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浙11民终2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沈丽军，男，1973年7月1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伟力，浙江博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钟玲珍，女，1988年6月7日出生，畲族，住浙江省庆元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毛海龙。 上诉人沈丽军因与被上诉人钟玲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庆元县人民法院（2020）浙1126民初8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沈丽军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浙江省庆元县人民法院（2020）浙1126民初880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无证据予以证明，且和上诉人提交证据所反映的内容相悖。首先，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于2014年5月6日归还本金10万元，2018年归还本金20万元，双方借款本金总额是30万元。然，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仅能证明双方借款本金总额是28万元，余下2万元借款本金被上诉人认为是现金交付。但上诉人确认收到借款只有8万元。双方之前所有借款均是通过银行转账支付（包括其他数额为2万元的借款），故该笔借款现金交付有违之前出借习惯。在法庭询问被上诉人现金交付地点，被上诉人回答前后不一致，一会是在其庆元家里交付，一会是在丽水上诉人公司交付。对此，法庭警告被上诉人做不诚实陈述是要承担法律后果的，被上诉人又回答“现金交付地点记不清，该笔借款不在其起诉范围内”。而且该笔10万元借款没有书面的《借条》证明，仅有8万元转账凭证和被上诉人单方陈述现金交付2万元。在此情况下，原审判决还认定该笔借款金额是10万元，实在令人匪夷所思。其次，本案被上诉人起诉借款本金是2013年7月22日20万元，对于该笔借款上诉人前后分17笔合计归还360100元，并提交相应的银行转账凭证印证。对此，被上诉人认为其中有89600元是其收取“推介费”和本案无关，但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故，依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以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的，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存续承担举证责任”之规定，被上诉人应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然，原审法院却认为在比较双方抗辩意见，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所支付款项中89600元和本案无关更符合事实，故认定89600元和本案无关。上诉人认为，在上诉人有银行汇款凭证证明的情况下，原审竟然不予认可，反而采信被上诉人无证据证明的抗辩理由。由此可见，原审判决显然未根据证据来认定案件事实，违背“证据裁判”原则。二、原审判决支持上诉人非法收取“推介费”，有违“合法性”原则。原审认为89600元款项是否合法恰当，不是该院审理范围，上诉人可以另行主张。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所谓的“推介费”，按照浙高法（2019）117号的通知规定，这种所谓“推介费”均是不合法的，严重的话可能涉及“套路贷”违法犯罪。即使被上诉人主张“推介费”理由能成立，但因“推介费”收取不合法，该费用理应归还给上诉人，用于折抵借款本金。在事实如此清楚的情况下，原审法院竟然还支持被上诉人的违法收益。故，原审判决的公正性、合法性实在令人怀疑。三、原审判决认定前后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原审判决认为“本案借条是在2017年1月16日重新出具，原被告在借款本息停付两年之多后，更换借条并写明利息支付情况，该借条应为双方结算形成，现上诉人抗辩该借条是在未核对款项情况下出具的，显然不符合常理，不予以支持”。但原审又认为，被上诉人收取3分利息超过法律规定，多收取利息应折抵本金，又否定借条内容，而是按法院认定的双方“实际支付”款项判决，显然又是部分支持上诉人抗辩理由。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主张。 被上诉人钟玲珍答辩称，一、关于另外一笔借款是8万元还是10万元的事实，并不在本案审理范围当中。该笔借款发生于2013年8月20日、2013年9月22日以及2013年10月22日、2014年2月21日，这笔款项双方早已结清，被上诉人在一审时并没有就该笔借款向上诉人主张权利。被上诉人主张权利是基于2017年1月16日由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具的借条，该份借条的由来又是基于2013年7月20日20万元借款，与10万元借款没有任何法律意义上关系。因此，被上诉人向一审法院主张利息问题，是基于2017年1月16日借条中所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二、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混淆了整个借贷关系的相应事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曾经发生过好多次账目往来，其他双方都已经结清了，不存在任何争议。上诉人于2017年1月16日又重新亲笔向被上诉人出具了一份借条，该借条是上诉人真实意思表示，由上诉人自己书写，还加盖了公司公章。上诉人在借条中写明，经向钟玲珍借到20万元，该20万元是独立的，因此约定借期一年，月利率2%，即每月支付4000元，还特别注明了原借条日期2013年7月20日，自2014年6月份起利息未付。本案被上诉人向一审法院起诉，是基于该借条上面所注明的2014年6月份起利息未付等内容，故主张2014年6月份之后的利息。因此，之前双方往来的款项与本案没有任何法律意义上的关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原告钟玲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沈丽军返还原告钟玲珍利息192000元（自2014年6月起以200000元本金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算至2018年6月归还止）；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及保全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被告系亲戚关系，双方经济往来密切。2013年7月至2014年2月，被告向原告借款，约定利息按月利率3%计付。原告于2013年7月22日、2013年7月23日转账支付给被告50000元、150000元；之后又于2013年8月22日、2013年9月22日转账支付给被告20000元、30000元，于2013年10月22日现金支付给被告20000元，于2014年2月21日转账支付30000元，至此，被告向原告借款共计300000元。2013年8月21日至2014年11月21日期间，被告通过银行转账15笔共计260100元款项给原告，其中2014年5月6日归还的两笔共计100000元，双方确定系归还本金。2017年1月16日，经双方结算，被告沈丽军向原告重新出具《借条》一份，《借条》载明：“今向钟玲珍借到人民币贰拾万元整。。借期一年，利息2%”。且在借条中注明：“原借条日期2013年7月20日，2014年6月份起利息未付”。后原告于2018年6月21日、2018年6月25日及2018年8月3日归还200000元款项。原告提出2013年8月21日至2014年11月21日期间被告支付的260100元款项，除100000元系归还本金外，余款160100元，只有70500元系被告向原告支付借款利息，剩余89600元与本案无关联，系原告介绍案外人季文彩、季文君、胡慧珍、沈从勤等人借款给被告，被告支付给原告的“推介费”。被告则抗辩原告不能提供证明双方之间存在“推介费”的证据，即便有此事实，也不合法，故在此情形下被告支付的款项都应是归还本案的借款。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原、被告的借贷关系有原告提供的借条、银行转账记录等证据及双方的庭审陈述予以证实。本案主要焦点在于被告支付给原告的460100元款项中是否是全部都为归还原告的借款本息。对此，经审查，首先，除2018年支付200000元款项外，其余260100元款项均于2014年11月21日前支付，本案的借条是在2017年1月16日重新出具，原、被告在借款本息停付两年多之后，更换借条并写明利息支付情况，该借条应为双方经结算形成。被告亲笔在借条中注明2014年6月份起利息未付，现被告抗辩该借条是在未认真核对款项的情况下出具，显然不符合常理。其次，被告前期有时间规律地支付给原告金额不等的款项，但对法庭询问之前向原告借款的利率、支付款项的依据或标准及款项组成等陈述不清，而原告对此能清楚解释每一笔款项的组成，故原告虽不能提供双方之间存在关于“推介费”约定的证据，但对比双方的抗辩意见，原告主张被告所付的款项中有89600元与本案无关联，更符合事实。对于2018年归还的200000元，原告主张系归还本金，以及主张利息计算至2018年6月21日，系原告对自身民事权益的处分，该院予以尊重。故综合被告出具的借条、支付款项的情况，该院认定被告除2014年5月6日归还本金100000元，2018年归还本金200000元外，支付给原告的利息为70500元。但原告收取的70500元利息，系按月利率3%计算，故对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应予折抵本金。原告提出原已支付的利息不应折抵的意见，不符合法律规定，该院不予采信。经折抵计算，至2018年6月21日，被告尚欠原告借款本金173805.37元，利息177056.11元，扣除之后归还本金200000元，尚欠利息150861.48元。至于原告取得被告支付89600元款项是否合法适当，不是本案审理范围，被告可另行主张权利。综上，对原告钟玲珍要求被告沈丽军偿还借款利息的诉请，合理合法部分，该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百零五条的规定，判决：一、限被告沈丽军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钟玲珍借款利息人民币150861.48元；二、驳回原告钟玲珍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照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140元，减半收取计2070元，由原告钟玲珍负担411元，被告沈丽军负担1659元。财产保全申请费1480元，由被告沈丽军负担。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材料。 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一致。 本院认为，关于双方之间10万元借款是否已全额交付问题。上诉人沈丽军主张该笔10万元借款仅收到8万元借款本金，钟玲珍则辩称该笔10万元借款有8万元通过银行转账支付以及另2万元系以现金形式交付。本案中，双方均确认沈丽军就该笔10万元借款出具过10万元借条并已归还10万元本金，双方就该笔借款已结清，而本案中双方诉争的系20万元借款的利息，故上诉人沈丽军前述主张不能成立。 关于上诉人沈丽军所付款项中89600元性质问题。经查，钟玲珍先后出借给沈丽军10万元、20万元两笔借款，并约定按照月利率3%支付利息，沈丽军共归还给钟玲珍460100元款项，双方均确认其中沈丽军分别于2014年5月6日支付的10万元、于2018年6月21日、2018年6月25日、2018年8月3日支付的共计20万元系归还两笔借款本金。对于剩余160100元性质双方存在争议，沈丽军认为该160100元均系归还利息，钟玲珍辩称该160100元中的70500元系归还利息、89600元并非归还借款利息而系沈丽军因钟玲珍介绍他人借款的“推介费”。首先，从诉争160100元款项组成情况来看，自2013年8月21日至2014年4月21日期间沈丽军共支付了118100元，之后沈丽军又分别于2014年6月23日、2014年6月30日、2014年7月8日、2014年11月21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钟玲珍支付了10000元、10000元、13000元、9000元共计42000元，而2014年11月21日支付的9000元系160100元最后一笔款项。其次，根据2017年1月16日双方经结算后沈丽军重新出具的案涉借条内容可知，20万元借款本金的利息自2014年6月份起并未支付。由此可见，结合10万元借款本金已于2014年5月6日归还以及前述沈丽军于2014年6月份之后支付四笔款项共计42000元之事实，沈丽军关于160100元款项均系归还20万元借款利息的主张，显然与案涉2017年1月16日借条所载内容相悖。最后，再结合钟玲珍对于沈丽军所归还的每一笔款项性质均能作出合理说明，故在此情形下，钟玲珍关于沈丽军所付款项中89600元并非用于归还案涉借款利息的主张具有高度盖然性，因此原审认定沈丽军所付款项中有89600元与本案无关联可由双方另行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利息问题。本案中，双方之间借贷合同成立于2013年、2014年，本案受案时间为2020年6月1日，双方均认可10万元借款、20万元借款均按照月利率3%实际支付利息，故钟玲珍据此所收取的70500元利息并未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15年6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55次会议通过）第二十六条“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原审法院对沈丽军原已支付利息进行折抵存在不当，但钟玲珍作为债权人并未对此提出上诉，应视为其认可原审判决对利息的认定，故本院对此不予调整。 综上所述，上诉人沈丽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实体处理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140元，由上诉人沈丽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梅剑文 审 判 员 陈俊明 审 判 员 吴黄影 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代书记员 邹剑珍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