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2民终219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邓福波，男，1986年4月24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高要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尤鹏，广东金桥百信（肇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肇庆星湖旅游汽车出租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法定代表人：邬景聪，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涛，广东勤思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翁嘉红，广东勤思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邓福波因与被上诉人肇庆星湖旅游汽车出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湖汽车公司）挂靠经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肇庆市端州区人民法院（下称一审法院）（2020）粤1202民初12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邓福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尤鹏，被上诉人星湖汽车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涛、翁嘉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邓福波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星湖汽车公司要求支付租金及资金占用费的诉讼请求。2.支持邓福波的部分诉讼请求：具体为（1）确认2016年6月23日签订的《客运线路牌租赁合同》无效；（2）判决星湖汽车公司协助邓福波将前述《客运线路牌租赁合同》项下属邓福波所有的六辆大客车（车牌号码分别为粤H×××××、粤H×××××、粤H×××××、粤H×××××、粤H×××××、粤H×××××）迁出并登记过户至邓福波指定的单位名下，同时所涉税费由星湖汽车公司承担；（3）判决星湖汽车公司在5天内将邓福波交付的履约保证金30万元退还。3.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由星湖汽车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案涉《客运线路牌租赁合同》应认定为无效，邓福波没有义务给付星湖汽车公司租金，同时星湖汽车公司有义务协助邓福波办理变更六辆大客车登记事项并退还30万元保证金。（一）《客运线路牌租赁合同》既属于挂靠经营合同，也属于租赁合同。案涉《客运线路牌租赁合同》第四点约定：“乙方对乙方所出资购买的、但登记在甲方名下的车辆享有完整的财产所有权和经营权，乙方享有对车辆进行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等完整所有权”、“经营事项由乙方负责，乙方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乙方自行承租在承租经营本合同第一条所述的6块客运标志牌的经营过程中由乙方产生的债权债务和各类经营风险，包括交通事故赔偿风险、服务质量赔偿风险、司乘人员用工风险。”由此可见，该合同是（变相）挂靠经营合同，是典型的“出租资质、买卖牌照、过票借权”合同，同时其为租赁合同，已有《关于市际班车线路牌公开招租的请示》《关于同意市际班车线路牌公开招租的批复》《肇庆市市×××××牌招租项目挂牌暨拍卖公告》《租赁申请书》《客运线路牌租赁合同》等证据予以充分证明——即星湖汽车公司将客运班线经营许可证件（路线牌和营运证）出租给邓福波，星湖汽车公司在起诉状中也再次确认了该事实。挂靠经营合同和租赁合同并非排斥关系，以属于（变相）挂靠经营合同为由否认属于租赁合同，甚至否认星湖汽车公司有出租客运班线经营许可牌照，是错误的认识。一审法院确认为客运挂靠经营纠纷正确，但应确认双方之间租赁客运线路经营许可牌照的事实。（二）客运挂靠经营行为实为转让或者出租客运经营许可行为，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1.客运挂靠经营行为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星湖汽车公司曾答辩称《行政许可法》并没有规定禁止挂靠经营，理由是《行政许可法》第九条“依法取得的行政许可，除法律、法规规定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可以转让的外，不得转让”的规定并非“不得挂靠经营”的规定，“转让”是否包括“挂靠经营”，应结合“不得转让”的立法目的来展开解释。设定行政许可的目的是要将许可证件颁发给符合特定条件和标准的申请人，往往涉及申请人从事某行为的资质问题，具有人身属性，因此不允许随便转让。而客运挂靠经营的后果是由无资质个人从事客运路线经营活动，会致使该项行政许可设定目的落空。因此应将“挂靠经营”行为解释为“转让”行为。事实上，《行政许可法》第八十条规定：“被许可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涂改、倒卖、出租、出借行政许可证件，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行政许可的；……”据此，《行政许可法》中的转让包括但不限于“涂改、倒卖、出租、出借”等已通过该条予以明确。挂靠客运经营行为就是行政许可法明令禁止的转让或者说是变相转让许可行为。2.客运经营挂靠行为违反了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十八条规定：“班线客运经营者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后，应当向公众连续提供运输服务，不得擅自暂停、终止或者转让班线运输”、第三十三条规定：“道路运输车辆应当随车携带车辆营运证，不得转让、出租。”客运班线经营需要五证件齐全，除了司机驾驶证、从业资格证及车辆行驶证外，还需要客运班线经营许可证（路线牌）和车辆营运证（道路运输证）。符合资质的经营主体取得客运班线经营许可证后才确定用于班线的运营车辆，并报批取得车辆营运证，两证登记主体都必须是符合资质的同一企业，需注意是先有客运班线经营许可证才有车辆营运证，而车辆营运证随车携带正是为了方便检查人员核对车辆是否由有资质主体在进行运营。第六十六条进一步规定：“违反本条例的规定，客运经营者、货运经营者、道路运输相关业务经营者非法转让、出租道路运输许可证件的，由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收缴有关证件，处2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禁止转让或者出租都是为了确保客运路线经营是由有资质主体进行营运。而客运路线挂靠经营的实质是客运线路经营业务交由无经营资质的主体去进行经营，实为《道路运输条例》中的转让或者出租行为。交通部《关于促进道路旅客运输企业转变挂靠经营方式实现公司化经营的若干意见》指出“客运车辆靠挂经营是一种变相转让、出租道路客运班线经营权的行为”，因此必须坚决取缔。综上，邓福波与星湖汽车公司的客运挂靠经营行为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三）客运经营为特许经营，禁止客运挂靠经营的规定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案涉合同应认定为无效。1.客运班线经营为特许经营。交通运输部《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第三十五条规定：“道路客运班线属于国家所有的公共资源。班线客运经营者取得经营许可后，应当向公众提供连续运输服务，不得擅自暂停、终止或者转让班线运输。”《道路旅客运输班线经营权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规定：“不实行班线经营权有偿使用或竞价的前提下，通过公开招标，以企业质量信誉、规模运力、安保措施为评标因素。”可见，道路旅客运输班线是国家所有的公共资源，由国家调控，不允许个体经营，经过公开招标确定最优企业，并无偿交由其进行经营。客运班线经营直接涉及公共安全、涉及公共资源配置，直接关系公共利益，属于限制经营、特许经营的行政许可范围。2.禁止客运挂靠经营的规定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九民纪要》）第30条第二款的规定，客运班线经营属于特许经营，对于客运班线经营，各类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通知、意见等均有禁止挂靠经营的明文规定。因而禁止客运挂靠经营的规定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1）禁止客运班线挂靠经营所保护的法益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以及交通秩序。客运班线挂靠经营实质上架空了特许经营的招投标制度，导致国家有限资源配置最优化的目的落空，严重扰乱了交通市场管理秩序。客运公司无偿取得线路经营权后有偿向挂靠经营者出让，加重了实际经营者的负担，挂靠经营者极有可能会为了降低经营成本而采取减少安保开支、抬高票面价格（也就是星湖汽车公司回复函中所谓的开源节流）等措施，不仅扰乱市场秩序，增加旅客出行成本，且不安全因素增多，危及公共交通安全。客运班线挂靠经营实质上将涉及公共安全的客运线路交由无资质的个人主体进行经营，导致安全责任主体无法得以落实，存在巨大的安全隐患，极大增加了交通事故的发生几率。2017年7月6日，惠州市境内广河高速公路龙门路段广州往河源方向发生一起大型客车碰撞中央分隔带护栏仰翻的重大道路交通事故，造成19人死亡，31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3152.17万元。省政府调查组的《广河高速公路龙门路段“7•6”重大道路交通事故调查报告》指出：“企业主体责任不落实特别是私人购车变相挂靠是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现实的惨痛悲剧充分证明了变相挂靠行为存在安全隐患，危及公共安全，违反公序良俗。禁止客运班线挂靠经营正是为了确保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以及公共交通秩序。（2）国家相关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对客运车辆挂靠经营采取的是绝对禁止的态度。2011年《国务院关于坚持科学发展安全发展促进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的意见》第六条第十七项规定：“强化交通运输企业安全主体责任，禁止客运车辆挂靠运营。”《国务院关于加强道路交通安全工作的意见》第二条第三项再次强调：“强化道路运输企业安全主体责任，鼓励客运企业实行规模化、公司化经营，严禁客运车辆、危险品运输车辆挂靠经营。”交通部《关于促进道路旅客运输企业转变挂靠经营方式实现公司化经营的若干意见》认为：“客运车辆靠挂经营是一种变相转让、出租道路客运班线经营权的行为，造成道路客运企业经营机制不规范、管理薄弱、安全管理责任不到位、对行业和社会的稳定产生严重影响，已制约道路客运行业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广东省交通运输厅《道路客运变相挂靠排查整治工作方案》指出：“广河高速公路龙门路段‘7•6’重大道路交通事故暴露出我省部分道路客运企业存在变相挂靠经营、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落实等突出问题，……决定在全省范围内开展营运客车变相挂靠排查整治工作。”（3）相对于交易安全，客运安全及经营秩序更值得保护。违反强制性规定的效力性问题实质上是交易安全与保护法益与之间的价值权衡，违反经营范围、交易时间、交易数量等行政管理规定的强制性规定，一般不会影响到社会公共利益，贸然认定为无效，有损交易安全，确实不妥。但客运班线经营许可属于特许经营许可，禁止客运班线挂靠经营已不仅仅是针对经营范围、交易时间、交易数量等所作的规定，而是针对行为本身所作的禁止性规定。禁止客运线路挂靠经营正是为了消除安全隐患，保障不特定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营造稳定的交通秩序，相对交易安全来说更为重要。何况禁止挂靠经营规定是对合同双方提出的要求，本身就不存在需要保护的交易安全问题，因而认定为无效，并不会产生社会问题。综上，客运班线挂靠经营的禁止性规定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认定案涉合同无效。（四）即使认为法律、行政法规并未规定禁止挂靠经营，挂靠经营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案涉租赁合同也因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有违公序良俗，应认定为无效。即使法律、行政法规并未禁止挂靠经营，案涉合同也因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有违公序良俗，应认定为无效。《九民纪要》第31条中明确：“违反规章一般情况下不影响合同效力，但该规章的内容涉指及金融安全、市场秩序、国家宏观政策等公序良俗的，应当认定合同无效。”（五）一审法院以合同系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作为认定合同有效的依据之一，实属不当。合同是否有效与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是否真实无关。比如双方签订的代表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的枪支买卖合同显然不能认定为有效。（六）案涉合同认定无效后，邓福波没有义务依照合同给付租金。对于星湖汽车公司给付租金和资金占用费的请求应予以驳回。故星湖汽车公司应协助邓福波将案涉六辆大客车迁出并登记过户至邓福波指定的单位名下，同时所涉税费由星湖汽车公司承担。另外，星湖汽车公司应将30万元履约保证金退还给邓福波。二、退一步来说，即使认定案涉合同有效，也因2019年5月23日邓福波向星湖汽车公司作出解除合同意思表示时解除，邓福波无义务依合同规定给付租金。案涉合同第七条第五项规定：“国家政策变动原因导致时解除。合同无法执行的，按国家政策有关规定处理。”该项规定实质上赋予了双方约定解除权。（一）本案存在“禁止客运线路挂靠经营”的国家政策。如前所述，法律、行政法规对客运线路挂靠经营都作了禁止性规定，双方应当予以遵守。案涉合同也违反了《国务院关于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稳定好转的意见》和《国务院关于加强道路交通安全工作的意见》中禁止客运挂靠经营的规定。（二）虽然双方签订租赁合同前已存在“禁止客运挂靠经营”的国家政策，但同样可以适用该项规定行使约定解除权。星湖汽车公司作为国有企业，其经过肇庆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公开拍卖六块线路牌，最终确定了承租方邓福波并与其签订了合同。此签订背景充分说明双方当事人在签订合同之时都误以为现行政策是允许挂靠经营的。合同第七条第五项为双方约定遵守国家政策的意思表示，签订合同后国家政策发生变动要按照国家政策处理。（三）即使不认可签订合同前的政策，本案也存在“国家政策变动导致无法执行”情形。广东省交通运输厅2018年7月20日发文要求广东各地全面清理变相挂靠行为，并作出对经过整改后仍存在变相挂靠情况的，一律停班整改，整改仍达不到要求的，依法撤销其客运线路标志牌的经营许可的指示。2019年年初，邓福波才知道挂靠经营是违法行为，已被要求清理。因交通厅及肇庆市政府的相关政策要求清理变相挂靠，双方之间的案涉合同已经不可以再继续履行。这意味着合同已经进行了实质性变更，需要双方重新签订合同。但因双方意见分歧较大，未能达成合意，最终无法重新签订合同，合同已处于无法执行状态。（四）邓福波已于2019年5月23日行使约定解除权，合同已经解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2019年5月23日邓福波向星湖汽车公司发出了解除合同的《申请书》，虽然星湖汽车公司于2019年5月29日复函予以拒绝，但解除权为形成权，只要单方将解除意思通知对方时即可，无需对方同意。因此，案涉合同已于2019年5月23日解除。2019年7月份起邓福波不再继续交租，以此态度向星湖汽车公司表明不再继续挂靠经营，并继续与星湖汽车公司协商，但星湖汽车公司一直未同意解除。2019年5月23日之后邓福波虽有继续运营，完全是因为星湖汽车公司拒绝解除合同所致。邓福波虽然已知国家政策禁止客运挂靠经营，但其并不具备判定合同是否有效的能力，在星湖汽车公司拒绝解除合同的情况下，其有理由担心今后会继续支付巨额租金，而如果不继续营运，将无法承担得起巨额的租金。事实上，一审判决要求邓福波给付自2019年7月起的租金40多万元（不包括利息）。虽然继续营运并不能产生盈利，但至少能让其避免更大的损失，邓福波违法经营状态完全是星湖汽车公司不愿解除合同所致。（五）案涉合同解除后的处理。因合同已于2019年5月23日解除，邓福波无需根据合同约定交付租金。综上所述，请二审法院支持邓福波的上诉请求。二审法庭调查中，邓福波补充上诉意见：如合同不解除，星湖汽车公司的合同行为是违法的，不能从中获利；资金占用费过高，应按照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占用费；合同已经是无法履行的状态，星湖汽车公司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办理合法有效的营运手续。星湖汽车公司答辩称，一、根据《客运线路牌租赁合同》约定的双方权利义务内容，本案双方成立挂靠经营合同关系，案涉《客运线路牌租赁合同》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1.由于挂靠经营合同在合同法中并非以有名合同形式出现和规范，合同当事人在签订合同时亦常冠以不同名称，因此，应根据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内容确定双方成立的法律关系。合同约定邓福波自行出资购置营运客车以星湖汽车公司名义办理登记，由星湖汽车公司提供6块客运标志牌经营权给邓福波从事客运经营业务，并向星湖汽车公司支付一定费用，上述约定符合挂靠经营的性质。故该合同虽名为租赁合同，但实质属于挂靠经营合同，应以挂靠经营法律关系认定合同效力。2.本案中，邓福波使用星湖汽车公司经许可的客运班线标志牌，但没有改变该客运班线标志牌的权属登记情况，《客运线路牌租赁合同》中未涉及客运标志牌的转让问题，故《客运线路牌租赁合同》没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九条“依法取得的行政许可，除法律、法规规定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可以转让的外，不得转让”的规定。退一步讲，即使认定本案存在将行政许可出租、出借、转让的行为，也是追究行政责任，并不涉及合同的效力问题。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并未规定“禁止挂靠经营”，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十八条规定“不得擅自暂停、终止或者转让班线运输”，但并未规定违反该规定的后果为合同无效，应属于为实现管理而设置的管理性而非效力性规定。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不能根据前述规定而认定案涉合同因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无效。虽然《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第五条规定“禁止挂靠经营”，但该规定属于交通运输部颁布的部门规范性文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其不能作为确认合同效力的法律依据。4.根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关于民商事审判实践中有关疑难法律问题的解答意见》“五、适用保险法疑难问题（三）道路交通运输车辆挂靠经营合同的效力认定”中明确：运输车辆挂靠经营并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同时考虑到运输车辆挂靠经营在目前是普遍存在的情况，如果认定运输车辆挂靠经营合同无效，将会产生很多无法解决的问题，倾向于认定合同有效。由于挂靠经营行为在整合市场、优势互补及提供就业机会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其存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现行法律并未对车辆挂靠经营作出明确规制，在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对于挂靠经营合同的效力问题基本持肯定态度，故本案应同案同判，认定《客运线路牌租赁合同》有效。二、邓福波属于违约方，不享有单方解除合同的权利，案涉《客运线路牌租赁合同》应继续履行，且邓福波支付的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如前所述，案涉《客运线路牌租赁合同》是合法有效的，邓福波应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义务。邓福波自2019年7月至今拒绝支付租金，已构成违约，根据《九民纪要》第48条的规定，违约方不享有单方解除合同的权利。邓福波单方提出解除合同，星湖汽车公司以复函表示拒绝解除。在邓福波无权单方解除合同的情况下，其亦无与星湖汽车公司协商解除合同并达成一致意见，案涉《客运线路牌租赁合同》应继续履行，邓福波应及时支付约定的租金及占用费。另外，按照邓福波在《承租须知》中签字确认的“承租方违反本合同有关规定或中途退租，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邓福波存在违约行为，星湖汽车公司有权没收其支付的履约保证金。综上所述，邓福波提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维持原判。庭审补充答辩意见：资金占用费是按照合同约定的标准计算的，而该合同是双方协商一致自愿签订，因此占用费应按合同约定标准计算。星湖汽车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邓福波向其支付拖欠的租金371385元及资金占用费32566.93元（目前拖欠租金至2020年1月份，之后的租金按照《客运线路牌租赁合同》的约定继续收取），以上金额合计403951.93元；2.邓福波承担本案所有诉讼费用。邓福波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判决确认2016年6月23日星湖汽车公司与邓福波签订的《客运线路牌租赁合同》无效；2.判决星湖汽车公司按相关法规规章规定协助邓福波申请将前述《客运线路牌租赁合同》项下属邓福波所有的六辆大客车（车辆号牌号码分别为粤H×××××、粤H×××××、粤H×××××、粤H×××××、粤H×××××、粤H×××××）办理变更登记并过户移交至邓福波指定的单位名下，同时所涉税费由星湖汽车公司承担；3.判决星湖汽车公司在5天内将邓福波交付的履约保证金30万元退还邓福波；4.判决星湖汽车公司在5天内将以前多收邓福波交付的客运线路牌租金共1102815元退赔给邓福波，并判决星湖汽车公司在5天内赔偿客运线路牌招租招标交易服务费损失38200元给邓福波；5.本案反诉受理费等由星湖汽车公司承担。一审诉讼中，邓福波提出变更了上述反诉请求，后邓福波又自愿撤回上述变更诉求，仍坚持原反诉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4月12日，因肇庆至广州6块市际客运班车线路牌对外出租的租赁期至2016年8月31日期满。在该租期届满前，星湖汽车公司拟继续对外公开招标出租经营，经请示上级有关部门后，肇庆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16年4月29日作出肇国资产权〔2016〕12号《关于同意市际客运班车线路牌公开招租的批复》，记载“肇庆市七星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报来《关于市际客班车线路牌公开招租的请示》（肇七星旅游〔2016〕24号）收悉。经研究，同意你集团将属下星湖汽车公司所持有的6块肇庆城西站至广州芳村客运站市际客运班车线路牌（号码为H***、H***、H***、H***、H***、H***）（以下简称案涉6块客运标志线路牌）按照报来的方案进场公开招租。请按规定在媒体和出租物业现场将招租信息公示，履行公开招租相关程序和手续，并将办理结果的相关资料报我委备案。”2016年5月12日，肇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对星湖汽车公司的肇庆市实际班车6块客运标志线路牌招租项目，采取公开挂牌拍卖的形式招募承租者。《肇庆市市市际班车线路牌招租项目挂牌暨拍卖公告》记载“招租标的名称：肇庆市市际班车6块客运标志线路牌招租项目；挂牌租赁价（元）：6年累计租金挂牌价：129.60万元（每块标志线路每月0.3万元）；保证金：30万元；租赁期：本次招租的租赁期限为6年；拍卖时间：2016年6月17日下午3点30分；拍卖地点：肇庆市××××××××××××××；标的展示时间：2016年6月2日至2016年6月3日，2016年5月17日至2016年6月14日17:00止（以报纸公告日期为准）；标的基本情况：1.续重新招租的6块市际客运班车线路牌是经营肇庆城西车站至广州芳村客运站的班车线路牌。号码分别为：H***、H***、H***、H***、H***、H***。2.星湖汽车公司共持有11块市际客运班车线路牌，其中5块已于2010年11月出租给粤运汽车总站经营，剩下6块由个体户刘其照于2010年9月1日承租经营，至2016年8月31日租赁期满。本次提前招租的标的线路牌为个体户刘其照租赁期满后的上述6块市际客运班车线路牌，租赁时间自2016年9月1日起至2022年8月31日止，以便新承租方购买汽车、办理相关证件及新旧承租方在8月31日顺利交接投入营运。3.瑕疵披露：省交通厅一般规定营运班车使用期为6年，所以本次招标的出租期限为6年（从2016年9月1日起至2022年8月31日止）。由于省交通厅授予星湖汽车公司的上述6块标的实际客运班车线路牌使用期限至2018年12月31日，而本次出租的期限是2016年9月1日至2022年8月31日，在2018年12月31日至2022年8月31日本次出租的租赁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出租方星湖汽车公司承诺确保上述6块实际客运班车线路牌的持续合法、有效，因此，一旦成交，承租方不得以此为由反悔。项目分类：出租；资产租赁形式：全部；资产所有制：国有；出租方名称：星湖汽车公司；资产出租行为批准情况：批准部门为肇庆市国资委，批准文号为《关于同意市际客运班车线路牌公开招租的批复》（肇国资产权[2016]12号）；……”2016年5月30日，邓福波向肇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缴交招标保证金30万元，星湖汽车公司于同年6月24日出具《收据》，载明“今收到邓福波6块客运标志牌安全生产履约保证金叁拾万元（¥30万元）”；邓福波于同年6月17日通过公开竞价以拍卖成交价382万元竞得上述6块市际客运班车线路牌，后向肇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缴交交易服务费38200元。2016年6月23日，星湖汽车公司（甲方、出租方）与邓福波（乙方、承租方）签订《客运线路牌租赁合同》，主要约定：一、合同标的。经营权属于甲方的6块肇庆至广州客运标志牌在签订本合同时的号码分别是：H***、H***、H***、H***、H***、H***，在签订本合同时办理了合法、有效的进入广州芳村客运站经营的资格。甲方现将本条所述，6块客运标志牌出租给乙方经营；乙方自行筹集资金、自行购买营运客车，并办理完毕乙方新购置的营运客车使用乙方承租甲方的客运标志牌的营运手续。乙方出资购置的营运客车办理营运手续后，乙方使用乙方全额出资购置6台营运客车，并使用乙方承租本条所述的经营权属甲方的6块客运标志牌进行自主经营，乙方出资购置的营运客车所有权归乙方，经营风险和经营成本由乙方承担，经营收益归乙方，乙方只向甲方支付乙方使用经营权单位是甲方的客运标志牌资源，在承租经营期内的承租经营租金。二、承租期限。乙方承租经营本条同第一条所述的6块客运标志牌的期限为6年，从2016年9月1日起至2022年8月31日止。承租经营期满后，如甲方继续采用发租方式经营，在同等条件下乙方拥有优先承租经营的权利。三、承租经营费用。（一）承租经营费。乙方按每月每块客运标志牌8842元标准向甲方支付承租经营租金，6块客运标志牌每月向甲方支付承租经营租金总额53055元，除此之外乙方不需要向甲方支付任何费用，但甲方代为乙方支付按照本合同约定应当由乙方承担的经营成本项目除外。（二）支付时间、发票及乙方违约应承担的违约责任。乙方于每月15日前以转账方式向甲方支付上一个月的承租经营租金，同时甲方向乙方出具税务部门认可的发票；如果乙方逾期1至3个月无正当理由未向甲方支付的，甲方有权按照欠款的额度向乙方加收5%资金占有费；如乙方无正当理由连续3个月不向甲方支付的，甲方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并向乙方追收承租经营租金和按照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5倍加收资金占有费。……五、甲方的权利和义务、承诺事项。……（二）……3.甲方承诺不干涉乙方的自主经营行为，由于甲方租给乙方的客运标志牌使用期限至2018年12月31日止，而甲乙双方签订本案合同是至2022年8月31日止，剩余3年半多时间合同约定的期限内，甲方承诺确保客运标志牌的持续合法、有效（在经营期内，因乙方造成重大交通事故等属于乙方重大过失原因，导致线路牌经营权许可证被注销或不能续期的除外）。……七、合同的解除。（一）法定解除。如出现《合同法》规定的法定解除条件，甲乙双方或者甲乙任何一方有权依照《合同法》的规定行使解除合同的权利。合同的法定解除并不影响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如果任何一方违约的，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如违约责任本合同有约定，按约定执行；没有违约的，按给守约方造成的实际损失承担损失赔偿责任。（二）协商解除。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可以协商解除本合同。（三）经定解除。如出现本合同约定解除事项的，有解除权的一方可以行使解除权利，合同的解除并不影响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如果任何一方违约的，违约方应按本合同有约定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四）合同解除后，车辆由乙方处理，包括但不限于乙方变卖或者转入乙方经营的其它线路等退出承租甲方的客运标志牌经营，车辆的营运证件到登记部门注销或申请变更，客源标志牌及其相应的资料交还给甲方。（五）如在执行本合同过程中，如国家政策变动原因导致合同无法执行的，按国家政策有关规定处理。……九、乙方履行本合同义务的担保。乙方向甲方用现金或银行转账方式支付履约保证金，履约保证金额为每块客运标志牌50000元，6块客运标志牌共计300000元。履约保证期限为：自2016年9月1日至2022年8月31日。乙方须在合同签订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将履约保证金支付给甲方，履约保证金不计利息，合同期满甲方在五个工作日内归还乙方。如乙方违约，甲方有权从保证金中扣除。合同签订后，邓福波全额出资购置6辆营运客车，该六辆营运客车的车牌号码分别为粤H×××××、粤H×××××、粤H×××××、粤H×××××、粤H×××××、粤H×××××，该六辆营运客车登记的《机动车行驶证》及《道路运输证》上的“所有人”、“业户名称”均为星湖汽车公司。2019年6月，肇庆市交通运输局给星湖汽车公司核发粤客运班许字14号《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许可证明》，将“肇庆-广州”市际班车上述6块客运标志牌许可星湖汽车公司使用的有效期自2019年1月1日起至2024年12月31日止。邓福波支付上述6块客运标志线路牌租金至2019年6月30日，后因邓福波未再支付租金，星湖汽车公司经催收未果后遂起诉至法院。另查明，2019年5月23日，邓福波向星湖汽车公司提交《申请书》，记载“星湖汽车公司：根据《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开展道路客运变相挂靠排查整治有关工作的通知》（粤交运〔2018〕465号）文件精神，本人挂靠在贵公司的6台肇庆-广州芳村班线车属于变相挂靠性质。现上级交通部门正在积极开展变相挂靠的清理工作，出于风险防控，现向贵司提出如下申请：1.2019年6月前解除经营合同；2.将本人挂靠在公司的6台车辆迁出，迁出的相关费用可协商承担；3.退回6个线路牌的履约保证金，共30万；4.本人在肇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投标交纳的佣金，贵司承担一半。特此申请”。2019年5月29日，星湖汽车公司作出《复函》“邓福波同志：你于5月23日送来的申请，我公司已获悉，就有关你申请解除经营合同的问题，我司经咨询法律顾问后认为：我司与你签订的经营合同是合法有效的，是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保护的，《合同法》是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法律，广东省交通厅的相关通知，是不能凌驾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何况我们签订合同在先，因此，我司不同意你的申请，如果你觉得该线经营困难，你可采取增加客源，内部开源节流等方法，如果你强行解除合同，我们会通过法律途径追讨你给我公司造成损失。”一审庭审中，邓福波确认其目前仍在经营案涉6块客运线路牌。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从案涉《客运线路牌租赁合同》内容看，实为邓福波以个人名义购买案涉客运车辆后挂靠于星湖汽车公司名下，由星湖汽车公司提供营运的资质条件，从事案涉6块线路牌客运经营业务，并由星湖汽车公司收取一定的管理费，上述约定符合挂靠的性质，故案涉《客运线路牌租赁合同》为挂靠经营合同，本案案由应为挂靠经营合同纠纷。关于案涉《客运线路牌租赁合同》的效力问题，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规定，本案中，从案涉《客运线路牌租赁合同》的内容以及双方当事人履行合同的实际情况来看，并不符合上述《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中的第一至第四项的情形；其次，邓福波主张案涉《客运线路牌租赁合同》为变相挂靠经营因而合同无效的依据是违反了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以及交通部《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等规定，而上述规定既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中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亦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所规定的可以作为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效力的法律依据，而是属于为实现管理而设置的管理性规范；再次，结合当事人陈述的事实以及提交的证据，邓福波与星湖汽车公司之间从签订合同至发生本案纠纷长达3年的时间一直以挂靠形式从事经营业务，双方亦未就合同效力问题发生过严重争议，可见案涉《客运线路牌租赁合同》的相关约定系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双方按照约定履行自身的义务亦符合权利对等原则。综上，案涉《客运线路牌租赁合同》依法生效，签订合同的当事人应当严格按照合同享有权利履行义务。邓福波反诉主张确认案涉《客运线路牌租赁合同》无效的请求，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客运线路牌租赁合同》签订后，星湖汽车公司依约将案涉6块线路牌交付给邓福波经营使用，邓福波应按约定支付租金。根据合同约定，邓福波应于每月15日前以转账方式向星湖汽车公司支付上一个月的承租经营租金。现邓福波仅支付租金至2019年6月30日，自2019年7月开始拖欠租金，其行为已经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现星湖汽车公司主动减免邓福波2020年2月租金，属于其自由处分民事权利的体现，一审法院予以确认。由于星湖汽车公司在本案中并无主张解除合同，仅主张邓福波支付拖欠的租金，故对星湖汽车公司主张拖欠租金的计算时间应以其起诉之日前所欠租金的金额予以确定为宜。故自2019年7月至星湖汽车公司起诉日2020年4月7日，邓福波共拖欠星湖汽车公司租金为436819.5元（53055元×8个月+53055元÷30天×7天=436819.5元）。至于资金占用费，根据《客运线路牌租赁合同》约定，如果邓福波逾期1至3个月无正当理由未向星湖汽车公司支付的，星湖汽车公司有权按照欠款的额度向邓福波加收5%资金占用费。现星湖汽车公司主张按年利率21.75%标准计算资金占用费，该标准未超出法律规定范围和合同约定，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因邓福波自2019年7月拖欠支付租金，且星湖汽车公司主张以年利率21.75%计收资金占用费，故邓福波应从2019年8月15日起以每月拖欠的款项为基准从每月15日起按年利率21.75%标准计付资金占用费至邓福波清偿所欠款项之日止。庭审中，因邓福波反诉主张案涉《客运线路牌租赁合同》为无效，且其提起的第二至第四项反诉请求均为基于合同无效而提出，与一审法院根据案件事实的认定不一致，经一审法院释明后，邓福波依然坚持案涉《客运线路牌租赁合同》为无效的观点，亦未向一审法院申请变更相应诉求，据此一审法院认为邓福波在反诉中所提起的第二至第四项反诉请求没有事实基础，对此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二十六条、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邓福波应在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星湖汽车公司支付2019年7月至2020年4月7日期间的租金436819.5元及资金占用费（以每月拖欠的款项为基准，从每月15日起按年利率21.75%标准计付至邓福波清偿所欠款项之日止）；二、驳回邓福波的反诉请求。一审案件本诉受理费7360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3680元，由邓福波负担。反诉受理费18680元,由邓福波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2018年7月20日，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印发《道路客运变相挂靠排查整治工作方案》，全面清理道路客运企业经营管理中存在的变相挂靠行为，要求各地级市于2019年6月30日前完成排查整治验收工作。再查明，二审中，邓福波自愿放弃其反诉请求的第4项。本院认为，本案是挂靠经营合同纠纷。根据当事人的上诉和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1.案涉《客运线路牌租赁合同》是否有效；2.邓福波是否应当支付租金及资金占用费；3.邓福波主张将案涉六台大客车登记过户其指定单位及退还保证金30万元是否应当支持。一、关于案涉《客运线路牌租赁合同》是否有效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十八条规定：“班线客运经营者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后，应当向公众连续提供运输服务，不得擅自暂停、终止或者转让班线运输。”《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第五条规定：“国家实行道路客运企业等级评定制度和质量信誉考核制度……禁止挂靠经营。”第四十六条规定：“道路客运班线属于国家所有的公共资源，班线客运经营者取得经营许可后，应当向公众提供连续运输服务，不得擅自暂停、终止、或者转让班线运输。”《国务院关于坚持科学发展安全发展促进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的意见》第六条第十七项明确规定“禁止客运车辆挂靠运营”。《国务院关于加强道路交通安全工作的意见》第二条强化道路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定的第三项明确规定“严禁客运车辆……挂靠经营”。本案中，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客运线路牌租赁合同》符合挂靠经营的特征，是出租道路客运经营权的行为，造成道路客运企业经营机制不规范、管理薄弱、安全管理责任不到位,对行业及社会稳定产生严重不良影响，亦给广大旅客的人身安全带来风险和隐患，相关政府部门也已经在全面清理道路客运企业经营管理中存在的变相挂靠行为，因此，案涉《客运线路牌租赁合同》既违反行政法规、规章的强制性规定，亦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应属无效，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客运线路牌租赁合同》有效，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二、关于邓福波是否应当支付租金及资金占用费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如前所述，案涉《客运线路牌租赁合同》无效，故双方当事人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1.对于邓福波已交纳的租金（至2019年6月30日）。邓福波在该期间将客车挂靠在星湖汽车公司名下并利用星湖汽车公司的客运标志线路牌经营并获取了收益，星湖汽车公司在此期间无法利用客运标志线路牌营运并获取收益，且邓福波在本案二审中也放弃返还已交纳租金的主张，故邓福波已交纳的租金无需返还。2.对于2019年7月之后的租金。2019年7月之后，邓福波仍在利用星湖汽车公司的客运标志线路牌经营并获取收益，相应地星湖汽车公司在此期间无法利用客运标志线路牌营运并获取收益，即产生相应的损失。因邓福波于2019年5月23日向星湖汽车公司要求解除案涉《客运线路牌租赁合同》，即其已经要求终止履行案涉《客运线路牌租赁合同》，而星湖汽车公司不同意终止履行，要求邓福波履行合同，星湖汽车公司对此具有过错，应承担相应责任。邓福波通知解除合同后没有交还客运标志线路牌，仍在使用客运标志线路牌运营车辆而获益，其对此也存在过错。综合本案具体情况，双方当事人在本案中的过错程度相当，应当各自承担50%的责任，故邓福波应支付上述期间的租金（使用费）的50%，以弥补星湖汽车公司的损失。一审法院认定2019年7月至2020年4月7日期间的租金为436819.5元，双方当事人对此计算方法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故邓福波应支付上述期间的使用费218409.75元，此后的使用费以此为标准（每月26527.5元）计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因案涉《客运线路牌租赁合同》无效，故星湖汽车公司主张按照合同约定计算资金占用费，缺乏理据，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邓福波主张将案涉六台大客车登记过户其指定单位及退还保证金30万元是否应当支持的问题。本案中，由于案涉《客运线路牌租赁合同》无效，邓福波所有的六台大客车不应挂靠在星湖汽车公司名下，且邓福波应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立即停止使用案涉客运标志线路牌营运，并将其交还给星湖汽车公司。因邓福波在诉讼中没有明确其指定登记过户六台大客车的具体单位，其该项诉求并不明确具体，故本院对此不作判决，待其符合条件后可与星湖汽车公司协商解决或另行主张权利。对于保证金的问题，因案涉《客运线路牌租赁合同》无效，星湖汽车公司占有保证金没有合同依据，其应向邓福波返还该30万元保证金。对于当事人没有提出上诉和请求的问题，本院不作审查和处理。综上所述，邓福波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第五条、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肇庆市端州区人民法院（2020）粤1202民初1275号民事判决；二、邓福波和肇庆星湖旅游汽车出租有限公司于2016年6月23日签订的《客运线路牌租赁合同》无效；三、邓福波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肇庆星湖旅游汽车出租有限公司支付2019年7月至2020年4月7日期间的使用费218409.75元（此后的使用费以每月26527.5元为标准计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四、肇庆星湖旅游汽车出租有限公司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邓福波返还保证金30万元；五、驳回肇庆星湖旅游汽车出租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六、驳回邓福波的其他反诉请求。如果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本诉受理费7360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3680元，反诉受理费18680元，合共22360元，由肇庆星湖旅游汽车出租有限公司负担11180元，邓福波负担1118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7240元，由肇庆星湖旅游汽车出租有限公司负担13620元，邓福波负担13620元。案件受理费由当事人迳付，法院不另作退收。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任喜跃审 判 员 张秀丽审 判 员 黄春歌二〇二一年三月十六日法官助理 梁展晴书 记 员 赵崇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