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1民再25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吕安顺，男，1958年10月3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鼓楼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娟，江苏益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玲，女，1979年1月11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秦淮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晓辉，江苏苏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理，江苏苏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吕安顺因与被上诉人杨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2019）苏0104民再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吕安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娟、被上诉人杨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晓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吕安顺上诉请求：一、撤销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2019)苏0104民再13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杨玲归还借款本金7.865万元及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4年11月11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二、由杨玲承担本案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吕安顺无充分证据证明双方具有借贷合意错误。杨玲出具的三份借条，完全能证明双方的借贷合意，符合借贷行为的形式要件，也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并非所有借条都约定利息和还款期限，不能据此认定本案不符合民间借贷的一般特征，从而否认双方的借贷合意。杨玲具有民事行为能力，但对自己出具的三份借条始终未作合理解释，一审法院也对此予以回避，显失公平。2.一审法院以吕安顺的陈述矛盾为由，对借款事实产生所谓“合理怀疑”，但不足以据此驳回吕安顺的诉讼请求。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苏民再94号裁定书认为“双方当事人就各自诉讼主张依据的事实所提供的证据均有重大改变”，故将本案发回重审。正因如此，本案基础事实需重新查明。而吕安顺因为时间原因造成的记忆偏差，一审法院认为“难以让人信服”，而对杨玲的抗辩陈述同样存在前后矛盾的情形却避而不谈，实属不当。3.一审法院认为杨玲的银行个人账户余额充足，且有大额款项出借给吕安顺所在公司，并无向吕安顺借款的需求，该逻辑混乱。个人经济能力如何与是否需要借贷款之间并无必然联系。杨玲借钱给吕安顺所在公司，实际就是放在公司理财，以收取高额利息回报，并非吕安顺个人资金困难需要借款。杨玲借钱给吕安顺所在公司和吕安顺借钱给杨玲是两个不同的借贷关系，借款的性质、用途、目的不同，两个借贷关系之间并不矛盾。4.一审法院根据吕安顺于2013年9月29日和30日分别汇款1万元和4万元的备注为“还款”的事实，即武断地认定该两笔转账并非借款，该认定错误。吕安顺和杨玲对5万元中包含的3.385万元是理财利息均无异议，则备注为“还款”即为支付理财利息，符合常理。而公司财务人员在汇款时不知余下的1.615万元是何性质，故统一备注为“还款”，在财务人员做账时备注“暂借款”，直到和杨玲核实后方确定为杨玲借款。况且，无论如何，杨玲确实已收到该笔款项，一审法院却未让其对此款项的性质作出合理解释，未尽到依法审查职责。故结合杨玲出具的借条，该笔款项应认定为借款。综上，吕安顺己经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证明吕安顺向杨玲出借款项7.865万元，恳请二审法院依法对吕安顺所述事实和理由进行全面、细致的审查，以维护吕安顺的合法权益。杨玲答辩称，1.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吕安顺与杨玲之间不存在案涉三笔借款事实。杨玲书写的落款日期为2011年7月8日的3万元借条，无实际借款事实，系为公司平账所用，吕安顺涉嫌虚假诉讼；落款日期为2012年11月14日的3.25万元借条，所涉款项实际系为吕安顺公司作账平衡已经抵消；落款日期为2013年9月30日的1.615万元借条，无实际借款事实，系为公司平账所用。2.杨玲与吕安顺之间无借款合意，杨玲也无借款需求。杨玲只是在吕安顺处有大笔投资，且自己当时的银行存款额也高于吕安顺所诉述借款数额，故案涉借条虽系杨玲出具，但系应吕安顺的要求，为平公司账目所为。况且在最后，杨玲和吕安顺已经就所有的账目进行过清算、结清，唯独这三张借条，因当时吕安顺借口找不到而未予销毁撕毁。因案外原因，吕安顺持三张借条对杨玲进行恶意诉讼，恳请法院查明事实，驳回吕安顺的上诉请求。3.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吕安顺主张的借款事实无证据佐证，对事实的陈述前后矛盾，无合理解释，涉嫌虚假诉讼。2014年11月11日，吕安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杨玲立即归还借款7.865万元，并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事实和理由：2011年7月8日、2012年11月14日和2013年9月30日，杨玲分别出具借条从吕安顺处借款3万元、3.25万元和1.615万元，合计7.865万元。后经吕安顺多次催要，杨玲均推诿不还。一审法院查明：2011年7月8日、2012年11月14日、2013年9月30日，杨玲分别向吕安顺立下借据：1、2011年7月8日，借据载明：“今杨玲借吕安顺人民币叁万元整（￥30000.00）”，该借据的右上角注有“附件一张，吕安顺，8/7-11”，左下角注有“请财务办理，吕安顺,8/7-11”字样；2、2012年11月14日，借据载明：“今借到吕安顺现金人民币叁万贰仟伍佰元（￥32500.00）”；3、2013年9月30日，借据载明：“今借到吕安顺壹万陆仟壹佰伍拾元整（￥16150.00）”。对上述三份借据的真实性杨玲无异议，但杨玲认为所涉款项系杨玲支取的其出借给吕安顺公司借款的利息。吕安顺认为案涉款项均系吕安顺个人出借给杨玲的借款，并认为杨玲未履行还款义务，故诉至法院。另查明，杨玲及其母亲陈春兰曾于2011年7月5日至13日出借给吕安顺控股的公司200万元左右，由吕安顺个人向杨玲及陈春兰出具借条，其中2011年7月5日出具给杨玲的借据（78万元）及2011年7月13日出具给陈春兰的借据中均约定“每月18日付息，期满一次性归还本金”等内容。吕安顺认为上述借款系杨玲及陈春兰存放在吕安顺公司或者吕安顺实际控股公司理财的，有关账目双方已经全部结清，利息也已按照约定在每月18日现金给付杨玲，吕安顺诉请的案涉借据与杨玲出借给吕安顺公司的款项无关。一审法院经审理，作出（2014）秦民初字第5460号民事判决：被告杨玲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吕安顺支付借款本金78650元及利息（自2014年11月11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判决后，杨玲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原二审确认了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另查明：1.杨玲南京银行帐户交易对帐单载明，2012年11月14日至2012年12月20日，该帐户余额始终为5万元左右，在此期间未发生取款。2.吕安顺在一审中陈述其为盛青公司的法人代表，还实际控制另外两三个公司，杨玲及其母亲出借的214万元是放在公司理财的，但是由其个人出具借条。这些理财的钱有的打到其个人帐户，有的打到王周科帐户，具体放在哪个公司理财不记得了。本院原二审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人民法院审核证据，应当全面、客观，并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民间借贷为实践性合同，当事人仅提供借据主张借贷关系成立，对方提出反驳证据足以对借款关系真实性产生合理怀疑的，则其应进一步提供证据。本案中，吕安顺提供三张借据主张借贷关系成立，其虽然还提供了取款凭证予以佐证，但其提供的借据本身存在的特别标注以及杨玲提出的反驳证据足以使本案借款关系真实性处于不明状态，吕安顺未能进一步提供证据予以加强，应承担不利的后果。具体分析如下：1.本案三张借据均有装订孔痕迹，2011年7月8日借据的右上角注有“附件一张，吕安顺”，左下角注有“请财务办理，吕安顺”等字样。对此，吕安顺解释，其公司的会计既为公司作账，也为其个人理财作帐。当其个人需要用钱时，亦通过财务办理，支取时以备用金形式提出。此说法其没有提供证据佐证。如吕安顺个人理财亦由公司会计作账，并明确为“备用金”，则其完全可以将该作账凭据一并提交法院。且借据上注明“附件一张”也能反映此借据系用于作账。2.吕安顺陈述借款细节存在矛盾。一审开庭时，吕安顺代理人陈述三笔借款均是从财务支取。庭后原审法院要求吕安顺本人到庭说明情况，2015年1月15日吕安顺在原审法院谈话时陈述，第一笔借款是由财务把现金拿来后给的杨玲，第二笔、第三笔则是自己的钱，直接在办公室给的杨玲。第一笔钱财务应该知道，后两笔没有人知道。后审判员提出其说法与其代理人在庭审中的说法不一致后，其又改口称代理人讲的应该是事实。作为民间借贷案件，当事人本人对事实发生的经过显然应该更清楚，其改口称代理人讲的是事实，显然也不合常理。吕安顺在谈话后提交的郑圆圆、孙维娴书面情况说明，并不符合证据形式，证人不到庭陈述并接受质询，不具有证人证言的证据效力。3.吕安顺个人行为与公司行为难以区分，个人财产还是公司财产亦难以辨别。根据法院查明的事实，吕安顺控制多家公司，其公司对外借款，由吕安顺个人出具借条。吕安顺亦承认公司理财的钱，有的打到其个人帐户，有的打到公司职员的帐户。故其提交的个人银行取款记录（其中有一笔显示公司会计郑圆圆代理取款）究竟系为其个人取款还是为公司取款难以确认。4.本案三笔款项，第二笔金额为3.25万元，第三笔金额为1.615万元。杨玲抗辩如此有零有整的数字不符合借款的常情，吕安顺对此解释为有零有整是因为当时其个人账上只有这么多钱。但是吕安顺提交的2013年9月30日（与第三张借条时间同一天）银行取款凭条显示吕安顺帐户当日取款8万元，与其说法显然不吻合。5.杨玲的抗辩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杨玲提供证据证明其有大额款项出借给吕安顺的公司，其没有借款的必要性。从其提交的南京银行帐户交易对帐单可以看出，2012年11月14日杨玲帐户余额超过5万元，故其抗辩在2012年11月14日并无借款的必要，具有一定合理性。杨玲抗辩案涉三张借条实为支取利息的凭据，确实不符合收取利息的一般惯例，但根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杨玲提供反证的目的是降低本证的证明力，其无法证明借条的属性，但足以使本案借贷关系真实性产生合理怀疑。且，吕安顺控制的公司向杨玲借款并支付利息，显然应当作财务记录，其向杨玲发放利息的时间、金额均不难查询，如要反驳杨玲此抗辩，亦可在诉讼中提供相关财务记录。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二审予以支持。一审原审认定事实有误，所作判决不当，二审予以改判。本院原二审作出（2015）宁民终字第2724号民事判决：“一、撤销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2014）秦民初字第5460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吕安顺的诉讼请求。”吕安顺对该判决不服，向检察机关申诉，江苏省人民检察院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江苏高院）提出抗诉，江苏高院于2019年3月14日作出（2018）苏民再94号民事裁定：一、撤销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宁民终字第2724号民事判决及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2014）秦民初字第5460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重审。一审重审认定事实如下：2011年7月8日、2012年11月14日、2013年9月30日，杨玲分别向吕安顺立下借据。具体如下：1.2011年7月8日，借据载明：“今杨玲借吕安顺人民币叁万元整（￥30000.00）”。该借据的右上角注有“附件一张，吕安顺，8/7-11”，左下角注有“请财务办理，吕安顺,8/7-11”字样。关于该笔钱款的交付，吕安顺于2015年1月15日向法院陈述“因为自己身上没钱，所以我就在上面写了请财务办理，然后财务就把现金拿来了，现金给我后，我就把这个3万元给了杨玲，这个是在我公司（南京盛青贸易有限公司）给她的，是在我办公室给的。……一个财务姓孙，还有一个姓郑，他们两个人应该知道杨玲跟我借钱”，提供的证据为2011年7月4日，吕安顺取现70万元的银行回单。江苏高院再审过程中，吕安顺补充提供了其财务账册中的领（付）款凭证作为凭证，用途备注为“杨玲借款，2011年7月8日所借款”，但其代理人表示“至于是哪个会计做的，想不起来了”。2.2012年11月14日，借据载明：“今借到吕安顺现金人民币叁万贰仟伍佰元（￥32500.00）”。关于该笔钱款交付，吕安顺于2015年1月15日向法院陈述“杨玲也是跟我借的现金，是32500元，这个我不大记得了，应该是我抽屉里有现金，也是在我办公室给杨玲的”，提供的证据为2012年11月12日吕安顺取款9.6万元的银行回单。吕安顺及其代理人在2018年4月19日江苏高院再审时则陈述“是杨玲在南京银行有贷款，这个款项是放在吕安顺公司理财的，贷款是有期限的，但是到期时杨玲没有能力还贷款，所以向吕安顺借款50万元，但是还回来是46.75万元元，这里面扣除了银行的手续费3.25万元……杨玲没有钱还，但是愿意打借条，所以3.25万元是这样产生的”，将在原审中提供的证据解释为吕安顺记忆发生了错误，提供的证据为案外人王周科于2012年11月12日通过南京银行向杨玲转账50万元及2012年11月15日库存日报表，该表上显示本日共收46.75万元，备注“杨玲贷款50万，扣除杨玲借款32500元”，但其提供2012年11月14日的46.75万元王周科的银行对账单未显示汇款人情况。经向中国民生银行南京秦淮支行（以下简称民生银行秦淮支行）查询，实际汇款人为案外人贾睿，而非吕安顺所称的杨玲。对此，吕安顺解释称，贾睿为南京银行大光路支行的工作人员，吕安顺及杨玲均认识贾睿，该笔贷款的手续杨玲全权委托贾睿操作办理，2012年11月14日，杨玲新贷的款项下放后由贾睿操作归还了50万元的借款，并由贾睿从其账户汇入王周科民生银行账户，杨玲对此不予认可。3.2013年9月30日，借据载明：“今借到吕安顺壹万陆仟壹佰伍拾元整（￥16150.00）”。关于该笔钱款交付，吕安顺于2015年1月15日向法院陈述“跟我借的是16150元，也是打的借条，这个钱是我自己的，也是在我办公室拿的”，提供的证据为2013年9月30日吕安顺取现8万元的银行回单。在江苏高院再审中，吕安顺及其代理人表示1.615万元系“杨玲及其母亲陈春兰在公司有理财资金，到了2013年9月的时间，两人一个月的利息是33850元，2013年9月的时候，杨玲说急需5万元，吕安顺让财务于2013年9月29日和9月30日的时候，共计向杨玲汇款5万元，其中有应得的33850元，其他的是所借款的数额，杨玲也同意”，提供的证据为吕安顺于2013年9月29日和9月30日分别向杨玲转账1万元和4万元的转账凭证，但付款用途显示为“还款”。重审庭审中，吕安顺主张第二笔借条中的3.25万元为银行贷款手续费，系以杨玲名义向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光华支行（以下简称南京银行光华支行）申请授信贷款时，支付给帮助其向银行申请贷款的第三方的中介服务费用，因该笔贷款系由杨玲使用，故应由杨玲承担相应的费用。杨玲则陈述，相关贷款实际由吕安顺公司使用，相关的中介方也是吕安顺找的，即使有这笔费用发生也应由吕安顺承担。另查明，2011年7月4日，杨玲申请的95万元授信贷款第一次下放到杨玲账户，次日95万元转出，2012年7月5日，该笔贷款还清；2012年7月6日，95万元贷款再次下放，并于同日转出，2012年11月12日，王周科向杨玲转账50万元，杨玲于同日提前还款48万元，银行于2012年11月13日下放贷款48万元，杨玲于同日将48万元转给王周科，2012年11月13日，杨玲又提前还款47万元，银行于2012年11月14日发放贷款47万元，杨玲随即将47万元转给王周科。吕安顺分别于2013年10月9日、12月13日向杨玲账户汇款3.385万元，备注为“还款”。再查明，2011年7月5日，吕安顺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杨玲人民币现金78万元，借款期限为1年，即2011年7月5日至2012年7月4日，整存整取月利息为2%，利息固定在每月18日支付，期满一次性归还本金78万元”。同日，吕安顺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杨玲人民币现金51万元，借款期限为2011年7月5日至2014年7月4日，期满一次性归还。”2011年7月13日，吕安顺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陈春兰人民币现金85万元，借款期限为2011年7月13日至2012年7月12日止，月利率2.5%（每月18日付息），到期一次性归还本金85万元。”吕安顺另提供了杨玲、陈春兰领取利息的明细及相关证据，用以证明上述借款本金及利息杨玲、陈春兰已全部领取完毕。杨玲陈述其只认可以网银转账方式收到的利息，吕安顺曾让其签过全部结算完毕的条子，当时杨玲不想和吕安顺有牵扯，就签了字，是赚是亏都认了。一审重审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所主张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举证不能的，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本案涉及的三笔借款，江苏高院再审过程中，吕安顺与杨玲就各自所主张的事实所依据的证据均发生变化，但吕安顺作为主张债权的原告，应对借贷的合意、款项的交付提供充分的证据，并应对其主张的事实及证据发生变化提供充分合理的解释。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以现金形式支付的，自借款人收到借款时生效。就本案涉及的三张借据是否能证明吕安顺与杨玲之间有7.865万元借款的事实，分析如下：1.关于2012年11月14日的3.25万元的借据。就此笔借款，吕安顺在原审和江苏高院再审过程中的陈述意见及相应证据均完全不一致，解释的理由为记忆发生错乱。对此，法院认为，首先，吕安顺作为款项的出借方，对于款项是否实际交付及如何交付应知晓清楚，但其对相关款项是否实际交付前后陈述完全矛盾，仅对此解释为记忆错误显然难以让人信服。其次，从95万元贷款的款项流转来看，最终的实际收款人为吕安顺，现吕安顺陈述该笔费用为杨玲向银行申请授信贷款而向第三方支付的所谓“服务费”，贷款系杨玲用于在吕安顺公司理财，故该笔费用应由杨玲承担。杨玲则主张贷款实际由吕安顺及其公司使用，即使发生也应由吕安顺承担，杨玲出具借条是为了帮吕安顺平账。根据杨玲所提供的该笔贷款的发放情况，第一次贷款于2011年7月4日下放至杨玲账户，那么按照常理为了申请贷款而向第三方支付的服务费按理应在2011年7月4日前后就已经发生，即如有借款，借款的合意应形成在2011年7月4日前后较短时间，但杨玲出具的借条日期为2012年11月14日，显然不符合常理，且吕安顺也无证据证明双方曾约定该项费用应由杨玲承担。再次，经查询，46.75万元的实际汇款人为贾睿，并非吕安顺陈述的杨玲，吕安顺主张贾睿系受杨玲委托还款，但未能举证证明，对该抗辩意见不予采信。且，从杨玲提交的南京银行帐户交易对帐单可以看出，2012年11月14日杨玲帐户余额超过5万元，故杨玲抗辩在2012年11月14日并无借款的需求，具有一定合理性。综上，对该笔3.25万的借款不予认可。2.关于2013年9月30日1.615万元的借据。同上笔借款一样，吕安顺在本院一审中和江苏高院再审过程中的陈述意见及相应证据均完全不一致，解释的理由为记忆发生错乱，法院重审认为此种解释同样难以让人信服，理由同上。且，根据吕安顺提供的转账凭证，2013年9月29日、9月30日汇入杨玲账户的1万元、4万元分别备注为“还款”，与吕安顺于同年10、12月向杨玲支付3.385万元的理财利息备注相同，故法院对吕安顺主张该5万元转账为借款的意见不予采信。3.关于2011年7月8日3万元的借据，吕安顺主张现金交付，虽辅以其财务账册予以佐证，但对于款项的交付吕安顺陈述前后矛盾。此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本案中，除却上述情况，案涉三张借据均未约定利息、未约定还款期限，不符合民间借贷的一般特征。杨玲提供的证据也可以证明其在出具借条的时段，杨玲有大额款项出借给吕安顺的公司。综合本案全部情况，足以让法院对本案借贷关系真实性产生合理怀疑。吕安顺作为主张借贷关系的原告，仍应对借贷的合意、款项的交付进一步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并应对其主张的事实及证据发生变化提供充分合理的解释。现吕安顺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案涉三笔借款款项实际交付的事实，故对原审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驳回原审原告吕安顺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吕安顺与杨玲对一审重审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本案三笔借款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关于双方争议的3万元借款相关事实认定。吕安顺在原审中，先述称该笔3万元借款系其以现金方式出借，现金系由吕安顺到公司财务部门支取后，在吕安顺的办公室交付杨玲。后又述称该笔现金系由公司的财务在吕安顺的办公室交付吕安顺后，由吕安顺交付杨玲。本院认为，鉴于吕安顺就该笔3万元现金交付的细节前后陈述矛盾，也未提供现金交付3万元借款的直接证据，杨玲也不认可收到该笔3万元借款，故吕安顺仅依据杨玲出具的借据主张该笔借款，证据不足。2.关于双方争议的3.25万元借款的事实认定。在江苏高院再审和原审法院重审期间，吕安顺对其在原一、二审中主张是以现金交付该笔借款的陈述发生变化，认可该份借条上载明的3.25万元借款并未实际向杨玲交付，主张该3.25万元的数额系当时在办理杨玲向南京银行申请“循环贷”时的手续费，即由案外人贾睿于2012年11月14日通过贾睿本人在南京银行（账号尾数0128）个人账户向王周科在民生银行个人账户（账号尾数1544）转账的46.75万元，与在南京银行申办杨玲50万元贷款之间的3.25万元差额，该3.25万元系杨玲委托案外人贾睿办理50万元贷款的手续费，应由杨玲承担，杨玲因同意承担该笔费用才出具案涉3.25万元借条。杨玲对吕安顺主张的上述事实并不认可，主张该贷款实际上是吕安顺以杨玲的名义向银行申请，由吕安顺安排案外人贾睿代为办理贷款手续；2012年11月12日，50万元贷款发放后随即从杨玲的账户转账进入由吕安顺控制的王周科在银行的个人账户。而2012年11月14日向案外人王周科民生银行转账46.75万元并非杨玲所为，而是案外人贾睿，故3.25万元的费用应由吕安顺承担，杨玲出具借条是为了帮吕安顺平账。本院综合双方提供的证据以及陈述认为，吕安顺多次通过案外人王周科的南京银行账户与杨玲、案外人贾睿发生资金往来，但贾睿的银行账户与杨玲的银行账户之间未发生资金往来，且根据吕安顺提交的2013年11月15日“库存民生王周科日报表”等证据来看，不排除王周科在南京银行和民生银行的个人账户系由吕安顺控制；正常情况下，贷款人向银行申请贷款时，银行方并不收取所谓“服务费”或“手续费”，故以杨玲名义从银行申请50万元贷款时不应发生相关费用；2012年11月12日，以杨玲名义申请的贷款下来后，即于当日通过杨玲的银行账户全额转入吕安顺控制的案外人王周科的银行个人账户，而2013年11月14日王周科民生银行个人账户转入的46.75万元来源于案外人贾睿的个人账户，即该3.25万元的差额并未发生在杨玲与贾睿的银行往来之间，也无证据证实该3.25万元的差价或作为向第三方支付的费用与杨玲的贷款有关，且吕安顺与杨玲也未约定该3.25万元的费用应由杨玲承担，本院据此对吕顺安在本案中主张的该笔3.25万元的借款不予认可。3.关于双方争议的1.615万元借款的事实。在江苏高院再审和一审重审期间，吕安顺对其在原一、二审中主张该笔借款是以现金交付的陈述变化为该笔借款并非以现金方式交付。并述称该笔借款的基础事实是杨玲当时称需要5万元急用，故吕顺安让公司财务人员分别于2013年9月29日和30日向杨玲的银行账户转款1万元和4万元；其中3.385万元是支付给杨玲及其母亲杨春兰的理财利息，剩余的1.615万元就作为吕顺安出借给杨玲的借款，杨玲为此出具该份借条。杨玲不认可吕安顺所述事实，主张其出具该份借条系应吕安顺的要求为其平账所为。本院综合双方的陈述及相关证据认为，首先，吕安顺作为出借人向法院主张债权时，对于出借款项以何种方式交付理应清楚，但其对该笔借款是否以现金交付，前后陈述不一致，对此解释为记忆错误难以令人置信；其次，根据吕安顺提供的转账凭证，2013年9月29日、9月30日汇入杨玲账户的1万元、4万元款项，均备注为“还款”，该“还款”与吕安顺于同年10月、12月向杨玲支付3.385万元的理财利息备注相同，而此处备注的“还款”与借条中的“借款”含义完全相悖。虽然杨玲对出具该份借条的过程前后陈述也不一致，但吕安顺作为原告，首先对其主张债权成立、出借款交付的事实负有举证责任，但其就该笔借款的成因所作陈述前后不一，加之其提供的备注有“还款”的汇款凭证证据，致其主张的该笔借款的真实性处于不明状态，不能直接证明借款事实的成立，本院对此不予认定。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所主张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举证不能的，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根据本案现已查明的事实，吕安顺虽就案涉3笔借款提供杨玲出具的借条，但由于其就3笔借款实际发生的事实，未提供证据证实，且案涉三张借据既未约定借款利息，也未约定借款期限，借款数额有整有零，与民间借贷的一般特征不相符合，故吕安顺上诉主张其出借给杨玲3笔借款共7.865万元的事实，本院不予认定，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一审法院重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66元，由吕安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沈亚峰审判员  刘 杰审判员  于俊涛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史晓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