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内民再354号抗诉机关：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王建军，男，1962年8月1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慧，北京市盈科（鄂尔多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张建成，男，1944年10月1日出生，汉族，退休职工，住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龙，内蒙古易非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第三人：陈俊强，男，1962年6月21日出生，汉族，住内蒙古自治区。申诉人王建军因与被申诉人张建成、一审第三人陈俊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内06民终1167号民事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诉。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作出内检民（行）监〔2020〕150XXXXXXXX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作出（2020）内民抗66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官席静、检察官助理任喜花出庭。申诉人王建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慧，被申诉人张建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龙到庭参加诉讼，一审第三人陈俊强经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内06民终1167号民事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理由如下：本案中，王建军与陈俊强于2012年9月21日签订《抵顶协议》，该协议中加盖了陈俊强的个人印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的规定，当事人签字与盖章的效力是一样的。2012年合同签订以来，陈俊强未提出过异议，且案涉车辆价值较大，陈俊强及其家人也未追要案涉车辆，王建军在签订抵顶协议后一直实际管理、使用案涉车辆，且张建成虽对协议的真实性不认可，但并未申请人民法院进行鉴定。因此，抵顶协议成立，王建军为实际占有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对案外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不得执行该执行标的；（二）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案外人同时提出确认其权利的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中一并作出裁判。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王建军与陈俊强签订的《抵顶合同》形成时间是2012年9月21日，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7月2日查封案涉车辆，抵顶行为在查封行为之前。且双方当事人均认可陈俊强无法找到，本案诉讼过程中，陈俊强的文书也是因其下落不明采用公告送达的方式进行送达，不能办理过户手续，责任并非在王建军，王建军对争议车辆享有排除执行的权利。王建军称，同意检察院的抗诉理由，请求撤销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内06民终1167号民事判决；依法支持王建军的一审诉讼请求。张建成辩称，（一）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案涉车辆抵顶债务是陈俊强与王建军的真实意思表示。1.王建军出示的《抵顶合同》中仅有陈俊强字样的印章，因陈俊强一、二审未到庭，王建军也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该印章是否是陈俊强所有，是否是陈俊强加盖。2.根据王建军一审出示的四张借据来看，借款人为鄂尔多斯市金彪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并非陈俊强个人。因此，即使借款事实存在，借贷关系也是建立在王建军与鄂尔多斯市金彪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之间。案涉车辆登记在陈俊强名下，属于其个人财产，王建军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陈俊强有用自己的资产偿还公司债务的意思表示。3.王建军曾使用过案涉车辆的事实不假，但该种使用是否建立在双方自愿抵顶后交付使用基础上，王建军并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从现有证据看，这种使用应当是一种临时借用，如果是以物抵债，不可能只是交付车辆行驶证而不交付车辆的权利凭证机动车登记证书，不可能在长达两年的时间内不办理车辆所有权变更登记。（二）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抵顶案涉车辆的对价是否支付。王建军主张以其对陈俊强的债权抵了案涉车辆的价款，但根据王建军一审出示的四张借据来看，四张借据借款总额达600万元，如此大额的借款王建军仅出示了借款单，该借款是否真实，借款如何发生，借款如何出借，王建军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因此王建军无充分证据证明其支付对价。（三）王建军对于案涉车辆未能办理所有权变更登记存在严重过错。假使《抵顶合同》是王建军与陈俊强真实意思表示，王建军一、二审中所述，不能过户是因为陈俊强未提供机动车登记证书所致。王建军主张《抵顶合同》签订的日期为2012年9月，法院查封案涉车辆的时间为2014年7月，期间长达两年。王建军作为陈俊强公司的高管，对于公司及陈俊强对外负债累累的情况是清楚的，其很清楚的知道车辆抵顶后如不及时过户，极有可能因另案被法院查封。因此，如像王建军所述不能过户是因为陈俊强不配合所致，王建军完全可以通过诉讼方式来要求陈俊强过户。王建军这样的企业高管是完全具备这样的法律素养的，但其没有这样做，也进一步说明《抵顶合同》的虚假性。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王建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解除对王建军所有的×××车辆的查封，并停止对该车辆的执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审法院在执行张建成与陈俊强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中，于2014年7月2日作出（2014）东执字第2171号执行裁定书，对登记在陈俊强名下的×××车辆予以查封，并于2015年7月1日作出（2014）东执字第2171-1号执行裁定书，对登记在陈俊强名下的×××车辆予以续行查封。王建军于2017年4月24日向一审法院提出书面执行异议，该院审查后于2017年5月3日作出（2017）内0602执异83号执行裁定，驳回王建军的执行异议。王建军不服驳回其执行异议的裁定，在法定期限内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另查明，王建军分别于2012年12月14日、2017年3月13日、2017年3月15日为×××车辆缴纳罚款。2015年4月29日和2017年3月15日，王建军之子王博怀为涉案车辆交纳强制保险，保单记载该车行驶证车主为陈俊强，被保险人为王博怀。再查明，×××车辆登记的所有人为陈俊强，王建军目前持有车辆行驶证原件，但车辆登记证书未交付王建军。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对于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特殊动产的物权变动，以登记作为物权变动的对抗要件，前述动产一经登记，就取得了对抗任何第三人包括善意第三人主张物权变动的法律效力。依据查明的事实，诉争车辆登记在陈俊强名下，王建军作为第三人主张享有诉争车辆的所有权，需举证证明存在法律规定或约定的事由否定前述登记。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王建军应证明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通过抵顶方式取得×××车辆所有权，从而排除人民法院对该车的强制执行。王建军提供了《抵顶合同》，但落款处没有第三人陈俊强的签名捺印而是加盖个人印章，且第三人未到庭，故对其真实性无法查明；王建军提供的两份强制保险单和交纳罚款不具有证明所有权归属的效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即使《抵顶协议》为真实，王建军在2012年合同签订后直至2014年法院查封涉案财产的两年间未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存在重大过错，所以法院查封涉案×××车辆并无不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故本案中，王建军主张对本案×××车辆通过抵顶债务享有所有权足以排除强制执行证据不足，一审法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王建军关于要求停止执行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对其诉讼请求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王建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王建军负担。王建军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解除对王建军所有的×××车辆的查封，并停止张建成对该车辆的执行。二审法院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二审法院认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是指案外人对于执行依据所确定的执行标的物主张自己享有实体上的权利，而请求法院对该实体上的法律关系进行裁判，以阻止法院对执行标的物进行强制执行的一种救济方法，其目的在于排除法院对执行标的物的强制执行。本案争议的焦点为王建军是否对涉案车辆享有足以阻却执行的实体民事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对案外人提出的排除执行异议，人民法院应当审查下列内容：（一）案外人是否系权利人；（二）该权利的合法性与真实性；（三）该权利能否排除执行。本案中，王建军持有的《抵顶合同》中，仅有陈俊强字样的印章，该印章是否属于陈俊强所有、是否为陈俊强加盖，王建军并未提供证据予以佐证。另外，王建军认为，王建军以其对陈俊强的债权抵顶了涉案车辆的价款，但王建军仅提供了其与陈俊强的借款单，该借款是否真实、借款如何发生、款项如何出借王建军亦未提供证据予以佐证，即王建军对涉案车辆是否支付对价无充分的证据予以佐证，故王建军对涉案车辆并不享有阻却执行的实体民事权益，其上诉请求该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适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该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王建军负担。本院再审查明，借据载明借款人鄂尔多斯市金彪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抵顶合同》上加盖的陈俊强私章与王建军提供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加盖的陈俊强私章不一致。本院再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再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王建军依据案涉《抵顶合同》是否对涉案车辆享有足以阻却执行的实体民事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对案外人提出的排除执行异议，人民法院应当审查下列内容：（一）案外人是否系权利人；（二）该权利的合法性与真实性；（三）该权利能否排除执行。首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对于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特殊动产的物权变动，以登记作为物权变动的对抗要件，前述动产一经登记，就取得了对抗任何第三人包括善意第三人主张物权变动的法律效力。诉争车辆尚登记在陈俊强名下，王建军未取得对抗权。其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五条：“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应当签字或者盖章。当事人在合同书上摁手印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具有与签字或者盖章同等的法律效力”的规定，为了表明当事人之间对合同内容达成一致，需要在合同书上进行签字、盖章或捺印。自然人签名或捺印用于识别身份因具有唯一性，能反映个人特征而被法律确认。公章必须依法到有权机关办理登记审查手续并向社会公示从而获得相应的效力。私章的样式和字体等细节均无明文规范，无法证明系本人持有刻制，不能确定签章人的真实身份。故自然人签章时应手写签名或捺印并加盖私章，如仅有私章则需提供足够证据证明本人对该合同确实是认可的，否则不能认定本人同意合同的相关条款。本案中，第一，王建军提供的《抵顶合同》没有陈俊强的签名和捺印，仅加盖陈俊强字样的私章，不符合法律规定的盖章。第二，王建军主张并提供证据证明是鄂尔多斯市金彪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融资或鄂尔多斯市金彪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及陈俊强个人共同融资，且陈俊强父亲参与协商以车抵账及签订合同事宜，并持有公司财务章、私章。陈俊强及其父亲均未到庭无法核实该事实；王建军提供的证人证言及电话录音对争议事实不能互相印证；即便是公司融资，《抵顶合同》未加盖公章仅加盖私章不符合交易习惯和普遍认知，且《抵顶合同》与《商品房买卖合同》不是同一枚私章，无法确定真伪；在案的强制保险单和交纳罚款亦不能证明诉争车辆的所有权。综上，王建军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抵顶合同》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王建军主张对本案×××车辆通过抵顶债务享有所有权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原审判决对王建军诉讼请求予以驳回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维持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内06民终1167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付建斌审判员 闫少波审判员 张国婷二〇二一年三月九日书记员 孙 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