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台江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黔2630民初17号 原告：杨某，女，苗族，1975年3月15日出生，户籍所在地贵州省台江县，现住台江县。 原告：吴光兰，女，苗族，2000年12月20日出生，户籍及住址同上，系杨某之长女。 原告：吴某1，男，苗族，2003年8月14日出生，户籍及住址同上，系杨某之长子。 法定代理人：杨某，系吴某1之母亲。 原告：吴某2，女，苗族，2009年11月1日出生，户籍及住址同上，系杨某之次女。 法定代理人：杨某，系吴某2之母亲。 原告：吴某3，男，苗族，2010年9月10日出生，户籍及住址同上，系杨某之次子。 法定代理人：杨某，系吴某3之母亲。 原告：张格德，女，苗族，1948年3月20日出生，户籍所在地贵州省台江县，现住该址。 上述六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万鹤，贵州正辩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26201110392536，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上述六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敏娥，贵州正辩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26201711749738，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被告：潘洪海，男，苗族，1967年2月5日出生，户籍所在地贵州省台江县，现住该址。 被告：欧贵，男，苗族，1970年3月7日出生，户籍所在地贵州省台江县，现住该址。。 被告潘洪海、殴贵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夙旭，贵州法锋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26201510886263，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 被告：邰宇，男，苗族，1986年4月24日出生，户籍所在地贵州省台江县，现住该址。 被告：杨文昌，男，苗族，1984年3月28日出生，户籍所在地贵州省台江县，现住该址。 被告：万昌林，男，苗族，1973年9月28日出生，户籍所在地贵州省台江县，现住该址。 被告：张文明，男，苗族，1972年4月20日出生，户籍所在地贵州省台江县，现住该址。 原告杨某、吴光兰、吴某1、吴某2、吴某3、张格德与被告潘洪海、欧贵、邰宇、万昌林、杨文昌、张文明生命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1月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某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万鹤、马敏娥，被告潘洪海、欧贵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夙旭，被告邰宇、被告万昌林、被告杨文昌、被告张文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杨某、吴光兰、吴某1、吴某2、吴某3、张格德共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六被告赔偿原告死亡赔偿金688080元、次子抚养费85608元、次女抚养费74907元、长子抚养费10701元、母亲抚养费17888.50元、丧葬费39158元、亲属处理事故误工费和交通费2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40000元，共计人民币958342.50元（详见赔偿清单）；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20年10月22日，六被告开始雇佣吴通发（已故，男，苗族，1976年10月21日出生，身份证号码5226301976××××××××）在台江县地名为“报别胜”处砍松木及用钢丝绳拉木材。2020年10月29日上午10时30分左右，吴通发在砍树及用钢丝绳拉木材过程中发生意外跌下山崖死亡。2020年10月30日，贵州省台江县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出具《死亡证明》：“经法医尸检证实，死者吴通发系跌下山崖过程中头部碰撞钝物导致颅脑损伤死亡”。吴通发在给六被告提供劳务时死亡的事实客观存在，此次事故给原告及家人带来巨大的精神伤害和经济损失。六被告在赔偿60000元丧葬费后，原告多次找被告协商赔偿事宜，但被告均不予理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侵害公民的生命健康权，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吴通发在为被告等人提供劳务过程中身亡，六被告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为此，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特此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判决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的具体损失为：1、死亡赔偿金：34404元ｘ20＝688080元；2、次女抚养费：21402元ｘ7／2＝74907元；3、次子抚养费：21402元ｘ8／2＝85608元；4、长子抚养费：21402元ｘ1／2＝10701元；5、母亲赡养费：10222元ｘ7／4＝17888.5元；6、丧葬费：39158元；7、精神损害抚慰金40000元；8、亲属处理事故误工费和交通费2000元。 被告潘洪海、欧贵共同辩称：1、二被告与死者吴通发没有形成雇佣关系，亦没有形成任何合同关系，不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二被告自始至终未认识吴通发，对吴通发到涉案山林参与伐木的事宜并不知情；2、二被告已支付的50000元仅为垫付款，并非赔偿款，二被告要求原告方退还，如原告不愿退还，二被告则另行起诉退还；3、二被告与邰宇系承揽合同关系。二被告经与邰宇协商，达成由邰宇自己出劳动工具一次性承揽二被告的山林砍伐，并由邰宇负责将所伐的木材运送到指定地点交给二被告后，二被告则按照160元/立方米价格结算给邰宇；4、吴通发不是在砍伐树木及用钢丝绳拉运木材过程中发生意外跌下山崖死亡的。根据邰宇等人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事故发生时，吴通发负责在中间观察钢丝绳运输木材的情况，其所处位置距离砍伐木材位置和运输终点还有三四十米，因此，可以排除吴通发不是在伐木过程中死亡。另外，通过实地察看，钢丝绳所在位置也距离吴通发跌下悬崖的位置有十米左右，如果吴通发是在用钢丝绳运送木材过程中实施的劳动行为，该行为本身也不可能导致其跌下悬崖死亡。故造成吴通发死亡的原因应当与伐木及运送木材这两个劳动行为无关，系死者自己的过错行为导致死亡。同时，被告邰宇、万昌林、杨文昌、张文明辩称是二被告雇佣他们来伐木，这不是事实不认可，双方并非雇佣关系；5、对于原告主张的各项损失，除了精神抚慰金之外，其他项损失计算正确，予以认可。但因二被告并无过错，故不同意赔偿。综上，二被告仅与邰宇形成承揽合同关系，与死者没有合同或雇佣关系，对损害的发生并无过错，不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请依法判决驳回原告对二被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邰宇、万昌林、杨文昌、张文明共同辩称，我们与死者吴通发均受雇于被告潘洪海、欧贵到台江县地名为“报别胜”的山林砍伐及拉运木材，工价按照160元／立方米支付，只要我们把木材砍好并拉运至指定地点即可。虽然双方互不认识，但是在施工的第一天，潘洪海、欧贵即拿100元给我们买酒肉到山上吃，且之后经过他们允许后，我们才开始伐木。对于160元／立方米的工价，我们的分配方式为130元作为日常生活开支和工资，余下30元作为油费和机器设备磨损费。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 潘洪海、欧贵两人合伙购买得台江县地名为“报别胜”的一片马尾松林木，并于2020年10月10日取得林木采伐许可证。该采伐许可证载明：采伐蓄积为110.30立方米（出材量为71.60立方米），采伐期限为2020年10月10日至2020年12月31日。取得采伐许可证后，欧贵与邰宇达成口头协议：潘洪海、欧贵将上述林地的马尾松交由邰宇组织人砍伐，伐木所需工具由邰宇自行负责，每日的采伐数量及方式由邰宇等人自行安排，只需按欧贵、潘洪海要求的规格制作成材并拉运至指定的地点后，欧贵、潘洪海则应按照160元／立方米支付工价给邰宇等人。而之后的木材装车和运输由潘洪海、欧贵自行负责。 口头达成协议后，邰宇分别找到了吴通发（已故）、万昌林、杨文昌、张文明，加上自己共5人于2020年10月22日到该“报别胜”林地开始进行伐木作业。伐木所使用的油锯系六人共同所有，是六人于之前共同合伙伐木时所购买而来，而用于拉运木材的发动机、钢丝绳及滑轮则系邰宇个人所有。对于涉案所伐木材的劳务费分配，邰宇、吴通发（已故）、万昌林、杨文昌、张文明5人约定，单价160元/立方米中预先扣除30元作为邰宇的机械磨损、维修及燃油费，剩余的130元按照各自的出勤天数平均分配。 2020年10月29日上午，吴通发和邰宇等5人继续在涉案林地从事伐木和运输木材到指定交付地点作业，当时5人的分工情况为：邰宇负责控制发动机，杨文昌和万昌林负责在山脚将木材捆绑到滑轮上并通过钢丝绳运输至山顶，张文明负责伐木，吴通发则是在半山腰钢丝绳的中间位置左右，专门负责观察运输情况及在发动机工作时通过人力牵引方式将滑轮输送到山脚给杨文昌和万昌林运输木材。而吴通发所处位置是山脊，坡度较陡，且旁边是一段较高的悬崖。当日上午10时30分左右，杨昌文等人在跟随木材运输上山时，发现吴通发不在其所处位置，于是打其电话并发现吴通发的电话铃声响在悬崖低下，故才发现吴通发已坠下山崖死亡。张文明随后电话通知吴通发的妹妹，其到现场后才报警。发生事故的当天上午，潘洪海和欧贵在台江县县城，在接到邰宇告知吴通发发生事故的电话后二人才赶到现场。 事发当日，经公安干警组织协调，潘洪海、欧贵、邰宇、万昌林、杨文昌、张文明与吴通发家属（吴通发之弟吴通成）就安埋事宜达成协议，并签订书面协议，内容为：“1、由潘洪海、欧贵共同支付吴通发安葬费人民币伍万元（￥50000.00元）；2、由邰宇、万昌林、杨文昌、张文明四人共同支付吴通发安葬费人民币壹万元（￥10000.00元）。以上费用支付给吴通发家属（吴通成为代表）之后，由吴通发家属负责安葬吴通发，办理后事。后续的责任认定和赔偿等事宜，由吴通发家属与以上人员友好协商或者走司法程序”。该协议达成后，潘洪海、欧贵共同向吴通发家属支付了50000.00元（由吴通成代收），邰宇、万昌林、杨文昌、张文明共同支付了10000.00元。吴通发的后事处理完后，原告与被告等人就赔偿事宜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原告因此向本院提起了本案之诉。 2020年10月30日，贵州省台江县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出具《死亡证明》，内容为：吴通发在台江县地名为“报别胜”处砍伐松木及用钢丝绳拉木材过程中发生意外跌下山崖死亡。经法医尸检证实，死者吴通发系跌倒过程中头部碰撞钝物导致严重颅脑损伤死亡。 另查明，杨某系吴通发妻子；吴光兰系吴通发长女，生于2000年12月20日；吴某1系吴通发长子，生于2003年8月14日；吴某2系吴通发次女，生于2009年11月1日；吴某3系吴通发次子，生于2010年9月10日；张格德系吴通发母亲，现年73岁（1948年3月20日生），张格德生育有4个子女，其中长子吴通发、次子吴通成、长女吴通美、次女吴通兰。 再查明，发生事故当天上午，运输木材的钢丝绳并未发生断裂等现象。2020年11月8日，潘洪海、欧贵与邰宇进行结算，并支付已出材37.002立方米的伐木费用共计5917元给邰宇。另，参与伐木的吴通发、邰宇等5人均无相应森林采伐作业资质及未持证上岗。 再查明，2020年度贵州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6096.00元/年；2019年度贵州省城镇非私营单位从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83298.00元（2020年度的数据未公布），即丧葬费为41649.00元；2019年度贵州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为21402元/年（2020年度的数据未公布）。 以上事实,有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及原告提交的身份证、户口簿、被告的身份信息表、死亡证明、协议书、交宫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公安机关对被告等人做的询问笔录，被告潘洪海、欧贵共同提交的身份证、协议书、收条、公安机关对杨文昌、万昌林作的询问笔录、收据2张（邰宇出具）、林地照片，被告邰宇、万昌林、杨文昌、张文明共同提交的照片2张、出勤单及账单，在卷作证，并经庭审举证、质证，且经本院依法审核认证，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吴通发与各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如何确认？2、各方当事人是否存在过错及承担责任？3、原告诉请的各项损失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针对争议焦点一：吴通发与各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如何确认的问题。本院认为，被告潘洪海、欧贵将其合伙购买的位于贵州省台江县地名为“报别胜”山场林木交由被告邰宇等5人进行砍伐，并约定将砍伐的杉木运送到指定地点后，双方按160元／立方米的价格结算报酬。双方着重以提供劳务产生的工作成果为目的即以所砍伐木材方量为工作成果，并非以提供劳务本身为目的。另外，邰宇等人5人系自行携带砍伐工具，自行安排工作时间，以自己的技术为依托开展工作，不受被告潘洪海、欧贵指挥、管理，与被告潘洪海、欧贵之间不存在被控制、支配和从属关系，因此，被告潘洪海、欧贵与被告邰宇、万昌林、杨文昌、张文明及吴通发之间构成承揽合同关系。而被告邰宇、万昌林、杨文昌、张文明及吴通发共同实施伐木作业，且除了运输木材的发动机和钢丝绳设备属于被告邰宇个人所有之外，其余砍伐工具均系5人共有，同时，伐木每立方米所获得的价格扣除30元作为机械磨损费和发动机油费之外，剩余的130元按工时平均计算分配，相互间不存在雇佣与被雇佣关系，符合个人合伙的特征，系个人合伙关系。故此，原告主张六被告与吴通发之间形成雇佣关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针对争议焦点二：各方当事人是否存在过错及承担责任的问题。本案吴通发事发时44岁，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具备完全的危险判断及认知能力。其与被告邰宇等人共同承接林木砍伐作业，在从事劳动时应知工作存在一定的风险，但因未注意自身的安全防护，不慎跌下山崖死亡，应对其自身过错承担主要责任。被告潘洪海、欧贵作为承揽合同中的定作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3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通过）第十条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及按照森林采伐作业行规《森林采伐作业规程》的规定，专业森林采伐作业队伍应具有合法的资质证书，且伐木员、机械集材员均应持证上岗。本案被告潘洪海、欧贵在选任承揽人上存在过失，选用了无相应资质的邰宇等人承揽伐木施工作业，应对邰通发的死亡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结合案发地实情，即台江县当地经济较为落后，无资质劳务人员参加伐木的现象普遍存在，加上吴通发和邰宇等人先前本就存在合伙伐木行为，对伐木施工作业应当熟悉及具备一定技能，故本案不应过度加大定作人在选任承揽人过错上的责任，这亦不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本院酌定由潘洪海、欧贵连带承担10%的事故责任。吴通发与被告邰宇、万昌林、杨文昌、张文明等5人合伙承揽伐木工程，吴通发在从事合伙事务时，不慎跌下山崖死亡，虽对事故的发生，被告邰宇、万昌林、杨文昌、张文明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但吴通发系为合伙人的共同利益，在运输木材过程中不慎跌下山崖死亡，被告邰宇、万昌林、杨文昌、张文明作为合伙经营的受益人之一，给予死者家属适当的经济补偿，既合情理，也符合有关法律规定的精神。结合案件实际，根据采伐证载明的出材量仅为71.60立方米，按160元/立方米计算，理论上邰宇等5人合伙承包砍伐的涉案林木可得总收入仅为11000.00多元，扣除成本之外，平均每人获利不足2000.00元，以及当事人的经济状况和本地经济发展水平，本院酌定由被告邰宇、万昌林、杨文昌、张文明共同补偿原告20000元，人均补偿5000元，互负连带责任。 针对争议焦点三：原告诉请的各项损失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3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通过）的有关规定，并结合贵州省上一年度相关统计数据，本院对原告的损失认定如下： 1、死亡赔偿金，原告主张688080.00元=34404元×20年，此项计算方法正确，且未超出2020年度贵州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6096.00元标准，本院予以确认； 2、丧葬费，原告主张39158.00元，此项主张数额并未超出2020年度贵州省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6个月（丧葬费为41649.00元）标准，本院予以确认； 3、被扶养人生活费：原告主张，次女吴某2的抚养费为74907元＝21402元×7年÷2人；次子吴某3的抚养费为85608元＝21402元×8年÷2人；长子吴某1的抚养费为10701元＝21402元×1年÷2人；母亲张格德赡养费为17888.50元＝10222元×7年÷4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3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第二十八条规定，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再结合2019年度贵州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为21402元／年，经审查，虽原告单项计算正确，但前七年的年赔偿总额累计均超过了21402元／年，故次女、次子、长子及母亲张格德的扶养费前七年应当以每年21402元为限，有以上人员按照自己应享扶养的年限和对应比例享受自己的份额，第八年只有次子一人扶养费即为10701元，据此，本院认定原告主张的扶养费总额为160515元＝21402元／年×7年＋10701元（次子第八年的抚养费），对原告主张超出的部分，不予支持； 4、亲属处理事故误工费和交通费：原告主张2000元，虽原告未提交有相应证据证明，但结合本案实际，原告的亲属吴通成等人确实存在到事故现场并参加事故协调，以及后期办理丧事，必然存在误工费和交通费损失，故本院酌定支持1000元； 5、精神损害抚慰金，由于原告未能举证证实被告方存在主要过错，其诉请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告的各项损失合计888753元。根据上述认定的责任，由被告潘洪海、欧贵连带承担10%的责任，即赔偿原告88875.30元。扣减被告潘洪海、欧贵已支付的50000元，还需支付38875.30元；由被告邰宇、万昌林、杨文昌、张文明共同补偿原告20000元，人均补偿5000元。扣减已支付的10000元，还应支付10000元；其余的经济损失由原告方自行承担。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3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第十条、第十七条第三款、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由被告潘洪海、欧贵连带赔偿原告杨某、吴光兰、吴某1、吴某2、吴某3、张格德经济损失88875.30元（被告已支付50000元，还需支付38875.30元，取整数为38875元）； 二、被告邰宇、万昌林、杨文昌、张文明共同给予原告杨某、吴光兰、吴某1、吴某2、吴某3、张格德经济补偿20000.00元，人均补偿5000.00元（被告已支付10000.00元，还需支付10000.00元）。对于此款，被告邰宇、万昌林、杨文昌、张文明互负连带清偿责任； 三、驳回原告邰宇、万昌林、杨文昌、张文明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上述款项请汇入户名：台江县人民法院；开户行：台江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账号：26×××29收转。由当事人到本院领取。 案件受理费13383.00元，减半收取6691.50元，由原告邰宇、万昌林、杨文昌、张文明负担5531.00元，被告潘洪海、欧贵共同负担1010.50元，被告邰宇、万昌林、杨文昌、张文明共同150.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李显周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三日  法官助理 夏璐  书记员欧成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