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16民终91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赵同良，男，1960年7月2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邹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恒（系赵同良之子），住山东省邹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宁宁，山东泰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传洋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邹平市长山镇驻地。法定代表人：赵恒，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宁宁，男，该公司职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靖，山东子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赵同良因与上诉人山东传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传洋集团）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山东省邹平市人民法院(2020)鲁1626民初45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赵同良上诉请求：1.撤销山东省邹平市人民法院（2020）鲁1626民初4555号民事判决第五项，并依法予以改判。2.本案第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传洋集团承担。事实与理由：一、赵同良与传洋集团自2013年11月至2014年3月亦存在劳动关系。赵同良自2008年12月入职传洋集团处工作，赵同良一审中提交的2014年1月10日入职押金单背面由李盼盼书写的内容：2008年12月3日入厂（老炼钢）混铁炉；2013年11月7日老炼钢解散；2014年1月10日老炼钢复产；2014年2月7日老炼钢停产，调烧结厂。该内容体现老炼钢厂解散后传洋集团只是让赵同良回家待岗，并未体现赵同良与传洋集团解除劳动关系。其次，该份入职押金单背面李盼盼的签字与传洋集团提供的员工辞职表中李盼盼的签字笔迹一致，能够认定入职押金单系传洋集团出具，即赵同良系回家待岗，之后上班时间为2014年1月10日。二、赵同良要求的经济补偿金应予以支持。赵同良自2008年12月入职传洋集团处工作，自赵同良入职公司以来，公司从未给赵同良缴纳社会保险，赵同良曾多次要求传洋集团缴纳社保，但传洋集团均拒绝缴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三项规定，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三）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第四十六条第一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一）劳动者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其次，被上诉人逼迫、欺骗上诉人签署的自愿放弃办理社会保险的协议，应属于无效协议。赵同良被迫与传洋集团解除劳动关系，并依法主张经济补偿金基于的事实是传洋集团拒不改正违法行为，不依法履行为员工缴纳保险义务，与是否签订过放弃保险证明无任何关系。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及事实，赵同良在上班期间便通过口头、书面等方式要求传洋集团补缴入职以来的社会保险，但传洋集团均予以拒绝，赵同良被逼无奈下，才被迫单方面解除劳动关系。为此，赵同良以传洋集团未缴纳社会保险为由，要求传洋集团支付经济补偿金应当予以支持，不应当判定赵同良存在违背诚实守信行为。三、赵同良要求传洋集团缴纳社会保险的行为并未违反诚实信用原则。赵同良是在受诱导和欺骗的情形下签署放弃社保的协议，但赵同良在未离职之前已经意识到缴纳社保是传洋集团的强制性义务，有权对传洋集团的违法行为、违法无效协议提出抗议。证据方面，根据赵同良与传洋集团人力资源部负责人李盼盼的交涉录音以及赵同良之子赵恒与李盼盼的通话录音可清楚证明，2020年3月份是传洋集团以赵同良接近退休年龄，没必要再交保险，而且补交之前保险必须由赵同良本人自行承担须有传洋集团承担部分，否则就要签字放弃，赵同良受其欺骗才签了放弃保险证明。但赵同良很快得知自身的保险权利是受国家法律保护的，于是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多次、多途径找到传洋集团人力资源部负责人要求依法为其缴纳保险，但均被传洋集团拒绝。赵同良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要求传洋集团及时改正违法行为，推翻违法无效协议是赵同良的正当权利，是遵法守法行为，不应该因为被诱导欺骗签过无效协议就不能继续主张自身合法权利，更不应该因赵同良推翻违法协议而判定赵同良属于违背诚实守信原则，不予支持其合法权利。且传洋集团在赵同良工作近12年中从未要求赵同良签订放弃保险协议，而是在赵同良即将到达法定退休年龄时找到赵同良要求签订放弃保险协议，本身就是目的不纯，本身就是违法、不诚实守信行为。为此，赵同良对于违法无效协议无义务背负道德责任，在未解除劳动关系期间要求传洋集团缴纳社保，被多次拒绝后被迫单方面解除劳动关系并主张经济赔偿金完全是赵同良的合法权利，不能被认定属于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四、赵同良在传洋集团处连续工作已经近12年，因传洋集团未与赵同良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应予以支持。赵同良自2008年12月入职传洋集团处工作，直至因传洋集团未缴纳社会保险被迫解除劳动关系，即2020年7月，赵同良在传洋集团处已经连续工作11年7个月。同时，赵同良入职传洋集团后已经连续签订了两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但该劳动合同均未给赵同良，仅有一份由传洋集团保存。传洋集团开庭时故意不出示该劳动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规定：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是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无确定终止时间的劳动合同。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有下列情形之一，劳动者提出或者同意续订、订立劳动合同的，除劳动者提出订立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外，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一)劳动者在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的；（三）连续订立二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且劳动者没有本法第三十九条和第四十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情形，续订劳动合同的。为此，赵同良符合上述两种应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的情形，传洋集团应当与赵同良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因此，因未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应予以支持。综上所述，赵同良的一审诉求应予以支持。传洋集团辩称，第一点，上诉人主张2013年11月到2014年3月存在劳动关系，与事实不符，也没有证据证明上述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押金单，上面没有被上诉人单位公章，其真实性也无法确认。该证据也不能证明上诉人2013年11月入职被上诉人单位的主张，因此，上诉人的该上诉请求不能成立。第二点，关于经济补偿金是否应该支持，赵同良自愿签署了放弃办理社保的协议，又以该协议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为由，要求补交社会保险，并支付经济补偿金，违反了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不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第三点，双方之间不属于应当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情形，其双倍工资的请求不能成立。传洋集团上诉请求：1.撤销山东省邹平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鲁1626民初455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判决内容并依法改判驳回赵同良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判令由赵同良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上诉人认为该判决书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应当依法撤销。理由如下：一、传洋集团与赵同良之间2008年12月至2013年10月、2014年4月至2016年12月的劳动关系确认请求均已过法定时效，一审法院仍予以认定并判决传洋集团与赵同良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属认定事实错误、违法裁判。根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因确认劳动关系发生的争议适用本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劳动争议的申请仲裁时效期间为一年。在涉案劳动争议中，赵同良于2013年11月7日辞职，即赵同良在2013年辞职时就已经知晓其权益可能受到了侵害，其应在法律规定的仲裁时效内及时主张权利。赵同良于2014年4月份又重新入职，赵同良在庭审中提交的证据社保权益记录仅显示至2016年12月，其主张确认此时间段的劳动关系也应在2017年12月之前，而本案赵同良于2020年才主张确认劳动关系，赵同良的请求均已经超过法定时效，且无法定理由。传洋集团已于仲裁阶段以及一审庭审过程中均提出了时效抗辩，但一审法院却对传洋集团的时效抗辩置之不理，仍认定双方之间劳动关系属认定事实错误、违法裁判。二、（2020）鲁1626民初4555号民事判决第三项判决传洋集团支付赵同良2020年2月份工资940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赵同良2020年2月份仅在传洋集团处实际工作3天，且传洋集团已经实际支付了其2月份工资。传洋集团在疫情防控期间并不存在停产停工，因此不符合《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积极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做好劳动关系工作的通知》第二条的规定，一审法院未对传洋集团是否符合该通知第二条所规定的事实进行审查即判决传洋集团支付赵同良2020年2月份工资940元裁决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且显失公正。三、（2020）鲁1626民初4555号民事判决第四项判决传洋集团支付赵同良2019年、2020年未休年休假工资缺乏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在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传洋集团已经安排赵同良休年休假，同时赵同良不存在休息日及法定节假日加班等情形，因此赵同良主张的未休年休假的事实依法不能成立，一审判决传洋集团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基于以上事实和理由，为维护传洋集团的合法权益，特诉至贵院，望判如诉请。赵同良辩称，一、传洋集团主张关于确认劳动关系超过仲裁时效的理由不能成立，因确认劳动关系解决的是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劳动法律关系，不涉及实体权利义务，不应适用仲裁时效和诉讼时效的规定。赵同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因传洋集团未依法为赵同良缴纳社会保险费依法解除赵同良与传洋集团的劳动关系；2.确认赵同良与传洋集团之间自2008年12月3日至2020年7月15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3.判令传洋集团支付赵同良2020年6月工资差额、2020年7月工资，合计2130元；4.判令传洋集团向赵同良补发2020年2月工资3097元；5.判令传洋集团向赵同良支付被迫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42668元；6.判令传洋集团向赵同良支付未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双倍工资35556.60元；7.判令传洋集团向赵同良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9386.85元；8.判令传洋集团向赵同良支付休息日、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223236.36元；9.判令传洋集团向赵同良返还押金200元；10.判令传洋集团为赵同良补缴2008年12月至2020年7月期间的社会保险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赵同良于2008年12月份到传洋集团处工作，于2013年11月7日离岗，并在《终止、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上签字，后又于2014年4月份重新回到传洋集团工作至2020年7月15日。传洋集团为赵同良缴纳了2008年12月份至2013年10月份、2014年4月份至2016年12月份的工伤保险，但未缴纳其他社会保险，作为扣缴义务人为赵同良申报并扣缴了2017年1月份至2020年6月份的个人所得税，未为赵同良缴纳2017年1月份至2020年7月15日的社会保险费。庭审中，双方确认传洋集团已向赵同良支付2020年6月份全部工资3420元、2020年7月份全部工资1655元，传洋集团于2020年2月份按赵同良实际工作日计算支付工资333元。依据赵同良提交的账号为6228××××5465的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及双方陈述，赵同良发放工资明细如下：2019年7月份5372元、2019年8月份3370元、2019年9月份3046元、2019年10月份3450元、2019年11月份3450元、2019年12月份3430元、2020年1月份3430元、2020年2月份333元、2020年3月份3430元、2020年4月份3420元、2020年5月份3420元、2020年6月份3420元。赵同良与传洋集团签订《协议》约定：一、鉴于传洋集团拟为赵同良办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险，赵同良考虑其本人的实际情况，自愿放弃办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险；二、因赵同良自愿放弃办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险产生的法律责任，由赵同良自行承担，与传洋集团无关，赵同良不得以任何理由或方式向传洋集团主张权利；三……。赵同良于2020年7月9日向传洋集团职工李盼盼邮寄补交社保申请，要求传洋集团在收到申请书后三个自然日内为其补交2008年12月1日入职以来的保险，该邮件于2020年7月13日被退回；赵同良于2020年7月11日向传洋集团时任法定代表人刘兴昌邮寄补交社保申请，该申请于2020年7月12日被签收。之后赵同良于2020年7月15日分别向传洋集团工作人员李盼盼和时任法定代表人刘兴昌邮寄被迫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之后该通知书均被拒收退回。赵同良因与传洋集团的劳动争议纠纷，向邹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请求与本案诉讼请求相同，邹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20年8月24日作出邹劳人仲案字［2020］第384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如下：1.传洋集团与赵同良2008年12月至2013年10月、2014年4月至2016年12月、2019年1月至2020年7月15日存在劳动关系；2.传洋集团支付赵同良2020年7月份工资1710元；3.驳回赵同良的其他仲裁请求。赵同良对该仲裁裁决不服，于法定期限内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赵同良与传洋集团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期间如何确定，赵同良请求解除双方劳动合同是否应予支持；二、2020年2月份赵同良应发工资数额是多少；三、传洋集团是否应当向赵同良支付经济补偿金、未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双倍工资、未休年休假工资、加班费及相应的数额；四、赵同良要求传洋集团返还押金的请求是否应予支持；五、赵同良要求传洋集团补缴社会保险费的诉讼请求是否应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一，赵同良与传洋集团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期间如何确定，赵同良请求解除双方劳动合同是否应予支持。关于劳动关系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本案中，依据赵同良提交的邹平市社会保险服务中心出具的滨州市社会保险缴费明细，传洋集团为赵同良缴纳了2008年12月份至2013年10月份、2014年4月份至2016年12月份的工伤保险，一审法院认定赵同良与传洋集团于2008年12月份至2013年10月份、2014年4月份至2016年12月份存在劳动关系；依据一审法院从国家税务总局邹平市税务局依法调取的赵同良2017-2018年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记录以及赵同良提交的从个人所得税APP查询的收入纳税明细，传洋集团作为扣缴义务人为赵同良申报并代扣代缴了2017年1月份至2020年6月份的个人所得税，一审法院认定赵同良与传洋集团于2017年1月至2020年6月存在劳动关系；依据传洋集团已为赵同良发放2020年7月份工资1655元，赵同良于2020年7月9日邮寄补缴保险申请、于2020年7月15日邮寄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赵同良与传洋集团于2020年7月1日至2020年7月15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综上，一审法院认定赵同良与传洋集团之间于2008年12月至2013年10月、2014年4月至2020年7月15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赵同良主张其与传洋集团于2013年11月至2014年3月期间亦存在劳动关系，无证据证明，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传洋集团称其与赵同良存在劳动关系的期间仅为2019年1月至2020年6月，与一审法院已查明的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传洋集团称赵同良主张确认劳动关系已超过法定仲裁及诉讼时效期间，因赵同良该项诉讼请求仅是对相关期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进行确认，不具有给付内容，不直接涉及实体权利义务，不应适用诉讼时效的相关规定，一审法院对传洋集团该项辩称意见不予采信。关于赵同良请求解除双方劳动合同的请求，虽然赵同良签署了自愿放弃办理社会保险的《协议》，但一方面该《协议》内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另一方面，传洋集团确实未履行法律规定义务为赵同良缴纳社会保险费用，依据《协议》本意，赵同良自愿放弃办理社会保险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对应的应当是不缴纳社会保险费而产生的不利后果，并不等同于其放弃因此享有的解除劳动合同的权利，故一审法院对赵同良请求解除双方劳动关系的请求予以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2020年2月份应发工资数额是多少。因赵同良2020年2月份实际工作3天，且传洋集团已实际支付其3天的工资，庭审中双方均未提交书面劳动合同证明赵同良工资发放标准，一审法院根据《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积极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做好劳动关系工作的通知》第二条的规定，酌定按2020年2月份29天扣除实际上班天数后，由传洋集团按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70%向赵同良支付剩余26天的基本生活费。综上，传洋集团仍应向赵同良支付2020年2月份工资940元（1550元÷30天×70%×26天）。关于争议焦点三，传洋集团是否应当向赵同良支付经济补偿金、未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双倍工资、未休年休假工资、加班费及相应的数额。关于传洋集团是否应当向赵同良支付经济补偿金的问题，虽然双方签订的赵同良自愿放弃办理社会保险的《协议》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强制性规定导致无效，但赵同良对该《协议》的真实性并未否认，其辩称系受传洋集团胁迫签署上述《协议》，但未提交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故一审法院认定赵同良曾作出过自愿放弃办理社会保险的意思表示，赵同良在明确放弃办理社会保险的情形下，又以传洋集团未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为由要求传洋集团支付经济补偿金，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故一审法院对赵同良该项请求不予支持。关于传洋集团是否应支付赵同良未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劳动者提出或者同意续订、订立劳动合同的，除劳动者提出订立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外，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一）劳动者在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的；（二）用人单位初次实行劳动合同制度或者国有企业改制重新订立劳动合同时，劳动者在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十年的；（三）连续订立二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且劳动者没有本法第三十九条和第四十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情形，续订劳动合同的。……”，本案中，赵同良无充分证据证明其符合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情形，故一审法院对赵同良以未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为由，要求传洋集团支付双倍工资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传洋集团是否应当支付赵同良未休年休假工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劳动者连续工作一年以上的，享受带薪年休假”，《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三条规定“职工累计工作已满1年不满10年的，年休假5天；已满10年不满20年的，年休假10天；已满20年的，年休假15天。”本案中，赵同良虽自2008年12月至2013年10月期间也在传洋集团工作，但其工作时间自2013年11月至2014年3月发生中断，不能与后续工作时间连续，故一审法院自2014年4月份起算连续工作时间计算年休假天数，至2020年7月15日，赵同良累计连续工作已满一年不满10年，自2015年5月份起赵同良每年享有5天带薪年休假，赵同良现主张传洋集团支付2015年至2018年未休年休假工资，已超出仲裁时效期间，且传洋集团以此事由提出抗辩，故一审法院对赵同良该项请求不予支持。赵同良主张传洋集团支付2019年、2020年未休年休假工资，未超出仲裁时效，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因赵同良2020年7月份仅工作至15日，一审法院以赵同良自2019年7月至2020年6月的平均工资3376元（2019年7月至2020年6月工资总和除以12个月，其中2020年2月份工资按照330元+940元=1270元计算）计算其未休年休假工资，依据《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之规定，赵同良2019年未休年休假工资为1552元（3376元÷21.75天×5天×200%），赵同良2020年未休年休假工资为838元[3376元÷21.75天×（197天÷365天×5天）×200%]。综上，传洋集团应支付赵同良未休年休假工资2390元。传洋集团称已安排赵同良已休带薪年休假，未提交证据证明，对其该抗辩理由不予采信。关于传洋集团是否应当支付赵同良加班费的问题，赵同良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其存在加班情形，对赵同良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四，赵同良要求传洋集团返还押金的请求是否应当支持。庭审中赵同良提供200元收款收据一份，要求传洋集团返还该200元入职押金，一方面该收款收据无传洋集团印章，无法确认上述款项是否是向传洋集团交纳，另一方面，收款收据上并未注明该款项的性质，无法核实该款项是否系入职押金，传洋集团亦不予认可，故赵同良该项请求证据不足，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五，赵同良要求传洋集团补缴社会保险费的诉讼请求是否应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八十六条之规定，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社会保险征收机构责令限期缴纳或者补足。故赵同良该项请求不属于民事案件受理范围，其应当向社会保险征收机构申请解决，一审法院对其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对赵同良部分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五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第十四条、第八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条、第八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第二十七条，《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一、解除赵同良与传洋集团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二、确认赵同良与传洋集团于2008年12月至2013年10月、2014年4月至2020年7月15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三、传洋集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赵同良支付2020年2月份工资940元；四、传洋集团向赵同良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2390元；五、驳回赵同良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元，由传洋集团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赵同良提交2014年1月10日入职押金单，主张2013年11月至2014年3月其与传洋集团之间仍存在劳动关系，但上述押金单无传洋集团盖章确认，且庭审中传洋集团亦不认可，赵同良未提交其他证据证实上述期间其与传洋集团存在劳动关系，加之，传洋集团一审提交的2013年11月7日《员工辞职（解聘）表》显示，2013年11月赵同良已与传洋集团解除劳动关系，对赵同良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根据审理查明，赵同良自认放弃办理社会保险协议上的签字系其本人书写，赵同良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理应知晓签署上述协议的法律效力，赵同良虽主张上述协议是在其受诱导和欺骗的情形下签订，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故放弃办理保险的决定系其本人真实意愿，赵同良又以传洋集团未为其缴纳社会保险为由主张经济补偿金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本院不予支持。前已述及，2013年11月至2014年3月期间，赵同良与传洋集团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故赵同良主张传洋集团应向其支付因未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双倍工资的诉求无事实基础，且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传洋集团上诉主张赵同良提出的确认2008年12月至2013年10月及2014年4月至2016年12月的劳动关系确认请求已过法定时效，本院认为，劳动关系确认解决的是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劳动法律关系，并不涉及实体权利义务纠纷，仅仅是对已经发生的事实进行认定，并不存在请求及给付内容，不存在超过仲裁时效的问题，对传洋集团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传洋集团主张不应向赵同良支付2020年2月工资940元，根据审理查明，传洋集团虽主张疫情期间公司正常上班，但未对赵同良仅上班3天的事实作出合理解释，亦未提交证据证实赵同良系因自身原因请假，一审法院依据《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积极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做好劳动关系工作的通知》文件要求，酌定传洋集团向赵同良支付960元基本生活费并无不不当，本院予以支持。传洋集团未举证证明已经安排赵同良休年休假，对其不予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的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赵同良及山东传洋集团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元，由上诉人赵同良负担10元，由上诉人山东传洋集团有限公司负担1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秀峰审 判 员 唐顺江审 判 员 王 琳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刘德霞书 记 员 盛 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