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冀05民终24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葛新峰，男，1978年6月12日出生，汉族，住清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颖，河北乐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薛振路，男，1963年4月10日出生，汉族，住清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冰，河北李瑞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葛新峰因与被上诉人薛振路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清河县人民法院（2020）冀0534民初8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葛新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颖、被上诉人薛振路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葛新峰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葛新峰的一审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薛振路负担。事实和理由：一、薛振路是CBK平台会员，多次向葛新峰介绍CBK平台收益高、返利快，为获得利益，葛新峰听信薛振路的说辞，由薛振路为葛新峰从平台购车。二人2017年11月6日签订的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应严格遵守。现薛振路未能按照协议书约定履行让葛新峰提车的义务，已经违约，应当按照协议约定支付给葛新峰补偿款40,000元，这40,000元包括葛新峰支付的购车款22,000元及不能提车的补偿款18,000元。二、一审认定在购车时葛新峰对CBK平台有所了解并参与其中是错误的。CBK平台是薛振路向葛新峰介绍的，是薛振路收取葛新峰买车款并操作将买车款支付到CBK平台。虽然事后葛新峰也曾对平台进行操作，但那是买车协议约定的付款义务履行完毕后。葛新峰操作平台并非是为了买车业务，而是单纯地想多了解这个平台。三、一审认定薛振路在买车业务中未获利也未获得葛新峰财产不属实。既然认定平台是传销组织，老会员发展新会员，传销组织会给老会员经济利益或利益承诺，提升老会员在组织中的地位。虽然没有证据证明薛振路的获利事实，但在买车一事中薛振路获利是必然的。四、根据双方通话录音可以证实，薛振路认可应当按照协议给葛新峰退款的事实，只是因为没钱迟迟没给。五、葛新峰虽然曾出具委托书，但不能证明葛新峰认可买车款应由平台负责退回。按照协议书购车款应由薛振路退给葛新峰，但因为薛振路需要从平台追回才能给葛新峰，葛新峰为了早日追回买车款，才按照薛振路的要求出具的委托书。薛振路当时非常信任平台，承诺22,000元可以买价值15万元的车辆，剩余70%车贷有平台支付。按照其当时的承诺，22,000元投资到平台后收益远不止15万元，还会有更高的收益。葛新峰出于对薛振路的信任将22,000元交由薛振路操作，不论薛振路因此获利多少，葛新峰只要价值15万元的车辆。事实上，让薛振路信任的平台未能使其获得预期利益，其无法按照协议约定让葛新峰提车，按照协议约定不论何种原因不能提车的，薛振路应补偿给葛新峰4万元。薛振路未获利是其错误的信赖造成，不能以此作为不履行协议的理由。 薛振路答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薛振路从未向葛新峰介绍过CBK平台，更未说服其向平台投资，一审中葛新峰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能够证明是葛新峰主动找的薛振路。葛新峰是以自己的名字和手机号进行的会员注册并设置了登录密码，只是在付款时葛新峰以不会操作为由，将22,000元转给薛振路后由薛振路代为支付，薛振路收到22,000元后立即全部转给了CBK平台，没从中获利。三、2017年11月16日协议书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违背公诉良俗，应认定无效。葛新峰拿着写好的协议书催促签字，薛振路因眼花在无法认真审查的情况下签的字，不是真实意思表示。葛新峰在得知CBK平台涉嫌传销后，向薛振路转发《告全国CBK会员白皮书》等多份文件，目的是让和其一起向平台追款，还在2019年3月向薛振路出具两份授权委托书，委托薛振路向平台追要购车款，说明葛新峰完全认可应当向CBK平台主张追款。协议书涉及的CBK平台经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认定为传销组织，组织中多人被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入刑，因此葛新峰在CBK平台购车所产生的法律关系应认定为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另外协议中用22,000元购买15万元以下车辆，完全不符合常理，根据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禁止传销条例》的规定，应认定该协议书无效；四、协议书被确认无效后，葛新峰无权向薛振路主张权利。协议书被确认无效后，行为人只有在获利的情况下才涉及返还。本案中薛振路已将22,000元全部转给CBK平台，没有从中获得任何利益，葛新峰也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五、葛新峰及其妻子在CBK平台注册的账户完全由其自己操作，自己设置密码，其夫妻二人都有向平台转款的行为；六、本案不属于法院审理范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咸阳爱心总公司与咸阳爱心总公司1930名传销员传销纠纷如何适用法律问题（1998）38号通知的复函》，当事人因传销行为发生纠纷的，人民法院不宜将此类纠纷作为民事案件受理。本案CBK平台已经被生效判决书认定为传销组织，薛振路与葛新峰均为受害者，损失都应向CBK平台主张。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1月16日，原告葛新峰与被告薛振路签订协议书一份，内容为：“甲方：薛振路；乙方：葛新峰。双方依据《合同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就购买汽车事宜签订协议：一、甲方愿用2.2万元为乙方购买15万元以下汽车，现乙方已拿出2.2万元给甲方，其2.2万元包括车辆贷款首付30%、保险购置税、上牌手续费等费用，剩下的70%甲方通过ＣＢＫ平台为乙方付36个月的月供；二、乙方必须为甲方通过贷款手续；三、甲方向乙方保证在1-6个月内提车，不论任何原因逾期未提到车，甲方需拿出4万元给乙方作为补偿”。签订协议后，原告葛新峰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于2017年11月17日向被告薛振路付款22000元。协议约定的时间到期后，被告薛振路未能为原告葛新峰提车。另查明，2017年11月12日，原告葛新峰通过自己农行账户和建行账户分别向被告薛振路转款5000元，共计1万元。原告主张建行的5000元转账是为了买车向被告转的款，农行的5000元转款记不清楚了；被告主张两笔5000元转账是原告为了偿还之前欠自己的1万元借款。又查明，被告薛振路收到原告葛新峰交付的2.2万元款项后，将该款支付给ＣＢＫ平台，原告当时也看了，被告是用原告葛新峰的名字和手机号139××××4680注册并以原告葛新峰的名字进行购车排单，原告还自己设置了登录密码。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7年12月2日排单成功。该购车活动是ＣＢＫ平台中北京炫酷激情汽车俱乐部有限公司推出的。原告在被告为其排单期间，自己也曾登录浏览网页。原告自己还为其妻子安慧芳注册了账号。原告在2017年12月19日通过支付宝向中能九合（北京）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转款408元，其妻子安慧芳2017年12月23日通过支付宝向中能九合（北京）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转款3468元，摘要栏均为用户缴费。经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区人民法院审理，ＣＢＫ平台被认定为传销组织，组织中有多人被按照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入刑；还认定北京炫酷激情汽车俱乐部有限公司为ＣＮＣＢＫ国际控股集团的关联公司，其名下中国民生银行账户和银盛支付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账户余款被红山区人民法院冻结并被追缴。再查明，原告得知ＣＢＫ涉嫌传销后曾向被告微信转发《告全国ＣＢＫ会员白皮书》和原告人为ＣＮＣＢＫ受害会员及商户、被告为北京云联意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刑事判决书中写明是ＣＢＫ的子公司）、冀霖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公诉书（其诉讼请求为要求法院追究被告商业诈骗罪的刑事责任，请求法院支持被告方对原告损失的退补），及《关于邀请知名律师帮助ＣＢＫ难民讨回血汗钱的通知》。原告还向被告提供了其和其妻子安慧芳的身份证复印件并注明委托被告代办追款和仅用于起诉ＣＢＫ，上面还写明安慧芳共3468元，葛新峰32408元（包括2.2万元购车款）。2019年3月14日，原告向被告微信转账359元追款费。后因被告未能追款成功，原告向被告主张权利，在原告提交的其与被告2019年9月3日的电话录音中显示被告认可和原告签了协议，承认欠原告钱，自己也是受害者，现在没钱。因被告未给原告钱，原告起诉至法院，形成本诉。被告认为自己不应该退款27000元购车款和13000元补偿款。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协议书约定内容和后来被告为原告向CBK付款、排单购车的行为，原告委托被告代办追款和起诉CBK以及支付追款费用的情况，双方之间形成委托合同关系。原告主张支付给被告2.7万元购车款，被告只认可2.2万元，另外5,000元原告不能证明与本案有关，不予认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本案中，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协议书中涉及的CBK被认定为传销组织，其涉及的委托事项，亦应认定为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该协议书应认定为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首先，原告付款之后，被告已经支付给CBK平台，原告对此认可，且因CBK平台被认定为传销组织，组织涉及的关联公司北京炫酷激情汽车俱乐部有限公司的账户余款被冻结并追缴，而原告购车就是在北京炫酷激情汽车俱乐部有限公司。可见被告因该合同未取得原告财产；其次，虽然由被告为原告向CBK平台转款、排单，但结合原告自己设置账号密码、登录平台，为其妻子注册CBK账户，夫妻向平台另外付款的行为，可见原告对CBK平台有所了解并参与其中，并不是原告的所有业务均由被告操作掌控，且根据原告后来转发白皮书、公诉书和维权通知及委托被告代为追款的行为，可见原告也认可应当向CBK平台追款；第三，根据现有证据也不能证明被告在原告业务中受益。综上，被告不应退还原告4万元，对原告请求被告退还27,000元购车款和13,000元补偿款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一审法院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葛新峰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0元，减半收取计400元，由原告葛新峰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 本院认为，葛新峰与薛振路在2017年11月16日签订的《协议书》，在字面上看是薛振路收取葛新峰的22,000元为葛新峰购买15万元以下的汽车，并通过CBK平台为葛新峰付剩余70%车款的月供，还承诺如葛新峰不能在1-6个月内提车由其补偿40,000元。上述内容明显显示双方权利义务严重失衡，一般理性公众均能依据投入和收益失衡的不正常现象，判断该交易的正当性和能否切实履行的可能性。根据已生效的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的认定，该购车活动是CBK平台推出的一项传销模式，CBK平台已经被认定为传销组织。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及书状所列内容，在本案《协议书》签订前薛振路已是CBK平台的会员，葛新峰对《协议书》所列出资系投向CBK平台是明知的，薛振路在《协议书》中给出的利益“条件”，与CBK平台的“业务”规定一致，故薛振路与葛新峰《协议书》的目的指向是薛振路代表CBK平台组织发展吸纳下线新会员。事实上，薛振路收到款后也将款项转入了CBK平台，无论薛振路是代表传销组织发展下线会员，或是受下线委托向平台转交投资，薛振路将收到款交付CBK平台后，对上对下均告完成代理事项。CBK平台为发展新会员所作出的“规定”和承诺，是其传销犯罪的具体行为和实施途径，平台和会员之间，以及老会员发展新会员过程中依据CBK平台的规定实施的行为，在民事诉讼中均应以无效予以价值取向进行效力评判。薛振路未在CBK平台“业务”规定之外向下线会员作出额外承诺，下线会员要求薛振路代替CBK平台承担退赔责任无法支持。至于薛振路发展下线新会员是否有提成和业绩返点，是否应当将以上收益列入向受害人的清退范围，该问题应由承担传销犯罪组织资产清算的专门的政法机关统一掌握处理，不是本案界定民事责任的依据。葛新峰已成功注册为CBK平台会员，其因参与该传销组织所蒙受的损失应当通过清理传销犯罪组织资产的政法机关按清理程序解决。根据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传销刑事犯罪引发的受害人与传销组织之间的退赔纠纷和传销上下线会员的责任追究，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的受理范围，应不予受理。 综上所述，葛新峰的起诉虽表现形式上为老会员对新会员的个人“承诺”，但行为实质和意思表示的目的均是传销组织的会员吸纳，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受理后，应以当事人之间的实质法律关系进行审理。葛新峰未举证薛振路在传销组织运行规则之外对新发展下线作出了额外承诺，其要求薛振路在平台责任之外承担民事责任，理据不足，无法支持，应驳回其诉讼请求。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0元，由上诉人葛新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苏运平 审判员  吴俊华 审判员  魏如奇 二〇二一年三月八日 书记员  田 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