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12民终55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伟云。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爱明。两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李志，江苏泰和（泰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两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刘欣怡，江苏泰和（泰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荀小平。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志祥。两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殷炳荣，江苏楚豪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伟云、王爱明因与被上诉人荀小平、张志祥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兴化市人民法院（2020）苏1281民初21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传票传唤本案当事人于2021年3月16日到庭公开进行调查、质证、辩论与调解。上诉人刘伟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志，被上诉人荀小平、张志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殷炳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刘伟云、王爱明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或裁定发回重审；被上诉人负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根据刘伟云与荀小平及案外人夏中瑜、孙加华的代理人沈同喜于2009年8月20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约定，荀小平就该房屋买卖有关的一切法律行为皆视为夏中瑜、沈同喜的行为，原审法院（2011）泰兴民调初字第13号民事调解书也对此进行了确认，原审判决认定荀小平无权代理夏中瑜、孙加华无依据。退一步讲，荀小平完全可以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上诉人也有权要求其按比例返还超出部分的不当得利拆迁款。二、2012年1月13日的回购协议与2017年5月25日拆迁补偿款的取得相隔五年有余，上诉人在没有找到协议的情况下，不便贸然与被上诉人理论符合常理。原审在没有任何证据支撑的情况下认定上诉人的说法缺乏说服力缺乏依据。三、从上诉人提交的2019年12月8日、12月9日短信内容及2020年1月11日的通话录音可以看出，上诉人多次要求与张志祥对账，且明确“如有出入，应和平解决分歧，请看在我们朋友一场，内部解决此问题”，原审认为上诉人未在第一时间提出返还多汇的57万余元款项有违常理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四、被上诉人提交的2015年由刘伟云、张志祥、夏中瑜的委托代理人邢加宽、孙加华的委托代理人赵华山参加的会议记录不能反映任何与案件相关的事实，原审认为2012年1月13日的协议为针对拆迁所签存在高度盖然性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被上诉人荀小平、张志祥答辩称：一、2009年8月20日的协议上诉人在原审庭审中陈述是“为了预防拆迁”所签，故非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上诉人以该协议上诉认为荀小平有权代理其他两位购房人进行以后的民事法律行为没有根据。上诉人对于民事调解书在原审庭审中也陈述是为了拆迁补偿、应被告的要求达成，同样非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没有实际履行。二、2012年1月13日的协议并不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如果该协议成立，上诉人就应当享有回购后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利，无需与其他人协商。事实上在此后关于该房屋所有的拆迁都是由四方当事人共同协商。被上诉人提交的会议纪要可以说明四方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对拆迁的重大事项进行了协商，各人提出不同观点。如果该协议是真实的，其涉及到其他三方当事人的根本利益，按照常理必须要由四方当事人签署，内容也应更为详细。双方没有任何行为履行该协议，是严格按照2009年12月20日的协议履行的。拆迁补偿款下来之后，上诉人及时给付了被上诉人，被上诉人也在第一时间内向其他两个共同购房人发放了拆迁补偿款。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依法驳回其上诉请求。上诉人刘伟云、王爱明原审诉讼请求：1.判令荀小平、张志祥立即返还其拆迁补偿款57.40605万元及利息（从2017年5月26日起以本金57.40605万元按照年利率24%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刘伟云作为甲方与乙方荀小平于2012年1月13日就位于兴化市半部分房屋及土地使用权的回购事宜达成书面协议，约定“甲方退还乙方房地产转让款暂定为人民币700万元，最后退还款项以拆迁补偿价格确定。如上述房地产拆迁的总补偿价格低于700万元，则低于部分的价款由甲乙双方各半分担，高于人民币700万元的部分归甲方所有”。经查，荀小平与张志祥系夫妻关系，2017年5月25日上述房地产拆迁补偿款到帐后，刘伟云在张志祥的催促下，于2017年5月26日将757.40605万元补偿款悉数汇入张志祥指定的账户。后刘伟云、王爱明多次索要，荀小平与张志祥无合法理由拒不返还。荀小平、张志祥答辩称：刘伟云、王爱明的陈述与事实不符。刘伟云、王爱明已经在2009年12月20日将涉案房屋的土地以及房屋出售给荀小平、夏中瑜、孙加华三人，双方签署了协议书，三人也履行了出资义务。刘伟云与荀小平于2012年1月13日所签协议书是为了应付拆迁所需，不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没有得到其他两个共同出资人的认可，事实上没有履行，且也无法履行，刘伟云、王爱明以此主张权利没有事实依据。原审经审理认定：刘伟云与王爱明系夫妻，荀小平与张志祥系夫妻。案涉的拆迁之房地产坐落于兴化市，原产权人属刘伟云与王爱明所有。2009年12月20日，刘伟云、王爱明（甲方）与荀小平（乙方）、夏中瑜（丙方）、孙加华（丁方）签订协议一份，协议载明甲方将上述房地产的南半部分房屋及土地使用权转让给荀小平、夏中瑜、孙加华，转让价280万元，其中荀小平应付人民币147.5万元，夏中瑜、孙加华各应付66.25万元。同日或之后不久，买卖双方又形成协议一份，协议载明出卖人刘伟云（甲方）、买受人荀小平、夏中瑜、沈同喜（乙方），房屋转让价款800万元，落款时间写为2009年8月20日，双方一致认可该协议是为防日后拆迁所签。2010年6月10日，夏中瑜、孙加华各交纳购房款66.25万元，刘伟云出具收条。荀小平以其他形式履行了付款义务。上述房地产交易后未进行过户。大约在2010年10月，案涉房地产地段拆迁。2011年2月21日，荀小平以2009年8月20日的协议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纠纷为由诉至原审法院，原审法院当日调解结案，双方也认可该诉讼是针对拆迁所为。(2012年1月13日，刘伟云与荀小平就案涉房地产签订回购协议一份)。刘伟云、王爱明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案涉部分房地产拆迁补偿款为757.40605万元。2017年5月25日，兴化市征收办公室将上述补偿款支付给刘伟云。2017年5月26日，刘伟云将上述补偿款如数汇给张志祥指定的收款人王**。2017年5月27日，张志祥将补偿款汇给其他两个共有人，其中孙加华得款189.5082万元，夏中瑜得款139.5082万元（扣款50万元）。2020年5月8日,刘伟云、王爱明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原审法院归纳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刘伟云与荀小平于2012年1月13日就案涉房地产所签订的回购协议是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围绕争议焦点，刘伟云、王爱明陈述，张志祥因在与政府拆迁协商过程中压力大，就要求根据市场价退回原购全部房地产，双方暂定价款为700万元，并约定实际拆迁补偿款高于700万元部分归刘伟云、王爱明所有，低于700万元由刘伟云、王爱明承担差额的50%。案涉拆迁补偿款757.40605万元于2017年5月26日到账后，按照张志祥的要求转到其指定的会计银行卡上。2012年1月13日的协议因年代久远，当时未能找到（后在2019年底找到）。荀小平、张志祥陈述，2012年的回购协议只是为了应对拆迁之需,并不是真正的回购。刘伟云所汇给张志祥的款项数额精确到0.5元，该项费用为双方按照协议最终确定的数额，不存在将款项汇错的事实。汇款至今这么多年，刘伟云从未以任何形式提出异议，因此其诉讼请求不成立。原审认为，刘伟云、王爱明主张2012年1月13日的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能成立，分析如下：1.案涉拆迁之房地产买方为荀小平、夏中瑜、孙加华等三人，荀小平无权代理其他共有人签订回购协议，刘伟云、王爱明也无证据证明其他共有人授权荀小平签订回购协议；2.刘伟云收到兴化市征收办公室拆补偿款后全部汇给张志祥，其解释汇款时没有找到回购协议缺乏说服力。协议可以暂时找不到，但回购的事实总不会忘记，刘伟云完全可以暂不支付约定之外的款项；3.刘伟云提供的2019年12月8日的短信，主要内容为我的拆迁款没有全部进我的账，是兴化市征收办公室违规直接汇给你，因汇多少款给你我不知情，为此，强烈要求你我双方用半个小时对帐……。刘伟云提供的2020年1月11日的通话录音，主要内容，拆迁款不应该汇给王**，账存在差错要对账……。从上述内容看，无论是短信还是通话录音，都未提及回购之事，也未提及多汇款要求返还问题。根据刘伟云陈述其在2019年底找到回购协议，按照常理应在第一时间提出返还多汇的57万余元款项，否则有违常理；4.从案涉合同相关当事人存在针对拆迁签订合同，甚至诉讼的行为，以及上述协议签订后荀小平一方产权共有人仍参加相关会议等事实看，2012年1月13日的协议为针对拆迁所签存在高度盖然性。综上，原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定，作出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伟云、王爱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541元，由原告负担。本案当事人在本院审理期间均未有新的证据提交。通过本案当事人在原审中的陈述、举证、质证，本院另认定：2009年12月20日，刘伟云、王爱明作为甲方与乙方荀小平、丙方夏中瑜、丁方孙加华签订的协议中载明“甲方现有位于兴化市的房屋[其中：土地证（证号为兴国用2003字第02481、02482）载明出让土地总面积5948.3平方米，无土地证土地面积约500平方米，房产证（证号为兴房权证昭字第××、30××54）载明总面积为1269.83平方米，无房产证面积约1800平方米（含西北角办公楼等原在该地块中为甲方所有或使用的一切房屋及土地）]，（含厂区水泥路面约800平方米）。甲方欲将上述房屋及土地使用权的一半（含有证和无证部分）转让给乙方、丙方、丁方。一、四方一致认可，上述房屋及土地（含有证和无证部分）为人民币560万元，其一半（含有证和无证部分）为人民币280万元，乙方、丙方、丁方给付甲方转让款计人民币280万元……，其中荀小平给付人民币147.5万元，孙加华给付人民币66.25万元，夏中瑜给付人民币66.25万元。三、协议签订后，所有房屋及土地使用权（含有证和无证部分）为甲、乙、丙、丁四方共有。有产权证部分甲方占50%的产权，乙方占25%的产权，丙、丁各占12.5%的产权。无产权证的部分视为各方共同按有产权证部分所占比例出资所建。甲方协助乙方将产权登记成共同共有，并注明各方所占比例……六、协议签订后，任何一方不得处置房屋，如需处置，需经甲、乙、丙、丁四方一致同意。……八、本协议经甲、乙、丙、丁四方或其代表签字后生效。本协议签订后，此前或此后四方所签有关上述房屋及土地的任何协议，如与本协议不一致，均以本协议内容为准”。落款日期为2009年8月20日的协议甲方为刘伟云，乙方为荀小平、夏中瑜、沈同喜，载明“一、甲方自愿将其所有的座落在兴化市的房屋的南半部分房屋及土地使用权（产权证为住宅，房屋面积约1600平方米，土地面积约3000平方米）转让给乙方……。三、双方议定房屋价款人民币800万元。四、房屋价款乙方分两期给付甲方。第一期在双方签订买卖协议之日起十日内付人民币700万元（实缴600万元，100万元以乙方所购房屋前两年的收益冲抵），第二期在房屋产权批准过户登记之日付清余款……。十三、双方一致确认，乙方委托荀小平全权代理，荀小平有权代收款物、参与协调、签署法律文件等，荀小平的一切行为视为乙方的行为”。2011年2月21日，经原审法院调解，荀小平与刘伟云达成的协议主要内容为：一、荀小平除已给付刘伟云购房款700万元外，于2011年2月23日前再一次性给付刘伟云购房尾款348700元；二、刘伟云将协议中约定的坐落于本市南山居委会兴戴路2号房屋的南半部房屋及土地使用权交付给荀小平（已交付）。三、双方今后互无纠缠。2012年1月13日，刘伟云作为甲方与乙方荀小平签订的协议载明“乙方将其向甲方所购买的坐落在兴化市的房屋的南半部分房屋及土地使用权（产权证为住宅，房屋面积约1600平方米，土地面积约3000平方米）退还给甲方。二、甲方退还乙方房地产转让款暂定为人民币700万元，最后退还款项以拆迁补偿价格确定，如上述房地产拆迁的总补偿价格低于700万元，则低于部分的价款由甲乙双方各半分担，高于人民币700万元的部分归甲方所有。三、甲方须于上述房屋拆迁补偿协议签订后十天内给付或领取补偿款后即行给付乙方（以先到时间为准），逾期按日千分之二给付乙方违约金。……”。2015年8月1日，刘伟云、张志祥、赵华山、邢加宽就案涉房地产撤销产权登记诉讼的律师代理费、裁决复议代理律师的选择及拆迁补偿数额等进行协商，并形成书面“会议记录”。2017年5月25日，刘伟云收到兴化市房屋征收办公室交付的补偿款转账支票两张，金额分别为792.07265万元、757.40605万元，其中金额为757.40605万元的转账支票经刘伟云签名背书后汇入王**的银行账户。2019年12月8日，刘伟云通过手机短信告知张志祥“我最近去银行对账才发现2017年5月26日，我的拆迁款没有全部进我的账，是兴化市征收办公室违规直接汇给你，因汇多少款我不知情，为此强烈要求你我双方用半个小时的时间进行对账，即双方把2017年5月26日拆迁款银行对账单拿出来对账，根据双方约定，对账无出入最好，如有出入，应和平解决分歧。请看在我们朋友一场，内部解决此问题”。次日，刘伟云通过手机短信将草拟的协议书发给张志祥，内容为“甲乙双方及另两个股东共同拥有五里大楼西侧南地块房屋，后该房屋拆迁，各方依约定领取了补偿款。现甲方反映：经甲方掌握的情况，除各方依约领取的补偿款外，乙方有独占五里大楼西侧南地块房屋部分拆迁补偿款的嫌疑，并要求乙方协助调查，此举对乙方造成极大伤害。为澄清事实，化解矛盾，经双方友好协商达成以下协议：一、乙方积极配合甲方到各相关部门调查，如确有私吞拆迁款，一分不留的全部返还给甲方，另外还处七万元为不诚信金。二、如乙方积极配合甲方到各相关部门调查，无私吞拆迁款现象，则甲方赔偿乙方人格受到伤害所造成的精神损失费七万元，此协议生效后，甲方所欠乙方添付的费用七万元，乙方不再向甲方主张”。本院认为：本案当事人就案涉房地产买卖事宜签订有多份协议（包括调解协议），应综合全案情况及证据，结合实际履行情况来确认体现本案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的协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及案外人夏中瑜、孙加华于2009年12月20日签订的协议内容具体明确，被上诉人及案外人夏中瑜、孙加华也按照该协议的约定履行了支付价款的义务，应认定为体现协议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的协议。落款日期为2009年8月20日的协议甲方为刘伟云，乙方为荀小平、夏中瑜、沈同喜，2011年2月21日的调解协议主体为刘伟云与荀小平，与2009年12月20日的协议主体及转让价款发生变化，且未履行，结合2009年12月20日的协议中约定的“本协议签订后，此前或此后四方所签有关上述房屋及土地的任何协议，如与本协议不一致，均以本协议内容为准”及原审庭审中陈述的2009年8月20日签订的协议是“为了预防拆迁”，2011年2月21日签订调解协议“当时拆迁公告上墙了，目的为了利益最大化，让我不能反悔，是针对拆迁”，应认定该两份协议系当事人为了拆迁利益所签，非就案涉房地产进行买卖的真实意思表示。2012年1月13日的协议主体为刘伟云与荀小平，尽管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对于签订目的陈述不一，但根据的当事人陈述及2015年8月1日“会议记录”记载的内容，可以说明该协议签订后，张志祥仍参与到案涉房地产拆迁补偿事宜中。2017年5月25日，刘伟云收到兴化市房屋征收办公室支付的两笔补偿款，其将近一半补偿款的转账支票背书汇给张志祥指定人的账户，结合刘伟云在2019年12月9日发给张志祥的手机短信载明的“甲乙双方及另两个股东共同拥有五里大楼西侧南地块房屋，后该房屋拆迁，各方依约定领取了补偿款”内容，可以认定是按2009年12月20日协议中约定的房地产份额对拆迁补偿款进行了分配，2012年1月13日的协议并未实际履行。刘伟云发给张志祥的手机短信及双方通话内容仅能反映其要求就拆迁补偿款进行对账，不能反映出其依据2012年1月13日的协议约定主张权利。故2012年1月13日的协议非协议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上诉人依据该协议约定向被上诉人主张权利与情与法不符，不应支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刘伟云、王爱明上诉所称事实和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541元，由上诉人刘伟云、王爱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卫平审判员  潘贻杰审判员  顾春旺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侯永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