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3民终417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雯晨，女，1972年3月20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立新，北京高勤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玮，北京高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松下照明光源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同济北路1号院8号楼。法定代表人：大瀧清，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晋，北京市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曼曼，北京市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雯晨因与被上诉人北京松下照明光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松下照明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5民初96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雯晨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立新，被上诉人松下照明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雯晨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松下照明公司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松下照明公司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对证据的判断和确认出现严重偏差，对争议焦点问题做出错误结论。1.松下照明公司与刘雯晨签订《职工住宅承租协议》是在松下照明公司刚刚从北京松下彩色显像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松下彩管公司）分离出来成立了新的松下照明公司之际，刘雯晨是原松下彩管公司的老职工。首先，刘雯晨在分得涉案房屋之前，已经取得松下彩管公司福利住房（2-16-1），住房规则详见《公司职工住宅租赁契约》，契约中约定∶非本人原因离开公司，无需退还原住宅。而且在两公司分立后公司也确实未向刘雯晨要求腾退该住房。2002年松下照明公司分配员工住房时，公布了分房的政策∶原住在荧屏里者给与调整，其次，分配条件依然遵循两个公司大排队原则。刘雯晨将原有福利住房交给了松下照明公司才换得了现有住房，这个事实不能忽略。另外，在2002年《职工住宅承租协议》中第六条约定∶乙方调离甲方或者其他任何原因与甲方解除劳动合同，应尽快办理退房手续，最迟不超三个月。该协议明显属于霸王条款，涉嫌违法，但是作为员工没有选择的机会，也可以说是松下照明公司为侵吞员工福利房而埋下的陷阱。按照在松下彩管公司和在松下照明公司的连续工龄等多项条件计分排队，取得的分配福利住房资格，而且是交旧换新以小换大调换住房。因此，前后两个单位在解决职工住房问题上始终按照统一的国家福利房分配政策、职工排队计分核算方案、福利房管理和租金调整政策分配和管理。这一性质确定无疑，并非像一审判决书中含糊不清的说法：“虽然被告入住涉案房屋时具有内部福利的性质，但双方通过合同约定使用条件且被告与原告解除劳动关系后已与原告之间无劳动关系。涉案房屋已不具有单位内部分配房屋的属性”。首先，在实行住宅商品化之前，我国城镇采取的单位分配住房都是福利性质。根据原公房管理规定，原承租人死亡或外迁，与其共同生活两年以上的同住家属还可以继续承租，即对于福利分配的住房，原则上承租人不外迁或死亡，是有永久居住权的，出租人不得单方决定收回，不存在“有劳动关系时是福利房，没有劳动关系时就不是福利房了”的概念。法官无权利用判决的方式改变单位分配给员工的福利住房性质。2.公房租赁在福利分配基础上建立，其实质是变相的工资物质化分配，属于单位职工对自己劳动创造价值享有的一种所有权，如各地在房改中核定公房价格时是将职工工龄作为折抵系数。因此，公房承租权相当于类所有权或相似所有权。按照正常福利住房管理政策，职工非因本人原因调离原单位，所分得的公有住房也不需要交回原单位，除非由新调入单位另分配了住房。3.本案刘雯晨、松下照明公司之间的《职工住宅承租协议》（以下简称承租协议）的第六条不应被用来作为支持此次松下照明公司收房的合法依据。先抛开上面所述的福利分配的住房不应再束缚职工工作单位是否变动这一点不谈，即便松下照明公司有权写上这一收房条款，一审判认定也是错误的。按照一般语法，“甲与乙…”和“乙与甲…”是不同的语境，有时甲乙位置互换不影响内容，但不是所有时候均可互换。在合同履行问题上应特别强调要约方和同意者双方行为不同对于条款意思产生的差异。承租协议第六条，指的是由于乙方主动调离甲方或者由于乙方的任何原因致使甲方依法作出解除乙方劳动关系的情形，乙方才应该交回承租住房，而不是指甲方由于自己原因主动与乙方解除合同的情形。如按照一审判决不分原因简单理解，等于赋予了甲方随时任意解除合同收回住房的权利。按照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来确定承租协议第六条的意思，其目的也明显是要求职工为企业勤恳工作不轻易调离并遵纪守法不违反规章制度保持劳动关系的稳定和正常履行，只要职工不调离、不因违纪被处分而解除劳动关系，企业就不得收回住房。本次涉及诉讼的松下照明公司十三名职工均是该企业的老员工，如果不是企业决定解散不再提供劳动条件，这些职工是不会主动解除劳动关系的。按照对格式条款理解发生争议时，应当做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来确定该条款的意思，一审法院的判决显然是违背了这一原则。承租协议第六条的完整意思应为，乙方（要求）调离甲方或者（因乙方）其他任何（违劳动合同）原因与甲方解除劳动合同，应尽快办理退房手续，最迟不得超过三个月。也即这里明确指明的是因乙方原因与甲方解除（即使是由甲方辞退乙方也一定是由于乙方原因，或者不符合录用条件，或者严重违纪等），这一理解在松下彩管公司与松下照明公司在分房当年所签订的《松下照明公司租借松下彩管公司职工住宅协议书》第9条中得到印证。因此，承租协议第六条不适用此次被松下照明公司解散所累及的十三名职工。一审判决故意曲解协议中的格式条款，罔顾历史沿革和现实情况，有意偏袒松下照明公司。更何况该条款中“任何原因”的表述也极其不妥，完全违背了有关福利住房公房管理原则，一审法官借此霸道条款所做出的判决于情于法于理都有失偏颇。4.一审判决也没有秉持公正客观的原则认定证据。由于刘雯晨延续了从松下彩管公司到松下照明公司的工龄，通过在松下彩管公司大排队才获得相应分配住房资格，因此必然涉及到两个单位多个相关文件的证据内容，而这些证据存在于两个单位的档案材料之中，员工肯定无法拿到原件，但在一审开庭时，刘雯晨已就文件的出处、存放处、以及报备机关等向法官提供了相关信息并提交了复印件但松下照明公司的代理人要么不认可复印件要么以与本案无关为借口而推搪，但是一审法官明知涉及到职工在两关联单位的历史沿革这一实际情况，而不对上述证据材料进行调查核实，而是简单地以一条极不规范的格式条款轻易做出判断，把确定的福利分配住房，主观意断自作主张改变了性质。法院无权允许松下照明公司无偿收取员工享有合法居住权的福利住房。当初在分配这一处住房时刘雯晨同时交出的那套福利房，作为调换住房的对应物权也一并被法院剥夺了。5.福利分配的公有住房，必须严格按照地方政府公布的房屋租金调整原则和相应标准范围来收取房租，不允许以所谓市场价格随意对承租人加收租金。一审判决仅仅根据松下照明公司提交的一套没有任何法依据的松下照明公司与松下彩管公司私自制定的所谓租金标准及其自己所谓《租金标准说明》这种违法文件，就认定刘雯晨按照原定租金继续缴纳房租是给松下照明公司造成了经济损失，并判决刘雯晨承担高额房租，于法无据、于理不公。6.对于以往离开公司的员工，不管是个人原因还是退休等，公司都会向员工发出退房通知书，明确收房，作为合同解除需要明确处理的事项之一。但此次公司与员工解除合同时并未提出与房屋相关的任何问题，并且在《退社手续办理转单》中明确了刘雯晨与公司已经完成了全部交接手续，无遗留问题。公司单方毁约，实属无理。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由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出现严重错误，把本应按照国家福利住房政策管理的职工住房看作了其他类型物权，一审判决未按相关规定适用政策法律，把本应享有涉案房屋居住权的刘雯晨当做了没有合法居住权的人员，引用了相应的物权法规定做出处理。三、原审判决程序存在失误。1.对于涉及十三个家庭几十人未来生存大事的案件，在一审两次开庭过程中，审判员在法庭调查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后才匆匆露面，整个过程几乎是书记员一人自审自记，审判员到场后亦是草草看一看记录，并没有认真组织质证，太过潦草。对于刘雯晨提交的证据，在松下照明公司的代理人没有相反证据但否认的情况下，法官没有就上述证据反映出来的待证事实进行审查，也没有在判决中予以任何回应和不予采信的说明。2.对于刘雯晨一方提供的关于分房过程中部分职工是交旧换新、以小换大的相应书面证据和证人证言，与涉案房屋性质判定有密切联系，事关刘雯晨合法居住权的问题，也有因为历史沿革而产生的法律逻辑连贯推演的问题，但庭审中缺乏质证且判决中不作回应，法官对于关键问题无心关注，认定事实粗糙混乱，自相矛盾，创造出了诸如“曾是福利性质住房现在不是了”的错误概念。诸如此类的疏漏在一审过程中不止一处。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松下照明公司答辩称，认可一审判决，不同意刘雯晨的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关于刘雯晨所称本案房屋福利分房的情况，福利分房有国家相关的要求和标准，并不是刘雯晨或者松下照明公司可以单独决定的，松下照明公司是外资企业，不可能进行福利分房，其他案件通过一、二审及再审都确定了房屋系一般租赁，不是福利分房，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后维持原判。松下照明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刘雯晨将位于北京市朝阳区荧屏里×号楼×层×号的房屋腾退交予松下照明公司；2.刘雯晨向松下照明公司支付房屋占用损失（每月5300元，自2019年8月27日起计算至实际腾退之日）。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位于北京市朝阳区荧屏里1号楼等3幢的房屋所有权人为松下彩管公司。松下彩管公司于2019年10月24日更名为北京京东方松彩创新有限公司。刘雯晨原系松下照明公司员工。2002年7月23日，松下照明公司作为甲方与刘雯晨作为乙方签订《职工住宅承租协议》（以下简称承租协议），约定：“北京松下照明光源有限公司（简称松下照明公司）与北京·松下彩色显像管有限公司（简称松下彩管公司），签定了租借松下彩管公司荧屏里宿舍21套住房二年的合同，现将房屋分配给职工居住，并签定以下承租协议……一、乙方承租甲方的×号楼×层×号住宅……四、房屋租金等费用由甲方根据北京市房屋出租有关规定和标准核定，随着住房政策、物价等变化，租金和其他费用将予以调整……六、乙方调离甲方或其他任何原因与甲方解除劳动合同，应尽快办理退房手续，最迟不得超过三个月。”2019年8月26日，松下照明公司与刘雯晨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解除劳动关系，双方协商确定劳动合同解除日为2019年8月26日。松下照明公司后按照该协议的约定向刘雯晨支付了经济补偿金。松下照明公司主张其向刘雯晨主张房屋占用损失的标准与其和松下彩管公司就涉案房屋签订的租赁合同中约定的租金标准一致，并提交其与松下彩管公司签订的《房屋租赁协议书》、向松下彩管公司支付房屋的发票、北京京东方松彩创新有限公司2019年12月18日就涉案房屋产权性质出具的《说明》以及《租金标准说明》等为证，《房屋租赁协议书》及《租金标准说明》中关于租金标准均为三居室7000元/月/套，二居室6300元/月/套，一居室5300元/月/套。刘雯晨称松下照明公司与松下彩管之间的约定对刘雯晨没有任何约束力，刘雯晨没有义务按照他们之间的标准去支付房租；涉案房屋是福利分房，房租标准是该根据相关政策文件确定的，无论松下照明公司是否实际向松下彩管公司支付了租金，都无权向刘雯晨收取；不认可两份说明的真实性。刘雯晨主张松下彩管公司曾是松下照明公司的股东，对松下照明公司历史变革过程是知情的，两家公司的章程及政策制定都是共同参与的，为此提交以下证据（均为复印件）：1.松下照明公司及松下彩管公司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2.两份《分立协议书》；3.《关于北京·松下彩色显像管有限公司分立的正式批复》；4.《协议》；5.《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受让北京·松下彩色显像管有限公司部分股权公告》。松下照明公司对证据1至证据4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据5的真实性不认可，并对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及关联性均不认可。刘雯晨主张涉案房屋系福利分房而非临时公房，执行北京市公房租金标准，不按市场价格；刘雯晨参与了松下彩管公司的分房排序，部分参与排序的员工先上缴了松下彩管公司时期的房屋才得到松下照明公司的分房；刘雯晨分得涉案房屋后不再享受住房补贴；涉案房屋与松下彩管公司的分房同性质、同管理、同租金、同退房条件，仅员工调离时才有退房义务，为此提交以下证据（均为复印件）：1.松下彩管公司的分房资料；2.松下照明公司的分房资料；3.《PESLBJ住房补贴调整案》；4.《松下照明公司租借松下彩管公司职工住宅协议书》；5.松下照明公司和松下彩管公司的章程；6.房改政策汇编；7.松下照明公司与松下彩管公司关于公有住宅出售问题的往来函以及松下彩管公司关于公有住宅出售回函的法律意见。松下照明公司对证据1、证据2、证据5、证据7的真实性不认可；认为证据6仅是法律法规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且已经失效；认可其余证据的真实性；对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及关联性均不认可。刘雯晨主张其与松下照明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真实性原因是松下照明公司已经决定解散，故不属于解除劳动关系的情形而应该是劳动合同终止，因此不适用承租协议第六条的规定，而只有主动离职的员工才适用退房约定；在离职协商以及交接手续中也都未涉及住房问题，为此提交以下证据（证据2和证据3为原件，其余为复印件）：1.松下照明公司清算股东决定；2.《通知》；3.退社手续、人事手续、流程图、退社手续办理转单；4.松下照明公司主动离职员工的协议书、离职转单、PLBC职工离厂通知及离厂手续；5.松下照明公司就业规则第40、41条；6.松下照明公司集体合同；7.劳动关系相关的法律政策。松下照明公司对证据3的真实性不认可；称证据7是法律法规，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认可其余证据的真实性；对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及关联性均不认可。刘雯晨主张在2002年分房时，其劳动关系是与松下彩管公司建立的，与松下照明公司建立劳动关系的时间点晚于分房时间；刘雯晨离职手续办理完毕后，双方别无争议；刘雯晨自2019年9月至今一直按之前的标准缴纳房租，并于2019年经物业审核同意进行了精装修，为此提交以下证据：1.刘雯晨个人履历及工作经历；2.刘雯晨与松下照明公司于2009年4月20日签订的《劳动合同书》；3.《终止/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4.转账汇款凭证，显示刘雯晨于2019年10月至2020年8月期间向松下照明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的账户内转账合计1243.66元，附言为刘雯晨2019年9月至2020年6月期间各月以及2020年8月的房租费用；5.装修预算书复印件。松下照明公司称证据1是个人陈述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对证据2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刘雯晨没有举证全，还有更早的劳动合同；对证据3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4的真实性认可，但称刘雯晨未足额缴纳；对证据5的真实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规定：无权占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本案中，根据松下照明公司与涉案房屋的产权人松下彩管公司签订的房屋租赁协议，松下照明公司为涉案房屋的合法使用权人。根据松下照明公司与刘雯晨签订的承租协议，刘雯晨在因任何原因与松下照明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后三个月内应腾退涉案房屋并交还松下照明公司。现双方之间已无劳动关系，刘雯晨应按约定交回房屋。刘雯晨以其并非主动与松下照明公司解除劳动关系的抗辩意见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刘雯晨主张涉案房屋系福利分房的抗辩意见，虽然刘雯晨入住涉案房屋时具有内部福利的性质，但双方通过合同约定使用条件且刘雯晨与松下照明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后已与松下照明公司之间无劳动关系。涉案房屋已不具有单位内部分配房屋的属性。故一审法院对刘雯晨该意见不予采纳。松下照明公司与涉案房屋的产权人松下彩管公司签有相关租赁协议，且松下照明公司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松下照明公司已按照其与松下彩管公司的约定为涉案房屋支付了相应的租金。刘雯晨在与松下照明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后未及时腾房仍占用涉案房屋至今，客观上对松下照明公司的权利造成了损害，故松下照明公司要求刘雯晨支付其经济损失即房屋占有使用费的诉请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松下照明公司与松下彩管公司之间就房屋租金达成的协议，没有经过刘雯晨的同意，且租金付款发票亦不能显示涉案房屋的具体租金数额，一审法院将在综合考虑涉案房屋周边类似房屋的市场租金价格、刘雯晨占有使用涉案房屋的历史背景，并结合本案证据的情况下，对刘雯晨给付松下照明公司房屋使用费的具体标准予以酌定。关于房屋使用费的起算日期，《职工住宅承租协议》约定刘雯晨应当在解除劳动关系后三个月内交回房屋，而双方于2019年8月26日解除劳动合同，故一审法院认定刘雯晨应自2019年11月27日起向松下照明公司支付房屋使用费用。刘雯晨向松下照明公司账户转账的款项中备注为2019年12月至2020年8月期间房租费用合计904.48元应从中抵扣。关于松下照明公司所主张的利息，因涉诉房屋的使用及腾退具有一定的历史原因及背景，故一审法院对利息的主张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刘雯晨于判决生效后六十日内将位于北京市朝阳区荧屏里×号楼×层×号房屋腾退交还松下照明公司；二、刘雯晨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松下照明公司支付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至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六日的房屋占用费24095.52元；三、刘雯晨按照每月2500元的标准向松下照明公司支付自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起至实际腾退房屋之日止的房屋占用费；四、驳回松下照明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刘雯晨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材料：1.微信截图，2.北京市劳动仲裁裁决书，证据一、二共同用以证明松下照明公司起诉是基于双方签订离职协议的事实，但双方关于离职协议的效力发生的相关争议正由法院依法审理并未解决，故松下照明公司提起本案诉讼的前提不存在，请求法院中止本案审理，在离职协议效力作出认定之后再审理本案。经庭审质证，松下照明公司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证据一是个人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无法证明法院立案情况，即使是立案，也与本案无关，不影响本案审理。对证据二真实性需要与当事人核实，五日内向法庭提交书面意见，如果逾期未提交视为对真实性认可。对证据二的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本案一审法官多次询问刘雯晨签的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刘雯晨均予以认可，且劳动争议的诉讼时效是一年，一审审理了一年多的时间，刘雯晨均未对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以及双方协商解除劳动合同的事实予以否认，并且在一审法院释明后刘雯晨均认可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以及解除劳动合同的事实，现在刘雯晨提起的仲裁仅仅是为了拖延本案诉讼，不应当中止本案审理。二审另查明，2019年8月20日，松下电器（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松下电器公司）作出《北京松下照明光源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清算的股东决定》，内容为：“……根据本公司章程第12条第1款（9）、第42条第1款（4）的规定，投资方决定自2019年9月30日解散公司，并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提请有关审批机构审核……”。二审庭审中，松下照明公司认可其与员工签订解除协议背景系因松下照明公司准备清算解散。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主要为以下几方面：一、松下照明公司要求刘雯晨腾退涉案房屋的理由能否成立的问题。从松下照明公司要求刘雯晨腾退涉案房屋的理由和依据来看，松下公司主张双方已经解除劳动合同，刘雯晨应当按照双方签订的《职工住宅承租协议》第六条的约定“乙方调离甲方或其他任何原因与甲方解除劳动合同，应尽快办理退房手续，最迟不得超过三个月”，从而要求刘雯晨将涉案房屋腾退给松下照明公司。双方对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的事实均认可，双方主要争议是对于租赁合同约定的腾房条件的理解；松下照明公司认为“任何原因”导致双方解除劳动合同，刘雯晨都应当将涉案房屋腾退给松下照明公司；刘雯晨认为“乙方调离”的原因，即乙方主动离开松下照明公司为腾房的前提，而刘雯晨非主动离开松下公司，不应该适用该约定腾退涉案房屋。对于双方租赁协议约定的理解，首先，从字面意思来看，约定明确“乙方调离甲方或其他任何原因”，任何原因应当是与调离并列的原因，即乙方的原因，而不能理解为不论甲方或乙方的原因；“与甲方解除劳动合同”，该表述明确是乙方主动解除劳动合同，并不包括甲方主动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其次，从租赁合同的签订情况来看，租赁合同由松下照明公司起草并统一与职工签订，在对合同内容有不同理解时，应当按照有利于职工的一方理解。基于该两方面的因素，对于刘雯晨主张的职工主动离开松下照明公司才符合该条约定的理解，更符合双方的约定和实际情况，故本院采纳刘雯晨的意见。本案中，松下照明公司与刘雯晨解除劳动合同，是因2019年8月20日作出《北京松下照明光源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清算的股东决定》，决定解散松下照明公司，松下照明公司亦认可其与公司员工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的背景系因松下照明公司准备清算解散，即解除劳动合同是因松下照明公司的原因导致，并非职工离职等职工主动离开的原因导致劳动合同解除，故解除劳动合同的原因与租赁合同约定的腾房条件不符，原审法院依据租赁合同的约定判决刘雯晨腾退涉案房屋不妥，本院予以纠正。二、关于松下照明公司要求刘雯晨给付房屋占用损失的请求，因刘雯晨是依据双方签订的租赁协议占有、使用涉案房屋，不属于非法侵占，双方应当根据协议约定处理，松下照明公司要求房屋占用损失，没有相应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本案案由的问题。松下照明公司以其与刘雯晨于2019年8月26日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解除了双方的劳动关系，因此，刘雯晨应当根据双方签订的《职工住宅承租协议》第六条的约定，将涉案房屋腾退给松下照明公司，并向松下照明公司支付房屋占用损失。从松下照明公司要求刘雯晨腾退涉案房屋的理由来看，松下照明公司是基于双方合同的约定，要求刘雯晨按照合同约定腾退涉案房屋，因此，本案纠纷是基于合同的纠纷，不属于确认所有权或侵害所有权而产生的物权保护纠纷，故本院根据当事人之间争议的基础法律关系，将本案案由变更为合同纠纷。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5民初9681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北京松下照明光源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99元，由北京松下照明光源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198元，由北京松下照明光源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石 煜审 判 员  蒋 巍审 判 员  解学锋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  常 欣书 记 员  刘怡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