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12刑初377号公诉机关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检察院。被告人袁堃峰。辩护人邵康，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单位C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金山区。诉讼代表人苏某。辩护人赵玉峰，上海市东方理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程骏。辩护人徐一鸣，上海市东方理律律师事务所律师。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检察院以沪闵检三部刑诉[2020]315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袁堃峰、程骏犯合同诈骗罪、及二人与被告单位C公司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于2020年2月12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王某某出庭支持公诉，被害单位A公司诉讼代理人刘福元、阮丙弟出庭，被告人袁堃峰及其辩护人邵康、被告单位C公司诉讼代表人苏某及其辩护人赵玉峰、被告人程骏及其辩护人徐一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依法中止审理、延期审理，经合议庭评议，并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公诉机关指控：2017年7月至11月，被告人袁堃峰伙同被告人程骏在经营B公司过程中，为套取被害单位A公司货款，在B公司和A公司签订购销合同时，虚增A公司先向被告人程骏控制的C公司采购货物的环节，即要求A公司必须向C公司采购相关材料、设备供给B公司，并由被告人程骏出面以C公司的名义和A公司签订购销合同，C公司将收到的A公司的合同款除极少部分用于采购相应原材料外，其余款项直接转给B公司，用于偿还债务、支付员工工资等，金额共计人民币191万(以下为同币种)余元。2017年11月，被告人程骏在担任C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为非法抵扣税款，在无真实交易的情况下，让被告人袁堃峰经营的B公司为C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三份，价税合计209.438万元，C公司取得上述发票后向税务机关申报抵扣税款304,311.62元。2019年6月6日，被告人袁堃峰被公安机关抓获，其到案后承认部分犯罪事实。2019年7月19日，被告人程骏接公安机关电话通知后投案，但其到案后否认上述犯罪事实。为证实上述事实，公诉机关向本院移送并出示了被害单位陈述，证人证言，相关合同、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工商登记资料，相关增值税专用发票，税务机关、公安机关出具的相关书证等证据，确认被告人袁堃峰、程骏的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且属共同犯罪，二人与被告单位C公司还共同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提请本院依法判处。被害单位诉讼代理人的意见：A公司与B公司的合同标的是货物，双方系买卖合同关系，而非借贷关系。C公司收取A公司货款后将采购的权利义务转至B公司，未通知A公司，违反法律规定。B公司事后采购的货物与涉案五份合同不能一一对应，故难以认定B公司履行了涉案合同的义务。B公司在负债累累的情况下采用欺骗手段套取A公司的资金，事后未积极采取措施催收债权归还欠款，应认定为合同诈骗。被告人袁堃峰辩称，其只知晓其中的一份合同，价值97.5万元，具体的都是程骏在操作，其在公司只负责技术，财务是程骏负责的。其在审理期间供认使用涉案资金中的58万元用于归还个人债务，对于资金来源于A公司也是知情的。被告人袁堃峰的辩护人的辩护意见：A公司与C公司及B公司之间不存在实际的购销关系，A公司既没有自己的进货渠道，进货价格又高于B公司自己进货。因A公司没有金融牌照，无法借款给B公司，故采用购销合同的方式确定本金，并在这个基础上加了一定的利息。A公司从始至终对全部情况知情，不存在所谓的虚构事实。从第一份合同开始，A公司就已经知道了程骏既是B公司的总经理，又是C公司的法人。B公司只是暂时挪用资金，且挪用的资金是用于缴纳电费或清偿堵上门的债务，若不挪用公司就无法正常运营，B公司也已经将涉案资金用于采购约定的原材料及设备。袁堃峰早已被架空，对B公司丧失了控制权，且对除97.5万元以外的合同并不知情。本案中亦不涉及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A公司、B公司和C公司已形成闭环，每个交易环节都已开具相应发票并缴纳税款，国家并未因此受到税务损失。被告单位C公司的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其没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主观故意，也没有骗取国家税款。本案中国家税款未遭受损失，根据高法、高检的相关司法解释和指导案例，也不应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告人程骏辩称，其与袁堃峰是合作关系，袁对外有债务，经常有债主来公司滋扰影响生产经营，为此其帮袁的部分债务担保并出资帮其归还了部分债务。袁希望通过增加C公司作为交易环节来增加公司的营业额，以此来增加贷款额度。B公司与A公司的合同，袁都是知晓的。A公司与C公司的5份合同，其中一份其自己履行了，4份合同的义务转移给了B公司，B公司也都采购了。A公司张某对于其是C公司法人的身份是明知的。合同上也没有说一定要专款专用，其挪用合同资金先用于支付电费、发放工资等日常开销并无不妥，之后B公司均采购了合同标的物。江西项目是真实存在的，且已施工完毕，发包方在点火运营三个月后，在《交工验收表》上签字确认。综上，其行为不构成合同诈骗罪。同时，C公司、A公司、B公司之间均有资金往来，所以相互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符合税收政策，也未骗取国家税款，故也不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告人程骏的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程骏所涉及的合同纠纷属于民事纠纷并已通过浦东法院的民事判决予以解决，本案应属民事纠纷。程骏没有虚增采购货物环节，程骏、袁堃峰和张某共同看好江西项目，A公司与B公司实际上是以买卖关系为表象的借贷关系。C公司与A公司签订的5份合同，C公司将4份合同采购义务转让给B公司，同时将钱款汇入B公司账户，B公司已完成原材料的采购，江西项目已交工验收。三家公司之间有正常的贸易关系，不存在虚开增值税发票的情况。江西项目尚有700余万元工程款未支付，B公司在外亦有1000万元债权，足以支付A公司的全部货款。程骏没有非法占有被害人钱款的主观故意，所签合同也没有写明必须专款专用，部分款项垫付了水电费、员工工资等，直到几个月后才购置原材料并不违法。程骏更没有骗取国家税款的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C公司的抵扣税金全部充填了应缴纳的税金，并且还多缴了2,414.82元。为证实上述观点，辩护人向本院递交了相关合同、单据、民事判决书、微信聊天记录等书证。经审理查明：2003年3月，袁堃峰开办B公司，注册资金1,000万元，主要从事玻璃窑炉、玻璃生产线的设计、安装；电熔锆刚玉砖生产及销售各种耐火材料等业务。自公司成立起，袁与B公司即存在财产混同的情况。B公司存在负债经营的情况，本涉案合同签订之前，公司已对外债务逾2,000万元。同时，袁对外也负债累累。B公司及袁均已缺乏偿债能力。2017年起，被告人袁堃峰结识A公司张某，B公司因缺少资金，便让A公司向第三方厂家采购原材料供应给B公司，厂家与原材料价格由袁事先谈好，A公司负责付钱采购，账期约二个月，A公司可以赚取一定的差价和利息。双方遂以上述模式建立合作关系。同年，B公司通过D公司中标并承接江西E项目总标的1,353.5万元，其中供货1,079.77万元，人工费、管理费、售后、税金等273.72万元。因资金紧张，B公司与A公司采用上述模式继续合作。2017年5月，被告人袁堃峰作为B公司负责人介绍被告人程骏系本公司总经理与A公司负责人张某认识，对接相关事宜。为进一步解决B公司的资金紧张等问题，袁、程二人商谋后指定A公司与C公司签订合同为B公司购买原材料、设备，C公司获取资金后即转给B公司，从而套取资金的使用权。2017年7月至11月，B公司指定A公司向C公司(地址：上海市闵行区)采购货品，张某在第1份合同签订后明知被告人程骏系B公司总经理，又系C公司法人，之后又与C公司签订4份购销合同并支付货款，共计227万余元。C公司将收到的合同款除少量用于采购相应的原材料外，其余款项直接转给B公司，共计191万余元。B公司将上述款项先行挪用于支付电费、员工工资、偿还公司欠款及袁堃峰的对外债务等，数月后采购了大部分货物。其中,有58万元被用于归还袁所欠的张某某、陈廷林等人的债务。2017年11月22日，C公司基于将上述钱款转给B公司先行使用后再由其自行采购，让B公司向C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3张，共计209万余元；同年7月23日、10月25日、11月23日，C公司陆续开给A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21份，共计211万余元；同年8月8日、10月30日、11月24日、11月27日，A公司陆续开给B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24份，共计245万余元。2017年11月至2018年5月，因B公司未按约与A公司结算，A公司张某通过微信等方式，多次向被告人程骏催讨欠款。2017年底，向B公司出具企业询证函，载明截止2017年12月31日，B公司尚欠A公司货款824万余元，B公司在该函上“上述数据正确无误”处盖章确认。2018年1月20日，B公司出具还款计划给A公司，承诺于2018年2月底前支付货款450万元，余款于2018年3月份付清，并愿意支付利息33万元。而在上述期间，B公司陆续收到从D转来的工程款逾400万元，却仅支付15万元给A公司，再未支付其他款项。2018年5月，A公司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B公司支付货款。2018年8月，浦东法院判决查明：原告A公司与被告B公司于2017年8月8日至同年11月30日期间签订多份《购销合同》，约定由原告为被告提供氧化铝、脱硅锆等材料和变压器、投料机等设备。审理中，原告称自2017年6月至同年11月期间向被告供货合计12,203,048.24元，被告已支付货款3,681,444.22元。后被告未按约支付上述欠款，但对上述债务书面盖章确认。浦东法院判令B公司支付A公司货款868万余元，其中包含本案指控的相关钱款。判决生效后A公司即向法院申请执行。本案在民事诉讼时A公司即申请法院对D的工程尾款进行了财产保全。2018年5月，江西工程完工并点火试生产。同年8月28日，由江西E项目部、监理公司、施工单位共同签字确认《交工验收表》，加盖了相关公司印章，确认上述工程完工验收，但记载了产量只有60吨每天，尚未达到120吨每天。2017年9月5日至2018年5月8日，江西E项目方分批陆续支付工程款700余万元给D，D再转至B公司。剩余工程尾款，因双方对工程质量存在争议，至今未予结算。2018年4、5月间，袁堃峰因病在医院住院治疗，众多债主前来向其讨要债务。袁出院后未回过B公司，与张某、程骏不再联系。2018年9月11日，A公司向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经侦支队报案称，B公司与A公司签订购销合同，B公司总经理程骏要求A公司向C公司采购原材料供应给B公司。A公司按要求与C公司签订合同并付款，后C公司以各种理由拖延交货。经核实，C公司未采购，程骏事后承认挪用了上述钱款。2019年6月6日，被告人袁堃峰被公安机关抓获。同年7月19日，被告人程骏接公安机关电话通知后主动到案，到案后如实供述本案的主要事实。2020年5月，经董某某等人的申请，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裁定受理对B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上述事实，有以下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证实：1.被害单位A公司负责人张某的陈述：2017年5月，袁堃峰跟我联系，他们公司跟D联合中标了很多项目，但是他们公司缺少一部分采购资金，所以希望由他们指定供货商，我公司帮他们采购部分原材料。我公司给B公司2个月的账期，B公司利用这2个月的账期把货款付给我公司，我公司可以从中赚点差价。我跟江西E新材料有限公司的绕总、D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的业务员马某某核实过，确实有这个项目。2017年7月起，根据程骏的要求，我公司与C公司签订了5份采购合同并全额支付，共计227万余元。与B公司的业务是袁堃峰和程骏跟我谈的，与C公司的业务是程骏跟我谈的，我从签第二份合同开始知道程骏是C公司的法人。2018年5月份，我联系不上袁堃峰，欠我们的合同款也一直没有付，我还了解到C公司没有按照合同采购原材料，故报案。2.相关招标公示、投标方案等书证证实：B公司于2017年5月31日，通过挂靠D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中标E项目。3.A公司分别和B公司及C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证实：(1)2017年7月20日，B与A签订购销合同，购买氧化铝(C提供)、电极，共计30.9万元。2017年7月17日，A与C签订购销合同，购买氧化铝，共计20万元。(2)2017年9月28日，B与A签订购销合同，购买变压器、电极、线缆、控制系统、冷却水系统等，共计47万元。2017年9月27日，A与C签订购销合同，购买变压器、电缆、控制系统、冷却水系统等，共计43.6万元。(3)2017年9月28日，B与A签订购销合同，购买保温砖，共计17.5万元。2017年9月28日，A与C签订购销合同，购买保温砖，共计16.2万元。(4)2017年11月6日，B与A签订购销合同，购买锆英砂，共计105万元。2017年11月6日，A与C签订购销合同，购买F、含锆量(66%)以上，共计97.5万元。(5)2017年9月28日，B与A签订购销合同，购买自动配料LK-80T型，共计53.9万元。2017年11月6日，A与C签订订货合同，购买自动配料LK-80T型，共计50万元。4.B公司提供的部分电子银行交易回单、相关银行流水证实，2017年7月31日，B公司支付A公司34.3万元；2017年9月13日，支付89.4万元；2017年9月27日，支付72.4万元；2017年10月31日，支付160万元；2017年11月1日，支付11.9万元；2018年4月2日，支付15万元。2017年9月至2018年5月，D分批转给B公司江西项目的工程款700余万元。5.B公司提供的部分购货发票、银行回单、记账凭证、发货单、进库单等证据(辩方提供)证实，B公司于2017年8月向郑州宝矶采购氧化铝18万元；于2018年1月至3月向F采购锆英砂106万元；于2018年5月向张家港中亚采购变压器4.5万元；于2018年9月至12月向秦皇岛温特采购电极、控制柜、操作台、工料机、全自动配料机等共计108万元。6.被告人程骏与张某的部分微信聊天记录(辩方提供)证实，自2017年5月起，程骏与张某经常沟通采购原材料，张某自第一份合同签订后知晓程骏既是B公司总经理又是C公司法人的身份。2017年至2018年期间，程骏持续与张某沟通购买货物、货款结算等相关事宜。7.证人董某某(B财务)的证言：2002年袁堃峰开办B公司时，我作为顾问在公司帮忙，兼管财务上的事情。2016年程骏来了之后，袁、程均需要找个信任的人，我正式作为财务人员入职。我和吴友良、韦锋等人在袁投资建厂时就有借款给袁，后来一直转借，至2018年4月，袁借我们本金加利息一共1,000多万元，当时袁与我们在谈债转股的事情，但袁又说在外面借了近500万元的高利贷，让我们承担下来。这500万元没有进过公司的账，我们之前也不知道，所以债转股也没有谈成。2018年5月，袁生病住院，有很多债主上门讨债。袁出院后就不回公司了，电话也联系不到。袁堃峰在公司经营期间存在个人财产和公司财产混同的情况，有时会拿公司的钱去归还个人的借款。2015年底，袁堃峰资金开始出现问题，之后程骏带着资金进入B公司，还拉来项目，袁堃峰拿利润的35%，程骏拿65%，公司内部袁负责生产、采购，程负责拉项目、资金。A公司打到C公司的采购款转至B公司后，用于支付员工工资、电费、购买原材料、偿还袁的个人债务等。对于资金的使用，都是袁、程商量决定的。上述5份合同的钱款处置中，其中有58万元用于归还袁的个人债务。8.证人封某某(B员工)、梅某(C财务)、季某(B员工)、张某1(F公司销售)、马某某(D主管)、张某某(袁堃峰的债权人)的证言及相关工程分包合同、借条、银行账户交易明细等证据证实，B公司参与江西E项目，为完成项目，B、A、C相互签订购销合同，袁、程将资金挪作他用，没有及时采购，后予以采购的情况。9.证人宋某某(D经理)的证言：上饶E项目是B公司挂靠D做的，2017年8月左右开工，次年5月完工。合同约定的工程合计1,453万元，对方已支付我公司工程款803万余元，我方转给B757万余元。余款因程骏被抓后，上饶E要求我方提供施工图纸等原因，一直未予结算。我公司于2018年6月收到浦东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协助法院冻结工程尾款。10.B公司及C公司的营业执照、工商登记资料证实，两家公司均为有限责任公司，具有法人资格。11.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及相关诉讼材料(辩方提供)证实，A公司于2018年5月起诉B公司拖欠货款。2018年8月，浦东法院判令B公司支付A公司货款868万余元，其中包含本案涉及的相关货款。12.公安机关出具的办案说明、抓获经过证实，本案案发及两名被告人的到案经过。13.证人梅某、封某某的证言、涉案增值税专用发票复印件及记账凭证、上海市金山区国家税务局稽查局出具的抵扣证明证实，C公司收受B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3份，共计209万余元，涉案税额共计人民币304,311.62元，且已申报抵扣；C公司开给A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21份，共计211万余元，税额共计人民币306,726.45元；A公司开给B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24份，共计245万余元，税额共计人民币356,008.93元。14.《交工验收表》(辩方提供)证实：2018年8月28日，由江西E项目部、监理公司、施工单位共同签字确认并加盖了相关公司印章，确认上述工程完工验收，合同总价为1453万元，但记载了产量只有60吨每天，尚未达到120吨每天。15.检察机关提供的袁堃峰和B公司负债情况统计表及被告人程骏提供的B公司应收款情况统计表，以及相应诉讼文书等材料，证实了B公司及袁个人对外负债情况，其中B公司在与A公司签订涉案合同时，已负债逾2,000万元，袁堃峰个人也负债逾千万元。同时，B公司也有部分债权尚未追回，然较之债务，已明显资不抵债。2020年5月，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已出具《民事裁定书》，确认B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已明显缺乏清偿能力，受理申请人提出的对B公司破产清算申请。16.江西项目方饶某某、邓某某等人的证言：E项目质量存在问题，产能未达标等，故未予结算工程尾款。17.B公司2017年1月至2018年5月的电费缴纳单据、员工工资单(辩方提供)证实：B公司在上述期间月均缴纳电费逾20万元，且支付了部分员工工资。18.被告人袁堃峰的供述：我于2002年左右来江苏开办B公司，启动资金约1,000万元，当时我自有资金200至300万元，其他资金是借的。程骏来公司之前，我和公司的资金是混在一起用的，不领工资，也有用公司的钱用于个人开销。程骏来了以后，对公司财务有所控制，我每月领取工资5,000元，并与程骏约定了公司利润分成。为维持B公司生产经营，归还之前的欠款，以及个人家庭的开销等，我以个人名义继续对外借款，有时会加盖B公司的印盖让公司担保。2017年5月，B公司以上海D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的名义承接了江西E新材料有限公司的一个窑炉建设项目，总标的1,300万元。我公司负责技术、工程和所有材料。我公司与A公司签订原材料购销合同，由A公司为我公司采购原材料用于江西项目，等项目完工后，我公司拿到项目款后，再结清与A公司的货款，这样A公司也可以赚钱。A公司所采购的上游公司都是我提前谈好的，原材料也是我指定的，货物也是由上游公司直接发货给我们，A公司不经手，他们其实就是起到一个垫付资金的作用。我是签97.5万元合同(第四份)前才知道A公司是与C公司签的，但是当时江西项目还欠了一些工程款和员工工资，我也就同意了。从C转来的钱中，有58万元我用作归还张某某、陈廷林等人的借款，这些钱都是之前以个人名义向他们借的，张某某处借款和工程款我都有欠，其他人的借款是因要归还之前的借款拆东墙补西墙借的，因为这些人一直在催讨，我就先归还他们一部分钱。19.被告人程骏的供述：我跟袁堃峰是合作关系，我引进工程项目，我拿利润的65%，袁拿利润的35%。江西项目由于我和袁的公司都没有冶金资质，所以找到D，由D接下来后再发包给B公司。袁堃峰因对外有借款，经常有债主来公司闹事影响生产经营，我个人帮袁担保了部分债务，也代其归还了部分借款。A公司向C公司采购原材料的事是袁授意的，因为B公司缺钱，想从A公司那里套一些钱出来周转一下。当时到账的钱我转给袁用来支付员工工资、电费、偿还欠款等，但是后来我们都用于采购原材料了。江西项目已交工验收，尾款尚有700余万元尚未结算，足以覆盖本案191万元钱款。结合本案事实、证据，本院对于控辩双方的争议焦点疏理、评析如下：一、审理查明的事实较之起诉书记载的事实翔实的问题本案控、辩双方对案件的定性争议巨大，为厘清事实，准确定性，本院结合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时的证据，以及控、辩双方在审理期间补充提供的大量证据，在审理查明的事实中对本案指控事实的来龙去脉作了较为翔实的阐述，目的是尽可能地重现案件事实，在此基础上结合法律作出判断。这些新增的事实并未增加指控的事实、罪名乃至犯罪金额，并不存在违反刑事诉讼规则的问题。二、B公司与A公司的关系名为买卖实为借贷对于辩方提出的B公司与A公司的关系本质是借贷关系的意见，我们予以认同。理由为：1.袁堃峰供述：其结识张某后，称B公司有项目，但缺少资金，张某表示其公司有资金，之后双方开始合作，B可以解决资金困难，张某可以赚取利息。2.张某陈述：对上述合同模式予以确认。3.双方合作模式：A公司为B公司采购货物的上游厂家、价格都由袁事先联系好谈妥，A公司只负责出资，赚取一定的利息。袁是业内人员，故对于货物品质、价格具有选择和议价的优势。如由相对外行的A公司自己去联系，反而会购买价高质次的货品。这一点足以判断A实际上是代B垫付资金。4.程骏与张某的微信聊天记录：张某主要专注于款项的结算，货物的厂家、品质、价格等买卖合同的重要环节并不多加关注。5.刑法与民法对于法律关系的判断具有不同的方法和价值取向，刑法重内在，要透过现象揭示事物的本质；民法重外在，尊重双方的意思自治即合同约定。综上，我们认为B公司与A公司之间是名为买卖实为借贷的关系。至于涉案的五份合同，属性也应认定同上。三、关于B公司及两名被告人是否存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欺骗被害单位的问题两名被告人改变由A公司垫资向第三方采购的方式，增加了C公司的环节套取A公司的现金，先行用于支付B公司员工工资、电费，其他欠款、借款等。根据张某的陈述，其对此并不知情，且称若知情，肯定不会同意打钱给C。该陈述符合社会常理，辩方也未提供张某明知两被告人通过上述方式套取资金的证据，故对张某的相关陈述，应予采信。从这一点上分析，两被告人存在虚构事实欺骗A公司，并导致其错误处分财产的情况。另一方面，A公司张某明知程骏的双重身份仍与B公司与C公司签订上述合同，且未关注、核实C公司实际采购的相关情况，没有尽到审慎的义务，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但这尚不足以影响上述欺骗事实的认定，只是在若犯罪成立时，影响量刑。四、关于B公司和两名被告人履行能力、履约意愿基于上述对B公司与A公司关系的判断，我们认为，考量B公司和两被告人的履行能力，既要考虑控方提出的B公司和袁个人已负债累累、江西项目盈利空间狭小等问题，也要考虑辩方提出的有真实项目，且交工验收，有尾款未予结算等事实，但归根到底还是要看B的偿债能力。我们结合与A签约时B公司、袁个人负债情况，B公司尚欠A公司800余万元未予支付，B公司严重资不抵债进行破产清算等情况，认为B与A合作时，已缺乏还款能力。同时，我们认为，对于类似于B公司的亏损企业，社会应给予一定的空间，给予其通过生产经营自救、扭亏为盈的机会；另一方面，在缺乏偿债能力的情况下，亏损企业对借取资金的使用，应严于正常的公司，应将借取的资金忠实地用于公司生产经营，不能用作归还个人债务等其他无关用途。第三，我们注意到，在A公司张某再三催讨的情况下，B公司于2017年12月至2018年5月陆续收到的江西项目结算款约400万元，上述均被用作归还公司欠款、购买原材料等其他用途，未与A公司结算，其间仅支付了15万元给A公司，显示出B公司和两被告人对A公司权益的漠视，侵害了A公司的权益。五、关于两名被告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对于两名被告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我们认为应当结合B公司、被告人的履约能力、行为表现、行为结果等各方面予以综合评价，并兼顾刑法谦抑性的原则，作出客观审慎的认定。根据前文分析，B公司与袁堃峰在负债累累的情况下，公司及个人缺乏偿债能力的情况下，通过真实的项目套取了A公司现金191万元。对于两名被告人用于项目的资金，以及用于公司运营的资金，我们认为可以视为B公司及被告人积极履行的行为，可以认定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然对于用于归还袁个人借款的58万元，我们认为两被告人在公司已欠缺偿债的能力下将钱款用作他用，结合二人之后在收取项目发包方大额结算款却未与A公司结算，最终导致A有800余万元的款项至今未能结算，且在B公司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后不得不面临重大损失等情况，可以认定两名被告人对该部分钱款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应当适用刑法予以规制。六、关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是否成立1.本案中，A公司、B公司及C公司相互之间有资金往来，每个环节都已开具相应发票并缴纳税款，国家并未因此受到税务损失，C公司因抵扣不足，另缴税两千余元的税金，并无骗取国家税款的主观故意。2.根据两高关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法律适用的相关意见，对于有实际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为虚增业绩、融资、贷款等非骗税目的且没有造成税款损失的虚开增票行为，不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论处。综上，我们认为被告单位C公司及二名被告人均不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本院认为，被告人袁堃峰、程骏作为B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钱款人民币58万余元，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且属单位犯罪、共同犯罪。被告人袁堃峰在本案审理期间能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程骏能主动到案，并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其所作的辩解系属对于行为性质的辩解，不影响自首的认定，本院结合其在共同犯罪中情节、作用等，决定对其免除处罚。公诉机关指控两名被告人犯合同诈骗罪的罪名成立，本院予以确认；被害单位A公司诉讼代理人与之相关的代理意见，本院予以采纳。公诉机关指控两名被告人及被告单位C公司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与事实、法律不符，不予支持。被告人及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已在前文作具体分析评判，并对符合事实、法律的部分予以采纳，在此不再重述。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五)项、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七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袁堃峰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如数缴纳。)袁堃峰回到社区后，应当遵守法律、法规，服从监督管理，接受教育，完成公益劳动，做一名有益社会的公民。二、被告人程骏犯合同诈骗罪，免除处罚。三、被告单位C公司无罪。四、追缴被告人的违法所得发还被害单位。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两份。通过本院书面上诉的，应将上诉状正、副本送(寄)往本院立案庭。审 判 长  周 波人民陪审员  潘吉生人民陪审员  陈美凤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六日法官 助理  李蔚卿书 记 员  李蔚卿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五）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第三十条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第三十一条单位犯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刑罚。本法分则和其他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第二十五条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第七十二条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对其中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一）犯罪情节较轻；（二）有悔罪表现；（三）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四）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如果被判处附加刑，附加刑仍须执行。第七十三条……有期徒刑的缓刑考验期限为原判刑期以上五年以下，但是不能少于一年。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第五十二条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第五十三条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等原因缴纳确实有困难的，经人民法院裁定，可以延期缴纳、酌情减少或者免除。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在被告人最后陈述后，审判长宣布休庭，合议庭进行评议，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证据和有关的法律规定，分别作出以下判决：……（二）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无罪的，应当作出无罪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