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鲁02民终145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聚隆绿化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杨浦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xxXL。 法定代表人：单耀晓，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顾亮，上海市中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于友洋，男，1986年7月30日出生，汉族，初中毕业，住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超，山东青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伟民，男，1971年6月4日出生，汉族，初中毕业，住山东省青岛市李沧区。 上诉人上海聚隆绿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聚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于友洋、张伟民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青岛市李沧区人民法院（2020）鲁0213民初44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海聚隆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两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违法判定，应当立即予以纠正。1、一审法院协助青岛民宇洋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偷漏国家税收，掩盖庭审调查事实，判定行为严重违法。于友洋2020年10月22日庭审承认全部《送货单》的送货单位为青岛民宇洋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宇洋公司），2020年10月29日法庭调查中，于友洋承认大部分《送货单》实际为民宇洋公司员工送货填写，张伟民也当即确认2016.4.11《确认书》是为民宇洋公司偷税漏税，与于友洋串通的事实，于友洋当庭未表示任何异议。上述2020年10月29日调查事实，一审法院采取选择性的“遗漏”予以掩盖。上诉人认为，张伟民出具2016.4.11《确认书》的目的，无论是为了偷税漏税还是虚构债权债务，均属虚构债权人、伪造证据的违法行为。一审法院明知于友洋与上诉人不存在真实债权债务关系，采取刻意隐瞒庭审调查事实，判定于友洋具有诉讼主体资格，该判定的内容及程序均具违法性，应当立即予以依法纠正。2、原审无权否认上级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并对判定内容作相反解释。一审判决书第9页，以青岛市中院（2019）鲁02民终3928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3928号案件）中，2016年3月后沈华良担任项目经理的判定未明确具体时间为由，认定2016年4月11日张伟民出具《确认书》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于法无据且违法。3928号案件查明：2016年3月1日起张伟民已不再担任项目经理职务，同时项目也对外停工，工地对外确认由沈华良担任项目负责人后复工的全过程，已形成完整证据链足以认定案件事实。青岛市中院据此作出改判。未经法定程序，一审法院对上级青岛市中院生效判决文书内容作出相反判定，不具合法性。二、一审法院对诉讼时效认定错误。于友洋确认在无书面合同情况下，2015年7月至2015年12月期间向项目工地送货，之后“多次找被告索要欠款”但未取得欠款，并以2016.4.11作为债务宽限期届满日，要求上诉人自2016年4月12日起由承担债务逾期利息。一审法院对于友洋的送货、催款行为的真实性，及张伟民出具《确认书》属职务行为均判定确认，据此，自2015年12月送货完毕直至2016年4月11日期间，即使于友洋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的宽限期，且被上诉人庭审诉请中亦明确要求上诉人支付自2016年4月12日起的货款逾期利息。同时，于友洋庭审确认，自2016年4月11日取得《确认书》后未就该债权进行任何主张，因此，至2019年4月11日止，于友洋该债权诉讼时效已届满，且不存在诉讼时效中断、中止的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作判，既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律依据。三、一审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法院认定2016.4.11张伟民出具《确认书》为履行职务行为，与事实相悖。上诉人提交青岛利业建设咨询有限公司结算审计报告、图纸，证明张伟民《确认书》中所指水泥道牙根本不存在，张伟民曾当庭表示其邮箱中有证据证明，上诉人要求其出具，但直至一审结束，张伟民未能就其《确认书》属履职采购行为进行举证证明。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为建设方（业主）、设计方、监理方等多方确认法定性文件，证明：从设计、施工、竣工直至结算全过程，系争项目内道牙全部为花岗岩“烧面山东黑麻”，一审法院在无任何证据情况下，判定采购水泥道牙为张伟民履职行为，无任何事实依据。2、上诉人未认可“3万元定金”，一审判决颠倒是非。上诉人2020年10月29日庭审，依据于友洋承认大部分送货单为民宇洋公司员工填写，张伟民承认与于友洋虚构《确认书》等事实，向法庭多次表示不确认于友洋收取3万元定金事实，要求法庭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92条、90条，由于友洋承担该事实举证责任。一审判决书第9页“原告及上海聚隆公司、张伟民一致确认，涉案植草砖及水泥道牙已付原告定金3万元”与事实不符，且颠倒是非。3、一审对《送货单》证据判定，采用双重标准.认定前后矛盾。一审法院认定于友洋送货单回单联真实性，但与（1）判决书第4页确认于友洋具有诉讼主体适格存在明显矛盾，一审法院既认定42份送货单回单联真实性，又对经送货人、收货人双方确认了42次的民宇洋公司送货事实进行否认，请问该42份证据所法院到底确认是真、是假呢？该判定不但可笑而且自相矛盾：一审就未加盖双方公章的送货回单，在判决书第4页认定民宇洋公司未盖公章否认其送货行为，上诉人同样未盖公章却认定有收货行为，一审采用双重标准判案，令人不齿，明显违反民事诉讼公平、对等原则：（2）判决书10页“累计金额132,630元”存在相互矛盾，一审判决第9页明确否认送货回联实际为结算单，却在判决中将该单据金额进行结算判定，一审拒绝对该证据关联性、合法性进行认定，仅就真实性作出认定，不但违反证据规则，且对双方当事人施行不公平的双重审判标准。4、一审法院庭审笔录记录的事实错误有部分遗漏，具体表现在2020年10月22日庭审笔录第11页第9行，张伟民对于友洋提交的送货单原表述是该证据没有看到过，在法院的询问下，其表示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法庭记录下对张伟民表述的从未看到了42份送货单及回单确认真实性，上诉人认为是虚假，同时也表明了张伟民向对方出具的确认单并没有基于事实结算得出的。在2020年10月29日庭审笔录第9页第2段张伟民回答，实际情况是法官问张伟民对于确认书出具的实际情况，张伟民的表示是与于友洋协商，为了协助其偷税漏税才开具的确认书，是向于友洋本人出具，而不是于友洋的公司。法庭记录的是不开具发票，没有记录双方关于协商偷税漏税。上诉人认为无论是偷税漏税而将于友洋的公司变更为于友洋本人的债权，还是虚构债权，均变更了债权人的身份。本案于友洋是不具有诉权的，而且其主要证据也是基于违法所得，不应予以认定。 于友洋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首先，从本案的事实来说，被上诉人已经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证明供货和上诉人拖欠货款的事实。上诉人虽然提交了结算审计报告、图纸，但未明确审计报告是否涉及小区外侧停车场道牙工程，且一审中，主审法官与当事人曾一起现场勘验，结合现场确认的事实，被上诉人提交的上诉人项目经理签字的确认书、工地施工人员签字的送货单回单联、存根联，被上诉人已完成了举证责任。其次，送货单回单联、存根联虽写有“民宇洋公司”的字样，不代表以民宇洋公司作为主体进行供货，于友洋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有权以自己名义独立进行民事活动。再次，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02民终3928号民事判决书也只是认定了2016年3月之后涉案工程的项目经理为沈华良，但也有部分认定“聚隆公司提交的证据亦无法证明该期限沈华良已接替张伟民担任项目经理”的内容。被上诉人无法知晓在签订确认书时张伟民是否已解除职务。第四、张伟民出具的确认书，无论从名称的理解和内容的性质上，都不符合上诉人所述的“2016.4.11作为债务宽限期满届满日”的解释，上诉人也不应仅凭逾期利息的计算臆测宽限期的计算。 张伟民未答辩。 上海聚隆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上海聚隆公司、张伟民支付于友洋货款117630元及利息(自2016年4月12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至实际履行之日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诉讼费用由上海聚隆公司、张伟民承担。事实与理由：于友洋向上海聚隆公司承包的越秀地产项目提供货物，但是工程结束之后，尚欠于友洋117630元货款未支付。上海聚隆公司的项目经理即张伟民向于友洋出具确认书一份。于友洋多次找上海聚隆公司、张伟民索要欠款，上海聚隆公司、张伟民总是以各种理由推脱。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如下：于友洋为青岛民宇洋建筑材料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张伟民原为上海聚隆公司承建的青岛越秀星汇蓝湾一期景观绿化工程的项目经理。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02民终3928号民事判决书认定，案外人沈华良于2016年3月之后担任涉案景观绿化工程的项目经理。 2015年7月11日至2015年12月10日，上海聚隆公司涉案项目的施工人员肖明元、黄春蛟、王渊明、王世杰、槐军昌分别于送货单上签字（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送货单载明货品名称为植草砖、路沿石等，送货单位及经手人处载明为“民宇洋公司”。上述送货单回单联共计42张，合计金额111630元；存根联共计47张，累计金额130230元；其中1张回单联没有对应的存根联，6张存根联没有对应的回单联，该6张存根联累计金额21000元，与42张回单联累计金额111630元相加，合计金额132630元（111630+21000）。 2016年4月11日，张伟民给于友洋出具《确认书》，相关内容为：今有植草砖于友洋在上海聚隆绿化发展有限公司所承建的青岛越秀星汇蓝湾一期景观绿化工程中提供的植草砖和水泥道牙，现结算，共计材料款147630元，已付人民币3万元，剩余人民币117630元。 于友洋及上海聚隆公司、张伟民一致确认，涉案植草砖及水泥道牙已付于友洋定金3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1、张伟民于2016年4月11日出具的《确认书》是否真实有效；2、于友洋是否具有诉讼主体资格。 于友洋提交的送货单回单联为原件，其上有上海聚隆公司涉案工程现场施工人员肖明元、黄春蛟、王渊明、王世杰、槐军昌等人的签字确认，上述人员的签字代表其对所收货物的确认，而非结算。上海聚隆公司主张其并未授权上述人员结算，是对确认收货行为与结算行为的错误认知。 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02民终3928号民事判决书，虽认定案外人沈华良于2016年3月之后担任涉案景观绿化工程的项目经理，但该认定亦是基于案件当事人的相关陈述所做出，截至本案庭审，上海聚隆公司亦未能提交有效证据证实其解除张伟民涉案项目经理之职的生效时间，也因此，3928号案件亦只是认定2016年3月之后案外人沈华良担任涉案项目经理，而未能明确具体的时间。本案于友洋提交的《确认书》，出具于2016年4月11日，但送货行为发生于2015年7月至2015年12月，即张伟民任职期间，上海聚隆公司并未举证证明于友洋已在《确认书》出具之前知晓张伟民不再担任涉案景观绿化工程项目经理之职，张伟民出具《确认书》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 于友洋提交的送货单累计金额与《确认书》载明的金额有所差异，其向法庭提交的回单联与存根联也并不完全一一对应，经计算，现存回单联与存根联累计金额132630元，与《确认书》载明的金额147630元相差并不悬殊，于友洋关于送货单因时间关系有部分缺失的陈述亦符合一般常理，因此，一审法院确认张伟民出具的《确认书》真实有效，对上海聚隆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 于友洋提交的送货单，送货单位及经手人处虽载明“青岛民宇洋公司”，但上海聚隆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证实其是与青岛民宇洋公司成立的合同关系，涉案植草砖及道牙，双方并未签订书面合同，张伟民自认是向于友洋支付了定金3万元，《确认书》亦是向于友洋出具。因此，于友洋虽然担任青岛民宇洋建筑材料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同时亦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可以以自己的名义独立进行民事活动，于友洋具有本案的诉讼主体资格。于友洋主张上海聚隆公司给付货款117630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张伟民出具的《确认书》，并未约定付款时间，于友洋主张上海聚隆公司自确认书出具之次日即2016年4月12日起承担上述款项117630元的利息损失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上海聚隆公司应自于友洋起诉之日即2020年8月19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支付于友洋本金117630元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利息损失。 于友洋主张张伟民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因张伟民出具《确认书》为履行职务行为，于友洋的该项主张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于友洋、上海聚隆公司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亦未约定履行期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之规定，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应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上海聚隆公司主张于友洋的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无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之规定，判决：一、上海聚隆绿化发展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给付于友洋货款117630元；二、上海聚隆绿化发展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给付于友洋本金117630元自2020年8月19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利息；三、驳回于友洋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于友洋对张伟民的诉讼请求。如上海聚隆绿化发展有限公司未按照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653元，减半收取1326.5元，由上海聚隆绿化发展有限公司负担。上海聚隆绿化发展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给付于友洋1326.5元。 二审期间，双方举证、质证情况如下： 上诉人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越秀结算审计报告（附件8），是对原审计报告的补强；证据二、青岛市李沧区人民法院（2017）鲁0213民初1684号民事判决书；证据三、青岛市李沧区人民法院（2017）鲁0213民初1637号民事判决书，证据一证明由于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的证据是真实的，但是没有指出具体内容，上诉人向法庭提交的证据是应当可查询的，上诉人使用的材料并非是于友洋提供的；证据二、证据三证明原审法院已经认定全部上诉人的施工人员，上诉人工作人员没有签收材料的权利，是法院认定。 被上诉人质证意见：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到底是否用过被上诉人的材料应该以现场的实际情况为准，因为施工现场具有诸多的不规范性，因此该结算审查报告不应作为定案依据；对证据二、三该两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无法看出施工人员并无签署材料的权利；另外，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曾去过越秀工地，实地勘察，虽然上诉人一直否认使用过被上诉人的水泥道牙以及植草砖，并且强调该工地只使用过花岗岩道牙，但是现场勘察的结果是的确使用了水泥道牙，并且被上诉人与张伟民都可以指出被上诉人的上述产品并使用在何处。 被上诉人提交照片，以证明其提供的水泥道牙及植草砖的确使用在了涉案工地，并且使用至今。 上诉人质证称：关于被上诉人提交的图片证据上诉人不认可，上诉人认为在上诉人交付越秀施工的工程过了已经五年，被上诉人指出水泥道牙属实事后修补，且在2020年10月29日下午1：30，一审法院法官到现场察看时发现了上述情况，并且在判决书中并未对被上诉人提交的上述证据加以认定。 根据上述证据及其质证意见，本院认为，1、因上诉人所提交证据一不能推翻原审法院经组织当事人现场勘验确认的实际情况，故本院对上诉人基于该证据提出的诉讼主张不予采信；而被上诉人所提交照片所载内容与原审法院经组织当事人现场勘验确认的实际情况相符，本院对此予以采信。2、鉴于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所提交两份生效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其真实性予以采信。因上述生效民事判决书已确认案外人王渊明、王世杰系上诉人所施工工程的劳务人员，而被上诉人提交的由上诉人的包括王渊明、王世杰在内的现场施工人员签名的送货单能够与张伟民出具的货款确认书以及施工现场实际情况相互印证，即该送货单具有真实性，故本院对上诉人基于上述民事判决书提出的诉讼主张不予采信。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于友洋是否具有本案诉讼主体资格；二、张伟民所出具的货款确认书是否对上海聚隆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三、于友洋主张本案权利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现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评判如下： 一、关于于友洋是否具有本案诉讼主体资格的问题。虽然于友洋系案外人青岛民宇洋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宇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所提交送货单中“送货单位及经手人”处载明为“民宇洋公司”，但从当事人陈述的交易过程看，涉案景观绿化工程的项目经理张伟民代表上海聚隆公司与于友洋就植草砖、路沿石等货物买卖协商一致后，向于友洋个人支付了3万元现金作为定金，且张伟民在于友洋完成供货义务后于2016年4月11日向于友洋出具了具有结算单性质的货款确认书，鉴于现无证据证明民宇洋公司曾对此提出异议，故应当认定于友洋系与上海聚隆公司形成涉案货物买卖合同关系的一方当事人。因于友洋与上海聚隆公司之间的涉案货物买卖合同系依法订立，合法有效，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其义务。于友洋按照合同约定向上海聚隆公司交付货物，上海聚隆公司也应当依约支付相应的货款。因此，在上海聚隆公司未按照双方买卖合同约定履行货款支付义务的情况下，于友洋以自己的名义提起本案诉讼，其诉讼主体适格。上海聚隆公司上诉称于友洋不具有本案诉讼主体资格，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其主张张伟民与于友洋恶意串通出具货款确认书系为民宇洋公司偷税漏税，也无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纳。 二、关于张伟民所出具货款确认书是否对上海聚隆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2021年1月1日废止）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从本案事实看，张伟民自2014年底起担任上海聚隆公司施工的涉案景观绿化工程的项目经理，负责该项目的施工、采购及与开发商协调等工作。在张伟民担任项目经理期间，于友洋于2015年7月11日至2015年12月10日根据双方合同约定陆续向上海聚隆公司交付植草砖、路沿石等货物，上海聚隆公司涉案项目的现场施工人员肖明元、黄春蛟、王渊明、王世杰、槐军昌分别在送货单上“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签字。因此，虽然案外人沈华良于2016年3月之后担任涉案景观绿化工程的项目经理，而张伟民于2016年4月11日向于友洋出具确认书确认剩余货款为117630元，但因上海聚隆公司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已将其项目经理变更情况通知于友洋或者于友洋对此知情，故于友洋基于张伟民前期担任上海聚隆公司项目经理的职务行为，有理由相信张伟民有权代理上海聚隆公司，原审遂据此认定张伟民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其出具的货款确认书合法有效、对上海聚隆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符合法律规定。上海聚隆公司上诉称张伟民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无合法依据；其主张张伟民虚构债权债务，既无证据证明，也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三、关于于友洋主张本案权利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问题。因张伟民向于友洋出具的货款确认书并未约定支付剩余货款117630元的期限，上海聚隆公司可随时履行支付货款的义务，于友洋也可以随时要求其履行，故原审对上海聚隆公司关于于友洋主张本案权利已超过法定的3年诉讼时效期间的抗辩主张不予采纳，并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判决上海聚隆公司支付于友洋剩余货款117630元以及该款项自于友洋起诉之日即2020年8月19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并无不当。上海聚隆公司上诉称于友洋的本案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上海聚隆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并无不当，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653元，由上诉人上海聚隆绿化发展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唐明光 审 判 员 安太欣 审 判 员 卞冬冬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五日 法官助理 赵洪发 书 记 员 隋欣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