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沪01民终267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1，女，1940年1月23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毕某1，男，1967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毕某2，男，1971年12月3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上列三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毓鸣，上海市万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1，男，1959年1月20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小成，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冬云，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2，女，1990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贺静，上海段和段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某1、毕某1、毕某2因与被上诉人李某1、李某2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2020）沪0105民初138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某1、毕某1、毕某2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其起诉请求。事实和理由：1.2007年3月16日，毕某3、王某1与李某1签署的人民调解协议书，并未列明王某2遗产的范围、种类和数量等，更是没有不动产的相关信息，因此属于无效的约定。两位老人当时根本不清楚王某2有多少遗产，当时去街道调解仅仅是为了要生活费，没有想到要处理王某2遗产的问题。至今为止，李某1、李某2从未向法庭提交王某2去世时的遗产种类和金额。2.在案的多份放弃继承权的协议、承诺书等，并非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毕某3、王某1虽是知识分子，但并不精通法律，所有签署的材料都是对方处心积虑设置的陷阱，毕某3和王某1是受到诱骗才会签署。故现王某1还可继承王某2的遗产，而毕某1、毕某2可转继承毕某3应得的遗产份额。3.2016年12月7日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调解书，王某1一方曾经要求申请再审，并要求本案一审法院中止本案的审理，但一审法院未予同意，且之后王某1一方要求追加上海A有限公司为本案第三人，一审法院也未准许。李某1辩称：1.2007年的人民调解协议书，是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毕某3、王某1与王某2一起生活十多年，对于王某2的整个经济情况都比较了解。而且，签署协议书当时，李某1和两位老人对于王某2的遗产大致做过一个测算，两位老人从遗产中拿到人民币（以下币种相同）230万元实际上也比较公平。2.两位老人都是知识分子，对于各份协议中所写的放弃遗产的内容理应十分清楚。后来李某2出于亲情考虑，又自愿给了老人60万元。两位老人实际拿到了相应遗产份额，遗产继承也已经完成，现再提出主张，没有法律依据。3.一审法院的审理程序合法。本案中，王某1是受两个儿子的逼迫而向李某1、李某2索要钱款。故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李某2辩称：1.其基本同意李某1的观点。2.关于2007年的人民调解协议书，两位老人均十分清楚签署的内容与目的，当时就是为了遗产分割。故亦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王某1、毕某1、毕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继承被继承人王某2在（2016）沪0105民初13958号民事调解书中确认的遗产；2.依法继承上海A有限公司股权。诉讼过程中，王某1、毕某1、毕某2增加诉讼请求，要求依法继承坐落于海南省海口市XX路XX村XX型XX号的房产及上海B有限公司的股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继承人王某2于2006年8月26日死亡。被继承人王某2的父亲毕某3（曾用名：王某3）于2011年5月7日死亡，毕某3的父母均先于其于早年死亡。王某1系被继承人王某2的母亲，毕某3与王某1系夫妻，共生育毕某1、毕某2及被继承人王某2三名子女。李某1与被继承人王某2系夫妻，两人生育一女，即本案另一被告李某2，无其他非婚生及领养子女。被继承人王某2生前未留有遗嘱。2007年3月16日，毕某3、王某1和李某1签订（2007）沪长虹桥民调字第31号人民调解协议书，协议约定毕某3、王某1自愿继承被继承人王某2遗产共计人民币2,300,000元；被继承人王某2其余遗产由李某1、李某2继承，毕某3、王某1自愿放弃被继承人王某2的其他财产。之后，李某1依约向毕某3、王某1支付了2,300,000元。2012年12月31日，王某1与李某1签署《赠与合同》，协议约定李某1自愿赠与王某1人民币1,500,000元；王某1再次确认自愿放弃女儿王某2名下的包括：“位于上海古北房产的权益、位于上海嘉汇广场房产的权益、位于海口世贸、海甸房产的权益和美丽田园公司的权益等遗产。”2013年1月4日，上海市闸北公证处就上述《赠与合同》出具（2012）沪闸证字第2736号赠与合同公证书。后王某1提出公证复查申请，上海市闸北公证处分别于2019年7月26日和2019年9月29日出具沪闸证函字[2019]第86号公证复查答复函和沪闸证决字[2019]第17号复查决定书，确认赠与合同公证书仅证明双方赠与关系，当事人是否自愿放弃遗产的声明不属于公证的证明范围。2016年7月1日，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受理（2016）沪0105民初13958号原告李某2与被告李某1法定继承纠纷一案，并于2016年12月7日出具民事调解书，确认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登记在被继承人王某2名下上海市长宁区XX路XX弄XX号XX室、上海市徐汇区XX路XX号XX幢19A、19B、19C、19D、海南省海口市XX路XX花园XX座XX号、海南省海口市XX路XX号XX栋裙房第四层局部房屋产权及被继承人王某2持有的海口C有限公司80%股权均由李某2所有及继承所有。2016年11月10日，王某1向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出具情况说明，载明：“我，王某1（女XXXXXXXXXXXXXXXXXX）系王某2（女XXXXXXXX(X)XXXXXXXXX）的母亲，王某2于2006年8月26日死亡。王某2死亡后遗留了一些遗产，我与丈夫毕某3于2007年3月16日在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街道办事处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下，与王某2丈夫李某1协商一致，达成调解书（2007沪长虹桥民调字第31号），我和毕某3继承王某2的遗产为人民币贰佰叁拾万元，我们自愿放弃王某2的其他遗产。李某1已于2008年3月之前将人民币贰佰叁拾万元支付给了我们。在2012年底，李某1赠与我们人民币壹佰伍拾万元作为生活资助，我再次确认放弃王某2的全部其他遗产。我们放弃遗产的行为系真实意思表示，无他人欺骗、胁迫，我们同意王某2的遗产由李某1、李某2继承，对法院的判决、调解无异议。”2018年7月13日，毕某1、毕某2分别签署承诺书，确认王某1继承的人民币2,300,000元遗产和李某1赠与的人民币1,500,000元已支付完毕，王某1自愿放弃被继承人王某2名下的其他财产；承诺李某2支付给王某1的人民币600,000元仅用于王某1余生的日常生活补助及医疗住院之用，不得挪作他用，并不得再以任何理由、通过任何途径向李某2索要任何钱款。2018年7月25日，王某1与李某1、李某2签署《赠与协议》，协议约定王某1继承的人民币2,300,000元遗产和李某1赠与的人民币1,500,000元已支付完毕，王某1自愿放弃被继承人王某2名下的其他财产；李某2同意支付给王某1人民币600,000元用于其个人生活、医疗等需要，王某1不得将该笔钱款用于投资及转赠他人，且余生不得再以任何理由、通过任何途径向李某2索要任何钱款。一审法院另查明，海南XX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4年4月23日，后更名为海南D有限公司，目前公司名称为上海A有限公司。2006年8月20日，被继承人王某2和李某1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被继承人王某2将公司88.75%的股权转让给李某1，作价3,550,000元。被继承人王某2去世时，上述股权转让未完成变更登记。上海B有限公司成立于1998年，成立至今股权发生多次变动。王某2、李某1也曾先后担任过该公司的股东。目前该公司股东为上海A有限公司及上海XX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被继承人王某2名下的上海市长宁区XX路XX弄XX号XX室房产购置于2003年，总房价款1,979,119元，王某2去世时尚余124万余元的抵押贷款未清偿、上海市徐汇区XX路XX号XX幢19A、19B、19C、19D的房产在王某2去世时亦有贷款未偿还。一审法院再查明，2020年1月13日，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受理（2020）沪0105民初2029号第三人撤销之诉，王某1、毕某1、毕某2请求判令撤销（2016）沪0105民初13958号民事调解书，依法定份额继承王某2遗产。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5月19日作出裁定，驳回王某1、毕某1、毕某2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公民依法享有继承权。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就王某1、毕某1、毕某2提出的第一项诉讼请求，根据一事不再理原则，其属于法院已经处理过的遗产，故在本案中不作处理。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2007）沪长虹桥民调字第31号人民调解协议书的效力；二、王某1、毕某1、毕某2是否有权继承本案系争遗产。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王某1一方主张，李某1故意隐瞒被继承人王某2的财产，欺骗、胁迫被继承人的父母签署确认放弃继承权的人民调解协议，故人民调解协议无效。李某1一方则认为人民调解协议内容是双方协商的结果，签订时不存在威胁、胁迫的情况，应为有效。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判决作出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首先，王某1一方未提供证据证明毕某3、王某1在签订人民调解协议时受到了胁迫或威胁等情况；其次，毕某3和王某1依据该协议取得了2,300,000元的遗产，结合王某2去世时所留遗产的价值，并未明显低于毕某3和王某1依法定继承可以取得的财产价值，而且法律有规定，继承人协商同意的，同一顺序的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可以不均等；最后，从王某1、毕某3取得财产折价款至毕某3去世前，王某1、毕某3从未提出人民调解协议无效的主张，而在毕某3去世后，王某1及毕某2、毕某1多次出具书面意见认可调解协议的内容，并放弃继承王某2其他遗产。法律规定，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本案系争人民调解协议的约定内容符合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内容也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应为有效，相关当事人应遵照履行。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王某1一方认为人民调解协议中没有将继承的遗产范围列明，故王某1一方主张的遗产不包含在人民调解协议中。一审法院认为，毕某3和王某1在人民调解协议中，明确自愿放弃继承被继承人王某2的其他财产。根据文义解释，结合日常生活习惯，毕某3和王某1放弃继承的“其他财产”应包含被继承人王某2名下除2,300,000元以外的所有遗产，当然也包括王某1一方主张的上海A有限公司股权。在之后签订的《赠与合同》、《赠与协议》等文件中，毕某3的继承人和王某1也多次书面确认其他所有遗产由李某1、李某2继承，虽然公证处出具文件说明公证文书效力不及于放弃继承的部分，但是该协议内容系王某1本人签字确认，应对王某1本人有约束力。庭审中，双方当事人确认，毕某3、王某1和被继承人王某2共同生活十余年（期间经历了全家主要生活地点从海南迁往上海的变迁），而上海A有限公司（前身为海南XX股份有限公司）作为王某2生前主要经营的公司，一审法院有理由相信毕某3和王某1对该公司股权属于王某2遗产范围是明知的。而上海B有限公司的股份目前并不直接登记在王某2名下，其主要股东是上海A有限公司，王某1一方已经在本案中主张了该公司股权，因此上海B有限公司的股权不应作为王某2的遗产，重复在本案中进行主张。即使王某2去世时，王某2或者李某1是当时该公司的股东，相应的股权可以视为王某2的遗产，因毕某3和王某1已经放弃了王某2的所有遗产，王某1一方也无权主张继承。至于坐落于海南省海口市XX路XX村XX型XX号的房产，王某1一方未提供该房屋的产权登记证明，其主张属于被继承人王某2的遗产范围，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纳。即使王某2对该房产享有使用权益，因毕某3和王某1已经放弃了王某2的所有遗产，王某1一方同样无权主张继承。综上所述，王某1一方在本案中主张继承的财产中，海南省海口市XX路XX村XX型XX号的房产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属于王某2的遗产，要求继承缺乏依据，不予支持。至于上海A有限公司及上海B有限公司的股权，因毕某3与王某1在2007年3月与李某1签署人民调解协议之时已经明确放弃，而法律规定，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没有表示放弃继承，并于遗产分割前死亡的，其继承遗产的权利转移给他的合法继承人。现毕某3已经明确放弃了继承王某2的其他遗产，毕某1、毕某2作为毕某3的继承人，对于毕某3已经放弃的遗产部分，不享有转继承的权利，毕某1、毕某2要求继承毕某3已经放弃的遗产份额，缺乏依据，不予支持。王某1要求继承其已明确放弃的遗产，同样于法无据，不予支持。一审审理中，王某1一方向法院提出被继承人王某2尚有银行存款及现金等遗产，但并未向法院提供具体的财产线索，无法处理。但即使存在上述遗产，根据人民调解协议的约定，也应当由李某1、李某2继承，与王某1一方无涉。一审法院审理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于2020年12月29日作出判决：驳回王某1、毕某1、毕某2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99,800元，由王某1、毕某1、毕某2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予以确认。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表示，毕某3退休前在新疆是公务员，王某1退休前在新疆是医生。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中的争议焦点为：王某1、毕某1、毕某2要求继承分割王某2相应遗产依据是否充分。本案中，被继承人王某2于2006年8月26日死亡，生前并未留有遗嘱。2007年3月16日，王某2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中的李某1、毕某3、王某1签订了人民调解协议书，约定毕某3、王某1自愿继承被继承人王某2遗产共计人民币230万元整，被继承人王某2其余遗产由李某1、李某2继承，毕某3、王某1自愿放弃继承被继承人王某2的其他遗产。2011年5月7日，毕某3去世。2016年，在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审理（2016）沪0105民初13958号民事案件过程中，王某1出具情况说明，表示其于2008年3月之前已经收到李某1支付的230万元，2012年李某1还赠与其150万元作为生活资助，其又确认放弃王某2的全部遗产，同意王某2的遗产由李某1、李某2继承。2018年7月25日，王某1与李某1、李某2签署《赠与协议》，约定230万元和150万元已经支付完毕，李某2同意再支付王某160万元用于其个人生活、医疗等需要，王某1再次确认自愿放弃被继承人王某2名下的其他财产。综合上述在案情况，可知关于王某2的遗产，毕某3与王某1已经在多个场合、多份协议中明确表示自愿放弃继承王某2名下的其他财产，上述表述应属合法有效，故现王某1一方再次主张继承王某2相应遗产，缺乏依据，本院难予支持。王某1、毕某1、毕某2上诉称，多份材料中关于放弃继承的表述，并非两位老人真实意思表示，系受诱骗之结果；而且协议签署时关于王某2遗产的范围并未有过明确，故相关协议应属无效。对此本院认为，首先，毕某3、王某1在退休前系公务员和医生，应具备相当的文化层次和认知能力，称其不清楚多份材料中关于放弃继承的文字表述的具体意思，与常人之认知不符；而且，十余年中，前后有过多次签署和确认，在此状况下称均非真实意思表示，更难以令人信服；更何况，在案亦无证据显示多次签署和确认中，存在受欺诈、胁迫之状况。其次，关于签署协议时是否清楚王某2遗产范围的问题。2007年人民调解协议书的签署，并不以王某2存在多少遗产为前提条件，王某2遗产究竟有多少，并不影响协议的效力。在案亦无证据显示李某1一方曾有隐瞒王某2遗产范围之情形。退一步讲，即便当时毕某3、王某1对王某2遗产范围确不清楚，那么其在不清楚之情况下仍然承诺放弃其他遗产，亦是有效的承诺。因此，王某1、毕某1、毕某2上述所称，依据有欠充分，本院难予采信。至于一审法院之审理程序，并无明显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相关规定之情形，亦无不当。综上所述，王某1、毕某1、毕某2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99,800元，由王某1、毕某1、毕某2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潘静波审判员  俞 敏审判员  许 洁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张家伟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