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21）甘01刑终114号原公诉机关甘肃省永登县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王鸿涛，男，1969年4月13日出生于甘肃省兰州市，汉族，大学文化，系兰州市公安局安宁分局开发区派出所原民警，住兰州市安宁区。因涉嫌犯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经甘肃省永登县人民检察院批准，于2020年8月31日被永登县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永登县看守所。辩护人赵耀、王强，甘肃光明律师事务所律师。甘肃省永登县人民法院审理永登县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王鸿涛犯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一案，于2020年12月14日作出（2020）甘0121刑初170号刑事判决，被告人王鸿涛不服，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经过查阅全部案卷，审查上诉理由，讯问上诉人王鸿涛，并听取辩护人的意见，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甘肃省永登县人民法院判决认定：自2017年起，罪犯魏某（已判刑）听闻组织卖淫能获取高额利润，组织有前科劣迹的罪犯颉少龙、王某2（均已判刑）等人，在兰州市安宁区××庄地区进行组织卖淫犯罪活动。期间，又网罗大量上述人员在城关区等地组织卖淫，其中魏某为组织者，颉少龙、王某2等人为积极参加者。2017年至2019年，多次实施组织、强迫卖淫、非法拘禁、寻衅滋事、故意伤害等犯罪活动。被告人王鸿涛原系兰州市公安局安宁分局开发区派出所治安民警，2016年以来，与魏某来往密切。2017年底，被告人王鸿涛明知魏某等人进行组织卖淫活动，向魏某透露公安机关清查消息，帮助其逃避清查。2019年1月被告人王鸿涛主办的刘芳平容留卖淫一案移送兰州市安宁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在审查起诉期间，刘芳平供述卖淫人员系“德军”安排。同年2月14日，兰州市安宁区人民检察院将该案退回补充侦查，在补查提纲中要求公安机关进一步核实“德军”身份并查明是否存在组织卖淫行为。王鸿涛作为该案的主办民警，在明知“德军”就是王某2的情况下，将检察院补查提纲以图片形式发给王某2的老板魏某，泄漏案情，也未进一步核实、查找王某2，遂向检察机关出具无法查找到“德军”的虚假证明。2019年4月，颉少龙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后，王鸿涛明知魏某、王某2等人涉嫌组织卖淫罪已被公安机关侦查的情况下，仍为魏某提供帮助，2019年5月多次登录公安警综平台查询魏某、王某2等人案情等信息后，多次以电话方式向魏某传授逃避公安机关追查的办法，并且指示魏某隐匿证据、串供，逃避公安机关侦查。2020年7月2日，魏某、颉少龙、王某2被兰州市安宁区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其中魏某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卖淫罪、寻衅滋事罪、非法拘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九年；颉少龙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强迫卖淫罪、协助组织卖淫罪、寻衅滋事罪、非法拘禁罪、故意伤害罪、聚众斗殴罪、引诱、教唆、欺骗他人吸毒罪被判处有期徒刑，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年；王某2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卖淫罪、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二年。原判认定上述事实，有原公诉机关当庭举证提交的、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一）书证1、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决定，证明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7月21日将王鸿涛涉嫌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一案指定我院审判。2、兰州市安宁区监察委员会关于王鸿涛有关问题线索来源的情况说明、立案决定，证明该委于2019年10月收到市纪委驻兰州市公安局纪检组转办的关于反映安宁分局开发区派出所民警王鸿涛有关问题的线索，于10月15日开展初核工作。2020年1月20日对王鸿涛涉嫌违法犯罪问题立案侦查。3、干部任免审批表、公务员登记表、人民警察警衔变动审批表、干部履历表等，证明被告人王鸿涛系兰州市公安局安宁分局民警及任免情况。4、兰州市公安局安宁分局开发区派出所出具的证明及案件侦办队主要职责，证明王鸿涛自建所以来一直在该派出所任治安民警及其具体职责，其中包括承担派出所涉毒、涉黄、涉赌刑事案件和经济案件的侦查工作，严厉打击“黄、赌、毒”违法犯罪，净化社会环境。5、破案及抓获经过，证明市纪委驻兰州市公安局纪检组于2019年10月8日移交王鸿涛有关问题线索。经初核，对王鸿涛犯罪问题立案审查调查；经审讯，王鸿涛对自己犯罪供认不讳。6、刘芳平案件相关材料、王鸿涛出具的办案说明、兰州市安宁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证明由王鸿涛主办的刘芳平容留卖淫案，刘芳平在卷供述在其经营的出租屋内卖淫的卖淫女，均为一名叫“德军”的男子组织安排；王鸿涛出具办案说明，说明因刘芳平不知道“德军”的真实姓名、住址、联系电话等信息，未能查证落实“德军”的真实信息及犯罪行为；2019年5月6日刘芳平因犯容留卖淫罪，被兰州市安宁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7、补充侦查提纲等，证明经王鸿涛确认，该提纲就是王鸿涛发给魏某的兰州市安宁区人民检察院关于刘芳平容留卖淫案的补充侦查提纲。8、机主联系资料，证明号码135××××6973的机主为俞秀萍，号码139××××1234的机主为颜萱，号码136××××4723的机主为王某1，号码187××××3065、号码133××××5935的机主为王鸿涛，号码138××××0000的机主为韩福。9、兰州市安宁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证明魏某、颉少龙、王某2等人因涉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及其他罪名，被提起公诉。10、王鸿涛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2019年5月上中旬，王鸿涛用他本人和孔某、王某3、王某1的电话，给魏某通过五六次电话。11、兰州市安宁区监察委员会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调查壹卷第113页第五行“轩轩”和后面的“萱萱”系同一人，系笔误。12、安宁区监察委员会关于给予王鸿涛开除公职处分的决定、中共兰州市安宁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给予王鸿涛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证明王鸿涛于2020年7月1日被开除公职、开除党籍。13、兰州市安宁区人民法院刑事附带民事判决、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附带民事裁定，证实魏某因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卖淫罪等罪名；颉少龙因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强迫卖淫罪、协助组织卖淫罪等罪名；王某2因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卖淫罪等罪名，于2020年7月2日被兰州市安宁区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22日依法维持了兰州市安宁区人民法院的判决。14、中国工商银行、甘肃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等银行交易明细清单，证明王鸿涛银行卡具体交易情况。（二）证人证言1、证人王某1的证言，证明2015年左右，魏某在桃海步行街开了“如果”ＫＴＶ后，我在处警、清查时认识了魏某。2017年在魏某的“如果”ＫＴＶ倒过我的信用卡，其他再没有联系。自2015年后我们来往比较熟了，我结婚他也来参加了婚宴，魏某的孩子满月我也去参加了满月宴。我和魏某平时电话联系不多，有事了也会打电话。2018年5月份后，我就很少和魏某联系了，也没怎么打过电话。我最后一次和魏某联系是2019年3、4月。2019年5月份，我确定没有给魏某打过电话，期间王鸿涛借我手机打过电话。2、证人魏某的证言，2019年春节期间，我和王鸿涛喝完酒闲聊天的时，我趁着酒意问他刘芳平的案子，他就把退查提纲的照片发过来了。过了一阵，他就给我说让赶紧删掉。我听说颉少龙被抓以后，就有点担心牵扯到王某2，就向王鸿涛侧面打听了王某2有没有被立案通缉。王鸿涛当时也给我说了他查到的关于王某2的情况，但具体情况我记不清了，我只知道当时是我不小心录的音，录音的手机被公安机关扣押了。3、证人颉少龙的证言，魏某给王鸿涛还过信用卡。王鸿涛儿子考学，我和魏某去吃饭，当时我搭礼搭了1000元。魏某平常老是请王鸿涛吃饭、喝酒，逢年过节也都会向王鸿涛送礼品。有时候我们被抓了或者小姐被王鸿涛抓了，魏某去说情，王鸿涛就让我们在派出所打扫卫生，然后就把我们放了。水挂庄巷道内有些其他“鸡头”的小姐被抓了，也会请魏某吃饭，然后魏某向王鸿涛说情，王也会放人。王鸿涛会用微信向魏某发分局开会的照片和派出所清查的消息，我们就会躲避。这样大大小小的信息王鸿涛向我们透露过有十次。4、证人王某2的证言，我认识王鸿涛，我们一起喝过酒。2019年1月，我带的一个叫“晨晨”的姑娘到水挂庄悦来招待所“上班”的时候，被开发区派出所抓了，当时还有一个叫乔丽的也被抓了，后来悦来招待所的老板刘芳平因为容留卖淫被抓了。我就跑了，后来“晨晨”出来我就问她是怎么说的，“晨晨”说她给派出所说她是单干的，我就又回到了水挂庄继续组织卖淫。后来派出所没有因为组织卖淫的事情找过我，魏某没有跟我说过派出所因为“晨晨”被抓的事情在找我，也没有说过王鸿涛给他发了要抓我的东西，也没有让我看过王鸿涛的微信。在我们被抓之前，魏某跟我们说让最近小心些，颉少龙被抓了，当时我觉得颉少龙被抓跟我们没什么关系，就还在水挂庄待着。5、证人甘某的证言，我们带小姐的时候，魏某、王某2没有说过警察会来清查之类的事情，只是王某2有时候会突然给我说“今晚先不干了”，至于为什么我就不清楚了。颉少龙被抓后，魏某把我和王某2叫到仁寿山的茶园子里，说让我们赶紧躲一阵子，不要惹事，免得牵连出来组织卖淫的事情，而且告诉我们万一被抓，一定不能供出来组织卖淫的事情。6、证人丁某的证言，2017年8月至2018年6月，我跟着魏某、王某2等人卖淫。王某2是魏某的手下，是负责管我们、收钱的，颉少龙负责放风。我不认识开发区派出所民警王鸿涛，但听说过一个叫“涛哥”的民警。我没听魏某、颉少龙、王某2等人提起过与王鸿涛之间往来的事情。7、证人张某的证言，2017年4月至2019年3月，我跟着魏某、王某2等人卖淫。魏某是我们老板，带着我们几人卖淫，王某2是魏某的手下，是负责管我们、收钱的，颉少龙是负责放风的。不认识开发区派出所民警王鸿涛，但是我听魏某提起过和涛哥一起吃饭喝酒。我们之前卖淫时，王某2有时候会突然说今晚不干了，让我们休息。我问过为什么，王某2告诉我今晚会有人查，但至于王某2怎么知道的，我就不清楚了。8、证人赵某的证言，2017年10月至2019年3月，我跟着魏某、王某2、颉少龙等人卖淫。王某2是魏某的手下，是负责管我们、收钱的。不认识开发区派出所民警王鸿涛，但是有时颉少龙出去喝酒不带我，他说是跟涛哥喝酒去了，所以不带我。之前卖淫时，王某2有时候会提前知道公安机关来清查，让我们当晚不要干了，等清查完再干。至于他怎么提前知道的消息，我就不清楚了。9、证人杨某、马某1的证言，2018年7月至2019年4月，我跟着颉少龙带小姐。不认识魏某、王某2、王鸿涛。10、证人马某2的证言，2018年10月至2019年2月，我跟着颉少龙带小姐。我认识魏某、王某2，不认识派出所民警王鸿涛。我没听魏某、颉少龙、王某2等人提起过与王鸿涛之间往来的事情。11、证人马某3的证言，2018年4月，我到兰州跟着颉少龙带小姐。我不认识“如果”ＫＴＶ的老板魏某和王某2，也不认识开发区派出所民警王鸿涛。12、证人滕某的证言，2018年4月开始，我在兰州带小姐，等到10月份的时候，和颉少龙等人合伙带小姐。13、证人王某3的证言，2019年5月份左右，王鸿涛到我在黄家滩开的农家乐喝茶聊天，聊天过程中，王鸿涛说他自己电话没电了，借用一下我的手机，我就借给他了。我的手机号码机主是我妻子颜萱。我不知道他用我的手机与谁通话，不知道通话内容。14、证人孔某的证言，2019年5月份，王鸿涛和我一块儿在路上散步，王鸿涛说他自己电话没电了，借用一下我的手机。我借给他的手机号码机主是我妻子俞秀萍。我不知道他用我的手机与谁通话，不知道通话内容。（三）被告人王鸿涛的供述，2019年1月左右，我办了一个刘芳平容留卖淫案，并将刘芳平移送审查起诉。等到2月的时候，兰州市安宁区检察院将该案退回补充侦查，补充侦查提纲中刘芳平提出2018年11月有一个叫“德军”的男子到她店里问要不要小姐，并留下了电话，要求核查“德军”身份以及是否在组织卖淫。我当时就知道开发区那片辖区里，只有“如果”ＫＴＶ的经理王某2叫“德军”。等到3月，我就去提审刘芳平，刘芳平描述了“德军”的个头、长相等，我就再次肯定了“德军”的身份，就是我认识的王某2。我当时通过刘芳平提供的电话号码打电话，但显示为空号。然后我通过以前警综平台上留的王某2的住址去找了一趟，发现人不在。之后我就打电话给魏某问王某2呢，所里留的电话打不通，魏某说他帮我联系。完了以后他问我要检察院的补查提纲，我就把补查提纲拍了照片通过手机发给魏某。之后我想着我和魏某很熟，关系很好，也认识王某2，也别牵连到魏某，就没有采取公安的临控等侦查措施，也就没有认真查找王某2。之后案子补查期限到了，我就出具了虚假的情况说明，告诉检察院我找不到王某2，其实还是为了私情，想让王某2逃避刑事处罚，也别牵连到魏某。2018年下半年的时候，我就知道王某2、魏某两个人在组织卖淫了。不过当时我知道王某2是带小姐的，魏某和王某2共同组织卖淫，至于具体怎么分工我不是很清楚。2019年5月初，魏某给我打电话让我在网上查王某2的信息，我就答应了，但是警综平台什么都没有。又过了几天，魏某再次让我帮忙看王某2的信息，我就再次登录警综平台，发现王某2已被立案侦查。我就将这个事情告诉魏某了。魏某问我能不能看具体信息，我告诉他看不到。后面我还跟魏某打了几次电话，具体内容我想不起来了，我就记得我告诉魏某如何逃避公安机关的查找，例如把手机卡卸掉等手段。再就是我告诉过魏某，颉少龙被抓后可能把魏某以前的事情供出来。我在接处警有人举报水挂庄有站街女的时候，总发现王某2和水挂庄一群带卖淫女的人在水挂庄的路口站着，看到我们警车就散开了，我当警察这么多年，就知道王某2在带小姐了。而且我处警的时候，水挂庄的本地人也告诉我“德军”在这儿带小姐，我就知道王某2是带小姐的了。之后我就问魏某是否知道王某2带小姐的事，魏某支支吾吾地说没有，我就再没问，但我心里已经知道魏某和王某2在一块组织卖淫了。不过因为是朋友，我就再没有追问他的事情了。直到2019年4月左右，魏某明确告诉我他组织卖淫，但我其实早就知道魏某组织卖淫了。有时候魏某喊我坐一坐，我就告诉他晚上清查，有时候也会提醒他晚上我们要查人。（四）鉴定意见，证实兰州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对两部涉案手机进行数据提取检验。手机微信记录、通话记录、短信记录等证明王鸿涛与魏某进行通话，并告知魏某如何逃避公安机关侦查的办法，指示魏某隐匿证据、串供，王鸿涛发给魏某补查提纲照片。（五）视听资料，警综查询日志信息，证明被告人王鸿涛多次登录警综平台查询魏某、王某2、颉少龙等人案情的情况。甘肃省永登县人民法院判决认为，被告人王鸿涛作为国家工作人员，负有治安职责的警察，明知魏某等人在其辖区进行组织卖淫等违法犯罪活动，仍与魏某来往密切，通风报信、伪造证据；不依法履行职责，放纵魏某等人的违法犯罪活动，在魏某等人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后，仍为魏某多次提供帮助；后魏某等人因犯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卖淫罪等多种罪名被依法判处。被告人王鸿涛的行为构成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王鸿涛多次实施包庇、纵容行为，属情节严重。王鸿涛明知魏某组织王某2等人实施组织卖淫等违法犯罪行为，仍多次包庇、纵容魏某等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故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辩称王鸿涛的行为不构成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王鸿涛虽然承认其犯罪事实，在公诉机关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但在庭审中对指控的罪名不予认可，故辩护人提出认罪、认罚态度积极的意见不予采纳。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可以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三款、第六十七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第六条之规定，以被告人王鸿涛犯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上诉人王鸿涛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无异议。但提出魏某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地多不在自己辖区，组织的大部分成员其并不认识；一审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其仅帮助了魏某等几个个人，并没有帮助该犯罪组织；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主观上一定要明知是黑社会性质组织或由其进行的违法犯罪活动，故其不构成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一审程序违法，原公诉机关变更起诉不符合法律规定，判决不公；自己积极配合调查、认真悔过，认罪、认罚，原判据此作为认定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依据错误。故请求二审撤销原判，改判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从轻判处等上诉理由。辩护人提出原判认定王鸿涛到案后如实供述罪行，并从轻处罚是正确的，但一审法院不认可认罪、认罚则不当，且量刑过重；王鸿涛认可监察部门的定性，不认可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是法律允许的合理辩解，理由有，在行为对象、包庇范围和主观故意上，王鸿涛的行为符合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在行为性质方面，王鸿涛包庇的是魏某个人和其组织卖淫行为，没有证据显示当时王鸿涛就知道魏某是黑社会组织，不能推定构成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辩护意见。经审理查明，上诉人王鸿涛身为事发辖区公安派出所的治安民警，自2016年以来，明知魏某（已判刑）组织人员在该所辖区进行组织卖淫活动，仍与魏来往密切。2017年底，向魏透露公安机关清查卖淫活动的消息，帮助逃避清查。2019年1月，王鸿涛主办侦查的刘芳平容留卖淫一案移送安宁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刘芳平供述卖淫系一叫“德军”的人组织安排，检察院遂退回补充侦查，要求核实“德军”身份及是否参与组织卖淫。王鸿涛作为主办民警，明知“德军”就是魏某的同伙王某2，仍将检察院补查提纲发给老板魏某，未经核实，就出具无法查找到“德军”的证明。2019年4月，该团伙成员颉少龙被立案侦查后，王鸿涛明知魏某、王某2等人也涉嫌组织卖淫罪已被侦查，仍为魏某提供帮助，2019年5月多次登录公安警综平台，查询魏某、王某2等人案情信息，多次电话向魏某传授逃避追查的办法，并且指示魏某隐匿证据、串供，对抗侦查。2020年7月2日，罪犯魏某、颉少龙、王某2被兰州市安宁区人民法院以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及其他罪名被分别判处刑罚。上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原判所列的证据，已经一审开庭时出示、宣读并质证、认证。二审期间王鸿涛未提出新的证据。经审查，原判所列证据来源合法，且能够相互印证，本院予以确认。对于上诉人王鸿涛所提魏某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地多数不在王鸿涛辖区，该组织中的大部分成员王鸿涛并不认识；王鸿涛仅帮助了魏某等个人，并没有帮助该犯罪组织；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主观上一定要明知是黑社会性质组织，故其不构成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上诉理由，以及辩护人所提在行为对象、包庇范围和主观故意上，王鸿涛的行为符合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在行为性质方面，王鸿涛包庇的是魏某个人和其组织卖淫的行为，没有证据显示王鸿涛当时就知道魏某一伙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辩护意见。经查，在案证据反映，上诉人王鸿涛作为负责治安的民警，其辖区正是魏某黑社会性质组织团伙形成发展，做大做强的主要犯罪地，自该团伙的主要犯罪场所“如果”ＫＴＶ设立后，作为负有打击“卖淫嫖娼”职责的专职民警，王鸿涛一开始就与老板魏某、成员王某2等人来往密切。并对魏某一伙有组织的“组织、强迫卖淫”活动予以纵容，使得魏某黑社会性质组织形成发展。期间向魏某透露公安机关清查“卖淫嫖娼”活动的消息，帮助该团伙逃避清查。进而，在明知团伙罪犯王某2系自己侦办案件的涉案人员时，不核实调查，出具虚假证明予以包庇；在魏某黑社会性质组织主要成员被其他公安机关查处时，仍接受魏某的请求，利用人民警察的职务便利，在公安警综平台上查询信息，了解相关案情和侦办情况，传授逃避追查、隐匿证据的办法并相互串供，对该组织主要成员进行包庇，欲逃避打击，实际成为该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对此事实上诉人王鸿涛并不持异议，所提其仅对主要成员个人进行包庇，对该黑社会组织的性质不了解和没有提供帮助，事前不明知该团伙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等理由和意见，逻辑不通，且与法律规定相悖，不予采信。对于上诉人王鸿涛所提一审程序违法，原公诉机关变更起诉不符合法律规定，判决不公；其积极配合调查、认真悔过，有认罪认罚情节，一审据此作为认定罪名的依据错误的上诉理由，以及辩护人所提原判不认可王鸿涛认罪、认罚的情节不当，且量刑过重等辩护意见。经查，一审审判程序合法，一审法院充分保障了被告人王鸿涛的合法权利，一审公诉机关变更起诉，符合刑诉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未发现有不公的情形；王鸿涛侦查调查阶段确能够积极配合调查，审查起诉阶段针对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也曾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但一审庭审中王鸿涛改变态度，对指控罪名拒绝认罪，即便如此一审判决仍以认定王鸿涛“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可以从轻处罚”；并采纳原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依法作出刑罚，量刑适当。故该部分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不予采信。本院认为，上诉人王鸿涛作为负有地方治安职责的人民警察，明知犯罪分子魏某等人在其辖区进行有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仍与魏某来往密切，并通风报信，伪造证据，纵容魏某等人的犯罪活动；在该组织的主要成员等人被立案侦查后，仍多次为魏某提供帮助，进行包庇，充当黑恶势力的“保护伞”，故王鸿涛的行为已构成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原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性准确，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量刑适当。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百四十四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郭绪烛审 判 员 李 中审 判 员 常文静二〇二一年三月二日法官助理 张育祯书 记 员 王 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