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01民终205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范兆林，男，1981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化芬，山东京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常宝民，男，1979年9月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武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兰兰，山东齐鲁（德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范兆林因与被上诉人常宝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2020）鲁0104民初53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19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1年3月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范兆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化芬、被上诉人常宝民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兰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范兆林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改判支持范兆林的全部诉讼请求；3.一、二审诉讼费及相关费用由常宝民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常宝民向范兆林出具的欠条系对之前债权债务达成的新的债权债务协议，系对之前债务的确认，一审判决驳回范兆林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就欠条载明金额，一审中，范兆林已提交相应证据证明该金额的组成。2020年5月6日，常宝民就前期发生款项通过出具欠条的形式对债务进行了确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的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因此，无论范兆林与常宝民前期存在何种法律关系，常宝民已通过出具欠条的方式对债务进行了确认，范兆林的诉讼请求理应得到支持。二、常宝民向范兆林出具欠条后，已履行部分还款义务。常宝民于2020年5月6日向范兆林出具欠条，于2020年7月2日向范兆林还款12万元，显然，常宝民已履行部分还款义务，且常宝民就尚未偿还的本金58万元亦无异议。由此可见，常宝民通过出具欠条的方式对债务进行确认系其真实意思表示，范兆林的诉讼请求理应得到支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支持范兆林的全部诉讼请求。常宝民辩称，一、本案范兆林要求常宝民偿还58万元借款的依据包括欠条、还款计划、张健的银行转账记录和微信转账记录等证据。其中欠条的内容是“今借范兆林人民币700000元”，而非已实际借到该700000元。还款计划亦是与欠条同时出具，不能证明出具该还款计划时已实际借到款项700000元。因此范兆林需提交证据证明其已实际支付该700000元以支持其主张。一审中，范兆林主张其出借款项的构成包括以下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未结货款和垫付雇工报酬，该部分款项仅是范兆林口述并无相关证据，与本案也并非同一法律关系，因此不能得到支持；第二部分系案外人张健向常宝民的银行转账和微信转账，范兆林不能证明张健向常宝民的上述转款系其实际向常宝民支付的出借款，且张健的每笔转款用途均备注为货款或工程款材料款，并非借款，该部分转款与范兆林无关联，亦不能作为范兆林向常宝民支付的出借款予以支持；第三部分系范兆林自述多次通过向多名亲戚借款出借给常宝民的现金，结合范兆林的经济能力和其自述出借款来源及该部分出借款的时间跨度、总金额及范兆林主张常宝民自始至终未偿还过借款的表述，范兆林的就该部分出借款的陈述无法达到证明其主张的程度。综上，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该部分出借款是正确的。二、案涉欠条及还款计划不能作为双方之间就合伙关系形成的新的债权债务协议。首先，如构成新的债权债务协议，需在双方之间存在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范兆林的口述并不能证明其已实际支付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的出借款的事实。其次，对于范兆林主张的第二部分的款项亦系张健的合伙投资款，与范兆林无关。根据欠条的内容显示，常宝民是想向范兆林本人借款，该款项应是由范兆林所有并支付给常宝民，案外人的款项不能在书写该欠条时作为范兆林已履行的出借款项。在合伙关系中，范兆林并未有任何出资，即便清算也无法达到常宝民还欠范兆林款项的可能。况且欠条中也无将张健出资款转化成范兆林出借款的意思表示，更未确定各合伙人的权利义务和债权债务数额，不属于双方进行清算而形成的债权债务协议。因范兆林不能证明其已实际履行该借款合同，该借款合同未生效。综上，一审法院驳回范兆林的诉讼请求正确，应驳回范兆林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范兆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常宝民偿还范兆林借款本金580000元以及从打条日期2020年5月6日至2020年8月6日，按照日利率0.036计算的利息62640元；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常宝民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关于范兆林是否向常宝民履行了支付借款本金义务的问题。范兆林陈述称，自2018年6月至2019年12月期间，其先后通过提供商品、代付雇工报酬、支付现金、借用案外人张健的手机银行转账和张健的微信转账的方式向常宝民支付借款共计716284.44元，并提供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打印件4张、微信支付交易明细证明复印件5张、其与常宝民的微信聊天记录复印件9张证明其主张。常宝民辩称，范兆林没有向其支付过借款。第一、范兆林所称常宝民从其处拿取货物并要求范兆林帮助找工人干活的情况是不存在的，即便存在，也不属于借款行为，范兆林应当按照其他纠纷主张权利。第二、张健通过转账向常宝民支付的款项系常宝民与张健合伙经营项目的款项，与范兆林无关，并非本案的借款，系张健为合伙经营投入的资金，网上银行电子回单中有三笔数额分别为59184.44元、43000元、78800元的款项备注为货款，另有69600元备注为铜管费用，有50000元备注为铜管、7200元备注为防水板费可以证实。第三，范兆林提供的编号尾号为1483、1246、3060的三张微信支付交易明细证明复印件所载明的交易对方微信号非常宝民的微信号，与常宝民无关。另外两张交易明细没有微信聊天记录相佐证，无法证明款项用途，实际这些转款均为常宝民与张健合伙经营项目的款项。而且，范兆林无法证明张健转给常宝民的款项与范兆林有关。第四，范兆林所称现金支付的借款不存在。范兆林经营超市，并没有相应的出借能力，范兆林所称其三次从亲戚处借款给常宝民而常宝民从未偿还借款与常理不符。而且，按照张健向常宝民的转账记录，无论金额大小均有转账凭证，不存在现金支付的交易习惯。范兆林陈述其是经营超市，其并没有70万元的出借能力，其陈述向亲属借款后再频繁出借给常宝民不具有合理性，同时根据其主张的出借款时间和数额跨度是2018年6月至2019年12月，共有36笔，在常宝民不支付利息也不偿还本金的情况下，其多次通过外借款项向常宝民出借，实际是不符合逻辑。常宝民为此提供其与范兆林、张健的微信工作群（3）聊天记录复印件26张、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复印件9张予以证实。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的，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存续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本案中，范兆林所陈述称其支付给常宝民的借款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常宝民自范兆林所经营的超市拿取商品未结货款24540元以及其替常宝民支付的雇工报酬30000元。常宝民辩称该部分款项不存在。一审法院认为，范兆林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实其主张，其该项主张依据不足，且常宝民对此不予认可，故对其主张的该部分款项的支付事实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第二部分为其通过张健中国农业银行账户向常宝民银行账户转账共计359484.44元，以及其通过张健的微信转账给常宝民的款项共计34960元。常宝民对其该项主张提出异议。一审法院认为，该部分款项均系自张健账户中支出，范兆林没有提供证据证实该部分款项系其指示张健支付借款的事实，加之张健与常宝民之间的转账中“交易用途”一栏备注为货款或者特定工程材料款的部分转账明显不能认定为借款的交付，范兆林主张该部分款项系其通过张健账户支付给常宝民的出借款依据不足，且常宝民亦不予认可，故对其主张的该事实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第三部分是范兆林通过现金给付的方式支付给常宝民的借款共计268000元，分七次支付，分别为：2018年11月27日支付45000元；2019年7月20日支付45000元；2019年8月10日支付30000元；2019年8月25日支付58000元；2019年10月15日支付50000元；2019年11月20日支付25000元；2019年12月18日支付15000元。常宝民对上述借款的交付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根据范兆林自述的上述款项出借情况，其在短时间内在常宝民没有偿还任何款项的情况下多次向常宝民交付数额较大的现金，且据范兆林自述，其中有128000元为范兆林找亲戚借的钱，该情况明显与常理不符，而相应的款项来源以及给付行为均无证据予以证实，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对该部分款项支付的事实不予采信。综上，范兆林提供的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其已向常宝民履行了案涉借款的支付义务。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本案中，一方面，现有证据可以证实常宝民和案外人张健之间存在工作上的合作关系，故常宝民辩称张健向其支付的款项均系合伙经营过程中的出资，具有很大程度的可能性与合理性，故本案依法不能按照民间借贷纠纷进行审理，而该部分款项可能涉及案外人张健的权益，无法在本案中予以处理。另一方面，范兆林没有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证实各项案涉款项系其实际出借给常宝民的，而且常宝民在庭审中对范兆林所主张的借款均不予认可。因此一审法院无法认定范兆林已经依约向常宝民支付借款本金，依据上述法律规定，案涉借款合同尚未生效。再者，本案开庭审理后，经一审法院向范兆林释明，范兆林表示：坚持按民间借贷关系主张权利，不变更诉讼请求。综上，范兆林主张常宝民向其偿还借款本金580000元以及利息62640元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驳回范兆林的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范兆林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浦发银行网银互联汇出回单6张、交通银行网上转账电子回执6张、济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余额明细查询1张、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账户对账单1张，拟证明范兆林与常宝民、案外人张健三人合伙做项目，范兆林经营超市没有精力关注合伙项目，而张健方便处理事务，故范兆林将项目投资款转给张健，金额共计499500余元，由张健具体负责支配，张健支付的款项系范兆林的投资款；证据二、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微信号截图共计2张；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微信号截图、送货单共计5张；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微信号截图共计3张；劳务分包合同两份、收条3张、借条1张、银行账户转账回单7张，拟证明该劳务合同所涉项就是三人合伙项目。张健通过转账方式支付合作项目工人工资系范兆林的投资款；证据三、微信号截图及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共计17页，拟证明该微信号与一审中范兆林提交的证据二中的微信号一致，该微信号系常宝民的微信号；证据四、范兆林与常宝民2020年8月3日通话录音一份，拟证明常宝民认可欠付58万元的事实，且陈述不会让范兆林赔钱，进一步印证了其认可欠条载明金额及已结算的事实；证据五、证人张健证言，拟证明范兆林支付的款项加上张健支付的款项及范兆林对常宝民的个人欠款5万元，形成了70万元的欠条。常宝民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范兆林本次提交的所有证据并非新证据，不应采信。证据一中范兆林与张健之间的转款与本案无关，转款金额、时间也与张健向常宝民转款的时间金额不一致；证据二无法证明款项系范兆林的出资款，不能证明微信聊天中对方人员的身份；对第四组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其中一份借条与本案无关，收条是否为李炳磊本人书写不能确认，也无法证明收条涉及款项具体的支付情况，张健向唐志波转款与本案无关；证据三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常宝民在聊天记录中并未认可从范兆林处实际借款70万元，双方并没有对出资进行结算，在聊天记录中范兆林向常宝民催要58万元，常宝民并未认可；对证据四录音的真实性不认可，不能确定是否为原始载体，且录音内容中常宝民并未认可尚欠范兆林58万元，根据范兆林自述再给18万元其也不亏本，可以证明范兆林实际向常宝民出借款项远远不足70万元，常宝民称不会让其赔钱，仅限于对合伙事务的分析，不代表欠条所涉金额还包括其他借款；证据五证人证言真实性不予认可，证人对于自己的出资前后陈述不一致，却对范兆林出资数额非常清楚，明显违背常理，证人所述70万元的构成与范兆林一审中的陈述不一致，范兆林仅是为了凑足70万元的数额在编造事实；证人陈述所有结算款项落在范兆林身上，自己再与范兆林结算，与常理不符，且截止目前双方尚未结算；证人与范兆林关系密切，与范兆林有利害关系。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述证据具有真实性，且与本案相互关联，本院采信为有效证据。上述证据结合一审证据能够证实范兆林、常宝民与张健合伙承建工程及范兆林出资的事实。除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外，二审另查明，2019年，范兆林、常宝民与张健合伙承揽工程，范兆林的部分投资款系通过张健向常宝民转款支付。2020年5月6日，常宝民向范兆林书具欠条一份，载明“今借范兆林人民币柒拾万整（700000）”。同日，常宝民向范兆林书具还款计划一份，载明“……2020.6.15还款贰拾万整（200000），……2020.9.20还款伍拾万整（500000），……到期未还款按银行最高利息计算”。2020年7月2日，常宝民向范兆林账户转款12万元。在常宝民与范兆林于2020年8月2日上午的微信聊天记录中，范兆林陈述“哥办的咋样了，看给兄弟在解决点还欠58万，老爹又催我，家里盖房子的要结账兄弟很作难”；后又陈述“哥这两天能给点钱吗”。常宝民回复“应该没有问题”、“下午我问一下”。证人张健陈述上述70万元欠条系三方对合伙事务的结算，张健本人的投资一并结算在范兆林的结算款项之中，由常宝民向范兆林支付70万元后，范兆林再与张健进行结算。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0］6号）第十五条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本案中，范兆林以常宝民书具的欠条及还款计划为依据，主张与常宝民向其借款70万元，常宝民辩称双方并非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而是与张健等三人存在合伙经营法律关系，范兆林二审中对此予以认可，并举证证实三人之间确系合伙关系，但其主张常宝民向其书具的欠条及还款计划系三方就合伙事务的结算协议，常宝民应依三方的结算约定承担还款责任，常宝民对此不予认可。本院经审查认为，三方合伙承揽工程建设发生于2019年，而范兆林通过张健投资款项亦发生于2019年期间，距常宝民为其书具欠条近一年之久，结合张健证言，认定欠条的出具系三方对合伙事务的结算更符常理。常宝民辩称欠条系在范兆林胁迫之下形成，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故对其该项辩称不予采信；欠条及还款计划出具之后，约定于2020年6月15日第一期还款20万元，常宝民实际于2020年7月2日向范兆林转款12万元，结合双方于2020年7月2日的微信聊天记录，能够证实该12万元即履行的还款计划中还款义务；常宝民偿还该12万元款项后，范兆林继续在微信聊天中向常宝民催要剩余欠款，并明确注明“还欠58万”，常宝民在回复中未予否认；因张健在二审中出庭陈述其出资款项已体现在范兆林的结算款项中，常宝民向范兆林还款后，张健另行与范兆林进行结算，其与常宝民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消灭，其再行向常宝民主张权利亦不能成立。综合以上分析，本院认定常宝民向范兆林书具欠条及还款计划的行为应视为三方对合伙事务的清算，至2020年5月6日，常宝民欠付范兆林款项70万元，因其于2020年7月2日还款12万元，故尚欠58万元。还款计划约定2020年6月15日还款20万元，2020年9月20日还款50万元，故逾期还款利息应自2020年6月16日起扣除已还款项后分段计算。综上所述，范兆林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2020）鲁0104民初5356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常宝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上诉人范兆林款项58万元及利息（以70万元为基数，自2020年6月16日起至2020年7月2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以58万元为基数，自2020年7月3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驳回上诉人范兆林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0226元，减半收取5113元，诉前财产保全费342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226元，均由被上诉人常宝民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尹腾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二日书记员  田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