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3民终244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京生，男，1976年8月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北京市西城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商瑞芳，女，1964年9月2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娟娟，北京知果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当事人（原审被告）：崔君，男，1979年6月2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河北省保定市，身份证号×××。委托诉讼代理人：柴旭，泰和泰（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京生因与被上诉人商瑞芳，原审当事人崔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5民初224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上诉人刘京生，被上诉人商瑞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娟娟，原审当事人崔君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柴旭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京生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驳回商瑞芳对刘京生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商瑞芳承担。事实与理由：一、《还款承诺书》的真实意思并不是刘京生债的加入，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依据刘京生、崔君2018年7月25日出具的《还款承诺书》认定刘京生是债的加入，但综合分析《还款承诺书》中的相关表述以及2017年11月30日刘艳梅出具的《还款计划书》可知，刘京生在该承诺书上签字的真实意思并不是刘京生债的加入，而是向被上诉人商瑞芳、案外人程建英承诺协助崔君向刘艳梅追讨欠款。1.《还款承诺书》的前四项是对还款金额的约定，但没有写明明确的还款义务人；不能因为该承诺书的落款有刘京生的签字就认为还款义务人包括刘京生，毕竟该笔借款与刘京生本没有法律关系，认定刘京生债的加入需要更明确的意思表示。2.《还款承诺书》的第五项内容为“如上述方案到期不能实现，刘京生和崔君将直接起诉刘艳梅，查封刘艳梅家庭财产，拍卖变现，执行回款用于偿还程建英和商瑞芳”，从这一条分析可知，所谓的“上述方案”也就是前面的第一至四条，实际上指的是刘艳梅对崔君的还款计划。该承诺书的实际意思是：如果刘艳梅按照第一至四条的计划向崔君还钱，崔君作为商瑞芳、程建英的债务人，应当及时将这笔钱还给商、程二人；如果刘艳梅没有按照该计划还钱，崔君将起诉刘艳梅，执行回款用于偿还商、程，刘京生承诺协助崔君收回他的债权。3.2017年11月30日刘艳梅出具的《还款计划书》也可以证明上述《还款承诺书》不是刘京生债的加入。《还款计划书》中的债权实际上是崔君对刘艳梅的债权，只是由刘京生向刘艳梅代收。从《还款计划书》可知看出，各方约定的清偿崔君对商瑞芳、程建英债务的路径是要求刘艳梅把欠崔君的钱还给崔君或刘京生，再由崔君或刘京生把这笔钱还给商瑞芳、程建英。这其实也是《还款承诺书》中的偿债思路。因此，商瑞芳、程建英、刘京生、崔君各方当时对如何清偿崔君债务的商议始终是围绕着如何向刘艳梅追讨欠款来进行的，刘京生对此事的参与、承诺也仅仅是想方设法帮助崔君把他的债权从刘艳梅那里追回来然后还给程建英、商瑞芳，并不是债的加入。综上，根据本案发生的前因后果以及《还款计划书》《还款承诺书》相关表述，上诉人刘京生并没有债的加入的真实意思，因此也不应发生债的加入的法律后果。一审判决刘京生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是完全错误的。二、微信记录和转款行为不能证明刘京生有债的加入的真实意思。一审判决把刘京生的微信记录和向商瑞芳的转款行为作为刘京生债的加入的事实依据。但上述两个事实并不能证明刘京生是债的加入，反而证明了刘京生是承诺协助崔君向刘艳梅索要欠款。1.在签署《还款承诺书》前，刘京生在微信里向商瑞芳表示“我会继续努力的，直到把大家的钱全收回来”。这并不是在承诺债的加入，承诺以自己的财产和崔君一起向商瑞芳偿还债务。恰恰真实意思是帮助崔君向刘艳梅索要欠款，这才谈得上“继续努力”，谈得上“把大家的钱全收回来”。2.刘京生2017年12月1日转给商瑞芳3157.89元，2018年1月23日转给商瑞芳6315.78元，这并不能证明刘京生是债的加入，承诺以自己的财产和崔君一起还债，反而证明了刘京生的承诺是就是协助崔君向刘艳梅索要借款。因为这两笔钱都是刘艳梅转给刘京生等待期的补偿金。三、2018年7月25日的录音证据证明当时刘京生被威胁、胁迫、殴打，当日的录音处于特殊情景下，刘京生的相关表述、措辞不具有证明力和法律效力。一审判决认为“2018年7月25日录音中，也未显示有原告威胁或胁迫刘京生的措辞，其事情发生在公众场所”，一审判决另引用该录音中刘京生的相关言词证明刘京生的有债的加入的真实意思。但是，一审合议庭并未全面、细致审核该证据以及刘京生对该证据提交的质证意见、录音文字资料，致使未能全面掌握该证据，得出了错误的结论。1.当日录音是在特殊情形下的言词，不能反映当时刘京生的真实意思。2018年7月25日，当天刘艳梅也在场，刘京生所谓“您是我的债权人”“她给不了我，我自己担”的表态实际上是故意说给刘艳梅听的，以达到给刘艳梅施加压力，迫使她还钱的目的。因此，这些并不是刘京生的真实意思，也不是刘京生与商瑞芳、程建英的真实约定。2.该录音清晰的显示当时程建英多次威胁、辱骂、殴打。3.该录音清晰的显示程建英、商瑞芳、崔君有侵吞刘京生抵押权的企图。四、刘京生在一审中提交的刘京生与商瑞芳的通话录音足以证明刘京生出具“还款承诺书”并不具有债的承担的真实意思。一审中，刘京生向法庭提交了2018年11月5日刘京生与商瑞芳的通话录音，该证据足以证明刘京生参与此事是帮助崔君向刘艳梅讨债，并不是承诺自己偿还债务。但是，一审判决对该证据的内容未予展示，其证明目的也未予评判。综上所述，本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刘京生不应承担连带清偿的责任。请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对本案予以改判。商瑞芳称，认可一审判决，不同意刘京生的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崔君称，不同意刘京生的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商瑞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刘京生、崔君向商瑞芳偿还借款本金397.9万元及利息（以400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7月14日至2016年2月13日，按照年息24%计算；以397.9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2月14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年息24%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10月14日，商瑞芳作为乙方（贷款人）与崔君作为甲方（借款人）签署《借款合同》，约定甲方向乙方借款500万元，期限为2011年10月14日至2011年11月13日，月息2%。当日，商瑞芳将500万元转至崔君账户。2011年11月11日，商瑞芳作为乙方（贷款人）与崔君作为甲方（借款人）签署《借款合同》，约定甲方向乙方借款400万元，期限为2011年11月14日至2012年1月13日，月息2%。商瑞芳称该笔款项系上述500万元偿还100万元后剩余部分。2016年4月8日，商瑞芳作为出借人（乙方）与崔君作为借款人（甲方）签署《借款合同》，约定甲方向乙方借款400万元，用于出借给刘艳梅个人使用，刘艳梅承诺在2016年7月30日前还清所欠甲方借款；刘艳梅所还款项用于偿还甲方所欠乙方的借款。如刘艳梅到期未能如约还款，甲方将处置刘艳梅所抵押的位于北京市东城区东花市南里东区某房产，处置所得款项用于偿还甲方欠乙方的借款。甲乙双方商定，利息不计，甲方应积极偿还所欠乙方款项。补充，甲方已于2016年2月底前偿还乙方2.1万余元的本金，欠款金额相应减少，具体数额以银行转账记录为准。商瑞芳提交《还款计划书》，载明刘艳梅截止2017年10月31日欠刘京生本息合计1300万元；并列明了还款计划；载明2018年3月还款的金额总计为1900万元（包含2017年10月31日前的1300万元，2017年11月至2018年2月四个月，每月150万元的利息及赔偿金600万元）；上述款项刘艳梅按时按额归还刘京生，刘京生收到款项时，立即归还实际出资人（程建英、商瑞芳）的欠款。2018年7月25日，刘京生、崔君作为承诺人出具《还款承诺书》，内容如下：“1.2018年9月7日，还款金额700万元；2.2018年9月14日还款金额700万元；3.2018年9月21日还款金额600万元；4.三次还款总计2000万元，其中给程建英人民币1579万元整（其中本金1500万元）、商瑞芳421万元整（其中本金400万元）；5.如上述方案到期不能兑现，刘京生和崔君将直接起诉刘艳梅，查封刘艳梅家庭资产，拍卖变现，执行回款用于偿还程建英和商瑞芳。承诺书：刘京生、崔君；2018年7月25日”。商瑞芳提交与刘京生的微信聊天记录；其中2017年12月1日，刘京生称：“6226190****92042民生银行孙赫，3157.89元；商姐，已案崔君提供的信息把款汇过去了，您查收一下；是的，但总算成功迈出了第一步，希望后面顺利按计划一一实现，谢谢您的理解和宽容，我会努力”；2017年12月30日，刘京生：“商姐，3157.89元刚才已汇到孙赫民生银行的账户了，您查收一下吧；我应该谢您，都不好意思跟您说，我会继续努力的，直到把大家的钱全收回来”；2018年1月30日，刘京生：“商姐，款已经汇完了，您查收一下吧，孙赫的账户”，商瑞芳：“好的”；2018年2月13日，刘京生：“商姐，给您汇过去了，6315.78,3月份一有准信及时通知您”；2018年4月8日，商瑞芳：“我今天回京，你和京生能否快点，准备给我母亲下葬用”，刘京生：“商姐，上午联系了，财政的人11号到唐山，周四周五在唐山的两个部门就项目的事有个协调会，周末老苏媳妇和他们回石家庄，下周一二最后一个汇报会，周三回唐山，开始办理支票的手续”；商瑞芳：“刘京生，崔君我不知道我应该说什么，我愤怒”，刘京生：“商姐，对不起，不给您打电话真的是怕给你添堵，但我会努力尽快把款拿回来的，这是我必须做的”。商瑞芳认可刘京生2017年12月1日、2018年1月23日偿还了3157.89元、6315.78元，上述款项均为利息；刘京生称不知道是利息还是本金，是刘艳梅给刘京生的等待期的补偿金。案外人刘艳梅将名下房屋抵押给了刘京生，金额为2300万元。刘京生称，其本人出借给刘艳梅1700多万元，该抵押与崔君的债权无关。商瑞芳提交2017年11月30日录音，载明刘京生称：我拿了钱就还两位大姐就ok了；刘京生：对，这上面写的很清楚啊，你就是打给我，我这钱还给人家的，咱们就是在这上面签好字，这个还款协议本身他就是我的，是你给我出的，人家两位大姐就知道这个钱你还给我，我还给两位大姐就这么一个证明。商瑞芳提交2018年7月25日录音，载明刘京生称：您听我说完行吗，第一您二位今天非常生气，因为这件事情又是弟弟没有做好，因为这钱该我还给你们，是我没有还给您；今天我带刘艳梅来，人家把这个事介绍清楚了，是什么原因这个点还不上我钱，所以才导致我还不了大家钱，是这个道理吗？今天造成这种局面是我刘京生造成的，是她间接造成的，因为我直接对您二位，没问题吧？因为他没有还我钱导致我不能还您二位钱，是这么个逻辑思维吧？我现在跟您这么说，您是我的债权人，对吧？这个钱我承诺还给您的，是我该还给您，她给不了我，我自己担，这个有问题吗？她忽悠我，她到时候不给我，我也得给你们，并不是说他不给我，我就不给你们了，是这个关系吗？这个有错吗？商瑞芳提交《还款计划》，载明刘艳梅自2011年10月向崔君多次借款，截止至2016年4月30日，共计欠款770万元；刘艳梅承诺2016年2月17日前以刘京生为抵押权人，以刘艳梅为抵押人办理东城区东花市南里东区某房屋的抵押登记手续；2016年4月20日前，还款资金可到位，2016年4月30日前归还上述全部欠款。刘京生在抵押权人处签字，刘艳梅在债务人处签字；落款日期是2016年1月20日。商瑞芳提交《还款及抵押解除合同》，载明借款人刘艳梅在2016年4月30日前分次或者一次性归还全部欠款，款项直接汇入抵押权人刘京生或者其指定个人的卡内，直至抵押权人确认全部款项收妥后，为借款人办理抵押登记注销手续。刘艳梅在借款人处签字，刘京生在抵押权人处签字；落款日期为2016年1月20日。刘京生提交2018年11月15日电话录音，证明刘京生负责帮助崔君向刘艳梅讨要债务，用以偿还商瑞芳，并不是刘京生与崔君一起承担债务。商瑞芳认可录音的真实性，但是认为是刘京生在得知商瑞芳起诉其以后，为不承担责任，故意说是帮助追债；实际上是刘京生、崔君一同向商瑞芳借款，将借到的款项再出借给刘艳梅。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应当对自己主张的事实提供证据；不能提供证据证明自己主张事实的，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本案中，商瑞芳与崔君签署的三份《借款合同》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各方应据此履行。根据商瑞芳提交的银行回单、崔君自认等证据，可以认定商瑞芳以及履行了出借义务，商瑞芳与崔君之间形成借贷关系，借贷金额为400万元；现还款期限届满，商瑞芳有权要求崔君还款。关于还款金额及时间，崔君并未举证，以商瑞芳认可为准；经核算，剩余本金397.9万元，2015年7月14日前利息已经结清，2015年7月14日之后偿还利息9473.67元（商瑞芳认可的刘京生偿还的两笔）。关于利息，前两份《借款合同》有明确规定，商瑞芳主张按照年息24%计算，有合同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刘京生是否应当承担还款义务。刘京生、崔君于2018年7月25日共同向商瑞芳出具了《还款承诺书》，刘京生、崔君共同在上述《还款承诺书》上签字确认；刘京生称其系被胁迫签署的，其并未提交证据；根据商瑞芳提交的微信，在签署《还款承诺书》前，刘京生在微信向商瑞芳表示“我会继续努力的，直到把大家的钱全收回来”，并且有向商瑞芳转款的行为；2018年7月25日录音中，也未显示有商瑞芳威胁或胁迫刘京生的措辞，且事情发生在公共场所；刘京生称《还款承诺书》中并无其明确表示偿还商瑞芳债务的意思表示，但是在签署《还款承诺书》前，刘京生在2018年7月25日录音中明确表示“我现在跟您这么说，您是我的债权人，对吧？这个钱我承诺还给您的，是我该还给您，她给不了我，我自己担，这个有问题吗？她忽悠我，她到时候不给我，我也得给你们，并不是说他不给我，我就不给你们了，是这个关系吗？这个有错吗”，上述内容已经明确反映出了刘京生有向商瑞芳偿还债务的意思表示；2017年11月30日，《还款计划书》中也表明，刘艳梅将款项直接还给刘京生，由刘京生立即归还给商瑞芳；上述录音、《还款承诺书》《还款计划书》相互印证，说明刘京生承诺向商瑞芳偿还款项，意思表示清楚。现期限届满，刘京生应当承担还款义务。关于刘京生承担还款义务的范围。商瑞芳与崔君签署的《借款合同》中并没有刘京生的签字，且商瑞芳并无其他证据证明系刘京生、崔君共同向商瑞芳借款，故商瑞芳以刘京生、崔君为共同借款人为由要求刘京生还款不妥；根据刘京生签署的《还款承诺书》，一审法院认定刘京生属于债的加入；商瑞芳无证据证明刘京生知晓商瑞芳与崔君之间的利息约定，并且同意按照年息24%承担利息，故刘京生承担还款义务的范围仅限于《还款承诺书》中载明的金额，即421万元（其中本金400万元，利息21万元；考虑到此时确定的本金数额为397.9万元，故刘京生应当承担的本金为397.9万元，利息21万元）。刘京生承担还款责任后，如与崔君有纠纷，可以另案解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崔君于一审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商瑞芳偿还借款本金三百九十七万九千元及利息（其中二〇一六年二月十三日前，总计五十五万零五百二十六元三角三分；以三百九十七万九千元为基数，自二〇一六年二月十四日起至实际还清之日止，按照年息百分之二十四计算）；二、刘京生于一审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与崔君连带向商瑞芳偿还上述第一项确定的债务中的本金三百九十七万九千元及利息二十一万元；三、驳回商瑞芳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一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二审中，双方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经审查，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刘京生是否与崔君连带承担向商瑞芳的还款义务。刘京生主张其仅向商瑞芳承诺协助崔君向案外人刘艳梅追讨欠款，而并非是债的加入，且其所签订的《还款承诺书》是在受到胁迫的情形下签署的，其不应该承担还款责任。首先，关于刘京生主张自己被胁迫，对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刘京生与崔君于2018年7月25日共同签署《还款承诺书》，上载明“如上述方案到期不能兑现，刘京生和崔君将直接起诉刘艳梅，查封刘艳梅家庭资产，拍卖变现，执行回款用于偿还程建英和商瑞芳。承诺书：刘京生、崔君”，刘京生称其是在被胁迫签署的，并认为提交的电话录音可以证明刘京生遭受胁迫和殴打。本院认为，胁迫是指以不法加害威胁他人，使之产生恐惧心理，并基于该恐惧心理而为意思表示的行为。本案中，刘京生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胁迫事实存在的情形，亦不足以证明刘京生系由于胁迫的原因而做出了不真实的意思表示，故对于刘京生的这一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其次，刘京生主张自己并非还款义务人，案涉借款与其无关，其仅协助商瑞芳追讨欠款。对此本院认为，刘京生作为成年人，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应当对自己的行为及后果有辨识力。《还款承诺书》上的签字为刘京生本人所签，且刘京生多次在微信中向商瑞芳承诺“我会继续努力的，直到把大家的钱全收回来”“但我会努力尽快把款拿回来的。这是我必须做到的”，在2018年7月25日录音中也明确表示“我现在跟您这么说，您是我的债权人，对吧？这个钱我承诺还给您的，是我该还给您，她给不了我，我自己担，这个有问题吗？她忽悠我，她到时候不给我，我也得给你们……”，上述内容可说明刘京生确有向商瑞芳偿还债务的意思表示，故对刘京生的该项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定刘京生应当与崔君在本金三百九十七万九千元及利息二十一万元的范围内向商瑞芳承担连偿还责任的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刘京生承担还款责任后，如与崔君有纠纷，亦可以另案解决。综上，刘京生的上诉请求及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8632元，由刘京生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 淼审 判 员  刘 茵审 判 员  田 璐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王亚楠书 记 员  刘 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