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1）豫01行终24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宝鸡惠鑫运输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陕西省宝鸡市陇县宝平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327664142984L。法定代表人王五魁，总经理。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建民，男，1975年7月29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陇县。共同委托代理人宋娟侠，陕西博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郑州市惠济区城市综合执法局，住所地郑州市开元路**。法定代表人师刘伟，局长。委托代理人任赛，该单位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陈传震，河南千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宝鸡惠鑫运输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惠鑫公司”）、张建民与上诉人郑州市惠济区城市综合执法局（以下简称“惠济区执法局”）因扣押财物行政行为违法及行政赔偿一案，不服河南省郑州惠济区人民法院（2020）豫0108行初58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审理查明：2018年3月15日，惠鑫公司与张建民签订了《车辆挂靠服务合同》一份，约定张建民自愿将其自有的陕Ｃ×××**号重型自卸货车（车架号：LZGCR2N65JB000568，发动机号：1018B002496）挂靠到惠鑫公司名下经营。2019年3月1日，被告惠济区执法局的工作人员巡查发现该车辆实施了“未经核准处置建筑垃圾、运输建筑垃圾并随意倾倒”的行为。当日，被告制作《行政处罚案件立案审批表》，依法进行了现场勘验、拍摄了现场照片并制作了现场检查笔录。同日，被告作出惠城管责改通字〔2019〕第1572号《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先行登记保存证据审批表》及惠城管登存通字〔2019〕第39号《先行登记保存证据通知书》，并将《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先行登记保存证据通知书》直接送达给涉案货车的司机苏小康。《先行登记保存证据通知书》载明：对涉案车辆陕Ｃ×××**号重型自卸货车予以先行登记保存，自2019年3月1日至2019年3月7日，以异地保存方式，存放于执行局停车场；在此期间，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不得销毁或转移证据。2019年4月9日，被告作出惠城管登处通字〔2019〕第18号《先行登记保存证据物品处理通知书》，载明：解除对涉案车辆陕Ｃ×××**号重型自卸货车的登记保存。2019年8月2日，被告作出（惠城管）罚决字〔2019〕第02-14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惠鑫公司予以警告并合并罚款八万元。被告于当日向惠鑫公司邮寄送达该决定书，2019年8月5日，惠鑫公司签收决定书。后惠鑫公司将被告诉至高新区法院，要求撤销上述决定书。2019年12月30日，高新区法院作出（2019）豫0191行初40号行政判决书，变更上述决定书的第2项内容，将罚款数额变更为五万元。惠鑫公司不服该判决书，上诉至郑州中院，该院于2020年4月29日作出（2020）豫01行终109号行政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9年8月，张建民将惠济区执法局诉至高新区法院，要求确认惠济区执法局作出先行登记保存证据措施行政行为违法，并要求赔偿车辆被违法扣押期间的损失195000元。2019年12月29日，高新区法院作出（2019）豫0191行初41号行政裁定，认为被告作出的惠城管登存通字〔2019〕第39号《先行登记保存证据通知书》系被告基于行政处罚调查取证而实施的先行登记保存行为，属于过程性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裁定驳回张建民的起诉。该裁定已生效。2019年8月31日，张建民向高新区法院邮寄先予执行申请书，请求先予放行涉案车辆。2019年9月11日，原告将涉案车辆从惠济区执法局停车场取走。经惠鑫公司申请，2020年8月17日，陕西永恒保险公估有限公司作出陕永估字（2020）第044号评估报告，评估意见为：陕Ｃ×××**重型自卸货车日停运损失费为1066元，其中营运净收入损失为每日500元。被告对该评估报告有异议，但认为不存在提起司法鉴定程序的必要，故不申请进行司法鉴定。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一是本案是否属于重复起诉；二是被告自2019年3月8日起扣押涉案车辆的行为是否违法；三是原告的损失如何确定。对此，该院阐述如下：争议焦点一重复起诉问题。张建民曾要求确认惠济区执法局作出先行登记保存证据措施行政行为违法，并要求赔偿车辆被违法扣押期间的损失195000元，高新区法院认为先行登记保存行为属于过程性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裁定驳回张建民的起诉。本案系原告要求确认被告自2019年3月8日起扣押车辆的行为违法，此行为系事实行为，系独立的行为，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诉讼请求并不相同，故本案不构成重复起诉。争议焦点二被告自2019年3月8日起扣押涉案车辆的行为是否违法问题。2019年3月1日，被告作出惠城管登存通字〔2019〕第39号《先行登记保存证据通知书》，对涉案车辆陕Ｃ×××**号重型自卸货车予以先行登记保存，自2019年3月1日至2019年3月7日，以异地保存方式，存放于执法局停车场。2019年4月9日，被告作出惠城管登处通字〔2019〕第18号《先行登记保存证据物品处理通知书》，载明：解除对涉案车辆陕Ｃ×××**号重型自卸货车的登记保存。在该院对被告代理人的询问中，被告陈述称期限届满后，原告持《先行登记保存证据通知书》即可将车辆开走，并称口头告知过原告该事项，但被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明确告知原告期限届满即可提车的情况，《先行登记保存证据通知书》亦未明确告知期限届满后的注意事项，且该陈述与被告2019年4月9日作出解除对涉案车辆的登记保存的行为自相矛盾。直至2019年9月11日，原告才将涉案车辆从被告的停车场取走。故该院认为，被告于2019年3月8日至2019年9月11日（共计188天）扣押涉案车辆的行政强制行为，超越了法定权限，属于违法扣押车辆。争议焦点三原告的损失如何确定问题。因行政机关违法实施行政强制受到损害的，行政相对人有权依法要求赔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造成损害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八）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直接损失”应是违法行政行为造成的现有财产的直接减少或灭失。本案中该院认为直接损失应以营运净收入损失确定较为适宜，故原告损失为500元/天×188天=94000元。原告要求被告赔偿评估报告中的保险费、车船使用税、司机工资、车队服务费及诉请中的年审超期罚款、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车辆保养费、评估费等费用均不是直接损失，不属国家赔偿范围，该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四条、第九条、第三十六条第八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七十六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被告郑州市惠济区城市综合执法局于2019年3月8日至2019年9月11日扣押陕Ｃ×××**号重型自卸货车的行政行为违法；二、被告郑州市惠济区城市综合执法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原告宝鸡惠鑫运输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张建民营运净收入损失94000元；三、驳回原告宝鸡惠鑫运输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张建民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郑州市惠济区城市综合执法局负担。上诉人惠鑫公司、张建民不服，上诉请求：一、二审法院维持一审法院第一项即确认被上诉人郑州市惠济区城市综合执法局于2019年3月8日至2019年9月11日扣押陕Ｃ×××**重型自卸货车的行政行为违法；二、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判决第二、三项，依法改判被上诉人赔偿二上诉人车辆被超期扣押的营运损失200408元(1066元／日×188日＝200408)；判令被上诉人赔偿二上诉人车辆因超期扣押的年审超期罚款、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车的保养费、评估费等损失71684.13元。以上合计272092.13元。三、判令被上诉人承担二审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确认被上诉人行政违法有理。上诉人宝鸡惠鑫运输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名下的的陕Ｃ×××**号重型自卸货车，挂靠人张建民雇佣司机苏小康驾驶该车2019年3月1日因拉建筑垃圾遭被上诉人郑州市惠济区城市综合执法局行政处罚。被上诉人以先行保存证据对上诉人的车进行查扣，上诉人的车辆不属于先行保存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证”的两种情况。退一步讲，即使必须先行保存证据，2019年3月7日就应返回上诉人车辆，在行政诉讼案件审理过程中，上诉人张建民于2019年8月31日向法院提出《先予执行申请书》后，在法院的督促下，被上诉人于2019年9月11日才将涉案营运车辆返还上诉人，导致上诉人车辆超期年检，遭到罚款处理。在此期间，上诉人花费了大量的人力与物力与被上诉人进行交涉，损失巨大。二、一审法院判决赔偿直接损失无法律依据。一审法院确认了被上诉人行政违法，但对于上诉人的损失仅以营运净收入每日500元认定较为适宜进行赔偿，对于其他损失无理驳回赔偿请求，无法律依据。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判决直接损失不当，理由如下：1.一审法院曲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的规定。上诉人于2020年8月5日委托陕西永恒保险公估有限公司对陕Ｃ×××**重型自卸货车日停运损失进行评估，评估陕Ｃ×××**重型自卸货车日停运损失费为1066元，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资产评估准则、市场法则评估方法，严格按照评估程序，对于上诉人发生于2019年3月1日车辆陕Ｃ×××**重型自卸货车的日停运损失，按照评估基准（2020年8月6日）的市场价值评估，日停运损失＝固定支出＋营运净收入。一审法院断章取义，判决支持了营运净收入每日500元作为赔偿依据，破坏了陕永估字（2020）第044号评估报告的完整性、严谨性、科学性，判决理由牵强，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而上诉人缴纳的强制保险费、商业保险费、车船使用税、车队服务费、公路货物运输保险、雇主责任保险、GPS导航服务费等费用均有相关票据作为证据，实际发生，况且司机工资亦是足额发放，未有苛扣，均是直接损失，上诉人作为挂靠单位抑或是实际支配人，均依法依规缴费，未有怠慢，所有损失应为直接损失。而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评估费等费用是上诉人实际支付的188天内的直接损失，并未夸大，如果不支付评估费，就无法得到评估报告，该费用系一定要支付的费用。退一步讲，一审法院如果认定上诉人在维权过程中损失的直接费用的发生没有法律依据，评估报告的日停运损失一审法院主观臆断，让上诉人的损失进一步扩大，实属无理。2.被上诉人既不申请重新鉴定，又不申请评估报告公估人员出庭作证接受法庭的询问，视为对自己权利的放弃。但被上诉人又认为以营运净收入每日500元作为赔偿标准不合理，一审法院采信该抗辩理由，于法无据，不符合法律精神，以直接损失为由驳回了上诉人的其他赔偿请求，是对评估报告的曲解。综上，一审法院确认被上诉人行政违法有理，但以直接损失不支持评估报告的日停运损失，无法律依据。惠济区执法局对惠鑫公司、张建民的上诉答辩称：首先，先行登记保存证据系证据保全行为，并非扣押，而且在先行登记保存证据通知书中也明确载明了期限为2019年3月1日至2019年3月7日，因此惠鑫公司及张建民关于保存期限期满即可提车的事实应当明知。其次，在惠鑫公司撤销行政处罚决定的诉状中明确自认五个多月以来从未向执法局索要过车辆。在一审庭审中张建民也承认，2019年3月1日至2019年9月21日从未主张过权利。再次，在惠济区执法局提交的证据八中明确载明解除登记保存的时间节点为2019年4月9日，该时间恰恰是因为在2019年3月1日惠济区执法局经询问并调查取证后，直至2019年4月9日张建民才再度至惠济区执法局接受询问（详见证据12），因此惠济区执法局在作出先行登记保存证据的行为过程中，不存在任何刻意扣押惠鑫公司车辆的行为。另外，该授权委托书从常理来说，不可能由惠鑫公司当场出具并加盖，因此该授权委托书及相关资料的提交时间必然为2019年3月1日之后，2019年4月9日出具给苏小康的委托书，说是同一天出具的是虚假的，因为当时答辩人直接对车辆进行先行登记保存，同时进行现场检查及勘验。最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如果当事人一并提出行政赔偿请求和确认违法的，人民法院应当分别立案，根据具体情形可以合并审理或单独审理，但绝非在同一案件中进行审理。另外，早在2019年8月12日张建民即向高新区法院起诉，诉请确认该先行登记保存证据行为违法，高新区法院以该行为属过程性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为由驳回其起诉，因此惠鑫公司、张建民的起诉，属于重复起诉，在人民法院已受理的情形下，因驳回其起诉。上诉人惠济区执法局不服，上诉请求：1.撤销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豫0108行初58号行政判决，改判驳回宝鸡惠鑫运输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张建民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先行登记保存证据系《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行政处罚程序中的证据保全行为，登记保全行为不具备强制性，仅为调查取证的一种方式，保全到期后，行政相对人有权随时取回保全标的物。上述法律规定不仅仅针对行政机关，对相对人亦具有约束力。惠济区执法局于2020年3月1日作出的《先行登记保存证据通知书》明确载明先行登记保存证据的期限为“自2019年3月1日至2019年3月7日”，涉案司机按照证据保全程序将车辆开到指定停车场时，惠济区执法局未扣留车辆行车证、司机驾驶证，机动车钥匙，上述证件和车辆钥匙均由惠鑫公司、张建民自行掌握（详见惠鑫公司、张建民证据四第2份录音），保全到期后，相对人及司机办理提车不存在任何客观阻碍。保全期限到期后，行政相对人怠于提取车辆，至2019年4月9日到惠济区执法局接受询问（惠济区执法局证据12)时，惠济区执法局当日作出《先行登记保存证据物品处理通知书》，明确载明“解除登记保存”，上述文书均经行政相对人签收确认。惠鑫公司在撤销行政处罚决定诉讼的诉状里自认（详见惠济区执法局证据23）五个多月以来从未向执法局索要过车辆，在一审庭审中，张建民也承认2019年3月1日至2019年9月21日期间惠鑫公司从未向执法局主张过权利且未向张建民出具办理提车手续的授权委托。法律规定保全到期后，行政相对人有权随时提取车辆。同时行政相对人持有提车以及驾驶车辆驶离行车场的一切证照和条件，相对人怠于提车造成车辆停放在停车场的事实如此清楚明确，同一行为在一审判决中就被分解为“2019年3月1日至2019年3月7日”是证据保全，2019年3月8日之后就是违法扣押。如此裁判逻辑，是否是在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关于证据保全期限的规定仅仅是对拥有执法权的行政单位有效，而对行政相对人就不具有任何法律约束力。行政相对人不提车，即使法律没有规定，行政单位也要想尽一切办法通知相对人提车甚至将车辆送到相对人手中，未履行上述行为就是违法，一审法院如此裁判，试问哪条法律规定证据保全到期后，行政单位有通知义务？如此裁判逻辑与“法无授权即禁止”的行政法基本原则相悖。二、原审判决审理程序严重违法。1.惠鑫公司、张建民的诉讼请求违反一行为一诉讼的行政案件受案基本原则，原审法院将确认行政行为违法及行政赔偿合并审理，存在严重的程序性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当事人在提起行政诉讼的同时一并提出行政赔偿请求，或者因具体行政行为和与行使行政职权有关的其他行为侵权造成损害一并提出行政赔偿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分别立案，根据具体情况可以合并审理，也可以单独审理。”河南省高院发布的《关于审理违法征收、违法强拆类行政赔偿案件的工作指南（试行）》第二条规定“行政行为未经确认违法，赔偿请求人直接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如何处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实施征收、强拆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并造成损害，但该行政行为尚未被确认违法，赔偿请求人直接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法院应不予立案；已经立案的，应裁定驳回起诉。行政行为已被确认违法，赔偿请求人不经向行政赔偿义务机关提出赔偿申请，直接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法院应当受理。”原审庭审程序在惠济区执法局及代理人多次提出异议的情况下，强制将行政过错和赔偿两个程序合并处理，并且直接启动定损的司法鉴定。自2015年行政诉讼法生效后，该判决突破该院一贯坚持的先过错后赔偿的惯例，首创了惠济区行政辖区内裁判先例，硬生生把行政赔偿案件办成了民事交通事故案件。耐人寻味的是，本案之后，原审法院行政赔偿案件又恢复到先过错后赔偿的拆分程序，足见本案特殊。2.惠鑫公司、张建民基于同一法律事实提出相同诉讼请求，构成重复起诉，在已受理的情形下应驳回起诉。2019年8月12日，张建民即向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简称高新区法院）提起诉讼，诉请确认先行登记保存证据行政行为违法，并赔偿2019年3月1日至2019年9月11日期间停运损失。2019年12月29日高新区法院作出（2019）豫0191行初41号行政裁定，以先行登记保存行为系过程性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为由，驳回张建民起诉。张建民收到该裁定后，未提起上诉。通过一审诉状可知，惠鑫公司、张建民的诉请依然为确认超期先行保存证据违法并赔偿营运损失等。惠鑫公司、张建民基于同一法律事实提出相同诉讼请求，构成重复起诉，在已受理的情形下应驳回起诉。3.惠鑫公司提起的关于撤销处罚决定的诉讼已对包含先行登记保存证据在内的全部行为进行审查并作出处理，且生效判决的论述而非事实认定也无法成为当事人再度提起诉讼的依据。惠鑫公司提起的关于撤销处罚决定的诉讼，因行政诉讼法规定全面审查原则，经一、二审程序已对包含先行登记保存证据在内的全部行为进行审查并作出处理。虽然（2020）豫01行终109号行政判决在该院认为部分载明“关于上诉人称被上诉人超期扣押涉案车辆违法问题，该扣押涉案车辆的行为系独立的行政行为，上诉人如认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可以另行主张。”但基于个案审判的情形，该案的承办法官并未知晓张建民已提起过确认先行登记违法及赔偿损失之诉，并被高新区法院依法驳回的事实，该论述非事实认定无法成为惠鑫公司、张建民再度提起诉讼的依据。4.惠鑫公司、张建民的起诉已超过起诉期限，在已受理的情形下应驳回起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的。”惠济区执法局于2020年3月1日作出《先行登记保存证据通知书》，2019年9月11日张建民到停车场将车辆开走。截至2020年9月10日，已远远超出六个月的起诉期限。在人民法院已受理的情形下，亦应驳回其起诉。综上，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基础上，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惠鑫公司、张建民答辩称：一、其提出的诉并非针对先行登记保存证据的证据保全行为。其在一审中的诉讼请求是确认超期扣押的违法行为，是不同的诉讼请求。保存证据物品处理通知书是2019年4月9日作出，已经超过了7日的证据保全期限，解除登记保存通知作出后也不放行案涉车辆，故其不能视为解除放车的通知，而是继续违法扣车。在进行行政诉讼之时，通过申请法院先予执行，在法院法官的协调下，2019年9月11日案涉车辆才被放行，在放行的过程中仍然通过电话沟通，经过领导同意方才放行。执法局一二审中一再强调车钥匙在我方手中，有权随时提取车辆，是一厢情愿的托词，视法律为儿戏，在违法行政时不计后果，面对行政赔偿推脱责任，至今未向我方书面告知超期扣押车辆的理由，所以起诉期限是没有过期的。二、本案程序未违反国家的法律规定。上诉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审理行政赔偿案件案件情况可以合并审理，也可以单独审理，并非一锤定音。上诉人所称河南省高院《关于审理违法征收、违法强拆类行政赔偿案件的工作指南（试行）》是地方工作指南，并非法律规定，不能对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及最高法的相关规定。一审法院依法审理案件并未直接启动定损的司法鉴定程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上诉人在一审中既不申请重新鉴定，又不申请评估师出庭质证，是对自己权利的放弃。一审法院依据的是被上诉人提供的鉴定书，这是法律对行政赔偿案件证据的规定，并非一审法院启动的鉴定。上诉人认为一审程序错误的理由是旧事重提。至今上诉人未向被上诉人书面告知超期扣押车辆的理由，上诉人作为执法局，是无权扣押案涉车辆的，先行证据保全措施七天之后系违法超期扣车，没有书面告知，故本案诉讼没有超出法律规定的期限。一审法院确认超期扣押车辆违法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法律依据明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支持原审原告的上诉请求。二审经审理除认可一审查明事实外，二审另查明，2019年8月张建民在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起诉惠济区执法局确认违法及行政赔偿一案中，张建民诉讼请求为“1.确认被告作出先行登记保存证据措施行政行为违法；2.要求被告赔偿车辆被违法扣押期间的损失19.5万元（自2019年3月1日至2019年9月21日止，每天损失按1000元计）。”本院二审庭审中，张建民及惠鑫公司对2019年4月9日《先行登记保存证据物品处理通知书》上“苏小康”的签名指印真实性提出异议，称当日苏小康就不在郑州，他不可能签名；因当日签署该通知书时，惠鑫公司提交有落款时间为2019年4月9日的委托苏小康的《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惠鑫公司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及苏小康的身份证件等，本院询问张建民及惠鑫公司何故，张建民称当日是其自己在该通知书上签署“苏小康”的名字并捺印的，张建民要签自己的名字，惠济区执法局不让，说授权书上是苏小康，只让签“苏小康”的名字。另该《先行登记保存证据物品处理通知书》对涉案车辆的处理意见为“解除登记保存”。该通知书上还注明“本通知一式三联，一联交当事人，另两联留存。”本院询问惠济区执法局是否向惠鑫公司（或张建民）送达了当事人联，其称签字确认即视为知道了，没有送达回证；张建民及惠鑫公司称只让签字了，没有送达。此外，涉案行政执法程序及《先行登记保存证据通知书》《先行登记保存证据物品处理通知书》《行政处罚决定书》等文书均是针对“宝鸡惠鑫运输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的。本院认为：一、关于本案确认扣押车辆行为违法与行政赔偿事项是否应当分案，一审未分案是否构成一审审理程序违法并足以改判一审判决或将本案发回重审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当事人在提起行政诉讼的同时一并提出行政赔偿请求，或者因具体行政行为和与行使行政职权有关的其他行为侵权造成损害一并提出行政赔偿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分别立案，根据具体情况可以合并审理，也可以单独审理。”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案件案号的若干规定》，行政赔偿案件案号中的类型代字为“行赔”，而行政诉讼案件案号中的类型代字为“行”字。因此，对于惠鑫公司及张建民一并提起的确认扣押车辆行为违法与行政赔偿事项，依法一审法院确实应当分别立案，一审法院未予分别立案不当，本院予以指正。但是该问题仅仅是立案及案号上的技术性问题，并不影响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如果仅因该问题就将本案发回重审，势必给当事人造成诉累，故本院不再因此而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起诉。二、关于本案是否构成重复起诉、超期起诉问题。由于张建民自愿将其自有涉案车辆挂靠在惠鑫公司名下，对外而言，法律上表象的涉案车辆所有权人为惠鑫公司，涉案行政执法程序及《先行登记保存证据通知书》《先行登记保存证据物品处理通知书》《行政处罚决定书》等均是针对惠鑫公司的，因此，关于涉案车辆被超期扣押以及由此引发的行政赔偿问题，也应当由惠鑫公司统一对外主张，至于张建民与惠鑫公司内部的挂靠关系双方可自行处理。一审法院鉴于张建民系实际车主，损失大部分归属于他，且张建民和惠鑫公司对此均无异议，故未对张建民和惠鑫公司的诉权加以区分，对该问题本院予以指正，但也不再因此而改判一审。2019年8月张建民以自己的名义在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起诉惠济区执法局确认违法及行政赔偿一案中，其诉讼请求为“1.要求确认被告作出先行登记保存证据措施行政行为违法；2.要求被告赔偿车辆被违法扣押期间的损失19.5万元（自2019年3月1日至2019年9月21日止，每天损失按1000元计）。”由于其第一项诉讼请求将被诉行政行为描述为“先行登记保存证据措施行政行为”，该院认为该行为属于过程性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裁定驳回了张建民的起诉，该裁定已经生效。但结合该案中张建民的两项诉讼请求来看，张建民实际上是将2019年3月1日至2019年9月21日止的扣押车辆行为及其损失赔偿一并主张了。因此，本案中张建民的诉讼标的及诉讼请求实际上已经被前诉所涵盖。但鉴于该一审裁定因双方均未上诉已生效，且该裁定并未对本案中张建民与惠鑫公司主张的2019年3月8日以后的扣押车辆行为违法及其行政赔偿问题进行实体审理裁判，如本院坚持让张建民对该一审裁定申请再审而在本案中驳回其起诉的话，会给当事人造成诉累，也不利于本案纠纷的及时解决，并且惠鑫公司并未对本案争议提起过诉讼，因此基于上述考虑，本院不再认定张建民、惠鑫公司本案诉讼属于重复起诉。关于超期起诉问题，因张建民、惠鑫公司对先行登记保存证据措施或扣押车辆行为，以及行政处罚行为等不服，一直分别在诉讼主张，故本院认为不宜认定其起诉超期。关于涉案扣押车辆行为是否违法以及一审确定赔偿金额是否适当问题。据涉案《先行登记保存证据通知书》《先行登记保存证据物品处理通知书》显示，合法的先行登记保存证据的期限为2019年3月1日至2019年3月7日。那么2019年4月9日惠济区执法局才制发《先行登记保存证据物品处理通知书》解除登记保存，且其并未举证证明存在免责事由，故2019年3月8日至2019年4月9日期间的扣押车辆的行为显然是违法的。对于2019年4月9日张建民代“苏小康”在《先行登记保存证据物品处理通知书》签字确认后，张建民应当清楚知道惠济区执法局已经向惠鑫公司出具了解除登记保存的通知书，也应当知道涉案车辆已经解除登记保存了。但是对于涉案车辆究竟何故继续在惠济区执法局停车场存放，双方分歧很大，张建民和惠鑫公司称是惠济区执法局故意扣车不放、其多次索要无果；惠济区执法局称张建民和惠鑫公司为了给其施压免于行政处罚有意不来取车。对此本院认为，《先行登记保存证据物品处理通知书》显示一式三联、一联交当事人，但经本院确认，惠鑫公司（或张建民）并未持有当事人联，而惠济区执法局也无证据证明其向惠鑫公司（或张建民）送达了当事人联，因此，在当事人并未持有《先行登记保存证据物品处理通知书》当事人联，且涉案车辆系在惠济区执法局停车场存放并由该局控制，未经其同意车辆不可能开走，而惠济区执法局也无证据证明其已经尽到审慎注意义务、多次催促惠鑫公司（或张建民）领取车辆而其拒绝前来领取的情况下，涉案车辆实际上较长时间滞留惠济区执法局停车场，应由惠济区执法局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故一审确认惠济区执法局2019年3月8日至2019年9月11日扣押涉案车辆行为违法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还应当说明的是，张建民虽称其多次电话或到惠济区执法局要车，但据证据显示，惠鑫公司就涉案车辆被查扣及接受处理等事宜出具授权委托书的代理人是苏小康，而非张建民。即便张建民确实曾经要过车，因其并无惠鑫公司的授权委托书，严格依法来讲，惠济区执法局在明知法律意义上的车主及行政相对人是惠鑫公司且张建民并无惠鑫公司授权委托书的情况下，是不敢、也不能直接对张建民交还车辆的。而惠鑫公司及张建民均未提交证据证明惠鑫公司或其委托的苏小康或者其他代理人前来提取车辆而被拒绝。惠济区执法局明确称惠鑫公司从未前来主张或领取过涉案车辆，该观点从法律意义上讲是成立的。因此，对于涉案车辆长期滞留在惠济区执法局停车场，惠鑫公司及张建民也存在一定的过错，其提交证据并不足以全部免除其责任。关于一审酌定赔偿金额是否适当问题。一审法院主要是参考张建民及惠鑫公司单方提供的涉案货车日停运损失的评估报告（每日营运净收入市场价500元），其中明确载明“本评估报告结果未考虑流动性对评估对象价值的影响”，且评估基准日为委托评估日即2020年7月31日，并非对涉案车辆实际被扣押2019年3月8日至2019年9月11日期间的每日损失的评估。即一审按照每日营运净收入市场价500元的标准计188天酌定赔偿金额，并未扣除客观上车辆运营一段时间后需要停运检修以及因市场因素客观上不会188天满天运营的相关收入。而其中的强制保险费、商业保险费、车船使用税、公路货物运输保险、车队服务费等是其保障正常运营所必须支付的费用，也是其获得营运净收入所应当自行支付的成本，不属于国家赔偿法规定的直接损失的范畴，张建民及惠鑫公司主张上述费用也应由国家赔偿，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其主张的司机工资，涉案车辆被扣押期间显然不存在因开车需要雇佣司机的问题，如在涉案车辆停运188天期间内其仍自愿支付司机工资，属于其自身问题，国家对此不承担赔偿责任。对于其主张的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属于其维权成本，不属于国家赔偿法规定的直接损失，不予赔偿。关于车辆的保养费，因车辆较长时间内搁置，车辆开回后需要保养，该部分费用国家应承担一部分，但是其提供的单据仅为销售单复印件而非正式发票，且其主张的该项费用31680元中仅12条轮胎就达28800元，明显高于公开查询的同类型车辆车胎市场价1000元左右的价格，本院不予接受。另评估费3000元提供有评估报告和发票，年审超期罚款，与车辆被扣有直接关系，依法应予支持。综合考虑上述情况以及惠鑫公司及张建民对涉案车辆较长时间滞留惠济区执法局停车场也存在一定的过错，本院认为一审法院参考惠鑫公司及张建民单方提供的评估报告中确定的每日营运净收入500元标准按照实际扣押188天计算的赔偿金额，足以涵盖包括惠济区执法局应当承担的部分车辆保养费、评估费、年审超期罚款在内的各项损失，足以弥补涉案车辆被违法扣押造成的各项直接损失，故本院予以认可。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均不予支持。一审判决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两方上诉人均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魏丽平审判员  张 启审判员  张志立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张静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