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冀05民终51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邢台市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河北省邢台市桥西区小黄河路339号。 法定代表人：王少杰，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云峰，河北辰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献县力安建筑器材租赁站，住所地河北省沧州市献县乐寿镇东街。 经营者：尚兴如，男，1952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沧州市献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东杰，河北厚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吴国平，男，1973年6月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金华市东阳市。 上诉人邢台市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市建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献县力安建筑器材租赁站（以下简称力安建材）、吴国平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邢台市任泽区人民法院（2020）冀0526民初7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邢台市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云峰、被上诉人献县力安建筑器材租赁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东杰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吴国平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邢台市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吴国平与上诉人公司系平等的民事合同关系。1、对于吴国平在本案中的表见代理身份应由被上诉人举证证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因此，应当由主张表见代理成立的被上诉人就代理行为在客观上是否具有代理权的表象，以及其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吴国平签合同没有加盖上诉人公司的任何印章，吴国平出具欠条时已经表明欠款主体是吴国平本人，在此情况下被上诉人仍坚持吴国平的表见代理身份明显不善意。2、《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该条规定了表见代理的构成条件。本案并不符合该条件。首先，本案租赁合同、欠条均载明欠款人为吴国平，尤其在欠条中吴国平并未以上诉人公司名义签署文件，不存在行为人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行为。其次，吴国平并非上诉人公司工作人员，亦无公司委托授权手续，且欠条中明确写明欠款人为吴国平，相关付款亦非公司账户支付，故本案并不具备足以使合同相对人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条件。3、参考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案件审理指南》以及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关于审理涉建筑施工企业项目部纠纷的疑难问题解答》等规定，认定内部承包或项目经理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一般应满足身份要素、名义要素、权限要素三个方面的要件。在本案中吴国平的行为根本不能满足以上三个要素，上诉人公司提交的生效判决证实吴国平实际为没有施工资质转包人，吴国平与上诉人根本没有劳动关系，而是平等主体关系，在名义上，吴国平在出具欠条时已经明确表明其本人的欠款主体资格，被上诉人自始至终没有出具任何上诉人对吴国平授权的书面材料，被上诉人不能证明吴国平在签订、履行合同、出具欠条、多次确认欠条时拥有代理上诉人公司的代理文件。二、被上诉人对于上诉人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自2013年开始被上诉人从未向上诉人主张过任何权利。被上诉人与吴国平之间的交涉行为与上诉人无关。请依法改判。 献县力安建筑器材租赁站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吴国平系被答辩人的项目经理，其民事行为导致的后果应当由被答辩人承担。答辩人和被答辩人签订的建筑器材租赁合同书抬头承租方为被答辩人落款处为被答辩人任县星城国际项目部，并注明了经办人为吴国平，吴国平向答辩人出具的结算单（欠条）显示“今有任县星城国际6号楼欠献县力安建筑器材租赁站（孙贵永）钢管租费共计247059.55元。落款处为被答辩人任县星城国际项目部结算人吴国平。任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任民初字第965号民事案件庭审中，被答辩人承认吴国平是其在任县兴城国际小区的项目负责人。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冀05民终2117号民事判决书，已经认定该事实，可见吴国平在结算单（欠条）以结算人身份签字，其民事行为导致的后果应当由被答辩人承担。二、被答辩人提交的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冀05民终1250号和本案无关联。该判决书的施工场地为“南和县星城国际小区三期27号、28号住宅及车库”，而本案涉及的施工场地为“任县星城国际6号楼”，并且被答辩人已经明确承认吴国平是该项目的负责人，因此南和县星城国际项目，和本案中的星城国际项目无任何关联性。三、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本案中吴国平是被答辩人在任县星城国际项目的负责人，吴国平在答辩人向其催要租费时，分别于2016年9月21日、2018年3月27日，2020年1月23日在结算单上签字，并在2020年1月23日签字时承诺此款于2020年6月底付清。吴国平作为任县星城国际项目的负责人，其签字和承诺的效力当然及于被答辩人。请依法驳回被答辩人上诉，维持原判。 献县力安建筑器材租赁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租赁费247059.55元；二、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违约金61764.88元（违约金以欠付的租赁费247059.55元为基数按照25%计算）：三、请求判令二被告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四、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8月1日，吴国平以市建公司任县星城国际项目部（以下简称任县星城国际项目部）的名义与力安建材签订了一份建筑器材租赁合同书（合同的首部的承租方为市建公司，落款的承租方为任县星城国际项目部），合同约定租赁物为钢管、扣件、丝杠，租赁费为钢管每天每米0.011元，扣件每天每套0.006元，丝杠每天每根0.005元。合同约定乙方（任县星城国际项目部）退清货物后五日内必须结清全部费用。如超过五日未结算，按超出天数每日加收所欠费用的百分之一。2014年12月1日，吴国平以任县星城国际项目部的名义给力安建材出具了任县星城国际六号楼欠力安建材钢管租赁费247059.55元结算单（欠条），结算单上吴国平以结算人的身份签的字，另外欠款人三个字也指向了吴国平。租赁合同和结算单上均没有加盖市建公司和任县星城国际项目部的印章。吴国平在力安建材向其催要租赁费时分别于2016年9月21日、2018年3月27日、2020年1月23日在其给力安建材出具的结算单（欠条）上签了字，2020年1月23日，吴国平在结算单上签字时还承诺此款于2020年6月底付给孙贵永。孙贵永系力安建材与任县星城国际项目部签订租赁合同时力安建材的经办人。市建公司在原任县人民法院（2015）任民初字第965号民事案件的庭审时，承认吴国平是其在任县星城国际小区的项目负责人。另外2013年5月31日，市建公司与吴国平签订了《内部承包协议》，工程名称为任县星城国际六号楼，工程内容为执行甲方（市建公司）与建设单位签订施工合同和补充协议的全部内容，市建公司为证明吴国平已将市建公司任县星城国际六号楼工程款支清，向法庭提交了时间为2020年8月28日，署名为吴国平的证明及结清明细。 以上事实由起诉书、建筑器材租赁合同、结算单（欠条）、2020年8月28日落款为吴国平的证明及结清明细、市中院（2016）冀05民终2117号民事判决书及当事人陈述在卷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由于市建公司在原任县人民法院（2015）任民初字第965号民事案件庭审中，承认吴国平是其在任县星城国际小区的项目负责人，因此吴国平在市建公司任县星城国际项目中对外实施的行为应当由市建公司承担。2013年8月1日，吴国平以任县星城国际项目部名义和力安建材签订的建筑器材租赁合同执行完毕后，吴国平做为任县星城国际项目部的负责人，以结算人的名义给力安建材所打的247059.55元租赁费，此笔债务应当由任县星城国际项目部负责偿还，但因该项目部只是市建公司的内设机构，故该笔租赁费应由市建公司承担。关于违约金，原告要求违约金以欠付的租赁费247059.55元为基数，按照25%计算的请求，无事实依据，因为建筑租赁合同上，关于违约金，原告要求按61764.88元计算，该数额是原告按涉案建筑租赁合同第四条所说的违约金按所欠租赁费的25%计算得来的，但该条的违约金是针对合同上承租方也就是任县星城国际项目部，将所租赁力安建材的租赁物转租、转借、变卖、抵押所约定的违约金计算方法。双方约定的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计算方法是租赁合同的第七条约定的，内容为乙方退清货物后五日内必须结清全部费用，如超过五日未结算，按超出天数每日加收所欠费用的百分之一。按此约定本案租赁费市建公司应在吴国平给原告打条后五日内向力安建材支付租赁费247059.55元，违约金的计算起始日期应为2014年12月7日，但按双方约定的计算方法违约金过高，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相关规定，违约金应以247059.55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5.4%计算，按此计算违约金的数额又高于原告主张的61764.88元，故此一审法院应依法准许原告要求违约金按61764.88元的诉讼请求，但依据不是原告诉请中的依据。至于市建公司以市中院（2019）冀05民终1250号民事判决书为据证明自己不应向力安建材支付租金的辩驳意见，因该判决书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故对市建公司的辩驳意见，依法不予采信。至于市建公司与吴国平签订的内部承包协议，只是对市建公司和吴国平具有约束力不具有对外的效力，故对市建公司以此为据辩称不应支付力安建材租金的辩驳意见，依法不予支持。市建公司提交的吴国平的证明能够证明吴国平已将任县星城国际项目六号楼建设方所付款项在扣除应负担的税金后全部支付，故此吴国平应将市建公司欠力安建材的247059.55元租赁费支付给原告，市建公司应当承担连带支付责任。至于市建公司以吴国平在2020年1月23日在结算单上注明此款于2020年6月底付给孙贵永的字样，辩称力安建材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的辩驳意见，因孙贵永系力安建材的经办人，故对市建公司的该辩驳意见，依法不予采信。至于市建公司提出的本案已超出诉讼时效的问题，被告提交的有吴国平签字的结算单（欠条）能够证实本案不超过诉讼时效，故对原告该辩驳意见，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百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判决：一、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被告吴国平向原告献县力安建筑器材租赁站支付租赁费247059.55元及违约金61764.88元。二、被告邢台市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对吴国平应向原告支付的上述租赁费和违约金承担连带支付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932元，由被告吴国平负担，被告邢台市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市建公司提交证据1、邢台市工程建设施工招标中标通知书，欲证明上诉人中标施工任县星城国际6号楼工程。证据2、邢台市工程建设施工招标信息公示网络截图，欲证明邢台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标施工任县星城国际5号楼工程。证据3、万波与吴国平在2013年8月6日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分包协议复印件，欲证明吴国平同时将任县星城国际5号、6号楼工程分包给了万波，上述证据相互印证可以证明，吴国平不可能同时与上诉人以及邢台市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建立劳动关系，进而证实吴国平不可能是上诉人的内部员工，结合吴国平实际领取工程款，独立签署分包合同、材料合同，以及案涉的租赁合同等等事实，足以认定吴国平实际施工人的身份。案涉租赁合同，应为吴国平本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并履行，该合同的相对人是吴国平和被上诉人，上诉人不是该合同当事人，不应当承担该合同责任。证据4、邢台市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与吴国平内部承包协议，欲证明任县星城国际6号楼内部承包情况。 被上诉人献县力安建筑器材租赁站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本案中，市建公司中标任县星城国际项目，市建公司在（2015）任民初字第965号民事判决书中的庭审中已经认可吴国平是工程项目的负责人，吴国平作为此项目负责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建筑器材租赁合同书的效力，基于上诉人在建筑器材租赁合同书中，基于吴国平和上诉人的基础法律关系，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冀05民终2117号民事判决书已经认定，由此可见吴国平在结算单上签字的法律效力，当然及于上诉人，上诉人提交的建设工程施工分包协议系复印件，提交的内部承包协议，是市建公司和吴国平签的内部承包协议，不具有对外效力。对双方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对各方无异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案双方争议焦点是上诉人市建公司应否承担本案责任及诉讼时效问题。 一、关于责任问题，一审认定上诉人承担本案责任正确。二审中上诉人提交《内部承包协议》、《建设工程施工分包协议》均系合同相对人之间的内部协议，对此作为第三人的被上诉人献县力安建筑器材租赁站在出租建筑器材时对此事并不必然明知，根据《建筑器材租赁合同书》约定其将相关建筑设备租赁物运到工地，用于任县星城国际6号楼项目建设，被上诉人认为吴国平系上诉人的项目经理，对此上诉人市建公司在二审庭审中对该事实进行了认可，原审被告吴国平在租赁合同中的行为，对被上诉人献县力安建筑器材租赁站产生吴国平有权代理上诉人的信任，上诉人与吴国平之间的关系，不能否定本案的租赁合同，在此合同中，被上诉人应属善意。故本案所涉合同及结算单上虽未加盖单位公章，但结合本案相关建筑设备租赁物实际用于任县星城国际6号楼项目建设的事实，一审认定上诉人承担本案责任正确。 关于诉讼时效问题，一审认定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正确。根据本院（2016）冀05民终2117号民事判决书及上诉人庭审中的陈述，吴国平2020年1月23日在结算单上注明“此款于2020年6月底付给孙贵永”的效力应给予上诉人市建公司。 综上所述，邢台市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932.0元由上诉人邢台市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赵小双 审判员  王 兵 审判员  解宝成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魏素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