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4民终216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浙江澳森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海宁市海宁经济开发区横山路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81753003994X。法定代表人：贾凤仙，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维斌，浙江潮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健民，浙江潮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浙江分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四季青街道庆春东路2-6号金投金融大厦19-20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740545532H。负责人：胡拥军，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琦，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涵，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浙江澳森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澳森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浙江分公司(以下简称浙江信用保险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法院（2019）浙0481民初36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澳森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维斌、王健民，被上诉人浙江信用保险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琦、王涵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澳森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直接改判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538075美元及利息人民币361895元（2017年3月1日公布的1美元兑换人民币6.8655元，本金为3694154元，自2017年3月1日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年利率4.35%计算至2019年5月31日的利息为361895元，此后的利息按本金369454元以年利率4.35%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关于委托合同的性质（无偿或有偿）及举证证明责任的分配。一审加重了上诉人的举证责任。首先，上诉人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基本无异议，但该认定中关于佣金的事实有明显的遗漏。委托合同第五条第4款约定“委托人自行追偿，受托人不向委托人收取佣金；受托人委托追偿渠道进行追偿，若追回欠款，委托人按照其权益比例支付佣金”，由于委托合同第二条第3款已经排除了受托人自行追偿，故该委托合同是有偿合同。其次，一审认定“佣金（代理费）的计算方式为追回款金额同佣金比例的乘积，本合同未约定佣金比例”，在委托合同有佣金约定的情形下，一审判决认为无偿合同，并释明上诉人应承担无偿合同中受托人故意或重大过失的举证责任。上诉人认为，委托合同的佣金按“无效果、无报酬”的原则收取，不是无偿性质，而是根据代理结果收取费用，有偿性质明确，通称为风险代理。至于未约定佣金比例，在合同法上的表达是“价款或报酬约定不明确或者没有约定。”如果佣金的比例没有约定，在具备收取佣金的条件后，受托人可以根据《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主张佣金。此外，除了对委托合同的有偿性缺乏妥当的判断导致错误分配举证责任外，一审判决直接遗漏了双方的约定。委托合同第六条违约责任约定，委托人或受托人未履行本协议规定的义务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损失。该条文字表面意思清晰明白，语义上不作二解，被上诉人承担的是合同违约责任。从举证责任的分配来说，上诉人对被上诉人的过错承担证明责任，而无需由上诉人证明被上诉人的故意或重大过失。二、委托合同中受托人的义务与授权委托书的追偿范围。一审判决认为被上诉人作为受托人的义务就是委托事项明细表(授权委托书）中追偿范围。上诉人认为，授权委托书与委托合同的性质与作用完全不同。授权委托书是委托人签发，由代理人持有向相对人证明其有权代理、代理权限等事项的书面文件。在受托人义务的判断上，授权委托书不能取代委托合同。委托关系中，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应以委托合同为准，在没有合同的情况下，授权委托书是委托关系存在的证明，而双方的权利义务应以法定的代理规则来确定。对于委托人的义务应该以委托合同的约定、法律的规定来确定，而不是用授权委托书中事项范围内来确定。就如何确定本案受托人的合同义务这一问题，根据《合同法》第六十条之规定，一则确定了合同当事人的法定义务，具有法定性。当事人应按诚信原则，全面、适当、合法地履行合同义务，包括法定的通知、协助、保密等附随义务。二则可以从合同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来确定受托人的义务范围。其一，从委托合同的目的、追偿的性质来看，授权事项范围并非一成不变，追偿的破产债权不是由本案双方可以确认的，被上诉人对此有明确的意思表示。在2011年4月20日索赔受理通知函中，被上诉人明确要求上诉人补充提供《委托代理协议》以及其他能够证明损失发生、债权确立、义务履行等相关文件，包括不限于《索赔单证明细表》列明的文件材料。当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提供了“不限于《索赔单证明细表》列明的文件材料”——偏颇性清偿的诉讼材料后，被上诉人的追偿债权凭证需要改变，而美国破产法院的偏颇性清偿判决后，应及时调整申报。上诉人委托追偿破产债权4762324美元，该款是美国BERKLINE公司在2010年11月前积欠上诉人的货款。由于BERKLINE公司违约未支付，根据2010年、2011年度的保险合同，上诉人向被上诉人申请理赔。该款中一部分是上诉人没有得到保险理赔的2762324美元，另一部分是被上诉人已经赔付给上诉人2000000美元。美国法院以偏颇性清偿为由判决上诉人应返还BERKLINE公司2626442美元，此款发生的时间在2010年11月4日至2011年3月12日，与在之前发生的、作为初始破产债权的4762324美元，系同一法律关系、同一法律事实发生的货款，且同处于2010年、2011年度保险范围内。《保险合同》第十九条的约定，保单约定的风险发生后，无论被保险人与买方是否有特别的约定，除非保险人书面同意，买方对被保险人的任何付款被视为按时间顺序偿还保险项下被保险人对该买方的应收款。上诉人返还BERKLINE公司在2010年11月4日后支付的2626442美元，根据《保险合同》第十九条的约定，此款应视为破产债权4762324美元中较早发生的未清偿货款等额部分。因此，委托人委托被上诉人追偿在债权形成时间、数额及凭证发生了重大改变，债权申报的资料必须修改、补充并组织重新申报。上诉人委托被上诉人追偿是2010年至2011年度保险合同范围内BERKLINE公司的应收账款，而不是4762324美元。其二，从交易习惯上理解，被上诉人代理追偿破产债权，管理人就同一法律关系、同一法律事实提出撤销之诉，代理人应履行必要的通知与协助义务。本案中，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证明，美国法院以上诉人没有退还偏颇性清偿案件的款项为由未清偿上诉人的债权的事实，表明退还偏颇性清偿款与清偿破产债权之间发生相互抵销或对抗的事实。针对在同一法律关系、同一法律事实产生纠纷，即使委托合同或者授权委托书没有载明，被上诉人也应当根据交易习惯谨慎、合理地处理，并及时通知上诉人。一审对被上诉人的经理陈中海接收资料、咨询邮件、未予回复等事实已经确认，但作出判决却是违背了基本事实，认为被上诉人没有义务进行追偿或参与诉讼。根据委托合同第三条第4款的约定，被上诉人收到上诉人提供的资料后，应当提出以被上诉人的名义参与诉讼，或者告知上诉人不去应诉的法律后果。而被上诉人没有履行必要的通知、协助的义务，究其原因，其没有履行任何债权追偿行为，对被起诉的事实不知情，在接收上诉人提供的关于偏颇性清偿的诉讼材料后，怠于履职，未作任何口头或书面答复。其三，从委托合同第二条的约定来看，上诉人是概括性授权。委托合同第二条第1款约定不得委托他人追偿，第2款约定向受托人提供能够证明与委托事项相关的债权、债务关系的所有法律文件，第3款约定委托人不得与债务人主动联系或达成任何形式的和解协议等，充分说明被上诉人接受的是完全排他性（包括本人）的概括代理事务。一审据以确定被上诉人义务的授权委托书是上诉人为履行该合同第2款合同义务而签发的，是合同的履行行为，而不是形成委托关系的意思表示行为，不能作为判断受托人义务的全部证据。这个观点与委托合同第三条第4款的约定相符合。根据该约定，如有实际需要，上诉人同意被上诉人采取仲裁或诉讼的，应另行出具授权委托书。换而言之，如果全面适当地履行委托合同，委托人可能签发多份授权范围与事项不同的委托书，以其中一份来判断受托人的义务，难免以偏概全。其四，委托合同第三条约定了被上诉人谨慎合理处理委托事项、及时将委托事项的进展情况通知上诉人等义务。而被上诉人没有履行上述代理义务，应承担自己完全履行的举证责任。一审仅凭一份包括上诉人在内的30项最大无担保债权人综合名单，认定被上诉人已经履行委托义务，难以令人信服。从证据的来源看，这份综合名单是在本案诉讼后被上诉人从美国取得。一审认定这份综合名单是破产债务人向法院提交已知债权人的名单，而非受理申报的债权人名单。破产债权追偿经由债权资料准备、申请书签发、申报资料寄送、破产管理人签收资料、债权审核与确认、债权人会议审查、债权人异议、法院裁定等一系列程序，每个程序都会给被上诉人留下几十页甚至上百页的书面文件。如果被上诉人确实按委托合同的约定，以专业经验谨慎合理地处理委托人的事务，只需提供自己接收的由破产管理人送达的法律文件，无需在起诉后再委托美国律师去破产法院调取一张综合名单或者债权确认表。由于被上诉人未履行破产债权的追偿，也就不可能收到管理人的偏颇性清偿的对抗性诉讼资料，或者怠于履职，在收到诉讼资料后也未采取任何措施。本案中被上诉人代理的是对BERKLINE公司追偿破产债权，而不是一审认定的债权申报。一审认定被上诉人已履行委托合同义务的理由过于牵强。三、关于上诉人遭受的实际损失。由于被上诉人未履行代理职责，上诉人遭受的实际损失分为两项。第一项损失：被上诉人没有追偿破产债权，造成上诉人破产债权4762324.18美元没有得到分配。根据被上诉人的证据，债权清偿率为11.2%，此项损失为533380美元；第二项损失：由于破产债权衍生的偏颇性清偿之诉，上诉人应返还2626442美元，美国法院据此扣押了上诉人在美国INTERIORMARK公司的应收款116897美元、美国R.T.G.FURNITURE公司的应收款421178.12美元，计538075美元；两项损失计1071455美元。本案中，第二项538075美元的应收款损失属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2016年度保险合同范围，当保险事故发生后，上诉人通知被上诉人嘉兴办事处的工作人员，被上诉人口头答复可以理赔，上诉人正式申请后，被上诉人却以上诉人与客户有贸易纠纷为由不予受理。被上诉人造成上诉人损失1071455美元，上诉人在实际损失范围内自愿减让至538075美元及利息，要求被上诉人承担违约责任。浙江信用保险公司辩称，一、案涉《委托代理协议》属无偿委托合同，被上诉人不会向上诉人收取任何佣金，上诉人声称《委托代理协议》属于有偿合同的观点不能成立。《委托代理协议》第五条第5款约定明确，“佣金是指在受托人委托追偿渠道采取非诉讼/仲裁方式追偿的情况下，追偿渠道收取按照‘无效果，无报酬’原则(即没有追回欠款，不收取任何现金)收取的费用，佣金金额为追回款金额同佣金比例的乘积。本协议委托事项中追偿渠道的佣金比例为__%”。因此，佣金是支付给追偿渠道而不是支付给受托人的，被上诉人就案涉《委托代理协议》不会收取任何报酬，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可依据《委托代理协议》的约定主张佣金的观点系对合同条款的错误解读，试图误导法院。二、案涉偏颇性清偿案件不在《委托代理协议》约定的委托事项范围内，被上诉人不负有代上诉人处理该案的合同义务。《委托代理协议》第一条对于“委托事项”约定明确，涉案“委托事项”是“委托受托人或受托人转委托的第三方(如追账公司或律师事务所等追偿渠道)，以委托人的名义向有付款责任的买方/开证行追偿，委托事项的具体信息见附件《委托事项明细表》”。故《委托代理协议》所涉及的委托事项仅为追偿，且追偿债权的范围仅限于为《委托事项明细表》列明的债权(每一笔货款均列明具体的发票编号、金额)。由于“偏颇性清偿案件”所涉货款根本不在《委托事项明细表》列明的范围内，也就不属于被上诉人代理追偿的范围之内。况且，“偏颇性清偿案件”所涉纠纷是BERKLINE公司向上诉人追讨债务，而非上诉人向BERKLINE公司追偿债权，因此该起案件的相关抗辩事项与《委托事项明细表》项下的债权追偿事项完全无关。事实上，在上诉人出具的“托收委托书”中仅就《委托事项明细表》债权范围内的清收事宜向被上诉人出具了授权，由此可见上诉人对于被上诉人的代理范围是明知且清楚的。三、偏颇性清偿案件未应诉以及最终败诉系上诉人自身原因所致。首先，从该案实体上说，偏颇性清偿案件类似于我国破产法中的个别清偿撤销权制度，根据《美国破产法典》§547.(b)条之规定，发生在破产前90天内的对于个别债权人的清偿行为是可以进行实体撤销和追回的。而偏颇性清偿案件项下8笔货款的支付时间均发生于BERKLINE公司破产前90天内，因此美国法院作出的判决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即便应诉也并不能改变该案审判结果。其次，从该案程序上说，偏颇性清偿案件传票、诉状等材料是由美国法院依据《海牙送达公约》通过中国司法部直接送达给上诉人的，且美国法院在传票中明确注明“如果你方不答复本传票，你方将被认为同意接受破产法院做出判决并可能根据诉状的救济要求对你方做出缺席判决”，上诉人明知不参与该案诉讼的后果，却仍放弃应诉，责任和后果应当由上诉人承担。四、被上诉人事实上已经全面履行了《委托代理协议》项下之合同义务，不存在任何失职或过失行为。被上诉人2011年4月2日接收上诉人签署的《委托代理协议》及提交的《委托事项明细表》后，便立即积极委托海外渠道进行追偿，在BERKLINE公司于2011年5月2日破产时，上诉人合计4485617美元的无担保债权已经被认定，至此被上诉人的代理义务已经履行完毕，此后仅需等待管理人分配即可。五、退一万步说，上诉人在上诉状中计算的损失金额明显有误，本案中上诉人在BERKLINE公司破产案件中至多可能分配到的金额不超过221240美元，这才是上诉人的实际损失。“清偿率”系指就全部债权人申报的债权总额来说，对其中一类债权的清偿比率。在BERKLINE公司破产程序中，最终所有无担保债权人最终获得分配金额为1944788.27美元，占债权总额的11.2%。因此即便假设涉案《委托代理协议》项下委托被上诉人追偿的4485617美元债权正常参与分配，最终受偿金额的计算方式应当为：1944788.27×4485617/(1944788.27/11.2%+4485617)=399256美元，这其中还需要扣除被上诉人已赔付的200万美元的权益比例，即399256×(4485617-2000000)/4485617=221240美元，这才是即便假设上诉人正常参与分配的情况下，其所谓的可能产生的损失之上限。澳森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浙江信用保险公司赔偿澳森公司538075美元及利息人民币361895元（2017年3月1日公布的1美元兑换人民币6.8655元，本金为3694154元，自2017年3月1日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年利率4.35%计算至2019年5月31日的利息为361895元，此后利息按本金3694154元以年利率4.35%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2.案件受理费由浙江信用保险公司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4月1日，澳森公司因向买方BERKLINE,LLC公司追索货款与浙江信用保险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协议》1份，约定基于澳森公司、浙江信用保险公司之间的保险合同相关规定，澳森公司委托浙江信用保险公司以澳森公司名义向BERKLINE,LLC公司追偿，金额为4485596.78美元。协议约定委托人不得再就上述事项委托其他单位或个人追偿，委托人需向受托人提供能够充分证明与委托事项相关的债权、债务关系的所有法律文件，委托人未经受托人书面同意，不得就委托事项主动与债务人联系或达成任何形式的和解协议等。协议还约定受托人应运用专业知识和技能谨慎、合理处理委托事项，维护委托人合法权益；受托人保证及时答复委托人咨询、及时将委托事项的进展情况告知委托人以及就委托事项提出合理建议等；在处理委托事项过程中，如需以委托人的名义采取仲裁或诉讼等法律措施，受托人保证书面通知委托人并征得委托人的书面同意等。追偿费用为受托人在处理委托事项的过程中发生的各项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佣金、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和其他追偿费用；佣金为受托人委托追偿渠道采取非诉讼方式追偿的情况下按照“无效果、无报酬”原则收取的费用，计算方式为追回款金额同佣金比例的乘积，本合同未约定佣金比例。2011年6月28日，浙江信用保险公司向澳森公司出具赔付通知书，载明因买方BERKLINE,LLC拖欠货款使澳森公司受损，浙江信用保险公司根据保单规定向澳森公司赔付200万美元。上述赔款已全额支付。2011年5月2日，BERKLINE,LLC向美国特拉华州地方法院破产法庭提交自愿破产救济申请，同时提交持有包括澳森公司在内的30项最大无担保债权人综合名单，其中澳森公司索赔金额为4485617美元。2013年4月24日，BERKLINE,LLC破产管理人就BERKLINE,LLC于2011年2月4日至2011年3月24日向澳森公司支付的8笔货款共计2626442.46美元提出偏颇性清偿之诉。2013年10月31日，美国法院请求将偏颇性清偿案件相关司法文书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司法协助交流中心向澳森公司送达。2014年2月20日，澳森公司签收上述文件。当日，澳森公司律师王健民将收到的偏颇性清偿案司法文书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浙江信用保险公司嘉兴办事处工作人员陈中海，并要求“烦请尽快通知我们你向总部汇报后的工作安排，以便我们决定如何应诉”。2014年9月12日，陈中海通过电子邮件要求王健民将针对案件的问题书面回复。次日，王健民回函陈中海具体提出了对偏颇性清偿案件的问题。9月22日，王健民再次致函陈中海询问针对上述问题的回复。2014年7月31日破产法庭就偏颇性清偿案件作出缺席判决，判决澳森公司赔偿2626442.46美元。2014年12月12日，因澳森公司未履行偏颇性清偿案件，破产法庭支持破产管理人对于澳森公司申报的债权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2016年12月27日，破产法庭最终裁决解散BERKLINE,LLC并终结破产程序。2016年，澳森公司向买方INTERIORMARK,LLC和R.T.G.FURNITURECORP供货，货值分别为116897美元、421178.12美元，但未收到货款，因此向浙江信用保险公司提出索赔申请。浙江信用保险公司于2017年2月24日向澳森公司出具案情通报及处理意见，载明美国法院因澳森公司未履行偏颇性清偿案件于2016年10月28日签发内容为“要求买方其停止向澳森公司付款”的扣押令，并据此拒绝澳森公司的索赔申请。一审法院认为，因本案产生民事关系的法律事实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第四项的规定，本案属于涉外案件。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因澳森公司、浙江信用保险公司未在合同中约定适用法律，双方当事人均认可适用澳森公司经常居住地法律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于法有据，予以准许。对于浙江信用保险公司提出的本案诉讼时效问题，一审法院认为，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本案中，澳森公司虽于2014年2月20日签收破产法庭司法文书，但此时澳森公司主张之损害事实尚未发生。2017年2月24日，浙江信用保险公司向澳森公司通报买方R.T.G.FURNITURECORP、INTERIORMARK,LLC货款因美国法院签发扣押令而无法支付，同时拒绝澳森公司索赔申请时，澳森公司才知道权利受到损害及义务人。自2017年2月24日至2019年5月9日并未超过三年，故澳森公司向一审法院主张权利未超过诉讼时效。澳森公司、浙江信用保险公司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本案中，双方对于BERKLINE,LLC破产、美国法院就破产过程中的偏颇性清偿案件判决澳森公司赔偿以及因此签发扣押令致使买方无法付款等事实均无争议。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浙江信用保险公司是否在履行委托合同过程中存在过错导致澳森公司无法取得R.T.G.FURNITURECORP、INTERIORMARK,LLC货款的结果。一审法院认为，澳森公司无法收取货款的结果并非浙江信用保险公司履行委托合同不当导致。理由如下：首先，澳森公司、浙江信用保险公司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有明确追偿范围，即BERKLINE,LLC未支付的4485596.78美元，而该部分货款也已经列入破产债权申报范围，故澳森公司已经履行了委托合同义务。其次，澳森公司无法取得R.T.G.FURNITURECORP、INTERIORMARK,LLC货款是由于其未履行偏颇性清偿案件所致，而偏颇性清偿案件所涉货款并不在《委托代理协议》约定的追偿范围内，浙江信用保险公司没有义务就上述货款进行追偿或参与诉讼。再次，美国法院已经将偏颇性清偿案件的司法文书送达澳森公司，澳森公司主张其对偏颇性清偿案件不知情显然与事实不符。澳森公司收到司法文书后应当及时应诉，未应诉而产生的不利后果应当由澳森公司自行承担。最后，《委托代理协议》并未约定佣金比例，事实上浙江信用保险公司也未向澳森公司收取报酬，该协议签订的基础是基于双方存在的保险合同关系，因此该委托合同应属无偿合同，在澳森公司未提交证据证实浙江信用保险公司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的情况下，浙江信用保险公司无需赔偿澳森公司损失。综上，澳森公司要求浙江信用保险公司赔偿损失538075美元及利息人民币361895元的诉讼请求，因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第四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驳回澳森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9248元，由澳森公司负担。二审中，浙江信用保险公司未提交新证据。澳森公司向本院提交了《短期出口信用保险综合保单》，并申请法院调取案外人海宁佳联沙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联公司）因支付美国破产法院偏颇性清偿案件赔偿款向中国人民银行海宁支行提交的付汇申请书及所附书面资料。其中：1.《短期出口信用保险综合保单》的保险条款约定：“保单约定的风险发生后，无论被保险人与买方是否有特别约定，除非保险人书面同意，买方对被保险人的任何付款均被视为按约定顺序偿还保险项下被保险人对该买方的应收账款。”证明偏颇性清偿案件会直接影响澳森公司破产债权的申报，以及向浙江信用保险公司申请索赔的数额。2.佳联公司通过庭外和解协议最后仅支付了缺席判决金额的7%左右，说明偏颇性清偿案件在美国破产法院解决机制的弹性。这一点与美国破产法院随案送达给澳森公司的《替代性争议解决方案通知》是一致的。浙江信用保险公司质证称：1.对澳森公司提交的《短期出口信用保险综合保单》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和证明对象有异议。1）双方的委托范围和委托事项应当以委托代理合同约定为准。该证据无法证明偏颇性清偿案件属于保险公司的受托追偿范围，更无法证明澳森公司曾授权浙江信用保险公司处理偏颇性清偿案件。2）澳森公司对保险条款的解读有误。保险条款第九条明确约定被保险人提交《可能损失通知书》是索赔的前提条件。但澳森公司没有就偏颇性清偿案件项下的款项向保险公司提交《可能损失通知书》，所以偏颇性清偿案件项下的八笔货款不在保险公司的保险范围。并且按照条款第十条规定，提交《可能损失通知书》后，既可以委托保险人追偿也可以按照保险人的指示自行追偿。2.对澳森公司申请法院调取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于关联性和证明对象有异议。1）该证据作为单独个案，仅能反映该案原告、破产管理人和被告佳联公司在偏颇性清偿案件判决作出后，经协商一致达成了和解。并不能证明在美国所有的偏颇性清偿案件中只要被告提出和解，就一定能得到原告的同意。案件就必然以和解的方式结案。并且该案的原告和破产管理人并非澳森公司所涉偏颇性清偿案件的当事人。2）就本案所涉偏颇性清偿案件，澳森公司既未委托保险公司代理，也未在偏颇性清偿案件作出后委托保险公司与破产管理人进行和解。因此本案所涉偏颇性清偿案件的结果和责任均应由澳森公司一方承担，与浙江信用保险公司无涉。本院认证意见为，1.《短期出口信用保险综合保单》系双方当事人间法律关系的重要证明，应当作为本案事实认定的依据。2.澳森公司申请本院调取的证据材料系个案证据，该破产案件当事人均非澳森公司所涉偏颇性清偿案件的当事人，故该部分证据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澳森公司所称美国破产法院审理偏颇性案件存在一个和解机制，可以从美国破产法院向澳森公司送达的《替代性争议解决方案通知》中得到印证。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浙江信用保险公司与澳森公司自2009年6月1日建立短期出口信用保险关系，双方按年度签批保险单明细表、续传明细表。根据短期出口信用保险综合保险条款的约定，当出现约定的商业风险、政治风险时，被保险人按规定期限向保险人提交《可能损失通知书》、《索赔申请书》，由保险人给予审核理赔。在保险人赔付后，被保险人应将赔偿所涉及的销售合同、信用证项下的权益转让给被保险人，同时，被保险人仍有义务协助保险人向买方或开证行追偿。追回欠款后，保险人按照保单项下各自的权益比例与被保险人分摊追偿费用和分配追回款。该保险共设两种责任限额，一种为最高赔偿限额，一种为信用保险限额。最高赔偿限额是指在每一保单年度有效期内，保险人对被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的累计最高赔偿额。信用保险限额是指保险人根据被保险人的申请，对被保险人的每一特定买方或开证行批复的最高赔偿限额。浙江信用保险公司给澳森公司的买方BERKLINE.LLC批复的信用限额为250万美元。条款同时约定，自被保险人针对任一买方或开证行提交《可能损失通知书》之日起，保险人对该买方或该开证行批复的信用限额自动被撤销。案涉保单年度有效期为2010年6月1日至2011年5月31日。澳森公司预交保险费为20000美元。另查，双方《委托代理协议》约定，受托人自行追偿，受托人不向委托人收取佣金；受托人委托追偿渠道追偿，若追回欠款，委托人应按照其权益比例支付佣金。又查，美国破产法院特拉华州管区向澳森公司送达的司法文书中有一份《替代性争议解决方案通知》，告知当事人可以通过和解的方式解决争议。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浙江信用保险公司未协助澳森公司处理案涉偏颇性清偿案件是否应就澳森公司所遭受的损失承担违约责任。对此，本院持否定意见，理由如下：本案双方的基础法律关系为保险合同关系，相关委托追偿合同系基于该保险合同履行过程中所派生的一种合同关系。根据《委托代理协议》有关佣金的约定，佣金给付的对象系相关追偿渠道，而非浙江信用保险公司。相关佣金应理解为追偿过程中产生的成本费用。就《委托代理协议》本身而言，其中并未约定浙江信用保险公司接受澳森公司的委托会有相应的报酬，故一审认定该《委托代理协议》为无偿合同并无不当。澳森公司主张该《委托代理协议》系有偿的观点缺乏依据，本院不予认同。其次，《委托代理协议》所附《委托事项明细表》及《CollectionTrustDeed》（托收信托契约）明确了追偿范围及追偿金额，其中并不包含偏颇性清偿案件所涉及的货款。根据《委托代理协议》第二条“委托人义务”的约定，委托人不得委托其他单位或个人进行追偿及不得主动与债务人联系或与其达成任何形式的和解协议等等均系基于相关“委托事项”。而显然，偏颇性清偿案件所涉及的货款并不在“委托事项”范围之内。澳森公司指称其未及时应诉系受上述约定的限制，属于对协议的错误理解。其基于对协议的错误理解导致错失应诉权利，责任在于其自身。再者，有关澳森公司所主张的损失与其未参加偏颇性清偿案件的因果关系问题，澳森公司强调美国法院对偏颇性清偿案件有一个和解机制，通过和解能够减少相应的赔款，为此申请本院调取了有关证据。但相关证据因与本案缺乏主体及事项等方面的关联性，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证据。事实上，如同所有和解案件一样，和解具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能否达成和解以及和解能够达到的度对当事人来讲都是一项未知数，澳森公司以未能应诉和解主张偏颇性清偿案件的判决结果构成其损失的依据，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所述，澳森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9248元，由上诉人浙江澳森实业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坤审判员 张 涛审判员 杨 剑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张琳嫣24-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