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渝01民终155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安徽创联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庐城镇军二西路700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24743097325B（1-10）。法定代表人：梁满意，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昊，安徽睿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卢玲，女，1987年6月21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潼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童世彬，重庆兴潼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曾**，重庆兴潼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永春，男，1990年1月8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未敏，重庆坤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梁皓然，重庆坤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安徽创联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创联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卢玲、李永春建设工程转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潼南区人民法院(2020)渝0152民初3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创联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昊，被上诉人卢玲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童世彬、曾**，被上诉人李永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未敏到庭参加诉讼，现本案已审理终结。创联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重庆市潼南区人民法院(2020)渝0152民初368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卢玲的全部诉讼请求；三、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卢玲、李永春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遗漏必要的诉讼当事人。根据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创联公司将案涉工程交由柳帆负责施工，柳帆与卢玲协商后签订工程合作合同，故一审法院已经认定创联公司中标案涉工程后，转包给了柳帆，柳帆又转包给卢玲。结合创联公司提交的银行流水及委托付款协议，与创联公司之间存在经济往来的系柳帆，而非卢玲。因此柳帆系本案的必要诉讼主体，一审法院缺席本案诉讼参与人，导致创联公司、卢玲及柳帆之间账目不清，创联公司申请追加柳帆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未予追加错误。二、一审法院在无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认定工程合作合同是卢玲与柳帆协商后签订的，且认定李永春是创联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该部分事实认定错误。一审中，没有证据证明签订工程合作合同之前，卢玲与柳帆进行沟通、协商，李永春于2017年9月12日将案涉工程的13万元投标保证金汇入创联公司账户，创联公司后汇入潼南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该中心于同年11月13日退还给创联公司后，创联公司退还给李永春。由此可见，李永春并非创联公司重庆分公司职工，李永春也没有举示证据证明其签署合同前得到了创联公司或柳帆的合法授权，故李永春无权代表创联公司签订合同。三、一审法院在无充分证据的情况下，仅凭卢玲自认，采信卢玲主张的已付工程款金额，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创联公司与卢玲之间无任何经济往来，双方之间未进行工程结算，故创联公司无法举证证明向卢玲支付工程款的证据。本案中的有关款项均系收到柳帆的委托后支付到第三方银行账户或直接向柳帆支付，创联公司从未向卢玲支付过任何款项。卢玲未举示任何证据证明其主张的创联公司已付工程款金额符合客观事实，卢玲提到的2019年1月28日的120万元，是创联公司收到重庆市潼南县公路局（以下简称潼南公路局）的款项后，根据柳帆签署的付款委托，于次日支付到万拓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银行账户的，与卢玲没有关联。卢玲自认2020年1月20日的586131元工程款，在一审4月27日庭审中，卢玲当庭撤回了对潼南公路局的起诉，导致其并未参与本案诉讼，也未向法院举示证据证明向创联公司支付该笔款项。至今，创联公司仅收到潼南公路局支付的600万元，分别是2018年2月6日、2019年1月28日，从未收到过586131元的款项。四、即使认可卢玲主张的其已经收到创联公司于2019年1月29日的120万元工程款，对欠付款范围内的55万元，卢玲也无权主张。卢玲自认收到了潼南公路局向创联公司支付的120万元，结合创联公司根据柳帆委托将该120万元直接支付至万拓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银行账户，并未支付给卢玲的事实，可以证明卢玲对创联公司依据柳帆委托向万拓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付款是明确表示认可的。根据柳帆提交的《建筑工程劳务承包合同》可知，万拓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接案涉工程的劳务清包，价格为包干价175万元，已经举示证据证明了创联公司已于2019年1月29日支付了120万元，尚欠金额为55万元。万拓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目前已将余款55万元的增值税发票提交给了创联公司，创联公司应直接将该部分款项支付到万拓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而非支付给卢玲。创联公司未支付该款的原因在于尚未收到潼南公路局支付的工程款586131元。五、卢玲并非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无权依据司法解释的规定直接向创联公司主张工程款。卢玲未举示对案涉工程施工的证据，应当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依据卢玲举示的银行流水及完税证明等证据，并不能认定其是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根据其举示的银行流水，案外人覃达敏分多次向卢玲转账，明确备注为案涉工程的农民工工资，若卢玲是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其应当聘请农民工进行施工，并向农民工支付工资，而非收取农民工工资。创联公司举示的证据证明了柳帆是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根据创联公司举示的与柳帆之间的银行流水，其根据柳帆的要求向第三方支付款项的流水与柳帆出具的委托付款协议，证明柳帆承担了案涉工程的施工过程中产生的材料款、保险费等相关款项，柳帆才是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创联公司与重庆市潼南区骏兴商贸有限公司、重庆市鑫伟花木园艺场以及重庆希业商贸有限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及其他证据证明，早在2017年11月6日，卢玲举示的工程合作合同签署之前，创联公司已经于该三公司就案涉工程所需的水泥等达成买卖协议，三公司于该日履行了出库及交付手续，因此，卢玲并不可能是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六、即使认可卢玲系案涉工程实际施工人，根据市高院的解答，卢玲也无权要求创联公司支付工程价款。根据一审判决认定，创联公司中标案涉工程项目后，转包给了柳帆，柳帆转包给卢玲，卢玲是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因此，即使认可卢玲是实际施工人，与卢玲建立转包合同关系的是柳帆，创联公司与卢玲之间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故卢玲无权向创联公司主张权利。卢玲辩称，一、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创联公司与潼南公路局签订的合同文件中第57页，创联公司明确委托柳帆以其名义签署涉案工程合同等相关事宜，法律后果有创联公司承担，且柳帆是重庆分公司的负责人。故无论是授权委托书还是柳帆的身份，柳帆与卢玲之间的行为后果均为有权代理，创联公司应当承担责任。柳帆并不是本案适格当事人，一审法院未遗漏必要诉讼参与人。李永春对案涉工程的代理行为，得到了柳帆的认可，李永春是创联公司重庆分公司的员工，故一审法院对此认定事实清楚。创联公司称卢玲自认已付工程款金额问题，卢玲作出对自己不利的陈述，在创联公司没有举示反证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根据该自认确认事实正确。卢玲作为实际施工人，在已领取大部分工程款的情况下，向创联公司主张剩余工程款并无不妥，一审法院认定应付款金额正确。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一审法院根据合同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作出判决并无不妥，即使卢玲与创联公司之间没有合同关系，也不影响卢玲权利的主张，且双方签订了书面合同。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请求。李永春辩称，李永春是履行职务的行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正确。卢玲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创联公司支付卢玲工程款864944.46元及资金占用利息（自2018年6月28日至2019年8月19日期间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至付清之日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李永春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支付责任；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创联公司、李永春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创联公司于2017年9月22日中标潼南区公路局招标的潼南区G319线中和至安岳界道路标准化改造工程，双方于同年9月29日签订《潼南区G319线中和至安岳界道路标准化改造工程合同文件》，约定潼南区公路局将潼南区G319线中和至安岳界道路标准化改造工程发包给创联公司施工，签约合同价为6902038.24元。合同签订后，创联公司将该工程交由案外人柳帆负责施工。柳帆经与卢玲协商，双方于2017年11月6日签订《工程合作合同》，合同约定甲方为创联公司，乙方为卢玲，甲方将潼南区G319线中和至安岳界道路标准化改造工程承包给乙方施工，创联公司与潼南公路公司签订的《合同协议书》等合同文件以及创联公司《中标通知书》作为该合同的有效文件，合同金额为6902038.24元，该项目的施工任务全部由乙方完成，甲方按工程结算价的2%收取管理费，合同工程价款以最终竣工审计的工程价款为准。该合同尾部甲方处加盖创联公司公章，李永春在该合同甲方委托诉讼代理人处签字。合同签订后，卢玲组织人员进行了施工。2018年6月28日，该工程通过了交工验收。2019年4月19日，该工程经潼南区审计局审计，审核金额为6586131元。本案在审理中，创联公司对本案《工程合作合同》中其公司印章的真实性提出异议，认为其公司于2016年4月12日起开始启用带有编码的新型公章，而本案《工程合作合同》中的其公司公章并没有芯片编码。另查明，创联公司于2015年10月29日登记成立创联公司重庆分公司，2019年1月3日注销登记，期间，该分公司负责人为柳帆。李永春陈述其系该分公司员工，受柳帆安排将加盖有创联公司公章的本案合同提供给卢玲，并经卢玲要求在该合同上签字。此外，卢玲向一审法院举示了创联公司和潼南区公路局签订的《潼南区G319线中和至安岳界道路标准化改造工程合同文件》，并陈述该合同文件系柳帆向其提供，该合同文件中，有创联公司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授权柳帆以创联公司的名义签署、澄清、递交、撤回、修改潼南区G319线中和至安岳界道路标准化改造工程施工投标文件、签订合同和处理有关事宜。一审法院还查明，潼南区公路局已按照审计金额6586131元分别于2018年2于6日、2019年1月28日和2020年1月20日向创联公司支付了全部工程价款，三次支付金额分别为4800000元、1200000元和586131元。卢玲认可其中1200000元和586131元已向其支付，潼南区公路局向创联公司支付的4800000元中已向其支付3795634.42元（其中2637903.82元由柳帆通过银行转账支付），其余部分至今未支付。根据卢玲向一审法院提交的银行明细显示，柳帆于2018年2月8日向卢玲转款2637903.82元，备注信息为G319线中和至安岳项目工程款。此外，卢玲认可创联公司欠付的工程款中应扣除税费共计155932.57元。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1、创联公司及李永春是否系涉案《工程合作合同》的合同相对方？2、创联公司及李永春应否向卢玲支付涉案工程款及工程款数额？对上述争议焦点一审法院分别评判如下：1、创联公司及李永春是否系涉案《工程合作合同》的合同相对方？虽然本案《工程合作合同》中加盖的创联公司的印章与其公司2016年4月12日起开始启用带有编码的新型公章不一致，但印章是否真实并非认定合同相对方的唯一依据，本案中认定创联公司公司是否是合同相对人主要应审查签约人于盖章时是否具有相关代表权和代理权。本案中，根据当事人陈述及案外人柳帆向卢玲通过银行转账支付涉案工程价款等事实足以证明本案合同系卢玲与案外人柳帆协商后，由案外人柳帆加盖创联公司印章与卢玲签订涉案《工程合作合同》。案外人柳帆作为当时创联公司重庆分公司负责人，也是创联公司承建涉案工程后授权的实际工程负责人，加之其与卢玲签订本案《工程合作合同》时亦出示了包括创联公司出具的《授权委托书》等内容的《潼南区G319线中和至安岳界道路标准化改造工程合同文件》，因此，即使本案《工程合作合同》加盖的创联公司印章并非其公司所有，上述事实亦足以使卢玲有理由认为柳帆有权代表创联公司与其签订本案合同，本案合同的法律后果应由创联公司承担，即应认定为创联公司系本案《工程合作合同》相对人。李永春虽然在本案《工程合作合同》中签字，但其在该合同甲方委托代理人处签字，且本案中亦无证据证明本案工程由卢玲与李永春协商签订的相关事实，故李永春并非本案合同相对人。2、创联公司及李永春应否向卢玲支付涉案工程款及工程款数额？承包人不得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转包给第三人。本案中，根据创联公司和潼南区公路局签订的《潼南区G319线中和至安岳界道路标准化改造工程合同文件》和本案《工程合作合同》的内容足以认定创联公司承建本案工程后转包给卢玲施工的事实，双方签订的《工程合作合同》违反了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应为无效，但该工程已通过交工验收，质量合格，故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关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的规定，创联公司应依照双方约定向卢玲支付工程价款。经审计，本案工程总价款为6586131元，且该工程发包方潼南区公路局已按照审计金额6586131元分三次向创联公司支付了全部工程价款，故创联公司应按照双方约定向卢玲支付工程价款。卢玲认可创联公司已向其支付工程价款总额为5581765.42元，创联公司并未举示其向卢玲具体付款金额的相关证据，故一审法院对卢玲主张的该已付款金额予以确认，因此，扣除该已付款金额后，尚欠金额为1004365.58元。该金额还应扣除卢玲认可的税费155932.57元以及双方合同约定的管理费131722.62元（6586131元×2%），剩余部分716710.39元应由创联公司承担支付责任。卢玲另外主张向柳帆支付税费216511.45元，其中未退还部分16511.45元应由被告支付，一审法院对该费用的性质及与本案的关联性均无法确认，故对卢玲该主张不予支持。卢玲另外要求创联公司自2018年6月28日起支付资金占用利息，因本案工程已通过了交工验收，潼南公路公司于2020年1月20日付清全部工程价款，故一审法院依法确认创联公司自2020年1月21日起，以未付工程款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向卢玲支付资金占用利息至付清之日止。因李永春并非本案合同相对方，故卢玲要求李永春对上述费用承担连带支付责任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判决：一、安徽创联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卢玲支付工程款716710.39元，并自2020年1月21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向卢玲支付资金占用利息至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卢玲对李永春的诉讼请求；三、驳回卢玲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066元，由卢玲负担2099元，由安徽创联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负担10967元。本院二审期间，创联公司认为，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中，李永春并非创联公司重庆分公司员工，潼南公路局未向创联公司支付586131元，对其余事实无异议。卢玲及李永春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无异议。针对创联公司提出的异议，本院认为，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中，客观记载李永春的陈述，创联公司的该部分异议明显不能成立；对于潼南公路局是否支付586131元工程款的问题，在卢玲举示的证据中，明确记载了重庆市潼南区交通局根据创联公司2019年9月20日的书面委托，将该笔款项支付到重庆市潼南区东正商贸有限公司银行账户，故创联公司的该异议也不能成立，本院对其异议不予采纳，并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创联公司为证明自己的主张，举示了如下证据：一、银行业务回单、支付系统凭证、客户回执、收条（扫描件），拟证明李永春并非创联公司的职工，其无权代表创联公司。二、银行回单、重庆万拓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与创联公司签订的《建筑工程劳务承包合同》、柳帆出具的《委托付款协议》、增值税专用发票，拟证明卢玲自认收到120万元的工程款，实际是创联公司支付给重庆万拓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而非支付给卢玲的事实，案涉工程是重庆万拓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接了劳务工程等。上述证据经质证，卢玲的质证意见为：上述证据据不属于新证据，证据形成于一审开庭前，但创联公司在一审中没有举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且上述证据不能达到创联公司的证明目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由法院审查，会计凭证形式上是原件。李永存的质证意见与卢玲意见一致。根据当事人的质证意见，本院认为，虽然上述证据除收条外均为原件，但与本案之间缺乏关联，且卢玲、李永春对上述证据均有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不予采信。二审中，创联公司陈述，《工程合作合同》上加盖的印章是创联公司的印章，签订合同是，柳帆是创联公司重庆分公司的负责人，因盖印章是重庆分公司成立后，柳帆和李永春自行刻制，有二人保管，合同上的印章是二人加盖的。二审中，卢玲先陈述基于合同有效提起诉讼，经本院释明后，其变更为基于合同无效起诉。另查明，一审庭审中，创联公司举示的与案外公司签订的合同及出库单，但卢玲提出库单上收货人郑磊等人为其员工，创联公司二审中表示，郑磊等人不是创联公司工作人员，二人是柳帆安排的人员。还查明，卢玲在中国建设银行的账户内，2017年9月至2018年11月期间，柳帆、李永春多次向该账户内转入款项，其中一笔金额为2637903.82元的款项附言记载为工程款。本院认为，经双方当事人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卢玲是否是与创联公司建立了合同关系？二、创联公司是否应当向卢玲承担工程款的支付责任。下面就争议的焦点问题进行逐一评判：第一，关于卢玲是否是与创联公司建立了合同关系的问题。根据查明的事实，案涉《工程合作合同》上加盖了创联公司印章，创联公司在二审中明确表示，该合同上的印章是其重庆分公司负责人柳帆与李永春加盖的，结合卢玲举示的建设银行流水明细记载款项的支付情况的事实，能够认定卢玲与创联公司建立合同关系的事实。由于卢玲是不具有资质的自然人，且案涉工程是创联公司承包后非法转包，故卢玲与创联公司之间的建设工程合同关系无效。对于创联公司先后陈述，其将案涉工程转包给柳帆或陈涛，柳帆或陈涛是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等的理由，由于创联公司前后陈述存在明显矛盾，且也没有举示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主张，何况卢玲对于相应的情况作出了相应的解释，故本院对其该部分理由不予采纳。第二◊关于创联公司是否应当向卢玲承担工程款的支付责任的问题。虽然案涉合同无效，但由于工程已经竣工验收合格，卢玲有权参照合同约定要求创联公司承担工程款的支付责任。对于创联公司还应当支付工程款的金额问题，由于创联公司没有举示相应证据证明已付工程款情况，一审法院根据卢玲的自认确认其已经收到工程款金额没有明显不当。其他认定同一审。综上所述，创联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967.1元，由安徽创联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娅梅审 判 员 赵文建审 判 员 刘家秀二〇二一年三月十日法官助理 杨浩江书 记 员 廖婧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