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皖01民再1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合肥景泰餐饮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新桥国际机场候机楼二楼出发层21-23号、36-39商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0680710247（1-1）。 法定代表人：陆志华，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茂平，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朔，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北京华卓餐饮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安泰大街9号院4号楼6层604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72634091XU。 法定代表人：陆文华，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峥，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金阳，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合肥景泰餐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景泰公司）与被申请人北京华卓餐饮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华卓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9）皖01民终8385号民事判决，向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10日作出（2020）皖民申315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于2021年1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申请人合肥景泰公司法定代表人陆志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胡茂平、郑朔，被申请人北京华卓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峥、姚金阳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合肥景泰公司申请再审称：一、二审判决认定合肥景泰公司与北京华卓公司于2014年6月28日形成的《说明》有效错误，实际上该《说明》已被双方2014年7月13曰签订的正式《协议》取代，双方的权利义务应以《协议》为准。《说明》中注明经营权移交时间为2014年7月1曰起,同时预约双方于7月7曰前签订“正式协议”，否则该《说明》无效。《说明》中并无交易价格、付款期限等约定,仅具有预约双方未来签订正式合同的意思表示，属于预约合同。而《协议》对双方经营权转让交易价格、付款期限、交易附加条件即无偿借款1000万元、借款归还期限等作了明确的约定，显然属于《说明》中提及的“正式协议”，该《协议》应为本约性质合同。根据合同法基本原理，本约合同签订后，原预约内容为本约内容所取代而失效。二、二审判决认定合肥景泰公司转付北京华卓公司的1600万元中470万元非本案借款,属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根据《协议》约定，合肥景泰公司支付的1600万元款项并非全部是借款，包括600万元经营权转让款和1000万元借款，合肥景泰公司诉讼中从未提及更未主张案涉470万元是借款。北京华卓公司主张该470万元系合肥景泰公司向其偿还特许经营费用及履约保证金，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证据规则审查判断该抗辩主张是否成立。然二审法院置本案基本交易事实不顾,仅以1600万元转款中部分转付款项用途栏注明货款或其他为由，认定其中470万元非借款，忽视交易本身尚有600万元经营权转让款之事实，明显错误。且北京华卓公司主张470万元系合肥景泰公司偿还其特许经营费用及履约保证金，明显不能成立。一是双方签订的《协议》及之后安徽省民航蓝天实业总公司（以下简称蓝天实业公司〕、北京华卓公司、重庆志华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志华公司）签订的《特许经营合同主体变更协议》，并无偿还垫付特许经营费及履约保证金470万元的约定，该主张没有合同依据。二是该主张与北京华卓公司在其他法院的诉请自相矛盾。本案成诉后，北京华卓公司以重庆志华公司为被告另案提起诉讼，要求退还代付租金3523064.11元、履约保证金81万元，与本案主张自相矛盾。三、二审判决认定合肥景泰公司转付北京华卓公司的1600万元中30万元非本案借款，亦属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2014年6月27曰，合肥景泰公司向北京华卓公司支付30万元，加上之前支付的270万元，合计300万元。此款是双方商定的经营权转让预付款,本身也非借款，合肥景泰公司也未主张该笔款项是借款，二审判决认为“合肥景泰公司认为该30万元为本案借款，本院不予支持”纯属臆断。且针对该笔30万元汇款，北京华卓公司认为系陆志华归还陆文华借款，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陆文华借款给陆志华的事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四、二审法院仅以北京华卓公司曾向合肥景泰公司转款500万元，认定北京华卓公司已偿还借款500万元，却故意忽略合肥景泰公司将500万元立即转回北京华卓公司的事实，显属枉法裁判。根据《协议》约定，合肥景泰公司提供借款1000万元给北京华卓公司无偿使用至2018年10月20曰。从目前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现状以及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分析，北京华卓公司在借款仅使用三个月时间即在2014年12月17日提前偿还合肥景泰公司500万元，有违常理。且合肥景泰公司收到该款后立即将500万元分批转给陆文华，该资金根本没有在合肥景泰公司账户停留，实际是双方约定好的过账行为，并非北京华卓公司所称前后两笔500万元无关联。 被申请人北京华卓公司辩称：一、二审判决认定《说明》及《协议》均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有效正确。双方之间并非单一的借款关系，而是包含机场餐饮特许经营权转让及债权、债务特殊约定处理关系、合肥景泰公司支付经营权价款与北京华卓公司偿还借款债务折抵关系。上述合同关系完整地体现在《说明》及《协议》中，两者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关联，互为补充，不可分割，并非预约合同与本约合同关系，两者之间不存在替代与变更。2014年6月28日《说明》就商铺经营权转让之外的债权、债务作了特别约定，即2014年7月1曰之前的债权、债务归属于北京华卓公司，之后的债权债务归属于合肥景泰公司，在此基础上再签订正式协议。2014年7月13日《协议》对餐饮特许经营权及店铺的转让价款、范围以及合肥景泰公司提供1600万元借款进行了约定，没有对债权债务承担做出任何变更性约定。从《协议》内容看，《协议》对《说明》中经营权转让事宜具有预约与本约的关系，但对于债权、债务处理的约定，则不存在此种关系。二、二审判决认定“根据合肥景泰公司提供的转款凭证反映，所涉的470万元款项注明为货款或其他，并没有注明系借款，因此合肥景泰公司主张该470万元系涉案借款证据不足”正确。合肥景泰公司提供的转账凭证仅能证明其资金流向，不足以证明该款项性质，其就双方借贷关系的成立仅完成初步举证责任。在北京华卓公司就470万元款项的性质提出抗辩且提供相关证据后，合肥景泰并未对转款性质进一步举证，尚未完成对双方存在借贷合同关系事实的举证，应承担举证不能之后果。北京华卓公司主张该470万元款项是用于偿还其为合肥景泰公司垫付的特许经营费用及履约保证金，并提供了《说明》以及与蓝天实业公司签署的相关证据予以证实该笔债权形成过程以及存在状况。截至2014年7月1曰，北京华卓公司已经向蓝天实业公司支付2014年6月1曰至2015年5月30曰特许经营费3898125元与履约保证金81万元，共计4708125元。根据《说明》关于2014年7月1曰之前的债权归属于北京华卓公司的约定，陆志华支付的第1、5、7笔款项（上述三笔款项特别注明用途为货款及其他，与第3、4、6、8笔款项存在区别〕共计470万元，实际上是用于偿还北京华卓公司为其垫付的特许经营费用以及履约保证金，并非合肥景泰公司主张的借款。三、二审判决认定“根据合肥景泰公司提供的付款凭证反映该30万元明确载明为还款，因此合肥景泰公司认为该30万元为本案借款，本院不予支持”正确。事实上，该30万元转款中备注为“还款”，是陆志华归还陆文华的借款，与本案无关。四、二审判决认定北京华卓公司向合肥景泰公司付款500万元系偿还本案借款正确。北京华卓公司已于2014年12月17日向合肥景泰公司付款500万元，系提前清偿了借款，合肥景泰公司无权要求北京华卓公司再行返还。虽然合肥景泰公司提供了转账凭证证明其在收到500万元款项后也向北京华卓公司陆续支付500万元，但该款项标注的是“还款”，显然与本案无关。 合肥景泰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北京华卓公司向合肥景泰公司偿还借款本金1000万元及资金占用期间利息16667元（利息以100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标准，自2018年10月21日起暂算至2018年10月30日，以后按上述标准顺延计算至借款清偿之日止），以上暂计10016667元；2.本案诉讼、保全及诉讼保全担保等费用由北京华卓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经过北京华卓公司与合肥景泰公司双方法人洽谈，2014年6月28日，北京华卓公司与合肥景泰公司法人就北京华卓公司经营的合肥新桥国际机场候机楼内商铺及职工食堂餐饮经营权转让形成一份说明，说明载明“自2014年7月1日起合肥所有店面经营权移交给志华公司经营，合同变更及其他手续在按华卓公司章程要求办理中，志华公司接手后自负盈亏及其他新债权债务，希望双方做好资产及人员的相关手续交接，另在7月7日前双方签订正式协议，7月1日前所有债权债务由华卓承担”；2014年7月13日北京华卓公司与合肥景泰公司之间达成协议，协议载明:“鉴于甲方(北京华卓)经营的合肥新桥机场候机楼内14、15、22、27商铺及0米层职工食堂的标段的餐饮与乙方(合肥景泰)经营的餐饮有所冲突，现甲方有意将该标段的所有餐饮转让给乙方经营，经双方友好协商达成以下协议:1、甲方将所有的餐饮经营权以人民币六百万元的价格格转让给乙方经营(包括所有设备、装修)；2、乙方获得经营权至甲方与合肥蓝天实业总公司签署的《特许经营合同》期满止；3、乙方在整个经营期内自负盈亏，承担经营期间所有的法律纠纷引起的责任与经营损失与赔偿；4、在乙方整个经营期内甲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干扰乙方的正常经营活动，尽快配合乙方将该场地的《特许经营合同》转换成乙方；5、乙方在2014年8月30日前一次性借人民币11000000元，在10月20日前一次性再付5000000元人民币给甲方无利息无任何收益给甲方使用至2018年10月20日；6、甲方在2018年10月20日前扣除6000000元转让款后一次性将剩余的10000000元借款返还给乙方；以上条款望双方自觉遵守”，合肥景泰公司法定代表人于2014年6月至9月期间合计转款给北京华卓公司法定代表人16000000元，2014年10月7日北京华卓公司(乙方)与第三人蓝天实业公司(甲方)及重庆志华公司(丙方，系合肥景泰公司母公司，法定代表人与合肥景泰公司法定代表人系同一主体)签订了经营权变更协议，约定如下:鉴于甲乙双方签署的《特许经营合同》，因经营原因现因乙方欲将上述合同中的权利义务全部转移至丙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相关法律规定，根据公平合理、诚实信用的原则，经甲乙丙三方友好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协议：1、甲乙丙三方同意乙方于2014年5月30日将《特许经营合同》中乙方所承担的权利和义务全部转移至丙方，丙方同意于2014年5月30日接受并承担《广告位租赁合同》中应由乙方承担的全部权利和义务，即由丙方取代乙方地位。2、乙方承诺对丙方在后续履行《特许经营合同》中产生的包括违约金在内的任何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3、乙方依据《特许经营合同》缴纳(含谈判保证金划转)的履约保证金视为丙方缴纳。4、乙方依据《特许经营合同》缴纳(含谈判保证金划转)的本协议生效后租金视为丙方缴纳。5、乙方与丙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自行处置，不得对抗甲方；乙、丙任何一方不得以其内部之间的任何关系向甲方或者主张抵销上述《特许经营合同》中应由承租方履行的义务；6、甲方所发布的《投标书》及乙方投标过程中出具的文件效力一并及于丙方；7、本协议生效前合同项下的商铺原由乙方经营，生效后，乙丙双方应及时予以变更并办理相关批准手续；8、除本协议涉及内容外，《特许经营合同》的其他条款各方继续履行。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合肥景泰公司与北京华卓公司之间于2014年7月13日达成的协议系对于2014年6月28日双方之间形成的“说明”的内容完善与变更，其形成时间晚于“说明”形成时间，且“说明”中明确约定双方于2014年7月7日前签订“正式合同”，且此后2014年10月7日北京华卓公司与第三人蓝天实业公司及重庆志华公司签订的经营权变更协议内容与合肥景泰公司、北京华卓公司之间2014年7月13日达成的协议内容能够印证，故合肥景泰公司、北京华卓公司双方权利义务的厘定应以2014年7月13日达成的协议内容为准，双方在协议及经营权变更协议中并无偿还垫付特许经营费及履约保证金的相关约定，故对于北京华卓公司主张合肥景泰公司汇款中4700000元系用于偿还垫付的特许经营费及履约保证金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关于北京华卓公司主张已清偿5000000元借款的主张，在北京华卓公司提供转款凭证后合肥景泰公司亦提供了转款凭证证明在收到5000000元后立即将款项分批转还北京华卓公司，故对于北京华卓公司该项答辩意见不予采纳；关于北京华卓公司主张300000元系北京华卓公司偿还借款的意见，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借款合同关系，不予采纳；关于北京华卓公司第二次庭审中提出曾向合肥景泰公司借款3600000元并提供转账凭证予以证明的意见，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北京华卓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合肥景泰公司、北京华卓公司之间除本案所涉合同关系之外是否另存借款合同关系，其次即使存在亦与本案无关；关于北京华卓公司主张6000000元转让款明显低于市场公允价值并提供资产追溯评估报告书予以证明，但该资产评估报告系北京华卓公司单方提供，且系2019年3月进行评估，评估内容及项目未得到合肥景泰公司确认，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同时作为转让协议一部分，10000000元无偿使用四年多所形成的资金占用利益亦十分可观，并不存在北京华卓公司所述合同显失公允情况。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为北京华卓公司应当按照双方协议约定及时履行还款义务及因迟延还款给合肥景泰公司带来的合法利息损失。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北京华卓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合肥景泰公司借款10000000元人民币及利息(利息以借款100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自2018年10月21日起计算至还款清结之日止)；本案案件受理费8190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86900元，由北京华卓公司负担。 北京华卓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改判驳回合肥景泰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及保全费由合肥景泰公司负担。事实及理由：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北京华卓公司不存在欠付合肥景泰公司借款本金1000万元。一、原审法院仅以两份文件签署时间的先后顺序片面地认定北京华卓公司与合肥景泰公司于2014年7月13日达成的《协议》系对2014年6月28日签署的《说明》内容的完善与变更，认为双方权利义务的厘定应以2014年7月13日达成的《协议》内容为准系事实认定错误。北京华卓公司与合肥景泰公司所签署的案涉一系列合同并非单纯的借款合同，而是以转让机场餐饮特许经营权以及商铺及与之相关的债权债务分配为主要内容的合同，双方从磋商至履行过程中根据具体事态变化所逐一签署，各份协议之间相互关联互为补充不可分割，不存在前后替代关系。（1）两份协议约定的内容完全不同，从文件内容上毫无任何后一份文件取代前一份文件的意思表示。2014年6月28日《说明》系关于涉案商铺在转让时关于债权、债务分配与处置时的协议。2014年7月13日《协议》系关于经营权转让价格及借款协议的约定。（2）从两份协议的实际履行情况看，也不存在2014年7月13日协议代替和完善2014年6月28日的《说明》文件的事实。6月28日《说明》文件约定7月1日之前的债权、债务关系由北京华卓公司承担，北京华卓公司已经实际承担了涉案商铺在2014年7月1日之前全部债务，这充分说明双方已经在实际履行了6月28日《说明》文件的约定，根本不存在7月13日《协议》取代6月28日《说明》文件的履行事实。关于7月1日之前的债权，鉴于北京华卓公司已经支付了81万元履约保证金并支付了2014年6月1日至2015年5月31日的租金以及蓝天实业公司确认北京华卓公司享有的其他债权，经双方核算，上述债权在2014年7月1日之前的数额为470万元，合肥景泰公司分别在2014年6月25日、2014年8月3日和2014年8月21日分三笔向北京华卓公司支付完毕(区别于北京华卓公司支付的其他1100万元款项，该三笔资金在用途上明确为货款及其他)。二、北京华卓公司不存在欠付合肥景泰公司借款本金1000万之事实。北京华卓公司与合肥景泰公司所签署的协议并非简单的借款合同，而是以转让机场餐饮特许经营权以及商铺而签署之一系列协议，合肥景泰公司依据协议约定向北京华卓公司提供借款属于履行特许经营权转让的部分义务。北京华卓公司自始至终不曾否认合肥景泰公司向北京华卓公司支付的1570万元款项之事实，但认为1570万并非全部为合肥景泰公司根据《协议》约定向北京华卓公司提供的借款，具体说明如下:1、1600万元款项中，30万元是陆志华归还陆文华的借款，与本案无关。2、1600万元款项中，470万元实际上是用于偿还北京华卓公司为合肥景泰公司垫付的特许经营费用及履约保证金。3、北京华卓公司已于2014年12月17日提前清偿借款500万元，不存在拖欠合肥景泰公司借款的事实。4、关于600万特许经营权转让款，原审法院仅以该份资产评估报告系北京华卓公司单方提供且未经合肥景泰公司确认而并未对该份评估报告作出审查便认定案涉合同不存在显示公允之情况，系事实认定不清。《协议》约定的600万元转让款显著低于当时市场公允价值，合肥景秦公司向北京华卓公司提供为期四年的无息借款实际上也是其低于市场公允价值取得特许经营权而负有的义务。2014年7月13日，北京华卓公司与合肥景泰公司签订《协议》，约定北京华卓公司将案涉餐饮店铺所有餐饮特许经营权以600万元价格转让给合肥景泰公司，包括所有设备、装修等。由此可见，合肥景泰公司以600万元价格受让的特许经营权其实包含两部分，一部分是案涉餐饮店铺所有餐饮特许经营权，另一部分还包括了案涉餐饮店的设备、装修。(1)关于对案涉商铺特许经营权价值的评估。案涉机场餐饮特许经营权是北京华卓通过招投标取得，根据该机场餐饮行业的特殊性，其经营权本身具有相当可观的市场价值。为证明当时经营权转让价格的合理性，北京华卓公司委托北京友源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合肥景泰公司受让的合肥新桥机场候机楼内14、15、22、27商铺及0米层职工食堂标段特许经营权在2014年7月1日市场价值进行评估。2019年3月21日，北京友源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资产追溯评估报告书》(友源评报字[2019]第01-014号)，最终确认案涉商铺的评估值为5,976,325.40元。(2)关于北京华卓公司对案涉餐饮店的设备、装修等投入费用之说明。根据《特许经营合同》约定，北京华卓公司需与蓝天实业公司指定的装修公司签订合同并支付装修费用。据统计北京华卓公司仅对案涉餐饮店的装饰装修设备等先后投入的费用就高达8,041,782元。合肥景泰公司仅以600万元对价便取得案涉餐饮店6年的特许经营权及设备、装修等，总价值高达14,018,107.4元,即便加上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1000万元款项无偿使用四年的资金占用利益即240万元，则该转让价格亦仍显著低于市场公允价值。三、对于北京华卓公司向合肥景泰公司支付的760万元款项，原审法院在未查清事实的情况下，即认定360万款项与本案无关，同时却遗漏了对400万款项的审理，属事实认定不清。由于本案一审庭审过程中，合肥景泰公司先后向法庭举示了30万元、500万元等本并非属于本案法律关系的款项的支付凭证，并称上述款项系本案中其向北京华卓公司提供的借款，与此同时，北京华卓公司亦向法庭举示了向合肥景泰公司支付760万元款项的凭证，以证明双方存在多笔款项往来，应当整体分析认定。但是，原审法院对合肥景泰公司举示的30万元、500万元并未加以分析便认定为其向北京华卓公司提供的借款，而对于北京华卓公司举示的760万元付款，在合肥景泰公司未能举出并非本案法律关系的反证或反驳情况下，未经查明事实便径行认定与本案无关，甚至遗漏了400万元款项的审理。北京华卓公司与合肥景泰公司均向原审法院提交同一性质文件条件下，原审法院对同一证据认定尤其是与本案关联性的认定应当采取同一标准，然而，原审法院对于合肥景泰公司提交的证据一概予以采信，但对于北京华卓公司提交的同一性质的证据毫无理由认定与本案无关，这显属事实认定的区别对待。北京华卓公司向合肥景泰公司支付的760万元款项，在合肥景泰公司不能举证双方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往来关系的情况下，即使合肥景泰公司主张的1000万元借款关系存在，原审法院也应当认定北京华卓公司已经实际还款760万元，而不能认定双方因760万元款项存在其他借款关系。综上，请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合肥景泰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合肥景泰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北京华卓公司上诉请求与理由不能成立，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原判认定合肥景泰公司与北京华卓公司之间的权利义务厘定以2014年7月13日达成的协议内容为准准确恰当。首先，《说明》是双方达成的初步意向、框架共识，《说明》特别明确7月7日前双方签订正式协议、否则该说明无效。因此，该份说明显然不能也无法作为双方权利义务厘定的依据；其次，2017年10月7日蓝天实业公司与合肥景泰公司、北京华卓公司三方协议其内容旨在解决《特许经营合同》权利义务转移后的衔接善后问题，属于对外协议，并未具体涉及本案双方的具体权利义务，从协议性质、宗旨、内容看，同样不能也无法作为本案权利义务厘定的依据；再看2014年7月13日本案双方签订的协议，该协议直接针对双方交易的所有事项进行了具体安排和约定，合同目的、指向清晰，内容具体、明确，无疑应当作为确立双方权利义务的依据。协议内容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1、2、3、4条谈交易权责，其中第4条要求尽快签订三方协议，事实链条环环相扣、先内后外、顺理成章；第二部分第5、6条谈借款、谈还款。整个协议逻辑清晰、意思明确，协议两个部分相互关联但又高度独立，第一部分体现的法律关系是“合同权利义务转让”，第二部分体现的是纯粹“借款合同关系”，也是本案争议、审理的范围。原审以2014年7月13日双方签订的协议作为依据定位准确、判决恰当。二、合肥景泰公司提交的付款凭证足以证明已依约履行了案涉合计1600万元经营权转让款和借款出借义务。根据合肥景泰公司提交的8张付款凭证证明：合肥景泰公司自2014年6月25日至2014年9月12日已足额向北京华卓公司支付了经营权转让款、借款合计1600万元，北京华卓公司对此予以认可。北京华卓公司上诉所称三项理由不成立：1、关于30万元系陆志华向陆文华借款一节。北京华卓公司自始至终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陆志华与陆文华之间存在所谓30万元的“借贷关系”；2、关于470万元系偿还特许经营费及履约保证金的抗辩，该陈述不仅与2014年7月13日双方协议根本相悖(该协议实际是一口价买断协议)，更与其向北京顺义法院起诉要求返还特许经营费及保证金自相矛盾，如果特许经营费、保证金早已偿还，不须再行起诉。3、关于北京华卓公司上诉称其仅仅借款500万元而且已经偿还问题。一审中合肥景泰公司已举证证明北京华卓公司所称的500万元纯粹是走账，款到合肥景泰公司账户后立即又回到北京华卓公司，北京华卓公司也确认收到上述500万元。对此，北京华卓公司既未做出合理解释和说明，也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前汇出与后收到的500万元之间不存关联。合肥景泰公司最后一笔500万元的付款时间是2014年9月12日，双方约定无偿使用至2018年10月20日，如根据北京华卓公司所称仅仅3个月就将借款归还，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亦明显违背常理。4、北京华卓公司上诉再次诉称600万元经营权转让价格明显低于市场公允价值，合肥景泰公司认为如主张显失公平、应当依法提起反诉而且早已超过法定除斥期间，显然不能支持；如是认为“吃了大亏”、需要变更合同更是毫无依据，协议系双方平等协商、自愿签订，且已实际履行。另外，协议签订的背景是北京华卓公司经营不善且资金紧张，作为交易条件之一，合肥景泰公司同时无偿提供1000万元借款给北京华卓公司使用四年多，按照当时资本市场平均融资成本15%/年计算，资金使用费达600余万元。因此，合肥景泰公司为该笔交易合计付出成本实际为1200余万元，而不仅仅是600万元。四、北京华卓公司上诉称其最后举证转入合肥景泰公司的760万元，系北京华卓公司零打碎敲拼凑各种所谓“证据”，否认借款1000万元事实。 二审期间，北京华卓公司提交了以下证据：1、装修尾款支付凭证及发票。证明2015年8月7日，北京华卓公司支付了合肥分公司店铺装修尾款；2、合肥分公司5-6月份货款支付凭证及发票。证明2014年7月8日，合肥分公司向其供应商就5-6月份的经营期间产生的物料、货款进行了结算；3、6月份人员工资支付凭证及人员名单。证明2014年7月22日北京华卓合肥分公司支付了员工6月份工资。 合肥景泰公司质证认为：对该三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该组证据不属新证据范畴，且该组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 因北京华卓公司二审提交的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二审不予确认。 二审另查：根据合肥景泰公司提供的付款凭证反映，自2014年6月28日至2014年9月2日合肥景泰公司法定代表人陆志华陆续向北京华卓公司法定代表人陆文华个人账户转款1600万元，其中2014年6月25支付的270元备注为其他，6月27日支付的30万元备注为还款，8月3日支付的100万元备注为货款，8月21日支付的100万元备注为货款。北京华卓公司提供的付款凭证反映，2014年12月17日分三笔合计向合肥景泰公司合计支付500万元。 除二审认定的上述事实外，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二审认为：2014年6月28日合肥景泰公司与北京华卓公司之间形成的《说明》及2014年7月13日签订的《协议》均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应属有效。根据《说明》载明的内容，北京华卓公司将其经营的合肥新桥国际机场候机楼内商铺及职工食堂餐饮经营权于2014年7月1日起移交重庆志华公司，涉案相关手续按北京华卓公司章程办理，7月1日前商铺及职工食堂餐饮的所有债权债务由北京华卓公司承担。2014年7月13日的《协议》对涉案经营权转让的有关事项作出具体约定为，北京华卓公司按其《说明》确定的所有餐饮经营权以6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合肥景泰公司(包括所有设备、装修)，合肥景泰公司在2014年8月30日前一次性借给北京华卓公司人民币1100万元，在10月20日前一次性再付借给北京华卓公司500万元人民币无偿使用至2018年10月20日，同时约定对上述1600万元，北京华卓公司在2018年10月20日前扣除600万元元转让款后一次性将剩余的1000万元借款返还给合肥景泰公司。此后合肥景泰公司陆续向北京华卓公司支付1600万元。北京华卓公司对其收到的1600万元予以认可，但认为上述款项中有470万元不是借款，是合肥景泰公司偿还北京华卓公司垫付的特许经营费及履约保证金，对此本院认为，根据合肥景泰公司提供的转款凭证反映，所涉的470万元款项注明为货款或其他，并没有注明系借款，因此合肥景泰公司主张该470万元系涉案借款证据不足，不予支持。关于北京华卓公司上诉称其已偿还涉案借款500万元的问题，根据北京华卓公司提供的付款凭证反映，北京华卓公司于2014年12月17日向合肥景泰公司付款500万元，合肥景泰公司亦认可收到该借款，且合肥景泰公司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该500万元系支付其他款项，因此认定该500万元系偿还本案借款。关于北京华卓公司上诉认为2014年6月27日合肥景泰公司支付的30万元是归还北京华卓公司法定代表人陆文华个人借款不属本案借款问题。根据合肥景泰公司提供的付款凭证反映该30万元明确载明为还款，因此合肥景泰公司认为该30万元为本案借款，不予支持。本案合肥景泰公司向北京华卓公司主张的1000万元，其中30万元系偿还北京华卓公司法定代表人个人偿还，470万元注明货款或其他，不能认定为本案借款。因此合肥景泰公司实际向北京华卓公司提供的借款为500万元。根据北京华卓公司提供的付款凭证反映，北京华卓公司于2014年12月27日向合肥景泰公司归还500万元，因此合肥景泰公司要求北京华卓公司偿还借款1000万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二）项，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撤销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2019）皖0104民初714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合肥景泰公司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1900元，保全费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1900元，均由合肥景泰公司负担。 本院再审期间，合肥景泰公司提交下列证据：1.2020年5月28日的听证笔录；2.2020年9月14日的听证笔录;3.合肥景泰公司与北京华卓公司关于500万元往来明细；4.三方协议及转账凭证1份；5.陆志华与陆文华的短信截屏。北京华卓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1和证据2两份听证笔录，与被申请人代理人陈述以及陆文华的陈述并不冲突，代理人和陆文华陈述的核心是合肥景泰公司向陆文华转款500万元与本案无关。对证据3的质证意见同一、二审质证意见，北京华卓公司的法定代理人陆文华进一步解释了500万元相关交易事项，在第二次第11页庭审笔录中，陆文华明确认可是陆文华与合肥景泰公司之间的事，也就是说即使500万元形成相关借款还款关系，也是合肥景泰公司与陆文华个人之间的事情。对证据4三方协议及转账，仅仅是说关于烟台门店剩余转让款108万元，由陆志华本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无法显示整体转让价款以及陆志华本人承担的责任的关系，三方协议后面附带的100万元支付价款不能涵盖所有交易事项，也不能否定合肥景泰公司和500万元资金款项转移与烟台门店是否存在关系。对证据5短信截屏的真实性有异议，双方之间的短信记录是否完整涵盖各方的沟通，申请人是否截取部分是对其有利的内容不得而知，从证明事项来看，和高院的笔录高度关联，至少证明申请人向陆文华个人主张相关权利，这500万元由合肥景泰公司打给陆文华个人相吻合，是合肥景泰公司与陆文华个人之间的事情，北京华卓公司共有24个股东，陆文华仅仅只是其中的股东之一，不能将陆文华与合肥景泰公司的资金界定为是北京华卓公司与合肥景泰公司之间的行为。 北京华卓公司提交下列证据：1.关于北京华卓公司的增资协议（2012.3.2）；2.关于北京华卓公司辅导备案登记受理的公示（2012.6.12）；3.北京华卓公司201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2013.12.30）；4.北京华卓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记录（2014.7.30）；5.北京华卓公司章程修正案（2014.8.8）。合肥景泰公司质证认为：对这5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以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1.关于北京华卓公司与陆文华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陆文华是北京华卓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大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双方的交易中也可以证明这一点，双方的交易其实是两个公司之间的交易，1600万元付款全部是陆志华转给陆文华个人的，从公司规范的角度说，肯定不合规，但是鉴于双方是实际控制人，且是兄弟，所以用私人账户转账也是情有可原的。被申请人对于收到的款项认可，对于公司转给陆文华的款项又认为与公司无关，显然不合理，且被申请人明确了陆文华是大股东、实际控制人。2.对于转让股权资金充裕，可以提前偿还500万元的证据，这个证据在省高院审查时对方已经提交，但是再审裁定书第8页明确这一理由明显不能成立，不能采信。 经审查，本院对合肥景泰公司再审提交的证据1、2、3的真实性、关联性予以采纳；对北京华卓公司再审提交的证据，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采纳。 本院再审查明的案件事实同原一、二审。 本院认为，本案再审的焦点问题为陆志华支付陆文华470万元、30万元及北京华卓公司于2014年12月17日转给合肥景泰公司500万元款项的性质应如何认定。 1.关于470万元款项性质的问题。2014年6月28日双方之间形成的“说明”中明确约定双方于2014年7月7日前签订“正式合同”，双方于2014年7月13日达成的协议中约定的所有餐饮的经营权（包括所有设备、装修）转让对价为600万元，并无北京华卓公司在诉讼中主张的偿还垫付特许经营费及履约保证金470万元的相关约定，故北京华卓公司主张合肥景泰公司陆志华汇款中470万元系用于偿还垫付的特许经营费及履约保证金，没有相应证据予以证明。陆志华在向陆文华转账时的备注并不严谨，比如其于2014年6月25日转账270万元时备注用途为“转账汇款”，2014年8月3日转账100万元时备注的用途为“货款”，2014年8月21日转账100万元时备注的用途为“货款汇款”，但并无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货物买卖关系，故不能仅凭备注的用途认定款项的性质，本院原二审判决对470万元款项性质的认定不当，该470万元应当认定为合肥景泰公司支付涉案协议项下的款项。 2.关于30万元款项性质的问题。陆志华于2014年6月27日向陆文华支付30万元时，备注的用途为“还款”，如前所述，陆志华在向陆文华转款时备注随意，不能仅凭备注用途认定款项性质，北京华卓公司主张30万元系被申请人偿还借款，应进一步提供证据证明其向合肥景泰公司出借30万元的事实，但并未提供相应证据，故本院认定该30万元系合肥景泰公司支付涉案协议项下的款项。 3.关于2014年12月17日北京华卓公司支付合肥景泰公司500万元款项性质的问题。北京华卓公司主张该500万元系归还合肥景泰公司借款，合肥景泰公司称为走账款，随后合肥景泰公司于2014年12月19日至23日将该500万元分五笔转回给陆文华。从本案资金往来的情况来看，涉案协议虽然签订主体是合肥景泰公司与北京华卓公司，但合肥景泰公司在实际履行中的款项支付均是从陆志华个人账户转至陆文华个人账户，双方的资金往来并不规范，所以北京华卓公司抗辩称陆文华的收款行为不能代表北京华卓公司，理由并不充分，本院不予采信。根据民事诉讼优势证据的认定标准，本院认定该500万元款项并非北京华卓公司归还合肥景泰公司的借款。 综上，合肥景泰公司的再审请求成立，本院二审判决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本院（2019）皖01民终8385号民事判决； 二、维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2019）皖0104民初714号民事判决。 一审案件受理费81900元，保全费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1900元，均由北京华卓餐饮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 思 审判员 轩银珍 审判员 王亚明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罗思行 附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四百零七条人民法院经再审审理认为，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应予维持；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应当在再审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予以维持。 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导致裁判结果错误的，应当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