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8民终263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济宁瑞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宁市高新区327国道北长虹路西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800795340219X。法定代表人：张润生，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史建华,山东舜鸿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硕,山东舜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孔海英，女，1961年7月29日出生，汉族，住济宁市市中区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德志,山东齐鲁（济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忠凯,山东齐鲁（济宁）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继龙，男，1976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住汶上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浩,山东京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靳梦晨,山东京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济宁瑞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通汽销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孔海英、王继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法院(2018)鲁0811民初143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瑞通汽销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并依法判决上诉人对涉案借款本金145万元不承担赔偿责任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审理程序存在严重错误。被上诉人孔海英一审时诉讼请求主张的是依法判令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王继龙共同偿还其借款本金180万元及利息，后变更诉讼请求为，依法判令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王继龙共同偿还其借款本金145万元、利息30万元及支付逾期利息，之后均未再对诉讼请求进行过任何变更。一审法院违背审判机关居中公正审理原则，在没有向被上诉人孔海英释明是否变更诉讼请求的情况下，擅自变更了被上诉人孔海英的诉讼请求，并作出了“判决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的错误判决，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十一)等规定的立法原则及立法精神，应当依法予以纠正。二、一审法院在事实认定方面存在严重错误。(一)、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孔海英在借款行为和履行中是善意且没有过错，与事实不符，明显错误。第一，2011年至2015年11月份期间所有的借款行为(包括涉案借款)均存在于被上诉人孔海英和王继龙个人之间而非孔海英和上诉人之间，且期间的借款并非一笔、一次，也就是说被上诉人孔海英对于向其借款的一直是王继龙个人事前均是明知的，且其实际上也是向王继龙个人交付的相关出借款项，借款利息也是王继龙及其对象直接支付给孔海英。孔海英在起诉状中称“自2011年起，二被告连续向原告借款，月息2%，经双方结算：截止至2015年11月15日，被告共欠原告借款本金180万元”根本不是事实，也无证据证实，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孔海英该自相矛盾的陈述没有查实原因。因此，本案中孔海英在事先已明知实际借款人是王继龙个人的情况下，仍同意王继龙在四份《借条》上加盖王继龙伪造的上诉人印章，孔海英并非是善意。第二，王继龙在涉案四份《借条》上加盖伪造的印章前后，被上诉人孔海英从未就王继龙向其借款事宜对上诉人是否对借款知情、印章是否真实、所借款项为何直接汇入王继龙个人账户而不是上诉人企业账户等重要事项向上诉人进行核实。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既然孔海英能够有时间和精力主动向与其没有任何直接利害关系的展厅出售方去核实相关事项，为何不去向和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上诉人去核实借款主体是谁、公章是否真实、是否购买及何时购买展厅等事项，也就是说被上诉人孔海英根本没有尽到应有的审慎义务并执意放任风险的发生。孔海英一系列有悖常理的行为并非是其疏忽大意，而是其自始自终都知道向其借款的是王继龙个人而非上诉人，也能证明王继龙一审中称孔海英曾对其进行过要挟具有真实性及可信度。故此，孔海英因此受到的损失，其本人具有重大过错，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第三，一审认定被上诉人孔海英手中持有《展厅转让协议书》原件明显错误。一审中上诉人提交了证据，证明孔海英手中该《协议书》原件系其从济宁高新区人民法院所借，孔海英却采取提供《接受证据清单》的方式恶意隐瞒事实真相，一审法院无视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在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情况下，不对孔海英手中《协议书》原件的来源进行调查核实，以便查明本案事实真相，却一意孤行认定孔海英手中有该《协议书》原件，并在此基础上认定其尽到了一定的审慎义务、上诉人存在一定过错应承担赔偿责任，该认定明显错误，也无任何法律依据。第四，一审法院不支持系由上诉人向济宁振宁汽车维修有限责任公司支付的展厅转让款的观点及证据，是极其错误的。上诉人和案外人振宁公司之间达成《展厅转让协议书》，并按照振宁公司指示支付转让款，是上诉人和振宁公司之间真实的意思表示，并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而且，上诉人提供的七份转让款支付凭证也能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条，足以证实展厅转让款系由上诉人通过企业账户向振宁公司支付完毕。(二)、一审法院以上诉人存在四点过错强行判令上诉人承担过错赔偿责任，理由牵强，明显错误，上诉人在王继龙个人向孔海英借款中并不存在任何过错，不应承担任何责任。第一，上诉人对王继龙向孔海英借款的事情并不知情，对王继龙伪造印章后在涉案借条上加盖伪造印章的事情也不知情。孔海英和王继龙作为借贷双方的直接当事人，在借款过程中均放任风险的发生，对风险发生及造成的损失均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双方应当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上诉人不应承担责任。第二，上诉人在王继龙伪造印章及使用伪造印章过程中也是受害者，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在王继龙个人向孔海英借款时使用伪造的印章中存在过错，明显错误。第三，上诉人管理制度不规范与王继龙私自伪造上诉人单位印章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王继龙是以实现个人的不当目的来决定是否伪造、何时伪造印章，和上诉人公章管理制度是否规范无关联性，更无因果关系。而且，印章系由王继龙私自伪造，上诉人无法进行管控及提前预防，且孔海英在王继龙向其出具《借条》并加盖伪造的印章前后也从未向上诉人核实过，孔海英本人存在过错及不可推卸的责任，一审法院不能将两被上诉人存在的错误及造成的损失强加在上诉人身上，并判令由上诉人承担过错赔偿责任。第四，上诉人对本案所涉借款没有任何过错。虽然被上诉人孔海英声称王继龙借款是以被上诉人购买展厅为由，但根据王继龙的陈述可知，王继龙向孔海英借款时是以个人名义、个人用途为由，并未以购买展厅为由，另外，上诉人与振宁公司展厅转让的时间是2015年6月10日，而本案借款发生在2014年5月28日和2015年1月15日，比签订展厅转让合同分别早一年多及五个月，孔海英称王继龙系以购买展厅为由向其借款明显不符合常理及客观事实。而且，该展厅转让价款为220万元，并没有约定需支付定金，且上诉人通过单位对公账户分七次支付完毕转让价款。因此，被上诉人孔海英对该两笔借款原因所作的陈述明显虚假。第五，王继龙个人向他人进行借款，是王继龙个人的自由和私人行为，不属于上诉人工作中日常管理的范畴，上诉人无权对王继龙正当的私人借款行为横加干涉，他人也无权要求上诉人随意去干涉及管控王继龙的私人借款行为。王继龙使用上诉人企业账户接收其个人向他人借款仅有一笔，即向济宁盛基置业公司的300万元借款，对该问题上诉人在一审中已经提交了书面材料并进行了详细陈述，该300万元上诉人在接收之前并不知情，也无法对王继龙个人该笔私人借款行为进行约束和提前防控。该款到账后，上诉人方知系王继龙个人所借，故按照王继龙的要求将该300万元个人借款支付到相关账户上，这并不违反财务制度，毕竟上诉人企业账户不能无故多出300万元。因此，不能说是上诉人放任王继龙对外产生巨额债权债务。另外，一审认定上诉人对王继龙用其自己账户经营公司业务知情故未予监督也不是事实，上诉人向王继龙支付的备注为货款的80万元，就是王继龙前述个人借款300万元中的款项。一审法院罔顾事实，刻意将过错责任强加给上诉人，有违公正，显失公允。第六，即使王继龙个人与山东省中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之间存在转款行为，也仅是王继龙个人和中通公司之间的事情，和上诉人没有任何关系，一审法院不能以上诉人根据振宁公司指示将展厅转让款支付至中通公司就主观认定上诉人和中通公司之间存有业务关系，并以此为由随意判令由上诉人去承担责任。王继龙向振宁公司法定代表人武士安支付款项的问题，应由王继龙或者武士安作出解释，与上诉人无关，一审法院将该问题的解释及说明义务强加给上诉人，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第七，2016年1月王继龙将其持有的上诉人全部股份转让给了他人，该转让行为已按照《公司法》等要求履行了相应的程序，并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是其对自己权益的正当处理。在王继龙的股份转让中，上诉人仅能是按照《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要求对公司股东内部相关事项进行清算，无权干涉或监督王继龙个人对外借款等私人事宜。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对此存在过错，与事实不符，纯属武断认定。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第一，一审中被上诉人孔海英并没有提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主张要求上诉人承担过错赔偿责任，故一审法院不能越俎代庖，擅自代替孔海英行使本应由孔海英行使的权利。第二，即使本案中被上诉人孔海英的损失是由王继龙伪造上诉人印章所造成的，因王继龙伪造上诉人印章已构成犯罪并受到惩罚，一审法院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一款之规定，依法判定上诉人对王继龙该犯罪行为给被上诉人孔海英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承担民事责任。第三，王继龙何时、何地、以何目的而伪造上诉人印章，上诉人均不知情，也不能事先进行防控，王继龙伪造印章的犯罪行为与上诉人没有任何关系。一审法院强行列举的上诉人管理中存在的不足，和被上诉人孔海英向王继龙个人出借款项之间没有任何的必然联系，上诉人在王继龙伪造印章及其个人向被上诉人孔海英借款中不存在任何过错，更谈不上与被上诉人孔海英的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故此，即使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也应当依法判定上诉人不应当向孔海英承担赔偿责任，因为适用该条款判决单位承担责任的必要前提条件是“单位有明显过错”及“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两者必须同时具备，缺一不可，而本案中没有证据充分证实上诉人完全具备承担赔偿责任所需的两个必要条件。一审法院适用该款判定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在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上错误。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公断，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孔海英辩称，一、本案一审判决并未超出诉讼请求的范围，一审判决作出的程序合法，应予以维持。孔海英一审时提出的诉讼请求为：依法判令二被告共同偿还原告借款本金180万元，后变更数额为145万元。孔海英认为王继龙利用伪造印章制作借条的行为，构成了对上诉人瑞通公司的表见代理行为，继而基于以上认识，认为上诉人与王继龙系共同借款人，因而主张二者共同承担还款责任。相对一审判决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而言，孔海英诉讼请求中所主张上诉人承担的共同还款责任对其更为不利。一审法院将孔海英所主张的“重责”改判为“轻责”，系其行使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为，无需孔海英更改诉讼请求。二、本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应予以维持。1、孔海英在出借资金过程中尽到了审慎注意义务，并无过错。通过一审查明的事实可以看出，在王继龙向孔海英提出本案所涉借款时，是以上诉人瑞通公司工作人员的身份提出借款请求，并明确说明其借款用途是上诉人购买汽车展厅使用。王继龙通过邀请孔海英前往其在上诉人瑞通公司处的办公室、在此出具借条并安排公司人员加盖印章的方法，强化了孔海英对其“济宁瑞通公司负责人”这一身份的认知，加之借款当时王继龙确为上诉人的股东、监事，导致孔海英对其身份、印章的真实性均深信不疑。并且此后，孔海英还采取了两种措施对借款用途予以验证，一是要求王继龙向其提供《展厅转让协议书》，二是向展厅出售方进行核实，孔海英已尽最大努力去对借款用途进行验证。孔海英作为一名瑞通公司经营体系外的自然人，判断孔海英是否尽到审慎注意义务，不应站在事后进行判断，而应结合孔海英的认知水平及事件发生时的客观条件综合判断。孔海英并非专业的法律人士，无法突破生活化认知水平的局限性，对于一般人来讲，加盖公司公章及财务章的借条已经足以使其相信公司借款的真实性，更何况孔海英已经穷尽其能力的极限、核实了购买展厅交易的真实性且留存了《展厅转让协议书》，足以认定孔海英已经尽到了审慎注意义务。2、上诉人提交的其向山东省中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简称：中通公司)、济宁鑫隆实业有限公司(简称：鑫隆公司)汇款的七份转款凭证，分别记载了不同的付款用途，并不能与其提供的指定转支付申请书的内容相对应，相关证据并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加之王继龙也曾多次向中通公司及展厅出售方的法定代表人武士安转款，现有证据无法排除王继龙的转款系支付展厅转让款的可能性。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证据，无法得出展厅款项系其交纳的唯一性结论，其证明内容不具备“高度盖然性”，一审判决据此未予支持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并无错误。三、本案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对本案借款的发生存在重大过错，该认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1、在上诉人的经营范围内，上诉人一直任由王继龙对外代表其开展民事行为。根据查明的上诉人工商登记情况显示，2015年时王继龙持有上诉人股权的比例为30%、并担任监事职务，按照常理其无权对外代表公司对外签订重大经济合同。但是在签订对上诉人有重大影响的《展厅转让协议》(需要指出的是，该协议签订时上诉人的注册资本仅为667万元，而该份协议的金额就已达到220万元)、且交易对方也系由法定代表人签字的情况下，上诉人仍然任由王继龙代表其签署以上协议，足以证明瑞通公司已经实际认可了王继龙对外可代表其开展民事行为，并最终导致王继龙利用上诉人的经营事件骗取孔海英的借款。2、在上诉人的经营范围之外，上诉人明知王继龙利用其公司名义开展自身业务，而始终予以放任，最终导致王继龙骗取孔海英借款事件的发生。一审查明的事实中，济宁盛基置业公司曾向上诉人账户打款300万元，上诉人在知晓该款系王继龙的个人借款后随即将款项转移至王继龙指定的公司处；一审还查明王继龙与上诉人的交易对象存在多次、大额的资金交易；以上种种事实足以说明，上诉人一直放任甚至主动帮助王继龙利用其名义开展个人业务，使得上诉人与王继龙各自的业务也一直处于高度混同之中，且上诉人始终没有任何监管行为，最终导致王继龙骗取孔海英借款事件的发生。3、上诉人并无严格的印章管理制度，是导致王继龙铤而走险、私刻印章的根本原因。一审已经查明，上诉人虽然声称其一直严格管理公司印章，但其印章管理行为却漏洞百出。上诉人松散的印章管理制度，是导致王继龙萌生私刻印章犯罪动机的根本原因。4、王继龙私刻印章的犯罪行为，看似偶然，实则是因上诉人的管理制度缺失、长期放任王继龙的违规行为所导致的必然结果，上诉人对本案的发生存在明显过错，且其过错直接导致了王继龙的骗取借款行为得以实施，并给孔海英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上诉人的情况完全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上诉人应就孔海英的经济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以维持。王继龙辩称，不认可孔海英答辩所称的王继龙的借款行为是骗取行为,二被上诉人之间的借贷行为有明确的借款借据；孔海英亦是依据民间借贷纠纷起诉的，王继龙私刻公章行为已经生效法律文书所确认，故王继龙借款行为并非孔海英所主张的骗取行为。认可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认为一审判决事实不清，一审审理期间鉴于时间关系，对我们出示流水的具体数额没有明确统计，而流水的期限体现了二被上诉人在发生借贷期间产生的来往明细，其数额清晰，完全具备统计条件。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经济纠纷的司法解释第五条二款不适用本案，理由是该条指行为人私刻或擅自使用空白合同的方法进行的犯罪行为，单位有过错，并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有因果关系，这是一个前置程序，也就是说应该先有犯罪行为同时产生经济损失才是该条使用的前置程序。但是本案二被上诉人之间先存在民事借贷行为，在民事行为发生之后一年之余才产生王继龙私刻公章的犯罪行为，所以本案完全不适用上述法律规定。孔海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二被告共同偿还原告借款180万元及利息；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由二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5月28日，原告孔海英向被告王继龙转款94万元。同日，被告王继龙向原告出具“借条”一份(以下简称借条一)，内容为：“今借现金壹佰万元整(￥1000000.00元)，期限6个月，月息2分，2014.5.28到2014.11.27.”被告瑞通汽销公司在被告王继龙身份证复印件与借条骑缝处、借条落款处加盖公章，被告王继龙在落款处签字捺印。2015年1月15日，原告孔海英向被告王继龙转款42万元。同日，被告王继龙向原告出具“借条”一份(以下简称借条二)，内容为：“今借到现金肆拾伍万元整(￥450000.00元)，期限到2015年2月25日，月息3分，共计13500元。”签章情况与“借条一”情况相同。2015年5月15日，被告王继龙向原告出具借条一份(以下简称借条三)，内容为：“今借孔海英现金壹佰伍拾万元整，￥1500000.00元，期限六个月(2015.5.15--2015.11.14)，月息2分。”被告瑞通汽销公司在落款处加盖了公章和财务专用章，被告王继龙在落款处签字捺印。2015年11月15日，被告王继龙向原告出具了“借条”一份(以下简称借条四)，内容为：“今借现金叁拾万元整(￥300000.00元)。被告瑞通汽销公司在落款处加盖了公章，被告王继龙在落款处签字捺印。2016年5月23日，原告孔海英持“借条一”和“借条四”，以瑞通汽销公司为被告诉至济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高新区法院)，要求被告偿付借款130万元。审理过程中，被告瑞通汽销公司提出司法鉴定申请。2016年8月3日，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西政司法鉴定中心[2016]济高新法鉴第5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为，2015.5.15的“借条”原件上的瑞通汽销公司的公章和财务专用章与送检的同名样本印文不是同一枚章盖印形成。此后，原告又提交了“借条三”，将诉讼变更为要求被告偿付借款本金250万元，利息30万元。2018年4月25日，天津市津实司法鉴定中心出具津津实[2018]文书鉴字第94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2014.5.28和2015.11.15中的两张“借条”上的瑞通汽销公司的印鉴与预留的印鉴不是同一枚印章形成。2018年5月18日，原告孔海英提出撤诉申请，高新区法院作出(2016)鲁0891民初1361号民事裁定，准予原告撤回起诉。因涉嫌伪造公司印章罪，济宁高新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2018年12月7日，高新区法院作出(2018)鲁0891刑初148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王继龙犯伪造公司印章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3000元；在审理查明事实部分确认“被告人王继龙偿还利息至2016年3月”。王继龙服刑期间，一审法院向其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和开庭传票。2019年6月1日，被告王继龙刑满释放。另查明，被告瑞通汽销公司于2006年由济南金万通汽车贸易有限责任公司、范广星、王继龙发起设立，注册资本150万元，分别出资76.5万元、36.75万元、36.75万元，王继龙占比为24.5%。2009年11月4日，被告瑞通汽销公司股东变更为济南万通汽车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王继龙，出资额分别为76.5万元、73.5万元，占股比例分别为51%、49%。2013年8月15日，被告瑞通汽销公司变更公司实收资本，两股东出资额分别为467万元、200万元，占股比例为70%、30%。2016年1月14日，被告王继龙将其股权转让孔祥刚，被告瑞通汽销公司认可。还查明，2011年-2015年，原告孔海英与被告王继龙、王继龙妻子杨国华发生多笔借款业务。除本案提供四份借条外，其他均为王继龙个人出具。王继龙提供的中国银行个人流水显示如下内容：(1)王继龙的中国银行账户与多家公司发生业务往来，其中包括货款、购车款，劳务费等。(2)2015年5月20日，王继龙向武士安作为法定代表人的济宁振宁汽车维修有限公司转款14万元。同年5月29日，王继龙向武士安个人账户转款20万元。(3)2015年5月12日，被告瑞通汽销公司向王继龙转款80万元、20万元，事由分别为货款、汇款。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主要形成如下争议焦点：一是原、被告之间的借款数额是多少；二是被告瑞通汽销公司是否承担还款责任。针对争议焦点一，原告认为，被告王继龙共向原告出具了四份借条，“借条三”系“借条一”和“借条二”结算加上利息5万元形成。“借条四”是2015年1月至11月的利息。因为期间王继龙出具了“30万元”利息欠条及之前的5万元，认可利息已偿还至2016年3月。故主张被告应偿还借款本金145万元、利息30万元及2016年3月15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被告认为，原告有重复主张嫌疑，因为原告在高新区法院起诉时，曾将“借条一”的100万元与“借条三”的150万元同时主张，要求被告偿付借款本金250万元，被告王继龙借款没有这么多。被告王继龙认为，“借条三”系“借条一”和“借条二”结算后形成。“借条四”不是本金，而是利滚利，不应支付。现在欠原告借款应在90万元和110万元之间。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原告提供的转款凭证，其分别于2014年5月28日和2015年1月15日分别向被告王继龙转款94万元和42万元。同日，被告王继龙向原告分别出具了“借条一”和“借条二”，内容为“收到现金”，同时在“借条二”中注明“月息3分，共计13500元”。应认为，原告关于小额余款以现金支付的说法成立，被告王继龙收到原告出借款项为100万元和45万元，即借款本金为145万元。被告王继龙之后又出具了“借条三”，且先是按每月45000元，后是按每月30000元支付利息，但原告自认实际借款为145万元，是对自己权利的处分。对于借款本金的偿付，被告王继龙提供的银行流水不完整，无法判定偿付数额，应由被告王继龙承担举证不能责任。被告王继龙关于其没有足额收到145万元，中间加进了利息的抗辩，与其在收到转款后出具“借条”，且之后按150万元支付利息的做法不符，依法不予支持。故原告关于要求被告偿付借款本金145万元的主张成立。原告与被告王继龙均认可“借条四”为利息，且未偿还。原告孔海英称该利息系之前借款累积拖欠，故该借条与本案无关联性，原告如有其他证据，可另行主张。另外，原告认可2016年3月份之前利息已经偿付，高新区法院在（2018）鲁0891刑初148号查明“被告人王继龙偿还利息至2016年3月”，被告王继龙提供的银行流水亦显示支付利息至2016年2月。前后内容相互印证，应认为2016年2月份之前的利息已经偿付。原告关于要求被告自2016年3月15日起支付利息的主张，依法予以支持。针对争议焦点二，原告认为，被告瑞通汽销公司应承担还款责任，并提交了三组证据：1、瑞通汽销公司的内档材料，证明王继龙借款期间为公司股东，职务为监事，且实际负责着瑞通汽销公司；2、借条四份，均加盖了公司公章或财务专用章；3、展厅转让协议书复印件，王继龙以购买展厅的名义向原告借款，而该证据被告瑞通汽销公司加盖了公章，且王继龙代表公司在落款处签字。4、接受证据清单一份，证明原告持有展厅协议书的原件，在2018年5月7日交由公安机关，该机关也出具了相应证明。被告认为，王继龙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公司不应承担责任，并提交了如下证据：1、是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和《公司章程》各一份，证明王继龙只是小股东，占股为30%，其不是公司法定代表人。2、工作联系单、劳动合同、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单，证明2014年及其后，瑞通汽销公司的总经理是谢新华，不是王继龙。3、借条一份，证明原告持有的《展厅转让协议书》系从（2016）鲁0891民初1361号出借取得。4、鉴定意见书和（2018）鲁0891刑初148号刑事判决书各一份，证明原告所出具的“借条”中加盖的公章系伪造。5、申请书四份和银行业务回单七份，证明展厅转让款220万元均系瑞通汽销公司支付，而不是王继龙支付。被告王继龙认为，本案借款系其个人借款，与公司无关，其加盖伪造公章系受孔海英威胁，并提供了部分银行流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据此，构成表见代理应具备如下特征：一是无权代理人并没有获得本人的授权。二是行为人需存在有代理权的外观，即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三是相对人主观上善意无过失。本案王继龙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1、原告与王继龙自2011年与多笔业务往来，除本案四个借条外，其他均是在王继龙、王继龙的妻子杨国华之间展开，具有个人借款的交易习惯。2、涉案借条的公章均系伪造，且被告王继龙也因犯伪造公司印章罪而被刑事处罚。3、被告瑞通汽销公司对王继龙的超越代理权限行为不予追认，且王继龙的监事身份也不具有更多对外的外观表象。但是，对于王继龙超越权限在“借条”上加盖了虚假的公章，并使合同确定的权利义务得以履行，瑞通汽销公司存在过错，应承担过错赔偿责任。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瑞通汽销公司的公章管理制度并不规范。庭审中，被告瑞通汽销公司辩称公司没有“借条”的公章使用记录，但对于原告代理人询问其“是否有瑞通汽销公司认为的重大活动签订《展厅转让协议》的用章记录”时，答复也是没有记录。第二，对于王继龙对外借款行为，瑞通汽销公司知情。在解释2015年5月12日瑞通汽销公司向王继龙转款80万元和20万元的事项时，瑞通汽销公司称：之前收到了济宁盛基置业有限公司打款300万元，经核实，该笔借款是王继龙个人借款。后经王继龙要求，分别汇至他人账户。也就是说，王继龙如此大笔的借款事项，公司并未进行监督，而是“经王继龙要求，分别汇至他人账户”，放任王继龙对外产生巨额债权债务。第三，被告瑞通汽销公司对王继龙用自己中国银行账户经营公司业务，如货款、劳务费等知情而未予监督。瑞通汽销公司自身向王继龙支付了80万元的货款。在瑞通汽销公司与山东省中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发生业务关系，支付房租时，王继龙也于2015年11月26日、30日和12月8日，分别向该公司支付劳务费20万元、20.6万元和16万元。2015年5月，在与济宁振宁汽车有限公司签订《展厅转让协议》之前，王继龙向该公司及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武士安分别支付劳务费14万元、20万元，对此瑞通汽销公司没有作出合理说明。并于此后让王继龙代表公司签订了《展厅转让协议》。第四，被告王继龙在2016年1月将其股份转让他人，被告瑞通公司认可，但对其经营期间的至少是本笔借款业务未予清算或监督。综上，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规定：“行为人私刻单位公章或擅自使用单位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的犯罪行为，单位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被告王继龙私刻单位公章，并超越职权加盖在“借条”上，其行为违法并已受到相应的刑事处分。但借款产生的民事责任不能免除，各方应承担各自的民事责任。王继龙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借款所产生的民事责任应由其承担，即由其承担偿还借款本金145万元及逾期利息的责任。因30万元与本案借款无关，依法不予审理。但原告与被告王继龙借款关系的再次发生，与王继龙利用其股东、监事的特殊身份有关，但也与被告瑞通汽销公司规章制度不健全、用人失察、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监管不力密不可分。对于王继龙借款是否用于购买展厅，原告在借款后向出售方进行核实、并获得了《展厅转让协议书》的信息，应认为尽到了一定的审慎注意义务，在借款行为的发生和履行中没有过错。由于二被告的过错，致原告借款本息无法收回，善意相对人有权要求过错方履行义务或承担赔偿责任。但由于行为系王继龙引起，被告瑞通汽销公司仅对原告孔海英的借款本金145万承担赔偿责任，不应对利息承担责任。被告瑞通汽销公司关于不构成表见代理的抗辩成立，但因该公司存在过错，应承担赔偿责任。被告王继龙关于收到借款数额不足145万元的抗辩，与其同日出具的“借条”及之后还款利息比例矛盾，依法不予支持。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第六十一条、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九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百一十条、第一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王继龙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原告孔海英借款本金145万元及逾期利息(以145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3月16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月息2分计算)。二、被告济宁瑞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在借款本金145万元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三、驳回原告孔海英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550元，由被告王继龙、济宁瑞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负担17850元，由原告孔海英负担2700元。二审经审理查明，山东省中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于2015年11月26日、30日和12月8日，分别向王继龙支付劳务费20万元、20万元和16万元。一审判决对此认定错误，本院予以纠正。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在二审阶段争议的焦点问题为：瑞通汽销公司对本案借款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如何承担。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构成表见代理应具备如下特征：一是无权代理人并没有获得本人的授权。二是行为人需存在有代理权的外观，即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三是相对人主观上善意无过失。本案中，王继龙虽为瑞通汽销公司监事，但其身份并不具有更多对外存有代理权的表象，孔海英亦未提供有效证据证实王继龙有代理权的外观，且涉案借条的公章均系伪造，王继龙也因犯伪造公司印章罪而被刑事处罚。再者王继龙与孔海英自2011年有多笔业务往来，除涉案四张借条外，其他均是在王继龙、王继龙妻子杨国华之间展开，具有个人借款的交易习惯，故一审法院认定王继龙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并无不当。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定单位承担赔偿责任的前提条件是单位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本案中，孔海英述称王继龙是因购买展厅而向其借款，并于2014年5月、2015年1月向王继龙转账94万元、42万元，但根据查明的事实，展厅协议达成的真正时间为2015年6月，远远晚于王继龙借款的时间，且孔海英未提供证据证明涉案借款是用于支付展厅，故孔海英所述不符合客观事实。其次，王继龙于2014年5月、2015年1月向孔海英出具的两份借条加盖的是其伪造的瑞通汽销公司公章，孔海英未提供证据证明瑞通汽销公司对此存在过错，且王继龙银行流水显示其用个人账户虽与多家公司发生业务往来，但不能证明其与瑞通汽销公司业务存在混同；况且瑞通汽销公司向王继龙转账100万元、王继龙向济宁振宁汽车有限公司及公司法定代表人武士安汇款34万元均发生在王继龙私刻公章后，一审法院以王继龙私刻公章后的行为来推定瑞通汽销公司存在过错并认定瑞通汽销公司承担过错赔偿责任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再者，王继龙在2014年5月、2015年1月的借条上加盖伪造的印章后，孔海英仅向出售方进行核实，但从未就王继龙借款事宜向瑞通汽销公司进行核实，故孔海英该行为有悖常理，再结合孔海英将涉案两笔借款均汇至王继龙个人银行账户，对于孔海英关于瑞通汽销公司承担民事责任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济宁瑞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结果不当，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法院(2018)鲁0811民初1435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法院(2018)鲁0811民初14356号民事判决第二、三项；三、驳回孔海英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0550元，由王继龙负担17850元，由孔海英负担27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7850元，由王继龙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朱壮男审判员  史宝磊审判员  张 芳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日书记员  宋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