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01民终64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固镇县通达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在安徽省蚌埠市固镇县胜利路。法定代表人：高明，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汉东，江苏信棠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新春，江苏信棠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京源港精细化工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长芦街道留左路168号。法定代表人：郑正，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沈亚庆，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查显兵，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固镇县通达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通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南京源港精细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源港公司）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南京江北新区人民法院（2020）苏0192民初2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7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1年3月1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通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新春、被上诉人源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汪亚庆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通达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判令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査明事实不清，双方之间已经作出了结算。一审法院确认案涉运输关系的托运方为源港公司（即被上诉人），也就说明本案运输合同关系的主体双方就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一审法院没有对2020年9月20日上诉人员工雍跃寿与被上诉人原法定代表人曹家平的短信记录进行论证。雍跃寿问：“曹总，源港物流欠18年11月12月的35万多元运费，你让开票给镇江纳福，到现在没有一个付款的。我起诉到法院明天开庭，能不能给我出庭作证？”曹家平回答：“你请戎总和花经理他们现场去作证，事实就是如此。”曹家平已经明确回答在其经营被上诉人的过程中，被上诉人欠上诉人2018年11月、12月的35万多元运费，系受其指派开具发票给镇江纳福石化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镇江纳福公司），也应当视为曹家平对被上诉人尚欠运费金额的确认。一审法院也认为被上诉人员工“花小雅”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与上诉人递交的汇总表、运费明细、物流单及签收单相互印证，形成了证据链，但没有对“花小雅”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进行分析。在2019年3月5日的记录中上诉人员工说：“固镇：11月136564+12月213923=350487，2019年1月：7675.8，你看下票怎么开，告诉我。”“花小雅”回复：“固镇的7675.8元可以开给源港精细了。其他的要到其他单位，所以等等”。也能证明双方的实际经办人对运输费用进行了核对结算。而一审法院忽略论证的上述短信记录和微信记录，认为上诉人没有提交双方结算凭证的证据，应属于查明事实不清。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诉请金额应由被上诉人支付。根据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债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享有权利的人是债权人，负有义务的人是债务人。债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履行义务。本案经一审法院查明，被上诉人就是案涉运输关系的托运方。被上诉人提交的《运输合同》双方亦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合同约定的期限与本案发生具体业务时间相一致，合同第六条也约定运费由甲方（被上诉人）支付给乙方（上诉人）。在上诉人履行了全部的合同运输义务后，被上诉人也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其付款义务。而一审法院既然已经查明了案涉运输关系的托运方是被上诉人，仍然以上诉人无法提供案外人是否是购买者为由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合同主体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上诉人接到被上诉人原法定代表人安排要求开具发票给案外人前，并没有接触到案外人，也没有取得案外人的承诺付款，更在此后多次联系案外人的法定代表人无法接通，故不可能取得案外人的相关证明。上述事实的发生，更像是上诉人受到被上诉人的欺骗，故意要求上诉人出具发票给案外人而拒绝付款，从而逃避其付款义务。源港公司辩称，源港公司在案涉化工产品运输合同项下约定的付款义务已经履行完毕，不再欠付通达公司任何款项，通达公司与案外人镇江纳福公司的运输费用支付纠纷，应当由当事人双方另案解决，与源港公司无关。故通达公司的上诉请求依法不能成立。通达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源港公司支付运输费347300.7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347300.7元为基数，自2020年7月15日（起诉之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计算。）；2.本案诉讼费用由源港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1月，通达公司（承运人）与源港公司（托运人）签订了《化工产品运输合同（公路）》（以下简称运输合同），主要做了以下约定：第一条本合同项下的货物名称、规格、货物起运地点、到达地点和收货人名称、地址、联系方式以源港公司下达的物流委托单为准。第五条货物的交接中约定，无包装物的散装货物交接，装货时以源港公司罐区或出厂计量为准，通达公司根据源港公司罐区或出厂计量单的数量进行验收，卸货时，通达公司向收货人提供源港公司罐区或出厂计量单，收货方按计量单数量进行验收等。第六条运杂费及结算方式约定，货物运价以源港公司下达的物流委托单的结算运价为准，源港公司不再承担此外的其他任何费用，运输结算数量以源港公司的实际发运数量为准，当月运费次月结算，通达公司提供收货方签收回单及详细运输清单，经源港公司确认无误后，通达公司开具有效运输发票给源港公司，源港公司收到通达公司发票且确认无误后30个工作日内支付全部应付款项给通达公司。第十五条合同的生效及其他事项约定，本合同经双方签章后生效，有效期为2018年1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该合同落款处托运人和承运人后分别加盖源港公司合同专用章和通达公司公章。2018年12月31日，源港公司向通达公司出具了2019年1月源港运费明细记载，2018年12月31日（2批）及2019年1月1日，通达公司承运了源港公司的3批货物的吨位和运费单价分别为28.54吨、60元/吨，28.44吨、60元/吨,28.38吨、150元/吨，合计7675.8元，下方备注标准“应开票7675.8元，固镇承担税点差额，实际开票金额7606元”。通达公司向源港公司开具了开票日期为2019年4月25日、金额为7606元、名称为运输服务*运输费用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源港公司于2019年8月5日向通达公司转账支付7606元。通达公司针对其主张的运费提供了物流单114份原件以及对应的签收单原件113份，其中2018年11月1日的第一批货物运送后的签收单遗失。通过审查上述物流单及签收单以及通达公司自制的2018年11月、12月源港物流运费汇总各一份和明细清单可见，以上单据均相互对应，其中物流单均为套印制作，抬头为“南京源港精细化工有限公司物流单”，右上角有出库单号和日期，下方表格中一栏为“运输方式配送”，源港公司对上述物流单原件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只能证明因源港公司是货物生产者，故货物从源港公司发出，且货物是由买方自取的事实。对签收单原件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对此源港公司均未递交证据反驳，仅对其中货物由买方自取提供了三份《化工产品销售合同》（签订时间和买方分别为：2018年11月8日、珠海市东湾石油化工有限公司，2018年11月8日、宁波穗成石化有限公司，2018年11月28日、上海淳睿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以下分别简称合同1、合同2、合同3）及两份对应的付款凭证（其中一份包含两笔），该三份合同亦为套印合同，均记载交（提）货方式包括配送、自提、其他约定，且均勾选了自提。合同1约定总金额287.5万元，结算方式为贰个月账期，对应的支付凭证支付时间和金额为2018年12月26日和200万元；合同2约定总金额585万元，结算方式为三个月账期，对应的支付凭证支付时间和金额为2018年11月9日、12日共计250万元；合同3约定总金额783.4万元，结算方式为款到发货，未提供支付凭证。2019年5月11日，通达公司向镇江纳福公司开具了4张金额共计为347300.7元、名称均为运输服务*运输费用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一审另查明，源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于2019年10月17日由曹家平工商变更登记为郑正。2020年1月16日，通达公司员工雍跃寿发送手机短信：“曹总你好！纳福的运费这几天麻烦给办一下，好几个月了！公司没发交代了”，收件人曹家平回复：“没有问题等源港稳定后，看这么解决”，雍跃寿回复“年前不付款，公司要走法律程序了，时间拖的太久了，没有钱发工资了，也不多就35万左右，麻烦解决一下”。2019年1月2日至12月期间，通达公司员工黄燕通过微信与“花小雅”陆续聊天，主要内容是沟通案涉运费问题，其中花小雅陈述将案涉2018年11月运费136564元、12月运费213923元，合计350487元先开发票给镇江纳福公司，后配合其做好明细和合同。通达公司和源港公司对上述短信收件人曹家平是否为曹家平本人及源港公司是否有过名为花小雅的员工各执一词。通达公司未递交证据证明微信聊天对方为花小雅，且是源港公司员工的事实；源港公司未递交证据证明短信收件人非曹家平本人及源港公司从未有名为花小雅的员工。因该部分证据的确认与本案诉争焦点相关，待后文说理部分阐述。一审中，源港公司陈述，2018年11月、12月期间为源港公司提供运输服务的公司有多家，同时在源港公司接收货物运输的公司除了通达公司还有多家其他公司，货物存在买方自提和源港公司运送的情况。通达公司陈述，案涉运费的发票开给镇江纳福公司是受源港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曹家平指示，仅是在该公司走账，实际支付主体仍然是源港公司。一审法院指定通达公司就此举证证明，通达公司在一审法院限定的期限内未举证证明。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运输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为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据实、全面履行合同项下的义务。花小雅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与通达公司递交的汇总表、运费明细、物流单及签收单相互印证，形成了证据链。再，源港公司递交的销售合同及支付凭证中约定的付款时间、金额和实际付款时间、金额不能对应，且该三份合同虽然勾选了自取，但是该套印合同由源港公司提供，其中交（提）货方式约定有配送，而通达公司递交的物流单是源港公司套印文本，其中运输方式均为配送。综上，一审法院确认案涉运输关系的托运方为源港公司。关于源港公司是否应该支付该运费的问题，因案涉运输费347300.7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购买方为镇江纳福公司，且结合案涉开具给源港公司的金额为7606元的发票，源港公司向通达公司支付了该运费，而通达公司未能举证证明镇江纳福公司仅为名义上购买方接受该增值税专用发票，现有证据亦没有双方当事人确认的关于案涉运输费的结算凭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一审法院对通达公司的诉请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二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运输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3255元，由通达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围绕其上诉请求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源港公司“花小雅”与源港公司戎总（戎新辉）微信账户信息截图及“花小雅”与上诉人员工雍跃寿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证据2、被上诉人与案外人南京聚本化工有限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一份。以上述两份证据证明“花小雅”代表源港公司与案外人南京聚本化工有限公司沟通合同的盖章以及发票的开具、付款等相关事宜，证明“花小雅”能够代表源港公司或者是源港公司员工；其中“花小雅”在2017年7月21日微信中还问到“小黄还在你们那吗？”，小黄就是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聊天记录中通达公司员工黄燕；“花小雅”发送的购销合同中，被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是戎新辉，也就是曹家平短信中提到的戎总，该份聊天记录和曹家平的短信记录前后相互一致，可以形成证据链，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在一审中陈述没有“花小雅”这个员工，属于虚假陈述。源港公司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且该证据与本案无关。本院认证意见：源港公司对通达公司提交的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有关证据的关联性和证明力，本院将在裁判说理部分予以综合分析认证。通达公司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无异议；源港公司对一审查明的通达公司员工与“花小雅”的微信聊天记录、与曹家平的短信记录及电话号码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无异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另一审查明的“2018年12月31日，源港公司向通达公司出具了2019年1月源港运费明细记载……”内容，应为“一审中源港公司提交的‘2019年1月源港运费明细’记载……”。本院另查明，通达公司主张的案涉运费为其一审中提供的114份物流单项下的运费，该114份物流单均为“南京源港精细化工有限公司物流单”，货物均始发于源港公司仓库。微信名备注为“源港花小雅”的微信账户截图显示：“昵称：华华子，微信号：×××,电话号码：180××××2636”。微信名备注为“源港戎总”的微信账户截图显示“昵称：Ａｒｒａｎ，微信号：×××,电话号码：182-6001-6661”。通达公司称“戎总”即源港公司的戎新辉。2019年3月5日通达公司员工黄燕与微信名被备注为“花小雅”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黄燕说：“固镇：11月：136564+12月213923=350487”“2019年1月：7675.8”“你看下票怎么开，告诉我”，“花小雅”回复：“固镇的7675.8元可以开给源港精细了”“其他的要到其他单位，所以等等”，黄燕回复：“好的”。2019年3月21日上午“花小雅”发微信给黄燕说“你的也可以开了”，黄燕回复：“都开给源港吗”，“花小雅”回复：“都开给纳福”，黄燕说“7000多的也开给纳福吗”，“花小雅”回复：“7000多开给源港”，黄燕回复“好的”“纳福的开票资料给我一份”，“花小雅”回复一张图片，内容为“公司名称：镇江市纳福石化科技有限公司，税号：91321191ＭＡ1ＭＫＪ6Ｋ1Ｑ,开户行：建设银行镇江新区支行；账户：32×××50，地址：镇江市新区，电话：0510-833××××6”，黄燕回复“ＯＫ”。当日下午“花小雅”发微信给黄燕说：“发票先开，稍后再配合我做合同，明细”，接着“花小雅”发出“化工产品运输框架协议”和“运输安全协议”文本，并接着说“开给纳福的，和纳福做个合同，你填下，盖章给我”“时间写18年8月1日到19年12月31日”，黄燕回复“ＯＫ”，“花小雅”接着说“那个开给源港和纳福的明细表也要的，也要盖章”，黄燕回复“好的”2019年4月24日“花小雅”向黄燕发出微信，内容为：“现在开9%，源港2019.1月7606。纳福2018.11月135322.5。纳福2018.12月211978.2。合计：354906.7元”“你算一下”“小黄，就按这个算好的金额开”。2019年8月16日黄燕发微信给“花小雅”，称“美女在的啊”“有一笔开给固镇通达的运费7606没有收到哦”，“花小雅”回复“源港的？”黄燕回复“是的”，“花小雅”回复“8月5日，已付固镇通达。7606元”“你们查一下”“源港付的”。2020年7月21日通达公司员工雍跃寿与微信名被备注为“源港花小雅”微信聊天记录显示：“源港花小雅”说：“发票开给我啊，我好安排付款。”“小黄还在你们那了？”雍跃寿回复“在呢，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大家都是工作，望理解”“发票明天寄你”“给个快递地址，今天寄给你”。2020年9月20日通达公司员工雍跃寿发信息给曹家平称：“曹总，源港物流欠18年11月12月的35万多元运费，你让开票给镇江纳福，到现在没有一个付款的。我起诉到法院明天开庭，能不能给我出庭作证？”曹家平回复：“你请戎总和花经理他们现场去作证，事实就是如此”。二审中源港公司代理人称：经向公司核实，公司并无“花小雅”这个员工，至于公司有无员工微信名为“花小雅”或者昵称为华华子需要向公司核实；公司有个叫花雅超的员工，是女的；镇江纳福公司是源港公司客户之一；对通达公司员工雍跃寿与源港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曹家平的短信内容真实性无法确认，因公司现在和曹家平联系不上。庭审中，法庭当庭拨打了180××××2636手机号码，询问对方微信名是否叫“花小雅”，是不是源港公司的人。对方回答“不是的，你打错了”，便挂掉了电话。庭审后，法庭按照短信中显示的曹家平电话，联系了曹家平，其称：其与通达公司工作人员的短息内容是真实的，其电话一直畅通，可以随时联系。庭审后，源港公司出具情况说明，称其公司现有一名员工叫花雅超，系于2014年9月1日入职其公司，公司无名为花小雅的员工；手机号码180××××2636系花雅超使用。本案通达公司于2020年7月15日起诉至一审法院。上述事实，有物流单、微信聊天记录截屏、微信和短信聊天记录、立案审批表、情况说明、庭审笔录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经当事人确认，二审归纳争议焦点为：通达公司要求源港公司支付347300.7元运费及利息依据是否充分。本院认为，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本案中，上诉人通达公司与被上诉人源港公司签订了运输合同，合同约定：本合同项下的货物名称、规格、货物起运地点、到达地点和收货人名称、地址、联系方式以源港公司下达的物流委托单为准；货物运价以源港公司下达的物流委托单的结算运价为准；当月运费次月结算，通达公司提供收货方签收回单及详细运输清单，经源港公司确认无误后，通达公司开具有效运输发票给源港公司，源港公司收到通达公司发票且确认无误后30个工作日内支付全部应付款项给通达公司。通达公司主张的案涉运费为其一审中提供的114份物流单项下的运费，该114份物流单均为“南京源港精细化工有限公司物流单”，货物均始发于源港公司仓库，均发生在2018年11月至12月双方运输合同约定的有效期内，且有与之相对应的收货方签收单。2019年3月21日“花小雅”发微信给通达公司员工黄燕说“你的也可以开了”，黄燕回复：“都开给源港吗”，“花小雅”回复“都开给纳福”，黄燕说“7000多的也开给纳福吗”，“花小雅”回复“7000多开给源港”，黄燕回复“好的”“纳福的开票资料给我一份”，“花小雅”回复了一张内容为“公司名称：镇江市纳福石化科技有限公司，税号：91321191ＭＡ1ＭＫＪ6Ｋ1Ｑ,开户行：建设银行镇江新区支行；账户：32×××50，地址：镇江市新区，电话：0510-833××××6”的图片。2020年1月16日通达公司员工雍跃寿发短信给源港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曹家平说“曹总你好！纳福的运费这几天麻烦给办一下，好几个月了！公司没发（法）交代了”，曹家平回复“没有问题等源港稳定后，看这么（怎么）解决”。2020年9月20日雍跃寿发短信给曹家平称“曹总，源港物流欠18年11月12月的35万多元运费，你让开票给镇江纳福，到现在没有一个付款的。我起诉到法院明天开庭，能不能给我出庭作证？”曹家平回复“你请戎总和花经理他们现场去作证，事实就是如此”。就上述短信内容，本院向曹家平查询核实，得到了其确认。由此可知，源港公司原先认可上述114份物流单对应的通达公司履约行为及其项下结算的347300.7元运费，通达公司将案涉运费发票开给镇江纳福公司，应系根据源港公司指示所为。源港公司陈述公司有个叫花雅超的员工，不认可“花小雅”为其员工。经查，“源港花小雅（或花小雅）”为微信备注名，该微信账户显示：“昵称：华华子，微信号：×××,电话号码：180××××2636”。源港公司没有名为“花小雅”的员工，不表明该微信号不为源港公司员工所使用。“花小雅”的微信聊天内容，与通达公司一审中提交的汇总表、运费明细、物流单、签收单能够相互印证，与通达公司实际将7606元发票开具给源港公司、源港公司实际于2019年8月5日向通达公司支付7606元等事实相吻合，结合通达公司员工雍跃寿与源港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曹家平的短信内容和本院向曹家平电话查证，以及源港公司认可手机号码180××××2636为其员工花雅超使用，可以认定“花小雅”为源港公司员工的微信备注名，通达公司提交的微信、短信内容客观真实。源港公司在本案中提供的证据不能否定案涉114份物流单系通达公司履行运输合同所承运。故通达公司要求源港公司支付347300.7元运费，有事实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利息问题。双方运输合同约定“当月运费次月结算”，通达公司主张的运费系发生在2018年11月至12月期间，通达公司主张利息自其2020年7月15日起诉之日起，应予支持。其主张按年息6%计算，缺乏依据，应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综上所述，上诉人通达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适用法律不当，导致判决结果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江苏省南京江北新区人民法院（2020）苏0192民初237号民事判决；二、南京源港精细化工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固镇县通达运输有限责任公司运费347300.7元及利息（以347300.7元为基数，自2020年7月15日起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驳回固镇县通达运输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510元，减半收取325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510元，均由被上诉人源港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刘阿珍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李文达书记员陈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