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黔01民终90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潘阿红，女，1963年1月11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飞燕，贵州泽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靳光耀，男，1988年1月27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军，贵州文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彭家明，男，1957年8月16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上诉人潘阿红与被上诉人靳光耀、原审被告彭家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20日作出（2019）黔0103民初10871号民事判决，靳光耀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2日作出（2020）黔01民终2359号民事裁定，发回重审。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2月2日作出（2020）黔0103民初12217号民事判决，潘阿红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潘阿红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判，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还款责任；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本案存在借贷关系，系认定客观事实错误，本案中不存在借贷合意，被上诉人并未向上诉人支付过任何借款。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虽有资金往来，被上诉人无任何证据证明诉请的资金系借款。原审法院未综合考量全案证据即判决上诉人承担还款责任，断章取义、有失公允。针对被上诉人起诉的17笔款项，其中仅有一张借条，上诉人均逐一说明款项性质、用途。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承担还款责任的金额为39250元，这只是双方资金往来中极小部分。原审庭审中上诉人潘阿红举证与被上诉人靳光耀微信转账聊天截图共58页，不仅充分证明被上诉人起诉款项的性质为公司货款，其中还涉及公司管理事项，二者之间资金往来并非借款，而是靳光耀收取的公司货款。虽然上诉人潘阿红于2019年5月25日出具过一张金额为16250元的借条，但该笔款被上诉人并未实际支付给上诉人潘阿红，无任何相关付款凭证，借贷关系不能成立。被上诉人于原二审庭后提交证据，已过本案举证期限，程序违法，且该组证据不具有客观真实性，不能据此认定民间借贷关系成立。被上诉人向案外人王薪雲支付款项的行为均与本案上诉人无关，不能因此改变全案定性。被上诉人靳光耀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原系翁婿关系，因上诉人经营公司时常缺乏资金，上诉人因此向被上诉人借款用于维持公司经营和发放员工工资。一审判决认定的借款本金16250元，该款有上诉人出具的借条、收条、领条，并且还有微信转账记录佐证，故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合意，被上诉人也实际提供了借款，上诉人应当返还该笔款项。对于一审认定为借款的其余23000元系微信和支付宝转账，上诉人已经收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十七条之规定，上诉人不能证明是被上诉人产生的系统欠费，该欠费应由被上诉人承担，故应当由上诉人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原审被告彭家明述称，我和潘阿红从来没有向靳光耀借过款。原告靳光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二被告归还原告借款119076元及利息（利息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归还借款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潘阿红与被告彭家明系夫妻关系，二人生育有一女彭显竣。原告与彭显竣原系夫妻关系，于2019年9月29日离婚。贵州嵘盛速韵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系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被告潘阿红于2018年6月25日经工商登记变更成为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2019年5月25日，被告潘阿红因需支付贵州嵘盛速韵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职工案外人王薪雲工资16250元，故向原告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到靳光耀人民币现金壹万陆仟贰佰伍拾元整，此据。后原告于2019年6月2日通过微信转账方式将该16250元支付给了案外人王薪雲；案外人王薪雲于当日向原告出具了《收条》，载明：今收到百花山公司16250元整，4月份工资。后案外人王薪雲于2019年7月11日向被告潘阿红出具《领条》，载明：今领到贵州嵘盛速韵电子商务有限公司4月份运输承包费15000元及1250元操作班工资，以现金结算，以及5月份操作班工资2500元整，双方工资以结清，双方无债权债务。在该张《领条》上，被告潘阿红自行注明：潘阿红于2019年5月25日向靳光耀借人民币壹万陆仟贰佰伍拾元整，用于支付王薪雲4月份运输承包费及操作费。2018年12月8日至2019年1月29日期间，原告多次通过微信及支付宝转账方式向被告潘阿红转款，具体转款情况为：微信转款：2018年12月8日两次转款各1000元，共计2000元；2018年12月23日转款3476元；2019年1月2日转款500元、2019年1月10日转款3390元；2019年1月13日转款2000元；2019年1月14日转款700元；2019年1月15日转款8000元；2019年1月25日转款3960元；2019年1月29日转款5000元及20000元；支付宝转款：2019年1月2日原告转款20000元给案外人徐海菱再由案外人徐海菱转给被告潘阿红；2019年1月14日转款800元；2019年1月16日转款2000元；2019年1月17日分别转款10000元及5000元；2019年1月26日转款10000元；2019年1月27日转款2000元。庭审中，原告还主张2019年5月20日指示案外人靳中华向被告潘阿红转款4000元。上述款项中，除原告当庭表示不在本案中作为借款向被告潘阿红主张的2018年12月23日转款3476元、2019年1月10日转款3390元、2019年1月25日转款3960元外，其余均系向被告潘阿红支付的借款本金，因双方特殊关系，故未要求出具《借条》。另查明，根据原告与被告潘阿红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9年1月29日原告向被告潘阿红发送了一条20秒的语音，在该语音中原告称应向被告支付货款，共计65000元，经当庭电话联系原告本人，其称2019年1月15日微信转款8000元、1月16日支付宝转款2000元，共计10000元，支付宝2019年1月26日转款10000元、1月29日微信转款20000元及5000元，2月13日微信转款5000元系该条语音中所称的65000元，但除1月29日所转20000元系应支付给被告潘阿红的货款外，其余均为借款，但对其余款项与被告潘阿红之间存在借贷合意原告无法提供证据佐证。另查明，庭审中原告认可被告彭家明未共同参与贵州嵘盛速韵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经营。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原告除2019年5月25日被告潘阿红出具的《借条》外，其余所转款项被告潘阿红均未出具相应债权凭证。故根据2015年8月6日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被告应对其主张承担相应的举证证明责任。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因此，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原告所主张的款项是否为借款本金；2.被告潘阿红尚欠原告借款本息的具体金额；3.被告彭家明是否应当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一：原告所主张的款项是否为借款本金问题。（一）2019年6月2日原告转给案外人王薪雲的16250元，该笔转款被告潘阿红于2019年5月25日向原告出具《借条》，而原告亦于2019年6月2日按照被告潘阿红借款用途实际支付给了案外人王薪雲，且被告在2019年7月11日案外人王薪雲出具的《领条》上亦自行注明系向原告借款16250元用于支付案外人4月份的运输承包费及操作费，故该笔转款有双方借贷合意，原告亦实际提供了借款，双方民间借贷关系成立，该笔转款16250元应认定为借款本金；（二）2018年12月23日转款3476元、2019年1月10日转款3390元、2019年1月25日转款3960元，原告已当庭表示不在本案中作为借款本金主张，故该三笔转款在本案不应认定为借款本金；（三）2019年1月2日原告通过支付宝转款给案外人徐海菱，再由案外人转给被告潘阿红，该笔转款原告主张系支付的借款本金，但该种转款方式与一般民间借贷交易习惯不符，且原告无法就该笔转款双方存在借贷合意提供证据予以佐证，故该笔转款不应认定为借款本金；（四）2019年1月29日原告通过微信向被告发送语音称有货款65000元，经当庭电话联系原告本人，其称2019年1月15日微信转款8000元、1月16日支付宝转款2000元，共计10000元，支付宝2019年1月26日转款10000元、1月29日微信转款20000元及5000元，2月13日微信转款5000元系该条语音中所指的货款65000元，除1月29日转款20000元系货款外，其余为借款本金，但对于其余款项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原告无法提供证据予以佐证。故对原告所称的上述款项，不应认定为借款本金；（五）案外人靳中华向被告潘阿红转款4000元，因其提供的《收条》无原件，被告潘阿红亦不予认可，原告也未能提供靳中华实际支付款项的证据，故该笔款项不应认定为借款本金；（六）微信转款：2018年12月8日转款2000元、2019年1月2日转款500元、2019年1月13日转款2000元、2019年1月14日转款700元；支付宝转款：2019年1月14日转款800元、2019年1月17日转款15000元、2019年1月27日转款2000元，共计23000元，被告潘阿红虽辩称系原告通过被告经营的公司对外发货导致系统欠费后无法正常发货，因此原告支付给被告用于充系统费用的款项，并非借款；但其提供的条形码、公司员工信息表及其收款后立即提现至公司绑定的银行卡的微信交易记录，无法证实系统欠费系原告对外发货而导致，应由被告潘阿红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上述转款应当认定为借款本金。关于第争议焦点二：被告潘阿红尚欠原告借款本息的具体金额问题。关于借款本金，如上所述，借款本金应为16250元+23000元＝39250元；关于利息，因双方未明确约定还款期限，亦未约定借款利息及逾期利息，故根据2015年8月6日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被告潘阿红应按照年利率6%标准计算相应逾期利息，从其逾期之日起，即一审法院最初受理原告本案诉讼时起（2019年9月23日）计算至实际还清上述借款本金时止；关于争议焦点三：被告彭家明是否应当承担共同还款责任问题，原告认为二被告系夫妻关系，应对该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的规定，应当由原告承担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举证证明责任，现原告认可被告彭家明未参与共同经营，且对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亦未能提供证据予以佐证，故应当由原告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其该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2015年8月6日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并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一审判决：一、被告潘阿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归还原告靳光耀借款本金人民币39250元及相应逾期利息（利息以本金3925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标准计算，从2019年9月23日起计算至被告还清上述借款本金时止）；二、驳回原告靳光耀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680元，减半收取1340元，保全费1070元，共计2410元，由靳光耀负担1616元，被告潘阿红负担794元。（原告已预交）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一、上诉人潘阿红提交：《接（报）处警登记表》及《报案回执》共两页、2020年12月27日潘阿红与王薪雲微信聊天截图三页，拟证明案外人王薪雲收到过两笔款项，涉案《借条》中的16250元靳光耀并未实际支付给潘阿红，也不存在借贷的合意；王薪雲找潘阿红索要承包费，潘阿红无力支付，出于无奈下给靳光耀出具借条，本案原二审中靳光耀举证向王薪雲支付了16250元，潘阿红在报警处理时才知道王薪雲收到了重复的两笔款项，但是在王薪雲收到潘阿红款项的当晚，王薪雲就向靳光耀转账14000元左右，因此所谓的借款不成立。被上诉人靳光耀质证认为，对《接（报）处警登记表》及《报案回执》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转账记录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记录是靳光耀向王薪雲借款，并且14000元与16250元金额并非一致，故不能看出是返还之前代潘阿红支付的16250元，达不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原审被告彭家明质证认为,对潘阿红提交的新证据没有异议。二、被上诉人靳光耀提交：微信转账记录四页，拟证明靳光耀在收到王薪雲的借款14000元后一直在进行还款，至今已经归还了8000元，因此该14000元并非王薪雲返还之前靳光耀代潘阿红支付给王薪雲的款项。上诉人潘阿红质证认为，该组证据不具有客观真实性，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且不能达到被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原审被告彭家明质证认为,靳光耀提交的新证据与本案无关。本院组织各方对本院依职权调取的（2020）黔01民终2359号案件中本院于2020年5月15日对王薪雲、本案当事人分别所作的共两份调查笔录。上诉人潘阿红质证认为，认可笔录的真实性，16250元是在分拨中心以现金方式给王薪雲的。被上诉人靳光耀质证认为，认可笔录的真实性，王薪雲自认收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各支付的16250元，如上诉人确实支付了该笔款项，可向王薪雲追偿，不应在本案中提出。另查明，在（2020）黔01民终2359号案件中，王薪雲认可收到靳光耀通过他人于2019年6月2日向王薪雲支付的工资。靳光耀通过微信或支付宝转账方式向潘阿红支付的：2018年12月8日2000元、2019年1月2日500元、2019年1月13日2000元、2019年1月14日700元；2019年1月14日800元、2019年1月17日15000元、2019年1月27日2000元，共计23000元，后由潘阿红提现到自己的两张银行卡上。二审审理查明的其余事实与原判认定的事实一致。上述事实有当事人一、二审庭审陈述及相关证据在卷佐证，且经质证，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审认定的借款金额是否属实。结合2019年5月25日潘阿红出具的《借条》，王薪雲2019年6月2日出具的《收条》、2019年7月11日出具的《领条》上潘阿红自行注明的内容，靳光耀提交的2019年6月2日微信账单截图，王薪雲在（2020）黔01民终2359号案件中的陈述及本案中当事人的相关陈述可知，潘阿红向靳光耀借款用于支付王薪雲2019年4月份工资，靳光耀已将出借款项支付给王薪雲，王薪雲也认可系工资，因此靳光耀与潘阿红之间的借贷关系已经生效，一审认定潘阿红应对借款16250元承担偿还义务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认定。潘阿红主张其也向王薪雲支付了该月的工资，并不足以否定上述借贷关系；其主张王薪雲已将上述款项返还给靳光耀，王薪雲与靳光耀存在恶意串通的事实，因靳光耀亦提交证据证明了其与王薪雲之间可能存在其他经济往来，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之规定，上诉人一、二审中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达到证明恶意串通事实存在的程度，其上述主张不能成立。对于一审认定为借款的靳光耀通过微信和支付宝转账给潘阿红的23000元，因潘阿红已将上述款项提现到自己的银行卡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之规定，在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上述款项系其他用途的情况下，一审认定上述款项为借款并无不当，本院亦予以认可。综上所述，潘阿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82元，由上诉人潘阿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何 艳审判员 喻 兰审判员 邱翠雪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陶海峰书记员郑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