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1）鲁1691行初3号原告：孙庆柱，男，1974年8月20日出生，汉族，住博兴县。被告：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滨州监管分局，住所地：滨州市滨城区渤海十八路**环保大厦。法定代表人：魏健，局长。参加诉讼负责人：毕鹏飞，该局四级调研员。委托代理人：韩晓龙，山东齐鲁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孙庆柱不服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滨州监管分局（以下简称滨州银保监分局）对其作出的保险消费投诉行政处理答复行为，提起行政诉讼，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0）鲁16行初36号行政裁定移送本院管辖。本院于2020年1月2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2月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孙庆柱，被告滨州银保监分局的负责人毕鹏飞及委托代理人韩晓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20年2月12日，滨州银保监分局作出滨银保监诉[2020]7号“保险消费投诉处理决定告知书”，对于孙庆柱的保险消费投诉事项，经调查核实，认定2019的12月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滨州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平安滨州公司）存在部分在职业务员自费订购公司印制的带金鼠图案的纪念册的行为。不足以认定平安滨州公司“长期集体订购珍藏册”的事实。因业务员姚玉玲已离职，未能配合证实举报提供的录音中信息的真实性。原告孙庆柱诉称，平安滨州公司业务员姚玉玲于2016年8月19日与原告签订保险合同号为P110000015494938的人身保险合同时，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下简称《保险法》）第一百三十一条第四项的规定给予原告人民币珍藏册一套，属于违法行为。原告于2019年11月份实名向滨州银保监分局举报该违法行为，并提供了人民币珍藏册的复印件、原告和姚玉玲的通话录音，证实姚玉玲送给原告人民币珍藏册的事实。滨州银保监分局于2020年2月12日向我出具了一份“保险消费投诉处理决定告知书”（滨银保监诉[2020]7号），该告知书竟然以业务员姚玉玲已离职为由不予认定该违法行为。被告违反《保险法》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三项和第一百五十六条的规定，未进行调查询问就擅自做出结论，明显的程序违法。该录音证据与姚玉玲离职与否无关，是为防止姚玉玲不配合调查而准备，没有侵犯姚玉玲合法权益，属有效证据。姚玉玲在平安滨州公司工作五年的时间，其同事及领导完全可以辨认其声音，而且电话号码也为该公司所熟知，被告的理由荒唐至极。请求：1.依法判决被告行政违法；2.撤销“保险消费投诉处理决定告知书”（滨银保监诉[2020]7号）；3.判决被告认定平安滨州公司的违法行为，并给原告出具“保险消费投诉处理决定告知书”。原告孙庆柱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保险消费投诉处理决定告知书”（滨银保监诉[2020]7号）；2.人民币珍藏册一套；3.原告与姚玉玲的通话录音。用以证明平安滨州公司业务员姚玉玲赠与投保人保单合同约定以外的利益，属违法行为。被告滨州银保监分局辩称，2019年12月2日，答辩人接到山东银保监局转办的保险消费投诉事项，内容为：孙庆柱举报平安滨州公司保险代理人姚玉玲许诺并给予了他一套“盛世中国”珍藏版人民币同号钞票，认为该行为属于违法行为，并要求落实平安滨州公司长期集体订购珍藏册的事实。答辩人审查后认为符合保险消费投诉受理条件，于2019年12月16日受理该投诉事项并向孙庆柱出具了“保险消费投诉告知书”（滨银保监诉[2019]2号，文书交邮日期为2019年12月16日）。2019年12月31日至2020年1月2日，就上述事项，答辩人对平安滨州公司开展了现场调查。2020年2月12日，答辩人依据现场调查的结果向孙庆柱出具了“保险消费投诉处理决定告知书”（滨银保监诉[2020]7号，文书交邮日期为2020年2月13日），告知了孙庆柱我分局的调查结论。答辩人在上述事项办理过程中均严格按照《保险法》和原保监会制定的《保险消费投诉处理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开展，依法依规对孙庆柱反映的情况进行了受理、调查和答复，已经完全履行行政职能。请求对孙庆柱的诉讼请求予以驳回。庭审中，滨州银保监分局认为，该投诉告知书属于由行政机关最终裁决的行政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被告滨州银保监分局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孙庆柱投诉举报信及相关证据；2.山东银保监局2019年向孙庆柱出具的“保险消费投诉告知书”；3.滨州银保监分局向孙庆柱出具的“保险消费投诉告知书”（滨银保监诉[2019]2号）；4.滨银保监诉[2019]2号文书的邮寄记录；5.现场调查通知书；6.滨州银保监分局向孙庆柱出具的“保险消费投诉处理决定告知书”（滨银保监诉[2020]7号）；7.滨银保监诉[2020]7号文书的邮寄记录。上述证据用以证明孙庆柱进行投诉，山东银保监局予以转办，滨州银保监分局受理后经调查作出“保险消费投诉处理决定告知书”的情况。经庭审质证，对被告滨州银保监分局提交的证据，原告孙庆柱认为证据1未提交其与姚玉玲的通话录音，对证据5持保留意见，对其余证据无异议。对原告孙庆柱提交的证据，被告滨州银保监分局认为证据1并不存在违法行为，对证据2、3认为与本案无关，且通过录音也无法看出是保险公司给予赠品。本院对证据做如下认证：被告提交的证据主要为转办、受理、处理决定、送达等流程性文书，在处理决定告知书中明确表明原告提交的录音被告已收到，现有证据也不能认定为被告未履行现场调查的程序。原告提交的证据2，与本案有关联，证据3录音具有客观性，可以在本案中参考使用，故除被告提交的证据6和原告提交的证据1为本案行政诉讼的标的，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外，对被告提交的其余证据和原告提交的证据2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依据确认的有效证据并结合当事人的陈述，本院认定如下事实：孙庆柱于2019年11月21日实名举报，在2016年8月19日向平安滨州公司购买保险时，保险代理人姚玉玲根据许诺赠送给其一套“盛世中国”人民币同号珍藏册，认为该行为为违法行为，请求查处，并请求落实该公司长期集体订购该珍藏册的事实。山东银保监局于2019年12月2日将孙庆柱的来信转交滨州银保监分局处理。滨州银保监分局于2019年12月16日作出“保险消费投诉告知书”（滨银保监诉[2019]2号），对孙庆柱的投诉予以受理。经调查，滨州银保监分局于2020年2月12日作出“保险消费投诉处理决定告知书”（滨银保监诉[2020]7号），认定2019年12月平安滨州公司存在部分在职业务员自费订购公司印制的带金鼠图案的纪念册的行为。不足以认定平安滨州公司“长期集体订购珍藏册”的事实。因业务员姚玉玲已离职，未能配合证实举报提供的录音中信息的真实性。本院认为，首先，对于本案是否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被告认为本案投诉答复行为属于由行政机关最终裁决的行政行为，应排除法院行政诉讼的管辖。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第十三条第（四）项的规定，“法律规定由行政机关最终裁决的行政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本案告知书作出时尚有效的《保险消费投诉处理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虽然规定，投诉人对保监会派出机构作出的保险消费投诉处理决定有异议的，可以向中国保监会书面申请核查，未规定投诉人有提起行政诉讼的救济渠道，但该办法属于原保监会制定的部门规章，不属于狭义上的法律，《行政诉讼法》规定的系统内救济的“行政机关最终裁决行为”，应当由狭义上的法律加以规定。因此，不能以该办法的规定限制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的诉权，而且该办法目前已被废止。被告认为本案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理由不能成立。其次，对于本案投诉处理答复行为的合法性。被告履行了受理、现场调查、作出处理决定、送达等程序。针对原告的举报，被告经过调查，认定了部分事实，但由于姚玉玲已离职，未能认定原告举报的事实是否存在，也不能认定平安滨州公司“长期集体订购珍藏册”的事实，符合认定事实的证据规则和行政机关目前的执法现状，原告认为涉案保险投诉处理答复行为违法的理由不能成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孙庆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孙庆柱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景春人民陪审员  阮彦东人民陪审员  庄 达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七日书 记 员  朱亚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