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1）甘07行终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吉某，江苏省泰州市人，住江苏省泰州市，现住甘肃省张掖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某,甘肃沁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掖市公安局甘州分局。 法定代表人：樊某。 委托诉讼代理人：单某。 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某。 上诉人吉某因与被上诉人张掖市公安局甘州区分局（以下简称“甘州区分局”）行政拘留、罚款一案，吉某不服甘肃省高台县人民法院（2020）甘0724行初42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吉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某、被上诉人甘州分局委托诉讼代理人单某、汪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8年5月22日10时21分，张云鹏向被告报警称：“在甘州区长沙门诚信大厦八楼，其母亲白爱雯因经济纠纷被人殴打。”被告接到张云鹏报案后，对所报案件受理、登记，并及时出警，传唤、询问了当事人，调查了证人。2018年6月6日、6月7日，被告出具鉴定委托书，对白爱雯、张忠元的伤情进行鉴定。2018年6月7日，白爱雯向被告提交了书面的报案材料及照片。2018年6月21日，甘州区公安局东北郊新区派出所呈请甘州区公安局延长办案期限30日，并审核批准。此后，白爱雯、张忠元反映徐卫红涉嫌黑恶势力，被告于2018年6月21日、7月2日对张忠元、白爱雯进行了询问核查。2018年8月2日，因张忠元一直未做伤势鉴定，被告告知张忠元尽快对伤势进行鉴定，并制作了询问笔录。2018年10月8日，张掖市甘州区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受理甘州区公安局东北郊新区派出所的委托，对白爱雯、张忠元的伤情进行鉴定。2018年10月12日，张掖市甘州区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出具鉴定意见，被鉴定人白爱雯头面部受外力作用致头晕、头痛，根据《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5.1.5a规定，属轻微伤；被鉴定人张忠元头面部受外力作用致耳外伤，左耳听力下降，根据《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5.2.5c、5.3.5c规定，属轻微伤。白爱雯、张忠元收到鉴定意见告知书后，于2018年11月28日分别提出了重新鉴定申请。由于白爱雯不积极配合，2019年7月31日，甘州区公安局东北郊新区派出所才委托张掖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对白爱雯的伤情重新进行鉴定。同年8月2日，因张忠元也未对伤势进行重新鉴定，被告遂对其进行了询问告知，并要求张忠元当日去做鉴定。此后，张忠元再未对伤情进行重新鉴定。2019年8月20日，张掖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出具法医学人体损伤程度鉴定书，鉴定意见：依据现有材料，被鉴定人白爱雯损伤程度为轻微伤，并将鉴定意见告知了白爱雯。2019年8月28日、8月29日、2020年4月8日，被告再次就案件的事实向徐卫红、吉某进行了询问。2020年4月13日，被告作出《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对原告拟处罚事项进行了告知，原告提出其只是拉架的，并未打人，对其进行处罚不服。2020年4月16日，被告作出甘区公(东北郊所)行罚决字〔2020〕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于2018年5月24日、2019年8月29日，徐卫红于2018年5月23日在甘州分局的陈述，可以证实其与张忠元发生过撕扯。被告认定，2018年5月22日9时许，在甘州区长沙门诚信大厦“诚信公司”八楼徐卫红办公室内，白爱雯、张忠元因索要工程款与该公司负责人徐卫红等人发生争执后，期间该公司员工吉某将张忠元撕打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对原告进行处罚，适用法律正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九条规定：“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十日；案情重大、复杂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对原告处罚的主体是甘州分局，其上级机关应为张掖市公安局，被告批准延长办案期限，其程序上存在瑕疵。《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十一条规定：“对需要进行伤情鉴定的案件，被侵害人拒绝提供诊断证明或者拒绝进行伤情鉴定的，公安机关应当将有关情况记录在案，并可以根据已认定的事实作出处理决定。经公安机关通知，被侵害人无正当理由未在公安机关确定的时间内作伤情鉴定的，视为拒绝鉴定”，张忠元初次鉴定或申请重新鉴定后，不积极配合，被告未及时按上述规定进行处理，导致办案期限过长。被告于2020年4月16日才作出甘区公(东北郊所)行罚决字〔2020〕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违反了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规定，但对原告依法享有的重要程序性权利不产生实质损害，其程序轻微违法。对原告的第二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案经合议庭评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六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一、确认张掖市公安局甘州分局于2020年4月16日作出甘区公(东北郊所)行罚决字〔2020〕3号行政处罚决定违法；二、驳回原告请求停止执行被告作出的对原告行政拘留十日行政决定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被告各承担25元。 上诉人吉某上诉请求：1、撤销高台县人民法院（2020）甘0724行初42号行政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只是对白爱雯、张忠元的滋事行为进行了劝解，没有与白爱雯、张忠元发生肢体冲突，也没有对张忠元实施侵害行为，一审法院未对上述事实进行全面客观的认定，认定事实错误。2、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在白爱雯、张忠元不配合伤势鉴定的情况下，于2019年8月20日才做出白爱雯的伤势鉴定，违反了《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九条规定，被上诉人自己作为办案机关，自己批准延长办案期限，程序违法，因此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也当然违法。被上诉人在处理本案过程中有多处重大违法行为，一审只认定被上诉人上述行为系轻微违法错误。综上，请求二审查明事实，支持上诉人的请求。 被上诉人甘州区分局辩称，被上诉人于2020年4月16日作出的甘区公(东北郊所)行罚决字〔2020〕3号行政处罚决定认定吉某违法行为的事实，是依据公安机关办理案件时依法获取的证人证言、被侵害人的陈述、徐卫红、吉某的陈述等证据证实。吉某在询问笔录中称“那个男子(张忠元)不听，还继续用手机拍照，我过去夺手机，他不给手机，我就撕住他的衣服领子将那个男子拉了出去”。被上诉人于2020年4月16日依法作出并送达的甘区公(东北郊所)行罚决字〔2020〕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处理程序合法、处罚适当、适用法律准确，不存在法定撤销情形。一审法院对派出所延长办案期限应当由哪一级公安机关批准理解错误，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释义与实务指南》的释义，上一级公安机关，是指受理治安案件的公安机关(派出所)的上一级公安机关，而不是指作出处罚的公安机关(县、分局)的上一级公安机关。派出所是县、市、旗公安局、城市公安分局的派出机构，法律已经赋予其部分治安管理处罚权，具有独立的执法主体资格。因此，公安派出所需要延长治安案件办案期限的，经县级公安机关批准即可，而无须报经地(市)级公安机关批准。对于已经超过办案期限但仍未办结的治安案件，案件调查终结后依法作出处理决定并不违法。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释义与实务指南》的释义，本法对治安案件的办案期限的规定，是为了体现行政执法的效率原则，保证公安机关依法及时办理治安案件，有效维护社会治安秩序。《治安管理处罚法释义与实务指南》对已超过办案期限但仍未办结的治安案件如何处理的释义，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及时制止危害社会治安秩序的行为，是人民警察法赋予公安机关的职责，也是公安机关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因此，对于尚未办结的治安案件，公安机关不能因为治安案件已超过法定办案期限就不再调查处理了，应当继续进行调查取证工作，待案件调查终结后尽快依法作出处理决定。《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六十五条第三款规定，对因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不明或者逃跑等客观原因造成案件在法定期限内无法作出行政处理决定的，公安机关应当继续进行调查取证，并向被侵害人说明情况，及时依法作出处理决定。所以，对于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超期的规定是法律立法方面的一项重大缺陷，应该理解为仅仅是对行政执法的效率要求。无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行政法规，也仅仅对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予以规定，均未对办案期限进行规定，也无法进行规定，《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是一特例，它应当适用于由公安督察、纪委、监察等部门对公安机关的不作为或慢作为等进行依法问责的调整范畴，不能成为(或不应当适用于)违法行为人为逃避打击及处罚的理由及依据，以及在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中确认公安机关违法的理由及依据。一审法院认为白爱雯、张忠元初次鉴定或申请重新鉴定后，不积极配合，我局未依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处理，导致办案期限过长认定错误。本案不适用于《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将对方行为认定拒绝鉴定，法律规定对需要进行伤情鉴定的案件，被侵害人拒绝提供诊断证明或者拒绝进行伤情鉴定的，公安机关应当将有关情况记录在案，并可以根据已认定的事实作出处理决定。经公安机关通知，被侵害人无正当理由未在公安机关确定的时间内作伤情鉴定的，视为拒绝鉴定。白爱雯、张忠元初次鉴定或申请重新鉴定后，不积极配合，不等于被侵害人拒绝提供诊断证明或者拒绝进行伤情鉴定。本案公安机关无法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十一条第二款之规定，将对方行为认定为视为拒绝鉴定。公安机关对伤情鉴定时间的确定，缺少法律依据及科学依据，实践中难于操作，即使确定，其合法性及合理性也存在争议，尤其是人身伤害鉴定。被侵害人理由必须听取,且公安机关必须以书面形式进行记录，由于白爱雯、张忠元不积极配合，公安机关无法听取其理由。公安机关办理该案，对于是否适用《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并没有强制性要求及规定。 案经二审审理查明，徐卫红在2018年5月23日的笔录中陈述：“这个女人被拉开之后吉某就和张彪源的弟弟发生撕扯…”。徐卫红在2019年8月28日的笔录中陈述：“张忠元把我撕住着，吉某就上去把张忠元推开了…”。徐卫红在2020年4月8日的笔录中陈述：“吉某进去的时候，张忠元把我撕住着，吉某就上去把张忠元推开了…”。吉某在2018年5月24日的笔录中陈述：“我过去夺手机，他不给手机，我就撕住他的衣服领子将那个男子拉了出去。”吉某在2020年4月8日的笔录中陈述：“这当中我看见张忠元拿手机在照相，我就过去夺他的手机，没有夺上，我就把他的衣服采住把张忠元拉着推出办公室的门。” 案经二审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预防和惩治违法行为，保护公民身心健康，维护社会秩序是法律、法规赋予上诉人甘州区分局的法定职责。本案争议焦点是：被上诉人甘州区分局作出行政处罚认定的事实所依据的证据是否充足，程序是否合法，适用法律是否正确。依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十一条规定，在甘州区分局通知张忠元对伤势进行鉴定后，张忠元对初次鉴定或重新鉴定不积极配合，甘州区分局可视为拒绝鉴定，且将有关情况记录在案，根据已认定的事实作出处理决定，但甘州区分局未按上述规定进行处理。但直至2020年4月16日才作出甘区公（东北郊所）行罚决字〔2020〕3号行政处罚决定，虽在庭审过程中，甘州区分局陈述因白爱雯、张忠元举报徐卫红有涉黑行为，在对涉黑问题进行调查答复以后，才做出本案处罚决定，其辩解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甘州区分局并未提交并案调查、重新计算或延长办案期限的证据，故甘州分局超过办案期限违反法律规定，办案程序违法。依据《公安机关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二款：“公安派出所承办的案情重大、复杂的案件，需要延长办案期限的，应当报所属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的规定，吉某治安管理处罚案件办案机关为东北郊派出所，依照上述规定，由甘州区分局有关负责人批准延长办案期限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以甘州区分局批准延长办案期限，程序存在瑕疵有误，应予纠正。 结合本案事实，根据徐卫红、吉某、张忠元及证人证言的陈述，可以认定2018年5月22日9时许，在甘州区长沙门诚信大厦“诚信公司”八楼徐卫红办公室内，白爱雯、张忠元因索要工程款与徐卫红等人发生争执，期间吉某与张忠元有撕扯、推搡等肢体接触行为，造成张忠元轻微伤的后果，甘州分局对上述事实认定清楚，证据充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对吉某进行处罚，适用法律正确，处罚适当。虽然甘州区分局做出处罚决定超出了办案期限，程序违法，但该程序违法不足以否定吉某与他人发生肢体接触行为并造成他人轻微伤事实的成立。为预防和惩治违法行为，保护公民身心健康，维护社会秩序，应当对吉某予以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之规定，一审法院确认甘州区分局做出的甘区公(东北郊所)行罚决字〔2020〕3号行政处罚决定程序违法，但不予撤销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亦依法予以认定。上诉人吉某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依法撤销甘州区分局做出的甘区公(东北郊所)行罚决字〔2020〕3号行政处罚决定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公安机关作出的决定对公民的财产和人身权利以及社会舆论有很大影响，所以法律法规对公安机关办理案件的依据和程序作出了详细严格的规定，程序合法是结果公正的前提和保障，公安机关应当依照法定程序正确履行职责，这是公安机关维护社会长治久安，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的前提和必要条件。迟来的正义非正义，甘州区分局在办理该案的过程中，超出办案期限做出行政处罚决定，程序违法，致使受害人的权利长期得不到维护，使被处罚人也处于困惑状态，希望公安机关以此案为戒，排查以往办理案件过程中存在的瑕疵和不当之处，在今后办理案件过程中，严格遵守办案期限，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办好每一个案件。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处适当。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依法不予支持。案经合议庭评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吉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文清 审判员  杨祝续 审判员  高彩虹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七日 书记员  郑 哲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 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