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浙02民终4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浙江三港起重电器有限公司。住所地：三门县海润街道滨海新城永盛路8号。 法定代表人：韩禹门，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帅帅，浙江鑫湖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军超，浙江鑫湖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宁波捷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宁波市江北区聚兴西路338号（弘茂大厦）B幢12-28室。 法定代表人：陈岳彪，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盛军华，北京中银（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庭峰，北京中银（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浙江三港起重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港起重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宁波捷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创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2020）浙0205民初30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并询问当事人，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三港起重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浙江三港起重电器有限公司清单》（以下简称《清单》）系孤证属于证据认定错误。该《清单》系原件，属于直接证据。《清单》上有捷创公司代表潘伟旭的签字，结合三港起重公司提交的合同、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应当认定潘伟旭有权代表捷创公司作出退货决定。即使捷创公司否认潘伟旭具有代理权，潘伟旭的行为也构成表见代理；二、一审判决认定三港起重公司提交的2018年8月23日的快递单上写有“修”字，从而认定涉案变频器系维修而不是退货与事实不符。该快递面单上书写的不是“修”字，而是“徐”字。 捷创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捷创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一、三港起重公司支付货款41700.4元；二、三港起重公司支付以41700元为基数，自2018年3月5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之付清日止的逾期付款违约金（暂算至起诉日为26000元）；三、三港起重公司支付捷创公司为实现债权支付的律师代理费4000元。 三港起重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反诉，请求判令：一、捷创公司向三港起重公司返还二台变频器的货款12663.6元，并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付清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二、捷创公司赔偿三港起重公司因维修产生的差旅费损失23560.5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捷创公司（供方、甲方）与三港起重公司（需方、乙方）先后签订有二份《工矿产品购销合同》（以下简称《购销合同》），约定乙方向甲方订购AB品牌的产品。具体约定及双方履行情况如下：2017年10月30日签订编号为HT-171103-1025的《购销合同》，约定乙方向甲方订购AB品牌变频器（型号20GIANC170JIAONNNNN）、编码器模块（型号20750ENC1）、IO模块（型号207502262C2R）、操作面板（型号20HIMA6）各五只，货值金额共计135910元，税率17%。合同第二条至第六条还约定：“产品的技术标准按原厂标准执行；质保期限：发货之日起十二个月；交货方式：甲方负责将货物发往合同约定地点：浙江省台州市三门县滨海新城永盛路8号；付款方式：货到票到三个月内付清”；第九条“货物验收”约定，“乙方应在签收后3日内签字确认甲方提供的货物清单并通过传真方式交回甲方；如有数量、质量等问题，乙方应在签收货品后3日内向甲方书面提出异议，检验期间内未提出异议的，则视为甲方提供产品符合双方的约定；乙方授权黄健为签收人员，其有权代表一方签字确认货物清单，如签收人员发生变更，乙方应于甲方发货前5日内书面通知甲方，否则视为甲方对该变更不知情，如因此造成损失，由乙方承担全部责任”；第十条“违约责任”第2条“乙方如中途退货，应事先与甲方协商，甲方同意退货的，应由乙方偿付甲方退货部分货款总值30%的违约金。甲方不同意退货的，乙方仍需按合同约定收货、支付货款”；第3条“乙方拖延支付货款，每日按拖延货款的1‰支付违约金”；第4条“甲乙双方如有乙方违约，守约方除追究违约方的违约责任外，守约方有权单方面终止合同。如发生诉讼违约方还需承担本案的差旅费和律师费等费用。”第十一条“其他约定事项”第7条“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双方发生争议，应友好协商解决。双方不能达成一致时，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出诉讼。”第8条“合同履行期间，除本合同约定的情形外，甲、乙双方不得随意变更或解除本合同，如变更或解除合同，需甲、乙双方以书面形式协商解决。未尽事宜，经双方协商，作出书面补充，补充约定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上述货物由捷创公司于2017年11月3日出库，按照约定方式交货后，黄健在“宁波捷创技术有限公司销售发货单”上签名后回传至捷创公司。2017年11月3日双方签订编号为HT-171103-1011的《购销合同》，约定乙方向甲方订购AB品牌输入模块（型号1746IB32）、预接线模块（型号1492IFM40F）、预接线模块（型号1492CABLE025H）各1只，货值金额共计5119元，税率17%。其余约定与编号为HT-171103-1025的《购销合同》一致。以上货物由捷创公司于2017年11月30日出库，按照约定方式交货后，黄健在“宁波捷创技术有限公司销售发货单”上签名后回传至捷创公司。上述二份“宁波捷创技术有限公司销售发货单”下方空白处均有如下内容：“备注（Remark）:如货物与随货发货单有任何不符，请于收货日起三个工作日内通知我们；包括若有破损发生，请在收货单上注明并拍照记录，以方便我们能及时处理；检验期内未提出异议的，则视为供方提供产品符合双方的约定，特此声明！”2017年11月7日，捷创公司向三港起重公司开具票号为11483746、11483747，金额分别为78282元、57628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二张，金额共计135910元；同年12月4日捷创公司再次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一张，票号为02837330，金额为5119元。以上三张发票金额总计141029元。2018年3月27日，捷创公司收到三港起重公司交付的100000元承兑汇票并开具收据。至2018年4月2日上述汇票经承兑后捷创公司实际收款99328.6元。2018年7月4日，捷创公司致函三港起重公司，催告三港起重公司在收函七日内支付剩余未付货款41700.4元。上述《催款函》物流信息显示于2018年7月5日由三港起重公司签收。2018年7月27日，捷创公司与北京中银（杭州）律师事务所签订《法律服务委托合同》，委托该所就其与三港起重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代理诉讼法律服务，约定一审代理费4000元；如有二审免收代理费。同年7月29日，捷创公司向北京中银（杭州）律师事务所支付4000元。 对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和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 1.关于三港起重公司提交的《清单》的证据效力及拟证明的清单涉及的变频器1台（型号20GIANC170JIAONNNNN）系捷创公司同意该件变频器为退货的事实的认定：潘伟旭虽系案涉《购销合同》签订时的甲方代表，又在后续跟进合同货物的售后，但不能仅以此认定其在《清单》上的签字构成对所涉变频器同意退货的表见代理，还须综合考察三港起重公司在此期间是否系善意且无过失的相对人。首先，从《清单》的形成及来源来看，《清单》系由三港起重公司单方制作，对于拟证明事实而言属于孤证，即使《清单》备注栏有“退货”字样、潘伟旭在《清单》上签名，但根据三港起重公司提交的2017年10月18日至2019年2月期间潘伟旭与三港起重公司相关负责人员的微信聊天记录，双方沟通内容仅有货物售后的维修，从未有过任何关于退货的交涉过程，除该《清单》外，三港起重公司也并未提交双方就退货事宜进行协商的其他证据；第二，从双方在案涉《购销合同》履行期间的交易惯例来看，单是涉及维修都会有事前频繁沟通以及签订《预先更换承诺函》等书面手续，反而关系到乙方已签收并使用近半年以上的货物退货事宜，却从未有任何微信沟通或者书面联络，显然不符合双方交易惯例；第三，从双方《购销合同》的约定来看，不论是第十条第2条约定的乙方签收前的中途退货情形，还是第十一条关于合同未尽事宜的处理，均约定有双方协商同意或书面变更、补充等内容，在第十条第2条中更载明了中途退货的乙方须承担退货部分货款总值30%的违约责任，而反观《清单》的内容，一张简单的制式表格，除备注栏打印有“退货”字样，再未有其他对于所涉变频器的货款如何处理或者该被退货处理的变频器以何种比例折旧等内容，明显不符合双方合同中对相关重大事项约定的处理方式，并且乙方退回已签收并使用的货物而甲方不计算任何残值或对相关费用有所要求，亦有违惯常的商业逻辑。综上，虽然潘伟旭作为捷创公司的合同代表，在《清单》上签字的形式，符合表见代理的部分要件，但综合考察《清单》形成以及双方合同约定以及交易惯例等，不能认定三港起重公司系善意且无过失的相对人，《清单》上潘伟旭的签字不构成对所涉变频器同意退货的表见代理，结合《清单》形成时间和所涉货物签收时间，该台变频器由捷创公司签字取回，应视为合同约定的发货之日起十二个月内质保期的取回维修，双方应按照合同第十一条第3条约定“所有产品销售后，在质保期内如需提供维修服务的，按供应品牌商检测凭证为依据，若是产品质量原因，由甲方免费安排处理，若非产品质量原因造成需甲方提供维修服务的，按供应品牌商的收费标准收费”进行处理。 2.关于三港起重公司提交2018年8月23日快递单拟证明该公司通过快递寄回给捷创公司的一台变频器系退货的事实的认定：根据双方《购销合同》的内容，未有乙方在货物签收后享有单方退货权利的约定，故三港起重公司提交的2018年8月23日的快递单仅能证明其将一台变频器寄回给捷创公司、面单上写有“修”字的事实，无法证明其拟证明该变频器经寄送后即为退货的事实。 3.关于三港起重公司提交的由该公司黄健签名并加盖该公司公章的2017年10月18日、2019年2月28日的二份《预先更换承诺函》的证据效力及拟证明捷创公司产品存在普遍质量问题的事实的认定：三港起重公司提交的《预先更换承诺函》仅能证明对应时间发生的售后维修事件，其中2017年10月18日《预先更换承诺函》发生时间早于案涉二份《购销合同》的签订，与本案诉争事实无关，对其证据效力不予认定，2019年2月28日的《预先更换承诺函》虽涉及案涉《购销合同》中同型号产品，但并不能以此推定捷创公司的货品存在普遍质量问题，对三港起重公司提交该证据的拟证事实不予认定。 4.关于三港起重公司提交的差旅费用报销单等的证据效力及拟证明因案涉产品质量问题维修产生的员工差旅费损失计23560.5元的事实的认定：案涉二份《购销合同》签订的最早时间为2017年11月3日，三港起重公司将发生在此时间之前的差旅费用作为损失赔偿的依据进行提交，显然于法无据，亦与本案讼争事实无关，故对发生时间在2017年11月3日之前的相关证据不予认定；发生在2017年11月3日之后的出差费报销单、高铁车票，时间段为2018年4月至2019年3月，但并无法证明出差进行的维修与案涉《购销合同》所涉产品质量存在直接关联性。并且根据案涉《购销合同》第九条“货物验收”的约定，“乙方应在签收后3日内签字确认甲方提供的货物清单并通过传真方式交回甲方……检验期间内未提出异议的，则视为甲方提供产品符合双方的约定”，三港起重公司在合同约定的检验期内未提出异议，按照上述约定，即应视为捷创公司所提交货物均符合双方约定，故对于三港起重公司提交上述证据的证据效力及相关待证事实不予认定。 5.关于三港起重公司提交的与案外人江苏腾发建筑机械有限公司签订的《产品定作合同》、案外人江苏腾发建筑机械有限公司向三港起重公司发出的《函告》以及微信聊天记录的证据效力及拟证明三港起重公司的客户向其反映变频器存在质量问题的事实的认定：基于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合同所约定内容仅对合同双方当事人产生约束力，案涉《购销合同》中并未有产品质量的验收须经第三方客户确认等约定，故三港起重公司的相关陈述并不符合其与捷创公司的合同约定，无法予以支持，其所提供的《产品定作合同》《函告》及微信聊天记录均属于其与案外人江苏腾发建筑机械有限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聊天记录中反映出的产品铭牌信息亦是“三港起重公司制造”，相关产品出现质量问题，不属于本案审查的范围，综上对上述证据的效力及待证事实不予认定。 一审法院认为：案涉二份《购销合同》均系由三港起重公司与捷创公司双方签字、签章，既已成立并生效，合同内容未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受到合同的约定，恪守诚实信用原则，自觉履行己方义务。捷创公司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向三港起重公司提供了相应的货物，三港起重公司在约定的检验期内并未提出异议，按照双方合同约定应视为甲方提供的货物符合合同要求，合同第六条明确约定“货到票到三个月内付清”，捷创公司至2017年12月4日已足额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按照合同约定，三港起重公司应于2018年3月4日前付清货款，但三港起重公司至2018年4月仅支付货款99328.6元，剩余货款41700.4元未再予以支付，显然已构成违约，根据《购销合同》的约定应承担迟延付款的违约责任，现捷创公司主张三港起重公司支付拖欠的货款并主动将拖延支付货款的违约金计算标准调整为按照月利率2%计算，符合双方合同约定且未违反法律规定，该院予以支持；双方《购销合同》中对于任何一方违约时，如发生诉讼律师费的承担问题已有明确约定，故捷创公司主张由三港起重公司承担其维护权益所支出的律师费损失，符合上述合同约定，该院予以支持；三港起重公司反诉主张其已将二台变频器退回捷创公司，属于退货，并要求捷创公司返还该二台变频器货款的请求，不符合双方《购销合同》的约定，其退回货物的行为，系其在超过合同约定的检验异议期后的单方面处置行为，不应认定为双方经协商后的退货，故对其相应的反诉请求不予支持，三港起重公司另反诉主张因捷创公司产品质量问题导致其承受的维修损失，所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其主张的维修损失系因案涉《购销合同》系属产品的质量问题所致，应承担举证不力的不利后果，对其所主张的损失赔偿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三港起重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捷创公司支付货款41700.4元，并以此为基数支付自2018年3月5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按照月利率2%计算的逾期付款违约金；二、三港起重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捷创公司支付其为实现权益支出的律师费损失4000元；三、驳回三港起重公司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1618元，由三港起重公司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减半计收389元，由三港起重公司承担。 二审中，捷创公司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三港起重公司依法提交微信聊天记录一份，拟证明双方对于退货事宜进行过沟通。捷创公司质证认为，该微信聊天记录中只有三港起重公司单方提出退货，捷创公司没有同意。本院认为，该份微信聊天记录仅一页，其中显示，2018年7月9日，三港起重公司方提出“我公司有一台变频器因质量问题需退货的，电话通知和6月8日微信图片都已发送，你公司到现在也没给我退货地址和收件人信息，请马上处理”，随即，捷创公司方回应“这台是江苏的”。之后的聊天记录三港起重公司未提供。因此，该份证据仅能证明三港起重公司曾单方面向捷创公司提出过退货请求，并不足以证明双方就退货事宜进行充分沟通，故本院对该份证据不予认定。 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与案涉争议变频器相关的《购销合同》签订于2017年10月30日，合同所涉货物由捷创公司于2017年11月3日出库，并由三港起重公司签收。根据《购销合同》约定，在签收货品后3日内，三港起重公司未向捷创公司书面提出质量异议，应当视为捷创公司已按合同约定向三港起重公司交付合格产品，完成合同项下的供货义务，捷创公司有权要求三港起重公司承担相应的付款义务。三港起重公司辩称，因《购销合同》项下两台变频器存在质量问题，已将该两台变频器退还捷创公司，故捷创公司应返还该两台变频器相应货款。对于三港起重公司将两台变频器交还给捷创公司的事实，确有三港起重公司提交的2018年7月12日由捷创公司员工潘伟旭签字的《清单》和2018年8月23日快递单予以证明，但捷创公司仅认可交还的变频器系因维修，否认系因退货。本院认为，第一，《购销合同》的约定，“三港起重公司如中途退货，应事先与捷创公司协商，捷创公司同意退货的，应由三港起重公司偿付捷创公司退货部分货款总值30%的违约金。捷创公司不同意退货的，三港起重公司仍需按合同约定收货、支付货款”，由此可见，合同签订之后、货物签收之前，三港起重公司即无单方退货权，三港起重公司如需退货，应事先与捷创公司协商，即使捷创公司同意退货，三港起重公司也应偿付捷创公司违约金。现三港起重公司主张的退货事实发生于2018年7月12日、2018年8月23日，距捷创公司签收货物已逾八、九个月，在没有证据显示双方就退货事宜进行过充分沟通的情况下，捷创公司没有理由无条件同意退货；第二，从双方的交易惯例来看，产品交付后存在坏件的，一般情况下捷创公司仅同意更换，且如果坏件经捷创公司指定公司检测后确认不符合免费更换条件的，需要三港起重公司承担相应费用；三港起重公司请求预先更换的，需向捷创公司书面提交《预先更换承诺函》，并盖章确认。现三港起重公司主张已向捷创公司退货，既无检测结果作为依据，又无公司层面的书面往来函件予以印证，难以采信；第三，虽然《清单》中有“退货”字样，但该《清单》系三港起重公司单方制作，从格式上看类似于签收单据，捷创公司解释称其员工签字仅代表签收相应产品，并未仔细审查单据中的文字，亦符合常理。综上，三港起重公司提交的《清单》及快递单均不足以证明双方当事人已就两台变频器的退货事宜协商一致，三港起重公司要求捷创公司返还相应货款的主张难以支持。 综上所述，三港起重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618元，由上诉人浙江三港起重电器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朱 静 审判员 赵文君 审判员 方资南 二〇二一年三月九日 书记员 鲁 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