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浙07民终12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姚国海，男，1976年3月2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骆侠炜，浙江红太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义乌市继红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义乌市苏溪镇高园路5号。 法定代表人：唐继红，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娟香，浙江如初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姝雅，浙江如初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审被告：张国兴，男，1968年12月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 原审被告：戴伟静，女，1970年11月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国兴，男，1968年12月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 上诉人姚国海因与被上诉人义乌市继红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继红公司），原审被告张国兴、戴伟静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2020）浙0782民初135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姚国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对姚国海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错将姚国海认定为涉案买卖合同的相对方，二审应予纠正。一、一审判决在采信证据时过于片面。本案由于缺少书面的买卖合同，所以需要结合微信聊天记录、送货单、银行转账记录等证据以及交易习惯、市场规律全面的分析，谁才是买卖合同的相对方。与姚国海有关的证据主要是姚国海与继红公司法定代表人唐继红的微信聊天记录、继红公司的送货单。1、原判在分析证据时存在语文上的错误。姚国海与唐继红之间存在着大量的聊天记录（大部分聊天记录的提交时间已经超过举证期限，为了诉讼效率，姚国海才在一审开庭的时候进行了质证），然而一审判决只截取了其中的几句话，便认定姚国海是买卖合同的相对方，这是犯了语文上的错误，即断章取义。姚国海认为，汉语言博大精深，相同的词语在不同语境甚至不同语气下，所表达的意思可能会截然不同。在分析一句话所表达的意思时，不能脱离上下文，不能脱离当时的语境，否则，理解会出现偏差。而一审判决，正是将微信聊天记录中某一句话单独拎出来进行分析，并得出了一个错误的结果。不仅如此，一审判决只将对姚国海可能产生不利后果的语句拎出来，忽视了对姚国海有利的语句，很显然，这是非常片面的。2、一审判决在分析证据时脱离了交易习惯和市场规律。如果如一审判决认定的那样，姚国海和张国兴共同与继红公司做围巾生意，那么，姚国海和张国兴已经是利益共同体了，为何姚国海会向继红公司发出“不要把价格报出去给他”的语音？除非说姚国海是中间商，想在张国兴与继红公司之间赚取差价，才会对价格采取一个双向保密的措施，然而，一审并未将姚国海认定成中间商，而是将其认定为与张国兴是一体的。为何会出现脱离交易习惯和市场规律的情况，源头还是在分析证据时出现了语义上的错误。从因果关系角度分析，通常是有因才有果，即通过分析证据从而产生判决结果，但是假如先有了果再去寻找因，就会出现逻辑错误。二、张国兴已自认其才是与继红公司做生意的相对方。在本案中，姚国海的身份是一个关键问题，假如姚国海是张国兴的业务员或者是接货员，那么，姚国海的微信聊天记录和送货单上的签名都是职务行为，相关的责任义务并不由其承担。但是，姚国海的身份是张国兴的朋友，也是张国兴的债权人。从功利主义角度分析，姚国海做了那么多，如果不是为了利益是不符合常理的，更何况已经出现了现在吃力不讨好的局面。不过，在这个社会上，不仅仅只有利益，还有情义、正义以及道义。姚国海正是出于情义，才会帮张国兴收货，才会帮继红公司争取到张国兴的订单。继红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唐继红也在庭审中表示，买卖合同的相对方是谁，她并不关心，她只关心的是钱能否拿到，也就是说，将姚国海作为一审被告起诉，最终目的是为了多一个可以支付货款的主体，而不是真的认为姚国海就是买卖合同的相对方。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清本案的事实并改判。 继红公司辩称：1、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法律依据充分，双方交易有订货单、送货单、微信聊天记录，订货单，送货单上写的是姚国海的名字，聊天记录多次显示双方在确定货物的款式、价格、发货时间、地点、打包方式及欠款之后要求付款的催款内容，均是姚国海本人予以确认的。整个交易过程中姚国海没有说过是帮他人订货。2、针对姚国海说不要把价格报出去，证明姚国海与张国兴是合作购买，姚国海负责采购运输，张国兴负责国外销售回款，将回款的一部分用于支付购买货物的货款。姚国海要求不要把价格报出去，说明双方的合作模式，并不能说明姚国海不是买方。3、张国兴自认其是继红公司的买方，并不能因此否定姚国海也是买方。张国兴已经是失信人员，所以其承认自己是买方，而为姚国海否定买方身份，摆脱付款责任目的明确。4、姚国海和继红公司比较熟悉，所以才会有赊账发货的情况，在姚国海未支付一分钱时继红公司也会发货，张国兴是在国外的，继红公司不会对一个不熟悉的人大批量订制发货。结合微信聊天记录，在订货时，继红公司法定代表人唐继红发语音给姚国海，姚国海马上定下来说六个花色。问姚国海要钱的时候，姚国海也说正在想办法，22号能到款。姚国海在2017年1月13日明确说“知道了，老板娘，我在等钱”。 张国兴、戴伟静述称：其与继红公司原本不认识，是通过姚国海才认识的。其自己一个人在国外做生意，资金短缺的时候确实会赊账，有时候也会让姚国海帮其订货。姚国海和唐继红的聊天记录其不知道。姚国海不是本案买卖合同的相对方。 继红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判令姚国海、张国兴、戴伟静立即支付货款1500729元及利息损失（自起诉之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为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张国兴与戴伟静系夫妻关系，于1994年1月4日登记结婚。张国兴、姚国海于2016年、2017年向继红公司购买围巾类产品，由姚国海签收货物，货款共计2400729元。后2017年张国兴陆续向继红公司支付货款800000元，戴伟静向继红公司支付货款100000元，共计支付900000元，尚欠继红公司货款1500729元未付。继红公司催讨未果，于2020年9月3日诉至该院。 一审法院认为，该案合同相对方系姚国海、张国兴，理由在证据认证部分已详述，此处不再赘述。继红公司与姚国海、张国兴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姚国海、张国兴应及时支付剩余货款1500729元，逾期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张国兴与戴伟静系夫妻关系，买卖合同发生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经营，且戴伟静曾向继红公司支付部分货款，故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综上，姚国海、张国兴、戴伟静应共同承担责任。继红公司与姚国海、张国兴、戴伟静未明确约定具体的付款期限和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现继红公司要求姚国海、张国兴、戴伟静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赔偿利息损失至实际履行日止，利率不违反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姚国海辩称其出于帮忙，代张国兴收货，并非该案合同相对方，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辩解，对该抗辩不予采纳。戴伟静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视为放弃抗辩、质证、举证的权利，依法可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姚国海、张国兴、戴伟静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继红公司货款1500729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自2020年9月3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8306元，由姚国海、张国兴、戴伟静负担。 二审中，姚国海、张国兴、戴伟静未提交新证据，继红公司向本院提供继红公司的业务员马玉芳与姚国海的聊天记录一份，证明案涉货物的发货也是马玉芳和姚国海联系的，这个货物按照姚国海指定的时间、地点交付到姚国海指定的仓库，且送货时部分货物是由姚国海自己压缩打包的。 姚国海质证认为，对真实性不认可，对证明目的也有异议，继红公司与张国兴先联系确定要发的货物、价格等事项，张国兴再与姚国海联系，让姚国海帮忙收货、打包。姚国海本身也有货物卖给张国兴，故才会帮张国兴收货、打包。在此背景下才会有姚国海与马玉芳的联系。 张国兴、戴伟静质证认为，这是姚国海与马玉芳的聊天记录，其不清楚。其让姚国海收货、打包是事实。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其无法确认。 本院认证意见：姚国海对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继红公司也未出示微信聊天的原始载体，故对该证据，本院不予确认。 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主要争议焦点是姚国海是否系本案买卖合同的买方。姚国海上诉主张张国兴是案涉买卖合同的买方，其仅是帮张国兴收货，并非买卖合同相对方。对于未订立书面合同的买卖关系，应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予以综合认定。本案中，唐继红是继红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从姚国海与唐继红、张国兴与唐继红之间的聊天记录以及送货单情况看，大部分货物的价格、款式、颜色及数量均由姚国海与唐继红协商确定，且案涉三张订货单也由姚国海签收；当唐继红向姚国海催讨货款时，姚国海的回复是“正在想办法”“知道了老板娘，我在等钱”，并未说明其不是买卖合同相对方，其不应支付货款等情况；且在案涉交易过程中，姚国海从未向继红公司披露过其系代张国兴购买、签收案涉货物，并非实际买受人的事实。二审中，姚国海主张其系依据张国兴的指示向唐继红下订单，但也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综合在卷证据，一审认定姚国海与张国兴均为案涉买卖合同的买方，并无不当。综上，姚国海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8306元，由上诉人姚国海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徐 晋 审 判 员  金 莹 审 判 员  张斯欣 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代书记员  傅琳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