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2民终349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东旭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四合庄路2号院4号楼1至17层101内11层1112。法定代表人：李兆廷，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吕海新，男，东旭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职员。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炜，男，1980年3月27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彦来，北京腾铭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东旭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东旭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吴炜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6民初293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东旭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吴炜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吴炜承担。事实和理由：双方明确约定了劳动报酬已结清，之后东旭公司再给吴炜发放任何款项是公司对自己财产的自愿处分，不能因东旭公司在签署《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后积极履行工资发放义务而怀疑该协议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东旭公司从不强迫、欺骗员工签署该文件，吴炜在职场工作若干年，且从事监察工作，不可能被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而签署这短短的一页文件，也不可对该文件产生重大误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条的规定，《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应为有效；双方之所以签署《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就是为了对劳动法律关系存续期间双方义务的履行进行一个最终的了断性结论，若有纠纷发生，最大程度的方便举证，以节约司法资源；《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也是双方在努力谈判、协商一致后签署的，谈判时双方均有让步方才最终达成一致，形成书面文件并盖章、签字即为双方合意，故应承认其法律效力；据此，一审法院所作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吴炜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东旭公司的上诉主张。吴炜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1.东旭公司支付吴炜2019年绩效工资135000元；2.东旭公司支付吴炜2018年至2019年度未休年休假工资10日共计51724.14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吴炜于2017年12月27日入职东旭公司，担任监察副总监岗位，双方签订了期限至2020年12月31日止的劳动合同；2020年3月3日，双方解除劳动关系；2020年4月15日，吴炜以东旭公司为被申请人向北京市丰台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下称“丰台劳裁委”）提出仲裁申请，要求东旭公司“1.支付2019年绩效工资13.5万元；2.支付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未休年休假工资26250元；3.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0.5万元”；2020年9月8日，丰台劳裁委作出京丰劳人仲字[2020]第2426号裁决，驳回吴炜的各项仲裁请求；吴炜不服上述劳动仲裁裁决提起诉讼，东旭公司未提起诉讼。吴炜主张其税后年薪45万元，其中70%为基本工资，30%为绩效工资，绩效工资每6个月发放一次，东旭公司为避税，绩效工资系由公司员工账户转账支付；2019年，东旭公司只支付吴炜基本工资，未支付绩效工资；根据吴炜的工龄，吴炜于2018至2019年度每年应享有10天未休年休假，但东旭公司只安排其每年休了5天年假，尚有每年5天年假未休，亦未支付其未休年休假工资；吴炜就其上述主张提交劳动合同书、收入证明、交通银行工资发放明细单、交通银行工资卡、衡水银行工资发放明细、衡水银行工资卡、2018-2020年工资明细表、北京人才档案证明信和社保明细、年假说明及员工年休假单、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和证明书（离职人员存）、东旭集团全员绩效管理制度（试行）等为证。东旭公司对2018-2020年工资明细表、社保明细、东旭集团全员绩效管理制度（试行）不认可，对衡水银行工资发放明细中2018年8月20日的57039元主张系其委托刘亦培代付的奖金，但刘亦培并非其公司员工，对2019年2月3日章伟转账的46421元不认可，主张章伟并非该公司员工，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均认可；东旭公司主张吴炜月工资由基本工资17550元、加班费、补贴构成，该公司每月15日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吴炜上一自然月的工资；2018-2019年度吴炜已每年休年假5天，不应再享有未休年休假；吴炜于2020年3月3日因个人原因离职，双方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均已写明双方再无其他争议；由于东旭公司年初经营困难，东旭公司于2020年3月13日发放一月工资9281元和14785.52元，于3月27日发放二月工资5670元和8012.35元，于4月15日发放三月工资430元和797.73元；东旭公司就其上述主张提交劳动合同、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单位存档）、离职申请表、工资表及工资发放记录为证。吴炜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认可，亦认可工资表中记载的工资、三险一金、个税项目及数额，但主张未包含诉争绩效工资。上述东旭公司作为甲方与乙方吴炜签订的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落款日期为2020年3月3日，落款有东旭公司公章及吴炜签字，并载有“现由乙方因个人原因于2020年3月3日提出解除劳动合同要求，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协议：一、解除劳动合同的日期为：2020年3月3日；工资福利待遇同时终止。合同解除后，乙方不得做任何有损甲方形象或利益的行为，否则甲方将追究乙方的责任。二、双方在此确认：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双方已依法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依法履行了各自义务（包括但不限于劳动报酬、社保、劳动保护、档案转移、竞业限制等各方面），劳动报酬含加班工资均已结清。除本协议另有约定的以外，任何一方都不再因为原劳动合同的履行和解除向对方要求其它费用、赔偿或补偿，双方再无其他争议。三、保密义务：乙方离职后应保守公司的商业秘密和所知悉的公司其他一切信息，乙方应继续承担原劳动合同中约定的其他义务”；上述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单位存档）落款离职人员签字确认处有吴炜本人签字，单位盖章处盖有东旭公司公章，落款日期为2020年3月3日，并载明“吴炜，身份证号：×××于2020年3月3日已与本公司解除劳动关系。特此确认：1.即日起不得再以本公司名义活动；2.公司已与其本人就相关结算问题（包括劳动薪酬、经济补偿、赔偿等）均已协商一致，再无争议，不再向公司要求其它任何费用、劳动报酬、补偿或赔偿；3.离职证明已领取”；上述落款日期为2020年3月3日的收入证明记载“兹有吴炜，身份证号×××，系本单位合同（正式、合同、临时）员工，自2017年12月27日起在我单位工作至今，在职审计监察部，担任职务副总监（监察），其年度总收入的人民币税后45万元（含工资、绩效及其他补贴等）。本证明仅用于证明该员工在我公司工作期间的收入情况，不作为我公司对该员工任何形式的担保文件，我公司对本证明真实性负责。特此证明”；上述劳动合同记载“五、劳动报酬，第十一条甲方每月15日以货币形式支付乙方上月工资。月基本工资标准详见劳动合同书附件‘薪酬确认单’；试用期工资为该工资标准的80%。绩效工资按照公司绩效考核制度予以发放”；上述北京市西城区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出具的证明信载明吴炜于2002年7月至2012年2月在北京市公安分局西城分局任民警；上述东旭公司提交的工资表显示吴炜2019年1月至2020年2月表一实发工资分别为14692.66元、14602.65元、13645.64元、15031.01元、14248.94元、14071.32元、14141.89元、14475.72元、15292.7元、14027元、13065.45元、13599.88元；14785.52元、8012.35元；表二实发工资为9450元、9450元、8971.88元、9450元、9423.16元、9420元、9270元、9450元、9450元、9208元、8691元、8779元、9281元、5670元；2019年1月至2019年6月三险一金合计每月为3713.83元，2019年7月-2020年2月三险一金合计每月为3364.28元；个人所得税为114.2元、204.2元、174.6元、234.47元、502.52元、674.6元、682.42元、719.52元、810.3元、669.67元、562.83元、265.98元、117.07元、0.39元；2019年4月发放加班费907.76元、2019年9月发放加班费816.98元；吴炜与东旭公司均认可吴炜2019年1月至2020年1月交通补贴为350元、268元、317元、350元、350元、350元、350元、270元、233元、341元、325元、334元、309元。一审法院另查：东旭公司在仲裁时陈述吴炜年薪为税后31.5万元；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东旭公司陈述吴炜月薪为17550元；法院询问东旭公司开具吴炜税后年薪45万元收入证明的原因，该公司表示系应吴炜要求。一审法院认为：吴炜与东旭公司签订的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载明劳动报酬含加班工资均已结清，但东旭公司在2020年3月3日后继续向吴炜支付工资的行为，证明上述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并非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故该协议不应对双方产生效力；东旭公司认可收入证明的真实性，法院对此不持异议，该公司虽主张收入证明系因吴炜要求所开，但对此未进行举证，法院对东旭公司该抗辩意见不予采信；根据收入证明所载，法院采信吴炜所提其年薪为税后45万元之主张；吴炜认可东旭公司已经付清除绩效工资外的其他工资，法院不持异议；东旭公司主张吴炜的工资构成中不包含绩效工资，但收入证明、劳动合同中均对绩效工资有所记载，故法院对东旭公司所提该抗辩意见不予采信；吴炜主张其工资由70%基本工资及30%绩效工资构成，但未对其所主张的比例进行充分举证，法院对吴炜所提该项主张不予采信；结合双方均认可的东旭公司提交的工资表，法院认定吴炜工资由基本工资、绩效工资、加班费及补助构成，吴炜2019年的绩效工资为年薪45万元减去已发工资部分，即121785.32元；关于年休假，北京市西城区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出具的证明信，载明吴炜2002年7月至2012年2月在北京市公安分局西城分局任民警，截至2018年其已工作满10年，故其每年应享有10天未休年休假；吴炜与东旭公司均认可吴炜2018年至2019年每年已分别休年假5天，法院对此不持异议；东旭公司未举证证明已安排吴炜休2018年至2019年每年剩余5天年假，亦未证明已支付吴炜上述期间未休年休假工资，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故东旭公司应支付吴炜2018年度至2019年度未休年休假工资32332.38元。综上，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三条，《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于2020年12月25日判决：一、东旭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吴炜支付2019年度绩效工资121785.32元；二、东旭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吴炜支付2018年度、2019年度未休年休假工资32332.38元；三、驳回吴炜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能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东旭公司对吴炜的劳动报酬是否已经结算完毕；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吴炜认可东旭公司已经付清除绩效工资外的其他工资，东旭公司主张吴炜的工资构成中不包含绩效工资，一审法院基于收入证明、劳动合同中均对绩效工资有所记载而对东旭公司所提抗辩意见不予采信，东旭公司提出上诉并坚持吴炜的工资构成中不包含绩效工资，该公司应对其所上诉主张承担举证责任；由于东旭公司并未提交有效证据对收入证明、劳动合同中对绩效工资的记载给予反证，该公司所提上述主张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认定吴炜的绩效工资，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关于年休假的应休天数与实休天数，《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及《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并未进行确认，东旭公司也并未举证证明其已安排吴炜休满年假天数，故一审法院根据吴炜的工龄与已休年假的天数，认定东旭公司应当支付剩余未休年假工资，亦无不当，本院亦予确认。据此，东旭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所提上诉请求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0元，由东旭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耿燕军审 判 员 张玉贤审 判 员 刘 洁二〇二一年三月十八日法官助理 赵雪青书 记 员 薛 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