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14民终5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蕉岭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蕉岭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39Q。法定代表人：高传玉，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誉，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正阳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555。法定代表人：杨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斌，四川忠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章兵，男，汉族，1965年8月8日出生，住址：四川省大英县×××××××××社**。身份证号码：510×××××××********。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卢洪成，男，汉族，1989年11月6日出生。身份证号码：500×××××××********。委托诉讼代理人：丘坚，广东永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丹妮，广东永庆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东蕉岭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蕉建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四川正阳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阳公司）、刘章兵、卢洪成建筑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梅州市梅江区人民法院(2020)粤1402民初12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蕉建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誉、被上诉人正阳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斌、被上诉人刘章兵、被上诉人卢洪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丘坚到庭参加诉讼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蕉建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广东省梅州市梅江区人民法院(2020)粤1402民初1249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被上诉人刘章兵与正阳公司对本案工程款以及利息承担给付责任；2.一、二审案件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导致判决正阳公司无需承担责任错误。1.原审判决认定刘章兵并非正阳公司员工，其系以个人名义将涉案工程分包给卢洪成，属认定事实不清。首先，上诉人蕉建公司提交了证据“授权委托书”中清晰载明：正阳公司授权刘章兵(项目负责人)为其公司合法代理人，该代理人有权代表本公司办理在梅江天韵一期、二期项目合同承包范围内所有工作事宜，所产生的一切经济、法律责任均由我司(正阳公司)承担，贵司(蕉建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该证据充分证明了刘章兵是正阳公司的项目负责人，刘章兵签字认可的法律后果应由正阳公司来承担。其次，正阳公司还收取过蕉建公司支付的工程款(上诉人新提交二审证据：转账凭证)，如果正阳公司与本案工程无关，为何会收取工程款?因此，原审判决认定正阳公司与本案无关，对本案欠款不用承担责任，认定事实不清，导致判决错误。2.本案中卢洪成提交的证据“洽谈纪要”的内容全部提及的是正阳公司，且明显载明洽谈单位的甲方单位为正阳公司、甲方经办人为刘章兵、肖明俊，最后落款刘章兵签字。正阳公司给刘章兵出具的“授权委托书”的日期为2018年8月18日，该份“洽谈纪要”的日期为2019年5月15日，“授权委托书”的日期在“洽谈纪要”之前，显然刘章兵签字的法律后果是归于正阳公司的，而原审判决认定该份证据与正阳公司无关，明显是认定证据错误，导致判决错误。二、原审判决蕉建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没有法律依据。1.涉案合同是由被上诉人刘章兵与卢洪成签订，而刘章兵是被上诉人正阳公司的项目负责人；2.蕉建公司已将涉案工程合法分包给了正阳公司，并签订了分包合同，至于被上诉人刘章兵后续再如何转包，与蕉建公司无关；3.《2011年全国法院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28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受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时，不能随意扩大《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26条第2款的适用范围，要严格控制实际施工人向与其没有合同关系的转包人、违法分包人、总承包人、发包人提起的民事诉讼，且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从该纪要规定来看，发包人与转包人、违法分包人、总承包人是并列关系，不是包含关系。发包人不包含转包人、违法分包人、总承包人等。且与实际施工人没有合同关系的转包人、违法分包人、总承包人对实际施工人不应该承担责任。另广东省人民高级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疑难问题的解答》第25条规定：“对于工程项目多次分包或转包的，实际施工人起诉合同相对方、发包人支付工程款的，为查明发包人欠付工程款的数额，应追加总承包人作为第三人。其余违法分包人、转包人如未参与实际施工，不影响案件事实查明的，可以不追加为案件诉讼主体。”由此可见，总承包人只是为了查明案件事实而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总承包人不是责任主体。最高人民法院在(2015)最高法民申字第1504号、(2016)最高法民申3339号案件中均认为，要求与实际施工人无合同关系的转包人、分包人、总承包人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从以上规定及案例来看，本案蕉建公司作为与实际施工人没有合同关系的总承包人，对实际施工人不应该承担责任。4.“洽谈纪要”上蕉建公司的盖章清楚载明“对外承诺借贷结算证明及签订合同无效”，这一点被上诉人卢洪成、刘章兵都是清楚知晓的，所以该份“洽谈纪要”中描述的蕉建公司代为付款不是一种对外承诺或担保的意思表示，而是表明蕉建公司可以从正阳公司的剩余工程款中去代为付款，是代偿的意思表示，正阳公司可以委托蕉建公司付款，蕉建公司从其应付工程款中扣除，蕉建公司一审提交了证据三“付款委托书”可以证明。退一步讲，该份“洽谈纪要”如认定为担保关系成立，那么担保合同也是蕉建公司为正阳公司作担保的意思表示，原审判决不认可正阳公司系担保法律关系的一方，说明三方之间的担保法律关系并没有成立，那么被担保人正阳公司都不用承担责任，为何让担保人蕉建公司承担责任?5.蕉建公司给卢洪成的付款也是正阳公司委托指示支付的，而原审判决认定为是一种追认行为，认定蕉建公司因此需承担连带责任，没有法律依据。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导致判决错误。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导致判决错误，恳请二审法院判如所请。正阳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上诉的理由不成立。首先，卢洪成与刘章兵签署的劳务分包合同是在正阳公司与上诉人签订施工合同之后，当时正阳公司并未参与上诉人的工程施工建设；2.双方虽然签署了施工合同，但自始至终，正阳公司未参与合同履行，也未收取上诉人任何工程款项；3.正阳公司对刘章兵的授权不具有法律效力，该授权委托书未加盖正阳公司的公章，在一审中刘章兵本人也陈述，授权委托书上加盖的是项目部的资料章，而且该章的刻制也未有正阳公司的同意和认可；4.有关本案的重要证据洽谈纪要，正阳公司也未参与。由于刘章兵、肖明俊并非正阳公司的员工，也未取得正阳公司的授权，其签名对正阳公司不具有法律约束力。5.上诉人所承包的工程绝大多数施工系与原劳务分包人广源分包公司，后由于上诉人与广源劳务公司发生纠纷，广源劳务公司退出工程施工和结算，但其聘用的施工队伍，包括刘章兵等全部留任，也系得到上诉人的同意。故实际项目施工系由上诉人与刘章兵对合同的履行，而正阳公司并未参与，且上诉人向法庭提交的银行流水证据，该证据在一审中，上诉人并未提供，已过举证期限，正阳公司对该银行印回单的审查，该支付并非与本案有关的工程款，而是上诉人要求正阳公司配合其进行结算，开具发票而支付的税费。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卢洪成辩称，一、上诉人辩称其与卢洪成没有合同关系，但是在洽谈纪要中，刘章兵与卢洪成和上诉人均对工程款进行了结算确认，并对各方的权利义务进行约定，形成了一个新的法律关系。虽上诉人盖的是项目部资料章，但是作为公司项目部经理的雷田辉在洽谈纪要中签字，且上诉人在签订洽谈纪要后亦向卢洪成支付了部分工程款，故雷田辉与卢洪成、刘章兵签订的洽谈纪要实际是代表上诉人的职务行为，且上诉人通过后续的付款行为亦对洽谈纪要予以确认。因此，上诉人受洽谈纪要的约束，对工程款承担连带责任。二、上诉人与正阳公司不构成担保关系，上诉人属于附条件的债务加入，即正阳公司不按约定向我方支付工程款时，上诉人即自愿加入到涉案债权债务关系中，同意代为向我方支付工程款。上诉人签订洽谈纪要的行为构成债务加入，应对涉案工程款承担清偿责任。三、对于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提到的正阳公司的责任问题由法庭予以认定。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刘章兵辩称，上诉人二审中提交的银行流水是支付给正阳公司开票的税费，上诉人的所有工程款并没有支付给正阳公司，都是通过其或直接支付给工人。卢洪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原告与被告刘章兵于2017年11月19日签订的《脚手架工程施工分包合同》无效；2.判决被告刘章兵向原告支付剩余工程款268000元及利息（以工程款268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2019年5月15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暂计至2020年5月11日共11722.77元）；3.判决被告正阳公司、蕉建公司对上述工程款及利息承担连带责任；4.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蕉建公司是一家经营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贰级、建筑劳务外包等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被告四川正阳公司是经营建筑劳务分包、室内外装饰装修工程等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2017年11月19日，原告与刘章兵签订《脚手架工程施工分包合同》一份，约定由原告承包梅州市梅江区××梅江天韵外墙落地脚手架的安装、立杆、接杆、分段钢丝绳卸荷等的搭设全过程；施工期间的加固维修；拆除后的材料整理、场内运输、退场；防护棚的搭拆；安全网等工完料尽场地清的所有工作。工期为12个月，并对工程单价、工作内容等进行了约定。2019年5月15日，正阳公司作为甲方、原告为乙方、蕉建公司为丙方就奥园梅江天韵刘章兵承包范围外架拆除及尾款支付事宜形成洽谈纪要一份，洽谈内容为：本次就正阳公司（以下简称甲方）承包的奥园梅江天韵项目20#、21#、1#、2#楼及相应地下室、商铺外脚手架工程与乙方卢洪成班组（外架班组）工程尾款支付及2#楼外脚手架拆除进行洽谈，经蕉建公司梅州项目部进行协调，三方达成如下一致约定：一、甲方刘章兵与乙方卢洪成班组进行对数、核算，甲方剩余715000元外架工程款未支付给乙方；二、经丙方协调针对该工程款尾款支付约定如下：1.乙方即日起开始拆除2#楼外脚手架，甲方于2019年5月底支付100000元给乙方，所有外架拆除完成后三日内，甲方在此支付150000元（丙方通过民工工资专户发放）至乙方，乙方确保外架工人及外架材料按甲丙方要求时间内退场；2.剩余工程尾款465000元，在甲方与丙方办理完结算后三个月内分批次支付完毕（2019年7月支付150000元、2019年8月支付150000元，余下工程款在2019年9月付清）；三、其他约定：1.2#楼外架拆除过程中，外架班组必须服从现场安排，根据甲丙双方节点要求于2019年5月16日开始拆除外架，2019年6月10日所有外架拆除完毕，期间乙方安排足够人手进行外架拆除，保证满足现场进度，且保证外架材料即拆即清；2.如正阳公司不按约定支付工程款给乙方，则由蕉建公司代付，所产生费用从正阳公司剩余工程款中扣除。甲方参与人员签字栏有“肖明裕”“刘章兵”签名、乙方参与人员签字栏有“卢洪成”签名、丙方参与人员签字栏有“雷田辉”“张浩”于2019年5月21日签名并加盖蕉建公司梅州梅江天韵二标段项目部资料章。2019年5月31日，被告刘章兵出具一份《授权委托书》给蕉建公司，载明：刘章兵是奥园梅州梅江天韵一期20#21#及对应地下室、奥园梅州梅江天韵二期1#2#及对应地下室工程的实际劳务承包人，现其委托蕉建公司代其向劳务外架班组长卢洪成支付奥园梅州梅江天韵一期20#21#及对应地下室、奥园梅州梅江天韵二期1#2#及对应地下室工程的劳务款项及工人工资至劳务班班组长手中。刘章兵对蕉建公司代为支付劳务款项及工人工资的行为予以认可，蕉建公司代为支付上述款项后，即视为已向刘章兵支付了奥园梅州梅江天韵一期20#21#及对应地下室、奥园梅州梅江天韵二期1#2#及对应地下室工程的工程款615000元等相关内容。蕉建公司分别于2019年6月3日转账100000元、2019年7月10日转账150000元、2019年8月1日转账100000元、2019年8月22日转账50000元、2019年9月29日转账47000元，合计共转账447000元给原告，上述转账摘要为“其他款项”“代发工资”“代发其他款项”。在此之前被告刘章兵、蕉建公司均有支付款项给原告。一审另查明，2018年，蕉建公司与正阳公司签订《奥园梅江天韵一期（20#、21#楼）主体工程（铁砼泥）合同》约定蕉建公司将奥园梅江天韵一期（20#、21#楼）主体工程（铁砼泥）劳务作业发包给正阳公司，并约定了相关权利义务内容。该合同乙方盖章处由正阳公司盖章，授权委托人处有刘章兵签名。2019年6月10日刘章兵出具《付款委托书》给蕉建公司，载明奥园梅江天韵项目20#、21#、1#、2#楼及相应地下室、商铺的劳务分包工程截止2019年5月2日，本工程的实际产值为20260047.66元，蕉建公司已支付本工程全部款项19247713.9元，支付比例高达95%，因仍需部分资金支付工人工资，鉴于此向蕉建公司申请借款，并签订《借款协议》约定向蕉建公司借款200万元支付工人工资，现委托蕉建公司代向劳务班组长、材料供应商及工人支付本工程的劳务款项、材料款及工人工资至劳务班组组长、材料供应商及工人手中。对蕉建公司代为支付劳务款项、材料款及工人工资的行为予以认可，蕉建公司代为支付上述款项后，即视为蕉建公司已根据借款协议向其司支付了借款1426272.22元等内容。刘章兵在该付款委托书上签名、捺印，并加盖了正阳公司奥园梅江天韵项目资料专用章骑缝章。因工程尾款未付清，原告遂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提出上述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刘章兵不具备劳务分包资质，其将涉案工程脚手架工程分包给原告，而原告亦不具备脚手架作业分包资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建筑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无效：（一）承包人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或超越资质等级的；……”的规定，原告与被告刘章兵签订的施工分包合同应属无效。现原告主张其与刘章兵签订的《脚手架工程施工分包合同》无效，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对原告请求被告刘章兵支付工程款268000元的问题。根据刘章兵出具给蕉建公司的授权委托书内容显示，刘章兵确认其为涉案工程实际承包人，一审庭审中刘章兵亦确认其系以个人名义将涉案工程分包给原告的。虽然原告与刘章兵签订的分包合同无效，但一审庭审中原、被告及蕉建公司均确认涉案原告施工的工程已竣工验收合格并交付使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的规定，现原告要求被告刘章兵支付工程款，符合法律规定。原告主张被告刘章兵尚欠其工程款268000元，提供了有双方签名的洽谈纪要为据，该洽谈纪要有双方签名确认，予以采纳。根据洽谈纪要内容载明，截止至2019年5月15日止刘章兵还欠卢洪成工程款715000元未支付，而签订洽谈纪要后，蕉建公司代刘章兵向原告支付了工程款447000元，现原告要求被告刘章兵支付剩余工程款268000元，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根据双方签订的洽谈纪要约定，刘章兵应在2019年9月付清剩余工程款给原告，现刘章兵仍有268000元工程款未支付，已构成违约。因双方未对违约责任进行约定，现原告主张以实欠款项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违约金，但鉴于中国人民银行于2019年8月20日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且《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纪要》中明确提出要求，至2019年8月20日之后人民法院裁判贷款利息的基本标准应该为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因此，对原告主张的违约金标准予以调整，应以实欠款项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因此，被告刘章兵应支付从2019年10月1日起以实欠款项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付清款项之日止的违约金给原告。对于原告主张被告正阳公司、蕉建公司对上述欠款及违约金承担连带责任问题。首先，对原告主张被告正阳公司承担连带责任问题。虽然正阳公司与蕉建公司就涉案工程签订了劳务作业承包合同，但根据蕉建公司陈述，上述承包合同签订时间为2018年8月20日。而本案中原告与刘章兵签订的脚手架作业分包合同时间为2017年11月19日，原告亦在签订合同后即进场施工。刘章兵亦表示其并非正阳公司的员工，其系以个人名义将涉案工程分包给原告的。综上，原告主张正阳公司对上述欠款承担连带责任，依据不足，不予采纳。其次，对于原告要求被告蕉建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根据原告提供的洽谈纪要内容载明，如甲方未按约定支付工程款给乙方，则由蕉建公司代付，产生费用从剩余工程款项中扣除，蕉建公司的员工雷田辉在该洽谈纪要中签名，并加盖了蕉建公司梅州梅江天韵二标段项目部资料章。根据蕉建公司提交的《关于梅州项目部资料章使用范围的说明及项目经理的授权委托书》显示雷田辉为蕉建公司梅州项目部的项目经理，虽然该委托书中载明项目经理未经公司另行、专项、书面授权签署应当由总承包人签署的文件（包含但不限于委托收付款文书、工程结算书等）的行为无效，但蕉建公司在签订该洽谈纪要后亦按刘章兵的授权向原告支付了部分工程款，蕉建公司的付款行为应视为对上述行为追认。综上，现原告要求蕉建公司对上述工程款本息承担连带责任，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于2020年11月10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项、第二条的规定，判决：一、原告卢洪成与被告刘章兵于2017年11月19日签订的《脚手架工程施工分包合同》无效；二、被告刘章兵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工程款268000元给原告卢洪成；三、被告刘章兵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从2019年10月1日起以实欠款项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付清款项之日止的违约金给原告卢洪成；四、被告广东蕉岭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二、三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五、驳回原告卢洪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495.84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刘章兵负担（此款由被告迳行支付给原告）。二审中，被上诉人刘章兵、卢洪成均未提交新证据。上诉人蕉建公司提交一份平安银行的业务回单（收（付）款通知）共计6页，拟证明蕉建公司在2018年9月30日向正阳公司转账支付了六笔款项，合计351159.23元工程款，正阳公司参与到涉案工程项目的实际施工。经出示质证，正阳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对其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该证据最大的一笔268070.25元加上其他合计支付，按照上诉人的陈述是35万元，而正阳公司为上诉人代开发票合计超过三千万元以上，涉及税费近60万元。到目前为止，上诉人还欠正阳劳务公司代开发票的税费20余万元未支付。而上诉人无论是在一审中，或是在二审中均不能提供其支付正阳公司约定的劳务费用，却一口咬定由正阳公司实际施工，显然与事实不符，也不能证明其要证明的目的。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卢洪成认为该份证据的流水的双方是正阳公司与蕉建公司，其不清楚，相关的证据由法庭审查认定。刘章兵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蕉建公司向正阳公司所支付的仅有这一次，是蕉建公司要求正阳公司开发票时支付的开票税费，与工人工资无关。被上诉人正阳公司庭后亦向法院提交33张发票复印件及1张统计表，拟证明其公司分别于2018年9月26日、2018年9月28日、2018年12月1日和2019年1月6日为蕉建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共计33张，代缴税费246186.5元，蕉建公司向正阳公司转账支付款项是其开具发票的税费。上诉人蕉建公司、被上诉人刘章兵、卢洪成均表示对被上诉人正阳公司庭后提交的发票无需质证，由法院审查认定。另二审庭审中蕉建公司与刘章兵均明确表示双方未对涉案工程款进行结算。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综合二审诉辩各方的意见，本案争议焦点是正阳公司、蕉建公司应否对刘章兵拖欠卢洪成的268000元工程款及违约金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关于正阳公司应否对涉案工程款及违约金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问题。首先，正阳公司与蕉建公司就涉案工程签订的劳务作业承包合同是在刘章兵将涉案脚手架作业工程以个人名义分包给卢洪成之后，即涉案脚手架作业分包合同对正阳公司不具有约束力；其次，卢洪成提供的洽谈纪要和刘章兵提交的授权委托书均未加盖正阳公司公章，而所加盖的正阳公司项目部资料章是刘章兵私自刻制的，正阳公司对此亦予以否认，说明签订洽谈纪要属于刘章兵的个人行为，其法律后果应由刘章兵个人承担；再次，正阳公司虽与蕉建公司签订了劳务作业承保合同，但涉案劳务工程的所有事务均系刘章兵与蕉建公司对接，工程款也由蕉建公司直接支付给刘章兵或根据刘章兵的指示支付给工人班组，正阳公司并未实际参与该劳务作业承保合同的履行。可见，刘章兵并未获得正阳公司的授权，其以正阳公司名义签订的洽谈纪要对正阳公司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因此，卢洪成诉请正阳公司对涉案工程款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依据不足。一审判决驳回卢洪成该诉请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上诉人蕉建集团上诉主张刘章兵是正阳公司涉案工程项目负责人，正阳公司应对涉案的工程款及违约金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依据不足，依法不予支持。关于蕉建公司应否对涉案工程款及违约金承担连带责任问题。本案中，卢洪成提供的洽谈纪要虽仅加盖载明“对外承诺借贷结算证明及签订合同无效”的蕉建公司梅州梅江天韵二标段项目部资料章，但雷田辉作为蕉建公司涉案工程的项目经理在该洽谈纪要上签名确认，且蕉建公司亦按该洽谈纪要的内容和刘章兵的授权向卢洪成支付了部分工程款，据此足以证明蕉建公司认可该洽谈纪要。鉴于蕉建公司与刘章兵二审中均明确表示双方未进行工程款结算，故蕉建公司应按照该洽谈纪要的内容在尚欠剩余工程款范围内承担刘章兵拖欠涉案卢洪成工程款的责任。一审判决蕉建公司对刘章兵拖欠卢洪成的268000元工程款及违约金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不当，依法应予纠正。综上，上诉人蕉建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梅州市梅江区人民法院(2020)粤1402民初1249号民事判决第一、二、三项及诉讼费负担部分；二、撤销广东省梅州市梅江区人民法院(2020)粤1402民初1249号民事判决第四、五项；三、上诉人广东蕉岭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对广东省梅州市梅江区人民法院(2020)粤1402民初1249号民事判决第二、三项的债务在尚欠被上诉人刘章兵的剩余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被上诉人卢洪成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案件受理费5495.84元，由上诉人广东蕉岭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叶自辉审 判 员 罗锡芳审 判 员 黄伟玲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苏建东书 记 员 吴依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