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冀08民终34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敏，男，1969年7月9日出生，汉族，住内蒙古赤峰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长鹏，辽宁亮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北德华种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承德市开发区冯营子镇文轩名苑小区5号楼1-1003。 法定代表人：方翔，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明军，河北骥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华。 原审被告：关晓辉，男，1971年7月12日出生，汉族，住内蒙古赤峰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葳，河北骥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孙敏因与上诉人河北德华种业有限公司及原审被告关晓辉种植、养殖回收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人民法院（2020）冀0802民初39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3日立案后，因疫情原因，本案中止诉讼，待中止事由消除后，本案恢复审理。现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孙敏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马长鹏，上诉人河北德华种业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明军、方华，原审被告关晓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魏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孙敏上诉请求：一、撤销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人民法院(2020)冀0802民初3914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二、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原审判决认为：“现原告孙敏育种失败，既存在育种地气候多风等原因，也存在原告孙敏管理欠缺、被告河北德华种业有限公司提供技术不到位等多方面原因”其认定上诉人存在管理欠缺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一）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签订的合同应该属于委托代理合同。虽然本案案由为种植、养殖回收合同纠纷，双方签订了《农作物种子预约生产合同》，该合同就其性质而言，虽然名称没有确认为委托合同，但根据合同内容，完全可以判断出双方之间签订的是委托代理合同。所谓委托合同是指受托人为委托人办理委托事务，委托人支付约定报酬或不支付报酬的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从事主要农作物杂交种子及其亲本种子、林木良种种子的生产经营以及实行选育生产经营相结合，符合国务院农业、林业主管部门规定条件的种子企业的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由生产经营者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农业、林业主管部门审核，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农业、林业主管部门核发。”也就是说，本案案涉的玉米杂交种子的生产繁育主体只能是具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企业，个人无权繁育主要农作物杂交种子。就本案而言，被上诉人具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是种子生产繁育的适格主体。无论是亲本种子的提供、还是整个制种过程，上诉人均需要根据委托人德华种业的要求去做，上诉人不过仅仅是提供劳务性的受托工作而已，所以无论从法律规定上，还是从客观事实上看，本案种子繁育的适格主体只能是被上诉人，而上诉人只不过是接受德华种业的委托，为德华种业办理种子具体繁育事宜的受托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规定：“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据此，本案上诉人只要完成了自己的受托义务，且在办理委托育种的过程中没有过错，作为委托人的德华种业就必须按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支付原告的委托报酬。（二）上诉人已履行了自己的全部合同义务，无任何违约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就本案而言，上诉人与德华种业之间签订的合同已实际履行，根据双方的合同约定及合同法第六十条的规定，上诉人已全面履行了合同义务。上诉人种植了600亩的亲本种子，并依约进行了管理。至于未能生产出预计数量的种子，完全是因为德华种业提供的父本质量问题造成的，与上诉人无关。德华种业主张的父本不好、雄穗干枯是由于上诉人灌水不足造成的根本无任何事实依据。农作种子生产是由父母本杂交而成，一般种子生产田父母本的比例大致为5比1的种植比例。在同一生产田中，母本株及父本株的其他方面均生长良好，足以证明上诉人对种子田的田间管理无任何过错，父本发生雄穗干枯的原因只能是父本株自身原因造成的，与上诉人无关。根据双方签订的合同约定，被告德华种业的合同义务之一就是“按合同及合作协议，全部收购承约方生产的合格种子”并且要在“规定的时间内收购完毕”。玉米作为单季植物，其生长周期最长也就110天左右，而双方签订的合同约定也是当年11月30前应该收购。但综合德华种业提供的证据，其未向上诉人提供《品种制种技术》、未向上诉人提供详细的生产技术资料，未收购上诉人生产的合格种子，已违反了双方签订的《农作物种子预约生产合同》第五条1项、第九条之约定，属于严重违约行为，德华种业就应该承担违约责任。此外，德华种业违反种子法的强制性规定，超区域生产种子。《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应当载明生产经营者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生产种子的品种、地点和种子经营的范围、有效期限、有效区域等事项……除本法另有规定外，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无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或者违反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规定生产、经营种子。禁止伪造、变造、买卖、租借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本案德华种业的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明确注明其“有效区域”为河北省，但却违反规定，与上诉人签订合同，在内蒙古赤峰生产种子。种子是有适应种植地区的，这也极有可能是德华种业提供父本雄穗地干枯的重要原因。 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原审判决“依据公平原则，原告孙敏诉求的400亩育种地的实际投入租地费用160000元（400亩、每亩400元）、人工机械等日常经营投入240000元（400亩、每亩考虑600元）和被告河北德华种业有限公司投入的亲本种子价值36000元由原告孙敏和被告河北德华种业有限公司双方平均承担。被告河北德华种业有限公司向原告孙敏支付的亲本种子价值36000元、前期费用116000元在其承担的金额218000元中予以扣除，再给付原告孙敏育种损失66000元。原告孙敏主张的其他损失属于合同预期利益和间接支出，本院不予支持”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一）本案不适用公平原则，而应该适用过错原则。无论是合同法还是侵权责任法，公平原则的适用必须有法律的明确规定，否则人民法院对损失承担的判决必须依据过错原则。就本案而言，在双方签订的委托合同履行过程中，作为受托人的上诉人并无过错，育种失败的原因完全因为被上诉人的过错。退一万步说，即使无法查明过错方或过错程序，那么本案也应该适用合同法第405条之规定，判令被上诉人给付全部委托报酬。（二）原审法院酌定损失额度为436000元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本案双方合同约定非常明确，就是上诉人为被上诉人承制600亩地玉米种子，而无论生产多少种子，均按每亩1800元计算价格，这也能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上诉人的受托人身份，其相应损失应该为72万元。原审法官凭主观臆断估算损失为每亩1000元是完全错误的。事实上即使按原审法院的主观臆断值其判决结果也是错误的，既然双方要均担36000元种子款，为何在判决时却全部由上诉人承担？因此原审判决毫无法律依据可言。（三）原审判决不支持预期利益是完全错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原审法院将可得利益描述为“预期利益”也从侧面证明了原审法官法律素养的缺失。就本案而言，因德华种业违约，就应该赔偿给上诉人造成的全部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获得的利益。根据德华种业提供的与上诉人签订的制式《农作物种子预约生产合同》第一条约定，原告种植面积为600亩，德华种业保底价格为2000元／亩。上诉人提供的《土地承包合同》、被上诉人申请出庭的证人毕某的证人证言、上诉人申请出庭的证人刘某的证人证言、敖汉旗白土梁子村委会的证明、刘某、张丽艳、曲忠信、于信春、朱文志、曲忠勇签字的证明、敖汉旗种子管理站出具的《农作物杂交种田间检验结果单》、毕某以德华名义到敖汉旗种子管理站报备的《农作物生产经营备案表》、被上诉人提交的上诉人2018年4月29日出具的亲本种子收据等多份证据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证明上诉人种植了600亩制种田，且被上诉人并未充分举证证明上诉人在履行《农作物种子预约生产合同》过程中存在过错行为，那么根据合同约定上诉人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为600亩×2000元／亩＝120万元。至于上诉人主张69万元的损失额度，属于上诉人自愿放弃自己部分诉讼权利的行为，该行为并不违反法律规定。而原审判决却未依据该条合同法的规定判决德华种业赔偿上诉人的可得利益损失，仅仅以一句预期利益本院不予支持来驳回上诉人的合法诉求，显然原审判决有枉法裁判之嫌。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人民法院（2020）冀0802民初3914号民事判决书，并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 河北德华种业有限公司辩称，一、上诉人认为其与答辩人签订的合同属于委托代理合同没有法律依据。本案法院认定的案由为种植、养殖回收合同纠纷，答辩人与上诉人签订的《农作物种子预约生产合同》是答辩人提供技术指导及种子，上诉人负责育种，其育种成品由答辩人回收。种植、养殖回收合同是一方提供技术指导、技术或者种苗产品，甚至种植、养殖饲料，保证成品达到一定标准，另一方负责喂养、种植，成品由提供技术方保价回收的合同，故该份合同本身就属于种植、养殖回收合同。委托合同是指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建立在委托人与受托人的相互信任基础上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答辩人与上诉人签订的该份合同履行情况并不符合委托代理合同的构成要件，故上诉人主张合同为委托代理合同于法无据。 二、上诉人主张答辩人提供的父本质量存在问题，需提供证据证明。上诉人主张其“未能生产出预计数量的种子，完全是因为河北德华种业有限公司提供父本存在质量问题造成的，”根据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原则，上诉人对这一主张依法负有举证责任，在双方一审提交的证据均不能证明哪方存在违约导致育种失败的情形下，应由上诉人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依据《农作物种子质量纠纷田间现场鉴定办法》规定，如上诉人认为其育种失败系父本种子存在质量问题造成的，应针对该种子质量纠纷及时申请田间现场技术鉴定，以便确定事故原因和损失程度。因上诉人未及时申请现场鉴定，致使现场破坏，造成事故原因和损失程度等事实无法查明认定，故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三、本案应适用合同约定，不适用过错原则。答辩人与上诉人签订《农作物种子预约生产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该合同本身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当按合同约定全部履行自已的义务。本案中，案涉《农作物种子预约生产合同》关于育种生产过程中的责任分担有明确约定：第五条第3款约定“承约方按预约方的要求组织生产，负责整个生产过程，管理好从划分隔离区、播种、去杂、抽雄、站杆扒皮、晾晒、脱粒、去腐烂穗粒、收购等各个生产环节，生产过程中出现的任何问题及质量责任完全由承约方负责。”第十条约定“如遇风、雹、旱、涝、冻、病等自然灾害造成承约方经济损失时，预约方不承担任何经济责任。”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上诉人所繁育的玉米种子产量低品质差，达不到合同约定的质量要求，无法回收利用，按照合同约定，上诉人育种失败的责任应由其自负，答辩人对此不应承担任何责任。综上所述，上诉人上诉理由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裁判。 关晓辉述称，一、2018年被答辩人为三位负责人发放的祥玉一号种子，是一批种子，不存在质量问题。2018年4月，繁育成功后的种子存放于乌敦套海镇新城大街45号大厅里，在大厅将亲本种子，分发给三片制种田负责人孙敏、李建才、管琢，由三个负责人自行领取。因亲本种子由被答辩人统一发放，可证实分发的祥玉一号种子均为一批。且李建才、管琢繁育种子已被德华公司回收，故种子不存在质量问题。二、2014年至今，祥玉一号种子种植情况良好，品种繁育稳定，产量稳定，未出现过原告所诉的种子质量问题。2014年，祥玉一号种子即在赤峰市繁育，有多项数据表明，该品种质量好，产量高。经农户反映，多年育种期间该品种父本、母本均长势良好，且每亩平均产量可达到800斤左右，故不存在原告所诉的种子质量有问题。综上所述，上诉人上诉理由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裁判。 河北德华种业有限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冀0802民初3914民事判决，依法改判，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存在明显错误，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对案涉《农作物种子预约生产合同》的效力未明确予以认定。本案案由为种植、养殖回收合同纠纷，原被告均将案涉《农作物种子预约生产合同》作为证据提交（原告2号证据，被告德华种业公司6号证据），经庭审质证，原告、被告德华种业公司、被告关晓辉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一审法院经核实认定，认为该份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和与本案的关联性，予以采信。但原审判决对案涉《农作物种子预约生产合同》为合法有效合同这一基本案件事实并未明确予以认定。（二）对案涉《农作物种子预约生产合同》中与本案争议有关的下述约定未予查明认定。第二条约定“种子价格、结算方式：双方种子价格按上表价格计算，价格中包括种款及所有费用，为运到预约方的到货价格；合格种子运到预约方验质验斤后付全款。”第四条第1款约定“制种区生产环境：无霜期128天，≥10℃积温2800℃；旱涝保收地块。地膜覆盖栽培。有灌溉保障。”第四条第2款约定“技术要求：见《河北德华种业有限公司玉米杂交种制种技术操作规程》”。第四条约定“《河北德华种业有限公司玉米杂交种制种技术操作规程》作为本合同附件。”第五条第3款约定“种子质量严格按合同第一款质量标准执行，种子田间质量标准为：抽穗期制种地同一地块内父本杂株率累计不得超0.05％，母本杂株累计不超过0.1％，母本散粉株累计不超过0.3％。”第六条第1款约定“交售种子时还须提供该批种子的有效田间检验结果单、产地检疫合格证。”第八条约定“承约方通过清选加工流程，生产加工达到合同质量标准的合格种子。保证在11月30日前将合格种子全部发运到预约方指定的地点。”第九条约定“承约方：按照合同约定的种子品种、数量、质量安排生产；遵循合同规定的种子生产技术规程和种苗产地检疫规程，并接受种子管理机构的监督检查；保证种子质量达合同约定条款规定。”第十条约定“凡因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种子数量或质量达不到本合同约定条款的，承约方及时通知预约方进行实地考查，提供具有法律效力的有关资料，双方协商变更合同，签订补充协议。……如遇风、雹、旱、涝、冻、病等自然灾害造成承约方经济损失时，预约方不承担任何经济责任。”第十一条约定“承约方：所生产的全部合格种子（以估产量数量为准）必须如数交给预约方，如不交售、私自出售或以种易物，除没收全部非法所得外，并按所差种子数量借款的1-3倍向预约方交纳违约金；……预约方：必须保证按时足额收购承约方生产的合格种子。如果种子达到质量标准，预约方在规定的时间内收购完毕，应付清种子借款。”（三）对承约方是否生产出合格种子、生产出多少斤合格种子，承约方是否将所生产的全部合格种子如数交给预约方、如未交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等案件事实未予查明认定。（四）对原被告双方是否履行合同义务、是否存在违约行为等案件事实未予查明认定。（五）原审判决认为“原告孙敏育种失败，即存在育种地气候多风等原因，也存在原告孙敏管理欠缺、被告河北德华种业有限公司提供技术不到位等多方面原因”，缺乏证据支持。（六）原审判决认为“原告孙敏诉求的400亩育种地的实际投入租地费用160000.00元（400亩、每亩400元）、人工机械等日常经营投入240000.00元（400亩、每亩考虑600元）”，缺乏证据支持。 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原审判决认为“在原被告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哪方存在违约导致育种失败的情形下，依据公平原则，原告孙敏诉求的400亩育种地的实际投入……由原告孙敏和被告河北德华种业有限公司双方平均承担”，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公平责任原则仅适用没有合同约定，且双方均无过错的情况下的损失承担。对于本案，案涉《农作物种子预约生产合同》关于育种生产过程中的责任分担有明确约定：第五条第3款约定“承约方按预约方的要求组织生产，负责整个生产过程，管理好从划分隔离区、播种、去杂、抽雄、站杆扒皮、晾晒、脱粒、去腐烂穗粒、收购等各个生产环节，生产过程中出现的任何问题及质量责任完全由承约方负责。”第十条约定“如遇风、雹、旱、涝、冻、病等自然灾害造成承约方经济损失时，预约方不承担任何经济责任。”依据上述合同约定，孙敏育种失败的责任应由其自负，上诉人对此不应承担任何责任。（二）根据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原则，“在原被告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哪方存在违约导致育种失败的情形下”，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被上诉人在一审诉状中明确主张“由于被告河北德华种业有限公司提供父本存在质量问题致使母本没有成功授粉从而造成经济损失”，被上诉人对这一主张依法负有举证责任。为此，被上诉人在原一审程序中申请对案涉父本种子是否存在质量问题进行鉴定，发还重审后被上诉人撤回了鉴定申请，又无其他证据支持其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依据《农作物种子质量纠纷田间现场鉴定办法》规定，如被上诉人认为其育种失败系父本种子存在质量问题造成的，应针对该种子质量纠纷及时申请田间现场技术鉴定，以便确定事故原因和损失程度。因被上诉人未及时申请现场鉴定，致使现场破坏，造成事故原因和损失程度等事实无法查明认定，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均存在错误，特向贵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孙敏辩称，一、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就上诉人的上诉理由部分并无不当。原审判决对案涉《农作物种子预约生产合同》的效力事实上已明确予以认定，原审判决在已明确对双方均提供的《农作物种子预约生产合同》予以采信，足以说明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已得到了原审法院的认定。只是在判决过程中，对双方争议的内容均避而不谈而已。至于德华种业在其上诉状中对该份合同的内容予以大篇幅引用，以证明孙敏违约，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虽然合同对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进行了较明确的约定，但答辩人在自己的上诉状中已陈述了该合同就其性质而言，应该是委托合同，且该合同中有大部分约定在签订时德华种业已明知答辩人并无此种权利或履行能力，比如要求答辩人具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及第六条第1款约定“交售种子时还须提供该批种子的有效田间检验结果单、产地检疫合格证。”第八条约定“承约方通过清选加工流程，生产加工达到合同质量标准的合格种子”等等。事实上，虽然合同约定上述义务由承约方承担，但作为农民的答辩人，根本无力完成前述工作，对此德华种业应该是明知的，所以以此作为答辩人违约是没有任何理由的。 二、对上诉人提出的其他（三）（六）条上诉意见，答辩人也认为原审法院应该予以查明，不过答辩人认为，即使相关事实无法查明，也应该支持答辩人一审的诉讼请求，对此答辩人在上诉理由中予以了充分的阐述，在此不再赘述。 三、原审法院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答辩人也认为原审法院适用法律应该是错误的，对此答辩人在上诉理由中也予以充分地阐述，仍坚持自己的上诉意见。综上所述，原审判决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方面的确都有问题，导致判决结果也是错误的。请求二审法院在全面查清案件事实的基础上，撤销原审判决。但应该驳回上诉人德华种业的其他上诉请求，判决支持答辩人的全部诉讼请求。 关晓辉述称，同其上述意见一致。 孙敏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依法判令被告河北德华种业有限公司承担原告2018年为被告河北德华种业有限公司繁育祥玉1号玉米种子总计400亩的损失（每亩按1800.00元计）720000.00元的690000.00元、被告河北德华种业有限公司承担因司法公证而产生的公证费3000.00元、案件诉讼费及送达费全部由被告河北德华种业有限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3月20日原告孙敏与被告河北德华种业有限公司签订农作物种子预约生产合同，约定：承约方原告孙敏必须持有种子生产许可证，由原告孙敏为被告河北德华种业有限公司繁育祥玉一号玉米种子，种植面积为600亩，保底价为1800.00元每亩；被告河北德华种业有限公司交付原告亲本种子并提供相关的技术服务，回收原告孙敏生产的合格种子。合同签订后，被告河北德华种业有限公司交给原告孙敏价值3.6万元的玉米种子，又向原告孙敏支付了11.6万元的前期费用；原告孙敏租赁了600亩（每亩租赁费400元）土地进行制种生产。 原告孙敏在育种过程中，出现大量父本雄穗出现干枯现象，致使育种基本失败。关于父本雄穗干枯的原因，原告与被告河北德华种业有限公司存在争议，原告认为父本种子存在质量问题，致使父本雄穗干枯；被告河北德华种业有限公司认为原告在种植过程中灌溉不足，致使父本雄穗干枯。原告孙敏在原审期间向本院提交了鉴定申请书，申请对原告繁育玉米种子过程中父本出现雄蕊干枯的原因进行鉴定，因育种现场已不存在、用以育种的亲本种子当时未双方见证封存保管原因，原告孙敏在本次审理中撤回了鉴定申请。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河北德华种业有限公司作为专业的种子生产、加工、批发、零售企业，与没有种子生产许可证的原告孙敏签订农作物种子预约生产合同，应根据合同约定提供合格的亲本种子、在生产过程中进行技术指导、并回购合格的种子。现原告孙敏育种失败，既存在育种地气候多风等原因，也存在原告孙敏管理欠缺、被告河北德华种业有限公司提供技术不到位等多方面原因，在原、被告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哪方存在违约导致育种失败的情形下，依据公平原则，原告孙敏诉求的400亩育种地的实际投入租地费用160000.00元（400亩、每亩400元）、人工机械等日常经营投入240000.00元（400亩、每亩考虑600元）和被告河北德华种业有限公司投入的亲本种子价值36000.00元由原告孙敏和被告承德德华种业有限公司双方平均承担。被告河北德华种业有限公司向原告孙敏支付的亲本种子价值36000.00元、前期费用116000.00元在其承担的金额218000.00元中予以扣除，再给付原告孙敏育种损失66000.00元。原告孙敏主张的其他损失属于合同预期利益和间接支出，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关晓辉系原告孙敏和被告河北德华种业有限公司签订农作物种子预约生产合同的中间联系人，不具有合同利益，不承担民事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河北德华种业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给付原告孙敏损失款人民币66000.00元；二、驳回原告孙敏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河北德华种业有限公司申请李建才、李国新出庭作证，两位证人均证实使用了河北德华种业有限公司提供的种子，并都是由关晓辉本人提供，该类型种子亩产在800-1000斤，该品种长势良好。上诉人河北德华种业有限公司用以证实其提供孙敏的种子与出庭的证人种植的为同一批次同一类型，不存在种源的质量问题。上诉人孙敏质证认为，两位证人均不认识孙敏，不能证实两处的种源为同一类型。关晓辉质证意见为，同上诉人河北德华种业有限公司意见一致。本院经审查认为，出庭证人种植的土地与孙敏种植的地点距离较远，且双方并不认识，上述证据达不到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 二审认定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相一致，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有相应的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一、依据上诉人孙敏与上诉人河北德华种业有限公司于2018年3月20日签订的《农作物种子预约生产合同》约定，预约生产的农作物种子由预约方上诉人河北德华种业有限公司提供，生产过程中出现的任何问题及质量责任由承约方上诉人孙敏负责。上诉人孙敏起诉主张因上诉人河北德华种业有限公司提供的父本种子存在质量问题导致母本没有受粉造成经济损失，上诉人河北德华种业有限公司对此不予认可，则涉及父本种子是否存在质量问题应由上诉人孙敏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上诉人孙敏提交的现有证据均不能证明其主张，且父本种子质量是否合格应由专门鉴定机构出具鉴定意见，上诉人孙敏在一审法院审理的(2019)冀0802民初5241号案中提出“对原告繁育玉米种子过程中父本出现雄蕊干枯的原因进行鉴定”，一审法院以“育种现场已不存在，原告亦不能提供其用以育种的亲本种子，故本院无法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为由驳回孙敏诉讼请求。孙敏不服该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经审理认为“生产经营种子样品应由被上诉人河北德华种业有限公司保存，鉴定所需育种的亲本种子应由被上诉人河北德华种业有限公司提交，一审法院以育种现场已不存在及上诉人孙敏不能提供其用以育种的亲本种子为由未予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程序违法”，本院以（2020）冀08民终1460号民事裁定撤销一审法院(2019)冀0802民初5241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一审法院重审。上诉人孙敏在一审法院重新审理时并未提出针对父本种子质量问题的鉴定申请，且上诉人河北德华种业有限公司一审庭审时自认现仍保存本案所涉种子样品，则因上诉人孙敏未提出鉴定申请亦未提交其他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父本种子存在质量问题。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 上诉人孙敏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故，上诉人孙敏的上诉主张于法无据，依法不予采信。 二、经审查，上诉人孙敏育种没有达到合同约定的质量要求，既存在上诉人孙敏经营管理不善的可能，也存在上诉人河北德华种业有限公司种源质量缺陷的可能，甚至还存在育种地土壤、气候、以及周边环境等其他原因的可能。同时，因案涉的种源也没有经过相关鉴定，双方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哪方存在违约导致育种失败的情形下，一审法院综合全案事实及证据资料并依据公平原则，亦考虑农民以种植收入为主，上诉人孙敏在2018年度的种植收入基本未能获取，且上诉人河北德华种业有限公司并无充分证据证明上诉人孙敏在制种过程中违反操作规程和技术要求未能生产出预计数量的种子，上诉人河北德华种业有限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为此，一审法院对双方的投入以及直接利益损失进行了计算，并判决河北德华种业有限公司给付孙敏损失款人民币66000.00元符合法律规定，合情合理，并无不当，应给予维持。因上诉人河北德华种业有限公司对其上诉主张并没有提交相应足够的证据予以证明，其在二审庭审中提交的证据亦不足以反驳和推翻一审认定的事实，故，对于上诉人河北德华种业有限公司的上诉理由，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河北德华种业有限公司、孙敏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21460.00元，由河北德华种业有限公司与孙敏各负担10730.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红梅 审 判 员 孙琳丽 审 判 员 钱丽艳 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法官助理 杨晓梅 书 记 员 包居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