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3民初46号原告：杨来专，男，1964年6月16日生，汉族，农民，住曲靖市富源县，现住曲靖市麒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云南鑫金桥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杨滔，男，1968年8月1日生，汉族，初中文化，居民，住曲靖市富源县，现住曲靖市富源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惠敏，云南恒序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郭蛟，云南平航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告杨来专与被告杨滔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2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来专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被告杨滔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惠敏、郭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杨来专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人民币13000000元；2.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利息23660000元（现暂从2012年8月1日起计算按年利率24%计算至2020年3月1日），实际支付利息按计算至本息清偿日止；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2年8月1日，经双方结算确认，被告欠原告13000000元股权转让费，双方协商一致将13000000元转为被告对原告的个人借款，约定月利率2分，被告出具了借条。因被告未付款，原告拒绝变更股权，为此发生诉讼，经生效裁判认定，13000000元本金及利息已经转为民间借贷，须另案处理。借条出具后，原告多次催要，被告未支付任何利息，现被告已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原告遂提起诉讼，要求立即还款。被告杨滔辩称，2012年8月1日出具欠条前，被告已向原告支付62896000元，出具欠条后，又多次向原告清偿了所有欠款本息，包括应由原告支付的采矿权价款10714500元及转账支付5600000元。双方互负债务，且原告负有先履行义务，被告有权拒绝原告的履行要求和单方主张债务抵销。本案民间借贷的基础法律关系为股权转让合同，应全面审查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原告未按双方签订的《竹园镇顺发煤矿增资扩股协议》《补充协议》《退股协议》的约定履行义务，未缴变更采矿权价款，未能解决原煤矿承包债务纠纷，造成采矿许可证被查封和银行账户被冻结，无法办理改扩建和产能升级手续，原告还无故阻挠煤矿生产建设，致使煤矿无法正常生产经营，原告无权要求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并应赔偿给被告造成的损失。并且，自2012年8月1日起至起诉，已长达7、8年，原告的主张已超过诉讼时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争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分析认定如下：1.（2018）云0325民初2921号生效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是否作为本案免证事实。原告认为，基于（2018）云0325民初2921号生效民事判决确认被告杨滔未支付的13000000元股权转让价款已转化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这一事实，提起本案诉讼。被告认为，原告提起本案诉讼依据的事实包含在（2018）云0325民初2921号生效民事判决确认的事实之中，且生效判决的事实认定并无遗漏，也无错误。但是，该生效判决并未审查认定未付股权转让价款转化为借款后已通过抵销及偿付的方式实际清偿的事实，也未全面审查就作出转化为借款后约定的利率标准为月利率2分这一认定。综合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本院认为：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及第二款，“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五）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第五项至第七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本案原、被告亦为（2018）云0325民初2921号生效民事判决原、被告，仅是在该生效判决中的诉讼地位与本案正好相反，且生效判决确认的事实与本案诉争事实存在直接联系，因此，（2018）云0325民初2921号生效民事判决认定事实对本案原、被告产生免证效力。其次，被告杨滔对（2018）云0325民初2921号生效民事判决所持态度自相矛盾，既然认可该生效判决认定事实无遗漏，亦无错误，自然不存在被告在本案中陈述的错漏情形。并且，杨滔以杨来专为被告提起（2018）云0325民初2921号民事诉讼，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25日一审立案，而杨滔主张的据以抵销的债权及实际偿付行为均发生于2019年9月25日之前。如本案诉争之债已通过抵销及偿付的方式消灭，当然产生股权转让合同所确定的、杨滔负担的转让价款给付义务已履行完毕这一结果，是否存在本案诉争之债消灭的事实与前案股权转让纠纷的审理直接相关。如杨滔在本案中提出的事实主张成立，则该生效判决就有出现错漏的可能，但是，杨滔在本案中明确表示，该生效判决认定事实无错漏。再有，（2018）云0325民初2921号生效民事判决解决的是本案被告杨滔与本案原告杨来专之间的股权转让纠纷，而本案所诉13000000元包含在股权转让的全部价款72100000元之中。杨滔在前案诉讼中陈述“三份协议签订后，被告杨来专将其持有的富源县竹园镇顺发煤矿100%股权转移给原告杨滔，原告杨滔需要向被告杨来专支付股权转让款72100000元。合同签订后，原告与被告进行了相关手续的交接并把行政章交由杨滔保管。上述协议签订后，原告杨滔共向被告杨来专支付股权转让款59100000元，剩余13000000元未支付，该剩余款项双方于2010年5月30日一致确认，将该款转换为杨滔个人对被告杨来专个人之间的欠款，并约定月利息为1%，原告均按时支付利息。2010年5月30日至2012年8月1日，合计支付利息3380000元。后杨来专提出增加利息，经双方协商后，原告于2012年8月1日重新出具了月利率为2%的欠条一张，2012年8月1日直（应为‘至’）今已支付利息5600000元。”从这一陈述可以看出，第一，至2019年9月25日提起诉讼时，杨滔仍确认尚余13000000元转让价款未支付，仅陈述，未给付的转让款已转化为杨滔与杨来专之间的民间借贷；第二，2019年9月25日提起诉讼时，杨滔并未主张双方互负到期债务，并且，既未作出抵销的意思表示，更未作出债务已抵销的事实陈述；第三，2012年8月1日出具的欠条记载的利率标准为月利率2%；第四，杨滔提起前案诉讼时主张，2012年8月1日起至起诉时止，已向杨来专支付了5600000元，但是，该款项系支付借款利息，并非偿还借款本金。最后，杨滔在本案中主张的据以抵销的债权，是杨滔于2011年8月8日向云南省国土资源厅缴纳的采矿权价款14741800元中的扩大矿区范围采矿权评估价款10714500元。杨滔已于2011年8月8日给付了该笔款项，2012年8月1日出具的欠条载明，杨滔下欠本金仍为13000000元，并未将该笔款项从杨滔欠付转让款中扣减。既然该笔采矿权价款属于杨来专对杨滔所负债务，对杨滔欠付款项进行协商并出具欠条时杨滔却未主张抵销，杨滔不能作出合理解释。迟至2019年9月25日杨滔就股权转让纠纷提起诉讼，之后，对股权转让双方当事人义务履行情况进行审理时，杨滔仍未主张将该笔金额相近的债务抵销，以等额减少或消灭未给付的股权转让款的债务。更难以理解的是，如杨滔在前案诉讼中所述，欠条出具后，杨滔不仅不主张抵销以减少债务，反而又给付了以欠付全部股权转让款为本金而产生的利息5600000元。况且，对于杨滔向云南省国土资源厅缴纳的该笔采矿权价款是否应由杨来专承担、杨来专是否负有向杨滔给付该款项的义务这一问题，杨来专持反对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九条，“当事人互负到期债务，该债务的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的，任何一方可以将自己的债务与对方的债务抵销，但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合同性质不得抵销的除外。当事人主张抵销的，应当通知对方。通知自到达对方时生效。抵销不得附条件或者附期限。”诚然，抵销权作为形成权，权利人得依其单方意思表示即引起法律关系变动，在主动债权履行期迟于被动债权且主动债权履行期届满时，主动债权权利人可依其向被动债权人所作单方意思表示，在对等额度内消灭双方的债务。在诉讼中，权利人也可通过形成诉权的方式行使抵销权，当然就包含了提出抵销抗辩。即使杨滔在本案诉讼前并未以向杨来专发出通知的方式行使抵销权，在前案诉讼中亦未提出抵销抗辩，只要其与杨来专确实互负到期债务且权利义务关系一直未消灭，理论上，其亦可在本案诉讼中行使抵销权。但是，杨滔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对杨来专享有债权，无互负债务的前提，自无抵销权。杨滔提交的证据仅证明其向云南省国土资源厅缴纳了14741800元，对于杨滔与杨来专之间就该款项中扩大矿区范围采矿权评估价款10714500元存在权利义务关系并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实。即：杨滔并未提交证据证明，杨滔系代杨来专给付款项或双方曾约定杨来专负有给付该款项的义务。简而言之，无证据证明杨滔向云南省国土资源厅缴纳的采矿权价款属于杨来专对杨滔所负债务。杨滔提出，《竹园镇顺发煤矿增资扩股协议》第三条及《退股协议》第三条、第十条约定，扩大矿区范围采矿权价款由杨来专负担。《竹园镇顺发煤矿增资扩股协议》第三条，“增资扩股前煤矿所有的债券（应为‘权’）债务由甲方（竹园镇顺发煤矿）自行负责清偿，与乙方（杨滔）无关，若因债券（应为‘权’）债务问题给乙方造成损失，甲方股东负有金额连带责任。”《退股协议》第三条，“甲方（竹园镇顺发煤矿）撤资后，甲方必须负责煤矿采矿范围（面积0.225Ｋ㎡—0.545Ｋ㎡）变更工作及相关费用；……”第十条，“甲方若因矿界范围无法扩建和现行承包关系，纠纷无法解决致使煤矿无法生产，乙方（杨滔）有权拒付下笔款项并双倍赔偿。”该两份协议均涉及矿区范围变更的事宜，但是，仅对申办扩大矿区范围的义务主体及不能扩大的情形发生时的责任承担进行约定，而未约定因矿区范围扩大而产生的应缴采矿权价款由谁承担。并且，在协议签订时，尚未发生的因扩大矿区范围而缴纳的采矿权价款显然不属于增资扩股前的债权债务。杨滔提出的其所依据的条款也未确定杨来专负有给付扩大矿区范围采矿权价款的义务。何况，确定合同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是对各方当事人实际履行义务的情况进行评判的基础，是对当事人之间的股权转让纠纷作出裁判结果的前提。申办扩大矿区范围的义务及因扩大矿区范围而缴纳采矿权价款的义务由谁承担，正是《竹园镇顺发煤矿增资扩股协议》《退股协议》涉及到的权利义务之一。如存在争议，当事人必然要在前案股权转让纠纷的审理中提出，毕竟，对该部分事实进行审理后所确认的结果直接影响对双方履行《退股协议》义务的评判，而这正是前案股权转让纠纷审理的核心。特别是，因杨滔与杨来专就股权转让发生纠纷，富源县竹园镇人民政府曾组织双方于2019年进行调解，并形成《人民调解协议书》。杨滔称，因协议系受杨来专胁迫而达成且未将扩大矿区范围的采矿权价款10714500元包含进去，未实际履行。既然在调解时双方已就扩大矿区范围而产生的采矿权价款给付义务的主体产生分歧，为何在调解之后杨滔提起前案诉讼时，又不提及杨来专负有该义务，亦不主张抵销。如果杨滔向云南省国土资源厅缴纳的因扩大矿区范围而产生的采矿权价款系本应由杨来专履行的合同义务，杨滔未在前案诉讼中提出，难以解释。并且，在前案诉讼中，杨滔作为受让人，对其义务履行情况的审理，重点就在于转让价款的给付。在此前提下，杨滔不仅不提出杨来专负有给付扩大矿区范围而产生的采矿权价款的义务，而且不主张抵销，以等额扣减其欠付的转让价款，不仅可能产生前案诉讼难以对各方权利义务全面进行审理以便正确作出裁判的问题，而且与常理常情相悖，难以自圆其说。因此，（2018）云0325民初2921号生效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对本案双方当事人产生免证效力，且杨滔未提交相反证据推翻该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2.欠条出具后偿付的款项金额。被告杨滔主张，至2012年8月1日欠付股权转让款13000000元，2012年8月1日其出具欠条后，共向杨来专给付了5600000元。为此，提交了富源县农村信用合作社出具的交易流水15页，云南省农村信用社结算业务申请书影印件3页，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源支行查询回单1页。经质证，原告杨来专提出，向杨来专的妻子张家芬、女儿杨智茹账户转入的款项予以认可；向杨来专的儿子杨雄、杨少雄账户转入的款项不予认可，杨雄有自己的公司，杨少雄并未参与股权转让相关纠纷，不清楚他们与杨滔之间的经济往来；3份云南省农村信用社结算业务申请书影印件均记载款项用途为货款，并非偿付本案诉争的欠款。查阅被告提交的证据，富源县农村信用合作社出具的交易流水中有6页记载的系2012年8月1日前杨惠莲账户的往来流水，杨滔主张的2012年8月1日后与本案相关联的转账均为方立雄账户的转出记录：⑴2013年1月21日向“富源县乾宏商贸”转款1000000元；⑵2013年10月12日转款200000元、2013年12月11日转款2000000元，该两笔转款均无收款人名称，收款人账号的尾号均为121018；⑶2014年9月23日现金账户100000元；⑷2013年10年12日200000元、2013年11月12日500000元、2013年12月11日2000000元，向杨少雄转货款；⑸2014年1月21日1000000元、2014年12月24日100000元、2015年2月16日200000元，向杨雄账户转款；⑹2015年8月10日向杨少雄账户转款200000元；⑺2015年5月15日向杨智茹转款100000元。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源支行查询回单记载，杨智茹的账户于2017年8月11日转入200000元、2017年9月15日转入300000元。以上所有转账给付的金额共计8100000元。经询问，杨滔陈述，方立雄系富源县竹园镇顺发煤业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公司于2012年6月6日登记成立，登记的法定代表人为杨来专，杨滔是实际控制人。因系自然人之间的经济往来，并非公司行为，就由方立雄代杨滔向杨来专的亲属转账给付。“富源县乾宏商贸”是杨滔的公司。原告杨来专对杨滔使用方立雄的账户转账无异议，但仅认可杨智茹账户转入的款项。被告杨滔提出，在《竹园镇顺发煤矿增资扩股协议》中，张家芬、杨雄均作为“甲方”签名，并且，杨来专既然认可欠付股权转让款的金额为13000000元，就隐含了认可欠条出具之前向杨雄、杨少雄转账的行为。查阅《竹园镇顺发煤矿增资扩股协议》，并无张家芬、杨雄、杨少雄、杨智茹的签名，甲方“竹园镇顺发煤矿”，法定代表人“杨来专”，协议落款处仅有杨来专及杨滔的签名。查阅富源县农村信用合作社出具的、2012年8月1日前杨惠莲账户的6页交易流水，仅有向杨智茹及张家芬转账的记录，未见向杨雄、杨少雄转账的记录。本院认为，⑴被告杨滔提交的银行账户交易流水中无相对方名称的转款，被告杨滔应进一步提交收款账号由谁所有等证据予以证明，但未提交，从而导致收款人不明，不能证明是向原告杨来专转款；⑵向“富源县乾宏商贸”的转款，因“富源县乾宏商贸”系杨滔设立的公司，其向自己设立的公司转款的结果要归于原告杨来专，则杨滔应提交证据证明“富源县乾宏商贸”将该款转入杨来专的账户或三方存在转款行为可归责于杨来专的权利义务约定，但杨滔未提交，亦不能证明是向原告杨来专转款；⑶向杨来专的儿子杨雄、杨少雄账户的转款共计4200000元，收款人与杨来专虽存在亲属关系，但属各自独立的民事主体，独立行使民事权利、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被告杨滔主张因杨来专账户被人民法院冻结才使用亲属的账户代收款，如此，则杨雄、杨少雄代收款就成为一种可能。但是，经当庭核实，杨来专的账户于2016年后才被人民法院冻结，而向杨雄、杨少雄的账户转款的行为均发生于2016年前，杨滔的这一解释不能成立。同上，杨滔向杨雄、杨少雄账户转款的结果要归于杨来专，则杨滔应提交证据证明杨来专对收款人的明示或存在委托关系等其他证据进一步予以证实，但杨滔未能提交，亦不能证明是向杨来专转款；⑷杨来专自认，转入杨智茹账户的共计600000元，法律后果归于杨来专，转入杨智茹账户的款项予以认定。由于杨滔并未提交证据证明欠条出具后曾向杨来专的账户转账支付过款项，因此，认定欠条出具后杨滔向杨来专偿付的款项金额共计600000元。被告杨滔已提交证据证明，在欠条出具后，向杨来专偿付了部分款项，鉴于前案生效判决确认的已转化为民间借贷的欠付股权转让款13000000元这一金额已成为双方当事人计算利息的基数，只有按双方约定的利率标准计算后，才能得出除利息外，前案生效判决认定的转化为民间借贷的债务，即13000000元转让价款之债是否已减少的结论。基于以上分析评判，本院认定本案事实如下：2009年8月2日，杨滔与杨来专签订《竹园镇顺发煤矿增资扩股协议》，约定，竹园镇顺发煤矿全部资产作价72100000元，杨滔投资40376000元，占56%，杨来专占44%。协议签订后，杨滔于2009年8月3日转款10000000元、2009年8月14日转款30376000元给杨来专，共计转款40376000元。2009年11月6日，杨滔与杨来专签订《退股协议》《补充协议》，约定，杨滔连投资在内于2010年5月30日共向杨来专付清72100000元，杨来专转让其出资额，对竹园镇顺发煤矿不再享有股权。2009年8月4日，赵鸿飞基于其与杨滔签订的《合伙投资生产经营协议》向杨来专转款14420000元。2009年9月16日，杨滔开始对竹园镇顺发煤矿进行管理和经营。之后，杨滔于2010年1月25日转款800000元、2011年8月30日转款800000元、2012年6月28日转款300000元给杨来专，于2011年6月25日转款5000000元给杨来专的妻子张家芬，共计转款6900000元，包含给付杨来专的利息。2012年6月5日，杨滔转款10000000元给杨来专注册富源县顺发煤业有限公司。2012年8月1日，经杨滔与杨来专结算，杨滔下欠杨来专未给付的煤矿款为13000000元，杨滔出具欠条给杨来专。欠条载明，“今欠杨来专现金壹仟叁佰万元整（13000000元）利息按2分算付。”杨滔在欠条上签名并按手印。欠条出具后，杨滔于2015年5月15日转款100000元、2017年8月11日转款200000元、2017年9月15日转款300000元给杨来专的女儿杨智茹，杨来专认可转入杨智茹账户的这些款项即为其所收款。2018年，杨滔与杨来专因下欠款13000000元和利息如何支付、如何办理股权变更等发生纠纷，富源县竹园镇人民政府和富源县信访联合工作组多次进行调解。之后，杨滔以依约支付了股权转让的所有款项，杨来专却拒绝配合、协助变更煤矿的营业执照和法人登记为由诉至人民法院，请求判令：1.继续履行《竹园镇顺发煤矿增资扩股协议》《退股协议》《补充协议》；2.立即履行变更富源县竹园镇顺发煤矿投资人及营业执照，富源县顺发煤业有限公司股权、法定代表人、公司营业执照等工商登记相关手续。富源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25日以（2019）云0325民初2921号立案受理。杨来专以富源县竹园镇顺发煤矿和富源县顺发煤业有限公司不是适格主体及杨滔未全额付清款项，需承担违约责任，杨来专有权解除协议为由提出抗辩。审理中，杨滔主张，双方在2012年时已将未付的转让款转化为民间借贷。经审理，富源县人民法院认为，“……下欠13000000元款项未支付，经双方协商杨滔出具了13000000元的欠条给被告杨来专，并约定月利率为2分，杨滔按约定支付了利息，故该下欠款项已转换为借贷关系，原告杨滔对购买煤矿股权的72100000元已全额支付完毕，实际履行了金钱给付义务。……原告杨滔下欠被告杨来专13000000元属债权应另案处理，不属本案处理范畴。”判决：“被告杨来专在判决生效后10日内到有关工商管理部门变更营业执照，将富源县竹园镇顺发煤矿投资人、富源县顺发煤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杨来专变更登记为杨滔的手续。”宣判后，杨滔服判未上诉。杨来专提出上诉后，本院于2019年12月30日以（2019）云03民终2960号民事判决维持（2019）云0325民初2921号判决。本院认为，本案与（2019）云0325民初2921号民事案件直接相关，本案诉争的13000000元本金就包含于前案诉讼涉及的全部转让价款72100000元之中，本案诉争的债权债务是否已消灭正是评判受让人是否已全面履行合同义务所依据的必要事实基础。杨滔出具的欠条，是对截止欠条出具时合同义务的履行结果进行结算后所作确认，是对双方当事人结算后仍存在的合同权利义务关系的确认，杨滔未履行的合同义务即为尚余13000000元转让款未支付。并且，在以欠条的形式确认杨滔应继续履行合同义务的基础上，加重了受让人杨滔的责任，不但合同义务未消灭，还需承担以欠付转让价款为本金计算的利息。只是，在生效判决认为双方欠付转让款已转化为民间借贷应另案处理的前提下，本院对双方的这一纠纷单独予以处理。客观上，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并非出借人出借款项、借款人到期还本付息的典型借款法律关系。双方当事人以欠条的形式确定的利息约定，本质上，是合同一方当事人未按合同约定的期限履行款项给付义务，而在当事人之间形成的违约责任约定。在单独就这一纠纷进行处理的前提下，亦应按照当事人的约定，以13000000元为基数计算应付利息。并且，基于生效判决因杨滔出具欠条而认为转让款已给付完毕这一认定，事实上未实际支付的13000000元从欠条出具之日起即成为被杨滔占用的资金，从2012年8月1日起只能视为出借给杨滔的款项，亦应按约定支付利息。对于利率标准，杨滔虽主张应为年利率2%，但是，在前案诉讼中，其已明确欠条记载的利率标准为月利率2%。并且，该事实亦为富源县竹园镇人民政府调解后形成的《人民调解协议书》及前案诉讼中人民法院对参与调解人员余学勇、李艳红所作调查笔录印证。从2012年8月1日起至2020年3月1日止，以13000000元为基数，共产生利息23660000元。扣减欠条出具后，杨滔支付的600000元，杨滔还应支付利息23060000元。被告杨滔在本案中提出了诉讼时效抗辩，但是，其抗辩不能成立。欠条形成于2012年8月1日，至杨来专提起诉讼要求杨滔清偿债务确已近八年，但是，欠条未约定还款期，债权人得随时在给予债务人履行债务的合理期限后主张。并且，被告杨滔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杨某、李某证实杨来专及其亲属以款项未付清为由经常到煤矿闹事，证明杨来专并未怠于行使权利，一直在向杨滔主张债权。这一事实亦为《人民调解协议书》印证，富源县竹园镇人民政府正是因杨滔与杨来专就款项支付、煤矿正常生产受到妨碍等问题产生纠纷才组织调解的。原告杨来专积极主张权利，且债务人杨滔最迟于2017年9月15日还在向杨来专偿付欠款，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至2017年10月1日，未满二年，至杨来专提起本案诉讼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三年的诉讼时效期间，并未产生杨滔不履行债务的抗辩权。综上所述，杨滔提出的抵销抗辩无事实基础，不享有抵销权，杨来专主张的因股权转让而产生的13000000元及利息的债权，扣减杨滔已偿付的600000元后，债权并未消灭，杨滔对此承担清偿责任。原告杨来专提出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部分支持，被告杨滔的抗辩理由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部分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一）、（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15年6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8﹞12号）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由被告杨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偿还杨来专36060000元，并偿还从2020年3月2日起至款项还清之日止以130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2510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共计230100元，由杨滔负担225498元，由杨来专负担4602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陈铭军人民陪审员  双雪晴人民陪审员  张静文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五日书 记 员  吕梦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