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211民初590号原告：杨晓飞，男，1993年11月16日生，汉族，住址大连市中山区。被告：周晴，女，1982年6月9日生，汉族，住址大连市甘井子区。被告：梁涛，男，1977年10月17日生，汉族，住址大连市中山区。原告杨晓飞与被告周晴、梁涛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晓飞、被告周晴、梁涛均出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2016年12月22日10时37分，因交通事故原、被告就修车赔偿问题达成口头协议私了，原告向二被告通过微信转账支付10,000元、交付现金10,000元，共计20,000元。后被告周晴又向其车辆所投保的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要求保险理赔，保险公司向被告周晴支付理赔款后向原告主张代位求偿权，将原告诉至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中山区人民法院（2017）辽0202民初字3075号民事判决判令原告向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支付保险赔偿金34,808元，该判决已生效，且已履行完毕。原告被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诉至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后，原告多次找到二被告，要求二被告返还之前给付的赔偿款20,000元，二被告不予返还，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当庭变更）：1、被告梁涛返还20,000元；2、不要求被告周晴承担返还义务；3、诉讼费由被告梁涛承担。被告周晴辩称，我是辽Ｂ×××**号保时捷卡宴车的车主，当时我驾驶车辆发生了交通事故，具体时间我记不住了，是原告把我的车撞了，原告是全责。关于赔偿的问题我均不清楚，也没有参与，当时都是被告梁涛去处理的，二被告当时是夫妻关系，我没有收到原告的任何赔偿款。我的车辆是投保了保险的，是哪家保险公司我也记不清楚了。被告梁涛辩称，原告的起诉已经过了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诉讼时效应从原告知道这个事开始起算三年，现已超过三年。不当得利是我给原告造成了损失，我现在没有给原告造成任何损失，还给原告省了钱。我仅收到了原告通过微信转账的10,000元款项，在原告与被告周晴发生交通事故后第一个工作日，二被告及原告一起到交警队处理事故，交警队认定原告负事故的全责，原告和我商量，能不能不去4S店修车，原告说香周路快速理赔对周晴名下的卡宴车定损大概在30,000元左右，4S店当时也去了一个人，说这次事故造成被告周晴卡宴车的损失大约是七八万元左右。因原告的车除了交强险，没有投保商业保险，修车的钱得原告自己拿，所以原告主动提出给被告赔偿，要求被告不要在4S店修车。当时我提出被告周晴车辆的折旧损失，再加上我申请案涉卡宴车投保的保险公司代位赔偿跑腿的费用，原告答应给付被告20,000元，但实际只通过微信转账给我10,000元，另外10,000元至今没有支付。这20,000元并不是被告周晴案涉卡宴车因当时交通事故的车辆损失或维修费用。经审理查明，2016年12月3日17时00分，原告驾驶辽Ｂ×××**号小型轿车，沿长江路由东向西行驶至港东一街时未按交通标志、标线指示让行，与沿港东一街由北向南被告周晴驾驶的辽Ｂ×××**号车相撞，至两车受损。经大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中山大队认定，原告负此次交通事故全部责任。事故发生后，被告周晴花费修车费36,808元。被告周晴系辽Ｂ×××**号车辆的所有权人，为该车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投保了机动车损失保险，保险期间为2016年11月24日至2017年11月23日。上述事故发生后，被告周晴依据保险合同要求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进行理赔，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向被告周晴支付保险赔偿金36,808元。被告周晴于2016年12月26日向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出具《机动车辆保险权益转让书》，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依法取得向原告主张保险赔偿金36,808元的代位求偿权。被告周晴签署《“代位求偿”案件索赔申请书（责任对方为机动车方）》，承诺：“本人尚未得到上述责任对方或其他相关人员给予的（部分：2000元）赔偿；责任对方索赔的任何权利。”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作为原告，将本案原告杨晓飞诉至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要求杨晓飞赔偿其已支付的保险赔偿金34,808元。2017年12月1日，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辽0202民初字3075号民事判决，判令原告向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支付保险赔偿金34,808元，该判决于2017年12月17日生效，且已执行完毕。该民事判决书“本院认为”处载明：杨晓飞“抗辩其已经对本次事故向对方周晴赔偿了22000元。但其中20000元给了其丈夫梁涛，杨晓飞提交的证据不能够证明是赔偿给周晴的，亦无法证明就是本次事故的理赔款，故杨晓飞可另案向梁涛主张权利。”另查明，二被告自认于2013年登记结婚，于2020年8月5日到民政局登记离婚。再查明，2016年12月22日，原告通过微信转账向被告梁涛支付款项10,000元。被告梁涛认可其收到了上述10,000元，但辩称，此款系被告周晴车辆因2016年12月3日发生交通事故原告支付的车辆折旧损失及被告梁涛为周晴车辆申请保险公司理赔跑腿的费用。原告则主张此10,000元系给予被告周晴所有的辽Ｂ×××**号车辆因案涉交通事故的车辆损失及维修费用，并提供2017年5月9日原告与二被告的通话录音各一段，其中，原告与被告周晴的通话录音记载：“原告：我刚才拿到法院传票了，是你这边的保险起诉我，要我赔偿给你修车的全部共有3万多。周晴：为什么，他不管吗？保险公司不管吗？原告：我不清楚啊，因为当时我给你2万块钱是吧？周晴：啊，对啊。原告：然后咱们这事儿就这么地就给解决啦，但是现在，你看他又就是你这个保险起诉我，让我全部赔偿。周晴：那你打电话问问我这个保险公司呗，我也没有他电话，我早都给删了。原告：你的保险单还在吗？周晴：我得上车看看，我也忘了，我都不怎么开车了。”原告与被告梁涛的通话录音记载：“梁涛：我车修好了么，但是他这边和你怎么协商的具体我就不太知道。我给我车修好就完事。我问修配厂，他们说经历好多这样事最终就是不了了之了。原告：我也问了我这边的有个大哥，他是保险的，他说咱俩这个情况最好补个协议，关键是你那边的保险要求我法庭上见。梁涛：他要走这个流程嘛，因为他把这个修车款支付给我修车的修配厂了，所以他赔了这个款，这个当时也不是我的责任，有交通队的判决不是么，所以他认为这个修车款应该找这个责任方来赔偿，保险公司要走这个流程。但是最后都是不了了之了。……原告：对，我跟我这边的保险说了，我给了你2万块钱，你这边什么责任都不追究我。梁涛：对呀，就不追究了。原告：对，他说了，就说你不用担心他就是要做这个流程。梁涛：那你得找个明白人问问，我当时就是不想操那么些心，想赶快弄完就完事了。剩下的事，你自己去和他们处理吧。”又查明，原告于2020年11月16日向本院邮寄本案起诉材料。本院所确认的上述事实，有微信转账记录、通话录音、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2017）辽0202民初字3075号民事判决书、送达回证、邮寄判决书特快专递单、机动车辆保险权益转让书、“代位求偿”案件索赔申请书、邮寄起诉材料国内特快专递单、当事人陈述及本院庭审笔录在案为凭，上述证明材料已经开庭质证和本院的审查，可以采信。本院认为，本案为不当得利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根据该条法律规定，构成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要件有四个：一方获有利益；他方受到损失；获利与受损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获利无法律上的原因。本案中，原告提供的通话录音可以证实，其向被告梁涛支付了20,000元，用于赔偿2016年12月3日发生交通事故原告给被告周晴所有的辽Ｂ×××**号车辆造成的损失。被告梁涛虽辩称，其仅收到原告支付的10,000元，为辽Ｂ×××**号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后的折旧费、其办理保险理赔等事宜的跑腿费等，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另从生活常理判断，发生交通事故后，作为负事故全责的原告向非责任方被告提出的所谓“私了”方式解决，赔偿给被告的损失首先应理解为维修车辆所产生的费用，其次为其他费用。故被告梁涛关于原告自行赔付的款项并非车辆维修费用的抗辩意见，理由不当，违反常理，且无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不予采纳。在收到原告支付的款项后，被告周晴又于2016年12月26日就此次交通事故产生的车辆维修费，依据保险合同向保险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要求理赔，并出具《机动车辆保险权益转让书》，将保险赔偿金36,808元的代位求偿权益转让给保险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并承诺尚未得到责任对方或其他相关人员给予的赔偿。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依法提起诉讼，向事故的责任方即本案原告主张代位求偿权，致使原告向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支付赔偿款34,808元。现原告提供的通话录音、微信转账记录等能够证实被告梁涛收到了原告支付的20,000元款项，已生效的（2017）辽0202民初字3075号民事判决中亦未认定此20,000元款项系案涉交通事故原告给付周晴的赔偿款。本案中被告梁涛亦未举证证明其收取原告上述款项具有合法依据，故本院认定，被告梁涛收取原告的20,000元款项为不当得利，给原告造成了损失，应予返还。综上，原告要求被告梁涛返还不当得利20,000元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理由正当，证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另，被告梁涛关于原告本案诉讼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的抗辩意见。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八条之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本案原告知道其权利受到损害的时间应为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2017）辽0202民初字3075号民事判决的生效时间2017年12月17日，应自此日起算三年的诉讼时效期间，原告系于2020年11月16日以邮寄方式向本院提起诉讼，并未超过前述法律规定的三年诉讼时效期间。故被告梁涛的此节辩称意见，理由不当，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百八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被告梁涛向原告杨晓飞返还不当得利款项人民币20,000元；如果被告梁涛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50元（原告已预交），已减半收取，由被告梁涛负担，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杨晓飞。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如在递交上诉状之日起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申请执行的期限为二年。审判员  富国周二〇二一年三月四日书记员  宋雅楠本案引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二条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