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辽0103行初260号原告刘红春，男，1961年2月7日出生，汉族，沈阳市金夫人婚纱摄影有限公司司机，住址沈阳市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莹，辽宁恒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沈阳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和平区执法分局，住所地沈阳市和平区长白西路51号。法定代表人李管日，该局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响，该局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阳朝霞，北京大成（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红春诉沈阳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和平区执法分局（以下简称：和平执法局）撤销行政处罚决定，于2020年11月20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于2020年11月24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3月1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刘红春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莹，被告和平执法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响、欧阳朝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和平执法局于2020年7月27日对原告作出沈城行执和平罚决字[2020]第0501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主要内容为：“本机关于2020年5月3日对你擅自砍伐树木（一棵）一案立案调查。经查，你擅自在和平区中华路（金夫人影楼门前）砍伐树木（一棵）的行为，违反了《辽宁省城镇绿化条例》第十九条规定，根据《辽宁省城镇绿化条例》第四十二条的规定，我局决定对你作出如下行政处罚：责令停止违法行为，立即补植树木，处以罚款人民币陆仟元整。”原告刘红春诉称，2020年7月27日，被告和平执法局作出沈城行执和平罚决字[2020]第0501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该行政处罚明显不当，应依法予以撤销。具体理由如下:1.被告认定原告存在砍伐树木行为，属认定事实错误。2020年5月23日，因位于和平区中华路金夫人婚纱摄影门前新栽树苗，遇大风时有折断且压断电缆风险，可能危及路人人身安全，考虑到上述情形，原告将该树苗的树枝部分截断，但原告并未实施砍伐树木行为，目前该树苗长势良好。2.被告责令原告补种树木，并处以6000元罚款，该行政处罚明显不当。该树苗目前为存活状态，长势良好，并未因原告截断树枝行为导致该树木枯死，被告责令原告补种树木缺乏事实依据。除此之外，被告对原告处以6000元罚款，因被告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该树苗价值及罚款依据，该罚款行为及数额明显不当。3.被告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未依原告申请召开听证会，属程序违法。原告认为，被告应在查清违法事实的基础上，根据违法行为的性质及危害程度，进行处罚。本案中，被告责令原告补种树木，并处以6000元罚款，显然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处罚行为明显不当。诉讼请求：1.依法撤销沈城行执和平罚决字[2020]第0501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告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案涉树木照片、修剪前后对比照片，拟证明案涉树木存活，且长势良好的事实，树木没有修剪之前树枝部分是与电缆相互交错，存在导电的风险；2.询价微信截图3张，拟证明案涉树木价格最高不超过700元，被告对原告罚款所依据的树木价值认定并不准确的事实。被告和平执法局辩称，一、被告具有对本辖区涉及园林绿化违法行为进行处罚的行政职权。《沈阳市相对集中城市管理行政处罚权规定》第三条规定：“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是经国务院授权，并经省政府批准设立的相对集中行使城市管理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执法机关，具体行使本市相对集中城市管理行政处罚权。各区、县（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分局在本辖区内行使相对集中城市管理行政处罚权。”第九条第一款规定：“本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关行使下列职权：（五）园林绿化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基于上述法律规定，被告作为城市行政执法机关，具有对本辖区内违反城市园林绿化管理的违法行为作出行政行为的职权，原告砍伐的树木位于和平区中华路金夫人影楼门前，在和平区行政辖区内。因此，被告具有对原告砍伐树木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的行政职权。二、被告作出的案涉《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依据《辽宁省城镇绿化条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移植、砍伐城镇树木。确因城镇建设、居住安全和设施安全等特殊需要移植树木的，应当经城镇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2020年5月3日，被告巡视过程中发现在和平区中华路金夫人影楼门前有一棵银杏树被砍伐折断，经调查，为原告在2020年4月末砍伐。为此，被告对现场进行了勘查；对原告进行了询问；对案涉树木的价值向园林绿化主管部门和平区城市管理局进行了询价。基于上述调查，能够确认下列事实：原告在2020年4月末对位于和平区中华路金夫人影楼门前的一棵银杏树进行砍伐，该砍伐行为未取得绿化主管部门的批准。和平区城市管理局出具了《关于中华路银杏价值的认定》及赔偿标准文件，确定案涉被砍伐的银杏树市场价值为2000元。基于上述事实及相关证据，能够证明被告对案涉伐树事项进行了充分调查，其在调查基础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具备合法性。三、被告作出案涉《行政处罚决定书》的程序符合法律规定。本案中，被告发现在中华路存在违法伐树的行为后，经调查确认原告的行为涉嫌违法，于是予以立案。同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及违法行为调查结果，被告在2020年6月11日向原告第一次下达了行政处罚先行告知书、听证告知书等文件，告知原告拟对其“责令停止违法行为，立即补植树木，并处以罚款人民币捌仟元整”的行政处罚。原告在法定期限内仅提交一份《申复书》，未提交听证申请，随后被告作出了行政处罚决定书并向原告送达。后因原告不断申诉，被告考虑原告违法行为系初犯、违法情节较轻等特点，撤回针对原告的原处罚决定，将拟对原告进行的行政处罚修改为：“责令停止违法行为，立即补植树木，并处以罚款人民币陆仟元整”，并在2020年7月16日再次向原告送达行政处罚先行告知书及听证告知书，原告没有就此提出听证申请。基于上述情况，被告最终作出了被诉的行政处罚决定并向原告送达。被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为符合《辽宁省城镇绿化条例》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程序具备合法性，不存在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四、被告作出案涉《行政处罚决定书》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被告是依据《辽宁省城镇绿化条例》第二十九条、第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等规定作出被诉的行政处罚决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五、被告作出案涉《行政处罚决定书》内容适当。《辽宁省城镇绿化条例》第四十二条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擅自砍伐、移植城镇树木的，由城镇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补植树木，并可以处所砍伐、移植树木价值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因原告违法伐树之行为，被告最终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为：责令停止违法行为，立即补植树木，处以罚款人民币陆仟元整。该行政处罚在额度上为法定最低处罚额度，在被告的自由裁量范围内，且与原告的违法行为相适应。因此，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适当，不存在损害原告合法权益的情况。综上所述，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因此，请求贵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和平执法局向本院提交了证明原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以下证据、依据：1.《行政执法案件来源登记》,证明对原告违法行为进行调查系因巡视而发现；2.《行政执法调查通知书》（沈城行执和平管字[2020]1811317号）,证明被告依法告知原告将就其涉嫌违法砍伐树木的行为进行调查；3.原告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被处罚人）的身份；4.《行政执法现场勘验（证物）照片》,证明被告对原告违法砍伐树木的行为进行了现场勘验；5.《行政执法现场检查笔录》,证明被告对原告违法砍伐树木的行为进行了现场调查，初步确认其存在违法行为；6.和平区城市管理局出具的《关于中华路银杏价值的认定》；7.关于印发《沈阳市城市损坏绿地补偿标准和树木损害补偿标准》的通知,6-7号证据证明原告违法砍伐的银杏树的价值；8.《行政执法立案审批书》（沈城行执和平管字[2020]第05011号）,证明被告依法对原告违法砍伐树木的行为启动调查及行政处罚程序；9.《行政执法询问笔录》（2020年5月18日）（刘红春），证明被告就原告违法砍伐树木的行为，对原告进行了询问，确认其存在违法行为；10.《行政处罚先行告知书》（沈城行执和平罚先告字[2020]第05011号）（2020年5月18日）,证明被告就针对原告的违法行为拟进行的行政处罚告知原告，其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11.《行政执法送达回证》（2020年6月11日）,证明被告向包括原告送达了《行政处罚先行告知书》，程序合法；12.《听证告知书》（沈城行执和平罚听告字[2020]第05011号）（2020年6月11日）,证明被告告知原告可就拟作出的行政处罚申请听证；13.被处罚人提交的《申复书》及照片,证明原告就被告拟作出的行政处罚进行陈述和申辩，但未向被告提出听证申请；14.《行政处罚决定书》（2020年6月作出）（沈城行执和平罚决字[2000]第05011号）,证明被告对原告违法砍伐树木的行为作出了罚款8000元的行政处罚；15.《行政执法案件处理意见书》,证明就原告违法砍伐树木的行为形成处罚意见，程序合法；16.《行政处罚先行告知书》（沈城行执和平罚先告字[2020]第05011号）（2020年7月7日）,证明被告就针对原告的违法行为拟进行的行政处罚告知原告，其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17.《行政执法送达回证》（2020年7月16日）,证明被告向包括原告送达了《行政处罚先行告知书》，程序合法；18.《听证告知书》（沈城行执和平罚听告字[2020]第05011号）（2020年7月16日）,证明被告告知原告可就拟作出的行政处罚申请听证；19.《自由裁量权说明》；20.《自由裁量权说明笔录》,证明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内容适当；21.《行政处罚决定书》（沈城行执和平罚决字[2020]第05011号）（2020年7月27日）,证明被告基于原告违法行为特点，撤回已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并依法对原告作出被诉的行政处罚决定；22.邮政物流跟踪信息,证明被告已经向原告送达了被诉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交的1号证据，系被砍伐后树木现状照片，不能证明本案事实，本院不予确认；原告提供的2号证据，系微信聊天记录，聊天对象没有认定被砍伐树木价值的资质，无法证明被砍伐银杏树木的价值，本院不予确认。被告提供的1-20号证据及22号证据，可以证明被告在发现违法线索后，经过调查、现场勘验、告知听证、送达等程序，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被告提供的21号证据，系本案审查的客体，不能直接作为证据使用。经审理查明，被告和平执法局于2020年5月3日巡查发现位于和平区中华路金夫人影楼门前的一颗银杏树（行道树）被砍伐折断。被告经调查认定，系原告擅自于2020年4月末砍伐。沈阳市和平区城市管理局出具《关于中华路银杏价值的认定》，载明：“中华路2020年新植银杏胸径13cm，冠幅2米，树高6m，市场价值为2000元。”被告于2020年6月15日作出沈城行执和平罚决字[2020]第0501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原告作出：“责令停止违法行为，立即补植树木，处以罚款人民币捌仟元整”的行政处罚。后被告又于同年7月27日对原告作出案涉《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原告作出：“责令停止违法行为，立即补植树木，处以罚款人民币陆仟元整”的行政处罚。该处罚决定书于同年10月27日向原告邮寄送达。原告不服，起诉来院。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17版）第十六条规定：“国务院或者经国务院授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决定一个行政机关行使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但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权只能由公安机关行使。”《沈阳市相对集中城市管理行政处罚权规定》第三条规定：“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是经国务院授权，并经省政府批准设立的相对集中行使城市管理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执法机关，具体行使本市相对集中城市管理行政处罚权。各区、县（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分局在本辖区内行使相对集中城市管理行政处罚权。”第九条规定：“本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关行使下列职权：……（五）园林绿化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依据上述法律法规规定,被告和平执法局具有对辖区内园林绿化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案涉《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是否清楚、适用法律是否正确，程序是否合法。关于本案的事实问题。《辽宁省城镇绿化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移植、砍伐城镇树木。确因城镇建设、居住安全和设施安全等特殊需要移植树木的，应当经城镇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本案中，原告自述其是用锯条修剪树木，但从被告提供现场勘查的照片可直观看到，银杏树上部连同枝叶全部被拦腰砍断,仅剩树木下半部的主干部分,仅用修剪的方式是无法做到的，如果认定为修剪,不符合客观实际情况与一般人的认知；对于砍伐的认定，应该从行为判断而不应以树木是否存活的结果作为判断标准；故原告的行为,足以被认定为砍伐树木。关于原告提出其系因消除安全隐患对银杏树进行修剪，树木现长势良好的主张，因被告在原告询问时，原告明确其因树木遮挡该处门市的阳光进行的砍伐；上述法规规定确因居住安全需要移植树木应当经批准，且砍伐树木的原因及后果是被告进行行政处罚时对处罚幅度自由裁量考虑的因素，并不能因此不予行政处罚，故原告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提出银杏树价值无证据的主张，因被告提供的沈阳市和平区城市管理局出具的《关于中华路银杏价值的认定》明确被砍伐银杏树木的价值2000元，沈阳市和平区城市管理局具有“负责对绿地占用及树木砍伐、移植进行初审、验收的组织指导和收费工作”职责，原告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故被告认定原告擅自砍伐树木，该树木价值2000元的事实清楚。关于本案适用法律的问题。《辽宁省城镇绿化条例》第四十二条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擅自砍伐、移植城镇树木的，由城镇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补植树木，并可以处所砍伐、移植树木价值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被告在认定原告砍伐树木违法事实的基础上，根据沈阳市和平区城市管理局认定被砍伐银杏树木的市场价值，结合原告实际情况，认定原告违法上述规定，对原告予以被砍伐银杏树价值三倍，即罚款6000元的行政处罚，适用法律正确，幅度适当。关于原告提出树木存活，补种树木无事实及法律依据的问题。《辽宁省城镇绿化条例》第四十二条明确规定，擅自砍伐、移植城镇树木的，由城镇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补植树木，被告就本案作出“责令停止违法行为，立即补植树木”的处罚决定，并无不当。关于本案行政处罚程序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本案中,被告在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前,告知了原告拟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以及要求听证的权利，但被告曾于2020年6月15日作出沈城行执和平罚决字[2020]第0501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原告作出“责令停止违法行为，立即补植树木，处以罚款人民币捌仟元整”的行政处罚，因考虑原告家庭困难等情况，在对此《行政处罚决定书》未予撤销的情况下作出案涉《行政处罚决定书》，程序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条规定：“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本案中，被告于2020年7月27日作出案涉《行政处罚决定书》，同年10月27日才向原告邮寄送达，已超过上述法律规定的七日内送达期限，程序违法。被告上述程序违法行为均对原告的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应确认其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本案被告在作出案涉《行政处罚决定书》前，结合案件实际情况，于2020年7月16日作出《听证告知书》并向原告告知，原告已在该告知书签字，被告已经保证了原告的相关权利，原告提供的《申复书》内容系对砍伐树木的原因、后果予以说明，并无听证的相关要求，在本案诉讼过程中原告未提供其要求听证的证据，被告于2020年7月27日作出案涉《行政处罚决定书》，并无不当，原告提出未召开听证会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被告和平执法局作出的案涉《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实体处理亦无不当；但程序轻微违法，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确认被告沈阳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和平区执法分局于2020年7月27日作出沈城行执和平罚决字[2020]第0501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违法。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沈阳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和平区执法分局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黄耀宇人民陪审员  周 博人民陪审员  杨 帆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六日书 记 员  李佳璐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但不撤销行政行为：（一）行政行为依法应当撤销，但撤销会给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二）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不需要撤销或者判决履行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一）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二）被告改变原违法行政行为，原告仍要求确认原行政行为违法的；（三）被告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判决履行没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