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黔26民终580号上诉人（一审被告）：凯里市鑫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凯里市宁波路33号。法定代表人：张玉荣。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小飞，女，1980年11月11日出生，苗族。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生，男，1990年2月18日出生，侗族。被上诉人（一审原告）：贵州犇牛文化产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凯里经济开发区下司镇清水江西侧凯开14-03号。法定代表人：袁雨珍，系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靖铭，贵州家家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正萍，女，1971年1月14日出生，侗族，住贵州省凯里市。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宋海平，男，1968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凯里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功兵，贵州维律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凯里市鑫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鼎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贵州犇牛文化产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犇牛公司”）、宋海平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凯里市人民法院（2020）黔2601民初96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经合议庭评议、审判委员会讨论并作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鑫鼎公司上诉请求：⒈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犇牛公司的诉讼请求；⒉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犇牛公司承担。事实及理由如下：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未能通过《合作开发协议》的形式看清该协议的本质。该协议虽名为《合作开发协议》，但实质上包含了多个协议，包含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犇牛公司的借贷质押担保协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借贷协议（新的借贷关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犇牛公司合作开发土地使用权的合作关系、被上诉人犇牛公司与被上诉人宋海平之间的合作开发土地使用权的合作关系等等。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犇牛公司的质押担保的条款不应当解除。如果解除后，必将导致上诉人对被上诉人犇牛公司的债权难以实现。即使要判决解除《合作开发协议》，也只应当判决解除该协议的部分条款，而不应当判决解除整个协议，不应当判决解除其中涉及借贷质押担保的条款。由于犇牛公司与杨正萍借上诉人鑫鼎公司1114万元本金及374万元利息未偿还，2016年9月30日，被上诉人犇牛公司及杨正萍与上诉人签收了凯里市人民法院送达的“（2016)黔26民初124号”《民事调解书》，犇牛公司及杨正萍没有按该《民事调解书》的约定履行还本付息的义务，2018年2月2日，犇牛公司才与上诉人签订了案涉的《合作开发协议》，该协议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质押担保。犇牛公司请求解除《合作开发协议》，实质上是为了逃废犇牛公司所欠上诉人鑫鼎公司的1500万元以上的债务。该协议中质押担保的条款是被上诉人犇牛公司纯义务的条款，不存在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问题。恰恰相反，如果把该质押担保的条款解除了，才会导致上诉人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这不利于保护上诉人的权利，对上诉人是不公平的。被上诉人犇牛公司答辩意见如下：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准确。1、鑫鼎公司违反《合作开发协议》约定，事实和证据表明完全符合我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规定的关于合同解除的法定情形。2、犇牛公司与宋海平、鑫鼎公司于2018年2月2日签订的《合作开发协议》是土地使用权合作的开发协议，也是对宋海平将股权转为债权的偿还债务解决方案。宋海平违反三方在黔东南州执行局达成的《合作开发协议》约定，向黔东南州中院申请强制执行犇牛公司的事实和证据表明完全符合我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规定的关于合同解除的法定情形，已经不存在鑫鼎公司所称“被上诉人犇牛公司与被上诉人宋海平直接的合作开发土地使用权的合作关系”。针对宋海平违反三方《合作开发协议》的行为，犇牛公司认为鑫鼎公司可追究宋海平的违约责任，并不能作为解除三方《合作开发协议》的证据。二、根据三方《合作开发协议》的约定，鑫鼎公司质押犇牛公司的70%股权的真实意思表达是在鑫鼎公司履行出资义务后，及犇牛公司项目土地使用权的后续所有开发建设和运营等涉及的资金由鑫鼎公司承担出资义务。而实际上，犇牛公司已经履行《合作开发协议》约定的质押股权义务并已将公司70%的股权质押给鑫鼎公司，但鑫鼎公司并没有履行三方协议约定的提供项目开发建设后续资金的义务。在解除《合作开发协议》的情况下，自然就必须解除鑫鼎公司对犇牛公司的股权质押。鑫鼎公司认为质押担保的条款不应当解除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况且，鑫鼎公司与犇牛公司股东杨正萍签订的股权质押协议显失公平，为可撤销合同，应当解除该股权质押协议。因此，二审法院应当判决解除凯里市鑫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犇牛公司70%股权质押担保的条款和撤销股权质押协议。三、一审判决遗漏了案件的主要事实，不应驳回判令鑫鼎公司和宋海平各自补偿原告犇牛公司损失5000元的请求。四、犇牛公司要求维持原判，如果要继续履行三方共同达成的合作开发协议，前提条件是解除对犇牛公司和杨正萍的强制执行，解除将犇牛公司和杨正萍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解除对犇牛公司和杨正萍的限高令，解除对犇牛公司土地和财产的查封。被上诉人宋海平的诉讼代理人口头答辩称：一、宋海平要求维持一审判决结果，但是对一审判决认定宋海平再次申请查封土地属违约行为有意见。宋海平再次查封土地不应认定为违约，宋海平再次申请查封土地是根据2019年3月17日与杨正萍签订的协议书申请再次查封的，该协议书杨正萍是明确同意宋海平再次申请查封土地的。二、2019年3月17日宋海平与杨正萍签订的协议书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是杨正萍在其完全能够表达意思即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情况下实施的行为，是合法有效的协议，杨正萍不能出尔反尔。三、宋海平申请执行犇牛公司名下的土地，有合法的执行根据即黔东南州法院（2016）黔26民初74号调解书，宋海平申请强制执行的行为虽被杨正萍提出执行异议，但是该异议已经贵州省高院进行审理作出（2020）黔执复35号执行裁定书，驳回了犇牛公司及杨正萍的执行异议，明确宋海平可以继续申请执行犇牛公司土地。四、在宋海平的债权没有得到追偿前，宋海平不同意撤回对犇牛公司土地的执行。犇牛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⒈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合作开发协议》，2、判令二被告各自补偿原告损失5000元，2、本案案件受理费由二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8年2月2日，犇牛公司（甲方）、鑫鼎公司（乙方）与宋海平（丙方）共同签订了一份《合作开发协议》，约定：甲方因分别拖欠有乙方、丙方款项，经与乙方、丙方商议就甲方取得的凯里市下司古镇项目一期标的地块(约137.8亩)的建设开发，三方经平等协商，自愿达成如下合作开发协议：一、三方约定，标的地块的开发建设以甲方为主体进行，待建筑物业具备销售条件后，由甲方采取委托乙方销售或对部分物业采取以物抵债的方式，实现甲方的销售收入和偿还相应债务。二、三方约定，由甲方设立新的独立账户，标的项目的所有资金往来和收支，必须经独立账户进行，凡未经本账户结算的资金，所产生的不利后果由行为方自行承担。三、为保证项目的顺利推进，甲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进行调整，由乙方指派人员担任法定代表人，总经理为乙方指派杨玉魁担任，副总经理为杨正萍担任，监事长由丙方指定赵学良担任，宋海平担任监事。四、甲方公司的会计继续由甲方委派，出纳由乙方委派，除正常公司运作开支外，原则上所有超过10万元以上的开支，事先应告知三方。五、为保证项目的顺利推进，杨正萍(含其母亲)将所持有甲方公司共80%的股份全部进行质押，其中甲方公司70%股份质押给乙方，甲方公司10%股份质押给戴文勇。六、标的项目开发建设的后续资金由乙方(或乙方委托主体)提供，并只能用于标的项目的开发建设使用，乙方提供的后续资金的利息按月息1%计算，由甲、乙双方每季度对后续资金总额和利息签认一次。开发项目的规划报批，车库调配等事务性手续，由杨正萍与宋海平负责落实。七、本项目在开发建设过程中，应充分发挥乙方的品牌优势和资源优势，工程管理人员原则上由乙方委派，其它行政人员由甲方和丙方委派，所有对外签署的合同都应本着节约和控制成本的原则，在征得三方同意后签署。八、在甲方融资并且抵押担保物由甲方提供自有资产的前提下，甲方承担该融资利息和所有融资成本开支，并可用所融资资金归还部分乙方、丙方欠款。九、根据黔东南州中级人民法院（2016）黔26民初124号民事调解书，经结算，截止至2017年11月13日甲方共欠乙方1761万元，乙方同意自2017年11月14日起按月息1%计算利息；根据黔东南州中级人民法院（2016）黔26民初74号民事调解书，甲方与丙方约定，对偿还数据自愿调整，甲方同意按1.1亿不再计息对丙方进行偿还，在项目产生收益后，由乙方从销售收入中代甲方在1.1亿额度内支付，原调解书确定的偿还款项不再执行，还款所产生税费由甲方承担。十、在标的项目产生利润和收益后，由甲方优先支付项目的工程建设款项、银行借款之后，归还乙方和丙方本协议第九条所列欠款，归还顺序为先还拖欠乙方的本金以及按本协议第九条约定的利息，之后如甲方帐上有资金，乙方必须监督甲方归还丙方本协议第九条所列款项（其中5000万元由丙方授权直接付给赵学良），乙方和丙方可以选择用项目可销售房产抵偿全部或部分欠款，抵偿价格按市场价的八折计价。（如深圳市银澎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及彭荣涛同意，也一并付其欠款）。十一、甲方在支付前述工程款和所有欠款后，标的项目的所有财产归甲方所有，乙方、丙方退出合作开发项目的经营、管理、所任职务和后续开发（但丙方款项没偿清前，乙方暂不辞去总经理职务）。乙方原所持甲方的20%股份返还杨正萍，乙方和戴文勇所质押杨正萍的所有股权也一并予以解除质押。十二、甲方聘请杨玉魁担任项目开发总经理，其每年工资薪金（含包干交通费）为人民币壹佰万元整，按年度为半年支付50万元；甲方聘请贵州宏强律师事务所为本项目提供专项法律服务，律师服务费（含包干交通费）每年为人民币五十万元，按年度每半年支付25万元。十三、甲方标的项目的各种重要会议应通知律师参加，并形成纪要，各项合同应经律师审查后，方可签订。十四、本合同生效后，乙方、丙方对原保全查封甲方土地、资产等行为，向黔东南州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解除查封，并由甲、丙双方协调深圳市银澎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及彭荣涛也一并解除查封、冻结行为，三方承诺，在本合同履行过程中，任何一方不得再启动保全行为，否则，视为放弃债权的受偿权。十五、本合同一式五份签署后生效，三方各执一份，交贵州宏强律师事务所存档一份，赵学良留存一份。十六、未尽事宜，三方可协商签订书面补充协议。……。上述协议签订后，杨正萍即按照协议的约定对其股权办理了质押手续。宋海平也按照上述协议的约定向人民法院申请解除对犇牛公司土地的查封，黔东南州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12日裁定解除查封。2019年8月，宋海平再次向州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其对犇牛公司享有的债权，州法院又于2019年8月13日裁定查封了犇牛公司的5宗土地。另查明，协议签订至今，无证据证明鑫鼎公司履行了提供项目开发建设资金的义务。一审法院认为：犇牛公司对鑫鼎公司及宋海平负有债务，为偿还债务，三方经协商一致达成的《合作开发协议》，实际上是三方合作盘活犇牛公司名下的土地，犇牛公司再用所得资金偿还鑫鼎公司和宋海平的债务的行为。该《合作开发协议》系当事人三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的内容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对当事人犇牛公司、鑫鼎公司及宋海平具有法律的约束力。当事人三方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根据该《合作开发协议》的约定，犇牛公司的主要义务为将其股东持有的80%的股份质押给鑫鼎公司及案外人戴文勇；鑫鼎公司的主要义务为提供项目开发建设的后续资金；宋海平的主要义务为解除对犇牛公司土地的查封。《合作开发协议》签订后，杨正萍即按照协议的约定履行了对其股权办理了质押手续的义务。宋海平也履行了按照协议的约定向法院申请解除对犇牛公司土地的查封的义务，但2019年8月，宋海平违反协议的约定再次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其对犇牛公司享有的债权，法院又于2019年8月13日裁定查封了犇牛公司的5宗土地。另，协议签订至今，无证据证明鑫鼎公司履行了提供项目开发建设资金的义务。犇牛公司、鑫鼎公司及宋海平三方签订《合作开发协议》的目的合作盘活犇牛公司名下的土地，犇牛公司再用所得资金偿还鑫鼎公司和宋海平的债务。有任何一方不按照协议的约定履行义务，合同的目的就不能实现。本案中，协议签订至今，无证据证明鑫鼎公司履行了提供项目开发建设资金的义务，致使三方合作项目无法开发建设；宋海平违反协议的约定再次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其对犇牛公司享有的债权，法院根据宋海平的申请查封了犇牛公司的土地，也导致三方合作项目无法启动。鑫鼎公司及宋海平的违约行为，客观上导致三方签订《合作开发协议》的目的不能实现。因此，犇牛公司申请解除三方签订《合作开发协议》，有事实及法律的依据，依法予以支持。对该《合作开发协议》解除的违约责任，《合作开发协议》未作约定，且对该协议解除后给犇牛公司造成何种损失，犇牛公司亦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因此，犇牛公司提出判令鑫鼎公司及宋海平各补偿其损失5000元的主张，没有事实及法律的依据，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第五条、第六条、第八条、第九十四条第（四）项规定，判决：一、解除贵州犇牛文化产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凯里市鑫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宋海平于2018年2月2日签订的《合作开发协议》。二、驳回贵州犇牛文化产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5元，由凯里市鑫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宋海平承担。二审期间，犇牛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1、2016年4月21日（2016）黔26财保15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宋海平为阻止铁汉生态的投资，于2016年4月21日向黔东南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诉前保全，通过黔东南州中级人民法院保全查封犇牛公司编号为凯开14-03〔土地使用权证号：凯开土国用（2015）地021）〕、凯开14-27〔土地使用权证号：凯开土国用（2015）地022）〕、凯开14-28〔土地使用权证号：凯开土国用（2015）地023）〕、凯开14-29〔土地使用权证号：凯开土国用（2015）地024）〕、凯开14-30〔土地使用权证号：凯开土国用（2015）地025）〕5宗地土地使用权。黔东南州中级人民法院查封犇牛文化公司5宗土地的时间为2016年4月26日。鑫鼎公司及宋海平的代理人质证后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审查后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2、（2016）黔26民初74-1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黔东南州中级人民法院裁定解除对犇牛土地的保全查封；3、（2016）黔26民初74-1号民事裁定书移送通知书，拟证明将（2016）黔26民初74-1号民事裁定书移送黔东南州中院执行局的移送通知书；4、（2018）黔26执保83号执行案件立案登记表，拟证明黔东南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黔民初74-1民事裁定书生效，2018年11月12日（2018）黔26执保83号执行立案已经解除对犇牛公司5宗土地保全查封并执行结案；5、2018年11月13日（2018）黔26执保83号协助执行通知书，拟证明黔东南州中级人民法院向贵州凯里经济开发区不动产登记中心下发协助执行通知书，解除对犇牛公司5宗土地使用权的查封；6、黔东南州中级人民法院送达回证，拟证明协助执行通知书（2018）黔26执保83号由原凯里经济开发区不动产登记中心何伟签收；7、（2018）黔26执保83号结案审批表，拟证明由彭开禄法官办理的结案。上述2-7组证据证明犇牛公司与宋海平的纠纷已经由宋海平进行了处分，双方另建立了一个新的民事法律关系，即用犇牛公司新建的房子来履行债务，在这种情况下宋海平没有权利再向黔东南州中级人民法院申请保全，现在宋海平再申请强制执行犇牛公司的5宗土地是没有法律依据也没有事实依据，执行程序违法。鑫鼎公司质证后对2-7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里面涉及的内容是犇牛公司与宋海平之间的问题，与鑫鼎公司无关。宋海平代理人质证后对2-7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其证明内容。认为本案不是审杨正萍不服宋海平申请执行的执行异议纠纷案，有关杨正萍不服宋海平申请执行的案件，省高院已经作出最终裁决，明确宋海平可以继续申请执行犇牛公司的土地，明确州法院依据宋海平执行申请查封犇牛公司的土地没有任何问题，这些都是已经经过生效的法院裁定所确认的事实。本院审查认为，本案系审理犇牛公司提出的解除《合作开发协议》的纠纷，并不是审理犇牛公司对宋海平申请执行提出的异议纠纷，且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已就犇牛公司提出的执行异议事项作出了（2020）黔执复35号执行裁定书的终审裁定。上述2-7组证据所拟证明的内容不属于本案审查的范围。8、2019年6月4日《强制执行申请书》，拟证明宋海平向黔东南州中级人民法院递交强制执行申请书；9、2019年6月4日《执行案件立案登记表》，拟证明2019年6月4日宋海平向黔东南州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对犇牛公司和杨正萍强制执行；10、2019年6月5日（2019）黔26执119号《消费令》，对杨正萍限制消费；11、2019年8月13日（2019）黔26执119号《执行裁定书》，拟证明2019年8月13日黔东南州中级人民法院下达了（2019）黔26执119号《执行裁定书》，对犇牛公司和杨正萍强制执行，查封贵州犇牛文化产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的5宗土地；12、2019年8月14日（2020）黔26执119号《协助执行通知书》，拟证明在未通知被执行人签收生效的情况下，黔东南州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通知贵州凯里经济开发区不动产登记中心查封犇牛公司的5宗土地；13、（2020）黔26执恢30号恢复执行通知书；14、（2020）黔26执恢30号执行裁定书；15、（2020）黔26执恢30号执行笔录；16、（2020）黔26执恢30号执行裁定书；17、（2020）黔26执恢30号协助执行通知书。宋海平代理人质证后对8-17号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其证明内容，认为这些证据中所涉及到法院根据宋海平的执行申请实施的一系列执行行为均是依法进行的。杨正萍一直强调和宋海平达成了和解协议就不能再向法院申请执行，该观点不能成立，宋海平与杨正萍达成的和解协议均不是在法院的主持下达成的执行和解协议，当杨正萍不履行这些协议的时候宋海平当然有权依据原来的生效文书向法院申请执行。鑫鼎公司质证后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内容不认可。本院审查认为本案系审理犇牛公司提出的解除《合作开发协议》的纠纷，并不是审理犇牛公司对宋海平申请执行提出的异议纠纷，故上述8-17组证据所证明的内容不属于本案审查的范围。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相同。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本院只对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2018年2月2日，犇牛公司、鑫鼎公司及宋海平三方签订的《合作开发协议》，从其内容分析，实质上是三方为盘活犇牛公司名下的土地，通过合作开发该土地后所获得的收益来逐步偿还犇牛公司尚欠鑫鼎公司和宋海平的债务的一揽子计划方案。犇牛公司的杨正萍虽然按《合作开发协议》的约定对其股权办理了质押手续，宋海平也按照《合作开发协议》的约定向法院申请办理解除对犇牛公司土地的查封。但2019年8月份，宋海平再次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其对犇牛公司享有的债权，导致法院又于2019年8月13日裁定查封了犇牛公司的土地，说明宋海平已不愿意履行《合作开发协议》。即宋海平再次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查封犇牛公司土地的行为导致三方合作的项目无法启动。鑫鼎公司也一直未按《合作开发协议》的约定提供项目开发建设资金，致使三方合作的项目无法开发建设。单从三方协议约定各方应履行的义务来看，鑫鼎公司和宋海平的行为属于违约行为，且该违约行为导致《合作开发协议》根本无法继续履行，即签订《合作开发协议》的合同目的已不能实现。根据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规定，犇牛公司起诉要求解除《合作开发协议》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应予以支持。《合作开发协议》中涉及到的股权质押担保、出借开发资金、收益分配和债务偿还方案与该协议内容的全部正常履行互为条件、相互关联，都是以《合作开发协议》约定宋海平解除查封犇牛公司的土地、鑫鼎公司提供开发资金的正常履行作为前提和基础条件，而宋海平和鑫鼎公司的违约行为导致《合作开发协议》丧失了继续履行下去的基础条件，导致其余约定的事项也相继不能继续履行。故鑫鼎公司认为不应当解除质押担保条款的理由，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鑫鼎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0元，由上诉人凯里市鑫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莉审判员 龙集东审判员 罗 维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杨绍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