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浙01民终70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省地矿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万塘路51号。 法定代表人：楼文荣，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卫珠、郑关军，浙江吴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杭州富阳区东洲街道江南劳务队，经营场所杭州市富阳区东洲街道黄公望村华墅。 经营者：陈文新，男，1965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榕杰，浙江好阳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浙江省地矿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地矿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杭州富阳区东洲街道江南劳务队（以下简称江南劳务队）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2020）浙0111民初52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5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由审判员秦海龙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8年地矿公司（甲方）与江南劳务队（乙方）签订《土方开挖施工合同》一份，约定甲方将爱科新建智能切割设备生产线项目工程土方开挖及外运发包给乙方，计价方式按开挖实际土方量每立方米75元，基础土方开挖及就地回填等，甲方需向乙方租用机械设备或车辆等，计费标准为后八轮汽车220元/小时、200挖机250元/小时、240挖机300元/小时、80挖机150元/小时、200挖机26000元包月，时间按甲方现场施工员手签原始单据为依据汇总计算。本合同造价结算方式为土方开挖前由甲乙双方对施工现场的标高进行测量，土方开挖完成验收后，由双方对开挖量进行计算。工程进度款支付：土方开挖后，按工程进度每月支付完成工程量的60%，土方开挖及外运完工后一个月内支付至完成工程量的80%，余款在本工程基础工程全部结束后1个月内结清。合同还对其他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 2020年1月14日，双方进行了外运土方的数量核对，确认合计土方量为14581方，林海华在核对单后甲方代表处签字并加盖“浙江省地矿建设有限公司杭州爱科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新建智能切割设备生产线项目项目部”章。 2020年5月25日，江南劳务队与地矿公司签订《爱科新建智能切割设备生产线项目结算协议书》一份，载明：“1.整个项目合计外运土方14581方，其中辅助楼二号厂房标高测定土方10400方，一号厂房零星土方4181方。合计14581方，单价75元/方，合计金额1093575元。挖机费用843305元。总计工程量1936880元；甲方已支付预付款1038000元，故结算金额：898880元。该款项支付后，甲方与乙方之间的货款已全部结清。合同履约完成。”林海华作为甲方地矿公司代表签字。 江南劳务队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1.地矿公司支付江南劳务队土方款、挖机费用共计898880元；2.地矿公司支付自2019年7月16日起至欠款还清日利息损失（以898880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付，暂计至2020年8月31日的利息为40992.6元）；3.本案诉讼费由地矿公司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江南劳务队、地矿公司对于签订《土方开挖施工合同》的事实均无异议。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林海华作为代表签订并加盖项目部章的《明细》以及林海华作为代表签订的《爱科新建智能切割设备生产线项目结算协议书》，是否有效。地矿公司认可林海华系其在案涉工程项目部的工作人员，也未对项目部章的真实性提出异议。浙江省地矿建设有限公司杭州爱科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新建智能切割设备生产线项目项目部是地矿公司因案涉工程施工需要成立的，林海华作为地矿公司项目部工作人员，与江南劳务队确认外运土方明细及对工程量进行结算，江南劳务队有理由相信林海华有权代表地矿公司与其进行结算，林海华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明细》及《爱科新建智能切割设备生产线项目结算协议书》合法有效。林海华的上述表见代理行为，应当由地矿公司承担其法律责任，前述《明细》及《爱科新建智能切割设备生产线项目结算协议书》对地矿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江南劳务队依据双方签订的《土方开挖施工合同》履行了自己的义务，地矿公司应依据《爱科新建智能切割设备生产线项目结算协议书》记载的数额履行付款义务。地矿公司在双方结算后未及时支付，显系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江南劳务队主张从2019年7月16日起算利息损失，未提供相应的依据，原审法院认为，江南劳务队主张利息损失的起算点应从双方结算的日期即2020年5月25日起算。故江南劳务队的诉讼请求，合理部分，予以支持。地矿公司辩称江南劳务队实际完成的工程量与其主张的工程量严重不一致，地矿公司已支付的款项可能已超过应付款项以及江南劳务队停工造成地矿公司损失，但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不予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原审法院于2020年12月11日判决：一、地矿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江南劳务队土方款及挖机费用共计898880元；二、地矿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江南劳务队自2020年5月25日起至款项付清日止按本金898880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三、驳回江南劳务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3199元，减半收取6599.5元，由江南劳务队负担158元，由地矿公司负担6441.5元。 宣判后，地矿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判决认定案涉项目土方工程量和工程款的基本事实不清。（一）江南劳务队主张的土方外运量竟高出第三方造价咨询意见和建设单位决算数据即投标报价清单工程量近一倍，与案涉项目的实际需求、规模明显不符。应诉期间，地矿公司委托浙江省建设工程设备招标有限公司核对本案的实际工程量，系依据案涉项目的施工图纸及《地质勘察报告》上的原始标高数据及建筑行业定额规范而得出的，在原审判决后才出具的《工程造价咨询报告书》表明：案涉项目主体土方部分工程量为：开挖18756ｍ？，回填9208ｍ？，外运：9548ｍ？。而江南劳务队主张的外运土方高达14581ｍ？。案涉项目采用的是清单招标，即建设单位先委托中介机构根据图纸计算出工程量，再提供工程量清单进行招标，总包单位最后根据自身情况组成综合单价进行投标，决算时也以该工程量清单为依据。该投标清单显示的外运土方量还要略低于前述经第三方验算的数据。目前，建设单位业主方对案涉项目的工程总决算审计报告预计在2021年1月份即将出结果，其中的土方工程量数据与最初投标报价清单上也是吻合的。案涉项目为爱科新建智能切割设备生产线工程，其中：1号、2号厂房，加上辅助楼、门卫的主体土方部分由江南劳务队承包，其余室外土方由另一家分包。案涉项目的施工图纸及《地质勘察报告》是固定不变的，这上面的标高等原始数据是公开可直接读取查证的，根据现场建筑分布，了解楼层结构细节，按照地基部分的实际工况，依据业内科学方法（包括不规则几何体三维的长、宽、高、面积、体积等多组数据，以及计算的顺序等）自然能够精准测算出案涉项目主体土方量到底多少立方米。地矿公司与江南劳务队的《土方开挖施工合同》“二、工作内容：以图纸、联系单、甲方的施工方案为标准，土方开挖及外运总量约12000立方米”--这个双方事先约定的明确方量完全能够跟前述三份新证据的数量基本吻合、相互印证。即使实际施工后具体有所调整和出入，也不会相差这么离谱。双方合同还约定：“四、工程款支付和结算方式：土方开挖前由甲乙双方对施工现场的标高进行测量，土方开挖完成验收后，由双方对开挖量进行计算”。江南劳务队提供的土方量显然不符合双方合同这一计算程序。特别是《结算协议书》中有关“辅助楼二号厂房加承台1××××方”，连按车估算的起码数字都没有，那么林海华签证给地矿公司的14581ｍ？从何而来？究竟是过磅称量？空口白话？还是一拍脑门？（二）江南劳务队自己提供和自认的结算数据错漏百出、矛盾重重，原审法院无视此等明显疑点，仅以复印件为由不予审查，未能查清基本事实。在一审庭审时，江南劳务队宣称其施工过程中每个月都有清单，之后再进行总的核算。其所提供的《2018年8月至2019年6月结算凭证》本应是法庭调查的重点。这正是核实江南劳务队提供的《土方核对明细》、《结算协议书》该两份关键证据有无形成在前的客观依据之基础，才能让最终的工程量结算构成具有合理性、可信度。经校对江南劳务队一审当庭提交的《月结算凭证》，存在如下多处问题：首先，在2018年8月至10月、11月，其外运土方分别是12000方、3000方。该两处数字仿佛随心所欲，挖土时能掐会算，恰好精确到都是以千为单位的整数。这违反日常生活的经验法则，现实中不可能发生。而该两处数字相加之和为15000方，又与《结算协议书》中主张的14581方并不相符。同时还发现：依据《月结算凭证》，2018年12月明明并无土方外运，但《土方核对明细》却显示该时段完成了1625方（然后才得出14581方的总量）!由此可见，江南劳务队不但开挖、外运的土方量对不上，连施工日期也不足以自圆其说。其次，在2018年10月至2019年6月期间，案涉项目29天停工及66天无土方施工的时段内，所谓的《月结算凭证》居然都产生了土方工程款及挖机租用，令人匪夷所思!比对查阅《监理日报》即在2018年10月8日、21日、22日、30日；12月8日、9日、11日、31日；2019年1月2日、13日、27日、28日（其中明确记载“明日（即2019年1月27日、农历腊月廿二）开始停工”，这完全符合建筑行业春节农民工等全部放假停工的惯例与实际）；2月19日-25日（即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至正月廿一，这完全符合建筑行业春节后农民工等陆续返乡复工的惯例与实际）、27日；3月1日、21日、27日、28日、30日；4月5日、17日、22日；5月30日等29天，案涉项目均全天未施工；在2018年10月4日-7日、10日、12日、15日、18日-20日、23日、25日、29日；11月6日-8日、13日、16日、18日、22日、26日、27日、29日；12月5日-7日（其中6-7日均明确记载停工）、10日；2019年1月5日、6日、15日-18日、20日、21日、23日、26日；3月4日-12日、17日、18日、20日、22日、25日、26日、29日、31日；4月1日-3日、6日、7日、18日-21日、23日；5月2日-4日、6日、7日、31日；6月2日、3日、9日-11日、14日、15日等66天，案涉项目虽有施工，但均未进行土方开挖、外运、回填、铺碎石等施工，因此也不可能用到江南劳务队的挖机、后八轮汽车等机械和人工，但江南劳务队提供的《土方核对明细》和《月结算凭证》赫然都在施工!都要按时计费!可见，经季春雷签证的唯一一笔机械租金：200挖机、85.3小时、计20875元也严重不实。最后，江南劳务队的土方工程实际于2019年1月份就早已完工，哪来在此后2020年5月25日地矿公司再授意林海华跟其签署《结算协议书》？以及迟至2019年6月份还向其租用挖机呢？（三）江南劳务队主张的843305元挖机费用系重复计费，应在总工程款中扣除，原审法院对此节基本事实认定不清。根据双方合同约定：“三、计价方式按开挖实际土方量每立方米75元”、“5、该单价包含按照甲方施工方案的要求完成该工程所需的全部人工费、材料费、设备费、设备材料运输及保管、成品保护费…各类与施工相关的…设备、人员…等全部费用”。也即，按照75元／ｍ？综合单价计费后，无论是土方开挖了外运，还是土方开挖了就地回填，同时用到人工、镐头机、拖车、吊机、装车等机械配合，均不再结算费用。除非出现该条后续第二款约定的地矿公司需另行租用江南劳务队现场挖机等情形：即200挖机每小时250元；包月26000元计费。事实上，江南劳务队绝大部分施工日仅提供一台挖机作业，只有极少时从别处增调一至两台挖机进场帮忙。因此，工地里基本上只有一台挖机忙于土方开挖，要么兀自外运，要么就地回填，不可能一台挖机既外运又同时从事回填土方两项工作，所以向地矿公司结算只能二选一：按照75元／ｍ？的综合单价或者约定的租金标准；而绝对不会同时产生挖机费、人工费等费用。玄乎的是：江南劳务队主张的挖机费用高达843305元，即按照250元／小时、24小时／天、3台相除计算，折合3373小时、141天、计422台次，这与案涉项目的总工期、实际对挖机租用的总需求均不相适应。同时，结合其前述2018年8月至11月间的《月结算凭证》对每一日都重复计算了两项费用，挖机费总额在《月结算凭证》内又严重少于《结算协议书》中的数字。试问：江南劳务队又是怎么在同一时间点内完成15000方（实际无这么多方量）土方开挖和外运工作的呢？总不可能挖机在那边忙，这边的土方自己长腿走出工地!换言之，根本不可能有如此频次的200挖机用于案涉项目，这个挖机租金是被重复计算的，应予扣减。一审贸然认定的挖机费用（约等于原判决支持江南劳务队的本金部分，占江南劳务队主张1936880元总工程款近半数），竟然不问有没有像至少还想用来说明土方量的《土方核对明细》、《结算协议书》那样有关双方具体结算构成的原始单据，就连江南劳务队自己提供的证据4、8挖机租用明细及土方结算明细，都因系复印件，无法核实真实性，被原审法院否定。也就是说：连有季春雷签证的唯一一笔20875元挖机费用都难以证明属实，试问：原审法院怎又欣然认定总额高达843305元、本应包含在江南劳务队主张的由14581方＊75元单价得出的1093575元土方工程款内、有重复计费之嫌的挖机费用呢？（三）原审不熟悉建设工程行业的惯例及规范，武断否认《监理日报》可谓离谱至极，也是没能查清案件基本事实的根源所在。1、监理公司是取得准入资质、接受建设单位委托、并对业主负责的居间专业机构，是独立于地矿公司、江南劳务队的无利害关系中立第三方。由其提供的《监理日报》系其出于对工程项目总承包施工履行监督管理法定职责而认真并连续书面记载的，不能认定为属于单方制作，是真实可靠的，应当采信。2、案涉项目的《监理日报》客观形成于本案诉讼之前，横跨2018年10月-2020年1月等整个施工总工期，每一天的记录很是详尽（停工当日则无记录），尤其是牵涉到当天最主要、最关键的一些施工工序，比如：几号厂房哪个区块的土方开挖、某个楼层的混凝土浇捣和梁板等具体施工部位的支模和拆模、工地质量安全存在的问题及整改措施等等，并且每一页面均附有少则2张、多则4张有关现场形象进度的清晰彩色照片，其中就有多达81页第一手资料涉及江南劳务队承包的各厂房和区块的土方开挖起始、完工日期；有无进行回填、外运；以及实地拍摄的挖机及具体工况等，可谓“有图有真相”。这些图片的采集是不可逆的，也几乎不存在事后补记、造假的可能性。所以，《监理日报》绝不仅是可供业主等各方备考的案涉项目的原始详实依据，而且对查清本案事实具有至关重要的佐证作用，极具可信度与说服力。3、《监理日报》还涵盖上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督导检查、四方联合验收、监理例会、塔吊安装等其他分包分项施工等案涉项目现场必然流程及工作内容，完全应该而且能够进行核查确认：诸如由监理公司出具证明或者通知监理工程师到庭说明其形成制作过程，描述案涉项目的实际施工进程情况，或者向建设单位等其他第三方调取备份与地矿公司持有这份进行比对，以及向莅临工地的安监部门、参与例会的人员乃至塔吊公司等多方求证，均能排除存在单方制作甚或伪造的可能。而原审法院仅仅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轻者说是不够谙熟工程施工的常规流程与基本逻辑，重则是违反证据认定规则，根本未曾详尽探究全案证据，综合双方庭审情况形成富于逻辑的自由心证和内心确信。在立案不足两月、距离2020年11月26日开庭仅仅不足11个工作日后就草草赶着年终结案，过于轻率。纵观上述四份关键定案证据，之所以在时间、施工内容、数额方面均悬殊巨大，存在重大偏差，究其原因只有一种解释：江南劳务队单方陈述严重失实，提供的《土方核对明细》、《结算协议书》涉嫌虚报工程量、骗取工程款。故，恳请二审查清事实，因为地矿公司确信“假的真不了”。（四）依据双方合同，江南劳务队属于中途退场，所有工程款应减半计算。原审对此节事实未予细究。双方合同第八条第（二）款约定：中途退场方式，自愿下浮25%的单价或者按照实际工程量的50%标准结算工程款。江南劳务队曾以“造价低、吃不消做”为借口拒不配合现场施工，一审庭审中也提出系因承包价低并最终退出了案涉项目的土方施工，再由另一支劳务队接替其余土方工程。这不仅说明其有结算造假、想方设法“填补亏损”之动机，还应当承担总工程款打折计算的违约后果。二、原判决完全遗漏地矿公司在《回复函》中对于土方工程量及工程款结算明确作出相反意思表示的事实，错误认定有关林海华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属于法律适用不当。依据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关于审理涉建筑施工企业项目部纠纷的疑难问题解答》“2.在何种情况下，可以认定项目经理行为构成职务行为？”、“3.审理涉建筑施工企业项目部的案件时，应当如何认定表见代理行为？”1、林海华并非案涉工程的项目经理，其不具备本应由地矿公司授权项目经理行使的、诸如与分包单位确定施工内容、工程价款等权限，其在《土方核对明细》及《结算协议书》上签字或者盖章亦因缺乏三个必备要件之身份和权限要素而不构成职务行为，该行为的法律责任与后果不应由地矿公司承担。2、本案不能认定为表见代理，且作为相对人的江南劳务队明显存在主观恶意。如前所述，案涉工程的项目经理是郑建帧，项目部印章也一直由其保管、并只授权其使用。林海华仅凭一人签字私自确认江南劳务队约有15000立方米的数量、以及加盖项目部印章的一纸《结算协议书》寥寥几句就判定地矿公司应付多达200万元的工程款，显然超出林海华个人与项目部的权限范围，且与建筑行业每个分部分项工程均需项目管理班子多人签证审核、最终由总公司进行专业预决算确认总结算等行为模式与交易惯例极不相符。因此，地矿公司在最初收悉《律师函》后第一时间即作出表态：（1）从未见过并不予认可随函所附的《结算协议书》，该《结算协议书》存在虚报工程量和工程款的情况，对江南劳务队重复计费提出重点异议；（2）地矿公司有严格的结算制度，之前并未曾与江南劳务队进行过正式结算，目前正在依据原始凭证逐一完成审核后将通知江南劳务队对账；（3）将严肃追究相关人员私自行为涉嫌违法违规等责任。该《回复函》表明地矿公司在知道林海华及其越权行为后亦对此作出过明确相反的意思表示。对此，江南劳务队系明知，其并不具备“有理由相信林海华有权代表地矿公司进行结算”的条件，即林海华不构成表见代理，案涉《结算协议书》、《土方核对明细》对地矿公司不具有约束力，其不利后果不应由地矿公司承担。而一审法院完全忽略对该节事实的认定。3、林海华擅自越权签署的《结算协议书》，作为于诉讼前对工程结算达成的协议并不具备双方当事人主体资格和有效性内容。林海华作为案涉项目部普通工作人员，对近200万元的土方工程量（款）不具有处分权，该两份《结算协议书》及《土方核对明细》就算项目经理郑建帧、以及整个项目部层级也不可能单独决定分部分项的工程款最终结算，业内惯例是所有常规性预决算都必须报请公司层层审核把关，故该两份《结算协议书》及《土方核对明细》因林海华及项目部不具备结算主体资格、属于无权处分，且内容疑点甚多、明显严重损害地矿公司一方的巨大权益而应被认定为无效。江南劳务队从缔结合同伊始、到履约全过程均属于明知林海华的签证行为属于严重越权、无效，是具有主观恶意的。 三、江南劳务队及林海华等涉嫌合同诈骗、职务犯罪等违法行为，应当移送公安机关依法调查处理。目前已有多组客观证据初步证明江南劳务队、林海华等涉嫌虚报工程量，伪造合同及结算材料的事实。例如：同样由林海华经手的案涉项目另一份《土石方填挖运输合同》签订日期为2019年1月30日，甚至早于对方当事人杭州富阳丽弘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注册成立时间2019年3月5日。（附国家企业信用网查询报告打印件）另在原审法院还有一起杭州富阳巨润混凝土有限公司与地矿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件（案号为：（2020）浙0111民初5463号），主审法官在认真听取和查证地矿公司提交的《监理日报》后，发现记载实际并未开工或者浇捣混凝土之日里竟然发生结算费用，认为明显有悖常理、令人存疑，旋即本着审理者裁判、审理者负责的态度中止审理，并建议地矿公司尽快报案处置，并不像本案这样急于裁判。林海华、季春雷等人辜负单位信任，和江南劳务队等分包单位及其经营者陈文新、王林富串通一气，试图通过结算造假，骗取国有资产的行径不言而喻，数额特别巨大，并极有可能涉嫌违法犯罪，地矿公司目前正在采取措施，已全力提出有关控告（地矿公司是省属国有企业，内部请示报告流程及具体启动纪检监察程序较为繁琐）。其实，细思之下，从迟至3个月前的2020年5月25日找林海华签署《土方核对明细》及《结算协议书》、到2020年7月2日委托发送《律师函》，直至诉诸富阳法院，江南劳务队“得人指点”，“有条不紊”地推进本案，所有用意与目的十分可疑。 四、原审法院在审查双方提交的证据和认定基本事实时任意加以取舍和否定，丝毫罔顾地矿公司的合理怀疑，全然采信不利于地矿公司的证据、剔除对江南劳务队不利的证据，“选择性”审查、“偏袒性”裁判，相当于剥夺了地矿公司的辩解权利，违背了民法的诚信准则和辩论原则，孤证定案、草率结案恐难令人信服，依法应当发回重审。原审法院不管地矿公司对该份《土方核对明细》及《结算协议书》的“三性”均有异议，对地矿公司提出已申请第三方验算工程量等不予理睬，也不再针对双方合同的履行过程一并进行审查，比如：土方究竟如何施工的?开挖、外运、回填的先后顺序及相互关系?分包工程验收合格了吗?在近一年的工期中有无留存其他确凿可信的原始凭证、单据?平日里双方如何核对工程量并结算工程进度款?……等等。庭审“一边倒”，该两份《土方核对明细》及《结算协议书》作为定案的关键证据，无法排除一般人的合理怀疑，达不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原审却未要求江南劳务队进一步说明、也未对林海华等结算经办人详加查问，根本不曾听取地矿公司鉴定工程量之要求，甚至代理律师提出拿到的《工程造价咨询报告书》相差很大都说无需提交进行佐证。在明显缺乏确认土方量有效证据链的情形下，原审仅以项目有其人、公章不假就此认定该两份证据真实合法。这无疑助长了江南劳务队滥用诉讼权利，进行不当诉讼的不良行径与种种气焰，还将继续引发案涉工程其他班组的群起效仿，进行系列虚构事实的诉讼，显然有违省高院“加强对相关合同的真实性审查，防止部分当事人恶意串通，虚构债务，损害建筑施工企业的合法权益”等总体要求，欠缺司法裁判应有的公允与审慎。综上，原审基本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也有错误，判决支持江南劳务队大部分诉讼请求的证据严重不足，且地矿公司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为此，提起上诉，恳请二审能够发回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并重新委托司法鉴定，还原真相，依法改判。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驳回江南劳务队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江南劳务队承担。 针对地矿公司的上诉，江南劳务队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理由如下：一、对于地矿公司与江南劳务队签订土方开挖施工合同的事实，双方均无异议。二、结算协议书系地矿公司案涉项目工作人员林海华签字，并盖有项目部章，真实合法，且与本案相关联。三、林海华作为项目工作人员，地矿公司也认可林海华系其在案涉项目部的工作人员。林海华与江南劳务队确认外运土方明细并对工程量进行结算，江南劳务队有理由相信，林海华有权代表地矿公司与其进行结算，林海华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且地矿公司也未对项目部印章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因此，林海华作为代表签订并加盖项目部章的明细以及林海华作为代表签订的结算明细协议，应合法有效。四、林海华的上述表见代理行为应当由地矿公司承担法律责任，明细及项目结算协议书对地矿公司具有法律约束。江南劳务队依据双方签订的土方开挖施工合同，履行自己的义务；地矿公司应依据结算项目结算协议书记载的数额履行付款义务。综上，请求依法驳回地矿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二审期间，地矿公司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 1.工程造价咨询报告书（甲方总决算）1份，用以证明经建设单位委托第三方浙江省房地产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结算审核，案涉项目土方工程量、工程款少于地矿公司的投标量和之前浙江省建设工程招标设备有限公司的测算量，江南劳务队主张的土方工程款不实等事实。 2.工程造价咨询报告书1份，用以证明经第三方浙江省建设工程招标设备有限公司测算的案涉项目室外部分土方工程量的事实。 3.地矿公司初步核算土方工程量及工程款对比表1份（地矿公司自制，打印件），用以证明第三方浙江省建设工程招标设备有限公司测算的土方量与地矿公司投标量基本吻合，但江南劳务队主张的土方工程款差额高达220万元等事实。 地矿公司提供的证据经江南劳务队质证：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有异议，不能达到地矿公司的证明目的。本院经审查后认为，上述证据与已在案有效证据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相互印证部分可作为认定本案相关事实的依据。 二审期间，江南劳务队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材料。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本案中，根据地矿公司的上诉请求，本院将对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进行分析认定。关于双方之间的《土方开挖施工合同》。地矿公司、江南劳务队对于双方签订涉案《土方开挖施工合同》，并由江南劳务队进行土方开挖施工的事实，均无异议。关于《土方核对明细》的效力。首先，《土方核对明细》加盖了“浙江省地矿建设有限公司杭州爱科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新建智能切割设备生产线项目项目部”印章。该项目部由地矿公司为涉案工程项目的实施而设立，同时，地矿公司亦未对《土方核对明细》所加盖的项目部印章提出异议。其次，《土方核对明细》由林海华核对后签字，地矿公司认可林海华系其涉案工程项目部工作人员。综上所述，《土方核对明细》对地矿公司发生法律效力，地矿公司理应受其约束。关于《爱科新建智能切割设备生产线项目结算协议书》。依据该协议书载明，林海华作为甲方即地矿公司代表进行签字。综合前述林海华系涉案工程项目部工作人员并与江南劳务队进行工程量核对的事实，原审法院认定江南劳务队有理由相信林海华有权代表地矿公司与其进行结算，并无不当。因此，《爱科新建智能切割设备生产线项目结算协议书》亦对地矿公司发生法律效力。现江南劳务队已按照《土方开挖施工合同》进行了施工，地矿公司理应按照结算协议书履行付款义务。原审法院依据在案有效证据判定地矿公司应向江南劳务队支付工程款及利息，于法有据，本院予以确认。关于地矿公司要求对土方工程量进行鉴定的申请。本院经审查后认为，双方已对工程量及工程款进行了核对与结算，地矿公司再行要求对土方工程量进行鉴定的申请，已无法律意义上的必要，故不予准许。综上，地矿公司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无法予以支持。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妥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789元，由浙江省地矿建设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秦海龙 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日 书记员  董 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