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12147号上诉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邬建强，男，1978年3月27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湘乡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邓云升，广西桂三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王洪华，女，1988年8月2日出生，壮族，住南宁市良庆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邓云升，广西桂三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邬兆平，男，1977年3月7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岳麓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邓云升，广西桂三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赖梅松，男，1970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桐庐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庄丽红，上海市鲤庭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赖建法，男，1969年4月2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桐庐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庄丽红，上海市鲤庭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张顺昌，男，1959年2月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桐庐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庄丽红，上海市鲤庭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商学兵，男，1970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桐庐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庄丽红，上海市鲤庭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邱飞翔，男，1962年9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庄丽红，上海市鲤庭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上海豪旻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住所地上海市金山区吕巷镇溪南路******。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市蓝瑞投资有限公司（委派代表：黄沁）。委托诉讼代理人：庄丽红，上海市鲤庭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北京红杉信远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住所地北，住所地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超前路**院**楼****v>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喆酉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委派周逵为代表）。委托诉讼代理人：庄丽红，上海市鲤庭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天津红杉聚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住所地天津自贸试验区，住所地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空港国际物流区第二大街**** sty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喆煊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委派代表：周逵）。委托诉讼代理人：庄丽红，上海市鲤庭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邬建强、王洪华、邬兆平与上诉人赖梅松、赖建法、张顺昌、商学兵、邱飞翔、上海豪旻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豪旻投资中心”）、北京红杉信远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红杉投资中心”）、天津红杉聚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聚业合伙企业”）清算责任纠纷一案，均不服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6民初158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邬建强、上诉人王洪华、上诉人邬兆平(以下简称上诉人邬建强等三方)上诉请求：撤销原判第一至三项，改判：一、上诉人赖梅松、赖建法、张顺昌、商学兵、邱飞翔、上海豪旻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北京红杉信远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天津红杉聚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诉人赖梅松等八方）支付其补偿费1,300,000元；二、上诉人赖梅松等八方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上诉人邬建强等三方以1,300,000元为基数，自2016年10月2日起按央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三、上诉人邬建强等三方无须支付上诉人赖梅松等八方违约金200,000元。上诉主要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部分事实认定错误且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法院认定涉案Z公司于2014年11月7日向上诉人邬建强转账支付100万元系支付涉案补偿款，属于事实认定错误。该款项是Z公司第二次向邬建强转账，银行回单记载用途为“南宁中转回收费用”，但一审法院对此错误认定为“补偿费”。本案中,包括上述“第二次”转账在内,Z公司总共有四次向邬建强转账大额费用。其中,第一次发生在2014年9月19日,金额为500万元,银行回单记载用途为“南宁加盟终止补偿费”;第三次发生在2015年9月28日,金额为280万元,银行回单记载用途为“收购补偿费”;第四次发生在2015年10月9日,金额为20万元,银行回单记载用途为“补偿费”。该100万元的用途“中转回收费”显然与另外三次“补偿费”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一审庭审中,上诉人赖梅松等八方对该100万元的用途记载为“回收费”而非“补偿费”解释为财务人员操作失误导致，显然有悖常理。因Z公司的第三次、第四次转账支付补偿费,时间跨度与第一次相比有一年零一个月;而这三次转账跟涉案《协议书》约定的分期支付总金额、费用性质完全一致,且在时间上也基本完全吻合(第二期300万元约定是在2015年10月1日前支付,实际逾期了8天而已)。其第二次转账离第一次转账仅有两个月不到,何会有如此备注用途失误的情况呢?此外,该笔100万元转账时间也从涉案《协议书》找不到根据。涉案《协议书》约定的930万元补偿费是分三期支付。第一期时间为签署协议起十个工作日内,金额500万;第二期为2015年10月1日之前,金额为300万元;第三期为2016年10月1日前,金额为130万元。一审庭审中,上诉人赖梅松等八方对这100万元中转回收费解释为是应上诉人邬建强等三方的要求而提前支付毫无事实依据。经查档,现有充分的新证据证明,在2014年9月、10月,Z公司在终止与Y公司加盟合作的同时,一并回收了Y公司名下的车辆、材料、物品等资产;而这些回收事项,双方并未签订书面回收合同,该回收事项及回收价款与涉案《协议书》及930万补偿费是相互独立的。可见上述争议的100万元“南宁中转回收费用”显然并非补偿费,而是车辆、材料、物品等回收款。第二,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邬建强等三方应承担违约责任属法律适用错误。涉案违约金属于一般债权范畴,其诉讼时效应适用一般债权诉讼时效的有关规定。本案中,上诉人赖梅松等八方直到2020年3月才向上诉人邬建强等三方主张违约金,已远远超过诉讼时效。关于违约情况,上诉人赖梅松等八方早在2014年12月就已知悉或应知悉。理由是:第一,涉案《协议书》已经明确约定了上诉人具体履行合同义务的期限是签署后的3个月内,否则要支付违约金。即Z公司对违约金的请求权早在2014年12月就已经成立。第二,当时Z公司也已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有关违约金的请求权已经成立。依据是原《民法通则》第一百三七条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这里的知道或应当知道是指权利人按一般人的注意程度就可以得知。既然涉案协议书对上诉人邬建强等三方有关履行义务的期限及违约金成就的条件都作了明确约定,则Z公司作为合同当事人一方,对此,其稍加注意即可知悉。因此应推定其当时已应当知悉。而在一审中,上诉人赖梅松等八方并未就其“当时不知道”或“不应当知道”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因此,涉案违约金的诉讼时效起算点应当是在协议书签订后的三个月期限2014年12月19日起算，被上诉人2020年3月才起诉要求违约金,显然已过诉讼时效,上诉人对诉讼时效的抗辩成立。即便在当时Z公司不知违约情况，则其在2016年5月12日清理公司资产、通过“注销清算报告”时，也应注意到上诉人邬建强等三方的违约情况及相关违约金追索权利；而从其在一审中提交“介绍信”“南国早报复印件”主张截至2016年6月、2017年6月上诉人邬建强等三方等未依约将广西A有限公司公章、证照等归还属于违约也可知上诉人赖梅松等八方在上述时间也已明知上诉人违约。退一步来说,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邬建强等三方承担20万元违约金仍过高。自2014年9月双方签涉案协议书之后,上诉人邬建强等三方及其掌控的Y公司按照约定,完全退出了南宁XX快递业务市场,并根据Z公司的现时要求或指示,陆续完成了全部转移、对接、交接工作;Z公司及其直营的广西B有限公司的后续业务、经营活动等亦并无受任何影响或产生实际损失。而本案中,上诉人赖梅松等八方并无充分举证可证明其受到的实际损失。鉴于违约金的“填补性”本质,一审法院仍判决20万元之巨的违约金,并无充分的事实依据且有违情理。三、案涉协议书是一份合法有效的合同，各方均应遵守。其中涉及的930万元补偿款，是经由各方充分协商确定的价款，是无可争议的。至2019年10月9日，上诉人邬建强等三方已履行该协议书全部合同义务。第一，协议书的目的，即双方终止加盟关系，上诉人邬建强等三方此后不得再在南宁地区经营XX快递业务、退出XX快递业务南宁地区市场。其认证事实如下：1、在该协议书签署之前，上诉人邬建强等三方的南宁XX快递业务实际上已被全面停止。2、案涉协议书签署后，上诉人邬建强等三方未再经营或者后续影响XX快递业务的运营；3、2014年9月28日赖松梅成立了广西B有限公司全面接管南宁地区XX快递业务至今，经网络公示众所周知。上诉人赖梅松方上诉请求：撤销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6民初15830号民事判决一至三项，改判驳回上诉人邬建强等三方关于补偿费及其逾期付款利息的本诉诉讼请求，支持上诉人赖梅松等八方关于违约金186万元的反诉请求。上诉主要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赖梅松等八方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实际损失,明显有误。在一审庭审中，双方对“派费”结算方式的陈述是一致的,就是通过第三方网络公司的结算系统进行结算,而非传统的银行转账等方式进行结算。同时,上诉人邬建强等三方也认可上海C有限公司是为XX公司结算“派费”提供网络技术支持的。虽然该公司成立于2015年,但XX公司之前的结算系统的相关数据是延续保存下来的,而且这些数据都是实时的、客观的。在上诉人赖梅松等八方提供了上海C有限公司“派费”实时数据统计表以及部分Y公司下属承包商出具的证明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仍以上诉人赖梅松等八方无法提供银行转账凭证等原因,确认上诉人赖梅松等八方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实际损失,认定有误。二、一审法院对违约金的调整幅度过大。案涉协议书明确约定,在Y公司、邬建强、王洪华严格遵守协议的前提下,Z公司同意补偿930万元;若Y公司、邬建强、王洪华违反协议项下义务的,Z公司有权要求违约方支付补偿金总额20%即186万元的违约金。那么,在Y公司、邬建强、王洪华具有多个违约行为的情况下,Z公司支付了本不该支付的补偿金达900万元之巨,又迫于无奈支付了本该由Y公司支付的“派费”365万余元,Y公司、邬建强、王洪华理应支付相应的违约金。上诉人邬建强等三方认为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法院予以调整。那么,根据《合同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约定,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调整,这个调整也应该是适当调整,而不是如一审法院那样大幅调整。综上,上诉人赖梅松等八方认为,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有误,对约定的违约金作大幅调整并无相应的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改判。双方上诉人均不接受对方的上诉请求。一审中，邬建强、王洪华、邬兆平提出的诉讼请求如下：判令赖梅松、赖建法、张顺昌、商学兵、邱飞翔、豪旻投资中心、红杉投资中心、聚业合伙企业共同支付邬建强、王洪华、邬兆平补偿费1,300,000元,并支付资金被占用期间利息(以1,300,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6年10月2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赖梅松、赖建法、张顺昌、商学兵、邱飞翔、豪旻投资中心、红杉投资中心、聚业合伙企业提出反诉请求如下：1、判令邬建强、王洪华、邬兆平支付赖梅松、赖建法、张顺昌、商学兵、邱飞翔、豪旻投资中心、红杉投资中心、聚业合伙企业违约金1,860,000元；2、判令邬建强、王洪华、邬兆平赔偿赖梅松、赖建法、张顺昌、商学兵、邱飞翔、豪旻投资中心、红杉投资中心、聚业合伙企业损失中超过违约金部分的1,792,083.60元。一审法院认定法律事实如下：2014年9月19日，Z公司（甲方）、Y公司（乙方）、邬建强（丙方）、王洪华（丙方）签订协议书。协议书约定：一、甲乙双方加盟关系终止，未经甲方同意，乙方和丙方不得自行或与他人合作经营XX快递，不得以商标、字号、宣传用语等各种形式使用“XX”、“XX”标识，不得以XX快递名义对外开展经营。……四、乙方和丙方应于本协议签署后7日内，返还广西A有限公司的全部证照并撤除含有“XX”、“XX”字样的标识。同时，乙方和丙方应在本协议签署后3个月内变更乙方名称及丙方实际控制的其他企业中的“XX”字号。……六、甲乙双方及乙方下属承包区未结清的业务款项按惯例据实结算支付。此外，甲方同意，在乙方和丙方严格遵守本协议的前提下，补偿乙方和丙方9,300,000元（玖佰叁拾万元），按如下方式支付：1、本协议签署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支付5,000,000元；2、2015年10月1日前，支付3,000,000元；3、2016年10月1日前，支付1,300,000元。七、乙方和丙方确保，对于上述款项内部分配事宜与甲方无涉，任何内部投资方、合作方（包括乙方下属承包区）、债权人、员工等均无权向甲方主张任何权益。……九、甲方同意在符合甲方网络政策和要求的情况下，原乙方发包的南宁片区内的承包区仍由原承包人经营，直接接受甲方管理。乙方和丙方应积极配合甲方完成南宁片区的业务协调对接及费用结算工作。十、乙方或丙方违反本协议项下义务的，甲方有权要求违约方支付本协议第六条所述补偿金总额20%的违约金。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甲方损失的，甲方有权要求违约方赔偿超过部分。2014年9月19日，Z公司向邬建强支付5,000,000元（付款回单用途记载“南宁加盟终止补偿款”），2015年9月28日，Z公司向邬建强支付2,800,000元（付款回单用途记载“收购补偿款”），2015年10月9日，Z公司向邬建强支付200,000元（付款回单用途记载“补偿款”）。2014年11月7日，Z公司向邬建强支付1,000,000元（付款回单用途记载“南宁中转回收费用”）。赖梅松、赖建法、张顺昌、商学兵、邱飞翔、豪旻投资中心、红杉投资中心、聚业合伙企业是Z公司的股东。2015年9月17日，Z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公司注销。2016年5月12日，Z公司出具注销清算报告，其中股东承诺：公司债务已清偿完毕，若有未了事宜，股东愿意承担责任，八股东在注销清算报告上签字盖章。Z公司于2016年7月1日注销。2019年10月9日，Y公司名称变更为W公司，股东为邬兆平、王洪华。2019年12月31日，W公司出具清算报告，该报告记载：经公司2019年11月16日召开的股东会同意，决定解散本公司，同时成立了由王洪华担任清算小组负责人，邬兆平、王洪华担任清算小组成员的清算小组……公司债务已清理完毕，经清算后，公司无债务，等等。W公司于2019年12月31日注销。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Z公司、Y公司与邬建强、王洪华签订的协议书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各方均应恪守。协议书中约定，Z公司、Y公司双方及Y公司下属承包区未结清的业务款项按惯例据实结算支付。赖梅松等八方主张因Y公司未按协议约定结清其下属承包区的业务款导致Z公司代为支付了相关业务款共计3,652,083.60元，造成Z公司损失而要求邬建强等三方赔偿，为证明其损失主张，赖梅松等八方提交了八家快递公司出具的确认函以及上海C有限公司盖章的上海总部向原加盟商下属承包区支付2014年7月至8月13日派费统计表，对此邬建强等三方有异议。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八份确认函仅有快递公司盖章，并没有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证据形式上不符合法律规定，同时派费统计表由上海C有限公司盖章确认，该公司与Z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系赖梅松，且该公司于2015年7月22日才成立，被告未举证证明该公司对2014年7月至8月Z公司所支付的派费进行确认的依据及合理性；其次，邬建强等三方否认确认函的出具单位系其下属承包商，赖梅松等八方也未举证证明出具确认函的快递公司系Y公司的下属承包商；再者，赖梅松等八方主张的派费金额较大，但未能提供银行转账凭证或其他支付凭证来证明Z公司向Y公司下属承包商实际支付了上述业务款，且赖梅松等八方关于派费在公司系统软件中进行结算的陈述与确认函中记载的“已于2014年9月25日收到由上海XX向本公司支付的派费”的内容亦不相符。综上，赖梅松等八方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实际损失。退一步讲，即便Z公司确为Y公司垫付了下属加盟商的派费，但据赖梅松等八方提交的证据显示Z公司垫付派费时间为2014年9月25日，距今已逾五年多，其亦未举证证明在本次诉讼之前曾要求邬建强等三方返还上述派费，故邬建强等三方关于赖梅松等八方要求赔偿派费损失的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成立。综上，赖梅松等八方要求邬建强等三方赔偿其垫付派费损失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涉案协议又约定Y公司、邬建强、王洪华不得以商标、字号、宣传用语等各种形式使用“XX”标识，并应于协议签署后3个月内变更Y公司名称中的“XX”字号。涉案协议书于2014年9月19日签订，但Y公司、邬建强、王洪华未在协议约定期限内变更“XX”字号，直至2019年10月9日才将Y公司名称变更为W公司。故Y公司、邬建强、王洪华构成违约，且其违约行为一直延续到2019年10月9日，对此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根据协议约定，Y公司、邬建强、王洪华违反协议项下义务的，Z公司有权要求违约方支付协议第六条所述补偿金总额20%的违约金。一审庭审中，邬建强等三方认为赖梅松等八方主张的违约金过高，鉴于赖梅松等八方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因上述违约行为受到的实际损失，故一审法院根据邬建强等三方的违约程度酌情对违约金予以调整。邬建强等三方关于双方以实际行动变更协议约定的部分Y公司义务的抗辩意见，赖梅松等八方有异议，且邬建强等三方未举证证明，一审法院不予采纳。虽然Y公司、邬建强、王洪华存在违约行为，但其最终于2019年10月9日完成“XX”字号的变更，履行了协议约定的主要义务，故Z公司仍应按照协议向Y公司支付剩余未付的补偿款。关于剩余未付补偿款的金额认定，Z公司2014年11月7日支付1,000,000元的付款凭证虽未明确记载用途为涉案补偿款，但从其记载用途为南宁中转回收费用来看，与双方涉案纠纷亦具有关联性，且邬建强等三方对其所述该1,000,000元款项系Z公司与Y公司另行达成的关于车辆及其他物品的折价结算款也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一审法院采纳赖梅松等八方关于该1,000,000元系支付涉案补偿款的意见。故Z公司尚应支付Y公司、邬建强、王洪华补偿款300,000元。关于邬建强等三方主张的逾期付款利息，因Y公司、邬建强、王洪华违约在先，Z公司未按协议书约定时间支付剩余补偿款并无不当，但在Y公司、邬建强、王洪华变更相关字号之后，Z公司仍应继续履行支付补偿款的合同义务，故对邬建强等三方主张的逾期付款利息的起算时间一审法院予以调整。同时邬建强等三方主张的逾期付款利率标准亦不甚妥当，一审法院依法调整为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关于责任承担主体。Z公司于2016年7月1日办理公司注销登记，Y公司于2019年12月31日办理公司注销登记。根据法律规定，公司应当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十五日内成立清算组开始清算，清算包括通知债权人、发布清算公告、登记核实债权、清理债权债务、制作清算报告等，公司经依法清算完毕后方可申请注销。Z公司、Y公司虽然都成立了清算组，但并无证据显示两公司进行了全面规范的清算，表现为未通知已知债权人申报债权等。根据法律规定，公司未经依法清算即办理注销登记，股东或者第三人在公司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时承诺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本案中，赖梅松等八方作为股东在清算报告中承诺对Z公司注销后的未了事宜继续承担责任。故邬建强等三方主张赖梅松等八方就Z公司对Y公司、邬建强、王洪华的债务承担还款责任，于法有据，应予支持。王洪华、邬兆平在未经核实的情况下，向市场监督管理局称已清偿全部债务并申请注销Y公司。王洪华、邬兆平作为清算义务人及清算组组成人员对此存在重大过失，应当按照公司法的规定承担相应责任。因Y公司已经被注销，无法再行清算以查明公司资产负债情况，导致赖梅松等八方未能申报债权而未获清偿，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赖梅松等八方的损失应由王洪华、邬兆平承担。损失的范围应包括赖梅松等八方主张的违约金。一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百八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一条、第二十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一、赖梅松、赖建法、张顺昌、商学兵、邱飞翔、上海豪旻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北京红杉信远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天津红杉聚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邬建强、王洪华、邬兆平补偿费300,000元；二、赖梅松、赖建法、张顺昌、商学兵、邱飞翔、上海豪旻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北京红杉信远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天津红杉聚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邬建强、王洪华、邬兆平以30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10月10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三、邬建强、王洪华、邬兆平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赖梅松、赖建法、张顺昌、商学兵、邱飞翔、上海豪旻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北京红杉信远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天津红杉聚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违约金200,000元；四、驳回邬建强、王洪华、邬兆平的其余本诉请求；五、驳回赖梅松、赖建法、张顺昌、商学兵、邱飞翔、上海豪旻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北京红杉信远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天津红杉聚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其余反诉请求。如负有履行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18,166元，由邬建强、王洪华、邬兆平共同负担12,207元，由赖梅松、赖建法、张顺昌、商学兵、邱飞翔、上海豪旻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北京红杉信远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天津红杉聚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同负担5,959元；本诉案件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邬建强、王洪华、邬兆平共同负担2,927元，由赖梅松、赖建法、张顺昌、商学兵、邱飞翔、上海豪旻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北京红杉信远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天津红杉聚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同负担2,073元；反诉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8,009元，由赖梅松、赖建法、张顺昌、商学兵、邱飞翔、上海豪旻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北京红杉信远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天津红杉聚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同负担15,859元，由邬建强、王洪华、邬兆平共同负担2,150元。二审中，上诉人邬建强等三方提交如下证据：南京D公司车辆折旧明细表、物料盘点清单、车管所查档材料及其相关所有权人的企业公示信息，拟证明其2014年11月7日收到的“南宁中转回收费用”100万元系依据协议书第八条约定收取的资产盘点物品和设施设备的收购款。赖梅松等八方对于前述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不予确认，且认为邬建强等三方的举证超过了举证期限，赖梅松等八方亦未收到过前述资产。本院认证意见如下：从协议书第八条约定的内容、100万元的付款时间及其记载用途、双方的业务交接背景、车辆的过户事实综合分析，邬建强等三方的举证达到高度盖然性，能够证明赖梅松等八方因收购邬建强等三方的资产而须支付一定数额的收购款的事实成立。但具体的收购金额及其相应资产，因双方虽经口头协商但最终未能签署书面的合同，又无其他有效证据印证相关事实而无法确定。经本院审查，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正确，当事人各方亦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案涉协议书第八条约定：本协议签署后,各方共同对乙方资产进行盘点。经甲方确认可继续用于快递业务经营的车辆、物料、流水线等物品和设施设备,甲方酌情收购。收购价格根据资产实际状况折旧评估,由各方另行约定价款及支付方式。本案争议焦点：2014年11月7日Z公司向邬建强支付的100万元款项应如何认定其用途？赖梅松等八方主张的违约事实及其违约金186万元是否具备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证明。邬建强等三方主张由Z公司支付剩余补偿款130万元，首先应举证证明己方完成了六点书面约定事项，关于该六点事项，“XX”字号变更的完成情况一审法院已经进行了事实查明，并酌情判处了20万元的违约金，该处理并无不当。而其中的第六点补偿费支付前提条件，即邬建强等三方须对下属承包区未结清的业务款项按惯例据实结算支付，关于该前提条件的完成方面，本院认为邬建强等三方负有不可推卸的举证责任，而非由赖梅松等八方来举证证明其垫付了相关款项，如其举证不能，邬建强等三方即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也即不能获得全部的补偿款。本案的实际情形是，邬建强等三方就下属承包区未结清的业务款项按惯例据实结算方面的举证并不到位，显然在付款前提条件不完全满足的情形下，邬建强等三方不应取得全部的剩余补偿款。加之Z公司于2014年11月7日支付的100万元款项究竟是什么性质的款项方面，上诉双方及时固定证据的法律意识均明显欠缺，双方就此的举证又均不占绝对的优势，且在交接经营权后至本案起诉前长达数年间均未见有效证据表明双方进行过款项结算、追讨的积极行为，故综合全案证据及相关履行事实，一审法院酌定判处的违约金20万元和补偿费30万元，均属公平合理。即便结合本院二审中补充查明的相关事实，本院认为亦不存在对一审判决进行纠正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上诉人赖梅松等八方上诉主张一审法院判处的违约金过低，系单纯比对协议书中约定的违约金金额与一审法院实际判处金额的差距所得，而未将一审法院对2014年11月7日100万元付款在补偿款方面的衡平因素考虑在内，本院对其相关上诉意见，不予采纳。据此，一审判决具备事实和法律依据，公平合理，本院应予维持。当事人双方的上诉，不具备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人邬建强、王洪华、邬兆平、上诉人赖梅松、赖建法、张顺昌、商学兵、邱飞翔、上海豪旻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北京红杉信远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天津红杉聚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3,540元，由上诉人邬建强、王洪华、邬兆平共同负担13,800元，由上诉人赖梅松、赖建法、张顺昌、商学兵、邱飞翔、上海豪旻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北京红杉信远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天津红杉聚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同负担19,74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 英审判员 杨 苏审判员 顾恩廉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九日书记员 胡 骞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