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武威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甘06民终27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郑延生，男，1956年6月15日出生，汉族，住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白玉青，女，1964年3月6日出生，汉族，住甘肃省古浪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郑军元，男，1990年10月7日出生，汉族，住甘肃省古浪县。 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建勋，武威市平和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郑鹏元，男，1974年7月6日出生，汉族，住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超儒，武威市经济开发区法律服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郑凤元，女，1984年6月12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地区墨玉县。 原审被告：郑小飞，女，1987年4月6日出生，汉族，住乌鲁木齐市米东区。 上诉人郑延生、白玉青、郑军元因与被上诉人郑鹏元、原审被告郑凤元、郑小飞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人民法院（2020）甘0602民初42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郑延生、白玉青、郑军元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建勋、被上诉人郑鹏元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超儒到庭参加了诉讼，原审被告郑凤元、郑小飞经本院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郑延生、白玉青、郑军元上诉请求：撤销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人民法院（2020）甘0602民初4287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被上诉人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判决未对合伙关系具备的基本法律依据进行审理，认定合伙关系存在，属认定事实错误。2.一审判决仅凭郑鹏元之父郑平生未经质证的单方证言，认定“花费14万元，后来由郑鹏元接替称为合伙人”的合伙关系存在，认定事实错误。3.一审法院未对郑鹏元提供报销凭证的来源、真实性及证明目的进行审理，而直接以此作为合伙投资入股凭证，认定事实错误。4.一审法院调取金昌中院庭审笔录，认定“自认合伙”事实错误，且认定依据金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甘03行初字58号判决书已被撤销，其认定合伙事实与多份生效判决法定事实相悖。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三、一审判决实体错误。 郑鹏元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涉案的郑优良种场郑鹏元的父亲已出资14万元，有票据及提供给省纪委、金昌中院的证据证实，郑优良种场是合伙经营，后期郑鹏元参与郑优良种场的经营，郑延生在金昌中院提供的证据及给省纪委的说明中均认可，在诉讼过程中郑延生认可三方具有合伙关系，经省高院（2020）甘行申369号再次予以确认三方合伙关系成立。 郑鹏元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确认原、被告在“郑优良种场”的合伙关系成立。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5年4月，由郑延生与古浪县原胡边乡永丰东村北城组签订了征地协议，郑延生以给该组打井为代价换取荒地使用权，郑鹏元之父郑平生参与了打井。土地转让成就后，于1999年办理了“郑优良种场”国有土地使用证书，并于2000年12月重新发了土地使用权证，在经营过程中，1998年由于郑延生不便经营，转让给郑永生管理经营，2016年12月郑延生将“郑优良种场”收回，双方签订了“郑优良种场”归还协议，并经古浪县公证处进行了公证，2018年12月26日古浪县土门镇人民政府征收了涉案土地，并进行给予了土地征收补偿，因土地补偿款的分配当事人发生争议，故形成诉讼，郑鹏元要求确认其为“郑优良种场”的合伙人。在诉讼中，郑永生于2020年6月19日死亡，经当事人申请，本院依法追加其配偶白玉青、子女郑凤元、郑小飞、郑军元为被告。经询问郑鹏元之父郑平生，其称因征地给北城组打井，自己花费14万元，后来由郑鹏元接替成为“郑优良种场”合伙人，审理中郑永生的法定继承人白玉青、郑凤元、郑小飞、郑军元表示放弃继承，并否认郑平生、郑永生、郑鹏元为“郑优良种场”合伙人。郑鹏元为证明其为合伙人，经其申请，本院依法调阅复制甘肃省金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甘03行初字58号古浪县土门镇永丰堡东村北城组与古浪县人民政府、第三人郑优良种场、郑延生、郑永生、郑鹏元行政一案的卷宗，该卷宗中2017年9月7日的询问笔录中郑延生称：“郑优良种场在申请登记时是以合伙人名义申请的……现实际合伙人是郑延生、郑永生、郑鹏元”。2017年9月13日金昌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二次开庭时，郑延生、郑永生、郑鹏元作为第三人共同认可为“郑优良种场”的共同经营人，并在开庭笔录上签名捺印予以确认。2017年10月13日甘肃省金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甘03行初字58号判决书，认定郑延生、郑永生、郑鹏元系“郑优良种场”的合伙人，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甘行终64号行政裁定书对（2017）甘03行初字58号判决书认定的事实亦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为，“郑优良种场”所征用土地，是以“以井换地”的方式所取得。当初由郑延生进行主导牵头，郑平生参与打井事实存在，后郑永生参与经营“郑优良种场”同样事实存在，郑平生退出后由郑鹏元接替视为权利义务的转让。审理中各方当事人对合伙关系是否存在虽各执一词，但能证明合伙关系存在的证据是郑延生在行政诉讼中的询问笔录，自认“郑优良种场”的合伙人为郑延生、郑永生、郑鹏元，在行政诉讼中三人认可共同经营“郑优良种场”，生效的裁判文书亦确认了三人的合伙关系，同时三人以合伙人的名义参加了行政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第九十三条（五）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第九条之规定，自认的事实和已为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文书确认的事实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据此郑延生、郑鹏元与郑永生生前对经营的“郑优良种场”存在合伙关系，郑永生死亡后其继承人对合伙权利义务的处分承担须建立在继承权行使的基础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郑鹏元与郑延生对所经营的“郑优良种场”存在合伙关系，与白玉青、郑凤元、郑小飞、郑军元在对郑永生行使继承权的前提下按合伙关系处理。案件受理费500元，由郑延生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郑延生和郑鹏元均提供了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甘行申369号行政裁定书，郑延生以该证据证明经省高院（2018）甘行终64号裁定书查明的郑延生、郑永生、郑平元是合伙关系，郑鹏元是作为合伙人参与诉讼，郑鹏元与古浪土门镇政府签订土地补偿协议是个人行为，侵害其他合伙人的权利。郑鹏元以该证据证明郑鹏元与郑延生、郑永生是合伙关系，经金昌中院审理三人是合伙关系并且三人自认是合伙关系。因双方对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故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该裁定书载明“郑延生、郑永生、郑鹏元均称，三人是‘郑优良种场’的合伙人。本案原审被告土门镇政府以郑氏农场为乙方签订涉案协议，签订主体明显不当，存在侵害郑延生、郑永生权益的情形。”“本案中，因郑鹏元系‘郑优良种场’的合伙人…。”上述内容能够证明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甘行申369号行政裁定书认定郑延生、郑永生、郑鹏元是‘郑优良种场’的合伙人。2.郑延生提供了古浪县胡边乡郑优良种场章程、场长职责和承包责任制考核办法各一份，证明郑延生是产权投资人，农场经营管理由管委会具体负责。郑鹏元既不是产权投资人，也不是经营合伙人。郑鹏元对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郑鹏元没有见过该章程，不知道有以上内容的存在，且该章程记载的内容证明郑优良种场系合伙关系，郑永生也是合伙人之一，与郑永生的继承人陈述郑永生不是合伙人不一致。本院认为，郑鹏元以未见过该部分证据为由否定证据的真实性，理由不能成立，对该部分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3.郑延生提供了签订日期为1993年7月的租赁承包经营合同一份。证明同一时期郑延生均使用简体名章作为其印信，未使用过繁体名章，郑鹏元提供的所有票据上印有的“鄭延生”个人名章明显是新刻新印名章，属伪造印章。郑鹏元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其关联性有异议，认为租赁承包经营合同与本案不具备关联性，一审中提交的印章是郑延生使用的印章，同时出现过简体和繁体的印章。本院认为，虽然郑延生提供的租赁承包经营合同上加盖的名章为简体字，但不足以证明郑鹏元提供的票据上“鄭延生”个人名章属伪造印章。4.郑延生申请证人郑庆生、朱光平出庭作证，证明郑鹏元的父亲郑平生在打井时未投资。郑鹏元在一审期间提供了票据71张，证明其父郑平生出资约14万元。因郑延生、郑永生、郑鹏元是‘郑优良种场’的合伙人的事实已由生效的行政裁判文书所认定，而71张票据涉及的款项是否系郑平生出资，涉及案外人郑平生的权利义务，且不影响认定郑延生、郑永生、郑鹏元是‘郑优良种场’的合伙人的事实，故对证人郑庆生、朱光平的证言及票据71张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在本案中不作认定。 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1995年4月，郑延生与古浪县原胡边乡永丰东村北城组签订了征地协议，郑延生以给该组打井为代价换取荒地使用权。土地转让成就后，于1999年办理了“郑优良种场”国有土地使用证书，并于2000年12月重新发了土地使用权证，1998年郑延生将“郑优良种场”转让给郑永生管理经营，2016年12月郑延生将“郑优良种场”收回，双方签订了“郑优良种场”归还协议，并经古浪县公证处进行了公证，2018年12月26日古浪县土门镇人民政府征收了涉案土地，并给予了土地征收补偿，因土地补偿款的分配当事人发生争议，故形成诉讼，郑鹏元要求确认其为“郑优良种场”的合伙人。在诉讼中，郑永生于2020年6月19日死亡，追加其配偶白玉青、子女郑凤元、郑小飞、郑军元为被告。甘肃省金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甘03行初字58号古浪县土门镇永丰堡东村北城组与古浪县人民政府、第三人郑优良种场、郑延生、郑永生、郑鹏元行政诉讼一案中，2017年9月7日的询问笔录中郑延生称：“郑优良种场在申请登记时是以合伙人名义申请的……现实际合伙人是郑延生、郑永生、郑鹏元”。2017年9月13日金昌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二次开庭时，郑延生、郑永生、郑鹏元作为第三人共同认可为“郑优良种场”的共同经营人，并在开庭笔录上签名捺印予以确认。2017年10月13日甘肃省金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甘03行初字58号判决书，认定郑延生、郑永生、郑鹏元系“郑优良种场”的合伙人，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甘行终64号行政裁定书对（2017）甘03行初字58号判决书认定的事实亦予以确认。因郑氏丰源生态家庭农场不服甘肃省古浪县人民法院（2019）甘0622行初8号行政判决和本院（2020）甘06行终36号行政判决，向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28日作出（2020）甘行申369号行政裁定书，该裁定书亦认定郑鹏元系“郑优良种场”合伙人。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第九十三条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当事人有足以推翻的证据除外。本案中，已生效的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甘行终64号行政裁定书和（2020）甘行申369号行政裁定书，均认定郑延生、郑永生、郑鹏元系“郑优良种场”的合伙人，郑延生又未提供足以推翻的相反证据，依据生效的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甘行终64号行政裁定书和（2020）甘行申369号行政裁定书确认的事实，认定郑延生、郑永生、郑鹏元系“郑优良种场”的合伙人。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故对郑延生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0元，由郑延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沈忠清 审判员  卢妍红 审判员  胡春芳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叶 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