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1002民初4184号原告：浙江正达煤炭有限公司，住所地台州市椒江区加止三山村。法定代表人：徐正达，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海龙，浙江利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浙江爱丽莎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衢州市常山工业园区。法定代表人：梁仙华，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群，浙江海浩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吴章福，男，1962年4月1日出生，汉族，住台州市黄岩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俊昇，台州市黄岩区桔乡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浙江正达煤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达公司）与被告浙江爱丽莎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丽莎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9月1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进行审理。因该案处理结果与吴章福存在利害关系，本院依职权追加吴章福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于2020年10月26日、2021年1月14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正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海龙，被告爱丽莎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群及第三人吴章福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俊昇两次均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吴章福于第一次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正达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被告支付货款558419元，并赔偿该款自起诉之日起至欠款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庭审中，原告将诉讼请求变更为被告爱丽莎公司立即支付货款89620元，并赔偿该款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事实与理由：被告因生产经营所需，分别于2015年3月、2015年6月、2015年7月、2015年8月、2015年9月、2015年10月、2016年11月、2015年12月、2016年1月、2016年3月、2016年4月、2016年5月、2016年6月、2016年7月、2016年8月、2016年9月、2016年10月、2016年11月、2016年12月、2017年1月、2017年2月、2017年3月、2017年8月向原告购买煤炭406.4吨、462.6吨、619.92吨、1190.03吨、766.97吨、1010.27吨、1248.13吨、1187.82吨、805.06吨、598.84吨、638.73吨、658.74吨、893.97吨、605.29吨、293.642吨、228.03吨、762.12吨、601.62吨、320.44吨、298.05吨、61.07吨，货款分别为223520元、254430元、340956元、654516.5元、421833.5元、555648.5元、686471.5元、653301元、442783元、329362元、402687.96元、406442.58元、551579.49元、373463.93元、176185.2元、136818元、651061.5元、511377元、259556.4元、241420.5元、45802.5元。原告合计购买了煤炭13657.742吨，货款总计8319217.06元。原告发货后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共22份，被告均已抵扣。被告自2015年9月至2018年12月止，通过银行转账等方式向原告合计支付了货款7760798.06元，尚欠原告货款558419元。庭审中，正达公司明确2015年10月26日及2015年11月25日两张增值税发票对应的货款不再向爱丽莎公司主张。被告爱丽莎公司辩称，一、爱丽莎公司与正达公司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两单位员工互不认识。爱丽莎公司已收到正达公司2015年3月至2017年8月22日开具的22份增值税发票，以上发票不能证明爱丽莎公司与正达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爱丽莎公司与吴章福口头达成煤炭买卖合同，双方合意，吴章福提供正达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爱丽莎公司将货款支付至正达公司账户。故爱丽莎公司支付至正达公司公账户的款项实际为爱丽莎公司支付给吴章福的煤款。无论吴章福与正达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或行纪合同，爱丽莎公司并非本案适格被告。二、涉案的22份增值税发票中有3份增值税发票对应的煤并非正达公司供货。其中2015年6月24日的增值税发票对应煤炭数量是462.6吨，金额是254430元，该发票由六车煤炭结算的，实际数量应为353.39吨，六车煤炭中有两车是由高尔乐煤炭有限公司提供，重量为124.95吨，单价为720元每吨，价款是89964元，该事实由相应的单据作为证据；2016年10月26日增值税发票中煤炭重量为293.642吨，金额是176185.2元，该发票系由四车煤炭结算得出，实际重量为214.86吨，均非原告供货；2016年11月25日增值税发票中载明重量为228.03吨，金额是136818元，该发票由三车煤结算的，实际数量是160.95吨，也非原告供货。三、爱丽莎公司与吴章福协商，案涉发票的金额包含着运费和卸车费，卸车费是按每车300元计算并全部由爱丽莎公司代为务工卸车并垫付费用。2015年3月至2017年8月，被告共计垫付总计212次，卸车费共63600元，其中吴章福自购煤9车，卸车费2700元由吴章福负担，其余60900元由正达公司承担。四、正达公司诉称的22份增值税发票，货款总额计8319217.06元。据正达公司提供的17份银行入账回单、8份银行承兑汇票、2份收款收据，结合爱丽莎公司提供的证据，货款总额与支付货款差额为5451.8元。五、本案纠纷实际是正达公司与吴章福结算纠纷引起，正达公司滥用诉权。综上所述，被告认为原告主张与被告存在着买卖合同事实不能成立，涉案的增值税发票是原告为吴章福代开给被告的，被告也已经支付完货款。据此，请法庭依法查清事实，并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第三人吴章福述称，吴章福于2015年3月前从正达公司等煤炭供应商处购煤，转手卖给爱丽莎公司，即吴章福分别与正达公司、爱丽莎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后因爱丽莎公司作为上市公司需要，财务制度上要求货款都要开具增值税发票，所以2015年3月份后吴章福与正达公司协商，货款由爱丽莎公司直接支付给正达公司，正达公司直接将增值税发票开给爱丽莎公司，吴章福从中赚取50元/吨的差价，吴章福与正达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应为行纪合同关系，正达公司与吴章福之间的行纪费用未经结算，吴章福保留向正达公司要求支付2015年3月之后的行纪报酬的权利。吴章福认可爱丽莎公司的答辩意见。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提供的浙江增值税专用发票、台州银行付款回单及说明，本院对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被告提供的增值税发票，本院对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被告提供的2015年3月22日的采购入库单、2015年3月21日的划码单，无法反映该货物的供货方，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对该2015年3月22日的采购入库单及2015年3月21日的划码单在本案中不予采信。被告提供的2015年6月8日的采购入库单及2015年6月7日的划码单，能够证明由原告向被告供货166.05吨的事实，故本院对被告提供的2015年6月8日的采购入库单及2015年6月7日的划码单予以采信。被告提供的高尔乐煤炭有限公司货运交接单及2015年6月9日的划码单，反映出2015年6月9日由高尔乐煤炭有限公司向被告供货124.95吨及由原告供货62.38吨的事实。被告提供的2016年10月24日、2016年10月31日的采购入库单、煤炭交接单暨欠款凭据、调运单、发货单，采购入库单的供货单位一栏注明“浙江正达煤炭有限公司（内蒙古煤）”的字样，结合数量和被告提供的单价计算所得金额与增值税发票金额基本相当，能够证明原告向被告供货的事实，故本院对被告提供的2016年10月24日、2016年10月31日的采购入库单、煤炭交接单暨欠款凭据、调运单、发货单予以采信，并在卷佐证。被告提供的网上银行转账凭证、常山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扣缴通知书、银行付款回单，本院对其真实予以确认。被告提供吴章福与金梅凤的微信聊天记录，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被告提供的户籍证明，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被告提供银行回单及正达公司的企业信息信用查询，本院对真实性予以采信，能够证明吴章福付款及金梅凤的身份。关于2015年6月24日的增值税发票，被告及第三人吴章福均不认可其中两车煤价格89964元由正达公司供货，且原告正达公司也未提供证据证明系其供货，故本院确认2015年6月24日增值税发票实际交易的金额为164466元；2016年10月26日、2016年11月25日的增值税发票，原告正达公司明确不再向被告爱丽莎公司主张货款，原告正达公司解释已经通过冲账的方式对该发票进行了处理，该解释与原告庭审中要求根据发票进行结算不符合，据此可以推断出原告所提供的发票不足以证明原、被告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关于增值税发票中有无包含卸车费以及卸车费实际支付情况，被告爱丽莎公司及第三人吴章福均未举证证明，原告亦不予确认，对该事实本院不予确认。原告提供的浙江泰隆商业银行付款委托书、被告提供的浙江农信综合柜面业务系统屏幕打印单、浙江省农村信用社业务凭证，本院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均予以确认，上述证据反映出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徐正达于2016年6月3日支付给第三人吴章福100000元，第三人吴章福于2018年2月10日、同年2月11日、2019年2月2日支付给金梅凤50000元、50000元、50000元，合计150000元，根据金梅凤与第三人吴章福的聊天内容，金梅凤将2018年2月10日的50000元及同年2月11日的50000元作为支付被告爱丽莎公司的货款，2019年2月2日的50000元，结合金梅凤与第三人吴章福的聊天内容及原告当庭变更诉讼请求情况，原告实际上也将该50000元作为货款予以扣除。第三人提供的2015年6月3日王鲜花的银行卡取款凭条及本人银行明细，本院对关联性不予采信。被告提供的2015年3月之前的调运交接单（暨欠款凭据）、划码单及浙江省信用联社扣款通知书，能够反映2015年3月之前的交易情况，与本案无关，本院对关联性不予采信。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正达公司自2015年3月至2018年8月期间共向爱丽莎公司开具了22份增值税发票，对应总金额为8319217.06元，爱丽莎公司确认已经收到该22份增值税发票。爱丽莎公司自2015年9月至2018年12月止，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及承兑汇票等方式支付向正达公司合计支付了货款7760798.06元。另查明，爱丽莎公司于2015年6月1日支付给吴章福妻子王鲜花222020元，于2018年2月6日、2018年7月5日、2019年2月3日分别支付给吴章福140000元、100000元、20000元。吴章福于2018年2月10日、同年2月11日、2019年2月2日支付给金梅凤50000元、50000元、50000元。2018年6月30日，正达公司法定代表人的配偶金梅凤通过微信与吴章福联系，将其中一张记账页发给吴章福，记账页内容为2月24日，6车，239620.5元，18.2.11收5万，18.2.12收5万，欠139620元，与吴章福确认爱丽莎公司所涉货款尚欠139620元。2018年8月1日，金梅凤再次与吴章福联系，明确正达公司将煤炭卖给吴章福，并且直接卖给爱丽莎公司。2019年2月2日，金梅凤将个人卡号再次发给吴章福。正达公司认为爱丽莎公司尚欠货款89620元，诉至本院。本院认为，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为正达公司与爱丽莎公司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爱丽莎公司承认收到正达公司的货物，也向正达公司支付货款，但认为与其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方为吴章福，受吴章福指示向正达公司付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虽然正达公司主张以发票作为其结算依据，但庭审中明确有两份发票对应金额无需爱丽莎公司付款，而是正达公司自己通过冲抵方式做账处理了，显然正达公司开具给爱丽莎公司的发票不足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此外，金梅凤系正达公司的监事，系正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徐正达的妻子，其关于正达公司的债权陈述能够较为真实反映正达公司的经营状况；吴章福与金梅凤之间的聊天记录中，金梅凤多次明确，正达公司与爱丽莎公司无直接买卖合同关系，涉案买卖合同关系的双方分别为正达公司与吴章福，该陈述内容与爱丽莎公司及吴章福的陈述一致；微信聊天记录内容中，金梅凤曾将一张记账页发给吴章福，内容为2月24日，6车，239620.5元，18.2.11收5万，18.2.12收5万，欠139620元，而吴章福于2019年2月2日支付至金梅凤账户50000元，139620元扣除50000元所得金额刚好正达公司变更后的诉讼请求金额89620元。根据以上分析本院认为，正达公司与爱丽莎公司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故正达公司要求爱丽莎公司支付货款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吴章福是否尚欠正达公司货款，本院不再进行分析。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浙江正达煤炭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41元，由原告浙江正达煤炭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超霞人民陪审员  陈舜友人民陪审员  阮晓晔二〇二一年三月十六日代书 记员  管仕祺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