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鄂09民终14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武昌区丁字桥路37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000877599005E。法定代表人:白凯，系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万芙蓉，系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汉川市支公司综合部经理。员工号码：14276214。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某，女，1974年5月6日生，汉族，住湖北省汉川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浩，北京市京师（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成作，男，2004年2月24日生，汉族，住址同上，系陈某之子。法定代理人：陈某，系孙成作之母，公民身份号码：420984197405061781。原审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汉川市支公司。住所地：汉川市人民大道20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9847417608245。负责人：尹雪松，系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皓，湖北松竹梅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上诉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人寿湖北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陈某、孙成作以及原审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汉川市支公司（以下简称人寿汉川支公司），不服湖北省汉川市人民法院（2020）鄂0984民初11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人寿湖北分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给付原告陈某、孙成作“荆楚吉祥宝”交通意外伤害身故保险金1000000元”;改判驳回陈某、孙成作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陈某、孙成作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判决违背法律及司法解释的明确规定，对人寿湖北分公司已依法履行了提示和说明义务的事实作出错误认定，导致对案件基本事实认定错误。1.本案中，孙彦学投保的是《荆楚吉祥宝》电子保单，该电子保单是由孙彦学本人在保险人的网站，根据保险人网站设定的投保流程操作完成后自动生成的。孙彦学作为投保人在投保时，在其操作流程中，保险人以网页、音频、视频等形式特别对投保范围及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专门予以提示和明确说明了，且只有在孙彦学对操作流程中出现的对投保范围及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进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的网页勾选“已阅读并同意以上告知”并点击确认后才能进入下一个页面即进入下一步流程，最终孙彦学投保的《荆楚吉祥宝》电子保单在经过孙彦学全部确认并缴纳保险费后才生成，而生成的电子保单共2页，孙彦学既可以在网上看到生成的包括投保范围及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在内的全部内容的电子保单，也可以打印该电子保单。对于上述电子保单投保各流程步骤和网页内容及保险人对投保范围及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以网页形式专门予以提示和明确说明的情况，人寿湖北分公司的代理人已在一审庭审中进行了现场演示并提交了网页截图照片予以证明。人寿湖北分公司在一审中已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证明人寿湖北分公司已完全履行了提示和说明义务。2.采用电子保单订立的保险合同与传统保险合同并无本质区别，但考虑到这种新型保险合同订立的特殊方式，最高人民法院就此类保险合同免责条款提示与明确说明义务的履行方式作出了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陈某、孙成作辩称：1.本案的保险合同双方均认可成立并生效。2.关于投保范围和责任免除条款应当区分开来，责任免除条款属于保险公司法定不予赔付的保险金条款，如果本案的被保险人属于免责条款当然不应当支付保险金，但是本案人寿湖北分公司上诉理由是被保险人属于投保范围的职业，该投保范围为人寿湖北分公司内部条款，且人寿湖北分公司在知晓被保险人由驾照的情况下仍然给与承保，可以理解为人寿湖北分公司认为被保险人可以投保。3.关于投保范围，基于正常人的理解该条款应当为格式条款，涉及到的职业达数百种之多，且字体非常小，且是在手机小屏幕范围内显示，应当属于合同中格式条款的情形。4.“随车人员”我方认为不能扩大解释为所有的车辆乘坐人员。根据合同法第41条，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理解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解释，本案被保险人不能作为扩大解释中的随车人员来理解。5.该承保范围的约定，人寿湖北分公司既然进行了承保并收取了保险金，签订了保险合同，保险合同成立且生效，那么可以认定人寿湖北分公司已经认可被保险人不属于条款范围内的人员。6.该投保范围的分类属于保险公司内部规定，对外不产生法律效力，根据2015年7月29日社会和劳动保障部等8个部门制定的职业大典1481个职业中没有长途客货车司机及随车人员的职业，所以随车人员作为一个职业没有法律依据，人民法院不应该认可该职业。7.即使有随车人员的职业，也不应当理解为所有乘坐机动车的均为随车人员，否则于本案的保险合同中特别约定的第一条，被保险人搭乘本合同约定的交通工具意外损害，本公司给予身故保险金机动车100万元，与该保险条款相矛盾。只要是随车人员保险公司都可以免责，这样的逻辑不符合常理，本案特别约定第一条为合同主要条款，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本案的生效合同依法判决，一审法院判决完全正确。陈某、孙成作一审诉讼请求：1.请求判决人寿湖北分公司支付陈某、孙成作交通意外伤害身故保险金100万元；2.请求判决人寿汉川支公司对诉讼请求1承担连带责任；3.判令人寿汉川支公司、人寿湖北分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及与诉讼相关费用。一审认定：2019年10月3日，孙彦学在搭乘其子孙恒驾驶的鄂Ａ×××××轻型自卸货车在武汉市东西湖区发生机动车交通事故，当日孙彦学被送往武汉市协和东西湖医院治疗6天后身故。2019年10月23日，武汉市东西湖区交通大队出具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被保险人孙彦学无责任。另查明，2019年5月20日，孙彦学在人寿汉川支公司营业网点内，购买了人寿湖北分公司名为“荆楚吉祥宝”的电子保单一份。孙彦学于当日缴纳了保险费用365元，保险合同于2019年5月21日生效，保险期间一年（自2019年5月21日零时至2020年5月20日二十四时止）。保单约定的“交通意外伤害身故及伤残保险金”为400万，其中特别约定的第一条为:“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搭乘本合同约定的交通工具时遭受意外伤害，本公司以下列约定给付身故保险金：飞机100万/轨道100万/轮船100万/机动车100万”。且事故发生在孙彦学投保的“荆楚吉祥宝”的电子保单有效期内。事故发生后，孙彦学的受益人即本案陈某、孙成作向人寿汉川支公司提出给付保险金请求时，人寿汉川支公司、人寿湖北分公司以该保险事故属于免赔事由拒绝赔付。还查明，孙彦学父亲孙乐新，母亲项春娃。妻子陈某，二人育有二子，长子孙恒，次子孙成作。孙乐新、项春娃、孙恒于2020年6月23日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放弃继承声明书，声明由陈某、孙成作为受益人继承孙彦学的遗产。一审法院认为，孙彦学所投保的“荆楚吉祥宝”虽属电子保单，但保险合同所约定的投保范围及免责条款仍属于人寿汉川支公司、人寿湖北分公司所提供的格式条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在人寿汉川支公司、人寿湖北分公司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已向孙彦学履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的情况下，该免责条款对投保人孙彦学无效。人寿汉川支公司、人寿湖北分公司仅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二条的规定，以孙彦学在电子保单上签字时，是以网页方式对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予以提示和明确说明，本着保险合同有利于客户解释的精神，一审认定人寿汉川支公司、人寿湖北分公司对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未向孙彦学履行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二、被保险人孙彦学是否属于“长途客货运输车司机及随车人员”。关于“长途客货运输车司机及随车人员”中的“随车人员”的解释应包含两种，一是长期从事跟车服务，装卸货物工作的人员；二是偶然搭乘货车的随行人员。保险公司之所以将“长途客货运输车司机及随车人员”排除在投保范围之外，是因为“长途客货运输车司机及随车人员”发生保险事故的风险比较高，保险责任较大，故保险合同中所约定的“随车人员”应属第一种解释中长期从事跟车服务，装卸货物的工作人员，并不能排除偶然搭乘货车而作为随行人员身份发生保险事故的情形。本案中，被保险人孙彦学搭乘货车时发生交通事故，作为货车随车人员，在存在两种不同解释的情况下，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故一审认为，被保险人孙彦学不属于保险合同所约定的“长途客货运输车司机及随车人员”。三、关于保险公司应否赔付保险金问题。结合对争议焦点一、二的认定，人寿汉川支公司、人寿湖北分公司未对投保人孙彦学就投保范围的免责条款履行提示或者明确说明义务，仍接受孙彦学的投保，并收取了孙彦学的保险费用365元，依法对双方的保险合同关系予以确认。在投保人孙彦学搭乘鄂Ａ×××××轻型自卸货车发生机动车交通事故时，投保人孙彦学并无交通违法行为，且其所搭乘的货车行驶证合法有效，也没有保险合同所约定的免责事由，故人寿汉川支公司、人寿湖北分公司应按照保险合同的特别约定赔付陈某、孙成作因搭乘机动车发生交通意外伤害身故的保险金1000000元。综上所述，孙彦学与人寿汉川支公司、人寿湖北分公司签订的“荆楚吉祥宝”人身保险合同是合法、有效的，双方应按保险合同约定享有权利及承担义务。对陈某、孙成作的第二项诉讼请求，经庭审查明，孙彦学所投保的“荆楚吉祥宝”人身保险合同虽是在人寿汉川支公司处营业网点内购买的，但从陈某、孙成作、人寿汉川支公司、人寿湖北分公司双方所提交的“荆楚吉祥宝”的内容上看，该保险单的签发机构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公司，本案的保险人实际应为人寿湖北分公司。故陈某、孙成作要求人寿汉川支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未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条、第十条、第十四条、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的规定，判决：一、人寿湖北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给付陈某、孙成作“荆楚吉祥宝”交通意外伤害身故保险金1000000元；二、驳回陈某、孙成作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人寿湖北分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证据。二审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另查明，案涉“荆楚吉祥宝”保险单的签发机构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公司，故本案的保险人为人寿湖北分公司。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本案二审针对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案涉争议条款是否属于免责条款？如属于免责条款，保险人是否尽到提示和说明义务？关于焦点问题本院分述如下：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13】14号）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保险人提供的格式合同文本中的责任免除条款、免赔额、免赔率、比例赔付或者给付等免除或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可以认定为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故案涉“被保险人从事长途客货运输车司机及随车人员职业，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赔付责任”属于免责条款，保险人应当对该免责条款进行提示并作出明确说明。其次，一审认为“随车人员的解释应包含两种，一是长期从事跟车服务，装卸货物工作的人员；二是偶然搭乘货车的随行人员”，该理解符合社会大众的通常理解，本院予以确认。人寿湖北分公司未提供证据证实孙彦学系长期从事跟车服务的随车人员，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应认定孙彦学不属于长途客货运输车司机及随车人员。同时，该保险条款中的“长途”“随车人员”均存在不同理解，保险公司提供的投保流程图仅能证实其履行了说明义务，而不能证实其就“长途”“随车人员”的概念进行了明确说明的法定义务，故人寿保险湖北分公司主张“只要在客货运输车上的除司机以外的人员均属于随车人员，应予免责”是对“随车人员”扩大的解释，故其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最后，案涉保险虽是电子保单，但系被保险人孙彦学在人寿保险汉川支公司营业厅进行的投保，而保险公司仅询问了被保险人是否有驾驶证，在得知被保险人驾驶证已被吊销的情况下，并未就被保险人具体从事何种职业以及是否属于投保范围进行进一步核实审查。本院认为，案涉保险涉及的不予承保的职业类别众多，保险人应当对于被保险人是否属于保险公司承保范围进行主动审查，但保险公司对于被保险人是否属于案涉保险合同的投保范围未尽到审查义务即进行了承保，亦应承担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综上所述，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经合议庭评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上诉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石仁礼审判员  汪书力审判员  张杨玉二〇二一年三月一日书记员  陈 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