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渝01民终182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胡时斌，男，1975年3月11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九龙坡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四海，重庆公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丽，女，1966年9月4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沙坪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陶勇，重庆炜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胡时斌与被上诉人刘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2020）渝0106民初114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胡时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四海，被上诉人刘丽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陶勇到庭参加了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胡时斌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刘丽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刘丽承担。事实和理由：1．胡时斌与刘丽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刘丽于2014年5月25日、2014年6月5日、2014年11月3日转给胡时斌共计60万元，该款项并非借款，双方未签订借款协议，胡时斌也未向刘丽出具借条。虽然胡时斌分别于2015年12月1日、2015年12月16日向刘丽出具了40万、20万的借条，但款项未实际出借。一审认定胡时斌累计向刘丽借款75万元，属于金额认定错误。刘丽诉称以现金方式向胡时斌交付15万元，但未举示任何证据加以证明。2．即使将刘丽转账给胡时斌的60万元认定为借款，鉴于双方未约定利息，胡时斌向刘丽的转款均应认定为归还借款本金，现胡时斌已累计向刘丽还款613250元，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已经结清。刘丽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审判决内容对胡时斌陈述的主要事实及理由都进行了非常全面的评判，一审中，胡时斌不仅没有证据证明其陈述的事实，且在庭审中的陈述前后矛盾，故一审判决应予维持。刘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胡时斌立即返还刘丽借款本金200000元，并以200000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计算支付自2014年5月24日起至付清本息日止的利息；2.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由胡时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丽分别于2014年5月24日、2014年6月5日和2014年11月3日向胡时斌转账200000元、100000元和300000元，合计600000元。2015年12月1日，胡时斌向刘丽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到刘丽现金肆拾万元正，小写：400000元正，每月利息壹万贰。”2015年12月16日，胡时斌向刘丽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到刘丽现金贰拾万元正200000元。”在该份借条的上方有一处被划掉的日期，隐约可见为“2014.11.21日”或“2014.11.4日”。2014年10月13日、2014年12月2日，胡时斌向刘丽分别转账30750元，摘要备注为“还款”。2015年2月14日、2015年5月25日、2015年7月16日，胡时斌向刘丽分别转账22500元，摘要备注为“还款”。2015年7月18日，胡时斌向刘丽转账9000元，摘要备注为“还款”。2015年8月31日、2015年9月18日，胡时斌向刘丽分别转账22500元和30750元，摘要备注为“工资”，胡时斌称此处摘要“工资”系误写，双方并无劳动关系。2015年11月27日、2015年12月16日，胡时斌向刘丽分别转账20000元和152000元，摘要备注为“还款”。2016年12月16日后，胡时斌又分别于2016年5月13日、2016年8月1日、2016年12月13日、2017年1月26日、2017年7月25日、2018年2月15日、2018年11月22日向刘丽转账60000元、20000元、40000元、20000元、50000元、40000元和20000元。以上2014年10月13日至2018年11月22日期间，胡时斌累计向刘丽转账613250元。胡时斌在一审述称，刘丽于2014年5、6、11月期间向其转账支付的600000元是刘丽与胡时斌合伙承包工程项目的投资款，因后来刘丽退出合伙，胡时斌便逐步退还了刘丽的投资款，上述2014年10月13日至2018年11月22日转账支付给刘丽的613250元便是退还给刘丽的工程合作款，其与刘丽签订了合作协议，但是现在已经找不到了。对于为什么支付给刘丽的款项中有好几次都是30750元和22500元，胡时斌表示这是当时项目上面拨付工程款支付给工人工资以后其便将剩余部分全部支付给了刘丽。对于为什么在尚未将刘丽的600000元款项全部退还刘丽之前，又于2015年12月1日和2015年12月16日向刘丽出具借条，胡时斌称当时工地停工，就向刘丽借钱给工人发工资，但出具借条后，刘丽并未实际向其支付借款。刘丽在一审述称，刘丽与胡时斌之间并不存在合伙承包工程的事实，上述胡时斌向其转账支付的613250元均是向其支付的借款利息，2014年5、6、11月胡时斌一共向其借款750000元，除了上述三笔转账以外，刘丽还于2014年11月4日或2014年11月21日，就是2015年12月16日那份借条上方被划掉的日期出借给胡时斌现金150000元，因为双方是朋友关系，且之前胡时斌也向刘丽借过钱，且按时归还了，基于信任关系，借款当时便未要求胡时斌出具借条，当时双方口头约定月息3分，在2015年12月1日胡时斌向刘丽出具了两份借条，一份载明借款金额是400000元，一份载明借款金额是350000元，2015年12月16日，胡时斌归还借款150000元，同时支付利息2000元，付款后，胡时斌即将那份借款金额为350000元借条收回，并于2015年12月16日重新出具了借款金额为200000元的那份借条。根据刘丽提供的其与胡时斌的微信聊天记录，在2019年之间，刘丽多次通过微信催促胡时斌还钱，2020年4月20日，刘丽催促胡时斌：“小胡你在哪儿，你这周准备把我爸妈的陆拾万元还我，他们要急须用借给你这么多年了，这是他们的养老钱，请求急时（及时）还上，你说那（拿）南部的房子抵还是不要了，要武胜和重庆的房子可以考虑”，胡时斌给刘丽发定位显示其在四川省资阳市乐至县××楼，刘丽继续发消息称：“我不管那些只管把我借给你的还我，现在没办法我以（已）做到人至意尽（仁至义尽）了”，胡时斌回复称：“我知道。你给我点时间缓缓嘛。不会少你一分钱的”、“这么多年的朋友了”。刘丽称：“我还没给你时间吗，就是把你当成朋友，不燃（然）我找（早）就收了”，胡时斌回复称：“今年之内全部还清给你”。2020年5月28日，刘丽再次催促胡时斌还款，胡时斌微信回复称：“今年之内全部还你。我也在吹（催）款的事”，刘丽问：“你先还到一半行吗，他们急须要买房”，胡时斌回复称：“这段时间房子又不会涨价。今年房价会下跌”，接着胡时斌给刘丽发了一张微信聊天截图，并称：“你看嘛强娃差我的钱也没收回来”。胡时斌认可上述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对于为什么既然辩称已经将刘丽的600000元投资款全部还清，却仍在微信中认可尚欠刘丽600000元并答应一分不少地还给刘丽，胡时斌表示其当时未查看向刘丽转账的单子，不知道欠刘丽的600000元工程合作款已经还清，故才会答应刘丽一分不少地归还刘丽。刘丽分别以胡时斌2015年12月1日和2015年12月16日出具的借条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胡时斌归还相应的借款和利息。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除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外，当事人主张民间借贷合同自合同成立时生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当事人另有约定或者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依照上述规定，自然人之间的民间借贷合同系要物合同，自出借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本案中，刘丽先后于2014年5月、6月、11月向胡时斌转账合计600000元，并主张在2014年11月出借给胡时斌现金150000元，合计出借给胡时斌750000元，胡时斌归还借款本金150000元，并先后于2015年12月1日、2015年12月16日出具两份借条。胡时斌主张收到刘丽转账支付的600000元系刘丽与其合伙做工程的投资款，其虽然先后向刘丽出具了两份借条，但刘丽并未实际提供借款。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刘丽与胡时斌之间的借贷关系是否成立。对于本案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评述如下：首先从胡时斌的陈述和辩解分析。第一，胡时斌主张与刘丽并不存在借贷关系，刘丽于2014年5、6、11月转账的600000元系为双方合伙做工程支付的投资款，但胡时斌并未对此举示任何证据，且刘丽否认双方存在胡时斌所述的合伙关系，胡时斌的此项辩解不足采信。第二，胡时斌主张刘丽支付投资款后又退出合伙，其便将刘丽支付的投资款逐笔返还，2014年10月13日至2018年11月22日累计转账支付给刘丽613250元，已将刘丽的投资款付清，但在2014年10月13日前，刘丽仅向胡时斌转账300000元（即2014年5月24日转账的200000元和2014年6月5日转账的100000元），金额最大的一笔300000元在2014年11月3日才转账给胡时斌，胡时斌不可能在2014年10月13日即返还刘丽的投资款，如果胡时斌在2014年10月13日即返还刘丽投资款，说明双方当时已经解除了合伙关系，刘丽不可能在2014年11月3日还向胡时斌转账支付投资款，故胡时斌的辩解自相矛盾，不足采信。第三，如果是胡时斌所述其在2014年10月13日至2018年11月22日向刘丽的转账是返还投资款，从生活经验上看，不可能是金额大致相等的返还，也不可能在长达五年的时间内才返还完毕，胡时斌陈述之所以每次返还的金额都大致相等，比如30750元或22500元，是其将项目上拨付的款项在付完工人工资后全部返还给刘丽，不可能每次所剩金额都如此巧合，很明显其陈述不足采信。第四，胡时斌辩称刘丽所转账的款项是投资款，其已于2018年11月22日全部还清，但又在微信聊天记录中承认尚欠刘丽600000元借款并表示会在年内一分不少地还给刘丽，对于二者矛盾之处，胡时斌却称其在微信聊天时没有看到银行打款的单子，不清楚已经将600000元投资款还清，该解释明显不能自圆其说，其自己的银行账户向刘丽先后转账613250元，不可能全然忘记，其关于刘丽转账支付600000元是投资款的辩解理由明显不能成立。第五，胡时斌陈述其之所以向刘丽出具了两份借条，是因为想向刘丽借款，但出具借条后刘丽并未提供借款，两份借条出具的时间分别是2015年12月1日和2015年12月16日，即使按胡时斌所述，其在2015年12月1日出具的借条刘丽并未提供借款，从一个正常人思维来理解，其不可能在2015年12月16日再次向刘丽出具借条，故胡时斌仅向刘丽出具了借条并未收到借款的辩解理由不符合情理，不足以采信。其次，从刘丽的陈述分析。其一，刘丽述称，其先后于2014年5、6、11月合计出借给胡时斌750000元，其中600000元是转账，150000元是现金，双方口头约定月息3分，因为双方是朋友关系，借款当时未要求胡时斌出具借条，而是在2015年12月1日出具了两份借条，一份载明的金额为400000元，一份载明的金额是350000元，胡时斌于2015年12月16日归还借款150000元并支付利息2000元，胡时斌当天将350000元的借条收回并出具了一份金额为200000元的借条，刘丽的该项陈述符合情理，且与胡时斌的举示对私客户账户明细相符合，胡时斌确实于2015年12月16日向刘丽转账152000元。其二，刘丽主张共出借750000元给胡时斌，口头约定月息3分，每月利息即为22500元，在胡时斌举示的对私客户账户明细中反映出来，胡时斌分别于2015年2月14日、2015年5月25日、2015年7月16日、2015年8月31日向刘丽转账22500元，可以认定上述几笔转账即是支付的借款利息，该事实亦能够印证刘丽的陈述。其三，胡时斌在2018年11月22日后未再向刘丽支付款项，刘丽在2019年、2020年多次在通过微信催促胡时斌返还借款600000元，胡时斌在微信中亦认可尚欠刘丽借款600000元的事实并表示在年内（2020年）全部还清。该事实足以表明胡时斌尚欠刘丽借款600000元的事实。综合上述分析，一审法院认定，胡时斌与刘丽之间借贷关系成立，胡时斌累计向刘丽借款750000元，在2015年12月16日归还借款本息152000元后，胡时斌尚欠刘丽借款600000元。胡时斌关于借贷关系不成立的辩解理由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规定，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还款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双方可以协商确定还款期限，不能协商一致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胡时斌、刘丽双方未约定还款期限，刘丽可以随时催告胡时斌在合理期限内返还借款。在本案中，刘丽多次催促胡时斌返还借款，胡时斌多次拖延拒不还款，已构成违约。刘丽主张返还本案借款200000元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2020年8月18日修正前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修正前民间借贷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年利率36%的部分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借贷关系及胡时斌的付息行为均发生在民间借贷规定修正之前，胡时斌按照双方约定的月利率3%支付的利息，刘丽有权收取。胡时斌2015年12月1日向刘丽出具金额为400000元借款时，应认定双方对之前的利息已经结算清楚。双方约定对该份借条中载明的借款金额400000元按照月息12000元即月利率3%支付利息，不违反当时的法律规定，胡时斌已经按照该利率支付的利息，刘丽仍有权收取。胡时斌在2015年12月16日支付刘丽本息152000元后针对剩余的200000元借款重新向刘丽出具了借条，借条中未载明利息，应视为双方约定对该200000元借款不支付利息。胡时斌在2015年12月16日后支付的刘丽的款项均应认定为系支付2015年12月1日借条中400000元借款的利息。故对于本案中200000元借款在2015年12月16日以前的利息亦应认定为双方已经结算清楚，对之后的利息应认定双方并未约定利息。但自刘丽起诉之日起，胡时斌应向刘丽支付逾期返还借款的资金占用利息。关于该资金占用利息的标准，2020年8月18日修正并于2020年8月20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修正后民间借贷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是以不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为限。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承担逾期还款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约定了借期内利率但是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修正前民间借贷规定第二十九条对既未约定借期内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情形下，支持出借人按照年利率6%主张资金占用利息，刘丽、胡时斌双方既未约定借款利息，也未约定逾期还款利率，亦未约定逾期还款的违约责任，胡时斌经多次催告拒不返还借款，主观上对违约具有较大过错，故一审法院酌情认定胡时斌应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自2020年7月16日起至借款付清之日止的资金占用利息。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胡时斌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刘丽借款本金200000元，并以借款本金200000元为基数自2020年7月17日起至借款付清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利息；二、驳回刘丽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500元，减半收取2750元，由刘丽负担600元，由胡时斌负担2150元。财产保全费1920元，由刘丽负担400元，由胡时斌负担1520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胡时斌与刘丽之间就案涉款项是否成立民间借贷关系；2.若成立，双方之间是否约定利息，胡时斌是否已归还案涉款项。现评判如下：关于争议焦点一，刘丽一审举示的银行转账凭证、借条等债权凭证足以证明，刘丽分别于2014年5月24日、2014年6月5日和2014年11月3日向胡时斌共计转账60万元，胡时斌也先后于2015年12月1日、2015年12月16日向刘丽出具了金额分别为40万、20万的借条的事实。对此，胡时斌抗辩称，刘丽实际并未向其出借两份借条载明的款项，刘丽向其转账的60万元并非借款而系双方合伙承建项目的投资款，但是胡时斌未举证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合伙关系，双方也均确认双方之间不存在其他经济往来，故本院对胡时斌的辩称不予采纳，本院有理由认为胡时斌向刘丽所出具二张借条系针对刘丽于2014年向胡时斌转账的60万元。胡时斌虽然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银行转账系投资款，但未能作出合理说明也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刘丽就其与胡时斌之间成立民间借贷关系已经完成举证责任，故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就案涉款项成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并无不当。关于争议焦点二，胡时斌于2015年12月16日向刘丽出具的20万元借条并未载明双方对该20万元借款书面约定有利息。至于双方对利息是否存在口头约定，一审法院结合双方陈述、胡时斌的辩解、胡时斌的还款记录、借条内容及双方微信聊天记录等综合认定双方约定按月利率3%支付利息但出具20万元借条时未载明利息应视为双方不再约定利息，并无不当。对于胡时斌辩称40万元借条载明的“每月利息壹万贰”中的“贰”系“元”，故一审法院认为双方约定月利息为3%的结论错误，本院认为根据胡时斌出具的两张借条，胡时斌本人书面的“贰”在笔画笔顺上与“元”存在明显差异且胡时斌在一审中从未抗辩“贰”系“元”，故本院对其该辩称不予采纳。胡时斌辩称，其向刘丽的转款613250元系归还的投资款，在2020年微信聊天记录中系认可刘丽的催款行为而不是承诺归还欠款60万元，对此，一审法院已予以详细评述，本院予以认可。综上，一审法院认为，胡时斌经多次催告后拒不归还案涉借款20万元，主观上对违约存在较大过错，根据修正前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酌情认定胡时斌应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自2020年7月16日起支付资金占用利息，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胡时斌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根据，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500元，由胡时斌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景 象审 判 员  师玉婷审 判 员  郑 鹏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  毕汇林书 记 员  徐成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