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甘0102民初11974号原告：兰州义大祥丝绸经营部，住所地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永昌路140号。法定代表人：胡越祖，该经营部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魏伟，甘肃中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文琪，甘肃中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兰州红旗服饰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永昌路188号。法定代表人：蔡维义，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丁俊彦，甘肃恒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学玺，男，汉族，1959年５月22日出生，住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该公司副经理。被告：甘肃凤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庆阳路438号。法定代表人：娄金凤，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录林，甘肃赛莱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飞洋，甘肃赛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甘肃北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庆阳路442号。法定代表人：王振宇，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广武，甘肃经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兰州义大祥丝绸经营部（以下简称义：大祥经销部）诉被告兰州红旗服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红旗公司）、被告甘肃凤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凤鑫公司）、被告甘肃北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海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立案案由:返还原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20日作出（2018）甘0102民初9375号民事判决书，原告义大祥经销部不服判决，向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8日作出（2020）甘01民终172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本院受理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义大祥经销部的法定代表人胡越祖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魏伟，被告红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蔡维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学玺、丁俊彦，被告凤鑫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录林、赵飞洋，被告北海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广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合议庭评议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义大祥经销部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三被告向原告支付自2004年1月1日起至2018年５月１日期间被告未返还原告商铺的租金损失费共计7460328元，（具体计算方式为：144.58㎡×300元／月×（12月×14年﹢４月）﹦7460328元），并自2018年5月2日起支付原告租金损失费1446元／月直至返还商铺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三被告全部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诉被告红旗公司、凤鑫公司、北海公司拆迁安置纠纷一案，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5年3月20日作出（2004）兰法民一初字第12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的主要内容为：一、被告红旗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给原告义大祥经营部在凤鑫大厦西南侧一层安置建筑面积94.14平方米，使用面积80.39平方米，二层安置建筑面积50.44平方米，使用面积42.85平方米非住宅用房。进行产权调换，双方根据有关规定，按重置价互补差价。二、被告红旗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支付义大祥经营部歇业费、租库费754119.80元。三、被告红旗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支付义大祥经营部损失270187.08元。四、上述一、二、三项被告凤鑫公司负连带责任。此案件经过二审、提审和再审，均判决维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5年3月20日作出的一审判决。但被告红旗公司、凤鑫公司、北海公司均拒不履行判决书中的义务，违法占据判决中原告所有的位于凤鑫大厦西南侧的商铺，且被告红旗公司、凤鑫公司、北海公司一直违法经营该商铺，将本应属于原告的经营收入非法占据，侵害原告对该商铺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等权利，给原告造成了巨额经济损失，原告诉至本院。被告红旗公司辩称：1、被告红旗公司不是本案适格被告，红旗公司系经过改制后的企业，原告所依据的协议与红旗公司无关。兰州红旗服装厂（以下简称“红旗服装厂”）于2003年5月破产重组成立被告红旗公司（无任何国有股份）。本案所涉纠纷系国有资产控股时即2002年8月31日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破产裁定书作出前红旗服装厂所负债务。2006年兰州市国资委、被告红旗公司和永嘉县远洋服装皮件公司签订了三方产权转让合同，被告红旗公司已经向兰州市国资委交纳全部改制费用。红旗公司与红旗服装厂皆具有独立法人的主体资格，被告红旗公司在股权归属上与红旗服装厂无任何法律关系，不能因为红旗服装厂后期破产注销后，就认同为红旗服装厂的义务应当由被告红旗公司来承担。2、本案原告在诉状中所列请求即使成立，也应当由被告凤鑫公司和被告北海公司承担。1996年11月8日红旗服装厂与甘肃省益民房屋开发公司（后更名为甘肃凤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联建综合项目楼《合同书》，后因甘肃省益民房屋开发公司因资金不足，于1999年9月25日，引进被告北海公司，红旗服装厂、被告凤鑫公司、被告北海公司又签订了《联建合同》。在红旗服装厂与被告凤鑫公司签署的《合同书》中明确了，由被告凤鑫公司负责建设用地范围内拆迁户的安置义务，且承担工程前后所需要的各种费用（含拆迁管理拆迁安置、拆迁私房、搬家费、私房补偿、奖励费等），且在拆迁安置过程中，被告凤鑫公司曾向原告支付过安置补偿费用，原告收到钱后对此并未提出任何异议，其也认为被告凤鑫公司应当承担全部义务。在红旗服装厂、被告凤鑫公司、被告北海公司三方签订的《联建合同》中也约定了“工程完工后，地上第一层归还拆迁的非住宅户510㎡，其余归被告北海公司所有，第二层归还拆迁的非住宅用户80㎡，其余归被告北海公司所有，剩余面积归被告凤鑫公司所有”。故本案被告北海公司、被告凤鑫公司具有安置义务，拆迁安置中产生的所有费用应当由被告凤鑫公司、被告北海公司来承担。3、原告与三被告拆迁安置纠纷一案，于2010年11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做出的终审判决，判决生效后，原告即按照判决所指申请了强制执行，因原告要求原地进行安置，但判决中所指的“凤鑫大厦西南侧”一层及二层现今被被告北海公司占据，被告北海公司在执行过程中也向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了执行异议，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向最高人民法院请示，最高人民法院指示，应当将“凤鑫大厦西南侧”一层及二层安置给原告。但被告北海公司一直占有该房屋，导致原告未能及时得到安置，所以本案中原告所主张的赔偿不应当由红旗公司来承担责任。4、原告在诉状中主张的未返还商铺的租金损失费用，该主张已超过诉讼时效，且该主张的诉求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当予以支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4）法民一初字第124号民事判决书对原告诉求已经予以确认。其权利已经第124号判决得到救济，诉求租金损失本身与第124号判决书判决结果重叠，不应得到支持。另外，本案自2006年9月开始立案执行，2017年10月13日再次立案执行，现就本案金钱给付部分已部履行完毕，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甘01执767号之三执行裁定已确认并终结本次执行。原告诉求租金损失没有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故请求驳回对被告红旗公司的诉讼请求。被告凤鑫公司辩称：1、案涉当事人之间签订的拆迁协议对租金并未进行约定。根据被告红旗公司与原告签订的《非住宅用房拆迁协议书》和《非住宅用房拆迁安置协议书》第三条、第四条以及第六条的约定，原告歇业期间，被告红旗公司给原告支付歇业费、租库费等费用，这些费用是对因歇业期间给原告造成损失的赔偿补偿费用。而两份协议书并没有约定给原告迟延安置的需承担房屋租金损失。因此，原告主张的租金损失费没有依据。2、原告并未实际拥有特定房屋产权，不存在其房屋收益权被侵害的问题。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04）兰法民一初字第124号民事判决书，并未确认特定房屋的产权归原告所有，即原告并未取得特定房屋的物权。原告主张的凤鑫大厦西南侧属于不特定房屋范畴，无法确定原告主张被侵权房屋的具体位置。因此，生效裁判文书的裁判结果尚未引起物权的实际变动，原告并未实际取得特定房屋的产权，故其关于被告违法占据位于凤鑫大厦西南侧商铺、违法经营该商铺、非法占据其经营收入的主张不能成立。3、原告未得到安置的原因是（2004）兰法民一初字第124号《民事判决书》执行中的法律障碍以及原告拒绝法院执行中的执行措施，并非答辩人的原因未得到安置。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甘01执767号之三《执行裁定书》载明以下事实：①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6年9月执行立案，但因当事人申诉导致本案发生再审、提审和其他诸多不确定因素，导致本案无法正常执行，并非被告凤鑫公司的原因使原告没有得到安置；②2017年10月13日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再次执行立案后，就该案的金钱给付（歇业费、损失费、受理费等）已经执行完毕，原告按照合同应当得到的歇业费等损失已经实现；③关于房屋二层安置兰州中院执行中查封了足够的面积，但由于位置不在西南侧，原告明确拒绝接受无法安置，且经兰州中院多年来数次协调，一层安置时，原告拒绝接受同一栋楼与安置位置相差40米，也拒绝接受同等价值的货币安置，而执行安置的房屋已由被告北海公司办理房产证且设立抵押，存在法律上的障碍。而原告未得到安置的前提下，不可能已经拥有特定物权的情形，故原告关于租赁损失的诉求没有事实依据。4、即使被告的行为给原告造成了租金损失且应承担赔偿责任，其诉讼请求也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限，应予以驳回。原告与被告拆迁安置纠纷一案，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经过二审，于2005年8月28日作出了（2005）甘民一终字第111号民事判决书。如果被告的行为给原告造成了租金损失且应承担赔偿责任，那么原告也应在该判决确定的履行期届满后知道其权益被侵害。但原告从没有向被告主张过租金损失，也没有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赔偿租金损失，故其大部分请求的诉讼时效早已届满。故请求依法驳回对被告凤鑫公司的诉讼请求。被告北海公司辩称：1、原告的起诉是错误的诉讼，根据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4）兰法民一初字第124号民事判决书中明确认定的义务人就红旗公司和凤鑫公司，被执行人没有被告北海公司，原告起诉被告北海公司属于主体错误。被告北海公司是没有法判到任何义务，拆迁安置与北海公司没有关系，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本案的争议是执行过程中产生的问题，而本案是返还原物的纠纷，本诉这个诉求就是错误。2、原告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原告起诉如果依据拆迁补偿合同，已经超过最长时效20年；原告起诉如果依据民事判决书，已经超过3年的诉讼时效。3、原告的起诉属于一事两诉，违反了一事不二诉的法律原则，故请求驳回对被告北海公司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向本院进行了举证，本院依法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义大祥经销部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1、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2004）兰法民一初字第124号判决书、（2009）甘民监字第003号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2010）年民提字第64号判决书、执行通知书2份，证明原告对本案诉争的房屋享有所有权；从2004年判决之后，房屋一直由三被告占有，未交还给原告，侵害了原告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三被告应向原告支付占有期间的租金损失。被告红旗公司、被告凤鑫公司、被告北海公司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红旗公司认为不能确定物权、判决书中已经解决了租金的问题，在判决书中的第2项里有。被告凤鑫公司认为三份判决没有导致物权的变动，原告没有取得物权、在判决书中也表明是西南侧安置的房屋，西南侧位置的概念，没有取得特定的物权。被告北海公司认为判决中我方公司没有承担任何责任，执行通知是擅自扩大了义务人，没有法律依据。2、评估报告，证明对房屋进行了评估，房屋租金是200元至300元之间，原告主张租金赔偿数额的依据。被告红旗公司、被告凤鑫公司、被告北海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被告红旗公司认为评估报告不能用于计算原告主张的租金损失部分，也不能证明原告在本案中租金的事项，该份报告是拆迁安置过程中法院委托做出的评估，证明不了原告计算损失的依据。被告凤鑫公司认为不是本案原、被告共同委托鉴定的，这是对房屋价值进行的评估，不是对租金进行的。被告北海公司认为767号执行裁定书上面没有任何涉及北海公司的文字记载，与北海公司无关。107号裁定书在最后内容中只是提到驳回兰州红旗服饰有限责任公司的复议申请，并没有涉及到北海公司承担义务的内容，原告向法庭提交的判决和裁定只是证明原告有无得到物权的权利，而不是物权本身，房屋的所有权权利的确认是依据房屋产权登记部门的登记，原告主张租金不合适。3、兰州市中级法院（2017）767号裁定书、甘肃省高院（2018）107号裁定书，证明争议一直在发生过程中，争议仍然在执行过程中，红旗公司、凤鑫公司拒不履行判决所规定的义务，北海公司还在实际占有房屋，诉讼时效没有过，就案件要求法院执行义务，案件还在执行中，侵权行为仍然在进行。被告红旗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其认为124号判决书证明原告本案中的损失已经解决，原告违反了一事不再理的原则。且判决书将租金损失计算到2004年12月底，原告在本案从2004年1月1月起主张租金损失，原告主张的每平方米300元的标准及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被告红旗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其认为不存在被告需要给原告承担租金损失的问题，评估的数额不能作为原告主张损失的依据，不能证明诉讼请求的数额，不能得出这种结论，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被告北海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与证明目的均有异议，其认为租金和歇业费是两个概念，原告没有取得物权，不能主张租金，原告违法了一事两诉的原则。从鉴定报告的内容看，是对2018年相关地段租金进行价格认定，2018年和原告的诉求2004年跨度太大，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作为一项评估，只是针对个案或者法律事项，仅仅用于具体的法律事项，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4、执行裁定书、判决书64号，证明北海公司与原告存在权利义务关系，北海公司应当承担本案的责任，红旗公司已经就主体问题提出复议申请，但是被高院依法驳回。被告红旗公司、被告凤鑫公司、被告北海公司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其认为与各自均没有关系。被告红旗公司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1、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4）兰法民一初字第124号民事裁定书及判决书、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2005）甘民一终字第111号民事判决书、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6）兰法执监字第09号民事裁定书、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2009）甘民监字第003号民事裁定及民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2010）民提字第64号民事判决书、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兰法执异字第2号执行裁定书、2015年5月26日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下发的《通知》。证明原告诉被告拆迁安置纠纷一案，最终判决为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的（2004）兰法民一初字第124号民事判决书，即应当给原告安置的区域为凤鑫大厦西南侧一层安置建筑面积94.14㎡，使用面积80.39㎡，二层安置建筑面积50.44㎡，使用面积42.85㎡非住宅用房。同时判决书中包括了应当支付给原告歇业费、租库费、损失费。被告北海公司对案涉房屋一直占据，导致原告无法得到安置，该原因与红旗公司无关，红旗公司无任何过错。原告义大祥经销部、被告凤鑫公司、被告北海公司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义大祥经销部认为根据上述判决书原告已经取得了所有权。被告凤鑫公司认为原告没有取得物权。被告北海公司认为红旗公司一再强调北海公司有责任，原告非要房产的情况下发生的争议，责任的主体是红旗公司。2、《合同书》、《联建合同》、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2）兰法民破字第3号破产裁定书，证明《合同书》第二条第二款拆迁安置第1项约定，乙方即益民公司负责79户拆迁户安置。《联建合同》上述地宗开发进行了重新约定，且在联建合同第五条第二款中明确约定了“地上第一层归还拆迁的非住宅户510㎡，其余留归北海公司所有，且面积不少于590㎡。第二层归还拆迁的非住宅户80㎡，其余归北海公司所有，且面积不少于1520㎡。”北海公司应当在安置原告后，才能对凤鑫大厦一层、二层主张权利，在原告尚未安置的前提下，北海公司应分得的房产面积及位置均是未知的，是不能实现的，而案涉应安置给原告的房屋凤鑫大厦西南侧现今一直被北海公司占据，导致其一直无法得到安置，过错责任均不是因为红旗公司，红旗公司不应当承担责任。《联建合同》第六条第2款规定了“工程竣工后，乙方中的凤鑫公司应确保拆迁后的18户非住宅商铺的还建安置”，故凤鑫公司应承担原告的所有安置义务。红旗服装厂在2002年已经破产，原告所签署协议是同红旗服装厂签订，与红旗公司无关，不能向红旗公司主张权利。原告义大祥经销部、被告凤鑫公司、被告北海公司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义大祥经销部认为关于破产问题已经解决了，房屋安置的问题怎么安置如何安置也124号判决书也已经解决了。被告凤鑫公司认为124号判决书第一义务人是红旗公司、所有的判决书中没有确定所有的房屋归原告所有。被告北海公司认为这是执行过程中在执行没有执行的问题，我方认为原告是没有取得物权的。红旗公司依据联建合同想让北海公司承担责任，原告的房屋是由红旗公司拆迁，后与北海公司联建所以与我公司无关。3、2018年3月15日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询问笔录；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甘01执767号之三执行裁定，证明在对原告拆迁安置过程中，原告多次对其安置条件进行变更，从原址安置到异地安置、货币安置，最后又要求原址安置，原告现未得到有效安置，其自身对此事项有严重过错。同时，因本案金钱给付部分已部履行完毕，原告所主张的两项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被告红旗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没有异议。被告北海公司认为拆迁安置没有安置的话按照法律规定可以继续计算的。被告凤鑫公司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1、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4）兰法民一初字第124号民事判决书、甘肃高级人民法院（2005）甘民一终字第111号民事判决书、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2009）甘民监字第003号民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2010）民提字第64号民事判决书，证明上述判决书的判决内容为被告给原告安置相应面积的房屋，并未确认特定房屋的产权归原告所有，即原告并未取得特定房屋的物权，其关于被告违法占据位于凤鑫大厦西南侧商铺、违法经营该商铺、非法占据其经营收入的主张毫无依据，原告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即便被告的行为给原告造成了其所主张的租金损失，原告的大部分诉讼请求也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限，其诉讼请求应予以驳回。原告义大祥经销部、被告红旗公司、被告北海公司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原告义大祥经销部认为其已经取得了物权，其主张的租金未超过诉讼时效。被告红旗公司、被告北海公司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均无异议。2、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甘01执767号之三执行裁定书，证明本案执行过程中原告金钱债务已经实现，而未得到安置系存在法律上障碍以及原告拒绝相近位置的房屋和也拒绝接受其他方式安置导致的，并非被告凤鑫公司未给原告提供安置房屋。被告红旗公司、被告北海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原告义大祥经销部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其认为诉请的是124号判决书之后的不是之前的，执行过程中是不予执行，不是我方在变来变去的。物权法规定物权取得是司法裁判，司法裁判文书生效之日起取得物权，从判决中可以证明原告取得物权的时候，规定的安置义务导致的损失被告应当承担。3、执行裁定、裁定书，证明有关本案的来龙去脉在执行裁定中有明确的说明。裁定书证明原告也认为租金的前提是要有物权，没有物权就不能提出租金。被告红旗公司、被告北海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原告义大祥经销部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其认为2005年到2018年的损失是没有载明的，撤回的原因是和本案相重复了。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本院将结合案件事实予以综合认定。根据当事人的举证、质证及陈述，本院综合认定事实如下：1996年3月14日，原告义大祥经销部与兰州红旗服装厂（改制后为被告红旗公司）签订《非住宅用房拆迁协议书》主要约定：兰州红旗服装厂拆除原告义大祥经销部位于××路××号（现永昌路140号）营业性房屋；依据相关政策规定，就地临街一层、二层还建建筑面积为74.14平方米、44.04平方米两间营业性房屋；原告义大祥经销部申请安置后的营业房屋进行产权调换，按重置价互补差价；双方还约定了原告义大经销部的歇业费按照十八个月计算，并按季度支付至还建营业房屋时止；2000年12月18日，原告义大祥经销部与兰州红旗服装厂（改制后为被告红旗公司）签订《非住宅用房拆迁协安置议书》主要约定：兰州红旗服装厂拆除原告义大祥经销部位于××路××号（现永昌路140号）营业性房屋；依据相关政策规定，就地临街一层、二层还建建筑面积为20平方米、6.4平方米两间营业性房屋；原告义大祥经销部申请安置后的营业房屋进行产权调换，按重置价互补差价；双方还约定了原告义大经销部的歇业费按照十八个月计算，并按季度支付至还建营业房屋时止。1996年11月8日，兰州红旗服装厂（改制后为被告红旗公司）与甘肃益民房屋开发公司（后变更为被告凤鑫公司）签订《合同书》主要约定，甘肃益民房屋开发公司负责拆迁范围内的拆迁安置，并承担各种拆迁费用，安置拆迁户的还建面积。1999年9月25日，兰州红旗服装厂（改制后为被告红旗公司）、被告凤鑫公司、被告北海公司签订《联建合同》主要约定，三方联建兰州市城关区中山路综合楼，被告凤鑫公司应确保拆迁后的非住宅商铺还建位置。2004年5月26日，被告红旗公司与被告凤鑫签订《解决中山路8号地块遗留问题及土地过户协议》约定，联建开发的该土地上的一切问题由被告凤鑫公司解决。上述协议签订后，兰州红旗服装厂对协议中约定的房屋进行了拆除。在履行协议的过程中，原告义大祥经销部向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红旗公司安置原告义大祥经销部××路××号商铺房144.58平方米并支付歇业补偿751779.60元，赔偿损失373906.90元。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期间作出（2004）民事裁定书，裁定查封被告红旗公司、北海公司开发联建的双城门东北角大楼邻街建筑面积144.58平方米，使用面积123.24平方米的营业房屋，并于2005年3月22日作出（2004）兰法民一初字第12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的主要内容为：被告红旗公司给原告义大祥经销部在凤鑫大厦西南侧一层安置建筑面积94.14平方米，使用用面积80.39平方米，二层安置建筑面积50.44平方米，使用面积为42.85平方米非住宅用房；被告红旗公司支付歇业费、租库费754119.80元，并赔偿损失270187.08元；被告凤鑫公司对上述判项承担连带责任。一审判决后，被告凤鑫公司向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上诉，该院于2005年8月28日作出（2005）甘民一终字第111号民事判决书。该院又于2009年5月18日作出（2009）甘民监字第003号民事判决书，主要内容为撤销该院（2005）甘民一终字第111号民事判决书，维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兰法民一出初字第124号民事判决书。被告北海公司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0年11月28日作出（2010）民提字第64号民事判决书，维持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2009）甘民监字第003号民事判决书。原告义大祥公司于2006年9月向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对于金钱给付部分的判决内容已执行完毕，对于安置内容正在执行当中。经查，原告义大祥经销部经营状态现处于吊销，但未注销。本院认定的上述事实，有《合同书》、《联建合同》、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4）兰法民一初字第124号民事判决书、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2005）甘民一终字第111号民事判决书、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2009）甘民监字第003号民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2010）民提字第64号民事判决书及当事人陈述等在卷佐证。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原告义大祥经销部是否取得凤鑫大厦西南侧一层、二层房屋所有权。本案法律事实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实施以前，故应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适用当时的法律和司法解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规定，因人民法院的法律文书导致物权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的，自法律文书生效时发生效力。现原告义大祥经销部根据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4）兰法民一初字第124号民事判决书中确定的被告红旗公司、被告凤鑫公司在凤鑫大厦西南侧一层、二层给原告义大祥经销部安置经营性房屋的判决内容，据此取得房屋所有权而主张租金。对此本院认为，根据《物权法》的规定，不动产物权以公示为准。除此之外，人民法院、仲裁机构作出的某些法律文书不经登记能够直接引起物权的变动。从法律文书的性质来看，可以分为确认性裁判、给付性裁判和形成性裁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七条规定：“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在分割共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等案件中作出并依法生效的改变原有物权关系的判决书、裁决书、调解书，以及人民法院在执行程序中作出的拍卖成交裁定书、以物抵债裁定书，应当认定为物权法第二十八条所称导致物权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的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该司法解释明确了能够导致物权变动的法律文书指形成性文书，给付性文书和确认性文书不能导致物权变动。这种形成性文书主要指在分割共有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消灭、创设等直接变动物权的法律文书、人民法院在执行过程中作出的拍卖成交裁定书及以物抵债裁定书。《物权法》第二十八条所称的导致物权变动无需登记即发生效力的人民法院法律文书是指人民法院在分割共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纠纷作出的判决或者调解书、在执行程序中作出的拍卖裁定书、以物抵债裁定书这三类法律文书。本案中，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4）兰法民一初字第12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在凤鑫大厦西南侧安置原告义大祥经销部经营性房屋不属于前述无需办理物权登记直接引起物权变动的法律文书，原告义大祥经销部关于在凤鑫大厦西南侧安置房屋的要求，因该案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尚在执行程序当中，故原告义大祥经销部并不能据此径直取得凤鑫大厦西南侧的一层、二层房屋所有权。原告义大祥经销部未取得房屋所有权情形下，要求被告支付租金损失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故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义大祥丝绸经销部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4022元，由原告义大祥丝绸经销部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齐 春 晖人民陪审员 ?安翠红人民陪审员 ?周慧颖二〇二一年三月二日书 记 员 ? 田 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