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晋07民终95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冀海光，男，1978年10月2日生，汉族，山西省寿阳县人，住寿阳县。被上诉人：寿阳县乡联法律服务所，住所地:寿阳县滨阳路。负责人：白友斌，该服务所主任。上诉人冀海光因与被上诉人寿阳县乡联法律服务所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寿阳县人民法院（2020）晋0725民初11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冀海光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民事判决。二、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三、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依据《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因此，上诉人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依据《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可以随时解除合同。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第一次二审终结时，明确向被上诉人表示解除委托合同,故被上诉人无权再向上诉人主张该案发回重审后的代理费用。理由如下:1.上诉人明确向被上诉人表示解除委托合同关系。合同解除后，经晋中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晋中中法民终字第4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2014）寿民初字第329号《民事判决书》，发回重审。上诉人明确向被上诉人表示解除委托合同关系。因此，寿阳县人民法院从一审重审到再次晋中市中级人民作出的（2017）晋07民终74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赔偿上诉人142131.59元，均是上诉人本人出庭参与诉讼，上诉人在此期间均未委托代理人到庭参与诉讼。因此，上诉人所得的赔偿款142131.59元与被上诉人无任何关系。2.上诉人已经向被上诉人履行完毕代理费用。上诉人分别于2014年5月26日向被上诉人支付1500元代理费用;于2017年10月16日，被上诉人向寿阳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上诉人支付代理费用，经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协商，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代理费3000元，被上诉人撤诉。故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两次支付代理费4500元，上诉人已履行完毕自己的给付的义务。因此，被上诉人无权再向上诉人主张该阶段的代理费，恳请二审法院予以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依据山西省司法厅《关于规范基层法律服务收费管理的通知》可以在500元-15000元范围内确定收费标准。本案中，上诉人主张的是工伤赔偿，不适用风险代理，那么按照山西省司法厅《关于规范基层法律服务收费管理的通知》是完全可以在500元-15000元以下的范围内合理确定收费标准，才不违背立法的初衷。因为上诉人为弱势群体，而且没有固定收入，况且在本案中赔偿较少，依据山西省司法厅《关于规范基层法律服务收费管理的通知》规定，本案中的代理费收费标准不适宜太高，应在500元-2000元之间确定。结合本案的赔偿金额，本案的特殊性质，国家的立法精神。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4500元全部代理费用，是符合《关于规范基层法律服务收费管理的通知》可以在500元-15000元范围内的调整范畴。综上所述，鉴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已解除委托关系，并已向被上诉人支付全部代理费用4500元，不存在另行支付。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寿阳县乡联法律服务所辩称，一、上诉人所引用的《合同法》第410条的规定，纯属上诉人对法条的片面理解，是其主观臆断。该条规定，委托合同不论是委托人还是受委托人均可以随时解除，但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的损失，除不可归责与该当事人的以外，应当赔偿损失。因为对条款的理解，就不利于受托人方面而言，是指由于委托人在受托人处理事务尚未完成前解除了合同，使受托人因不能继续履行义务而少获的报酬。委托人除对受托人已履行的部分给付部分报酬外，对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情况下，因解除委托合同给受托人造成的报酬减少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我方历时三年为上诉人维权，受上诉人委托为其提供了一审、二审、发回重审三次法律服务（有判决书和裁定书为证），发回重审后一审法院的判决结果为228843.20元，在发回重审又上诉过程中，上诉人无辜解除了委托代理关系，最终二审法院判决结果为142131.59元，根据该法条规定，我方没有给上诉人造成任何损失，恰恰是上诉人解除合同给我方造成了一定的损失。上诉人委托我方诉讼的诉讼标的额为407420元。根据山西省发改委和山西省司法厅《关于规范基层法律服务收费管理的通知》规定的政府指导价一审应收代理费为17296.80元；二审代理费应减半收取为8648.40元；发回重审代理费减半收取为8648.40元。以上三次代理费总计为34593.60元，减去第一次诉讼上诉人已经支付的4000元，上诉人仍应支付代理费30593.60元。因此，上诉人不仅应给付三次庭审的代理费30593.60元，而且应该赔偿我方与其约定的利息损失。而一审法院却仅仅支持了15500元。二、上诉人在最后一次二审庭审中无辜解除委托合同，没有委托我方为其代理，纯粹是上诉人耍小聪明，为了逃避应该给付的代理费而采取的恶意行为。现在官司赢了，上诉人出尔反尔，过河拆桥，理应得到谴责和惩戒。三、上诉人所说已经履行完毕代理费，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中，一审法院根据我方向上诉人提供的三次庭审法律服务，按照山西省发改委和山西省司法厅《关于规范基层法律服务收费管理的通知》规定的关于政府指导价的法律服务收费标准，酌情支持了15500元，虽然考虑我方三年来付出的辛苦，也考虑上诉人属于劳动者的情形，但实际上是倾向于上诉人的判决。四、关于上诉人所说的“依据山西省司法厅《关于规范基层法律服务收费管理的通知》可以在500元-15000元范围内确定收费标准”是不正确的。因为该《通知》第三条第二款明确规定，该收费标准是在没有争议标的额的情况下计件收费的。本案有明确的标的额，应该按照该《通知》第三条第三款的规定，按照标的额的比例收费，并且该《通知》第二条第一款也明确规定：“基层法律服务收费实行以市场调节价位为主，政府指导价为辅的价格管理方式，其中工伤赔偿、劳动报酬、赡养费、抚养费等实行政府指导价”。因此，一审以该《通知》规定的政府指导价酌情判决是正确的。五、上诉人称其是“弱势群体”“没有固定收入”，纯属编造的托词。上诉人虽然是农民，但却在寿阳县城梅林花园小区买有楼房一套，并且经营货车营运，还开有文具店，家庭经济条件殷实，根本不存在家庭经济条件困难的情形。即使上诉人是弱势群体，也应该信守承诺，履行诺言，而不是背信弃义。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寿阳县乡联法律服务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依法判令冀海光立即给付寿阳县乡联法律服务所代理费25926元,并从2017年8月1日起按照15.4%的年利率支付利息，直至全部付清为止;二、本案诉讼费用由冀海光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5月26日冀海光(甲方）与寿阳县乡联法律服务所（乙方）签订《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合同约定:乙方受甲方委托委派法律工作者白友斌在寿阳县乡联法律服务所与山西新元公司的工伤赔偿案件的一审、二审、执行中担任委托代理人,甲方向乙方支付代理费1000元,并同意在本委托事务完成之日,以实际实现的标的20%加付给乙方代理费作为法律工作者代理费。合同第六条办案费用约定，办案费采取预付形式由甲方预付乙方，由主办法律工作者分阶段持费用使用清单及开支的有效凭证经甲方审核确认，据实报销多退少补，或者甲方一次性支付500元人民币由乙方使用上述办案费用。合同第八条约定，甲方无正当理由不支付代理费或者工作费用，或者无故终止合同，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支付未付的代理费、未报销的工作费用以及延期支付的利息。合同约定双方如发生争议协商不成，有权向寿阳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之后冀海光于2014年起诉至寿阳县人民法院，要求判令山西新元煤炭有限公司支付冀海光工伤待遇等407420元。寿阳县人民法院作出（2014）寿民初字第32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山西新元煤炭有限公司支付冀海光工伤待遇款221380元。该被告不服,提起上诉，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晋中中法民终字第4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2014）寿民初字第329号《民事判决书》，发回重审。寿阳县人民法院重审后，于2016年10月26日作出（2014）寿民初字第329-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山西新元煤炭有限公司支付冀海光工伤待遇款228843.20元,驳回冀海光其余诉讼请求。以上诉讼过程中，寿阳县乡联法律服务所的法律工作者白友斌作为冀海光的委托代理人参与了诉讼。山西新元煤炭有限公司不服又提起上诉后，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晋07民终747号《民事判决书》，判令山西新元煤炭有限责任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冀海光各项损失费用共计142131.59元。在此次诉讼中，冀海光未再授权委托白友斌作为其委托代理人参与诉讼。寿阳县乡联法律服务所认为冀海光领取赔偿款后,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和双方的约定支付代理费，经寿阳县乡联法律服务所于2017年10月16日起诉后,冀海光给付寿阳县乡联法律服务所3000元,寿阳县乡联法律服务所撤诉。现再次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冀海光立即给付寿阳县乡联法律服务所代理费25926元，并从2017年8月1日起按照15.4%的年利率支付利息，直至全部付清为止。冀海光认为已付寿阳县乡联法律服务所代理费用4500元，以及履行了风险代理合同的义务，应驳回寿阳县乡联法律服务所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在《民事委托代理合同》中约定乙方受甲方委托，委派法律工作者白友斌在寿阳县乡联法律服务所与山西新元公司的工伤赔偿案件的一审、二审、执行中担任委托代理人，甲方向乙方支付代理费1000元，并同意在本委托事务完成之日，以实际实现的标的20%加付给乙方代理费作为法律工作者代理费。该约定中将代理活动的结果作为诉讼代理费用的计收依据，因此，该约定系风险代理的约定,请求给付工伤赔偿不适用风险代理。在请求给付工伤赔偿的案件中适用风险代理，明显有悖公序良俗，故该约定应属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的规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无效”，上述约定应属无效约定，寿阳县乡联法律服务所方亦不能据此约定向冀海光主张代理费。本案《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关于代理费的收费约定系无效条款之外，合同的其他内容均是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背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效力性规定，合法有效。寿阳县乡联法律服务所已实际为冀海光提供代理服务，参照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和山西省司法厅《关于规范基层法律服务收费管理的通知》规定的关于政府指导价的法律服务收费标准，即按照争议标的额分段按比例累加计算收费“10万元(含10万元):5%;10万元以上至50万元(含50万元):4%...具体收费标准由基层法律服务所与委托人协商确定”。寿阳县乡联法律服务所第一次一审诉讼标的额407420元，最高应收代理费为17296元;二审代理费应减半收取8648.40元;发回重审代理费应减半收8648.40元。以上三次代理费最高额为34593.60元，冀海光已支付的4500元。现寿阳县乡联法律服务所主张代理费25926元及其利息。参照以上规定，并结合本案实际与当地消费水平，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最终作出（2017）晋07民终747号《民事判决书》，判令山西新元煤炭有限责任公司赔偿冀海光各项损失费用142131.59元。而按照收费标准三次代理费最高额为34593.60元支付寿阳县乡联法律服务所有违公序良俗和当初双方约定的本意，该院酌情确定被告应当支付寿阳县乡联法律服务所的代理费为20000元(第一次一审诉讼10000元、上诉后二审以及发还审理中的代理服务费分别为5000元),已付4500元，冀海光应再付寿阳县乡联法律服务所15500元。超过部分，该院不予支持。对于寿阳县乡联法律服务所请求冀海光支付违约的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庭审查明,冀海光已经支付4500元，只是未按风险代理约定支付代理费，因工伤案件适用风险代理属于无效的约定，冀海光未支付代理费的行为并不构成违约，故寿阳县乡联法律服务所请求冀海光支付违约利息损失诉讼请求，没有相应的事实依据,该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一、冀海光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寿阳县乡联法律服务所代理费15500元;二、驳回寿阳县乡联法律服务所的其他诉讼请求经二审查明的基本事实与一审查明一致。本院认为，双方在《民事委托代理合同》中约定寿阳县乡联法律服务所受冀海光委托，委派其工作人员在冀海光与山西新元公司的工伤赔偿案件中为冀海光一审、二审、执行中担任委托代理人，关于代理费收费标准的约定一审已认定无效之外，合同的其他内容均是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该部分内容不违背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寿阳县乡联法律服务所已实际为冀海光履行了代理服务义务，按照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冀海光应当支付寿阳县乡联法律服务所代理费，其拒绝支付、并主张已解除合同，有违诚实信用原则，依法不应支持。一审法院依照相关规定确定冀海光应当支付寿阳县乡联法律服务所的代理费为20000元，并无不当，冀海光该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冀海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7元，由上诉人冀海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寇永俊审判员  侯建伟审判员  杨姣瑞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日书记员  郝璇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