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06民终54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斯托巴（烟台）精密机械零部件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招贤东路91号。法定代表人：李殊，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聂亮辉，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唐丽萍，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烟台欧瑞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四马路121号。法定代表人：李娜，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慕秀超，山东福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燕，山东福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斯托巴（烟台）精密机械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斯托巴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烟台欧瑞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瑞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人民法院（2019）鲁0611民初21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斯托巴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及上诉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严重错误，适用法律严重错误。无论是被上诉人自身的举证或是上诉人的举证，均足以证明案涉《协议》系被上诉人与案外人烟台合舜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及王某串通套章伪造而成，被上诉人关于本案的诉请根本不能成立，本案属于明显的虚假诉讼，被上诉人和案外人应受到司法制裁。1、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严重错误，适用法律严重错误。在被上诉人推翻其关于案涉《协议》签订时间的数次自认，且其在后陈述与已有证据明显矛盾的情况下，原审法院仍然违反法律规定允许被上诉人补强证据，且采信被上诉人的一面之词，致使未能查明案涉《协议》系套章伪造而成，有违司法公正，也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首先，被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时直至2019年10月11日本案原审第一次庭审结来之时，被上诉人一直主张案涉《协议》签订于2018年7月2日，这在被上诉人提交的《原告方证据目录》以及原审第一次庭审笔录第6页上均有清晰记载。然而，在上诉人提出充分证据证明上诉人公司公章在2018年6月下旬即已损坏，案涉《协议》不可能于2018年7月2日签订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却又推翻其自认，进而在原审第一次庭审结束后提供了一份所谓的美团APP的跑腿订单来主张该协议签订于2018年6月21日。但被上诉人并未对其推翻该自认的行为给予合理解释，依法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不利后果。其次，原审法院在第一次庭审结束后仍然允许被上诉人提供补充证据以推翻在先自认的做法，属于适用法律严重错误，有违司法公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下称《证据规则》)第五十一条第三款明确规定：“举证期限届满后，当事人提供反驳证据或者对已经提供的证据的来源、形式等方面的瑕疵进行补正的，人民法院可以酌情再次确定举证期限，该期限不受前款规定的期间限制。”本案中，被上诉人在原审第一次庭审结束后所提供的美团APP跑腿订单既不属于反驳证据，也不属于对已提供证据的来源、形式等方面的瑕疵进行补正，而属于否定其在先自认。显然，原审法院对被上诉人的该等补强证据依法不应接纳采信，更何况该等证据也并不能直接推翻被上诉人已做出的自认。再者，原审法院在明知被上诉人补强的证据依法不应接纳的情况下，仍然向与上诉人存在未决劳动争议的案外人王某进行调查取证，进一步协助被上诉人补强证据，有违客观公正，案外人王某的所提供的相关信息亦不足采信。从上诉人和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均可以看出，案外人王某系本案的利害关系人，所有涉案合同的缔结、履行及付款均由案外人王某一手操办，而被上诉人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还清晰显示，案外人王某多次表达希望相关交易秘密进行，不为外人知晓。而正因为案外人王某在上诉人处工作期间，涉嫌营私舞弊，严重损害上诉人的利益，上诉人已依法与案外人王某解除了劳动合同，目前双方之间的劳动争议案件正在审理之中。而上诉人业已针对案外人王某提出了刑事控告，要求追究其在与案外人烟台合舜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业务交往过程中涉嫌职务犯罪的行为。故，因案外人王某与上诉人之间存在直接利益冲突，其所提供的信息不足采信。最后，现有证据也足以证明被上诉人补强的美团APP跑腿订单所对应的协议并非案涉《协议》，而是被上诉人原审证据六之《催款函》中所提及的《建设项目合法合规管理咨询服务合同》，但原审法院对该节重要事实并未予以查明。从该份《建设项目合法合规管理咨询服务合同》可以明确看出，案外人合舜公司签章日期为2018年6月21日，这与该份美团APP跑腿订单的发生日期完全吻合，而且在案外人合舜公司2019年6月11日注销前，案外人合舜公司一直在援引该份《建设项目合法合规管理咨询服务合同》，自始至终未提及案涉《协议》。由此可以看出，被上诉人关于该份美团APP跑腿订单所对应的协议为案涉《协议》的主张，完全属于虚假陈述，且与其自身提供的证据自相矛盾。2、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严重错误，被上诉人提交的案涉《协议》实际上属于孤证，该协议的签订方式、合同形式及合同内容明显有违商业常理，而且在被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前，无论是合舜公司或被上诉人均从未提及该协议，基于日常经验法则足以否定该份协议的真实性。首先，上述已论及，被上诉人并未就其推翻自认的行为给予合理解释，而被上诉人补强的证据也不足以否定被上诉人已自认的事实，亦即被上诉人无法推翻其关于案涉《协议》签订于2018年7月2日的主张。但根据上诉人原审提供的证据四烟台市公安局福山分局于2018年7月2日收回上诉人公章的书面证明及证据五上诉人于2018年6月25日及6月27日使用公章的情况，基于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足以推定上诉人不可能与被上诉人于2018年7月2日签订案涉《协议》，案涉《协议》只可能系被上诉人与案外人串通伪造而成。其次，该协议的签订方式、合同形式及合同内容明显有违商业常理，而且在被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前，无论是合弹公司或被上诉人均从未提及该协议，也明显有违日常经验法则，主要表现为：(1)该协议涉及14台设备的进口，金额巨大，但仅有一张A4纸，且被上诉人未提供有关磋商和缔结该份协议的任何证据，与上诉人与案外人合舜公司之间的交易习惯并不相符，明显有违商业常理；(2)从被上诉人提供的原审证据三可以看出，上诉人员工最早于2018年10月17日才通过电子邮箱向案外人合舜公司发送二期设备清单，被上诉人及案外人合舜公司又何以能神通广大、未卜先知地提前三至四个月在2018年6月或7月间即知晓上诉人后续将进口的设备；(3)被上诉人原审证据六之两份《催款函》也显示，无论是案外人合舜公司落款日期为2019年3月12日及2019年6月11日发送的函件，或是被上诉人落款日期为2019年6月17日的函件，被上诉人和案外人合舜公司从未提及案涉《协议》，案外人合舜公司一直在援引上述的《建设项目合法合规管理咨询服务合同》，很显然直至案外人合舜公司2019年6月11日注销之时，并不存在本案案涉的《协议》，该协议纯属此后伪造而成。3、原审判决适用法律严重错误，本案中基于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足以否定案涉《协议》的真实性。本案中如确需对案涉《协议》形成时间进行鉴定，则举证责任亦应分配给被上诉人，且原审法院还应向上诉人及被上诉人进行释明，并指定提出鉴定申请的期间。原审判决第10页第三段关于“被告虽对该份协议的真实性有异议，但并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也未在法定期限内对上述合同的形成时间及公章真实性提出鉴定申请”的认定明显有误。上述已论及，基于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足以否定案涉《协议》的真实性。而根据《证据规则》第十条第四项之规定，对于“根据已知的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出的另一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倘若被上诉人意图推翻这一基于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即可推定的事实，则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举证责任，亦即相关申请应由被上诉人提出而非上诉人。而且，根据《证据规则》第三十条第一款之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认为待证事实需要通过鉴定意见证明的，应当向当事人释明，并指定提出鉴定申请的期间”，但在本案中，原审法院并未向上诉人或被上诉人予以释明，也来指定提出鉴定申请的期间。原审法院不恰当的分配举证责任，亦未就鉴定的必要性向当事人予以释明，属于适用法律严重错误。4、本案属于被上诉人与案外人合舜公司及王某恶意串通，以捏造的事实提起的民事诉讼，属于典型的虚假诉讼，且已经涉嫌刑事犯罪，人民法院依法应当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对涉案当事人予以司法处罚，并将相关线索和有关案件材料移送侦查机关。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在本案原审中的举证已足以证明案涉《协议》系被上诉人与案外人合舜公司及王某串通套章伪造而成。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之规定，被上诉人与案外人通过伪造证据、虚假陈述的手段，捏造上诉人与案外人合舜公司的债权债务关系，进而向人民法院提起本案民事诉讼，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第一款规定的“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防范和制裁虚假诉讼的指导意见》第12条之规定，对虚假诉讼参与人，要适度加大罚款、拘留等妨碍民事诉讼强制措施的法律适用力度，对虚假诉讼违法行为涉嫌虚假诉讼罪、诈骗罪、合同诈骗罪等刑事犯罪的，民事审判部门应当依法将相关线索和有关案件材料移送侦查机关。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严重错误，案外人合舜公司于2019年4月19日即进入清算程序，并于2019年6月11日注销，其根本不可能再履行所谓的案涉《协议》，也不存在将该协议项下债权转让给被上诉人的前提，被上诉人关于本案的诉讼请求从根本上也不能成立。原审判决第11页述及被上诉人主张的咨询服务费所对应的1台套因代克斯及上下料系统系于2019年5月15日进口，1台套丘丁系于2019年8月12日进口。然而案外人合舜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显示，案外人合舜公司于2019年4月19日进入清算程序，并于2019年6月11日注销。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三款之规定，公司在清算期间不得开展与清算无关的经营活动，更遑论公司注销后还继续开展经营活动。故无论案涉《协议》是否成立，至少就这两台设备，案外人合舜公司根本不可能提供相关服务，也不存在将相应债权转让给被上诉人的可能。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无论是在事实认定或法律适用方面均存在严重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并对被上诉人及案外人的虚假诉讼行为予以司法制裁，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以维护司法权威。欧瑞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准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无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驳回其上诉，维持原判。欧瑞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斯托巴公司给付原告咨询服务费1090216.54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利息自起诉之日起至咨询服务费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保全担保费用。事实和理由：被告与烟台合舜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舜公司）签订《协议》，双方约定合舜公司为被告提供进口设备减免税过程中涉及到的全部业务服务，明确合舜公司的咨询服务费按照每台套设备通关后实际减免金额的40％收取。合同履行中合舜公司按约定办理完毕双方约定进口设备的减免税，被告尚有1090216.54元咨询服务费未与合舜公司结清。2019年6月7日合舜公司与原告签订《公司业务转让合同》，将其所有业务、公司账面资产及债权一并转让给原告，合舜公司及原告分别于2019年6月10日、2019年6月17日向被告发送《催款通知及债权转让通知》及《债权接收通知》，被告均接收并回复。合舜公司及原告多次要求被告结清拖欠的咨询服务费，被告至今未结清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6月，被告斯托巴公司与合舜公司签订了一份《协议》，约定：被告向合舜公司咨询其进口设备涉及的减、免税相关业务。一、涉及的减、免税设备清单：1、因代克斯金属车削机床4台套；2、6轴自动上下料系统4台套；3、丘丁数控无心磨床2台套；4、SLR无心磨床2台套；5、SLR无心磨床的上下料系统2台套。二、工作内容:1、被告委托合舜公司进行以上设备清单涉及的减、免税规划、指导、协调咨询服务。2、过程中涉及的招投标、机电证、物流、清关等模块由被告与其它公司单独结算。三、收费标准:合舜公司提供咨询服务后，按被告每台套设备应该减、免税总额的40％（不含税）收取。四、付款方式：1、设备清单中的第1、2项，双方按每台套机床通关后的实际汇率折算减税总额，由合舜公司根据第三条收费标准开具发票，被告于3个工作日内向合舜公司一次付清咨询服务费。2、设备清单中的第3、4、5项，合舜公司一次性办理此6台套设备的《进出口货物征免税备案登记凭免表》，后续该备案表中的每台套设备发货前，被告须提前通知合舜公司协调到港前期工作。设备凭免表通关后，被告于3个工作日内付清咨询费；如因被告未提前通知合舜公司，导致备案表中的设备未能减、免税，被告仍须按第三条约定付清合舜公司该设备全额咨询费。五、协议期限:自2018年7月2日至2019年12月31日。2018年10月17日，被告通过电子邮箱向合舜公司发送了一份设备清单电子邮件，其中载明：被告拟进口3台套因代克斯金属车削机床及6轴自动上下料系统（以下简称因代克斯及上下料系统），拟到港日期2018年10月15日，关税率为9.7%；1台套丘丁数控无心磨床（以下简称丘丁），拟到港日期2019年1月14日，关税率为15%；1台套丘丁，拟到港日期2019年3月4日，关税率为15%；1台套SLR无心磨床及上下料系统（以下简称SLR及上下料系统），拟到港日期2019年1月21日，关税率为15%；1台套SLR无心磨床及上下料系统（以下简称SLR及上下料系统），拟到港日期2019年4月8日，关税率为15%；1台套因代克斯及上下料系统，拟到港日期2019年6月10日，关税率为9.7%。2018年10月15日，被告通过烟台海关进口了3台套因代克斯及上下料系统，实际进口关税率为5%，实际进口增值税率为16%。2018年10月29日，被告就进口三台INDEXMS22-8设备的引进与合舜公司签订了一份《代理合同》，约定：被告委托合舜公司就三台INDEXMS222-8设备代为办理进口设备海关核税、报关、清关手续咨询服务，合舜公司愿意接受委托并组织实施。合舜公司必须依法代理被告办理：合舜公司协助被告的报关代理进行进口设备在海关的报关、清关手续等事项。被告应在合舜公司协助办理完该项目的报关手续后，被告凭合舜公司出具的正规发票支付人民币含税陆拾贰万零柒佰叁拾伍元贰角整（￥620735.20）。清关过程中产生的费用例如:报关、报检及海关查验等费用由甲方承担。乙方不承担相应的船公司、码头、物流等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换单、压箱、码头堆场、修洗箱及拖车等费用。乙方的银行信息：账户:烟台合舜商务咨询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370602MA3LYQ3FXR，地址: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只楚路27号楚凤商务大厦406，电话:0535-6207110，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烟台市西大街支行，账号:16×××10。2018年11月5日，合舜公司向被告开具了7张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号码为33565818至33565824），总金额为620735.20元。2018年11月5日，被告通过外债结汇方式向合舜公司支付了咨询服务费620735.20元。2018年12月8日，被告通过上海浦东机场进口了1台套SLR及上下料系统，实际进口关税率为0%，实际进口增值税率为16%。2019年1月3日，被告通过青岛海关进口了1台套丘丁，实际进口关税率为0%，实际进口增值税率为16%。2018年12月10日，被告又就进口SLR及TSCHEDIN设备的引进与合舜公司签订了一份《代理合同》，约定：被告委托合舜公司就“共轨喷油器项目（暂定名）”项目代为办理:①机电产品国际招标代理手续；②进口机电产品自动许可证；③进口设备海关免税手续；④合舜公司指定的报关代理进行进口设备在海关的报关、清关手续等事项，合舜公司愿意接受委托并组织实施项目的办理事宜。“共轨喷油器项目（暂定名）”项目可办理免税的条件:被告拟建项目和项目生产产品必须要符合中国国家的产业政策和产业发展规划——即项目在执行期间须与执行期所适用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的项目产业政策鼓励类审批条目相匹配。在本合同签署时期适用的为《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7年修订）》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第4号令）。合舜公司必须依法代理被告办理:机电产品国际招标代理手续；进口机电产品自动许可证；进口货物海关免税手续；合舜公司指定的报关代理进行进口设备在海关的报关、清关手续等事项。（因中国政府产业政策和中国海关政策调整而导致发生变化或终止审批除外）。设备出税后，被告支付合舜公司人民币捌拾肆万贰仟陆佰捌拾贰元玖角整（￥842682.90）。合舜公司收到被告付款后1-3个工作日内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合舜公司的银行信息:账户:烟台合舜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开户行:工商银行烟台西大街支行，账号:16×××10。2019年1月2日，合舜公司向被告开具了9张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号码为83444885至83444893），总金额为842682.90元。2019年1月3日，被告通过外债结汇方式向合舜公司支付了咨询服务费842682.90元。另查明，2019年2月27日和2019年3月4日，被告分2批通过青岛海关、济南海关进口了1台套丘丁，实际进口关税率为0%，实际进口增值税率为16%。2019年5月15日，被告从烟台海关进口了1台套因代克斯及上下料系统，实际进口关税率为5%，实际进口增值税率为13%。2019年8月12日，被告从前湾口岸进口了1台套SLR及上下料系统，实际进口关税率为9%，实际进口增值税率为13%。2019年6月7日，原告与合舜公司签订了一份《公司业务转让合同》，约定：合舜公司将所有业务、账面资产及债权全部转让给原告，合舜公司遗留的一切债权、债务由原告承担，与合舜公司无关。2019年6月10日，合舜公司向被告发送了《债权转让通知函》，通知被告：合舜公司已与原告达成了公司业务转让合同，将对被告享有的债权全部转让给原告，与此转让债权相关的其他权利也一并转让，被告接到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应向原告履行付款义务。2019年7月3日，被告向合舜公司发送了《回复函》，函告合舜公司：被告接受合舜公司将权利义务一并转让给原告，要求原告尽快履行移交一期厂房和二期厂房资料等相关合同义务。2019年6月17日，原告向被告发送了《债权接收通知函》，通知被告：原告已与合舜公司达成了公司业务转让合同，合舜公司与被告的债务和业务，原告已全部接收，被告接到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应向原告履行付款义务。2019年7月3日，被告向原告发送了《回复函》，函告原告：被告同意合舜公司的业务和全部义务由原告承接，关于合舜公司应向被告履行的义务，被告将向原告主张，同时要求原告提供合舜公司与被告的债权证据资料。2020年7月24日，法院调查被告原财务经理王某证实：二期设备清单上方注明的rita.wang是我的英文名，stoba是斯托巴，cn是中国，这是公司给我使用的工作信箱，清单是我发出去的，发给烟台合舜商务咨询有限公司负责人李娜，133×××＠163.ｃｏｍ是李娜的信箱。微信聊天记录中stobafinace中stoba是斯托巴，finace是财务，该微信号是斯托巴公司给我配的公务手机上注册的微信号，对方的微信号是合舜的微信号。“朗越对接群”里的stobafinace是我，我在这个群里。我也在“斯托巴无心磨群”内，昵称rita就是我，头像是我女儿的头像，这个微信号是我私人手机的微信号。美团跑腿业务2018年6月21日订单详情是2018年6月21日合舜公司派的美团跑腿服务把协议送到我们公司，我签收的，接到协议后就给我公司总经理后送去了，但合同签订过程我不知情。我接收的就是原告提交的协议，过后协议上盖完章后就给我了，后来我就交给合舜公司。斯托巴进口涉案8套设备是合舜公司提供的减免税咨询服务，没与合舜公司合作之前，我们进口过这些设备没有任何减免，因为我们在立项当中是允许类，不享受任何减免政策，与合舜公司合作以后，合舜公司协调在商务局将斯托巴立项变更为鼓励类，享受进口设备税款减免政策。合舜公司协调在发改委办理了设备技改备案并取得了机电证。合舜公司提供给我们材料让我们盖章，然后返给合舜公司，合舜公司跑海关办理减免税。减免税款的设备要经过国际招投标的程序也是合舜公司帮斯托巴办理的，合舜公司还协调朗越公司帮助斯托巴公司办理设备的清关业务。业务上都是合舜公司指导我们准备相关的材料，有些我们没有的资料都是合舜公司帮我们填写好，我们负责签字盖章，然后合舜公司拿着材料到相关部门办理手续。合舜公司让斯托巴签字盖章的手续都是经过我给领导签字盖章的。涉案业务清关部分牟国松清楚，其余部分不清楚。牟国松在斯托巴公司负责进出口业务。前期业务都是我在办理。设备进口后斯托巴公司我负责与合舜公司核算减免税咨询服务费，设备到港取得海关税单后，我与合舜公司核对服务费的金额。斯托巴只给了五套设备的咨询费，还有三套设备的咨询费没给。斯托巴与合舜公司还有其他业务，一期厂房的验收手续，二期厂房的开工手续，政府相关补贴手续的申请，都是由合舜公司在协调办理，都是依合同收费的。2018年12月29日，合舜公司已为被告完成SLR数控无芯磨床及其上下料和丘丁磨床总共四台设备的海关免表备案，该免表的最后两台设备的备案服务费至今未付全，被告只付了40万作为2019年三台设备的减税、备案、免表项目服务费的预付款，其他款项需按照设备实际到港时的汇率折算后总价的服务费进行核算后统一开票后付清以上三台设备对应的尾款。被告于2019年5月10日进口Index设备，该设备在海关数据库的技术参数基础来自合舜公司的前期工作。一审法院认为，被告斯托巴公司与合舜公司于2018年6月签订的《协议》加盖有被告和合舜公司的公司公章，被告虽对该份协议的真实性有异议，但并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也未在法定期限内对上述合同的形成时间及公章真实性提出鉴定申请，且上述合同的内容均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法院认定上述协议系被告与合舜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乃合法有效之合同，被告及合舜公司均有义务完全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原告在本案中依据与合舜公司的《公司业务转让合同》向被告提出诉讼主张，被告认为原告诉讼主体不适格，该《公司业务转让合同》属于权利义务概况转让，依法应当经由被告书面同意方才有效。原告在本案中向被告主张1台套SLR及上下料系统（2019年2月27日和2019年3月4日进口）、1台套因代克斯及上下料系统（2019年5月15日进口）和1台套丘丁（2019年8月12日进口）的咨询服务费1090216.54元及利息，但被告称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系合舜公司向被告提供了上述3台套设备的进口咨询服务，且原告未明确咨询服务费的计算方式；即使系合舜公司向被告提供了咨询服务，其已向合舜公司支付了454万元，并不欠付原告任何款项。同时，原告提出的逾期付款利息没有合同依据。因此，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本案原告诉讼主体是否适格。二、合舜公司是否向被告提供了涉案3台套设备的进口咨询服务。三、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应予支持。根据原、被告双方当事人的举证及陈述，法院对争议焦点涉及的法律问题分析如下：关于焦点一：原告作为本案诉讼主体是否适格。首先，原告提交的证据一中的《公司业务转让合同》系原告与合舜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其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且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法院对其真实性及证明内容予以采纳。其次，从原告与合舜公司签订的《公司业务转让合同》的内容来看，合舜公司将所有业务、账面资产及债权全部转让给原告，并约定合舜公司遗留的一切债权、债务由原告承担，与合舜公司无关，因此，依法当属权利义务的概况转让，其中包括合舜公司与被告之间的合同权利义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八条：“当事人一方经对方同意，可以将自己在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一并转让给第三人”之规定，原告与合舜公司之间的权利义务概括转让应当经过被告的同意。依据原告提交的证据一中2019年7月3日被告向合舜公司、原告发送的《回复函》，被告向合舜公司及原告明确表示同意合舜公司将权利义务概括转让给原告。同时，原告与合舜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转让并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所列之例外情形，因此，原告作为本案诉讼主体适格。关于焦点二：合舜公司是否向被告提供了涉案3台套设备的进口咨询服务。依据原告提交的证据二2018年6月《协议》、证据三2018年10月17日二期设备清单电子邮件，可以证明被告共委托合舜公司提供8台套进口设备的减免税咨询服务，其中包括4台套因代克斯及上下料系统、2台套丘丁和2台套SLR及上下料系统。原告提交的证据四合舜公司与被告的公司微信号聊天记录、朗越对接微信群聊天记录、斯托巴无心磨微信群聊天记录，虽然被告提出诸多异议，但鉴于原告的该组证据与其他证据能够互相印证，同时其中的聊天内容又与被告提交的证据十中的设备进口时间、价格、关税率等完全相符，因此，法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内容予以采纳。原告的该组证据及证人王某的调查笔录可以证明合舜公司在与被告签订上述协议后，依约完成了8台套进口设备的减免税规划、指导、协调咨询服务，包括：1、被告作为外资企业，注册成立时立项为允许类，无法享受进口设备减免税政策，合舜公司指导被告准备资料，并协调相关部门变更被告立项为鼓励类。2、被告进口的4台套因代克斯及上下料系统原进口关税为9.7%，合舜公司指导、协助被告准备了减税申请材料，取得了机器设备进口许可证（又称机电证），进口关税下降至5%。3、被告进口的2台套丘丁和2台套SLR及上下料系统原进口关税均为15%。合舜公司将上述4台套设备作为一个整体，指导、协助被告准备申请资料向商务局申请备案鼓励项目，项目名称为燃油共轨喷射技术（最大喷射压力大于2000帕燃油共轨喷射器的研发与制造）。之后，指导、协助被告就上述4台套设备到海关进行了免税备案登记，取得了《海关进出口货物征免税备案登记表》，并帮助被告联系了国际采招公司，完成了海关要求的国际招投标程序，取得了机电证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征免税证明》，进口关税下降至0%。依据合舜公司与被告2018年6月《协议》第三条的约定，合舜公司提供咨询服务后，按被告每台套设备应该减免税总额的40%（不含税）收取，加之被告进口设备的价格均以欧元计，需要在进口设备实际到港后，按照外管局公布的上个月固定汇率换算为人民币，作为进口设备关税及增值税的计算基数，因此，只有在被告每台套进口设备实际清关出港后，才能确定每台套进口设备的咨询服务费金额。原告提交的证据五中的2018年10月29日《代理合同》、2018年12月10日《代理合同》，合舜公司与被告已实际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开具发票、付款等义务，且其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系原告与合舜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法院对其真实性及证明内容予以采纳。原告的该组证据可以证明，合舜公司与被告的实际交易模式为在被告实际接收到相关进口设备后，共同确认咨询服务费金额，然后签订相应的《代理合同》，合舜公司向被告开具咨询服务费发票，被告向合舜公司支付咨询服务费。结合被告提交的证据一、二、三中的2018年11月5日620735.2元、2019年1月3日842682.9元及证据十与原告提交的证据四、证据五完全相符，足以证明合舜公司已向被告提供了8台套进口设备的减、免税咨询服务，被告确已实际享受了减、免税政策，且被告已向合舜公司付清了3台套因代克斯及上下料的咨询服务费620735.2元、1台套SLR及上下料系统和1台套丘丁的咨询服务费842682.9元。因此，合舜公司已按照合同约定向被告提供了涉案3台套设备的进口咨询服务，被告有义务按期、足额向合舜公司及原告支付咨询服务费。关于焦点三：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应予支持。（一）关于原告主张的涉案3台套设备的咨询服务费数额问题。首先，依据合舜公司与被告2018年6月《协议》第三条约定，合舜公司提供咨询服务后，按被告每台套设备应该减免税总额的40%（不含税）收取。原告在本案中向被告主张的是1台套丘丁（2019年2月27日和2019年3月4日进口）、1台套因代克斯及上下料系统（2019年5月15日进口）和1台套SLR及上下料系统（2019年8月12日进口）的咨询服务费1090216.54元，并已提供证据六明确了每台套进口设备的咨询服务费的具体数额及计算方式。虽然原告的该组证据系原告方单方制作，但其所载每台套进口设备的价格、汇率、关税率、关税价格、增值税率及增值税价格等数据均与被告提交的证据十相符，只是其增值税发票的税率应为3%,而不是6%。其次，结合原告提交的证据四斯托巴无心磨微信群聊天记录、证据八中海关进口货物报关单，可以证明2019年2月27日、3月4日，被告进口的1台套丘丁价格为908241.63欧，按照外管局公布的2019年2月固定汇率7.662换算成人民币为6959129.02元，进口关税率从15%降至0%，关税减免1043869.35元，进口增值税减免1043869.35元×16%=167019.10元，合计减免税费1210888.45元。就该台套进口设备被告应当支付咨询服务费1210888.45元×40%=484355.38元+484355.38元×3%（增值税）=498886.04元。第三，结合被告提交的证据十可以证明，2019年5月15日，被告进口的1台套因代克斯及上下料系统的价格按照外管局公布的2019年4月固定汇率7.5724换算成人民币为8737148.63元，进口关税率从9.7%降至5%，关税减免410645.99元，进口增值税减免410645.99元×13%=53383.98元，合计减免税费464029.96元。就该台套进口设备被告应当支付咨询服务费464029.96元×40%=185611.99元+185611.99元×3%（增值税）=191180.35元。第四，结合被告提交的证据十可以证明，2019年8月12日，被告进口的1台套SLR及上下料系统的价格按照外管局公布的2019年7月固定汇率7.7167换算成人民币为5288183元，进口关税率从15%降至9%，关税减免793227.45元，进口增值税减免793227.45元×13%=103119.57元，合计减免税费896347.02元。就该台套进口设备被告应当支付咨询服务费896347.02元×40%=358538.81元+358538.81元×3%（增值税）=369294.97元。以上涉案3台套进口设备咨询服务费合计应为人民币1059361.36元。（二）关于被告是否应当支付涉案3台套设备的咨询服务费。首先，就2019年2月27日和2019年3月4日进口的1台套丘丁，原告提交的证据四聊天记录等证据已证明合舜公司已如约完成了该台套设备的进口咨询服务，因此，依据合舜公司与被告2018年6月《协议书》第四条第2款：“设备清单中的第3、4、5项，即2台套SLR及上下料系统和2台套丘丁，合舜公司一次性办理此6台套设备的《进出口货物征免税备案登记凭免表》，设备凭免表通关后，被告于3个工作日内付清咨询费”，被告应当向合舜公司支付该台套设备的咨询服务费。其次，就2019年5月15日进口的1台套因代克斯及上下料系统，如前所述，原告已做的咨询服务内容也十分明确，但被告违约未履行在设备发货前通知合舜公司的义务，且被告进口的该台套设备关税也实现了关税从9.7%降低至5%。依据合舜公司与被告2018年6月《协议书》第四条第1款：“设备清单中的第1、2项，即4台套因代克斯及上下料系统，双方按每台套机床通关后的实际汇率折算减税总额，由合舜公司根据第三条收费标准开具发票，被告于3个工作日内向合舜公司一次付清咨询服务费”，被告有义务向合舜公司支付该台套进口设备的咨询服务费。第三，就2019年8月12日进口的1台套SLR及上下料系统，如前所述，原告已做的咨询服务内容十分明确，依据合舜公司与被告2018年6月《协议书》第四条第2款：“设备清单中的第3、4、5项，即2台套SLR及上下料系统和2台套丘丁，合舜公司一次性办理此6台套设备的《进出口货物征免税备案登记凭免表》，后续该备案表中的每台套设备发货前，被告须提前通知合舜公司协调到港前期工作。设备凭免表通关后，被告于3个工作日内付清咨询费；如因被告未提前通知合舜公司，导致备案表中的设备未能减、免税，被告仍须按第三条约定付清合舜公司该设备全额咨询费”，被告有义务在该台套进口设备发货前通知合舜公司，但被告违约在前，并未履行提前通知义务，导致被告的该台套设备并未实现零关税进口，应当由被告承担违约责任及相关后果，因此，被告应当向合舜公司支付该台套设备的咨询服务费。第四，依据被告提交的证据一、二、三可以看出2019年1月3日842682.9元的款项是被告向合舜公司支付的最后一笔款项，而涉案3台套进口设备的咨询服务费，其中，1台套丘丁被告于2019年2月27日和2019年3月4日分2批进口；1台因代克斯及上下料系统被告于2019年5月15日进口；1台套SLR及上下料系统被告于2019年8月12日进口，进口时间均在被告上述最后一笔付款之后，可以证实被告确实欠付涉案3台套进口设备的减免税咨询服务费。第五，至于被告主张已向合舜公司支付了454万元，并不欠付原告任何款项，但依据原告提交的证据一被告2019年7月3日回复函、证据三二期设备清单电子邮件、证据八及证人王某调查笔录等证据均可以看出除了涉案8台套进口设备以外，合舜公司与被告之间还存在一、二期厂房业务及其他进口设备减免税咨询服务。被告主张涉案咨询服务费已付清，或存在向合舜公司超付或错付款项的问题，但其没有提供相关基础证据证明其主张，依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第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因此，被告应当向原告支付涉案3台套进口设备的咨询服务费。综上所述，合舜公司已按照合同约定向被告提供了涉案3台套设备的进口咨询服务，被告有义务按期、足额向合舜公司支付咨询服务费。原告与合舜公司之间的公司业务转让合同合法、有效，且已依法通知被告，被告也已书面同意，因此，本案原告诉讼主体适格，被告应当向原告履行付款义务。原告在本案中所主张的涉案3台套设备的进口咨询服务费金额应为1059361.36元，扣除已付预付款40万元，被告尚欠原告人民币659361.36元。被告逾期支付咨询服务费的行为，违反了合同约定及诚实信用原则，给原告造成了经济损失，因此，原告要求被告自起诉之日起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同时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无追加李娜、孙民政为本案第三人的必要。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七十九条、第八十八条、第八十九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二条之规定，于2020年8月21日作出民事判决：一、被告斯托巴（烟台）精密机械零部件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烟台欧瑞商务咨询有限公司支付咨询服务费人民币659361.36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659361.36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8月26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烟台欧瑞商务咨询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612元减半收取7306元、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负担2109元，由被告负担10197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上诉人斯托巴公司提交合舜公司于2018年6月21日盖章的《建设项目合法合规管理咨询服务合同》，用以证实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合舜公司于2018年6月签订涉案协议书的虚假性，被上诉人欧瑞公司在原审中对于涉案协议签订时间前后所述不一，且上述服务合同内容与涉案协议书内容基本类同，没有重复签订的必要。被上诉人欧瑞公司对此质证称，对该服务合同的真实性有异议，合同上并没有上诉人公司盖章；合同名称是建设项目合法合规管理咨询服务合同，与涉案协议书属不同项目，对本案没有证明效力；上诉人在一审中否认其与合舜公司的业务关系，按上诉人的说法不可能存在该服务合同。上诉人斯托巴公司提交2019年10月9日斯托巴总部委派的律师团队与王某的谈话记录，用以证实本次谈话中王某称其根本不知道涉案协议书，与其在接受一审法院2020年7月24日调查中所述内容明显不一致，王某做虚假陈述应当予以制裁。被上诉人欧瑞公司对此质证称，上诉人斯托巴公司于2019年10月10日解聘王某，上诉人提交该谈话记录从程序上讲是证人证言，王某接受法院调查所陈述内容是真实的。上诉人斯托巴公司提交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提字第178号民事判决书和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鲁民终1551号民事判决书，主张根据该两案例，认定协议的真实性不应以印章的真实为准，而是以双方是否真实合意为准，即使印章真实，合意不真实，协议仍然是不真实的协议。被上诉人欧瑞公司对此质证称，一审法院认定涉案协议书的真实性，还有微信聊天、代理合同、付款情况等，上诉人提交的两判例对本案没有证明力。上诉人斯托巴公司提交合舜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用以证实合舜公司的经营范围中没有海关税务代理服务。被上诉人欧瑞公司对此质证称，对工商登记信息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其经营范围包括商务咨询，在涉案设备通关过程中，被上诉人提供的咨询服务包括多项内容，上诉人以合舜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和注销来否定合舜公司的劳动付出是不成立的。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相关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双方在原审审理中提交的相关证据，原审法院认定斯托巴公司与合舜公司签订于2018年6月的《协议》合法有效，并无不当。上诉人斯托巴公司以其在二审审理中提交的2018年6月21日合舜公司盖章的《建设项目合法合规管理咨询服务合同》和2019年10月9日斯托巴总部委派律师团队与王某的谈话记录，主张斯托巴公司与合舜公司并未于2018年6月签订《协议》，被上诉人欧瑞公司提交的《协议》是虚假的。但是，《建设项目合法合规管理咨询服务合同》并未由合同双方签字盖章成立，其与本案上诉人斯托巴公司接受合舜公司提供的进口设备减免税业务咨询服务不具有关联性；2019年10月9日斯托巴总部委派律师团队与王某谈话记录中的王某陈述内容，并不足以否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7月24日对王某进行调查时的王某陈述内容。因此，上诉人斯托巴公司上诉主张其并未与合舜公司签订涉案《协议》，没有事实根据，本院依法不予认定。上诉人斯托巴公司上诉称合舜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中经营范围不包括海关税务代理服务，且合舜公司于2019年4月19日进入清算程序并于2019年6月11日注销，不可能再履行所谓的案涉《协议》，也不存在将协议项下债权转让给被上诉人欧瑞公司的前提。但是上诉人斯托巴公司接受合舜公司提供的进口设备减免税业务咨询服务是事实，合舜公司的工商登记经营范围和公司进入清算等并不足以成为其拒付咨询服务费的正当理由，上诉人斯托巴公司应依协议约定履行支付咨询服务费的合同义务。综上所述，斯托巴（烟台）精密机械零部件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612元，由上诉人斯托巴（烟台）精密机械零部件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姜晓静审判员  王吉昌审判员  王汝娟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二日书记员  王 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