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渝01民特2号申请人：中冶赛迪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渝中区双钢路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747472233Y。法定代表人：肖学文,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永新,男，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艺梅,女，该公司员工。被申请人：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东大桥路9号侨福芳草地7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311100004005689575。负责人：彭雪峰,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畅冉，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滕乐，北京大成（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二：北京大成(重庆)律师事务所,住所地重庆市渝北区黄山大道中段56号渝兴广场B1幢3、4、5层。负责人：陈友坤，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滕乐，北京大成（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饶仁孝，北京大成（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请人中冶赛迪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冶赛迪公司）与被申请人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北京大成律所）、北京大成(重庆)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大成（重庆）律所）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一案，本院于2021年1月4日立案后进行了审查。本案现已审查终结。申请人中冶赛迪公司请求：1.确认中冶赛迪公司与北京大成律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中的仲裁条款对中冶赛迪公司与北京大成律所、大成（重庆）律所签订的《补充协议五》所产生的合同争议不具有法律效力。事实和理由：2015年3月19日，中冶赛迪公司与北京大成律所签订了《委托代理协议》，委托北京大成代理中冶赛迪与成渝钒钛科技有限公司、四川省川威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以下简称威钢案件）的管辖异议审理程序和实体审理程序。该协议第八条争议的解决中约定“甲双方如果发生争议，应当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有权向重庆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裁决对双方均有约束力”。2016年4月，威钢案件经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作出（2015）渝高法民初字第00005号民事判决书。2017年1月判决生效后，中冶赛迪委托北京大成律所、大成重庆律所代理钢威案件的执行程序，于2017年4月1日签订了《补充协议五》。但《委托代理协议》约定的仅是威钢案件的诉讼审理阶段，其中的仲裁条款约束的仲裁范围亦仅包含诉讼审理阶段，并不包括《补充协议五》中涉及的执行阶段。且《补充协议五》与《委托代理协议》的签订主体不一致，三方并没有就约定争议事项适用仲裁方式解决达成一致意见，该协议具有独立性，不适用《委托代理协议》中的仲裁条款。被申请人北京大成律所、重庆大成律所共同称：《补充协议五》与《委托代理协议》、《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二》、《补充协议三》、《补充协议四》的签订均是为了解决中冶赛迪向成渝钒钛、川威集团追讨建设工程施工欠款问题，虽然《委托代理协议》的签订方没有包括重庆大成律所，但从协议的内容来看，重庆大成律所的律所实际参与了该协议的履行，且在《补充协议二》、《补充协议三》、《补充协议四》中均是作为合同的一方当事人，表明中冶赛迪公司通过事后追认的方式承认了重庆成大律所签订了《委托代理协议》及《补充协议》。因此，《补充协议五》是《委托代理协议》不可分割的整体，《委托代理协议》中的仲裁协议条款当然地适用于《补充协议五》。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于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经审查查明：2015年3月19日，中冶赛迪公司与北京大成律所签订了《委托代理协议》，双方对于委托代理事项、律师服务团队、委托代理权限、北京大成律所的义务、中冶赛迪公司的义务、代理费支付标准及方式、工作费用、争议的解决、协议的完整性及生效等事项进行了约定，其中包括:1.北京大成律所接受中冶赛迪公司委托，委派刘燕律师及其指定的律师代理威钢案件的管辖权异议审理程序，并在管辖权异议裁定生效后，视管辖异议结果决定是否继续由北京大成律所代理实体审理程序。2.律师服务团队。北京大成律所委派刘燕律师作为本案的主协调人和总负责人，由刘燕律师、王力博律师，重庆大成律所饶仁孝律师、文召辉律师或者北京大成（成都）律所冷云松律师、黄嘉瑜律师、刘致律师组成本案核心律师团队共同完成本案的代理工作。3.该协议中对管辖异议审理阶段、实体诉讼审理阶段（包括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计算方式进行了约定。4.双方如果发生争议，应当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有权向重庆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才裁决对双方均有约束力。2015年，中冶赛迪公司与北京大成律所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在原《委托代理协议》第一条约定的基础上增加北京大成律所在代理威钢案件本诉的同时，也代理本案的反诉。原《委托代理协议》与《补充协议》是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并约定不一致的以本补充协议为准。2015年12月25日，中冶赛迪公司与北京大成律所、重庆大成律所签订《补充协议二》，该协议对原《委托代理协议》约定的收款账户进行变更，并约定本协议自三方均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为《委托代理协议》、《补充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2016年7月18日，中冶赛迪公司（甲方）与北京大成律所（乙方一）、重庆大成律所签订（乙方二）《补充协议三》约定，乙方一和乙方二共同简称为乙方，双方就威钢案件签订了《委托代理协议》、《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二》，双方在该协议中就原《委托代理协议》的律师费给付方式进行了变更，并约定除该协议约定外，双方若进一步变更原《委托代理协议》，需经甲方领导审定。2016年7月，中冶赛迪公司与北京大成律所、重庆大成律所签订《补充协议四》约定，双方就威钢案件已签订了《委托代理协议》《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二》《补充协议三》，该协议对律师费给付方式进行了变更。2017年4月1日，中冶赛迪（甲方）与北京大成律所（乙方一）、重庆大成律所（乙方二）签订《补充协议五》约定：乙方一和乙方二共同简称为乙方，甲方愿在2015年、2016年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二》、《补充协议三》、《补充协议四》的基础上继续委托乙方代理威钢案件的执行程序，并达成本《补充协议五》，该协议就委托代理权限、律师代理费用等进行了约定。另，中冶赛迪公司向本院提交了（2016）最高法民终735号民事裁定书、《结算业务申请书》、《进账单（回单）》、律师费发票、《业务回单》等证据，拟证明涉案《委托代理协议》涉及的律师费已经履行完毕，《补充协议五》独立于该协议。北京大成律所、重庆大成律所提交了三份《法律事务委托合同》，拟证明其与中冶赛迪公司签订的法律服务合同，针对不同案件均签订了相应独立合同，并非以补充协议形式签订。另查明，2020年8月24日，北京大成律所、重庆大成律所依据《委托代理协议》中仲裁条款的约定向重庆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中冶赛迪公司向北京大成律所、重庆大成律所支付执行回款应付的律师费，重庆仲裁委员会已受理该案。本院认为，本案的审查重点为：涉案《委托代理协议》中的仲裁协议是否适用于《补充协议五》。对此，本院评析如下：本院认为，当事人自愿达成合法有效协议或仲裁条款选定仲裁机构解决其争议纠纷，是采用仲裁方式解决争议纠纷的前提。如果当事人没有约定其争议纠纷由仲裁机构解决，通常情况下，仲裁机构无权对该争议纠纷予以仲裁。但存在主合同与补充协议的情形时，当事人在主合同中约定其争议纠纷由仲裁机构解决，对于没有约定争议纠纷解决方式的补充协议可否适用该约定，关键在于主合同与补充协议之间是否具有可分性。如果主合同与补充协议之间是相互独立且可分，那么，在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对于两个完全独立且可分的合同或协议，其争议解决方式应按合同或补充协议约定处理。如果补充协议是对主合同的内容的补充，必须依附于主合同，而不能独立于主合同存在，那么主合同所约定的争议解决条款也适用于补充协议。本案中，从合同名称上来看，《补充协议五》系《委托代理协议》的第五份补充协议。从合同内容上来看，虽然《委托代理协议》与《补充协议五》约定的代理事项针对不同的阶段即诉讼审理阶段和执行阶段的代理事项，但均为处理威钢案件的欠款事宜，在代理事项上具有连续性。且该协议明确约定申请人在《委托代理协议》及《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二》、《补充协议三》、《补充协议四》的“基础上继续委托”被申请人代理威钢案件的执行程序，因此，各份补充协议与《委托代理协议》应属一个整体。在《补充协议五》未约定或者改变《委托代理协议》中纠纷解决方式的情况下，其争议解决方式应受《委托代理协议》中仲裁条款的约束。故，《委托代理协议》中仲裁条款适用于《补充协议五》，申请人中冶赛迪公司的涉案申请，本院予以驳回。至于申请人所称的合同签订主体的问题，《补充协议二》、《补充协议三》、《补充协议四》系对《委托代理合同》相关事项的变更或补充，而被申请人重庆大成律所系上述协议的合同相同方及实际履约方之一，应受《委托代理协议》的约束。因此，申请人以此认为《补充协议五》独立于《委托代理协议》的理由不成立，本对其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二十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申请人中冶赛迪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申请。申请费400元，由申请人中冶赛迪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负担。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审判长 张琰审判员周映审判员 姜     蓓二〇二一年三月一日书记员 谭  友  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