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东阳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783民初11311号 原告：严郁芳，女，1966年3月11日出生，汉族，住东阳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俊乔，浙江国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吕良鑫，男，1974年5月2日出生，汉族，住东阳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锦群，东阳市新时代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诉讼代理人：严慧艳，东阳市新时代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第三人：黄晓峰，男，1983年4月28日出生，汉族，住东阳市。 第三人：应华仙，女，1960年3月2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东阳市。 原告严郁芳与被告吕良鑫、第三人黄晓峰、应华仙合同纠纷一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5月21日作出（2020）浙民再3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本案发回东阳市人民法院重审。本院于2020年10月22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12月15日、2021年1月27日、2021年3月12日公开开庭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俊乔、被告吕良鑫参加三次庭审，原告严郁芳参加了第二、三次庭审，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锦群参加了第一、二次庭审，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严慧艳参加了第三次庭审，第三人应华仙参加了第一次庭审。第三人黄晓峰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严郁芳起诉称：2015年4月10日，原告与被告签订《浙江省林权转让合同》一份，约定原告将坐落于西坞百千头、西坞和尚岩、胜和许孟叶共计353亩森林、林木及林地的经营权转让给被告，并约定转让款40万元一次性支付。合同签订后，原告将所转让的森林、林木及林地交付给被告，被告办理了林权变更登记手续，但经原告多次催讨被告至今未向原告支付转让款。为此，原告诉请法院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林权转让款40万元及利息（自2018年4月12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在庭审中原告对事实部分进行了部分变更，将部分事实变更为：在本案中原告转让给被告的林地仅原告自己部分的份额，本案整个林权是原告与二位第三人共同所有，三个人每人各持有一块林权，故本案案涉的40万元转让款，仅涉及原告自己部分。在本案的转让合同与林权证中，是包含整个353亩林地的。只是原、被告双方口头约定，原告转让的是自己部分，而第三人应华仙部分林地在本案转让合同签订前，已经转让给被告了。 被告吕良鑫在庭审中答辩称：一是对于原告在书面起诉状中所写，原、被告之间于2015年4月10日签订《浙江省林权转让合同》一份，约定原告将353亩森林、林木及林地的经营权转让给被告，转让价一次性支付共计40万元是事实的。虽然在庭审中，原告对部分事实进行了变更，但是因为本案已经历多次审理，因此在2018年4月8日的起诉内容应属于原告自认，即使原告进行了变更，也不能改变这个事实。在原、被告2015年进行交易时，被告从未与其他人有任何签字，相关林权证也登记在原告一人名下，被告一直认为是原告个人所有，不存在隐名合伙的事由。在2015年4月4日原、被告双方协商转让款40万元，被告将转让款支付成功后，由原、被告双方去办理林权转让手续，因当时是双休日无法办理转让手续，故双方延迟至2015年4月10日，去办理的林权转让合同。在林业局按照提供的格式合同，签订了林权转让合同，原、被告林权转让的价格始终都是40万元，并不存在70万元的说法。二是根据原审事实认定，2011年8月4日，诉争的林地登记在原告、第三人黄晓峰以及案外人杨某的名下。2011年的下半年，案外人杨某把股份转让给第三人应华仙；2012年的5月4日，黄晓峰、杨某将股份全部转让给原告，并办理了林权转让手续。如果在2012年5月4日办理转让手续的时候，杨某的份额已经转让给应华仙，那应当是由应华仙去转办理转让手续，或者以杨某的名义办理转让手续，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应华仙是隐名合伙人，且从时间上推理也无逻辑性。被告并不认识第三人应华仙，第三人应华仙是2015年4月4日由原告带来的，原告让被告将款项汇给应华仙。被告基于与原告是亲戚关系，故原告要求被告汇款，被告也就按要求支付，但被告与应华仙之间并不存在经济往来。三是2015年4月10日，案涉林权转让合同签订后，随即办理林权转让手续，期间有一个月的公告期。如按原告所述，被告分文未支付转让款，原告不可能协助被告去办理相关转让手续，同时也不让被告出具任何书面的凭证，用于证明被告欠款的事实；原告的一系列行为也不符合常理。四是，从诉争的林地的价格可以看出，在当时市场价也就是40万左右。原、被告并没有对林地进行任何开发，也不可能有70万元高额的转让价款。综上，被告认为原告起诉不合理也不合法，被告吕良鑫已支付了全部的转让款，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请。 第三人应华仙在庭审中答辩称：其与原告系朋友关系，共同承包了案涉的林地，第三人应华仙的份额是从案外人杨某处转让，所得占林地面积的三分之一，（包括原告与第三人黄晓峰、应华仙各为三分之一的面积）。第三人应华仙与被告并不相识，但是根据原告的陈述，第三人应华仙自己名下的林地份额，是出售给了被告吕良鑫，价格是30万元。除此之外，对原、被告之间的转让合同以及相关款项的支付等事宜，第三人应华仙并不知情。 第三人黄晓峰在庭审中未答辩，为查明本案事实，本院依法对第三人黄晓峰进行三次谈话，在谈话中第三人黄晓峰表示：对于案涉林地的事情不清楚，其是代父亲出资的，具体情况得询问父亲，对于转让林地的事情不知情，但对于案涉林地转让合同无异议，同意原告将案涉353亩林地转让给吕良鑫，转让价40万元均无异议。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 2011年5月，原告、案外人杨某及第三人黄晓峰通过竞标的方式共同取得了位于东阳市××镇××村××村××村的西坞百千头林地使用权48亩、西坞和尚岩林地使用权177亩、胜和许孟叶林地使用权128亩（上述三块林地以下简称涉案林地），并与东阳市××镇××村××村××村签订承包合同一份，约定承包款共计320866元，承包期限自2011年6月2日至2061年6月1日。2011年8月4日，东阳市林业局向上述三人颁发了东林证字（2011）第0××0号林权证，林权证中载明林地使用权权利人、森林或林木所有权权利人、森林或林木使用权权利人均为原告、黄晓峰及杨某。2011年下半年，案外人杨某将其在涉案林地中享有的份额转让给应华仙，但双方均未到林权部门办理变更登记手续。2012年4月12日，原告与黄晓峰、杨某签订转让协议一份，载明：“现有东阳市虎鹿镇三星村蒋村桥自然村的和尚岩、许孟叶及百千头等集体山林承包人严郁芳、黄晓峰、杨某，通过三人协商一致后，决定：黄晓峰、杨某同意将自己所有的山林承包权、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林木使用权转让给严郁芳一人所有，特别证明”，但转让协议中未约定转让价款。2012年5月4日，原登记在原告、黄晓峰及杨某名下的林权证过户登记至原告一人名下，林权证号为东林证字（2012）第0××6号。原告称此次林权变更手续系为了今后办理相关手续只需原告一人签字，方便行事而已。 2015年4月10日，原告作为甲方（出让方）、被告作为乙方（受让方）、东阳市××镇××村××村××村作为丙方（发包方），签订林权转让合同一份，合同内容载明原告将涉案森林、林木及林地经营权转让给被告，转让价款为40万元。同年5月22日，原、被告办理了涉案林权证的过户登记手续，涉案林权转移登记至被告名下。2016年1月4日，被告向原告发短信称“你的钱我在想办法，肯定要先给你我再去开发的”，原告回复“给个时间，我急用”，被告再次回复“好的，我一直在想办法，我会尽快回复你的”。原告称其通过短信催讨的就是被告尚未支付其的涉案林地的转让款40万元，被告称短信中的钱系指原告若为被告办理出涉案林地抵押贷款后被告承诺支付原告的好处费20万元。被告自认原告一直未就涉案林地办理出抵押贷款。2017年11月27日，被告与浙江一桦生态农林有限公司签订林权转让合同一份，约定被告将涉案林权转让给浙江一桦生态农林有限公司，但在该合同中未载明转让价款，被告陈述转让款为63万元左右，浙江一桦生态农林有限公司尚有14万元未支付。 被告于2015年4月4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第三人应华仙支付27万元，另分别于4月3日、4月4日现金取款7万元、6万元。 在庭审中，第三人应华仙应为在2015年4月初，已将自身在涉案林地中的份额作价30万元转让给被告，其中27万元系被告通过银行汇款方式支付，3万元系由原告交付，应得的30万元转让款已全部到位。第三人黄晓峰对原、被告签订的案涉转让合同无异议。 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供浙江省林权转让合同、东林证字（2012）第0××6号林权证复印件、东林证字（2015）第0004号林权证、短信聊天记录截图、中标通知书、承包合同、东林证字（2011）第0010号林权证、证人蒋某的证言、证人杨某的证言，被告提供的存款分户明细查询单、银行卡取款凭条，本院依职权从东阳市森林资源综合服务中心调取的登记在吕良鑫及浙江一桦生态农林有限公司的林权证、浙江省林权转让合同、转让协议，本院对第三人黄晓峰谈话笔录等证据在卷佐证。 本案的争议焦点案涉转让合同是否处分第三人黄晓峰在涉案林地中权益，第三人应华仙收到的转让款30万元是否包括在案涉转让合同约定的转让价款40万元内。 对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是否侵害第三人黄晓峰的权益，关键是案涉林地中黄晓峰是否存在权益，以及是否对黄晓峰存在侵害。本案中，根据东林证字（2012）第0××6号的林权证的记录，在2012年5月4日，原登记在原告、黄晓峰及杨某名下的林权证过户登记至原告一人名下，说明第三人黄晓峰名下的林地已转移到原告名下。其次，第三人黄晓峰对案涉的转让合同不论是受让人吕良鑫、合同转让面积、合同转让价款均无异议，对于原、被告之间转让行为均予以同意，第三人黄晓峰不认为案涉转让合同侵害其自己权益。综上，本案案涉转让合同并未侵害第三人黄晓峰的权益；即使第三人黄晓峰在案涉林地有权益，第三人黄晓峰亦同意在案涉转让合同中予以处分。 对于第二个争议，本院认为，首先从相关事件的发生时间上看，被告先付了27万元给第三人应华仙，再由原告将3万元现金转交给第三人应华仙，最后原、被告双方签订了案涉转让合同，约定转让价为40万元。由此可知，被告是先付款，后签订合同，若按被告抗辩的其已支付完毕全部转让款的情况下，按理被告会在转让合同中备注转让款已支付完毕，或让原告出具款项已支付的相应证明，但在相关合同中并无相应的备注或由原告出具证明，且被告未提供充足证据证明其交付了40万元的转让款，故被告在订立合同时未付清转让款的可能性较大。结合原、被告之间的庭审陈述，原、被告双方在订立合同时，针对已支付部分的30万转让不计入转让合同中（即第三人应华仙收取部分的款项），存在一定的可能性。其次，针对原告提供的催讨款项短信，被告在庭审中陈述是其欠原告支付办理案涉林地贷款的好处费20万元，故在短信中回复“肯定会先给钱再去开发”，但实际上案涉林地被告并未办理相关抵押贷款。若按被告回复的短信内容中所称的款项，系办理贷款而应支付给原告的好处费，在实际未办理贷款的情况下，被告还愿意向原告支付20万元好处费，明显与常理不符。再结合好处费的金额与被告在庭审中陈述，案涉林地如去办理抵押贷款，可以贷款几百万元，说明被告认可案涉林地有相当的价值。若按被告主张的转让款仅为40万元计，在扣除应华仙已取得30万元的情况下，原告分得的转让款仅10万元，远低于被告所承诺的好处费，且本案中并无证据证明，原告转让案涉林地是为收取所谓的贷款好处费，故原告主张的总计70万元转让款，相对更符合常理。综上，原、被告的林地转让款为70万元，而案涉转让合同中约定的转让款40万元属于剩余林地的转让款已达到高度盖然性，也更符合常理，故应华仙收取的30万元转让款不包括在原、被告签订的林权转让合同中。被告未依约支付转让款40万元，依法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正当，本院予以支持。被告的抗辩意见，依据不足，本院依法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吕良鑫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支付原告严郁芳转让款40万元及逾期利息（自2018年4月12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支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被告吕良鑫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周力钢 审 判 员  曹 倩 人民陪审员  许向萍 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日 代书 记员  楼奕娜 10-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