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1162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国投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注册地：开曼群岛（CricketSquare，HutchinsDrive，P.O.Box2681，GrandCayman，KY1-1111，CaymanIslands），主要营业地：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九龙九龙湾宏光道一号亿京中心A座22楼E室。法定代表人：朱晓军，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斯碧芳，上海君旻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佛山市南海聚沣鞋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草场颖水工业区。法定代表人：肖金凰，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习江玲，广东习法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文聪，广东习法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逸盈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冰克路******。法定代表人：邬中伟，经理。上诉人国投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投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佛山市南海聚沣鞋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沣公司）、原审被告逸盈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逸盈公司）定作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5民初357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二审审理期间，上诉人国投公司向本院申请延长审理期限，本院予以准许。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国投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四项，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聚沣公司要求国投公司承担本案连带保证责任的诉讼请求。二审审理期间，国投公司变更其上诉事实与理由如下：一、国投公司对本案系争承诺函的真实性有异议。在一审庭审过程中，聚沣公司称两份承诺函从国投公司员工钱某处获得。但钱某在证人证言中表明其从未出具过盖章的承诺函，一审判决对此节事实没有在判决书中予以体现。钱某并非国投公司的执行董事，也不是董事会成员，其没有权限代表国投公司作出担保。聚沣公司称由钱某出具承诺函，也不符合逻辑。国投公司查询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例，根据香港A公司条例第622章规定，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项下，具有法律地位的公章是法团印章和正式印章。本案中，国投公司的法团印章是在香港地区使用，正式印章是法团印章的复刻版本，两者都是钢印。但是在承诺函中出现的是一枚小圆章，这并不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项下的具有法律地位的公章，国投公司对此不予认可。二、一审法院认定承诺函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国投公司对此无异议，但是国投公司是否作出有效的承诺函，应当适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例。按照国投公司的章程第133条的规定，公司按照董事会决定设置一个或以上印章，董事会保管印章。未经董事会授权，不得使用印章。并且在一般或任何特定情况下，凡加盖印章的文书，需经一名董事、秘书签署。公司章程关于印章使用的流程与香港地区公司条例项下对公章的使用一致。本案中，涉案承诺函的出具情况与国投公司章程规定不一致。三、国投公司系上市公司。根据香港上市规则，上市公司对外提供担保，应当经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通过并且进行公告。国投公司一审中向法庭提供了国内上市公司对外担保的流程与要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16条及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第41条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对外提供担保必须经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通过。一审法院依据的是《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九民纪要）第19条的规定，2020年12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出具的《关于适用担保制度的解释》将九民纪要第19条的规定进行了明确解释与说明，上市公司对外提供担保不适用前款第二项与第三项的规定。所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精神，上市公司对全资子公司开展经营活动提供的担保，相对人仍然有义务要审查上市公司的股东会决议或董事会决议以及公开发布的公告。上市公司与D公司对外公开的程度不一样，债权人理应按照公司对外的真实信息进行查询，这样对于小股东才是公平的。上市公司对于债权人的审查义务更高，如果相对人没有尽到应尽的审核义务，那么相对人是有过错的。四、关于一审的法律适用，涉案承诺函的生效问题仍然应当适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被上诉人聚沣公司辩称：一、一审中，上诉人国投公司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未提交任何证据，国投公司已放弃其诉讼权利。聚沣公司先后出具两份承诺函，且根据聚沣公司管理人员提交的情况说明可知，两份承诺函均由国投公司高管出具。国投公司仅口头提出对涉案承诺函真实性存疑以及盖章程序存在瑕疵，但其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且原审被告逸盈公司在一审中申请对印章鉴定，但是国投公司在一审中对于印章及承诺函真实性、合法性均未提出质疑。国投公司也未在举证期限内申请鉴定，逾期未提出申请，视为放弃申请，国投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国投公司故意不接收一审的法律文书，导致一审法院要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转递方式。当国投公司发现所有权利用尽时，又突然提出上诉，故意为逸盈公司拖延付款，浪费司法资源。三、涉案承诺函并非钱某以其个人名义作出，两份承诺函均加盖载有“国投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的印章，两次盖印行为均由钱某在国投公司法定代表人朱晓军的办公室里完成，聚沣公司据此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聚沣公司管理人员高晓初的过境记录证明涉案承诺函的形成地点。此外，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规定，钱某作为国投公司等三家公司的执行总裁，其执掌国投公司的经营运作，钱某的身份足以形成权利外观，聚沣公司作为供货商完全有理由相信钱某的盖章行为系职务行为，聚沣公司善意且无过失。聚沣公司是基于国投公司是大公司出于担保信任，才继续向逸盈公司供货，聚沣公司已完全尽到了审慎义务。国投公司认可钱某的员工身份，国投公司以香港特别行政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的交易习惯存在差别等为由，主张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但是国投公司所主张的香港地区交易习惯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聚沣公司作为广东佛山地区的小企业，无力了解香港地区的所有交易习惯、法律以及上市公司的章程。聚沣公司基于对印有“国投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公章的信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小企业对公章所具有相应效力的信赖基础。更何况，承诺函中加盖的印章未载明具体用途，对聚沣公司而言，足以代表国投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四、结合聚沣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其与逸盈公司2017年7月至11日的对账单可知，逸盈公司共欠付人民币300余万元，若非国投公司作为逸盈公司的母公司为其提供担保，聚沣公司也不敢继续与逸盈公司进行交易。五、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国投公司一方面主张同意一审法院对本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审理，另一方面又认为对于承诺函应当单独适用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该主张无依据。国投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16条规定认为承诺函无效，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是组织法，第16条属于组织规范范畴，不属于管理性规定或效力性规定。案涉货款发生于2017年，逸盈公司是国投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国投公司为逸盈公司提供担保的行为符合九民纪要第19条第二项的规定。九民纪要的规定仍然有效，一审法院认为国投公司提供担保的行为不损害国投公司的自身利益，是国投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对逸盈公司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适用法律正确。国投公司作为上市公司对外担保关乎股东利益，但就本案而言，聚沣公司更具有被保护的信赖利益。国投公司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上市公司，不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证监部门监管，聚沣公司无法在国投公司出具担保时及时通过已知或应知途径查询其相应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聚沣公司作为善意商事主体取得载有国投公司加盖公章及国投公司高管亲手移交的承诺函，基于对国投公司印章以及国投公司与逸盈公司百分之百控股关系的信任，向逸盈公司提供近千万元货物，数额巨大，极大地损害了聚沣公司的合法权益。虽然上市公司对外担保必须对社会及公众披露，国投公司在涉案承诺函签订后并未履行该义务，这是聚沣公司在合同签订时以及接收承诺函时无法预见的事项，不影响聚沣公司基于信赖利益认定国投公司对逸盈公司承担保证责任。且聚沣公司作为善意无任何法律知识的中小企业，根本不可能也无从得知在香港地区的公司对于印章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交易习惯，一般认定加盖公章即认定为商事主体的真实意思表示。本案不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根据时效的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实施前已经有规定的，应当适用当时的规定。原审被告逸盈公司未陈述意见。被上诉人聚沣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逸盈公司支付欠聚沣公司的货款人民币4,604,485.41元；2.判令逸盈公司支付按照每日万分之五的标准计算的逾期付款违约金（以人民币2,412,739.01元为基数自2018年2月1日起计算至2019年3月19日；以人民币2,234,072.65元为基数自2018年3月1日起计算至2019年3月19日；以人民币4,604,485.41元为基数自2019年3月20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3.判令逸盈公司赔偿聚沣公司律师费人民币50,000元；4.判令国投公司对逸盈公司的上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本案诉讼费由逸盈公司、国投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2017年5月1日，聚沣公司与逸盈公司签订《委托生产及购销合同》一份（编号“购合2017019”），约定：甲方为逸盈公司，乙方为聚沣公司；2.1条，甲方同意在本合同的有效期内委托乙方生产产品及购买该等产品，乙方同意接受甲方之委托，并承诺其将严格按照本合同和订单的规定完成产品的生产和交付；8.1条，产品单价和总价由甲乙双方协商及以双方确定的订单记载的具体金额为准；8.2条，每月乙方应按甲方要求提交对账单，甲方应于双方对每月对账单无异议后的10天内书面通知乙方开具增值税发票；8.3条，甲方应于收到乙方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后，甲方将按照双方书面同意之付款周期，按期支付应付价款的99%，扣除的1%作为少量维次品的补偿金，甲方于乙方最后一次的支付价款中，除了扣除上述的1%外，会再扣除最后12个月货款的5%留作产品质量保证金，甲方应将扣除了第9.4条所述款项后的质量保证金余额，于甲方接收产品之日起12个月届满7日内支付给乙方；13.2条，除非本合同另有约定，如果一方违反本合同项下的义务，该方应承担违约责任，违约金按照所涉订单总金额每日万分之五计算，若该违约金不足以弥补损失的，则还应当赔偿另一方因此而遭受的实际损失；16.1条，双方约定合同的订立、效力、解释、履行和争议的解决均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管辖；16.2条，除法院另有规定外，诉讼费及与诉讼有关的其他合理费用（包括胜诉方实际支付的全部律师费）均由败诉方承担。该合同附件一“合作账期条件及乙方须向甲方提供的资料”约定：合作财务账期条件为月结90天【90天后10个工作日内付款。例：3月26号-4月25号出货，月结5月，6月，7月计90天。8月第10个工作日内安排款项支付给乙方】。次品扣点1%【少量维次品不再退回工厂，但出现批量品质问题仍由工厂承担】，中断合作时扣留最后12个月货款的5%作为质保金，12个月后7日内返还。上述合同签订后，聚沣公司向逸盈公司交付了相应货物。聚沣公司、逸盈公司以《对账单》的形式记载了交付货物的数量、收货日期及货款金额等，根据双方的《对账单》，2017年7月货款总额为人民币632,547.36元，2017年8月货款总额为人民币2,724,043.13元，2017年9月货款总额为人民币621,112.83元，2017年10月货款总额为人民币4,031,056.43元、退货金额为人民币151.99元，2017年11月货款总额为人民币2,258,555.20元、退货金额为人民币722元。聚沣公司向逸盈公司开具了发票。庭审中，聚沣公司确认：2018年还产生了人民币1,175元的退货；逸盈公司的已付货款金额为人民币4,183,220.84元，港币165万元，折合人民币5,558,107.41元；货款的维次品补偿金为人民币102,673.14元，已在货款总额中扣除。国投公司于2017年6月20日向聚沣公司出具《承诺函》，载明国投公司旗下的关联公司逸盈公司与聚沣公司自2017年5月1日起继续进行鞋子产品的供销合作，国投公司自愿对逸盈公司自2017年5月1日起所有应付的货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国投公司于2017年8月23日向聚沣公司出具《承诺函》，载明国投公司旗下的关联公司逸盈公司与聚沣公司于2017年5月1日签订《委托生产及购销合同》，国投公司自愿对逸盈公司在履行上述购销合同过程中，应付聚沣公司的货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担保期限为三年。另查明，聚沣公司为本案诉讼已实际支出律师费人民币5万元。国投公司注册于开曼群岛，系香港B公司，股份代码“01386国投集团控股”，根据国投公司披露的年报，2017年逸盈公司系国投公司间接持有的附属公司，持有权益份额为100%。一审法院认为，国投公司系注册于开曼群岛的公司，故本案系涉外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本案中，聚沣公司与逸盈公司之间的定作合同系主合同，当事人双方均为我国登记注册的公司，双方约定合同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管辖；聚沣公司与国投公司之间系保证合同关系，聚沣公司与国投公司未就保证合同适用的法律作出约定，鉴于聚沣公司与国投公司的合同系从合同，而主合同的当事人双方、合同签订地、履行地均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故作为从合同的保证合同最密切联系的法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此，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聚沣公司和逸盈公司之间的《委托生产及购销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相应情形，双方均应恪守。聚沣公司已经依约向逸盈公司交付了货物，且质保期限也已经届满，逸盈公司应支付剩余货款，聚沣公司在扣除货款总额1%的维次品补偿金、退货部分的货款人民币2,048.99元以及已收货款后，主张逸盈公司尚欠货款人民币4,604,485.41元，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予以支持。关于违约金，一审法院认为，逸盈公司未依约支付货款，应按合同约定向聚沣公司偿付违约金。现聚沣公司主张的违约金均以日万分之五的标准计算，分三部分：一是以人民币2,412,739.01元（即2017年7月至10月的货款人民币8,008,859.75元，扣除1%的维次品补偿金、2017年10月退货人民币151.99元及截至2018年12月12日的全部付款）为基数，自2018年2月1日起算至2019年3月19日；二是以人民币2,234,072.65元（即2017年11月货款扣除1%维次品补偿金及2017年11月和2018年的退货合计人民币1,897元）为基数，自2018年3月1日起诉算至2019年3月19日；三是以人民币4,604,485.41元为基数自2019年3月20日计算至实际清偿日。根据双方合同的约定，合作财务账期条件为月结90天，即90天后10个工作日内付款，中断合作时扣留最后12个月货款的5%作为质保金，12个月后7日内返还。因此，一审法院认为，聚沣公司主张的违约金基数中还应扣除货款的5%作为质保金计人民币513,370.75元，该等质保金应自双方合作结束后12个月零7日后，即2018年12月7日开始计算违约金。另外，关于违约金起算时间，双方合同约定月结90天后，还有10个工作日的付款宽限期，但鉴于聚沣公司主张的违约金基数系以各个月份应付款总额扣除逸盈公司后续支付的全部货款计算得出，且2017年7月至10月的违约金均自2018年2月1日起算，故总体考量，依据聚沣公司主张的违约金起算时间计算，违约金标准未超过合同约定，且对逸盈公司有利，故一审法院对聚沣公司主张的违约金起算时间予以确认。综上，一审法院确认，聚沣公司得主张的违约金应为：以人民币2,012,296.02元为基数自2018年2月1日起计算至2018年12月6日；以人民币2,121,144.89元为基数自2018年3月1日起计算至2018年12月6日；以人民币4,646,811.66元为基数自2018年12月7日计算至2019年3月19日；以人民币4,604,485.41元为基数自2019年3月20日计算至实际清偿日；违约金均以日万分之五的标准计算。关于律师费，聚沣公司与逸盈公司在涉案合同中对律师费的承担作出了明确约定，聚沣公司也已证明实际发生的律师费为人民币5万元，聚沣公司要求逸盈公司偿付实际发生的律师费，具有合同及法律依据，应当予以支持。关于国投公司的保证责任。首先，国投公司经法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应认为其放弃了对聚沣公司的诉讼请求及相应证据进行抗辩和质证的权利。聚沣公司提供了2017年6月20日和2017年8月23日的《承诺函》原件，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对《承诺函》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至于逸盈公司对国投公司在《承诺函》中使用的印章的真实性提出的异议，一审法院认为，逸盈公司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故难以采信。其次，国投公司向聚沣公司出具《承诺函》时，聚沣公司虽未对国投公司的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进行审查，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的决议前置程序旨在确保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系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本案中，国投公司为其持有100%权益份额的间接控制的附属公司履行合同项下的义务提供担保，其担保行为不损害国投公司的自身利益，应认定为系国投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国投公司应对逸盈公司在涉案合同项下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逸盈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聚沣公司支付货款人民币4,604,485.41元；二、逸盈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聚沣公司偿付以日万分之五的标准计算的逾期付款违约金（包括：以人民币2,012,296.02元为基数自2018年2月1日起计算至2018年12月6日，以人民币2,121,144.89元为基数自2018年3月1日起计算至2018年12月6日，以人民币4,646,811.66元为基数自2018年12月7日计算至2019年3月19日，以及以人民币4,604,485.41元为基数自2019年3月20日计算至实际清偿日的逾期付款违约金）；三、逸盈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聚沣公司偿付律师费人民币50,000元；四、国投公司对逸盈公司的上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国投公司履行保证责任后，有权向逸盈公司追偿。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4,036元，财产保全费人民币5,000元，合计人民币49,036元，由逸盈公司、国投公司共同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国投公司提交如下证据：1.国投公司公章样板，证明国投公司的印章与涉案承诺函上加盖的印章不同。2.盈进集团印章管理使用制度、国投公司更名公告，证明国投公司关于公章的使用规范，涉案两份承诺函中加盖的小圆章不具备法律效力。3.钱某证人证言原件、身份证复印件、逸盈公司发布的国投公司董事名单与角色和职能，证明钱某并未向聚沣公司提供过承诺函，钱某也并非国投公司的高管，无权代表国投公司对外担保。4.国投公司章程，证明国投公司的公章使用规范。5.国投公司“2017-2018年报”、“2018-2019年报”，年报均在香港联合交易所的网站上下载（https://www.hkex.com.hk/?sclang=zh-HK）,证明香港C公司对外担保需要进行公示披露，国投公司未对本案担保事项进行过公示披露。聚沣公司质证认为：国投公司一审中未出庭应诉，是其对自身诉讼权利的放弃，相关证据应当在一审法院提交，该些证据均不应作为二审新证据予以采纳。对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确认。该证据为国投公司单方作出，证明效力极低，其可以任意出具多份不同的印章样本，且印章上无任何字样，无法确认其真实性。国投公司以一份其自认的印章去否认另一份载有国投公司名称的公章，没有任何依据。证据2系国投公司单方面作出，证明效力极低，且无原件，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该证据形成时间是在二审期间，钱某作为国投公司工作人员，在其向聚沣公司转交涉案承诺函后又单方作出其未出具过承诺函的声明，与客观事实不符，聚沣公司也无法确认签字人的身份。钱某未到庭作证，不符合证人证言作为证据的法律规定。逸盈公司发布的公司董事名单与角色和职能，对其来源需要核实。该证据无盖章及签字，无法确认该证据是否是国投公司单方制作。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确认。聚沣公司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商事主体，不了解也无法了解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的相关规定，也无从获取在香港地区的公司的章程。证据5公司年报是针对上一年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状况所作出的一份报告。对于国投公司在向聚沣公司出具涉案承诺函后是否对该行为进行披露，是国投公司应当履行的义务。国投公司是否履行与聚沣公司无关。实际上国投公司出具承诺函在前、披露对外担保事宜在后，聚沣公司在接收承诺函时无法预见的，因此不应当影响承诺函的效力。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认可。逸盈公司未发表质证意见。聚沣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聊天记录，证明国投公司作出承诺函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且其已向聚沣公司支付货款，实际履行了保证责任。2.结婚证、委托代收货款的情况说明，证明收款人与聚沣公司前法定代表人系夫妻关系，收款人受聚沣公司委托代为收款。国投公司质证认为：证据1中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真实性认可，为国投公司代逸盈公司支付，国投公司的代付行为不能视为国投公司作出承诺函的意思表示，也非履行保证责任。同等的，聚沣公司委托第三方康某代为收取该笔50万元港币，也不能同样推理逸盈公司连带为康某就负有其他应付聚沣公司的款项的支付义务。证据1中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为复印件，无法辨认是否为原件，也无法证明微信聊天人的身份。证据2中结婚证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不予认可。证据2中委托代收货款的情况说明不予认可，为聚沣公司单方陈述，不具有客观性。说明的出具时间与上述付款事实无关联，且聚沣公司在说明中描述该货款为国投公司为了履行担保职责，也与事实相违背，故不予认可。逸盈公司未发表质证意见。本院对国投公司的上述证据认证认为：对证据1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可，但不能否定涉案承诺函上加盖的国投公司小圆章的效力。证据2所证事实与国投公司对外用章的实际行为之间不具有必然联系，不能实现国投公司的举证目的。证据3钱某未到庭作证，故对其出具的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本院难以判断。国投公司董事名单与其角色和职能，亦不能否定钱某在涉案承诺函出具期间的职务身份，不能实现国投公司的证明目的。证据4国投公司的章程对于用章的规定，与其对外用章的实际行为之间不具有必然联系，不能证明国投公司的待证事实。证据5年度报表，虽未显示国投公司在2016年至2019年期间有为逸盈公司对外担保的公示披露，但与国投公司是否实际对外进行了担保之间不具有必然关联，不能证明国投公司的待证事实。故此，本院对国投公司的上述证据均不予采纳。本院对聚沣公司的上述证据认证认为：证据1中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的真实性与恒生银行汇款凭证之间可以相互印证，证明国投公司于2018年5月18日向案外人康某付款港币50万元，本院予以采纳。证据1中微信聊天记录的聊天人身份不详，对其真实性本院不予认可，故不予采纳。证据2结婚证显示上述证据1中收款人康某与聚沣公司原法定代表人高晓初之间系夫妻关系，能够证明聚沣公司的待证事实，本院予以采纳。证据2中的情况说明系由聚沣公司向本院出具的书面说明，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本院不予采纳。本院经审理查明，2018年5月18日，上诉人国投公司向被上诉人聚沣公司原法定代表人高晓初的妻子康某的中国银行账户汇款港币50万元。二审中，国投公司认为其系代原审被告逸盈公司向聚沣公司支付货款。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国投公司注册于开曼群岛，故本案系涉外合同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本案中，主合同发生于在我国境内注册登记的被上诉人聚沣公司与原审被告逸盈公司之间，双方在主合同中约定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管辖。从合同发生于聚沣公司与国投公司之间，双方在从合同中未协议选择合同所适用的法律，鉴于主合同的签订地、主要履行地等均位于我国内地，我国内地法律与主合同具有最密切联系，故一审法院适用我国内地法律作为案件准据法于法有据，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在于：被上诉人聚沣公司要求上诉人国投公司为原审被告逸盈公司的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是否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对此，本院认为：首先，聚沣公司提供的涉案两份承诺函上加盖有国投公司的蓝色小圆章，国投公司在二审中认为承诺函上加盖的小圆章与其持有的蓝色小圆章不同，但是国投公司在一审审理期间无故未参加一审诉讼，且也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认可的蓝色小圆章的真实使用情况，本院对其在二审中提出对两枚印章的一致性进行司法鉴定的申请，不予准许，故本院对聚沣公司提供的涉案两份承诺函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其次，双方当事人均认可，国投公司出具担保行为在先，对外公示披露担保行为在后，因此在国投公司向聚沣公司作出担保承诺后，聚沣公司不可能及时审查国投公司对外披露的公共信息。再次，国投公司于2018年5月18日向聚沣公司支付了逸盈公司所欠货款，该付款行为发生于国投公司向聚沣公司出具涉案两份承诺函之后，国投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其向聚沣公司支付该笔款项系应逸盈公司的要求代其付款，故本院有理由认为国投公司已实际履行其相应担保义务。最后，逸盈公司系国投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国投公司对逸盈公司有直接控制权，聚沣公司虽然没有审查国投公司的公司机关某，但其有理由认为国投公司为逸盈公司提供担保符合国投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综上所述，本院认为，聚沣公司要求国投公司承担本案担保责任，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国投公司认为其不应承担担保责任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4,036元，由上诉人国投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清审判员  王峥审判员  桂佳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张庆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