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3民终3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宜花花卉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乙108号25幢一层26号。法定代表人：荣超，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娜，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晓宇，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生花创意文化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信息路28号6层A座-1415号。法定代表人：刘沁，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晓峰，北京市东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欣慰，北京市东友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北京宜花花卉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花花卉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北京生花创意文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生花创意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5民初445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上诉人宜花花卉公司之诉讼代理人李娜、黄晓宇，被上诉人生花创意公司之诉讼代理人徐晓峰、刘欣慰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宜花花卉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法院判决，改判驳回生花创意公司的全部诉讼请。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对判决宜花花卉公司对生花创意公司支付基础服务费一百零八万元的事实认定错误。1.一审法院误判的重要事实。一审法院称，本案中宜花花卉公司应支付生花创意公司2015年8月至2016年9月期间的代运营服务费108万元。生花创意公司自认已收到自2015年10月至2016年3月期间60万元，本院不持异议。但是，一审法院忽略了重要的事实：（1）除了上述生花创意公司认可的60万元之外，在2016年4月到2016年11月期间，一审生花创意公司向宜花花卉公司累计开具了共计862045.25元的“服务费”发票，宜花花卉公司并按照发票金额向中信银行申请了进行外汇结算并支付服务费，向生花创意公司支付了862045.25元服务费；（2）杭倩曾经向宜花花卉公司法人要求将部分费用支付到其个人以及生花创意公司法人代表刘沁个人账户上，共计的242641.74元；（3）根据生花创意公司提供的一审证据2，宜花花卉公司在2015年8月20日至2015年10月向生花创意公司支付共计26万元。此时，双方公司有且只有这一个合作项目，且双方公司不存在关联。当时备注为借款的原因为生花创意公司因为公司刚刚成立，未能提供相应正确的服务费发票导致。但其实质为双方代运营业务合作，就是在支付相关的代运营服务费用，生花创意公司也未能举证证明当时有借款事情发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有借款的必要性。因此判定双方公司关联，判定此笔借款应另案起诉，不符和案情实际情况。即便根据民法中的对冲原则，上述借款数额加上服务费，已经超过了生花创意公司诉讼请求的数额。因此，宜花花卉公司除对方认可的60万元服务费外，还向对方支付了共计1364686.99元的服务费。可见，一审判决中判定宜花花卉公司仍需要向生花创意公司支付108万元服务费，属于事实认定错误。2.对服务期限的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虽然对本协议在生花创意公司的全体8名员工于并入宜花花卉公司后的解除不持异议，但对解除本协议的日期认定明显错误。杭倩是生花创意公司的占有95%的大股东，她于2016年5月23日和宜花花卉公司签署了劳动合同。从2016年6月起，以杭倩为首的全部8名员工全部转入宜花花卉公司，包括生花创意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沁（对方公证证据中都有记载）。因此宜花花卉公司认为，2016年5月23日是一个标志性的时间界限。对方在前次劳动仲裁案件中，已经被裁定2016年5月23日加入宜花公司工作，而且生花创意公司一审证据17第13页的电邮已经明确显示在2016年6月6日的邮件中宜花花卉公司就进行了确认，即从2016年6月开始，生花创意公司的全部8名员工转入了宜花花卉公司。宜花花卉公司还认为，即使不能确认2016年5月23日是本协议解除的截止日，那么2016年6月1日当全部的8名生花创意公司员工转入宜花花卉公司时也可以认定为本协议的解除之日。从生花创意公司提供的一审证据2中已经明确的显示宜花花卉公司已经将生花创意公司的8名员工的工资和社保转账给宜花花卉公司了。因为一个员工是不可能在两个公司同时交社保的，所以双方的业务也合二为一了。在这种情况下，双方签署的本协议已经没有继续履行的条件了，生花创意公司的公司已经停止了商业运作。生花创意公司提出的2016年9月30日解除明显缺乏事实依据，而一审法院采纳了生花创意公司的主张却拒绝提供其采纳的理由。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2016年5月之后，生花创意公司从没有向宜花花卉公司主张过本协议项下的权利。8名员工所从事的所有商业活动都属于宜花花卉公司的商业计划的一部分，宜花花卉公司是通过生花创意公司的名义转账支付8名员工相应的工资和社保费用，所以这8位员工的工资和社保实际上是宜花花卉公司支付的。对照宜花花卉公司提交的对账单（见宜花花卉公司一审证据2，6-7页）和生花创意公司提交的中信银行业务凭证/客户回单（见生花创意公司一审证据2），从本协议签署之日起，宜花花卉公司就开始给生花创意公司支付每月12万元的服务费。除此之外宜花花卉公司还报销了生花创意公司的办公用品、市场推广费等费用。这些费用都打到了杭倩或刘沁的个人账户上。因此，从2016年5月之后，所有以生花创意公司支付的费用，都是事先从宜花花卉公司的账上转入生花创意公司或杭倩、刘沁个人账上的。每一笔转账在宜花花卉公司提交的证据中都有记录，但一审法院对这一事实视而不见，致使2015年5月到2016年9月宜花花卉公司向生花创意公司所有的支付的费用都算在了宜花花卉公司的欠债，导致了对事实认定的混淆。因此宜花花卉公司认为，一审法院对整个事件发生的逻辑缺乏清晰的分析，从而导致了主观臆断的错误。生花创意公司的主张是没有事实依据的。二、一审法院判决宜花花卉公司向生花创意公司支付销售提成收入730014.40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不仅错误地认定了本协议解除的时间，而且还无视本协议中约定的支付销售收入的条件。本协议第四章第4条第一项约定“双方合作期间，除基础服务费用之外，销售提成收入为店铺每个用户年度花束599之外的销售收入，属于乙方（指生花创意公司，宜花花卉公司注）所有或用于促销销售”。然而，一审法院忽略了在形成上述销售收入是有条件的，即本章本条的第二项，即“乙方于每季度服务完成后的次月5号前把每季度的销售收入提出数据进行统计后提交甲方（指宜花花卉公司，宜花花卉公司注）。如果甲方在收到乙方结算表后，在规定时间里没有提出任何反馈意见，乙方将视作甲方对结果已经确认”。事实情况是，生花创意公司无论在2015年8月-2016年5月期间，还是从2016年6月到2016年9月期间，都没有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向宜花花卉公司提交过数据。虽然生花创意公司也自己生成了相关电子数据（见一审生花创意公司证据3），但宜花花卉公司提交上述证据只能证明销售的情况而非“花束599之外的销售收入”的情况，更何况宜花花卉公司从没有收到过生花创意公司要求取得销售收入提成的请求。生花创意公司没有提交的理由很简单，因为生花创意公司的销售收入并没有花束599之外的销售收入。然而，一审法院完全忽略了“花束599之外的销售收入”这一至关重要的事实，以为是销售收入的提成，这是事实认定的明显错误。从法理上说，宜花花卉公司认为，本条的约定本质上是附条件的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45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失效”。一审法院完全不考虑这些因素就直接下结论，属于法律适用错误。三、一审法院判决宜花花卉公司支付生花创意公司运营推广费40374.00元属于认定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错误。此部分费用宜花花卉公司已经在2016年8月向生花创意公司进行了支付，票据在2016年70211.86的账簿中有明确记录，并有银行付款凭证证明进行了实际支付。除此之外，本协议第四章第5条约定，“运营及推广：根据销售指标所需要进行的淘内运营推广费用的支持由乙方申请销售额资金支付，额度限制原则上为上月销售额的30%，所有市场推广，涉及到费用支出的项目需要提前向甲方进行申请，经甲方同意后方可获得和市场营销活动相关的业务费用，或者在实际项目发生之后向甲方进行费用的提报报销”。首先，生花创意公司在提交的证据9中提交了多份费用报销单，以此来证明其运营推广的合理性。然而，首先双方约定的很清楚，所有相关的费用需要向宜花花卉公司进行提报申请，而不是生花创意公司批准了就可以报销。然而宜花花卉公司注意到在2015年8月至2016年5月双方履行本协议期间，生花创意公司一共有14张费用报销单，基本上都是杭倩审批，其中每一张的报销人都是生花创意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沁。这些费用生花创意公司都没有按照本协议的上述约定由宜花花卉公司批准。其次，在生花创意公司的全体8名员工转入宜花花卉公司的公司后，生花创意公司提交了的单据中，其中有9张是杭倩批准的。假设按照一审法院判定的本协议有效期到2016年9月30日为标准，那9张批准的费用报销也是违反本协议约定的，宜花花卉公司只能认可宜花花卉公司出具报销单的效力和生花创意公司从事的宜花花卉公司业务相关的费用。经宜花花卉公司核查，凡是由宜花花卉公司出具报销单经过审批均已支付完毕（见一审生花创意公司证据9）。事实上证人刘某在第一次庭审中承认所有该报销的费用全部报销，不存在应当报销而没有报销的情况。最后，宜花花卉公司在本协议履行阶段，即到2016年5月，宜花花卉公司一直在支付生花创意公司运营和推广的费用，且不说生花创意公司是否满足了其上月销售额的30%的底线，宜花花卉公司对生花创意公司的费用报销申请一直掌握的标准比较宽松，没有拒绝过。其中据不完全统计，单是生花创意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沁在宜花花卉公司名下申请报销批准并转账的费用就达到8件。在生花创意公司已经取得推广费报销的情况下，仍然主张其所谓的推广费，是一种典型的欺诈行为。应当报销的部分，宜花花卉公司一次性通过费用报销支付给了生花创意公司或法定代表人刘沁。通过以上分析，宜花花卉公司认为，生花创意公司通过欺骗的手段误导了一审法院的法官，以达到骗取宜花花卉公司钱财的目的。事实上，从8名员工转入宜花花卉公司开始，其所有员工都在为宜花花卉公司服务。所有通过宜花花卉公司报销的费用实属正常，但生花创意公司提供的证据中竟然还有9张未经宜花花卉公司同意的报销单（2016年6月至8月）出现，共计57573.8元。这充分说明杭倩和刘沁还在以宜花花卉公司的名义从事其它商业活动，并骗取宜花花卉公司的报销金额。《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明确规定，“当事人在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时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宜花花卉公司认为生花创意公司的行为明显违反了诚实信用的原则。后补充上诉意见：1.宜花花卉公司与生花创意公司属于关联公司，从双方协议签订及协议履行过程看，双方办公地点、收支情况、工资发放及工作内容混同的情况均能证明宜花花卉公司与生花创意公司是处于关联关系。但在2016年5月份，生花创意公司所有的公司员工以与宜花花卉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的方式解除了原来的所签订的协议，而在一审判决中认定双方解除协议的时间为2016年的9月份是不妥的，生花创意公司所主张2016年9月份解除双方之间的协议并无任何证据所支持，但是一审庭审当中，生花创意公司所提供的证明证人恰恰证明了生花创意公司的员工与宜花花卉公司在2016年5月份签订的入职劳动合同，对于双方协议解除，除解除书面证据的情况下，仅以宜花花卉公司所提交的证人证言可以得出双方解除的时间是2016年5月23日。2.生花创意公司在一审中所提交的证据微信公众号的运营截止到2016年9月，一审法院以此为由认为双方协议解除的时候点在2016年9月，但事实上维护公众号的员工，已在2016年5月全部成为宜花花卉的员工，且公众号一致正常更新到2017年，期间未间断，可见一审法院以2016年9月作为合同解除时间的证据并不充分。3.对于本案所认定的借款，宜花花卉公司对于其所有的帐册在一审时未作为证据提供，宜花花卉公司所有的财务帐册，每个财务政策都留下了底联，而底联的记录借款部分与备注部分完全一致，所有的财务凭证记录都无法说明双方存在真实的借款，另外一方面，一审法院能依据宜花花卉公司员工孙久龙所发送的数据，就认定基础款的依据，但该数据是全部全平台的销售数据，其中包括微信公众号的销售数据及美团、京东、天猫及线下零售数据，全部包含在内。对宜花花卉公司而言，所有的销售平台不单纯的只是微信公众号的销售，生花创意公司的团队参与只是宜花花卉公司销售鲜花的其中一个分支，一审法院计算依据是有误的。因此，恳请贵院对一审法院的判决予以改判驳回生花创意公司的诉讼请求。生花创意公司辩称：同意一审该项判决，不同意宜花花卉公司上诉请求和理由。生花创意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宜花花卉公司向生花创意公司支付代运营服务费1080000元；2.要求宜花花卉公司向生花创意公司支付销售提成收入730014.4元；3.要求宜花花卉公司向生花创意公司支付运营及推广费742907.64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5月，生花创意公司作为乙方与宜花花卉公司作为甲方签订《关于宜花微信订阅号的产品设计和代运营服务合作协议》约定：甲方委托乙方在宜花微信服务号上经营甲方官方旗舰店的运营外包服务，具体合作方式及范围：甲方通过宜花微信服务号向最终消费者销售自己公司旗下的宜花品牌商品，乙方为甲方该项业务提供外包运营服务。该外包运营服务包括但不限于视觉设计、营销推广、花束产品设计和交接管理、客服培训，针对用户的花艺课程培训及平台资源管理等。乙方从2015年5月10日与甲方起进行甲方项下宜花微信服务号的交接工作，合作期限为2年，为2015年6月1日至2017年5月30日。合同签约后到2015年7月31日为试运营期。正式合作期从2015年8月1日开始，甲方需要每月7日前支付乙方项目基础服务费120000元。双方合作期间，除基础服务费用之外，销售提成收入为店铺每个用户年度花束599之外的销售收入，属于乙方所有或用于促销销售。乙方于每季度服务完成后的次月5号前把每季度的销售收入提成数据进行统计后提交甲方。如果甲方在收到乙方结算表后，在规定时间里没有提出任何反馈意见，乙方将视做甲方对结果已经确认。甲方7个工作日内付款。根据销售指标所需要进行的淘内运营推广费用的支持由乙方申请销售额资金支付，额度限制原则上为上月销售额的30%，所有市场推广，涉及到费用支出的项目需要提前向甲方进行申请，经甲方同意后方可获得和市场营销活动相关的业务费用，或者在实际项目发生之后向甲方进行费用的提报报销。2015年5月10日，生花创意公司开始试运营涉案公众号；2015年8月1日，生花创意公司正式运营涉案公众号。生花创意公司称其服务内容主要包括公众号设立、基础信息编写、花束设计、产品发行、文案制作、销售运营、营销方案的制定、微信店铺的装修、视觉设计、产品结构化设计等；2016年9月底，宜花花卉公司将生花创意公司运营公众号的团队收到宜花花卉公司名下，涉及的员工工资、劳动关系也交由宜花花卉公司管理，此后，该公众号也一直在运营。宜花花卉公司则表示2016年5月23日起，宜花花卉公司将生花创意公司运营公众号的团队收到宜花花卉公司名下，涉案公众号自此由宜花花卉公司负责运营，故生花创意公司运营涉案公众号的期间为2015年8月至2016年5月。生花创意公司主张销售提成收入，表示自2015年8月至2016年9月期间通过涉案公众号订阅的单笔订单金额超过599元以外的部分系宜花花卉公司应支付生花创意公司的销售提成，据此提交（2019）京长安内经证字第15766号公证书、（2019）京长安内经证字第62926号公证书佐证，并申请证人袁野出庭作证。袁野到庭作证称，其于2016年7月至2016年12月在宜花花卉公司任产品体验总监一职。2016年11月3日，其当时的领导杭倩向其索要涉案公众号的后台销售数据，其从宜花花卉公司负责后台技术的程序员孙久龙处取得了销售数据，并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将销售数据发送给杭倩。经询，袁野称宜花花卉公司销售的产品定价多为299元、399元等，“花束599”代表该产品的定价是599元，并非产品名称。宜花花卉公司认可袁野的身份，但不认可其证言的真实性，表示其主张向杭倩提供的数据包括其入职前的数据，明显不符合常理，宜花花卉公司经营产生的各种数据都是员工通过公共网络和企业邮箱发送和接收，孙久龙不能也不会将2015年起的数据通过微信发送给袁野。宜花花卉公司对于两份公证书的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公证书所载内容，称公证书只能证明孙久龙向袁野发送了表格，但不能证明表格内容就是公证书载明的内容，更无法证明销售提成的具体金额。生花创意公司主张运营及推广费，表示其要求宜花花卉公司向其支付其运营涉案公众号期间产生的一切费用，就此提交费用报销单若干、报销审批单若干、生花创意公司名下中信银行流水明细佐证。其中，报销审批单均由“十三哥”审批通过，后该款项由生花创意公司向申请报销人员实际支付。宜花花卉公司认可“十三哥”即宜花花卉公司法定代表人荣超，上述款项均经宜花花卉公司审批通过并实际报销，该费用系日常运营公众号所产生，应计算在基础服务费内，不应视为运营推广费用。经询，生花创意公司称宜花花卉公司已支付代运营服务费600000元，剩余代运营服务费、销售提成收入、运营推广费用一直没有支付。宜花花卉公司对此不予认可，表示其累计向生花创意公司支付各项费用合计2884628.77元，就此提交其自行整理的银行流水记录汇总、宜花花卉公司名下中信银行交易明细佐证。生花创意公司认可宜花花卉公司直接向其转账共计1262641.77元，但表示仅其中600000元系代运营服务费，其余款项的汇款备注均标注为“借款”，双方是关联公司，有密切的经济往来，上述款项均与涉案合同无关。宜花花卉公司表示根据生花创意公司出示的银行交易明细，上述662641.77元的用途均标注为劳务费借款、五险一金借款、工资借款等，足以证明上述款项实际用途并非借款，而是用于支付生花创意公司员工工资或者社保等，故上述款项系用于生花创意公司运营公众号，均应视为宜花花卉公司支付的代运营服务费。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本案中，生花创意公司、宜花花卉公司签订的《关于宜花微信订阅号的产品设计和代运营服务合作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现双方均认可由于生花创意公司运营团队被宜花花卉公司收编，合同已实际解除，一审法院不持异议。关于解除时间，宜花花卉公司虽主张合同于2016年5月23日解除，但就此并未充分举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采信生花创意公司所述，认定涉案合同于2016年9月30日解除。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本案中，宜花花卉公司应支付生花创意公司2015年8月至2016年9月期间的基础服务费，生花创意公司自认已收到600000元，一审法院不持异议，宜花花卉公司抗辩其另行支付生花创意公司662641.77元，并按照生花创意公司指示支付给案外人1651987元，上述款项均应抵扣其应支付的基础服务费，该抗辩意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宜花花卉公司仍应向生花创意公司支付基础服务费1080000元。生花创意公司主张销售提成收入，于法有据，但生花创意公司计算有误，一审法院予以调整。宜花花卉公司抗辩“花束599”系产品序列号，合同履行过程中并未产生涉案合同约定的销售提成，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生花创意公司主张运营推广费用，根据在案证据，一审法院认定经宜花花卉公司审批通过的、与市场营销活动相关、由生花创意公司实际垫付的报销费用系生花创意公司的合理支出，应由宜花花卉公司承担，生花创意公司主张的其他款项，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之规定，判决：一、宜花花卉公司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生花创意公司基础服务费一百零八万元、销售提成收入七十三万零一十三元四角、运营推广费用四万零三百七十四元；二、驳回生花创意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一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二审中，宜花花卉公司向本院递交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2018年8月27日庭审会议笔录中郝妍红的证言，上述证据证明双方合同的解除时间为2016年5月。第二组证据：生花创意公司尾号为009的中信银行卡的转账记录及宜花花卉公司的记账凭证单，证明2018年7月8日宜花花卉公司向生花创意公司中信银行卡转入111824.58元，摘要为宜花花卉公司6月员工工资借款。第三组证据：2018年8月27日庭前会议笔录中郝妍红、杭倩的证言、宜花花卉公司代理人与孙久龙的聊天记录截图，证明一审法院错误认定宜花花卉公司应支付提成款，且计算的依据也是错误的。第四组证据：生花创意公司尾号009的中信银行卡的转账记录及宜花花卉公司记账凭证单封面五份，证明一审法院认定的借款，并非真正意义的借款。生花创意公司当庭发表质证意见：针对第一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针对第二组证据，认为不属于新证据，如果财务帐册是宜花花卉公司所持有，但其在一审并没有提交。双方之间的往来款比较多，一审法院在庭审中要求宜花花卉公司提交与案涉合同有关的所有的银行流水，在一审明确设定举证期限之后，宜花花卉公司并没有提交该份证据，所以生花创意公司认为该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且与本案无关。针对第三组证据，鉴于前两个是法院笔录，以法院记录为准。针对孙久龙的聊天记录，孙久龙所说数据包含其他的平台，但是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一审法院作出一审认定并无不当，且孙久龙是宜花花卉公司的员工，在一审期间宜花花卉公司完全可以让孙久龙出庭证明，从形式上孙久龙没有出庭，证据不合法，即便对话是真的，从对话内容中也能证明生花创意公司一审提交的数据是真实的，如果宜花花卉公司认为数据存在被修改的情况，应该由其举证。针对第四组证据，这些费用是真实存在的，也是宜花花卉公司打给生花创意公司的，生花创意公司对此也是认可的，对60万的款项是没有争议的。对于上述证据本院认定如下：第一组证据，生花创意公司认可真实性，本院对此不持异议，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份证言无法证明案涉合同已解除以及解除的具体时间；第二组证据，关于双方之间的资金往来，宜花花卉公司主张并未对账，而生花创意公司称其与宜花花卉公司已在一审阶段进行对账，宜花花卉公司二审阶段更换代理人不了解情况，鉴于该份证据未经对账，本院对其真实性难以确定，且证明事项与本案争议焦点之间亦缺乏关联性，本院对该组证据不予采信；第三组证据，对于其中庭审记录的真实性本院不持异议，针对孙久龙的证言，因证人未出庭，本院无法核实该证言的真实性，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第四组证据，鉴于生花创意公司认可该份证据，本院对此不持异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宜花花卉公司与生花创意公司之间签订的《关于宜花微信订阅号的产品设计和代运营服务合作协议》（以下简称服务合作协议）的解除时间；2.宜花花卉公司应否向生花创意公司支付基础服务费、销售提成及运营推广费。本院具体分析如下：关于争议焦点一，宜花花卉公司主张自2016年5月，以杭倩为首的生花创意公司的团队成员转入宜花花卉公司，成为宜花花卉公司的员工，案涉服务合作协议已事实上无法履行，故双方合同解除的时间应为2016年5月。生花创意公司对此表示不认可，认为生花创意公司仍有员工正常运营着微信公众号，持续更新到2016年9月，故服务合作协议应于2016年9月30日解除。对此本院认为，部分员工劳动关系转入宜花花卉公司并不当然认定双方之间的服务合作协议解除，截止2016年5月，双方签订的服务合作协议仍在履行期内，现宜花花卉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双方的服务合作协议已于2016年5月解除，本院对其主张难以采信。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采信生花创意公司的主张，认定服务合作协议于2016年9月30日解除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争议焦点二，鉴于双方签订的服务合同协议的履行期间为2015年8月至2016年9月，宜花花卉公司理应按照约定向生花创意公司支付相应的基础服务费、销售提成及运营推广费。关于基础服务费，宜花花卉公司抗辩除了生花创意公司认可的60万元服务费之外，其还另行支付了1364686.99元，上述款项均应抵扣其应支付的基础服务费。对此本院认为，鉴于双方之间资金往来众多，难以认定上述转账行为与本案事实属于同一法律关系，因此对宜花花卉公司的上述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信。关于销售提成，宜花花卉公司主张生花创意公司从未向其主张过提成，且孙久龙提交的数据包含众多销售渠道，以孙久龙提供的数据来认定提成款是不妥的。对此本院认为，依据《服务合同协议》的内容，店铺每个用户年度花束599之外的销售收入为销售提成，属于生花创意公司所有或用于促销销售，生花创意公司并未放弃该部分权益，宜花花卉公司理应予以支付。宜花花卉公司主张孙久龙所提供的数据中包含其他销售渠道，但并未对此提交证据予以佐证，对其该项上诉意见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运营推广费，根据《服务合同协议》约定，费用支出的项目需要提前向甲方进行申请，经甲方同意后方可获得和市场营销活动相关的业务费用，或者在实际项目发生之后向甲方进行费用的提报报销。根据在案证据显示，生花创意公司所提交的单据均由宜花花卉公司的相关负责人审批通过，且均系与市场营销活动相关的合理支出，应由宜花花卉公司承担。一审法院核算的基础服务费、销售提成及运营推广费的金额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宜花花卉公司的上诉请求及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7223元，由北京宜花花卉科技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 淼审 判 员  刘 茵审 判 员  田 璐二〇二一年三月十八日法官助理  王亚楠书 记 员  刘 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