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津02民终419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唐山芦海融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唐山市芦台经济开发区海北镇。法定代表人：张磊，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罗艺，四川韬世（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尚玉辉，男，1979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河西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洪祥，天津澍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福彦，男，1960年10月31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河西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爱家金属工具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宁河区东棘坨镇大港村。法定代表人：于春清，执行董事。上诉人唐山芦海融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芦海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尚玉辉、被上诉人李福彦、被上诉人天津爱家金属工具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家公司）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2019）津0103民初95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5日立案后，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被上诉人尚玉辉于2020年12月3日向本院提交诉讼保全申请书，请求对芦海公司、李福彦、爱家公司名下银行存款35万元或等值财产采取诉讼保全措施。本院于2020年12月9日依法作出（2020）津02民终4199号民事裁定书，查询、冻结芦海公司、李福彦、爱家公司名下银行存款35万元或查询、查封、扣押、冻结其相应等值财产。后本院于2021年2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上诉人芦海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艺，被上诉人尚玉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洪祥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爱家公司经本院传票合法传唤，被上诉人李福彦经本院公告送达开庭传票，均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芦海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依法改判李福彦、爱家公司共同偿还尚玉辉借款本金及利息；2、一、二审诉讼费、保全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对表见代理的事实认定错误，李福彦代签是无权代理而不是表见代理，只有尚玉辉能够证明其在订立涉案《担保函》时已经对公司章程决议等与担保相关的文件进行了审查，文件所记载的内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百零四条等法律规定的才能认定构成表见代理。1、《担保函》签订时，李福彦早已不是上诉人公司股东，2017年3月14日上诉人公司股东变更，2017年12月15日涉案《担保函》签订时，李福彦早已不是上诉人公司的股东，时任上诉人公司的股东为李婷婷和王秀春。一审判决中认定李福彦曾是上诉人股东，参与过上诉人与尚玉辉的其他借款，但这一事实所带来的影响足以被具有公示效力的工商登记消除。尚玉辉在履行了正常的公司工商登记审查义务后，应当发现李福彦无权代表上诉人的事实，对其代理权应产生合理质疑。2、李福彦未获授权无权代替李婷婷签字，也无权代表上诉人对外提供担保。李福彦在一审时也自认其偷拿上诉人公章，模仿李婷婷签字，未获得上诉人授权。李福彦与李婷婷虽系父女关系，但李婷婷已经成年，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为独立的民事主体。即使具有父亲身份，以女儿名义进行民事活动，仍需要授权，以二者之间具有父女关系认定李福彦可以代理李婷婷参与商事活动违背正常人的认知。3、尚玉辉明知李福彦当时已经不是上诉人公司的法人和股东，明知李婷婷的签字是李福彦代签，也明知上诉人公司不知道保证担保的事实。4、从表见代理的客观表象看，上诉人公司的印章以及法定代表人的签名并不足以认定李福彦具有权利外观。5、盖章之人如无代表权或超越代理权，即便加盖的是真公章，该合同仍然会因为无权代表或无权代理而最终归于无效。6、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之规定，公司在进行对外担保时，需要“特别授权”，当这“特别授权”缺位时，就应当视为李福彦、李婷婷的签署行为不能代表担保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构成无权代理。7、从主观上看，表见代理须“相对人为善意且无过错”，即相对人已尽了充分的注意义务，而相对人因轻信代理人有代理权而为之，或者因疏忽大意而未对行为人的代理资格或代理权进行审查而相信行为人的代理权，不能成立表见代理。据此，尚玉辉未尽到合理的注意审查义务，没有审查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等公司对外担保相关文件，亦没有审查上诉人公司的工商登记，难以认定担保合同相对人尚玉辉为善意。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表见代理，系事实认定错误，希望二审法院予以纠正。二、一审法院对上诉人《担保函》是否有效认定错误，该《担保函》未经上诉人决策机关决议，应为无效合同，对上诉人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公司对外担保无效。一审法院对该《担保函》效力认定错误，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被上诉人尚玉辉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理由如下：《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十八条第二款认为，债权人对公司机关决议内容的审查一般限于形式审查，只要求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即可，标准不宜太过严苛。公司以机关决议系法定代表人伪造或者变造，决议程序违法，签章不实，担保金额超过法定限额等事由，抗辩债权人非抗善意的，人民法院一般不予支持。但有证据证明债权人明知决议系伪造或编造的除外。第十九条进一步说明无需机关决议的四种例外情形，符合其中之一情形的，即便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没有公司机关决议，也应当认定担保合同符合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有效。本案担保合同的情形完全符合其中第四项“担保合同系单独或者共同持有公司2/3以上表决权的股东签字同意”的情形，应当认定担保合同合法有效。由此可见涉案《担保函》已经具备了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外在法定形式，应当认定担保合同合法有效。除非上诉人证明被上诉人尚玉辉取得《担保函》存在“恶意”，但上诉人至今未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应当依法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二、李福彦代表上诉人向尚玉辉提供《担保函》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问题。上诉人对《担保函》上公司印章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却一再提出公司印章是李福彦偷盖，时任法定代表人李婷婷的签名也是李福彦代签，且被上诉人尚玉辉是明知的主张，来否认上诉人对本案借款进行担保的事实。但自始至终没有向法院提供充分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为此，上诉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尚玉辉通过案外人佟丽艳发送的照片，看到该《担保函》上的内容，并加盖了上诉人的公司印章，还有李福彦、李婷婷的签名后，才将100万元借款转到借款人于成会的账户完成出借义务。尚玉辉已经尽到了法律要求的形式的审查义务。一审法院经调查查明在涉案借款发生之前，李福彦曾经代表上诉人经过案外人佟丽艳向尚玉辉借过300万元（已归还），当时李福彦是上诉人股东之一，与时任法定代表人李婷婷系父女关系，借款事宜均由李福彦出面协商并办理借款手续，并以“商品房预售合同”的方式办理过借款担保。本案涉及的100万元借款也是李福彦出面促成，在提供《担保函》之外，上诉人也以“商品房预售合同”的方式对本次借款进行了担保，尚玉辉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李福彦有权代表上诉人向尚玉辉提供《担保函》。尚玉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三被告共同给付原告欠款本金100万元及自2018年7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期间的利息24万元，共计124万元；2.请求依法判令三被告共同以10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标准向原告支付自2019年7月1日至100万元欠款本金实际付清之日期间的利息；3.担保费3900元(申请财产保全产生的)，由三被告共同承担；4.本案诉讼受理费、财产保全费由三被告共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证据一，借款协议，结合原告证据四《担保承诺函》及作为被告爱家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也即实际借款人于成会关于收到100元借款的当庭陈述，一审法院对原告证据一的真实性予以认定。该证据可以证明于成会向原告借款100万元的事实。证据二，担保函三份，其中被告李福彦出具的《担保函》获得该被告的自认，一审法院对其证明效力予以认定。被告爱家公司虽当庭提出对其向原告提出的《担保函》的印章真实性存有质疑，并提出进行司法鉴定的请求，但庭审结束后，爱家公司又撤回了相关的司法鉴定请求。故，一审法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该证据可以证明爱家公司应对于成会向原告的借款承担保证责任。芦海公司向原告出具的《担保函》，加盖有该公司的印章，虽被告芦海公司抗辩，该《担保函》印章的加盖并非公司真实意思表示，且法定代表人李婷婷的签字并非其本人书写，不应认定芦海公司对于成会向原告进行的借款承担保证责任。但一审法院认为，该《担保函》印章的加盖，有证据证明系由被告李福彦完成，且李福彦本人曾系芦海公司股东，与时任法定代表人李婷婷具有父女关系。加之在涉诉借款发生前，芦海公司曾与原告进行过其他借款，李福彦亦参与其中。故一审法院认为该份《担保函》符合表见代理的法律特征，芦海公司应依据《担保函》承担保证责任。证据三，证人张某证人证言、其名下账户账单及情况说明，证人张某，对由其名下向于成会支付100万元的事实及其与原告之间的亲属关系当庭进行证明。作为爱家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的于成会，已当庭表示其收到了相关款项，故该份证据可以表明原告作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出借人，履行了其合同义务。证据四，《担保承诺函》，该《担保承诺函》的出具人为借款人于成会，经其当庭确认担保合同落款，由其自行书写，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为该证据可以证实于成会向原告借款的事实，虽然《担保函》对于还款利率与原告证据一借款协议存有不同的约定，但原告提出相关诉请时并未以此为据，故该项信息记载不影响证据证明力的采信。证据五，《商品房预售合同》，该合同无论真实与否，作为对涉案借款的保证形式，因缺乏指向性，一审法院无法认定其与本案的借款具有关联性，故一审法院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不予采信。证据六，诉前保全发票，保费支付凭证，前述两项票据的真实性，一审法院予以认定，可以证明原告为本次诉讼支出的相关费用的数额。证据七，微信聊天记录，该证据的真实性经与被告李福彦提供的证据一相比对，部分内容可以相互印证，但原告依据此证据提出的证明目的与本案焦点没有直接联系。故一审法院对该证据不予考虑。证据八，芦海公司工商登记，该证据的真实性一审法院予以认定。鉴于一审法院对原告证据二中芦海公司提供的《担保函》已经予以认定，一审法院对该证据的证明作用不再考虑。一审法院对被告李福彦及被告芦海公司证据及其主张的事实认定如下：证据一，被告李福彦与原告之间的微信聊天截图，该证据的真实性经与原告证据七进行比对，部分内容一致，但二被告提出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原因如下：首先，对于涉案借款，可以并存多个保证担保，李福彦是否承担保证责任，与芦海公司是否同时承担保证责任，没有逻辑关系上的矛盾。其次，盖章、签名后空白《担保函》的交付行为，应当认定为民法上的预先概括授权；出借人姓名，借款人姓名的空白，即使为在事后填充，亦不影响该保函的法律效力。证据二，芦海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该证据的真实性一审法院予以认定，该证据可以证明李福彦曾经担任芦海公司的股东，这也是一审法院认定原告证据二中芦海公司《担保函》应当具有表见代理效力的原因之一。因此，二被告提出的芦海公司股东变更后，未经公司内部相关程序，而导致芦海公司对外担保无效的法律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证据三，证人佟丽艳书写的《情况说明》及证人证言，该证人虽出庭作证，但在庭审结束后未经一审法院允许，擅自离开法庭，未对与其出庭作证相关的庭审笔录进行签字确认，且纵观该证人所作证言，对于具体事实部分，多处表述为“记不清”或“不太清楚”以及“应该是吧”等不确定或推测性的语气，故一审法院对该证人出庭作证的证明力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与三被告之间分别缔结的保证合同，均为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及公序良俗，同时作为附随性合同的保证合同，在本案中亦无证据证明会因借款主合同的无效而丧失效力，故一审法院对原告与三被告之间分别独立存在的保证合同关系的效力均予以确认。在借款人出现还款不能的情形下，三被告均未履行保证责任，属于违约，应负相应责任。且并无证据表明三被告之间就保证责任曾经具有按份承担的约定，故原告诉请三被告连带偿还欠款本息一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原告诉请三被告共同负担诉前保全担保费一节，一审法院无法支持。该费用虽数额确定，且确因本次诉讼而产生，但其并非必要费用。该费用的产生，与原告申请保全时，提供的具体担保方式有关，故该费用由原告自行承担。同时对原告撤回部分的诉讼请求所对应的案件受理费，亦应由原告负担。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李福彦、唐山芦海融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天津爱家金属工具制造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偿还原告尚玉辉借款本金100万元；二、被告李福彦、唐山芦海融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天津爱家金属工具制造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支付原告尚玉辉自2018年7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期间的利息24万元，及自2019年7月1日至100万元欠款本金实际付清之日期间的利息（以未偿还部分本金为基数，以24%每年为标准计付）。三、驳回原告尚玉辉其他诉讼请求。各被告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220元，减半收取8110元，由三被告共同负担7910元，原告负担200元。保全费5000元，由三被告共同负担。”二审审理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2017年12月15日，尚玉辉与案外人于成会、周纯菊签订《借款协议》，约定尚玉辉向案外人于成会、周纯菊出借人民币100万元，月息按2%计付。同日，李福彦向尚玉辉出具《保证函》，载明：本人自愿以自己的所有合法财产为于成会向贷款人借款事宜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借款额度为100万元，期限为2017年12月15日至2018年6月14日，保证期限至借款人归还全部借款为止。担保的范围包括借款本金、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抵押权的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查询费、误工费、住宿费、评估拍卖费等费用。除借款期限变更之外，借款人与贷款人的借款合同内容有任何变更的，都需征得保证人的同意。同日，李福彦为被上诉人尚玉辉出具《保证函》，载明：“本人自愿以自己的所有合法财产为于成会（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事宜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借款额度大写壹佰万元整），期限为2017年12月15日至2018年6月14日，保证期限至借款人归还全部借款为止，担保的范围包括借款本金、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抵押权的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查询费、误工费、住宿费、评估拍卖费等费用。除借款期限变更之外，借款人与贷款人的借款合同内容有任何变更的，都需征得保证人的同意。”芦海公司、爱家公司于同日各自为被上诉人尚玉辉出具《担保函》载明：“公司自愿为余承会与您签订的个人额度借款合同项下的所有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在借款人没有按合同约定履行还款义务时，我公司承诺按您要求履行还款义务，保证责任范围为本合同项下的贷款本金、利息、罚金以及您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担保期间为主合同履行期内至被担保的债权诉讼时效届满之日后两年止。本担保遵循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基本要求，符合我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内容真实，程序合法，一经作出不可撤销。”上述《担保函》上分别加盖了卢海公司及爱家公司的公章。同日，芦海公司与被上诉人尚玉辉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一份，合同价款100万元，该合同上加盖了芦海公司的公章。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尚玉辉起诉三被上诉人要求其依照《担保函》及《保证函》的约定承担保证责任。为此，被上诉人尚玉辉提交了有被上诉人李福彦为被上诉人尚玉辉出具《保证函》及芦海公司、爱家公司各自为被上诉人尚玉辉出具《担保函》。一审法院根据上述证据的证明力认定李福彦、爱家公司对借款人于成会欠付的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李福彦对此并无异议，爱家公司于一审判决作出后未提出上诉，且二审期间未出庭应诉，视为认可一审法院判决。关于上诉人芦海公司为被上诉人尚玉辉出具的《担保函》的效力问题，本院根据查明的事实及各方所举证据，分析如下：首先：在本案涉案借款发生前，上诉人芦海公司曾向被上诉人尚玉辉借款300万元，上诉人芦海公司为向被上诉人尚玉辉借款，曾与被上诉人尚玉辉签订过《商品房预售合同》，合同价款约定为300万元。上诉人芦海公司自认上述合同的签订仅仅是为了向被上诉人尚玉辉借款。而本案涉案《担保函》签章的同时，上诉人芦海公司亦与被上诉人尚玉辉签订了合同价款为100万元的《商品房预售合同》，上诉人芦海公司与被上诉人尚玉辉均认可该100万元的《商品房销售合同》并未实际发生交易，非实质意义上的买卖行为；其次，被上诉人李德彦原系上诉人芦海公司的股东，尽管，该《担保函》上加盖芦海公司公章时，被上诉人李德彦已不再是上诉人芦海公司的股东，但结合上诉人芦海公司与被上诉人尚玉辉签订合同价款为100万元的《商品房销售合同》一节，很难否定上诉人芦海公司在《担保函》上加盖其公章的意思表示的真实性；再次，上诉人芦海公司向被上诉人尚玉辉借款300万元时与之签订《商品房销售合同》作为借款担保的行为，足以使被上诉人尚玉辉根据合同价款为100万元的《商品房预售合同》，对其所取得的加盖了上诉人芦海公司公章的《担保函》产生信赖。至于《担保函》上芦海公司的公章是否是被上诉人李德彦偷盖，与被上诉人尚玉辉无涉。最后，上诉人芦海公司主张被上诉人尚玉辉在取得《担保函》时非善意，并无充足的证据加以证明。基于此，上诉人芦海公司上诉要求免除担保责任，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芦海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960元、保全费2270元、公告费560元，均由上诉人唐山芦海融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哈欣审判员包颖审判员 王     晶二〇二一年三月十六日书记员 周     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