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沪01民终3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金海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静安区富民路85、87号4层8-52室。法定代表人：陈文翰，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赖国豪，上海市捷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俞嵘嵘，上海市捷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左家华，男，1977年2月12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扬中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叶菲，北京大成（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苏平，男，1978年3月6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慧芸，上海虹桥正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尧，上海虹桥正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金海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海棠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左家华、陈苏平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7民初194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金海棠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金海棠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左家华与陈苏平基于恶意串通签订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故该协议应认定无效。1.金海棠公司于2017年10月31日与左家华、尹某签订《关于上海A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及增资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及增资协议》）。金海棠公司在协议签订后，已实际履行全部出资及增资义务。2.左家华在明知与金海棠公司已签订《股权转让及增资协议》并转让股权的情形下，仍将股权再行转让给陈苏平，具备明显的恶意。3.在尹某的安排下，陈苏平以0元受让左家华的股权。陈苏平受让股权的真正目的并非管理公司、开展公司经营，而是受到尹某、左家华的指使，恶意撤回上海A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提起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以侵害A公司利益。因此，尹某并非善意相对人。4.A公司曾起诉宁波B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B公司）返还上亿元借款，并要求XX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公司）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其中，尹某是XX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左家华是XX公司的监事会主席。本案实则是尹某、左家华与陈苏平三方的恶意串通，由左家华将股权转让给陈苏平后，由陈苏平以A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撤回起诉，以逃避XX公司还款的责任，导致A公司的债权无法收回，严重损害A公司以及金海棠公司的利益。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金海棠公司的上诉请求。左家华辩称，其不同意金海棠公司的上诉请求。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左家华与陈苏平互不认识，不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金海棠公司已另案诉请左家华等承担股权回购责任，金海棠公司不存在损失。且金海棠公司掌握了A公司的证照，而办理股东变更登记手续需要使用公司证照，因此金海棠公司知晓左家华与陈苏平之间的股权变更。故应驳回金海棠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陈苏平辩称，其不同意金海棠公司的上诉请求。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左家华与陈苏平互不认识，金海棠公司的证据仅能反映左家华与尹某相识，尹某又与陈苏平相识，并无任何证据证明左家华与陈苏平之间存在共谋的恶意。《股权转让及增资协议》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应分别认定。即便《股权转让及增资协议》有效，也不影响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故应驳回金海棠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金海棠公司一审诉讼请求：确认左家华与陈苏平于2018年6月7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A公司成立于2016年3月17日，名称变更前为上海C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元，设立股东为尹某和左家华，法定代表人为左家华。2017年10月16日更名为上海A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增加到20,000万，登记股东为左家华及尹某，其中左家华认缴出资12,000万，占注册资本60%，尹某认缴出资8,000万，占注册资本40%。2018年6月26日变更投资人为尹某和陈苏平，同时法定代表人由左家华变更为陈苏平。现登记股东为尹某（持有A公司40%股权，认缴出资8,000万）、陈苏平（持有A公司60%股权，认缴出资12,000万），法定代表人为闫某。2018年6月7日，左家华作为出让方，陈苏平作为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A公司注册资本20,000万元，甲方出资12,000万元，占60%，双方协商后达成条款如下：一、左家华同意将其持有A公司60%股权以0万元转让给陈苏平，但左家华按约定所有应缴出资额全部由陈苏平承担，左家华不承担任何出资义务；二、附属于股权的其他权利和义务随股权的转让而转让，左家华股权转让之前，A公司所产生的所有债权债务，陈苏平同意全部承受，左家华不再对本公司股权转让之前所产生的所有债权债务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三、左家华保证转让的股权均属合法拥有，没有设置任何质押或其他担保权，不受任何第三人的追索；等等。同日，左家华与尹某作为A公司原股东签署《老股东会决议》，形成决议：一、同意股东左家华将其持有的60%股权（作价0万元）转让给陈苏平，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二、股权转让后，公司股东持股情况如下：陈苏平出资方式货币，出资额12,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60%，自公司成立日期30年内足额缴足；尹某出资方式货币，出资额8,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40%，自公司成立日期30年内足额缴足。表决结果为全部同意。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金海棠公司主张左家华与陈苏平之间恶意串通，损害了其合法权益，故要求确认左家华与陈苏平之间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和当事人的当庭陈述，一审法院认为，判断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主要在于认定左家华与陈苏平之间是否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恶意串通是指当事人在订立合同的过程中，为牟取不正当的利益而合谋实施的违法行为。金海棠公司主张，左家华与陈苏平及尹某互相熟识，左家华与陈苏平之间转让股权为0对价，显属恶意串通；左家华与陈苏平通过股权转让使得A公司通过合法途径出借给案外人的上亿款项无法通过正常途径主张，并使原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XX股份有限公司（尹某和左家华分别任法定代表人及监事会主席）逃脱还款责任，损害了A公司和金海棠公司利益。左家华与陈苏平则辩称，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前都分别只与尹某相识，左家华与陈苏平之间并不认识；左家华虽为A公司设立股东，但其出资仅为认缴出资，故0对价并不能证明恶意串通；且左家华与陈苏平虽相继登记为A公司法定代表人，但并不参加公司经营管理，A公司主要由尹某控制，故金海棠公司并无证据证明左家华与陈苏平恶意串通；且金海棠公司举证的付款系案外私募基金打款，金海棠公司并无损失依据；即便金海棠公司所提供借款还款协议真实，损失的主体是A公司，若金海棠公司亦有损失，也应该向A公司主张。一审法院认为，首先，金海棠公司提供的案外人上海D有限公司、XX公司的企业信息仅能反映尹某分别与陈苏平、左家华在相关公司持股或者任职的情况，并不能证明左家华与陈苏平相识，且即便相识也并不能必然推断出左家华与陈苏平之间的股权转让就是恶意串通。其次，金海棠公司出示银行凭证中除支付给尹某的200万元“转让款”外，其余全部上亿资金均进出于A公司农行账户，金海棠公司确认自该账户设立以来由其持有唯一U盾、控制A公司账户，在此情况下，左家华所述其虽挂名法定代表人，但未参与公司管理，对A公司银行账户曾有大额资金往来也不知情，有其合理性；故在左家华仅以认缴出资方式持有A公司60%股权的，以0元对价转让股权，并约定所有应缴出资额由陈苏平承担，并非有违正常交易习惯的情形，亦不足以此认定构成恶意串通。至于涉及金海棠公司、左家华及案外人尹某的2017年10月31日《股权转让及增资协议》签订过程及该协议是否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并非本案审查范围。鉴于金海棠公司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左家华与陈苏平之间存在恶意串通，故即便2017年10月31日协议真实有效，左家华与金海棠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又将股权再次出让，导致金海棠公司损失的，金海棠公司应根据合同相对性，向左家华及尹某主张。本案中，陈苏平已依法取得了A公司的股权，并办理了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相关事实已经工商部门公示，对外产生对抗与公信效力。在金海棠公司未能提供证据佐证自己的主张，亦无其他证据证明左家华与陈苏平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对金海棠公司提出的确认左家华与陈苏平之间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难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驳回金海棠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计40元，公告费3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5,340元，由金海棠公司负担。二审审理期间，金海棠公司提交下列证据：1.XX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公司）工商基本信息，证明陈苏平自2020年10月20日起担任XX公司法定代表人；2.XX公司失信被执行人记录，证明XX公司自2020年5月30日起就有高额未执行债务及数条被执行记录，时任法定代表人为尹某，尹某在XX公司债务累累的情况下将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陈苏平，让陈苏平为尹某背债；3.北京E有限公司等八家公司的工商档案信息、（2018）京04民初639号民事判决书、（2020）粤0304民初13562号民事判决书，证明陈苏平自2018年起陆续成为北京E有限公司等八家公司的股东与实际控制人，这些公司均在陈苏平成为股东后背负巨额债务，且都与尹某或尹某控制的公司有关，可见陈苏平历来都与尹某串通，替尹某从巨额债务中脱身。上述四组证据均可反映陈苏平与尹某恶意串通，通过尹某的安排，由陈苏平担任特定公司的股东或法定代表人，以便尹某逃避债务。左家华的质证意见是，不认可上述四组证据的三性，认为债务的承担者系公司而非个人，由陈苏平替尹某背债的说法亦不合理。陈苏平的质证意见是，认可上述四组证据的真实性与合法性，但均不认可关联性，认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是正常的经营行为，尹某与陈苏平之间根本不存在背债以及恶意串通的情形。本院的认证意见是，金海棠公司的上述证据均用于证明尹某与陈苏平之间恶意串通，陈苏平多次替尹某背债，由此得出本案的《股权转让协议》亦属于尹某安排下规避债务的行为。然本案审理的是陈苏平与左家华之间是否存在恶意串通，故陈苏平与尹某之间是否恶意串通、案外公司是否有逃避债务的行为均与本案无关，故本院就金海棠公司提交的二审证据均不予采信。二审审理期间，左家华与陈苏平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左家华与陈苏平之间是否存在恶意串通以致《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情形。现金海棠公司主张左家华与陈苏平之间恶意串通，具体的表现形式是左家华与陈苏平分别受尹某指示，以尹某为连接点进行恶意串通，导致A公司的到期债权无法实现。对此本院认为，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此处的恶意串通应满足以下条件：首先，当事人明知其所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将造成他人的损害而故意为之；其次，当事人之间存在意思联络或互相沟通；最后，损害特定第三人的合法权益。现金海棠公司主张左家华与陈苏平恶意串通，但未能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左家华与陈苏平之间确有意思联络，共谋损害金海棠公司的利益。实际上，金海棠公司亦确认左家华与陈苏平此前互不认识，系分别受到尹某的指示。可见，左家华与陈苏平之间并无互相沟通、共谋损害金海棠公司利益的意思联络。金海棠公司另主张，左家华与陈苏平损害其利益的表现形式是陈苏平受让A公司股权后，以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撤回A公司对宁波B公司、XX公司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起诉，以帮助尹某、左家华（分别担任XX公司法定代表人、监事会主席）规避巨额债务。对此本院注意到，2017年10月A公司向宁波B公司出借款项，2018年6月7日陈苏平与左家华签订案涉《股权转让协议》，而后2018年12月25日XX公司向A公司出具还款承诺。如若陈苏平与左家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实际目的同金海棠公司所述，系为尹某背债，帮助尹某、左家华恶意规避债务，损害金海棠公司的利益，则XX公司在陈苏平受让案涉股权后再行出具还款承诺的行为，显然与一般社会认识不符。因此，金海棠公司就损害其公司利益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在金海棠公司无直接证据证明左家华与陈苏平系恶意串通，损害其合法利益的情形下，本院就金海棠公司的主张不予支持，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应认定为有效。故金海棠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金海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成 阳审判员 庞建新审判员 徐燕华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蒋晨婷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