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闽01民终158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邹某，男，1963年3月26日出生，汉族，住福州市台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荔融，福建国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庄某1，女，1986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福州市台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苏纹，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航，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庄某2，女，1943年5月1日出生，汉族，住福州市仓山区。 原审被告：庄某3，女，1948年3月9日出生，汉族，住福州市台江区。 原审被告：庄某4，女，1952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福州市仓山区。 上诉人邹某因与被上诉人庄某1、原审被告庄某2、庄某3、庄某4遗赠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2020）闽0103民初25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邹某上诉请求：撤销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2020）闽0103民初2543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其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以见证律师系上诉人所找并由其支付费用为由随意扩大利害关系范围从而认定见证律师与上诉人存在利害关系是不当的。《继承法》第十八条及司法解释第三十六条明确规定了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的人员范围。从该规定看，禁止人员范围均是与受遗赠人、继承人存在密切关系，该密切关系显而易见足以驱使见证人直接或间接为了自己的利益采取措施违背立遗嘱人意愿进行见证。案涉遗嘱的两见证律师与上诉人、被上诉人、三原审被告无债权债务、合伙经营或近亲属关系，不存在法定明示的利害关系情形。由于立遗嘱人庄某5生前行动不便，其日常生活起居支出由上诉人及三原审被告照料安排，其为订立遗嘱事宜指示上诉人代为找律师及代为支付遗嘱见证费。一审判决以此推定见证律师与上诉人存在利害关系，显然该案扩大了利害关系人员范围；如此推论，司法鉴定机构收取了鉴定申请人鉴定费，那么司法鉴定机构与鉴定申请人存在利害关系，因此鉴定结论无效？见证律师所在律所收取的是见证费，代付见证费与律师是否如实见证遗嘱的签署过程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吗？老年人往往行动不便，陪在身边照顾的人往往是近亲属，由近亲属代为找律师并代付律师见证遗嘱费用，司空见惯。庄某5一切生活开支也是均由上诉人代为支付。一审判决忽视继承法司法解释第三十六条规定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的人员范围的共性，未正确理解《继承法》第十八条第三款“与继承人、受遗赠人有利害关系的人”条文内涵，随意扩大了利害关系人员范围，并认定见证律师与上诉人存在利害关系明显是错误的。二、一审判决以没有询问笔录、录音录像等佐证两律师亲眼所见来否定案涉遗嘱为立遗嘱人真实意思表示缺乏法律依据。代书遗嘱法定形式要求仅于《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了：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且《继承法》及其司法解释没有对律师见证遗嘱区别对待从而提出更高要求。律师见证文义应是律师本人就视野所见范围内发生的具体法律事实进行证明，属于证人证言范畴。两见证律师证言可以得知，两见证律师全程参与询问庄某5立遗嘱真实意愿及亲眼所见庄某5订立遗嘱过程，并在庄某5签署一式六份的遗嘱后当场拍照留存。《继承法》及其司法解释没有要求两见证律师需要如对立遗嘱人所作的询问笔录、见证过程的录音录像等“第三双眼睛”对亲眼所见的具体法律事实加以证明。因此，案涉遗嘱符合《继承法》及其司法解释规定的法定形式要求，一审判决认定遗嘱无效缺乏法律依据。三、本案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案涉遗嘱存在不是立遗嘱人真实意思表示的法定情形。依据《继承法》第二十二条及司法解释第四十一条规定，只有存在立遗嘱人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受胁迫或受欺骗所立的遗嘱，所立遗嘱被篡改部分或伪造的遗嘱，才属无效。案涉遗嘱不存在上述无效情形。相反，从庄某5出院资料所记载查体“神清”（案涉遗嘱系庄某5出院三日后订立的）、与两见证律师正常交流的状态及其刚签完代书遗嘱的照片所反映的精神状态以及立完遗嘱后四个月又签署公证委托书给上诉人情况等便可得知，庄某5立遗嘱时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从庄某5身份证明可知，庄某5立遗嘱时才六十三岁，并具有初中文化水平，原福州小刀厂的职工，其完全能够理解遗嘱的内容及意义。在庄某5与连秀维离婚后，被上诉人6岁起就随连秀维生活，与庄某5少有来往，到最后连晚年的庄某5的电话都不接。在庄某5年老、患病、行动不便时未尽到承担照料等法定赡养义务，以至于庄某5最后时光在哪里度过都不懂，庄某5安葬在哪也不知。因被上诉人未尽基本的赡养义务，庄某5生前长时间也就只有上诉人及三原审被告轮流照料、最后也是由上诉人及三原审被告为庄某5送终、办理后事；案涉房屋也是庄某5的兄弟姐妹（即上诉人的母亲及三原审被告等）为解决庄某5基本居住问题，在2014年主动放弃继承丁美玉名下房屋征收安置补偿款（上诉人的外婆）880283元遗产后，庄某5才能购置案涉房产并居住在内的。在面对有能力却未尽基本赡养义务的被上诉人，也就不难理解庄某5为何在生前立遗嘱将案涉房产处分给上诉人及三原审被告，并且庄某5在遗嘱中体现是为了防止子女产生继承纠纷等内容，正是庄某5立遗嘱时其现实生活状况下所作出的真实意愿，案涉遗嘱已充分体现是庄某5的真实意思表示。 庄某1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见证律师与上诉人存在利害关系有理有据，应当予以维持，理由有四：1.二位见证律师是接受上诉人而非被继承人庄某5本人的委托、私下违规收取上诉人的律师费、并根据上诉人的指示提供服务的利害关系人。2.按照本案审理时应当适用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继承编的解释（一）》第二十四条之规定，二位见证人依法属于法定利害关系人。2020年12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继承编的解释（一）》第二十四条“继承人、受遗赠人的债权人、债务人，共同经营的合伙人，也应当视为与继承人、受遗赠人有利害关系，不能作为遗嘱的见证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3条：“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没有规定而民法典有规定的，可以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但是明显减损当事人合法权益、增加当事人法定义务或者背离当事人合理预期的除外。”二位见证律师显然是跟受遗赠人是债权人、债务人之关系，是法定的利害关系人，依法不能作为见证人。3.按上诉人所述，立遗嘱人庄某5具备签署遗嘱的能力但却没有签署律师代理合同，显然自相矛盾，如果庄某5连签署委托律师代理合同的能力都没有，其立遗嘱的能力也不可能有，故遗嘱见证人要么是受上诉人指派的利害关系人，要么遗嘱不是庄某5的意思表示。上诉人承认被继承人行动不便，指示上诉人代为找寻律师及代为支付遗嘱见证费。但如果按上诉人所述遗嘱是真实的，那么被继承人庄某5自然具备签署委托律师代理合同的能力，但实际却是由上诉人委托见证人并付费，因此上诉人的陈述自相矛盾，显然见证律师与上诉人是利益共同体，见证律师依法不能作为见证人。4.上诉人与二位见证律师未签订委托手续，故意违反行业规定，此种程序违法所做的见证不可能确保遗嘱实体的合法性，进一步佐证二位见证人系利害关系人。依据《律师法》、《律师见证业务工作细则》第15条规定：“律师同意受理的应当与客户签订见证委托合同，重大疑难见证业务必须经所主任审批。合同中应明确载明客户与见证律师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本案杨某律师一审庭审自认仅口头接受上诉人的见证委托，没有与上诉人签署任何委托代理协议，明显不符合律师行业规范及见证程序规范。二、一审判决以没有询问笔录、录音录像来否认遗嘱系庄某5真实表示，合法合理，具体而言:1.二位见证人未制作询问笔录等确认被继承人立遗嘱时意志清晰。（1）依据《律师见证业务工作细则》第14条规定：“律师与申请见证的当事人谈话，应当制作笔录”，然二位见证人律师在2017年6月8日根据上诉人的委托，称找庄某5确认情况，该委托过程、确认过程均没有制作笔录，无法证明当时被继承人是否属于意志清晰状态。（2）依据《律师见证业务工作细则》第18条：“承办律师在出具《律师见证书》前应先审查以下主要内容：1.客户是否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2.客户的意思表示是否真实；3.客户所要求见证的事项是否合法；4.客户提供的证明材料和其他文件是否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和有效性。”律师在出具见证书前，应严格审查客户是否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客户意思表示是否真实。然案涉《遗嘱见证书》没有对被继承人的精神状况、是否具有民事权利和行为能力、是否系其真实意思表示进行审查和说明并记入笔录，只记载了“庄某5于2017年6月9日在本律师面前，在后面的《遗嘱》上签名、捺指纹”，显然不符合《律师见证业务工作细则》的要求。（3）庄某5在签署遗嘱时处于神志不清的状态，不能认定案涉遗嘱属于庄某5真实意思表示。依据庄某1提交的《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福州中医院出院记录》，在2017年6月5日父亲庄某5出院当天，出院情况描述有“患者头晕不堪”，出院诊断描述有“中风”“右脑大面积脑梗塞”。可见，庄某5在出院后的第三天（即2017年6月9日）神志不清，其订立所谓的《遗嘱》不可能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依据《民法典》第1143条：“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所立的遗嘱无效。”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继承编的解释（一）》第27条：“自然人在遗书中涉及死后个人财产处分的内容，确为死者的真实意思表示，有本人签名并注明了年、月、日，又无相反证据的，可以按自书遗嘱对待。”，案涉遗嘱不是庄某5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2.二位遗嘱见证人见证的时间跟遗嘱时间非同时。依据《律师见证业务工作细则》第3条规定：“律师见证的时间应当是被见证的法律行为发生之时。”然案涉遗嘱是由杨某律师在2017年6月8日在其律所打印，并在第二天即2017年6月9日带到庄某5处让庄某5签署。遗嘱的代书与签订不在同一天。在没有询问笔录、录音录像的情况下，无法确认见证当时的情况。3.立遗嘱人庄某5既然连委托律师的民事行为能力都没有，何来立遗嘱的能力？进一步佐证了没有询问笔录、录音录像的遗嘱不可能是立遗嘱人庄某5的真实意思表示。综上，二位见证律师未对遗嘱过程制作询问笔录、录音录像，存在重大程序问题，程序合法是实体合法的保障和前提，一审以此确认案涉遗嘱不是被继承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合理。三、案涉打印遗嘱因不符合《民法典》所规定的打印遗嘱的法定要件而无效。依据《民法典》第1136条：“打印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遗嘱每一页签名，注明年、月、日。”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继承编的解释（一）》第3条：“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没有规定而民法典有规定的，可以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但是明显减损当事人合法权益、增加当事人法定义务或者背离当事人合理预期的除外。”本案的打印遗嘱在《民法典》之前无相关规定，且适用《民法典》不会损害立遗嘱人的合法权益，故本案应当适用《民法典》关于打印遗嘱的规定。具体而言，本案打印遗嘱因如下不符合法定要件的情况而不能作为定案依据：（1）见证律师未在遗嘱书上签字确认，不符合“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遗嘱每一页签名”的法定要件。（2）遗嘱见证书确认：“庄某5于2017年6月9日在本律师面前，在后面的《遗嘱》上签名、捺指纹”，但遗嘱见证书和遗嘱书二页之间没有骑缝手印，因而无法确认二者是一体，故不能认定见证人的见证行为。（3）案涉遗嘱不符合律师见证规范，不符合法定的见证程序。综上，案涉《遗嘱》因违反形式要件，且并非立遗嘱人庄某5真实意思表示，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四、庄某1不存在未尽扶养庄某5义务的情况，且庄某1有否存在未尽扶养义务跟本案遗嘱是否有效是二个法律问题，不会因为庄某1未尽扶养义务导致遗嘱有效。上诉人认为庄某1未尽抚养义务纯属主观臆测，具体理由如下：1.依据民事诉讼法“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在案并无证据证明庄某1并未尽到抚养庄某5的义务。2.本案能否按照遗嘱继承和庄某1是否丧失继承权是二个法律问题。3.有证据表明庄某1不存在上诉人所述的未尽到扶养庄某5的义务。五、本案邹某未在法定二个月内做出接受遗赠的意思表示，依法已不享有受遗赠权。1.上诉人未举证证明其在知道受遗赠后二个月内做出接受遗赠的意思表示，依法应当视为其放弃受遗赠，不再享有受遗赠权。依据《民法典》第1124条第2款：“受遗赠人应当在知道受遗赠后六十日内，作出接受或者放弃受遗赠的表示；到期没有表示的，视为放弃受遗赠。”，案涉《遗嘱》在2017年6月9日订立，并且上诉人、全体继承人、二位见证律师均在一审庭审中确认，在订立当天各继承人就收到了该份遗嘱。但上诉人没有提供其知道之后二个月内接受遗赠的证据。根据民事诉讼法“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应当认定上诉人放弃受遗赠。2.受遗赠人知道受遗赠的时间应当从立遗嘱之日开始起算。（1）按照法律规定“受遗赠人应当在知道受遗赠后六十日内”作出接受继承的意思表示的时间点应当是“知道受遗赠后”，即知道遗赠书存在之日起算。（2）参照（2018）闽民申2860号判例，法院认为：“鸿安公司的行政管理人员是遗嘱见证人，故可以认定鸿安公司从立遗嘱之日起即应知道受遗赠，但其并未在受遗赠后两个月内作出接受遗赠的表示，依法应视为放弃受遗赠。”另参照（2017）粤19民终10171号判例，法院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何某1在何淦立遗嘱时已经知道遗赠内容，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何某1未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明确表示接受遗赠，应视为放弃遗赠。”可见，受遗赠人知道受遗赠的时间应当从立遗嘱之日开始起算。本案上诉人在庄某5立遗嘱当天已经知悉遗嘱，故其因没有提供知道之后二个月内接受遗赠的证据而丧失继承权。 邹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邹某与庄某2、庄某3、庄某4按各四分之一份额继承分割庄某5名下坐落于福州市台江区××街道××村××＃××单元（原坐落于：台江区建新新村x＃楼xx单元）房产及其附属间（坐落：台江区瀛洲街道建新新村1＃楼08附属间）。 庄某2、庄某3、庄某4述称，同意邹某的上诉意见。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 台江区瀛洲街道建新新村x＃楼xx单元（原坐落：台江区建新新村x＃楼xx单元）及台江区瀛洲街道建新新村x＃楼08附属间（原坐落：建新新村xx＃楼xx附属间）系庄某5购买取得，2014年12月19日办理产权登记，登记在庄某5个人名下，登记权证号为“闽（2018）福州市不动产权第xxx34号”。2020年4月6日，庄某5因病死亡。庄某5与连秀维生育一女庄某1，两人于1992年经法院判决离婚。 2017年6月9日，庄某5在律师杨某、江某的见证下在打印《遗嘱》上签字，遗嘱内容为：“我名下尚有位于福州市台江区××街道××村××＃楼××单元××附属间的房产。为防止将来我去世后子女等人为上述房产发生继承纠纷，经我慎重考虑，在没有任何外界干扰的情况下，自愿订立如下遗嘱：我去世之后，位于福州市台江区××街道××村××＃楼××单元××附属间的房产，归大姐庄瑞英之子邹某、二姐庄某2、三姐庄某3、四姐庄某4继承，四人继承份额各四分之一。我在此明确，订立本遗嘱期间本人神智清醒且就订立该遗嘱未受到任何胁迫、欺诈，上述遗嘱为本人自愿作出，是本人内心真实意思表示。本人其他亲属或任何第三人均不得以任何理由对继承人继承本人此房产进行干涉。本遗嘱一式六份，交给继承人各一份，本人收执一份，见证人所在的福建知力律师事务所留存一份。”同日，福建知力律师事务所出具闽知律见证字（2017）第09号《遗嘱见证书》，主要内容为：“兹证明庄某5于2017年6月9日在本律师的面前，在后面的《遗嘱》上签名、捺指纹，并表示知道悉其所立《遗嘱》的法律意义和法律后果。遗嘱人的行为和遗嘱的内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合法有效。”《遗嘱见证书》由杨某、江某律师签字并加盖福建知力律师事务所公章。 诉讼过程中，杨某律师出庭作证称：由于当时公证处没有提供上门服务，所以庄某5在做见证的前一天，其就与江某就去庄某5的住处，询问了庄某5的基本情况，对于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址、文化程度，庄某5都能作出一一准确回答。问庄某5有何事情要请律师，庄某5说把将现在这套房子由庄某5大姐的儿子和其他三个姐姐继承，各人份额是四分之一，并明确表示房子的坐落是在瀛洲街道建新新村1＃楼403单元（原坐落：台江区建新新村1＃楼403单元）房产及其附属间。再三询问是否是庄某5的真实意愿，庄某5说是，并说主要是因为年龄大了，为了避免子女来争夺遗产。庄某5还说这段时间以来都是大姐的儿子即邹某以及其他三个姐姐轮流照顾，并再三强调讼争房屋由邹某及庄某2、庄某3、庄某4各继承四分之一。杨某、江某回到律所之后将遗嘱打印出来并盖好律师事务所章后，第二天把遗嘱拿给庄某5看遗嘱的内容，庄某5看了一两分钟，庄某5说这房子由邹某及庄某2、庄某3、庄某4各继承人四分之一，没有任何其他外界干涉。问是否是庄某5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庄某5就签字按手印了。然后杨某就在遗嘱见证书上与同事江某律师签字，再由江某律师进行拍照。因为在庄某5住的地方，有人照顾，因此是有叫在场的其他人回避之后再询问庄某5。在遗嘱见证过程没有制作询问笔录及录音录像，只有在签完字之后有拍照，同时没有签订委托合同，见证费用由邹某支付。 江某律师出庭作证称：邹某联系杨某律师，说庄某5有做遗嘱的见证事宜需要委托，江某与杨某律师最初是建议最好是找公证处，但由于公证处不愿意上门，所以就委托了江某与杨某律师。在2017年6月8日江某与杨某律师一起到庄某5的住处了解了基本情况，主要是庄某5本人的姓名、性别、文化程度、表述能力、意识是否清醒等信息，以及订立遗嘱的意思表示。了解并再三与庄某5确认之后，江某与杨某当天回律所拟了遗嘱见证书，第二天再上门又再次询问庄某5的真实意思及其意愿是否受到外界其他因素的影响，并且把打印出来的遗嘱交给庄某5自己看，看完之后还让庄某5口述一遍，杨某律师还向庄某5讲解了一下，再三确认之后庄某5在遗嘱上签字盖手印。江某在做见证遗嘱书的过程中有自我审查，与庄某5没有任何利害关系。遗嘱见证过程中没有制作询问笔录及录音录像，但有拍摄照片。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六条规定，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本案中，邹某并非庄某5的法定继承人，其主张依据庄某5的《遗嘱》继承庄某5的遗产即本案讼争房屋的四分之一份额，因此本案应为遗赠纠纷。《遗嘱》系在杨某与江某的见证并由杨某拟定后订立，因此遗嘱形式为代书遗嘱，现庄某1对庄某5《遗嘱》的法律效力提出异议，对此本院分析认为：首先，见证人包括代书人与庄某5之间没有签订委托合同，系由受遗赠人邹某所找并支付相关费用，该见证人即见证律师与邹某具有利害关系；其次，见证人陈述《遗嘱》系在庄某5未在场的情况下在律师事务所拟定后次日再到庄某5家中交由庄某5签字，虽见证人称《遗嘱》是根据庄某5的意思拟定并在次日经庄某5再次确认后由庄某5签字，但未就与庄某5的谈话过程制作询问笔录，亦未对见证过程录音录像，无法证实系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据此，本案案涉《遗嘱》的形式要件与法律要件均存在重大瑕疵，不能反映庄某5的真实意思表示，可以认定该遗嘱无效。邹某主张依据该《遗嘱》受遗赠分割本案讼争房屋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诉讼过程中，庄某1申请对《遗嘱》中签名“庄某5”是否为庄某5本人所签进行鉴定，因本院已认定《遗嘱》无效，故庄某1的鉴定申请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对庄某1的鉴定申请本院不予准许。 本案二审期间，各方诉讼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庄某2、庄某3、庄某4、庄某1均无异议，邹某认为遗漏认定:1.被继承人庄某5系因病死亡;2.本案房产是由邹某母亲等庄某5的兄姐放弃继承后庄建彪才购买的。经查,邹某所提遗漏事实不构成本案基本事实,本院不予采纳。据此,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一审法院于2020年6月4日向邹某送达（2020）闽0103收民登3576号收件告知书，于2020年7月10日立案。 本院认为：本案系遗赠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经律师见证的庄某5《遗嘱》效力如何认定及邹某是否在法定期限内表示接受遗赠。一、关于庄某5《遗嘱》效力。根据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制订的《律师见证业务工作细则》第二条：“律师见证是指律师应客户的申请，根据见证律师本人亲身所见，以律师事务所的名义依法对具体的法律事实或法律行为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证明的一种活动。”因此，律师见证是律师事务所对见证律师本人亲身所见的具体法律事实或法律行为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证明。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案涉《遗嘱》系杨某、江某律师根据庄某5的意思制作、打印，并在杨某、江某律师见证下签名、盖手印，属代书遗嘱。判断该代书遗嘱的效力，应从遗嘱是否系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以及代书遗嘱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八条之规定。1.关于遗嘱是否系庄某5真实意思表示。庄某5虽因病刚出院，《出院记录》记载：患者以“头晕、左侧肢体无力2月余”为主诉入院，出院时“患者头晕不甚，左侧肢体麻木减轻，仍无力…”见证人杨某、江某的证人证言及其提交的庄某5签字时照片，可以证实庄某5在订立遗嘱及在代书遗嘱上签字、盖手印时神志清醒。因此，庄某5订立遗嘱时具有完全行为能力、案涉遗嘱系其真实意思表示。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杨某、江某证人证言证实，两人于2017年6月8日在庄某5家中询问、听取庄某5订立遗嘱的意思表示后，回律师事务所拟就并打印了遗嘱，于次日再次至庄某5家中经庄某5阅读、复述确认后，由庄某5在遗嘱上签字盖手印，并对庄某5签字盖手印进行拍照。虽然杨某、江某两人未制作询问笔录、录音录像，不符合《律师见证业务工作细则》见证工作程序的规定，但该规定系行业业务规范并非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且两见证人对庄某5在遗嘱上签字、盖手印进行了拍照，未制作询问笔录和录音录像的瑕疵并不当然导致代书遗嘱无效；虽然两见证人未在遗嘱上签字，但《遗嘱见证书》包含了主文、遗嘱、案涉《个人不动产信息查询记录》、庄某5身份证复印件、律师执业证书复印件等文书，骑缝处盖有律师事务所公章，《遗嘱见证书》包含的所有文件构成一个整体，杨某、江某在《遗嘱见证书》上的签字效果与在遗嘱上签字相同。因此，案涉代书遗嘱符合法律规定。3.关于见证人即见证律师是否与受遗赠人邹某具有利害关系。根据双方当事人陈述，庄某52017年6月初住院期间庄某1有到医院看望，而庄某5出院几天后即请律师订立遗嘱，依一般生活经验，订立遗嘱的想法系庄某5自己的意思而不太可能是遗嘱中的邹某等继承人提起；作为时年63岁且刚出院不久的庄某5，在想借助律师的专业订立遗嘱时，请求日常照顾其生活的外甥邹某代为聘请律师属正常行为，且订立遗嘱后即给每位继承人交付了见证遗嘱，可见其遗赠的意思是向受遗赠人邹某及其他继承人公开表示的。因此，见证人即见证律师与邹某不构成利害关系，代书行为并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综上，案涉代书遗嘱有效。二、邹某是否在法定期限内表示接受遗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的规定，遗嘱中的继承人庄某2、庄某3、庄某4嘱法定继承人，邹某属受遗赠人。根据该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应当在遗产处理前，作出放弃继承的表示。没有表示的，视为接受继承。受遗赠人应当在知道受遗赠后两个月内，作出接受或者放弃受遗赠的表示。到期没有表示的，视为放弃受遗赠。”遗嘱属附期限之赠予，期限未成就前，遗嘱未生效。因此，受遗赠人接受遗赠的意思表示必须在遗赠人死亡后且知道受遗赠后两个月内作出。虽然法律未规定作出接受遗赠的表示方式，但根据查明的事实，邹某于2020年6月4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按照遗嘱继承，未超过法律规定两个月的期限。另，庄某1一审期间虽申请对《遗嘱》中签名“庄某5”是否为庄某5本人所签进行鉴定，因遗嘱系在2名律师见证下签署，庄某1未提供证据证明签名非庄某5本人所签，一审法院对庄某1的鉴定申请不予准许正确。综上，上诉人邹某的上诉理由成立，其诉讼请求应予支持。庄某5名下坐落于福州市台江区××街道××村××＃××单元（原坐落于：台江区建新新村x＃楼xx单元）房产及其附属间（坐落：台江区瀛洲街道建新新村x＃楼0x附属间）由邹某、庄某2、庄某3、庄某4继承且各享有四分之一份额,一审法院认定遗嘱无效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上诉人邹某的上诉请求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2020）闽0103民初2543号民事判决； 二、庄某5名下坐落于福州市台江区××街道××村××＃××单元（原坐落于：台江区建新新村x＃楼xx单元）房产及其附属间（坐落：台江区瀛洲街道建新新村x＃楼x附属间）由邹某、庄某2、庄某3、庄某4继承,邹某、庄某2、庄某3、庄某4各享有四分之一份额。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8650元，由庄某1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8650元，由庄某1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林守霖 审 判 员 俞贤忠 审 判 员 杨淑艳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 王国委 书 记 员 林 莉 附：本案适用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