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津02民终14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袁爱香，女，1972年2月2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河东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何闫路，天津四恒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国珍，女，1961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东丽区。上诉人袁爱香因与被上诉人朱国珍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法院（2020）津0102民初14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询问当事人，依据法律规定，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袁爱香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判令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85万元；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保全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关于借款期限，上诉人并没有与中商玖仪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明确约定期限为一年，事实上每次转账之后，被上诉人便拿来一份《投资信息与管理服务合同》，该合同签字也并非上诉人本人签字，所以，该合同中一年的期限，也不应认定为上诉人与中商玖仪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约定了一年的借期，上诉人认为该借贷为未约定借期的借款合同。2．关于《担保》右下角的“2019.3.10至2019年11月12日”一审法院认为是保证期间，不符合一般人的书写习惯，在保证合同右下角一般为保证人签字及保证签署日期。保证期间、保证方式等内容应在保证书的主文中予以体现，不应因为该书写为一个期间，就认定为是对保证期间的约定。3．退一步讲，假使一审法院认定的主债务借期为一年，担保右下角的“2019.3.10至2019年11月12日”也为保证期间的话，2018年11月12日及2019年1月7日的存款，也不应认定为已过保证期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的规定：保证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早于或者等于主债务履行期限的，视为没有约定，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按照一审法院认定的上诉人与中商玖仪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系借贷关系，用款期限为一年，那么，2018年11月12日及2019年1月7日存款的届期日为2019年11月12日和2020年1月7日，《担保》中右下角的“2019.3.10至2019年11月12日”的期间早于等于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一审法院只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相关规定简单的认定超过保证期间，没有结合相关司法解释审查保证期间是否符合法律规定，认定已过保证期间，属事实认定错误。被上诉人朱国珍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理由：上诉人以两个单笔债权的履行期限2018年11月12日及2019年1月7日为由来否定双方约定的担保债权总额85万元的担保合同的保证期间，是上诉人适用法律错误。而一审判决根据《担保》进行分析，适用法律完全正确。涉案《担保》是针对连续发生债权总额85万元提供的担保，并不是针对每一笔债权合同进行担保，所以，《担保》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特殊性，保证期间应依照《担保》所写“2019.3.10至2019年11月12日”进行认定，一审判决对保证期间的认定，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被上诉人没有对上诉人每笔债权合同进行担保，因此，每笔债权合同与所写《担保》没有关系。袁爱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贵院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85万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9月4日、2018年9月11日、2018年9月17日、2018年11月12日，原告袁爱香通过朱国珍的介绍与中商玖仪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分别签订了多份《投资信息与管理服务合同》，合同约定，袁爱香出资，分别存款金额5万元、10万元、5万元、50万元，期限为一年，除此之外，原告称曾于2018年9月5日存款5万元，对应的协议被收回，以及2019年1月7日转账10万元，原告称该笔10万元对应《合伙协议》。当日，袁爱香通过中国银行向中商玖仪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转账10万元。朱国珍向袁爱香出具《担保》载明：“袁爱香在中商玖仪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存款共85万元，若出现资金任何风险，由业务员朱国珍为袁爱香承担所有责任，特此为袁爱香提出担保。朱国珍，2019.3.10至2019.11月12日”。另查，中商玖仪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已经被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立案侦查。一审法院认为，作为主合同的《投资信息与管理服务合同》的性质及效力问题。从合同的内容以及履行上看，袁爱香与中商玖仪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双方约定了本金及用款期限，并按月给付利息，符合民间借贷的法律特征。因此，袁爱香与中商玖仪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签订的合同应认定为借款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借款人涉嫌犯罪或者生效判决认定其有罪，出借人起诉请求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第十三条：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的，民间借贷合同并不当然无效。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本规定第十四条之规定，认定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担保人以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为由，主张不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民间借贷合同与担保合同的效力、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依法确定担保人的民事责任的规定，在本案中，袁爱香与中商玖仪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签订的合同系在双方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订立，就其单个借贷行为来看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没有法律规定的其他合同无效情形，因此合同成立有效。被告所出具的《担保》是否构成保证及责任的承担问题。从《担保》的内容上看，朱国珍明确写明了被担保的主债权种类、数额，即袁爱香在案外人中商玖仪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存款总额85万元。虽然该担保书中未写明保证的方式、范围、期间等，但由于法律规定了当事人可以补正及未作补正时的法律后果，因此该《担保》在形式上并不影响担保合同的成立。朱国珍辩称担保书并非其真实意思的表示，但从《担保》的抬头和内容来看，为债权人的债权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已经很明确，且作为中商玖仪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的朱国珍应意识到此《担保》的法律后果，而朱国珍依然自愿为袁爱香出具《担保》，该行为应当认定为对债权担保的确认，担保合同成立有效。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关于在《担保》上的右下角处“2019.3.10至2019.11月12日”的具体指向，原告称该日期处为被告自己所写，被告称该期间系担保期间。对此，一审法院分析认为，根据一般书写习惯，写明“2019.3.10至2019.11月12日”，应为一个期间，综合整个《担保》内容，可以认定该期间为对保证期间的约定。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原告主张要求被告承担保证责任，其所举证据无法证明其在保证期间内要求被告承担保证责任，故被告免除保证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袁爱香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300元，减半收取计6,150元，保全费4,770元，由原告袁爱香负担。”各方当事人于本案二审期间均未提供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2018年11月12日，上诉人袁爱香与案外人中商玖仪（天津）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签订《投资信息与管理服务合同》，约定上诉人袁爱香委托案外人中商玖仪（天津）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向可以投资的金融机构或其他资金投向方联系和安排约50万元人民币的投资，期限为一年，于2019年11月12日到期。2019年1月7日，上诉人袁爱香与厦门鸿肆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订《合伙协议》成为有限合伙人，合伙期限5年，并通过中国银行向厦门鸿肆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转账10万元。合伙期限至2024年1月7日。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对于作为主合同的《投资信息与管理服务合同》的性质及效力的认定，一审法院已充分阐述了认定依据，双方当事人并无异议，对此，本院不再赘述。关于被上诉人朱国珍向上诉人袁爱香出具的《担保》，一审法院认定该《担保》在形式上为担保合同且合法有效，理据充分，本院予以确认。现上诉人袁爱香以此为据，要求判令不是圣人朱国珍按《担保》的约定承担担保责任，其诉讼请求是否应予支持，本院根据《担保》的内容及相关法律规定分析如下：首先，该《担保》内容载明：“袁爱香在中商玖仪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存款共85万元，若出现资金任何风险，由业务员朱国珍为袁爱香承担所有责任，特此为袁爱香提出担保。朱国珍，2019.3.10至2019.11月12日”。上述内容对于被上诉人朱国珍承诺担保的债务总额进行了确认，即对于上诉人袁爱香在案外人中商玖仪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处的存款共85万元，在中商玖仪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还款出现障碍及风险时，被上诉人朱国珍同意承担担保责任。其次，如何理解被上诉人朱国珍在《担保》尾部书写“2019.3.10至2019.11月12日”的真实意思表示，结合《担保》的全部内容及书写形式，一审法院认定“2019.3.10至2019.11月12日”为“期间”，符合一般人的认知，本院予以确认。第三，上述《担保》书写于2019年3月10日，彼时，上诉人袁爱香于2018年9月4日、2018年9月11日、2018年9月17日、2018年9月5日合计25万元还款的债务履行期间，恰在《担保》约定的“2019.11月12日”保证期间内，上诉人袁爱香依法应在保证期间内向被上诉人朱国珍主张权利，要求其承担保证责任。然，上诉人袁爱香于2020年4月10日起诉，向被上诉人朱国珍主张担保债权时，已经超过约定的保证期间。故一审法院对上诉人袁爱香就该25万元提出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维持。而上诉人袁爱香于2018年11月12日出借的50万元，债务履行到期日为2019年11月12日，在朱国珍书写《担保》时，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尚未届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保证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早于或者等于主债务履行期限的，视为没有约定，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六百九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债权人与保证人可以约定保证期间，但是约定的保证期间早于主债务履行期限或者与主债务履行期限同时届满的，视为没有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依据上述规定，双方在《担保》上约定的保证期间，因早于50万元主债务履行的期限，应视为双方对该笔借款的保证期间没有约定，依法保证期间应为自2019年11月12日起六个月内。上诉人袁爱香于2020年4月10日起诉，要求被上诉人朱国珍就50万元债务承担保证责任，因未超过保证期间，依法应予支持。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有误，本院予以改判。至于上诉人袁爱香于2019年1月7日支出的合伙款10万元，合伙期限届满日为2024年1月7日，上诉人袁爱香于2020年4月10日起诉，要求被上诉人朱国珍就该笔款项承担保证责任，因不符合法律规定，故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袁爱香的上诉请求理由成立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六百九十二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法院（2020）津0102民初1467号民事判决；二、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被上诉人朱国珍偿还上诉人袁爱香人民币50万元；三、驳回上诉人袁爱香其他上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150元，保全费4,770元，上诉人袁爱香负担2,522元，被上诉人朱国珍负担8,39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2,300元，上诉人袁爱香负担5,043元，被上诉人朱国珍负担7,257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哈欣审判员包颖审判员 王     晶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日书记员 周     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