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青民申670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靳学亮，住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田亮，宁夏江盟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孙发军，住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宁县。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李浩，住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宁县。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靳秀红，住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宁县。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张英，住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宁县。再审申请人靳学亮、孙发军、李浩因与被申请人靳秀红、张英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不服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20）青28民终6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靳学亮、孙发军申请再审称，（一）二审法院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本案中靳学亮与李浩之间属于买卖合同关系，买卖的标的物是种植的枸杞苗木，双方之间不存在土地转包或转让关系。靳学亮从詹玉春（案外人）处承包了100亩土地，支付土地承包费，并委托其购买枸杞苗，后种植在案涉的土地上。经营数年后，李浩要购买靳学亮的枸杞苗，双方以2400000元完成交易。期间，李浩与詹玉春达成了土地承包合同，将靳学亮从詹玉春处承包的土地，由詹玉春承包给李浩，由李浩向詹玉春交纳承包费。至此，靳学亮与李浩就买卖枸杞树的权利义务履行完毕。故二审法院认定本案系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并作出判决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时，李浩虽出具了孙发军给予其的《收条》，但《收条》内容是李浩自行书写，孙发军没有注意就签了字，不能单凭一张收据就认定靳学亮、孙发军与李浩之间存在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孙发军只是代靳学亮在收据上签字确认其收到了李浩支付的枸杞树款而已。（二）二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而非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中关于买卖合同的法律规定来审理、判决。且本案不存在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情形，李浩是买方，向靳学亮支付对价，靳学亮是卖方，向李浩交付枸杞树，双方交易完成，双方的合同目的均已实现，验收期已过，以后产生的法律风险与对方没有任何关系。（三）二审法院未综合考虑当地的交易习惯。袁铸（案外人）从诺木洪农场处承包土地后又转包给詹玉春，詹玉春再次转包给了多个种植户，靳学亮就是其中一员。诺木洪农场对土地的发包及枸杞树的出让是持默认态度的，至今数十年没有一起是诺木洪农场因种植户转包土地而作为原告起诉。当地已经形成了想承包就承包，不想承包就转包，枸杞苗想经营就经营，不想经营就出让的习惯，只要有人给诺木洪农场缴纳承包费即可，只要不损坏国家、集体或他人利益即可。李浩所述法院已将涉案的土地执行交付给了袁铸与事实不符，事实上袁铸与诺木洪农场的承包合同期限已经届满，承包费还没有给诺木洪农场交纳完毕，现诺木洪农场认可的承包人是詹玉春，只要种植农户通过詹玉春给诺木洪农场交纳承包费，对诺木洪农场来说不论谁种植与其无关。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的规定，申请再审。李浩再审申请称，二审法院对部分事实认定不清，判决有误。（一）关于李浩实际使用土地及剩余期限的问题。李浩认为，其对土地承包经营的终止时间应为2018年9月10日。詹玉春和袁铸因《土地转包合同》纠纷由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分别进行审理。其中，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青民终153号民事判决，最终确认：詹玉春、袁铸签订的《土地转包合同》无效，判令詹玉春向袁铸返还土地。之后，袁铸持该判决向李浩追讨土地，李浩在无奈之下只能放弃了对案涉土地的所有经营活动，并于2019年2月1日以孙发军、靳学亮、靳秀红、张英为被告在青海省都兰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所以李浩实际丧失对土地的承包经营，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时间是2018年，剩余期限应为八年，孙发军、靳学亮应向李浩退还1921050.96元。（二）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责任完全在孙发军、靳学亮一方，该二人应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向李浩支付因违约而产生的利息损失。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的规定，申请再审。本院经审查认为，关于靳学亮、孙发军再审申请事由是否成立的问题。一、关于二审法院认定的基本事实是否缺乏证据证明的问题。经查，2012年袁铸与诺木洪农场签订《土地承包合同》，诺木洪农场将1000亩土地承包给袁铸用于种植枸杞；2014年3月31日万占州（案外人）、詹玉春代表靳学亮在内的20几户种植户与青海河峰商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袁铸）签订《土地转包合同》，约定转包期自2013年3月31日至2026年3月31日；2015年10月6日李浩向靳学亮账户转账1160000元，李浩通过其亲戚耿国竣农行卡给靳学亮账户转账370000元，给付孙发军黄河银行存款单一份金额为870000元；2015年10月22日孙发军将该笔钱款及利息871313.7元以转账方式给付张英。2015年10月7日孙发军向李浩出具内容为：“今收到李浩地款现金贰佰肆拾万元整。收款人：孙发军”收条一张。对此，靳学亮认为李浩要购买其的枸杞苗，双方以2400000元完成交易。期间，李浩与詹玉春达成了《土地承包合同》，将靳学亮从詹玉春处承包的土地，由詹玉春承包给李浩，由李浩向詹玉春交纳承包费。虽然孙发军向李浩出具了《收条》，但《收条》内容是李浩自行书写，孙发军只是代靳学亮在《收条》上签字确认其收到了李浩支付的枸杞树款而已，靳学亮与李浩之间系买卖合同纠纷，而非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但从《收条》内容来看，并未注明代为出具收条的事实，且孙发军在收款人处亲笔签名，故二审法院认定李浩从孙发军、靳学亮处流转了案涉100亩土地及地上附着物枸杞树并无不当。李浩自2016年开始实际经营，取得10年的承包经营权至2026年3月，并支付了2401313.7元，每年承包费应为240131.37元。后因詹玉春与袁铸签订的《土地转包合同》被本院（2018）青民终153号民事判决确定为无效，2020年5月27日，二审法院下发《执行公告》，包括案涉100亩土地在内全部返还袁铸，使得李浩从靳学亮、孙发军处流转的案涉100亩土地及地上附着物枸杞树已实际无法继续经营并取得收益，剩余期限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靳学亮、孙发军理应退还剩余期限的承包费。二审法院此节认定事实清楚，不存在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情形，靳学亮、孙发军的该项申请理由不能成立。二、关于二审法院适用法律是否错误的问题。靳学亮、孙发军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关于买卖合同的法律规定来审理、判决。结合一审法院将李浩与靳学亮、孙发军、靳秀红、张英之间的纠纷定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并作出判决后，靳学亮、孙发军未提出上诉的事实，且收条明确为地款，而非枸杞苗款。故二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规定，解决本案纠纷正确，靳学亮、孙发军的该项申请理由不能成立。三、关于二审法院应否综合考虑当地的交易习惯的问题。靳学亮、孙发军应就所述问题向相关部门反映，且靳学亮、孙发军也无证据佐证，靳学亮、孙发军的该项申请理由不能成立。关于李浩再审申请事由是否成立的问题。一、关于李浩主张土地承包经营的终止时间应为2018年9月10日的问题。本院（2018）青民终153号民事判决，虽认定詹玉春、袁铸签订的《土地转包合同》无效，判令詹玉春向袁铸返还土地，但之后袁铸是否持该判决向李浩追讨土地，李浩无奈放弃了对案涉土地的所有经营活动。对此，李浩仅有陈述，无相关证据印证。本案中，能够证明李浩承包土地经营的终止时间系其二审期间提交的《执行公告》，结合《执行公告》内容，二审法院认定李浩从孙发军、靳学亮处流转的案涉100亩土地及地上附着物枸杞树已实际无法继续经营收益，剩余期限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孙发军、靳学亮应当退还剩余期限的承包费1440788.2元（240131.37元×6年=1440788.2元）正确。二、关于李浩要求支付资金占用利息的问题。因孙发军、靳学亮退还的是无法继续经营案涉100亩土地的承包费，双方并无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约定，故二审法院以李浩的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未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靳学亮、孙发军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李浩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靳学亮、孙发军、李浩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陈 鸿审判员 吉素梅审判员 陈晓莉二〇二一年三月八日法官助理 梁 桥书记员 铁英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