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湘01民终215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南昌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郴州市北湖区五岭广场日月路1号雄森国际假日酒店第29层。法定代表人：颜桂林，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胡良福，湖南宏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长沙市雨花区大融和钢材经营部，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湖南大融城贸易有限公司门面。经营者：黄泽慧，男，1970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任辉，湖南博言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周成。原审被告：袁茂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翔，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湖南昌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华建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长沙市雨花区大融和钢材经营部（以下简称大融和经营部）、原审被告周成、袁茂希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2020）湘0111民初26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昌华建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良福，被上诉人大融和经营部黄泽慧及委托诉讼代理人任辉、原审被告袁茂希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翔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昌华建设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撤销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2020）湘0111民初264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并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赔偿责任。2、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将本案案由定性为买卖合同纠纷，违背了当事人的自愿原则。1、被上诉人大融和钢材经营部在立案时主张的案由为民间借贷，提供了一审被告袁茂希出具的借条为证据，符合民间借贷特征。2、在庭审中，被上诉人主张借条中的借款是周成与其钢材买卖合同中的钢材欠款，一审被告袁茂希同意出具借条(周成签字)。同时，袁茂希还向被上诉人出具了公证证明、自愿抵押证明、袁茂希的妻子丁艳群还签字为“自愿抵押人”。3、袁茂希还于2016年2月4日、2016年6月9日向被上诉人支付货款。4、被上诉人在合同洽谈、签订、合同履行、追讨货款等整个过程都从没与上诉人昌华建设公司联系，直到2019年8月26日工程已完全完工且所建房屋已交付四年多、袁茂希向发包方领走全部工程款的情形下才向昌华建设公司出具律师函反映。以上事实均可证实，被上诉人与周成、袁茂希三方在2014年就已达成新的合意，将被上诉人与周成的买卖合同的权利义务转让给袁茂希。袁茂希与被上诉人达成了如何偿还钢材欠款的合意。而此合意中，被上诉人并没要求昌华建设公司参与，也未要求昌华建设公司承担任何责任。袁茂希、被上诉人、周成三方所达成的合意一审判决也认定合法。因此，三方应当依照《民法总则》176条：民事主体依照法律规定和当事人约定，履行民事义务，承担民事责任。一审判决将本案案由变更为钢材买卖合同纠纷，是强行干预当事人意愿，违背了周成、袁茂希，被上诉人当时达成合意的真实意思表示。二、一审判决以“昌华建设公司存在过错，故对大融和经营部的货款损失，昌华建设公司应承担赔偿责任”无法律依据。1、一审判决已认定本案《钢材买卖合同》的当事人为被上诉人大融和钢材经营部、一审被告周成。上诉人昌华建设公司不是合同当事人，而且已认定涉案《钢材买卖合同》为有效合同。根据《合同法》第八条，即合同相对性原则，昌华建设公司不应承担责任。2、根据《合同法》107条，合同纠纷案中，违约为承担责任的前提，不违约不承担责任，以过错承担责任为例外，即《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法》五十八条的前提又一定是合同无效且造成损失，造成合同无效的当事人根据过错承担责任。本案中，一审判决已经认定《钢材买卖合同》为有效合同，同时又已认定昌华建设公司不是合同当事人。因此，就没有适用《合同法》五十八条的前提条件。3、昌华建设公司与袁茂希转包关系的无效，不是判决昌华建设公司承担责任的依据。适用过错责任，必须首先要有法律明确规定，其次，必须分析过错与损害的因果关系、责任大小。本案中，首先，昌华建设公司与袁茂希的转包关系与本案买卖合同关系不是同一法律关系，合同关系主体、性质均不一致，没有任何关联。其次，被上诉人与周成之间的钢材买卖关系也与昌华建设公司转包给袁茂希无关联。因为，被上诉人从合同洽谈、签订、送货、结算等过程从未与昌华建设公司联系，不存在是基于对昌华建设公司信任度而签订合同。被上诉人一直都是与周成联系，后袁茂希接手周成后，三方达成新的合意，也未与昌华建设公司联系，足以证实被上诉人信任的是周成与袁茂希，而不是昌华建设公司；再次，被上诉人现货款不能收回其原因在于自身，而不是昌华建设公司。试想，在合同签订、合同履行、追收货款等任何节点中，被上诉人与昌华建设公司联系或告知昌华建设公司就都可以进行监管，不至于被上诉人货款无法收到。相反，被上诉人在工程完工前从不与昌华建设公司联系，昌华建设公司从不知情又怎会有过错。因此，本案中，上诉人与袁茂希之间的转包合同与被上诉人货款不能收回没有任何因果关系，昌华建设公司更不存在过错。一审判决以昌华建设公司与袁茂希转包合同无效而判决承担责任是滥用《合同法》五十八条。本案中，造成被上诉人货款无法收回的原因过错全在于被上诉人本身。4、一审判决已认定袁茂希为实际受益人，并判决与周成承担连带责任，再判决昌华建设公司在周成欠货款范围内承担责任，明显己无法律依据。客观上，昌华建设公司与袁茂希签有转包协议，项目由袁茂希自负亏盈、独立核算，在昌华建设公司没受益的情形下，承担责任与公平原则相悖。5、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必须有法律明确规定为前提。随意突破合同相对性容易引发道德风险，促成恶意串通。本案中，周成未参加诉讼，合同履行情况无法查清。被上诉人其诉请为260万元，庭审时法官问还款情况讲没还，在法官提醒其自己提交的证据都有还款记录后才认可还了149900元。另据袁茂希提供的证据是还扣押了袁茂希的车辆，都没体现。再结合被上诉人原一直不与昌华建设公司联系、长时间不主张权利，现不能排除恶意串通意图侵害昌华建设公司权益。综上，一审判决违背当事人意愿，改变案由，在没有明示适用的法律的情形下，擅自违法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在P9第六行已认定“昌华建设公司不是合同当事人，大融和经营部不应向昌华建设公司主张权利”的情形下，在最后判决部分却判决昌华建设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前后矛盾。由于一审判决没有法律依据，随意枉判，严重损害了上诉人合法权益且显失公平，故依法上诉，望二审法院准确适用法律支持上诉人请求。大融和经营部答辩称：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对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一、上诉人诉称，“原审判决将本案定性为买卖合同纠纷，违背当事人自愿原则”，与事实不符。被上诉人向法院提起诉讼所确定的案由便是买卖合同纠纷，这不仅从被上诉人提交并送达上诉人的《证据清册》中可以看出，同时立案时原审法院立案庭于2020年3月4日出具的《诉讼服务告知书》中确定的案由均是买卖合同纠纷，故被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所述与事实不符。二、被上诉人诉提出原审判决判令其承担货款赔偿责任无法律依据的观点不能成立。无论从本案件的事实以及法律规定，上诉人均不能逃脱货款的支付义务。1、上诉人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将本案所涉项目安仁XX豪庭工程项目非法转包给不具有资质的袁茂希，后袁茂希又将该工程转包给周成，上诉人从这种层层转包关系中获取挂靠费利益，袁茂希获取转让费利益。造成本案以及与该工程一系列纠纷的根源在上诉人，其过错在于作为市场主体的上诉人未能履行一个建筑企业应尽的职责，明知袁某无施工资质，还将所涉项目违法转包给无资质的个人从中获利，这一事实经安仁县人民法院（2016）湘1028民初字448号民事判决书和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湘10民终86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导致该项目被层层转包，其主要过错在上诉人。2、被上诉人作为钢材供货商，在签订《钢材买卖合同》时尽到了充分的注意义务，合同上不仅有上诉人委托代理人周成的签字而且加盖了项目部的公章，为保险起见被上诉人还要求该项目开发商一安仁XX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具证明，证明其承包了雄森豪庭1、2栋工程，以及袁茂希与周成的《内部承包协议》明确他们之间的承包关系，故被上诉人完全有理由相信袁茂希、周成系上诉人委托的项目负责人，才与其签订合同进而依据合同将钢材送至工地。3、根据被上诉人提交经由对方签收的《送货单》显示，从2013年4月12日至2013年7月9日，分九笔共向上诉人交付744.507吨，货款总金额2988682.66元。上诉人在2016年2月4日通过开发商安仁XX房地产有限公司向被上诉人支付货款100000元、在2016年6月9日通过项目负责人袁茂希支付49900元外，其他货款均未支付。4、被上诉人追索货款的维权之路可谓艰辛，从2013年4月12日送货之日开始便开启了漫长的追讨货款模式。找公司公司要被上诉人找项目经理袁茂希、周成，被上诉人找他们，他们总是以公司资金紧张为由一拖再拖，从一审被上诉人提交的与袁茂希的微信记录可以看出其搪塞的理由不是“公司要开董事会商议”就是“公司还没消息”等为由来拖延，再到后来根本不接电话也不回微信。2014年6月12日被上诉人将袁茂希、周成约到一起追讨货款，周成称自己已退出项目，现由袁茂希全权负责，因公司工程款未支付到位，袁茂希表示对于被上诉人的货款暂无法支付，并由袁某向被上诉人出具了268万的“借条”并承诺支付期限，周成以见证人的身份签名。(因被上诉人要账之时未对货款进行计算，所欠货款应为290余万，导致所打条据金额是268万)。该“借条”的性质实际是在货款催收时由被欠款人出具的证明欠款事实的凭据，而非借贷法律关系。我国《民法典》第679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4条规定，大融和经营部已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基础法律关系审理。本案中，被上诉人从来没有提供过贷款给袁某，也从来没有也无能力将这么大一笔钱借与他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事实是在讨要货款过程中，因无法支付的情况下单方出具的一个欠款凭证，这也是追讨货款不成的无奈之举。三、上诉人将所涉项目非法转包之日即形成委托关系，对外“承包人”均以上诉人的名义从事经营活动，虽他们之间的《内部承包协议》被法院的生效判决确认无效，但对作为善意第三人的被上诉人的钢材货款应承担支付责任。依据我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民事主体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第167条同时规定，代理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代理事项违法仍实施代理行为，或者被代理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代理人的代理行为违法未作反对表示的，被代理人和代理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上诉人将所涉项目转包之日即形成了委托关系，对外均是以上诉人的名义从事经营活动，上诉人也设立了项目部，项目的验收、付款、结算均是以上诉人名义进行。后该转包行为被安仁县人民法院和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确认无效。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上诉人以及非法承包人主观均知道转包行为违法，仍从事与授权承包内容相关的行为，故对被上诉人的为该项目所供应的钢材货款依法承担支付责任。根据上述事实和法律规定，上诉人对所欠货款应承担支付义务，故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袁茂希答辩称：1、原审判决认定袁茂希对钢材付款承担连带，没有法律依据。袁茂希并未就承担连带责任大融合经营部达成合法的约定，不能依据借条就认定袁茂希承担责任。2、周成与大融合经营部签订钢材买卖合同的行为，袁茂希没有承担连带责任的法律情形，袁茂希虽与昌华建设公司签订电子工程施工合同，但不是钢材买卖合同。钢材买卖合同履行了两个多月，期间内周成是项目实际施工人。在民事一审中提供的证明，可以看出大融合经营部对此是清楚的，知道周成是以包工包料的形式承包了安置房屋项目，并以承包人的身份对外签订的合同。该承包形式，袁茂希认为周成具有独立对外签订合同的权利，周成签订合同后的法律后果，应由其独立承担。3、大融合经营部所提供的证据，只证明涉案的钢材已经交付给了周成及其周成指定的代收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该钢材实际上用于了项目部，一审法院忽视了钢材实际去向，而进行推论，就认定袁茂希是实际受益人，没有事实根据。袁茂希向大融和经营部其所支付的款项均未注明是借款，又未注明是大融和经营部的货款，实属无奈，也是受到了威胁，袁茂希是受害者。4、根据袁茂希对与周成早期情况的核实，该钢材实际已被周成私下转卖，并未用于项目。综上，周成的行为，不构成袁茂希的表见代理，袁茂希本人从未有过承担债务的意思表示。袁茂希与昌华建设公司的施工合同履行期间并没有享受到大融合经营部所提供钢材的受益，根据合同相对性，钢材款的支付，应由周成承担。袁茂希没有承担连带责任的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大融和经营部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昌华建设公司、袁茂希立即偿还大融和经营部货款本金2600000元；2、依法判令昌华建设公司、袁茂希承担本案诉讼费、财产保全费等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4月11日，周成以湖南昌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安仁雄森豪庭项目部（需方、甲方）名义与大融和经营部（供方、乙方）签订《钢材买卖合同》，载明：甲方因承建雄森豪庭1＃、2＃项目向乙方购买建筑用钢材，工地现场位于郴州安仁县城，所需钢材总量不低于1800吨。钢材按批次供应，合同项下每批次所供应钢材价格在送货当日湖南天贸钢材网长沙市场价格行情报价的基础上加价5元／每吨／每天。乙方代办托运，运费、吊装费由乙方垫付。运费、吊装费130元／吨随同每批次钢材货款一并结算支付，乙方不负责卸货及相关费用。甲方授权本公司工作人员刘某、李某为收货人，负责收货并代表甲方签署送货单；上述任一收货人对于送货单的签署视为甲方收货且对包括钢材数量、货款、运费、装卸费金额等送货单全部内容的确认，送货单作为双方结算依据。乙方为甲方垫资销售钢材3000000元，自第一次送货之日起乙方送货金额满3000000元（含加价、运费、吊装费等）后90天内，甲方应将该垫资销售钢材所产生的全部款项支付给乙方；垫资销售钢材满3000000元以外的部分，双方商定按照月结方式执行，即每月30日之前甲方应向乙方付清当月30日之前已发生的款项。甲方未按本合同约定按时足额支付合同款项的，甲方应以欠付金额为基数自逾期付款之日起按日千分之三的标准向乙方支付违约金。合同还对争议解决等内容进行了约定。合同签订后，从2013年4月12日至2013年7月9日，大融和经营部分九次共向雄森豪庭1＃、2＃项目供应钢材744.507吨，应收货款2988682.66元。周成委托李某、刘某、汪某在《送货单》上签字并予以签收。2014年6月12日，袁茂希向大融和经营部经营者黄泽慧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黄泽慧2680000元，本人袁茂希于2014年12月30日之前归还。备注：本人袁茂希承诺黄泽慧所借款项2680000元分三次阶段性还款，三次时间分别是2014年9月1日前归还1000000元，第二次时间2014年11月1日前归还800000元，最后一次时间2014年12月30日前还清所有款项。”周成作为见证人在该《借条》上签名。2014年9月2日，袁茂希的妻子丁艳群出具《自愿抵押协议》载明：“本人丁艳群因本人丈夫袁茂希借黄泽慧2680000元，现无完全偿还能力，归还此款项，本人丁艳群自愿将名下白色丰田越野车湘Ａ·ＹＩＤ55抵押在黄泽慧处，直到完全归还黄泽慧全部款项。”袁茂希在该协议上签名。2014年9月4日，袁茂希与妻子丁艳群（担保人）出具《公证证明》载明：“本人袁茂希，男、汉族、已婚、配偶丁艳群，现因借本人朋友黄泽慧2680000元，无能力完全归还，特将本人夫妻（袁茂希、丁艳群）名下坐落于长沙县××××××栋××房屋抵押在黄泽慧处，由于该房屋有银行贷款未还，不能前去长沙市房地局办理过户手续，特公证该房屋（圆梦康乐园三栋1502房）第二次抵押全权在黄泽慧的名下，如本人夫妻未能归还款项，该房屋在还清贷款后，交由黄泽慧处理。”2016年2月4日，袁茂希通过安仁XX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向大融和经营部转款100000元，2016年6月9日袁茂希向大融和经营部转款49900元。2019年2月17日，袁茂希向大融和经营部出具《借条》载明：“今袁茂希从黄泽慧处借到2600000元，是事实，因资金周转。”大融和经营部经营者黄泽慧多次向袁茂希催要货款未果，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裁决。本案在审理过程中，（一）大融和经营部申请追加周成为被告，并要求其对所欠货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袁茂希称，1.其分包昌华建设公司承建的安仁XX项目后，将该项目的包工包料业务转包周成，并提供了其于2013年1月28日与周成签订的《内部承包协议》；2.周成转包该项目后，因其无法继续施工，袁茂希才接手该项目；3.其于2014年6月12日向大融和经营部经营者黄泽慧出具《借条》及其后的《自愿抵押协议》《公证证明》、2019年2月17日向大融和经营部出具《借条》所涉及的借款均系基于周成以湖南昌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安仁XX项目部名义向大融和经营部所购钢材的货款；但上述《借条》《自愿抵押协议》《公证证明》均是大融和经营部经营者黄泽慧胁迫其出具，其并不认识大融和经营部经营者黄泽慧，也未向其购买钢材。为此，袁茂希提供了长沙县公安局星沙派出所的《证明》及与曹钢的短信聊天记录予以证实。（三）昌华建设公司称，大融和经营部与周成所签订的《钢材买卖合同》上加盖“湖南昌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安仁XX项目部”的印章与昌华建设公司提交的同时期加盖有“湖南昌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安仁XX项目部”印章的《回复函》《工程联系函》完全不同，因此，一审法院推定大融和经营部与周成所签订的《钢材买卖合同》上加盖“湖南昌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安仁XX项目部”的印章是周成私刻，昌华建设公司不是合同当事人，大融和经营部不应向昌华建设公司主张权利；为此，昌华建设公司提供了安仁县公安局的《证明》和同时期昌华建设公司发出的加盖有“湖南昌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安仁XX项目部”印章的《回复函》《工程联系函》予以证实。另查明，（一）大融和经营部提供的2013年4月12日至2013年7月9日的《送货单》九份，该《送货单》载明了收货单位为XX豪庭以及货物名称、规格、数量、单价、金额、合计金额、送货经手人、收货经手人的签名等内容。大融和经营部向周成提供钢材货款2988682.66元。（二）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湘10民终2664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事实：“2013年，安仁XX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在开发安仁XX项目中将所有工程项目发包给昌华建设公司施工，同年昌华建设公司将项目中的ｌ＃、2＃商住楼工程转包给袁茂希，并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本案系建筑工程承包合同纠纷。根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湖南省安仁县人民法院（2016）湘1028民初448号民事判决书、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湘10民终86号民事判决书，除发包方安仁XX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承包方昌华建设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为有效合同外，昌华建设公司与袁茂希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袁茂希与郑田文签订的《建设工程承包协议》及《1、2＃栋劳务队民工工作面积与项目部计算专题协议》都是无效合同。”（三）袁茂希不是昌华建设公司职工。昌华建设公司提供的《建筑工程施工合同》载明：湖南昌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发包方、甲方）、袁茂希（承包方、乙方），工程名称：安仁XX栋商住楼，建筑面积约29109平方米，框剪结构；承包方式：乙方采用包工包料的承包方式。包机械设备、包安全防护设施、包工期、包质量、包安全、包竣工验收合格等，不得转包。并按照合同执行安全质量标准，合同计价标准、结算方式标准。施工报建费中属乙方缴纳部分由甲方代扣代缴。合同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四）袁茂希提供的《内部承包协议》载明：“关于安仁XX地产包工包料的转包协议，经双方协商，达成如下协议：1.甲方：袁茂希，承诺把安仁XX地产两栋27层的包工包料业务转包给乙方周成。并保证承包面积不少于3万伍仟平米，地下室按实结算不下浮，正负零以上保证价格不低于1220元／㎡。甲方并保证乙方签订合同。在合同未签订之前不收乙方任何费用。2.乙方：周成，承诺给甲方袁茂希转让费1200000元，签订合同付200000元，正式进场付500000元，第一次十层付款把余款500000元付清。乙方保证保质保量完成本工程。如因乙方进度、质量达不到。建设方要求乙方清退场则所付转让费，甲方不予退还。”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钢材买卖合同》主体的确认；二、关于本案《钢材买卖合同》的效力；三、关于周成、袁茂希的民事责任；四、昌华建设公司是否应承担本案民事责任。一、关于本案《钢材买卖合同》主体的确认。根据本案现有证据，2013年4月11日，周成以昌华建设公司安仁雄森豪庭项目部的名义与大融和经营部就雄森豪庭1#、2#项目签订《钢材买卖合同》，但加盖在《钢材买卖合同》上“湖南昌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安仁XX项目部”印章与昌华建设公司同时期使用的印章完全不同，昌华建设公司主张是周成私刻，一审法院予以采纳；因此，周成使用私刻的昌华建设公司安仁XX项目部的印章与大融和经营部签订《钢材买卖合同》不是昌华建设公司的意思表示；昌华建设公司不是本案买卖合同主体。本案买卖合同主体应为大融和经营部与周成。二、关于本案《钢材买卖合同》的效力。周成与大融和经营部就雄森豪庭1#、2#项目签订《钢材买卖合同》后，大融和经营部按照周成指令提供钢材，涉案《钢材买卖合同》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当事人应严格按合同履行。三、关于周成、袁茂希的民事责任。大融和经营部按约定向周成履行了交付货物的义务，周成应承担支付货款的责任。袁茂希虽不是合同一方当事人，但客观上由于其与周成内部承包关系，导致大融和经营部和周成签订相关合同并履行；在周成退出涉案项目的施工后，袁茂希接手该项目并继续施工，成为涉案项目实际施工人，享有和行使涉案项目的相应权利且系涉案项目实际利益归属者；同时，袁茂希还向大融和经营部经营者黄泽慧出具了2680000元的《借条》，并支付了部分货款。因此，根据公平和等价有偿原则，袁茂希应对周成拖欠大融和经营部的货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大融和经营部主张货款2600000元，提供了袁茂希出具的2680000元《借条》，对该《借条》的真实性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其理由如下：第一、大融和经营部提供的分九次向雄森豪庭1#、2#项目供应钢材的《送货单》上有周成委托的人员签收，《送货单》载明的744.507吨，应收货款2988682.66元，该金额与袁茂希向大融和经营部出具2680000元《借条》的总金额接近；第二、袁茂希向大融和经营部出具的2680000元《借条》上有周成作为见证人签名；第三、庭审中，袁茂希对2680000元《借条》中所载明的款项即为涉案项目的货款予以认可；但辩称其出具上述条据，均是大融和经营部经营者黄泽慧胁迫的情况下出具，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但未提供相应证据证实，且袁茂希出具上述条据后，通过安仁XX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或直接向大融和经营部支付货款，故其辩称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袁茂希向大融和经营部出具2680000元《借条》后，向大融和经营部支付货款149900元，尚欠大融和经营部货款2530100元，故大融和经营部要求周成支付尚欠的货款2530100元，符合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超出部分，证据不足，不予支持；袁茂希对上述货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昌华建设公司是否应承担本案民事责任。导致昌华建设公司卷入周成相关民事纠纷的根源于昌华建设公司与袁茂希之间存在的“转包关系”，袁茂希与周成之间存在“内部承包关系”；被转包单位“出借资质”的转包行为，增强了市场主体对项目经理、偿债能力的信任度，让转包主体与其他合同相对方之间产生的各种纠纷风险处于失控状态，是导致建筑市场中供货环节产生混乱的主要原因之一；昌华建设公司在审查上未尽合理的注意事项将XX豪庭项目XX商住楼工程转包给没有相应施工资质的袁茂希，且该“转包关系”已被法院生效判决确认为无效，昌华建设公司存在过错；故对于大融和经营部的货款损失，昌华建设公司应承担赔偿责任。昌华建设公司主张大融和经营部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因袁茂希于2014年6月12日向大融和经营部出具《借条》后，于2016年2月4日、2016年6月9日向大融和经营部支付货款，2019年2月17日，大融和经营部向袁茂希催讨；2020年4月8日，大融和经营部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故昌华建设公司该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如前所述，本案买卖合同的主体系周成与大融和经营部，周成对大融和经营部承担违约责任；袁茂希基于与周成的内部承包关系及涉案项目实际利益归属者，对大融和经营部货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昌华建设公司基于其失控的转包关系对大融和经营部货款承担赔偿责任。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百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周成应于判决生效后7日内支付大融合经营部货款本金2530100元；袁茂希对此货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昌华建设公司对大融合经营部在2530100元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限判决生效后7日内履行；三、驳回大融合经营部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受理费27600元，公告费560元，合计28160元，由周成负担，袁茂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上诉争议的焦点在于：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还是民间借贷纠纷、昌华建设公司应否承担本案赔偿责任。关于争议的焦点一，即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还是民间借贷纠纷的问题。昌华建设公司上诉认为：大融合经营部立案时主张的案由为民间借贷，案由应尊重当事人意愿确定为民间借贷纠纷；且大融合经营部与周成、袁茂希已经达成合意，将大融合经营部与周成的买卖合同权利义务转让给袁茂希，该合意系袁茂希与大融合经营部达成如何偿还钢材欠款的合意，无关原买卖合同纠纷，更与昌华建设公司无关，一审判决将案由变更为买卖合同纠纷，系干预当事人意愿。本院经审查认为，大融合经营部于一审时提交的民事起诉状表述“两被告（即昌华建设公司、袁茂希）拒付货款的行为已构成严重违约”，“请求依法判令两被告（即昌华建设公司、袁茂希）立即偿还原告（即大融合经营部）货款本金2600000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财产保全费等费用。”，根据该诉状，大融合经营部已明述该案纠纷为买卖合同引发的货款纠纷；虽袁茂希向大融合经营部出具的是2680000元《借条》，但该借条金额与周成应向大融合经营部付货款的总金额接近，且《借条》上有周成作为见证人签名，一审庭审中，袁茂希亦对2680000元《借条》中所载明的款项即为涉案项目的货款予以认可，并在出具《借条》后，向大融合经营部支付货款149900元，一审法院综合上述情况，将案由定为买卖合同纠纷，并判令周成支付尚欠货款2530100元、袁茂希对此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昌华建设公司提出本案案由应为民间借贷纠纷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争议的焦点二，即昌华建设公司应否承担本案赔偿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大融合经营部依约履行了供货义务，周成从2013年收货至今未履行付款义务，违反了双方约定，亦是严重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应承担违约责任。袁茂希基于与周成的内部承包关系及系涉案项目实际利益归属者，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而导致昌华建设公司卷入周成相关民事纠纷的根源，在于昌华建设公司与袁茂希之间存在的“转包关系”，袁茂希与周成之间存在“内部承包关系”；被转包单位“出借资质”的转包行为，增强了市场主体对项目经理、偿债能力的信任度，让转包主体与其他合同相对方之间产生的各种纠纷风险均处于失控状态，是导致建筑市场中供货环节产生混乱的主要原因之一；昌华建设公司在审查上未尽合理的注意事项将XX豪庭项目XX商住楼工程转包给没有相应施工资质的袁茂希，且该“转包关系”已被法院生效判决确认为无效，昌华建设公司存在过错；故对于大融和经营部的货款损失，昌华建设公司应承担赔偿责任。综上所述，昌华建设公司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7600元，由上诉人湖南昌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盛知霜审判员  王晓虹审判员  曾 明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陆曼曼书记员郭晨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