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冀05民终16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闫风珍，女，1953年4月18日出生，汉族，中共党员，住邢台市信都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赵丽萍，女，1964年5月4日出生，汉族，群众，住邢台市信都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增行，河北冀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文红，女，1969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中共党员，住邢台市襄都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玉才，河北齐心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闫风珍、赵丽萍因与被上诉人王文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邢台市信都区人民法院（2019）冀0503民初29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闫风珍、上诉人赵丽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增行、被上诉人王文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玉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闫风珍上诉请求：1、撤销河北省邢台市信都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冀0503民初2968号民事判决书中第一项判决部分内容，依法改判上诉人闫风珍偿还被上诉人王文红借款本金4200000元（依法扣减该项判决内容中多认定的330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上诉人闫风珍偿还被上诉人王文红借款本金7500000元及利息是错误的。1、被上诉人王文红在一审中主张借款本金的数额为7500000元，其中转账部分为4200000元，现金部分高达3300000元，这种交易方式明显违背逻辑，不符合交易习惯。被上诉人王文红自己列举的以现金方式向上诉人闫风珍出借借款的时间与金额均是其为了与上诉人闫风珍出具借条上的数额一致而进行拼凑的，且被上诉人王文红当庭并未提交任何有效证据证明其已经以现金方式向上诉人闫风珍出借了该3300000元借款。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王文红所主张的向上诉人闫风珍以现金方式出借该3300000元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应依法予以撤销。2、被上诉人王文红出示的转账明细与其自己整理的“闫风珍、赵丽萍偿还王文红利息情况”的说明存在严重不符，与其主张的借款本金7500000元的利息并不能相互吻合，其完全是为了拼凑7500000元债权的存在而进行整理的，一审判决以被上诉人王文红主张的本金数额与其计算的利息相吻合进而认定借款本金的数额为7500000元是错误的，应依法予以撤销。综上，被上诉人王文红向上诉人闫风珍交付现金3300000元根本不存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赵丽萍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上诉人在3300000元的借款本金和利息范围内承担连带偿还责任），驳回被上诉人王文红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一审法院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审法院认定的基本事实不清，认定事实的证据不足，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一、本案借款发生在二被上诉人王文红和闫风珍之间，赵丽萍与王文红互不相识没有借款事实。1、一审时被上诉人王文红主张“以转账和现金方式向被诉人闫风珍和上诉人赵丽萍出借7500000元，其中向上诉人赵丽萍银行卡转账900000元、100000元、200000元、2400000元、600000元，现金3300000元，共计7500000元，”该款是闫风珍借用王文红的款项，不存在2011年9月6日王文红给上诉人转账900000元。闫风珍向王文红出具三张借条，2014年7月21日出具的借条4500000元，2014年4月17日出具的借条2400000元，2014年4月23日出具的借条600000元，共计7500000元。转到上诉人卡上的钱3300000元和王文红转给闫风珍900000元，共计4200000元，一审法院确认是闫风珍借用王文红的款项，对此无异议。二、上诉人对金隆水泥的7577000元享有不可争辩的权利，与王文红和闫风珍没有关系。上诉人在一审中证明了7577000元的由来，本金为6500000元，其中上诉人350000元，上诉人母亲150000元，同事杨素英4000000元，同学李海平2000000元。上诉人与杨素英和李海平之间虽没有书面合同，但根据银行卡的转账记录充分证明，2013年11月6日杨素英通过冯胜霞的银行卡转入4000000元，2013年11月7日李海平转入2000000元，加上上诉人及其母亲的500000元共计6500000元，转到金隆水泥。在一审时，王文红的代理人提到我一个下岗职工怎么会有700多万元。上诉人是一个下岗职工确实没有700多万元，我们娘俩有500000元，6000000元不是我本人的，但被上诉人王文红作为在岗职工如何有7500000元，其中有3300000元现金交易，而且诉称自己交给闫风珍3300000元现金，如果来源不合法就会涉嫌洗钱，只能以后由纪检及司法机关确认。银行明细记载2013年11月6日杨素英的4000000元转到上诉人卡，当日转入金隆水泥3000000元，2013年11月7日李海平的2000000元转到上诉人卡，当日转入金隆水泥2000000元，另1500000元虽经闫风珍挪用，但事后转入金隆水泥1500000元，在当时上诉人虽然不愿意挪用，碍于面子也不得不同意。关于王文红2015年4月17日借给闫风珍的2400000元，没有转到金隆水泥，2015年4月23日王文红借给闫风珍的600000元没有转到金隆水泥，2011年9月16日王文红借给闫风珍的900000元没有转到金隆水泥，2012年5月11日、16日王文红借给闫风珍的300000元没有转到金隆水泥。因此，金隆水泥的6500000元本金与王文红、闫风珍无关，对此，上诉人享有不可争辩的权利。二被上诉人是同一单位的上下级关系，现金交付3300000元，且无证据证明，不能排除虚假诉讼，套取上诉人承担3300000元的连带责任。三、关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闫风珍资产混同问题。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闫风珍之间的关系不是投资人关系，也不是合伙关系，是雇佣关系。这要从上诉人的家庭说起，上诉人早年离婚，带儿子再婚，儿子28岁时突然去世，家中母亲已80岁高龄，既要伺奉母亲，又要有口饭吃，每月1200元，工作量小，没什么事，在家的时间多，本无可厚非的事，到了法院就变成了上诉人与闫风珍资产混同。上诉人的个人资产与谁也不能混同，仅有350000元，这也是上诉人一辈子的资产，母亲150000元也无可厚非。四、关于金隆水泥的6500000元本金及上诉人赵丽萍债权债务问题。1、上诉人投入到金隆水泥6500000元的来源前述已有说明，且有据可查。金隆水泥因资产重组计息到2015年10月23日，债务人向债权人出具的债权债务凭证结合转款记录是认定事实的根据。2、关于上诉人7577000元债权形成问题。上诉人向金隆水泥出资6500000元的来源前述已说明，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收到李海平2000000元用于出借给金隆水泥且未偿还明显不符”，2013年11月7日当日收到李海平2000000元，当日转入金隆水泥2000000元；2013年11月6日杨素英通过冯胜霞转给上诉人4000000元，当天转到金隆水泥3000000元，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何来“明显不符”。闫风珍与其他人有什么业务往来与我无关。后闫风珍又转到金隆水泥1500000元，该1500000元是闫风珍挪用了上诉人500000元和杨素英1000000元，事实清楚，转款明确，权债手续明确。6500000元产生的利息是1077000元，这是不争的事实，本息合计7577000元，该款不是本案审理的范围。五、关于两个3300000元的说明。一审查明的事实中出现两个3300000元，第一个3300000元是王文红转到我卡上的是3300000元，加上王文红转到闫风珍名下的900000元共计4200000元，这4200000元是闫风珍借王文红的款项，对此一审法院已经确认。第二个3300000元是一审法院认定王文红向闫风珍交付3300000元现金，上述4200000元与王文红主张7500000元差额3300000元，而被上诉人闫风珍主张没有收到被上诉人王文红的现金3300000元，王文红也没有3300000元的现金来源的相关证明材料，在现行的交易中很难找到巨额现金交易，在二被上诉人3300000元现金交易不能确定并涉嫌洗钱的合理怀疑和事实尚未查清的情况下，让我承担3300000元的连带责任，既无事实依据又无法律依据。六、关于连带责任问题。一审判决确认被上诉人王文红转到我卡上的3300000元是被上诉人闫风珍借款，从银行卡记录看没有转到金隆水泥。杨素英转到我卡4000000元，李海平转到我卡2000000元，我和母亲的500000元均投到金隆水泥。一审判决书通篇以我的钱与闫风珍名下的存款“混同”、“严重混同”、“明显混同现象”以及“赵丽萍出借给闫风珍的三张银行卡交易金额特别巨大，因此赵丽萍无法排除为闫风珍逃避债务及出借银行卡过程中存在其他谋利的合理怀疑”。一审法院没事实证据，凭怀疑判案，我不能接受。一审法院认为“应在过错范围内对本案借款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以此教育、警示公民违法出借银行账户获利行为的发生”。由以上的一审法院“认定”和“认为”看，一审法院为了被上诉人王文红的利益生拉硬拽，无所不用其极。在二被上诉人形成借款合同后被上诉人王文红转到我卡3300000元，我把该款交付被上诉人闫风珍何错之有。1、连带责任的承担必须有法律的明文规定，没有法律明文规定的不得判处连带责任承担。一审法院判决我承担连带责任是法院滥用审判权，而不是我滥用民事权利，我没有损害任何人的利益。2、一审法院认定王文红向我转款3300000元，我没借王文红的钱，我也没让王文红转给我钱，与王文红素不相识，被上诉人王文红无缘无故为什么转给我3300000元。这是闫风珍借了王文红的钱，同时在银行的流水中，闫风珍借用王文红的3300000元也有去向记录，与我没有任何关系。即使按照商业交易习惯，讲点道理，也不应由我承担还款的连带责任。3、我出借银行卡给闫风珍，王文红知道，王文红也是借用银行卡转到我卡上的，王文红现在就是银行职员，他们为什么不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遗漏当事人是程序违法，二审法院应予纠正，发回一审法院重审。一审法院以我出借银行卡承担连带责任教育、警示公民，王文红作为银行职员怎么不警示教育，王文红通过借贷形式洗钱怎么不警示教育。4、闫风珍与李海平、杨素英有无其它债权债务关系与上诉人无关，也不是上诉人承担责任的依据。在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中，闫风珍的资金流量10亿元，一与上诉人无关，上诉人不享有法律权利，也无法律义务。在闫风珍使用资金的过程中，上诉人没有任何损害第三人利益的行为。一审法院指认“闫风珍和赵丽萍采取一个人向债权人打借条，另一个人收取借款的方式，故意将一个借款债务人可以完成的角色拆分成两个人，目的在于悬空债权人的债权”，与之法院认定的出借银行卡岂不自相矛盾。除了二被上诉人之间的借贷行为外，至今没有发现任何一个人这样指控，上诉人除了作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每月收取1200元工资，没有和闫风珍做过任何一件不利于任何人的事，判决书中适用尚未实施的《民法典》第132条的规定“民事主体不得滥用民事权利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作为依据评价本案，而不适用当时有效的法律如民法通则第58条（四）的规定，因为双方既无恶意又无串通，更没有损害任何人的利益，被上诉人或是为了盈利或是为了洗钱，把不能及时收回款项的责任定在上诉人头上。一审法院为了达到被上诉人王文红的目的，不客观认定事实，上诉人仅有350000元，判决承担330万余元的还款责任，不是上诉人滥用民事权利而是一审法院滥用审判权力。七、关于法律适用问题。1、一审法院判决适用的法律明确规定了借款人和出借人之间的法律事实，按照合同相对性原则，权利义务对等原则，二被上诉人借款合同的权利、义务在二被上诉人之间，上诉人没有借款关系的权利义务。2、最高法院关于民诉法解释第65条所规定借用业务介绍信、合同专用章、盖章的空白合同书或者银行账户的，出借单位和借用人为共同诉讼人。该条规定的出借单位和借用人出借的对象是业务介绍信、合同专用章、盖章的空白合同书或者银行账户，没有规定个人出借银行卡，对此一审法院无权超出明文规定扩大适用范围。3、最高法院关于出借银行账户的当事人是否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批复规定的，出借银行账户是违反金融管理法规的违法行为，区别不同情况追究出借人相应的民事责任。(1）该批复规定了出借银行账户，而不是个人出借银行卡。在现行的企业、事业单位，国家机关使用个人银行卡的情况非常普遍，因为单位不能办理银行卡，充其量只能说闫风珍借王文红的钱是让我去拿的，并且交给了闫风珍。（2）区别不同情况追究出借人相应的民事责任，应当看出借人是否交付了借款人款项，借款人收到款项时，出借银行卡对借款双方没有其它权利义务和责任，判决上诉人承担还款责任就不是“相应的民事责任”，民法通则中的10种民事责任形式中没有规定连带责任，对于连带责任，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不适用连带责任承担。依照一审法院适用的法律规定，上诉人不应承担民事责任和连带责任。综上，本案事实清楚，二被上诉人之间发生了借贷关系，上诉人出借银行卡，没有影响二被上诉人的借贷关系，也没有给任何一方造成损失，不应承担民事责任，更不应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承担连带责任的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中级人民法院充分考虑上诉人的事实和理由，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王文红针对闫风珍答辩称，一、闫风珍向答辩人出具的三张合计金额7500000元借条，说明闫风珍确实收到答辩人出借的款项7500000元。2014年7月21日闫风珍向答辩人出具金额为4500000元借条一张，该借条中写明：今借到王文红人民币现金4500000元（实际为转账1200000元、现金3300000元），月利率15‰，按季结息。2015年4月17日闫风珍向答辩人出具金额为2400000元借条一张，该借条中写明：今借到王文红现汇2400000元，月利率12‰，按季结息。2015年4月23日，闫风珍向答辩人出具金额为600000元借条一张，该借条中写明：今借到王文红现汇600000元，月利率12‰，按季结息。闫风珍作为银行从业人员，更作为银行高级管理人员，明确知道其出具“今借到”借条的后果，说明闫风珍确实收到答辩人出借的款项7500000元的事实，其中现金部分为3300000元。答辩人六笔现金借款合计330万元向闫风珍履行的时间在2014年7月21日以前，答辩人前三笔转账支付的借款合计120万元向闫风珍履行的时间也在2014年7月21日以前(2011年9月16日转账400000元及500000元，2012年6月7日转账100000元、2012年5月16日转账200000元）。上诉人闫风珍出具的第一张金额为4500000元借条时间为2014年7月21日，即上诉人闫风珍属于事后确认借款金额。上诉人闫风珍在该借条上还明确写明“今借到”现金4500000元。针对2014年4月17日转账履行的240万元及2014年4月23日转账履行的600000元，出具的相应日期的两张借条均写的是收到现汇，可见上诉人闫风珍对于现金和现汇是明确区分的，说明闫风珍确实收到了3300000元现金。二、闫风珍向答辩人支付的利息数额与相应期间按答辩人主张的本金数额计算的利息数额相吻合。闫风珍向答辩人支付的16笔利息中10笔利息金额与相应期间按答辩人主张的本金数额计算的利息数额相吻合。1、本案第3笔利息、第4笔利息、第5笔利息、第6笔利息及第7笔利息均为94500元，与答辩人主张的2012年5月16日合计本金2100000元按季度计算的利息完全吻合。2、本案第12笔利息、第13笔利息及第14笔利息均为202500元，与答辩人主张的2014年7月21日合计本金4500000元按季度计算的利息完全吻合。3、本案第15笔利息337500元，与答辩人主张的合计本金7500000元按季度计算的利息完全吻合。4、本案第16笔利息270000元（利率调整为月息1.2%)，与答辩人主张的合计本金7500000元按季度计算的利息完全吻合。上述事实充分说明闫风珍收到了答辩人的7500000元借款，其中现金部分为3300000元。三、闫风珍否认收到现金借款3300000元严重违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本案中闫风珍向答辩人出具了三张借条，这三张借条中均是书写的一个单笔的数额，没有单独记载借到3300000元的表述。现在闫风珍认可收到了第一张借条中一部分钱(1200000元转账部分），而否认收到该借条中的其他钱(3300000元现金部分），显然不符合常理。闫风珍应当举出充足的证据以证明其主张，排除人们的合理怀疑，否则闫风珍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另外，如果没有收到3300000元现金借款而出具了“今借到”的借条，作为银行高级管理人员的闫风珍自然会对该借条提出撤销，而不会在长达五六年的时问，对该借条一直认可并按借条载明的本金数额如实支付利息，这显然严重不符合常理，只能说明闫风珍已经收到了答辩人的7500000元。综合以上三点答辩意见，答辩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闫风珍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闫风珍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王文红针对赵丽萍答辩称，一、上诉人赵丽萍非法向闫风珍出借14张银行卡谋利且出借的银行卡涉及交易数额达数十亿元，原审判决其在收取答辩人3300000元借款范围内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赵丽萍非法向闫风珍借用了14张银行卡。上诉人赵丽萍在一审向法庭提交的《情况说明》中承认向闫风珍出借了卡号为62×××92工行卡，之后又在法院询问时明确承认向闫风珍出借三张银行卡（卡号为62×××92工行卡、卡号为62×××10农行卡及卡号尾号为4420建行卡）。法院询问闫风珍时，闫风珍承认借用了赵丽萍四张银行卡，故可以证实赵丽萍还向闫风珍出借了卡号为62×××25邢台银行卡。另根据法院调取的闫风珍04×××02工行卡、04×××39工行卡及04×××88银行卡交易记录显示：赵丽萍通过62×××92银行卡、62×××20银行卡、62×××06银行卡、62×××10银行卡、62×××25银行卡、62×××61银行卡、53×××10银行卡、62×××08银行卡、04×××39银行卡、62×××32银行卡、62×××15银行卡、62×××54银行卡、04×××62银行卡及62×××38银行卡共计14个银行卡与闫风珍三个银行卡之间发生多达200余笔、交易金额约2000余万元的高频率交易。赵丽萍在一审中及法院询问中均承认为普通职工，其作为一名普通职工，不会有上述高频率的、大额的资金往来，那么其这些银行卡与出借给闫风珍的银行卡以及和闫风珍的银行卡之间的交易只可能是闫风珍掌控的不同的银行卡之间资金往来。上述事实足以证实除上述其二人承认出借的4张银行卡外，赵丽萍还向闫风珍出借了10张银行卡，即共计向闫风珍出借了14张银行卡。（二）赵丽萍出借给闫风珍的14张银行卡交易数额巨大，两人银行账户财产混同。根据一审法院调取的赵丽萍卡号为62×××25邢台银行卡（简称8425卡）交易记录，2012年10月31日至2019年12月21日期间8425卡交易笔数达592笔，金额20576.40109万元之巨。根据一审法院调取的赵丽萍62×××10农行卡（简称9910卡）交易记录，2011年12月23日至2018年10月30日期间9910卡交易笔数达590笔，金额57612.1412万元之巨。根据一审法院调取的赵丽萍62×××92银行卡（简称2192卡）交易记录，2013年10月23日至2014年12月22日期间2192卡不完整的交易笔数达120笔，交易金额87777814.97元之巨。在上述银行交易中多次出现一次转账2000000元、3000000元、4000000元、5000000元的资金往来。这种交易不可能是一名普通下岗职工正常的银行交易，只可能是赵丽萍出借给闫风珍后的银行交易。所以说，赵丽萍上述14张银行卡中资金与闫风珍的资金完全混同，两人的财务完全混同。（三）上诉人赵丽萍因为非法出借银行卡而非法获利。赵丽萍在2020年9月21日法庭的询问笔录中明确承认，其在闫风珍处工作的公司是“众诚投资公司，我基本上也不经常去，我是2012年过完春节去的，闫风珍给她每月1200元，没有具体工作，2019年11月份三张卡给我后工资就也就没有给我了”。上述事实说明，闫风珍给其的每月1200元就是赵丽萍非法出借银行卡的非法获利，而不是工资，足以证明赵丽萍在出具银行卡行为中非法获利，因此应当由赵丽萍与闫风珍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四）赵丽萍与闫风珍之间银行账户资产完全混同，赵丽萍无法排除通过出借银行卡谋取巨额利益的嫌疑及无法排除帮助闫风珍逃避债务的嫌疑。前已述及赵丽萍通过共计14个银行卡与闫风珍三个银行卡之间发生多达200余笔，交易金额约2000余万元的高频交易，其中为闫风珍偿还银行贷款约三笔以上，说明赵丽萍与闫风珍之间银行账户资产完全混同，赵丽萍无法排除通过出借银行卡谋取巨额利益的嫌疑及无法排除帮助闫风珍逃避债务的嫌疑。（五）赵丽萍出借给闫风珍的卡号为62×××92工行卡收取答辩人借款3300000元。赵丽萍出借给闫风珍的卡号为62×××92工行卡收取答辩人借款3300000元。分别为：1、2012年5月7日余蓓62×××35招商银行卡向赵丽萍62×××92工行卡转账100000元；2、2012年5月16日余蓓62×××35招商银行卡向赵丽萍62×××92工行卡转账200000元；3、2015年4月17日余蓓招商银行卡号为62×××35向赵丽萍62×××92工行卡转账2400000元；4、2015年4月23日余蓓62×××35招商银行卡向赵丽萍62×××92工行卡转账600000元。共计3300000元。上述五方面的事实说明，赵丽萍向闫风珍出借银行卡情节特别严重且获取非法利益，加上出借行为导致的其与闫风珍之间银行账户资产完全混同，因此赵丽萍不能排除通过出借银行卡谋取巨额利益的嫌疑及不能排除帮助闫风珍逃避债务的嫌疑。赵丽萍与闫风珍将本来是一人完成的借款活动，故意拆分为两人的行为，其中闫风珍负责打条，赵丽萍将银行账户交给闫风珍收款，让答辩人将借款打入赵丽萍名下的账号。一审法院基于上述事实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出借银行帐户的当事人是否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批复》（法［经］复［1991］5号）中的“出借银行帐户是违反金融管理法规的违法行为。人民法院除应当依法收缴出借帐户的非法所得并可以按照有关规定处以罚款外，还应区别不同情况追究出借人相应的民事责任。”赵丽萍在收取答辩人3300000元借款范围内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已经是最小范围的责任了，赵丽萍理应对闫风珍拖欠的全部债务承担还款责任。二、上诉人赵丽萍关于7577000万元金隆水泥债权事实陈述前后矛盾且与客观事实不一致。（一）上诉人赵丽萍在法庭询问和上诉状时称，其收到杨素英通过冯胜霞转过来的4000000元后，2013年11月7日就转给金隆水泥了，但是在法院调取的赵丽萍尾号9910的银行记录上显示，2013年11月6日其账户收到冯胜霞的400万元后，当日转给了杨进功1000000元＋3000000元，在7天后的2013年11月13日又转给杨进功1509200万元，在5天之后的2013年11月18日再次转给杨进功2000000元，这几笔合计7509200万元。2013年1月23日向河北金隆水泥转账2000000元，2016年10月21日向河北金隆水泥转账1000000元，不显示6500000元的记录。这些与上诉人所称的交给金隆水泥650万元完全不一致，显然上诉人在说谎。同样在该银行卡记录中显示该账户，2014年3月4日向冯胜霞转账3000000元，2014年5月14日向冯胜霞转账3000000元，2014年9月19日向冯胜霞转账3000000元，如果按照赵丽萍的说法和逻辑，应该是冯胜霞的钱已经收回了。上述记录可以证明，赵丽萍的陈述与相关的银行账户记录严重矛盾，一审认定其主张不能成立是非常正确的。（二）闫风珍控制的赵丽萍的尾号9910的银行记录上显示，从2012年3月26日至2016年10月21日该账户与冯胜霞两人银行卡之间资金往来高达36笔，金额高达78648200元，其中不乏动辄一笔就是3000000元、4000000元、5000000元的资金往来，有时候一天之内就有多笔大额的资金往来，这说明所谓的冯胜霞账户也极有可能是被出借的账户，是被闫风珍控制的账户。自然赵丽萍关于金隆水泥债权的陈述一定严重不实，请法院不认可赵丽萍的陈述，认定金隆水泥的债权是闫风珍的。（三）赵丽萍在法庭询问中承认“从金隆水泥收到过利息，是发到我的尾号52192号的银行卡”。“从金隆水泥收到过利息，是发到我的尾号52192号的银行卡”前述证据已经证实赵丽萍“借给闫风珍一张尾号52192银行卡（工商银行）”。在此，我们做一个假设，即假设金隆水泥的借款是赵丽萍自己的，赵丽萍和闫风珍的资金是相互区分的。按照常理赵丽萍不会将自己借款的利息转到闫风珍掌控的银行卡上，将自己的钱交给闫风珍，这显然不是其作为一名会计的正常操作行为。何况按照赵丽萍的说法，这些钱中自己只是有很小一部分，只有自己的350000元，总数为6500000元，占比约为5%，其他近95％是其母亲和同学、同事的。按照常理其不会让闫风珍掌控了自己同学和同事的利息了，更不会让闫风珍掌控自己母亲的养老钱了。唯一的解释就是向金隆水泥投资的资金是闫风珍的，不是赵丽萍的，只有这样，赵丽萍才会让金隆水泥将钱转入闫风珍控制的账户，将钱交给闫风珍。因此，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金隆水泥的钱就是闫风珍的，不是赵丽萍的，赵丽萍的陈述完全虚假。（四）赵丽萍在上诉状中称，杨素英转入其银行卡的4000000元，当日转入金隆水泥3000000元，这一说法与其在法庭询问时，完全矛盾。在法庭询问时，其称是将4000000元放到金隆水泥的。其在上诉状中还称，闫风珍曾经挪用过其中的1500000元。如果是其自己同事的钱，其如何会让闫风珍挪用，显然这些资金就是闫风珍的，不是赵丽萍的。两人在上述银行卡账户中资金是完全混同的。综上两点答辩意见，答辩入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予维持。 王文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闫风珍、赵丽萍连带偿还原告借款7500000元及利息（自2015年10月22日至还清为止，以7500000元为本金按月利率1.2%计算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用、保全费用、律师费及保证保险费用由被告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2011年9月16日原告王文红62×××26银行卡向被告闫风珍62×××12邢台银行卡分别转账400000元、500000元，原告王文红指示案外人余蓓并通过余蓓62×××35招商银行卡向被告赵丽萍62×××92工行卡转账四笔共计3300000元，分别是：2012年5月7日转账100000元；2012年5月16日转账100000元；2015年4月17日转账2400000元；2015年4月23日转账600000元。二、2014年7月21日被告闫风珍向王文红出具金额为4500000元借条一张，该借条中写明：收到王文红现金4500000元，月利率15‰，按季结息；2015年4月17日被告闫风珍向原告王文红出具金额为2400000元借条一张，该借条中写明：收到王文红现汇2400000元，月利率12‰，按季结息；2015年4月23日被告闫风珍向原告王文红出具金额为600000元借条一张，该借条中写明：收到王文红现汇600000元，月利率12‰，按季结息。三、被告赵丽萍通过62×××92工商银行银行卡向原告王文红62×××26邢台银行银行卡转账还息三笔，分别为：2012年3月16日还息44000元；2012年5月16日还息46200元；2012年8月16日还息94500元。被告赵丽萍通过62×××25邢台银行卡向原告王文红62×××26邢台银行卡转账还息四笔，分别为：2012年11月16日还息94500元；2013年8月16日还息94500元；2013年8月29日还息60000元；2013年12月11日还息30500元。被告赵丽萍通过62×××10农行卡向原告王文红62×××26邢台银行卡转账还息三笔，分别为：2013年2月16日还息94500元；2013年5月16日还息94500元；2013年11月15日还息109500元。被告赵丽萍通过62×××92银行卡向王文红指定的案外人张梅玲62×××61邢台银行卡还息6笔，分别为：1、2014年7月21日还息185500元；2、2014年10月21日还息202500元；3、2015年1月21日还息202500元；4、2015年4月21日还息202500元；5、2015年7月20日还息337500元；6、2015年10月21日还息270000元。综上，被告赵丽萍共计向王文红还息16笔，分别为：1、2012年3月16日还息44000元；2、2012年5月16日还息46200元；3、2012年8月16日还息94500元。4、2012年11月16日还息94500元；5、2013年2月16日还息94500元；6、2013年5月16日还息94500元；7、2013年8月16日还息94500元；8、2013年8月29日还息60000元；9、2013年11月15日还息109500元；10、2013年12月11日还息30500元；11、2014年7月21日还息185500元；12、2014年10月21日还息202500元；13、2015年1月21日还息202500元；14、2015年4月21日还息202500元；15、2015年7月20日还息337500元；16、2015年10月21日还息270000元。四、实际执行的利率情况：2015年7月16日之前执行的是月息15‰；2015年7月16日之后执行的是月息12‰。五、本案第3笔利息、第4笔利息、第5笔利息、第6笔利息及第7笔利息均为94500元，与原告王文红主张的2012年5月16日合计本金2100000元（即：1、2011年9月16日向被告闫风珍转账900000元；2、2012年1月28日向被告闫风珍现金付款400000元；3、2012年5月7日向被告赵丽萍转账100000元；4、2012年5月16日向被告闫风珍现金付款500000元；5、2012年5月16日向被告赵丽萍转账200000元）按季度计算的利息（月息15‰）完全吻合；本案第12笔利息、第13笔利息及第14笔利均为202500元，与原告王文红主张的2014年7月21日合计本金4500000元（即：1、2011年9月16日向被告闫风珍转账900000元；2、2012年1月28日向被告闫风珍现金付款400000元；3、2012年5月7日向被告赵丽萍转账100000元；4、2012年5月16日向被告闫风珍现金付款500000元；5、2012年5月16日向被告赵丽萍转账200000元；6、2013年10月15日向被告闫风珍现金付款1000000元；7、2014年2月10日向被告闫风珍现金付款800000元；8、2014年4月15日向被告闫风珍现金付款400000元；9、2014年7月21日向被告闫风珍现金付款200000元）按季度计算的利息（月息15‰）完全吻合；本案第15笔利息337500元，与原告王文红主张的合计本金7500000元（即：1、2011年9月16日向被告闫风珍转账900000元；2、2012年1月28日向被告闫风珍现金付款400000元；3、2012年5月7日向被告赵丽萍转账100000元；4、2012年5月16日向被告闫风珍现金付款500000元；5、2012年5月16日向被告赵丽萍转账200000元；6、2013年10月15日向被告闫风珍现金付款1000000元；7、2014年2月10日向被告闫风珍现金付款800000元；8、2014年4月15日向被告闫风珍现金付款400000元；9、2014年7月21日向被告闫风珍现金付款200000元；10、2015年4月17日向被告赵丽萍转账2400000元；11、2015年4月23日向被告赵丽萍转账600000元）按季度计算的利息（月息15‰）完全吻合；本案第16笔利息270000元（利率调整为月息12‰），与原告王文红主张的合计本金7500000元按季度计算的利息（月息12‰）完全吻合。六、被告赵丽萍名下14个银行卡（赵丽萍通过62×××92银行卡、62×××20银行卡、62×××06银行卡、62×××10银行卡、62×××25银行卡、62×××61银行卡、53×××10银行卡、62×××08银行卡、04×××39银行卡、62×××32银行卡、62×××15银行卡、62×××54银行卡、04×××62银行卡及62×××38银行卡）与被告闫风珍三张银行卡（04×××02工行卡、04×××39工行卡、04×××88工行卡）之间发生超过200余笔、交易金额约2000余万元的交易，被告赵丽萍与被告闫风珍两人名下银行存款存在明显混同现象。七、2012年10月31日至2019年12月21日期间被告赵丽萍62×××25卡交易笔数达592笔、金额达2亿元左右。2011年12月23日至2018年10月30日期间被告赵丽萍62×××10银行卡交易笔数达590笔、金额达5亿元左右。2011年9月19日至2019年12月21日期间被告赵丽萍62×××92银行卡交易笔数达3000余笔、金额愈10亿元。八、原告王文红与被告闫风珍均认可二人原为邢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同事且为上下级关系。九、根据被告赵丽萍及被告闫风珍的书面说明和陈述，2012年至2019年11月期间：被告赵丽萍向被告闫风珍出借四张银行卡（尾号9910农行卡、尾号2192工行卡、尾号8425邢台银行卡及尾号4420建行卡）；被告赵丽萍每月从闫风珍处领取1200元，但没有具体工作内容；出借上述银行卡期间赵丽萍也使用该银行卡，其中自称以其名下尾号2192号卡上的资金向金隆水泥出借款项，名下登记有对金隆水泥7577000元债权；被告赵丽萍对7577000元债权形成的陈述与银行卡交易流水显示的情况明显不符：赵丽萍尾号9910农行卡没有杨素英向该卡转款4000000元的记录；2013年10月23日至2014年12月16日期间尾号9910银行卡合计收到李海平尾号8508银行卡转来10350600元，2014年5月19日至2014年12月4日尾号9910卡及尾号2192卡合计向李海平尾号8508银行卡转账10261500元，与被告赵丽萍陈述称尾号2192卡收到李海平2000000元后用于出借给金隆水泥且未偿还明显不符；与2013年1月23日至2016年10月21日尾号9910卡向金隆水泥转账两笔共计3000000元明显不符。另查明，原告王文红为财产保全支出保证保险费12000元、保全费5000元，支出律师费3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一是关于债务人的认定问题。本案被告闫风珍共向原告王文红出具借条3张，并在2011年9月16日收到原告王文红出借款项900000元，因此应当认定被告闫风珍是本案的借款人。2012年至2019年11月期间被告赵丽萍共向被告闫风珍出借其名下四张银行卡，被告赵丽萍出借银行卡时间与本案借款形成期间（2011年9月16日至2015年4月23日）存在重叠事实，且该借用的银行卡收取本案借款3300000元及向原告王文红还息16笔，被告赵丽萍的行为违反了《银行账户管理办法》第三十四条之规定：“存款人的账户只能办理存款人本身的业务活动，不得出租和转让账户。”及《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第六十五条之规定：“存款人不得出租、出借银行结算账户。”的规定；被告赵丽萍向被告闫风珍出借银行卡期间存在明显过错：出借银行卡四张、出借时间较长（2012年至2019年11月）且交易金额巨大；出借期间每月收取闫风珍固定费用但无具体工作，该固定费用应属于出借银行卡收取的固定报酬；被告赵丽萍出借期间使用该出借的银行卡，其中使用该银行卡资金出借给金隆水泥且将对该公司7577000元债权登记在自己名下；被告赵丽萍与被告闫风珍银行存款存在严重混同现象，被告赵丽萍关于对金隆水泥7577000元债权陈述不实，被告赵丽萍出借给闫风珍的四张银行卡中的三张银行卡（尾号9910农行卡、尾号2192工行卡、尾号8425邢台银行卡）交易金额特别巨大，因此被告赵丽萍无法排除为闫风珍逃避债务及出借银行卡过程中存在其他谋利的合理怀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出借银行账户的当事人是否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批复》（法经复［1991］5号，执行日期1991年9月27日）规定：“出借银行账户的违反金融管理法规的违法行为。人民法院除应当依法收缴出借账户的非法所得并可以按照有关规定处以罚款外，还应区别不同情况追究出借人相应的民事责任。”的规定，本院认为被告赵丽萍应在过错范围内对本案借款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即以此教育、警示公民违法出借银行账户获利行为的发生。本案争议焦点二是借款本金的认定。原告王文红主张为7500000元，其中转账部分4200000元、现金部分3300000元，被告闫风珍抗辩未收到3300000元现金部分。原告王文红主张的六笔现金借款履行时间均在2014年7月21日以前，被告闫风珍出具的第一张金额为4500000元借条时间为2014年7月21日，即被告闫风珍属于事后确认借款金额；被告闫风珍在该借条上还明确写明收到现金4500000元，针对2014年4月17日转账履行的2400000元及2014年4月23日转账履行的600000元，出具的相应日期的两张借条均写的是收到现汇，可见被告闫风珍对于现金和现汇的认知和理解上是有所区分的；另向原告王文红支付的16笔利息中10笔利息金额与相应期间按原告王文红主张的本金数额计算的利息数额相吻合；再考虑到原告王文红和被告闫风珍的熟悉程度及被告闫风珍担任银行管理人员的从业经历，被告闫风珍在书写“借条”或“收据”时对法律后果的认知能力理应高于一般普通群众，故对于被告闫风珍抗辩先出具借据而未收到借款现金3300000元事实的审查，应采取较一般借款人更为严格的标准。结合本院上述已查明的事实，本院认定原告王文红出借的借款本金数额为7500000元。关于本案借款人承担偿还借款数额的认定问题。因本案被告闫风珍为借款人且本案借款本金数额为7500000元，本院认为被告闫风珍负有向原告王文红偿还7500000元借款本息的义务；被告赵丽萍收取本案借款3300000元并考虑其出借银行卡中的过错程度及与被告闫风珍银行存款严重混同的事实，本院认为赵丽萍应在收取本案3300000元借款范围内对原告王文红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关于本案争议焦点三是原告王文红起诉是否超诉讼时效问题。原告王文红主张因本案借款未约定还款时间且在本案起诉之前未向被告赵丽萍、闫风珍主张偿还借款本金，故诉讼时效应从本案起诉之日开始计算，被告赵丽萍及闫风珍均抗辩原告起诉超过诉讼时效，本院认为本案借款因未约定还款时间，被告赵丽萍和闫风珍主张本案借款本金7500000元起诉超诉讼时效的主张不能成立，但本案借款利息约定了按季付息，因此本案受理之日三年以前的利息已超诉讼时效，即2016年12月2日之前的利息已超诉讼时效，故本院对此部分债务利息依法不予支持。本案原告王文红主张按月息1.2%计付利息，未超过法律规定的最高限额，据意思自治原则，本院依法予以照准。关于原告王文红主张的本案诉讼费用、保全费用、律师费及保证保险费用的问题。本案诉讼费由本院依据查明的事实及裁判结果依法裁判；本案的保全费用，因对原告王文红本案诉讼请求的支持，依法应当由债务人承担；本案的律师费和保证保险费用，因据合同意思自治原则本案借贷双方在借贷关系成立之对上述内容进行合意约定，故本院对原告王文红的上述主张无法支持。本案经调解无效，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五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闫风珍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王文红借款本金7500000元及利息（以7500000元为本金自2016年12月3日起至债务履行清结止，按月利率1.2%计算的利息），被告赵丽萍在3300000元借款本金及相应利息（以3300000元为本金自2016年12月3日起至债务履行清结止，按月利率1.2%计算的利息）范围内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二、驳回原告王文红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4300元，减半收取32150元，由被告闫风珍负担18004元，被告赵丽萍负担14146元；本案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闫风珍和被告赵丽萍共同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一是关于本案借款本金问题。从上诉人闫风珍书写的借款凭证及支付相应借款本金所对应时间段产生的利息，相互吻合，可以认定上诉人闫风珍借被上诉人王文红本金为7500000元，上诉人主张只借到被上诉人本金4200000元与事实不符，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二是关于上诉人赵丽萍应否对借款本金中的3300000元及利息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的问题。上诉人赵丽萍出借多张银行卡归上诉人闫风珍使用严重违反法律、规定禁止性规定，在出借过程中本人也在使用，造成与上诉人闫风珍的银行资金存在严重混同，且上诉人赵丽萍在法庭陈述向金隆水泥出借本金6500000元过程中，就资金的来源、出借金额及出借时间相互矛盾，与查明的事实不符，无法排除为上诉人闫风珍逃避债务的合理怀疑，故上诉人赵丽萍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闫风珍、赵丽萍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6400元，由上诉人闫风珍负担32150元，由上诉人赵丽萍负担3215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梁国彬 审判员  张振防 审判员  王 雷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二日 书记员  邱 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