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15民初91034号原告：张志斌，男，1977年2月17日生，汉族，住上海市徐汇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汉华，北京金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倩，北京金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赛金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法定代表人：丁邦，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乐，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伟明，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第三人：马梅英，女，1962年1月13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普陀区曹杨一村XXX号XXX室。委托诉讼代理人：邢东，上海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雷思铭，上海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张志斌诉被告上海赛金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金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中，根据原告张志斌申请，本院依法追加马梅英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案于2019年11月21日首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志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汉华、被告赛金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乐、李伟明、第三人马梅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邢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当事人合意延长简易程序2个月。2020年1月20日，本案中止审理。2020年10月20日，本案公开开庭恢复审理，原告张志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汉华、被告赛金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乐、第三人马梅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邢东到庭参加诉讼。此后，本案依法转为普通程序(独任制)，于2021年3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志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汉华、被告赛金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乐、第三人马梅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邢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张志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代理销售费用人民币(以下币种相同)737,358元(审理中变更为342,828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5年9月，原、被告签订《过渡推广协议》，约定由原告代理销售被告的强克药品(注射用重组人Ⅱ型肿瘤坏死因子受体-抗体融合蛋白)，被告应按时与原告结算代理销售费用，并支付相关销售返利费用。截止起诉之日，被告尚欠原告2015年9月到2016年12月31日期间的上述代理销售费用，经催讨无果，故提起诉讼。被告上海赛金生物医药有限公司辩称，2015年9月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在推广协议项下被告应向上海区域支付销售代理费用7,242,651元，该款被告已经通过第三人的自营平台支付原告。原、被告及第三人对账期间，原告于2017年8月也承诺收到了销售代理费用7,242,651元。2017年9月，原告再次通过书面说明的形式，自认收到上述费用。所以被告没有拖欠原告费用，原告的诉请没有依据。第三人马梅英述称，在2015年9月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被告在江浙沪地区推广强克药品，其经营模式是自负盈亏。第三人和案外人吴敏仅为被告代收代付款项(药品销售费用)，并不知道这费用是怎么产生的。经审理查明，2015年9月起，原告经被告招聘，自建销售团队为被告在上海市地区直营强克药品(注射用重组人Ⅱ型肿瘤坏死因子受体-抗体融合蛋白)进行市场推广工作。同时，被告委派第三人负责管理并发放上海地区所产生的一切有关市场推广活动的费用以及团队日常运营费用。因原告认为被告至今尚欠其2015年9月至2016年12月31日的销售费用，故提起诉讼。另查明，1、2017年8月18日，原告在发给被告的电子邮件中载明：“已经和马总(系第三人马梅英)确认，上海地区确认7,242,651销售费用，这些费用包含平台支付给上海代表和我的销售费用，以及马总给上海大专家的交际费用。你提到的602,620，不是上海办承担的销售费用，是需要马总和丁总协商解决的医院开发费用，不能调整在上海销售费用里，不能在上海17年销售费用里再扣这笔费用。否则会影响上海销售。上海办16年只确认7,242,651费用，同意在17年发放上海办销售时结算抵扣。”同日，被告在发给原告的电子邮件中载明：“2015.9至2016.12月期间，江浙沪结算平台累计向上海地区支付销售费用7,242,651.00元之外，另外发生了25家医院开发费602,620.12(该数据由结算平台马梅英经理于8月18日最新提供)，请尽快与马经理核对并回复数据是否正确，如8月25日前未回复则视为数据无误，公司财务将据此作为调账依据。”2、2017年9月4日原告向被告出具《暂不扣款说明》一份，内容为：“已经邮件和马总，财务确定，上海实际收到公司和马总支付费用7,242,651，后面有602,620的费用需要马总和丁总协商解决，作为医院开发市场支持费用。(财务没对完马总水单，对支付的7,242,651金额不确认，对后续未扣602,620差额确认)……”3、2018年7月8日，第三人马梅英在发给被告的电子邮件中载明：“经双方确认，第一，公司打给马梅英个人借款150万元。马梅英将按照约定自行归还公司。第二，公司打给平台(马梅英和吴敏借款形式)总金额是15,075,452元。平台打给江浙沪各省人员总金额是14,345,452元。公司各省区经理人员在17年1月都签字确认。公司财务上确认以上费用已完成相关手续并财务入账，冲抵了平台借款。冲抵之后，还有另有余额73万元没有完善手续，没有报销。但是平台马梅英反映，该费用实际已经支出用于公司市场开发了。所以，以上对账确认事实是平台是执行公司代收代付，资金结算的功能。资金结算结果是马梅英，吴敏和平台没有截流公司财务支付给公司各省销售人员的任何费用。……”次日，被告在发给第三人的电子邮件中载明：“……在2015年8月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公司仅委托您马梅英代收代付公司向江浙沪发放市场费用，但从未授权您代公司支出其他任何费用。后经江浙沪三个办事处确认……上海市场累计确认并收到马梅英(含您的出纳吴敏代付)支付款项7,242,651元……”审理中，原告对2015年9月至2016年12月31日被告应支付上海地区的销售费用7,242,651元予以认可，但原告表示其只收到6,899,823元，差额342,828元未收到，故诉请要求支付该款。被告则坚持认为原告已收到销售费用7,242,651元。第三人对原告所称的6,899,823元亦未予确认。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供的费用结算往来邮件、结算单、公证书等，被告提供的银行转账凭证、电子邮件、《暂不扣款说明》、公证书，第三人提供的委派说明、授权通知、情况说明、工作方案、电子邮件、银行账户明细等，以及庭审笔录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原告现对其主张的2015年9月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被告应付上海地区销售费用7,242,651元予以确认，故本案争议焦点为原告关于其仅收到6,899,823元，差额342,828元未收到的主张是否成立。根据原、被告及第三人在2017年、2018年所发的电子邮件及《暂不扣款说明》表明，本案当事人在此期间已就上海地区2015年9月至2016年12月31日被告应付销售费用进行了对账结算，并确认原告已收到7,242,651元。而原告目前就其主张所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其实际仅收到6,899,823元，被告及第三人所提供的证据亦未反映此事实，故原告的上述主张本院难以采信，其诉请难以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张志斌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442元，由原告张志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唐华萍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周丽萍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三条民事主体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犯。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