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民终2161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冠邑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盐田区东海四街9号绿色盐港家园A1-1005，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083417230L。法定代表人：尹某，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中明，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中伟，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罗湖区罗芳路122号南方大厦A座2-10、17-28层、B座1-4、15-19层，统-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892305861T。负贵人：李振平，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单新凤，广东深天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婷，广东深天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谋红，男，1966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武冈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肖贻放，男，1943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洞口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和连，女，1946年6月14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洞口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胜兰，女，1989年3月1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洞口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湘凤，女，1997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武冈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湘龙，男，1998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武冈市。上述六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婷，广东鹏城阳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左欣捷，男，1986年3月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宜章县。原审被告：铜鼓县畅通汽车运输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宜春市。法定代表人：徐建荣，经理。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宜春市袁州支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负责人：颜军，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熊中华，江西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春然，江西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深圳市冠邑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冠邑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深圳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谋红、肖贻放、李和连、刘胜兰、刘湘凤、刘湘龙、左欣捷、原审被告铜鼓县畅通汽车运输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畅通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宜春市袁州支公司（以下简称人保袁州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均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3民初333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冠邑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2019）粤0303民初33321号民事判决的第一项，改判为刘谋红、肖贻放、李和连、刘胜兰、刘湘凤、刘湘龙因本次交通事故造成损失总额为1424506.3元。2.变更认定刘谋红与冠邑公司在事发时不存在挂靠关系。3.判决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用不由冠邑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对于受害人近亲属因处理丧葬事宜住宿费的认定过高，因此造成刘谋红、肖贻放、李和连、刘胜兰、刘湘凤、刘湘龙应得赔偿款总额存在错误。一审法院酌定受害人近亲属因处理丧葬事宜住宿费为13500元（450元/天/人×10天×3人）。冠邑公司认为，住宿费根据发票据实计算。刘谋红、肖贻放、李和连、刘胜兰、刘湘凤、刘湘龙未提交住宿费发票，刘谋红、肖贻放、李和连、刘胜兰、刘湘凤、刘湘龙应承担未举证的不利诉讼后果。一审法院按最高标准酌定住宿费为13500元过高。综合本案情况，冠邑公司请求减少4500元，认为住宿费为9000元。据此，扣除减少的4500元住宿费，刘谋红、肖贻放、李和连、刘胜兰、刘湘凤、刘湘龙因本次交通事故造成损失总额为1424506.3元。二、一审法院认定刘谋红与冠邑公司在事发时存在挂靠关系错误。（一）一审法院认定买卖合同的附件载明有《机动车证件挂靠合同》属事实不清，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刘谋红与冠邑公司在事发时存在挂靠关系存在错误。1.涉案《机动车买卖合同（分期付款方式）》的第十条第四款中记录本合同的附件包括《机动车证件挂靠合同》，是因为冠邑公司和刘谋红当时制作涉案《机动车买卖合同（分期付款方式）》时是以类似合同范本为底稿，由于疏忽而未对该内容进行删除。但是，冠邑公司和刘谋红事实上没有签订过《机动车证件挂靠合同》。一审法院对此未作调查，属事实不清，存在错误。刘谋红在一审中主张冠邑公司应承担赔偿责任，甚至罔顾客观事实，主张刘谋红与冠邑公司存在劳务关系。因此，如果冠邑公司和刘谋红有签订《机动车证件挂靠合同》，刘谋红会在一审中提交该《机动车证件挂靠合同》。但刘谋红没有提交《机动车证件挂靠合同》，也印证了双方事实上没有签订该合同。2.对于冠邑公司转让的车辆，如果车辆转让后仍然登记在冠邑公司名下，冠邑公司按两种方式办理。一种方式是购车人在购买取得车辆后仍然以冠邑公司的名义对外从事运输业务，冠邑公司为其提供运输合同盖章、发具发票的服务。按这种方式办理时，购车人在与冠邑公司签订《机动车买卖合同》时，同时还要与冠邑公司签订《机动车证件挂靠合同》。对于这种情况，由于购车人在之后仍以冠邑公司的名义对外从事运输业务，冠邑公司认可该购车人与冠邑公司存在挂靠关系。另一种方式是购车人在购买取得车辆后不以冠邑公司的名义对外从事运输业务，冠邑公司不提供运输合同盖章、开具发票等服务。按这种方式办理时，购车人在与冠邑公司签订《机动车买卖合同》时不签订《机动车证件挂靠合同》。对于这种情况，由于购车人在之后不以冠邑公司的名义对外从事运输业务，冠邑公司与该购车人不存在挂靠关系。冠邑公司与刘谋红在履行《机动车买卖合同》过程中不签订《机动车证件挂靠合同》，这一事实印证双方之间不存在挂靠的事实。（二）一审法院认定刘谋红存在多次向冠邑公司支付200元的转账记录，属事实不清，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刘谋红与冠邑公司在事发时存在挂靠关系存在错误。1.一审法院未查明刘谋红支付200元的原因，未查明该200元的性质，属查明事实不清。2.关于刘谋红向冠邑公司转账支付200元的原因和性质。冠邑公司和刘谋红约定，刘谋红为冠邑公司运输货物。因此，双方不仅存在车辆买卖合同关系，还存在运输合同关系。冠邑公司有稳定的运输货源，为此，冠邑公司根据与刘谋红的约定，安排刘谋红在江西和深圳之间往返运输货物。由于刘谋红对涉案车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因此，刘谋红是自主决定是否为冠邑公司运输货物。事实上，当刘谋红没有利润更大的运输业务时，刘谋红就会承接运输冠邑公司的货物；当刘谋红承接到利润更大的运输业务时，刘谋红就会去运输自己所联系的利润更大的运输业务。此时，冠邑公司就要临时寻找其它车辆替换原已安排由刘谋红运输的货物。由于临时寻找车辆的运输价格高于长期合作车辆的运输价格。因此，当刘谋红去运输自己的货物而取消为冠邑公司运输货物时，刘谋红会根据双方的约定向冠邑公司支付200元用于赔偿冠邑公司的损失。因此，刘谋红所支付的200元并不是车辆挂靠管理的费用，而是因刘谋红未履行运输合同所支付的违约赔偿费用。3.刘谋红与冠邑公司对200元转账的性质主张不同。刘谋红主张其每运输一单业务向冠邑公司支付挂靠管理费200元；冠邑公司则主张双方存在运输合同关系，200元转账是刘谋红未履行运输合同所支付的违约赔偿费用。第一，从举证责任来看，不应当采纳刘谋红的主张。刘谋红主张200元转账是挂靠管理费，没有提供客观证据，仅仅是其单方陈述。而冠邑公司主张200元转账是违约赔偿费用，有《机动车买卖合同（分期付款方式）》印证。根据争议事实的证明规则，刘谋红主张200元是挂靠管理费应负有举证责任，其未履行合格的举证义务，应承担未举证的后果。但一审法院将200元转账认定为挂靠关系的依据，相当于让冠邑公司承担未举证的后果，违反了诉讼的证明规则。第二，从生活情理来看，不应当采纳刘谋红的主张。假如刘谋红的主张属实，此项挂靠管理费属于冠邑公司固定的、经常性收入，冠邑公司应当会将此项收入记录在双方所签订的《机动车买卖合同（分期付款方式）》中。但实际上，该合同并无此约定。双方签订《机动车买卖合同（分期付款方式）》后，冠邑公司将涉案车辆交付给刘谋红，涉案车辆系由刘谋红控制和管理。刘谋红在以涉案车辆承接运输业务时并不需要在冠邑公司办理任何手续。刘谋红以涉案车辆承接运输业务，完全脱离冠邑公司的监控，冠邑公司无法知道刘谋红承接了多少运输业务，也无法核实刘谋红实际应该支付多少挂靠管理费，这明显不符合正常的生活情理。相反，按照冠邑公司的主张，冠邑公司为刘谋红安排运输业务，而刘谋红不承运时，刘谋红才需向冠邑公司支付200元违约赔偿费，这才符合正常的生活情理。刘谋红主张其每运输一单业务向冠邑公司支付挂靠管理费200元，但依据刘谋红提供的微信支付交易明细统计，在2019年4月1日至2019年9月10日长达162天的时间内，刘谋红总共只向冠邑公司支付了18笔的200元转账，即平均每9天才支付一次200元转账。刘谋红是以涉案车辆专门从事运输业务，显然不可能每9天才承接一单运输业务。这一事实也说明刘谋红主张的每运输一单业务向冠邑公司支付挂靠管理费200元不符合正常生活情理。第三，从刘谋红在诉讼过程中的不诚信行为来看，也不应当采信刘谋红的主张。在一审法院对本案关联案件进行审理时，刘谋红在其提交的《答辩书》中陈述“具体到本案中，事故发生时，答辩人以冠邑公司名义承接了第三方深圳誉X公司的运输业务”。但是在一审开庭时，当冠邑公司代理人向刘谋红发问时，刘谋红又确认是“以自己的名义用涉案车辆为第三方运输货物，自主收取运费”。从上述内容来看，刘谋红在诉讼中存在不诚信的事实。基于此事实，刘谋红对200元转账的性质提供的证据未优于冠邑公司，其主张不应被采纳。一审法院未查明该事实，仅凭刘谋红的片面之言就认定刘谋红与冠邑公司之间存在挂靠关系错误。（三）冠邑公司与刘谋红之间不存在挂靠经营关系。1.挂靠经营的特点和要件。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在《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挂靠经营”含义的复函》中答复湖南省交通运输厅，“《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所称“挂靠经营”，是指道路客运车辆的机动车登记证书及行驶证的所有（权）人不具备道路客运经营资质，但以其他具备资质的企业名义从事道路旅客运输经营活动的行为。挂靠经营者的相关经营行为由被挂靠的企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由此可见，挂靠经营的特点和要件是“以其他具备资质的企业名义从事经营活动”。2.冠邑公司与刘谋红之间不存在挂靠经营关系。由于刘谋红在购买取得涉案机动车后并不是以冠邑公司的名义从事经营活动。因此，双方之间不存在挂靠经营关系，主要理由如下：第一，双方明确约定刘谋红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机动车买卖合同（分期付款方式）》第五条第8款中约定“当甲方将机动车移交给乙方后，除非双方另行约定，乙方对机动车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具体包括但不限于：机动车的经营业务由乙方自行招揽、机动车的运营由乙方自行安排和管理、机动车的司机由乙方自行招聘、机动车的收益由乙方独自享有、机动车产生的费用和法律责任由乙方自行承担。”。第二，双方明确约定刘谋红不得以冠邑公司的名义对外从事经营活动。《机动车买卖合同（分期付款方式）》第五条第9款中约定：“除非获得甲方书面授权，乙方不得以甲方的名义对外从事经营活动。”。第三，刘谋红实际上也是自主经营运输业务，并且不是以冠邑公司的名义从事经营活动。刘谋红经营的运输业务一共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承运冠邑公司的货物。关于这一部分，刘谋红是以自己的名义与冠邑公司履行运输合同，冠邑公司按双方约定的标准向刘谋红结算支付运费，刘谋红并不是以冠邑公司的名义与冠邑公司签订和履行运输合同。另一部分是刘谋红以自己的名义承接运输其他客户的货物。冠邑公司提交的《货物出库单》是刘谋红为广东中X公司运输柴油尾气处理液的运输凭证，涉案交通事故即是刘谋红在为广东中X公司运输柴油尾气处理液的过程中发生的。由于刘谋红承运的前述柴油尾气处理液在涉案交通事故中烧毁，刘谋红需要在保险公司办理定损理赔。冠邑公司才从刘谋红处拿到该份证据。另外，刘谋红在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2020）粤0303民初243号案时有亲自承认，其是以自己的名义用涉案车辆为第三方运输货物、自主收取运费。（四）一审法院以涉案车辆的道路运输证业户名称仍为冠邑公司为由认定挂靠关系，没有依据，存在错误。1.办理道路运输证只是行政机关对运输管理的行政措施。这种措施与刘谋红以谁的名义从事运输经营行为无关。依据道路运输证认定挂靠关系，没有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2.如前所述，刘谋红并没有以冠邑公司的名义从事运输业务，而刘谋红的客户也没有要求及认为刘谋红是以冠邑公司的名义承运货物。因此，涉案道路运输证并不是刘谋红从事案涉运输业务的前提条件要求。3.由于刘谋红及客户均没有要求及认为刘谋红是以冠邑公司的名义从事运输业务。因此，相关主体并没有因此对承运人的主体资格和资信产生误解。冠邑公司也没有对刘谋红的行为和责任进行背书。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存在挂靠关系不符合客观事实。由刘谋红自行承担责任并不会损害第三方的利益。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存在错误，冠邑公司请求二审法院采纳冠邑公司的上诉请求。人保深圳分公司的上诉请求：1.撤销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3民初3332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改判人保深圳分公司在商业三者险及交强险的限额内向刘谋红、肖贻放、李和连、刘胜兰、刘湘凤、刘湘龙赔偿430922.64元。2.判令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刘谋红、肖贻放、李和连、刘胜兰、刘湘凤、刘湘龙、左欣捷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导致人保深圳分公司向刘谋红、肖贻放、李和连、刘胜兰、刘湘凤、刘湘龙应赔偿数额计算有误，应依法改判。本次事故造成双方车辆严重受损，乘客吴某当场死亡，乘客肖某经抢救无效死亡，刘谋红、左欣捷受伤。在本次交通事故中，刘谋红与左欣捷负同等责任。依照法律规定，刘谋红、左欣捷分别应承担50%的损害赔偿责任。人保深圳分公司系粤BXXXX(粤BXXXX挂）号车交强险及第三者商业责任险的保险人，第三者商业责任险的保险限额为1500000元。同时，本次事故中，另一受害人吴某的近亲属已经在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就本次交通事故所致损害提起诉讼，案号为（2020）粤0303民初243号。因此，人保深圳分公司承担两案的赔偿责任应以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的限额为限。另外，一审法院在判决中还遗漏了人保深圳分公司向畅通公司在粤BXXXX号车的交强险范围内赔付赣CXXXX号车辆车损2000元和在三者险范围内赔付赣CXXXX号车辆车损137868.08元的事实。以上已赔付金额应从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的限额中予以扣除。人保深圳分公司在一审答辩状里面已说明了此项事实，同时提交了证据，但是一审法院计算的时候却没有扣除。因此，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3民初3332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应依法改判为人保深圳分公司在商业三者险的赔偿限额内向刘谋红、肖贻放、李和连、刘胜兰、刘湘凤、刘湘龙赔偿430922.64元(568790.72-137868.08)。现另案的一审判决已经作出，但刘谋红、左欣捷以及深圳市冠邑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均提起上诉，因此将影响人保深圳分公司在另案中承担的保险赔偿责任。无论另案的最终判决结果如何，人保深圳分公司已赔付的三者车的车损均应从保险赔偿限额内予以扣除。粤BXXXX号车辆所投保的交强险限额为12万元，三者险限额仅剩余1362131.92元，人保深圳分公司在本次事故中对左欣捷、吴某、肖某所承担的最终赔偿金额总额不应超过前述限额。二、一审法院判决的部分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依法予以纠正。受害人的母亲李和连于1946年6月份出生，事故发生时其年龄为73岁4个月，故抚养年限仅为6年8个月。刘谋红、肖贻放、李和连、刘胜兰、刘湘凤、刘湘龙却主张扶养年限为7年。对于超过部分，应当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在认定事实错误，进而导致判决结果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和第三项之规定，请求依法撤销原审裁判后改判。刘谋红、肖贻放、李和连、刘胜兰、刘湘凤、刘湘龙答辩称，一、对于人保深圳分公司的上诉，1.人保深圳分公司应当提供赣CXXXX号车辆定损报告和维修费发票，以证明该车辆是全部毁损还是部分毁损及实际损失的数额情况，这样才能确定人保深圳分公司赔付第三者的车损数额是否合理和是否应以该车辆出险时的实际损失或实际价值按照事故责任比例进行赔付。2.因为涉案赣CXXXX号车辆本身也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投保了商业机动车损失保险，故在该车辆毁损之后理应由本车的保险公司在车损险范围内进行全额赔付后再进行代为追偿。然而由于本案存在车损险与三者险都隶属于同一保险公司的特殊情况，人保深圳分公司在明知本次交通事故存在超额赔付的情况下，仍然优先赔付第三者的车损导致本次事故的两位死者家属得不到充分的保险赔偿保障，这对他们而言是非常不公平的。综上，恳请二审法院在查清车辆出险时实际损失情况下，对于人保深圳分公司应当赔付的车损部分在保险范围内与两位死者所受的损失按比例进行分配。二、对于冠邑公司的上诉，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该认定。左欣捷答辩称，一审审判程序合法，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涉案事故死者家属与冠邑公司、人保深圳分公司之间就赔偿金额的争议，请求法院依法公正裁判。刘谋红、肖贻放、李和连、刘胜兰、刘湘凤、刘湘龙向一审法院提出起诉，请求：1.判令人保深圳分公司、畅通公司、左欣捷、人保袁州支公司、冠邑公司赔偿刘谋红、肖贻放、李和连、刘胜兰、刘湘凤、刘湘龙损失共计1490545.03元；2.判令人保袁州支公司在赣CXXXX号车交强险、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承担的赔偿责任，且人保深圳分公司在粤BXXXX号交强险、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承担对刘谋红、肖贻放、李和连、刘胜兰、刘湘凤、刘湘龙的赔偿责任，精神抚慰金100000元在交强险内先行赔付；3.判令本案诉讼费由人保深圳分公司、畅通公司、左欣捷、人保袁州支公司、冠邑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事故发生概况。2019年9月10日凌晨1时56分许，刘谋红驾驶的粤BXXXX重型半挂车（粤BXXXX挂)行驶至G78汕昆高速K260+500M处车辆发生故障停车，被左欣捷驾驶赣CXXXX重型半挂牵引车（赣CXXX挂）碰撞尾部，造成双方车辆严重受损，乘客吴某当场死亡、乘客肖某经抢救无效死亡，刘谋红、左欣捷受伤的交通事故。二、交警部门的责任认定情况。2019年9月29日，河源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速公路五大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第441633120190000002号），认定左欣捷与刘谋红承担事故同等责任，受害人吴某、肖某无责任。2019年10月12日，河源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针对左欣捷提出的复核申请，作出维持原责任认定的决定。根据刘谋红、肖贻放、李和连、刘胜兰、刘湘凤、刘湘龙提交的《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查笔录》及《事故现场照片》证明事故发生时，受害人肖某在事故现场之外，法院予以采信，故其应适用粤BXXXX车辆投保的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的赔偿标准。三、刘谋红与冠邑公司关于粤BXXXX重型半挂车（粤BXXX挂）在本次交通事故中所形成的关系。冠邑公司主张，其已于2019年4月将车辆转让给刘谋红，双方签订了《机动车买卖合同（分期付款方式）》；根据合同约定，拖头拖架合计价款165000元，刘谋红在两年内分24期付款购买该车；冠邑公司在刘谋红付清全部车款前保留车辆所有权；刘谋红以自己名义与他人订立货物运输合同并使用该车运输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他人财产损失，冠邑公司不承担民事责任。刘谋红主张，根据《机动车买卖合同（分期付款方式）》第八章“关于双方业务合作的特别约定”可知，刘谋红为冠邑公司提供劳务服务，由刘谋红以分期购买的机动车承接冠邑公司派遣的运输业务，并由后者按月向前者支付劳务报酬，双方构成劳务关系；当刘谋红使用冠邑公司的运输经营许可证以冠邑公司名义对外承接第三方委托的运输业务时，双方约定必须经过冠邑公司同意，且由刘谋红向其支付每单200元管理费后方可运输，此时双方构成挂靠关系；本案事故发生时，即为刘谋红以冠邑公司名义承接第三方深圳誉通石化科技有限公司的运输任务，该业务已向冠邑公司报备并获同意，200元管理费也通过微信转至冠邑公司股东尹某账户。法院认为，刘谋红与冠邑公司虽就粤BXXXX重型半挂车（粤BXXXX挂）签订了买卖合同，但道路运输证业户名称仍为冠邑公司，且买卖合同附件载明有《机动车证件挂靠合同》。另外，刘谋红存在多次向冠邑公司支付200元的转账记录。事发前一天前者亦向后者股东尹某转账200元。前述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共同证明刘谋红与冠邑公司在事发时存在挂靠关系。四、人保袁州支公司对赣CXXXX号车承保的车上人员责任险50000元在本案中是否赔付的问题。刘谋红主张由人保袁州支公司在车上人员责任险50000元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该诉请与本案并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法院不作处理，刘谋红可另循其他法律途径解决。五、人保深圳市分公司对粤BXXXX号车承保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责任险50000元在本案中是否赔付的问题。刘谋红主张由人保深圳市分公司在精神损害抚慰金责任险50000元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该诉请与本案并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法院不作处理，刘谋红可另循其他法律途径解决。六、死亡赔偿金。刘谋红、肖贻放、李和连、刘胜兰、刘湘凤、刘湘龙提交了《内地居民信息采集表》，证明受害人于2016年8月22日来深租赁居住，且收入来源于城镇，因此受害人的死亡赔偿金应适用城镇标准。法院按照2018年深圳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7544元/年，计得死亡赔偿金为1150880元（57544元/年×20年）。七、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刘谋红、肖贻放、李和连、刘胜兰、刘湘凤、刘湘龙提交的亲属关系证明，肖贻放、李和连为受害人父母，抚养年限分别为5年及7年，抚养义务人共计4人。结合2018年深圳市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40535元/年，计得被扶养人生活费为121605元[40535元/年×5年÷4+40535元/年×7年÷4]。八、丧葬费。按照法律规定，刘谋红、肖贻放、李和连、刘胜兰、刘湘凤、刘湘龙可以主张的丧葬费为86233元（172466元/年÷12个月×6个月），冠邑公司为受害人肖某垫付丧葬费50000元。故丧葬费赔偿额为36233元。九、处理丧葬住宿费、误工费、交通费。刘谋红、肖贻放、李和连、刘胜兰、刘湘凤、刘湘龙主张受害人近亲属因处理丧葬事宜误工费，应根据实际情况支出，但一般不超过10天，因此法院参照2018年广东省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58258元，计得近亲属处理丧葬事宜误工费为4788.3元（58528元/月÷365天×10天×3人)。根据相关规定，住宿费根据发票据实计算，但不得超过国家一般工作人员出差标准，一般不超过10天。刘谋红、肖贻放、李和连、刘胜兰、刘湘凤、刘湘龙未提交住宿费发票。但综合本案情况，法院酌定住宿费为13500元（450元/天/人×10天×3人）。根据相关规定，交通费应凭交通费发票据实计算，但不得超过国家一般工作人员出差标准。刘谋红、肖贻放、李和连、刘胜兰、刘湘凤、刘湘龙未出示相关票据，法院综合本案情况，酌定为2000元，对刘谋红、肖贻放、李和连、刘胜兰、刘湘凤、刘湘龙诉请过高部分，法院不予支持。上述费用共计20288.3元。十、精神损害抚慰金。受害人因本次交通事故死亡，刘谋红、肖贻放、李和连、刘胜兰、刘湘凤、刘湘龙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予以确认。十一、车辆所有及投保情况。刘谋红为粤BXXXX(粤BXXXX挂）号车的驾驶人，冠邑公司为被挂靠人，人保深圳市分公司为该车交强险及第三者责任商业险的保险人，同时也是该车精神损害抚慰金责任险的保险人，保险金额为50000元。人保深圳市分公司同时系粤BXXXX(粤BXXXX挂）号车第三者商业责任险保险人，保险限额为1500000元，且约定了保险人不负责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左欣捷为受害人吴某雇佣的司机，事故发生时左欣捷正在从事雇佣活动。左欣捷为赣CQ8223号车的驾驶人，畅通公司为该车所有人，受害人吴某与畅通公司就该车签订了《汽车融资租赁合同》，事发时仍在合同履行期内。人保袁州支公司为该车交强险及第三者责任商业险的保险人，其中商业责任险限额为100万元，含不计免赔。事故发生在上述保险的保险期限内。一审法院认为，刘谋红、肖贻放、李和连、刘胜兰、刘湘凤、刘湘龙因本次交通事故所致损失为1429006.3(1150880元+121605元+100000元+20288.3元+36233元）。由于另一受害人吴某的近亲属亦在法院就本次交通事故所致损害提起诉讼，案号为（2020)粤0303民初243号，法院根据两案所受损失比例分配人保深圳市分公司所承保的交强险份额，人保深圳市分公司应在交强险项下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内赔付刘谋红、肖贻放、李和连、刘胜兰、刘湘凤、刘湘龙45294元（110000元-64706元），精神损害抚慰金优先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45294元内赔付。在本次事故中，刘谋红与左欣捷负同等责任，依照法律规定，刘谋红、左欣捷分别应承担50%的损害赔偿责任。据此，人保深圳市分公司应当赔付的金额为682150.15元[45294元+(1429006.3元-45294元-110000元)×50%]；人保袁州支公司应当赔付的金额为746856.15元[110000元+(1429006.3元-45294-110000)×50%]，扣除已经在另案赔付的案款。人保深圳分公司在本案应当赔付款项总额为568790.72元。同时，本案刘谋红作为侵权人，应当承担剩余的侵权赔偿责任，但其作为原告存在混同。同时冠邑公司对刘谋红侵权责任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既然侵权责任人未承担责任，连带人亦无须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所述，《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刘谋红、肖贻放、李和连、刘胜兰、刘湘凤、刘湘龙因本次交通事故造成损失总额为1429006.3元；二、人保深圳分公司应当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刘谋红、肖贻放、李和连、刘胜兰、刘湘凤、刘湘龙568790.72元；三、人保袁州支公司应当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刘谋红、肖贻放、李和连、刘胜兰、刘湘凤、刘湘龙746856.15元；四、驳回刘谋红、肖贻放、李和连、刘胜兰、刘湘凤、刘湘龙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952元，由刘谋红、肖贻放、李和连、刘胜兰、刘湘凤、刘湘龙负担372元，由人保深圳分公司负担3638元，由人保袁州支公司负担3942元。本院二审期间，在本院指定期限内人保深圳分公司提交了赣CXXXX（赣CXXX挂）号车的《机动车保险车辆损失情况确认书》、银行客户专用回单、其与畅通公司签署的《机动车推定全损理赔协议书》、畅通公司出具的《转账授权书》、畅通公司营业执照及其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复印件，以证明其向赣CXXX（赣CXXX挂）号车车主畅通公司分别支付了交强险和第三者商业责任险项下的车损款2000元和137868.08元。刘谋红、肖贻放、李和连、刘胜兰、刘湘凤、刘湘龙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不予认可，其主张：1.关于人保深圳分公司主张赣CXXX（赣CXXX挂）号车出险时实际价值为250705元问题。人保深圳分公司仅提供《机动车推定全损理赔协议书》，而未提供任何定损报告及定损照片来证明该车构成推定全损。且该数额仅为人保深圳分公司与被保险人双方协商的数额。刘谋红、肖贻放、李和连、刘胜兰、刘湘凤、刘湘龙不予认可。根据该车在人保袁州支公司购买的机动车商业保险单可知，畅通公司购买的机动车损失保险限额为250705元。而人保公司的特种车损失保险条款第十二条规定，机动车损失保险限额按投保时被保险机动车的实际价值确定，即机动车出险时的实际价值一般都会低于保险限额。赣CXXX（赣CXXX挂）于2019年1月11日投保，在事故发生时已逾9个月。在参考折旧系数表扣除折旧金额后，其事故发生时的实际价值应为230397.9元。故该车的实际损失应为上述实际价值扣减残车价值后的差额。二、关于人保深圳分公司主张赣CXXX（赣CXXXX挂）号车残值为1万元的问题。人保深圳分公司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佐证。刘谋红、肖贻放、李和连、刘胜兰、刘湘凤、刘湘龙对此不予认可。三、人保深圳分公司支付的赣CXXXX（赣CXXXX挂）号车车损金额错误。即使按照人保深圳分公司主张的定损金额240705元，其支付第三者车损金额应为在交强险内支付2000元，在商业第三者险中支付119352.5元［（240705-2000）×50%］，据此考虑到该车车损险与第三者险保险公司都隶属于同一家保险公司，有合理理由怀疑人保深圳分公司支付的数额实际是按该车出险时的实际损失总额未按责进行赔付。四、本案应在查清涉案赣CXXXX（赣CXXXX挂）号车出险时实际损失的情况下，对人保深圳分公司应当按责赔付的部分在保险范围内与本案事故造成的两位死者近亲属所遭受损失的总额按比例进行分配。冠邑公司质证称，该证据是畅通公司与人保深圳分公司之间办理保险理赔形成的资料，冠邑公司并未参与，且相关款项未转入冠邑公司账户，故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冠邑公司无法发表意见。经本院审理查明，一审查明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涉案事故中的另一死者吴某的近亲属也已就本次交通事故所致损害提起诉讼，该案［二审案号（2020）粤03民终18106号］二审判决确定吴某的近亲属因本次交通事故所致损失总额为1951669.05元。本院认为，本案系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各方当事人在诉讼期间对于公安交警部门作出的事故责任认定并无异议，故该认定可以作为本案确定各方责任的基础。人保深圳分公司系粤BXXXX(粤BXXXX挂）号车交强险和第三者商业责任险的保险人，人保袁州支公司系赣CXXXX（赣CXXXX挂）号车交强险和第三者商业责任险的保险人。因各方当事人均认可本案死者肖某在涉案事故发生时在车外，故人保深圳分公司和人保袁州支公司均应在各自承保的交强险和第三者商业责任险范围内按责任比例承担赔偿责任。各方当事人对于一审判令人保袁州支公司赔偿刘谋红、肖贻放、李和连、刘胜兰、刘湘凤、刘湘龙746856.15元均没有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根据各方二审期间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存在以下争议焦点：第一，一审确定的刘谋红、肖贻放、李和连、刘胜兰、刘湘凤、刘湘龙因本次事故所致损失的总额是否正确。对于冠邑公司就住宿费问题提出的异议，本院认为，虽然刘谋红、肖贻放、李和连、刘胜兰、刘湘凤、刘湘龙没有提交住宿费票据，但刘谋红、肖贻放、李和连、刘胜兰、刘湘凤、刘湘龙确从外地至深圳办理丧葬事宜，客观上需要进行住宿。而一审确定的住宿费金额未超出法定标准，本院对一审确定的住宿费金额予以确认。对于人保深圳分公司就李和连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提出的异议，本院认为，被扶养人生活费系按年计算，李和连在事故发生时为73周岁，一审确定其被扶养年限为7年并无不妥。人保深圳分公司关于该赔偿项目的异议，本院不予支持。由此，一审核定刘谋红、肖贻放、李和连、刘胜兰、刘湘凤、刘湘龙因此次事故所致损失总额为1429006.3元正确，本院予以确认。第二，冠邑公司关于其与刘谋红之间是否存在挂靠关系的上诉是否应予支持。虽然本案中一审认定冠邑公司与刘谋红之间存在挂靠关系，但一审判决最终并未判令冠邑公司承担本案赔偿责任，冠邑公司的上诉也并非针对一审判项。且冠邑公司与刘谋红之间的法律关系性质并不影响本案审理，对本案的裁判结果并无关键性影响，而冠邑公司就其与刘谋红之间的法律关系性质已在另案［二审案号（2020）粤03民终18106号］中提出主张。因此，本案对冠邑公司与刘谋红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不予审理，该问题处理应以（2020）粤03民终18106号案件裁判结果为准。第三，人保深圳分公司在本案中应当承担的赔偿金额。此次事故所致第三者损失共有三个部分，一为死者吴某近亲属因此次事故所致损失，即另案［二审案号（2020）粤03民终18106号］判决所确定的1951669.05元；二为死者肖某近亲属因此次事故所致损失，即本案前述所确定的1429006.3元；三为赣CXXXX（赣CXXXX挂）号车的车辆损失。人保深圳分公司虽然提供了其向畅通公司法定代表人支付交强险项下车损款2000元和第三者商业责任险项下车损款137868.08元的银行回单，但其在二审期间提供的《机动车保险车辆损失情况确认书》《机动车推定全损理赔协议书》仅能证明赣CXXXX（赣CXXXX挂）号车扣除车辆残值后的定损金额为240705元。按照涉案事故责任比例，人保深圳分公司应当承担的第三者商业责任险项下车损款为119352.5元［（240705-2000）×50%］，该部分金额应计入人保深圳分公司所承保的第三者商业责任险项下的总损失。而人保深圳分公司超出该金额向畅通公司赔付部分未有有效证据证明，不列入本案所核算的损失总额之中。因粤BXXX(粤BXXXX挂）号车交强险和第三者商业责任险的保险限额不足以赔偿上述三部分的全部损失，故从公平角度，人保深圳分公司应按照上述各部分损失在总损失中所占比例在其承保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人保深圳分公司要求将所有超出其承保限额的部分均在本案赔偿金额中扣减，没有法律依据，亦不符合公平原则，本院不予支持。在上述三部分损失中，前两部分应首先在人保深圳分公司承保的粤BXXXX(粤BXXX挂）号车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内按比例分配，再将剩余部分扣除人保袁州支公司交强险理赔金额后与赣CXXXX（赣CXXX挂）号车的车损赔付金额中第三者商业责任险项下车损款一并在人保深圳分公司承保的粤BXXXX(粤BXXX挂）号车第三者商业责任险限额内按比例分配。由此，人保深圳分公司应在交强险范围内向刘谋红、肖贻放、李和连、刘胜兰、刘湘凤、刘湘龙赔偿46200元［110000×1429006.3÷(1429006.3+1951669.05)］，在第三者商业责任险范围内向刘谋红、肖贻放、李和连、刘胜兰、刘湘凤、刘湘龙赔偿561000元【1500000×（1429006.3-46200-110000）×50%÷{（1429006.3-46200-110000）×50%+［1951669.05-（110000-46200）］×50%+119352.5}】。一审核算金额有误，本院予以纠正。综上，人保深圳分公司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对成立部分予以支持。冠邑公司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认定事实部分不清，处理欠妥，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3民初3332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三项；二、撤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3民初33321号民事判决第四项；三、变更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3民初3332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被上诉人刘谋红、肖贻放、李和连、刘胜兰、刘湘凤、刘湘龙561000元；四、驳回被上诉人刘谋红、肖贻放、李和连、刘胜兰、刘湘凤、刘湘龙的其他诉讼请求。如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宜春市袁州支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7952元，由被上诉人刘谋红、肖贻放、李和连、刘胜兰、刘湘凤、刘湘龙负担372元，由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负担3260元，由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宜春市袁州支公司负担4320元（上述费用被上诉人刘谋红、肖贻放、李和连、刘胜兰、刘湘凤、刘湘龙已预交，法院不予退回，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宜春市袁州支公司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其应负担之数径付被上诉人刘谋红、肖贻放、李和连、刘胜兰、刘湘凤、刘湘龙）。二审案件受理费7745元，由上诉人深圳市冠邑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承担100元。由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负担6651元，由被上诉人刘谋红、肖贻放、李和连、刘胜兰、刘湘凤、刘湘龙负担994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邢  蓓  华审判员 蔡  雪  燕审判员 彭  建  钦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九日书记员 曾牧山(兼)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八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承担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权，不得让与或者继承。但赔偿义务人已经以书面方式承诺给予金钱赔偿，或者赔偿权利人已经向人民法院起诉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五条本解释所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职工平均工资”，按照政府统计部门公布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经济特区和计划单列市上一年度相关统计数据确定。“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