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19民终155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洪丽丽，女，1985年7月1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池州市青阳县××××××××××××，公民身份号码为411××××××××××××320。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淑芳，广东嘉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智科商用智能机器有限公司，住所地为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招商街道花果山社区××××××××××卓飞高大厦（海翔广场）401（422）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890R。法定代表人：梁三光，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川垒，广东星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瞿明，男，1988年8月2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监利县×××瞿××××，公民身份号码为421××××××××××××413。原审第三人：黄日东，男，1984年6月2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梅县××××××松树塘，公民身份号码为441××××××××××××43X。原审第三人：梁三光，男，1974年3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公民身份号码为452××××××××3083616。上诉人洪丽丽因与被上诉人深圳智科商用智能机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科公司）、原审被告瞿明、原审第三人黄日东、梁三光清算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20）粤1972民初108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智科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决洪丽丽、瞿明归还智科公司多支付货款28721.46元（计算公式=92825-64103.54）；2.请求洪丽丽、瞿明支付迟延利息272.66元（利率按照智科公司起诉时最新公布的LPR3.85%的1.5倍即5.775%计算，计算至洪丽丽、瞿明还款为止，暂计至2020年5月2日）；3.请求洪丽丽、瞿明承担律师费人民币9000元；4.请求判决洪丽丽、瞿明提供东莞市航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清算报告及2019年8月份至银行账户注销之日的银行流水；5.本案诉讼费用由洪丽丽、瞿明承担。一审诉讼过程中，智科公司撤回原第四项请求即判决洪丽丽、瞿明提供东莞市航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清算报告及2019年8月份至银行账户注销之日的银行流水。原审法院判决：一、限瞿明、洪丽丽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共同向智科公司赔偿28721.46元；二、驳回智科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一审受理费375元，由智科公司负担95元，瞿明、洪丽丽共同负担280元。洪丽丽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智科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智科公司承担。主要事实与理由：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智科公司并未多付款项给案涉公司，案涉债权是否真实存在尚无法确定，具体理由如下：第一，智科公司主张的金额是已支付款项减去合同款（含发票金额），但仅凭智科公司一审提供的合同及发票无法证明是智科公司与东莞市航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安公司）合作期间的全部合同和发票。根据合同法可知，合同除了书面合同还有口头合同，故智科公司仅提供合同及航空公司开户的发票无法证明是智科公司与航安公司合作期间的全部合同和发票款项。上诉期间，洪丽丽再次和瞿明核实，发现智科公司的门禁货物单并没有相关的合同，但智科公司已付款，由此可知，智科公司与航空公司合作期间是存在口头协议。原审法院按照发票减去合同款是证据不足。实务中，不按照合同发货或者临时加单的情况是常见，故智科公司应提供发货单、收货单、下单记录等予以举证。同时，黄日东是智科公司的员工，亦是航空公司与智科公司合作的负责人。所有的合同原件、下单、发货、收款、开发票等都由黄日东负责，从股东群聊天记录可以看出。换言之，所有的合同原件、合作过程中产生的痕迹都在智科公司处，智科公司可以有所选择提交对其有利的证据，黄日东是智科公司的员工，自然会作对智科公司有利的陈述。第二，瞿明在之前所做的转账行为，并不代表是洪丽丽的意思表示。瞿明在一审中也承认其是为了尽快清算完毕，而没有计较过多，甚至没有去核实此事。瞿明作为法定代表人，清算组之一，都无法确定其开出多少发票，这从微信聊天记录中可知，且表示要黄日东才能清楚。瞿明也表示等查清楚之后进行转账。而洪丽丽在黄日东提出多付款项时就提出让黄日东提供合同、物流、付款明细等资料提供核实，且整个清算过程中，洪丽丽都一直不相信存在多付款项。在黄日东提出可以查账时，洪丽丽要求进行查账和确认，让黄日东提供所有合同，但黄日东一直没有提供，直到一审当庭提供。第三，一审庭审期间，梁三光仅提供了申请人付款的邮件。虽然邮件中显示该款项对应付款内容是HO-SC-185101和HO-SC-185103合同中案管机2台和尿检一体机5台，但在第一次庭审中智科公司也承认付款金额不是按照合同款项来支付的。在智科公司存在口头协议的情况和未完全提供全部付款申请邮件核实的情况下，无法确认发票上的金额存在重复付款。二、本案案由是清算责任纠纷，一审庭审中在查明是否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智科公司的请求权基础不存在，应当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仅通过部分证据来证明尚存在债权，无法还原事实。适用清算责任纠纷案由前提是要有明确的债权。再者，智科公司诉求是在清算过程中发生，各方股东为了尽快将公司注销在没有核实账册的情况下而将公司予以清算，是清算不合法。因此，洪丽丽认为智科公司的请求权基础不存在，应当驳回智科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让各方股东进行重新清算，清算完毕后若真存在债权未处理的，被侵权的债权人可另案主张。智科公司答辩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智科公司多付款项给航空公司，案件债权真实存在。1.根据智科公司一审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销售合同、付款凭证及航空公司确认的文件，且瞿明作为航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在一审庭审中核对合同原件及付款凭证后，其已代表航空公司认可智科公司多付92825元的事实。因此，智科公司多付给航空公司92825元款项事实清楚、金额确定。2.瞿明作为航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转账行为代表航空公司认可智科公司多付92825元。洪丽丽承担赔偿责任的基础并非直接与智科公司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而是因为智科公司作为航空公司的股东和清算组，在向航空公司借支后并未在公司清算前将款项还回来。原审法院据此判决洪丽丽归还智科公司多付的28721.46元并无不当。3.洪丽丽在上诉状中称黄日东作为智科公司的员工，不可能损害智科公司利益，对黄日东陈述事实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但黄日东更是航空公司隐名股东（持股20%），其立场中立。洪丽丽的该主张属于主观臆测。对于智科公司与航空公司的合同，黄日东只负责保管并邮寄属于智科公司的一份，并未保管属于航空公司的合同。航空公司法定代表人一直都有参与智科公司确认需要的生产设备型号及数量、拟定合同内容等工作，且黄日东并未参与航空公司生产物料采购，黄日东并不清楚供应商的信息及联系方式，发货也非黄日东负责。二、本案为清算责任纠纷，债权债务关系是否存在为原审法院判决的关键所在，原审法院进行查明正确。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九条赋予了债权人在公司注销登记后向公司股东主张债权的实体权利，而债权是否真实存在是最终判定股东承担赔偿责任的基础事实之一。其次，从清算过程来看，洪丽丽并未对黄日东于2019年11月27日多付货款提出异议并在将92825元纳入清算总表的注销方案的注销承诺上签字，表示同意注销。群聊天记录显示四个股东均发表了各自意见，并最终征得四人同意注销公司，故清算股东已认可多付货款，同意注销公司，无重新清算之依据。瞿明、黄日东及梁三光均未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二审期间，双方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经二审审理，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清算责任纠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本院对洪丽丽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法律适用进行审查。围绕洪丽丽的上诉，本院分析如下：首先，关于智科公司有无多支付航安公司货款92825元的问题。在航安公司的清算过程中，黄日东于2019年11月27日在微信群里提出智科公司多付92825元，瞿明、洪丽丽均未提出异议。且航安公司于2019年11月27日向智科公司转账92825元，备注为多付货款退回。故可见各方已经确认智科公司存在向航安公司多付款项的问题。只不过因为航安公司在退款过程中，未清除载明收款账户信息，导致92825元被退回给航安公司。其次，结合智科公司提交的合同原件显示，付款金额确实超过了92825元，瞿明在一审庭审中经核对合同原件及付款凭证后，也明确认可智科公司多支付了92825元。综上所述，智科公司主张向航安公司多支付了92825元，理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其次，关于洪丽丽是否应向智科公司退还28721.46元的问题。根据本案证据显示，洪丽丽向航安公司借支152000元，其向航安公司借支后并未将款项还回公司。根据清算总账，洪丽丽应归还航安公司28721.46元，该28721.46元又属于智科公司多付货款的一部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九条规定，原审法院认定洪丽丽应向智科公司赔偿28721.46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洪丽丽的上诉理由缺乏依据，本院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及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518元，由上诉人洪丽丽负担（已预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姚勇刚审判员  陈美苑审判员  黄宇齐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梁善华黄志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