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01民终250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苏玉冬，男，1972年1月8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琪，山东盛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晓萍，女，1970年2月23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朝英，女，1935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仁迪，女，1999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上诉人苏玉冬因与被上诉人陈晓萍、刘朝英、刘仁迪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济阳区人民法院（2020）鲁0125民初33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2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苏玉冬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2020）鲁0125民初3377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对于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证据不予以认可，认为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能证实双方的借贷关系，不认定双方之间的民间借贷事实，属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原审法院对于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分析认为，不符合一般交易习惯和常识，而没有详细展开审理具体款项的借贷事实，不到半小时的时间审理完毕，属于事实不清，应当予以纠正。理由及依据如下：1.关于借条，经过司法鉴定确属刘军所写所签，足以证实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当时刘军夫妻共同做生意经营，确有资金借款的需求，事实上也向其他人进行借款，此借条与此事实相符。现实中，借条不仅为协议的性质，而是兼具收条的属性，刘军作为一正常人而且系企业老板，在没有借款的情形下是不会书写此借条的。而且借条中的款项来源也已注明，十分清楚，而一审法庭认为不符合一般交易习惯，对此上诉人认为完全符合常理，正是存在借款的事实，才特意注明借款的来源，更能证实借款的真实性。因此，上诉人认为鉴于开庭的情况，法院应当给上诉人进行补充证据的机会和时间，而不是四五天后为了追求结案率，仓促判决驳回。2.审理中，上诉人向法院提交了杜丙峰向上诉人出具的证明，证实苏玉冬在杜丙峰处借款5万元，后将该5万元转借给刘军使用，且该5万元苏玉冬已经偿还；提交翟法章出具的《借条》，证明2016年7月11日上诉人自翟法章处借款5万元，后将该5万元转借给刘军使用。该两笔借款记录在刘军向上诉人出具的《借条》中均能得到体现，可证实上诉人向刘军支付借款的款项来源，进而证明双方之间既存在借贷合意，又存在真实的交付记录，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真实有效，刘军去世后，三被上诉人作为其继承人，应当进行偿还。一审法院在审理中查明了该两部分的借款来源，却未进行认定，未能正确查明借贷事实是否发生，即做出了错误认定，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二审法院应当查明事实后，依法进行改判或发回重审。二、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认定事实不清，加重了上诉人的举证责任，显失公平。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中上诉人“自述其提交的借条系刘军后续出具，其作为主张债权方应当进一步举证证明借款实际交付的责任”，并阐述适用该条规定的前提是“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做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事实上，本案被上诉人在一审审理中仅抗辩涉案借条并非刘军书写，并未就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做出合理说明，且上诉人在一审审理中就刘军书写的涉案借条进行了真实性鉴定，鉴定结果为借条中的签字确系刘军本人笔迹。在该种前提下，上诉人亦提交了杜丙峰出具的证明及翟法章出具的借条来进一步证实借款实际进行了交付，已经完成了自身的举证责任。而一审法院仅凭被上诉人毫无依据的抗辩涉案借条非刘军本人书写，即无视司法鉴定的结果及上诉人提交的上述证实借款来源的证据，推定借贷关系不成立，加重了上诉人的举证责任，有失公允，依法应予以撤销。综上所述，在借条属实的情况下，法院审理案件应当综合案件的所有证据，从整个案件的角度分析，不能以没有转账的直接证据直接驳回上诉人的请求！一审法院在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上存在严重错误，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不能仅以单一证据本身断案，依法审理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陈晓萍辩称，同一审答辩意见。刘朝英、刘仁迪未做答辩。苏玉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三被告偿还借款270000元及利息（自2017年6月1日起至本息还清之日止，以270000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陈晓萍系刘军前妻，刘朝英系刘军之母，刘仁迪系刘军之女，刘军现已去世。2017年5月18日，刘军向苏玉冬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到苏玉冬信用社110000元、翟继海60000元、杜丙峰50000元、翟法章50000元，合计270000元”。刘军在案涉借条底部签字捺印，经潍坊鑫诚司法鉴定所鉴定，该签字确系刘军本人笔迹，苏玉冬因本次鉴定支出鉴定费5300元。杜丙峰向苏玉冬出具证明一份，载明“兹有苏玉东在我处借款伍万元给刘军使用，苏玉东用大棚补偿款已偿还现金五万元，特此证明”。苏玉冬向翟法章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到翟法章50000元，借款时间2016年7月11号，利息1.2厘，还款日期2017年7月11日”。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系苏玉冬与刘军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是否成立。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做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根据法律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本案中，苏玉冬自述其提交的借条系刘军后续出具，其作为主张债权方有进一步举证证明借款实际交付的责任。首先，对于苏玉冬主张其本人于2013年10月出借给刘军的110000元，苏玉冬自述其通过信用社贷款并将现金交付刘军，但未提交实时信用社的贷款记录，无法证明借款已经交付。其次，对于苏玉冬主张实际由翟继海、杜丙峰、翟法章出借的160000元，根据苏玉冬在庭审中的陈述，其先向上述三人借款并出具了借条，随后将借款转交给了刘军，却又在2017年5月18日补签借条时让刘军注明借款来源，不符合一般交易习惯。再次，苏玉冬自述其在刘军补签借条并明确实际债权人后，又自行替刘军向翟继海、杜丙峰、翟法章偿还了160000元的借款，不符合一般常识。最后，苏玉冬在起诉状中称其替刘军向翟继海借款60000元，但在庭审中改称其向翟继海借款50000元；苏玉冬自述刘军于2017年8月后向其借款30000元用于安装电线，此后苏玉冬向杜丙峰分两次借款30000元、20000元，并将该笔借款转交刘军，但根据苏玉冬提交的借条，刘军应当已于2017年5月18日之前借到上述款项，此后，苏玉冬在庭审中又改称其借杜丙峰的钱发生在2014至2015年之间；苏玉冬陈述的借款事实经过存在明显矛盾，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苏玉冬提交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案涉民间借贷关系成立，对于苏玉冬要求陈晓萍、刘朝英、刘仁迪偿还借款270000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苏玉冬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350元，减半收取计2675元，由原告苏玉冬负担。鉴定费5300元，由原告苏玉冬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苏玉冬提交证据1.2017年7月19日刘军亲笔书写的借条1份，以证实对于借款事实刘军再次予以确认，在出具了2017年5月18日的借条后，没有及时偿还，书写了相应利息的借条，进一步证实借款确属事实，与借条能够相互印证。证据2.上诉人农商银行流水1份，证实涉案借条中关于11万的贷款来源确属事实，以此证实借款属实。证据3.上诉人与案外人翟金凤的房屋买卖合同1份，证实涉案借款中其中5万元为上诉人从翟法章处借得，对于一审中已经提交此5万元的借条，在上诉人无力偿还此5万元时，双方商议由翟法章的女儿翟金凤以10万元的价款购买上诉人的车库，因此，翟金凤另行支付了上诉人5万元，以此证实刘军书写的借条中关于翟法章来源处的5万元确属事实。证据4.2018年7月18日收条1份，证实通过调取的当初的收条，可以显示在2018年7月18日上诉人的大棚补偿款发放了96145元，其中偿还了涉案借条中杜丙峰来源处的5万元，此证据与一审中提交的杜丙峰的说明相互印证。证据5.崔寨派出所出具的报警接警单1份，证实2017年7月18日因上诉人找到刘军要求尽快还款，双方发生冲突，上诉人报警，经过民警协调处理，刘军均认可借款的事实，做了相关笔录，并且于第二天出具了上方证据1的借条，关于笔录上诉人及代理律师前往调取，民警答复济阳公安局出了新规，只有法院工作人员前往才能复印，因此上诉人请求法院前往调取或者出具调查令调取。综合以上证据，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并非单一的借条，虽然上诉人作为老农民法律意识不强，没有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留下支付的直接证据，但所提交的证据之间能够相互印证，而且借条中的借款来源十分明确，不能仅依据被上诉人不认可，便依法不予认定。另外，借款发生在刘军与陈晓萍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并且双方一直共同经营公司，属于双方的夫妻共同债务，虽然2017年刘军出具借条后办理了离婚登记，但仍然一起生活，离婚不离家，显然属于为了逃避偿还债务的假离婚，不影响共同承担债务。陈晓萍质证认为，对以上证据都不知情，欠款的事其也不知情。刘朝英、刘仁迪未发表质证意见。本院依据苏玉冬的调取证据申请，向济南市公安局济阳区崔寨派出所调取相关证据材料，崔寨派出所出具了《证明》以及2018年9月3日出警视频。苏玉冬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能证实双方之间确实存在债务纠纷，双方对此多次报警处理。陈晓萍质证认为，这些事情其都不知道。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本院二审中，苏玉冬自述“刘军答应先还信用社的钱，分三次还，派出所都有笔录”，根据苏玉冬的申请，本院向济南市公安局济阳区崔寨派出所进行了调查，崔寨派出所未查找到苏玉冬述称的笔录，崔寨派出所并出具《证明》：经查询，崔寨派出所共接到关于苏玉冬和刘军之间相关的警情为四次。分别为：1、2017年7月18日20：10，苏玉冬报警称在前街酱菜场拿刀打架；2、2018年9月3日14：41，刘军报警称在王河社区2号楼下被人打了；3、2018年9月27日20：05，刘军报警称在李善仁村大队办公室北边有人限制其人身自由；4、2018年11月15日16：32，匿名报警称在王河社区2号楼4单元401因欠债发生纠纷。以上警情崔寨派出所民警赶到现场后经调查了解，苏玉冬和刘军存在经济纠纷，崔寨派出所民警均告知双方当事人不要发生打架斗殴等违法行为，公安机关根据相关规定，不能插手经济纠纷，经济纠纷问题自行协商解决或通过法院诉讼解决。再查明，一审判决书中，将苏玉冬的姓名误写为“苏玉东”，本院予以纠正。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法释[2020]20号）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根据法律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即民间借贷关系的生效不仅需要当事人的合意，亦需要有交付款项的事实，并以交付款项作为借贷关系成立的实质要件。本案中，苏玉冬虽提供了借条，但该证据仅能证明刘军与其存在借贷合意，尚不足以证实其已实际履行了案涉款项的交付义务。就涉案借款是否交付而言，一审判决“本院认为”部分，已经就苏玉冬陈述中存在的明显矛盾进行了阐述；二审中，苏玉冬提交的银行流水证实获得20万元贷款的时间是2014年8月6日，与苏玉冬一审主张的2013年10月出借给刘军110000元在时间上存在明显冲突；且银行明细显示20万元贷款中的100000元、81170元是通过转账支取，亦与苏玉冬一审主张的现金交付刘军不符；苏玉冬自述经派出所调解与刘军达成调解意见且已形成笔录，但经本院查证，济南市公安局济阳区崔寨派出所未存有苏玉冬所述的笔录。综合上述情况分析，苏玉冬提交的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涉案民间借贷关系成立，一审法院对于苏玉冬要求陈晓萍、刘朝英、刘仁迪偿还借款270000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综上所述，苏玉冬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350元，由苏玉冬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亓雪飞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李敬星书 记 员 李宜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