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川04民终8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国银，男，1949年4月16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戴刚，四川民慷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104201310863437。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娟，女，1964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跃，四川渡攀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104200820565213。 上诉人杨国银因与被上诉人黄**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法院（2020）川0402民初24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书面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国银上诉请求:1.撤销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法院（2020）川0402民初2439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杨国银对黄**娟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黄**娟负担。事实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黄**娟转给杨国银的25.4万元款项为偿还涉案借款，证据不足。黄**娟系米易华瑞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瑞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黄**娟将华瑞公司应支付宋某的加工费支付给宋某的现场负责人杨国银符合双方交易习惯，2016年1月19日至2017年7月16日期间，黄**娟共转账给杨国银12笔款项共计950230元，该款项均为华瑞公司支付给宋某的加工费。黄**娟以其中的8笔款项作为偿还借款的依据，是选择性提交证据，干扰法官裁判。其中2017年5月10日转杨国银10万元为2017年5月20日收据所对应的加工费，2017年7月16日转杨国银10万元为2017年7月23日收据所对应的加工费。2.黄**娟转给杨国银的款项，并未注明为偿还借款，在双方间有基于其他法律关系存在银行转账情况下，不应认定转款系偿还借款。首先，从交易习惯看，以银行转账方式进行偿还借款时，一般都会注明“还借款或还款”。如黄**娟与宋某间有借贷关系，黄**娟转账给宋某的款项中，就有“还款”的备注，说明黄**娟具备该交易习惯。其二，转账金额变化幅度较大、还款时间无规律，不符合民间借贷还款金额稳定、时间有规律性的特点，更符合支付加工费的特征。杨国银一审提供的宋某的证言、相关的收据等，达到款项系支付加工费的证明标准。3.借据、银行转款凭证仍保存在杨国银手中，若借款已清偿完毕，根据经验法则，黄**娟应在清偿完毕时要求杨国银返还借据或当面销毁借据。但2017年至一审诉讼长达三年时间里，借据仍在杨国银处，黄**娟竟未提出异议，更能证明案涉借款黄**娟未予清偿。 黄**娟答辩称，1.银行转账记录充分说明归还借款情况。2.杨国银与黄**娟账户具有相对性，杨国银有借款情况下，不收自己的借款而帮其他人收取加工费资金，不合常理。3.宋某并未向黄**娟出具过委托杨国银收款的委托书。4。还款是零星的，符合交易习惯。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杨国银一审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黄**娟偿还借款本金30万元，并从2020年2月29日起按年利率6%支付至本息还清之日止的逾期利息损失；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担保费由黄**娟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黄**娟于2015年两次向杨国银借款，2015年6月30日、2015年7月2日杨国银通过其尾号为5270的农业银行卡向黄**娟尾号为2173的银行卡两次分别转账5万元，黄**娟收到该10万元后于2015年7月2日向杨国银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到杨国银人民币10万元。2015年7月29日，黄**娟再次向杨国银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到杨国银人民币20万元，2015年7月31日杨国银通过其尾号为5270的农业银行卡向黄**娟尾号为2173的银行卡转账20万元交付借款。 后黄娟华尾号为2173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向杨国银转账8笔共计308230元：1.2016年1月19日转账1.4万元；2.2016年8月19日转账1万元；3.2016年10月1日转账1.5万元；4.2016年10月25日转账1万元；5.2017年2月20日转账0.5万元；6.2017年5月10日转账10万元；7.2017年5月17日转账54230元（附言：生产费）；8.2017年7月16日转账10万元。 杨国银提交了9组证据用以反驳黄**娟关于已全部偿还借款的主张。一审法院认为，首先，黄**娟对杨国银提交的9组证据均不予认可，其次，杨国银提交的证据3、4、6、7、8、9、10均是宋某与华瑞公司之间基于承包经营合同关系而产生的协议及票据等，其中有杨国银出具的收据，但都是出具给华瑞公司，而非黄**娟个人，意即杨国银是代表宋某向华瑞公司出具的收据，且收据中并未表明所收款项与黄**娟向杨国银的转账相关联，因此，杨国银提交的证据3、4、6、7、8、9、10与本案不具关联性，亦不能达到杨国银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第三，黄**娟对杨国银提交的证据5三性不持异议，认为黄**娟向杨国银的转账中包含了偿还杨国银的借款，且杨国银提交的证据5亦与黄**娟提交的证据中关于杨国银、黄**娟间转账的情况相一致，予以采信，但该证据仅能反映双方发生了转账的事实，不能因黄**娟向杨国银实际转账的金额多于借款金额，而推断出全部转账都是黄**娟作为华瑞公司向宋某支付的承包费的结论。第四，杨国银申请的证人宋某当庭的证言，其证实与杨国银之间是雇佣关系，黄**娟转账给杨国银的款项全部都是华瑞公司支付给宋某的加工费，宋某亦承认未向黄**娟和华瑞公司出具由杨国银代为收取加工费的委托书。黄**娟对证人宋某证实的黄**娟向杨国银的转账款项均是华瑞公司支付的加工费不予认可，华瑞公司与宋某存在承包合同关系，证人宋某与杨国银是雇佣关系，在未经雇主授权，亦没有证据证明存在交易习惯的情况下，加工费支付给雇员显然与常理相悖，且支付主体并非华瑞公司，而杨国银亦未举证证明华瑞公司与宋某之间支付加工费的交易习惯和方式是由黄**娟直接向杨国银支付，因此，证人宋某的证言不足以证明杨国银关于黄**娟转账给杨国银的款项均是华瑞公司向宋某支付的加工费的主张成立，故对宋某的证言不予采信。黄**娟举示的用于偿还借款的银行转账交易明细中有7笔共计25.4万元均为转支未载明用途，而2017年5月17日转账54230元附言载明为生产费，黄**娟作为转账主体，附言载明内容是其对转账用途作出的真实意思表示，即生产费，因此，黄**娟关于该笔转账为偿还杨国银借款的主张不成立，不予认定。 一审法院认为，杨国银、黄**娟之间达成借贷合意，黄**娟分别于2015年7月2日、2015年7月29日向杨国银出具借条，杨国银以转账方式实际交付借款，杨国银与黄**娟间借贷关系成立。现黄**娟抗辩已向杨国银偿还全部借款，并提交了其向杨国银的8笔转账记录证明其抗辩主张成立。杨国银对黄**娟的8笔转账不持异议，转账记录中除2017年5月17日转账54230元因附言载明为生产费不应认定为偿还借款外，对黄**娟的其余7笔转账共计25.4万元，杨国银应就其主张的黄**娟的转账不是用于偿还借款，双方借贷关系存续承担举证责任，但杨国银所举示的证据不足以反驳黄**娟的抗辩意见，依法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黄**娟向杨国银共计25.4万元转账确认为黄**娟已偿还的借款。据此，黄**娟向杨国银借款30万元，已偿还25.4万元，尚欠4.6万元，依据债务应当清偿之法律规定，黄**娟应予偿还。杨国银超出4.6万元的主张与认定事实不符，不予支持。因双方未约定还款时间及逾期利息，杨国银依法提起诉讼主张权利，本案系2020年7月16日立案，黄**娟收到起诉书，收到了杨国银的催告，借款到期，案涉借款从2020年7月17日起应视为逾期。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既未约定借期内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承担逾期还款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杨国银按年利率6%主张逾期还款利息，不违反法律的规定，予以支持。依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之法律规定，杨国银主张逾期利息的起算时间为2020年6月29日，无证据证明，依据本案立案受理时间，逾期利息应从2020年7月17日起算。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一、黄**娟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一次性偿还杨国银借款本金4.6万元，并以4.6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从2020年7月17日起支付逾期还款利息至借款还清之日止；二、驳回杨国银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审理查明，黄**娟为华瑞公司法定代表人，华瑞公司与宋某签订有落款时间为2015年6月10日的《生产承包协议书》，约定宋某承包华瑞公司七套铁精矿生产线，每年为华瑞公司生产30万吨含铁量≥55%的铁精矿，华瑞公司按100元／吨支付宋某的生产承包费（加工费），每月结算。2016年3月，宋某完成对承包生产线的技改及调试后，正式投入生产。承包期间，杨国银为宋某的现场负责人。 2015年6月30日、2015年7月2日杨国银向黄**娟两次分别转账5万元,2015年7月2日黄**娟向杨国银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到杨国银人民币10万元。2015年7月29日，黄**娟再次向杨国银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到杨国银人民币20万元，2015年7月31日杨国银向黄**娟转账20万元交付借款。 2016年1月19日至2017年7月16日期间，黄**娟农行账号6228××××2173向杨国银农行账号6228××××8575转入12笔，共计950230元，仅2017年5月17日转账54230元附言载明为生产费，黄**娟陈述向杨国银账号转入的款项中有8笔计308230元，为黄**娟偿还杨国银借款，其余4笔为华瑞公司向宋某支付的加工费。杨国银则称12笔款项均为华瑞公司向宋某支付的加工费。 另查明，华瑞公司与宋某承包关系期间，黄**娟与宋某间有民间借贷关系，2018年3月5日宋某向昆明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2018年5月20日经昆仲裁（2018）207号裁决书裁决“黄**娟向宋某借款80万元，已偿还62万元，尚欠18万元”。在该仲裁案件中，黄**娟举证通过银行转账偿还宋某161万元，但因宋某陈述双方间存在承包关系、买卖关系，仲裁庭仅对银行转账单据中备注有“还款”的共计62万元认定为黄**娟对宋某借款的偿还，其余99万元的款项性质未予认定处理。随后，华瑞公司、宋某因履行《生产承包协议书》纠纷诉至法院，先后经由四川省米易县人民法院作出（2018）川0421民初1531号民事判决、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川04民终556号民事判决。在上述判决中，华瑞公司与宋某间所形成的《2016年应付（宋某往来账）承包费》《2017年应付（宋某往来账）承包费》《2018年应付（宋某往来账）承包费》为生效案件采信证据，且作为认定双方最终承包费尚欠数额的依据。该3张单据系采用流水记账方式，载明有2016年-2018年期间华瑞公司与宋某间铁精粉月结算数据，并对华瑞公司已支付宋某承包费（以借现金方式）、垫付工人工资、垫付电费、垫材料费等费用予以列明。生效案件审理中，因双方对《2018年应付（宋某往来账）承包费》真实性无异议，该单据中载明的结转2017年余额325074.48元无争议，而该余额系由2016年、2017年应付承包费扣减期间华瑞公司已付承包费、垫付水电费、工人工资等费用而得出华瑞公司还欠付宋某的承包费数额。在该案中，华瑞公司在认可该2018年前欠付的承包费余额基础上，基于仲裁案中未被认定的99万元，即以黄**娟个人向宋某转款的99万元应作为已付承包费，以一项单独的诉讼请求主张超付承包费。从其诉讼主张看，说明华瑞公司认可2018年前已付承包费中未包括有黄**娟向宋某银行转账款项。后生效判决对华瑞公司主张的99万元作为承包费的意见未予采信，判决中指出该99万元不在该案予以处理。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的陈述、《借条》、银行交易明细、昆仲裁（2018）207号裁决书、（2018）川0421民初1531号民事判决书、（2020）川04民终556号民事判决书、华瑞公司与宋某间所形成的《2016年应付（宋某往来账）承包费》《2017年应付（宋某往来账）承包费》《2018年应付（宋某往来账）承包费》等证据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黄**娟、杨国银对出借金额无争议，双方对借款偿还事实存在争议。本案审理中，就黄**娟向杨国银转账12笔，共计950230元的事实，双方无争议。因转款金额远远大于杨国银出借款数额，黄**娟陈述有部分系支付华瑞公司承包费，有部分为偿还借款，对孰为支付承包费，孰为偿还借款，黄**娟负有说明义务。黄**娟在转款中对此并未说明，且已付承包费在生效判决中予以了处理，本案中对涉及支付承包费事实的认定不应与生效判决中已付承包费的事实相冲突。原生效案件中，所采信的证据《2016年应付（宋某往来账）承包费》《2017年应付（宋某往来账）承包费》中载明的“借现金（实为支付宋某承包费）”有数笔，华瑞公司支付宋某每笔承包费对应有领款收据，而领款收据所对应的转款凭据在该案中未予一一对应并固定。现双方存在争议的8笔转款中杨国银提出有两笔各10万元的转款为支付承包费，并指出其对应的领款收据，即2017年5月20日收据、2017年7月23日收款收据。现双方对该两张领款收据所对应款项包含有转账支付无异议，其中2017年5月20日收据载明收到加工费304730元，杨国银主张该款项中包含2017年5月10日黄**娟向杨国银转账10万元，黄**娟本案中举证该款项中转账30万元为2017年2月23日、2017年2月22日黄**娟分别转账给宋某15万元；2017年7月23日收款收据载明“收到公司支付加工费注：黄总处转10万元、余总处转20万元”，杨国银主张其中的10万元即为2017年7月16日黄**娟向杨国银转款10万元，黄**娟本案中举证该款项为2017年8月15日黄**娟转账给宋某10万元。因华瑞公司2018年前已支付宋某的承包费是一个既成事实并已成为生效的案件事实，且该事实中体现的涉及承包费的支付中并无黄**娟转账支付宋某款项，而在本案中黄**娟举证事实明显与前述事实相悖，根据双方支付承包费的交易习惯，可以推定黄**娟转账杨国银的2笔各10万元应已计入支付宋某承包费的款项，故黄**娟主张该20万元为归还的杨国银借款的意见不成立。综上，黄**娟主张偿付杨国银的8笔款项中，因1笔54230元标注为生产费、2笔共20万元为华瑞公司支付宋某承包费，不应认定为偿还借款。对其余5笔共计5.4万元的款项，杨国银虽主张亦系支付的宋某承包费，但缺乏相应事实及理由，一审认定该5笔为偿还借款是正确的。 综上，上诉人杨国银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一审认定事实有误，应予纠正。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规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法院（2020）川0402民初2439号民事判决； 二、黄**娟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一次性偿还杨国银借款本金24.6万元，并以24.6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从2020年7月17日起支付逾期还款利息至借款还清之日止； 三、驳回杨国银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2900元，由杨国银负担522元，黄**娟负担237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110元，由杨国银负担920元，黄**娟负担419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金涛 审 判 员 董 敏 审 判 员 蔡林玲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五日 法官助理 郭 成 书 记 员 谷梓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