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1）苏06行终5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朱维珍，女，1933年10月11日生，住南通市崇川区。 委托代理人包永清，女，1963年7月15日生，住南通市崇川区，系朱维珍女儿。 委托代理人陈兵，江苏紫琅律师事务所律师，系法律援助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住所地南通市崇川区工农南路150号。 法定代表人王开亮，局长。 应诉负责人沈斌，党组成员。 委托代理人周金峰，南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高婷婷，北京市炜衡（南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南通开发区红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南通市开发区中兴路11号新星商厦1206室。 法定代表人朱旭东。 上诉人朱维珍因要求履行安置补偿法定职责一案，不服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20）苏0691行初558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朱维珍原在南通市北××园××#对门有国有土地上房屋一间，建筑面积约为29.87平方米，房屋性质为住宅房。1997年，南通开发区红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叶公司）根据市计委通计固（97）第63号文、市国土规划局规土许（97）字第11号、通土规（1997）第23号、通地许字第24号文及规划红线图，受让南通市财贸新村地块进行起凤园二村旧城改造工程建设，作为拆迁人实施房屋拆迁工作，并委托南通市房屋拆迁公司实施受让范围内的房屋拆迁工作。原南通市房产管理局于1997年10月16日向其颁发了拆迁许可证。朱维珍在原北××园××号对门的房屋在上述拆迁项目范围内。因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实施单位南通市房屋拆迁公司申请裁决。原南通市房产管理局遂于1998年10月25日作出通房裁（1998）字第44号裁决书（以下简称44号裁决书），裁决书载明：申请人对拆迁被申请人私有房屋建筑面积29.87平方米（使用面积按实测定）应在地块改造后的新建房屋中进行安置，所安置房屋被申请人要求保留私有产权的，需按规定实行产权调换，结算产权调换差价，安置的房屋面积大于被拆除面积部分，由被申请人按商品房价格计缴集资款……该裁决书作出后朱维珍未申请复议或提起诉讼。 1998年11月11日，南通市人民政府作出通政决[1998]26号责令限期拆除决定书，责令朱维珍按照裁决书要求自行搬至过渡房先行过渡。因朱维珍未履行上述责令限期拆除决定书之义务，原南通市房产管理局申请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崇川法院）强制执行。1998年11月24日，崇川法院依申请对朱维珍案涉房屋予以强制拆除。朱维珍因认为其上述房屋为营业用房而非住宅用房，一直未按裁决书与红叶公司签订协议并进行结算。 1999年5月，朱维珍女儿包永清、包永群在未经红叶公司同意的情况下，将相关物品搬进红叶公司所有的××园××号楼××号店面房中。红叶公司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其迁出占用的店面房，崇川法院经审理作出（2000）崇民初字第1667号民事判决，责令包永清、包永群迁出上述房屋并腾空交付红叶公司。包永清、包永群不服提起上诉，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1）通中民终字第762号民事判决，维持了上述判决。上述民事判决生效后，因包永清、包永群未履行，红叶公司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2000年11月，崇川法院开庭审理了朱维珍诉红叶公司房屋拆迁安置纠纷一案，朱维珍诉请红叶公司安置其××园××号楼营业用房一间及补偿损失人民币10000元。在审理过程中，崇川法院函询原南通市房产管理局，原南通市房产管理局表示44号裁决书中的安置补偿应是住宅用房，并非朱维珍主张的非住宅房屋（营业用房），故认为朱维珍要求红叶公司安置其营业用房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遂作出[2000]崇民初字第1852号民事判决，驳回了朱维珍的诉讼请求。2000年12月10日，红叶公司向朱维珍发送《通知》，要求其于12月15日前至红叶公司办理××幢××室的房屋结算，因朱维珍认为应安置其营业用房而未去结算。 后朱维珍提起行政诉讼，认为原南通市房产管理局在出具给崇川法院的证明中，将朱维珍所有的1间房屋性质界定为住宅房屋，与裁决书中对该房屋性质的认定相悖，请求法院予以撤销。崇川法院作出（2001）崇行初字第14号行政判决，维持了原南通市房产管理局所作的答复。朱维珍不服，上诉于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1）通中行终字第109号行政判决，维持了上述判决。朱维珍于2002年、2004年、2006年就上述民事判决和行政判决进行申诉，其请求均未获支持。在此过程中，受理申诉的有关部门对朱维珍做了法律释明和解答。自2004年后，朱维珍未再向红叶公司主张安置补偿。 2019年12月6日，朱维珍寄信给南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下简称南通住建局），要求南通住建局对其予以补偿安置。南通住建局于次日收悉后，经查阅相关资料，于2019年12月31日作出《关于履行房屋拆迁补偿安置义务的函》。上述函件于2020年1月2日、1月8日向红叶公司住所地及其他地址以挂号信方式寄出，均被退回。南通住建局遂委派工作人员至红叶公司住所地了解情况并联络公司法定代表人。联系未果后，遂于7月13日对朱维珍作出书面答复，告知其通过法律途径解决补偿安置问题。另经查询，红叶公司名下仍然有不动产登记信息。 朱维珍于2020年6月28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认为南通住建局在2001年2月21日出具了一份笔录给法院，说明房屋性质为住宅用房，使得朱维珍走上了漫长的诉讼之路，致使朱维珍得不到补偿安置。请求法院判决南通住建局对朱维珍予以安置补偿。 一审法院认为，《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1991年6月1日施行）第三条规定，本条例所称拆迁人是指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本条例所称被拆迁人是指被拆除房屋及其附属物的所有人（包括代管人、国家授权的国有房屋及其附属物的管理人）和被拆除房屋及其附属物的使用人。第五条规定，拆迁人必须依照本条例规定，对被拆迁人给予补偿和安置；被拆迁人必须服从城市建设需要，在规定的搬迁期限内完成搬迁。上述条款乃是对拆迁人和被拆迁人基本权利义务的厘定。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在城市房屋拆迁中，取得拆迁许可证的拆迁人对被拆迁人负有补偿和安置的义务。本案中，获得拆迁许可证的建设单位为红叶公司，红叶公司作为拆迁人，对拆迁项目范围内的被拆迁人负有安置补偿的义务。《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九条规定，当地人民政府可以组织统一拆迁，也可以由拆迁人自行拆迁或者委托拆迁，房屋拆迁主管部门不得接受拆迁委托；第十四条规定，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对补偿形式和补偿金额、安置用房面积和安置地点、搬迁过渡方式和过渡期限，经协商达不成协议的，由批准拆迁的房屋拆迁主管部门裁决，被拆迁人是批准拆迁的房屋拆迁主管部门的，由同级人民政府裁决；第十五条规定，在房屋拆迁公告规定的或者本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裁决作出的拆迁期限内，被拆迁人无正当理由拒绝拆迁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作出责令限期拆迁的决定，逾期不拆迁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成有关部门强制拆迁，或者由房屋拆迁主管部门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拆迁。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在城市房屋拆迁过程中的职责在于管理监督，诸如发放拆迁许可证、进行拆迁裁决、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等。本案中，因朱维珍就案涉房屋拆迁补偿安置与拆迁人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南通住建局依申请作出案涉裁决书，并就有关限期拆除决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已经切实履行了监管职责。朱维珍就案涉房屋强制拆除后的安置补偿问题，应该按照44号裁决书及有关裁判文书查明的房屋性质，依法向红叶公司主张，拆迁补偿安置义务并非由南通住建局承担。南通住建局在收悉朱维珍要求对其进行补偿安置的材料后，认真查阅相关档案资料，向红叶公司发出函告，并就函告及联系情况书面告知朱维珍，指引其通过法律途径解决补偿安置，并无任何不当。案涉房屋拆迁项目拆迁人并非南通住建局，补偿安置义务不应由其承担，其不存在不履行法定职责之情形。 需要指出的是，本案纠纷根源在于朱维珍对于案涉被拆除房屋的性质存在认知偏差。对于案涉房屋的性质问题，在原南通市房产管理局作出的说明及相应的民事、行政裁判文书中，都已经有详细的分析说明，在朱维珍相应的案件申诉过程中，相关部门亦对其进行了释明引导。朱维珍应当正视案涉被拆除房屋的性质，就房屋的补偿安置尽早及时向红叶公司主张，以免获得安置补偿之民事权益不能得到有效保障。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朱维珍的诉讼请求。 朱维珍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审判决认定朱维珍的被拆迁房性质为住宅无据可依。44号裁决书和[1998]崇行执字第72号卷宗第27页第4行，均认定朱维珍被拆迁房为非居住房，根据崇川法院1998年11月23日的执行笔录可见，南通市拆迁办主任花明称，朱维珍户可以作为非居住房安置。由于南通住建局在2001年2月21号又出具了一份与44号裁决书相悖的笔录给法院，使朱维珍走上了漫长的诉讼之路。因南通住建局的行政违规行为直接侵害了朱维珍的合法权益，导致朱维珍的房屋被拆至今未予安置补偿，故南通住建局应当对朱维珍进行安置补偿。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南通住建局履行法定职责。 被上诉人南通住建局辩称，在城市房屋拆迁中，对被拆迁人负有补偿和安置义务的系拆迁许可证的拆迁人，因案涉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南通住建局作出44号裁决书，明确拆迁人应依照有关规定对朱维珍给予补偿安置，并就限期拆除决定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已经履行了监管职责。朱维珍所诉的拆迁补偿安置义务，不属于南通住建局的职责范围。朱维珍提交的执行笔录中，花明虽称朱维珍户可以作为非居住房安置，但后面又陈述，被拆迁人要求安置一楼店面房没有依据。更何况，对于朱维珍户的房屋性质，应当以生效判决为准，而不是以哪个个人的陈述为准，这份笔录属于一份协调笔录，最终的认定还是要按照生效裁判文书为准。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以及一审判决的内容，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朱维珍要求南通住建局对其履行安置补偿职责，理由是否成立。 《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1991）第三条规定，本条例所称拆迁人是指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本条例所称被拆迁人是指被拆除房屋及其附属物的所有人（包括代管人、国家授权的国有房屋及其附属物的管理人）和被拆除房屋及其附属物的使用人。第五条规定，拆迁人必须依照本条例规定，对被拆迁人给予补偿和安置；被拆迁人必须服从城市建设需要，在规定的搬迁期限内完成搬迁。本案中，1997年，红叶公司受让南通市财贸新村地块进行起凤园二村旧城改造工程建设，作为拆迁人实施房屋拆迁工作，并委托南通市房屋拆迁公司实施受让范围内的房屋拆迁工作。原南通市房产管理局于1997年10月16日向其颁发了拆迁许可证，朱维珍在原北××园××号对门的房屋在上述拆迁项目范围内，因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南通市房屋拆迁公司申请裁决，原南通市房产管理局遂于1998年10月25日作出了44号裁决书，对朱维珍户被拆迁房屋的安置补偿问题进行了裁决。南通住建局作为房屋拆迁管理过程中的裁决部门，不具有对朱维珍进行安置补偿的法定职责。 对于朱维珍提出的崇川法院1998年执行笔录的相关内容的问题。本院认为，行政机关作出补偿的前提是具有相应的法定职责，而作出赔偿的前提是行政行为违法。朱维珍于2001年5月向崇川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认为原南通市房产管理局在出具给崇川法院的证明中，将朱维珍所有的1间房屋性质界定为住宅房屋，与裁决书中对该房屋性质的认定相悖，请求法院予以撤销。该诉讼经一、二审，朱维珍的诉讼请求均未得到支持。朱维珍仍不服，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6年4月27日作出（2006）苏行监字第059号通知书认为，朱维珍的被拆迁房屋未曾办理过房屋使用性质变更手续，也没有证据证明朱维珍称依法缴纳非住宅用房房产税、土地使用税。原南通市房产管理局将朱维珍的被拆迁房屋使用性质确定为住宅并无不当。由此可见，朱维珍房屋性质问题已经生效判决所确认，在历经十几年之后，朱维珍以执行笔录中的陈述为由，要求南通住建局对其安置补偿，既非南通住建局的法定职责，也不符合要求南通住建局赔偿的前提条件。 综上，朱维珍要求南通住建局对其履行安置补偿职责，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朱维珍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朱维珍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郭德萍 审判员  仇秀珍 审判员  张祺炜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丁雯雯 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