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21）浙10行赔终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余贤银，男，1954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玉环市。 委托代理人余冬玉，女，1983年2月18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系上诉人余贤银女儿。 委托代理人孟登高，。 上诉人（原审被告）玉环市人民政府玉城街道办事处，住所地玉环市玉城街道广陵路132号。 法定代表人周也林，主任。 委托代理人周庆军。 委托代理人郭天奇，。 上诉人余贤银诉被上诉人玉环市人民政府玉城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玉城街道）行政赔偿一案，不服玉环市人民法院（2020）浙1021行赔初2号行政赔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原告余贤银在玉环市××街道××道垃圾中转站旁建有涉案房屋，未经城乡规划部门审批，未依法取得建设规划许可，无合法土地及房产凭证。2019年5月5日，被告玉城街道向原告发放违建拆除通知单。2019年7月10日，被告玉城街道对涉案房屋进行强制拆除。 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故原告对其合法的损失具有举证责任。本案中，被告玉城街道拆除涉案房屋的行政行为已被判决确认违法，原告余贤银要求被告玉城街道予以赔偿的项目分为房屋占地价值、房屋评估价值、租金、物品等损失，现分别论述如下：一、关于房屋占地价值、房屋评估价值及租金的赔偿问题。本案中，涉案房屋未取得合法土地及房产凭证，原告没有证据证明涉案房屋建造经过合法审批，不能证明被拆除的建筑物系合法损失。其仅提供上段村村委会2006年1月11日的证明，其中写明：原告余贤银原有××路××弄××号两间房屋已向上级申请安置，另有部分宅基地于1998年被城建征用，现建于三潭路余家桥路段，请上级领导予以办理。关于该证明，（一）无法仅凭2006年1月11日上段村村委会之证明认定涉案房屋合法。对于涉案房屋，上述证明仅写明原告有部分宅基地于1998年被征用及原告在余家桥路段建房之事实，并在最后写明“请上级领导予以办理”，故上段村村委会并非直接进行安置而是请求上级机关办理，但原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后有向相关部门提出相关申请或补办任何审批手续。（二）在“城中村”改造过程中，原告余贤银已与上段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就其位于××路××弄××号的房屋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并取得相应安置补偿。尽管原告余贤银依照离婚协议书之约定将××路××弄××号拆迁安置取得的两套套房均归于其子余阿法名下，但不能以此否定原告已有合法房屋获得拆迁安置补偿之事实。依“一户一宅”之原则，涉案房屋不应再取得安置补偿。故原告诉请赔偿房屋占地价值、房屋评估价值以及租金，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二、关于物品损失的赔偿问题。（一）对于原告清单中所列屋内物品。虽然被告玉城街道已提前通知原告余贤银腾空搬离涉案房屋，但被告在实施强制拆除行为时仍应对屋内物品进行清点登记及保管移交。本案中，根据原、被告提供的照片及双方陈述可知，被告强制拆除涉案房屋前已将屋内物品搬至屋外并遮盖篷布，但当日强制拆迁时有小到中雨，物品在雨中搬离及放置很可能造成损坏。原告物品清单中所列家具、电器符合日常生活需要，且有照片予以佐证，被告对原告所列物品清单有异议，但未能提供其他证据予以反驳，应由被告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因相关物品搬离后仍堆放在原告房屋周围，原告对处于自己控制下的物品未及时妥善保存造成损失扩大的，也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二）清单中所列水泥房及水井，应系违法建筑物及建筑附属物，不应予以赔偿。（三）清单中所列树木，从原告提供的照片可见房屋周围有树木遭到毁损，但未能显示树木具体数量及对应树龄，需酌情确定赔偿数额。故综合考虑原告物品清单中所列家具、电器、树木等赔偿项目，结合日常生活经验及常识、物品折旧及物品残存价值等因素，酌情确定涉案物品损失为25000元。综上，对于原告合理的诉讼请求部分，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四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于2021年1月8日作出（2020）浙1021行赔初2号行政赔偿判决：被告玉城街道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两个月内赔偿原告余贤银损失25000元。 上诉人余贤银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涉案房屋系合法建筑物。根据2006年1月11日上段村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另有壹块宅基地约有0.333亩面积，坐落在余家河南，于在1998年被城建征（使）用”，由此可知涉案房屋并非上诉人非法占地违法建造而成，而是系1998年上诉人村委会进行安置所得。此份村级安置证明可以充分说明涉案房屋用地来源具有合法性，涉案房屋虽未经城乡规划部门审批，但其在性质上并非等同于违法建筑物，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二、一审法院法律适用错误，本案不应当适用“一户一宅”的法律规定。关于“一户一宅”规定的适用问题，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的规定首次出现于1998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该法自1999年1月1日开始施行。根据法不溯及既往原则，涉案房屋及其用地系1998年村委会安置所得，之后的土地管理法关于“一户一宅”的规定并不能产生约束上诉人的法律效力，故一审法院依“一户一宅”原则认为涉案房屋不应再取得安置补偿于法无据。三、关于房屋占地价值、房屋评估价值及租金的赔偿问题，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判决不予赔偿显失公平。鉴于涉案房屋用地来源具有合法性，且“一户一宅”规定不适用于本案，故上诉人诉请赔偿房屋占地价值、房屋评估价值以及租金具有事实与法律依据。退一步讲，根据玉城街道上段村村委会委托浙江众诚房地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进行估价所出具的众玉征（2019）07004号和07005号评估结果报告，仅涉案房屋评估价值一项就达到200449元，此部分损失属于上诉人的直接损失，并且已得到村委会认可，而一审法院却判决不予赔偿，显失公平，于法无据。四、关于物品损失问题，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滥用自由裁量权，判决赔偿数额过低，上诉人的赔偿请求于法有据。第一，根据正当法律程序和比例原则的要求，行政机关在依法实施强制拆除行为时，应尊重上诉人合法的财产权利，负有对被拆除违法建筑内的合法财产，承担清点登记及妥善保管、移交之义务，否则即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被上诉人在强制拆除涉案房屋时，既未遵守法定程序，也未妥善保管上诉人的合法财产，明知强拆当日有雨，仍坚持实施违法强拆行为，并在雨中搬离上诉人的物品，对搬至屋外的物品仅仅遮盖篷布，未将其清点登记，更没有妥善保管，无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故应对上诉人所列屋内物品进行全额赔偿。第二，涉案房屋系合法建筑，涉案水泥房及水井属于合法建筑物及建筑附属物，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应当予以赔偿。第三，上诉人的涉案房屋周围树木因被上诉人的强拆行为遭到毁坏，对此上诉人已提供照片予以证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上诉人因被上诉人的违法强拆行为无法举证，应当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由被上诉人承担举证责任。综上所述，上诉人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请求：1、撤销（2020）浙1021行赔初2号行政赔偿判决；2、判令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因房屋被违法强拆造成的实际经济损失2208257元。 上诉人玉城街道答辩称：一、涉案房屋为违法建筑，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浙江省违法建筑处置规定》第三条“本规定所称违法建筑，是指未依法取得规划许可或者未按照规划许可内容建设的建筑物和构筑物，以及超过规划许可期限未拆除的临时建筑物和构筑物，包括城市、镇规划区内的违法建筑和乡、村庄规划区内的违法建筑。”本案中，涉案房屋未取得合法土地及房产凭证，未办理审批手续。上诉人在原审中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对涉案房屋依法享有相应权利，因此案涉房屋属于违法建筑，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二、原审判决适用“一户一宅”原则，合法有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其宅基地的面积不得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在“城中村”改造过程中，上诉人已与上段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就其名下房屋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并取得相应安置补偿。因安置补偿发生于2018年，而上诉人从未取得涉案房屋的合法权属证明，原审判决适用“一户一宅”原则并无不当。三、原审判决认定损失金额已完全覆盖上诉人损失。在涉案房屋强制拆除前，被上诉人已提前通知上诉人腾空搬离案涉房屋，在强制拆除当天，被上诉人先将屋内物品搬至屋外并遮盖篷布，再进行后续拆除工作。上诉人本人当时在拆除现场，被上诉人已多次催告上诉人搬离相关物品，但上诉人并未自行搬离，而是放任损失扩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上诉人并未提供明确的证据证明其损失，且对损失的造成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原判酌情确定25000元的损失金额，已经是出于保护行政相对人利益考虑，对上诉人进行倾斜。综上，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经审理，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玉城街道拆除余贤银位于××街道××道垃圾中转站旁房屋行为，已被生效的（2020）浙1021行初9号行政判决确认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第四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故余贤银有依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本案上诉人余贤银要求赔偿的损失，主要包括房屋占地价值、房屋评估价值、租金和物品等损失。一、关于被拆除房屋价值问题。1、上诉人在建造涉案被拆除的建筑物前，未经相关职能部门审批，之后也没有向职能部门提出申请补办相关审批手续，未取得土地和房产权证。其一审提交的上段村村委会2006年1月11日出具的“证明”，仅载明上诉人有部分宅基地“于1998年被城建征（使）用”及“请上级领导予以办理”，不能证明对涉案被拆房屋享有合法权益，原审判决认定为违法建筑并无不当。2、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供董西清、潘先琳、潘丕勇等人的《玉城街道上段“城中村”房屋拆除委托合同》、《上段“城中村”房屋拆除补偿安置协议》及公证书，拟证明与上诉人情况相近似的均已获得高额赔偿，上诉人的行政赔偿请求具有合理性。本院认为，上述《房屋拆除委托合同》和《房屋拆除补偿安置协议》，是双方当事人就上段“城中村”房屋拆除达成的委托拆除和补偿安置合同，其中拆迁作价补偿金额和拆迁安置用房亦是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与本案因违法拆除涉案房屋引发的行政赔偿没有可比性。对上诉人二审提交的上述证据，本院不予认定。3、《浙江省“三改一拆”行动违法建筑处理实施意见》第四条规定，违法建筑的拆除，原则上不得给予任何形式的补偿，一切经济损失以及与违法建筑相关的民事责任由当事人自行承担。涉案被拆除房屋属于未经审批建造的违法建筑，故上诉人对该房屋并不享有合法权益，其要求被上诉人赔偿该房屋占地价值、房屋评估价值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二、涉案水泥房和水井属于建筑附属物，在被拆除房屋属于违法建筑的情况下，上诉人对该建筑附属物同样不享有合法权益，原审判决不予支持并无不当。三、关于屋内物品和树木损失问题。1、上诉人物品清单中所列家具、电器符合日常生活需要，且有照片予以佐证，被上诉人对所列物品清单有异议，但未能提供其他证据予以反驳，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尽管被上诉人已提前通知上诉人腾空搬离涉案房屋，在强制拆除涉案房屋前将屋内物品搬至屋外并遮盖篷布，但在实施强制拆除行为时仍应对屋内物品进行清点、搬移至他处、妥善保管并依法交付，对其损失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因相关物品搬离后仍堆放在被拆除房屋周围，上诉人同样负有及时接收、妥善保存的义务，因此造成损失扩大部分，亦应承担相应的责任。2、上诉人清单中所列樟树（20年）11棵、桂花树2棵，但其提供的照片未能显示树木具体数量及对应树龄，可酌情确定赔偿数额。原审法院结合本案实际情况，综合考虑上诉人物品清单中所列家具、电器、树木等赔偿项目，结合日常生活经验及常识、物品折旧及物品残存价值等因素，酌情确定由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涉案物品损失为25000元基本合理，其所作判决并无不当。四、关于租金损失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规定，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上诉人主张的租金损失不属于拆除建筑物所造成的直接损失，不属于国家赔偿法规定的赔偿范围，对此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上诉人余贤银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公辉 审判员  吴鸿滨 审判员  徐后利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王丽萍 10-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