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114民初6077号原告：江苏通济线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10127439395618，住所地在扬州市江都区仙女镇周墅村工业园区。法定代表人：贺世荣，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某。被告：张亚联，住南京市雨花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明，江苏华昕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江苏通济线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济公司）与被告张亚联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2月2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顾正麟独任审理，于2021年2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通济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某，被告张亚联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通济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本案被告张亚联立即归还原告通济公司委托销售期间截留的出厂价货款1411488.16元；2.依法判令本案被告张亚联支付原告通济公司自2015年4月15日起至给付之日止，以1411488.16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的利息；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张亚联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通济公司租用南京市秦淮区洪武路135号香港城购物中心16的门面作为销售、批发公司生产的电线电缆产品。因原告通济公司法定代表人忙于在扬州进行生产及销售，故将南京香港城的门店委托被告张亚联进行销售、批发。原告通济公司考虑到被告张亚联的经济状况，就同意被告张亚联不垫资以出厂价取得原告通济公司的货物，送到香港城营业点，由被告张亚联签收后，让其在出厂价基础上加价10%-15%左右进行市场批发、销售，待被告张亚联收到购货单位货款后，立即同原告通济公司以出产价进行返款结账，销售货物的利润归被告张亚联所有，原告通济公司承担送货到香港城营业点的运费及租用香港城营业点的房租、水电费、固定电话费用。被告张亚联自行推销货物，特殊大客户同原告通济公司商量供货事宜。原、被告之间形成了事实上的委托销售合同关系，被告张亚联不垫资销售货物、自行联系客户、自行收取全部销售款，持续十余年，使得被告张亚联有预谋的占有原告通济公司货款，故以“客户货款难收”，将原告通济公司部分货款截留作为个人家庭资金使用。至今无法收回的货款金额高达1411488.16元。原告通济公司多次找被告了解100多万元厂家货款收不回的拖欠款单位及款项去向，被告张亚联总是以商业秘密为由拒绝透露。原告通济公司后终止了与被告张亚联的委托合同关系，被告张亚联私自将仓库内未销售的20多万元电缆占为己有，并在隔壁铺位开店经营电缆销售。后经原告通济公司审计，被告张亚联共计截留占有原告通济公司货款1411488.16元。为维护原告通济公司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被告张亚联辩称，第一，原告通济公司的诉请已过诉讼时效，即使诉讼时效未届满，原、被告之间也不存在委托关系，原告通济公司在诉状中称双方订有口头协议约定委托关系没有事实依据委托合同应当是受托人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事务，并在完成委托事项后按照约定领取报酬。根据原告通济公司陈述，双方之间没有具体的委托事项，也没有约定完成委托事项的报酬，其所为每年发放的3万元与被告张亚联委托销售货物情况不挂钩，且不受原告通济公司约束，故并不存在所谓委托关系。第二，原、被告实际系雇佣关系，被告张亚联经人介绍，受雇于原告通济公司，起初担任营业员，月工资600元、销售提成5%、餐补、手机费，后被原告通济公司指派前往香港城门店担任营业员，双方系雇佣关系，除劳动报酬外，双方并不存在任何结算关系。第三，原告通济公司陈述多处不实，原告通济公司诉状中称双方的结算规则为，被告以批发价收取货物后根据原告通济公司对外加价10%-15%对外销售后，再与原告通济公司计算，利润归被告张亚联所有。但在另一案件中，原告通济公司法定代表人贺世荣称双方结算规则系以批发价进行结算后，被告张亚联进行销售，但在该案庭审过程中，原告通济公司法定代表人贺世荣承认双方并没有结算过。原告通济公司主张被告张亚联截留货款1411488.16元，但事实上双方从未进行结算，原告通济公司亦未提出异议，双方之间不存在任何结算事宜，原告通济公司无法证明货款数额。原告通济公司在诉状中称其私自收取南京卓普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普公司）货款88288元，该款项已由原告通济公司收取。综上，请求驳回原告通济公司全部诉讼请求。原告通济公司为支持其诉讼请求，提供以下证据：1.房屋租赁协议及租房合同，证明原、被告发生事实上委托管辖的地点系南京市秦淮区洪武路135号香港城购物中心16号+6号，租房时间从2004年7月至2015年4月15日；2.房租、水电费、电话费票据，证明原告通济公司承担全部的房租水电以及话费；3.被告张亚联出具的收条两张，证明原告通济公司给被告张亚联发放一次性专职销售品牌奖金，并非工资；4.专项审计报告及明细，证明2004年8月至2015年4月，原告通济公司将批发价货物1411488.16元委托被告张亚联销售，被告张亚联非法占有货款；5.手机短信截图，证明委托合同关系中止后，原告通济公司多次向被告张亚联催要货款；6.原告通济公司及分公司员工工资表，证明被告张亚联并非原告通济公司员工；7.不予立案通知书，证明公安以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为由，认为不符合职务侵占、挪用资金犯罪构成要件，故并未立案受理，导致诉讼时效中断；8.刑事裁定书，证明原告通济公司法定代表人贺世荣提起对被告张亚联的刑事自诉案件，因被告张亚联提出管辖异议，故撤回刑事自诉，引起诉讼时效中断的事实；9.贺世荣和卓普公司录音光盘和催款函，证明原、被告双方委托销售合同关系终止后，被告张亚联将委托合同终止前推销尚未收回的货款88288元占为己有，原告通济公司法定代表人贺世荣和卓普公司法定代表人甘新发通话当中予以证明，通话内容：“被告张亚联说她个人买断了原告通济公司的电线电缆，故2015年下半年，甘新发将88288元欠款付给了被告郑亚联”；10.被告张亚联收取货款的申请单及对账单，证明被告张亚联在委托合同期间违法收取占有原告通济公司货款近百万元，拒不结账归还；11.手机短信，证明原告通济公司向被告张亚联老公徐建催收货款；12.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法院传票、裁定书，证明诉讼时效中断的事实。被告张亚联质证认为：1.对房屋租赁协议及租房合同真实性认可，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原、被告双方存在委托合同关系；2.房租、水电、电话费，真实性无法确认，无论该费用是否由原告通济公司支付，均不能证明双方之间的委托关系；3.被告张亚联出具的收条，真实性认可，关联性有异议，收条已经载明系工资，不能达到原告通济公司的证明目的；4.专项审计报告，三性不予认可，该审计报告仅有审计意见，对于该意见如何形成以及依据什么内容得出的结论，均未记载。对于明细三性不予认可，该汇总表系由原告通济公司单方制作，且仅仅是往来，不能达到原告通济公司的证明目的；5手机短信截图，关联性不予认可，原告通济公司法定代表人贺世荣以挪用资金的名义主张案涉款项，并非系委托合同，不能达到中断诉讼时效的目的；6原告通济公司及分公司工资表，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被告张亚联系原告通济公司安排在南京门店的业务员，不存在员工工资表上，南京分公司2014年才设立，且被告张亚联不在工资表上不能证明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该表系原告通济公司单方制作；7.对于不予立案通知书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不予立案通知书说明被告张亚联不存在犯罪事实，并没有对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进行认定；8.刑事裁定书，真实性认可，关联性有异议，贺世荣对被告张亚联提出的刑事自诉和委托合同无关，不能达到中断诉讼时效的目的；9.录音光盘及催款函，三性不予认可，被告张亚联有证据证明卓普公司的货款已经支付给原告通济公司；10.对于被告张亚联的收货申请单及对账单，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申请单是原告通济公司在运营当中常见的商业回扣，与所谓被告张亚联承担税金没有任何的关系，原告通济公司表示税金由被告张亚联承担，也不进行结算返还，但还款申请单中明确表示“款项已取”，这是在公司运营当中业务员向公司申请的商业回扣；11.手机短信，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案外人徐建是被告张亚联配偶，与本案无关；12.法院传票、裁定书，真实性认可，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达到原告通济公司目的。被告张亚联为支持其抗辩提供以下证据证明：1.民事起诉状，证明原告通济公司法定代表人贺世荣于2017年就本案事实，以买卖合同为由向法院提出诉讼，事实冲突，逻辑矛盾；2.原告通济公司法定代表人贺世荣手书被告张亚联2004、2006年的工资构成，包括最早的600元/月的工资标准，销售款的提成比例，以及手机费等补助；3、收款收据6张，证明双方之间系劳动关系，该收款收据中均有原告通济公司的章，该章上已经明确表明被告张亚联系新街口门市部业务员，缴款单位均为第三方客户，开票人吴某系原告通济公司员工；4.对账、收款收据3张，证明原告通济公司在诉状中陈述被告张亚联私自收取卓普公司80000余元款项的截留事实不能成立；5开庭笔录第9页，证明原告通济公司法定代表人贺世荣在买卖合同案件中表示双方并未结算。原告通济公司质证认为：1.民事诉状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两个案件都是同一事实；2.2004、2006年的工资明细是我手写的，但不是给被告的；3.对收款收据6张真实性认可，是原告通济公司开具的；4.对账、收款收据3张不予认可，并未收到相关款项；5.开庭笔录真实性认可，但现在已经记不清楚了。本院对上述证据作如下认定：对原告通济公司提供的证据1、2、5、7、8、12三性予以认可；对证据3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工资单中明确注明系工资，原告通济公司予以否认，本院不予采信；对证据4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该审计报告、明细系原告通济公司单方审计及制作，本院不予采信；对证据6不予认可，该份证据系原告通济公司单方制作，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对证据9真实性不予认可，录音中人员的身份无法核实，对催款函的真实性认可，但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原告通济公司未收到款项并不能证明相关款项由被告张亚联收取，结合被告张亚联提供的证据4显示，被告张亚联已经将卓普公司相关款项支付给原告通济公司；对证据10真实性、关联性认可，但对其证明目的不予采信，该组证据无法证明被告张亚联非法占有了原告通济公司财产；对证据11不予采信，该短信中的当事人为被告张亚联配偶，并非被告张亚联本人。对被告张亚联提供的证据1三性予以认可；证据2系被告张亚联出具，内容反映了工资的组成，且原告通济公司法定代表人表示系其手书，本院对该份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将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对证据3,真实性认可；对证据4真实性认可，虽原告通济公司表示未收到款项，但相应的收据系其出具；对证据5三性认可。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04年8月至2015年4月期间，原告通济公司租用洪武路135号（负二层）南京香港城购物中心地面的经营场地用于经营线材、线缆、销售及批发的经营活动。原告通济公司负担了相应房租、水电等费用，被告张亚联在该场地销售相关的线材、线缆，原告通济公司同时负担了被告张亚联及其配偶的话费。2010年2月12日，被告张亚联出具收条载明收到2009年度贺总全年工资30000元；2011年2月1日，被告张亚联出具收条载明收到贺老板2010年工资款30000元。被告张亚联在销售相关线材、线缆工程中，根据其销售的数量向原告通济公司申请客户返款。2015年11月3日，原告通济公司法定代表人贺世荣向扬州市江都区公安局提出控告被告张亚联挪用资金，后经公安局审查认为原告通济公司法定代表人贺世荣控告事实不符合职务侵占、挪用资金犯罪要件，故扬州市江都区公安局于2017年6月1日作出《不予立案通知书》决定不予立案。2017年7月21日，原告通济公司法定代表人贺世荣向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后经审查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法院无管辖权，原告通济公司法定代表人贺世荣遂撤回自诉。2017年8月21日，原告通济公司法定代表人贺世荣以买卖合同为由，向本院起诉被告张亚联，后原告通济公司法定代表人贺世荣撤回了对被告张亚联的起诉。2018年7月27日，原告通济公司法定代表人贺世荣以委托合同纠纷为由，向本院起诉被告张亚联，后经传票传唤，原告法定代表人贺世荣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作出（2018）苏0114民初3702号民事裁定书，载明案件按照撤诉处理。本案争议焦点：1.诉讼时效是否已经届满；2.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委托合同关系；3.被告张亚联是否应当返还案涉相应款项及具体数额。对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权利人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报案或者控告，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从其报案或者控告之日起中断。上述机关决定不立案、撤销案件、不起诉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立案、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之日起从新计算。原、被告双方均认可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发生于2004-2015年期间，原告通济公司法定代表人贺世荣于2015年11月3日向公安机关提出控告，公安机关于2017年6月1日决定不予立案。因此，诉讼时效从2017年6月1日起重新计算三年。在此诉讼时效期间，原告通济公司法定代表人贺世荣于2017年8月21日、2018年7月27日分别以买卖合同纠纷、委托合同纠纷为由起诉被告张亚联。权利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依法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果。虽然上述诉讼中当事人系原告通济公司法定代表人贺世荣，案由也并不一致，但其依据的事实系同一事实，故诉讼时效发生中断的效果，应当自2018年7月27日后重新计算三年。原告通济公司于2020年12月28日重新起诉被告张亚联，诉讼时效并未届满。对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委托合同是指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委托人可以特别委托受托人一项或者数项事务，也可以概括委托受托人处理一切事物，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人事务，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要求，报告委托事务的处理情况，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本案中，原告通济公司主张被告张亚联不垫资以出厂价取得原告通济公司的货物，其在出厂价基础上加价10%-15%左右进行市场批发、销售，待被告张亚联收到购货单位货款后，立即同原告通济公司以出产价进行返款结账，销售货物的利润归被告张亚联所有，被告张亚联自行推销货物，特殊大客户同原告通济公司商量供货事宜。该模式实质上并不符合委托合同的特征，第一，原、被告之间并无相关委托协议或者委托合同，双方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委托事项，被告张亚联自行销售货物，并未按照原告通济公司的指示处理相关事务。第二，双方之间并未对完成委托事项后的报酬进行约定，原告通济公司提供的收条中显示其支付给被告张亚联的款项系2009年、2010年的工资，被告张亚联提供的由原告通济公司法定代表人贺世荣手书的工资明细亦能反映其2004年、2006年在被告通济公司处销售货物所获工资的组成。同时，原告通济公司提供的客户返款申请单显示，被告张亚联完成销售行为后，向原告通济公司申请销售返点。原告通济公司在诉状中称被告张亚联销售货物的利润归其所有，但事实上若被告张亚联已经取得了相应销售货物的利润，原告通济公司应当无需再支付其工资及返点。上述体现工资及返点的行为均反映被告张亚联收取的相关费用系其履行职务所获的工资，而并非履行委托合同所获的报酬，被告张亚联申请返点的行为亦反映出其系原告通济公司的销售员工，而并非受托人。第三，委托合同项下，委托人应当预付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受托人为处理委托事项会垫付必要费用，委托人应当偿还该费用及利息。本案中，法律关系发生的地点系洪武路135号（负二层）南京香港城购物中心，该场地系由原告通济公司租赁，租金、水电费均系原告通济公司支付，同时原告通济公司承担了被告张亚联及其配偶的电话费，且被告张亚联收取货物并不需要提前垫付资金。该行为模式与一般的委托合同项下的行为模式并不一致。被告张亚联从事相关销售业务无需支付任何费用，无任何成本，包括场地租金、水电费、话费等，且收取货物亦无任何成本或押金，相反，原告通济公司一直支付被告张亚联相应的工资、返点，该行为模式更趋向于被告张亚联系原告通济公司在洪武路135号（负二层）南京香港城购物中心销售人员，而并非委托合同项下的受托人。第四，原、被告之间的关系长达十年之久，若存在事实上的委托合同关系，应当对委托事项及相关情况进行过结算，但原告通济公司当庭陈述双方之间并未进行过任何结算，该行为与正常的委托合同关系下的交易模式不符。综上所述，原、被告之间的行为模式不符合委托合同的特征，原、被告之间无明确委托协议，亦不存在事实上的委托合同关系，被告张亚联应当系原告通济公司派驻在南京香港城购物中心的销售人员,双方之间并无委托合同关系,双方之间的行为模式更趋向于劳动关系或者雇佣关系。对于第三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原告通济公司提供其单方审计的报告及明细证明被告张亚联欠付的款项金额为1411488.16元。该审计报告系原告通济公司单方审计，且审计所依据的原始凭证亦未得到双方确认，故本院对该份审计报告及明细不予认可。该份审计报告中仅能反映原告通济公司销售的货款及回款数额，无法证明欠款数额已由被告张亚联收取。原告通济公司作为销售货物一方，被告张亚联仅为其销售人员，其货款应当向具体的买受人主张，而并非向被告张亚联主张。原告通济公司提供的对账单均由具体的买手人出具,表明欠付原告通济公司相应的货款，原告通济公司应当向其主张货款。原告通济公司主张其中一笔买受人为卓普公司、金额为88288元的货款由被告张亚联收取，并提供相应的对账单及录音为证。但根据被告张亚联提供的收款收据及对账单显示，原告通济公司已经在对账单中载明此单已付，并在对账单下方盖章表示原件已收回公司，并有相关人员的签名，且被告张亚联提供的收款收据中亦反映出原告通济公司已经收取了卓普公司的款项。根据原、被告双方提供的证据显示，被告张亚联销售货物后，买受人支付货款方式转账支票、对公转账及现金方式支付，转账支票及对公转账方式中的收款人为原告通济公司，现有证据亦无法证明被告张亚联代收了现金货款。因此，原告通济公司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相关未付货款已由被告张亚联代收，故其主张被告张亚联返1411488.16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若原告通济公司认为被告张亚联在担任其销售人员时侵占了公司财产，可以另寻救济途径。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江苏通济线缆有限公司全部诉讼请求。本案本诉受理费17503元，减半收取8752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3752元，由原告江苏通济线缆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顾正麟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一日见习书记员  刘家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