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赣1102民初900号原告：谢了然，男，1972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小为，江西鸥问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上饶市保安总公司，住所地江西省上饶市高铁新区灵溪镇丁家洲高铁站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1100161449407N。法定代表人：程志卫，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颖，江西帝经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立群，江西帝经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告谢了然与被告上饶市保安总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2021年2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因涉及商业秘密不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谢了然及诉讼代理人林小为、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颖、张立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谢了然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赔偿金61,601.40元（月平均工资3,422.30元/月×18个月）；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2019年度综治奖3,422.30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1年9月，原告进入被告处从事业务员工作。2020年3月9日，被告以原告存在款箱交接失职为由，单方面解除了劳动关系。原告在离职前12个月的月平均工资为3,422.30元。原告因不服被告作出的解除劳动关系决定，于2020年9月向上饶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被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赔偿金，但仲裁委却基于错误的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驳回了原告的全部请求。原告认为，上饶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裁决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撤销。事实与理由如下：一、仲裁委认定事实错误，错误地认定被告规章制度合法性并依法对原告本人进行了公示、告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1第14号）第十九条规定，用人单位根据《劳动法》第四条之规定，通过民主程序制定的规章制度，不得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律及政策规定，并已向劳动者公示的，可以作为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依据。从仲裁阶段调查的事实来看，根本无法证明被告何时制定的制度、是否通过民主程序制定、是否对劳动者本人进行公示，然而，仲裁委却仅凭被告单方面提供的规章制度汇编以及两名员工的证言就予以认定，着实无法令人信服，因为一方面，被告没有提供任何书面证据予以佐证；另一方面，被告所申请的两名证人作为被告的在职员工，具有重大的利害关系，本身其证词就无法证实真实性，更何况两名证人也未证明该制度对原告进行了公示、告知。但仲裁委却偏信于被告一方的言辞，作出了错误的事实认定；二、仲裁委未严格、准确适用《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三）项之规定情形，错误地认定被告解除劳动关系合法。仲裁委在认定原告款箱交接失职性质时候，认为严重违反了工作纪律，并以原告庭审时的悔过表现来综合认定解除劳动关系的合理性。原告在仲裁阶段已自认存在过错，只是认为不足以最严厉的辞退处罚，毕竟原告是工作了近十年的老员工，更何况被告当时也没有制定辞退制度。然而仲裁委还是偏信于被告一方，未严格、准确适用法律规定，体现为：（一）被告所提供的规章制度，其不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合法性并向劳动者公示，故此不能作为审理本案的依据，更不能成为被申请人据以解除劳动合同的依据；（二）原告存在工作失职，但未造成重大损害，不足以达到解除劳动关系的程度。综上所述，基于以上事实，根据《劳动合同法》及相关法律法规，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做出公正裁决，以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原告身份证，证明原告的诉讼主体适格；2.饶市劳人仲裁字[2020]第504号《仲裁裁决书》1份及送达回证，证明：（1）原、被告的劳动争议经过了劳动仲裁的前置程序；（2）上饶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在认定被告所制定的规章制度经过公示的依据仅仅只有被告的两名在职员工的证人证言，无其他书证；3.《劳动合同》1份，证明原告自2011年9月起即在被告处工作；4.《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12页，证明原告在2020年3月9日离职前十二个月的月平均工资为3,422.30元；5.《告知函》1份，证明被告于2020年3月9日单方面作出了解除劳动关系的决定，其行为违反了劳动合同法的规定。被告上饶市保安总公司辩称，一、原告遗漏款箱的事实，严重违反被告制定的管理制度，给被告造成了重大损失，被告已依法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关系，原告主张经济赔偿金无法律依据。1.被告制定的《武装押运暂行规定》第二章押运员职责第八条规定：业务押运员应负责押运款箱（包）的交接，认真做好清点工作，检查箱（包）质量，并详细登记。然原告在《中国农业银行箱（包）交接登记簿》上载明箱（包）个数有2个的情况下，并没有进行认真核对，在接收人处签完自己的名字后，只提走1个款箱，基于原告根本未尽到一个业务员的职责，被告遂根据《武装押运暂行规定》第八章押运勤务细则第七条“漏箱直接开除处理”的规定，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关系。从常理而言，被告作为一家承接武装押运业务的保安公司，对工作人员有着更严格的要求，对各个岗位的工作人员都制定了相应的岗位职责及惩处措施。同时仲裁阶段，被告已申请两位证人出庭，证明上述制度的制定时间以及是否进行公示、告知问题。因涉及到被告内部制度的公示告知等问题，因此也只有被告的工作人员能够证明，对于该两位工作人员的证言应予以采信。2.基于被告工作岗位的特殊性，对原告需要有更严格的纪律及工作责任心。同时原告是工作了近十年的老员工，应更深知自己的岗位职责，遗留款箱的行为属于严重失职。而《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三项“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的规定，在本案中不单指财物上的损失，更包括给被告造成的名誉上的损失。被告负责银行款箱押运服务，服务宗旨为“安全第一，优质服务，遵守合同，信誉至上”，原告遗漏款箱的失职行为给被告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完全达到了重大造成重大损害的程度。综上，被告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项、第（三）项规定，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关系完全符合法律规定，无需向原告支付经济赔偿金；二、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综治奖无任何依据。1.原被告签订的劳动合同中并未约定劳动报酬包含综治奖励；2.原告也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被告应当向原告发放2019年度的综治奖；3.被告与原告解除劳动关系时已支付原告其应享有的全部报酬。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上饶市保安总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被告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法定代表人证明书，证明被告的诉讼主体资格；2.《劳动合同》1份，证明原被告签订劳动合同未约定综治奖；3.《中国农业银行箱（包）交接登记簿》1份1页、会议记录1份2页，证明：（1）2010年3月4日，原告在农行箱（包）交接登记簿上载明箱（包）个数为2个，并且在接收人处签字后仍遗留1个箱在银行网点的事实，违反了公司的规章制度；4.《上饶市保安总公司管理制度汇编》《关于林远满、谢了然违反工作纪律给予开除的通知》、申请证人沈某、汪某出庭作证，证明：（1）原告遗漏款箱的事实已严重违反被告的规章制度，被告有权根据管理制度汇编中《武装押运暂行规定》第八章第七条“遗漏款箱直接开除处理”的规定，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关系；（2）被告组织原告等员工学习管理制度汇编中《武装押运暂行规定》，该规定对原告有约束力；（3）被告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关系经过工会同意，符合法定程序，原告无权要求被告支付经济赔偿金。被告申请证人汪某出庭作证，证人汪某陈述到：我是保安公司的员工，现任武装押运大队长，保安公司对员工的管理制定了规章制度，所有人员进公司就要进行培训，包括相关的规章制度及客户单位的要求，现行的规章制度是2018年制定，自2018年9、10月份开始施行。《押运勤务细则》在队员的休息室组织了三分之二的人员到场进行学习，当时还进行了举手表决，还学习了好多次，并在队员的休息室、领装备的门口铁板上及黑板上也张贴了（休息室及领装备的门口作为押运员都是要去的），原告谢了然是否参加了学习现在记不清了，但当时也说了的，如果没有到场的请车长回去传达，或者通知他们到张贴处进行学习。2019年公司发放的综治奖我领到了。谢了然遗漏的那个款箱内存放了40多万元的现金及公章、凭证。被告申请证人沈某出庭作证，证人沈某陈述到：我是保安公司的职员，担任车长一职。公司制定过《押运勤务细则》，制度出来后就组织了学习，这个会议组织过最少三次学习，第一次是开会，针对勤务细则征求我们的意见，告诉我们有异议就向办公室反馈。文件也张贴过的，领装备时都看得到的。业务员负责款箱数量的确认及接送。我领取了2019年度的综治奖。经本院组织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交的第1、3、4组证据无异议，对原告提交的第2、5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对象有异议。被告对两证人的证言无异议，认为两证人的证言相互吻合，足以证明被告制定了包括《武装押运暂行规定》，并已进行了传达。原告对被告提交的第1、2组证据无异议，对被告提交的第3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对象有异议，其认为：（1）款箱交接是由原告及林远满共同办理的，并且还有银行现场的工作人员，所以遗漏款箱并非原告一个人的过错；（2）原告对会议记录知情但不同意被告将要做出的解除劳动关系的决定，并且该组证据不能够证明原告违反了保安公司的制度；原告对被告提交的第4组证据的三性有异议，其认为该规章制度系被告单方面制定的，没有制定时间也没有施行时间，无法证明该制度的制定日期，该制度中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条款原告并不知情，对于开除的通知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也有异议，该通知虽然有上饶市保安总公司的工会盖章，但是是否经过了工会的表决不得而知，并且该工会的盖章时间是2020年3月9日，与被告解除的时间3月9日是同一天，由此可见，被告解除劳动关系并未通过工会开会进行表决。原告对证人汪某、沈某的证言的三性及证明对象均有异议，其认为两证人系被告公司的在职员工，与被告有重大利害关系，其证言可信度低；其次对关联性及证明对象均有异议。本院对原、被告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1年9月23日，原告作为乙方与作为甲方的被告上饶市保安总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约定：劳动合同期限以完成保安服务工作任务为期限，视甲方与用工单位签署的业务合同时间而定，自2011年9月23日起至该任务结束时终止；工作岗位为农行车组。原告进入被告单位初期的工作岗位是武装押运员，2013年转为业务押运员岗。被告制定的《武装押运暂行规定》第二章第八条规定：“业务押运员职责是：1.负责押运款箱（包）的交接，认真做好清点工作，检查箱（包）质量，并详细登记；2.负责款箱（包）的搬运接送，办理交接手续；3.配合武装押运员做好突发事件的处置。”（原告谢了然当庭明确其作为押运员的工作职责为：把款箱分清楚，不同的网点不同的款箱，准确的把款箱分发到不同的网点）第八章《押运勤务细则》第七条规定：“解款员未按规定办理交接手续的，未按指定区域和制度交接的，扣除当日工资，2次以上者做待岗处理；错箱直接扣除工资500元整；漏箱直接开除处理；遗失箱开除并依法追究相关的法律责任。”该制度经过了员工学习讨论，并在员工休息室及装备室门口进行了张贴。2020年3月4日下午16时53分，原告与同事林远满从中国农业银行江景支行办理款箱交接手续，在款箱交接登记簿其签名确认当天交接的款箱有2个的情况下，只提走1个款箱，造成遗落1个款箱于银行网点的责任事故。2020年3月6日，被告经研究，决定对原告谢了然、林远满作出开除处理，2020年3月7日被告向本单位综合部发出了《关于林远满、谢了然违反工作纪律给予开除的通知》，该通知载明“2020年3月4日16时30分许，农行业务员林远满、谢了然在农行江景支行办理业务员款箱交接手续时，未按照《武装押运暂行规定》业务员操作规则，未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导致遗落一个款箱于该网点的严重事故，银行方面反响强烈，给总公司声誉造成极坏影响。经3月6日总公司班子决策会决定：一、开除林远满、谢了然的押运业务员工作；二、两人的工资结算至3月9日止”。工会于2020年3月9日作出“同意公司决定”的回复。同日，被告向原告发送了解除劳动合同、在2020年3月9日前办理离职手续的《告知函》。后原告谢了然以本案被告为被申请人向上饶市劳动人事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要求：1.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赔偿金61,601.40元；2.被申请人支付2019年度综治奖3,422.30元。2020年12月28日，上饶市劳动人事仲裁委员会作出饶市劳人仲裁字[2020]第504号《仲裁裁决书》，驳回谢了然的全部申请请求。另查明，被告向职工汪某、沈某发放了2019年综治奖。原告谢了然在2020年3月9日离职前十二个月的月平均工资为3422.30元。上述事实有原、被告提交的证据及原告的当庭陈述予以证实。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一是被告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是否合法？被告是否应支付原告经济赔偿金61601.40元？《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二）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三）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的；……”本案中，被告认为原告违反了被告制定的《武装押运暂行规定》中关于押运员的工作职责的相关规定，而原告认为被告的规章制度未通过民主程序，且未向劳动者公示，不能作为人民法院审理的依据，对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规定：“用人单位根据《劳动法》第四条之规定，通过民主程序制定的规章制度，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及政策规定，并已向劳动者公示的，可以作为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依据”，据此，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合法有效，在劳动争议案件审理中可以作为依据，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其一，规章制度的制定程序合法；其二，履行告知义务；其三，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及政策规定。本案中，被告的规章制度与本案相关的是《武装押运暂行规定》中的业务押运员职责及《押运勤务细则》第七条“漏箱直接开除处理”的规定，就业务押运员职责而言，第一，制定程序是否合法，对此，被告申请证人汪某、沈某出庭作证，该两位证人证明制度在出台时经过了学习讨论、征求意见，原告对两位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有异议，但未提交证据予以反证。且就岗位职责而言，岗位职责属业务工作规范类规定，应根据岗位的性质、要求而制定相应的规范，并不因是否经民主程序制定而产生不同的职责要求；第二，是否告知，被告申请证人汪某、沈某出庭作证，该两位证人证明制度在出台时经过了学习并在工作人员休息室及领装备的装备室门口进行了张贴，可以证明已经告知，原告谢了然自己当庭陈述的其作为押运业务员的工作职责与被告提交的《武装押运暂行规定》中所规定的业务员的岗位职责是一致的，说明原告谢了然明确知道其作为业务员的工作职责；第三，该岗位职责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案中原告未履行作为业务押运员的工作职责，造成重大的责任事故，被告据此单方作出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本院认为该决定未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项规定、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对原告认为原告的失职行为不足以“开除”这种最严厉的惩处措施予以处罚的起诉意见不予采纳。对原告要求确认被告单方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关系的行为违法、要求被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赔偿金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第二个争议焦点是关于综治奖的问题，本案中两位证人陈述其领取了综治奖，但原告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原告是综治奖的发放对象，故本院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2019的综治奖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条、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谢了然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即5元，由原告谢了然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熊文凯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三日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书记员  肖美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