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657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徐胜华，男，1972年2月8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斌、顾杰峰，浙江峰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松烈，男，1978年9月28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飞，北京竞天公诚（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沈振华，男，1959年8月20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飞，北京竞天公诚（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许根荣，男，1970年7月20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飞，北京竞天公诚（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沈有乔，男，1966年2月24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飞，北京竞天公诚（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蒋连根，男，1965年2月3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飞，北京竞天公诚（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徐胜华因与被上诉人李松烈、沈振华、许根荣、沈有乔、蒋连根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6民初96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3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根据有效证据及各方当事人的庭审陈述认定事实如下： 2006年1月6日，杨家桥社区与火红公司签订《土地租赁合同》一份，其中约定：杨家桥社区将该社区（绕城公路三墩收费站出口以北）约120亩土地出租给火红公司使用，火红公司不得建二层以上建筑（不包含二层），其相关责任火红公司自负；到国家征用，火红公司要给杨家桥社区该地块上火红公司所有赔偿总额的1%；租期到国家征用为止。 2007年4月3日，火红公司与龙鹏经营部（原名杭州市华东陶瓷建材市场龙翔建材经营部，经营者系蒋连根）签订《土地租赁合同》一份，其中约定：火红公司将杨家桥社区（绕城公路三墩收费站出口以北）土地使用权出租给龙鹏经营部，租期自起租之日至政府依法征用该土地止；因龙鹏经营部需在该土地上建设简易房，如该房屋建成，第四年起，如需拆迁，火红公司不做任何赔偿，但龙鹏经营部有权拆回该建筑物；政府赔偿分配比例，第7至11年拆迁至合同终止期间拆迁的，火红公司40%，龙鹏经营部60%；上述赔偿款需火红公司支付的，应和政府赔偿款同时到位，政府赔偿款因程序问题，要先进入甲方或其他人账户的（包括杨家桥社区），应在出票之日起十日内划入龙鹏经营部指定的账户，每延迟一日，应支付日万分之四滞纳金。该合同签订后，龙鹏经营部在该土地上陆续建造简易房屋。 2007年10月20日，杨家桥社区、火红公司与徐胜华签订《土地租赁合同——补充协议》，约定：因原承租方火红公司已进入清算和办理注销手续（的过程）中，现经三方协商，原承租方火红公司与杨家桥社区所签的《土地租赁合同》约定的内容，由现承租方徐胜华承担、履行，原承租方今后不再享受权利、承担义务。 2008年1月24日，火红公司注销。 2015年7月4日，蒋连根作为借款人，沈振华、许根荣、沈有乔、李松烈以及案外人李春利、陈荣其作为出借人，双方签订《还款协议书》，其中载明：借款人向出借人借款3455万元，其中，沈振华750万元，许根荣925万元，沈有乔100万元，李松烈1080万元，李春利350万元，陈荣其250万元；借款人承诺于2016年8月31日前归还借款400万元；如借款人违约，借款人同意将杭州市西湖区三墩镇杨家桥村（杭州绕城公路留祥收费站北侧）99亩土地直至征用的使用权和约32000平方米临建钢构房的收益权、处分权、所有权、使用权交给出借人接管并启动法律程序；出借人取得该标的的收益权、处分权、所有权、使用权后，由出借人直接接管，管理人由出借人指定委派，借款人无条件配合做好交接工作；该标的日常管理中所涉及的管理费用、水电费用、人工工资在租金收益中列支，土地租金不在租金收益中列支，由借款人负责支付；借款人有义务确保该标的的正常运行，若因支付土地租金问题造成出借人损失的，应承担全部损失；该标的遇国家土地征用所涉及的赔偿款和历年所收租金已达到偿还全部借款本金和利息后的多余部分归借款人所有；若该标的遇国家征用所涉及的赔偿款和历年所收租金不足以达到清偿借款本金和所涉利息的，出借人有权继续追偿不足部分款项，由借款人承担因清偿债务而产生的一切相关费用；借款人在任意一个时间点归还全部借款和清偿全部利息的，该标的的收益权、处分权、所有权、使用权自清偿完毕之日起归还借款人。该《还款协议书》中所列的许根荣名下的925万元债权系蒋连根因2009年至2011年期间投资房地产项目所欠沈振华、许根荣、沈有乔三人借款本金415万元及相应利息累计而成。 2015年8月31日，李松烈、沈振华、许根荣、沈有乔，案外人李春利、陈荣其，与蒋连根签订《补充协议》，对利息支付等内容作了补充约定。 2015年10月10日，李松烈、沈振华、许根荣、沈有乔、蒋连根、李春利与徐胜华签订《合作经营协议》一份，其中约定：合作标的为杭州市绕城公路三墩出口处的陶瓷品仓库项目，占地约60亩，地上仓库面积约为27000平方米，内容包括地面建筑物、道路、排水、管理设施、电力、通讯、供水、土地租金等一切设施；各方在使用年限、招商情况、政府征迁等因素的基础上，协商评估确定整个项目涵盖一切配套设施在内估值为2000万元；在估值2000万元的基础上，量化100%的股权，其中，蒋连根出资50万元，占2.5%，李松烈出资600万元，占30%，陈荣其出资250万元，占12.5%，沈振华出资475万元，占23.75%，许根荣出资175万元，占8.75%，沈有乔出资250万元，占12.5%，李春利出资200万元，占10%，徐胜华无股权，属于土地出租方；出资完成后，协议各方按出资比例共同注册新的个体户营业执照，共同经营，由蒋连根或李松烈担任法人代表，蒋连根同意将原龙鹏经营部名下的合作标的转让给协议各方合伙注册成立的个体工商户名下，转让价格为2000万元，新的个体经营户股份占比按上述出资比例执行；龙鹏经营部在完成转让协议签署且收到全额款项后予以依法注销，转让之前合作标的如有牵涉债权债务问题由原告蒋连根全部负责，与协议其他各方无关；如遇国家拆迁征用，协议各方共同委托蒋连根、李松烈双方代表协议各方参与、决策整个拆迁过程；政府拆迁补偿款分配要全额优先支付给除原告蒋连根以外的协议各方，除蒋连根以外的协议各方要按出资比例进行分配；如拆迁补偿款不足以支付除原告蒋连根以外的协议各方在本协议中约定的出资款的，不足部分由原告蒋连根进行补足；拆迁补偿款有多余时，多余部分退还蒋连根；本协议签署后，蒋连根要保证各方的出资安全，如遇到政府行为，致使项目无法经营，各方出资款遭受损失，除蒋连根以外的协议各方出资款损失由蒋连根全额承担；如遇到政府行为，致使承租商户遭受损失，由蒋连根负责赔偿，与协议各方无关；项目转让后，经全体股东同意，将项目统一由蒋连根进行日常管理；管理年限为2年，自2015年10月10日至2017年9月30日止，如蒋连根全面履行协议约定的，可自动续期2年；收取的租金扣除512万元（其中200万元支付徐胜华土地租金），多余部分退还给蒋连根作为日常管理费用使用；协议各方于2015年7月4日签署的还款协议终止，各方互不承担责任。《合作经营协议》所列的丙方陈荣其未在该协议中签字。《合作经营协议》签订后，李松烈以其债权中的600万元出资。沈振华、许根荣、沈有乔从其共同债权925万中，分别出资475万元、175万元、250万元。李春利未实际出资。2015年10月14日，杭州市西湖区合群建材经营部成立，经营者为李松烈。2015年10月17日，龙鹏经营部与合群经营部签订《转让交接单》，其中约定：根据《合作经营协议》，沈振华、李松烈、沈有乔、许根荣及李春利等投资人以李松烈的名义成立了合群经营部；陶瓷品仓库的经营权转让给合群经营部；李松烈、沈振华、许根荣、沈有乔、蒋连根及李春利等人作为股东按比例享有决策权、收益分配权；即日起，投资人共同在陶瓷品仓库设立管理办公室，出租租金统一由李松烈代表合群经营部向承租户收取。 2015年10月26日，李春利就《还款协议书》中的350万元向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蒋连根等归还借款本金350万元及相应利息等。2017年3月31日，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杭西商初字第373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蒋连根等归还李春利借款本金350万元及相应利息等。 2015年11月16日，沈振华向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蒋连根归还借款本金750万元及相应利息。2015年12月25日，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由蒋连根归还沈振华借款本金750万元及相应利息。该案所涉借款未包含《还款协议书》中沈振华与许根荣、沈有乔共同享有的925万元债权。 2015年12月15日，李松烈向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蒋连根等归还借款本金580万元及相应利息。2016年6月23日，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由蒋连根及其前妻归还李松烈借款本金566万元及相应利息。李松烈在该案中主张的债权包括李松烈对蒋连根享有的1080万元借款中的480万元，以及案外人李德法转让给李松烈的对蒋连根享有的债权100万元。 2015年12月16日，蒋连根与徐胜华签订协议一份，其中约定：蒋连根与火红公司于2007年4月签订《土地租赁合同》，现火红公司将权利义务转让给徐胜华，蒋连根表示同意；如蒋连根不能履行原与火红公司的合同，2015年12月31日前不支付土地租金90万元整（2016年1月至6月），将视为蒋连根放弃《土地租赁合同》中的权利与义务，并同时解除该合同，原告蒋连根在截止日期支付土地租金的，本协议自动失效；《土地租赁合同》解除后，蒋连根不再享有原合同中约定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蒋连根保证其在外的债务担保与该《土地租赁合同》无关；蒋连根承担该《土地租赁合同》地块上的所有建筑物与蒋连根无关，非蒋连根所有。 2017年3月13日，合群经营部注销。 2017年4月5日，陈荣其就《还款协议书》中的债权250万元向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蒋连根等归还借款本金250万元及利息。2017年11月21日，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浙0106民初264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蒋连根及其前妻归还借款本金250万元及相应利息。 2018年2月5日，杭州市三墩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三墩镇政府）与杨家桥社区签订《杭州市集体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一份，其中约定：杨家桥社区房屋坐落三墩镇杨家桥社区（绕城公路三墩收费站出口以北），房屋用途为非住宅，房屋总建筑面积为34079.35平方米；参照《杭州市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补偿条例》及西湖区有关文件等规定，三墩镇政府对上述房屋实行货币安置；被补偿房屋搬迁补偿费合计37444744元；三墩镇政府应向杨家桥社区支付搬迁补贴费2726348元，固定资产折旧净值费333900元。杨家桥社区应在2018年2月10日前搬迁完毕并将腾空房屋交与三墩镇政府，房屋腾空并交付完成后，三墩镇政府将上述款项合计40504992元一次性支付给杨家桥社区。该协议所涉房屋中的部分房屋系由案外人濮国连建造。 2018年10月10日，陈荣其出具《情况说明》，载明：其参与了2015年10月《合作经营协议》的商谈，拟以蒋连根所欠的借款作为仓库投资款，金额为250万元，占12.5%投资份额，但考虑到其借款有担保，权衡之后决定不参加合作经营，故其未签署《合作经营协议》，陶瓷品仓库相应的12.5%份额属于蒋连根。 2018年12月26日，李春利出具《情况说明》，载明：其于2015年10月10日与李松烈、沈振华、许根荣、沈有乔、蒋连根签订《合作经营协议》，并由蒋连根出具收条确认收到出资款200万元，但其考虑到借款有担保，随后决定不以借款作为投资款，并于2015年10月26日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起诉蒋连根及保证人，其本人未实际向蒋连根交付200万元出资款，早已退出合作经营，陶瓷品仓库项目相应的10%份额属于蒋连根。 李松烈、沈振华、许根荣、沈有乔、蒋连根于2018年10月22日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徐胜华支付李松烈、沈振华、许根荣、沈有乔、蒋连根拆迁补偿款21291262.2元，其中优先支付给李松烈600万元、沈振华475万元、许根荣175万元、沈有乔250万元；2、徐胜华支付上述应付款项的滞纳金（自2018年2月21日起，按日万分之四计至实际付清日止）；3、诉讼费由徐胜华负担。 原审法院认为，杨家桥社区将案涉土地出租给火红公司，火红公司又将案涉土地转租给龙鹏经营部。后经杨家桥社区、火红公司、徐胜华三方协商，杨家桥社区与火红公司之间的《土地租赁合同》中的承租人由火红公司变更为徐胜华。后火红公司注销，无法实际履行与龙鹏建材经营部之间的《土地租赁合同》，且蒋连根作为龙鹏经营部的经营者，其在《合作经营协议》中已确认徐胜华系土地出租方，故火红公司与龙鹏经营部之间的《土地租赁合同》中的出租人已变更为徐胜华。因此，该《土地租赁合同》对徐胜华具有约束力。李松烈、沈振华、许根荣、沈有乔、蒋连根与徐胜华共同签订《合作经营协议》。该协议主要内容有：1、李松烈等人与蒋连根按一定投资比例合作经营陶瓷品仓库项目，成立新的个体工商户；2、龙鹏经营部将合作标的即陶瓷品仓库项目转让给新成立的个体工商户。第一，关于第一部分内容。协议中所列的七名合伙人之一陈荣其未在协议中签字，李春利虽在协议中签字，但事后并未实际参与合伙。因此，协议中所约定的七人合伙，并未成立。然而，协议中所列的七名合伙人，已一致同意陈荣其和李春利的份额由蒋连根享有，且其余5人分别以对蒋连根享有的债权出资，按原协议（除份额外）继续履行，并已成立了个体工商户即合群经营部，故该5人已成立了新的合伙。虽然徐胜华在《合伙经营协议》中签字，但其地位系出租人，并非合伙的主体，关于合伙的内容与徐胜华并无直接关联，合伙人的变更亦无须征得徐胜华的同意。第二，关于第二部分内容。根据《合作经营协议》，合作标的为案涉土地上的陶瓷品仓库项目，包括地面建筑物、道路等基础设施、土地租金等，且《合作经营协议》对建筑物相关拆迁款项分配、土地租金支付等均作了约定。上述内容表明龙鹏经营部向合群经营部转让的标的包括了徐胜华与龙鹏经营部之间《土地租赁合同》的权利义务。徐胜华作为出租人，在该协议中签字，表明其同意该合同权利义务的转让。由此，《土地租赁合同》的承租人由龙鹏经营部变更为合群经营部。至此，火红公司与龙鹏经营部之间的《土地租赁合同》的合同主体已变更为徐胜华与合群经营部。《合作经营协议》签订后，蒋连根已非《土地租赁合同》的承租人，在此情况下，蒋连根擅自与徐胜华签订的协议，对承租人合群经营部不具有约束力，不构成对《土地租赁合同》的变更或补充。徐胜华与合群经营部仍应按《土地租赁合同》的约定履行。根据《土地租赁合同》的约定，房屋建成后如遇拆迁，政府赔偿分配比例为承租人60%。因现案涉土地上的房屋取得补偿款40504992元。徐胜华辩称，该补偿款中的1%归杨家桥社区，550万元归濮国连，其余部分由徐胜华取得。对于徐胜华向濮国连支付的550万元，李松烈、沈振华、许根荣、沈有乔、蒋连根予以认可，予以确认。对于杨家桥社区的1%，徐胜华对此未提交证据加以证明，且徐胜华与合群经营部之间的《土地租赁合同》中约定补偿款中的60%归承租人所有，应指因房屋而产生的全部补偿款，并非指徐胜华实际取得的补偿款，该1%系杨家桥社区与徐胜华之间的约定，对合群经营部不具有约束力，故合群经营部有权取得的补偿款中不应扣除1%。补偿款中的35004992元（40504992元－550万元）系针对合群经营部享有的房屋，徐胜华应将其中的60%即21002995元支付合群经营部。因合群经营部已注销，李松烈、沈振华、许根荣、沈有乔、蒋连根系该个体工商户的合伙人，故李松烈、沈振华、许根荣、沈有乔、蒋连根有权向徐胜华主张该补偿款。李松烈、沈振华、许根荣、沈有乔、蒋连根要求将该补偿款中的一定金额优先支付给除蒋连根外的李松烈、沈振华、许根荣、沈有乔，系李松烈、沈振华、许根荣、沈有乔、蒋连根对其自身权利的处分，未违反法律规定，予以准许。 徐胜华于2018年2月已取得补偿款，未及时支付李松烈、沈振华、许根荣、沈有乔、蒋连根，根据《土地租赁合同》的约定，应按每日万分之四向李松烈、沈振华、许根荣、沈有乔、蒋连根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八十八条、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判决：一、徐胜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分别向李松烈支付补偿款6000000元、向沈振华支付补偿款4750000元、向许根荣支付补偿款1750000元、向沈有乔支付补偿款2500000元；二、徐胜华在上述第一项履行完毕后十日内，向李松烈、沈振华、许根荣、沈有乔、蒋连根支付补偿款6002995元，并支付违约金（以21002995元为基数，按每日万分之四，自2018年3月1日计至上述款项付清之日止）；三、驳回李松烈、沈振华、许根荣、沈有乔、蒋连根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8256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153256元，由李松烈、沈振华、许根荣、沈有乔、蒋连根负担1441元，徐胜华负担151815元。 宣判后，徐胜华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称：一、一审判决遗漏了重要事实。1、一审判决在查明事实部分，遗漏了徐胜华与李松烈、沈振华、许根荣、沈有乔、蒋连根及案外人签署《合作经营协议》后，李松烈、沈振华、许根荣、沈有乔、蒋连根从未支付过土地租金的事实。2015年10月10日，徐胜华与李松烈、沈振华、许根荣、沈有乔、蒋连根及相关案外人签订《合作经营协议》一份，此后李松烈、沈振华、许根荣、沈有乔、蒋连根及相关案外人均未向徐胜华支付过土地租金款项。作为案涉土地的承租主体，无论是李松烈、沈振华、许根荣、沈有乔、蒋连根个人还是合群经营部均从未履行土地租金支付义务。该事实足以说明：李松烈、沈振华、许根荣、沈有乔、蒋连根与徐胜华之间《合作经营协议》事实上并未履行。2、一审判决遗漏了2017年9月案涉陶瓷品市场拆迁时，徐胜华实际支付各经营户搬迁补偿款的事实。案涉陶瓷品市场因政府征迁需要，于2017年9月全面停业。在停业过程中，全体经营户向徐胜华主张搬迁补偿费。2017年9月17日，经三墩镇政府出面协商，由徐胜华向全体经营户支付了搬迁补偿费200余万元。一审过程中，徐胜华为此提交了小商户的《情况说明》、银行明细予以佐证，一审判决也对前述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却在判决书中遗漏了该重要事实。众所周知，对经营户的搬迁补偿和安抚系案涉项目能够顺利拆迁及政府得以拨付赔偿款的必要前提。如果真如一审法院所认定的案涉陶瓷品仓库项目一直由李松烈、沈振华、许根荣、沈有乔、蒋连根共同成立的合群经营部负责经营，则陶瓷品仓库项目的各小租户搬迁补偿款项支付义务自然也应归属于合群经营部，理应由合群经营部负责各小租户搬迁补偿款项事宜。实际情况是，徐胜华作为出租人在三墩镇政府的协调下与各经营户的就搬迁补偿款达成协调方案，并由徐胜华个人支付上述搬迁补偿款，李松烈、沈振华、许根荣、沈有乔、蒋连根不仅从未参与各小租户搬迁补偿款项事宜的协商，也未支付各经营户的搬迁补偿款，更是在2015年《合作经营协议》签订时看到市场可能因违建原因被整体拆除的情形下，李松烈、沈振华、许根荣、沈有乔、蒋连根就产生了分歧，故后续才发生了协议主体（陈荣其）并未签署协议的情况发生，从而导致协议因各方未达成一致意见而未成立。进一步来说，协议签订后，李松烈、沈振华、许根荣、沈有乔、蒋连根从未实际经营、管理市场。相反，包括陈荣其、李春利、李松烈在内的协议三方相继放弃了协议的约定，另案起诉向蒋荣根主张债权。以上事实可以看出协议各方以实际行为表明放弃了继续履行《合作经营协议》，《合作经营协议》也因上述协议三方的另案主张权利而未实际履行。因此，李松烈、沈振华、许根荣、沈有乔、蒋连根并不是案涉陶瓷品市场的业主，不是承租人。二、一审判决部分事实认定有误。1、一审判决认定《合作经营协议》所约定的七人合伙并未成立，但李松烈、沈振华、许根荣、沈有乔、蒋连根的五人合伙成立，有悖事实与法律。一审判决认定徐胜华与李松烈、沈振华、许根荣、沈有乔、蒋连根及案外人签订的《合作经营协议》中列明是七人合伙，而七人合伙并未成立，事实上成立的是五人合伙。同时又认定徐胜华并非合伙主体，合伙内容与徐胜华并无直接关联，合伙人的变更无需征得徐胜华同意。如果七人合伙并未成立，应当认定七人合伙自始并未成立，而不应在同一份协议基础上转而认定成立的是五人合伙，更不存在变更合伙人一说。一审判决显然自相矛盾，事实上，七人合伙和五人合伙均未成立。纵观本案《合作经营协议》签署前后的事实，在《合作经营协议》签约之初，龙鹏经营部与合群经营部于2015年10月17日签署的《转让交接单》约定转让的仅是“经营权”，而非房屋等固定资产。目的只想先接收“经营权”试试水，看能否有收益再谈后续。而在接管“经营权”一月不能收取任何租金，且面临市场可能因违建被整体拆除的情形下，李松烈、沈振华、许根荣、沈有乔、蒋连根各方事实上就放弃“经营权”了，所以才有案涉当事人相继起诉蒋连根另案主张债权的事实发生。种种事实可以说明，在《合作经营协议》签署时，李松烈、沈振华、许根荣、沈有乔、蒋连根并未对《合作经营协议》达成一致意见。根据法律规定，合同成立的前提应以合同各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为前提，即合同所有人必须共同签字确认。一般而言，当一方合同当事人未签字时，应认为合同的订立尚未完成，仍处于缔约磋商中，合同并未实质成立。实际上之后协议各方也以实际行动表示不再履行《合作经营协议》。结合本案来看，五人合伙成立的前提是达成新的《合作经营协议》，协议中列明的合伙人有七人，其中陈荣其并未签字，李春利、李松烈签字后立即反悔并就相关债权提起另案诉讼，意味着《合作经营协议》尤其是其中的合伙份额、出资情况约定等核心条款归于无效。陈荣其、李春利事后出具的情况说明亦不构成对该份协议的补正。既然陈荣其、李春利并未参与合伙，意味着情况说明中对于合伙份额的处置缺乏根源性权利基础；且两人单方面的退出直接导致了七人合伙不成立，相关情况说明系事后单方出具，如果认定这样的事后补正有效，将严重侵害《合作经营协议》中徐胜华的合法权益。需要着重说明的是，若协议一方的部分成员减少（参与合伙的人数减少）并未实际影响或损害协议另一方利益的话，那合作协议因此继续有效还存在一定的合理性。倘若合作协议一方成员减少会实质影响、损害另一方实际利益的，协议继续有效，必须以另一方书面同意或确认为前提。结合本案来看，徐胜华一方的主要权利为向包括李松烈、沈振华、许根荣、沈有乔、蒋连根和两案外人主张收取租金收益。假定果如一审法院认定七人合伙并未成立，李松烈、沈振华、许根荣、沈有乔、蒋连根在未征得徐胜华同意的情况可自动成立新的合伙，而新的五人合伙当然代替七人合伙，这意味着徐胜华如需就《土地租赁合同》主张合同权利时，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丧失了对两案外人李春利、陈荣其主张租金的诉权，徐胜华的权利又当如何保障？一审判决显然是对徐胜华合同权利的剥夺和无视，有失公平公正。退一步讲，即使认定五人合伙成立，新成立的五人合伙也并非案涉《土地租赁合同》的承租主体。首先，徐胜华是在七人合伙成立个体经营户的基础上同意《土地租赁合同》的权利义务转让，而合伙人之一陈荣其并未签字，一审判决也已确认七人合伙并未成立，而是由李松烈、沈振华、许根荣、沈有乔、蒋连根达成了新的合伙。徐胜华同意《土地租赁合同》权利义务由七人合伙承继，但新成立的五人合伙并未有新的合伙协议，即使有，徐胜华显然也不知情，遑论同意新的五人合伙来承继《土地租赁合同》的权利义务。据此徐胜华在列有七人合伙的《合伙经营协议》上的签字系代表其认可的为七人合伙的形式，但因两案外人李春利、陈荣其实质的放弃了参与合伙，故该形式的合伙并未成立。在随后并未签署新的五人合伙协议的情况，并不能想当然视为其同意与新达成的五人合伙组织签订《土地租赁合同》。此外，2015年12月16日徐胜华与蒋连根订立书面协议，对协议的解除作出相关约定，也印证了其与蒋连根对徐胜华与新五人合伙之间的土地租赁关系并不认可，而是仍然认为蒋连根是案涉《土地租赁合同》的承租主体。2、一审判决认定2015年12月16日徐胜华与蒋连根签订的《协议》对承租人合群经营部不具有约束力，有违事实与法律。（1）蒋连根系李松烈、沈振华、许根荣、沈有乔、蒋连根合伙的代表，有权代表李松烈、沈振华、许根荣、沈有乔、蒋连根签署对外协议。《民法通则》第三十四条规定：个人合伙可以推举负责人。合伙负责人和其他人员的经营活动，由全体合伙人承担民事责任。案涉《合作经营协议》第五条第1款明确约定：经全体股东同意，将项目统一由甲方（蒋连根）进行日常管理，管理年限为2年。因此，蒋连根就是李松烈、沈振华、许根荣、沈有乔、蒋连根合伙的负责人。事实上正是因为在蒋连根、李松烈、许根荣管理期间无法收取租金，且无力支付土地租金，认为该项目毫无价值的情况下，李春利于2015年10月26日以民间借贷为由另案主张了权利，李松烈于2015年12月15日以民间借贷为由另案主张了权利，在徐胜华提出需要交纳土地租金时，因蒋连根为《土地租赁合同》的签约方，故委托其与2015年12月16日签订补充协议，承诺：“2015年12月31日前不支付土地租金90万元整（2016年1月至6月），将视为蒋连根放弃《土地租赁合同》中的权利与义务，并同时解除该合同”。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该90万元租金是徐胜华应支付业主单位杨家桥社区的租金，若不缴纳会导致原土地租赁合同被整体解除。在此前后《合作经营协议》李松烈、沈振华、许根荣、沈有乔、蒋连根均另案诉讼或者撤离办公现场等行为以实际表明不在履行《合作经营协议》。故在2015年12月31日前无论是蒋连根还是《合作经营协议》各方均未能按期缴付租金，徐胜华与合群经营部的租赁关系于2016年1月1日解除。（2）退一步讲，即使蒋连根不是李松烈、沈振华、许根荣、沈有乔、蒋连根合伙体的负责人，徐胜华与蒋连根签署协议解除《土地租赁合同》，蒋连根的行为亦构成表见代理，其效力及于李松烈、沈振华、许根荣、沈有乔、蒋连根。首先，如前所述《合作经营协议》中明确约定，项目转让后，经全体股东同意，将项目统一由蒋连根进行日常管理，管理年限为2年。徐胜华有理由相信蒋连根作为合群经营部的合伙人，有权代表合群经营部。因此蒋连根至少构成表见代理，其签署案涉协议的行为对所有李松烈、沈振华、许根荣、沈有乔、蒋连根均有拘束力。其次，《合作经营协议》第五条约定，市场租金应全部统一收缴到李松烈个人帐号，许根荣作为监督方常驻现场。然而上诉人与蒋连根签署协议后，李松烈、沈振华、许根荣、沈有乔、蒋连根确实未能支付到期租金，且此后李松烈再未收过商户租金甚至把已收的租金10166元也还给了徐胜华，而许根荣也再未在市场监督常驻，甚至于市场拆迁遇商户群体性事件时，李松烈、沈振华、许根荣、沈有乔、蒋连根也从未出现过。综上，不管是从蒋连根签订协议时的权力外观还是从协议签订后双方的履约情况，徐胜华为善意且无过错，属于典型的善意第三人地位，徐胜华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蒋连根的法律行为当然及于所有李松烈、沈振华、许根荣、沈有乔、蒋连根，亦有充分的理由相信2016年1月1日后案涉土地租赁合同从法律层面和事实履行层面均告实际解除。3、一审判决认定的合群经营部享有的房屋补偿款数额有误。一审法院并未查清房屋补偿款是否支付给徐胜华，支付的时间是什么时候，也未对补偿金额明显进行审核。就简单地以补偿款总额40504992元减去徐胜华支付案外人濮国连的补偿款550万元，来计算合群经营部享有的房屋补偿款金额35004992有悖事实。首先，补偿款中有2726348元系搬迁补贴费、333900元系固定资产折旧费，上述款项与合群经营部的房屋无关，况且市场经营户的搬迁补偿亦是徐胜华支付的。其次，合群经营部实际拥有房屋面积为27000平方（详见《合作经营协议》第一条）以及在2017年李松烈、沈振华、许根荣、沈有乔、蒋连根起诉的庭审笔录第18页，第25页中李松烈、沈振华、许根荣、沈有乔、蒋连根明确属于仓库的面积为27000平方，而评估报告载明的房屋补偿面积为33889.45平方，故并非所有房屋补偿面积都是合群经营部的，属于合群经营部的只有27000平方。故按27000平方折算，合群经营部的房屋补偿分为：154790.68；装修补偿分为128618.14。折合补偿金额为：15479068元、12861814元。再则，评估报告中的庭院面积亦非合群经营部所有。如上所述，《合作经营协议》载明的合作标的以及李松烈、沈振华、许根荣、沈有乔、蒋连根在第一次起诉中自认的只有27000平方仓库，没有庭院。故该部分补偿款1851243元亦不应计入。综上，案涉合群经营所涉房屋的拆迁补偿款总额应为28340782元（15479068元+12861814元），而非一审判决认定的35004992元。三、即使李松烈、沈振华、许根荣、沈有乔、蒋连根合伙成立，且徐胜华与李松烈、沈振华、许根荣、沈有乔、蒋连根间的租赁关系未解除，一审判决亦有悖《合作经营协议》的约定，属错判。1、《合作经营协议》除约定徐胜华与李松烈、沈振华、许根荣、沈有乔、蒋连根及案外人李春利、陈荣其的租赁关系外，更是有李松烈、沈振华、许根荣、沈有乔、蒋连根的合伙事项约定。该协议第四条第3款约定：若拆迁补偿款对除甲方以外的协议各方出资额进行分配有多余时，多余部分应在7日内无条件退还甲方（蒋连根）。也就说除李松烈、沈振华、许根荣、沈有乔的出资款外，其余拆迁补偿款应属蒋连根所有。然而一审判决主文第二项却判令徐胜华向李松烈、沈振华、许根荣、沈有乔、蒋连根支付补偿款6002995元，该判决显然有悖各方的协议约定，属错判。另需说明的是，蒋连根在《合作经营协议》签署前，尚拖欠徐胜华2013年至2015年10月土地租金合计544.5万元，该款项理应扣除。2、退一万步讲，即使蒋连根签署协议放弃《土地租赁合同》项下承租人权利的效力不及于合群经营部，但至少对其本人亦是有效的。2015年12月16日徐胜华与蒋连根签署协议时，蒋连根对于2015年12月31日期满不能支付90万元租金，就同意放弃《土地租赁合同》项下承租人权利的意思表示是真实且确定的。因此，即使该放弃的意思表示其效力不能及于合群经营部（或李松烈、沈振华、许根荣、沈有乔四合伙人），但对于其本人应当是有效的。故一审判决至少应在拆迁补偿款分配中涤除蒋连根的份额。四、一审判决数额未予扣除合群经营部拖欠的租金、徐胜华支付市场经营户的搬迁补偿款等费用，有悖事实，有违公平。即使徐胜华需向李松烈、沈振华、许根荣、沈有乔、蒋连根给付拆迁补偿款，那么也应当扣除李松烈、沈振华、许根荣、沈有乔、蒋连根（合群经营部）拖欠的租金，以及徐胜华支付给各商户的搬迁补偿款等费用。1、自2015年10月10日《合作经营协议》签署至今（暂计至2020年6月10日），合群经营部应支付徐胜华租金合计1008万元（216万/年+12月×56月）。然而，除了李松烈在退出租赁后退还给徐胜华人民币10166元款项外，余款一分未付。若按一审法院判定的《合作经营协议》有效，那么事实上至今为止《合作经营协议》仍未解除。虽然案涉陶瓷品市场在2017年9月停业，但《合作经营协议》的前提是徐胜华与蒋连根此前签署的《土地租赁合同》，蒋连根据此享有案涉土地的使用权，并以此土地开设了陶瓷品市场。然而，在《土地租赁合同》中，徐胜华与蒋连根约定的土地用途为“用途乙方（蒋连根）自理”。目前案涉土地仍处于闲置状态，不论是街道、社区还是徐胜华都未收回，李松烈、沈振华、许根荣、沈有乔、蒋连根完全可以继续使用（用途自理）。事实上，截止陶瓷品市场停业，徐胜华仍在计付业主单位杨家桥社区租金。故李松烈、沈振华、许根荣、沈有乔、蒋连根若要主张《合作经营协议》有效，亦应按《土地租赁合同》的约定支付徐胜华土地租金至土地被国家征用为止。2、蒋连根拖欠自2013年至2015年10月10日的土地租金，合计544.5万元（198万/年+12月×33月）。该款项应从蒋连根的拆迁补偿款中扣除。3、如前所述，合群经营部的房屋补偿款计算应当以《合作经营协议》载明的27000平方为基数，并且扣除庭院补偿款、搬迁补偿费等，涉及合群经营部房屋拆迁的补偿款应为28340782元。按60%计算应为：17004469.2元。同时，该费用中归属蒋连根的部分（蒋连根2.5%、陈荣其部分12.5%、李春利10%，合计25%）共计有4251117.3元，因其尚欠徐胜华土地租金（2013年至2015年10月10日）544.5万元，故该款应从支付李松烈、沈振华、许根荣、沈有乔、蒋连根总费用中直接扣除。综上，扣除李松烈、沈振华、许根荣、沈有乔、蒋连根仍应支付的土地租金1008万元（暂计至2020年6月）以及归属于蒋连根部分的拆迁补偿款4251117.3元，合群经营部至多能结算的补偿款为2673351.9元。另截止目前为止，徐胜华仍在向杨家桥社区支付案涉土地的租赁费用。案涉土地上面的房屋虽然被国家征收了，但是土地的租用关系仍没有解除。因为原土地租赁合同载明的土地用途是自理，所以社区现在要求我们继续履行租赁合同，支付土地租金。相对而言的假设，李松烈、沈振华、许根荣、沈有乔、蒋连根认为，在2015年12月31日，土地租赁合同没有解除的，截止今天为止，李松烈、沈振华、许根荣、沈有乔、蒋连根也应当继续支付土地租金，也就是每年200余万元土地租金。该款项应当从案涉的判决款项当中予以扣除。判决书第19页最后一段涉及的李松烈债权部分。李松烈债权转为股权，也就是案涉5人合伙的股权本金债权本身不存在，缺乏真实性，李松烈在案涉诉讼当中的债权本身不存在，故其涉及虚假诉讼。综上，一审判决遗漏重要事实且部分事实认定有误，严重损害徐胜华合法权益。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并由李松烈、沈振华、许根荣、沈有乔、蒋连根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李松烈、沈振华、许根荣、沈有乔、蒋连根辩称：一、徐胜华在一审中未就土地租金支付和其向仓库承租户支出搬迁补偿款等问题提起反诉，亦未主张抵销，故一审判决未就此进行审理和认定并无不当，徐胜华应另案向李松烈、沈振华、许根荣、沈有乔、蒋连根主张权利。1、李松烈、沈振华、许根荣、沈有乔、蒋连根从未否认应向徐胜华支付2015年10月之后的租金。《合同经营协议》第五条第3款约定，“收取的租金扣除人民币512万元外（其中200万元支付徐胜华土地租金），多余部分无条件退还给甲方作为日常管理费用使用”，即在《土地租赁合同》的承租人由龙鹏经营部变更为合群经营部之后，合群经营部作为新的承租人，已与出租人徐胜华约定之后的租金按200万元/年计算，并确定从合群经营部向仓库承租户收取的租金中列支。李松烈、沈振华、许根荣、沈有乔、蒋连根应支付的土地租金应计算至陶瓷品仓库停业之时即2017年9月。徐胜华认为土地租赁一直持续至2020年6月没有事实依据，其也自认向杨家桥社区支付租金至2017年9月。2、李松烈、沈振华、许根荣、沈有乔、蒋连根实际未向徐胜华支付2015年10月之后的租金，以及2016年2月之后仓库的管理、2017年9月仓库承租户的搬迁问题由徐胜华出面处理，事出有因。李松烈、沈振华、许根荣、沈有乔、蒋连根早在一审起诉状中即已说明，“因蒋连根存在欠付仓库承租户债务未清偿的情形，2015年底、2016年初，李松烈在向仓库承租户收取租金的过程中遇到阻碍。徐胜华为保障其向杨家桥社区交纳土地租金的资金来源和陶瓷品仓库的稳定，提出由其出面管理仓库并向仓库承租户收取租金。合群经营部同意该方案，2016年2月2日，李松烈将管理陶瓷品仓库后的剩余款项10166元支付给徐胜华，之后由徐胜华出面管理仓库日常事务，向仓库承租户收取租金并直接用于抵扣应付土地租金和日常管理费用”；这亦体现了《合作经营协议》第八条第10款“土地租金收取人有义务维护市场稳定及正常营业的义务”所约定的徐胜华作为土地出租人对土地承租人的合同义务。徐胜华欲以此说明《合作经营协议》实际上未履行，李松烈、沈振华、许根荣、沈有乔、蒋连根从未实际经营、管理陶瓷品仓库的意见显然不能成立，相关的反驳证据可见李松烈、沈振华、许根荣、沈有乔、蒋连根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27、31、32。3、如果徐胜华向仓库承租户收取的租金不足以抵扣合群经营部的应付土地租金和日常管理费用，可以与李松烈、沈振华、许根荣、沈有乔、蒋连根结算。但其并未在一审中提起反诉或者主张抵销，故只能另案处理。4、徐胜华在一审中提交的关于仓库承租户的10份《情况说明》所涉搬迁补偿费金额仅332400元，与其目前在上诉状中所称的200余万元相去甚远，且《情况说明》系事后出具（2018年6月），又无相应的支付凭证、收条以及租赁合同条款印证，李松烈、沈振华、许根荣、沈有乔、蒋连根对其内容真实性、关联性、证明对象等均有异议，不可能作为有效证据予以采信。结合前述第3点意见，该问题对一审讼争问题的处理并无影响，一审判决在事实认定中未予认定并无不当。5、另外，徐胜华在上诉状中称陈荣其因陶瓷品仓库“可能因违建原因被整体拆除”才未签署协议不是事实。陶瓷品仓库如果是违章建筑，不可能经营十余年而不被拆除；事实是，陶瓷品仓库面临拆迁在2015年《合作经营协议》签订之前即已确定，且根据《合作经营协议》第四条第2款“如拆迁补偿款不足以支付除甲方以外的协议各方在本协议第三条中出资款的，不足部分由甲方补足”的约定，如果陶瓷品仓库无法得到拆迁补偿，也不会影响陈荣其、李松烈等以债权折抵陶瓷品仓库项目份额的人员的权益。二、一审判决关于合群经营部最终为五人合伙，且陈荣其、李春利不是合伙人的情形无须征得徐胜华同意的意见有事实和合同依据。1、根据《合作经营协议》第三条的约定，蒋连根作为业主将龙鹏经营部名下的陶瓷品仓库以2000万无的价格“转让”给李松烈等债权人与蒋连根合作注册成立的个体工商户（即之后成立的李松烈为业主的合群经营部）。因“合作标的——陶瓷品仓库”的内容包括“土地租金”（《合作经营协议》第一条），故在土地承租人由龙鹏经营部变更为合群经营部的问题上需得到土地出租方徐胜华的确认，为此《合作经营协议》第三条第1款明确“辛方（徐胜华）无股权，属于土地出租方”。所以，一审判决认为徐胜华的地位系出租人，并非合伙的主体，合伙的内容与其无直接关联符合《合作经营协议》的约定。2、在《合伙经营协议》磋商过程中，李松烈等人本欲成立包括陈荣其在内的七人合伙，后成立的是六人合伙，且李春利在合伙成立后因未实际出资而退出合伙，该等事实以及陈荣其、李春利的相应份额归蒋连根所有在李松烈等合伙人内部并无争议，且符合《合作经营协议》第七条第1款“协议各方的股权只允许在协议各方内流转，不得在协议外的其他方流转，协议内的流转甲方（即蒋连根）具有优先回购权”的约定。徐胜华明知该条款，当然应受其约束，不能以合伙人减少将影响其权益进行抗辩。所以，一审法院认定变更后的土地承租人合群经营部最终为五人合伙，合伙人的变更无需征得土地出租人徐胜华的同意并无不当。3、徐胜华关于“事实上，七人合作和五人合伙均未成立”、龙鹏经营部与合群经营部约定转让的仅是“经营权”而非房屋等固定资产的意见显然不符合《合作经营协议》的约定。虽然《合作经营协议》名称上使用“经营”一词，2015年10月17日《转让交接单》将转让合作标的描述为“陶瓷品仓库的经营权转让”，但所谓“经营”是基于所有权基础上的经营，而非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经营。（1）《合作经营协议》第一条明确“合作标的——陶瓷品仓库”的“内容”包括“地面建筑物、道路、排水、管理设施、电力、通讯、供水、土地租金等一切设施”，第二条明确在“使用年限、招商情况、政府拆迁等因素的基础上，协商评估确定整个项目涵盖一切配套设施在内估值为人民币2000万元”，由此可见，合群经营部受让的是陶瓷品仓库的房屋所有权，而且包含了与陶瓷品仓库有关的全部权利义务。（2）面临拆迁的陶瓷品仓库可继续运营的期限极为有限，不可能对应2000万元的估值。正是因为陶瓷品仓库将面临拆迁，才会以蒋连根的陶瓷品仓库项目抵偿其欠李松烈等债权人的部分借款，形成《合作经营协议》。为此，《合作经营协议》第二条明确政府拆迁是对标的物陶瓷品仓库项目估值2000万元的重要因素，并在第四条第2款、第3款对拆迁补偿款的分配原则进行了约定。李松烈等人不可能因为徐胜华所谓的“接管经营权一月不能收取租金”而终止《合作经营协议》。三、徐胜华关于其于2015年12月16日与蒋连根签订的协议对合群经营部和李松烈、沈振华、许根荣、沈有乔、蒋连根有拘束力的意见没有依据。1、根据《合作经营协议》第八条第1款之约定，“本协议中的任何一方，都无权代表协议各方利用该项目对外承担借款、抵押、担保，变卖、转让、转租、质押等行为或者签署任何相关协议等”，故蒋连根无权代表李松烈、沈振华、许根荣、沈有乔、蒋连根与徐胜华签订关于土地租赁的任何协议。徐胜华明知该合同条款，故蒋连根的行为显然不可能构成表见代理。2、徐胜华出示的其与蒋连根签订的2015年12月16日的协议，甚至不是蒋连根的真实意思表示。任何人不可能因为欠付半年租金90万元而放弃估值2000万元、即将面临拆迁的建筑物。3、徐胜华关于2015年12月16日的协议即便对李松烈、沈振华、许根荣、沈有乔无效，也应该对蒋连根有效的观点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四、徐胜华认为一审判决认定的合群经营部享有的拆迁补偿款数额有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徐胜华在一审中表示其收到了拆迁补偿款但其中550万元属于濮国连且其已经交付给濮国连。李松烈、沈振华、许根荣、沈有乔、蒋连根为了避免诉讼的进一步迟延，在徐胜华未出示证据的情况下认可了其支付给濮国连的金额。至于徐胜华应承担滞纳金的起算时间，系根据《土地租赁合同》第七条“上述赔偿款需甲方支付的应和政府赔偿款同时到位，政府赔偿款因程序问题，要先进入甲方或其他人账户的（包括杨家桥社区）应在出票之日起十日内划入乙方指定的账户。每迟延一日，应支付日万分之四的滞纳金”的约定确定。徐胜华收到拆迁补偿款的具体时间，根本不影响滞纳金的起算。2、案涉40504992元拆迁补偿款包括被补偿房屋搬迁补偿费37444744元、搬迁补贴费2726348元、固定资产折旧净值费333900元，均针对合群经营部的陶瓷品仓库和属于濮国连的房屋D7、G10，具体可见《杭州市集体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所附的《杭州市集体土地房屋征收评估报告书》。徐胜华认为搬迁补贴费、固定资产折旧费与陶瓷品仓库无关的意见毫无依据。3、关于陶瓷品仓库承租户的搬迁补偿问题，已在第一条答辩意见中说明，应另案处理。4、《合作经营协议》第一条称陶瓷品仓库的“地上仓库面积约为27000平方米”，为估算；而《杭州市集体土地房屋征收评估报告书》显示房屋总建筑面积为34079.35平方米，扣除濮国连的“房7建筑面积1502.88平方米、房10建筑面积3264.03平方米”，为29312.44平方米；两者相差不大。被拆迁房屋除属于濮国连和合群经营部外，并无他人的房屋，徐胜华要求按照27000平方米折算的意见没有依据。5、庭院亦位于合群经营部所承租的土地上，相应的补偿当然应当计入。五、关于拆迁补偿款在李松烈、沈振华、许根荣、沈有乔、蒋连根内部分配问题，应根据《合作经营协议》第四条第2款、第3款确定。李松烈、沈振华、许根荣、沈有乔、蒋连根据此在一审中提出了拆迁补偿款“优先支付给李松烈600万元、沈振华475万元、许根荣175万元、沈有乔250万元”的诉讼请求。《合作经营协议》第四条第3款之约定，系针对拆迁补偿款不足2000万元而言；在拆迁补偿款超过2000万元时，根据合伙的本质，李松烈、沈振华、许根荣、沈有乔、蒋连根应按出资比例分配。就此，李松烈、沈振华、许根荣、沈有乔、蒋连根已于2020年5月向一审法院递交《关于诉讼请求的说明》。一审判决并无错误。需要强调的是，一审判决的第一项、第二项判决主文系针对李松烈、沈振华、许根荣、沈有乔、蒋连根的诉讼请求而作出，李松烈、沈振华、许根荣、沈有乔、蒋连根并未要求在合伙人内部分割除“优先支付给李松烈600万元、沈振华475万元、许根荣175万元、沈有乔250万元”之外的拆迁补偿款，即剩余的款项和违约金均处于共有状态，即便徐胜华对蒋连根有债权，也不能在本案中主张抵销。六、蒋连根向曹卫国支付土地租金至2013年底，2014年、2015年的租金因蒋连根对曹卫国有债权而抵销。徐胜华认为蒋连根自2013年开始拖欠土地租金，截至2015年10月10日达540万元的意见不是事实。而且，根据《合作经营协议》第三条第3款“转让之前合作标的如有牵涉债权债务问题由甲方（即蒋连根）全部负责，与协议其他各方无关”的约定，2015年10月之前的土地租金如有争议，徐胜华应另案与蒋连根处理。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李松烈、沈振华、许根荣、沈有乔、蒋连根在二审期间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上诉人徐胜华向本院提交了证据1、结算票据，欲证明1、搬迁赔偿完成后，徐胜华作为承租人仍继续向杨家桥社区支付2018、2019年度土地租金，而李松烈、沈振华、许根荣、沈有乔、蒋连根未予支付任何费用的事实；2、徐胜华向杨家桥社区支付1%拆迁补偿款计405049.92元的事实；3、李松烈、沈振华、许根荣、沈有乔、蒋连根从未向徐胜华支付租金，案涉土地一直由徐胜华向杨家桥社区支付租金，徐胜华系案涉土地实际承租人。李松烈、沈振华、许根荣、沈有乔、蒋连根已经不是案涉土地的实际承租人。目前案涉土地租金至今仍未解除。证据2、三墩镇政府情况说明，用于证明案涉土地面临征迁后，系由徐胜华出面与小商户协调、化解矛盾，并向小商户支付搬迁补偿款。证据3、银行转账记录，用于证明案涉土地面临征迁后，徐胜华向各小商户代表通过转账的形式支付部分搬迁补偿款的事实。被上诉人李松烈、沈振华、许根荣、沈有乔、蒋连根认为证据1、3在2018年以前就已经存在，因此在本案中不属于新证据；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对在征迁之后其所收租金，双方是否有合法基础有异议。与本案无关联性。与本案争议无关，证明对象有异议。交付租赁物使用权的诉讼跟李松烈、沈振华、许根荣、沈有乔、蒋连根之间仓库的征迁赔偿诉讼是两码事，所以与本案是无关联的。这些权利应当由另案处理。证据2证据形式不合法，应当依法不予采纳。证据3银行转账记录也不是新证据，证明对象和关联性也有异议。这个案子本身跟本案争议也没有关系。本院认为被上诉人李松烈、沈振华、许根荣、沈有乔、蒋连根的异议成立，上诉人徐胜华所提交的证据尚不能达到其所要证明的目的。 经二审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所认定的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火红公司与龙鹏经营部（原名杭州市华东陶瓷建材市场龙翔建材经营部，经营者系蒋连根）于2007年4月3日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和李松烈、沈振华、许根荣、沈有乔、蒋连根、李春利与徐胜华在2015年10月10日签订的《合作经营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内容并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在火红公司与龙鹏经营部签订《土地租赁合同》后，杨家桥社区、火红公司与徐胜华在2007年10月20日签订了《土地租赁合同——补充协议》，将火红公司与杨家桥社区所签的《土地租赁合同》中火红公司项下所约定的权利和义务，由徐胜华承担和履行。至此，原火红公司与龙鹏经营部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主体实际变更为徐胜华与龙鹏经营部。在2015年10月10日，李松烈、沈振华、许根荣、沈有乔、蒋连根、李春利与徐胜华签订了《合作经营协议》，协议约定了《土地租赁合同》的承租人由龙鹏经营部变更为合群经营部。徐胜华作为出租人，在该协议中签字确认。现因案涉的土地房屋被征收，徐胜华已取得补偿款40504992元。因杨家桥社区与火红公司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中约定火红公司要给杨家桥社区该地块上火红公司所有赔偿总额的1%；为此，徐胜华向杨家桥社区支付了405049.92元。而火红公司与龙鹏经营部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中约定是房屋建成后如遇拆迁，政府赔偿分配比例为承租人60%。该60%所指是所有赔偿总额，并非徐胜华实际取得的补偿款，故在扣除双方认可的给濮国连的550万元后，徐胜华应将其中的60%即21002995元支付给合群经营部。因合群经营部已注销，李松烈、沈振华、许根荣、沈有乔、蒋连根系该经营部的合伙人，则应根据《合作经营协议》向李松烈、沈振华、许根荣、沈有乔、蒋连根支付款项。对李松烈、沈振华、许根荣、沈有乔、蒋连根要求将该补偿款中的一定金额优先支付给除蒋连根外的李松烈、沈振华、许根荣、沈有乔，系对其自身权利的处分，未违反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予以准许并无不妥。由于徐胜华在2018年2月已取得补偿款后，未及时支付，原审法院根据《土地租赁合同》的约定，判决徐胜华按每日万分之四向李松烈、沈振华、许根荣、沈有乔、蒋连根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并无不当。综上，徐胜华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和实体处理正确。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8256元，由徐胜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赵为民 审判员  陈 艳 审判员  丁 晔 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日 书记员  周 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