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张家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冀07民终45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大同市新胜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大同市周家店村南开源花苑办公楼。 法定代表人：徐尚周，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裴化军，北京博贤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董仲礼，男，1961年2月28日出生，汉族，住阳原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刚，河北冀北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大同市新胜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大同新胜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董仲礼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阳原县人民法院（2020）冀0727民初8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大同新胜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裴化军、被上诉人董仲礼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大同新胜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河北省阳原县人民法院（2020)冀0727民初879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或者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支付义务。2、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被上诉人董仲礼不是本案的适格诉讼主体。一审法院错误地将被上诉人董仲礼与大同市新胜公司古城东北隅项目部在2019年3月21日、2019年4月3日签订的《钢材购销合同》认定为实际履行合同，忽略大合同的存在，完全错误。事实是在2019年3月15日，上诉人与案外人钢棒棒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签订了《钢材供应合同书》，该合同约定了供销钢材的义务，被上诉人董仲礼代表钢棒棒公司具体完成钢材的交付，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上诉人也根据合同约定给合同当事人钢棒棒电子商务公司支付钢材款13643737元，钢棒棒电子商务公司也给上诉人开具了13张共计13643737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诉人没有给被上诉人支付过钢材款，被上诉人所谓的收到钢材款与上诉人无关，一审法院凭空认定这一收款事实与上诉人有关明显错误。至于大同市新胜公司古城东北隅项目部出具的承诺书、签订的合同，完全是在履行上诉人与钢棒棒公司的合同义务，而不是与董仲礼之间的义务。二、一审法院对本案无管辖权。本案涉及的诉讼是钢材买卖合同，一审案由也明确是“买卖合同纠纷”。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3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18条的规定，在没有约定管辖的情况下，即使不存在上诉人与钢棒棒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之间签订的《钢材供应合同书》中关于争议仲裁的管辖，本案也不应当由阳原县人民法院管辖。三、本案不应当由人民法院管辖。本案实质是董仲礼在履行上诉人大同市新胜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与钢棒棒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之间签订的《钢材供应合同书》，董仲礼当庭自认收到钢材款8000137元，该款是通过钢棒棒公司支付的，钢棒棒公司与董仲礼之间还存在资金结算问题没有处理，也就是说《钢材供应合同》才是本案各方实际应当履行的合同。同时《钢材供应合同》第八条明确约定“若协商不成，则由大同市仲裁委员会仲裁裁决”，故本案就不应当由人民法院管辖。四、关于货款与利息问题。上诉人收到的钢材是董仲礼履行钢棒棒公司的合同义务，价款14216301.06元，上诉人也支付13643737元钢材款给钢棒棒公司，至于钢棒棒公司给付董仲礼8000137元，上诉人不知道。在履行合同过程中，董仲礼与大同市新胜公司古城东北隅项目部签订《钢材购销合同》是对《钢材供应合同》的变更，但是因没有合同双方的特别授权，该《钢材购销合同》对上诉人和钢棒棒公司均无约束力，故一审法院计算出欠货款5881310元以及利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董仲礼答辩称，本案实际的买卖双方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与钢棒棒公司无关，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董仲礼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大同新胜公司支付董仲礼钢材款本息2032749元及后续利息（后续利息按照月息二分从2020年7月31日计算到实际付清货款之日止）；2、诉讼费、保全费由大同新胜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3月21日，董仲礼与大同新胜公司古城东北隅项目部签订《钢材购销合同》，合同约定需方大同新胜公司古城东北隅项目部向供方董仲礼购买建筑用钢材，并对供货质量、品牌、价格、计量方式、交货等事项进行了约定，同时约定了付款方式：钢材全部到货后，自到货的次日起，按2分计算利息，2019年4月20日付款300万元，剩余货款于2019年5月10日前付清。该钢材购销合同上有大同新胜公司古城东北隅项目部的盖章及张丙元的签字。董仲礼提交的2019年3月28日的货款票据、运费票据、收货清单上显示：董仲礼于2019年3月28日供应钢材价值为5749790.64元，运费为131520元（票据及清单上客户名称及购货单位写的是大同新胜公司，但没有大同新胜公司的盖章，仅有付卫成、张丙元的签字）。董仲礼称上述交易是履行2019年3月21日的《钢材购销合同》的行为。2019年4月23日，董仲礼与大同新胜公司古城东北隅项目部又签订《钢材购销合同》，并对供货质量、品牌、价格、计量方式、交货等事项进行了约定，同时约定从交货次日起至付款之日止，按2分利息计算，第一批货款本利付清后，可进第二批钢材，以此类推滚动进行；同时约定，本合同如有争议，先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向合同签订地法院起诉（该合同上未明确约定合同签订地）。该钢材购销合同上有大同新胜公司古城东北隅项目部的盖章及张丙元的签字。 董仲礼提交的2019年4月26日的货款票据、运费票据、收货清单上显示：董仲礼于2019年4月26日供应钢材价值为2959834.82元，运费为62616.78元（票据及清单上客户名称及购货单位写的是大同新胜公司，但没有大同新胜公司的盖章，仅有付卫成、孙强的签字）。董仲礼称上述交易是履行2019年4月23日的《钢材购销合同》的行为。大同新胜公司提交的五张销货清单中的2019年3月28日和2019年4月26日的两张销货清单与董仲礼提交的上述两份收货清单（日期分别为2019年3月28日和2019年4月26日）记载的内容完全一致。 2019年3月15日，大同新胜公司与钢棒棒公司签订《钢材供应合同书》，约定供方钢棒棒公司向需方大同新胜公司供应钢材，需方按工程进度提前5日将材料计划报给供方，供方按规格数量将材料即时送达工地，并约定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若有未尽事宜或发生争议，双方协商解决，若协商不成，则由大同市仲裁委员会仲裁解决。大同新胜公司提交的银行客户回单六张分别显示：大同新胜公司于2019年3月20日向钢棒棒公司汇款5065000元、于2019年4月22日汇款3000000元、于2019年8月2日汇款2000000元、于2019年5月30日汇款578600元、于2019年9月11日汇款2000000元、于2020年4月27日汇款1000137元。董仲礼称，大同新胜公司于2019年4月22日向董仲礼支付了3000000元钢材款，于2019年8月2日向董仲礼支付2000000元，于2019年9月11日向董仲礼支付2000000元，于2020年4月27日向董仲礼支付1000137元。 大同新胜公司古城东北隅项目部于2019年5月28日向董仲礼出具承诺书一份，该承诺书确认了大同市古城东北隅仁和坊工地从3月28日至4月26日共欠董仲礼钢材款的数额情况及承诺还款情况，并盖有大同新胜公司古城东北隅项目部的印章及张志国的签字。董仲礼称承诺书中涉及的款项已结清。大同新胜公司否认与董仲礼存在钢材买卖关系，其在庭审中称“所供钢材确实已经收到”，但认为上述钢材系钢棒棒公司供应，董仲礼只是钢棒棒公司的一名办事人员。大同新胜公司称张丙元是大同新胜公司古城东北隅项目部的负责人，系张丙元挂靠大同新胜公司并承揽了工程后自己成立的，该项目部已在大同新胜公司备案。董仲礼、大同新胜公司均确认张丙元已去世。 钢棒棒公司于2020年10月27日出具证明一份，其内容梗概为：在2019年3月到2019年4月期间，董仲礼从钢棒棒公司购买四批钢材，其过程为先由董仲礼向钢棒棒公司支付预付款，钢棒棒公司按照其指示直接发货给大同新胜公司；钢棒棒公司虽收到过大同新胜公司的款项，但系代董仲礼收款的行为，最终货款由董仲礼与钢棒棒公司结算，上述四批购钢材款董仲礼已经全部付清；购买四批钢材情况如下：第一批包括共计两次，第一次发生于2019年3月13日，钢材价款为2721443.22元，第二次发生于2019年3月14日，钢材价款为2234565.82元；第二批发生于2019年3月28日，钢材价款为5749790.64元；第三批发生于2019年4月16日，钢材价款为550666.56元；第四批发生于2019年4月26日，钢材价款为2959834.82元；以上四批钢材款合计14216301.06元，运费不计算在内，运费由董仲礼另行支付。庭后，董仲礼将诉讼请求变更为：主张2020年4月27日之前大同新胜公司已归还的利息还按照原约定计算，主张2020年4月27日之后的利息以1911671元为本金，自2020年4月28日起按照起诉时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年利率15.4%）计算至实际付清货款日止。该主张是董仲礼对己方部分权益的自愿放弃，法院经审查后予以准许。 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案涉钢材买卖合同的主体问题。大同新胜公司提出“董仲礼不是合同主体”的抗辩，认为董仲礼起诉所依据的两份《钢材购销合同》是履行大同新胜公司与钢棒棒公司之间《钢材供应合同书》的一个具体操作合同，其应包含在《钢材供应合同书》之内，而《钢材供应合同书》的签订主体为大同新胜公司与钢棒棒公司，故董仲礼不是合同主体。法院经查，董仲礼起诉所依据的两份《钢材购销合同》署名双方均为大同新胜公司古城东北隅项目部和董仲礼，上述两份合同中并未提及钢棒棒公司，也没有钢棒棒公司的签章，更未体现其是《钢材供应合同书》的具体履行合同。而大同新胜公司与钢棒棒公司签订的《钢材供应合同书》中，并未对供货时间、数量价格、交货地点及方式等进行约定，只是约定“需方按工程进度提前5日将材料计划报给供方，供方按规格、数量将材料及时送达工地”，但作为需方的大同新胜公司并未提供所谓的“材料计划”证明其与钢棒棒公司之间发生过真实的钢材买卖供需关系。同时，大同新胜公司提供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及银行客户回单，虽然显示大同新胜公司向钢棒棒公司支付货款，但钢棒棒公司已出具证明证实其与董中礼存在真实的买卖关系，钢棒棒公司只是按照董仲礼的指示直接发货给大同新胜公司，并代董仲礼收取货款。综合上述情况，大同新胜公司仅凭约定不明的《钢材供应合同书》及增值税发票、银行客户回单并不足以证明其与钢棒棒公司之间存在真实的钢材买卖关系，大同新胜公司主张两份《钢材购销合同》是《钢材供应合同书》的具体履行合同的说法，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本案中，董仲礼起诉所依据的两份《钢材购销合同》（一份发生于2019年3月21日，一份发生于2019年4月23日）显示，甲方（大同新胜公司古城东北隅项目部）因承建大同市古城东北隅文化旅游产业项目，向乙方（董仲礼）购买建筑用钢材，上述合同中有需方大同新胜公司古城东北隅项目部的盖章及供方董仲礼的签字。结合货款票据、运费票据、收货清单、大同新胜公司古城东北隅项目部给董仲礼出具的承诺书及钢棒棒公司出具的证明等证据，可认定本案案涉合同的签订主体为董仲礼和大同新胜公司古城东北隅项目部，二者之间发生了真实的钢材买卖关系。 二、关于管辖问题。由于案涉合同主体为董仲礼与大同新胜公司古城东北隅项目部，大同新胜公司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案涉合同是《钢材供应合同书》的具体履行合同，也未能证明其与钢棒棒公司发生过真实的钢材买卖交易，故大同新胜公司依据其与钢棒棒公司之间《钢材供应合同书》中的仲裁条款主张法院无管辖权，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2019年4月23日的《钢材购销合同》虽然约定了合同签订地法院管辖，该合同上未明确约定合同签订地的具体所在县市，董仲礼主张**原县为合同签订地，大同新胜公司主张山西省大同市为合同签订地，但双方均未提供证据证明己方的主张。在合同签订地约定不明且依据现有证据无法确认的情况下，应视为没有约定。在没有约定管辖法院的情况下，依照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被告住所地及案涉合同履行地法院均具有管辖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本案争议标的为给付钢材款，接收方为董仲礼，董仲礼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董仲礼所在地是阳原县，依据上述事实，一审法院具有管辖权。 三、大同新胜公司是否应当支付货款及利息。董仲礼与大同新胜公司古城东北隅项目部于2019年3月21日、于2019年4月23日签订的两份《钢材购销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合同。依据上述合同的约定，董仲礼向大同新胜公司古城东北隅项目部供应钢材，大同新胜公司古城东北隅项目部应向董仲礼支付钢材款。大同新胜公司在庭审中认可张丙元系挂靠大同新胜公司成立了大同新胜公司古城东北隅项目部，该项目部已在大同新胜公司备案。结合上述情况可以认定，实际是张丙元借用大同新胜公司资质承接工程项目，并以大同新胜公司名义进行该项目的施工经营。出卖人与施工企业项目部签订钢材买卖合同的，施工企业应当对其设立的项目部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由于大同新胜公司承认其收到了案涉钢材，因此，大同新胜公司应当对其设立的大同新胜公司古城东北隅项目部与董仲礼之间发生的经营活动（钢材买卖）所欠债务承担民事责任，其应受上述两份《钢材购销合同》的约束。董仲礼提供的货款票据、运费票据及收货清单显示，董仲礼于2019年3月28日供应钢材价款为5749790.64元，运费为131520元；董仲礼于2019年4月26日供应钢材价款为2959834.82元，运费为62616.78元。上述钢材款数额与大同新胜公司提供的2019年3月28日及2019年4月26日的销货清单上记载的数额一致，也与钢棒棒公司出具的证明上记载的第二批钢材价款及第二批钢材价款数额一致，对上述款项予以确认。董仲礼承认，其于2019年4月22日收到3000000元钢材款，于2019年8月2日收到2000000元，于2019年9月11日收到2000000元，于2020年4月27日收到1000137元。董仲礼所称的上述已支付款项与大同新胜公司提供的2019年4月22日、2019年8月2日、2019年9月11日、2020年4月27日的银行客户回单相吻合，且大同新胜公司针对上述已支付货款数额情况并未做出具体的承认与否认的说明与抗辩，对已支付的上述款项予以确认。两份《钢材购销合同》中均约定了利息，即“从交货次日起按2分利息计算”，董仲礼交付钢材后，大同新胜公司未依约支付货款，大同新胜公司应承担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的违约责任。董仲礼主张2020年4月27日之前大同新胜公司已归还的利息还按照原约定计算（即按照月息2分计算），该主张未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予以支持。董仲礼主张2020年4月27日之后的利息以1911671元为本金，自2020年4月28日起按照董仲礼起诉时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年利率15.4%）计算至实际付清货款日止，该利息计算方法的主张是董仲礼对己方部分权益的自愿放弃，且未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予以支持。但截止到2020年4月27日大同新胜公司尚欠货款的数额，结合上述交易数额及利息计算方法认定如下： 董仲礼于2019年3月28日供应钢材，大同新胜公司所欠价款：钢材款5749790.64元+运费为131520元=5881310.64元。董仲礼于2019年4月22日收到3000000元钢材款，包括利息：5881310.64元×25天×24%÷365=96679元，包括本金：3000000元-96679元=2903321元。截止2019年4月22日，大同新胜公司尚欠：5881310.64元-2903321元=2977989.64元。 董仲礼于2019年4月26日供应，大同新胜公司所欠价款：钢材款2959834.82元+运费62616.78元=3022451.6元。董仲礼于2019年8月2日收到2000000元钢材款，包括利息：2977989.64元×101天×24%÷365+3022451.6元×97天×24%÷365=390539元，包括本金：2000000元-390539元=1609461元。截止2019年8月2日，大同新胜公司尚欠：2977989.64元+3022451.6元-1609461元=4390980.24元。 董仲礼于2019年9月11日收到2000000元钢材款，包括利息：4390980.24元×39天×24%÷365=112601.57元，包括本金：2000000元-112601.57元=1887398.43元。截止2019年9月11日，大同新胜公司尚欠：4390980.24元-1887398.43元=2503581.81元。 董仲礼于2020年4月27日收到1000137元钢材款，包括利息：2503581.81元×221天×24%÷365=363808元，包括本金：1000137元-363808元=636329元。截止2020年4月27日，大同新胜公司尚欠：2503581.81元-636329元=1867252.81元。 综上，法院认定，截止到2020年4月27日，大同新胜公司尚欠董仲礼款项1867252.81元；2020年4月27日以后的利息，以1867252.81元为本金，自2020年4月28日起按照董仲礼起诉时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年利率15.4%）计算至实际还款日止。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大同市新胜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董仲礼支付所欠货款1867252.81元及相应利息（以1867252.81元为本金，自2020年4月28日起按照年利率15.4%计算至实际还款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无异。 本院认为，大同新胜公司上诉称董仲礼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与大同新胜公司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经查，大同新胜公司古城东北隅项目部与董仲礼分别于2019年3月21日、2019年4月23日签订了《钢材购销合同》，该项目部已在大同新胜公司备案，董仲礼提供的销货清单的购货单位及收款收据的客户名称均为大同新胜公司，大同新胜公司亦认可钢材确实已经收到，大同新胜公司虽向案外人钢棒棒公司支付货款，但钢棒棒公司已出具证明证实钢棒棒公司按照董仲礼指示直接向大同新胜公司发货，并代董仲礼收取货款，钢棒棒公司仅与董仲礼之间存在买卖关系，大同新胜公司主张董仲礼系钢棒棒公司的办事人员，无事实依据。故可以认定董仲礼与大同新胜公司古城东北隅项目部形成钢材买卖关系，大同新胜公司对其设立的项目部在经营活动中所欠债务承担偿还责任，故董仲礼系本案的适格主体，对大同新胜公司的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大同新胜公司上诉称本案不应由人民法院管辖，且一审法院对本案亦无管辖权。经查，大同新胜公司以其与钢棒棒公司签订的《钢材供应合同书》的仲裁条款主张法院无管辖权，该合同书的主体与本案主体不一致，其中的约定不适用于本案，本案人民法院具有管辖权，且大同新胜公司一审时未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提出管辖权异议，故对大同新胜公司的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因大同新胜公司古城东北隅项目部与董仲礼签订的两份《钢材购销合同》中均约定了“从交货次日起至付款之日止按2分利息计算”，一审时大同新胜公司对董仲礼自认的收到货款的金额未予否认，大同新胜公司未按约定按时足额支付货款，故一审法院根据董仲礼收到货款的时间节点和金额分段计算尚欠货款金额合法有据，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大同市新胜建设有限责任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3062元，由上诉人大同市新胜建设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马砚生 审 判 员 何燕芬 审 判 员 梁金前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五日 法官助理 李 华 书 记 员 薛 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