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13民再160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南阳天金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南阳市文秀花园**楼****。法定代表人：高国增，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卫，河南大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振东，北京市京师（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南阳淅减汽车减振器有限公司淅川汽车减振器厂，住，住所地河南省淅川县西坪头工业园区/div>法定代表人：赵志军，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建歧，河南框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南阳淅减汽车减振器有限公司，住，住所地河南省淅川县西坪头工业园区/div>法定代表人：赵志军，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建歧，河南框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南阳天金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金物流公司）、南阳淅减汽车减振器有限公司淅川汽车减振器厂（以下简称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与被申请人南阳淅减汽车减振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阳减振器公司）为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9）豫13民终6361号民事判决，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8月20日作出（2020）豫民申2410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天金物流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卫、李振东，再审申请人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建歧以及被申请人南阳减振器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建歧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天金物流公司申请再审称：1.原审法院认定的基本事实超出天金物流公司的诉讼请求。天金物流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为“依法判令被告支付2014年9月至11月拖欠的运费等”,而原一审、二审法院将审理范围及计算范围拉长至2014年3月至2014年11月。天金物流公司作为原审原告，原审法院应当根据天金物流公司的起诉范围进行审理。在原审被告未提出反诉的情况下，原审法院擅自扩大审理范围，超出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延伸的3月至8月的这部分费用已经被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的销售经理、物流总管等部门人员签字确认，已经结清了。2.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关于2014年3月至8月的正常运费，原审推翻了已经结算完毕的事实，采用合同结束将近一年，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单方制定标准计算的运费额错误。原审计算依据的货物重量、运输里程、运输价格采信标准错误，导致判决结果错误。3.原审对3月至11月非正常运费的计算错误，比实际运费少计算42万余元，在判决应付退货运费时少认定26万余元。原审法院认定的2014年3月至11月已付运费9507427元错误，因有30万元系支付的2月份运费。4.天金物流公司主张的3月至11月代垫的空运税费和应收代理费，原审未予支持错误。且还漏算了2月至8月的空运费，应予纠正。另，原审法院认定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不承担逾期增值税税费损失违背了国家政策和客观事实。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申请再审称：1.我厂已经不欠天金物流公司运费。我厂从2014年3月1日之后付款到2017年12月31日最后一次付款，累计支付给天金物流公司1162.81万元，而原审法院认定我厂自2014年9月1日之后付款才是支付其2014年度3月份的运费系错误推断。双方自第一次发生业务以来，累计结算4000余万元，均是天金物流公司开票入账，我厂每次都是预借或预付给天金物流公司，并不是每张发票载明的款项一次性结清而互不相欠，也不是每年的运费当年立即结清。原审法院认定在2014年3月至11月期间产生的各种费用为1160529.236元，而我厂财务部门经过计算，实际产生正常运费为901.878308万元，返货运费不足40万元。我厂内设销售公司计算的补吨等金额为181.242912万元，且此数字我厂财务部门还不予认可，总共产生的运费为1123.0213万元。后双方口头协商，一次性将欠天金物流公司的运费付清，共计120万元(含10万元押金退款),故双方债权债务早已于2017年12月31日全部结清履行完毕。2.关于非正常运费双方运输合同条款的约定，此费用没有合同依据，不能给付。2014年9月的32张39433元的高速费用没有我厂的签字认可，根据双方合同的约定，其根本不符合支付高速费的条件。3.空运费用税金也没有合同依据，仅是销售部门负责人所签写，同样没有依据我厂的规定进行财务审核，即不生效，也无天金物流公司已开票据实际支付的基础性材料，无产生税金的依据，故我厂销售部门负责人所签不生效。4.原审法院支持天金物流公司的利息损失也不正确。因为我厂已经不欠天金物流公司运费，双方对运费计算的多少只在终止运输合同关系之后才发生争议，在存在有运费争议且欠款不明的情况下，不应当判决该费用。5.原审法院不支持我厂扣款183914元和调账1.15万元也不正确，因为天金物流公司不按时将货物运到目的地，导致我厂客户停产，才产生我厂的赔偿责任，该费用理应由天金物流公司承担。天金物流公司将我厂的货物运输丢失或损毁，此1.15万元也应由天金物流公司赔偿，且我厂扣除此款后，几年来天金物流公司均无异议。另我厂销售部于2014年8月18日签字调整部分城市运距，因无公司财务及主要领导签字没有生效，原审法院却认定是我厂的真实意思表示，从而在计算产生运费时增加了运费，导致判决我厂多支付运费。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答辩称：1.赵增只是我厂分管销售的副厂长，不是常务副厂长。2.我厂接到举报，对方冒领运费，我厂报案后才开始不算账，到2015年双方不合作了才结算，结算的时候出现了分歧引发本案纠纷。天金物流公司答辩称：1.2014年3月份以前发生的运费双方每月都进行运费核算，从开票挂账到付款，每次都结算清楚，不存在每月甚至几年运费不清的情况。2.2014年2月份之前的运费已经结算并在2014年9月12日支付完毕，2014年9月12日一次性支付的40万元中，有30万元支付的是2014年3月之前的费用，虽然原审法院计算的时间节点正确，但这30万元不应计入2014年3月之后的费用中。3.2014年3月至8月期间的运费已经结清且陆续支付完毕，但2014年9月至11月的运费尚未结算完毕，也未支付完毕。4.由一审法院主持，经双方选定的南阳财和会计事务所鉴定，非正常运费1045013.85元，原审法院虽认定了非正常运费的产生，但天金物流公司对原审法院认定的数额不认可，非正常运费实际应是220万元。另，天金物流公司从未同意以120万元结清全部运费。5.空运费税金是70750元，费用是80755元，该70750元的税金经过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销售人员刘全军、常务副厂长赵增批复情况属实并认可。6.合同约定合同到期一个月内，合同费用全部付清，但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超过合同约定日期仍未付清费用，明显存在延迟支付情况。扣款行为属于合同解除后的单方面行为，天金物流公司不知情也不认可，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未提交证据证明。7、根据双方会计账和银行汇单计算，2014年9月至11月期间的运费，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已支付2013227.36元，还欠费用3847375.29元。8、双方签订的《2014年销售核对各主机厂运输里程》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是合同的补充，有时任南阳减振器公司常务副厂长赵增签署，该协议成立有效，应受到法律保护，双方当事人应当遵照执行。天金物流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南阳减振器公司支付拖欠的2014年9月至11月运费、2014年退货运费、2014年空运费共计3727421.02元。2.依法判令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南阳减振器公司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1252951.05元（按所欠9624848.35元自2015年1月31日起截至2018年9月30日），并按照同类同期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至清偿之日。3.依法判令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南阳减振器公司返还收取的合同担保金100000元。4.依法判令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南阳减振器公司支付天金物流公司垫付的空运费用税金104732.2元及代理操作费77046元。5.依法判令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南阳减振器公司支付天金物流公司逾期增值税税费损失243717.04元。6.本案诉讼费用由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南阳减振器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1月1日、2012年12月10日和2014年8月19日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与河南经贸国际运输有限公司南阳分公司分别签订了三份《产成品运输合同》，约定由河南经贸国际运输有限公司南阳分公司承担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的减振器运输业务。其中，2012年1月1日的《产成品运输合同》约定的合同期限为2012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2012年12月10日的《产成品运输合同》约定的合同期限为2012年12月10日至2013年12月31日；2014年8月19日的《产成品运输合同》约定的合同期限为2014年8月19日至2014年12月31日。在本案的庭前会议中，当事人均认可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8月18日双方没有书面运输合同，但存在事实上的运输合同关系，运费的结算按2012年及2013年运输合同的约定。上述三份书面《产成品运输合同》的内容除合同期限不一致外，其它内容一致。《产成品运输合同》中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为甲方，河南经贸国际运输有限公司南阳分公司为乙方，合同共九条，其中与本案争议有关联的为合同第一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六条。具体内容为：“一、为了确保运输过程的物资安全，乙方在参与运输前，必须向甲方缴纳10万元的资金担保，在合同签订时一次性交清……”。“三、物资运输、车辆的调度：……2．乙方车辆进厂装货时必须持有甲方的派车单，派车单一式二份，乙方在派车单上签字后交甲方一份作为回执。……4．低于7吨的急发、特发产品，按7吨结算费用……6．因特殊情况急发产品需包车送货的由销售部计划员事先申请财务主管领导同意后按约定价格执行。7．乙方按甲方指定地点把货物送到汽车厂后，必须由汽车厂仓储中心在回执单上签字，乙方凭签字回执单可开票办理入帐手续。8．乙方在送货返回时，若甲方有退货、空箱等回头货物需要运回甲方，乙方应无条件接回并按实际重量结算运费”。“五、运费结算程序：乙方按甲方要求完成每批物资运输后，应及时向甲方销售公司、财务部传递运输信息，并持派车单、运输物资验收签字凭证必须当月进行运费核算，办理发票签字入帐手续，经甲方销售公司财务部审核签字，主管厂长批准后，到工厂财务入帐”。“六、付款方法：运费支付按甲方付款程序执行，在乙方运输费用发生并在工厂财务挂帐超过60万元后，超出部分按甲方当月资金计划支付，以现金或承兑的方式拨付给对方（按承兑40％、现汇60％比例方式）。挂账的50万元及10万元担保金，待合同到期后一月内付清”。2013年7月1日和2014年1月1日，河南经贸国际运输有限公司南阳分公司与天金物流公司分别签订了两份合同权利义务（债权）转让协议，约定河南经贸国际运输有限公司南阳分公司将2012年12月1日（实际是10日）和2014年与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签订的产成品运输合同中所有的权利义务转让给天金物流公司。之后，天金物流公司根据上述转让协议与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建立了相应的运输合同关系。2014年11月27日天金物流公司和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的运输合同关系终止。2014年8月18日，天金物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高国增与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的销售部门签订了一份《2014年销售核对各主机厂运输里程》，变更了到部分城市的运输里程。2014年9月、10月，就2014年3月至8月的运费天金物流公司方和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的销售部门进行了计算，并填写了《付款通知》和《费用（支出）审批单》（共计22张），显示此期间的运费为7184199.97元。《付款通知》和《费用（支出）审批单》均有天金物流公司方工作人员及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的销售部门人员和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的主管销售领导的签名。但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认为这些《付款通知》和《费用（支出）审批单》计算错误，且没有按合同第五条约定经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方财务部门审核，故2014年3月至8月的运费没有按此计算结果挂账，也未按此数额支付给天金物流公司。对于2014年3月至11月的运费的结算情况，天金物流公司认为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已支付了9197427.33元，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认为已支付了10213，963.10元。2015年11月10日，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给天金物流公司发送了一个名为“2014年3月至11月运费计算表”的电子邮件。经天金物流公司申请南阳市智圣公证处对邮件的内容等事项进行了公证。该邮件包括：2015年10月15日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财务部《报告》1份；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方编制的2014年3月至11月天金物流公司运费计算明细表9份（每月1份）；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编制的2014年3月至11月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扣减天金物流公司运输收发差异明细表1份；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编制的2014年退货运费登记表1份。一审法院另查明，（1）天金物流公司、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运输合同关系终止后，天金物流公司申请南阳市智圣公证处对双方的2014年3月至11月的运输单据进行了公证，2015年5月20日南阳市智圣公证处由此作出了（2015）南智证民字第1415号公证书。同时，天金物流公司申请南阳中科会计事务所对天金物流公司、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2014年9月至11月的运费和2014年退货运费进行了审计，南阳中科会计事务所作出了南阳中科审字（2017）第91号审计报告，该审计报告认为：2014年9月的运费为1495936.42元，2014年10月的运费为1686910.44元，2014年11月的运费为1781538元；2014年的退货运费为668654.28元。（2）根据天金物流公司方提交的《减振器厂付2014年3月以后运费明细》和双方提交的有关付款凭证，以及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在本案的二审期间向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的对天金物流公司付款明细表，可查明2015年1月31日之后，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向天金物流公司支付运费的情况为：2015年2月13日支付50万元；2015年3月31日支付20万元；2015年4月1日支付10万元；2015年10月30日支付30万元；2015年12月25日支付50万元；2016年2月29日支付100万元；2016年3月31日支付50万元；2016年4月19日支付50万元；2016年5月17日支付50万元；2016年6月17日支付59.742733万元；2017年1月5日支付120万元。（3）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董事长赵志军于2015年3月31日签批了《南阳运输公司运费核算挂账依据和原则》，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的财务部以此为标准对2014年3月至11月的运费进行了核算（同时，也依据“原重量”或“刘全君重量”及招标里程，另行进行了核算），并于2015年10月15日形成了《报告》（即上述电子邮件中的《报告》）。该《报告》显示：“结合ERP系统2014年3月1日至11月27日发货明细及销售部提交的运费计算初审表，财务部做了进一步审核，审核结果为：2014年3月1日至11月27日应付正常发货运费金额9，018，783.08元，收发差异应扣减4，819.98元，实付9，013，963.10元；补吨、补包车运费、滞车费、高速费、空运费销售部计算1，812，429.12元，财务部无审核依据，由销售部书面说明情况经公司领导研究解决。”（4）对2014年的退货运费，天金物流公司认为应按南阳中科会计事务所作出的668654.28元为准，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在发给天金物流公司的邮件中的《2014年退货运费登记》显示：按“正常结算”退货运费为399006.47元，“补7吨差额”的退货运费为241121.60元。（5）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系南阳减振器公司依法登记并领取了营业执照的分支机构。（6）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原审提交的其于2012年1月1日至2017年10月26日给天金物流公司的付款财务账显示：2016年5月13日从河南经贸国际运输有限公司南阳分公司转入到天金物流公司账户10万元合同押金。（7）天金物流公司于2014年8月31日开具了15份增值税发票（金额为1001000元），2014年9月15日开具了18份增值税发票（金额为1184979.52元）。上述33份增值税发票显示“实际受票方”均为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该33份增值税发票的第二联（抵扣联）和第三联（发票联）的原件存放于原审卷宗中。天金物流公司提交的证据显示，其于2016年12月13日向南阳市卧龙区国税局制作了一份《情况说明》，《情况说明》中有“因运输重量、里程和运价均未达成共识，至今没有接受这批发票”的表述。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2014年3月至11月的运费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已支付给天金物流公司了多少。（2）2014年3月至11月的运费应如何计算。（3）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迟延支付天金物流公司运费是否应承担违约责任。（4）天金物流公司主张的空运费用税金及代理操作费应否支持。（5）天金物流公司主张逾期增值税税费损失应否支持。（6）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收取的合同担保金100000元，是否已返还给了天金物流公司。针对以上争议的焦点，一审法院评析如下：（一）关于2014年3月至11月运费的清结情况。本案中，天金物流公司虽然主张的是2014年9月至11月的未清结运费，但根据天金物流公司、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提交的证据和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双方对2014年3月至11月运费的计算均有较大争议，这也是引发本案的主要原因。2014年9月至11月的未清结运费，应纳入到2014年3月至11月的统一核算中。天金物流公司在向法庭提交的证据目录中显示，其所请求的3727421.02元（2014年9月至11月的运费）的计算办法为：“12924848.35元（3-11月总运费）－9197427.33元（已收到运费）＝3727421.02元（尚拖欠运费）”。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天金物流公司主张的计算办法和本案实际情况，天金物流公司主张2014年9月至11月的未清结运费，实际上就是主张2014年3月至11月的未结清运费。故2014年3月至11月运费的清结情况是本案应查明的重点。一审法院认为，天金物流公司、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对2014年3月至11月运费清结情况的主张均不能支持。天金物流公司认为2014年3月至11月的运费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方只支付了9197427.33元，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则认为已全部支付完毕（共计1021万余元）。天金物流公司方为证明其主张向法庭提交的证据有：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支付天金物流公司85份运费凭证；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在本案的二审期间向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的对天金物流公司付款明细表一张；天金物流公司自制的《淅川汽车厂2014年（1-2）月运费我方挂账、付款明细情况》及该挂账付款增值税发票复印件等。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为证明其主张向法庭提交的证据有：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财务部门付给天金物流公司运费明细账复印件；2014年7月以来其向天金物流公司支付1162.81万元的有关支付凭证复印件及《扣款说明》等；天金物流公司2014年7月1日、9月1日、9月18日向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提交的拨付运输资金的申请复印件等。结合全案其他证据及当事人陈述，一审法院认为双方提交的证据均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对双方2014年3月至11月运费清结情况的主张均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自2014年9月份开始支付天金物流公司2014年3月以后的运费，具有较大可能性。本案中，天金物流公司、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的运输合同关系持续时间较长，运输货物的车次数量很多，货物运输量很大，还存在书面合同之外的约定事项。从庭审查明的事实看，双方并没有完全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节点结算、挂账和支付运输费用，再加上结算、挂账和支付笔数很多，相关支付凭证也未准确记载支付的款项所对应的运费期间，同时，又有未挂账而借款的情况。因此，要准确的计算出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已支付天金物流公司2014年3月至11月运费的具体数额实属不易。但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可推算出这一数额。庭审中，对于2014年7月1日、9月1日、9月18日天金物流公司向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提交的拨付运输资金的申请，双方均予以认可。该书证形成于双方发生纠纷之前，也是双方的正常书面交流，具有较强的客观性，在未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该书证应当作为定案依据。其中，2014年9月1日的《紧急申请》显示：2014年“元至八月，因故仅结算了2个月运费”，结合其他证据，可以推算出在2014年9月1日之前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方仅支付天金物流公司2014年1月和2月共计两个月的运费，2014年3月以后的运费是自2014年9月开始支付的。一审法院确认，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向天金物流公司方支付2014年3月至11月运费的数额为9507427元。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在本案的二审期间向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了一份对天金物流公司《天金物流公司付款明细表》。该表显示，2014年9月份以后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向天金物流公司支付的款额为9692841元，其中：付款（含承兑）9507427元，扣款（天金物流公司运输原因给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造成的损失）183914元，“调账1.15万元”。天金物流公司认为扣款和调账是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单方行为，无事实依据，对扣款和调账不予认可。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虽说明了扣款和调账事由，但未提交扣款183914元和调账1.15万元的相关证据，对此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同时，本案争议的是2014年以后两份合同的履行情况，从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自述的扣款事由看，所扣款项系2014年之前的运输事项，不在本案的争议期间，如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认为确须从运费中扣除该款，可另案以其他法律关系主张权利。由此，在双方没有提交其他有效证据的情况下，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方向天金物流公司方支付2014年3月至11月运费的数额应认定为9507427元。（二）关于2014年3月至11月的运费应如何计算。如前所述，因双方对2014年3月至11月的运费均有较大争议，2014年9月至11月的未清结运费，应纳入到2014年3月至11月的统一核算中。故2014年3月至11月的运费应如何计算同样也是本案应查明的重点。根据天金物流公司的诉讼请求，结合庭审查明的情况，天金物流公司、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运输合同关系中的运输费用有三种类型：正常运费，非正常运费（含补吨运费、补包车运费、滞车费、高速费、空运费），退货运费。为便于本案审理，结合双方的争议情况，一审法院将2014年3月至11月的运费按相对独立性划分成四个部分：2014年3月至8月的正常运费；2014年9月至11月的正常运费；2014年3月至11月的非正常运费；2014年的退货运费。对每一部分运费的计算标准和具体数额，一审法院认定如下：关于2014年3月至8月的正常运费。（1）天金物流公司和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的销售部门对2014年3月至8月运费的计算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天金物流公司主张，2014年9月、10月期间，天金物流公司和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方的销售部门已对2014年3月至8月的运费进行了计算，此期间的运费应按这次计算为准。一审法院认为，天金物流公司、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均认可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8月18双方没有书面运输合同，但存在事实上的运输合同关系，运费的结算按2012年及2013年运输合同的约定（详见庭前会议记录）。本案系运输合同纠纷，运费的计算必须依据货物重量、运输里程和运输价格三个因素。天金物流公司和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方的销售部门在计算2014年3月至8月的运费时，使用的里程标准是2014年8月18日签订的《2014年销售核对各主机厂运输里程》（庭审中天金物流公司对此予以认可，见第二次庭审笔录）。《2014年销售核对各主机厂运输里程》系双方运输合同关系中里程变更的补充协议，该补充协议未约定具体生效时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据此，在双方没有另行约定的情况下，该里程变更的补充协议于2014年8月18日签订之日生效。同时，根据双方《产成品运输合同》第五条的约定，运输费用经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方的销售部门核算后应经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方的财务部门审核，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方的销售部门在计算2014年3月至8月的运费后，也未得到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方财务部门的审核确认。由此可以认定，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方的销售部门在计算2014年3月至8月的运费时使用2014年8月18日签订的变更里程协议确属错误，故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方的销售部门关于2014年3月至8月的运费计算不能作为核算依据。（2）关于2014年3月至8月正常运费的计算和确认。庭审中，双方对运输价格无争议，争议的关键点是运输里程和货物重量。天金物流公司、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均认可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8月19日双方的合同权利义务按2012年及2013年运输合同的约定。根据庭审查明的情况，在双方的运输合同关系中，2011年度运输里程是通过招标确定的，此后至2014年8月17日没有证据显示运输里程有所变更，故2012年及2013年运输合同的里程仍是以招标的里程为准。据此可以认定，2014年3月至8月的运费应按招标的里程计算。而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财务部门对此期间运费的计算就是依据招标里程。关于货物重量，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给天金物流公司发送的电子邮件显示，就货物重量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方分别使用了两种计算标准，一是“刘全君重量”或“原重量”，二是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方董事长赵志军2015年3月31日签批的《南阳运输公司运费核算挂账依据和原则》中要求的重量。该邮件显示，按“刘全君重量”或“原重量”计算，依照招标的里程和双方认可的运输价格（0.31元／公里／吨），2014年3月至8月的正常运费为5273018.226元（3月至7月为4261409.41元，8月为1011608.816）。一审法院认为，在无其他相反证据的情况下，2014年3月至8月的正常运费应认定为5273018.226元。关于2014年9月至11月的正常运费。2014年9月至11月的正常运费是通过鉴定而得，鉴定应使用的里程标准和重量标准，是一审法院依照以下理由确定的：（1）鉴定应使用的里程标准。鉴定2014年9月至11月的正常运费时，里程应按天金物流公司、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双方2014年8月18日签订的《2014年销售核对各主机厂运输里程》确定的里程。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认为，2014年8月18日签订的《2014年销售核对各主机厂运输里程》系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销售部门与天金物流公司签订的，没有财务部门审核，没有生效，不能作为核算运费的依据。一审法院认为，从双方的《产成品运输合同》可以看出，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的销售部门是代表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与天金物流公司进行运输业务对接的主要部门。在2012年1月1日、12月10日和2014年8月19日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与河南经贸国际运输有限公司南阳分公司分别签订的三份《产成品运输合同》中，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方在合同尾部“代表人”一栏签字的就是销售部门人员凌琳杰。《2014年销售核对各主机厂运输里程》有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方三名负责销售的人员和天金物流公司方的法定代表人签字，虽没有加盖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的公章，但天金物流公司方完全有理由信赖该三名负责销售人员的签字就是代表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方。同时，双方的《产成品运输合同》也未约定合同补充和变更须经财务部门审核。《2014年销售核对各主机厂运输里程》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符合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和生效要件，该补充协议依法成立并生效，应受到法律保护，双方当事人应当遵照执行。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关于该补充协议“没有财务部门审核，没有生效”的辩解不予支持。（2）鉴定应使用的重量标准。本案中，重量也是天金物流公司、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争议的焦点之一，一审法院认为《代产品出库单》上记载的重量更接近公正、客观，《代产品出库单》应作为鉴定2014年9月至11月正常运费使用的重量标准。鉴定前，一审法院就鉴定的重量标准确定对当事人制作了2份笔录，天金物流公司对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送检材料9月、10月、11月《天金物流运费计算表》上重量标准进行了确认。（3）鉴定中其他争议事项的处理。天金物流公司在对鉴定重量标准确认的基础上，提出少部分实际送检重量与货单重量不符。天金物流公司于2019年3月16日（一审法院收到日期为4月19日）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关于淅川汽车减振器厂2014年9月至11月产品运输重量和运费差异的审定说明》。在法庭主持下，该说明经天金物流公司、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共同讨论后，天金物流公司于2019年5月31日向法庭提交了一份《关于淅川汽车减振器厂2014年9月至11月产品运输重量差异的说明》（以下简称《说明》）。《说明》认为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提交的2014年9月至11月产品货单重量有66张（涉及110张货单）与实际不符，阐述了形成原因，并附有6个附件。2019年6月14日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对《说明》进行了回复，2019年6月17日（一审法院收到日期为6月24日）天金物流公司对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的回复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关于淅川汽车减振器厂9月至11月重量差异的复函》。根据天金物流公司的《说明》、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的回复和天金物流公司的复函，结合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发给天金物流公司的邮件及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提交的鉴定材料，综合全案情况，一审法院制作了《2014年9月至11月正常运费中双方有异议货单的重量确认表》（见附件3）。该表是在对天金物流公司方就重量有异议的货单进行审查的基础上作出，对有异议货单的重量进行了确认。依照一审法院确认的上述计算标准和对有异议货单的重量的确认情况，结合双方认可的运输价格（0.31元／公里／吨），南阳财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所作的司法鉴定意见显示：2014年9月至11月的正常运费为4136664.42元。天金物流公司在提交的对鉴定意见的书面质证意见中，对该鉴定意见予以认可。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对该鉴定意见使用的里程标准等提出异议，本案在前文中已对此作了阐述，该异议不能成立。对该鉴定意见一审法院予以采信，作为定案依据。关于2014年3月至11月的非正常运费。双方的《产成品运输合同》虽未约定高速费、空运费和补11吨、补13吨、补19吨、补37吨的情况，但双方有此种情况的结算，可以认定双方有此约定。如前上述，非正常运费含补吨运费、补包车运费、滞车费、高速费、空运费等。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给天金物流公司发送的电子邮件显示，2014年3月至11月的非正常运费为1812429.12元。根据天金物流公司的诉讼请求和2019年6月24日提交的《关于淅川汽车减振器厂非正常运费的说明》，天金物流公司方对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方计算的非正常运费的异议是：（1）空运运费。天金物流公司方计算2014年（实际为3月至11月）的空运运费为104955元，但只提交了一份计算明细统计表，未提交计算的原始依据，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不予认可。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销售部门计算的2014年的空运运费为80755元。一审法院认为，该80755元系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自认，可以作为定案依据。（2）高速费。天金物流公司方认为，2014年9月显示有高速费但没有计入非正常运费总额，2014年11月漏计柳州高速费1480元。经查，根据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发给天金物流公司的邮件，其中的《南阳物流运费9月结算》文档显示，2014年9月有32笔高速费用共计39411元，但合计项没有显示。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财务部的《报告》中也没有显示2014年9月的高速费。一审法院认为，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出具的《南阳物流运费9月结算》显示2014年9月有32笔高速费，说明当月产生有高速费用，应计入高速运费总额，但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财务部的《报告》未计入，应在《报告》非正常运费的总额中加上2014年9月高速费39411元。另，天金物流公司主张漏计2014年11月柳州高速费1480元，没有提交相关证据，不予支持。（3）天金物流公司在2019年6月24日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关于淅川汽车减振器厂非正常运费的说明》中，主张9至11月的包车费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方少计入6918.81元，滞车费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方少计入7800元，卸车费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方少计入8760元，超载罚款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方少计入30000元，补吨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方少计入125038.5元。就该主张天金物流公司提供了自制的《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2014年9-11月非正常运费统计表》和分项汇总表，但未提供其他证据。一审法院认为，天金物流公司的该主张证据不足，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认定2014年3月至11月的非正常运费为1851840.12元（1812429.12元+39411元）。关于2014年的退货运费。天金物流公司认为2014年的退货运费应按南阳中科会计事务所作出的668654.28元为准。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在发给天金物流公司的邮件中的《2014年退货运费登记》显示：按“正常结算”退货运费为399006.47元，“补7吨差额”的货运费为241121.60元。一审法院认为，双方的《产成品运输合同》第三条第8款规定：“乙方在送货返回时，若甲方有退货、空箱等回头货物需要运回甲方，乙方应无条件接回并按实际重量结算运费。”根据天金物流公司提交的南阳中科会计事务所审计的退货运费结算情况，其在计算退货运费时，不够7吨按7吨计算，而不是据实计算，该计算办法不符合《产成品运输合同》第三条第8款的约定。故南阳中科会计事务所审计的退货运费审计结果，不予认定。在天金物流公司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2014年的退货运费应按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计算的399006.47元为准。综上，可以认定2014年3月至11月的总运费为11660529.236元（2014年3月至8月的正常运费5273018.226元+2014年9月至11月的正常运费4136664.42元+2014年3月至11月的非正常运费1851840.12元+2014年的退货运费399006.47元）。由于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已向天金物流公司支付了9507427元，故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还应支付天金物流公司的运输费用为2153102.236元（2014年3月至11月的总运费11660529.236元-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已向天金物流公司支付的9507427元）。（三）关于迟延支付运费的违约责任问题。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认为，双方在运输合同关系中未约定迟延支付运费的违约责任，主张驳回天金物流公司该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原、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运输合同于2014年11月27日终止，按双方的《产成品运输合同》第六条约定的运费结算办法，合同到期后一月内所有运费全部付清。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未按此约定付清运费，已经违反合同约定。现天金物流公司主张因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违约的损害赔偿责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的规定。结合本案天金物流公司的诉请，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的违约损害赔偿责任就是赔偿逾期支付天金物流公司运费的孳息损失。参照有关司法解释的精神，天金物流公司赔偿利息损失的主张应予支持。该利息损失的计算办法为：（1）起止点。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运输合同于2014年11月27日终止，根据约定运费结算办法（合同到期后一月内所有运费全部付清），结合天金物流公司的主张，计算利息的起止点为：自2015年1月31日起至全部运费清偿之日止。（2）利率。依照相关司法解释解释，结合天金物流公司的主张，计算利息应依据的利率为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3）基数（逾期支付运费的数额）。逾期支付运费的数额由两部分组成（2015年1月31日之后至判决前支付的数额+本判决确定的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还应支付天金物流公司的运费数额）。因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自2015年1月31日之后，又向天金物流公司分期支付了多笔运输费用，计算利息所依据的基数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故该基数应结合本判决查明的2015年1月31日之后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向天金物流公司支付运费情况和本判决确定的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还应支付天金物流公司的运费数额，以及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对本判决的具体履行情况而确定。由于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率因贷款的期限和货币政策的调整而变化，本案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所欠天金物流公司的运输费用也因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的分批支付等情况而发生变化。故利息的计算要结合不同期间所对应的利率和对应时间段所欠运输费用的数额，以公式化的方式分段计算。（四）关于天金物流公司主张的空运费用税金及代理操作费应否支持。根据庭审查明的情况，在2014年5月20日河南经贸国际运输有限公司南阳分公司给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的书面《关于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空运费的情况反映》中，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销售部门刘全军签署有“空运费情况属实”的字样，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方副总经理赵曾签署有“情况属实，该空运费发票税金属物流公司支付，请财务部门核实，酌情办理”的字样。再结合双方有空运费结算的事实，可以认定，双方虽无书面约定，但存在事实上的空运代理业务。从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方工作人员签署的上述意见可知，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方销售人员认可天金物流公司垫付的空运费用税金为70750元，故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应支付给天金物流公司垫付的空运费用税金为70750元。天金物流公司主张空运费用税金为104732.2元，因多于70750元的部分无足够证据证实，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认为，《关于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空运费的情况反映》虽有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方销售人员刘全军和副总经理赵曾签署的意见，但无财务部门审核，没有生效。一审法院认为，如前所述，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的销售部门是代表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与天金物流公司进行运输业务对接的主要部门，也是最清楚天金物流公司的运输业务情况的部门，在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方财务部门没有证据证实确有错误的情况下，销售部门人员对空运费用税金的确认可以作为定案依据。关于天金物流公司对空运代理操作费的主张，天金物流公司没有向法庭提交足够的有效证据，也未提交在双方过往的交易中空运代理操作费的结算情况及相关交易习惯。同时，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有关人员在《关于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空运费的情况反映》上签署的意见未涉及空运代理操作费，空运代理操作费也未得到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方的认可。因此，天金物流公司主张空运业务的代理操作费证据不足无法认定，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五）关于天金物流公司主张的逾期增值税税费损失应否支持。天金物流公司认为，增值税发票开出后，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未及时按票据支付，致使33张增值税发票过期作废，造成了天金物流公司为此多承担了税费243717.04元，因此请求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赔偿该损失。一审法院认为，天金物流公司要求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承担逾期增值税税费损失，属于运输合同关系的违约损害赔偿请求。一般情况下，当事人请求违约损害赔偿应同时具备以下几个条件：一是请求方有损害事实，二是对方有违约行为，三是违约行为和损害事实有因果关系，四是无免责事由（包括减损事由等）。依据诚实信用原则，当基于合同关系的一方依约开具增值税发票后，另一方在不予接受的情况下有配合对方办理逾期抵扣手续的义务，该义务是基于合同关系而产生的附随义务。不履行合同附随义务的，也可能要承担违约责任。本案中，天金物流公司就是以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不履行合同附随义务，而提起违约损害赔偿请求的。但天金物流公司的此主张因以下理由不能得到支持：首先，天金物流公司的损害事实并非必然发生。《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逾期增值税扣税凭证抵扣问题的公告》（2011年第50号）规定了买卖双方因经济纠纷导致增值税发票逾期的抵扣手续的办理问题，但该公告并未对增值税发票逾期的时间进行限制。因此，即便是现在和以后，天金物流公司方仍然可以办理增值税发票逾期的抵扣手续，其可以基于双方的运输合同关系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逾期增值税扣税凭证抵扣问题的公告》，请求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予以配合。其次，天金物流公司2014年8月31日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并非完全符合合同约定的结算程序。根据双方《产成品运输合同》第五条约定，运费的结算程序是：由天金物流公司和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的销售部门先进行核算，然后办理发票签字手续，再经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方财务部门审核签字，主管厂长批准后，到财务部门入帐。由此可见，天金物流公司开具运费发票的依据是双方核算的结果和挂帐情况。根据庭审查明的情况，2014年3月至8月的运费，天金物流公司和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的销售部门分别于2014年9月10日和10月30日分两次作出核算结果。天金物流公司也是分两批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一批是2014年8月31日（发票额1001000元），另一批是2014年9月15日。根据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天金物流公司2014年8月31日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符合约定的结算程序（依据双方核算的结果开票）。再次，天金物流公司并未完全尽到减损注意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本案中，就避免造成增值税发票逾期损失天金物流公司可以采取的措施有二：（1）天金物流公司方可以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增值税专用发票使用规定》，自行“当月作废”。天金物流公司和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的销售部门于2014年9月10日对2014年3月至8月的部分运费作出了运费核算结果，可以认定天金物流公司于2014年9月15日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额1184979.52元）符合约定的结算程序。但该批增值税发票过期的税金损失可以避免。天金物流公司于2014年9月15日将增值税发票开具出来后，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方以没有按合同第五条约定经财务部门审核为由，对2014年3月至8月的运费不予挂账，也未按此数额支付给天金物流公司。天金物流公司方对此明知。此种情况下天金物流公司方完全可以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增值税专用发票使用规定》第十三条的规定，自行“当月作废”，避免损失发生。（2）天金物流公司方可以在开票后180内天启动开具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申请程序。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增值税专用发票使用规定》等规定，天金物流公司方作为“销售方”，在“购买方”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不予接受其开出的增值税发票的情况下，其可以在180日内启动开具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申请程序，以避免造成增值税发票逾期损失。但天金物流公司方并未采取这样的措施，而是直到2016年12月（票据开出后长达两年多）才开始依据国家税务总局2011年第50号公告采取止损措施。（六）关于合同的担保金问题。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方原审提交的其于2012年1月1日至2017年10月26日给天金物流公司的付款财务账显示，2016年5月13日从河南经贸国际运输有限公司南阳分公司转入到天金物流公司账户10万元合同押金。同时，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提供的账目“附件五”显示，河南经贸国际运输有限公司南阳分公司向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支付有合同押金款项。由此可以认定，河南经贸国际运输有限公司南阳分公司已向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支付了10万元合同押金。因河南经贸国际运输有限公司南阳分公司已将运输合同关系的权利义务全部转让给了天金物流公司，现原双方的运输合同关系已终止，故天金物流公司请求返还10万元合同押金应予支持。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辩解，“2014年3月至2017年1月我方共付天金物流公司1162.81万元，该款中包含请的10万元押金”。如前所述，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自2014年9月份开始支付天金物流公司2014年3月以后的运费，一审法院认定2014年9月份之后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方向天金物流公司方支付总金额为950.7427万元，该950.7427万元全部计入了2014年3月以后的运费（如果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认为该950.7427万元包含10万元押金，则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方向天金物流公司方支付运费的金额为940.7427万元）。由此可以认定，在950.7427万元全部计入2014年3月以后运费的情况下，10万元押金并未在2014年9月份之后返还给天金物流公司。当然，2014年9月份之前双方运输合同仍在履行期间，也不会存在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向天金物流公司返还10万元押金的问题。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已经将10万元押金返还给天金物流公司的辩解不能成立。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为：（1）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与河南经贸国际运输有限公司南阳分公司签订了《产成品运输合同》，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协商一致由天金物流公司承继了该运输合同，并继续履行至2014年11月27日。同时，履行过程中天金物流公司、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还订立有补充协议。《产成品运输合同》及补充协议为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符合法律规定，为有效合同。合同是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双方都应当及时、全面履行。在合同关系终止后，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应按合同约定及时支付运输运费及合同押金。对未按合同履行的，应承担继续履行、赔偿损失、返还押金等违约责任。天金物流公司请求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支付运费和赔偿相应利息损失及返还押金，应当在已查明的事实范围内予以支持。（2）关于天金物流公司主张的空运费用税金及代理操作费问题，双方虽未在《产成品运输合同》约定，但形成了事实合同关系，空运费用税金系天金物流公司为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垫付的，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应予支付。天金物流公司主张的代理操作费因无证据证明有约定和交易习惯，视为没有约定，该主张不予支持。（3）天金物流公司主张的逾期增值税税费损失，并非必然的和既定的损失，且采取减损措施不当，此项请求不予支持。（4）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系南阳减振器公司的分支机构，依法进行了工商登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零二条、一百零四条的规定，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属于能够以自己名义从事民事活动的非法人组织，可以以自己的财产对外承担民事责任。如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的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由其设立人南阳减振器公司承担无限责任。判决：一、南阳淅减汽车减振器有限公司淅川汽车减振器厂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南阳天金物流有限公司运输费用2153102.236元。二、南阳淅减汽车减振器有限公司淅川汽车减振器厂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南阳天金物流有限公司逾期支付运输费用的利息损失。该利息按照本判决第23页确定的计算办法计算。三、南阳淅减汽车减振器有限公司淅川汽车减振器厂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南阳天金物流有限公司合同担保金100000元。四、南阳淅减汽车减振器有限公司淅川汽车减振器厂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南阳天金物流有限公司垫付的空运费用税金70750元。五、南阳淅减汽车减振器有限公司淅川汽车减振器厂的财产不能清偿本判决上述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款项的，由南阳淅减汽车减振器有限公司承担清偿责任。六、驳回南阳天金物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天金物流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上诉请求：1.撤销河南省淅川县人民法院（2018）豫1326民初2566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第四项、第六项判决，改判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支付天金物流公司运输费用3836584.39元，垫付空运费用税金104732.2元及代理操作费77046元，逾期增值税税费损失243717.04元。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原审法院因对2014年3月至8月运费和9月至11月非正常运费、已支付运费、2014年退货运费的证据审查不客观公正，判决书前后评理部分相互矛盾，少计算运费1683482.154元。2.原审法院认定空运费税费70750元错误，未支持空运代理费与事实不符。3.原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不应承担逾期增值税损失，无事实依据，认定不客观。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上诉请求：改判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不承担还款责任。事实和理由：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已清偿天金物流公司全部运费，从2014年3月1日之后付款到2017年12月31日最后一次付款，累计支付给天金物流公司1162.81万元，一审法院认定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自2014年9月1日才支付其2014年度3月份的运费是错误的。非正常运费1851840.12元和空运费用税金80755元仅是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销售部门所为，没有财务部门审核。2014年9月32张39433元高速费用不予认可，也不符合合同约定条件。183914元赔偿款和1.15万元货物运输丢失损毁，应当予以扣除。2014年8月18日，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销售部门签字调整部分城市运距，因无公司财务和主要领导签字，没有生效。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二审认为，根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和被上诉人的答辩意见，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认定各种运费的数额是否正确；2、认定支付款项的数额是否正确。关于各种运费的数额是否正确。上诉人天金物流公司对一审法院认定的2014年3月至8月正常运费和9月至11月非正常运费、2014年退货运费、空运费税费、逾期增值税税费损失有异议。上诉人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对一审法院认定的非正常运费、空运费税费、利息损失、扣款和调账款有异议。经审查，本院认可一审法院的分析评理及各种运费数额的认定。1.关于2014年3月至8月正常运费。《2014年销售核对各主机厂运输里程》系双方运输合同关系中里程变更的补充协议，在没有约定生效时间的情况下，该补充协议应当认定为自签订之日即2014年8月18日起生效，对该补充协议生效之前的运输里程，一审法院以2011年度招标确定的运输里程计算运费正确。天金物流公司主张，天金物流公司和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的销售部门已对2014年3月至8月的运费进行了计算，其所提供的2014年度3月至8月份经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审批的《付款通知单》及《费用（支出）审批单》上有销售部门及常务副总赵增的签名，诉请以此认定2014年3月至8月运费。本院认为，根据双方《产成品运输合同》第五条的约定，运输费用经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方的销售部门核算后应经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方的财务部门审核，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方的销售部门在计算2014年3月至8月的运费后，并未得到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方财务部门的审核确认，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方的销售部门关于2014年3月至8月的运费计算不能作为核算依据。本院认为，一审法院认定2014年3月至8月的运费为5273018.226元数额正确。2.关于2014年3月至11月非正常运费。因双方《产成品运输合同》没有对高速费、空运费和补11吨、补13吨、补19吨、补37吨进行约定，但双方有此种情况的结算，可以认定双方有此约定。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出具的《南阳物流运费9月结算》显示2014年9月有32笔高速费，说明当月产生有高速费用，应计入高速运费总额。一审法院以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给天金物流公司发送的电子邮件等证据，认定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计算2014年3月至11月非正常运费1812429.12元的基础上，加上漏算的2014年9月高速费39411元，计算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诉称其计算的非常运费1812429.12元仅是销售部门行为，不应支付，该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3.关于2014年的退货运费。天金物流公司主张以“补七吨差额”计算退货运费，但双方《产成品运输合同》第三条第8款有明确约定以实际重量结算，一审法院以合同约定的实际重量计算和认定退货费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4.关于空运费税费及代理操作费。本院认为，根据2014年5月20日河南经贸国际运输有限公司南阳分公司给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的书面《关于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空运费的情况反映》以及双方有空运费结算的事实，可以认定双方存在事实上的空运代理业务，依据现有证据能够证实70750元系天金物流公司垫付的空运费税金，对此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应予支付。对于天金物流公司多于70750元的空运费税金及空运代理操作费的主张，因无足够证据证实，本院不予支持。5.关于逾期增值税税费损失。天金物流公司基于运输合同主张损害赔偿逾期增值税税费损失，本院认同一审法院的评理，天金物流公司的税费损失并非必然发生，其也未完全尽到减损注意义务，对于该部分损失，天金物流公司的请求不符合违约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本院不予支持。6.关于利息损失。根据双方《产成品运输合同》第六条约定的运费结算办法，合同到期后一月内所有运费全部付清。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未按此约定付清运费，已经违反合同约定。天金物流公司以此主张违约损害赔偿即赔偿逾期利息损失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关于支付款项的数额是否正确。天金物流公司上诉主张2014年3月至11月的运费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方只支付了9197427.33元，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则认为从2014年3月1日到2017年12月31日，已全部支付完毕（共计1162.81万元）。天金物流公司和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均对一审法院根据2014年9月1日的《紧急申请》推算出的结论（2014年9月1日之前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方仅支付天金物流公司2014年1月和2月共计两个月的运费，2014年3月以后的运费是自2014年9月开始支付）有异议。但结合全案其他证据及当事人陈述，双方提交的证据均不能足够证实各自主张。考虑到天金物流公司与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之间运输合同关系持续时间长，交易频繁，其中还涉及财务账目处理等诸多问题，精确计算实际支出款项难以做到。因双方对2014年7月1日、9月1日、9月18日天金物流公司向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提交的拨付运输资金的申请均予以认可，该书证客观性强，没有其他证据推翻应予认定，一审法院据此作为定案根据，结合本案其他证据事实，推算运费2014年3月以后的运费是自2014年9月开始支付具有其合理性和可信度，对此本院予以确认。根据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提交的一份对天金物流公司《天金物流公司付款明细表》显示，2014年9月份以后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向天金物流公司支付的款额为9692841元，其中：付款（含承兑）9507427元，扣款（天金物流公司运输原因给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造成的损失）183914元，“调账1.15万元”。因扣款和调账系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系单方主张，并无相关证据证实，对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故，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方向天金物流公司方支付2014年3月至11月运费的数额应认定为9507427元。综上所述，南阳天金物流有限公司、南阳淅减汽车减振器有限公司淅川汽车减振器厂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8500元，由南阳天金物流有限公司负担23110元，由南阳淅减汽车减振器有限公司淅川汽车减振器厂负担25390元。天金物流公司再审提交以下几组证据：2014年9月12日的应收账款明细分类账，证明9月12日支付的40万元运费中有30万元是2月份的运费，剩下10万元是支付的3月份的运费。原审在计算已付运费时多认定了30万元。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南阳减振器公司质证称：该记账凭证是对方单方记载的，记载的是否正确我们不清楚。第二对方认为我们支付的钱就是2月份3月份的我们不认可，紧急申请中说明了是预付款，对方怎么记载的我们不清楚，不能认可。对原审查明的事实，本院再审予以确认。本院再审认为，结合各方的再审请求来看，再审主要有以下几个争议焦点：第一，2014年3月至11月的运费应如何计算，数额为多少。针对该点争议本院再审认为：争议运费应分为三个部分：（1）2014年3月至8月份的运费，（2）2014年9月至11月的运费，（3）2014年退货运费。（1）关于2014年3月至8月份的运费。2014年9月、10月，双方就2014年3月至8月的运费进行了计算，并填写了《付款通知》和《费用（支出）审批单》（共计22张），显示此期间的运费为7184199.97元。双方争议《付款通知》和《费用（支出）审批单》对双方算账的数额能否作为计算2014年3月至8月的运费依据。针对该点争议本院再审认为：2014年3月至8月的运费实际上双方已经进行结算，显示此期间的运费为7184199.97元，天金物流公司对此并无异议，但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南阳减振器公司认为《双方产成品运输合同》第五条约定经财务部门审核后才能作为入账依据。对此，本院认为，南阳减震器公司淅川厂的销售部门是对准天金物流公司发生业务并进行结算的部门，财务部门审核是内部审批流程，不能按照内部审批流程来主张对外达成的算账协议。双方算账情况属于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结合双方2014年3月份之前的结算习惯，存在大量的核算完毕（有“刘全君”和“凌林杰”的签字）没有财务签字就付款的情形，说明根据双方的交易习惯，没有财务部门主管签字并不必然导致不能付款，结算中使用了2014年8月18日签订的《2014年销售核对各主机厂运输里程》，系当事人的自治权力行使，不违背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不危害国家、社会及其他人的合法权益。双方在此期间并未订立书面运输合同，故关于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辩称该22份审批单没有财务部门主管签字不能作为核算依据的理由本院不予采纳。原审以2014年8月18日，双方才签订《2014年销售核对各主机厂运输里程》，对尚未结算的运费不适用该文件不当。（2）关于9月至11月份的运费。原审对9月至11月运费中的正常运费委托了南阳财和会计师事务所进行鉴定，通过组织双方多次提交证据、发表意见，对双方有异议单据进行认定，最终得出鉴定结论：9月至11月的正常运费合计4136664.42元。关于非正常运费，天金公司提交了双方认可的（2015）南智证民字第1415号公证书，该公证书中的原始单据包含了9月至11月的非正常运费，但是数额并不明确具体为多少，且天金公司作为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未申请对此部分费用进行鉴定，视为其举证不能，故应以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自认的数额为准。通过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发给天金公司邮件中名为《报告》的文件显示，其认可2014年9月至11月的非正常运费为852605.27元（包含补吨差额、补包车差额、空运费、滞车费、高速费）。其中9月份非正常运费154321.75元，10月份非正常运费292494.46元，11月份非正常运费405789.27元。另《报告》作为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制作的汇总表漏计入了9月份高速费39411元，此项在同一邮件的《南阳物流运费9月结算》文件里有显示，原审认定此笔费用应当计算入9月份非正常运费认定正确，故2014年9月至11月的非正常运费应当为892016.27元。综上，2014年9月至11月份的运费为正常运费4136664.42元和非正常运费892016.27元之和，共计5028680.69元。（3）关于2014年退货运费。虽然天金公司提供了原始单据，但不能证实2014年退货运费具体数额为多少，故应以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的自认为准。通过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发给天金公司的邮件中《2014退货运费登记》能够显示，其认可2014年退货运费包含正常结算退货运费399006.47元和补7吨差额退货运费241121.60元，共计640128.07元。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为甲方，河南经贸国际运输有限公司南阳分公司为乙方签订的《产成品运输合同》中约定：“三、物资运输、车辆的调度：……2．乙方车辆进厂装货时必须持有甲方的派车单，派车单一式二份，乙方在派车单上签字后交甲方一份作为回执。……4．低于7吨的急发、特发产品，按7吨结算费用……”故对补7吨差额部分双方在《产成品运输合同》中已经有所约定。故补7吨差额退货运费241121.60元原审未能认定不当，本院再审予以纠正。综上（1）、（2）、（3）部分，可认定2014年3月至11月的总运费为12853008.73元（2014年3月至8月运费7184199.97元+2014年9月至11月运费5028680.69元+2014年退货运费640128.07元）。第二，2014年3月至11月的运费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已经支付给天金公司的数额为多少。针对该点争议本院再审认为：关于2014年3月至11月已付运费的情况，天金公司再审称已付运费应为9197427.33元，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再审称已经支付1162.81万元，因双方未提交新证据证明原审认定的已付运费起点有误，故原审根据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提交的天金公司2014年9月1日制作的《紧急申请》：2014年元月至八月，因故仅结算了2个月的运费”来认定2014年9月1日之前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支付的是2014年1月和2月两个月的运费，2014年9月开始支付的是2014年3月份之后的运费，故能够认定双方2014年3月份之前（不含3月份）的运费已经结算清楚并支付完毕，原审认定2014年3月至11月是自9月1日开始支付，已付运费数额为9507427元认定正确。综合第一点和第二点：2014年3月至11月的总运费为12853008.73元，由于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已经支付了9507427元，故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还应支付天金公司的运费为3345581.73元（2014年3月至11月的总运费12853008.73元-已付运费9507427元）。第三，空运费税金及代理操作费能否支持，数额为多少。针对该点争议本院再审认为：《关于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空运费的情况反映》文件中显示“2013年9月至2014年2月，贵厂供货逐月趋紧，产品空运时有发生，特别是重庆长安和大连奇瑞，6个月累计空运费1179159元。贵司空运费是由西安航空货代确认，我司开票没有加任何费用和利润，形成资金利息和开票纳税亏损141500元，其中：税70750元，利息70750元，应获物流操作费47160元，三项共计188660元。请贵司予以弥补。特此反映。”该文件下方批示“空运费属实，刘全君，2014.5.26”及“情况属实，该空运费发票确属物流公司支付，请财务部门核实，酌情办理。赵增，2014.11.4”。原审认定了2013年9月至2014年2月1179159元空运费因产生税金70750元并无不当，同理2014年3月至8月份空运费也应当产生税金，从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发给天金物流公司邮件《2014年3月至11月南阳天金物流有限公司运费计算汇总表》中可以看出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认可2014年3月至11月存在空运费80775元。《关于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空运费的情况反映》文件中显示1179159元空运费的税金是为税70750元，由此换算得出税金收取比例为6%（70750÷1179159），故2014年3月至8月份80775元空运费的税金为4846.5元。总合税金为75596.5元（70750元+4846.5元）。关于代理操作费因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未予自认，故天金公司此部分的再审理由本院不予采纳。第四，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迟延支付运费的逾期利息应否支持。针对该点争议本院再审认为：南阳减振器公司淅川厂的再审称“因双方存在争议故不应当支付利息”的理由本院不予支持。本案再审即使改变了2014年3月至11月欠付运费的基数，但原审判决的计算方法、起止点、利率并无不当。第五，天金物流公司主张逾期增值税税费损失应否支持。针对该点争议本院再审认为：关于增值税损失部分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天金物流公司此部分的再审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本案经合议庭评议并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本院（2019）豫13民终6361号民事判决；二、维持河南省淅川县人民法院（2018）豫1326民初2566号民事判决第二、三、五、六项；三、变更河南省淅川县人民法院（2018）豫1326民初256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南阳淅减汽车减振器有限公司淅川汽车减振器厂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南阳天金物流有限公司运输费用3345581.73元。”四、变更河南省淅川县人民法院（2018）豫1326民初2566号民事判决第四项为：“南阳淅减汽车减振器有限公司淅川汽车减振器厂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南阳天金物流有限公司垫付的空运费税金75596.5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717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8500元，共计105675元，由南阳天金物流有限公司承担30000元，南阳淅减汽车减振器有限公司淅川汽车减振器厂负担75675元。鉴定费20000元，由南阳淅减汽车减振器有限公司淅川汽车减振器厂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胡书海审判员  吴 霞审判员  张 鹏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马跃忠书记员司光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