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浙10民终6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孙计贵，男，1979年9月1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艳云，浙江铭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建华，浙江铭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台州王者归来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路桥区路桥街道丁岙村樱花路31号。 法定代表人：郑宝生。 原审第三人：陈杰，男，1974年2月6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淮阳县。 上诉人孙计贵因与被上诉人台州王者归来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王者商贸公司）、原审第三人陈杰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2019）浙1004民初80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 孙计贵上诉请求：1.撤销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2019）浙1004民初8088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以被上诉人在谈话录音中并未认可尚欠上诉人56200元，以此认定上诉人主张依据不足，属事实认定错误，理由如下：首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郑宝生微信聊天中，完全可以体现被上诉人出具欠条后一直处于经济困难的状态，没有能力支付租金。其次，上诉人于2019年6月17日到被上诉人宁海县麻岙村工地讨要欠款，与郑宝生的谈话录音可以充分证明以下事实：1.截止2019年6月17日当日，被上诉人对租条、欠条原件在第三人陈杰手里的事实已知晓，并承诺在支付款项时，会同时通知上诉人与第三人。在承诺分多期一点点偿还的情况下，被上诉人主动联系上诉人提前一次性付清的情形显然不符常理。2.截止2019年6月17日，双方确认：自欠条出具以来，被上诉人累计支付8800元，分别是3000元（驾驶员工资）+800元（电焊工工钱）+5000元（第三人陈杰收）。与庭审时辩称“在2018年下半年在宁海县麻岙村以现金支付一笔44500元，在2019年上半年在宁海县麻岙村现金支付另一笔21500元”明显矛盾。3.在谈话录音结尾处可知，被上诉人2019年6月17日当日只付了现金500元打发上诉人。在承诺的8月1日前付第一笔未兑现后，上诉人于10月18日从宁波乘坐高铁到了三门县，并乘坐滴滴快车去了宁海县麻岙村，向上诉人讨债。当日被上诉人只给了1000元，并要求其出具了收条。后郑宝生开车将上诉人送至三门县高铁站返回宁波。因此截止上诉人起诉时，被上诉人尚未支付的款项金额是66000-3000-800-5000-500-1000＝55700元。再者，上诉人与第三人2019年6月3日通话录音内容完全可以证明，欠条原件在第三人手里。因被上诉人款项一直未支付，上诉人请求第三人拿出原件起诉的事实。第三人在庭审中陈述，其与上诉人在2018年8月终止合伙，欠条转交给原告，债权利益归属上诉人，双方债权债务已清。如第三人陈述属实，按常理，债权全部归另一合伙人时，另一合伙人应支付相应的对价或抵销其他的债务，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而在2018年12月份，第三人从郑宝生处领取到1万元后，其中的5000元合伙租金，第三人通过微信分给上诉人2500元，该事实可与2019年6月17日上诉人与郑宝生的谈话录音内容相互印证。如第三人陈述属实，在2018年8月合伙终止后，双方已结算清楚，为何又在12月份分给上诉人2500元？二、原审法院未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存在适用法律不当的问题。上诉人为证明主张被上诉人未支付租金提供了挖掘机租赁协议、租条、欠条、微信聊天截图、谈话录音、通话录音等证据以及结合被上诉人、第三人庭审陈述可知，上诉人在2018年7月与被上诉人签订合同，提供挖掘机租赁服务并达成结算。被上诉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即上诉人对其主张的举证已完成。被上诉人对此提出反驳，主张欠条上记载的款项分两次以现金形式已经全部支付，其应当对已付款的事实负有举证责任。原因在于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主张的债权关系成立的事实表示认可，但又提出了权利变更消灭的事实，因此被上诉人应当对变更消灭的事实进行举证。被上诉人未提供任何取款、付款记录、上诉人出具的收条等证据。因此，被上诉人对其已付款主张的举证尚未完成。综上，不论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在效力和证明力上，原告提供的证据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能相互印证，具有明显的证据优势。而被上诉人对款项支付的具体时间、地点、经过、支付凭证等都未提交任何证据、又未能给出合理解释，庭审言词闪烁，多次推翻自己前面的陈述，与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能反映的事实相比，有众多矛盾和不合理之处。原判决认定错误，法律适用不当，请求依法予以改判。 王者商贸公司答辩称，本案欠款已经付清，欠条原件已收回并撕掉了。一审判决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陈杰未作陈述。 孙计贵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支付租金56200元，并赔偿自2019年10月30日起以562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至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损失；2.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7月21日，原告孙计贵与被告王者商贸公司（甲方为被告，乙方为原告）签订《挖掘机租赁协议》一份，约定：设备名称为PC400-6小松挖掘机二台，玉柴230一台；甲方原则上每半个月对乙方进行租赁费结算一次；挖掘机在施工期间，因甲方手续不全造成挖掘机被国土、城关扣押，造成乙方损失则由甲方完全负责，挖掘机设备按原价赔偿；工程结束后，由甲方安全把乙方机械设备送到山下，如在此前不能安全送到山下，造成机械停留，损失由甲方按包月承担。2018年8月9日，被告出具欠条一份，载明：今租230挖机17000元一个月加上拖车费4500元，合计21500元。2018年8月10日，被告又出具欠条一份，载明：今欠400挖机44500元。 一审法院认为，经原、被告诉辩及第三人陈述，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原告提供的现有证据是否足以证实被告尚欠其56200元。原告对于其所主张的事实，应负有举证义务，否则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原告主张其与第三人陈杰系合伙出租挖掘机关系，案涉两份欠条原件由陈杰持有。陈杰虽认可合伙事宜，但当庭陈述两人已散伙，案涉债权由原告享有，该欠条亦由原告持有。原告所提供的其与陈杰的电话录音，未提供相应的通话详单及相关的证据佐证通话对象为陈杰，无法排除原告与第三人是否存在其他经济往来，亦无法确定所提及的为本案欠条。故原告提供的该证据不足以证实案涉欠条原件由第三人陈杰持有。原告还主张被告尚欠其款项56200元。在原告提交的其与王者商贸公司法定代表人郑宝生的谈话录音中，郑宝生并未认可尚欠原告56200元，且被告抗辩其在该次谈话后已清偿完毕余款，并收回了欠条原件。综上，原告主张被告尚欠其56200元，依据不足。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孙计贵全部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10元，由原告孙计贵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孙计贵提交火车票支付凭证、滴滴发票、滴滴行程单各1张，用于证明2019年10月18日上诉人最后一次去被上诉人工地催讨欠款的事实。被上诉人质证认为，与本案没有关系，本案欠款已付清。本院审查认为，上诉人提交的上述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的待证事实，对上述证据的证明效力不予确认。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即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应当采取高度盖然性标准。本案中，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尚欠其挖机租费55700元，并提交欠条复印件、挖掘机租赁协议、微信聊天记录及录音等证据，被上诉人则抗辩其已经付清欠款并收回、撕毁了欠条原件。本院认为,债权凭证系债权人向债务人主张债权的基础。结合本案，被上诉人虽对双方存在挖掘机租赁合同关系及曾欠上诉人租费的事实没有异议，但其抗辩已经付清欠款并收回、撕毁了欠条原件，而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未清偿欠款，上诉人仍应承担举证责任。从上诉人提供的现有证据来看，上诉人主张涉案欠条原件由原审第三人陈杰持有，上诉人所提供的所谓其与陈杰的通话录音，不能确定通话对象为陈杰，也无法确定通话内容中所涉及的欠条即为本案欠条，且陈杰在一审庭审中否认欠条由其持有，故上诉人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欠条原件由原审第三人陈杰持有。上诉人提交的其与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郑宝生的谈话录音，用于证明被上诉人经济困难以及未付清欠款等事实，但录音中并未明确欠款的具体金额，而被上诉人抗辩其在该次谈话后付清欠款。此外，上诉人认可已收到欠款10300元，其中部分款项为现金交付，结合本案欠款的金额情况，被上诉人抗辩交付方式为现金交付也并非完全不合常理。综合以上分析，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仍达不到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标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未予支持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孙计贵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10元，由上诉人孙计贵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至坚 审 判 员 王文兴 审 判 员 何敏军 二〇二一年三月九日 代书记员 缪依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