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14民初19699号原告：苏州冠储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太仓市。法定代表人：陈仁会，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沈自强、陆纯，江苏至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冠储金属制品厂，住所地上海市嘉定区。投资人：朱联芳，总经理。被告：朱联芳，男，1965年1月1日生，汉族，住上海市嘉定区。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倩、李晓栋，江苏孙剑良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当事人间因联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9月11日立案后，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于2020年11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法定代表人陈仁会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沈自强、被告上海冠储金属制品厂(以下简称：上海冠储)及被告朱联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倩、李晓栋到庭参加了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上海冠储交付货款1,687,930.81元；2.判令被告上海冠储偿付逾期付款利息(按同期贷款利率4.75%/年自2019年8月1日计至实际支付之日止)；3.判令被告朱联芳对被告上海冠储的上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事实和理由：上海冠储系朱联芳开办的个人独资企业，因环保问题不能在上海本地从事生产制造，朱联芳遂与他人共同设立了原告，由原告生产产品通过上海冠储对外销售。截至2019年5月，原告共计通过上海冠储对外销售产品货值3,267,016.81元，上海冠储收取款项后，仅承担了部分原材料成本及交付原告货款1,579,086元，未将处理受托事务取得的财产转交给原告，由此产生纠纷。原告认为，原告生产的货物交由上海冠储销售，上海冠储理应及时将货款转交给原告，朱联芳作为上海冠储的投资人，应以其财产对上海冠储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故涉诉。两被告辩称：一、2018年5月4日，朱联芳、原告法定代表人陈仁会、案外人沙某某签订三方合作协议，约定原告、上海冠储、案外人上海挚海五金科技有限公司联合经营，由朱联芳负责生产经营、陈仁会负责财务、沙某某负责出纳及订单洽谈，收益统一分配，故原告与上海冠储间并非委托合同关系，而是联营合同关系且财务混同；二、三方联营不久，沙某某退出，后朱联芳与陈仁会因矛盾导致无法继续合作，经多次协商于2019年7月25日签订转让协议，该协议是双方对原告和上海冠储的财务情况统一结算后，对原告、原告法定代表人陈仁会、上海冠储、朱联芳间涉及资产转让、股权转让等经济纠纷的一揽子解决，而且因该协议所生纠纷已有他案生效判决并已履行完毕，故原告、原告法定代表人陈仁会、上海冠储、朱联芳间不存在没有清结的费用问题；三、原告明知各方纠纷已由2019年7月25日签订的转让协议一次性解决，现又违背诚信恶意诉讼，且原告在本案中提供的“2018年5月4日的合作协议”从未在此前的诉讼中提出并有诸多可疑之处，有伪造之嫌，综上，请求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上海冠储成立于2008年9月4日，系朱联芳开办的个人独资企业，与上海震旦集团公司有业务往来，由于环保问题不能在上海本地生产，后经朱联芳、陈仁会与何中经(陈仁会在他案：(2019)苏0585民初5825号中称何中经为沙某某代持股份)协商成立原告，承接上海冠储对上海震旦集团公司的业务，并继续以上海冠储名义与上海震旦集团公司发生业务往来。原告遂于2017年12月29日成立，法定代表人为朱联芳、股东为朱联芳、陈仁会、何中经。2018年5月4日，朱联芳(甲方)、陈仁会(乙方)、案外人沙某某(丙方)协商，就本案原告、上海冠储、案外人上海挚海五金科技有限公司三方合作经营签订《合作协议》(以下简称：三方协议)一份，约定：公司总投资200万元，甲方出资设备投资15万元、材料折合25万元、现金30万元、业务股份折合30万元，总计100万元，乙方现金投资100万元，丙方投资业务股份70万元(不计在总投资内)；甲方负责公司生产经营工作，乙方负责公司总财务工作，“丙方负责公司的财务出纳及订单洽谈工作”；本案原告的财务章由乙方管理，公章、法人章由甲方管理；上海冠储的财务章由乙方管理，公章、法人章由甲方管理；上海挚海五金科技有限公司的财务章由乙方管理，公章、法人章由丙方保管；三家公司的财务短信和密码器由乙方管理；所有公司账户及银行卡账户必须取消手机银行及网银，所需用资金必须经三方签字确认；并对退出、利润分配、资产清算、公司发展规划等事项进行了约定，落款处分别有朱联芳、陈仁会、沙某某签字并盖有上海挚海五金科技有限公司公章。后何中经退出原告，2018年9月18日，原告股东变更为陈仁会、朱联芳二人。2019年1月18日，原告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陈仁会。2021年2月26日，原告股东变更为陈仁会一人。陈仁会(甲方)与朱联芳(乙方)在经营原告期间出现纠纷，经多次协商，双方最终于2019年7月25日签订《转让协议》一份，约定：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甲方将原告全部货物设备等资产转让给乙方，包括空调、洗衣机、冰箱、热水器、办公家具、行车卡车、叉车、全部机械设备、原材料成品，合计作价31万元；乙方在7月25日将31万元转让款在案外人闵大庆见证下付给甲方，甲方同时出具收款收条；原上海震旦的货款141,431元和138,787元由上海震旦付款给乙方(上海冠储)后必须马上转付给甲方，其中141,431元在2019年7月31日前支付、138,787元最迟不超过2019年8月31日；甲方在乙方付完全部转让款和上海震旦最后一笔货款后将卡车(苏EFXXXX)、叉车(苏ELXXXX)过户给乙方，并无条件搬离乙方租用的太仓市如意化纤有限公司厂房；原告的营业执照和应收应付货款归甲方所有，转让结束后所有经济纠纷与乙方无关；甲方在乙方付完全部转让款和上海震旦最后一笔货款后，甲方必须归还乙方在“2019年4月31日”签订的欠条并同时作废。甲乙双方无任何经济纠纷；双方签字后任何一方不得反悔，如有违约，违约方无条件赔偿对方双倍转让款62万元等。因上述《转让协议》履行发生纠纷，朱联芳诉至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2019)苏0585民初5825号】，请求：判令陈仁会继续履行上述《转让协议》，办理股权变更手续，并向朱联芳支付车牌号为苏EFXXXX卡车、车牌号为苏ELXXXX的叉车对价9万元，将2019年4月31日的欠条归还朱联芳并同时作废；确认本案原告以及上海冠储2019年6月15日前的债权债务由陈仁会承担；陈仁会赔偿朱联芳双倍转让款62万元等。陈仁会在该案中提出反诉，请求：判令朱联芳支付4月31日(30日)《借条》中转为上海震旦集团公司产出成本部分的垫资款110万元。该院于2020年3月5日就该案作出民事判决书(已生效)，根据该判决认定的事实，朱联芳和陈仁会在2019年7月25日最后一份《转让协议》之前有过多次反复，双方曾数次签订协议准备转让各自持有的本案原告的股权给对方，主要过程为：2019年4月1日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朱联芳将所拥有的上海冠储及本案原告的全部股权折价431,500元全部转让给陈仁会经营管理等，该协议签订当日，陈仁会通过上海冠储账户向朱联芳付款3万元。2019年4月底，朱联芳对于4月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反悔，欲收购陈仁会在本案原告的股权。后，双方形成落款时间2019年4月31日的借条一份，载明朱联芳借到陈仁会110万元等。该案中，朱联芳表示，该借条载明的110万元是本案原告的转让款，陈仁会则表示，该110万元实际是其垫资中作为产品成本经上海冠储销售给上海震旦集团公司的部分，该款由朱联芳负责偿还，为此朱联芳才向其出具了借条。2019年5月18日，朱联芳和陈仁会签订《苏州冠储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一份约定，朱联芳全权收购陈仁会在本案原告的全部股权，朱联芳出资110万元收购陈仁会在本案原告的全部股份等。该协议因其中的股权转让款110万元与朱联芳出具借条载明的110万元是否属于同一笔款项产生争议而未生效。2019年5月31日，朱联芳和陈仁会再次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一份约定，朱联芳将其拥有的本案原告和上海冠储的所有股权核价42万元转让给陈仁会等。后二人再因该协议履行发生矛盾，经协调，二人最终于2019年7月25日签订了前述的《转让协议》。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认定，2019年7月25日签订的《转让协议》既具有股权转让性质，同时又具有资产转让性质，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对当事人均有拘束力。该院认为朱联芳主张的诉讼请求的承担主体为本案原告，故驳回了朱联芳的全部诉讼请求。关于朱联芳向陈仁会出具的“2019年4月31日借条”的问题，该院认定，朱联芳没有向被告借款，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该借条是二人在协商过程中陈仁会将本案原告股权转让给朱联芳时，朱联芳应当向陈仁会支付的股权转让款，而非陈仁会陈述的垫付款。双方未履行将股权转让给朱联芳的协议，故朱联芳不应当向陈仁会支付股权转让款，因此驳回了陈仁会要求朱联芳支付垫资款110万元的反诉请求。后朱联芳又诉至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2020)苏0585民初2307号】，请求：本案原告继续履行转让协议中关于股权转让的约定，将朱联芳在本案原告名下的51%股权变更至陈仁会名下，陈仁会予以配合；解除转让协议中关于转让EFC601卡车、苏ELXXXX号的约定，判令本案原告返还苏EFXXXX卡车、苏ELXXXX号叉车对价9万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等。该院经审理后判决支持了朱联芳全部的诉讼请求。该案已生效。原告在本案诉讼过程中，提供了一份朱联芳(甲方)、陈仁会(乙方)间的两方《合作协议》(以下简称：两方协议)，落款时间同为2018年5月4日，载明：甲乙双方共同友好协商关于共同经营本案原告、上海冠储的合作经营条款，公司总投资300万元，甲方出资设备投资15万元、材料折合25万元、现金30万元、震旦集团业务股份折合30万元，总计100万元，乙方投资现金200万元；甲方负责公司的生产经营工作，乙方负责公司的总财务工作；本案原告的财务章交乙方管理，公章、法人章由甲方管理；上海冠储的财务章交乙方管理，公章、法人章交甲方管理；二家公司的财务短信和密码器交由乙方管理；所有公司账户及银行卡账户必须取消手机银行，所需用资金必须经双方签字确认；并对退出、利润分配、资产清算、公司发展规划等事项进行了约定，落款处盖有本案原告公章、法人章、上海冠储公章、朱联芳名章，陈仁会签字。在该协议“双方义务及权利”内容中亦有“丙方负责公司的财务出纳及订单洽谈工作”的内容。对于该份协议，原告在庭审中表示，该协议在之前的诉讼中忘记拿出来了，所以没有在之前的诉讼中出现过。同时，原告在本案庭审中又表示，本案项下主张的货款与(2019)苏0585民初5825号案件中涉及的“2019年4月31日借条”是同一件事情，该借条中的110万元就是上海冠储应当支付给原告的代销货款，当时协商后，双方估了110万元货款，谈好给这些钱就可以了。以上事实，有当事人的陈述、原告提供的(2019)苏0585民初5825号民事判决书、两方协议、被告提供的三方协议、2019年7月25日《转让协议》、(2020)苏0585民初2307号民事判决书等为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一、关于原告和上海冠储之间的关系，本院认为，首先，原告设立的背景是，上海冠储因环保问题不能在本地生产，为了继续与上海震旦集团公司的业务往来，遂有朱联芳、陈仁会、何中经设立了原告承接上海冠储对上海震旦集团公司的业务，并在原告成立后，仍由上海冠储名义继续与上海震旦集团公司发生业务往来；其次，根据三方协议的内容，以及原告直至本案诉讼才提供的两方协议内容，均有共同投资、共同经营、利润分配、有关退出及资产清算的约定，结合原告的设立目的以及相关的合作协议内容，本院认定，原告和上海冠储之间系联营合同关系。二、朱联芳与陈仁会于2019年7月25日签订了最后一份《转让协议》，诚如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在(2019)苏0585民初5825号民事判决书所言，该份协议既具有股权转让性质，同时又具有资产转让性质。该协议中明确约定：“转让结束后所有经济纠纷与乙方无关”；“甲方在乙方付完全部转让款和上海震旦最后一笔货款后，甲方必须归还乙方在“2019年4月31日”签订的欠条并同时作废。甲乙双方无任何经济纠纷”，根据上述内容，充分说明该协议既是朱联芳、陈仁会个人之间就朱联芳所持原告股权转让达成了最终合意，同时也是朱联芳代表的上海冠储和陈仁会代表的原告之间对联营期间的所有债权债务所作的最终清结。且由该协议所生争议已有(2019)苏0585民初5825号、(2020)苏0585民初2307号两案民事判决书作出定论，故原告和上海冠储、陈仁会和朱联芳之间就此不应再生争议。三、原告在本案庭审中表示本案项下主张的货款与(2019)苏0585民初5825号案件中涉及的“2019年4月31日借条”是同一件事情，是上海冠储应当支付给原告的代销货款。然在(2019)苏0585民初5825号案件中，原告的法定代表人陈仁会以垫资款主张该款项，最终该案判决认定该款为朱联芳应当向陈仁会支付的股权转让款，而非陈仁会在该案中陈述的垫付款，双方未履行将股权转让给朱联芳的协议，故朱联芳不应当向陈仁会支付股权转让款，陈仁会要求朱联芳支付垫资款110万元的反诉请求也因此被驳回。纵观前案及本案诉讼，就同一笔款项，先是由原告法定代表人以垫资款向朱联芳主张，再是由原告以货款名义向上海冠储主张，有违当事人应当在诉讼中遵循的诚信原则。而原告在本案诉讼中提供的两方协议，就记载的内容而言，涉及双方的重要权利义务安排，然其法定代表人竟从未在之前的诉讼中提供，且未有合理解释，令人生疑。况且，在(2019)苏0585民初5825号、(2020)苏0585民初2307号两案已就双方争议作出定论的前提下，原告再生诉讼，显有滥用诉讼权利、浪费司法资源之虞，此种行为亦应予驳斥。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苏州冠储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全部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887元，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周红军二〇二一年三月十日法官助理 王奇彦书 记 员 顾 贤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