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浙01民终154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浙江同鑫禾创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蒋村街道西溪世纪中心1号楼315室。 法定代表人周金福，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徐伟萍，浙江之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文栋，男，1982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 上诉人浙江同鑫禾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鑫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文栋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20）浙0106民初71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8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由审判员王亮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于2021年3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同鑫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徐伟萍、被上诉人王文栋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9年5月7日，周金福、吴某、徐涛勇、陈某、徐涛勇、倪田汛作为股东共同签署浙江同鑫禾创科技有限公司章程，注册成立了浙江同鑫禾创科技有限公司。2020年7月1日，同鑫公司向王文栋出具《解除劳动合同的证明》，载明：“兹有本单位职工王文栋......现协商一致，已与我单位解除一切劳动关系。”2020年8月6日，王文栋向杭州市西湖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同鑫公司支付2019年12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期间工资70000元以及经济补偿金10000元。2020年9月18日，该委作出浙杭西湖劳人仲案（2020）1741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同鑫公司支付王文栋2019年12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期间工资64327.36元；驳回王文栋的其他仲裁请求。同鑫公司不服上述仲裁裁决，诉至原审法院，请求确认其无须支付王文栋2019年12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期间工资64327.36元。另查明，王文栋向原审法院提交的《全日制劳动合同》落款时间为2019年7月3日，同鑫公司（甲方、用人单位）与王文栋（乙方、劳动者）签订《全日制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期限自2019年7月1日起至2021年6月30日止，约定试用期自2019年7月1日至2019年7约0日止。合同约定工作岗位工程部经理，工作地点甲方指定。乙方试用期间的月劳动报酬为2800元。试用期面后，乙方在法定工作时间内提供正常劳动的月劳动报酬为3500元。王文栋在劳动仲裁中提交的《全日制劳动合同》是另一份，其中约定的在法定工作时间内提供正常劳动的月劳动报酬为10000元。庭审中，王文栋说明，是有两份劳动合同，3500元的劳动合同是根据参保证明来写的。同鑫公司陈述劳动合同是伪造的，是王文栋自行制作，王文栋所说不符合公司原有约定，2019年12月、2020年1月开始，为了激励王文栋认真工作，为了王文栋生活困难，商量好公司有效益的情况下以备用金形式发放每月1万元，不是工资；社会保险一直是在缴纳的，公司会计提出不显示发工资不好看，就发了两个月的一个工资，公司刚刚成立没有生意，年底拿了一个单子赚了一点小钱，好心给他们备用金拿走用。王文栋陈述，同鑫公司平时给徐涛勇生活费，年底用备用金形式结算给王文栋，是为了避税，双方没有约定不需要支付工资。同鑫公司2019年12月23日支付过一次3500元，是发放2019年11月的部分工资；2020年1月20日支付过一次5000元，是发放2019年12月的部分工资。再查明，同鑫公司为王文栋缴纳了2019年7月至2020年6月的社保，月缴费基数为3500元。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同鑫公司与王文栋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同鑫公司应否支付相应工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十六条规定：“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协议。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劳动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用人单位应当建立职工名册备查。”王文栋在同鑫公司处工作，同鑫公司为王文栋缴纳了2019年7月至2020年6月期间的社保，王文栋提交的劳动合同上所盖印章为同鑫公司真实印章，同鑫公司在2020年7月1日向王文栋出具《解除劳动合同的证明》。综合本案有效证据，应当认定双方之间已建立劳动关系。同鑫公司主张王文栋作为股东而不存在劳动关系，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同鑫公司主张王文栋具有盖章的便利条件，案涉劳动合同系其自行制作。对此，同鑫公司并未能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相关证人证言也无法证明双方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关于王文栋由两份不一致的《全日制劳动合同》问题，王文栋也作出了合理解释。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杭州市西湖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根据王文栋提交的《全日制劳动合同》认定王文栋月劳动报酬为10000元并无不当。结合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影响，王文栋2020年3月工资应为4327.36元(2010元+21.75天×80%4x15天+10000元+21.75天×7天)，2019年12月、2020年1、2、4、5、6月工资为10000元，故同鑫公司应当向王文栋支付的工资为64327.36元(10000元/月×6个月+4327.36元)。另外，王文栋于2020年1月20日已取得的5000元应予扣除。因此，同鑫公司应支付王文栋59327.36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十六条、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浙江同鑫禾创科技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王文栋2019年12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期间工资59327.36元。二、驳回浙江同鑫禾创科技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免收案件受理费。 宣判后，同鑫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关于《劳动合同》真实性的认定问题。《劳动合同》上加盖的上诉人印章虽然真实，但双方从未签订过劳动合同，上诉人也没有与身为公司创始股东的被上诉人签订劳动合同的意愿，上诉人全体创始股东在商谈创办公司时已经约定股东只拿分红不领取工资。合同形成与印章加盖相对独立，合同形成是双方合意行为的反映形式，而印章加盖是双方确认合意即合同的行为，二者相互关联又相互独立。在证据意义上，印章真实一般即可推定合意形成真实，但在有证据否定或怀疑合意形成真实性的情况下，不能根据印章的真实性直接推定合同的真实性，也即印章在证明合同真实性上属于初步证据，法院认定合同真实性需要综合考虑其他证据及事实。被上诉人提供的《劳动合同》的真实性有以下不足：第一、被上诉人先后向劳动人事仲裁委和一审法院提供两份版本、内容不同的劳动合同，工作地点、试用期限、试用期内及期满后的劳动报酬均不一致。被上诉人解释为一份为工资发放用、一份为社保缴纳用，明显不合理。且社保缴纳采用网上申报模式，无须提供劳动合同。第二、被上诉人提供的两份不同版本的劳动合同，“甲方（盖章）”处均只有一个孤零零的印章，没有法定代表人的签字，签约日期也是空白。没有法定代表人的签字，尚可理解，但是法定代表人不会不签落款时间。一审庭审中，王文栋、徐涛勇对甲方是谁、什么时间签定这份劳动合同不能做出清晰、准确回答。在上诉人与徐涛勇的劳动争议案件中，徐涛勇提供的劳动合同中也仅有上诉人印章，没有法定代表人签字和日期。仲裁后，徐涛勇在甲方处自行添加了日期，这是变造合同的行为，结合王文栋、徐涛勇两个人平日坐镇公司，负责制作标书，包括在相关商务合同上有加盖印章的客观事实，具有使用公司公章的便利条件，上诉人有理由相信案涉《劳动合同》是王文栋、徐涛勇在未告知公司的情况下背着上诉人自行制作而成。第三、假设案涉劳动合同都是真实的，从双方履行劳动合同的实际情况看，上诉人从未给被上诉人发放过月工资。被上诉人提供的2019年12月23日3500元、2020年1月20日5000元的转账记录虽然都备注为工资奖金收入，但一审时候，王文栋、徐涛勇均承认这两笔款项是公司会计为做账需要，为了提供给税务局的财务报表好看一些，应会计要求，才备注成“工资、奖金收入”的，徐涛勇负责打的款，实际上是上诉人给股东过年发放的费用，并非工资和奖金。因此上诉人没有给被上诉人发放过工资。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劳动合同》的约定，被上诉人可主张的工资期间为2019年6月至2020年5月【2020年5月底被上诉人已经拿着分红离开公司，6月份没有在上诉人处工作】，但是被上诉人为什么只主张2019年12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的工资，明显不符合常理。一审后，上诉人得知王文栋已经于2020年6月16日入职其他公司，但其仍要求上诉人于2020年7月1日开具离职证明说是找工作需要，上诉人本着善意为其提供便利，在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下为其开具虚假离职证明。王文栋不诚信，隐瞒已经新入职的事实，实际系为仲裁取证，且其2020年5月底已经拿着分红离开公司并在6月16日入职新公司，但仍向上诉人主张2020年6月工资。上诉人申请证人吴某、陈某、朱某出庭作证，吴某、陈某、王文栋、徐涛勇都是上诉人的创始股东。吴某、陈某的证言可以证实：创业之初，全体股东商定股东只拿分红，不领工资。这足以证明上诉人没有和股东签订劳动合同的必要，也没有和股东签订劳动合同的意愿。上诉人注册成立于2019年5月8日，在全体股东已经商定不拿工资的情况下，上诉人不可能在成立不久即2019年7月1日又违背全体股东的意思与王文栋签订劳动合同。证人都没有和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领取过工资。王文栋、徐涛勇坐镇公司负责制作标书，徐涛勇还负责人事、财务，包括公章、银行的Ｕ盾都是徐涛勇保管，可以证明王文栋、徐涛勇客观上具有使用公章的便利条件。证人朱某的证言可以证实：其于2019年9-10月到上诉人处实习，负责行政事务，从徐涛勇手上接管了上诉人的各类合同、公章，其没有在接手过来的合同中看到过劳动合同，其是上诉人的第一个外聘员工，据其所知，上诉人没有给股东发过工资，有时会以备用金的形式让股东领一些生活费。上诉人不给股东发放工资的约定只有创始股东亲历了公司成立之前的数次商讨会，上诉人只能从创始股东中申请他们出庭作证该节事实，法院不能以其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缘故一概不采信其证言，否则等于变相剥夺上诉人的举证权利，客观上上诉人陷入无法提供有效证据的境况。草根初创公司有很多管理不到位的地方，大家只想着先把公司业务做起来，没有想到开会要做会议记录，要签协议，因为大家都是从同一家公司离职出来一起创业的，彼此信任度还是很高的。管理不到位，缺乏相关的直接书面证据不应成为上诉人承担责任的理由，上诉人要不要承担责任归根结底还是要看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承担责任的事实依据是否足够和充分，证据是否确实。上诉人坚持认为案涉劳动合同不真实，不能体现上诉人的真实意思。上诉人也不持有案涉劳动合同，是在劳动仲裁阶段和一审审理期间才第一次得知相关的劳动合同，上诉人一直否认案涉劳动合同的真实性，否认曾在这些劳动合同上盖过章。二、退一万步讲，假设案涉劳动合同真实，上诉人需要据此支付被上诉人工资，那么一审判决支付的金额也是错误的。被上诉人2020年6月的工资不应得到支持，其2020年5月底已经离开公司，整个6月份没有为上诉人工作过，故无权主张报酬。一审判决少扣了2019年12月23日上诉人支付给被上诉人的3500元，不存在这个月发下个月工资的事情，劳动合同中也没有该约定。综上，根据劳动合同的形式、被上诉人提供两份内容不一致的劳动合同和故意隐瞒重大事实等不诚信行为，同时考虑上诉人一直否认在案涉劳动合同上盖章且不持有该劳动合同的抗辩意见，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对案涉劳动合同的真实性不予采信，并改判撤销一审判决，判决上诉人无需支付被上诉人工资。二审庭审中，同鑫公司补充上诉理由如下：两个月的转账凭证双方均认可系会计做账所用。根据现行的劳资市场现状，完整的离职应当有离职审批表、离职协议及交接手续，但本案中仅有离职证明书，这个离职不规范、不完整，本案中的离职证明书仅能用于下一单位的入职手续，上诉人基于好心给被上诉人开具该证明书。劳动关系具有人身、经济属性，而六位股东在合股创业时，根据自己特长对自己的工作岗位职责进行了分工，因此被上诉人负责的项目系六位股东商讨而成，而非上诉人任命，上诉人在实际经营过程中也没有规章制度，另外被上诉人在仲裁申请书中也认可考勤方式为其他方式，故其不受单位规章制度的约束。 被上诉人王文栋答辩称：本案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上诉人给被上诉人缴纳了社保，被上诉人付出劳动就应该获得报酬，双方的劳动关系正式存在。上诉人被上诉人非通过任命、考勤，应举证。 上诉人同鑫公司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1、被上诉人在仲裁委提交的仲裁申请书复印件一份，拟证明被上诉人在一审中的陈述与仲裁申请书矛盾，故被上诉人关于劳动关系的陈述不可信，上诉人并没有约束他们考勤的规章制度；2、被上诉人自行制作的劳动合同复印件两份，拟证明两份合同存在诸多矛盾之处，双方并不存在劳动关系；3、被上诉人与前一家单位的离职手续材料，拟证明被上诉人从前一家单位离职时有正规的离职手续，在本案中却均未体现；4、银行转账截图打印件一份，拟证明所谓的“工资”所有的股东及法人当月均收到，并不能体现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有劳动关系；5、入股凭证复印件一份，拟证明9月27日被上诉人曾向上诉人缴纳2万元投资款。6、一审庭审录像截选三段，拟证明其中两段徐涛勇自述这两个月的工资发放仅仅是会计做账所用，为了银行流水好看一点，上诉人社保在缴人员均有发放，另一段视频徐涛勇承认在公司初始阶段公章由其保管。 被上诉人王文栋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1、员工个人承诺书复印件一份，拟与劳动合同相印证其年薪12万元；2、股东变动情况报告表复印件一份，拟证明股份是上诉人送给被上诉人的，被上诉人转让给上诉人法定代表人也是0元转让，被上诉人没有实际出资；3、微信截图打印件一份，拟证明微信群中头像为太阳的人上诉人法定代表人，从聊天记录可看出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及被上诉人6月仍为上诉人提供劳动；4、1万元劳动合同复印件一份，拟证明其入职时间、工资、劳动关系，这个是正式的合同；5、税务APP截图打印件一份，拟证明3500元合同只是为了缴纳社保；6、仲裁笔录复印件一份，拟证明其5、6月还在上诉人处工作。 对上诉人同鑫公司二审提交的证据材料，被上诉人王文栋认为，对证据1认可；证据2均系上诉人交给被上诉人得，其中细节被上诉人未关注过，3500元的合同是为了缴纳社保制作；证据3，被上诉人从上一单位离职的材料，离职是6月30日，入职上诉人处是7月1日；证据4若不是工资，也不应相应扣除；证据5的款项未注明入股用途，实际系借款，上诉人后续业归还了；对证据6中被上诉人自述部分认可。本院对上述证据1-6的形式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不能证明同鑫公司所欲证明的内容。 对被上诉人王文栋二审提交的证据材料，上诉人同鑫公司认为，证据1是打印件真实性不予认可，其上只有员工个人签字，没有上诉人盖章及法定代表人签字，对证明对象有异议；证据2系打印件，对真实性有异议，转股为0元不代表当时没有入股；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且单纯从只言片语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2020年6月4日中称让其两位把电脑拿出公司不能证明被上诉人还在公司工作，且聊天记录时间是2020年5月26日，被上诉人劳动合同是2019年7月1日，无法印证；对证据4的三性均有异议，不是上诉人的真实意思体现；对证据5的三性均有异议，社保缴纳不需要纸质的劳动合同；对证据6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庭审笔录显示员工承诺书是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但对其待证对象有异议。本院认为，证据1、2、5均无原件核对且上诉人不予认可，真实性无法确认；证据3因该微信聊天记录中人员的身份无法确认，故对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据4、6的形式真实性予以确认。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王文栋主张与同鑫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已经提交了同鑫公司盖章的劳动合同和解除劳动合同证明、工资奖金发放的银行明细，且同鑫公司认可王文栋为其提供劳动并已为其缴纳社保，而同鑫公司主张劳动合同伪造、工资奖金发放仅系作账需要等，均缺乏有效证据证明，故一审据此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正确。因解除劳动合同证明的开具时间为2020年7月1日，故一审对王文栋主张的2019年12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期间的工资予以支持正确。2020年12月23日银行转账的工资奖金收入3500元，王文栋认为与本案无关，故一审未予扣除并无不当。综上，同鑫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浙江同鑫禾创科技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王 亮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万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