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川01民终52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景广，男，1993年5月1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仪陇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元炜，男，1993年1月2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长宁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泸州绿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东升路2号3号楼一单元202号。 法定代表人：赵国梅。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海峰，男，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智晖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桥南街陈涌村陈涌金业街107号201。 法定代表人：秦嘉华，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海超，男，公司员工。 上诉人景广因与被上诉人周元炜、泸州绿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源公司）、广东智晖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晖公司）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2020）川0108民初77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景广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周元炜、绿源公司、智晖公司支付景广劳务分包费136160元；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周元炜、绿源公司、智晖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判决仅依据《承诺书》来认定工程量的事实错误。首先，景广于2019年9月24日进入成都市成华区宜华大东展4号地块（3号楼）3-23层负责二次配管、强弱电箱、公共区域强弱电、户型里的强弱电、穿引线、切槽、打槽、清理二配所产生的建渣以及所切斜槽的恢复，至2020年1月21日共计119天，期间共10多名工人进入上述工程施工，工人的施工项目都是通过周元炜手机微信进行安排，有手机微信截图进行佐证，并不是景广安排，就算按照10名工人计算工天也是1190天，按照一审认定220元一天支付劳务费（1190天*220元/天=261800元），截止2020年1月21日所产的工程量及工程款远不止《承诺书》上认定的工程量及工程款。其次，《承诺书》是在临近春节前几天形成，景广明知《承诺书》上的工程量及工程款与实际的不符，其仍然签字的原因在于如不在《承诺书》上签字绿源公司与周元炜就不会支付工程款，景广迫于无奈（在场的工人和承诺书上签字的工人可以作证）在《承诺书》签字并不是景广的真实意思表示。《承诺书》上的工程量及工程款并不是实际的工程量及工程款。最后，如2020年1月21日前的工程款已经付完，为何景广又在2020年1月22日在成都市万年场街道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的调解下达成协议：由景广对工人工资进行结算并出具欠条，欠付工资75584元，于2020年5月1日支付。景广出具欠条的原因在于周元炜在2020年1月21日将《承诺书》上的款项付了后在未告知景广的情况下回老家，景广为安抚工人和迫于无奈的情况下出具《欠条》。上述足以说明《承诺书》上认定的工程量及工程款并不是实际情况。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本案中，在未查清实际的工程量时，且根据景广举证足以说明工程量及工程款远不止《承诺书》上载明的工程量及工程款，故原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景广的诉讼请求确有错误。综上，原判认定事实不清及适用法律错误。为维护法律尊严，维护景广的合法权益，特提起上诉，恳请二审法院纠正不当判决，支持景广的上诉请求。 周元炜辩称，关于景广所说的《承诺书》内容，实际上景广完成的产值总共只有13余万元，周元炜已经通过微信、现金方式支付5万余元，在2019年年底结算时只剩下7万余元，所以景广才出具了《承诺书》并且签字确认了。当时景广承诺在收到周元炜支付的款项后即发放给工人。周元炜在景广出具《承诺书》后已经实际支付完毕相应款项。而关于人工费用，周元炜没有参与也不清楚，因为景广长期不在工地管理，工人专业能力不够，导致窝工、返工现象，所以才会产生景广主张的其他多余费用。周元炜把工程分包给景广的，分包协议上约定的很清楚。 绿源公司辩称，景广主张的劳务费绿源公司并不清楚，绿源公司只是按照承包协议上约定的金额支付。景广主张的多出来的劳务费不应当由绿源公司来承担，绿源公司已经按照劳务分包协议上约定的价款支付完毕，完成劳务费的结算。景广前后总共收到15余万元。关于街道办给景广与工人做的调解工作具体内容，绿源公司并不清楚。 智晖公司辩称，智晖公司与景广没有直接的劳务合同关系，智晖公司只知道景广在工地做事。智晖公司只与绿源公司存在合同关系，且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向绿源公司支付相应款项，甚至存在超付情况。智晖公司不认可与景广存在任何合同关系，不应当向其支付劳务费。 景广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智晖公司、周元炜、绿源公司连带支付景广劳务分包费13616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7月，智晖公司（甲方）与绿源公司（乙方）签订《成华奥园广场（大东展三期）4#地块项目二期一区机电安装分包合同》（以下简称机电安装分包合同），约定案涉项目的机电安装工程由乙方承包，承包范围为2#、3#楼地上及对应地下室电气、给排水、各专业预留预埋及安装工程。 2019年9月24日，周元炜（甲方）与景广（乙方）签订《分包协议》，约定甲方将成华区宜华大东展4号地块（3号楼）3-23层共21层，交乙方负责二次配管，每层面积1660平方米，共计34860平方米，金额10元，共计348600元。乙方自带机具，甲方不予提供。乙方负责二次配管、强弱电箱、公共区域强弱电、户型里的强弱电、穿引线、切槽、打槽、清理二配所产生的建渣以及所切斜槽的恢复。乙方每月20日把当月进度上报甲方，甲方需在乙方上报进度的下一个月30日之前支付上个月工程款的70%，过年前10天内甲方需支付乙方20%进度款，剩余10%进度款需在工程移交验收通过后支付。 后周元炜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分别于2019年11月8日、11月12日、12月7日、12月16日、12月30日向景广转账10000元、5000元、5000元、5000元、10000元，共35000元。除此之外景广还认可周元炜通过现金支付了20000元。 一审另查明，景广于2020年1月21日出具《承诺书》，载明景广在案涉项目承包3#3-17层水电二配工程，已完成部分工作量，今双方确认工程量及工程款131000元，减去中途借支和代扣59040元，还剩余72140元。景广现与周元炜和陈海峰双方同意将剩余72140元用于发放在2020年1月21日年前工人工资，景广本人承诺一定解决好年前工人工资，若未解决好工人工资，与奥园大东展3期4号地块水电项目部无关。同日，绿源公司向景广转账72140元。周元炜称该款项系委托绿源公司支付，并据此主张年前即2020年1月21日前的全部款项已与景广进行了结算。景广承认《承诺书》上是其本人签名捺印，但称是因与周元炜有合作关系的陈海峰说签字才转款，故《承诺书》是在存在误导的情况下签订，不能作为结算依据。 2020年1月22日，因案涉项目的工资纠纷，案外人刘玉信等工人向成都市万年场街道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申请劳动争议调解，在万年场街道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的协调下，景广与工人达成调解协议：由景广对工人工资进行结算并出具欠条，欠付工资75584元，于2020年5月1日支付。景广称刘玉信等人是其组织的施工人员，景广系班组长。 一审审理过程中，双方一致确认景广的施工内容仅完成部分，已于2020年4月10日退场，退场前已有其他人员进场施工，退场时双方未针对年后的施工量进行结算，景广确认退场时完成的工程量现在不具备确定的条件。对于年后的施工时间，经双方确认为2020年3月10日至2020年4月10日，工天为106天。双方未对每天的劳务费标准进行约定，周元炜认可在景广退场时提出过按220元/天的标准对年后的工程进行结算，景广2020年5月12日通过微信聊天告知周元炜：“跟他们说了，同意220日工单价”。现景广主张按照同工同酬标准240元/天支付劳务费。 一审庭审中，经一审法院释明，景广明确本案系属于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其主张款项的性质为劳务分包费。 一审法院认为，景广从周元炜处承接了案涉项目的二次配管等劳务作业，虽然景广并未完成全部施工即退场，但针对已经完成的部分，周元炜仍应按照工作量向景广支付劳务分包费。鉴于景广系与周元炜之间建立的劳务分包关系，其主张要求智晖公司、绿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依法不予采信。针对景广主张的2020年春节前的劳务分包费，根据景广于2020年1月21日出具的《承诺书》及相应转账凭证，该《承诺书》明确载明经双方确认工程量和工程款，还应支付72140元，且周元炜委托绿源公司向景广支付了该笔费用，景广与周元炜就2020年1月21日之前完成的工程量已结算并履行完毕。景广主张该《承诺书》是在存在误导的情况下签订，其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力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依法不予采信。对于在此之后的劳务分包费，虽双方在《分包协议》中约定按照单价乘以面积的方式计算，但由于景广并未完成全部施工内容，退场时双方也未结算工作量，且退场前已有其他人员进场施工，客观上已无法通过确定施工面积的方式计算景广应得的劳务费，但鉴于周元炜认可提出过按220元/天的标准进行结算，后景广也通过微信表示同意该标准，应视为双方对相应结算标准的变更，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结合双方在一审庭审中确认的年后施工工天106天，一审法院确认周元炜应支付景广劳务费23320元（220元×106工天）。针对景广主张按照240元/天的标准计算，其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力的不利后果，对景广主张的超过部分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百八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周元炜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景广支付劳务分包费23320元；二、驳回景广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3023元，减半收取计1511.5元，由周元炜承担300元，景广承担1211.5元。 二审庭审中，景广提交了如下新证据：1.工资单1份（复印件），其内容为2019年12月31日部分工人退场时统计的工天及工费，由绿源公司负责人母勇的签字确认，拟证明工人实际产生的劳务费超过《承诺书》中载明的金额，且劳务费应当由绿源公司承担。2.情况说明2份（原件及复印件），拟证明景广手下做工的工人做工工期、实际收款、未收款项以及劳动调解相关情况。3.微信转账截图3张，拟证明景广在收到周元炜支付的款项后已将其全部转账给工人，且实际转账给工人的款项已经超过13余万元。 周元炜质证认为，证据1与周元炜无关；证据2真实性无法确认，不清楚该情况说明是否为工人本人出具，且情况说明与本案没有关联，景广与工人之间劳动调解时周元炜不在场，对具体内容周元炜也不知情；证据3真实性不予认可，转账截图系景广单方制作，存在造假的可能性。景广可能只提供自己转账的部分，不清楚资金往来情况且景广没有证据证明转账是用于支付工人工资。绿源公司质证认为，证据1没有原件真实性无法核实，内容看不清楚；证据2真实性不予认可，且与本案无关，情况说明的内容为景广与工人之间的结算情况，不涉及景广与绿源公司的结算。证据3中景广向工人的微信转账并不能证明系支付案涉工程的劳务费，可能是景广与工人在其他工程中的结算。智晖公司对证据1、证据2、证据3的三性均不予认可，只有智晖公司项目部人员签字确认的文件智晖公司方予以认可。 智晖公司向本院提交一份新证据为代表智晖公司的母勇与代表绿源公司的周元炜签订的《水电防雷安装工程结算协议》，拟证明智晖公司与绿源公司已就案涉劳务工程达成结算且已经向绿源公司支付完毕相应款项，智晖公司与景广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不应当向其支付劳务费。 景广质证认为该证据与其主张无关，其要求智晖公司承担劳务费支付义务的依据为《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无论其与绿源公司的结算情况如何，智晖公司作为发包方都应当承担农民工工资保障的责任；绿源公司质证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周元炜认为该证据与其本人无关。 本院经审查后也无法证明其支付的款项系支付工人案涉工地的劳务费，也不能证明该费用应当由周元炜进行支付，故对证据3亦不予采信。 本院认为，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及双方当事人的辩诉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周元炜、绿源公司、智晖公司是否应当连带支付 景广主张绿源公司、智晖公司应当向其承担支付责任，其援引的法律依据是《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的规定，并以其与智晖公司项目部签订的《劳动合同》佐证。但该劳动合同系复印件，且智晖公司不予认可，亦无其他证据能够证明景广与智晖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且周元炜与景广签订了《分包协议》，诉讼中景广也陈述其向其下面的工人发放工资，故景广主张其与智辉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据不足，本院认定景广与周元炜建立了劳务分包关系。根据个人，双方签订的《分包协议》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由于景广与周元炜之间已经建立事实上的劳务分包关系，案涉工程由景广实际完成部分施工，周元炜亦未主张存在质量问题，故景广有权要求周元炜支付相应劳务费。但本案系景广与周元炜之间劳务分包引发的纠纷，绿源公司、智晖公司均不是合同相对方，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景广要求承担绿源公司、智晖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景广于2020年1月21日出具的《承诺书》中明确载明“双方已确认工程量和工程款131000元，减去中途借支 已变更此前关于结算标准的约定。对于日工资，周元炜认可提出过以/天的标准结算，且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景广表示对该金额予以认可。而景广主张依据同工同酬的原则以/天的标准进行结算，但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且该主张与其在微信中的自认相悖，一审法院确认周元炜应支付景广劳务费23320元（220元×106工天）认定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 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 审 判 长  田 笛 审 判 员  夏 伟 审 判 员  李 玲 二〇二一年三月一日 法官助理  许琳琳 书 记 员  李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