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鲁15民终54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聊城中心支公司，住所地聊城市高新区财金大厦。 负责人：徐强，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海云，女，1994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阳谷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田兰礼，男，1962年11月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聊城市茌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尹师，山东敏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兆栋，男，1986年9月5日出生，汉族，住东昌府区，系田兰礼之子。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冯儒朋，男，1991年5月9日出生，汉族，住聊城市茌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朋朋，山东同心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聊城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长安保险聊城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田兰礼、冯儒朋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茌平区人民法院(2020)鲁1523民初18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长安保险聊城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山东省茌平区人民法院（2020）鲁1523民初187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争议金额31945.02元；2.请求发回重审或改判上诉人商业险内不承担赔偿责任。3.诉讼费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冯儒朋不存在肇事后弃车逃逸的事实，系事实认定错误。首先，根据聊城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茌平大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记载“事故发生后，冯儒朋弃车逃逸”；其次，本案中高玉娇、端木宪峰出具的证明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其作为该案利害关系人，牵扯其车辆损失及人伤损失的赔付，该证据不可采信；且根据原审被告冯儒朋提供的门诊病历，CT检查报告单，医疗费单据，医疗费充值记录，结合认定书，本次事故发生于2020年4月29日7时10分许发生在茌平区，冯儒朋当日9时30分许在济南第五人民医院就诊，其伤情完全可以就近就诊，且在此过程中可以自行报警及报保险，其具有逃逸的主观故意；综上，明确显示被上诉人存在弃车逃逸的违法情形，足以认定被上诉人存在肇事后弃车逃逸的事实。二、“弃车逃逸”为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不得以是否签名或告知等免责事项对抗法律强制性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的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后，驾驶员有保护现场、抢救受伤人员、及时报警的义务，禁止“肇事逃逸”。故“肇事逃逸”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的“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的情形，本案中“事故发生后遗弃被保险车辆”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逃逸”为法律所禁止性规定。且冯儒朋在投保时已实行电子保单实名制缴费，应当视同本人签字，应当视为收到并知晓条款。条款实行全国统一，中保协按照银保监会授权发布，官网挂出，不用保险公司刻意告知。冯儒朋不得以是否签名或告知等免责事项对抗法律强制性规定。同时，被上诉人冯儒朋作为案涉车辆的所有人，具有驾驶资格，应当知晓《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所有规定，清楚违法行为的含义及法律后果。不论是出于对社会公序良俗的维护，还是对交通事故后逃逸的惩戒，肇事逃逸均不应在保险法律关系中获得认可和赔偿。 冯儒朋辩称，一、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内承担赔偿责任，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在事故发生后，答辩人是在采取了合理、必要的救护措施后而离开的现场，不存在逃避法律追究的故意。《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规定：“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身伤亡的，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答辩人为证明采取了救助伤员等措施，向法院提交了高玉娇、端木宪峰出具的证明及拨打120的路人的证明。这些证明能够相互印证，足以证明案件发生后答辩人采取合理救助措施的基本事实。答辩人在事故发生后及时停车救助受伤人员，并采取寻求路人帮助的方式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和报警电话。在120救护车到达现场后，协助120医务人员将受伤人员送到救护车上。虽然，拨打120、报警并非答辩人亲自完成的；但答辩人在事故发生后，通过寻求路人帮助完成报警等事项，也是答辩人履行救助义务的一种方式。从本案来看，答辩人采取的这些措施也明显起到了作用。事故中的受伤人员及时得到了救治，交警部门也及时对事故现场进行了勘验，没有造成事故责任无法查清或事故损失扩大的后果。因此，答辩人在事故发生后采取的有效的措施应当受到法律的认可，应当认定答辩人采取了必要的措施后而离开的现场。2、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答辩人在发生交通事故后弃车逃逸明显错误。通过答辩人提交的病例、CT检查报告单、医疗门诊收费单据和医疗费充值单据，能够证明答辩人离开现场去医院就医的事实。弃车逃逸的认定，应当以逃避法律追究的目的为构成要件。答辩人在采取必要、合理的救助措施后，因需要就医而离开了现场，没有违反法律的规定，也明显不具有逃避法律追究目的。上诉人依据答辩人没有就近就医而主张上诉人有逃避法律追究的故意，显然没有任何依据。事故发生后，答辩人精神高度紧张，且疼痛部位为头部，伤情不明。在这种情况下，应当认可驾驶人员在采取必要措施后而离开现场就医。我们不能依照后期医疗检查的结果不严重，而认为答辩人去济南就医没有必要。更不能依此认定答辩人有逃避法律追究的故意。并且，答辩人离开现场并未造成事故原因及事故责任无法查清，也没有导致事故损失的进一步扩大。因此，答辩人离开事故现场不具备逃避法律追究的目的。事故认定书认定的答辩人在事故发生后“弃车逃逸”明显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人民法院应依法审查并确认其相应的证明力，但有相反证据推翻的除外”。一审法院基于查证的事实认定答辩人没有逃避法律追究的故意，其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正确。二、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没有履行告知义务，并判决上诉人承担商业保险责任，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正确。1.《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上诉人主张的商业险条款中的免责条款，为上诉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答辩人在投保后，从未收到保险公司的相关保险合同条款，保险公司更未以书面或口头的形式向答辩人明确说明过免赔条款。对于保单实名制交费，只能说明是答辩人自己交纳的保费。这与上诉人以口头或书面的形式向答辩人告知保险条款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本案中，上诉人根本没有以任何形式向答辩人告知过免责条款，该免责条款对答辩人不应产生效力。2.《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规定的原文是：“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身伤亡的，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这一条是对发生交通事故后，驾驶人应当采取何种行为的规定；是对发生事故后驾驶人员应当采取何种措施的指引或规范，其不应属于禁止性规范。另外，该规范未对驾驶员离开现场有任何形式的规定，未禁止驾驶员在事故发生后离开现场。因此，上诉人主张保险条款是对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的引用不能成立。另外，从上诉人主张的免责条款的内容来看，保险公司免则的情形为驾驶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遗弃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本案中，答辩人在离开现场前抢救了伤员，采取了必要的措施之后，答辩人离开现场，实质上也未造成事故损失的扩大或事故责任无法查清等后果。答辩人所采取的措施完全符合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的规定，其采取的措施起到了切实有效的作用，应当认定答辩人是依法采取了措施后离开的现场，而不是“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离开事故现场。因此，答辩人离开事故现场不符合保险合同约定的商业险免责的情形，上诉人应当承担商业险保险责任。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保障的就是一种责任风险，保险人的义务就是为投保人可能对第三者造成的损害责任承担赔偿义务。而作为投保人来讲，其投保商业第三者险的目的就是，在发生交通事故后，将因投保人一方责任而形成的赔偿责任转嫁给保险公司。本案中，交警部门认定答辩人承担事故全部责任是因为答辩人观察操作不当，并非因答辩人离开现场导致事故原因无法查清。可见，答辩人离开现场的行为没有改变在此之前已经发生了交通事故的事实，也未给已经发生的事故造成扩大损失。因此，答辩人事后离开现场的行为与本案交通事故的形成无因果关系。保险公司以答辩人“弃车逃逸”为由主张免除其在事故发生时即已产生的保险责任，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在商业第三者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法院查明事实，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田兰礼辩称，事故发生后，田兰礼受伤昏迷但事后听说冯儒朋在事发当日着急去济南办事，事发后让路人报警，且拨打120电话，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田兰礼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各被告赔偿各项损失共计51724.44元；诉讼费、保全费、保全保险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20年4月29日7时10分许，冯儒朋驾驶鲁ＰＦ××××号小型轿车，沿振兴路由东向西行驶，行至茌平区振兴路与商业街交叉路口时因操作不当，与顺行高玉娇驾驶鲁Ｐ0××××号小型轿车、端木宪峰骑行的二轮电动车和停在路边的田兰礼的时风牌四轮电动车、刘国刚的御捷牌四轮电动车、张建全的鲁ＰＲ××××号小型轿车相撞，造成刘国刚、田兰礼、端木宪峰受伤，六车及绿化草木不同程度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冯儒朋弃车逃逸，经聊城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茌平大队现场勘验分析，认定冯儒朋承担此事故的全部责任，高玉娇、端木宪峰、田兰礼、刘国刚、张建全对此事故不负责任。鲁ＰＦ××××号小型轿车在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聊城中心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险50万元（且投有不计免赔），鲁Ｐ0××××号小型轿车在华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有交强险，鲁ＰＲ××××号小型轿车在安盛天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聊城中心支公司投有交强险，交通事故均发生在保险期间。事故发生后，田兰礼先在茌平县第三人民医院检查，支出门诊费1636.57＋61.20＝1697.77元，后于2020年4月29日至5月14日在聊城市人民医院住院15天，支出住院费12271.91元，另在聊城市人民医院支出门诊费184.5＋161.94＋240＋871.12＋1107.5＝2565.06元。田兰礼伤情经聊城市人民医院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该中心于2020年11月12日出具鉴定意见为：田兰礼伤后误工期限约为6个月，护理期限约为3个月，其中住院期间（2020年4月29日至5月14日）需要2人护理，其余时间需要1人护理，受伤后的营养期限约为3个月。田兰礼支出鉴定费700元。田兰礼驾驶的电动车经山东海高价格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评估，损失5800元，田兰礼支出评估费500元。田兰礼住院期间由其妻子和哥哥田兰月护理。 一审法院认为，自然人的健康权及财产权受法律保护，侵权人因过错造成损害的，相关赔偿义务人应承担赔偿责任。对涉案交通事故，当事人均无异议，对该事故应予以确认。因冯儒朋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对田兰礼因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应先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不足部分在商业三者险内赔偿，仍有不足的，由冯儒朋赔偿。田兰礼因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为：1、医疗费，1697.77+12271.91+2565.06=16534.74元；2、住院伙食补助费450元；3、营养费，鉴定意见中营养期限3个月，营养费2700元；4、误工费，鉴定意见中误工期限约为6个月，原告为农村居民，支持原告要求的14835.60元；5、护理费，鉴定意见中护理期限约为3个月，其中住院期间（2020年4月29日至5月14日）需要2人护理，其余时间需要1人护理，护理人员均为农村居民，护理费8654.10元；6、交通费，酌定1000元；7、车辆损失，5800元；8、鉴定、评估、保全保险费共计1500元。交强险医疗费限额内应赔偿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其和为16534.74+450+2700=19684.74元；加上同一事故中的受伤人员刘国刚在该限额项下的115215.99元、端木宪峰在该限额项下的16295.99元，共计16295.99+115215.99+19684.74=151196.72元，超过限额10000元，该限额内应赔偿刘国刚（19684.74÷151196.72）×10000=1301.93元。死亡伤残限额内应赔偿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其和为14835.60+8654.10+1000=24489.70元；加上同一事故中的受伤人员端木宪峰在该限额内的211280.38元、刘国刚在该限额项下的117408.5元，共计24489.70+211280.38+117408.5=353178.58元，超过该限额项下110000元，故在该限额内应赔偿刘国刚（24489.70÷353178.58）×110000 =7627.49元；在财产损失限额内确定该案中赔偿1000元；长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聊城中心支公司在交强险内应赔偿1301.93+7627.49+1000=9929.42元。剩余部分应由承保另两车的交强险的华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和安盛天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聊城中心支公司在交强险无责限额内分别赔偿4050元。因原告在本案中并未起诉该二保险公司，可以自己协商处理，也可以另行起诉。关于长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聊城中心支公司应否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保险公司辩称交通事故认定书中认定冯儒朋驾车逃逸，保险公司不应在商业三者险内承担责任。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事故发生后，冯儒朋寻求路人拨打120急救电话，积极协助救助受伤人员，然后到医院就医，没有逃避责任追究的主观故意，也没有造成事故损失扩大；从保险公司应尽的提示说明义务来看，保险公司无论提供纸质保险合同或者电子保险合同，均应当尽到免责条款的提示说明义务，但保险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尽到了提示说明告知义务，交通事故认定书中虽然记载冯儒朋弃车逃逸，但冯儒朋主观上不存在逃避法律追究的目的，客观上也没有造成保险事故的损失扩大，故保险公司辩称商业三者险内不应赔偿，与法不符，不予支持。该案中长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聊城中心支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及华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盛天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聊城中心支公司应在交强险无责限额内赔偿后的剩余的直接损失尚有19684.74+24489.70+5800-9929.42-8100=31945.02元。加上同一事故的刘国刚案件、端木宪峰案件除去长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在交强险内、华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和安盛天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聊城中心支公司在交强险无责限额内赔偿后的剩余部分总和为152693.7+188036.5+31945.02=372675.22元，不超过商业三者险限额500000元，故田兰礼以上赔偿后的剩余部分31945.02元应由长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聊城中心支公司在商业三者险内赔偿。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一、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聊城中心支公司在交强险内赔偿田兰礼损失9929.42元；二、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聊城中心支公司在商业三者险内赔偿田兰礼损失31945.02元；三、冯儒朋赔偿田兰礼鉴定、评估、保全保险费共计1500元；四、驳回田兰礼的其他诉讼请求。以上第一至三项均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通过本院过付（账号86612003101421001392户名：聊城市茌平区人民法院汇款行：齐鲁银行茌平支行，行号313471500011，注明案号、办案人员，并及时通知办案人员）。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47元，由冯儒朋负担432元，由田兰礼负担115元。保全费320元，由冯儒朋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长安保险聊城公司是否应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保险人对保险合同中免责条款有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上诉人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就免责条款尽到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上诉人关于“条款实行全国统一，中保协按照银保监会授权发布，官网挂出，不用保险公司刻意告知。冯儒朋不得以是否签名或告知等免责事项对抗法律强制性规定”的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事故发生后，根据高玉娇、端木宪峰的证明，冯儒朋寻求路人拨打120电话，对伤者采取了一定的救助措施，没有证据证明冯儒朋为逃避法律责任而故意离开现场,一审认定冯儒朋主观上不存在逃避法律追究的目的，客观上没有造成保险事故的损失扩大，并无不当。对上诉人长安保险聊城公司关于其应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免除赔偿责任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聊城中心支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99元，由上诉人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聊城中心支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玉东 审 判 员 李曙霞 审 判 员 杨 轲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二日 法官助理 陈 闪 书 记 员 孙静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