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宜章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湘1022民初87号 原告：曾柏生，男。 原告：王知花(系曾柏生之妻)，女。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心梅（系两原告之女），女。 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成贵，宜章诚晟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郴州飞虹物业有限责任公司宜章分公司。 负责人：郑秋明，该分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廖柏旺，湖南锐鹏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曾柏生、王知花与被告郴州飞虹物业有限责任公司宜章分公司（以下简称飞虹物业宜章分公司）生命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1月1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曾柏生、原告王知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心梅、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成贵，被告飞虹物业宜章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廖柏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曾柏生、王知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飞虹物业宜章分公司赔偿原告曾柏生、王知花儿子死亡赔偿金796484元、被扶养人扶养费134620元、精神抚慰金50000元、丧葬费38781.5元，合计1019885.5元的30%即305965.65元。事实与理由：原告曾柏生、王知花与其子曾加宜同住于宜章县玉溪镇文明北路赶羊坪4号，2020年1月30日上午7时许曾加宜从家里走出，通过保盛幸福城小区E区正大门，进入该区4栋2单元，乘电梯至24楼，于9时50分许从该楼的窗户坠楼身亡。宜章县公安局南京洞派出所接到该小区E区业主报警电话赶到事发现场，并于当日下午6时许通知了原告。南京洞派出所向原告出具一份证明：经公安机关侦查，曾加宜死亡排除他杀可能性。原告认为，首先，事发之日正处于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非常时期，按规定，所有小区以外人员均不准进入小区，而被告作为该小区的物业管理服务公司，疏于登记管理，让作为非小区业主的原告之子进入小区，为原告之子跳楼自杀提供了机会；其次，案发现场属于被告管理范围，而被告未尽安装监控设备和巡逻管理职责，在死者坠楼约5个小时后，被告工作人员才发现死者，致延误救治；最后，被告未对电梯楼梯间窗户安装防护栏，未采取防护措施，事发时未设置“禁止攀爬”等警示标志，对于原告之子的死亡被告存在过错。综上，原告之子的死亡与被告物业管理不力存在事实上的因果关系，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故提起本案诉讼。 被告飞虹物业宜章分公司答辩称：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其诉请。理由如下：一、原告之子曾加宜的死亡与被告不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被告在疫情防控期间，严格把控小区外来人员的进出，已尽到相应的管理义务，但不能排除其他人员从不属于被告管理的临街商业门面消防通道进入小区的情形存在。即使存在非业主进入小区，通常不会引起他人坠楼的后果，被告对原告之子坠楼一事不具有预见性。根据公安部门出具的《证明》，原告之子系坠楼身亡，应属于故意行为而非意外。原告之子作为对其自身行为有充分的控制能力的成年人，对行为后果亦有足够的预见能力，其坠楼系主动追求的后果。无论值守保安盘查登记与否、监控发现可疑行为与否、楼道门敞开与否或会影响其行为实施的便利性，与其坠楼均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二、被告不存在过错。首先，被告服务管理的保盛幸福城小区房屋经验收合格并交付使用，楼顶的防护栏也超过了法律规定的1.1米的高度，不存在安全隐患。其次，被告接管小区物业后，设置了警示标志，尤其在原告之子坠楼的4栋2单元的一层架空层及楼顶多处均设有“禁止攀爬”字样，尽到了提示义务。三、被告仅对小区业主进行管理和服务，原告之子并非小区业主，被告对原告之子没有安全监管责任。 查明的事实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举证、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及举证、质证情况，本院查明如下事实： 曾加宜系原告曾柏生和王知花夫妇之子，三人均居住在宜章县玉溪镇文明北路赶羊坪4号。2020年1月30日15时左右，曾加宜被发现死亡在宜章保盛幸福城小区E区4栋2单元一临街商业裙楼屋顶平台。当日，宜章县公安局南京洞派出所民警和120急救医护人员接到电话后赶到事发现场。下午17时许，原告接到派出所民警的电话。2020年1月31日，南京洞派出所出具《证明》：“2020年1月30日上午9点50分许，我县玉溪镇城北社区赶羊坪居民曾加宜（男，汉族，身份证号码431022198709180033）在保盛幸福城小区E区4栋2单元坠楼身亡。经公安机关侦查，曾加宜死亡排除他杀可能性。”公安机关认定曾加宜为坠楼身亡。原、被告均未提供事发当天曾加宜进入小区和楼栋的视频资料，但均认可曾经从视频中知晓曾加宜乘E区4栋2单元电梯至电梯最高层24层。被告飞虹物业宜章分公司是宜章保盛幸福城E区的物业管理方。保盛幸福城E区4栋于2018年6月4日竣工验收，于2020年11月10日到宜章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登记备案，现已交付使用。 诉讼中，本院到事发现场勘查，宜章保盛幸福城小区E区4栋2单元层高24层，从24层至楼顶平台需攀登消防步梯。24层电梯口窗户砌墙离楼地面高度约0.9米，安装了限位卡，24层消防步梯窗户被窗框分隔成四个部分，上面是固定玻璃窗，下面是推拉窗，中段横向安装有不锈钢复合管栏杆，护栏高约0.9米，上部护栏管低于推拉窗顶部横梁，相距约26厘米，该两扇窗户的高度和护栏足以避免安全意外事故的发生。原告陈述从此处坠楼的可能性不大。楼顶平台围墙离楼面高度约1.25米，有避雷针防护措施，楼顶平台围墙符合规划设计要求，通过了规划部门的竣工验收。该围墙外侧延伸有瓦状斜坡屋顶和水泥台面，正常情形难以攀爬至平台围墙外侧延伸部。死者坠落地面位置在临街商业裙楼屋顶平台外沿靠护栏边，离最近的房屋外墙约有7-8米远，到达该平台需通过二楼购房业主房屋，平台产权归开发商所有，二楼购房业主享有对应面积区域平台使用权。从楼顶与坠落位置距离来看，呈抛物线状。本院认为，如从楼梯窗户或楼顶围墙坠落，死者应在房屋外墙附近。曾加宜有可能从E区4栋2单元通过消防步梯到达24层楼顶，翻越围墙和避雷设施到达平台的水泥台面后高坠而亡。 另查明，事发时曾加宜32周岁，未婚无子女，长期与两原告共同居住生活，在宜章万利星城售楼部工作，事发前向单位请假多日在家休息。曾加宜性格比较内向，不喜言语，家人曾带他到医院作检查，但并无精神疾病和精神抑郁的诊断。 判决的理由与结果 本院认为，本案为一般侵权责任纠纷，其构成要件包括侵权行为、损害结果、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及过错。本案争议焦点为：两原告之子曾加宜的死亡是否与被告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被告是否对曾加宜的死亡承担过错及赔偿责任。本案中，原告认为被告在疫情期间疏于登记管理，让非小区业主原告之子进入小区，被告对死亡结果有过错；被告未安装监控设备和巡逻，在死者坠楼5个小时后发现死者，致延误救治；被告未对电梯楼梯间窗户安装防护栏，未设置安全警示标志，被告有过错，应承担30%的赔偿责任。本院认为，本案无证据证明曾加宜高坠死亡为意外事故，原、被告亦认可其自杀，故本案可认定曾加宜主动坠楼的可能性大。作为事发小区的物业服务方，无论该小区是否采用封闭式管理，工作人员是否盘查了曾加宜，物业公司对曾加宜进入小区后实施坠楼的行为是无法预见亦难以辨别。曾加宜作为对自身行为有充分的控制能力的成年人，对行为后果有足够的预见能力，其坠楼系主动追求的后果，要求被告对无法预见和控制的行为承担安全保障义务，超出了物业公司的管理职责，被告的该管理行为与曾加宜的死亡没有因果关系。另物业公司是依据与业主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进行物业管理服务，物业公司承担安装监控和物业巡逻应在物业公司服务区域内，本案曾加宜高坠地点系临街商业裙楼屋顶平台，产权归开发商所有，二楼购房业主独家享有对应区域平台使用权，平台属业主私人空间。该区域不属物业公司服务范围，物业公司在此区域无需管理服务，亦不宜安装监控和巡逻。再则，物业公司即便及时发现曾加宜坠楼，也难以避免高层坠亡的后果。故物业公司未安装监控和巡逻及是否及时发现，与本案高层坠亡的后果并无关联。经本院现场查明，24层的楼梯间窗户和顶层围墙高度符合规定，已有防范安全护栏，只要高度合格，也无需设置警示标志，若曾加宜正常行走并不会发生坠亡后果。原告的该理由亦于法无据。综上，物业公司的行为与曾加宜的死亡没有因果关系，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两原告对自己的主张不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应承担不利后果。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曾柏生、王知花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945元（已减半收取计），由原告曾柏生、王知花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李亚红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日 法官助理 刘素贞 书 记 员 谭玉婷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七条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造成的，行为人不承担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