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沪01民终58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晨木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长美路228号。法定代表人：顾才明，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隋好平，上海大存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牡丹洗涤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孙新路200号。法定代表人：吕卫军，总经理。上诉人上海晨木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晨木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上海牡丹洗涤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牡丹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20）沪0115民初629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晨木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其一审全部诉讼请求及案件的受理费由牡丹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牡丹公司出具《债权债务对账确认单》（以下简称对账单）的时间虽为2012年8月30日，但双方并未约定履行期限，故晨木公司可以随时主张还款。晨木公司不认可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之间的交易惯例。二、晨木公司法定代表人顾才明于2020年4月16日、2020年5月8日通过打电话、发短信向牡丹公司法定代表人吕卫军催要款项，加之之前不断见面和催要款项，并且有证人能够出庭作证，足以证明晨木公司此间不断向牡丹公司主张过权利，以此作为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点，晨木公司于2020年8月向法院提起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三、债权人和债务人的举证责任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条的规定合理分配。现晨木公司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已经穷尽了举证责任，晨木公司的举证能证明在晨木公司起诉之前,并无证据显示晨木公司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牡丹公司拒付欠款。因此，本案的诉讼时效期间起算应当从晨木公司提起诉讼起算。晨木公司曾多次向牡丹公司催讨，牡丹公司没有明确表示不履行债务,只是以经济困难为借口迟延清偿，在晨木公司起诉后，牡丹公司编造各种理由作为拒付余款的抗辩理由,故晨木公司的起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另，晨木公司每年不定期向牡丹公司催讨欠款，在一审开庭之前，顾才明凭身份证调取其半年的通话记录，该记录显示顾才明曾于2020年4月16日打电话向吕卫军催讨欠款，顾才明还于2020年5月8日向吕卫军发短信催讨欠款。一审中，晨木公司曾向法庭申请调取顾才明同吕卫军三年的通话记录、短信记录，但一审法院没有同意。2020年11月12日，晨木公司向一审法院邮寄过答辩状、调查证据的申请书等材料，一审法院未予审查，且均予以退回，一审法院程序违法。牡丹公司辩称，不同意晨木公司的上诉请求。牡丹公司应付的包装木箱货款，在2017年1月已付清。现晨木公司主张的款项是牡丹公司转制之前所欠的工程款，实际上是开具过发票但工程没有做。牡丹公司好几年前就与晨木公司联系，要求其来核对账目，但晨木公司一拖再拖，始终不来对账，故该款是牡丹公司不应该付的，晨木公司也不应该得的。牡丹公司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晨木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牡丹公司支付货款139,411.12元；2.牡丹公司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以139,411.12元为基数，自2012年8月30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日止）；3.本案诉讼费由牡丹公司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晨木公司、牡丹公司之间建立买卖合同关系，牡丹公司向晨木公司购买包装木箱。牡丹公司通过电话或面谈方式向晨木公司下单，下单时明确货物的规格、价格、重量，晨木公司将货物加工完成后送货至牡丹公司工厂处，牡丹公司签收后由牡丹公司的会计记账。再由晨木公司向牡丹公司开具发票，根据晨木公司开具的发票及送货的量，晨木公司、牡丹公司双方不定期地进行对账结算。2012年年初后，晨木公司、牡丹公司双方再无交易往来。2012年8月30日，晨木公司、牡丹公司双方对往来的债权债务进行了对账，并签署了对账单。经结算，截止2012年8月30日牡丹公司尚欠晨木公司款项为239,411.12元（其中包括货款181,601.12元、工程款57,810元）。2013年5月份，牡丹公司向晨木公司支付工程款20,000元；2014年1月份，牡丹公司向晨木公司支付工程款20,000元；2014年4月份，牡丹公司向晨木公司支付工程款10,000元；2016年3月份，牡丹公司向晨木公司支付30,000元（其中7,810元为工程款，22,190元为货款）；2017年1月22日，牡丹公司向晨木公司支付货款20,000元。之后牡丹公司未再付款。一审庭审中，双方一致确认，根据双方之间的交易惯例，涉案的货款牡丹公司应当在对账之日（即2012年8月30日）进行支付。此外，晨木公司称，2012年8月30日之后，晨木公司就涉案的货款曾多次通过电话、微信、上门等方式不定期催讨。牡丹公司则称晨木公司从未向牡丹公司催要过。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晨木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是否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本案中，双方之间未签订书面的合同，未约定付款方式及期限，但根据双方之间的交易惯例，牡丹公司应于对账之日（即2012年8月30日）履行涉案货款的付款义务，此后，牡丹公司于2013年5月、2014年1月、2014年4月、2016年3月及2017年1月22日多次向晨木公司支付款项，故诉讼时效相应中断，诉讼时效期间应自2017年1月22日起重新计算三年，于2020年1月22日届满。晨木公司称2012年8月30日之后，晨木公司就涉案的货款曾多次通过电话、微信、上门等方式不定期向牡丹公司催讨，遭牡丹公司否认，晨木公司对此亦未能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故一审法院对此不予采信。现晨木公司主张牡丹公司支付剩余货款139,411.12元及相应逾期付款利息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其相关权利不受人民法院保护，故一审法院对晨木公司的诉讼请求均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晨木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956元，减半收取计2,478元，财产保全费1,739元，合计4,217元，由晨木公司负担。二审中，晨木公司为证明一审法院程序违法，提交其在一审审理期间曾向一审法院邮寄而被退回的申请证人出庭作证和调查证据的申请书、答辩状、证人出庭作证申请书、申请调查令的请求、申请法院调取证据的请求、2020年5月8日顾才明向吕卫军发送的短信、2020年4月1日到2020年4月30日期间顾才明的手机通话记录、一审法院退回邮件及法院寄送一审判决书的EMS物流查询记录，用以证明一审法院程序违法。牡丹公司质证认为，晨木公司在一审庭审中始终没有提出过要提供新证据，对晨木公司在一审判决的次日再邮寄新证据并被法院退回的事实，其不清楚。而晨木公司提交的2020年4月1日到2020年4月30日期间顾才明的手机通话记录中与吕卫军的通话仅有1次，且时间只有2秒钟，故对此不予认可。本院阅看一审案卷后查明，一审法院开庭并制作完成判决书的时间为2020年11月11日即一审开庭当日，一审法院向晨木公司寄送一审民事判决书的时间为2020年11月27日；而晨木公司向一审法院寄送上述材料的时间为2020年11月12日，一审法院将上述材料寄回的时间为2020年11月18日。从上述时间节点来看，一审法院在文书制作完成时间与寄送裁判文书时间相隔较长，造成当事人寄交的材料无法在案件中予以处理的情况，但一审法院未与当事人进行有效沟通，而直接将材料退回当事人的处理方式，的确存在不妥，本院在此予以指正。至于2020年5月8日顾才明向吕卫军发送的短信，因牡丹公司未举证推翻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对于2020年4月1日到2020年4月30日期间顾才明的手机通话记录，由于该记录中仅显示2020年4月16日曾经有过一次2秒钟的通话亦无通话内容予以佐证，故据此本院难以认定该通话记录为顾才明向吕卫军催讨欠款的通话记录。二审中，晨木公司为证明其曾向牡丹公司催讨案涉欠款的事实，申请证人王某、顾某1、顾某2及郁某郁某到庭作证，本院予以准许。王某到庭作证称，其与顾才明是同村人，在晨木公司负责送货，从晨木公司财务那里听说牡丹公司欠晨木公司钱，多次听到顾才明向牡丹公司吕老板打电话催款，具体日期已记不清。顾某1到庭作证称，其系晨木公司的会计，对账单上的欠款金额并非最后一笔交易的欠款，而是其与牡丹公司的会计经核算后得出的历年累加的欠款。在做业务时，晨木公司货送过去，发票就开过去，有时顾才明会打电话催款，其也在场，有时顾才明到牡丹公司催款，有时其与顾才明一起去牡丹公司催款。牡丹公司付款没有固定时间，一直是顾才明催款后，牡丹公司陆续付一点，但一直有欠款。2019年，具体月份已记不清，其与顾才明到牡丹公司在孙新路的工厂把对账单交给诸某（音），之后，顾才明还打电话给牡丹公司吕老板问其是否看到过，吕老板称要等诸某(音）家里的网线装好后才能对账。2020年过年的时侯，顾才明也打电话给吕老板催过欠款。顾某2到庭作证称，其在晨木公司任职，系顾才明的女儿，知道牡丹公司欠钱，但不清楚具体账目，没有参与过催讨欠款，但看到顾才明打电话向吕卫军催款。郁某郁某到庭作证称，其系顾才明的女婿，知道牡丹公司欠款，五六年前曾与顾才明一起向牡丹公司吕老板催讨过欠款。牡丹公司质证认为，证人是晨木公司的员工及晨木公司法定代表人顾才明的家属，是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吕卫军与顾才明是很多年的朋友，平常通电话是很正常的事；证人出庭作证都没有具体证据证明晨木公司催款的事实，都只是听说的，且均是不实之言，故对证人证言不予认可。对于上述四名证人证言，本院认为，四名证人确系晨木公司的员工或晨木公司法定代表人顾才明的亲属，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他代理人有利害关系，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九十条的规定，该证据仅是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而非一概否定该证据所能证明的事实。证人王某、顾某2的证言均称听顾才明打电话催讨，但无法明确催讨的时间及接电话人员的具体身份，故本院难以采信。证人郁某关于其曾参与催讨的证言，缺乏相应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亦不予采信。证人顾某1作为晨木公司的会计，曾参与对账及相关催款事宜，在本案所涉的催讨欠款事实无书面证据的情况下，本院将结合双方亲历者的言辞证据予以综合认定。二审中，牡丹公司未提交证据。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于2020年9月1日立案受理本案，并于2020年9月18日向牡丹公司送达诉状副本。一审庭审中，双方均确认，对于货款的支付期限并未约定。一审法院关于“原、被告双方一致确认，根据双方之间的交易惯例，涉案的货款被告应当在对账之日（即2012年8月30日）进行支付”的认定有误，本院在此予以纠正。一审中，牡丹公司称，双方对账后，牡丹公司支付过几次款项，后来因为对账款项金额没有确认好，支付主体不明确，需要沟通，故没有支付。二审中，双方均确认，晨木公司法定代表人顾才明与牡丹公司法定代表人吕卫军为多年朋友。二审中，牡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吕卫军代表牡丹公司到庭应诉称，顾才明是给其打过电话，要求与其对账，其也说要对账。牡丹公司已对过账，在2020年4月时，牡丹公司对下来已不欠晨木公司款项。双方没有沟通好，晨木公司就提起本案诉讼。在交易期间，一般是晨木公司先送货开票，牡丹公司再付款，但付款期限未约定，一般是开票后的一两个月内付款。牡丹公司确已收到案涉金额的发票，牡丹公司的账上的确是存在案涉欠款，但该款是牡丹公司转制前所欠的工程款，不应由现在的牡丹公司承担。二审中，晨木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顾才明代表晨木公司到庭应诉称，顾才明多次打电话及当面向吕卫军催讨，2019年11月在孙新路向吕卫军催款，吕卫军是以需要上网查等为借口逃避债务。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余事实均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于，牡丹公司是否拖欠涉案货款，如存在拖欠事实，则晨木公司的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关于牡丹公司是否拖欠涉案货款的认定。双方当事人在一审中均确认，晨木公司现主张的款项为包装木箱货款。二审中，牡丹公司对对账单中金额为双方财务根据账面数字进行确认的事实予以认可，但认为该欠款并非双方间的实际欠款数额，牡丹公司已支付的款项均为包装木箱货款，现晨木公司主张的款项实际是牡丹公司转制前的工程欠款，不应由转制后的牡丹公司承担。对此，本院认为，对对账单的真实性，双方均不持异议。一审中，双方一致确认，工程款已结算完毕，晨木公司现主张的款项为剩余货款；二审中，牡丹公司在未提交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改变已还款的款项性质，本院不予采信。至于牡丹公司称，该款不应由其承担。本院认为，对账单形成于2012年8月30日，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牡丹公司是在对账之后再向晨木公司付款，在此之后牡丹公司实际已依此对账单形成数额向晨木公司支付过多笔款项，由此说明晨木公司已认可对账单确认的欠款事实。现牡丹公司称晨木公司主张的款项为其转制前所欠款项，不应由转制后的公司承担，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确认。因此，牡丹公司拖欠晨木公司涉案货款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关于晨木公司的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认定。对账单上并未约定付款期限，晨木公司认为其可随时主张，故其请求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对此，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间的法律关系为买卖合同关系，一般而言，未约定付款期限的买卖合同，其诉讼时效期间起算可从交付货物时起算。但本案中，根据牡丹公司法定代表人吕卫军的陈述及晨木公司会计顾某1的证人证言来看，双方当事人采用的是先交货开票后付款的交易模式，且双方并未明确货款的支付期限。在此情况下，应从买受人给付货款的宽限期届满之日开始起算。一审法院关于双方之间形成对账之日即付款日的交易惯例的认定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结合双方的法定代表人为多年的朋友及牡丹公司的付款情况，很显然，双方当事人对于对账后的付款时间并未明确。牡丹公司一审中否认晨木公司自2017年1月22日起曾向其进行过催讨，二审中牡丹公司认可晨木公司仅找其对账但并未催讨。对此，本院认为，根据晨木公司的证据显示，自对账单出具后的五年间，牡丹公司陆续向晨木公司支付过多笔款项，而晨木公司在已持有对账单的情况下再找牡丹公司对账，显然有悖常理。二审中，牡丹公司称其在2020年4月完成对账的说法，相反可以佐证晨木公司在此之前曾向牡丹公司催讨涉案货款，而牡丹公司称需要对账后再确定是否欠款，亦更符合生活常理，故牡丹公司否认晨木公司曾向其催讨案涉欠款的说法，本院不予采信。退一步讲，根据牡丹公司的主张，其对晨木公司主张的款项持有异议，其始终要求双方进行对账，而根据此前交易中形成对账后再付款的做法，那么，在未完成对账的情况下，亦不存在起算诉讼时效期间之说。结合上述认定，本院认为，自牡丹公司于2017年1月22日最后一次付款后，晨木公司最晚在2019年年底或2020年年初对牡丹公司有过催讨，晨木公司的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晨木公司要求归还本金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关于晨木公司逾期利息的主张，本院认为，由于双方当事人并未对付款期限有过约定，晨木公司虽诉请自2012年8月30日起主张逾款付款利息，但又明确本案诉讼时效期间自其起诉时起算，由此亦可认定晨木公司自愿给予牡丹公司一定的宽延期，故本院认定牡丹公司应自2020年9月18日起向晨木公司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据此，本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以及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20）沪0115民初62999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上海牡丹洗涤设备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上诉人上海晨木包装材料有限公司139,411.12元及自2020年9月18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标准计算逾期付款利息；三、驳回上诉人上海晨木包装材料有限公司的一审其余诉讼请求。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956元，财产保全费1,739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956元，均由被上诉人上海牡丹洗涤设备有限公司。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陆文芳审判员  敖颖婕审判员  王 敬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程勇跃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对价款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