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3民终121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陶某，女，1947年1月30日出生，住北京市密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瑞江（系北京市密云区果园街道果园新里北区社区居民委员会推荐），男，1963年11月16日出生，住北京市密云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某1，男，1966年7月18日出生，住北京市密云区。上诉人陶某因与被上诉人陈某1赠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2020）京0118民初19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陶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瑞江，被上诉人陈某1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陶某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撤销赠与《协议》，要求将北京市密云区果园街道果园新里北区×号院×号楼×单元101号楼房（以下简称101号房屋）过户至陶某名下；陈某1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1.陈某1对陶某不尊、不孝、不赡养由来已久，故2003年赠与合同中附加了赡养条件，但协议签订以后，陈某1并未发生改变，每月的赡养费也是司法干预的结果，不是陈某1主动给付，到2019年陈某1彻底拒绝履行赡养义务，陶某对其完全失望，故陶某决定行使协议撤销权，并不违反除斥期间的法律规定，2015年是陶某向密云法院起诉增加赡养费的时间，一审法院以2015年作为陶某撤销协议的起算时间显然错误；2.陈某1违反协议所附条件不尽赡养义务的行为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应以陶某不能接受的程度达到极点的时间作为其行使撤销权的起算点；3.一审对于涉案房屋的历史流变和转化过程进行了调查分析，对案件事实进行了扩大审理，本案仅是协议撤销请求权纠纷，不是析产、继承纠纷。陈某1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陶某的上诉请求。涉案房屋不存在赠与，涉案房屋原本就是陈某1的。陶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撤销双方于2003年8月1日签订的有条件的房屋赠与《协议》；2．判令陈某1将曾属陶某的101号房屋还予陶某；3．判令由陈某1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陶某共生育两名子女，即陈某1及陈某2。现双方均认可，陶某在涉案房屋内居住。依据《季庄村宅基地有偿使用一览表》记载，户主姓名陈某3，家庭总成员3，宅基地建筑年份63，有自留地人口数6，其下一行对应位置各书写：陈某1，3，0.4，宅基地实际面积长26.45米、宽16.2米，平米428.49……备注：外自留地238.21平方米=0.34亩。依据［91］密规建字108号《密云县人民政府基本建设用地许可证》记载，同意季庄村民陈某1如下建设项目：院内翻正房、扩建南房。2003年7月24日，北京振兴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甲方、拆迁人）与陈某1（乙方、被拆迁人）签订了《拆迁安置协议书》，约定：拆除乙方坐落在季庄村（有房照或正式永久批示）房屋13间，建筑面积204.46平方米，实际居住人口4人。甲方给予乙方回迁安置楼房建筑面积231.36平方米……乙方回迁安置在×号楼×单元×层101号，建筑面积77.12平方米楼房一套，其中偿还乙方原建筑面积77.12平方米，楼层差价以均价1200元／平方米为基价计算，按每平方米180元的价格收取乙方层差费13881.6元……乙方回迁安置在×号楼×单元×层×号，建筑面积77.12平方米楼房一套，其中偿还乙方原建筑面积77.12平方米，楼层差价以均价1200元／平方米为基价计算，按每平方米240元的价格退还乙方层差费18508.8元……乙方回迁安置在×号楼×单元×层×号，建筑面积77.12平方米楼房一套，其中偿还乙方原建筑面积50.22平方米，楼层差价以均价1200元／平方米为基价计算，按每平方米180元的价格收取乙方层差费9039.6元，乙方要求多要楼房面积26.9平方米，甲方应收取乙方多要楼房面积款19122元（注：此户优惠给15平方米不收取任何费用）……给予乙方宅基地补偿款，根据乙方建房批示上载明的占地面积共266.7平方米，给予每平方米200元的补偿，共计补偿53340元。本协议签署后甲方给予乙方部分补偿费和拆迁周转费22000元，余补偿费待乙方回迁上楼时扣除应付费用，多退少补一次结清……甲方收取乙方楼房维修基金9254.4元、供暖费按乙方房照或正式永久批示的建筑面积204.46平方米计算，甲方向乙方补贴供暖费每年每平米13.5元，一次性补贴10年……乙方保证在2003年7月31日之前搬出，并具备甲方拆除条件。本户订九单元五号车库面积为21.63平方米，因属带头户，结算时给予适当价格优惠20％的优惠。2003年8月1日，陈某1与陶某签订《协议书》，约定：就母子之间因拆迁，以后赡养及生活安置问题，达成如下协议：一、拆迁安置的一层楼房面积77.12平方米，由其母陶某居住，健在期间子媳不得将此房出租、出售转让及轰走不让住。二、此房产权其母同意归陈某1所有，其母不得转赠转让抵押给其他人，签字后十日内其子给付其母100元零花钱。三、自2003年8月起每月给其母生活费50元，并实报实销治病所需费用，如其母另行起伙，月由其子给付生活费100元。四、协议计三份，双方各一份，执笔人一份。执笔人林某，2003年8月1日，陶某、陈某1签字。另，该份协议中立约人处写有郭某的名字，但其并未在协议上签名。经法院征询，郭某表示签订协议时其在场，其知情但不愿签字。2010年1月11日，北京振兴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卖人）与陈某1（买受人）签订了《补充协议》，约定：本补充协议由以上双方于北京市密云县西门外大街16号院5号楼－1号现场签订。出卖人与买受人于2009年2月27日就出卖人开发的密云县西门外大街16号院×号楼×层×单元－101（以下简称“该房屋”）签订了编号为：XF143033的《北京市商品房预售合同》（以下简称“《预售合同》”），现双方根据《预售合同》对以下事项做出本补充约定如下：第一条预测坐落为西门外大街16号院×号楼×层×单元－101实际房屋坐落为密云县西门外大街16号院×号楼×层×单元101室。第二条据《预售合同》约定，该房由北京市檀州房地产测绘中心预测，预测建筑面积79.68平方米。总房款壹拾陆万零仟陆佰贰拾零元人民币整。根据实测结果，该房屋的实测建筑面积共80.31平方米。第三条该房屋建筑面积的差异为0.63平方米，根据《预售合同》关于面积差异处理的约定，按照下述方式1办理：1．实测建筑面积大于预测建筑面积时，建筑面积误差在3％以内（含3％）部分的房价款由买受人补足，超出3％部分的房价款由出卖人承担，产权归买受人所有，此时买受人应支付给出卖人人民币元（小写??——）的面积差款……2010年1月14日，坐落于密云县西门外大街16号院×号楼×层×单元101房屋登记在陈某1名下，共有情况为单独所有，建筑面积为80.31平方米。另查一，为核实相关情况，法院向林某进行了解。林某表示，其时任北京市密云区密云镇季庄村副书记，主管拆迁工作，需要每家每户做工作。经过几次沟通后，陈某1、陶某达成了协议，后在村大队的见证下，陶某、陈某1、陈某1爱人郭某、村里工作人员、其均在场的情况下，由其执笔书写了2003年8月1日的协议，陈某1、陶某同意并亲笔签名。当时村里开会说家里有老人的先行登记并且保证老人有低层房，如果家中没有老人的原则上不给予一层的房屋，协议中的77.12平方米的房屋其实就是给老人的。当时陈某1的父亲陈某3已经去世，宅基地仍在陈某3名下。村里先找到陶某，当时谈到给三套回迁房，登记在陶某名下一套，另两套登记在陈某1名下，但是陈某1要求均写在自己名下。其再次找到陶某，也为了保证她今后的养老问题，在有协议中写的前提条件下，陶某同意三套房屋均登记在陈某1名下，陶某健在期间不得将房屋出租、出售及不让居住。有了这份协议，村里才允许陈某1签订拆迁协议。因为宅基地登记表上系原一家四口人的名字，没有郭某的名字，陶某认为房屋与郭某没有关系，故陶某不同意让郭某签字。陶某家就一个儿子，按照农村约定俗成，将来养老肯定是儿子的事情。对以上笔录的真实性，双方均予以认可，但陈某1持答辩意见认为原拆迁房屋系其自建房。另查二，在审理过程中，陶某表示拆迁前的房屋坐落于北京市密云区密云镇季庄村季庄前街北2巷6号，最早的三间北房、两间厢房系其与陈某3共建。1991年翻建北正房、南房及厢房时，为督促陈某1好好上班并出钱翻建房屋，就以陈某1名义申请，其与陈某3出资较多，用了老房拆除的材料、放了院中自己栽种的树木，陈某2未结婚挣的钱都给家里拿出来盖房，故以上房屋应属于家庭共建。拆迁时为了安顿其生活和房子，且为了让陈某1将来少花过户费等，故其让林某写了2003年8月1日的协议。2010年办房本时开发商询问其意见，考虑到过户费及陈某1没有正式工作，将来还需要他养老，就写了陈某1的名字，但是原房屋中应当有陈某2的份额。法院征询陈某2的意见，陈某2表示其父母陶某、陈某3曾在季庄村建设有北房三间、西厢房二间，后由其父母、陈某1、郭某及其共同出资翻建为南房五间、北房五间、东西厢房六间，并且翻建也使用了其自留地的面积，应属家庭共建，故以上房屋中有其析产份额，陈某3去世后，亦有其继承的份额，现未经过析产继承。综上，以上院落回迁安置的利益中有其份额，其主张自己的权利。签订2003年8月1日的协议时，其并不在场也不知情，只是事后听陶某一说，因回迁利益中有自己的份额，故该协议应属无效。经法院释明，陶某、陈某2表示不另行提起诉讼。法院征询郭某的意见，其表示1991年翻建的房屋系其与陈某1出资所建，其余人均未出资。另查三，陶某申请法院调取2017、2018、2019年其与陈某2的报警记录、警方介入后的信息采集及处理意见。经调取，2019年1月16日陶某报警称在季庄村16号院有家庭纠纷，反馈信息为陶某与陈某1因家庭琐事发生纠纷，现已自行协商解决。2019年7月20日陶某报警称在16号院求助，反馈信息为陶某因亲情问题与其子陈某1发生纠纷，双方自行协商解决。2019年9月2日陶某报警称在果园16号院有纠纷，反馈信息为陶某因赡养问题与其子陈某1发生纠纷，双方自行协商解决，协商不成自诉人民法院。另查四，陶某曾以赡养费纠纷为由将陈某1诉至法院，后法院于2015年6月18日作出（2015）密民初字第3444号民事判决书，判令陈某1自2015年7月起，每月给付陶某赡养费400元，每半年付一次；陶某之医药费凭单据由陈某1负担二分之一，自2015年7月1日起，每年的6月底、12月底分两次结清。后陶某将陈某1、陈某2以赡养纠纷为由诉至法院，法院于2015年9月15日作出（2015）密民初字第4594号民事判决书，判令陈某1、陈某2每人给付陶某2008年2月29日至2015年6月27日之间的医药费13111.18元。双方均认可，上述相关费用均通过法院执行程序交纳及发放。后陶某以赠与合同纠纷为由将陈某1诉至法院，要求陈某1将原属于其所有的位于北京市密云区果园小区101号楼房还给其，确保其正常生存，后于2020年1月3日撤回起诉。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双方均认可涉案房屋系坐落于北京市密云区密云镇季庄村房屋拆迁利益的转化。对于原有院落内房屋及转化后回迁安置房的权属，双方存在争议，且经法院征询，陈某2亦表示上述房屋中有其份额，其主张相应权利。但经释明，陶某、陈某2均表示暂不另案诉讼且陶某坚持本案诉讼。故法院现针对陶某的诉讼请求进行分析。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受赠人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或者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撤销权。现陶某以陈某1不履行赠与合同所附条件、不履行赡养义务为由要求撤销赠与合同，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充分证明其主张，且陶某表示自2015年起陈某1背弃承诺置其健康**活于不顾、后愈演愈烈，其要求撤销赠与合同已超过法律规定的期间，故对于陶某要求撤销2003年8月1日双方签订协议之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另依据双方陈述，陶某现居住在涉案房屋内，故对于其要求返还涉案房屋之诉讼请求，法院亦不予支持。需要指出的是，“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陶某系陈某1亲生之母，对陈某1有生育、养育之恩，陈某1理应对其多陪伴、多理解、多孝敬。判决如下：驳回陶某的诉讼请求。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陶某申请陶福祥、李文兰出庭作证，证明陶某于2019年骨盆摔伤住院，陈某1未尽照料陪护义务。陈某1对该证人证言真实性不予认可，但未举证证明其尽到了照料赡养义务。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涉案合同的签订及陶某主张撤销赠予的法律事实均发生于民法典施行前，故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同时，为保护赠与人的合法权利，法律赋予了赠与人法定撤销权，即便赠与行为已完成，当受赠人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或者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时，赠与人仍可以撤销赠与。本案中，据已查明的事实，陶某、陈某3夫妻原在北京市密云区密云镇季庄村有房屋一处，1991年陈某1虽将院内房屋拆除后翻建，但结合房屋来源、陶某身份情况，应认定陶某对院内房屋仍享有部分所有权。后该院落被拆迁，原房屋所有权通过拆迁进行了转化，陶某在新安置房屋中应享有相应的权益。陈某1主张翻建均系其个人出资，陶某对被拆迁房屋不享有权益，缺乏法律依据，本院对其此项意见不予采纳。2003年8月1日，陶某与其子陈某1签订《协议书》，约定陶某同意拆迁安置所得的77.12平方米楼房归陈某1所有，陈某1须履行给付生活费、医药费等赡养义务。该协议性质为以陈某1履行赡养义务为前提，陶某将自己在拆迁过程中应享有的安置利益让渡于陈某1的赠与协议。后101号房屋登记在陈某1名下，赠与行为完成。现陶某以陈某1未履行赡养义务为由，要求行使法定撤销权撤销赠与，故本案争议焦点为：一、陶某行使撤销权是否具备法定事由；二、陶某行使撤销权是否超过法定期间。一、陶某行使撤销权是否具备法定事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四条规定，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赡养人是指老年人的子女以及其他依法负有赡养义务的人。根据在案证据查明，陶某年过七旬，于2015年先后两次以赡养费纠纷为由，将陈某1诉至法院，要求陈某1给付赡养费及医疗费，法院虽作出相应判决，但陈某1并未主动履行判决，而是通过法院执行程序予以执行。此后多年，截至本案诉讼，陈某1仍是通过法院扣划的方式被动给付赡养费，而非积极主动履行对陶某的供养义务。另根据法院调取的2019年报警记录证明，陈某1与陶某因赡养、亲情等问题屡次发生纠纷，陶某多次报警寻求帮助。陶某于2019年摔伤骨盆，其亲属出具证人证言，证明陈某1未尽照料陪护义务，陈某1对此虽不认可，但亦未举证证明其尽到了生活照料义务。本院认为，上述在案证据足以证明，陈某1作为法定义务人，未按照法律规定履行对陶某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陶某行使撤销权具备法定事由。一审法院对陶某主张陈某1未尽赡养义务未予认定，属事实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二、陶某行使撤销权是否超过法定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虽系赠与合同纠纷，但双方当事人并非普通商事主体，而系母子关系。陶某主张撤销赠与的事由亦系基于陈某1未履行赡养义务，故如何理解“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原因”对案件处理尤为重要。“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陶某作为陈某1的母亲，在拆迁时之所以同意将自己在101号房屋中享有的安置利益归陈某1所有，一方面是希望晚年生活得到陈某1更好的照料，另外一方面是为陈某1的利益最大化所考虑。2015年，陶某虽因陈某1未履行经济上的供养义务而提起诉讼，但从生活常理上来看，陶某知晓向陈某1赠与拆迁利益关系重大，出于对子女的爱护和不愿意双方关系继续恶化的考虑，陶某仅选择起诉索要赡养费的方式来解决经济供养问题，而并未萌生撤销赠与之意。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角度上来看，陶某仅凭当时的情况无法判断出陈某1除经济上拒绝供养外，也不打算今后在生活方面对其进行照顾。综合上述情况，陶某于2015年起诉索要赡养费这一法律事实的发生时间不应认作撤销赠与除斥期间的起算点。而根据2019年多次报警记录显示，双方于2019年矛盾冲突升级，陶某摔伤骨盆后，陈某1又未尽照料陪护义务，母子关系极度僵化，此时，无论在经济供养方面、还是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方面，陈某1均未尽到为人之子应负的赡养义务，陶某不能接受的程度达到了极点，撤销事由由此发生，陶某亦因此主张撤销赠与。故应以最后一次报警记录所显示时间，即2019年9月作为法定期间的起算点，陶某上诉主张其行使撤销权未超过法定期间，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采纳。综上，陶某行使撤销权具备法定事由，且未超过法定期间，陶某上诉主张撤销2003年其与陈某1签订的《协议书》，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关于陶某要求将101号房屋过户至其名下的上诉请求，因陶某一家此前未进行过析产继承，包括101号房屋在内的三套房屋经拆迁转化而来，而在案证据显示拆迁安置协议除涉及本案双方当事人外还涉及案外人利益，故涉案合同被撤销后各方应另行通过析产、继承等方式解决101号房屋归属问题，目前情况下，陶某该项上诉请求，本院不能予以支持。需指出的是，孝敬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淀了中华民族深厚的道德文明精华，在现代社会中，孝敬文化更应得到传承和升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其中“和谐”一词即包含老有所养之义。陶某因与陈某1多次发生家庭矛盾、赡养问题寻求司法救济，其境遇令人同情，而撤销赠与这一结果也应该并非双方当事人签订赠与合同时的初衷。希望此案能令陈某1深刻反思，修正自己的行为，于今后的生活中在物质上赡养和悉心照料母亲，在精神上体贴、关心母亲，早日取得陶某的谅解，家庭恢复幸福和睦。综上所述，陶某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2020）京0118民初1991号民事判决；二、撤销陈某1与陶某于2003年8月1日签订的《协议书》；三、驳回陶某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陈某1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林存义审 判 员  薛 妍审 判 员  赵 霞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孙亚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