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2民终385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暴立峰，男，1989年3月5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庞伟卿，北京市京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某1，男，1991年7月28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某2，女，2009年10月26日出生。被上诉人兼黄某2之法定代理人（原审原告）：陈某（黄某2之母），1968年9月13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韩某，女，1936年8月15日出生。上列四被上诉人之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丹，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北京众义远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颖，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立军，男。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保根，北京市华洋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负责人：李欣，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桂萍，北京尚勤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暴立峰因与被上诉人黄某1、韩某、黄某2及其法定代理人陈某（以下简称陈某等四人）、原审被告北京众义远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义远达公司）、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阳光财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5民初110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询问，因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新的事实、证据，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暴立峰上诉请求：1.依法改判暴立峰少赔偿陈某等四人死亡赔偿金830000元（按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计算，差值为67990元×20年-26490元×20年=830000元）；2.依法改判暴立峰少赔偿陈某等四人被扶养人生活费113655元（按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214630元一20195元×5年=113655元）；3.一、二审案件费用由陈某等四人承担。事实和理由：首先，黄某3事发时为农村户口，且没有连续一年以上的城镇居住证明；其次，陈某等四人仅提供一张河南省汝州市中国邮政银行的银行卡，仅显示黄某3曾在北京市大兴区瀛海营业所自助服务区进行过两笔交易，既无法判定是黄某3本人使用，亦无法认定黄某3在北京居住、工作；最后，陈某等四人提供的北京××机电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房屋租赁协议》并非黄某3本人签订，而是由其弟黄某4代签，既不能判定该协议的真伪，也不能证明黄某3在××公司工作且在北京居住，该协议系虚假协议，不应作为定案的证据。陈某等四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黄某3的经常居住地及主要收入来源为北京城镇，一审判决按照北京市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其死亡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是错误的，应按农村居民标准计算。陈某等四人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暴立峰的上诉请求。1.黄某3虽系农业户口，但其长期在北京工作，其于2017年至2019年有稳定的收入，××公司总经理刘某1（卡号尾号3197）在此期间向黄某3支付工资，其中2017年6月至2018年11月，刘某1向黄某3支付工资14笔，因××公司内部管理不规范，并非按月向黄某3支付工资，而是根据其工作量和工作时间支付，但自2018年2月起，××公司每月中下旬都向黄某3账户支付工资；2018年12月起刘某1之父刘某2以尾号3682的账户向黄某3支付工资3笔。2.《房屋租赁协议》虽系黄某3的弟弟黄某4代签，但不能否认黄某3生前一直在此居住的事实，该协议并非虚假协议，黄某3生前与其工友居住在××公司代为租赁的民房中。众义远达公司辩称，不同意一审判决，但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上诉。同意暴立峰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事故车辆系暴立峰自行购买，其与我公司没有经济关系。阳光财险公司辩称，不同意一审判决，但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上诉。同意暴立峰的上诉请求和理由。陈某等四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暴立峰、众义远达公司向陈某等四人支付死者黄某3的住院费284576.59元、截至2019年12月1日的门诊费2620元、药品费853元，上述医疗费合计288049.59元；2.暴立峰、众义远达公司支付陈某等四人死者黄某3的死亡赔偿金1359800元（以2018年度北京市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67990元乘以20年）；3.暴立峰、众义远达公司支付陈某等四人死者黄某3的丧葬费50802元（以2018年度北京市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8467元乘以6个月）；4.暴立峰、众义远达公司向陈某等四人支付死者黄某3做伤残鉴定费用14886元、伤残鉴定时做检查的医疗费496元；5.暴立峰、众义远达公司向陈某等四人支付死者黄某3住院期间的误工费27000元（计算9个月，每月3000元）、营养费14500元（计算290日，每日50元）、护理费29000元（计算290日，每日1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9000元（计算290日，每日100元）；6.暴立峰、众义远达公司支付陈某等四人为照顾死者黄某3支出的误工费18000元（计算3个月，每月6000元，系黄某3弟弟在黄某3出事后，为照顾黄某3而请假产生的误工费）、交通费1579元（系黄某3弟弟在照顾黄某3时所产生交通费）；7.暴立峰、众义远达公司支付陈某等四人误工费36000元（计算6个月，每月6000元，系黄某1为照顾死者黄某3而产生误工费）、交通住宿等费用3042元（系黄某1为照顾死者黄某3而产生交通、住宿和其他杂费）；8.暴立峰、众义远达公司支付陈某等四人被扶养人黄某2的被扶养人生活费343408元（以2018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42926元乘以8年）；9.暴立峰、众义远达公司向陈某等四人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150000元；10.暴立峰、众义远达公司向陈某等四人支付死者黄某3之母韩某的赡养费214630元（以2018年度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42926元乘以5年）；11.暴立峰、众义远达公司向陈某等四人支付将死者黄某3转回汝州进行护理的转诊费8500元；12.暴立峰、众义远达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13.针对上述损失，判令阳光财险公司在保险范围内先行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2月23日6时10分许，在北京市大兴区京福路南宫公交站南侧（现场为南北走向道路，道路中心施划有黄虚线，划分为上、下行各1条机动车道，1条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沥青路面；事故发生时为夜间，无路灯照明），暴立峰驾驶京×**轻型厢式货车由南向北行驶，车辆右前部与前方同方向驾驶自行车的黄某3（1966年12月22日出生）相撞，造成黄某3受伤，车辆损坏；事发后，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进行了现场勘查、调查取证等工作。2019年4月8日，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交通支队（以下简称大兴交通支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对当事人基本情况查明，暴立峰的准驾车型为C1，驾驶证状态正常，京×**轻型厢式货车已按规定期限检验，保险公司为阳光财险公司，黄某3的交通方式为自行车；经检验，京×**轻型厢式货车的制动系统合格，灯光系统不合格，转向系统合格；对“道路交通事故证据及事故形成原因分析”查明：“1.暴立峰（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的轻型厢式货车上道路行驶发生交通事故，有检验鉴定结果为证。其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一条：‘驾驶人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前，应当对机动车的安全技术性能进行认真检查；不得驾驶安全设施不全或者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等具有安全隐患的机动车’的规定。2.暴立峰驾驶轻型厢式货车未按操作规范安全驾驶发生交通事故，有现场勘查为证。其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的规定”；对“当事人导致交通事故的过错及责任或者意外原因”认定：“暴立峰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的轻型厢式货车未按操作规范安全驾驶的违法行为，与本起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有因果关系，是事故发生的全部原因；黄某3没有与道路交通事故发生有关的过错行为”；大兴交通支队认定暴立峰为全部责任，黄某3无责任。京×**轻型厢式货车登记在众义远达公司名下，登记使用性质为货运，注册时间为2018年4月10日；暴立峰系该车辆的实际所有人，其与众义远达公司针对该营运车辆形成挂靠关系，双方在2018年4月10日签订了《车辆承包经营协议书》。2018年4月10日，以众义远达公司名义对该车辆在阳光财险公司投保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为110000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为10000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为2000元，保险期间自2018年4月10日10时至2019年4月10日24时）、商业三者险（赔偿限额为1000000元，保险期间自2018年4月11日0时至2019年4月10日24时，订立不计免赔率附加险），本次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就所订立商业三者险的保险条款内容，阳光财险公司提交《中国保险行业协议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上述示范条款第二章为《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即商业三者险条款；关于责任免除，该条款第二十四条规定：“在上述保险责任范围内，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一）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二）驾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1.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2.饮酒、吸食或注射毒品、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3.无驾驶证，驾驶证被依法扣留、暂扣、吊销、注销期间；4.驾驶与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不相符合的机动车；5.实习期内驾驶公共汽车、营运客车或者执行任务的警车、载有危险物品的机动车或牵引挂车的机动车；6.驾驶出租机动车或营业性机动车无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核发的许可证书或其他必备证书；7.学习驾驶时无合法教练员随车指导；8.非被保险人允许的驾驶人；（三）被保险机动车有下列情形之一者：1.发生保险事故时被保险机动车行驶证、号牌被注销的，或未按规定检验或检验不合格；2.被扣押、收缴、没收、政府征用期间；3.在竞赛、测试期间，在营业场所维修、保养、改装期间；4.全车被盗抢、被抢劫、被抢夺、下落不明期间”，第二十五条规定：“下列原因导致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一）地震及其次生灾害、战争、军事冲突、恐怖活动、暴乱、污染（含放射性污染）、核反应、核辐射；（二）第三者、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的故意行为、犯罪行为，第三者与被保险人或其他致害人恶意串通的行为；（三）被保险机动车被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被保险人、受让人未及时通知保险人，且因转让、改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导致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第二十六条规定：“下列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一）被保险机动车发生意外事故，致使任何单位或个人停业、停驶、停电、停水、停气、停产、通讯或网络中断、电压变化、数据丢失造成的损失以及其他各种间接损失；（二）第三者财产因市场价格变动造成的贬值，修理后因价值降低引起的减值损失；（三）被保险人及其家庭关系、被保险人允许的驾驶人及其家庭成员所有、承租、使用、管理、运输或代管的财产的损失，以及本车上财产的损失；（四）被保险人、被保险人允许的驾驶人、本车车上人员的人身伤亡；（五）停车费、保管费、扣车费、罚款、罚金或惩罚性赔偿；（六）超出《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临床诊疗指南》和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同类医疗费用标准的费用部分；（七）律师费，未经保险人事先书面同意的诉讼费、仲裁费；（八）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保险人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赔偿责任，但保险人通知其他途径已经及时知道或者应当及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的除外；（九）因被保险人违反本条款第三十四条约定，导致无法确定的损失；（十）精神损害抚慰金；（十一）应当由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赔偿的损失和费用；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机动车未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或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已经失效的，对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以内的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阳光财险公司依据上述条款主张因暴立峰驾驶本案营运车辆时未取得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核发的营运资格证书和从业人员证书，且车辆机件经检验不合格，不同意承担商业三者险限额内的赔偿责任，并要求在陈某等四人所主张医疗费中扣除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同类医疗费用标准之外的费用支出。对上述保险条款，陈某等四人不予认可；暴立峰不予认可，并主张在投保时只要求有驾驶证和行驶证，未告知还要提交道路运输证和从业资格证；众义远达公司不予认可。阳光财险公司同时还提交《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样本，未提交由投保人签字确认的上述说明书。就投保情况，阳光财险公司、陈某等四人均提交《机动车辆保险电子保单》，其中重要提示一栏载明：“本保险合同由保险条款、投保单、保险单、批单和特别约定组成……请您详细阅读承保险种对应的保险条款，特别是责任免除和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此保险条款已由我司在各销售渠道中向您明示，并认为您是在清楚知晓并同意的条件下使用本产品投保而予以承担”；在阳光财险公司所提交《机动车辆保险报案记录（代抄单）》中，载明被保险人为众义远达公司，报案人为暴立峰，特别约定一栏载有：“当一次事故的理赔金额超过人民币伍仟元时，保险人需征得第一受益人同意后方可对被保险人支付”，并据此主张在处理本案理赔时需征得第一受益人同意；对上述代抄单的真实性，陈某等四人、暴立峰、众义远达公司均予以认可，暴立峰主张在一开始投保的时候不知道有第一受益人的事情，是在第1次垫付赔偿款的时候才知道的，肇事车辆是贷款买的，车辆做过融资租赁，众义远达公司认可系暴立峰分期购买车辆，但表示不了解具体约定。针对京×**轻型厢式货车，在2020年6月3日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证》；暴立峰在2019年10月9日取得《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就投保及取得资格证书情况，暴立峰解释称，是由众义远达公司对车辆投保保险，没有向暴立峰解释过保险条款内容，从业资格证、道路运输证在之前，即在事故发生时没有办过，当时了解的政策是载重4.5吨以下车辆是取消上述两证的，后来听同行说在北京市之外的有些地方还是需要上述两证的，于是就考取了证书；众义远达公司解释称，当时是众义远达公司投保的保险，阳光财险公司当时没有说需要几个证书，如果确实需要证书但没有，阳光财险公司就不该承保，阳光财险公司没有向众义远达公司解释过保险条款，关于道路运输证和从业资格证，对于肇事车型，在有些小地方还会查，但在北京市不需要持有上述证书。受伤后，黄某3被急救车送往红星医院急诊外科就诊，并于2019年2月23日至2019年5月15日期间在红星医院住院治疗81日，接受右侧颞骨去骨瓣减压术、颅内血肿清除术，出院时经中医确定诊断为：“外部内伤症、外伤血淤证”，经西医确定诊断为：“重型内开放性颅脑损伤、脑挫裂伤（双侧额叶、颞叶右侧）、脑疝、左侧耳漏、急性硬膜下血肿（右侧）、蛛网膜下腔出血、多发颅骨骨折（枕骨、颞骨左侧、颅底骨折）、头皮裂伤、应激性消化道溃疡、反应性高血糖、肺部感染、肺腔积液、肋骨骨折（左第9肋，右第7、8肋；右第3、4、5可疑骨折）、右肩关节盂撕脱骨折、尿崩症、低蛋白血症、肝功能异常、电解质紊乱——高钠血症、低钾血症”；住院病历的现病史一栏载明：“患者3小时前骑自行车过程中由汽车后视镜挂到摔倒在地，后出现意识障碍、头皮挫伤、失语、伴躁动、左耳道持续少量血性液体流出，间断咳吐血性痰液，后亲属联系急救车送至我院急诊外科就诊”；出院医嘱建议：“1.注意患者营养均衡并予患者加强翻身叩背辅助排痰，预防肺部感染加重及褥疮发生。2.注意患者神志及瞳孔改变情况，如有异常改变，及时当地医院就诊行头CT及化验等检查明确原因，并针对治疗。3.如患者意识转清，可后期行颅骨修补和高压氧治疗。4.随诊”。在住院期间，患者及家属交纳住院费284576.59元，其中的9000元住院押金（2张住院预交金凭证，金额分别为3000元、6000元，均发生在2019年2月23日）系由暴立峰垫付；住院期间，为治疗黄某3的尿崩症等病症，患者家属外购药（醋酸去氨加压素片等）合计853元；在急诊抢救当日，即在2019年2月23日，暴立峰垫付各项医疗费用（涉及6张医疗费票据）合计2422.98元；综合前述，患者产生各项医疗费损失合计287852.57元，其中的11422.98元系由暴立峰所垫付；对上述垫付情况，黄某3家属向暴立峰出具收据。在黄某3受伤后，阳光财险公司垫付赔偿款60000元，其中10000元于2019年3月1日直接打入红星医院，即垫付10000元医疗费；另外50000元于2019年3月22日给付患者黄某3，作为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金。为证明黄某3家属在黄某3住院期间为照顾黄某3花费交通费1829元、食品费567元，陈某等四人提交火车票、日用品等物品收据、一卡通充值凭证等证据材料；为证明为将黄某3在2019年5月15日由红星医院转入汝州市支出转诊费8000元，以及接送黄某3从汝州市到北京市再到汝州市的高速费、加油费为410元，还有黄某3去世之前于2019年11月9日因伤残鉴定复查病情转入汝州第一人民医院支出转诊费500元，陈某等四人提交加油费发票及收据、高速收费账单详情、微信转账记录、由张某1出具的收条（载明转诊人张某1在2019年5月15日收到病人黄某3从红星医院转往河南省汝州市××村的转诊费合计8000元，在2019年11月9日收到病人黄某3从××村转往汝州市人民医院的转诊费500元）、由李某出具的收条（载明收到黄某3从北京出院回河南老家费用8000元）。经黄某3（当时作为黄某3尚健在）申请，受一审法院委托，北京中衡司法鉴定所于2019年11月26日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一）被鉴定人黄某3所受损伤属一级伤残（赔偿指数100%）；（二）被鉴定人黄某3误工期、护理费、营养期截止至评残前一日；（三）被鉴定人黄某3存在完全护理依赖；（四）被鉴定人黄某3残疾辅助器具费详见附件”；附件载明：“关于被鉴定人黄某3残疾辅助器具费用问题说明如下：1.本所尊重双方当事人达成的一致意见。2.本所尊重法院采纳专业机构意见。3.如双方未达成一致共识，本所就鉴定意见书中所涉残疾辅助用品的相关费用咨询了本市地区销售商，同时参考相关规定，被鉴定人所需防褥疮床垫、尿垫、尿片及尿裤等残疾辅助器具费用建议如下：①防褥疮床垫价格1400元/个，使用年限3年；②尿垫费用750元/月；③尿片及尿裤费用750元/月。上述费用仅供参考，具体亦可参照实际发生情况”；上述鉴定机构向一审法院寄送的票据显示，为进行鉴定产生鉴定费（鉴证咨询服务）9650元、出诊费4000元，合计13650元；为进行鉴定而在汝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进行相关检查，患者及家属支出检查费、救护车费、CT费合计496.50元。为证明黄某3在2017年即在××公司工作，实际居住在北京市大兴区青云店镇××7号，陈某等四人提交黄某3名下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交易明细（在2017年11月30日曾在北京市大兴区瀛海营业所自助服务区进行交易）、黄某3（乙方、承租人）与××公司（甲方、出租人）在2018年1月31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协议》（载明：“为保证外施人员的稳定生活，公司统一在北京市大兴区青云店镇××7号为施工人员代租赁民房，作为在北京××施工人员的住所。租赁期限自2018年2月1日起，至2019年1月31日止”）。为证明黄某3之家属黄某4为在住院期间照顾黄某3而产生误工费用，陈某等四人提交黄某4的3张请假条（载明：“我哥在上班的路上出了交通事故须要去医院肯请领导批准，请假时间2019年2月23日至2019年2月28日”“因我哥车祸住院须要回老家筹钱恳请领导批准，请假日期2019年3月30日至2019年4月13日”“因我哥出院回家须要看护，肯请领导批准，请假时间2019年5月15日到2019年5月20日”，均由张某2批准，同意请假）、2张交易明细。为证明黄某3之家属黄某1为办理黄某3所涉交通事故案件支出3042元，陈某等四人提交3张车辆通行费收据、1张火车票购票信息提示、1张火车票购票信息单、2张房费明细账单、1张打印复印费收据、1张房费收据、多张加油费收据。黄某3出院后一直瘫痪在床，不省人事，并于2019年12月10日在家中死亡，并已注销户口；受大兴交通支队委托，就“通过对文证资料审查鉴定死亡原因及是否与交通事故有直接因果关系”，北京市红十字会急诊抢救中心法医学鉴定中心于2019年12月25日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1.被鉴定人黄某3符合车祸外伤致重度颅脑损伤合并继发症死亡。2.黄某3车祸外伤致重度颅脑损伤合并继发症死亡与交通事故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2020年1月14日，大兴交通支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补充说明》，认定此事故责任仍维持《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认定。黄某3生前与陈某系夫妻关系，二人共生育黄某1（1991年7月出生，已成年）、黄某2（2009年10月出生，至黄某3死亡时年满10周岁）2名子女；上述4人记载于同一个居民户口簿内，户别为农业家庭户口；在黄某3死亡时，其父已死亡，其母为韩某（1936年8月出生，至黄某3死亡后年满83周岁）；至此，本案原系由黄某3作为原告提起诉讼，在诉讼过程中黄某3死亡，其第一顺序继承人，即陈某等四人均已参加本案诉讼，原告主体适格。韩某共育有包括黄某3在内的5名子女。在黄某3死亡后，因涉嫌交通肇事罪，暴立峰被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立案侦查；2020年8月7日，因检察机关不批准逮捕，需要继续侦查，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决定对暴立峰取保候审，期限自2020年8月11日起算；2020年8月10日，北京市大兴区看守所对暴立峰出具释放证明书；2020年8月27日，就刑事谅解事宜，暴立峰（甲方）与陈某等四人（乙方）签订《调解协议》，协商确认：“一、经双方协商一致，甲方除法院判决赔偿金额外（以法院判决为准）就本次交通事故向乙方赔偿人民币60000元（陆万元整）。二、甲方于本协议签订当日向乙方支付人民币60000元（陆万元整），一次性支付至黄某1（黄某3之子）。三、此赔偿金额为除法院判决民事赔偿部分额外补偿。四、乙方保证不再追究甲方司机暴立峰交通肇事罪的刑事责任。五、乙方家庭成员内部就该赔偿款的分配问题发生分歧，与甲方无关。六、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公安部门留存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一审法院认为，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人民法院应依法审查并确认其相应的证明力，但有相反证据推翻的除外；本案中，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认定黄某3没有与道路交通事故发生有关的过错行为，并无不当；对于暴立峰，大兴交通支队认定暴立峰存在2项过错行为，一是暴立峰驾驶机件不合格的轻型厢式货车上路行驶，二是暴立峰驾驶轻型厢式货车未按操作规范安全驾驶；关于第2项过错，因系车辆右前部与前方同方向驾驶自行车的黄某3相撞，且住院病历亦载明事发情况为“患者3小时前骑自行车过程中由汽车后视镜挂到摔倒在地”，故对该项过错认定，并无不当；对于第1项机件不合格之过错，经检验，制动系统合格，转向系统合格，但灯光系统不合格，本案事故发生在2019年2月23日6时10分许，而2019年2月23日的日出时间为6时57分，故事发时为夜间，在无路灯情况下灯光系统不合格是事故发生的原因；据此，经审查，大兴交通支队所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正确，对其证明力，依法确认；根据之后由北京市红十字会急诊抢救中心法医学鉴定中心所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以及大兴交通支队所作出补充说明，对于发生在2019年2月23日造成黄某3最终死亡的交通事故，暴立峰负全部责任，黄某3无责任。下面分析阳光财险公司所主张免责事由。第一，对于阳光财险公司以“发生保险事故时被保险机动车行驶证、号牌被注销的，或者未按规定检验或检验不合格”主张免责一节，京×**轻型厢式货车系登记注册于2018年4月10日的新车，即已经按照新车标准进行检验后登记注册，至2019年2月23日发生本案事故时尚未达到再次验车（即年检）的时间要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在交通事故认定书中明确认定“京×**轻型厢式货车已按规定期限检验”，故对该项免责事由，不予采纳；需指出，在事故发生后经检验机件不合格（灯光系统不合格）不属于上述“未按规定检验或检验不合格”的情形，“未按规定检验或检验不合格”应指对于未进行新车验车或年检验车，或经新车验车或年检验车结果为不合格，但仍开车上路行驶的情况。第二，关于阳光财险公司以《机动车辆保险报案记录（代抄单）》中所载明“当一次事故的理赔金额超过人民币伍仟元时，保险人需征得第一受益人同意后方可对被保险人支付”拒赔一节，因本案所处理保险系责任保险，其受益人为不特定主体，即“因被保险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遭受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人”，对受害人具有不可事先约定性，上述代抄单中的“第一受益人”应系指发生本车财产损失而需要依据“机动车损失保险”进行财产损失理赔时，为保证融资租赁的出租人等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所确定受益人，与陈某等四人之请求无关，故对该项抗辩意见，不予采纳。第三，关于阳光财险公司要求在陈某等四人所主张医疗费用中扣除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同类医疗费用标准之外的费用的抗辩意见，一是现无证据证明阳光财险公司将该免责事由明确告知投保人等主体，二是现无证据证明在治疗黄某3病情过程中有医疗机构按照家属要求过度用药及治疗的情况；三是经审查住院费用清单，在数量庞杂的诊疗项目中，绝大多数均是无自付，仅有极少数为全自付和有自付，比如说有360元的病房取暖费为全自付，对类似费用进行扣除显然无合理依据；四是阳光财险公司仅提出要求扣除部分医疗费支出的抗辩意见，但就具体金额未作出说明，对具体项目未提交清单，即未完成提出抗辩意见的基本说明义务和举证责任；据此，对其该项抗辩意见，不予采纳。第四，关于阳光财险公司依据“驾驶出租机动车或营业性机动车无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核发的许可证书或其他必备证书”而要求免责的抗辩意见，本案中，京×**轻型厢式货车系核定载质量为1.1吨、总质量为4.495吨的货车，《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在2004年4月30日公布，之后在2016年2月6日进行第2次修正（国务院令第666号，自公布之日2016年2月6日起施行），修正后第二十二条规定：“从事货运经营的驾驶人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取得相应的机动车驾驶证；（二）年龄不超过60周岁；（三）经设区的市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对有关货运法律法规、机动车维修和货物装载保管基本知识考试合格”，第二十四条规定：“申请从事货运经营的，应当依法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有关登记手续后，按照下列规定提出申请并分别提交符合本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规定条件的相关材料：（一）从事危险货物运输经营以外的货运经营的，向县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提出申请：（二）从事危险货物运输经营的，向设区的市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提出申请。依照前款规定收到申请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日内审查完毕，作出许可或者不予许可的决定。予以许可的，向申请人颁发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并向申请人投入运输的车辆配发车辆营运证；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之后在2019年3月2日被第3次修正（国务院令第709号，自公布之日2019年3月18日起施行），修正后第二十二条规定：“从事货运经营的驾驶人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取得相应的机动车驾驶证；（二）年龄不超过60周岁；（三）经设区的市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对有关货运法律法规、机动车维修和货物装载保管基本知识考试合格（使用总质量4500千克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的驾驶人员除外）”，第二十四条第三款规定：“使用总质量4500千克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从事普通货运经营的，无需按照本条规定申请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及车辆营运证”；据此，在本案事故发生时的2019年2月23日，在行政法规层面，确实还有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及车辆营运证，以及从业人员资格证的规定；但是，就阳光财险公司是否可以依据该项抗辩免责一节，有以下几点考虑；一是在投保时，已明确京×**轻型厢式货车为营运车辆，如保险人坚持认为承保车辆应取得道路运输证等四证，即应在审核投保人所提交申请材料时进行核验，而不应在收取保险费后发生交通事故时才提出；二是正如暴立峰、众义远达公司所主张，对于使用总质量在4500千克以下的货运车辆，在事故发生时的现实生活中，相关主管部门已放松管理，之后不久即修改了行政法规，对该种车辆的货运经营不再需要道路运输证和从业资格证，此如同对于闯黄灯通过路口的，在法律层面可以扣6分，但在实践层面则以批评教育为主，一般不扣分；三是对该项免责条款，根据现有证据尚不能证明阳光财险公司已尽到明确告知义务；据此，对阳光财险公司的该项抗辩主张，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对上述阳光财险公司所提出4项抗辩意见，均不予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条：“侵权人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的，不影响依法承担侵权责任。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和行政责任、刑事责任，侵权人的财产不足以支付的，先承担侵权责任。”虽然暴立峰尚在取保候审阶段，刑事处理尚未有最终结果，但考虑到本案道路交通事故事实明确，责任认定清晰，暴立峰亦认可本案交通事故造成黄某3死亡及认定暴立峰全责，故对陈某等四人要求本案暴立峰、众义远达公司、阳光财险公司承担侵权责任的主张，应进行实体审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以挂靠形式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又根据第十六条第一款：“同时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以下简称“商业三者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三）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因暴立峰负全部责任，故对于陈某等四人的合理损失，先由阳光财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阳光财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1000000元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仍有不足的，由暴立峰、众义远达公司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对于暴立峰先行垫付11422.98元，以及阳光财险公司先行垫付60000元，为计算需要，采取先计算总损失，再确定各主体应负担赔偿额，再扣除先行垫付费用的处理思路。对于因刑事谅解，暴立峰已赔偿陈某等四人60000元，因《和解协议》明确载明此60000元系除法院判决民事赔偿部分外额外补偿，陈某等四人保证不再追究司机暴立峰交通肇事罪的刑事责任，故对该60000元不在本案所确定赔偿款中进行折抵。对于陈某等四人所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150000元（第9项诉讼请求），虽然暴立峰已与死者黄某3之家属达成《和解协议》，陈某等四人明确不要求追究暴立峰的刑事责任，但暴立峰尚处于取保候审阶段，刑事处理尚未有最终结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被害人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有权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被害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因受到犯罪侵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即如果最终认定暴立峰构成犯罪，则陈某等四人无权主张精神损失赔偿，如果最终认定暴立峰不构成犯罪，则陈某等四人有权主张精神损失赔偿，而至本案审理时，上述暴立峰是否构成犯罪之事实，尚不确定，故对该项诉讼请求，不予处理；争议方可待相关事实明确后另行解决。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陈某等四人所主张赔偿项目中，存在部分项目或者未按照法定名称所主张，或者其所主张项目之实质内容指向另一法定项目，或者多个项目需要合并处理之情形，且可能存在交叉重复的情况，如仅以上述瑕疵就对相关请求不予支持，无益于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及一次性解决争议；法院将在当事人所请求项目及内容的基础上，分析并整理之。关于第1项诉讼请求，即要求支付陈某等四人支付黄某3的住院费284576.59元、截至2019年12月1日的门诊费2620元、药品费853元，上述项目均系广义医疗费，合计288049.59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解释》）第十九条第一款：“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赔偿义务人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异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经核算医疗费票据及清单，含垫付款，医疗费合计287852.57元，陈某等四人主张金额过高，对过高部分，不予支持。关于第2项诉讼请求，即要求支付陈某等四人死亡赔偿金1359800元，虽然黄某3系农业家庭户口，但其长期在城市工作、生活，陈某等四人主张死亡赔偿金按照2018年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7990元计算并无不当，黄某3于1966年12月22日出生，于2019年12月10月死亡，即死亡时为52周岁，应计算20年；根据《人身损害解释》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计算公式为67990元×20年=1359800元。关于第8项诉讼请求，即要求支付陈某等四人被扶养人黄某2的被扶养人生活费343408元；被扶养人生活费应按照受害人标准确定，故陈某等四人要求按照2018年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42926元计算并无不当；至黄某3于2019年12月10日死亡时，其女黄某2（于2009年10月26日出生）为10周岁，应计算8年；至黄某3死亡时，其妻陈某（1968年9月13日出生）为51周岁，未达55岁的法定退休年龄，就陈某丧失劳动能力一节，陈某等四人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故在计算黄某2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时，应除以2（2名扶养义务人）；根据《人身损害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对被扶养人黄某2的生活费，以每年42926元乘以8年，结果除以2，结果为171704元。关于第10项诉讼请求，即要求支付陈某等四人死者黄某3之母韩某的赡养费214630元，实为要求支付韩某的被扶养人生活费214630元；根据上述司法解释，至黄某3死亡时韩某已超过75周岁，应计算5年，韩某的子女为5人，故应除以5（5名赡养人）；对被扶养人韩某的生活费，以每年42926元乘以5年，结果除以5，结果为42926元。对于上述第2、8、10项诉讼请求，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施行后，已取消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赔偿项目，该项目已并入残疾赔偿金或死亡赔偿金，故将上述被扶养人生活费171704元、42926元并入死亡赔偿金1359800元后，总的死亡赔偿金为1574430元。关于第3项诉讼请求，即要求支付丧葬费50802元，根据《人身损害解释》第二十七条：“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而2019年北京市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为8847元，故陈某等四人要求按照每月8467元计算并无不当；以每月8467元乘以6个月，丧葬费为50802元。关于第4项诉讼请求，即要求支付黄某3做伤残鉴定费用14886元、伤残鉴定时做检查的医疗费496元，均系因司法鉴定而产生，均属于广义的鉴定费，金额合计15382元；而经审查，伤残鉴定费用为13650元（含鉴证咨询服务费9650元、出诊费4000元）、因为鉴定而产生检查费等费用496.50元，各项鉴定费用合计14146.50元，故陈某等四人主张金额过高，对过高部分不予支持；需指出，因该鉴定系由一审法院委托，属司法鉴定，故对所产生鉴定费用，将其作为广义的诉讼费用，同案件受理费一并处理。关于第5项诉讼请求中要求支付黄某3住院期间的误工费27000元之请求；黄某3在2019年2月23日受伤，在2019年11月26日定残（1级伤残，赔偿指数100%），在2019年12月10日死亡，虽然鉴定意见认定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截至评残前一日，但该误工期认定系以黄某3构成残疾为前提，而根据之后所发生事实，本次事故造成黄某3死亡，故误工期限应自受伤之日计算至黄某3死亡时，即291日，故陈某等四人要求计算9个月，即270日误工期，并无不当；陈某等四人主张黄某3的月收入为3000元，未超历届个人所得税免征额3500元、5000元，并无不当；经计算，误工费为27000元。关于第5项诉讼请求中的营养费14500元，同前文所述，陈某等四人要求计算290日并无不当；综合考虑黄某3伤情具体情况，其主张营养费为每日50元亦合理，经计算，营养费为14500元。关于第5项诉讼请求中的护理费29000元，同前文所述，陈某等四人要求计算290日并无不当；参照本地护工平均收费水平等因素，陈某等四人主张护理费为每日100元亦合理；经计算，护理费为29000元。关于第5项诉讼请求中的住院伙食补助费29000元；根据《人身损害解释》第二十三条：“住院伙食补助费可以参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予以确定。受害人确有必要到外地治疗，因客观原因不能住院，受害人本人及其陪护人员实际发生的住宿费和伙食费，其合理部分应予赔偿”，参照北京市国家机关一般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陈某等四人主张住院伙食补助费为每日100元并无不当；黄某3在红星医院住院治疗81日，之后转回原籍，因就在当地住院的事实，或者因客观原因不能住院的事实，陈某等四人未提供证据证明，故对住院时间确定为81日；经计算，住院伙食补助费为8100元。关于第6项诉讼请求中要求支付黄某3之弟为照顾黄某3而产生误工费18000元，该误工费实为护理费，因前文已支持护理费29000元，且护理人员原则上为1人，就需要多人护理的事实陈某等四人未提供证据证明，故对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第7项诉讼请求中要求支付黄某1为照顾黄某3而产生误工费36000元，同前文所述，该误工费实为护理费，同前文所述，对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第6项诉讼请求中要求支付黄某3弟弟在照顾黄某3时所产生交通费1579元，根据《人身损害解释》第二十二条：“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故此交通费即为上述司法解释中的交通费。关于第7项诉讼请求中要求支付黄某1为照顾黄某3而产生交通住宿费3042元，其中的交通费即为上述司法解释中的交通费；但所主张住宿费及其他杂费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关于第11项诉讼请求中的转诊费8500元，经审查陈某等四人所提交证据材料，该费用并非医疗费，实为上述司法解释中的交通费。综合前述，对上述三部分交通费，一并核算，综合考虑本案具体情况及陈某等四人所提交证据，酌情确定为10000元。综上所述，含当事人所垫付费用，陈某等四人的合理损失为医疗费用损失310452.57元（含医疗费287852.57元、营养费145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8100元）、死亡伤残损失1691232元（含死亡赔偿金1574430元、丧葬费50802元、误工费27000元、护理费29000元、交通费10000元），合计2001684.57元；对上述损失，先由阳光财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医疗费用赔偿金10000元、死亡伤残赔偿金110000元，合计120000元；对剩余损失1881684.57元，由阳光财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内赔偿1000000元，再由暴立峰、众义远达公司连带赔偿881684.57元。因阳光财险公司先行垫付医疗费用赔偿金10000元、死亡伤残赔偿金50000元，合计60000元，故还需赔偿各项保险赔偿金合计1060000元；因暴立峰先行垫付医疗费11422.98元，故暴立峰、众义远达公司还需连带赔偿870261.59元。判决：一、扣除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先行垫付医疗费用赔偿金10000元、死亡伤残赔偿金50000元后，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内赔偿黄某1、黄某2、陈某、韩某死亡伤残赔偿金60000元（即死亡赔偿金）；二、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责任限额内赔偿黄某1、黄某2、陈某、韩某保险赔偿金（即死亡赔偿金）1000000元；三、扣除暴立峰先行垫付医疗费11422.98元后，暴立峰、北京众义远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连带赔偿黄某1、黄某2、陈某、韩某医疗费266429.59元、营养费145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8100元、死亡赔偿金464430元、丧葬费50802元、误工费27000元、护理费29000元、交通费10000元，合计870261.59元；四、驳回黄某1、黄某2、陈某、韩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陈某等四人依法提交京顺人社工伤认（2220T0381061）号《北京市顺义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工伤决定书》，欲证明黄某3生前系××公司职工，在上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被依法认定为工伤，故其生前有稳定的工作，其死亡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赔偿标准应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暴立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工伤认定是由××公司申请的，说明××公司为黄某3上了工伤保险和社保，可是陈某等四人未提交黄某3的社保证明，其应向法庭提交社保证明，以证明其在××公司工作的时间；另外，工伤认定书仅能认定黄某3系工伤，不能认定其在北京居住满一年以上，且其工伤补偿数额应在陈某等四人主张的赔偿数额中扣减。众义远达公司除同暴立峰的质证意见外，认为黄某3已获得工伤赔偿，陈某等四人在本案中获得的赔偿数额应扣除黄某3已获得的工伤赔偿数额。阳光财险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质证意见与暴立峰及众义远达公司意见相同，且工伤赔偿数额应从理赔款中予以扣减。本院认为，暴立峰、众义远达公司、阳光财险公司对陈某等四人提交的《北京市顺义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工伤决定书》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同时，该证据显示黄某3生前系××公司职工，其在上班途中发生本案交通事故，能够证明黄某3的生活来源为非农业生产，故对陈某等四人的证明目的亦予以认定。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黄某3的死亡赔偿金及被扶养人生活费是否应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是本案各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根据查明的事实，本案交通事故经大兴交通支队认定，暴立峰负事故的全部责任，黄某3无责任，加之暴立峰与众义远达公司签订《车辆承包经营协议书》，暴立峰与众义远达公司就本案事故车辆形成挂靠关系，故黄某3的合法损失应由暴立峰承担赔偿责任，众义远达公司承担连带责任。黄某3户籍性质虽为农业家庭户，但陈某等四人称黄某3生前系××公司职工，并提交《北京市顺义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工伤决定书》，该决定书认定黄某3系××公司职工，故黄某3生活来源为非农业生产；另，死亡赔偿金是对被侵权人未来收入损失的补偿，被侵权人居住在何地，涉及到的是被侵权人的生活成本支出问题，与死亡赔偿金所填补的损失并非同一内容。故一审判决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其死亡赔偿金及被扶养人生活费，符合法律规定。暴立峰上诉要求按照农村标准计算其死亡赔偿金及被扶养人生活费，事实及法律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暴立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237元，由暴立峰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邢述华审判员  艾 明审判员  刘 洋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薛泽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