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晋01民终332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山西同舟电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董某1，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某2，住太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某3，住太原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太原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曹某，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某，山西隆诚（忻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负责人：焦某，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住太原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负责人：白某,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贾某，山西元升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山西同舟电子有限公司（简称同舟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太原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简称中小企业）、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简称兴业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简称浦发银行）因申请诉前财产保全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2019）晋0105民初69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7月3日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变更合议庭成员，于2020年10月13日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同舟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某2、董某3，被上诉人中小企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某，兴业银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浦发银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贾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同舟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民事判决;2、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判令中小企业赔偿同舟公司库存商品价值损失800万元及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3年12月2日起计算至判决确定之日止的利息;3、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判令兴业银行在70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4、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判令浦发银行在20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5、一审和二审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被上诉人中小企业合同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一审法院判决错误,应予纠正。2011年6月28日,上诉人与兴业银行签订《委托贷款借款合同》,借款金额900万元,借款期限2011年6月28日至2012年6月27日,中小企业为该笔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日上诉人与中小企业签订《抵押反担保合同》,并以《监管协议》作为合同附件。《监管协议》约定:乙方(中小企业)派专人即丙方王瑞莉对甲方(即上诉人)的库存商品进行监管,监管范围为上诉人在青龙电脑城停车场院内的库房,确保库存商品不低于1800万元;监管期限为12个月;上诉人每月底将当月库存明细表交丙方王瑞莉一份,由其核实签字后,报中小企业留存。2011年8月16日,上诉人与浦发银行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借款金额200万元,借款期限2011年8月16日至2012年8月15日,中小企业为该笔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日上诉人与中小企业签订《抵押反担保合同》,并以《监管协议》作为附件。《监管协议》约定:乙方(中小企业)派专人即丙方王瑞莉对甲方(即上诉人)的库存商品进行监管,监管范围为上诉人在青龙电脑城停车场院内的库房,确保库存商品不低于400万元;监管期限为12个月;上诉人每月底将当月库存明细表交丙方王瑞莉一份,由其核实签字后,报中小企业留存。中小企业与上诉人签订的《委托保证合同》第三条第(十)项约定“财务状况发生恶化或涉及重大诉讼案件,或主要资产被采取财产保全措施或强制执行措施,应在事隔七日内通知乙方”。另第三条还约定“当乙方发现甲方出现上述第四项至第十五项情形之一,有权要求甲方提前清偿乙方所担保的债权或提供新的有效担保。否则乙方有权提前处置甲方提供的反担保措施”。依照双方以上的合同约定,如果上诉人的财务状况确实发生恶化,上诉人应该依约在七日内通知中小企业,或上诉人未通知中小企业而中小企业发现上诉人财务状况恶化的情况,中小企业应该依约要求上诉人提前偿还债务或提供新的有效担保,而不可以提前处置上诉人提供的反担保措施。上述合同签订后,上诉人依约履行了合同义务,但中小企业却在上诉人与兴业银行、浦发银行的借款协议仍正常履行期间,上诉人在没有接到中小企业按照合同约定向上诉人提出的“提前偿还债务或提供新的有效担保”任何要求情况下,且中小企业也未承担保证责任即无追偿权的情况下就于2011年12月5日向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查封、冻结了上诉人价值不低于1800万元的库存商品及上诉人和反担保人所有财产。依据《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规定,假如上诉人确实存在中小企业主观认定的财务状况恶化情形的发生,中小企业也必须按合同约定先向上诉人提出提前清偿乙方所担保的债权或提供新的有效担保的要求,而不能违反合同的这条约定直接处置上诉人提供的反担保措施,即中小企业不能直接向法院申请保全上诉人的财产。时至今日,上诉人也没收到中小企业按照合同约定向上诉人提出的“提前偿还债务或提供新的有效担保”要求,中小企业直接向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申请保全了上诉人财产。依据《合同法》第八条的规定,中小企业的行为是明显的合同违约,存在主观过错的事实,对上诉人构成了侵权,依据《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和《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五条“申请有错误的,申请人应当赔偿被申请人因保全所遭受的损失”的规定,中小企业理应承担因申请保全错误给上诉人带来的损失,一审法院没有依据《合同法》第八条、《侵权责任法》第六条、《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五条的法律规定判决是错误的,应予纠正。二、中小企业无诉权申请保全上诉人是错误的,理应赔偿因申请保全错误给上诉人造成的损失,一审法院判决错误,应予纠正。2011年12月5日,中小企业在上诉人与兴业银行、浦发银行的贷款合同没有到期,两银行未向上诉人催收,也未要求中小企业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前,作为贷款的保证人,中小企业在没有追偿权的情况下向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提出保全申请,并于2011年12月6日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对上诉人以及反担保人的所有财产进行了查封、扣押、冻结的处理((2011)小民保字第64号)。依据《担保法》第十二条“已经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有权向债务人追偿,”之规定,在中小企业申请保全上诉人财产时,没有承担保证责任,中小企业无追偿权。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规定中“直接利害关系”就是要求原告与被告之间必须有明确的债权、债务关系。所以《民事诉讼法》中所指的利害关系人自然是适格诉讼的直接利害关系人。中小企业作为连带责任保证人,没有追偿权、当然不是上诉人的债权人,中小企业与上诉人没有明确的债权、债务关系,不是直接利害关系人,也不是适格诉讼的正当当事人。《民事诉讼法》所指的利害关系人当然是指具备诉权的直接利害关系人,是指适格原告的利害关系人,不是一般泛泛而谈的利害关系人,包括容易被人们混淆的第三方。按照上诉人与中小企业签订的《委托保证合同》第四条约定了中小企业只有代偿后才具有债权人地位,方能适格《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利害关系人,同时合同第四条也明确了中小企业只有代偿后才具有追偿权,方能适格原告,即中小企业在2011年12月19日以前是没有诉权的。2019年6月12日在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询问庭审中,中小企业代理律师也承认中小企业在2011年12月19日起诉时才具备了适格原告的资格,这也反向证明了中小企业在2011年12月5日申请保全上诉人财产的时候,还没有获得追偿权,不是适格的原告。没有诉讼权利,就没有资格谈什么诉前保全和诉中保全。只有具备诉权,才能适用《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这是基本的法律常识。2011年12月5日,中小企业不具备向上诉人发起诉讼的资格,当然也不具备申请保全的资格,在自身没有诉权的情况下向法院申请保全上诉人财产自然是错误的。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五条的规定“申请有错误的,申请人应当赔偿被申请人因保全所遭受的损失。”中小企业理应承担因申请保全错误给上诉人造成的损失,一审法院没有依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特别是《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五条法律规定判决是错误的。三、中小企业的超标的查封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中小企业理应赔偿超标的查封给上诉人带来的损失,一审法院判决错误,应予纠正。依据证据(2011)小民保字第64号《民事裁定书》、第70号《民事裁定书》及(2012)小民初字第24号《民事裁定书》,中小企业申请保全了上诉人不低于1800万元库存商品、780万元应收账款、四间100多平米商铺、太原市中心四套总面积720多平米的住房、两个重庆秦妈火锅加盟饭店、一个重庆刘一手火锅加盟饭店、一个148台电脑的网吧以及汽车、银行存款等总价值超过4000万元的财产。而中小企业在2011年12月19日起诉上诉人的时候,诉讼标的额总共900万元整,查封上诉人4000余万元明显超过申请保全的标的额,是典型的超标的查封。其中对上诉人公司的查封是硬查封,在公司重要部门和库房贴了封条以后,中小企业又加派保安看管。如下事实也证明了中小企业确实存在着严重超标的查封现象:1、2013年8月29日中小企业主动解封价值约90万元的太原市小店区同舟重庆秦妈火锅店;2、2014年5月23日中小企业解封价值约150万元的太原市宏纺酒家有限公司重庆秦妈火锅桃北店;3、2014年9月15日中小企业解封价值约150万元的太原市小店区三点水阳光连锁网吧;4、2013年8月3日,经中小企业申请对上诉人被查封时价值不低于1800万元的库存商品解封;5、中小企业对上诉人被查封的780万元应收账款一直不理不睬,听任其中的许多账款变成了呆死账。如果中小企业没有超标的查封上诉人那么多财产,中小企业怎么可能舍得放弃上诉人这么多价值不菲的财产如果剩余查封物品的价值不足以执行中小企业的所诉标的,放弃这么多查封物品的行为就于情于理都讲不通了。中小企业清楚的知道自己超标的查封了上诉人多少财产,既使放弃了如此之多查封的财产,上诉人剩余的被查封财产依旧还有市中心四间100多平米商铺、市中心四套总面积720多平米的住房、汽车、银行存款等总价值超过1500万元的财产,足够执行中小企业所诉900万元标的。事实是如此的简单、清楚,中小企业的超标的查封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中小企业理应赔偿超标的查封给上诉人带来的损失,而一审法院没有以事实为依据、按照法律规定判决是错误的。四、中小企业与两银行恶意串通以获得对上诉人的所谓“追偿权”,两银行与中小企业构成共同侵权,两银行应承担连带侵权责任，两银行自然应该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上诉人2015年11月17日向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提起本案之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法院应保护上诉人的胜诉权。借款合同签订后，上诉人与两银行依约履行合同义务,一直按时支付利息,从来没有任何违约行为。中小企业申请保全的时候上诉人与两银行的贷款合同正在履行中,银行没有提前收贷的事实,作为担保人的中小企业自然不符合“债务人到期不还”这一其应承担责任的前提。在中小企业2011年12月5日申请保全上诉人以后的2011年12月7日和2011年12月16日,两银行在至今未通知借款人(上诉人)解除合同、提前还款的情况下只向中小企业下达《贷款到期催收通知书》,而上诉人至今未收到两银行的任何催收通知。银行提前收贷,其实质为提前解除双方的借款合同。依据《合同法》第九十六条“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的规定,通知债务人后才发生解除合同的后果。而本案中,银行未通知债务人,反而通知了担保人。在此时,未发生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即银行提前收贷缺乏法律依据,也没有借款人出现了借款合同中事先约定的提前收贷的情形,故银行提前收贷没有事实依据。既然两银行提前收贷的行为没有事实依据,而中小企业本有权拒绝履行担保义务的情况下反而积极代偿,其目的只是为了能够提起诉讼.因此时还不符合“债务人到期不还”这一其应承担责任的前提,故其擅自偿还损害了债务人的利益,所以中小企业应赔偿债务人(上诉人)的损失。两银行与中小企业的上述行为明显是恶意串通,是侵犯上诉人财产权利的行为,依照《侵权责任法》第八条“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两银行与中小企业构成共同侵权,两银行应承担连带侵权责任,两银行自然应该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中小企业于2011年12月5日在其并非利害关系人的情况下与两银行恶意串通违法向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超标的保全上诉人财产,共同侵犯上诉人合法权益。在中小企业诉上诉人代偿纠纷案中,上诉人曾多次向法院提出中小企业违法申请财产保全行为构成侵权,并要求法院保护上诉人合法权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之规定,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2015年9月28日,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并民终字第1701、1702号《民事判决书》,上诉人2015年11月17日向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提起本案之诉,明显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法院应保护上诉人的胜诉权。一审法院没有依据如上事实和相关的法律规定而认定的上诉人向兴业银行、浦发银行的讼诉时效已过的判决是错误的。五、中小企业听任上诉人财产损失,给上诉人造成了巨大损失,一审法院却没有对事实做出正确的判决是错误的,应予纠正。中小企业与上诉人签订的《监管协议》作为《抵押反担保合同》的附件,监管期限为12个月,为保证主合同的履行而分别于2011年6月28日、2011年8月16日签订。《监管协议》约定由中小企业派专人对上诉人的库存商品进行监管,确保库存商品价值不低于1800万元;另外上诉人每月底将当月库存明细表交中小企业所派专人一份,由其核实签字后,报中小企业留存。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晋民再177号及(2018)晋民再228号判决中小企业与上诉人的抵押合同生效且抵押权已设立,作为附件的《监管协议》自然也具备法律效力,受《合同法》保护。《监管协议》签订以后,双方一直依约履行,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于2011年12月6日应中小企业申请而查封上诉人该库存商品时,该库存商品的价值确定不低于1800万元。被查封库存商品均为电子产品,更新换代及贬值速度极快,上诉人被查封后一直积极的与中小企业协商尽快将库存商品变现,但始终没有进展,上诉人的库存商品因贬值的损失在迅速扩大,为避免更大的损失,上诉人于2012年8月6日书面请求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将已经查封的库存商品先予执行、并将《先予执行申请》同时递交给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的立案庭、审判庭、审判员以及分管院长,但中小企业始终没有给出任何回应,听任上诉人库存商品的自然贬值,中小企业在上诉人百般要求其及时处理以实现其抵押权时而怠于行使该抵押权。2013年8月3日,经中小企业申请对上诉人的库存商品解封,一审法院于2013年12月12日对该库存商品委托评估时价值只剩605938元,上诉人库存商品价值减损至少17394062元。另据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晋民再228号案件审理的庭审记录,中小企业的代理律师在庭审中明确表示:“库房商品贬值太快,要这个财产没有必要”“当时监管成本越来越高,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必要保全这个财产,所以要求解封”。中小企业代理律师的法庭陈述证实了两个重要事实:首先中小企业历经两年的查封使得上诉人的库存商品严重贬值,所剩价值无几;其次中小企业是在给上诉人库存商品造成严重损失的情况下,主动放弃了抵押品的受偿权。这里中小企业自己证明了上诉人的库存商品价值减损17394062元，以上的这个事实全是由中小企业一手造成的。中小企业没有任何证据也没有诉权的情况下仅凭自己的主观推测违约向法院申请保全上诉人的财产,查封以后在明知上诉人的库存商品贬值太快的情况下,不管上诉人的多次请求,听任上诉人的库存商品严重贬值,给上诉人造成了17394062元以上的库存商品损失。中小企业对上诉人应收账款的查封,直接导致上诉人780余万的应收账款无法清收,上诉人曾多次向中小企业提出过请求,表明愿意积极配合回收被查封的应收账款、先予执行,但中小企业始终未予理睬。通常计算机行业的应收账款会在每年的年底结清,这次的查封直接导致当年最重要的结账期被白白的错过;查封至今9年有余,这些年随着智能手机的功能越来越强、应用越来越丰富,人们越来越多使用智能手机而不是电脑,个人电脑的市场占有率在迅速萎缩,应收款帐上的许多电脑公司已经倒闭,上诉人的应收账款好多都成了死账,从此再也无法收回。上诉人所有的损失都是源于中小企业的申请保全错误而导致的,先是错误的申请保全,保全后怠于行使该抵押权的优先受偿权,听任上诉人的库存商品快速贬值,造成了上诉人的库存商品价值减损17394062元以上,以及查封上诉人应收账款以后的不作为从而导致上诉人的应收账款好多成了无法收回的死账,中小企业理应承担上诉人所遭受的损失。中小企业错误地申请保全上诉人财产这个行为加害了上诉人,给上诉人带来很大的损害后果。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五条“申请有错误的,申请人应当赔偿被申请人因保全所遭受的损失”的规定,及《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的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中小企业错误的保全申请以及保全以后的侵权行为给上诉人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中小企业应当赔偿上诉人所遭受的所有损失。六、一审法院对上诉人库存商品价值认定这一环节的判决是违背基本事实的错误判决,应予纠正。按照两份《监管协议》所保障的库存商品价值不低于2200万元,而上诉人以1800万元提起诉讼是对自身权力的处置,理应无错,依据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晋民再177号及(2018）晋民再228号民事判决，中小企业与上诉人的抵押合同生效且抵押权已设立,作为附件的《监管协议》自然也具备法律效力,受《合同法》保护。《监管协议》签订以后,双方一直依约履行直至查封,说明查封之日库存商品的价值不低于1800万元,上诉人将《监管协议》作为证明库存商品价值不低于1800万元的证据提交给了一审法院,然而一审法院对上诉人提交的《监管协议》这个证据完全无视,反而在判决书中做出了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申请保全时其库存商品的价值”这样罔顾事实的错误判决。至于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提出的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解封时库存商品的价值”更是违背了事实,对上诉人的直接加害,在2015年9月28日,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并民终字第1701、1702号《民事判决书》中明确指出了一审法院将解封的财产没有交付上诉人,而是由一审法院直接对查封的财产进行了执行,并由一审法院自己对上诉人被查封财产的价值委托评估为605938元,上诉人完全不知道库存商品的解封执行的任何情况,所有情况是上诉人在中院的判决文书中才得知详情的,因此,上诉人将中院的判决文书有关解封执行查明的事实部分作为证明解封时库存商品的价值的证据提交给了小店法院,一审法院有选择地无视这个证据,把有的说成没有,居然做出了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解封时库存商品的价值”的判决是违背事实的错误判决。综上,中小企业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向上诉人提出要求,在没有诉权、不适格原告的情况于2011年12月5日向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严重超标的查封、冻结了上诉人和反担保人所有财产。之后中小企业为使自己能够提起诉讼与兴业银行、浦发银行恶意串通来获得诉权,查封以后中小企业怠于行使自己的优先受偿权,在明知上诉人的库存商品具有快速贬值特点的情况下听任上诉人的库存商品快速贬值,给上诉人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以上被上诉人具备了一般民事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主观上存在过错、具备加害行为、造成损害后果、损害后果与加害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理应承担对同舟公司的侵权责任。按照《合同法》第八条、第九十六条、《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八条、《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五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和《担保法》第十二条的有关规定及其他相关法律规定,中小企业应当赔偿上诉人的损失,兴业银行、浦发银行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而一审法院的判决显然是歪曲事实、推卸自身责任,彻底回避上诉人的财产损失这一基本事实,同时也是对上诉人的一种侵权行为。望二审法院判如所请。(由于中小企业错误的申请保全及其随后的一系列行为给上诉人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困难,所以暂时只能先主张8000000元的损失,其余部分和其它损失上诉人再另行起诉。)为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同舟公司当庭补充上诉意见：一、关于一审法院对“中小企业申请诉前财产保全是否错误,如错误,是否赔偿原告主张的损失800万元”这条裁定结果的上诉补充:一审法院这样裁定:“本案中,中小企业作为两笔贷款的保证人与借款人同舟公司之间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在借款人同舟公司财务状况恶化的情况下,为防止其合法权益遭受损害,向法院申请对借款人同舟公司及抵押反担保人进行诉前财产保全符合法律规定,因此,中小企业在当时的情况下可以申请诉前财产保全的。”这里,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没有就被上诉人合同违约这一重要的、决定被上诉人申请诉前财产保全是否错误的重要事实进行裁判是严重的枉法裁判。既然《委托保证合同》明确约定了被上诉人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可以采取法律手段,本案中被上诉人从来没有向上诉人提出任何“提前清偿中小企业所担保的债权或提供新的有效担保”的要求,直接向法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这一行为本身就已经严重违约,依据《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所以被上诉人申请财产保全违背了双方合同约定,对上诉人构成侵权。除非一审法院认为《委托保证合同》不受法律保护,否则被上诉人就是违法在先,所以被上诉人“向法院申请对借款人同舟公司及抵押反担保人进行诉前财产保全”自然谈不上什么“符合法律规定。”所以一审法院的判决是错误的。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上诉人向中小企业提起赔偿要求完全符合法律规定。被上诉人合同违约是判定本案诉前申请保全是否错误最重要的事实依据，一审法院撇开这个事实作出的裁判显然是枉法裁判。请求二审法院对一审法院在判决中无视《委托保证合同》的存在,对中小企业是否合同违约不做任何判决的错误予以纠正,请求二审法院判如所请。二、关于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裁判的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解封时库存商品的价值”的上诉补充: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作出的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解封时库存商品的价值”的裁判显然有违事实和公平。在2015年9月28日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并民终字第1701、1702号《民事判决书》中明确指出了一审法院将解封的财产没有交付上诉人,而是由一审法院直接对查封的财产进行了执行,并由一审法院自己对上诉人被查封财产的价值委托评估为605938元。也就是说整个解封执行过程全是一审法院自己主导的,并没有让上诉人参与。因此,上诉人只能将中院的判决文书中查明有关解封执行的事实部分作为证据提交给了一审法院,证明上诉人库存商品价值到最后评估时减损17394062元以上的这个事实。至于解封时的库存商品价值是多少,因为解封、执行均是一审法院主导的,显然应该由一审法院来拿出评估结果,因为无论是中小企业认定还是一审法院认定,显然这个认定只能由他们中的一方来完成,上诉人根本没有可能办到这个事情,这是非常简单的事实。试想一下,东西不在手上去鉴定价值这就违背了基本常识,一审法院对这个查扣在自己手中并没有交给上诉人的东西却要上诉人提供证据证明解封时库存商品的价值,这个要求无论从哪个方面讲都是毫无道理的,严重违背了当时的基本事实,违背了基本常识,显然不是正常的要求,而一审法院又据此做出了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库存商品800万元的诉讼请求理由与证据不足,不予支持的裁判。这一裁判结果彻底抹杀了上诉人库存商品价值减损巨大这个基本事实,而且是在被上诉人也多次承认库存商品价值贬值很快情况下,一审法院竟然还能这样判案,显然是枉法裁判。请二审法院对一审法院这一错误的判决予以纠正,请求二审法院判如所请。三、关于一审法院对上诉人库存商品价值认定及上诉人先予执行申请书对库存商品价值表述的上诉补充。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对查封时库存商品价值认定选择是应不低于1800万元还是不低于2200万元这个问题,相对于不低于2200万元的提法,不低于1800万元更慎重,因此上诉人选择了不低于1800万元的表述。至于先予执行申请上对库存商品价值的表述是基于当时上诉人想与对方了结此事,不想让库存商品的损失进行扩大,在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曹某的询问笔录中,曹某坦言:“电子产品时效特别短,8个月都用不了就不值钱了。”先予执行申请是在2012年8月6日提出的,当时已经过了8个多月,上诉人担心拖下去损失更大,而这个数字是在当时双方都知道贬值严重的情况下,由对方律师提出来的,为了与对方解决问题,申请书上的数字就按照了对方律师的提法,而且在先予执行申请上明确写明了是以此数额抵顶给对方。这些情况在一审开庭时上诉人曾就这个问题向一审法院法官进行过当庭解释,不知道一审法院为何对本案最重要、最关键的被上诉人对《委托保证合同》这个合同违约的事实采取避而不谈的态度,反而故意在上诉人当年想与对方息事宁人的一个申请书上有意做文章,一审法院处处体现了对上诉人的不公平。中小企业辩称：一、答辩人申请诉前财产保全在实体上和程序上都符合法律规定，并无错误。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关于诉前财产保全的规定，利害关系人因情况紧急，不立即申请保全将会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可以在提起诉讼前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保全措施。1、2011年12月4日，上诉人位于青龙电脑城库房的商品发生聚众哄抢事件，并经王村派出所出警处理，而且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此前即已长期失联，经营场所空置，经营瘫痪，多家供货商持货条及结算凭据均无法实现兑付，这些事实都切实说明上诉人的经营状况发生恶化，当时情形下，答辩人认为情况紧急且权益将会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是一种合理和通常判断，符合诉前财产保全的申请条件。2、答辩人是上诉人向银行贷款的连带保证人，也是上诉人以青龙电脑城库存商品提供抵押的抵押权人，抵押财产遭到哄抢，会使得上诉人的偿债能力降低，导致答辩人需承担保证责任，更直接影响答辩人抵押权的实现，答辩人与其具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而且答辩人提起民事诉讼的请求具有确定的财产给付内容，故有权依法申请财产保全。3、答辩人为申请诉前财产保全依法提供了相应的担保。4、申请诉前财产保全后，答辩人在法律规定的三十日期间内提起民事诉讼，经审理，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确定了答辩人对上诉人的债权，答辩人申请诉前财产保全没有错误。5、答辩人以及法律给予了上诉人救济途径，但是上诉人没有行使。2011年12月4日至5日，答辩人知悉抵押财产减损事实后，已经及时联系过上诉人的负责人、其他相关人员，去上诉人公司现场查看，在联系未果、且多家债权人上门讨债的紧急情况下，没有有效措施可以采取，迫于无奈才依法申请诉前财产保全。而且，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四条规定，财产纠纷案件，被申请人提供担保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解除保全，但是自申请保全直至开庭审理，上诉人都没有采取任何救济措施。二、上诉人请求赔偿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五条规定，只有在申请人的财产保全申请有错误时，才应赔偿被申请人因此所遭受的损失。而《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在（2014)民申字第2172号案件中的观点都充分明确了因财产保全遭受损害属于一般侵权行为，应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结合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上诉人应当举证证明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实施了侵权行为、造成损害后果及存在因果关系四方面。1、如第一点所述，答辩人申请诉前财产保全完全依据法律规定行使，主观上尽到了最大限度的合理谨慎义务，不存在过错，客观上也没有实施侵权行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六十六条规定，答辩人申请解除对库存商品的查封也是依法行使权利，并无错误。2、上诉人请求赔偿造成的损失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首先，上诉人对库存商品的价值仅是单方陈述，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而且前后不一、差额巨大，先是陈述按照监管协议约定价值1800万元，另案中却陈述价值600万元，本案中又随意的认为损失800万元，始终没有任何证据、依据能认定。其次，根据上诉人与答辩人签订的《抵押反担保合同》第三条约定，抵押物的价值依据评估报告或者双方认可的抵押清单认定，本案中移交的清单中没有单价或价格，难以认定抵押物的实际价值，人民法院对全部库存商品进行查封的情况下，其委托评估机构评估的价格应当作为认定抵押物价值的依据。再次，《监管协议》中虽然约定库存商品价值不低于1800万元，但是合同约定并不能证明实际履行的抵押物价值就是1800万元，上诉人不能依此进行简单推理，库存商品一直存在浮动变化，上诉人作为商品的所有人、采购方、销售方，只有其才能证明商品的价值。最后，本案不存在超标的查封的事实，答辩人申请保全的金额不高于起诉时的金额，没有超标的查封的申请，上诉人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超标的查封事实。3、上诉人诉称的答辩人造成其损失的理由没有逻辑，违背客观认定。人民法院的财产保全措施是对财产所有权功能的部分限制，并没有损害上诉人的所有权，更不可能影响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最简便的方法，上诉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出售商品同时保全货款，但是上诉人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答辩人申请解除查封后，人民法院依上诉人的其他债权人申请对解封财产执行查封，依法经评估后进行了分配处理，库存商品仍然用于偿还上诉人的债务，何来答辩人给上诉人造成的损失，现上诉人主张由于答辩人错误保全及放弃查封权利导致库存商品损失，没有任何依据。如果确实如上诉人所述的原来经营良好，为何保全后上诉人不积极清偿债务或提供新的担保，为何至今八年之久仍然拒不偿还答辩人代偿款。三、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上诉人主张答辩人与兴业银行、浦发银行恶意串通，但是不能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主张，依法应自行承担不利后果。综上，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当予以驳回。针对上诉人当庭补充上诉意见辩称：1、关于合同违约问题，首先本案所涉及到的事实和案由都是因申请诉前保全损害纠纷，答辩人只要按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行使了该权利，就不能认定答辩人违法，上诉人主张的答辩人申请诉前财产保全违反了《委托保证合同》的约定，这是错误的，《委托保证合同》的约定不是申请诉前保全的前置条件，和申请诉前财产保全没有关系。上诉人关于该主张没有依据。2、关于库存商品价值的表述，不管在一审中还是二审中，库存商品的价值都没有确定的证据来证明，并非上诉人说的一审法院认定不对。兴业银行对上诉人上诉状和当庭补充意见辩称，1、本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审法院依法裁判,驳回上诉人对兴业银行的诉请。2、上诉人所列或者提出的中小企业与两银行恶意串通,三方共同侵权,银行应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不能成立,无法律构成要件和事实,也不符合法律规定。3、从程序上看,上诉人在本诉中已超诉讼时效,丧失了胜诉权,应依法驳回上诉人诉请。4、对兴业银行的主张和诉请应被驳回。浦发银行辩称，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审应当驳回上诉人上诉。2.本案中，答辩人要求中小企业履行担保责任,并非债权债务的转让行为,而是依据答辩人与上诉人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答辩人与中小企业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之约定所产生的连带责任的担保代偿行为。根据合同约定,由于借款人可能存在经营状况恶化的情形,答辩人可以提前收回部分或全部贷款本息,并可向担保人或者借款人立即追索,中小企业履行担保责任后,答辩人与上诉人之间的金融借款法律关系已经履行完毕,与中小企业之间的法律关系也结清。3、上诉人称答辩人提前收贷没有事实依据，并称答辩人与中小企业串通,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而且事实也完全不相符。4、答辩人并非本案的适格主体。5、上诉人对答辩人所主张的权利,已经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限,上诉人丧失了相应的胜诉权。6、上诉人向法院诉请答辩人与其他被上诉人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没有法律依据,答辩人不应当承担。答辩人同意中小企业关于上诉人补充内容的答辩意见。同舟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中小企业赔偿原告库存商品价值损失800万元及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3年12月2日起计算至判决确定之日止的利息；2.判令被告兴业银行在70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判令被告浦发银行在20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4.判令三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1年6月28日，原告与兴业银行签订《委托贷款借款合同》，借款金额900万元，借期一年，中小企业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日，原告与中小企业签订《抵押反担保合同》，以《监管协议》作为合同附件。《监管协议》约定中小企业派王瑞莉对原告在青龙电脑城停车场院内库房的商品进行监管，确保库存商品不低于1800万元，监管期限12个月，原告每月底将当月库存明细表交王瑞莉一份，由其核实签字后报中小企业留存。2011年8月16日，原告与浦发银行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借款金额200万元，借期一年，中小企业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日，原告与中小企业签订《抵押反担保合同》、《监管协议》，监管协议约定确保库存商品不低于400万元。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履行了合同义务，但中小企业却在借款协议正常履行期间，未按合同约定向原告提出“提前偿还债务或提供新的有效担保”要求，也未承担保证责任的情况下，就于2011年12月5日向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查封、冻结了原告价值不低于1800万元的库存商品及原告和反担保人所有财产。2011年12月7日、2011年12月16日，二银行在未通知原告解除合同、提前还款的情况下只向中小企业下达《贷款到期催收通知书》，根据合同法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故本案借款合同未发生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银行提前收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中小企业本有权拒绝履行担保义务，但却积极代偿，二银行与中小企业的行为明显恶意串通，侵犯了原告的财产权利。《委托保证合同》约定中小企业代偿后才具有债权人地位，才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利害关系人，中小企业也称在2011年12月19日起诉时才具备了适格原告资格，这就说明其在2011年12月5日申请保全时没有诉讼资格，也不具备申请保全的资格，其在自身没有诉权的情况下向法院申请保全原告财产是错误的。另外，中小企业明显超标的查封，其申请保全了原告不低于1800万元的库存商品、780万元应收账款、四间100多平米商铺、太原市中心四套总面积720多平米的住房、两家重庆秦妈火锅加盟饭店、一家重庆刘一手火锅加盟饭店、一家有148台电脑的网吧以及汽车、银行存款等总价值超过4000万元的财产，但其在2011年12月19日起诉时诉讼标的总额仅有900万元，之后又在2013年、2014年陆续解封了饭店、网吧、库存商品，说明中小企业清楚知道自己超标的查封，即使放弃这些财产，剩余的财产也足够执行。损失方面，《监管协议》约定库存商品不低于1800万元，该协议双方一直依约履行，法院查封时该库存商品的价值确定不低于1800万元。被查封库存商品均为电子产品，更新换代及贬值速度极快，库存被查封后原告一直积极与中小企业协商尽快变现，但始终没有进展，为避免更大的损失，原告于2012年8月6日书面请求法院将已经查封的库存商品先予执行，但没有得到回应，中小企业也怠于行使该抵押权。2013年8月3日，经中小企业申请对原告的库存商品解封，法院于2013年12月12日对该库存商品委托评估时价值只剩605938元，减损至少17394062元。中小企业的代理律师在省高院（2018）晋民再228号案件庭审中明确表示：“库房商品贬值太快，要这个财产没有必要”“当时监管成本越来越高，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必要保全这个财产，所以要求解封”，由此可以看出原告的库存商品价值减损17394062元全是由中小企业造成的。除此之外，中小企业还申请对原告应收账款780余万元予以查封，导致原告账款无法清收，查封至今8年有余，应收款账上的许多电脑公司已经倒闭，账款再也无法收回。综上，中小企业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向原告提出要求，在没有诉权、主体不适格的情况下向法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严重超标的查封、冻结了原告和反担保人所有财产，之后为能够提起诉讼又与兴业银行、浦发银行恶意串通来获得诉权，查封以后还怠于行使优先受偿权，在明知原告的库存商品具有快速贬值特点的情况下放任库存商品快速贬值，给原告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依据法律规定，中小企业应当赔偿原告所遭受的损失，兴业银行、浦发银行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由于中小企业错误申请保全及其随后的一系列行为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困难，所以原告暂时只能先主张800万元的损失，其余部分损失原告再另行起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中小企业名称由太原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变更为现名称。太原市财鑫风险投资公司（以下简称“财鑫公司”）与兴业银行签订《委托贷款委托合同》，委托兴业银行按照其指定的贷款对象、用途、金额、期限、利率等代为发放并协助收回贷款，委托贷款金额4900万元。2011年6月28日，被告兴业银行（贷款人）与财鑫公司（委托人）、原告（借款人）签订《委托贷款借款合同》，与中小企业签订《保证合同》，约定贷款人受委托人委托向借款人发放委托贷款，委托贷款借款金额为900万元，期限12个月，担保人中小企业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若在借款期间借款人或担保人出现资信状况恶化，清偿能力明显减弱等合同约定情形的，委托人有权单方决定停止发放尚未发放的贷款，提前收回部分或全部贷款本息等内容。同日，原告作为借款人（甲方）与保证人中小企业（乙方）签订《委托保证合同》、《抵押反担保合同》，《委托保证合同》约定乙方为甲方向贷款人兴业银行及财鑫公司申请的900万元委托贷款提供保证责任，在本合同签订时，甲方应将其担保总额的5%即45万元交付乙方作为保证金，乙方履行了保证义务代甲方清偿债务后，即取代债权人的地位，对于本合同项下甲方所有义务和责任由甲方或第三人以保证和抵押方式向乙方提供反担保；《抵押反担保合同》约定了抵押物为青龙电脑城停车场内库房的全部库存，依据评估报告或双方认可的抵押清单认定抵押物价值，由甲方负责办理抵押登记的有关手续并交纳登记费用，乙方予以协助；由于甲方的行为而使抵押物价值减少的，甲方应在七日内向乙方提供新的与减少价值相当的有效担保；非因甲方原因而使抵押物减少的，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提供新的抵押物。为保证《抵押反担保合同》的履行，双方还与王瑞莉（丙方）签订《监管协议》，约定由乙方派专人丙方对甲方库存商品进行监管，监管范围为甲方在青龙电脑城停车场院内的库房，确保库存商品不低于1800万元，监管期限12个月，从900万元贷款到位开始算起，甲方每月底将当月库存明细表交丙方一份，丙方经核实签字后，报乙方留存。同时，原告（甲方）、中小企业（丙方）与董某2、董某3、董某1（乙方），与太原市小店区同舟重庆秦妈火锅店、太原市宏纺酒家有限公司重庆秦妈火锅桃北店（乙方）分别签订了《保证反担保合同》，约定被担保的债权为根据甲方和丙方签订的担保甲方向兴业银行委托贷款900万元的《委托保证合同》丙方承担保证责任后而对借款人享有的债权，反担保合同的担保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董某2的配偶任晓明、董某3的配偶赵水云承诺对保证反担保合同事宜知悉，同意根据该合同约定在丙方履行保证责任时，丙方有权处分共同财产。2011年6月30日，兴业银行向原告发放了委托贷款借款900万元。2011年12月5日，中小企业以同舟公司、董某1、董某2、董某3、任晓明、赵水云为被申请人向本院提出诉前保全申请，请求本院对同舟公司库存商品及银行存款；董某1名下车牌号为×××号奥迪车、位于××路房产；董某3名下位于太原市××街房产；任晓明名下坐落于××街房产及上述被申请人价值700万元的财产进行保全。中小企业提供了价值相当的财产作为担保。本院于2011年12月6日作出（2011）小民保字第6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查封被申请人董某1所有的位于太原市××路房产、位于太原市××街房产、×××号奥迪车；查封被申请人任晓明所有的位于太原市××街房产；查封董某3所有的位于太原市××街房产；或查封、扣押、冻结上述六被申请人价值700万元的财产。同日，本院在太原市房地局和太原市车管所的协助下查封了上述四套房产和车辆，并查封了同舟公司位于青龙电脑城停车场院内仓库货物，后又在太原市房地局的协助下查封了被申请人名下四间商铺。之后，财鑫公司向中小企业发出《贷款到期催收通知书》，宣布贷款提前到期，兴业银行于2011年12月16日向中小企业送达了《督促履行保证责任通知书》，写明由于借款人财务状况发生恶化，经营出现困难，宣布贷款提前到期，要求中小企业督促借款人偿还银行贷款本息，或由中小企业代为清偿。中小企业于2011年12月19日向兴业银行代偿了同舟公司应还的贷款本金900万元及利息140397.5元。2011年12月19日，中小企业起诉同舟公司、董某1、董某2、董某3、太原市宏纺酒家有限公司重庆秦妈火锅桃北店、太原市小店区同舟重庆秦妈火锅店，要求同舟公司偿还700万元、支付律师费和保全费等相关费用合计800万元，其他被告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012年8月6日，同舟公司向本院提出先予执行申请，主要写明：诉前对其公司价值600万元的库存商品进行了查封，距今已经长达八月，库存商品均为电子产品，具有更新换代迅速、贬值很快的特点，为避免更大损失，请求本院将已查封的库存商品600万元抵顶给中小企业。2013年2月7日，本院给中小企业员工迟成双所作的笔录上写明：“因该仓库的查封系你单位申请，你单位负有对该仓库中查封货物的保管义务，且太原青龙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要求你单位尽快腾出仓库或交纳房租租金，希望你单位尽快处理该仓库的问题”，迟成双称“我单位要求继续对该仓库查封”。2013年6月25日，中小企业向本院提出解除保全申请，本院依据该申请对位于青龙电脑城停车场院内同舟公司仓库内所有的货物予以解封，并于2013年8月3日公告了该解封裁定。本院针对该案作出了（2012）小民初字第23号民事判决书，同舟公司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本院对该案重审后作出了（2013）小民重字第2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同舟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中小企业700万元，董某1、董某2、董某3、太原市宏纺酒家有限公司重庆秦妈火锅桃北店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驳回中小企业的其他诉讼请求。同舟公司对该判决不服提起上诉，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28日作出（2014）并民终字第170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变更（2013）小民重字第2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被告同舟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中小企业代偿款700万元，扣除保证金45万元，由同舟公司支付655万元，变更第二项为被告董某1、董某2、董某3（太原市宏纺酒家有限公司重庆秦妈火锅桃北店）对上述债务的80%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维持第三项。同舟公司对该终审判决仍不服，向检察机关申诉，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向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对该案进行提审。2018年12月19日，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晋民再22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维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并民终字第1701号民事判决书。该再审判决书已生效。另查明，2011年8月16日，原告（借款人）与被告浦发银行（贷款人）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借款金额为200万元，借款期限一年，若在借款期间借款人重大资产被扣押、查封、冻结或被采取其他措施导致对借款人偿债能力产生不利影响的，贷款人有权宣布本合同项下借款本金全部或部分立即提前到期，要求立即归还部分或全部借款并结清利息等内容。被告浦发银行与中小企业（保证人），与董某3、董某2、董某1、任晓明、赵水云（保证人）分别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担保的主合同为债务人与债权人于2011年8月16日签署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或在2011年8月16日至2012年12月31日期间内连续签署的一系列合同，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债权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同日，原告作为借款人（甲方）与保证人中小企业（乙方）签订《委托保证合同》、《抵押反担保合同》，《委托保证合同》约定乙方同意为甲方向贷款人浦发银行申请的贷款200万元提供保证责任，在本合同签订时，甲方应将其担保总额的5%即10万元交付乙方作为保证金，乙方履行了保证义务代甲方清偿债务后，即取代债权人的地位，对于本合同项下甲方所有义务和责任由甲方或第三人以保证和抵押方式向乙方提供反担保；《抵押反担保合同》约定了抵押物为公司全部存货，依据评估报告或双方认可的抵押清单认定抵押物价值，由甲方负责办理抵押登记的有关手续并交纳登记费用，乙方予以协助。为保证《抵押反担保合同》的履行，双方还与王瑞莉（丙方）签订《监管协议》，约定由乙方派专人丙方对甲方库存商品进行监管，监管范围为甲方在青龙电脑城停车场院内公司的库房，确保库存商品不低于400万元，监管期限12个月，从200万元贷款到位开始算起，甲方每月底将当月库存明细表交丙方一份，丙方经核实签字后，报乙方留存。同时，原告（甲方）、中小企业（丙方）与董某2、董某3、董某1（乙方），与太原市小店区同舟重庆秦妈火锅店、太原市宏纺酒家有限公司重庆秦妈火锅桃北店（乙方）分别签订了《保证反担保合同》，约定被担保的债权为根据甲方和丙方签订的担保甲方向浦发银行贷款200万元的《委托保证合同》丙方承担保证责任后而对借款人享有的债权，反担保合同的担保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董某2的配偶任晓明、董某3的配偶赵水云承诺对保证反担保合同事宜知悉，同意根据该合同约定在丙方履行保证责任时，丙方有权处分共同财产。2011年8月16日，浦发银行向原告发放贷款200万元。2011年12月13日，中小企业以同舟公司、董某1、董某2、董某3、任晓明、赵水云为被申请人向本院提出诉前保全申请，请求本院对被申请人名下200万元的账户资金或被申请人名下的其他财产进行保全。中小企业提供了价值相当的财产作为担保。同日，本院作出（2011）小民保字第7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冻结六被申请人银行存款200万元人民币或查封、扣押、冻结上述六被申请人相应价值的财产。次日，本院冻结了董某1、董某3、董某2的银行账户存款。2011年12月7日，浦发银行向中小企业送达了《贷款到期催收通知书》，写明因借款人财务状况发生恶化，经营出现困难，宣布贷款提前到期，请中小企业督促借款人偿还银行贷款本息，或由中小企业代为清偿。2011年12月19日，中小企业分两笔代同舟公司向浦发银行偿还了1858973.94元、141026.06元。之后，中小企业起诉同舟公司、董某1、董某2、董某3、太原市宏纺酒家有限公司重庆秦妈火锅桃北店、太原市小店区同舟重庆秦妈火锅店，要求同舟公司偿还本息1859447.71元、支付律师费、诉讼保全费等相关费用合计200万元，其他被告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本院针对该案作出了（2012）小民初字第24号民事判决书，同舟公司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本院对该案重审后作出了（2013）小民重字第3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同舟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中小企业1858973.94元，董某1、董某2、董某3、太原市宏纺酒家有限公司重庆秦妈火锅桃北店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驳回中小企业的其他诉讼请求。同舟公司对该判决不服提起上诉，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28日作出（2014）并民终字第170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变更（2013）小民重字第3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被告同舟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代偿款1858973.94元，扣除保证金10万元，由同舟公司支付1758973.94元，变更第二项为被告董某1、董某2、董某3（太原市宏纺酒家有限公司重庆秦妈火锅桃北店）对上述债务的80%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维持第三项。同舟公司对该终审判决仍不服，向检察机关申诉，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向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对该案进行提审。2018年12月19日，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晋民再17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维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并民终字第1702号民事判决书。该再审判决书已生效。庭审中，同舟公司明确本案其只主张库存商品的损失。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中小企业申请诉前财产保全是否错误，如错误应否赔偿原告主张的损失800万元；二、同舟公司起诉兴业银行、浦发银行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二银行应否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关于焦点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07年修正）第九十三条规定：利害关系人因情况紧急，不立即申请财产保全将会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可以在起诉前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财产保全措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五条规定，申请有错误的，申请人应当赔偿被申请人因保全所遭受的损失。本案属于因财产保全引起的损害赔偿纠纷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的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首先，关于中小企业当时能否申请诉前保全方面。本案中，中小企业作为两笔贷款的保证人与借款人同舟公司之间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在借款人同舟公司财务状况恶化的情况下，为防止其合法权益遭受损害，向法院申请对借款人同舟公司及抵押反担保人进行诉前财产保全符合法律规定，因此，中小企业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可以申请诉前财产保全的。其次，关于中小企业是否存在超标的申请保全方面。在中小企业担保同舟公司向浦发银行借款的案件中，中小企业申请本院在诉前对抵押反担保人名下的银行账户进行了冻结，实际冻结金额未超诉讼标的；在中小企业担保同舟公司向兴业银行借款的案件中，中小企业申请本院在诉前对同舟公司库存商品、抵押反担保人名下房屋、车辆进行了查封，查封时房屋和车辆的总价值在诉讼标的内，库存商品的市场价值并不明确，同舟公司称《监管协议》的各方一直按约履行，故其库存商品价值不低于1800万元，但根据两份《监管协议》的约定，同舟公司应保障库存商品价值不低于2200万元，而非1800万元，另外，同舟公司在2012年8月6日提出先予执行申请时是以“对我公司的价值600万元的库存商品执行了查封”表述的，综上可以看出对库存商品的价值同舟公司前后陈述不一致，同舟公司提供的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库存商品的价值，不能证明中小企业的诉前财产保全申请明显超标的。最后，关于中小企业申请诉前财产保全是否造成原告库存商品价值贬损方面。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申请保全时其库存商品的价值以及解封时库存商品的价值，无法证明诉前财产保全造成其库存商品明显贬损以及损失情况，因此对原告现在要求中小企业赔偿其库存商品价值损失800万元及相应利息的诉讼请求，理由和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二，同舟公司诉称二银行提前收贷缺乏依据，中小企业在有权拒绝履行担保义务的情况下积极代偿，二银行与中小企业恶意串通，侵犯其财产权利，由此可以看出2011年12月中小企业作为担保人向二银行代偿后向同舟公司提起诉讼，同舟公司即知道自己权利被侵害，但其于2015年12月才起诉二银行，已超过诉讼时效，加之二银行并非诉前财产保全的申请人，其在同舟公司的财产被法院保全后宣布债务提前到期，并要求担保人或借款人提前清偿的行为符合合同约定，并不构成侵权，因此对同舟公司要求兴业银行、浦发银行分别在700万元、20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研究决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山西同舟电子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7800元（原告已预交33900元，缓交33900元），由原告山西同舟电子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审理查明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诉前财产保全的申请人为利害关系人。利害关系人是与财产保全有紧密联系的人。根据本案已查明事实，中小企业为同舟公司与兴业银行、浦发银行《委托贷款合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在同舟公司财务状况恶化的情况下,为防止其合法权益遭受损害,向法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符合法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五条规定，申请有错误的，申请人应当赔偿被申请人因保全所遭受的损失。因此，当事人申请有错误是其承担赔偿责任的前提条件。而申请财产保全错误承担赔偿责任是一种侵权责任，根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的规定，一般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是过错责任原则，申请人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要看申请人在申请保全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本案中，中小企业申请诉前财产保全后，在法律规定时间内提起诉讼。经过一、二审法院审理及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抗诉，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提审审理，判决同舟公司偿还中小企业代偿款，反担保人承担80%的连带清偿责任。中小企业申请诉前财产保全系正当行使其权利，主观上不存在过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规定，保全限于请求的范围，或者与本案有关的财物。中小企业申请保全的财产为同舟公司抵押反担保库存产品及反担保保证人名下的相关财产、银行存款。虽然按照中小企业、同舟公司、王瑞莉签订的两份《监管协议》约定其库存商品价值不低于1800万元和400万元,但在中小企业申请诉前财产保全诉讼案件的审理中，同舟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先予执行的申请，申请明确写明诉前对其公司价值600万元的库存商品进行了查封，为避免更大损失，请求将库存商品600万元抵顶给中小企业。由于中小企业未同意接受其库存商品，该申请未能得以实现。同舟公司主张中小企业超标的申请保全，证据不足，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本案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中小企业申请诉前财产保全存在过错，故一审法院对同舟公司的相关诉请未予支持并无不妥。关于上诉人同舟公司主张兴业银行、浦发银行分别在700万元和20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问题。本案为申请诉前财产保全损害责任纠纷，申请诉前财产保全损害责任纠纷是指因财产保全的申请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申请诉前财产保全措施错误，或者申请诉前财产保全措施后未在规定期限内提起诉讼，造成被保全人财产损失而引起的纠纷。兴业银行、浦发银行不是本案诉前财产保全的申请人，且本案现有证据不能认定中小企业保全存在错误，应承担赔偿责任。故同舟公司要求兴业银行、浦发银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诉请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山西同舟电子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7800元，由山西同舟电子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范红琴审判员 段晋文审判员 郭 强 二O二一年三月二日书记员 陈梦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