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鲁09民终48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绊梅，女，1950年1月16日生，汉族，住新泰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冯传尚，男，1970年10月23日，汉族，住新泰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冯彦红，女，1975年2月8日，汉族，住新泰市。 三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海涛，山东和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新泰市青云街道冯家栗行村民委员会，住新泰市青云街道冯家栗行村。 法定代表人：冯传喜，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群，山东仁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冯汉堂，男，1944年10月20日生，汉族，住新泰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尹燕飞，山东杞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绊梅、冯传尚、冯彦红与被上诉人新泰市青云街道冯家栗行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冯家栗行村委）、冯汉堂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新泰市人民法院（2020）鲁0982民初20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本院于2021年2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绊梅、冯传尚、冯彦红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二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冯汉堂为涉案宅基地的使用权人，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涉案宅基地已经确权登记颁证并经不动产登记簿确认为冯京堂及其家属共6人共同使用，不因未经登记的私自改动而变更使用权，一审法院确认涉案宅基地使用权人为冯汉堂缺乏法律依据。第一、新泰市土地管理局颁发的“宅基地使用权证”明确记载宅基地使用权人为冯京堂，虽在一审审理过程中案外人赵文河将宅基地使用证中“冯京堂”改为了“冯汉堂”，但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物权法》第九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结合宅基地的确权登记流程需经权利人申请，由乡镇人民政府审核批准，并经县级人民政府确权登记颁证可知，涉案宅基地使用权并未进行使用权人的变更登记，不能因赵文河对宅基地使用权证的私下改动而发生物权(宅基地使用权)变动的效力。第二、新泰市人民政府作出的《土地登记审批表》也进一步确定了涉案宅基地的使用权人为冯京堂，共有使用人包括本案的三上诉人及冯传尚的妻子及儿子共六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七条“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事项，应当与不动产登记簿一致；记载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确有错误外，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的规定，即使赵文河对涉案宅基地使用权证进行改动使得宅基地使用权证存在瑕疵与《土地登记审批表》存在矛盾，也应当根据《土地登记审批表》的记载确定涉案宅基地使用权人为冯京堂及其家属6人(共有的使用权)，因涉案宅基地使用权人除冯京堂外均健在，该涉案宅基地使用权不因冯京堂的去世而丧失。(二)一审法院无视涉案宅基地使用证及新泰市人民政府《土地登记审批表》的物权登记簿的明确记载，仅仅依据作为上诉人相对方的被上诉人冯家栗行村委及案外人郭春海、赵文河的陈述认定涉案宅基地使用权人为冯汉堂，缺乏事实依据且与法律相违背。第一、宅基地使用权的确权是一个法律行为，系经过相关部门的审核、审批、确认颁证的法律过程，根据新泰市人民政府《土地登记审批表》中显示的审批环节可知，涉案宅基地使用权的确权登记经过了严格的审查审批程序，并非一审法院认定的冯家栗行村委按照习惯将涉案宅基地统计到冯京堂名下。冯家栗行村委作为本案的相对方与本案具有利害关系，其认可与否不应作为法院裁判依据。第二、赵文河经一审法院调查所称1990年收取冯汉堂涉案宅基地使用费14.5元，且此后冯汉堂一共交了三四年与新泰市人民政府《土地登记审批表》中宗地草图一页记载的“丈量人赵文河丈量日期91.3.8”显然是矛盾的，1991年3月8日为冯京堂及家属6人丈量房屋的人恰恰是一审调查的赵文河，赵文河一审所称冯汉堂缴纳三四年土地使用费与其91年为冯京堂丈量及登记宅基地完全矛盾，且赵文河一审所述显然是虚假的，不应作为裁判依据。第三、暂且不论郭春海、赵文河所称收取冯汉堂宅地及使用费是否真实，14.5元的宅基地使用费收取时间为1990年，在新泰市人民政府为冯京堂确权登记宅基地使用权的1991年3月20日(《土地登记审批表》记载)之前，1990年冯汉堂缴纳宅基地使用费系代替1991年涉案宅基地重新确权前的全体使用人缴纳。1991年涉案宅基地确权登记后，由冯京堂缴纳使用费，这也与上诉人一审提交的其在取得宅基地使用权后于1992年5月10日缴纳宅基地使用费的收费票据相印证，证明1991年冯京堂及家属确权取得了宅基地使用权。一审法院在缺乏客观证据的情况下仅依据冯家栗行村委会认可冯汉堂为实际使用权人及郭春海、赵文河所称的办证习惯否认经确权登记的冯京堂及家属6人的宅基地使用权缺乏有力的证据支持，没有事实依据。二、一审法院将涉案宅基地使用权在1991年确权之前的历史使用权权属及之后的使用权进行了混淆，导致认定错误。(一)一审法院认定冯京堂、冯叁堂拆除各自分的房屋另行建设住宅后，冯京堂、冯叁堂所使用的部分涉案宅基地回归集体认定错误，涉案宅基地自1991年确权给冯京堂及家属之前系冯京堂父母及几兄妹共有使用的，即使冯京堂、冯叁堂拆除各自分得的房屋另行建设住宅，也系父辈遗留地上物的消亡，而非宅基地回归集体，因除冯京堂、冯叁堂外宅基地仍由其母亲等亲属使用。一审法院所认定的回归集体的宅基地也并非经1991年重新确权给冯京堂及家属的宅基地，本案涉案宅基地为1991年确权办证之后的宅基地。(二)一审法院因冯京堂在涉案宅基地上没有房屋，认定涉案宅基地仅是统计在冯京堂名下，实际使用权人为冯汉堂错误。根据《物权法》第一百五十二条“宅基地使用权人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享有占有和使用的权利，有权依法利用该土地建造住宅及其附属设施”可知宅基地使用权的拥有系利用该土地建造住宅的前提，不能因冯京堂在涉案宅基地上没有房屋就否认冯京堂及家属6人的宅基地使用权，并推定涉案宅基地实际使用权人为冯汉堂。三、1991年确权登记的宅基地使用权证书仍然有效，应当作为上诉人享有使用权的依据。自然资办函(2020)1344号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确权登记工作问答》的函第一部分第3条《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本条例施行前依法颁发的各类不动产权属证书和制作的不动产登记簿继续有效”。《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一百零五条规定，“本实施细则施行前，依法核发的各类不动产权属证书继续有效。不动产权利未发生变更、转移的，不动产登记机构不得强制要求不动产权利人更换不动产权属证书”。坚持“不变不换”是不动产登记法律制度的要求，是对原有登记成果的尊重和延续，也是保持工作稳定性和连续性的需要。因此，已分别颁发宅基地、证书的，遵循“不变不换”原则，原证书仍合法有效。所以本案中1991年确权登记在冯京堂及家属6人名下的宅基地使用权证继续有效，相应的拆迁利益应由上诉人享有。四、涉案宅基地使用权人为冯京堂及家属6人，虽被上诉人冯汉堂在此建房并居住，但上诉人及已故冯京堂并未明确将涉案宅基地赠与或转让给冯汉堂。被上诉人冯汉堂在本次拆迁中已经与被上诉人冯家栗行村委就另外一处宅基地签署拆迁协议，享受到拆迁安置利益，根据“一户一宅”原则，被上诉人冯汉堂不应就本案系争宅基地的利益进行主张。被上诉人自2011年村落拆迁起即明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就涉案宅基存在争议，且8年来与上诉人、与冯汉堂均不签署《拆迁协议书》，但直至8年后的2019年，上诉人冯家栗行村委会为了尽快完成拆迁任务，在未征得上诉人同意的情况下，两被上诉人擅自签署的《拆迁协议书》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该《拆迁协议书》应属无效。综上，一审法院违背《物权法》规定，无视1991年涉案宅基地重新确权颁证的事实，导致事实认定错误，严重侵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请求查清事实后，依法保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冯家栗行村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冯汉堂辩称，一、答辩人冯汉堂是涉案宅基地实际使用人是家庭成员人人皆知的客观事实，不容易被混淆。1、上诉人辩称“冯京堂及其家属共6人共同使用”、包括“冯传尚的妻子及儿子共6人”，这不是事实真相，一审已经查明，1978年，冯京堂拆掉分家分到的两间西堂屋另建房屋，这些人并非都在涉案宅子里住过，有的甚至还未出生。2、答辩人现在仍持有原始的涉案宅基地使用证，这是因为冯京堂搬离后，村委向他催缴土地使用费他不缴，知道答辩人在此居住，村委工作人员赵文河将宅基证上的姓名变更成答辩人冯汉堂，答辩人取得该宗土地的使用权是客观历史事实。3、涉案《土地登记审批表》上虽然登记着冯京堂的名字，但是他不是该宗宅基地的实际使用人，1990年宅基地重新普查登记时，答辩人的父亲去世，母亲还健在，此时冯京堂拆掉两间西堂屋已经过了13年，当时，冯京堂是长子，按照土地普查登记习惯做法，工作人员就填写了冯京堂的名字，客观上，当时土地确权登记不严格，各村普遍存在这种现象，不能用现在的法律标准评价和要求20年前的工作方式，一审法院尊重历史事实，明辨是非曲直，应当予以肯定。二、一审法院认定“冯京堂、冯叁堂所使用的部分涉案宅基地回归集体”既符合客观事实，也有法律依据。1、1995年3月11日，原国土部颁布的《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52条规定“空闲或房屋坍塌、拆除两年以上未恢复使用的宅基地，不确定土地使用权。已经确定使用权的，由集体报经县级人民政府批准，注销其土地登记，土地由集体收回”冯京堂于1978年拆掉分到的两间西堂屋，就失去该宗土地的使用权，之后也一直没有占用、使用，按照上述法条规定，已经确权的，村集体有权收回，后村集体将涉案宅基证上的姓名变更成答辩人，并将宅基证原件交付给答辩人持有，就是履行收回土地的职权。2、上诉人辩称一审法院“推定涉案宅基地实际使用权人为冯汉堂”是错误的。冯京堂自1978年拆屋建房，该宗土地一直由答辩人实际使用，2004年，答辩人与其子冯华拆掉两间东屋，翻建时，冯京堂还帮工干活，自2004年翻建至2019年拆迁，冯华一直在此生活了16年之久，这是不争的事实，上诉人也予以认可，一审法院无需推定。三、涉案《土地登记审批表》中登记事项已经失效，上诉人无权继承失效的权利。1、三上诉人没有实际占有使用该宗宅基地，但是己有另一处宅基地，《土地管理法》第62条明确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上诉人无权拥有两处宅基地。2、涉案宅基地被村集体收回后，已经安排给答辩人使用。3、该宗宅基地已经被新泰市人民政府批准，重新规划村集体建设成回迁楼，也就是说涉案宅基地已经不存在。因此，该宗土地已经不存在，且冯京堂已经自动放弃40年，再争论权属问题无实际意义。四、一审法院认定《拆迁协议书》有效，既有事实根据，也有法律依据。1、答辩人与冯家栗行村委签订的《拆迁协议书》的内容真实、程序合法；协议双方权利和义务对等，遵循自愿、公平、公正的原则，主要是协议内容的补偿对象是答辩人自建的292平方米二层楼房，村委作为拆迁方给予两套回迁楼的经济补偿，上诉人在《民事上诉状》中也认可“冯汉堂在此建房并居住”，既然不是拆除上诉人的房屋，拆迁协议与上诉人有什么关系。2、协议条款符合法律规定，根据《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19条之规定“拆迁人应当对被拆除房屋及其附属物的所有人，依照本条例规定给予补偿”。该法条规定的很清楚，拆迁补偿的是被拆除房屋及附属物的所有人，答辩人就是被拆迁房屋的所有人，依法享有被补偿的权利，被拆迁的房屋不是冯京堂所建，答辩人与村委签订《拆迁协议书》，没有侵害上诉人的任何经济利益。3、宅基地属于集体所有，本身没有经济价值，法律强制性规定不允许买卖，也不是拆迁补偿的依据。因此，《拆迁协议书》依法成立，协议内容没有侵害上诉人的权益，不存在无效要件，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诉讼请求完全正确。五、本案的权益之争，已超过20年的诉讼时效。自1978年冯京堂拆掉西两间堂屋至上诉人第一次起诉，已有42年，即使从1990年土地普查起算，也已经是29年，均超过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最长诉讼时效20年，即使上诉人有权利，也不受法律保护，请二审法院依法审查诉讼时效。上诉人冯彦红是涉案宅基地集体外的人员，无权享受和要求涉案宅基地的权益。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李绊梅、冯传尚、冯彦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两被告2019年3月29日签订的《拆迁协议》无效；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冯京堂、冯汉堂等人父母共三子四女，其中长子冯京堂、次子冯汉堂、三子冯叁堂。冯京堂、冯汉堂等人父母在涉案宅基地上建设房屋一套（包含堂屋五间及南屋等），四女均出嫁。冯京堂、冯汉堂等子女同父母在该房屋内居住生活。冯京堂、冯汉堂等人的父亲于1968年（或1970年）去世，冯京堂、冯汉堂、冯叁堂三人按照农村风俗习惯对父母所有的该房屋进行了分家，其中冯京堂分的西堂屋两间，冯汉堂分得东堂屋两间，冯叁堂分得中间堂屋一间及南屋。后来，冯京堂拆除两间西堂屋，另行建设房屋，冯叁堂拆除中间堂屋及南屋，另行建设房屋。1990年左右，统一办理宅基地使用权证，因冯京堂、冯汉堂等人的父亲已去世，按照习惯，将涉案宅基地统计到了作为长子的冯京堂名下（村里直接统计，未征求他人意见）。宅基地使用权证（姓名冯京堂，面积145平方米）下发后，村里收取宅基地使用费，时任村委主任郭春海及村小组组长赵文河找冯京堂收取宅基地使用费，冯京堂让找冯汉堂要，冯汉堂缴纳了宅基地使用费14.5元，并在宅基地证上注明“199014.5元春海”，同时赵文河将宅基地使用权证中“冯京堂”改为了“冯汉堂”。冯京堂、冯汉堂等人的母亲在东堂屋居住，1998年去世，后冯汉堂搬至东堂屋居住，2004年冯汉堂拆掉两间东堂屋，进行翻盖。2019年3月29日两被告签订拆迁协议书一份，被告冯家栗行村委就冯汉堂上述翻盖房屋进行了拆迁补偿。2018年6月13日冯京堂死亡，其第一顺序继承人为李绊梅（妻）、冯传尚（子）、冯彦红（女）。 一审法院认为，冯京堂、冯叁堂拆除各自分得房屋另行建设住宅后，冯京堂、冯叁堂所使用部分涉案宅基地回归集体，1990年冯家栗行村委收取冯汉堂涉案宅基地使用费，说明冯家栗行村委认可涉案宅基地（包含冯京堂、冯叁堂所使用部分）归冯汉堂使用，2004年冯汉堂在涉案土地上翻盖房屋、2019年被告冯家栗行村委与冯汉堂签订拆迁协议书，均说明冯家栗行村委认可涉案宅基地使用权人为冯汉堂。1990年左右涉案宅基地统计到了冯京堂名下，是因为冯京堂系长子，在父亲去世后，冯家栗行村委按照习惯将涉案宅基地统计到了冯京堂名下，而此时冯京堂在涉案宅基地上并没有房屋，说明涉案宅基地虽统计在冯京堂名下，但实际使用权人并不是冯京堂。原告主张2004年起被告冯汉堂及家人借住冯京堂住宅，但未提供证据证实，且与本案查明事实不符，原告的该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原告主张1992年5月10日冯家栗行村委收取了冯京堂涉案宅基地使用费，并提供收据一份，称按照1平方米1毛钱收取，37.5元是另一位宅子225平方米再加本案争议的宅子145平方米，合并收取的，但被告冯家栗行村委不予认可，原告提供的其他证据也无法证明该收据的真实性和与涉案宅基地的关联性，因此原告的上述主张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涉案宅基地的实际使用权人为冯汉堂，两被告签订的拆迁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背法律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合同，原告要求确认该拆迁协议无效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李绊梅、冯传尚、冯彦红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李绊梅、冯传尚、冯彦红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围绕上诉请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有无新证据提交证据一、新泰市青云街道冯家栗行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原件一份，证明：村委于2019年5月20日仍然认可冯京堂在新泰市青云街道冯家栗行村拥有宅基地两处，即本案涉案宅基地一一审时上诉人提交的225平宅基地，说明冯家栗行村民委员会在一审时所述涉案宅基地的实际使用权人为冯汉堂是虚假的，涉案宅基地使用权系经国土部门颁证确认并经村委会认可，这也与上诉人于一审时提交的编号为0××号（即本案宅基地）及编号为086的宅基地使用权证相印证。证据二、提交编号为086的宅基地有偿使用证，缴费记录表明1990年12月30日缴费22.5元，证明冯京堂在冯家栗行村委拥有面积为225平的宅基地一处，连同本案涉案宅基地，冯京堂及子女共拥有宅基地两处，与证据一村委会出具证明相印证，也与上诉人一审提交的1992年5月10日的交纳宅基地使用费37.5元包括两处宅基地的使用费相印证。冯家栗行村委质证认为，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该证明落款时间是2019年5月20日，证明用途是上诉人查询宅基档案，村委出具该证明是根据上诉人陈述出具的，因为如果不这样写，上诉人就无法去国土部门查询到其提交的土地登记审批表，因此该证明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对证据二真实性无异议，与本案无关。冯汉堂质证认为，同村委质证意见，补充，上诉人是否有两位宅基证，该证据是为了去查询待证的事实，并非村委认可，因此该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对证据二真实性无异议，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一、二的真实性有异议，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为：一、涉案宅基地的使用权人是冯京堂是被上诉人冯汉堂，被上诉人村委会与冯汉堂签订的拆迁协议是否有效。 关于涉案宅基地的使用权人是冯京堂还是被上诉人冯汉堂，被上诉人村委会与冯汉堂签订的拆迁协议是否有效的问题，被上诉人冯家栗行村委一审认可，冯叁堂、冯汉堂证实，冯京堂、冯叁堂拆除各自分得房屋另行建设住宅这一事实，因此，冯京堂、冯叁堂所使用部分涉案宅基地回归了集体。涉案房产0××号房产证和收取宅基地使用费的经办人的证人证言均证实1990年冯家栗行村委收取的是冯汉堂涉案宅基地使用费，说明冯家栗行村委认可涉案宅基地（包含冯京堂、冯叁堂所使用部分）归冯汉堂使用，2004年冯汉堂在涉案土地上翻盖房屋、2019年冯家栗行村委与冯汉堂签订拆迁协议书均说明冯家栗行村委认可涉案宅基地使用权人为冯汉堂，同时能够证实1990年左右涉案宅基地统计到了冯京堂名下，因为冯京堂系长子，在父亲去世后，冯家栗行村委按照习惯将涉案宅基地统计到了冯京堂名下，而此时冯京堂在涉案宅基地上并没有房屋，说明涉案宅基地虽统计在冯京堂名下，但实际使用权人并不是冯京堂。综上，涉案宅基地的实际使用权人为冯汉堂，两被上诉人签订的拆迁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背法律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合同，上诉人要求确认该拆迁协议无效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李绊梅、冯传尚、冯彦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李绊梅、冯传尚、冯彦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谭明娜 审判员  王 芳 审判员  王 玥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八日 书记员  梁 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