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05民终266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新军，男，1976年12月17日生，汉族，住山东省昌邑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顾瑜，江苏新天伦（常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贾玉伟，江苏新天伦（常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锋，男，1986年11月7日生，汉族，住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庄品球，江苏汇展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朱新军因与被上诉人徐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法院（2020）苏0581民初57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独任制进行了书面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新军的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徐锋的诉讼主体不适格。本案中和苏州市轩玛尼服饰有限公司发生业务往来的是嘉兴市来远纺织有限公司。双方销售凭证上的印制的抬头为嘉兴市来远纺织有限公司和金信达纺织，徐锋并非实际供货人，结合收款和开票账户来看，嘉兴市来远纺织有限公司才是实际供货人。徐锋和嘉兴市来远纺织有限公司是否存在借用抬头的关系，应当由其内部关系调整，我方正是信赖嘉兴市来远纺织有限公司的货品来源、售后服务和正规发票才选择与其合作。双方在业务对接时，苏州市轩玛尼服饰有限公司一直是以嘉兴市来远纺织有限公司、金信达纺织作为相对方，例如2018年9月12日的沟通协议使用“金信达”的名称，付款单填写的收款人为“金信达-嘉兴市来远纺织有限公司”，退货单中填写的是“退金信达”；2019年1月31日苏州市轩玛尼服饰有限公司全体股东签字确认的供应商货款单中载明供货商为“金信达纺织”；苏州市轩玛尼服饰有限公司的生产制造单中记载的供应商为“金信达纺织”，因此苏州市轩玛尼服饰有限公司从来都不是和徐锋个人发生交易。徐锋在和我方洽谈沟通时，从未明确表示其是个人业务，并宣称其是嘉兴市来远纺织有限公司的老板，说明其是代表公司对外交易。2、朱新军的诉讼主体不适格。本案中的对账单是被上诉人徐锋单方制作的，其所填写的交易主体不准确，应当结合送货单、收货单、付款单、发票、交易习惯等综合认定。朱新军在对账单上签字是作为苏州市轩玛尼服饰有限公司的采购员和股东履行职务行为，并没有自己承担债务的意思表示，相关的还款责任应当由苏州市轩玛尼服饰有限公司承担。在双方之间的交易中，“公账”指的是公司账户汇入公司账户，其他的款项往来则称为“私账”，这符合中小企业的行业交易习惯，用以节省采购成本。被上诉人徐锋主张双方之间为个人业务，但是朱新军个人从未向徐锋支付过货款，这明显不符合个人业务的交易习惯。被上诉人徐锋在交易过程中，明确知晓其相对方是苏州市轩玛尼服饰有限公司。2019年4月16日的销售凭证中书写的客户名称为“轩玛尼朱新军”，双方2019年6月30日的微信聊天记录也能反映其是代表公司沟通业务，胡成龙和徐锋的微信聊天记录也能反映前述事实。徐锋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徐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原审被告支付货款482000元。本案诉讼费用由原审被告承担。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7年1月-3月，徐锋与朱新军发生数次买卖交易，2017年3月苏州市轩玛尼服饰有限公司成立后，徐锋仍将朱新军列为客户发生买卖交易。2020年1月14日，徐锋与朱新军签订对账单1份，该对账单载明：“徐锋客户：朱新军，日期2019年4月16日起至12月22日，总金额：888624元，退回：66456元，2018年金额欠：113233元，朱新军至2018年-2019年12月26日所欠金额为935401元（以上为打印部分，以下为手写部分）-3401元（误差、协商各负担一半），932000-350000（1750件×200元/件），17500件羽绒服抵货款350000元。余欠582000元走公账50万，82000元付现金。2020年1月18日前30万元整，剩余282000元2020年1月21日前付清。朱新军（签名）2020.1.14.”签订对账单后，因朱新军未付清款项，为此引发纠纷。徐锋、朱新军在对账单中确认价款为582000元，扣除2020年1月24日的付款10万元后，余款为482000元。审理中，徐锋确认退货金额5720元，故余款金额为476280元。另查明，苏州市轩玛尼服饰有限公司于2017年3月17日成立，现在的法定代表人为王培宏，刘吉高为股东兼董事，朱新军原为公司的股东；2020年6月18日后，朱新军不再是该公司的股东；法定代表人由李阿娟变更为王培宏。在审理中，该公司出具说明，确认徐锋起诉的货款，记载在公司账册中，实际货款为476280元。常熟市服装城金信达布行系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徐贵泉，是徐锋的父亲。在审理中，该布行出具情况说明，确认其名称借给徐锋使用，经营活动不代表布行，权利义务由徐锋承担。嘉兴市来远纺织有限公司是一家独立的公司，经营地址在嘉兴市；在审理中，该公司出具情况说明，确认徐锋非公司业务人员，经营活动不代表公司，权利义务由徐锋个人承担；徐锋也向公司购买货物，公司有时会按照徐锋的指定开具发票，收款冲抵徐锋在公司的货款。在2020年1月14日对完账后，苏州市轩玛尼服饰有限公司于2020年1月24日向嘉兴市来远纺织有限公司支付价款10万元。再查明，业务期间，嘉兴市来远纺织有限公司向苏州市轩玛尼服饰有限公司开具发票13份，金额为125万元；苏州市轩玛尼服饰有限公司向嘉兴市来远纺织有限公司支付价款4次，价款金额为35万元。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徐锋是否具有原审原告主体资格。原审法院认为，徐锋系在常熟市招商城从事经营活动，未办理个体工商户及其他营业执照，审查本案所涉及的徐锋的销售凭证，虽然上方打印有“嘉兴市来远纺织有限公司和金信达纺织”的字样，但实际经办人均为徐锋个人，结算账户也是徐锋的个人账户，联系方式是个人手机号码；对账单的业务主体也是徐锋，综合常熟市服装城金信达布行、嘉兴市来远纺织有限公司的意见，和常熟市服装城金信达布行经营者徐贵泉和徐锋的父子关系的事实；结合招商城的市场交易习惯，原审法院认定交易主体为徐锋个人，徐锋具有原审原告主体资格。二、原审被告的主体身份。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关键证据为2020年1月14日徐锋与朱新军签订的对账单，该对账单明确表明买卖关系系徐锋与朱新军之间，并未明示权利人为常熟市服装城金信达布行或者嘉兴市来远纺织有限公司，及债务人为苏州市轩玛尼服饰有限公司的内容；审查徐锋提供的送货单据并结合对账单的主体，参详对账单中“公账”字样，因为系个人交易，涉及到代开发票，故对账单出现“公账”字样；如交易主体发生在公司之间，开票系正常结算行为，根本没有必要强调“公账”之说。朱新军抗辩业务系与苏州市轩玛尼服饰有限公司发生的意见，因朱新军未提供买卖合同，也未提供业务期间的身份告知材料；且该意见与双方提供的送货单据所载明客户主体不符，该意见亦与2020年1月14日的对账单所反映的主体内容不符；朱新军的抗辩意见，依据不足，原审法院难以支持。朱新军采购货物后与苏州市轩玛尼服饰有限公司之间的结算，属于内部关系，应当另行处理。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中结欠价款的主体为朱新军。综上，徐锋要求朱新军给付价款482000元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对于其中的合法有据部分476280元予以支持。本案中的不规范结算方式，应当由当事人通过税务主管机关另行处理。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判决：朱新军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徐锋价款476280元。（如采用转账方式支付，请汇入徐锋指定账号；或汇入常熟市人民法院的银行账户）。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530元减半收取4265元，财产保全费2930元，合计7195元，由徐锋负担86元，由朱新军负担7109元。原审原告预交诉讼费中剩余部分7109元，由原审法院退回，原审被告应负担诉讼费部分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审法院交纳。上诉人朱新军在二审中提供其和被上诉人徐锋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六份，证明其和徐锋沟通业务并非代表个人。被上诉人徐锋的质证意见为：真实性无异议，微信聊天记录反而能够证明涉案的业务发生在朱新军和徐锋个人之间，朱新军的行为并非职务行为。本院认为上诉人朱新军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无法证明朱新军是代表苏州市轩玛尼服饰有限公司履行职务行为，故对于前述证据的证明效力不予采信。二审查明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双方均应当依约履行合同义务，若一方拒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其义务，则构成违约，需要向守约方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双方当事人之间最早在2017年1月份即开始发生业务往来，之后形成了长期、稳定、持续性的买卖合同关系。2017年1月份苏州市轩玛尼服饰有限公司尚未核准成立，故上诉人朱新军当时应当是以个人身份向被上诉人徐锋购买布匹等商品。苏州市轩玛尼服饰有限公司于2017年3月17日注册成立，上诉人朱新军虽然曾经是公司股东，但是后来已经在2020年6月18日退出公司经营并不再担任股东身份，而其在和被上诉人徐锋接洽业务的过程中，一直延续双方之前的交易模式和惯例，即由被上诉人徐锋开具客户名称为朱新军的销售凭证，将载明的货物交付后由朱新军或者其他指定人员签字确认收到，然后由双方定期进行对账结算，货款付清后再根据朱新军的要求开具发票。双方当事人在2020年1月14日经结算所形成的对账单，明确载明客户为朱新军，供货方为徐锋，应当认定双方均是以个人名义从事民事法律行为。原审法院结合双方交易过程中形成的销售凭证载明的客户名称也是朱新军个人，其对外并未明确表示自己是代表苏州市轩玛尼服饰有限公司购买商品，而且目前其也不再是苏州市轩玛尼服饰有限公司股东等实际情况，最终认定朱新军是本案买卖合同的买受人，应属正当、合理。被上诉人徐锋开具的销售凭证中抬头虽然是嘉兴市来远纺织有限公司和金信达纺织，但是前述两家主体从未在销售凭证中加盖过印章，而且一审中他们也向法庭出具情况说明，表示涉案的业务均是徐锋个人所为，相关的权利义务由徐锋个人承担，故原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徐锋是本案买卖合同的出卖人，同样符合法律规定。朱新军二审主张其和徐锋均不是买卖合同的主体，也不具备本案的诉讼主体资格，因法律依据不足，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当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530元，由上诉人朱新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赵 东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吕思宏法律文书履行提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具有国家权威性和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应当依法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否则人民法院将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将面临以下执行风险：一、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名下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执行措施，并有权对被执行人及其住所、经营场所进行搜查。二、被执行人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执行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三、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四、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财产的，人民法院有权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及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五、被执行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或者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六、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座以上舱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非经营必须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七、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或者通过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抗拒执行，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法院公告栏、电子显示屏、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向社会公布，并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向征信机构通报，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八、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或者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