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2021）晋10行赔终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吕振东，男，1984年5月2日出生，汉族，住所地：吕梁市兴县。委托代理人吕拖命，男，1952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住所地：吕梁市兴县，系吕振东之父。委托代理人刘林颖，临汾市尧都区乡贤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西省临汾强制隔离戒毒所，住所地：临汾市尧都区二中路。法定代表人席红奎，该所所长。委托代理人戈高波，该所政治处主任。委托代理人赵志琴，山西尧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吕振东因诉被上诉人山西省临汾强制隔离戒毒所(以下简称临汾戒毒所)行政赔偿一案，不服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人民法院（2020）晋1002行赔初2号行政赔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吕振东及其委托代理人吕拖命、刘林颖，被上诉人临汾戒毒所副所长赵胜英及委托代理人戈高波、赵志琴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查明，2015年9月7日，兴县公安局以吕振东在家中吸食冰毒毒品为由，作出强戒决字[2015]000052号强制隔离戒毒决定，对其强制隔离戒毒二年，自2015年9月7日至2017年9月6日。2015年9月7日由兴县公安机关将吕振东送至山西省强制隔离戒毒所，2015年9月9日调入临汾戒毒所，集训结束后调入三大队戒治。2017年9月6日吕振东强戒期满，临汾戒毒所作出（临）解证字（2017）第387号解除强制隔离戒毒证明书，解除吕振东的强制隔离戒毒并出所。出所后吕振东到医院就医治疗，诊断为强直性脊柱炎等疾病。2020年10月吕振东以其在强戒期间临汾戒毒所的管教人员多次虐待、频繁长时间电击致其身体受到伤害为由，诉至法院，要求临汾戒毒所对吕振东进行行政赔偿。原审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之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人身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一）违法拘留或者违法采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的；（二）非法拘禁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三）以殴打、虐待等行为或者唆使、放纵他人以殴打、虐待等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四）违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五）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其他违法行为。本案中吕振东因吸食冰毒被公安机关作出强制隔离戒毒二年的决定，于2015年9月7日送交到临汾戒毒所实施强戒，临汾戒毒所有依法依规收治吕振东强制隔离戒毒的职责，临汾戒毒所在行使行政职权期间，没有实施以上国家赔偿法第三条中规定的情形，未有虐待、电击的违法行为，原审法院在吕振东提起的确认被告行政行为违法一案中，已作详细论述，故对吕振东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原审判决：驳回吕振东的诉讼请求。上诉人吕振东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2.依法判令被上诉人因违法履职给上诉人造成人身损害医疗费、误工费等损失1298729.92元；3.由被上诉人承担全部诉讼费用。理由：事实方面,一审法院对本案事实认定不清，在证据采信方面不实事求是。2015年9月7日，上诉人因吸食冰毒被兴县公安局作出强制隔离戒毒二年的决定。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处强制隔离戒毒期间，被上诉人的管教民警谢清选、芦桃、曹应芳、魏亚宁、李胜龙等人对上诉人虐待，多次频繁长时间电击且不及时治疗，致使上诉人出所时已成了肢体残疾人，头不能抬，腰不能直，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长期需医疗和护理依赖，靠药物治疗方可维持。2018年4月16日，被上诉人出资带上诉人两次去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诊断治疗，后又带去北京协和医院治疗，均因风险大未接收住院。上诉人致残后多次治疗，被医院确诊为强直性脊柱炎、肺动脉高压、右肺下叶小结节、右肺中叶、左肺上叶舌段及双肺下叶部分不张可能，全身花斑癣。被上诉人的干警在行使行政职权过程中，违反规定致上诉人残疾，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人身权。证据方面,1.一审庭审中，上诉人递交了证人郭彦平证言，证明其在戒毒期间被干警多次打伤。2.兴县魏家滩镇政府出具证明，证明上诉人入所前身体正常，出所后身体变得残疾。3.兴县公安局对上诉人作出强制戒毒决定后，上诉人进入戒毒所和期满离开戒毒所时，被上诉人庭审中表示都经过了严格的全面体验，但被上诉人只向法院递交了一份入所时《体检登记表》，具体体检的病案却隐瞒事实不向法院提供。4.大队车间的监控摄像资料被上诉人以只能保存30天为由未向法庭出示。一审法院仅靠强制隔离戒毒人员入所体检表记载（上诉人体检表既往史一栏内填写有强直性脊柱炎、类风湿性关节炎病史），便认定被上诉人给上诉人体检全部真相和事实，对事实认定过于片面性，直接导致本案认定事实错误。另外本案举证责任属于倒置，被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案中，一审法院以上诉人所诉被上诉人民警多次虐待、电击的行为不是具体的行政行为为由，不予支持上诉人诉求无法律依据。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维护上诉人合法权益。被上诉人临汾戒毒所辩称，1.被上诉人不存在行政违法行为。2015年9月7日，因上诉人吕振东吸食冰毒，吕梁市兴县公安局作出（2015）000052号强制隔离戒毒决定书，决定对其强制隔离戒毒两年，后被送至被上诉人处强制隔离戒毒。2017年9月6日，强制隔离戒毒到期后，对吕振东解除了强制隔离戒毒措施。在上诉人隔离管理期间，不存在上诉人诉称的民警多人对其多次实施虐待、电击情况，此事亦经过上级部门调查和核实，故被上诉人对其采取强制隔离措施的管理过程符合法律规定，不存在行政违法行为。2.上诉人吕振东在入所前就患有强直性脊柱炎等疾病，与被上诉人强制戒毒管理行政行为不存在因果关系。根据其入所体检表显示在入所前就患有强直性脊柱炎，并且在上诉人自行去山西省人民医院就医时，自述有“1998年腰椎变形抬不起头”，足以说明其入所前就患有疾病。该病为风湿免疫病，不存在特效药进行治疗，只能对出现的症状进行药物缓解。故在其强制隔离期间，吕振东多次就医，医生针对其腰痛开具相应的处方药用于缓解症状，不存在上诉人所称延误疾病的情况。3.上诉人戒毒期满出所后，被上诉人是出于国家机构的人文关怀才带其去外地就医看病，这种人道主义关怀不能推理被上诉人存在行政违法行为。4.被上诉人对上诉人采取强制措施的管理过程符合法律规定，不存在行政违法行为。5.本案是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有违法行为，并非主张被上诉人实施了某个具体行政行为，故举证责任在上诉人方，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本院另查明，吕振东于2019年5月将山西省戒毒管理局起诉至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请求行政赔偿。审理过程中，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告知吕振东变更被告。后吕振东将临汾戒毒所起诉至尧都区人民法院，要求行政赔偿。2019年11月4日，尧都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晋1002行初80号行政裁定，以未经赔偿义务机关先行处理，不符合立案条件为由，驳回吕振东的起诉。吕振东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31日作出（2020）晋10行赔终1号行政赔偿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2020年4月，吕振东向临汾戒毒所邮寄了赔偿申请书，临汾戒毒所未答复。吕振东遂向尧都区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尧都区法院一审原立案号为（2020）晋1002行初67号，2021年1月26日，尧都区人民法院下发补正裁定，将案号变更为（2020）晋1002行赔初2号。关于事实部分，本院二审除一审查明的事实外另查明，上诉人吕振东在庭审中提供了2018年1月23日山西省戒毒管理局工作人员就吕振东信访事项与其的谈话记录，以证明其向山西省戒毒管理局工作人员陈述在临汾戒毒所期间被虐待的经过。该谈话记录与临汾戒毒所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八中的谈话记录相同。该谈话记录第8页中吕振东陈述：“平时给我吃的是去痛片，对我的病不起作用。我是强直性脊柱炎。”“我在外面是关节炎，吃的消炎药和中药，我在所里是强直性脊柱炎，止痛片根本不管用。他们无法治疗，应该给家里打电话把我释放出去治病，他们没有给我家人打电话，耽误了我治病。”在2018年1月23日，省戒毒管理局工作人员与吕振东父亲吕拖命的谈话记录中，关于吕振东的病情，吕拖命陈述：“我们看了好几家医院，省人民医院大夫说这是陈旧性脊柱炎，不好治疗，没有什么好办法。只能维持治疗，减轻痛苦。”庭审中，经询问上诉人吕振东，其表示两年强制隔离戒毒期间，每月22日为其所在大队的会见日，其妻子杨瑞珍在两年期间多次前去看望，先后看望了十余次。又查明，因吕振东长期信访，山西省戒毒管理局于2018年3月21日成立了联合调查组，并出于人道主义积极协调临汾戒毒所对吕振东的治疗进行帮助。临汾戒毒所先后带吕振东前往成都第三人民医院等处就医，并支付了相关费用。2018年4月2日，联合调查组工作人员在对吕振东所反映问题进行调查过程中，与吕振东所持证明材料的出具人郭彦平进行了谈话记录。郭彦平否认给吕振东作证一事，称吕振东的朋友王二稳曾找过其两三次，每次都给其母亲买礼物，其是在喝醉酒的情况下，出于面子才按王二稳的要求胡写的，并非其真实意愿表达。并被王二稳偷走了身份证复印件，被吕振东作为证据使用，其很气愤，并称没见到过民警使用电警棍电击吕振东。兴县魏家滩镇人民政府于2019年5月7日出具的证明材料中，未陈述吕振东强制隔离戒毒之前的身体状况，证明材料表述了吕振东解除强制隔离后，就医、上访的情况及镇党委、政府参与配合与吕振东及其家人共同协商解决的情况。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人身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三）以殴打、虐待等行为或者唆使、放纵他人以殴打、虐待等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赔偿请求人认为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实施了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三）、（四）（五）项和第四条第（四）项规定的非具体行政行为的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并造成损失，赔偿义务机关拒不确认致害行为违法，赔偿请求人可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上诉人吕振东主张其在强制隔离戒毒期间，被上诉人的民警对其虐待，多次电击且不及时治疗，致使其出所时已成了残疾人，丧失劳动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要求被上诉人赔偿因违法履职给其造成的人身损害医疗费、误工费等损失，其有权提起本案诉讼。本案中，是否可以支持上诉人吕振东的赔偿请求，取决于被上诉人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是否对上诉人吕振东实施了殴打、虐待等违法行为并造成上诉人身体伤害以及被上诉人实施行政强制管理的行为与上诉人吕振东所述伤害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有权提供不予赔偿或者减少赔偿数额方面的证据。关于被上诉人及其工作人员是否对吕振东实施了殴打、虐待等违法行为的问题，上诉人吕振东所提供的证据中，郭彦平的证明材料在省戒毒管理局联合调查组调查过程中，已被郭彦平本人予以否认。兴县魏家滩镇人民政府的证明材料仅证明了吕振东解除强制隔离戒毒后的相关情况，并不能证明吕振东被强制隔离戒毒前的身体状况及被上诉人存在违法行为。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有责任提供视频监控录像，根据《司法行政强制隔离戒毒所安全管理工作规定》第六条规定，视频监控资料保存期限不得少于30天。被上诉人表示上诉人在强制隔离戒毒期间的有关视频监控资料在保存30天后已被覆盖无法提供，符合客观实际。结合2017年8月31日纪检监察干部在上诉人吕振东出所前与其谈话中，吕振东否认存在民警殴打、体罚、虐待的问题，称：“干部对我挺好，没意见”并签名确认的事实，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对其实施了殴打、虐待等违法行为的证据不足。而关于上诉人提出的被上诉人在其戒毒期满出所后带其去成都等地就医的事实，本院认为不能以国家机关出于人道主义所实施的帮助行为而推断和证明被上诉人存在殴打、虐待等违法行为。关于被上诉人实施行政强制管理的行为与上诉人吕振东所述伤害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问题，根据有上诉人吕振东签名确认的强制隔离戒毒人员入所体检表记载，既往史一栏填写有强直性脊柱炎史、类风湿性关节炎史，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陈述是入所时根据其口述填写。结合上诉人与省戒毒管理局工作人员的谈话中陈述其是强直性脊柱炎，止痛片不管用，应该把其释放出去治病等内容，能证明上诉人入所前就患有强直性脊柱炎的事实。上诉人入所后，先后七次因腰疼、脊柱疼、关节疼等在被上诉人处就医治疗，医生针对其腰痛开具相应的处方药用于缓解症状，不存在上诉人所称延误疾病的情况。上诉人吕振东的妻子张瑞珍在上诉人两年强制隔离戒毒期间多次前往探望，但均未向相关部门反映过吕振东的身体状况不正常，可见吕振东在临汾戒毒所期间的身体状况其家人是知道并认可的。故上诉人吕振东目前身体状况与被上诉人实施行政强制管理职责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综合以上，上诉人吕振东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被上诉人临汾戒毒所在实施行政强制管理期间存在违法行为，亦不能证明其所述伤害与被上诉人的管理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故上诉人吕振东申请行政赔偿的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武 刚审 判 员  靳红萍审 判 员  梁祥伟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马 婧书 记 员  何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