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山阳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陕1024民初69号 原告：王井根，男，1993年1月2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凯迪，陕西正义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攀，陕西鹏鲲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任伟，男，1989年9月26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系商州区沙河子镇干部。 被告：任建利，男，1967年3月7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系被告任伟父亲。 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娟，陕西善存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井根与被告任伟、任建利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商洛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17日以（2020）陕10民辖37号决定书指定山阳县人民法院审判。本院于2021年1月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1年1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井根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凯迪、朱攀，被告任伟及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娟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井根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解除原、被告之间的果子狸买卖合同；2.判令被告退还原告已支付的60只果子狸种苗全款及其他损失共计128000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8年原告欲自主创业进行果子狸养殖，其到安康市汉滨区林业局咨询关于果子狸养殖的相关政策，被告知饲养果子狸需要办理《野生动物驯养繁殖及产品经营许可证》。办理该证件需要“5.引种证明和检疫证明；6.引种地点的经营许可证及营业执照；7.兽医师的聘书及聘用协议”等材料。原告在了解果子狸养殖相关政策后，其通过互联网百度查询到被告任伟处有果子狸种苗出售，后便与任伟联系洽谈关于购买果子狸种苗的相关事宜。双方在洽谈过程中，原告将汉滨区林业局出具的《野生动物驯养繁殖及产品经营许可证办理一次性告知书》通过微信发送给被告，被告承诺可以给原告提供果子狸引种证明和检疫证明。原告基于被告的承诺和信任，决定在任伟处购买果子狸种苗。双方于2018年10月6日达成果子狸种苗买卖口头协议，原告支付被告任伟果子狸种苗价款5万元。在原告支付了购买果子狸种苗款项后，被告并未按照其承诺向原告提供检疫证明，导致原告不能办理《野生动物驯养繁殖及产品经营许可证》，现使原告饲养的果子狸不能养殖和出售，更不能获得国家禁养补偿。综上，原告认为其从被告处购买果子狸种苗是出于被告可以提供引种证明和检疫证明，现被告不履行自己办证义务，致使原告购买果子狸种苗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现原告诉至本院。 被告任伟、任建利共同辩称，1.原、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权利义务已经终止；2.原告未能办理《野生动物驯养繁殖及产品经营许可证》的原因不明，原告未能提交证据证明不能办理《野生动物驯养繁殖及产品经营许可证》与检疫证明之间存在因果关系；3.被告没有给原告造成经济损失；4.原告享有的合同解除权已消灭。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原告提供证据原、被告身份证复印件，微信聊天记录，转账记录，野生动物驯养申请书，村委会证明，农村土地承包证复印件，养殖平面图，果子狸引种证明，野生动物许可证，营业执照，防疫员聘用协议及资质证明，国家农业农村部、安康市人民政府、陕西省林业局关于养殖野生动物禁止交易及处置方案的文件，被告提供证据任建利、任伟身份证复印件，被告经营加工许可证复印件两份，陕西省林业局关于陆生野生动物检疫有关问题的通知(陕林护发[2019]72号)文件，双方当事人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原告提供证据野生动物驯养许可证办理告知书，被告认为没有相关部门印章，对其真实性有异议，该组证据虽没有加盖相关部门印章，但被告在庭审中认可该组证据内容，并且能够与微信聊天内容相互印证，故对该组证据予以采信；对原告提供证据调查笔录，被告认为依据证据规定证人应该出庭接受法庭询问，证人未出庭接受询问，不能作为本案证据，本院认为，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三条规定，因证人未出庭，故对该组证据不予采信；对原告提供养殖现场照片，被告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该组证据能够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本院应予采信。对本院调取的与山阳县林业局工作人员的谈话笔录、商洛市商州区林业局工作人员的座谈笔录、商洛市商州区动物卫生监督所工作人员谈话笔录、安康市汉滨区林业局资源保护股工作人员调查笔录，安康市汉滨区林业局关于《陕西省山阳县人民法院函》的复函，汉滨区双龙镇农业综合服务站的情况说明，双方当事人对其真实性均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作为本案证据。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3年10月25日，被告任建利取得陕西省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经营、加工许可证，在其家乡商州区刘湾街道十五里铺村养殖、销售、收购果子狸。被告任伟系被告任建利儿子，帮助其父亲管理果子狸养殖场。原告王井根欲养殖果子狸，便到安康市汉滨区林业局咨询相关果子狸养殖政策，被告知养殖果子狸需办理《野生动物驯养繁殖及产品经营许可证》，办理该证件需要提供引种证明和检疫证明、引种地点的经营许可证及营业执照等相关材料。2018年4月，原告通过互联网认识被告任伟，双方通过微信聊天就果子狸养殖及购买种苗进行联系。原告将办理《野生动物驯养繁殖及产品经营许可证》需要提供材料通过微信向被告任伟发送，被告任伟承诺可以向原告提供引种证明、检疫证明和引种地点的经营许可证及营业执照。2018年9月25日，原告与被告任伟微信确认购买60只果子狸种苗及应支付的价款。2018年10月6日，原告到被告养殖场现场购买60只果子狸种苗并付清全部价款49000元，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原、被告各运送一车共60只果子狸种苗到原告养殖场地。随后原告多次通过微信向被告任伟催要检疫证明未果，2019年7月9日，原告再次向被告任伟催促提供检疫证明时，被告任伟明确表示无法提供检疫证明。2020年，由于疫情原因，国家禁止食用野生动物。陕西省出台禁食、停止养殖野生动物相关措施，对取得野生动物驯养繁殖及产品经营许可证的养殖场所予以适当补偿，对于无养殖许可证的养殖场所不予补偿，依法取缔，并没收所养野生动物。原告因没有取得野生动物驯养繁殖及产品经营许可证，属应依法取缔范围，原告对其饲养的果子狸自行予以处置。2020年10月20日，原告王井根向商州区人民法院起诉，原告申请回避，商洛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本案由本院管辖。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本院工作人员先后向山阳县林业局、商州区林业局咨询关于办理野生动物驯养繁殖及产品经营许可证需提交的资料及人工养殖果子狸是否必须提供检疫证明等问题，得到答复是办理野生动物驯养繁殖及产品经营许可证具体需要提交哪些材料没有相关法律明确规定，各地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原则上需要提供检疫证明，由于果子狸不在野生动物检疫范围内，人工养殖果子狸在商洛辖区一般没有要求必须提供检疫证明。本院向商州区动物卫生监督所咨询相关情况，得到答复是果子狸不在陆生野生动物检疫范围内，国家没有出台果子狸检疫规程，无法对果子狸进行检疫。2021年2月5日，就原告王井根申请办理《野生动物驯养繁殖及产品经营许可证》及相关情况，本院向安康市汉滨区林业局发函咨询，汉滨区林业局关于《陕西省山阳县人民法院函》的复函回复如下“1.王井根2018年曾在汉滨区政务服务中心咨询过办理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事项，工作人员为其出示了申报材料一次性告知书。2.王井根未能办理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的原因：一是根据你院提供的附件，申请资料中缺少检疫证明，不符合办证条件；二是我局未收到他提交的申请资料。3.办理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所提供检疫证明，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二十七条及第三十三条相关规定：出售、利用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应当提供狩猎、进出口等合法来源证明。出售本条第二款、第四款规定的野生动物的，还应当依法附有检疫证明。运输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出县境的，应当持有狩猎、进出口等合法来源证明，以及检疫证明。4.根据陕西省林业局、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陕西省财政厅等五部门关于印发《陕西省禁食人工繁育野生动物处置工作方案》的通知（陕林护法[2020]131号）文件精神，按照文件规定要求，对驯养繁殖（经营加工）许可证的禁食野生动物人工繁育场所及其动物依法给予适当补偿、全部退出；无许可证的人工繁育场所及其动物不予补偿、依法取缔，并没收所养野生动物。根据以上情况，王井根不在补偿的范围内，我局指派双龙镇农业综合服务站依法对其驯养繁殖的野生动物进行放生处置。”，2021年3月19日，本院与安康市汉滨区林业局资源保护股工作人员调查得知，王井根并未向汉滨区林业局递交申请办理驯养繁殖（经营加工）许可证相关材料，政府相关部门对王井根非法养殖果子狸并未组织放生，亦没有王井根放生果子狸的相关书面记载。汉滨区双龙镇农业综合服务站出具的情况说明，亦说明王井根自行放生其养殖的果子狸，具体放生果子狸数量及相关情况无相关书面记载。 本院认为，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本案中，原告王井根通过微信向被告任伟发出购买果子狸种苗的意思表示，并向被告任伟发送野生动物驯养繁殖及产品经营许可证办理一次性告知书需要提供的相关材料，被告任伟表示愿意向原告出售果子狸种苗，并承诺能够给原告提供引种证明、检疫证明、引种地点的经营许可证及营业执照等相关材料，双方虽未订立书面合同，但双方就果子狸种苗买卖达成合意，原、被告之间买卖合同依法成立。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 关于原告诉请解除原、被告之间买卖合同的诉讼请求问题。原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12]8号）第二十五规定，以被告不履行约定提供果子狸种苗检疫证明的从合同义务，致使原告购买果子狸种苗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主张双方的买卖合同于2020年10月15日商州区法院向被告发出应诉通知时合同解除。被告辩称原、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权利义务已经终止，原告未能办理《野生动物驯养繁殖及产品经营许可证》的原因不明，原告未能提交证据证明不能办理《野生动物驯养繁殖及产品经营许可证》与检疫证明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原告享有的合同解除权已消灭。本院认为，首先，关于合同解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规定了当事人协商解除合同的情形，第九十四条规定了法定解除合同的情形。本案中，2018年10月6日，被告任伟依约交付了60只果子狸种苗的所有权于原告王井根，原告也向被告支付购买果子狸价款49000元并拉运所买果子狸种苗，双方已履行完买卖合同的主要义务，双方买卖合同的目的已实现，即原告获得60只果子狸种苗所有权，被告获得对应价款。根据汉滨区林业局回复本院函询表示“王井根未能办理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的原因：一是根据你院提供的附件，申请资料中缺少检疫证明，不符合办证条件；二是我局未收到他提交的申请资料。”，依据汉滨区林业局对本院的复函及本院对该局工作人员的调查，原告未办理《野生动物驯养繁殖及产品经营许可证》与未能提供检疫证明之间并非唯一原因。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五条规定“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期限届满当事人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2019年7月9日，原告再次向被告任伟催要检疫证明时，被告任伟明确表示无法提供检疫证明，原告应在知道被告任伟无法提供检疫证明之日起一年内行使解除权，否则解除权消灭，本案即使原告享有解除权，则应于2020年7月9日前行使合同解除权，原告于2020年10月20日才向商州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解除合同，其合同解除权已消灭。再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本案庭审中，原告陈述其饲养的果子狸已经放生，如果允许解除合同，原告在客观上无法履行返还果子狸种苗的义务。综上所述，原告主张解除合同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原告要求被告退还果子狸种苗全款及其他损失共计128000元的诉讼请求问题。原告以被告未提供检疫证明导致其无法办理《野生动物驯养繁殖及产品经营许可证》致使其无法获得国家禁养补偿为由，要求被告赔偿其因此造成的损失。首先，被告任伟虽在与原告微信聊天中承诺可以提供果子狸种苗检疫证明，但根据当时《陕西省林业局、陕西省农业农村厅关于陆生野生动物检疫有关问题的通知》，果子狸不在陆生野生动物检疫范围内，国家未出台果子狸检疫规程，被告客观上无法提供果子狸检疫证明。汉滨区林业局出具的书面复函及本院调查情况证实原告并未向林业局递交申办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原告亦未向法庭提交证据证明其无法办理《野生动物驯养繁殖及产品经营许可证》的唯一原因是没有提供检疫证明。其次，依据相关法律规定，人工驯养繁殖果子狸应当经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取得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方能进行养殖，否则属于非法养殖。原告未取得驯养繁殖许可证便从被告处购买果子狸，应对其无证养殖果子狸可能产生的后果有一定的认知，被告按照约定将果子狸种苗交付给原告后不再承担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因政策原因导致原告损失属商业风险，原告应当自行承担。最后，原告王井根述称其自行放生所养殖的果子狸，本院先后在汉滨区林业局、双龙镇农业综合服务站调查，该二单位均无原告放生果子狸的书面记载，也无工作人员参与原告所述“放生”过程，无法确定原告所述的“放生”果子狸具体数量，对原告请求的损失无法确定。故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损失的诉请，理由不充分，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二十五条、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五条、第一百一十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王井根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860元，减半收取1430元，由原告王井根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陕西省商洛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李传宏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二日 法官助理 江书林 书 记 员 崔 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