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粤04民终72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东博观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珠海市××××××××××××-A101。法定代表人：王某1。诉讼代表人：广东博观科技有限公司清算组。清算组组长：王国光，广东大公威德律师事务所律师。清算组成员：周明皓，广东大公威德律师事务所律师。清算组成员：赵远瑜，广东大公威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珠海九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住所地:广东省珠海市×××××××××××之二。执行事务合伙人：朱纪军。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纪军，男，汉族，1968年11月8日出生，住广东省珠海市××××××××××××××，公民身份号码：511××××××××××××035。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谢晓青，男，汉族，1969年4月24日出生，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香洲×××××××××××××××，公民身份号码：510××××××××××××150。上诉人广东博观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观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珠海九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九运企业)、朱纪军、谢晓青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不服珠海横琴新区人民法院（2017）粤0491民初86号之六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博观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2017)粤0491民初86号之六民事裁定，并指令本案由珠海横琴新区人民法院继续审理；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九运企业、朱纪军、谢晓青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裁定理解及适用法律错误，“先刑后民”只是一种司法处理方式，而非一项法律原则。一审裁定在提及“先刑后民”时，将其表述为“先刑事后民事是重要的法律原则”。对此，上诉人认为，“先刑后民”不宜定位为一项法律原则。所谓的法律原则应当是在某项法律制度或某类司法活动中贯穿始终、具有普遍意义的准则，而“先刑后民”并不能达到这样的普适性标准。从立法层面上看，如果是一项法律原则，其应当具有较高的法律渊源，比如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而就现行法律规范而言，其中并没有关于“先刑后民”的明确规定，而且在相关的司法解释中“先刑后民”仅是协调刑民交叉案件的方法之一，并未给予其一般原则的地位。在刑民交叉的情况下，还有“刑民并行”和“先民后刑”的处理方式，三者平行列于同一位阶。因此，相关司法解释强调的“先刑后民”，应定位为对刑民交叉案件的一种司法处理方式，是在长期司法实践中约定俗成的一种法律称谓，而不宜作为一项法律原则加以强调。二、一审裁定认定案件基本事实不清，本案事实不适用“先刑后民”的司法处理方式。1.本案事实不符合司法解释规定的驳回起诉的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1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于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据此规定，裁定驳回起诉前提条件是经济犯罪嫌疑是在审理经济纠纷的过程被人民法院所发现。但在本案中，经济犯罪嫌疑早在本案立案受理前就已为公安机关发现，而非在审理经济纠纷的过程中被发现。珠海市公安局高新分局于2014年10月19日出具《立案告知书》，对于九运企业、朱纪军、谢晓青的犯罪行为立案侦查，而上诉人起诉本案并取得《案件受理通知书》的时间为2017年1月24日，在刑事立案之后。因此，本案不符合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应当驳回起诉的法定情形，不能仅因涉及刑事犯罪嫌疑就从程序上驳回起诉，不进行实体审理，这不利于保护民事主体的民事诉权。2.本案与被上诉人所涉嫌犯罪不属同一法律关系，不应驳回起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相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人民法院立案后，发现与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虽有关联但不是同一事实的涉嫌非法集资等犯罪的线索、材料的，人民法院应当继续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并将涉嫌非法集资等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或者检察机关。”由上述规定可以看出，最高院对“先刑后民”原则适用的把握应当说是较为严谨的，其中包含两个关键的审查事项：一是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案件是否为“同一法律事实”，二是是否为“同一法律关系”。但显然，本案并不符合前述两个“同一”的要求，不能适用所谓“先刑后民”原则。3.本案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审理结果不以刑事案件为依据，依法应当继续审理。《九民纪要》第130条规定：“如果民商事案件不是必须以相关的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则民商事案件应当继续审理。”因此，有些民事案件的审理确实需要以刑事案件的结果为前提，而有些刑事案件却必须以民事案件为依据，也有些民事案件与刑事案件的审理可以各自独立，互不关涉。在民商事案件审理中，重要的是运用民事审判规则分析相关证据进而认定相关事实，如果能够依据相关事实和法律进行审理的，并非一定要等待刑事案件的处理结果。因此，在审理刑民交叉案件时，应当坚持具体案件具体分析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予以判定。反观本案一般侵权责任纠纷，构成要件有四，即：行为、过错、损害事实和因果关系。对此，在公安机关侦查朱纪军、谢晓青涉嫌破坏生产经营一案的过程中，朱纪军在侦查笔录中已经对侵权行为供认不讳，并明确承认其是为了九运企业之利益而实施的侵权行为；其次，上诉人已因九运企业、朱纪军、谢晓青的侵权行为导致核心服务器被盗、生产技术资料丢失，被迫停止经营，并且目前已经处于司法清算程序，损害事实及因果关系清晰；此外，九运企业、朱纪军、谢晓青作为公司股东及管理人员，本应勤勉尽责维护公司利益，却在无人值守的周五晚上深夜凌晨采取破坏报警系统、防火墙、撬开防盗锁等极端方式获取服务器并，将服务器运至深圳并对其中相关核心技术文件进行解码、外接设备拷贝并删除，主观恶意及过错已十分明显。综上，先刑后民应区别情形适用，不应绝对化和扩大化。在先刑后民情形下，还应解决因刑事案件久拖不决的问题。刑事侦查如果久拖不决，在民事案件部分可以独立审理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当及时作出判决，否则案件当事人的民事合法权益也将无法得到保护，而相关民事责任方（如本案的其他当事人）也相当于借“先刑后民”的“东风”规避了民事责任。本案案情非常清晰，且被上诉人侵害公司利益证据确凿，查明本案侵权责任纠纷全部构成要件的事实已经查清，完全可以独立审理，无须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依法应当继续实体审理。三、一审裁定驳回起诉程序违法，即便适用“先刑后民”的司法处理方式，本案也应当先裁定中止审理，待刑事案件审理结果后再恢复审理，而非径行驳回起诉。先刑后民应区别情形适用，不应绝对化和扩大化。所谓“先刑后民”的观点，是以“刑事案件以公安为主导”的观念，已与当今“以审判为中心的原则”相悖。对“先刑后民”问题的探讨，实质涉及如何平衡保护当事人的权益与国家利益问题，应该明确对二者的保护应是平等的，只不过是各自适用的实体法和程序法不同而已，不存在权利保护的优劣和先后，只要依据相应的证据规则和归责原则，可以认定因不同法律事实而引发的两类案件的责任人应承担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两类案件就应该分别进行审理。当然，在司法实务中，存在着一案的审理必须依据另案审理结果的情形，但其既包括民事案件的审理需依据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的情形，也包括刑事案件的审理必须依据民事判决结果的情形，因此，不能绝对地说先刑后民，在某些情况下，还存在先民后刑的情况。因此，对于民刑交叉案件，并非一定要等待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只有在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一款第（五）项关于“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规定，民事案件的审理必须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的情形下，民事案件才应中止审理。同时，《九民纪要》第130条亦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民商事案件时,如果民商事案件必须以相关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刑事案件尚未审结的，应当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50条第5项的规定裁定中止诉讼。待刑事案件审结后，再恢复民商事案件的审理。”显然，本案并不符合此情形，民事案件部分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完全可以独立审理。为保护当事人的民事诉权和实体权益，不应随便中止审理，更应当慎用驳回起诉。九运企业、朱纪军、谢晓青涉嫌刑事犯罪，并不能否定双方之间存在的民事关系，一审裁定驳回起诉不当，现案件已进入实体审理程序后，即便先刑后民也应当先裁定中止，而非驳回起诉，待刑事案件审结后,再恢复本案的审理。四、一审法院拒绝裁判的做法，不仅剥夺了上诉人的诉权，而且造成了司法资源极大的浪费，有违人民法院定分止争的职能。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曾明确指出：“激励法官敢于担当、秉公办案，不回避矛盾，不惧怕困难，充分发挥审判机关定分止争、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作用，坚决守住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自一审法院于2017年1月24日立案受理本案之日起，至一审裁定作出之日2020年10月26日，已逾三年时间。在长达三年的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于曾作出过(2017)粤0491民初8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中止本案诉讼，其后又于2019年裁定恢复审理。在本案恢复实体审理后，一审法院又次安排了多次开庭审理。此外，一审法院还于2019年4月委托了本案深圳市华南价格鉴证财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本案进行司法评估鉴定，并于2019年6月4日作出了HN19-200148号《价格鉴证报告》，得出鉴定结论：1.上诉人服务器的价值损失为53084元;2.前述服务器维修安装成本损失为1497元。因此，本案已经完成了全部实体审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也已就本案实体问题发表完毕所有意见，一审法院实际上已经查明了作出裁判所必需的全部案件事实，且目前上诉人处于司法清算阶段，此时一审法院理应及时作出实体判决，解决双方争议。但是，在案件经历了长达三年的实体审理、多次开庭、完成鉴定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却最终简单地、机械地以“先刑后民”为由，就径行裁定驳回起诉，该做法不仅仅有违上述最高人民法院要求人民法院发挥的定分止争作用的精神，而且造成司法资源的极大浪费。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裁定查明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严重违法，径行驳回起诉的做法极为不负责任。为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特提出上诉，请求二审法院公正裁决并依法纠正一审裁定之错误，判准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博观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九运企业、朱纪军、谢晓青共同赔偿因其侵权行为给博观公司造成的业务经营损失人民币9024661.78元；2.判令九运企业、朱纪军、谢晓青共同赔偿因其侵权行为给博观公司造成的日常运营成本人民币1874212.94元；3.判令九运企业、朱纪军、谢晓青共同赔偿因其侵权行为给博观公司造成的服务器自身价值损失（购买成本）人民币676406.96元、服务器维修安装调试成本损失人民币46,000元；上述损失一、二、三项共计人民币11621281.7元；4.判令九运企业、朱纪军、谢晓青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4月28日，博观公司成立，投资者为DILI（中文名：李迪）和珠海九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DILI（中文名：李迪）为董事兼总经理，王树义、尹海洲为公司董事，王某1为公司董事长、朱纪军为公司副董事长，谢晓青为公司监事。博观公司称2014年10月17日晚上，九运企业、朱纪军利用其股东、董事身份之职务便利（方便进出公司、掌握进出钥匙等等），伙同、指使监事谢晓青等人，潜入位于珠海高新区哈工大经济港博士楼内的博观公司机房，破坏安防监控报警系统，撬开三道防盗锁，进入博观公司机房尖端服务器供电系统，破坏网络防火墙，采用暴力方式拆卸公司工作平台管理总机服务器，之后又将服务器搬出并辗转运至深圳，在深圳通过强行破解手段非法暴力拆解服务器获得公司技术和经营等商业秘密资料，导致博观公司财产服务器受到严重破坏无法继续使用。博观公司立即向珠海市公安局高新分局报案，珠海市公安局高新分局立案受理朱纪军、谢晓青涉嫌破坏生产经营罪一案，目前该案仍未审结。一审法院认为，“先刑事后民事”是重要的法律原则，刑事犯罪嫌疑案件确认的事实将直接影响民事案件的性质、效力、责任承担。博观公司举报朱纪军、谢晓青涉嫌破坏生产经营犯罪已被珠海市公安局高新分局立案侦查，目前公安机关仍在侦查中。本案博观公司主张的款项与该刑事案件中博观公司所受损失一致，博观公司可通过刑事案件追偿等途径实现自己权利，在博观公司已经先行向公安机关报案的情况下，博观公司向本院提起起诉不符合法律规定，应予驳回起诉。一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博观公司的起诉。本院经审查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本案中，博观公司称九运企业、朱纪军利用其股东、董事身份之职务便利，伙同、指使监事谢晓青等人，潜入博观公司机房，破坏安防监控报警系统，撬开三道防盗锁，进入博观公司机房尖端服务器供电系统，破坏网络防火墙，采用暴力方式拆卸公司工作平台管理总机服务器，之后又将服务器搬出并辗转运至深圳，在深圳通过强行破解手段非法暴力拆解服务器获得公司技术和经营等商业秘密资料，导致博观公司财产服务器受到严重破坏无法继续使用，要求九运企业、朱纪军、谢晓青承担因其侵权行为给博观公司造成的业务经营损失、日常运营成本、服务器自身价值损失、服务器维修安装调试成本损失等。而博观公司在本案立案前举报朱纪军、谢晓青涉嫌破坏生产经营犯罪，已被珠海市公安局高新分局立案侦查，目前公安机关仍在侦查中。博观公司就同一案件事实已向公安机关报案且在立案侦查的情况下，其仍就同一事实提出民事侵权赔偿，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据此裁定驳回博观公司的起诉，并无不当。综上，博观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管文超审判员  陈海凤审判员  庹 佳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张淑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