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新0103民初4446号 原告：朱学勇，男，1972年3月17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清泉，水磨沟区金铭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岳中海，男，1963年3月21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骁，新疆天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吉木萨尔县惠农农业产业化专业合作社，住所地昌吉州吉木萨尔县新地乡胥家全村。 法定代表人：瞿汉成，该合作社负责人。 原告朱学勇与被告乌鲁木齐县春园种苗科技服务中心、岳中海产品责任纠纷一案，本院审理后作出（2017）新0103民初1014号民事判决，被告岳中海不服提出上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2017）新01民终3883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告岳中海不服该判决，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经审查作出（2018）新民申1430号民事裁定，裁定：指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执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2019）新01民再96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新01民终3883号民事判决和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2017）新0103民初1014号民事判决；本案发回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重审。本案在重审期间，乌鲁木齐县春园种苗科技服务中心注销，其诉讼主体已不存在。被告岳中海提出追加吉木萨尔县惠农农业产业化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惠农合作社）为本案被告的申请，本院予以准许，并予以追加。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3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朱学勇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清泉，被告岳中海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骁、张玉娇，被告惠农合作社法定代表人瞿汉成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朱学勇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二被告赔偿损失703350元；2、请求判令二被告承担鉴定费10000元，合计713350元；3、请求判令由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及邮寄送达费用。事实与理由：2016年4月20日原告在被告处购买25吨荷十五马铃薯种薯，每吨2500元，合计62500元。被告岳中海出具证明一张，内容为：今有朱学勇在乌县种子公司拉荷十五号种薯25吨，单价每吨2500元，如果种子出现质量问题有公司负责（排除气候、管理等问题除外）被告岳中海签字确认。原告收到种薯后在切薯时发现种薯质量有问题，遂与被告交涉，被告承诺种子有问题并对种子的价款作出让利1.25万元作为种薯的补偿。原告将种薯播种后，因为缺苗，出苗率很低，便于2016年6月20日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农林牧司法鉴定中心申请对荷兰15号马铃薯出苗差的原因进行司法鉴定。鉴定意见为：1、造成朱学勇156.3亩马铃薯绝收的主要原因是种薯质量甚差，普遍携带马铃薯环腐病病菌，在严重缺苗后已出苗的植株又陆续感病；2、按每3吨每亩产量计算，156.3亩马铃薯理论产量为468.9吨，每吨按1500元计算，损失产值703350元，故诉至法院。 被告岳中海辩称，对原告诉讼请求不认可，一、2016年4月20日，岳中海作为乌鲁木齐县春园种苗科技服务中心业务销售人员向朱学勇出具了销售《证明》，但因乌鲁木齐县春园种苗科技服务中心仓库当日下午被法院查封，朱学勇未支付货款，乌鲁木齐县春园种苗科技服务中心也未向朱学勇出售马铃薯种薯；二、朱学勇在购买乌鲁木齐县春园种苗科技服务中心马铃薯种薯未果的情况下，请求岳中海向其介绍其他卖家，岳中海将销售种薯的惠农合作社介绍给朱学勇，朱学勇向惠农合作社购买了马铃薯种薯并支付价款；三、朱学勇种植后，发现马铃薯种薯出现质量问题，遂与惠农合作社沟通，惠农合作社提供救治方案，并向朱学勇退还12500元作为补偿；四、朱学勇在播种后发现出苗率低并申请司法鉴定，但鉴定所得结论及损失产值、损失计算方法均不合法，此鉴定结论不能作为认定朱学勇损失的数额依据。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对被告岳中海的诉讼请求。 被告惠农合作社辩称，我方向被告岳中海销售过50多吨的马铃薯种薯，岳中海曾给我打过电话，让我去看一下原告种薯种植情况，我去看后提出沙漠环境无法种植，但朱学勇和岳中海说以前种植过。我方不认识原告朱学勇，未向朱学勇销售过马铃薯种薯，不承担本案民事责任。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如下证据： 原告朱学勇提交： 一、2016年4月20日，被告岳中海出具证明一份，内容载明：今有朱学勇在乌县种子公司拉荷十五号种薯25吨。单价2500元／吨，如出种子质量问题，有公司负责（气候、管理等问题除外）。落款处为乌县种子公司岳忠海。用以证明被告岳中海向原告销售25吨马铃薯种薯。被告岳中海经质证对证据真实性认可，但认为该证明不是岳中海给原告销售种薯的证明，该销售事实并未发生；被告惠农合作社对该证据不清楚，亦未发表质证意见。 二、《中国农业银行交易明细清单》一份，用以证明被告岳中海通过严红银行账户给原告转款12500元。被告岳中海经质证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严红代表的是惠农合作社，不代表岳中海。被告惠农合作社对该证据不清楚，并陈述严红不代表惠农合作社。 三、司法鉴定意见书一份，用以证明原告将种子如期播种后，在2016年6月20日因为出苗率差的原因与被告协商无果，委托司法鉴定，鉴定结论为朱学勇156.3亩马铃薯因种薯质量有问题已形成绝收，每亩按3吨计算，156.3亩马铃薯产量为468.9吨，每吨按照1500元计算损失，共计703350元。被告岳中海经质证对证据不予认可，认为鉴定未通知被告到场，鉴定程序不合法，同时对于鉴定结论中确定的每亩产量及价格不予认可。被告惠农合作社对证据的质证意见与被告岳中海一致。 四、司法鉴定费票据一张，用以证明原告申请的司法鉴定支出鉴定费用10000元。被告岳中海经质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系原告单方申请，被告不予认可。被告惠农合作社对该证据不清楚，未发表质证意见。 五、百度搜索记录截屏四张、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乌鲁木齐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用以证明被告岳中海系乌鲁木齐县春园种苗科技服务中心职员。被告岳中海经质证对证据不予认可。被告惠农合作社对该证据不清楚，未发表质证意见。但认可被告岳中海系乌鲁木齐县春园种苗科技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的事实。 被告岳中海提交： 一、（2017）新0103民初1014号案卷庭审笔录。用以证明2016年4月20日乌鲁木齐县春园种苗科技服务中心仓库被查封，造成无法向朱学勇出售马铃薯种薯，故2016年4月20日，岳中海向原告出具的《证明》未实际履行。原告朱学勇经质证对证据不予认可，同时认为被告岳中海销售的马铃薯种薯的来源与原告无关。被告惠农合作社经质证对该证据不清楚，未发表质证意见。 二、2016年6月22日，朱学勇签字的《司法鉴定勘验笔录》用以证明原告朱学勇自认：播种期27-28日，种薯产自吉木萨尔县瞿汉成，是岳中海推荐瞿汉成供种。同时证明岳中海是介绍人，原告朱学勇系从被告惠农合作社购买的种薯。原告朱学勇经质证对证据的证明力不予认可，认为原告与被告岳中海签订合同，种子的来源与原告无关。被告惠农合作社经质证对该证据不清楚，认为其不认识原告，是被告岳中海从惠农合作社购买了50多吨种薯，岳中海销售给谁，其并不知晓。 三、吉木萨尔县惠农农业产业化专业合作社工商登记，证明惠农合作社具有合法的马铃薯种薯销售资质；朱学勇从惠农合作社购买的种薯。原告朱学勇经质证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据的关联性不予认可。被告惠农合作社对证据无异议。 四、2017年4月5日惠农合作社出具的《证明》，用以证明岳中海系朱学勇与惠农合作社之间买卖关系的介绍人，惠农合作社向朱学勇出售25吨种薯，共计62500元，扣除5吨价款12500元，合计售价50000元。原告朱学勇经质证对证据不予认可。被告惠农合作社经质证，对证据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明是按照岳中海的意思所写。 五、2017年11月18日，惠农合作社出具的《证明》，用以证明岳中海系介绍人、严红系惠农合作社工作人员、2016年朱学勇从吉木萨尔拉回的种薯、2016年4月25号朱学勇发现种薯的质量问题，与惠农合作社法定代表人瞿汉成协商后，2016年4月30日，惠农合作社严红给原告退款12500元。原告朱学勇经质证对证据不予认可，在种薯发生问题后，是岳中海委托瞿汉成到现场查勘的。被告惠农合作社经质证认为该证明是按照岳中海的意思所写，印章是惠农合作社的。 六、严红《中国农业银行交易明细清单》，用以证明朱学勇向惠农合作社支付种薯价款62450元，种薯出现质量问题后，又由惠农合作社严红向朱学勇退款12500元。原告朱学勇经质证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原告系按照岳中海的指示转款的，严红的身份并不明确。被告惠农合作社经质证对证据不予认可，且认为严红不是惠农合作社的工作人员。 七、国家农业农村部《2016年度新疆地区马铃薯每亩产量》《2016年度新疆地区马铃薯没50共计产品平均出售价格》《2016年度新疆地区马铃薯每亩净利润》《蔬菜类目录》统计数据，用以证明按照统计数据2016年新疆地区马铃薯每亩产量为2014.14公斤、每50公斤销售额为57.94元（每吨1,159元）、每亩净利润为711.92元，原告单方委托鉴定与事实不符。原告朱学勇经质证认为原告所购种薯属于特有价值高的品种，网站上公布的数据是最低标准。被告惠农合作社经质证认为农作物的生长靠后天管理以及土地性质、气候。 本院调取证据 严红因不在本地，遂通过微信向法院出具的陈述，内容为严红自认系惠农合作社的工作人员，其收取的款项及给朱学勇转账的款项系受瞿汉成的委托，原告朱学勇系从惠农合作社购买的种薯。原告朱学勇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确认，但对关联性不予认可，对严红是惠农合作社还是岳中海的工作人员并不清楚，但款项是岳中海让打给严红的。被告惠农合作社对证据不予认可。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4月20日，被告岳中海出具证明一份，内容载明：今有朱学勇在乌县种子公司拉荷十五号种薯25吨。单价2500元／吨，如出种子质量问题，有公司负责（气候、管理等问题除外）。落款处为乌县种子公司岳忠海。 2016年4月21日，原告朱学勇向严红银行账户转款62450元。2016年4月30日，严红向原告朱学勇银行账户转款12500元。 2016年6月20日，原告朱学勇委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农林牧司法鉴定中心对其种植的“荷兰15号”马铃薯出苗差的原因及损失进行司法鉴定。2016年6月22日，鉴定人员进行现场勘验，2016年6月24日该司法鉴定中心出具新农林牧鉴字［2016］第070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作出鉴定意见为：1、造成朱学勇156.3亩马铃薯绝收的主要原因是种薯质量甚差，普遍携带马铃薯环腐病病菌，在严重缺苗后已出苗的植株又陆续感病。2、按3吨／亩产量计算，156.3亩马铃薯理论产量为468.9吨，每吨按1500元计算，损失产值703350元。该鉴定书司法鉴定人员为林成、张丽伟，后附有作为鉴定依据普通黄化的“荷兰15号”马铃薯植株、田间濒临死亡的感病植株等现场采集照片8张、司法鉴定人执业证证件2张。原告朱学勇支出鉴定费用10000元。 2017年4月5日，惠农合作社、瞿汉成出具《证明》一份，该证明内容载明：“2016年4月经岳中海介绍朱学勇在我公司拉荷兰种薯25吨，扣除5吨，单价2.5元，合计50000元（伍万元整）。”2017年11月18日，惠农合作社出具证明，载明“2016年4月份，岳中海介绍朱学勇在我社（吉木萨尔县惠农农业产业化合作社）购买我社马铃薯种子荷兰十五号，4月21日朱学勇给我社工作人员严红打款62450元，4月22号朱学勇从我社拉种薯24980公斤，单价2.5元/每公斤，4月24号朱学勇给我（瞿汉成）打电话说种薯有问题，4月25号我（瞿汉成）带人到实地解决，我们要求把种薯拉回并退回种薯款，朱学勇要求给他扣除5吨种薯就可以了，我们双方达成口头协议，于是就给朱学勇退回了5吨种薯款，有我社工作人员严红负责在4月30号退给朱学勇12500元整”落款处加盖惠农合作社印章。 另查明，被告岳中海原系被告乌鲁木齐县春园种苗科技服务中心（已注销）的工作人员。 再查明，本院针对司法鉴定意见书，向时任鉴定人林成调查核实了鉴定有关事项。关于种薯质量问题，鉴定人明确根据现场勘验发现种薯存在质量问题，且是导致马铃薯绝收的主要原因，种植的土壤环境较好，适合马铃薯种植。关于亩产量问题，鉴定人明确，按照2015年、2016年《新疆统计年鉴》统计结果核算，沙湾县薯类每亩产量分别为2.46吨、2.45吨，结合土壤情况及沙湾县马铃薯普遍产量，鉴定结论确定了每亩3吨。关于价格问题，鉴定人明确按照当时在沙湾县市场调查情况确定的。 本院认为，本案是因买卖合同引发的产品责任纠纷，原告朱学勇购买、使用用于农业生产的生产资料，其作为消费者合法权益理应受到保护。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原告与哪一方被告实际履行的买卖合同；二、原告主张的赔偿损失金额是否合理。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从2017年4月5日、2017年11月18日由惠农合作社、瞿汉成出具的两份《证明》、严红的证言、《中国农业银行交易明细清单》、司法鉴定勘验笔录可以确认的事实为：2016年4月朱学勇经岳中海介绍从惠农合作社拉种薯25吨，原告朱学勇将种薯货款直接交付于惠农合作社工作人员严红，后原告在切薯中发现种薯出现质量问题，由惠农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瞿汉成到现场协调，并与原告达成扣除5吨种薯价款的协议，惠农合作社按照承诺由严红将5吨种薯价款12500元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给原告朱学勇。对上述证据及事实可以判断，朱学勇与惠农合作社形成了买卖合同关系，并实际予以履行。岳中海虽于2016年4月20日向朱学勇出具了《证明》，但其载明的内容并未实际履行，不能证明原告朱学勇从被告岳中海处实际购买了种薯。由此对于原告朱学勇主张被告岳中海承担本案民事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原告主张的赔偿损失金额是否合理。1、关于原、被告承担责任的比例问题。本院认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农林牧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明确涉案种薯质量甚差是造成原告朱学勇156.3亩马铃薯绝收的主要原因。被告对该鉴定意见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该鉴定机构具备相应资质，鉴定意见系鉴定机构经现场勘验后作出，合法有效，故对该鉴定意见应予以采纳。但原告在明知种子有问题的情况下仍然使用，原告存在相应的过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院认为，对于朱学勇156.3亩马铃薯绝收而产生的损失，朱学勇、惠农合作社都应承担一定的责任。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程度，本院认为被告惠农合作社对本案承担主要责任即90%，原告朱学勇对损害发生的后果承担次要责任即10%。2、关于鉴定机构核算的亩产量及价格问题。经本院调查核实认为依据《新疆统计年鉴》的统计数据客观核算马铃薯在沙湾县的亩产量较妥，不应包含主观判断和推定的情况，由此确定本院对鉴定报告中确定的亩产量3吨及每吨1500元价格不予全部采纳，本院按照统计数据确定的每亩2.45吨产量予以计算，价格方面因无客观数据参照，本院比照国家农业农村部《2016年度新疆地区马铃薯没50共计产品平均出售价格》的统计数据，每吨1,159元予以计算。被告主张的亩产量按照《2016年度新疆地区马铃薯每亩产量》每亩2014.14公斤计算本院不予采纳，因该数据是全疆平均统计值，而在不同地区因土壤情况、气候原因等因素造成产量不同，故应比照沙湾县统计数据予以计算较妥。关于被告主张按照每亩利润711.92元核算原告种植马铃薯绝收损失问题，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种子使用者因种子质量问题或者因种子的标签和使用说明标注的内容不真实，遭受损失的，种子使用者可以向出售种子的经营者要求赔偿，也可以向种子生产者或者其他经营者要求赔偿。赔偿额包括购种价款、可得利益损失和其他损失。本案原告并未主张种植成本损失，故按照每亩利润711.92元计算原告损失有失公平，故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惠农合作社赔偿原告朱学勇损失399439.5元（2.45吨×156.3亩×1159元×90%）； 二、被告惠农合作社支付原告朱学勇鉴定费9000元（10000元×90%）； 三、驳回原告朱学勇对被告岳中海的诉讼请求。 以上被告惠农合作社应付款项合计408,439.5元，限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一次付清，逾期则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争议标的713350元，给付标的408439.5元，占争议标的的57%，案件受理费10933.50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惠农合作社承担57%，即6232.1元，由原告朱学勇承担43%，即4701.41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和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上诉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陈晶晶 审 判 员  马 健 人民陪审员  苏造如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吴 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