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7民终525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章祝英，女，1973年5月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义乌市江东街道樊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住所地：浙江省义乌市江东街道樊村11幢。 法定代表人：樊恒菁，副董事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超，女，1980年5月2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炜，浙江宁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樊伟青，男，1977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 上诉人章祝英因与被上诉人义乌市江东街道樊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樊村合作社）、刘超及原审第三人樊伟青缔约过失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2020）浙0782民初103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章祝英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章祝英的全部诉讼请求，诉讼费由樊村合作社、刘超承担。事实与理由：一、章祝英与樊村合作社存在服务合同关系，这是本案案由定为缔约过失责任纠纷的基础。1、樊村合作社在未向章祝英提供具体出租人身份信息的情况下，樊村合作社以自己名义向章祝英收取租金，《义乌樊村库存品专业街管理条例》第二款第十九条卫生费约定、第三款第六条过户费约定均说明章祝英和樊村合作社之间存在直接的合同关系。2、樊村合作社发布的《招商广告》、《义乌樊村库存品专业街管理条例》约定，专业街实行统一管理，章祝英必须遵守专业街管理办关于规范管理专业街的各项规章制度。樊村合作社不是政府有权部门，和章祝英之间是平等的民事主体，双方的管理和被管理只能来自双方的约定，该约定也只可能是合同关系。3、樊村合作社面向全体商户在商户微信群中作出的开业前“招满700间”的公告构成单方承诺。4、法律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不是单一的，不是“非此即彼”、“有你没我”的关系，而是可能存在多种法律关系并存，不能因为双方存在某种法律关系就当然排除其他法律关系的可能。一审法院仅凭章祝英和樊伟青之间的《房屋租赁合同》就将樊村合作社列为见证人，就认定章祝英和樊村合作社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樊村合作社不是合同当事人，是机械错误的。樊村合作社可能不是《房屋租赁合同》的当事人，但不能据此排除其是服务合同的当事人。而服务合同是否成立，不能仅凭借有无书面合同作出判断，关键要看有无相应的权利义务约定。二、一审判决相关联的判决有十多件，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不慎重查明事实，而直接引用章祝英未参与庭审的（2020）浙0782民初2427号判决书认定的“已招满700件商铺”的事实，是怠惰的表现。1、法律规定是“可以”引用已作出的判决书，而非“应当”引用。该法律规定是从效率的角度，但在一审及关联的十多个案件都对该事实认定提出异议时，不应再强调效率，而应以事实和公正为主要矛盾，把该事实的认定作出本案的诉争焦点，并单独做出事实认定。2、由于章祝英及其他关联的十多个案件的章祝英均未参加（2020）浙0782民初2427号案件的庭审，该判决“当然”引用已作出判决书的行为，事实上剥夺了章祝英寻求法律救济的权利，不合乎立法原义。三、一审法院引用（2020）浙0782民初2427号判决关于“已招满700件商铺”的事实认定错误。1、该判决书无视“樊村合作社作为专业街管理者更具有举证条件，应当以便利为原则进行举证责任倒置”的举证规则，在樊村合作社没有确凿书面证据且樊村合作社提供的证据前后矛盾的情况下，一审判决武断认定没有证据证明未招满700间，将举证责任推给章祝英，据此作出的认定错误。2、樊村合作社在《义乌樊村库存品专业街管理条例》中约定“商铺不得作为仓库使用”，微信群中一再强调“定金1万元1间”。樊村合作社陈述有些商铺定金不是1万元、有些商铺被作为仓库使用，那就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综上，本案的特殊性在于，樊村合作社为赚取招商费而故意误导商户，导致大批商户血本无归。专业街的特殊性在于如果没有同类商铺的大量聚集，不可能有人定铺。樊村合作社强调“招满700间”、“不得作为仓库使用”是章祝英决定定铺的前提条件。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判决。 刘超答辩称：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本案章祝英与樊村合作社之间没有服务合同关系，樊村合作社所有的服务都是为房东服务，对外签订定铺书的行为也代表房东签订。此外，按照章祝英的说法，如果双方之间存在服务合同的话，必然也会向中介机构一样对章祝英收取一定的服务费。但樊村合作社并没有对章祝英收取任何费用，足以说明双方之间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没有权利义务的约定。同时，在金华中院审理生效的（2020）浙07民终3735号民事判决中，已经对收取700间店铺定金的事实予以认定。2、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缔约过失责任以当事人在签订合同过程中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为前提，致使合同不成立、无效、被撤销或未生效的应对给对方造成的信赖利益损失予以赔偿。本案中章祝英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已经生效，并实际履行了一年，并没有合同不成立、无效、被撤销或者未生效的情况。章祝英请求樊村合作社承担缔约过失责任的基础不存在。樊村合作社不是合同履行的一方，最重要的是樊村合作社已经收取了700间店铺定金，且市场已经开业，市场的繁荣兴旺需要一个过程，对此，章祝英在签订合同时应当知晓。此外，缔约过失责任的赔偿是信赖利益的损失，而章祝英主张的房屋租金等一系列费用是其履行房屋租赁合同应支付的费用和经营支出，章祝英也已经实际使用了房屋，取得了相应的价值。故这些费用不是章祝英的信赖利益损失。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章祝英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樊村合作社未发表答辩意见。 樊伟青未作陈述。 章祝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樊村合作社承担缔约过失责任，赔偿章祝英房屋租金损失40700元、保证金损失6000元、房屋装修费损失41160元、门头广告费2340元，合计90200元，刘超对此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本案诉讼费由刘超、樊村合作社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樊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未经相关部门的审批，自行决定成立了管理办，由管理办负责樊村库存品专业街的招商事宜。2019年1月2日上午，管理办在群名称为“樊村库存街商户群1”的微信群里发布通知，内容为：“……定铺时间：2019年1月3号早上8点开始，先到先得，以先缴纳定金为准；商铺定金：1万（元）一间，现场只收现金；市场办承诺：2019年2月28日前未招满700间，定金无息返还……。”通知发布后管理办开始接受定铺并收取定铺人的定铺定金。截至2019年2月28日，定铺数量已超过700间。后管理办通知各定铺人签订租赁合同。2019年6月4日，章祝英签订《义乌樊村库存品专业街定铺书》，其中载明：“商铺数量为2间；商铺位置为樊村19栋5-6号；交纳定金人民币2万元（实际金额以票据为准，签租赁合同时自动转为首年租金）；定完铺后，三天内办理租铺手续，签订租赁合同，并缴清合同相关款项（款项包括房租、装修保证金2000元／间、租房保证金3000元／间，门头铁架制作费217元／米等）。逾期视定铺人自动放弃该商铺租赁权，并不退还已交定金；本人同意上述意向选择，届时以正式租赁合同为准。”定铺书签订当日，章祝英向管理办交纳定金2万元。2019年6月，章祝英（乙方）与樊伟青（甲方）签订《租赁合同》一份，章祝英在合同上签名的时间为2019年6月9日，樊伟青在合同上签名的时间为2019年6月15日，樊村合作社作为见证方在合同上盖章，该合同约定：甲方将位于义乌市××村××栋××号××平方米的店铺，楼梯1条（减免租金5000元／条），出租给乙方作商业用房使用。租赁用途为商业用房，经营范围以樊村专业街总体业态定位为准，乙方须保证该店铺月开门营业时间不低于25天。租赁期限自2019年6月15日至2029年6月14日止。租赁期限十年一轮，租金前五年不涨，第六年开始租金在上一年度基础上涨10%。该商铺年租金为40700元，于签订本合同时即付清。租金一年一付，下一年度的租金应于前一年度租期到期前二个月付清。乙方应以现金形式向甲方支付，甲方收款后应提供给乙方有效的收款凭证。签订本合同时，乙方向甲方支付店铺租赁保证金，具体金额为6000元（3000元／间）。乙方门面广告由管理办统一制作由乙方承担制作费用。乙方对房屋装修不得损坏主体结构，同时消防安全要符合市政府相关规定。同时特别约定：乙方保证两年内必须履行本合同，两年内不得无故提前终止本合同，否则算乙方违约；两年后若乙方经营不善需提前终止本合同的，甲方有权利不退还乙方剩余租金、保证金等，合同自行解除，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双方还约定了其他权利义务。2019年6月10日，章祝英向管理办交纳2万元。2019年6月20日，章祝英向管理办交纳6700元；当天由管理办出具收据一份确认收到租金40700元、租房押金6000元。2019年6月20日，管理办将案涉的商铺首年租金（扣除佣金后）及租赁保证金交付给樊伟青。樊伟青认为其已收足房租。章祝英于2020年6月14日搬离案涉商铺。现樊伟青已将案涉房屋出租给他人。 另查明，2019年2月至8月期间，樊村合作社通过出租车LED媒体文字广告、公交车后视频广告、龙门架LED显示屏广告等各种形式，对库存品专业街进行宣传推广。门头铁架由樊村合作社发包给案外人制作完成。樊村库存专业街于2019年8月18日开业。 一审法院认为，章祝英要求刘超、樊村合作社承担缔约过失责任，那么章祝英应当举证证明刘超、樊村合作社的行为符合缔约过失责任的构成要件。关于缔约过失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一）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二）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三）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从该规定可以明确缔约过失责任是当事人在缔结合同过程中发生的，以诚实信用原则为基础的，以补偿缔约相对方损害后果为特征的民事责任。现章祝英要求刘超、樊村合作社承担缔约过失责任，但章祝英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刘超、樊村合作社的行为符合上述情形，理由如下：首先，章祝英提供《租赁合同》的出租方为第三人樊伟青，承租方为章祝英；樊村合作社系合同见证方，刘超系管理办的工作人员，非合同当事人。其次，章祝英主张库存品专业街的商铺数量未达700间，未尽招商管理责任，与生效判决确认的事实不符。再次，章祝英支付房屋租金40700元、保证金6000元、门头广告费2340元，是其履行涉案租赁合同应支付的费用，章祝英也实际使用涉案房屋，故上述费用并非章祝英的损失。综上，章祝英要求刘超、樊村合作社承担缔约过失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樊村合作社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第二次庭审未到庭，视为放弃相关诉讼权利，依法可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章祝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28元（已减半），由章祝英负担。 二审中，章祝英向本院提交《策划招商服务合同书》一份。证明刘超、樊村合作社是合同的主体，刘超、樊村合作社存在直接的经济利益关系。 刘超质证认为：对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该证据为复印件，无法确认其真实性，同时，该证据的合同双方是刘超、樊村合作社，与章祝英无关。 樊村合作社、樊伟青未发表质证意见。 本院认为，该证据没有原件，且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 刘超、樊村合作社、樊伟青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章祝英与樊伟青签订《租赁合同》，樊村合作社只是合同见证方，并非合同直接相对人；樊村合作社也没有在《租赁合同》签订过程中向章祝英收取利益，樊村合作社与樊伟青之间的内部约定，与章祝英无涉。故章祝英与樊村合作社并不存在直接的合同关系，章祝英主张其与樊村合作社存在服务合同关系应承担缔约过失责任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章祝英主张其愿意定铺的前提是樊村合作社承诺的“招满700间”，章祝英基于对樊村合作社的信赖与樊伟青签订《租赁合同》，现其主张樊村合作社未实现其承诺导致章祝英决定错误并造成损失，但是，根据现查明的事实，并没有证据证明章祝英搬离商铺系因樊村合作社的过错导致，而且在另案的生效判决中已经认定“截至2019年2月28日，定铺数量已超过700间”，章祝英也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前案的认定存在错误，故不能认定樊村合作社存在过错造成章祝英损失。综上，章祝英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056元，由上诉人章祝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吴翠丹 审 判 员 王玲雅 审 判 员 黄 晖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日 代书记员 施金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