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3民终79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高濯，男，1963年5月16日出生，住浙江省乐清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石兵，北京市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华志，北京市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华讯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39号建外SOHO东区6号楼3101室。负责人：刘玉国，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韬，北京华讯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夏晴，北京华讯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高濯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华讯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华讯律所）法律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5民初51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郑吉喆独任审理，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高濯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石兵、被上诉人华讯律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韬、夏晴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濯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驳回华讯律所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没有证据支持。一审判决书中认定的浙江省高院主持达成调解并出具调解书不是高濯当庭认定的事实，与高濯提供的答辩书和当庭陈述不一致。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文书是由于高濯与对方在再审申请审查阶段达成调解协议的结果，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华讯律所主张其工作成果无关。二、一审判决没有法律依据，违背了双方合同内容和意思自治原则。根据合同约定，对于华讯律所的代理工作的认定不仅包括法院审理的结果，还包括华讯律所提供的新的证据是否被法院采纳，实现案件的再审，最后根据再审后法院采纳新的证据的程度确定具体的律师费。由于华讯律所没有提供新的证据，且浙江高院不是依据华讯律所的代理工作或案件办理方案作出的提审。因此华讯律所的工作并不符合合同签订的目的及当事人的意愿。对比合同约定的不同收费标准，一审判决结果超出合同约定的范围，违背了合同签约时的意愿。三、一审判决书理由错误。一审判决认定华讯律所的实际工作与浙江高院的法律文件之间具有关联性，依据事实错误。对于一审判决中的“公平原则”，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高濯违反了合同约定，华讯律所在没有合同依据的情况下获得超出合同约定的律师费才是违反了公平原则。四、一审判决明显不公正，违反诉讼规定，侵害了高濯的合法权利。一审判决中没有记载高濯的答辩意见和事实理由，没有完整记载双方提供的证据目录和质证意见。在判决书中也没有对高濯的答辩意见进行回应。一审判决理由中认为高濯以损害华讯律所的利益而调解，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结果是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认定的数额，但这一认定明显超出了双方关于风险代理的约定。高濯已经向华讯律所支付了30万元律师费，而一审审查内容并未包括华讯律所是否完成这部分律师费对应的工作。华讯律所没有参与再审工作，且调解数额与再审法院是否采纳华讯律所提供的新证据无关。华讯律所辩称，不同意高濯的上诉请求。1.华讯律所律师在代理案件之后积极开展工作，包括制定了再审方案、再审申请书、调取证据等，这是该案被听证并提审的重要因素，也是基于此才最终促成调解。2.律师费收取符合合同约定，合同中约定了律师费给付时间和条件。调解结案不属于合同约定的退费条件。3.华讯律所坚持申请调取证据，才使再审被申请人在压力之下调解并作出极大让步，律师代理工作已经达到了委托目的，有效维护了当事人合法权益。4.一审判决只判决给付了20万元，是对高濯有利的判决，错误适用公平原则。华讯律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高濯支付华讯律所代理费30万元及利息（以30万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自2016年11月28日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9月18日，华讯律所作为乙方、高濯作为甲方，双方签订《委托代理协议》（以下简称案涉合同），约定甲方聘请乙方律师作为委托代理人，乙方接受甲方委托，甲方因不服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浙03民终字704号民事判决和乐清市人民法院(2015)温乐商民初字第2594号一审民事判决，委托乙方张某律师进行再审诉讼，经协商订立协议。一、乙方须认真履行职责，按照本协议约定的工作范围和代理权限为甲方提供法律服务，依法维护甲方的合法权益。二、甲方应当如实、客观地向乙方介绍案情及相关情况，及时、全面提供有关证据和相关材料。如甲方介绍的案情不真实，提供的证据和材料不真实等，由此造成对甲方的不利和损失，由甲方自负。三、乙方律师的工作范围包括代理申请再审和再审诉讼，以及可能发生的被再审法院发回重审诉讼工作。乙方律师的工作范围不包括(2016)浙03民终字704号民事判决和(2015)温乐商民初字第2594号一审民事判决以外的法律事务，再审后的执行回转，也不包括朱某被司法拘留或刑事拘留等其他法律事务。四、乙方律师在诉讼中的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有权代为承认、放弃、变更和增加诉讼请求；进行和解或者提起上诉。有权代为签署、提交和签收法律文书。五、乙方律师代理费及给付。1、代理费为陆拾万元人民币，分两笔给付。第一笔叁拾万元，于签订本协议之日付到乙方账户。第二笔叁拾万元，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发送出受理通知后三日内付到乙方账户。2、如甲方没有在上述的三日内给付第二笔代理费，即为甲方终止本代理协议，则乙方律师终止代理工作，所收取甲方的第一笔叁拾万元均不退给甲方。六、部分风险代理的约定。根据本案的具体情况，双方同意采取部分风险代理方式，根据案件进展情况，可能会按照以下情况发生向甲方退费：1、浙江省高级法院受理再审申请后，只经过书面审查即驳回再审申请，则乙方留取伍万元，其余55万元均退给甲方。2、浙江省高级法院受理再审申请后，经过询问当事人、和／或听证后驳回再审申请，则乙方留取壹拾万元人民币，其余50万元均退给甲方。3，浙江省高级法院受理再审申请后，决定由高院提审，或者发回重审，经过重审（包括重审后的二审）后驳回再审申请，则乙方留取贰拾万元，其余40万元均退给甲方。4、浙江省高级法院提审后或者发回重审后（包括重审后的二审），没有采纳或者没有完全采纳甲方提供的新的证据，但也作了部分改判，则乙方留取叁拾万元，其余30退给甲方。5、浙江省高级法院提审后或者发回重审后（包括重审后的二审），采纳甲方提供的新的证据，并依据新的证据重新计算甲方应当承担的债务，则乙方收取的陆抬万元人民币不再退费，本条所说的“新的证据”，是指证明对方（叶某）于2013年8月20日向公安机关报假案的证据，和／或将来可能取得的证明甲方于2012年6月8日被叶某胁迫的证据。七、在乙方律师开始工作后，如甲方向对方作出部分或全部让步，则让步的部分视为乙方律师的有效工作，甲方仍须按照本协议第六条的约定办理。八，在乙方律师开始工作后，如经其他方式、或通过相关人员、相关部门协调等方式，实现本委托事项的目的，均视为乙方律师有效工作，甲方均按照本协议第六条的约定办理。十一、本案结案方式包括诉讼结案和非诉讼结案，包括法院提审、重审（一、二审）判决或调解结案，当事人案外和解结案、或者，一方（含甲方）撤诉结案，以及法院以外的第三方协调结案。不论以何种方式结案，甲方均应按本合同第六条的约定办理。华讯律所和高濯均认可高濯已经向华讯律所支付第一笔代理费30万元。华讯律所主张，华讯律所和高濯签订案涉合同、制作了全部再审材料、到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立案、确认再审案件被受理、申请调查取证、参加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听证会议、参与调解并达成调解协议。高濯认可华讯律所参与了听证和调解工作。一审庭审中，高濯认可2017年4月14日在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主持下高濯与案外人叶某就案涉合同约定争议案件达成调解协议，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了（2017）浙民再102号民事调解书，华讯律所律师张某作为高濯代理人参与了案件调解。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华讯律所接受高濯委托后，指派律师张某为高濯的案件担任委托代理人，并为高濯的案件提供了法律服务。根据双方庭审陈述，在委托期间华讯律所为高濯案件提供了一定的法律服务，且该法律服务不仅包括物化的书面材料和体力工作，更主要的是案件办理的思路和经验等知识技能方面的工作，而知识技能主要取决于个人多年的知识储备和工作经验，这也是法律服务的核心所在，也即华讯律所为高濯提供的案件办理方案才是双方签订的案涉合同的要义。根据高濯所述，其委托华讯律所办理的案件亦已经与被执行人达成和解。华讯律所为高濯提供法律服务的目的已经实现，高濯应当支付华讯律所相应律师费。从案涉合同的合同目的及公平原则考量。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在案涉合同签订之时，已通过一致的意思表示确定了案涉合同的合同目的，即高濯委托华讯律所对高濯案件进行再审诉讼，而华讯律所根据再审实际结果收取律师费，双方当事人在订立案涉合同时均能够预见到，各自所能获得的预期利益的具体数额均不能够确定，双方当事人依据案涉合同对诉讼获益效果均承受着一定风险。在此意义上，华讯律所所应获得的利益与再审案件实际结果存在密不可分的关联性，但如果因高濯在案件再审过程中违反了涉案合同第六条的约定，使高濯无论所获实际结果为何均需要向华讯律所支付六十万的律师费，则会在实际上违背本案双方当事人对诉讼获益效果风险共担的缔约初衷，将全部风险仅置于高濯一方，从而使双方当事人的权利陷于严重不对等的状态，有违《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所规定的公平原则。因此，从此层面上考量，华讯律所根据涉案合同第六条约定向高濯主张全额律师费，有违风险代理服务合同的本质特征，故一审法院结合双方履约情况，对高濯应当支付的律师费予以综合考虑酌定。关于延期支付律师费用期间的利息问题，因本案双方当事人对于是否应付律师费在理解上存在分歧，高濯不存在恶意拖欠涉案费用的主观目的，其行为亦不符合涉案合同所约定的违约情形，故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华讯律所关于延期利息的诉讼请求。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一、高濯于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向北京华讯律师事务所支付拖欠的律师费200000元；二、驳回北京华讯律师事务所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本案中，华讯律所虽对一审判决存有异议，但并未对一审判决提出上诉，故本案仅围绕高濯的上诉请求进行审查。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高濯是否应向华讯律所继续支付20万的律师费。高濯主张华讯律所代理的再审案件在审查过程中即达成调解，认为华讯律所并未实际参与调解工作，也不存在合同约定的提供新的证据及被法院采纳的情形，再审案件最终调解结果与华讯律所的工作无关，因此不同意一审判决支付的律师费。对此本院认为，高濯与华讯律所于2016年9月18日签订委托代理协议，高濯委托华讯律所律师代理包括申请再审和再审诉讼以及可能发生的被再审法院发回重审诉讼工作。根据该协议第十一条约定结案方式包括提审、重申判决或调解结案等诉讼结案和非诉讼结案，即调解结案亦为双方认可的完成代理工作的方式。结合本案中，华讯律所自2016年9月18日接受委托，至2017年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调解书，期间参与了听证和调解工作，在调解书上载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也包括北京华讯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高濯仅以该案在再审审查阶段达成调解主张华讯律所未进行相关工作，缺乏依据，高濯因此不同意支付律师费的理由亦不能成立。且从双方约定来看，第二笔律师费应当发生在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发送出受理通知后三日内给付，故华讯律所有权主张相应律师费。双方在协议第六条约定了部分风险代理的方式，列明华讯律所应向高濯退费的几种情形，经本院审核，并不能完全涵盖本案涉及的情形，但从双方协议第六条的约定看，双方对本次律师费的风险代理部分中较为强调再审案件最终的结果和法庭是否采纳了高濯提供的新的证据两方面内容，因本案在再审审查阶段即已基本达成调解，并与提审当日就最终出具调解书，使得法庭是否采纳了高濯提供的新的证据这一事实已经无法准确判断，考虑到再审案件的最终调解结果与原生效判决相比显著对高濯有利的情节，本院认为一审法院根据本案实际情况酌定的律师费金额并无不当，应当予以确认。综上所述，高濯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高濯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郑吉喆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武 菁书 记 员 马梦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