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鄂10民终34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发桂，女，1952年8月17日出生，汉族，住公安县。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启尧，男，1945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住公安县。上列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史国俊，湖北恒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荆州市杰诚置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10220902987516，住所地公安县斗湖堤镇荆江广场。法定代表人：雷祖健，系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罗雄，湖北楚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公安县房屋征收服务中心（原公安县房屋征收与补偿办公室、公安县城市改造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21022MB1401279F，住所地公安县斗湖堤镇油江路122号。法定代表人：杨帆，系该办公室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兵，男，该中心副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成桂，湖北国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公安县城建投资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1022735215379Q。住所地公安县斗湖堤镇五九路商业街1栋1-6层。法定代表人：侯勇，系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修齐，女，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成桂，湖北国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发桂、周启尧与上诉人荆州市杰诚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杰诚公司”）、被上诉人公安县房屋征收服务中心（原公安县房屋征收与补偿办公室、原公安县城市改造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征收中心”）、被上诉人公安县城建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投公司”）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公安县人民法院（2020）鄂1022民初15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发桂、周启尧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史国俊、上诉人杰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雄、被上诉人征收中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兵、杨成桂、被上诉人城投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修齐、杨成桂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发桂、周启尧上诉请求：1.增加判项: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因逾期交付门面房屋而造成的房屋租金损失52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案件，公安县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未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第二项，上诉人不服该判决，理由如下:房屋征收补偿与安置协议约定的停产停业损失补偿额是以2016年8月30日交付上诉人还建房屋为前提的，被上诉人实际向上诉人交付还建房屋的时间比约定延迟了二年多。上诉人依据原房屋租金标准按二年时间计算房屋租金损失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该项请求于法无据、于理不通。故请求贵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该项请求。杰诚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2020)鄂1022民初1510号民事判决书中第一项;2、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和二审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原审认定事实错误，以致错误的认定了承担义务的主体。无论是《拆迁还建意向协议》还是《补充协议》，雷祖健均以公安县原食品公司街景改造项目部的名义参与了前期的磋商并签名，但没有证据证实，雷祖健的签名代表了上诉人杰诚公司。我们不能仅仅就以杰诚公司成立于2014年1月8日，就认定雷祖健在该日期以后的所有签名都代表了该公司。而且被上诉人刘发桂和周启尧在原审中提交的证据二十一中，也明确了在2014年1月3日，雷祖健就以原食品公司街景改造项目部的名义与另一拆迁户刘生桂签订了《拆迁还建意向协议》、《补充协议》，事实上2014年1月3日杰诚公司还没有设立,很显然雷祖健的签名行为仅仅代表了原食品公司街景改造项目部，而并非荆州市杰诚置业有限公司。其次，公安县原食品公司街景改造项目部并非是杰诚公司设立的,而是城投公司在获得公安县发改局的立项后，由征收实施单位公安县斗湖堤镇人民政府根据征收中心的指示设立的。两份协议上除了雷祖健的签名外，还盖有公安县原食品公司街景改造项目部的公章。无论该公章是否真实以及该项目部成立的时间在后，但从参与该项目的工作人员的身份和从事的工作内容来看，该项目部是在从事房屋征收的前期工作，而杰诚公司只是该项目的开发商，而且在雷祖健签署上述协议时，杰诚公司尚未取得该片土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经批准获得该地块的开发权。故即使认定《拆迁还建意向协议》和《补充协议》有效，杰诚公司既不是房屋征收补偿的责任主体，也不是上述二份协议的责任承担主体。《拆迁还建意向协议》和《补充协议》两份协议内容应认定为无效,公安县原食品公司街景改造项目主要目的是改造原食品厂住户的住房环境和改变斗湖堤镇城区的人居环境。在本案所在被拆迁安置地段共有拆迁户35户，其中绝大多数拆迁户已经按照《房屋征收补偿与安置协议》的规定获得了合理的拆迁安置补偿，并已经实际履行。如果上述两份协议被认定为有效，将违背国有土地房屋征收过程中公平有偿的原则，也不符合《公安县旧城改造试行办法》的要求，人为造成分配不公，并且对其他拆迁户具有一定的“示范效应”，也造成该处拆迁安置住房秩序的混乱，有关该拆迁区域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已经在公安县人民法院多次被受理即是最好的证据，而且这些案件最终将阻碍地方国有土地征收工作的继续推行，势必损害国家、集体和其他拆迁户的合法权益。故上诉人认为《拆迁还建意向协议》和《补充协议》两份协议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严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依据《合同法》第52条第4款之规定，应被认定为无效。综上上诉人荆州市杰诚置业有限公司既不是房屋征收补偿的责任主体，也不是上述二份协议的责任承担主体，而且《拆迁还建意向协议》和《补充协议》因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因被认定为无效。故上诉人不应对被上诉人刘发桂和周启尧承担补偿住房面积80平方米的相关义务。为依法保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特提起上诉，请求依法撤销(2020)鄂1022民初1510号民事判决书中第一项，并驳回被上诉人的所有诉讼请求。刘发桂、周启尧辩称，认同一审判决第一项，该判项有法律依据。杰诚公司有关该判项的上诉没有法律依据，请法院予以驳回。杰诚公司辩称，一、2014年11月5日，被答辩人已经与本案被上诉人公安县房屋征收服务中心签订了《房屋征收补偿与安置协议》。被答辩人选择了产权调换的方式进行征收补偿，对于被征收房屋的其他补偿项目:配套设施补偿、装饰装修补偿、停产停业补偿、搬迁费共计73133元。其中停产停业补偿费用为64098元，租金补偿费用的计算已经得到被答辩人的认可。而且被答辩人已经领取上述补偿费用，该笔补偿费用足以抵偿被答辩人的租金损失。故被答辩人不应再主张租金损失。二、即使据《旧城改造房屋购协议》的约定，答辩人交付还建房屋的时间为2016年8月30日，但该项目的开工时间为2016年1月19日，建设工期为24个月。根据建设工程的施工进度，约定的交房时间确实无法完成项目的施工。还建房屋即使存在交房延误，也并非答辩人的过错，答辩人不应承担违约责任。而且根据答辩人与公安县房屋征收中心签订的《旧城改造房屋回购协议》，答辩人仅对该协议相对方征收中心承担违约责任,无需对被答辩人承担违约责任。故答辩人不应赔偿被答辩人延期交房租金损失。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应法律准确，被答辩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审判决中关于驳回被答辩人关于租金损失的相关判决内容。征收中心辩称，一、刘发桂、周启尧的上诉事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应予依法驳回。1、逾期交房和损失金额均没有事实依据，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诉讼一般证据规则，上诉人关于赔偿逾期交房所致的租金损失52000元的诉请不应得到支持。2、退一步讲，即便存在逾期和损失，根据答辩人与杰诚公司所签《旧城改造房屋回购协议》第十条的约定，交房逾期所造成的损失应由杰诚公司全部承担，答辩人不应承担责任。该协议第十条的约定内容构成合同义务的转移。上诉人刘发桂、周启尧在一审中也将《旧城改造房屋回购协议》作为证据提交，证明其知晓并认可该协议第十条的约定内容。由此，即便存在逾期和损失，上诉人刘发桂、周启尧也应根据该协议第十条的约定，向杰诚公司主张权利。3、需要补充说明一点:关于一审判决书第15页第3行的认定，因上诉人刘发桂、周启尧是办理了委托手续委托杰诚公司代为领取补偿款的，而本案补偿款已根据委托书的约定全额支付至杰诚公司账户，所以，该认定内容需要进一步明确支付主体，即:“尚有房屋征收补偿款30398元被告杰诚公司未向原告支付”。二、荆州市杰诚公司有限公司的上诉事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应予依法驳回。1、雷祖健并非公职人员，不具备从事公务活动的任何资格和职责，雷祖健参与的所有相关活动，所代表的实质上就是被上诉人杰诚公司，均是为杰诚公司参与项目建设开发运营作准备的。雷祖健在《拆迁还建意向协议》《补充协议》上的签字行为，应当认定为是代表杰诚公司,协议约定的权利义务应由被上诉人杰诚公司来享有和承担。2、街景改造项目的立项日期是2014年9月2日(县发改局批复)，而《补充协议》和《拆迁还建意向协议》的签署日期均是2014年1月10日，此时，该项目尚未被批准立项，不可能经答辩人或者其他政府部门审批而雕刻该项目部印章。因此，《补充协议》和《拆迁还建意向协议》上的项目部印章不是答辩人加盖的，也不是答辩人授意他人加盖的，对于该两份协议内容，答辩人不应承担任何责任和义务。综上，答辩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事由和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请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城投公司辩称，一、刘发桂、周启尧的上诉事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应予依法驳回。1、答辩人是企业法人，并不是政府职能部门，不具备实施征收安置补偿的职责与权限，不是，也不可能成为征收安置补偿的责任主体。而且，本案诉争的安置补偿等相关协议的签约主体全都不是答辩人，对于协议内容，答辩人不应承担责任和义务。2、逾期交房和损失金额均没有事实依据，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诉讼一般证据规则，上诉人关于赔偿逾期交房所致的租金损失52000元的诉请不应得到支持。3、退一步讲，即便存在逾期和损失，根据《旧城改造房屋回购协议》第十条的约定，交房逾期所造成的损失应由杰诚公司全部承担，答辩人不应承担责任。该协议第十条的约定内容构成合同义务的转移。上诉人刘发桂、周启尧在一审中也将《旧城改造房屋回购协议》作为证据提交，证明其知晓并认可该协议第十条的约定内容。由此，即便存在逾期和损失，上诉人刘发桂、周启尧也应根据该协议第十条的约定，向杰诚公司主张权利。4、需要补充说明一点:关于一审判决书第15页第3行的认定，因上诉人刘发桂、周启尧是办理了委托手续委托杰诚公司代为领取补偿款的，而本案补偿款已根据委托书的约定全额支付至杰诚公司账户，所以，该认定内容需要进一步明确支付主体，即:“尚有房屋征收补偿款30398元被告杰诚公司未向原告支付”。二、荆州市杰诚公司有限公司的上诉事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应予依法驳回。1、雷祖健并非公职人员，不具备从事公务活动的任何资格和职责，雷祖健参与的所有相关活动，所代表的实质上就是被上诉人杰诚公司，均是为杰诚公司参与项目建设开发运营作准备的。雷祖健在《拆迁还建意向协议》《补充协议》上的签字行为，应当认定为是代表杰诚公司,协议约定的权利义务应由被上诉人杰诚公司来享有和承担。2、街景改造项目的立项日期是2014年9月2日(县发改局批复)，而《补充协议》和《拆迁还建意向协议》的签署日期均是2014年1月10日，此时，该项目尚未被批准立项，不可能经答辩人或者政府部门审批而雕刻该项目部印章。因此，《补充协议》和《拆迁还建意向协议》上的项目部印章不是答辩人加盖的，也不是答辩人授意他人加盖的，对于该两份协议内容，答辩人不应承担任何责任和义务。综上，答辩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事由和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请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发桂、周启尧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三被告按2014年1月10日《补充协议》的承诺，另补原告住房面积为80㎡（地址为杰诚公司“杰诚御江苑”），并交付房屋给原告，协助原告办理不动产权证至原告名下（约价值40万元）；2.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因其逾期交付门面房屋而造成原告二年门面房屋租金损失52000元；3.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因其少交付原告还建门面房2.78㎡的房屋价款损失25020元，及赔偿原告自2018年起至实际支付赔偿款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付的资金占用利率损失；4.请求判令被告返还原告多支付的补偿差价款125620元及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付的资金占用利率（被告评估原告门面为1㎡9000元，2018年2月被告无任何法律依据要求原告补偿门面为1㎡20000元，面积为11.42㎡）；5.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门面层高面积差、阁楼面积材料损失（原告门面房原层高有6米高，被告杰诚公司还建门面只有3.2米，加阁楼材料为预制建2.5㎡，按成本价500元㎡赔偿）；6.请求判令被告依据房屋征收补偿与安置协议约定，支付原告及家庭成员共五人的过渡费36000元，及按年利率6%计付利息损失；7.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诉讼中，原告刘发桂、周启尧当庭申请撤回第三项诉讼请求；变更第四项诉讼请求为：请求判令被告返还原告多支付的补偿差价款95798元，至实际支付之日按年利率6%计算资金占用利息；变更第六项诉讼请求为：请求判令被告依据房屋征收补偿与安置协议约定，支付原告及家庭成员共五人的过渡费22100元，及按年利率6%计付利息损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9年10月9日，原告经公安县土地管理局批准，在斗湖堤荆江大道原食品公司门面前临街处建筑占地面积75㎡门面房二间用于经营，房屋产权人为原告刘发桂。2014年被告征收中心根据公安县人民政府公政征﹝2014﹞4号《县政府关于原食品公司街景改造的房屋征收决定》，立项原食品公司街景改造项目，原告私有房屋在征收范围。2014年元月10日，雷祖健（被告荆州市杰诚置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1月8日，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系雷祖健）为甲方与原告刘发桂为乙方签订《拆迁还建意向协议》，其中第一条：乙方被拆迁房屋、附属物及配套设施状况1、约定“乙方被拆迁房屋坐落在公安县斗湖堤荆江社区原食品公司附近范围。产权登记面积为——㎡、实测房屋面积75㎡、其它附属物面积——㎡。”；第二条、产权调换房屋基本情况及结算方式1、约定“甲方将乙方住房面积拆迁后，24个月内将还建房交给乙方。甲方还建给乙方住房面积门面75㎡。”2、约定“房屋调换面积差在10㎡以内的按照综合成本结算找差，大于10㎡以上（含10㎡）按市场价结算找差。（以房产证面积为准）”。该协议还对搬迁、装潢、过渡安置费等其它费用，按《公安县城市改造实施方案》标准补偿；房屋的拆迁及搬迁；甲、乙双方的义务；本协议生效以县政府批准立项启动该项目，甲方摘牌取得土地适用权为准等条款均作了明确约定。雷祖健在《拆迁还建意向协议》的甲方（拆迁单位）签名并加盖“公安县原食品公司街景改造项目部”印章，原告刘发桂在乙方(被拆迁人)签名并捺指印。同日（2014年1月10日），由雷祖健签名、加盖“公安县原食品公司街景改造项目部”印章与原告周启尧签名捺印，签订《补充协议》：就原食品公司办公楼住户，临街门店征收事宜就个别特困户和特殊情况，具体补助如下：门面对换之外另补助八十平米住房，以交门店日兑现。2014年9月2日，被告城投公司得到批复，立项公安县原食品公司街景改造项目（仅作为房屋征收依据）。2014年11月5日，被告征收中心与原告签订《房屋征收补偿与安置协议》，对产权调换房屋基本情况及结算方式；被征收房屋其他补偿；甲、乙双方资金结算情况（还建房屋面积差的结算除外，待甲方交付房屋时与乙方另行结算）；房屋拆除及搬迁；甲、乙双方义务；争议处理；协议生效；协议与协议附件及其附件内容，空格部分填写的文字与印刷文字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等进行事项明确约定。当日（2014年11月5日），原告刘发桂即向被告征收中心出具“今（领）到人民币柒万叁仟壹佰叁拾叁元整￥73133元房屋征收补偿款”据，但被告征收中心未向原告支付该款，而是由原告向被告征收中心出具《委托书》“本人全权委托荆州市杰诚置业有限公司杰诚御江苑项目部作为我的被委托人，代表办理原食品公司街景改造房屋征收补偿所有事宜。（包括资金结算）”。2015年10月16日被告杰诚公司竟得公安县斗湖堤镇荆江大道p（2015）26号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2016年1月19日公安县发展和改革局通知被告杰诚公司，核准公安县原食品公司街景改造（杰诚御江苑）建设项目。2018年2月13日，被告杰诚公司与被告征收中心将还建二间门面房83.64㎡交付了原告，并办理了门面交付手续。同时查明，被告征收中心、被告城投公司原系两个机构一处办公。2016年1月7日，被告杰诚限公司（甲方）与被告征收中心（乙方）签订《旧城改造房屋回购协议》，协议中约定“安置房由乙方委托甲方代建，采取约价回购方式与甲方结算；甲方安置房屋交付时间为2016年8月30日”，对还建房屋的回购资金的付款时段及金额等其他事项作出明确约定。再查明，被告征收中心在对原告被征收房屋、附属物入户调查认定后，于2014年11月2日在原告的《原食品公司街景改造房屋征收补偿安置结算表》上载明：人口5；实测房屋面积商业71.22㎡；装饰装修评估补偿金额7635元；设备、设施补偿金额400元；停产停业损失补偿金额64098元；搬迁补偿金额1000；合计补偿金额73133元。原告在被告杰诚公司签字领款73133元（实际领取42735元），尚有房屋征收补偿款30398元未向原告支付。另查明：原告刘发桂于2018年2月13日与被告杰诚公司签订了还建回购商铺协议，双方一致同意原告原商铺面积72.22㎡，现还建商铺面积83.64㎡，原告应补差面积11.42㎡，按单价20000元每㎡计算，共计应补给被告杰诚公司228400元，原告折抵被告杰诚公司应给付的安置补偿款30398元外，另外给付被告杰诚公司补差面积款共计195000元（已给付）。上述事实，有原、被告当庭的陈述和所提交的各项证据证实。经庭审举证、质证，对没有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采信；对有异议的证据，只是对证明目的和内容存在歧义，为避免重复论述，本院在本院认为中一并认证。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杰诚公司签订的《拆迁还建意向协议》、《补充协议》，原告与被告征收中心签订的《房屋征求与补偿协议》，以及被告杰诚公司与被告征收中心签订的《旧城改造房屋回购协议》，对原告被拆迁房屋的补偿方式和补偿金额、还建房面积和还建房地点等事项进行了约定，系原被告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按照各自签订的协议内容履行。被告杰诚公司应当按照与原告签订的《补充协议》约定,还建给原告门面面积72.22㎡,门面除正常还建外，另补住房面积80㎡。对于原告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因其逾期交付门面房屋而造成原告二年门面房屋租金损失52000元的诉讼请求，被告征收中心应该交付原告还建房屋的时间为2016年8月30日，原告实际收到房屋钥匙为2018年2月13日，虽延迟交付给原告，但因延迟交付的是门面房，被告征收中心已按安置补偿协议约定补偿给了原告停产停业损失64098元，原告再要求按市场租房金重新计算延迟交房的门面损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同时，双方也未签订延迟交房的违约损失，故对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被告杰诚公司是否按《旧城改造房屋回购协议》约定如期将回购房（钥匙）交付被告征收中心，属另一法律关系。对于原告请求判令被告返还原告多支付的补偿差价款95798元及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付的资金占用利率的诉讼请求，原告认为意向协议明确原告门面房面积75㎡。还建门面面积为83.64㎡，只多出8.64㎡，而不是11.42㎡，并且多出的补差价款也只能按照15000元每㎡计算，实际应向被告杰诚公司支付补差价款为129600元，而原告实际支付了225398元，被告应返还补差价款95798元。本院认为，被告杰诚公司作为房地产开发商收取原告还建房多出面积补差款是依据《旧城改造房屋回购商铺协议》与原告结算的结果，原告一致在协议上签名和盖章，原告事后也未提出异议，因此，被告杰诚公司收取原告多出面积11.42㎡，按每㎡20000元结算，实收原告补差款225398元应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本院予以确认。对于原告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门面层高面积差、阁楼面积材料损失（原告门面房原层高有6米高，被告杰诚公司还建门面只有3.2米，加阁楼材料为预制建2.5㎡，按成本价500元㎡赔偿）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阁楼不属于门面的附属物，且产权调换的方式是原告自己选择的，原告被拆迁的房屋属于在国有划拨土地上的建房，其评估的价格为9000元每平米，而原告获得的还建门面土地性质为出让，因此双方的价格有差异属正常情况，征收补偿只是一种价值补偿，并非原址重建，且2个门面之间的补差是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故对该项诉请，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原告请求判令被告依据房屋征收补偿与安置协议约定，支付原告及家庭成员共五人的过渡费36000元，及按年利率6%计付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征收补偿范围包括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因征收房屋造成的搬迁、临时安置的补偿、因征收房屋造成的停产停业损失的补偿。由于原告所有的房屋系商业门面而并非住宅，其诉请的过渡费用实质就是临时安置费，只是对原住宅的房屋补偿过渡费用，而原告的房屋系商业门面，不在过渡费补偿范围之列，并不是法定的补偿项目，故对该项诉请，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荆州市杰诚置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刘发桂、周启尧补住房面积80㎡；二、驳回原告刘发桂、周启尧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240元，依法减半收取5120元，由被告荆州市杰诚置业有限公司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为，一是雷祖健在案涉拆迁还建意向协议和补充协议上的签名是否能代表杰诚公司以及上述协议是否应认定为无效协议的问题；二是刘发桂、周启尧因门面房逾期交付造成的租金损失是否应得到赔偿的问题；关于焦点一，雷祖健与刘发桂、周启尧签订的协议有雷祖健签名并加盖公安县原食品公司街景改造项目部印章，杰诚公司实施了该项目并履行相关合同，杰诚公司否定雷祖健作为杰诚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签名，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同时案涉协议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上诉人杰诚公司的上诉理由本院均不予采信。关于焦点二，刘发桂、周启尧诉请赔偿逾期交付门面房造成的租金损失，因没有事实依据和合同依据，一审不予支持正确。上诉人刘发桂、周启尧上诉理由本院均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刘发桂、周启尧、杰诚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11340元，由上诉人刘发桂、周启尧负担1100元，由上诉人荆州市杰诚置业有限公司负担1024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郭元亮审判员  李 静审判员  陶齐学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九日法官助理江媛书记员邱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