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民终43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马浩元，男，1988年10月12日生，回族，住上海市黄浦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宗龙喜，江苏龙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羽丰，江苏龙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常州亚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延政西路**。诉讼代表人:黄哲斌，该公司破产管理人负责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沈佩章，江苏源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心怡，江苏源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马浩元因与被上诉人常州亚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盟公司）破产债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苏04民初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8月5日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马浩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宗龙喜、王羽丰,被上诉人亚盟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沈佩章、王心怡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马浩元上诉请求为：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确认马浩元对亚盟公司享有债权本金230万元及自2013年7月7日至2018年4月27日按照年利率12％计算的利息。2.诉讼费由亚盟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如下:一、上诉人举证充分证明了亚盟公司借款230万元的事实，一审判决认为“马浩元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亚盟公司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错误。1.亚盟公司2013年7月出具的《债务确认书》、2016年9月7日出具的《借条》，充分证明了亚盟公司向上诉人借款230万元的事实。2.上诉人举证了银行交易明细表和业务回单，证明了上诉人按亚盟公司的要求将借款付至其关联企业上海亚萌数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萌数码科技公司）、以及亚萌数码科技公司付至亚盟公司银行账户的记录，该借款是亚盟公司为办理商品房预销售手续使用的事实。3.亚盟公司法定代表人何广宇出具的情况说明以及员工张健等人的证明材料等，证明了亚盟公司因办理预销售手续向上诉人借款230万元的事实情况，亚盟公司始终确认对上诉人借款230万元的客观事实。二、一审判决以2013年7月7日汇款记录是将200万元付至亚萌数码科技公司而否认亚盟公司收到借款错误。1.亚盟公司及何广宇均确认是其指定上诉人将借款汇至亚萌数码科技公司并确认收到借款的事实。2.亚萌数码科技公司与亚盟公司在案涉借款发生时系关联企业，且人员、财务混同，并非两个独立的民事主体。一审判决将两者现时的独立否定当时的混同，与事实不符。三、一审判决以亚萌数码科技公司汇给亚盟公司6份汇款记录总金额为249万元，与主张的借款230万元不一致，且部分汇款记录附言为“还款”，以此否认借款事实错误。1.亚萌数码科技公司与亚盟公司在案涉借款发生时是人员、财务混同的关联企业，其转账的249万元包含了上诉人出借的230万元。2.汇款记录附言与上诉人无关，更不能否定上诉人出借资金的事实，且仅有一份汇款记录附言是“还款”，另5份汇款记录附言均是“借款”。四、一审判决仅以2014年10月23日的《债务剥离协议》认定借款主体为亚萌数码科技公司与事实不符。1.亚盟公司未提供债务剥离协议原件，上诉人对该协议不知情，协议上上诉人的签名系他人伪造，不具有证据效力。2.债务剥离协议与亚盟公司2013年7月出具的债务确认书、2016年9月7日出具的借条及何广宇情况说明、员工张健等人证明材料相矛盾。五、亚盟公司破产管理人江苏源博律师事务所沈佩章律师与马桂英于2018年8月17日的《现场谈话笔录》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更不能否定借款的客观事实。1.谈话人沈佩章没有表明执业律师身份，也违反了谈话笔录应由至少两人共同进行的程序要求。马桂英证明该笔录并非现场询问制作、内容也非其本人陈述，签名时也未让其阅看，其只是按沈佩章的要求在其事先打印好的笔录上签字。2.马桂英无权代表上诉人进行谈话，该行为对上诉人不产生任何法律效果。3.笔录内容与案涉借款的客观事实不符，应以亚盟公司出具的相关借款凭证以及其确认的事实进行认定并据此判决。六、一审判决收取案件受理费错误。本案是确认之诉，应当按件收取50元的受理费，一审法院按借款本金230万元收取25200元错误。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亚盟公司答辩称，马浩元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亚盟公司存在借贷关系及向亚盟公司交付了相关款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马浩元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马浩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确认马浩元对亚盟公司享有债权本金230万元；2.诉讼费用由亚盟公司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3年7月7日，马浩元以银行转账方式向亚萌数码科技公司汇款200万元。2013年7月，亚盟公司向马浩元出具债务确认书一份，载明：“何广宇于2013年7月以常州亚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义向马浩元（马桂英）借款人民币贰佰叁拾万元整，用于公司办理商品房预售证业务，利息按年华12%计算，如马浩元（马桂英）通过法律途径实行（实现）债权，实现债权的诉讼费、律师费由常州亚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担。”2014年10月23日，亚萌数码科技公司作为甲方、马浩元作为乙方、何广宇作为丙方签订《债务剥离协议》一份，约定：“截止2014年9月30日，对存在帐载上的上海亚萌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向马浩元借款，借款金额共计人民币2000000元整（大写：贰佰万圆整）。经甲乙丙三方协商一致同意，甲方将上述债务转移给丙方并由丙方承担偿还责任，乙方不再或放弃对上海亚萌数码科技有限公司的求偿。”2016年9月7日，马浩元（马桂英）作为甲方、亚盟公司作为乙方、何广宇、王溢作为丙方签订《借条》一份，约定：“乙方今借甲方人民币贰佰叁拾万元整，小写（￥2300000），即从2013年7月7日起到2017年3月7日止，全部本息于2017年3月7日一次性偿还，并且由丙方何广宇、王溢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另查明，马浩元为证明亚萌数码科技公司已将230万元款项汇付亚盟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供了6份中国农业银行业务回单，金额合计为249万元，具体如下：1.第一份回单入账日期为2013年7月9日，金额为50万元，附言为借款；2.第二份回单入账日期为2013年7月9日，金额为50万元，附言为还款；3.第三份回单入账日期为2013年7月19日，金额为40万元，附言为借款；4.第四份回单入账日期为2013年8月12日，金额为10万元，附言为借款；5.第五份回单入账日期为2013年8月12日，金额为6万元，附言为借款；6.第六份回单入账日期为2013年8月12日，金额为93万元，附言为借款。还查明，2018年8月17日，亚盟公司破产管理人江苏渊博律师事务所的沈佩章与马桂英进行谈话，并制作现场谈话笔录一份，马桂英在谈话笔录上签字确认。谈话笔录中记载，“……沈佩章：除了这两笔借款和购房，你们和亚盟公司还有其他往来吗？沈佩章：马浩元还有一笔230万元的借款。沈佩章：具体情况您陈述一下。马桂英：2013年7月7日借的，亚盟公司需要领预售证2000万，缺钱，当时这笔钱是我通过将上海杨浦区延吉中路365弄5号501室抵押给小贷公司老板颜征强，他给了我230万元，中介费支付了208000，实际上是利息，实际上到账2000004，我转到上海亚萌数码科技有限公司200万，当时的法人也是何广宇，当时他们让我打到这个账户上的。2013年7月常州亚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了债务确认书给我，金额是230万元。到了2014年10月23日，因为上海亚萌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因为要卖掉，签订了债务剥离协议，200万债务由何广宇承担，写200万元是因为当时我打到账户上是200万。至今我还没拿到钱。……”一审争议焦点为：马浩元与亚盟公司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应对自己的主张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原告基于借贷关于主张返还借款的，应当对借款合意和款项交付等要件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马浩元虽然提供2016年9月7日的借条来证明其与亚盟公司之间存在借款合同关系，但是，在亚盟公司抗辩其并未收到马浩元交付的款项时，马浩元应进一步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向亚盟公司实际交付借款本金230万元。为此，马浩元提供了2013年7月7日的汇款记录及亚萌数码科技公司的汇款记录来证明其已履行款项交付义务。但是，2013年7月7日所发生款项的借款人应为亚萌数码科技公司而非亚盟公司。首先，2013年7月7日的汇款记录显示，马浩元是将200万元汇付至亚萌数码科技公司。亚萌数码科技公司与亚盟公司是两个独立的民事主体，在马浩元未提供证据证明亚萌数码科技公司是接受亚盟公司委托代为收款的情形下，马浩元提供的汇款记录不能证明其是向亚盟公司交付了款项。其次，马浩元为证明亚萌数码科技公司已将借款本金转交亚盟公司，提供了亚萌数码科技公司的6份汇款记录。然而，马浩元提供的汇款记录总金额为249万元，与其主张的出借本金230万元不一致。此外，部分汇款记录附言栏明确载明款项用途为“还款”，与马浩元的主张相佐。故马浩元提供的亚萌数码科技公司的6份汇款记录也不能证明亚萌数码科技公司已将借款全部交付亚盟公司，案涉借款的实际用款人是亚盟公司。最后，2014年10月23日的债务剥离协议明确说明，2013年7月7日所发生款项的借款主体为亚萌数码科技公司。虽然，亚盟公司提供的是债务剥离协议复印件，但是根据亚盟公司提供的笔录，2013年7月7日所涉借款的经办人马桂英陈述，“到了2014年10月23日，因为上海亚萌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因为要卖掉，签订了债务剥离协议，200万债务由何广宇承担，写200万元是因为当时我打到账户上是200万。”马桂英的陈述与亚盟公司提供的债务剥离协议内容一致，故本院对亚盟公司提供的该证据予以采信。上述债务剥离协议系马桂英与亚萌数码科技公司、何广宇签订，三方在债务剥离协议中确认在亚萌数码科技公司账上的、马浩元汇付的200万元款项系亚萌数码科技公司向马浩元的借款，也即2013年7月7日所发生款项的借款主体为亚萌数码科技公司。综上，马浩元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亚盟公司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其要求亚盟公司偿还借款本金的诉请缺乏事实依据，不能成立。综上，马浩元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马浩元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5200元，由原告马浩元负担。二审中，亚盟公司对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无异议。马浩元对于一审事实中表述的“2014年10月23日，亚萌数码科技公司作为甲方、马浩元作为乙方、何广宇作为丙方签订《债务剥离协议》一份”，认为协议上还加盖了亚盟公司印章，丙方应为亚盟公司。本院认为，《债务剥离协议》上明确丙方为何广宇，且协议内容不涉及亚盟公司，二审庭审中马浩元对于协议上加盖亚盟公司印章的用意不能作出合理说明，即使亚盟公司印章真实，不影响对签约主体的认定。故一审对该事实的表述并无不当。另，一审事实中对“王溢”名字的表述存在笔误，应为“王谊”。6份中国农业银行业务回单“金额合计为249万元”表述有误，应为213万元，其中第三份回单金额为4万元，而非40万元。双方均表示认可，本院二审予以更正。对于双方无异议的其他事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审理中，马浩元提供亚盟公司会计潘洁银行卡查询记录10页，显示2013年12月5日至2014年5月7日从潘洁银行卡向邱静银行卡转账合计42万元，以证明邱静是颜征强指定的收款人，亚盟公司通过潘洁支付给颜征强利息42万元，印证亚盟公司认可与马浩元之间存在借款关系。亚盟公司质证意见：对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庭审后在本院规定的期限内回复本院称其公司账面未能查到与邱静个人发生往来的记账凭证。本院认证意见：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潘洁与案外人邱静之间转账42万元的事实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不能证明亚盟公司向颜征强支付案涉230万元借款利息，且债务确认单、借条中未明确由亚盟公司直接向上手出借人支付利息。故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马浩元要求确认其对亚盟公司享有债权本金230万元是否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认为：一、现有证据能够证明亚盟公司向马浩元借款200万元。理由是：首先，双方具有借款合意。关于案涉230万元借款用途，马浩元陈述2013年7月因亚盟公司需要办理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手续缺少资金，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何广宇找其借款230万元。何广宇向一审法院出具的《情况说明》中称其向马浩元的借款230万元全部用于办理亚盟公司商品房预销售手续。亚盟公司出具的《债务确认书》记载何广宇于2013年7月以亚盟公司名义向马浩元（马桂英）借款230万元用于公司办理商品房预售证业务。亚盟公司员工张健一审出庭证言证明亚盟公司于2013年下半年办理商品房预销售，因供应商催款，又要办理房屋销售资金紧张向十几个人借款，其中包括“上海的马总”和“溧阳的陆总”。上述马浩元、何广宇陈述的借款用途与书证、证人证言一致，且具有合理性，可以证明双方已就230万元借款达成合意。其次，马浩元已向亚盟公司实际付款200万元。亚盟公司对于何广宇向马浩元出具的《债务确认书》、《借条》上加盖的亚盟公司公章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主张借贷行为未实际发生，故马浩元应对230万元款项交付承担进一步的举证责任。马浩元主张230万元借款中的200万元是应何广宇要求转账至亚盟公司关联公司亚萌数码科技公司，后该公司已转付亚盟公司会计潘洁账户，30万元是以现金方式交付何广宇。关于200万元，马浩元一审中提供的银行汇款记录、银行业务回单能够反映2013年7月7日从马浩元银行账户向亚萌数码科技公司账户付款200万元，2013年7月9日至8月12日从亚萌数码科技公司账户分6次向亚盟公司会计潘洁账户付款合计213万元。何广宇在《情况说明》中认可系其要求马浩元将200万元借款直接汇至亚萌数码科技公司，因何广宇时任两公司法定代表人，其双重身份实施的行为既代表亚盟公司委托付款，也代表亚萌数码科技公司受委托收款，故马浩元无需对亚萌数码科技公司接受亚盟公司委托代为收款另行提供证据证明，马浩元按亚盟公司要求将借款200万元付至亚萌数码科技公司，应由亚盟公司承担还款责任。至于亚盟公司借款为何要通过关联企业亚萌数码科技公司多次转付且金额不等，以及两公司对于汇款如何记账，马浩元无从知晓，不应由其承担说明义务。一审法院以亚萌数码科技公司汇款记录上载明的部分款项用途系“还款”，以及其向亚盟公司付款249万元（应为213万元）与马浩元借款230万元不一致为由，对马浩元与亚盟公司200万元借款事实不予认定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关于30万元，马浩元主张230万元借款来源于向小贷公司老板颜征强的借款，并称扣除中介费实际到账2000004元，而转至亚萌数码科技公司200万元后并无30万元结余，故马浩元应对30万元款项来源举证证明。一、二审中马浩元均未能提供30万元来源的证据，亚盟公司账上亦无相应收款记载，仅以何广宇自认尚不能证明亚盟公司收到马浩元借款30万元，故认定该30万元借款实际发生的证据不足。第三，亚盟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亚萌数码科技公司为借款人。亚盟公司为证明其主张一审中提供了亚萌数码科技公司、马浩元、何广宇2014年10月23日签订的《债务剥离协议》、沈佩章与马桂英2018年8月17日谈话形成的《现场谈话笔录》。《债务剥离协议》虽系复印件，马浩元否认在该协议上签名，但未提供反证推翻，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可予确认。马浩元书面授权其母马桂英向亚盟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沈佩章受亚盟公司管理人委托与马桂英谈话形成《现场谈话笔录》并由马桂英签名，故马桂英陈述内容应代表马浩元的意思表示。从两份证据内容分析，债务剥离协议上载明“截止2014年9月30日，对存在账载上的上海亚萌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向马浩元借款…”,马桂英陈述“因为上海亚萌数码科技有限公司要卖掉，签订了债务剥离协议”，可以看出债务剥离协议的签订背景是何广宇要将其在亚萌数码科技公司的股权转让给他人，为剥离公司对马浩元200万元账面债务，三方达成协议约定将亚萌数码科技公司对马浩元的应付款200万元转移给何广宇承担，马浩元不再或放弃对亚萌数码科技公司的求偿。亚盟公司于2016年9月7日向马浩元出具借条，仍明确借款人为亚盟公司，并由亚盟公司股东何广宇、王谊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印证上述债务剥离协议仅是亚萌数码科技公司受让股东基于公司账目梳理、与前股东清结债务的目的签订。结合马浩元与亚萌数码科技公司之间并无借贷合意及利息约定，故债务剥离协议既不能反映三方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更不能否定亚盟公司出具在后的借条效力。亚盟公司主张亚萌数码科技公司为借款人及已将债务转移给何广宇不符合本案客观情况，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诉讼费问题，本案马浩元的诉讼请求为确认其对亚盟公司享有债权本金230万元，属于破产程序中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案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第二百条的规定，应按照财产案件标准交纳诉讼费。一审法院按230万元的诉讼标的收取25200元案件受理费，符合法律规定。对于马浩元关于本案应按件收取50元受理费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此外，马浩元上诉请求中还包含对亚盟公司享有债权本金230万自2013年7月7日至2018年4月27日按照年利率12％计算的利息，该请求虽系其在一审中增加的诉讼请求，但对该部分诉讼标的未缴纳诉讼费，故不作为一审诉讼请求范围。该上诉请求超出一审诉讼请求范围，本院不予理涉。综上，马浩元上诉主张对亚盟公司享有债权本金230万中的200万元具有事实依据，该部分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另30万元缺乏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的基本事实清楚，但对于借款主体的认定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最高人民法院》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八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五条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苏04民初12号民事判决。二、确认上诉人马浩元对亚盟公司享有200万元债权本金。三、驳回上诉人马浩元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5200元，由上诉人马浩元负担3200元，被上诉人亚盟公司负担22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5200元，由上诉人马浩元负担3200元，被上诉人亚盟公司负担220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红建审判员  杨志刚审判员  侍 婧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刘雪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