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3民终611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四达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17号28号楼二层2620室。法定代表人：陈煜，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国斌，男，四达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河，男，1961年2月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东城区帘子库胡同12号。上诉人四达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黄河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5民初736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四达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国斌，被上诉人黄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四达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请法院查清事实，依法改判；2.黄河承担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一、双方签订的承包协议明确约定黄河承担签证部门人员工资、个人社保费用、四达公司一名送签员的一半工资（2000元）及办公室租金的一半费用6000元，承包协议中并未明确送签员是谁。为什么四达公司要准备一名送签员，作为黄河要承担一半的工资费用？由于签证的特殊性决定的，客户的签证随时会有，每天都要及时处理，否则会耽误客户的行程，造成机票酒店的损失。所以每个有送签资格的公司最少都要有2到3名送签员。四达公司配备另一名签证员完全是为了满足黄河业务的需要，为了减轻黄河的负担，由公司承担其他费用，同时也分担了一部分财务工作。签订完协议后，根据当时的情况，齐艳鹏作为黄河签证部门的员工，所有费用由黄河承担，杨文娟作为公司送签员黄河承担2000元费用。在后续工作中，情况发生了变化，杨文娟由于个人原因，无法正常上班，所以又增加了刘丽颖作为送签员，共同来完成送签业务。由于四达公司业务不足，作为四达的控股股东派出刘丽颖负责四达的财务工作，同时作为业务的补充人员，工资由中商集团经济合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商集团）承担。在杨文娟不能正常上班后，由刘丽颖接替杨文娟的送签工作。在一审中黄河不承认刘丽颖作为四达公司的员工，是不符合事实的。关于送签员的工作，一审中黄河称必须由旅游局的黄卡，才能办理日本使馆的白卡，才能担任送签工作，这也是不符合事实的。李续作为非公司员工，只是签证合作方的工作人员，为了工作方便，四达公司也曾给李续办理白卡，从而有送日本签证的资格。杨丽作为接替刘丽颖的工作人员，也是由公司直接给日本使馆发更改送签员的通知下，拥有白卡和送签资格的。二、在历次庭审中四达公司始终强调黄河提供的所谓考勤簿是假的，原因如下，因为在四达公司人员构成简单，只有黄河、杨文娟、齐艳鹏、刘丽颖四人，公司从未做过考勤表，因为从未扣过工资，做考勤表何用。黄河自己做的考勤，只有他一人的笔记。在富晓明和郭虎彪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20）京03民终4860号，黄河作为证人提供的考勤表与之前他提供法庭的又是另一版本，充分说明黄河提供虚假证据，黄河所谓的考勤记录是伪造的。黄河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四达公司的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刘丽颖不是四达公司的员工，实际提供工作的应为杨文娟。黄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四达公司向黄河退还黄河多支付的部门承包费4609.2元；2.判令四达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月1日，四达公司作为甲方与乙方黄河签订《内部协议》，就双方以甲方公司平台为依托，开展旅游营销达成如下协议：甲方允许乙方以四达公司名义，开展全世界各国签证与旅游业务（旅游及签证业务的价格可由乙方根据市场行情自行拟定，甲方不予干涉）；乙方应负责所有签证业务中的所有职责，包括操作职责、协助财务对账职责。乙方负责签证部门人员工资、个人社保缴费及用甲方一名送签员的一半工资（人民币2000元）及办公室月租金一半费用（人民币6000元）实行自负盈亏；由于乙方为本公司资深员工，同时负责签证部审核之职务及本公司行政管理工作，故在本协议期间内甲方不再向乙方收取上述所列之外的任何费用。乙方发生的每笔业务，甲方会与乙方按自然月结算（结算期为次月3日前），甲方财务按结算凭证对上月业务进行结算（扣除上述成本后余额退还乙方）；乙方已交甲方账户的年利润十万元（北辰五万，山水五万），需除以12个月，按每月8333元利润折抵乙方成本，再有类似趸交进账，要交给甲方20%做利润；此协议自2016年1月1日起实行，有效期至2016年12月31日止，一年起为评估期，乙方如未能达到此条款要求，三个月后甲方有权终止此协议。《签证中心自负盈亏应交四达费用明细》载明：每月业绩已进账8333-（办公室房租6000+杨文娟工资2000），剩余333元；黄河＋齐艳鹏的月工资（4000+3000）及保险（1284+987.79）=9271.79元；实际应交现金为9271.79-333=8938.79元；尾部宋正雄在总经理处签字确认，黄河在交款人处签字确认。黄河提交杨文娟与四达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书》、四达公司于2016年9月13日出具的《工资证明》，证明签订《内部协议》时，四达公司表示杨文娟的工资为每月4000元，但实际杨文娟的工资为2078.92元。其中《劳动合同书》载明杨文娟月工资为4000元，四达公司生产工作任务不足使杨文娟待工的，四达公司支付月生活费3000元。《工资证明》载明，杨文娟在四达公司财务部门任出纳职务，每月实际收入为2078.92元。对该两份证据，四达公司称黄河与四达公司签订《内部协议》时杨文娟的月工资确实是4000元，并且2016年1月至4月杨文娟的工资也是月4000元，2016年5月、6月每月给杨文娟发4000元，其中工资2500元、交通费1500元，因为当时杨文娟有外债不能正常上班，对工资金额进行了调整，但另外给予1500元交通费作为补助；2016年7月开始杨文娟很少来上班所以只发了2500元的工资，11月开始杨文娟基本不来上班，所以11月、12月按税前工资2306.04元给杨文娟发工资，上述《工资证明》是按照2016年9月杨文娟的实际工资情况出具的，涉及税前税后的问题所以金额有所不同。四达公司提交《黄河分摊明细表》，载明“送签员1/2工资”一栏均为2000，证明送签员1/2的工资一直是按2000元计算、执行的，2016年11月、12月及2017年1月、2月黄河均没有向四达公司支付款项，在2017年3月、4月补交了2016年11月、12月的款项，黄河是在2016年11月拍照知晓的杨文娟工资情况，仍在2017年3月、4月按照2000元每月的标准支付分摊费用，说明黄河对此是认可的，文件加盖四达公司公章。黄河对该份证据真实性不认可，称其未见过该份文件，而在《签证中心自负盈亏应交四达费用明细》中明确写明是杨文娟工资2000元。对此，四达公司称《黄河分摊明细表》是四达公司财务电脑中的统计表，未经对方确认，《签证中心自负盈亏应交四达费用明细》也只是四达公司与黄河确认费用分担的依据。黄河提交（2017）京0105民初73162号（以下简称73162号案件）民事判决书及该案二审文书，证明四达公司起诉黄河要求黄河支付《内部协议》项下欠付款项，经法院查明，认定黄河并未欠四达公司款项，反而多向四达公司支付了4609.2元。73162号案件一审判决书中事实查明部分载明：四达公司出具的2016年4月1日的支出凭单载明：杨文娟3月份工资款为3586元。2016年5月11日的支出凭单载明：杨文娟4月份工资3544.3元。2016年6月7日的中信银行客户回单载明：“四达公司向杨文娟转账2086.17元，摘要信息为四达工资；2016年6月2日的支出凭单载明：5月份加油费1500元，杨文娟在经办人处签字；2016年7月14日的中信银行客户回单载明：四达公司向杨文娟转账2088.83元，摘要信息为四达工资；2016年7月1日的支出凭单载明：租车及交通1500元，杨文娟在领款人处签字。……2017年3月29日，四达公司向黄河发送《通知书》，载明：你与公司于2016年1月1日签订的内部协议已于2016年12月31日到期，双方没有续约，也没有签订其他协议，你与我司的合同关系已于2017年1月1日终止。四达公司于第一次庭审中称杨文娟于2016年11月后开始请病假，于第三次庭审中称杨文娟2016年一直在其处工作。”一审法院认定《内部协议》终止时间为2016年12月31日，四达公司主张黄河支付2017年1-3月款项无合同依据，并认定黄河并未欠付四达公司2016年款项，判决驳回四达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判决书中事实查明部分载明：“四达公司在二审中提交以下证据：……4.刘丽颖证词，用以证明刘丽颖曾作为送签员；5.刘丽颖在中商集团的工资发放记录，拟证明刘丽颖曾作为中商集团派驻四达公司的财务人员兼办公室主管，工资由中商集团负担；6.四达公司向税务机关出具的说明，拟证明其向杨文娟发放了2016年11月、12月份的病假工资。黄河发表质证意见称，证据4不予认可，刘丽颖本身是中商集团的人，并非四达公司员工；证据5，刘丽颖并非四达公司的员工，与四达公司也没有任何关系；证据6的真实性无从考证，且系单方陈述，说明不了杨文娟收到相应工资。”二审法院认定四达公司现有证据不足以推翻一审相关证据与查明的事实，判决维持原判。关于上述两份判决书，四达公司表示认可判决书的真实性，但不认可判决结果，法院认定事实有误，刘丽颖就是代替杨文娟为黄河工作并提供了相应的服务。另，四达公司称证据均已在73162号案件中提交，在本案中没有其他证据可以补充提交。一审法院认为，黄河与四达公司签订的《内部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亦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方均应恪守履行。根据73162号案件生效判决查明的事实与认定，2016年黄河应向四达公司缴纳的各项费用总额为179438.8元，双方认可黄河实际向四达公司交纳的款项为184048元。四达公司主张73162号案件判决书中认定事实有误，其认为刘丽颖代替杨文娟进行工作并实际发放了工资，但在73162号案件中四达公司提交的相关证据仅为刘丽颖的书面证言，其于本案庭审中认可刘丽颖的工资实际由中商集团进行发放，在本案中亦未能进一步对上述主张进行举证，一审法院对其该项意见不予采信。故黄河向四达公司支付的款项相较其应支付的款项超出4609.2元，在四达公司未能证明该《内部协议》项下仍有其他应付款项的情况下，应将多收取部分向黄河退还。据此，一审法院于2020年12月判决如下：四达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黄河多支付的部门承包费4609.2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四达公司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1.在职证明和说明，用以证明刘丽颖是四达公司授权送签，刘丽颖有送签权；2.刘丽颖工资发放表，用以证明刘丽颖从事了送签工作。黄河针对上述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认定四达公司无权授权刘丽颖送签，送签需要国家旅游局颁发的送签资质，是黄卡，必须是公司正式员工，刘丽颖没有资格拿到这个证件。对证据2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工资表恰恰能体现刘丽颖是在中商集团工作，如果在四达公司工作应该由四达公司发放工资。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综合全案案情及双方当事人诉辩称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四达公司应否向黄河返还剩余承包费。首先，四达公司起诉黄河的前案所涉承包费与本案所涉承包费系属同一事实和法律关系，故前案生效判决对于双方之间承包费的认定具有既判力。根据前案生效判决的认定，黄河并不欠付四达公司2016年度应缴费用。其次，四达公司于本案中主张在杨文娟停止送签工作后，刘丽颖承担了部分送签工作；但根据前案生效判决显示，四达公司在前案一审庭审中明确认可黄河承担一名送签员一半的工资指的就是杨文娟，故四达公司就此项事实前后陈述不一致。四达公司主张刘丽颖代替杨文娟从事了部分送签工作并实际发放了工资，但四达公司在前案中提交的相关证据仅为刘丽颖的书面证言，其于本案中提交的证据亦显示刘丽颖的工资实际由中商集团发放，且四达公司于本案中并未充分举证证明刘丽颖实际完成了部分送签工作，黄河亦对此不予认可，在此情况下，本院对于四达公司的该项主张不予采信。最后，根据前案生效判决的认定，黄河就2016年度应缴费用存在超付的情形，且四达公司并未充分举证证明黄河仍存在其他应付款项，故四达公司应将黄河超付部分返还黄河，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四达公司主张其不应返还黄河超付承包费，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四达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四达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鲁 南审 判 员  贾 旭审 判 员  姜 君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  杨 扬法官助理  李圆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