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沪01民终142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兴硕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奉贤区柘林镇奉海路502号第2幢129室。法定代表人：沈日荣，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仲其佳，上海昱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家瑜，上海昱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中饰南方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保街道福田保税区万利工业大厦三期西厂房三层。法定代表人：陈洁新，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岳，北京市蓝鹏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上诉人上海兴硕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硕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深圳市中饰南方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饰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2020）沪0120民初128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兴硕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兴硕公司一审诉讼请求，即被上诉人中饰公司支付货款234,370元；以及以234,370元为本金，自2015年12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或者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对兴硕公司证据认定不当、认证错误，举证责任分配不当，适用法律错误。一、兴硕公司提供《建筑工程产品供货合同》（以下简称供货合同）、《建筑工程安装合同-外墙装饰》（以下简称安装合同）、石某与黄某聊天记录等证据可以相互印证，证明中饰公司为供货合同实际相对方，双方当事人间存在买卖合同法律关系。1.安装合同载明项目名称为奥迪4S店四川眉山外墙装修，工期计划定于2015年6月10日开工，至2015年8月10日竣工。在安装合同履行期间，由兴硕公司业务经理石某与中饰公司现场负责人黄某联系，沟通现场具体细节。2.供货合同落款时间为2015年7月28日，且有需方加盖“深圳中饰南方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眉山华星名仕奥迪城市展厅（二次装修工程）”项目专用章及黄某签字。落款处印章能够清楚体现中饰公司名称及眉山奥迪展厅项目，与供货合同上载明的项目名称“四川眉山奥迪4s店”相互对应，印证奥迪展厅项目是中饰公司的项目，供货合同也因此项目而签订。签订供货合同时正处于兴硕公司安装施工期间，在项目现场施工中产生新的要求、增量，进而签订增量合同系工程中非常常见的情况，符合案件事实及常理，中饰公司确实为供货合同的实际相对方。二、中饰公司上述加盖印章的行为，恰恰能够证明供货合同系本案双方当事人签订。供货合同落款处需方加盖的印章虽载明“此章不得用于签署合同、付款、结算等用途”，但仔细观察证据可以发现，该印章系先于黄某的签字。退一步说，若双方没有达成一致的买卖意思表示，中饰公司不可能在供货合同上盖章，更不可能在供货合同上有兴硕公司、项目现场负责人等三方的签字。中饰公司盖章的行为，恰能说明双方达成合意，有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即便印章注明的文字确有瑕疵，但其盖章行为可以说明，不因文字内容而否定双方间合意。施工现场负责人的签字十分重要。黄某作为项目现场负责人在中饰公司盖章签字，系对供货合同的再次确认，其签字行为符合常理。再退一步说，黄某作为项目现场负责人，在供货合同上签字，亦能说明供货合同系基于奥迪展厅项目而签订，中饰公司系供货合同的相对方，亦是货物的实际使用人。中饰公司实际接受货物，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支付相应款项。三、供货合同、《玻璃产品销售合同书》（以下简称玻璃合同）与送货单可以相互印证，证明中饰公司已收到货物并实际使用。供货合同约定，由兴硕公司发货到项目现场，该项目现场地点与玻璃合同约定的交货地点完全相同，可以说明玻璃合同系基于奥迪项目签订，实际使用地点为奥迪展厅。结合两份合同及送货单、案外人送货情况等，可以证明兴硕公司履行供货合同的送货义务。奥迪展厅目前已实际投入使用，表明中饰公司已收到货物，故其应履行付款义务。四、银行流水超出安装合同约定的金额，一审法院对此未作出认定。银行流水显示兴硕公司就案涉项目实际收款1,354,000元，超出安装合同约定的数额，可以反映该项目确实存在增量。一审法院对此事实未作出认定，系事实认定不清。四、中饰公司认可曾某1是其公司在职员工，即有权代表中饰公司。在双方交易过程中，兴硕公司法定代表人沈日荣与曾某1有过直接的微信聊天记录，记录显示2019年1月11日兴硕公司曾将供货合同微信发送给曾某1，曾某1表示收到且未提出异议，曾某1认可黄某的身份，且兴硕公司将供货合同的款项以及其他合同款项做了一份对账单汇总并发送给曾某1，曾某1未提出异议。此外，安装合同并无中饰公司盖章，仅有曾某1曾代表中饰公司签字，表明双方间形成中饰公司不盖章，仅由个人代表签字订立合同的交易惯例。被上诉人中饰公司辩称：一、一审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兴硕公司二审提交的曾某1与兴硕公司法定代表人沈日荣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并非二审新证据，中饰公司有权不予质证，且不予认可。三、供货合同签订于2015年，至2019年曾某1还在核对，并在2019年与沈日荣的微信聊天中明确表述对兴硕公司所述情况不知情也不认可。因此，兴硕公司的聊天记录无法证明其上诉观点，反而证明中饰公司事实上对于供货合同不清楚。四、对于曾某1的签字，不代表中饰公司认可曾某1的签字行为也就认可其他人签字的合同就有效。供货合同上需方处加盖的印章明确说明不得用于签订合同。兴硕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中饰公司支付兴硕公司货款234,370元，及以234,370元为本金，自2015年12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判决生效日止的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兴硕公司诉称：2015年7月28日，兴硕公司与中饰公司签订供货合同，合同约定中饰公司向兴硕公司购买玻璃隔断门、提升门等产品，同时约定双方如有纠纷可向供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合同签订后兴硕公司依照合同约定和中饰公司的要求向中饰公司工程地提供货物，兴硕公司已履行合同义务。据兴硕公司了解，中饰公司工程已于2015年11月竣工验收。但中饰公司至今拖欠货款234,370元。兴硕公司多次催讨欠款未果，故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中饰公司辩称，双方未签订买卖合同，其未向兴硕公司购买涉案产品，也未收到过涉案产品，且即使存在涉案产品的买卖合同关系，兴硕公司现在才起诉，已经过了诉讼时效，故请求法院驳回兴硕公司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供货合同、催款函、快递单、玻璃合同、四川省XX有限责任公司发货单、安装合同、银行流水、兴硕公司业务经理石某与曾某2、黄某的聊天记录等证据，一审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对供货合同，鉴于中饰公司对此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而合同的需方未载明名称，需方盖章处盖的是“深圳市中饰南方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眉山华星名仕奥迪城市展厅（二次装修工程）”项目专用章，在此印章的下部刻有“（此章不得用于签署合同、付款、结算等用途）”，故据此无法证明中饰公司有与兴硕公司签订此买卖合同的意思。另，对于在合同需方代理人处签字的黄某，兴硕公司提供的案外人曾某2曾代表中饰公司与兴硕公司签订的安装合同、银行流水、聊天记录等证据，不足以证明黄某具有中饰公司的相应授权，兴硕公司提供的玻璃合同书、“四川省XX有限责任公司发货单”等证据，与本案也没有关联性。据此，一审法院对兴硕公司的上述证据均不予认定，对兴硕公司主张的双方之间存在涉案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不予确认。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兴硕公司主张其与中饰公司存在涉案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此事实主张，故兴硕公司应对此承担不利的后果。兴硕公司未有证据证明涉案买卖合同的签署人黄某有相应代理权限，其以中饰公司名义与兴硕公司订立的涉案买卖合同，中饰公司不予认可，故对中饰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综上所述，兴硕公司的诉讼请求因无相应的事实依据，一审法院对此难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兴硕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816元，减半收取计2,408元，由兴硕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兴硕公司提供如下证据：一、兴硕公司法定代表人沈日荣与中饰公司员工曾某1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屏，证明2019年1月至2019年12月期间，沈日荣向曾某1发送供货合同图片，曾某1回复收到；2019年12月12日，曾某1索要供货合同及付款明细，沈日荣发送《对账单》，曾某1未提出异议；曾某1认可黄某身份，黄某受曾某1管理。结合中饰公司认可曾某1是其员工，故兴硕公司有理由相信黄某可以代表中饰公司。二、对账单，该份对账单与一审证据相对应，证明对账单内容真实。三、付款凭证，与一审证据相对应。中饰公司没有安装合同上加盖公司公章，仅有代表签字，但双方也实际履行了安装合同。合同不盖公章，仅有签字符合双方交易惯例。中饰公司质证称：以上证据均不属于二审新证据。对证据一真实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供货合同约定的项目是在2015年的，兴硕公司提供的是2019年的微信聊天记录，至2019年时曾某1都不知情。兴硕公司所谓的曾某1知情的事实，与本案无关。黄某没有得到中饰公司的任何授权及事后追认，因此黄某不能够代表中饰公司。曾某1也从来没有认可过黄某可以代表曾某1及中饰公司签字。对证据二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且与本案无关。对证据三的真实性认可，但不能证明兴硕公司的证明目的，不能以此推定中饰公司管理不规范。中饰公司本院二审期间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兴硕公司的上述证据认证认为：该些证据均形成于一审判决之前，故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从证据一反映的聊天内容看，曾某1对供货合同并不知情，且未予以认可，不能证明兴硕公司的待证事实。证据二对账单由兴硕公司自行制作，对其真实性本院不予认可。证据三与本案无关。综上，本院对上述证据均不予采纳。本院经审理查明：兴硕公司主张其向四川眉山奥迪4s店供应室内玻璃隔断、提升门，并提供合同编号为XS-20150721《建筑工程产品供货合同》一份。该份合同载明，供方为兴硕公司、签订日期为2015年7月28日。合同主要约定内容：一、项目名称：四川眉山奥迪4s店；工程地点：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眉州大道106线。二、产品名称：室内玻璃隔断、提升门（7樘），总计234,370元。九、结算方式及期限：合同签订即支付合同总价50%的订金，安装完成付清余款后调试。兴硕公司在供货合同尾部供方处加盖公司印章，需方处加盖的印章为“深圳市中饰南方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眉山华星名仕奥迪城市展厅（二次装修工程）项目专用章（此章不得用于签署合同、付款、结算等用途）”，黄某在需方委托代理人处签字。2015年6月6日，曾某1代表被上诉人中饰公司与兴硕公司签订《建筑工程安装合同—外墙装饰》，约定：第一条工程名称：奥迪4s店。施工范围：A、展厅门厅骨架、铝板等（含感应门）；B、展厅外墙穿孔铝板及收口；C、雨棚铝板及骨架等；D、提升门7个。第二条：本工程合同价为（人民币）：1,350,000元。该份合同的外装报价清单表上载明，分节提升门2樘。曾某1于2015年8月12日至2018年2月14日，共向兴硕公司付款1,354,000元。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在于：上诉人兴硕公司与被上诉人中饰公司之间是否存在本案买卖合同关系，即黄某是否有权代表中饰公司签订涉案供货合同。对此本院认为：一、兴硕公司称，黄某是兴硕公司与中饰公司签订的安装合同项下中饰公司方的现场负责人，故其对于黄某的职务身份在签订供货合同之前就已经了解。本院认为，即便黄某是中饰公司认可的该公司安装合同项下的现场负责人，但是黄某并非安装合同的签约代表，其也没有与兴硕公司签订涉案供货合同的授权。因此，黄某曾参与中饰公司奥迪4S店安装项目，并不能表明其有权代表中饰公司对外签订合同。此外，兴硕公司在二审中陈述，供货合同签订当天合同上仅有黄某的签字，故其要求黄某在需方处加盖中饰公司的印章。由此表明，兴硕公司在签订供货合同时，对于黄某的签约代表人身份并不完全认可。兴硕公司又称由于其疏忽，没有仔细审查供货合同需方处加盖的项目章的用途。故此，本院认为，兴硕公司在供货合同的签订过程中并未尽到审慎的注意义务。二、供货合同约定的工程名称、地点与中饰公司认可的安装合同相同，但是中饰公司仅认可曾某1有权代表其签订安装合同。即便曾某1认可黄某的身份，也不能以此认定黄某有权代表中饰公司签订供货合同。此外，兴硕公司二审中提供的其法定代表人沈日荣与曾某1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曾某1对供货合同明确表示不知情也不认可，故中饰公司对黄某签订涉案供货合同的行为没有进行过追认。三、兴硕公司一审中提供的其公司员工石某分别与曾某1、黄某之间的短信或微信聊天记录，均无法证明黄某有权代表中饰公司与兴硕公司签订涉案供货合同。同时本院注意到，在石某与黄某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中，黄某从未提到过曾某1，由此更进一步印证安装合同与供货合同之间不具有关联性。因此，中饰公司履行安装合同，包括曾某1向兴硕公司支付安装合同项下的货款，均与涉案供货合同无关。综合上述理由，本院认为，兴硕公司提供的证据均不能证明黄某有权代表中饰公司签订供货合同，现也无证据证明中饰公司已实际履行了供货合同项下义务，故本院认为，兴硕公司与中饰公司之间不存在本案买卖合同关系。兴硕公司要求中饰公司支付供货合同项下货款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816元，由上诉人上海兴硕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清审判员  桂佳审判员  王峥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张庆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