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11民终21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案外人）：朱海燕（曾用名朱海艳），女，1973年9月1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济宁市市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洪志，日照东港太阳城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申请执行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莒县支行，住所地莒县银杏大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122868545208Y。负责人：战仁国，该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宝东，男，汉族，该行个人金融部负责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庆，山东世纪星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被执行人）：山东华和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住，住所地日照市东港区黄海二路**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100774189310G。法定代表人：何金宝，该公司经理。上诉人朱海燕与被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莒县支行（以下简称农行莒县支行），原审第三人山东华和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和担保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莒县人民法院(2019)鲁1122民初5703号民事判决，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海燕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原审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二、判令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完全错误，对公司冒名股东、借名股东概念认识模糊不清。冒名者和被冒名者之间没有类似隐名投资的合意，被冒名的人是虚构的或盗用他人的名义，无任何股东权利与义务，应由冒名者承担相应的股东责任，还要对被冒名者(被盗名者)承担侵权责任。借名股东，是实际出资人与他方约定，以其名义参与设立公司，实际出资人行使股权，该实际出资人即为名义股东，名义出资人没有成为股东的意思，只具有股东的形式特征，只是个挂名股东，实际参与经营、行使股东权处的均为借名股东。但是名义出资人(“挂名股东”)不享有股东权利，却存在实际出资人未缴出资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法律风险。一审判决中，谁是第三人的名义股东，谁又是实际出资人(鉴定结论，出资人不是上诉人)，上诉人与实际出资人之间是否存在合意(原审被告没有证据，即判决股东身份)，冒名登记者(冒名股东)与被冒名者(上诉人)之间根本不存在(没有证据佐证)类似代持股的协议关系。借名登记与冒名登记的区分点在于名义人是否知道，当名义人不知情时，实际出资人的行为为冒名登记，当名义人知情时，实际出资人的行为为借名登记(原审判决全靠推测)。二、一审判决以工商登记和上诉人身份信息的变化推定上诉人就是第三人的股东，完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条第二款规定，申请办理公司登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主要采用形式审查(不实质审查，不对工商登记材料的真实性审查，埋下了公民身份信息被冒用的隐患，给冒名者可乘之机)。信息时代和第三人的倾利不法行为，上诉人的身份信息多次被冒用，是轻而易举的事，最关键的是上诉人从没主动向第三人出示过自己的身份信息，一审判决只是从“艳”、“燕”字上推定。法院委托鉴定结论最有说服力，但一审判决却不采纳(既然法定鉴定结论没用，为啥还要鉴定呢，不管是谁的签名直接判上诉人具有股东身份，省时省力多好，何必浪费上诉人的冤枉鉴定费)。公民身份信息的获得途径很多(各种实名制登记信息)，一审法院以身份信息的变更为由推定确认股东身份，既没有证据佐证，该判决对谁也不具有说服力。三、一审法院采纳了法庭及农行莒县支行给案外人宋家明(音译)的通话录音作为证据，没有证据力。案外人宋家明(音译)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一审法院和农行莒县支行只是知道大体上有这么个人，名字的用字都有错误，更不清楚被录音的人的身份信息，法院也没有进一步的查证，证人没有确凿的身份，这样的案外人的通话法庭也采纳了，实属捕风捉影，生拉受凑。经上诉代理人查证，宋“家”明实为宋“加”明，曾经把房子出租给第三人，有过一面之交，仅此而已。综上，一审判决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特提起上诉，请求依法公正判决。农行莒县支行辩称，上诉人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驳回其上诉。华和担保公司未陈述意见。朱海燕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朱海燕不具备第三人的股东资格；2.依法撤销(2019)鲁1122执异29号执行裁定书中关于对朱海燕在抽逃出资800万元内向农行莒县支行承担付款责任的义务；3.依法解除(2019)鲁1122财保215号民事裁定书对朱海燕财产位于济宁市太白湖区荷花路西荷韵花园16号楼2单元2-1601室房产(合同号20180507017)、工资及银行存款的保全查封；4.依法解除(2019)鲁1122财保215号之一民事裁定书第三项关于对朱海燕银行账户内的存款100万元的冻结；5.诉讼费和其他费用由农行莒县支行承担。庭审后，朱海燕申请撤回诉讼请求的第一项。根据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山东华和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于2005年4月19日在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成立，于2016年1月26日变更为山东华和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即本案第三人，公司成立时注册资本2000万元，何金宝投资1100万元(其中土地评估1000万元，现金100万元)，朱海燕出资货币800万元，济宁金泰担保有限公司出资货币100万元，并由山东亿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验资报告，该验资报告中使用的朱海燕的身份证复印件为“朱海艳”。2006年10月27日，济宁金泰担保有限公司将所持有公司股权100万元，分别转让给新股东郭峰50万元、杜元龙50万元。2006年11月3日，山东华和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5000万元，并再次由山东亿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验资报告，该验资报告中使用了新的朱海燕的身份证复印件即“朱海燕”。经一审法院调查取证，2007年11月19日山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对何金宝的询问笔录中，何金宝陈述在公司注册成立时因没有1000万元货币资金用于验资，实际以上货币资金全部由中介机构垫资，各股东并未实际出资。华和担保公司因虚报注册资本一案，山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立案调查后，2007年11月29日，股东何金宝、朱海燕、郭峰、杜元龙在济南市商业银行将虚报的注册资本补齐，并由日照中舜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报告书予以确认。2007年12月13日山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鲁工商个体处字[2007]第7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华和担保公司在设立时，虚报注册资本1000万元，并依法送达处罚决定书，该处罚决定书作出后华和担保公司未提出复议也未提起诉讼。从农行莒县支行提供的华和担保公司账户流水可以看出，2007年11月30日，上述款项注册资本在补齐后又被陆续转出。2017年7月至10月，一审法院受理农行莒县支行与华和担保公司等借款合同纠纷共十案。农行莒县支行申请执行，因华和担保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执行程序终结。农行莒县支行申请追加该公司股东何金宝、朱海燕等股东为被执行人。一审法院作出(2019)鲁1122执异29号执行裁定书，追加朱海燕、何金宝、付运良、杜元龙等为被执行人，裁定朱海燕、付运良、杜元龙分别在其抽逃出资800万元、3100万元、950万元范围内向农行莒县支行承担付款责任，并作出(2019)鲁1122财保215号裁定书裁定，查封朱海燕位于济宁市太白湖区产一处(合同号：20180507017)；作出(2019)鲁1122财保215号之一裁定书，裁定冻结被申请人朱海燕在银行账户内的存款100万元。朱海燕不服，遂于2019年9月2日诉至一审法院，请求依法处理。本案审理过程中，朱海燕主张华和担保公司成立时公司注册材料及济南市商业银行存款凭证中其签名均不是本人所签，并申请对字迹进行鉴定。经一审法院委托，山东浩德物证司法鉴定所鉴定：1.送检的“2007/11/29”《存款凭证》中“客户签名：”处“朱海艳”签名字迹不是朱海燕所写；2.送检的“2005年4月13日”《投资人授权委托意见》中“(全体投资人签名盖章处)”处“朱海艳”签名字迹不是朱海燕所写。一审法院庭后通过电话向宋某本人核实，宋某陈述其与朱海燕的配偶系朋友关系，大约两三年前，朱海燕的配偶找到宋家明协商将华和担保公司的股权转让给宋家明，但后期因何金宝及其他股东不同意，未转让成功。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研究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朱海燕对执行标的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朱海燕对执行标的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问题，朱海燕以华和担保公司工商注册登记相关资料非本人所签为由，抗辩其并非华和担保公司的股东。虽然山东浩德司法鉴定所鉴定结论显示华和担保公司工商注册登记材料中朱海艳签名非本人所写，但仍不足以作出朱海燕系被冒名登记为股东的结论。理由如下：1、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资格的认定涉及股东、公司及债权人等多方主体的利益，在认定股东资格时，应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考虑各利害关系人之间利益平衡的基础上，在公司的股东、资本等信息以法定形式对外公开，交易相对人周知的情况下，相对人不应承担因公司外部特征不真实而产生的交易成本和风险，因此，在涉及第三人、公司、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时，应优先考虑第三人的利益，维护市场交易秩序和安全。2、股东姓名系公司登记机关依法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未经法定程序撤销，即具有确定的对外公示的法律效力，即使朱海燕未真实出资抑或未亲自签名，亦不能否定其股东身份，不排除其为借名股东的可能性。因此，朱海燕欲凭工商登记材料中投资人的签字并非本人所签否定其股东资格，明显依据不足。3、司法实践中，不能仅凭工商登记中的签名并非本人所签就认定其并非公司股东，关键还要考虑朱海燕对被登记为股东是否知情、默许或进行过追认。冒名股东是指本人不知情，其身份被冒用，被他人作为股东在登记机关登记，导致其成为冒名股东的原因往往都与身份证失控有关，朱海燕是否被冒名股东，应对此承担举证责任，现朱海燕主张其股东身份是在何金宝持有其身份证期间被冒名登记，应承担对其身份证管理不善的不利法律后果，也构不成冒名股东的结果。且经庭审调查，朱海燕曾用名为“朱海艳”，山东华和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注册时，使用的身份证信息为“朱海艳”，因公司新增注册资本，2006年11月3日山东亿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鲁亿昌会验字[2006]第5676号验资报告，在该报告中使用了“朱海燕”新的身份证信息，若如朱海燕所述是何金宝在持有其身份证期间私自使用，对于名字的变更何金宝是不知情的，其只是持有变更前的“朱海艳”的身份证，不会有新的身份证在增资时进行登记，由此推断朱海燕对其被登记为华和担保公司股东一事是知情的。且通过农行莒县支行代理人刘庆与朱海燕及其配偶以及宋家明(音译，“家”应为“加”)的通话录音，该录音中朱海燕陈述其准备将股权转让给宋某。一审法院庭后通过电话向宋某本人核实，宋某陈述其与朱海燕的配偶系朋友关系，大约两三年前，朱海燕的配偶找到宋某协商将华和担保公司的股权转让给宋某，但后期因何金宝及其他股东不同意，未转让成功，可见朱海燕对其持股情况是认可知晓的，不存在其身份被冒用的情形，即使朱海燕在公司成立时未出资，未参与公司的实际经营，但其应系被借名股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六条规定：公司债权人以登记于公司登记机关的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为由，请求其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股东以其仅为名义股东而非实际出资人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据此，朱海燕虽未实际出资，亦应当在其认缴出资限额800万元的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补充责任。综上，朱海燕的诉讼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三百一十三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朱海燕的诉讼请求。鉴定费15000元、案件受理费74800元，均由朱海燕负担。二审中，上诉人申请证人宋某出庭。证人称其没有为朱海燕传递过一、二代身份证复印件。上诉人质证认为证人没有在一审中提出的给上诉人传递过两代身份证复印件，也没有一审法院录音中所存在的内容。一审判决引用宋某的证言，说明判决结果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被上诉人质证认为应当以一审法院对证人进行电话核实时证人陈述的内容为准，该证言不具有否定一审的效力。本院认为，一审法院向宋某本人电话核实的是朱海燕拟向其转让股权的事实，与是否为朱海燕传递一、二代身份证无关，上诉人的质证意见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本院对一审法院与宋某本人进行过电话通话的事实进行了核实。当事人未提供其他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公司登记机关对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姓名（名称）进行登记，具有确定的对外公示的法律效力，任何第三人如无足以推翻这一事实的相反证据和经过一定的法律程序，都不得否定其股东资格。根据查明的事实，朱海燕在公司注册登记时使用曾用名“朱海艳”及原身份证号码，在公司新增注册资本的验资报告中使用了其变更后的新的身份证姓名“朱海燕”以及身份证号码。华和担保公司因虚报注册资本，被原山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立案调查后，朱海燕在济南市商业银行将虚报的注册资本补齐，并由日照中舜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报告书予以确认。此外，从被上诉人在一审时提供的电话录音看，律师在与有关人员通话时，朱海燕提供了其配偶的电话，其配偶提供了宋某的电话；通话内容涉及的转让股份一事是由朱海燕及其配偶提出的。一审法院向宋某本人进行了电话核实。足以证明朱海燕对其股东身份、持股情况等是认可知晓的。朱海燕仅以华和担保公司工商注册登记等相关资料非本人所签为由抗辩，不足以排除其并非华和担保公司的股东。在公司的股东、资本等信息以法定形式对外公开，交易相对人周知的情况下，相对人不应承担因公司外部特征不真实而产生的交易成本和风险，因此，在涉及第三人、公司、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时，应优先考虑第三人的利益，维护市场交易秩序和安全。朱海燕在公司成立时未实际出资，在公司被管理部门调查、包括朱海燕在内的股东在补齐注册资本后又陆续转出抽走，因此其应当在抽逃出资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一审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4800元，由上诉人朱海燕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卫华审判员  杨荣国审判员  李 红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裴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