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302民初7634号原告：惠州市威力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惠州市小金口镇金泉路小铁区×××××。法定代表人：刘某1。被告一：麦科特源发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麦地路63号。法定代表人：刘某2。委托代理人：曾环钦，系广东增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二：惠州市金源发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惠州市××××××××××××××××。法定代表人：张某1。委托代理人：邹朝贵、彭丹丹（实习），系广东九韬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惠州市威力达集团有限公司诉被告麦科特源发实业有限公司、惠州市金源发实业有限公司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惠州市威力达集团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某1、被告一麦科特源发实业有限公司的代理人曾环钦、被告二惠州市金源发实业有限公司的代理人邹朝贵、彭丹丹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当事人诉辩意见原告惠州市威力达集团有限公司起诉称，1、原告与被告一于2007年9月6日签立《合同书》（见附件1），被告一麦科特源发实业公司，需征用原告惠州市威力达集团有限公司位于惠州市三栋镇范围内土地45572平方米（土地证号分别为130×××××033号、130×××××032号、130×××××031号；附件2），与惠州市宝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作开发房地产项目，根据以上《合同书》的约定形成被告一欠原告土地款人民币27，343320元，同时按《合同书》约定：被告一支付给原告的履约补偿款1000万元，合计为37343320元；2009年3月12日的“会议备忘录”（见附件3）也佐证以上债权已成立。2、2009年12月30日原告与被告一签订《补充合同书》（见附件4），双方确认了原告已充分履行了上述《合同书》，并约定被告一应归还借款1500万元；3、2010年9月1日麦科特源发实业公司与惠州市宝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签《补充协议》（见附件5），确认了惠州市威力达集团有限公司公司提供了45572.2平方米土地给被告一麦科特源发公司，被告一将45572.2平方米土地过户至宝安公司名下，宝安公司支付了1711多万元人民币给被告一款项用于支付盘整土地费用及办证费用。2010年12月23日惠州市宝安地产公司与麦科特源发实业公司所签“关于福长岭地块事宜的会议纪要”（见附件6）也证实，原告已提供“45572平方米地块给被告一。4、惠州市威力达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又提供了位于惠城区小金口镇的55170平方米土地（土地证号：惠府国用2003第130×××××039号，见附件7）给刘某2的麦科特源发实业公司质押给宝安公司，借款500万元用于三栋镇项目盘整土地费用；有惠州市宝安公司代表陈小仑签收到威力达公司土地“收条”（附件21）。5、原告与被告一、二于2010年8月4日签订了《合同书》（见附件8），原告、被告一、二三方共同确认：“甲方（本案被告一）所欠丙方（本案原告）债务为人民币37343320元”；同时约定：被告二同意将其与合作方惠州市宝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合作的“13万平方米土地的房地产项目”中，提供占整个项目的六个百分点权益作为被告一对原告欠款的担保抵押。6、被告一及法定代表人刘某2于2010年7月27日出具《承诺书》（见附件11）给惠州市金源发实业有限公司，承诺：“……我公司承诺同意将本公司拥有的股份中，划出六个百分点质押给惠州市威力达集团有限公司。如出让股份，我公司同意将出让收入首先清偿惠州市威力达集团有限公司欠款。被告二担保保证被告一偿还债务人民币37343320元给原告的事实依据也是充分的。1、原告与被告一、二于2010年8月4日签订的《合同书》（见附件8）已确认被告一、二还债务人民币37343320元给原告的事实；2009年3月12日的“会议备忘录”（签字日期：4月2日，附件3）及2010年7月30日“会议纪要”（见附件10）可为之佐证。2、被告二于2010年7月27日向惠州市宝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具《承诺书》（见附件12），同意划出六个百分点质押给原告惠州市威力达集团有限公司（前任法定代表人刘某2及继任法定代表人柳惠球均签字确认）。3、被告二的第二任法定代表人柳惠球与原告于2009年12月30日签订《保证合同》（柳惠球为被告二的法定代表人；见附件13），上述《保证合同》其中第二点明确：“为保障甲方权益，乙方愿意担保惠州市威力达集团有限公司与麦科特源发实业公司双方于2007年9月6日签订《合同书》及2009年12月30日所签《补充合同书》的执行，至惠州市威力的集团有限公司收清地价款及补偿款为止”。4、被告二“金源发公司”是“惠州市浩森实业有限公司”现在的全资控股公司（见附件14），而被告二的第二任法定代表人柳惠球现仍持有“惠州浩森公司”50%的股权，也即是柳惠球仍然是被告二的实际控制人，因此也证明被告二担保原告债权至还请为止的责任的存续。三、已生效的惠城区人民法院（2013）惠城法民一初字第1463号《民事判决书》（见附件9）采信本案所提供证据，也作出判决判项。该第1463号《民事判决书》对被告一、二与惠州市宝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作“13万平方米房地产”项目做了详细的描述及认定；同时该《民事判决书》对在本案中被告一、二欠原告款项的事实也做了认定，第18页倒数第6行:“……由于原、被告（即本案的被告一、二）与威力达公司于2010年8月4日签订的《合同书》中已将18.5%的合作权益中的6%作为欠威力达公司37343320元担保，又因……,故剩余9.5%可作为被告应支付原告4300万元及利息的担保。”该《民事判决书》判项二（第19页），是剔除了该案中第三人“威力达公司”（也是本案原告）的六个百分点和“集盈公司”三个百分点后，剩余应分得的合作项目可售房产面积9.5%的权益作为该案被告应向该案原告支付补偿款4300万元及利息的担保。通过1463号《民事判决书》的判决，也证明在本案中，原告的主张请求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四、2016年12月1日作为被告一和被告二的法定代表人刘某2签订《确认书》（见附件15），再次对2007年9月6日及2010年8月4日所签二份《合同书》进行了确认。五、2018年8月21日作为被告一的法定代表人刘某2再一次签订《欠款确认书》（见附件16），确认对原告威力达集团公司欠款37343320元，并同意在2018年8月30日前归还，如逾期支付按月利率千分之九计付滞纳金。六、事实、过程清楚。被告一于2007年9月7日与惠州市宝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合同书》，合作开发用地为944671.2平方米（威力达公司45572.2平方米用地包含在内）的房地产项目。由于各块用地的实际持有人都不是被告公司，因此在具体操作中，被告一采取分块再与宝安公司签订合同进行开发。其中在合作130059平方米项目中（宝安公司已成功举牌摘牌），被告一与柳惠球合作重新成立了“惠州市金源发实业有限公司”（即被告二），并以被告二“金源发公司”身份与惠州市宝安公司进行签订合同来操作13万平方米土地项目，柳惠球是以上项目初期的具体执行者及被告二的第二任法定代表人；后被告一退出合作，柳惠球成为被告二法定代表人，继续代表被告二与刘某1、刘某2（即原告，被告一、二的代表人）多次一起商讨、研究项目的进展，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并代表三方公司签订合同、签订多份“会议备忘录”进行记录，形成了证据，保障了原告威力达公司的权益。期间，原告移交了45572.2平方米土地给被告一，并过户至惠州市宝安公司名下，因此惠州市宝安公司支付了1711多万元人民币给被告一，款项用于支付盘整土地费用及办证费用。同时原告又提供了位于惠城区小金口镇的惠府国用（2003）第130×××××039号《国有土地使用证》、面积55170平方米土地给被告一（附件7），被告一将土地质押给惠州市宝安公司，借款500万元用于盘整土地费用，有麦科特源发公司王永雄、刘某2收到威力达公司土地证的借据（附件20）为证。原告为支持被告一、二与惠州市宝安公司的合作项目得以进行，分别多次或担保或借款给俩被告。如2007年9月17日、2007年10月11日分二次借款100万元、300万元给被告一，并至今未还（附件22）。原告及其法定代表人刘某1多次共借款给被告二法定代表人柳惠球650万元，用于“130059平方米土地”的项目上，并至今未还（见生效的博罗县人民法院2018粤1322民初2773号《民事判决书》，见附件18）。以上两被告的原法定代表人刘某2、柳惠球因办理“130059平方米土地”项目，也共同向原告借款50万元，并至今未还（见已见生效的惠城区人民法院（2018）粤1302民初11775号《民事判决书》，附件19）。原告还分别二次给被告二出具“担保函”（见附件17），被告二从宝安公司共借款500万元用于“130059平方米项目”上；2011年11月10日“解除担保协议”（见附件17）为之佐证。从以上事实也充分证明原告威力达公司在合作项目中的作出了重大贡献及应享有的权利。证据和证据来源：原告提供了多份分别由原告法定代表人刘某1、被告一法定代表人刘某2、被告二法定代表人柳惠球各自代表所在公司签订的“合同书”、“协议书”、“会议备忘录”等证据，所有证据皆为正式签署的生效合同及协议。其它一些文件资料，均来自合作方或政府的批文、或法院的生效判决等。多年来，原告经多次向以上被告一、二催收欠款均无果。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有关法律的规定，原告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一、二履行生效的合同、协议，立即按诉讼请求事项，偿还欠原告的款项及利息；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请求：一、判令被告一、二立即支付欠原告款及补偿费人民币37343320元。二、判令被告一、二立即支付利息6049600元（暂按被告欠原告款37343320元为本金、月利率千分之九从2018年8月30日计算至2020年4月30日）。三、判令由以上第一、被告二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被告一麦科特源发实业有限公司辩称，我们欠付原告的债务是19343320元；土地总价款是27343200元，我方已经支付了800万元，剩余19343320元未付，另有1000万元是附条件支付的，现在土地已经被政府收回，这个条件还没有成就。被告二惠州市金源发实业有限公司辩称，答辩人并未提供合法、有效的担保。答辩人在本案中的唯一关联就是被答辩人提交的证据8即2010年8月4日由答辩人、被答辩人及麦科特源发实业有限公司所签订的《合同书》（以下简称“三方合同”），该合同约定答辩人提供与案外人惠州市宝安房产开发有限公司合作分配份额的6%给被答辩人作担保抵押。但是，该约定依法应属无效，具体如下：l、“三方合同”所述的担保财产为“合作分配份额”，仅仅属于合同权益的一种，是将来可能会产生的收益，具有不确定性，在会计课目中被划为“或有利得”或“或有收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这不属于可以抵押的财产范围，即使穷尽一切法律法规，也找不出“合作分配份额”属于可以抵押的法律依据，故此，该抵押条款的约定无效。另外，即便该抵押行为被勉强认定为有效，被答辩人的权利也仅为以该财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财产的价款优先受偿。被答辩人要求答辩人直接承担还款责任没有任何依据。2、“三方合同”明显违背法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据此规定，答辩人在没有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下，签订具有担保性质的合同，违反法律规定，应当属于无效。退一步说，答辩人承担还款责任的条件并未成就。根据“三方合同”第四条的规定“乙方（答辩人）不能对经上述的提供给丙方（被答辩人）欠款的担保抵押六个百分点股权（指该项目乙方与宝安公司合作收益18.5%份额中的6%）转让。乙方如转让上述股权(指该项目乙方与宝安公司合作收益18.5%份额中的6%)，乙方愿意承担甲方对丙方以上欠款的清偿责任。”，据此约定，只有在答辩人“转让合作分配份额”的情况下，才应承担还款责任，但是，答辩人并未进行“转让合作分配份额”的行为，不应承担还款责任。第三、再退一步说，答辩人仅对“物的担保”以外的债权承担保证责任。根据被答辩人提供证据1《合同书》第五条的约定“为保障乙方（被答辩人）的权益，甲方（债务人）以本身的资产和本身工业用地13878平方米【惠城国土出让(1998)第325号】作为本合同的风险担保”因此，债务人为本案的主债权提供了土地作为物的担保，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同一债权既有保证又有物的担保的，保证人对物的担保以外的债权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放弃物的担保的，保证人在债权人放弃权利的范围内免除保证责任。”，据此规定，答辩人即使要承担保证责任，也仅需在“物的担保”以外承担。如果被答辩人由于未能办理抵押登记或未能行使抵押权的，应视为放弃权利，答辩人依法在应放弃权利的范围内免除保证责任。第四、再退一步说，答辩人担保期限已届满，无需再承担担保责任。由于三方合同未约定过担保期限，也未约定保证方式，依法属连带责任保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一条：“保证期间不因任何事由发生中断、中止、延长的法律后果”，故此，保证期间是硬性的、不变的期间，被答辩人所提供证据16所显示其还款宽限期为2018年8月30日止，担保期限早已过期，答辩人根本无需承担保证责任。综上，被答辩人对答辩人的诉请依据不充分，理由不足，请求依法判决驳回。本院查明的案件事实经审理查明，原告与被告一于2007年9月6日签订《合同书》，被告一需征用原告位于惠州市三栋镇范围内土地45572平方米（土地证号分别为130×××××033、130×××××032、130×××××031号），与惠州市宝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作开发房地产项目。土地地块以27343320元支付给原告（一切税费由被告一承担）。被告一同意在与惠州市宝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作所分得的收益给原告1000万元，合计为37343320元。另查之一，2009年12月30日原告与被告一签订了《补充合同书》，双方确认2007年9月6日签订的《合同书》上乙方改为“惠州市威力达集团有限公司”；……柳惠球作为见证人签名。同日，原告与柳惠球签订“保证合同”，乙方愿意担保原告与被告一于2007年9月6日签订的《合同书》及2009年12月30日签订的《补充合同书》，至原告收清地价款及补偿款为止；该“保证合同”是上述两合同的附件；被告一签字盖章，承担反担保责任。另查之二，2010年9月1日被告一与惠州市宝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补充协议》，确认了原告公司提供了45572.2平方米土地给被告一，该45572.2平方米土地被告一已过户至惠州市宝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2010年12月23日惠州市宝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原告签订《关于福长岭地块事宜的会议纪要》证实原告已提供45572.2平方米地块给被告一。另查之三，2010年7月27日，被告一向被告二出具“承诺书”，确认将公司的股份中划出六个百分点质押给原告，如出让股份，首先清偿原告的欠款。同日，被告二向惠州宝安公司出具“承诺书”，承诺将公司拥有的股份份额中划出六个百分点质押给原告公司，原告有转质押权。2010年7月30日，刘某1、刘某2、柳惠球签署了“7.30会议备忘录”，明确担保抵押的事宜。2010年8月4日，原告与被告一、二签订了《合同书》，三方共同确认：被告一所欠原告债务为人民币37343320元；被告二同意将其与惠州市宝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作的13万平方米土地的房地产项目中，提供占整个项目的6%权益作为被告一对原告欠款的担保抵押。2010年7月27日惠州市金源发实业有限公司（被告二）在出具给案外人宝安公司的“承诺书”，也承诺质押给惠州市威力达集团有限公司的六个百分点，惠州市威力达集团有限公司有转质押权。公司愿意承担一切经济及法律责任，特此承诺。此外，原告陈述，对被告二应承担的担保责任，有通过电话追讨，其中2019年6月27日，原告草拟一份“承诺及确认函”，但被告二没有签名，在电话追讨过程中，原告作了录音。另查之四，原告提供的（2013）惠城法民一初字第1463号民事判决书查明，“原告与两被告在2010年8月4日签订了一份《合同书》，三方就“源发公司欠威力达公司37343320元款项及形成过程进行了确认；对原告与两被告用6%权益担保质押一事作了确认；在庭审中……柳惠球也称其个人与刘潻才所签的合同、协议也代表金源发公司”。另查之五，2018年8月21日被告一的法定代表人刘某2出具《欠款确认书》，确认对原告欠款37343320元，并同意在2018年8月30日前归还，如逾期支付按月利率千分之九计付滞纳金。另查之六，原告提供的“还款计划书”、“借款确认书”法律文书等，证明原告与被告一及刘某2有其他借贷关系。原告提供的进账单、收款收据、银行的支付凭证等，证明原告与宝安公司有其他借贷关系。另查之七，被告一提供2007年9月14日、10月19日的“收据”两张，金额共800万元，被告一认为是支付给原告的土地款，但原告认为该款与本案无关。此外，被告一还提供了原告于2011年11月8日的起诉书副本，证明原告自认被告一拖欠的土地款是19343320元。原告则称，当时出于对资金需求的原因，起诉部分债权，且起诉书还有补偿款的数额被告一没提及，后经双方协商，原告撤诉，并对债权进行了确认。另查之八，刘某2、柳惠球均担任过惠州市金源发实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2019年4月30日，惠州市金源发实业有限公司变更张某1为法定代表人。另查之九，经本院组织原、被告双方进行调解，未能达成一致。以上事实有营业执照、工商信息资料、国土证复印件、合同书、补充合同、补充协议、民事判决书复印件、7.30会议备忘录、承诺书、保证合同及被告方提交的“盘整土地通知”、“收据”两张、民事起诉状复印件、庭审笔录等在案佐证。裁判理由和结果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1、被告一是否应向原告支付37343320元土地转让款？2、被告二是否需要对被告一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原告与被告一、二签订的《合同书》、《协议书》、《会议备忘录》、《保证合同》、《欠款确认书》等，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为合法有效合同。2009年12月30日，原告与被告一签订“补充合同书”，确认了原合同乙方改为“惠州市威力达集团有限公司”；同日，原告与被告二的法定代表人柳惠球签订了“保证合同”，愿意担保原告收清地价款及补偿款为止。2010年8月4日，原告与被告一、二签订了《合同书》，三方共同确认了被告一欠原告债务为37343320元，被告二同意为被告一偿还欠款给原告37343320元作担保并用6%权益作担保抵押或质押;2018年8月21日，被告一的法定代表人在《欠款确认书》中确认同意承担因45572平方米土地转让产生的对原告的欠款共37343320元，并同意在2018年8月30日前清还，如逾期支付按月利率千分之九计付滞纳金。以上合同、协议、确认书签署后，被告一未按约定履行义务，其行为已构成违约。现原告要求被告一支付款项37343320元及利息，有事实和理由，本院予以支持。对被告一认为已在2007年9月14日和10月19日两次共付款800万元土地款的问题及原告在2011年11月8日起诉书中自认被告一拖欠的土地款是19343320元的问题？原告称与本案无关，而且原告与各方及宝安公司有诸多的经济往来，其提交的法律文书及部分流水可以证明；另从付款时间和欠款确认时间来看，被告一提出的800万元付款时间是在2007年期间，而2009年之后，原告及被告一、二对欠款37343320元的事实作了几次确认，其时间在后，因此，被告一的意见，本院不予采信。被告一对该800万元有异议的，可另寻法律途径解决。对被告一认为1000万元是补偿费，支付条件不成就的辩解，因合同约定的土地过户后，双方对欠款37343320元的事实作了多次确认，因此，被告一该意见，不予采纳。关于被告二的担保责任问题？（1）关于保证问题？原告与被告二当时的法定代表人柳惠球在2009年12月30日签订的“保证合同”，约定的担保责任是至原告收清地价款及补偿款为止,该约定应视为约定不明，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2年；2010年后，原告没有证据证明有向被告二主张权利；2014年原告与被告一、二在其他诉讼中有提及担保问题，但仍未作书面确认；至2018年8月21日,被告一的法定代表人刘某2又出具《欠款确认书》，确认对原告欠款37343320元，并同意在2018年8月30日前归还，如逾期支付按月利率千分之九计付滞纳金。双方在签署该份《欠款确认书》时，没有取得被告二书面同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四条“债权人与债务人协议变更主合同的，应当取得保证人书面同意，未经保证人书面同意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据此，作为保证人的被告二不再承担保证责任。（2）抵押、质押问题？对用6%权益作抵押、质押的约定，因该6%权益是预期权益，将来能否实现存在不确定性，且没有办理登记手续，因此，该约定不成立。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一麦科特源发实业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惠州市威力达集团有限公司支付款项37343320元及利息（以款项37343320元为本金，按照月利率9‰，自2018年8月30日起计至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原告惠州市威力达集团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258764.6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一麦科特源发实业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蓝诗祥审 判 员 卢 耀审 判 员 黄链生二〇二一年三月十日法官助理 叶丽伟书 记 员 彭蕙雯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七条：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四条：债权人与债务人协议变更主合同的，应当取得保证人书面同意，未经保证人书面同意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五条：一般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债权人已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保证期间适用诉讼时效中断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