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16民终66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天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滨州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滨州市滨城区黄河一路以南、渤海十一路以西南杨居委会商贸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600MA3CGD4G2U负责人：马士强，该支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晓程，男，该公司职工。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同义，山东国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马吉美，男，1966年7月2日出，汉族，住山东省惠民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代文全，女，1967年7月7日出，汉族，住山东省惠民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马某，女，2014年2月27生，汉族，住山东省惠民县。法定代理人：陈某（系马某生母），住湖南省冷水江市。以上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绪亭，山东开言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玉明，山东开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双双，女，1991年5月1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惠民县。原审第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民支行住所地：惠民县文庙街5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621866996179T法定代表人：李凡，该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邢顺法，山东齐英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贾增和，山东齐英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天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滨州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天安保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马某、代文全、马吉美、刘双双及原审第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民支行（以下简称工商银行惠民支行）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惠民县人民法院（2020）鲁1621民初3371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天安保险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判决撤销惠民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鲁1621民初3371号民事判决书，驳回被上诉人及第三人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和第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应当予以纠正。一、原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态度不认真，程序混乱。在原审判决书中，出现了原告住址漏字的低级错误，说明对待案件的态度是非常不严肃、不认真的。被上诉人马某是未成年人，在列其法定代理人时，只有姓名，而没有记载出生日期、民族和住址等身份信息。被上诉人立案时诉求是要求上诉人给付其保险金51万及利息，但始终没有缴纳诉讼费，直至第二次庭审调查过程中才按照变更后的诉讼请求标的18841.48元（亦是当庭判决支持的数额）缴纳的诉讼费，这难免让人对法院的公正性产生严重的质疑。二、被上诉人称马守军系酒后误服农药完全不能成立，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马守军自杀的事实。但原审法院未对上诉人的答辩意见和提交的证据作出任何评析，就武断地得出“证据不足”的结论，是非常不专业、不敬业和不负责任的。第一次庭审调查过程中，被上诉人申请了马守军服毒后求助的牙医出庭作证，但其证言完全是他人教授的虚假证言。上诉人当庭播放了对他的访谈录音，其当庭陈述证言与原没有准备情况下陈述的事实完全相悖。可见，为了达到获得保险金的目的，被上诉人采取了指使证人作伪证妨害民事诉讼的行为。被上诉人提交的由辛店镇宋桥社区村民委员会出具的《意外事故证明》不具证据效力。首先，村委会没有认定意外事故的权限和职能；其次，该证明既没有出具人签名又没有落款日期，缺乏证据的基本要件；最后，经上诉人走访得知，该社区下辖10余各村，工作人员对出具事故证明没有印象，因社区工作人员流动性大，而且盖章也没有专人负责，更没有印章使用台账，不清楚是谁盖得章。但工作人员表示，一般村民盖章都是村委会给社区打个招呼即可，马守军这份证明内容并非社区工作人员填写，社区也没有对意外事故证明的内容进行过审查核实。被上诉人主张马守军是酒后误服农药，没有任何证据加以证明。而且，对马守军非正常死亡的情况，被上诉人不报警处理，法院只能综合事实作出认定。庭审过程中被上诉人对马守军饮用的什么种类的酒、饮用量有多少、农药容器的形状及放置位置等问题都不能作出准确回答，其酒后误服农药的说法根本就不能成立。原审判决中对马守军口服农药“百草枯”约500ｍｌ的事实作出了认定，马守军当时作为意识清醒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农药的使用和放置位置有明确认识，百草枯的外观、形态与普通酒类、饮料有明显区别，并且百草枯中添加有催吐剂、臭味剂、着色剂，入口异于普通饮料、酒类，即便饮用过速，吞咽量也仅有一口，是绝不可能误服500ｍｌ之多的。莫说是农药，就是酒水、饮料、乃至是最宜饮用的矿泉水，要喝500ｍｌ之多也不是能够一口气一饮而尽的。一审庭审过程中上诉人提交了多份走访谈话录音，证明马守军是因婚姻感情问题产生了轻生的念头。在访谈马守军服药后求助的牙医的录音中，其他知情村民陈述马守军结婚十余天后因感情问题服毒；当时120跟车大夫梅克海的访谈录音中，梅大夫表示马守军当时意识清醒，是因感情问题服毒，而且服毒之后后悔了，多次在急救车上表示“如果救过来，一定好好活着”；滨州市中心医院的马大夫和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急诊重症监护室的王晓宇大夫的访谈录音中，两位大夫均陈述当时马守军意识清醒，自己主诉了服毒的计量，而且马大夫作为专业的医学人士表示如此大剂量的口服农药，不可能是误服；对马守军的女儿访谈中，其陈述“我妈妈和我爸爸离婚了，然后又找一个后妈，后妈光为了骗钱，他就喝药死了……”。上述事实和证据证明马守军具有自杀的高度可能性，达到了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要求，应当依据法律规定认定马守军自杀事实的存在。在原审的第二次庭审中，在未宣布休庭的情况下，庭审中间多次中断，完全不具严肃性。先是让第三人落实是否主张权利，第三人的代理人与被上诉人的代理人反复出入法庭进行请示和商讨。最终确定后，又中断商议缴纳诉讼的事宜。此时上诉人才得知，都经过两次庭审调查了，被上诉人还未按照其主张的五十余万元的诉讼标的交诉讼费，而是按照法庭精心计算的数额将诉讼请求标的由五十多万变更到不足二万元后的标的缴纳诉讼费。这次庭审原审法院不是围绕争议焦点进行调查，而主要是在计算上诉人应当对被上诉人和第三人分别支付多少数额的保险金，并且原审法院当庭表示保险公司肯定会上诉，如果法庭没有偏袒被上诉人方，作出的是公正、公平、合法的判决结论，又怎么会自己认为保险公司一定会上诉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二）众所周知的事实；（四）根据已知的事实和生活经验法则推定出的另一事实。被上诉人提出的马守军误服农药500ｍｌ的说法，显然不能成立，这应当是一个众所周知的生活常识问题。原审法院对于该问题的认定是“不能排除马守军系误服农药身亡的可能”，不知是不具备基本的生活常识还是另有其他原因，上诉人不得而知。三、原审法院违反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对类案既不参照进行裁判，也不加以说明，就作出了与类案裁判结论完全相反的判决。上诉人在原审审理过程中，提供了类案的裁判文书，但原审法院未参照进行裁判，也未依法在裁判文书说理中回应、释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统一法律适用加强类案检索的指导意见（试行）》第十条规定，公诉机关、案件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等提交指导性案例作为控（诉）辩理由的，人民法院应当在裁判文书说理中回应是否参照并说明理由；提交其他类案作为控（诉）辩理由的，人民法院可以通过释明等方式予以回应。原审法院公然违反上述规定，不参照类案例裁判，也不进行任何释明和回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统一法律适用标准工作机制的意见》第10条中规定，独任法官、合议庭应当严格遵守司法程序，遵循证据规则，正确运用法律解释方法，最大限度降低裁判风险，避免法律适用分歧。发现将要作出的裁判与其他同类案件裁判不一致的，应当及时提请专业法官会议研究。原审法院显然也没有遵守上述规定，径自作出与类案完全相反的裁判，此种行为严重破坏了国家法制统一，尊严权威，让人民群众对司法案件中的公平正义产生怀疑。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上诉人认为，一个违背了基本生活常识、完全不符合逻辑的判决绝不会是一个正确的判决，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马某、代文全、马吉美辩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2019年8月2日，死者马守军因购房办理按揭，根据银行要求在被答辩人处购买天安人寿安心贷意外伤害保险一份，保险合同号33000000001856400，保险责任为意外伤害身故、伤残保险责任，基本保额为510000元，保险期间是2019年8月2日起1年。2019年10月14日，死者马守军独自在家中饮酒时误服农药，发现误服后，其迅速跑到村内牙医处告知其不小心喝了农药，请求牙医救救自己。随后被120急救车送到滨州市中心医院，简单处理后被送往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进行进一步治疗，2019年10月18日经抢救无效死亡，死亡原因系百草枯中毒。根据滨州市中心医院门诊病历记载，马守军口服农药计量约为200ｍｌ；根据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病历记载，马守军口服农药计量约为500ｍｌ。这说明马守军因为醉酒已导致其意识不清，无法清楚记忆和表达误服农药的计量。据马守军家人回忆，涉案农药系2018年为了农田除草购买，马守军误服前已经使用了一部分，并且在为马守军办理丧事过程中，还发现农药瓶中尚有剩余。因此，马守军误服农药的计量根本无法查清，上诉人仅仅依据滨医附院的病历就武断地认为是500ｍｌ，过于片面。所以，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马守军系酒后误服百草枯农药中毒死亡，符合天安人寿安心贷意外伤害保险约定的理赔条款，被答辩人应予以理赔。二、原审法院判决适用法律正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保险人以被保险人自杀为由拒绝给付保险金的，由保险人承担举证责任。”被答辩人认为马守军是自杀的，应承担举证责任，应提供充足且有效的证据来证明马守军主观上具有明知是农药而主动服用以结束自己生命的故意。原审过程中被答辩人仅仅提供了牙医录音一份，其他在庭审前已经形成的如马某录音、村民录音、梅克海录音、马大夫录音等均未提供，并且从上诉状反映出的录音内容来看，这些证据均是猜测性、评论性、推断性的言词证据和传来证据，对于认定一个人的生命是如何结束这样一个严肃的事实，显然不能仅凭这样的证据来推断。一个人的生命应得到尊重，然而上诉人作为一家知名的保险公司，仅仅以各种口头评论来推断马守军是自杀，这种不负责任的行径着实让人寒心，让死者在世的父母、配偶、女儿感到愤怒。并且上诉人并非公安机关、也并非鉴定机构，有什么资质、有什么权力认定马守军是自杀？因此，原审法院根据在卷证据不能充分证明马守军系喝农药自杀的事实，上诉人也未提供其他有效证据证明马守军系自杀，不能排除马守军系误服农药身亡的可能，根据上述司法解释，从而支持答辩人诉求，适用法律正确。三、原审法院在审理过程程序合法、正确。原审法院依法适用诉前调解程序对本案进行调查，在庭审过程中原审法官仔细核对当事人信息、认真调查案件事实、有效组织证据交换举证质证并进行法庭辩论，充分保障了原被告双方的诉讼权利。综上，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贵院依法驳回其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工商银行惠民支行述称，一审法院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得当，应该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马某、代文全、马吉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给付保险金人民币510000元，利息暂计6000元（自2020年1月9日起算，按利率4.16%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后变更诉讼请求为18841.48元；2.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8月2日，马守军在被告处投保天安人寿安心贷意外伤害保险（保险合同号：33000000001856400），约定：保险责任为意外伤害身故、伤残保险责任，基本保险金额510000元，保险费1530元。第一受益人为中国工商银行，受益份额为未偿还的贷款本息总额，以保险金额为限；第二受益人为法定受益人。马守军为购买惠民县××小区××幢××单元××室房产，在第三人处贷款51万元，借款期限2019年10月1日至2029年10月1日，期限120月。马吉美、代文全、刘双双、马某分别是死者马守军的父亲、母亲、配偶、女儿。2019年10月14日，马守军以主诉口服农药“百草枯”约500ｍｌ后4小时余入院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治疗，主要诊断：急性百草枯中毒，损伤、中毒的外部原因：杀虫剂的中毒及暴露于杀虫剂，意图不确定。2019年10月18日，马守军因抢救无效于医院死亡，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记载死亡原因为：百草枯中毒。2020年1月9日，被告向马吉美出具《解约通知书》，决定不予给付身故保险金。第三人和原告均认可截止到2020年9月22日，贷款本息余额共计491158.55元。一审法院认为，马守军与被告签订的天安人寿安心贷意外伤害保险合同,均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故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履行。根据在卷证据不能充分证明马守军系喝农药自杀的事实。被告也未提供其他有效证据证明马守军系自杀,不能排除马守军系误服农药身亡的可能,故被告称马守军系喝农药自杀身亡,其不应按保险条款载明赔付保险金的主张,证据不足,依法不予支持。天安人寿安心贷意外伤害保险合同约定第一受益人为第三人，故保险金首先应支付欠付第三人的贷款本息491158.55元，剩余18841.45元应支付给马守军的第二受益人即马守军的法定继承人马吉美、代文全、刘双双、马某。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天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滨州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给付第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民支行保险金491158.55元；二、被告天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滨州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给付原告马吉美、代文全、刘双双、马某保险金18841.45元；三、驳回原告马吉美、代文全、刘双双、马某及第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民支行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940元，减半收取4470元，由被告天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滨州中心支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上诉人主张一审提交的录音证据未予质证，本庭当庭播放录音证据。录音一：上诉人称是和牙医马洪强的录音，用以证明：马洪强诉前调解出庭作证的说法与录音内容不一致，访谈录音中他说听说可能喝酒了，但是在作证时说马守军找他的时候大声喊喝了酒，不小心喝了农药。录音二：上诉人称是与120跟车医生梅克海的录音，用以证明：梅克海确认当时马守军神志清醒，且陈述服药原因是因为感情问题，服毒后心生悔意；录音三：上诉人称与马守军女儿的谈话录音，用以证明孩子对父亲去世了解的情况；录音四：上诉人称是与急诊科马医生的录音，用以证明：马守军当时是清醒的，可以分别盛酒的容器与毒药容器之间的差别，是有意识的主动服药，且根据马医生的专业判断，除非有意识的不想活了才有可能服用如此大剂量的农药；录音五：上诉人称与马守军邻居的录音，用以证明：马守军服毒自杀的原因是因为感情方面受到挫折；录音六：上诉人称与宋桥社区工作人员的录音，用以证明：证明内容非社区工作人员填写，社区也未对证明内容进行过审查或者核实。被上诉人质证称，对录音一牙医录音，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牙医在一审庭审时候已经出庭作证，对于案件陈述应该以当庭陈述为准，且该份录音中开头牙医表明死亡受害人是误服农药。对120跟车医生及急诊科医生的录音，无法证实该两人的真实身份，且该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在一审两次庭审质证均未提交，且在内容上只是个人猜测推断；对跟车大夫录音和急诊科马医生录音，真实性有异议，对跟车医生和马医生的身份，被上诉人表示怀疑，同时这两份录音中所指向的对象是不是马守军，也表示怀疑。对与马守军女儿的录音，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死者女儿现年不到7周岁，属于智力尚未完全发育的未成年人，其陈述的内容与本案无关，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借着查明案件事实表现出所谓的嘘寒问暖，引诱误导未成年人，本身不符合道德准则要求；对邻居访谈时，出现引诱式的发问，硬是把马守军误服农药和感情问题相关联起来，对宋桥社区的录音，可以证实公章是真实的，其盖章时也不是空白的，村委会作为基层的组织，对自己村里发生的事情出具符合实际情况的说明是完全正确的。工商银行惠民支行质证称，上诉人提交的全部录音证据并未表明录音者的身份及被访问者的身份，该证据不具有合法性，法院不应该采纳。本院认为，对于上诉人所提交的与跟车大夫、急诊科马医生、邻居、社区工作人员身份不祥，谈话对象的身份，本院无法核实，对此上诉人也没有提交其他有效证据进一步印证，因此对于上述谈话录音的真实性，本院不予认定。且从谈话内容看，谈话录音所涉内容大部分均为受访者的猜测，不足以证实上诉人的证明目的。马洪强已经在一审期间出庭作证，录音中也提到马守军可能喝酒，对于上诉人提交的该份录音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对于与马守军女儿的录音，马守军女儿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单凭其所作的陈述不足以证实马守军死亡的真正原因，对此本院不予采信。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上诉人主张根据保险合同的责任免除条款，被保险人属于自杀身亡，不应予以理赔。首先，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保险人以被保险人自杀为由拒绝给付保险金的，由保险人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针对马守军是喝农药自杀还是误服，双方有争议，针对马守军的服药剂量，马守军先后就诊的两家医院病历记载不一致，分别载明的是200毫升和500毫升，对于马守军所服农药的准确剂量，已无从查实，一审法院也没有认定马守军服药的准确剂量，因此上诉人仅从剂量上推测马守军是自主喝农药自杀，不能成立。因马守军是独自在家喝的农药，马守军是在什么状态下，为何喝下农药，已经无从查实，但在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入院记录中记载，马守军近几日饮酒较多，被上诉人针对误服农药的主张也提交了其社区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在马守军是自杀还是误服农药的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下，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上诉人应当对马守军系喝药自杀的主张进行举证，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在上诉人未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证实马守军是喝药自杀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对于上诉人的该项主张，未予采信，并无不当。上诉人并没有提交证据证实原审法院审理本案过程中存在程序严重违法的情形，因此对于上诉人所述原审程序混乱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信。本案的案情与上诉人提交的所谓类案裁判文书，事实认定有所不同，也不存在法律适用上的分歧，一审法院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认定本案事实，并适用法律裁决本案，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667元，由上诉人天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滨州中心支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郑乃群审 判 员 王忠民审 判 员 高立俊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 刘亚茹书 记 员 李文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