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黑01民终51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洪，男，1970年3月16日，汉族，农民，住黑龙江省通河县。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国君（曾用名刘国太），男，1982年1月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黑龙江省通河县。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士范，黑龙江风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宋帅，男，1985年4月1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黑龙江省通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万志刚，黑龙江胜德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洪、刘国君因与被上诉人宋帅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黑龙江省通河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黑0128民初4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采取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的方式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国君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宋帅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宋帅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法院证据采信错误。1.在一审庭审时宋帅提供证据“通河县种畜场证明”一份，刘国君质证认为2020年6月2日魏兴泉已经不是种畜场书记，其无权代表种畜场出具证明。宋帅提供的证据“承包经营合同书”两份，此两份合同书均不是通河县种畜场的正规合同，对于真实性有异议。2.一审法院未采信刘国君提供的证据是错误的，尤其能够证明刘国君与宋帅为地邻，刘国君的水池里水稻长势良好，而宋帅自己却选择在如此低洼的地方种植旱田是不可能的，是宋帅自身的原因导致弃耕，与刘国君无关。二、一审判决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1.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宋帅并未提供弃耕部分的实际面积的直接证据，一审法院认定弃耕面积为57亩没有事实根据。2.一审判决依据通河县经管站出具的证明确定赔偿标准为每亩267元所是错误的，此证据不具有证明效力，其无权确定土地流转费用标准。应当依据道河县统计局的数字为准，因此判决标准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三、本案的客观事实是刘国君与宋帅的相邻地块于2020年秋天因台风等非正常降雨现象，导致全部绝产，宋帅在春耕时未实际耕种，对于宋帅来说由于春耕时弃耕，对于土地未有投入和支出，与刘国君相比同样绝产，宋帅的投入和支出为零，秋后由于台风导致绝产，已经免除了刘国君的责任，即无论宋帅在春天是否耕种，在2020年秋都会产生秋后绝产的结果，导致绝产的原因不在于刘国君。王洪的上诉请求及事实和理由与刘国君相同。宋帅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判决正确，应予维持，王洪、刘国君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王洪、刘国君主张“出具通河县种畜场证明的魏兴泉不是种畜场书记，无权代表种畜场出具证明”没有法律依据，依据《最高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单位出具证明由单位负责人以及制作人员签字，因此，对于出具证明制作人员和负责人均可出具证明，何况王洪、刘国君所主张的魏兴泉不是马场书记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的主要内容系王洪、刘国君地里水排入宋帅土地的事实。与宋帅一审举示的证据相互印证。关于王洪、刘国君提出不是正规合同的问题，合同是否正规并不影响合同的成立与效力，更不能因此认定合同无效。一审法院未采信王洪、刘国君提供的证据是正确的。王洪、刘国君一审提供的证据是根本无法与原件核实的复印件，降雨记录是王洪、刘国君自己手机记载的降雨情况，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实质上也无法证明王洪、刘国君的主张。更何况是否降雨及降雨多少等等仅凭一张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手机截图无法证实。王洪、刘国君举证的手机拍照不能证明其主张的相邻地块面积和具有承包经营权。王洪、刘国君举示的录像，拟证明宋帅耕地适宜种植水稻，以及水稻长势很好。土地适宜种植何种农作物需要农业部门科学的鉴定及测算，水稻长势是否良好更不能仅凭外表作出判断。因此，王洪、刘国君所举以上证据不具备证据的“三性，”也无法与其他证据相互佐证，无法证明其二人的主张，一审法院未予采信正确。2.宋帅出具的证据完全可以证明发包方通河县畜牧种畜发展中心到实地勘测现场，宋帅的土地承包面积81亩，已耕种24亩，及因王洪、刘国君向宋帅土地排水导致57亩土地无法耕种，造成弃耕的事实。案涉耕地因王洪、刘国君挖口和车辆碾压导致宋帅耕地被淹及被淹面积等等案件事实，是一审法院综合认证各方举证情况和王洪、刘国君在庭审中自认，以及刘国君及妻子、王洪及妻子的录音等证据综合认定的，各证据相互印证且已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条。一审法院依法查明案涉耕地的流转费用正确。王洪、刘国君主张应当依据通河县统计局确定的数字为准没有法律依据，通河县农业经管中心是全县农村土地流转的主管部门，对于祥顺镇旱田地的流转费用标准的确定具有合法性、公平性和权威性。3.王洪、刘国君提出2020年秋天有台风和非正常降雨现象，因此导致绝产，但王洪、刘国君并没有提供有效证据证明。王洪、刘国君的陈述违背基本事实。王洪、刘国君的水稻丰收，大豆成熟期限在八月末九月初，而台风、涨水根本就不会影响大豆的收成。况且，王洪、刘国君侵权时间是在2020年5月，宋帅在2020年6月19日诉至法院，要求对土地流转每亩6000元的价格进行赔偿。按照农村的生产习惯，将土地流转，宋帅只是收取流转费用，不承担风险。王洪、刘国君主张无论宋帅的土地是否耕种都会绝产，完全是主观猜测，没有任何的证据予以证明。因此，一审法院判令王洪、刘国君按照土地流转费用进行赔偿符合法律规定。综上，一审法院认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判决结果正确，王洪、刘国君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王洪、刘国君的上诉请求。宋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王洪、刘国君赔偿给宋帅造成的经济损失27,600元；2.王洪、刘国君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宋帅与王洪、刘国君系地邻。2020年5月28日，宋帅预将承包的通河县种蓄场水田41.5亩及转包宋岭的39.5亩水田改为旱田进行耕种，准备翻地耕种时发现地里面有水，无法正常翻地耕种。2020年6月2日，宋帅找到种蓄场领导进行现场勘查，地邻（王洪、刘国君耕种的水田地）池埂上个别处有车道和过水口子过流，造成宋帅地里有水。宋帅只耕种1.6垧（24亩）旱田。后经各方协商未果。另查，2018年-2019年通河县农村土地流转费用：祥顺镇（通河县种畜场所在地）旱田267元/亩。一审法院认为，宋帅、王洪、刘国君作为相邻双方，应当正确处理排水方面的相邻关系，如相邻方给对方造成财产损害，应当赔偿损失。本案中王洪、刘国君放水泡地、拉苗虽然是其合法权利，但合法权利的行使同样应当在确保安全及不给他人合法财产造成损失的基础上进行，王洪、刘国君明知该案涉地块地势低，因此更应履行注意义务，防止放水流至宋帅的承包地，但王洪、刘国君疏于管理，致使宋帅土地被淹结果的发生，应当承担过错责任。王洪、刘国君辩称宋帅地势低洼因天气下雨原因，但举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故对其辩解的理由不予支持。宋帅主张的损失过高，应参照相同地理位置、相同土地、相同面积土地流转费赔偿损失为宜，即宋帅承包土地面积81亩（41.5+39.5）-已耕种24亩=57亩×267元/亩为15,219元。判决:王洪、刘国君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宋帅损失15,219元；二、驳回宋帅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90元（宋帅已预交），由宋帅负担310元，由王洪、刘国君负担18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交纳。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王洪、刘国君提交的证据一是通县畜牧发展中心证明，拟证明宋帅所承包的土地在2020年因受台风影响全部绝产，也就是不管王洪、刘国君是否向宋帅土地放水，最终的结果都是绝产，绝产的原因不是王洪、刘国君放水造成的。该份证据不足以证明被淹土地一定会绝产的事实，本院不予采信；证据二宋帅在马场小农民群中的微信记录，该份证据不能作为土地承包费标准的确定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宋帅提供了证据一通河县畜牧种畜发展中心出具的证明一份及收据两张。拟证明宋帅在2019年和2020年享有诉争土地的土地承包权，享受合同外土地共计5.6垧的土地承包权。该份证据能够证明待证事实，本院予以采信；证据二视频资料一份，证实就是宋帅没有被淹的土地上所种植的黄豆长势良好，不存在王洪、刘国君主张土地绝产的事实。该份证据能够佐证待证事实，本院予以采信。本院经审查确认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本院认为，关于王洪、刘国君是否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问题。本案，根据种蓄场的现场勘查，宋帅的地临王洪、刘国君耕种的水田地池埂上个别处有车道和过水口子过流，结合宋帅一审举示的视听资料，能够证明因王洪、刘国君的行为导致宋帅的旱田地进水的事实，旱田地进水亦当然会出现影响耕种的结果，故王洪、刘国君的侵权行为成立，其二人对宋帅的损失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王洪、刘国君主张因当年台风及降雨导致全部绝产及宋帅的土地适宜作为旱地使用均没有充分的依据，且该抗辩理由亦不能作为其二人免除责任的事由。王洪、刘国君主张采用通河县统计局确定的数字没有法律依据，亦未能提供相应的数据，其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故一审法院综合双方提交的证据判令王洪、刘国君承担侵权责任正确，参照通河县农村经济指导站出具的土地流转价格表确定损失的大小亦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王洪、刘国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80元，由上诉人王洪负担490元，刘国君负担49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振宇审判员  刘 春审判员  王爱军（）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二日法官助理刘洋书记员陈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