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津02民终32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红丽，女，1983年6月2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诸暨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昱芳，河北鸿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天津天发玻璃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津南区小站镇小站工业区六号路17号。法定代表人：张宝刚，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祝长虹，天津顺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德峰，男，1974年1月18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唐山市。上诉人刘红丽因与被上诉人天津天发玻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发公司）、李德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津南区人民法院（2020）津0112民初58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询问当事人，依据法律规定，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红丽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刘红丽在本案中不承担责任；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二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案涉定作合同的双方为天发公司和李德峰，一审判决刘红丽承担付款责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1．从天发公司提供的记账明细及《往来确认函》来看，定作服务对象为嘉寓公司、项目名称为唐山缇香公馆，《中空玻璃加工制作协议》中约定李德峰将缇香公馆的中空玻璃制作承包给天发公司，以上证据所指向的对象均为缇香公馆中空玻璃的加工制作，故李德峰为合同的相对方及付款义务主体；2．刘红丽仅协助李德峰管理与天发公司的往来账目以及确认订货加工的尺寸、规格、数量，刘红丽并未就加工制作中空玻璃与天发公司达成合意；3．天发公司未提供收货方信息及物流单证明最终玻璃成品的收货人为刘红丽，刘红丽也未就玻璃的收货情况与天发公司进行对接；4．天发公司提供的往来对账单中刘红丽的签名并非其本人所签，天发公司将往来对账单通过快递方式发给刘红丽，由刘红丽签收后转给李德峰所在缇香公馆工地人员进行确认，确认后由工地人员寄出，刘红丽对于往来对账单中的签字内容毫不知情。天发公司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红丽认可与天发公司之间存在协商订货、收货、付款、对账等履行合同的行为，其主张系基于李德峰的指派，但对此并未提供证据，故刘红丽系案涉合同的实际履行人，理应承担付款责任。李德峰辩称，不同意刘红丽的上诉请求，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其并不认识天发公司人员，但认识刘红丽，合同包括价格等都是刘红丽谈的，其只是去签个字。天发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刘红丽、李德峰立即给付天发公司定作费71,489元，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标准支付该款自2017年4月15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的利息，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支付该款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2．诉讼费用由刘红丽、李德峰负担。一审法院查明：2016年11月9日，天发公司与李德峰签订《中空玻璃加工制作协议》，约定：李德峰将缇香公馆工地的中空玻璃制作承包给天发公司加工；李德峰提供加工尺寸、规格、数量及其图纸，天发公司按照李德峰提供负责加工制作；提供方式包括李德峰提供的玻璃单、彩信图片、微信图片、传真、短信、邮箱等（不接受口头订单）；合同总价款为317,000元；天发公司100%完成工程李德峰支付货款317,000元；玻璃为易碎品，请当面验清；收到玻璃7天后或者已经使用的玻璃全部视为符合要求的合格玻璃；如收到玻璃后不符合李德峰要求的，李德峰应在7日内以书面形式通知天发公司。刘红丽未参与合同签订过程，未在合同中签字。刘红丽微信昵称为“刘红丽”，微信号为“ＨＬ628428123”，绑定手机号码为“187××××9999”。2016年11月，刘红丽添加天发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宝刚微信好友。刘红丽多次通过微信告知张宝刚尺寸已发邮箱，并催工期。2016年11月26日，刘红丽通过微信联系张宝刚刷信用卡事宜，张宝刚联系其朋友的厂里可以刷信用卡，并将地址发给刘红丽。当日，刘红丽在张宝刚朋友经营的天津市富力星辰玻璃有限公司ＰＯＳ机刷信用卡支付80000元。2016年11月26日下午5：24，刘红丽发微信文字“老弟，尺寸发您邮箱里了，您看一下，抓紧安排！多谢”。2016年12月7日下午3：31，刘红丽发微信文字“老弟，玻璃速度稍快点啊”。2016年12月16日下午8：17，刘红丽发微信文字“老弟，有点后来的尺寸刚发您邮箱里了，您看一下，争取两天做好送过来可以吗？”。2016年12月17日上午8：56，张宝刚将订单拍图片发给刘红丽，称“看到了，平米数不多，尺寸不少”。刘红丽回复“对，都是后来出的尺寸”。2016年12月21日，天发公司向刘红丽出具往来确认函，内容为“项目名称：唐山缇香公馆，金额：292693，付款金额：80000，欠款金额：212693，备注：截止到2016年12月21日”。2016年12月22日下午2：49，张宝刚发微信文字“您给我个地址，我把出库单和往来函给您邮寄过去，核对下，把往来函给我邮寄回来”。刘红丽发微信文字“唐山市丰南区星河湾8号楼2门1803，刘红丽”。2016年12月24日上午9：17，刘红丽发微信文字“老弟，东西收到了，我让现场的对一下啊，对好寄过去”。2016年12月26日下午12：06，刘红丽发微信文字“他们在核对呢！好了就寄过去，前两天他们有事没去”。2017年1月5日，天发公司向刘红丽出具往来确认函，内容为“项目名称：唐山缇香公馆，金额：306489，付款金额：80000，欠款金额：226489，备注：截止到2017年1月5日”。张宝刚自2017年1月15日起多次通过微信催刘红丽付款。2017年1月25日上午10：42，张宝刚按照刘红丽要求提供建设银行卡号。刘红丽称先给100,000元。张宝刚认为付款金额太少，没法交代。上午10：46分，张宝刚将双方往来情况拍照片发给刘红丽，内容为“唐山刘红丽嘉裕公司，出货：292693、13796，11月26日付款80000，备注：富力玻璃透支卡8万付富力480元手续费”，刘红丽并未提出异议。上午11：19，刘红丽发文字“转过去了，您看一下”。上午11：21，张宝刚回复“10万，收到”。当日，刘红丽以转账方式支付张宝刚100,000元。2017年1月26日上午8：30分，张宝刚将外欠记账明细拍照片发给刘红丽，内容为“嘉裕公司306489，180000，126489，59%”，并称“您看看，您的回款是百分之59！我肯定挨说”，刘红丽并未提出异议。2017年4月18日，刘红丽称转5万给张宝刚。张宝刚将张兆旺的银行卡号发给刘红丽。刘红丽以转账方式支付张兆旺50,000元，并将转账信息通过微信发送给张宝刚。张兆旺当日将该款支付张宝刚。2018年2月13日下午12：31，张宝刚将双方往来情况拍照片发给刘红丽，内容为“出货：292693、13796，合计为306,489元；11月26日付款80000，备注为富力玻璃透支卡8万付富力480元手续费；1月25日付款100,000元，备注为建行卡10万，回头导；2017年4月14日付款50,000元，备注为转财旺5万又转入黑卡，付款合计230,000元，欠款合计76,489元”，并发文字“欠款76489，开票税金未加”，刘红丽并未提出异议。2018年11月28日，刘红丽以微信转账方式支付张宝刚5,000元。天发公司提交的2016年12月21日往来确认函中落款确认单位处签有“刘红丽”字迹，但“以上数据不符，请予以更正，更正金额”处为空白。天发公司提交的2017年1月5日往来确认函中落款确认单位处签有“刘红丽2017.1.7”字迹，但“以上数据不符，请予以更正，更正金额”处为空白。一审法院认为，定作合同是指承揽人根据定作人的要求，以自己的技能、设备和劳力，用自己的材料为定作人制作成品，定作人接受该成品并给付报酬的合同。本案中，天发公司要求刘红丽、李德峰支付定作费用，应举证证明天发公司与刘红丽、李德峰之间存在定作合同关系，天发公司已完成工作并向定作人交付产品及定作费用的数额。对于李德峰是否应承担付款责任问题。天发公司虽与被告李德峰签订《中空玻璃加工制作协议》，双方建立定作合同关系。但天发公司提交的证据仅能显示天发公司与刘红丽之间的合同履行事宜，不能证明刘红丽与李德峰之间的关系，故天发公司与刘红丽之间的合同履行行为不能认定为履行天发公司与李德峰之间的定作合同。天发公司虽称李德峰与刘红丽系合伙关系，但未能提交证据证明，不予采信。综上，天发公司要求李德峰承担付款责任的请求缺乏事实依据，不予支持。对于刘红丽是否应承担付款责任问题。天发公司与刘红丽虽未签订书面定作合同，但天发公司与刘红丽协商玻璃定作事宜，刘红丽多向天发公司发送订单，天发公司接受；刘红丽催天发公司发货，天发公司予以回复；天发公司催刘红丽统计破损玻璃情况；天发公司向刘红丽寄送对账材料，刘红丽确认收到；天发公司向刘红丽催要欠款，刘红丽对天发公司主张的数额并未提出异议，且多次向天发公司付款。综合上述情况认定天发公司与刘红丽之间建立定作合同关系，天发公司已向刘红丽履行交付产品的义务，刘红丽负有支付天发公司定作费的义务。对于欠付定作费的数额问题。天发公司提交的两张《往来确认函》确认单位处均签有“刘红丽”字迹，刘红丽未能提交证据推翻该两份证据，故推定上述证据为真实。天发公司提交的两张《往来确认函》中的供货、付款及欠款情况与天发公司多次发给刘红丽的账目记载情况一致，刘红丽均未提出异议，故对天发公司主张向刘红丽供货共计306,489元的陈述予以采信。天发公司主张的刘红丽已支付欠款情况都有相应的付款记录相佐证，刘红丽在微信中未提出异议。且刘红丽未就其已支付天发公司款项的数额提出抗辩并提交证据证明，故根据天发公司提交的证据对天发公司陈述的刘红丽仅支付欠款235,000元的事实予以采信，对天发公司要求刘红丽支付欠款71,489元的请求予以支持。对于利息问题。2017年1月5日，天发公司向刘红丽供货的总金额已经确定。天发公司自2017年1月15日起就多次向刘红丽催要欠款，但刘红丽至今仍未完全履行付款义务。刘红丽逾期给付定作费的行为构成违约，应承担逾期付款违约责任，天发公司要求刘红丽支付尚欠71,489元定作费自2017年4月15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的主张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对于利息标准，2019年8月20日前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后应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综上，刘红丽应支付天发公司71,489元定作费自2017年4月15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的逾期利息元7,788.34元，并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支付71,489元定作费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逾期利息。李德峰、刘红丽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抗辩权，对此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二百五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缺席判决如下：“一、被告刘红丽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给付原告天津天发玻璃有限公司定作费71,489元、逾期利息7,788.34元，共计79,277.34元，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支付71,489元定作费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逾期利息；二、驳回原告天津天发玻璃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87元，减半收取计793.5元，由被告刘红丽负担。”二审期间，刘红丽提交其与李德峰在2020年5月10日、2020年8月1日及2020年10月28日的通话录音，证明李德峰系案涉定作合同的相对方，本案货款应当由李德峰支付。经质证，李德峰对通话录音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其并非定作合同的相对方，刘红丽走的是李德峰的账，因为双方存在其他经济纠纷，其押着刘红丽的钱，所以其可以代刘红丽向天发公司付款。天发公司对通话录音的真实性不发表意见，但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从录音内容可以看出刘红丽认可拖欠天发公司款项，所有的内容均是在商议如何付款，可以证明刘红丽拖欠天发公司加工款的事实。本院经审查认为，该通话录音的内容系刘红丽与李德峰就支付款项事宜进行协商，并不能证明李德峰系本案加工合同的相对方，故对该证据不予采纳。二审期间，刘红丽提交鉴定申请一份，申请对两份《往来确认函》中刘红丽签字的真实性进行鉴定。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刘红丽是否系案涉定作合同的相对方，应否在本案中承担付款责任。根据天发公司提供的证据，刘红丽多次向天发公司发送订单，催促发货，双方进行对账，刘红丽多次付款，天发公司多次向刘红丽催要欠款，可以证明刘红丽与天发公司之间建立了事实上的定作合同关系，刘红丽应当履行付款义务。刘红丽虽主张李德峰系定作合同的相对方，其仅是代表李德峰与天发公司对接并管理账目，但李德峰对此并不认可，刘红丽亦未提供其与李德峰存在委托、雇佣等关系的证据，故本院对刘红丽的该项主张不予采纳。关于刘红丽主张其并未在《往来确认函》上签字，现申请对签字真实性进行鉴定一节，首先，该函件上的欠款数额与双方微信中确认的往来账目一致，其次，双方微信记录中显示有天发公司将函件寄给刘红丽、刘红丽核对后返还给天发公司的过程，第三，刘红丽认可收到该函件，只是抗辩交给工地工作人员进行核对后寄回，故综合以上分析，该《往来确认函》系刘红丽真实意思表示，其上签字是否是其本人所签并不影响本案的处理，故本院对刘红丽的鉴定申请不予准许。综上所述，刘红丽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82元，由上诉人刘红丽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哈欣审判员  包颖审判员  王晶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王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