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3民终95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郭佳，女，1982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大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贾宝军，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可，北京市京都（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孙弘宇，男，1978年5月1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邢台市桥西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贾宝军，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可，北京市京都（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彭保娜，女，1991年7月5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沧州市肃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丹，北京济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郭佳、孙弘宇因与被上诉人彭保娜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5民初547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上诉人郭佳、孙弘宇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贾宝军、许可，被上诉人彭保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郭佳、孙弘宇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判决内容；2.依法改判确认北京欢乐一家亲家政服务有限公司与彭保娜2018年3月26日至2018年7月5日不存在劳动关系；3.依法改判郭佳、孙弘宇不支付彭保娜2018年4月26日至2018年7月5日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11866.15元；4.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均由彭保娜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关于劳动关系核心要素的认定，属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中载明：“赵玉作为欢乐一家亲公司员工，长期指示被告工作，并与被告沟通工资核算事宜，这些内容均属于劳动关系下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权利义务的核心构成内容，二原告虽主张赵玉的工作是出于完成自如公司质量要求的需要，但赵玉的工作内容同时代表了欢乐一家亲公司对被告工作的管理”，郭佳、孙弘宇认为是错误的。北京欢乐一家亲家政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欢乐一家亲公司”，欢乐一家亲公司于2019年6月18日注销，注销后由其股东、清算组成员郭佳、孙弘宇作为原告、上诉人继续参与诉讼）与彭保娜都是新型保洁服务业态下的参与者，欢乐一家亲公司以“掌上保洁APP”中的数据为依据与北京海天致远劳务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天公司”）就其提供的外包服务进行结算费用，并依据“掌上保洁APP”中的各项数据和反馈信息与彭保娜等保洁服务人员就其完成的保洁服务单量和价格等信息、服务后客户投诉或评价等问题进行沟通和业务指导。在通过“掌上保洁APP”开展保洁服务工作这种灵活用工模式下，传统的领导与被领导、管理与被管理的用工模式已经被改变，保洁服务人员与其用人单位/用工单位的人身依附性很低，其在是否接受工作任务、工作地点、工作时间、是否通过加班获取更多报酬、自身休息休假时间等问题上拥有极高的自主权。因此，“指示被告工作”的主体并非海天公司或欢乐一家亲公司，而是每一个有保洁服务需求的客户；“沟通工资核算事宜”也并非基于欢乐一家亲公司与彭保娜存在劳动/雇佣关系而展开，而是参与到灵活用工模式中的各方出于降低沟通成本、提高工作效率而为之。欢乐一家亲公司对彭保娜种种所谓的“管理”行为，除了出于提高工作效率、保证高质量的完成“掌上保洁APP”中的每一单保洁服务工作之外，更是因为即使彭保娜与上海撷鑫企业营销策划中心（以下简称“撷鑫中心”）签订有《保洁合作协议》，这些所谓的“管理工作”也只能由欢乐一家亲公司来完成。综上，欢乐一家亲公司在这种灵活用工模式中对彭保娜的业务指导行为，有别于我国劳动法中劳动关系下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管理”行为，在彭保娜与撷鑫中心签订《保洁合作协议》、认可其与第三方构成劳动/雇佣关系的前提下，欢乐一家亲公司的业务指导行为不得作为认定其与彭保娜存在劳动关系的依据。二、一审认定“欢乐一家亲公司未与被告签订劳动合同”，属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彭保娜与撷鑫中心签订《保洁合作协议》的行为，应视为其对自身与撷鑫中心存在劳动/雇佣关系的追认，撷鑫中心向彭保娜开具《收入证明》的行为，亦表明撷鑫中心认可彭保娜属于本单位员工。在这样的商业模式下，一审穿透了欢乐一家亲公司、海天公司、撷鑫中心之间关系，坚持认定欢乐一家亲公司与彭保娜存在劳动关系，亦应同时认定《保洁合作协议》系书面劳动合同的替代形式，该协议中劳动合同的关键要素齐备，因此欢乐一家亲公司不应该再因未与彭保娜签订劳动合同而向其支付双倍工资差额。综上，一审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损害郭佳、孙弘宇的合法权益。为此特上诉至贵院，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并依法改判，维护郭佳、孙弘宇的合法权益。彭保娜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郭佳、孙弘宇的上诉请求和理由。郭佳、孙弘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确认北京欢乐一家亲家政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欢乐一家亲公司）与彭保娜2018年3月26日至2018年12月21日不存在劳动关系；2.判决郭佳、孙弘宇不支付彭保娜2018年4月26日至2018年12月21日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13293元。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1.彭保娜曾就本案诉争事项申请劳动仲裁，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京朝劳人仲字[2019]第06217号裁决书，裁决：确认彭保娜与欢乐一家亲公司2018年3月26日至2018年12月21日存在劳动关系，欢乐一家亲公司支付彭保娜2018年4月26日至2018年12月21日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13293元，欢乐一家亲公司返还彭保娜押金160元，驳回彭保娜的其他仲裁请求。欢乐一家亲公司不服上述仲裁裁决，于2019年4月17日向一审法院递交起诉状。2019年6月18日，欢乐一家亲公司因决议解散而注销。郭佳、孙弘宇为欢乐一家亲公司股东。2.郭佳、孙弘宇主张欢乐一家亲公司为北京自如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自如公司）的保洁供应商，欢乐一家亲公司另与海天公司签订协议，约定由海天公司组织人员提供相应劳动，海天公司与上海撷鑫企业营销策划中心（以下简称撷鑫中心）签订协议，彭保娜与撷鑫中心签订协议。郭佳、孙弘宇提交了与海天公司签订的合作服务协议、银行转账凭证、海天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保洁合作协议、收入证明，其中，保洁合作协议显示甲方为撷鑫中心，乙方为彭保娜，落款显示有彭保娜签字，日期为2018年3月26日，收入证明内容为“兹证明，我公司彭保娜……于2018年3月26日入职，职位为保洁员，在职期间薪金待遇每月平均收入为人民币肆仟陆佰肆拾柒元伍角整，明细如下：……4月薪资4089元，5月薪资5206元”，落款加盖撷鑫中心印章，日期为2018年7月26日。经询，郭佳、孙弘宇称自如公司通过手机软件发布保洁工作信息，随机派单，保洁人员可通过手机软件自己决定是否接单，该手机软件后台系统由自如公司控制，自如公司与欢乐一家亲公司结算时，根据手机软件导出的数据核算，由自如公司支付给欢乐一家亲公司，欢乐一家亲公司扣除自己的利润后再向海天公司付款。3.彭保娜主张经朋友介绍入职欢乐一家亲公司，入职时仅填写了一份表格，之后领取了工服并参加了培训。经询，彭保娜称工作期间通过手机软件获得工作任务，该工作任务为指派，并非自己决定，如果彭保娜因个人事务接到工作任务而无法完成时，可以首先和客户直接商量，商量不成则彭保娜报告主管赵玉，其会再指派他人。彭保娜称郭佳、孙弘宇提交的保洁合作协议系按照赵玉要求签署的，当时彭保娜发生交通事故，需要开具收入证明并于交通事故案件中进行维权，故在赵玉的要求下签署了协议。彭保娜提交了大量的微信对话记录，显示了彭保娜与赵玉之间就工作问题进行的大量沟通，包括有培训通知、工作指派、客户投诉、薪资结算等内容，另显示赵玉曾向彭保娜发送前述保洁合作协议的文本，彭保娜认为该协议并非劳动合同，“不签保洁协议就不给开工资发放表吗”。彭保娜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显示郭佳于2018年8月至10月期间分别向彭保娜转账了2018年6月至8月的“保洁外包费”，金额分别为6037元、736元、750元。彭保娜另提交了工服押金收据并展示了工服和工牌，工服押金收据中加盖欢乐一家亲公司公章，工服和工牌均显示“自如”字样的标志。4.郭佳、孙弘宇称赵玉曾为欢乐一家亲公司的员工，欢乐一家亲公司作为自如公司的供应商，为了完成自如公司指示的工作，会对海天公司提供的保洁人员进行业务指导，赵玉即是完成此工作的员工，并同时负责与自如公司和海天公司进行沟通。关于郭佳的转账行为，郭佳、孙弘宇主张此因海天公司因涉及其他劳动争议案件，担心其账户因诉讼、执行被冻结，故委托欢乐一家亲公司代为向彭保娜转账。郭佳、孙弘宇提交了数份海天公司涉诉案件的裁判文书，并提交了郭佳与杨爽的微信对话记录，郭佳、孙弘宇称杨爽为海天公司的项目负责人。郭佳、孙弘宇认为欢乐一家亲公司发放工服的行为亦是为了完成自如公司的质量要求。5.另经询，彭保娜称其实际工作至2018年7月5日，当日发生交通事故，之后未再去工作。一审法院认为，郭佳、孙弘宇主张彭保娜系由海天公司提供的劳务人员，但除保洁合作协议外，郭佳、孙弘宇提交的一系列证据中并未显示出彭保娜参与或知晓欢乐一家亲公司与海天公司之间的合作服务协议，且保洁合作协议文本系由赵玉发送给彭保娜，赵玉作为欢乐一家亲公司员工，长期指示彭保娜工作，并与彭保娜沟通工资核算事宜，这些内容均属于劳动关系下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权利义务的核心构成内容，郭佳、孙弘宇虽主张赵玉的工作是出于完成自如公司质量要求的需要，但赵玉的工作内容同时代表了欢乐一家亲公司对彭保娜工作的管理，故一审法院认为彭保娜签字的保洁服务协议不应作为认定彭保娜与欢乐一家亲公司之间法律关系的依据，一审法院认定彭保娜系与欢乐一家亲公司于2018年3月26日建立劳动关系。彭保娜自述实际工作至2018年7月5日，因交通事故而未再工作，故一审法院暂认定劳动关系至2018年7月5日，彭保娜可于影响劳动关系存续的其他事件处理完毕后另行主张相应权利。欢乐一家亲公司未与彭保娜签订劳动合同，应按照法律规定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郭佳、孙弘宇作为欢乐一家亲公司股东，在欢乐一家亲公司诉讼期间决议解散并将其注销，故郭佳、孙弘宇应承担欢乐一家亲公司的相应责任。彭保娜的工资与其完成的工作量相关，故一审法院按照其工作期间完整月份的工资计算平均工资为5110.67元，郭佳、孙弘宇应支付彭保娜2018年4月26日至2018年7月5日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11866.15元。欢乐一家亲公司收取了彭保娜工服押金，郭佳、孙弘宇应予以返还。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九条、第八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北京欢乐一家亲公司与彭保娜2018年3月26日至2018年7月5日存在劳动关系；二、郭佳和孙弘宇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彭保娜2018年4月26日至2018年7月5日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11866.15元；三、郭佳和原告孙弘宇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返还彭保娜押金160元；四、驳回郭佳和孙弘宇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一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经审查，本案争议焦点为：北京欢乐一家亲公司与彭保娜2018年3月26日至2018年7月5日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本案中郭佳、孙弘宇主张欢乐一家亲公司与彭保娜之间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彭保娜与上海撷鑫企业营销策划中心（以下简称撷鑫中心）存在劳动或劳务关系，并提供《保洁合作协议》予以证明。本院认为，认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是否构成劳动关系，一般应具备以下条件：(1)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2)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3)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本案中，根据查明的事实，彭保娜与撷鑫中心虽签有《保洁合作协议》，但根据彭保娜提交的与赵玉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显示，彭保娜询问“不签保洁协议就不给开工资发放表吗”，并得到赵玉的确认答复。在此情况下，本院难以采信签署该份该《保洁合作协议》是彭保娜真实意愿表示。其次，在微信聊天记录中彭保娜与赵玉之间就协议对工作问题进行的大量沟通，其中包括对彭保娜服务质量、培训安排、着装规范等多方面的要求，针对其表现给予相应奖惩，尤其是2018年6月30日彭保娜因身体不适不能继续工作而向李玉申请休息，可看出李玉作为欢乐一家亲的员工与彭保娜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因此本院认为彭保娜对海天一家亲公司具有较强的人身从属关系，关于郭佳、孙弘宇主张欢乐一家亲公司仅对彭保娜进行业务指导而非管理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此外，欢乐一家亲公司股东郭佳多次向彭保娜转账支付劳动报酬，该方式亦符合劳动关系项下的工资支付规律。郭佳、孙弘宇虽主张系海天公司担心其账户因涉诉被冻结，而委托欢乐一家亲公司代为向彭保娜转账，但其所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难以确认，且对话发生于2019年9月，滞后于郭佳支付彭保娜费用的时间，故本院对其该项上诉意见难以采信。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彭保娜与欢乐一家亲公司在2018年3月26日至2018年7月5日存在劳动关系，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欢乐一家亲公司诉讼期间决议解散并注销，郭佳、孙弘宇作为股东应承担欢乐一家亲公司的相应责任。一审法院按照彭保娜工作期间完整月份的工资计算平均工资，进而计算彭保娜2018年4月26日至2018年7月5日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郭佳、孙弘宇的上诉请求及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郭佳、孙弘宇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 淼审 判 员  田 璐审 判 员  刘 茵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  王亚楠书 记 员  刘 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