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浙06民终34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钟伟芳，女，1979年5月30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柯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雨涵,浙江秦国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金立君,浙江秦国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蒋伟清，女，1974年5月29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诸暨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智明，男，1971年5月6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上述二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浩，浙江博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孟张明，男，1960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诸暨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永飞，男，1968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上诉人钟伟芳因与被上诉人蒋伟清、何智明、孟张明、朱永飞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2020）浙0603民初31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和询问当事人，不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钟伟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雨涵，被上诉人蒋伟清、何智明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钟伟芳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钟伟芳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仅根据蒋伟清、何智明的陈述，否认四被上诉人系合伙关系，将证明责任错误地分配给钟伟芳，属于认定基本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2009年至2014年期间，钟伟芳陆续将价值500万元左右的涤纶丝交付孟张明和朱永飞，两人经核对数量、金额后签字确认，并拉走了全部涤纶丝。之后蒋伟清、何智明将部分货款陆续打至钟伟芳指定账户中。钟伟芳将全部涤纶丝交付了孟张明、朱永飞，至于两人将涤纶丝交付何人、用于何处，钟伟芳无从得知。蒋伟清、何智明向钟伟芳支付货款，是为两人支付还是为四被上诉人支付，钟伟芳亦无从得知。从外观上看，钟伟芳有合理理由认为四被上诉人系合伙关系。蒋伟清、何智明主张孟张明、朱永飞系“拉货人员”，却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该主张。二、一审判决仅根据蒋伟清、何智明的陈述，认定钟伟芳所提交的码单与蒋伟清、何智明支付货款无法对应，认为案涉交易的未结清货款总金额并非365436元，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钟伟芳与四被上诉人之间的交易发生于2009年至2014年期间，交易总金额近500万元。双方在长期的交易过程中，形成“一单一对账”的交易习惯，也即每份码单中都载明“前账欠”和“总计欠”，并由收货人员在欠款下方签字，即每一份码单既是货物交付凭证，亦是对账凭证。蒋伟清、何智明陈述2014年12月至2019年2月期间所支付的28万元，并非码单对应之交易，则应就该28万元履行的方式、对应的交易进行举证。三、一审判决仅根据何智明在微信聊天记录中的单方陈述，即认定仅欠货款35000元未付，属于认定事实错误。蒋伟清、何智明在庭审中陈述，已向钟伟芳付清所有货款，明显属于虚假陈述。钟伟芳在庭后将钟伟芳与何智明的微信聊天记录提供给一审法院，以说明双方买卖合同关系的存在以及仍欠款的情况。何智明在2019年2月3日21点18分陈述“汇了3万，余下的3.5万3月底给你付清”后，钟伟芳质问“…昨天答应清还的，这样处理掉的，对不对，是一次性付清的…”，“其实我是这个意思，昨天你说六万五，我哥哥说七万的时候，你没有答应表示同意，现在还是六万五，这个东西我真的没法子做…”，之后何智明未表示反对。从中可以直观地看出，截至2019年2月2日，四被上诉人所欠款项多于7万元，何智明曾以一次性支付7万元，请求钟伟芳减免其他未付货款，但钟伟芳未表示同意，双方未就货款减免达成一致意见。四、一审判决以未约定付款期限为由，认定逾期付款损失起算时间为起诉之日，属认定事实错误。根据码单可知，最后一次付款时间为2019年2月3日，钟伟芳与何智明的聊天记录可以对应，四被上诉人理应自次日起算逾期付款损失。五、一审法院在必须到庭的被告未到庭的情况下，直接作出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孟张明、朱永飞作为实际收受涤纶丝，并在码单上签字确认的当事人，属于必须到庭的被告，一审法院理应要求其出庭。孟张明、朱永飞如无法举证证明其为蒋伟清、何智明所授权的收取货物、核对金额的人员，或其已将全部货物交付蒋伟清、何智明，则应就其签字确认的码单承担法律责任。蒋伟清、何智明共同辩称，一、一审判决提到一审法院已将微信聊天记录告知蒋伟清、何智明代理人的事实不正确，二审庭前才收到，当时该组证据是钟伟芳庭后提供，已经超过举证期限。二、双方之间货款是否结清的问题，据蒋伟清、何智明回忆，双方是有结算的，最后是65000元付了30000元还欠35000元，而35000元也是付清，蒋伟清、何智明至今不欠任何货款。孟张明、朱永飞未作答辩。钟伟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蒋伟清、何智明、孟张明、朱永飞向钟伟芳支付货款85436元，并赔偿以该款为基数自2019年2月4日起至款清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1.5倍计算的逾期付款损失。（损失暂计至起诉之日，暂为5085元，本息暂为90521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钟伟芳与蒋伟清、何智明存在布匹买卖交易往来。2013年2月至2014年5月期间，钟伟芳陆续向蒋伟清、何智明交付货物，码单记载的货物总金额为358073元，2014年12月至2019年2月期间，钟伟芳与蒋伟清、何智明陈述一致已经支付货款28万元。现钟伟芳诉请要求蒋伟清、何智明、孟张明、朱永飞共同支付货款85436元及利息，遂成讼。一审法院认为，钟伟芳与蒋伟清、何智明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均主体适格，内容未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及时全面履行约定或法定义务。蒋伟清、何智明认可其与钟伟芳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钟伟芳主张蒋伟清、何智明、孟张明、朱永飞系合伙关系，故要求蒋伟清、何智明、孟张明、朱永飞共同承担付款义务，然钟伟芳未能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且蒋伟清、何智明陈述孟张明、朱永飞系替其从钟伟芳处拉货人员，故对于钟伟芳诉请要求孟张明、朱永飞承担付款责任不予支持。对于钟伟芳举证出库码单18份，蒋伟清、何智明陈述孟张明、朱永飞系替其从钟伟芳处拉货人员，每份码单上记载的“前账欠”、“总计欠”等内容,因签收码单的人员仅为拉货人员并非蒋伟清、何智明本人或者授权对账人员，钟伟芳未能举证证明在该18份码单之前发生的交易及对账情况，同时钟伟芳未能举证证明蒋伟清、何智明于2014年12月至2019年2月期间支付的28万元货款指向支付本案18份码单项下货款，故钟伟芳主张按照落款时间为2014年5月12日的出库码单上记载的“总计欠365436元”为案涉交易的未结清货款总金额举证不足，不予认定。钟伟芳提供其与何智明的微信聊天记录一组，该院询问何智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意见,但其未向该院回复，故对该节事实该院予以确认，该微信聊天记录中显示,2019年2月3日钟伟芳陈述：“......麻烦你帮我办一下那么这个账就这样清掉了，我也不为难了”，何智明陈述：“汇了3万，余下的3.5万3月底给你付清”，钟伟芳陈述：“昨天答应清还的，是一次性付清的......”，何智明陈述：“......三月底反正给你付清爽，没关系你放心好了，说话算数”，据此该院认定案涉交易尚欠货款金额为3.5万元。因案涉货款未约定付款期限，故对于利息起算时间依法调整自起诉之日起计算。孟张明、朱永飞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视为其对于钟伟芳主张的事实放弃抗辩并自行承担相应的不利法律后果。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蒋伟清、何智明应共同支付给钟伟芳货款35000元，并支付该款自2020年4月14日起至实际款清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50%计算的利息，款限于该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二、驳回钟伟芳的其余诉讼请求。二审期间，蒋伟清、何智明、孟张明、朱永飞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钟伟芳向本院提交码单27份、汇款回执4份，以证明根据双方交易习惯，孟张明、朱永飞除收货之外还履行对账职能，何智明、蒋伟清与孟张明、朱永飞系合伙关系的事实。蒋伟清、何智明质证认为，对码单三性均有异议，没有蒋伟清、何智明的签字，不予认可。蒋伟清、何智明与孟张明、朱永飞不是合伙关系，孟张明、朱永飞只是拉货人员，码单是否真实且是否系为蒋伟清、何智明拉货无法核实，不能作为新证据认定。孟张明、朱永飞未发表质证意见。经审查，上述27份码单系形成于2010年3月11日至2012年12月30日期间，亦由孟张明或朱永飞签字，4份汇款回执显示何智明于2013年12月29日、2014年1月25日、2014年1月28日、2014年2月26日分别向钟伟芳一方汇付50000元、20000元、100000元、50000元。其中2013年12月29日付款与2013年12月25日、2014年1月2日码单记载的“总计欠”、“前账欠”内容可以对应，2014年2月26日付款与2014年2月24日、2014年3月17日码单记载的“总计欠”、“前账欠”内容可以对应，但孟张明、朱永飞在钟伟芳根据付款情况计算欠款的码单上签字，亦不足以证明其具有代为蒋伟清、何智明进行对账的权利，故上述证据材料尚不能达到钟伟芳之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纳。此外，对钟伟芳在一审庭后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一审法院未经质证即予认定存在不当。为减少当事人诉累，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对该微信聊天记录进行举证、质证，钟伟芳认为该证据反映其向何智明催讨货款的情况，且尚欠货款8万余元。蒋伟清、何智明质证认为，对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双方并未提及8万余元的金额，钟伟芳并未否认何智明的说法，双方于2019年2月对欠款问题达成合意，应以合意为准。经审查，因双方当事人对于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均予认可，故本院对真实性予以认定，至于该证据能否达到钟伟芳对于欠款金额之证明目的，将在说理部分予以详释。经审理，本院认定如下事实：钟伟芳与蒋伟清、何智明存在布匹买卖交易往来。2013年2月22日至2014年5月12期间，钟伟芳陆续向蒋伟清、何智明供货，由孟张明、朱永飞接收货物并在18份码单上签字，2014年5月12日码单上记载“总计欠365436元”。钟伟芳与蒋伟清、何智明一致陈述，蒋伟清、何智明于2014年12月至2019年2月期间共计支付货款28万元。2019年2月3日，钟伟芳在微信上向何智明催讨货款，钟伟芳陈述何智明昨天答应一次性偿还，何智明回复汇了30000元，余款35000元于三月底付清。钟伟芳又陈述昨天何智明说65000元，钟伟芳的哥哥说70000元，但何智明没有同意。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争议焦点在于以下五方面：一是蒋伟清、何智明与孟张明、朱永飞是否存在合伙关系；二是孟张明、朱永飞是否有权代表蒋伟清、何智明确认货款金额；三是一审判决认定的尚欠货款金额是否正确；四是利息损失的起算点如何认定；五是一审法院在孟张明、朱永飞未到庭的情况下作出判决是否存在程序不当。关于争议焦点一。钟伟芳主张蒋伟清、何智明、孟张明、朱永飞四人之间存在合伙关系，应承担共同付款责任，但其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四人之间存在合伙协议或实际存在合伙经营，蒋伟清、何智明与孟张明、朱永飞一致陈述孟张明、朱永飞仅是拉货人员，而孟张明、朱永飞在案涉交易中除收取货物之外，并未作出其他诸如签订买卖合同、支付货款等买受人行为，钟伟芳在码单收货单位处记载为“蒋伟庆”或“蒋伟清”，也未有证据显示其曾向孟张明、朱永飞催讨货款，综合上述事实，本院认为孟张明、朱永飞的身份仅系拉货人员，钟伟芳主张四人存在合伙关系缺乏依据，不予采纳。关于争议焦点二。孟张明、朱永飞系为蒋伟清、何智明拉货的人员，根据交易惯例一般仅具有核对货物数量、接收货物之权限，而货物价格及对账应属买卖合同双方确认之事项，钟伟芳也未提交证据证明买受人蒋伟清、何智明就孟张明、朱永飞进行对账作出特别指示或授权，故钟伟芳主张孟张明、朱永飞有权履行对账职能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一审判决认定孟张明、朱永飞签字的码单不能作为结欠货款之依据并无不当。关于争议焦点三。钟伟芳主张根据其提交的与何智明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反映蒋伟清、何智明尚欠货款至少为70000元。经查，根据双方微信聊天之内容，可见双方曾就货款结算问题有过协商，何智明陈述已经支付30000元，尚欠货款35000元。钟伟芳陈述其兄要求支付70000元，但何智明未予同意，故不足以认定双方已经就支付70000元货款达成合意，一审判决根据何智明自认情况认定尚欠货款35000元正确。关于争议焦点四。利息损失起算点的问题，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钟伟芳曾于2019年2月3日向何智明催讨剩余货款，故本院对于其要求于2019年2月4日开始计算利息损失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起算点为起诉之日存在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关于争议焦点五。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一审法院已经合法传唤孟张明、朱永飞，该二人未到庭参加诉讼，且本案事实业已查明，故一审法院依法可作缺席判决，并无程序不当。综上所述，钟伟芳关于利息损失起算点的上诉理由成立，予以支持；其余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在部分证据处理及认定利息损失起算点方面存在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2020）浙0603民初3148号民事判决；二、蒋伟清、何智明共同支付给钟伟芳货款35000元，并赔偿该款自2019年2月4日起至款清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50%计算的利息损失，款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三、驳回钟伟芳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063元，由钟伟芳负担1150元，蒋伟清、何智明共同负担91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据实调整为1114元，由钟伟芳负担1070元，蒋伟清、何智明共同负担44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袁小梁审判员  柳雪松审判员  杨 华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冯 莹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