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苏0585民初838号 原告：浙江聚鸣堂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笕桥街道桃源里产业园12幢202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5MA27WX7A88。 法定代表人：傅军荣,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丽迪，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淑华，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国药集团致君(苏州)制药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太仓市富豪经济开发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857473146062。 法定代表人：李奋，总经理。 原告浙江聚鸣堂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鸣堂公司）与被告国药集团致君(苏州)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药（苏州）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2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1年3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聚鸣堂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淑华、证人章某,4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国药(苏州）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聚鸣堂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保证金200万元，并支付自2019年10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暂计算至2020年12月21日的利息为98994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被告系医药销售合作关系，为促进原、被告双方在浙江医药市场推广的长期有效合作，原告分别于2017年9月13日、2017年9月22日合计向被告汇款保证金200万元。被告本应按原告需求供货，但自2019年2月起，因被告经营管理不善，生产车间长期处于停产阶段，停滞供货至今。原、被告双方合作基础已丧失，被告理应向原告返还200万元保证金。原告已多次催讨，被告至今仍未返还。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原告诉至法院。 经审理查明：原告聚鸣堂公司分别于2017年9月13日、2017年9月22日向被告国药(苏州)公司各汇款100万元，合计200万元，付款回单上的摘要为“保证金”。 2019年8月26日，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受聚鸣堂公司委托，指派金丽迪律师向被告签发律师函，内容为：“为促进聚鸣堂公司与贵司就浙江医药市场推广的长期有效合作，聚鸣堂公司向贵司汇款保证金200万元，贵司应按聚鸣堂公司需求供货。但自2019年2月起，贵司因经营管理不善，生产车间长期处于停产阶段，浙江市场的“注射用头孢西丁钠0.5g”已经严重断货7个月，贵司已经不具备生产供货的能力。因此，双方的合作基础已经丧失，贵司理应向聚鸣堂公司返还前述保证金。聚鸣堂公司已多次催讨，贵司至今仍未返还。鉴于此，现本律师根据聚鸣堂公司授权特向贵司致函通知如下：敦请贵司在2019年9月30日前向聚鸣堂公司返还保证金200万元。若贵司逾期仍未支付的，本律师将根据聚鸣堂公司的进一步授权，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行使提起诉讼、仲裁等法律措施，届时除要求贵司返还保证金外，还将要求贵司支付逾期支付的利息以及承担由此带来的其他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等)，以维护聚鸣堂公司的合法权益。被告于2019年8月29日签收该份律师函。 关于原、被告之间合同关系的具体内容和履行情况，原告陈述：原、被告之间是医药推广居间的合作关系，原告负责将被告医药产品推广到浙江市场，为被告与具体的销售商提供居间咨询服务，至于具体的销售、物流等事宜均由被告与销售商自行履约；双方从2015年开始合作，但未签署过书面合同，至2019年2月左右，因被告车间长期停产、停滞供货，双方合作无法继续正常开展下去；因被告行为已构成根本违约，原告向被告发送了律师函表明双方合作基础已经丧失，催讨归还案涉保证金，原、被告之间的合同关系已于2019年8月29日实际解除。 关于案涉保证金的性质、作用，原告陈述：当时为了表示合作诚意，获取浙江省区域内的独家推广资格，原告向被告汇款200万元，虽然汇款时备注了“保证金”，但双方实际并未签订书面合同，也未就担保内容、担保期限等作出明确约定，不宜将案涉款项认定为履约保证金性质；即便认为该款项具有履约担保的功能，原告在合作中也不存在任何需要扣减保证金的违约情形，被告如认为原告有违约行为，亦可另行起诉主张。 为证明上述主张，原告申请证人章某,4到庭作证。章某,4为国药集团致君（深圳）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药（深圳）公司〕员工，工作内容为营销岗位，工作地点为深圳或指定区域。其陈述：国药（深圳）公司和被告都是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药一致公司）下面的子公司，国药一致公司的总部在深圳，我们这些员工的人事档案也都在深圳；我的合同是跟国药（深圳）公司签的，是深圳派到这边负责浙江片区的销售经理，平时在杭州上班，现在仍在负责浙江片区的医药销售；2017年时我负责销售被告的药物，具体和原告进行业务上的对接，原告主要帮助我们做市场推广方面的工作，案涉200万款项是当时被告的销售总监李奋和公司财务让我通知原告打款的，目的主要是确保原告在浙江省区域内独家推广被告的药品；后被告因为原料供应不足导致生产线停产，自2019年2月份以后停止正常经营、不能再正常供应药品；原、被告合作期间并没有什么纠纷，浙江地区销售商的货款也都收回了，后续主要是因为被告的供货问题没能再继续合作；案涉200万款项没有退还，原告也向我催讨过。 本院向李奋做了调查，其出具书面情况说明如下：为促进原、被告双方在浙江医药市场推广销售的长期有效合作，原告在2019年9月向被告汇款200万保证金，当时我作为被告的销售经理了解这一事实情况；据我了解，该笔保证金主要作用一是确保原告在浙江地区对被告产品的独家推广销售地位，如果完成不了一定的销售量，需抵扣相应保证金，二是如果拿货商存在拖欠货款的情况，需从保证金中抵扣；原、被告合作过程中，原告并不存在任何需抵扣保证金的违约情形，双方无法继续合作下去主要是因为被告后续生产经营陷入困境，无法继续供货，该笔保证金确实应予退还原告。 对李奋出具的书面情况说明，原告质证意见为：对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无异议，但双方并未明确约定保证金是为了担保销量及销售商及时支付货款，否则需进行相应抵扣的性质，案涉保证金不具备履约保证金的功能，且从商业交易习惯的客观实际来讲，原告也确无任何违约违规行为。 原告另提供了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的查询信息若干，证明：截止目前，被告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涉及13起且均未履行，被告已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可以佐证被告生产经营已名存实亡，早已不具备生产发货能力，双方合作基础已经丧失。 上述事实，由原告提供的银行汇款凭证、律师函及寄送和签收凭证、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情况，证人章某,4的证言、李奋出具的情况说明以及本案庭审笔录予以证明。 本院认为：保证金作为合同之债的一种担保方式，在实践中得到普遍应用，但其种类和性质复杂，对合同的担保作用具有不同功能。从保证金的普遍功能和交易惯例来看，一般系将合同履行的整个过程纳入其担保范围，在一方出现违约行为时，扣除相应金额的保证金以弥补守约方的损失、敦促违约方全面履行后续义务。 从查明事实来看，原、被告之间没有签订书面合同，对案涉200万保证金的具体性质和功能没有充分依据予以佐证，但双方事实上一直存在医药推广销售的合同关系。后因被告长期停止供货的违约行为导致合同目的已无法继续实现，原告单方解除双方间的合同关系合法有据，本院予以确认。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即便认为保证金具备弥补违约损失的功能，从证人章某,4的证言及李奋出具的书面情况说明来看，原告亦不存在需要抵扣保证金的违约行为，亦无其他证据证明原告需要承担相关担保责任。 综上，原、被告之间的主合同已依法解除，保证金在不存在交纳方需要承担担保责任的情形下，应当全额返还交纳方即原告。解除合同的同时，原告已催告被告在合理期限内履行保证金返还义务，被告至今未予履行，责任在被告，应就其迟延履行承担给原告造成的合理资金占用损失。故对原告聚鸣堂公司要求被告国药（苏州）公司返还保证金200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自2019年10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予以支持。被告国药（苏州）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相应的诉讼权利，依法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国药集团致君(苏州)制药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浙江聚鸣堂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保证金200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自2019年10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3592元，减半收取11796元，由被告国药集团致君(苏州)制药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直接支付给原告浙江聚鸣堂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按照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规定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 审判员  陈莹 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张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