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金融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沪74民终25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嘉兴沪信一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主要经营场所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南江路XXX号。执行事务合伙人：达孜九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虞天滢)。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凡，上海佳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海霞，上海佳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建奎，男，1979年6月28日生，汉族，住山东省。委托诉讼代理人：侯玉强，山东盈广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济宁聚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济宁市。法定代表人：杜超，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崔东梅，山东民桥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陆婷，女，1982年1月2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宁市。上诉人嘉兴沪信一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嘉兴沪信)因与被上诉人吴建奎、原审被告济宁聚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源公司)、原审被告陆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2020)沪0105民初16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嘉兴沪信上诉请求：判令撤销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2020)沪0105民初1697号民事判决第三项，改判吴建奎对聚源公司的应付票据款人民币(以下币种同)2，468，860.49元和逾期利息900，738.09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事实和理由：1．系争文书中吴建奎的签字经鉴定非本人签署，但《个人信用查询授权书》《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法人代表承诺书》均系真实有效，结合《金融服务合作协议从属协议》《综合授信协议》可以认定吴建奎应当知道自己必须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承担连带责任。吴建奎在聚源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后未撤回承担担保保证，应认定其同意继续承担。2．吴建奎未收回个人印章，系授权他人继续使用，即继续承担担保责任的意思表示。3．检察机关的民事抗诉书、法院的民事再审裁定书均未认定原民事判决中吴建奎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存有错误，该判项应予维持。吴建奎辩称，1．原债权人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大连银行上海分行)对本案借款是有质押权的，现债权人嘉兴沪信放弃行使质押权，根据法律规定，即使保证合同有效，吴建奎亦不应承担担保责任。2．经鉴定，《最高额保证合同》上“吴建奎”签字非本人书写，吴建奎并无对本案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的意思表示。嘉兴沪信提到其他证据以证明吴建奎应承担责任，但该些证据不能达到证明目的。3．聚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后，大连银行上海分行应当知晓，本案系争两张票据均盖有聚源公司的财务章和法定代表人杜超的印章，按照合同约定，应当是杜超提供连带保证担保。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聚源公司述称，不同意嘉兴沪信的上诉请求，公司的地址与法定代表人发生变更后及时通知了大连银行上海分行。陆婷未发表意见。嘉兴沪信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聚源公司支付嘉兴沪信票据款2，468，860.49元；2．判令聚源公司向嘉兴沪信支付截止至2017年7月17日的逾期利息900，738.09元；3．判令吴建奎、陆婷对聚源公司上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判令如聚源公司不履行上述付款义务，嘉兴沪信可以与聚源公司协议，以其质押于嘉兴沪信的车辆折价，或者申请以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优先受偿，不足部分由聚源公司继续清偿；5．判令本案一审受理费及其他诉讼费用由聚源公司、吴建奎、陆婷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3月27日，大连银行上海分行(贷款人)与被告聚源公司(借款人)签订协议编号为DLQYXXXXXXXXXXXX的《综合授信协议》。协议约定，大连银行上海分行授予被告聚源公司授信金额为1，500万元，授信期限自2014年3月27日至2015年3月26日，综合授信额度的授信业务品种及额度包括：贷款、票据承兑和贴现、担保、贷款承诺、开立信用证等，授信业务具体为票据承兑。2014年3月27日，聚源公司与大连银行上海分行签订《最高额质押合同》一份。合同约定：聚源公司以其销售的机动车为前述债务提供质押担保，担保的主债权发生期间为自2014年3月27日至2015年3月26日，最高债权额为1，500万元，质押担保范围为主债权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汇率损失、质物保管费用以及实现质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评估费等)；大连银行上海分行实现质权时，可以与聚源公司协商，将质物拍卖、变卖或折现、提现后以所得价款优先受偿。2014年3月27日，大连银行上海分行、聚源公司和案外人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合作协议从属协议》一份。协议约定，三方共建汽车销售金融服务网络，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即协议甲方)为主办单位，大连银行上海分行(即协议乙方)为主办行，聚源公司(即协议丙方)为经销商。丙方应在乙方开立结算账户用于日常资金往来结算；丙方在乙方申请开立银行承兑汇票时，应按开票金额的10％向保证金账户缴纳初始保证金；丙方通过乙方所开立的银行承兑汇票用于支付甲方的购车款时，必须写明收款方为北京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开户行为大连银行上海分行以及收款方账号，丙方通过乙方结算的汽车销售金融服务网络内销售资金必须汇入甲方在乙方开立的存款账户。若丙方为民营企业的，其法定代表人、持股比例最大的自然人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必须与乙方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以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当乙方依据本协议及与丙方签订的《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合同》而承兑的以甲方为收款人的银行承兑汇票到期前5个工作日，丙方仍未按协议约定向回款保证金账户足额向乙方交存保证金时，甲方承诺对乙方持有的汽车合格证所对应的车辆进行回购。2014年7月14日，聚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吴建奎变更为杜超。2015年1月28日和2015年2月28日，大连银行上海分行(贷款人)与聚源公司(借款人)分别签订了合同编号为DLYYXXXXXXXXXXXX和DLYYXXXXXXXXXXXX的《商业汇票承兑协议》。该两份协议约定：聚源公司向嘉兴沪信申请银行承兑汇票业务，金额分别为150万元和180万元，汇票保证金为汇票金额的10％，担保方式为保证担保及质押担保，如承兑汇票到期之日聚源公司不能足额交付票款导致大连银行上海分行垫款的，对大连银行上海分行垫付的票款按实际垫款天数，每日按照垫款金额的万分之五向聚源公司计收罚息，直至其还清垫款为止。因聚源公司违约导致大连银行上海分行为实现债权支付的费用，大连银行上海分行有权要求其承担该费用。上述协议的任何争议应由大连银行上海分行住所地的人民法院管辖。2015年1月28日和2月28日，聚源公司向大连银行上海分行提出承兑申请，银行承兑汇票号码分别为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到期日分别为2015年6月28日和30日，票面金额分别为150万元和180万元，出票人均为聚源公司、收款人均为北京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出票人签章栏处均加盖了聚源公司的财务章和法定代表人杜超的印章。上述汇票到期后，因聚源公司账户存款不足，大连银行上海分行依约进行了垫款。其中，票面金额为人民币150万元的汇票扣除保证金15万元后，大连银行上海分行实际垫款135万元；票面金额为180万元的汇票扣除保证金18万元及聚源公司账户内存款余额71，472元后，大连银行上海分行实际垫款1，548，528元。嗣后，聚源公司分别于2015年7月27日、2015年10月19日向大连银行上海分行支付款项416，119.09元、13，548.42元。截至嘉兴沪信起诉，XXXXXXXXXXXXXXXX票号项下的票据垫款余额为920，332.49元，XXXXXXXXXXXXXXXX号票号项下的票据垫款余额为1，548，528元。2017年5月17日，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资产上海分公司)在《文汇报》刊登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告知根据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大连办事处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享有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东方资产上海市分公司。东方资产上海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大连办事处履行相应还本付息义务或担保责任等。在公告清单序号第47号中列明，借款人为聚源公司，合同编号为DLQYXXXXXXXXXXXX、DLYYXXXXXXXXXXXX和DLYYXXXXXXXXXXXX，担保人为吴建奎、陆婷。此后，大连银行上海分行(甲方)与东方资产上海分公司(乙方)签署《分户债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鉴于：1．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东方资产上海分公司已于2017年4月21日签订《债权转让合同》，约定由东方资产上海分公司受让大连银行截至2017年3月20日账面本金余额为5.17亿元的不良资产包。2．为更好实现不良资产包内单项标的资产后续清收之目的，基于上述合同及双方协商约定，由甲方、乙方签署《分户债权转让协议》。甲乙双方经协商，就不良资产包内单项标的资产转让事宜达成协议，甲方将其对借款人聚源公司借款合同项下以2017年3月20日为基准日计算的债权转让给乙方；本协议生效后，乙方即取得债权人的地位，取代甲方行使上述转让债权的债权人的各项权利，承担甲方本次移交的原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等有关法律性文件的全部义务、风险与责任；自债权转移之日起，与转让标的有关的全部从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保证债权、抵押权、质押权)也同时由甲方转移至乙方。该协议附件债权清单中列明，债务人聚源公司截至2017年3月20日的贷款余额1，548，528元，欠息749，904.81元。2017年9月15日，东方资产上海分公司与嘉兴沪信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鉴于甲方(即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下同)与乙方(即嘉兴沪信，下同)于2017年7月17日签订《资产转让协议》，约定由甲方向乙方转让《资产转让协议》附件一所列明的债权资产，为利于《资产转让协议》的执行，甲方与乙方同意按照《资产转让协议》的约定就各单户债权资产签订转让协议。协议第1条约定，甲方将其对借款人聚源公司在编号为DLQYXXXXXXXXXXXX、DLYYXXXXXXXXXXXX和DLYYXXXXXXXXXXXX贷款合同项下的债权转让给乙方，截至转让基准日2017年3月20日该债权本金余额为1，548，528元；第3条约定，自2017年3月20日起，与转让标的有关的全部从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保证债权、抵押权、质押权，如有)也同时由甲方转移至乙方。2017年9月20日，东方资产上海分公司与嘉兴沪信在《文汇报》刊登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告知根据东方资产上海分公司与嘉兴沪信签署的《资产转让协议》，东方资产上海分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转让给嘉兴沪信。嘉兴沪信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各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嘉兴沪信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在公告清单序号第408、409号中列明，借款人为聚源公司，合同编号为DLQYXXXXXXXXXXXX、DLYYXXXXXXXXXXXX和DLYYXXXXXXXXXXXX，担保人吴建奎、陆婷、聚源公司。一审审理过程中，嘉兴沪信确认涉案质押车辆下落不明，其并未实际接收，故撤回要求聚源公司对质押机动车辆行使质权的诉讼请求。一审另查明：一审法院(2019)沪0105民再5号案件审理过程中，抗诉机关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委托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司法鉴定中心对大连银行上海分行提交的合同编号为DLQYXXXXXXXXXXXXB01、DLQYXXXXXXXXXXXXB02的《最高额保证合同》进行了司法鉴定，鉴定结论为该两份合同落款处的“吴建奎”和“陆婷”的签名字样并非本人书写。一审审理过程中，嘉兴沪信对该司法鉴定结论并无异议，亦未申请重新鉴定。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有以下两点：1．嘉兴沪信要求聚源公司支付票据款及相应利息是否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吴建奎和陆婷是否应当对聚源公司的还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1．关于嘉兴沪信要求聚源公司支付票据款及相应利息是否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嘉兴沪信认为，聚源公司欠付大连银行上海分行垫付票据款，嗣后该债权合法转让至嘉兴沪信，嘉兴沪信有权主张涉案票据款。聚源公司则认为，涉案质押机动车具有清偿债务的价值，如果对该批机动车依法处置，则完全可以清偿涉案债务。而大连银行上海分行怠于行使主张案外人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对涉案机动车辆的回购权以及嘉兴沪信撤回对涉案质押机动车辆行使质押权的行为，加重了聚源公司的负担，侵害了其合法权益，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认为，无论是涉案车辆的回购权或质押权，均系债权人为保障聚源公司顺利履行涉案债务所设置的担保。大连银行上海分行未主张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回购涉案机动车，确有怠于行使权利的情形，但涉案债权已经转让至嘉兴沪信，嘉兴沪信对此并无过错。至于嘉兴沪信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确认涉案质押车辆下落不明，其并未实际接收，故撤回行使质押权。对此聚源公司认为一审法院(2019)沪0105民再5号民事裁定书查明：尚有39辆车辆质押在大连银行上海分行。但该查明事实并不等同于嘉兴沪信已经实际控制涉案车辆。涉案机动车辆并未上牌，仅在《最高额质押合同》所附《质押物清单》中列明了生产厂家、合格证编号、车身识别号、发动机号和认定价值。大连银行上海分行虽与聚源公司签订《最高额质押合同》，该合同成立，但双方并未办理车辆质押登记手续。案件审理过程中，聚源公司并未提供相应证据就嘉兴沪信已经接受或实际控制质押车辆的事实予以证明。本案中，聚源公司对欠付的票据款并无异议，从合同约定的内容来分析，涉案机动车辆的回购或质押权均系债权人的权利而非义务。故嘉兴沪信撤回行使质押权系基于对质押权能否实现的现实考量，对自身的诉讼权利进行处分，并未加重聚源公司的义务或侵害其合法权益。故嘉兴沪信有权主张聚源公司归还垫付票据款，聚源公司关于嘉兴沪信放弃质押权加重其义务、侵害其合法权益的抗辩，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2．关于吴建奎和陆婷是否应当对聚源公司的还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案件审理过程中，嘉兴沪信、吴建奎和陆婷均认同一审法院(2019)沪0105民再5号再审案件中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沪检技鉴字(2018)97号《笔迹鉴定书》的鉴定结论，即合同编号为DLQYXXXXXXXXXXXXB01、DLQYXXXXXXXXXXXXB02的《最高额保证合同》进行了司法鉴定，鉴定结论为该两份合同落款处的“吴建奎”和“陆婷”的签名字样并非本人书写。但嘉兴沪信认为，《综合授信协议》《金融服务合作协议从属协议》均约定聚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应当为涉案借款提供保证担保，吴建奎与大连银行上海分行签署上述合同时对涉案债务的担保事宜不仅是明知而且是同意的。聚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于2014年7月14日发生变更后未及时通知大连银行上海分行；陆婷与吴建奎系夫妻关系，对于涉案借款提供担保事宜亦应知晓。故吴建奎与陆婷在《最高额保证合同》上虽未签字，但仍应对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吴建奎、陆婷则认为，两人均未在《最高额保证合同》上签字，故其与大连银行上海分行就涉案债务在最高额范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未形成一致的意思表示，吴建奎与陆婷不应对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认为，担保人对债务提供保证担保，应当具有明确的担保的意思表示。吴建奎和陆婷虽可能知晓涉案票据款债务，亦不排除其知晓应当提供保证担保，但吴建奎与陆婷均未在《最高额保证合同》上签字。因此吴建奎与陆婷并无对于涉案债务提供最高额保证的意思表示。此外，聚源公司在其法定代表人变更后，提出涉案票据的承兑申请，该两张票据的出票人签章栏处均加盖了聚源公司的财务章和法定代表人杜超的印章。由此可以判断，大连银行上海分行应当知晓聚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已经变更。故大连银行上海分行应当与时任的聚源公司法定代表人商谈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事宜。故嘉兴沪信主张吴建奎、陆婷仍应对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大连银行上海分行与聚源公司签订的《综合授信协议》《金融服务合作协议从属协议》《商业汇票承兑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恪守。大连银行上海分行已按约垫付了票据款，但聚源公司未履行还款义务，显属违约，应承担相应民事责任。大连银行上海分行有权要求聚源公司按约还本付息。大连银行上海分行将本案系争债权转让于东方资产上海分公司，东方资产上海分公司又将系争债权转让于嘉兴沪信，该系列转让行为均不违反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应属合法有效，故嘉兴沪信已依法取得本案系争债权，包括借款合同主债权以及与主债权对应的保证、抵押等从权利。吴建奎、陆婷并未在《最高额保证合同》上签字、捺印，故其对聚源公司不承担保证责任。至于嘉兴沪信撤回对聚源公司车辆行使质押权，系其对自身诉讼权利的处分，并无不当，一审法院予以准许。故嘉兴沪信要求聚源公司偿还涉案垫付票据款并支付相应利息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判决：一、聚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嘉兴沪信合同编号为DLQYXXXXXXXXXXXX的《综合授信协议》、协议编号为DLYYXXXXXXXXXXXX和DLYYXXXXXXXXXXXX的《商业汇票承兑协议》项下的票据款2，468，860.49元；二、聚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嘉兴沪信合同编号为DLQYXXXXXXXXXXXX的《综合授信协议》、协议编号为DLYYXXXXXXXXXXXX和DLYYXXXXXXXXXXXX的《商业汇票承兑协议》项下截止2017年7月17日止的逾期利息900，738.09元；三、驳回嘉兴沪信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3，756.80元，由聚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吴建奎应否对系争票据款及逾期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即吴建奎本人是否就系争债务向大连银行上海分行作出了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的明确意思表示。本案经司法鉴定，落款时间为2014年3月27日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中“吴建奎”签字非本人书写，吴建奎本人并没有基于《最高额保证合同》向债权人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嘉兴沪信主张《金融服务合作协议从属协议》《综合授信协议》中关于保证的约定明确了聚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吴建奎应当知晓其需提供保证担保。根据在案证据，大连银行上海分行承兑了由聚源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杜超盖章的银行承兑汇票，可以认定截至2015年1月28日，大连银行上海分行已知晓聚源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的事项。在此期间内，大连银行上海分行与吴建奎之间未签署合法有效的保证合同，《个人信用查询授权书》《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法人代表承诺书》亦不能直接推出吴建奎个人向大连银行上海分行就涉案借款提供连带保证责任的意思表示。故嘉兴沪信公司主张吴建奎就系争票据款及逾期利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因吴建奎未与大连银行上海分行就提供连带保证责任达成合意，故不存在嘉兴沪信主张未撤回、继续承担担保责任等意思表示的情形，嘉兴沪信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嘉兴沪信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3，756.80元，由嘉兴沪信一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沈竹莺审 判 员 张文婷审 判 员 童 蕾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瞿 峥书 记 员 孙 翔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