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沪01民特93号申请人：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38号1号楼30层3501室。负责人：戴智勇，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博，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益民，上海日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永城市新城区光明路。法定代表人：李宏伟，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晨飚，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健，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请人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两高律所）与被申请人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火公司）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一案，本院于2021年2月1日立案后进行了审查。本案现已审查终结。申请人两高律所向本院提出申请，要求撤销上海仲裁委员会（2020）沪仲案字第0084号裁决。理由是：仲裁裁决存在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三、五、六项的情形，故应予撤销。一、仲裁程序违反法定程序。具体包括：1、仲裁庭两名边裁在裁决书上的电子签名是在2021年1月2日、3日即裁决书作出之后补签的。两名边裁在合议意见书中的意见与最终裁决书的意见是不一致的。2、系争裁决书形成过两次内容不同的文稿，两名边裁仅签署过第一份文稿，在签字时并未看到过第二份文稿即最终裁决稿。3、仲裁秘书进行过更换，仲裁庭既已组庭则不应更换仲裁秘书。4、仲裁庭再次启动庭审程序不符合法律规定。再次启动庭审程序后，仲裁庭对两高律所新提交的证据《河南神火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高家庄煤矿探矿权转让纠纷案律师费有关事项的函》未予接受亦不符合法律规定，并导致实体上的错误裁决。5、仲裁庭存在漏裁的情形。对神火公司和XX（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XX公司）之间《4.28法律服务合同》项下约定的4,500万元律师费，神火公司仅支付了1,000万元，还有3,500万元仲裁庭未予裁决。二、神火公司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具体包括：1、神火公司未向仲裁庭提交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上海二中院）作出的三份执行裁定书，即（2016）沪02执199号之一、之二、之三执行裁定书。2、神火公司向仲裁庭隐瞒了在与XX公司协商签订《一揽子和解协议》的当天，两高律所的戴智勇主任及神火公司的独立董事严某二人在北京饭店房间内进行电话遥控指导的事实。同时，两高律所向法庭申请要求严某到庭作证，以证明该节事实以及两高律所在《一揽子和解协议》形成过程中的贡献。三、首席在仲裁该案时涉嫌索贿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行为。首席仲裁员涉嫌存在违反仲裁法第三十四条第四项规定的私自会见当事人、代理人，或者接受当事人、代理人的请客送礼情形。首席仲裁员经过个人主观努力形成的生效裁决与仲裁合议内容相左，实为其个人意愿的表达。两高律所合理怀疑存在巨额利益输送的可能，正在积极启动实名控告、举报程序以此救济严重受损的利益。被申请人神火公司答辩称，不同意两高律所的撤裁理由。一、关于仲裁程序的问题，1、两高律所就仲裁内部程序提出的两点撤裁理由均系主观臆测，并无任何证据证明。同时，仲裁裁决文稿的签字事宜等系仲裁程序中的秘密事项，当事人是无从知晓的。两高律所如没有相应证据，则属于臆测和诽谤。2、仲裁委就更换仲裁秘书已向双方当事人发送书面通知。在更换仲裁秘书后，双方当事人在两次仲裁庭审中对仲裁庭审均表示无异议，故更换仲裁秘书并不违反法定程序。3、在2020年6月11日第一次仲裁庭审后，仲裁庭已明确告知双方如有补充证据应在限定的时间内提交。之后，两高律所不断向仲裁庭申请再次公开开庭，故仲裁庭基于该情况给予两高律所第二次开庭陈述的机会，且在再次开庭时双方也未对程序提出异议。4、就是否漏裁，应针对两高律所的仲裁请求进行判断。裁决理由中已对3,500万元作出认定和处理。仲裁庭最终未支持两高律所就该3,500万元的请求，并不等同于漏裁。二、神火公司并未隐瞒证据。1、两高律所已将上海二中院的三份执行裁定书向仲裁委提交，故并不存在神火公司隐瞒上述证据的情况。2、关于两高律师是否参与《一揽子和解协议》的问题，应当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由两高律所向仲裁庭举证，但两高律所并未进行举证。三、两高律所提到的枉法裁决行为并无任何证据证明，该撤裁理由同样不能成立。经审查查明：2015年1月23日、2016年4月28日，两高律所与神火公司分别签订《法律服务合同（探矿权合同纠纷专项法律顾问）》。因履行上述协议项下争议，两高律所于2019年12月23日向上海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委于2020年1月8日予以受理。两高律所的仲裁请求是：1、神火公司立即向两高律所支付律师费177,493,885.37元；2、神火公司向两高律所支付律师费177,493,885.37元的资金占用费5,855,079.54元（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以177,493,885.37元为基数，自2019年9月27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暂算至2020年6月26日）；3、神火公司赔偿因提起本案而发生的所有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暂发生的律师费、差旅费及其他基于仲裁实际发生的费用暂总计200万元；4、仲裁费、保全费由神火公司承担。神火公司的主要答辩意见是，就神火公司与XX公司纠纷案件的律师服务，神火公司已支付1.65亿元律师费（部分预付款应予返还），两高律所再要求支付1.77亿元律师费，令人瞠目且并无依据；（2016）京仲裁字第0289号仲裁案件并未满足《法律服务合同》约定的“胜诉”标准，只有仲裁裁决支持本请求并驳回反请求且在被执行人提出撤裁诉讼、撤裁诉讼被依法驳回的，合同约定的“胜诉”条件才真正达成；且仲裁裁决本身已由于《一揽子和解协议》的达成而失效，而该和解是由最高院主导、国家部委等行政机关及省政府共同参与达成的以地方利益互相让渡为条件的最终和解，双方代理律师的参与度和话语权极低。因此，本案最终结案方式不符合协议中风险律师服务费的支付条件，仅系“和解”，而非“胜诉”。神火公司的仲裁反请求是：1、两高律所向神火公司立即退还律师费4,000万元；2、两高律所承担本案仲裁费用，并赔偿神火公司因提起本案仲裁而发生的所有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差旅费及其他实际费用，暂计200万元。两高律所的主要答辩意见是：《法律服务合同》及补充协议中的律师费支付条件，神火公司曲解合同约定，无视两高律所的实际履行行为；两高律所自始至终履行代理职责，共代理与XX公司的三个仲裁案件、一个撤仲案件、一个执行案件；且在两高律所主张后续风险服务费之前，神火公司从未要求退还任何律师费。仲裁庭经审理后认为，一、关于系争两份合同的效力。2015年1月23日和2016年4月28日签订的《法律服务合同》均真实有效，仲裁庭对协议效力予以确认。二、关于两高律所主张的律师费的计算基数。仲裁庭认为合同对律师费计算基数的约定是清晰的，两高律所主张其应收取的律师费按神火公司实际收到的金额及驳回反诉金额为计算基数具有相应的合同依据。三、关于风险律师服务费的条件是否成就。1、就如何理解合同约定的“胜诉”“和解”，仲裁庭认为，根据合同条款，神火公司的缔约目的是通过两高律所的代理获得胜诉或强制执行、执行和解，实际收到（2016）京仲裁字第0289号裁决书项下其主张的款项并驳回反请求；本案的核心争议在于两高律所代理的（2016）京仲裁字第0289号裁决是否因《一揽子和解协议》而受到重大影响，《一揽子和解协议》项下的“和解”是否属于《法律服务合同》及其补充协议约定的“执行和解”。2、就如何理解《一揽子和解协议》的性质及对系争合同的影响，仲裁庭查明，《一揽子和解协议》发生在XX公司提起的申请撤销（2016）京仲裁字第0289号裁决的诉讼过程中。在长达三年多的时间中，神火公司迟迟未获得仲裁裁决确定的款项。《一揽子和解协议》中明确约定“（2016）京仲裁字第0289号仲裁裁决对双方不再具有约束力”，“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裁定终结执行案涉仲裁裁决”。该协议系最高院主持下神火公司与XX公司就案涉探矿权一系列诉讼与仲裁达成的一揽子和解协议，内容涉及探矿权转让合同的履行、转让审批登记机关和程序、神火公司对XX公司的一次性补偿、案涉探矿权所涉的税费负担、滞纳金、违约金以及资金占用利息的处理、关联案件的处理等事项。两高律所主张《一揽子和解协议》本质上属于“执行和解”依据不足，仲裁庭无法认同该协议属于《法律服务合同》第3.2条及《补充协议一》第2条所指的“和解”或“执行和解”。3、就《一揽子和解协议》的形成与两高律所的代理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神火公司提交的证据表明，2019年8月22日，神火公司与XX公司在最高院罗某副院长的主持下，在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山西河南两省副省长、两省政法委常务副书记、两省高院副院长、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厅长以及北京高院、北京三中院、上海二中院有关领导的共同见证下，签订《一揽子和解协议》。本案现有证据未能证明两高律所在《一揽子和解协议》磋商过程中以何种方式发挥代理人作用，亦未能显示神火公司向XX公司或相关单位让渡利益。为此，仲裁庭确认《一揽子和解协议》对神火公司与XX公司之间争议解决起到定分止争的作用，该协议的形成与两高律所无涉，其确定的一揽子和解方式并不属于《法律服务合同》第3.2条及《补充协议一》第2条所指的“和解”或“执行和解”。因此，仲裁庭认为两高律所主张风险服务费的条件未成就。四、关于两高律所的仲裁请求。仲裁庭充分注意到，尽管风险律师服务费无法支持，但（2016）京仲裁字第0289号裁决支持了神火公司的仲裁请求，驳回了XX公司的反请求。该裁决虽迟迟未得到执行，但使神火公司在协商签订《一揽子和解协议》阶段处于有利地位。仲裁庭认为，不能否认两高律所代理的仲裁案胜诉对《一揽子和解协议》的签订所起的积极作用。仲裁庭从公平合理的角度出发，对两高律所的第1项仲裁酌情支持，神火公司应向两高律所支付律师费3,000万元，对两高律所其余仲裁请求不予支持。五、关于神火公司的仲裁反请求。鉴于《法律服务合同》项下风险律师服务费的支付条件未成就，仲裁庭认为神火公司请求两高律所退还预付的风险代理费于法无悖，两高律所应向神火公司退还律师费4,000万元。上海仲裁委员会于2020年12月30日作出（2020）沪仲案字第0084号裁决：一、神火公司应向两高律所支付法律服务费3,000万元；二、仲裁费1,095,568元，由两高律所自行承担986,011.20元，由神火公司承担109,556.80元；三、上述第一至二项裁决确定的神火公司应向两高律所支付的款项，神火公司应在裁决生效之日起三十天内支付完毕；四、驳回两高律所的其他仲裁请求；五、两高律所应向神火公司退还律师费4,000万元；六、两高律所应向神火公司支付因本案发生的律师费150万元；七、反请求仲裁费307,150元，由两高律所承担，两高律所应向神火公司支付307,150元；八、上述第五至第七项裁决确定的两高律所应向神火公司支付的款项，两高律所应在裁决生效之日起三十天内支付完毕；九、驳回神火公司的其他仲裁反请求。本院认为，当事人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进行审查。一、关于仲裁程序是否违反法定程序针对两高律所提出的仲裁程序问题，本院分述如下。第一，就两高律所提出的仲裁庭合议意见书和裁决书的签署问题。经与仲裁庭核实：一般而言，仲裁案件在开庭结束后仲裁庭会对仲裁案件进行当场合议；本案仲裁于2020年6月11日和2020年12月9日两次开庭，仲裁庭已于两次庭审结束后当日即进行合议并签署合议意见书；仲裁裁决文稿的最终电子签名落款时间即为裁决作出之日即2020年12月30日。至于仲裁合议意见书的具体内容，系对仲裁案件实体处理的评议意见，并不属于撤裁案件的审理范畴，故对两高律所要求调取仲裁合议意见书的请求，本院不予同意。两高律所称系“仲裁委员会内部人员”向其告知仲裁员电子签名系倒签等事宜，但既未提交任何证据，也未向法庭告知所谓“仲裁委员会内部人员”的任何信息以供核实。因两高律所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对此不予采纳。第二，就两高律所提出的仲裁裁决文稿存在两个版本的问题，本院认为，首先，两高律所就其主张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而仲裁裁决的草稿本身并不属于当事人应当获知的范围，本院对其主张不予采纳。其次，即便仲裁裁决的草稿曾经出现过两个或数个版本，亦不必然违反法定程序。裁决草稿在最终作出并向当事人送达之前，当然存在修改、更正、完善等可能性。尤其是在存在两次或以上开庭及合议的情况下，仲裁庭有权根据仲裁审理情况对裁决草稿进行修改、更正或完善。两高律所称从仲裁开庭时两名边裁的“发问问题、微表情及肢体语言”等能够看出两名边裁支持两高律所的仲裁请求、首席仲裁员控制两名边裁以达成个人意见，该主张毫无事实依据，本院亦不予采纳。第三，就两高律所提出的更换仲裁办案秘书的问题。本院认为，法律和仲裁规则中对变更仲裁办案秘书并无禁止性规定。本案中，仲裁委员会已于2020年3月24日向双方当事人告知变更办案秘书的事宜。在2020年6月11日的仲裁庭审中，双方对变更后的办案秘书均表示并不申请回避，且对仲裁庭组成无异议。现两高律所以变更办案秘书为由主张仲裁程序错误，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第四，就两高律所提出的仲裁庭再次开庭且未接受两高律所新提交证据的问题。本院认为，首先，再次开庭系由两高律所申请提出，双方均已参加2020年12月9日的第二次仲裁庭审。在该次庭审结束前就仲裁庭询问的“双方当事人对本案至今为止的仲裁程序有无异议”时，双方均表示无异议。两高律所在本案中主张仲裁庭理应不接受两高律所申请再次开庭的请求，毫无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其次，根据《上海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第三十二条的规定，“（一）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二）当事人应当在仲裁委员会或者仲裁庭规定的期限内提交证据材料；逾期提交的，仲裁庭有权决定是否接受。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提交证据材料确有困难的，可在举证期限届满前向仲裁庭书面申请延长举证期限。是否延长，由仲裁庭决定。（三）当事人未能在规定的期限内提交证据，或者虽提交证据但不能证明其主张的，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因此产生的不利后果。”本案仲裁中，在2020年6月11日第一次仲裁庭审结束时，仲裁庭已向双方说明，如有补充证据请在2020年6月20日前提交。因此，对两高律所逾期提交的证据材料，仲裁庭有权决定是否接受；即便仲裁庭最终未作为证据予以采纳，亦不违反法定程序。两高律所称既然重新开庭就应当接受证据材料的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第五，就两高律所提出的仲裁庭遗漏裁决《4.28法律服务合同》项下神火公司尚需支付的3,500万元律师费，本院认为，从裁决主文来看，仲裁庭仅在裁决主文第一项中支持神火公司向两高律所支付3,000万元法律服务费的请求，并在裁决主文第四项中驳回了两高律所的其他仲裁请求，故而并不存在漏裁的问题。从裁决理由来看，仲裁庭已在裁决理由部分写明“本案庭审中，两高律所称就《4.28法律服务合同》项下的法律服务费神火公司已经支付了1,000万元，尚需支付律师费3,500万元。鉴于该笔款项神火公司在其第一项仲裁反请求中已经作了扣除，为此，仲裁庭对两高律所的该部分仲裁请求不予支持”。因此，本案并不存在两高律所主张的漏裁问题。综上，两高律所提出的仲裁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主张，不能成立。二、关于神火公司是否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根据司法解释的规定，“对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认定，需符合以下三项条件：一是该证据属于认定案件基本事实的主要证据；二是该证据仅为对方当事人掌握，但未向仲裁庭提交；三是仲裁过程中知悉存在该证据，且要求对方当事人出示或者请求仲裁庭责令其提交，但对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未予出示或者提交。针对两高律所提出的神火公司所隐瞒的具体内容，本院认为，第一，就上海二中院的三份执行裁定书，两高律所陈述其已将该三份执行裁定书向仲裁委员会提交，但仲裁委员会未予采纳。因此，该三份执行裁定书显不属于神火公司隐瞒证据的情形。第二，就两高律所在《一揽子和解协议》的形成中所做的工作和贡献，两高律所在该理由项下主张神火公司所隐瞒的是事实，而非证据，并不属于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的隐瞒证据的情形。而就两高律所主张的该节事实，此系两高律所需要向仲裁庭举证证明的内容，属于案件实体审理的范畴，并非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件审查的内容。基于同样理由，对于两高律所在本案中提出的调查《一揽子和解协议》的形成是否与其有关、要求传唤严某出庭作证等申请，本院均不予同意。因此，两高律所有关对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这一主张亦不能成立。三、关于仲裁员是否存在索贿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行为两高律所提出，首席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涉嫌索贿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行为。对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仲裁司法审查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的规定，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的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索贿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行为，是指已经由生效刑事法律文书或者纪律处分决定所确认的行为。本案中，两高律所既未提交任何生效刑事法律文书或纪律处分决定，也未提交任何涉及仲裁员可能存在索贿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行为的其他证据。两高律所虽称已向纪委、政法委等部门进行举报，但并无任何证据显示相关部门已立案受理两高律所就本案仲裁员涉嫌违法违纪行为的举报。因此，两高律所该项撤裁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两高律所申请撤销系争仲裁裁决的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对其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申请人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的申请。申请费400元，由申请人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负担。审判长 成 阳审判员 庞建新审判员 徐燕华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俞泊泓附：相关法律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当事人提出证据证明裁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向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一）没有仲裁协议的；（二）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委员会无权仲裁的；（三）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四）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五）对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六）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索贿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行为的。人民法院经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决有前款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裁定撤销。人民法院认定该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裁定撤销。2、《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六十条：人民法院应当在受理撤销裁决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作出撤销裁决或者驳回申请的裁定。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当事人以不属于仲裁法第五十八条或者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注：已修订为第二百七十四条）规定的事由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