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06民终176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薛均利，男，1953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住招远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巨云潭，招远开发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原审原告）：宋维香，女，1954年8月17日出生，汉族，住招远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巨云潭，招远开发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原审原告）：于某1，女，2015年6月26日出生，汉族，住招远市。法定代理人：于某2，男，1989年5月24日出生，汉族，住招远市。系于某1之父。委托诉讼代理人：巨云潭，招远开发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原审被告）：孙华甫，男，1960年9月7日出生，汉族，住招远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伟杰，男，1985年5月14日出生，汉族，住招远市。系孙华甫之子。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兴兵，男，1970年8月2日出生，汉族，住招远市。系孙华甫外甥。上诉人（原审被告）：孙伟杰，男，1985年5月14日出生，汉族，住招远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兴兵，男，1970年8月2日出生，汉族，住招远市。系孙伟杰表兄。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尹丽丽，女，1981年7月16日出生，汉族，住招远市。上诉人薛均利、宋维香、于某1、孙华甫、孙伟杰因与被上诉人尹丽丽确认合同有效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招远市人民法院（2019）鲁0685民初43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薛均利、宋维香、于某1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改判尹丽丽与孙华甫、孙伟杰共同承担赔偿责任；2.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以“尹丽丽承担责任无法律依据”为由驳回上诉人对尹丽丽的诉讼请求明显错误。上诉人一审中主张由三上诉人共同承担被上诉人的各项经济损失94万元是基于孙伟杰经营的招远奥利食品经营部应该承担上诉人薛玉凤的工亡待遇而形成，而招远奥利食品经营部从事食品批发业务的收入用于孙伟杰与尹丽丽的家庭共同所有，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十六条也明确规定，个体工商户的债务无法区分是否属于共同经营的，以家庭财产承担，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第（二）项又明确规定生产经营性收益为夫妻共同财产。上述法律规定清晰明确，不存在一审法院所谓的“尹丽丽承担责任无法律依据”的情形，请求依法改判。针对薛均利、宋维香、于某1的上诉，孙华甫、孙伟杰辩称，孙华甫雇佣薛玉凤在招远奥利食品经营部工作，但一、二审法院认定“薛玉凤与奥利食品经营部存在劳动关系”。1.本案存在法律关系的误解，应以生效判决确定的事实为依据，按照确认的劳动关系，由被上诉人主张薛玉凤工亡赔付。2.本案重复约定违约金，且违约金过高。双方约定赔偿数额为60万元，如果未能按期付款按照90万元主张权利。该条款已经表明了未按期付款的违约责任且远超普通债权违约金不超过赔偿数额30%的规定，违约金比例为赔偿数额的50%。协议第5条，在以上违约金约定的基础上，又以违约金赔偿数额90万元为基数，再次约定违约金为90万元的30%。因此，本案60万元的协议赔偿数额，已履行23万元，余款37万元，起诉违约金数额高达57万元，未还债务37万元，违约金57万元，比高利贷高许多，不应支持。3.同一案件，同一法院不应存在矛盾认定，既以雇佣关系确定赔偿之诉，又在另一判决确认劳动关系。孙华甫、孙伟杰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项，依法改判为“确认孙华甫、孙伟杰与薛均利、宋维香、于某1签订的《调解协议》无效；上诉人无需支付被上诉人违约金27万元”；维持（2019）鲁0685民初4304号民事判决第三项即“驳回被上诉人的其他诉讼请求”;2.一、二审一切诉讼费用由三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一审判决认定涉案调解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孙伟杰亦不存在重大误解的情形，该认定与事实不符。因为涉案调解协议是在2019年5月3日签订的，签署协议之前，上诉人对于薛玉凤的雇佣关系存在错误认识，误以为薛玉凤与自己存在雇佣关系。在涉案调解协议签署后，招远市人民法院作出了（2019）鲁0685民初3531号民事判决，该判决中明确认定了薛玉凤与招远奥利食品经营部存在劳动关系。据此，上诉人才得知自己与薛玉凤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也不存在其他雇佣关系。因此，上诉人与三被上诉人之间签订的调解协议，是在明显无责任、存在重大误解的情况下签订的，该调解协议应予撤销或被确认无效，否则，对上诉人显失公平。二、一审判决数额与约定不符，与法律相悖。1.一审判决认定三被上诉人各项损失款金额有误。即使涉案调解协议有效，调解协议第3条约定“乙方及丙方如果不按照本协议履行赔偿义务（含乙方及丙方不按期付款），乙方及丙方同意甲方按照90万元的赔偿金额向法院主张权利”，从该条文义内容看，如果乙、丙方不按协议履行付款义务，甲方可以按90万元向法院主张，但具体赔偿金额，还需要法院结合案情、责任比例、损失范围、证据等作出认定。而一审法院直接判决上诉人向三被上诉人支付各项损失款67万元，显然是直接按90万元扣减已付23万元计算得出，明显错误。2.一审判决认定违约金数额过高，应予调低。一审判决在计算被上诉人各项损失款时已按90万元进行认定，而当事人双方在调解协议第1条达成的该项金额为60万元，在第3条约定的如上诉人违约不履行赔偿义务时，被上诉人可按90万元主张权利，这比原定60万元赔偿金额高出了30万元，此30万元实为违约金，如再支持被上诉人另行主张的27万元违约金请求，在性质下则构成重复，对上诉人极不公平，使被上诉人获得额外的利益，于法于理，均不应支持其总数90万元以外的违约金请求。即使涉案调解协议有效，调解协议第5条约定“任何一方违约需向守约方支付赔偿标的百分之三十的违约金”，而一审判决上诉人向三被上诉人支付违约金27万元，明显将赔偿标的错误的认定为了90万元，是对调解协议第3条的错误理解与适用。本案中，双方签订的调解协议载明确认的赔偿标的总额为60万元，扣除已付23万元，尚余37万元，违约金计算所依据的赔偿标的应以应付未付金额即37万元为准。结合涉案调解协议第1条约定“乙方同意赔偿甲方因乙方雇佣薛玉凤而产生的死亡赔偿款600000元，扣除先行已给付的30000元，尚应支付570000元，该款项于本协议书生效之日起60日内支付甲方370000元，余款200000元自2020年起每年支付甲方50000元，于每支付年度的12月31日前给付，至2023年12月31日前全部付清”，故调解协议第3条约定应理解为双方强调的是应一次性付清剩余款项的意思。假使涉案调解协议有效且上诉人存在违约的情形下，三被上诉人的实际损失应为应付未付款项的存款利息，在计算违约金的数额时，应参照应付未付款项存款利息的130%作为判定违约金是否过高的标准，诚如上文所述，应以37万元计算相应的存款利息，在此基础上再乘以130%，得出的数额应作为判定涉案违约金是否过高的标准。因此，一审判决违约金27万元明显过高，应予适当调低。针对孙华甫、孙伟杰的上诉，薛均利、宋维香、于某1辩称，1.调解协议书是在薛均利、宋维香、于某1以招远市奥利食品经营部及其经营者孙伟杰为被申请人而提起的劳动关系确认、给付工资待遇及双倍工资等仲裁过程中达成的，该仲裁程序的最终目主要为了解决薛玉凤的工亡待遇，在调解过程中，孙华甫主动申请加入并承诺与孙伟杰共同赔偿工亡待遇，孙华甫加入并达成的调解协议并未实际影响薛均利、宋维香、于某1的利益，且该协议赔偿内容是建立在仲裁开庭查明事实基础上形成的，协议有仲裁员和见证人的参与，不存在任何违法及欺诈、重大误解等情形，是合法有效的。孙华甫、孙伟杰关于协议无效的主张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需要说明的是，协议中列明的雇佣关系事实是在孙华甫、孙伟杰不愿因此而对第三方（司机）确认劳动关系中形成口实而要求增加，其赔偿标准仍然按照工伤标准形成，本案相关事实应以法院查明的法律事实为依据。2.协议书中的90万元赔偿金即双方认定的实际赔偿标的，该数额并未超出法律规定的工亡待遇标准，60万元的约定是建立在对方积极履行基础上的一种让步，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协议约定的款项标的并计算违约金正确。3.在调解协议中，双方约定孙华甫、孙伟杰60日内积极履行协议就按照60万元履行，违约履行的话就按照90万元履行，并按照90万元约定了30%的违约金，该约定并未违反法律规定且为双方的共同意思表示，何况，加上30%违约金后的117万元，也并不高于包括每月抚恤金在内的工亡标准，不存在显失公平的任何情形。综上，一审法院对调解协议书内容及效力的认定事实清楚，孙华甫、孙伟杰的上诉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上诉，支持薛均利、宋维香、于某1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尹丽丽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答辩状。原审原告薛均利、宋维香、于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原被告2019年5月3日签订的《调解协议》有效；被告给付原告赔偿款670000元，违约金270000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的交换、质证。双方无异议的证据及事实：2019年5月3日原告与被告孙华甫、孙伟杰签订的调解协议1份，协议内容“1.乙方（孙华甫、孙伟杰）同意赔偿甲方（薛均利、宋维香、于某1）因乙方雇佣薛玉凤而产生的死亡赔偿款600000元，扣除先行已给付的30000元，尚应支付570000元，该款项于本协议书生效之日起60日内支付甲方370000元，余款200000元自2020年起每年支付甲方50000元，于每支付年度的12月31日前给付，至2023年12月31日前全部付清（上述款项支付至于某1中国农业银行账户62×××62）；2.丙方（孙伟杰）对乙方上述赔付款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乙方及丙方如果不按照本协议履行赔偿义务（含乙方及丙方不按期付款），乙方及丙方同意甲方按照90万元的赔偿金额向法院主张权利；4.本协议书生效后，甲方不得就本案的赔偿主体和赔偿责任向乙方及丙方再行主张权利，双方纠纷一次性了结，今后互不追究；5.任何一方违约均需向守约方支付赔偿标的百分之三十的违约金”；2.被告按协议支付给原告230000元。为对上述证据法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一审法院认为，双方达成的调解协议是在确认劳动关系过程中自愿达成的，双方签订的调解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被告孙伟杰亦不存在重大误解的情形，原告要求被告孙华甫、孙伟杰履行该协议依法应予支持，但其要求被告尹丽丽承担责任无法律依据。被告孙伟杰该协议无效的辩称理由无法律依据。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百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6月17日判决：一、确认被告孙华甫、孙伟杰与原告薛均利、宋维香、于某1签订的《调解协议》有效。二、被告孙华甫、孙伟杰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薛均利、宋维香、于某1各项损失款670000元，违约金270000元。三、驳回原告薛均利、宋维香、于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6600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孙华甫、孙伟杰负担。本院审理中，孙华甫、孙伟杰提交从中国裁判文书网打印的（2019）鲁0685民终3531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证明薛玉凤与招远市奥利食品经营部存在劳动关系，孙华甫无责任，所以涉案调解协议无效。经质证，薛均利、宋维香、于某1称，对该判决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判决书第3、5、6页能证明薛玉凤与孙伟杰及招远市奥利食品经营部构成劳动关系，调解协议是基于劳动关系形成的，孙华甫属于主动加入，不影响调解协议的效力。薛均利、宋维香、于某1提交证据一，招劳人仲案字（2018）第0302号决定书原件一份，证明调解协议是在薛均利、宋维香、于某1以招远市奥利食品经营部及经营者孙伟杰为被申请人的仲裁过程中就劳动关系及待遇达成的，其法律事实应以法院的认定为准。证据二，中国裁判文书网打印的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法院（2018）苏0113民初7288号民事判决书、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9）渝02民终73号民事判决书各一份，证明相同的交通事故引发的工伤由夫妻共同承担债务的事实。经质证，孙华甫、孙伟杰称，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与孙华甫无关，且双方非常明确的是按照雇佣关系即孙华甫雇佣薛玉凤达成的侵权赔偿协议，因此该决定书与孙华甫无关，对孙伟杰无效，应按照工亡赔偿顺序申请赔偿。对证据二不发表意见，本案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本院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2019年5月3日，薛均利、宋维香、于某1与孙华甫、孙伟杰签订的调解协议，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协议合法有效。当事人均应按协议约定履行。在孙华甫、孙伟杰违约的情况下，薛均利、宋维香、于某1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权利，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薛均利、宋维香、于某1主张尹丽丽应承担给付责任，本院不予支持。孙华甫、孙伟杰主张违约金过高，应予调整，本院认为，涉案债务系侵权之债，不同于一般的合同之债，孙华甫、孙伟杰的该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薛均利、宋维香、于某1与上诉人孙华甫、孙伟杰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550元，由上诉人薛均利、宋维香、于某1负担13200元，上诉人孙华甫、孙伟杰负担535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殷连泽审判员  刘海波审判员  张莉莉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赵广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