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2民初8562号原告：贺大东，男，1980年12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昀，广东明思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旭龙，广东明思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赵敏，女，1990年5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被告：钟海军，男，1975年7月23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平，广东静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何群山，男，1971年8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明月，江西南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邹卫英，女，1988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祥华，广东静美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黄建红，女，1970年6月17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赣州市信丰县，原告贺大东与被告赵敏、钟海军、何群山、邹卫英、第三人黄建红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2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贺大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昀、周旭龙，被告钟海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平、被告何群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明月、被告邹卫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祥华到庭参加诉讼，被告赵敏和第三人黄建红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贺大东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赵敏、钟海军、何群山共同向原告清偿股权转让款本金1610万元；2、判令赵敏、钟海军、何群山共同向原告清偿违约金及利息暂计18959800元(违约金计算方式：2015年9月22日起至2016年10月31日止，以1610万元为基数，按每月2%计，违约金为4347000元；利息计算方式：2016年11月1日起至2018年4月30日止，被告赵敏、钟海军、何群山欠付的利息400万元；2018年5月1日起，以2010万元为本金，按月利率为2%计，暂计至2020年7月1日为10612800元，最终计至全部清偿之日止)；3、判令被告邹卫英对被告钟海军的债务承担全部清偿责任；4、判令四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告贺大东、案外人黄建红与被告赵敏、钟海军于2015年8月31日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约定贺大东、黄建红将持有信丰中侨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侨公司）所有股权与资产，以40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赵敏、钟海军，其中贺大东收取2300万元，黄建红收取1700万元。合同签订当日，赵敏和钟海军需向贺大东和黄建红共支付1200万元（800万元为定金，400万元为首期款），其中向贺大东支付690万元，向黄建红支付510万元。在股权变更手续完成后3个工作日内，赵敏、钟海军需将剩余股权转让款3600万元支付给贺大东及黄建红，800万元定金转为预付款，即仍需支付2800万元，其中应支付贺大东1610万元，支付黄建红1190万元，逾期支付的，每逾期一日，需向贺大东、黄建红支付逾期部分转让款3‰的违约金。何群山与赵敏存在事实婚姻关系，并作为赵敏授权代理人在上述合同签字确认。上述合同签订后，赵敏、钟海军向贺大东支付了690万元，向黄建红支付了510万元。贺大东、黄建红于2015年9月16日依约将中侨公司的所有股权转让给赵敏（53.16%）、以及钟海军、赵敏指定的邹卫英（46.84%）名下，并办理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后将中侨公司交由钟海军、赵敏、何群山、邹卫英四人实际管业。股权转让手续办理完成后，赵敏、钟海军未能依约向贺大东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1610万元，因此何群山以债务加入形式和钟海军与贺大东于2017年9月7日签订《关于“信丰中侨发展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的补充协议》，约定何群山、钟海军分四期于2018年4月30日前向贺大东支付完毕剩余股权转让款1610万元，同意于2018年5月31日前向贺大东支付2016年11月1日至2018年4月30日股权转让款占用利息400万元，逾期未能依约支付本息的，从2018年5月1日起，以未付本金和利息总额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计算利息，计至全部清偿之日止。同时贺大东保留按2015年8月31日的原合同约定追缴违约金的权利。上述补充协议签订后，赵敏、钟海军及何群山仍未依约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及利息，经贺大东多次催讨，赵敏、钟海军及何群山均推诿拖延。邹卫英受让了中侨公司股权，为案涉《股权转让合同》的实际受益人，且据悉，邹卫英与钟海军系事实夫妻关系，案涉债务发生在二人事实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应系夫妻共同债务。综上，上述《股权转让合同》及《关于“信丰中侨发展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的补充协议》为贺大东与赵敏、钟海军、何群山各方真实意思表示，贺大东已依约定办理完成股权转让手续，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合法有效。案涉债务发生在邹卫英与钟海军事实夫妻关系存续期间，邹卫英为案涉《股权转让合同》的实际受益人，根据权利义务对等原则，邹卫英应对钟海军的债务承担全部清偿责任。为维护贺大东合法权利，贺大东现依《民事诉讼法》、《合同法》等法律法规特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被告赵敏提交书面答辩状称：贺大东要求赵敏支付并清偿其股权转让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法院驳回贺大东对赵敏的诉请，理由如下：一、赵敏没有受让贺大东任何股权，仅受让黄建红中侨公司53.16%股权。赵敏委托何群山支付了黄建红510万股权转让款，余款在中侨公司土地收储补偿款中的本人收益中付清给了黄建红。2015年9月1日赵敏与黄建红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中侨公司股东会议决议、有关工商登记和黄建红均可证明以上事实。二、对贺大东与钟海军、何群山于2017年9月7日签署的《关于“信丰县中侨发展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的补充协议》，赵敏不知情，不认可，该补充协议与赵敏无关。赵敏已经付清黄建红有关股权转让款，贺大东根据2015年8月31日《股权转让协议》要求赵敏支付其转让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该主张也过了诉讼时效。三、何群山与赵敏系普通朋友关系。赵敏在此郑重声明，何群山非经本人书面授权，不得以本人代理人名义签署任何有关法律文书。贺大东提交法院的（2017）赣民申530号《民事裁定书》与本案无关，如出现贺大东对外散布有关不实消息情形，赵敏声明保留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的权利。被告钟海军答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一、钟海军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已超过其应承担的部分。1、2015年8月签订《股份转让合同》，由钟海军与赵敏、何群山各为一方共同受让贺大东、黄建红在中侨公司的股权，虽然工商登记赵敏53.16%、邹卫英46.84%，实际双方各受让一半股权，所以在支付贺大东、黄建红的转让款中没有按工商登记的股权比例分别计算支付，受让方钟海军与赵敏、何群山也是共同向贺大东、黄建红支付股权转让款。2、《股份转让合同》签订后，钟海军转账何群山、赵敏账户再通过何群山、赵敏账户支付股权转让款以及直接向贺大东、黄建红、郭聪账户支付股权转让款共计1512万元,其中钟海军直接向贺大东名下账户转账535万元。3、信丰中侨公司名下土地被以2880.16万元价格收储，其中1491.045万元被信丰县人民法院划扣至黄建红账户用于支付股权转让款（之前已经向黄建红支付735万元股权转让款）。中侨公司土地被以2880.16万元收储，则按协定的股份比例，钟海军享有一半的权益。按钟海军与何群山、赵敏各受让中侨公司50%股份，则钟海军应付股权转让款为2000万，现实际支付金额达22575225元（1512万元+1491.045万/2）。根据公平原则和双方的协定股份比例，故钟海军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已超过应承担的部分，已尽了出资义务，不应再支付股权转让款。贺大东诉请的股权转让款应当由何群山、赵敏负责支付。二、违约金计算方式不当，金额过高，应予调整减少。1、首先，如前所述，钟海军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已超过应承担的部分，贺大东诉请的违约金计算基数没有依据。2、通过银行流水可以看出，2015年9月18日，钟海军一次性向贺大东转账500万元股权转让款，且在《补充协议》签订后，钟海军又支付贺大东股权转让款35万元，应当扣减。根据《合同法》第114条和《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29条之规定，贺大东诉请的违约金过高，请求法院依据公平原则进行调整减少。被告何群山答辩称：何群山不是案涉股权转让合同的权利义务人，在案涉股权转让中没有获取任何利益，恳请法院驳回贺大东对何群山的诉求，理由如下：一、何群山没有受让贺大东以及涉案中侨公司的任何股权。二、2017年9月7日代赵敏与贺大东签署的《关于“信丰县中侨发展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的补充协议》，系因当时不了解赵敏参与中侨公司股权转让的实际情况代签，特别是不知道赵敏仅受让黄建红名下股权并已付清相关转让款的情况下代赵敏签署。因赵敏没有受让贺大东名下股权且应支付给黄建红的股权转让款全部付清，赵敏对何群山签署的以上补充协议不知情、不追认，上述补充协议对何群山和赵敏均无约束力。三、赵敏受让黄建红中侨公司53.16%股权的转让款，赵敏委托何群山支付了黄建红510万股权转让款，余款在中侨公司土地收储补偿款中的赵敏的收益中付清给了黄建红。赵敏在本案的书面答辩意见书、2015年9月1日赵敏与黄建红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中侨公司股东会议决议、有关工商登记和黄建红本人均可证明以上事实。四、据钟海军、赵敏反映，本案钟海军、赵敏和股权转让案涉公司中侨公司共支付了黄建红股权转让款2220万（其中何群山代赵敏支付了510万元）。黄建红已经收到转让款2220万元，如果超出其应收转让款之金额应转给贺大东。五、案涉股权转让存在以下情形，导致受让人不愿按转让合同中约定金额付款，希望按政府征收价格支付转让款，以减轻受让人的损失。1、股权转让人故意隐瞒公司土地已被政府规划为城市发展商住用地即将被政府征收的事实，受让人高价（4000万）受让后第二年公司土地厂房即被政府低价（2880.1692万元）征收，受让人为此遭受重大损失，恳请适当调减受让人应支付的转让款。2、案涉股权转让之股权（公司）存在瑕疵（股权转让对应资产土地面积短少且存在纠纷），政府实际征收面积为117.18亩，比股权清单约定（土地证载明）的120亩土地少了2.82亩；3、涉案股权转让标的中侨公司名下土地一直存在重大民事权益争议和纠纷，导致受让人受让后一直没有正常经营过，也没有获取任何收益。六、何群山与赵敏不存在事实婚姻关系。被告邹卫英答辩称：邹卫英与钟海军不是事实夫妻关系，也没实际享受股东权益，请求法院驳回贺大东要求邹卫英承担钟海军全部债务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一、邹卫英与钟海军不是事实婚姻关系，没有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贺大东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该事实，贺大东以夫妻共同债务为由要求邹卫英承担钟海军的债务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邹卫英在涉案股权转让纠纷中仅仅是代持人的身份，也没有实际享受股东的权利。1、邹卫英从没与贺大东达成过股权交易的合意，也不知道贺大东与其他被告关于股权转让的议价过程，其仅仅是代持人；2、从贺大东提供的证据目录（一）中证据2的证明内容及证据3的约定可证明贺大东是明确知道邹卫英在股权转让中的身份和地位；3、本案第三人黄建红也就是另一位股份转让人，曾于2016年向信丰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在（2016）赣0722民初1308号案中也是将邹卫英列为第三人，因此两位股份转让人均明确知道邹卫英在股权转让中的身份和地位。第三人黄建红陈述称：本案转让纠纷与黄建红已无关，赵敏、钟海军、何群山、邹卫英与黄建红也已经没有任何关系，黄建红与贺大东也没有任何债权股权债务关系，故贺大东起诉至法院时也未也不敢将黄建红起诉为被告。关于本案：一、贺大东与黄建红同属于债权人，只是两个人原来共同持有中侨公司100%的股东。二、贺大东与黄建红及赵敏、钟海军于2015年8月31日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约定赵敏、钟海军共支付4000万元给贺大东和黄建红，其中，钟海军受让贺大东46.84%的股权，转让价2300万元，由钟海军支付。赵敏受让黄建红53.16%的股权，转让价1700万元，由何群山支付。三、由于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后，受让人赵敏、何群山一直找各种理由推迟付款，黄建红开始只收到100万元定金，后面一直催赵敏、何群山付款，但赵敏、何群山一直找理由拖欠，黄建红被逼无奈，决定起诉赵敏、何群山，于2016年9月在江西省新丰县人民法院立案起诉，黄建红当时在起诉前还主动邀请贺大东一起起诉主张债权，可贺大东当时不知其何因并没有答应和起诉。四、黄建红与赵敏、何群山、钟海军在江西省新丰县人民法院的调解下，并达成和解协议，详见[（2016）赣0722民初1308号民事调解书]，赵敏、钟海军、何群山还尚欠黄建红1491.045万元，由江西省信丰县人民法院从中侨公司的土地收储款中扣除1491.045万元支付给黄建红。本案的处理结果贺大东也是知情的。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将根据庭审情况和查明的事实综合认定。根据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和经本院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8月31日，黄建红、贺大东（甲方）与赵敏、钟海军（乙方）签订了一份《股份转让合同》，约定：中侨公司注册资本为1090万元，其中甲方持有公司全部股份与资产，占股份100%；公司股权结构为黄建红占公司股份53.16%，贺大东占公司股份46.84%；甲方将其所持公司所有股份与资产，共计40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乙方，其中，黄建红1700万元，贺大东2300万元；乙方应在本协议签订当日支付1200万元给乙方，并转入甲方指定的账户，其中800万元作为定金，400万元作为首期款，其中转入黄建红指定账户为510万元，转入贺大东指定账户为690万元；在股权变更手续完成后3个工作日内，乙方应将剩余的股权转让款3600万元支付给甲方，双方同意乙方已付的800万元定金转为预付款，则乙方仍需支付总款项的70%即2800万元，乙方应当将上述款项转入甲方指定账户，其中转入黄建红指定账户为1190万元，转入贺大东指定账户为1610万元；甲方收到首期款后，应将有关办理股权转让的资料交给乙方，并协助乙方去有关部门办理股权变更手续；甲、乙双方应于本协议生效后30天内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甲方保证对其拟转让给乙方的股份拥有完全处分权，保证该股份与资产没有设定任何质押，保证股份与资产未被查封，应保证公司没有其它任何纠纷，否则由此引起的所有经济损失和法律责任均由甲方承担；如乙方不能按上述约定的期限支付股权转让款，每逾期一天，应向甲方支付逾期转让款部分千分之三的违约金；若乙方逾期超过1个月，则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如因乙方违约给甲方造成损失，乙方支付的违约金金额低于实际损失的，乙方必须另予以补偿；本协议书经甲乙双方签字，甲方收到乙方首付款后生效；等。协议落款“转让方”处有贺大东、黄建红的签名及指印，“受让方委托代理人”处有钟海军、何群山处的签名及指印。上述协议签订后，何群山于2015年9月2日代赵敏向贺大东转账190万元，钟海军于2015年9月18日向贺大东转账500万元，即赵敏和钟海军共向贺大东支付690万元股权转让款。《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显示：中侨公司于2002年3月29日登记成立，注册资本为1090万元人民币，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2015年9月16日，投资人（股权）由黄建红出资579.5万人民币（占53.1651%，实缴出资579.5万人民币）、贺大东出资510.5万人民币（占46.8349%，实缴出资510.5万人民币）变更为邹卫英出资510.556万人民币（占46.84%，实缴出资0万）、赵敏出资579.444万人民币（占53.16%，实缴出资0万）；同时，法定代表人由贺大东变更为邹卫英，总经理变更为何群山、执行董事变更为邹卫英、监事变更为赵敏。2017年9月7日，贺大东（甲方）与钟海军、何群山（乙方）签订一份《关于“信丰县中侨发展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的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约定：甲乙双方于2015年8月30日签订股份转让合同，甲方将所持有的信丰县中侨公司46.84%的股份以23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乙方，甲方协助乙方将股份转让于乙方指定持有人邹卫英，于2015年9月16日完成股份转让手续。按照原合同的约定，余款1610万元乙方至今未支付给甲方。现经甲乙双方协商，签订本补充协议如下：1、乙方按本协议约定支付股份转让余款，并支付一定数额利息，甲方同意乙方分阶段支付本金及利息。2、乙方同意于2017年10月支付本金200万元，2017年11月支付本金200万元，2017年12月支付本金210万元，2018年4月30日前支付剩余本金1000万元。3、双方同意利息从2016年11月1日算起，至2018年4月利息总额为400万元，乙方于2018年5月31日前一次性支付。至乙方全部支付利息前，乙方已支付本金所产生利息，则按月利率1%和实际已支付本金，从实际支付后月份起计算至2018年4月30日从应支付利息总额予以减除。若乙方未按照本协议约定时间支付本金，则未支付本金按照月利率2%计算利息，如乙方未按照协议约定在2018年5月31日前支付应付利息，则按照月利率2%，金额按照未支付本金和利息总额，从2018年5月1日起计算利息。4、如乙方在2018年5月31日前仍未支付完毕应付本金和利息，则甲方保留按照原合同约定追缴违约金的权利。此补充协议作为原协议的补充，与原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等。协议落款“甲方”处有贺大东的签名和指印，“乙方”处有何群山和钟海军的签名和指印。2018年4月17日，钟海军通过银行转账向贺大东支付25万元，后又分别于同年7月6日、7月20日向贺大东各转账支付5万元。另查，因被拖欠支付股权转让款，第三人黄建红于2016年7月11日具状向江西省信丰县人民法院提起对赵敏、钟海军及第三人邹卫英的股权转让纠纷诉讼，并采取保全措施查封中侨公司名下土地。该案以调解结案进入执行程序后，中侨公司同意从信丰县国土局收储中心收储上述被查封土地所发放的收储款中代赵敏、钟海军等向黄建红支付相应款项偿债。第三人黄建红向本院书面答辩确认其与赵敏、钟海军、邹卫英的纠纷已解决，与贺大东也无任何债权债务关系。对于该案的调解书以及执行文书等，第三人黄建红以及到庭参加庭审的钟海军并未向本院举证提交。本院认为，本案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应适用当时的法律规定。涉案《股权转让合同》以中侨公司的股权为交易标的物，原告贺大东作为转让人以该合同为依据诉请各被告支付股权转让价款，故本案为股权转让合同纠纷。贺大东、第三人黄建红作为转让人与受让人钟海军以及赵敏的代理人何群山签订《股权转让合同》,赵敏对何群山的代理行为予以承认，该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本院依法予以确认，该合同的法律约束力及于贺大东、黄建红、钟海军与赵敏。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及证据情况，本案争议焦点为：1、赵敏、钟海军对贺大东是否有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义务及支付金额；2、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3、何群山、邹卫英是否应承担相应的合同责任。关于赵敏、钟海军是否对原告贺大东有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义务。涉案《股权转让合同》约定，贺大东、黄建红作为甲方将两人持有的全部股权以4000万元价格转让给乙方赵敏与钟海军，乙方分两期支付对价款，其中黄建红收取1700万元、贺大东收取2300万元，乙方应将款转入甲方两人各自指定收款账户。但对于乙方两受让人之间各自受让股权份额比例、各自承担的对价款支付金额均未明确约定。从上述协议内容来看，在这种交易关系中，甲乙双方四人之间的股权流转与对价款支付并不一一对应，在合同的实际履行中，贺大东、黄建红将股权转让至赵敏及其与钟海军指定的邹卫英名下、贺大东获得偿付的首期对价款690万元由钟海军以及赵敏委托的何群山共同支付，这些事实即反映了这一合同权利义务特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六条规定，债权人为二人以上的，按照确定的份额分享权利。债务人为二人以上的，按照确定的份额分担义务。第八十七条规定，债权人或者债务人一方人数为二人以上的，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当事人的约定，享有连带权利的每个债权人，都有权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负有连带义务的每个债务人，都负有清偿全部债务的义务，履行了义务的人，有权要求其他负有连带义务的人偿付他应当承担的份额。因此，就本案交易中的对价款支付之债来说，股权转让人贺大东与黄建红之间各自收取的价款金额明确，按照约定金额各自享有债权，属于按份债权；但受让人赵敏与钟海军并不按照份额各自给付，两人对全部4000万元对价款给付义务所承担的应为连带责任。贺大东、黄建红均有权要求该两人履行对自己的全部价款支付义务。对于贺大东仅获得部分受偿的按份债权，赵敏与钟海军对剩余部分仍负有连带给付义务，而与黄建红的按份债权受偿情况无关。钟海军提出的己方向黄建红与贺大东支付的对价款总额已超过其责任范围的抗辩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对于赵敏提出的其股权交易对象为黄建红，其应支付给黄建红的转让款已付清的抗辩，不符合上述合同约定，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同时，对于钟海军、何群山等提出的中侨公司名下土地使用权存在权利瑕疵的抗辩事由，均与本案涉案合同交易标的物股权无直接联系，亦不属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范围，本院对此不予审查。故此，赵敏与钟海军仍应对贺大东未受偿的股权对价款债权承担连带给付义务。关于诉讼时效抗辩。本案中，涉案《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第二期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时间为“在股权变更手续完成后3个工作日内”,2015年9月16日交易标的物中侨公司股权完成工商变更登记，该日后的第三个工作日的次日即2015年9月22日为第二期转让款给付请求权诉讼时效起算时间。按民法通则关于两年诉讼时效的规定，期满时间应为2017年9月21日。但期满前的2017年9月7日，贺大东与钟海军、何群山签署《补充协议》，就剩余1610万元转让款重新约定了清偿方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2008年8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以下简称《诉讼时效规定》）第十六条“义务人作出分期履行、部分履行、提供担保、请求延期履行、制定清偿债务计划等承诺或者行为的，应当认定为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当事人一方‘同意履行义务’”的规定，该协议的签署即对钟海军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8〕12号）第二条“民法总则施行之日，诉讼时效期间尚未满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此后重新计算诉讼时效时，应自《补充协议》约定的最后履行时间2018年5月31日起，适用三年的时效期间。原告贺大东向钟海军提起本案诉讼主张债权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同时，上述《诉讼时效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对于连带债权人中的一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由，应当认定对其他连带债权人也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对于连带债务人中的一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由，应当认定对其他连带债务人也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钟海军签署《补充协议》使诉讼时效发生中断，该法律效果应及于钟海军的连带债务人赵敏。因此，赵敏的诉讼时效抗辩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何群山应否承担合同责任。原告贺大东以何群山签署《补充协议》属于债务加入且与赵敏存在事实婚姻关系为由诉请何群山对剩余股权转让价款承担清偿责任。本院认为，第一，在本案股权转让交易中，何群山以赵敏的代理人身份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并实际代赵敏向贺大东转账支付部分对价款，赵敏确认何群山的上述代理行为的法律效力，赵敏与何群山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何群山后续所签署的《补充协议》是对《股权转让协议》的补充，为同一交易内容，属于相同的代理事项范围。何群山主张仍为代理权的行使，赵敏虽对此予以否认，但未举证证明其向代理人何群山以及协议其他当事人贺大东、钟海军做出过终止代理权的意思表示，故何群山的该主张成立；第二，结合交易背景，从《补充协议》所使用的词句、有关协议条款以及协议的目的来看，该协议中的“乙方”指代的应是钟海军与赵敏。《补充协议》第一段中“甲方将所持有的……股份以23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乙方”以及“乙方至今未支付给甲方”，该事实描述中的“乙方”指向的均为钟海军与赵敏无疑。原告贺大东主张何群山签署该《补充协议》属于债务加入，但该协议中并无任何明确词句表明何群山做出了其本人加入债务的意思表示。故贺大东的该主张不能成立；第三，贺大东提供的另案《民事裁定书》所记载的案外人吴琼关于何群山与赵敏存在事实夫妻关系并生育一子的陈述并未成为该民事裁定所认定的法律事实，在无其他证据予以证明的情况下，关于与赵敏存在事实夫妻关系故何群山应承担清偿责任的主张亦不能成立。综合以上，《补充协议》应认定为何群山代理赵敏，与贺大东以及钟海军共同签署，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该协议的效力及于赵敏，而非代理人何群山。同时，现有证据并不足以认定何群山与赵敏之间存在事实夫妻关系。故何群山无需承担本案的合同责任。关于邹卫英的合同责任。邹卫英并非涉案《股权转让合同》以及《补充协议》的合同当事人，合同标的物中侨公司的部分股权虽实际登记在其名下，但正如双方所签署的《补充协议》中关于“甲方协助乙方将股份转让于乙方指定持有人邹卫英”的记载，邹卫英仅受指定持有股份。从该事实记载来看，贺大东与邹卫英签署股权转让合同应认定为系二人根据赵敏与钟海军的指示完成股权转让工商登记变更的行为，并非二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邹卫英无需承担合同责任。同时，原告并未提供邹卫英与钟海军是事实夫妻关系的证据，故原告提出邹卫英应予承担债务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贺大东应予受偿的债权金额。根据涉案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的支付条件，钟海军、赵敏逾期向贺大东支付的第二期转让款金额为1610万元。后两人与贺大东达成《补充协议》对该本金支付方式以及逾期付款违约责任予以变更。除本金外，原告贺大东据此主张被告支付自2015年9月22日起至2016年10月31日止以1610万元为基数按每月2%计算的违约金4347000元、2016年11月1日起至2018年4月30日止的利息400万元、2018年5月1日起的利息以2010万元为本金按月利率为2%计算至全部清偿之日止。被告钟海军认为上述违约金与利息过高，请求予以调整，并认为《补充协议》签订后支付的35万元应予相应扣减。本院认为，在变更支付条件后，钟海军、赵敏仍逾期支付第二期转让款1610万元已构成违约，除应偿付本金外，还应承担违约责任，但已经支付的35万元应予以相应扣减。关于违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09]5号）（以下简称《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逾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本案中，在原被告双方并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的情况下，被告逾期付款的行为给原告造成的实际损失主要体现为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补充协议》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逾期付款违约金变更为逾期付款利息损失400万元，同时约定变更后仍逾期时按月利率2%计算逾期利息以及贺大东对原合同项下的违约金保留追偿权。对照同时期的银行同类贷款利率标准以及民间市场上资金使用成本，结合合同履行情况等因素来衡量，原告据此主张的月利率2%的违约金以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计算标准明显过高；同时，按年化收益率来折算，400万元利息亦明显超过实际利息损失，应予调整。另外，本案合同项下的股权转让对价款给付之债并非借款合同法律关系所产生，不适用民间借贷相关司法解释关于利率上限的规定，原告关于违约金和损失计算标准的法律适用的代理意见本院不予采纳；且其将400万元利息作为损失计算基数的诉请系主张复利，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鉴于被告逾期付款时间较长，经协商原告作出让步变更付款条件后被告仍未予履行，结合对原告利息损失的补偿与对被告过错行为予以惩罚这两种因素进行考虑，综合同期市场的资金成本来看，违约金以欠款本金为基数适用日万分之四的利率标准计算较为公平合理。至于应予扣减的35万元，因双方并未约定抵充顺序，根据上述《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一条“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的规定，该35万元应先充抵逾期付款利息损失。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六条、第八十七条、第一百四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2008年8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第十六条、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8〕12号）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09]5号）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钟海军、赵敏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向原告贺大东连带支付股权转让价款本金1610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利息以欠付本金为基数，自2015年9月22日起按日利率万分之四的标准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利息总金额扣减35万元）；二、驳回原告贺大东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17099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贺大东负担49928元，由被告钟海军、赵敏负担172171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学洁人民陪审员  王晓桐人民陪审员  金文辉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张靖怡书记员叶丽仪附一：本裁判所依据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2009修正）第八十六条债权人为二人以上的，按照确定的份额分享权利。债务人为二人以上的，按照确定的份额分担义务。第八十七条债权人或者债务人一方人数为二人以上的，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当事人的约定，享有连带权利的每个债权人，都有权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负有连带义务的每个债务人，都负有清偿全部债务的义务，履行了义务的人，有权要求其他负有连带义务的人偿付他应当承担的份额。第一百四十条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2008年8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第十六条义务人作出分期履行、部分履行、提供担保、请求延期履行、制定清偿债务计划等承诺或者行为的，应当认定为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当事人一方“同意履行义务”。第十七条对于连带债权人中的一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由，应当认定对其他连带债权人也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对于连带债务人中的一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由，应当认定对其他连带债务人也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8〕12号）第二条民法总则施行之日，诉讼时效期间尚未满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一十四条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09]5号）第二十一条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第二十九条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附二：申请执行事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的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