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晋07民终26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程银仙，女，1966年10月4日生，汉族，住祁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原雷，男，1988年8月7日生，汉族，住祁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原涛，男，1991年3月5日生，汉族，住祁县。 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文花。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完林，男，1967年8月17日生，汉族，住祁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武军，山西祁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程银仙、原雷、原涛因与被上诉人武完林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祁县人民法院（2020）晋0727民初10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程银仙、原雷、原涛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山西省祁县人民法院（2020）晋0727民初1051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补足少判部分274165.65元;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1、受害人发生意外的时间为凌晨1时许，根据生理学的常识，我们知道，夜晚0:00-3:00是人最疲劳、反应最迟缓、注意力最不集中的时间。而司机原立彭在熬夜赶车后又进行卸货致使劳累过度与发生猝死有一定的直接原因,正是雇主交办的运输任务致受害人熬夜赶车，高强度的工作、高强度的体力运动引发过度疲劳，使心脏负荷增加，从而引起心源性猝死，因此雇主才是此次事故发生的根源所在，受害人并无过失。被上诉人一口咬定受害人本身有病,无事实根据，受害人从未有过心脏类以及脑供血类疾病，从未接受过任何诊疗，一审法院听信被上诉人陈述以及跟车人程某证言就认定受害人是因自身身体原因突发疾病而导致死亡，更何况证人程某并没有出庭佐证,对于证言方面更不能采信且作为单一证据采纳，证据规则规定与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证言不能作为单一证据。结合本案如果受害人有病,每年的年检中还会给患有心脑疾病的人发放驾驶资格证吗？即便受害人出车途中感到些许不适，休息了片刻,也不能证明受害人本身有病，也只是雇员尽了一定的注意义务。根据社会利益平衡的原则，雇员作为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注意义务能力较弱，其无法也不能承担较重的注意义务。只要雇员尽了一定的注意义务，即可认定其没有过错。即使雇员有轻微的过失，也不应作为减轻雇主责任的依据。自私点说如果真如跟车人程某所说受害人早早感觉自己身体不适,试问有谁还敢在这时候不要命的坐在车上,有谁会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更有谁在自己身体不支的情况下赶完夜车去卸货？很明显是说不过去的。2、被上诉一直强调自己没有过错，在明知道受害人22日就出车走后，23日又继续派受害人连夜赶车送货，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2条的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不得超过4小时。依据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公通字（2012）5号文件《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客货运驾驶人安全管理工作的意见》第11条，“道路运输企业要督促驾驶人严格遵守道路交通安全和运输管理法律法规，严格落实强制休息制度。休息制度,客货运驾驶人24小时内驾驶时间不得超过8个小时，连续驾驶时间不得超过4个小时。”原立彭在7月22日早晨就已经出发了,中间虽有休息吃饭，但从祁县去沁源县沁河镇也需5个小时以上才能到达。被上诉人作为雇主依法应当对雇员的经营活动负有安全注意和劳动保护的义务。而在本案中，作为雇主的被上诉人为获取经营利益，完全无视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忽视雇员人身安全，这才是受害人死亡的根源所在。二、一审法院运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既认定受害人与被上诉人成立劳务关系,又认定受害人是在为被上诉人提供劳务期间死亡。从雇佣关系归责原则来看，本案是雇佣法律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条规定的“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的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明确了雇主责任的无过错责任原则。第二条规定了受害人只有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才能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因提供劳务致害责任与自身受害责任第一款，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雇主是经营利益的获得者与致害风险的来源，应承担致害风险责任，从法理上来说，根据“谁享受利益谁承担风险”的原则，因为雇主从生产经营活动中获取了利益，所以应当对该项活动所致的损害承担责任。同时雇主的生产经营活动是致害风险的来源,所以应当由雇主承担致害风险责任。三、对于被抚养人生活费，《婚姻法》规定，夫妻有互相扶养的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生活费是被扶养人预期利益减少的一种消极损失，当一方受到损害时，其劳动能力丧失导致双方本应享有的共同收入减损,进而影响没有劳动能力又无生活来源的另一方本应享有而一方本应负担的生活费用,故夫妻一方能够成为另一方的被扶养人。因此对于受害人妻子上诉人程银仙一个农村家庭妇女而言，一直依靠丈夫作为货车司机收入生活，没有自己的工作，应享有一方本应负担的生活费用而丧失,希望二审法院体谅酌情考虑。 被上诉人武完林辩称：一、关于本案基本事实与被上诉人是否存在过错问题。1、本案基本事实。答辩人武完林系晋Ｋ8××××货车车主，该车保险齐全。受害人原立彭及跟车人程某系临时雇佣，费用按出车趟数结算，在本省范围200公里内驾驶。受害人是在2020年4月底通过顶趟司机群车主发布顶趟信息后联系的。2020年7月22日，受害人原立彭及跟车人程某从祁县西关村出发到汾阳拉货，送至沁源县县城工地，总共距离170余公里。在汾阳酒厂拉货后在祁县西关外环饭店吃的中午饭，答辩人武完林在二人饭后还检查了车辆，强调路上注意安全。当晚12时车辆才到达工地。在二人将解完钢丝绳时，现场吊车卸货时受害人倒地，程某赶忙拨打120急救，并通知答辩人武完林，之后又打电话告武完林120工作人员来到现场后确定人已去世，武完林让赶快报警，派出所工作人员进行了现场勘验，调取现场视频，并对现场人员进行笔录。由于答辩人武完林本人刚出院不久，身体状况不好，先后派6人到达现场，并要求派出所进行尸检，以查明事实，但受害人原立彭家属认为受害人本身有病，不同意尸检，要将人拉回祁县。之后答辩人武完林派去的人，为受害人购置了寿衣等物品，由受害人家属将受害人运到祁县。受害人出殡时，答辩人武完林派人送去了丧葬费及以前出车费用，但受害人家属情绪激动，辱骂撕扯去的人。2、关于被上诉人过错问题。《侵权责任法》第35条规定，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1）本案当中受害人并非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而是因病导致，所以答辩人武完林不存在过错。（2）答辩人武完林作为车辆所有人、管理人，不存在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解释第1条应当认定对损害发生有过错的四种情形及侵权责任法49条规定情形，所以答辩人武完林作为车辆所有人、管理人不存在过错，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为本案并非因道路交通事故及车辆本身存在安全隐患导致发生。（3）受害人具备相应驾驶资质，所以答辩人武完林不存在选人用人的过错。《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11条对申请人的年龄条件、身体条件作了明确规定；第12条做出了禁止性规定，其中第一款规定：有器质性心脏病、癫痈病、美尼尔氏综合征、眩晕症、痣病、××、痴呆以及影响肢体活动的神经系统疾病等妨碍安全驾驶疾病，答辩人武完林认为既然取得相应驾驶资质就不应当有心脏病，所以答辩人武完林不存在选人用人的过错。（4）上诉人称因加班加点、劳累过度导致死亡是不能成立的。首先受害人的职业是货车司机，进行货物运输是其工作，并且此处工作是按趟结算，所以不存在加班加点。其次货车司机出门在外，其可自主决定何时吃发休息，没有证据表明答辩人武完林对其车辆进行强迫驾驶，所以不存在劳累过度导致死亡。二、关于法律适用及上诉人提出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11条的问题。一审法院依据《侵权责任法》第24条，受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双方分担损失。是正确的。《民法典》第1186条规定，受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的，依照法律的规定，由双方分担损失。可见无论新法还是旧法都规定了相同内容。《民法典》第1192条对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过错承担相应责任。此规定与侵权法第35条规定是一致的。但本案并非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情形。本案当中受害人并非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而是因病导致，所以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11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被上诉人认为此条款并不适用本案。此条款适用的范围根据其解释，应当属于工伤范畴。三、关于被抚养人生活费问题。由于三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丧失劳动能力且又无其他生活来源，所以一审法院的认定是正确的。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应依法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应依法驳回其请求。 程银仙、原雷、原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武完林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抚慰金、被抚养人生活费、处理后事人员误工费、交通费等损失共计35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武完林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武完林系晋Ｋ8××××大型货车纳的实际经营人。2020年2月受害人原立彭开始受雇于武完林从事货运司机工作，按出车趟数结算工资。2020年7月22日早6时许,受害人原立彭驾驶晋Ｋ8××××货车与跟车人程某从祁县出发到汾阳县拉货，装货后返回祁县，当天下午5时许，二人又驾车去沁源县送货,7月23日凌晨1时许到达沁源县沁河镇实验小学附近目的地，原立彭下车解除货物绑带时突然到地，程某随即打电话向120求助并报警，当地医护人员到场后经检查确认原立彭已无生命迹象。沁源县公安局沁河派出所接警到达现场，经过调查取证，已经排除他杀。沁源县人民医院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及居民死亡殡葬证死亡原因一栏标注为“心源性猝死？”。事发后，武完林先行给付程银仙、原雷、原涛丧葬费20000元。另查明，受害人原立彭1964年7月2日生，程银仙系受害人原立彭妻子，原雷、原涛系受害人原立彭儿子。 一审法院认为，武完林作为晋Ｋ8××××货车实际经营人，受害人原立彭接受其指挥与安排，为其提供驾驶车辆的劳务，并由武完林支付报酬，双方之间成立劳务关系。根据现有证据，受害人原立彭系因自身身体原因突发疾病而死亡，程银仙、原雷、原涛主张受害人系因加班加点劳累过度而导致死亡，武完林主张系因受害人明知身体不适的情况下未能主动就医而导致死亡，双方均无证据证明，不予采纳。关于程银仙、原雷、原涛的损失，程银仙、原雷、原涛均系成年人，没有证据证明丧失劳动能力且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程银仙、原雷、原涛主张的被抚养人生活费于法无据，不予支持;程银仙、原雷、原涛主张的处理丧葬事宜的误工费、运尸费、交通费，程银仙、原雷、原涛未能提供相应证据，但确系在事发后客观产生的费用，酌情予以考虑。程银仙、原雷、原涛的损失包括:死亡赔偿金665240元;丧葬费36103.50元;处理丧葬事宜的误工费3000元;运尸费3000元;交通费1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以上共计758343.50元。对于受害人的死亡，武完林与受害人在主观上均无过错，程银仙、原雷、原涛主张由武完林按照损失的40%承担赔偿责任，于法无据，但受害人系在为武完林提供劳务期间死亡，武完林作为受益人依法应当对程银仙、原雷、原涛的损失予以补偿，酌定由武完林补偿程银仙、原雷、原涛损失的10%即75834.35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二十八条之规定，判决:一、武完林在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一次性补偿程银仙、原雪、原涛75834.35元（含已支付的20000元）;二、驳回程银仙、原雷、原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接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550元，减半收取3275元，由程银仙、原雷、原涛负担2565元，由武完林负担710元。 二审中，上诉人程银仙、原雷、原涛提交优盘（内附行车轨迹和工作视频）一枚及照片两张，欲证明原立彭没有任何心脑病症，也没有类似征兆，当天中午原立彭并没有休息，高强度运输工作导致原立彭猝死。被上诉人武完林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上诉人的证明目的。 被上诉人武完林提交证人证言一份，欲证明上诉人不同意尸检。上诉人程银仙、原雷、原涛质证称，不予认可，证人是被上诉人亲属朋友，不能证明原立彭因病死亡。 二审中，上诉人程银仙称其没有工作，种几亩地。 其余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 本案的争议焦点：1、上诉人程银仙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是否应予支持；2、本案赔偿责任比例应当如何划分。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本案中，程银仙主张被扶养人生活费，但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其具备被扶养人的法定条件，原判决未予支持该项费用，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受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双方分担损失。”本案中，程银仙、原雷、原涛主张原立彭因劳累过度导致猝死，而武完林辩称原立彭因自身疾病而突发身亡，但所举证据均不足以证明其主张，致使原立彭死亡的原因难以查清，难以认定双方的过错。原判决结合实际情况，酌情由武完林补偿75834.35元，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412元，由上诉人程银仙、原雷、原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寇永俊 审判员  杨姣瑞 审判员  侯建伟 二〇二一年三月五日 书记员  张 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