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浙04民终34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毛松，女，1981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东海，男，1976年1月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固始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许云萍，浙江三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嘉兴市旭海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王江泾镇工业功能区新南洋路285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11075330960C。法定代表人：屠海生。原审被告：周建明，男，1980年3月1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上诉人毛松因与被上诉人陈东海、嘉兴市旭海纺织有限公司（简称旭海公司）、原审被告周建明义务帮工人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2020）浙0411民初35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毛松上诉请求：改判其不承担赔偿责任，由旭海公司承担本起事故的主要责任。事实和理由：陈东海受他人指派运送布坯到由毛松、周建明共同经营的位于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镇××旁的“新兴印花厂”厂区（简称案涉厂区），但这布坯是谁的不清楚，陈东海具体受何人指派也不清楚。一般来说，有人送布坯到案涉厂区，如果是大卷，毛松、周建明有空的时候会叫叉车帮送货员卸下来；如果是小卷，则送货员会自行处理。布坯在没卸下来之前不算是“新兴印花厂”的，送货员可以把货带回去。当时陈东海说卸了货才能拿运费，而且急着要走，所以让周建明帮他卸货。但由于旭海公司装货违章超宽，陈东海又在明知车辆装货违章超宽的情况下继续卸货作业才导致本起事故发生，陈东海的右手拇指被夹在超宽的铁轴和车栏板之间，周建明已及时进行救助。陈东海辩称，一、陈东海以前曾帮旭海公司将布坯运到案涉厂区，毛松并不是第一次与陈东海接触，应该知道陈东海送的布坯是其业务单位送来的。周建明是毛松的丈夫，如果周建明不知道布坯来源，他也不会上车去卸货，因此毛松、周建明应该知道布坯来源。二、陈东海从事运输服务，主要义务是将货物从起运点运到指定地点，不包括装卸货，卸货一般需要联系叉车，应由毛松负责，陈东海的卸货行为属于帮工行为。三、陈东海所驾驶的车辆完全是正常合规的，周建明为了省事省费用，将本应用叉车或吊车卸货的大卷布坯，叫陈东海帮忙人工卸货，这是导致本起事故发生的真正原因。周建明述称，同意毛松的上诉意见。旭海公司未作答辩。陈东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变更后）：判令周建明、毛松、旭海公司立即赔偿陈东海医疗费、误工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护理费、交通费，共计26027.63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旭海公司常年委托案外人杨某运输布坯，运费年终结算。2019年6月至7月间，杨某因家中有事，将布坯业务委托陈东海运输，运费经杨某由旭海公司与陈东海结算。2019年6月22日，陈东海将三卷布坯从旭海公司拉到周建明、毛松夫妻开办的位于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镇××旁“新兴印花厂”加工。陈东海在卸货解绳子并将布坯的轴往外推时，布坯掉落将陈东海的右手拇指压伤。陈东海受伤后，被送至嘉兴市秀洲区王江泾医院治疗，后又进行门诊治疗。经医院诊断，陈东海右拇指近节末节指骨开放性骨折。陈东海的物质性损失，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3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的规定和认定的证据，参照浙江省统计局公布的2019年浙江省全社会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和浙江省人民生活等相关统计数据确定。医疗费按医疗费票据计算为5752.39元（已扣除无关联性的用药344.94元）。陈东海住院11天，主张165元住院伙食补助费，在核准范围内，予以支持。因陈东海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有固定收入或者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故参照2019年浙江省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的标准计算陈东海误工费，误工期限参照医院出具的建休证明计算101天，为15554元（154元×101天）。交通费根据陈东海就医的时间、地点、次数等因素酌定为170元。陈东海主张营养费、护理费，但未提供证据，不予支持。综上，陈东海在本起事故中的物质性损失可确定的有：1.医疗费5752.39元；2.住院伙食补助费165元；3.误工费15554元；4.交通费170元；以上共计21641.39元。审理中，旭海公司陈述，如果旭海公司无需承担责任，则自愿补偿陈东海损失2000元。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案件争议焦点是旭海公司、周建明、毛松是否应该承担民事责任。首先，旭海公司与陈东海的法律关系，陈东海系个体工商户，旭海公司将运输布坯的工作交由陈东海，双方根据陈东海运输布坯大小、运输距离结算运费，对于旭海公司而言，其追求的是“将布坯运输至指定地点”这一工作成果，而对陈东海而言，其完成运输任务，才可请求报酬，当天在车上的三卷布坯，系旭海公司与其他公司拼车，双方之间不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故旭海公司与陈东海之间属于运输合同关系，而非陈东海主张的劳务关系。其次，陈东海与周建明、毛松的关系，陈东海主张系周建明叫其帮忙一起卸货，而毛松主张周建明并未叫陈东海帮忙卸货，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陈东海从事运输服务，其主要义务是将货物从起运点运至指定地点，毛松陈述卸货一般需联系叉车等，而叉车费用由其支付，证人杨某、李孟璠均证实驾驶员不负责卸货，且布坯具有体积大质量重的特点，需要叉车等工具方能进行卸载，与一般运输轻抛件的卸载不同，故在没有证据证明陈东海负有卸货义务的情况下，陈东海的卸货行为属于帮工行为。周建明、毛松经营布坯加工，对于大卷布坯由其联系叉车进行卸货，系其履行卸货义务的表现，故周建明、毛松均是卸货义务人以及受益人，亦是陈东海帮工行为的被帮工人。第三，关于责任的承担。因陈东海与旭海之间存在运输合同关系，没有证据证明旭海公司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有选任、指示等过错，故陈东海主张旭海公司承担民事责任，与法无据，不予支持，但旭海公司表示愿意补偿陈东海2000元，系对自己民事权利的自主处分，符合法律规定，予以准许。关于周建明、毛松的民事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3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第十四条的规定，帮工人因帮工活动遭受人身损害的，被帮工人应承担赔偿责任。陈东海系在为周建明、毛松帮工过程中受伤，故应由周建明、毛松赔偿其损失，同时，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陈东海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从事运输工作，应当具备装卸货物的基本安全知识，其在卸货过程中未充分地注意安全，自身存在过失，应自负相应的责任，故可减轻周建明、毛松的责任，酌情确定陈东海自行承担30%的责任，周建明、毛松承担70%的责任，即赔偿陈东海15148.97元（21641.39元×70%）。毛松称其不需承担民事责任的意见，不予采纳。周建明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可缺席判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3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第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周建明、毛松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陈东海各项损失15148.97元；二、旭海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陈东海补偿款2000元；三、驳回陈东海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给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00元，由周建明、毛松负担，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至一审法院。二审中，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毛松是否应对陈东海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这就要首先明确涉案布坯的卸货义务人应是哪一方，对此本院评析如下：第一，陈东海作为涉案布坯的承运人，其义务一般仅限于将涉案布坯运送到托运人指定场所，根据案外人杨某的证言，承运人并不负责卸货。第二，涉案布坯属于大件商品，需要使用叉车等工具才能安全卸货，陈东海仅为一人，其所驾驶车辆也仅是普通的电动三轮车，故不具有自行卸货能力。第三，根据毛松在一审中的陈述，其卸货一般会联系叉车，叉车费用由其支付，此举也说明卸货一般是毛松一方的义务。综上，一审判决认定周建明、毛松系涉案布坯的卸货义务人，陈东海的卸货行为属于为周建明、毛松进行的帮工行为，并无不当。陈东海在协助周建明、毛松卸货过程中遭受人身伤害，周建明、毛松又均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曾明确拒绝陈东海的帮工行为，故一审判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3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第十四条的规定，要求周建明、毛松对陈东海损失承担70%的赔偿责任，亦无不当。另，陈东海在不承担卸货义务且未收取报酬的情况下，协助周建明、毛松卸货，并在卸货过程中遭受人身伤害，根据相关规定，本案案由应为义务帮工人受害责任纠纷，一审所立案由并不准确，应予以纠正。综上所述，上诉人毛松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可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00元，由上诉人毛松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涛审判员 杨 剑审判员 刘 坤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蒋惠玲书记员 严 瑾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