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1100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沈宏良，男，1958年8月27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尹拱平、史鄞镇，浙江圣约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婷，女，1975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上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文哲、汪芳颖，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沈宏良为与被上诉人周婷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6民初86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沈宏良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沈宏良支付周婷所享有的浙江森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井公司）399万股股票（含两次资本公积转增的259万股股票）剩余的回购款本金1200万元及相应的利息；周婷将本次回购股票399万股全部交割给沈宏良；回购股票交割的费用全部由周婷承担；3、双方依法分摊本案一、二审中的诉讼费用和保全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将周婷通过森井公司以股本溢价形成的资本公积转增而取得的259万股股票认定为孳息且排除在本次回购股票范围之外的做法是错误的。1、原判将周婷因两次资本公积转增而新增持有的259万股股票认定为孳息且仍由周婷继续持有的做法违反税法、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和制度。（1）根据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周婷通过最初支付总额为1680万元投资款本金而取得森井公司140万股股票，后通过公司两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而无偿新增取得合计259万股股票，且公司两次转增的资本公积均是由公司股东投入的股本溢价形成。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股份制企业转增股本和派发红股征免个人所得税的通知》（国税发［1997］198号，现行有效）第一条规定：“股份制企业用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属于股息、红利性质的分配，对个人取得的转增股本数额，不作为个人所得，不征收个人所得税。”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原城市信用社在转制为城市合作银行过程中个人股增值所得应纳个人所得税的批复》（国税函〔1998〕289号，现行有效）第二条作出解释及补充规定：国税发〔1997〕198号文件中所称的“资本公积金”是指股份制企业股票溢价发行收入所形成的资本公积金；将此转增股本由个人取得的数额，不作为应税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实际操作中，森井公司所属的税务主管机关也从未将公司两次以股本溢价形成的资本公积转增股票认定为股东个人所得的股票孳息，且并未要求包括周婷在内的公司股东就此缴纳个人所得税。从国家税务总局的相关规定可知，在以资本溢价形成的资本公积转增股票的过程中，股东个人并无股息、红利等任何收益或所得，因此也就不会产生股东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的问题，由此增加的转增股票并不属于初始股票的孳息。本案中，周婷所持有的259万股新增股票是由森井公司股本溢价形成的资本公积转增而产生的，符合国家税务总局的上述规定，且周婷且从未缴纳过个人所得税，不属于初始取得140万股股票的孳息。（2）从公司法的角度来说，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是公司使用资本公积金向股东转送股票，并没有改变公司的股东权益。森井公司作出的两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行为只是对公司股票做出的数量变化，并没有导致股东权益的任何变化，虽然因森井公司的两次资本公积转增行为导致周婷持股数量相应增加，但是周婷所持有的每股股票的价格及其对应的企业所有者权益也相应同比例下降，其作为股东的整体股东权益在转增前后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周婷所持有森井公司的股份比例也自始至终未发生过改变。与股票分红不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并没有影响公司的资产和负债。从财务报表上看，森井公司作出的两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行为仅仅是将转增所对应的这部分资产从“资本公积”变更到“实收资本”而已，公司的总资产和净资产并未发生任何变化，这和股票分红导致公司资产减少完全不同。因此，从公司法的角度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实质来看，周婷在转增前持有的140万股股票和两次转增后持有的399万股股票的股票权益是一致的，虽然两次转增导致周婷持股数量增加，但每股价值和权益相应较少，应认定转增前的140万股股票与两次转增后的399万股股票实际具有同一性，只有将原有股票数量与转增股票数量合并计算，才能与转增之前的股票权益保持一致，故周婷因森井公司资本公积转增而持有的259万股股票不属于孳息。综上，在森井公司两次以资本溢价形成的资本公积转增股票时，并不会产生周婷因此获得孳息的问题，周婷新增持有的259万股转增股票也不应认定为孳息并由周婷继续持有。2、一审法院未将周婷因两次资本公积转增而新增持有的259万股股票全部纳入本次回购范围违背事实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1）《股票认购承诺书》约定，沈宏良所回购的合计140万股对应的是140万股股票的全部股东权益，即周婷因投资入股而取得的相应比例股东利益，而不仅仅是指140万股这个固定数量的股票。所以当初始140万股股票经过两次资本公积转增变更成399万股股票时，《股票回购承诺书》约定对价对应回购的140万股股票的股东权益自动变更成399万股股票的全部股东权益，399万股股票的股东权益和当初投资入股时140万股股票的股东权益是完全一样的。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股票认购承诺书》中约定的是回购价值1680万元的股票，周婷初始取得的140万股股票所对应的价值为1680万元，而两次转增股本后周婷合计持有的399万股股票所对应的价值仍然为1680万元，二者存在同一性，因此在进行股票回购时，周婷所持有的399万股股份所对应的价值仍然是《股票认购承诺书》所约定的1680万元。（2）《股票回购承诺书》约定触发股票回购情形时，沈宏良除了退回周婷投资款本金1680万元，另外按照年回报8%支付利息，双方约定的是按照固定本金和固定回报的形式进行回购股票，因此周婷基于《股票回购承诺书》的预期回报是明确且固定的，并不会因为其持有股份数量发生法定原因的变动而发生变化。而且，这里提及的“年回报”包括沈宏良支付的利息以及周婷在本次投资中所获得的其他形式收益（包括其在持股期间已经从公司取得的股息红利、送股、派股等形式的权益分派收益），周婷现要求沈宏良按照年化8%的利率支付的利息应是周婷应得的全部回报，其不应再享有其他形式的收益。（3）通过双方签署文件时及周婷投资入股时的背景以及相关证据佐证可知，周婷当初投资入股森井公司是看好该公司的发展前景和潜力，以期未来可以享受公司发展带来的红利和通过公司上市取得投资收益，而不是为了通过对赌回购来获取非正常的高额回报。而沈宏良之所以同意和周婷签署《股票回购承诺书》承诺由其个人出资回购股票，也是为了公司融资需要，让周婷可以放心投资，使公司有充足的资本金投入研发和业务发展。所以，周婷通过本次回购获得投资本金的返还以及年化8%的利息作为合理的全部回报才是双方《股票回购承诺书》的真实意思表示，而不是通过回购方式让周婷获得远超合理范围的不正当收益。因此，一审法院将259万股转增股票与初始的140万股股票割裂开来，要求沈宏良支付1680万元回购初始的140万股股票，并按照年化8%计算利息，同时周婷继续享有森井公司259万股股票，这远远超出了双方签订《股票回购承诺书》时对于投资收益的安排，是错误的。3、将周婷因两次资本公积转增而新增持有的259万股股票认定为孳息并由周婷继续持有显失公平。按照一审判决，本次股票回购的结果是，周婷除了获得沈宏良支付的1680万元的投资款本金以及年化8%的利息回报，还将无偿继续享有转增部分的森井公司259万股股票，周婷仅需返还交割初始取得的140万股股票，周婷无偿取得并继续享有的股票价值已经远远高于其初始投资的本金和利息部分。在因为公司业绩不达标或者没有在预定日期完成上市的情况而触发股票回购这种兜底性、保障性条款的情形时，周婷作为股权投资人所获得的回报和利益将远远高于其通过公司上市投资所获得的收益，这显然是不符合股权投资的常规做法和商业逻辑的，是显失公平的。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周婷因森井公司资本公积转增而持有的259万股属于初始140万股的孳息且不在本次回购股票范围内的做法是错误的，应全部纳入本次回购股票的范围内，周婷支付1680万元本金及按年化8%的支付回报所回购的应是399万股股票。退一步说，即使机械的解读《股票回购承诺书》条款，沈宏良仅回购其中的140万股股股票，那么应当支付的回购对价也应当按照比例折算该140万股的价值（1680万元÷399万股＊140万股）。二、一审判决存在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的其他情形。1、一审法院认定沈宏良于2019年7月12日向周婷支付的125万元不属于案涉股权转让款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沈宏良于2019年7月12日向周婷支付了股权回购款125万元，于2019年8月13日向周婷支付了股权回购款355万元，合计480万元，该回购款所对应的是沈宏良回购代周婷持有的114万股股票（包括周婷当时向沈宏良出资480万元购买并由沈宏良代持的初始40万股股票，以及后来通过资本公积转增股本而法定派生的74万股股票，合计114万股）。沈宏良已向周婷回购了其替周婷代持的所有股份。沈宏良和曹某之间并未发生过任何往来或签署过任何书面协议，曹某至今也未将登记在周婷名下的10万股股票实际交割过户给沈宏良，这10万股股票至今仍在周婷的名下。一审法院仅凭周婷和曹某之间的转账记录和代持协议就认定沈宏良支付给周婷的款项属于支付给曹某的股权转让款，忽略周婷和曹某之间发生的股份代持和股份回购的事实。另外，森井公司与成都森蓉科技合伙企业（以下简称成都森蓉）之间签署的《合作协议》从未约定过曹某个人认购持股以及由沈宏良进行回购的内容。需要说明的是，周婷一审中提交的第20、21、22项证据均为复印件，沈宏良在一审庭审的质证环节对于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但一审法院最终采信了上述证据。另外，曹某的证言前后矛盾，且其在书面证言中和出庭作证时也多次承认购买森井公司10万股股票的资金完全是来自其个人，与成都森蓉及其股东无关，一审法院不应将其个人行为与两家企业之间签署的《合作协议》强行关联。沈宏良于2019年7月12日向周婷支付的125万元属于案涉股权转让款，沈宏良已向周婷归还的投资款本金为480万元。2、一审法院将沈宏良已向周婷支付的款项按先支付利息后支付回购款的顺序抵扣的做法不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沈宏良于2019年7月12日、2019年8月13日向周婷支付的股权回购款合计480万元，每一笔的转账附言均明确标注用途为“回购股权款”或“股权回购款”，该款项性质已经明确标明属于投资款本金，而不是用于支付利息，更不属于用来冲抵回购款利息。一审法院在无任何事实依据和证据支持的情况下直接认定该款项中的355万元按先支付利息后支付回购款的顺序抵扣的做法是错误的。因此，针对本次回购的周婷持有的合计399万股股票，沈宏良已经归还投资款本金480万元，剩余待支付的为回购款本金1200万元以及相应利息（其中125万元本金的利息计算至实际支付日2019年7月12日，355万元本金的利息计算至实际支付日2019年7月12日）。3、一审法院以“森井公司在2017年、2018年两年持续亏损，未能在两年内进入创新层”为由认定满足《股票回购承诺书》中沈宏良承诺回购的条件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森井公司在2017年、2018年两年持续亏损是事实，但公司日常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公司法》和公司内控制度的要求以及新三板相关规则的要求进行合规规范运营，所有重大决策事项以及对经营有重大影响的信息都会在全国股转系统披露，不存在决策错误的情形。从财务数据看，公司最近三年的营业收入都是大幅增加的，公司业务并不存在大幅下滑的情形。公司持续两年亏损的情况并不是公司决策错误造成的，更不是因为公司的业务大幅下滑造成的，而是因为公司在近几年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并转型升级为科技含量高、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企业的原因造成的。因此，森井公司在2017年、2018年两年持续亏损并不是触发股份回购的充分条件，《股票认购承诺书》约定的“公司决策错误致使公司业务大幅下滑并持续二年亏损”股份回购条件并未触发。4、一审法院判定由沈宏良承担股票交割的相关费用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对于股票在回购过程中因交割产生的相关费用，双方并没有进行约定；既然无约定，那就应当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或者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来执行，特别是对于产生的税负成本问题，周婷作为取得回报、获取收益的一方，应依照税法的相关规定自行申报纳税，沈宏良无义务承担。综上，请求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周婷提出：原审法院判决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请求驳回沈宏良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一、周婷持有森井公司股票期间增加的259万股股票属于股东应得合法收益，属于法定孳息，应当归属周婷所有。沈宏良在一审的答辩状中认可了所增股票是140万股股票的法定孳息，其无权指责一审法院的相关认定是错误的。2017年8月30日和2018年4月9日，森井公司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9股和每10股转增5股。周婷因其持有森井公司140万股股票而共计增持259万股森井公司股票。森井公司将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股票，系周婷作为森井公司股东合法所得的权益，属于法定孳息。《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规定：“法定孳息，当事人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取得；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交易习惯取得。”按照交易习惯，股东合法所得权益当然属于股东所有，因此周婷增持股票均归周婷所有。森井公司因多次溢价发行股票，导致公司资本增加，所有者权益增加，股东权益增加。财政部发布《企业会计制度》第七十九条规定：“所有者权益，是指所有者在企业资产中享有的经济利益，其金额为资产减去负债后的余额。所有者权益包括实收资本（或者股本）、资本公积、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等”，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第二十六条规定：“所有者权益是指企业资产扣除负债后由所有者享有的剩余权益。公司的所有者权益又称为股东权益。”森井公司于2017年1月溢价发行股票，于2017年3月公告《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载明“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募集资金为15000000元人民币，公司资产总额将增加1500万元，其中货币资金将增加1500万元；所有者权益将增加1500万元，其中股本增加125万元，资本公积增加1375万元（未考虑发行费用）。与本次发行前相比较，公司的总资产及净资产规模均有一定幅度的提高，股本有所增加。”之后森井公司分别于2017年12月、2018年12月两次溢价发行股票，均公告《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载明类似情况。由此可见，森井公司经过两至三次溢价发行股票，将溢价部分计入资本公积，所有者权益已经有所增加，股东权益当然相应增加。二、周婷要求沈宏良支付回购价款1680万元以及8%年回报利息是双方约定的，与森井公司股票价格无关。沈宏良提出的税务部门的规定，是税务部门从税务方面考虑所制定的，与本案无关。沈宏良在上诉状中也多次强调，周婷因森井公司两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所持有每股股票的价格以及对应的企业所有者权益相同比例下降，但其实股票的价格并不一定因数量增加而降低。更为重要的是，周婷要求沈宏良支付回购价款的依据是《股票回购承诺书》的约定，而非股票价格。周婷要求沈宏良回购的范围是数量为140万股的股票，而非周婷对森井公司所持有的全部股权。事实上，在股票回购的情况中，股票回购条件成就也代表股票的现状不符合投资人的预期，股票价值不尽如人意。双方在前期约定股票回购条件和固定的、明确的回购价款也在于避免这种情况下，对投资人利益的损害。此时如果按照股票价值或所谓全部股东权益来确定回购价款、回购范围，将严重违背双方签订回购协议时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沈宏良所谓股票价格或者股东权益的变动均不影响周婷根据《股票回购承诺书》要求沈宏良回购140万股森井公司股票。三、沈宏良要求将初始140万股股票的孳息259万股股票纳入回购范围内，归沈宏良所有，严重违背了双方真实意思表示。1、《股票回购承诺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应当按照约定确定各自权利义务。2、双方关于回购条件的约定清楚具体，现周婷要求沈宏良回购股票的条件已经成就。《股票回购承诺书》所列明的回购条件只要满足其中一个，周婷就有权要求沈宏良按照约定，向周婷回购其所持有森井公司的股票。全国股转公司于2017年12月22日发布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分层管理办法》第四条之规定：“全国股转系统设立创新层和基础层，符合不同标准的挂牌公司分别纳入创新层或基础层管理。”“创新层做市商”是双方的误写误认，双方真实意思是森井公司在2018年末进入创新层做市交易。而森井公司未能于2018年末进入创新层是事实，回购条件已成就。另外，森井公司2018年4月9日作出的《浙江森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7年度利润不分配方案的公告》以及2019年4月19日作出的《浙江森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8年度利润不分配方案的公告》显示森井公司已持续两年大幅度亏损。根据2018年6月6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关于修改〈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办法〉的决定》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发行人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二）最近两年连续盈利，最近两年净利润累计不少于一千万元；或者最近一年盈利，最近一年营业收入不少于五千万元。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者为计算依据；……”因此，森井公司无法在三年内达到进入创业板的条件。股票回购条件已成就，周婷有权要求沈宏良按照约定回购股票。3、沈宏良应当回购的股票数量和对价都是明确和固定的，双方并未约定沈宏良回购范围包括孳息，因此孳息应当属于周婷所有。《股票回购承诺书》明确约定沈宏良回购的股票数量为140万股，对价为1680万元以及年回报8%的利息。双方并未约定，回购股票价款需要扣除周婷因持股所获得的分红、增股等任何股东合法权益，也未约定回购范围包括了任何增股等孳息。沈宏良要求将周婷所获孳息一并归还没有法律依据或合同依据。事实上，早在2016年5月，双方签订协议前，森井公司就曾以公司总股本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9股，导致股东所持股票数量增加。因此，沈宏良在签订《股票回购承诺书》时，就明知森井公司会因将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导致周婷股票数量增加，但仍约定回购数量为140万股，可见根据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周婷有权继续持有新增259万股股票。4、从公平合理和商业交易的角度来看，周婷向森井公司投入资金认购股份，是对森井公司经营能力和发展前景的肯定，是对沈宏良能力的信任。但是周婷作为投资者，最终目的当然是获取更大的报酬，且周婷作为资金提供者，因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信息不对称性等面临巨大的风险。沈宏良也承认在《股票回购承诺书》中给予周婷的是相对合理、适当的最低投资回报率承诺，故周婷有权继续持有所增持259万股股票。四、原审认定沈宏良于2019年7月12日支付的125万元与本案无关是正确的。2018年10月19日，曹某代表成都森蓉与森井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双方拟成立森井科技（成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井成都公司）。《合作协议》第六条第一款约定：成都森蓉以不高于人民币16元每股的价格认购森井公司10万股股份，成为森井公司的战略股东。森井成都公司成立后，森井公司未按照《合作协议》约定及时投入100万元注册资金。曹某受成都森蓉委托，与吴国忠、周寅同沈宏良商量，确定先由成都森蓉认购森井公司股票。因成都森蓉内部存在争议，经沈宏良同意，周婷代成都森蓉持有森井公司10万股股票，曹某代成都森蓉支付股票款。周婷与曹某于2018年12月签订《股权代持协议》，同月，森井公司发行股票，周婷以12.5元每股的价格代为认购股票10万股。2018年12月26日，曹某分两次向周婷银行账户支付股票款共计125万元，周婷收款后转账至森井公司指定账户，用于认购森井公司10万股股票，周婷与曹某就此事出具《代持股票的确认函》，确认上述代持事实。之后，森井公司作出《股票发行认购公告》，确认周婷认购森井公司股票10万股的事实。2019年6月27日，森井公司做出《关于解散森井（成都）子公司具体相关事宜的说明》，单方要求解散森井成都公司，并告知“有关股权退出事宜，可委托股权代持人周婷女士通过其所在证券公司，于全国中小企业股权转让系统交易平台以合理价格在交易时间挂牌出售，由公司联系第三方投资者认购”，成都森蓉就此作出回复，之后成都森蓉与森井公司协商达成一致，出具《关于解散森井科技（成都）有限公司相关事宜确认函》，确认由曹某于2019年7月12日携带材料前往办理成都森蓉实际持有的10万股股票交割手续。曹某在律师陪同下按要求到达沈宏良办公室，双方确认由沈宏良回购成都森蓉实际持有的10万股股票，沈宏良于当日将股票款125万元汇入周婷银行账户，沈宏良向曹某承诺会与周婷办理股权交割事宜。周婷于2019年7月12日确认收到沈宏良银行转账的125万元股票款，并于7月13日将125万元股票款支付至曹某银行账户。根据周婷提供的证据可以形成证据锁链，原审法院认定沈宏良支付的该笔125万元与本案无关是正确的。五、原审法院按照先支付利息后支付回购款的顺序认定沈宏良已支付股权回购款的性质是符合法律规定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规定：“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在双方没有就沈宏良已支付回购款项另有约定的情况下，原审法院按照先支付利息，再支付回购款本金的方式认定回购款性质符合法律规定。六、沈宏良应当承担因回购周婷所持森井公司股票所需股票交割的所有费用。周婷已自2019年6月起与沈宏良协商回购股票事宜，但沈宏良违反约定，不按照《股票回购承诺书》向周婷回购所持森井公司股票的义务。因此，沈宏良应当承担因回购股票而产生的股票交割的所有费用。 周婷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沈宏良向周婷支付140万股股票回购款的本金16800000元，并支付利息3696000元（以16800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1月1日起按照年利率8%暂计算至2019年9月30日，此后按上述标准另计至回购款付清之日止），合计20496000元；2、沈宏良解除114万股的代持并确认在140万股回购股票总数内予以抵扣；3、沈宏良承担股票交割的所有费用；4、案件受理费由沈宏良承担。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2017年1月，周婷、沈宏良签订《股票回购承诺书》一份，约定经双方充分协商沈宏良就回购周婷所持有的浙江森井防爆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井防爆公司）（股票代码833735）股票一事承诺如下：（回购）前提：1.周婷己合法持有森井防爆公司股票：壹佰肆拾万股。其中沈宏良个人代持肆拾万股。2.周婷己全额支付人民币现金:a)对公账户壹仟贰佰万元。b)对私账户肆佰捌拾万元（具体见付款凭证）。回购条件：沈宏良承诺：1.如果三年内森井防爆公司不能进入创业板或者两年内（2018年末）不能进入创新层做市商。2.公司有违法违规现象而遭到相关执行部门处置，严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3.公司决策错误致使公司业绩大幅下滑并持续二年亏损。以上三项条件任意项成立。周婷有权要求沈宏良无条件回购以上股份（合计壹佰肆拾万股），退回本金壹仟陆佰捌拾万元，并按年回报8%支付利息。 2017年1月18日，周婷通过案外人吴小娥将480万元转账至沈宏良账户。由沈宏良代周婷持有森井防爆公司40万股。2017年1月9日，周婷与森井防爆公司签订股份认购协议一份，约定周婷以每股12元的价格认购森井防爆公司100万股。2017年2月9日，周婷将1200万元股票认购款打入森井防爆公司。2017年4月18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确认了周婷的股份。 2017年9月15日，经森井防爆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决定通过实施2017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379万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9股，并于2017年9月28日计入股东证券账户。周婷持有的140万股增加至266万股。 2018年3月12日，森井防爆公司名称变更为森井公司。 2018年5月7日，经森井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决定通过实施2017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公司现有总股本27481000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5股，并于2018年5月16日计入股东证券账户。周婷持有的266万股增加至399万股。 2019年8月13日，沈宏良向周婷转账交付了股权回购款355万元。 一审法院另查明：2018年10月19日，成都森蓉与森井公司签订《合作协议》一份，约定双方以法人股东的形式在成都成立森井成都公司；股份比例为：森井公司占股70%即350万元，成都森蓉占股30%即150万元。第六条特别约定，成都森蓉以不高于16元每股的价格认购森井公司10万股股份，成为森井公司股东。该协议由成都森蓉的法定代表人曹某代表成都森蓉签字并盖章，森井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沈宏良代表森井公司签字并盖章。 2018年12月24日，周婷（乙方）与曹某（甲方）签订《股权代持协议》一份，约定甲方委托乙方代为持有森井公司的股权，甲方自愿委托乙方认购森井公司10万股，每股12.5元，合计出资1250000元，并代为行使出资人或股东权利，乙方自愿接受甲方委托。2018年12月26日，曹某向周婷账户转入125万元。2018年12月，周婷与森井公司签订《股份认购协议》一份，约定周婷认购森井公司发行的股份10万股，每股价格12.5元。周婷依约支付了125万元。2018年12月29日，周婷与曹某签订《代持股票的确认函》一份，双方确认曹某已经于2018年12月26日向周婷交付了股份购买款125万元；周婷已经于2018年12月28日将该款用于购买森井公司10万股股份；上述《股权代持协议》已经生效。2019年2月1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确认了周婷持有森井公司10万股的股份。 2019年6月30日，森井成都公司解散。2019年7月5日，在“关于解散森井科技（成都）有限公司相关事宜确认函”中载明“请成都森蓉曹某女士于2019年7月12日前携带《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森井科技（成都）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签署原件前往浙江森井所在地并完成《合作协议》内涉及的10万股浙江森井股权交割手续。” 2019年7月12日，沈宏良将上述10万股的对价125万元转给周婷，周婷于次日将该款转给曹某。 一审法院还查明，森井公司在2017年、2018年两年持续亏损。森井公司在2018年末未能进入创新层。 一审法院认为，案涉《股票回购承诺书》系周婷、沈宏良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森井公司在2017年、2018年两年持续亏损，未能在两年内进入创新层做市，满足了《股票回购承诺书》中沈宏良承诺回购周婷持有的森井公司股份的条件，周婷有权要求沈宏良予以回购。沈宏良于2019年8月13日向原告支付了股权回购款355万元也是沈宏良对满足回购条件的确认。 争议焦点一：沈宏良以1680万元及按年利率8%计算的利息所对应回购的股份是140万股还是399万股。周婷持有的森井公司399万股是在初始140万股的基础上经两次资本公积转增形成。该两次资本公积均是由股本溢价形成。增加的259万股的性质应为初始140万股的孳息。该孳息应属140万股的持有人即周婷所有。《股票回购承诺书》中仅约定了140万股股权的转让对价为1680万元及按年利率8%计算的利息，并未约定该对价还包含周婷在持有140万股股权期间产生的孳息。因此，1680万元及按年利率8%计算的利息所对应回购的股份应是140万股。剩余259万股周婷有权继续持有。因初始140万股中，40万股由沈宏良代持，经两次转增后由沈宏良代持的股份为114万股，周婷要求解除代持，并在回购的140万股中予以扣除，予以支持。 争议焦点二：2019年7月12日，沈宏良向周婷转账支付的125万元是否属于支付案涉股权转让款。2018年10月19日，成都森蓉与森井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中约定，成都森蓉以不高于16元每股的价格认购森井公司10万股股份。2018年12月24日，成都森蓉的法定代表人委托周婷代持购森井公司10万股股份，并由周婷支付了125万元股份代持款，取得了上述股份。2019年6月30日，森井成都公司解散。在“关于解散森井科技（成都）有限公司相关事宜确认函”中明确要求曹某完成森井公司10万股股份的交割事宜。2019年7月12日，沈宏良将10万股的对价125万元转给周婷，周婷于次日将该款转给曹某。上述事实构成证据锁链，可以证明争议的125万元系支付给曹某的股权转让款，与本案无关。 综上，周婷有权要求沈宏良支付140万股股票回购款1680万元，并按照年利率8%支付利息。该利息应自股权认购款交付之日起计算，即480万元自2017年1月18日起算，1200万元自2017年2月9日起算，暂计算至2019年8月13日的利息为3439467元。沈宏良于2019年8月13日向周婷支付355万元，该款按先支付利息后支付回购款的顺序抵扣。因此，沈宏良还应支付周婷股票回购款16689467元。2019年8月14日至2019年9月30日的利息为174312元。关于股票交割的费用，因双方未就该费用作出约定，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该费用双方各半负担。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之规定判决：一、沈宏良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周婷享有的森井公司1400000股股票回购款本金16689467元，并支付利息174312元（利息暂计算至2019年9月30日，2019年10月1日起至股票回购本金付清之日止的利息，以未支付的股票回购本金为基数，按照年利率8%的标准另计支付）；二、解除沈宏良与周婷之间关于森井公司11400000股的代持关系，并确认在上述1400000股股票总数内予以抵扣；三、上述股票回购涉及的股票交割费用由周婷、沈宏良各半负担；四、驳回周婷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428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149280元，由周婷负担26455元，沈宏良负担122825元。 二审期间，周婷、沈宏良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有二，一是股权回购的条件是否成就及回购的对象是140万股还是399万股；二是2019年7月12日沈宏良支付给周婷的125万元是否是本案的股权回购款。 关于焦点一。周婷与沈宏良之间的《股票回购承诺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森井公司在2017年、2018年两年持续亏损，未能在两年内进入创新层做市，满足了《股票回购承诺书》中沈宏良承诺回购周婷持有的森井公司股份的条件。沈宏良已向周婷支付了部分股权回购款，系沈宏良对回购条件已经成就的确认。沈宏良的相关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股权回购的对象是140万股还是399万股。《股权回购协议书》约定，周婷己合法持有森井公司股票壹佰肆拾万股，其中沈宏良个人代持肆拾万股；《股权回购协议书》约定的三项条件中任意一项成立，周婷有权要求沈宏良无条件回购以上股份（合计壹佰肆拾万股），退回本金壹仟陆佰捌拾万元，并按年回报8%支付利息。2017年9月，森井公司以现有总股本1379万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9股，并于2017年9月28日计入股东证券账户。周婷持有的140万股增加至266万股。2018年5月，森井公司以现有总股本27481000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5股，并于2018年5月16日计入股东证券账户。周婷持有的266万股增加至399万股。对于本案股权回购的对象是140万股还是399万股的分析，不能脱离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实质和双方签订《股权回购协议书》的本意。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是指股份公司使用资本公积金向股东转送股票。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并未改变公司股东的股东权益，也不影响公司的资产和负债，股东持有的股票数量虽然增加，但每股拥有的权益同比例下降，股东所持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发生变化，转增股并非孳息，只有将原有股票数量与转增股票数量合并计算，才能与最初转增之前的股票权益保持一致。本案中，虽然《股权回购协议书》约定周婷有权要求沈宏良无条件回购合计140万股股份，但这是建立在双方签订《股权回购协议书》时周婷以1680万元购买并持有森井公司140万股股份的基础之上的。从股权回购的目的和双方约定的股权回购的价格仍为1680万元并按年回报8%支付利息可以看出，沈宏良股权回购的对象应是周婷以1680万元购买并持有的森井公司140万股股票相对应的股东权益，140万股后因森井公司两次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加至399万股，但相对应的股东权益并未实质改变。因此，周婷请求沈宏良以1680万元并按年回报8%支付利息回购的对象应为399万股。沈宏良相关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焦点二，沈宏良于2019年7月12日向周婷转账的125万元是否属于支付案涉股权回购款。2018年10月19日，成都森蓉与森井公司签订《合作协议》一份，《合作协议》将成都森蓉以不高于16元每股的价格认购森井公司10万股股份作为双方合作成立森井成都公司的特别约定。2018年12月，曹某委托周婷以125万元的价格代为购买并持有森井公司的股权10万股。2019年6月，森井成都公司解散，森井公司、森蓉公司协商处理后续事宜。2019年7月12日，沈宏良向周婷转账125万元，周婷于次日将该款转给曹某。从森井成都公司成立直至解散，森井公司都未要求森蓉公司履行《合作协议》中特别约定的森蓉公司以不高于16元每股的价格认购森井公司10万股股权的义务。根据该客观事实及证人曹某的证言，本院有理由相信曹某委托周婷购买并代持的森井公司10万股股权正是曹某代森蓉公司履行上述义务，沈宏良于2019年7月12日向周婷转账、周婷次日转给曹某的125万元也正是曹某委托周婷代持的10万股森井公司股票。沈宏良提出该125万元系其返还的周婷案涉股权回购款与在案证据及本院查明的事实不符。因此，本院认定，沈宏良向周婷支付的股权回购款共计355万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规定：“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在双方未有约定的情况下，应按照先支付利息再支付回购款的清偿顺序抵充。经计算，至2019年8月13日，沈宏良应支付周婷股票回购款16689467元，2019年8月14日至2019年9月30日的利息为174312元。 经沈宏良明确，股票交割的费用指的是股票回购涉及的税费，因双方《股权回购协议书》并未对税费承担进行约定，双方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承担各自应承担的税费，且目前尚未发生，故上诉人的该上诉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沈宏良的部分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对其相关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6民初8697号民事判决。 二、沈宏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周婷持有的浙江森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3990000股股票的回购款16689467元，并支付利息174312元（利息暂计算至2019年9月30日，之后的利息以未支付的股票回购款为基数，按照年利率8%的标准另计至股票回购款付清之日止）。 三、解除沈宏良与周婷之间关于浙江森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140000股的代持关系，并确认在上述3990000股股票总数内予以抵扣。 四、驳回周婷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沈宏良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4428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149280元，由周婷负担26796元，沈宏良负担11748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4732元，由沈宏良负担9472元，由周婷负担8526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 茂 鑫 审判员 王杨沁如 审判员 张  蕊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陈 钦 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