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鲁02民终76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延霜，男，1973年6月14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城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盖俊山，山东齐鲁（烟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伟，山东齐鲁（烟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思波，男，1970年4月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高密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邢信暖，山东平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广芹，女，1972年4月1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滕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邢信暖，山东平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平度市明村镇雅禾家庭农场，住所地山东省平度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xx9G。 经营者：高思波，男，1970年4月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高密市。 上诉人李延霜因与被上诉人高思波、李广芹、平度市明村镇雅禾家庭农场（以下简称雅禾农场）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平度市人民法院（2020）鲁0283民初1294号民事判决，于2020年10月30日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冯梅担任审判长，审判员曲波主审，与审判员温燕共同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延霜上诉请求：依法改判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不明，属民事诉讼程序适用不当。1、一审法院认定高思波负责涉案农场的全部经营事务，与其配偶李广芹共同管理涉案农场，李延霜不参与涉案农场经营。高思波作为合伙组织的经营管理者，负有保管账目的责任，且李延霜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录音证据能够证明2017年至2019年存在账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五条至四十八条之规定，高思波控制的原始记账凭证属当事人应提交的书证，李延霜在一审开庭时已提交书面申请，请求一审法院责令高思波提交涉案农场2017年至2019年的账目。在高思波无正当理由不提供账目的情况下，法院完全可认定李延霜主张的事实为真实情况。2、高思波作为书证保管义务方，不能提出书证应承担不利后果或承担举证责任，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仍要求李延霜提供证据，明显属举证责任分配不明，过分加重李延霜的举证责任。既然一审法院认定高思波负责涉案农场的经营事务，就应责令高思波提供3年期间的账目。若一审法院的逻辑成立，让不负责经营事务的合伙人承担无限举证责任，不能举证就承担不利后果的话，以后所有合伙经营案件，负责经营的合伙人都不用提供账目，这明显属举证责任分配不明。在一审法院完全可通过鉴定评估手段证明待证事实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又找各种理由不予委托鉴定，完全堵死了李延霜寻求法律救济的途径。二、原审法院认定合伙期间毛收入无法确定属事实认定不清。1、一审法院对李延霜提交的录音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高思波陈述的毛收入都是约数，2017年至2019年的毛收入均是“一千一百多万”、“一千二百来万”、“基本上每年都是一千一二百万左右”，成本是“一亩地也划一万三千多块钱成本”无法确定具体数额。而根据李延霜整理提供的录音材料显示，高思波陈述2017年葡萄毛收入1,170万、2019年毛收入1,260万，是具体数额，且在一审庭审过程中，高思波并未发表反驳意见。根据高思波2019年的账目显示，其毛收入是1,225万元，对于2019年的毛收入来讲，高思波录音中陈述的内容和其手抄记账的内容高度吻合，根据民事证据规则高度盖然性的规定，一审法院应采信录音中2017年、2019年的毛收入。如果法院认为2018年的毛收入是约数无法确定，可将2018年的收入抛开，让李延霜单独起诉。退一步讲，即便是一审法院认为高思波陈述的毛收入都是约数，但高思波在录音中非常明确地承认基本上每年收入都在一千一二百万元左右，在李延霜不参与经营，而高思波保存账目又拒不提供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完全可通过委托专业鉴定机构的方式来确定金额。退一万步讲，一审法院还可按毛收入低的金额计算，每年收入都在一千一二百万左右，一审法院完全可按照每年收入一千一百万计算，这个完全符合逻辑。而不是简简单单拒绝裁判，让李延霜再另行收集证据后再起诉。2、对涉案农场的经营成本也是同样道理，高思波在录音中承认每亩地成本在一万三千块钱，而根据李延霜单方委托评估的鉴定报告显示，每亩地成本也在一万二和一万三，和高思波录音中的陈述高度吻合。根据高思波的录音，结合李延霜委托的鉴定报告，也可得出每亩地的成本在一万三左右，若一审法院认为成本也是约数的话，完全可按照取最高值一万三千九百九十九计算。而不是简简单单认定合伙期间的毛收入无法计算。三、原审法院以是否能够鉴定未知为由，拒绝李延霜的鉴定申请，属适用法律不当。1、一审法院以2017年-2019年的葡萄生长种植情况已不存在，双方也无账目记录，是否能够评估鉴定尚未可知，且根据法院现场勘验，3年经营期间新建大棚、新上设备、新购植株的成本存在，但无法确定，因此其未予委托鉴定。李延霜认为能否鉴定应咨询专业鉴定机构，而不是以法官个人生活经验来认定其生活经验无法触及的专业性问题。事实上，李延霜已就该问题咨询并单方委托了专业鉴定机构，鉴定机构完全可根据市场行情来测算出葡萄的生长情况以及种植成本。因为在本案双方当事人另外一个散伙纠纷案件中，一审法院对2020年的葡萄种植成本进行了委托鉴定，鉴定机构也作出鉴定报告。2020年的种植成本也是已支出性的费用，现鉴定也是还原当初投入时的状况，和鉴定2017年至2019年的种植成本是一个概念。既然2020年的葡萄种植成本能够鉴定，在专业鉴定机构并未回复对前三年种植成本不能鉴定的情况下，一审法官仅凭其自己主观判断就进行认定，实在可笑。2、关于一审判决列明的成本项，李延霜在一审中提交证据证明相关成本具体明确，均是持法院调查令前往政府备案机关调取的附有相关项目招投标文件、验收决算报告、审计报告的证据，且经过法庭质证，高思波无异议。且在本案双方当事人另外一个散伙纠纷案件中，原审法院对涉案农场的资产情况依法进行了委托评估，在本次评估中，必然包含2017年到2019年的新建大棚、新上设备、新购植株的情况，一审法院完全可查清楚3年经营期问的成本投入。3、本案因高思波作为农场账目的保管方拒不提供账目，那么本案的争议焦点能否通过专业鉴定评估确定生产成本。一审庭审中，李延霜单方委托专业评估机构，通过现场勘查等方式能够进行鉴定，并出具鉴定评估报告提交法庭，对方提出异议但并未申请重新鉴定，一审法院未采纳李延霜提交的鉴定报告也未委托鉴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之规定，对于李延霜单方委托的鉴定报告，若高思波认为存在程序严重违法或鉴定意见明显依据不足，不认可该鉴定报告并申请重新鉴定的情况下，法院应依法委托鉴定；若高思波对上述鉴定报告仅提出异议，但并未申请重新鉴定，法院应依法采信李延霜单方委托评估报告的内容。即便是不采信李延霜单方委托的鉴定报告，也应允许李延霜提出的鉴定申请，因此，一审法院明显适用法律不当。综上，一审法院在已认定涉案农场所有经营均由高思波掌握，仍判决李延霜可待搜集新证据后另行起诉，明显系拒绝裁判，拒绝查清事实，若一审法院认为李延霜的陈述无法律依据，就应直接驳回李延霜的诉讼请求；若觉得李延霜的陈述有法律依据，就应依法责令高思波提供3年的涉案农场原始记账凭证；若高思波拒不提供，就应按李延霜主张的内容为事实，按照李延霜所提交录音中的内容作出认定；若法院认为录音中毛收入是约数的话，完全可按较低收入进行认定，或通过委托鉴定方式进一步确定毛收入以及成本，而不是让李延霜收集证据后另行起诉，拒绝裁判，浪费司法资源。 高思波、李广芹共同答辩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程序适当。1.民事诉讼举证原则是谁主张谁举证，李延霜无证据支持其诉讼请求。2.本案系合伙纠纷，2017年到2019年三年合伙期间，本案双方无专门会计，也未规范记账，高思波、李广芹只是时常对费用和收入进行说明核对，然后分红。本案双方同意以这种方式经营，且2017年至2019年均已分红。3.李延霜作为合伙人，有异议应于2017年即提出，但一直到2019年都未对分红提出异议。在历年分红流水账无保存的情况下，李延霜又违反诚信原则，让高思波、李广芹举证账目，实属不公。未保留流水账目，李延霜亦应承担责任，不能推定李延霜的主张成立。4.李延霜作为合伙人，主张合伙利润就应举证证明，李延霜也有举证责任。二、在历年已分红的情况下，不能依据李延霜单方委托的成本鉴定意见确定利润，也不能依据高思波、李广芹在录音中的陈述确定利润。1.李延霜单方委托的鉴定不客观，鉴定意见是2020年6月出具，而2017年至2019年葡萄的生长、收获状况已不复存在，再行鉴定无客观性。况且本案双方合伙时并未约定以评估成本方式确定合伙利润。2.李延霜提交原审法院的鉴定报告不合法，无鉴定单位盖章。3.李延霜提交的录音，只有毛收入的大约情况，不能得出合伙利润，不能证明李延霜的主张。涉案成本除种植成本还有新建大棚、维修等一系列投资。综上，在本案双方均对管理方式、账目、分红等情况无异议的情况下，因高思波、李广芹不愿再与李延霜合伙，李延霜才事后反悔而又不能证明其主张，反而强加给高思波、李广芹举证义务，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判。 李延霜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雅禾农场、高思波、李广芹向李延霜支付经营利润500万元（以鉴定结论为准）。事实和理由：2017年8月7日，李延霜与高思波双方签订承包经营协议，从事葡萄种植经营，约定按持股比例共担风险、共享收益。协议签订后，高思波至今未按约定支付经营利润。 雅禾农场、高思波、李广芹在一审中共同答辩称：1、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无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事实主张的，应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李延霜无任何证据证明其请求500万元利润的依据。2.李延霜已在2017年分红100万元，2018年分红165万元，2019年分红100万元，三年已实际得到分红365万元（尽管李延霜自认300万元），但这足以证明2017年、2018年、2019年已分红，对此，李延霜在分红时未提出任何异议，其历次接受分红的行为应是对利润分配的认可，其反悔不应得到支持。3.李延霜在2019年12月25日给高思波的微信中也对2019年的分红无异议，在李延霜自己提交的录音中也认可2019年的167万元分红，先把2019年的分红款167万元打过去。红已分，李延霜无异议且数年接受却又反悔，是不诚信的表现。4.合伙期间，李延霜不尽合伙人义务，不共同劳动，也不履行管理义务。李延霜对高思波的经营管理，无论处于什么心态，若信任高思波，就应认可其合伙期间的支出、收入、分配情况，不可反悔，否则，若数年后秋后算账，显然违背了诚信原则，是对高思波的不公。若李延霜不相信高思波的经营管理，就应亲身履行合伙人共同经营，共同劳动，共同管理的职责，以便进行监督，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进行权利救济，对高思波的经营以为其侵权及时提出异议，但李延霜在长达三年时间内对高思波的经营管理、收入支出以及分红未提出任何异议，视为其接受这种经营方式，也视为其不尽义务的同时放弃了权利。因合作体不是纳税主体，法律未规定规范记账，本案双方也未约定规范记账，高思波也未保留原始凭证，只是对支出收入等事项定期或不定期双方核对、说明一下，以便分红。李延霜对此也无任何异议，这种方式也是合伙人意思一致表示，无规范账册是本案双方的行为结果，高思波不应为此承担责任。 原审查明，2017年8月7日，李延霜与高思波及案外人牛兆春签订协议书，约定牛兆春将其与高思波合伙经营的位于山东省平度市尹家楼村753亩土地葡萄种植事务中的权利义务转让给李延霜，李延霜与高思波合伙经营上述事务，高思波占经营份额67%，李延霜占经营份额33%。经营过程中，高思波负责经营事务，与其配偶李广芹共同管理农场，李延霜不参与经营，至本案诉讼时，双方均未提供经营期间的账目。高思波2017年分给李延霜100万元利润，2018年分给李延霜100万元利润，2019年分给李延霜100万元利润，高思波自认尚欠李延霜2019年利润67万元。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李延霜与高思波合伙的2017年至2019年的利润如何确定。因双方均未能提交涉案农场经营期间的账目，无法进行审计。李延霜主张以3,500万元为毛利润，扣除根据其自行委托鉴定结论确定的成本1,048.6万元，加上合伙期间的各项补贴156.4740万元，即为3年经营期间的净利润，李延霜按33%比例应分得860.5984万元，扣除已支付的300万元，本次诉讼李延霜要求支付560.5984万元。李延霜主张，根据高思波录音陈述可确定涉案农场2017-2019年3年的毛利润是3,500万元，但高思波在录音中陈述的均是概数，并非对毛利润数额的确认，因此不能将3,500万元作为3年经营的毛利润。在无法确定毛利润的情况下，李延霜申请对3年经营期间的种植成本进行评估鉴定，即使能够评估出2017-2019年3年的种植成本，也无法利用毛利润减去成本等于净利润的公式得出3年经营的净利润；且2017-2019年的葡萄生长种植情况已不存在，双方也无账目记录，是否能够评估鉴定尚未可知；且根据现场勘验，涉案农场3年经营期间新建大棚、新上设备、新购植株的成本存在，但无法确定，故原审法院未予委托鉴定。如前所述，李延霜的诉讼请求未有足够证据予以证明，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李延霜可在收集证据后另行起诉。对高思波自认的欠李延霜67万元利润分配，原审法院予以支持。本案系合伙协议纠纷，李延霜应向其合伙人高思波主张利润分配，李广芹系高思波配偶与高思波共同经营，且经营收入用于高思波、李广芹共同生活，故李广芹与高思波承担共同清偿责任。平度市明村镇雅禾家庭农场系李延霜与高思波合伙字号，不承担清偿责任。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一、高思波、李广芹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李延霜合伙经营利润67万元；二、驳回李延霜对高思波、李广芹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李延霜对平度市明村镇雅禾家庭农场的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6,80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51,800元，由高思波、李广芹负担6,941元，李延霜负担44,859元。 二审中，上诉人李延霜提交山东省平度市人民法院委托青岛中诚至信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诚评字202031号《价格评估报告》复印件一份，称此评估报告是根据原审法院（2020）鲁0283民初5905号高思波与李延霜散伙纠纷案中，经双方委托依法对涉案农场2019年葡萄收获后经营投入价值以及成本进行的鉴定，证明李延霜在一审中申请平度市人民法院依法委托鉴定机构对2017年至2019年涉案农场的经营投入以及利润进行鉴定是可行的，但原审法院承办法官仅凭个人生活经验在未委托技术部门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的情况下，直接认为无法鉴定，属事实查明不清、程序违法。 高思波、李广芹质证称：对此《价格评估报告》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此评估报告是本案双方同意评估的，评估基准日确定时葡萄并未采摘，可看到葡萄生长状况和将要收获状况，从客观上能看到葡萄状况，被上诉人为尽快结束诉讼，同意成本评估，但本案在一审时已是2020年，2017年至2019年也已分红，李延霜对此也无异议，评估已无必要。退一步讲，再行评估已看不到2017年至2019年葡萄生长和收获状况。此评估报告确定仅种植成本一年就达到590多万元，且不包括40多万元的土地租赁费，相加是630多万元的经济成本，故不能以此证明本案原审就应评估。 由于此份《价格评估报告》与本案并无关联性，因此，本院对此份评估报告在本案中不予采信。 本院经审理查明，本案各方均确认李延霜共向涉案农场投入合伙资金350万元。高思波、李广芹称其二人每年年底计算利润然后进行分红，并称其二人在计算合伙利润时尚有流水账，且称涉案农场流水账系由高思波制作，但称其二人在确定分红金额后就不再保留流水账，还称其二人现已不清楚涉案农场2017年至2019年三年期间的净利润。 李延霜在二审中称涉案农场2017年种植葡萄320亩，2018年种植葡萄370亩，2019年种葡萄390亩，并称其在本案中仅诉请涉案农场2017年至2019年三年期间种植葡萄而应向其分配却未分配的利润。 高思波和李广芹则在一审中称涉案农场在2017年栽种葡萄365亩，而其二人在二审中又称涉案农场在2017年仅栽种葡萄310亩。高思波和李广芹就涉案农场在2018年和2019年栽种葡萄的亩数未作任何陈述。 本院于2021年1月20日就本案进行首次调查时，曾就涉案农场2017年-2019年的种植情况询问高思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邢信暖，其答复称不清楚。而原审法院于2020年7月17日就曾要求高思波和李广芹落实涉案农场在2017年至2019年三年期间每年种植葡萄的亩数，高思波和李广芹却未就此问题向原审法院作出书面答复。 李延霜在本案一审中所提交录音证据显示，高思波在同李延霜及其妻子通话时确认涉案农场在2019年共种葡萄390亩，并称涉案农场2017年至2019年每年卖葡萄的毛收入均是一千一百多万元，且明确承认涉案农场2017年卖葡萄的毛收入是1,170万元、2018年卖葡萄的毛收入是1,200万元，又认可涉案农场自2017年至2019年的毛收入约为三千五百多万元，还称每亩葡萄的成本有一万三千多块钱。 再查明，李延霜在一审中所提交证据显示，涉案农场获得当地财政补贴是因建设地上附着物和构筑物或种植小麦而取得国家专项补贴。 2021年3月10日，原审法院作出（2020）鲁0283民初5905号民事判决，解除高思波与李延霜在2017年8月7日签订的合伙协议，并对涉案农场地上附着物、经营设备、2020年收获的葡萄、2019年葡萄收获以后的经营投入和双方共同确认留存的2019年利润进行了委托评估和认定分配，判令高思波支付李延霜5,557,237.74元。 高思波和李广芹自认涉案农场尚有237万元未分配利润，并自认此237万元未分配利润是涉案农场2019年种植葡萄所形成，且自认上述237万元未分配利润不包含本案一审判决第一项确定的合伙利润67万元。 还查明，本院曾应李延霜的申请，委托青岛蓝杉海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涉案农场2017年至2019年种植葡萄的收入和成本进行鉴定评估。青岛蓝杉海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其未能获取资产评估所需必要资料、无法完全履行资产评估基本程序为由予以退鉴。 本院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事实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首先，因高思波、李广芹称其二人每年年底计算利润然后进行分红，并确认涉案农场流水账系由高思波制作，且认可其夫妻二人共同管理涉案农场而李延霜不参与涉案农场经营，故在李延霜作为合伙人请求分配合伙利润时，应由高思波、李广芹负责举证证明其二人已向李延霜足额分配利润，而不应由不具备举证条件和举证能力的李延霜承担证明其应分而未获分配合伙利润数额的举证责任。即高思波、李广芹作为涉案农场的具体经营负责人，应就涉案农场2017年至2019年每年种植葡萄的收入和成本进行举证，否则应由其二人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因此，李延霜关于原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不明的上诉主张成立，本院依法予以采纳。而高思波和李广芹关于李延霜接受分红即是对利润分配认可的抗辩主张既于法无据也于理不通。按高思波和李广芹的逻辑推析，若债务人未全额偿债而仅支付部分款项，债权人予以接受便系放弃其余未获清偿之债的权利，此显然有悖于常理亦背离公众认知。因此，本院对高思波和李广芹的上述抗辩主张不予采纳。 其次，因李延霜明确主张涉案农场2017年种植葡萄320亩，2018年种植葡萄370亩，2019年种葡萄390亩，而高思波和李广芹在经原审法院和本院就涉案农场于2017年至2019年种植葡萄的亩数向其调查询问时，始终对涉案农场2018年和2019年种植葡萄的亩数不作答复，也对李延霜所主张涉案农场2018年和2019年种植葡萄的亩数未表示异议，且李延霜在本案一审中所提交录音证据显示高思波确认涉案农场在2019年共种葡萄390亩，故本院对李延霜关于涉案农场在2018年和2019年分别种植葡萄370亩和390亩的主张予以采纳。虽然高思波和李广芹对涉案农场在2017年种植葡萄的亩数作出陈述，但其陈述却前后矛盾，而高思波和李广芹既未举证证明涉案农场在2017年种植葡萄的亩数为其一审所述的365亩，也未举证证明涉案农场在2017年种植葡萄的亩数为其二审所述的310亩，况且其陈述前后不一使其陈词缺乏可信度，故在高思波和李广芹既未举证证明其所述涉案农场于2017年种植葡萄亩数，也未举证反驳李延霜关于涉案农场在2017年所种植葡萄亩数之主张的情况下，本院亦采纳李延霜之主张即认定涉案农场2017年种植葡萄320亩。 再次，虽然李延霜未能就涉案农场2017年至2019年期间种植葡萄的具体明确的收入和成本提交充分准确的证据，而高思波和李广芹能够就涉案农场2017年至2019年期间种植葡萄的实际利润予以举证却以未保存账册为由拒绝示证，但因李延霜在一审中所提交录音证据显示，高思波称涉案农场2017年至2019年每年卖葡萄的毛收入均是一千一百多万元，且高思波明确承认涉案农场2017年卖葡萄的毛收入是1,170万元、2018年卖葡萄的毛收入是1,200万元，又认可涉案农场自2017年至2019年的毛收入约为三千五百多万元，还称每亩葡萄的成本有一万三千多块钱，故可按高思波所述涉案农场2019年种葡萄收入模糊取值的下限确定涉案农场2019年销售葡萄的收入为1,100万元，而按高思波所述涉案农场种植葡萄成本模糊取值的上限确定其每亩葡萄的种植成本为13,999元。则据此可计算出涉案农场2017年种葡萄的利润至少为7,220,320元（11,700,000-13,999*320），2018年种葡萄的利润至少为6,820,370元（12,000,000-13,999*370），2019年种葡萄的利润至少为5,540,390元（11,000,000-13,999*390）。由此可进一步计算得出李延霜2017年至2019年分别应分取的涉案农场种植葡萄产生的合伙利润至少为：2017年2,382,705.6元（7,220,320*33%）、2018年2,250,722.1元（6,820,370*33%）、2019年1,828,328.7元（5,540,390*33%）。虽然李延霜还主张涉案农场获得的财政补贴应计作合伙收入继而作为合伙利润予以分配，但因涉案农场获得当地财政补贴是因其建设地上附着物和构筑物或种植小麦而取得的国家专项补贴，而李延霜已明确表示其在本案中仅诉请涉案农场2017年至2019年三年期间种植葡萄而应向其分配却未分配的利润，且涉案农场所获建设地上附着物和构筑物取得的补贴已转化为农场资产价值在原审法院（2020）鲁0283民初5905号案中作出清理分配，故本院就涉案农场所获财政补贴在本案中不予评判和处理。 最后，因高思波和李广芹自认涉案农场尚有237万元未分配利润，并自认此237万元未分配利润是涉案农场2019年种葡萄所形成，且自认此237万元不包含本案一审判决第一项确定的合伙利润67万元，故可计算出高思波和李广芹自认的涉案农场2019年种葡萄应分给李延霜的合伙利润达245.21万元（100+67+237*0.33）。此金额明显高于按高思波认可的收入下限减去成本上限计算得出的利润额。又因高思波和李广芹自认的上述237万元未分配利润已在原审法院（2020）鲁0283民初5905号案中作出处理，故高思波和李广芹在本案中就涉案农场2019年未向李延霜分配的合伙利润仅须向李延霜支付67万元。因此，扣除李延霜已获分合伙利润300万元后，高思波和李广芹在本案中须向李延霜支付合伙利润2,303,427.7元（2,382,705.6+2,250,722.1+670,000-3,000,000）。 综上所述，李延霜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予以相应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七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山东省平度市人民法院（2020）鲁0283民初1294号民事判决第三项。 二、撤销山东省平度市人民法院（2020）鲁0283民初129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和第二项。 三、被上诉人高思波、李广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上诉人李延霜支付平度市明村镇雅禾家庭农场2017年至2019年三年期间种植葡萄的合伙经营利润2,303,427.7元。 四、驳回上诉人李延霜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46,80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51,800元，由上诉人李延霜负担27,936元，由被上诉人高思波、李广芹负担23,864元。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46,288元，由上诉人李延霜负担24,687元，由被上诉人高思波、李广芹负担21,601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冯 梅 审判员  曲 波 审判员  温 燕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纪 雪 书记员彭晓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