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3民终221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志明，男，1989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内蒙古赤峰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昱，北京康阜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盛昌典当行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仁和镇仓上小区37号楼1至2层3单元37-08。法定代表人：邵志新，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东青，北京市首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庆鸿，男，1963年2月8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许胜忠，北京闻鼎商山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志明、上诉人北京盛昌典当行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盛昌典当行）因与被上诉人吴庆鸿抵押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5民初190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志明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吴庆鸿的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吴庆鸿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李志明行使抵押登记行为是处分物权的合法行为。依据相关法律规定，李志明作为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可依法对该房屋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其中包括行使抵押登记行为。该房屋经吴庆鸿提起确认合同无效的诉讼后，一审法院于2017年4月25日作出（2017）京0105民初19772号民事判决，驳回吴庆鸿的诉讼请求。基于物权登记效力和一审法院的有利判决，李志明于2017年6月8日将自己名下的房屋抵押给盛昌典当行，完全符合法律规定。二、一审判决推定李志明“应意识到涉案房屋买卖合同及涉案房屋权属可能被认定无效”毫无法律根据。2017年6月8日，在李志明办理涉案房屋抵押登记之前，没有任何一个有效的判决推翻李志明对涉案房屋享有的所有权，房屋所有权登记也未被撤销。此时，李志明的房屋买卖合同已经得到（2017）京0105民初19772号民事判决的有利肯定，虽然吴庆鸿对该案在5月份提起上诉，但是并不意味着李志明作为该案被上诉人在6月8日前就收到了上诉状副本。即便在6月8日前收到了上诉状副本，李志明只要凭借房屋所有权人的身份去办理抵押登记也是合法合理的。一审判决无视物权登记的公示效力即推定李志明应意识到房屋可能被认定无效，于法无据，也不符合情理。三、李志明对涉案房屋设定抵押担保是合法的物权处分行为，在取得所有权后、本案诉争的抵押行为之前还有一次抵押行为。李志明的第一次抵押发生在两个案件之前，第二次抵押发生在有利于李志明的（2017）京0105民初19772号民事判决作出之后。李志明作为房屋所有权人行使抵押行为，是法律赋予房屋所有权人的合法权利，且李志明行使抵押行为时，没有任何一个有效的判决推翻李志明对涉案房屋享有的所有权。四、刘某某代理张某某领取房屋买卖合同案诉讼材料，旁听参加确认合同无效二审案件，属于其个人的民事行为，与李志明是否行使抵押登记的行为无关。刘某某知晓涉案房屋存在争议的时间发生在抵押登记之后，不能因张某某和刘某某是朋友关系，就主观上认定为张某某、刘某某、李志明之间存在恶意串通。五、2017年4月和6月，刘某某、张某1到涉案房屋处撬门的法律前提是2017年4月25日一审法院作出（2017）京0105民初19772号民事判决书肯定了李志明与张某某签署的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2016年12月27日，该房屋登记过户至李志明的名下后，李志明委托张某1全权代理房子的事情。基于以上依据，张某1、刘某某去涉案房屋撬门，该行为属于张某1代理李志明行使物权中“占有权”的行为。吴庆鸿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李志明的上诉请求。涉案房屋存在所有权争议，抵押权人在签署抵押协议、办理抵押登记前也知道涉案房屋存在所有权争议。李志明第一次抵押是在两个月前，第二次抵押发生在判决之后，在原一审判决中刘某1向法庭说明，收到还款后，刘某1联系李志明办理解押手续完全符合法律规定，本案中刘某某始终知道涉案房屋存在争议。2017年1月12日，刘某某到涉案房屋去闹事，6月12日再次去闹事。本案中李志明和盛昌典当行恶意串通是为了阻碍吴庆鸿取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权。无论是根据合同法规定还是民法典的规定，涉案抵押合同都是无效的。盛昌典当行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吴庆鸿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李志明与盛昌典当行于2017年6月8日签署并在朝阳区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登记的合同编号为×××号《主债权及房屋最高额抵押合同（房屋登记专用）》无效；2．李志明、盛昌典当行承担案件受理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张某某原系涉案房屋所有权人，登记时间系2011年4月21日。2008年5月16日，中慧担保公司（以下简称中慧公司）作为甲方与吴庆鸿作为乙方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内容如下：甲方对张某某合计享有的借款合计118万元，甲方将前列的债权全部转让给乙方，自本协议签订之日的次日，由乙方向甲方行使该债权的全部权利。2015年11月8日，吴庆鸿作为受让方与张某某作为转让方签订《转让协议》内容如下：转让方于2009年7月前购得涉案房屋一套，至本协议签订之日止，转让方向中慧公司借款118万元，转让方向受让方借款372500元；转让方确认已经收到借款1552500元，转让方因无法偿还上述债务，自愿将本协议约定的房屋转让给受让方，用于清偿本协议债务；受让方表示自愿接受转让方提出的以1702528元价款购买上述房屋，余款在房屋过户登记的同时支付给转让方。2016年9月19日，借款人张某某（甲方）与出借人张某1（乙方）签署《借款合同》，乙方向甲方出借12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6年9月19日至2016年12月18日。同日，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出具（2016）京中信内民证字×××号公证书。后张某1于2016年9月19日向张某某转账支付410万元，于2016年9月26日转账支付300万元，于2016年10月24日转账支付500万元。2016年10月26日，张某某与张某1签署《委托书》，张某某委托张某1作为代理人办理关于涉案房屋的售房事宜，包括查询档案，核实房屋是否存在查封、抵押、网申占用、异议登记等信息，代为签署房屋买卖合同，代收房款并签署相关文件等权限，委托期限在签署委托书之日起两年为止。同日，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出具（2016）京中信内民证字×××号公证书。2016年11月12日，张某某（甲方）、李志明（乙方）、张某1（丙方）签署《协议》，约定：1．2016年9月19日，甲、丙双方签订《借款合同》，借款金额1200万元，张某某对上述借款金额无异议；2．甲方张某某以其名下涉案房屋为上述借款向张某1提供担保。同时，甲方张某某向丙方张某1出具《公证委托书》，委托张某1有权代其出售上述房屋；3．乙方李志明以710万元的价格购买上述房屋，购房款由乙方李志明直接向丙方张某1支付，丙方张某1所收取的购房款用于清偿第一条所借金额中的710万元。2016年11月12日，张某某（出卖人）与李志明（买受人）签署《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约定出卖人未将房屋出租，买卖双方协商一致，房屋成交价格710万元，出卖人应当在2017年1月31日前将涉案房屋交付给买受人。2016年12月27日，涉案房屋过户至李志明名下。2017年1月10日，吴庆鸿以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以下简称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将张某某、李志明诉至一审法院，要求将涉案房屋过户至吴庆鸿名下。2017年2月16日，刘某某受张某某委托到庭领取了该案起诉书等材料，2017年2月23日，张某1受李志明委托到庭领取2017年3月3日开庭传票。该案于2017年3月3日庭审时，张某1、刘某某、吴庆鸿到庭。2017年3月8日，吴庆鸿以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以下简称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案件），将张某某、李志明诉至一审法院请求确认张某某与李志明于2016年11月12日签署的《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无效。2017年4月25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就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案件作出（2017）京0105民初19772号民事判决书。一审法院在该案中认为：张某某与李志明就涉案房屋达成买卖协议并依约履行，不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之情形，亦不存在欺诈胁迫形式损害国家利益之情形，吴庆鸿要求确认张某某与李志明签署的《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无效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吴庆鸿不服，上诉至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并于2017年5月18日交纳二审诉讼费。2017年6月2日，李志明（当户、抵押人、甲方）与盛昌典当行（典当行、抵押权人、乙方）签订《房地产最高额抵押典当合同》，约定：授权代理人刘某；甲方将其自有的或其享有完全处置权的房地产作为当物抵押给乙方，甲方在合同期限内，根据评估结果确定的最高当金额度分期提取，按期偿还当金，在最高当金额度内循环赎当、续当；双方同意，将抵押房地产作为甲方向乙方偿还本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的担保，抵押担保甲方所欠乙方之债范围包括当金本息、典当综合费用、罚息、实现抵押权所支付的相关费用以及所有其他应付款项；甲方所抵押典当的房地产产权人李志明，房产证号京×××号，抵押典当房地产评估价值510万元，抵押范围全部抵押，当金最高额度为360万元，乙方在此额度内向甲方发放当金；甲乙方同意以上述房地产办理抵押典当登记手续；本合同期限内，每期业务的当期内1个月，任何一期业务当期届满时，甲方应当及时办理续当或赎当，超过5日既不赎当也不续当的，乙方有权提前终止本合同及本合同项下全部典当业务进行决算并实现抵押权；抵押担保期限为截至乙方最后一期当金及相关费用得到全部清偿，本合同期限为1个月，自2017年6月2日起至2017年7月1日止；本合同项下的当金利率为月利率0．8%，由甲方每期足额支付给乙方，典当综合费用为每月0．2%，由甲方每期足额预先支付给乙方；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并办理房地产抵押登记后生效，至本合同项下当金本息和相关费用全部清偿完毕后终止。2017年6月15日，北京市信德公证处对该合同做出（2017）京信德内经证字第×××号公证书。2017年6月8日，李志明（甲方、抵押人）与盛昌典当行（乙方、抵押权人）签署《主债权及房屋最高额抵押合同（房屋登记专用）》，约定：甲乙双方为向房屋登记机构申请设立最高额抵押权登记，经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最高债权金额360万元，债权确定期间自2017年5月27日起至2018年5月26日；房屋所有权证号京×××号；被担保最高债权金额360万元，担保范围为当金本息、典当综合费用等；债务人李志明；本合同与甲方乙方及相关当事人签订的相关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如其他相关合同与本合同存在冲突、矛盾的，以本合同为准。2017年6月8日，涉案房屋办理了抵押权人为盛昌典当行的抵押登记。2017年6月9日，盛昌典当行向李志明转账150万元。2017年7月3日，盛昌典当行向李志明转让200万元。2017年8月30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就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案件作出（2017）京03民终10196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认为：吴庆鸿系张某某的债权人，自2009年起一直居住在涉案房屋，2015年11月，吴庆鸿与张某某签订《转让协议》，张某某同意将涉案房屋出卖给吴庆鸿，双方之间形成房屋买卖关系，此后吴庆鸿继续掌控房屋，从上述事实及其与张某某、李志明就涉案房屋发生纠纷的过程，吴庆鸿前后表现一致，一直以房屋买受人的身份主张权利，其主张在其掌控房屋期间内不可能允许房屋买受人的身份主张权利，其主张在其掌控房屋期间不可能允许张某某对外再行出售房屋，也不可能允许张某某带其他买受人看房的陈述符合正常人的心理状态及通常做法，应予采信。而张某某、李志明作为《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以及张某某的债权人张某1在合同签订前后及合同履行过程中却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具体表现为：其三，涉案房屋价值巨大，作为买受人，其所购买的房屋是否存在纠纷，在购买后能否为自己正常使用系房屋买卖过程中最受关注的问题，正常买受人均会在购房前查验房屋，本案中，李志明身份特殊，其通过张某1介绍与张某某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在明知张某某负有债务且在法院存有诉讼的情况下，又得知涉案房屋并非在张某某控制之下，如其前去查验房屋，不可能不向房屋实际居住人询问占住房屋原因、居住情况等细节。现李志明陈述曾在购房前一个月去查看房屋，吴庆鸿对此不予认可，鉴于李志明无法就此提供证据，而吴庆鸿与张某某签订转让协议买房时间明显早于李志明，且一直控制涉案房屋，李志明陈述吴庆鸿允许张某某带其他购买人查看房屋明显不符合常理，故李志明就此陈述细节虽与张某某一致，仍然不应予以采信；第四，从李志明的付款时间和行为来看，李志明在房屋过户后始终未能取得房屋的控制权，2017年初又与吴庆鸿就涉案房屋发生争议，并于2017年3月参加了吴庆鸿诉张某某案件的庭审，其对吴庆鸿、张某某之间就涉案房屋发生买卖合同的情况明知，应意识到继续履行合同将产生巨大的风险，但李志明在此情况下，仍选择继续向张某1支付大笔购房款，其行为明显有异于正常购房人，李志明仅将上述行为解释为因为已将房屋过户，故只得选择按合同履行过于牵强，综合上述案件事实，在张某某及李志明不能进行合理解释的情况下，可以认定张某某及李志明存在恶意串通，以实现帮助张某某完成多重买卖，损害吴庆鸿利益的行为，双方签订的《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应被认定为无效；判决：一、撤销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5民初19772号民事判决；二、确认张某某与李志明于2016年11月12日签订的《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无效。2017年12月，吴庆鸿通过北京市购房资格核验。2018年12月10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就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作出（2017）京0105民初3024号民事判决书。一审法院在该案中认为：吴庆鸿与张某某签署的《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张某某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过户的义务，吴庆鸿亦应按照合同约定在过户时支付剩余购房款，李志明与张某某关于涉案房屋的买卖合同虽已被确认为无效，但涉案房屋现设立有抵押，在抵押权未解除或被法院判决确认无效之前，涉案房屋不具备过户条件，吴庆鸿可待涉案房屋具备过户条件之后另行主张。吴庆鸿不服，上诉至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9年3月19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就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作出（2019）京03民终3044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认为：吴庆鸿自2009年起即占有使用涉案房屋的事实等能够相互印证；一审法院认定吴庆鸿与张某某之间存在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及对本案的具体处理适当，一审法院予以维持；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审理中，盛昌典当行提交《续当凭证》复印件，用以证明：2017年7月至2020年8月20日，李志明每月向盛昌典当行偿还利息、综合服务费等，每月金额不等，本金没有偿还。吴庆鸿不认可真实性，李志明予以认可。一审诉讼中，盛昌典当行提交李志明与王某的户口本复印件、结婚证复印件、二人的身份证复印件，用以证明：盛昌典当行在办理涉案房屋抵押登记时对李志明的婚姻状况、房屋产权进行审核，抵押合同及抵押权设立合法有效。吴庆鸿不予认可，称无法核实上述材料真实性，盛昌典当行明知涉案房屋权属存在争议，却与李志明签署抵押合同，设定抵押权，二人恶意串通损害了吴庆鸿的利益。李志明认可真实性和关联性。一审法院另查，2019年7月12日之前，刘某某系盛昌典当行工商登记的经理，2019年7月12日卸职。一审法院另查，2017年6月11日，吴庆鸿因2017年4月涉案房屋被撬门及物品被盗前往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大屯派出所报案，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于2017年6月12日出具立案决定书，决定对吴庆鸿被盗窃案立案侦查，刘某某及张某1在询问/讯问笔录中称2017年4月、6月前往涉案房屋撬门。李志明于2017年10月11日询问/讯问笔录中表示：“买房子的事情，全权交给我姐夫张某1代理”“全是由我姐夫张某1来处理的，我都不知道”。刘某某于2017年12月18日询问/讯问笔录中表示：“我和张某1、张某某都是朋友关系，我介绍的张某1给张某某认识的”。张某1于2017年12月18日询问/讯问笔录中表示：“刘某某是张某某的朋友，通过刘某某我认识了张某某”。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李志明与盛昌典当行签署的《主债权及房屋最高额抵押合同（房屋登记专用）》是否存在合同无效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综合本案证据及审理查明事实，一审法院认定《主债权及房屋最高额抵押合同（房屋登记专用）》因李志明与盛昌典当行之间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吴庆鸿利益的行为，应属无效，具体理由如下：首先，2017年2月15日，刘某某受张某某委托到庭领取房屋买卖合同案件诉讼材料，2017年2月23日，张某1受李志明委托到庭领取房屋买卖合同案件诉讼材料，李志明于2017年3月3日参加了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庭审，李志明、刘某某对涉案房屋权属争议理应知晓。其次，2017年5月，吴庆鸿针对确认合同无效案件提起上诉，并于2017年5月18日交纳二审诉讼费，李志明与张某某之间《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尚未经过生效判决确认合同效力，李志明购买涉案房屋的合同效力争议尚未终结，李志明与盛昌典当行于2017年6月8日签署《主债权及房屋最高额抵押合同（房屋登记专用）》，并于2017年6月8日办理抵押权人为盛昌典当行的抵押登记。再次，抵押担保的主债权存在诸多不合理处：其一，《主债权及房屋最高额抵押合同（房屋登记专用）》抵押登记担保的债权确定期间自2017年5月27日起至2018年5月26日，《房地产最高额抵押典当合同》约定的合同期限自2017年6月2日起至2017年7月1日止，《主债权及房屋最高额抵押合同（房屋登记专用）》抵押担保的主债权期限与《房地产最高额抵押典当合同》约定的债权期限存在不一致；其二，《房地产最高额抵押典当合同》约定合同期限至2017年7月1日止，盛昌典当行于2017年7月3日向李志明转账200万元时，约定的合同期限届满；其三，李志明、盛昌典当行均不清楚350万元借款用途，亦不清楚借款去向；其四，办理抵押登记前，李志明未取得涉案房屋控制权，盛昌典当行亦未前往涉案房屋查勘房屋现状；其五，李志明知晓抵押登记前涉案房屋由吴庆鸿居住，却向盛昌典当行告知涉案房屋在出租；其六，盛昌典当行认可李志明向其告知抵押登记前涉案房屋在出租，亦看了租赁合同，出租人系李志明，然而房屋实际由吴庆鸿居住，且盛昌典当行未提交其看到的租赁合同；其七，盛昌典当行提交抵押登记办理时盛昌典当行留档的李志明与王某户口本复印件、结婚证及身份证复印件，并未体现签署《主债权及房屋最高额抵押合同（房屋登记专用）》及设立抵押权时盛昌典当行对涉案房屋价值进行评估、查勘房屋居住及现存状况；其八，2017年4月、6月，刘某某、张某1到涉案房屋处撬门，理应知晓涉案房屋由吴庆鸿居住，李志明亦表示“房子的事情，全权交给我姐夫张某1代理”，张某1对涉案房屋的买卖、抵押等处分行为；其九，刘某某、张某1、张某某系朋友关系，三人因涉案房屋多次发生交集，知晓并参与吴庆鸿提起的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及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案件庭审，在吴庆鸿提起的上述案件中，张某1受李志明委托到庭领取诉讼材料，并旁听案件审理，刘某某亦受张某某委托到庭领取诉讼材料，亦旁听案件审理，涉案房屋权属存在争议，涉案房屋由吴庆鸿居住，吴庆鸿针对涉案房屋一直主张所有权，李志明、刘某某理应知晓。综上，李志明明知涉案房屋权属存在争议，2017年3月参加了吴庆鸿诉张某某买卖合同纠纷案件的庭审，亦作为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案件的当事人，2017年4月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案件作出一审判决后，2017年5月吴庆鸿提出上诉，一审判决尚未生效，涉案房屋买卖合同效力尚未确定，房屋权属争议尚未终结，其应意识到涉案房屋买卖合同及涉案房屋权属可能被认定无效，李志明在此情况下，径行与盛昌典当行签署《主债权及房屋最高额抵押合同（房屋登记专用）》，并在涉案房屋上设立抵押权人为盛昌典当行的抵押行为，李志明存在主观恶意。盛昌典当行作为具备特定经营许可证的专业性公司，理应秉承高于一般理性抵押权人标准评估、查勘抵押物现状及价值，审核抵押借款人资信及借款用途，然而在涉案房屋存在权属争议的情况下，盛昌典当行对涉案抵押物既未实地查勘，亦未掌握借款人借款用途，有违正常理性人应有的主观状态。刘某某曾受张某某委托到庭领取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诉讼材料，旁听相关案件审理，亦于2017年4月到涉案房屋处撬门，上述行为及事实均早于《主债权及房屋最高额抵押合同（房屋登记专用）》的签订时间。结合刘某某在本案诉讼前系盛昌典当行经理的事实，可以认定在签订《主债权及房屋最高额抵押合同（房屋登记专用）》时，盛昌典当行明知涉案房屋权属存在争议，亦明知涉案房屋由吴庆鸿居住，仍与李志明签署《主债权及房屋最高额抵押合同（房屋登记专用）》，设定抵押权，盛昌典当行存在主观恶意。综上，盛昌典当行与李志明恶意串通签署《主债权及房屋最高额抵押合同（房屋登记专用）》，损害了吴庆鸿的合法利益，《主债权及房屋最高额抵押合同（房屋登记专用）》应属无效。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确认李志明与北京盛昌典当行有限责任公司于2017年6月8日签署的合同编号为2017年房抵盛字第011号《主债权及房屋最高额抵押合同（房屋登记专用）》无效。本案二审中，吴庆鸿向本院提交案外人刘某1向一审法院出具的说明，用以证明李志明存在阻止吴庆鸿获得涉案房屋所有权的故意。对此李志明表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该证据是案外人给其他方出具的说明，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二审经查，本案一审判决作出后，盛昌典当行向一审法院递交落款日期为2020年11月17日的上诉状。2020年11月24日，一审法院向盛昌典当行出具限期提交上诉状通知书、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通知书，通知盛昌典当行对上诉状存在的格式问题进行修改，在通知期限内预交上诉费用。根据一审法院出具的工作记录，盛昌典当行未修改上诉状，亦未按期缴纳上诉费用。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条的规定，当事人虽递交上诉状，但未在指定的期限内交纳上诉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本案中，盛昌典当行虽递交上诉状，但其并未在指定的期限内交纳上诉费，故本院依法按其自动撤回上诉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李志明上诉主张其与盛昌典当行在签订《主债权及房屋最高额抵押合同（房屋登记专用）》的过程中不存在恶意串通行为，一审法院认定合同无效错误，对此本院认为，根据本案查明事实，自2017年1月至3月期间，吴庆鸿先后将张某某、李志明以房屋买卖合同纠纷、确认合同无效纠纷诉至一审法院，作为案件当事人，李志明对涉案房屋存在权属争议的情况应为明知，在一审法院于2017年4月25日作出（2017）京0105民初19772号民事判决后，吴庆鸿不服提出上诉，在李志明与张某某之间的《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尚未经生效判决确认合同效力、涉案房屋权属争议并未终结的情况下，李志明即与盛昌典当行签署《主债权及房屋最高额抵押合同（房屋登记专用）》并于当日办理抵押登记，给吴庆鸿实现涉案房屋权利造成阻碍，其行为存在明显的主观恶意；同时，盛昌典当行作为专业从事抵押典当业务的公司，其理应以高于一般抵押权人的标准对抵押物现状及价值进行查勘和评估，审慎核实抵押人的资信及借款用途，但就本案现有证据来看，在各方就涉案房屋存在权属争议的情况下，盛昌典当行既未对涉案抵押物进行实地查勘，亦未仔细审核李志明的借款用途，即与李志明签署《主债权及房屋最高额抵押合同（房屋登记专用）》及办理抵押登记，有违常理；而在李志明与盛昌典当行签订《主债权及房屋最高额抵押合同（房屋登记专用）》前，刘某某、张某1已分别接受张某某、李志明的委托到法院领取法律文书，可见刘某某、张某1对涉案房屋存在权属争议的情况亦为明知，结合刘某某在本案诉讼前系盛昌典当行经理的事实，以及李志明、刘某某、张某1在吴庆鸿被盗窃案询问笔录中所作陈述，可以认定盛昌典当行在与李志明签订《主债权及房屋最高额抵押合同（房屋登记专用）》的过程中亦存在主观恶意。一审法院根据本案查明事实认定李志明与盛昌典当行在签订《主债权及房屋最高额抵押合同（房屋登记专用）》的过程中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吴庆鸿利益的行为，并根据吴庆鸿的请求判决确认《主债权及房屋最高额抵押合同（房屋登记专用）》无效，依据充分，本院予以维持。李志明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李志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李志明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郑吉喆审 判 员 尚晓茜审 判 员 胡新华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汤和云书 记 员 马梦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