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黔03民终53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肖秋萍，女，汉族，1965年10月5日出生，住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亮，贵州硕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锡花，女，汉族，1965年7月3日出生，住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禁，贵州与之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肖秋萍因与被上诉人杨锡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法院（2020）黔0303民初52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肖秋萍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以孤证定案，一审查明的事实与其认定的事实自相矛盾。杨锡花提起本案诉讼仅凭《借条》。《借条》写于2015年10月11日，被上诉人诉称自2012年8月至2014年期间，以1万元、2万元、3万元不等资金，向上诉人支付借款共计8万元，每次均以现金向上诉人进行支付，并称其余借条原件由上诉人收回，但被上诉人并未在法庭上出示这“其余”《借条》复印件，被上诉人的主观性陈述没有其他证据佐证,没有提供向上诉人转款的凭证。上诉人在一审中对双方在2012年至2014年间存在的资金往来及出具《借条》作出了合理解释：上诉人仅向被上诉人借款3万元，用于转借给他人，双方未约定利息，上诉人已偿还该笔款项。后因上诉人打算做生意便于2015年10月11日向被上诉人借款8万元，被上诉人同意出借但要求先打借条后转款，因而上诉人向其出具了8万元的《借条》，但此后被上诉人并未向上诉人转款8万元。被上诉人诉称8万元是多次现金支付的一种结算，但在《借条》中看不到结算的过程。由于双方此前的3万元借贷关系已经终结，而此后的8万元被上诉人明确出借的款项并没有实际出借，故双方的借贷关系并没有实际发生。一审明确双方仅产生了一次共计3万元的借贷关系，且查明了上诉人此后进行了若干次的归还。然而，一审却对原件和复印件进行主观上的分析，没有要求被上诉人提供转款凭证证明其主张的借贷关系发生的事实，也没有要求被上诉人提供微信、短信、电话录音等辅助证据证明本案案情，而是主观推断双方存在借贷关系。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第十六条“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己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杨锡花辩称，本案借款金额不大，而且系不同时间多笔较小金额组成，上诉人出具给被上诉人两张借条，一张载明借到现金8万元，另一张借条复印件备注之前所有借条作废，再次确认了借款8万元由之前的数笔借款结算而来的事实，且有催收短信佐证，故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杨锡花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8万元及利息，利息以8万元为基数从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本息付清之日止；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杨锡花与被告肖秋萍经朋友介绍认识，2012年被告肖秋萍向原告杨锡花借款30000.00元，后被告多次向原告账户转款，金额为900元-14000元不等，未备注内容。原告称，转款均为利息，且30000元本金并未还清，被告称，转款包含本金及利息，30000元本金已还清。2015年10月11日被告向原告出具《借条》。庭审中，原告提供《借条》两张，原件和复印件各一张，均载明：今借到杨锡花现金捌万元（80000.00元），借款人肖秋萍，2015年10月11日。借条复印件下另载明：肖秋萍其它在杨锡花手里的所有借条作废，以这张借条为准。原告称，被告仅出具一张借条，借条载明的借款8万元系被告多次借款的结算，复印件下的内容系2019年向被告催债时，被告在复印件下加注的。被告称，共向原告出具了两张8万元的借条，但原告未实际支付该款项，被告在第二张借条下加注内容，两张借条原件均在原告处，被告在出具第二张8万元借条时，原告承诺撕毁第一张8万元借条及3万元借条。一审法院认为，借条是民间借贷关系存在的依据，被告肖秋萍认可2015年10月11日借条及复印件下加注的内容是其本人所写，按照被告的陈述，其共向原告出具了两张8万元的借条，在原告未支付借款的情况下，被告既未要求原告支付款项，也未索要借条，其陈述明显有悖常理。从借条中加注的内容可看出双方之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该借条对之前债权债务进行了结算，借条出具后，被告并未支付原告款项，故认定借款本金为80000.00元。关于利息的认定。原、被告双方未约定还款时间及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支持按照年利率6%计算，从向被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之日即2020年8月11日支付利息至借款本金还清之日止。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一、被告肖秋萍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向原告杨锡花偿还借款本金80000.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自2020年8月11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算，支付至借款本金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杨锡花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00元（已减半收取），由被告肖秋萍负担。二审中，肖秋萍的委托代理人杨亮向本院申请了律师调查令，调取了杨锡花2011年至2020年在工商银行的银行存取款明细，肖秋萍陈述其主要在工行两个ATM网点向杨锡花的账户存入现金，一个网点是离家最近的工行碧云支行，一个是其妹做生意附近的工行电力花园网点，从2013年6月30日至2014年10月1日现金存入23笔，合计4.64万元，其中300元1笔、1000元1笔、1300元2笔、1400元2笔、1500元6笔、1600元2笔、1900元1笔、2500元4笔、3000元2笔、4000元1笔、5500元1笔，时间间隔从几天到几十天不等，杨锡花对2014年9月15日柜台现金存入的一笔2500元认可，其余22笔因同期也有其他人向其账户存款，无法确定系肖秋萍所还，对一审肖秋萍提交的14张打款凭条认可，但大部分凭条高度氧化，已经无法识别具体金额和时间，且认为金额小，系肖秋萍偿还的利息，本金一直拖欠至今。杨锡花提交了与肖秋萍的微信催款记录，证明肖秋萍差欠其借款，肖秋萍在微信中承认经济拮据，无力还款。肖秋萍对微信真实性认可，但认为杨锡花催款是在2019年2月25日，肖秋萍回复杨锡花是在2019年8月31日，并不是对杨锡花出借事实的认可，杨锡花并没有八万元借款打款的依据。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肖秋萍与杨锡花是否存在8万元的民间借贷关系。杨锡花称肖秋萍分数次向其借款8万元，期间仅偿还过部分利息，经过结算，肖秋萍于2015年10月11日向其出具了8万元的借条。而肖秋萍称，曾于2012年向杨锡花借款3万元，未约定利息，并于2013年至2014年分23次向杨锡花还款4.64万元，本次涉案的8万元，虽然向杨锡花出具了借条，但杨锡花并未实际支付借款，双方并不存在该次民间借贷关系。虽然双方各执一词，但综合各自提供的证据，应当认定双方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理由如下：首先，关于2015年10月11日8万元的借条及加注内容，杨锡花称为防止肖秋萍撕毁借条原件，提供了复印件要求肖秋萍标注，肖秋萍称有两张借条，其标注的内容也是在原件上加注，杨锡花承诺撕毁借条原件，但实际未撕毁。相比两人的陈述，杨锡花的说法更具合理性，因为在杨锡花未提供借款，肖秋萍向杨锡花出具两张借条，且未确认杨锡花撕毁借条原件，杨锡花通过电话和微信多次催收借款的情况下，没有向杨锡花索要借条，不符合正常的社会交往逻辑。其次，肖秋萍称曾在杨锡花处借款3万元，但根据其在银行调取的杨锡花的资金流水主张已经还款4.64万元。按照其陈述，已分多次超额还款1.64万元，超额部分高达55％。肖秋萍称每次向杨锡花账户存款后都会用笔记本记账，其提供多年前的ATM柜员机存款凭条，虽然数字已经氧化，但已经保留至今，足见其对还款事宜之谨慎，在未约定利息的情况下，大幅度超额还款不符合逻辑和交易习惯。最后，结合杨锡花提供的短信和微信记录，虽然肖秋萍称杨锡花催款是在2019年2月25日，其回复杨锡花是在2019年8月31日，间隔半年之久，并不是其对杨锡花出借事实的认可，但杨锡花提供的微信记录显示其在2019年2月、6月、7月均有多次催款的意思表示，结合借条中加注的内容，能够认定肖秋萍差欠杨锡花借款的事实。综上，肖秋萍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00元，由肖秋萍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洪审判员 陈文玉审判员 张钉铭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五日书记员 麻国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