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浙01民终276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传良，男，1965年3月26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德义，浙江吴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爱娟，女，1965年7月19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国兴，系被上诉人丈夫。 上诉人张传良为与被上诉人陈爱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20）浙0109民初166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6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指定审判员舒宁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于2021年3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传良的委托代理人马德义，被上诉人陈爱娟及其委托代理人张国兴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传良上诉请求：一、请求依法撤销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20)浙0109民初16675号民事判决，驳回陈爱娟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陈爱娟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一审法院所确认的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在本案中并不适用。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适用《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的规定。本案陈爱娟提供的借条并无借款利息的约定，张传良对借款需支付利息也提出异议，陈爱娟也无其他证据证明该借款有利息的约定，完全符合《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的规定，应当视为不支付利息。一审法院以张传良连续六年支付24000元资金与陈爱娟主张的借款年息12%的标准高度吻合，付款周期和金额有明显的规律可循，亦符合民间借贷的付息规律，以此对陈爱娟主张的借款年息为12%予以采信。但一审法院的认定不仅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本案所谓有规律的付款周期并不存在，从陈爱娟举证来看2015年12月18日还款24000元，那么之后第二次或第三次即2016年、2017年的还款时间也应当在2016年12月18日或2017年12月18日因为利息一年一付，但事实上2017年的还款时间却是2017年2月15日，而且2018年2月7日的还款又是20000元。所以张传良主张的每年还款24000元本金而非固定的利息并非不可能，一审法院所谓的民间借款还款应该凑5000元这样便于结算的金额更是一审法官的无端意测，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而且一审法院所谓的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违背了《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原则，一审法院对陈爱娟有瑕疵的证据，应当适用约定不明确的规定，而非用所谓的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用法官的心证来替代了陈爱娟的举证责任是错误的。二、张传良遗漏了一份重要的证据，新证据更能证明一审法院的观点难以成立，更能证明陈爱娟主张的理由与客观事实不符。本案因时间长久，很多重要事项张传良当时没找到书面证据，只能凭初步印象来陈述案件的事实，从而导致漏诉。一审判决后，张传良又找到一份关键的还款凭证，即在2011年1月11日张传良归还陈爱娟丈夫张国兴50000元，所以陈爱娟所谓的每年归还24000元利息的主张不攻自破。2010年10月20日借款20万2011年1月11日还款，借款时间80天，按月息1%计算，还50000元其中利息只能算5328元，那么截止2011年1月11日所欠的借款本金只有155328元，试问年利息12%，每年的借款利息是24000元吗?至于张传良在2020年8月份拟定的一份协议打算还款20000元结清双方债务，正是因为张传良认为还款已清，但陈爱娟一直纠缠不息，所以才愿意再还20000元以了结该债务，这也与张传良一直主张的该借款系无息借款相吻合。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判，驳回陈爱娟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二审期间补充上诉理由如下：张传良与陈爱娟之间的借款合同应当属于利息约定不明，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存在12%的口头利息约定，证据不足，也不符合事实。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也可以看出，张传良与陈爱娟的丈夫系亲戚关系，张传良不是担保人，其作为中间人促成了张国兴与第三人的借款，陈爱娟也收取过第三人的利息。因为第三人还不出借款，张传良曾与张国兴一起找第三人讨论还款的事情，所以张传良与陈爱娟约定，其把本金还上。双方存在12%的口头利息约定证据不足，通过书面的形式约定借款金额，又通过口头的形式约定利息是不符合常识的。现有证据也无法证明双方存在12%的利息口头约定，一审认定借条签订之后六年张传良归还了陈爱娟每年2.4万元的利息，但前六年每年归还2.4万元的利息的事实是没有证据支撑的，陈爱娟也仅提供了2014、2015年两年归还利息的凭证。而且2018年2万元的利息与2.4万元的利息也明显不一致。一审中陈爱娟也承认前六年也不是每年归还2.4万元，有时也归还2万元。一审庭审后，发现2011年张传良还付过5万元的还款，这与每年2.4万元的利息更不一致。 陈爱娟辩称：以前是根据张传良的介绍借款给第三人的，利息一个月一分半左右。当时出借时是由张传良担保的，还有房产作抵押。两年之后，因为不认识第三人，所以陈爱娟不放心，张传良说“你们不放心就借给我好了”。陈爱娟、张国兴就把借条和房产证给了张传良，他出了借条，当时第三人还是找得到的。张传良在2011年、2012年付了两年的利息各2.4万元，是现金支付的。2013年到2016年每年付了2.4万元，2017年是2万元。当时陈爱娟、张国兴打电话给张传良说少了4000元，他说有数了。后来2018年张传良坐牢去了，就不了了之了。2019年张传良出狱之后张国兴向他要本金和利息，他一直说暂时没有钱，要变卖房产之后归还，但一直拖延未还款。2020年8月张传良单方制订协议，打算以2万元结清所有的本金和利息，但陈爱娟、张国兴没有同意。至于对方所说的还了5万元，要拿出证据来。 陈爱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张传良返还陈爱娟借款本金200000元，并支付该款自2017年10月21日起按年利率12%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10月20日，张传良向陈爱娟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到陈爱娟人民币（贰拾万元正）。借款人：张传良。2010.10.20。”借条出具后至2018年2月，张传良陆续向陈爱娟支付部分款项。2020年，张传良自行拟定《协议书》一份，要求陈爱娟与其他债权人一起就张传良名下房产处置变现的金额按比例受偿，不足部分陈爱娟放弃追偿，张传良同意先行支付陈爱娟欠款20000元。对此，陈爱娟明确予以反对，并于2020年9月30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诉讼中，陈爱娟表示双方曾口头约定借款利息为年息12%，张传良在借条出具后按24000元/年支付了六年利息，第七年的利息支付了20000元。张传良辩称，其出具的借条中并无利息约定，此后每年支付陈爱娟的款项（前六年是24000元/年，第七年是20000元）均是归还本金。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庭审调查情况，张传良对其向陈爱娟出具借条的基本事实并无异议。本案的争议集中在双方是否存在年息12%的利息约定。对此，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实践中，自然人之间的借款行为通常无形式上的限制性要求，当事人可以采取书面形式，也可以是口头或其他形式。本案中，双方虽然未在借条中载明利息的计算标准，但根据已查明的案件事实，张传良在借条出具后每年定期支付陈爱娟款项（前六年是24000元/年，第七年是20000元），该付款周期和金额有明显的规律可循，与陈爱娟主张利息为年息12%的标准高度吻合，亦符合民间借贷的付息规律。另需要指出的是，本案的借款来源于2006年、2007年张传良为案外人李月祥向陈爱娟丈夫居间介绍所形成的借贷债务，而前述债务是明确有利息的，张传良亦认可其当时也是前债的还款责任人，本身负担着还本付息的合同义务，故在张传良向陈爱娟重新出具借条后，继续承担付息义务亦合乎情理。同时结合日常生活经验，就本案的欠款金额，债务人还款通常会以整万的方式履行，即便还款金额仅精确到千位数，也会选择5000元这样便于结算的金额，很少会选择4000元这样不易计算的数额。故综合以上分析，一审法院认为陈爱娟提出每年利息为24000元的主张符合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予以采信。综上，陈爱娟的诉讼请求，有相应证据在案证实，且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张传良的相关抗辩意见，与查明的案件事实不符，不予采纳。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依据以上条款，因本案事实发生于民法典施行前，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张传良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陈爱娟借款本金200000元，并支付该款自2017年10月21日起按年利率12%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如张传良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320元，减半收取2660元，由张传良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张传良向本院提交5万元存款业务回单（2011年10月11日），该款项是韩国良（是张传良财务）存到张国兴帐户的。陈爱娟发表质证意见认为：这5万元是工程款，2011年4月之后张传良和朱新华承包了安徽一个水泥厂扩建项目的工程，张国兴是工地财务，是张传良介绍张国兴去，是张国兴个人出面在当地银行办理了资金专用卡，汇给这张卡上的款项都是用于工地的。 被上诉人陈爱娟向本院提交尾号3118农业银行卡的业务回单一组、水泥厂项目的相关材料一组，证明张国兴在水泥厂工程项目中是给张传良管财务的，这张卡是在2011年4月5日在安徽庐江办理的，对方所说的5万元是工程款。张传良发表质证意见认为：对农行业务回单有印章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5万元是工程款，张国兴在工地上做过，主要是看材料、收货，没有做过财务，对工地相关材料真实性无法确认，且和本案无关。 本院对张传良提交的证据以及陈爱娟提交的盖有银行业务印章的银行业务回单真实性予以确认，该些证据主要针对张传良二审主张的5万元是否用于归还本案借款，本院将结合在案证据和当事人陈述进行综合评判；对陈爱娟提交的其他无银行印章的业务回单真实性无法核实，水泥厂项目的相关材料有部分系复印件、有部分系手写材料，手写材料并无张传良签字，对水泥厂项目的相关材料本院不予确认其证据效力。 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在于张传良于2011年10月11日存入张国兴账户的5万元是否用于归还本案借款，以及本案借款是否存在年利率12%的利息约定。张传良主张本案借款并未约定利息，那么按其上诉所称前述5万元系用于归还本案借款，再根据其一审庭审中的陈述，其借款后前六年每年归还24000元、第七年归还20000元、共计164000元，则到借款后第七年张传良已归还214000元，已超本金金额，其又于2020年拟定《协议书》同意再支付陈爱娟20000元，该些支付行为与其关于本案借款未约定利息只需归还20万元本金的陈述不符，亦不合常理；一审庭审中张传良陈述与陈爱娟、张国兴约定每年还本金24000元，但其又于借款后第一年在还款24000元外另还款50000元，显然与陈述矛盾；一审庭审时张传良对于出具《协议书》的解释是当时经过估算尚欠陈爱娟三、四万元，故想再归还20000元了结双方债务，但上诉又称是因其认为还款已清，但陈爱娟一直纠缠不息，所以才愿意再还20000元以了结该债务，两次陈述存在矛盾；2011年10月11日的5万元系张传良所称的“已归还”款项中数额最大的一笔，但张传良在一审中并未提及，只陈述其他还款情况，本院认为不合常理，张传良对此解释是一审庭审后才发现，但其在2020年拟定《协议书》并同意再支付20000元时应对已归还款项有过清算，故该解释本院不予采信。综合上述情况，再结合张传良认可与张国兴一起在安徽水泥厂项目中一起工作的情况，本院认为张传良主张2011年10月11日其存入张国兴账户的5万元系用于归还本案借款，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另，张传良在借款后前六年每年归还24000元，归还的周期和金额与陈爱娟主张的年利率12%的利息标准吻合，再结合本案借款的起源、张传良重新出具本案借条的前因后果以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本院同意一审法院的认定，即陈爱娟提出每年利息为24000元的主张符合民事证据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且该利息标准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对陈爱娟的诉请予以支持并无不当。综上，张传良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原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320元，由张传良负担（张传良已预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舒 宁 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日 书记员 骆芳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