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1民终993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亮，男，1990年5月12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金湖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戴红军，江苏轩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章程，男，1987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超洋，江苏高瞻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武慧琳，江苏高瞻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亮因与被上诉人章程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2020）苏0104民初38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亮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如下：第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一审判决确认被上诉人收到常洋转交1万元，但对交付日期的认定前后矛盾。被上诉人对常洋代理行为的明知和容忍，使得上诉人对常洋有代理权产生信赖，一审判决对此未予查明。一审判决一方面不认可上诉人于2020年5月11日至2020年6月28日向葛祥华支付的相关款项与本案相关，一方面又以上诉人还款的日期2020年6月28日迟于《债权债务结清证明书》落款日期2020年5月20日为由，否定该证明书的证明力，属于自相矛盾。一审判决一方面认定2020年5月19日公证的《授权委托书》对常洋的授权有效，另一方面却又否定常洋签署的2020年5月20日《债权债务结清证明书》的效力，同样自相矛盾。被上诉人委托的代理人常洋并非律师或法律工作者，一审判决对被上诉人委托常洋向上诉人催收款项的动机和目的未予明确。被上诉人述称先委托又撤回后又公证委托再又微信撤销，不同意常洋收款又通过公证委托书赋予其代收权，且当庭自认收到常洋转交的1万元，以及到被上诉人住宅喷漆，均有违诚信及常理，一审对此未予查明。第二，一审判决的证据不足。对被上诉人述称已收回并销毁2020年5月2日申明的事实，一审未要求被上诉人进一步提供证据证明。2020年5月19日的《授权委托书》经过公证，且授权期限明确，上诉人对常洋具有代理权高度信赖，且2020年5月2日已经先行向常洋偿付1万元，被上诉人也未提出异议。一审判决否认常洋的代理权及代理行为，依据不足。第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依据法律规定，委托授权不明的，应由被上诉人与其委托代理人共同承担责任。被上诉人委托常洋向上诉人催款，并未就此委托授权直接向上诉人履行通知义务，均系常洋持代理文件直接向上诉人主张。同时，被上诉人明知常洋收取款项且自认收到常洋转交的1万元。一审判决苛求上诉人付款前向被上诉人履行确认义务，缺乏法律依据，客观上亦不具可行性。被上诉人对常洋的选任及其代理后果的承担，应当承担全部责任。一审判决错误认定由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授权不明的法律后果，系适用法律错误。常洋出具的《债权债务结清证明书》落款时间为2020年5月20日，系明确在该时间点同意上诉人以代偿第三人葛祥华款项的方式偿付案涉债务，结清双方债权债务关系，并不意味款项已向葛祥华支付完成。依据2020年6月28日之前上诉人向葛祥华支付相关款项的事实，不能否定《债权债务结清证明书》的效力。一审判决混淆了债务偿付和款项支付的区别，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主张委托关系存在，提供了申明照片、经公证的《授权委托书》以及《债权债务结清证明书》等书证，已完成举证。被上诉人主张委托关系变更、消灭，应对此承担举证责任。被上诉人赋予常洋代理权时并未及时履行通知义务，其主张已在案涉债务清偿前取消对常洋的授权，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判决错误分配举证责任，当属适用法律错误。第四，一审审理程序严重失当。电子数据证据因其不稳定性、可编辑性、即时性等特点，必定存在不完整性、偏向性等缺陷。对此，民事证据规则明确了对电子数据类证据的严格质证采信规则，应严格审查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然而，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所提供的录音、微信等电子数据证据，不仅没有依法公开判断的理由，甚至对判断结果（即证据证明力的有无及大小）都没有明确，直接以被上诉人述称内容为据裁判，审理程序严重失当。章程辩称，王亮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事实与理由如下：第一，常洋收款超越了代理权限，其行为未经被上诉人追认，对被上诉人不发生法律效力。2020年5月19日被上诉人向常洋授权，代理权限明确约定债务方偿还的所有款项均由章程本人收取，上诉人在一审中也自认亲自确认过授权委托书。因此，上诉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的收款人为被上诉人本人，而其仍向案外人付款的行为应当征得被上诉人的同意或者追认，否则其还款行为对被上诉人不发生法律效力。第二，对《债权债务结清证明书》的效力，被上诉人不予认可。从时间上来看，被上诉人授权常洋的时间为2020年5月19日，而《债权债务结清证明书》上记载的时间为2020年5月20日，仅距离一天的时间，在一天时间内上诉人与常洋就协商好了抵扣的金额并且支付完所有的款项，显然不符合常理。2020年7月3日一审第一次开庭，上诉人并未提出任何关于常洋出具书面结算证明书的证据，而是在2020年8月14日第三次开庭时才提交该证明书，并且当庭自认是在告知常洋要控告其诈骗的情况下常洋才出具该证明书。因此，不排除常洋倒签日期的可能性。从上诉人收到该证明书的时间来看，被上诉人已经解除了代理人常洋的授权，其出具的证明书对被上诉人不产生任何法律效力。从程序来看，被上诉人的授权委托书已经载明了收款主体为被上诉人本人，而上诉人自认的2020年5月20日常洋出具的证明书上却由常洋收款，因此由交付所延伸的抵冲债权、结清等行为，均超越了常洋的代理权限，在未经被上诉人追认的情况下对被上诉人不产生任何效力。从事实来看，被上诉人一审开庭时仍在反复询问上诉人及其代理人是否支付过款项，两人均表示未向常洋支付任何款项，还在凑钱等，与其第三次开庭时提交的证明书自相矛盾。一审法院也曾询问过相关的问题，上诉人本人辩称是为了降低折扣，故意未告知被上诉人相关事实，并将款项支付给了常洋或者他指定第三人。因此，上诉人与常洋存在恶意串通、损害被上诉人利益的情形，常洋出具的结清证明书应属无效。章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王亮偿还借款本金1415000元，并支付利息（自2019年12月25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王亮承担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章程自2019年8月起分别因支付场地费、出借款项等事由向王亮及王亮指定收款人账户通过微信、支付宝、银行卡转账等形式累计汇款2505656.66元。2019年12月18日，章程、王亮对于上述款项连同2019年9月20日的服装费6万元及章程代王亮向案外人毛丽敏借款22万元一并进行了对账结算。章程（甲方、出借方）与王亮（乙方、借款方）经结算签订《借条合同》，约定：甲方借款给乙方174万元，借款利息月利率2%，逾期后利息上浮百分之三十，还款期限一年（365天）；乙方出具借条合同给甲方，甲方之前手中所有借据、收条、场地费费用全部包涵当中，乙方只承认此借条合同。同日，王亮出具收条，载明：今天本人王亮收到章程的上述借款174万元，全部通过打银行卡、微信、支付宝收取，情况属实。同日，王亮出具补充条款，载明：本人王亮向章程借款174万元中有22万元是由章程帮本人王亮向毛丽敏借的，此笔借款到期后由本人王亮归还。嗣后，章程、王亮又于2019年12月24日、2019年12月25日两次对账，并于2019年12月25日在南京市秦淮区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再次达成书面调解协议：确认王亮向章程借款174万元，王亮承诺2019年12月先还30万元、2020年元月份还20万元、2020年2月份开始每月还15万元，每月15日为还款日，支付剩余本金2%的月息，如逾期利息上浮30%。2019年12月25日，王亮向章程偿还本金4万元。为催收案涉债务，章程于2020年5月19日经江苏省南京市南京公证处公证出具《授权委托书》，载明：“委托人章程委托受托人常洋全权处理委托人与王亮的债务纠纷案件。其代理权限为：在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前提下，处理与债务方的清算、代收及结算等签办事宜，所做决定我均认可。债务方偿还的所有款项，均由委托人章程本人收取。受托人在办理上述委托事项过程中所签署的一切文件，委托人均予以认可。委托期限：2020年5月19日至2021年5月18日。”2020年6月12日，王亮通过微信视频指定徐瑞作为其处理案涉借款的代理人。2020年6月13日，章程通过微信向徐瑞强调，案涉还款由章程本人收取。2020年6月16日，章程通过微信向常洋强调，案涉借款不打折，且必须由章程本人亲自收款，未经章程同意不可以给王亮写任何收条等字据。另，章程于2020年7月3日明确向王亮表示撤回对常洋的委托授权。王亮为证明自己已与常洋就案涉债权债务以52万元协商打折处理，且已偿付完毕，提交：1.章程于2020年5月2日出具的申明一份，载明“本人章程与王亮的170万元债务，除去与毛丽敏相关的贰拾捌万伍仟元，剩余的1415000元，本人自愿打折处理。特此申明”。审理中，章程主张该份申明已于2020年5月11日收回并销毁，但未进一步举证。2.《债权债务结清证明书》一份，载明“本人常洋全权代理章程处理其与王亮的全权债务，委托授权权限为特别授权，包括但不限于进行和解、承诺、放弃、减让债权数额，接受债权履行款项等。本人现已收到王亮给付款项，王亮与章程之间减让后的债权金额已经全部得到偿付，至此，王亮和章程之间的债权债务已经全部结清，各方再无争议。立此为所，以资证明”。该《债权债务结清证明书》结算证明人签字为“常洋”。该《债权债务结清证明书》落款日期虽载明“2020年5月20日”，但王亮在庭审中自认其取得上述《债权债务结清证明书》的时间为2020年8月10日至13日期间，但因系通过徐瑞取得故不能明确具体时间。3.支付宝转账记录，显示王亮于2020年5月2日向常洋通过支付宝支付1万元。王亮另主张徐瑞针对案涉债务曾代其向常洋及案外人葛祥华自2020年5月11日至2020年6月28日累计支付33万元，但未提交转账记录原始记录予以佐证，亦未对葛祥华与案涉纠纷的关联性进一步举证。4.收条三张，载明收款人“常洋”，其中两张收条分别载明收款金额3万元，一张日期为2020年5月11日，另一张王亮主张日期为2020年5月2日至19日之间（具体时间无法明确），王亮主张该两笔3万元均系徐瑞现金给付，但未进一步举证；2020年5月19日收条载明收款金额10万元，王亮主张系徐瑞支付宝转账给付，但亦未进一步举证。审理中，章程对上述《债权债务结清证明书》、收条均不予认可，同时自认仅于2020年5月11日收到常洋转付王亮还款1万元。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章程、王亮经对账对双方自2019年8月至2019年12月25日之间的资金往来进行清算确认借贷关系，系双方自愿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依法予以确认。王亮应按双方约定履行还款义务，现双方当事人约定的还款期限已经届满，王亮未按照约定归还借款，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章程主张扣除案外人毛丽敏相关债务285000元后，王亮应归还本金1415000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王亮抗辩对双方对账结算金额174万元不予认可，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王亮主张其与章程的案涉债权债务已经处理完毕，不应再承担还款责任的抗辩意见，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理由如下：1.王亮主张其与常洋商谈后，确定案涉债务打折后金额为52万元，并提交的《债权债务结清证明书》，以证明其与章程之间的债务全部结清。但该证明书落款时间为2020年5月20日，但王亮主张其还款的最终日期至2020年6月28日，与证明书中载明“王亮与章程之间减让后的债权金额已经全部得到偿付”的内容，在时间节点上明显存在矛盾，王亮未对此进行合理解释，故该证明书内容真实性存疑。且王亮亦未能举证证明其已足额支付其主张的打折金额52万元，故王亮此项抗辩理由，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信；2.根据法律规定，公民、法人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委托代理人按照被代理人的委托行使代理权，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的行为，只有经过被代理人的追认，被代理人才承担民事责任。未经追认的行为，由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王亮自认其取得该《债权债务结清证明书》的时间为2020年8月10日至13日期间，因章程于2020年7月3日已明确撤回对常洋的案涉委托授权，按前述法律规定，常洋向王亮代理人徐瑞交付《债权债务结清证明书》时已经不具有相应的代理权限，章程对常洋此证明书亦明确不予认可，故王亮以此证明书主张与其与章程债务全部结清的抗辩理由，缺乏法律依据；3.章程虽于2020年5月2日出具申明，但该申明仅为章程为收回债务同意在原有债务基础上作出让步的意向性文件，该申明中并未明确具体折扣比例，不能作为双方最终结算的依据。根据法律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本案中，章程、王亮约定借款利率标准为年利率24%，该约定未超过法定利率标准上限，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但双方对于逾期利率标准的约定超过法定利率标准上限，一审法院依法调整逾期利率标准为年利率24%。另，根据法律规定，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应当按照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利息、主债务的顺序抵充。本案中，王亮于2020年5月2日向常洋支付1万元用于清偿案涉借款，该还款行为虽不在章程向常洋授权的委托期限内，但因审理中章程自认于2020年5月31日收到常洋代为转付王亮还款1万元，应视为对常洋对上述代收款行为的追认，故一审法院认定王亮于2020年5月2日还款1万元。但因双方未对该还款性质进行明确，故该还款应优先抵充利息。经核算，截至2020年5月2日，王亮尚欠章程借款本金1415000元，利息111690元。此外，章程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中虽有“代收”字样，但在授权委托书的授权范围亦明确载明有“债务方偿还的所有款项，均由委托人章程本人收取”内容。王亮明确知晓该授权内容，而据其陈述，其在向常洋还款时，并未就授权委托书中矛盾之处向章程核实，未尽还款方应尽之谨慎注意义务，其也应对此承担相应不利后果；同时依据王亮现有举证无法证明王亮主张的还款支付的真实性及与案涉借款的关联性，故对于王亮主张的除上述认定还款之外的其余还款，一审法院均不予确认。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一百七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王亮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章程本金1415000元及利息（截至2020年5月2日的利息为111690元；自2020年5月3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1415000元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付利息）；二、驳回章程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8543元，由章程负担90元，王亮负担18453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一审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王亮陈述：章程于2020年4月30日向常洋出具了一份授权委托书，有人通过微信向其发送过该委托书，但具体是谁发来的不清楚。章程陈述：其于2020年4月30日向常洋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常洋收回王亮拖欠的全部款项，代理权限为处理与王亮的清算、代收及结算等签办事宜，但其没有向王亮发送过该份委托书；后来其觉得授权内容不妥，遂撤回了该份委托书，并通过公证签署了2020年5月19日的授权委托书。综合当事人的诉辩意见，二审归纳争议焦点为：案涉借款有无全部偿还。本院认为，王亮主张章程减让欠款本金后剩余本金为52万元，并且其已全部偿还，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理由如下：第一，虽然章程于2020年4月30日向常洋出具授权委托书，但并无证据证明章程或常洋向王亮出示了该授权委托书且王亮认可常洋的代理权限。章程于2020年5月19日又向常亮出具授权委托书并且办理了公证，亦能印证章程陈述的撤回2020年4月30日授权委托书的事实。且2020年4月30日授权委托书上载明的代理权限为“清算、代收及结算”，并未明确常洋可以代收还款。故，依据章程出具2020年4月30日授权委托书的事实，不能认定常洋有代收还款的权限。第二，章程于2020年5月19日向常洋出具授权委托书，该委托书记载常洋的代理权限为“处理与债务方（王亮）的清算、代收及结算等签办事宜”，但同时记载“债务方偿还的所有款项，均由委托人章程本人收取”，系明确常洋不能代收款项，王亮只能向章程交付款项，委托书中记载的代理权限并不存在歧义。王亮称其认为委托书记载的代理权限是指由常洋代收款项，再由常洋向章程交付款项，与委托书的内容不符。即便其在接受授权委托书时，对常洋的代理权限存在疑问，亦应就此向章程核实，其在诉讼中陈述未经核实就向常洋交付款项，未尽谨慎注意义务，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第三，王亮在一审中提交了一份《债权债务结清证明书》，并据此主张其已清偿了全部债务。但章程对该证明书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王亮亦未提供证据证明该证明书系常洋向其出具。证明书中载明“王亮和章程之间的债权债务已经全部结清”，落款日期为2020年5月20日，而王亮主张的最后一笔还款日期为2020年6月28日，两者在清偿债务的时间节点上存在矛盾，王亮对此亦未作出合理解释。故，该证明书的真实性存疑。章程于2020年7月3日已通知王亮撤回对常洋的授权，而根据王亮的陈述，其取得证明书的时间为2020年8月13日。因此，即便上述证明书属实，王亮在取得证明书时亦应知晓常洋已经不具相应的代理权限，该证明书对章程不发生法律效力。第四，王亮主张其与常洋协议减让欠款本金为52万元，对此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虽然王亮在一审中提供了收款人为“常洋”的三份收条以及转账记录，据此主张向常洋交付了52万元，但章程对三份收条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王亮亦未举证证明三份收条系常洋出具，故王亮主张的现金交付事实存疑。且部分转账记录中载明的收款人为“葛祥华”等人，并非常洋本人，王亮主张款项系受常洋指示交付，未能举证予以证明。上述条据及转账记录载明的款项金额亦不足52万元。故王亮认为其已向常洋交付52万元且已还清欠款的主张，证据不足。另，一审判决认为“章程自认于2020年5月31日收到常洋代为转付王亮还款1万元”，此处的收款日期与事实不符，应为2020年5月11日，本院予以纠正。对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一审法院未在判决书中阐明是否采纳的理由，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七条规定，确有瑕疵，但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王亮提出将本案发回重审的上诉理由，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王亮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453元，由上诉人王亮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剑审判员 朱永刚审判员 陈海波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日书记员 汪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