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川01民终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申请执行人）：魏自强，男，1991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凤，北京东卫（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小雨，女，1993年10月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蕾（系刘小雨之母）,住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廖长寿，男，1963年8月1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梁建康，女，1971年6月1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井研县。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被执行人）：刘文明，男，1958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 上诉人魏自强因与被上诉人刘小雨、廖长寿、梁建康、刘文明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2020）川0107民初82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3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魏自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凤，被上诉人刘小雨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谢蕾，被上诉人廖长寿、梁建康、刘文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魏自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追加梁建康、廖长寿、刘小雨为（2019）川0107执1694号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并分别在其认缴出资范围内向魏自强承担连带付款责任；一、二审诉讼费由刘小雨、梁建康、廖长寿、刘文明负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中认定（2017）川0107民初8082号民事调解书中仅刘文明才是借款清偿义务的承担民事责任主体，与事实不符。首先，调解书中的“被告”可推定出代表的是全体被告；其次，从常理上来看，债权人一般不可能在一方债务人已违约的情况下放弃对另一债务人主张权利的可能性，从而承受因一方债务人违约而无法从另一债务人处获得偿还的巨大风险。为确保债权实现，要求另一债务人四川锦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兴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再者，调解书生效至强制执行期间，被执行人刘文明、锦兴公司在此期间未提出过任何异议；最后，一审庭审中，刘文明作为锦兴公司法定代表人已然明确表示对调解书中认定的付款主体为锦兴公司与刘文明无任何异议。综上，调解书不存在文字上的错漏，表述的付款义务主体明确不存在歧义。2.一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应予纠正。纵然一审法院坚持认为调解书中存在文字上的错漏，也应当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立案、审判与执行工作协调运行的意见》第15条书面征询审判部门的意见。即使一审判决有错也应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一审直接改判生效调解书的行为，违反了相关法定程序。3.本案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应当追加梁建康、廖长寿、刘小雨为（2019）川0107执1694号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锦兴公司名下无任何财产可供执行，被执行人锦兴公司的股东梁建康、刘小雨、廖长寿认缴的时间虽未到期，但被执行人锦兴公司章程规定的认缴出资时间，仅能约束公司股东，并不能产生对外效力，不能约束公司债权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二条第二款，没有明确解释将“认缴出资期限未届满”的情况排除在“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之外。股东出资义务的履行期限并非“完全自治”事项，其出资期限的设定不能约束债权人。故本案应当适用第十七条的规定，追加梁建康、廖长寿、刘小雨为被执行人。4.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被执行公司在人民法院穷尽执行措施无财产可供执行，已具备破产原因，但不申请破产的情形下，公司债权人就享有要求股东出资加速到期的权利。5.魏自强并不是锦兴公司的股东，2013年11月29日锦兴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文明以锦兴公司名义与魏自强签订《合作协议书》，协议书约定由魏自强出借10万元款项用于锦兴公司资金周转，魏自强与锦兴公司、刘文明系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股权登记实为股权质押行为，生效调解书中已明确，魏自强名下锦兴公司4%的股份变更到刘文明名下。因刘文明拒不配合履行工商变更手续，导致魏自强无法独自办理变更手续，且由此魏自强被迫已于2020年1月16日向武侯区法院执行局提交了强制变更股份登记的申请书。综上，请求支持魏自强的诉讼请求。 刘小雨辩称，刘小雨不知道其是锦兴公司的股东，签字是刘文明代签，魏自强借钱给刘文明其也不知情。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廖长寿辩称，刘文明和魏自强的借贷关系，廖长寿不清楚，廖长寿不应当承担还款责任。 梁建康辩称，刘文明和魏自强的借贷关系在公司成立之前，该案与梁建康无关。 刘文明辩称，刘文明向魏自强借款10万元，责任应当由刘文明一人承担。借贷关系到期时刘文明询问过魏自强，是要求还钱还是成为锦兴公司的股东，魏自强答复10万元用于入股，于是刘文明与魏自强一起到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登记，同行的还有廖长寿。刘小雨是刘文明的女儿，刘文明口头征求其是否愿意做股东，刘小雨答复让刘文明安排即可。梁建康、刘小雨、魏自强是同一天进入公司成为股东。刘文明和魏自强之间的借贷关系是刘小雨、廖长寿、梁建康成为股东前产生，梁建康、廖长寿、刘小雨入股也是认购性质，梁建康、廖长寿、刘小雨不应承担责任。 魏自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撤销（2020）川0107执异66号执行裁定书，判决刘小雨、廖长寿、梁建康为（2019）川0107执1694号执行案件被执行人并分别在其认缴出资范围内承担连带付款责任；2.诉讼费用由刘小雨、廖长寿、梁建康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2017年9月20日，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川0107民初8082号民事调解书，调解协议主要内容为：“一、被告刘文明偿还原告魏自强借款120000元，支付方式为：……。若任一期被告刘文明未如期支付给原告魏自强，那么被告自愿支付10000元作为违约金，原告魏自强有权申请强制执行剩余借款；二、原告魏自强于2017年12月31日前，协助刘文明、四川锦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办理股权转让及工商变更登记，将原告魏自强名下四川锦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4%的股份变更到被告刘文明名下。……”。 2.因上述调解协议未履行，魏自强于2019年3月13日以刘文明、锦兴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申请执行，请求偿还借款以及支付违约金等。2019年5月16日，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川0107执1694号执行裁定书，终结（2017）川0107民初8082号民事调解书本次执行。该执行裁定书中刘文明以及锦兴公司均为被执行人。 3.魏自强以锦兴公司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为由，申请追加公司股东刘小雨、廖长寿、梁建康作为案件被执行人。2020年5月11日，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作出（2020）川0107执异66号执行裁定书，认为股东出资义务履行期限尚未届满为由，裁定驳回魏自强申请追加刘小雨等三人为被执行人的请求。 4.2020年6月11日，魏自强不服（2020）川0107执异66号执行裁定书提起执行异议之诉，请求撤销（2020）川0107执异66号执行裁定书，判决追加刘小雨等三人为（2019）川0107执1694号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 5.2014年4月1日，锦兴公司章程显示刘文明、魏自强、刘小雨、廖长寿、梁建康系公司股东，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元，认缴期限为2023年10月7日，刘小雨认缴出资185万元，廖长寿认缴出资25万元，梁建康认缴出资15万元、刘文明认缴出资255万元、魏自强认缴出资20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20日出具的（2017）川0107民初8082号民事调解书，调解协议第一款约定“一、被告刘文明偿还原告魏自强借款120000元，支付方式为：……。若任一期被告刘文明未如期支付给原告魏自强，那么被告自愿支付1000元作为违约金，原告魏自强有权申请强制执行剩余借款……”，从上述调解协议内容可知，虽魏自强申请立案执行时将刘文明、锦兴公司作为被执行人，但调解协议确定的承担借款清偿义务的主体为刘文明。魏自强认为支付违约金部分仅写明“被告”但未写明刘文明，应当理解为刘文明、锦兴公司，但结合调解协议第一条表述内容支付义务与违约责任之间逻辑关系、临近条款的内容之间的关系、魏自强在本案诉状中自述其与刘文明之间系民间借贷，股权仅是作为担保的陈述以及刘文明经本院询问刘文明陈述调解书中“被告”系指其本人，可以认定调解书中刘文明是借款清偿义务的承担民事责任的主体，调解书中文字上错漏，不影响对调解协议确定实体责任承担主体的确定。虽之后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川0107执1694号执行裁定书、（2020）川0107执异66号执行裁定书均将锦兴公司列为被执行人，但实际原执行依据中锦兴公司并不是调解协议给付义务的主体，故锦兴公司本不应作为被执行人，其公司的股东自然不能被申请追加作为被执行人。 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撤销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2020）川0107执异66号执行裁定书；二、驳回魏自强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魏自强负担。 本案二审期间，魏自强提交工商注销信息，拟证明2020年10月28日锦兴公司未通过股东决议的情况下已经注销，未通知债权人，侵害了债权人的权利，应追加其他股东承担还款义务。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刘小雨、廖长寿、梁建康、刘文明对锦兴公司已注销的事实予以认可。本院经审查认为，工商注销信息客观真实并与本案有关联性，且经各方当事人予以认可，本院予以采信。 二审另查明，四川锦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于2020年10月28日注销。 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2017）川0107民初8082号民事调解书中“被告”是指刘文明还是刘文明与锦兴公司；本案应否追加刘小雨、廖长寿、梁建康为被执行人。对上述争议焦点，本院评判如下： 本案中，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川0107民初8082号民事调解书第一条载明：“一、被告刘文明偿还原告魏自强借款120000元，支付方式为：……。若任一期被告刘文明未如期支付给原告魏自强，那么被告自愿支付10000元作为违约金，原告魏自强有权申请强制执行剩余借款……”，因前述调解协议未能履行，魏自强于2019年3月13日以刘文明、锦兴公司为被执行人申请执行，要求执行调解书约定的支付义务。同年5月16日，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川0107执1694号执行裁定书，该裁定书中将刘文明及锦兴公司作为被执行人。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同时向锦兴公司发出限制消费令，在此过程中，锦兴公司并未提出异议。刘文明虽主张支付违约金部分载明的“被告”是指其本人，刘文明才是借款清偿义务的主体，但结合调解书的内容及执行裁定书，可以确定调解书中的“被告自愿支付10000元作为违约金”应当包含锦兴公司，即锦兴公司应当履行调解书约定的支付义务。 关于本案中应否追加刘小雨、廖长寿、梁建康为被执行人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在注册资本认缴制下，股东虽依法享有期限利益，但公司经人民法院执行程序穷尽执行措施仍无财产可供执行的，实际已成就破产法意义上的破产原因，在无当事人申请破产的情况下，均衡股东的期限利益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应当认定已经具备加速公司股东出资的条件，股东应当在未出资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被执行人刘文明及锦兴公司名下已无财产可供执行，因此，魏自强要求追加刘小雨、廖长寿、梁建康作为本案被执行人有事实依据且符合法律规定。且根据本案二审查明的事实，锦兴公司在未通知债权人并清偿债务的情况下于2020年10月28日注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二条“公司解散时，股东尚未缴纳的出资均应作为清算财产。股东尚未缴纳的出资，包括到期应缴未缴的出资，以及依照公司法第二十六条和第八十条的规定分期缴纳尚未届满缴纳期限的出资。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时，债权人主张未缴出资股东，以及公司设立时的其他股东或者发起人在未缴出资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的规定，魏自强要求锦兴公司的股东刘小雨、廖长寿、梁建康承担责任亦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作为被执行人的营利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出资人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在尚未缴纳出资的范围内依法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魏自强要求追加刘小雨、廖长寿、梁建康作为本案的被执行人，在尚未缴纳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魏自强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2020）川0107民初8287号民事判决； 二、追加刘小雨、廖长寿、梁建康为（2019）川0107执1694号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 三、刘小雨、廖长寿、梁建康分别在未出资的185万元、25万元、15万元的范围内，向魏自强承担清偿责任； 四、驳回魏自强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刘文明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800元，由刘文明负担。魏自强向本院预缴二审案件受理费2900元，多缴纳的100元本院予以退还。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权利人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人员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审 判 长  周 文 审 判 员  滕 洁 审 判 员  崔俊安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九日 法官助理  薛潇瑞 书 记 员  李 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