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6民终357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石传明，男，1959年3月15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樊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菊，女，1964年6月5日出生，系石传明妻子。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社全，湖北卧龙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襄阳九牧电器有限公司，住所地襄阳市樊城区大庆东路44号。法定代表人：刘旭飞，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唐俊凌，湖北法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李贵平，男，1961年10月3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址襄阳市樊城区，现住襄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芳，湖北法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石传明因与被上诉人襄阳九牧电器有限公司、原审第三人李贵平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2020）鄂0606民初2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石传明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将案件发回重审或者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1.2006年《襄阳九牧电器有限公司-协议即股权证书》性质是股权转让合同，没有减少注册资本的意思表示，该股权证书载明公司总资产以10万元为准，石传明支付现金5000元取得5%的股权份额，以及之后罗荣斌、吴海峰参与签订的两份《协议》的性质均是股权转让民事法律关系，具有明确的股权转让的意思表示，并确认了石传明的股东资格和占股12%的事实；2.《九牧公司资产分配》、《襄阳九牧电器有限公司资产盘点与分配》、《九牧公司清产核资明细》、《襄阳九牧电器有限公司总资产明细》性质是时任所有股东对九牧电器当时资产进行核算，是公司正常的内部财务管理行为，一审认定是股东将公司50万元注册资本减少到10万元，认为是对股权比例的重新分配，并非股东之间转让和继受意思表示的事实是错误的；3.一审法院认定《股份转让协议书》不产生股份转让效力是错误的，上诉人股权由10%变更为12%，再次变更到25%是基于时任公司股东对公司资产清算后各自应分得的份额对应的股权作出变更，性质是股东之间无偿转让相应的股本份额；4.上诉人的股东身份已经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了工商登记，完成了法定的变更登记手续。襄阳九牧电器有限公司辩称，上诉人的上诉请缺乏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根据《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二条规定，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来证明其通过正当途径获取了九牧公司的股权，上诉人并非九牧公司股东，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李贵平述称，第三人没有向上诉人转让九牧公司股权的意思表示，更没有实施转让股权的行为，上诉人不享有九牧公司的任何股权，且九牧公司从未给上诉人办理过股东变更和工商变更登记。一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石传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原告自2006年2月7日起是被告的股东，确认原告的股份自2007年6月25日起为25%，原告的分红比例为30%；2.判令被告将原告股东身份登记在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上，并到工商部门办理原告持有被告25%股权的工商登记手续；3.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提供被告自2007年6月25日以来的被告所有的会计账簿（含总账、明细账、日记账、其他辅助性账簿）及会计凭证（含记账凭证、相关原始凭证及作为原始凭证附件入账备查的有关资料）、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和监事会会议决议并允许原告查阅、复制；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5年3月第三人李贵平和案外人丁必勇两自然人发起设立襄樊九牧电器有限公司，签订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根据公司章程和股东会决议，李贵平以货币出资８万元和房产出资１7.5万元（有资产评估报告）、占注册资本的51%，并担任公司执行董事兼任经理，是公司法定代表人；丁必勇出资24.5万元，占注册资本的49%，担任监事。襄樊众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出具验资报告，载明：实收货币资金32.5万元，以房产实物出资17.5万元，但截止2005年3月8日未办理房产过户手续，李贵平承诺在公司成立6个月内办妥过户手续。该公司于2005年3月11日成立。2005年8月1日因李贵平的出资房产不能办理过户手续，李贵平、丁必勇、姚国江、丁必强在九牧公司召开了股东会，形成股东会决议，载明：李贵平改房产出资为现金出资，出资金额为15.5万元。新增股东姚国江出资2万元，丁必勇将其出资额１万元转让给丁必强。公司注册资本总额50万元不变，其中李贵平出资额为23.5万元（占注册资本47%）、丁必勇出资23.5万元（占注册资本47%）、姚国江出资2万元（占注册资本4%）、丁必强出资1万元（占注册资本2%）。公司内部管理结构未变动。同日根据股东会决议修改了公司章程，李贵平与姚国江之间、丁必勇与丁必强之间相互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该股权结构变化在同年8月3日通过变更验资。2006年1月1日李贵平、丁必勇、姚国江、丁必强又召开了股东会决议，载明：丁必勇的21.5万股权、丁必强1万元股权由姚国江以现金全部收购，丁必勇的2万元股权由李贵平以现金全部收购。丁必勇辞去监事职务，选任姚国江为公司监事，该公司在二份股东会决议上加盖公章。同日丁必强与姚国江之间、丁必勇与姚国江之间、丁必勇与李贵平之间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公司注册资本总额50万元不变，其中李贵平出资额变更为25.5万元（占注册资本51%）、姚国江出资额变更为24.5万元（占注册资本的49%）。李贵平、姚国江按股东变更决议修改公司章程，该公司在修改后章程上加盖公章。2006年2月7日李贵平、姚国江、石传明、罗荣斌四人签订《襄樊九牧电器有限公司－协议即股权证书》，载明：将各股东所占公司股份及有关事宜做如下规定：一、各股东股份比例：李贵平31%、姚国江30%、罗荣斌29%、石传明10%，二、有关事宜：1、各股东入股资金截止日期2006年7月31日；2、总资产以10万元为准；3、原公司资产（李贵平占54.2%、姚国江占45.8%）以清资核算及原业务资金回笼为准；4、石传明10%的股本其中5%做为技术股，2006年6月30日前，将恒流源系列变压器及控制柜研制成功并经股东评审达标后公司奉送，否则此5%石传明以现金补齐。四人签字但被告公司并未盖章，也未在工商机关登记备案。“恒流源系列变压器及控制柜”技术在起诉前也没有研发成功。2006年2月28日，被告公司收到石传明的现金5000元。2006年10月12日，李贵平、姚国江、石传明、罗荣斌四人在《九牧公司资产分配》表（未在工商机关登记备案）上签名，该表对各自分配的固定资产价值、现金、提成及承担债务进行统计，并对后续事宜予以约定。2006年10月20日，李贵平、姚国江、石传明、罗荣斌四人签订《襄樊九牧电器有限公司资产盘点与分配》表（附2006年10月10日九牧公司清产核资明细）（未在工商机关登记备案），载明：资产计价合计为40687.8元，并约定了各人所得具体金额。当天四人又签订《协议》，载明原股东罗荣斌持有股份29%、姚国江持有股份30%，转让给李贵平。九牧公司清产核资后资产净额及其分配，已获得各股东确认无异议，分配及协议约定见《襄樊九牧电器有限公司资产盘点与分配》，原股东及现股东经协商共同确定，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被告公司一切活动所产生责任由新股东承担，包括本协议签订之前和之后的一切责任由新股东承担。2006年11月1日，李贵平与石传明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载明：李贵平将其持有的被告公司12%股份转让给石传明，但该协议没有约定转让价格，也未在工商机关登记备案。2007年6月25日李贵平、石传明、吴海峰三人签订了《协议》（附九牧公司资产明细），载明：按2007年6月25日九牧公司资产明细吴海峰应分得资产54456元，其在九牧公司所占51%股份全部退完，应收款项32200元收回后按吴51%、李37%、石12%比例分配。被告公司并未加盖公章。2015年2月6日为变更公司经营期限，九牧公司向工商登记部门出具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并加盖公司印章），载明：股东李贵平、石传明（未记载出资额具体比例），变更内容公司经营期限至长期。为此该公司向工商部门提交了2015年2月6日关于变更公司经营期限的股东会决议和变更后公司章程，该公司章程载明：李贵平以货币出资37.5万元、占注册资本的75%，石传明以货币出资12.5万元、占注册资本的25%，公司营业期限为长期，股东负责下列义务包括“足额缴纳本章程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李贵平和石传明作为股东均在该股东会决议和变更后公司章程上签章，被告公司也在决议和章程上加盖印章。2017年1月9日李贵平向石传明汇款60000元，并注明：九牧公司向你支付分红3万元和你借款3万元。2018年１月24日李贵平向石伟明汇款75800元，并注明：九牧公司向你支付分红7.5万+工资800元。2019年8月12日李贵平、姚国江、被告公司以电子签名方式向市场监督部门提交了：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被告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纳税记录、股东（发起人）出资情况等材料，其中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载明：股东由李贵平（出资25.5万元，出资比例51%）、姚国江（出资24.5万元，出资比例49%）变更为李贵平（出资50万元，出资比例100%），公司经营范围予以变更（不包含高压静电除焦油尘器、电除雾器、纺织电器以及照明电器的制造等），公司章程予以备案。2019年8月9日被告公司章程载明：该公司为李贵平一人独资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0万元，股东依其认缴的出资额承担公司债务。2019年8月9日股东会决议载明：姚国江将其24.5万元股权转让给李贵平，并修改公司章程。出资情况载明：李贵平出资50万元，100%持有公司股权。2019年8月9日股权转让协议载明：姚国江的49%股权作价63357元价格转让给李贵平，李贵平同意。2019年8月9日襄阳市税务局纳税记录载明：姚国江已纳税额8684.04元、李贵平已纳税额为15.8元，被告公司股权转让，其涉税事项已申报。2020年1月20日李贵平、刘旭飞、被告公司再次以电子签名方式向市场监督部门提交了“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股东决定、聘任经理决定”的材料，被告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由李贵平变更为刘旭飞、李贵平担任公司监事。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2020年6月7日的查询被告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表明：2014年1月8日李贵平认缴出资37.5万元（实际出资时间同日）、石传明认缴出资12.5万元（实际出资时间为同年12月8日），石传明的股权由10%变更为25%的时间为2014年1月8日（公示时间为2017年6月15日）、李贵平的股权由51%变更为75%的时间为2014年1月8日（公示时间为2017年6月15日）。一审法院认为，工商登记（备案）是一种依当事人申请所做的行政登记行为。工商部门对于依申请的行政登记行为，不做实质性审查，仅为程序登记。故当事人不能仅依据工商登记内容来证实股东身份、并向公司主张权利。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故本案应当依据该司法解释第22条的规定来确认股东身份、股权归属。就本案而言，第一、被告公司从成立起注册资本50万元经验资到位，2005年8月3日股东李贵平、丁必勇、姚国江、丁必强已足额向九牧公司缴纳出资额，各股东身份可以确认。在2006年1月1日李贵平、丁必勇、姚国江、丁必强又召开了股东会决议并相互转让股权后，李贵平和姚国江即取得公司全部股权。故2006年2月7日李贵平、姚国江、石传明、罗荣斌召开的股东会，因李、姚两人参加，故在程序上符合法律规定；第二、2006年2月7日李贵平、姚国江、石传明、罗荣斌四人签订《襄樊九牧电器有限公司－协议即股权证书》、2006年10月12日的《九牧公司资产分配》、2006年10月20日的《襄樊九牧电器有限公司资产盘点与分配》及《协议》的本质是四人对被告公司既有财产的清算，又在擅自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基础上重新确定股权分配比例，并无股东之间转让股权和继受的意思表示，除石传明向被告公司交纳5000元现金外，也没有证据证实其他人按减资注册资本金向公司交纳“出资额”。依据《公司法》规定，公司的清算和减资有严格程序规定，李贵平和姚国江作为股东，与罗荣斌和石传明之间签订上述协议和行为，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当属无效，故被告公司股权结构在法律意义上没有产生变化。由此产生的所谓“李贵平持有的31%股权、姚国江的30%股权、罗荣斌的29%股权、石传明的10%股权”，在四人之间相互转让无效、四人分别对外转让也无效；第三、原告石传明虽然在2006年向公司交纳5000元现金，但石传明并非发起人股东，该款项是建立在“四人违法减资、清算的基础上”，一审法院对其出资合法性不予认定；第四、2006年11月1日李贵平与石传明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虽然约定李贵平将其12%股份转让给石传明。一审庭审中，法官询问“该协议为什么没有转让12%股权的对价时”，原告回答称“该协议并非股份转让协议而是确认股权份额协议”。被告公司认为“该协议是建立在10万元基础上的”。第三人认为因为原告没有向其支付相应的对价，该协议实际并未履行。依据〈民法总则〉第146条规定，一审法院认为该协议不产生股权转让的效力；第五、在本案中第三人李贵平的确以分红名义向原告支付款项，但被告陈述其支付的实质是对原告出借5000元本金和利息的偿还及补偿。即使李贵平向原告给付分红，也不能颠倒因果关系，以行为结果证明行为本身的合法性。鉴于原告石传明不能证实“其在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情况下,向公司出资或认缴出资”，也不能证实“其在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已经受让或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故对原告请求确认其股东身份及分红比例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进而对原告石传明起诉的所有股东权益的诉讼请求(即办理工商登记、查阅权、复制权等)均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石传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800元，由原告石传明负担。二审中，上诉人石传明提交了四组证据材料。1.石传明与姚国江的谈话录音材料和石传明与李贵平的谈话录音材料（均转为文字内容），拟证明，2019年李贵平与姚国江之间没有发生真实的股权交易行为，仅是补办之前的股权变更手续，另证明李贵平在谈话中认可石传明的股东身份。2.2015年2月6日，九牧公司变更工商登记时提交的《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襄阳九牧电器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拟证明，2015年九牧公司变更工商登记时仍记载石传明为公司股东。3.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载明九牧公司自行公示信息栏中，2015年至2018年股东及出资信息中均登记有石传明。4.石传明向李贵平邮寄的信件，拟证明，石传明基于股东资格主张查询公司账目的事实。九牧公司质证认为，上述证据无法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是工商注册时误报的，与客观事实不符，而且信息显示石传明认缴出资12.5万元，石传明应提交出资到位的相应证据，该五组证据材料不属于二审新证据。李贵平质证认为，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李贵平是在胁迫情形下作出的录音内容，姚国江应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其他几组证据材料一审时均已提交，不属于新证据。本院认为，石传明提交的上述证据一审诉讼中已提交，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但上述证据与案件基本事实有关，本院将根据案件审理情况综合采信。经二审审理查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在股东资格的确认问题上，公司章程、股权证书和股东会会议记录等书面材料是股东资格对内认定的标准；工商登记是股东资格对外宣示的标准。公司章程和工商登记中记载和反映为股东的,应推定具有股东资格。一审判决确认2006年2月7日李贵平、姚国江、罗荣斌、石传明四人签订九牧公司股权证书，载明公司总资产以10万元为准，石传明10%的股本其中5%为技术股，5000元现金石传明于同月28日已交至九牧公司。2006年11月1日，李贵平与石传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李贵平将其持有的九牧公司12%股份转让给石传明。2015年2月6日，九牧公司向工商登记部门申请变更登记时，提交的公司章程记载，石传明以货币资金出资12.5万元，占注册资本的25%。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载明，2015年至2018年九牧公司自行公示信息一栏股东及出资信息中均登记有石传明。另有2017年、2018年，李贵平向石传明的两次汇款，均注明是九牧公司向石传明的分红，石传明有理由相信自己一直具有九牧公司股东资格。虽然公司法规定，股东应当按期足额履行出资义务，但股东是否履行出资义务不是确定其是否具有股东资格的唯一条件，九牧公司未经股东会决议等法定程序而涤除石传明的股东资格与法不符，故石传明请求确认恢复其系九牧公司股东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2007年6月25日李贵平、石传明、吴海峰三人签订的协议中载明石传明占九牧公司12%股份，现有证据仅能认定石传明自2015年2月6日起享有25%的股权，故石传明请求确认自2007年6月25日起享有25%九牧公司股份的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股东有权查阅、复制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可以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但复制、查阅公司文件材料应具合法性、必要性、正当性，经审理查明，石传明自2007年后一直在公司任职，且九牧公司于2017年、2018年分红时其并未对分红数额提出异议，故石传明要求查阅九牧公司2007年以来的会计账簿和会计凭证及其他文件材料的请求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合本案情况，石传明可要求九牧公司提供查阅2019年以后的公司会计账簿和会计凭证，查阅、复制2019年以后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综上所述，石传明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2020）鄂0606民初279号民事判决；二、襄阳九牧电器有限公司于本判决送达之日起30日内恢复石传明在工商登记部门的股东身份；三、襄阳九牧电器有限公司于本判决送达之日起10日内在本公司内向石传明提供查阅2019年以后的公司会计账簿和会计凭证，查阅、复制2019年以后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四、驳回石传明一审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8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800元，共计5600元，由襄阳九牧电器有限公司负担5000元，石传明负担6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肖保国审判员  王淑青审判员  李 青二〇二一年三月九日书记员  车国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