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浙10民终7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素君，女，1972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明，浙江海贸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月，浙江海贸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彬舜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经营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俞章路128号2楼2619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杭州基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张宇)。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厦门捕翼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曾用名杭州捕翼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民族路47号第四栋北部207室。 法定代表人：徐建军，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怡莎，北京乾成(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素君因与被上诉人杭州彬舜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厦门捕翼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2020)浙1004民初40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素君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二、依法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三、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对法律规定的错误理解与适用，是导致错误认定涉案《债权转让协议》为无效合同的根本原因，具体理由如下：(一)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中的“强制性规定”指的是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还是管理性强制性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合同法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这意味着，司法解释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作出效力性和管理性区分，法院不得仅以违反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为由认定合同无效。上诉人认为，既然原审法院适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对本案作出判决，则本案应当存在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否则属于法律适用错误。(二)《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一条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1.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的定义进行分析判断，《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一条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是指法律及行政法规明确规定违反该类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的规范，或虽未明确规定违反之后将导致合同无效，但若使合同继续有效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规范，因此，效力性强制性的适用不能以当事人意志为转移、不能通过约定予以排除或变更。“管理性强制性规定”是指法律及行政法规未明确规定违反此类规范将导致合同无效的规范，因此，管理性强制性规定重点涉及对法律行为的评估，作用在于规范法律活动，遏制违背管理性规范的民事活动产生的规定，但不否定契约的效力。因此，通过对“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的定义进行分析，可以明确《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一条并未明确规定情形将导致合同无效，也不存在即使违反该条规定内容将有损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并且还规定了允许合伙人之间在本条规定外可以进行另外约定，因此，上诉人认为《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一条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2.从《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一条的内容和保护的法益进行分析判断，该条规定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具体理由如下：首先，该法条的内容中未明确指明合伙人违反该条与他人签订的相关协议无效；其次，该条限制的事项属于合伙人之间决议流程的内容，没法管制合伙企业之外的其他第三人；再次，若依据该条款认定涉案《债权转让协议》无效，有损契约自由原则；最后，该条还规定了允许合伙人之间在该条规定之外可以进行另外约定，不符合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不能以当事人意志为转移的禁止性要求。(三)目前无其他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对涉案《债权转让协议》予以禁止。根据本案事实，涉案合同签订后，上诉人已向被上诉人杭州彬舜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下称彬舜合伙企业)支付1680万元的转让对价，且转受让双方在《浙江法制报》上共同刊登了《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将涉案债权转让情况予以公示。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并未禁止涉案债权转让行为，双方合同权益依法应予保护。综上，既然《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一条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也无其他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对涉案《债权转让协议》予以禁止，本案当然不能适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对涉案《债权转让协议》作出无效认定，据此，可以明确原审法院对本案所作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纠正。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彬舜合伙企业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系转受让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原审法院援引《合同法》第五十条和《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认为上诉人非善意第三人，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的该项认定是错误的，不符合本案事实和法律规定，依法应予纠正，具体理由如下：(一)《合同法》第五十条的规定旨在维护交易安全，在法定条件下将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的越权代表行为或无效行为视为有权代表行为，并对其签署的合同赋予法律效力。即在合同相对人签约时主观上为善意时，应当认定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行为的效力，对外仍应对善意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二)在本案中上诉人属于善意第三人，上诉人对被上诉人彬舜合伙企业的《合伙协议》不具有审查义务。1.根据上述论证分析，《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该条规定是对合伙企业内部关系的规范，而且《合伙企业法》并未就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的方式和载体作出规定。如果要求其他第三人审查合伙协议及合伙企业内部意思的形成过程，对于其他第三人而言，显然不公平的。因此，对于上诉人来说，没有法律规定必须承担和审查被上诉人彬舜合伙企业的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的合理注意义务。2.《合伙企业法》并没有将其他第三人纳入《合伙协议》的约束范围，也没有规定其他第三人负有审查《合伙协议》的义务，即《合伙协议》不具有对世效力，其作为合伙企业内部决议的书面载体，它的公开行为亦不构成其他第三人应当知道的证据，任意强加给其他第三人对《合伙协议》的审查义务不具有可操作性和合理性，因此，在本案负有审查义务。3.其他第三人的善意是由法律所推定的，其他第三人无须举证自己善意。在本案中，如果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厦门捕翼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下称捕翼公司)主张上诉人恶意，应对此负举证责任。因此，不能仅凭《合伙协议》的记载和备案就认定上诉人应当知道执行事务合伙人超越权限，进而断定上诉人恶意，原审法院的该部分认定不符合法律规定。故在被上诉人捕翼公司不能举证证明上诉人存在恶意的情形下，应当认定上诉人为善意第三人。4.《合伙企业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合伙人对执行合伙事务享有同等的权利。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或者经全体合伙人决定，可以委托一个或者数个合伙人对外代表合伙企业，执行合伙事务。作为合伙人的法人、其他组织执行合伙事务的，由其委派的代表执行。”本案中，被上诉人彬舜合伙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杭州基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与上诉人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并盖上合伙企业印章对债权转让协议内容予以确认，并在合同签订后，上诉人亦已根据合同约定向被上诉人彬舜合伙企业支付1680万元转让对价，且转受让双方在《浙江法制报》上共同刊登了《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将涉案债权转让情况予以公示，对于债权受让人而言，通过前述系列订约、履约等行为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即被上诉人彬舜合伙企业通过其执行事务合伙人作出了涉案债权转让的意思表示，从而可以反映出上诉人已经尽到了合理注意义务，属于善意第三人。依据《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合伙企业对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以及对外代表合伙企业权利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彬舜合伙企业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系转受让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综上所述，由于原审法院对法律规定的错误理解与适用，导致对本案作出错误的认定与判决。 厦门捕翼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答辩称，案涉协议系越权代理下的产物，被上诉人知道或应当知道代理人超越代理权限，代理行为无效导致案涉协议无效。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杭州彬舜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未做答辩。 王素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请求确认原被告于2018年7月10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二、请求判令被告协助原告办理(2015)温鹿执民字第1308号案件申请执行人主体变更手续；三、本案诉讼费及实现债权的其他费用由被告承担。厦门捕翼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请求：确认王素君与杭州彬舜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的的《债权转让协议》无效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杭州彬舜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成立于2015年6月5日，经营范围为实业投资、投资管理。2017年底至今，杭州基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本案第三人厦门捕翼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是被告杭州彬舜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内部的两个合伙人，其中第三人为有限合伙人。被告的合伙协议第十条第7点约定：“下列事项应当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1)改变合伙企业名称；(2)改变合伙企业经营范围、主要经营场所的地点；(3)处分合伙企业的不动产；(4)转让或者处分合伙企业的知识产权和其他财产权利；(5)以合伙企业名义为他人提供担保；(6)聘任合伙人以外的人担任合伙企业经营管理人员；(7)修改合伙协议内容。”2018年7月10日，原、被告签订一份《债权转让协议》，约定：被告将其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浙江分公司处转让得的对温州市臻艺装饰材料有限公司、浙江衣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乐清市凌德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享有的债权及其从权利转让给原告王素君；转让对价为1700万元，原告应在2018年7月30日前支付转让价款。同月12日，被告又向原告出具告知函一份，要求原告将转让价款汇入案外人包海峰的中国农业银行账号之中。同月16日，原告母亲陈玉莲向包海峰的上述账号汇入980万元；同月19日，原告姐夫张会富向包海峰的上述账号汇入700万元。2018年8月9日，原、被告在《浙江法制报》上共同刊登了《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将上述债权转让情况予以公示。之后，因温州市臻艺装饰材料有限公司所涉的执行案件系由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办理，原告王素君依据债权转让协议、联合公告、确认书等证据向该院申请变更申请执行人主体。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经审核后裁定变更原告为相关案件的申请执行人。但是，被告不服该裁定，向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复议，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原被告之间的争议涉及双方实体权利义务，不应在执行程序中审查认定为由，裁定撤销了原裁定，发回重新审查。在重新审查期间，原告王素君撤回了执行异议申请。另查明，杭州东融集团有限公司及“东融系”公司实际控制人包某峰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公安部门立案侦查，而“东融系”公司与被告原先的内部合伙人及现内部合伙人杭州基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被告工商登记显示的疑似实际控制人为包剑峰。原告王素君及其家属陈玉莲、张会富等人与案外人包海峰之间，除了原告在本案中主张的两笔转账款项之外，还存在着其他较大额的经济往来。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被告于2018年7月10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的效力问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转让或者处分合伙企业的知识产权和其他财产权利的，应当经全体合伙人的一致同意。涉案的合伙协议中，合伙人之间亦作出了相同的约定。可见，处分合伙企业的财产不是执行事务合伙人所能单独决定的事项，必须以全体合伙人的一致同意作为授权的基础和来源。本案中，本金为1300多万的债权显然属于合伙企业的重大资产，执行事务合伙人转让该债权须经其他合伙人的一致同意，否则即属越权代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的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因此，认定越权代表行为的效力时应区分相对人是否善意。但是，依据《合同法》第五十条的规定，并不能直接推定相对人就是善意的，善意与否的举证责任仍在相对人，这与善意取得情形下推定受让人为善意是不同的。在公司对外担保的情形下，因《公司法》第十六条对公司对外担保时法定代表人的代表权作出了明确的限制，故债权人须提供证据证明其在订立合同时已对有关决议进行了审查、尽到了必要的注意义务，人民法院才能认定其系善意第三人，并认定担保合同有效。合伙企业相比有限责任公司具有更强的人合性，且法律针对合伙财产的处置对执行事务合伙人的代表权很明确地设定了更为严格的限制条件(全体一致同意)，因此，相对人在受让合伙企业的财产时，同样应尽必要的注意义务，对合伙企业全体合伙人的授权进行形式证明其系善意第三人，本案不构成表见代表，自然亦不适用《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综上所述，该院认为，被告向原告转让债权的行为无效。原告的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第三人的诉讼请求，该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第五十二条第五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一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原告王素君与被告杭州彬舜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于2018年7月10日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无效。二、驳回原告王素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8585元，减半收取计44292.5元，由原告王素君负担；第三人预交的案件受理费40元，由原告王素君负担。 二审中，上诉人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证据一、中国农业银行个人账户明细，证明王素君于2018年3月5日向案外人包海峰的尾号为5196的银行账户转账500万元的事实。证据二、台州银行付款回单，证明王素君的母亲陈玉莲于2017年10月13日向案外人包海峰的尾号为0771银行账户转账135万元的事实。两组证据共同证明：结合原审法院调取的案外人包海峰的尾号为0771农业银行账户自2018年4月16日至2019年9月21日的交易明细显示：在包海峰分别于2018年4月27日转给王素君500万元和2018年7月18日转给陈玉莲106万元之前，收到过王素君500万元和陈玉莲135万元，因此由王素君于2018年7月16日和2018年7月19日按照被上诉人指示分别支付的980万元和700万元的款项用途就是涉案债权转让款。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和合法性有异议。这份证据证明了他们之间在签署协议之前就有资金往来。本院审查认为，上诉人向案外人包海峰的上述两笔汇款发生在本案债权转让协议之前，原审判决对双方之间存在较大金额经济往来的事实已经认定，故对上述证据的证明效力不予确认。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对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在于：2018年7月10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杭州彬舜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是否有效。本院经审查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转让或者处分合伙企业的知识产权和其他财产权利的，应当经全体合伙人的一致同意。涉案的合伙协议中，合伙人之间也作出了相同的约定。本案中，本金为1300多万的债权显然属于合伙企业的重大资产，执行事务合伙人转让该债权须经其他合伙人的一致同意，否则即属越权代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的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在公司对外担保的情形下，因《公司法》第十六条对公司对外担保时法定代表人的代表权作出了明确的限制，故债权人须提供证据证明其在订立合同时已对有关决议进行了审查、尽到了必要的注意义务，人民法院才能认定其系善意第三人，并认定担保合同有效。合伙企业相比有限责任公司具有更强的人合性，且法律针对合伙财产的处置对执行事务合伙人的代表权很明确地设定了更为严格的限制条件(全体一致同意)，因此，相对人在受让合伙企业的财产时，同样应尽必要的注意义务，对合伙企业全体合伙人的授权进行必要审查以证明其系善意第三人，本案中，上诉人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已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本案不构成表见代表，不适用《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本案转让债权的行为无效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王素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8585元，由上诉人王素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至坚 审 判 员 何敏军 审 判 员 王文兴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日 代书记员 包菲菲 12-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