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01民终29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常州市科信运输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4040747143565，住所地在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邹区镇工业路17号。法定代表人：刘海乔，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海丽，女，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玉雷，男，1976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宝清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安静，南京市秦淮区法苑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审被告：张安辉，男，1985年6月10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原审被告：鞍山市诚邦运输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3113186992613，住所地在辽宁省鞍山市千山区东鞍山镇基祥物流北区14号。法定代表人：张生有，该公司执行董事。上诉人常州市科信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州科信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周玉雷，原审被告张安辉、鞍山市诚邦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鞍山诚邦公司）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法院（2020）苏0113民初35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5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常州科信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常州科信公司不承担责任；2.本案上诉费由周玉雷负担。事实和理由：案涉火灾事故发生后，周玉雷向张安辉索赔，张安辉逃避责任，刘海丽出于好心向周玉雷垫付134000元。刘海丽与周玉雷签订案涉运输合同是为了向保险公司理赔，并不是为运输该批货物。刘海丽向周玉雷垫付134000元后向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安保险公司）理赔受阻，于是向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众安保险公司赔偿损失，因周玉雷反悔作假证，刘海丽向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申请撤回该案起诉。周玉雷应当举证证明案涉运输合同签订的真实情况及其向刘海丽支付200元定金的事实。运输合同载明张安辉要保证货物完好无损，否则由其照价赔偿，且一审判决认定周玉雷将案涉大米交给张安辉，证明张安辉是实际承运人。卡号为11×××10的油卡并未指明属于常州科信公司，常州科信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依据。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应当依法改判。周玉雷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常州科信公司曾向众安保险公司主张权利，但由于其并未实际支付赔偿款，因此向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撤回该案起诉。周玉雷向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调取了该案相关材料，已经提交一审法院，请求驳回常州科信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张安辉未作陈述。鞍山诚邦公司述称，张安辉的父亲张建与鞍山诚邦公司签订的《挂靠协议书》明确约定，车辆一切事故及经济赔偿均由张建及张安辉自行负责，与鞍山诚邦公司无关。因此，鞍山诚邦公司不应当在本案中承担连带责任。周玉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常州科信公司、张安辉、鞍山诚邦公司连带赔偿周玉雷货物损失134000元；2.判令常州科信公司、张安辉、鞍山诚邦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宝清县众鑫联晟粮油经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鑫公司）经营范围包括粮食、食用油批发等，股东周玉雷兼法定代表人。富硒大米系宝清县特产，宝清县成立有富硒产业协会，众鑫公司系宝清县富硒产品的指定经销商。2018年4月6日，辽宁水韵清禾米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禾公司）与众鑫公司签订《产品经销服务合同》，约定众鑫公司向清禾公司销售大米，合同有效期从2018年4月6日至2019年4月5日，每次发货量由双方协商决定，所供产品的供货价格应低于市场零售价格的30%-50%。2018年4月10日，周玉雷组织向清禾公司发货，并于发货前在协会平台予以登记，形成《供应商产品登记表》和收据，载明的供应情况为布袋装大米1400包、每包10斤、单价6.7元/斤；塑料袋装大米300包、每包20斤、单价6.7元/斤。2018年4月12日，周玉雷与常州科信公司、张安辉签订运输合同，载明“南京——葫芦岛绥中卸652包大米，连山区卸24托光缆，司机要保证货物数量完整完好无损，货物安全到位，否则由承运车辆辽Ｃ×××××司机张安辉照价赔偿，运费全程9200元整，装车给肆仟元油卡，卸大米付叁仟柒佰元整，剩余壹仟伍佰元整收到光缆回单付1500元油卡。司机张安辉210181198506100033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园林大道1210栋1单元21号；油卡号11×××10，科信物流有限公司；车号辽Ｃ×××××，发动机号1410Ｄ015402，鞍山市诚邦运输有限公司”，合同上承运人处由张安辉签名，发货人处由刘海丽和周玉雷签名。辽Ｃ×××××及辽Ｃ×××××车辆沿着高速公路秦皇岛方向行驶26ＫＭ处时，货物起火，造成货物受损，无人员伤亡。2018年4月24日，周玉雷通过南京传东鑫奥物流有限公司重新向清禾公司发送10吨大米，以完成其供货义务。2018年6月29日，昌黎县公安消防大队作出火灾事故认定书，载明案涉事故火灾原因为排除雷击、自燃、车辆故障引发的火灾，不排除外来火源引发的火灾。2020年6月20日，众鑫公司出具声明，同意由周玉雷承担案涉相关权利义务，众鑫公司不再主张。2020年7月28日，宝清县富硒产业协会出具证明，证明2018年周玉雷销售的家硒乐布袋包装5kg批发价67元一包，市场价为98元一包，家硒乐塑料袋包装10kg批发价为134元一包，市场价为154元一包。2018年8月3日，众鑫公司向清禾公司开具发票，载明富硒大米的单价为每吨13400元，即每斤6.7元。一审另查明，2019年10月14日，南京众志物流有限公司向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起诉常州科信公司、南京传东鑫奥物流有限公司、第三人南京华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主张南京众志物流有限公司受第三人南京华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委托运输光缆，后转委托由常州科信公司、南京传东鑫奥物流有限公司实际承运，运输车辆为辽Ｃ×××××及辽Ｃ×××××，驾驶员为张安辉，车辆于2018年4月12日发生火灾，造成光缆受损，故南京众志物流有限公司主张赔偿光缆损失346440元。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23日作出（2019）苏0115民初1579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常州科信公司赔偿南京众志物流有限公司损失346440元。2019年，常州科信公司向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起诉众安保险公司，就案涉车辆火灾事故造成的货物损失向众安保险公司主张赔偿损失459796元。众安保险公司在该案审理过程中并未对大米和光缆的承保事实提出异议，仅对货物损失金额和常州科信公司是否实际赔偿提出异议。常州科信公司在该案审理中向法院提交了2018年4月10日常州科信公司的托运单，载明托运人为周玉雷，到达站为葫芦岛绥中县，货物为10吨大米，运费为3700元，并由周玉雷和刘海丽签名。2020年1月10日，常州科信公司向法院撤回起诉。一审庭审中，周玉雷陈述，经销商销售富硒大米需要在协会相关平台上登记，销售价格需高于协会指导价格。周玉雷在“运满满”平台上发布了托运信息，并向平台支付了信息费200元，当天下午就收到了刘海丽的电话，周玉雷与刘海丽洽谈了运费为3700元，此后刘海丽找来驾驶员张安辉至现场装货，在装货过程中刘海丽也到场，由刘海丽在现场手写的运输合同。周玉雷向常州科信公司支付的定金200元，但是定金如何支付的记不清了，也未找到证据，仅有常州科信公司交付周玉雷的一份付款截图。常州科信公司陈述，刘海丽只是介绍人，200元介绍费系刘海丽支付给中间介绍人的，并非收取周玉雷的定金。案涉大米和光缆的运输业务系张安辉自行联系的，但光缆公司的运费价格是刘海丽负责洽谈的，具体金额记不清了，但刘海丽未从中赚取差价。常州科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海乔系刘海丽弟弟，刘海丽在运输合同上的签字只代表其个人，并不代表常州科信公司。签订运输合同时张安辉已经自行从光缆公司获取了4000元油卡，大米系货到付款，尚未付清。常州科信公司按年度给货物投保保险，但案涉这单并未投保。常州科信公司曾向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起诉过众安保险公司主张案涉货物损失赔偿，是因为张安辉不愿意赔偿，常州科信公司想尝试让保险公司赔偿，需要周玉雷出具已经收到常州科信公司赔偿款的证据，周玉雷出具后又在开庭的时候陈述未收到赔偿款，所以撤诉了。张安辉陈述，运输前常州科信公司支付其4000元油卡，该油卡为周玉雷的油卡，并非光缆公司的油卡，装货手续也是常州科信公司办理的，常州科信公司是赚取差价的。车辆起火致使10吨大米全部烧毁。一审法院认为，周玉雷陈述其与常州科信公司员工刘海丽洽谈的运输事宜，系刘海丽找来的驾驶员张安辉驾车装载货物。张安辉亦陈述系由常州科信公司委托运输，由常州科信公司支付运费，而案涉运输合同载明了油卡号为常州科信公司，可以证明张安辉收取的油卡系由常州科信公司支付。因案涉车辆上所装货物除了大米之外，还有案外人的光缆，刘海丽亦认可运输光缆事宜系其联系洽谈，光缆托运人在他案中亦主张系与常州科信公司成立运输合同关系。常州科信公司因案涉事故货物损失起诉众安保险公司，并举证常州科信公司的托运单，故可以证明常州科信公司系认可其与周玉雷就案涉货物形成了运输合同关系，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周玉雷委托常州科信公司运输大米，常州科信公司又委托他人实际承运的事实，故周玉雷系与常州科信公司成立运输合同关系。刘海丽陈述其仅代表个人，不代表常州科信公司，常州科信公司仅系介绍人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依法不予采信。周玉雷委托常州科信公司运输大米，常州科信公司负有将大米安全送达目的地的义务，且对运输过程中大米的毁损、灭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常州科信公司未举证证明大米的损坏系由不可抗力、货物本身自然属性或者托运人、收货人的过错造成的，应当对大米的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周玉雷举证《供应商产品登记表》、收据、宝清县富硒产业协会出具的证明、发票以及二次向清禾公司发送大米的运单，一审法院确认毁损大米为10吨，单价为13400元/吨，金额合计134000元，故常州科信公司应当赔偿周玉雷134000元。周云雷主张其与张安辉、鞍山诚邦公司成立运输合同关系，并主张张安辉、鞍山诚邦公司赔偿损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三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常州市科信运输有限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周玉雷损失134000元；二、驳回周玉雷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当事人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980元，减半收取1490元，由常州科信公司负担。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常州科信公司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运满满”平台运单详情两张，拟证明常州科信公司与周玉雷没有直接关系，不是合同相对方。证据二、刘海丽的支付宝账户转账记录截图，拟证明周玉雷并未实际委托常州科信公司运输货物。证据三、众鑫公司开具的金额为134000元收据，拟证明常州科信公司已经向众鑫公司支付了案涉大米赔偿款。证据四、中国石化各类卡明细查询结果及中国石化加油IC卡客户持卡清单，拟证明案涉运输合同上注明的油卡并非常州科信公司所有，该运输合同与常州科信公司无关。证据五、南京华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拟证明刘海丽处理案涉事故系以南京华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员工身份，与常州科信公司无关。证据六、《托运协议》，该协议第三条明确约定货损价值的赔偿责任，对于托运人未提出保价的货物运输，因火灾产生的货损，承运人最多赔偿托运人该批货实际短缺部分运费的五倍。拟证明常州科信公司不应向周玉雷赔偿损失货物的价值。周玉雷质证意见：1.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周玉雷确实在“运满满”平台发布了邀约，但本案诉请的依据是运输合同，对证据一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2.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该转账记录不能作为认定合同关系的依据。3.证据三的形成系因众鑫公司为配合常州科信公司向众安保险公司起诉理赔，周玉雷手写了日期后将收据交给常州科信公司，但该收据不能证明周玉雷实际收到该款。2019年7月11日，刘海丽向周玉雷发送短信，嘱咐周玉雷说已经收到其现金付款，不然保险公司不会赔偿。周玉雷因为没有实际收到赔偿款，所以拒绝配合刘海丽，并且向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出具了书面说明。另外，常州科信公司在一审中并未提及已经向周玉雷实际支付了134000元赔偿款。对其他证据未发表质证意见。周玉雷提交短信聊天记录截图，拟证明常州科信公司未实际支付134000元。常州科信公司质证意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134000元赔偿款已经实际支付。张安辉、鞍山诚邦公司对上述证据均未发表质证意见。本院认证意见：对上述证据形式真实性予以确认，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将在裁判理由部分综合分析认定。对一审查明的事实，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二审查明：在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审理的（2019）沪0101民初12715号（以下简称12715号）一案中，2019年10月24日法庭审理笔录第4页载明，“审：大米货主提供了一份证明，该证明上记载该说明是为了向保险公司理赔出具的，科信未实际赔付。原告说明一下。原：大米已经现金赔付，出具了盖章的收据，并有货价证明和索赔函，当时有一个员工在场。……”刘海丽二审陈述，其在运输合同上签字仅代表其个人，案涉货物是周玉雷委托张安辉运输，和常州科信公司没有关系。又陈述其与周玉雷洽谈案涉业务系代表常州科信公司。刘海丽向本院提交书面补充意见，载明“刘海丽（在运输合同上）的签字是因为张安辉车上24托光缆到葫芦岛连山区京华脉科技有限公司）的货源而代签的”。另查明，刘海丽提交南京华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载明，南京华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派其员工刘海丽到相关消防大队，申请开一份火灾事故认定书。上述事实，有12715号案件法庭审理笔录、《证明》、本案询问笔录等在卷为凭。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一、案涉大米是否由常州科信公司承运；二、常州科信公司是否已实际向众鑫公司支付134000元赔偿款。本院认为，关于争议焦点一，周玉雷提交的运输合同系刘海丽书写，载明运输货物包含众鑫公司托运的大米，刘海丽及周玉雷均在发货人处签字。刘海丽关于其在运输合同上签字系代表其个人亦或南京华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陈述前后矛盾，且南京华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仅授权刘海丽办理开具火灾事故认定书事宜，并无对其代为办理托运货物的授权，故对刘海丽的上述意见，本院不予采信。经查，刘海丽系常州科信公司工作人员，从本案双方当事人建立运输合同关系，到合同的履行及到事故的处理等，均由刘海丽处理相关事项。而一审中张安辉陈述其受常州科信公司委托运输案涉货物，与周玉雷的意见相互印证，亦与运输合同签订及履行过程相符合，故一审判决认定常州科信公司是案涉大米的承运人，与众鑫公司形成运输合同关系，具有事实依据，本院予以维持。常州科信公司在12715号案件中提交了物流托运单，托运人处有周玉雷签字，受理站处有刘海丽签字。刘海丽称该物流托运单是为向众安保险公司起诉理赔而与周玉雷共同制作，但其在另案中将该物流托运单作为证据提交，表示其认可常州科信公司与众鑫公司形成运输合同关系，根据民事诉讼禁止反言原则，其主张张安辉是案涉大米承运人的上诉意见，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周玉雷基于运输合同关系主张常州科信公司支付134000元赔偿款，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五条，应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本案中，刘海丽以众鑫公司开具的收据主张134000元赔偿款已经实际支付，周玉雷不予认可，并认为众鑫公司出具收据是为配合常州科信公司向众安保险公司理赔。对此，本院认为，结合刘海丽与周玉雷发送短信内容可知，刘海丽提醒周玉雷要说赔偿款已经现金支付完毕，但周玉雷回复称其没有收到任何赔偿，并表明若其在法庭上陈述赔偿款已经支付完毕，其后可能无法得到赔偿的顾虑。若周玉雷实际收到134000元赔偿款，其在12715号案件中向法院说明没有收到款项，明显不合常理。此外，刘海丽在该案中陈述其将现金交给周玉雷时，有其他人在场见证，但其在该案及本案中均未提交相应证据加以佐证，故刘海丽仅提交收据对案涉赔偿款是否实际支付这一争议事实不具备优势证明力，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另，常州科信公司向本院提交鉴定申请书，请求对案涉收据上的笔迹进行鉴定，因周玉雷认可该收据系众鑫公司出具，故常州科信公司的鉴定申请缺乏必要性，本院不予准许。综上所述，常州科信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980元，由常州科信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杭鸣二Ｏ二一年三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郭小月书记员刘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