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吉01民终89号上诉人（一审原告）：闫冬，女，1995年10月15日生，汉族，住长春市宽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斌，长春市朝阳区法瀚律师事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长春市大众职业教育培训学校。住所：长春市朝阳区万宝街1181号。法定代表人：黄淑兰，校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玉石，该单位教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国松，吉林吉大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闫冬因与被上诉人长春市大众职业教育培训学校（以下简称“大众职业学校”）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20）吉0104民初29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闫冬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直接改判解除双方合同，大众职业学校退还闫冬授课费157052元；二、本案两审诉讼费由大众职业学校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判决结果不能接受。闫冬与大众职业学校，于2019年11月2日签订《注册会计师面授班》报名合同，并于当日向大众职业学校全额交付授课费15800元。可是，大众职业学校仅为闫冬面授三次课（价值仅折合94.8元）。此后大众职业学校没有按照合同规定给闫冬面授课，在五个多月的时间仅为闫冬上了三次课。后来更利用“新冠疫情”为借口，将双方的面授协议改为线上授课。在现行培训机构授课方式中，本来就存在“面授”与“网上授课”两种方式。由于“面授”和“网授”的效果存在巨大差异，因此收费标准也相差极大，即：“面授”费用远远大于“网授”效果。大众职业学校以“新冠疫情”为借口，掩盖“面授”、“网授”的收费差异，用相对收费标准低的“网授”，取代实际缴费标准高的“面授”，导致闫冬花了购买高档商品的价格，买到低档品，显然是不公平的。而一审法院片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二）（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的相关内容，驳回闫冬的起诉。这是对该指导意见的错误理解和不当适用。法律对疫情造成的后果之无奈与宽容不能成为不良商家毁约与推卸责任的借口，更不能成为其浑水摸鱼攫取不义之财的工具，一审法院的判决是错误的。二、一审法院无视事实判决不当。一审判决认为：“闫冬、大众职业学校双方在签订合同时，并没有约定，必须面授”，这一认定完全无视客观事实。闫冬和长春市大众职业教育培训学校双方签订的是《注册会计师面授班报名表》，该报名表的名称再明确不过的表明：闫冬和长春市大众职业教育培训学校双方签订的就是“面授”合同，大众职业学校完全应该以面授方式为闫冬授课。一审错误认定：“闫冬、大众职业学校双方在签订合同时，并没有约定必须面授”，并且根据这一认定驳回闫冬一审起诉。这个判决是枉顾事实的错误判决。三、闫冬有新的证据可以支持闫冬的诉讼请求。一审判决时，闫冬已经向办案人示明：闫冬有证据证明，在与大众职业学校签订“面授”报名之前，闫冬已经在另外一家网上授课机构报名参加培训。正是由于想通过“面授”方式强化培训效果，所以在已经报名网课之后，才又报名了大众职业学校的面授课程。后来面授被其改成网课，已经失去了闫冬报名面授的实际意义。因此闫冬要求解除后来大众职业学校变更成网课的授课方式，是完全有依据的。但是一审法院并没有理会闫冬要求提供新证据的请求，进而错误适用法律，剥夺了闫冬一审的胜诉权。四、一审判决违背民法的合同原则及《指导意见（二）》的规定。《民法总则》及《民法典》关于合同的规定中，都有明确的关于情势变更的规定，即：合同成立后因基础条件发生变化，继续履行对一方明显不公平，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解除合同。《指导意见（二）》也明确规定：“通过线上培训方式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或者案件实际情况表明不宜进行线上培训，接受培训方请求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培训合同解除后，已经预交的培训费，应当根据接受培训的课时等情况全部或者部分予以返还”。本案事实非常清楚的表明，闫冬根本没有必要通过两个线上培训方式，实现提高培训效果的目的，而且案件实际情况表明不宜进行线上培训。为此完全应该判决大众职业学校“根据（闫冬）接受培训的课时等情况全部或者部分予以返还（培训费）”。综上所述闫冬认为：一审判决无视事实、适用法律不当，其判决结果是错误的。为此，请求上级人民法院，依据事实和法律重新审理此案，做出正确判决维护闫冬的合法权益。长春市大众职业教育培训学校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1.我校从未有过《注册会计师面授班报名表》，闫冬与我校签订的是《大众会计注册会计师报名表》，并未明确约定为面授课。闫冬反复强调双方签订的是《注册会计师面授班报名表》，但是我校并没有该表，闫冬与我校签订的是《大众会计注册会计师报名表》，学员在我校上课的目的就是为了听老师讲课通过考试，我校教学目的也是把教学重点、难点、知识点讲到，并没有明确约定必须通过面授的形式，因为面授与直播课对于知识的传授并没有实质的差别。2.闫冬所称面授课价格远远高于网课，以偏概全，网络直播课往往比面授价格还要高。网课分为两种，一种是网络录播课，一种是网络直播课。录播课就是老师先录好课程内容，放到网上，学生自己点击学习，学生学习的时候老师是不在线的，不能实时互动，亲历性差。而直播课就是老师现场教学，学生在屏幕面前所反映的内容与老师授课内容同步，还是属于现场教学，学生学习的时候老师同步在线，能够实时互动，亲历性强。主流的线上会计培训学校如中华会计网校、东奥会计、高顿财经等都是以网络授课著名，授课形式均为网上录播或者网络直播。但是其注册会计师直播课程价格均在15000元至89000元之间，这与闫冬所说的用收费较低的“网授”，取代实际缴费高的“面授”完全不符。我校在疫情最为严重期间为了不影响教学质量，用直播而非录播的方式进行教学，正是对学员高度负责的体现。疫情期间教育行业从公办到民办均采用线上直播方式正常教学，国家要求使用该种授课方式，保证正常教学进度，我校并无不妥之处。并且在教委批准复课的第一时间即2020年8月恢复面授教学，闫冬疫情期间多次无理取闹带着家属到学校大吵大闹，提出无理要求，让我校疫情期间必须开课，不开课就要退费，完全不顾疫情教育培训行业无法开课的事实，卫星广场派出所已记录在案。3.闫冬与我校所签《大众会计注册会计师报名表》合法有效，明确约定一经报名不退款。根据诚实信用原则，也不应退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四十三条：“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我校和闫冬签订《大众会计注册会计师报名表》时双方具备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标的合法。合同已依法成立并生效。根据法律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4.教育培训机构有其特殊性，我校保留追究闫冬缔约过失责任和违约责任的权利。由于我们是教育培训机构，根据教育局相关规定和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要求，我校必须具备相应的教学场所和教学设施。为了提供优良的教学软硬环境，我们租了2-5层作为教学课堂，聘用知名高校老师给学生进行培训，这些我们和相关方也是签了合同的，资金投入量巨大。尤其是疫情期间，国家不让面授改为直播，我校为此购进大量设备、设施，又增加了网络带宽，并进行相应改造。如果随意退费，由于闫冬的缔约过失将给我校造成巨大损失，也不利于民法诚实信用的社会风气的宣扬。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准确。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二）》第一条第8点规定“当事人订立的线下培训合同，受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影响不能进行线下培训，能够通过线上培训、变更培训期限等方式实现合同目的，接受培训方请求解除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2.最高人民法院就该条款又进一步阐述，“……一般情况下，一个培训合同签订之后，即使它不能通过线下面对面的培训，但是可以替代性的通过线上培训、变更培训期限等方式达到预期培训效果实现合同目的，这种情况下，如果一方主张解除合同的，法院是不予支持的……替代性线上培训主要是指知识类教育，教师的亲历性差，比如英语、数学、司法考试、会计师考试等知识类培训，以增长知识为主要目的培训。会计课程是可以替代性的课程，有许多业界有名的网校，如中华会计网校、东奥会计在线、正保远程教育等知名在线培训机构。3.疫情期间，各类公办院校大、中小学也普遍采用线上培训的方式，包括东北财经大学、吉林财经大学、西南财大、吉林工商学院等开设会计相关课程的高校也是采用线上直播培训的方式，这是政府提倡的、认可的、鼓励的教学方式。在公办学校疫情期间普遍采用线上直播教学的情况下，我们民办教育机构将会计培训课程采用线上直播也无可厚非。在教委允许复课的第一时间，我校积极恢复了面授，而非闫冬所指的仅面授三次。与其同期报名的学员均正常上课，并顺利参加2020年10月的注册会计师考试。受疫情影响，教育机构将面授课改为网课，不属于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情形，也不是因不可抗力可以依法解除合同的情形。如果闫冬仅仅因疫情严重教育机构无法开面授课，向人民法院请求解除合同、返还培训费，除非是线上培训明显无法实现线下培训的效果，如艺术类培训，否则法院不应支持该请求。在当下疫情期，教育培训机构生存极其困难，我校已经是亏本运营，入不敷出。闫冬在一审起诉请求：一、判令大众职业学校支付闫冬剩余课程金额共计15705.20元；二、判令本次诉讼费及其他相关费用由大众职业学校承担。事实与理由：2019年11月2日，闫冬与大众职业学校签订《注册会计师面授班报名表》，并于当日用尾号0595的中信信用卡（卡主:孙某，与闫冬是恋爱关系）交付了全额课程费用,共计人民币15800元(附收据一张，至今未开具增值税发票)。大众职业学校以面授课著名，闫冬于2019年底前来学习共上过三次课（一共就开过三次)，2020年疫情原因不能开设线下课程，闫冬很支持国家政策，但闫冬与大众职业学校对于线下课程转为线上课程，未商定达成一致且闫冬不能接受线上课程，请求退还剩余课程金额（同类型线上名师课程约3000-5000元不等）。闫冬于2020年3月28日，首次及正式提出退费申请，大众职业学校称需要预约售后老师,终在4月18日下午3点30分见面，位置为卫星广场成基商务A座1336室，大众职业学校以教育局不让开面授课且闫冬在有“一经报名不予办理退费”字眼的合同上签字为由，拒不退费。且闫冬于2020年4月18日谈判中才知晓大众职业学校每年不能同时开设六门面授专业课程，当年未开设面授课依旧需要听网课这一事实，买课时销售老师门冬雪未告知且合同中未约定。同时就合同条款第三条提到听课证和磁卡及第四条按报名先后顺序排座等相关事宜,在2019年上课期间均未实现。大众职业学校以自己属于民办非企业，协商时态度强硬，坚持称一分钱不退，闫冬多次与大众职业学校协商无果。大众职业学校在一审辩称：一、我校在《大众会计注册会计师报名表》中并未明确约定为面授课。学员在我校上课的目的就是为了听老师讲课通过考试，我校教学目的也是把教学重点、难点、知识点讲到，并没有明确约定必须通过面授的形式，因为面授与网课对于知识的传授并没有实质的差别。而且，我校也在积极探索线上线下同步教学，以后学生嫌路远的、气候恶劣的可以自由选择本节课在家听网课还是面授，保证教学质量。二、最高人民法院相关文件有明确规定。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二)》（法发【2020】17号），第一条第8点规定“……当事人订立的线下培训合同，受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影响不能进行线下培训，能够通过线上培训、变更培训期限等方式实现合同目的的，接受培训方请求解除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2.最高人民法院就该条款又进一步阐述，“……一般情况下，一个培训合同签订之后，即使它不能通过线下面对面的培训，但是可以替代性的通过线上培训、变更培训期限等方式达到预期培训效果实现合同目的,这种情况下,如果一方主张解除合同的，法院是不予支持的……”。替代性线上培训主要是指知识类教育，教师的亲历性差，比如英语、数学、司法考试、会计师考试等知识类培训，以增长知识为主要目的的培训。会计课程是可以替代性的课程，有许多业界有名的网校，如中华会计网校、冬奥会计在线、正保远程教育等知名在线培训机构。疫情期间，各个大学也普遍采用线上培训的方式，包括会计相关课程的学习，这是政府提倡的、认可的、鼓励的教学方式。在公办学校普遍由面授转为线上教学的情况下，我们民办教育机构将会计培训课程转为线上教学也无可厚非。受疫情影响，教育机构将面授课改为网课，一般不属于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情形，也不是因不可抗力可以依法解除合同的情形。如果闫冬仅仅因教育机构将面授课改为网课，向人民法院请求解除合同、返还培训费，除非是线上培训明显无法实现线下培训的效果，如艺术类培训，否则法院不应支持该请求。三、闫冬与我校所签《大众会计注册会计师报名表》合法有效，明确约定一经报名不退款。1.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我校和闫冬签订《报名表》时，双方具备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标的合法。合同已依法成立并生效。根据法律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四、教育培训机构有其特殊性，我校保留追究闫冬缔约过失责任和违约责任的权利。由于我们是教育培训机构，根据教育局相关规定和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要求，我校必须具备相应的教学场所和教学设施。为了提供优良的教学软硬环境，我们租了2-5层作为教学课堂，聘用知名高校老师给学生进行培训，我公司和相关方也是签了合同的，资金投入量巨大。如果随意退费，由于闫冬的缔约过失将给我校造成巨大损失，也不利于民法诚实信用的社会风气的宣扬。在当下疫情期，教育培训机构生存极其困难，我校已经是亏本运营，入不敷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11月2日，闫冬与大众职业学校签订《注册会计师面授班报名表》，并于当日用尾号0595的中信信用卡交付了全额课程费用，共计人民币15，800元。闫冬在2019年底到大众职业学校处学习三次，2020年疫情原因不能开设线下课程，大众职业学校将面授改变为网上授课。闫冬认为网上授课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故要求与大众职业学校解除合同，大众职业学校退还剩余的学费。双方协商未果，闫冬起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一方面闫冬、大众职业学校双方在签订合同时，并没有约定必须进行面授，闫冬不接受网上授课。另一方面，闫冬所签订的是注册会计师培训服务，该类培训主要是以增长知识为目的，并非必须进行现场培训才能达到目的。进行网络授课也能达到授课的目的，因此网络授课并不能导致闫冬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心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二）》第一条第八项“当事人订立线下培训合同，受疫情或疫情防控措施的影响不能线下培训，能偶提供线上培训、变更培训期限等方式实现合同目的的，接受培训方请求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对于闫冬因为网络授课而解除合同，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闫冬主张，因为存在另一个网络授课与涉案网络授课冲突的问题，由于双方在签订合同时并没有约定，大众职业学校必须提供线下授课，否则解除合同，因此受疫情影响大众职业学校将面授转变为网络授课并无不当，闫冬以此原因解除合同，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闫冬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97元，由闫冬负担。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二审中，大众职业学校明确表示可以继续为闫冬提供案涉面授课程服务。本院认为：关于闫冬和大众职业学校之间的合同是否应予以解除及案涉授课费是否应予以返还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本案中，闫冬在《注册会计师面授班报名表》上签字的行为在其与大众职业学校之间形成了教育培训合同关系。依据该报名表上的记载，双方之间原约定的授课方式为面授。受疫情影响，大众职业学校在部分时间段内不能继续履行合同即采用面授方式授课。但注册会计师考试并非需要一次性通过的考试，专业阶段的各科考试成绩有效期为5年。大众职业学校明确表示可以为闫冬继续提供案涉面授课程，因此，案涉面授课程可以通过变更培训期限即延期培训的方式继续履行。故闫冬请求解除本案所涉教育培训合同并返还授课费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略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应予以维持。闫冬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93元，由上诉人闫冬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雨萍审判员  王忠旭审判员  王 博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五日书记员  杨 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