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鲁02民终65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青岛圣一工艺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xx96。 法定代表人：吴善雄，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海月，北京德和衡（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在春，男，朝鲜族，1971年1月22日出生，系青岛圣一工艺品有限公司职工，住黑龙江省密山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青岛鑫春华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xx29。 法定代表人：修海春，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杰，山东一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青岛圣一工艺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一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青岛鑫春华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春华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法院（2019）鲁0282民初8415号民事判决，于2020年9月21日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冯梅担任审判长，审判员曲波主审，与审判员温燕共同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圣一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并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鑫春华公司的诉讼请求。2、判令鑫春华公司赔偿圣一公司拖欠已付货款增值税发票共计1,194,400元造成的经济损失191,104元。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严重脱离证据致使事实认定严重错误。本案双方之间无书面买卖合同，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买卖交易付款期限约定不明，且圣一公司的付款金额与实际收到的收货数额、鑫春华公司提供的销售单及其实际开具的发票金额不是一一对应，加上鑫春华公司主张的所谓“欠付”货款是双方常年发生的多笔交易的累计，因此，在圣一公司提交银行付款明细证明从2018年1月起截至起诉前每个月都有付款，而鑫春华公司自2018年3月起才供货，且圣一公司已付款明显超出已收款金额362,704.2元，鑫春华公司仅表示“2018年7月前的货款均已收到”，却未作出合理解释或说明，也未举出供货单来证明圣一公司收到了与其差额相对应的货物，原审法院严重脱离证据认定双方之间的交易习惯为先送货后付款，致使事实认定严重错误。二、原审法院的认定缺乏充分事实依据。如前所述，原审法院在未查明交易基本事实的情况下，仅凭鑫春华公司法定代表人修海春于2018年10月8日在微信中所说“今天款没到?没安排打款”和圣一公司员工李素峰于2018年10月9日在微信中所说“明白了，先支付一个一万七千多，结了六月份之前的”这一句话认定该货款是结清2018年6月之前的货款，即便圣一公司质疑既然鑫春华公司主张圣一公司自2018年7月起拖欠货款，且一直以来都和李素峰对账，那么根据双方按月付款的交易习惯，鑫春华公司通常会按月或按季与圣一公司对账，同时作为供货方一定会留存近一年（至少）定期对账记录，但对修海春和李素峰之间为何仅有一次对话却不适用“常理逻辑”，显然，原审法院的认定缺乏充分事实依据。三、原审法院基本事实认定错误。圣一公司在原审中多次表明且提交证据证明其员工李素峰不具有对账权限，且鑫春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修海春早就知晓圣一公司有个“日本领导”系其总经理，不然鑫春华公司也不必大费周章地要求与圣一公司的“日本领导”见面对账。显然，原审法院基本事实认定错误。四、原审法院开庭前未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剥夺了圣一公司请求回避的权利，且一审判决载明的审判长及人民陪审员均未参与审理，而是由书记员开庭审理，不符合法律规定。五、圣一公司已支付所有货款，不应承担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圣一公司比实收商品超付了32,503.7元，原审法院反而依据鑫春华公司单方填制的格式条款支持了鑫春华公司的“欠款”主张，违反了我国原《合同法》第四十一条“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解释”的规定。六、鑫春华公司获得不当得利32,503.7元，故应返还不当得利并赔偿损失。七、鑫春华公司至今未履行交付发票的法定义务，应承担赔偿责任。鑫春华公司至今拖欠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1,082,232.25元，不仅违反原《合同法》和现行有效《民法典》的交付发票义务，还导致圣一公司不能及时抵扣进项税款，使其遭受经济损失183,146.16元，因此，鑫春华公司理应赔偿圣一公司经济损失及利息损失。 鑫春华公司答辩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圣一公司的第一项和第二项上诉事由只是其就本案某一具体环节进行解读的单方意见，并不能从整体上推翻其欠鑫春华公司货款的事实，且圣一公司也无证据可证明其主张。鑫春华公司在一审时提交了大量证据，足以形成一条完整的证据链，可证明本案事实，至于鑫春华公司所举证据在某一个具体细节上存在细小瑕疵，并不能影响其证明力，圣一公司的前两项上诉主张纯属吹毛求疵。鑫春华公司在一审时向原审法院提交了鑫春华公司法定代表人与圣一公司员工李在春的五份通话录音和与李素峰的微信聊天记录，足以证实圣一公司欠鑫春华公司货款的事实和欠款金额。在鑫春华公司提交的五份通话录音中，鑫春华公司反复对圣一公司的欠款数额进行确认，李在春及圣一公司的日本领导均对圣一公司的欠款数额予以认可，李在春作为圣一公司的领导，其与圣一公司日本领导对圣一公司欠款金额的认可，应是代表圣一公司的职务行为，由此产生的责任也应由圣一公司承担。李素峰在微信中明确表示：明白了，先支付一个一万七千多，结了六月份之前的。在圣一公司提交的银行付款明细中也出现了该一万七千多的付款，这与李素峰的微信聊天记录相互印证。因此，根据本案双方在2018年7月（包含7月）之后发生的业务金额，扣减圣一公司的付款金额，所得差额即为鑫春华公司诉求数额97,840.7元，这也与鑫春华公司提交的对账单相一致，对该事实应依法予以认定。二、圣一公司称其员工李素峰不具有对账权限，这不能对抗鑫春华公司。圣一公司已认可李素峰是其员工，且其代表圣一公司向鑫春华公司下订单并接收货物，还在销售单中签字，其是本案双方发生业务的直接经办人，其应知晓本案双方之间的账目往来，其与鑫春华公司之间的行为代表圣一公司，应属履行职务行为，责任应由圣一公司承担。至于圣一公司所称的日本领导只是其单方说辞而已，与鑫春华公司无关。三、圣一公司的第三项上诉请求属其在二审中提出的新诉请，其在一审中并未提出反诉，现其在二审中提出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且发票问题应向税务部门提出主张，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范围，故对圣一公司的该项上诉请求不应予以支持。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鑫春华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圣一公司偿付鑫春华公司货款97,840.7元，并承担以97,840.7元为基数，自2019年5月10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1.5倍计算的利息。事实和理由：本案双方有买卖合同关系，圣一公司常年购买鑫春华公司牛津布等纺织用品。截止本案起诉之日，圣一公司共欠鑫春华公司货款97,840.7元，经鑫春华公司多次催要仍未支付。 圣一公司在一审中答辩称：鑫春华公司主张的货款数额与实际不符且鑫春华公司未交付全部发票，应依法驳回鑫春华公司的诉讼请求。 原审查明，本案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2018年3月7日至2018年6月26日，鑫春华公司向圣一公司供货200D牛津布、300D弹丝牛津布、210T塔夫绸有等，由圣一公司的工作人员马会君在销货单中签字确认，销货单发货方式一栏记载“送货、欠款”，付款方式一栏空白，上述货款合计438,694.5元。2018年7月2日至2018年12月29日，鑫春华公司向圣一公司供货有光贡缎75D*150D、五枚缎、200D牛津布等，由圣一公司的工作人员马会君和李素峰在销货单中签字确认，销货单发货方式一栏记载“送货、欠款”，付款方式一栏亦为空白，上述销货单记载货款共计403,993.5元。其中2018年10月12日销售单无签收人签字，但本案双方均无异议。2018年10月9日，圣一公司向鑫春华公司支付货款72,457.6元，2018年11月6日支付货款5万元，2018年11月14日支付货款3.5万元，2018年11月28日支付货款4.6万元，2018年12月18日支付货款3万元，2018年12月27日支付货款8,000元，2019年1月25日支付货款3万元，2019年4月8日支付货款2万元，圣一公司累计支付货款291,457.6元。 2018年10月8日，鑫春华公司法定代表人修海春通过微信联系李素峰“今天款还没到？没安排打款？”，李素峰称“没有”。2018年10月9日，李素峰又称“明白，先支付一个一万七千多，结了六月份之前的”，修海春回答称“对”；同日，圣一公司支付鑫春华公司货款17,542.4元。2019年5月10日，鑫春华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杰向圣一公司邮寄山东一诺律师事务所律师函，称截至发函之日止，圣一公司尚欠货款97,840.7元，要求圣一公司在见函后十日内履行还款义务。2019年6月15日，鑫春华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金额97,840.70元，发票记载购买方为圣一公司，但鑫春华公司未将该发票交付圣一公司。 鑫春华公司称2018年10月9日的销售单实际仅存在第一笔交易，自2018年7月2日至2018年12月29日期间，本案双方之间买卖合同的货款总额为389,298.3元，圣一公司自2018年10月9日起支付上述期间货款。2018年6月之前的货款，圣一公司已全部付清。圣一公司称，本案双方之间2018年的买卖合同交易是自2018年3月开始，是由李素峰通过微信方式将订单发送给鑫春华公司，每笔订单圣一公司都预先支付货款，在鑫春华公司送货后，圣一公司再支付剩余货款，现本案双方之间的货款已全部结清。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双方对2018年7月2日至2018年12月29日期间的销售单及货款389,298.3元均无异议，原审法院予以确认。本案焦点问题是：圣一公司是否欠付鑫春华公司货款及欠款金额是多少。圣一公司辩称李在春、李素峰的行为不代表圣一公司，称圣一公司由其总经理及法定代表人对外进行活动。原审法院认为，李素峰系圣一公司的工作人员，其代表圣一公司向鑫春华公司下订单并接收货物，在销售单中签字确认，李素峰应知晓本案双方之间交易的情况，且2018年10月9日，李素峰告知鑫春华公司法定代表人修海春已支付17,542.4元，该货款是结清2018年6月之前的货款。故在2018年10月9日支付的17,542.4元之后，圣一公司均是支付的2018年6月之后的货款。对圣一公司的上述辩称，原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圣一公司辩称存在预付款，且已支付全部货款，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提交的所有2018年“青岛鑫春华纺织有限公司销售单”中明确标明“欠款”且付款方式均为空白，结合圣一公司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本案双方之间的交易习惯应为先送货后付款，本案双方在2018年的交易不存在预付款，圣一公司的上述辩称亦明显不符常理，故原审法院不予采信。鑫春华公司主张圣一公司尚欠货款97,840.7元（389,298.3元-291,457.6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鑫春华公司要求圣一公司承担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原审法院认为，圣一公司未能履行支付货款的义务，应承担违约责任，鑫春华公司要求圣一公司承担自起诉之日起计算的利息损失，符合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青岛圣一工艺品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青岛鑫春华纺织有限公司货款97,840.7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97,840.7元为基数，自2019年10月8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50%计算）。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246元，财产保全费1,070元，由青岛圣一工艺品有限公司承担。 圣一公司在二审中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一，涉案2018年6月14日和2018年6月28日订货单及2018年9月5日销售单（系鑫春华公司在一审庭审时所提交），证明2018年6月14日订货单中的230T轻盈纺和2018年6月28日订货单中的210T塔夫绸的交货日期为2018年9月5日。 证据二，修海春与李素峰的微信聊天记录（由鑫春华公司在一审庭审时提供），证明：第一，圣一公司对账由日本领导批准，任何员工个人均无承认债权债务的对账权限。第二，结合证据一可证明李素峰“结了六月份之前的”这句话指的是“9月份的货款”。 证据三，鑫春华公司已收货款与已开具发票对应明细表和与其相应的记账凭证、已付款凭证，证明：第一，本案双方的交易习惯是圣一公司采购时对每笔订单均事先预付款项，待鑫春华公司送货后以实收商品为准结算。第二，鑫春华公司拖欠已收货款增值税发票共计1,082,232.25元，且其拖欠发票造成圣一公司经济损失183,146.16元。第三，结合证据一和证据二可证明鑫春华公司取得不当得利32,503.7元。 鑫春华公司质证称：1、上述证据一不属新证据，只是圣一公司对鑫春华公司在一审中所提交证据进行的分析，且其要证明的内容不正确，鑫春华公司主张的货款是以收到货物的时间节点为结算。2、上述证据二不是新证据，此也是圣一公司对鑫春华公司在一审中所提交证据的分析，圣一公司谁具有对账权是圣一公司内部问题，与鑫春华公司无关。圣一公司的职工李素峰作为圣一公司代表与鑫春华公司进行业务交往与对账，其行为代表的是圣一公司，由此产生的责任应由圣一公司承担，圣一公司对李素峰“结了6月份之前的”这句话的解释是其一种错误理解，这句话说的清楚无歧义。3、上述证据三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鑫春华公司不予质证。本案双方的交易习惯，一审法院已查明清楚，不存在先付款后发货的问题，鑫春华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销售单每一张都注明是欠款，说明圣一公司并未预付货款。 鑫春华公司在二审中提交其法定代表人修海春与圣一公司员工李素峰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一宗（出示原始载体，提交打印件），证明本案双方从2018年3月到2018年9月曾多次对账，李素峰对圣一公司的欠款金额始终予以认可。 圣一公司质证称：对此组微信聊天记录的双方身份无异议，但此份证据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一、此份微信聊天记录上传的所有原始图片均缺失，无法核实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二、微信聊天记录是以对话形式形成的记录（包括文字、图片、音频、视频），其应当完整反映对话过程，而其原始图片全部缺失，未能完整反映出待证事实，故不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三、鑫春华公司诉请的是货款而非借款，本案双方是买卖合同法律关系而非借款合同法律关系，故买卖合同权利义务关系是本案双方争讼的焦点，在无直接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形下，不能采信不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的此组电子数据证据。总之，此组证据不应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 基于本案双方的示证内容和质证意见，本院对上述证据分析认证如下：首先，鑫春华公司系于2019年10月8日提起本案诉讼且主张截至其起诉之日圣一公司尚欠其货款97,840.7元，而圣一公司所提交上述证据一指向的货物无论是在2018年6月还是2018年9月完成交货，均不能对抗鑫春华公司的诉请，故此组证据与圣一公司的一审答辩主张和其上诉主张均无关联性。其次，因修海春与李素峰的微信聊天记录并无圣一公司对账须由日本领导批准且任何员工个人均无承认债权债务对账权限的内容，而圣一公司关于李素峰所述“结了六月份之前的”这句话指的是“9月份的货款”的陈词，仅是其单方牵强附会的解读，既与人们日常表达习惯不符，也背离此句话语文义，故本院对圣一公司据此组证据欲证明之事实不予确认。再次，因圣一公司所提交上述证据三中的明细表和记账凭证均系圣一公司自行编制，而其在一审中已明确表述鑫春华公司最后一次向其供货是在2018年12月29日，但其所编制明细表却显示其于2019年1月25日和2019年4月8日仍向鑫春华公司付款，圣一公司却未举证证明其于2019年还向鑫春华公司下过订单，则此明显与其关于其就每笔订单均事先向鑫春华公司预付款项的陈述相矛盾；圣一公司所举上述证据三仅可证明其往常与鑫春华公司进行交易在会计上系采用“预付账款”这一科目进行记录，并不能有效证明其确实系向鑫春华公司预付货款，故本院对圣一公司所提交上述证据三不予采信。最后，因圣一公司对鑫春华公司在二审中所提交微信聊天记录的交流双方是修海春与李素峰并无异议，而圣一公司虽对此组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但圣一公司并未提交李素峰手机保存的微信聊天记录予以反驳，故本院对此组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从此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的文字内容看，修海春与李素峰确曾自2018年3月-2018年9月多次对账，但因修海春上传的对账记录图片现已不能打开，故本院不能确认鑫春华公司另行打印的对账单就是修海春发送给李素峰并经李素峰确认的对账单。此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的文字内容仅可证明李素峰于2018年3月30日确认圣一公司当时尚欠鑫春华公司276,470.3元。 本院经审理查明，本案双方在一审中均确认鑫春华公司向圣一公司最后一次供货是在2018年12月份，圣一公司则进一步明确主张鑫春华公司是于2018年12月29日向其最后一次送货。本案双方均确认圣一公司最后一次向鑫春华公司付款是在2019年4月8日。 鑫春华公司在一审中所提交其法定代表人修海春与圣一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在春于2019年4月12日的通话录音显示，李在春彼时明确认可圣一公司尚欠鑫春华公司97,840.7元。修海春与李在春于2019年6月5日的通话录音显示，李在春曾与修海春商讨还款计划，提出自2019年9月份起每月向鑫春华公司还款2万元；修海春则认为按李在春的提议，到2020年1月份才能将圣一公司所欠款项还清，遂提出让圣一公司自2019年8月起每月还款2万元，如此可在2019年12月份便将圣一公司所欠款项还清。修海春与李在春于2019年6月14日的通话录音显示，李在春明确表示其对修海春主张的欠款金额并无异议，只是提出让鑫春华公司先给圣一公司开具发票。 本院曾要求本案双方于2021年1月15日上午9：30将其各自从2014年1月至今的应付账款、应收账款、预付账款、预收账款明细账和采购与销售明细账及所附记账凭证、原始凭证带至本院以便核查本案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状况，但本案双方均未提交其明细账。 本院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事实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首先，因鑫春华公司在一审中所提交其法定代表人修海春与圣一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在春于2019年4月12日的通话录音显示，李在春彼时明确认可圣一公司尚欠鑫春华公司97,840.7元；鑫春华公司提交的修海春与李在春之间的其他几段录音显示，李在春曾与修海春商讨还款计划并提议每月还款2万元而在5个月内还清，此亦与其之前确认圣一公司尚欠鑫春华公司97,840.7元形成前后呼应；再结合修海春与李素峰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足可认定圣一公司截止到2019年4月12日尚欠鑫春华公司97,840.7元货款未付的事实。而圣一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其曾在2019年4月12日之后还向鑫春华公司支付过货款，故原审法院认定圣一公司欠付鑫春华公司货款97,840.7元，具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支持。其次，原审法院庭审笔录显示，原审法院于2019年11月12日就本案首次开庭审理时，已明确告知本案双方审判人员和书记员姓名，并告知本案双方诉讼权利义务，还询问本案双方是否申请审判人员和书记员回避，圣一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海月明确答复不申请，且在庭审笔录下方予以签字确认。2020年4月29日，原审法院就本案进行第二次开庭审理，将本案由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再次告知本案双方合议庭组成人员和书记员姓名，并询问本案双方是否申请审判人员和书记员回避，圣一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海月再次明确答复不申请，仍在庭审笔录下方予以签字确认。因此，圣一公司关于原审法院未告知其合议庭组成人员、剥夺其请求回避权、审判人员未参与审理的上诉主张与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海月签字确认的笔录记载内容不符，本院不予采纳。最后，因圣一公司在一审中并未就鑫春华公司未向其开具增值税发票造成其损失和鑫春华公司对其构成不当得利提起反诉，故圣一公司的第二项上诉请求不属本案二审审理范围，本院不予受理和审理。 综上所述，上诉人圣一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634元，由上诉人青岛圣一工艺品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冯 梅 审判员  曲 波 审判员  温 燕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日 法官助理纪 雪 书记员彭晓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