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3民终275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通湖达际家具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通州区潞城镇七级村246号。法定代表人：李小冬妹。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艳斌，河北鸿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毛春华，男，1981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贵州省毕节市。上诉人北京通湖达际家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湖达际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毛春华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20）京0112民初209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1日立案后，由审判员李淼进行独任审理。上诉人通湖达际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艳斌，被上诉人毛春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通湖达际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查清事实后改判通湖达际公司不支付毛春华工资；2.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毛春华承担。事实与理由：一、通湖达际公司与毛春华不存在劳动关系，毛春华与通湖达际公司之间的所谓“劳动合同”系通湖达际公司的公章在遗失期间由毛春华私自加盖。通湖达际公司原法人胡某在公章遗失期间曾向通州区中仓派出所报警，后李某迫于压力将公章返还胡某，正是在李某掌握公章期间，伪造毛春华与通湖达际公司的劳动合同私自加盖公章。李某与胡某系夫妻关系，李某以离婚案由将胡某起诉至通州区人民法院，现该案正在审理过程中。毛春华系李某的妹夫，正是因为胡某和李某处于离婚诉讼期间，所以李某、毛春华伪造劳动合同，私自加盖通湖达际公司公章，然后以毛春华为申请人，以原法人为胡某的通湖达际公司为被申请人向通州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工资争议仲裁案件，从仲裁到诉讼本就是李某和毛春华共同导演的一起虚假案件。二、本案实际和毛春华签订劳动合同的是案外公司北京市通胡家具厂，毛春华在一审期间对其与通胡家具厂的三份劳动合同真实性不持异议，该厂的法人虽系李树广，但胡某系该厂的高级管理人员，对外向毛春华出具欠条的行为也属于履行通胡家具厂的职务行为，所以本案毛春华应当向通胡家具厂提起工资争议仲裁，退一步讲也可以直接依据欠条向胡某本人提起诉讼，而不应当向通湖达际公司申请仲裁，本案毛春华的主体错误。三、既然毛春华对与两家企业（通胡家具厂、通湖达际）的劳动合同均都认可，两家公司的合同36条都有同样的约定，即：乙方承诺在甲方工作期间，未经甲方许可，不会自营或为他人经营与甲方同类的业务，不会在其他单位从事相同或类似职位的兼职工作，否则，甲方有权对乙方及其兼职单位的提起诉讼，要求赔偿损失，并可立即解除与乙方的劳动合同而不承担任何责任。现毛春华已违反合同约定的第36条，合同充分体现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当事人的约定只要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反公序良俗就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所以即使法院最终认定了毛春华与通湖达际公司之间的劳动合同，毛春华的行为也已经违反了合同的约定，也应当免除通湖达际公司支付工资的义务。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基本事实认定不清，应当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查清事实后改判。毛春华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通湖达际公司的上诉请求和理由。通湖达际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2015年3月1日，通湖达际公司与毛春华签订终止日期为2017年2月28日的书面劳动合同书；2017年3月1日，通湖达际公司与毛春华再次签订终止日期为2019年2月28日的书面劳动合同。另查，2020年7月15日，通湖达际公司法定代表人由胡某变更为胡兵辉，后变更为现法定代表人；2019年1月22日，胡某为毛春华出具欠条，记载“经财务核算确认，欠毛春华2015年全年结余工资93550.00元，2016年全年结余工资72550.55元，2017年全年结余工资49500.00元，共计人民币大写贰拾壹万伍仟陆佰（RMB215600.00）”。再查，毛春华向北京市通州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提起仲裁申请。2020年7月27日，仲裁委作出京通劳仲字[2020]第1988号裁决书，裁决通湖达际公司支付毛春华2015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期间工资215600元。通湖达际公司不服该裁决，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庭审中，通湖达际公司主张毛春华与北京市通胡家具厂存在劳动关系，胡某系该厂实际控制人，其代表该厂为毛春华出具欠条，为证明其主张，通湖达际公司提交了毛春华与北京市通胡家具厂签订的三份劳动合同（期间分别为2016年3月1日至2017年2月28日、2017年2月13日至2018年2月12日、2018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毛春华认可该劳动合同中签字及指纹的真实性，否认通湖达际公司证明目的，坚持主张其与通湖达际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不向北京市通胡家具厂主张权利。一审法院认为，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所提供证据不足以证明自己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胡某在担任通湖达际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为毛春华出具欠条，现通湖达际公司主张胡某系北京市通胡家具厂实际控制人并代表该公司出具欠条，但其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欠条于2019年1月22日出具，记载拖欠工资期间为2015年至2017年，现无直接证据表明2015年、2019年1月毛春华与北京市通胡家具厂存在劳动关系；通湖达际公司与毛春华签订2015年3月至2019年2月期间的劳动合同，北京市通胡家具厂与毛春华签订2016年3月至2018年12月期间的劳动合同，毛春华坚持主张与通湖达际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不向北京市通胡家具厂主张权利，一审法院对此不持异议。故对通湖达际公司该项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对其要求不支付毛春华工资的诉请，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通湖达际公司支付毛春华2015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期间工资215600元，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执行清；二、驳回通湖达际公司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一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期间，通湖达际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为厂房租赁合同、香河县法院传票及康建国诉毛春华及胡某的诉状，证明目的为毛春华在于通胡家具厂签订劳动合同期间租赁厂房自营与通胡家具厂相同的业务；第二组证据为毛春华在通胡家具厂的入职申请表及通州区环保局对通胡家具厂的听候处理留存通知书及通胡家具厂印章管理人责任书，证明目的为毛春华与通胡家具厂存在劳动关系。毛春华当庭发表质证意见：针对第一组证据，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证明目的，毛春华称其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的时候是有公司的授权的；针对第二组证据，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字是毛春华签的，但都是胡某让其签的。毛春华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家具制订安装合同复印件，证明毛春华作为业务员代表通湖达际公司与案外人签订合同；证据二，授权委托书，通湖达际公司授权毛春华签订房屋租赁的合同，是回应其在香河法院的案子的证据。通湖达际公司当庭发表质证意见：针对证据一，真实性、关联性及合法性均不认可，公司从来没有签订过这份合同；针对证据二，真实性不认可，该授权委托书上没有法人的签字，且明显是先盖章后写的内容，公章曾经遗失过一段时间。经审查，鉴于毛春华对通湖达际公司所提交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本院亦对此不持异议；对毛春华所提交的证据，因其并未提交原件，本院对其真实性难以确认。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经审查，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为毛春华与通湖达际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合同关系。时任通湖达际公司法定代表人胡某为毛春华出具欠条，承认2015年至2017年期间共计欠付毛春华工资215600元，而通湖达际公司主张胡某出具借条系个人行为，该借条与通湖达际公司无关，毛春华与北京市通胡家具厂（以下简称通胡家具厂）之间成立劳动合同关系，并提交毛春华与通胡家具厂的劳动合同及入职申请表等材料予以证明。本院认为，欠条所载记载拖欠工资期间为2015年至2017年，欠条签订的时间为2019年1月，根据通湖达际公司提供的证据显示，通湖达际公司与毛春华签订劳动的合同期间为2015年3月至2019年2月，通胡家具厂与毛春华签订的劳动合同期间为2016年3月至2018年12月，现无直接证据表明2015年及2019年毛春华与北京市通胡家具厂存在劳动关系，且毛春华坚持主张与通湖达际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故本院对通湖达际公司的主张不予采信。另，通湖达际公司主张毛春华劳动合同书中的公章并非公司所盖，而是毛春华在公章遗失期间私自加盖，对此主张通湖达际公司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此不予采信。综上，通湖达际公司的上诉请求及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北京通湖达际家具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李 淼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王亚楠书 记 员  刘 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