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05民终102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欣国，男，1971年10月3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瑞安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彭秋萍，女，1978年9月17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云龙，江苏执着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邓建新，男，1967年11月6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云龙，江苏执着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欣国因与被上诉人彭秋萍、原审第三人邓建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2020）苏0508民初19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独任制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张欣国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案件受理费和财产保全费由彭秋萍、邓建新负担。事实与理由：一、彭秋萍参与了苏州鸿喆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喆公司)的投资和经营，而鸿喆公司正是邓建新对外承揽工程的经营主体。上诉人所供的灯具全部去向是邓建新或鸿喆公司承揽的工程项目的。上诉人在一审中已经举证苏州凌云市政园林建设有限公司将山东玫瑰湖湿地公园项目转包给鸿喆公司经营的事实，足可以证明彭秋萍和邓建新共同经营鸿喆公司，上诉人的债权属于彭秋萍、邓建新的夫妻共同债务。二、苏州市解放西路147-1号不动产的买卖是否真正形成于离婚以后，一审未予查明。虽然在房产登记中心备案的合同是离婚后的第9天，但是一审并没有查明购买房屋的实际的“三方协议”形成时间，凭格式存量房买卖合同认定购买行为形成于离婚以后，事实依据不足。三、彭秋萍和邓建新在不同诉讼中存在诸多虚假陈述的行为，本案相关事实应对两被上诉人做不利认定。苏州市解放西路147-1号69幢房屋，建筑面积260.93平方米，土地面积348.11平方米，依据格式的存量房买卖合同显示成交价600万元，首付款300万元，按揭贷款300万元，彭秋萍不具备购买房屋的付款能力，实际上该首付款、按揭贷款还款也确实来自于邓建新，首付款实际就是来源山东玫瑰湖湿地公园项目的工程款。四、邓建新与彭秋萍的离婚明显系规避债务的行为，本案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符合基本事实和常理。被上诉人彭秋萍答辩称：一审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张欣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彭秋萍对(2018)苏0507民初1664号民事判决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彭秋萍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张欣国自2011年3月至2017年3月期间向邓建新供应装饰灯具，邓建新未足额支付货款，张欣国于2018年3月28日将邓建新诉至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要求邓建新支付货款1047956元。在该案审理中，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认为张欣国与邓建新通过口头方式订立并实际发生灯具买卖业务，合同关系成立并合法有效；并对张欣国提供的送货单中有邓建新签名及邓建新认可的张伟、高大男、孙林根、翁建根、邓春来签字的部分，金额总计1450719元予以确认；对邓建新、邓春来签收的送货单上没有货款金额的部分合计163053元亦予以确认。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28日作出（2018）苏0507民初166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邓建新应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张欣国货款507628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507628元为本金自2018年3月26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张欣国不服，上诉至向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苏05民终501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述民事判决书生效后，邓建新未自动履行，张欣国向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4月20日作出（2019）苏0507执4070号之一执行裁定书，以未发现邓建新有可供执行的财产，申请执行人亦未提供被执行人可供执行之财产线索，终结了该次执行程序。另查明：邓建新与彭秋萍于2006年6月16日登记结婚，于2016年6月7日登记离婚。再查明：鸿喆公司于2011年4月19日成立，注册资本506万元，邓建新系该公司成立时的法定代表人，其出资506万元。2014年3月13日，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刘宗云，公司股东为邓建新、刘宗云，邓建新认缴出资额455.4万元，刘宗云认缴出资额50.6万元，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系刘宗云，监事为黄雅。庭审中张欣国陈述，灯具系供到邓建新或鸿喆公司承包的工地上使用，涉及连云港、句容、安徽梅西公园，山东黄河玫瑰湖国家湿地公园。由于当时送货单的签收人是邓建新本人及其工人，所以最终债务才落到了邓建新名下，实际上是与鸿喆公司相关的。邓建新与彭秋萍离婚后，彭秋萍于2016年6月16日购买别墅一套，首付款300万元来源不明，彭秋萍并没有购买能力，邓建新存在转移财产逃避债务的行为。彭秋萍与邓建新均是以鸿喆公司挂靠其他公司或者自己直接经营工程，我涉案的债权就是向鸿喆公司的工地供货形成的，故我认为彭秋萍和邓建新共同经营。为此，张欣国向一审法院提交了离婚协议书、苏州市存量房买卖合同、彭秋萍作为受托人办理鸿喆公司的投资人信息表、名称核准通知书、工程项目分包协议书。对前述证据，彭秋萍表示不认可张欣国的证明目的，其作为邓建新的受托人办理设立公司手续，与本案无关，涉案的买卖合同是鸿喆公司与张欣国发生的买卖纠纷，灯具均送到了鸿喆公司承包的工地项目，其并未参与。邓建新表示其与彭秋萍有经济往来是因为双方有孩子以及彭秋萍生病，彭秋萍购买房屋也与其无关，彭秋萍帮忙登记公司是夫妻间正常的事情，而涉案的买卖系其职务行为，与家庭无关。以上事实，有（2018）苏0507民初1664号民事判决书、（2019）苏05民终5014号民事判决书、（2019）苏0507执4070号之一执行裁定书、结婚登记审查处理表、离婚协议书、离婚登记审查处理表、存量房买卖合同、资金监管明细、投资人信息表、名称核准通知书、工程项目分包协议书及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在案证实。一审法院认为，张欣国认为邓建新与其的债务多产生于邓建新与彭秋萍婚姻存续期间，彭秋萍在离婚后购买别墅的资金来源不明，且邓建新与彭秋萍存在共同经营鸿喆公司的情形，故彭秋萍应就邓建新在（2018）苏0507民初1664号案件中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结合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及陈述，一审法院分析如下：1.根据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审查及认定的事实，张欣国主张与邓建新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送货单均是邓建新及邓建新认可的员工签字的送货单，送货单中并没有彭秋萍的签字，而邓建新提供的付款材料中也未体现彭秋萍代为付款的情况，故邓建新与彭秋萍对所欠货款并没有双方共同的意思表示。2.彭秋萍、邓建新均主张与张欣国的欠款与鸿喆公司承包工程有关，张欣国亦认可其向邓建新提供的部分灯具与鸿喆公司有关，而彭秋萍并非鸿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未登记为公司股东、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张欣国仅提供彭秋萍作为受托人办理设立鸿喆公司手续的材料，不足以证明彭秋萍实际参与鸿喆公司的管理活动或实施缔约、履约等生产经营活动，故涉案债务无法证明系用于夫妻共同经营。3.张欣国也未提供证据证明涉案债务的形成系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关于彭秋萍购买别墅及别墅首付款项来源的问题，该房屋的买卖发生于彭秋萍与邓建新离婚之后，即便购房的款项确系来源于邓建新，张欣国也没有证据证明该购买别墅的款项来源与本案欠付的货款有关。综上，张欣国要求彭秋萍对邓建新(2018)苏0507民初1664号民事判决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主张，一审法院难以支持。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张欣国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359元，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4680元，由张欣国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相一致。本院认为，邓建新结欠张欣国货款507628元本息已经本院生效判决予以认定，本案张欣国以该债务应系邓建新、彭秋萍夫妻共同债务为由起诉彭秋萍，要求彭秋萍与邓建新承担连带责任，对此本院认为，本案并非邓建新、彭秋萍共债共签，亦非邓建新、彭秋萍共同经营所产生的债务，对此一审法院已作充分论证，且因货币属种类物而非特定物，即便彭秋萍购买苏州市解放西路147-1号69幢房屋的首付款来自邓建新，张欣国亦无证据证明该购房款就源自结欠张欣国的灯具款，故张欣国上诉主张彭秋萍与邓建新承担连带责任，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综上，张欣国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359元，由上诉人张欣国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曾雪蓉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朱冰丽法律文书履行提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具有国家权威性和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应当依法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否则人民法院将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将面临以下执行风险：一、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名下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执行措施，并有权对被执行人及其住所、经营场所进行搜查。二、被执行人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执行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三、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四、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财产的，人民法院有权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及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五、被执行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或者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六、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座以上舱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非经营必须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七、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或者通过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抗拒执行，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法院公告栏、电子显示屏、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向社会公布，并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向征信机构通报，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八、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或者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