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冀06民终6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1，男，汉族，1949年5月26日出生，住保定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志方，河北华胄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涛，男，1974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保定市莲池区，系李某1之子。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2，女，汉族，1956年6月1日出生，住天津市大港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国林，河北金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3，女，汉族，1961年3月5日出生，住任丘市渤海路华北石油渤海**。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国林，河北金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4，女，汉族，1965年11月15日出生，住保定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国林，河北金房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李某5，男，汉族，1957年4月19日出生，住保定市。 原审第三人：保定市莲池区韩庄乡谭庄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保定市谭庄村。 法定代表人：李某6，村主任。 上诉人李某1因与被上诉人李某2、李某3、李某4及原审被告李某5、原审第三人保定市莲池区韩庄乡谭庄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谭庄村委会）法定继承纠纷一案，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7日作出（2018）冀0606民初2252号民事判决，李某2、李某3、李某4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21日作出（2019）冀06民终1152号民事裁定，发回重审。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10月30日作出（2019）冀0606民初4094号民事判决，李某1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某1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二、依法确认上诉人在1983年分得宅基后自建房屋不属李福云遗产范围之内；三、本案继承人刘玉兰继承李福云的继承份额，不应在本案中分割；四、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审法院出具的判决书在认定事实上错误，没有证据支持，且适用法律不当。一、上诉人宅基地的来源。1、上诉人之父李福云是1982年去世的，上诉人取得此宅基地是1983年，当时上诉人虽因招工将户口迁出，但上诉人之妻李丽华与三个子女李文红、李文雷、李文涛均系谭庄村村民，申请取得宅基地是理所应当的，也并不违反宅基地管理的规定。虽然在1987年妻子和子女也办理了农转非，但这不能成为在1983年不能分给宅基地的理由（户籍证明己提交法院），不能强拉硬扯的否认历史的事实。2、上诉人在1983年份得宅基地后，在长达35年期间，村、乡土地部门数次核查、清理与确权，均属于上诉人合法占有和所有，在本次拆迁中也是在三方村委会、乡政府、开发商核查确认、确权的基础上，才签订的拆迁协议，权利主体是明确的，而且此次拆迁签订了两份协议书，一份是上诉人自己的房屋，由上诉人本人所签，一份是老宅子属母亲刘玉兰所有的房屋和宅基是李某5代签署的，根本就不存在判决书中所讲是由上诉人作为长子代表全家代签之说。3、原判决书中还称“从原告李某2、李某3、李某4和被告李某5的表达中可以确认该宅基及房产为李老德的宅基。”这完全是一种毫无根据的偏听、偏信的认定。上诉人1983年分得此块宅基地原本就不是现成的宅基地，更不是所谓李老德的老宅基，而是分给了一块在村北的低洼地（是个沙坑），是上诉人取得后雇用铲车、货车拉土填平后取得，这情况全村人都知道。尤其是现村委会老书记胡彦更是十分清楚，就连被上诉人在以前的开庭中对此情况也是承认的，而原审法院在没有任何依据情况下就认此宅基就是李老德的老宅基，岂非荒唐。二、关于上诉人所建的房屋。1、认定说是李福云继承了该宅基于理不通，宅基地属集体所有，无继承之规定，再者李福云在上诉人等小时候就已在市里参加工作，户籍没有在本村，何来继承宅基地之说。2、上诉人的宅基地与李老德没有一点关系，1983年村委会是因上诉人妻子、孩子四口人在村里，因此分给上诉人宅基地一块，当时就是一个村北的沙坑，是由上诉人填平后购置建筑材料，其中建房用砖是用煤和砖场交换的所建，何来李福云继承了李老德的老宅基，并在其去世后次年由刘玉兰牵头全家在该宅基上新建了房屋之说呢？3、原判决书认定是刘玉兰牵头全家在该宅基上新建房屋，完全是一种无证据支持的谎言，全家人在填土建房中谁出过一分钱，填了一捧土，可以拿出证据来。原审法院的上述议定就连被上诉人也不相信，被上诉人等在数次开庭中均表示的是：“此房是由李福云生前所建，李福云建房时所有利害关系人均已不在村内居住。”被上诉人等的表述尽管不属实，但与原审法院判决书认定也是截然不同，原审法院毫无根据的认定是从何而来呢？三、在本案中，不能对刘玉兰个人财产进行处置。本案纠纷是继承上诉人之父李福云的遗产，并不涉及母亲刘玉兰个人财产，包括应继承李福云遗产份额也应属于刘玉兰个人财产范围之内，母亲刘玉兰在诉讼中去世，所以本案只能确定母亲刘玉兰继承李福云的财产份额是多少即可，不应与李福云遗产一并处理。四、原审法院判决书适用法律不当。本案为继承纠纷，应优先适用《继承法》，被继承人李福云于1982年2月1日去世（死亡证明己提交法庭），至今已36年，依据《继承法》第二条“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及第八条：“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二年，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计算，但是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不得再提起诉讼。”这是《继承法》明文规定的诉讼除斥期间。且除斥期间是法定不变期间，没有中断、中止或延长问题。原审法院判决书适用了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二十五条。唯独没有适用第八条规定。只是以一句：“被告李某1辩解的原告的起诉超出诉讼除斥期间不能成立，本院不予认定。”一带而过，但并没有列出不予认定的法律依据。 李某2、李某3、李某4辩称，1、上诉人称其1983年取得了案涉1．959亩宅基地的使用权，其既没有有权机关颁发的权利证书也没有有权机关的证明，所以其主张没有任何依据，纯属自我设定。虽然村委会与其签订了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但是也并不表明其享有该宅基地的使用权，更不能称之为得到了相关机构的确认或者确权，且上诉人及其妻子与三个子女早已在1987年办理了农转非，非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也不享有宅基地使用权的资格，所以上诉人主张享有该宅基地的使用权，理据不足，依法不能成立。同时上诉人在上诉状中自认其1983年分得了村北的沙坑而不是用于建造房屋的宅基地，且取得沙坑也无相关证据证实，由此也证明了其1983年并未取得该宅基地的使用权。2、案涉1．959亩宅基地上的房屋是双方当事人父母的共同财产，上诉人主张为其所建纯属虚构，同时也没有相应的证据证实。3、原审法院将双方当事人母亲刘玉兰应继承的李福云的遗产进行分割合法有据，因为本案解决的是双方当事人父亲李福云的遗产，在纠纷解决中刘玉兰因病去世，故此原审法院对刘玉兰应继承的部分判决双方当事人分割并无不当。4、本案不适用诉讼时效除斥期间的规定，因为在继承开始后被上诉人均未明确放弃继承，应视为接受继承，同时原审法院不支持其诉讼时效除斥期间的主张，符合未能、理、情的相关要素，也充分体现了平等、公正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李某5述称，同意一审判决。 谭庄村委会未到庭陈述意见。 李某2、李某3、李某4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原、被告共同继承保定市谭庄村李福云遗产，三原告分割遗产（宅院拆迁补偿款和补偿面积）共计3／12份额，折款768314元（具体面积和拆迁补偿款数额以法院查证为准）；第三人协助原、被告办理继承手续。三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依法判令三原告各继承162.231平方米的安置房屋，并依法判令被告李某1分别给付三原告174651.60元、被告李某5分别给付三原告144501.56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玉兰与李福云系夫妻关系，二人生有子女五人，即原告李某2、李某3、李某4和被告李某1、李某5。1982年2月1日李福云去世，其遗产尚未分割。2017年11月17日第三人谭庄村委会与被告李某1签订《城中村改造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协议中确认了宅基地面积1．959亩，住宅建筑面积137.24平方米，安置房建筑面积480平方米，拆迁补偿款673258元（包括房屋补偿款233308元、过渡费8400元、超一亩补偿431550元）。以上补偿款由被告李某1领取。2017年11月20日第三人谭庄村委会与刘玉兰（李某5）签订《土地整理及城中村改造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此协议由被告李某5之子李文波代签，协议中确认了宅基地面积335.9平方米（即0．503亩），住宅建筑面积122.534平方米。安置房建筑面积331.155平方米；拆迁补偿款222507.80元（包括房屋补偿款208307.80元、过渡费4200元、村民待遇补偿1人10000元）；另有土地整理补偿款350000元（土地补偿款享受待民待遇1人，补偿标准为每人370000元，已领取50000元，剩余补偿款320000元；地上附着物补偿30000元）；商用房面积50平方米。以上补偿款由被告李某5领取。被告李某1自己的情况说明中称其原本为谭庄村农民，后因上学毕业后招工而参加工作，其妻子与孩子在1987年办理了农转非．．．。另查明，李福云父亲为李老恒，李老恒与李老德为兄弟，李老德未婚亦无子女。原告李某2、李某3、李某4成称李老德去世后，弃宅基地及房产均由李福云继承。被告李某1称李老德去世后村委会已将宅基地收回另行分配。被告李某5称李某1签字拆迁的宅基地是李老德的宅子，是祖宅，李老德去世后是其父亲李福云和姑姑发丧的。双方对此均未提供证据。经本院调查，宅基地面积335.9平方米（即0．503亩）的宅基登记户主姓名为刘玉兰；宅基地面积1．959亩的宅基未见宅基地登记证明。审理过程中，刘玉兰于2018年11月14日因病去世。以上事实有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谭庄村委会证明、《城中村改造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土地整理及城中村改造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情况说明、迁移证、职工履历表、满城县宅基地清理登记表及庭审笔录为证。 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的父亲李福云去世后，原、被告及刘玉兰六人为其合法继承人，依法享有继承权，故原告主张依法继承李福云遗产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登记在刘玉兰名下的宅基地（即0．503亩宅基地）为刘玉兰和李福云的夫妻共同财产，该宅基及地上建筑物的拆迁利益中的一半应为李福云的遗产。即被告李某5之子李文波代签的《土地整理及城中村改造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中安置房屋面积和拆迁补偿款的一半六人享有平等继承权，原、被告及刘玉兰各继承安置房建筑面积27．60平方米（安置房建筑面积331.155平方米÷2人÷6人）、拆迁补偿款18542.32元（拆迁补偿款222507.80元÷2人÷6人）、土地整理补偿款29166.67元（土地整理补偿款350000元÷2人÷6人）。被告李某1与第三人谭庄村委会签订的《城中村改造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中所涉及的宅基地1．959亩及地上建筑物，被告李某1认为该宅基是李老德去世后谭庄村委会另行给其划分的宅基地。但从庭审及其自行提交的《情况说明》中显示，被告李某1自其上学毕业后因招工户口从谭庄村迁出，被告李某1已经不是谭庄村村民，其称谭庄村委会为其划分了涉案的宅基地，不符合常理及宅基地管理的规定，且被告李某1也未提交谭庄村为其划分宅基地的证据，被告李某1的妻子和孩子也在1987年办理了农转非，对被告李某1主张涉案宅基地为其个人合法财产，不属于遗产范围的辩解，不予采信。被告李某1作为长子代表全家与谭庄村委会签订《城中村改造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的行为符合农村家庭代表的习惯，不应因此确定为涉案宅基为被告李某1的宅基。从原告李某2、李某3、李某4和被告李某5的表述中可以确认该宅基及房产为李老德的宅基。李老德未婚亦无子女，李福云继承了该宅基，并在其去世后次年，由刘玉兰牵头，全家在该宅基上新建了房屋，由于李福云去世后遗产未分割，不可否认刘玉兰新建房屋的支出使用了李福云的遗产，故该宅基及地上建筑物亦应为李福云和刘玉兰的共同财产，其中一半的拆迁利益应作为李福云的遗产进行处理。即被告李某1签订的《土地整理及城中村改造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中安置房屋面积和拆迁补偿款的一半六人享有平等继承权，原、被告及刘玉兰各继承安置房建筑面积40平方米（安置房建筑面积480平方米÷2人÷6人）、拆迁补偿款56104.83元（拆迁补偿款673258元÷2人÷6人）。刘玉兰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去世，但本案审理的是被继承人李福云个人遗产问题，刘玉兰本身也是继承人之一，在没有解决被继承人李福云继承纠纷之前，因主体不同、法律关系不同，不能合并审理，应另案解决，对三原告要求与刘玉兰的遗产一并继承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本案中，刘玉兰应继承李福云的遗产由原、被告五人共同分割。即刘玉兰继承的0．503亩宅基地的拆迁利益中，原、被告各分割安置房建筑面积5．52平方米（安置房建筑面积27．60平方米÷5人）、拆迁补偿款3708.46元（拆迁补偿款18542.32÷5人）、土地整理补偿款5833.33元（土地整理补偿款29166.67÷5人）；刘玉兰继承的1．959亩宅基地的拆迁利益中，原、被告各分割安置房建筑面积8平方米（安置房建筑面积40平方米÷5人）、拆迁补偿款11220.97元（拆迁补偿款56104.83元÷5人）。综上，原告李某2、李某3、李某4和被告李某1、李某5应各自继承0．503亩宅基地的拆迁利益中安置房建筑面积33．12平方米（27．60平方米＋5．52平方米）、拆迁补偿款22250.78元（18542.32元＋3708.46元）、土地整理补偿款35000元（29166.67元＋5833.33元）；应各自继承1．959亩宅基地的拆迁利益中安置房建筑面积48平方米（40平方米＋8平方米）、拆迁补偿款67325.80元（56104.83元＋11220.97元）。被告李某1和李某5分别领取涉案两套房屋的拆迁安置款项，二被告应当按照三原告应当继承的份额予以返还。庭审中，被告李某1辩解，原告的继承诉讼已经超过除斥期间，应驳回原告的起诉。一审法院认为，在被继承人李福云去世后，继承开始，其合法继承人均未明确放弃继承，应视为接受继承，被告李某1辩解的原告的起诉超出诉讼除斥期间（实为诉讼时效）不能成立，不予认定。另外，本案为继承纠纷，第三人谭庄村委会并非本案继承人，原告要求第三人协助办理继承手续的主张，也非继承纠纷案件的审理范围，故驳回原告对第三人谭庄村委会的诉讼请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原告李某2、李某3、李某4各自继承2017年11月20日《土地整改及城中村改造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中的安置房建筑面积33．12平方米；各自继承2017年11月17日《城中村改造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中的安置房建筑面积48平方米。二、被告李某5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返还原告李某2、李某3、李某4在2017年11月20日的《土地整改及城中村改造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中各自继承的拆迁补偿款22250.78元、土地整理补偿款35000元。三、被告李某1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返还原告李某2、李某3、李某4在2017年11月17日《城中村改造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中各自继承的拆迁补偿款67325.80元。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四、驳回原告李某2、李某3、李某4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483元，由被告李某1负担8000元，被告李某5负担3483元。 二审期间，上诉人李某1提交证据一、保定李君用构件结算单一张，证据二、预制构件厂发票两张，证据三、砖厂发票两张。拟证明1983年上诉人李某1盖房时购买建筑材料的相关证据。证据四、养老保险一份，证明李某1和李君是同一人。李某2、李某3、李某4质证称，1、证据一二三其中李某1和李君两个名字不能证明系上诉人同一人。同时有一张单据上有罗某的签字，无法证明是罗某真实的签字。2、该证据仅能证明上诉人在1983年购买了相关的物品，但不能证明该物品用于建设了大宅基地上的房屋，也更不能证明上诉人在1983年取得了大宅基地的使用权。上述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证据四不能证明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因为如李君系本案的上诉人，应当由户籍管理机关出具相关的证据证实，该保险证不能证明该案件事实。李某5质证称，不认可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李某1申请证人罗某出庭作证，罗某陈述，李某1家里面盖房，从我那拉的预制板，当时没有给钱，我当时是满城县第三预制构件厂厂长，催李某1交款。他们家的事情我不清楚。不知道购买的预制板盖哪儿的房，不知道盖房是谁出的钱。李某1和李君是否是同一个人。李某1质证称，对证人证言没有意见，完全属实。李某2、李某3、李某4质证称，证人仅证明了上诉人从其购买了预制板等物品，但是该预制板究竟用在了什么地方，比如是否用在了案涉1．959亩的宅基地所建房屋上并没有证实，所以该证言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也无法证明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李某5质证称，证人是跟我爸干活的小包工头，1982年以前我爸在外面包工程。本院认为，上诉人李某1二审提交的证据，有原始票据及证人出庭作证相佐证，本院对李某1提交的证据真实性予以采信，但上诉人申请的证人陈述：“不知道购买的预制板盖哪儿的房，不知道盖房是谁出的钱。”且一审中李某5申请的证人李某7出庭作证陈述：“他们家盖房我去了，是李某5叫我去盖房，给谁盖不清楚。”本院对上诉人主张涉案房产属于其个人所有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定。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规定》第八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根据依法作出裁判。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关于上诉人李某1与原审第三人谭庄村委会签订的《城中村改造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中所涉及的宅基地1．959亩及地上建筑物，上诉人李某1主张该宅基是李老德去世后谭庄村委会另行给其划分的宅基地。被上诉人李某2、李某3、李某4主张该宅基及房产为原为李老德的宅基，李老德未婚亦无子女，晚年由李福云赡养，李老德去世后其宅院由李福云继承。并在李福云去世后次年，由刘玉兰牵头，全家在该宅基上新建了房屋。原审被告李某5称李某1签字拆迁的宅基地是李老德的宅子，是祖宅。各方当事人就其主张均未提交宅基地登记证明予以证实。经审阅一卷宗，李某1一审辩称1983年分得宅基地后自己建房居住、生活，直至此次拆迁。而二审中上诉人、被上诉人均认可建房后，均未在该房屋居住，李某1一审辩称与二审陈述的事实不一致。从李某1自行提交的《情况说明》中显示，李某1自其上学毕业后因招工户口从谭庄村迁出，李某1已经不是谭庄村村民，其称谭庄村委会为其划分了涉案的1．959亩的宅基地，亦不符合常理及宅基地管理的规定。另2017年12月1日的录音中就拆迁补偿问题李某1亦并未对涉案宅基提出异议。综合上述情况，一审对李某1主张该宅基地为其个人合法财产，不属于遗产范围的辩解，未予采信。认定该宅基及地上建筑物应为李福云和刘玉兰的共同财产，并无不当。刘玉兰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去世，一审将刘玉兰应继承的李云福个人遗产由上诉人、被上诉人及原审被告共同分割，并无不妥。在被继承人李福云去世后，继承开始，其合法继承人均未明确放弃继承，应视为接受继承，该房产在被拆迁前一直未分割，故被上诉人起诉主张其对涉案房产的拆迁利益，并未超过诉讼时效。 综上所述，上诉人李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483元，由上诉人李某1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道忠 审判员  黄俊学 审判员  于纪芳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王路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