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浙01民终74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兴南传动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衙前镇山南富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9668045620L。 法定代表人施云祥，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王晓红，公司员工。 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森瑶宝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衙前纺织工业园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9719518951E。 法定代表人施焕钢，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王铭，浙江王建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冯惠娜，该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曹卫勇，男，1967年7月25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绩溪县。 委托代理人曹**鹏，系曹卫勇儿子。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兴南链条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衙前镇山南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609137285F。 法定代表人施云祥。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益南链条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衙前镇山南富村（山南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9704283600E。 法定代表人王水冠。 上诉人杭州兴南传动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南传动公司）、杭州森瑶宝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瑶宝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曹卫勇、浙江兴南链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南链条公司）、浙江益南链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南链条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20）浙0109民初43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6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由审判员王亮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于2021年3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兴南传动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王晓红，上诉人森瑶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施焕钢及委托代理人王铭，被上诉人曹卫勇的委托代理人曹**鹏到庭参加了诉讼，被上诉人兴南链条公司、益南链条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1年1月至2015年9月期间，益南链条公司为曹卫勇缴纳社会保险费。2015年10月至2018年7月期间，兴南链条公司为曹卫勇缴纳社会保险费。2018年8月至2019年10月期间，兴南传动公司为曹卫勇缴纳社会保险费。2014年1月1日，曹卫勇与益南链条公司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合同期限为2014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曹卫勇从事机修工工作，工作地点为萧山区衙前镇山南富村，月工资2700元。后曹卫勇与兴南传动公司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合同期限为2018年7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曹卫勇从事生产部工作，工作地点为萧山区衙前工业园区成虎路，月基本工资为2100元。2019年6月1日，兴南传动公司与森瑶宝公司签订协议书，兴南传动公司委托森瑶宝公司代为发放员工工资，委托期限为2019年6月1日至2020年5月31日。2018年9月至2019年5月期间，兴南传动公司向曹卫勇支付工资。2019年6月开始，森瑶宝公司向曹卫勇支付工资。2019年9月12日，曹卫勇与森瑶宝公司法定代表人施焕钢协商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事宜，双方协商未果，森瑶宝公司法定代表人施焕钢表示“不跟你续签了”。当日，兴南传动公司作出书面通知，载明：曹卫勇劳动合同于2019年6月30日结束，期间人力资源部多次通知曹卫勇续签，曹卫勇拒绝续签，公司于2019年9月12日上午已发函曹卫勇，截止至当天16时30分若还未签订新劳动合同，公司视为其主动放弃，曹卫勇于2019年9月13日起不再是公司职工。2020年3月23日，曹卫勇向杭州市萧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请求为：一、请求裁决确认兴南传动公司、森瑶宝公司、兴南链条公司、益南链条公司与曹卫勇2000年3月29日至2019年9月12日存在劳动关系；二、请求裁决兴南传动公司、森瑶宝公司、兴南链条公司、益南链条公司向曹卫勇支付拖欠工资3382.15元；三、请求裁决兴南传动公司、森瑶宝公司、兴南链条公司、益南链条公司向曹卫勇支付未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49095.64元；四、请求裁决兴南传动公司、森瑶宝公司、兴南链条公司、益南链条公司向曹卫勇支付2016年至2019年高温津贴3400元；五、请求裁决兴南传动公司、森瑶宝公司、兴南链条公司、益南链条公司向曹卫勇支付2016年至2019年未休年假工资15185.27元；六、请求裁决兴南传动公司、森瑶宝公司、兴南链条公司、益南链条公司向曹卫勇支付违法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补偿金174066.36元(以上请求总计245129.42元)；七、请求裁决兴南传动公司、森瑶宝公司、兴南链条公司、益南链条公司相互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020年3月24日，该委不予受理。2020年3月27日，曹卫勇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一、确认兴南传动公司、森瑶宝公司、兴南链条公司、益南链条公司与曹卫勇2000年3月29日至2019年9月12日存在劳动关系；二、兴南传动公司、森瑶宝公司、兴南链条公司、益南链条公司向曹卫勇支付拖欠工资3382.15元；三、兴南传动公司、森瑶宝公司、兴南链条公司、益南链条公司向曹卫勇支付未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49095.64元；四、兴南传动公司、森瑶宝公司、兴南链条公司、益南链条公司向曹卫勇支付2016年至2019年高温津贴3400元；五、兴南传动公司、森瑶宝公司、兴南链条公司、益南链条公司向曹卫勇支付2016年至2019年未休年假工资15185.27元；六、兴南传动公司、森瑶宝公司、兴南链条公司、益南链条公司向曹卫勇支付违法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赔偿金174066.36元(以上请求总计245129.42元)；七、兴南传动公司、森瑶宝公司、兴南链条公司、益南链条公司相互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庭审后，曹卫勇撤回第二、三、四、五项请求。另查明，益南链条公司的股东包括施云祥。兴南链条公司的股东包括益南链条公司、森瑶宝公司、兴南传动公司，该公司法人为施云祥。森瑶宝公司的股东包括施焕钢。四被告之间存在关联关系。 原审法院认为，曹卫勇主张其与兴南传动公司、森瑶宝公司、兴南链条公司、益南链条公司于2000年3月29日至2019年9月12日期间均存在劳动关系，该主张缺乏依据，原审法院依据曹卫勇提供的参保证明、劳动合同等证据，按照有劳动合同约定的按约定处理，无劳动合同约定的按社保缴纳情况处理的标准，认定2001年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曹卫勇与益南链条公司存在劳动关系，2017年1月至2018年6月期间曹卫勇与兴南链条公司存在劳动关系，2018年7月至2019年9月期间曹卫勇与兴南传动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关于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依据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有下列情形之一，劳动者提出或者同意续订、订立劳动合同的，除劳动者提出订立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外，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一)劳动者在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的；(二)用人单位初次实行劳动合同制度或者国有企业改制重新订立劳动合同时，劳动者在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十年的；(三)连续订立二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且劳动者没有本法第三十九条和第四十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情形，续订劳动合同的。参照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浙法民一(2009)3号文第三十五条规定：用人单位为规避《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而采取下列行为的，应认定无效，劳动者的工作年限和订立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次数应连续计算：(一)采取迫使劳动者辞职后重新签定劳动合同的方式，将劳动者工龄“清零”的；(二)采取注销原单位、设立新单位的方式，将劳动者重新招用到新单位，且工作地点、工作内容没有实质性变化的；(三)通过设立关联企业，在与劳动者签订合同时交替变换用人单位名称的；(四)通过非法劳务派遣的；(五)其他明显违反诚信和公平原则的规避行为。本案中，依据曹卫勇的社保缴纳、工资支付、兴南传动公司、森瑶宝公司、兴南链条公司、益南链条公司注册地等情况，并结合兴南传动公司、森瑶宝公司、兴南链条公司、益南链条公司之间存在关联关系的情况，曹卫勇应属于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的情形，故曹卫勇的工作年限可以连续计算。曹卫勇符合连续工作满十年且连续两次签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情形，曹卫勇也提出与兴南传动公司续订劳动合同，故兴南传动公司应当与曹卫勇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然兴南传动公司拒绝与曹卫勇续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其行为应属违法解除劳动关系，应当支付赔偿金。况且，曹卫勇在原劳动合同于2019年6月30日到期后，兴南传动公司仍同意其继续工作，双方已经建立了事实劳动关系，兴南传动公司要求曹卫勇离职的行为同样属于违法解除行为。关于工资标准，曹卫勇认可按照其实发工资加社保个人部分计算其月平均应发工资。依据曹卫勇提供的工资银行流水，经计算，曹卫勇解除劳动关系前十二个月的月平均实发工资为3803.83元，加上曹卫勇社保个人部分320元/月，故月平均应发工资为4123.83元。关于工作年限的计算，因曹卫勇的工作年限可连续计算，故其工作年限应为自2001年1月起至2019年9月止。综上，兴南传动公司应支付曹卫勇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156705.54元(19个月×4123.83元/月×2倍)。关于森瑶宝公司、兴南链条公司、益南链条公司的连带责任，参照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条规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后，被该用人单位派往其他单位工作，并在其他单位领取工资或办理社会保险，因用工关系发生争议的，指派单位和实际用工单位应作为共同当事人并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曹卫勇与兴南传动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工作期间，其工资由森瑶宝公司支付，兴南传动公司与森瑶宝公司的注册地址均在萧山区衙前镇，依据曹卫勇提供的2019年9月12日录音也可证明两公司存在混同用工的情形，故曹卫勇要求森瑶宝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符合上述规定，应当予以支持。森瑶宝公司虽与兴南传动公司之间签订有工资代发协议，然协议属于兴南传动公司森瑶宝公司之间的内部约定，结合双方关联公司关系，该协议不能对曹卫勇产生约束力，也不能由此免除其责任。曹卫勇无证据证明2018年7月之后其为兴南链条公司、益南链条公司工作或该两方向其支付工资或缴纳社保，故该兴南链条公司、益南链条公司无需承担连带责任。兴南链条公司、益南链条公司经原审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原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第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曹卫勇与浙江益南链条集团有限公司于2001年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确认曹卫勇与浙江兴南链条股份有限公司于2017年1月至2018年6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确认曹卫勇与杭州兴南传动科技有限公司于2018年7月至2019年9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杭州兴南传动科技有限公司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曹卫勇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156705.54元；三、杭州森瑶宝贸易有限公司对杭州兴南传动科技有限公司上述付款责任承担连带责任；四、驳回曹卫勇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杭州兴南传动科技有限公司、杭州森瑶宝贸易有限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杭州兴南传动科技有限公司、杭州森瑶宝贸易有限公司负担，予以免交。 宣判后，兴南传动公司和森瑶宝公司均不服，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兴南传动公司上诉称：一、兴南传动公司未违法解除与曹卫勇劳动关系，无需支付赔偿金。兴南传动公司与曹卫勇签订的劳动合同期限为2018年7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劳动合同到期后，上诉人多次要求与曹卫勇签订劳动合同，但曹卫勇以各种理由拒绝签订。从曹卫勇在一审提交的录音(2019年9月12日)来看，曹卫勇称“就是这个他叫我签合同的事情嘛”，说明曹卫勇收到兴南传动公司通知让其签订劳动合同，且兴南传动公司当时的管理人员询问曹卫勇是否签订劳动合同时，曹卫勇却予以推诿。且，从整个录音内容来看，曹卫勇对于兴南传动公司要求其签订劳动合同的事实是明知的，但后续因曹卫勇推诿签订的行为导致兴南传动公司无奈向其发出解除通知。从兴南传动公司发出的兴南字[2019]006号《通知》内容来看，其中“公司人力资源部于2019年9月12日上午已发函其本人，截至今天16：30若还未签署新劳动合同，公司将视为其主动放弃。”同时结合曹卫勇提交的2019年9月12日录音(“就是这个他叫我签合同的事情嘛”)，即可以说明，兴南传动公司确实已经通知其签订劳动合同，但曹卫勇未前来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的事实。因此，兴南传动公司多次要求与曹卫勇签订劳动合同，而曹卫勇以各种理由拒绝签订，实属不可归责于用人单位的原因，兴南传动公司并未违法解除与曹卫勇的劳动关系，无需向曹卫勇支付赔偿金。二、关于工作年限的问题。一审判决书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二、三、四系关联公司缺乏依据。曹卫勇于2018年7月1日开始在上诉人处工作，即使上诉人需要向曹卫勇支付赔偿金，其工作年限应从2018年7月开始计算，而不应从2001年1月开始计算。三、值得注意的是，从曹卫勇一审提交的2019年9月12日录音内容，被上诉人曹卫勇在上诉人处工作期间，严重违反公司规定，私自变卖公司财物。综上，兴南传动公司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其不存在违法解除与曹卫勇劳动关系的行为，无须支付经济赔偿金。二审庭审中，兴南传动公司补充上诉理由如下：根据兴南传动公司张贴在打卡机上方的管理制度，曹卫勇在明知不能变卖公司财物的情况下，与其他员工一起变卖公私财物，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且2018年年中开始兴南传动公司就将这个管理制度张贴在打卡机的上方，员工每天早中晚打卡都能看到，因此曹卫勇明知故犯严重违反了公司的规章制度。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向兴南传动公司要求支付卖纸板的钱，这在曹卫勇提交的2019年9月12日的录音上有显示。劳动法虽然给了劳动者一定的倾斜保护，但作为企业也有管理权。对于这种严重违反制度的员工，兴南传动公司有权单方面解除其劳动关系，因此，曹卫勇故意推诿不签劳动合同以及变卖纸板严重违反公司的制度的行为，实属违反劳动法等规定，作为劳动者应当为其不正当的违法行为承担责任。 森瑶宝公司上诉称：一、森瑶宝公司与兴南传动公司、兴南链条公司、益南链条公司并非关联公司，森瑶宝公司虽然曾为兴南链条公司的股东之一，但2018年9月以后森瑶宝公司不再是兴南链条公司的股东，且森瑶宝公司与益南链条公司、兴南传动公司之间也无其他关联。二、即使兴南传动公司需要向曹卫勇支付赔偿金，森瑶宝公司也不应承担连带责任。兴南传动公司与森瑶宝公司的经营范围不同，兴南传动公司的经营范围为风力发电齿轮箱、特种重型齿轮、机械零配件加工生产、研发；自产产品的出口及自用产品的进口业务；而森瑶宝公司的经营范围为经销金属材料，化工产品(除化学危险品及易制毒化学品)，轻纺产品，建材；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齿轮箱及五金配件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两公司的注册地址不同，兴南传动公司的注册地址为萧山区衙前镇山南富村，森瑶宝公司的注册地址为衙前纺织工业园区。两公司之间不存在混同用工的情形，施焕钢在2019年11月28日成为森瑶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2019年9月12日时其并非森瑶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故原审认定“2019年9月12日，曹卫勇与森瑶宝公司法定代表人施焕钢协商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事宜......”不符合实际情况。兴南传动公司与森瑶宝公司在经营范围、经营地址等方面均不相同，森瑶宝公司为贸易公司，并非生产制造型企业。曹卫勇提供的2019年9月12日录音中，并未体现森瑶宝公司与兴南传动混同用工的事实。原审依据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条认定森瑶宝公司应承担连带责任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条规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后，被该用人单位派往其他单位工作，并在其他单位领取工资或办理社会保险，因用工关系发生争议的，指派单位和实际用工单位应作为共同当事人并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曹卫勇于2018年7月与兴南传动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但曹卫勇从未被派到森瑶宝公司工作。同时兴南传动公司因账户被冻结等原因委托森瑶宝公司代为发放员工工资。既然原审判决对森瑶宝公司提供的协议书、工商银行业务回单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予以确认，那么兴南传动公司与森瑶宝公司之间仅为代为发放工资的关系，不存在混同用工的情形，本案不适用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条规定。因此，森瑶宝公司认为，即使兴南传动公司需要向曹卫勇支付赔偿金，森瑶宝公司也不应承担连带责任。综上，森瑶宝公司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并依法改判，一、二审诉讼费由曹卫勇、兴南传动公司、兴南链条公司、益南链条公司负担。二审庭审中，森瑶宝公司补充上诉人理由如下：曹卫勇提供的2019年9月12日录音中未体现森瑶宝公司与兴南传动混同用工的事实，其中兴南传动公司让曹卫勇去兴南链条公司帮忙，而并非是到森瑶宝公司干活。 针对兴南传动公司的上诉，森瑶宝公司答辩称：对于兴南传动公司主张不存在违法解除劳动关系予以认可。森瑶宝公司与兴南传动公司之间不存在混同用工的情形，森瑶宝公司是贸易公司，而兴南传动公司是生产制造型的企业，曹卫勇也从来没被指派到森瑶宝公司上班。曹卫勇提供的2019年9月12日的录音中也说的是去老厂帮忙，就是去兴南链条公司干活而不是森瑶宝公司。 针对森瑶宝公司的上诉，兴南传动公司答辩称：认可森瑶宝公司的上诉意见。 针对兴南传动公司和森瑶宝公司的上诉，曹卫勇答辩称：一、根据《浙江省企业工资支付管理办法》第十条企业可以委托银行或者第三方支付平台向劳动者发放工资，根据上述条款，森瑶宝公司并不具有银行或第三方支付平台的特质，并不能接受其他用人单位的委托向劳动者代发工资，其以代发工资为由，主张与其他三家公司不具有关联性的观点无法成立。二、根据《社会保险法》只有在劳动者因非本人意愿中断就业时才可领取失业金。被上诉人在和上诉人解除劳动关系后，一直在领取失业金，可以充分的说明，被上诉人是被辞退的。三、萧山市场监督局在2020年6月28日和被上诉人的通话中，明确提及森瑶宝公司与兴南传动公司实际是同一家公司，整个通话过程有录音为证。 兴南链条公司、益南链条公司均未发表答辩意见。 上诉人兴南传动公司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1、申请陈溢江、徐良出庭作证的申请，两人均系兴南传动公司员工，徐良已经离职，拟证明兴南传动公司多次要求与曹卫勇续签书面劳动合同，但曹卫勇多次拒绝签订，兴南传动公司不存在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事实；2、申请陈溢江、覃秀芒的出庭作证申请，两人均系兴南传动公司员工，拟证明曹卫勇擅自变卖兴南传动公司财物（纸版）、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的事实，因曹卫勇私自变卖公司财产在先，不存在兴南传动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3、视频光盘（附管理制度文本），拟证明兴南传动公司从2018年已在打卡机上方张贴公司管理制度，且每位员工对此已知晓，曹卫勇私自变卖公司财务，已严重违反公司管理制度，兴南传动公司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上诉人森瑶宝公司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1、兴南链条公司章程复印件一份，拟证明森瑶宝公司于2018年9月6日后不再是兴南链条公司的股东；2、变更登记情况复印件一份，拟证明森瑶宝公司于2019年11月28日将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施焕钢。 各被上诉人在二审期间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对上诉人兴南传动公司二审提交的证据材料，森瑶宝公司对三性均认可。曹卫勇认为，证据1、2证人出庭作证申请超过举证期限，不予同意，且陈溢江、徐良一审开庭旁听过；对证据3的三性均有异议。 对上诉人森瑶宝公司二审提交的证据材料，兴南传动公司予以认可；曹卫勇对三性均有异议。 被上诉人兴南链条公司、益南链条公司均未发表质证意见。 本院认为，对兴南传动公司提交的证据1、2，因其申请的证人均与其有利害关系，且有的证人参加一审旁听，故本院均不予准许；证据3拍摄时间、地点不明，且与本案无关，故不予采信。对森瑶宝公司提交的证据材料，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 本院经审理查明，森瑶宝公司于2018年9月6日后不再是兴南链条公司的股东，并于2019年11月28日将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施焕钢。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的事实与原审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兴南传动公司解除与曹卫勇的劳动关系是否违法以及森瑶宝公司对兴南传动公司的付款否应承担连带责任。根据已查明的事实，曹卫勇与益南链条公司于2001年1月至2016年12月存在劳动关系，与兴南链条公司于2017年1月至2018年6月存在劳动关系，与兴南传动公司于2018年7月至2019年9月存在劳动关系，并根据曹卫勇的社保缴纳，工资支付，兴南传动公司、兴南链条公司、益南链条公司注册地和关联关系的情况，一审认定曹卫勇属于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的情况，工作年限可以连续计算正确，因曹卫勇已符合连续工作满十年且连续两次签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情形，曹卫勇也提出续签劳动合同，故兴南传动公司应当与曹卫勇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且曹卫勇在2019年6月30日劳动合同到期后也仍继续为兴南传动公司工作，故兴南传动公司解除与曹卫勇的劳动关系构成违法解除。兴南传动公司二审主张系基于曹卫勇违反规章制度的行为导致劳动关系解除，明显与其解除劳动关系时的理由不同，故其以此抗辩非系违法解除依据不足。施焕钢虽于2019年11月28日才成为森瑶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且森瑶宝公司自述此前施焕钢系兴南传动公司管理人员，二公司之间经营范围不同，但森瑶宝公司与兴南传动公司曾均为兴南链条公司股东，注册地均在萧山区衙前镇，且二上诉人二审中自述案涉四家公司法定代表人之间系亲属关系，再结合工资发放情况、2019年9月12日的录音，一审认定森瑶宝公司和兴南传动公司之间系关联公司、存在混同用工，并判令森瑶宝公司对兴南传动公司的付款承担连带责任正确。森瑶宝公司与兴南传动公司之间的工资代发协议系其内部约定，不能以此免除对曹卫勇的责任。综上，兴南传动公司和森瑶宝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杭州兴南传动科技有限公司和杭州森瑶宝贸易有限公司各负担5元，并分别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办理退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王 亮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万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