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3民终36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后谷咖啡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志新路15号三层321。法定代表人：赵军。委托诉讼代理人：保东旭，云南格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华信三友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日坛北路19号楼-1层-103内M824室。法定代表人：刘增涛，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汪竹，北京证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北京后谷咖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后谷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华信三友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信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5民初252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后谷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华信公司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华信公司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周某自2019年6月25日离职后，与后谷公司不再具有劳动关系，其没有作为委托代理人的法定基础。二、一审法院草率适用商业习惯推定周某具有委托代理资格，违背了法律规定，根据商业习惯推定周某具有代理资格于法无据。三、一审法院对后谷公司向华信公司供货的情况存在严重的事实认定错误，华信公司已于一审庭审中自认后谷公司已向华信公司供应20多万元货物，这一自认事实与后谷公司提交的供货记录刚好可以印证，故该证据应当得到采信。华信公司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后谷公司的上诉请求。（2020）京0105民初37987号案件涉及周某出庭，对于华信公司法定代表人和周某的聊天记录，周某也是予以认可的，周某当时虽然不在公司，但是相应业务都是由其负责，故认可华信公司法定代表人和周某在聊天记录信息中所确认的数目。华信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后谷公司退还华信公司款项195459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后谷公司作为甲方与乙方华信公司签订《2017销售年度经销商合同》，其上载明：甲乙双方就乙方销售甲方经营的后谷咖啡系类产品是以达成合同约定；2017年销售年度是自2017年1月1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共计12个月；乙方经销区域为北京地区；甲方对乙方设立专门财务往来账目，乙方的货款、价格折扣或违约金或赔偿金等从该账目余额内计算；乙方所有与甲方货款的结算均通过指定对公账户结算，若乙方确实无法提供对公账户，乙方需指定本合同签字页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乙方指定一位打款人员刘增涛办理货款结算业务；合同约定经销期限届满双方未继续合作或合同提前解除的，乙方支付的货款余额予以返还，返还期限自合同终止或解除之日起计算最长为6个月。落款处甲方的委托代理人处有周某的签字。刘增涛与“×××”的微信号的聊天记录载明：2019年11月13日，“×××”向刘增涛发送标题为《华信三友询证函20190806》，其正文内容系一份《对账函》，其上载明：致华信公司，承蒙贵公司在业务上对我公司多年的支持与厚爱，在此谨致以真诚的协议！本公司与贵公司的往来账项为，截止2019年6月3日，欠贵公司155459元，备注为空；截止2019年6月3日，欠贵公司40000元，备注为借款，合计金额为195459元。其上后谷公司签章处、“贵公司”（即华信公司）签章处均为空白。华信公司主张“×××”系后谷公司职工周某的微信号，且“×××”的实名认证信息载明为（*某）。2017年7月14日，华信公司向后谷公司转账支付100000元；8月8日，华信公司向后谷公司转账支付100000元；10月24日，华信公司向后谷公司转账支付20000元；2018年10月18日，刘增涛向后谷公司转账支付50000元，转账用途为“公司借款”。一审庭审中，华信公司与后谷公司均认可《2017销售年度经销商合同》约定的合作期到期后双方仍有供货往来。一审庭审中，华信公司称合作期间，后谷公司的职工刘某主动电话联系华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增涛，告知其可采购的货品及单价，刘增涛根据刘某的建议进行采购，但采购时双方没有签订具体订单；后谷公司负责送货，并向刘增涛出具载明产品名称及数量但并未载明单价的送货单，后谷公司根据送货情况自行扣款；合作期间，后谷公司向华信公司供应过价值20万元的货物，但货物的保质期为1年，后谷公司于2018年底货物快到保质期时拉走部分货物，但拉走货物的价值不清楚，后谷公司称拉走部分的货值会转为货款；2019年11月，因双方不再合作，后谷公司的职工周某通过微信方式向刘增涛发送《询证函》，确认了后谷公司账面上华信公司的剩余款项情况；合作期间，周某以后谷公司的名义向华信公司借款，后承诺将该笔借款转为货款；《2017销售年度经销商合同》约定的“返还期限自合同终止或解除之日起计算最长为6个月”系格式条款。一审庭审中，后谷公司称其为华信公司设立了专门账目，根据账目记载，后谷公司已向华信公司交付价值246579元的货物，且华信公司认可以后谷公司单方确认的账目明细为准；后谷公司称其最后一次向华信公司供货的时间为2018年12月25日；华信公司已先后向后谷公司支付22万元货款，如果后谷公司没有支付相应价值的货物，华信公司不可能持续付款，这有违交易惯例及日常经验法则；且即使华信公司与后谷公司之间存有未结款，也已过了6个月的退款期；后谷公司认可刘某、周某均系其公司职工，但周某并非业务授权代表，后谷公司也并未给予其关于特定业务的授权。一审法院认为：华信公司与后谷公司签订的《2017销售年度经销商合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周某系《2017销售年度经销商合同》中确认的后谷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其行为代表华信公司。周某向华信公司出具《对账函》，确认截止2019年6月3日，后谷公司尚欠华信公司155459元（备注为空）及40000元（备注为借款），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华信公司称后谷公司承诺将借款转为货款，但并未提交证据证明，故一审法院对华信公司的此项主张不予采信。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对于备注为借款的40000元，与本案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一审法院不予处理。现后谷公司确认尚欠华信公司货款155459元，且《2017销售年度经销商合同》约定“合同约定经销期限届满双方未继续合作或合同提前解除的，乙方支付的货款余额予以返还”，故后谷公司要求华信公司返还155459元货款，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超出的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后谷公司主张其已向华信公司供应价值246579元的货物，但其证据不足以证明，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后谷公司对陆续支付货款的行为进行了合理解释，并未违背交易惯例和日常生活逻辑。《2017销售年度经销商合同》约定“返还期限自合同终止或解除之日起计算最长为6个月”，但后谷公司和华信公司均认可合同约定的合作期间结束后双方仍有合作，且故后谷公司主张已超过6个月退款期并无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之规定，判决：一、北京后谷咖啡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北京华信三友商贸有限公司返还货款155459元；二、驳回北京华信三友商贸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后谷公司向本院提交北京市海淀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京海劳人仲字[2019]第14974号裁决书，用以证明该裁决书显示周某2019年6月25日提出辞职，其作为本案《询证函》的发函人，其在2019年11月才发送了该函，故该发函行为只能是个人行为，不能代表公司。华信公司发表质证意见称，（2020）京0105民初37987号案件也涉及这个问题，周某和其助理说的是其本人是离职了，但整个事件是其处理的，对账单华信公司也索要了很多次，多次沟通之后周某给华信公司发过，周某对其之前的情况比较清楚，故其对发函是认可的。二审经查，京海劳人仲字[2019]第14974号裁决书载明，周某申请称其于2017年5月15日入职后谷公司，双方签有劳动合同，2019年6月25日其后谷公司拖欠工资提出辞职，故要求后谷公司支付相应期间工资及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北京市海淀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审理裁决后谷公司支付周某2018年3月、6月、8月、9月、12月及2019年1月1日至6月25日期间工资。（2020）京0105民初37987号民事判决书载明，该案中原告北京天弘博藏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申请周某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周某作证称，“我是被告（后谷公司）前员工，于2019年5月21日左右离职，现与被告处于劳动争议纠纷解决中，被告与原告在2018年至2019年5月份期间合作，之前原告交纳了10万元押金，截止目前仍未退还押金，我离职的时候双方已基本没有合作了。我的助理曾经统计过仓储费用明细单，由我再发送给原告的。”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后谷公司应否退还华信公司货款155459元。后谷公司上诉主张周某从其公司离职后即没有作为公司委托代理人的法定基础，一审法院认定周某具有公司委托代理人资格缺乏法律依据。对此本院认为，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根据本案查明事实，双方在《2017销售年度经销商合同》中明确约定周某为后谷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故在双方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周某的行为能够代表后谷公司。周某向刘增涛发送《询证函》的行为虽发生在周某离职之后，但本案中并无证据显示华信公司在收到《询证函》之前已知晓周某从后谷公司离职，作为合同相对方，在后谷公司并未就周某已经离职以及是否更换委托代理人的情况向华信公司进行明确告知的前提下，华信公司有理由相信后谷公司在合同中确定的委托代理人依然能够代表后谷公司。此外，周某作为合同中约定的后谷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显然更了解涉案合同履行及款项应否返还的情形，其对款项的确认具有一定的证明力。现华信公司提交的周某向华信公司发送的《询证函》显示后谷公司尚欠华信公司未退货款，对此后谷公司应当予以退还。对于应退货款金额，华信公司虽然认可后谷公司已向其公司供应20多万元货物，但就《询证函》中载明的应退金额问题，华信公司已经作出相应解释，就本案查明事实及双方所作陈述，华信公司的解释具有合理性，一审法院综合本案在案证据及双方对《询证函》中涉及的借款部分所作的陈述，判令后谷公司退还华信公司货款155459元，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维持。后谷公司的上诉主张依据不足，本院难以支持。综上所述，后谷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409元，由北京后谷咖啡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郑吉喆审 判 员 尚晓茜审 判 员 胡新华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汤和云书 记 员 马梦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