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05民终302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龚东梅，女，1983年2月10日生，汉族，住安徽省霍邱县，暂住苏州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红，女，1974年11月12日生，汉族，住安徽省霍邱县，暂住苏州市。上诉人龚东梅因与被上诉人徐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2020)苏0505民初29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进行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龚东梅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徐红承担。事实与理由：龚东梅于2017年7月29日至2017年10月4日通过微信向徐红转账合计8000元系针对2017年7月25日至7月29日期间29万元借款的还款，当时结算计算剩余借款时未将该8000元计算在内，属于遗漏，故应从本案借条载明的241000元中予以扣除。后龚东梅变更上诉理由，遗漏一笔2017年7月12日的2000元微信转账，共计1万元，应在本案中予以抵扣。徐红二审辩称，其认可一审判决，龚东梅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双方还有一些小额现金借款，龚东梅是通过转账归还，就如龚东梅上诉提到的款项，是归还双方之间的小额现金借款。徐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龚东梅返还借款14.1万元以及逾期付款利息(以14.1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12月3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利率计算为3935.7元；以14.1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龚东梅实际还清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等诉讼费用由龚东梅负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徐红、龚东梅系朋友关系，2017年7月25日,徐红通过银行账户向龚东梅转账100000元。2017年7月29日,徐红通过银行账户向龚东梅转账190000元。2017年7月29日，龚东梅通过微信向徐红转账2000元；2017年8月30日，龚东梅通过微信向徐红转账2000元；2017年9月4日，龚东梅通过微信向徐红转账2000元；2017年10月4日，龚东梅通过微信向徐红转账2000元。2018年3月1日,龚东梅向徐红出具《借条》1份,载明:因做生意需资金周转，于是在2018年3月1日向徐红借人民币241000元(贰拾肆万一千元)至2018年12月31日偿还，如有特殊情况造成其它后果或无法偿还时，应拿借款人所有财产实数抵押，其它因此造成的后果自负，被借方不对其作出责任解说。徐红在被借款人处签字确认。龚东梅在借款人处签字确认并注明身份证号码、手机号。2018年10月16日，龚东梅通过案外人代结伟向徐红分两笔支付宝转账各20000元，合计40000元；2019年1月29日，龚东梅通过案外人代结伟向徐红支付宝转账20000元；2019年1月30日，龚东梅通过案外人代结伟向徐红支付宝转账20000元；2019年1月30日，龚东梅通过微信向徐红转账10000元；2019年9月18日，龚东梅通过微信向徐红转账10000元；2020年1月22日，龚东梅通过微信向徐红转账20000元。其后，龚东梅向徐红出具《借条》1份,载明:因做生意需资金周转，我龚东梅于2018年6月20日向徐红借到人民币20000(贰万)元整。我已收到现金20000(贰万)元整，于2018年12月31日前归还。今特补此借条。徐红在被借款人处签字确认。龚东梅在借款人处签字确认并注明身份证号码。落款处日期为2020年7月8日。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对于徐红借条中载明的借款本金为24.1万元，徐红陈述其通过银行转账向龚东梅给付了29万元后，另外交付5万元现金，因此共计借款34万元。在此之后徐红认可龚东梅向归还10万元现金。另外双方存在多次龚东梅向徐红借款还款，但是因为金额比较小，均是在借款还款过程当中予以结清，那么在出具24.1万元的借条时，小额的借款还有1000元未还，因此龚东梅在借条中一并予以确认。故在2018年的3月1日，双方确认截至此时此刻，共计结欠24.1万元。上述事实，由《借条》、微信转账记录、中国农业银行交易明细清单、微信聊天记录、电话录音以及一审法院听证笔录、庭审笔录等证据在卷佐证。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徐红、龚东梅双方签订的借条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禁止性的法律规定，该协议合法有效。关于涉案借款本金的确定问题，徐红、龚东梅对双方签订《借条》进而建立借贷关系的事实均不持异议,双方争议的问题是实际借款数额的多少。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综合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及陈述,一审法院对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借款本金数额作如下分析判断:2017年7月25日至2017年7月29日,徐红通过银行账户向龚东梅转账合计29万元，其后徐红又给付龚东梅现金5万元，后龚东梅向徐红归还10万元现金，另双方还有1000元小额的借款未结清，依照2018年3月1日双方经过结算签订的《借条》中，双方确认剩余结欠的借款本金为241000元，结合录音资料亦能印证，故该241000元应当作为涉案借款本金的组成部分予以认定。除上述借款本金外,徐红主张其还以现金交付的方式借给龚东梅2万元并于2020年7月8日补签了《借条》，龚东梅在2020年6月13日与徐红的通话中对此亦予以认可，因此龚东梅辩称没有收到该笔借款，无事实依据，一审法院对此不予采信。故该20000元应当作为涉案借款本金的组成部分予以认定。因此,徐红主张其与龚东梅之间的借款本金数额为261000元,具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自2018年10月16日至2019年1月22日,龚东梅通过微信归还徐红40000元，龚东梅通过案外人代结伟支付宝转账归还徐红80000元，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对于龚东梅自2017年7月29日至2017年10月4日通过微信转账给徐红的8000元，辩称该四笔的微信转账均发生在龚东梅向徐红出具24.1万元借条之前，该四笔款项均为龚东梅单独向徐红现金借款后的另行还款记录，与本案没有关系，一审法院予以采纳。对于龚东梅陈述另行归还了14000元现金，因没有相应证据予以佐证，徐红亦不认可，故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龚东梅尚余借款141000元未还,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关于逾期付款利息，一审法院调整为自2018年12月31日起,以141000元为基数,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项实际支付之日止。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龚东梅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徐红借款本金141000元，并支付相应利息（以141000元为基数，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自2018年12月31日起计算至龚东梅实际给付之日止）。案件受理费3198元，减半收取1599元，保全费1225元，以上合计2824元，由龚东梅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龚东梅向本院提交2017年7月12日龚东梅向徐红微信转账2000元的凭证，证明龚东梅一共通过微信自2017年7月12日至2017年10月4日向徐红归还1万元，应当在本案中予以抵扣。被上诉人徐红经质证认为，徐红确实收到上述1万元，但该五笔合计1万元，有部分是对小额现金借款的还款，部分已经在本案其认可的现金还款10万元中。二审另查明，根据一审中徐红提交的2020年4月7日、2020年6月13日的两段录音中，龚东梅均在录音中明确一笔2万没有条子，一笔24万元是有条子的，并表示总共26万元。龚东梅虽认为录音系双方真实的通话，但认为其中2万元系针对借款答应给的利息，毕竟借了多年没有利息。龚东梅对上述并未提交证据证明案涉2万元借条系龚东梅承诺给付的利息，亦未提交证据证明案涉录音存在胁迫、欺诈等违背真实意思表示形下所录。二审中，龚东梅陈述，龚东梅应徐红要求出具案涉24.1万元借条时提出过异议，认为2017年7月29日至2017年10月4日的四笔微信转账8000元应当抵扣；后二审询问龚东梅为何在后续录音及继续出具2万元借条时，未继续要求抵扣，龚东梅表示当时没想起来。本院认为，龚东梅上诉认为，龚东梅于2017年7月12日至2017年10月4日通过微信向徐红转账合计1万元，应当在本案中予以抵扣。对此，本院认为，一方面，龚东梅向徐红出具案涉两张借条的时间均在2017年10月4日以后，且两张借条并非同一时间出具。但龚东梅在前后出具两张借条时，并未要求将争议的1万元予以抵扣，于理不合。另一方面，根据案涉录音证据显示，在出具2万元现金借条前的两次通话录音中，龚东梅多次明确结欠金额为26万元左右，与一审认定的金额基本相符，上述录音亦未显示龚东梅提出过将该1万元予以抵扣的异议。故龚东梅的上述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龚东梅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198元，由上诉人龚东梅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丁 兵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王 媚书 记 员  王健罡法律文书履行提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具有国家权威性和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应当依法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否则人民法院将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将面临以下执行风险：一、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名下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执行措施，并有权对被执行人及其住所、经营场所进行搜查。二、被执行人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执行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三、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四、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财产的，人民法院有权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及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五、被执行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或者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六、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座以上舱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非经营必须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七、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或者通过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抗拒执行，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法院公告栏、电子显示屏、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向社会公布，并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向征信机构通报，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八、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或者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