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桂09民终23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党绍标，男，1964年7月20日出生，汉族，住北流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何名洁，女，1958年2月1日出生，汉族，住北流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党国生，男，1990年12月3日出生，汉族，住所地北流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党国华，男，1987年5月2日出生，汉族，住北流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党梅，女，1994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北流市。 上述五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丽瑞，广西曾纪淼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红雨，女，1972年2月25日出生，汉族，住北流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武，广西济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罗玉旋，男，1969年6月13日出生，汉族，住北流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洪辉，男，1973年9月27日出生，汉族，住北流市。 上诉人党绍标、何名洁、党国生、党国华、党梅因与被上诉人陈红雨、罗玉旋、李洪辉林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流市人民法院（2020）桂0981民初16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党绍标、何名洁、党国生、党国华、党梅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北流市人民法院（2020)桂0981民初1648号民事判决书中第一、第二项的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己过诉讼时效。1、原告在《起诉状》中承认欠款时间为2012年4月18日，并承认曾于2012年4月18日至20日之间向上诉人追款。一审判决书第3页第二段倒数第1-3行载明：“签订上述合同协议后，被告罗玉旋并未按《付款协议》约定支付款项，经原告催促，于2012年4月20日再次支付1.6万元,尚欠余款60万元未支付。”该文字表明，原告在《起诉状》中主张，自2012年4月18日陈红雨、罗玉旋、桂丰农场签订《土地转包协议书》后，罗玉旋未按《付款协议》约定支付款项。经原告催促,罗玉旋于2012年4月20日再次支付1.6万元。“经原告催促”，只能理解为原告于2012年4月18日至20日之间催促。既然原告已经催促，就应该从原告主张权利之日起计算诉讼时效的期间。即至迟也要从2012年4月20日起算诉讼时效的期间，距今已8年，已过2年、3年的诉讼时效。2、从原告的行为看，应把《付款协议》中注明的付款时间“桂丰农场同意盖章后”，理解为“盖章时”或“盖章之日”罗玉旋的《付款协议》确实已注明了付款时间为“桂丰农场同意盖章后”。原告在《起诉状》中承认，在2012年4月18日桂丰农场盖章之后的1-2天(2012年4月20日前)，确实向上诉人追款，而且也确实追到了部分转让款。反证罗玉旋和陈红雨约定的付款时间为“桂丰农场同意盖章之日”。否则，陈红雨有何权利追？罗玉旋有何义务给？3、把《付款协议》中注明的付款时间“桂丰农场同意盖章后”，理解为“盖章过”或“盖章之日”，才符合当地市场交易习惯，才符合善意解释的原则。按照北流当地市场交易习惯，约定某个事件之后履行义务，是指某个事件的当天。比如过秤后付款，交付衣物后付款。如上所述，原告在桂丰农场盖章后当即追款，上诉人当即付款，证明上诉人在桂丰农场盖章后立即付款。把《付款协议》中注明的付款时间“桂丰农场同意盖章后”，理解为“盖章时”或“盖章之日”，才符合当地市场交易习惯，才符合善意解释的原则。4、法律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罗玉旋和陈红雨约定的付款时间为“桂丰农场同意盖章之后”。上诉人没有在2012年4月18日桂丰农场盖章之后当即付款，被上诉人即知道自己的权利被侵害。因此应从2012年4月18日起算诉讼时效。5、被上诉人应对诉讼时效中断承担举证责任。如上所述，原告在《起诉状》中已承认，曾于2012年4月18日至20日之间向上诉人追款。因此，至迟应于2012年4月21日起算诉讼时效的期间，诉讼时效于2014年4月20日届满。被上诉人应对诉讼时效中断承担举证责任。二、分包山场和出资入伙、共同经营的事情经过以及党绍标转全部结清转让金的事实。2003年，李洪辉得知被上诉人要转包山场的信息，便和罗玉旋与被上诉人洽谈转让事宜。由于李洪辉、罗玉旋资金困难，便介绍党绍标等人出资入伙，共同经营，经多次与朱芳（被上诉人丈夫）面谈和求证、实地考察、确认，党绍标在得到罗玉旋的承诺，并向朱芳确认和同意给党绍标等人入伙后，于2011年6月10日由党绍标支付了定金，共同签订《协议书》，明确约定转让金共65万元，党绍标和党绍光一份，罗玉旋和李洪辉一份，每份出资为32.5万元。签订协议后，罗玉旋提出各人备足各人的份额转让金一起到北流城区交给朱芳，李洪辉交了10.1万元给党绍标，要求其代交给朱芳，于是党绍标于2011年6月22日支付了35.6万转让金,朱芳出具了收条，党绍标、党绍光全部付清自己所占份额的转让金后，才得到被上诉人交来的《土地承包合同》原件。既然一审法院和被上诉人都确认定金和第一次付款这两次的付款人均为党绍标，就应认定为被上诉人虽没有与上诉人党绍标直接签订转包合同，但其收到党绍标的定金和转让金并当面出具书面收条的行为，也证实了其对转让给罗玉旋的承包地已由罗玉旋、李洪辉、党绍标、党绍光加入合伙一起经营，并签订了协议书知悉、认可的事实。根据罗玉旋立写的《付款协议》写明及一审庭审辩称，在经发包方桂丰农场同意盖章后再将余款付清,上诉人党绍标支付了35.6万元之后,才得到被上诉人与桂丰农场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原件交给党绍标，直接证明了该转让费已全部支清。三、上诉人合伙人欠被上诉人的转让款应为147755元。1、如原告在《起诉状》中承认的事实，上诉人在2012年4月9日支付了定金3万元，应予扣减。2、如原告在《起诉状》中承认的事实，上诉人在2012年4月20日支付了转让款1.6万元，应予扣减。3、被上诉人的配偶朱芳在北宝二级路六荣路口附近、丛义加油站对面开刨板厂，李洪辉安排罗通儿子（车牌尾号18为70649)拉有2车木材，安排（车牌尾号为70671)拉有1车，共3车木材货款为26245元。此货款双方同意，抵销部分转让金，应予扣减。因此，李洪辉、罗玉旋欠被上诉人的转让款应为147755元四、罗玉旋与李洪辉退出合伙时，四合伙人曾和被上诉人约定，由罗玉旋与李洪辉向被上诉人付清转让款。上诉人于2011年6月22日前付清了自己的份额钱42.6万元。由于罗玉旋、李洪辉没钱支付自己的份额钱，党绍光、党绍标、罗玉旋、李洪辉四合伙人便和被上诉人约定，到2011年8至10月份伐完北流市石窝镇龙田村山场的林木后，由罗玉旋、李洪辉付清余款。该山场的林木伐完后，四合伙人共同结算，分清各人所得的利润。但罗玉旋与李洪辉没有按照约定向被上诉人付清转让款。由于双方已明确约定，剩余转让款由罗玉旋与李洪辉承担。因此，上诉人不需对该部分债务承担责任。五、一审全部判决被告共同承担“所欠的22万转让金”的事实错误，二审应予纠正。一审法院另查明：党绍标、党绍光、李洪辉、罗玉旋四人共同签订的《协议书》约定，党绍光与党绍标一份，李洪辉与罗玉旋一份，每份出资32.5万元。党绍标分两次支付了42.6万元，余下所谓的“所欠的22万转让金”未支付。此分包协议已经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所占的份额，被告全部都平等获得了收益，无经济纷争。一审判决理应具体化，即按约定的份额各自自行支付自己份额的转让金。党绍标和党绍光已全部支付了自己所占份额的转让金，至于罗玉旋和李洪辉是否支付了转让金，上诉人无法考证，应由未支付人自行主张和举证，这与党绍标、党绍光的继承人无关。综上所述，本案已过诉讼时效，李洪辉、罗玉旋欠被上诉人的转让款应为147755元,双方已明确约定，合伙债务由罗玉旋与李洪辉承担。 被上诉人陈红雨辩称，一、本案讼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土地转包协议》已经北流市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认定合法有效，且合同虽然为罗玉旋与陈红雨签订，但合同的相对受益人为五上诉人与罗玉旋、李洪辉，且在生效的北流市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书中已经认定罗玉旋为上诉人的代表，应认定为五上诉人及罗玉旋、李洪辉与陈红雨存在林业承包合同关系。同时，该合同中对合同标的、款项等均明确进行约定，约定转让的林地为陈红雨承包经营的广西国有桂丰农场橡胶林地五队4处、六队11处、十五队4处、二队4处的936亩山地经营权，转让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金为64.4万元人民币，支付方式为乙方于签订本合同时现金或转账支付。据此，双方对合同的权利与义务均比较明确，双方应履行合同的义务。合同签订后，陈红雨已经依约定将山岭交付给五上诉人经营，且五上诉人及罗玉旋、李洪辉至开庭前也一直承包经营。因此，五上诉人及罗玉旋、李洪辉应根据合同的约定承担支付转让金的义务；二、五上诉人及罗玉旋、李洪辉拖欠陈红雨的款项应为600000元，二审法院应依法对此予以认定。罗玉旋于2012年4月9日出具《付款协议》给陈红雨，约定先付定金叁万元，余下陆拾壹万陆仟元款项在经发包方桂丰农场同意盖章后再将余款付清。后于2012年上诉人再次支付16000元，至今尚欠600000元一直未付。而上诉人何名洁等人陈述其在2011年6月10日和2011年6月22日分别支付70000元定金与其他款项356000元，后来拉了三车速丰桉给陈红雨的丈夫朱芳。根据上述情况来看，上诉人何名洁等人提出的抗辩与本案陈红雨人提出的要求支付转让金不是同一个事实，陈红雨提出要求支付转让金的依据为双方于2012年4月8日签订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与上诉人罗玉旋出具的《付款协议》，而上诉人何名洁等提出已经支付了共计426000元的为在签订该合同前的双方买卖林木（速丰桉）的款项，不是本案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金；同时，从时间点上来看，也不符合客观事实，上诉人何名洁等人提出的已支付事实与《付款协议》明显不是同一事实。其次，假如上诉人何名洁等人提出的抗辩为同一性质，总转让金为646000元，而上诉人何名洁等人提出的当时他们两份分，各325000元，与总共646000元事实不符。同时，假如上诉人何名洁等人提出的抗辩为同一性质，转让金为646000元，而他们支付426000元，后用三车速丰桉全部抵完，这明显与事实也不符，其提交的三车速丰桉的证据为交付给“朱方”，无论哪个“朱方”，当时陈红雨的丈夫朱芳也没有开办有板材厂，且三车速丰桉的价值不可能有220000元，这也明显证明上诉人何名洁等人存在虚假陈述。再次，陈红雨承包的山岭于2008年12月27日经北流市林业调查规划设计队对山岭及林木作出资产评估，经评估林地资产价值151540.53元，林木资产评估价值796081.21元，共计947621.74元，陈红雨转让给罗玉旋等人时，已经过了3年多，林地与林木的市场价值早已相应升值，陈红雨不可能贬值变卖，这也正好证明了陈红雨将山岭与林木分开承包给罗玉旋等人的事实。因此，上诉人何名洁等人提出的已支付抗辩的事实与本案陈红雨主张的转让金不是同一性质，上诉人等尚欠转让金共计600000元未支付；三、一审判决认定本案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情形为正确的，二审法院应予以维持。在本案中，签订的合同为陈红雨与罗玉旋，当时也是由于罗玉旋与陈红雨认识，陈红雨出于信任才将该山岭的承包经营权转让给他们共同承包经营的，转让金支付的方式也是商议后提出的，他们应依照约定履行。因合同为陈红雨与罗玉旋签订，陈红雨一直向罗玉旋追讨，罗玉旋以他们内部已经进行析分，应由上诉人何名洁等承担，后于2015年他们之间进行了内部诉讼，也明确了上诉人何名洁等的承担义务，但他们却以内部存在纠纷为由，或以砍伐速丰桉后再支付等，故意拖欠，至今已长达数年，同时，双方的合同一直履行至今，上诉人一直对山岭进行承包经营，种植速丰桉，不存在任何中断或中止情形。罗玉旋也多次说明一定帮答辩人追回该款项，但一直没有落实，陈红雨一直要求上诉人等人支付，上诉人等人一直拖延，该事实上诉人罗玉旋一直承认。其次，在罗玉旋出具给陈红雨的《付款协议》中己经明确“在经发包方桂丰农场同意盖章后再将余款付清”，该约定并没有明确具体的付款时间，只是约定了付清余款的条件为“桂丰农场同意盖章后”，应认定为约定不明确，一审判决认定的该事实准确。 被上诉人罗玉旋辩称，一、根据本案事实，上诉人拖欠陈红雨的款项应为600000元，二审法院应依法对此予以认定。在签订了有关合同后，在支付了林木承包金356000元后，便砍伐了山岭的林木，后再次商量承包该山岭继续种植桉树，便与陈红雨商量，经商量后以64.6万元价格承包经营山岭，于2012年4月9日约定先付定金叁万元，佘下陆拾壹万陆仟元款项在经发包方桂丰农场同意盖章后再将余款付清。后来再次支付16000元，尚欠600000元未付。上诉人何名洁等人所说的2011年6月10日和2011年6月22日分别支付70000元定金与其他款项356000元，该金额只是承包砍伐林木的承包金，与后来承包土地经营权的承包金是不同的。二、罗玉旋与陈红雨签订的合同已经北流市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认定为上诉人共同承包经营，支付承包转让金的义务应由上诉人承担，不应由罗玉旋承担。有关罗玉旋与陈红雨签订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土地转包协议》已经北流市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认定罗玉旋已经退出了经营，合同的权利由上诉人享有，则相应的合同义务应由上诉人承担，因此，有关支付承包转让金的义务应由上诉人承担，二审法院应对此予以纠正认定应由上诉人支付承包转让金给陈红雨。三、上诉人所说的超过诉讼时效一事是不存在的，请二审法院充分查明。经过各方商量，在签订《付款协议》后，约定“在经发包方桂丰农场同意盖章后再将余款付清”，是经过大家协商一致的，但后来罗玉旋与李洪辉退出合作，则由党绍标与党绍光合伙经营，而各方一直未达成退伙协议，大家一直纠纷不断，导致一直未支付剩余的60万元给陈红雨。因罗玉旋与陈红雨签订的合同，陈红雨在向党绍标、党绍光追偿不到的情况下，也一直向罗玉旋追偿，但该山岭一直由党绍标与党绍光承包，罗玉旋也不可能支付承包金。因此，导致拖欠的承包金一直未支付，罗玉旋却天天被陈红雨追债。因此，在本案中，上诉人拖欠的承包转让金应为600000元，而该承包金的支付义务应为上诉人，与罗玉旋无关，请法院依法查明认定，解脱答辩人天天被追债的困苦。 被上诉人李洪辉辩称，1、本案是罗玉旋同陈红雨签订石窝龙田山场木山的林木、林地经济纠纷，与其无关。陈红雨64.6万元同罗玉旋成交，即陈红雨卖给罗玉旋之后，理应由罗玉旋付款给陈红雨。2、罗玉旋与陈红雨成交之后,罗玉旋再以65万元买给党绍标、党绍光、李洪辉、罗玉旋（本人）共四人。其同罗玉旋一份，党绍标与党绍光一份（党亡故共分两大份。每大份则为32.5万元。我同罗玉旋一大份中各占一小份则为16.25万元。我的付款方式是党绍标代付10.1万。我同罗玉旋签约协议时交比罗玉旋8万元，我桂丰农场的石窝龙田木山及其它一切山场一共支付了18.1万元的合作金额，而且多付的钱罗玉旋早己在十年前退还回比我个人了，至于陈红雨是否收到转让款我就无从得知。 陈红雨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七被告共同支付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金共计60万元及相应利息给原告（利息的计算：以60万元为基数，从2012年4月18日起至本案债务履行完毕止按年利率6％计算）；2、七被告共同支付原告因本案诉讼产生的律师服务费共计8000元；3、本案的诉讼费用均由七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何名洁是党绍光的妻子，党国生、党国华、党梅是党绍光的子女，党绍光于2014年3月15日死亡。陈红雨与朱芳是夫妻关系。 2003年6月7日，桂丰农场与陈红雨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书》，桂丰农场将该农场橡胶林地五队4处、六队11处、十五队4处、二队4处的山地总面积936亩（含已种速丰桉面积）发包给陈红雨，包括原植速丰桉也转让给陈红雨；承包期限自2003年7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止。 2012年4月8日，罗玉旋与陈红雨签订《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陈红雨将其承包经营的桂丰农场处山地总面积936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转让给罗玉旋经营，具体转让承包地以上述的《土地承包合同书》及附件载明承包范围为准；转让金额为64.6万元；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须经发包方盖章同意，并由陈红雨办理有关手续。2012年4月18日，罗玉旋与陈红雨、桂丰农场签订《土地转包协议书》，桂丰农场同意陈红雨把其承包经营的桂丰农场处总面积936亩山地（各处山地名、位置见《土地承包合同书》附件所述）；陈红雨在原承包地上所种植的林木同时转让给罗玉旋，转让的有关事宜由陈红雨、罗玉旋协商确定，与桂丰农场无关。桂丰农场在该协议书落款处加盖公章，陈红雨、罗玉旋分别予以签名。 另查明，党绍标、何名洁、党国生、党国华、党梅起诉罗玉旋、李洪辉、陈红雨、朱芳、桂丰农场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作出的（2015）北民初字第189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认定如下事实：罗玉旋是代表党绍光、党绍标、李洪辉和罗玉旋四人与陈红雨、桂丰农场签订上述《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土地转包协议书》。 陈红雨的丈夫朱芳于2011年6月10日出具收条给党绍标，写明收到承包山场的定金7万元，朱芳于2011年6月22日再次向党绍标出具收条，写明收到党绍标交来的35.6万元，并把陈红雨与桂丰农场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书》原件交给党绍标。 党绍光与党绍标、罗玉旋、李洪辉于2011年6月23日签订《协议书》，约定四人共同出资承包陈红雨从桂丰农场承包来936亩林地经营权，约定承包金为65万元，党绍光与党绍标一份，罗玉旋、李洪辉一份，每份出资32.5万元。党绍光与党绍标、罗玉旋、李洪辉于2011年11月21日签订《协议书》，约定四人共同出资承包陈红雨从桂丰农场承包来的936亩林地经营权，约定承包金为65万元，党绍光与党绍标一份，罗玉旋、李洪辉一份，每份出资32.5万元，并约定桂丰农场的石窝镇龙田村山场部分由党绍光与党绍标共同经营，罗玉旋、李洪辉退出，该山场的一切收益与责任均与罗玉旋、李洪辉无关。 再查明，2012年4月9日，罗玉旋立写《付款协议》，写明：罗玉旋与陈红雨签订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后，先付定金3万元，余下616000元，在经发包方桂丰农场同意盖章后再将余款付清。 一审法院认为，（2015）北民初字第189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该判决书认定的与本案具有关联的事实，在本案中予以认定。另外，陈红雨与桂丰农场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书》，罗玉旋与陈红雨签订《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罗玉旋与陈红雨、桂丰农场签订《土地转包协议书》，已经上述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认定有效，不再赘述，均依法约束于合同的相对人。 罗玉旋与陈红雨签订《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罗玉旋是罗玉旋、李洪辉、党绍标、党绍光代表人，因此，该合同当事人为罗玉旋、李洪辉、党绍标、党绍光与陈红雨。《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约定的转让金为64.6万元，而陈红雨（通过其丈夫）已收取了42.6万元（7万元+35.6万元），合同相对人（罗玉旋、李洪辉、党绍标、党绍光）至今未付尚欠的转让金22万元（64.6万元－42.6万元），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现党绍光已死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第十条、第三十三条规定，应由党绍光的继承人何名洁、党国生、党国华、党梅在继承遗产范围承担支付责任，故陈红雨主张何名洁、党国生、党国华、党梅、党绍标、罗玉旋、李洪辉共同支付转让金及利息的诉讼请求，证据确实、充分，理由成立，依法予以支持；但其主张尚欠转让金60万元及以其计算利息过高，对过高部分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何名洁、党国生、党国华、党梅、党绍标、罗玉旋、李洪辉没有支付陈红雨尚欠的转让金，应支付逾期期间的利息损失。《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并没有转让金的具体支付期限；罗玉旋于2012年4月9日立写的《付款协议》虽然写明“在经发包方桂丰农场同意盖章后再将余款付清”，此不能理解为仅指“在桂丰农场于2012年4月18日签署的《土地转包协议书》上盖公章之日即全部付清”，亦可理解为“在桂丰农场于2012年4月18日签署的《土地转包协议书》上盖公章后某时期付清”，对此应认定为付款期限不明确。利息的计算，应以尚欠转让金为基数，自陈红雨主张权利之日（2020年4月24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进行计算。陈红雨主张《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林木”与“林地”是分开收取转让金，但从《土地承包合同书》、《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土地转包协议书》中均载明“林地经营权”的内容分析，应认定桂丰农场将林地（含林木，即速丰桉）一起整体发包给陈红雨，而陈红雨亦是将林地（含林木，即速丰桉）一起整体转让，且党绍标、何名洁、党国生、党国华、党梅对陈红雨的主张不予认可，陈红雨亦不能提供确实证据证实还另签有合同对此予以约定，故对陈红雨的该主张，依法不予采纳；陈红雨已收取的42.6万元为林地经营权整体转让金。党绍标、何名洁、党国生、党国华、党梅抗辩不仅已经按照份额支付清了转让金，而且陈红雨方已经拉了木材予以抵数，已经全部付清了转让金，本院认为，罗玉旋是代表党绍光、党绍标、罗玉旋、李洪辉四人，四人是涉案合同的一方当事人，虽然，该四人约定了党绍光与党绍标一份，罗玉旋、李洪辉一份，每份出资32.5万元，但该约定是四人作为合同一方当事人之间的内部约定，仅对四人的内部具有约束力，对外不约束于陈红雨，如党绍标、何名洁、党国生、党国华、党梅一方认为其已经按份支付超了其份额，仅应向该四人的另一份（罗玉旋、李洪辉）主张追偿，不能在本案中对抗陈红雨；另外，陈红雨方是否拉了党绍标木材、是否抵偿本案转让金，因陈红雨方不予认可，且该法律关系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对此不予审查。综上理由，对党绍标、何名洁、党国生、党国华、党梅的该抗辩意见，依法不予采纳。陈红雨主张已支付的律师费应由本案被告负担，但其未能提供正式的发票，此费用亦并非本案诉讼的必须费用，故对陈红雨主张党绍标、何名洁、党国生、党国华、党梅、罗玉旋、李洪辉支付律师费8000元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党绍标、何名洁、党国生、党国华、党梅还提出本案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抗辩，如上述，本案并没有明确约定具体付款期限或约定不明确，故诉讼时效期间应从主张之日起计算，故对此抗辩意见，依法亦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第十条、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党绍标、何名洁、党国生、党国华、党梅、罗玉旋、李洪辉支付原告陈红雨转让金22万元；二、被告党绍标、何名洁、党国生、党国华、党梅、罗玉旋、李洪辉支付原告陈红雨利息（利息损失的计算办法：以22万元为基数，自2020年4月24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进行计算）；三、驳回原告陈红雨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880元，由被告党绍标、何名洁、党国生、党国华、党梅、罗玉旋、李洪辉负担6260元，原告陈红雨负担3620元。 本院二审期间，被上诉人陈红雨提交了一份新证据即广西国有桂丰农场评估报告，欲证明本案林木和林地是分开承包的。经质证，上诉人党绍标等人认为，该报告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证明被上诉人的主张。被上诉人罗玉旋则认为该报告真实，2008年评估涉案林木和林地总价值为90多万元，因此陈红雨不可能便宜即按64.6万元卖给其四人。被上诉人李洪辉认为报告是真实的，但不能证明其主张。本院认为，北流市人民法院（2015）北民初字第189号案件审理过程中，罗玉旋已经在该案件中出示过该份评估报告，该判决没有采纳该评估报告，并且认定罗玉旋于2012年4月18日与陈红雨签订的《土地转包协议书》包含了林木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该判决作出后，各方当事人均没有上诉，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故双方当事人上述争议的事实，已经生效判决书予以认定。在没有新的证据能够推翻该认定的情况下，对该事实，本院予以认定。因此，该报告并不能证明被上诉人的待证问题，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纳。 一审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2012年4月18日，罗玉旋与陈红雨签订《土地转包协议书》后，支付了3万元定金和1.6万元给陈红雨。对于剩余未支付的合同款，陈红雨一直向罗玉旋追讨，罗玉旋均对欠款予以承认，仅是表示合伙内部存在争议，不能履行。 本院认为，关于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罗玉旋于2012年4月9日立写的《付款协议》写明“在经发包方桂丰农场同意盖章后再将余款付清”，该约定的内容对履行义务的期限是明确的，即是桂丰农场同意盖章后，陈红雨即有权主张债务人付清余款，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对履行期限约定不明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应当从桂丰农场在合同盖章同意后起第二天开始计算。但作为债务人之一的罗玉旋承认，陈红雨一直向其追讨欠款，其均对欠款予以承认，故陈红雨的每次追讨行为，均导致诉讼时效中断，故本案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上诉人主张本案诉讼超过了诉讼时效期间，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本案尚欠多少承包金未付的问题。本案《土地转包协议书》明确约定合同价款为64.6万元，党绍标已支付42.6万元给陈红雨丈夫，另外罗玉旋亦支付了4.6万元给陈红雨，欠款应为17.4万元。上诉人主张还应抵扣3车木材货款26245元，因上诉人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且被上诉人陈红雨亦不予认可，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本案债务应由谁承担的问题。本案承包全同是由党绍标、党绍光、罗玉旋、李洪辉四人合伙承包，四人形成合伙关系，故本案债务依法应由全体合伙人按各自出资比例承担责任，并且互负连带清偿责任。由于党绍光已经死亡，其债务应由其继承人在继承党绍光的遗产范围内承担责任。由于合伙内部没有对出资、收益分配等进行过清算，本院无法分清合伙内部各人的具体责任，上诉人请求确认剩余债务17.4万元属于罗玉旋和李洪辉的责任，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党绍标、何名洁、党国生、党国华、党梅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支持，部分不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流市人民法院（2020）桂0981民初1648号民事判决； 二、党绍标、罗玉旋、李洪辉和何名洁、党国生、党国华、党梅（在继承党绍光的遗产范围内）按每份出资比例25%承担支付17.4万元及利息（以17.4万元为基数，自2012年4月18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给陈红雨； 三、党绍标、罗玉旋、李洪辉和何名洁、党国生、党国华、党梅（在继承党绍光的遗产范围内）对上述合伙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四、驳回陈红雨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由党绍标、罗玉旋、李洪辉、何名洁、党国生、党国华、党梅负担2865元，由陈红雨负担701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880元（上诉人已交纳），由党绍标、罗玉旋、李洪辉、何名洁、党国生、党国华、党梅负担2865元，由陈红雨负担7015元。 以上金钱给付义务，义务人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逾期履行，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权利人可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两年内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卢有南 审判员  覃惠健 审判员  陈劲松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一日 书记员  陈丽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