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浙01民终44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高伯贤，男，1960年7月20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委托代理人吴春燕，浙江威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柏尧，男，1962年5月5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委托代理人王奇，浙江融哲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柏荣，男，1948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委托代理人张小明、俞萍，上海宇钧（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高伯贤与被上诉人周柏尧、孙柏荣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20）浙0109民初119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5日受理后，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由审判员韩昱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孙柏荣将其位于萧山区××街道××村共和菜厂的工程发包给周柏尧施工，高伯贤经他人介绍到现场做工。2017年12月17日下午，周柏尧在施工现场；高伯贤约4点左右骑电动车回家，大约骑行20分钟后到家。到家后因疼痛难忍，其家人找人开车送往杭州市××医院治疗，后转邵逸夫医院下沙院区等住院、治疗。经医院诊断，高伯贤患阴囊、会阴部皮下血肿，失血性休克，创伤性尿道断裂等。事故发生后，周柏尧于2017年12月20日向高伯贤支付10000元。高伯贤曾向原审法院起诉，要求周柏尧、孙柏荣赔偿损失。2018年11月，高伯贤自行委托杭州明皓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2019年8月26日，原审法院召开庭前会议，周柏尧陈述：共和菜场的活是“我跟老板谈的，他们说有个工程，让我去做”，是我接的活；工钱是“给我的”，且是全部给我的；工友每天干多少活，是我记账的；工友的钱是我给的；工具是我的，有搅拌机、竹子等建筑材料等。当日，高伯贤申请撤回起诉，且未表述任何理由；原审法院裁定予以准许。同年11月4日，高伯贤再次向原审法院起诉，高伯贤向原审法院申请对其伤残等级进行司法鉴定。原审法院于2020年3月18日召开庭前会议，确定鉴定事宜，确定由高伯贤交纳鉴定费用。后高伯贤口头申请撤回鉴定，要求按照杭州明皓司法鉴定所的鉴定意见计算高伯贤的损失。2020年10月22日，为查明案件事实，原审法院对周柏尧本人进行核实，其陈述：我不知道高伯贤到共和菜场做工，第二天高伯贤儿子打电话才知道高伯贤受伤。同日，原审法院对案外人江土英进行核实，其陈述：我不认识高伯贤，高伯贤所称的受伤当天没看到有人受伤，也没有听说有人受伤；第二天有人过来说其父亲受伤了。周柏尧、江土英均签署保证书，保证如实陈述，否则自愿接受罚款、拘留等法律责任。 2020年9月7日高伯贤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周柏尧、孙柏荣共同赔偿高伯贤各项损失155740.97元，包括医疗费63838.81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200元（50元/天×44天）、营养费3000元（50元/天×60天）、护理费11820元（72078元/年/365×60天）、误工费29550元（72078元/年/365×150天）、交通费1000元、残疾赔偿金120364元（60182元/年×10%×20年）、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以上合计236772.81元，高伯贤自愿主张全部损失的70%即165740.97元，扣除周柏尧已支付的10000元。 原审法院认为：高伯贤在孙柏荣所属的共和菜场工地做工，孙柏荣作为工程发包方应当尽到安全生产监督责任。周柏尧陈述系其“接下”该工程，工程款由其与孙柏荣结算，并由其提供生产工具，给工人记账，并发放劳动报酬，故足以认定周柏尧系工程承包方。高伯贤与周柏尧之间形成劳务关系，高伯贤系提供劳务一方，周柏尧系接受劳务一方。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周柏尧作为接受劳务一方，应当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本案争议焦点是高伯贤是否因劳务受到损伤。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故高伯贤应当对其因劳务受伤的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现有证据证明高伯贤回到家时已经受伤，但受伤地点不明。第一，高伯贤称在施工现场受伤，但其所称的雇主即周柏尧也在现场，高伯贤并没有告知周柏尧，而是自行回家，不符合常理。第二，高伯贤称从一楼顶上滑倒，先磕到沿壁致裆部受伤，后掉到地面，碰到一个小工。但高伯贤未提供证据证明现场施工情况、沿壁情况以及小工具体身份情况，故高伯贤可以收集的证据均未提供，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第三，高伯贤受伤后骑电动车回家，且路途有20分钟左右，不能排除自己摔倒或发生事故的可能性。第四，周柏尧支付高伯贤1万元，不能证明高伯贤在其施工现场受伤的事实，也与过错责任没有任何关系。故高伯贤作为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其提供的证据对证明其因劳务受到损伤的事实，尚达不到高度可能性。另外，高伯贤上次起诉后未申明任何理由撤回起诉，现再次起诉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综上，高伯贤提供的证据不足，其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高伯贤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414元，减半收取1707元，由高伯贤负担。 宣判后，高伯贤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判决部分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具体分述如下：一、关于本案相关事实。被上诉人孙柏荣将其位于萧山区××街道共和菜场的工程发包给被上诉人周柏尧施工，上诉人高伯贤经人介绍到现场做工。2017年12月17日下午3点多，上诉人在做工时因脚踩的砖块滑动而从一楼顶上摔倒，导致其裆部磕在沿壁上后摔至一楼地面。事发后，上诉人继续工作。下午四点左右，上诉人决定回家休息。但上诉人回家后因会阴部疼痛难忍、尿道口出血被送往杭州市××医院住院治疗，诊断为阴囊血肿、尿道挫伤，上诉人于当日住院治疗并进行膀胱造瘘手术。后续上诉人因上述事故所致之伤多次前往杭州市××医院、邵逸夫医院等住院及手术治疗。事发后，被上诉人周柏尧向上诉人支付1万元。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受伤地点不明”有误。（一）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错误。首先，上诉人在一审期间已提交徐某、胡某的证人证言等直接证据，有病历资料、鉴定意见书等间接资料，足以证明上诉人是在案涉工地上受伤的事实。其次，根据原审判决第七页第九行所述“原告称从一楼顶上滑落，先磕到沿壁致裆部受伤，后掉到地面，碰到一个小工。但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现场施工情况、沿壁情况以及小工具体身份情况，故高伯贤可以收集的证据均未提供，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上诉人陈述的受伤经过属实，而因该小工王荣根系为被上诉人周柏尧雇佣的人员，与周柏尧存在利益关系，其不愿出庭陈述事发时的真实情况，上诉人亦无法得知王荣根的具体身份信息以及联系方式，故上诉人无法进一步进行举证。再次，原审判决第六页第十二行载明原审法院对案外人江士英进行核实，而江士英系被上诉人周柏尧的妻子，与本案存在重大利害关系，其陈述的内容必然不利于上诉人，不应予以采纳。故，上诉人已经穷尽一切可能提交全部证据，本案现有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已达到了“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原审案件中二被上诉人仅是否认上诉人是在为其提供劳务活动时受伤，但其并未提供现场人员的证人证言等反证将本院认定的事实发生的可能性拉低到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之下，故原审法院举证证明责任分配不当，原审判决对上诉人课加的举证责任明显已超出“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本案中被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所述，法院应对上诉人系在案涉工地受伤的事实予以认定。（二）原审判决对上诉人提交的王柏生的录音证据认定错误。原审判决第四页第十七行认定该证据“录音不清晰，未经案外人王柏荣同意”错误。首先，该证据结合上诉人提交的录音整理文本，足够清晰以辨认其中的内容，其作为现场工人能够客观真实地证实事发经过；其次该录音系上诉人到该工友家中录制，经其同意，而“其未出庭”是因为该工人系受雇于被上诉人周柏尧，出于其与周柏尧之间的利益关系未出庭作证。上诉人提交的该录音证据，未被剪接、剪辑或者伪造，前后连接紧密，内容未被篡改，具有客观真实性和连贯性，可以证实上诉人受伤的经过，且该录音证据未侵犯他人的隐私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的规定，故被上诉人反驳理由纯属抵赖，没有任何证据加以反驳，其反驳理由不能成立，该录音证据应被采纳。（三）上诉人是提供劳务时受伤的事实存在高度盖然性1.上诉人受伤的时间与就医时间相吻合。上诉人于2017年12月17日下午3点多坠落受伤，在工地约半小时后回家，回家时的情况有案涉工地王柏生看见可以证实，而按照正常情况，上诉人不会在这个时间下班回家。上诉人到家后因疼痛难忍，上诉人妻子出门找邻居开车把上诉人送至杭州市××医院，路上车程约20-30分钟，上诉人最终经过急诊诊断后于当日16：25入院治疗。上诉人自受伤到入院治疗的时间与证人证言表述相一致。2.上诉人的伤情符合从高处摔下后裆部磕伤的特征。首先，上诉人于2017年12月17日在共和菜场做工，周柏尧、孙柏荣对该事实无异议。其次，事故发生前，上诉人站在高处的跳板上，其工友叫他把砖块拿下去，后上诉人在平台上走过去的时候因砖块滑了一下，其裆部磕在了沿壁上后就坠落地面导致上诉人骑跨伤，这与医院诊断的尿道损伤、创伤性尿道断裂、阴囊、会阴部皮下血肿等情况相一致。经上诉人向专业人员咨询，“尿道断裂典型的致伤因素是骑跨伤，当从高处落下骑跨在硬物上尿道部位恰恰位于硬物与耻骨之间时会引起尿道断裂，临床表现为尿道出血、受损处疼痛、局部血肿等，严重尿道断裂疼痛感主要表现为麻，区别于睾丸疼痛”。故上诉人的伤情符合高处摔下后裆部磕伤所致骑跨伤的特征。虽然周柏尧、孙柏荣辩称施工现场递地面有软泡沫，但是上诉人所受之伤系骑跨伤，系高处下落至地面前时裆部磕伤所致，与地面无关，这也与上诉人身上其余无受伤的事实相吻合。3.上诉人因隐私部位受伤未第一时间告知他人符合正常人的心理。上诉人摔倒地面后下体有麻木的感觉，而上诉人出于本能考虑认为休息一会儿会缓解，故上诉人休息后继续尝试干活，但是半小时后阴囊部就肿大并出血，才决定回家。期间，上诉人出于难为情的心理，未告知他人隐私部位受伤的情况，直到案外人王柏生在工地碰到上诉人，上诉人才告知其因阴囊肿大需要回家休息的情况。后上诉人在当日前往医院住院治疗，在没有周柏尧、孙柏荣联系电话的情况下，上诉人无法在当日与其二人取得联系，上诉人于次日托人打听才问到。4.事故发生后上诉人多次向周柏尧、孙柏荣催讨医药费，周柏尧、孙柏荣因此支付1万元，符合上诉人因案涉事故向被告主张权利的常理。事故发生后，上诉人及家人一直要求周柏尧、孙柏荣承担因案涉事故受伤治疗的医疗费用。其中，上诉人2位邻居曾于次日即2017年12月18日早上陪同上诉人儿子到共和菜场工地去找周柏尧、孙柏荣，当时被上诉人周柏尧妻子江士英以及被上诉人孙柏荣父亲在工地，江士英在事故发生之日见到上诉人坠落，并向上诉人儿子以及2位邻居介绍上诉人坠地的地点以及坠落的情况，并且表示叫上诉人先去看病，先医保报销，后续的费用周柏尧、孙柏荣承担。结合上次案件的庭审，被上诉人周柏尧陈述“他天天来骚扰”，可以证实上诉人方于事故发生后通知了被上诉人周柏尧，被上诉人孙柏荣陈述“被上诉人周柏尧打电话说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先行垫付了1万元”，证实被上诉人孙柏荣支付1万元费用是基于被上诉人周柏尧陈述上诉人在工地受伤的事实，也与江士英陈述相吻合。因此，上诉人之伤是在案涉工地提供劳务时产生，法院对此予以认定。原审法院将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凌驾于高度盖然性的标准之上是与“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基本原则背道而驰的。三、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足”，违反民事证据“高度盖然性”证明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中明确提出“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同时第六十三条亦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依法作出裁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现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已然形成一条完整的证据链，至少可以证明上诉人系案涉工地工作时受伤具有“高度的可能性”，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显然已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故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现原审判决第六页最后一段内容已对上诉人与二被上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进行确认，认定被上诉人周柏尧系承包方，被上诉人孙柏荣系发包方，故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第十条之规定，二被上诉人应就上诉人的提供劳务手上的损失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包括医疗费63838.81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200元（50元／天Ｘ44天）、营养费3000元（50元／天Ｘ60天）、护理费11820元（72078元／年／365天Ｘ60天）、误工费29550元（72078元／年／365天Ｘ150天）、交通费1000元、残疾赔偿金120364元（60182元／年Ｘ10%Ｘ20年）、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以上合计236772.81元的70%再扣除被上诉人周柏尧已支付的10000元，共计155740.97元。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在认定事实错误的情况下作出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利益。综上，请求撤销原判，改判一、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赔偿各项损失155740.97元；二、二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周柏尧答辩称：首先，对于一审判决的部分事实，即周柏尧为本案的工程承包方和实际接受劳务一方，被上诉人周柏尧并不认可。 一审判决认为，周柏尧自称“接下”了本案的工程，同时提供了生产工具、给工人记账、并发放劳动报酬，故而认定周柏尧为工程的承包方，与上诉人高伯贤存在劳务关系，这与客观事实不符。被上诉人周柏尧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平时靠做小工为生，和几个要好的小兄弟自发组成了一个资源共享的联盟，互相允诺有工程大家一起做，互相是不赚取任何费用的。本案中的工程，确实是由周柏尧负责联系的，但是在整个工程中没有赚取任何做工以外的报酬。权利义务是要相统一的，周柏尧没有赚取承包人的费用，只是因为多做了一些工作，就认定为承包方，需要承担承包人才应该尽到的沉重的义务，显然是不合理的。即使周柏尧是本工程的承包方，也不是接受上诉人劳务的一方。上诉人和周柏尧之间是完全不认识的，没有提前联系过的。据上诉人自己叙述，是经第三方的邀请到现场施工的。如果周柏尧是承包方的事实可以被认定，那么叫上诉人到现在施工的人也应当被认定为转包人，才应当成为本案的实际接受劳务一方。所以无论如何周柏尧和上诉人高伯贤的劳务关系都不应该被认定。判决书中还有一点小问题，上诉人收到的一万元不是周柏尧支付的，周柏尧只是代为转交，这点本案的三方已经达成共识，所以判决书中载明“周柏尧支付原告一万元”是错误事实，应当改正。故而，周柏尧既不是本案的承包方，又与上诉人高伯贤不认识，甚至不清楚高伯贤是否在工地工作，双方的劳务关系根本无从说起。只因本案的一审判决驳回了高伯贤全部的诉讼请求，周柏尧才没有选择上诉。其次，上诉人对于其主张的事实严重缺乏应有的证据，应当承当不利后果。上诉人多次在一审以及二审上诉状中提到证据的“高度盖然性”，但是其提供的证据都没有形成基本的框架或链条，同时还完全无视庭审中已经形成的共识，反复表达同样的观点。第一，本案的劳务关系是一切纠纷的基石，是需要证据证明的。上诉人本人多次在庭审中表示自己是被第三人叫到现场的，和周柏尧从未联系过，所谓“周柏尧是老板”的情况也是由第三人告知的，就连工资都是由第三人交付的。上诉人对于周柏尧及兄弟们“资源共享”的运作模式也是一无所知，现场的工友叫什么也磕磕绊绊，第二次起诉才勉强找来的录音证据连被录音者的名字都搞不清楚。最后法院还是依据周柏尧本人的措辞不清才认定的劳务关系，这样的证据连基本高度都没有。第二，本案上诉人是否在现场受伤是绝对的争议焦点，关系到人身损害的责任到底在谁。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是邻居的证人证言，而证人在作证时经被上诉人方询问，也阐述了其了解的所有情况都是由上诉人或者上诉人妻子告知的。如果听了当事人的叙述就能作证的话，那所有的案件都可以出现一个叫“证人证言”的证据，但是这样的证据没有证明力。上诉人说穷尽了一切可能举证，那有走访过事故现场别的目击证人吗？有查询过现场的监控或行车记录仪吗？哪怕拍摄了几组现场照片呢，要知道当事人叙述自己当时是有出血的，都这么严重了现场什么都没留下吗？然而上诉人一方什么都没有提供，只有口头叙述和想当然的论证。从周柏尧的角度看，一个根本不认识的人，说自己在工地现场受伤了，还是那种构成伤残的重伤，没有告知任何人就离开了，第二天就来找老板要赔偿，有用的证据一点都拿不出，要如何相信这个事实？第三，上诉人曾经在一审中撤诉过一次，本人参与了那一次庭审，只因上诉人自己在回答法官提出的受伤提问之后，说自己是摔伤，但是表述的受伤跌落姿势和实际受伤部位不相符，不得已才申请的撤诉。不想时隔大半年后又变更代理人重新起诉，重新开庭后，就改变了口径由“跌落伤”变成了“骑跨伤”，说当时先是骑跨受伤，才有的跌落。但是施工现场是一个小平台，骑跨伤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前后表述不一致？上诉人不但应该提供证据证明自己是在涉案现场受伤，更应该证明自己现场有产生“高空坠落导致骑跨伤”的条件，不然前后不一的表述涉嫌虚假诉讼。第四，关于赔偿费用部分的质证、答辩，被上诉人在一审几次开庭中已经多次提及，上诉人也没有针对被上诉人的质证提供任何的补充证明，故二审不再赘述。最后，周柏尧将考虑向对方当事人进行诉讼索赔。从上诉人向被上诉人索要赔偿开始，对方当事人重复起诉，长期诉累已经给被上诉人造成了严重的困扰和财产损失。周柏尧将采取对等措施向高伯贤索要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交通费、误工费等财产损失。综上，请求法院判决维持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孙柏荣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依法不能成立，请求法院驳回其上诉请求。一、上诉人受伤无直接证据证明上诉人系在案涉工地上受伤的事实。一审事实认定清楚，上诉人经他人介绍到菜厂做工。2017年12月17日，周柏尧在施工现场，上诉人在下午约4点左右骑电动车回家，大约骑行20分钟后到家。到家后因疼痛难忍，其家人找人开车送往医院治疗。根据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材料，其并未提供能够直接证明上诉人系在案涉工地上受伤的证据。（一）、徐某、胡某的证人证言。据被上诉人所知徐某、胡某系上诉人的邻居，并未亲眼看到高伯贤的受伤情况，其所了解到的事情都是在上诉人受伤之后，以及上诉人的亲友的口头诉说，其所获得的信息系传来证据，并非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所述的直接证据。（二）、病历资料、鉴定意见书等间接资料。这些间接资料对于上诉人系在案涉工地上受伤的事实都无法直接证明其系因劳务受伤。（三）、录音内容不清晰。上诉人提供的这些证据都无法证明其系在案涉工地上受伤的事实，其实际受伤的情况被上诉人方也不得而知。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明显是没有达到“高度盖然性”的标准。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上诉人方并没有尽到举证责任，在上诉状中居然还认为被上诉人方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欲加重被上诉人方的举证责任，这是极其不合理的。二、应当由上诉人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现场施工情况、沿壁情况以及小工具体身份情况，故高伯贤可以收集的证据均未提供，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三、不能排除上诉人摔倒或发生事故的可能性。上诉人受伤后骑电动车回家，且路途有20分钟左右，不能排除自己摔倒或者发生事故的可能性。上诉人所称的骑跨伤系从高处落下导致的，但被上诉人通过查阅相关资料了解到，骑跨伤的发生原因有多种，并非只有从高处落下会导致骑跨伤，在进行驾驶的时候也导致骑跨伤。上诉人受伤的事实与其提供劳务并无因果关系，故不能认定其受伤系提供劳务时造成的。四、上诉人的行为不符合常理。若按照上诉人的逻辑，其受伤后出血，又进行半个小时的劳务后开电瓶车回家，以一个正常人的标准，是无法忍受这样的疼痛的，且被上诉人周柏尧也是在施工现场的，上诉人完全可以告知周柏尧，其自行回家的行为不符合常理。五、被上诉人支付给上诉人的一万元系出于人道主义的考量。由于上诉人在其受伤后频繁来骚扰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和息事宁人的考量，支付给上诉人1万元的款项，减轻上诉人的治疗压力，而并非上诉人所称的医疗费用。综上，被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无误，望法院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二审中，上诉人高伯贤向本院提交沈水木的证言，证明上诉人在2017年12月17日在工地受伤的事实。被上诉人周柏尧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提出异议，认为不是二审新证据，且不能证明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周柏尧当天并没有给沈水木打过电话，沈水木本人并不在现场，对现场情况并不了解，不具备作证条件。被上诉人孙柏荣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提出异议，孙柏荣当时不在现场，以周柏尧的质证意见为准。本院认为，该证据属于证人证言，该证人未出庭接受当事人的质询，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故本院不予确认。 二审中，被上诉人周柏尧、孙柏荣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依据有效证据，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另查明，周柏尧、孙柏荣在二审中一致确认，周柏尧支付给高伯贤的10000元，系孙柏荣交给周柏尧，让周柏尧支付给高伯贤。 本院认为：高伯贤主张其在向周柏尧提供劳务过程中受伤，应当就该事实承担举证责任。高伯贤提交与王柏荣的录音证据，周柏尧、孙柏荣对王柏荣是否在当时与高伯贤一起在工地干活提出异议，高伯贤也未进一步举证证明王柏荣的身份，该录音证据并不能证明高伯贤在提供劳务过程中受伤的事实。高伯贤申请证人胡某、徐某出庭作证，由于两位证人均不在第一现场，胡某系听他人所述高伯贤受伤事实，属于传来证据，而徐某也没有听到周柏尧妻子的话，故两位证人的证言不能证明本案高伯贤受伤的经过。高伯贤提交的上述证据尚不足以形成证据链，可以证明高伯贤在提供劳务过程中受伤的事实或者该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况且，按照高伯贤二审中的陈述，其系从三米高空摔落，结合高伯贤入院病历所反映的受伤严重程度，如果高伯贤从高空跌落，却未在第一时间通知雇主或者去医院救治，并且仍可自行骑电动车回家，不符合常理。从现有证据尚不能证明高伯贤系在提供劳务过程中受伤的事实，故高伯贤要求周柏尧、孙柏荣承担赔偿责任，本院实难予以支持。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实体处理适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414元，由高伯贤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韩昱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杨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