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邹城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0883民初338号原告：黄磊，男，1983年6月24日出生，汉族，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邹城支行职员，住邹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海红、孔德水（特别授权），山东思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邹城市支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883267121119F，住所地邹城市太平东路51号。法定代表人：蒋涛，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尹明波，董凡丽，山东中评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黄磊与被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邹城市支行（以下简称中行邹城支行）银行卡纠纷一案，于2021年1月6日向本院起诉，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黄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海红、孔德水，被告中行邹城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尹明波、董凡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立即返还原告存款13054.35元。2、恢复原告的正常征信，赔偿精神损害金2000元。3、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事实与理由：2019年8月原告在中国银行邹城市支行办理公积金贷款，2020年12月14日被告在没有任何通知和原告未授权签字的情况下，将原告名下办理公积金贷款的储蓄卡（卡号：62×××93）内的存款违规扣划13054.35元，造成原告的经济损失。原告认为，持卡人合法的资金权利应受法律保护，被告违规扣款，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利，此次对原告存款的违规扣款相信是有关的人员失误造成的，原告也愿意与被告积极协商友好处理此事，无奈多次反映未果，不得以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合法权利。综上，依据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特具状诉至贵院，请求判如所请!还原告一个公道！中行邹城支行辩称，1、根据《长城环球通系列信用卡申请表》、《信用卡领用合约》关于信用卡使用部分第1条约定“信用卡申请人应妥善保管信用卡及其卡片信息、个人身份信息及有关密码等验证信息”。第10条约定“甲方与收单方（包括提供消费或ATM取现的商户及金融机构等）、信用卡联名机构、增值服务提供方之间发生的交易纠纷或服务纠纷应由甲方与其自行解决”。信用卡领用合约中关于对账单及还款部分第5条约定“甲方未能按时还款，乙方有权自行或委托第三方通过信函、短信、电子邮件、电话、上门、公告或司法途径等方式向甲方催收欠款，并有权同时采取如下措施：停止该卡及甲方名下其他乙方发行的信用卡的使用；行使担保物权；向担保人追索；从甲方在乙方任何机构开立的账户中扣收欠款，甲方在此授权乙方可主动扣划上述账户内相应款项（未到期视为到期）”。根据上述领用合约的约定内容，本案中，原告卡号为52×××00的领用卡在2014年9月29日18：43：09、18：44：58，发生两笔快钱支付交易，交易金额分别为2900.68元、1933.78元，后原告拨打我行客服电话，称自己被电信诈骗，挂失卡片，并对交易进行查询，答辩人客户为原告办理了挂失补卡手续，因该两笔交易为电信诈骗交易，不适用中国银行否认交易业务处理流程，原告不能因被诈骗为由拒绝还款。但原告自2014年10月银行卡账单生成后未有还款记录，答辩人已通过发送对账单、电话催收等方式进行催收，原告仍未按约定还款，答辩人有权按照信用卡信用合约的规定从原告账户中扣划其信用卡欠款的本金、逾期利息和违约金。况且无论原告是被诈骗还是银行卡被盗刷，均不能免除原告的还款责任，答辩人直接扣划符合双方领用合约的约定。因此，答辩人不存在过错或违约行为，不应承担返还责任。2、关于原告要求恢复其个人征信问题，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管理条例》第三章第十六条的规定“征信机构对个人不良信息的保存期限，自不良行为或者事件终止之日起为5年；超过5年的，应当予以删除”。所以，对于原告有征信不良记录，非答辩人所造成，而是答辩人存在逾期还款的失信记录直接导致的，中国人民银行电脑系统自动生成原告的失信记录，答辩人无能为力，也没有义务为原告恢复征信，只要原告消除不良行为，五年后中国人民银行电脑系统会自动覆盖删除。3、答辩人是依据信用卡领用合约的约定将原告活期账户存款扣划至银行卡还款账户，扣划行为及被列入银行征信不良记录，均为原告所造成，因答辩人不存在任何过错，原告要求赔偿精神损害金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请求法庭查明事实后依法驳回原告对答辩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邹城支行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无争议的相关证据已收存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事实和证据，认定如下：1、原告提交的证据三、原告银行卡（卡号：62×××93）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证明2020年12月14日，在原告未授权的情况下，被告中国银行柜台通过转账支出13054.35元。证明目的：被告中国银行违规扣划原告储蓄卡存款的事实，侵害了原告的合法资金权利。证据四、征信中心个人征信报告第5页。证明贷记账户1，截止2017年09月14日账户显示余额为0。证据五、征信中心个人征信报告第6页。证明贷记账户2帐户3，显示逾期期数和当前逾期总数为0。证据四、证据五证明目的：1、如果原告有中国银行欠款会在账户1中显示出来，没有显示说明对中国银行无逾期欠款。2、原告无中国银行欠账的事实，有无欠款应以信用中心报告显示为准，信用中心的权威性要大于银行。中国银行2020年12月4日对原告扣款无法律依据。证据六、原告办理公积金住房贷款的系统界面。证明2019年原告在被告处办理公积金住房贷款审核通过。证明目的：中国银行在办理贷款业务时经过对原告信用审查合格后为原告办理了相关的贷款业务。证明当时原告信用良好。（《商业银行管理条例》第三十五条，商业银行贷款，应当对借款人的借款用途、偿还能力、还款方式等情况进行严格审查。商业银行贷款，应当实行审贷分离、分级审批的制度。第三十六条，经商业银行审查、评估，确认借款人资信良好，确能偿还贷款的，可以不提供担保）。证据七、公积金贷款合同一份。证明2019年原告在被告处申请公积金住房贷款，审核通过，并签订公积金贷款合同一份，说明原告信用资质良好，对被告不存在欠款（《济宁市住房公积金贷款管理办法》规定：借款人、共同借款人和保证人及其配偶的个征信存在以下情况之一的不予受理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有准贷记卡或贷记卡透支逾期未还的。”）。证据八、2020年12月30日14点32分，原告与中国银行邹城支行个金部主任室（电话0537-52××××6）的通话录音。证明1、中国银行工作人员承认扣款，但对原告的征信账户余额显示为0不作出回应，回避原告的询问；2、原告问为什么不起诉？中国银行的答复是：要么主动还，要么法院发现什么时候有资金什么时候扣还。证明目的：征信余额为0，要求原告还款无事实依据，被告中国银行没有通过正常的司法途径，不经法院判决，私自违规扣款。证据九、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文件、公积金信贷征信审核办法、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的借款合同，这三份是对证据六、七的说明补充。证明目的：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管理办法，要求各个银行严格遵守征信要全面、客观、公正的反映客户的信用情况，这是我咨询中国人民银行征信工作人员，如果我有欠款，本金罚金滞纳金等各项费用都应在我的征信上表现出来，征信中心是中国人民银行的下属部门，他整理加工的信息是由各个银行报送给他的，说明这个信息是中行认可的，如果中行不按征信中心的办法办，人民银行会有相对的处罚。根据2013年我签署的领用合约，是没有授权扣款的约定，2015年才有的这个规定，2015年时我的卡当时已经被中行挂失、冻结了，当时是没法销卡的，不能证明我认可2015年的合约。被告质证意见认为，对证据三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我行并非未经原告的授权不属于违规扣划，因为原被告之间在原告申请办理信用卡时有签订的领用合约，根据该合约的第五条之约定，我行扣划该笔欠款有事实根据和合同依据；对证据四、五与本案原告的诉求无关，不予质证；对证据六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原告不能认为信用中心的权威要大于中国人民银行，而且原告今天庭审已经自认拖欠我行的信用卡还款，而且我行是根据领用合约合理扣划；对证据七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在银行系统原告2020年12月14日被扣划本案款项之前是有逾期欠款记录的，我行认为原告有没有逾期欠款记录不应当以征信中心的记录为准；对证据八虽然原告没有整理四条录音完整的书面资料，但是四份录音谈话内容基本是一致的，原告陈述以征信记录余额是0为由不承认我行的扣划行为，我行的工作人员是以合理扣划，是按照信用卡领用合约的约定，双方的谈话明确，并没有刻意回避，而且我行的答复是合理合法的，并且原告名下的信用卡出现过逾期还款记录是事实，被告从其银行卡的账户里直接扣划符合领用合约的约定，而且领用合约约定的是催收并有权同时进行扣划，在签订领用合约时，原告已经对此进行了授权，所以对于原告被扣划的该部分款项，被告的行为合理合法，对于原告认为该部分为侵权所造成的损失的话可以向盗刷人或者诈骗人进行主张权利，这也符合金融机构借款合同的相对性。对证据九，对补充的三份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与本案无关，原告至今没有证据证明其名下的信用卡逾期欠款存在免除的情形，也就是说原告没有证据证明我行为非法扣划。2、被告提交的证据一、《长城环球通系列信用卡申请表》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领用合约》各一份。证明2013年3月26日原告向中国银行申请办理信用卡，并签字确认愿意遵守信用合约的各项规则。根据信用卡领用合约中关于对账单及还款部分第5条的约定“甲方未能按时还款，乙方有权自行或委托第三方通过信函、短信、电子邮件、电话、上门、公告或司法途径等方式向甲方催收欠款，并有权同时采取如下措施：停止该卡及甲方名下其他乙方发行的信用卡的使用；行使担保物权；向担保人追索；从甲方在乙方任何机构开立的账户中扣收欠款，甲方在此授权乙方可主动扣划上述账户内相应款项（未到期视为到期）”。原告自2014年10月银行卡账单生成后未有还款记录，因原告未能主动结清其信用卡欠款，并经被告多次催收仍拒绝还款，中国银行按照信用卡领用合约的规定从原告账户中扣划其信用卡欠款的本金、逾期利息和违约金，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存在任何违约或过错行为。证据二、原告黄磊卡号为52×××00的信用卡对账单，证明截止到2016年2月3日到期还款日，原告该信用卡未还款金额为6919.88元。证据三、中国银行邹城支行出具的《关于黄磊信用卡欠款情况的说明》。证明原告黄磊卡号为52×××00的信用卡欠款数额及利息计算方式，利息计算依据为信用卡领用合约中利息和收费部分第2条的约定，信用卡透支利息按月计收复利，日利率为万分之五。证据四、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管理条例打印件一份，条例第16条之规定，“征信机构对个人不良信息的保存期限，自不良行为或者事件终止之日起为5年；超过5年的，应当予以删除”。证明被告没有义务为原告消除征信不良记录。原告质证意见认为，对证据一真实性无异议，不认可其证明目的，被告没有履行催收义务，自2015年后被告没有用任何方式联系过原告，另外被告提供的合约其中授权扣款的相关条款属于免除或减轻其责任的格式条款，银行作为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对客户尽提示义务，否则该格式条款无效；对证据二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被告的该份证据没有说明原告欠款的原因是盗刷产生，也没有显示盗刷地点，原告作为客户手中掌握的材料有限，庭后要求法院调取相关证据；对证据三不认可，证据三是被告单方面出示的证据，不能反映本案事实；对证据四真实性无异议，不认可其证明目的，被告具有过错，应当消除原告的不良征信记录，被告未对原告征信余额为0提出证据，证明原告欠款，结合住房公积金贷款是否通过，表明原告不欠中行欠款，银行提供的信用卡合约为格式条款，没有尽到提示义务，应视为无效，被告主张的扣款没有事实依据，同时被告认为信用卡是原告刷的，由于信息被中行所管理，被告既没有提供刷卡交易信息，也没有提供其核销的理由，及核销的结果，应认为以免除原告的还款责任。同时被告方作为付款机构，应对信用卡的安全负有保障的义务，包括交易机制、交易场所及对信用卡相关技术、设备的使用安全有管理责任，确保信息不被非法窃取和领用。本案中原告既没有将信用卡出示给他人，也没有将密码告诉他人，而且原告也没有办理快钱支付业务，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他人通过快钱支付的情况盗刷，应推定信用卡信息不真实，银行审查有误，银行自己的结算行为并不是原告的真实意思指示的业务交易行为，对原告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对盗刷的本金4000余元，利息、滞纳金共计13054.35元应由被告承担责任。信用卡属于借用合同关系，原告不应承担对盗刷款项，综上被告扣款无法律和事实依据，应予返还。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三、六、七、八，被告提交的证据一、二、四，双方对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原告提交的证据四、五、九，与本案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被告提交的证据三，系被告单方制作，说明了实际扣划金额的计算方式，与本案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经审理本院认定，2013年，原告（甲方）在被告（乙方）处填写了《长城环球通系列信用卡申请表》，在申请表背面系《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领用合约》，合约中“申领”第2项载明“乙方将依据甲方资信状况、用卡情况和外部风险环境的变化对甲方信用卡账户进行动态管理（包括授信额度动态调整、冻结、销卡等），乙方有权对超过6个月未发生交易的信用卡调减授信额度，但必须提前3个工作日通过电话或短信方式明确告知持卡人”；“对账单及还款”第5项载明“甲方未能按时还款，乙方有权自行或委托第三方通过信函、短信、电子邮件、电话、上门、公告或司法途径等方式向甲方催收欠款，并有权同时采取如下措施：停止该卡及甲方名下其他乙方发行的信用卡的使用；行使担保物权；向担保人追索；从甲方在乙方任何机构开立的账户中扣收欠款，甲方再次授权乙方可主动扣划上述账户内相应款项（未到期视为到期）。甲方应赔偿乙方因催收而产生的相关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公告费）”。原告按照要求填写了申请表，申请了被告方的环球金信用卡一张。之后原告一直正常使用该信用卡，接收被告发送的对账单，账单日为每月14号，到期还款日为下月4号。2014年9月29日，原告突然收到两笔扣款，分别为1933.78元及2900.68元。该两笔款项系通过一款手机APP“块钱支付”进行支付。原告随即拨打了被告的客服热线，对其名下的信用卡申请冻结，并报告了其信用卡异常交易现象，并报警处理。同年10月，被告向原告邮寄的对账单，要求原告对该部分款项予以偿还。原告收到该对账单后，多次与被告进行沟通，要求免除还款。2015年、2016年间，被告要求原告向其提供报警记录及相关资料，向上级银行争取帮其免除还款，但在原告提供资料后，被告却迟迟未答复。原告收到被告发送的最后一期对账单日期为2016年1月14日，到期还款日期为2016年2月3日，本期余额为-6919.88元。2019年3月，原告因为购房需要，在被告处申请办理公积金贷款，应被告要求，办理了一张储蓄卡（卡号：62×××93）关联公积金账户，以备在公积金账户金额不足时扣除该储蓄卡账户金额。2019年8月公积金贷款到账300000元。2020年9月，原告在被告处申请办理了提前还款，并于2020年10月20日，向该储蓄卡内存入50000元，被告于当日扣划偿还房屋贷款。原告于2020年11月11日向该储蓄卡内存入40000元准备偿还房屋贷款。2020年12月14日，被告自行划扣了原告该储蓄卡内存款金额13054.35元。原告因为被告扣款多次与被告协商未果，诉至本院，酿成该案。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被告扣款偿还信用卡欠款行为是否具有正当性。2、被告的扣款金额是否适合。3、原告主张被告恢复其征信并赔偿其精神损害金是否成立。关于焦点1，被告对原告储蓄卡扣款偿还信用卡欠款行为是否具有正当性。原告主张其信用卡系被他人盗刷，并非是本人支付造成的欠款。本院认为，原告作为信用卡持卡人，对自己持有的信用卡及密码有妥善保管的义务。涉案两笔交易系由手机APP软件支付，原告在庭审中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涉案两笔交易系被盗刷所致。因此，对于原告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本院认为，（1）金钱是一种特殊的替代物，除非当事人之间以特别的约定将其特定化，否则一旦对金钱的占有发生转移，金钱的所有权也就随之而转移。原告因为公积金贷款在被告处办理了储蓄卡的行为与被告形成了合同关系，在原被告之间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原告将存款存入该账户后，所有权即归属于被告，原告与被告之间形成了债权债务关系。原告享有对被告的债权。（2）法律规定，当事人互负债务，标的物种类、品质不相同的，经双方协商一致，也可以抵销。这是对约定抵消权的规定。本案中，原告在2013年办理信用卡时约定了被告可以在原告开立的账户中扣收欠款，这是原被告对抵消权的约定，因此，被告在2020年扣收原告储蓄卡存款偿还信用卡欠款的行为实际上是在行使抵消权。综上所述，被告对原告储蓄卡扣款偿还信用卡欠款行为具有正当性。关于焦点2，被告扣划的金额是否适合。法律规定，当事人双方都违反合同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原告在申请信用卡时，信用卡中约定“对于信用卡发生的消费、转账、利息、费用等交易账项，乙方将于每月指定的日期（账单日）形成对账单并向甲方发送，但当月内没有任何交易且账户没有任何未偿还余额、向甲方提供其他方式记录以及另有约定的除外”。2015年、2016年间，被告通知原告提交信用卡盗刷立案的相关手续，本意是想为其申请免除还款，但在原告提交手续后，被告是否申请下来，未向原告告知，且未再向原告发送对账单要求其还款（被告提交的最后一期对账单为2016年1月14日）。加之，原告在向被告申请公积金贷款时也未曾显示征信有问题，使得原告误认为还款责任已被免除，而原告欠款从最后一次对账单到被告扣划已成倍增长，由此增加的损失是由于被告未履行告知义务形成，被告未向原告发送对账单或者以其他形式告知原告需要继续还款的行为违反了合同的约定，双方应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即，原告在没有充分证据证实其信用卡系被盗刷的情况下，需要按2016年1月14日对账单中所记载的欠费金额6919.88元偿还情况，被告需要承担因为未通知原告造成的扩大损失6134.47元（13054.35元-6919.88元）。3、原告主张被告恢复其征信并赔偿其精神损害金是否成立。原告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信用卡的支付情况确确系盗刷所致，因此，其未偿还信用卡造成的征信问题，应当由其个人承担。原告主张被告恢复其征信并赔偿其精神损害金是不成立。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条，第一百二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邹城市支行于本判决生效十日内向原告黄磊返还6134.47元。二、驳回原告黄磊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8元，由原告黄磊负担63元，被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邹城市支行负担2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许敏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日法官助理李娜书记员孙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