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晋05民终55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山西汇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晋城市城区凤台西街（晋豪大厦七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法定代表人：许某，任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茹某，女，系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琚某，山西士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晋城市山金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晋城市城区中原街615号（龙泉花园1幢3单元11层1101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法定代表人：李某1，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某，山西弘毅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2，山西弘毅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3，男，1985年10月1日生，汉族，山西省泽州人，现住晋城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于某，男，1981年5月28日生，汉族，晋城市人，现住晋城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红旗渠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林州市国家红旗渠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办公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法定代表人：李某4，任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某，山西君宜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山西汇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邦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晋城市山金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金公司）、李某3、于某、红旗渠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旗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晋城市城区人民法院(2020)晋0502民初33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汇邦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琚某，被上诉人山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某、李某2，被上诉人李某3，被上诉人于某，被上诉人红旗渠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汇邦公司的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山西省晋城市城区人民法院(2020)民初3368号民事判决并发回重审，或者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二、本第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本案中,与山金公司构成买卖合同关系的是红旗渠公司及于某，而非上诉人。1、于某挂靠红旗渠公司资质承包汇邦现代城8#9#楼工程,是实际施工人。李某3为于某的项目经理。一审过程中,山金公司提供一份其与项目经理李某3签订的《晋城市汇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现代城项目PVC管材、管件采供合同》,李某3作为现代城8#9楼项目的项目经理,签订材料购买合同属于职务行为,合同履行义务应当由其雇主于某或红旗渠公司承担。在款项支付中,于某填写借支单，汇邦公司应于某要求将10万元材料款转至山金公司账户，于某在一审庭审中也对该笔款项表示认可,表明于某认可该笔款项的付款人应当是于某本人，现于某否认其为山金公司的合同相对方,违反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2、山金公司是经营十余年的独立法人，其有判断合同相对方的能力。山金公司在诉状中自认其买卖合同的相对方是红旗渠公司及于某,其对汇邦公司的要求仅仅是在汇邦公司欠付工程款的前提下承担付款责任,而非其买卖合同的相对方是汇邦公司。3、本案一审中,山金公司提交的收货单上收料人的签字均为红旗渠公司及于某员工,若该材料由汇邦公司购买,汇邦公司不可能将收货确认这样重要的工作交由他人负责。按照买卖关系中的一般规则,谁购买、谁收货、谁付款,可以推定,红旗渠公司及于某为购买材料的相对方，与山金公司构成买卖合同关系。因此,与山金公司构成买卖合同关系的是红旗渠公司及于某,而非汇邦公司。一审认定汇邦公司为买卖合同的相对人并判令上诉人承担责任是错误的。二、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据山金公司陈述,山金公司于2014-2015年向红旗渠公司及于某供货,货款共计260169.4元。其与汇邦公司无任何法律关系,其向汇邦公司主张红旗渠公司及于某欠付其材料款不构成诉讼时效中断事由。因此其早已超过诉讼时效。法院应驳回其诉讼请求。被上诉人山金公司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得当，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李某3辩称,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本人不是于某的项目经理，而是库管员，项目经理在汇邦公司是有备案的。被上诉人于某辩称,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二审诉讼费由上诉人承担。原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本人与山金公司互不认识，之前也没见过，工地结束五年之内也不知道汇邦公司的材料供应商有山金公司。本人给汇邦公司提供的是清包，材料都是汇邦提供，由汇邦公司直接对接，被上诉人只负责签收，不负责付款。被上诉人红旗渠公司辩称,一审认定买卖合同卖方是山金公司，买方是汇邦公司，认定事实清楚，应该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山金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四被告共同偿还货款160169.4元，并从2015年5月24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至货款付清之日止；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汇邦公司与被告红旗渠公司是发包方和承包方的关系，被告红旗渠公司承包了被告汇邦公司开发的汇邦现代城8#、9#楼工程。被告于某是借用被告红旗渠公司资质施工的施工人，被告李某3是被告于某雇佣的工人。2014年5月，被告原告与被告汇邦公司协商确定，由原告向汇邦现代城8#、9#楼供应PVC管材、管件，双方还就供货材料规格、价格等进行了协商并达成一致意见。原告从2014年5月至2015年5月24日，累计向汇邦现代城8#、9#楼供应了价值260169.4元的PVC管材、管件。期间，被告汇邦公司于2015年2月17日给原告转账10万元，用于支付上述货款。剩余货款160169.4元，原告曾多次向被告李某3、被告汇邦公司索要，被告之间相互推诿，均未予支付。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原被告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有两个：一、本案原告的诉讼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二、与原告建立买卖合同的相对方是谁，四被告应如何承担责任。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188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195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的；（二）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三）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四）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本案中，原告提供了其与被告李某3的通话记录及证人张某、原某的出庭证词，可以证明供货结束后至2020年期间原告不断向被告李某3、被告汇邦公司索要货款，但被告相互推脱，均不支付货款的事实。因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了履行请求，所以诉讼时效中断，原告的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原告提供的《晋城市汇邦房地产开发邮资按公司现代城项目的PVC管材、管件采供合同》中抬头处需方（甲方）写为“汇邦现代城8#、9#楼”，落款处甲方签章处为空白，无签字、盖章，甲方代表人处签有“李某3”名字，盖有收货专用章，对此，被告李某3辩称其是代表被告于某签订的合同，被告于某予以否认，故该合同不能反映与原告建立买卖合同的相对方是谁，该合同缺少明确的合同当事人，未依法成立。通过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及证人证言，可以确定，与原告进行货物规格、价格等相关买卖事宜磋商的是被告汇邦公司，收货地点也是被告汇邦公司指定的，案涉管材、管件事实上也用在了被告汇邦公司开发的汇邦现代城8#、9#楼，故原告与被告汇邦公司建立了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被告汇邦公司应当承担支付货款的责任。被告李某3、于某、红旗渠公司均不是案涉买卖合同的相对人，不应承担支付货款的责任。原告主张累计向被告汇邦公司供货260169.4元，有案涉工程场馆方、质检方、收料方签字的收料单为证，一审法院予以确认。由于被告汇邦公司已经支付了原告货款10万元，故其应当支付的剩余货款为160169.4元。至于四被告之间互相辩称应由其他被告支付货款及应由在建设施工合同中供应材料一方承担支付原告货款责任的意见，一审法院认为四被告之间的约定仅系被告之间的内部约定，不能对抗善意的原告，故四被告该辩称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原告要求支付利息的请求，因原被告之间未约定付款时间，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被告应当在收到货物时支付货款，被告逾期付款的行为给原告造成损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之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利息，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山西汇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晋城市山金工贸有限公司货款160169.4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原告晋城市山金工贸有限公司自2015年5月24日至2019年8月20日期间的利息及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原告晋城市山金工贸有限公司自2019年8月21日至全部款项付清之日止的利息。二、驳回原告晋城市山金工贸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50元，由被告汇邦公司承担。二审中，上诉人汇邦公司提交晋城市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晋0502民初752号民事判决和（2020）晋0502民初2006号民事判决。特别指出（2020）晋0502民初2006号民事判决与本案的合同、情况是完全一致的，李某3在合同上签字了。两份判决均认定汇邦公司并非买卖合同的相对方，上诉人以此主张本案汇邦公司与一星兆公司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被上诉人山金公司质证称，（2020）晋0502民初752号民事判决与本案的情况不一样，该案中汇邦公司和广丰公司对于购买材料有合同约定，广丰公司和原告签订有供销合同。（2020）晋0502民初2006号民事判决也与本案不一致，该案中佳兴公司认可委托关系，和汇邦公司对于材料的购买也有约定。当时供货是汇邦公司的材料经理找的公司法定代表人谈的进货事项，并提供了李某3的电话。李某3具体身份公司法定代表人也不清楚，只知道收货是李某3。当时汇邦公司所有的材料供货都不签合同，因为山金公司有签合同的习惯，就让李某3给签了字，加盖收料章。汇邦公司开会说过材料款以后全部由汇邦公司从承包方的承包款里扣出来，（2020）晋0502民初2006号案件中，汇邦公司没有给山金公司付过钱，山金公司和佳兴公司签订的合同有佳兴公司的公章。被上诉人李某3质证称，对两份判决书真实性没有异议。本案应该由汇邦公司支付山金公司货款，因为材料都是汇邦公司和供应商联系的，本人只管接收，没有参与材料购买协商。山金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某1说汇邦公司让补个合同，本人没有章，李某1说盖收料章签个字就行。被上诉人于某质证称，同李某3质证意见一致。被上诉人红旗渠公司质证称，该两份判决的基本情况与本案不一致，对本案不具有影响力。本院对该两份判决认定如下：（2020）晋0502民初2006号判决中，材料供应商与承包人签订有采购合同，并加盖了承包人公司公章，这与本案中收料章代表的意义不同。（2020）晋0502民初752号判决中，发包人与承包人就材料采购进行了约定，承包人根据该约定与供货商签订有供货协议。该两份判决的事实与本案并不相同。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2、上诉人是否应当向山金公司支付货款及利息。关于焦点1，一审判决已经详细阐述理由，本院在此不再赘述。上诉人汇邦公司认为其与被上诉人山金公司没有合同关系，故山金公司向其主张权利不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果。对此本院认为，山金公司以上诉人系付款义务人为由向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其在诉讼前向上诉人多次索要货款的行为理应认定为系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果。上诉人针对焦点1所提理由不成立。关于焦点2，山金公司提交的收料单有上诉人汇邦公司的工作人员、实际施工人于某的工作人员的签字，山金公司实际供货的事实可以认定。山金公司主张系与上诉人汇邦公司就价格、数量、送货地点进行协商的证据系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某1的陈述。本院认为，在一审诉讼之前李某1曾与李某3通话索要货款，李某3回答你的价格等信息都是和汇邦公司协商的，和我没有关系。李某1在通话对该事实表示认可。该通话发生于诉讼之前，李某1在索要货款过程中认可该事实显然对其向李某3索要货款不利，李某1此时认可的于己不利的事实有较高可信度。再结合汇邦公司的付款情况以及同项目中其他类似材料商的采买、供货情况，可以认定山金公司关于就买卖合同的核心要素系与汇邦公司进行协商的事实高度可信。山金公司在本案中签订有《晋城市汇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现代城项目的PVC管材、管件采供合同》，但合同落款甲方签章处为空白，无签字、盖章，甲方代表人处签有“李某3”名字，盖有收货专用章。李某3负责收料，无权代表实际施工人或者承包方对外签订合同，也没有证据证明李某3在签订过程中表明其系代表实际施工人签署，合同签章也并非公章或者合同章。该合同的签章情况结合前述合同内容协商过程来看，李某3的签章不足以认定是建立买卖合同的意思表示，更倾向于表明其收货身份。一审认定汇邦公司系实际的采购方有事实依据。上诉人认为其向山金公司付款系于某借支，并非基于买卖合同关系。对此本院认为，上诉人汇邦公司提供的记账凭证、借支单可以证明本案部分货款是通过实际施工人借支的方式，由汇邦公司直接向山金公司支付。结合前述定价、采买的过程，该付款方式可以视为发包人汇邦公司、实际施工人于某对由实际施工人于某借支款项辅助完成支付流程，发包人汇邦公司履行向材料供应商付款义务的付款方式达成了一致意见。现没有证据证明汇邦公司已经将包含案涉货款的工程款支付给了实际施工人于某或者红旗渠公司，一审判令上诉人汇邦公司向山金公司支付货款及利息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500元，由上诉人山西汇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秋萍审判员 李海霞审判员 李 然 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王 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