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湘01民终167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谭益文，男，1992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新化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先鹤，湖南湘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锐，男，1992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湘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汤妲，湖南芙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谭益文因与被上诉人杨锐合伙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2020）湘0103民初93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谭益文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发回重审。2、一审、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由杨锐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根据一审判决书的表述，杨锐于2020年10月9日向一审法院起诉立案，原审法院受理后于2020年10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以谭益文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为由缺席审理。2020年11月1日，一审法院作出(2020)湘0103民初9303号民事判决书，支持了杨锐绝大部分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在本案件审理过程中违反了基本的送达程序，在正式立案受理前没有通知谭益文参与调解，正式受理后也没有将受理文书、起诉状、证据资料等送达给谭益文，开庭传票同样没有进行送达，直到2020年11月14日，谭益文才在户籍地接到了第一份法院文件即本案的民事判决书，直到此时，谭益文才知道本案的存在，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所称已传票传唤谭益文与事实不符。另本案从立案到判决仅仅21天，一审法院急于结案的草率态度导致其片面采信杨锐单方面的证据材料，根本没有全面认真的审查整个案件事实，甚至在送达给谭益文的判决书尾部还有将上诉日期“十五日”错误打印为“事务日”的低级错误，一审法院对本案极不负责。二、本案实际上并不是真实的合伙协议纠纷，谭益文与杨锐之间系借贷关系，《股东协议》、《合伙清算协议》均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无效合同并不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述，且双方之间的借贷数额与谭益文诉称的投资款有较大出入，谭益文也也履行了归还义务，双方之间并不存在其他的债权债务关系。杨锐辩称：一、谭益文与杨锐、案外人王某、管华林系合伙关系，2018年四方就湘潭柏丽广场项目共260套住宅公寓楼的共同代理销售事宜达成了合作意向，四方并于2018年5月5日签订了《股东协议》，协议对于各方工作内容及分工、利润、股份配比、结算方式等都进行了详细约定，杨锐共转账149万给谭益文和王某作为投资款，并且支付了客户、中介开发、及银行资源开拓及维护的成本，杨锐实际参与经营，完全不存在谭益文所称的《股东协议》没有任何实质履行。二、在该合伙过程中，杨锐投入的不仅有本金而且还有付出的诸多隐形资本，且在查账过程中发现杨锐出的大部分钱被谭益文挪用并购买车辆等进行公款私用。加上谭益文的核心工作与开发商对接出现了重大纰漏，导致项目亏损，无法继续进行。在各种因素之下，当时四方才签订了清算协议，《合伙清算协议》上对于“合伙事务出现了巨大亏损”、“乙、丙双方挪用了部分资金”等都进行了详细表述，这是当时四方真实的意思表达，并非谭益文声称所谓强行要求签订。各方已经就合伙清算事宜达成了协议，一审法院判决完全符合法律规定。三、谭益文诉称自已完全不知道起诉和开庭的事并不属实。起诉后代理人曾与谭益文聊过是否能够调解的事，但是因为双方预期值差别过大，所以未调成。综上，请求驳回谭益文诉讼请求，维持一审判决。杨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谭益文向杨锐支付873000元，并支付违约金374808元（以873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自2018年12月6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暂计至起诉之日为374808元）2、判令谭益文支付律师费114824.64元；3、由谭益文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2018年5月5日，案外人王某、谭益文作为甲方与杨锐及管华林（乙方）签订《股东协议》，协议约定，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双方一致同意就湘潭柏丽广场项目共260套住宅公寓楼的共同代理销售，详细内容见：湖南瑞创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与湘潭七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销售的合同。一、资金监管及风险把控，资金由原、被告共同监管，负责维修基金契税的缴纳和首付款的垫付等工作内容…如个人需要开支等原因需要向利润部借调，需甲乙双方4人一致同意。二、甲乙双方明确分工：鉴于稳定的操作流程，柏丽广场项目华融湘江银行按揭由管华林负责，柏丽广场项目农村商业银行按揭由谭益文负责，项目购房客户安排及对接由谭益文负责。杨锐负责资金监管及项目融资事项。王某负责后续客户的后勤工作。四、股份配比：1.乙方由杨锐与管华林组成，占项目股份的百分之四十，甲方由谭益文与王某占项目股份的百分之五十，剩余项目的百分之十用于公司的各项开支与员工工资。协议还约定了其他权利及义务。王某、管华林、杨锐、谭益文均在合同尾部签字捺印予以确认。2018年11月22日，杨锐（甲方）与谭益文（乙方）及案外人王某（丙方）签订《合伙清算协议》，协议约定甲、乙、丙及案外人管华林（没有实际参与，股份由杨锐受让）四方就湘潭柏丽广场项目260套住宅共同代理销售达成合伙协议，由甲方出资（不参与实际事务），乙方、丙方负责房产销售具体事宜，现累计投资金额达到180万元，现因合伙事务无法继续进行，合伙事务出现了巨大亏损，甲方实际出资无法收回，且乙、丙双方挪用了部分资金，经甲、乙、丙三方平等、友好、自愿协商，就本次合伙事务达成如下清算协议：一、本次合伙事宜至本协议签订之日起自行终止，经共同确认本次合伙事务对外债务均已结清。本协议签订后，就本次合伙事务所产生的债务由个人负责，各合伙人不再承担任何责任。二、经甲、乙、丙三方仔细核对往来账目和共同确认，亏损资金按照下列金额承担：甲方承担78.7万元，乙方承担87.3万元，丙方承担14万元，由于所有亏损资金系全部由甲方实际出资，故乙、丙双方承担亏损的部分应直接支付给甲方，转变成对甲方的欠款。三、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甲方同意乙方的87.3万元欠款按照以下方式支付：1、2018年12月5日之前乙方向甲方支付欠款10万元整；2、余下所有款项在2019年4月25日前还清；3、2018年12月5日之后的欠款按照实际欠款本金收取月利率2%的利息，直至欠款还清。六、如乙方或者丙方违反上述还款各自约定的任何一条，则甲方有权一次性收回所有欠款，并加收相应的利息（利息按照月利率2%计算），并由乙丙各自承担甲方维权的律师费、诉讼费、评估拍卖费、公告费、担保费等所有费用。该协议对其他权利义务进行相应的约定。王某、管华林、杨锐、谭益文均在协议尾部签字捺印予以确认。谭益文至今未偿还任何款项。另查明，杨锐（委托方，甲方）与受托方、乙方湖南芙蓉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合同约定甲方因与谭益文合伙纠纷一案，特委托乙方作为诉讼代理人。乙方接受甲方委托指派冯晓辉律师团队汤妲律师为其诉讼程序中的委托代理人，根据《湖南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的规定》，双方同意按以下方式支付律师费：合同签订之日，甲方应向乙方支付前期律师费15000元，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本案经调解、案外和解、裁定或判决结案，甲方需要按实际回款的标的额8%向乙方支付后期代理费。合同签订后，杨锐向湖南芙蓉律师事务所转账支付15000元，湖南芙蓉律师事务所开具相应的发票。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债务应当清偿。本案中，杨锐、谭益文以及案外人管华林、王某签订《股东协议》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杨锐、谭益文以及案外人管华林、王某形成合伙关系。协议签订后经杨锐、谭益文、王某清算，签定了《合伙清算协议》，该协议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各方应当按照该协议履行相应的权利义务。根据《合伙清算协议》约定谭益文应当在2019年4月25日前向杨锐支付873000元并从2018年12月6日起以实际欠款本金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的标准支付利息至欠款清偿之日止，一审法院认为该利息的标准过分高于杨锐的损失，结合实际情况以及杨锐的损失，一审法院调整利率标准为日利率万分之五，现还款期限已经届满，杨锐主张谭益文偿还873000元并从2018年12月6日起以实际欠款本金为基数按照日利率万分之五的标准支付利息至欠款清偿之日止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谭益文未归还构成违约，根据《合伙清算协议》约定，还应当承担杨锐维权产生的律师费，现根据《委托代理合同》及发票杨锐实际发生的律师服务费为15000元，未超过《湖南省律师服务费收费标准》的规定，对该部分费用，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超过部分杨锐可以在实际发生后另行主张。据此，根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限谭益文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杨锐支付873000元并以实际欠付款项为基数按照日利率万分之五的标准从2018年12月5日起支付至欠款清偿之日止的利息；二、限谭益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杨锐维权产生的律师费15000元；三、驳回杨锐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7064元，减半收取8532元，杨锐负担532元，谭益文负担8000元。（此款已由杨锐预交，谭益文在履行给付义务时一并支付）本院二审审理期间，谭益文向本院提交：证据一、转账记录，拟证明：杨锐于2018年3月通过手机银行转账谭益文的借款合计70万元；证据二、还款记录，拟证明：谭益文通过银行转账微信、支付宝转账方式向杨锐还款79万元。杨锐质证称：对于证据一杨锐向谭益文2018年3月份转账70万的事实进行认可，但是款项是投资款，在最先约定为借款，但后来看投资效果比较好，所以四方在5月份达成合意，杨锐投资入股并将此前的借款转化为投资款。并且在后续陆续支付了大几十万的投资款。对于证据二谭益文转账给杨锐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杨锐只收到63.5万元，其中谭益文的微信名不同，无法确定是谁的微信名，杨锐的微信名是Yangrui17749677777。本院审理查明，本院对谭益文提交的证据一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可以证明案件相关事实。对于证据二没有原件核对，本院不予认可。杨锐向本院提交：证据一、银行流水，拟证明：杨锐转账149万元给谭益文和王某，这笔款项是投资款的一部分并非谭益文声称的70万转账。证据二、王某的证人证言，拟证明：1、杨锐入股之后项目支出均有杨锐进行支付，该款项系转账给谭益文和王某，入股前的借款转为投资款。2、杨锐实际经营该项目。3、因谭益文挪用项目资金，另外开发商由谭益文一手把控，谭益文对接开发商具有重大纰漏，因为以上两点导致项目产生重大亏损，各方对项目进行核算之后达成一致意见签订了清算协议，该清算协议真实合法有效。谭益文质证称：对证据一的三性予以认可，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从上述转账记录可以看出2018年3月以后杨锐并未向谭益文进行过转账付款，双方之间的借贷数额为70万元，不能通过杨锐向其他人进行转账的行为认定其参与合伙事务的管理。对证据二的证人证言对其三性不予认可，该证言中也说明了杨锐并非合伙项目的经营者和管理者，实际上只是一个债权人。本院审理查明，本院对杨锐提交的证据一予以认可，可以证明案件相关事实。对于证据二的证人未出庭接受质询，本院不予认可。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本案案情以及当事人发表的辩诉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谭益文是否应向杨锐偿还欠款。经审查，第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规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第三十一条规定：“合伙人应当对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订立书面协议。”本案中，杨锐、谭益文以及案外人管华林、王某签订《股东协议》，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法院认定杨锐、谭益文以及案外人管华林、王某形成合伙关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第二，《股东协议》签订后，杨锐（甲方）、谭益文（乙方）、王某（丙方）、案外人管华林签订《合伙清算协议》，内容如下：“甲、乙、丙及案外人管华林（没有实际参与，股份由杨锐受让）四方就湘潭柏丽广场项目260套住宅共同代理销售达成合伙协议，由甲方出资（不参与实际事务），乙方、丙方负责房产销售具体事宜，现累计投资金额达到180万元，现因合伙事务无法继续进行，合伙事务出现了巨大亏损，甲方实际出资无法收回，且乙、丙双方挪用了部分资金，经甲、乙、丙三方平等、友好、自愿协商，就本次合伙事务达成如下清算协议：一、本次合伙事宜至本协议签订之日起自行终止，经共同确认本次合伙事务对外债务均已结清。本协议签订后，就本次合伙事务所产生的债务由个人负责，各合伙人不再承担任何责任。二、经甲、乙、丙三方仔细核对往来账目和共同确认，亏损资金按照下列金额承担：甲方承担78.7万元，乙方承担87.3万元，丙方承担14万元，由于所有亏损资金系全部由甲方实际出资，故乙、丙双方承担亏损的部分应直接支付给甲方，转变成对甲方的欠款。三、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甲方同意乙方的87.3万元欠款按照以下方式支付：1、2018年12月5日之前乙方向甲方支付欠款10万元整；2、余下所有款项在2019年4月25日前还清；3、2018年12月5日之后的欠款按照实际欠款本金收取月利率2%的利息，直至欠款还清。……”该《合伙清算协议》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各方应当按照该协议履行相应的权利义务。该协议中，谭益文认可与杨锐、王某等人合伙代理销售湘潭柏丽广场项目，由杨锐出资180万元，谭益文挪用了部分资金，并同意合伙清算后向杨锐分期偿还欠款87.3万元。谭益文未依约偿还欠款，应承担违约责任。一审法院认定谭益文应向杨锐偿还欠款及利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第三，谭益文主张一审法院违反审理程序，经本院审理查明，一审法院审理程序合法，故本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谭益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064元，由谭益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祖湖审判员  唐亚飞审判员  王 鹏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谢莉莎书记员唐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