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113民初6391号原告：余魁，男，汉族，1988年10月28日出生，住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区。原告：吴明，女，汉族，1959年6月11日出生，住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区。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瑶，江苏通雅律师事务所律师。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邱加明，江苏通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徐奎之，男，汉族，1997年2月24日出生，住安徽省凤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顾璇，江苏高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奎，江苏高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南京通沙物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16067090207R，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葛塘街道葛关路815号。法定代表人：吴华波，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勇，男，汉族，1980年5月2日出生，住安徽省凤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荣敢，男，汉族，1995年10月9日出生，住安徽省凤阳县。被告：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000758988796X，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江东中路311号2101室。负责人：袁晨一，该分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钦君臣，男，汉族，1995年12月12日出生，住安徽省芜湖市镜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宇鹏，男，汉族，1982年7月23日出生，住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原告余魁、吴明与被告徐奎之、南京通沙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沙公司）、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以下简称华安保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1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余魁及两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瑶、邱加明，被告徐奎之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顾璇，被告通沙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勇、王荣敢，被告华安保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钦君臣、张宇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余魁、吴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徐奎之赔偿余某甲死亡赔偿金1117248元［（24657＋5703）＊1.84＊20］、丧葬费49335元（2019年江苏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98669的一半）、交通费5000元、住宿及误工费20000元，精神抚慰金50000元、衣物损失5000元，合计1246583元；2.判令被告通沙公司对被告徐奎之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判令被告华安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及商业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并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赔偿精神抚慰金。4.判令3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9年4月14日18时30分许，徐奎之驾驶“苏Ａ×××××”号轻型厢式货车沿马高路由南向北通过马群创意园附近无名路口过程中，遇余某甲驾驶电动自行车沿无名路口由东向西进入路口，两车相撞，造成余某甲当场死亡。事发时天气晴朗，路面干燥，无影响视线的障碍物。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第七大队出具第320113120190000046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下称46号事故认定书），认定徐奎之与余某甲各承担事故同等责任。原告认为该事故认定书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被告徐奎之应当承担全部责任，遂向南京市道路交通管理局申请复核，2019年7月4日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下发“宁公交复字结论［2019］第000264号道路交通事故复核结论”，认为该事故部分事实要进一步调查，责令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第七大队重新调查认定。其后原告咨询七大队没有任何新的调查措施，经不断催促原告于2019年8月22日拿到了七大队在7月18日就已经出具的第320113120190000046-1号事故认定书（下称46-1号），该认定书与46号认定书主体内容完全相同。原告认为：1.道路事故认定书应依据现场勘验的资料及徐奎之笔录根据交通法法规作出认定，案涉事故认定书认定双方责任的法律依据是错误的，认定死者不是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但客观事实及徐奎之笔录可以证明，死者系通过人行横道穿过马高路，因此认定书认定死者承担责任的法律依据是错误的；出具交通事故认定书的交警不出庭质证，其作出的认定书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应当依据案涉事故现场勘验资料作出认定。2.依据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五十二规定，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有过错可以减轻机动车的赔偿责任，本案除认定书外没有证据证明死者在案涉交通事故中负有过错，因此徐奎之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3.依据现有证据，徐奎之自认货车车速每小时60公里，在交通事故前几个路口均有录像，可以确认车辆驾驶速度，驾驶员应根据常识知道自己驾驶速度，徐奎之自认经过人行横道没有减速；死者沿着人行斑马线穿过马高路，完全遵守交通安全规定，交警与徐奎之确认死者通过人行横道至对面非机动车道，因此死者没有过错；案涉机动车前方与死者的电动自行车左侧相撞，事故认定书引用交通安全法第五十七条规定作为死者承担责任的法律依据是错误的，交警应明确车道是机动车道还是非机动车道。4.原告要求通沙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是因为徐奎之驾驶的机动车所有权为通沙公司，在原告不能确定徐奎之、通沙公司就案涉机动车所形成的法律关系情况下，故主张通沙公司对徐奎之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至于该两被告及天天快递之间的关系由法庭认定。综上，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利益，依法诉至法院，请求支持原告诉讼请求，判决被告承担全部事故赔偿责任，并将本案移送交警部门追究徐奎之的刑事责任。被告徐奎之辩称，1.对本起交通事故发生事实及责任认定无异议，原告要求按全部责任进行赔偿，但责任认定已经很明确，双方负同等责任；原告虽然申请了复核，但在复核作出认定后没有对交警大队作出的事故责任再一次申请复核；交警部门依职权出具事故认定书，是行政行为，事故认定书作为证据是否被采信由法庭认定，根据规定，如果没有相反证据推翻认定书，应采信事故认定书；本案中死者是骑行左拐过马路且没有在斑马线，没有下车推行，徐奎之驾驶车辆属于直行，死者左拐过路口应该确保安全并且对直行车辆进行避让，但死者应当看到徐奎之车辆过路口时没有确保安全并且避让，是这次事故发生的原因之一，事故认定书中明确认定其违反道交法五十七条，并不是原告方所述死者没有过错，故交警部门认定的责任是正确的。2.案涉机动车在华安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100万元不计免赔，事故发生时属于保险承保时间范围内，华安保险公司应当承担保险责任，鉴于事故双方系同等责任，华安保险公司能足额理赔，对于双方责任比例尊重保险公司的意见。3.徐奎之前期已向原告垫付了丧葬费50000元，请求在本案中一并处理，由保险公司返还给徐奎之；原告主张的诉请中，交通费、住宿及误工费过高，且原告方没有提供相应的票据予以佐证，请求法院根据原告方在庭上陈述的相关事实予以酌定；精神抚慰金应当根据双方的过错责任予以认定，衣物损失原告没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4.关于原告主张徐奎之、通沙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请求，案涉机动车系通沙公司提供给徐奎之在工作中使用用于经营快递运输，双方之间是业务分包关系，双方在合同中约定有事故均由承包人承担，除了车辆保险由通沙公司承担外，其余费用如维修费等均由徐奎之个人承担，对于两被告是否承担连带责任尊重法庭认定；本案中两被告仅存在诉讼费分担问题，徐奎之系侵权人应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即使由通沙公司承担诉讼费，通沙公司也会向徐奎之追偿，故徐奎之愿意承担本案诉讼费。被告通沙公司辩称，案涉机动车是通沙公司提供给徐奎之的，没有收取徐奎之费用，故不同意原告主张两被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请求。其它同意徐奎之的意见。被告华安保险公司辩称，1.对于本起事故的真实性及责任比例没有异议，案涉机动车在其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100万含不计免赔，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2.关于本案责任比例问题，保险公司认为原告在诉状中陈述的事实均为其个人单方推论和判断，没有任何经过权力机关认证的实质性证据予以佐证；事故认定书是对事故的成因及责任的客观分析，依据法律规定作出的证据，该认定书载明的事实依据有现场查勘及当事人陈述予以证实，原告在本案中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去驳事故认定书；事故认定书在成因上也载明死者的过错行为事实，可以说明死者在通过路口时是骑行而非推行，在过马路时也未观察路面情况，故存在过错；因此事故认定书合法有效，认定的责任适当，应按事故认定书认定的同等责任比例予以处理，对责任比例建议各负50%。3.原告主张的诉请，交通费按照1000元，住宿及误工费按照三人7天每天100元计算，合计3100元，该标准来源于栖霞区法院之前类似案件的判例；精神抚慰金按照同等责任50%认可25000元；衣物损失未见原告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故不予认可；4.诉讼费用属于间接损失不在保险责任范围内，南京法院的判决中保险公司均不承担诉讼费用，故保险公司不承担诉讼费用。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根据原告方提供的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第七大队（以下简称交警七大队）于2019年5月28日出具的第320113120190000046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以下称46号事故认定书）、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于2019年7月4日出具的第264号道路交通事故复核结论、交警七大队于2019年7月18日出具的第320113120190000046-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以下称46-1号事故认定书）、南京康宁司法鉴定中心于2019年5月14日出具的康宁司鉴中心［2019］痕微鉴字第44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南京康宁司法鉴定中心于2019年4月18日出具的康宁司鉴中心［2019］病鉴字第5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及死亡证明，及本院调取的交警部门事故档案资料，经质证可以确认如下事实：2019年4月14日18时30分许，被告徐奎之驾驶车牌号苏Ａ×××××轻型厢式货车（以下简称案涉机动车）沿本市马高路由南向北通过本区马群创意园附近无名路口过程中，遇余某甲驾驶未悬挂号牌的电动自行车沿该无名路由东向西进入路口行至此处，措施中两车相撞，造成余某甲当场死亡及两车受损的道路交通事故。事发时天气晴朗，路面干燥，无影响视线的障碍物。事发的路口无交通信号灯，没有监控，东西方向设有人行横道（斑马线）。马高路呈南北走向，沥青路面，路口南侧东西双向6股机动车道，路口北侧东西双向8股机动车道，南向北3股机动车道转4股机动车道，路中以绿化带分隔，东西双向有非机动车道，以绿化带分隔。该无名路呈东西走向，沥青路面，机非混合车道，无道路分割线，与马高路相接处设置水泥隔离桩，非机动车可通行。路口西侧为百水保障房项目封闭工地。车辆痕迹鉴定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载明的鉴定意见为，受检车辆的痕迹符合案涉机动车前部与余某甲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左侧及驾驶人发生碰撞所形成。46号事故认定书载明：依据现场勘查、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视听资料、检验鉴定意见书等证据证明，徐奎之驾驶机动车通过路口时因观察疏忽，未确保安全驾驶而肇事；余某甲驾驶电动自行车进入路口后，行驶过程中未确保行车安全而肇事；徐奎之的交通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余某甲的交通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十七条之规定，两人的行为均是引发事故的原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两人均应承担事故同等责任。原告余魁对该事故认定向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申请复核，主要理由为：余某甲是沿人行横道过马路，完全遵守交通安全规定，认为案涉机动车超速行驶，但没有对机动车行驶速度进行测试。复核结论为该事故部分事实要进一步调查，责令交警七大队重新调查认定。交警七大队另行安排交通警察进行处理，交警部门事故档案资料中的照片等显示交警部门再次对事故现场进行查勘，后作出46-1号事故认定书，所载明的事实、原因分析及过错与责任认定与46号事故认定书一致。就上述证据经质证当事人双方发表了相应质证意见，原告方：事故认定书对事故过错及责任认定错误，徐奎之不仅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第22条的规定，还违反了第44条、47条及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46条的规定，余某甲并没有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7条规定；46-1号事故认定书对事故过错及责任适用的法律依据完全参照46号认定书，适用法律依据不当；事故责任认定的书面证据只是交通管理部门对于事故现场勘查鉴定之后作出的意见，并非确凿有效的定案证据。对法院从交警部门所调取的交通事故档案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图可以证明肇事车辆刹车33米后撞击隔离带才停下来，撞击地点距案发路口东边路敦约15米，距南边的车辆停止线约12米，撞击地点与徐奎之陈述相互印证，在中间第2车道；徐奎之在4月14日询问笔录陈述过停止线后2米左右与余某甲车辆发生碰撞，经过停止线前没有做到减速慢行，速度没有降下来；在2019年5月19日询问笔录陈述看到余某甲时没有采取措施，余某甲在隔离桩的西侧约3米处位置，徐奎之自述车速为每小时60千米左右；以上笔录概括证明：徐奎之驾驶车辆途经南北两处斑马线时没有减速更没有停车避让，其关于余某甲车辆行驶速度的表述及其关于货车车辆行驶速度的表述是错误的，因为有现场间隔距离以及徐奎之自认的两车速度计算是相互矛盾的，依据33米的刹车距离，任何一辆货车的行驶速度至少在80千米以上。徐奎之方：对法院调取的事故档案材料真实性无异议，根据事故档案材料可以确认如下事实：徐奎之在交通事故发生时是正常行驶在机动车道的中间车道，余某甲在通过该路口时速度很快，故推定余某甲当时骑电动自行车速度较快，如果其当时系推行电动自行车本案事故可以避免，根据几个证人的笔录可以认定，余某甲的行车轨迹是通过路口后向左驶入非机动车道；根据徐奎之本人陈述，他在驶过路口时看到余某甲已经驶过路的水泥墩子处，但没有想到余某甲会快速通过路口，导致其避让不及，而余某甲在通过路口时，并未在斑马线上骑车业没有推行电动自行车辆，而礼让斑马线的规定仅针对行人，余某甲属于驾驶非机动车辆。因此，纵观整个交通事故，造成本次事故既有徐奎之观察疏忽的原因，也有余某甲在通过路口时没有停止观察确保安全通过路口，这两个原因共同导致了本起事故发生，在本起交通事故中难以区分轻重，故交警认定的责任清楚，事实调查的明晰，对交警认定同等责任不持异议。对原告方认为徐奎之驾驶机动车存在超速不认可，徐奎之本人在2019年5月19日询问笔录中陈述其通过芝嘉路口时就已经开始减速；根据交警部门处理死亡事故的相关内部规定，对于具备测速条件的事故交警部门是一定会测速的，由于本次事故发生的路口没有监控，也没有相应的参照物，故不具备测速条件，因此案涉交通事故档案材料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徐奎之超速。被告通沙公司、华安保险公司表示同意徐奎之方的意见。鉴于原告方对事故认定书提出异议和理由，本院向交警七大队发出调查函，针对原告方提出的如下问题以及事故认定书中所引用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十七条的事实依据一并说明：余某甲骑电动自行车由东向西在人行道中间行驶,徐奎之笔录中确认货车时速60公里,而马高路限速每小时50公里,故其明显超速,但交警部门未认定，徐奎之在笔录中陈述其“经过停车线前没有减速”，可见其没有让行人和非机动车优先通行，对该违法行为交警部门也没有认定。交警七大队接函后向本院出具回函，表示：本起事故现场无监控覆盖，缺少相关的车速鉴定条件，故无法鉴定出案涉机动车及电动自行车在事发时的行驶速度；“货车时速60公里每小时”仅为徐奎之在询问笔录中的自述，且其在笔录中称“具体车速不知道，可能60千米每小时左右”“发生撞击前低于60千米每小时”，此为单方孤证，不能够定性为超速作为违法行为写入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对徐奎之在笔录中陈述“经过停车线前没有减速”，结合现场勘察情况分析属实，此行为属于未确保安全驾驶，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原告称徐奎之驾车“经过停车线前没有减速，可见其没有让行人和非机动车优先通行”没有法律依据，在相关交通法律法规中并无此条款规定。本起事故中，余某甲驾驶电动自行车沿马群创意园附近无名路由东向西进入路口后，有3个去处，对面工地事发前已关门且余某甲非工地工人，基本排除向西直行的可能；向南左转可能性大，向右转存在可能性，由此分析余某甲驾驶电动自行车通过路口过程中未确保行车安全，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十七条之规定，应承担事故同等责任。经质证当事人双方发表了相应质证意见，原告方：对协助调查函内容不予认可，具体如下：驾驶员在道路上驾驶车辆，随时都要掌握要且必须知道车辆行驶速度，否则无法遵守交通规定，徐奎之接受交警询问的笔录中自认驾驶速度60公里每小时，七大队居然书面认定“徐奎之自认属于孤证，不能定性为超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订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明确，当事人自认的事实无需举证证明，七大队居然出具如此不符事实的调查函，恰恰证明处理事故的交警没有公平公正调查本次交通事故，没有依据客观事实区分交通事故责任。调查函中猜测死者余某甲发生事故前的行驶路线并认定其违反五十七条是错误的，徐奎之的询问笔录载明余某甲系从水泥隔离桩过来通过马路，结合车辆撞击地点可以判断余某甲系从人行横道通行，调查函认定违反五十七条，而五十七条是指车辆在直行过程中如果有非机动车道，应在非机动车道通行，如果没有非机动车道通行应在道路右侧通行，并非规定行人非机动车横行通过马路的行为规范，故不适用五十七条，即使适用五十七条余某甲也是在人行横道上通行。徐奎之方：对协助调查函的三性均无异议，对交通事故认定书中的相关情况及原告方的质证意见，发表如下意见：询问笔录中虽有徐奎之的相关陈述，但该陈述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因为徐奎之也不清楚当时的时速是多少，对方代理人认为每个驾驶员应知道车辆的时速并不符合常理，正常情况是驾驶员应在规定的时速内驾驶；余某甲并不是在人行横道上通过，礼让斑马线是对行人的优待而不是非机动车，如果非机动车驾驶人没有下车推行，不能享受礼让斑马线的待遇。结合民警事发后对死者行动轨迹的调查，余某甲应该正在烧菜缺少什么东西去买，事发路口的对面是工地已关门，余某甲的行驶路径应向南左拐去超市买东西，余某甲通过路口时有确保安全的注意义务，事发时其本人在水泥桩边以非常快的速度通过，在过路口时没有停车观望，没有确保安全，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徐奎之驾驶时也没有确保安全，两个行为主体均有责任，如果任何一方能谨慎驾驶就不会造成交通事故。因此七大队对本起事故的认定正确客观。被告通沙公司、华安保险公司表示同意徐奎之方的意见。华安保险公司还表示，驾驶员在行驶过程中观察路面，对车速通常都是根据经验估算，故徐奎之在交警作的笔录中说可能在60千米每小时也是自己估算的，而不是当时真正的时速。审理中，原告方申请司法鉴定机构对事故发生时徐奎之驾驶机动车的时速进行鉴定，虽然事故现场原状已不存在，但根据《道路交通事故车辆速度鉴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T33195-2016），以及交警部门事故档案资料，可以对本次交通事故的车辆速度进行鉴定。对此3被告表示，事故现场无监控，无法进行测速，缺少鉴定条件，根据责任认定书的程序，交警部门已委托鉴定机构对案涉车辆痕迹和死亡原因进行鉴定，却没有对双方车辆的速度进行鉴定，足以说明无法鉴定时速。关于原告方申请车速鉴定的专业可靠性、科学性问题，本院向双方当事人提供的3家具有鉴定资质的鉴定机构发出征询函，该3家鉴定机构均回函表示，根据《道路交通事故车辆速度鉴定》（GB/T33195-2016），有相应的鉴定方法，但具体案件中是否具备车速鉴定条件，需要根据相应的鉴定材料作出判断。为此本院准许原告方的车速鉴定申请，依法委托了苏交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司法鉴定所和南京东南司法鉴定中心（系备选机构）进行鉴定，并将交警部门事故档案资料及本院开庭笔录等作为鉴定材料一并移送。该两机构接受本院委托后分别出具了《委托鉴定事项不予受理说明函》和《终止鉴定告知书》，苏交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司法鉴定所表示：经审查案件材料，由于车辆制动后与中央隔离绿岛发生碰撞，碰撞损失的动能无法计算，故无法对鉴定事项进行鉴定。南京东南司法鉴定中心表示：经审查送检材料，其现有技术方法无法对案涉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时的车速进行鉴定，故决定终止本次鉴定工作。因原告方对此提出异议，故本院要求该两鉴定机构对无法鉴定的具体理由原因出具书面意见，该两机构向本院分别出具了回函。苏交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司法鉴定所表示：由于事故中货车碰撞了电动自行车和绿化带，故货车车体的破坏不完全是碰撞绿化带所致，且根据事故现场图可知，货车与绿化带不是正面碰撞，故无法基于车辆与绿化带的破坏程度计算车辆与绿化带撞击时的速度；根据事故现场图，货车与绿化带发生碰撞后货车前轮驶入绿化带，制动一段距离后车辆停止，货车与绿化带发生碰撞后前轮驶入绿化带至货车停止的过程中，无法确定前轮制动产生的制动效力，故即使忽略动能损耗也无法计算车辆的行驶速度。南京东南司法鉴定中心表示：本案中结合车辆运动状态，根据能量守恒定律可以确定相应的计算公式（略），但本案中碰撞隔离带的损失较难确定，故而无法计算货车的行驶速度。鉴定机构的上述书面意见经质证，原告方表示：依据两份回函可以判断车辆行驶速度是可能鉴定的，在假设车辆撞到隔离带时的速度为0，也就是说完全忽略车辆与隔离带撞击时的动能的情况下车辆的速度是能鉴定出来的，依据动能损耗鉴定出来的速度一定小于没有忽略损耗的速度，因此车辆的行驶速度是可以鉴定的。徐奎之方表示：对鉴定机构意见无异议，可以看出鉴定条件需要根据车辆的运动状态、现场痕迹物证、车辆参数、损坏情况、视频质量等信息综合判断，本案中上述信息均不完全，故鉴定检材不完备，鉴定难以作出。被告通沙公司、华安保险公司表示同意徐奎之方的意见。关于被告徐奎之与通沙公司之间就徐奎之使用案涉机动车所形成的关系，徐奎之提供了《天天快递加盟协议书》（以下简称加盟协议）和《业务外包协议》（以下简称外包协议）原件各1份，加盟协议首部载明的甲方为通沙公司，落款处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吴华波签名；外包协议首部甲方和落款甲方均为南京江宁天天快递，落款时间为2019年3月15日；两份协议均未盖企业印章，徐奎之也未签名。徐奎之表示，这两份协议均是其持有，故未签名，之前提交的协议复印件是公司持有的故有其签名；通沙公司承包了天天快递在江宁区的业务，后又将在江宁区的部分快递业务外包给徐奎之，外包协议甲方一栏写的南京江宁天天快递就是通沙公司。经质证，通沙公司和华安保险公司对该两份协议及徐奎之的陈述表示无异议。原告方表示对真实性不予认可，与之前提交的协议复印件存在不一致，徐奎之提供虚假证据应承担法律责任。就徐奎之与通沙公司之间的关系，双方当庭作出如下一致陈述：通沙公司将部分快递业务外包给徐奎之，双方之间是外包关系，不存在劳动关系，通沙公司没有为徐奎之交纳社会保险；双方每月进行外包费用结算，根据被告从顾客处所取的快递数以向客户投递的快递数来结算，相关数据均会上传至后台，一般送件是一单1元，取件是一单1.5元，快递数乘单价得出通沙公司支付给徐奎之的钱；通沙公司获得的收益是收取快递客户的邮递费用，公司给徐奎之的费用仅是公司收取快递客户邮递费用的一部分；车辆由通沙公司提供，车辆保险费由通沙公司承担，车辆维修费由徐奎之承担。被告徐奎之提供了原告余魁于2019年4月16日署名的收条1张，以证明被1徐奎之已支付前期丧葬费用50000元。原告方表示对此无异议。原告方提供了余某甲与吴明结婚证、户口簿、独生子女证、户籍底档、原告方当地社区居委会、街道办事处及公安派出所出具的证明，经质证各被告均无异议，根据该组证据可以确认如下事实：死者余某甲出生于1958年11月20日，原告吴明与余某甲系夫妻关系，两人生育一个子女即原告余魁，余某甲的父母分别于1994年3月15日、2015年4月27日因病死亡。经查询，江苏省统计局公布的2019年江苏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98669元。原告方就主张的交通费、住宿费及误工费、衣物损失表示：因死者余某甲的衣物发生事故后没有办法保留，故没有相应证据；主张的交通费、住宿费及误工费没有证据，该请求的法律依据为最高人民法院人损司法解释第17条第3款，事实依据为余某甲死亡时其配偶户籍在马鞍山，其儿子在外地工作，需要来南京处理善后事宜，余某甲原在马鞍山，其亲友来南京处理善后事宜，产生了交通费用、误工费用，善后包括在南京处理死者尸体火化、到殡仪馆见最后一面、与交警及被告进行沟通协商相关事情。审理中，原被告均申请调解，因双方就赔偿意见不一，致调解未果。本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和财产权受法律保护。余某甲因案涉交通事故死亡，原被告对事故发生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3被告对交警部门认定的事故责任表示没有异议，原告则提出异议，认为：交警与被告徐奎之确认死者通过人行横道至对面非机动车道，被告徐奎之驾驶案涉机动车与死者余某甲发生碰撞时超速驾驶，没有证据证明死者在交通事故中负有过错，故认为徐奎之应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3被告对此均不予认可，本院经审查认为：1.就原告方对案涉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提出的异议及理由，交警部门进行了相应的解释说明，根据交警部门事故档案资料，不能证明原告方所称的交警与被告徐奎之确认死者通过人行横道至对面非机动车道这一事实；2.根据交警部门事故档案资料，可以确定案涉交通事故发生，系事故双方通过路口时均存在观察疏忽，均未确保安全行车所致；3.原告方所称在发生碰撞时徐奎之超速驾驶，但现有证据不能充分证明，徐奎之在交警部门询问笔录中有关车速的陈述，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19〕19号）第三条所规定的当事人自认范畴；且徐奎之在询问笔录中的相关陈述表述为“具体车速不知道，可能60千米每小时左右”“发生撞击前低于60千米每小时”，徐奎之该陈述明确表述不清楚当时具体车速；原告方申请对徐奎之当时的车速进行司法鉴定，但鉴定机构经审查鉴定材料明确表示因鉴定检材不完备致鉴定不能。故原告方主张发生碰撞时徐奎之超速驾驶的事实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4.交警部门对案涉交通事故双方的责任认定，系根据调查收集的相关证据，就事故双方行为对造成事故的作用大小所作出的责任划分，该责任划分合理有据；原告方提供的事故发生证据主要系交警部门调查收集的，不足以推翻事故认定书，其据此主张徐奎之承担事故全部责任的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2〕19号）第二十七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人民法院应依法审查并确认其相应的证明力，但有相反证据推翻的除外”。因本案中没有相反证据推翻交警部门对案涉交通事故双方的责任认定，故本院对交警部门作出的事故认定书依法予以采信。事故认定书认定事故双方承担同等责任，鉴于徐奎之驾驶的是机动车，余某甲驾驶的是非机动车，机动车相对于非机动车速度明显更快，对道路交通安全产生的风险更高，应当负有比非机动车更重的安全注意义务。因此，本院认定对造成原告方的损害后果减轻徐奎之35%责任，即徐奎之对原告方损失承担65%赔偿责任。关于原告主张的各项损失，本院依法认定如下：1.原告主张死亡赔偿金按[（24657+5703）*1.84*20]计算为1117248元，余某甲出生于1958年11月20日，案涉交通事故发生时已满60周岁不满61周岁，故原告主张的计算数额合法有据，故本院予以确认。2.原告主张的丧葬费，经查江苏省统计局公布的2019年江苏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98669元，故本院确定原告的丧葬费按98669元的一半计算为49334.5元。3.原告主张的交通费5000元、住宿及误工费20000元的请求，原告方没有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保险公司认可3100元；本院根据实际情况酌定误工费按3人7天、每人每天100元计算为2100元，交通费为1000元；原告对主张的住宿费未提供相应票据予以证明，故本院不予支持。4.原告主张衣物损失5000元，原告方没有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被告方不予认可；但根据事故档案资料可以确定，事故造成死者余某甲的衣物全部损坏，故本院酌定衣物损失为1000元。5.对原告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结合案情和事故双方过错程度，本院确定为35000元。综上，本院认定的原告上述各项损失合计1170682.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5000元，被告华安保险公司依法应当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优先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35000元和上述损失75000元。剩余损失1095682.5元按责任比例，依法应由华安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赔偿65%即712193.63元，其余损失依法由原告自行承担。被告徐奎之已向原告支付5万元，可从华安保险公司的赔偿款中扣除并直接返还给徐奎之。故原告主张被告徐奎之、通沙公司对原告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鉴于被告徐奎之、通沙公司一致陈述，徐奎之发生案涉交通事故时驾驶案涉机动车，系基于徐奎之承包通沙公司的快递业务，双方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故本案侵权责任人系徐奎之，其应承担本案相应的案件受理费。为减轻当事人诉累，鉴于存在保险公司向徐奎之返还款项，故徐奎之承担的案件受理费可从华安保险公司返还的款项中予以扣除，与支付原告的赔偿款一并给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2〕19号）第十六条、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20号）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原告余魁、吴明各项损失合计774448.63元（含被告徐奎之负担的案件受理费2255元）；二、被告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返还被告徐奎之47745元；（已扣除被告徐奎之负担的案件受理费2255元）；三、驳回原告余魁、吴明主张的其它诉讼请求。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633元，减半收取3316.5元，由原告余魁、吴明共同负担1061.5元，由被告徐奎之负担2255元（已在上述赔偿款中一并处理）。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程前葆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邓甜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