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吉24民终13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富恩，男，1963年7月25日出生，汉族，吉林省华飞实业有限公司经理，住吉林省德惠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东升，吉林衡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吉林省华飞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吉林省长春市经济开发区浦东路1199号三层东侧。法定代表人：刘远志，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东升，吉林衡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玉波，男，1986年6月29日生，汉族，住吉林省珲春市边境经济合作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敏，吉林竞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富恩、吉林省华飞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林华飞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玉波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珲春市人民法院（2020）吉2404民初3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富恩、吉林华飞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珲春市人民法院（2020)吉2404民初356号民事判决书，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原审诉讼请求；2.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本院认为”的论述明显错误，据该论述进行判决更加错误。第一，原审认为“依案涉合同约定，李玉波自行承担出国费用及境外采购所发生的费用，刘富恩按交易数量支付佣金”明显错误。第二，原审认为“双方约定的‘每年为不得低于5000吨’系刘富恩委托李玉波1年内购买的最低数量，不是采购计划”明显错误。第三，原审认为“故本院确认原告2年（2017年5月11日起2019年5月10日止）完成了每年5000吨采购事务”明确错误。本案上诉人两年采购了4643.984吨货物，这是不可争议的事实，而原审法院却随意认为李玉波完成了每年5000吨采购事务，共计10000吨。原审法院随意创设事实，以李玉波不存在完成的10000吨的数额，按每吨200元计算，减去已支付的928796.8元工作费用，等于1071203.2元，直接判决上诉人给付李玉波该1071203.2元。第四，原审认为“因刘富恩违约，即未按合同约定数量购买导致合同未完全履行”明显错误。二、原审认定事实错误。第一，认定本案是委托合同纠纷明显错误。第二，原审认定合同中的每吨200元现金工作费用是报酬明显错误。合同中写的清清楚楚每吨200元现金是工作费用，而不是委托报酬。第三，原审随意认为李玉波在2017年5月11日起2019年5月10日止期间完成了每年5000吨采购事务共计10000吨这明显错误，如前所述属于创设事实。第四，原审认定上诉人在2017年5月11日起2019年5月10日止期间违约明显错误。第五，原审忽视上述已采购的4643.984吨货物质量问题，将该货物质量问题抛在一边。该货物豆油桶内有明显的浑浊沉淀物，属于严重质量问题，李玉波有严重的过错。三、原审适用法律错误。原审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五条、第四百一十条四个法条进行判决明显错误。判决事项与这些法条无实际联系。需要明确，本案双方的合同的解除是被上诉人李玉波单方作出的，上诉人在原起诉状中并没有解除合同这一事项，后变更诉讼请求，增加解除双方合同这一请求，也就是被上诉人单方解除的，原审法院给予判决确认，上诉人并没有解除合同，合同法规定须解除方要承担法律后果。被上诉人的原审诉讼请求明显不成立，上诉人不欠被上诉人任何的工作费用。被上诉人2017年5月11日签订合同后，目前到现在只完成4643.984吨，工作费用全部给付完毕。正常按合同被上诉人每年应该完成5000吨，但是每年根本没有完成，至今只完成4643.984吨，严重违约。李玉波辩称，1.二上诉人系两个独立的诉讼主体，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且原审法院判决吉林华飞公司在本案中不承担责任的情况下，二上诉人却在上诉状中将二上诉人列为共同上诉人，违反民事诉讼法的规定；2.原审法院部分维护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但对于原审法院驳回李玉波主张的可得利益损失，有违公正，因为被上诉人考虑到诉讼成本和时间，就没提出上诉，被上诉人放弃这部分的请求。对于原审法院其他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律，应予维持。综上，应依法驳回二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李玉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刘富恩、吉林华飞公司支付代理费130万元。在诉讼阶段李玉波变更诉讼请求要求：一、解除李玉波与刘富恩、吉林华飞公司于2017年5月11日签订的《关于俄罗斯马斯拉娃大豆油合作协议书》；二、判令刘富恩、吉林华飞公司支付代理费130万元(2017年5月11日至2019年11月5日止，刘富恩、吉林华飞公司未按合作协议约定的数额进口大豆油6500吨，按照每吨200元计算；三、支付违约金52万元[2019年11月5日至2022年5月10日合作期间两年半，按照每年5000吨，每吨200元计算，两年半应履行金额为5000吨×2.6×200元=260万元；刘富恩、吉林华飞公司应当支付李玉波可获得利益52万元（260万元×20%）]；四、诉讼费用由刘富恩、吉林华飞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吉林华飞公司于2017年5月15日成立。2017年5月11日李玉波（乙方）与刘福恩（甲方）在理春市签订了《合作协议书》，该合同约定：一、甲、乙双方......开展进口俄罗斯开放式股份公司《油脂联合体》产马斯拉娃牌非转基因大豆油（以下简称货物），合作期间甲方所经营公司（暂定为：吉林省华飞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向俄罗斯油厂支付每批次合同附件全额货款（甲方经营公司变更时甲方负责完善公司所有海关。商检。银行等手续后提前7个工作日以书面形式通知乙方，乙方负责俄罗斯油厂的手续变更）、俄罗斯运费及中国海关关税和进口商品增值税。甲方为实际贸易主体，委托乙方负责采购马斯拉娃牌非转基因大豆油，甲方按订单计划支付俄罗斯合同订单的附件金额向俄罗斯付汇。甲方向乙方支付货物净重量每吨200元人民币现金的工作费用。二、合作期间，甲方按中国市场和国际大豆油价格制定采购计划，制定合理价格进口数量，每年为不得低于5000吨，甲方应按时向国外油厂付汇。三、合作期间，甲方保证在价格合适的情况下完成进口俄罗斯产马斯拉娃牌非转基因大豆油的计划(因俄罗斯政府和中国政府政策调整导致甲方不能实现本协议时，甲方有权解除本协议)。四、合作期间，乙方负责协调俄罗斯油厂与甲方所经营公司各项合同的谈判，乙方不参与马斯拉娃大豆油的任何销售工作，按甲方预定计划谈判进口货物的价格和数量（甲方不参与油厂的直接对话)，乙方对货物的质量进行严格把关，在甲方对俄罗斯油厂付汇后及时发货进口，乙方必须保证甲方付给俄罗斯油厂的资金安全并承担全部责任。五、合作期间，乙方负责将货物报关至甲方指定的中国口岸，甲方负责国外货物的运输费用，乙方为甲方提供货物的所有合法单据清关所用......本协议有效期限为5年。合同还约定了其他事项。按合同约定，采购数量和时间由刘富恩确定。该合同约定的1年合同期限为当年的5月11日起至次年的5月10日止。签订协议后，刘富恩将吉林省华飞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和吉林华飞公司公章交付给李玉波，授权其以吉林省华飞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和吉林华飞公司名义与俄罗斯厂家签订合同。李玉波按刘福恩下达的订单以吉林省华飞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和吉林华飞公司名义2017年5月11日至2018年5月10日止，进口俄罗斯豆油2756.032吨;2018年5月11日至2019年5月10日止，进口1887.952吨；2019年5月11日至2019年11月5日止，进口115.11吨，共计4759.094吨，收到委托费用共计951800元(其中刘富恩向李玉波转账支付251596元，吉林华飞公司向李玉波支付20万元现金及豆油和面粉折抵500204元)。后，案涉合同于2019年11月份中止履行。李玉波主张中止履行合同原因系刘富恩擅自违约，找俄罗斯被辞退的对华贸易经理到吉林华飞公司当翻译，抬高价格购买俄罗斯厂家豆油；刘福恩主张中止履行合同原因系因俄罗斯厂家停产。一审法院认为，案涉合同系刘富恩委托李玉波在俄罗斯采购马斯拉娃大豆油，刘富恩支付报酬的合同，本案案由为委托合同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刘富恩主张案涉协议系李玉波胁迫下签订，但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又要求继续履行案涉协议，因此应认定该协议系李玉波和刘富恩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案涉协议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应合法有效，当事人诚实守约。按合同约定的条款，与李玉波存在合同关系的相对人系刘富恩，因此李玉波要求吉林华飞公司与刘富恩共同承担本案民事责任，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支持。依案涉合同约定，李玉波自行承担出国费用及境外采购所发生的费用，刘富恩按交易数量支付佣金，因此按照双方交易方式及合同约定，双方约定的“每年为不得低于5000吨”系刘富恩委托李玉波在1年内购买的最低数量，不是采购计划。刘富恩提出李玉波购买的豆油存在质量问题因此未完成5000吨采购，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故一审法院确定李玉波2年（2017年5月11日起至2019年5月10日止）完成了每年5000吨采购事务，因刘富恩违约，即未按合同约定数量购买导致合同未完全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李玉波按合同约定年完成每年5000吨的采购事务，因此刘富恩应按合同支付每年5000吨报酬，不能按实际采购数量计算支付。2017年5月11日起至2019年5月10日止，刘富恩应支付的报酬为200万元，扣除刘富恩按实际采购数量支付的委托费928796.8元[4643.984吨(2756.032吨+1887.952吨）×200元，刘富恩未按合同约定支付的报酬为1071203.2元。合同未约定违约条款及违约金的计算方式，按合同约定刘富恩2019年5月11日起至2020年5月10日止的采购数量不得低于5000吨，即该期限内任何时间刘富恩采购5000吨，履行完毕合同约定的采购义务，但双方2019年11月份中止履行案涉合同，李玉波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因2019年5月11日后因刘富恩违约完全导致中止或不能履行合同，故2019年5月11日起至2019年11月5日止的报酬按月计算支付及违约金按可得利益损失计算支付的请求不符合合同约定，且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委托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的规定，李玉波提出的解除合同的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五条、第四百一十条规定，判决：一、解除李玉波与刘富恩于2017年5月11日签订的《关于俄罗斯马斯拉娃大豆油合作协议书》；二、刘富恩自本判决生效后立即向李玉波支付1071203.2元；三、驳回李玉波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1180元，李玉波负担8684元，刘富恩负担12496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由刘富恩负担。二审中，李玉波提供明细单，证明该明细单每次都是通过刘富恩向李玉波下达指令数量和价格后，由李玉波与厂家签订明细单，并且由刘富恩向厂家付汇后由李玉波在俄罗斯负责办理报关手续。刘富恩质证称，对公章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公章一直在被上诉人处，明细单的内容属实，不是我方的具体订单，是被上诉人实际采购的具体明细单。本院认为，刘富恩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真实性予以确认，但无法证明待证内容，对证明内容不予采纳。本院经二审审理，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一审庭审中，刘富恩陈述其给付李玉波的两笔款项为进豆油的代理费；其授权给李玉波去俄罗斯谈的价格，授权后将公章交给李玉波，授权李玉波持公章签订协议。另，刘富恩在一审答辩中主张“即便案涉合同有效，主体适格，原告与刘富恩之间也只能是委托代理关系”。李玉波和刘富恩的谈话录音显示，刘富恩提出与李玉波继续履行合同，李玉波拒绝继续履行合同。二审听证中，刘富恩亦表示“现实中被上诉人就是完成5000吨或者50000吨我们都订货，包括现在我们都需要豆油”。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四：一是吉林华飞公司是否享有上诉权；二是一审认定本案为委托合同纠纷是否正确；三是一审判决解除案涉协议是否正确；四是一审判令刘富恩向李玉波支付1071203.2元是否正确。（一）关于吉林华飞公司是否享有上诉权的问题。诉权的行使必须具有一定的利益，无利益即无诉权，上诉权作为诉权的延伸亦应以存在利益为前提，上诉人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的，必须是该判决对上诉人存在不利益，且这种不利益系因一审法院作出的裁判没有满足当事人的请求或使当事人陷于负有义务等不利处境而产生。吉林华飞公司虽为一审被告，但是一审未判决其承担民事责任，其并非实体义务的承担者，不具有上诉利益，故吉林华飞公司因缺乏上诉利益而不享有上诉权。（二）关于一审认定本案为委托合同纠纷否正确的问题。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的合同。虽然案涉协议名为合作协议书，但约定的主要权利义务内容为刘富恩作为实际贸易主体，委托李玉波负责采购马斯拉娃牌大豆油，李玉波应当完成的具体委托事务内容，以及刘富恩按照货物净重量每吨200元向李玉波支付工作费用等，结合刘富恩在一审中的相关陈述，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符合委托合同的法律特征，一审认定本案为委托合同纠纷，并无不当。（三）关于李玉波提出的解除案涉协议请求应否予以支持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李玉波作为受托人提出解除案涉协议，符合法律规定，一审判决支持其该项请求并无不当。（四）关于一审判令刘富恩向李玉波支付1071203.2元是否正确的问题。《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规定，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据此，受托人应当按照完成的委托事务取得相应的报酬。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李玉波已经取得所完成委托事务的工作费用。虽然刘富恩未按照协议约定的每年5000吨计划向李玉波下达订单，即在李玉波已经完成的4759.094吨采购豆油之外，刘富恩没有委托李玉波进行采购，而李玉波亦未按照5000吨的预定计划与俄罗斯方签订案涉马斯拉娃牌大豆油谈判、签订合同，亦未在已完成的事务之外垫付其他费用。故李玉波向刘富恩主张未完成委托事务的报酬，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认定李玉波完成每年5000吨的采购事务，并据此判令刘富恩向李玉波支付1071203.2元不当，二审予以纠正。综上，刘富恩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适用法律不当，二审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五条、第四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吉林省珲春市人民法院（2020）吉2404民初35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吉林省珲春市人民法院（2020）吉2404民初35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三、驳回李玉波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118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4441元，共计40621元，由李玉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太 熹审判员 刘晓娟审判员 秦承兰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宋晓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