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冀02民终96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枫科（唐山）科技装备有限公司，住所地：唐山市丰南经济开发区西南环线东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28230831994XY。 法定代表人：罗海泉，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占林，男，1974年6月3日生，汉族，该公司员工，现住河北省廊坊市香河县永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邢洁，女，1974年3月8日生，汉族，该公司员工，现住北京市西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博安信（天津)汽车配件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宝坻区塑料制品工业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2246630761026。 法定代表人：叶佐博，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王文雅，女，1986年10月6日生，汉族，该公司员工，现住河北省廊坊市香河县。 委托代理人：王金增，河北北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枫科（唐山）科技装备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博安信（天津）汽车配件技术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区人民法院(2020)冀0207民初27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枫科（唐山）科技装备有限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被上诉人共计向上诉人供应货物的价值为6227800元，上诉人已经支付了6921678.85元货款，上诉人不拖欠被上诉人相应的货款。且被上诉人还未按合同的约定将已经支付货款的货物送至上诉人处，被上诉人还有多份合同未能履行完毕。2、一审诉讼中，上诉人提交了北京新源国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一份，予以证实北京新源国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2017年4月6日、2017年9月19日向被上诉人支付的金额为1768678.85元和1003000元的两笔货款，该款项系根据上诉人的请求向被上诉人支付的货款，且发票开具给北京新源国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货物直接发至上诉人处，由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签收到货单。3、被上诉人虽然提交了其与北京新源国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上述2份合同，并附以送货单，但是该两份合同并未实际履行，被上诉人未按照合同的约定向北京新源国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交付货物，且由于北京新源国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京顺义区工厂2017年已经搬迁，该合同项下的货物无法实际履行。4、2017年1月，被上诉人与枫科（北京）膜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合同终止协议》，该协议的内容同为：因枫科（北京）膜科技有限公司因全线停产，无法继续履行合同，双方同意不再履行，同时将被上诉人在截止到2016年12月31日所供应的货物价值1768678.85元退回被上诉人，并承诺待新厂投产后将继续采购被上诉人的货物。且该笔货物的价值与北京新源国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代上诉人其中一笔预付款相吻合。5、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合同约定，送货单中有凡祖伟、何玉龙、杜海峰等人的签字予以认可，其他人员签字的送货单如与上诉人财务账面不符，上诉人不予认可。2017年7月11日、2017年7月19日由黄瑞超、齐世红的签字不属实。王艳芬签字的2张单据，上诉人的财务账面没有记载，不予认可。对李国强、董满金在相应单据上的签字，均不符合合同的约定。6、一审法院认定证据错误。一审诉讼中，上诉人提交的天津清茂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与北京市宇清水务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一审法院未予采信是错误的。被上诉人与北京新源国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枫科（北京）膜科技有限公司、天津清茂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城建道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中，货物是送至上诉人处，但是相关款项上述第三方已经支付给了被上诉人，故本次送货单未扣除北京城建道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25万元。 博安信（天津）汽车配件技术有限公司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博安信（天津）汽车配件技术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3313302元。2、诉讼费用和因本案产生的保全费用、担保费等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月8日，原告作为供方与被告作为需方签订了《支撑管采购合同》一份。该合同主要约定：“需方委托供方生产支撑管产品，需要生产的产品名称、价格如下：型号为420d/72F的支撑管7850000米，单价0.118元，总价926300元；供方根据需方要求分批发货，需方接到供方通知后7日内货到需方指定地点；需方收到支撑管产品，且验收合格后，分批次结算，以电汇或承兑形式支付货款。供方提供该批货物相应的17%的增值税发票”。2018年2月12日，原告作为供方与被告作为需方签订了《支撑管采购合同》一份。该合同主要约定：“需方委托供方生产支撑管产品，需要生产的产品名称、价格如下：型号为BO-112的支撑管624577米，单价0.118元，总价73700元；供方根据需方要求分批发货，需方接到供方通知后7日内货到需方指定地点；需方收到支撑管产品，且验收合格后，分批次结算，以电汇或承兑形式支付货款。供方提供该批货物相应的17%的增值税发票”。2018年3月5日，原告作为供方与被告作为需方签订了《支撑管采购合同》一份。该合同主要约定：“需方委托供方生产支撑管产品，需要生产的产品名称、价格如下：型号为420d/72F的支撑管1700万米，单价0.118元，总价2006000元；供方根据需方要求分批发货，需方接到供方通知后7日内货到需方指定地点；需方收到支撑管产品，且验收合格后，分批次结算，以电汇或承兑形式支付货款。供方提供该批货物相应的17%的增值税发票”。原、被告双方于2019年5月24日签订《变更合同》一份，双方约定：“双方于2018年3月5日签订支撑管购销合同，合同额2006000元，由于国家税务总局自2019年4月1日起增值税税率从16%调整为13%，双方友好协商，双方均同意将原合同额2006000元，其中需方在2018—2019年支付合同款项，共计1500000元，供方已经提供1500000元的16%增值税发票给需方；合同总金额款项调整为人民币1992913元，计算公式如下：（2006000-1500000）/1.16×1.13+1500000=1992913元”。2018年3月5日，原告作为供方与被告作为需方签订了《钩编绳采购合同》一份。该合同主要约定：“需方委托供方生产支撑管产品，需要生产的产品名称、价格如下：型号为BO-184外径1.1mm钩编绳5125万米，单价0.08元，总价410万元；供方根据需方要求分批发货，需方接到供方通知后7日内货到需方指定地点；需方收到支撑管产品，且验收合格后，分批次结算，以电汇或承兑形式支付货款。供方提供该批货物相应的17%的增值税发票”。原、被告双方于2019年1月28日签订《合同变更协议》一份，约定：“供需双方于2018年3月5日签订了购销合同，由于钩编绳价格下调，供需双方自愿将原合同合理如下：原合同数量为5125万米，单价为0.08元/米，现修改为：37705627米，单价为0.08元/米；13544373米，单价为0.065元/米，优惠后3896834元”。原、被告双方又于2019年5月24日签订《变更合同》一份，双方约定：“双方于2018年3月5日签订钩编绳购销合同，合同额410万元，2019年1月28日对此合同进行变更，变更后金额3896834元，由于国家税务总局自2019年4月1日起增值税税率从16%调整为13%，双方友好协商，双方均同意将2019年1月28日变更后合同额3896834元，其中需方在2018—2019年支付合同款项，共计1200000元，供方已经提供1200000元的16%增值税发票给需方；合同总金额款项调整为人民币3827088元，计算公式如下：（3896834-1200000）/1.16×1.13+1200000=3827088元”。2018年5月28日，原告作为供方与被告作为需方签订了《支撑管采购合同》一份。该合同主要约定：“需方委托供方生产支撑管产品，需要生产的产品名称、价格如下：型号为420d/72F的支撑管2000万米，单价0.115元，总价230万元；供方根据需方要求分批发货，需方接到供方通知后7日内货到需方指定地点；需方收到支撑管产品，且验收合格后，分批次结算，以电汇或承兑形式支付货款。供方提供该批货物相应的16%的增值税发票”。原、被告双方于当日签订《产品到货补充协议》一份，约定：“双方于2018年5月28日签订的支撑管采购合同对合同到货单的补充条款如下：货物发出前，供方应出具发货通知单、合格证、质量证等随车资料，随车到达需方指定收货地点。发货通知单中应注明本次发货品名、规格、型号、数量等，货物到达需方指定地点后，需方根据发货通知单的内容核对到货商品的数量、规格等信息。双方确认无误后，出具到产品到货单”同时合同约定了产品到货单的格式。原、被告双方于2018年12月13日签订《合同变更协议》一份，双方约定：“供需双方于2018年5月28日签订了购销合同，经双方协商，将原合同约定的数量20000000米，修改为8036073米，合同总价变更为924148.4元。原、被告双方又于2019年5月24日签订《变更合同》一份，双方约定：“双方于2018年5月28日签订支撑管购销合同，合同额230万元，2018年12月13日对此合同进行变更，变更后金额924148元，由于国家税务总局自2019年4月1日起增值税税率从16%调整为13%，双方友好协商，双方均同意将合同总金额变更为900247元，其中需方在2018—2019年支付合同款项，共计1200000元，计算公式如下：924148/1.16×1.13=900247元”。2018年10月18日，原告作为供方与被告作为需方签订了《支撑管采购合同》一份。该合同主要约定：“需方委托供方生产支撑管产品，需要生产的产品名称、价格如下：型号为BO-112的支撑管6000000米，单价0.1元，总价60万元；供方根据需方要求分批发货，需方接到供方通知后7日内货到需方指定地点；需方收到支撑管产品，且验收合格后，分批次结算，以电汇或承兑形式支付货款。供方提供该批货物相应的16%的增值税发票”。合同附件一附产品到货单格式一份。原、被告双方于2019年5月24日签订《变更合同》一份，双方约定：“双方于2018年10月18日签订支撑管购销合同，合同额60万元，2018年12月13日对此合同进行变更，变更后金额924148元，由于国家税务总局自2019年4月1日起增值税税率从16%调整为13%，双方友好协商，双方均同意将合同总金额变更为584482元，计算公式如下：600000/1.16×1.13=584482元”。原告提交发货单，证明原告将其与被告签订的2018年1月8日、2018年2月12日、2018年3月5日、2018年5月28日《支撑管采购合同》合同约定的发货义务全部履行完毕；双方于2018年3月5日签订的《钩编绳采购合同》原告履行了37705627米的发货义务；双方于2018年10月18日签订的《支撑管采购合同》原告履行了1065867米的发货义务。以上六个合同原告实际履行发货义务的总合同价款为6966462元。被告通过银行承兑汇票向原告支付货款410万元，通过北京新源环境有限公司向原告付货款5万元。被告提交北京新源国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17年4月6日、2017年9月19日分别向本案原告汇款1768678.85元、1003000元的凭证，此两笔汇款备注用途为货款。被告另提交北京新源国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具《证明》一份，载明：“兹证明我公司于2017年4月6日、2017年9月19日，向博安信（天津）汽车配件技术有限公司支付的金额为1768678.85元和1003000元两笔款项，该两笔款项系根据枫科（唐山）科技装备有限公司的请求，由我公司代枫科（唐山）科技装备有限公司支付给博安信（天津）汽车配件技术有限公司的货款，发票开具给我公司，货款直接发至枫科（唐山）科技装备有限公司，由枫科（唐山）科技装备有限公司和对方签收到货单”。原告提交其作为供方与北京新源国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作为需方的分别于2017年4月10日、2017年9月5日签订的《支撑管采购合同》各一份，分别约定：“需方委托供方生产支撑管产品，需要生产的产品名称、价格如下：型号为420d/72F的支撑管1498.88米，单价0.118元，总价1768678.85元”；“需方委托供方生产支撑管产品，需要生产的产品名称、价格如下：型号为420d/72F的支撑管8500000米，单价0.118元，总价1003000元”。同时原告提交以上二份合同的发货单及增值税发票，证明北京新源国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17年4月6日、2017年9月19日，向原告支付的金额为1768678.85元和1003000元两笔款项为该公司向原告支付的货款，并非被告主张的代被告支付的货款。北京新源国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资设立枫科（北京）膜技术有限公司，枫科（北京）膜技术有限公司全资设立被告枫科（唐山）科技装备有限公司。 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签订的《支撑管采购合同》、《钩编绳采购合同》、《产品到货补充协议》、《合同变更协议》、《变更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原告按合同约定履行了货物交付义务，被告亦应按合同约定履行货款给付义务。原告提交的对帐单包含其与案外公司的合同款，对该对帐金额，本院不予采信，本院以实际原、被告合同间的发货清单核对的货款金额予以认定。根据原、被告双方的合同约定及原告提供的发货清单，足以证明原告向被告实际发货价款为6966462元。根据原、被告提供的付款凭证，本院认定被告实际向原告履行货款给付义务金额为415万元。对于被告辩称的北京新源国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17年4月6日、2017年9月19日，向原告支付的金额为1768678.85元和1003000元两笔款项为该公司代其向原告支付的货款，根据原告提交的证据证明原告与北京新源国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另有合同，合同价款与此两笔款的数额完全吻合，而且被告主张的此两笔代付款的付款时间远早于原告签订合同的时间，另原被告间订立合同而增值税发票却开给合同以外的公司，不符合常理，被告对上述情况均无法作出合理的解释，同时被告系北京新源国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资设立的子公司枫科（北京）膜技术有限公司全资设立的公司，双方具有密切的关联关系，故对北京新源国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代付证明，本院不予采信。被告另辩称原告提交的原告与北京新源国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金额为1768678.85元和1003000元未实际履行，原告提交的两份合同的供货清单，包含原告与被告关联公司天津清茂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及北京宇清水务科技有限公司与原告之间的合同供货，但原告提交了原告与以上两公司签订合同的供货清单，反驳了被告的主张。故本院对被告以上抗辩不予采信。综上，本院认定被告在合同改造过程中已向原告支付货款金额为415万元，被告尚欠原告货款2816462元。原告有权主张被告给付其尚欠货款，本院对其主张予以支持。遂判决：被告枫科（唐山）科技装备有限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博安信（天津)汽车配件技术有限公司合同款人民币2816462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3306元，减半收取计16653，由被告枫科（唐山）科技装备有限公司负担14665元，由原告博安信（天津)汽车配件技术有限公司负担1988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枫科（唐山）科技装备有限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相同。 本院认为，上诉人枫科（唐山）科技装备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博安信（天津）汽车配件技术有限公司签订的《支撑管采购合同》、《钩编绳采购合同》、《产品到货补充协议》、《合同变更协议》、《变更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上述合同签订以后，双方当事人均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相应的权利与义务，否则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虽然上诉人诉称经过其公司核算，被上诉人共计向其公司供应货物的价值为6227800元，但是根据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合同以及被上诉人提供的发货清单，能够证实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实际供应货物的价值为6966462元。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向其公司供应货物的价值为6227800元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虽然上诉人主张案外人北京新源国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17年4月6日、2017年9月19日，向被上诉人支付的金额为1768678.85元和1003000元两笔款项为该公司代其向被上诉人支付的货款，该两笔货款应当认定为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的货款，且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总计支付了6921678.85元的款项，其公司不但不拖欠被上诉人的货款，且还提前支付了货款。但是被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其公司与北京新源国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于2017年4月10日、2017年9月5日签订的《支撑管采购合同》、发货单、以及增值税发票，予以证实该两份合同的总价款分别为1768678.85元以及1003000元，且北京新源国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17年4月6日、2017年9月19日向被上诉人支付了该两份合同项下的货款，并非上诉人主张的北京新源国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代其公司支付的货款。而在一、二审诉讼中，上诉人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主张的事实成立。故一审法院依据本案的实际情况、当事人所提交的证据，对上诉人主张的北京新源国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17年4月6日、2017年9月19日，向被上诉人支付的金额为1768678.85元和1003000元两笔款项，为该公司代其向被上诉人支付的货款不予采信，并无不妥。上诉人诉称其公司已经向被上诉人支付的货款为6921678.85元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虽然上诉人对黄瑞超、齐世红、王艳芬、李国强、董满金在相应的单据以及收货单中的签字不予认可，但是被上诉人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义务以后，上述人员在相应的单据以及收货单上予以签字，被上诉人有理由相信上述人员系上诉人的员工。故上诉人主张对黄瑞超、齐世红、王艳芬、李国强、董满金在相应的单据以及收货单中的签字不予认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基本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9332元，由上诉人枫科（唐山）科技装备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沈 军 审判员 毕雪维 审判员 徐万启 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郑 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