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20）豫10行终16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许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住所地许昌市魏都区文峰路中段，法定代表人郭新华，任该支队支队长。委托代理人史斐，许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庞鹏，河南世纪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王金聚，男，汉族，1957年8月2日生，住许昌市建安区。上诉人许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因与被上诉人王金聚拖移车辆行政行为违法纠纷一案，不服许昌市魏都区人民法院（2019）豫1002行初222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许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的委托代理人史斐、庞鹏，被上诉人王金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2015年7月12日20时，原告王金聚驾驶鑫金立牌电动三轮车行驶至许昌市魏都区新兴路与仓库路交叉口时，原许昌市公安局南关分局交管巡防大队民警甄忠杰、郭新辉正在此处检查过往车辆，二人随即对原告王金聚驾驶的电动三轮车进行检查，王金聚将车辆留在现场后，自行离开，后民警甄忠杰、郭新辉将该电动三轮车拖移至辛集停车场停放，并对该电动三轮车属性进行了司法鉴定，经鉴定该车属于机动车范畴。原告王金聚认为被告扣留其车辆的行政行为违法，遂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机动车驾驶人不在现场或者虽在现场但拒绝立即驶离，妨碍其他车辆、行人通行的，处二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并可以将该机动车拖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点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指定的地点停放。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拖车不得向当事人收取费用，并应当及时告知当事人停放地点。”被告许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作为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有权对辖区内妨碍其他车辆、行人通行的机动车进行拖移，但即使是拖移，也应当依照法定程序进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十八条规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应当遵守下列规定：（一）实施前须向行政机关负责人报告并经批准；（二）由两名以上行政执法人员实施；（三）出示执法身份证件；（四）通知当事人到场；（五）当场告知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理由、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救济途径；（六）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七）制作现场笔录；（八）现场笔录由当事人和行政执法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当事人拒绝的，在笔录中予以注明；（九）当事人不到场的，邀请见证人到场，由见证人和行政执法人员在现场笔录上签名或者盖章；（十）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程序。”行政机关实施强制措施应当按照法定程序进行，本案中，被告许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并未向该院举证证明其在实施了拖移机动车时按照规定进行，其行政行为存在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故，原告王金聚请求确认被告许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扣押其车辆的行政行为违法的诉讼请求，该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一）项之规定，判决确认被告许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扣押原告王金聚车辆的行政行为违法。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许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负担。许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上诉称，一、上诉人第二大队对涉案车辆的拖移行为，不是行政强制措施。一审判决书认定：“王金聚将车辆留在现场后，自行离开，后民警甄忠杰、郭新辉将该电动车拖移至辛集停车场停放“。民警甄忠杰、郭新辉在电动三轮车驾驶人不提供有效证件和个人信息即自行离开，而且现场没有其他驾驶人可即时代替驾驶的情况下，移动该电动车的行为是一种事实行为，是为了保护公共利益，为了保障交通安全、道路通畅而实施的拖拽、移动、排除妨碍行为，而非行政强制措施。民警拖拽、移动该电动车是在王金聚将车辆留在现场后自行离开情况下进行的，此时并未进入行政强制措施的法定程序。根据《行政强制法》第2条、第18条、第24条规定，行政强制措施必须指向特定的公民，扣押财物应当知道当事人的姓名、地址，否则行政强制措施根本无法实施。本案中，上诉人在无法获知被上诉人姓名、地址等基本信息的情况下，怎可能对未知公民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呢？法律绝对不允许行政机关凭空捏造当事人的情况存在。上诉人是在被上诉人提起行政诉讼中才获知其属于机动车主这一身份信息的，被上诉人的真实身份信息，对上诉人移动车辆没有溯及力。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拖移原告的机动车至停放地点，具备了行政强制措施的要件，该行为存在违反行政强制法第18条法定程序的情形。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的该认定，不符合行政强制法关于行政强制措施实施必须具有管理相对人的法定条件。二、上诉人第二大队未对被上诉人作出扣押机动车具体行政行为。一审判决书认定：“2015年7月12日20时，原告王金聚驾驶鑫金立牌电动三轮车行驶至许昌市魏都区新兴路与仓库路交叉口时，原许昌市公安局南关分局交管巡防大队民警甄忠杰、郭新辉正在此处检查过往车辆，二人随即对原告王金聚驾驶的电动车进行检查，王金聚将车辆留在现场后，自行离开，后民警甄忠杰、郭新辉将该电动车移至辛集停车场停放，并对该电动三轮车属性进行了司法鉴定，经鉴定该车属于机动车范畴。”据此一审法院的认定。上诉人认为，上诉人不可能完成对被上诉人作出扣押机动车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定条件。因为两民警对被上诉人依法检查时，被上诉人自行离开，没有向民警提供身份信息证明，也没有自报身份信息就自行逃离现场，所驾驶的机动车也未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机动车登记规定》向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车辆管理所申请注册登记，领取机动车号牌和行驶证，造成上诉人无法从机动车注册登记中查到车主。事后，被上诉人也没有到上诉人办案单位接受处理或主张权利。被上诉人的行为，明显造成上诉人无法确定行政管理相对人。对没有管理相对人的案件，上诉人无论是从事实上还是法律上，都无法作出扣押机动车的具体行政行为。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38条、第146条规定，公安机关调查行政案件，必须具备违法嫌疑人基本情况法定条件，对行政案件进行审核、审批，必须具备违法嫌疑人基本情况的法定条件。据此规定可以看出，公安机关作出任何具体行政行为，首先必须针对特定的管理相对人。本案中，上诉人在无法查找到管理相对人的情况下，怎么会凭空想象对原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呢？而且，造成上诉人无法查明并确认管理相对人的责任是由被上诉人自身行为所致，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三、被上诉人自己也未认知上诉人对其作出扣押机动车的行政行为。根据被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被上诉人曾于2017年8月18日到许昌市公安局东城区分局案件侦办大队报案，其报案行为确认上诉人并未对他作出行政行为，否则，被上诉人不会到公安机关报案，因为上诉人的行政行为不属于东城区公安局案件侦办大队的受案范围，只有被盗、被抢财物案件该大队才能予以受理。根据《行政诉讼法》第2条规定，只有公民认为行政机关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时，才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综上所述，上诉人未对被上诉人作出行政行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撤销一审判决，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王金聚辩称，一、上诉人上诉的事实和理由缺乏证据证明。上诉人许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于2017年10月11日接到本案行政起诉状副本，被告举证答辩法定的期限是15日，因此，许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应当在2017年10月28日提供本案证据。再说，被告在2018年8月6日本案一审第一次庭审中已当庭明确自认：“本案没有证据，被告不再向法庭提供证据”。因此，上诉人上诉的事实和理由缺乏证据证明。《行政诉讼证据》规定，只有当事人的陈述,没有事实证据证明的，当事人的主张不能支持。二、上诉人认为：上诉人对涉案车辆的“拖移行为”不是“行政强制行为”，该认为与法不符。上诉人许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在上诉状及一、二审庭审中，自认上诉人许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扣押了被上诉人王金聚的车辆，却认为：上诉人对涉案车辆的“拖移行为”不是“行政强制行为”。《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22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及其交通警察在执法过程中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包括：（一）扣留车辆；（二）扣留机动车驾驶证；（三）拖移机动车；据此证明，上诉人认为：上诉人对涉案车辆的“拖移行为”不是“行政强制行为”，该认为与法不符。三、上诉人认为：“上诉人未对被上诉人王金聚作出扣押车辆的具体行政行为”。该认为纯属上诉人断章取义的狡辩。一审判决查明认定的事实，也是上诉人一审庭审中的自认。上诉人只对一审判决断章取义的称：一审判决书认定：“王金聚将车辆留在现场后，自行离开，后民警甄忠杰、郭新华将该电动车拖移至辛集停车场停放”。可是，上诉人却没有对一审判决书认定扣车的“前因”进行叙述。王金聚将车辆留在现场后自行离开的“前因”是：因为上诉人的民警：甄忠杰、郭新华二人对原告王金聚驾驶的电动车进行检查，所以，原告王金聚才将车辆留在现场后，自行离开。该事实认定“王金聚将车辆留在现场自行离开”实属王金聚的无奈之举，证明了原告王金聚是对国家法律的尊重，没有实施暴力抗法的行为，是国家的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可是，上诉人面对遵纪守法的好公民王金聚，虽然说上诉人对原告王金聚被扣的车辆没有依法作出书面的具体行政行为，但却对原告王金聚违法地实施了扣车的事实行政行为。四、上诉人辩称，不知道原告王金聚的姓名、电话、身份证信息及基本情况。被上诉人王金聚乃一介农民，半小学文化。向人民法院陈述案件实事求是，从不说谎。2015年7月12日上诉人扣押被上诉人王金聚的车辆时，被上诉人王金聚就已把自己的姓名，电话、身份证信息及基本情况告诉给了上诉人，上诉人许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并当场做了记录。可是，被上诉人王金聚于2015年7月20日到上诉人单位要书面扣车凭证时，上诉人竟说：他们没扣我王金聚的车辆。无奈，2017年8月18日王金聚请求许昌市公安局东城分局案件侦办大队到上诉人的辛集扣押停车场内，对王金聚被扣的车辆进行侦查，东城分局案件侦办大队经侦查告知：王金聚，经侦查，你的车辆系许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2015年7月12日扣押的车辆，请你找交通管理支队要车。上诉人辩说不知道原告王金聚的姓名，电话、身份证信息及基本情况，纯属狡辩。五、上诉人上诉状中适用的法律，是被上诉人王金聚清醒地真正懂得了本案诉讼，法律的适用范围。上诉人在上诉状中适用的“法规”是《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38条、第146条的规定：公安机关调查行政案件，必须具备违法嫌疑人的基本情况，对行政案件进行审查、审批，必须具备违法嫌疑人基本情况的法定条件。上诉人上诉称：本案中，上诉人在无法查找到管理相对人的情况下，怎能会凭空想象对原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呢？在此，被上诉人王金聚且问上诉人，2016年2月22日在许昌市颖昌路扣押王金聚珠峰牌电动车另一案件中，你们也是辩称：扣车时，原告王金聚拒不提供姓名，电话、身份证信息及基本情况，那么，后来你们怎么就凭空想象的伪造出了一个41100-31100250515号行政强制措施扣车凭证的具体行政行为呢？综上所述，本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裁判结果正确。上诉人上诉的事实和理由缺乏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2009年4月1日起施行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二十二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及其交通警察在执法过程中，依法可以采取下列行政强制措施：（一）扣留车辆；（二）扣留机动车驾驶证；（三）拖移机动车；……”；第三十一条规定：“违反机动车停放、临时停车规定，驾驶人不在现场或者虽在现场但拒绝立即驶离，妨碍其他车辆、行人通行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及其交通警察可以将机动车拖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点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指定的地点。拖移机动车的，现场交通警察应当通过拍照、录像等方式固定违法事实和证据。”本案中，被上诉人王金聚驾驶鑫金立牌电动三轮车，于2015年7月12日20时行驶至许昌市魏都区新兴路与仓库路交叉口时，被原许昌市公安局南关分局交管巡防大队正在此处执勤的民警甄忠杰、郭新辉拦截检查，在王金聚将车辆留置现场并自行离开的情况下，为不妨碍其他车辆、行人通行，将该电动三轮车拖移至辛集停车场停放，亦属正当。因被上诉人王金聚在执勤民警甄忠杰、郭新辉进行检查过程中自行离开，且公安机关未查询到被拖移电动三轮车的个人登记信息，造成上诉人无法及时进行相应的行政处理。被上诉人王金聚虽然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存在一定过错，但上诉人在收到本案起诉状副本后，亦应对拖移车辆及时进行行政处理。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拖移机动车”的行为，属行政强制措施，行政机关实施强制措施应当按照法定程序进行。实施拖移机动车行为时，现场交通警察应当通过拍照、录像等方式固定违法事实和证据，但上诉人在拖移车辆时并未按照规定现场进行拍照、录像等方式固定违法事实和证据，拖移行为存在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也导致了继续“扣押行为”是否合法，无证据支持。因此，一审判决确认许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扣押王金聚车辆的行政行为违法，于法有据，本院应予以支持。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理程序合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许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杰审判员 李 兵审判员 张 靖二〇二一年三月八日书记员 杨甜甜邮编：461000地址：许昌市魏都区前进路与魏文路交叉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