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2民终236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同仁堂昆明药店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吴井路67号一层。法定代表人：李国盛，执行董事。诉讼代表人：云南恒业律师事务所，北京同仁堂昆明药店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管理人负责人：雷秉华。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敏，云南恒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翔，云南恒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深港药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房山区窦店镇窦店村东房窑路南侧6号。法定代表人：赵珍魁，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维民，北京信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北京同仁堂昆明药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同仁堂昆明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北京深港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港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2020）京0111民初1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同仁堂昆明公司上诉请求：依法改判，驳回深港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深港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1.深港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合法有效的买卖合同关系，原审认定错误。《购销质量协议书》生效要件缺失，该协议未生效。该协议第9条约定：“此协议需甲方的企业公章、法人签章及法人代表签字的授权委托书及被委托人的身份证明，若缺一则视为无效协议。”本案中深港公司并未提交与该协议相关的委托书及被委托人的身份证明，按照合同约定该协议尚未生效。该协议书仅有“北京同仁堂昆明药店有限责任公司”字样的章加盖在最后乙方的位置，除此没有任何同仁堂昆明公司参与的痕迹。结合协议第3条约定：“乙方需提供本方资质与甲方交换”。深港公司没有提交任何同仁堂昆明公司的相关资质，可见同仁堂昆明公司并没有就此协议向深港公司提交任何资质材料。2.一审判决认定深港公司向同仁堂昆明公司送货是没有任何依据的。《购销质量协议书》没有实际履行，同仁堂昆明公司从未收到深港公司的货物。深港公司在本案中提交的出库单、退货单、结算单是该公司单方制作，没有同仁堂昆明公司确认，并不能证明其已发货，更不能证明同仁堂昆明公司已经收货。深港公司没有提交任何运输部门的单据，不能证明是否已经发货，更不能证明同仁堂昆明公司已经收货。深港公司提交的出库单上签有杨海字样，但同仁堂昆明公司并未聘请杨海为工作人员，亦未收到深港公司的货物。经查，杨海与深港公司密切相关，是利益一致人。深港公司控股股东北京深港集团有限公司在昆明投资控股的昆明永信福和经贸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曾为杨海。杨海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昆明天地融福商贸有限公司的注册地址紧邻同仁堂昆明公司注册地址，该公司与昆明永信福和经贸有限公司均拖欠同仁堂昆明公司款项。同仁堂昆明公司管理混乱、经营不善，现在破产清算中，管理人未能接管公司营业执照及公章，案涉协议是有人趁同仁堂昆明公司内部混乱加盖该公司印章。深港公司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对方上诉请求。深港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同仁堂昆明公司支付货款437325.21元及利息（以437325.21元为基数，自2017年10月23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7月1日，深港公司与同仁堂昆明公司签订《购销质量协议书》，约定双方达成购销关系，由深港公司向同仁堂昆明公司提供药品。深港公司供货之日起两个月内同仁堂昆明公司需结算以前所送饮片的款数。随后，深港公司于2017年7月20日、7月28日及8月23日三次向同仁堂昆明公司送货，同仁堂昆明公司始终未付款项，同仁堂昆明公司退货后，尚欠货款金额437325.21元。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有对对方当事人的陈述及提交的证据进行答辩和质证的权利，同仁堂昆明公司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及质证，视为放弃相应诉讼权利，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根据深港公司提交的证据及其陈述，可以认定其与同仁堂昆明公司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买卖合同关系，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同仁堂昆明公司欠付深港公司货款，应予支付。同仁堂昆明公司延迟付款，违反合同约定，应当承担逾期占用货款期间利息，深港公司主张的利息计算标准，一审法院依法予以调整。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判决：北京同仁堂昆明药店有限责任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北京深港药业有限公司货款437325.21元及利息（以437325.21元为基数，自2017年10月23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全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同仁堂昆明公司提交昆明永信福和经贸有限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截图，据此主张杨海为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而该公司与深港公司都隶属深港集团，故杨海与深港公司有密切联系；提交昆明天地融福商贸有限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截图，据此主张杨海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公司与同仁堂昆明公司地址很近，杨海即使收货也并非是代表同仁堂昆明公司。深港公司不认可上述证据的关联性及证明目的，认为同仁堂昆明公司关于杨海与深港公司有密切联系的主张属于主观猜测，不具有客观性。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无异。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同仁堂昆明公司与深港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深港公司主张其与同仁堂昆明公司订立了《购销质量协议书》且实际履行了供货义务，并提交盖有双方公章的协议书以及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出库单、退货单、结算单等证据予以证明。在深港公司已经提供部分证据的情况下，同仁堂昆明公司上诉称深港公司提交的出库单、退货单、结算单系单方制作未经同仁堂昆明公司确认，其中出库单上虽签有杨海字样，但同仁堂昆明公司并未聘请杨海为工作人员，且杨海与深港公司关联公司密切相关，据此主张其从未收到深港公司的货物，涉案买卖合同没有实际履行。经查，深港公司提交的其员工与杨海的聊天记录中可以显示深港公司一方系根据杨海的选货提供货物，杨海提供的收货地址为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吴井路67号一层北京同仁堂昆明药店有限责任公司，该地址即为同仁堂昆明公司的住所地。本院认为，考虑到双方签订的《购销质量协议书》上盖有同仁堂昆明公司公章，并结合深港公司员工与杨海的微信聊天截屏中显示的发货、退货沟通记录，以及涉案出库单、退货单、结算单显示的发货、退货情况，可以认定深港公司向同仁堂昆明公司实际提供了涉案货物。此外，同仁堂昆明公司上诉称《购销质量协议书》约定该合同需甲方深港公司的企业公章、法人签章及法人代表签字的授权委托书及被委托人的身份证明，若缺一则视为无效协议，而该协议书上除加盖同仁堂昆明公司公章外没有任何同仁堂昆明公司参与的痕迹，据此主张双方不存在有效的买卖合同关系。本院认为，同仁堂昆明公司并不否认公章的真实性，上述合同条款内容中并未约定以提供同仁堂昆明公司的相应委托书、证明等作为合同生效的要件，且根据前述分析意见，合同已经实际履行。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买卖合同关系，并判令同仁堂昆明公司支付欠付的货款和相应利息，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同仁堂昆明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860元，由北京同仁堂昆明药店有限责任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蒋春燕审 判 员 朱 印审 判 员 施 忆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李雅迪书 记 员 吕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