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鄂06民终69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连发，男，1956年3月25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樊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军，湖北三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红，女，1972年9月4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襄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巍，湖北行胜言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连发因与被上诉人刘红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襄阳市襄城区人民法院（2020）鄂0602民初25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连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军，被上诉人刘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巍接受本院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连发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襄阳市襄城区人民法院（2020）鄂0602民初2505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提交证据不能证明款项已实际交付，属认定事实错误。被上诉人一审中自认上诉人在中券资本集团公司投资的起点为57600元，上诉人提供的收条57600元就是上诉人交付该款的证据。若被上诉人未收到该款，不可能在收条上附加保证条款。同时，上诉人为证实款项的来源，还提交了其销售自己所建小产权房房屋与买受人签订的多份合同，足以证明上诉人给付被上诉人57600元的资金来源。2.一审法院认定“即本案收条与2016年12月16日的57600元转账存在关联，2016年12月16日的57600元转账已由李连发另案进行了主张，不应该在本案中重复主张”，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案涉的57600元的投资款与2016年12月16日上诉人出借给被上诉人的57600元的借款，是两笔不同的款项，一审法院认定为同一笔款，不知用意何在？综上，上诉人请求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刘红辩称，李连发通过其代为办理“中券资本集团公司”投资理财业务，其于2016年12月16日给李连发出具一张收条，收条出现多处笔误，将“李连发”写成“李连年”，将“2016.12.16”写成“2016.11.16”。李连发于当日转账57600元，其将该款打入李连发在平台的账户。后因投资失败，其受胁迫给李连发出具借条一张。经李连发的朋友张兵协商，又出具一张47600元的借条，借条上载明了之前所有的收条到此为止。至此，双方的投资合同纠纷已转化为债务纠纷，李连发已就该笔债务提起了诉讼。综上，李连发此次起诉属于恶意诉讼，请求驳回其上诉，维持原判。李连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刘红立即返还投资款57600元，并自2016年11月16日始至还清之日止，按照年息6%支付资金占用费；2.本案诉讼费及保全费由刘红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连发和刘红经人介绍认识，双方均为某网络平台的投资参与人。2016年11月16日，刘红向李连发出具《收条》一张，上载明：“今收到李连发现金57600元，收款人刘红确保57600元安全到李连发陆续到账，若不能到账，刘红承担，保证人刘红，2016年11月16日。”该份收条中第一句和第二句中间的内容被涂抹划掉无法识别。李连发以要求刘红返还投资款为由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另查明，2016年12月16日，李连发通过其农业银行的账户（账号：62×××＊1）向刘红的农业银行账户（账号：62×××＊8）转款57600元。2020年7月15日，李连发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诉至一审法院要求刘红偿还57600元及利息，其主张款项交付依据为2016年12月16日向刘红转账的57600元，该案经一审法院一审判决后，刘红不服，已上诉至本院，案件还在审理中。一审法院认为，李连发、刘红之间是否就收条存在款项往来关系，除收条外，还要审查款项是否已经实际交付。本案中，根据双方之间的款项往来记录，李连发向刘红交付的多笔款项均是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进行的，李连发陈述以现金方式向刘红交付款项，与双方的交易习惯相悖，李连发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向刘红交付了收条中所述的款项。而且即便刘红所述属实，即本案收条与2016年12月16日的57600元转账存在关联，2016年12月16日的57600元转账已由李连发另案进行了主张，不应该在本案中重复主张。因此，李连发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李连发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770元，由李连发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经审理查明：李连发以民间借贷纠纷起诉刘红一案，经本院作出（2020）鄂06民终4347号民事判决，该生效判决认定：李连发向刘红账户转款57600元，2017年9月26日和2017年11月6日，刘红分别给李连发出具了57600元和47600元的借条各一张。对于本案所涉款项与李连发因民间借贷纠纷起诉一案所涉款项，是否是同一笔款，刘红在民间借贷案中虽主张，但生效判决对此未作评判，告知当事人在另案中主张和解决。另57600元的借条现仍由李连发所持有。对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李连发以其于2016年11月16日以现金方式向刘红支付投资款，刘红于当日出具一张收条，刘红没有将此款用于投资，从而要求刘红返还投资款57600元及资金占用费。刘红则抗辩李连发实际是于2016年12月16日以转账方式支付的57600元，收条写成了2016年11月16日，该款项用于了投资。事后其为该笔投资款给李连发先后出具了两张借条，李连发因借条已起诉并作出了生效判决，现其属于重复起诉。综合上诉人上诉及被上诉人答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案涉收条所涉款项与已生效判决所涉款项是否是同一笔款。现双方都认可案涉57600元是一笔投资款，刘红本人对收到投资款的事实也不持异议，其只是对实际出收条时间和投资款的具体交付方式有异议。综合查证事实来看，第一、收条虽于2016年11月16日出具，但该收条所涉金额与李连发于2016年12月16日转至刘红账户的57600元金额相同；收条出具时间为2016年11月16日，与后一笔57600元转账时间都是16日，只是月份上有出入；李连发称款项是用于平台投资，刘红也称是用于了投资。也就是说，从金额、时间、款项用途以及刘红对收条日期所作解释进行综合分析，收条与后一笔转账交付的57600元之间的关联性无法排除。第二、从双方交付款项交易习惯而言，李连发与刘红曾有数笔转账交易。现李连发主张一个月内的两笔交易，一笔以转账，一笔以现金交付，与双方交易习惯不相符。第三、从双方结算的交易习惯而言，转账支付的57600元，刘红先后给李连发出具了两张借条，出后一张借条时前一张借条没有收回。也就是说，双方存在结算时更换条据而不收回原有债权凭证的惯例。现刘红主张后结算形成的借条实际是收条转化而来，只是未将收条收回，与双方交易习惯相符。第四、李连发曾到深圳委托他人向刘红索要过款，刘红当时给李连发出具了一张47600元的借条。若如李连发所述，下欠两笔款项，李连发不可能只就后一笔索要，而前一笔不一并索要。这也间接印证了刘红所说的实质上是同一笔款的说法。第五、现李连发主张权利的证据即收条，只是一张收款凭证，不是债权凭证，李连发持该收条主张债权，证据不足。而刘红对案涉收条、后续转款、投资情况、补借条、还款等一系列过程均作了较为完整的陈述。综合双方举证，本院采信刘红的答辩意见，即认定李连发现主张的57600元与生效判决已支持的另一笔57600元，实质是同一笔款项。李连发上诉要求判决刘红返还其投资款本息，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李连发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40元，由李连发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胡 欣审判员 刘贤玉审判员 何绍建二〇二一年三月二日书记员 袁江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