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3民终176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亚斌，男，1960年5月3日出生，住北京市通州区漷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鄂雪莹，北京市致宏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夏微观，北京市致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康俊海，男，1964年6月7日出生，住北京市通州区漷县。上诉人李亚斌因与被上诉人康俊海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20）京0112民初90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亚斌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京0112民初9016号民事判决书；2.请求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康俊海的诉讼请求；3.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均由康俊海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涉案土地长期撂荒，无人打理的事实认定错误。2018年9月12日康俊海、李亚斌双方签订《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书》（以下简称《合同》）后，李亚斌即购买了大量成材的白皮松、海棠等树木种植于涉案土地，并购买水泵、农用水电、雇佣工人长期浇灌维护林地。2020年1月起，因涉案地块地处天津、廊坊、北京交接，疫情期间三地村落封闭无法进出，直至目前，仍旧无法对涉案地块进行正常的维护，涉案地块略生荒草皆因防控疫情需求之不可抗力，并非人为长期撂荒、无人打理。且因种植的树木均为4年以上的成材的树木，其养护期周期较长，现涉案地块多数树木生长状况良好，绝无判决认定的未合理利用、长期撂荒涉案土地之情形，一审判决认定该事实存在错误。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原则进行判决属适用法律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以下简称“《土地管理法》”）第三条内容属于法律原则性规定，法律原则只有在无法律规则可以适用的情形下才可以作为弥补“规则漏洞”加以援引。本案诉争的法律关系由《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四条等相关法律规则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一审判决却适用《土地管理法》第三条的原则性规定作出解除合同的判决，属适用法律错误。三、即使涉案土地存在未合理利用、长期撂荒的情形，本案的承包方单方合同解除权的法定条件也未成就，涉案合同不应当被解除。依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二条之规定，合同单方解除权成就条件为“弃耕拋荒连续两年以上”，如前所述，李亚斌在本案《合同》签订后即在涉案地块种植了大量林木并定期维护，仅因疫情期间无法管理，滋生些许荒草，并不存在长期撂荒现象。即便假设从合同签订日起就未种植管理，涉案地块长期撂荒，但自2018年9月12日《合同》签订日起至2020年8月5日判决确认《合同》解除之日止，也尚不够两年。何况除去一审判决确认的李亚斌签订合同后合理种植林木、维护管理时间，更远不可能达到长期撂荒两年以上的法定合同解除条件。因此，本案中即便涉案地块长期撂荒，根据时间推算，康俊海法定的承包人单方合同解除权也未成就，一审判决解除合同存在严重错误。四、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对合同无效及解除的法律含义进行主动释明、并超越诉讼请求裁判违反法律规定，存在错误。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对合同无效及解除的法律含义主动释明的审理程序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的相关法律规定，超越诉讼请求范围做出裁判的判决结果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关于处分原则、不告不理原则的相关规定。首先，为规范释明权的滥用，2020年5月1日实施《证据规定》第五十三条已经对2008年《证据规定》第三十五条进行修改，删除了“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的规定。而本案判决中记载2020年9月10日承办人在现场勘验时释明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即本案合同无效及解除的法律含义，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的程序违反前述法律规定。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本案中，康俊海一审提出诉讼请求为“确认合同无效”，并未提出其他的诉讼请求，对未提出的诉讼请求法院不能主动进行审理，一审法院仅应针对诉讼请求，就合同效力问题做出裁判，但一审法院违法释明，并做出解除合同的判决，严重违反了“处分原则”和“不告不理原则”。再次，一审判决确认“《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书》于2020年8月5日解除”，但本案康俊海是在2020年9月10日现场勘验时法官释明合同无效、解除的法律含义之后变更的诉讼请求，该判决解除合同时间，康俊海尚未提出变更诉讼请求为解除合同，而判决却提前解除了双方的《合同》，判决内容超越了诉讼请求范围，存在严重错误。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程序违法、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为维护李亚斌的合法权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清事实，支持李亚斌的诉讼请求。康俊海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李亚斌的上诉请求，李亚斌陈述的并非客观事实，李亚斌并非是因疫情影响未对涉案土地进行管理，在未发生疫情时李亚斌也并未管理。一审法院已经去实地勘察过，涉案土地上长满荒草，证明李亚斌一直都未进行管理。康俊海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解除康俊海、李亚斌之间签订的《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书》；2.由李亚斌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康俊海系北京市通州区漷县镇良家务村（以下简称“良家务村”）农民，康俊海在良家务村有承包地。2018年10月21日，康俊海（流转方、甲方）与李亚斌（受让方、乙方）签订《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书》（以下简称“流转合同”），约定主要内容如下：“流转土地面积2.1亩，地理位置良家务村，流转期限从2018年10月21日至2028年7月1日止，流转费每年每亩2000元，按照5%递增率每3年递增一次。土地的用途：特色农业、苗木、花卉种植基地。乙方按照土地约定用途进行经营。乙方于每年的10月21日前向甲方交纳土地流转费。此合同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鉴证机关审核鉴证之日起生效，任何一方不得违约，如一方违约，给对方造成经济损失的，违约方负有赔偿责任。违约方自愿补偿对方各种损失（包括直接及间接损失）双倍补偿款。土地流转期限内，因上级政府规划、建设、开发等依法征占土地，甲乙双方必须服从，地上物的一切补偿归乙方所有，与甲方无关。土地、现有设施归甲方所有（机井、电线杆）。在履行此合同的情况下，乙方可以转租、转让。如遇政府规划需要征占此土地（比如政府造林工程），甲方必须同意，并协助办理相关手续。本合同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鉴证机关持一份。”流转合同的下方留有甲方、乙方、村委会三方的签章处。签订流转合同当天，李亚斌向康俊海支付了一年的流转费，并将流转合同原件收走，2018年12月，李亚斌将流转合同原件返还给康俊海，但流转合同上并未有良家务村委会的盖章。签订流转合同后，李亚斌即开始在承包土地上种植白皮松、海棠等树木。另查，2018年10月16日，通州区漷县镇政府发布《通州区漷县镇2019年景观生态林建设工程集体土地非住宅地上物腾退补偿方案》，载明为贯彻《北京市新一轮百万亩造林绿化行动计划2019年建设总体方案》要求，推进漷县镇2019年景观生态林建设工程集体土地非住宅地上物腾退工作顺利进行，依据《北京市建设征地补偿安置办法》及通州区现行拆迁腾退补偿标准等，制定本方案。涉案良家务村部分土地位于生态林建设工程范围内。后政府部门因生态林建设工程到良家务村丈量土地，村民们随之与李亚斌发生矛盾。因双方争议较大，对于争议范围内的土地并未进行生态林工程建设。另查，同时期李亚斌在良家务村共承租了10余户农户的土地，与农户签订的流转合同均采用同一模板，合同签订当天给付农户一年的土地流转费，并在土地上种植了白皮松、海棠等树木。一审开庭时，农户表示李亚斌在签订流转合同后，即在土地上进行树木种植，但种植树木后并未进行管理。为查明土地的现状，本案承办人及书记员于2020年9月10日到良家务村进行现场勘验，通过现场勘验的情况可见，涉案土地上长满荒草，树木被淹没在荒草之中，难以辨别，足可见涉案土地长期无人打理。以上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现场勘验照片、流转合同等证据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结合庭审查明的事实，对本案争议焦点分析如下：第一，关于流转合同是否生效的问题。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本案中流转合同签订的双方是流转方与受让方，双方均在流转合同上签字，故该合同依法成立。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故合同上虽然没有良家务村委会的盖章，但该合同已经成立且生效。第二，关于流转合同是否无效的问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李亚斌与农户之间的流转合同不存在上述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故双方的流转合同应属有效。第三，关于双方之间的流转合同应否解除的问题。李亚斌与农户签订的流转合同中明确约定土地用途为特色农业、苗木、花卉种植基地，但根据法庭现场勘验的结果，李亚斌在签订流转合同后，并未合理利用土地，导致土地长期撂荒，违反了合同约定的土地用途，缺乏履行合同的诚意，亦违反了我国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土地的基本国策，故双方的流转合同应当依法予以解除，关于双方合同解除的时间，以被告李亚斌收到起诉状副本时间为准，即2020年8月5日。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因双方合同已经解除，故李亚斌应当将涉案土地恢复原状，土地上种植的树木，李亚斌有权自行处理。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依法确认康俊海与李亚斌于2018年10月21日签订的《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书》于2020年8月5日解除；二、李亚斌将承租的康俊海位于北京市通州区漷县镇良家务村的2.1亩土地腾清后交付给康俊海，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执行清。二审中，李亚斌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2018年11月李亚斌承租土地上种树的视频，证明李亚斌承租土地后，即在承租土地上种植了白皮松、海棠等树木，绝无未合理利用土地之情形；证据二、2019年4月维护灌溉承租土地的视频，证明李亚斌春季维护承租土地，雇佣人力，购买水电灌溉树木，绝无撂荒土地之情形；证据三、电费购买收据，证明2019年4月李亚斌购买电费、雇佣人力浇灌维护涉案土地；证据四、2019年9月村民拒收地租款相关视频，证明李亚斌于合同约定时间交纳租金给村民，但村民借口拖延收取租金或拒收租金；证据五、2020年10月涉案土地照片，证明2020年1月起，因涉案地块地处天津、廊坊、北京交接，疫情期间三地村落封闭无法进出，李亚斌无法进行土地维护，但因种植的树木均为4年以上的成材的树木，其养护期周期较长，现涉案地块多数树木生长状况良好，绝无判决认定的未合理利用、长期撂荒涉案土地之情形；证据六、2020年12月村落解除封闭后，村民阻止李亚斌维护土地录音机视频，证明2020年12月村落解除封闭后，李亚斌接到村委会通知，为防火防灾需要对土地除草维护，但村民阻挠李亚斌对土地进行维护；证据七、与村民签订租赁合同现场照片，证明《村民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书》签订双方系真实意思表示，流转合同真实有效。康俊海发表质证意见如下：证据一、真实性认可，2018年11月刚承租的时候确实种过海棠、白皮松，但是没有成材；证据二、证据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证据三、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购买收据是李亚斌自己填上去，手写的；证据四、真实性认可，但是因为合同无效，康俊海已经胜诉了，就不能再收取租金了；证据五、涉案土地的照片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证据六、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一审判决后，地就不是李亚斌的了，就不允许他们进去维护了；证据七、真实性、证明目的都不认可。本院认为，上述证据部分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且均与证明目的或本案之间缺乏关联关系，故本院不予采信。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院总结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双方之间的土地流转合同是否应当予以解除和腾退。康俊海主张李亚斌在签订流转合同之后未按照合同约定管理使用，使土地长期处于无人打理的撂荒状态。根据一审法院现场进行的实地勘验，显示土地长满荒草，树木被荒草淹没。本院对涉案土地存在长期撂荒的现象予以采信。综合考虑双方合同签订后即发生争议的情形，本院认为李亚斌对本案的土地撂荒具有较强的主观性原因和动机。李亚斌上诉主张涉案土地未弃耕撂荒较长时间、主要系因疫情等原因撂荒，但未提供充分证据对此予以证明，本院对此难以采信。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当事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应当避免浪费资源、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康俊海与李亚斌于2018年签订流转合同，约定进行特色农业、苗木、花卉种植，李亚斌在签订合同后即应按照约定用途进行相关苗木种植及管理维护，但本案中，李亚斌未对涉案土地合理利用致使土地长期撂荒，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不利于生态环境保护，亦不符合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和要求。且康俊海亦明确表示要求解除案涉合同，腾退返还土地，故本院对于李亚斌要求继续履行流转合同，不予解除的上诉主张不予支持。一审判决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二、一审法院审理案件是否违反法定程序和超越诉请。对于李亚斌上诉提出的一审法院释明权行使不当及认定合同解除时间超越诉请一节，本院认为，首先，李亚斌并未提交充分的依据证明一审法院行使释明权违反法律规定；其次，对于合同解除时间一节，康俊海自认因法律意识错误，对于自身诉求表述不清，仅起诉主张合同无效，但经法院释明后其明确变更了其诉讼请求为要求解除流转合同，故一审法院按照其起诉的时点认定合同解除的时间并无不当，李亚斌主张判决内容超越了诉讼请求范围，存在严重错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李亚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李亚斌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刘 茵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沈 力法官助理  闫韦韦书 记 员  张晓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