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沪0114民初285号原告：王余兰，女，1970年8月13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嘉定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烨婷，上海志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畅都石化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嘉定区。法定代表人：金建忠，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袁青，男。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晓波，男。原告王余兰与被告上海畅都石化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1月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余兰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烨婷，被告上海畅都石化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袁青、金晓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余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被告支付1.2019年7月1日至2020年7月23日工资33,293元；2.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20,970元。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12年5月1日入职被告，从事平面打磨工作。2019年8月起，被告开始拖欠工资，原告不固定时间向被告领取生活费。原告实际工作至2020年7月23日。原告因被告拖欠工资被迫提出辞职。离职时，原被告经结算，2019年8月至2020年7月原告应发工资35,133元，已预支工资1,840元，尚有工资33,293元未付。故现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被告上海畅都石化机械设备有限公司辩称：2019年7月起，被告经营困难，无法正常发放工资。被告通过向欠付工资员工出具借条承诺支付8%利息的形式来防止拖欠工资违法事宜。孙中有和王余兰系夫妻关系。孙中有是车间主任，其向被告作出口头表率,不拿公司的利息,与企业共同度过难关,需要用钱时向公司预支工资。在这种情况下，被告不时向原告及孙中有预付工资。2020年7月23日原告提出辞职时，孙中有与被告法定代表人就孙中有、王余兰工资进行了结算，2019年8月至2020年7月孙中有应发工资合计为60,304元、2019年7月至2020年7月王余兰应发工资合计为35,133元，实际孙中有已领取77,000元，因部分款项孙中有系代王余兰领取，故被告仅欠付王余兰18,437元。被告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情形，原告提出辞职，并不符合被告应该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情形。综上，请求依法判决。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于2012年5月1日入职被告，任车间打磨工。2019年8月起，被告开始未能正常发放员工工资,孙中有[(2021)沪0114民初284号案的原告，本案原告配偶]不定期从被告处领取生活费(即预支工资),其中包括王余兰的工资。2020年5月27日，被告法定代表人与孙中有就孙中有和王余兰工资进行了结算，“孙中有2019年8月至2020年4月应发分别为5,352、5,328、5,158、5,280、5,158、3,465、1,557、5,617、4,703。其中2019年8-12月合计26,276+补手机2,000=28,276；2020年1-4月合计15,342”“王余兰2019年7月至2020年4月应发分别为3,678、2,414、2,912、2,932、2,085、2,727、1,683、1,395、3,889、2,353、2019年年奖1,500。其中2019年7-12月合计18,248；2020年1-4月合计9,320。”结算单另载明“预支：19年12月20日3,000、7月份1,840、20年1月14日20,000、1月22日5,000、3月19日40,000(其后原备注年终奖，现已被涂掉)、4月27日3,000、5月21日4,000，合计36,840”。该结算单还有“28,276-36,840=-8,564；18,248-8,564=9,684(2019年余)”等字样。原告实际工作至2020年7月23日,其以被告拖欠工资及生活困难为由向被告提出离职。当日,被告法定代表人又与孙中有就孙中有及王余兰工资情况进行了结算，并再次出具了书面确认材料，其中孙中有在原5月27日结算基础上增加2020年5-7月应发工资分别为5,312、5,580、5,794、王余兰在原5月27日结算基础上增加2020年5-7月应发工资分别为2,545、2,222、2,798，结算单中预支工资金额没有变化，3月19日40,000元后有星号标注，已付总金额仍结算为36,840。结算单还另注明“28,276(孙中有2019年合计应发)-36,840(预支金额)=-8,564；18,248(王余兰2019年合计应发)-8,564=9,684；32,028(孙中有2020年合计应发)+16,885(王余兰2020年合计应发)+9,684(孙中有、王余兰2019年未发)=58,597。”2020年8月5日，原告向上海市嘉定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诉，要求被告支付1.2019年7月1日至2020年7月23日工资35,133元；2.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20,970元。2020年9月30日，仲裁委裁决：1.被告支付原告2019年7月1日至2020年7月23日工资差额18,437元；2.对原告其他请求不予支持。原告不服裁决，起诉至本院。另查明：2019年8月至2020年7月期间，孙中有领取款项有2019年1,840元、12月20日3,000元、2020年1月14日20,000元、1月22日5,000元、3月19日40,000元、4月27日3,000元、5月21日4,000元、6月24日2,000元；其中以受款人王余兰名义领取款项为2019年1,840元，付款用途为7月份预支。其余受款人为孙中有。2020年3月19日40,000元，付款凭单付款用途栏写有“予付工资”。比较上述付款情况与前述二份结算材料，结算材料中未列明2020年6月24日预付的2,000元。原告及孙中有表示之所以4万元付款凭证上写预支工资而非年终奖是因为被告法定代表人怕其他员工有意见。以往孙中有历年的年终奖付款凭证上也都是写的工资。审理中，被告提供借条(被告向李月、浦炳兴出具，有载明年息8%)、借款凭证(被告法人向他人借款用于发放员工工资等)、电子缴款凭证(被告欠税情况)、订货合同(被告购买机械设备每月需还款)、应收账款明细、月度会计报表(被告对外欠款无法收回，公司账户无现金)，证明被告经营困难，并非恶意拖欠工资。原告对上述证据均不认可，认为不能客观反映被告财务状况。原告坚持认为被告经营状况良好，同时也表示19年8月后，被告增添设备，公司表示没有钱，因此拖欠工资。被告法定代表人提出预付工资的方式支付生活费，孙中有年底的时候会多预支些。原告还表示厂里老员工都是这种预付工资的形式。孙中有、王余兰另确认2020年7月23日结算遗漏了6月24日预付的2,000元。根据付款单受款人抬头，孙中有合计预支37,000元(3月19日40,000元为年终奖)，孙中有诉请1金额变更为23,304元；王余兰预支1,840元，王余兰诉请1金额变更为33,293元。被告亦认可孙中有合计预支77,000元(包含2020年3月19日40,000元)；王余兰预支1,840元，但同时表示孙中有预支款项已超过其实际未发金额，多领取部分应视为代王余兰领取。针对2020年3月19日预支40,000元，孙中有、王余兰表示该款系孙中有每年都有的年终奖，是根据上年度被告净产值扣除120万的2%，一般是次年春节后发放。被告在2021年2月25日庭审中则表示7月23日结算时未看到40,000元的付款凭证，因此在后面打了星号，以待后续结算。孙中有没有年终奖、提成奖。2021年3月1日被告法定代表人出具补充说明载明“20年春节后，孙中有提出儿子定亲需要5-6万急用……我答应先给3万元，孙说不行，要不19年的奖金也付一起。于是我凑了4万元给孙。之后他叫我结一下账，在结算中已付4万元边上写了年终奖三字，意思是其中包含年终奖，我考虑到孙之前一直在员工中说不付工资可以告老板，而且年终奖也就五六千元的事，那样写怕有后遗症(毕竟4万元中工资是大头)，所以将年终奖划去。……结算当天，由于4万元的那张付款凭证没有找到，跟孙讲这笔先不算，等凭证找到了再扣，孙表示同意，所以我在40,000元右边打了星号。2021年3月11日证据交换中被告则坚称40,000元全部是预付工资，不是奖金。上述事实，另有当事人陈述、劳动仲裁裁决书、工资结算材料、付款凭单等证据佐证。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为2020年3月19日被告支付孙中有4万元款项的性质。原告主张系孙中有2019年年终奖，被告则主张为预付工资。首先，从2020年5月27日及7月23日两次工资结算材料看，两次均将孙中有预支的款项进行了一一列明，其中5月27日结算材料中4万元后面有写年终奖(后涂掉)，7月23日结算材料中4万元后则以星号标注，可以看出被告法定代表人对该4万元款项是有特别注意的，但在两次结算的预支总额汇总中偏偏没有将该4万元计入。对此被告解释当时未找到该4万元的付款凭证。本院认为，被告对因未找到付款凭证而未计入支付总额的解释不符合生活常理，也与第一次结算材料中写明的年终奖矛盾。且王余兰结算材料中标注有年奖1,500元，孙中有作为车间主任亦享有年终奖较符合通常情况。被告庭审中对该4万元款项性质的主张与被告法定代表人庭后提供的补充说明中4万元中有部分年终奖的意见相悖，对此被告也并无任何解释。本院有理由认为该4万元款项并非每月的基本工资。其次，即便按照被告法定代表人的陈述该4万元仅有部分系年终奖，但被告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具体年终奖的金额，对此应承担举证不利后果。最后，根据结算材料，截止到2020年2月底孙中有、王余兰合计应发基本工资54,624元，如计算上述4万元被告截止3月19日实际已发69,840元，已发金额已远超应发金额，亦可印证原告主张的4万元系孙中有年终奖。综上，本院采信原告的主张，认定该4万元系年终奖而非预支基本工资。双方均确认根据付款凭证上受款人抬头来区分预支款项的归属。据此，2019年7月至2020年7月原告应发工资35,133元，已预支1,840元，被告还应支付33,293元。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二为被告是否应支付原告经济补偿金。用人单位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支付经济补偿金。该法律规定的目的是要促使劳动合同当事人双方都诚信履行，无论用人单位还是劳动者，其行使权利、履行义务都不能违背诚实信用的原则。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有悖诚信的情况，恶意拖延支付或拒绝支付的，才属于立法所要规制的对象。本案中，被告确有购买机械设备每月需还款、延期支付税款、员工无法按期领取工资等事实，孙中有担任被告车间主任、孙中有及王余兰在长达近一年期间内通过预支工资的形式向被告领取劳动报酬。在原告离职前后，被告法定代表人先后两次对孙中有、王余兰的应发和已预支工资进行了结算汇总。综合上述情况，本案尚难以认定被告符合故意、恶意拖欠拒付劳动者工资报酬的情形。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经济补偿金，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上海畅都石化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王余兰2019年7月1日至2020年7月23日工资差额33,293元；二、原告王余兰要求被告上海畅都石化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20,970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原告王余兰、被告上海畅都石化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各半负担(被告上海畅都石化机械设备有限公司负担之款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直接支付原告王余兰)。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秦春辉二〇二一年三月十八日书记员  刘 鑫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