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鄂06民终51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玉林，男，1976年4月1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樊城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严红明，男，1968年7月17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樊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石辉利(系严红明之妻)，住襄阳市樊城区。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任绍兵，男，1956年1月23日出生，汉族，住谷城县。上诉人王玉林因与被上诉人严红明、任绍兵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2020)鄂0606民初57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玉林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严红明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在未对双方之间法律关系进行认定的情况下径行作出判决，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房屋钥匙由严红明掌控，上诉人或第三人没有钥匙，不能进入房屋、使用房屋，严红明是否需要对案涉房屋内存放的物品承担保管义务？如果严红明对案涉房屋内存放的物品不承担保管义务，那么上诉人、第三人如何确定案涉房屋内是否还存放有物品？如何确认相关物品是否发生毁损或灭失？如何确定自己是否仍然在使用案涉房屋，进而需要支付使用房屋的对价？原审没有查明案涉房屋是否仍然为上诉人、第三人使用，判决上诉人腾退房屋，没有事实依据；2.被上诉人向上诉人、第三人提供场所，暂存物品，暂存期限为5个月，存放期满后，如果案外人蒋德英未提走相关物品，亦未继续支付后续存放费用，被上诉人有权自行处理存放物品，各方并未就后续使用案涉房屋达成合意。自2019年1月起至2020年8月止，被上诉人从未以任何形式向上诉人或第三人主张过任何费用，具有明显的主观恶意，应当对期间扩大的损失自行承担责任。如果严红明认为上诉人、第三人应当支付后续费用，那么至少应当催告，要求上诉人、第三人支付后续费用或腾退房屋。但是，严红明放任保管费用继续增加，达到一个相对可观的数字之后，才提出主张。如果人民法院对严红明主张的相关费用全部予以认可，则无疑是在变相鼓励这种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平原则的行为。严红明辩称，服从原判。任绍兵辩称，严红明未与王玉林或任绍兵订立书面房屋租赁合同，更未就订立不定期租赁合同进行过沟通，各方之间未成立订立不定期租赁合同的意思表示，事实上，各方之间是保管合同关系。经王玉林介绍，严红明同意提供库房暂存物品，代为保管，保管期限为5个月，任绍兵将代案外人蒋德英垫付的保管费支付给王玉林，王玉林向严红明交付。保管期满后，如果案外人蒋德英未领取保管物，亦未支付后续保管费，严红明可自行处理保管物。严红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其与王玉林之间的不定期房屋租赁关系；2.判令王玉林腾退房屋，将房屋移交给其；3.判令王玉林支付拖欠的房屋租金8000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630元（从2019年1月1日起计算，暂计算至2020年8月30日，其中2019年8月20日前按照年利率6%计算逾期利息为309元，2019年8月20日后按照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逾期付款利息为321元）；4.诉讼费由王玉林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8月，任绍兵因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腾退房屋，需将被腾退房屋内的物品进行存放，而委托王玉林帮其寻找存放场所。经王玉林与严红明协商，严红明同意提供其位于襄阳市××区××社区××金叶××号主体房屋附属约40至50平方米的房屋作为存放场所，双方约定每月费用400元。当日，负责执行的法院法官将执行物品放入上述严红明提供的房屋内。房屋钥匙由严红明保管，执行法院、王玉林、任绍兵未向严红明提供存放物品清单，严红明与王玉林、任绍兵未签订书面协议。至2018年12月，任绍兵将场地使用费交付给王玉林，王玉林按每月400元的标准，向严红明支付了5个月的使用费用2000元。现严红明以王玉林向其承租房屋存放物品，自2019年1月至2020年8月未支付房屋租金为由，提起本案诉讼。一审法院另查明，2020年8月23日，王玉林以严红明及妻子多次到其店里追要房屋租金而报警。在公安机关处理纠纷过程中，王玉林、任绍兵陈述了，任绍兵委托王玉林帮其找房屋存放物品的事实。一审法院认为，租赁合同是出租人将合法租赁物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保管合同是保管人保管寄存人交付的保管物，并返还该物的合同。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严红明提供的房屋为其主体房屋的附属房屋，未能提供建房规划许可证，不能证明该房屋为合法建筑。执行法院、任绍兵、王玉林未向严红明提供存放物品的清单，虽然严红明保管房屋钥匙，但不能证明严红明有保管存放房屋内物品的义务。故严红明主张与王玉林之间存在租赁合同关系，任绍兵辩称与严红明之间系保管合同关系，均不予采信。严红明诉请解除其与王玉林之间的不定期房屋租赁关系，不予支持。虽然严红明提供存放物品的房屋无建房规划许可证，但该房屋是严红明依靠其主体房屋建成的附属房屋，严红明对该房屋享有使用权。任绍兵委托王玉林寻找房屋存放物品，严红明同意向王玉林提供房屋，任绍兵或王玉林应向严红明支付房屋占用费用。2019年1月1日之前的占用费用是由任绍兵委托王玉林向严红明交付。虽然在2020年8月23日，公安机关处理严红明与王玉林、任绍兵房屋占用纠纷的过程中，王玉林、任绍兵陈述了，任绍兵委托王玉林帮其找房屋存放物品的事实，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但第三人人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严红明可以选择要求寻找房屋、支付占用费的相对人王玉林承担支付后续房屋占用费、腾退房屋的权利。从2019年1月1日至2020年8月31日，按每月400元标准计算的占用费合计8000元（400元×20个月）。故严红明诉请王玉林腾退位于襄阳市××区××社区××金叶××号主体房屋附属约40至50平方米的房屋，支付2019年1月1日至2020年8月31日的房屋占用费租金8000元，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因严红明保管房屋钥匙，故严红明诉请王玉林向其移交房屋，不予支持。王玉林承担支付占用费的责任后，可依据其与任绍兵之间的委托约定，向任绍兵主张权利。任绍兵述称，5个月保管期满后，严红明可自行处理保管物，因其未提供授权严红明自行处理物品的证据，不予采纳。严红明诉请的占用费从2019年1月1日计算至2020年8月31日，系连续计算且为一整体，故严红明诉请王玉林支付逾期付款利息630元，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二条、第三百六十五条、第四百零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四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判决：一、王玉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严红明腾退位于襄阳市××区××社区××金叶××号主体房屋附属约40至50平方米的房屋；二、王玉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严红明支付从2019年1月1日起至2020年8月31日止的房屋占用费8000元；三、驳回严红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由王玉林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原审判决认定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王玉林系看到严红明房屋出租的广告后与严红明联系，王玉林按月向严红明支付费用，将案涉房屋用来存放物品，双方房屋租赁合同关系成立。王玉林主张，其受任绍兵的委托为任绍兵寻找房屋存放物品，因双方未订立书面合同，从当事人的陈述看，订立口头合同时，王玉林称系为朋友寻找房屋存放物品，任绍兵并未与严红明商谈合同事宜，王玉林亦未明确告知严红明委托人的姓名、联系方式，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一直是王玉林向严红明支付租金，王玉林因任绍兵的原因对严红明不履行义务，进而向严红明披露具体的委托人，严红明依法因此可以选择王玉林或者任绍兵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严红明选择王玉林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王玉林应当履行义务。案涉租赁房屋未取得建设规划许可证，房屋租赁合同无效，严红明请求参照口头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支付房屋占有使用费，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王玉林上诉提出，房屋钥匙由严红明掌控，其与任绍兵不能进入房屋、使用房屋，本案不属于房屋租赁纠纷。租赁合同是指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严红明张贴广告称房屋对外出租，王玉林将租赁房屋用于存放物品，亦属于对租赁物的使用，未交付房屋钥匙并不必然导致租赁合同关系不成立，且考虑到案涉房屋用来存放法院强制执行腾退房屋的物品，严红明关于王玉林为方便执行法院评估，而要求其继续持有钥匙的说法，符合本案实际。王玉林上诉还提出，存放物品时，已向严红明说明，暂存期限为5个月，存放期满后，如果案外人蒋德英未提走相关物品，亦未继续支付后续存放费用，严红明有权自行处理存放物品，严红明对扩大的损失应自行承担责任。鉴于法院工作人员已对存放物品进行评估，严红明明知王玉林、任绍兵对上述物品不享有所有权；任绍兵陈述曾找过执行法官多次，自己亦不清楚该如何处置上述物品，王玉林的该上诉主张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王玉林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王玉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焦静平审判员  黄 鹂审判员  何小玲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严琦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