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浙10民终39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沈天福，男，1967年3月23日出生，汉族，住仙居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沈建明，男，1972年4月14日出生，汉族，住仙居县。 沈建明委托诉讼代理人：顾继弟，男，1952年1月27日出生，汉族，住仙居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沈建军，男，1974年7月16日出生，汉族，住仙居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沈美芬，女，1962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住仙居县。 沈美芬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成伟，男，1958年8月26日出生，汉族，住仙居县，系沈美芬的丈夫。 上诉人（原审原告）：沈美娟，女，1964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住仙居县。 沈美娟委托诉讼代理人：沈通锁，男，1960年4月5日出生，汉族，住仙居县，系沈美娟的丈夫。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通我，男，1965年7月6日出生，汉族，住仙居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天满，男，1956年8月23日出生，汉族，住仙居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云贵，男，1969年2月19日出生，汉族，住仙居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仙居县福应街道断桥下宅村长加坑自然村八组，住所地仙居县福应街道长加坑村牛朗背自然村。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仙居县福应街道断桥下宅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仙居县福应街道断桥下宅村。 法定代表人：林江选，系断桥下宅村村委会主任。 上诉人沈天福、沈建明、沈建军、沈美芬、沈美娟因与被上诉人沈通我、沈天满、沈云贵、仙居县福应街道断桥下宅村长加坑自然村八组（以下简称长加坑自然村八组）、仙居县福应街道断桥下宅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断桥下宅村委会）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仙居县人民法院（2020）浙1024民初40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沈天福、沈建明、沈建军、沈美芬、沈美娟上诉请求：1、判令撤销浙江省仙居县人民法院（2020）浙1024民初4038号民事判决。2、判令五被上诉人支付五上诉人2015年到2018年间的公益林补助款8028.2元及赔偿利息损失（利息从2019年12月20日起按年利率6%到实际付清日止，算至起诉日利息为120.42元）；上诉人继承至2055年12月31日止。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以长加坑村的《决议书》和《补充协议》为依据判处上诉人不能继承和享受公益林补助费，没有法律依据。在山林承包中唯一的对口法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和中共中央、浙江省委、台州市委、仙居县委颁发的法规性文件，现提供：1、中共中央文件，中发（2003）9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第13条规定，分包到户的责任山要保持承包关系稳定。上一轮承包到期后，原承包做法基本合理的可直接承包。原承包做法经依法认定明显不合理的可在完善做法的基础上继续承包，对目前仍由集体统一经营管理的山林，要区别对待，分类指导，积极探索有效的经营形式。凡群众比较满意经营状况良好的股份合作林场、联办林场等，要继续保持经营形式的稳定，并不断完善，对其他集中连片的有林地，可采取“分股不分山、分利不分林”的形式，将产权逐步明晰到个人。2、台州市委办公室台市委办（2006）22号文件及台州市山林延包领导小组办公室2006年3月17日传真电报中明确规定，村规民约、村民（代表）会议通过的决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以及村民小组做出的决定应当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有关规定，与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规定相抵触的内容无效。3、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2006）5号文件中明确指出“已经划定的自留山，要保持长期不变，由农户长期无偿使用，不得强行收回。自留山上的林木，一律归农户所有。”“已承包到户的责任山继续由原承包户承包，承包期再延长50年。对未满法定承包期的责任山，原则上一并延长承包期至2055年12月31日。”4、中共仙居县委（2006）30号通知中明确规定“上一轮承包合同无论到期与否，都要签订延包合同，承包期一律延长到2055年12月31日”“上一轮承包合同未到期的，在合同期内按原约定执行，到期后按延包合同执行”“延包时，承包户全家户口已迁出本集体经济组织或全户死亡的，不签订延包合同。上一轮承包合同未到期的，承包方（或其法定继承人）可以继续经营到期满，已到期的，在处理好经营成果的补偿后，发包方可以收回该户的责任山。”上诉人认为，长加坑村一轮山林承包是合理合法的，应当直接承包并延期到2055年12月31日。2006年长加坑十几个人所作出《决议书》将所有山林收回集体的做法没有依法认定一轮的承包，做法明显不合理。中央文件对延包时集体经营的集中连片林地可采取“分股不分山、分利不分林”的形式，将产权逐步明晰到个人，而长加坑村偏要把合理合法一轮承包的山林收归集体的做法，明显违背中央精神和地方规定，长加坑村所谓《决议书》应依法取消。（二）一审法院把福应街道的信访回复“已经经当地政府认定合法有效”作为定论来对待是不正确的。一个街道的政府机关应遵循国家、省、市、县政府的有关规定，一审法院认定五上诉人对《决议书》《补充协议》等村规民约不服的，不属于法院审理范围。中国的所有法律法规，不能违背宪法，中国的各级政府是下级服从上级，全党应服从中央，长加坑村十几个人制定的所谓《决议书》内容与中央、省、市、县文件相抵触，应当无效，法院不能把福应街道认可当作判决依据。（三）第二轮山林承包是2006年，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2006）5号文件明确指出：“已经划定的自留山，要保持长期不变，由农户长期无偿使用，不得强行收回，自留山上的林木，一律归农户所有。”“已承包到户的责任山继续由原承包户承包，承包期再延长50年，对未满法定承包期的责任山，原则上一并延长承包期至2055年12月31日。”中共仙居县委（2006）30号文件也明确指出：“上一轮承包合同无论到期与否，都要签订延包合同，承包期一律延长到2055年12月31日”“延包时，承包户全家户口已迁出本集体经济组织或全户死亡的，不签订延包合同，上一轮承包合同未到期的，承包方（或法定继承人）可以继续经营到期满，已到期的，在处理好经营成果的补偿后，发包方可以收回该户的责任山。”据这两个文件规定，上诉人父亲沈西坎在第二轮山林承包5年后死亡，在二轮承包期未到期之前，沈西坎的法定继承人可以经营到2055年12月31日，可以继承承包权并取得承包期内的公益林补助费。（四）“上诉人领取了2014年及以前的公益林补偿款的返还问题另行处理。沈西坎户在2006年《决议书》作出之前经营管理山林成果的补偿问题另行处理。”系一审法院错误认定。沈西坎于2010亡故，沈西坎2006-2010年这5年已取得的权利应予以保护。综上，一审法院在本案审判中只以村方的《决议书》为准则，没有全面理解中央、省、市、县的法规性文件精神，损害了上诉人的利益，不管二轮山权证做到生产组还是做到户，沈西坎都是二轮山林承包人中的一员，承包期到2055年12月31日，恳请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及中央、省、市、县文件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林地家庭承包中承包方的继承人请求在承包期内继续承包的应予支持”的规定，判定上诉人享有公益林补助款和山林承包继承权。 沈通我辩称：在长加坑行政村并入断桥下宅村之前，沈通我是长加坑行政村的村民委员会委员，在并入断桥下宅村后是断桥下宅村的村委会副主任。沈天满从沈通我处领去长加坑自然村八组公益林补助款73399元，然后按村小组的决议分发给村民。沈天满和沈云贵是长加坑自然村八组的村民代表，是该小组村民选举出来的，村里有事的话都是通知沈天满和沈云贵的。沈通我认为，五上诉人户口已迁出了长加坑自然村八组，没有条件再领取公益林补助款。沈通我没有过错，不承担责任。 沈天满辩称：沈天满不是长加坑自然村八组的负责人、不是村民小组的组长、出纳会计，仅系村民代表，五上诉人已领去了2015年前的公益林补助款。因五上诉人在长加坑自然村八组没有户口，他们的户口在别的地方，在别的地方已经享受了有关利益。沈天满从沈通我处领来八组的公益林补助款是实，领来后按人口数和承包山林亩数分掉了，尚剩2399元。沈天满没有违规违法，没有义务归还上诉人补助款。 沈云贵辩称：沈云贵在长加坑自然村八组没有担任任何职务，在断桥下宅村也没有担任什么职务。沈云贵认为2006年的村决议书是有效的，五上诉人不应该享受公益林补助款。沈天福、沈建明、沈建军、沈美芬、沈美娟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长加坑自然村八组、断桥下宅村委会未作答辩。 沈天福、沈建明、沈建军、沈美芬、沈美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五被告共同支付给五原告2015年至2018年间的公益林补助款8028.02元及赔偿利息损失（利息从2019年12月20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算至起诉日利息为120.42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查明：五原告系同胞兄弟姐妹。1983年11月原福应街道长加坑行政村共有九个村民小组，其中牛朗背自然村分为二个村民小组即第八组和第九组，五原告户当时属于第八组，其父沈西坎是户主，户内有7个人口，五原告和五原告的父母。第八组发包自留山和责任山时，全组共64人承包，其中沈西坎户7人参加承包（即五原告和父母共7人）。此后五原告因婚嫁户口陆续迁出沈西坎户，也迁出八组。1995年五原告的母亲陈女妹去世。2004年长加坑行政村八组的山林划为公益林管理。2006年6月11日，原长加坑行政村经过村两委、村民组长、党员、村民代表开会讨论后作出《决议书》，内容为“根据我们全村即将移民到新的地方居住，全部山林和粮田无法管理，所以经村两委及组长党员村民代表讨论决定，由村集体统一收回，方便管理，原则上分股不分山，分利不分林”。该《决议书》的第一条规定“将全村的自留山、责任山及村队统管山收回由村统一安排，统一管理，统一办证。时间到2055年12月31日止”。该《决议书》第二条写明全村的山林面积亩数、山林块数、山林权证张数、1983年参加划分自留山和责任山的户数和人口数。该《决议书》第三条规定了山林集体收回后收入在村组之间的分配比例。该《决议书》第四条规定“全村共有330.4亩粮田，目前已经全部退耕还林，也由村统一管理，其分配部分按各队2002年分田人口数计算”。该《决议书》第五条规定“如今后山林大田重新到队，要按原划分到队的山界、亩数为准（详见各组山林面积数据表）”。该《决议书》第六条规定“如有本村村民整户户籍已迁出或亡故，其山林和粮田林地一律由村统一收回纳入所在组分配”。该《决议书》第七条规定“组集体收入，由各组自己分配”。该《决议书》第八条规定“此前各户山林承包协议一律作废（包括自留山证、责任山证），由村集体立证”。此后，原长加坑行政村的自留山、责任山及村队统管山由村统一收回和管理，并统一办证，各户的山林权证由村收回。2009年3月17日原长加坑行政村村两委作出《补充协议》一份，对长加坑村2006年6月11日的《决议书》作以下补充，《补充协议》第1条对《决议书》第三条修改为：山林所有经济收入按村30%、生产组70%分成。按1983年划分给各组的山林面积。各组现有山上的经营成果若有各户不平行，由各组自行协调处理分配。《补充协议》第2条对《决议书》第五条修改为：此前各户承包协议一律作废（包括责任山证自留山证），以生产组为单位立证。《补充协议》增加一条：如今后山林开发或承包，以各生产组为单位，通过各组村民大会讨论，今后各组竹木如需出卖由生产组通过组村民会议认可后再提交到村讨论通过。《补充协议》补充“大田按2002年二轮土地承包为准，归各户自己管业”。 2010年5月五原告的父亲沈西坎于去世，至此以沈西坎为户主的户在八组没有户口了。2013年因村镇撤并原因，长加坑行政村被撤销，并入断桥下宅行政村，成为断桥下宅村长加坑自然村。国家下发的公益林补助款先下发到断桥下宅村，断桥下宅村再下发到各组，各组领取后由每组村民商量决定分配。长加坑村牛朗背八组领到公益林补助款后按照1983年分山时的户口数分配。2015年的之前公益林补偿费五原告均已领取（按七个人口领取）。2016年长加坑村牛朗背八组有村民反映，根据2006年的村《决议书》，山林已经收归集体，在本组户口消失了的沈西坎户不能参加公益林补偿款分配，为此产生纠纷，对2015年至2018年期间的公益林补偿款断桥下宅村委会迟迟没有下发给牛朗背八组分配。五原告及其部分亲属向当地林业部门、当地街道办事处以及县人民政府信访部门咨询信访。2019年6月10日，仙居县人民政府福应街道办事处针对五原告亲属徐成伟等人的信访，作出福街访复字（2019）第24号《信该事项处理意见书》，主要意见认为：长加坑村2006年的《决议书》属于合法有效，在2006年6月11日《决议书》作出前消失的农户，其自留山和责任山的经营成果补偿按《中共仙居县委、仙居县人民政府关于认真做好延长山林承包期工作的通知》的规定处置（按仙县委发2006年〔30号〕文件规定，2006年之后领取的利益分配款项应当返还）；在2006年后消失的农户按《决议书》规定办理，全部山林粮田由村集体统一收回。但因《决议书》未对决议前家庭经营使用的责任山和自留山经营成果补偿事项予以明确，按仙县委发（2006）30号文件规定，消失的农户如沈西坎户的继承人享有《决议书》前山林承包经营成果的补偿权。2010年5月沈西坎亡故后，沈西坎户不能再享有山林收益分配权，此后的利益分配款项，应当归还。2019年12月20日，被告沈天满作为长加坑自然村八组的村民代表，从断桥下宅村的村干部即被告沈通我处领取了八组的2015年至2018年公益林补偿费73399元，并按1983年分山时的户口数及山林面积予以分配，但对沈西坎户和另一户不予分配。原告为此向一审法院起诉，提出上述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为：一、2006年6月11日，原长加坑行政村经过村两委、村民组长、党员、村民代表开会讨论后作出《决议书》，根据全村即将移民到新的地方居住，全部山林和粮田无法管理的实际情况，对村集体的山林包括自留山和责任山以及承包土地统一收回，统一管理，由集体统一办证，原则上分股不分山，分利不分林，而且《决议书》已经经当地政府认定合法有效。2009年3月17日《补充协议》第三条亦约定“此前各户承包协议一律作废（包括责任山自留山证）”，因此沈西坎等村民与村集体的山林土地承包以及自留山的合同终止，不存在各承包户继续承包和继承人继承山林土地承包权。五原告如对《决议书》《补充协议》等村规民约不服的，不属法院审理范围。二、原告父亲沈西坎于2010年亡故后，该户在长加坑自然村八组的户口完全消失，不属八组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八组的公益林补助款分配对象是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农户，因此原告父亲沈西坎户不能再享有长加坑自然村八组山林收益分配权。本案讼争的是2015年至2018年的公益林补偿款，五原告户口不在长加坑自然村八组，《决议书》《补充协议》都没有规定如全户户口消失仍有权享受公益林补助款等利益。原告以继承人有权继续山林承包权等为由要求享有公益林补偿费8028.02元并要求被告赔偿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三、原告领取了2014年及之前的公益林补偿款的返还问题另行处理。沈西坎户在2006年《决议书》作出之前经营管理山林成果的补偿问题另行处理。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沈天福、沈建明、沈建军、沈美芬、沈美娟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五原告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上诉人沈天福、沈建明、沈建军、沈美芬、沈美娟是否享有长加坑自然村八组山林收益、公益林补助款等利益的分配权；被上诉人断桥下宅村委会、长加坑自然村八组、沈通我、沈天满、沈云贵是否需要共同支付给五上诉人2015年至2018年间的公益林补助款8028.02元并赔偿利息损失。沈天福、沈建明、沈建军、沈美芬、沈美娟认为，对于家庭承包林地，承包方的继承人有权继承山林承包权，相应的权益应得到支持和保护。被上诉人断桥下宅村委会及被上诉人沈通我不正确履行职责，在五个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长加坑自然村八组之间的纠纷未协商一致的情况下，由被上诉人沈天满以个人名义领取了长加坑自然村八组的公益林补助款，被上诉人长加坑自然村八组、被上诉人沈天满、沈云贵擅自违法发放补助款，侵害了五个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沈通我、沈天满、沈云贵认为，上诉人的请求与同为村民的沈通我、沈天满、沈云贵个人无关。 本院认为，原长加坑行政村在并入断桥下宅村前曾于2006年6月召开会议，根据全村即将移民到新的地方居住、全部山林和粮田无法管理的实际情况，将村集体的山林包括自留山和责任山以及承包土地统一收回，由集体统一办证、统一管理，原则上分股不分山，分利不分林，村两委、村民组长、党员、村民代表开会讨论后作出《决议书》，该《决议书》已经经当地政府确认，对全体村民具有约束力。2009年3月17日《补充协议》第三条亦规定了“此前各户承包协议一律作废（包括责任山自留山证）”，因此原沈西坎等村民与村集体订立的山林土地以及自留山的承包合同终止。五上诉人的父亲沈西坎于2010年亡故后，该户在长加坑自然村八组的权利主体已不存在，该组公益林补助款的分配对象是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农户，因此沈西坎户不能再享有长加坑自然村八组山林收益分配权。本案讼争的是2015年至2018年的公益林补偿款，五上诉人户口不在长加坑自然村八组；对于户内人口全部不再在该村落户的农户，《决议书》《补充协议》均没有约定该户仍有享受山林利益的权利。因此，对于五上诉人以继承人有权利继续享受山林承包权等为由要求享有公益林补偿费8028.02元并要求五被上诉人赔偿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并无不当。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八条规定“在第二审程序中，原审原告增加独立的诉讼请求或者原审被告提出反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就新增加的诉讼请求或者反诉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五上诉人上诉请求中有“上诉人继承到2055年12月31日止”的内容，而其在一审期间并没有提出该项诉讼请求，对于上诉人在二审期间增加的请求，因被上诉人方不同意调解，故本院在本案中不作处理。 综上所述，沈天福、沈建明、沈建军、沈美芬、沈美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沈天福、沈建明、沈建军、沈美芬、沈美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朱贤和 审 判 员 张妙君 审 判 员 陈永领 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日 代书记员 张 跃 14- 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