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209民初2439号 原告：王秀梅，女，1966年2月1日出生，汉族，现住唐山市曹妃甸区。 被告：董健军，女，1969年1月4日出生，汉族，现住唐山市曹妃甸区。 被告：李海文，男，1964年4月9日出生，汉族，现住唐山市曹妃甸区。 以上二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宗晖，河北舜思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李梦慧，女，1990年10月31日出生，汉族，住唐山市曹妃甸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海文（被告李梦慧之父），男，1964年4月9日出生，汉族，现住唐山市曹妃甸区。 被告：杨庆伟，男，1968年3月3日出生，汉族，住唐山市。 被告：孙育红，女，1966年7月9日出生，汉族，现住唐山市曹妃甸区。 原告王秀梅与被告董健军、李海文、李梦慧、杨庆伟、孙育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0月20日立案后，于2020年11月2日和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经审理发现有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形，裁定转为普通程序，于2021年2月1日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秀梅，被告董健军、李海文及二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宗晖，被告李梦慧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海文，被告杨庆伟，被告孙育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秀梅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被告董健军、李海文共同偿还原告借款本金58万元及利息（利息的起算时间为：2017年2月27日和11月16日的本金9万元和5万元均自2020年9月16日起算；2018年3月20日的本金10万元自2018年7月21日起算；2018年4月3日的本金8万元自2020年4月4日起算；2018年7月6日的本金2万元自2020年7月16日起算；2018年9月10日的本金10万元自2018年11月10日起算；2019年6月16日的本金2万元自2020年9月16日起算；2019年12月22日的本金4万元自2020年9月23日起算；2020年1月7日的本金8万元自2020年9月8日起算。均按照月息2分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2.被告李梦慧对其中2018年4月3日的本金8万元和2018年9月10日的本金10万元的共18万元本金及相应利息承担共同还款责任；3.被告杨庆伟对其中2018年3月20日的10万元本金及相应利息承担共同还款责任；4.被告孙育红对其中2020年1月7日的8万元本金及相应利息承担共同还款责任；5.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被告董健军、李海文系夫妻关系，2017年至2020年，二被告多次因经营服装和工程生意、承包食堂，先后共计向原告借款58万元，双方约定按照月息3%或2%计算利息。支付部分利息后，二被告不再按照约定支付利息。其中2018年4月3日的8万元和2018年9月10日的10万元系李梦慧与上述二被告的共同借款并口头约定一年还清，2018年3月20日的10万元系杨庆伟与上述二被告的共同借款并口头约定一年还清，2020年1月7日的8万元系孙育红与上述二被告的共同借款并口头约定一年还清。经原告多次催要，被告不再还款付息，特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 董健军辩称，1.原告所述2018年4月3日的8万元、2018年9月10日的10万元、2018年3月20日的10万元三笔只打了借条，原告未实际向我支付借款；2.2019年6月16日的2万元已经还清了，如果不是这一笔，那就是2018年7月6日的2万元还清了，记不清了；3.我所认可的借款本金是28万，实际上已经偿还了422670元；4.借条中的“服装进货”等字样都是原告让我写的，实际上我都用于旅游消费了；5.借条中的“李海文”的签名都是我签的，当时为了让原告早点将款项给我，原告让我签我就签了，李海文对此并不知情。6.原告多次向不特定的人出借大额资金，且约定高额利息，其目的具有营利性，其中原告在2017年在贵院起诉案件5件金额高达54.06万元、2018年起诉1件金额11.6万元、2020年起诉5件金额91.4万元。应认定原告为职业放贷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借贷行为无效。按照法律规定，只需要偿还本金，利息不应该得到支持，但是我以前还过的我也不追究了，我们两清。 李海文辩称，借条中的“李海文”的签名都不是我签的，我对借款并不知情。从2014年开始，我就一直在照顾父母，始终没有和董健军共同居住，董健军没有给过家里一分钱贴补家用，还把我父母和她父母的养老金骗走，钱款都干什么了，我都不知情。我不应该承担还款责任。 李梦慧辩称，2018年4月3日和2018年9月10日的借条上我的签名不是借条上载明的日期所写，我当时不在唐海，而是2018年国庆放假回家时，原告要求我母亲董健军在借条上必须补签上担保人签字，于是我作为担保人后补的签字。原告并未向我支付过借款，原告也未向我母亲实际支付借款，故不承担还款责任。 杨庆伟辩称，借条的签字是我本人所写，唐艳琴也是我签的，但是她不知道这个情况，具体欠条的形成时间记不清楚了，当时是董健军找我让我担保，为什么在借款人处签字，我也不懂，当时让我签字我就签了，但实际上是让我担保，当时没说一般保证还是连带保证。当时没有给10万元现金，我没有看到钱。后来我没还过这个钱，原告也没找我要过。关于责任问题，请法院依法判决。2021年2月1日的庭审中，杨庆伟改称其既不是借款人也不是担保人，而是证明人，不应该承担还款责任。 孙育红辩称，我认可我是担保人，让我签字担保我就签了，是一般保证还是连带保证当时也没说，我也不懂。至于承担什么责任我也说不清楚，请法院依法判决。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原告提交了借条或欠条等书证共计13张，根据载明的日期，结合当事人陈述及举证、质证意见（因各方意见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多次反复，本院结合其他证据、陈述时间以及合理性予以取舍），列明如下： 1.2017年2月17日的欠条载明“欠条今借王秀梅现金90000元正，玖万元正，每月利息1800元正，壹仟捌佰元正，借款人董健军2017年2月17日，用于服装进货”。原告与董健军均确认实际借款日期为2016年4月30日，支付现金9万元； 2.2017年11月16日的借条载明“借条今向王秀梅借款伍万元正（50000元），利息月息3分，用于服装进货，借款人董健军2017.11.16，借款人李海文（手机号和身份证号）”。原告与董健军均确认支付现金5万元； 3.2018年3月20日的书证载明“今借王秀梅人民币100000元正（拾万元正），利息2分月息，每年清利息到期壹拾贰万肆仟元（124000元正），借款人董健军、杨庆伟、唐艳芹2018.3.20”。原告陈述实际借款日期为2017年3月20日，现金支付董健军10万元，还了一年2.4万元利息后，换成本条，董健军找杨庆伟来担保，我让在借款人处签的名字，唐艳芹的名字也是杨庆伟签的，唐艳芹跟本案无关，起诉以前从未向杨庆伟要过钱，后来董健军又还了四个月的利息8000元，后来因欠付利息又写了利息条。被告董健军不认可该笔借款，称原告未实际支付借款。被告杨庆伟的意见同答辩意见； 4.2018年3月20日的书证载明“今借王秀梅人民币贰万元正（20000元），利息每月600元”。原告陈述该书证为2万元的利息条，实际形成时间为2019年3月20日，系证据3的2018年3月20日-2019年3月20日偿还了4000利息以后的利息； 5.2018年4月3日的书证载明“今借王秀梅现金捌万元正（80000元），月息贰分，借款人董健军、李梦慧2018.4.3”。原告陈述当日给付董健军现金8万元，李梦慧是共同借款人。被告董健军不认可该笔借款，称原告未实际支付借款。被告李梦慧的意见同答辩意见； 6.2018年7月6日的欠条载明“欠条今借王秀梅现金20000元正贰万元正，利息按月息3分，用于服装进货，借款人董健军、李海文，2018.7.6”，原告与董健军均确认支付现金2万元； 7.2018年9月10日的书证载明“今向王秀梅借款人民币壹拾万元正（100000元正），利息贰分，借款人董健军、李梦慧2018.9.10”。原告陈述当日给付董健军现金10万元，利息还了4000元，后来因欠付利息又写了利息条，李梦慧是共同借款人。被告董健军不认可该笔借款，称原告未实际支付借款。被告李梦慧的意见同答辩意见； 8.2018年9月10日的书证载明“今向王秀梅借款20000元正（贰万元正），利息500元，用于服装进货，借款人董健军、李海文，2018.9.10”，原告陈述该书证为2万的利息条，实际形成时间为2019年9月10日，系证据7的2018年9月10日-2019年9月10日扣除还了4000元的利息。 9.2019年6月16日的借条载明“借条今向王秀梅借款2万元正（贰万元20000元），借期一个月，利息3分，用于服装进货，2019.6.16归还，董健军、李海文”。原告陈述实际借款日期为2019年5月16日，现金支付2万元。被告认为该款应该已经还清，具体记不清了； 10.2019年12月22日的欠条载明“欠条今借王秀梅现金40000元（肆万元整），利息按月息3分借款人董健军李海文2019.12.22”。原告与董健军确认转账支付4万元； 11.2020年1月7日的书证载明“今借王秀梅人民币80000元正，捌万元正，月息2分，利息月算，每月1600元正借款人董健军李海文担保人孙育红2020年1月7日（2019.8.7的日期被划）”，原告、被告董健军、孙育红确认该书证现落款日期是原告自行涂改，实际借款日期为2018年8月7日，现金支付8万元，利息按照月息2分已偿还至2020年9月7日，当时未明确约定是连带保证还是一般保证，起诉前未要求过孙育红偿还该款； 12.2020年3月20日的书证载明“今向王秀梅借款人民币2万肆仟元正，利息按月息3分2020.3.20借款人董健军”。原告陈述该书证系2.4万元的利息条，系证据3的2019年3月20日-2020年3月20日的利息； 13.2020年9月10日的欠条载明“欠条今向王秀梅借款人民币24000元整，月息2分欠款人董健军、李海文2020.9.10”。原告陈述该书证系2.4万元的利息条，系证据7的2019年9月10日-2020年9月10日的利息。 上述书证中，“用于服装进货”等字样是后期补的，所有欠条里的“李海文”的签字均系被告董健军代书。 关于借款本金，虽然被告董健军不认可以上书证3、5、7所载明的借款，原告也不能提交实际交付相关现金的证据，但是结合双方的行为能力、交易习惯，特别是还款明细及利息条等证据，已达到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故本院对书证3、5、7所载明的借款本金予以确认。利息条上的数额系在超过年利率24%基础上加付的利息故不计入本金。综上，本案所涉借款本金为2016年4月30日9万元，2017年3月20日10万元，2017年11月16日5万元，2018年4月3日8万元，2018年7月6日2万元，2018年8月7日8万元，2018年9月10日10万元，2019年5月16日2万元，2019年12月22日4万元，总额为58万元。 关于总还款数额，被告董健军提交银行交易明细并主张截止到2020年10月7日共支付422670元。原告认可银行交易明细的真实性，但认为其中部分还款系偿还其他债务，与本案无关，应予扣除。但原告未提交反驳证据，故对其主张不予支持，本院认可被告董健军主张的总还款数额。 关于每笔借款的还款情况，本案涉案账目众多，双方均无法清晰地区分出各笔还款所对应的本金。而按照原告与董健军各自陈述的每笔借款的大概还款情况，经计算得出的已还总额与银行交易明细均有较大差距。因此，本院将结合本金总额和还款总额及书证约定利率和司法保护的最高利率等，对相关法律事实作出认定。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第二百零五条规定“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利息。对支付利息的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借款期间不满一年的，应当在返还借款时一并支付；借款期间一年以上的，应当在每届满一年时支付，剩余期间不满一年的，应当在返还借款时一并支付”，第二百零六条规定“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第六十一条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第二百零七条规定“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第二百一十一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第二十五条规定“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合同约定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是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的除外”，第二十八条规定“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是以不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为限。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参照当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的利息承担逾期还款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约定了借期内利率但是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三十一条规定“2020年8月20日之后新受理的一审民间借贷案件，借贷合同成立于2020年8月20日之前，当事人请求适用当时的司法解释计算自合同成立到2020年8月19日的利息部分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对于自2020年8月20日到借款返还之日的利息部分，适用起诉时本规定的利率保护标准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15年6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第二十六条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二十八条规定“借贷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债权凭证，如果前期利率没有超过年利率24%，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载明的金额可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第二十九条规定“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 依照上述法律规定，2020年8月19日之前，超过年利率24%而未超过年利率36%的利息约定并非无效，仅是债权人请求支付时人民法院对于超出年利率24%部分不予支持，而对于债务人已支付且债权人已受领的，债务人无权请求将超出年利率24%部分返还或冲抵本金（参考案例：（2019）最高法民申3933号），故本院对约定月息3分的利息部分不予冲抵本金。2020年8月20日之后，超过年利率15.4%的利息约定或支付均无效，应该冲抵本金。 截止到2020年8月19日，按照约定利率（月息2分的日利率为年利率24%÷356；月息3分的日利率为年利率36%÷365）计算，利息约为390475元（2016年4月30日9万元按月息2分共计息1573天93087元，2017年3月20日10万元按月息2分共计息1249天82126元，2017年11月16日5万元按月息3分共计息1008天49710元，2018年4月3日8万元按月息2分共计息870天45764元，2018年7月6日2万元按月息3分共计息776天15307元，2018年8月7日8万元按月息2分共计息744天39136元，2018年9月10日10万元按月息2分共计息710天46685元，2019年5月16日2万元按月息3分共计息462天9113元，2019年12月22日4万元按月息3分共计息242天9547元）。从2020年8月20日至2020年10月7日（49天）按照年利率15.4%计算，利息约为11991元。共计利息约为402466元（390475元+11991元），实际支付利息为422670元，超出司法保护上限的利息部分约为20204元（422670元-402466元），该部分应折抵本金，故截止到2020年10月7日实际尚欠本金为559796元（58万元-20204元），并应支付从2020年10月8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照年利率15.4%计算的利息。被告董健军为借款人，应当承担以上还款义务。 关于被告李海文的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2018年1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本案所涉债务数额较大，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涉“李海文”的签名均非李海文本人所写，所涉“用于服装进货”等字样均非书证形成时所写，应认定为系董健军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原告未提交系夫妻共同债务的证据，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被告李海文不承担共同还款责任。 关于被告李梦慧和杨庆伟的主体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的解释，应当按照所使用的词句，结合相关条款、行为的性质和目的、习惯以及诚信原则，确定意思表示的含义”，虽然二人均在借款人处签名，但是结合当事人陈述、款项交付情况、签字的过程、原告追偿情况及交易习惯，可以认定二人实为保证人。 关于被告李梦慧、杨庆伟、孙育红的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第二十六条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2000年9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第三十三条规定“主合同对主债务履行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保证期间自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第三十四条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从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依照上述法律规定，被告李梦慧、杨庆伟所涉款项，原告自述口头约定的还款期限均为一年，所涉书证形成时间均在2019年之前，且原告未提出约定过其他明确的保证期间或在六个月的保证期间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事实和证据，故依法免除被告李梦慧、杨庆伟的保证责任，不承担还款责任；被告孙育红所涉款项，所涉书证实际形成时间为2019年8月7日，在被告孙育红未提出约定过其他明确的还款期限和保证期间的事实和证据的情况下，无论是未约定还款期限还是原告自述的一年还款期限，被告孙育红依法均应当承担保证责任，故其应对所涉款项承担连带还款责任。 关于被告提出的应认定原告为“职业放贷人”故不应支付利息的抗辩意见，“职业放贷人”是指出借人未经批准，擅自从事经常性的贷款业务，通过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资金以赚取高额利息，出借行为具有反复性、经常性，借款目的具有营业性等特点，属于从事非法金融业务活动。经查，王秀梅作为原告诉至本院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2017年1月至2018年1月间为6件，其中2件的借款人相同；2020年10月20日立案4件，已并入本案合并审理，借款人均为被告董健军1人。因此，借款人数量不能达到“社会不特定对象”要求，且不能排除借款人中有原告亲戚朋友的可能性；2018年1月之后，本案立案之前，原告在本院无其他案件，故不能达到“反复性、经常性”要求；且约定利率多为年利率24%，基本没有超过年利率36%。综上，被告对于其该项抗辩不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亦未能提交相关有权机关对原告“职业放贷人”身份认定的证据，不能排除其合法资金往来的可能性，故不能在本案中作出原告行为属于“职业放贷人”的必然认定。（参考案例：（2019）最高法民申1500号）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15年6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2018年1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2000年9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董健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王秀梅借款本金559796元及自2020年10月8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15.4%计算的利息； 二、被告孙育红对其中8万元及自2020年9月8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15.4%计算的利息，承担连带还款责任； 三、驳回原告王秀梅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9600元，由被告董健军负担9266元，原告王秀梅负担334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孙绪忠 人民陪审员  张景镇 人民陪审员  李全进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二日 法官 助理  韩 旭 书 记 员  李东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