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豫05民终55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袁保英，女，汉族，1965年2月21日生，住安阳市文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启霞，北京君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阴乐，北京君颜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尚永军，男，汉族，1977年8月23日生，住安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凤霞，河南九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南城建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安阳市北关区人民大道东段路**。法定代表人：高玉春，该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保建，河南锐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安阳东部置业有限公司，住，住所地：安阳市平原路与邺城大道交叉口/div>法定代表人：杨学军，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军彦，河南上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金良，男，汉族，1956年11月17日生，住安阳市文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靳玉兰，河南上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学军，男，汉族，1979年11月19日生，住安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靳玉兰，河南上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阳分行，住，住所地安阳市殷都区文峰大道中段/div>负责人：赵毅弢，该分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合英，大沧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袁保英、尚永军因与被上诉人河南城建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城建公司）、安阳东部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部置业公司）、高金良、杨学军、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阳分行（以下简称建行安阳分行）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2018）豫0502民初40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袁保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启霞、阴乐，上诉人尚永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凤霞，被上诉人城建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保建，被上诉人东部置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军彦，被上诉人高金良、杨学军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靳玉兰，被上诉人建行安阳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合英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袁保英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城建公司、东部置业公司偿还其借款本金2400万元及利息、罚息(自2013年10月26日起，以2400万元为本金，按年利率10.4％计算利息；自2014年3月21日起至欠款还清之日止，以2370万元为本金，按年利率10.4％计算利息)；2、改判高金良、杨学军、尚永军、建行安阳分行就上述全部款项承担连带还款责任；3、六被告承担全部一审诉讼费和二审诉讼费。事实与理由：1、一审以钱款并未按照约定转入东部置业公司建行账户为由认定贷款合同未实际履行属于认定事实错误，2400万元在贷款协议当天已经通过尚永军的账户转入东部置业公司账户，其已经按照贷款协议完成了出借义务；2、一审依据袁保英向王瑞静、韩冰洁出具的委托书以及东部置业公司的内部账目记载来认定袁保英自认与尚永军存在借贷关系，依据不足；3、一审仅仅根据定向资金贷款合同上没有建行安阳分行签章，就排除建行安阳分行的责任，属于认定事实错误；4、贷款合同约定了年利率为8%，逾期年利率为10.4%，一审认定年利率为6%属于认定事实错误。被上诉人城建公司辩称，1、袁保英据以主张权利的定向资金贷款合同、抵押合同并未实际履行，其没有收到袁保英的借款；2、袁保英将款项支付给了尚永军，尚永军是借款人，袁保英出具的委托书以及袁保英对尚永军出具的还款收条均能证明这一事实。综上所述，请求驳回袁保英对其上诉请求。被上诉人东部置业公司辩称，1、定向资金贷款合同签订后并没有实际履行，其也不是定向资金贷款合同的当事人，袁保英主张其承担还款责任无事实依据；2、袁保英将2400万元转账给了尚永军，且尚永军偿还了部分借款，结合袁保英向王瑞静、韩冰洁出具的委托书以及王瑞静、韩冰洁书写的承诺书和收到条等证据，借款人应当为尚永军。请求驳回袁保英对其上诉请求。被上诉人高金良、杨学军辩称，1、城建公司与袁保英签订的借款合同是主合同，但该合同并未履行，其作为从合同保证合同的当事人，当然不需要承担保证责任；2、在城建公司与袁保英签订借款合同之后，一直到袁保英起诉，袁保英从未向其主张过权利，已超诉讼时效。请求驳回袁保英对其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建行安阳分行辩称，1、涉案资金先从其他账户转入袁保英的账户，然后从袁保英的账户转出，不存在袁保英所称的共管账户,袁保英称建行安阳分行未按照要求对共管账户进行管理存在过错的理由不成立；2、建行安阳分行未在定向资金贷款合同上签名或者盖章，而且该合同也并非理财合同，建行安阳分行不存在以签订理财合同为名骗取袁保英签订民间借贷合同的问题，不存在过错；3、联名账户是否开立与理财产品没有关系，袁保英称王瑞静受其委托进行催款的原因是涉案资金中有王瑞静的钱，又以王瑞静参与催款来佐证这是银行的理财产品，自相矛盾。综上所述，请求驳回袁保英对建行安阳分行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尚永军辩称，1、袁保英将2400万元转入其账户，其在借款后向袁保英还款30万元，袁保英还向其出具了还款收条，其认可自己为借款人；2、袁保英主张年利率按10.4%计算没有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其与袁保英未约定利息，所谓的贷款合同与袁保英出借给其的款项无关，不能适用该合同关于利息的约定。综上所述，请求驳回袁保英的上诉请求。尚永军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的第一项，改判其偿还袁保英借款本金2274万元及利息，利息从袁保英起诉之日起计算至还清之日止；2、一审诉讼费用依法分担，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袁保英承担。事实与理由：1、其偿还的96万元应认定为偿还的本金。其与袁保英之间未约定利息和还款期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此，其所有的还款均应认定为本金；2、利息应从起诉之日（2018年8月7日）起开始计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双方当事人未约定逾期利率的，从逾期还款之日起按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袁保英自始至终未要求其全额还款并承担利息，本次诉讼也是要求其承担保证责任，其逾期还款的利息应从袁保英起诉之日起算，而不是从2014年3月21日起算；3、袁保英出借的2400万元并非全是袁保英自己的钱，其中仅有袁保英1000万元，袁保英只能对1000万元主张权利。被上诉人袁保英辩称，1、尚永军偿还的96万元应认定为定向贷款协议的利息；2、贷款协议中约定了还款时间，逾期利息应当从应还款之日起算；3、2400万元是其支付的，其有权就2400万元主张权利。尚永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请求驳回尚永军的上诉请求。原审被告城建公司述称，对尚永军的上诉请求及理由无异议。原审被告东部置业公司述称，对尚永军的上诉请求及理由无异议。原审被告高金良、杨学军述称，对尚永军的上诉请求及理由无异议。原审被告建行安阳分行述称，尚永军的上诉主张与其无关，不发表意见。原审原告袁保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城建公司、东部置业公司偿还借款本金2400万元及利息、罚息(利息、罚息从2013年7月26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10.4％计算)；2、判令三担保人高金良、杨学军、尚水军承担连带还款责任；3、判令被告建行安阳分行共同承担偿还借款本息的责任；4、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城建公司作为借款人（甲方），原告袁保英作为贷款人（乙方），被告高金良（丙方）、杨学军（丁方）、尚永军（戊方）作为担保人签订定向资金贷款合同，合同约定：甲方向乙方借款2400万元，用于城建集团经营周转，借款期限为2013年4月25日至2013年10月25日，借款年利率为8%，逾期期间借款利率上浮30%，乙方将资金划拨至东部置业公司、账号为41×××90，开户行为建行安阳分行，乙方要求甲方资金必须由建行安阳分行营业部进行监管，由被告高金良、杨学军、尚永军提供连带责任保证。2013年4月25日，李福军、孙秀琴、韩利民、刘雪连、闫金希分别将300万元、500万元、300万元、200万元、100万元转账支付到原告名下账户，原告将其银行账户中的1000万元和五人的1400万元共计2400万元，分两次400万元和2000万元转入被告尚永军银行账户，尚永军将2400万元转入被告东部置业公司银行账户。2014年3月19日，袁保英向王瑞静出具授权委托书，内容为：现全权委托王瑞静处理尚永军借我人民币（大写）：贰仟肆佰万元的一切事宜。2015年8月20日，袁保英在该授权委托书上书写“该授权书即日终止”。王瑞静、牛学琴均系建行安阳分行的工作人员，王瑞静书写两份承诺书和收到条，牛学琴在承诺书和收到条上作为证明人签名，内容分别为：“我让袁保英在2014年3月24日前提供委托，我全权处理尚永军借其贰仟肆佰万元的授权书交给尚永军，否则一切不良后果由我承担”，“袁保英通过邮箱传来的让我全权处理尚永军借其贰仟肆佰万事宜的授权书真实有效，否则我承担一切不良后果责任，2014年3月20日”，“今收到，尚永军还袁保英本金人民币壹佰万元整，请将本次还款直接付给袁保英，开户银行：建行安阳分行，246000*******134791，袁保英，2014.3.21”。2014年3月21日，尚永军向袁保英转账支付30万元。袁保英出具授权委托书，内容为“现全权委托韩冰洁身份证号410503********2521处理尚永军借我人民币贰仟肆佰万元的一切事宜”。袁保英于2015年8月20日出具收到条，内容为“今收到尚永军归还借款玖拾陆万元整（此款分四次转入了王超卡）”。原告认可收到30万元和96万元，但称96万元系按照年息8%计算了三个月的利息，被告尚永军称系偿还的借款本金。原告提交王瑞静、韩冰洁于2018年6月1日与袁生吉之间的谈话录音，证明袁生吉作为东部置业公司股东和城建公司的副总认可两公司向原告借款2400万元，被告城建公司及东部置业公司对此均不予认可，称袁生吉不是城建公司的工作人员，其说的话不能代表城建公司，其是2017年6月19日才成为东部置业公司股东，其负责拆迁工作，对成为股东之前公司的运营情况并不了解。被告东部置业公司于2013年4月25日向被告尚永军出具借据，内容为“今借到尚永军现金贰仟肆佰万元整，?24000000”。东部置业公司提交其复印于国家税务总局安阳市北关区税务局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其他应付款明细账，记载其他应付款中有2013年5月17日根据0010号凭证入账借尚永军2400万元。河南同心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18年9月2日做出的审计报告中，在大额其他应付款情况列式中记载尚永军2400万元，款项性质为暂借款。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应当受到法律保护。原告袁保英主张要求被告城建公司及东部置业公司偿还借款2400万元及利息，被告高金良、杨学军、尚永军承担连带偿还责任，虽提交定向资金贷款合同，但由于钱款并未按照约定转入东部置业公司建行银行账户，且袁保英在之后向王瑞静、韩冰洁出具的授权书中均记载尚永军借其2400万元，原告出具的收到条亦记载收到尚永军归还借款96万元，在原告受托人王瑞静向尚永军出具收到尚永军还袁保英本金100万元的收据当日，尚永军直接向原告转账还款30万元，结合复印于国家税务总局安阳市北关区税务局的东部置业公司其他应付款明细账中记载2013年5月17日根据0010号凭证入账借尚永军2400万元和河南同心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东部置业公司作出的审计报告记载尚永军2400万元、款项性质为暂借款，尚永军应为该借款的借款人。对于借款本金，由于款项出借时原告与尚永军并未约定借款利息，亦未约定借款履行期限，但原告于2014年3月19日向王瑞静出具授权书，委托王瑞静向尚永军主张还款，王瑞静于3月20日向尚永军出具承诺原告向其出具的授权书真实的证明，尚永军于2014年3月21日向原告转账30万元，应认定借款期限到期，扣除已偿还的借款本金30万元，被告尚永军应偿还原告2370万元，并按照年利率6%支付自2014年3月21日至判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的利息。原告要求被告建行安阳分行承担还款责任，提交证据未显示有建行安阳分行签章，原告该诉请不予支持。判决：一、被告尚永军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袁保英借款本金2370万元及利息，利息按照年利率6%自2014年3月21日支付至判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二、驳回原告袁保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180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166800元，由原告袁保英负担2085元，由被告尚永军负担164715元。本院二审中，上诉人尚永军向本院提交了如下新的证据：第一组证据：对孙秀琴出借的500万元的还款情况：1、孙秀琴出具的证明书；2、抵顶房屋明细表；3、孙秀琴以房抵债协议收到条。第二组证据：对闫金希出借的100万元的还款情况；1、以房抵债协议书；2、闫金希出具的证明书；3、闫金希以房抵债协议收到条。上述两组证据拟证明袁保英并非2400万元款项的权利人，孙秀琴、闫金希也是部分款项的出借人，其已经向孙秀琴、闫金希履行的偿还义务，应当从2400万元中予以扣除。上诉人袁保英质证意见：1、孙秀琴、闫金希本人没有出庭，不能确定该证据是孙秀琴、闫金希出具，真实性无法核实；2、孙秀琴、闫金希是在一审判决的基础上达成的协议，但该判决并未生效，孙秀琴、闫金希也不是一审判决的的当事人，尚永军与孙秀琴、闫金希达成的协议并不当然影响本案事实的认定；3、尚永军处分的是已被一审法院保全的房屋，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且处分的房屋在东部置业公司名下，并不是尚永军的个人财产，尚永军属于无权处分行为。因此，尚永军基于未生效判决与案外人达成的和解，且没有经过其确认，尚永军主张在二审中扣减该部分金额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被上诉人城建公司质证意见：对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无异议。被上诉人东部置业公司质证意见：对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无异议。被上诉人高金良、杨学军质证意见：对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无异议。被上诉人建行安阳分行质证意见：对该证据不发表质证意见。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关于袁保英的上诉理由。首先，关于本案借款人的确定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百六十五条第二款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仅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五百零九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袁保英虽然与城建公司签订了《定向资金贷款合同》，但其并未按照合同第七条的约定，将2400万元借款汇入城建公司指定的安阳东部置业有限公司41001501210050226790账户，而是将2400万元汇入了尚永军的个人账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从工商登记来看，尚永军并不是城建公司的股东或工作人员，尚永军虽然在借款时是东部置业公司的股东之一，但投资比例仅占7.25%，而城建公司投资比例为69.35%，杨学军投资比例为23.38%，尚永军作为小股东和监事，亦无权以个人账户代表东部置业公司接收2400万元款项，这也不符合公司法有关公司财务制度的规定。因此，袁保英在《定向资金贷款合同》已经明确载明收款账户的情况下，却将借款汇入尚永军的个人账户，依照法律规定，不能认定其向城建公司履行了《定向资金贷款合同》约定的出借义务。袁保英以行为方式变更了履行对象，向尚永军履行了出借义务，尚永军也予以接受，并在借款后履行了部分还款义务，当尚永军迟延履行，袁保英在催要借款时自己在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收款收据上也多次表达“尚永军借我人民币贰仟肆佰万元”、“今收到尚永军归还借款”字样，以上事实表明袁保英与尚永军之间形成了民间借贷关系，尚永军虽然在《定向资金贷款合同》的保证人处签名，但其实是本案2400万元的真正借款人。至于尚永军在收到借款后，将2400万元转入东部置业公司账户的行为，结合东部置业公司记账凭证载明的“借尚永军2400万元”以及东部置业公司针对尚永军出具的收据，应系尚永军的出借行为，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综上所述，袁保英主张城建公司、东部置业公司承担还款责任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其次，关于袁保英主张高金良、杨学军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六百八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保证合同可以是单独订立的书面合同，也可以是主债权债务合同中的保证条款。第六百八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保证合同是主债权债务合同的从合同。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本案中，袁保英并未按照《定向资金贷款合同》向城建公司履行出借义务，根据权利义务平衡原则，城建公司亦无义务向袁保英履行还款义务，高金良、杨学军虽然在《定向资金贷款合同》的保证人签字，亦无义务履行保证还款的民事责任。故袁保英的该项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再次，关于袁保英主张建行安阳分行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的问题。根据法律规定，合同具有相对性，建行安阳分行并未在《定向资金贷款合同》上签名或盖章，不属于该合同的当事人，不受该合同条款内容的约束，袁保英的该项主张亦不能成立。最后，关于袁保英所称利息问题。其虽然在《定向资金贷款合同》上与城建公司约定了年利率8%、逾期年利率上浮30%，但其并未按照该合同约定将款项出借给城建公司，而是将款项出借给了尚永军，而其作为出借人、尚永军作为借款人，双方之间并无明确的利息约定，故一审按照年率6%进行判决，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关于尚永军的上诉理由。首先，关于尚永军所称偿还的96万元应认定为本金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从袁保英出具的96万元收据来看，该款支付时间为2015年8月20日，发生在逾期还款期间，一审认定为支付的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符合法律规定。尚永军的该项上诉主张不能成立。其次，关于尚永军所称利息应自起诉之日（2018年8月7日）起算的问题。本案借款发生在2013年4月25日，因尚永军逾期还款，袁保英于2014年3月19日委托王瑞静催款，但其仅于2014年3月21日偿还了30万元，一审认定于该日期借款期限届满，判令其开始承担逾期还款责任，符合法律规定，尚永军的该项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再次，关于尚永军当庭所称向孙秀琴、闫金希履行的金额应从2400万元借款中扣除的问题。无论袁保英向其出借的2400万元中是否有孙秀琴、闫金希的部分款项，同样基于合同的相对性，尚永军作为借款人，明知收到的2400万元是袁保英汇入的，亦明知应当向袁保英承担还款责任，却在诉讼期间向作为案外人的孙秀琴、闫金希履行，属于履行对象错误，不能据此对抗借款合同相对人袁保英，其当庭提出的该项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袁保英和尚永军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均不予采纳。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亦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1800元，由上诉人袁保英负担150000元，由尚永军负担118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中友审判员  智咏梅审判员  吕建伟二〇二一年三月八日法官助理杨滟书记员殷双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