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10民终3187号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项卫明，男，1974年3月15日出生，汉族，住临海市。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金冬彩，女，1977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住临海市。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林立金，男，1965年4月24日出生，汉族，住临海市。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陈春凤，女，1967年2月16日出生，汉族，住临海市。 上述四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项建华，浙江崇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四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金鹏，浙江崇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兰梅，女，1941年8月17日出生，汉族，住临海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厉学元，浙江临海市杜桥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邦林，浙江临海市杜桥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审被告：项吕金，男，1950年1月4日出生，汉族，住临海市。 原审被告：金彩芽，女，1951年2月3日出生，汉族，住临海市。 上诉人项卫明、金冬彩、林立金、陈春凤因与被上诉人黄兰梅、原审被告项吕金、金彩芽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临海市人民法院(2020)浙1082民初49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项卫明、金冬彩、林立金、陈春凤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起诉未超过除斥期间错误。债权人撤销权的行使在时间上应满足一年短期除斥期间和五年最长除斥期间两个条件，被上诉人提起本案之诉显然已经超过了一年短期除斥期间和五年最长除斥期间。1、一审判决认定本案未超过五年最长除斥期间错误。(1)一审判决认为，对于低价转让不动产的情形，应确定不动产权属发生转移登记之日为处分财产之日。不动产交易的目的在于取得物权，所以应将处分财产之日定位于实际履行之日而非意定之时，这样也有利于查明客观事实，可有效防止债务人与第三人串通。一审法院的上述理解缺乏法律依据，是错误的。(2)根据《合同法》第74条的规定，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享有撤销权。从合同法的上述规定分析，只要债务人实施了低价转让财产的行为，且可能导致债权人的债权难以实现或者完全不能实现，债权人方可行使撤销权。由此可见，债权人撤销的是债务人低价处置财产的行为。而债务人低价转让财产的依据是债务人与财产受让人签订的买卖合同。如果该合同不违反法律的规定，财产转让合同生效，就应当认定债务人已经实施了法律上处分财产的行为。交付转让的财产、办理产权过户登记只是该合同的履行结果，并不会在买卖合同的基础上对债权人产生新的损害。因此，债权人撤销权的五年最长除斥期间的起算点应当是债务人的债务行为发生之日，而非财产交付或办理产权过户登记之日。(3)债权人撤销权制度突破了传统的合同相对性规则，将债权人的债权效力延展到债务人之外的第三人，是对债务人与第三人之间法律关系的一种突破，适用不当，会对交易安全构成威胁，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债务人的经营决策自由，影响私法自治的基本原则，应当严格适用。如果以财产变更登记之日作为撤销事由的发生之日计算五年的撤销权期间，既不符合《合同法》的立法本意，也不符合《合同法》的立法目的。由于实践中登记过户的情况比较复杂，当事人如果不及时办理登记手续，就可能导致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期间无限延长，使得经济关系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从而影响交易的安全和稳定，损害债务人的利益。因此，《合同法》第七十五条的规定，由于债权人意志以外的原因不可能知道撤销事由即债务人处分自己的财产行为，则适用长期期间，在此期间内，债权人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而不是以财产变更登记之日作为五年撤销权期间的起算点。也就是说，债务人处分财产之日即合同生效之日就是撤销事由发生之日，就应当从此日起计算五年的撤销权期间。(4)不动产过户登记具有公信、公示的效力，从过户登记之日止，债权人应当知道房屋财产已经被处分的事实，并就此开始起算债权人撤销权的一年短期除斥期间。如果按照一审判决的逻辑，债权人撤销权除斥期间的起算点应当在不动产权属登记转移之日起算，这将会在债权人撤销权的短期一年除斥期间与最长五年除斥期间的适用上产生矛盾，不符合债权人撤销权制度的立法本意。(5)一审判决的观点与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观点相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商事审判指导案例《王庆凤与北京伟士特开发咨询有限公司、北京草桥实业总公司债权人撤销权纠纷再审审查案》中的裁判观点，伟士特公司与草桥公司于2005年9月21日签订《房产转让协议书》后，伟士特公司的债权人如认为该协议损害自己利益，其就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撤销该协议。换言之，伟士特公司的债权人王庆凤之撤销权在债务人伟士特公司签订《房产转让协议书》的2005年9月21日即产生，撤销权之产生不以债权人王庆凤是否知道债务人伟士特公司与第三人草桥公司签订了前述协议为前提。(6)就本案而言，被上诉人与原审被告于2014年6月2日就签订了《房产转让协议》，并于同日办理了公证，该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具有法律效力，双方此后的一系列行为均是履行该协议所约定的合同义务。因此，本案应当以2014年6月2日作为债权人撤销权五年最长除斥期间的起算点。2、一审判决忽略了到本案已经超过一年短期除斥期间的事实。(1)涉案房产已经于2015年8月4日办理了过户登记，发生了物权变动。不动产过户登记具有公信、公示的效力，从过户登记之日止，被上诉人应当知道房屋涉案房屋已经被处分，故债权人撤销权的一年除斥期间应当从房屋过户登记之日起计算，本案显然已经过了一年的除斥期间。(2)按照被上诉人提供的《不动产登记情况查询结果证明书》的显示，被上诉人查询了涉案房产的登记情况，从该日起被上诉人也应当知晓涉案房产的实际情况，即使从该日开始计算债权人撤销权的一年除斥期间，截至本案立案时间2020年7月8日也显然已经超出一年除斥期间。债权人撤销权行使权利的期间为除斥期间，不适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或者延长的规定。由此可见，债权人撤销权不适用中止、中断或者延长的规定，被上诉人曾于2020年5月27日、6月16日提起过债权人撤销权之诉，也不会产生中止、中断或者延长的结果。本案一审法院忽略了被上诉人提起诉讼是否已经超过了一年短期除斥期间的事实，导致对本案产生了错误认定。二、一审判决认定本案符合债权人撤销权的主客观要件错误。1、一审判决认定本案存在低价转让财产的事实错误。根据《合同法解释(二)》第19条的规定，只有转让价格低于交易时交易地指导价或市场交易价的70%，一般才可以视为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该事实的举证责任在于主张债权人撤销权的权利人一方。本案被上诉人作为主张权利的一方，没有提供证据证明2014年6月2日时涉案房产的指导价或市场交易价，并进而证明涉案房产的成交价属于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评估报告书》对于涉案房屋作出鉴定的价值时点是2015年7月-9月。因此，本案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涉案房产的转让价属于低价，显然错误。2、一审判决认定本案原审被告转让涉案房产的行为有害于被上诉人的债权错误。(1)一审判决认为，被上诉人已就其债权申请强制执行，法院作出执行裁定书，以原审被告暂无可供执行财产为由终结执行程序，案涉房产本应为原审被告对外履行债务的责任财产，可见，原审被告低价转让该房产的行为使其清偿能力明显下降，导致被上诉人的债权无法实现，应认定被上诉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房产的行为有害债权。一审法院对债权人撤销权要求的“有害债权”理解错误。(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理解与适用》中的官方观点，所谓有害于债权，是指债务人的行为造成其一般财产减少(包括积极财产之减少与消极的债务之增加)，以致无法满足债权的要求，给债权人实现其债权造成损害。理论上称此种财产状态为“无力”。是否有害于债权，即是否无资力，是债权人撤销权构成的一个重要判定标准。如债务人资力雄厚，即使实施了减少其财产的处分行为后，偿债能力仍绰绰有余，则债权人即不得对其处分行为妄加干涉，妨害其管理财产的自由和经营自由。必须是其减少财产的行为，足以有害债权之受偿，具有诈害性，才能行使撤销权。对诈害性的判断，涉及两个基本问题：其一，诈害性判断的基准时。该基准时应符合双重标准：即行为时标准和撤销权行使时标准。行为时标准意味着必须在债务人实施积极减少其财产的行为时即已陷入无资力，方得成立诈害行为；如果债务人于行为时有足以清偿债务的财力，未对债权造成损害，即使其后因经济的变动致权财产不足以清偿，仍不成立诈害行为。权利行使时标准意味着债权人行使撤销权时诈害行为仍在持续中。故纵令行为时具有诈害性，但行使撤销权时因债务人的经营或者经济状况好转导致其责任财产增加或者升值，足以清偿债权时，债权人亦不得行使撤销权。这是因为，债权人撤销权为保护债权人的手段，而非以追究债务人责任为目的。其二，诈害性判断的标准。债务人陷于无资力，即为有诈害性。(3)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显示，一审包括被上诉人在内起诉的十位原告对原审被告享有的债权本金总额为329.5万元，其中发生在签订《房产转让协议》之日即2014年6月4日之前的债权本金为225.5万元，发生在2015年7月28日之前的债权本金为287.5万元。(4)就本案原审被告转让涉案房产的行为有害于被上诉人的债权。首先，对于诈害性判断的基准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观点，该基准时应符合双重标准，即行为时标准和撤销权行使时标准。从行为时的标准来看，涉案房产的转让价格为302万元，此外，当时原审被告名下还享有位于杜桥镇南大路143号房产等财产。这些财产足以清偿向一审法院起诉的包括被上诉人在内的全部债务，并不会导致原审被告清偿能力的丧失，并对被上诉人的债务产生诈害性。因此，被告以302万元的价格转让涉案房产的行为并没有使其陷入无资力的状态，并导致被上诉人的债权无法实现。被上诉人的债权发生于2008年-2012年之间，但被上诉人却直到2020年1月2日才就本案债务向临海市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其间原审被告因经营不力，财务情况发生重大变故，造成被上诉人的债权目前无法得到清偿的原因在于被上诉人自身未及时主张权利，而非原审被告转让涉案房产。(5)被上诉人虽然就其债权向临海市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但强制执行不能时被上诉人一方的原因，且被上诉人目前仍然可以依法执行原审被告名下的财产。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执行裁定书可知，本次执行程序已经终结。但根据该执行裁定书显示，原审被告名下仍有位于杜桥镇南大路143号房产一套、分红收入、房屋租金等财产。对于杜桥镇南大路143号房产，其子女提出了执行异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14条规定：“对被执行人与其他人共有的财产，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并及时通知共有人。共有人协议分割共有财产，并经债权人认可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有效。查封、扣押、冻结的效力及于协议分割后被执行人享有份额内的财产；对其他共有人享有份额内的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予以解除。共有人提起析产诉讼或者申请执行人代位提起析产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诉讼期间中止对该财产的执行。”被上诉人可以根据上述规定提起代位析产之诉以查清原审被告对该房产享有的份额，并继续要求执行该房产以使自身债务获得清偿。但被上诉人怠于履行上述权利，导致执行程序终结，该风险也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3、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具有主观恶意错误。(1)按照一审判决的逻辑，上诉人对杜桥镇镇区房屋的市场价有基本认知，但却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受让涉案房产，且上诉人没有提供款项交付凭证，因此主观上具有恶意。一审法院的判决逻辑违反了法律规定，是错误的。(2)首先，本案被上诉人以原审被告低价转让涉案房产为由提起债权人撤销权之诉，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在于涉案房产转让价款是否属于低价，款项交付的依据不属于本案的争议焦点，上诉人也没有举证义务，但一审判决以此为由认定上诉人存在主观恶意，显然不妥。(3)根据《合同法》第74条的规定：“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由此可知，受让人需主观上知道债务人低价转让财产的行为会对债务人发生损害，才能认定具备主观恶意。但一审法院却以上诉人知晓涉案房产转让价是低价为由就认定上诉人具备主观恶意，这明显与《合同法》第74条的规定相违背。对于上诉人是否具有主观恶意，应当由被上诉人进行举证，但本案被上诉人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具有主观恶意，故应承担不利后果。上诉人项卫明、金冬彩与原审被告自1998年以来就分家，双方财务独立，上诉人项卫明、金冬彩并不知晓原审被告的财务情况。而上诉人林立金、陈春风与原审被告毫无关系，更是不清楚原审被告的财产情况。本案不符合债权人撤销权的行使条件，因此被上诉人无权行使债权人撤销权，其要求上诉人承担本案代理费亦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三、本案支持被上诉人的律师代理费错误。本案不符合债权人撤销权的行使条件，因此被上诉人无权行使债权人撤销权，其要求上诉人承担律师代理费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四、本案判决撤销涉案房产转让行为错误。《合同法》第74条规定，撤销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也就是说，债权人撤销权的行使范围，应当以债权人的债权总额为限度。本案被上诉人享有的债权本金为71万元，即使被上诉人确实享有债权，一审判决也应在71万元的范围内撤销涉案房产转让行为，而非撤销整套房产的转让行为。 黄兰梅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项吕金、金彩芽系夫妻关系。项卫明系项吕金、金彩芽儿子，金冬彩系项吕金、金彩芽儿媳妇。项吕金于2008年3月11日向黄兰梅借款310000元，约定月利率为1%，后约定从2012年2月1日起月利率按1.2%计算，该笔借款利息己付至2018年3月31日；项吕金于2010年6月24日又向黄兰梅借款300000元，约定月利率为1%，后约定从2012年2月1日起月利率按1.2%计算，该笔利息已付至2017年4月24日；项吕金于2012年7月9日再次向黄兰梅借款100000元，约定月利率为1.2%，该笔借款利息己付至2018年1月9日，以上三笔借款本金共计710000元。黄兰梅于2019年8月2日提起诉讼，临海法院依法作出（2019）浙1082民初608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项吕金、金彩芽共同归还黄兰梅借款本金710000元并支付利息（按月利率1%，其中借款本金310000元从2018年4月1日开始计算，借款本金300000元从2017年4月25日开始计算，借款本金100000元从2018年1月10日开始计算，均计算至该笔借款本金清偿之日止）。该判决生效后，黄兰梅于2020年1月2日向临海法院申请执行，临海法院于2020年4月29日作出（2020）浙1082执5号执行裁定书，以项吕金、金彩芽暂无可供执行的财产为由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另查明，经临海法院判决，截止2015年7底前，项吕金、金彩芽共欠包括黄兰梅在内的12位债权人借款本金计3275000元。 2008年12月19日，项吕金、金彩芽申请将座落于临海市××镇××街××号的五间房屋【房屋所有权证号：临字第122862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号：临杜国用（2006）第3××9号】变更登记为两处，东边二间为一处，西边三间为一处，并变更登记为项吕金个人所有，金彩芽自愿放弃其房产共有权。 2014年6月4日，项吕金、金彩芽与项卫明、金冬彩、林立金、陈春凤分别签订了两份《房产转让协议》，约定将位于临海市××镇××街××号××层楼房【临海市房权证杜桥镇字第1××3、1××4号，临杜国用（2009）第5713、5714号】以3020000元转让给项卫明、金冬彩、林立金、陈春凤，并于当日委托临海市公证处对上述两份《房产转让协议》办理公证，后于2014年6月17日就该房产过户向税务部门缴纳契税90600元。因案涉房屋实际面积与产权证登记面积不一致，无法办理房产过户手续。2014年6月20日，临海市方圆房地产测绘事务所对案涉房屋的面积进行了测绘并出具《房产测绘成果报告书》，认定案涉房产实测面积896.75平方米，比房产证记载的面积多145.61平方米。2014年10月20日，临海市国土资源局发函给临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规划局，建议临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规划局出具规划核实处理意见书并补办相关手续。2014年10月28日，临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规划局出具《关于杜桥镇解放街245号国土出让房产完善手续征询意见的复函》，表示案涉房屋实际面积与出让合同面积有误，超建筑面积145.6平方米，导致受让人无法变更，建议补办相关手续。2015年6月3日，项吕金与临海市国土资源局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补充协议，由项吕金补缴土地出让金105277元，同日，项吕金补缴土地出让金105277元。2015年7月6日，项吕金申请将案涉房产变更为其与金彩芽共同共有。2015年7月28日，项吕金、金彩芽与项卫明、金冬彩、林立金、陈春凤签订《房屋转让协议》，约定将其共同共有的位于临海市××镇××街××号××层楼房以3030000元转让给项卫明、金冬彩、林立金、陈春凤，并于2015年9月完成房屋变更登记手续，案涉房屋为项卫明、金冬彩、林立金、陈春凤共同共有。 黄兰梅于2020年8月5日申请对案涉位于临海市××镇××街××号××层房屋在2015年7月至9月期间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台州市鼎信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2020年10月13日出具评估报告书，确定案涉房产在2015年7月至9月的房地产市场价值为人民币7650000元，黄兰梅预缴评估费16150元。 另查明，黄兰梅曾于2020年5月27日与王金芽、金崇正、任祖华等十一人作为共同原告提起债权人撤销权之诉，临海法院作出（2020）浙1082民初363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起诉。后黄兰梅于2020年6月16日再次提起债权人撤销权之诉，临海法院作出（2020）浙1082民初428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起诉。黄兰梅为实现债权花费律师代理费19760元。 一审法院认为，一、黄兰梅行使债权人撤销权是否超过五年的除斥期间。《合同法》第七十五条规定的五年除斥期间应自债务人处分其财产之日起算。对于低价转让不动产的情形，应确定不动产权属发生转移登记之日为处分财产之日。不动产交易的目的在于取得物权，所以应将处分财产之日定位于实际履行之日而非意定之时，这样也有利于查明客观事实，可有效地防止债务人与第三人串通。本案中，项吕金、金彩芽与项卫明、金冬彩、林立金、陈春凤虽然于2014年6月4日签订过案涉房屋的转让合同，并予以公证，但因实际面积与权证记载的面积不一致导致权属未能发生转移登记，而我国物权法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可见，案涉房产物权未发生变动，仍为项吕金、金彩芽的责任财产，故不应将2014年6月4日作为债权人撤销权五年除斥期间的起算时间点。项吕金补缴了超出权证面积部分的土地出让金后，案涉房产的物权瑕疵予以修正，转移登记的条件具备，双方再于2015年7月28日签订《房产转让协议》并办理不动产转移登记手续，《房产转让协议》履行完毕，案涉房产最终为项卫明、金冬彩、林立金、陈春凤共同所有。同时，黄兰梅的债权已为法院生效裁判文书所确定，但终因项吕金、金彩芽清偿债务资力下降，黄兰梅作为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权利于此时形成，故本案债权人撤销权的五年除斥期间应从2015年7月28日开始计算，至本次诉讼，并未超过五年除斥期间。项卫明、金冬彩、林立金、陈春凤称黄兰梅行使债权人撤销权超过五年除斥期间的抗辩意见，缺乏法律依据，该院不予采信。二、黄兰梅主张行使的债权人撤销权的主客观要件是否形成。《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因此对于债务人低价转让财产的，债权人行使撤销权须具备如下要件：一是债权人对债务人必须存在有效的债权，且该债权形成于可撤销行为发生之前；二是债务人实施了以明显不合理低价转让财产的行为：三是债务人的行为使其清偿能力降低，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四是受让人主观上是否存在恶意。（一）项吕金分别于2008年、2010年以及2012年分三次共向黄兰梅借款计710000元，上述债权已经生效的（2019）浙1082民初6083号民事判决书予以确认，黄兰梅对项吕金、金彩芽享有合法有效的债权，且该债权形成于可撤销行为发生之前。（二）项吕金、金彩芽与项卫明、金冬彩、林立金、陈春凤于2015年7月28日签订了《房产转让协议》，2015年9月按约办理案涉房产的权属变更登记手续，案涉房产登记为项卫明、金冬彩、林立金、陈春凤四人共同共有，故项吕金、金彩芽已经完成转让房产的交付行为。至于债务人是否以明显不合理低价转让财产,首先要确定以明显不合理低价转让财产的时空标准，依照《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十九条规定，对“明显不合理低价转让财产”进行判断的时空基准为“交易地交易当时”，即实施交易行为时。其次，是对明显不合理低价的数其次，是对明显不合理低价的数额标准的确定，依照《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十九条规定，对“明显不合理低价转让财产”进行判断的数额标准为“转让价达不到交易时交易地的指导价或者市场交易价百分之七十的，一般可以视为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诉讼中对案涉房产委托了评估公司按照交易当时当地的市场价进行，确定在2015年7月至9月的案涉房地产市场价值为7650000元，而项吕金、金彩芽与项卫明、金冬彩、林立金、陈春凤于2015年7月28日签订的《房产转让协议》上约定的房产转让价为3030000元，且不论项卫明、金冬彩、林立金、陈春凤能否提交该房产转让款的相关支付凭证，就是按照协议上约定的房产转让价也仅为交易时交易地市场交易价的40%，达不到百分之七十的要求，故应认定项吕金、金彩芽系以明显不合理低价转让案涉房产。（三）黄兰梅已就其债权申请强制执行，法院作出执行裁定书，以项吕金、金彩芽暂无可供执行财产为由终结执行程序，案涉房产本应为项吕金、金彩芽对外履行债务的责任财产，可见，项吕金、金彩芽低价转让该房产的行为使其清偿能力明显下降，导致黄兰梅的债权无法实现，应认定项吕金、金彩芽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房产的行为有害债权。（四）案涉房产受让人项卫明、金冬彩系项吕金、金彩芽儿子及儿媳妇，受让人林立金、陈春凤与项吕金、金彩芽共同居住在杜桥镇镇区，对杜桥镇镇区房屋的市场价应有基本认知，其却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受让案涉房产，庭审中黄兰梅要求项卫明、金冬彩、林立金、陈春凤提供3030000元的房屋转让款交付凭证，但遭到项卫明等第三人的拒绝，法院要求项卫明等第三人在庭后补交，但其仍未能提交案涉房产转让款3030000元的支付凭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同时，项卫明等第三人以该价格受让案涉房产，导致项吕金、金彩芽责任财产减少，影响了黄兰梅债权的实现，可认定项卫明等第三人知道该转让行为有害于债权人实现债权，主观上具有恶意。为此，项吕金、金彩芽于2015年7月28日将案涉房产以3030000元低价转让给项卫明、金冬彩、林立金、陈春凤的行为符合债权人撤销权的构要件，黄兰梅作为债权人有权要求予以撤销。三、黄兰梅主张的律师代理费能否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六条规定，债权人行使撤销权所支付的律师代理费、差旅费等必要费用，由债务人负担;第三人有过错的，应当适当分担。故黄兰梅要求项吕金、金彩芽以及项卫明、金冬彩、林立金、陈春凤承担本案律师代理费的诉讼请求合理，本院确定由项吕金、金彩芽承担13760元，由项卫明、金冬彩、林立金、陈春凤负担6000元。黄兰梅变更后的诉讼请求并没有加重项吕金、金彩芽以及项卫明、金冬彩、林立金、陈春凤的义务，应予准许。综上，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第七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九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一、撤销项吕金、金彩芽将坐落于临海市××镇××街××号的五间砖混结构六层楼房转让给项卫明、金冬彩、林立金、陈春凤的行为。二、项吕金、金彩芽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给付黄兰梅律师代理费13760元。三、项卫明、金冬彩、林立金、陈春凤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给付黄兰梅律师代理费6000元。案件受理费31198元，减半收取15599元，评估费16150元（黄兰梅已预缴），合计31749元，由项吕金、金彩芽负担。 二审中，上诉人向本院提交了2019年3月份的视频资料，以证明被上诉人于2019年3月已经知道涉案房屋已经出卖，被上诉人起诉超过一年的出斥期间。被上诉人质证认为：从证据内容来看，只有项吕金在上面说，他年纪大了没有办法贷款，他把房子给他儿子项卫明贷款。他说贷款贷出来还是要还钱的，如果不还钱父子之间也要打官司的。这个房子也不是卖的，他没有收到钱，他连七分钱都没有收到，有收到钱肯定要还债的。他还告诉旁边的当事人，他收到钱的话会打电话让他信用社拿钱。本案发问的当事人是王俊建的老婆张伏苹，如果说要是知道这个房子有买卖信息的话也是张伏苹的事情，本案提起撤销权的当事人都不在。王俊建没有提起撤销权纠纷诉讼，本案黄兰梅根本没有来到现场，本案准确地说黄兰梅知道这个房屋已经以买卖的形式转户到项卫明名下，是2019年8月19日调档、查了房屋信息才知道，可以推定被上诉人知道了房屋转让的信息，到2020年6月份提起撤销权纠纷是在一年内。视频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已经超过一年的除斥期间。本院审查认为，从上述证据的内容看，不能准确地反映出房屋已经出卖的信息，且被上诉人并未出现在该视频中，不能认定被上诉人在2019年3月份即已知道涉案房产已经转让的事实，故对上诉证据的证明力不予认定。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对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中的争议焦点在于项吕金、金彩芽将坐落于临海市××镇××街××号的五间砖混结构六层楼房转让给项卫明、金冬彩、林立金、陈春凤的行为是否应予以撤销。本院经审查认为，原审判决撤销项吕金、金彩芽转让其房产的行为并无不当，主要理由有：一、被上诉人黄兰梅行使撤销权不适用一年的除斥期间。本案项吕金向黄兰梅的借款行为发生于2008年至2012年期间，项吕金、金彩芽转让其房产发生在2015年期间，黄兰梅起诉项吕金、金彩芽要求归还借款发生于2019年期间，向法院申请执行发生在2020年1月，在原审被告项吕金在2018年期间还在向被上诉人支付利息的情况下，不能认定黄兰梅在项吕金、金彩芽2015年办理房产过户手续之后即已知道或应当知道涉案房产被处理并在一年内行使撤销权；二、黄兰梅行使债权人撤销权并未超过五年的除斥期间。《合同法》第七十五条规定的五年除斥期间应自债务人处分其财产之日起算。对于低价转让不动产的情形，应确定不动产权属发生转移登记之日为处分财产之日。不动产交易的目的在于取得物权，所以应将处分财产之日定位于实际履行之日而非意定之时，这样也有利于查明客观事实，可有效地防止债务人与第三人串通。本案中，项吕金、金彩芽与项卫明、金冬彩、林立金、陈春凤虽然于2014年6月4日签订过案涉房屋的转让合同，并予以公证，但因实际面积与权证记载的面积不一致导致权属未能发生转移登记，案涉房产物权未发生变动，仍为项吕金、金彩芽的责任财产，故不应将2014年6月4日作为债权人撤销权五年除斥期间的起算时间点。项吕金补缴了超出权证面积部分的土地出让金后，案涉房产的物权瑕疵予以修正，转移登记的条件具备，双方再于2015年7月28日签订《房产转让协议》并办理不动产转移登记手续，《房产转让协议》履行完毕，案涉房产最终为项卫明、金冬彩、林立金、陈春凤共同所有，故本案债权人撤销权的五年除斥期间应从2015年7月28日开始计算，至本次诉讼，并未超过五年除斥期间；三、黄兰梅主张行使的债权人撤销权的主客观要件已经具备。《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一）项吕金分别于2008年、2010年以及2012年分三次共向黄兰梅借款计710000元，上述债权已经生效的（2019）浙1082民初6083号民事判决书予以确认，黄兰梅对项吕金、金彩芽享有合法有效的债权，且该债权形成于可撤销行为发生之前。（二）项吕金、金彩芽与项卫明、金冬彩、林立金、陈春凤于2015年7月28日签订了《房产转让协议》，2015年9月按约办理案涉房产的权属变更登记手续，案涉房产登记为项卫明、金冬彩、林立金、陈春凤四人共同共有，故项吕金、金彩芽已经完成转让房产的交付行为。至于债务人是否以明显不合理低价转让财产,首先要确定以明显不合理低价转让财产的时空标准，依照《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十九条规定，对“明显不合理低价转让财产”进行判断的时空基准为“交易地交易当时”，即实施交易行为时。其次，是对明显不合理低价的数额标准的确定，依照《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十九条规定，对“明显不合理低价转让财产”进行判断的数额标准为“转让价达不到交易时交易地的指导价或者市场交易价百分之七十的，一般可以视为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诉讼中对案涉房产委托了评估公司按照交易当时当地的市场价进行，确定在2015年7月至9月的案涉房地产市场价值为7650000元，而项吕金、金彩芽与项卫明、金冬彩、林立金、陈春凤于2015年7月28日签订的《房产转让协议》上约定的房产转让价为3030000元，且不论项卫明、金冬彩、林立金、陈春凤能否提交该房产转让款的相关支付凭证，就是按照协议上约定的房产转让价也仅为交易时交易地市场交易价的40%，达不到百分之七十的要求，故应认定项吕金、金彩芽系以明显不合理低价转让案涉房产。（三）黄兰梅已就其债权申请强制执行，法院作出执行裁定书，以项吕金、金彩芽暂无可供执行财产为由终结执行程序，案涉房产本应为项吕金、金彩芽对外履行债务的责任财产，可见，项吕金、金彩芽低价转让该房产的行为使其清偿能力明显下降，导致黄兰梅的债权无法实现，应认定项吕金、金彩芽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房产的行为有害债权。（四）案涉房产受让人项卫明、金冬彩系项吕金、金彩芽儿子及儿媳妇，受让人林立金、陈春凤与项吕金、金彩芽共同居住在杜桥镇镇区，对杜桥镇镇区房屋的市场价应有基本认知，其却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受让案涉房产，庭审中黄兰梅要求项卫明、金冬彩、林立金、陈春凤提供3030000元的房屋转让款交付凭证，但遭到项卫明等第三人的拒绝，法院要求项卫明等第三人在庭后补交，但其仍未能提交案涉房产转让款3030000元的支付凭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同时，项卫明等第三人以该价格受让案涉房产，导致项吕金、金彩芽责任财产减少，影响了黄兰梅债权的实现，可认定项卫明等第三人知道该转让行为有害于债权人实现债权，主观上具有恶意。综上，项吕金、金彩芽于2015年7月28日将案涉房产以3030000元低价转让给项卫明、金冬彩、林立金、陈春凤的行为符合债权人撤销权的构成要件，黄兰梅作为债权人有权要求予以撤销。至于黄兰梅主张的律师代理费能否支持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六条规定，债权人行使撤销权所支付的律师代理费、差旅费等必要费用，由债务人负担;第三人有过错的，应当适当分担。故黄兰梅要求项吕金、金彩芽以及项卫明、金冬彩、林立金、陈春凤承担本案律师代理费的诉讼请求合理，原审判决予以支持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项卫明、金冬彩、林立金、陈春凤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1198元，由上诉人项卫明、金冬彩、林立金、陈春凤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至坚 审 判 员 何敏军 审 判 员 王文兴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日 代书记员 包菲菲 20- 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