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清远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8民终464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罗松生，男，1962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清远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董石荣，广东海际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侃，广东海际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薛惠欣，女，1978年6月2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清远市清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雷桂强，男，1963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清远市清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蔡国强，男，1955年9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清远市清城区。上述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卫国，广东明典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赖丽丹，广东明典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罗松生因与被上诉人薛惠欣、雷桂强、蔡国强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清远市清新区人民法院（2020）粤1803民初12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罗松生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对本案相关事实的认定混乱且错误，对是否构成不当得利的分析明显错误，导致作出的一审判决完全是错误的。一、本案中，三被上诉人从上诉人处多获取了巨额利益，导致上诉人利益受损，该事实非常清晰，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1.被上诉人蔡国强在2015年1月27日至29日划了1800万元给上诉人。2.上诉人在2015年1月27日至29日当即就将1800万元划给了被上诉人薛惠欣。3.2015年底，在被上诉人薛惠欣、雷桂强的协助下，被上诉人蔡国强起诉（2015）清新法民一初583号，通过该583号案的调解和执行，三被上诉人从上诉人处又获取了1800万元本金及高额利息。由上可知，三被上诉人只划出一个1800万元给上诉人，却从上诉人处收取了两个1800万元及相应高额利息，三被上诉人多取得1800万元本金及高额利息，上诉人损失了1800万元本金及利息。一审法院只断章取义地看到上述1和2中的2015年1月27日至29日三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的相互划款走账，却把3中的三被上诉人通过583号案从上诉人处获取1800万元本金及高额利息的事实割裂开来，得出“上诉人的账户资金既未增加，也没有减少”的错误结论。一审法院一方面认定上诉人的利益没有受损（即三被上诉人没有多获利），另一方面又承认三被上诉人收取了两次1800万元及高额利息，是相互矛盾的。二、本案中三被上诉人取得利益明显缺乏法律上的根据，也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一审法院认定三被上诉人在2015年1月27日至29日从上诉人处收回了1800万元，以及三被上诉人通过583号案从上诉人处收取1800万元本金及高额利息，均有法律上的根据，由此认定本案事实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一审法院的认定仍然是矛盾的、错误的。1.在583号案中，被上诉人蔡国强是将2015年1月27日至29日划给上诉人的1800万元作为借款而起诉的，根本不承认这1800万元是走账，也不承认通过被上诉人薛惠欣的账户己收回1800万元。最终，一审法院支持了蔡国强的主张，也是按照该1800万元为借款的基础事实出具的调解书并予以强制执行。2.既然583号案调解书作为生效的法律文书，确认蔡国强在2015年1月27日至29日划给上诉人的1800万元为借款，相应的上诉人在2015年1月27日至29日划给薛惠欣的1800万元也应当作为借款。但是，当上诉人在本案中一开始以借款为由来起诉薛惠欣、雷桂强时，三被上诉人却改口称2015年1月27日至29日的相互划款是走账不是借款。三被上诉人完全是为了维护其获取的不当利益而自打嘴巴，可是这种耍赖的说法竟然毫无理由地得到了一审法院的支持。即一审法院在本案中将蔡国强在2015年1月27日至29日划给上诉人的1800万元确认为走账。由上可见，对于同一笔款项的性质，一审法院在583号案中和本案中竟然作出了两种明显矛盾且都有利于三被上诉人的不同认定。三被上诉人只划出一个1800万元给上诉人，不应当从上诉人处收取两次1800万元及高额利息，这两次收取1800万元之中必然有一次是没有法律根据的。在583号案调解书没有被依法撤销前，该调解书仍然依法有效，上诉人只能认为三被上诉人在2015年1月27日至29日从上诉人处收取1800万元属于没有法律根据的不当得利，上诉人起诉本案也是要求三被上诉人返还该2015年1月27日至29日从上诉人处收取的1800万元及利息的不当得利，一审法院应当支持上诉人该有理有据的主张。退一万步说，如果一审法院非得将2015年1月27日至29日三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的相互划款1800万元认定为走账的话，一审法院就等于承认583号案调解书的事实基础不存在，承认583号案调解书是错误的，那么一审法院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的规定，由一审法院院长将583号案提交审判委员会决定再审，纠正错误的583号调解书。可是，一审法院并没有任何的作为行为。综上，三被上诉人从上诉人处多收取了1800万元及高额利息，上诉人因此遭受了巨额损失，三被上诉人多取得该巨额利益没有法律上的根据，这完全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被上诉人薛惠欣、雷桂强辩称，关于上诉人罗松生诉答辩人返还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上诉人一开始以民间借贷为由主张答辩人偿还借款，后又要求答辩人返还不当得利，关于案件事实与理由的陈述前后矛盾，有虚假诉讼的嫌疑。一、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答辩人之间不构成不当得利法律关系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审法院认为案涉的1800万元的款项是来源于答辩人，且这些款项在走账的当天也转回到薛惠欣的账户，因此上诉人转账给薛惠欣均是根据另一被上诉人蔡国强的指示转账，上诉人与答辩人之间仅仅存在账户走账的情形，不构成不当得利。走账情况如下：2015年1月26日，雷桂强转账600万元给蔡国强，2015年1月27日，蔡国强将700万元转给上诉人，在上诉人的账户没有任何停留立马转700万元给薛惠欣。2015年1月28日，薛惠欣将600万元转给蔡国强，在蔡国强的账户没有任何停留又将600万元转给上诉人，在上诉人的账户没有任何停留立马转600万元给被薛惠欣。2015年1月29日，蔡国强转账500万元给上诉人，在上诉人的账户没有任何停留立马转500万元给薛惠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被上诉人薛惠欣也不是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而取得不当利益，薛惠欣只是收回自己转出的资金而已，且上诉人在转账过程中没有受到损失，其收到蔡国强分三笔转给其1800万元（实际上是同一笔款走账）后，又把1800万元分三笔（实际上是同一笔款走账）根据蔡国强的指令转给了薛惠欣。走账是上诉人、答辩人以及蔡国强三方达成一致合意完成的，三方有口头协议约定，并非没有法律或者合同依据。其次，假设上诉人转账错误转入薛惠欣的银行账户尚可能构成不当得利，但是本案中，不存在这种情况，上诉人是根据蔡国强的指令转账转入薛惠欣账户的。况且连续三天转账，而且都是大额的转账。上诉人应当对本案构成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负举证责任，因为上诉人的给付对象以及给付金额都十分明确，给付对象为薛惠欣，金额为蔡国强转给上诉人的金额，说明上诉人完全基于真实意思在转账，也十分清楚其转账产生的就是走账的后果。再次，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提到：“在583号案调解书没有被依法撤销前，该调解书仍然依法有效，上诉人只能认为三被上诉人在2015年1月27日至29日从上诉人处收取的1800万元属于没有法律依据的不当得利”。由此可以看出，上诉人是认为583号案的调解对其造成了损失，但是答辩人并非583号案的当事人，为何上诉人主张答辩人与蔡国强一起返还不当得利。上诉人到底是以三笔转账凭证来要求答辩人返还不当得利，还是以583号案“错误调解”来要求蔡国强返还不当得利。既然上诉人认为583号案是错误调解，那就应当通过申诉途径来解决，而不应当将答辩人列为被上诉人要求答辩人返还不当得利。二、答辩人对蔡国强于2015年起诉上诉人的相关事宜一无所知，也没有作为诉讼参与人参加诉讼。上诉人提到三被上诉人通过583号案从上诉人处获取1800万元本金及高额利息与事实不符，答辩人没有参与583号案，也不清楚具体案件情况，583号案与答辩人无关，上诉人不能因为其在583号案中承担了相应的民事责任就来起诉答辩人，这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三、上诉人以不当得利为由起诉答辩人，已过诉讼时效，应当驳回上诉人诉讼请求。早在2015年1月，上诉人就已把1800万元分三笔（实际上是同一笔款走账）转给薛惠欣，直到2020年5月28日才要求答辩人返还不当得利，已历时5年多，早已过诉讼时效，应当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蔡国强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蔡国强依据（2015）清新法民一初字第583号《民事调解书》获得的执行款不构成不当得利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与答辩人之间发生了真实的借贷关系，走账的1800万元是承继上诉人自2010年至2013年期间欠答辩人的七笔借款汇总而来的本金，之所以采取走账形式由答辩人分三笔转账1800万元给上诉人是为了起到对此前多笔借款续期的目的。从答辩人在583号案中提交的证据材料来看，上诉人从2010年3月开始向答辩人借款，由上诉人分别于2010年3月12日向答辩人出具一份借款本金为200万元的借条；于2011年5月5日向答辩人出具一份借款本金为1000万元的借条；于2011年6月10日向答辩人出具一份借款本金为100万元的借条；于2011年11月10日向答辩人出具一份借款本金为200万元的借条；于2012年1月21日向答辩人出具一份借款本金为200万元的借条；于2012年2月23日向答辩人出具一份借款本金为200万元的借条；于2013年2月7日向答辩人出具一份借款本金为200万元的借条，以上借款本金共计2100万元，其中有1855万元是有转账凭证的。以上的七份借条均有一个共性，就是在空白处有多次注明借款续期时间并且由上诉人签名确认，由于上诉人多次续借的原因有些借条的空白处已写满了，经上诉人与答辩人协商一致后，双方采取走账的形式将原借款续期。由于一共是七笔借款，比较零散，如果要每一笔都走账就会很麻烦，经双方协商一致后采取按三笔（分别为700万元、600万元、500万元）的形式来走账，也就是本案案涉的三笔。这些情况上诉人是事先知情并且同意的，否则也不会按照答辩人说的那样去操作。既然答辩人出借给上诉人的借款已于2010年至2013年期间分多笔交付，2015年分三笔转账1800万元只是纯属走账，走账情况如下：2015年1月26日，被上诉人雷桂强转账600万元给答辩人，2015年1月27日，答辩人将700万元转给上诉人，在上诉人的账户没有任何停留立马转700万元给被上诉人薛惠欣。2015年1月28日，被上诉人薛惠欣600万元转给答辩人，在答辩人的账户没有任何停留又将600万元转给上诉人，在上诉人的账户没有任何停留立马转600万元给被上诉人薛惠欣。2015年1月29日，答辩人转账500万元给上诉人，在上诉人的账户没有任何停留立马转500万元给被上诉人薛惠欣。如果认定走账的款项也作为借款的话，同一借款岂不产生二次交付的情况。实际上，蔡国强并没有向上诉人重复主张1800万元本金，2015年蔡国强作为原告起诉时虽提交了走账的1800万元转账凭证作为证据材料，但是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蔡国强又提交了2100万元的借条，这2100万元借条对应的是1855万元的转账凭证，除此以外，蔡国强还提交了一张350万元的借条，并且新增诉讼请求350万元本息。最终，该案由各方达成调解协议，以调解方式结案，在调解过程中，上诉人确认欠蔡国强本息共计3000万元（该金额答辩人已减免部分利息）。双方收到法院出具的《民事调解书》后，上诉人没有按照调解书履行还款义务，蔡国强申请法律强制执行，所取得的执行款是有法律依据的，不构成不当得利，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二、本案中，上诉人提出一审法院在583号案以及本案对于1800万元的性质认定不一致，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首先，583号案全程都有上诉人及其代理律师参与的，而且是调解结案的，上诉人在《调解笔录》以及《调解笔录（补充）》中均承认拖欠答辩人本息共计3000万元（该金额答辩人已减免部分利息），并同意按照调解笔录约定的方案向答辩人偿还借款，那就意味着一审法院并没有以判决书的形式对答辩人提供的证据材料之一（1800万元转账凭证）予以认定，既然没有认定，又何来的“法院在583号案中认定1800万元是借款”一说。其次，答辩人在583号案中不仅仅是提交了1800万元的转账凭证作为证据材料，还提交了分7笔转账共计1855万元的转账凭证，但是答辩人起诉时仅仅主张1800万元的本金，如果按照上诉人的逻辑，是否答辩人可以主张3655万元的借款本金。且在583号中，无论是《庭审笔录》亦或是《调解笔录》及《调解笔录（补充）》，均有上诉人及其代理律师的签名确认，调解是双方当事人自愿才能达成的，若上诉人没有欠答辩人的钱，为何其愿意与答辩人达成调解。最后，本案中一审法院认定1800万元属于走账，不属于借款与583号案并不矛盾，因为583号案是调解结案，法院根本没认定1800万元转账凭证对应的款项属于借款，法院是基于双方自愿达成的调解协议结合全部的证据材料出具的《民事调解书》，程序、实体均合法。三、上诉人提起本案的诉讼纯属恶意提起虚假诉讼，是为了达到抵扣其所欠答辩人债务的目的，其针对一审法院已在583号案处理过的借款又再次提起诉讼纯属浪费司法资源。583号案已于2016年调解结案，因上诉人不履行《民事调解书》约定的还款义务，答辩人已于当年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现尚未执行完毕，时隔几年后上诉人再次因此事而提起虚假诉讼，实属浪费司法资源，违反一事不再理的诉讼原则，应追究其恶意提起虚假诉讼的民事及刑事责任。四、上诉人以不当得利为由起诉答辩人，已过诉讼时效，应当驳回上诉人诉讼请求。早在2015年1月，上诉人把1800万元分三笔（实际上是同一笔款走账）转给薛惠欣就已经知道自己利益受损，退一步说，早在2016年583号案调解结案时上诉人就应当知道自己利益受损，但直到2020年5月28日才要求答辩人返还不当得利，早已过诉讼时效，应当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上诉人罗松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薛惠欣、雷桂强共同偿还尚欠罗松生的借款本金人民币1800万元并支付利息（利息按年利率24%计算，自出借款项次日起计至全部款项还清之日止，暂计至2020年4月15日为22837333.33元，以上本息合计为40837333.33元）；2.判令薛惠欣、雷桂强共同承担案件全部诉讼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等）。2020年5月31日，罗松生向一审法院申请追加蔡国强为本案的被告，并请求变更诉讼请求如下：1.判令薛惠欣、雷桂强、蔡国强共同向罗松生返还不当得利本金1800万元及利息（1800万元在2016年3月1日前的利息为4533292元，自2016年3月1日起至全部款项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利息，暂计至2020年4月15日为18072000元；在583号案的执行阶段的复利计至2017年10月10日为257131元，本息暂合计为40862423元）；2.判令薛惠欣、雷桂强、蔡国强共同承担案件全部诉讼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月26日，雷桂强通过中国农业银行清远分行的账户转账600万元到蔡国强。2015年1月27日，蔡国强通过中国农业银行清远分行的账户转账700万元给罗松生，罗松生当天又将700万元转账给薛惠欣。2015年1月28日，薛惠欣通过中国农业银行清远学宫支行转账600万元给蔡国强，蔡国强当天通过中国农业银行清远分行的账户转账600万元给罗松生，罗松生也在当天又将600万元转账给薛惠欣。2015年1月29日，蔡国强通过中国农业银行清远分行的账户转账500万元给罗松生，罗松生当天又将500万元转账给薛惠欣；当日，蔡国强再次通过中国农业银行清远分行的账户转账100万元给薛惠欣。雷桂强与薛惠欣是夫妻。庭审中，薛惠欣、雷桂强、蔡国强确认涉案转账的1800万元均来源于雷桂强和薛惠欣。2015年12月14日，蔡国强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清晖公司、罗松生、吴凤娣、罗雪锋归还借款本金1800万元及利息。诉讼过程中蔡国强增加诉讼请求350万元本息，该案案号为（2015）清新法民一初字第583号。2015年3月3日，蔡国强与清晖公司、罗松生、吴凤娣、罗雪锋达成调解协议，该案最终以调解方式结案。上述583号案生效后，蔡国强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一审法院通过拍卖清晖公司的财产，已执行11874584元；2017年10月10日，一审法院通过以物抵债的方式，将清晖公司所有的位于清远市清新区××××××××××××××××××（即星悦城）3层301号商铺（产权证号：清新房预售证第2015025号）折价10711316.8元抵偿给蔡国强。2020年4月24日及同年6月8，罗松生向一审法院申请财产保全，请求查封、冻结雷桂强、薛惠欣和蔡国强的银行存款或等额财产价值40837333.33元。一审法院于当日作出（2020）粤1803民初1228号《民事裁定书》、（2020）粤1803民初1228号之二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查封、冻结雷桂强、薛惠欣的银行存款或等额财产40837333.33元，罗松生支付了保全费5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不当得利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根据以上规定，构成不当得利，应符合以下要件：民事主体一方取得利益，取得利益没有法律上的根据；取得利益致民事主体他方受损。根据发生原因的不同，可将不当得利分为因给付而生的不当得利和给付之外事由产生的不当得利，对于前者而言，是否构成不当得利，应就给付行为发生当时进行判断。涉案1800万元（700万元、600万元和500万元）在2015年1月27日至同月29日的三方转账过程中，罗松生账户资金并未因三笔款项的转账而获益，也未受到损失，而且在长达5年的时间里均未对此提出异议。直到2020年4月23日，罗松生基于583号案已还清了本金才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要求雷桂强、薛惠欣归还借款1800万元及利息。由于雷桂强、薛惠欣申请追加蔡国强参加诉讼，罗松生最终变更诉讼请求要求薛惠欣、雷桂强、蔡国强返还不当得利本金及利息合共40862423元。结合案件当事人的自认及涉案三笔共1800万元款项的转账情况，罗松生的账户资金在转账前后既未增加，也没有减少；另一方面，罗松生是因583号案已还清了本金才要求薛惠欣、雷桂强、蔡国强返还不当得利，不属于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综上，罗松生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薛惠欣、雷桂强、蔡国强之间存在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故对罗松生请求薛惠欣、雷桂强、蔡国强返还不当得利本金1800万元及利息的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由于双方之间不存在不当得利的法律关系，故对薛惠欣、雷桂强、蔡国强辩称罗松生的起诉已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作出判决：驳回罗松生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45986.67元、保全费5000元，合共250986.67元由罗松生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经审理，一审法院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不当得利纠纷。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本案二审应围绕上诉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审理。根据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上诉和答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罗松生所主张的不当得利是否成立。不当得利，系指没有合法根据而取得利益，致他人受损失的事实。不当得利作为一种独立的民事法律制度，具有严格的构成要件及适用范围，不应作为当事人在其他具体民事法律关系中缺少证据时的请求权基础。当事人以不当得利提起诉讼，应当对符合不当得利法律关系构成的事实予以举证证明。本案中经审理查明，2015年1月27日蔡国强转账700万元给罗松生，罗松生当天又将700万元转账给薛惠欣；2015年1月28日薛惠欣转账600万元给蔡国强，蔡国强当天转账600万元给罗松生，罗松生也在当天又将600万元转账给薛惠欣；2015年1月29日，蔡国强转账500万元给罗松生，罗松生当天又将500万元转账给薛惠欣，当日，蔡国强再次转账100万元给薛惠欣。罗松生主张三被上诉人共同返还的1800万元在2015年1月27日至同月29日的转账过程中，罗松生账户资金并未因上述三笔款项的转账而获益，也未受到损失。因此，罗松生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薛惠欣、雷桂强、蔡国强之间存在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对罗松生请求薛惠欣、雷桂强、蔡国强返还不当得利本金1800万元及利息的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另，罗松生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5）清新法民一初字第583号民事调解书不服，可另循法律途径的方式解决。综上所述，上诉人罗松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45986.67元，由上诉人罗松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苏永术审 判 员 李奕东审 判 员 成振平二〇二一年三月十日法官助理 梁家惠书 记 员 林月敏附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