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沪01民终96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范汉忠，男，1968年6月15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贾二朝，上海浦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谢霞芳，女，1968年12月10日生，汉族，住上海市徐汇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悦，上海博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金根，上海博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范春丽，女，1990年3月12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温志雄，上海钧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范汉忠因与被上诉人谢霞芳、范春丽共有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20）沪0115民初377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范汉忠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谢霞芳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被上诉人谢霞芳不属于拆迁安置对象，其无安置面积，一审认定事实错误。《动拆迁人口及住宅面积核准明细表》（以下简称“《人口面积核准表》”）中的“居民”是指范某，而非谢霞芳。谢霞芳是居民户口，为徐汇区东泉路公租房的同住人，而案涉宅基地房屋拆迁安置的是农村人员，并不包括谢霞芳。安置面积包括范春丽作为独生子女享有的80平方米和范汉忠以大龄青年名义享有的80平方米，谢霞芳并无安置面积，其在上海市浦东新区XX镇XX路XX弄XX号XX室（以下简称“涉案房屋”）产证上有名字，是范汉忠将自己的面积份额赠与给其；二、在拆迁面积回购时，被上诉人范春丽已经成年，范汉忠和谢霞芳均无权对范春丽的份额进行处分。故涉案房屋中，范春丽应保有80平方米的份额，剩余59.25平方米再根据房屋来源和贡献大小区分范汉忠和谢霞芳各自的份额；三、涉案房屋是范汉忠一家老宅拆迁安置款购买所得，谢霞芳并非立基人，对宅基地房屋和涉案房屋均无任何贡献，一审判决认定谢霞芳享有的面积及相应房屋折价款并不公平。被上诉人谢霞芳辩称：一、相关动迁表格显示，安置人口5人是指范某、朱某、范汉忠、谢霞芳、范春丽。马某10多年前已和范汉忠XX，也分得了40平方米，谢霞芳作为居住人自然也享有40平方米。整个拆迁安置面积，范春丽一人80平方米，其他人每人40平方米。《人口面积核准表》中的“非”并不是“居”，“居民”指的是谢霞芳。同时，范汉忠结过两次婚，有女儿，其自称是大龄青年享有80平方米，显无依据；二、回购面积是以户为单位，而非以某个人的名义。且范汉忠已自认其作为户主已经领取了全部回购款，该款系用于涉案房屋装修及家庭日常生活开销，该回购行为并未损害家庭成员权益。因此，范汉忠、谢霞芳、范春丽应按照各自享有的安置面积比例分摊回购面积；三、涉案房屋签订合同时是范汉忠、谢霞芳、范春丽三人共同签字的，并非范汉忠赠与谢霞芳份额。同时，谢霞芳和范汉忠共同生活了20多年，对家庭具有贡献，拆迁时为了独生子女拿两份安置面积，范汉忠让谢霞芳签订了不再生育的承诺书，二人XX也是因范汉忠存在家庭暴力和婚外情，谢霞芳作为无过错方只是主张自己应得的四分之一份额。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范春丽辩称，回购面积时范春丽并非未成年人，范汉忠不具有相应的法定代理权，请求法院依法判决。谢霞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依法分割涉案房屋，即要求取得其中四分之一份额（折价款939,937.50元，人民币，下同，按照27,000元/㎡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谢霞芳和范汉忠于1996年5月21日登记结婚，于2019年4月15日经一审法院判决XX并已生效。范春丽系范汉忠和案外人马某所生女儿。涉案房屋系上海市浦东新区XX镇XX村XX号动拆迁房屋安置所得。2005年10月25日，根据《人口面积核准表》确认现有家庭人员“户主范汉忠（农）、女范春丽（农，独）、非亲属马某（农）、妻谢霞芳（居）、户主范某（非）、妻朱某（农）”。2006年3月2日，谢霞芳向浦东新区祝桥镇房屋征收安置办公室出具承诺书一份，载明“本人谢霞芳与南汇县XX村XX队范汉忠1996年5月27日结婚至今未生育，保证今后不再生育。”2009年10月16日，范汉忠和案外人马某、范某分别作为户主确认剩余购房面积20.75平方米作回购处理。同日，谢霞芳和范汉忠、范春丽对其作为动拆迁安置房屋之一的涉案房屋的产权人进行签字确认。2009年10月20日，谢霞芳及范汉忠、范春丽共同与上海XX有限公司就涉案房屋签订《上海市商品房出售合同》，并于2010年12月6日进行产权核准登记。一审庭审中，经一审法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一致确认涉案房屋按照每平方27,000元的价格进行分割。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谢霞芳是否系上海市浦东新区XX镇XX村**房屋的拆迁安置人。谢霞芳认为，其系作为拆迁安置人而当然成为涉案房屋共同所有权人。范汉忠认为，一方面，根据谢霞芳提供《动拆迁人口及住宅面积核准明细表》中显示的居民户口系范某，而非谢霞芳本人，且当时范汉忠系大龄青年应计算2份拆迁份额，谢霞芳系城镇户口，不能成为拆迁安置对象，但无法提供当时书面的拆迁口径和相关政策规定；另一方面，如果谢霞芳系拆迁安置对象，则不需要出具承诺书，涉案房屋之所以有谢霞芳名字，系范汉忠对谢霞芳的个人赠与，即只能就范汉忠个人赠与的份额进行分割，故认为谢霞芳并非作为拆迁安置人而当然成为涉案房屋共同所有权人。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根据谢霞芳提供的《人口面积核准表》中明确记载谢霞芳系居民（备注：有证明、承诺书），且范汉忠当时已结婚生子，结合范汉忠提供的谢霞芳出具的承诺书，按照一般生活常理和逻辑推理，针对范汉忠提出《人口面积核准表》中显示的居民户口系范某，而非谢霞芳本人，且当时范汉忠系大龄青年应计算2份拆迁份额的抗辩意见，显然无事实依据，有悖常理，故一审法院难以采信，更有甚者，结合承诺书的签订时间和承诺内容，一审法院更有理由相信谢霞芳理应作为拆迁安置人之一。另针对回购行为的法律效力，一审法院依法确认范汉忠作为户主之一，其当时作出的回购行为并不当然损害范春丽的权益，故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综上分析，，一审法院依法认定谢霞芳系作为上海市浦东新区XX镇XX村**房屋的拆迁安置人而当然成为涉案房屋共同所有权人。/div>综合上述，现谢霞芳主张要求分割涉案房屋四分之一份额（谢霞芳自认范春丽享有2份涉案房屋份额），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故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判决：一、坐落于上海市浦东新区XX镇XX路******房屋归范汉忠、范春丽所有，由范汉忠、范春丽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谢霞芳房屋折价款939,937.50元；二、范汉忠、范春丽向谢霞芳履行判决第一项规定的给付义务后，谢霞芳应协助范汉忠、范春丽对上述房屋进行产权变更登记，相关税费由范汉忠、范春丽承担。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7,840元，减半收取计18,920元（谢霞芳已预交），由范汉忠、范春丽负担，范汉忠、范春丽负担的款项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至一审法院。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范汉忠提交证据《常住人口登记表》、《常住人口居民身份证申领登记表》，证明范某之前系农村户口，1997年11月8日因征地农转非，户口性质变为农业户、居民口，故《人口面积核准表》中的“居民”应指范某。被上诉人谢霞芳发表质证意见：对形式真实性认可，对记载内容不认可，2014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取消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区别，统一改成居民户口，上诉人所称范某的户口于1997年11月8日改为居民户口不成立，且《人口面积核准表》上范某名字后写的是“非”，而不是和谢霞芳一样的“居”。此外，《常住人口居民身份证申领登记表》登记户别为“非农家庭户口”，登记日期为2005年2月24日，与《人口面积核准表》形成时间基本一致。被上诉人范春丽发表质证意见称：对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可。本院经审查认为，对上诉人范汉忠提交上述证据真实性认可，客观记载内容认可，该证据恰能证明《人口面积核准表》中范某姓名后标注“非”的原因为“农转非”，相较而言，谢霞芳质证意见更为合理，且有《人口面积核准表》及其他动迁表格记载内容佐证，故该证据显不能证明《人口面积核准表》中的“居民”是指范某，对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经本院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人口面积核准表》记载：户主姓名范汉忠；人口6+1；户数2；发证日期91；发证家庭人员：户主范汉忠（24岁）、妻马某（24岁）、女范春丽（2岁）、父范某（47岁）、母朱某（48岁），该五人均为“农”；现状人数5，户数2，其中农民4、居民1。《动迁户（户内）安置配售情况一览表》记载：产权户户主范汉忠；核定户数3；核定人数7；核定总面积280平方米；户籍1范汉忠，核定基价面积160平方米；户籍2马某，核定基价面积40平方米；户籍3范某，核定基价面积80平方米。回购确认书中亦记载：户主范汉忠，核定面积160平方米，房屋面积139.25平方米，基价面积139.25平方米，照顾价面积0；户主马某，核定面积40平方米，房屋面积52.81平方米，基价面积45平方米，照顾价面积7.81平方米；户主范某，核定面积80平方米，房屋面积93.53平方米，基价面积85平方米，照顾价面积8.53平方米。另，2006年3月3日，范汉忠就案涉农村宅基地房屋与拆迁单位签订《上海市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适用居住房屋货币补偿和易地新建房屋）》。还查明，范某的户口于1997年11月8日因征地农转非。本院认为，本案的核心争议焦点即在于被上诉人谢霞芳是否为案涉农村宅基地房的拆迁安置人之一。首先，《人口面积核准表》清晰记载现有家庭人员为6人，其中包括谢霞芳（居）、范某（非），可见“居”与“非”这两种标注明显有别。事实上，当时谢霞芳确为居民户口，而范某则为“农转非”户口，恰印证了上述记载的准确性。因此，上诉人范汉忠主张该表中的居民应指范某，缺乏依据，本院难以认同；其次，无论是《人口面积核准表》记载的“人口6+1”，还是《动迁户（户内）安置配售情况一览表》记载的“核定人数7”，均理应包括家庭成员谢霞芳在内。范汉忠所谓其系大龄青年应享有2份拆迁份额，既未举出任何证据加以证明，又显与其结婚、生女的客观事实相悖，对其说法本院不予采信。由上，本院认为，谢霞芳应为拆迁安置人之一。结合各方陈述和书面证据，本案拆迁安置实为“数人头”，三人所在一户总的安置面积为160平方米，其中谢霞芳、范汉忠各享有40平方米，范春丽则享有80平方米。谢霞芳既然享有一定拆迁安置利益份额，而其已与范汉忠XX，共有基础已然丧失，故谢霞芳主张分割其与范汉忠、范春丽共同所有的涉案房屋符合我国物权法的规定。现谢霞芳主张获得涉案房屋的四分之一份额，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支持。至于剩余购房面积回购一事，一者，此事项属于拆迁安置过程中的一项事宜，由该户户主范汉忠代表该户作出，并无不当；二者，诚如一审所言，回购行为并不当然损害范春丽的权益，且从各方对所获回购款的用途解释看，无论是如范汉忠所言用于“给谢霞芳看病”，还是如谢霞芳所言用于“日常开销和装修”，抑或如范春丽所言“读大学的费用来源于父母资助，该款具体用途不清楚”，均可见该款系用于家庭共同支出，难言损害范春丽的权益。更何况，范春丽也并未就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因此，剩余购房面积回购的效力及于本案三位当事人。范汉忠要求将回购面积从谢霞芳、范汉忠的份额中扣减，欠缺合法性和合理性，本院难以认同。一审法院对涉案房屋所有权归属、房屋折价款的支付主体及金额等判定意见，均无不妥，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范汉忠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7,840元，由范汉忠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福才审判员  叶 兰审判员  严佳维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韩欣彦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