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晋10民终89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刘才，男，1951年7月6日出生，汉族，洪洞县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西汾河焦煤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洪洞县赵城镇永安街。法定代表人：张万卯，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西汾河焦煤股份有限公司三交河煤矿，住所地：洪洞县左木乡三交河村。负责人：李岩，矿长。原审第三人：洪洞县左木乡中社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洪洞县左木乡中社村。法定代表人：杜冠飞，村委会主任。上诉人王刘才因与被上诉人山西汾河焦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汾河焦煤公司）、山西汾河焦煤股份有限公司三交河煤矿（以下简称三交河煤矿）、原审第三人洪洞县左木乡中社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中社村村委会）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洪洞县人民法院（2020）晋1024民初2209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王刘才及其委托代理人王怀敏、贾萧刚，被上诉人汾河焦煤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王建勋，三交河煤矿的委托代理人刘旺泽、贺荣，原审第三人中社村村委会的法定代表人杜冠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刘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汾河焦煤公司、三交河煤矿按照其与中社村村委会签订的村民危房补偿协议约定的标准，向王刘才支付危房补偿款620000元。2.由汾河焦煤公司、三交河煤矿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王刘才系左木乡中社村村民，在该村建有自住用房。三交河煤矿系汾河焦煤限公司的分公司(非上市)。自2013年以来，三交河煤矿在采煤过程中，使位于六采区上方的王刘才的房屋出现裂缝，塌陷。后经左木乡人民政府、中社村村委会、汾河焦煤公司、三交河煤矿多次协商并经专业勘查机构现场勘测，王刘才与汾河焦煤公司、三交河煤矿就王刘才损坏的房屋面积进行了统计测量。经测量，王刘才的房屋面积按结构分类分别为：砖窑结构：281平方米，砖木结构：250.65平方米，土窑5孔，此外还有191平方米的猪圈也收到损坏。自2014年6月28日起，到2016年12月2日止，汾河焦煤公司先后与中社村村委会就受损村民的危房补偿标准、补偿金额、补偿金的支付方式等内容签订过五期补偿协议。按照协议约定，汾河焦煤公司、三交河煤矿分期分批解决村民的房屋受损问题。协议签订后，汾河焦煤公司、三交河煤矿曾通过中社村村委会向受损村民给付过部分补偿款。但因汾河焦煤公司、三交河煤矿未能及时按约履行付款义务，以致王刘才至今未能就受损房屋的补偿事宜与汾河焦煤公司、三交河煤矿签订书面补偿协议。但根据汾河焦煤公司、三交河煤矿与中社村村委会关于分批补偿的约定，结合王刘才房屋受损及汾河焦煤公司、三交河煤矿也已对王刘才的受损房屋进行统计测量的事实，王刘才认为其与汾河焦煤公司、三交河煤矿之间的补偿协议已事实上成立。故王刘才依据前五期的危房补偿标准，要求汾河焦煤公司、三交河煤矿给付其房屋损坏补偿款人民币620000元。自王刘才房屋受损后，因该房屋已成危房不能居住，但因汾河焦煤公司、三交河煤矿未能向王刘才给付危房补偿款，致使王刘才无力修复，更无法搬迁。每逢雨季，全家人都人心惶惶，只恐发生塌陷，造成人身伤害。为保障人身和财产安全，王刘才曾多次请求中社村村委会及左木乡人民政府对此事进行调解处理，但均因汾河焦煤公司、三交河煤矿拒绝付款未能调处。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2016年，中社村村委会与汾河焦煤公司签订过五份补偿协议，协议中明确陈述，由于三交河煤矿开采，自2013年以来，造成位于三交河煤矿六采区上方的中社村村民房屋出现不同程度的塌陷、裂缝。双方对受损房屋进行现场勘察后，一致同意分期分批解决村民危房问题，根据房屋结构的不同，制定了不同的补偿标准。五份危房补偿协议中，共涉及包括王刘才在内的50户村民。协议签订后，三交河煤矿曾分期分批支付过部分村民补偿款。2016年10月12日，洪洞县人民政府为进一步推进采煤沉陷区治理，做好采煤沉陷区内受灾群众的搬迁工作，解决受灾群众安居问题，制定工作方案，颁发了《关于印发洪洞县采煤沉陷区治理搬迁安置工作方案的通知》，该通知中列明洪洞县共有三个乡镇5个村庄1524户、5027人的搬迁治理，在资金筹措方面，对采矿权主体存在的，治理资金主要由政府和企业承担，其比例为：国家40%、省级10%、市级5%、县级5%、企业30%、个人10%。2019年1月2日，临汾市煤炭工业局发布临煤工发【2019】2号文件，要求“各有关县（市、区）煤炭主管部门、央企驻临煤矿安全监管中心要积极与当地发改委(局）、财政局联系沟通，尽快督促煤矿企业落实配套资金，并及时将有关工作上报我局。”附件2中，由临汾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填写了2014-2017年山西省采煤沉陷区治理搬迁安置台账(企业配套表)，该表载明，左木乡中社村采煤沉陷区治理搬迁安置项目（货币补偿）共涉及户数287户，企业配套资金应到位1040.4324万元，已到位资金是308.142万元。附件中由洪洞县左木乡中社村村委会出具的采煤沉陷区户数人数统计表中，王刘才列入该统计表中。此后三交河煤矿于2019年3月向洪洞县财政局缴纳企业配套资金732.2904万元。现在，洪洞县左木乡中社村的145户居民已经与政府相关部门签订了《沉陷区居民搬迁协议》，搬离了中社村。一审法院认为：根据王刘才与汾河焦煤公司、三交河煤矿提供的证据及庭审查明的事实，结合左木乡中社村村委会的陈述可以证实左木乡中社村共有287户居民被列入2014-2017年采煤沉陷区治理搬迁安置项目，王刘才系采煤沉陷区安置对象。2014-2016年中社村村委会虽然代表村民和汾河焦煤公司签订过五期危房补偿协议，但是由于洪洞县人民政府于2016年10月12日颁发的《洪政办发[2016]85号》、临汾市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领导小组于2018年12月24日颁发的《临治沉办发[2018]3号》、临汾市煤炭工业局于2019年1月2日颁发的《临煤工发[2019]2号》文件之规定，导致合同自然终止。现在汾河焦煤公司、三交河煤矿已经按照政府相关文件规定，向洪洞县财政局全额缴纳了企业配套资金1040.4324万元，履行了社会责任，加之中社村现有145户居民已经按照《沉陷区居民搬迁协议》，领取了货币补偿金后，搬离了中社村，故王刘才要求汾河焦煤公司、三交河煤矿继续承担财产损害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王刘才被临汾市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领导小组列入《关于推进加快推进2014-2017年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搬迁安置工作的通知》项目名单当中，理应按照政府颁发的文件和标准进行搬迁安置。对其安置补偿等工作应由政府部门予以主导进行。采煤沉陷区搬迁补偿安置是一项复杂、综合性很强的工作，需要各级政府部门相互协调，共同协作，统筹实施。故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范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王刘才的起诉。案件受理费8463元，退还原告王刘才。上诉人王刘才上诉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本案应当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受案范围。一、上诉人所属左木乡中社村并不属于采煤沉陷区，上诉人不属于采煤沉陷区安置对象。根据洪洞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于2016年10月12日下发的《关于印发洪洞县采煤沉陷区治理搬迁安置工作方案的通知》可知，洪洞县采煤沉陷区搬迁安置工作涉及的三个乡镇、五个村庄共计1524户、5027人。而这三个乡镇、五个村庄分别是：左木乡金山沟村、红光村庙上自然村，涉及202户，672人：刘家垣镇迴坡底村98户、390人，堤村乡三交村、小河村1224户、3965人(以上内容见上列文件三、目标任务部分)。从上述文件中可以清楚的看出，上诉人所属的左木乡中社村并不在洪洞县采煤沉陷区搬迁安置工作方案的规划范围之内。既然上诉人所属的村庄不在采煤沉陷区范围内，那么位于该村庄内的居民自然就不应当成为采煤沉陷区的安置对象。二、一审法院依据临汾市发改委填写的2014-2017年山西省采煤沉陷区治理搬迁安置台账（企业配套表）、左木乡中社村采煤沉陷区户数人数统计表来认定上诉人属于采煤沉陷区安置对象是错误的。首先，对于采煤沉陷区的认定，应当严格按照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山西省深化采煤沉陷区治理规划2014-2017年的通知》（晋政办发【2015】21号文件精神的规定，由县(市、区)国土资源部门负责认定。在一审庭审中，二被上诉人并没有提供洪洞县国土资源局关于左木乡中社村属于采煤沉陷区的认定文件。其次，被上诉人三交河煤矿提供的台账也只能说明其缴纳了企业配套资金的事实。但是，并不能据此认定中社村属于采煤沉陷区。因为在三交河煤矿的采矿区，还存在着左木乡金山沟村、红光村庙上自然村等洪洞县人民政府明确要求搬迁的村庄，对这些村庄的搬迁，也需要三交河煤矿缴纳企业配套资金。而且，在这些票据上，也并没有载明系为中社村缴纳。所以，不能从缴纳企业配套资金的行为倒推出中社村属于采煤沉陷区的结论来。第三、中社村部分村民按照采煤沉陷区进行安置补偿的事实，不能证明整个中社村的全体村民都应该按照采煤沉陷区进行补偿安置。由于采煤沉陷区安置补偿标准低，中社村的一些房屋面积小、搬迁安置对其有利的村民便选择了搬迁安置。但是，对于本不属于采煤沉陷区范围，不应当被搬迁安置的绝大多数中社村村民而言，不能因此而被捆绑着进行搬迁安置。三、上诉人的实际房屋面积数，与临汾市发改委文件中所附左木乡中社村采煤沉陷区户数人数统计表中载明的面积数严重不符，这说明相关部门在填报有关表格时是存在重大过错的。据此可说明两个问题：1.被上诉人提供的临汾市发改委的台账是与事实不符的，不能据此认定三交河煤矿所缴纳的企业配套资金是为中社村搬迁安置所交。2.如果认定上诉人应当按照采煤沉陷区进行安置补偿，那么，对于超过统计表记载部分的面积数，也应该按照财产损害赔偿案件进行审理，而不能直接驳回起诉。综上，请求撤销一审裁定，指令原审法院审理。被上诉人汾河焦煤公司：汾河焦煤公司是三交河煤矿的总公司，本案所涉村民的统一搬迁事宜由公司委托三交河煤矿处理，故答辩意见与三交河煤矿意见一致。被上诉人三交河煤矿辩称：本案所涉及的搬迁补偿工作由政府部门主导进行，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的民事诉讼范围，一审裁定正确。1.上诉人所在的左木乡中社村属于政府认定的采煤沉陷区，上诉人属于采煤沉陷区安置对象，洪洞县人民政府2016年10月份下发关于印发洪洞县采煤沉陷区治理搬迁安置工作方案的通知，只是明确了2016年至2017年的阶段治理搬迁任务，采煤沉陷区治理工作是一项长期工作，各级政府时至今年仍然在推进这份工作，从临汾市治沉办2018年12月24日下发的《关于加快推进2014至2017年采煤沉陷区治理搬迁安置工作的通知》显示，上诉人属于左木乡中社村采煤沉陷区治理搬迁项目(货币补偿)，已经被列入山西省采煤沉陷区治理搬迁安置台账，从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交的中社村村委会向政府上报的左木乡中社村采煤沉陷区户数、人数统计表，与上述文件显示的安置和户数相吻合，并且上诉人均在统计表中。2.上诉人所主张的实际房屋面积数与左木乡中社村采煤沉陷区户数、人数统计表中载明的面积数不符，与被上诉人无关。该统计表为第三人中社村委员会核实并上报左木乡人民政府，其数据的准确性应由填报者负责，相关的政策文件规定，户数、面积的确定应由村两委会会议通过，并上墙公示无异议，乡政府、住建部门等部门盖章确认后方可立项实施。3.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可以看出，其不愿意搬迁是因为安置补偿标准低，这也说明了上诉人也认可其属于采煤沉陷区范围，只是对政府制定的安置标准不认可，其应该按照程序向相关部门反映协商，从相关其他地方政府出台的文件可以看到，其他县市结合搬迁安置中的实际情况对省市文件中安置补偿方案进行了优化、调整，所以说上诉人应该通过正当程序向政府相关部门反映解决。综上，一审法院裁定正确，请求维持原裁定，驳回其上诉请求。原审第三人中社村村委会述称:三交河煤矿造成我村房屋裂缝、塌陷，曾于2014至2017年签过五次合同，三交河煤矿也分批支付村民危房补偿款，目前还欠600万元。2018年就不付钱了，说采煤沉陷区已经把我们村整体搬迁了，说合同终止了。采煤沉陷区的户数和面积是上一任干部报的。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基本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系因被上诉人汾河焦煤公司分公司三交河煤矿采煤导致上诉人王刘才的房屋塌陷、裂缝引起的纠纷。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本案是否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受案范围。上诉人王刘才主张本案属人民法院民事诉讼受案范围，因为其所属的左木乡中社村不属于采矿沉陷区，其不属于采煤沉陷区安置对象。被上诉人称上诉人属于采煤沉陷区安置对象且已被列入山西省采煤沉陷区治理搬迁安置台账。经查，2019年1月24日临汾市煤炭工业局印发的临煤工发[2019]2号文件，即《临汾市煤炭工业局关于转发临汾市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的通知》，附有两个文件，附件1为《临汾市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临治沉办发[2018]3号)》，附件2为《2014-2017年山西省采煤沉陷区治理搬迁安置台账(企业配套表）》，上诉人王刘才所在的左木乡中社村被列入该采煤沉陷区治理搬迁安置台账，且上诉人王刘才被列入左木乡中社村村委会制作的采煤沉陷区户数人数统计表中。据此，上诉人王刘才关于左木乡中社村不属于采煤沉陷区及其不属于采煤沉陷区治理搬迁安置对象的主张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根据上述通知文件、洪洞县人民政府办公室2016年10月12日颁布的《洪洞县采煤沉陷区治理搬迁安置工作方案》及左木乡中社村145户居民已领取补偿金并搬迁的事实，可知，左木乡中社村采煤沉陷区的治理搬迁安置涉及搬迁安置户数较多，且洪洞县人民政府已经颁布搬迁安置工作方案，其行为属行政机关依照政策和法律实施的行政行为，本案法律关系已不仅仅限于被上诉人汾河焦煤公司或三交河煤矿与上诉人之间单纯的民事法律关系，因此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综上，原审裁定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胡宇霞审判员  董 云审判员  申 龙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杨 潇解甲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