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川03民终4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鑫宇环境资源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富顺县富世镇晨光科技园区内。 法定代表人：胡明忠，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刁凤名，四川贡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加霖，四川贡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邹登鹏，男，1974年5月2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詹育，四川双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明贵，男，1966年11月3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荣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谭贤滨，四川富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富顺县鑫宇磷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富顺县富世镇晨光科技园区内。 法定代表人：杨明贵，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谭贤滨，四川富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四川鑫宇环境资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宇环境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邹登鹏、杨明贵、富顺县鑫宇磷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宇磷业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荣县人民法院（2020）川0321民初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2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鑫宇环境公司法定代表人胡明忠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刁凤名、罗加霖，被上诉人邹登鹏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詹育，被上诉人杨明贵、鑫宇磷业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谭贤滨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鑫宇环境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鑫宇环境公司不承担本案保证责任；2.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邹登鹏、杨明贵、鑫宇磷业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错误认定邹登鹏与杨明贵的借款关系有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间借贷的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一审法院一是要审查出借人的资金来源;二是从宽认定“高利”转贷行为的标准；三是对“借款人事先知道或应当知道的”要件应从宽认定。一审法院未审查邹登鹏出借资金的来源，邹登鹏出借的大额资金来源于银行贷款和个人借款，故邹登鹏存在“高利”转贷的行为。杨明贵知道邹登鹏的出借资金并非自有资金，邹登鹏属于职业放贷人，邹登鹏有多起与金融机构和个人的借款诉讼，且借款金额巨大。邹登鹏无合法的放贷资格，长期对多人多次放贷，就本案所涉借款就是连续出借给周永才和杨明贵的。2.一审判决认定鑫宇环境公司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的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鑫宇环境公司在本案一审诉讼中才知道2015年10月18日《对账确认书》的存在，杨明贵提供的《情况说明》证明在鑫宇环境公司《对账确认书》所盖公章为盗盖，该担保不是鑫宇环境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属无效。该《对账确认书》存在大量不合情理、不合法的问题，一是《对账确认书》没有上诉人法定代表人的签字；二是邹登鹏未对鑫宇环境公司是否有担保资格和能力进行审查；三是《对账确认书》的落款时间为2015年10月18日，却确认了2015年11月11日之前的款项，时间上存在矛盾；四是《对账确认书》约定因出借人的原因将鑫宇环境公司提供的担保对外泄密，则自然解除鑫宇环境公司担保的保密条款，其目的是为了隐瞒鑫宇环境公司。一审判决认定杨明贵、杨晓军是鑫宇环境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错误，根据工商变更登记2015年8月25日鑫宇环境公司的股东分别为胡明忠、吴国友，胡明忠为法定代表人。一审判决认定鑫宇环境公司使用前述借款错误，鑫宇环境公司于2015年1月15日在工商管理机关登记成立，本案所涉借款发生时鑫宇环境公司尚未成立。3.《对账确认书》无效，鑫宇环境公司并无过错，邹登鹏应当承担该担保无效的不利后果。4.一审法院程序违法，损害鑫宇环境公司的合法权益。本案一审中，在一审法院的主持下，邹登鹏、杨明贵、鑫宇磷业公司参加了2020年6月16日《确认笔录》，未通知上诉人参加该庭审活动，一审法院剥夺了鑫宇环境公司的诉讼权利，属于程序违法。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 邹登鹏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诉讼程序合法，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鑫宇环境公司主张邹登鹏系职业放贷人以及金融借款高利转贷，纯属主观臆测，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2.在一审中，因邹登鹏与杨明贵双方对部分金额存在争议，为了达成本案的调解，邹登鹏作出了一定的让步，并调减了诉讼标的，并非隐瞒事实。邹登鹏已举证证明其出借给杨明贵的借款是真实并有效的。3.鑫宇环境公司在《对账确认书》上加盖了公章，鑫宇环境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胡明忠主张其对担保不知情，显然不是事实，鑫宇环境公司的担保是合法有效的，应承担担保责任。鑫宇环境公司与鑫宇磷业公司之间存在长期的资金拆借以及相互担保，鑫宇环境公司也曾经代杨明贵偿还过邹登鹏的借款。 杨明贵和鑫宇磷业公司答辩称：1.鑫宇环境公司的上诉理由成立，不应承担担保责任。2.2015年10月18日的《对账确认书》应为无效，鑫宇环境公司的担保行为无效。3.杨明贵在一审中对本案确认的借款本金为560万元是不真实的，其后在2020年9月13日的情况说明中否认了该对账笔录。4.2015年10月18日的《对账确认书》中杨明贵与邹登鹏双方确认杨明贵欠邹登鹏的债务中有一笔170万元，是通过债权转让给李刚，因此该170万元应在本案借款本金中予以扣除，但一审法院并未进行扣除。5.杨明贵偿还邹登鹏的利息多余部分也没有扣除，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 邹登鹏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杨明贵、鑫宇磷业公司、鑫宇环境公司连带偿还借款本金560万元，并给付自2020年1月8日起至借款本金付清时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杨明贵、鑫宇磷业公司、鑫宇环境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鑫宇磷业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12年8月22日。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股东为杨明贵（认缴出资为4750万元）、杨晓军（杨明贵之子，认缴出资为250万元）。鑫宇环境公司成立于2015年1月15日。注册资本为10000万元，2015年6月16日前的投资人、股东为杨晓军（认缴出资500万元）、杨明贵（认缴资9500万元），后公司股东变更为杨晓霞（认缴出资4870万元）、胡明忠（认缴出资5130万元）。审理中，胡明忠确认约2015年9月鑫宇环境公司股权由杨明贵无偿转换为胡明忠等人，杨明贵主张胡明忠、杨晓霞系代持鑫宇环境公司的股权的名义股东，实际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仍为杨明贵、杨晓军，鑫宇环境公司、胡明忠（鑫宇环境公司法定代表人）未予否认。 2015年2月12日，杨明贵以“对账人”、鑫宇磷业公司以“担保人”在《对账确认书》《对账清单》上签名、捺手印、盖章，并确认：截止2015年2月12日。借款人杨明贵共欠荣县金鹏建材有限责任公司、邹登鹏、尹梅借款本金12097500元（其中，邹登鹏于2013年9月15日转账给杨晓军的100万元，邹登鹏于2014年4月30日转账至邹帅的409500元、1588000元，邹登鹏于2014年11月7日转账给杨明贵指定的邹帅账户50万元）、利息2352500元，合计1445万元，即日起借款月利息调整为2.50%，按月支付利息，鑫宇磷业公司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2015年10月18日，杨明贵在《对账确认书》上的“借款确认人”处签名、捺手印，鑫宇磷业公司、鑫宇环境公司在该《对账确认书》上“担保人”处盖章，但无荣县金鹏建材有限责任公司、尹梅盖章、签名。该《对账确认书》确认：截止2015年11月11日，借款人杨明贵共欠荣县金鹏建材有限责任公司、邹登鹏、尹梅借款本息16978750元；按月利息1%计算利息，并按月支付（每月12日）利息，逾期罚息利率为月利率1.50%。计收复息；此借款本息由担保人鑫宇磷业公司、鑫宇环境公司承担无限连带担保责任；若因出借人原因，将鑫宇环境公司对本确认书提供担保对外泄密，则自然解除鑫宇环境公司的担保；还款期限为三年，还款期限届满日为2018年11月10日，三年到期后还清出借人全额本息，三年内出借人不得对担保人鑫宇环境公司提起担保的无限连带责任诉讼。邹登鹏在前述《对账确认书》主文后的空白处手书加注文字：如上述金额有误，双方可以重新核对并完善签字手续为最终结算依据，若最终数字有误过失方承担双倍赔偿责任。 2015年10月18日的《对账确认书》中，未约定保证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保证期间，约定债务履行期的届满日为2018年11月10日。2019年3月11日，邹登鹏、荣县金鹏建材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共同原告向富顺县人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纠纷诉讼，要求杨明贵、鑫宇磷业公司、鑫宇环境公司连带清偿案涉债务，即要求鑫宇磷业公司、鑫宇环境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富顺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11日立案受理，并于2019年4月3日作出（2019）川0322民初1014号民事裁定书，以邹登鹏、荣县金鹏建材有限责任公司主张的标的不属于必要共同诉讼，不应在一案中处理为由，裁定驳回邹登鹏、荣县金鹏建材有限责任公司的起诉。后邹登鹏又于2019年11月1日向富顺县人民法院提起案涉民间借贷纠纷诉讼，一审法院于2019年11月5日立案受理后进行了审理。 邹登鹏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有银行转款凭证的以下借款： 1.2012年10月31日，杨明贵在《借款合同》上签名、捺手印（未列出借人姓名及签名），约定杨明贵以生意经营流动资金为由借款50万元，并转入杨明贵的荣县农行卡号/账号6228......2011，借款期限为6个月，即自2012年10月31日至2013年4月30日，一次性归还，到期未归还借款按现行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利息。同日，邹登鹏以“借款”名义向杨明贵转款50万元； 2.2013年6月7日，杨明贵在《个人借款合同》上签名、捺手印（未列出借人姓名及签名），约定杨明贵以生意经营流动资金为由借款200万元，杨明贵指定中国农业银行荣县支行（西街）卡号/账号6228......3416、农行荣县支行金碧城分理处卡号/账号6228......2011收款，按月付息、结息日固定为每月的第7日，未按时还清借款本金和利息，自借款逾期之日起至本息全部清偿之日止，按对应逾期利率和本合同约定的结算方式计收利息和复利。同日，邹登鹏向杨明贵的卡号/账号6228......3416转款60万元、120万元及转账20万元，合计200万元； 3.2013年7月12日，邹登鹏向杨明贵的卡号/账号6228......3416转款30万元，尹梅（代邹登鹏）向杨明贵的卡号/账号6228......3416转款50万元，合计80万元； 4.杨明贵之子杨晓军、杨明贵之儿媳廖芳（杨晓军之妻，鑫宇磷业公司财务人员）在《借款协议》上签名、捺手印，杨明贵在该协议上的“担保人”处签名、捺手印（未列出借人姓名及签名），约定杨晓军、廖芳共同借款100万元，借款期限90天，即2013年9月15日至2013年12月14日。此借款划入杨明贵在荣县农村信用联社的卡号/账号6210......0178（转入）495729.17元、6210......1149（转入）504270.83元，逾期还款支付每日违约金1%，担保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2013年9月15日，邹登鹏的农村信用社卡号6210......7360分别支取495729.17元、504270.83元，邹登鹏在《取款-业务凭证》上备注：代杨明贵转支在西街信用社借款本息504270.83元，杨明贵的信用社卡号/账号6210......0178存入495729.17元、6210......1149存入504270.83元。两笔款项合计100万元。杨明贵、邹登鹏均确认此款系杨明贵借款； 5.2013年12月2日，杨明贵出具《借条》，约定杨明贵借到邹登鹏现金50万元，用于公司购买设备，借款六个月，利息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执行，邹登鹏将475000元转入杨明贵的农行卡号/账户6228......3416； 6.2013年12月4日，杨明贵出具《借条》，约定杨明贵借到邹登鹏现金80万元，用于公司购买设备，借款六个月，利息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执行，邹登鹏将76万元转入杨明贵的农行卡号/账户6228......3416。 上述借款1～６中，杨明贵签名的《借款合同》《个人借款合同》《借款协议》《借条》的借款数额合计为560万元。审理中，邹登鹏与杨明贵于2020年6月16日对账后确认（由一审法院制作）：杨明贵实欠邹登鹏借款本金560万元，并给付自2020年1月8日起至付清时止按同期全国银行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的利息；另，因涉案外人倪智仁的其他往来款，“2014年8月18日借款200万元”不计入案涉借贷处理；邹登鹏于2014年4月30日转款至邹帅账户合计为1997500元，系欠息转为借款本金的“利转本”；杨明贵已付利息未超过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的保护上限；邹登鹏自愿放弃2020年1月8日前的欠息。后鑫宇环境公司将《确认笔录》进行了复印并作为证据提交一审法院及发表质证意见。鑫宇环境公司仅以转款凭证数额与《借条》存在悬差为由主张“2013年12月2日的50万元”预扣了25000元、“2013年12月4日80万元”预扣了4万元（上述借款5～６）。但邹登鹏不予认可预扣利息的事实，杨明贵、鑫宇磷业公司主张以“2020年6月16日的确认为准”（2的第11页7～10行）。 审理中，各方当事人均认可案涉数笔借款约定利率均超过了年利率24%的事实。邹登鹏主张杨明贵已付利息1443000元，杨明贵、鑫宇磷业公司主张已偿还邹登鹏本息1792000元。但杨明贵提供的银行转账凭证存在涂改或手书字体，原件模糊不清，其主张的数额的真实性无法确认。 审理中，邹登鹏主张杨明贵借款用于鑫宇磷业公司、鑫宇环境公司的生产与建设，杨明贵、鑫宇磷业公司未予否认。鑫宇环境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胡明忠不予确认，但未向一审法院提交证据证明其主张。 胡明忠承认该公司印章一直由胡明忠保管（1的第14页第13～15行），鑫宇环境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胡明忠以不知晓盖章及无股东会决议为由否认担保的效力，但鑫宇环境公司未向一审法院提交证据加以证明其主张。相反，鑫宇环境公司、鑫宇磷业公司、杨明贵一致辩称，鑫宇环境公司之所以在《对账确认书》（2015年10月18日）上盖章，是出于鑫宇磷业公司与鑫宇环境公司之间相互融资担保需要（1的第15页4～6行、2的第7页第11行～10页第11行），但未向一审法院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其主张成立。胡明忠也承认代杨明贵偿还了邹登鹏50万元的事实（2的第12页第1行、第14页第18～19行）。 杨明贵、鑫宇磷业公司、鑫宇环境公司均未向一审法院提交证据证明邹登鹏提供的出借资金的来源存在违法的事实。 结合各方当事人举证及陈述，邹登鹏向杨明贵提供的借款受法律保护的利息测算：自2013年12月4日（邹登鹏最后一次向杨明贵提供借款时间）至2019年8月20日止，以借款本金56万元为基数，以年利率24%计算利息为7694400元，自2019年8月21日起至2020年1月8日止，以同期全国银行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利息约360080元（2019年8月21日～9月20日560万元××1个月＝79333元，9月21日～11月20日560万元××2个月＝156800元，11月21日～2020年1月7日560万元××1个月零18天＝123947元），合计8054480元。 审理中，一审法院征询案外人尹梅的意见，尹梅称案涉借贷往来系代邹登鹏处理转账或支付，未涉尹梅本人的债权债务。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一是杨明贵与邹登鹏之间的借款合同效力；二是杨明贵所欠借款本金数额及已付利息是否超出法律保护范围；三是鑫宇磷业公司、鑫宇环境公司提供的担保是否有效。 邹登鹏与杨明贵之间形成的借款合同关系，依法成立，合法有效。杨明贵确认欠邹登鹏借款本金560万元及利息，构成借贷双方当事人的合法债权债务，应受法律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规定“债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享有权利的人是债权人，负有义务的人是债务人。债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履行义务”、第九十条规定“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第二百一十一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二十六条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的决定》（法释[2020]6号）第二条规定“将第二条修改为：出借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当事人持有的借据、收据、欠条等凭证没有载明债权人，持有债权凭证的当事人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被告对原告的债权人资格提出有事实依据的抗辩，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原告不具有债权人资格的，裁定驳回起诉”、第六条规定“将第九条改为：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视为合同成立：（一）以现金支付的，自借款人收到借款时；（二）以银行转账、网上电子汇款等形式支付的，自资金到达借款人账户时”、第二十条规定“将第二十六条修改为：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合同约定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是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的除外。前款所称‘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是指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自2019年8月20日起每月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第二十六条规定“将第三十三条改为第三十二条，修改为：本规定实施后，人民法院新受理的一审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适用本规定。借贷行为发生在2019年8月20日之前的，可以参照原告起诉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确定受保护的利率上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杨明贵签署的《借款合同》《个人借款合同》《借款协议》《借条》，系杨明贵的真实意思表示，对杨明贵具有法律约束力。邹登鹏持有《借款合同》《个人借款合同》《借款协议》《借条》，并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提供借款的银行凭证，借款人杨明贵也确认欠借款本金560万元，即自邹登鹏向杨明贵提供借款时起，双方当事人成立合法有效的借款合同关系。 杨明贵、鑫宇磷业公司、鑫宇环境公司主张案涉借款合同无效，负有举证责任。审理中，杨明贵、鑫宇磷业公司均确认2020年1月8日前已付利息的合法性。杨明贵、鑫宇磷业公司、鑫宇环境公司以借贷双方约定的借款利率超过了我国法律保护上限为由主张借款合同无效，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由于杨明贵的借款行为发生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的决定》生效之前，应适用修订前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及修订后的该规定进行分段计息，借贷双方当事人受法律保护利息在8054480元内，结合邹登鹏的自认（已收利息1443000元）与杨明贵、鑫宇磷业公司的辩称（已付息1792000元）进行分析，借贷双方当事人主张的已付利息均未超过法律保护的利息上限。因此，杨明贵、鑫宇磷业公司、鑫宇环境公司有关案涉借贷高息致借款合同无效的辩称理由不成立，不予采信。 邹登鹏自愿放弃杨明贵2020年1月8日前的欠息，系债权人的意思自治，并无不当，一审法院依法予以确认。本案审理中，借贷双方进行对账后形成了《确认笔录》，一审法院通过延长举证期限、恢复法庭调查等审理程序，确保了鑫宇环境公司依法行使诉讼权利。鑫宇环境公司以未参加借贷双方当事人对账而主张人民法院的审理程序违法，无事实与法律依据。审理中，杨明贵与邹登鹏对账后重新确认所欠的借款本金及计息标准、期间，大幅度减少了债务人的债务数额，也减轻了保证人的保证责任，对债务人、保证人有利无害，并无不当。因此，邹登鹏主张杨明贵偿还借款本金560万元及给付自2020年1月8日起至借款本金付清时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的利息的理由成立，予以支持。 杨明贵、鑫宇磷业公司、鑫宇环境公司均未向一审法院提交证据证明邹登鹏提供的资金存在违法性的事实。出借人提供相应的债权文书及履行依据，借款人也确认借贷债务，借贷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合法债务受法律保护。因此，杨明贵、鑫宇磷业公司、鑫宇环境公司有关邹登鹏提供的借款资金违法而主张合同无效的辩称理由不成立，不予采信。 鑫宇磷业公司、鑫宇环境公司提供的担保依法成立，应当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规定“本法所称保证，是指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行为”、第十八条规定“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与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为连带责任保证。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第二十一条规定“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第三十一条规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前款规定的股东或者受前款规定的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加前款规定事项的表决。该项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本案中，因股东身份特殊原因及利益关系，不仅强调对“担保效力的形式要件”的外观审查，更要加强对“担保效力的实质要件”全面审查，才能判明担保是否符合“股东会决议”或“公司股东同意”之条件，综合判断担保效力。否则，容易引发债务人、担保人“借款时最大诚信，偿债时临阵失信”的道德风险。 首先，从《对账确认书》（2015年10月18日）的机打文字内容进行分析，明确了杨明贵对邹登鹏所欠借贷本金和利息的数额、明细及清偿时限，明确了担保人鑫宇磷业公司、鑫宇环境公司提供的担保责任形式。而有关鑫宇环境公司提供担保不得对外泄露的问题，视为约定的保密利益归于保证人（社会经济活动中，常见合同当事人立约时，为了不因保证人为他人债务提供了担保而影响保证人声誉，影响担保人融资贷款、招商引资，而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密条款）。《对账确认书》形成于2015年10月18日，约定的三年债务履行期内，案涉债务人、担保人均未清偿债务。邹登鹏通过司法救济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不构成邹登鹏违反约定的保密内容，不能免除保证人鑫宇环境公司的保证责任。因此，鑫宇环境公司以邹登鹏起诉符合约定的泄密而免除担保人责任的辩称理由不成立，不予采信。 其次，胡明忠确认胡明忠、杨晓霞系鑫宇环境公司名义股东，公司实际股权仍为杨明贵、杨晓军。同时，鑫宇磷业公司的股东杨明贵、杨晓军（包括杨晓军之妻廖芳、鑫宇磷业公司财务人员）均参与案涉借贷及履行活动，鑫宇磷业公司也向邹登鹏支付利息，并纳入公司财务处理。鑫宇环境公司的最大名义股东、法定代表人胡明忠，也参与案涉借贷活动（代杨明贵偿还邹登鹏50万元），且一直掌管公司印章，其辩称不知晓公司为杨明贵的案涉债务提供担保，不符合常理。因而，足以认定杨明贵、杨晓军、鑫宇环境公司明知公司提供担保的事实，已满足“股东会决议”的意思效果，担保依法成立。虽然，杨明贵、鑫宇磷业公司、鑫宇环境公司一致陈述出于两公司之间的融资担保需要才由鑫宇环境公司在《对账确认书》盖章提供担保的。案涉债务人、担保人形成共同面临案涉债务风险的“利益战线同盟”，其陈述的证据效力极低。反之，恰好说明了鑫宇环境公司有关不知晓公司提供担保的辩称显然不合理。杨明贵系案涉债务人，杨晓军也系案涉《借款合同》上的借款人，存在利害关系。胡明忠、杨晓霞系公司名义股东。依据公司第十六条规定的股东会议回避制度，两公司的全体股东均不得参与决议，构成“股东会决议”不能，两公司提供的担保已满足“公司全体股东同意”的意思效果。则债权人邹登鹏无须再审查两公司提供担保的书面“股东会决议”，邹登鹏成为无过错的善意债权人，有理由相信两公司的全体股东同意公司提供担保。因此，鑫宇磷业公司、鑫宇环境公司有关无股东会决议的担保无效的辩称理由不成立，不予采信。 最后，邹登鹏主张案涉借款用于两公司，杨明贵、鑫宇磷业公司未予以否认，鑫宇环境公司也未提交证据证明案涉借贷资金与公司投资不存在关联性。即便鑫宇环境公司的工商登记与杨明贵投入资金时间上不同步，也不能排除投资人对外借贷资金用于该公司前期筹建、购买土地及机器设备。两公司对案涉借贷资金享有利益，担保与获利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现邹登鹏面临“债权实现难”之状况，免除两公司的连带担保责任，对债权人邹登鹏显然不公平，也不符合我国公司法、担保法的相关规定，也有悖于司法裁判规则之要义。因此，邹登鹏主张鑫宇磷业公司、鑫宇环境公司对借款本金560万元及自2020年1月8日起至借款本金付清时止按（LPR）计算的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理由成立，予以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6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从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本案中，《对账确认书》（2015年10月18日）中，案涉债务履行期的届满日为2018年11月10日。因未约定保证期间，则邹登鹏有权在2019年5月4日前，要求鑫宇磷业公司、鑫宇环境公司承担担保责任。邹登鹏于2019年3月11日向富顺县人民法院起诉后，则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即在2022年3月10日前，邹登鹏主张保证人的保证责任，未超过诉讼时效。鑫宇环境公司有关邹登鹏主张民事权利及担保责任超过诉讼时效的辩称理由不成立，不予确认。 综上所述，邹登鹏的诉讼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四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九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杨明贵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邹登鹏借款本金560万元，并给付以实欠的借款本金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自2020年1月8日起至借款本金付清时止的利息；二、富顺县鑫宇磷业有限公司、四川鑫宇环境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对本判决第一项确定杨明贵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富顺县鑫宇磷业有限公司、四川鑫宇环境资源开发有限公司有权向杨明贵追偿。案件受理费51000元，由杨明贵、富顺县鑫宇磷业有限公司、四川鑫宇环境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共同负担。 本案二审中，鑫宇环境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三组证据:1.鑫宇环境公司的工商登记变更信息，拟证明鑫宇环境公司的股东在2015年8月已经变更为胡明忠和吴国友，杨明贵不是公司实际控制人；2.鑫宇环境公司章程，拟证明鑫宇环境公司提供担保未经股东会决议，其担保应属无效；3.四川省自贡市大安区人民法院(2020)川0304民初619号民事裁定书、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2017)川0104民初7922号民事判决书、四川省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川03民终1693号民事判决书、四川省荣县人民法院(2020)川0321民特188号民事裁定书、四川省自贡市沿滩区人民法院(2019)川0311民初1387号民事裁定书、四川省自贡市贡井区人民法院(2015)贡井民二初字第659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邹登鹏套取银行贷款进行民间借贷，为职业放贷人，借款合同无效。 邹登鹏质证后认为，对于第一组证据，真实性无法核实，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虽然股东变更为胡明忠和吴国友，但杨明贵仍然是公司实际控制人；对于第二组证据，本案提供担保的是公司，达不到其证明目的；对于第三组证据，均没有印章，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邹登鹏为职业放贷人。 杨明贵、鑫宇磷业公司质证后认为，对上述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 对鑫宇环境公司所提交的二审证据，本院认定如下：第一组证据、第二组证据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第三组证据，不具有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二审另查明:鑫宇环境公司的股东在2015年8月25日经自贡市富顺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变更为胡明忠和吴国友，杨明贵不是鑫宇环境公司实际控制人。鑫宇环境公司章程第一章第二十三条规定“执行董事、经理不得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的股东或者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除以上案件事实外，其余案件事实与一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邹登鹏与杨明贵的借贷关系是否有效；二、鑫宇环境公司是否应承担本案的担保责任；三、一审法院审理程序是否合法。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借贷关系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施行前，故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 一、邹登鹏与杨明贵的借贷关系是否有效。2012年10月31日至2013年12月4日期间，邹登鹏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共向杨明贵支付借款本金560万元，在一审中双方对邹登鹏向杨明贵出借借款本金560万元进行了确认，同时双方还确定利息自2020年1月8日起至付清时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以及邹登鹏放弃了2020年1月8日前对杨明贵所欠利息的主张。据此，邹登鹏与杨明贵的借贷关系成立，且约定利息未超过法律规定应保护的上限，属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在2012年10月31日双方发生第一笔借款至本案诉讼时，即便按杨明贵主张的已支付邹登鹏的借款利息1792000元，该支付邹登鹏的借款利息1792000元并未超过法律规定应保护的利息上限，且2020年6月16日在一审中，邹登鹏自愿放弃双方在2015年10月18日《对账确认书》的约定利息以及对2020年1月8日前杨明贵所欠利息的主张，系邹登鹏对其权利的处分，且不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本院予以确认。邹登鹏诉请杨明贵偿还借款本金560万元并以借款本金560万元为基数自2020年1月8日起至借款本金付清时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利息的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鑫宇环境公司上诉主张邹登鹏出借的资金来源于银行贷款存在“高利”转贷的行为应认定邹登鹏与杨明贵之间的借贷关系无效，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二、鑫宇环境公司是否应承担本案的担保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前款规定的股东或者受前款规定的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加前款规定事项的表决。该项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鑫宇环境公司于2015年10月18日在杨明贵向邹登鹏出具的《对账确认书》上为杨明贵欠邹登鹏借款即本案借款及利息提供担保，因鑫宇环境公司未经公司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同意提供担保，且杨明贵不是鑫宇环境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鑫宇环境公司法定代表人未经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程序，擅自对外提供担保，邹登鹏知道或应当知道鑫宇环境公司提供担保的行为超越权限，鑫宇环境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行为已构成越权代表，该代表行为无效。邹登鹏在未审查鑫宇环境公司是否有决议的情况下，由鑫宇环境公司对本案借款提供了担保，足以认定邹登鹏并非善意相对人，据此鑫宇环境公司于2015年10月18日在杨明贵向邹登鹏出具的《对账确认书》上提供的担保应属无效，鑫宇环境公司不应承担本案借款及利息的担保责任。一审法院对该担保认定有效并判决鑫宇环境公司对本案借款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属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二审应予纠正。因鑫宇环境公司为本案借款所提供担保无效，鑫宇环境公司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邹登鹏可以另案主张权利。 三、一审法院审理程序是否合法。在一审中，一审法院主持下债权人邹登鹏和债务人杨明贵对双方的借款本金核对并确认，双方对邹登鹏向杨明贵出借借款本金560万元进行了确认，同时双方还确定利息自2020年1月8日起至付清时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以及邹登鹏放弃了2020年1月8日前对杨明贵所欠利息的主张。杨明贵与邹登鹏对账后重新确认所欠的借款本金及计息标准、期间，大幅度减少了债务人的债务数额，同时也减轻了保证人鑫宇环境公司的保证责任，对债务人、保证人有利无害，并无不当。鑫宇环境公司以未参加杨明贵与邹登鹏之间的债权债务的确认主张一审法院程序违法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鑫宇环境公司的上诉主张担保无效不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鑫宇环境公司的其他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本院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四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九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四川省荣县人民法院(2020)川0321民初9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被告杨明贵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原告邹登鹏借款本金5600000元，并给付以实欠的借款本金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自2020年1月8日起至借款本金付清时止的利息；”； 二、撤销四川省荣县人民法院(2020)川0321民初97号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被告富顺县鑫宇磷业有限公司、四川鑫宇环境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对本判决第一项确定被告杨明贵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被告富顺县鑫宇磷业有限公司、四川鑫宇环境资源开发有限公司有权向被告杨明贵追偿。”； 三、富顺县鑫宇磷业有限公司对本判决第一项确定杨明贵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富顺县鑫宇磷业有限公司有权向杨明贵追偿； 四、驳回邹登鹏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51000元，由杨明贵、富顺县鑫宇磷业有限公司承担；二审案件受理费51000元，由邹登鹏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 俊 审 判 员  甘语慧 审 判 员  郑 轶 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法官助理  相星宇 书 记 员  罗 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