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1274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邵秀英，女，1972年4月1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剑华，上海瀛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春梅，上海瀛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卫邻，女，1948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徐汇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顾希希，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高胜宁，男，1982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顺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连小龙，上海市鹤铭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邵秀英因与被上诉人徐卫邻、原审第三人高胜宁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20）沪0104民初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邵秀英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徐卫邻原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邵秀英和徐卫邻之间素不相识，也不存在借贷合意，徐卫邻转账附言“借款”系徐卫邻单方意思表示，不能据此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借款合意；系争款项实际是邵秀英向第三人高胜宁的借款，款项的流向也可以证明，高胜宁才是实际的出借方，故徐卫邻无权要求邵秀英向其归还借款；本案借款资金涉及刑事案件，应当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徐卫邻辩称，不同意邵秀英的上诉请求，邵秀英有借款的表示，徐卫邻有出借的行为，双方形成了真实的借贷关系，虽然双方不认识但并不影响双方之间借贷关系的成立，如果邵秀英认为没有向徐卫邻借款理应在收到4,000万元后即予以返还；本案与刑事案件没有关联性，即使资金来源不合法，也不直接导致本案的民间借贷行为无效。原审判决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高胜宁述称，涉案4,000万元是第三人高胜宁出借给邵秀英的款项，款项是由山东XX公司打给高胜宁，高胜宁再打给徐卫邻，再由徐卫邻打给邵秀英，之后邵秀英也已经将款项归还给高胜宁；第三人同意邵秀英的上诉请求及理由，本案中徐卫邻无权向邵秀英主张借款，请求二审法院支持邵秀英的上诉请求，改判驳回徐卫邻的原审诉讼请求。徐卫邻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邵秀英向徐卫邻归还借款本金人民币4,000万元；2.判令邵秀英向徐卫邻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以4,00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自2020年2月17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3.判令邵秀英承担保全费5,000元、财产担保费40,000元。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6月26日，徐卫邻尾号为5576的银行账户向邵秀英尾号为0793的银行账户转账4,000万元。附言：借款。高胜宁主张上述款项是联创公司支付给高胜宁的股权收购意向金，待收购完成后需要还给联创公司，高胜宁称，其与山东A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在高胜宁收到4,000万元后，补签了协议，说明该款项需要归还。2018年6月25日联创公司的董事长秘书胡某（音）电联高胜宁，表示有笔钱款打到高胜宁账上，让高胜宁再转出去，次日，孔某电联高胜宁表示邵秀英需要借款，故高胜宁将上述款项转账给徐卫邻，高胜宁并不清楚具体情况。高胜宁提供的证据显示，2018年6月25日孔某将徐卫邻银行账户告知高胜宁。A公司于2018年6月26日向高胜宁累计转款4,000万元，业务摘要：股权、股权并购款。高胜宁收款后当日将邵秀英的银行账户信息告知孔某，并告知孔某“款到账了，我让石某去柜台转徐老师账户上”，孔某表示确认。高胜宁向石某发出以下信息：“4000万整”、“留好凭证锁保险柜”“老胡那边再（在）催”、“你让老孔尽快给打过去”，石某在完成向徐卫邻汇款后，将汇款凭证照片发给高胜宁，高胜宁表示确认。另，刘某（音）在向徐卫邻汇款时，询问石某用途需要填写什么，石某询问孔某，孔某表示写“往来”，后因刘某（音）提出写往来不行，必须要具体的如货款或者什么费用，石某和孔某确认，孔某告知写“还款”。A公司与高胜宁签订的《股权收购意向协议》（复印件）（签订日期处空白）显示，双方就Y公司剩余49.9%的股权进行收购，约定在协议签署5个工作日内，A公司向高胜宁支付4,000万元意向金，发生以下事项，高胜宁需要退还全额意向金：双方完成以上股权收购事宜；以上股权收购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未获得中国证监会审核通过；双方协商终止以上股权收购事项。A公司与高胜宁签订的《股权收购意向协议之补充协议》（复印件）（签订日期处空白）显示，补充内容为：无论股权收购事宜中的募集配套资金是否发行成功，高胜宁归还上述4,000万元意向金的时间不得晚于2019年12月31日，另约定了如不归还，A公司将采取措施：向法院诉讼；终止股权收购事项，以总价1元回购A公司发行的54,719,584股股份并注销，不再发行配套募集资金。对于高胜宁的上述主张及证据，徐卫邻表示，徐卫邻系孔某的母亲，徐卫邻系Z公司（以下简称Z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且持有Z公司95%的股权，Z公司在Y公司有14.325%的股权，由高胜宁代持，涉案的4,000万元系收购Y公司的股权收购款，高胜宁将代持股权所获得的现金对价中的部分支付给徐卫邻。对于转账备注“还款”，虽然是孔某要求的，但是石某系高胜宁安排转账的人员，对于汇款过程中的情况，不会不向高胜宁汇报，石某向高胜宁汇报后，高胜宁回复“OK”表示了确认。高胜宁主张4,000万元系意向金，徐卫邻表示，相关协议及补充协议均系复印件，且所盖公章不一致，签订时间均发生在本案款项出借之后，与本案款项无关。高胜宁表示邵秀英已在一审诉讼过程中归还涉案款项。高胜宁提供的证据显示：2020年7月9日，高胜宁尾号为7796的银行账户入账4,000万元（高胜宁确认系邵秀英还款），高胜宁收到上述款项后，同日向山东B有限公司转账4,000万元，附言：退还联创公司股权转让意向金还款。山东B有限公司于2020年7月9日出具证明，证明收到高胜宁4,000万元退还联创公司股权转让意向金还款。联创公司于2020年7月9日出具证明，证明因公司涉及法律诉讼，银行账户被查封，故指定山东B有限公司账户收取高胜宁退还的股权转账意向金。对于高胜宁的上述主张及证据，徐卫邻表示，联创公司出具的证明，所盖公章与高胜宁提供的协议上的公章不一致，且联创公司如有股权转让，需要进行公告，山东B有限公司的董事长系邵秀英，该公司出具的证明，真实性存疑。一审另查明，Z公司于2010年12月23日成立，注册资本10万元，徐卫邻实缴9.5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徐卫邻，登记为执行董事。2016年9月23日，Z公司委托高胜宁代持Y公司14.325%股份。同日，高胜宁、Z公司、Y公司确认高胜宁代Z公司持有Y公司14.325%股权，同时，高胜宁替Y公司的管理团队代持Y公司的股权，高胜宁及Y公司的管理团队持有Y公司股权比例合计15.625%。2017年9月29日，《山东A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上海C有限公司50.10%股权的公告》中对交易基本情况的描述为：2017年9月29日，A公司与高胜宁、李某、XX（上海）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XX（上海）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签署《山东A股份有限公司与高胜宁等4名投资者之》，决定以现金形式收购前述4名投资者持有的Y公司50.10%股权，交易对方取得现金对价后自二级市场增持公司已公开发行的A股股票。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直接持有Y公司50.10%股权，Y公司将成为公司之控股之公司。另对于Y公司的股东及出资比例记录为：高胜宁30%，李某16%，XX（上海）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34%、XX（上海）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20%。其中向高胜宁应支付现金对价19,442万元，转让出资比例15.030%，于标的资产交割日后10个工作日内支付第一期5,832.60万元，自第一期款项支付完毕3个月内支付13,609.40万元，支付至共管账户，并明确约定共管账户资金的用途。2017年10月16日，《山东A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上海C有限公司50.10%股权之标的资产过户完成情况的公告》显示，A公司成为Y公司的控股股东，持股比例50.10%，于2017年10月16日领取了新的营业执照。2018年12月14日，《山东A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公告》显示，中国证监会核准A公司向高胜宁发行21,887,833股股份等。2018年12月19日，《山东A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标的资产完成过户的公告》显示，截至公告日，Y公司已办理完成转让的49.90%股份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A公司持有Y公司100%的股权。徐卫邻支付给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费4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徐卫邻主张邵秀英向其借款，提供了转账记录，转账记录亦备注了借款，对于高胜宁提出的异议，进一步举证证明徐卫邻对涉案的4,000万元具有合法权利，邵秀英对此未进行抗辩，故对于徐卫邻主张其与邵秀英存在借贷关系，一审法院予以确认。高胜宁主张4,000万元系股权转让意向金，需要返还，提供的相关协议和补充协议均系复印件，签订日期不明（高胜宁确认协议和补充协议系转款后签订），对真实性无法认定，协议中对于4,000万元的表述与A公司向高胜宁转款时的标注内容“股权、股权并购款”不一致，故对高胜宁主张涉案款项系意向金，需要返还，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对于高胜宁主张邵秀英已归还涉案款项，一审法院认为，高胜宁提供的交易记录仅能显示其银行账户转入4,000万元，并不能证明邵秀英系汇款人，出具证明的两家公司，与邵秀英存在利害关系，且在案证据表明，两家公司并非涉案款项的权利人，其证明不能证实邵秀英还款，另，邵秀英、高胜宁明知徐卫邻主张涉案款项的权利，在一审第二次庭审前，完成了上述转账，其行为明显系为对抗一审诉讼而进行，因此，难以认定邵秀英已归还涉案款项。综上，徐卫邻要求邵秀英归还4,000万元，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徐卫邻主张邵秀英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符合相关规定，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徐卫邻主张邵秀英承担财产担保费，并无合同依据，一审法院不予确认。邵秀英经一审法院传票传唤未出庭应诉，视为放弃诉讼权利。一审法院审理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作出判决：一、邵秀英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徐卫邻借款本金4,000万元；二、邵秀英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徐卫邻支付利息，以4,00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计算，自2020年2月17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三、驳回徐卫邻要求邵秀英支付财产担保费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41,800元，保全费5,000元，均由邵秀英负担。二审期间，邵秀英提供如下证据材料：1.转账明细四份，用以证明其已经将4,000万元归还给高胜宁；2.立案告知书，证明孔某因涉嫌合同诈骗已经被刑事立案侦查；3.另案民事裁定书，证明相关案件已经被法院移送公安机关处理。高胜宁提供合伙人决议、确认函及相关银行转账流水，证明相关款项实质是基于股权收购产生的转账，并非借款。邵秀英和高胜宁对对方提供的证据均表示认可，徐卫邻对上述证据的关联性和证明力均不予认可。本院经审查认为，邵秀英提供的4,000万元转账明细可以证明其已经将4,000万元转账给高胜宁，高胜宁本人对此也予以认可，故本院对该节事实予以确认；其余证据材料与本案争议之间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经本院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邵秀英于2020年7月9日向高胜宁转账4,000万元。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徐卫邻与邵秀英之间是否存在涉案4,000万元之借贷关系。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成立包括借贷合意及款项交付两个条件，本案中，徐卫邻确实向邵秀英转账4,000万元，且在转账时备注为“借款”，然第一，该转账时的备注系徐卫邻单方意思表示，并不能就此直接认定双方之间达成了借贷合意；第二，徐卫邻自认与邵秀英之间素不相识、素未谋面，4,000万元是根据其儿子孔某的指令进行转账，结合本案的证据材料，并无任何证据能反映邵秀英向徐卫邻提出过借款之请求，而是第三人高胜宁要求徐卫邻的儿子孔某转款并向孔某提供了邵秀英的银行账号，故本案中并无证据证明邵秀英有向徐卫邻借款之意思表示；第三，邵秀英主张其系向高胜宁借款，高胜宁也认可该事实，从本案的银行流水明细来看，高胜宁在2018年6月26日收到山东A股份有限公司转入的4,000万元，同日该款项由高胜宁账户转至徐卫邻账户，同日徐卫邻账户4,000万元转入邵秀英账户，在徐卫邻未能提供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当认定徐卫邻转账给邵秀英的4,000万元即为高胜宁转给徐卫邻的4,000万元，因此高胜宁和邵秀英主张高胜宁系实际出借人符合客观事实。综上，虽然徐卫邻提供了其向邵秀英转账4,000万元的证据，但并不能证明其与邵秀英之间存在借贷合意，故其基于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要求邵秀英返还该款项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不应予以支持。至于邵秀英和高胜宁之间的法律关系，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本院不予审理。综上所述，邵秀英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需要指出的是，本案上诉人邵秀英一审期间经法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应诉，未能就争议款项的性质作出抗辩，一审法院在此基础上作出的判决并无不当，故一审案件受理费应当由上诉人邵秀英负担。鉴于二审期间邵秀英对相关事实及法律关系的抗辩成立，本院对一审判决予以纠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20）沪0104民初1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徐卫邻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41,800元，由邵秀英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41,800元，由徐卫邻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福才审判员  叶 兰审判员  严佳维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韩欣彦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