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川01民终176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成都好运达物流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高新区西部园区新创路28号。 法定代表人：王翰林，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林，男，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进明，男，1986年2月15日出生，回族，住宁夏海原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成刚，男，1986年5月1日出生，回族，住宁夏海原县。 以上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永珍，宁夏宁北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成都好运达物流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好运达物流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何进明、李成刚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20）川0191民初72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好运达物流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好运达物流公司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一审将损失的确认责任全归咎于好运达物流公司不妥。（1）货运至目的地之后，李成刚明知已发生货损，要求付完运费才卸货，因该批次货物急于用于现场施工，几经协商后同意支付部分运费后卸货，卸货后第二天李成刚因货损问题又与工地人员发生争执，报警后又支付了1500元才离开工地，由此可知李成刚逃避责任。（2）卸货后，因好运达物流公司与厂家均无人在现场，收货人重点在于工程进度，而对于货损情况其没有与李成刚强行达成确认的必要性，其亦无义务代替好运达物流公司与李成刚完成损失确认情况。李成刚应依约对货损承担责任。2．好运达物流公司已向一审提交了《装车清单》《物流损坏货品请单》《赔偿协议》证明受损货物数量及金额，至于几份清单不一致的问题，因为是分别由厂家和收货方出具，故存在偏差。李成刚未依约将货物安全送抵目的地，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李成刚辩称，1．李成刚已经依约将货物安全送达目的地，经收货方核对后签字确认并卸货，运输合同义务已经履行完毕，李成刚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因转货不当受损的货物仅为2扇门框，且已与收货方、阚绪成、阚绪芳就货损实际处理完毕。2．案涉合同约定货物共计373件，价值20万元，好运达物流公司提交的《装车清单》所载明的规格和数量与其所主张的《物流损坏货品清单》完全不符，两份货损单也前后矛盾，且受损53樘门总价16万余元，也与合同约定不符，违背常理。3．所谓的受损情况系好运达物流公司单方与厂家达成，李成刚并未签字确认，“受损”货物是否为李成刚所承运无法证明，同时李成刚运输的货物已经收货人在工地上卸货并安装使用，不排除在此过程中受损的可能，且李成刚自收货方卸完货、赔偿货损、收到运费离开拉萨后，从未再次向李成刚主张所谓的货损。4．好运达物流公司与第三方达成的赔偿协议与李成刚无关，如真存在巨大货损，理应不收货运回原地。请求维持原判。 何进明辩称，何进明系李成刚雇佣的司机，何进明从未与好运达物流公司签订过合同，也未授权任何人代签，好运达物流公司主张的货损金额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所谓的货损系何进明运输途中造成的。请求维持原判。 好运达物流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何进明、李成刚赔偿货物损失16426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宁Exx9号货车登记在案外人李成才名下。李成刚自称于2018年向李成才购买后一直由其运营，因购车款未支付完毕故至今未办理过户登记，何进明系其聘请的司机。 2020年5月13日，李成刚与好运达物流公司签订《货物运输合同》，李成刚在“承运方签字”处签字捺印。该合同载明好运达物流公司为托运方，何进明为承运方，收货客户为赵伯甫。货物至成都市高新西区运输至拉萨市城关区，门308件、配件65件，合计373件，货物价值200000元。运费结算方式为“卸完现金”，总运费24300元。运输质量及安全要求：从货物装入承运方指派的运输工具时起直到货物按合同规定由收货人接收完毕为止，在这期间，如果货物发生灭失、损坏、污染、短少、破损等，由承运方负全责，托运方不负任何责任，不可抗力除外。承运方应按货物实际损失（包括货物价值、包装费、运费）赔偿托运方，货物价值以双方确认的托运物总价值为计算依据。货物装卸责任和方法：托运方负责装货，收货方负责卸货，各自承担相应费用，承运方有义务协助并清点确认货物数量。 当日，何进明驾驶案涉货车至指定地点装货并进行运输。好运达物流公司提交的《装车清单》上有“何进明”“门308，配件65”等字样，但何进明否认系其所签。好运达物流公司称时间太久记不清楚，但认为一般是司机本人签字。《装车清单》列举了产品名称、产品规格、数量和锁把信息，其中产品规格为甲级的有3种，乙级的有11种，丙级的有3种。全部甲级产品共4件。 2020年5月16日，案涉货车抵达拉萨市收货工地。卸货时，收货方与李成刚、何进明因货物受损问题发生争议。直至2020年5月18日，收货方才进行卸货。卸货当日，好运达物流公司通过案外人阚绪成向何进明的银行账户支付22000元运输费，何进明收款后全额转给李成刚。 对于在运费24300元中扣除2300元的问题，李成刚主张，因收货方卸货时发现两扇门框损坏拒绝卸货，其提出将货物运回成都，收货方遂扣押货车。争议两天后，其与好运达物流公司的代表阚绪成、收货方协商一致扣除2300元运费作为货损，阚绪成支付了剩余运费；好运达物流公司主张，李成刚、何进明拒绝卸货，其从中协调，因收货方反映有问题，所以扣除2300元；经一审法院电话向阚绪成核实，其称因货损争议，李成刚提出不给运费就拒绝卸货，僵持两天造成工地停工损失。李成刚要求扣除2300元作为货损后就不再承担任何责任，好运达物流公司为了先卸货，在迫于无奈的情况下支付了剩余运费。此外，其从未与货车驾驶员联系，作为好运达物流公司的中间人，从最初沟通货物运输事项到事后处理卸货争议，均是与李成刚联系。 收货方赵伯甫向好运达物流公司出具了两份《物流损坏货品清单》，载明损坏的防火门涉及12种规格，共计53樘，单价不等，总计166240元。两份清单内容存在出入，一份清单记载甲级7种26樘、乙级4种25樘，丙级1种2樘，另一份清单记载甲级6种24樘，乙级5种27樘，丙级1种2樘。 2020年7月30日，好运达物流公司与案涉货物生产方成都市和乐门业有限公司签订《赔偿协议》，载明因运输问题造成货损，损失门53樘，金额166240元，好运达物流公司在三十日内支付赔偿款。2020年8月18日，好运达物流公司向成都市和乐门业有限公司转账164260元，备注“5月赵伯甫货损赔款”。好运达物流公司称，53樘损坏的防火门，一部分拉回厂家经技术人员核定是否可以修复，一部分完全损坏放在工地上，成都市和乐门业有限公司已经向客户补发了货品。 一审法院认为，案涉《货物运输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关于责任主体，《货物运输合同》虽将何进明列为承运方，但该合同系李成刚与好运达物流公司所签订，李成刚在“承运方”处签字捺印，何进明未签署合同，亦未授权李成刚代表其签字。李成刚全程参与签约、装车、运输、卸货、协商处理货损的过程，并实际收取全部运费，与其自认承运人身份，何进明系其聘用司机的陈述能够相互印证，亦与好运达物流公司自称的中间人阚绪成的说法相符。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本案运输合同的主体双方为好运达物流公司与李成刚，好运达物流公司主张何进明承担合同责任没有事实依据。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现李成刚自认2个门框受损，好运达物流公司主张53樘防火门受损，且损失金额达到164260元，应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从案涉争议发生过程来看，2020年5月16日车至目的地时即发现货损，直至2020年5月18日卸货，期间各方一直就货损情况及责任承担有所争执，但好运达物流公司并未采取适当方式对货物损失情况进行确认。其在纠纷发生两个月后与生产厂家达成《赔偿协议》并付款，但未通知李成刚或何进明参与协商，该赔偿协议不能当然约束李成刚，亦不能以此证明李成刚造成的货物损失。并且，好运达物流公司据以主张损失164260元的《物流损坏货品清单》与其提供的《装车清单》，以及诉讼过程中提交的商品规格清单明显矛盾。《装车清单》记载运输的308樘防火门中，甲级防火门共3种4樘，但《物流损坏货品清单》记载的受损甲级防火门却有6种24樘，远远超出《装车清单》的数量。经一审法院要求对商品规格型号作出说明，好运达物流公司提交的商品规格清单中记载的甲级防火门仅1种2樘，更令一审法院对《物流损坏货品清单》的真实性存疑。《货物运输合同》约定308樘防火门的总价值为200000元，承运方赔偿货物损失以此价值为计算依据。而好运达物流公司主张受损的53樘防火门损失就已经达到160000余元，显然未以双方确认的托运物价值为计算依据。好运达物流公司在明知存在货损的情况下，声称因客户反映有问题，在扣除2300元货损后支付剩余运费，却未进一步确认货物损失情况，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好运达物流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案涉货物因李成刚运输不当所导致的受损数量、损失程度，以及损失数额等，一审法院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好运达物流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793元，由好运达物流公司承担。 二审中，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 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何进明、李成刚是否应向好运达物流公司赔偿货物损失164260元。本院综合评析如下： 好运达物流公司以其与生产厂家达成的《赔偿协议》并支付的金额要求何进明、李成刚承担货损赔偿的支付责任，何进明、李成刚则主张货损问题已经在卸货时解决，且李成刚已经收取了扣除相应货损赔偿后的运费。本院认为，根据已查明的事实，案涉货物运抵目的地后，各方即因货损问题发生争执，两天后才卸货，并在扣除了货损赔偿金额后支付了运费，而好运达物流公司在此期间并未采取措施确认货损情况，却在纠纷发生两个月后，在何进明、李成刚未参与的情况下与生产厂家达成《赔偿协议》并付款，据此要求何进明、李成刚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好运达物流公司未能提交证据证明案涉货物在交付给收货方时的货损情况除何进明、李成刚认可的之外另有其他损失，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故其主张不成立。同时，一审法院对该争议问题也进行了详细论述，本院予以确认，不再赘述。 综上，好运达物流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586元，由成都好运达物流服务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嫘 审判员 傅科文 审判员 叶云婧 二〇二一年三月八日 书记员 段 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