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1）豫01行初124号原告：李勇。委托代理人：王洋洋，河南零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李越乾，河南零度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苏建设，区长。委托代理人：荆喜法，二七区人和路街道办荆胡社区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朱红群，河南千业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张瑞。委托代理人：牛润杰，河南有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李勇因诉被告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政府、第三人张瑞撤销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一案，于2021年1月2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21年1月22日立案后，依法向被告及第三人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2月2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李勇及其委托代理人王洋洋、李越乾，被告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荆喜法、朱红群，第三人张瑞的委托代理人牛润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李勇诉称，请求:1.撤销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685号《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二》(主合同);2.撤销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685号《安置房屋折价抵偿协议》(从合同);3.责令被告依《二七区荆胡社区改造开发项目拆迁安置补偿方案》对原告进行补偿;4.判令由被告承担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与本案相关的纠纷情况。原告为二七区嵩山路办事处杏园村村民。2004年元月15日，原告与荆胡村第六村民组签订土地承包合同，约定将本村民组的两块荒地承包给李勇个人。其后，原告按合同约定从其自营的小卖铺收入中独立出资，个人向村委会指定账户以每块地9000元价格缴纳共计1.8万元承包款。同年6月14日，村委会向原告出具编号为001272和001271号的《郑州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统一收据》。2008年5月，李勇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采取强制措施。同年10月22日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作出（2008）二七刑初字第1152号刑事判决书，判处原告有期徒刑3年6个月。因表现良好，2011年8月31日提前获释。返回家中后原告方知，在服刑期间，其父李健和当时已离婚的前妻荆淑霞（双方已于2007年1月12日离婚，在其妹李敏怂恿下，未经原告允许，将其中一块土地擅自转让给李敏，另一块土地即案涉土地转让给李敏丈夫张清伍的亲属张瑞。在原告服刑期间的2009年3月30日（当时征收已启动近一年时间，《荆胡社区改造开发项目拆迁补偿方案》通过于2008年4月14日，况且早在原告服刑前的2007年底，村委会已悬挂“拆迁指挥部”牌匾），甲方签字人李健、荆淑霞和乙方签字人张瑞签署《协议书》，擅自将原告个人承包的土地“转让”给张瑞。之后，张瑞在原告承包的土地上违法抢建起房屋，持原告与村委会签署的《承包合同》于2010年4月30日和被告的派出机构郑州市二七区荆胡社区改造开发项目指挥部签订了被诉685号《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二》，约定第三人张瑞取得安置补偿房屋面积486平方米和相应补偿款、过渡费等。同年7月19日，双方又签署了被诉《安置房屋折价抵偿协议》，将安置面积486平方米中的50平方米以每平方米3000元价格，直接抵偿给了被告。因自始至终未能全面了解所承包土地被征收的具体内容，被告亦未进行任何告知，原告于2019年9月17日向被告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要求其公开685号《安置房屋折价抵偿协议》和征收原告承包地时所提交的各项材料，被告先是要求原告按照“一事一申请调整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经郑州市政府《〔2019〕81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责令后，又以涉及张瑞隐私，其不同意公开为由拒绝公开。原告遂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诉讼过程中，经法院六合议庭的多位法官调解、接收转送，原告取得了征收所承包土地的全部资料。据此原告方知，被告未尽审查义务，明知征收对象为本人以及原告正在服刑等事实，故意弄虚作假，以本人所签署的合同为基础经涂改的虚假《承包合同》和伪造本人签名的相关文书为根据，对第三人张瑞进行安置补偿。原告不服，现依法提起行政诉讼。二、主要事实不清，补偿对象错误。根据法院转交由被告提供的《二七区荆胡社区改造开发项目指挥部空房验收单》显示，户主为李勇，交房人为李勇，且征收材料中附有原告所签署的《承包协议》。由此可知，被告明知原告为征收对象。该《验收单》落款日期为2010年4月28日，当时原告正在服刑期间，根本不可能签名捺印且验收组成员多为本村干部。其中兰治国为本人亲属时任村委员、李国政与本人为间隔六户的邻居，均明知原告当时正在服刑的事实，依然通过验收。此外，法院转交由被告提供的所谓原告的《承包合同》明显系伪造，该《承包合同》经过修改，原件落款处公章为“荆胡村民委员会”，该《承包合同》的公章上显示的是“荆胡村委员会”，公章对应位置、字数明显不同。由此可知，第三人张瑞故意伪造公文印章，修改合同。再者，根据《二七区荆胡社区改造开发项目拆迁安置补偿方案》第九条规定：“对长期承包宅院所建房屋，以三层计算，按1：1比例进行房屋安置，但承包人应按每平方米1500价格支付安置房造价款；四层以上的不安置住房，每平方米按300元标准补偿；未实际建房的仍以三层计算，并按1：1安置住房，承包人应按每平方米1800元价格支付安置房造价款。”第十条：“对已批宅院未建房户，按宅基证登记面积，以三层计算，按1：1安置住房，但被安置人应按每平方米300元价格支付费用”。一是《补偿方案》明确规定，征收补偿对象为承包人而非转包人。根据《土地承包法》第四十四条规定，承包方流转土地经营权的，其与发包方的承包关系不变。除非依照第三十四条规定，经发包方同意，转让给本集体经济组织其他农户。而本案第三人张瑞并非本集体组织成员。因此，被告在安置补偿时未尽到谨慎合理的审查义务。二是即便没有建造住房，根据《安置方案》也应当按照三层计算并安置。由此可知，安置房的补偿是基于土地而非地上附着物。因此，取得拆迁安置补偿的对象是土地承包人而非建房人。结合本案具体来看，李勇当年签署的《承包合同》明确显示所承包土地为0.243亩，即162平方米。被诉《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二）》、《拆迁、安置、补偿核算清单》均以162平方米为计算基数，乘以3（层数）即被诉安置补偿协议二中的安置面积486平方米。后张瑞将其中50平方米用于折抵，共计取得416平方米安置房屋及各项补偿、过渡费等，均应归属于原告所有。另补充：1.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四年后，法院的相关民事判决书不具有证明被告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可能；2.相关民事判决仅就李建和张瑞之间的转让协议效力进行了民事裁判，不影响行政主体依法依规确定安置补偿的对象。3.即便是转让协议有效，张瑞依法也不应当享有取得安置和临时安置补偿的资格，安置方案明确规定了原告作为合法的承包人，有权取得安置房和临时安置补偿。4.原告确有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的生效民事判决书存在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的情形。5.被告违反谨慎合理的审查义务，以原告的名义对张瑞进行实际安置补偿，存在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和违法行为。综上，请求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为支持诉请，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第一组：1.被诉《685号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二》；2.被诉《685号安置房屋折价抵偿协议》。证明被诉行政行为存在以及被告对张瑞进行了补偿安置。第二组：经中院六位法官调解转送，被告政府信息公开的全部征收材料，包括：1.《二七区荆胡社区改造开发项目指挥部空房验收单》；2.保存于被告处，有现任指挥部主任李占忠核对“此合同与张瑞原始档案一致”签名的《承包合同》；3.张瑞和李健的《协议书》；4.《拆迁、安置、补偿核算清单》；5.《二七区荆胡社区改造开发补偿安置核算清单》；6.《荆胡社区改造开发项目审核确认明细表》；7.《二七区荆胡社区村民拆迁房屋测量登记表》。第二组证据均出自被告处，经由中院法官转送。被告不应当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持有异议。该组证据1证明：1.被告在安置补偿时明知安置补偿对象是李勇，也证明对张瑞进行安置的前提是以李勇为户主和交房人。2.下方交房人处“李勇”的签名和捺印明显系伪造。当时李勇正在服刑期间，根本不可能到现场签字交房。如此伪造的目的在于形式上造成原告“现场带领”张瑞进行安置补偿，同意征收其所承包的土地和将安置补偿对象替换为“张瑞”的假象。3.交房人签字后方有验收组成员签名和公章，其中验收组成员兰治国为原告亲属、李国政为原告邻居，均明知当时原告正在服刑。由此足以证明，被告未尽谨慎审查义务。证据2证明：该《承包合同》明显系伪造。原告李勇服刑前，为避免利益受损，将该《承包合同》原件交由他人保管。因此，该原件至今仍在原告手中。李健当年手中仅有下方模糊不清的复印件。纵观该份《承包合同》，签名字体、笔画、粗细、位置、书写方式、内容均和原告所持原件一致，唯独原件处公章为“荆胡村民委员会”，而该份《承包合同》的公章是“荆胡村委员会”，少了一个“民”字，从公章字体对应位置可以看出明显不同。由此可知，此份合同系伪造而来。提交人的行为已涉嫌刑事犯罪，请求法庭另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此外，该份复印件上有现任指挥部主任李占忠核对“此合同与张瑞原始档案一致”的签名），由此可知被告处至今存放的该份《承包合同》仍是伪造的，说明被告未尽谨慎审查的合理义务。综上，我方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该份证据系伪造，被告负有对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进一步举证的义务。证据3证明：1.该《协议书》落款日期为2009年3月30日，证明在《荆胡村安置补偿方案》通过后一年，张瑞和李健才达成转让协议。且在达成该转让协议不足一年的时间内，张瑞已和被告达成被诉安置补偿协议。张瑞的行为属于2004年国土资源部《关于完善征地补偿安置制度的指导意见》第（九）项明确规定的抢建行为。依照该规定，抢建建筑一律不予补偿。因此，即便该转让协议有效，张瑞也根本不享有取得补偿的权利。被告明知张瑞不符合安置补偿条件，依然违法对其进行补偿；2.该《协议书》第一条即载明“甲方将承包土地转让给乙方”。明确了协议的转让性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05〕6号）第十三条明确规定：“承包方未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让方式流转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合同无效。”此外，包括张瑞、李健和被告在内，至今无任何证据证明曾经向发包方提出过转让并经发包方书面认可。至于原民事判决中所述，经过居委会认可，但至今无任何证据证明已取得居委会认可。依据《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四条的明确规定，居委会仅有权处分自己的财产，并无公共财产的处分权利。因此居委会无权代替村委会对集体财产进行处分；3.根据我方提供的荆胡社区居委会和社区党支部《致荆胡社区全体居民的公开信》载明，荆胡村的集体财产现由集体经济组织改制的河南荆胡翔和置业有限公司继承。居委会根本无权对该土地进行认可；4.村委会也无权代表第六村民组对转让协议进行认可，更何况是居委会。因此，该转让协议依法无效，原民事判决明显错误。此外，被告明知该转让协议依法无效，在当时无任何其他证据佐证其效力的情形下予以接纳并作为安置补偿根据，既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又表明其明显未尽谨慎审查义务。证据4-7证明：该4份证据均详细记载了被告对张瑞进行安置补偿完全是按照《补偿方案》第九条的规定，以162平方米为基数计算。该162平方米来源于原告《承包合同》面积0.243亩，即666.66平方米乘以0.243亩等于161.998平方米。由此可知，被告并非以张瑞的房屋面积作为安置补偿条件，而是以原告承包土地的面积计算。第三组：1.未经修改的《承包合同》复印件；2.编号为001272和001271号的《郑州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统一收据》；3.《二七区荆胡社区改造开发项目拆迁安置补偿方案》；4.原告与前妻荆淑霞于2007年1月12日离婚的《离婚登记审查处理表》；5.原告与前妻荆淑霞（现已复婚）于2007年1月12日的《离婚证》；6.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2008）二七刑初字第1152号刑事判决书》；7.《释放证明书》。该组证据1《承包合同》为原告承包案涉土地的原始合同。证明目的同第二组证据2。证据2证明，原告独立出资，个人承包了该处土地。相关民事判决认定“李勇代表家庭承包”既无委托证据又无代表推荐证据。此《收据》与《承包合同》已形成了证据链条，足以证明该土地为李勇个人承包。证据3证明：从该方案的通过时间可知，张瑞在该方案通过一年后才和李健达成转让协议，证明张瑞违法抢建的事实，根据前述法律规定，张瑞不享有任何补偿权利。证明《安置补偿方案》明确规定仅承包人享有安置补偿权利而非其他权利人。因此，被告应以原告为安置补偿对象。证明该《安置补偿方案》规定，即便承包人未建房也可取得补偿安置。原告的权利至今仍未得到主张，故起诉未超过法定期限。证据4、5证明，相关民事判决事实认定明显错误。证据6、7证明被告安置补偿过程中，原告正在监狱服刑。证据8证明荆胡社区居委会并不享有对荆胡村集体财产的管理或者处置权利。被告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政府辩称，一、原告起诉超过法律规定的期限，依法应予以驳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涉案《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二）》系在2010年4月30日签订，涉案《安置房屋折价抵偿协议》系在2010年7月19日签订，原告现在针对该协议提起诉讼明显超过法律规定的期限，依法应当予以驳回。二、原告主张撤销涉案协议并要求对其进行补偿，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1.涉案土地于2004年时由原告家庭户进行承包，并不是原告本人进行的承包，《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条国家实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农村土地承包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规定，农村土地承包是以家庭户的形式进行的，对此原告所在村委会也证实，涉案土地在承包时是承包给原告家庭户的，且本应由该户户主即原告父亲李健签订承包合同，但原告父亲委托了原告在2004年承包合同上进行了签字，因此虽然2004年的承包合同系原告签字，但其签字行为并不代表其是承包人，实际的承包单位是其家庭户。2.原告因涉嫌刑事犯罪于2008年至2011年8月期间进行服刑，2009年3月30日，原告家庭庭户的户主（原告父亲）李健及原告配偶荆淑霞与第三人张瑞签订《协议书》将涉案土地转让给张瑞，该土地转让行为系其配偶与户主李健作出的，代表其家庭户的真实意思表示，同时该转让行为也己经过作为发包方的村委会的认可，且对于该份协议，二七法院的（2014）二七民二初字第493号判决书及中院的(2015）郑民四终字第488号民事判决均作出合法有效协议的认定。因此涉案土地是第三人张瑞通过合法有效的形式获得的，第三人张瑞系拆迁安置时涉案土地的实际承包人。3.依据《二七区荆湖社区改造开发项目拆迁安置补偿方案》之规定，涉案拆迁安置系对地上的附属物、建筑物进行的安置补偿，宅基地面积只是计算安置补偿的标准；涉案土地上的房屋系第三人张瑞建造的，对此原告也是认可的，因此次拆迁是对地上附属物、建筑物进行的拆迁，而涉案土地上的房屋又系第三人所建，第三人系被拆迁房屋的所有权人，又系涉案土地的实际承包人，因此无论是基于涉案土地本身还是基于地上的房屋，答辩人与第三人签订涉案拆迁安置协议都是合法合规、合情合理的。针对原告补充的意见答辩如下：虽然民事判决书是在拆迁协议签订以后对涉案的转让协议进行了确认，但是其确认的转让协议也是在拆迁协议签订前，即2009年形成的转让协议，该转让协议已经确认有效，是自始有效，并不是至民事判决书生效以后才产生效力。因此在转让协议有效的前提下，拆迁协议依据转让协议而签订完全合法合规。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在举证期内提交以下证据、依据：第一组：1.2004年1月15日《承包合同》一份；2.李健出具的情况说明两份；3.郑州市二七区人和路街道办事处荆胡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4.2009年3月30日，张瑞与荆淑霞、李健签订的协议书一份；5.（2014）二七民二初字第493号民事判决书一份；6.（2015）郑民四终字第488号民事判决书一份；7.原告户口薄复印件一份。证明涉案土地在2014年时承包给原告家庭户并非原告一人，2009年原告家庭庭户的户主李健及原告配偶荆淑霞代表家庭户将涉案土地转让给张瑞，并签订土地转让协议，该协议已经生效判决确认，张瑞系涉案土地的实际承包人。第二组：1.二七区荆胡社区改造开发项目拆迁安置补偿方案；2.2010年4月30日《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二）、2010年7月19日《安置房屋折价抵偿协议》、2004年6月4日村民组出具的收据一份、空房验收单一份、二七区荆胡社区村民拆迁房屋测量登记表一份。证明原告起诉己经超过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涉案拆迁安置系对地上的附属物、建筑物进行的安置补偿，涉案协议合法有效。第三人张瑞陈述意见：一、原告李勇诉称：“其于2004年1月15日与荆胡村第六村民组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系承包给其个人。”与事实严重不符。1.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2014）二七民二初字第493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主体是作为发包方的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家庭承包户，即这种形式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只能属于农户家庭，而不属于某一个家庭成员。2.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郑民四终字第488号民事判决书认定：2004年1月15日，李勇、荆胡村第六村民组签订的《承包合同》，有荆胡村第六村民组及村民代表李永杰、田郑山、李更虎等盖章或签字确认，2014年5月18日由李永杰、田郑山等出具的证明显示，涉案土地承包性质系以李勇家庭成员为单位的承包，而非以李勇个人为单位的承包经营模式。3.《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条中明确规定：农村土地承包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根据上述法院判决及相关法律条文规定可以确定，原告李勇诉称的涉案土地承包权不是其个人承包，而是属于以原告家庭为单位的承包方式，原告李勇仅是受其家庭指派代为签订承包合同。二、原告诉称：“2009年3月30日，李健、荆淑霞、张瑞就涉案土地签订的承包使用权转让协议系其家庭成员擅自转让”是不成立的。2014年原告己就此协议书提起民事诉讼，经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和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后，确认该转让协议合法有效，依法驳回了李勇的诉讼请求。三、原告诉称：“《二七区荆胡社区改造开发项目拆迁安置补偿方案》中规定的征收补偿对象是承包人而非转包人”是完全错误的。《二七区荆胡社区改造开发项目拆迁安置补偿方案》第六条明确规定：被拆迁人一宅两户住房，以宅基使用证登记的户名进行安置，双方有书面协议的按协议执行。原告所主张的《土地承包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是在2018年第二次修定时增加的条款，而涉案土地在2010年就已经拆迁安置，根据当时的法律规定和《拆迁安置补偿方案》，郑州市二七区荆胡社区改造开发项目指挥部和答辩人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是完全合法的。四、原告与荆胡村第六村民组于2004年1月15日签订的《承包合同》中，第五条约定：本合同期内，如遇国家集体征占用地，甲、乙双方应积极配合，其土地权赔偿归甲方，乙方的建筑物附属物的赔偿归乙方。《承包合同》在原告签订之时已经明确约定了土地权的赔偿归村集体所有。在2009年3月30日答辩人与原告家庭成员李健、荆淑霞签订的《协议书》第四条也明确约定：本协议期内如遇国家集体征用土地，甲、乙双方应积极配合，土地赔偿归荆胡村第六村民组（土地发包方），建筑物附属物的赔偿归乙方所有，与甲方无关。据此在拆迁安置中答辩人获得的仅是所建房屋的赔偿，土地所有权收益己经按照合同约定由原发包方即村集体享受。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郑民四终字第488号民事判决书也认定：从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分析，荆胡社区改造开发项目指挥部认可张瑞作为赔偿主体身份的事实，张瑞作为受偿方，获得的是土地使用权收益，而非土地出让权收益。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原告的起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第三人提交以下证据：一、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2014）二七民二初字第493号民事判决书一份；二、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郑民四终字第488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证明：1.涉案土地为原告父亲李健家庭共同承包，而不是李勇个人承包；2.原告父亲李健作为农村家庭承包土地的户主，与第三人张瑞签订的转让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其效力己经确认；3.荆胡社区改造开发项目指挥部认可第三人张瑞作为补偿主体身份的事实。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的第一组、第二组证据，及第三组证据的1、2、3均与待证事实相关联，且被告及第三人对其真实性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原告的第三组证据4、5、6、7与本案待证事实不具有关联性，不予确认。被告的证据，包括当庭质证时提交的两份《承包合同》的原件（经法庭许可，提交复印件入卷），能够相互印证，与待证事实具有关联性，应予确认。第三人的证据系法院生效判决书，与待证事实具有关联性，判决书确认的事实应直接作为本案事实认定的依据。各方提交的证据的证明目的均在本院认为部分予以综合评述。经审理查明，2004年1月15日，荆胡村第六村民组作为甲方与原告李勇作为乙方签订《承包合同》，主要约定：荆胡村第六村民组将村东头荒地0.243亩（东邻空地、西邻路、南邻路、北邻空地），由乙方承包自主使用；并由原告交纳荒地承包款9000元。2009年3月30日，原告李勇及案外人荆淑霞作为甲方与第三人张瑞作为乙方签订《协议书》，主要约定：甲方将原承包荆胡村东头荒地0.243亩转让给乙方；转让费125000元；甲方应协助乙方在此处建房；本协议期内如遇国家集体征用土地，甲乙双方应积极配合，土地赔偿款归荆胡村第六村民组（土地发包方），建筑物附属物的赔偿归乙方所有，与甲方无关；本协议签订后，乙方一次支付土地使用转让费，原承包合同及承包费收据交予乙方保管。次日，李勇的父亲李健向张瑞出具收到转让费125000元的收条。2008年4月14日，由被告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政府成立的郑州市二七区荆胡社区改造开发项目指挥部下发《二七区荆胡社区改造开发项目拆迁安置补偿方案》，其中第九条明确：“对长期承包宅院所建的房屋，以三层计算，按1:1比例进行房屋安置，但承包人应按每平方米1500价格支付安置房造价款；四层以上的不安置住房，每平方米按300元标准补偿；未实际建房的仍以三层计算，并按1：1安置住房，承包人应按每平方米1800价格支付安置房造价款”。2010年6月，郑州市二七区荆胡社区改造开发项目指挥部对第三人张瑞承包宅院面积及所建房屋的建筑面积、安置房面积予以核算、审核、确认，制作有《拆迁、安置、补偿核算清单》、《二七区荆胡社区改造开发补偿安置核算清单》、《荆胡社区改造开发项目审核确认明细表》、《二七区荆胡社区村民拆迁房屋测量登记表》。2010年4月《二七区荆胡社区改造开发项目指挥部空方验收单》上有交房人李勇、张瑞的签名，并有验收组人员签名验收。2010年4与30日，郑州市二七区荆胡社区改造开发项目指挥部作为甲方与第三人作为乙方签订了《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二）》，2010年7月19日，双方又签订了《安置房屋折价抵偿协议》。另查明，李勇诉李健、荆淑霞（李勇的妻子，二人曾经离婚后又复婚）、张瑞确认合同无效民事案件，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2014）二七民二初字第493号民事判决书，及本院作出二审(2015）郑民四终字第488号民事判决书，认为位于荆胡村六组村东头的荒地0.243亩系以李勇家庭成员为单位的承包，而非以李勇个人为单位的承包经营模式。同时，从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分析，荆胡社区改造开发项目指挥部认可张瑞作为赔偿主体身份的事实，张瑞作为受偿方，获得的是土地使用权收益，而非土地出让权收益。最终确认李健、荆淑霞二人与张瑞就转让承包的荒地所签订的协议书效力的真实性。补充查明，2008年10月22日，原告李勇因犯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原告认为被告未尽审查义务，明知征收对象为李勇以及李勇正在服刑等事实，弄虚作假，以经涂改的虚假的《承包合同》和伪造其签名的相关文书为根据，对第三人进行安置补偿，原告不服，遂提起本案诉讼。本院认为，关于原告起诉是否超过起诉期限问题。虽然在原告李勇诉李健、荆淑霞、张瑞确认合同无效民事案件中，原告已得知指挥部对张瑞进行了补偿，但未取得征收的具体材料。原告在2020年7月申请信息公开诉讼中才得到郑州市二七区荆胡社区改造开发项目指挥部与张瑞签订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二）》及《安置房屋折价抵偿协议》。因此应从此时计算起诉期限，未超过法律规定的一年起诉期限。故被告辩称超过起诉期限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关于原告所诉郑州市二七区荆胡社区改造开发项目指挥部与张瑞签订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二）》及《安置房屋折价抵偿协议》是否应予撤销问题。被告对于自己具有法定职权、履行法定程序、履行相应法定职责以及订立、履行、变更、解除行政协议等行为的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原告主张撤销行政协议的，对撤销行政协议的事由承担举证责任。原告认为行政协议存在胁迫、欺诈、重大误解、显失公平等情形而请求撤销，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符合法律规定可撤销情形的，可以依法判决撤销该协议。首先，张瑞与李健、荆淑霞二人就转让承包的荒地所签订的协议书效力的真实性已经法院生效判决予以确认，张瑞已取得涉案承包地的土地使用权，故郑州市二七区荆胡社区改造开发项目指挥部与张瑞签订上述协议，认可张瑞的受偿主体身份，针对张瑞在涉案承包地上的附属物进行补偿，合法有据。其次，原告所称上述民事判决存在事实不清、法律适用错误，不应在本案予以引用问题，由于上述民事判决已生效，已生效的民事判决中所认定的事实及处理结果可以作为本案认定事实及处理的依据，故如果原告认为民事判决有误，应通过再审或其他救济途径解决，而不能作为本案承包地转让无效的抗辩理由。综上，原告称被告补偿对象错误，事实不清的理由不能成立，其请求撤销《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二）》及《安置房屋折价抵偿协议》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一款、第二款及第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勇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李勇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崔航微审判员董正方审判员郭凤彩二〇二一年三月十日书记员 毕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