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湘06民终55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五得，男，1968年2月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岳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湖南了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有志，湖南了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雄，男，1986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岳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何益，湖南大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冰洁，湖南大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林军，男，1963年9月2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吉，湖南九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惠玲，女，1962年5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上诉人王五得与被上诉人杨雄、林军、张惠玲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屈原管理区人民法院（2020）湘0691民初3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通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五得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诉讼请求；2.由杨雄、林军、张惠玲负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事实与理由：1.一审判决将《股东决议书》认定为对《股权投资协议书》的变更，属事实认定错误。《股东决议书》、《股权投资协议书》合同的主体、合同的主要内容和性质并不相同，无任何意思表示为鸿一公司对王五得受让股份的追认，不应认定为对《股权投资协议书》的变更。2.一审法院未依照（2020）湘0691民初6号民事判决书和（2020）湘06民终2444号民事判决书，对鸿一公司唯一股东为案外人张慧玲，王五得并非股东等相关事实来进行认定错误。3.一审判决以《股东协议书》中注明的签署时间与补充协议实际签署时间不符为由，认定王五得通过事后追认的方式同意湖南鸿昇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昇公司）注销合并至鸿一公司错误。4.一审判决对杨雄提交的录制于2020年5月4日、2020年5月12日、2020年6月8日四段电话录音的三性认定错误，该录音不具有真实意思表示、不具有合法性，也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不应认定为杨雄与王五得沟通公司事项。5.2020年6月8日第二次电话录音中杨雄再三邀请王五得出席与广东来的老板会面商谈的部分不能证明系邀请王五得参加股东会，该部分录音未涉及参加股东会事宜，一审判决认定系邀请王五得参加股东会错误。6.一审判决认定鸿一公司不能成为转让其自身公司股权的主体，进而以《股东协议书》中约定的事项推断鸿一公司的股东对王五得的受让股份的追认，认定《股东协议书》系对《股权投资协议书》的变更错误。杨雄辩称，《股权投资协议书》系股权转让合同，王五得自签订并履行支付相应款项的义务后即取得鸿昇公司的股东资格。《股东协议书》、《补充协议》是对《股权投资协议书》的补充、完善，内容真实、合法，对签订的各方均具有约束力。本案合同尚未出现协议约定的解除情形，亦未出现法定的解除情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处理正确，请二审法院予以维持。林军辩称，《股权投资协议书》、《股东协议书》、《补充协议》均合法有效，但《股东协议书》、《补充协议》为后协议，效力优于《股权投资协议书》。王五得认为一审判决对《股东协议书》、《补充协议》的时间认定错误，以及对录音证据的否定于本案的实质处理没有关联。林军系基于《股东协议书》、《补充协议》被追加为本案诉讼参与人，如果认定《股东协议书》、《补充协议》无效，则林军于本案不应当承担责任。张惠玲未作答辩。王五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王五得与原鸿昇公司于2019年4月28日签订的《股权投资协议书》；2.判令杨雄返还股权转让款250000元；3.判令杨雄支付250000元股权投资款的资金占用利息（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暂计时间为自2019年4月29日起至2020年7月14日，以后实际清偿之日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另行计算）；4.判令杨雄承担本案所有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等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鸿昇公司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于2017年8月30日成立，其登记的唯一股东和法定代表人为杨雄，登记认缴出资额为10000000元，认缴出资时间为2037年7月31日。王五得的儿子王森彬在鸿一公司工作，为一般管理人员。2019年4月28日，王五得与鸿一公司、鸿昇公司共同签订了《股权投资协议书》，主要内容如下：“王五得向鸿一公司、鸿昇公司各投资250000元，投资后，王五得分别持有鸿一公司、鸿昇公司各8.5%的股权。签订本协议后十个工作日内，王五得向鸿昇公司支付250000元，向鸿一公司支付250000元，鸿昇公司、鸿一公司收款后向王五得开具相应金额股权投资款的收据。王五得投资资金到位后10个工作日内，鸿昇公司、鸿一公司配合王五得办理本次股权投资相关的工商变更和备案手续。”并且，协议还对盈亏分配及资金管理、转股、退股或增股、协议的解除或终止、违约责任等事项进行了约定。王五得于协议中签字；鸿昇公司于协议中盖章，鸿昇公司法定代表人杨雄签字；鸿一公司法定代表人林军于协议中签字。上述协议签订后，王五得于2019年4月29日将250000元转账至鸿昇公司法定代表人杨雄账户。其后，鸿昇公司一直未向工商登记机关办理股东变更相关工商变更和备案手续。2019年4月，鸿昇公司因其原址无法办理环评手续，故停止生产，搬迁至屈原管理区德科工业园。2019年8月，鸿昇公司被注销工商登记。2020年5月4日、2020年5月12日、2020年6月8日，杨雄多次电话联系王五得就公司事项进行沟通，并于2020年6月8日邀请王五得参加股东会。2020年6月9日，张惠玲、林军、杨雄、王五得签署《股东协议书》，协议约定鸿一公司、鸿昇公司均注册为一人公司，对外公示股东为一人，但各股东按照协议规定缴纳出资后即成为公司股东，按其所持有的股份比例享有权利，承担义务，各方出资额及占股比例如下：张惠玲出资149.3万元，占股34%，林军出资34.4万元（现金出资与30%技术股），占股38%，杨雄出资74.3万元，占股17%，王五得出资50万元，占股11%。协议还对股东和股东会、总经理、入股与退股、解除与终止、违约责任、合同修改等事项进行了规定，四方于协议中签字捺印。张惠玲、林军、杨雄、王五得于同日签署补充协议，同意将鸿昇公司注销合并至鸿一公司，债权债务一并转让，股东依据相应股份份额承担债权债务。四方于协议中签字捺印，并落款于2019年4月1日。一审法院认为：王五得与鸿昇公司于2019年4月28日签署的《股权投资协议书》约定的主要内容是：鸿昇公司将其8.5%的股权转让给王五得，王五得支付相应对价。其性质应为股权转让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鸿昇公司不能成为转让其自身公司股权的主体,在本案中，杨雄陈述鸿昇公司在注销之前即存在登记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实际上有多名隐名股东的情形，但占股比例不明。故王五得与鸿昇公司于2019年4月28日签署的《股权投资协议书》涉及到王五得是否为善意股权受让人、作为名义股东的杨雄是否具备股份处分权问题。张惠玲、林军、杨雄、王五得于2020年6月9日签署的《股东协议书》，约定由王五得作为实际出资人向鸿昇公司、鸿一公司出资500000元并享有11%股权，鸿昇公司登记股东杨雄及鸿一公司登记股东张惠玲作为名义出资人代其持有该11%的股份。《股东协议书》实质上表明了鸿昇公司、鸿一公司的股东追认向王五得转让股份的行为，《股东协议书》系各股东协商一致后对《股权投资协议书》的变更合同，如两份合同存在冲突，王五得的权利义务应以变更后的合同约定为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涉案《股东协议书》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和公序良俗,合法有效,对四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而四方签署的《补充协议》约定鸿昇公司注销后王五得在鸿昇公司的股份一并合并至鸿一公司，虽落款时间与实际存在出入，但系王五得追认其同意鸿昇公司注销合并至鸿一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综上，王五得已向鸿昇公司、鸿一公司实际出资500000元，在两公司中占股11%，因鸿昇公司注销后并入鸿一公司，王五得目前系鸿一公司实际出资人之一，出资500000元，在鸿一公司中占股11%。目前尚未出现《股东协议书》中约定的协议解除情形，故王五得要求解除《股权投资协议书》并返还投资款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七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王五得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050元，减半收取2525元，由王五得负担。二审中，当事人各方均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在王五得与杨雄、湖南鸿一新材料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上诉一案的二审调查中，王五得与杨雄均确认《补充协议》签订时间为2020年6月9日。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股东协议书》、《补充协议》能否视为对《股权投资协议书》的变更。案涉《股权投资协议书》约定，王五得向鸿一公司、鸿昇公司各投资25万元后，分别持有鸿一公司、鸿昇公司各8.5%的股权，鸿一公司、鸿昇公司收到相应款项后，向王五得开具相应金额股权投资款的收据，并在资金到位后10个工作日内配合王五得办理该股权投资相关的工商变更和备案手续。协议签订后，王五得向鸿一公司、鸿昇公司各支付了25万元，鸿一公司法定代表人林军向王五得出具了50万元的收款收据，但鸿一公司、鸿昇公司均未在约定的期限内配合王五得办理股东变更、章程变更等事项及涉及的工商登记和备案手续，构成违约。鸿一公司、鸿昇公司违约后，王五得与鸿一公司法定代表人林军、股东张惠玲、总经理杨雄另行签订了由王五得作为实际出资人向鸿昇公司、鸿一公司出资50万元并享有11%股权，鸿昇公司登记股东杨雄及鸿一公司登记股东张惠玲作为名义出资人代其持有该11%的股份的《股东协议书》。至此，各方形成了新的权利义务关系，即王五得将《股权投资协议书》项下50万元投资款和分别持有鸿一公司、鸿昇公司各8.5%的股权变更为以实际出资人的名义向鸿昇公司、鸿一公司的出资50万元并享有鸿一公司11%的股权。一审认定《股东协议书》系各股东协商一致后对《股权投资协议书》的变更并无不当。案涉《补充协议》签订时，鸿昇公司已于2019年8月注销工商登记，因王五得对实际签署时间2020年6月9日和签名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一审法院认定系王五得追认其同意鸿昇公司注销合并至鸿一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亦无不当。因案涉《股权投资协议书》已被《股东协议书》变更，且《股权投资协议书》也没有出现约定解除的事由和法定解除的情形，王五得诉请解除《股权投资协议书》并返还股权转让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本院发生法律效力的（2020）湘06民终2445号民事判决确认该案原告与鸿昇公司、鸿一公司签订《股权投资协议书》的基本事实虽与本案王五得与鸿昇公司、鸿一公司签订《股权投资协议书》的基本事实基本相同，但该案原告在签订上述协议后，并未与林军、张惠玲、杨雄另行签订《股东协议书》和《补充协议》，即未将《股权投资协议书》进行变更，故王五得上诉称应以该判决书的处理结果作为本案的定案根据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杨雄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录音证据应否被采信的问题，因该证据是否采信并不影响本院对本案基本事实的认定，王五得该上诉请求本院亦不予以支持。综上，王五得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50元，由上诉人王五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何 蓓审判员 邓 怡审判员 周闻丽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冯 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