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黔05民终675号上诉人（一审原告）：张家福，男，汉族，1976年6月9日出生，住贵州省赫章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博，贵州瀛黔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磊，贵州瀛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通号建设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原通号建设集团贵州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贵阳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都匀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000214406583J。法定代表人：叶正兵，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严森，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知平，公司员工。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尚勇，男，汉族，1974年12月1日出生，住贵州省毕节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仁凯，贵州浩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住所地威宁县草海镇五里岗组织机构代码569214265。负责人：杨志伟。上诉人张家福与被上诉人通号建设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号公司）、尚勇及原审第三人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威宁产业园区管委会）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已由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10月20日作出（2020）黔0526民初2965号民事判决。张家福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张家福上诉请求：1、撤销贵州省威宁县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0）黔0526民初2965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中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二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一审法院对诉讼时效起算点的认定存在错误，上诉人本案中的主张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限。诉讼时效是指权利人在法定期间内不行使权利即丧失请求法院依法保护其民事权利的法律制度，就其立法本意而言，其一在于维护社会经济关系的稳定；其二在于督促当事人及时行使权利，避免因当事人懈怠行使权利而对已形成法律关系的冲击；其三便于法院及时正确地处理民事纠纷。在此基础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了一般的诉讼时效为三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收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据此，权利人是否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并怠于主张权利，就成为了判断诉讼时效是否超过的重要依据。就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而言，实际施工人向其上游发承包主体行使工程款支付请求权的前提应当是工程款数额得以明确、支付期限确定。本案中，尚勇在（2015）黔威民初字第625号案件中提交［2015］威-004号《报告书》仅能证实贵州方诚建筑造价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已就案涉项目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报告，尚不足以证实通号建设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号公司”）已与上诉人就增加的控制爆破工程部分进行了结算，更不足以证实上诉人知晓该《报告书》之日即为通号公司应付工程款之日，因此，一审法院以尚勇提交［2015］威-004号《报告书》经上诉人质证之日确定为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显属错误。本案的诉讼时效应自通号公司应当向上诉人支付控制爆破部分的工程款之日起算。控制爆破是在施工过程中由于现场环境原因而变更的爆破方式，相关的施工方案在上诉人与尚勇订立《土石方挖运输合同》时已然形成，故双方并未在《土石方挖运输合同》中就变更增加的费用结算、支付进行约定，因此，控制爆破部分的工程款结算及支付应结合双方履行合同过程中的相关证据予以确定。2013年3月21日，通号公司现场负责人吴学勇以贵州建工集团第九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即现通号公司）名义出具《关于爱心培土石方工程复工的通知》，该通知载明，《威宁县五里岗工业园区第三期场平爱心培地块爆破涉及参数和技术交底》增加的控制爆破工程部分由上诉人垫资施工，待《工程结算审核报告》出台后，根据审核结果，贵州建工集团第九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收到工程款，控制爆破部分扣除代缴税及相关管理费后，由公司支付给上诉人。由此可知，控制爆破部分工程款的支付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1）涉及控制爆破部分的《工程结算审核报告》出台；（2）通号公司收到控制爆破部分的工程款；（3）通号公司需与上诉人就代缴税、管理费等进行结算，双方无异议。通号公司、尚勇既不能证实上诉人于何时知晓通号公司收到控制爆破部分的工程款，也不能证实其二人已与上诉人就控制爆破部分工程款进行了结算（上诉人一直同意扣除代缴税和相关管理费，但通号公司不能证实具体数额），据此，通号公司、尚勇应向上诉人支付控制爆破部分工程款的时间是不确定的，上诉人随时有权向通号公司、尚勇主张，故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3年诉讼时效期限。二、一审法院认定本案构成“一事不再理”错误，且针对“一事不再理”以判决形式作出处理亦不当。诉讼标的是否相同是判断是否违背“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重要前提。已发生法律效力的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黔毕中民终字第1972号案件争议的标的是张家福与尚勇等人于2014年3月27日共同签署的《张家福威宁县五里岗工业园区芸豆工地土石方工程结算书》中已经结算的工程价款，而本案争议的则是该结算书之外未予结算的工程价款，显然非同一诉讼标的，更非基于同一事实与理由。判断是否已经结算的主要依据有：（1）2014年3月27日结算时，控制爆破部分的工程价款审计结论未出具；（2）控制爆破属于施工过程中为防范安全隐患而变更的爆破方式，其成本比一般的爆破方式高（审计报告中机械打眼爆破单价为41.42元／立方米、43.11元／立方米，控制爆破单价为66.16元／立方米亦能印证该事实）属于众所周知的事实，放弃如此巨大的利益不以明示方式作出，明显不符合常理，通号公司与尚勇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张家福在结算时明确放弃了控制爆破增加的费用；（3）张家福基于对吴学勇出具的《关于爱心培土石方工程停工的通知》《关于爱心培土石方工程复工的通知》的信赖，具有审计后能就控制爆破增加的费用再次与通号公司结算的合理期待。同一当事人和同一诉讼标的是重复起诉的识别标准，而对于同一诉讼标的的判断，应在考虑诉的主张和原因事实的基础上，结合有关法律原则和法律效果综合判断。经过以上分析，能够得出本案与（2015）黔毕中民终字第1972号案在诉讼标的上不具有同一性的结论，张家福提起本案诉讼未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2014年3月27日结算时，控制爆破部分的工程价款审计结论并未出具，《张家福威宁县五里岗工业园区芸豆工地土石方工程结算书》是否包含控制爆破部分的工程款，一审法院对此未进行任何论证，直接认定“原告2015年提起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之诉，针对的就是原告所施工的所有工程的工程款。”理据不足，实难令人信服。最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一审法院既然认为上诉人提起的诉讼构成重复起诉，应当裁定驳回起诉，而非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故一审判决在法律文书的适用上亦存在严重错误。三、上诉人在本案中的诉讼主张有事实及法律依据，通号公司应向上诉人承担工程款支付义务。贵州方诚建筑造价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于2015年1月15日出具的贵方基跟审结［2015］威-004号《报告书》对控制爆破的工程量、单价、总价、履带式单斗挖掘机台班的费用以及大型机械设备进出场及安拆费均进行了审计并得出了结论。结合吴学勇出具的《关于爱心培土石方工程停工的通知》《关于爱心培土石方工程复工的通知》内容可知，民工补贴、机械进出场费用及控制爆破部分工程款的结算，须待涉及该部分工程的审计报告出具且通号公司收到相应的工程款后方才进行，现该条件已具备，通号公司应与上诉人就未结算的事项办理结算并及时支付结算款。关于吴学勇的行为效力问题。根据（2015）黔毕中民终字第1972号民事判决书第13页的论述，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尚勇就涉案工程具有通号公司代理人的法律地位，吴学勇作为尚勇雇佣到涉案工地担任现场负责人的人员，多次代表通号公司参与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产业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园区管委会”）组织的与涉案工程相关的会议，其所签署的上述两份通知完全在其职权范围内，通知的内容合情合理，亦不存在恶意损害通号公司利益的情形，上诉人基于吴学勇的现场负责人身份以及多次会议签到表的内容，有理由相信吴学勇有代理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即使通号公司未给予吴学勇明确的书面授权，然而吴学勇已事实上履行了现场负责人的职责，业主方园区管委会对其身份亦予认可，从吴学勇、张军等人作为项目部主要管理人员均是由尚勇雇佣的事实，也能证实项目部基本由尚勇组建，尚勇对吴学勇的口头授权其实质是一种将通号公司的授权转授权的行为，应当对通号公司具备约束力。关于上诉人主张的各项费用的合理性问题。履带式单斗挖掘机台班的费用是因案涉工程的其他施工区域需要使用上诉人的挖掘机而应支付的台班费；大型机械设备进出场及安拆费系因停工而产生，上诉人作为实际施工人，大型机械设备进出场及安拆均是由其完成，相应费用自然应由其享有；依据吴学勇出具的《关于爱心培土石方工程复工的通知》，控制爆破系由上诉人垫资完成，所增加的费用待业主方向通号公司支付后，扣除代缴税及相关管理费后再由通号公司支付给上诉人，即吴学勇代表通号公司与上诉人就控制爆破部分工程款结算形成了如上合意，然而通号公司并未举证证实代缴税及相关管理费的数额或计算方法，应视为通号公司并未产生代缴税及相关管理费，其就应当将审计报告确定的价款全部支付给上诉人，鉴于2014年3月27日结算时已按33.4元／立方米的单价结算、支付了部分工程款，则其仅需补足差额即可。需要说明的是，上诉人主张全部各项费用的主要理据是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黔毕中民终字第1972号民事判决书第12页“从涉案土石方挖运输合同本身的履行情况来看，涉案工程上诉人铁通公司只出资质，并无派驻技术人员，所有施工行为甚至炸材的领取，均由被上诉人张家福方独立完成。”的认定。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黔毕中民终字第1972号民事判决书同时认为，案涉工程系由通号公司转包给无资质的自然人即张家福独立完成，因此，尚勇与张家福签订的《土石方挖运输合同》应当认定无效，但涉案工程已竣工验收合格，并且已交付使用，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上诉人向通号公司主张工程价款的请求于法有据。被上诉人通号公司辩称，一、被答辩人再次起诉通号公司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被答辩人张家福曾经就威宁五里岗项目涉案工程相关争议于2015年2月9日诉至威宁县法院。案件经过了威宁县法院一审以及毕节中院二审开庭审理。最终，毕节中院于2016年3月22日做出了（2015）黔毕中民终字第1972号民事判决书，就涉案工程相关争议做出了判决。该判决为生效判决。通号公司与被答辩人就涉案工程的相关争议已经处理完毕。被答辩人再次起诉通号建设公司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二、被答辩人再次起诉通号公司已超过诉讼时效。根据我国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八条明确规定，早在2014年3月27日，张家福就与尚勇办理了结算，并出具了《张家福威宁县五里岗工业园区芸豆工地土石方工程单》。该结算单上并没有被答辩人再次起诉主张增加的这部分内容。对此，被答辩人在一审中反复陈述是因为不知道审核报告是否出具。事实上，（2015）威-004号审核报告是在2015年1月15日出具的。2015年2月19日张家福第一次起诉，2015年4月28日威宁县法院一审开庭审理，被告尚勇当庭出示了审核报告。在（2015）黔威民初字第625号民事判决书中也明确记录了这一点。说明原告张家福最晚在2015年4月28日一审开庭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审核报告的全部内容。从2015年4月28日一审开庭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审核报告的全部内容。从2015年4月28日算起，距今约有五年的时间，远远超出法律规定的三年诉讼时效。据此，被答辩人的诉求已超过诉讼时效。三、吴学勇的行为属于无权代理。虽然在被答辩人出具的通知上有吴学勇的签字，但吴学勇并没有通号建设一公司的授权，他没有代理权。他在通知上签字的代理行为属于无权代理。根据民法典第一百七十一条的规定，通号公司并没有追认吴学勇的代理行为，其行为对通号公司不发生效力。被答辩人起诉通号公司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被上诉人尚勇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威宁产业园区管委会未作陈述。原审原告张家福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支付原告工程款5829500.08元；2、被告支付原告欠付工程款的利息715984.06元；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1年8月25日，威宁县园区管委会与贵州建工集团第九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威宁县园区管委会将威宁县五里岗工业园区第三期场平建设工程发包给贵州建工集团第九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合同签订后，由被告尚勇负责具体管理，并将合同项下工程承包给原告，尚勇与原告因此于2012年4月27日签订了《土石方挖运输合同》，约定工程方量以双方实际收方为准，单价为土方每立方米11元，石方每立方米33.4元，工程完工，经验收合格后两个月内一次性付清剩余工程款。2012年5月7日，因按原方案爆破会对临近的建桥加气站带来安全隐患，威宁县园区管委会召集施工方及建桥加气站进行协调形成纪要，吴学勇作为贵州建工集团第九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现场负责人签到参与会议，原告也参加了本次协调会。同年5月21日，吴学勇以贵州建工集团第九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爱心培工地负责人的名义向原告发出《关于爱心培土石方工程停工的通知》，通知认为，若继续按原方案爆破，会带来严重安全隐患，需要协调或改进爆破方案，通知原告紧急停工。停工给原告施工队造成的民工补贴及机械的进出场费用等，待审计报告结果出来后由贵州建工集团第九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一同结算给原告。2013年3月15日，经过协商，被告与建桥加气站就爱心培地块爆破事宜达成《关于威宁县五里岗工业园区第三期场平爱心培地块爆破复工解决办法》。同年3月21日，威宁县规划及安监部门同意了上述解决办法。同日，吴学勇以贵州建工集团第九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名义出具《关于爱心培土石方工程复工的通知》，要求原告接到通知后立即按照贵州建工集团第九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的《威宁县五里岗工业园区第三期场坪爱心培地块爆破涉及参数和技术交底》进行复工。复工通知同时载明，《技术交底》增加的控制爆破工程部分由原告垫资施工，待《工程结算审核报告》出台后，根据审核结果，贵州建工集团第九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收到工程款，控制爆破部分扣除代缴税及相关管理费后，由公司支付给原告。2013年12月，原告承包工程施工完毕，经验收审计合格后交付给了第三人威宁县园区管委会。2014年3月27日，张军、赵俊远、原告等人就原告所做工程进行结算，并制作了《张家福威宁县五里岗工业园区芸豆工地土石方工程结算单》，该结算单载明原告所做工程：火腿二期、爱心培一、二、三期，其中火腿二期单价12元、爱心培一期、二期单价11元、三期方量248432立方米，单价33.40元。总方量为560701.3立方米，工程款总计为11823219.4元，扣除已付的9111533元，下欠工程款2711686.4元。赵俊远于2014年4月8日核实后，尚勇在结算单上签了“同意，尚勇”四字。另查明：案涉威宁县五里岗工业园区第三期场平建设工程项目包含安置区、瑞祥福、郅臻、火腿、爱心培等五块土地的场平工程。2012年10月16日，贵州方诚建筑造价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对其中安置区、瑞祥福、郅臻、火腿等四块土地完成的工程进行审计，并出具贵方基跟审结［2012］威004-01号《报告书》。贵州方诚建筑造价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于2015年1月15日对原告施工的爱心培地块进行结算审计，出具贵方基跟审［2015］威-004号《报告书》。该报告书载明：送审中的大型机械进出场费不能计取，投标报价时已包含此费用。其中采用机械打眼爆破方式的石方审定单价为41.42元，采用控制爆破的石方工程量为177149.36立方米，单价为66.16元，该部分工程款合计为11720201.7元，履带式单斗挖掘机签证台班为4387.84元。2015年2月9日，原告与被告就原告施工工程的工程款支付事宜发生纠纷，一审法院以2015黔威民初字第625号案件受理，在庭审中，被告尚勇提交前述［2015］威-004号《报告书》作为证据，经一审法院组织质证，原告已对该份证据进行了质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3月22日作出（2015）黔毕中民终字第1972号二审判决后，原告又申请再审。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22日驳回了原告的再审申请。同时查明，贵州建工集团第九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2014年1月2日名称变更为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贵州建设有限公司，2020年2月24日再次变更为本案被告。上述事实，有原、被告陈述笔录及原告提交的书证在卷为凭，可以认定。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民法总则施行后，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普通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本案中，原告在2015年就涉案工程的工程款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在一审法院审理中，被告尚勇提交了［2015］威-004号《报告书》作为证据，报告书中已经明确了“采用控制爆破方式的石方送审单价为66.67元/立方米，审定单价为66.16元/立方米；大型机械进出场费不能计取，投标报价时已包含此费用；台班费审定金额为4387.84元”等内容，且《报告书》经一审法院庭审中组织质证，原告已对证据进行了质证。因此，原告在2015黔威民初字第625号案件审理中对《报告书》进行质证后，就应对其施工的爱心培地块采用控制爆破方式的石方单价审定金额知情。若原告的权利确有损害，该时间节点也是原告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的日期。而在该案一审、二审、原告申请再审的过程中，原告均未提出本案中提出的诉讼主张。直至2020年5月，才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3年诉讼时效期限。而原告在本案庭审中并没有提交引起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证据。因此，被告提出的诉讼时效抗辩成立，一审法院予以采纳。另外，2013年12月，原告承包工程就已施工完毕，经验收审计合格后交付给了第三人威宁县园区管委会。原告2015年提起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之诉，针对的就是原告所施工的所有工程的工程款。因被告提出的诉讼时效抗辩成立，则2015年的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所审结的就是原告完成的所有工程的工程款问题。原告现在就该工程主张工程款，构成一事不再理。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一审判决：驳回原告张家福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7618元由原告张家福承担。二审中，上诉人张家福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润福详施工队方量统计表》和《郅臻施工队方量统计表》各一份，拟证明：吴学勇与该项目的其他施工队伍核算的方量也得到了二被上诉人的认可，可以确定其现场负责人的身份，其具备代理二被上诉人的权利。经质证，通号公司对该组证据的三性均不认可，上诉人并没有申请吴学勇作证，无法确定签字的真实性，而且该份证据与本案无关。尚勇认为该组证据不具备三性，上诉人一方认为这是对自己有利的证据却在开庭快结束才提出，不排除上诉人一方提交虚假证据。《润福详施工队方量统计表》和《郅臻施工队方量统计表》均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且经询问，张家福陈述该组证据是由两个施工队提供，但统计表体现的签字人吴学勇、叶玉红、李红、严达义均未到庭对其签名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本院无法核实统计表的真实性，对该组证据不予采信。二审经审理查明，吴学勇于2020年6月1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主要内容为：本人于2012年年初到威宁县五里岗工业园区第**场平建设工程项目担任现场负责人，2012年5月份，在爱心培场平施工过程中，威宁县建桥液化石油气充装站提出爆破给该站带来安全隐患，要求施工方停工并进行处理，经该项目业主、施工方及建桥加气站协调后同意停工处理，本人遂以项目部名义向张家福发出《关于爱心培土石方工程停工的通知》。2013年3月经过协调，该项目具备复工条件，且经业主方组织召开会议（张家福也参与的情况下）确定，由张家福垫资施工，控制爆破部分工程款扣除代缴税及相关管理费后由施工方支付给张家福，会后，本人再次以项目部名义向张家福发出《关于爱心培土石方工程复工的通知》。本人作为该项目部现场负责人，参与业主方组织的各种会议，安排现场的施工作业，向施工队伍发送相关通知和文件，均系履行职务的行为，且均经过会议讨论后作出，并非本人个人行为（本人以负责人身份签字并已提交业主方的相关文件足以证实）。本人保证以上说明均属实，无任何虚假。一审中，张家福、通号公司、尚勇均申请吴学勇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吴学勇在回答当事人发回时陈述：通号公司没有向我授权，尚勇没有授权我参与工程结算方面的事宜。复工通知当时开完会以后，张家福到园区打印后给我，我签字的。情况说明是原告（张家福）律师打印后我签字的。我只能代表尚勇在现场负责。我没有权利控制资金费用，我只负责安全和进度。张家福、通号公司、尚勇质证均认为吴学勇的证言应当采信。另查明，在张家福诉尚勇、张军、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贵州建设有限公司（通号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于2015年6月15日作出（2015）黔威民初字第625号民事判决，该判决书第6页第四行载明：在举证期内，被告尚勇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2、基本建设工程结算审核报告、审核定案征求意见书、审核定案征求意见书（回函）各1份，用以证明爱心培场平工程是威宁县五里岗工业园区第三期场平工程的地块之一，于2013年12月4日竣工验收，经威宁县审计局委托贵州贵州方城建筑造价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审核，审定总挖方量为470555.9立方米，贵州威宁经济开发区规划建设局同意该审核结果。该案判决：一、由被告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贵州建设有限公司支付原告张家福工程款1973589.4元，定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一次性履行完毕。二、驳回原告张家福的其他诉讼请求。尚勇、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贵州建设有限公司不服（2015）黔威民初字第625号民事判决上诉至本院，本院于2016年3月22日作出（2015）黔毕中民终字第1972号民事判决，该判决第14页第二十三行载明：被上诉人张家福自2014年3月27日起一年期内并未行使撤销权，涉案结算行为及结算单的效力对其不具有可逆转性，应认定为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所以，原审一方面认定涉案结算单所载款项额度，一方面将上述三笔款项从上诉人铁通公司、尚勇方已付款项中扣除，从而判决上诉人铁通公司应付被上诉人张家福工程款1973589.40元并确认保留被上诉人张家福尚有500000.00元工程款的诉权，属认定事实错误。该案判决：一、维持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5）黔威民初字第62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驳回原告张家福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变更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5）黔威民初字第62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上诉人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贵州建设有限公司于本判决送达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支付被上诉人张家福工程款811686.40元。张家福不服本院（2015）黔毕中民终字第1972号民事判决，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于2016年12月22日作出（2016）黔民申1585号民事裁定，裁定驳回张家福的再审申请。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综合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一、张家福提起本诉是否构成重复起诉；二、张家福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三、张家福主张的工程款及利息应如何认定；四、本案的支付责任主体如何认定。本院认为，本案诉辩争议的核心问题是张家福本案的诉讼请求是否实质否定了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5）黔威民初字第625号、本院（2015）黔毕中民终字第1972号两案的裁判结果。本案张家福的诉讼请求是要求原审被告通号公司、尚勇支付威宁县五里岗工业园区第三期场平建设工程款，经二审询问，张家福认可尚勇在（2015）黔威民初字第625号一案中已经举示“贵方基跟审〔2015〕威-004号”《报告书》。经审查，尚勇的证明目的是案涉工程经审定的总挖方量为470555.90立方米，而该案并未采纳尚勇提交的《报告书》，而是以张家福提交的《张家福威宁县五里岗工业园区芸豆工地土石方工程结算单》为依据认定土石方工程总方量、单价及工程款。本院作出的（2015）黔毕中民终字第1972号判决书对该案认定“《张家福威宁县五里岗工业园区芸豆工地土石方工程结算单》载明原告（张家福）所做工程的总方量为560701.30立方米，工程款总计为11823219.40元”的事实予以确认，且特别注明：“被上诉人张家福自2014年3月27日起一年期内并未行使撤销权，涉案结算行为及结算单的效力对其不具有可逆转性，应认定为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所以，原审一方面认定涉案结算单所载款项额度，一方面将上述三笔款项从上诉人铁通公司、尚勇方已付款项中扣除，从而判决上诉人铁通公司应付被上诉人张家福工程款1973589.40元并确认保留被上诉人张家福尚有500000.00元工程款的诉权，属认定事实错误。”张家福不服本院作出（2015）黔毕中民终字第1972号民事判决，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于2016年12月22日作出（2016）黔民申1585号民事裁定，裁定驳回张家福的再审申请，即（2015）黔毕中民终字第1972号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现张家福又以尚勇在该案中提供的证据提起诉讼，要求以“贵方基跟审〔2015〕威-004号”《报告书》确定的控制爆破单价及方量为依据，向通号公司、尚勇主张案涉工程款，实际系否定（2015）黔威民初字第625号、（2015）黔毕中民终字第1972号两案的裁判结果，张家福提起本案诉讼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八条“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发生新的事实，当事人再次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规定之情形，构成重复起诉。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第二款“当事人重复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规定,一审法院已认定本案构成一事不再理，但又判决驳回张家福的诉讼请求，与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不符，本院予以纠正。需要说明的是，从实体审查的结果来看，张家福的诉讼请求同样不能成立。根据吴学勇出具的《关于爱心培土石方工程复工的通知》的内容来看，张家福应是按照《威宁县五里岗工业园区第三期场平爱心培地块爆破设计参数和技术交底》方案进行施工。2014年3月27日《张家福威宁县五里岗工业园区芸豆工地土石方工程结算单上》确定的土方挖方量为560701.3立方米，而尚勇在（2015）黔威民初字第625号一案举示“贵方基跟审〔2015〕威-004号”《报告书》的证明目的是案涉工程的总挖方量为470555.90立方米，两相差距高达90145.4立方米。张家福一方面在（2015）黔威民初字第625号一案中要求以2014年3月27日结算单确定的土方挖方量主张工程款，一方面又在本案中要求以审计报告明确的控制爆破单价计算工程款，故处理本案的关键在于吴学勇出具《关于爱心培土石方工程复工的通知》对通号公司是否构成表见代理。根据吴学勇在本案一审出庭作证的陈述可知，其表示复工通知是张家福打印后交其签名，且通号公司、尚勇没有授权其参与工程结算方面的事宜，没有权利控制资金费用，只负责安全和进度。《关于爱心培土石方工程复工的通知》形成于《张家福威宁县五里岗工业园区芸豆工地土石方工程结算单》之前，但工程结算单并未对控制爆破部分的支付及结算问题进行特别说明；又经二审询问，张家福表示尚勇未向吴学勇出具授权委托书，除了复工通知，双方没有约定工程款结算以审计报告为准；且根据（2015）黔毕中民终字第1972号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尚勇曾向张家福支付土石方工程款，在尚勇未在《关于爱心培土石方工程复工的通知》上签字的情况下，张家福理应在与尚勇结算并形成《张家福威宁县五里岗工业园区芸豆工地土石方工程结算单》之前询问《关于爱心培土石方工程复工的通知》是否系通号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但张家福并未举证证明其尽到了基本的注意义务，不属于主观上善意的、无过失的合同相对人。张家福上诉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吴学勇出具《关于爱心培土石方工程复工的通知》对通号公司构成表见代理，应根据该通知及“贵方基跟审〔2015〕威-004号”《报告书》对“控制爆破工程部分”的工程款重新计价的主张不成立。综上所述，张家福提起本案诉讼构成重复起诉。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0）黔0526民初2965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原审原告张家福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57618元，由张家福自行到一审法院退回；二审案件受理费57618元本院予以退回。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李 可审 判 员  黄塑希审 判 员  曾 建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  詹 淼书 记 员  龚佳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