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京02民辖终20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治万山，男，1983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房山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治喜文，男，1964年3月26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保定市新市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兰琴，女，1964年9月25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保定市新市区。上诉人治万山因与被上诉人治喜文、孙兰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2020）京0111民初4198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治万山上诉称，一审法院并未对治喜文、孙兰琴的异议理由认真审查和说理，治喜文、孙兰琴的异议并不成立，应当依法裁定驳回其异议申请。治喜文、孙兰琴认为本案应属于委托代理合同纠纷，但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主张，一审法院亦未对其异议理由充分审查。本案中，双方并没有委托代理投资的合意，双方之间并未有书面或口头的委托代理合同。事实上，治喜文、孙兰琴承诺按照固定利率向治万山支付利息，从治喜文、孙兰琴提供的银行流水看，治喜文、孙兰琴收到治万山款项后即开始支付利息，即使在治喜文、孙兰琴主张的投资空档期内，治喜文、孙兰琴仍然按照固定利率向治万山支付利息，足以证明双方系民间借资关系。假使双方存在书面的委托代理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判例和司法解释，因为治喜文、孙兰琴按照固定的利率支付利息，也能够按照“名为投资，实为借贷”的判断标准认定本案系民间借资纠纷，并非委托代理合同纠纷。一审法院未能在管辖权异议程序中就治喜文、孙兰琴关于本案系委托代理合同关系的主张作出说理，又错误地解读法律规定，错误地认定案件事实，严重剥夺和损害了治万山的诉讼权利。实践中，在管辖权异议程序中，人民法院对于当事人提出的管辖权异议一般采取书面审理，特殊情况可以组织双方听证，但并不就案件实体问题进行审理，以免损害诉讼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但一审法院非但未对治喜文、孙兰琴提出的关于本案系委托代理合同纠纷进行实质审查，也未对案件当事人双方是否成立委托代理合同关系进行确认，反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下称《民间借贷规定》）对案件实体问题进行了审理，并错误理解了该规定，进而得出错误认定。《民间借贷规定》第十七条规定系关于主张借贷关系的一方当事人在何种情况下须要进一步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该条明确规定了后续举证责任的前提，只有在主张存在非借贷关系一方举证能够证明其主张后，另一方才需要进一步举证证明借贷关系。而本案中，治喜文主张存在委托代理合同关系，但其提供的银行流水、微信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反而能够证明治万山把钱打给了治喜文。治万山提供的电话录音能够证明治喜文和治万山对银行转账的笔数和金额并无异议，治喜文也明确表示继续还款。通过治喜文提交的银行流水情况和微信聊天记录中能够看出，治万山转给治喜文的钱全部由治喜文控制，治喜文按月准时给治万山利息，而且治万山想要回一定金额的本金时治喜文能够随时退还本金给治万山，治喜文给别人怎么转钱与治万山无关，治万山对钱转给谁也一无所知，只知道是把钱借给了治喜文，治喜文能够在收到治万山的出借款后按照约定的固定利率支付利息给治万山。根据以上情况看治万山和治喜文之间不符合委托投资的表征，相反，双方提交的证据均足以证明双方系借贷关系。在治喜文、孙兰琴无法证明其主张的情况下，根据上述规定，应无需再增加治万山进一步举证的责任。当然，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也属于错误理解了《民间借贷规定》。综合该规定的第二条和第十七条可以看出，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并非必须提供借据、借条、欠条等，只要出借人能够提供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或其他证据，结合交易方式和交易习惯等因素能够证明借贷事实即可。实践中，一般亲戚、朋友之间口头借款实属平常，基于本案双方的关系，没有借据和借条也符合情理。司法判例中，此种情形非常普遍，均能认定借贷关系成立。因此，一审法院关于案件实体问题的认定，既不符合法律规定，也违反了类案同判的要求。一审法院未能在管辖权异议程序中就治喜文、孙兰琴关于本案系委托代理合同关系的主张作出说理，又错误地解读法律规定及认定案件事实，严重剥夺和损害了治万山的诉讼权利。一审法院的移送理由不仅过于牵强，也没有就涉嫌刑事犯罪线索问题尽到移送责任。一审法院在治喜文、孙兰琴没有提供案涉款项涉嫌刑事犯罪等证据的情况下，以“双方对请求权基础不能明确的前提下，本案应移送至河北省保定市竞秀区人民法院处理”这种莫名其妙的解释进行说理，实难服众。如果以“委托代理合同纠纷”为案由予以移送，就更加荒谬了。本案管辖权异议审理过程中，治喜文、孙兰琴提交了其大量银行转账凭证，可以证明有多名自然人向治喜文、孙兰琴转款，数额大、频次多，治喜文、孙兰琴又长期、多次向个体工商户、公司进行放贷，收取高额利息。治万山在治喜文、孙兰琴提交上诉证据前，对于治喜文、孙兰琴吸收公众存款，又对外放资的情况亳不知情。治万山在庭审过程中方知此事，治万山认为治喜文、孙兰琴的行为有可能已经触犯了刑法，但与本案没有关联，并不影响本案民事诉讼的审理。综上，请求撤销一审裁定，本案由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管辖。治喜文、孙兰琴对于治万山的上诉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本院经审查认为，管辖权的审查系程序性审查，当案件法律关系的性质影响案件管辖的确定时，应根据原告诉讼请求所指向的法律关系，结合原告提供的初始证据认定案件争议法律关系的性质，并据以确定案件管辖。本案中，治万山依据《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等证据，以治喜文未予偿还借款，该欠款应视为治喜文和孙兰琴的夫妻共同债务为理由，以民间借贷纠纷为案由提起本案诉讼，要求判令治喜文偿还治万山借款190.6万元并支付利息；孙兰琴与治喜文共同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等诉讼请求属于因民间借贷纠纷提起的诉讼。并且，民间借贷纠纷与委托合同纠纷均属于法律规定的合同纠纷范围，本案当事人主张的合同关系性质的变化并不影响适用合同纠纷法律规定的效力，即不影响依据有关合同纠纷的法律规定确定本案管辖。就本案而言，治万山主张双方当事人之间并未形成借款合同或借条等书面合同，双方当事人亦未提交双方之间存在借款合同或借条等书面合同的证据。故此，本案双方当事人未就案涉争议的解决书面约定管辖法院，据此，本案应根据法律规定的有关法定管辖条款确定管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合同约定履行地点的，以约定的履行地点为合同履行地”；第二款规定：“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交付不动产的，不动产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其他标的，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即时结清的合同，交易行为地为合同履行地”。前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中的“争议标的”是指诉讼请求所指向的合同义务内容，争议标的履行地是指诉讼请求指向的合同义务内容的履行地。本案中，治万山主张治喜文、孙兰琴的合同履行义务为偿还借款，治万山的诉讼请求亦为要求治喜文、孙兰琴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据此，根据合同履行义务的内容以及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可以认定本案的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治万山为接收货币一方，其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鉴于治万山的所在地位于北京市房山区，故本案的合同履行地应为北京市房山区。治喜文、孙兰琴对相关法律理解有误，其关于合同履行地为河北省保定市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作为本案的合同履行地法院依法对本案有管辖权。治万山选择向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关于“两个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诉讼，原告可以向其中一个人民法院起诉；原告向两个以上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的，由最先立案的人民法院管辖”的规定，本院应予支持。管辖权的审查系程序性审查，并不对案件进行实体审理，只要当事人的主张及提交的初始证据在形式上能够确定管辖，法院即可对案件的管辖权进行认定。故此，治万山提供的证据是否能证实双方当事人之间为民间借贷关系、案涉款项是否涉嫌刑事犯罪、孙兰琴是否为本案适格被告，均不属管辖权异议案件的审理范围，在管辖权异议审查阶段，法院不应就此进行审查和认定。综上，治万山关于本案应由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管辖的上诉理由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2020）京0111民初4198号民事裁定；二、本案由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管辖。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李蔚林审 判 员 李汉一审 判 员 王艳芳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赵 楚书 记 员 弓梓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