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06民初55401号原告：汤宏梅，女，1979年11月3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江苏省东台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丽，上海瑞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昱科环球存储科技咨询(上海)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静安区。法定代表人：STEVENWALTONCRAIG，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菁菁，上海市允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姚若辰，上海市允正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汤宏梅与被告昱科环球存储科技咨询(上海)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2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汤宏梅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确认原告与被告在2004年9月1日至2016年7月31日期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事实和理由：1、被告主张2004年9月1日至2016年7月29日原告被亚旗技术服务(天津)有限公司派遣至被告处用工，与事实不符。首先，根据企业内档信息显示，亚旗技术服务(天津)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9月28日，于2018年1月29日变更为亚旗咨询(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旗公司”)。在2004年9月1日至2008年9月28日即亚旗公司成立以前，原告不可能与亚旗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其次，被告主张原告自2004年9月1日起被亚旗公司派遣至被告处工作，但是自始至终未提供其与亚旗公司之间签订的派遣协议。再次，原告从未与亚旗公司签订过正式的劳动合同，从2004年9月1日至2016年7月31日，亚旗公司也从未为原告缴纳过社保。最后，从原告的工资银行流水记录来看，并未显示对方账号是亚旗公司的公司账号。特别是2015年3月至2016年8月很清楚地显示对方账户名为“王亮”“丁祥”、“陈梁”“徐警华”等私人账号；2、原告与被告于2016年8月21日签订劳动合同的第1条第2款的约定，系无效条款。首先，该条款让原告自认从2004年9月1日起被亚旗技术服务(天津)有限公司雇佣，明显与事实不符。其次，该条款约定对于原告与亚旗公司之间的关系，被告不承担任何责任，要求原告不得针对被告提出任何权利主张或者要求。该条款的目的违法，明显是被告单方面排除自身法定义务和限定原告正当权利的条款，应为无效条款；3、被告提供的辞职信、应聘人员登记表、聘书等虽然为原告本人签名，但是是被告事先准备好让原告签署的，并非原告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首先，这三份文件都是被告事先准备好提供给原告的，签署的日期也是同一天，即2016年7月29日，但是根据辞职信的内容显示2016年7月29日为原告在亚旗公司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原告不可能在最后一个工作日同时向被告提交应聘人员登记表、辞职信，并且被告人事经理签发聘书的日期也是2016年7月29日，这明显不合常理，是被告事先准备好给原告的，而不是原告主动提交给被告的。其次，这三份文件的目的与随后签订的劳动合同的第1条第2款的目的是一致的，即让原告自认从2004年9月1日起在亚旗公司工作，从2016年7月29日从亚旗公司辞职，从而与被告之间形成明显的切割，进一步掩盖其长期违反中国劳动法的有关规定非法用工的事实，是典型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行为。最后，从辞职信的具体内容来看，并未显示原告在亚旗公司的具体入职时间，只显示在公司的最后工作日为2016年7月29日，更没有亚旗公司出具的“离职证明”予以佐证，明显是一份虚假的辞职信。被告昱科环球存储科技咨询(上海)有限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服从仲裁裁决。2004年至2016年7月31日期间，因被告需要硬盘测试的服务，当时由亚旗公司及其关联公司向被告提供硬盘测试服务，亚旗公司委派了原告及其他员工到被告处提供服务，2016年7月左右，被告考虑到原告在被告处服务多年，被告认可原告的工作能力，故打算直接与原告建立劳动关系，2016年8月1日，原、被告签订劳动合同，为了避免将来可能出现的争议，劳动合同中明确约定被告出于以下两个目的确认2004年9月1日至2016年7月31日期间原告的服务年限，第一是计算公司福利、第二是计算离职经济补偿金，同时2016年8月1日，原告在入职前向被告提交了应聘人员登记表以及2016年7月29日原告向亚旗公司提交的辞职信，应聘人员登记表中原告确认2004年9月至2016年7月原告的工作单位是亚旗。2016年8月1日之前被告与亚旗集团有服务合同，根据被告查到的资料，大约在2004年至2009年期间与被告建立服务合同的是亚旗服务社，2009年至2016年期间与被告建立服务合同的是天津亚旗公司。2019年10月28日，原告因犯妨害公务罪被判处拘役五个月，刑满释放后，被告于2020年2月26日以原告严重违反公司政策及劳动合同法第39条第6项规定为由解除劳动合同。从法律上说，原告的诉请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基于被告以上陈述，2016年8月1日之前原、被告不存在劳动关系，原告本人也多次书面确认其在2016年8月1日之前的劳动关系是与亚旗公司建立的，被告作为服务接受方没有义务查询原告与亚旗公司的劳动关系情况。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对于当事人没有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2016年7月29日，原告填写了《应聘人员登记表》，登记表工作履历显示，2004年9月至2016年7月期间与原告建立劳动关系的雇佣单位为亚旗；2016年7月29日原告向亚旗技术服务(天津)有限公司提交了《辞职信》，确认最后工作日为2016年7月29日；2016年7月29日，被告向原告发送聘用函，聘用函中被告要求原告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且原告需从亚旗技术服务(天津)有限公司辞职；原、被告签订了期限自2016年8月1日至2019年7月31日的《劳动合同》，该劳动合同约定：公司应就下述目的承认雇员自2004年9月1日起被亚旗技术服务(天津)有限公司亚旗(“亚旗”)雇佣且在公司服务的年限(1)确定雇员是否具有享有公司政策和福利计划项下福利的资格；及(2)计算离职经济补偿金(如适用)及中国法律法规项下的其他法定福利；除上述例外情况之外，对于雇员针对其前雇主(如有)享有任何主张或权利，公司概不承担责任，并且雇员不得因其与前雇主之间的关系而针对公司提出任何权利主张或要求；双方确认并同意，本合同系雇员与公司之间的首个固定期限合同；2019年10月28日，原告因犯妨害公务罪，被判处拘役五个月；2020年2月26日，被告以原告严重违反公司政策及劳动合同法第39条第6项为由，向原告发出《劳动关系解除通知》。2020年9月14日，原告向上海市静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确认原告与被告在2004年9月1日至2016年7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上海市静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20年11月12日依法作出静劳人仲(2020)办字第2134号裁决书，裁决对原告请求不予支持。原告不服仲裁委的裁决结果，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起诉讼。审理中，为证明自2004年就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原告申请原同事王强作为证人出庭作证，证人王强向法庭陈述，原告是第三方公司招聘的临时工，当时证人负责招录临时工。证人2010年离职，离职后听前同事说，以前第三方公司的临时工都变成被告的正式员工了，证人很吃惊……。上述事实，由原告提供的《离职证明》、《劳动合同》、亚旗咨询(天津)有限公司企业信用报告、原告工资卡明细、上海市养老保险个人权益记录单等证据予以佐证，被告提供的原告填写的《应聘人员登记表》、原告签字的《辞职信》、《聘用函》、《劳动关系解除通知》、亚旗咨询(天津)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亚旗计算机应用服务社的新增供应商评估表、亚旗技术服务(天津)有限公司的新增供应商评估表及与被告结算的invoice、发票等证据予以佐证。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原、被告签订的《劳动合同》中已经载明，被告确认原告自2004年9月1日起至2016年7月31日期间在公司服务的年限是为了让原告享有公司政策和福利计划项下福利的资格及计算离职经济补偿金，该约定被告已经排除在该期间与原告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且，劳动合同签订后，原告亦未就该约定提出过异议，同时，原告填写的《应聘人员登记表》中亦确认在2004年9月至2016年7月期间与原告建立劳动关系的雇佣单位为亚旗公司，现原告要求确认2004年9月1日至2016年7月31日期间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的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解决劳动争议，应当根据合法、公正、及时处理的原则，依法维护劳动争议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汤宏梅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元，由原告汤宏梅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陈秀兰二〇二一年三月一日书记员  俞晓岚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八条解决劳动争议，应当根据合法、公正、及时处理的原则，依法维护劳动争议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