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1）云26行终14号上诉人（一审第三人）何某2，男，壮族，1972年10月5日生，云南省丘北县人，现住丘北县。上诉人（一审第三人）张桂美，女，壮族，1972年4月14日生，云南省丘北县人，现住丘北县，何某2妻子）。上诉人（一审第三人）何晓凤，女，壮族，2000年6月30日生，云南省丘北县人，现住丘北县，何某2长女）。上诉人（一审第三人）何某1，男，壮族，2004年10月4日生，云南省丘北县人，现住丘北县，何某2长子）。法定代理人：何某2，系何某1之父。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32626015214810G。住所地：丘北县政通路1号。法定代表人杨波，县长。被上诉人（一审原告）何某3，男，壮族，1975年9月11日生，云南省丘北县人，现住丘北县。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李秀苹，女，壮族，1978年3月14日生，云南省丘北县人，现住丘北县，何某3之妻）。被上诉人（一审原告）何菊仙，女，壮族，1998年1月18日生，云南省丘北县人，现住丘北县，何某3长女）。被上诉人（一审原告）何菊莉，女，壮族，2000年12月28日生，云南省丘北县人，现住丘北县，何某3二女）。被上诉人（一审原告）何建文，男，壮族，2002年9月9日生，云南省丘北县人，现住丘北县，何某3长子）。法定代理人：何某3，系何建文父亲。五位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艳华，云南晨羿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上诉人何某2、张桂美、何晓凤、何某1与被上诉人何某3、李秀苹、何菊仙、何菊莉、何建文、丘北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管理行政登记一案，不服云南省丘北县人民法院2020年11月12日作出的（2020）云2626行初16号行政判决书，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书面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认定，2012年9月，一审第三人何某2就本案的涉案土地以物权保护纠纷起诉一审原告何某3和何开贵，要求何某3和何开贵停止侵害返还其林地所有权，案经一审法院审理后认定：何某2的林权证四至界限不包括本案争议地在内，何某2的诉请无事实理由和法律依据。于2012年12月5日，一审法院作出（2012）丘民初字第00409号《云南省丘北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何某2的诉讼请求。该判决于2012年12月29日已发生法律效力。2014年11月6日，中共丘北县委办公室、丘北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作出丘办发［2014］108号《丘北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工作实施方案》后，各乡镇等相关单位就依照该方案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工作。2015年9月27日，锦屏镇人民政府在开展承包地块调查时对涉案地块“望哨坡”编号为5326261012031300331的地块经一审原告何某3指认并经审核后填写在何某3承包的《承包地块调查表》中。后该涉案地块被一审第三人何某2重新指认，指认的地块编码为5326261012031301896。2018年2月13日，涉案地块“望哨坡”就被填写在一审第三人何某2家的《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中，该合同书中的发包方负责人和承包方代表均是一审第三人何某2签名。2018年7月25日，一审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向一审第三人何某2颁发滇（2018）丘北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43246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将涉案地块“望哨坡”地块代码：5326261012031301896号等14块地块登记确权给一审第三人何某2。2020年春节前一审原告何某3外出打工回家，得知涉案土地被一审第三人何某2侵占，并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解决无果，2020年7月6日，一审原告何某3、李秀苹、何菊仙、何菊莉、何建文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撤销丘北县人民政府为一审第三人核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证号：滇（2018）丘北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43246号，ＮＯ.Ｄ5326260119152】中地块名称为“望哨坡”地块代码：5326261012031301896号；二、本案诉讼费由一审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为,涉案地块（望哨坡，地块代码：5326261012031301896号）已被一审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2012）丘民初字第00409号《云南省丘北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确认不属于一审第三人何某2户的林权证范围内，何某2提出要求何某3停止侵害返还林地的诉讼请求已被一审法院驳回；另外在2015年9月27日，锦屏镇人民政府在开展承包地块调查时对位于“望哨坡”的涉案地块经一审原告何某3指认并经审核后填写在一审原告何某3承包的《承包地块调查表》中。但在之后一审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在登记颁发农村土地经营权证的过程中，未尽到认真审慎审核的职责就将双方存在争议的涉案地块（望哨坡地块代码：5326261012031301896号）登记颁发给一审第三人何某2承包经营，该颁证行为明显不当，违反了法定程序，故一审原告何某3、李秀苹、何菊仙、何菊莉、何建文的诉请有事实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三）项、第（六）项的规定，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撤销一审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向一审第三人何某2颁发滇（2018）丘北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43246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中位于望哨坡（地名）地块代码：5326261012031301896号的地块。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一审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负担。上诉人何某2等四人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1.请求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依法撤销丘北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云2626行初16号行政判决，驳回被上诉人（一审原告）的诉讼请求，维持一审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土地登记颁证决定。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采信证据错误。1.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认定涉案土地存在争议，丘北县人民政府的登记颁证行为不当，违反法定程序。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的认定是错误的，理由如下：首先，对涉案土地的性质来源没有查清。涉案土地位于“望哨坡”，原属于集体山林，在2008年前曾租给本村村民何某4推平建设“动物世界乐园”（已出庭证实），后因何某4出事致场地闲置，村集体整成烤烟育苗地。2008年8月22日，小桂革村小组召开群众大会决定分山，望哨坡的山林分给了上诉人家所在的第一组，而被上诉人家所在的第二组分得的山林是六家冲坡、沙里冲。分组分山后，上诉人家在2008年11月11日取得了“望哨坡”的林地使用权证（林权证），所登记的土地四至界限没有与被上诉人的相邻和接壤。2012年8月，云桂铁路修建时占用上诉人位于“望哨坡”的林地1.2亩，在这期间，被上诉人强占涉案土地栽种玉米，经上诉人多次找被上诉人评理，被上诉人置之不理，上诉人才于2012年9月向法院起诉。其次，涉案土地不存在争议。被上诉人称涉案土地系其父亲何开荣开垦的自留地，但在2008年村集体分山时并没有分给被上诉人家。该土地2008年8月之前一直属于村集体所有，上诉人家在2008年8月从村集体分得，2008年ｌ1月取得了林权证，2012年云桂铁路修建时占用部分林地，补偿费用支付给了上诉人，因此，涉案土地属于上诉人管理使用，双方根本不存在争议。一审法院以涉案土地在2012年被法院判决确认不属于上诉人，双方存在争议的说法错误，理由是：（2012）丘民初字第00409号《民事判决书》解决的是物权保护纠纷，不是土地确权纠纷，该判决虽确认争议土地不在上诉人的林权证范围内，但也没有确认就属于被上诉人，因为法院本身没有土地确权权，土地权属确权在政府。再次，丘北县人民政府的土地登记颁证行为合法有效。自2014年丘北县开展农村土地确权登记工作以来，丘北县人民政府按照实施方案，通过前期土地权属调查后发现涉案土地不存在争议，故制作《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公示结果归户表》并在小桂革村小组进行了公示（公示期间：2016年2月25日至3月2日），公示期间无人提出异议。2018年2月13日，上诉人与发包方锦屏镇密纳村民委小桂革村小组签订了《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编码：532626101203130039Ｊ），县人民政府依据上诉人与村集体签订的承包合同，于2018年7月6日建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簿》，并于2018年7月25日向上诉人颁发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滇（2018）丘比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43246号。县人民政府的土地登记颁证行为主体适格，程序合法，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调查规程》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以下操作流程进行，即：（1）准备前期资料；（2）入户权属调查；（3）测量地块成图；（4）公示审核；（5）建立登记簿；（6）完善承包经营权证书；（7）建立农村土地承包管理信息系统；（8）资料归档。故丘北县人民政府的土地登记颁证行为合法有效，并已尽到了认真审慎审核的职责。2.采信证据错误。一审法院的判决除对案件事实认定不客观、不真实外，在证据的审核认定、采信上还存在不客观、不公正、不全面的做法，所作出撤销行政登记行为的判决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体现在：（1）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均不予采信。首先，对于涉案土地的性质来源、演变过程，上诉人提交了村集体分山决定、林权证、占用林地补偿协议、土地承包合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等书面证据，证明涉案土地原属于村集体、后分配给上诉人、上诉人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事实，但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和待证事实均不予采纳、不予认可，作出错误的观点，尤其是认定村集体分山决定、林权证、占用林地补偿协议与本案无关联性，忽视涉案土地在“望哨坡”，以及涉案土地原属于村集体、后已分配到农户个人的客观事实。其次，证人何某4、何某5的证言证实了涉案土地原属于村集体、租给何某4推平建动物世界乐园、后集体分配到个人的事实，但一审法院同样不予采信、不予认可。再次，一审法院以土地承包合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发包方负责人和承包方代表均是上诉人何某2签名，证据缺乏合法性、真实性为由不予采信，是不客观、不公正的。该两份证据格式上系由政府部门统一制作，形式完整，填写内容客观真实，应予认定，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上诉人何某2自2016年5月至今担任小桂革村小组组长，系该村集体土地的发包方负责人，同时其也是该村的村民，作为土地承包方代表有权承包集体土地，其在土地承包合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的签名是正常履行职责，无可厚非，且土地承包合同已经密纳村民委盖章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已经县人民政府核准登记。（2）对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一律采信，采信理由不充分。如第二组证据只能证明在2012年双方曾因涉案土地发生过物权保护纠纷，该纠纷经过法院判决处理，确认涉案土地不在上诉人的林地范围内这一事实，但是需要明确的是涉案土地在2014年之后的农村土地确权中已登记归上诉人管理使用。第三组证据中的指界通知书仅证明村委会曾通知被上诉人到现场指界，但没有明确是指认哪一块地；承包地块调查表仅是被上诉人单方指认在“望哨坡”有地块，但是仔细查看该份调查表发现其填写内容中仅有地块名称与上诉人所登记的一致，包括四至界限、面积、地力等级、地块编码等均不一致，可以肯定并不是同一地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恰好证明被上诉人对“望哨坡”地块的指界没有事实依据，其也没能提供对该地块拥有管理使用权的基础性证明材料，无法做到“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记载的事项应一致”的法律规定要求，故县人民政府才不予核准登记。第四组证据中的情况说明和证实材料不客观、不真实，但一审法院仍认定该组证据能够证明“在一审第三人何某2担任村小组组长时将之前已经指认是一审原告何某3家的涉案土地重新变更确认到其土地承包合同书上”的虚假事实，而真实的情况是除了被上诉人指认的地块与上诉人登记的不一致外，上诉人在政府2016年2月25日至3月2日公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结果归户表》时还不是村小组组长（2016年5月才担任），哪来的职权可以变更确认？第六组证据系在组织证据交换之后提交的，已超过举证期限，且上诉人明确表示不予质证，但一审法院仍予以采纳，一审法院违反法律规定。（3）对一审被告列举的证据认定不客观、不全面。一审中，丘北县人民政府向法庭提交了证明其土地登记颁证行为合法有效的证据材料，相比较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这些证据客观真实，证明效力大，能够证明政府在土地登记颁证中做到“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记载的事项应一致”的法律规定要求，应作为定案依据，但一审法院对大部分证据均不予采纳，对证明观点均不予采信，是极其错误、不负责任的做法。二、一审法院判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三）项、第（六）项规定作出判决是错误的。首先，涉案土地不存在争议，上诉人及一审被告提交的相关证据、证人证言均证明涉案土地原属于村集体、后分配给上诉人、上诉人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事实，被上诉人没能提供对该地块拥有管理使用权的基础性证明材料进行反驳。其次，一审被告的土地登记颁证行为合法有效，能够做到“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记载的事项应一致”的法律规定要求，并己尽到了认真审慎审核的职责，不存在明显不当的情形。本案一审被告的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人民法院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采信证据错误，适用法律、法规错误，恳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依法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何某3等五人在二审未提出答辩意见。被上诉人丘北县人民政府在二审未提出答辩意见。一审原告何某3等五人向一审法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均为复印件）：第一组：一审原告户口册复印件，用以证明：1.一审原告身份信息；2.一审原告的诉讼主体适格。第二组：1.丘北县人民法院（2012）丘民初第00409号民事判决书，2.证明书。用以证明：1.对本案所涉争议地块，一审第三人何某2曾经于2012年9月以物权保护纠纷为由，以何开贵、何某3为被告向丘北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其认为两被告侵占其林地，主张两被告所裁种的争执地在其林地权证范围，请求法院判令何开贵、何某3停止侵害、返还一审第三人的林地所有权，案经审理后，丘北县人民法院于2012年12月5日作出（2012）丘民初第00409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一审第三人何某2林权证上不包含该争议地块在内，一审第三人的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故依法驳回了一审第三人的诉讼请求；2.该判决现已生效。第三组：1.丘北县土地承包经营权调查出席指界通知书（存根），2.承包地块调查表，3.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滇（2018）丘北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43213号】。用以证明：1.2015年8月5日，经丘北县锦屏镇人民政府通知指界，一审原告何某3对涉案地块进行确权指认；2.经相关工作人员王云华调查、审核人何仕成审核后，制作了《承包地调查表》，涉案争议地由一审原告承包，地块编码：5326261012031300331。地块名称：望哨坡；3.一审被告为一审原告颁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滇（2018）丘北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43213号】中，却未将涉案争议地块登记确权为一审原告的承包地块。第四组：1.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家庭承包方式），2.情况说明，3.证实材料。用以证明：1.涉案争议地块被一审被告登记确权为一审第三人的承包地块。地块编码：5326261012031301896，地块名称：望哨坡；2.2015年，我县开展补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工作时，涉案争议地块经相关工作人员测量后指认为一审原告名下（地块编号为5326261012031300331，面积文1.48亩），该地同样由一审原告家耕种管理。后一审第三人何某2利用其担任该村小组组长的职务便利，谎称涉案土地系村小组的集体土地，并在一审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虚构事实蒙骗工作组人员，将原属于一审原告家耕种管理的涉案地块进行删除后，又申请登记于一审第三人何某2、张桂美、何某1、何晓凤名下，并办理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证号：滇（2018）丘北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43246号，ＮＯ.Ｄ5326260119153】。第五组：证明，用以证明，何某2于2016年5月至今担任丘北县组长职务。第六组：1.情况说明，2.示意图，3.四张照片。用以证明：涉案争议地并未包含于一审第三人的林权证范围内。一审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向一审法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均为复印件）第一组：丘北县人民政府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用以证明：答辩人丘北县人民政府的诉讼主体资格。第二组：一审第三人身份证、户口册复印件，用以证明：一审第三人是锦屏镇密纳村民委小桂革小组村民，享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的主体资格。第三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公示结果归户表，用以证明：根据小桂革村小组2016年2月25日至3月2日进行第一次公示，形成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公示结果归户表”记录了一审第三人名下“望哨坡”地块编码：5326261012031301896的土地。第四组：一审第三人持有的《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家庭承包方式）》合同书及存根，用以证明：一审第三人与小桂革村小组签订了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取得编码：532626101203130039J《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所记载地块名称：望哨坡；地块编码：5326261012031301896；四至界线：东至林地，南至荒地，西至乡村道路，北至林地的承包地块的承包权。第五组：一审第三人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滇（2018）丘北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43246号NO.5326260119152】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簿》（代码：532626101203130039J），用以证明：本机关根据一审第三人与村小组签订的承包合同，向一审第三人颁发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一审第三人取得编号：5326261012031301896地块的承包经营权。第六组：一审第三人持有的云南省人民政府印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2007年）和一审原告（2007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编号：004459存根，用以证明：一审第三人和一审原告在2007年以前均未取得地块名为“望哨坡”，四至界线：东至林地，南至荒地，西至乡村道路，北至林地的地块承包权。第七组：丘北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工作实施方案（丘办发[2014]108号），用以证明丘北县人民政府的颁证程序合法。一审第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均为复印件）：第一组：《户口簿》，用以证明：一审第三人家庭成员情况，均系小桂革村小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第二组：《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书》（编码：532626101203130039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滇（2018）丘北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42346号，用以证明：一审第三人何某2为户代表与村集体签订了《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取得了包括“望哨坡（地名）”在内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经丘北县人民政府核准登记并发证。从经营权证上反映，一审第三人位于“望哨坡（地名）”的土地四至没有与一审原告的土地相邻和接壤。第三组：《小桂革村小组2008年山林土地分配决定》《林权证》，用以证明：小桂革村小组2008年8月22日召开群众大会决定将本村的集体山林土地分成四个组进行分配管理。其中，一审第三人家在第一组，所分配管理的山林土地是望哨坡、老马坟小龙山脚；一审原告家在第二组，所分配管理的山林土地是六家冲坡、沙里冲。两家人不在同一个组，所分配管理的土地不相邻、不接壤。2008年11月11日，一审第三人何某2取得了位于“望哨坡（地名）”的林地使用权证（林权证）。从林权证上反映，一审第三人位于“望哨坡（地名）”的林地四至没有与一审原告的土地相邻和接壤。第四组：《云桂铁路（丘北段）临时占用林地补偿协议》，用以证明：2012年国家修建云桂铁路（丘北段）时需临时占用小桂革村的林地，其中占用了一审第三人位于“望哨坡（地名）”的林地1.2亩。第五组：出庭证人何某4证实：现在争议的土地原来是荒山，后面是我去推平后建成动物世界乐园，后面我去坐牢了，集体就将这块地弄成烤烟秧苗的种植地，后面他们两家来争这片地我就不清楚了。第六组：出庭证人何某5证实：我们村集体的山林已经全分到个人了，现在没有集体的山林了。经举证、质证，一审法院认为，一审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列举的第一组、第二组证据客观真实，具备证据的三性，能够证明一审被告及一审第三人的身份信息和诉讼主体资格情况，一审法院予以采纳；第三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公示结果归户表中的发包方负责人、承包方（代表）、公示结果审核意见的审核人均是一审第三人何某2本人签名捺印，该证据缺乏合法性、真实性，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第四组一审第三人持有的《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家庭承包方式）》合同书及存根中的发包方负责人和承包方代表均是一审第三人何某2签名，该证据缺乏合法性、真实性，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第五组一审第三人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滇（2018）丘北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43246号ＮＯ.5326260119152】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簿》（代码：532626101203130039Ｊ），该证据是本案行政诉讼所诉的具体行政行为，不能作为自身的证据使用，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第六组一审第三人持有的云南省人民政府印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2007年）和一审原告（2007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编号：004459存根，该组证据客观真实，能够证明一审原告和一审第三人在2007年以前双方均没有取得该争议地的承包经营权的事实，一审法院予以采纳；第七组丘北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工作实施方案（丘办发［2014］108号）的证据本身内容客观真实，但一审被告用来证明其颁证程序合法尚缺其他相应证据佐证，其证明观点，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为一审原告列举的第一组一审原告户口册复印件客观真实，能够证明一审原告身份信息及其诉讼主体资格，一审法院予以采信；第二组1.丘北县人民法院（2012）丘民初第00409号民事判决书，2.证明书。该组证据能够证明“在2012年一审第三人何某2因现在争议的土地起诉一审原告何某3和何开贵侵犯其林地向一审法院提起物权保护诉讼，一审法院已作出生效判决认定该争议地块不在何某2的林地范围内驳回何某2的诉讼请求”的事实，一审法院予以采信；第三组1.丘北县土地承包经营权调查出席指界通知书（存根），2.承包地块调查表，3.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滇（2018）丘北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43213号】。该组证据客观真实，能够证明“在2015年涉案地块经一审原告何某3指认后已经填写在其户《承包地调查表》中，但在2018年颁发的土地经营权证书上没有填写这块涉案土地”的事实，一审法院予以采纳；第四组1.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家庭承包方式），2.情况说明，3.证实材料。该组证据客观真实，能够证明“在一审第三人何某2担任村小组组长时将之前已经指认是一审原告何某3家的涉案土地重新变更确认到其土地承包合同书上”的事实，一审法院予以采信；第五组证明，该证据客观真实，能够证明一审第三人何某2担任村小组组长的事实情况，一审法院予以采纳；第六组：1.情况说明，2.示意图，3.四张照片。该组证据虽是在证据交换之后庭审时提交的证据，但经一审被告质证均无异议，并能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能够证明“涉案土地不在一审第三人何某2的林权证书范围内”的事实，一审法院予以采纳。一审法院认为一审第三人列举的第一组《户口簿》具备证据的三性，能够证明一审第三人身份信息等情况，一审法院予以采纳；第二组《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书》（编码：532626101203130039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滇（2018）丘北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42346号，该组证据的发包方负责人和承包方代表均是一审第三人何某2签名，该证据缺乏合法性、真实性，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第三组《小桂革村小组2008年山林土地分配决定》《林权证》和第四组《云桂铁路（丘北段）临时占用林地补偿协议》，该两组证据均属山林的分配和补偿相关情况，与本案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无关联性，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第五组出庭证人何某4的证言和第六组出庭证人何某5的证言，该两组证人证言的内容本身客观真实，但未能证明一审第三人的待证观点，故一审第三人的证明观点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上述证据、材料已随案移送本院。本院认为，一审法院对一审被告、一审原告、一审第三人提交的证据材料审核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二审查明本案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经审查，一审法院审判程序合法。本院认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生效后，国家依法确认承包方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凭证，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一般而言，农村俗称的一个地名不仅仅是一块地，大多是指一个范围，而本案中涉案争议地仅只是望哨坡范围内的一块地。在云南省丘北县人民法院2012年12月5日作出的（2012）丘民初字第00409号《民事判决书》中，已经查明和认定涉案地块不在上诉人提供的丘府林证字（2008）第2601002421号《林权证》的四至（东至何占华林界；南至集体推平地埂子；西至何开云林界；北至雷永兴林界）界限范围内。同时，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关于2008年集体分山林的证据，也只是表明当时集体划分山林仅分到村小组集体，并未分到村民个人，因此，上诉人虽持有“望哨坡”的《林权证》，但并不当然代表其就取得涉案争议地块的承包经营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第七条规定：“实行家庭承包的，按下列程序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一）土地承包合同生效后，发包方应在30个工作日内，将土地承包方案、承包方及承包土地的详细情况、土地承包合同等材料一式两份报乡（镇）人民政府农村经营管理部门。（二）乡（镇）人民政府农村经营管理部门对发包方报送材料予以初审。材料符合规定的，及时登记造册，由乡（镇）人民政府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提出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书面申请，材料不符合规定的，应在15个工作日内补正。（三）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对乡（镇）人民政府报送的申请材料予以审核。申请材料符合规定的，编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簿，报同级人民政府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申请材料不符合规定的，书面通知乡（镇）人民政府补正。”本案中，上诉人在2007年前是未取得涉案地块的承包权的，且在2015年9月27日，丘北县锦屏镇人民政府在开展承包地快调查时，对于“望哨坡”的涉案地块，已经过被上诉人指认，并经审核后填写在被上诉人何某3户的《承包地块调查表》上，但在丘北县人民政府对被上诉人何某3户登记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时，确未将该涉案地块登记在其承包经营权证上，而是事隔3年后，于2018年7月6日，仅依据上诉人何某2户持有的发包方、承包方均为同一人签字的承包合同书，将涉案争议地块向上诉人何某2户登记颁发了地块代码为5326261012031301896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丘北县委办公室丘北县人民政府办公室2014年11月6日下发的丘办发［2014］108号《丘北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工作实施方案》也明确规定，乡（镇）确权工作组将各村的《丘北县农村承包土地确权信息登记表》和农村承包土地地籍图进行7天公示，并函告不在家的农户。公示内容包括承包户姓名、住址、承包宗地类型、面积、坐落位置、地块名称等内容。丘北县人民政府在向上诉人何某2户登记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时，虽填写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公示结果归户表》，且在表上记载有“小桂革村小组于2016年2月25日至3月2日进行了第一次公示”字样，但在上诉人何仕彦和丘北县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材料中均无证据证明丘北县人民政府在登记颁证前进行了公示。因此，丘北县政府的这一登记颁证行为未尽到审慎审核的职责，登记颁证程序违法，其针对上诉人何某2户颁发的望哨坡地块代码为5326261012031301896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行政行为明显不当，应当予以撤销。上诉人何某2等四人关于涉案块是村集体分给的山林，涉案土地不存在争议以及政府登记颁证前已经过公示，登记颁证行为合法的上诉理由依法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丘北县人民政府向上诉人何某2户登记颁发望哨坡地块代码为5326261012031301896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未尽到审慎审核义务，该登记颁证行为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第七条的规定，应当予以撤销。一审法院作出（2020）云2626行初16号行政判决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本院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上诉人何某2、张桂美、何晓凤、何某1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古洪审判员  王要师审判员  何建兵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段忠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