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2民终426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建荣，男，1966年7月17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上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峰，北京德恒（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昌亮，北京德恒（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余姚市黄家埠镇高桥采石二场。住所地：余姚市黄家埠镇高桥村。 法定代表人：张国荣，该场场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史军，浙江鑫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曾德彪，男，1958年2月19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柯桥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建辉，浙江鑫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余姚市高桥采石场。住所地：余姚市黄家埠镇高桥村。 经营者：陈国富，男，1973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住余姚市黄家埠镇高桥村。 委托诉讼代理人：桑建明，浙江鑫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建荣因与被上诉人余姚市黄家埠镇高桥采石二场（以下简称高桥采石二场）、曾德彪、余姚市高桥采石场（以下简称高桥采石场）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余姚市人民法院（2020）浙0281民初3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和询问当事人，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建荣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支持李建荣一审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对曾德彪按约每年支付10万元的事实未予查清。曾德彪在获得采矿权后，按照《收据》载明事项，向俞守良每年支付10万元，足以证明曾德彪实际获得了采矿权，且开始经营，否则不会每年支付10万元。曾德彪与俞守良于2009年10月19日签订《字据》一份，约定曾德彪的采石二场与俞守良的采石三场整合后，由曾德彪的采石二场每年支付俞守良10万元。曾德彪妻舅陈国富按照曾德彪指示，于2012年1月19日支付俞守良妻子李月贞10万元，2013年2月8日曾德彪指示妻子陈凤春支付李月贞10万元。上述事实证明双方系在履行合并股权协议，且曾德彪获得矿山的第一采矿权（2009年10月26日通过陈国富获得采矿权），才会在后续年份按照约定支付俞守良款项。曾德彪的行为足以表明其认可通过陈国富实际获得采矿权；二、一审判决对补偿款的实际性质认定不准确。《矿山出让政策处理协议书》中的价格并非仅是不动产的价值，还包括机器设备类的重置价值，该协议书对款项性质的定性也是错误的。《余姚黄家埠镇人民政府为余姚市高桥采石场所涉房屋建筑物及机器设备类的评估报告》载明，房屋建筑物重置价值为1412593.80元，评估值为975799.82元；机器设备类重置价值为7559640元，评估值为4845872元，合计重置价为8972233.80元，评估值为5821671.82元。这说明上述评估报告中的数字并不仅仅是不动产的价值。但《矿山出让政策处理协议书》却将5821671.82元全部作为不动产部分的评估价值，目的是将款项补偿给曾德彪、高桥采石场，而不定性具体是何种款项。因此，该补偿款实质上是对失去采矿权的补偿，应当由三方平分；三、一审判决对曾德彪是按协议获得第一采矿权，并指示陈国富出面成立高桥采石场的事实未能查清。曾德彪在签订三方协议后，并未以自己名义出面投标，而是指示陈国富出面拍得采矿权，并实际控制经营采石场；四、一审法院对李建荣申请调取的证据材料，因各种原因未能及时调取，导致部分事实无法查清，应当充分调取案件相关材料后再作出事实认定。李建荣在一审中申请向余姚市国土资源局调取高桥采石场的有关文件，因该局搬迁导致书面材料无法及时调取，但并不代表曾德彪未在实际经营采石场。综上，一审判决对曾德彪支付50万元认可获得采矿权的事实未能查清，对曾德彪指示陈国富拍得采矿权的事实也未作出认定，对涉案补偿款的分配违背三方协议约定的理念，未能充分调取对本案事实至关重要的采矿信息等文件，导致无法全面还原案件事实。请求二审法院充分查明案件事实，支持李建荣的上诉请求。 高桥采石二场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曾德彪辩称：一、曾德彪支付俞守良10万元，汇款时间在招投标之前，属于民间借贷，并不是采矿权补偿款；二、《矿山出让政策处理协议书》及评估报告明确载明对不动产及其他机器设备进行补偿，并不是采矿权补偿。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高桥采石场辩称：高桥采石场属于陈国富个人于2009年10月26日拍得采矿权后于同年11月16日成立，该采石场位于余姚市××镇××村××区，与李建荣无关。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李建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高桥采石二场、曾德彪、高桥采石场支付李建荣款项135839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8月9日，余姚市黄家埠镇人民政府就采石场整合工作召开会议，形成决议：一、同意市土管局矿管处在该镇整合成三家采石场，一家抢险专用采石场，二家民用采石场；二、各采石场由中介评估所进行公正、公平、合理的资产评估，评估标的为不动产，评估费用由各采石场负担；三、采石场整合后的二家民用采石场，一家地点设置在高桥采石场二场；参与整合单位为邵家采石场、高桥采石三场，金湖建材厂，另一家地点设置在高桥采石六场……该会议纪要由俞守良、李建荣、曾德彪及其他相关领导及矿场负责人签名。2009年9月1日，余姚市黄家埠镇人民政府发布《关于印发矿产资源开发整合工作方案》的通知，文件要求至2010年，全镇采矿权设置从现有的7宗压缩至3宗以内，即回杨采石场、回杨采石二场、高桥采石二场、三场、六场和金湖建材厂六家单位整合为二家民用采石场，地点设在原高桥采石二场和六场内。2009年10月18日，余姚市黄家埠镇高桥采石二场作为甲方、余姚市黄家埠镇高桥村第三采石场作为乙方、黄家埠镇金湖建筑材料厂（实际全称为余姚市黄家埠镇金湖村建筑材料厂）作为丙方签订合并股权的协议如下：一、拥有股权大小的数据比例：甲方拥有股权55%，乙方拥有股权23%，丙方拥有股权22%；二、拥有开采权的时间周期：现甲方为第一开采权人，甲方开采期满后，乙方与丙方以抽签模式为第二开采权人、第三开采权人，开采期限为五年一届，开采时间自国土资源局发证之日起；三、现金湖建筑材料厂的不动产转让由第一开采权人负责，不动产的金额按照现评估报告中的数据为准支付（不包括动产），现开采权人今后转让他人开采时按矿山不动产评估为准（不包括动产）……六、五年后如本矿的采矿权被其他矿收购，其收购资金股权人按照平均33.30%的比例分配……2009年10月19日，曾德彪与俞守良签订《字据》一份，载明：“现余姚市黄家埠镇高桥采石二场与余姚市黄家埠镇高桥村第三采石场整合后，由高桥采石二场付给高桥村第三采石场每年工资100000元，首次发工资日期为采矿权证发证日，以后每年以此类推”。经公开挂牌出让，陈国富于2009年10月26日被余姚市国土资源局确定为余姚市××镇××村××区采矿权受让人，出让金额为264万元。2009年11月16日，陈国富设立个体工商户即高桥采石场。经余姚市黄家埠镇人民政府委托，余姚中禾信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17年2月18日对高桥采石场的相关财产出具评估报告，载明：在评估基准日2016年9月30日持续经营前提下，房屋建筑物重置价值为1412593.80元，评估值为975799.82元，机器设备类重置价值为7559640元，评估值为4845872元，合计重置价值为8972233.80元，评估值为5821671.82元。2017年9月6日，余姚市黄家埠镇人民政府作为甲方与高桥采石场作为乙方签订《矿山出让政策处理协议书》，约定对高桥采石场经营的矿山作一次性清场腾空处理，甲方只给予乙方现有固定资产中的不动产部分作一次性清场处理政府补偿，动产部分不予补偿，由乙方自行负责清场处理，经第三方评估结果，双方确认乙方不动产的评估残值总额为5821671.82元，甲方对经评估确认后的残值给予一定的清场处理政策补偿，即按确认残值总额的70%（4075170.27元）作为对乙方一次性清场处理政策补偿，所有评估范围内的不动产（除所有场地、道路和沟渠不作清场处置外）清场处理（变卖、转让）权仍归属于乙方，处置所得抵作清场处理补偿款；并对其他事项作了约定。清场后，余姚市黄家埠镇人民政府已按上述协议将补偿款支付给高桥采石场。 另认定，根据工商登记材料显示，高桥采石二场为集体企业，企业状态：吊销未注销，法定代表人为张国荣；余姚市黄家埠高桥石料加工场为集体企业，法定代表人为俞守良，企业状态：吊销未注销；余姚市黄家埠镇金湖村建筑材料厂为集体企业，法定代表人为孟建敖，企业状态：吊销未注销。上述企业相应的采矿许可证期限至2009年4月30日。一审庭审中，李建荣、高桥采石二场、曾德彪、高桥采石场均认可高桥采石二场、余姚市黄家埠镇高桥村第三采石场（即余姚市黄家埠高桥石料加工场）、余姚市黄家埠镇金湖村建筑材料厂（即涉案的金湖建筑材料厂）名为集体企业，实际分别为曾德彪、俞守良、李建荣个人经营的企业。陈国富系曾德彪妻子陈凤春兄弟。 李建荣以余姚市黄家埠镇人民政府对高桥采石场所作的补偿款中存在采矿权的补偿及高桥采石场实际为曾德彪所有，要求按照2009年10月18日三方协议对其进行补偿，向该院提起诉讼。 针对李建荣的诉讼及主张，高桥采石场抗辩，其采矿权是高桥采石场开办者陈国富通过国土部门对采矿权的挂牌出让的竞标所得，高桥采石场是陈国富设立的，二者均与曾德彪无关；余姚市黄家埠镇人民政府在2017年对高桥采石场的补偿，并不涉及采矿权的补偿，而是不动产、设备类的补偿。曾德彪持同样的意见。 一审法院认为：李建荣诉讼请求成立需明确的问题，一是李建荣与曾德彪对各自经营的企业权利问题，二是高桥采石场实际是否为曾德彪所有，三是高桥采石场的采矿权是否根据三方协议取得，四是余姚市黄家埠镇人民政府对高桥采石场的补偿款是否为采矿权的补偿，四者缺一不可。因在案件审理中，相关当事人均认可李建荣为余姚市黄家埠镇金湖村建筑材料厂实际经营者，曾德彪为余姚市黄家埠镇高桥采石二场实际经营者，故对案件的主体问题，不再赘述。根据相关企业工商登记资料，高桥采石场为陈国富开办的个体工商户，根据工商登记的公示性，应当认定高桥采石场系陈国富的企业，除非有相反的证据加以排除。从涉案矿场的公开摘牌出让信息来看，国土部门对涉案矿场的采矿权以公开挂牌出让的形式出让，陈国富通过该方式取得涉案矿场的采矿权，符合法律的规定，应认定其采矿权取得的合法性。根据余姚市黄家埠镇人民政府与高桥采石场签订的协议来看，相关政府根据政策要求对矿山进行整合，其对高桥采石场的补偿系对高桥采石场不动产及机器设备折旧后的补偿，均非明确的采矿权的补偿，李建荣并不享有上述不动产及机器的产权，故上述补偿款，与李建荣并不存在直接关联。同时，案件中不存在三方协议约定的“五年后如本矿采矿权被其他矿收购，其收购资金股权人按照平均33.3%的比例分配”的条件。从李建荣目前举证来看，显然达不到优势证据的程度，故李建荣要求高桥采石二场、曾德彪及高桥采石场支付1358390元的诉讼请求，难以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 驳回李建荣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026元，由李建荣负担。 二审中，高桥采石二场、曾德彪、高桥采石场均未向本院提供新证据。李建荣向本院提供下列证据：证据1.2009年9月4日李建荣与曾德彪签订的《协议》一份，拟证明李建荣与曾德彪是朋友关系，想合作开发项目，曾德彪不想合作，后来被陈国富出面摘牌小岙山矿区的采矿场，小岙山矿区就是高桥采石二场。证据2.《资产评估报告摘要》一份，拟证明对李建荣所有的金湖建筑材料厂房屋机器设备进行评估，房屋322890元，机器设备及其他194735.60元，运输设备评估值189680元，合计707305.60元。2009年9月4日双方协议签订后，曾德彪支付给李建荣50万元，剩余207305.60元作为高桥采石二场取得25%股份的对价。证据3.陈军民与李建荣的微信聊天记录一份；证据4.李建荣书写的证明一份。证据3、4拟证明李建荣与高桥采石二场、曾德彪可以去摘牌，当时商量好叫曾德彪去摘牌，而曾德彪叫陈国富去摘牌。证据5.2009年9月4日张松林等三人签订的《协议》（打印件）一份；证据6.2009年9月4日张松林等三人签订的《协议》（手写）一份；证据7.2009年10月13日俞守良等三方签订的《转让协议》一份。证据5、6、7拟证明当时李建荣与高桥采石二场、曾德彪拿矿的事实，俞守良是按照会议精神处理的。高桥采石二场经质证认为：对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清楚，高桥采石二场没有参与。对证据3、4的真实性不清楚。对证据5、6、7不清楚，因高桥采石二场不是当事人；即使真实，也与高桥采石二场无关。曾德彪经质证认为：对与证据1内容相同协议是签字过，同年10月18日又签订三方协议，取代了该协议，但该三方协议也没有履行。后经公开拍卖由陈国富摘牌，当时三人都没有报名。对证据2的真实性不清楚，即使真实，也与本案无关。金湖建筑材料厂不属于李建荣个人所有，是属于几个人合伙的，对金湖建筑材料厂的资产最终给谁不清楚。证据3、4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使真实，应当出庭作证，但与曾德彪无关。对证据5、6、7不清楚，因曾德彪不是当事人。高桥采石场经质证认为：对证据1、2不清楚，证明内容也与高桥采石二场无关。对证据3、4、5、6、7不清楚，因高桥采石场不是当事人，即使真实，也与高桥采石场无关。本院经审查认为，李建荣提供的上述证据不能证明其拟证明目的，不予认定。 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高桥采石二场、曾德彪、高桥采石场是否应支付李建荣款项1358390元。经查，高桥采石场为陈国富开办的个体工商户，陈国富系经当地国土部门公开挂牌竞得采矿权。根据余姚市黄家埠镇人民政府与高桥采石场签订的相关协议，当地政府根据相关政策要求对矿山进行整合，对高桥采石场不动产及机器设备折旧后进行补偿，并非对李建荣主张的采矿权进行补偿。李建荣要求按三方协议中“五年后如本矿采矿权被其他矿收购，其收购资金股权人按照平均33.3%的比例分配”约定支付其款项1358390元，证据不足，本院难以支持。 综上所述，李建荣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7026元，由上诉人李建荣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 审判长  莫爱萍 审判员  王亚平 审判员  张颖璐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九日 书记员  周维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