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黔02民终34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树琴，女,1971年1月29日生,汉族,住贵州省盘州市。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孙金相，男，1963年4月5日生，汉族，住贵州省盘州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掌印,男,1989年12月10日生,汉族,住贵州省盘州市。上诉人杨树琴因与被上诉人何掌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盘州市人民法院（2020）黔0222民初54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树琴上诉请求：1.撤销（2020）黔0222民初5436号民事判决书，改判被上诉人何掌印偿还上诉人杨树琴35000元；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被上诉人一审陈述明显违背民间借贷常理，上诉人的丈夫是被上诉人的工人，不可能老板给工人借钱约定10%的利息，且借条上也未约定利息，故双方之间的借贷没有利息。被上诉人称从借款开始共计支付了53000多元，只能说明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借款多次，存在还了又借，借了又还的情形。被上诉人在一审中陈述与上诉人协商过多次按银行借款利息支付给上诉人，证明被上诉人愿意按银行借款利息支付，与其所称按10%计息矛盾。一审法院认定借款为45000元错误，上诉人多次以现金形式借款给被上诉人，未留任何贷款凭证，但从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借款的交易习惯可以看出2020年4月5日之前的借款被上诉人未清偿完毕，经双方结算下欠35000元，上诉人就把下欠的35000元继续借给被上诉人，上诉人一审诉请的35000元借贷存在。何掌印辩称，2019年3月27日我们到晴隆县做工地，3月29日我的合伙人张梅到兴义做钢木板缺乏资金给我打电话，叫我想办法凑钱，我就跟万昌禹商量向杨树琴借30000元，利率10%。这30000元借去由三个人一人10000元所用，借条是许圆圆写的，许圆圆从微信上转款给我，有微信转款凭证。4月30日杨树琴让我支付两个月的利息6000元，我微信款不够所以转了4500元利息，后来工地上一直没拿到钱，直到8月份我的合伙人张梅工程政府拨付30000元款项，就给杨树琴转了28000元。2019年10月杨树琴跟万昌禹到我家要钱，坐在那里不走我到她家更改了借条，全部利息和本金算下来，除了我已还款还要再给49000元。2019年12月，杨树琴逼我把工程车以废铁价卖了又给她转了一万多元。2020年4月我找杨树琴协商如果利息继续滚动我根本支付不起，2020年4月5日杨树琴又叫我更改借条，后面的不算利息，两个月内还清。由于我在外面上班，她每天给我打十多个电话要求还钱，后面又说每个月必须还多少，我根本支付不起，就说经过法院判决。杨树琴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被告何掌印偿还借款35000元；2.诉讼费由被告何掌印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3月29日，被告向原告借款45000元，约定月利率10%，借款发生后，被告于2019年4月30日向原告转款4500元，于2019年6月7日向原告转款300元，于2019年8月12日向原告转款28000元（分三次，两次10000元，一次8000元），于2019年12月21日向原告转款15000元（分两次，一次5000元，一次10000元），于2020年1月7日向原告转款900元，于2020年1月26日向原告转款1000元，于2020年1月27日向原告转款800元（分两次，一次450元，一次350元），多次转款共计50500元。2020年4月5日，原告再次向被告催款，被告于当日重新向原告出具借条一份，约定借款金额为35000元，期限为两个月全部还清。庭审中，原告自认所起诉的35000元是新发生的借款。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借贷关系原被告的陈述相差较大，应结合双方的陈述及双方提交的证据来进行综合认定。关于本院认定借款本金为45000元的事实，因被告陈述借款发生于2019年3月28日，约定月利率为10%，结合被告于2019年4月30日向原告转款4500元这一事实，计算得出借款本金为45000元。庭审中，原告自认所主张的35000元是新发生的借款，该自认与其诉状中的表述完全矛盾，原告又未提交转款记录等其他证据加以印证，故原告主张35000元借款是新发生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十六条“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本案中，被告通过11份转款凭证证实了向原告付款的事实，原告却未对双方借贷关系的成立举证证明，因此，原告的主张不予采信，其要求被告偿还35000元借款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杨树琴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38元，由原告杨树琴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杨树琴提交以下证据：1.2019年10月28日借条复印件，是被上诉人何掌印出具给杨树琴，借款金额49000元，约定15日支付，利息1.5%，证明被上诉人所称10%的利息不属实，该借条上载明1.5%利息未超过国家规定的借款利息，被上诉人所称的10%利息在一、二审中未提供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借上诉人49000元到2020年4月5日减去1.5%的利息3920元仅偿还13780元本金，剩余35220元本金未还清。被上诉人保证两个月内还清，上诉人可以减免被上诉人220元本金，于是被上诉人便出具了本案35000元借条的事实。2.通话录音光盘及文字说明、通话清单，证明被上诉人承认2020年4月5日出具的借条35000元借款存在的事实，被上诉人暂时没钱偿还，承诺有钱时便还。被上诉人在通话录音中并未陈述借款约定10%利息或者利息过高，其在通话录音中没有拒绝还款，2020年4月5日借条和2019年10月28日借条可以形成证据链。被上诉人何掌印质证意见：上诉人所述不属实。上诉人一、二审提交的借条确实是我书写，但第一次借款是2019年3月29日，借条是许圆圆出具。2019年3月29日至2019年10月28日期间，我通过微信转帐的方式支付了上诉人32500元（2019年4月30日4500元、2019年8月12日28000元），所以上诉人所陈述的案涉35000元是后面借的不属实。上诉人一、二审提交的两张借条均是上诉人到我家让我改的借条，不然她不走。后面确实是我无力偿还高利息才让她去法院起诉。我多次与上诉人协商按国家利息支付，但她都不同意。对于三段录音确实是我与上诉人的通话，在录音中我提到高利息，所以上诉人起诉的35000元不是事实。对于我2019年3月29日所借的30000元款项，至今己偿还上诉人50500元。上诉人提交的第二段录音中我陈述付了她高额的利息以及款项是通过万昌禹介绍借的，证明我在本案中的答辩意见是事实。被上诉人何掌印提交以下证据：微信转帐记录截图一份，证明2019年3月29日我的合伙人许圆圆在收到杨树琴的30000元现金后将其中的20000元转给我。我将该20000元随即转给另一合伙人张梅，2019年3月30日许圆圆又向我转款8000元，证明我最先给杨树琴借款的金额是30000元并约定了高利息的事实。上诉人杨树琴质证意见：有异议，不能达到被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只能证明被上诉人借到上诉人的钱，至于被上诉人与其他人的交易与上诉人无关。对证据分析认定：对上诉人杨树琴提交的2019年10月28日借条复印件，能证明被上诉人何掌印于2019年10月28日向上诉人杨树琴出具借条，认可借到人民币49000元，约定月息1.5%，十五日内付清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对上诉人杨树琴提交的通话录音光盘及文字说明、通话清单，能证明案涉2020年4月5日借条（金额35000元）出具后，被上诉人何掌印未偿还案涉35000元款项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对被上诉人何掌印提交的微信转帐记录截图，仅能证明2019年3月29日、2020年3月30日其微信收到来自@燕@28000元款项的事实，不能证明与本案有关联性，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确认。对于上诉人杨树琴申请本院到腾讯后台数据库调取与被上诉人何掌印2021年2月7日12：22视频通话录音内容，因其申请调取的内容不属于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故对该申请，本院不予准许。本院经审理查明：2019年10月28日，被上诉人何掌印向上诉人杨树琴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到杨树琴人民币肆万玖仟元（￥49000整），在十五天之内付清若在十五不付清本人自愿将工程车渝Ｂ×××**来作抵押，利息按每月百分1.5%计算”。2020年4月5日，被上诉人何掌印再次向上诉人杨树琴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到杨树琴人民币叁万伍仟元整￥35000，期限为两个月全部还清。”另查明，被上诉人何掌印于2019年4月30日向上诉人杨树琴微信转款4500元，2019年6月7日微信转款300元，2019年8月12日微信转款28000元（分三次，两次10000元，一次8000元），以上转款合计32800元。被上诉人何掌印于2019年12月21日向上诉人杨树琴微信转款15000元（分两次，一次5000元，一次10000元），2020年1月7日微信转款900元，2020年1月26日微信转款1000元，2020年1月27日微信转款800元（分两次，一次450元，一次350元），以上2019年10月28日至2020年4月5日期间转款合计17700元。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上诉人杨树琴诉请被上诉人何掌印偿还借款35000元应否得到支持。本案中,对案涉35000元借条的产生，双方当事人陈述相差较大。上诉人杨树琴主张系2019年10月28日借款49000元（约定月息1.5%），偿还部分本息后的结算，被上诉人何掌印则陈述双方之间民间借贷关系发生在2019年3月29日，借款实际金额是30000元，约定月息10%，后利滚利转换为2019年10月28日49000元借条，最后转换为案涉35000元借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被上诉人何掌印提交的微信转账凭证，仅能证明2019年10月28日49000元借条出具前其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于2019年4月30日、2019年6月7日、2019年8月12日合计转款32800元给上诉人杨树琴，根据其陈述双方约定月息10%，2019年3月29日至2019年10月28日利息计算为21000元（30000元×10%×7个月），本息合计51000元，扣除其微信转账的32800元，剩余18200元未还，并不能证明2019年10月28日49000元借条由2019年3月29日借款30000元，月息10%利滚利转换而来。相反，在2019年10月28日出具49000元借条（约定月息1.5%）后，2019年10月28日至2020年4月5日期间被上诉人何掌印合计转款17700元给上诉人杨树琴，从2019年10月28日至2020年4月4日出具案涉35000元借条前一天，以49000元本金为基数，按月息1.5%计算，利息为3822元，本息合计52822元，扣除被上诉人何掌印转账的17700元，被上诉人尚欠上诉人何掌印本金35122元，被上诉人何掌印于2020年4月5日出具案涉35000元借条较为符合常理。结合二审中上诉人杨树琴提交的与被上诉人何掌印通话录音内容，被上诉人何掌印对差欠上诉人杨树琴35000元借款的事实并未否认，其在出具案涉借条后也未申请撤销，可证明被上诉人何掌印尚欠上诉人杨树琴借款35000元的事实，上诉人杨树琴提交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大于被上诉人何掌印提交证据的证明力，对上诉人杨树琴要求被上诉人何掌印偿还借款3500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基于二审出现新的证据导致案件事实认定发生变化，本院予以改判。杨树琴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贵州省盘州市人民法院（2020）黔0222民初5436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何掌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上诉人杨树琴借款35000元。如义务人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3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76元，合计1014元，由被上诉人何掌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邓少旭审判员  王秋红审判员  杨 龙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一日法官助理浦红梅书记员李炳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