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浙01民终96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袁建平，男，1963年9月2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象山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宝，浙江泰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杭州正志针织罗口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4MA28U4C170（1/1）。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太平门直街260号三星银座1203室。 法定代表人：周正志，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武晓宇，浙江北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鸿媛，浙江北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袁建平因与被上诉人杭州正志针织罗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志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2020）浙0104民初41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3日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由审判员石清荣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于2021年3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上诉人袁建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宝、被上诉人正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周正志、委托诉讼代理人武晓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袁建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货款18108元；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遗漏第三人贺善龙，导致本案认定事实不清。1.上诉人除申请调取一审法院(2020)浙0104引调506号案件材料外,还申请调取被上诉人与案外人贺善龙在一审法院的其它买卖合同纠纷案件材料。从被上诉人提交的其与贺善龙另案买卖合同纠纷相关证据材料来看，被上诉人除向上诉人供应衣帽等货物外，同期还向贺善龙以相同的价格供应相同的衣帽等货物，且所供货物均送至贺善龙所在的加工厂，送货单也均有贺善龙加工厂的人员任林、陈三国签收。一审法院以上诉人、被上诉人之前的货物交付习惯是由任林、陈三国签收而认为他们签收11月4日之后的货物系代上诉人签收货物，明显与事实不符，属事实认定错误。2.被上诉人与贺善龙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目前尚未开庭审理，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贺善龙供货时如何进行有效区分，分别交付情况以及交付了多少货物，案涉货物买卖是否存在交叉重叠问题，被上诉人诉贺善龙的买卖合同纠纷案中是否包含了本案案涉货物等，一审法院并未查明。在基本事实未查明的情况作出判决势必导致被上诉人与上诉人、被上诉人与贺善龙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案长期争执不休，不利于纠纷的解决。被上诉人辩称分别向两方进行供货、分别确认价款系其单方陈述，不具有客观真实性。3.事实上，案涉货物买卖涉及贺善龙。贺善龙也认可被上诉人供给上诉人的货物中有1000个衣帽系由其所采购，被上诉人对此也是明知的。一审法院在未依法核实的情况下便认为被上诉人供货给贺善龙与本案无关联，与事实不符。从案涉货物的货款对账情况看，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就案涉货物的货款问题存在争议，双方也曾在司法部门主持下进行调解，但因分歧较大而无果。上诉人于2020年1月14日便要求被上诉人与贺善龙及其本人进行对账确认，一审法院根据在案证据也对该事实予以确认。因此，贺善龙与本案处理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之规定，人民法院应当通知贺善龙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以便查明本案事实。 二、一审法院未查明上诉人所需采购衣帽等货物的数量，认定货款金额依据不足。1.一审法院未查明上诉人所需采购衣帽等货物的数量。首先，衣帽、罗口等货物作为服装辅料，应根据所需加工的服装数量及颜色进行量化采购。上诉人委托贺善龙加工制作服装，贺善龙最终交付给上诉人的成衣仅有5048件，而本案买卖所涉衣帽至少有8439个。根据一件成衣配一个帽子的常识，案涉衣帽数量与加工交付的成衣件数严重不符，上诉人不可能单独购买3000多个衣帽的服装辅料。其次，因采购衣帽、罗口等货物涉及颜色种类较多(黑色、白色、米色、咖色)，且采购数量达上千件，上诉人于采购之初便向被上诉人出具采购单据，列明所要采购衣帽、罗口等货物的颜色及数量。该单据作为被上诉人与上诉人进行货物买卖以及货款结算的重要原始凭证，为被上诉人所控制。一审举证期间上诉人依法申请责令被上诉人提交该书证，但一审法院未予采纳，导致认定事实不清。最后，被上诉人辩称上诉人均是通过电话、见面方式向其下单采购不符合常理，也不符合实际。上诉人不在杭州办公经营，也不常驻杭州，并不知晓贺善龙加工厂每日完成制作服装的数量及颜色等情况，不可能每单均通过电话告知被上诉人所需衣帽货物的数量及颜色，更不可能经常见面下单采购。从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于2019年10月14日、10月28日在微信聊天记录提及按单做货及送货数量也可以印证上诉人出具过采购单据的事实。2.一审判决认定货款金额依据不足。本案为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就案涉货款存在争议，一审法院本应就被上诉人交付货物的证据进行审查，但却未审查被上诉人的交货情况及交货数量，仅根据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最后发送的账单作为认定货款的依据，不符合法律规定。该账单系由被上诉人单方制作，且始终未得到上诉人的明确认可。就2019年11月9日后的货物，被上诉人并未将交货情况及送货数量告知过上诉人，上诉人也是在被起诉后才看到相应的送货单。且从被上诉人提交的送货单据来看，也没有账单中显示的2019年11月15日所涉803个衣帽的送货单，被上诉人应就货物交付情况及数量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忽略送货单这一重要的原始凭证，判决认定货款金额所依据的证据明显不足。 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就案涉货物未完成对账，一审法院仅凭被上诉人单方制作的货款账单作为认定货款的依据明显不公。首先，上诉人年岁较大，不惯于使用微信，很少去看微信信息并作回复。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之间的微信聊天内容来看，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在2020年1月9日前所发送的信息极少甚至未作任何回复，与其个人不擅使用微信的习惯有关，但其未回复不能视同其无异议，故不能以上诉人未提出异议作为其认可的依据。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意思表示的方式有“明示”和“默示”，沉默只有在有法律规定、当事人约定或者符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习惯时，才可以视为意思表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无约定、无法定、无习惯”以“默示”方式作为意思表示的方式。其次，一审法院认定2019年11月30日上诉人支付给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的5万元系针对233574元欠款所付款项与事实不符。上诉人系根据被上诉人于2019年11月4日完成的订单情况自觉履行付款义务，并于每次付款时均会将付款金额告知被上诉人。2019年11月14日、11月24日其分别支付5万元货款时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也从未向其发送过货款账单，11月30日所付的5万也是自觉履行截止至2019年11月4日的货款，被上诉人在此之前并未向其催要过货款，且距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11月25日发送货款账单间隔数日，期间上诉人也未对该账单进行确认。2020年1月9日，当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发送给上诉人“欠我183574元”的货款账单时，上诉人虽知尚欠被上诉人部分货款未付，但却并不认可还欠183574元货款，所以其在看到该货款账单金额后感觉很是吃惊，便首先回复的是“给你多少现金，总共给你多少现金?”，其后回复“这个我知道的...”，就“这个我知道的”所表达的意思，上诉人在一审中明确为知道案涉货物有贺善龙所采购的。上诉人委托贺善龙加工服装，最终收到贺善龙交付的成衣仅5000多件，且加工费用已全部结清，一审判决上诉人须承担案涉8300多个衣帽的货款，对上诉人明显不公。最后，案涉货款未进行对账确认，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单方制作的欠付183574元货款账单也不认可，否则双方也不会于1月13日在司法所进行调解，1月14日上诉人要求与被上诉人、贺善龙及其本人三方进行对账。 四、一审判决上诉人支付自2020年6月19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损失法律适用错误。如上所述，案涉货物买卖涉及贺善龙，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就案涉货款并未完成对账，双方之间也没有约定违约金，一审判决上诉人支付利息没有依据。退而言之，即便上诉人须支付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逾期付款损失的，自2020年6月19日起一年期的LPR为3.85%，参照逾期罚息50%的标准计算为5.775%，一审判决按年利率6%计算利息损失属法律适用错误。 被上诉人正志公司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正志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袁建平支付货款183574元；2.判令袁建平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按照年利率6%计算，从起诉之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由袁建平负担。 原审法院查明：袁建平自2019年9月起向正志公司购买服装辅料衣帽等，双方约定货物由正志公司直接送至袁建平委托贺善龙进行服装加工的工厂，正志公司法人告知袁建平送货单信息并列明货款金额清单通过微信发送给袁建平。 2019年11月4日，正志公司法人通过微信向袁建平发送货款金额清单，内容：“截止2019年11月4号帽子已送到贺**厂，318108元-已付15万元=欠我168108元”。 2019年11月6日，正志公司法人通过微信向袁建平发送送货单，其中11月5日送货350个×53=18550元，11月6日送货350×53=18550元，签收人均为陈三国。 2019年11月25日，正志公司法人通过微信向袁建平发送清单，内容：“袁建平2019年11月9日-11月20日，11月9日300个、11月10日456个、11月13日199个、11月15日803个、11月18日264个、11月20日400个，2422×53=128366元，11月14日付5万、11月24日付5万，合计205208元+128366-10万元=欠我233574元”。 2019年11月30日袁建平发微信告知正志公司法人汇款5万元。正志公司法人随即回复袁建平：“233574-5万=183574元”。 2020年1月9日正志公司法人发微信给袁建平：“233574-5万=183574元”。袁建平回复：“这个我知道的，总共给你多少钱”。 袁建平向正志公司支付货款情况为：2019年11月14日付5万元、11月24日付5万元、11月30日付5万元，合计15万元。 另查明：2019年10月26日-11月4日，由收货人任林签收的送货单货物价值132616元，由陈三国签收的送货单货物价值21200元，合计153816元。2019年11月5日、6日由陈三国签收的送货单货物价值37100元(加上2019年11月4日正志公司法人通过微信向袁建平发送货款金额清单1681086元=205208元)。2019年11月9日至11月20日由任林签收的送货单货物价值131016元（2472×53）。任林、陈三国均为贺善龙工厂人员。 正志公司通过浙江移动微法院确认，其2019年11月25日通过微信向袁建平发送的11月9日至11月20日货物清单中数量2422件与11月9日至11月20日送货单数量2472件，差额50件系其少算了11月9日的送货数量,故金额为128366元。 原审法院认为：正志公司、袁建平买卖合同关系合法有效，袁建平向正志公司购货，应向正志公司支付货款。本案争议焦点在于2019年11月4日后正志公司所送货物是否属袁建平订购及11月5日至11月20日期间该部分货款金额的确定。该院认为，2019年11月6日正志公司法人仍以微信方式告知袁建平送货单信息，该行为与双方之前买卖行为亦是通过微信由正志公司法人向袁建平发送送货单信息的交易习惯相符合，说明2019年11月4日后袁建平仍存在向正志公司购货的行为。至于2019年11月9日至11月20日期间的货物，正志公司法人确未向袁建平发送过送货单信息，但正志公司法人通过微信于2019年11月25日以清单方式告知了袁建平11月9日-11月20日期间送货数量、单价及总计欠货款金额233574元，袁建平对该清单亦未提出过异议，且于11月30日向正志公司支付5万元货款，说明袁建平对于11月9日-11月20日期间向正志公司购货的事实无异议。袁建平认为11月30日的5万元是支付11月4日前结欠的货款168108元的意见，根据双方微信聊天记录的前后内容看，该5万元是在正志公司向袁建平发送了“欠我233574元”后支付的，袁建平付款前并未对“欠我233574元”的事实提出异议，应可认定该5万元是针对233574元欠款付的。另外，从2020年1月9日正志公司法人向袁建平发送了内容为“233574-5万=183574元”的微信后袁建平回复：“这个我知道的，总共给你多少钱”的微信内容看，说明袁建平对于还欠正志公司183574元货款亦是知晓的，且未提出异议，亦证明了2019年11月5日至20日间由任林、陈三国签收的货物是袁建平订购的事实。袁建平提出2019年11月4日之后其未向正志公司购过货物，之后的货物属于案外人贺善龙订货的意见，该院认为，任林、陈三国虽系案外人贺善龙工厂人员，但根据正志公司、袁建平之前的货物交付习惯，亦是由任林、陈三国签收的，袁建平未举证证明任林、陈三国签收11月4日之后货物的行为系代他人签收，任林、陈三国签收的行为应认定为代袁建平签收货物，故即使袁建平对正志公司出具的对账单未有过明确认可的意思表示，但从正志公司提供的11月5日至11月20日期间的送货单及袁建平11月30日履行部分付款义务的行为看，2019年11月5日至11月20日期间的货物亦由袁建平向正志公司订购，袁建平尚应支付正志公司的货款为165466元，故对于袁建平提出的2019年11月4日之后的货物属于案外人贺善龙订货的意见不予采信。正志公司主张的2019年11月4日前袁建平欠货款168108元，11月5日-11月20日欠货款165466元，合计333574元，扣减袁建平已付150000元后，尚欠货款183574元的事实予以采信及支持。正志公司少算的50件货物金额，因其未提出主张，本案不作处理。对于正志公司主张的利息，双方对于货款支付时间未作具体约定，视为约定不明，正志公司主张自起诉之日起按6%年利率支付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四款、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之规定，判决：一、袁建平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正志公司货款183574元；二、袁建平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正志公司自2020年6月19日起至上述第一项货款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损失。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按规定减半收取的案件受理费1985.5元，由袁建平负担。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 根据有效证据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二审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合法有效。根据被上诉人一审提供的送货单、微信聊天记录、付款记录等证据，可以认定上诉人尚欠被上诉人货款183574元的事实。因双方未约定付款时间，被上诉人可以在合理的时间内要求上诉人支付货款。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自一审起诉之日起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于法有据，一审判定的标准尚属合理。案外人贺善龙并非必须参加本案诉讼的当事人，上诉人要求追加其为第三人的意见不能成立。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妥当，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609元，由上诉人袁建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石清荣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韩景挺 附：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自动履行指引及拒不履行后果预告书 发生法律效力的法律文书，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当事人自动履行的，人民法院将对其予以正向激励；一方当事人未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依法向第一审人民法院或与该院同级的被执行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申请执行。被执行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将依法对其采取强制措施和间接执行措施。 一、自动履行可获得正向激励 法律文书生效后，一方当事人自动履行的，可直接向对方当事人履行，也可联系审理法官履行。一方当事人要求履行的，审理法官应及时告知收款账号，并在收款后及时发还对方当事人。 对自动履行完毕、不需进入执行程序的案件当事人，人民法院可通过出具自动履行证明、发布诚信履行名单等方式进行正向激励。 二、拒不履行的将依法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当事人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的，对于符合执前督促条件的，人民法院可先行执前督促其履行，通过自动发送短信、语音智能外呼、人工干预介入等方式执前督促履行。执前督促不履行的，进入强制执行程序。 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被执行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将采取以下措施： （一）要求支付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或迟延履行金； （二）查封、扣押、冻结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财产； （三）根据情节轻重，实施拘传、罚款、拘留措施； （四）联合信用惩戒。包括纳入失信名单、限制消费、限制出境等，不得乘坐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以上舱位，不得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不得参团旅游，子女不得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不得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作列车一等以上座位等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被执行人为单位的，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实施前述行为。 人民法院可以在征信系统记录、通过媒体公布不履行义务信息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措施，还可以将被执行人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义务的信息向其所在单位、征信机构以及其他相关机构通报。 （五）对构成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罪，妨害公务罪，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诚实守信是最好的通行证，失信违法者将寸步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