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鄂0606民初853号原告：刘聪，男,1986年9月7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襄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星杰，系湖北思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梁龙，男,1988年4月17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樊城区。原告刘聪与被告梁龙合伙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1月14日立案受理，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1年2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聪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星杰，被告梁龙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聪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原、被告之间合伙合同：2、判令被告梁龙向原告支付合伙期间利润（截止2020年1月21日营业额为94158.89元）。3、判令分割原、被告合伙期间的共同财产，被告梁龙返还原告合伙时投入的财产金额292535.7元，分割征迁合伙期间开办餐馆的征迁款250670元（梁龙返还原告合伙时投入的财产优先从梁龙分割征迁款中支付，不足部分再由梁龙直接支付）。4、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9年年底，原、被告口头达成协议：原、被告合伙经营餐饮，双方各按50%比例出资。经营由被告梁龙负责，盈亏共担。达成协议后，梁龙以自己名义租赁位于樊城区××东路××号院内门面房作为经营餐饮之用。经营至2020年5月因租赁房屋被征收加上疫情原因，损失严重，合伙开办餐饮店关闭。经营期间，原告按照被告要求，及时按双方约定投入财产，自合伙开始至店铺被征收，原告累计投入292535.7元，经营截止2020年1月21日，营业总收入94158.89元。店铺征收补偿款250670万元。2020年8月，原、被告多次就合伙清算进行协商，原告聘请专业会计就被告就经营期间账目进行了核对，但被告未能提供合伙期间真实的合伙开支票据。双方就清算情况不能达成一致意见。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现诉之贵院，望判如所请。被告梁龙辩称：1、案涉合伙财产账目原、被告已于2020年4月10日已结算完毕.2、装修拆迁补偿款250670元一人一半。3、店内的设施设备可移动的财产，除补偿款外也是一人一半，亦已分割各自搬走。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一、对于双方当事人没有争议的事实，本院确定如下：2019年11月25日，原、被告签订口头协议，合伙经营餐饮，双方按50%的比例投资，亦按此比例自负盈亏。协议签订后，由被告梁龙并以梁龙的名义与襄阳市杰强日用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杰强公司）签订一份《租房协议》，承租杰强公司位于铁路旁原襄阳杰强日用化工有限公司部分厂房及办公楼用于其合伙经营餐饮场地。租赁期间为2年，从2020年1月1日起至2022年12月30日止，每年租金15万元，并交纳1万元的保证金。若遇拆迁，该租赁合同自拆迁通知发出之日解除，经营、装修的拆迁补偿费由承租享有。该餐饮店的筹备工作由被告负责，该店于2020年1月1日开业，开业前原告刘聪向被告梁龙支付了26万元，双方经至2020年4月10日结算，此经营期间亦由被告管理账目，收入亦由被告管理。2020年4月10日之后，由被告负责管控，原告刘聪委托其妻子高瑾瑾管理该店收入账目，收入亦由高瑾瑾管控。2020年4月10日，被告梁龙与高瑾瑾对该店的投入及经营收入进行了结算：总投入为454154元（该投资款不包含房租投资款16万元），营业总收入为74158.89元-会员赠送消费1865元-签单6256元+2019年12月现金消费3599元＝69635.89元。至此时，被告梁龙比原告刘聪多出资47077元。按1：1的分配比例，原告刘聪应得不加卡款69635.89元/2＝34817.5元，原告刘聪最终应得款为34817.5元+电脑会员卡实际余额＝40653.5元，原告刘聪尚需向被告梁龙支付6423.5元。上述账目系截至2020年4月10日的投入及经营收入的结算，被告梁龙与高瑾瑾在此结算单上签字，并且该款亦由被告梁龙占有。后来该店被征收拆迁，拆迁补偿征收款合计为250670元，该款项目前在拆迁办，原、被告可以共同向拆迁办签名领取该款项。该店实际经营到2020年5月7日。2020年8月29日，该店被拆迁办收回。而且在该店被征收时，原、被告终止协议并将店的实物进行了平均分割。二、对于双方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本院分析确定如下：1、原告刘聪向其妻高瑾瑾于2020年5月7日转款10266元，2020年4月12日转款8223元，2020年5月1日转款4900元，随后高瑾瑾将此款转支付给了被告梁龙，合计23389元。该款项是否属于投资款的问题。原告认为该店实际经营至2020年5月7日，此款应属于投资款。被告梁龙认为8223元属于原告应补给自己的款项6423.5元加上卡上其应分的数额，合计8223元，此款属于投资款，其余属于店里向其支付的工资，不属于投资款。本院认为，合伙人对合伙组织的投资，应当由合伙人达成增资的合意后，再分别按比例由各合伙人向合伙组织投入各自的份额。而具体到本案，并没有合伙增资的合意，而且该款项系为了该店的支出，故该款项属于该合伙组织的借款。2、关于原告的爱人高瑾瑾分别于2020年4月10日、11日、21日、22日（两次）、23日、24日、30日、5月1日、2日（三次）、3日（两次）、6日向被告梁龙转款929元、555.7元、500元、1476元、650元、30元、800元、500元、800元、513元、69元、1519元、25元、780元，合计9146.7元是否属于投资款的问题。对此，经本院查明属于经营收入，不属于投资款。被告陈述属于该店日常经营支出其先行垫付后向高瑾瑾报账。本院认为，根据原告诉称、被告辩称及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举证、质证，本院归纳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为：1、关于2020年4月10日至2020年5月7日期间该店经营的收、支情况的问题。2、关于被告梁龙与高瑾瑾于2020年4月10日结算行为对原告刘聪是否产生法律效力的问题。3、关于被告梁龙提供的账目是否真实，若不真实原告申请对合伙账目进行审计，是否应当准许的问题。关于第1个争议的焦点。对此问题，原、被告双均认可是在经营，但是原告认为对此期间的收入未进行分配，被告认为此时收入全由高瑾瑾管控应由原告负责清算。本院认为，原、被告在此期间仍属于合伙状态，对此期间的债权、债务负有清算的义务，但是原、被告均未向本院提供此期间的债权、债务的证据，故对此应负举证不能的责任。关于第2个争议的焦点。对于此问题，因原告刘聪与高瑾瑾系夫妻，对案涉的投资属于家庭投资，且庭审中原告称当时其在外委托其妻高瑾瑾来管理该店，所以，被告有理由相信高瑾瑾有权代理原告刘聪对案涉店账目进行结算，该结算行为对原告刘聪产生法律效力。原告刘聪辩称该行为对其不产生法律效力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第3个争议的焦点。对于此问题，即使原告的此主张属实，但是双方于2020年4月10日的结算行为已产生了法律效力，该法律效力对双方均有约束力，故在该行为的法律效力未被撤销之前是不能否定该行为的法律效力的，对此行为的结果进行鉴定重新评估；因原告未对此行为提出撤销诉请，所以建立在此前提条件下的下游法律行为无从适用的余地，故本院对原告的此申请不予采纳。综上，本院认为，原、被告在履行合伙合同过程中，因承租的经营场地被征收拆迁，且双方于2020年8月9日将经营场地交还给出租方、达成了拆迁协议，并将经营设施设备实物进行了分割，至此时双方的合伙合同已协议解除。所以本案不存在再次解除案涉合同的问题。因案涉合伙合同已解除，原告依法请求分割合伙财产合法，本院予以采纳。原、被告于2020年4月10日已对该日之前的投入和收入进行了结算，该结算行为合法有效，故原、被告应受此结算行为约束。故依据该结算行为的约定，原告应向被告支付6423.5元。此之后，案涉合伙组织又负债23389元，按合伙约定应由原、被告各负担50%，即11694.5元。对拆迁补偿250670元亦按合伙合同约定应由原、被告各自享有50%，即125335元，由原、被告共同向拆迁办分别领取。对于房屋租金，因承租期未到期，是否退还一部分租金，因该租赁合同是由被告梁龙签订的是合同当事人，合伙事务的执行人，故该款项亦应由被告梁龙负责与出租方结算，多退少补，并按各50%享有或负担。对承租房屋的保证金1万元，依据合伙合同的约定，各享有5000元，同上述租赁费结算的理由，该款由被告梁龙负责结算，并向原告支付5000元。对于2020年4月10日至2020年5月7日期间该店经营的盈亏，除有证据外的，待双方有了新的证据后另行主张。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九百六十九条第二款、第九百七十二条、第九百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刘聪向被告梁龙支付2020年4月10日结算后应向被告梁龙支付的6423.5元；二、被告梁龙向原告刘聪支付应被告梁龙负担的合伙债务11694.5元；三、被告梁龙负责追回承租房屋保证金10000元，并向原告刘聪支付5000元；四、原告刘聪、被告梁龙共同向社区（涉案房屋拆迁补偿款控制着的社区）领取拆迁补偿款250670元后各分得125335元；五、驳回原告刘聪的其他诉讼请求。上列应付款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逾期支付，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174元，减半收取5087元；由原告刘聪负担2543元、被告梁龙负担2544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宋十军二〇二一年三月八日书记员  陈怡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