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黔26民终394号上诉人（一审原告）：锦屏县彦洞乡人民政府林场金猫塘分场，住所地：锦屏县彦洞乡黄门村。负责人：吴世煜，男，系场长。上诉人（一审原告）：王锦森，男，1942年2月27日出生，侗族，住锦屏县。上诉人（一审原告）：袁锦良，男，1946年2月22日出生，侗族，住锦屏县。上诉人（一审原告）：吴世松，男，1948年1月1日出生，侗族，住锦屏县。上诉人（一审原告）:王俊波，男，1944年4月20日出生，侗族，住锦屏县。上诉人（一审原告）：王荣昌，男，1971年11月28日出生，侗族，住锦屏县，系金猫塘分场已故场员王俊均长子。上诉人（一审原告）：王团兰，女，1947年11月9日出生，侗族，住锦屏县，系金猫塘分场已故场员王俊均妻子。上诉人（一审原告）：王艳美，女，1977年12月17日出生，侗族，住锦屏县，系金猫塘分场已故场员王俊均长女。上诉人（一审原告）：王艳枝，女，1981年11月20日出生，侗族，住锦屏县，系金猫塘分场已故场员王俊均次女。上诉人（一审原告）：王荣洲，男，1974年3月1日出生，侗族，住锦屏县，系金猫塘分场已故场员王俊均次子。上诉人（一审原告）：吴世煜，男，1951年11月27日出生，侗族，住锦屏县。十一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高明坤，贵州洲联合（锦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锦屏县彦洞乡黄门村民委员会，住所地：锦屏县彦洞乡黄门村。法定代表人：王明怀，男，系村民委员会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一般授权）：龙桂岑，男，侗族，1970年12月12日出生，住贵州省锦屏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一般授权）：王亨绪，男，侗族，1981年6月24日出生，住贵州省锦屏县。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锦屏县彦洞乡人民政府，住所地：锦屏县彦洞乡彦洞街上。法定代表人：李必桦，男，系乡长。上诉人锦屏县彦洞乡人民政府林场金猫塘分场（以下简称“金猫塘分场”）、王锦森、袁锦良、吴世松、王俊波、王荣昌、王团兰、王艳美、王艳枝、王荣洲、吴世煜因与被上诉人锦屏县彦洞乡黄门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黄门村民委”）、锦屏县彦洞乡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彦洞乡政府”）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锦屏县人民法院（2020）黔2628民初11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经本院传唤，上诉人金猫塘分场的负责人吴世煜、上诉人王荣洲及十一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明坤，被上诉人黄门村民委法定代表人王明怀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龙桂岑、王亨绪到庭参加庭询、质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上诉请求：1、判决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由二被上诉人履行《关于彦洞乡人民政府林场金猫塘分场经营管理决议书》（以下简称“《决议书》”）第一条规定的义务，共同赔偿上诉人林场守护费972000元。2、本案一、二审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把本案定为合伙协议纠纷，不符合事实和法律。金猫塘分场是1995年12月8日成立的乡村联办林场，成立时订立有《决议书》，该《决议书》既是林场的组织章程，又是林地承包经营合同。林地发包方为黄门村集体，承包方为金猫塘分场。固定场员吴世煜（场长）、王锦森（副场长）、袁锦良、吴世松、王俊波、王俊均则是与承包方形成长期劳动关系的林场工人，并进行二十三年的守护。二被上诉人在乡村联办林场中的角色，具有双重身份，一是基层政府管理者及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土地所有者，二是林场收益组织管理方和土地分成发包方。均不具备企业或公民个人合伙的身份。二被上诉人处分了林场的林木，没有扣除守护费给上诉人，上诉人诉请判决二被上诉人履行合同义务支付守护费的纠纷，属于在林业承包合同的签订、履行、变更和终止过程中产生的纠纷，为林业承包合同纠纷。一审定为合伙协议纠纷，显然不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二、本案上诉人请求被上诉人赔偿守护费，依法不需举证，一审判决书以“无事实依据为由”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1、林业生产“三分种七分管”是常识。守护就是七分管的主要内容，既然林场的林木已成林，守护二十三年，依法不需举证。况且，上诉人提交了《决议书》、锦屏县世界银行贷款造林承包合同、验收凭证、公证书、造林抚育一览表、锦屏县世界银行贷款造林投资资金统计表、采伐证等证据。金猫塘分场造林1141亩，从1995年起到2018年，长达23年，必须要有人守护，防牲畜遭踏、防火、防灾、防盗，以及适当的抚育，砍掉攀缠树林的勾勾藤藤，林木才正常生长。可以推定场员守护的事实。场员进行了分工轮留看守，无需记工，而且上诉人请求的日误工费也是符合当地的实际，作为林农，长达二十几年的守护，林木成林就是最好的证据。《决议书》事先规定林木收益分成，要先扣除守护费、投资款、税收等生产成本后，再按十股分成，就是对林业生产的长期性的充分考量而作出的。“谁主张谁举证”是我国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举证原则，但这不是说一切事实都需要举证，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规定了免除当事人举证的事实范围。2、守护费（即合同价款）每年标准多少《决议书》没有约定，上诉人依本地实际，诉请二被上诉人共同赔偿守护费972000元，提出了一个价格，对方如果有异议，根据我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六十三条，2000年以来全省林业职工年平均工资，应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上诉人仅请求972000元，低于历年林业职工年平均工资，是对自己权利的处分，没有损害他人，不违法，应给予支持。一审并没有依合同法这些规定处理本案，属有法不依。三、二被上诉人没有处理好林场看守费问题，就处分林木，难脱违约的责任。上诉人请求二被上诉人赔偿损失合理合法。二被上诉人在答辩中，对《决议书》看守费的约定的否认，是为违约行为作抵赖的借口。林场的林地中种植有一块约十亩的果园（梨子）及周边两个山包，由林场发包给王先涛经营管理，并约定承包范围内发现有人破坏或盗伐林木，王先涛务必向甲方汇报，有权制止。这是林场行使经营权范围内的事，也是守护责任的分解与交叉，但不能据此就否认场员对另外1100多亩的长期管理守护事实。被上诉人黄门村民委答辩，据此否认上诉人的守护费请求，是没有道理的。被上诉人彦洞乡政府答辩，先是“没有守护费之说”，后又据果园说事，“原告未经过其他受益方擅自转包，未尽到合同中约定的管理、抚育、守护义务。”其答辩前后自相矛盾。一是对前届政府正确规定的否认，这种后届不认前届的做法，不合法；二是认为“原告未经过其他受益方擅自转包，未尽到合同中约定的管理、抚育、守护义务。”的答辩观点，违反了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九条“承包方承包土地后，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自己经营，也可以保留土地承包权，流转其承包地的土地经营权，由他人经营。”之规定，总之，这是对林业生产“三分种七分管”之特殊性的否认。《决议书》第一条明确约定“今后出售木材分值按十股计，土地股占三成，乡组织管理占二成（其中乡政府占一点五成，乡林业站占零点五成）林场劳动股占五成。该分成扣除偿还投资、守护费和税收后，由实际纯收入按上述比例分成...”，说明分成必须在扣除投资、守护费和税收后，才能进行。可见，二被上诉人在决定采伐林木处分林场股份利益时，没有扣除这三项，就做了处分，是违约行为，侵害了上诉人的权益。而且是在另案诉讼时，2020年5月29日开庭时法官当庭转给上诉人才知晓。也说明了被上诉人这种违约行为，是作决策的乡领导当权者及村民委暗箱操作的，从来没有与上诉人商量过守护费如何解决的问题。所以，是二被上诉人的行为造成上诉人应得守护费的利益受损的直接原因。上诉人请求二被上诉人赔偿是合理合法的。司法审判是维权的最后一道保障，一审却根本没有评论二被上诉人是否违约，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是对违约行为的公然支持，是极端错误的，让林场场员大失所望，因此，不得不上诉。综上，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决策采伐林木及作出股份处分时没有扣除守护费的行为违约，林木成林，就可以推定守护的事实，有守护就有守护费，无需举证。守护的价格及数额，应依法处理。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无事实证据的认定，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上都是错误的。为此，现请求依法纠正，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黄门村民委辩称，《决议书》中已约定林场为劳动股，既然是劳动股，那么包括抚育、守护都是分内之事，何来另外的守护费之说。一、上诉人提供的合同上明确了上诉人为劳动股，上诉人必须履行合同义务才能得到相应的分红。期间并未约定有守护费，根据合同中的要求，只有完成了抚育才能得到相应的费用。在锦屏县处字（2018）9号文件中，关于对彦洞乡黄门村“高盘哉”林木林地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中已认定上诉人为劳动股，上诉人为承包方，既然是承包，那么所占的劳动股包含了抚育、看护、守护的义务和责任。二、上诉人所说2018-2020年间林木由黄门村民委安排各组采伐出售完毕，实际是彦洞乡黄门村为落实油茶项目任务，决定把金猫塘分场部分山场规划为油茶基地建设用地。2017年底至2018年初，上诉人将“高盘哉”山场林木出售砍伐并进行炼山，期间与黄门村1-16组引发林木争议。上诉人出售此山场林木并未通知其他受益人，在产生纠纷后黄门村民委才介入。此前上诉人也未与黄门村民委有任何纠纷存在，只是在此纠纷产生后才有此次的起诉行为，起诉动机值得斟酌。三、2001年2月23日上诉人与黄门村村民王先涛签订一份承包合同，约定由王先涛管理、抚育、守护金猫塘分场林场范围内的林木。至此，上诉人未经过其他受益方擅自将林场转包给其他人经营，未尽到《决议书》中约定的管理、抚育、守护义务。四、因本届村两委对《决议书》不了解，经过在村内多方走访查证，黄门村村民皆可为村民委作证，林场场员从未尽到守护的义务和责任。五、金猫塘分场作为承包方不但未履行到相应的责任义务，反而向协议书受益方黄门村民委索取守护费，这事不符合道理，而且黄门村民委对林场买卖林木一事并未知情，作为受益方应有享受林木售后的分成权利，但黄门村民委从未享受过任何利益。六、根据林场方所提供的证据，只能作为林场承包方自身内部的工作安排管理，与本案毫无关联。综上所述，上诉人既未履行合同义务，在未征得黄门村民委同意下还私自出售林木，违反了合同约定，上诉人提出的诉讼请求既无任何法律依据也歪曲了事实，请人民法院根据事实依法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彦洞乡政府未作二审答辩。金猫塘分场、王锦森、袁锦良、吴世松、王俊波、王荣昌、王团兰、王艳美、王艳枝、王荣洲、吴世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二被告履行《关于彦洞乡人民政府林场金猫塘分场经营管理决议书》第一条规定的义务，共同赔偿原告林场守护费972000元；二、判令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金猫塘分场共有场员6人，即吴世煜、王锦森、吴世松、王俊帮、张银兰、王荣枫。1995年12月8日，经彦洞乡政府、黄门村民委、组干开会讨论，签订《决议书》，主要内容如下：金猫塘分场是属于乡人民政府组织创办的乡级林场，一、林场的管理经营由乡牵头、组织管理造林。今后出售木材分值按十股计，土地股占三成，乡组织管理占二成（其中乡政府占1.5成，乡林业站占0.5成），林场劳动股占五成。该分成扣除偿还贷款、守护费和税收后，由实际收入按上述比例分成。二、该林场由集体统一组织造林，不允许分到小组和个人造林。三、该林场的劳动力由林场在黄门村招聘，若黄门村组织不了劳动力，林场可以有权向外地招聘。四、黄门村出劳进林场劳动，可以由各小组统一承包，也可以由联户承包劳动。具体承包造林面积由各小组长或联户承包人与分场场长签订承包造林合同。五、林场的经营面积是1995年度黄门村负责出售的原黄门小乡政府组织造林的带状造林面积（其中1988年以后黄门村万亩林场所造的杉幼林除外，由黄门集体统管）。1998年4月18日，黄门村民委将金猫塘分场发包给吴世煜等人造林，约定收益按十成分配，村委占三成，林场占四成，乡政府和林业站占二成，各小组占一成。1996年至2000年，金猫塘分场获得世行贷款，在“金猫塘”一带组织黄门村各小组造林1142.2亩，造林树种为马尾松。2001年2月23日，金猫塘分场与案外人王先涛签订《承包种植合同书》，约定王先涛承包范围为金猫塘周围熟地（茶地），金猫塘边的两个荒山等，在承包期间若发生外人进入林场范围内破坏、盗伐林木等，王先涛务必向甲方或村委会及时汇报，有权制止。2018年，锦屏县林业局向锦屏县彦洞乡黄门村颁发《林木采伐许可证》，批准彦洞乡黄门村砍伐“三干田”、“金猫塘”、“茶场”的林木。2019年9月11日，黄门村两委出具“情况说明”，黄门村将村两委占三成的权属转让给黄门村一组至十六组。2020年1月1日，彦洞乡政府出具“情况说明”，内容为“高盘哉”山场林地使用权与林木所有权与彦洞乡政府无关，乡政府及林业站所占分成全权由黄门村民委处理。原告认为二被告作为组织者，在组织采伐出售整个林场的林木中，没有正确履行职责，没有按照经营管理决议书第一条规定，把村集体的三成、乡政府二成处分完毕，但林场守护费和四成分成没有给予安排，原告的损失应由二被告承担赔偿责任为由，向该院提起诉讼，并提出前列诉讼请求。另查明：王俊均于2020年7月18日因病去世，其与王团兰生育有长子王荣昌、次子王荣洲、长女王艳美、次女王艳枝。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本案，原告诉请二被告共同赔偿守护费972000元，应向该院提供原告守护的工天记录、时间及守护的期限等相关证据，但本案从原告提交的证据看，原告没有提供上述相关证据证明其主张，对此，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原告诉请被告赔偿守护费，无相关事实依据，该院不能查明，不予支持。从《决议书》的内容看，各方对守护费约定不明，具体的守护人员也不清楚，原告诉请被告赔偿守护费，无事实依据，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锦屏县彦洞乡人民政府林场金猫塘分场、王锦森、袁锦良、吴世松、王俊波、吴世煜、王荣洲、王荣昌、王团兰、王艳美、王艳枝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520元，减半收取6760元，由原告锦屏县彦洞乡人民政府林场金猫塘分场、王锦森、袁锦良、吴世松、王俊波、吴世煜、王荣洲、王荣昌、王团兰、王艳美、王艳枝负担。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下列证据：1、金猫塘林场每年工天表，拟证明：场员在1996年、1997年、1998年、1999年四年出工天数。2、关于轮流守护林场的会议记录，拟证明：1999年12月26日，会议决定三人为一组守护半年，每天都要有人巡逻，以后不再记出工工天。被上诉人黄门村民委、彦洞乡政府二审期间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组织质证，被上诉人黄门村民委质证意见为：1、上诉人守护林场是事实，记的工天与本案无关，林场里面有1100多亩，上诉人造不完林，当时也有黄门村1-16组去造林的，上诉人都没有去全部守护，即便守护也只是守护上诉人造林的部分，其他人造林的部分上诉人没有守护，上诉人造林的部分有六十多亩。记录也是上诉人定的，具体什么时候被上诉人也不清楚，被上诉人不要他们守护。2、上诉人提交的这个天数是种植杉树的工天，不是后面守护山林的记录。后面的守护上诉人也没记工天，上诉人是否守护被上诉人也不清楚。3、没有协议说让上诉人去进行守护，协议里面的守护是上诉人自己写的，对于这个会议记录也是有质疑的。本院对上述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证据1是单方记录，没有相关人员签字，没有具体制作时间，证据2只有金猫塘分场6个场员参加和签字，均无黄门村民委、彦洞乡政府签字认可或予以事后追认，其真实性均无法核实，该证据从拟证明目的看形成在一审起诉之前，既已经在一审委托专业律师，却未在一审时举证，其证据本身来源存疑，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采信。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院围绕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并据此归纳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向二被上诉人主张守护费972000元应否支持？本院认为，上诉人二审中提出“林业生产‘三分种七分管’是常识，守护就是‘七分管’的主要内容，既然林木已经成林，守护二十三年，依法不需举证”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理由如下：按照自然规律，林木在没有外力破坏、自然环境条件适宜的情况下，即便没有人加以守护，林木也是能自然生长并能成林的。况且就本案诉争焦点，即上诉人是否确系根据《决议书》中的约定事项对全部林木进行护林，及其护林行为是否连续持续了二十三年的事实，在民事诉讼中均需加以举证证明。据此，上诉人主张的所谓“林业生产‘三分种七分管’是常识，林木已成林，守护二十三年”并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一）自然规律以及定理、定律；（二）众所周知的事实；（三）根据法律规定推定的事实；（四）根据已知的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出的另一事实；（五）已为仲裁机构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六）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基本事实；（七）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前款第二项至第五项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反驳的除外；第六项、第七项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所规定的任一情形，本院对其该项上诉理由不予采纳。本院认为，一方面，如前分析，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决议书》中全部林木是由上诉人守护的事实，其二审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身存疑，亦不能达到证明上诉人已经按照《决议书》中约定事项对所有林木进行护林事实的存在及护林的具体年限的目的。在二审庭审中，黄门村民委亦从造林护林面积（1141亩）的工程体量、上诉人实际所能投入劳力人数等基本生活逻辑，否认了上诉人所主张的守护了《决议书》中的全部林木的事实，而上诉人对此并不能举证加以反驳。另一方面，上诉人亦无证据足以证明其主张守护费为972000元的计算来源和计算方式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在二审接收本院当庭询问时亦未能对此进行合理解释。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规定的法理精神，据此判决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并非不妥。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520元，由锦屏县彦洞乡人民政府林场金猫塘分场、王锦森、袁锦良、吴世松、王俊波、王荣昌、王团兰、王艳美、王艳枝、王荣洲、吴世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莉审判员 龙集东审判员 罗 维二〇二一年三月十八日法官助理潘虹兵书记员吴光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