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1）新行申25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第三人）：赵玉兰，女，1978年5月2日出生，汉族，住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东奎，男，1972年5月2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康宝，北京华泰（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新疆随新特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新市区北站路**华南市场**。 法定代表人：方加立，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武，新疆梨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库尔勒市萨依巴格路** 法定代表人：尼木格尔，该局局长。 再审申请人赵玉兰因新疆随新特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随新特公司）诉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巴州人社局）、赵玉兰工伤保险资格认定一案，不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20）新28行终30号行政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本案现已审查终结。 赵玉兰申请再审称，一、二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被申请人随新特公司认可给孙维奎出具《法定代表人授权书》，授权孙维奎以该公司名义处理且末县良种场垃圾收集建设项目有关事务的事实，亦认可孙维奎以新疆三虎永辉环保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名义为被申请人随新特公司围标,使被申请人随新特公司顺利中标的事实。尔后，孙维奎将且末县良种场垃圾收集建设项目中标(成交)通知书交到且末县良种场，并代表被申请人随新特公司与且末县良种场签订的《商品车购销合同》。上述均是被申请人随新特公司的公司业务。孙维奎完成上述工作后，返回乌鲁木齐途中发生交通事故死亡，其情况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一款规定的应当认定为工伤的情形，故被申请人巴州人社局作出巴人社工伤字（2019）095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孙维奎为工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孙维奎虽在其他单位也有兼职,但因涉案工伤事故发生时，孙维奎为之工作的是被申请人随新特公司,故随新特公司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为其承担工伤保险责任。二、二审法院审理程序违反法律规定。二审法院将未当庭出示、亦未经质证的2020年1月15日新疆三虎永辉环保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作为认定事实的定案依据违法，且该证据亦未在二审卷宗里。请求依法再审本案。 随新特公司辩称，1.孙维奎并非被申请人随新特公司的员工，其不接受被申请人随新特公司管理，亦未在被申请人随新特公司领取过工资，并且孙维奎作为乌鲁木齐万维汇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长期在新疆且末县从事安保等产品的销售；2.2018年，孙维奎得知且末县良种繁育场需购进一批垃圾清运车，并通过樊刚联系被申请人随新特公司。被申请人随新特公司答应孙维奎，在该公司中标并收完货款后向其支付4万元佣金，孙维奎遂持相关委托手续参与案涉项目。但是孙维奎在领取被申请人随新特公司的代理手续后，为了获取更多利益，又从新疆三虎永辉环保机械设备有限公司领取了相关代理手续进行投标，并让自己的亲属代表新疆众智洁环卫设备有限公司进行投标。2018年10月15日，孙维奎不知办理何种业务，在从且末返回乌鲁木齐途中遭遇车祸身亡；3.孙维奎死亡后，其家属在不清楚孙维奎是否系被申请人随新特公司员工的情况下，自行拟写《关于良种场与新疆随新特汽车贸易公司合同履行后续协议》，并向被申请人巴州人社局提供了非被申请人随新特公司员工的证人证言，该证人均无法证实孙维奎何时进入被申请人随新特公司，其职务、工作内容、工作期限等；4.因为孙维奎本身系其他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且长期在且末县销售自己的安保设施，案发时乘坐的车辆性质不明，与其他乘客的关系不明，故即使孙维奎在返回乌鲁木齐途中发生交通事故死亡，也无法证实系因公外出受到的伤害。 巴州人社局述称，被申请人巴州人社局系依据再审申请人赵玉兰提供的授权委托书、《商品车购销合同》、《关于良种场与新疆随新特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合同履行后续协议》及证人证言等证据，认定孙维奎是随新特公司的员工，以及孙维奎完成上述业务后，于2018年10月15日乘车返回乌鲁木齐途中发生交通事故死亡的事实，并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认定孙维奎为工亡；2.因孙维奎是否与被申请人随新特公司具有劳动关系分歧较大，且被申请人巴州人社局作出的巴人社工伤认字（2019）095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被撤销，故被申请人巴州人社局另行作出行政行为，通知再审申请人赵玉兰补正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但目前尚未受到相关证据。故请求针对案件事实依法作出裁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系，再审申请人赵玉兰的丈夫孙维奎与被申请人随新特公司是否具有劳动关系、被申请人随新特公司是否应当承担工伤保险责任。首先，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一条、第二条、第十八条的规定，认定工伤的一般前提为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职工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时应当提交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以及医疗诊断证明或者职业病诊断证明书等，承担与用人单位有劳动关系的初步证明责任。其次，根据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社部发[2005]12号《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的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第二条规定,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时可参照下列凭证:(一)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职工工资发放花名册)、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的记录;(二)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放的“工作证”、“服务证”等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三)劳动者填写的用人单位招工招聘“登记表”、“报名表”等招用记录;(四)考勤记录;(五)其他劳动者的证言等。其中,(一)、(三)、(四)项的有关凭证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具体到本案，本案在卷证据表明,在工伤行政确认程序中,再审申请人赵玉兰向被申请人巴州人社局提供了证明丈夫孙维奎受被申请人随新特公司指派到且末县，就且末县良种繁育场垃圾收集建设项目签订《商品车购销合同》的证据，但其提交的证据尚不能证明孙维奎是受被申请人随新特公司管理,从事该公司安排的有报酬的长期的劳动行为，亦未提供被申请人随新特公司为之发放的“工作证”、“服务证”等能够证明其身份的证件或者是在该公司获取劳动报酬的其他证据。并且其向被申请人巴州人社局提供的《关于良种场与新疆随新特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合同履行后续协议》及赵天博、李华的证人证言与二审调取的且末县良种场垃圾收集建设项目招投标资料所记载的内容不相一致，故无法确定孙维奎与被申请人随新特公司之间是否具有劳动关系。再次，根据国家公共信用信息中心于2020年4月15日出具的《法人和其他组织信用信息概况》报告所载明的内容，孙维奎系位于乌鲁木齐市新市区天津北路162号紫金长安商业楼加层的乌鲁木齐万维汇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董事，执行董事，且孙维奎接受被申请人随新特公司授权后也接受过代表新疆三虎永辉环保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履行招投标事宜的法人代表授权书，故无法确定孙维奎返回乌鲁木齐系与被申请人随新特公司的业务有关。 综上，赵玉兰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赵玉兰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马     荣 审 判 员 迪丽娜 孜巴克 审 判 员 哈 里 木 拉 提 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 塔吉古丽艾则孜 书 记 员 米阿力木阿卜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