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辽07民终35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辽宁鑫翼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阜新市海州区利民小区8网。 法定代表人：孙耀文，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琼，辽宁天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锦州滨海新区众发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住所地辽宁省锦州市滨海新区娘娘宫镇于屯村（6-16-462)。 法定代表人：李贵林，该合作社社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孟秀梅，辽宁华英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陶维忠，该合作社职员。 原审被告：锦州滨海新区顺丰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住所地辽宁省锦州市滨海新区娘娘宫镇邰屯村。 法定代表人：张凤贤，该合作社社长。 原审被告：张凤贤，女，1969年9月26日生，汉族，个体业者，现住辽宁省锦州市古塔区。 上诉人辽宁鑫翼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锦州滨海新区众发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原审被告锦州滨海新区顺丰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张凤贤种植、养殖回收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锦州市太和区人民法院（2019）辽0791民初5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辽宁鑫翼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上诉请求：一、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锦州市太和区人民法院（2019）辽0791民初533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原审原告的诉讼请求；二、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原审判决依据的主要证据为河北禹希农业科技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鉴定意见及情况说明和大连理工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首先，大连理工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所依据的农药是否是原审被告张凤贤提供给被上诉人并播撒到作物中的药物不能确定，故该鉴定结论因所依据的药品来源不明；其次，河北禹希农业科技咨询有限公司出具鉴定意见之前，明确要求提供涉案农药有效成分含量的检验报告、使用数量等信息，可见大连理工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对河北禹希农业科技咨询有限公司有重要的参考作用，甚至直接影响鉴定结论。因此，检材来源存疑存在不实必然会影响后一份鉴定结论，从而导致案件事实的误判。河北禹希农业科技咨询有限公司不是依照司法程序指定的有资质的司法鉴定机构，不具备资格，在庭审中我们要求河北禹希农业科技咨询有限公司的相关人员出庭对质，但其拒不出庭。综上，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对高粱减产承担赔偿责任的诉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人民法院查明案件事实，撤销原审判决并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枳益。 锦州滨海新区众发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辩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按2018年4月18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两份《高梁订单种植回收协议》约定，上诉人提供农药异甲.莠去津、二氯哇磷酸。一审开庭时，被上诉人当庭提交了这两种农药标本及瓶装说明，上诉人并没有提出异议。证据来源及送检程序均体现公开、透明、公正。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二审法院应当依法驳回该项主张。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否定送检材料与其提供的农药不符，仅仅以来源存疑，就认为存在不实无法律和事实依据。综上，答辩人认为，本案上诉人未完全履行合同义务，导致被上诉人高粱严重减产的情况下，一审法院通过委托两家具有鉴定资质的鉴定机构进行司法鉴定后，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种植过程中的过错责任进行了公平合理的认定，在此基础上对被上诉人的损失予以认定。判决是公正的，请二审法院维持一审法院的判决，驳回上诉。 原审被告锦州滨海新区顺丰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张凤贤述称，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锦州滨海新区众发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三被告赔偿原告种植高粱损失559000元，经司法鉴定后损失增加到596601元，并判令三被告对原告损失承担连带责任；2、请求判令三被告赔偿原告种植大豆损失171400元，并判令三被告对原告损失承担连带责任；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8年4月1日，原告锦州滨海新区众发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乙方）与被告辽宁鑫翼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甲方）签订了《大豆订单种植回收协议》，约定：一、…（2）种植大豆种子品种及面积：种植面积400亩，品种：鼎丰1号（跃丰号），使用种子、化肥、农药每亩667平方米合计311元…。二、1、甲方提供优质非转基因大豆品种。2、乙方在收到甲方提供的大豆种子以后，立即进行种子质量认定，进行种子发芽实验，乙方收到种子15日内未对种子质量提出异议则视为乙方对甲方提供的大豆种子质量完全认…。签订此协议后，原告即对种植大豆进行了翻地等种植准备，在没有进行种子发芽实验的情况下进行了大豆种植，大豆基本没有出苗，后原告改种了其他作物。庭审中原告放弃对大豆种子和损失进行司法鉴定。2018年4月18日，被告辽宁鑫翼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甲方）通过其区域代理张凤贤与原告锦州滨海新区众发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乙方）签订了两份《高粱订单种植回收协议》，主要约定：原告锦州滨海新区众发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种植弯脖高粱400亩、直脖高粱465亩，每亩物资款265元。一、甲方负责以弯脖每斤不低于1.4元、直脖每斤不低于1.2元回收乙方高粱，市场价同期高于回收价格按市场价格收购。甲方负责全程技术指导…。签订此协议后，原告于2018年6月2日左右开始种植高粱，被告张凤贤分别于2018年6月25日为原告送农药“津田高粱”40瓶并标注1瓶4亩；2018年6月29日送农药“高粱除草剂”60瓶；2018年7月5日送农药“莠去津”115瓶并标注1瓶4亩460亩，“二氯喹磷酸”600袋并标注1袋半亩400亩，红桶营养1桶并标注1桶400亩500亩；2018年7月6日送农药“松喹氟磺胺”16桶并标注1桶15亩400亩，矮壮素2桶并标注1桶500亩，二氯喹磷酸105袋并标注1袋1亩地；2018年7月17日送农药“毒死蜱”168瓶。其中，2018年6月25日“津田高粱”、2018年6月29日农药“高粱除草剂”、2018年7月5日送农药“莠去津”均为高粱除草剂“异甲·莠去津”，共计215瓶，使用后剩2瓶，标注总有效成分含量：50%，异丙甲草胺含量：25%，莠去津含量：25%。其注意事项标明：1、播后苗前土壤处理时土壤潮湿效果较好。2、应根据土壤墒情、土壤质地、有机质含量等确定实际用药量，覆膜高粱田慎用或减量。3、施药前请充分摇匀，施药期应在杂草2叶期前施药，否则草龄过大影响药效。干旱年份或机收高留茬地块适用推荐剂量上限并适当增加兑水量…。农药二氯喹磷酸共计705袋，使用后剩两袋，标注有效成分含量：50%。产品性能显示：本品是一种选择性内吸传导型除草剂。主要通过芽鞘和根吸收，经木质部和韧皮部传导至杂草的幼芽和嫩叶，阻止杂草生长点细胞分裂伸长，最终造成植株死亡。使用技术和使用方法显示：作为水稻秧苗、水稻移栽田，防治对象为稗草等杂草。在水稻移栽后3-5天，稗草1.5叶期前…。原告在2018年6月25日之后对高粱田使用了异甲·莠去津和二氯喹磷酸用于除草，之后原告也没采取人工除草等其他方式防止草害。2018年秋天高粱成熟，原告共收获弯脖高粱29160斤、直脖高粱74860斤，其中原告因收割成本太高有30亩弯脖高粱没有收割，后因保管不善导致部分高粱发霉，最终案外人张忠礼共从原告处收购直脖高粱25000斤、弯脖高粱21110斤。被告张凤贤与原告成员之一崔玉杰通话中表示送药送晚了，到草6、7个叶才送来农药。被告张凤贤也陈述苗前除草剂应在种植完2-3天使用。原告于2019年5月17日申请对农药送来晚、苗前药当作苗后药用、稻田用药对高粱的影响及损失进行司法鉴定。经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选定河北禹希农业科技咨询有限公司作为鉴定机构，2019年6月5日该鉴定机构发出补充鉴定材料通知单，明确说明该项鉴定符合其鉴定评估业务范围，并要求补充涉案异甲·莠去津和二氯喹磷酸有效成分含量检验报告、涉案异甲·莠去津、二氯喹磷酸购买和使用数量、涉案高粱田受损后亩产量等信息。2019年6月11日，原告申请对异甲·莠去津、二氯喹磷酸的有效成分含量进行检验。经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到大连理工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2019年9月26日出具司法鉴定意见：1、案涉异甲·莠去津有效成分含量异丙甲草胺含量：24.5%，莠去津含量：21.5%。2、案涉二氯喹磷酸有效成分含量二氯喹磷酸含量;51.7%。原告为此支付鉴定费8200元。2020年3月11日，河北禹希农业科技咨询有限公司出具鉴定意见，其第三页涉案高粱损害原因分析中写明：综上分析认为，涉案高粱田因存在不当使用播后苗前除草剂“异甲·莠去津”，且其有效成分含量不达标，既存在对一年生禾本科杂草及阔叶草防治效果不佳的情况，也存在对涉案高粱苗造成药害影响其正常生长的不良后果。而“二氯喹磷酸”的使用，虽然对稗草等杂草具有防治效果，但其除草对象有限，并不能防治其杀草谱外的杂草，从而导致不能有效控制草害的发生。经调查，涉案高粱生产种植期间当地并未出现异常气候条件和重大病虫危害的影响因素。因此，涉案高粱田受损的原因是由于不当使用播后苗前除草剂“异甲·莠去津”从而导致涉案高粱田出现高粱苗遭受药害、田间出现草害的情况发生造成高粱减产。第四页涉案高粱损失程度分析中写明：锦州滨海新区众发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的高粱实际收获数量为“直脖”高粱约74400斤，“弯脖”高粱29156斤…在本次评估过程中，评估人员考虑到市场因素的不确定性和收购人单一的影响因素，认为按照当事人双方签订的《高粱订单种植回收协议》中约定的最低回收价格为取价依据为宜。经对当地的高粱种植及产量情况调查，正常生产条件下常栽高粱品种的产量平均约650斤，其中“直脖”和“弯脖”品种的产量差异不大，在本次评估估算中不予考虑。综上数据计算本次涉案高粱的损失，正常生产条件下的理论产量为“弯脖”品种650斤/亩×400亩=260000斤，“直脖”品种650斤/亩×465亩=302250斤。其中“弯脖”品种的产量损失为260000斤-29156斤=230844斤，“直脖”品种的产量损失为302250斤-74400斤=227850斤。涉案高粱理论损失产值为：“弯脖”品种230844斤×1.4元/斤=323181.6元，“直脖”品种227850×1.2元/斤=273420元。总计323181.6元+273420元=596601.6元。最终出具鉴定意见：1、锦州滨海新区众发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种植的高粱损害原因是由于不当使用播后苗前除草剂“异甲·莠去津”从而导致涉案高粱田出现高粱苗遭受药害、田间出现草害的情况发生造成高粱减产；2、锦州滨海新区众发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种植的高粱产量损失估算“弯脖”品种约230844斤，“直脖”品种约227850斤，产值损失总计约596601.6元。原告为此支付鉴定费用25000元，但该鉴定机构至本案最后一次开庭前并未出具正式发票。庭审过程中，被告辽宁鑫翼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申请专家证人出庭作证，并申请鉴定机构河北禹希农业科技咨询有限公司的鉴定人员出庭，但因新冠疫情影响，该鉴定机构对被告辽宁鑫翼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有关问题进行了书面答复，并表示在本次鉴定评估过程中，未考虑种子质量及管理技术方面的不利影响。另查，2018年总体气象为灾害较多的年份，全年干旱程度较大，但相关部门组织实施了人工增雨作业，有效缓解了相关地区旱情。 一审法院认为，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合理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关于原告主张的高粱损失问题。首先依照原告与被告辽宁鑫翼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高粱订单种植回收协议》的约定，由被告辽宁鑫翼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全程技术指导，并提供种子、化肥、农药等物资，虽农作物产量是气候条件、土壤墒情、田间管理等各方面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但被告辽宁鑫翼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为原告提供农药晚于农时导致高粱田草害，该行为是其未尽合同约定的技术指导之义务，对造成原告高粱减产的结果应承担部分的责任，本院认为以50%为宜。原告作为专业的种植合作社，其本就有着对农业种植方面的专门经验，其并不能因被告辽宁鑫翼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承担技术指导责任而免除其对农作物种植过程中的田间管理和日常照料之义务，其存在除草方式单一等管理不善的过失，故其对高粱田损失的结果应承担部分的责任，本院认为以50%为宜。关于原告主张大豆损失的问题。根据原告与被告辽宁鑫翼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大豆订单种植回收协议》约定，原告在收到大豆种子以后应当对种子质量进行认定并实施种子发芽实验，但原告在并未履行上述义务的情况下即进行大面积耕种导致农资投入的损失，且庭审中原告明确放弃对大豆种子及损失进行司法鉴定，故对于原告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要求被告锦州滨海新区顺丰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张凤贤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问题。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法律效力。本案中被告锦州滨海新区顺丰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张凤贤作为被告辽宁鑫翼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区域代理与原告签订合同并履行送农药等物资的行为，故该行为产生的法律效果由被告辽宁鑫翼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承担，对原告该项诉求，不予支持。综上分析，河北禹希农业科技咨询有限公司在鉴定意见中扣除的高粱实际产量存在误差，故原告高粱损失在扣除其实际收获数量后为：其中“弯脖”品种的产量损失为260000斤-29160斤=230840斤，“直脖”品种的产量损失为302250斤-74860斤=227390斤。230840斤×1.4元/斤=323176元，227390斤×1.2元/斤=272868元，共计：323176元+272868元=596044元。原告自行负担50%，为298022元。被告辽宁鑫翼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担50%，为298022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第一百六十一条、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一、被告辽宁鑫翼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一次性赔偿原告锦州滨海新区众发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人民币298022元；二、驳回原告锦州滨海新区众发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104元，保全费820元，鉴定费用33200元，由原告负担22562元，由被告辽宁鑫翼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担22562元。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高粱损失问题，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主张的高粱减产只有其单方陈述证实，没有其他有效证据证明。2018年秋，被上诉人发现高粱减产，开始与原审被告张凤贤进行沟通，协商解决事宜。为证明协商事实，被上诉人提交了合作社工作人员崔玉杰与原审被告张凤贤的通话录音，在通话录音中崔玉杰提到高粱产量不对，要求公司给个说法，张凤贤回答会和公司负责人员探讨，交流中张凤贤并未否定高粱减产事实。张凤贤与崔玉杰的通话时间是2018年，基于当时张凤贤为上诉人区域代理的身份，可以认定2018年被上诉人经营的高粱存在减产且就减产问题上诉人与上诉人方曾经进行过沟通。另被上诉人作为普通百姓，对于可能发生的诉讼争执很难有充分预知，很难做到在第一时间内固定证据，因此不宜过度苛求被上诉人对于减产事实的举证责任。 关于赔偿责任问题，上诉人主张大连理工司法鉴定中心接收的除草剂采样是否是上诉人提供给被上诉人的除草剂现没有证据证明，河北禹希农业科技咨询公司出具的鉴定报告又是以大连理工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结论为重要参考，且河北禹希咨询公司并不具备司法鉴定资质，因此不能依据河北禹希咨询公司的鉴定结论认定因果关系及损失数额。大连理工司法鉴定中心及河北禹希咨询公司两家鉴定机构是在诉讼过程中通过当事人摇号方式或法院指定方式确定的，河北禹希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农林牧渔业技术咨询，因此在程序方面不存在瑕疵。关于除草剂采样问题，被上诉人提交的除草剂采样与上诉人交付被上诉人的除草剂在名称、包装外观上完全一致，上诉人未提出异议。且上诉人对于除草剂采样提出质疑，也应当在鉴定开始之际提出。依据双方签订的回收协议，被上诉人方所使用的除草剂都是由上诉人供应，排除了被上诉人私自购买的可能，上诉人亦无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存在外购除草剂的情节，依据上述事实可以推定被上诉人提交鉴定的除草剂采样就是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供应的除草剂。河北禹希咨询公司认定导致高粱减产的因素包括两方面，除草剂成分含量不达标是其中一方面，另一方面是除草剂的使用时间不当，而使用时间不当则是因为上诉人供应除草剂的时间过晚造成。被上诉人工作人员崔玉杰与原审被告张凤贤的通话过程中，张凤贤自认除草剂的供应确实晚于正常时间。鉴定意见也明确阐述除草剂的使用时间不当会导致除草效果不佳和对高粱苗造成药害的双重后果。综上，上诉人供应除草剂的时间过晚导致使用时间不当，上诉人供应的除草剂成分含量又不达标，两方面因素相结合造成高粱减产也符合常理。 另依据双方当事人的合作模式，上诉人提供种子、化肥和农药，负责全程技术指导，被上诉人负责经营管理。当高粱发生减产后，造成减产的因素不外乎种子、化肥、农药存在质量问题，经营管理不善，自然环境影响等三种。经营管理不善可以归责于被上诉人，但也不应排除上诉人技术指导不当的因素。而种子、化肥、农药存在质量问题应当归责于供应方即上诉人。此外的自然环境影响不属于双方当事人可以预见的因素，属于免责部分。被上诉人存在过度依赖除草剂，除草方式单一的管理不善过错，上诉人存在除草剂供应不及时导致使用时间不当，除草剂成分含量不达标，亦未充分尽到技术指导义务的过错，比较双方当事人之间的过错程度，显然上诉人的过错承担较大。在全面衡量双方当事人过错程度后，综合自然因素的影响，一审法院酌定双方各承担50%的责任有理有据，并无不当之处。 综上所述，辽宁鑫翼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104元，由上诉人辽宁鑫翼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赵济伟 审判员  王 翔 审判员  赵洪全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三日 法官助理范玲 书记员暴思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