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3民终72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史某，女，1984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丰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琮，北京天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计景程，男，1977年10月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佟金颖，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赵牧，男，1969年3月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原审第三人：劳某，男，1977年8月1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丰台区。上诉人史某因与被上诉人计景程、原审第三人赵牧、劳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5民初74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史某上诉请求：请求撤销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京0105民初743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依法予以改判驳回计景程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原审法院认定的基本事实错误，史某并非案涉款项的共同借款人。案涉款项源于计景程与第三人赵牧、劳某之间的合作协议书。在该份合作协议书中，劳某系担保人。尽管该份合作协议被朝阳区人民法院依职权认定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但是，实际借款人是案外人赵牧，第三人劳某系担保人。案涉债务与史某不存在事实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史某对于计景程与第三人赵牧、劳某签订合作协议书以及履行情况完全不知情。计景程与赵牧、劳某签订的《合作书》上没有在史某的签字，史某事后也没有表示认可该份协议或承认债务的意思表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首先，190万元是一笔相对较大的款项，已远远超过家庭日常生活的需要。其次，该笔债务来源于计景程与赵牧的合作协议，赵牧是该笔资金的实际运作人，史某的丈夫劳某只是案涉协议的担保人。劳某由此负上债务既不是为了家庭开支，也非夫妻共同生产经营，仅仅是劳某的个人行为，其所负的债务与家庭生活无关。因此，案涉债务不是夫妻共同债务，史某无需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2.原审认定的案件基本事实证据不足。史某与计景程之间不存在借款协议或其他的任何借贷关系。本案中，计景程没有提交任何能证明史某与其存在借贷法律关系的相关证据。计景程仅提供了其向史某账户打入案涉款项的打款记录，再无其他证据。仅仅依据案涉款项的打款记录，无法证明及认定史某有共同借款的意思表示，更无法证明史某有借款的事实。原审法院仅仅依据计景程向史某打款的记录，就认定史某与计景程存在借贷关系，并承担偿还案涉债务的法律责任，明显证据不足，基本事实认定不清。3.计景程无直接证据证明案涉款项是夫妻共同债务，且无证据证明案涉款项是夫妻的共同意思表示、用于家庭生活或生产经营，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原审庭审过程中，计景程明确表示仅有将案涉款项打入史某账户的证据，并没有其他证据证明案涉款项是夫妻共同意思表示、用于家庭生活或生产经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规定，“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本案中，计景程仅仅提供了向史某账户打款的证据，且此证据无法直接认定案涉款项是夫妻借款的共同意思表示。此外，计景程也没有提供案涉款项用于史某家庭生活或者生产经营的证据。因此，依据法律的相关规定，计景程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原审法院应遵循“谁起诉，谁举证”的法律原则，以证据不足为由驳回计景程的诉讼请求。综上，史某认为原审人民法院基本事实认定错误，且其认定史某承担案涉债务的证据不足。因此，原审人民法院所作出的（2019）京0105民初7430号民事判决应当予以撤销。望贵院查明案件事实，依法予以改判驳回计景程的诉讼请求，保护史某的合法权益。计景程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史某的上诉请求。劳某不是担保人是共同借款人判决已经认定，史某对款项不知情不符合常理，应当知情。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夫妻共债的认定。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史某的上诉请求。赵牧述称，本案所涉款项不是借款应该是共同投资。劳某述称，我不认同一审判决，最早的起诉理由是委托理财，后来临时改的民间借贷，本身计景程钱转给我就是投资用的，对方是知情属于投资。当时觉得钱可以追回还给他，就没有上诉，现在找到了证据准备提起复议。既然不是民间借贷，所以不同意一审判决。计景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史某对（2017）京0105民初67999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债务190万元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8月，史某起诉赵牧、劳某至一审法院，要求赵牧、劳某偿还欠款190万元，后一审法院于2017年10月13日作出（2017）京0105民初67999号民事判决书，该案中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11月25日，甲方原告、乙方赵牧、担保人劳某签订《合作协议书》，约定：甲方同意与乙方合作共同完成由乙方运作的投资项目；在乙方对甲方承诺该项业务利润可达150000元的前提下，甲方同意出资600000元与乙方合作；合作期限为自2015年11月26日到2016年12月31日止；合同到期后，不管乙方承诺的利润是否兑现，即乙方是否在该项业务利润可达150000元，乙方均同意按照本合同书上所承诺的将本金600000元和所承诺的利润150000元，共计750000元，于2016年12月31日，一次性全款全部汇入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如遇不可抗力，乙方将保证甲方的本金的安全，并按约定时间将本金归还甲方。2016年3月28日，甲方史某、乙方赵牧、担保人劳某签订第二份《合作协议书》，约定：在乙方对甲方承诺该项业务利润可达325000元的前提下，甲方同意出资1300000元与乙方合作；合作期限为自2016年3月30日到2017年3月31日止；合同到期后，不管乙方承诺的利润是否兑现，即乙方是否在该项业务利润可达325000元，乙方均同意按照本合同书上所承诺的将本金1300000元和所承诺的利润325000元，共计1625000元，于2017年3月31日，一次性全款全部汇入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2015年11月20日、2016年3月29日，史某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将60万及130万元汇至劳某配偶计景程账户。赵牧、劳某尚未返还计景程本金、未给付利润。劳某称，其与计景程是朋友，计景程与赵牧原来不认识，经劳某介绍三人合作，《合作协议书》中约定的投资项目是指投资邮票；出于信任劳某的原因，三方约定将60万元及130万元汇至被告账户，再由劳某、赵牧交付去投资。赵牧及劳某共同确认，《合作协议书》中的“乙方”和“担保人”两个称谓没有区分法律责任，没有所谓的“担保人”，只是为了签订合同方便而写的，大家都是一起合作的关系，没有具体分工。计景程称，赵牧和劳某都是借款方，其本人为了获取借款收益而签订了《合作协议书》，不清楚具体的投资项目，亦没有跟踪过投资项目的进展。法院认为当事人之间的约定内容不符合委托理财法律关系的特征，恰与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特征相符，该案实应为借贷法律关系，并认定赵牧、劳某为共同借款人，后判决赵牧、劳某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给付计景程借款本金190万元。该判决生效后，计景程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史某与劳某于2009年8月19日登记结婚。史某、劳某称二人已于2017年3月离婚，离婚协议书载明没有共同债务，如果有债务由劳某承担。查，史某与劳某于2009年8月19日登记结婚。史某、劳某称二人已于2017年3月离婚，离婚协议书载明没有共同债务，如果有债务由劳某承担。史某提交中信银行交易明细一页，称该账户系其名下尾号3677账户，证明其收到130万元款项后就转到了李书海账户，整个过程都是劳某通过网银操作的，其并不知情。该交易明细显示：2016年3月30日，该账户向李书海尾号1588中信银行账户转账200万元，备注为“还款”。该页交易明细还显示2016年3月21日向史某尾号2410工商银行账户转款110元，并与李仁人、祁丽、王欣、李刚、安丽娜、冀砚丁等人有多笔款项往来。史某称上述交易均是劳某所操作。关于账户于2015年11月20日收到的60万元，史某称款项支付给了田桂丽，其不认识田桂丽和李书海。史某未提交相应的银行交易明细。劳某称安宁指示其将款项转至李书海及田桂丽账户，其并不认识该二人。劳某称收到案涉190万元之后与安宁签订了投资协议，其自2011年至2017年期间陆续向安宁投资，具体金额说不清，钱是其上班挣的钱，其还从计景程、魏瀛等人处取得款项后向安宁投资。史某称知道劳某拿着自己家的钱向安宁投资，但是不知道劳某还向其他人借款去投，史某家的钱都在劳某那儿，劳某投了多少其也不知道，不知道劳某通过哪个账户转，向安宁投资的具体方式也不清楚。劳某称投自己的钱有通过史某账户转的，也有通过其账户转的。经询，史某称其案涉中信银行卡因不常用就放在柜子里了，劳某何时拿走不清楚，诉讼之后才知道，劳某使用了没有跟其说，劳某使用了其一张卡，离婚时把卡给了史某。赵牧称其不会网上操作，就让劳某去操作了，为何使用史某账户不清楚。劳某称史某中信银行卡转款免手续费，故使用史某的该卡进行转款，何时拿的记不清了，挺早了，本案款项史某并不知情。劳某又称拿卡的时候没有跟史某说，用的时候说了，其告诉史某用她的卡了，史某也没说什么，这张卡史某也不用，2017年离婚的时候把卡给史某了。另询，史某、劳某称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直共同居住，没有约定过分别财产制，劳某系北京世纪舜森部门经理。劳某称2015、2016年史某是普通职工，具体工作记不清了，史某称其当时没有工作，收入来源系劳某工资，婚姻期间没有财产，因安宁把存款都诈骗走了，二人也没有房屋、车辆等。查，安宁因涉嫌诈骗罪，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京03刑初129号刑事判决书，法院查明2011年至2017年初，安宁在北京市朝阳区等地，虚构投资个性化邮票定制项目、邮票白票项目以及文玩邮局项目并以可获取高额利润为由，骗取被害人劳某、赵牧等人共计人民币2000余万元。该案中劳某的陈述证明：2015年7月15日，其按照安宁的要求汇款800万元到田桂丽个人账户，二人签订协议，约定投资本息为1220万元。2015年11月24日，其通过个人账户转账560万元到田桂丽个人账户，通过妻子史某个人账户转款1240万元到田桂丽个人账户，共计1800万元。2015年11月25日，其与安宁签订《合作书》，约定投资本息为2970万元。2016年3月3日，其通过个人账户转账285万元，通过母亲刘秀珍个人账户转款55万元，通过其妻子史某个人账户转款200万元，通过赵牧妻子魏墨环个人账户转款210万元，共计750万元到李书海个人账户。2016年4月5日，其与安宁签订《合作书》，约定投资本息为1237.5万元。其投资了3次之后，安宁一直没有回款，都以领导出国、系统升级改造等各种理由推脱。2017年3月10日，安宁失踪了。安宁称，田桂丽与李书海是其亲戚。出事之后，其才知道田桂丽与李书海是安宁邮政公司同事李惠群的父母。其与安宁合作成功的几次中，也往李惠群的个人账户中转过钱。其于2011年8月至2016年3月，向安宁投资共计6935万元，安宁向其回款5731.5万元，实际损失993.5万元。后判决安宁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等。该案经二审维持原判。一审法院认为，根据（2017）京0105民初67999号民事判决书，赵牧、劳某作为共同借款人与计景程之间形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劳某作为借款人之一负有向计景程返还借款本金190万元的义务。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上述债务发生于劳某与史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计景程主张系夫妻共同债务，要求史某予以偿还。史某称不知晓劳某向他人借款并向安宁投资，不清楚投资款支付账户，不知道劳某将其中信银行卡拿走并使用的情况。对此，首先，史某称对劳某向他人借款后投资之事并不知情，但知道劳某向用自己家的钱向安宁进行投资。史某与劳某长期共同生活，二人亦未约定过分别财产制，尤其是2015、2016年史某自述无工作，家庭收入来源于劳某，劳某向安宁投资多年，前后金额达近7000万元，安宁向其回款亦有5700余万元，史某称其不知劳某向他人处借款一事，显然不合常理。其次，史某称不清楚其中信银行卡被劳某拿走并使用，直至诉讼之后才知道，而劳某陈述拿卡之时未告知史某，但用卡交易的时候告诉了史某，史某并未说什么。史某与劳某的陈述存在矛盾，通过劳某的陈述可知，即便史某该账户内交易系劳某所操作，史某对此亦是明知且同意的。再次，史某所提交的银行流水中显示该账户还向其其他账户存在交易，可以佐证史某对其中信银行账户内交易应予知情。案涉款项支付至史某账户，史某作为该账户的所有人及管理者，对账户内的款项及交易情况应当知情，史某亦未就其主张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一审法院对其主张难以采信。综合本案情况，史某对于劳某向计景程借款一事应属知情，借款应系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之规定，本案债务应当认定为劳某与史某的夫妻共同债务，史某应予偿还，故对于计景程要求史某对（2017）京0105民初67999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债务190万元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史某对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京0105民初67999号民事判决书中判决确定劳某应偿还的借款本金一百九十万元债务向计景程承担连带责任。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史某提交以下证据证明其上诉请求：1.微信记录，证明劳某与计景程双方是委托理财关系而不是民间借贷关系；2.诈骗案刑事判决书，证明参与虚假投资的人是赵牧不是史某，劳某给安宁转款到安宁控制的用于诈骗的账户，投资款全部转在安宁账户，不是史某使用；3.中信银行交易记录，证明60万是2015年11月23日收到了60万，第二天就转给田桂丽，并没有用于家庭生活和经营；4.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史某的账户只是劳某向安宁转账的途径之一；5.开庭笔录，证明双方之间的真实意思不是借贷，史某更不认可借贷关系；6.案款发还回单，法院执行局文件，证明生效判决已经执行400363.85元。计景程针对史某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1.微信记录的真实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2.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认可，合法性不认可，无证据显示该判决已经生效，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3.中信银行交易记录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与证明目的不认可，一审已经查明2015年至2016年期间史某没有工作，因此劳某的收入都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4.司法鉴定意见书真实性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该证据说明安宁的转款并非必须用中信银行的账户，可以使用任意账户，使用哪个用户都是劳某和史某二人共同确定；5.开庭笔录，真实性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6.案款发回单，真实性认可，计景程收到了该执行款。劳某与赵牧对史某提交的证据真实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认可。计景程提交劳某中信银行卡，证明史某与劳某均声称劳某没有中信银行银行卡，但是该说法是谎言，劳某是为了省手续费才使用史某银行卡是不能成立的，史某与劳某对借款、转账、获取收益、截留收益、回款等均具有共同的意思表示，截留收益也用于夫妻共同生活，视为夫妻共同债务。史某发表质证意见称，真实性无法核实，证明目的、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赵牧发表意见称其不清楚，赵牧就是帮助计景程做理财，委托劳某帮其接收计景程的理财款项，并由劳某转到安宁制定的银行账户。劳某发表质证意见称，本人确实有中信银行，但由于转出入大笔资金后被限制了，也有多家银行的卡，使用史某的卡只是为了省下转账的手续费。二审期间，计景程向一审法院申请对（2017）京0105民初67999号民事判决执行，一审法院作出（2018）京0105执370号执行裁定，并于2020年1月10日共向计景程发还（2017）京0105民初67999号确认的190万元中的执行案款400363.85元。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根据已查明事实，（2017）京0105民初67999号民事判决书，赵牧、劳某作为共同借款人与计景程之间形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劳某作为借款人之一负有向计景程返还借款本金190万元的义务，上述债务发生于劳某与史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现史某称不知晓劳某借款且未在事后予以追认，且不清楚将其名下的银行卡拿走并使用的情况。但是根据现有证据显示，史某与劳某长期共同生活，而劳某使用史某名下的银行卡进行资金往来，现史某否认其完全不知晓劳某借款的情形，不符合常理。一审法院综合本案现有证据及各方陈述认定史某对于劳某的借款是知晓并属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本案债务应当认定为劳某与史某的夫妻共同债务，并无不当，本院不持异议。现因各方均认可（2017）京0105民初67999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债务190万元中计景程已经受偿400363.85元，本院依法予以确认。综上所述，史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1900元，由史某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邓青菁审 判 员 高 贵审 判 员 张清波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付 哲书 记 员 张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