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民再99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郑文娟，女，1969年7月27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孟浪，北京德恒（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花良勋，北京德恒（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安徽奔盛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在安徽省六安市霍邱县城关镇关外街道。法定代表人：陈倩，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卞亚东，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仲凯，江苏河滨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被告：周庆松，男，1969年2月10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泗洪县。再审申请人郑文娟因与被申请人安徽奔盛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奔盛公司）、一审被告周庆松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苏13民终8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21年1月19日作出（2020）苏民申2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郑文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孟浪，被申请人奔盛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卞亚东、仲凯,一审被告周庆松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郑文娟申请再审称，（一）周庆松签名并加盖奔盛公司印章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奔盛公司应当对案涉债务承担连带责任。1.2012年起周庆松持有奔盛公司印章，以奔盛公司董事长名义从事非法集资，案涉几十起，金额3000余万元，在宿迁市泗洪县基本上人人都知道其是奔盛公司董事长，郑文娟有理由相信周庆松有权代表奔盛公司；2.周庆松系奔盛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也是该公司的第一大股东。自2010年奔盛公司成立起，所有事宜均有周庆松参与。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苏0105民初2346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奔盛公司认可其公司有三枚不同的印章，且未在公安机关备案。该院审理的周庆松与时文波、李燕等人民间借贷案件中，认定周庆松有权代表奔盛公司；3.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苏民申574号民事裁定书认定，周庆松私刻印章系经过奔盛公司法定代表人袁恒山确认，自2010年起存在对外重复使用的情形。在周庆松与周洪斌民间借贷的案件中，经一、二审、再审均认定周庆松有权代表奔盛公司。（二）奔盛公司提供担保的行为真实有效，不能仅以缺少奔盛公司决议机构授权从而认定奔盛公司对案涉债务的担保行为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系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二审法院认定奔盛公司对外担保因缺少决议机构的授权违反上述规定担保无效，系适用法律错误；即使担保合同无效，奔盛公司对担保合同无效存在过错，其应当对周庆松不能清偿债务部分承担二分之一的赔偿责任。（三）奔盛公司未在法定期限内交纳上诉费，应当按自动撤诉处理，二审法院违反民诉法的相关规定程序错误。请求再审判决支持郑文娟的全部诉讼请求。奔盛公司辩称，（一）奔盛公司没有为案涉借款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周庆松伪造奔盛公司的公章，为其个人借款提供连带担保，该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1.郑文娟与周庆松签订案涉借款合同并加盖奔盛公司的印章时，其并非奔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亦非奔盛公司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也未得到公司授权，周庆松无权代表奔盛公司对外签订连带保证合同；2.周庆松以奔盛公司名义为其个人借款提供担保，属于无权代理行为，在案涉保证合同签订后，奔盛公司明确拒绝追认，对奔盛公司不发生效力。3.《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对于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程序作了明确规定，案涉借款的担保未经奔盛公司股东会决议，郑文娟未予审查，并非善意无过失。（二）奔盛公司按照法律规定向二审法院申请缓交诉讼费，后在缓交期限届满前依法交纳上诉费，二审法院程序符合法律规定。请求驳回郑文娟要求奔盛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一审被告周庆松述称，一、二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所借款项被用于包括奔盛公司在内的房地产项目，请求依法判决。郑文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周庆松、奔盛公司共同偿还借款本金600万元、利息100万元及违约金100万元；2.判令奔盛公司、周庆松支付逾期利息6600328.77元（按照月利率2%计算，自2013年8月11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由周庆松、奔盛公司承担。一审审理查明：2012年10月10日，郑文娟（甲方）与周庆松（乙方）签订《借款合同》一份，约定甲方同意向乙方出借金额为陆佰万人民币（6000000.00元），由乙方出具借条，以汇款之日为利息起算日；借款期限为10个月，自2012年10月11日至2013年8月10日；乙方于2013年8月10日归还借款本金陆佰万人民币（6000000.00元），同时支付利息壹佰万元（1000000.00元）；若乙方到期不能足额归还借款本金和足额支付利息，乙方应按照本合同履行支付本息的义务（包括但不限于借款本金、利息、律师代理以及诉讼费用和甲方维权所产生的一切实际支出），到期应付利息作为本金以月息3%计算利息直至付清。除必须支付上述款项外，还需要另外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壹佰万元（1000000.00元）。奔盛公司作为担保人在该借款合同上加盖“安徽奔盛置业有限公司”印章。同日，周庆松向郑文娟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到郑文娟人民币陆佰万元整（￥6000000.00），借期2012.10.10-2013.8.10止”。2012年10月11日，郑文娟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周庆松支付600万元。2014年2月6日、2016年2月2日，郑文娟两次以邮寄催款函方式向奔盛公司、周庆松主张权利，要求其履行还款及担保义务。另查明，2016年7月26日，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苏13刑终51号刑事判决书，查明2010年8、9月份，周庆松为方便办理购车按揭手续，伪造“安徽奔盛置业有限公司”、“徐州中巍置业有限公司”印章各一枚。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法院审理（2016）苏0105民初2346号时文波诉周庆松、奔盛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奔盛公司认可其公司有三枚不同印章，且未在公安机关备案。2018年4月16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苏民申574号民事裁定书，认定周庆松私刻的印章系经过奔盛公司法定代表人袁恒山的确认，并存在对外反复使用的情形。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债权债务受法律保护。郑文娟已按约履行了出借义务，周庆松作为借款人，应按照合同约定期限履行还款义务，现周庆松未按约还款已构成违约，故对郑文娟主张周庆松偿还借款本金600万元的诉讼请求，依法予以支持。关于借款期限内的利息，因合同约定利息为1000000元，并未超出法律规定，依法予以支持。关于逾期利息及违约金，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郑文娟可以一并主张，但总计不应超过月利率2%，故应以尚欠本金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计算逾期利息。关于奔盛公司是否承担担保责任。一审法院认为，奔盛公司作为担保人在借款合同中盖章确认，应对案涉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即便该借款合同中的印章系周庆松私刻，因奔盛公司先后启用过3枚印章，且均未在公安机关备案，而周庆松私刻的印章曾被奔盛公司法定代表人袁恒山确认过，并对外反复使用，故在未有证据证明郑文娟非善意信赖该印章的情况下，奔盛公司应对案涉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周庆松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郑文娟偿还借款本金6000000元及利息1000000元（之后利息以6000000元为基数，自2013年8月11日起按照月利率2%继续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奔盛公司对前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并有权在实际清偿后向周庆松追偿；驳回郑文娟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9402元、公告费520元，合计109922元，由周庆松负担102428元，郑文娟负担7494元。奔盛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郑文娟对奔盛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一审法院重新审理，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郑文娟负担。二审中，除了对案涉借款合同的真实性以及郑文娟是否两次以邮寄催款函的方式向奔盛公司主张权利存有争议外，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部分的其他事实均没有异议，据此，二审法院对双方当事人无争议的事实依法予以确认。双方当事人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能否依据案涉借款合同认定奔盛公司为案涉借款连带责任保证人，即案外人周庆松的签字、盖章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表；2.若认定奔盛公司为连带责任保证人，是否因保证期间届满而免除其保证责任即郑文娟是否分别于2014年2月6日、2016年2月2日向奔盛公司主张权利。二审法院认为，奔盛公司不是案涉借款的连带责任保证人，案涉借款合同不对其发生效力。也就是说周庆松签名并加盖奔盛公司印章的行为不能认定奔盛公司作出担保的真实意思表示，其行为不构成表见代表。因为案涉借款合同签订时，案外人周庆松并非奔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非奔盛公司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亦没有得到奔盛公司的相关授权，故周庆松无权代表奔盛公司对外签订保证合同。在奔盛公司拒绝追认案涉借款合同的情况下，只有周庆松的行为构成表见代表，才能够依法保护善意相对人的信赖利益，亦即是说该保证合同的效力才能够及于奔盛公司。据此，在判断郑文娟是否有理由相信周庆松有权代表公司对外提供担保这一问题时，应当从周庆松是否具有表见代表的外观以及郑文娟对相关权利外观的信赖是否合理两个方面予以考量。关于周庆松是否具有以奔盛公司名义为自己提供担保的代表权外观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第二款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上述条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程序性规定，同时也是对法定代表人权限的法定限制。这种以决议前置的方式限制法定代表人担保权限的立法安排，其规范意旨在于确保该担保行为符合公司的意思，不损害公司、股东的利益。据此，能够证明周庆松享有以奔盛公司名义为他人提供担保的代表权外观的证据，只能限于奔盛公司决议机构授权的证据。本案中，虽然周庆松对外以奔盛公司法定代表人自称并持有公司印章，但是在无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证明案涉担保行为确系奔盛公司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仅持有公司公章不足以表明周庆松具有代表奔盛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权限。关于郑文娟对周庆松代表权限的信赖是否具有合理性的问题。首先，从周庆松身份的认知角度，郑文娟以周庆松多次以奔盛公司名义借款以及他人有关周庆松身份的陈述而信赖周庆松是奔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至少存在重大过失，因为法定代表人属于奔盛公司的公开事项，且在信息高度发达的社会中获取该信息几乎不需要任何成本。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将公司的对外担保程序以法律条文的形式作了明确规定，实际上就已经剥夺了法定代表人未经公司内部决议程序对外签订担保合同的代表权，构成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法定限制，且具有公示效力。在此情况下，相对人在接受担保时，其应当履行注意义务，对代表人的代表权限进行审查。最后，关于相对人审查的范围，只要相对人能够证明其在订立合同时已经对公司董事会、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等与担保相关的文件进行了审查，且有关决议在形式上符合法律规定即可。本案中，在未对周庆松身份进行确认的情况下，郑文娟也未能就案涉担保事项是否经过奔盛公司股东会决议等作出过询问、核实等基本的审查义务，不能构成对周庆松无权代表行为的善意，不属于受法律保护的善意相对人。综上所述，在周庆松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表且奔盛公司未对案涉担保进行追认的情况下，案涉担保合同不对奔盛公司发生效力，不应当认定奔盛公司为案涉债务的连带责任保证人。奔盛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2018）苏1302民初2184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一项；二、撤销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2018）苏1302民初2184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二项、第三项；三、驳回郑文娟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9402元、公告费520元，合计109922元，由周庆松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09402元，由郑文娟负担。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与二审判决查明的事实相同。另查明，奔盛公司成立于2010年11月4日，系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黄川，注册资金2000万元，蒋栋为执行董事兼经理。2011年10月12日，任命袁恒山为执行董事及法定代表人，2016年11月18日被免去上述职务。袁恒山、周庆松、周庆祝、尹亮、顾俊马、卞亚东等人为奔盛公司的隐名股东。周庆松负责奔盛公司的经营，包括设计、施工等。在此期间，周庆松多次向他人借款，有时袁恒山作为共同借款人，并由周庆松在借款合同上加盖印章为借款进行担保。本院作出的（2018）苏民申574号民事裁定书认定周庆松向周洪斌、杨祯、陆海波等人的借款合同中，周庆松的身份系奔盛公司的董事长，借款合同上都有袁恒山的签字，亦由奔盛公司盖章担保。再审庭审中，奔盛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卞亚东称奔盛公司的办公地点在安徽省霍邱县光明大道84号。郑文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向法庭提交了郑文娟先后于2014年2月6日、2016年2月2日两次向奔盛公司上述地址邮寄催款函的邮件存根及顺丰公司发送“无法查找收件人，无法派送”的短信回复打印件。经质证，奔盛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对催款函的邮件存根不予认可，表示其未收到催款函。本院认为，郑文娟提交的催款函邮件存根与顺丰公司发送短信回复相印证，足以证明郑文娟先后于2014年2月6日、2016年2月2日两次向奔盛公司及周庆松发函催款的事实。本院再审认为，郑文娟与周庆松签订的借款合同，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国家法律和其他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周庆松作为借款人，应按照合同约定期限履行还款义务，周庆松未按约还款构成违约，故对郑文娟主张周庆松偿还借款本金600万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双方约定借款期限内的利息为100万元，未超出法律规定，依法予以支持；关于逾期利息及违约金，根据法律规定，郑文娟可以一并主张，但总计不应超过月利率2%，故应以尚欠本金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计算逾期利息。郑文娟在保证期间内以邮寄催款函方式向奔盛公司、周庆松主张权利，要求其履行还款及担保义务，未超过保证期间，奔盛公司主张郑文娟要求其承担保证责任超过保证期间，与事实不符。周庆松并非奔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未经奔盛公司授权的情况下，无权代表奔盛公司对外签订保证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公司为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担保，应当经过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任何人不得主张不知法律。公司提供担保需经过决议，未见决议而订立担保合同的相对人，即为明知无权代理，故周庆松的行为亦不构成表见代理，其在借款合同上加盖奔盛公司印章为其借款提供担保，担保合同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规定，担保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债务人、担保人、债权人有过错的，应当根据其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债权人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债权人、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债务部分的二分之一。”本案中，郑文娟在接受奔盛公司担保时未审查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未尽到交易上最低限度的必要注意义务，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具有过错；周庆松在向周洪斌、杨祯、陆海波等人的借款合同中，注明周庆松是奔盛公司的董事长，以上合同还有时任奔盛公司法定代表人袁恒山的签字，表明周庆松作为奔盛公司董事长的身份经过了奔盛公司法定代表人袁恒山的认可，同时袁恒山还多次与周庆松作为共同借款人向他人借款，袁恒山明知周庆松使用其私刻的奔盛公司的印章为其借款提供担保从未提出异议，反而主动配合，在此情况下，周庆松使用奔盛公司的印章为其向郑文娟的案涉借款提供担保，奔盛公司存在明显过错，应当对周庆松的借款不能清偿部分承担二分之一的赔偿责任。奔盛公司承担了赔偿责任后有权在其承担责任的范围内向周庆松追偿。二审判决认定担保合同无效正确，但未认定担保人奔盛公司存在过错、承担相应赔偿责任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奔盛公司提起上诉经二审法院同意缓交二审案件受理费，符合法律规定，郑文娟主张二审程序违法，没有法律依据，不能成立。综上，郑文娟的部分再审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苏13民终808号民事判决和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2018）苏1302民初2184号民事判决；二、周庆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郑文娟偿还借款本金600万元及利息100万元（之后利息以600万元为基数，自2013年8月11日起按照月利率2%继续计算至清偿之日止）；三、奔盛公司对周庆松不能清偿债务部分承担二分之一赔偿责任，并有权在实际清偿后向周庆松追偿；四、驳回郑文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09402元、公告费520元，合计109922元，由周庆松、安徽奔盛置业有限公司共同负担102428元，郑文娟负担749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9402元，由安徽奔盛置业有限公司、郑文娟各负担54701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薛山中审判员  郭 群审判员  关 倩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九日书记员  傅门雪书记员  镇露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