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桂03民终17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新春，男，汉族，1983年4月3日出生，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全州县，现住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川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蓝青，广西中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江维，男，汉族，1977年4月8日出生，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临桂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依蔓，广西桂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玉元，男，汉族，1969年6月5日出生，住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川县。 上诉人王新春因与被上诉人何江维、王玉元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县人民法院（2020）桂0325民初9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新春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2、判决撤销《股份转让协议》并判决被上诉人返还因股份转让协议获得的价款10万元；3、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将知道沙场被政府强制关闭的事实与知道撤销事由的事实混为一谈，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8年8月6日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涉案沙场在2018年10月被兴安县国土资源局强制关闭。在庭审中，一审主办人询问上诉人是否知道沙场被关闭的事实，上诉人据实回答说知道，这就导致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于2018年10月便明知兴安县国土资源局强制关闭涉案公司沙场”，撤销权的行使时间自2018年10月开始计算一年。这样认定明显是对法律规定的错误解读，将知道沙场被关闭了的事实与知道撤销事由混为一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5条的规定:(一）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法律规定的是知道撤销事由，沙场被关闭，作为当事人的上诉人肯定是知道的，只是当时只作为投资沙场的风险予以对待，加上事后，被上诉人王玉元以协议的形式确定剩余股价由其承担，上诉人便认为自己投资的十万元是因为投资风险产生的损失,便没有再追寻沙场被强制关闭的具体情况。直到2019年8月，在一次与朋友的聚会中，一朋友提到，如果政府需要强拆，一定会提前下达通知，给当事人时间自行搬离，不会下通知后就马上强制拆除，朋友提议让上诉人去兴安县国土资源局了解下是什么情况。这才有了上诉人妻子于2019年8月27日向兴安县国土资源局了解情况，得知沙场早在2018年5月29日，政府就下了“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此时，上诉人才知道撤销事由，撤销权的行使应当自2019年8月27日开始计算一年，而不是从2018年10月开始计算一年。2、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包括“代持股协议书”“2018年8月1日公司决议”等多项证据都是被上诉人庭前制作，之前上诉人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些材料，被上诉人也从来没有给上诉人看过。被上诉人掌握着公司的公章，制作虚假的证据轻而易举。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导致适用法律错误。根据《合同法》第55条的规定：（一）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法律规定的是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撤销权，上诉人于2019年8月27日得知撤销事由，撤销权的行使应当至2020年8月26日。上诉人在2020年5月21日向兴安县人民法院起诉撤销《股权转让协议》并没有超过法律规定的一年撤销权行使时间。既然一审法院已经认定被上诉人存在欺诈的故意，撤销股权转让协议条件成就，那么应当按照法律规定依法撤销案涉《股份转让协议》，协议被撤销后，取得的财产，被上诉人应当予以返还。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导致适用法律错误，请二审依法予以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何江维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王玉元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理由如下:一、被上诉人王玉元与上诉人王新春、被上诉人何江维及王冬元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系三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且无任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4条之规定的可撤销的情形。同时，撤销权的行使系除斥期间，应当在1年内行使。本案中，显然上诉人行使撤销权已经超过1年。1.被上诉人王玉元与上诉人王新春、被上诉人何江维及王冬元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之时，三方均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二被上诉人不存在任何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的情形。同时，《股权转让协议》的受让人对公司的经营情况及股权状况相当了解。2.上诉人诉状中诉称的公司经营沙场被政府强制关停并不属实，沙场仅是存在违章建筑及违章占用土地的行政违法的情形，且该行政违法行为属于股权转让后公司的经营风险与公司股权转让无任何必然联系，只要被上诉人满足如下条件股权转让即合法有效:A、出让人是转让股权的所有权人；B、转让的股权无权利瑕疵；C、股权转让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程序即可。被上诉人本次股权转让的行为完全满足上述条件。上诉人在诉状中载明的事实及理由实际上系对股权转让法律意义不清楚的一种误解，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误读。3.上诉人诉状中诉称其2019年8月27日才得知沙场早被政府下令关停，明显与事实不符，上诉人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前就已经对沙场的经营情况了如指掌，并且其有信心能够继续经营沙场。2019年1月21日，兴安县人民法院即作出了(2019)桂0325行审1号行政裁定书，上诉人在此时完全应当已经知道沙场属于违章建筑，违章占用土地。而上诉人却在2020年5月18日，才就根本不存在的欺诈事实向法院提起撤销《股权转让协议》的诉请，行使撤销权。此时，明显已过可行使撤销权1年的除斥期间。二、被上诉人转让的股权无任何权利瑕疵。被上诉人转让的股权未经质押、抵押，且不存在被法院查封的情况，属于无任何权利瑕疵的股权。三、上诉人在受让股权后，与另一股权受让人王冬元对公司实际共同经营并实际享受股东权利。被上诉人王玉元与上诉人王新春、案外人王冬元又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被上诉人愿意收购他们的股份，即王新春和王冬元已经认可了自己的股东身份，在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对此亦是认可的。 王新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撤销何江维与原告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2、请求依法判令被告何江维返还股权转让款10万元，被告王玉元承担共同返还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8月6日，原告王新春及案外人王冬元（乙方）与被告何江维（甲方）、王玉元（公司股权持有人丙方）签订《股份转让协议》，该协议约定：被告何江维将其所有（被告王玉元持有）兴安县恒坚建材有限公司50％股权转让给原告王新春及案外人王冬元，转让价为800000元，首次付款200000元，余款分期8个月付清给被告何江维。被告何江维按当月实际卖沙款的50％收取余款，但乙方最低不能低于80000元付给甲方直至所有余款付清为止，余款支付截止时间为2019年3月6日。如乙方不能按时付款，甲方有权没收首付款及所有还款，收回沙场，乙方所有投资设备归甲方所有，并有权追究剩余欠款。乙方、丙方不得以政府原因还是自身经营不善等一切原因拒绝付款，必须无条件支付甲方所有欠款。在合同签订之前所有费用及债务由甲方和丙方承担，在合同签订之后所有费用及债务与甲方无关，丙方担保乙方所有余款，按时付给甲方。协议签订前，兴安县恒坚建材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会议决议同意何江维将其隐名所有的50％股权以8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王新春、王冬元。2018年8月10日，王新春通过农业银行转账给被告何江维150000元，2018年8月22日通过灵川农村合作银行转账50000元，将首付款200000元支付给被告何江维。2018年8月12日，兴安县恒坚建材有限公司股东名册为王玉元、王新春、王冬元。协议签订后，原告王新春便参与兴安县恒坚建材有限公司的经营管理，在经营1个多月后，原告于2018年10月知道该公司的沙场不能经营，便于同年10月15日，将其所有的股份转让给王玉元，并约定王新春、王冬元欠何江维沙场转让余款，由被告王玉元承担。 一审法院另查明，2018年5月29日，兴安县国土资源局给被告王玉元发放一份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其内容为：你（单位）未经国土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擅自在溶江镇一甲村委文家村集体土地修建沙场的行为，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三、四十四条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七条规定，现责令你（单位）立即停止上述违法行为，听候处理。2019年1月16日，兴安县国土资源局向兴安县人民法院申请执行［2018］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兴安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21日依法裁定，准予强制执行兴安县国土资源作出的编号：［2018］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兴安县恒坚建材有限公司在2018年8月6日前，股东为王玉元，占股100％，其代何江维持有公司50％股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原告申请撤销股权转让协议的条件是否成就；2、原告申请撤销股权转让协议的期限是否超过；3、原告诉请要求被告王玉元共同返还10万元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关于原告申请撤销股权转让协议的条件是否成就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本案中被告王玉元于2018年5月29日收到兴安县国土资源局下发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且在通知书上签名，应视其明知该情况，被告王玉元作为被告何江维股权代持人，应该在股权转让时，将该情况通报给股权转让双方，被告王玉元未将该情况通报，具有欺诈的故意，故原告申请撤销股权转让协议条件成就，应该予以准许。二、关于原告申请撤销股权转让协议的期限是否超过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原告自认于2018年10月便明知兴安县国土资源管理局有强制关闭涉案公司的沙场，然而原告并未在2019年10月之前申请撤销双方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而是于2020年5月21日才到兴安县人民法院起诉撤销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明显超过了撤销权的一年期间，原告丧失了撤销权。三、关于原告诉请要求被告王玉元共同返还10万元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问题。原告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而认为被告何江维应当将依据本协议取得的财产返还给原告，被告王玉元对协议被撤销存在过错，承担共同返还责任。然而原告行使撤销权超过了一年的撤销期间，已丧失了撤销权。因此，原告请求返还10万元的法律依据已丧失，故原告无权要求被告何江维返还10万元，亦无权要求被告王玉元返还。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五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一十九条，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新春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原告王新春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王新春提交的证据为：证据一、行政处罚决定书及送达回证，证明被上诉人王玉元明知涉案沙场会被拆除，依然与上诉人签订沙场转让协议，存在欺骗行为；证据二、广西兴安法律服务中心介绍信，证明上诉人在2019年8月27日才知道被上诉人存在欺骗行为，即才知道撤销事由，后于2020年5月21日向法院起诉，没有超过一年的除斥期间，与上诉人一审向法院提交的录音证据相互印证。 被上诉人何江维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对关联性不予认可，不能证明上诉人签订沙场转让协议存在欺骗行为。实际上在签订转让协议时，上诉人就已经知道此事实，而且在一审庭审中也自认在2018年10月就已经知道沙场被关停。因此，不能证明上诉人在2019年8月27日才知道欺骗行为。对证据二的三性均不予认可。 被上诉人王玉元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据二的真实性不认可。 综合双方举证质证意见，本院对上诉人王新春提供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上述证据与本案处理无关，本院不予采纳。经查，一审认定事实属实，本院对一审查明的相关事实予以确认。 综合诉辩双方的意见，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的时间如何确定，其行使撤销权的期限是否已过。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第一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本案中，上诉人以被上诉人明知政府下发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案涉沙场无法继续经营，而在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之时，隐瞒该事实，构成欺诈为由，主张撤销案涉协议。本院认为，上诉人自认在2018年10月就已经知道涉案沙场被强制关闭不能经营，其作为参与经营的股东应知晓沙场被强制关闭的具体原因，此时上诉人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上诉人应当在2019年10月之前行使撤销权，但上诉人并未在此期间行使撤销权，而以经营风险对待之，并于2018年10月15日将其股份另行转让给王玉元，并约定王新春、王冬元欠何江维沙场转让余款由王玉元承担。因此，其于2020年5月21日向法院起诉已超过一年的除斥期间，其撤销权消灭。对于上诉人提交相关证据拟证明其于2019年8月27日得知政府下达了“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后自认为被骗时才出现撤销事由的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王新春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上诉人王新春已预交本院），由上诉人王新春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罗小兰 审 判 员 朱孟儒 审 判 员 王 艳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袁慎龙 书 记 员 周 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