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鲁03民终59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国业民，男，汉族，1970年2月14日出生，现住淄博市张店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孟玲芝，女，汉族，1971年8月14日出生，现住淄博市张店区。 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臧玲，山东长城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孟春双，女，汉族，1969年5月17日出生，现住淄博市张店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健，男，汉族，1994年4月4日出生，现住淄博市张店区。 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家珅，淄博张店信义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军，男，汉族，1969年10月28日出生，现住淄博市张店区。 上诉人国业民、孟玲芝因与被上诉人刘健、孟春双、王军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2020）鲁0303民初56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国业民、孟玲芝上诉请求：一、请求依法撤销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2020)鲁0303民初568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请求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三、请求判决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1、刘某的死亡原因系脑梗死，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均不能证明刘某的死亡与其当日饮酒行为之间存在关联性，更不能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来做出二者之间存在关联性的判断，原审法院认定刘某的死亡与其当日的饮酒行为之间存在关联性显属错误。淄博市中心医院住院病案仅是患者的单方陈述，事实是刘某一直处于清醒状态，住院病案中并没有记载是饮酒导致刘某突发脑梗死，该份证据恰恰能够证明刘某患有陈旧性脑梗死，并且淄建集团医院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刘某的死亡原因系脑梗死，是亡者自己身体方面的原因。脑梗死疾病与饮酒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被上诉人也没有进一步举证尸检报告证实刘某死亡原因与当日饮酒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原审法院在没有进行司法鉴定的情况下却做出两者具有关联性的认定属于明显的认定事实错误。2、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均不能证明上诉人对于刘某的死亡存在过错，原审法院却认为上诉人主观上存在过错而判令上诉人承担8%的责任属于认定错误。首先，被上诉人无证据证明当天是上诉人将刘某约至家中聚餐，事实是刘某自带酒菜至上诉人家中后约了王军，被上诉人更无证据证明上诉人有劝酒行为。用餐结束后，刘某意识清醒、行为规范，未呈现出醉酒状态，身体未出现异常。被上诉人亦无证据证明刘某当时处于醉酒状态。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的自己与刘某的通话记录也能够证明：在2020年4月5日18：08：35时被上诉人刘健与刘某电话通话3分44秒、2020年4月5日18：16：01时被上诉人孟春双与刘某电话通话4分30秒、2020年4月5日19：13：09时被上诉人刘健与刘某电话通话4分51秒，该份证据能够证明刘乘文一直处于清醒状态，被上诉人对于刘某当时的身体状况是清楚了解的，且被上诉人提交的录音证据中刘健承认他到现场后刘某还能意识清醒的表达。其次，酒宴共饮人的注意义务并非是特殊的注意义务，应当以通常人的注意标准作为判定标准，共饮人仅对通常情况下一般人能够合理预见的损害后果承担责任，可对一般情况下不能合理预见或不应当预见的损害后果不负侵权责任。刘某自用餐时及就医一直意识清醒，未呈现出饮酒过量，上诉人亦不知刘某之前患有脑梗死疾病，根据刘某当时的状态表现，上诉人无法从主观上判断有无进行劝阻、提醒以及送医的必要性，且上诉人作为非医务工作者，以刘某当时的清醒状况是无法判断其身体会出现脑梗死的疾病，其已经尽到了一个普通人应当尽到的合理注意义务，上诉人不存在延误未及时送医救治刘某的主观过失，上诉人并无过错，依法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再次，根据淄博市中心医院出院记录记载，刘某在2020年4月12日住院期间突发脑梗，经手术治疗，医生向刘某家属讲明病情后，家属拒绝进一步治疗，要求出院，医生已经向家属讲明出院风险及不良预后，家属仍办理了出院手续，医生出院医嘱记载继续在院治疗，但是被上诉人却未提供证据证明在淄博中心医院出院后将刘某送至其他医院治疗的证据，其后刘某死亡，被上诉人坚持办理出院致使刘某未能得以继续积极救治，被上诉人对刘某的死亡存在过错。最后，退一万步讲，即使饮酒会导致脑梗死，那么死者刘某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其应当对自己有陈旧性脑梗死的身体状况、酒量大小有足够清醒的认识，也应当清楚饮酒会对自身身体造成损害，但其却放任此种结果的发生，应对其死亡后果自行承担责任。每个人对自己的身体应承担主要的防护义务，岂能过于强求他人，不可强加于他人来保护自己。另外，在正常情况下，谁又能知道每个人酒量的多少，这只有自己知道，饮者自己应该有所防备。况且被上诉人自知刘某患有脑梗死十几年，在电话得知其饮酒后，此时若认为情况危急，应及时告知送医，因此，即使存在延误治疗的情况，责任也不在于上诉人。3、上诉人孟玲芝未饮酒，也未参与聚餐，其对参与就餐人员没有任何义务，原审法院却判令其承担赔偿责任实属错误。4、被上诉人的一审诉求各项损失与事实有较大差异，依法不应得到全部支持，而且被上诉人主张的各项损失也不应由上诉人承担。关于医疗费用：被上诉人提交的医疗费发票中，有两张发票系于2020年5月17日自淄博宏仁堂大药店有限责任公司购买的人血白蛋白共计5370元，购买此药没有主治大夫的医嘱。更重要的是此时刘某已经死亡，该项费用与治疗刘某的脑梗死疾病无关，不应予以认定。关于护理费：被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刘某需要护理以及护理人数，该项费用不应予以支持。退一步讲，即使需要进行护理，那么护理费的计算方式存在错误，刘某仅住院9天，一审法院却按照11天的护理期限计算，同时护理费按照120元每天的标准也过高。关于住院伙食补助费：刘某仅住院9天，一审法院却按照11天的期限进行计算，属于认定错误。关于交通费：刘某仅住院9天，一审法院却按照11天计算交通费属于认定错误。且被上诉人未提交证据证明支出交通费，该项费用不应予以支持。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首先要提供证据证实上诉人因过错实施了导致被上诉人亲属刘某死亡的侵权行为，且该行为与刘某发生脑梗死疾病致死的后果有直接的、必然的因果关系。本案被上诉人却无证据能够证明其主张，依法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因上诉人对于刘某的死亡无任何过错，原审法院对于本案的事实认定错误，导致适用法律错误，从而作出错误的判决。综上所述，本案中被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刘某的死亡与当日的饮酒存在因果关系，亦无证据证明上诉人有过错，因此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赔偿损失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上诉人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因此，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不服该判，依法上诉。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孟春双、刘健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法律关系定性准确，认定事实的证据充分，适用法律准确，审判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 被上诉人王军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原审原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１．依法判令三被告赔偿原告各类损失368000元；2．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20年4月5日中午约计11-12点左右刘某在国业民、孟玲芝家中，与国业民、孟玲芝、王军一起吃饭、喝酒，当日18时左右刘健打刘某电话，王军接电话说刘某喝醉酒睡觉了，19时左右孟玲芝电话通知孟春双，拿衣服去他家接刘某，刘健19：30分左右到被告家中时，发现刘某已经意识不清，呼之不应。刘健开车将刘某送至淄博市中心医院进行救治，医院于20：42分开始治疗，入院记录载明“刘某饮酒后突发意识不清、呼之不应，伴有左侧肢体活动不灵”，出院诊断为“脑疝、右侧额颞顶枕叶大面积脑梗死、左侧顶枕叶脑梗死、陈旧性脑梗死等”，经开颅手术后刘某在2020年4月15日出现昏迷、双侧瞳孔放大，于15时自动出院并转至淄建医院，于2020年4月16日凌晨4：25分左右死亡。原告认为同饮酒的三被告均未及时告知其家人或将其送至医院，错过最佳救治机会，致刘某病情过重救治无效死亡，与其饮酒的三被告存在共同过失，依法应承担相应的连带赔偿责任。刘某去世后，原告与三被告经多次协商，就赔偿数额未达成一致。为保证合法权益，原告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刘某的死亡与其当日饮酒行为间是否具有关联性；二、三被告对刘某的死亡应否承担民事责任以及应如何承担。一、刘某的死亡与其当日饮酒行为之间是否具有关联性问题。刘某的死亡原因为“脑梗死”，原、被告双方对此均无异议，予以确认。根据医院病历及日常生活经验，并综合全案事实，可以认定刘某的死亡与其当日的饮酒行为之间存在关联性。二、三被告对刘某的死亡应否承担民事责任以及应如何承担。我国法律并无禁止公民饮酒，也未禁止多人共饮。亲朋好友、单位同事共同饮酒为人之常情，亦属社会常态。饮酒者酒后造成损失，不应过分地苛责于共饮者，加重其生活的社会成本。判断共同饮酒者是否应承担责任，应结合饮酒的起因、经过、酒后处置等行为来判断共饮者有无过错行为及过错程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二十六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死者刘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分别于2009年及2012年患有“脑梗死”，应当意识到过量饮酒会对人的健康甚至生命产生危害，但其仍无节制地过度饮酒，以致产生醉酒死亡的损害结果，因此，死者刘某应自负主要责任。国业民、孟玲芝作为该场饭局的房主，王军作为共饮者，对饭局过程中刘某过量饮酒未适时提醒、劝阻且在刘某醉酒身体失控后未引起足够重视，轻信能够避免刘某醉酒死亡后果的发生，从刘某醉酒过程到送医院救治的时间分析，延误了最佳抢救时间。三被告均未尽合理的注意义务，其行为与刘某死亡结果的发生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三被告应承担相应的民事法律责任。综合考量本案中三被告均系死者刘某之亲戚朋友，既无证据证明三被告饮酒中存在恶意劝酒行为，也无证据证明三被告知晓刘某曾患有“脑梗死”，但从三被告发现刘某饮酒过量而未适时提醒、劝阻以致后来在刘某醉酒神志不清的情况下又未及时送医救治的过程分析，三被告在主观上均存在疏忽大意的共同过失。根据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一审法院酌定，原告承担90%的责任，国业民、孟玲芝承担8%的责任，王军承担2%的责任。庭审中，被告均同意原告主张的各项损失按照法律规定计算。1、根据原告提交的医院结算单、住院发票和药店的发票，刘某因治疗产生的医疗费用37011.54元；2、根据《2019年山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公布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2329元，死亡赔偿金为42329元×20年=846580元；3、根据《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公布2019年度全省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通知》（鲁人社字〔2020〕87号）公布的2019年度全省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69136元，丧葬费为69136元÷12个月×6个月=34568元；4、护理费11天×120元/天×2人=2640元；5、住院伙食补助费1天×30元/天=330元；6、交通费11天×10元/天=110元。以上各项损失合计921239.54元，故国业民、孟玲芝应向原告支付921239.54元×8%=73,699元，王军应向原告支付921239.54元×2%=18425元。诉讼财产保全保险费是原告基于诉讼风险的不确定性而为自己购买的财产保全责任保险，双方并未对财产保全保险费作出约定，故该项费用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部分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规定，判决：一、被告国业民、孟玲芝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孟春双、刘健支付各类损失73699元；二、被告王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孟春双、刘健支付各类损失18425元；三、驳回原告孟春双、刘健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414元，由原告孟春双、刘健负担2560元，由被告国业民、孟玲芝负担683元，由被告王军负担171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提交5月1日孟玲芝、王军、孟春双、刘健现场录音光盘及书面整理稿一份。证明2020年4月5日中午，在上诉人家中的聚餐组织者系死刘某文刘某文系当日自己去到上诉人家中要在上诉人处吃饭喝酒，并且刘某文电话约了原审被告王军，让其到上诉人家中与国业民一起聚餐。在聚餐过程中，上诉人及王军刘某文均无劝酒的行为刘某文当日并未饮酒过量。同时该份录音也能够证明上诉人及王军刘某文患有脑梗死疾病已经十多年并不知情。且两被上诉人承刘某文的死亡与当日的饮酒行为无关，该证据能够证刘某文的死亡与其当日的饮酒行为不具有关联性刘某文未饮酒过量，神志始终处于清醒状态，未出现任何异常。上诉人对刘某文的死亡无任何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被上诉人孟春双、刘健质证称该证据进行了删节，对录音的真实性不认可。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上诉人提交的孟玲芝、王军、孟春双、刘健现场录音光盘及书面整理稿一份刘某文死亡后其家人与上诉人及王军的对话，不能证刘某文本人当日的行为，且对话当事人孟春双、刘健对内容有异议，故本院不予采信。对于上诉人主张的医疗费发票中有两张发票系产生刘某文已经死亡后的问题，经本院调查并结合被上诉人孟春双、刘健提交的淄博宏仁堂大药店有限责任公司记账清单，可以认定系刘某文治疗期间购买产生的费用，发票系补开，本院予以认定。二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国业民、孟玲芝应否向被上诉人孟春双、刘健支付各类损失73699元？首先，一审法院根据医院病历，入院记录亦载刘某文饮酒后突发意识不清、呼之不应，伴有左侧肢体活动不灵等，同时结合日常生活经验并综合全案事实认刘某文的死亡与其当日饮酒行为之间具有关联性并无不当。其次，一审法院综合案涉饮酒的起因、经过以及酒后处置等行为来判断共饮者有无过错行为及过错程度来认定当事人是否存在过错。一是死刘某文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明知自己患有“脑梗死”的情况下仍无节制过度饮酒，以致产生醉酒死亡的损害结果，应自负主要责任。二是国业民、孟玲芝作为该场饭局的房主，王军作为共饮者，对饭局过程刘某文过量饮酒未适时提醒、劝阻且刘某文醉酒身体失控后存在疏忽大意的过失，均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一审法院根据过错程度酌刘某文自身承担90%的责任，国业民、孟玲芝承担8%的责任，王军承担2%的责任亦无不当。对于国业民、孟玲芝的其他上诉请求，一审法院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国业民、孟玲芝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642元，由上诉人国业民、孟玲芝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田秀沛 审 判 员 张玉杰 审 判 员 冯慧芳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 袁世普 书 记 员 巩俊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