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1民终1008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重庆建工升立建设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重庆市大渡口区茄子溪制材村一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4753065343H。法定代表人：朱洪，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晶，重庆启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嘉荣，男，1970年7月5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江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未敏，重庆坤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重庆金良行建筑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渝北区双龙湖街道龙祥街87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27659088894。法定代表人：陈嘉荣，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郑远洋，男，该公司员工。原审第三人：重庆建工工业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江津区珞璜工业园B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66965564608。法定代表人：李海涛，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冉姚瑶，女，该公司员工。上诉人重庆建工升立建设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升立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陈嘉荣、原审被告重庆金良行建筑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良行公司）以及原审第三人重庆建工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工工业公司）买卖合同一案，不服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2020）渝0112民初107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1月29日进行了公开调查审理。上诉人升立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晶与被上诉人陈嘉荣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未敏、原审被告金良行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远洋以及原审第三人建工工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冉姚瑶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升立公司上诉请求：1.改判原审判决第一项为陈嘉荣与金良行公司共同向其支付欠款349933元及逾期付款损失（以349933元为基数，从2009年12月28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本案二审诉讼费等由陈嘉荣、金良行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1.陈嘉荣系本案买卖合同的相对方，应对案涉欠款承担清偿责任，金良行公司承担债务系因债的加入，而非与升立公司签订合同，故陈嘉荣应与金良行公司共同承担清偿责任，一审法院对此认定错误。案涉买卖合同中买方明确为陈嘉荣个人，且附有陈嘉荣个人身份证复印件，合同不存在与金良行公司有关的内容，2009年12月28日，金良行公司与升立公司签订的《抵款协议》系一审被告确认其加入陈嘉荣个人所欠债务之行为，2016年1月13日，陈嘉荣、金良行公司与升立公司签订《抵款协议书》系再次确认债的加入，之后，升立公司进行催收，也是向陈嘉荣进行催收，升立公司并未认可案涉买卖合同系陈嘉荣代表金良行公司履行职务行为，陈嘉荣也未以任何方式通知升立公司其系履行职务，金良行公司成立在前，案涉买卖合同签订在后对陈嘉荣是否系履行职务行为并无关联性和证明力。2.案涉买卖合同欠款的逾期支付损失应从2009年12月28日起算，一审认定从2016年1月14日起算属认定事实错误。2009年12月28日的《抵款协议》明确了金良行公司加入陈嘉荣的债务，该证据足浴证明升立公司已于2009年12月28日前交付了案涉合同的标的物，根据合同约定，发货前买方支付全部货款，故金良行公司、陈嘉荣应于2009年12月28日前支付全部货款，升立公司、金良行公司、陈嘉荣并无任何放弃部分逾期支付损失的意思表示。陈嘉荣辩称，《抵款协议》及《抵款协议书》没有金良行公司自愿加入陈嘉荣债务的表述，两份协议体现的均是金良行公司是直接的欠款方；《抵款协议书》之前多次付款也是金良行公司付款，且升立公司提供的会计账户等记载的是金良行公司欠付货款；一审辩论时升立公司陈述陈嘉荣以个人身份进行债务加入，可以说明升立公司认为的直接欠款方是金良行公司，因此升立公司针对陈嘉荣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陈嘉荣系履行职务行为。金良行公司陈述，升立公司并未将金良行公司列为被上诉人；上诉请求中的利息不应从2009年开始计算。建工工业公司陈述，无意见。升立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陈嘉荣、金良行公司向其支付货款349933元及资金占用损失（以349933元为基数，自2009年12月28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本案诉讼费由陈嘉荣、金良行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金良行公司成立于2004年8月24日，法定代表人陈嘉荣。2009年7月15日，升立公司（卖方）与陈嘉荣（买方）签订买卖合同（合同编号2009147），约定买方向卖方购买自升式塔式起重机，金额为78万元。2009年12月28日，升立公司（甲方）、案外人四川宜宾力源电机有限公司（乙方）与金良行公司（丙方）签订《抵款协议》，约定：丙方按揭购买的车辆（价格240300元）抵给甲方冲抵塔机款，甲方将该车转让给乙方，用于冲抵甲方欠乙方电机款。2016年1月13日，建工工业公司、案外人无锡立达齿轮制造有限公司与金良行公司签订《抵款协议书》，约定：“甲、乙、丙三方的欠债情况为：丙方欠甲方货款大于68.1165万元，甲方欠乙方货款68.1165万元的债务关系，现乙方同意以购买蜀都万达房产公司房产来冲抵甲方应付乙方的货款……丙方欠甲方货款的抵款明细如下：……2009147重庆金良行建筑机械有限公司34.9933万元……”。陈嘉荣在丙方处签名。上述协议签订后，陈嘉荣、金良行公司并未向无锡立达齿轮制造有限公司交付过户房屋及支付购房款。2017年3月8日，升立公司委托律师向陈嘉荣寄送《律师函》，该函中载明了催收拖欠货款34.99万元的事项。《律师函》及邮寄行为，升立公司在重庆市沙坪坝公证处进行了保全证据公证。2017年12月13日，建工工业公司向陈嘉荣寄送2009147催款函，被拒收。2020年2月13日、2020年3月25日，升立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网上立案，因缺少部分材料，未予通过。一审庭审中，金良行公司陈述陈嘉荣代替金良行公司签订合同系履行职务行为。抵款240300元的车辆已实际履行交付。升立公司以陈嘉荣、金良行公司未按约定付清款项为由起诉至法院，要求陈嘉荣、金良行公司支付货款并赔偿逾期付款的资金占用损失。一审另查明，建工工业公司系升立公司唯一股东。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本案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升立公司的请求是否已过诉讼时效；二、金良行公司是否应承担付款义务及支付逾期付款损失的责任；三、陈嘉荣对升立公司的请求是否承担支付义务。一、升立公司的请求是否已过诉讼时效；金良行公司在2016年2月13日向建工升立公司的唯一股东即建工工业公司确认了其针对2009年7月15日签订的（合同编号2009147）《买卖合同》，欠款34.9933万元的事实。2017年3月8日，建工升立公司向金良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嘉荣寄送了催收上述款项的《律师函》。2017年12月13日，建工工业公司针对上述欠款向陈嘉荣邮寄《2009147催款函》。结合上述事实，升立公司及升立公司的股东均在诉讼时效期限内进行催收欠款，最后一次催收即2017年12月13日至起诉之日（2020年4月27日）未满三年。根据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的法律规定，升立公司的诉请并未经过诉讼时效。二、金良行公司是否应承担付款义务及支付逾期付款损失的责任；根据金良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嘉荣与建工工业公司、案外人无锡立达齿轮制造有限公司签订的《抵款协议书》中，已明确截止到2016年1月13日，金良行公司针对（编号2019147）买卖合同的欠款为34.9933万元。上述协议签订后，金良行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陈嘉荣并未按照协议约定向无锡立达齿轮制造有限公司履行义务。从2016年1月13日至今，金良行公司亦无证据证明其已履行或部分履行欠款的支付义务。因此，升立公司现主张金良行公司承担34.9933万的付款义务，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予以确认，其主张的逾期付款损失，应从2016年1月14日起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2016年1月14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2019年8月19日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金良行公司辩称《抵款协议书》签订前，金良行公司与升立公司及案外人四川宜宾力源电机有限公司签订有《抵款协议》，针对案涉合同，已经以车抵款240300元，且得到案外人的确认；在2009年7月31日，金良行公司向升立公司交付的银行承兑汇票是30万元，升立公司仅将其中的15万元认定为支付货款，与事实不符。该院认为，该以车抵款的协议与银行承兑汇票的交付均发生在《抵款协议书》签订之前，《抵款协议书》载明的欠款金额系双方对账结算后对案涉合同欠款金额的最终明确，金良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亦进行确认，因此，金良行公司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三、陈嘉荣对升立公司的请求是否承担支付义务。一审庭审中陈嘉荣辩称其签订案涉合同系履行职务行为，金良行公司当庭予以认可。且查明，陈嘉荣系金良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该公司成立于2004年。案涉合同签订于2009年，故应认定陈嘉荣签订案涉合同及签订《抵款协议书》确认欠款金额均为履行职务的行为，因此，本案中，陈嘉荣对升立公司的诉讼请求不承担付款责任。该院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十条、第六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判决：一、金良行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向升立公司支付欠款349933元及逾期付款损失（以349933元为基数，从2016年1月14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升立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双方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一致。经审查，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案涉买卖合同相对方是否系陈嘉荣；2.一审认定的逾期付款损失起算点是否正确。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规定：“民法典施行后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持续至民法典施行后，该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的法律事实发生于民法典施行前，依照前述规定，应适用当时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升立公司主张陈嘉荣系案涉买卖合同的相对方，依照前述规定，应由升立公司就其该诉讼主张所依据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虽然案涉买卖合同系由升立公司与陈嘉荣所签，但陈嘉荣系金良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诉讼中，陈嘉荣与金良行公司均陈述陈嘉荣的行为系代金良行公司履行职务的行为，且案涉《抵款协议》《抵款协议书》等系以金良行公司名义对案涉买卖合同的货款进行处理，前述事实足以证明案涉买卖合同的主体应为金良行公司，升立公司对此系明知且予以认可的，此外，升立公司向陈嘉荣催款的行为不能证明陈嘉荣就系案涉买卖合同主体，综上，升立公司未举示充分证据推翻前述事实并证明其诉讼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本院对升立公司关于案涉买卖合同主体系陈嘉荣、陈嘉荣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上诉请求，不予采纳。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虽然金良行公司未按期履行支付货款义务，但升立公司与金良行公司于2009年12月28日、2016年1月13日两次对案涉货款进行协商处理，在该两次协商中，升立公司均未要求金良行公司支付逾期付款损失，且升立公司自愿与金良行公司协商处理货款的行为也能表明其放弃追究金良行公司从应付款之日至协商之日期间的违约责任，因升立公司未履行两次协议约定的义务，故一审法院酌情从双方最后一次协商之日的次日即2016年1月14日起开始计算逾期付款损失，并无不当，故升立公司关于一审认定逾期付款损失起算日期错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升立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549元，由上诉人重庆建工升立建设机械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 兵审 判 员  张 毅审 判 员  张 薇二〇二一年三月九日法官助理  谢威利书 记 员  张天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