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5民终884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毕节威宁供电局。住所：威宁县六桥街道建设东路56号。法定代表人：罗德远，该公司负责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新春，贵州本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威宁分公司，住所地：威宁县六桥街道向阳路。法定代表人：何帮贵，该公司负责人。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光福，贵州良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余某1，男，汉族，2007年9月28日出生，住威宁县，系受害人余大林之长子。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余某2，女，汉族，2005年7月20日出生，住威宁县，系受害人余大林之长女。以上二被上诉人法定代理人：余德方。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余德方，男，汉族，1948年9月6日出生，住威宁县，系受害人余大林之父。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吉芬，女，汉族，1953年11月25日出生，住威宁县。以上四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坤，贵州众哲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四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腾，贵州众哲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浩东，男，汉族，1985年10月26日出生，住威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韦绍苗，贵州群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光武，贵州群众律师事务所律师。关于上诉人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毕节威宁供电局、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威宁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余某1、余某2、余德方、刘吉芬、李浩东触电人身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上诉人不服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作出（2020）黔0526民初37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威宁分公司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事实及理由：原判认定上诉人“威宁电信公司用工违背法律规定的风险责任”，从而判决承担20%的责任是错误的。上诉人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威宁分公司（下称威宁电信公司）将羊街片区内的固话、宽带等末梢的查修、安装、拆除、移机等工作委托李浩东负责完成，签订了《委托代理电信装维业务合同》，明确约定双方之间不存在劳动、雇佣等关系。原判认定“该条款不符合劳动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双方约定的不存在劳务雇佣关系的条款属规避风险贵任条款，双方之间名为《委托代理合同》，但实际产生的用工主体是李浩东及死者余大林在为威宁电信公司提供劳务，威宁电信公司接受劳务并给付相关报酬，因此，威宁电信公司用也应当承担责任”。原判的这一认定存有下列错误：一、认定“合同条款不符合劳动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双方约定的不存在劳务雇佣关系的条款属规避风险贵任条款”没有依据，一是没有指出“不符合劳动法等相关法律”的具体法规名称、条款及具体规定的内容；二是委托代理关系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受《民法》调整，应当尊重双方的意思表示，认定其属于“规避风险贵任条款”是错误的。二、法律允许电信业务实行委托代理，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产业部2004年5月10日《关于规范代理电信业务行为等规定的通知》（信部电函[2004]185号）第一条规定：“电信业务经营者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可以委托其他组织和个人代理其实施电信业务市场销售、技术服务等直接面向用户的服务性工作。”贵州电信行业系国有企业，人员使用受编制数额限制，难以满足电信服务市场需求，经报请贵州人社厅同意，将相应业务对外委托。贵州省劳动厅下发黔劳厅发（1997）268号文件《关于委托代办邮电业务协议书的复函》，同意邮电部门将部分业务以代理方式委托他人代办，且明文确认委托人与代理人不具备劳动关系。这说明威宁电信公司与李浩东的合同合法。二、认定“余大林在为威宁电信公司提供劳务，威宁电信公司接受劳务并给付相关报酬”没有事实依据。上诉人只与李浩东存在雇佣关系，与余大林无任何关系，没有支付余大林任何报酬。余大林只与李浩东之间存在个人劳务提供关系。本案应以侵权责任法第35条规定处理。原判判决上诉人承担20%的责任是错误的。综上所述，原判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纠正。上诉人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毕节威宁供电局上诉请求：一、撤销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0）黔0526民初3759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0）黔0526民初3759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具体如下：一、涉案线路产权人不属于上诉人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毕节威宁供电局，涉案线路也非上诉人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毕节威宁供电局管理。二、就本案来看，受害人余大林是否是被上诉人李浩东的雇佣人员及受害人余大林究竟如何触碰高压线，一审法院未查清。三、受害人余大林的身份问题直接影响本案的裁判结果，假设受害人余大林并非李浩东的雇员且其是因为触碰被上诉人李浩东的网线导致触电，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八条之“损害是因第三人造成的，第三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规定及网线系被上诉人李浩东故意从案涉线路上抛下来所致损害后果的事实，侵权责任应当由第三人承担。四、被上诉人李浩东作为雇主，在明知网线架设地点存在高压线的情况下违规操作并从而导致受害人余大林触电死亡，违规操作、指挥不当且对可能存在的危险持放任心态，故而其应当对受害人余大林的死亡承担主要责任。五、本案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二款规定的“二人以上没有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但其分别实施的数个行为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的，应当根据过失大小或者原因力比例各自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六、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计算方式错误，应予以纠正。七、本案遗漏当事人。据此，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故恳请二审法院查清事实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被上诉人李浩东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死者余大林系触电死亡，其再责任分配上较为合理，为免诉累，被上诉人仅对裁判结果服判。但李浩东不认识余大林，也没有雇佣余大林，且余大林的死因存在诸多疑点，一审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若最终认定余大林确系触电死亡，在纠正一审认定基本事实的基础上，维持裁判结果。被上诉人余某1、余某2、余德方、刘吉芬答辩称：专业业务需要取得相应资质的人才能去办理，威宁电信公司作为发包方应监督管理其聘用的工人来进行装维业务，因此本案中电信公司存在一定过错。针对供电局的上诉，高压电属于威宁供电局经营者事故发生地点也在威宁县，如涉案的高压线不是威宁供电局管理使用应举证证明高压线属哪个供电局。原审原告余某1、余某2、余德方、刘吉芬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2019年6月13日20时许，原告余某1、余某2之父、余德方、刘吉芬之子余大林在为威宁县电信用户安装宽带时，因宽带触碰到高压线导致余大林触电身亡，该高压线产权属于威宁供电局所有，受害人死亡的时候是为李浩东以及电信公司工作。现诉至法院，请求三被告连带赔偿原告因余大林死亡享有的死亡赔偿金688080元、丧葬费35017元、余某1、余秋字生活费107010元、余德方、刘吉芬生活费128412元、精神抚慰金50000元，上述各项费用共计1008519元。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原审法院查明：2019年6月13日20时许，被告李浩东代领案外人李天名、受害人余大林等二人在威宁县（小地名罐子窑）牵网线时，李浩东为了避免车子刮到网线，于是将网线从房顶上穿过去，由受害人余大林、案外人李天名从另一边接着网线，在此过程中，网线触碰到威宁县供电局架设的10ＫＶ高压线路导致余大林触电死亡，随后威宁县公安局羊街派出所接群众报警遂出警，并对被告李浩东作了调查询问，同日威宁公安局刑侦大队接威宁公安局羊街派出所报警并赶到现场进行尸体检验，经分析认定，余大林左手食指、中指、无名指、小指及右手中指、无名指处的皮肤损伤表现为掌侧近节及第二指节处皮肤呈散在灰黄色斑块样改变；左手大鱼际肌处皮肤为灰黄色斑块样改变，双足底部皮肤为类圆形灰白色样改变，以上皮肤损伤均质硬、干燥，符合电流损伤之尸表特征。根据余大林头顶部之损伤表现为不规则头皮挫伤，符合钝性损伤（如与地面接触），但该损伤较轻微，不足以致其死亡，故综合认定余大林死因符合电击死亡。被告李浩东与被告威宁电信公司于2019年1月1日签订《委托代理电信装维业务合同》，约定由李浩东负责电信公司在羊街片区内的固话、宽带等末梢的查修、安装、拆除、移机等服务，双方确认上述合同为委托代理合同，不存在任何合资、合伙、劳动、雇佣等关系。受害人余大林、李天名均受雇于李浩东，李天名工资为每天200元，余大林工资为每天150元，事故发生后，被告李浩东垫付余大林死亡丧葬费7万元。另查明，余大林育有子女二人，其女儿余某2出生于2005年7月20日，儿子余某1出生于2007年9月28日。2009年5月，余大林与其妻子苏会会经威宁县人民法院判决离婚，余某2、余某1跟随受害人余大林生活。本案原告余德方、刘吉芬育有受害人余大林、案外人余大银二子。上述事实，有原告陈述、被告答辩，原告提交的户口本复印件、接处警登记表、鉴定文书、威宁县公安局羊街派出所询问笔录、被告李浩东提交的《委托代理电信装维业务合同》、询问笔录等证据在卷印证，事实清楚，可以采信。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系高压电致人损害纠纷，属于特殊侵权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从事高空、高压、地下挖掘活动或者使用高速轨道运输工具造成他人损害的，经营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能够证明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或者不可抗力造成的，不承担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发生有过失的，可以减轻经营者的责任”之规定，被告威宁供电局作为涉案高压线路的经营者，对高压线路负有管理义务，并承担管理责任，威宁供电局在生产经营过程中，违反了《电力设施保护条例》，涉案的高压线路附近未设立安全警示标志，同时对高压电路设施疏于管理，对线路的安装设置、管理、监督不够，安全宣传工作开展不好，高压线路距离村民住宅距离太近，客观上造成了余大林触电死亡，且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故威宁供电局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综合本案情况，由威宁供电局承担60%的责任。原告作为成年人，其对自己的行为具有完全的控制力，对行为的后果具有认知力，其在知道或应当知道所牵网线横跨线路为高压线路的情况下，应当在安装宽带的过程中对自身安全保持高度注意，原告应当选择更加安全的网线牵设线路，从而最大程度避免触电事故的发生，原告在牵涉网线的过程中未尽到足够的安全注意义务，其对事故发生存在过失造成自己触电死亡，其自身有10%的责任，因此，可以减轻威宁供电局的赔偿责任。被告李浩东作为负责电信公司在羊街片区内的固话、宽带等末梢的查修、安装、拆除、移机等服务的人员，在知道或应当知道可以选择更优路径牵设网线的情况下，为避免过往车辆刮到网线，自行决定从高压线上面牵设网线，在牵涉的过程中将网线从高压线上抛过去给受害人余大林接住，在此过程中网线触电造成涉案事故，其行为在客观上开启了安全隐患，同时，在涉案事故发生前又未尽到应有的风险防控义务和安全注意义务，其自身存在过失，应当对原告的损失承担一定的责任，即承担10%的责任。威宁电信公司将其在羊街片区内的固话、宽带等末梢的查修、安装、拆除、移机等工作委托李浩东负责施工管理，电信公司虽与李浩东签订《委托代理电信装维业务合同》，但双方约定不存在劳动、雇佣等关系的条款不符合劳动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双方约定的不存在劳务雇佣关系的条款属规避风险责任条款，因此双方之间名为《委托代理合同》，但实际产生的用工主体是李浩东及死者余大林在为电信公司提供劳务，电信公司接受劳务并给付相关报酬，因此，电信公司用工违背法律规定的风险责任。综上所述，本案余大林触电死亡系混合过错责任所导致，电信公司对余大林触电死亡也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即承担20%的责任。综上，本院酌定由原告对涉案事故自行承担10%的责任，由被告李浩东对涉案事故承担10%的责任，由被告威宁供电局对涉案事故承担60%的责任，由电信公司承担20%责任。原告请求的各项损失认定如下：（一）死亡赔偿金，34404元／年×20年＝688080元，原告主张未超标准，本院予以支持；（二）丧葬费35017元未超标准，本院予以支持；（三）被抚养人生活费，本案中被扶养人有四人，余某1需抚养5年，余某2需抚养3年，余德方需扶养8年，刘吉芬需扶养14年，经计算年赔偿总额均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21402元，故按照14年得299628元，原告主张235422元未超标准，本院予以支持；（四）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由于原告在本次事故发生过程中存在过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受害人对损害事实和损害后果的发生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其过错程度减轻或者免除侵权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之规定，可以免除被告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故对原告请求的精神抚慰金，本院不予支持，上述各项赔偿共计958519元。被告威宁供电局关于案涉事故电线产权不属于其单位的抗辩，因其未提供证据证实，故本院不予支持。被告李浩东主张应按照农村标准计算赔偿的抗辩，因本院系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安排的统一城乡居民赔偿标准试点，故该抗辩主张本院亦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七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由被告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毕节威宁供电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余某1、余秋字、余德方、刘吉芬因余大林死亡享有的死亡赔偿金等各项损失575111.3元。二、由被告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威宁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余某1、余某2、余德方、刘吉芬因余大林死亡享有的死亡赔偿金等各项损失191703.8元。三、由被告李浩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余某1、余某2、余德方、刘吉芬因余大林死亡享有的死亡赔偿：金等各项损失95851.9元，扣除其垫付的70000元，实际再赔付25851.9元。二审诉讼中被上诉人李浩东提供了证人李某当庭证实，公安的笔录是余大林的家属让李浩东到派出所作的笔录，并承诺不找李浩东麻烦。经查，李某系李浩东的亲兄弟，依法不单独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对于李浩东提供的李天名、严安才、罗卫珍、王琴、田兰兰、罗卫军、李定鹏、饶万聪、况林枝等七人书面证明，证明事发当时的情况。因，该书面证实属于正人证言，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也是不能单独作为证据适用的。故，对该书面证实，不予采信。二审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一、涉案线路是否属于上诉人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毕节威宁供电局管理？二、受害人余大林是否属于李浩东的雇员？以及是否触电死亡的事实是否清楚？三、原判认定余大林是为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威宁分公司提供劳务是否正确？李浩东是否应该承担本案的主要责任？关于焦点一，从我国的电力管理法规来说，一般供电线路均是由供电局管理使用，上诉人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毕节威宁供电局提出其不是涉案线路的管理人的上诉主张，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上诉人应提供证据证明涉案线路的管理人是谁。因上诉人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毕节威宁供电局在本案一、二申诉讼中未提供证明，故，该上诉理由缺乏证据支持，不予采纳。关于焦点二，根据李浩东在派出所所作的讯问笔录，认可余大林是其小工，在牵网线的时候触电身亡。该讯问笔录，系公安机关为调查案件事实所作出的讯问，证实合法有效。其证明效力大于李浩东二审中提供的亲兄弟李某的正人证言，及李天名等人的书面证明。故，原判认定余大林系李浩东的雇员正确，同时结合威宁县公安司法鉴定中心所作出的尸检报告，能够证明余大林系触电身亡的事实。因此上诉人对此提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焦点三，上诉人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威宁分公司在二审上诉状中，认可李浩东与其是委托代理关系，对于代理人实施的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依法应由被代理人承担。本案中，李浩东是为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威宁分公司牵网线才引发的事故。李浩东对外是以电信网线管理人的身份从事业务活动，所做的也是为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威宁分公司牵网线，从其工作性质及内容，受害人完全有理由相信李浩东是在为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威宁分公司工作，故受害人在主观上完全有理由相信自己是向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威宁分公司提供劳务。因此，原判认定余大林是为电信公司提供劳务并无不当，上诉人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威宁分公司提出余大林不是为其提供劳务的上诉理由，与本案的客观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原判判决上诉人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威宁分公司承担本案赔偿责任并无不当，上诉人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威宁分公司要求由李浩东承担主要赔偿责任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上的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得当，应予维持。上诉人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威宁分公司、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毕节威宁供电局提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予以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427.00元，由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毕节威宁供电局负担9551.00元，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威宁分公司负担13876.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徐洪审判员  张雄审判员  殷勇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谭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