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05民终102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潘某，男，1964年8月14日出生，汉族，住苏州市姑苏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春梅，女，1965年4月9日出生，汉族，住苏州市姑苏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俊、高阳，江苏新开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潘菊琴，女，1961年11月7日出生，汉族，住苏州市姑苏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敏，江苏和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潘某、李春梅因与被上诉人潘菊琴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2020)苏0508民初32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独任制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潘某、李春梅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付上诉人的全部诉请。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作为苏州大学医学部职工系涉案房屋合法的承租人。1.涉案房屋系上诉人父母于1976年从原苏州医学院分得，分配该房屋时上诉人、被上诉人和父母一家四口居住在此，1987年被上诉人结婚将户口迁出，随丈夫居住在其单位分配的公房内。而上诉人潘某于1984年参加工作，也在原苏州医学院工作，1990年结婚时根据当时的政策向学校申请分配住房，但学校鉴于上诉人与父母同住在学校分配的涉案公房内，面积达71.6平方米，而且被上诉人也因结婚迁出，故不再另行给上诉人分配住房。也就是说，至少从1990年上诉人因结婚申请学校分配住房开始，学校认可了上诉人对涉案房屋的合法承租权和使用权，正是基于上诉人也是原苏州医学院的职工以及和父母的血缘关系，学校才同意面积达71.6平方米的公房由上诉人和父母共同租住，也不再给上诉人另行分配住房。上述事实充分证明：根据学校当时的住房分配政策，上诉人作为职工完全有资格从学校分得住房，不再给上诉人另行分配住房的原因就是学校确认了上诉人已经对涉案房屋拥有了合法的承租权，上诉人作为涉案房屋合法的承租人享有优惠购房的资格。2.根据1994年国务院有关房改优惠售房的政策，上诉人和上诉人父亲同为原苏州医学院职工，又共同租住在涉案房屋中，上诉人对涉案房屋也享有优惠购房的资格。而根据每个家庭只能享受一次房改优惠购房的政策，涉案房屋由上诉人父亲以其工龄购买主要是因为上诉人父亲工龄长购房折扣大，为了最大限度的享受房改购房的优惠福利，上诉人父亲只是作为家庭代表享受优惠购房，上诉人在父亲出面优惠购房时还出了部分资金，所以并无证据证明上诉人放弃了购房资格，放弃了对房屋的权利。3.房改房的涉案房屋的产权归属不能仅凭产权登记确定。原审已查明涉案房屋系房改房，而房改房是单位根据职工职务、工龄、家庭人口等多种因素综合考虑后在房屋价值计算上给予职工政策性优惠的福利，参加房改的购买方所支出的房屋价款并非房屋价值的直接体现。使用上诉人父亲工龄以上诉人父亲名义优惠购买涉案房屋，实际上是由上诉人父亲代表共同租住在房屋内的整个家庭享受房改优惠政策，上诉人父亲支付的购房款并不等同于涉案房屋价值，更包含了上诉人和其父母作为涉案公房使用权人的政策性福利，所以不能因此否定上诉人对房屋享有的权利，更不能仅凭产权登记来认定作为房改房的涉案房屋的产权归属。被上诉人潘菊琴答辩称：一、涉案房屋是1976年潘菊琴与潘某的父母因苏大医学部职工分得的，父母才是涉案房屋的承租人，房改时明确为父母所有，既与事实相符，又与法律及政府相关的房改规定相吻合，上诉人主张所有权，没有依据。二、上诉人称房改时出资一半，没有证据证实，被上诉人也不能予以认可，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主张并不能以此对抗物权登记的公示效力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潘某、李春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确认姑苏区苏医新村二区房屋中50%产权归潘某、李春梅所有；2.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潘菊琴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父亲潘云龙（2011年4月14日去世）、母亲陆明爱（2018年12月6日去世），两人生育两名子女即女儿潘菊琴、儿子潘某，潘云龙、陆明爱的父母均早于两人去世。潘云龙夫妇为苏州大学医学部职工，两人及子女潘菊琴、潘某一家四口于1976年分得苏医新村二区房屋，1987年潘菊琴结婚将户口迁出，李春梅与潘某于1990年结婚将户口迁入。潘某也为苏州大学医学部职工，于1984年参加工作。1993年，潘云龙与原苏州医学院签订《苏州市市区优惠住房买卖契约》，购买涉案房屋（建筑面积71.6平方米），潘云龙使用其工龄优惠购房，实付房款8592元为一次性付清，1995年办理房改售房产权登记，房屋登记在潘云龙名下。2020年3月30日，苏州大学住房改革办公室出具《关于潘某同志住房情况的说明》，载明：潘某同志为我校医学部职工，1984年参加工作。经核实，潘某曾于1990年向原苏州医学院申请结婚用房，原苏州医学院分房小组审核认为，潘某与其父母亲(潘云龙、陆明爱均为苏州医学院职工)同住单位家属区苏医新村二区房屋，不具备住房困难等分房条件，未分配其结婚用房。1993年，潘云龙和陆明爱参加房改，购买了苏医新村二区房屋。1999年，潘某再次向原苏州医学院申请分配住房，经分房小组研究，潘某符合分房条件，将苏医新村三区房屋(筒子楼，非产权房)分配其居住。2020年1月15日，潘菊琴至一审法院起诉潘某继承纠纷一案，案号为（2020）苏0508民初370号，潘菊琴要求分割父母遗产涉案房屋，在该案中，潘某提出对涉案房屋拥有50%的产权，故成此诉。在（2020）苏0508民初370号案件中，潘某申请两名证人陆某1、陆某2出庭作证。证人陆某1系陆明爱的弟弟，其陈述：房屋是分配给潘云龙夫妇的公房，潘云龙夫妇和潘某夫妇各出资一半，因为当时潘云龙考虑到经济承受能力及以后有些责任要儿子来承担，儿子儿媳住在房屋里应该出一半的钱。之后多年间我都听潘云龙夫妇提起过，这是大家庭都知道的事实。潘某一直住在房子里面，父母那时也不可能要求儿子写收据。我也和潘菊琴谈过，她也是认可的。潘云龙夫妇的赡养和丧事主要是潘某出力，潘菊琴也是赡养父母的。证人陆某2系陆明爱的妹妹，其陈述：陆明爱夫妇以前都和我们说过潘某有出资一半房款，我们兄妹六人都是知道这个事实的，在孝敬父母方面，也都是儿子。一审法院认为，因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事项,应当与不动产登记簿一致;记载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确有错误外,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本案中，潘某、李春梅夫妻主张其是涉案房屋一半产权的实际所有权人,潘某、李春梅认为，根据《苏州市市区优惠出售公有住房实施方案》、《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江苏省县（市）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意见的通知》等规定，具有城镇户口，以自住为目的，且符合分房条件的职工，均可优惠购买公房，一户只能享受一次优惠购买一处公有住房，《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中也规定职工购买公有住房，每个家庭只能享受一次。潘某和父母同为苏医职工，都具有购房资格和条件，房屋登记在潘云龙名下主要是基于潘云龙工龄优惠的考虑，不能认为潘某放弃购房机会和资格，潘某夫妇一直和父母同住在涉案房屋，且户口均在该房屋里，应认定由潘云龙作为购房人代表全体具有购房资格的人对房屋享有所有权。一审法院认为，1976年潘云龙夫妇因为苏大医学部职工分得涉案房屋，潘菊琴、潘某两人当时均为未成年人，1993年涉案房屋参加房改，在《苏州市市区优惠住房买卖契约》、《苏州市市区优惠出售旧住房审批表》、《苏州市优惠住宅买卖产权转移申请审批表》等材料中，申请人、买受人均为潘云龙，未有显示潘某具有相关申请材料，在1995年房屋登记于潘云龙名下。潘某、李春梅现认为不动产登记簿记载和实际不一致,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潘某认为父亲潘云龙系作为购房人代表登记在其名下，但涉案房屋的来源系1976年潘云龙夫妇作为单位职工的分房，故对潘某的该意见不予采信。潘某、李春梅主张涉案房屋出资一半，一审法院认为，自涉案房屋于1995年登记于潘云龙名下至其于2011年去世，潘某和父母未有书面的约定协议，亦未提出过变更登记，现仅向法庭提供两名亲属的证言。关于两名证人证言，虽其陈述均听说过潘云龙夫妇说潘某有出资一半房款，但并未亲见潘某是否已实际出资，出资多少，亦未听潘云龙说房产归儿子一半，且证人证言均为传来证据，而非直接证据，潘某、李春梅仅凭证人证言来证明其出资情况，不足以对抗物权登记的公示效力，故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潘某、李春梅和父母一起共同生活，尽到较大的赡养义务，可以在继承案件中予以考虑多分。综上,潘某、李春梅主张其为诉争房屋的实际所有权人,要求确认涉案房屋的一半产权归其所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七条、第三十三条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潘某、李春梅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528元，减半收取4764元，由潘某、李春梅负担。二审中，潘某、李春梅向本院提交苏州大学住房改革办公室2021年1月12日出具的《关于潘某同志住房情况的补充说明》一份，内容为“潘某1990年因结婚向原苏州医学院提出申请婚房，因潘某与父母潘玉龙、陆明爱均为本校职工，鉴于其于父母共同生活居住的本单位公房房屋面积达71.6平方，且他姐姐87年结婚迁出，所以不再另行分配潘某婚房。1999年潘某因女儿已十岁无独立居室，向原苏州医学院领导提出解决居住困难，经原苏州医学院筒子楼改建房安置小组研究，将筒子楼该间房苏医新村3区房屋安置给潘某租住使用，租赁使用期为五年，目前仍有潘某租赁使用”。证明1999年的时候，实际上苏州医学院已经将涉案房屋分配给潘某和父母共同来租住使用，潘某也具有合法的租赁权。被上诉人潘菊琴对该证据发表质证意见为：1.单位出具的证明应由作出证明的经办人签字认可，现潘某提交的补充说明上无经办人签字，不具有证明效力。2.该证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这份说明显示上诉人与父母虽然是共同生活居住，是在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父母原先已经形成了租住房屋的历史过程当中，作为子女进行居住的，并不意味着该房屋出租给上诉人，故不认可证明目的。二审查明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相一致。本院认为，本案诉争的苏州市姑苏区苏医新村二区房屋于1976年由潘云龙夫妇作为苏大医学部职工而分得，1993年参加房改，1995年登记于潘云龙名下，潘某作为成年子女与潘云龙夫妇共同生活居住于涉案房屋中。潘某上诉主张潘云龙是作为家庭代表享受房改优惠政策，潘某作为苏州大学医学部职工亦系涉案房屋的合法承租人，应享有涉案房屋50%产权，对此本院认为，从历史沿革而言，潘云龙夫妇1976年分配到涉案房屋时，潘某尚未成年，之后该房屋参加房改，潘云龙购得涉案房屋，在《苏州市市区优惠住房买卖契约》、《苏州市市区优惠出售旧住房审批表》、《苏州市优惠住宅买卖产权转移申请审批表》等购买手续中，申请人、买受人均为潘云龙。潘某诉讼中提交的苏州市苏州大学住房改革办公室《关于潘某同志住房情况的说明》及其《关于潘某同志住房情况的补充说明》显示因潘某与父母共同生活居住于涉案房屋内，不具备住房困难的条件，故未分配其结婚用房，该内容仅说明潘某当时作为潘云龙夫妇的共同居住人不具备分房条件，并不能就此推定潘某享有涉案房屋的租赁权，是共同承租人，故潘某以此为由要求确认其享有涉案房屋产权份额，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潘某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528元，由上诉人潘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曾雪蓉二〇二一年三月十六日书记员  朱冰丽法律文书履行提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具有国家权威性和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应当依法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否则人民法院将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将面临以下执行风险：一、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名下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执行措施，并有权对被执行人及其住所、经营场所进行搜查。二、被执行人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执行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三、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四、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财产的，人民法院有权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及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五、被执行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或者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六、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座以上舱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非经营必须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七、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或者通过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抗拒执行，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法院公告栏、电子显示屏、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向社会公布，并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向征信机构通报，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八、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或者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