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20）陕01民特459号   申请人：鹿章佳，女，1984年9月29日出生，汉族，身份证号码XXXXXXXXXXXXXXXXXX，户籍所在地西安市灞桥区。   申请人：钱伟，男，1969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身份证号码XXXXXXXXXXXXXXXXXX，住西安市雁塔区。   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卫红，陕西畅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东莞致公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   法定代表人：张嘉文，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宇飞，男，1987年7月15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四川省西昌市，该公司员工。   申请人鹿章佳、钱伟与被申请人东莞致公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致公公司）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一案，本院于2020年9月9日立案后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鹿章佳与钱伟称，2018年5月17日，鹿章佳与出借人张某某签订了主合同《借款合同》，2019年11月，在一个月内张某某经三次债权转让将债权转让给致公公司。《借款合同》第8页右下角关于仲裁事项的表述为：“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任何纠纷均提交北海国际仲裁院仲裁，并适用该会仲裁规则的简易程序，在东莞开庭审理，其他约定与本约定不一致的，以该约定为准。”现申请人请求确认该仲裁事项无效，理由如下：一、鹿章佳所持有的《借款合同》无此仲裁事项内容，应该是致公公司在鹿章佳签字后，单方面私自在自己所持有的《借款合同》上加盖。二、该仲裁事项内容不在合同格式条款的正文位置，既不属于合同条款的第十二条也不属于第十三条，且与第8页的页码重叠，内容也以其紧邻的上一条款：“双方约定本合同项下争议由担保物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相互矛盾，显然该仲裁条款是后加。三、借款人住所地是陕西省西安市，抵押担保物在陕西省西安市，出借人的住所地是陕西省宝鸡市。债权人如要实现债权也需在西安进行评估拍卖。借款人和出借人按常理不可能舍近求远在签订合同时约定在北海国际仲裁院申请仲裁，到广东东莞开庭审理。因此，申请人有理由进行合理推断：出借人和借款人在2018年5月17日签署合同时不可能约定上述仲裁事项。四、2019年11月，张某某经三次债权转让最后将债权转让给致公公司。鹿章佳现有合理理由怀疑，致公公司出于他人不可知的目的，将《借款合同》增加改动仲裁事项为在北海国际仲裁院，在东莞开庭审理。五、退一步讲，即使假如该仲裁事项是借款人和出借人在签订合同时就存在的，但该借款合同正文条款第12条第12.3小条中明确约定：“如果公证机构不能依据本合同出具执行证书，或公证机构出具执行证书后人民法院依法裁定不予执行，双方约定本合同下争议由担保物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而本案公证机构未出具执行证书。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6）7号第七条之规定：“当事人约定争议可以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仲裁协议无效。”显然，本案明确适用该条规定，仲裁协议无效。六、申请人到当年办理房产抵押登记机构档案室调取了当年办理时提交给房产抵押登记机构的《个人房屋抵押借款合同》，该借款合同第六条关于争议的解决方式中第3小条约定：“调解不成，向当地人民法院起诉”，并未约定任何仲裁机构。以上是本案主合同《借款合同》中关于仲裁条款无效的论述，在签订主合同的同时，即2018年5月17日张某某与鹿章佳、钱伟三方签订了从合同《担保合同》。该合同第11条关于仲裁事项的手写内容为：“就本合同的纠纷解决方式变更为提交北海国际仲裁，并适用该会简易程序书面审理，仲裁地点为东莞。”申请人请求确认该仲裁事项无效。理由与上述确认《借款合同》中仲裁条款无效的第一、二。三、四、五点理由基本相同。另外，当年办理房产抵押登记时双方提交给房产抵押登记机构的《西安市房地产抵押合同》，该合同第14条关于争议的解决方式约定：“甲、乙双方在履行本合同中如发生争议，可通过和解或调解解决。不愿和解、调解或和解、调解不成。可根据仲裁协议申请仲裁，也可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首先，该约定没有明确具体的仲裁机构，不符合我国《仲裁法》关于选择仲裁机构应当明确具体的规定。其次，该约定同样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6）7号第七条之规定：“当事人约定争议可以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仲裁协议无效。”综上所述，本案中《借款合同》和《担保合同》中关于仲裁管辖的内容与法与理相悖，请求人民法院确认该仲裁条款无效。   致公公司辩称：1、其承接的该笔债权的全部资料中均对纠纷解决约定为：关于纠纷解决方式为提交北海国际仲裁院仲裁，并通用该会仲裁规则的简易程序，仲裁地东莞，其他约定与本约定不一致的以该约定为准。鹿章佳、钱伟未按合同约定履行债务人义务，与原债权人当面沟通达成纠纷解决的上述仲裁条款，因原合同已签字盖章，故重新约定解决方式时未二次签字捺印。2、《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规定的仲裁协议包括合同中订立的和其他书面方式在纠纷发生前或发生后达成的，双方事后约定的仲裁条款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3、房管局办理抵押登记的合同仅具有备案登记效力，不影响借款主合同效力。综上，请求驳回鹿章佳、钱伟的请求。   经审查查明：2018年5月17日，鹿章佳（借款人，甲方）与张某某（出借人，乙方）签订编号AXANXXXXXXXXXXX9505的《借款合同》，约定借款金额20万元，钱伟以其名下的位于西安市浐灞生态区XX路XX幢XX单元XX室的房屋作为担保。第十二条“纠纷解决”约定：12.1为确保本合同的履行，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合同双方一致同意将本合同提请公证机构公证并赋予强制执行效力。……12.3如果公证机构不能依据本合同出具执行证书，或公证机构出具执行证书后人民法院依法裁定不予执行，双方约定本合同项下争议由担保物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12.3条款的右侧加盖内容为“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任何纠纷均提交北海国际仲裁院仲裁，并适用该会仲裁规则的简易程序，在东莞开庭审理。其他约定与本约定不一致的以该约定为准”的制式条形章。同日，鹿章佳、钱伟与张某某签订《担保合同》，合同第九条“争议解决”约定：9.3如果公证机构未依据本合同出具执行证书，或公证机构出具执行证书后人民法院依法裁定不予执行，三方约定关于合同的纠纷应由本合同项下抵押物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第十一条“其他约定事项”，手写“就本合同的纠纷解决方式变更为提交北海国际仲裁院仲裁，并适用该会简易程序书面审理，仲裁地点为东莞”。   审理中，鹿章佳、钱伟称，涉案合同签订后对方并未给其原件，后来只给了其《借款合同》复印件，其仅能向法庭提交的《借款合同》的该复印件及从房管局调取的备案的《个人房屋抵押借款合同》和《西安市房地产抵押合同》，对致公公司出示的《借款合同》和《担保合同》中其签名盖章均予以认可，但对上述合同中约定仲裁的制式条形章及手写条款不予认可，认为上述约定仲裁的内容均系致公公司后来添加的。   本院认为，涉案《借款合同》就纠纷解决方式明确约定“本合同项下争议由担保物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的情况下，加盖内容为“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任何纠纷均提交北海国际仲裁院仲裁，并适用该会仲裁规则的简易程序，在东莞开庭审理，其他约定与本约定不一致的以该约定为准”的条形章，因广西省的北海国际仲裁院、仲裁地点广东省东莞市与涉案《借款合同》的签约主体、担保物所在地、合同履行地等无任何关联性，现有证据并未反映鹿章佳、钱伟与张某某在签订合同时加盖与“本合同项下争议由担保物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条款在纠纷解决方式和地点完全冲突的上述条形章的必要性、合理性，不能排除上述条形章系后添加的可能性；且在诉讼管辖条款和仲裁条款并存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当事人约定争议可以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仲裁协议无效”规定，涉案仲裁条款应为无效。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六条、第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确认鹿章佳签订的《借款合同》及鹿章佳、钱伟签订的《担保合同》中的仲裁条款无效。   申请费400元，由申请人鹿章佳、钱伟负担。         审判长  田勤耕   审判员  田任华   审判员  魏    哲                            二○二一年二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张蒙蒙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