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湘01民终111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南高城消防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芙蓉中路二段200号新世纪花苑505。法定代表人:陶孝文。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胜，广东君言（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亚荣，广东君言（长沙）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魏国辉，男，1971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宁乡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凯龙，湖南华湘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肖皖蓉，湖南华湘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汤国强，男，1974年3月20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郴州市北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向上，湖南法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湖南高城消防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城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魏国辉、汤国强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2020）湘0103民初38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城公司上诉请求：撤销（2020）湘0103民初3862号民事判决，并改判驳回被上诉人魏国辉对上诉人高城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错误认定汤国强以自然人身份与魏国辉2015年7月13日签订《中通安徽智慧城市投资有限公司智慧校园建设项目转让协议》属于履行职务行为。高城公司2015年5月4日与中通安徽智慧城市投资有限公司签订《蚌埠市智慧城市校园智慧社区及相关项目合作协议》，2015年7月10日通过公开中标方式签订《蚌埠市智慧校园建设二期项目第Ⅱ、Ⅲ标段建设项目合同》，并进场施工。汤国强虽为高城公司南方分公司负责人及蚌埠中通智慧校园项目的现场负责人，根据法律规定、建筑行业惯例及高城公司授权，汤国强仅具有现场管理权限，与他人合伙或者签订合伙协议并非职权范围。魏国辉提供的证据资金凭证并不能证实系蚌埠中通项目所支付，凭证记录支出发生的时间为2014年12月至2015年7月期间，凭证记录的内容即附件均为白字条且不具有合理性。魏国辉提供的补充证据反映汤国强与魏国辉、刘新华之间2014年至2015年在海盐县海景广场项目存在合伙关系，魏国辉、刘新华之间2015年在蚌埠中通慕远智慧校园项目存在合伙关系。魏国辉提供的垫付资金不能直接证明系蚌埠中通智慧项目所支付的费用，即使存在汤国强与魏国辉存在往来，也系其个人行为。汤国强与魏国辉签订的《中通安徽智慧城市投资有限公司智慧校园建设项目转让协议》所列明的乙方主体为汤国强个人，协议内容也均为二人个人之间的合伙约定，所发生的款项支付也系其二人之间，与汤国强的职权范围无关，与高城公司无关。虽该协议在乙方签名处加盖了高城公司印章，但根据一审查明事实以及魏国辉认可，该公章系未经高城公司授权，在中标项目之前，汤国强私自刻制。无论从协议的形式、内容、签章均不能认定汤国强签订该协议为其职权范围履行职务行为。二、一审判决高城公司直接向魏国辉清偿968,628.52元本息债务超出魏国辉的诉讼请求。一审中魏国辉提出的诉讼请求是“请求判令汤国强偿还债务2,447,165元，高城公司在未付的工程款范围内对汤国强所欠魏国辉剩余债务2,447,165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而一审判决是高城公司向魏国辉承担968,628.52元本息支付责任，依照“不告不理”原则，一审判决已超出魏国辉提出的案件事实、理由和诉讼请求进行审理和判决，判非所诉。三、疫情启动一级响应，并不必然导致诉讼时效中断，还应考虑魏国辉是否处于疫区等情况，此项举证责任归于魏国辉，本案不应适用时效中断。四、魏国辉经支付520,000元给汤国强，但协议约定的回报额1,800,000元，投入与回报明显失衡，魏国辉与汤国强发生合伙关系时，高城公司尚未介入案涉项目，汤国强与魏国辉发生合伙关系并不属于职务行为，也不符合表见代理条件。魏国辉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汤国强与魏国辉签订的《中通安徽智慧城市投资有限公司智慧校园建设项目转让协议》系代表高城公司履行职务行为，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合同合法有效。汤国强是高城公司南方分公司负责人，直至开庭时其双方都举证承认该事实，魏国辉才清楚该情况。项目转让协议上有高城公司盖章，魏国辉并不清楚汤国强与高城公司的关系，魏国辉起诉时以他们系挂靠关系为由提起诉讼。一审认定汤国强是职务行为，由高城公司承担责任并不超过诉讼请求。汤国强辩称，一审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汤国强与魏国辉签订的项目转让协议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属无效合同。该协议并未实际履行，魏国辉承诺给高城公司80,000,000元合同，实际高城公司仅承包2,300,000元工程项目，魏国辉本人承包了部分项目，并未完全将工程项目转让给高城公司。魏国辉提交的费用报销单均未提供原件，单据款项并非魏国辉支付。魏国辉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一审判决遗漏当事人，委托支付函涉及三个主体，应当追加其余主体作为本案当事人参加诉讼。魏国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确认魏国辉与汤国强之间的互负债务752,835元已于2020年4月6日抵销；2、判令汤国强立即偿还抵销后的剩余债务2,447,165元；3、判令高城公司在未付的工程款范围内对汤国强所欠剩余债务2,447,165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判令汤国强、高城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庭审中，魏国辉陈述，如魏国辉要求抵销债务的诉求不能得到支持，则变更其第二项诉求为：判令汤国强偿还债务2,447,165元（本金1,000,000元、利息1,447,165元，利息系按照月息2%的标准自2016年2月8日起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0月12日，魏国辉向汤国强转账支付532,500元。魏国辉陈述，其与汤国强一起承接中通安徽智慧城市投资有限公司智慧校园建设项目业务，其为该项目另外还垫付了部分开支。2015年7月13日，魏国辉（甲方）与汤国强（乙方）签订《中通安徽智慧城市投资有限公司智慧校园建设项目转让协议》，约定：因魏国辉与汤国强于2014年9月一起承接中通安徽智慧城市投资有限公司智慧校园建设项目业务，魏国辉占股30%、汤国强占股70%，在前期实施过程中，双方均有投资，现双方决定：一、魏国辉同意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终止2014年9月开始投资的中通安徽智慧城市投资有限公司智慧校园建设项目所有约定；二、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魏国辉将中通安徽智慧城市投资有限公司智慧校园建设项目全部转让给汤国强，由受让方汤国强全权负责该工程的施工管理、投资、结算等全部事项；三、本项目由汤国强从工程利润中补偿2,400,000元给魏国辉，分次退还魏国辉的投资本金，付款方式如下：1、汤国强承诺在签订本协议后15天内支付魏国辉原部分投资款800,000元给魏国辉；2、原始投资差额部分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至还款之日按3%月息由汤国强支付给魏国辉；3、智慧校园建设二标、三标施工完毕建设单位按合同支付工程款时，汤国强退还魏国辉余额投资款并向魏国辉支付800,000元补偿给魏国辉；4、高城公司签署的智慧校园建设80,000,000元施工合同全部施工完毕，建设单位支付工程款时，汤国强最迟在2016年春节前支付1,600,000元给魏国辉；四、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魏国辉不再享有中通安徽智慧城市投资有限公司智慧校园建设项目任何权益，因该项目所产生的所有收益权及相关收益均由汤国强享受。魏国辉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不再享有中通安徽智慧城市投资有限公司智慧校园建设项目合伙人身份，魏国辉不得就中通安徽智慧城市投资有限公司智慧校园建设项目再以任何理由向汤国强提出本协议约定之外的任何要求。同时，该协议中加盖了“高城公司”的公章，但高城公司否认系其公司真实公章，汤国强陈述，该公章系项目部为了便于管理而刻制的，并未告知高城公司。魏国辉对此，也予以认可。协议签订后，汤国强向魏国辉支付了800,000元。2017年3月18日，魏国辉与汤国强及案外人王华、陶劲军签订《委托支付函》，载明：汤国强和魏国辉原安徽智慧城市建设项目双方往来汤国强欠魏国辉壹佰万人民币，后项目由汤国强、陶劲军、王华接管，经股东同意，委托安徽中通安徽智慧城市建设管理有限公司支付魏国辉壹佰万元，此据签订，汤国强、陶劲军、王华项目与魏国辉无任何经济往来。还注明，由汤国强负责协调安徽中通安徽智慧城市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委托支付内容，且此据生效后，汤国强与魏国辉原来原始条据全部作废。2020年4月5日，魏国辉向汤国强发出《债务抵销通知书》，陈述浙江省海盐县人民法院（2018）浙0424民初5605号民事判决和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浙04民终3344号民事判决已经生效，该判决均确认魏国辉返还汤国强转让补偿款700,000元、截至2020年4月5日的利息47,250元和迟延履行金5,584元、受理费6,927元，因魏国辉对汤国强享有到期债权1,600,000元及利息1,600,000元，故双方互负债务，且均为已到期金钱给付债务，魏国辉要求对该债务进行抵销，抵销后，汤国强应将所欠魏国辉的剩余债务2,447,165元在收到通知书后十日内付清。但是，因汤国强未向魏国辉付款，魏国辉遂诉至一审法院。另查明，2015年5月4日，中通安徽智慧城市投资有限公司与高城公司签订《蚌埠智慧城市智慧校园智慧社区及相关项目合作协议》，约定由高城公司作为建设方参与建设蚌埠智慧城市智慧校园智慧社区及相关项目，项目内容包括蚌埠智慧城市十五所学校智慧校园（含高校）、智慧社区及相关项目各系统的规划设计、方案编制、软件平台开发、相关设备供应、软硬件集成、安装施工和运营维护等，合同总金额约80,000,000元。还查明，汤国强曾系高城公司南方分公司负责人。2019年6月20日，高城公司作出《分公司负责人任免决定》，决定免去汤国强的高城公司南方分公司负责人职务。庭审中，高城公司、汤国强均一致陈述，汤国强系高城公司职工，系本案安徽智慧城市智慧校园建设项目的现场负责人，高城公司并未将该项目工程发包给汤国强施工。还查明，浙江省海盐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浙0424民初5605号民事判决，确定魏国辉因海景项目工程需向汤国强返还转让补偿款700,000元以及相应利息损失。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2月26日作出的（2019）浙04民终3344号民事判决，维持了浙江省海盐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浙0424民初5605号民事判决。现该案已经进入了执行程序。还查明，2020年7月22日，中通智慧城市（安徽）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出具《情况说明》，陈述其收到汤国强、陶劲军、王华和魏国辉于2017年3月18日签订的《委托支付函》后，于2017年4月1日代为向魏国辉支付40,000元，于2017年4月19日代为向魏国辉支付200,000元。因其付款凭证等财务资料被法院查封，暂无法提供。魏国辉陈述，其收到了中通智慧城市（安徽）建设管理有限公司的200,000元，但该款系中通智慧城市（安徽）建设管理有限公司支付的蚌埠市慕远学校智慧校园建设项目的工程款。根据安徽省蚌埠市蚌山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皖0303民初3097号民事判决，该案经审理查明：2015年7月13日，中通智慧城市（安徽）建设管理有限公司（曾用名：中通安徽智慧城市投资有限公司、中通智慧城市（安徽）投资有限公司）与湖南继善高科技有限公司签订《蚌埠智慧城市智慧社区及相关项目合作协议》，约定项目合同总额82,000,000元。2015年7月27日，双方又另行签订《蚌埠智慧城市智慧社区及相关项目合作协议》。2015年8月17日，中通智慧城市（安徽）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向湖南继善高科技有限公司发出中标通知书，宣布蚌埠市慕远学校智慧校园建设项目中标人为湖南继善高科技有限公司，中标价为10,614,221.41元。后湖南继善高科技有限公司完成了项目施工，经双方审定工程款为6,089,040.76元。后中通智慧城市（安徽）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向湖南继善高科技有限公司支付了200,000元，后又陆续支付了2,400,000元。2015年6月29日，魏国辉与案外人刘旭东、蒋小云、罗坤签订《项目合作协议书》，约定四人合作投资安徽蚌埠市智慧城市安装工程，刘旭东占股40%、魏国辉占股40%、蒋小云和罗坤占股20%。魏国辉陈述，刘旭东系案外人刘新华的儿子。2015年7月20日，湖南继善高科技有限公司与案外人刘新华签订《工程项目合作协议》，约定湖南继善高科技有限公司同意刘新华以其公司名义进行蚌埠智慧城市智慧社区相关项目的投标前准备工作，投标成功后，湖南继善高科技有限公司同意授权刘新华作为其施工队伍，成立项目部，并向刘新华收取项目管理费。2020年10月10日，湖南继善高科技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出具《情况说明》，陈述安徽省蚌埠市蚌山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皖0303民初3097号民事判决中确认的中通智慧城市（安徽）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向湖南继善高科技有限公司支付的2,600,000元，均未支付至湖南继善高科技有限公司账户，该金额属于湖南继善高科技有限公司的自认收款情况。还查明，2020年1月24日，因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湖南省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2020年3月10日，根据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湖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突发卫生公共事件应急响应级别由一级调整为二级。2020年3月31日，根据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湖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突发卫生公共事件应急响应级别由二级调整为三级。以上事实，有《中通安徽智慧城市投资有限公司智慧校园建设项目转让协议》、《委托支付函》、银行流水凭证、《债务抵销通知书》、视频资料、浙江省海盐县人民法院（2018）浙0424民初5605号民事判决、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浙04民终3344号民事判决、湖南继善高科技有限公司的《情况说明》、安徽省蚌埠市蚌山区人民法院（2017）皖0303民初3097号民事判决、《项目合作协议书》、《工程项目合作协议》、中通智慧城市（安徽）建设管理有限公司《情况说明》、《分公司负责人任免决定》、《蚌埠智慧城市智慧校园智慧社区及相关项目合作协议》、当事人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经庭审质证，足以认定。一审法院认为，魏国辉与汤国强签订的《中通安徽智慧城市投资有限公司智慧校园建设项目转让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合同合法有效。因中通安徽智慧城市投资有限公司与高城公司于2015年5月4日签订《蚌埠智慧城市智慧校园智慧社区及相关项目合作协议》，约定由高城公司作为建设方参与建设蚌埠智慧城市智慧校园智慧社区及相关项目，故高城公司系案涉智慧城市智慧校园项目的施工方，而汤国强曾系高城公司的南方分公司的负责人，庭审中，高城公司、汤国强均一致陈述汤国强系高城公司职工，且系本案安徽智慧城市智慧校园建设项目的现场负责人，高城公司并未将该项目工程发包给汤国强施工，高城公司与汤国强无分包、承包关系，故汤国强系代表高城公司负责案涉智慧城市智慧校园项目的施工、管理，其实际也系代表高城公司与魏国辉协商案涉智慧城市智慧校园项目的投资、合作事宜，后其与魏国辉签订的《中通安徽智慧城市投资有限公司智慧校园建设项目转让协议》，也应系代表高城公司履行职务行为，故一审法院确认高城公司与魏国辉合作参与了案涉智慧城市智慧校园项目的建设。现《中通安徽智慧城市投资有限公司智慧校园建设项目转让协议》签订后，汤国强已经支付了800,000元给魏国辉，后汤国强与魏国辉于2017年3月18日签订《委托支付函》，载明双方原安徽智慧城市建设项目的往来，汤国强欠魏国辉1,000,000元，还注明“此据生效后，汤国强与魏国辉原来的原始条据全部作废”，该《委托支付函》系魏国辉与汤国强之间对于欠款金额的对账协议，故高城公司截至2017年3月18日尚欠魏国辉1,000,000元，鉴于中通智慧城市（安徽）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又向一审法院出具《情况说明》，陈述其收到汤国强与魏国辉签订的《委托支付函》后，于2017年4月1日、4月19日向魏国辉支付了40,000元、200,000元，庭审中，一审法院对此付款情况向魏国辉进行核实，魏国辉认可收到了200,000元，虽然其认为中通智慧城市（安徽）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向其支付的该200,000元系支付蚌埠市慕远学校智慧校园建设项目工程款，但魏国辉未提交充分的证据证实该事实，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一审法院确认高城公司尚欠魏国辉800,000元，魏国辉要求高城公司支付欠款800,0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均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魏国辉主张的过高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逾期利息的计算问题，《中通安徽智慧城市投资有限公司智慧校园建设项目转让协议》约定高城公司最迟应在2016年春节前（即2016年2月8日）支付1,600,000元给魏国辉，但未约定逾期利息的计算标准，一审法院确定由高城公司以欠款1,000,000元为基数，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向魏国辉支付自2016年2月8日起至2017年4月19日的逾期利息，并以欠款800,000元为基数，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向魏国辉支付自2017年4月20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的逾期利息以及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市场报价利率标准向魏国辉支付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2020年4月20日的逾期利息，经计算，逾期利息为168,628.52元（57,527.78元+88,967.43元+2,833.33元+2800*2+2766.66元*3+2700*2），对于魏国辉主张的过高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魏国辉要求汤国强承担支付责任并抵销其欠付汤国强的债务，因汤国强系履行职务行为，本案的债务人系高城公司，一审法院对魏国辉的该项诉讼请求，均不予支持。对于高城公司辩称，本案已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认为，汤国强与魏国辉于2017年3月18日签订《委托支付函》，确认欠付魏国辉1,000,000元，故诉讼时效应当自2017年3月19日起计算3年，即2020年3月18日，但是，因2020年1月起，全国爆发新冠肺炎疫情，湖南省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该疫情属于不可抗力，且发生在本案诉讼时效最后6个月内，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四条的规定，诉讼时效应当中止，并应当自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满六个月，诉讼时效期间届满，现魏国辉于2020年4月20日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对高城公司的该项辩称，不予采信。综上，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限湖南高城消防实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向魏国辉支付800,000元；二、限湖南高城消防实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向魏国辉支付逾期利息168,628.52元；三、驳回魏国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诉讼费26,378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31,378元，由魏国辉承担19,600元，湖南高城消防实业有限公司承担11,778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高城公司是否负有向魏国辉支付款项的义务；2.魏国辉提起诉讼是否超过诉讼时效；3.一审是否超出诉讼请求判决。一、关于高城公司是否负有向魏国辉支付款项的义务。一审经审理认为高城公司系案涉项目的施工方，汤国强系高城公司职工且系案涉项目现场负责人，汤国强系实际代表高城公司与魏国辉协商案涉项目投资、合作事宜，与魏国辉签订《中通安徽智慧城市投资有限公司智慧校园建设项目转让协议》也系履行职务行为，故一审确认高城公司尚欠魏国辉800,000元并应当支付逾期付款利息。高城公司上诉认为与魏国辉签订《中通安徽智慧城市投资有限公司智慧校园建设项目转让协议》系汤国强个人行为，汤国强与魏国辉合伙在前而高城公司进入案涉项目在后，汤国强任高城公司南方分公司负责人、案涉项目现场负责人，不具有代表高城公司与魏国辉合伙的权限，魏国辉主张的款项于高城公司无关。本院经审理认为，2015年5月4日，高城公司与中通安徽智慧城市投资有限公司签订《蚌埠智慧城市智慧校园智慧社区及相关项目合作协议》，该节事实可以证明高城公司此时已经接触、进入案涉项目相关事宜；2015年7月13日，汤国强与魏国辉签订《中通安徽智慧城市投资有限公司智慧校园建设项目转让协议》，协议第四条第4项约定“湖南高城消防实业有限公司签署的智慧校园建设8,000万元施工合同全部施工完毕，建设单位按合同支付工程款时，受让方汤国强最迟在2016年春节前支付160万元给转让方。”此节事实以及前述2015年5月4日签订协议的事实加上本案各方当事人关于高城公司系案涉项目实际承包方的陈述可以相互印证汤国强、魏国辉在签订转让协议时汤国强、魏国辉已经明确知晓此时高城公司已经进入案涉项目，并约定魏国辉退出案涉项目获得相应补偿，高城公司亦陈述其未将案涉工程转包、分包给汤国强，汤国强系其在案涉项目的现场负责人，因此应当认定，魏国辉退出案涉项目后，魏国辉原有的项目份额的实际承受者为高城公司，高城公司应当承担魏国辉退出项目的补偿款项的支付责任，高城公司关于魏国辉主张款项与其无关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关于逾期未付800,000元的事实认定证据充分，且关于逾期利息的计算符合规定，本院予以确认。故一审判处高城公司向魏国辉支付800,000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168,628.52元，并无不当。二、关于魏国辉提起诉讼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一审经审理认为在本案诉讼时效最后6个月内全国爆发新冠肺炎疫情，本案诉讼时效中止，魏国辉于2020年4月20日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高城公司上诉认为疫情启动一级响应并不必然导致诉讼时效中断，魏国辉应当举证证明自己处于疫区等情况，本案不应适用时效中断。本院经审理认为，新冠肺炎疫情确属不可抗力，爆发于本案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六个月内，应当认定本案诉讼时效中止，魏国辉在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六个月内向法院提起诉讼，应当认定未超过诉讼时效。三、关于一审是否超出诉讼请求判决。一审经审理认为汤国强与魏国辉签订《中通安徽智慧城市投资有限公司智慧校园建设项目转让协议》系履行职务行为，魏国辉诉讼请求中要求汤国强支付款项，并要求高城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则基于职务行为汤国强不承担付款责任，判处高城公司承担相应付款责任。高城公司上诉认为一审判决结果超出了魏国辉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为，魏国辉基于其对汤国强、高城公司系挂靠关系的认识提出一审诉讼请求，而在一审审理过程中，高城公司认为其未将工程转包、分包给汤国强，汤国强对于案涉项目而言只是现场负责人，如前所述，高城公司应当是魏国辉主张款项的支付主体，一审判处并未加重高城公司责任，亦未超出魏国辉的诉讼请求。综上所述，高城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778元，由湖南高城消防实业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何豪杰审判员  刘 刚审判员  易伟玲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李佳洪书记员彭玉婷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