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鲁03民终10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房相荣，女，1959年6月27日出生，汉族，现住淄博市临淄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姜建奎，山东高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孙玉春，男，1959年3月17日出生，汉族，现住淄博市临淄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某3，男，1982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现住淄博市临淄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孟某，女，1983年2月18日出生，汉族，现住淄博市临淄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某1，女，2007年4月18日出生，汉族，现住淄博市临淄区。 法定代理人：孙某3（系孙某1之父），男，1982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现住淄博市临淄区。 法定代理人：孟某，女（系孙某1之母），1983年2月18日出生，汉族，现住淄博市临淄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某2，女，2017年9月8日出生，汉族，现住淄博市临淄区。 法定代理人：孙某3（系孙某2之父），男，1982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现住淄博市临淄区。 法定代理人：孟某，女（系孙某2之母），1983年2月18日出生，汉族，现住淄博市临淄区。 五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信凯,山东大地人(临淄)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房相荣因与上诉人孙玉春、孙某3、孟某、孙某1、孙某2共有纠纷一案，不服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法院（2019）鲁0305民初43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房相荣上诉请求：一、撤销(2019)鲁0305民初4305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为，房相荣享有对其与被上诉人孙玉春、孙某3、孟某共有的位于淄博市临淄区康悦城8号楼1单元1503室、分得的家电电视机两台、洗衣机两台、冰箱两台、车位一个，以上财产的25%份额；享有与被上诉人孙玉春、孙某3、孟某共有的位于淄博市临淄区%的份额(不服原判决部分价值约6.5万元)。二、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一、原审法院认定孙某1、孙某2系涉案财产共有人，并占有1503室六分之一的份额，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是认定事实错误。1、根据《房屋拆迁安置分配方案》，旧房拆迁补偿的权利人为宅基地登记的使用权人、配偶及儿子和儿媳(包含未成年子女安置补偿方案)，但不包括孙子女。2、孙某1、孙某2系孙玉春、房相荣的孙女，不是拆迁安置分配方案中规定的权益人，不享有拆迁安置分配房产的权利。涉案房产的取得与孙某1、孙某2无关，两人不是分配房产的共有人，无权参与涉案房产的分配。原审法院将村委安置给四位成年家庭成员的保障住房淄博市临淄区康悦城8号楼1单元1503室及家电电视机两台、洗衣机两台、冰箱两台、车位一个等财产为孙某1、孙某2各分配六分之一的份额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3、该1503号房产及家电电视机两台、洗衣机两台、冰箱两台、车位一个为房相荣、孙玉春、孙某3、孟某四人共有，每人享有25%的份额。二、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房相荣享有淄博市临淄区十八之一的份额(即孙玉春、孙某3、孟某、孙某1、孙某2享有十八分之十七份额)依据的证据系非法证据。1、原审法院认定的村委出具的证据，没有制作人的签字。在形式上不符合证据规则的要求。2、临淄区稷下街道村民委员会在本案审理期间先后三次为被上诉人出具了八份对被上诉人有利的证据。基本上是庭审需要什么，就能开什么内容的证据，证据之间的内容严重不一致。特别是在涉及旧宅基地房产作价计算的关键证据中，为被上诉人出具了两份内容不一致的证据：2019年12月9日村委证明旧宅基上的“西房2间，东房2间，南方2间、大门一处建于1993年”，2020年6月30日证明中改为“孙玉春与刘淑娟(已故)1984年4月在规划宅基地面积中新建北屋5间，西屋2间，东屋2间，大门一处。”两份证据中关于建房时间差了十年，但并没有阻止原审法院对村委证据的采信。3、村委的证明内容远超过村委的职能。八份证明，有上诉人、被上诉人的身体健康情况，有拆迁分配房屋的经过、有旧宅基地的建设时间、装修、甚至涉及到孙某1、孙某2从现在到年满十八的生活费、教育费，还有上大学的教育费等内容。村委的证明无论从形式上、还是内容上看，都不符合法律规定，缺少严谨性。原审法院对证据的严重缺陷和矛盾视而不见，以此依据得出旧宅基地上的房产、附属物等价值作出判决，损害了上诉人的利益。三、涉案的1504室房产系旧宅基地房产、附属物作价购买。房相荣个人出资占1504室房款总额32.4%的份额。1、根据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记载，1991年在上诉人与孙玉春登记结婚之前，被上诉人的婚前住宅情况为，用地面积268.09平方米，建筑占地为177.9平方米，即只盖了北屋。2、根据2016年房屋评估明细表记载，棚户区改造时家庭住宅，北屋建筑面积116.33平方米，评估价84386元，东房大门面积29.36平方米，评估价19319元，南房二间，一间35.29平方米，评估价20779元，另一间52.09平方米，评估价3356元，西房29.6平方米，评估价17582元。即房相荣与孙玉春婚后夫妻共同增建的房产评估价为91226元。3、根据附属物评估明细表一份，评估价值为3482元。装修评估明细表一份评估价值为13818元。该部分系房相荣与孙玉春婚后夫妻共同财产。4、根据房屋拆迁安置分配方案第二条规定，拆迁村集体补助8万元及按时拆迁的奖励4万元，以上12万元中的6万为房相荣与孙玉春的夫妻共同财产。上诉人与三成年被上诉人的房屋、附属物、装修等评估作价共计192912元，加上拆迁补助8万元及按时拆迁的奖励4万元，花费其中26万元共同购置了一套安置房，系临淄区康悦城8号楼1单元1504室一套。余款5万多元，由孙某3领取花费。故，房相荣在旧村拆迁的旧房产中，占有财产评估价值为84263元，占到1504室房产购房出资总金额的32.4%，应该享有1504室32.4%的份额。 孙玉春、孙某3、孟某、孙某1、孙某2共同辩称:一、拆迁后孙某3分得临淄区康悦城8号楼1单元1503室、1054室以及两台电视机、两台洗衣机、两台冰箱以及一个车位与房相荣无关。1、根据《旧村改造拆迁安置实施方案》第5.2条规定，孙某3个人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符合本条规定享受拆迁后分房及奖励政策，并且孙某3签署了拆迁补偿及房屋安置协议，按照本村村委相关规定在公证处见证下参与选房，享有拆迁后分得财产的所有权；而且第5.11条规定，超过60岁老人不再参与分房安置，享受一套老年公寓永久居住权。《旧村改造拆迁安置实施方案》已经过村集体经济组织合法程序表决通过，对全体村民有约束力。即拆迁分得所有财产与房相荣没有关系。2、村委会于2019年12月9日、2020年6月20日出具证明，证明孙玉春与刘淑娟(已故)1984年4月获得本村规划位于米宅基地一处，于1996年之前(孙玉春与房相荣结婚之前)在该宅基地上自建北房5间、西房2间、东房2间、南房2间。2020年6月30日村委会出具证明中“1984年4月”是村委会规划宅基地的时间，而非为自建房屋的时间，该证明与2019年12月9日出具证明的内容是一致的。房相荣提供的证据2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也可以相互印证，这两个证明不是矛盾的，因为如果房屋是自建于1984年，那该使用证书上应该有全部的房屋，但该使用证书上只有北房5间，没有其他的房屋。即村委会出具的两份证据之间不存在矛盾。二、房相荣一审时提供房屋评估明细表、附属物评估明细表、装饰评估明细表不能证明享有拆迁房屋所有权。房屋评估机构是由村委会委托的，评估机构应向委托人出具评估报告，不会向个人出具。而且评估机构出具评估报告具有严格的格式要求，评估报告应由评估机构加盖公章结论性意见，两名评估人员签字和评估资格证书，但房相荣提供三份证明不具有上述条件。即房相荣提供上述证据真实性存疑。该三份证据记载内容也是不完整的，只是记载房屋、附属物及装饰物评估明细表，没有记载产权人和具体位置，更不能区分婚前与婚后财产及评估价值，更不能证明与上诉人有关联性。房相荣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涉案拆迁房屋是婚后建设的。村民村委会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管理本村及村民的一切事务，掌握本村及村民的事情，即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具有很高的证明力。根据民事证据高度盖然性举证责任，可以证实涉案拆迁之前房屋与房相荣没有关联。三、拆迁后分得的位于临淄区康悦城8号楼1单元1503、1504室，车位一个，两台电视机、两台洗衣机、两台冰箱应归答辩人所有，房相荣不应享有任何份额。综上，房相荣的上诉请求没有法律、事实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上诉请求。 孙玉春、孙某3、孟某、孙某1、孙某2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2019)鲁0305民初4305号民事判决,将该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房相荣享有淄博市临淄区康悦城8号楼1单元1503室家电电视机两台、洗衣机两台、冰箱两台、车位一个的六分之一份额归上诉人孙玉春、孙某3、孟某、孙某1、孙某2享有;被上诉人房相荣享有淄博市临淄区的十八分之一份额归上诉人孙玉春、孙某3、孟某、孙某1、孙某2享有”。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一审判决书的第五页第十三行查明“至2019年4月10日前原、被告已经因其所在村居进行旧村拆迁改造而共同取得案涉财产淄博市临淄区康悦城8号楼1单元1503室、淄博市临淄区及车位一个、家电电视两台、洗衣机两台、冰箱两台”的事实是错误的。事实情况为上诉人孙玉春与被上诉人房相荣在登记结婚之前与前妻刘淑娟(已故)于1993年已经在临淄区稷下街道办事处10号宅基地上建设了北门五间、东屋两间西屋两间、南屋两间以及大门一处,该宅基地上的房屋在拆迁之前应属于上诉人孙玉春、孙某3等五人所有,与被上诉人房相荣无关。拆迁获得的房屋、置换后房屋、拆迁补偿、奖励等均应归上诉人孙玉春、孙某3等五人所有。2、一审判决书的第十一页第二段本院认为中“财产所有权是,本案中,原告与被告孙玉春婚姻关系存续时间较长,原、被告6人户口登记在同**,该户拥有一处宅基地,存在共同使用该宅基地上房屋居住共同生活关系,且6人在淄博市临淄区稷下街道办事处共同生活期间因其所在村居进行旧村拆迁改造而共同获得。原、被告获得的上述财产是共有关系，故安置协议的签订并不妨碍家庭成员共有人之间的家庭共有”认定推论逻辑混乱,推导出的结论错误。首先,上述已充分证实,拆迁前的位于临淄区稷下街道办事处10号的宅基地上的拆迁房屋系上诉人孙玉春、孙某3等五人所有。根据物权法的相关规定,取得物权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原始取得,二是继受取得,无论哪种取得物权的方式,都没有规定因为居住时间较长且村居拆迁而使得拆迁前属于他人的个人财产而直接转化为共有财产,一审法院这样认定拆迁后的财产属于共有财产,显然是违反了物权法定主义的原则,即而用判决书的方式向第三人创设了新的物权。因此,这样判决书的认定违反了《物权法》的基本原则,也违反了当事人意思自愿的原则,更是侵犯了原物权所有人的合法权益。其次,一审法院认定共有关系为家庭之间的共有关系更是无稽之谈,家庭共有是共同共有的特殊形式,系指家庭成员在家庭共同生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创造、共同所得的财产,而本案中拆迁之前的宅基地上的房屋是与被上诉人无关的,也就不是家庭成员共同创造、所有的财产,不符合家庭共有财产的认定标准。最后,一审法院认为从法律依据到本案事实的适用再到得出结论的整个推导过程没有逻辑性,每个过程没有关联性,即结论的得出也是不充分的。3、自1996年5月28日至2019年6月18日,被上诉人房相荣与上诉人孙玉春长期生活于,两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未生育子女,未新建、扩建房屋。按照拆迁安置的相关规定,被上诉人不属于用房屋产权置换新房屋的安置户,而是享受一套老年公寓的居住权。目前,被上诉人房相荣也是一直居住在的老年公寓,因此,被上诉人房相荣不属于拆迁安置的主体。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特请求二审法院判如所请。 房相荣辩称：一、五上诉人认为旧村改造前的宅基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等为五人所有，与被上诉人无关，该观点没有事实依据，违反法律规定。1、五上诉人认为，原宅基上所有的房屋均系孙玉春与房相荣婚前建成，即主张的是原宅基地上的所有房屋系孙玉春个人婚前财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意见》第7条的规定，五上诉人对该主张应该承担举证的责任。五上诉人在一审中向法庭提供的相关证据是五上诉人所在的临淄区稷下街道村民委员会于2020年6月30日出具的证明，内容为“孙玉春与刘淑娟(已故)1984年4月在规划宅基地面积中新建北屋5间，西屋2间，东屋2间，大门一处。”该份证据，从形式上看没有制作人的签字，不符合证据规则的要求。从内容上看，与村委在2019年12月9日为他们出具的另一份证明，另一份证明内容为，旧宅基上的西房2间，东房2间，南方2间、大门一处建于1993年。两份证据的内容相互矛盾，建房时间相差了十年之久。另，在本案一审诉讼中，五上诉人先后三次向法庭提交了八份村委证据。基本上是庭审需要什么，就能开什么内容的证据，证据之间的内容严重不一致。这八份证明除了明显对五上诉人有利外，八份证明的内容，从上诉人、被上诉人的身体健康情况，到拆迁分配房屋的经过、到旧宅基地的建设时间、装修、甚至预算到孙某1、孙某2从现在到年满十八的生活费、教育费，还有上大学的教育费多少等内容。村委的证明内容远超过村委的职能。村委的证据不具有证明作用。除此之外，五上诉人没有提供任何能证明是孙玉春婚前个人财产的证据。应该认为是夫妻共同财产。且房相荣在一审中提供的孙玉春婚前只建成北屋的宅基地使用权证，提供了双方旧房改造成时另建成西房2间，东房2间，南方2间、大门一处的证据。更有利于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2、房相荣作为宅基地使用权人，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房相荣与孙玉春于1996年5月28日结婚后，户口即迁至旧宅基地上落户，成为家庭成员之一。根据《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的规定，房相荣是旧宅基地的合法使用权人。且根据《房屋拆迁安置分配方案》，旧房拆迁补偿的权利人为宅基地登记的使用权人、配偶及儿子和儿媳(包含未成年子女安置补偿方案)，但不包括孙子女。五上诉人中的孙某1、孙某2并不享有安置补偿权益。故，家庭成员在旧房改造中的拆迁权益仅为孙玉春、房相荣、孙某3、孟某四人。相应分配取得的财产权益应该由四人进行分配。二、临淄区康悦城8号楼1单元1503室，面积90平方米，是无偿的提供的保障房，按户分配，户内的电视、冰箱、洗衣机各两台，也均是无偿分配取得，应该由安置补偿权人取得，故应由孙玉春、房相荣、孙某3、孟庆萍四人平均分配。临淄区康悦城8号楼1单元1504室安置房一套，面积130平方米是以26万元购置取得。购置款的形成由所有房屋、装修、附属物估值作价共计192912元，该款项中除了北屋价值84386元与房相荣无关外，其余108526元系房相荣与孙玉春的夫妻共同财产价值，各占54263元。拆迁补助8万元(每人2万)及按时拆迁的奖励4万元，房相荣享有补助、奖励3万元。花费其中的26万元共同购置。余款5万多元，由被告孙某3领取。房相荣一共为购置1504房支付个人财产价值84263元，占房价的32.4%。应享有该评估价32.4%的份额。综上，五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房屋、装修等系孙玉春婚前个人所有，更没有理由将拆迁、奖励占为已有，应按以上份额进行分配、分割。 房相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位于淄博市临淄区产及车位一个、现金52912元、家电电视两台、洗衣机两台、冰箱两台，原告要求按份额享有所有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孙玉春系淄博市临淄区稷下街道办事处村民，1984年4月孙玉春和刘淑娟（已故）夫妇申请并被规划给10号宅基地一处，二人即在该宅基地上盖房屋居住并育有一子被告孙某3。被告孙玉春前妻刘淑娟去世后，被告孙玉春与原告房相荣于1996年5月28日登记结婚，后原告将户口迁至被告孙玉春所在的淄博市临淄区稷下街道办事处，双方未生育子女。2019年4月10日原告房相荣起诉被告孙玉春要求离婚并称要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淄博市临淄区康悦城**楼****、临淄区康悦城8号楼1单元1504室中的1503室归原告房相荣所有、1504室归被告孙玉春所有。2019年6月18日本院作出（2019）鲁0305民初2024号民事调解书，双方离婚，但该调解书中对原告诉称的夫妻共同财产未予以处理。2019年8月7日原告起诉，要求分割家庭财产：位于淄博市临淄区产及车位一个、现金52912元、家电电视两台、洗衣机两台、冰箱两台，原告要求按份额享有所有权。 另查明，被告孙某3、孟某于2006年4月12日登记结婚，2007年4月8日生育大女儿被告孙某1、2017年9月8日生育小女儿孙某2，在淄博市临淄区共同生活。原、被告6人户口登记在同**。因原、被告所在村居进行旧村拆迁改造，2018年11月27日被告孙某3与淄博市临淄区稷下街道村民委员会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及楼房安置协议，后原、被告共获得房屋、附属物、装修等评估作价192912元，拆迁补助80000元及按时拆迁奖励40000元，共计312912元，利用其中260000元共同购置了淄博市临淄区安置房一套。至2019年4月10日原告房相荣起诉被告孙玉春要求离婚并称要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淄博市临淄区康悦城8号楼1单元1503室、临淄区康悦城8号楼1单元1504室前原、被告已经因其所在村居进行旧村拆迁改造而共同取得案涉财产淄博市临淄区康悦城8号楼1单元1503室、淄博市临淄区及车位一个、家电电视两台、洗衣机两台、冰箱两台。庭审中，原告称，原告与被告孙玉春登记结婚后将户口迁至被告所在的临淄区稷下街道办事处，与三成年被告户口登记在同**；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原告与三成年被告共同拥有位于淄博市临淄区的宅基地，该宅基地上房屋经淄博三和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在2016年棚户区改造时进行的房屋评估和测量，被告孙玉春名下房产有：北房、东房大门、南房二间、西房，建筑面积共计262.93平方米，评估价值为：175612元，其中被告孙玉春婚前个人财产有：北房，建筑面积116.33平方米，评估价84386元。该部分财产在孙玉春前妻去世后，由孙玉春及儿子被告孙某3共同所有。原告与被告孙玉春婚后增加建设的房产有：东房大门，面积29.36平方米，评估价19319元；南房二间，一间35.29平方米，评估价20779元，另一间52.09平方米，评估价3356元；西房，面积29.6平方米，评估价17582元。上述房产中属于被告孙玉春及孙某3的财产评估价为：84386元，属于孙玉春与原告房相荣共同部分的房产评估价为：91226元；附属物评估该部分财产为被告孙玉春与原告房相荣婚后共同添置的共同财产，评估价值为3482元；装修评估该部分财产为被告孙玉春与原告房相荣的共同财产，评估价值为13818元。综上，原告及三成年被告财产评估价值共计192912元，其中被告孙玉春与儿子孙某3财产评估价值为84386元；原告与被告孙玉春共同财产评估价值为108526元；根据房屋拆迁安置分配方案第二条之规定，原告及三成年被告可享受以下分配福利：1、原告及三成年被告可享受安置房、保障房各一套；2、安置房按照成本价购置，与原有房屋补偿款抵交（多退少补）；3、村集体补助八万元及签订拆迁协议及房屋拆迁奖励四万元；4、免费享受保障房一套。且分配方案中第八条对于未成年在分配方案上与成年人不同，对未成年人分配拆迁权益仅保障宅基地户主的未成年子女，不包括孙子女，本案两未成年被告不享有村委会的拆迁权益。根据明白纸第六条之规定，原告及三成年被告可享受以下分配福利：1、宅基地可调换一套安置房130平方，免费分配一套保障房90平方，安置房同各户现有宅基地房屋评估价值抵交（多退少补），同时村集体给予安置房补助八万元；2、对在期限内签订安置补偿协议和按期进行房屋拆迁的给予奖励四万元（从安置房款中抵交）。根据上述规定，原告及三成年被告共同按规定完成拆迁，获得淄博市临淄区康悦城8号楼1单元1503室90平方保障房一套，拆迁补助80000元及按时拆迁的奖励40000元。原告及三成年被告共获得房屋、附属物、装修等评估作价192912元，拆迁补助80000元及按时拆迁奖励40000元，共计312912元，用其中260000元共同购置了淄博市临淄区安置房一套、车位两个，获得淄博市临淄区康悦城8号楼1单元1503室保障房一套、储藏室两个，余款52912元，由被告孙玉春领取保管。上述房产交付后，村集体奖励电视机二台、冰箱二台、洗衣机二台家电，价值约40000元，以上财产为家庭共有财产。原告现在有心脑疾病，特别是脑瘤疾病，现在急需手术，在分配财产时应当适当照顾。对于（2019）鲁0305民初2024号民事调解书，调解的内容只有一项双方离婚，但原告并没有放弃财产的分割内容，其在离婚案件中经离婚案件法官的调解，建议原被告先就离婚达成调解，该调解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且涉及的夫妻共同财产在离婚后两年内提出分割请求也不违反法律规定。对此，被告孙玉春、孙某3、孟某、孙某1、孙某2均有异议，辩称，家庭户口本上是原、被告六人，但涉案两套房产是根据村委会对于安置房、保障房及老年公寓的安置方案，由于被告孙某3满足祖籍本村户口在本村并长期居住享受村民待遇的男性村民的条件，基于这一条件在村居改造拆迁过程中取得的福利；1503号保障房及车位的取得系被告孙某3个人具备所在村居集体经济成员资格符合祖籍本村，户口在本村，并长期居住在本村，享受村民待遇的男性公民，基于这一条件在村居改造拆迁过程中取得的福利，因此该房产的取得主要是基于被告孙某3的个人身份而不是家庭成员在共同生活中共同劳动或者共同接受赠与取得，涉案房屋系被告所在村居分给被告孙某3的，与原告没有关系。在抽签分配房屋时，公证处的工作人员作现场公证，案涉房屋由被告孙某3现场抽签取得并签订合同。1504号安置房的取得是基于被告孙某3系具备所在村居集体经济成员资格，享受可以以成本价购买房产的权利从而购买取得，仍然是基于被告孙某3的个人身份取得，而不是家庭成员在共同生活中因共同劳动或共同接受赠与而取得。家电的取得也是被告孙某3取得房产后所在村居给予被告孙某3的附属福利，因此原告所诉要求分割的房产及其他财产均不是家庭共同财产，也与原告无关；车位只有一个，是祖籍在本村的发放的福利。在分配房产时，原告没有年满60周岁，依然享有分配财产的权利，孙某3作为宅基地户上的成员之一，签署的拆迁补偿协议仅仅是宅基地所有成员的代表，拆迁补偿房的实际权利应为所有成年家庭成员。（2019）鲁0305民初2024号离婚纠纷案件中原告也对财产提出了分割请求，提出对淄博市临淄区康悦城8号楼1单元1503室安置房一套归原告所有、临淄区康悦城8号楼1单元1504室保障房一套归被告孙玉春所有的诉讼请求，经临淄区人民法院调解结案，（2019）鲁0305民初2024号调解书内容是原告与被告孙玉春同意离婚，该调解书系对全案的调解，调解的内容仅为原告与被告孙玉春离婚，证明原告在该离婚案中已放弃财产分割的诉讼请求，其无权就案涉房产提起本案诉讼。离婚案件中原告提出离婚以及财产分割的诉讼请求，在案件调解结束前，原告并没有撤回对财产分割该项诉讼请求的起诉，调解书是对全案起诉的调解，根据调解书的内容，原告已经放弃了该项诉讼请求，否则被告孙玉春也不会同意调解书的内容，现调解书已经生效，且涉及身份关系，无法进行恢复，只能认定原告放弃了其该项诉讼请求。原告与被告孙玉春因具备有宅基地、户口在村内并在村内长期居住且年满60周岁等条件，被安置在老年公寓，其对老年公寓有永久居住权直至去世，事实上原告现也居住在老年公寓内。不是原告享有宅基地的使用权就一定享有免费享受保障房及成本价购买安置房的权利，安置房及保障房的取得是综合考虑宅基地**口、年龄、性别等因素。案涉宅基地系被告孙玉春与其前妻刘淑娟共同申请，所在村居给规划的。宅基地上的建筑物北屋5间、西屋2间、东屋2间、大门一处，系孙玉春与刘淑娟共同建造的。2011年5月被告孙某3投资扩建南屋一处。即拆迁之前涉案宅基地上的建筑物及附属物均与原告房相荣没有关系。因此，地面建筑的评估价值也与原告没有任何关系。集体补助的八万元也是在补助在安置房上，享有购买安置房的权利人便同时享有该项福利待遇，而四万元的获得是基于被告孙某3与村居签订了拆迁协议并拆除房屋的行为而获得，原告及除孙某3以外的其他被告均不是签订安置协议的主体，因此不能以此获得该四万元。以成本价购买安置房是被告孙某3享有的福利待遇，用评估价款及相应款项抵交购房款是村委为了方便制定的合同条款，被告孙某3无法更改。被告孙某3领取的余款，具体的数额记不清了，大约五万元，已经用于家庭的共同生活以及被告孙某3的医疗费等，现在已经全部没有；被告孙某3患有恶性肿瘤，目前正在接受治疗，已经花费了巨额医疗费，因身体原因现无劳动能力和收入来源，但其与妻子还育有两个未成年女儿，大女儿现13周岁，小女儿不到3周岁，被告孟某因抚养两个女儿，也无工作，无收入，将两个未成年女儿抚养至18岁需要花费的费用将近60余万元，年满18周岁后还要支付高额的教育费用和生活费用，被告家庭极其困难。分得家电：电视两台、洗衣机两台、冰箱两台属实，但记不清什么牌子，是村委按照分房安置协议分配给保障房与安置房的附属福利，即村委会分配给孙某3个人的，与原告没有任何关系，原告无权要求分割。应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再查明，房屋拆迁安置分配方案中规定，安置房按照成本价购置，与原有房屋补偿款抵交（多退少补）；村集体补助八万元及签订拆迁协议及房屋拆迁奖励四万元；免费享受保障房一套等。2019年12月9日淄博市临淄区稷下街道村民委员会出具证明一份，载明拆迁之前村民孙玉春宅基地上建有北屋5间，建造于1988年；西屋2间、东屋2间、南屋2间、大门一处，建造于1993年。2020年6月30日淄博市临淄区稷下街道村民委员会出具证明一份，载明根据孙玉春和刘淑娟（现已故）夫妇申请村民委员会于1984年4月在本村村北给其规划10号宅基地一处，二人在该宅基地上建北屋5间，西屋2间、东屋2间、大门一处；2011年5月其子孙某3在该宅基地上投资扩建南屋一处。2020年7月13日淄博市临淄区稷下街道村民委员会出具证明一份，载明被告孙某3、孟某于2006年4月12日登记结婚，2007年4月8日生育大女儿被告孙某1，抚养至18周岁需要支出160386元，2017年9月8日生育小女儿孙某2，抚养至18周岁需要支出427696元，两个女儿18周岁后仍需要支付高额的教育费用和生活费用。2020年7月14日淄博市临淄区稷下街道村民委员会出具证明一份，载明被告孙玉春身患糖尿病、冠心病，因病卧家无法干活，一直无工作单位；被告孙某3身患胃癌，已做过手术，现在又住院治疗，一直无工作单位；被告孟某在家照××大的13岁，小的4岁），照顾重症病人，一直无工作单位。 一审法院认为，财产所有权是指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因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宅基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相抵触，不得有侵犯村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本案中，原告与被告孙玉春婚姻关系存续时间较长，原、被告6人户口登记在同**，该户拥有一处宅基地，存在共同使用该宅基地在该宅基地上房屋居住共同生活关系，且6人在淄博市临淄区稷下街道共同生活期间因其所在村居进行旧村拆迁改造而共同获得淄博市临淄区康悦城8号楼1单元1503室、淄博市临淄区、车位一个及家电电视机两台、洗衣机两台、冰箱两台，原、被告获得的上述财产是共有关系。安置协议虽系被告孙某3与村委会签订的，但被告孙某3系仅仅形式上签订协议，其实质是代表整体家庭成员，故安置协议的签订并不妨碍家庭成员共有人之间的家庭共有，依法原告有权对共有财产要求分割。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及其他相关法律规定，结合本案案涉宅基地的来源、案涉房屋等财产取得时原、被告6人户口登记在同**（农村村民**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原告与被告孙玉春婚姻关系存续时间较长且取得案涉财产时系在夫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旧村改造拆迁安置实施方案中相关合法内容、原、被告6人居住现状、年龄结构、经济条件、身体状况、生活状态及未成年子女、儿童需要抚养和健康成长等一并予以综合考量，综合案件情况，酌情以原告享有共有财产分得家电电视机两台、洗衣机两台、冰箱两台及淄博市临淄区康悦城8号楼1单元1503室、车位一个以上财产的六分之一份额，以原告享有共有财产淄博市临淄区的十八分之一份额为宜。原告称案涉1503室90平的保障房系原告与三成年被告共同所有，原告要求占25%的份额；1504室130平的安置房系购买所得，根据购买的资金组成，26万元中原告占84263元，占份额的32.4%，原告要求占该房产32.4%的份额；其余车位、家电等为福利性分配财产，原告要求占25%的份额，均证据不足，不予支持。原告称共有财产车位有两个，但原告未能提供充足的证据证明车位有两个，且被告不予认可车位两个仅仅认可车位只有一个，负有举证责任的原告承担不利后果，不予支持。对原告要求分割共有财产现金52912元的诉讼请求，原告未能提供充足的证据证明该现金至今仍存在，且被告不予认可该现金至今仍存在，辩称已经用于家庭共同生活以及被告孙某3的医疗费等现在已经全部没有了；因现金具有易于用于家庭生活、消费等花费的特点，被告辩称具有一定合理性，且原告主张分割的现金52912元自得到时至今已时间较长，故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证据不足，本案中不予支持,原告可待有新的证据后另行主张权利。被告辩称，案涉房产、家电等是基于被告孙某3的个人身份取得，而不是家庭成员在共同生活中因共同劳动或共同接受赠与而取得，原告所诉要求分割的房产及其他财产均不是家庭共同财产，也与原告无关；（2019）鲁0305民初2024号离婚纠纷案件中原告提出离婚以及财产分割的诉讼请求，在案件调解结束前，原告并没有撤回对财产分割该项诉讼请求的起诉，调解书是对全案起诉的调解，根据调解书的内容，原告已经放弃了该项诉讼请求，否则被告孙玉春也不会同意调解书的内容，现调解书已经生效，且涉及身份关系，无法进行恢复，只能认定原告放弃了其该项诉讼请求，原告在该离婚案中已放弃财产分割的诉讼请求，其无权就案涉房产提起本案诉讼。被告以上辩称的证据不足，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九条、第六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四条，判决：一、原告房相荣享有对其与被告孙玉春、孙某3、孟某、孙某1、孙某2共有的淄博市临淄区康悦城8号楼1单元1503室、分得家电电视机两台、洗衣机两台、冰箱两台、车位一个以上财产的六分之一份额，享有对其与被告孙玉春、孙某3、孟某、孙某1、孙某2共有的淄博市临淄区的十八分之一份额。二、驳回原告房相荣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394元，由原告房相荣负担7096元，被告孙玉春、孙某3、孟某、孙某1、孙某2负担1298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二审中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上诉人房相荣是否享有拆迁利益以及具体份额。 首先，房相荣与孙玉春于1996年5月28日登记结婚，后将户口迁至孙玉春所在的淄博市临淄区稷下街道办事处。房相荣属于村民，应当享有该村村民相应的村民权利。 其次，六上诉人户口登记在同**，该户拥有一处宅基地，安置协议虽系孙某3与村委会签订的，但孙某3系仅仅形式上系个人签订协议，其实质是代表整体家庭成员，故安置协议的签订并不妨碍家庭成员之间的内部权益分配。通过安置协议取得的安置房及其他奖励，既有对原有住房等进行物质补偿的性质，也有对家庭成员个人居住权的保障性质。居住权作为保障自然人生存的基本权利，六上诉人作为一户家庭成员，无论年老年幼均应享有，都属于安置补偿的范围，应享有相应安置补偿利益。故上诉人房相荣主张孙某1、孙某2不享有拆迁安置分配房产的权利，孙玉春、孙某3、孟某、孙某1、孙某2上诉主张拆迁获得的房屋置换后房屋、拆迁补偿、奖励等均应归上诉人孙玉春、孙某3等五人所有，均于法无据，于情不符，于理相悖，不能成立。 再次，关于房相荣应享有的拆迁利益份额，如上所述，六上诉人都属于安置补偿的范围，一审综合案件情况，酌情以拆迁安置分得电视机两台、洗衣机两台、冰箱两台及免费保障房淄博市临淄区康悦城8号楼1单元1503室、车位一个，判决房相荣享有以上财产的六分之一份额，并无不当。 至于淄博市临淄区，系六上诉人获得房屋、附属物、装修等评估作价192912元，拆迁补助80000元及按时拆迁奖励40000元，共计312912元后，利用其中260000元购置。其中260000元中，含有的拆迁补助80000元及按时拆迁奖励40000元，如上所述，六上诉人均系补偿范围，房相荣应享有六分之一份额计20000元。其他房屋、附属物、装修等评估作价192912元，房屋部分委已出具证明，证明房屋系孙玉春、孙某3所建，与房相荣无关，该证明二审期间委负责人、经办人已在证明上签字确认，证据形式得到完善，虽证明内容在建造时间上有所不同，但均证明系孙玉春、孙某3所建。村委作为当地基层组织对所属村内情况熟悉，其作为独立于当事人双方的第三人，证明效力较高，房相荣并未提供反证证明案涉房屋系其与孙玉春的夫妻共同财产，故房相荣主张房屋补偿款份额证据不足。考虑到房相荣与孙玉春于1996年5月28日登记结婚，2019年调解离婚，结婚时间较长，六上诉人同居一户共同生活，其中房相荣、孙玉春、孙某3、孟某四成年人对房屋附属物的修缮、装修、添附均应具有一定的贡献，故对附属物补偿款3482元、装修补偿款13818元，房相荣可享有四分之一的份额计4325元。综上合计，房相荣应享有拆迁补偿款24325元，物化到淄博市临淄区上，房相荣应享有1504室9.35%的份额（24325260000），一审判决认定房相荣享有1504室十八分之一份额没有依据，本院予以纠正。 最后，本案系房屋拆迁产生的家庭成员内部利益纠葛。本院在审理中注意到，房相荣与孙玉春已年迈，孙某1、孙某2尚年幼，孙某3也患有疾病。六上诉人同居一户多年，自然会产生一定的感情，亲情无价，利益有值，双方本应互谅互让，使老者有所居，幼者有所养，病者有所医，为拆迁利益反目成仇实所不该。虽说“清官难断家务事”，但当事人既然诉到法院，本院只能秉持法律和良知，综合本案全部情况依法裁决，由于时间较长、农村房屋登记不规范等客观原因，本判决只能依据双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强弱认定案件事实，据此认定的法律事实，也可能不完全符合客观事实。即使裁判结果纵然不能使当事人都满意，但希望当事人认识到，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是否胜诉要靠证据说话，而且诉讼不会产生利益，只是分配利益的一种方式，而诉讼是要付出成本的，纠缠于诉讼当中只会劳心费力破财，还望当事人能息诉止争，不要斤斤计较，尽快摆脱讼累，安心生活为上。 另外，本院注意到，本案房相荣起诉的诉讼请求，主要是确认拆迁利益其应享有的份额，系确权之诉，并无请求给付内容，一、二审按财产纠纷标准预收诉讼费用并无不可，但鉴于本案当事人情况特殊，生活比较困难，为体现司法的人文关怀，按件收取诉讼费用100元更为妥当，其他预收诉讼费用可退还当事人。 综上所述，上诉人房相荣的部分上诉请求成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法院（2019）鲁0305民初430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驳回原告房相荣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变更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法院（2019）鲁0305民初430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房相荣享有其与孙玉春、孙某3、孟某、孙某1、孙某2共有的淄博市临淄区康悦城8号楼1单元1503室、分得家电电视机两台、洗衣机两台、冰箱两台、车位一个以上财产的六分之一份额，享有其与孙玉春、孙某3、孟某、孙某1、孙某2共有的淄博市临淄区的9.35%份额。 三、驳回房相荣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房相荣负担70元，孙玉春、孙某3、孟某、孙某1、孙某2负担3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房相荣负担70元，孙玉春、孙某3、孟某、孙某1、孙某2负担3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忠熙 审 判 员 马士军 审 判 员 杨继生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四日 法官助理 陈 蒙 书 记 员 杨 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