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1107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熊华锋，男，1983年2月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河南省汝南县，现住江苏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富平，北京初亭（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俊威，北京初亭（苏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星鲨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9MA2B2G4W24，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宁围街道萧山农业大厦2幢7层。 法定代表人：罗哲文，执行董事。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罗哲文，男，1990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 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潘靓超，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邱慧欢，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熊华锋与被上诉人浙江星鲨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鲨公司）、罗哲文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9民初179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22日立案受理，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由审判员张一文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于2021年3月1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熊华锋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富平、沈俊威，被上诉人星鲨公司、罗哲文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潘靓超、邱慧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转让方（甲方）星鲨公司与受让方（乙方）熊华锋签订落款时间为2018年11月19日的《转让协议》一份，约定：甲乙双方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甲方将自有大数据厂房连同场地内的所属不可移动设施转让给乙方，就转让相关事宜达成如下协议：甲方转让的自有大数据厂房位置位于山西省太原市古交××镇××集团院内。转让内容包含：厂房范围内建筑及附属：包含厂房3座，74×10米一栋、26×10米两栋。备品仓库3栋，两栋位于主厂房院内，一栋位于主厂房大院对面。网管宿舍及附属设置两栋四间。高压配电系统：高压户外隔离开关1台、高压户外真空断路器2台、高压户外负荷开关4台、非标定制3150变压器4台等及附属高压设备。厂房内固定设施：包含机架2×3.6米60组、标准机位7200个、机架附属低压配电设备、两根电线光杆专线、网络配置方案及附属设备。甲乙双方拟定的厂房转让价格为400万元。乙方需将扣除意向协议已支付20万元后，未付余额380万元汇入甲方收款账户，本协议可生效。甲方将在收到乙方款项7日内，款项完成后甲方需做好交接工作。结清与供电方的电费。甲方如需留存部分矿机继续在乙方矿场内进行，需与乙方单独议价。交接完成后甲方电费按照0.37元与乙方结算，抄表日期为每月25日。付款日为抄表日三个工作日内。备注：结清款项合同生效。2018年12月1日之前收益为甲方所有等内容。2018年11月17日，郭珂向罗哲文转账20万元（附言：意向订金）。2018年11月27日，熊华锋向罗哲文转账50万元、100万元、100万元、100万元。郭珂于2020年1月1日出具情况说明一份：本人郭珂，在熊华锋诉星鲨公司、罗哲文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熊华锋支付星鲨公司购买厂房的20万元款项系通过本人的银行账户向罗哲文的银行账户进行转账支付，特此说明。熊华锋与罗哲文于2019年1月2日至4月15日进行微信沟通。2019年1月15日，王园园转给熊华锋两笔50万元计100万元。2019年2月3日，王园园转给熊华锋两笔5万元计10万元。2019年2月25日，王园园转给熊华锋六笔5万元计30万元。合计140万元。熊华锋方郭珂曾于2018年11月8日至2019年4月15日与罗哲文进行微信沟通。罗哲文与郭珂于2018年11月8日至2019年10月18日进行微信沟通。罗哲文与张启飞于2019年1月15日至同年8月4日进行微信沟通，张启飞转给王园园的款项：2019年1月15日转100万元；2019年2月3日转10万元；2019年2月25日转30万元；2019年4月1日转15万元。共155万元。张启飞转给熊华锋的款项：2019年6月28日转10万元；2019年7月13日转5万元。自2019年4月4日至6月5日的财务维护（12）微信群内进行沟通，王园园转给熊华锋的款项：2019年4月4日转15万元。罗哲文与张启飞于2019年6月5日进行微信沟通。 2019年11月28日，熊华锋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1.确认熊华锋与星鲨公司签订的《转让协议》解除。2.星鲨公司向熊华锋退还购置厂房款230万元及逾期利息（以230万元为基数，自起诉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退款日止）。3.罗哲文对星鲨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本案诉讼费由星鲨公司、罗哲文承担。 另查明：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载明：企业名称：浙江星鲨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罗哲文，成立日期：2018年4月28日。股东：梁露桦、杜迎熙、罗哲文、丁珉、邓琴、王园园、俞浩冰。监事：梁露桦、执行董事：罗哲文、经理：王园园。 苏州市公安局苏州工业园区分局于2019年6月16日向熊华锋出具《不予立案通知书》一份：你于2019年4月16日提出控告的2019年4月16日星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合同被骗案，我局经审查认为属于经济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之规定，决定不予立案。 原审法院认为，熊华锋与星鲨公司签订的《转让协议》系合同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内容的转让具有财产属性，熊华锋、星鲨公司均认可以上协议成立有效。关于熊华锋要求确认熊华锋已与星鲨公司协商解除双方签订的《转让协议》的诉请问题。该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熊华锋对自己主张的诉请所依据的事实负有举证责任。审理中，熊华锋未能提供证明双方已达成协商一致解除以上协议的事实证据，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法院对熊华锋请求依法确认熊华锋与星鲨公司签订的《转让协议》已协议解除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熊华锋以确认《转让协议》已协商解除为前提要求星鲨公司退还购置厂房款230万元及逾期利息（以230万元为基数，自起诉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退款日止）的诉请，法院亦不予采纳。案涉合同相对人为熊华锋与星鲨公司。熊华锋要求罗哲文对星鲨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采信。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熊华锋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5200元，减半收取12600元，由熊华锋负担。 宣判后，熊华锋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未查明案件完整事实且认定事实错误。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星鲨公司已经达成了《转让协议》解除的合意。一审中，上诉人举证了包括案件双方的微信沟通记录、被上诉人向上诉人退回合同款项的转账记录等证据。在相关事实因被上诉人当庭提出第三人（张启飞）的存在及所谓的转让第三人的虚构事实而尚存争议、情况复杂的情形下，原审法院并未审查相关间接证据是否形成了完整证据链，未传唤相关第三人查明事实，即以未有证明相应事实的直接证据为由驳回了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在事实认定的完整性上存在缺陷。根据上诉人所提交的证据，足以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星鲨公司之间已经达成了转让协议解除的合意。原审法院对被上诉人的抗辩内容是否属实未查清，导致案件的基本事实认定存错误。2、退一步讲，即使法院在诉前认定双方未达成解除合同的合意，两被上诉人在《转让协议》的履行过程中存在双重根本违约的行为，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上诉人依法有权解除合同，且以起诉行为明示了解除的意思表示，原审法院亦应支持上诉人确认合同解除的诉讼请求。首先，被上诉人未按照合同约定向上诉人交付涉案标的物。根据合同约定，被上诉人星鲨公司应该在收到上诉人款项7日内，同上诉人完成交接工作，而事实上，被上诉人在收到款项后，并未向上诉人交付合同标的，根据被上诉人在原审当中所提交的证据可以得知（详见微信聊天记录中双方沟通案涉设备始终未达交付标准），合同标的在上诉人履行完全相应付款义务后，仍处于未达标准、不可交付的状态。且合同标的在被上诉人的指示下已被第三人实际控制，上诉人从未实际占有和使用。其次，被上诉人星鲨公司从未取得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亦或处分权，案涉房屋的所有权自始无法转移，在原审上诉人提交的相关证据亦证明，上诉人曾多次询问被上诉人案涉房屋的产权问题，被上诉人均表示其拥有案涉房屋的产权。在原审审理的过程中，上诉人方才了解到被上诉人并非案涉房屋产权人的事实。庭审中，法官要求被上诉人庭后7日内提交案涉厂房相应权属的证明，否则应自行承担不利后果，但被上诉人始终至今未提供任何证据其拥有所有权或处分权。被上诉人在原审中主张其从北京向方科技有限公司取得权利，但该公司并非案涉厂房的权利人（被上诉人在庭审中自行承认案涉厂房属“一一集团军”名下）。故，被上诉人星鲨公司未按合同约定向上诉人交付涉案标的物，并未取得所有权或处分权致使案涉房屋不能过户，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其行为构成了根本违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款的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出卖人因未取得所有权或处分权致使标的物所有权不能转移，买受人要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上诉人有行使法定解除权的权利，即使认为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先前并未有明确的书面合意，上诉人在原审起诉时的起诉行为亦应当被视作解除合同的意思，原审法院亦应当确认应合同的解除。 二、被上诉人在原审裁判中捏造转卖事实，并且故意截取证据提交，为原审裁判的事实认定制造混乱。在原审裁判中，被上诉人抗辩称，上诉人已经委托其进行转售合同标的，其回款系属于案外人购房款，但其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曾授权其对案涉房屋进行转售的证明。根据原审中被上诉人提交的材料，被上诉人自始未向上诉人披露第三人张启飞（原审过程中未核实此人是否真实存在），亦在收取张启飞一百五十余万元后，张启飞怀疑被上诉人系诈骗时方才披露上诉人的存在，这一行为显然不符合一般的交易习惯。并且在被上诉人所提交的证据当中，未将张启飞所发送的微信语音转换成为文字，提供的所谓微信聊天记录，其中的文字内容均为被上诉人向张启飞单向发送的，不具备完整性，不能证明待证事实。且该证据仅为被上诉人与第三人的沟通记录，不能证明上诉人知情、授权或事后追认其转售行为。而原审法官在被上诉人故意制造的混乱情况下，非但未对相关事实中存在的争议之处进行查明，仅以未见明确的解除凭证为由，直接进行了判决。根据一般的交易习惯，在交易的过程中，在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停止了相应合同标的的交付，被上诉人向上诉人直接进行退款的情形下，应当认定双方之间已经达成了解除合同的合意。 三、原审法院在该案审理的过程中存在严重的程序违法。在该案审理的过程中，原审法院多次出现了严重的程序瑕疵现象：1、原审法院漠视上诉人在原审中提出的财产保全请求以及对涉案《转让协议》项下财产的产权证明进行调查的请求，对上诉人在原审中的诉讼权利采取消极不作为。而《转让协议》项下财产的产权证明属于会影响到案件裁判的重要证据，原审法官拒绝调查，直接造成了案件事实认定上的错误。2、原审法官违规送达文书，直接造成了上诉人诉讼权利的消减。在本案一审的过程当中，由于疫情的相关原因，原审法院裁定中止审理，中止审理的裁定于2020年1月23日作出，而原审法官直至同年7月21日方才将相关文书对上诉人及代理律师进行送达。在收到文书后，上诉人第一时间尝试同原审法官取得联系，原审法官在每一次电话接通，了解到通话人的身份后，便直接挂断电话拒绝同上诉人进行沟通。综上所述，该案的一审裁判事实认定不清，诉讼程序严重瑕疵，恳请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撤销原判，改判支持熊华锋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由星鲨公司、罗哲文承担。 被上诉人星鲨公司、罗哲文共同答辩称：一、本案所谓的矿产，它其实是一个有简易工棚构成的，存放机器的一个动产，而不是一个设置房产交易的不动产。二、案涉转让协议真正转让的标的物不是不动产，而是包括建议工棚、高低压供电、配电设备、光缆等数据传输设备、机架等计算机存放设备在内的动产。因此本案根本不是“房屋买卖合同纠纷”，而是动产“买卖合同纠纷”，且事实上熊华锋对此一直明确知晓！（一）案涉协议转让标的物是动产，且核心资产是供电配电设备等，而不是“厂房”。（二）转让协议有关转让内容的表述，系法律知识相对匮乏的经商者自行草拟而成，其根据行业内通俗称谓用词不严谨，导致旁观者阅读起来容易误解为本案系厂房不动产转让交易。但事实上，其所谓“厂房”就是存放比特币机器的简易工棚。因此，法院审理本案，决不能简单以合同用词就来贸然定性交易标的物，而应当结合行业特性，整体交易背景等予以甄别。（三）事实上，熊华锋也从始至终知晓受让的到底是不动产，还是矿场这一特殊动产。（四）案涉转让协议本身表述就能看出这绝不是不动产转让合同。以过往随便一份不动产转让合同为例，不动产方位、地号坐落、产权证号、建筑面积、房屋单价等俱为合同核心条款。但反观案涉转让协议，就厂房的位置和状态做了大体描述。同时合同中也未约定诸如付款后，共同前往房管部门办证，过户后腾空等约定，相反则约定付款后做好交接工作。这显然不是不动产交易的约定，而是动产交易实现交付的约定。三、现有证据已证明星鲨公司于2018年11月底12月初即已将案涉标的物移交交付给熊华锋，星鲨公司已履行了协议约定的法律义务，根本不存在上诉人所谓的双重违约情形。熊华锋受让矿场后又无法经营下去的根本原因一方面是其属于矿场经营的“菜鸟”，另一方面则是供电方依据行情突然涨电价导致熊华锋继续经营盈利微薄所致。四、熊华锋与星鲨公司所签订《转让协议》自转让款支付，矿场交付之日起履行完毕。上诉人根本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双方协议未履行8完毕，星鲨公司存在违约，双方协商协议解除的相关事实。因此原审判决以熊华锋证据不足判决驳回其诉请合法合理，应予维持。五、星鲨公司根本没有故意截取证据、捏造转让事实等行为，现有证据已清晰证明熊华锋无力维持矿场经营后，由罗哲文出面居间协商下家，并作为款项支付渠道实现熊华锋及时止损。六、本案判决系我国比特币矿场转让第一案。其迥异平常的交易标的，标的呈现内容，将导致本案案例对全国矿场交易产生深远影响，甚至辐射和衍生到比特币乃至所有数字货币的交易全流程。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庭审中，上诉人熊华锋提交2020年11月17日解除合同通知函以及快递邮寄凭证，证明一审结束后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仅是认为双方之间无书面解除合同的合意形成而判决驳回上诉人一审诉请。故再次发函向被上诉人固定有关事实而被上诉人在收到该解除合同通知函后，也未有任何回应。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以行为表明认可合同的解除。 被上诉人星鲨公司与罗哲文提交2018年9月拍摄的案涉矿场现场视频照片，证明：转让标的物的概况，是动产不是不动产。 被上诉人针对上诉人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1、对于形式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其合法性、关联性及待证事实有异议，首先该份解除通知书中明确是本人解除与贵司所签订的转让协议，其落款时间是2020年11月17日，这显然与熊华锋一审诉请要求相矛盾。2、该解除协议，函中表述为转让的是大数据厂房连同场地内所属不可转移设施认为这是相关的不动产涉及不动产所有权，这不予认可。因为案涉标的物显然是动产。3、鉴于该解除合同通知书一审判决后形成且其所表述内容根本与本案自相矛盾，因此被上诉人不予回应，并直接通过二审调查的形式予以澄清。本案合同已经履行完毕，不存在违约的情形。 上诉人针对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经过观看视频，上诉人对该证据的形式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被上诉人提出，该组证据只在证明案涉标的是动产，而不是不动产，但双方的转让协议中明确约定甲方是将其自有大数据厂房连同场地内的所属不可移动设施转让给乙方。那根据双方的协议可见双方转让的标的是包括厂房连同设备且设备大多属于不可移动设施，故厂房拥发挥了其存储功能仍是包含不动产标的，且在双方的沟通、聊天、微信记录中包括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微信聊天记录第二页。上诉人反复询问被上诉人产权，而被上诉人表示产权肯定是被上诉人的，没问题。第五页表明产权在公司名下，若如被上诉人所称其为动产不包括不动产，那请问被上诉人所谓的产权及产权凭证视为何物？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和其主张的证明目的自相矛盾。一审法院认定其为房屋合同纠纷是正确的。 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经质证后，本院认证如下：上诉人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明目的不予采纳。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明目的不予采纳。 双方当事人对原审法院查明的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一审判决后，2020年11月17日熊华锋向星鲨公司发送《解除合同通知函》，后该通知函于2020年11月20日经星鲨公司改址由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潘靓超签收。 本院认为，关于熊华锋要求确认2019年1月14日，熊华锋与星鲨公司协商解除双方签订的《转让协议》的请求。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负有举证责任。熊华锋、星鲨公司均认可双方签订的《转让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内容的转让具有财产属性，转让协议成立有效。从现有证据来看，熊华锋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双方于2019年1月14日已达成协商一致解除转让协议的事实，对此熊华锋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且从一审判决后熊华锋于2020年11月17日向星鲨公司发《解除合同通知函》来看，可以更进一步表明双方在2019年1月14日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解除合同的事实。因此本院对熊华锋上诉要求确认熊华锋与星鲨公司签订的《转让协议》已协议解除的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鉴于熊华锋上诉要求星鲨公司退还购置厂房款230万元及逾期利息（以230万元为基数，自起诉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退款日止）的请求是建立在双方当事人于2019年1月14日已经确认解除《转让协议》的前提下，现基础不成立，故本院对熊华锋该项请求无法支持。因此熊华锋上诉要求罗哲文对星鲨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亦不成立。综上，原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和实体处理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5200元，由上诉人熊华锋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张一文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九日 书记员  何英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