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102民初3095号原告：房国凤，女，蒙古族，1988年4月28日生，住辽宁省昌图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红海，辽宁正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峰，辽宁正直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王虹，女，回族，1971年4月16日生，住辽宁省沈阳市苏家屯区。原告房国凤诉被告王虹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王金利适用简易程序于2021年3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房国凤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红海、李晓峰，被告王虹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房国凤诉称，原告通过朋友介绍得知，被告王虹发布中国铁路集团（沈阳局）直签招聘公告，并声称其能够办理沈阳铁路局高铁直签乘务员的工作。2020年8月24日，被告王虹向原告索要28,000元办理能够与沈阳铁路局直签的工作。当时，被告王虹告诉原告，其办理的工作是到沈阳铁路局从事乘务员工作，而且收入非常高。后原告得知，被告王虹承诺的工作事项与实际完全不符，被告王虹承诺的工作为原告与沈阳铁路局直接签署劳动合同，并且享受正常铁路局员工待遇，从事的是高铁乘务员或餐车服务人员工作，但实际上，被告王虹推荐的是第三方劳务公司即牡丹江荣鹏餐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鹏公司”），原告并没有与沈阳铁路局直签劳动合同，也不是高铁乘务员或餐车服务人员。原告由被告王虹介绍到大连市参加了荣鹏公司的培训，在培训一个多月后，原告于2020年9月18日与荣鹏公司签订了为期1年的劳务合同，具体工作内容是在从大连至西安的高铁上销售土特产。签订上述劳务合同后，原告不定期在荣鹏公司工作，期间该公司向原告发过提成，具体发过几次记不住了，发放的具体金额也记不住了。虽然至今未与该公司解除劳务合同，但至2021年年初，荣鹏公司就不再向原告派发劳务，原告也就至今未再到该公司工作。因此，原告要求被告王虹办理退款，故成此诉。2021年春节前，原告与同样被骗的案外人李振一起到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给李振出具过接报案回执，但未给原告出具书面材料，并告知原告到法院按民事诉讼起诉。最初，案外人刘久光向原告介绍该份委托事项的内容时，明确是与沈阳铁路局直签劳动合同，并明确招聘岗位为高铁乘务员、乘务长，工作内容明确为餐吧乘务员。当时，刘久光向原告出示了被告王虹通过微信发给刘久光的招聘信息，其中对于铁路局直签及工作内容都是明确的。原告向被告王虹交纳28,000元时，再次与被告王虹明确了工作岗位为高铁乘务员、乘务长，工作内容明确为餐吧乘务员。当时，被告王虹也确实向原告告知过工作内容是去高铁动车餐吧从事售卖工作，但是同时其说明这仅是前期工作，但培训结束并掌握了相关知识后，就可以与沈阳铁路局直签劳务或劳动合同。关于原告提供的刘久光证人证言、刘久光身份证复印件，可以证明被告王虹自称是铁路电务段职工，能够为他人办理铁路餐车服务员工作，工作地点为沈阳始发的高铁、动车上，重点是对外宣称是中国铁路集团（沈阳局）直签员工，办理工作费用为28,000元。被告王虹于2020年8月24日在铁路电务段其办公室面试原告凤后，原告向被告王虹微信转账28,000元。原告后来发现实际工作条件与当初被告王虹作出的与沈阳铁路局直签合同等承诺完全不一致，被告王虹承诺办理的工作是铁路局直签餐车乘务员，但实际工作是铁路局外包的第三方公司餐车售货员。被告王虹通过欺诈手段，骗取原告28,000元。后原告多次向被告王虹追讨钱款，但其不承认、不返还。关于原告提供的微信昵称为“虹姐”的微信主体截图、被告文化与案外人刘久光之间的微信记录截图、原告与被告王虹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复印件，可以证明被告王虹对外发布招聘信息为中国铁路集团（沈阳局）直签，工作地点为沈阳始发的高铁、动车上，重点明确为：沈阳局直签。同时可以证明，2020年8月24日，原告通过微信转账支付被告王虹办理工作的费用28,000元，其已收到该费用，并允诺原告条件合格。关于原告提供的原告所在的荣鹏公司的微信管理群“第十一期高铁通知群”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复印件、原告所在的维权群“红铁要钱群起诉群”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复印件，可以证明，高铁售货业务已由第三方承包，并非沈阳铁路局直签，提供劳务人员的入职门槛非常低，不需要被告王虹的人际关系和介绍，原告到荣鹏公司参加工作根本不需要其办理，直接通过应聘即可上岗；同时证明，遭遇被告王虹等虚假宣传并交付办理工作费用的并非个案，被被告王虹欺诈交付的办理工作费用金额不等，被告王虹涉嫌欺诈和诈骗。关于被告王虹提供的原告的通行证照片、原告上班期间的签字照片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及证明的问题有异议。该组证明恰恰能证明被告王虹没有完成所承诺的委托事项，没有办理成其承诺中的从沈阳站始发的高铁乘务员工作。综上，现原告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令被告王虹退还原告28,000元及利息（以28,000元为基数，自2020年8月24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至被告王虹实际偿还之日止）；请求法院判令本案诉讼费由被告王虹承担。被告王虹辩称，2020年8月初，原告房国凤经朋友刘久光介绍到我方处委托我方介绍工作。当时，我方向刘久光告知可以为其介绍到沈阳铁道双瑞站车商业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瑞公司”）从事餐车服务员工作。同时，我告知刘久光，介绍该工作需要向双瑞公司交纳费用12,000元（包括服装费、培训费、体检费等），并向我交纳中介费8,000元。刘久光表示其在该费用总额（20,000元）基础上再增加8,000元费用作为刘久光的介绍费，我就此向刘久光表示，可以增加，但需要将该情况向原告房国凤说明。刘久光表示同意，后原告房国凤将上述28,000元通过微信转账方式支付给我。我将双瑞公司业务员郝东的电话告知原告房国凤，由双方直接联系。当时，我在向原告房国凤介绍该工作时，告知其该工作是在高铁餐车上卖货，工作一年后单位可以交纳五险一金，利用公积金购房，可以享受利率优惠等。我向原告房国凤介绍上述情况时，向其陈述的工作是高铁餐吧服务员，而非原告公告所述的高铁乘务员。至此，我为原告房国凤介绍工作的任务已完成。此后，原告房国凤应双瑞公司的要求前往大连市接受荣鹏公司进行的培训，荣鹏公司是双瑞公司的下属企业。2020年年末，原告房国凤打电话给我要求退费。我向其告知，我已向其介绍了工作，并且其也已经到工作单位从事了工作，故不能为其办理退费。根据我向刘久光微信发送的招聘简介，其中招聘岗位为“高铁动车餐吧乘务长、乘务员”，本案中我为原告房国凤介绍的工作是高铁餐吧服务员，其实，两者的工作内容都是一样的，均是在高铁动车餐吧上从事商品售卖工作，两者的区别是售卖的商品种类不一样。我向原告房国凤介绍案涉工作时，没有向其说明过高铁动车餐吧乘务员和餐吧服务员的区别，但我当时告知她就是去高铁餐吧从事商品售卖工作。关于原告房国凤提供的刘久光出具的证人证言及其身份证复印件的真实性无异议，刘久光的证人证言属实。但对于我所办理的工作，我不可能一包到底，我只负责为相关人员介绍工作。关于原告房国凤提供的微信聊天截图均属实。我为原告公告介绍的工作也就是我与刘久光之间的微信聊天中我向其发送的招聘简介中涉及的工作。关于我提供的原告广告的通行证照片、原告房国凤上班期间的签字照片，可以证明其已经从事了我为其办理的工作。经审理查明，被告王虹与案外人刘久光系朋友关系。2020年8月21日，被告王虹通过微信方式向刘久光发送“中国铁路集团（沈阳局）直签”的招聘简介，其中载明：“一、招聘岗位：高铁动车餐吧乘务长，乘务员，普客厨师长底薪4,500，炊事员底薪3,500；二、工作内容：餐吧乘务员服从餐吧乘务长安排（服务好旅客）；三、工作地点：沈阳始发的高铁、动车上；四、招聘条件：女性：18周岁以上，身高：1.58m以上，男性：16周岁以上，身高：1.70m以上，户籍不限，中专（含）以上学历……五、流程……六、薪资待遇……重点：沈阳局直签。”被告王虹向刘久光表示，如有亲属朋友需要办理工作，其可以代为办理上述工作。后，刘久光因原告房国凤需要办理工作故将其介绍给被告王虹。经原、被告沟通交涉，双方就原告房国凤委托被告王虹代为办理工作达成一致意见。2020年8月24日，原告房国凤通过微信转账方式向被告王虹支付代办费用28,000元。后原告房国凤前往大连市接受荣鹏公司的上岗前培训。庭审中，原告房国凤表示，其于2020年9月18日与荣鹏公司签订为期一年的劳务合同，具体工作内容是在从大连至西安的高铁上从事商品销售。2021年初，原告房国凤不再至该公司工作至今。现原告房国凤起诉来院，认为其委托被告王虹实际办理的工作与被告王虹承诺办理的工作内容不符，故要求退还代办费用28,000元及相应利息。上述事实，有原、被告的当庭陈述笔录、微信聊天截图、原告房国凤的工作证照片、证人证言等证据在卷佐证，经庭审质证及审查，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之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合同各方均应恪守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各自义务。本案中，原告房国凤与被告王虹就委托代办工作事宜达成口头协议，此系双方在自愿平等、协商一致的基础上所形成，体现了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根据原、被告的庭审诉辩意见，结合双方提交的各项证据材料，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被告王虹为原告房国凤代为办理的工作是否符合双方的约定，被告王虹是否应向原告房国凤退还代办费用以及退还数额如何确定。一方面，本案中，被告王虹对原告房国凤提交的刘久光与被告王虹之间关于微信聊天截图的真实性无异议。根据上述内容，其中被告王虹向刘久光发送的“中国铁路集团（沈阳局）直签”的招聘简介中载明：“一、招聘岗位：高铁动车餐吧乘务长，乘务员……；二、工作内容：餐吧乘务员服从餐吧乘务长安排（服务好旅客）；三、工作地点：沈阳始发的高铁、动车上；……重点：沈阳局直签。”被告王虹于庭审还表示“我为原告介绍的工作也就是我与刘久光之间微信聊天中我向其发送的招聘简介中涉及的工作”。根据查明的事实，被告王虹为原告房国凤办理的案涉工作并不存在“沈阳局直签”的情况，亦无证据证明工作地点是在“沈阳始发的高铁、动车上”，故此，应认定被告王虹未能完全按照双方约定为原告房国凤代为办理相应工作，应依法承担相应违约责任。另一方面，原告房国凤于庭审中自认：“当时被告确实向原告告知过工作内容是去高铁动车餐吧从事售卖工作，但是同时被告说明这仅是前期工作，但培训结束后掌握了相关知识后就可以与沈阳铁路局直签劳务或劳动合同。”这说明原告房国凤对于工作内容系从事高铁动车餐吧售卖一节知悉。同时，因在原告房国凤上岗前，曾在大连市接受荣鹏公司组织的岗前培训，虽然其表示培训期间对接受培训的公司及将要签订劳务合同的公司是荣鹏公司不知情，但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该情节与常理不符。且从原告房国凤在接受培训后签订劳务合同、办理进出站通行证、接受荣鹏公司发放的劳务费（提成）等事实来看，原告房国凤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其实际从事的工作内容亦予以认同和接受。现原告房国凤要求被告王虹退返其全部代办费用28,000元与实际情况不符，也与情理不合。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条之规定，当事人双方都违反合同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据此，并结合本案当事人双方履行合同的实际情况以及各自存在的过错等因素，本院酌情确定被告王虹应向原告房国凤退还其所缴纳代办费用中的40%部分，即11,200元（28,000元×40%）。对于原告房国凤主张的其余部分，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关于原告房国凤主张的利息问题。因原、被告双方在履行案涉口头协议过程中均存在一定过错，并导致本案诉讼发生。对于原告房国凤主张的本案立案受理（即2021年2月3日）前的利息，本院不予支持。对于本院立案受理后的利息，应由被告王虹予以承担。该部分利息的计算方式应为：以11,200元为基数，自2021年2月3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至被告王虹实际清偿之日止。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第八条、第九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王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原告房国凤代办费11,200元；二、被告王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房国凤上述代办费的利息（以11,200元为基数，自2021年2月3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至被告王虹实际清偿之日止）；三、驳回原告房国凤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向原告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55元，由原告房国凤负担150元，被告王虹负担。10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金利二〇二一年三月十八日法官助理陈荟茹书记员王琳本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二十条当事人双方都违反合同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第六十五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及时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