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3民终566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沈某，男，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闫某，女，汉族，住址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关键，北京裕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男，汉族，住址北京市朝阳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孟某，女，汉族，住址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宋飏，北京昂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炜，北京昂宇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沈某因与被上诉人闫某、李某、孟某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5民初201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上诉人沈某，被上诉人闫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关键，被上诉人李某，被上诉人孟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宋飏、王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沈某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沈某按照法定继承孟某1、佟某1位于北京市朝阳区403号房屋（以下简称403号房屋）的遗产份额（佟某1的遗产部分由沈某、闫某、孟某、李某四人法定继承，孟某1的遗产部分由沈某、闫某、孟某三人法定继承）；2、诉讼费由闫某、李某、孟某负担。事实及理：1．一审开庭前，沈某并未收到对方的起诉状和证据，只是收到开庭传票，开庭后才看见起诉状和证据，没有时间质证及准备证据，对沈某不公平；2．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孟某1生前赠与行为被法院认定无效，赠与不成立，遗嘱内容不明确，且遗嘱中声称的财产已经处理完毕，应当按照法定继承处理。同时，遗嘱明显不合理，在孟某1去世前十天，不可能写出这么小的字体，要求对签署日期进行鉴定；3．沈某应依法继承佟某1的遗产份额，即403号房屋的八分之一；4．沈某属于缺乏劳动能力和生活困难的残疾人，应当继承相应份额。闫某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沈某的上诉请求，请求法院依法维持原审判决。沈某与孟某1、佟某1没有形成抚养、赡养关系，同意由闫某分得三分之二的份额。孟某辩称：不同意一审判决，但未提起上诉，孟某同意沈某的上诉请求，不同意沈某的事实和理由。李某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沈某的上诉请求，佟某1的遗产份额不同意沈某分割。闫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403号房屋由闫某继承2／3，具体方案为403号房屋归闫某所有，闫某支付李某、孟某房屋折价款各76．6万元；2、判令从孟某继承的份额折价款中扣除30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佟某1（2012年9月4日去世）与孟某1（2018年11月21日去世）原系夫妻，于1971年2月18日登记结婚，双方均系再婚，婚后未生育子女，佟某1之前婚姻育有子女二人即孟某、李某，孟某1之前婚姻育有一子即沈某，孟某随佟某1、孟某1一起生活。沈某与其母共同生活。佟某1去世后，孟某1于2017年11月20日与闫某登记结婚，婚后未生育子女。1998年，孟某1购买403号房屋，使用其与佟某1的工龄各35年，购房款25016元。1999年11月29日，403号房屋登记在孟某1名下。2018年2月11日，孟某1与闫某签订《夫妻间房屋归属约定》，载明：“坐落于安贞西里房产，产权人为孟某1，现经夫妻双方共同协商，一致同意将上述房产登记为孟某1与闫某双方共同共有。”同日，涉案房屋登记在孟某1和闫某名下，为二人共同共有。2018年5月25日，孟某1与闫某签订《夫妻间不动产归属约定》，载明：“坐落于朝阳区不动产，产权人为孟某1与闫某夫妻双方共同共有，现经夫妻双方共同协商，一致同意将上述不动产登记到闫某一个人名下，产权归其单独所有。”同日，403号房屋登记至闫某名下，为其单独所有。2018年11月11日，孟某1留有《遗嘱》，载明：“我决定：我的后事由我的妻子闫某全权处理。其他人（包括我的子女）不得干扰。我的丧事从简，不要举行任何仪式。我的骨灰由闫某负责适时撒在祖国的森林中。我的生前财产已处理完毕。没有留下任何遗产。闫某的婚前财产归闫某所有，我没有任何权利。我的丧葬费如何使用以及其他未尽事宜，均由闫某酌情处理和决定。此前的遗嘱作废。”2018年11月21日，孟某1去世。2019年，孟某与李某诉至一审法院，要求确认《夫妻间房屋归属约定》及《夫妻间不动产归属约定》无效。一审法院出具（2019）京0105民初60108号及（2020）京0105民初725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认上述两份约定均因侵害其他共有权人合法权利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而无效，两案均已生效。一审审理过程中，双方就403号房屋现价值达成一致，确认为460万元。一审庭审中，沈某表示其父母离婚后随母亲生活，到高中时期与佟某1与孟某1一起生活，与佟某1形成抚养关系，且佟某1、孟某1年老后，沈某让二人住在其位于姚家园的小产权房中，与之共同生活，对佟某1尽到赡养义务，应继承佟某1与孟某1遗产。就其未成年时与佟某1共同生活，以及佟某1、孟某1年老时与沈某一起生活，沈某均未提交相关证据。沈某亦表示，佟某1与孟某1出售其位于石景山的房屋，并将售房款中的100万元给沈某，是抚养关系的体现。孟某表示该100万元就是佟某1与孟某1购买沈某在姚家园的小产权房的购房款。沈某认可100万元是住姚家园房屋的钱，但不认可是购房款。另外，闫某提交其与沈某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孟某1生前给孟某30万元用于看病拿药，但孟某未用于看病拿药，应在房屋折价款中扣除。孟某与李某不认可该聊天记录，认为沈某与本案有利害关系，聊天记录内容真实性不认可。沈某认可聊天记录真实性，但系在闫某诱导下作出表述，且说的是没见过孟某1，不是孟某1对沈某说的该30万元系用于看病拿药，该30万元就是孟某1的存款100万元中的，孟某1生前对该100万进行了分配，孟某有30万元，自己也有三分之一。孟某提交聊天记录，证明其赡养孟某1与闫某。闫某与沈某均认可聊天记录真实性，但闫某不认可孟某尽到赡养义务。沈某提交其残疾人证，表示应予以多分，闫某、孟某、李某认可真实性。一审法院认为，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本案中，403号房屋购买并登记于佟某1与孟某1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应属双方的夫妻共同财产，为佟某1与孟某1共同共有。佟某1去世后，403号房屋中属于佟某1的遗产部分并未进行分割，在孟某1与闫某签订的《夫妻间房屋归属约定》及《夫妻间不动产归属约定》被生效判决书认定为无效之后，佟某1的遗产部分应按照法定继承处理。沈某自述与佟某1形成抚养关系，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其佟某1继承人的身份一审法院无法认定。因此，佟某1享有403号房屋的1／2份额，其继承人孟某1、孟某、李某各继承403号房屋1／6的份额。关于403号房屋中属于孟某1的遗产部分的处理。虽然生效判决认定《夫妻间房屋归属约定》及《夫妻间不动产归属约定》无效，但系因两份协议为二人恶意串通，侵害佟某1继承人的合法权利。孟某1处分属于自己的遗产部分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且孟某1在2018年11月11日的遗嘱中表示“生前财产已处理完毕”也能对其意思表示予以佐证。闫某、孟某、李某对该遗嘱真实性均不持异议，沈某虽不认可遗嘱真实性，但也不要求对遗嘱进行鉴定。因此，403号房屋中属于孟某1的遗产部分即2／3，应由闫某继承。双方就房屋价值达成一致为460万元，闫某应支付孟某、李某房屋折价款各766666．67元。沈某自述其为残疾人，但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对生活有特殊困难的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其主张继承403号房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闫某要求扣除孟某1给孟某的30万元，其提交的聊天记录不能证明孟某1转账30万元就是让孟某拿药看病，该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于2020年12月21日判决：一、北京市朝阳区安贞西里房屋由闫某继承。二、闫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支付孟某、李某上述房屋折价款每人各七十六万六千六百六十六元六角七分。三、驳回闫某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沈某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北京市朝阳区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房地产权登记信息，证明403号房屋产权登记在孟某1名下；证据2．录像光盘，证明孟某1是在闫某的压迫下书写的2018年11月11日的遗嘱，不是孟某1的真实意思表示；证据3．孟某1在医院的照片，证明这种身体状态不可能写出那么小字体的遗嘱，遗嘱不真实；证据4．派出所姓名更改证明信，证明沈某童年生活履历，也是与佟某1建立抚养关系的前提；证据5．闫某与沈某于2021年2月4日签订的协议，证明闫某没有接受赠与，承认法定继承；证据6．重度残疾证明，证明沈某是双上肢功能障碍。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孟某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见为：证据1．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认可，在孟某1未留下遗嘱将涉案房屋给予闫某的情况下，应该按照法定继承分割孟某1遗产部分；证据2．真实性认可；证据3．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证据4．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不能证明沈某和佟某1形成抚养关系；证据5．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与本案无关；证据6．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李某的质证意见与孟某一致。闫某发表质证意见为：证据1．真实性认可，与本案无关，房产归闫某；证据2．真实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不能证明遗嘱是闫某逼迫所书写，录像中也没有闫某胁迫的意思表示；录像不能证明当时孟某1所书写的遗嘱就是2018年11月11日的遗嘱；证据3．真实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不能证明孟某1没有独立书写的能力，也不能证明遗嘱缺乏真实性；证据4．真实性及关联性不认可，不能证明沈某和佟某1、孟某1一起生活过或者形成抚养关系；证据5．真实性认可，是法院判决后沈某经常去诉争房屋闹，闫某为防止沈某再去闹写的约定，跟本案无关，不能据此认定闫某放弃她应得到份额；证据6．与本案无关，沈某可以通过劳动取得相应的收入，沈某在北京有多处房产，可以通过收取租金保障生活，不能成为继承遗产份额的理由。李某、孟某、闫某二审均无新证据。本院对沈某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证据1．真实性及证明目的予以确认；证据2．该录像内容不能得出孟某1书写遗嘱受到闫某胁迫的结论，对该证据证明目的不予确认；证据3．照片只能体现当时拍照时孟某1的状态，不能得出遗嘱不真实的结论，对该证据证明目的不予确认；证据4．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证据只能证明沈某曾用名为朱卫东，不能得出沈某与佟某1形成抚养关系的结论，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确认；证据5．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协议内容并未载明闫某放弃赠与，仅是双方对于本案审理终结前不在403号房屋居住的约定，故对其证明目的不予确认；证据6．真实性予以确认。本院二审另查明：2018年2月11日403号房屋所有权人登记为孟某1、闫某；2018年5月25日房屋所有权人登记为闫某；2021年1月21日房屋所有权人登记为孟某1。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沈某是否有权继承佟某1或孟某1的遗产份额。《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本案中，据已生效判决认定，403号房屋购买并登记于佟某1与孟某1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应属双方的夫妻共同财产，属于佟某1与孟某1共同共有,佟某1享有房屋二分之一的份额。佟某1生前未留有遗嘱，其遗产应按照法定继承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规定：“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本法所说的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沈某并非佟某1婚生子女，其继承佟某1遗产的前提条件是与佟某1形成抚养关系。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属于法律上的拟制血亲，不同于直系血亲，继父母与继子女是否形成抚养关系应从提供物质条件、共同生活、抚养时间、赡养义务等多方面综合考量。据已查明事实，佟某1与孟某1再婚时，沈某尚未成年，沈某自述父母离婚后一直随母亲生活，沈某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与佟某1共同生活并向佟某1履行赡养义务，故沈某不能作为佟某1继承人继承遗产，对沈某要求继承佟某1遗产四分之一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佟某1第一顺位继承人是孟某1、孟某、李某，其三人各继承403号房屋1／6的份额正确。关于沈某能否继承孟某1遗产问题。佟某1去世后，孟某1、孟某、李某均是403号房屋共有权人，孟某1无权处分其他共有权人的房产份额。如上文所述，孟某1享有403号房屋三分之二的份额，《夫妻间房屋归属约定》及《夫妻间不动产归属约定》属于孟某1与闫某对于夫妻财产的约定，上述约定虽被法院认定无效，但不影响孟某1对其自有份额的处分。结合孟某1在2018年11月11日的遗嘱中“生前财产已处理完毕”的表述，与上述约定中孟某1的处分行为相互佐证。沈某对孟某1的遗嘱提出质疑，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能否定遗嘱真实性，且在一审诉讼中亦未对遗嘱提出鉴定，故一审法院对遗嘱真实性予以确认正确。《继承法》第十九条规定：“遗嘱应当对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庭审中，沈某表示其可以通过开车获得经济来源，故其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中“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情形，故本院对沈某要求继承孟某1遗产的上诉意见不予采信。关于沈某提到一审开庭前未收到起诉状和证据，一审法院未给予其时间准备证据的情况，经本院复核，沈某在2020年12月7日开庭笔录中提交了三份证据，并表示针对其与佟某1是否存在抚养关系无证据提交，不需要时间准备，庭审中亦对闫某的证据发表了质证意见，一审卷宗中亦有沈某提交的书面答辩意见，故一审法院充分保障了沈某举证质证的权利，不存在程序违法情形。关于沈某对孟某1遗嘱签订日期进行鉴定的申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一条规定，当事人申请鉴定，应当在人民法院指定期间内提出，并预交鉴定费用。逾期不提出申请或者不预交鉴定费用的，视为放弃申请。一审诉讼中，沈某明确表示对遗嘱不申请鉴定，故本院对沈某该项鉴定申请不予准许。综上所述，沈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860元，由沈某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沈放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 向玗书 记 员 王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