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甘01民终19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周玉芳，女，1952年6月5日出生，汉族，住兰州市安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子江，男，1971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系周玉芳儿子。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云，男，1974年5月22日出生，藏族，住兰州市城关区，兰州市安宁区培黎街道办事处师大社区居民委员会推荐。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武彪，男，1952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住兰州市城关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振彪，男，1958年4月2日出生，汉族，住兰州市西固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振云，男，1962年1月3日出生，汉族，住兰州市安宁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佩红，女，1964年4月17日出生，汉族，住兰州市七里河区。上列四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琪，甘肃王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四被上委托诉讼代理人：雷婷婷，甘肃王力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周玉芳因与被上诉人孙武彪、孙振彪、孙振云、孙佩红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兰州市安宁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2020）甘0105民初846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玉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撤销安诉调（2019）333号人民调解协议书；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1.上诉人周玉芳是文盲，不识字,社会能力低下，对调解协议书内容存在重大误解，调解协议书内容显失公平,原审法院对这一事实认定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及人民调解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六条规定:下列调解协议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调解协议时显失公平的。2.安诉调(2019)333号人民调解协议书的调解员为马涛,签名却为薛燕，调解程序违法。3.一审法院未对调解员马涛在调解过程中针对上诉人的威逼利诱行为和强迫调解行为进行调查确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及人民调解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五条:人民调解委员会强迫调解的，调解协议无效。4.一审法院未对被上诉人在调解过程中，针对上诉人的威逼利诱和胁迫行为进行调查确认。二、安诉调(2019)333号人民调解协议书调解过程违法。1.安诉调(2019)333号人民调解协议书人民调解员为马涛，签名却为薛燕，调解程序违法。2.人民调解员马涛在调解时明确对原审原告周玉芳说必须接受调解否则法院将强制执行:调解程序违法。3.人民调解员马涛在调解时明确对周玉芳说这件事千万不能告诉你的亲戚朋友否则就是害了你，侵犯了当事人在人民调解活动中应该享有的权利。4.一审判决遗漏了对安诉调(2019)333号人民调解协议书第二条“被申请人于2020年1月1日前将上述房屋中的一间小房子腾出交由申请人四人居住使用”的判定，策二条所述之原审被告权益与第一条所述之原审被告权益是叠加关系。如果第一、二条都得以实现，被告的权益将大于50%甚至更多。三、一审法院审理程序违法。一审法院审理本案期间，上诉人提出调取证据申请，但被驳回，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审理程序违法，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后依法改判。孙武彪、孙振彪、孙振云、孙佩红辩称，一、安诉调（2019）333号人民调解协议书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真实意思表示，属有效合同。该调解协议书经人民调解员调解自愿达成，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该调解协议合法、有效。二、安诉调（2019）333号人民调解协议书不存在重大误解与显示公平的情形。案涉房产系孙学权与徐秀英夫妻共同财产；孙学权立遗嘱将案涉房产全部由周玉芳继承的行为系无权处分，导致遗嘱部分无效。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一审判决。周玉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2019年10月14日兰州市安宁区诉前人民调解中心出具的安诉调（2019）333号人民调解协议书；2.本案诉讼费由四被告承担。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如下：被继承人孙学权与许某某系四被告之父母，共同生育四被告。孙学权与许某某有夫妻共同财产位于兰州市安宁区培黎街道安宁××路××号××单元××层××室房屋一套。许某某于2007年7月4日先于孙学权去世，对遗产未进行分割。孙学权与原告周玉芳于2010年10月8日登记结婚，周玉芳与四被告系继母子关系。2013年6月18日，孙学权立公证遗嘱一份，内容为：“我在兰州市安宁区培黎街道安宁××路××号××单元××层××室房屋一套【房屋所有权证编号：兰房权证（安宁区）字第2××1号，所有权登记人：孙学权】现因我年事已高，且身体状况不好，为防止我去世后子女们为我的遗产发生纠纷，特立此遗嘱：等我去世后，上述房屋由我妻子周玉芳一人继承。在我有生之年，由我的妻子周玉芳照顾我的生活起居，为我养老送终。”孙学权于2017年5月12日去世。原告与四被告因该房产的继承分割事宜无法达成协议，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在立案前委派诉前人民调解中心进行调解。2019年10月14日，在安宁区人民法院诉前人民调解中心的主持下，原、被告自愿达成人民调解协议，内容为：“一、位于兰州市安宁区培黎街道安宁××路××号××单元××层××室房屋【房屋所有权证编号：兰房权证（安宁区）字第2××1号】，被申请人周玉芳占60%的份额，申请人孙武彪、孙振彪、孙振云、孙佩红各占10%的份额。二、被申请人于2020年1月1日前将上述房屋中的一间小房子腾出，交由申请人四人居住使用。三、申请人孙武彪、孙振彪、孙振云、孙佩红对被申请人周玉芳尽养老送终义务，被申请人周玉芳将上述房屋60%的份额赠与申请人孙武彪、孙振彪、孙振云、孙佩红。”双方未向人民法院申请确认调解协议。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十八条：“基层人民法院、公安机关对适宜通过人民调解方式解决的纠纷，可以在受理前告知当事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第二十二条：“人民调解员根据纠纷的不同情况，可以采取多种方式调解民间纠纷，充分听取当事人陈述，讲解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耐心疏导，在当事人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基础上提出纠纷解决方案，帮助当事人自愿达成调解协议。”第三十一条：“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第三十三条：“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后，双方当事人认为有必要的，可以自调解协议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共同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对调解协议进行审查，依法确认调解协议的效力。人民法院依法确认调解协议无效的，当事人可以通过人民调解方式变更原调解协议或者达成新的调解协议，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原、被告经协商一致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该协议合法有效，当事人均应遵照履行。原告诉称人民调解协议内容显失公平，经审查，调解内容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原告诉称存在重大误解，但对其主张不能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故依法不予采信。综上，本案所涉人民调解协议不具备可撤销的情形，原告的诉请依法不予支持。关于人民调解协议中第三项内容“申请人孙武彪、孙振彪、孙振云、孙佩红对被申请人周玉芳尽养老送终义务，被申请人周玉芳将上述房屋60%的份额赠与申请人孙武彪、孙振彪、孙振云、孙佩红”，因一般赠与合同系实践性合同，即在赠与标的物转移交付前赠与人可随时撤销赠与。经向原告释明，双方是否同意在审判程序中就该项约定重新达成调解协议，原告明确表示不同意。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周玉芳的诉讼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周玉芳承担。二审中，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上诉人周玉芳提交新证据：证据1，U盘一个，拟证明周玉芳与被上诉人多次争吵，双方关系不好，住在一起无法共同生活；证据2，调取证据申请书一份，证明其向一审法院申请调取证据，但一审法院没有调取；证据3，调解过程，拟证明调解员是马涛，但调解协议上签字的是薛燕。被上诉人质证后认为，证据1、证据2与本案无关，不予质证；证据3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有异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周玉芳上诉主张安诉调（2019）333号人民调解协议书内容存在重大误解、显失公平的理由。经查，案涉房屋系孙学权与徐秀英夫妻共同财产，孙学权遗嘱由周玉芳全部继承案涉房屋。因孙学权在遗嘱中处分了周玉芳的财产，其对该部分的处分行为无效，周玉芳实际可以继承案涉房屋60%的产权。因此，安诉调（2019）333号人民调解协议书对案涉房屋的处分并无不当。另，安诉调（2019）333号人民调解协议书上的签字确系周玉芳本人书写，是周玉芳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存在重大误解和显失公平的内容。周玉芳上诉主张安诉调（2019）333号人民调解协议书调解程序违法，但其并无证据证明其主张，故周玉芳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周玉芳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周玉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瑞莲审 判 员 金文丽审 判 员 王 晖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 杨小艳书 记 员 汪冰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