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苏0581行初101号 原告张香义，女，1972年9月11日生，汉族，住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 委托代理人蔡仁清，太仓市璜泾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太仓市民政局，住所地江苏省太仓市县府东街**。 法定代表人黄海，局长。 委托代理人张璟，江苏孙剑良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顾雯，江苏孙剑良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第三人孙洪兴，男，1970年2月5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太仓市。 原告张香义不服太仓市璜泾镇人民政府2005年2月28日颁发苏太仓结字04×××73号《结婚证》的婚姻登记行为，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20年9月8日立案后，法定期限内向太仓市民政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孙洪兴与案件处理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并向其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参加诉讼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2月2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张香义的委托代理人蔡仁清，被告太仓市民政局的出庭负责人董志军、委托代理人张璟，第三人孙洪兴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05年2月28日，太仓市璜泾镇人民政府作出了颁发苏太仓结字04×××73号《结婚证》的婚姻登记行为，将“张香义”（居民身份证号码）、“孙洪兴”（居民身份证号码）登记为夫妻。 原告张香义诉称，原告与汪某是亲戚关系。2005年2月原告到汪某处，汪某表示因其要到厂里办理事务没有身份证，便向原告借身份证。原告便将自己的身份证交给了汪某。后较长一段时间内，汪某未将身份证还给原告。现原告发现汪某在2005年2月28日用原告的身份证与汪某的丈夫孙洪兴在太仓市民政局办理了婚姻登记手续，领取了结婚证，导致原告至今无法登记结婚，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婚姻登记机关在办理结婚登记手续过程中，疏忽大意导致原告现在无法登记结婚。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依法提起诉讼。原告诉讼请求为：1、依法撤销苏太仓结字04×××73号结婚证。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告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1、苏太仓结字04×××73号结婚证，证明本案被诉婚姻登记行为的情况。2、汪某的证人证言，其称其与第三人孙洪兴是夫妻关系，其在十几年前到太仓打工经人介绍认识的孙洪兴，后来其怀孕了，但因其自小没有户口，就没有办身份证，没有办法办理准生证，后就以需要借身份证报名找工作为由向原告借到了身份证和户口本，在2005年2月28日其就和孙洪兴至太仓市璜泾镇人民政府领取了结婚证，相关的女方的签名和手印都是其的，张香义跟丈夫并未领取结婚证，但因张香义户口本显示她有配偶，其便在申请结婚登记说明书上的婚姻状况写成“离婚”以便于领证，本案结婚证的女方照片是其本人照片。 被告太仓市民政局辩称，一、原告起诉主体错误，答辩人并非本案适格被告。答辩人查询原告婚姻登记档案发现，原告结婚证发证时间是2005年2月28日，发证机关是太仓市璜泾镇人民政府，并非是答辩人。办理结婚登记的具体行政行为是由太仓市璜泾镇人民政府作出，因此，原告起诉的主体应是太仓市璜泾镇人民政府，而非答辩人。二、婚姻登记机关为原告和孙洪兴办理婚姻登记行为，符合法律规定。答辩人根据我国《婚姻法》和《婚姻登记条例》的相关规定，对原告、孙洪兴提供的相应证件和证明材料进行了审查并询问了相关情况，认定他们符合结婚条件，并为他们办理婚姻登记的行为符合法律法规规定，也符合法定程序。三、原告应对其随意出借身份证件导致的后果承担责任。原告主张其非本人与孙洪兴办理结婚登记，而是身份证件被他人冒用的情况根据目前答辩人掌握的证据材料和了解的信息，无法完全确认其真实性，恳请法院对该事实进行查明。如确系原告被他人冒用身份进行了婚姻登记，答辩人认为造成该后果的主要原因在于原告轻易将身份证件出借，导致错误登记行为的主要责任由原告承担。综上所述，请法院在依法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判决。 被告太仓市民政局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1、婚姻登记审查处理表，证明张香义与孙洪兴于2005年在太仓市璜泾镇人民政府登记结婚的事实。2、申请结婚登记说明书2份，证明原告在婚姻登记机关出具声明，表示均无配偶，符合结婚条件。3、身份证、户口本，证明婚姻登记机关已经履行要求结婚登记人员出具相应的证件材料，登记行为合法。 第三人孙洪兴述称，同意撤销其和张香义的结婚证。 第三人孙洪兴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本院依职权调取了太仓市民政局太政民[2017]23号《关于做好全市集中办理婚姻登记工作的通知》，证明太仓市从2007年4月1日起实行全市集中婚姻登记，各镇（区）不再办理婚姻登记手续，同时撤销各镇（区）婚姻登记处。 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所举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婚姻登记机关只能形式上审查材料的真实性，登记时无法判断张香义与汪某是否为同一人，如果汪某冒用张香义的名义骗取婚姻登记机关的登记行为，主要责任应该由张香义和汪某承担。第三人对原告所举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据上所附合照的女方为汪某、男方为第三人本人。 原告对被告所举证据的质证意见：证据1领证签名上面的“张香义”不是原告签的，手印也不是原告按的。证据2上面“张香义”的签字和手印也不是原告的。证据3中孙洪兴的身份证及户口本没有异议，张香义的身份证件及户口本也是她本人的，也没有异议。第三人对被告所举证据的质证意见：证据1的婚姻登记审查处理表，男方的身份情况以及签名、按的手印是其本人，女方的身份情况以及签名、按的手印是汪某的，上面的照片男方是其本人，女方是汪某。证据2中男方的申请结婚登记说明书上面的签名、按的手印是其本人的，女方签名和手印是汪某的。证据3中男方的身份证和户口本是其本人的，女方的身份证和户口本不是汪某本人的，当时是汪某拿着原告张香义的身份证去登记结婚的。原告、被告以及第三人对本院调取的证据均无异议。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上述证据均真实、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能够证明本案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2005年2月28日，汪某持原告张香义的身份证及常住人口登记卡与第三人孙洪兴到太仓市璜泾镇人民政府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双方在填写《结婚登记审查处理表》、《申请结婚登记声明书》时，以汪某持有的原告张香义相关身份证件填写了原告张香义的个人身份信息，以第三人孙洪兴持有的自身身份证件填写了孙洪兴的个人身份信息。后汪某在《结婚登记审查处理表》、《申请结婚登记声明书》签署了原告张香义的姓名并按了自己的手印，第三人孙洪兴也相应进行了签名和捺印，孙洪兴与汪某还合拍了结婚照。经审查，太仓市璜泾镇人民政府向孙洪兴、汪某颁发了“张香义、孙洪兴”的苏太仓结字04×××73号《结婚证》。 另查明，从2007年4月1日起，太仓市婚姻登记统一由被告集中办理，各镇（区）不再办理婚姻登记手续。 审理过程中，原告称：其与丈夫一直未领结婚证。其在2005年曾将其身份证出借给汪某用于去厂里找工作。后原告2019年9月购买商品房时到银行办理房屋贷款，银行要求夫妻双方提供结婚证。因未领结婚证，夫妻两人到当地民政局办理婚姻登记，结果发现其身份证已被他人冒名登记结婚。之后，其找汪某询问，汪某承认是她冒用其身份证登记结婚。后其向太仓民政部门反映，民政部门一直无法解决，故提起了本案行政诉讼。 本院认为，根据《婚姻登记条例》第二条的规定，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或者乡(镇)人民政府是法定的婚姻登记机关,具有办理婚姻登记的法定职权。从2007年4月1日起，太仓市婚姻登记统一由被告集中办理，各镇（区）不再办理婚姻登记手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六款的规定，行政机关被撤销或者职权变更的，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是被告。故被告抗辩其并非本案适格被告，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原告以太仓市民政局为被告提起诉讼，符合法律规定。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1、原告的起诉是否符合起诉条件；2、案涉结婚登记行为是否属于无效行政行为。 关于原告的起诉是否符合起诉条件。本案中，原告的诉讼请求为撤销婚姻登记，因被诉结婚登记行为作出于2005年，原告在15年之后提起诉讼，形式上确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不符合起诉条件。但本案的特殊性在于，案涉结婚登记行为具有人身效力指向，且影响效力始终处于存续状态。在确有证据证明原告在不知情情况下被冒名登记结婚，导致其婚姻自主权、名誉权受到侵犯的前提下，如果人民法院仅以形式上超过起诉期限为由拒绝对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就难以体现司法对公民基本权利进行保护和对违法行政行为进行监督的立法宗旨。因而，对持续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行为，确有可能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特别是该行政行为有可能是无效行政行为的情形下，人民法院应当为当事人提供必要的救济机会。我国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规定了行政行为无效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以下简称《行诉解释》）第一百六十二条还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2015年5月1日之前作出的行政行为提起无效确认之诉，人民法院不予立案。”无效行政行为属当然无效、自始无效，一般认为不受起诉期限的限制，但基于审判资源和当事人诉讼成本等考虑，现阶段人民法院还难以概无例外受理无效确认之诉。因而，《行诉解释》规定了对2015年5月1日以前作出的行政行为提起无效确认之诉的，原则上不予立案。但是，并不是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及《行诉解释》作出了规定，才存在无效行政行为；相反，正是由于行政行为无效对法律秩序以及对行政相对人、相关人的合法权益侵害更为严重，法律才加以严格规制。这也意味着，为了防止公民人身权等基本权利因无效行政行为的“存续”而持续受到侵害，应当正确理解和适用《行诉解释》的上述规定。当事人起诉撤销行政行为，而行政行为可能存在无效情形的，人民法院不宜仅以行政行为作出于2015年5月1日之前而不予立案。因此，本案原告请求撤销案涉结婚登记行为，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行政行为可能存在无效情形的，仍应继续审理，而不能机械适用上述规定不予立案或者驳回起诉。 关于案涉结婚登记行为是否属于无效行政行为。婚姻登记是由婚姻登记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婚姻登记条例》等规定，实施的对婚姻关系予以确认和记载的行为，旨在为婚姻关系提供公共信用。夫妻双方形成婚姻法律关系及形成民法上其他与之密切相关的人身权、财产权法律后果，均以法律上登记结婚之日为起算时点。在具体登记程序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八条规定：“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符合本法规定的，予以登记，发给结婚证。取得结婚证，即确立夫妻关系。未办理结婚登记的，应当补办登记。”《婚姻登记条例》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内地居民结婚，男女双方应当共同到一方当事人常住户口所在地的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结婚登记。”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办理结婚登记的内地居民应当出具下列证件和证明材料：(一)本人的户口簿、身份证；(二)本人无配偶以及与对方当事人没有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的签字声明。”第七条规定：“婚姻登记机关应当对结婚登记当事人出具的证件、证明材料进行审查并询问相关情况。对当事人符合结婚条件的，应当当场予以登记，发给结婚证；对当事人不符合结婚条件不予登记的，应当向当事人说明理由。”上述规定，既体现国家尊重和保障当事人缔结婚姻的意思自主，同时也表明结婚登记机关确认婚姻关系的形成和对外发生法律效力，仍需经过必要的行政程序，尽到审慎审查的义务，不仅要审查结婚登记申请人提交的材料是否齐全，对相关材料的真实性同样负有审查义务。本案中，太仓市璜泾镇人民政府在审查第三人孙洪兴与案外人汪某结婚登记时，未能发现汪某冒用他人身份进行申请婚姻登记的事实，没有尽到审查义务，导致案涉婚姻登记错误。此种情况下，案涉婚姻登记的内容客观上不可能予以实现，并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婚姻自由权和名誉权。《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将“重大且明显违法”作为认定行政行为无效的标准，《行诉解释》第九十九条进一步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规定的“重大且明显违法”：（一）行政行为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二）减损权利或者增加义务的行政行为没有法律规范依据；（三）行政行为的内容客观上不可能实施；（四）其他重大且明显违法的情形。”由于案涉结婚登记行为在内容和效果上符合“重大且明显违法”标准，依法应认定为无效行政行为。根据《行诉解释》第九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请求撤销行政行为，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行政行为无效的，应当作出确认无效的判决。本案虽然原告起诉撤销该行政行为，但因案涉婚姻登记行为依法属于无效行政行为情形，故依法应当作出确认无效的判决。另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第十六条第（二）项的规定，出租、出借、转让居民身份证的，由公安机关给予警告，并处二百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本案原告违法将居民身份证出借给他人使用导致其身份被冒名登记结婚，引发了本案纠纷的发生，其自身对本案的发生也存在相应过错，望原告在今后的生活、工作中能引以为戒，合法使用居民身份证等身份证件材料。 综上，案涉结婚登记行为存在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依法应当受理并确认无效。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七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确认太仓市璜泾镇人民政府2005年2月28日颁发苏太仓结字04×××73号《结婚证》的婚姻登记行为无效。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太仓市民政局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按照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规定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 审 判 长  苏志鑫 人民陪审员  陈祁梅 人民陪审员  钱 蓉 二〇二一年三月四日 书 记 员  潘静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