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晋07民终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和顺县丰信粮油有限公司，住所:山西省晋中市和顺县城槐树街1号。 法定代表人:张彦，该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巩仲林，山西奇政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健，山西奇政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巩鸿宾，男，1970年8月6日生，汉族，山西省和顺县人，现住本村当街××号。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忠杰，山西至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志宏，山西至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杜爱国，男，1972年7月21日生，汉族，和顺县人，现在阳泉第一监狱服刑。 上诉人和顺县丰信粮油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信公司）、上诉人巩鸿宾及原审第三人杜爱国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和顺县人民法院（2020）晋0723民初6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丰信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巩鸿宾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审理认为，巩鸿宾有理由相信2017年至2019年5月份以来杜爱国以丰信公司名义收购玉米的行为仍是受丰信公司委托，相信丰信公司收购玉米后，丰信公司能给付玉米款。但2018年收巩鸿宾玉米后,杜爱国个人将玉米款付清。该交易是杜爱国的个人交易行为，不能认为是公司行为。2019年收购的玉米既未打白条，又没有加盖“和顺县粮油总公司李阳粮站”印章的收据。巩鸿宾是如何相信杜爱国就是以公司名义所收呢？虽然巩鸿宾提供证人王某当庭作证,但该证人所作的证言不能证明杜爱国就是以公司名义收粮。因为杜爱国没有告诉王某是以公司名义收粮,仅仅是其主观想象杜爱国是李阳粮站的职工，所以杜爱国的收粮就是以公司名义所收。巩鸿宾提供的证人不能证明杜爱国是以公司名义收玉米的情况下，仅凭杜爱国2017年以公司名义收购过玉米的行为，并不足以证明此后杜爱国仍有相应的代理权外观。2.一审法院同时认为，巩鸿宾主观上不存在恶意，也无过失行为，杜爱国以丰信公司名义收购玉米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我公司认为，合同相对人主观上不存在恶意，也无过失是指相对人已尽了充分的注意义务，仍无法否认行为人的代理权。本案中,巩鸿宾在没有去核实杜爱国到底是个人名义所收还是以公司名义所收,巩鸿宾也没有要求杜爱国出示任何收粮手续或者凭证的情况下,想当然地以为只要杜爱国口头说是以公司名义收粮就是以公司名义收购，巩鸿宾只要向我公司核实一下情况，就可以获悉杜爱国的收粮行为并非我公司安排，且巩鸿宾从来没有向我公司主张过玉米款,巩鸿宾的这种轻信不足以达到善意且无过失的程度。综上,巩鸿宾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相信杜爱国有代理权的外观，且巩鸿宾主观上没有达到善意且无过失的程度，一审法院认为杜爱国以公司名义收购玉米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属于认定有误，我公司与巩鸿宾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不成立。 上诉人巩鸿宾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丰信公司给付巩鸿宾玉米款9009元。事实与理由:1、巩鸿宾2018年的4752元售粮款是由丰信公司及李阳镇政府给付，而非一审判决书所认定的由杜爱国支付。同时，事实理由部分的“第三人支付”已在一审庭审中予以更正，且，杜爱国质证时也称其并未支付过巩鸿宾粮款。因此,原审判决对该部分事实认定错误。2、丰信公司与李阳镇政府给付的2018年售粮款是巩鸿宾应得利益，原审判决书将丰信公司2018年给付的1900元折抵部分2019年所欠粮款,判决不当，会实际导致巩鸿宾利益受损，致使巩鸿宾1900元无从主张。综上，请二审撤销原判，改判丰信公司给付巩鸿宾玉米款9009元。 巩鸿宾针对丰信公司的上诉主张辩称：1.法人单位与其工作人员的关系，不能等同于一般委托关系且以此来规避责任。杜爱国作为上诉人工作人员，他的职权大小、范围，或是否接受公司委托任命，是公司内部结构层级以及管理问题，不论杜爱国是否超越职权，上诉人均不能以此为由免责。2、丰信公司于上诉状中所述“……白条，……收据，巩鸿宾是如何相信杜爱国就是以公司名义所收”，丰信公司在该部分事实颠倒了因果关系，答辩人正是因为相信杜爱国以丰信公司名义收粮，出于对丰信公司的信任，所以才在没有打条、没有收据的情况下将粮食出售给杜爱国。3.丰信公司所提出的答辩人并非善意且存在过失的观点，答辩人认为不适当。对于善意、无过失的认定标准不能一概而论，而是应当结合具体情形，结合相对人的现实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其家庭背景、从业经历、受教育状况等。答辩人只是一名普通的农民，对于粮站，对于已经作为丰信公司员工收购数年粮食的杜爱国，其所持有的是最为朴素的信任，要求答辩人向公司核实杜爱国的代理权限实为强人所难，在之前数年杜爱国为上诉人正常收粮的情况下，答辩人自然有理由继续相信此次收粮的主体仍然是丰信公司，答辩人主观上是善意且无过失的。4.答辩人2018年的4752元售粮款是由丰信公司及李阳镇政府给付，而非原审判决书中所认定的杜爱国支付，原审判决对于该部分事实认定错误。5.丰信公司与李阳镇政府所给付的2018年售粮款是答辩人应得利益，原审判决书将丰信公司于2018年给付的1900元折抵部分2019年所欠粮款，同样是由于原审认定杜爱国给付的4752元所导致，其后果是答辩人就同一次售粮获得两次对价，但事实上杜爱国并未支付过，所以原审判决的折抵会在实际上导致答辩人利益受损，致使答辩人1900元无从主张。 丰信公司针对巩鸿宾的上诉辩称：对2018年4752元购粮款，巩鸿宾起诉的时候没有提到，仅仅主张了2019年的购粮款，现巩鸿宾在上诉状中主张2018年的购粮款超出了二审法院的审理范围，一审法院将1900元抵顶2019年的购粮款，答辩人认为正确。 原审第三人杜爱国未提供陈述意见。 巩鸿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丰信公司支付巩鸿宾购粮款9309.3元；2、本案诉讼费由丰信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2018年3月11日、2019年2月,丰信公司因库存玉米轮换，购买我玉米15290斤，每斤0.93元，货款共计14219.7元，丰信公司支付了4910.4元，拖欠9309.3元至今未还，杜爱国为丰信公司的职工，具体办理此事，我与丰信公司已形成买卖合同关系，丰信公司应当履行支付货款的义务，为维护巩鸿宾的合法权益，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裁判。 丰信公司一审期间辩称：巩鸿宾称丰信公司因库存玉米轮换购买巩鸿宾玉米不是事实。因为我公司从来没有向巩鸿宾购买过玉米，也没有与巩鸿宾签订过买卖合同。我公司与巩鸿宾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不成立。杜爱国为丰信公司的职工，具体办理此事，不是事实。我公司没有安排杜爱国收购巩鸿宾的玉米，是杜爱国的个人行为，与我公司无关。和顺县人民法院的（2019）晋0723刑初75号刑事判决书已经判决责令杜爱国退赔被害人的全部经济损失。由此可见，被害人的经济损失是由杜爱国承担的，我公司不应承担。综上，请求依法驳回巩鸿宾对我公司的诉讼请求。 杜爱国一审期间述称：对巩鸿宾起诉的事实无异议。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巩鸿宾、丰信公司是否形成买卖合同关系？欠巩鸿宾的粮款应由谁支付？ 针对争议焦点，巩鸿宾向法庭提供证据并陈述如下：收条复印件一份，是由杜爱国签字，原件在丰信公司处，证明2018年3月11日收了5280斤，每斤0.93元，合计4910.4元，该笔粮款杜爱国已支付。本次起诉主张的是2019年2月份的收粮款，收了10010斤粮食，每斤0.93元，合计9309.3元，2月份收的粮食没有打收据，提供证人王某当庭作证。王某当庭证言为：该和巩鸿宾妻子的娘家是一个村的，巩鸿宾打玉米叫该去打帮做饭，该之前就和杜爱国认识，知道杜爱国是李阳粮站的员工，巩鸿宾2019年2月卖给杜爱国10010斤玉米，具体时间不记得了，在后峪村收的玉米，收玉米该始终在场，做完饭见的，因为杜爱国眼睛不舒服裹得纱布，眼睛看不见，所以没有打条，该一直等着他们收完玉米才走的，一袋是110斤，具体装了多少袋不记得了，只记得总斤数是10010斤。杜爱国是丰信公司职工，杜爱国在购买玉米的过程中是以丰信公司的名义购买的，所以丰信公司同巩鸿宾存在买卖合同关系。2017年以前丰信公司让杜爱国收粮的，2017年以后杜爱国还是和以前一样以丰信公司的名义来收取粮农的玉米，所以对于粮农来说，一直认为杜爱国是代表丰信公司来收取玉米，杜爱国的行为已经构成表见代理。所以巩鸿宾的粮款应由丰信公司承担付款责任。 丰信公司对巩鸿宾的陈述及证据质证如下：杜爱国是我公司职工但不是代表我公司收购玉米，因为杜爱国个人也从事玉米收购。该收条上仅仅有杜爱国的签字，没有我公司的公章，故该收条是杜爱国的个人行为，与我公司无关。对证人证言无异议。我公司在2015年、2016年安排杜爱国收购过玉米，以后没有安排杜爱国收购过玉米。杜爱国涉粮事件引发粮农信访，我公司根据政府安排垫付了巩鸿宾的粮款，但我公司并非付款主体，粮农应通过诉讼维权，待最终司法判决确定后，依法遵照执行。本案是因杜爱国的诈骗行为引起的民事诉讼，和顺县人民法院的（2019）晋0723刑初75号刑事判决书认定杜爱国以打白条的方式，以个人名义收购粮农的玉米构成诈骗犯罪，判决杜爱国退赔所有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巩鸿宾提起的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属于同一事实。一、主体相同。刑事案件的被告人是杜爱国，民事案件也有杜爱国，杜爱国当庭表示以个人名义收购粮食。二、法律关系相同。杜爱国个人打白条的方式也是通过买卖合同关系来诈骗，本案的民事法律关系也是买卖合同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在本案当中巩鸿宾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丰信公司有过错，巩鸿宾经济损失与丰信公司的过错行为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如果巩鸿宾认为我单位有过错，应当提起侵权赔偿诉讼，而不是本案的买卖合同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规定，本案当中巩鸿宾提供的收条仅仅有杜爱国个人的签字，没有单位的公章，该行为不能认定为丰信公司的行为，故巩鸿宾、丰信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不成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本案当中巩鸿宾、丰信公司之间没有签订玉米购销合同和买卖协议之类的买卖合同。巩鸿宾仅仅提供了收条且该收条只有杜爱国个人的签字，巩鸿宾没有其他证据来证明本案的巩鸿宾与丰信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巩鸿宾、丰信公司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所以我公司不应当成为买卖合同的付款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构成表见代理的前提是无权代理。既然巩鸿宾提到杜爱国是丰信公司的职工，如果是职务行为不存在表见代理。根据法发【2009】40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的规定，表见代理制度不仅要求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而且要求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有部分粮农的购粮款是杜爱国个人支付，公司没有给杜爱国付过任何粮款。2019年5月，杜爱国被采取强制措施之前没有任何一个粮农在向我公司主张过权利。杜爱国个人收购粮，农民对这一点也清楚，杜爱国所打的白条，农民认为是杜爱国的个人行为。2016年之前收购玉米的款项都结清了。综上，本案的巩鸿宾在主观上并非善意，且有过失，因为杜爱国收购粮食的价格远远高于市场价格，农民为了赚取差价，才把玉米卖给杜爱国，所以本案的粮款应当由杜爱国承担。 第三人杜爱国对巩鸿宾提供的证据均无异议，2018年3月11日收5280斤，2019年2月份收了10010斤粮食，两次均没有支付过巩鸿宾粮款。陈述如下：我是丰信公司的下属单位李阳粮站的库管员。李阳粮站就我一个职工，负责收玉米，保管玉米，销玉米。我收购的玉米大部分是我去拉，一部分是粮农往李阳粮站送。丰信公司下达收粮通知之前，先打电话让我收购几万斤粮食，我收了后再报给公司，公司给了我钱，我再给老百姓付款。丰信公司见到玉米才给我打多少钱，见不到玉米不给打钱。所以在实际收购时，根据下达的文件或者总公司的电话通知，我先以单位名义收购玉米，有钱时给钱，没钱时打白条，等粮食入库后，根据库里的粮食数，我开入库单，将入库单报回公司，公司根据入库单打款给我，我再支付给农户。李阳粮站的公章是我保管的。2018年12月份把公章交给和顺县粮油总公司（丰信公司的前身）。2018年12月交公章前，我就盖了五本空白收据，所以有的收购玉米给出具收据，有的打白条。巩鸿宾的玉米是我收购的，对巩鸿宾提供的收条无异议。2018年、2019年我都以单位名义收过玉米，但是实际是我个人行为。当时收购玉米告诉一部分老百姓是给单位收的，一部分是我个人收的，具体谁是按单位收购的，谁是按个人收的记不清楚了，但是在牛川村收购玉米时均告诉是给单位收购，在李阳收购玉米时，告诉95%的粮农是给单位收的。 针对本案的争议焦点，丰信公司向一审法庭提供如下证据：1.2019年6月21日和顺县人民政府的会议纪要，证明因丰信公司李阳粮库库管员杜爱国涉粮事件引发的信访，要求丰信公司给巩鸿宾垫付40%的粮款，用于缓解粮农的生活困难。2.2019年12月4日的县政府的会议记录，证明因丰信公司李阳粮库库管员杜爱国涉粮事件引发的信访，临近年关，为缓解粮农的生活困难，筹集资金垫付粮农剩余的60%粮款，将粮农持有的收粮白条等凭证收回。3.承诺书和关于杜爱国涉粮信访事项处理意见及同意通过诉讼程序解决问题协议书，证明巩鸿宾确认欠粮款是4752元，收到垫付的粮款后，按诉讼程序维权。丰信公司已垫付巩鸿宾的粮款是1900元，和顺县李阳镇人民政府垫付2852元。 巩鸿宾对丰信公司提供的证据质证如下：对会议纪要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丰信公司提供的会议纪要证明不了是其垫付的粮款，给付欠款的责任应该由丰信公司承担。协议书只能证明粮农应采用诉讼的方式进行维权，不是进行上访。对承诺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欠巩鸿宾的粮款40%由丰信公司垫付，60%由李阳镇政府垫付，不能证明与丰信公司无关。杜爱国多年以来，一直以李阳粮站的名义收购玉米，并出具收条，事后才给结算，所以2019年1月杜爱国又以李阳粮站的名义收购玉米，并出具收条，我就认为还和以前一样是公家收粮。杜爱国出事后，才知道是杜爱国的个人行为。 杜爱国对丰信公司提供的证据无异议。 经质证，对巩鸿宾提供的收条，杜爱国无异议，承认是其出具的，该证据客观真实，该院予以采信。对证人王某的证言，丰信公司及杜爱国均无异议，对该证人证言该院予以采信。对丰信公司提供的证据，巩鸿宾对其真实性不持异议，杜爱国亦无异议，该院对其予以采信。巩鸿宾、丰信公司及杜爱国对该院（2019）晋0723刑初75号刑事判决书和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07刑终102号刑事裁定书均无异议，该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2年以来，杜爱国在担任和顺县粮油总公司李阳粮站库管员期间，长期支付高额借款利息、个人经营玉米生意亏损。2017年，杜爱国债务高达数百万元，无力支付收购粮款的情况下，隐瞒自己的经济状况，以李阳粮站的名义，以打白条赊账的方式在和顺县××镇××，向粮户收购玉米，截止2019年5月份，骗取163名粮户共计1114529.89元。2018年11月开始，杜爱国为骗取粮户信任，使用加盖“和顺县粮油总公司李阳粮站”印章的收据在昔阳县××乡××界都乡赊款收粮（所使用印章为和顺县粮油总公司内部统计报表用章。2019年1月13日，和顺县丰信粮油有限公司将“和顺县粮油总公司李阳粮站”印章收回。在印章收回前，杜爱国在五本空白收据上加盖“和顺县粮油总公司李阳粮站”印章私自留存使用），截止2019年5月份，诈骗金额4675367.42元。被诈骗的粮户中包括巩鸿宾的玉米。杜爱国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责令杜爱国退赔被害人和被害单位人民币共计6936580.71元。 2015年、2016年，丰信公司以文件或者电话的形式给杜爱国下达收粮任务。杜爱国根据丰信公司下达的文件或者电话通知，先以丰信公司的名义在和顺县××镇××青城镇，昔阳县赵壁乡等地收购玉米，有钱时给钱，没钱时打白条，等粮食入库后，根据库里的粮食数，杜爱国开入库单，将入库单报回公司，公司根据入库单打款给杜爱国，杜爱国再支付给粮户。2015年、2016年的粮款已全部结清。2017年至2019年5月份杜爱国仍以丰信公司的名义在和顺县××镇××牛川乡，昔阳县赵壁乡等地，以打白条或赊账、以加盖“和顺县粮油总公司李阳粮站”印章的收据等形式收购玉米，2018年收购巩鸿宾玉米5280斤，打了条，2019年收购巩鸿宾玉米10010斤，未结算，并未出具收条。丰信公司已垫付巩鸿宾的粮款是1900元，和顺县李阳镇人民政府垫付2852元。 一审法院认为，同一当事人因不同事实分别发生民商事纠纷和涉嫌刑事犯罪，行为人以法人、非法人组织或者他人名义订立合同的行为涉嫌刑事犯罪或者刑事裁判认定其构成犯罪，合同相对方请求该法人、非法人组织或者他人承担民事责任的，民商事案件与刑事案件应当分别审理。2015年、2016年，丰信公司以文件或者电话的形式给杜爱国下达收粮任务。杜爱国根据丰信公司下达的文件或者电话通知，先以丰信公司的名义在和顺县××镇××青城镇，昔阳县赵壁乡等地收购玉米，有钱时给钱，没钱时打白条，等粮食入库后，根据库里的粮食数，杜爱国开入库单，将入库单报回公司，公司根据入库单打款给杜爱国，杜爱国再支付给粮户。2017年至2019年5月份杜爱国仍以丰信公司的名义在和顺县××镇××青城镇，昔阳县赵壁乡等地，以打白条或赊账、以加盖“和顺县粮油总公司李阳粮站”印章的收据等形式收购玉米，2018年收购巩鸿宾玉米5280斤，打了条，2019年收购巩鸿宾玉米10010斤，并未出具收条。巩鸿宾有理由相信2017年至2019年5月份以来杜爱国以丰信公司的名义收购玉米的行为仍是受丰信公司委托，相信丰信公司收购玉米后，丰信公司能给付玉米款。在杜爱国以丰信公司名义收购玉米过程中，巩鸿宾主观上不存在恶意，是善意的，也无过失行为，杜爱国以丰信公司名义收购玉米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巩鸿宾与丰信公司形成了买卖合同关系，丰信公司应对杜爱国以丰信公司名义收购玉米的行为承担民事责任。庭审中，杜爱国与巩鸿宾均称，2018年收购巩鸿宾玉米5280斤，打了条，2019年收购巩鸿宾玉米10010斤，未结算，并未出具收条，巩鸿宾称2018年的购粮款4910.4元杜爱国已经结清了，对该事实该院予以确认。在杜爱国涉粮信访事件的处理过程中，巩鸿宾的承诺书、巩鸿宾与丰信公司签订的关于杜爱国涉粮信访事项处理意见及同意通过诉讼程序解决问题协议书对欠巩鸿宾的玉米款进行了确认，此次确认是收回收条，对收条上记载金额予以确认，是针对本案巩鸿宾2018年有收条的购粮款进行的重新确认即5280斤＊0.9元／斤为4752元。关于巩鸿宾主张的2019年的购粮款，虽未有收条，但庭审中巩鸿宾提供的证人王某的当庭证言与本案巩鸿宾及杜爱国的当庭陈述相吻合，足以认定2019年收购巩鸿宾玉米10010斤，因巩鸿宾未提供证据证明单价为0.93元／斤，参照2018年巩鸿宾、丰信公司的确认单价0.9元／斤计算2019年的购粮款为9009元。因庭审中巩鸿宾承认2018的购粮款杜爱国已经结清，在此情况之下巩鸿宾又重复收取丰信公司垫付购粮款1900元，故丰信公司垫付的购粮款1900元应抵顶2019年的购粮款，除去该款，丰信公司还应给付巩鸿宾玉米款7109元。杜爱国在无丰信公司授权的情况下，以丰信公司的名义收购玉米的行为已被追究刑事责任。杜爱国构成犯罪，但丰信公司本身不构成犯罪，鉴于犯罪行为的主体与民事行为的主体属于不同的主体，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涉及的是不同事实。因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在价值取向、保护法益、责任形式、证明标准、举证责任承担等方面均存在不同。因不同法律事实分别产生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的，构成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的聚合，刑事责任的承担并不能否定民事责任的承担。为避免民事权利人（同时为刑事被害人）双重受偿，应对刑事的追赃与民事责任的认定和执行进行协调。因罪犯是民事责任的最终责任人，民事案件的责任人承担民事责任后有权向罪犯追偿，因此，丰信公司承担给付巩鸿宾玉米款9009元后，刑事案件追赃款应退还给民事责任人，即本案的丰信公司。综上所述，巩鸿宾要求丰信公司给付玉米款的请求应予支持，因本案丰信公司已经垫付巩鸿宾玉米款1900元，应予以核减，丰信公司还应给付巩鸿宾玉米款7109元。对其他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 一审法院判决：（一）和顺县丰信粮油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给付巩鸿宾玉米款7109元；（二）驳回巩鸿宾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经审理查明，二审庭审中丰信公司称李阳粮站只有杜爱国一名工作人员。其余事实与一审查明相同。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杜爱国2019年向巩鸿宾收购玉米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丰信公司应否承担支付巩鸿宾所诉玉米款的责任；若应承担，丰信公司应付款金额为多少。 根据已查明的案件事实，杜爱国系丰信公司下属的李阳粮站的库管员，且是该粮站唯一工作人员。2015年、2016年丰信公司的收粮方式是其给杜爱国下达收粮任务，之后，杜爱国以李阳粮站的名义在和顺县××镇××青城镇，昔阳县赵壁乡等地收购玉米，收购时有现金时给现金、没有现金时出具白条，待丰信公司付款给杜爱国后，杜爱国再支付给售粮户。2017年至2019年5月，杜爱国仍以李阳粮站名义，在和顺县××镇××青城镇，昔阳县赵壁乡等地以打白条赊账等方式向粮户收粮，其中2018年向巩鸿宾收玉米5280斤，出具有收条；2019年向巩鸿宾收玉米10010斤，未出具收条。由于杜爱国系丰信公司李阳粮站工作人员，其在该时段，以与之前执行公司安排的收粮任务相同的方式、在相同或相邻地域收粮，作为在该地域生活的巩鸿宾，按照交易习惯，有理由相信杜爱国系代理丰信公司收粮，主观上也不存在过失、没有恶意，杜爱国在该时间段内以李阳粮站名义收粮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该代理行为有效，丰信公司作为被代理人应承担向巩鸿宾支付相应玉米款的责任。至于丰信公司应付巩鸿宾欠款金额，根据本案中巩鸿宾起诉请求，其系要求丰信公司支付2019年购粮款，一审法院在丰信公司未主张抵扣情况下，将丰信公司支付巩鸿宾的2018年部分购粮款抵扣2019年购粮款违反民事诉讼不告不理的诉讼原则，应予纠正，故巩鸿宾在本案中要求丰信公司支付2019年购粮款9009元的诉讼请求成立，应予支持。至于2018年购粮款处理问题，双方当事人可依法另行解决。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山西省和顺县人民法院（2020）晋0723民初604号民事判决； 二、和顺县丰信粮油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给付巩鸿宾玉米款9009元； 三、驳回巩鸿宾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合计125元，由和顺县丰信粮油有限公司负担。 如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郝永丽 审判员  王 雪 审判员  元晓鹏 二〇二一年三月四日 书记员  李 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