优公司股东王茜与金圆规公司股东暨集优公司前股东江蜜签署的《公司股份转让协议》也载明现有学生32名，协议价学生5名，总共174332元，附件中载明何某1实缴金额45800元。公司法定代表人吴天尧于《公司股份转让协议》当日收到了5份小升初合同（包含何某1）、营业执照正副本、公司章程、公章财务章各一枚、印章备案回执一份。故结合上述情况，本院认为何某1已经向集优公司交纳了相应的教育培训费，集优公司在签署合同及经营变更中亦予以认可。关于集优公司应否退还教育培训费的问题。本院认为，合同约定，如学生在小升初过程中最终未被上述重庆市重点中学之一录取的，由甲方全额退还乙方已缴纳的教育培训费。现合同解除，原告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按照约定，集优公司应当全额退还培训费用。综上所述，集优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95元，由上诉人重庆集优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硕审 判 员 刘希审 判 员 郑泽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九日法官助理 王玲书 记 员 梁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