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鲁02民终165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崔锡斋，男，1971年8月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平度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傅红波，平度中义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原审被告）：青岛百乐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平度市开发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xx20。 法定代表人：赵白颖，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国卫，山东平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崔锡斋、上诉人青岛百乐食品有限公司因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山东省平度市人民法院（2020）鲁0283民初4180号民事判决，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崔锡斋上诉请求：撤销原判第二项，并依法改判百乐公司向崔锡斋支付生猪无害化处理人工费64600元。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为，依据双方签订的《承包经营合同》（以下简称合同），百乐公司对崔锡斋处理无害化的人工费用有知情权，因崔锡斋没有经过百乐公司确认而不支持崔锡斋的该项请求。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一、根据合同约定可以得知，百乐公司对此是知情的：1、根据《合同》第二条第2项、第3项的约定，崔锡斋对合同附录名单上的百乐公司的职工，负责工资发放及缴纳社会保险。2、根据合同第二条第4项的约定，除附录名单上的职工以外，崔锡斋是有权利而且是有必要雇佣其他人员的。3、百乐公司依据合同第六条约定，派其董事兼副经理谢梅田驻场督查，谢梅田的工作非常认真，她对刘瑞芳和崔锡平从事无害化处理工作，从未提出异议。由于谢梅田是百乐公司依据合同约定派驻的领导，所以，应当认定百乐公司是知情的。4、在一审庭审时，崔锡斋向法庭提交刘瑞芳、崔锡平工资发放证明时，百乐公司当即指出：刘瑞芳是崔锡斋的妻子，崔锡平是崔锡斋的二哥。如果百乐公司不知情，是不会知道刘瑞芳、崔锡平与崔锡斋的关系的。所以可以确定，百乐公司是知情的。二、病死猪无害化处理很脏很累，崔锡斋接收的百乐公司工人是固定工，都不从事这个工作。崔锡斋雇佣自己的家人从事无害化处理工作，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既然刘瑞芳和崔锡平从事无害化处理工作不违反法律和合同，那么其二人取得劳动报酬就是天经地义的。重要的是，刘瑞芳和崔锡平的劳动报酬低于平度市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价格。三、一审判决支持百乐公司承担崔锡斋处理无害化工作中所产生的相关费用的一半（判决书第六页第二行），但是随后又予以否定（判决书第六页最后一段及第七页第一、二行）。崔锡斋已经实际付出，这对崔锡斋是不公平的。综上所述，一审判决没有维护崔锡斋的合法利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崔锡斋的上诉请求。 百乐公司辩称：崔锡斋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依法予以驳回。 百乐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判第一项，改判百乐公司无需支付崔锡斋补贴款124630元；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崔锡斋承担。事实与理由：百乐公司无需向崔锡斋支付2018年2月1日止2018年12月31日的无害化处理补贴款124630元。百乐公司与崔锡斋签订的承包经营合同真实有效，合同的条款体现的是相互统一的内容，各方均应当严格履行。但是从崔锡斋对合同的履行情况来看，崔锡斋拖欠百乐公司承包费、社保费及各项税费等共计137475.67元，该费用是崔锡斋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必须承担的部分，属于双方互负的对等给付义务之一，一审法院没有考虑崔锡斋拖欠百乐公司各项费用的事实，认为崔锡斋的欠款行为不影响百乐公司应当支付崔锡斋无害化处理补贴款，显然是人为地割裂了涉案的承包经营合同的内容，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崔锡斋要求给付无害化处理补贴款的前提条件是其必须已经全部履行了合同约定的相应义务，但是实际情况是崔锡斋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并没有按照合同履行，百乐公司在收到崔锡斋支付的承包费等费用后均给其出具收款凭证，同时自行记入财务账册。所以崔锡斋的证据足以证明崔锡斋违约欠款的事实，百乐公司当然可以拒绝支付一审法院所认定的给付无害化处理补贴款。 崔锡斋辩称：百乐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其上诉请求依法应当予以驳回。 崔锡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百乐公司支付崔锡斋以下费用：1、生猪屠宰无害化处理政府补贴154660元；2、无害化处理费用补贴款30932元；3、无害化处理人工费64600元。事实与理由：2018年2月1日，崔锡斋与百乐公司签订承包经营合同，由崔锡斋承包百乐公司的生猪屠宰业务，其中包括无害化处理。合同约定:1、无害化处理政府补贴款，由双方平各得一半，此部分共计309320元，崔锡斋与百乐公司应各得154660元;2、崔锡斋在处理无害化产品工作所产生的相关费用由甲乙双方均摊，各一半。因为无害化处理必须使用工人，所以崔锡斋用了两名员工，在承包期间共支付工资129200元。根据约定，各方应平均各自承担64600元。由于崔锡斋已经垫付该费用，所以百乐公司应当返还崔锡斋垫付的部分。另，国家对崔锡斋进行无害化处理的费用，按照每头猪80元的标准进行补贴。该项补贴，是给崔锡斋的。工人工资崔锡斋已经垫付，政府发放的无害化补贴和无害化处理补贴，已由百乐公司向政府领取，所以，百乐公司应当返还崔锡斋应得部分。崔锡斋多次向百乐公司要求支付，但百乐公司以各种借口拖延。百乐公司的行为极不诚信，已经影响到了崔锡斋的生活。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如下：2018年2月1日，百乐公司（甲方）与崔锡斋（乙方）签订承包经营合同，崔锡斋承包百乐公司的生猪屠宰业务，合同约定：乙方每年向甲方交纳承包费共计66万元，承包费实行每月一交，先交费后经营。乙方经营期限为两年，自2018年2月1日起至2020年1月31日止。乙方经营期间接收现在岗的全部固定职工（附人员名单，为陆林光、宋晓东、王广智、张吉晓、张建国、张先丽、刘典学、崔学伟、刘胜军、刘汉理），乙方应根据职工身体及特点妥善安排职工的工作岗位，在岗固定职工应服从乙方合理工作安排及调整，若不服从安排由甲方按照《劳动法》等法律法规进行处理，与乙方无关。自2018年起至乙方经营结束，生猪无害化处理工作全部由乙方负责。乙方必须按照《生猪屠宰管理条例》及《无害化处理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在畜牧局的业务指导及驻场动检人员的监管下合法合规进行处理，并做好相关报表及台账，不得弄虚作假，违规操作。否则，一经查处由乙方负全部责任，争取国家给予的生猪无害化处理等补贴，甲乙双方各一半，乙方在处理无害化产品工作中所产生的相关费用，亦甲乙双方均摊，各一半。甲方有知情确认权。 2019年8月上旬，崔锡斋、百乐公司协商解除了承包经营合同。 在合同履行期间，百乐公司从政府部门领取了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的病害猪损失财政补贴247200元及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财政补贴24720元。2019年度的病害猪损失财政补贴及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财政补贴，政府有关部门尚未拨付。 一审法院认为，崔锡斋、百乐公司于2018年2月1日签订的承包经营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背法律规定，系有效合同，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因此，崔锡斋依据合同约定“国家给予的生猪无害化处理等补贴，甲乙双方各一半，乙方在处理无害化产品工作中所产生的相关费用，亦甲乙双方均摊，各一半”要求百乐公司支付病害猪损失财政补贴和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财政补贴的二分之一，并承担处理无害化产品工作中所产生的相关费用的二分之一，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百乐公司提交证据一、二予以证明崔锡斋存在违约行为。一审法院认为，如果崔锡斋存在违约行为，其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但不能免除百乐公司按照合同约定支付给崔锡斋相关政府补贴的义务。 对于百乐公司已领取的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的病害猪损失财政补贴247200元及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财政补贴24720元问题。因崔锡斋2018年2月1日开始承包经营，且申报材料中没有列明2018年1月份的数额，故该年度政府补贴按照12个月平均计算，其中11个月的财政补贴为249260元，崔锡斋分得其中的124630元。 对于2019年度病害猪损失财政补贴及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财政补贴问题。因政府有关部门尚未拨付该年度的补贴，即百乐公司还没有领取相关补贴，故崔锡斋要求百乐公司支付2019年度病害猪损失财政补贴及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财政补贴，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待百乐公司领取相关补贴后，崔锡斋可另行起诉主张权利。 对于处理无害化产品工作中所产生的相关费用问题。崔锡斋主张产生病猪无害化处理费122400元，并提供其每月支付给其妻刘瑞芳、其兄崔锡平工资的工资表予以证明。百乐公司不予认可。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崔锡斋提供的工资表系单方制作，且没有根据合同约定“甲方有知情确认权”经过百乐公司的确认，因此，崔锡斋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病猪无害化处理产生的实际费用，故崔锡斋要求百乐公司承担61200元，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青岛百乐食品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给崔锡斋2018年2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的病害猪损失财政补贴及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财政补贴124630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驳回崔锡斋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53元，保全费1771元，共计6824元，由崔锡斋负担2253元，由青岛百乐食品有限公司负担4571元。 二审期间，崔锡斋提交证人张某、陈某出具的书面证言各一份，以证明刘瑞芳和崔锡平是在崔锡斋处从事生猪无害化处理工作。百乐公司质证称：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及合法性均有异议，该证据属于证人证言，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的要求，证人证言的举证方式应当在庭前向法院提交书面申请，且证人本人应当到庭作证，显然该两份证明崔锡斋并没有依照上述方式予以提交，本身不具有合法性，且两份证言内容完全一致，应是崔锡斋向张某、陈某事先告诉书面证词的内容，才由该两人照抄出具，故上述证据不应予以采信。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定如下：因证人张某、陈某未出庭作证，且百乐公司对其出具的书面证言不予认可，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 本院二审查明：百乐公司已就崔锡斋拖欠承包费等费用向平度市人民法院另案起诉，平度市人民法院作出（2020）鲁0283民初7971号民事判决后，崔锡斋不服该判决已向本院提起上诉，二审案号为（2021）鲁02民终1924号，目前该案正在审理中。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 本院认为，崔锡斋与百乐公司之间的承包经营合同系于2018年2月1日依法订立，合法有效，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均应按照约定全面履行其合同义务。上述合同第四条第5项约定：“自2018年起至乙方（崔锡斋）经营结束，生猪无害化处理工作全部由乙方负责。……争取国家给予的生猪无害化处理等补贴，甲（百乐公司）、乙双方各一半，乙方在处理无害化产品工作中所产生的相关费用亦甲乙双方均摊，各一半。甲方有知情确认权。”一、关于崔锡斋主张的病害猪损失财政补贴和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财政补贴问题。因百乐公司已领取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的病害猪损失财政补贴247200元及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财政补贴24720元，且崔锡斋系自2018年2月1日开始承包经营，故2018年度政府补贴按照12个月平均计算后2018年2月至同年12月份共计11个月的财政补贴为249260元[（247200元+24720元）÷12个月×11个月]。因此，原审判决百乐公司支付崔锡斋2018年度病害猪损失财政补贴及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财政补贴款项124630元（249260元÷2），符合双方合同约定。因双方合同并未约定百乐公司支付崔锡斋病害猪相关财政补贴须以崔锡斋交纳承包费等费用为前提或者条件，故百乐公司以崔锡斋拖欠其承包费等相关费用为由上诉主张其不应支付崔锡斋病害猪财政补贴，无合同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二、关于崔锡斋主张的无害化处理工作中所产生的相关费用问题。虽然崔锡斋在一审提供每月支付给其妻刘瑞芳、其兄崔锡平工资的工资表欲证明病猪无害化处理产生人工费用122400元，但因该工资表系崔锡斋单方制作，并未按照合同关于“甲方有知情确认权”的约定经由百乐公司确认，且百乐公司在诉讼中对此不予认可，故该证据不能证明崔锡斋主张的病猪无害化处理产生的实际费用，原审对崔锡斋要求百乐公司承担61200元无害化处理费用的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崔锡斋上诉称百乐公司应承担病猪无害化处理人工费用61200元，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崔锡斋、百乐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并无不当，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人崔锡斋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415元，由上诉人崔锡斋负担；上诉人青岛百乐食品有限公司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2793元，由上诉人青岛百乐食品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唐明光 审 判 员 安太欣 审 判 员 卞冬冬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五日 法官助理 赵洪发 书 记 员 隋欣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