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2021）赣07行赔终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运发，男，汉族，1954年7月生，住赣州市大余县。委托代理人：李长东，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王恩大，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余县黄龙镇人民政府，住所地：赣州市大余县黄龙街黄龙镇人大。法定代表：赖喜军，职务镇长。委托代理人：刘禄坤，黄龙镇人民政府法律顾问。委托代理人：刘经荣，黄龙镇人民政府干部。上诉人刘运发因行政赔偿一案，不服赣州市章贡区人民法院（2020）赣0702行赔初15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判决查明，2013年12月17日，大余县人民政府下发余府字[2013]231号《大余县人民政府土地征收决定书》，决定征收黄龙镇灵潭村土地，确定土地征收部门为大余县国土局，被告为土地征收实施单位。2013年12月17日，大余县国土资源局发布《征收补偿安置方案公告》并予以张贴。原告所承包的集体土地共2.82亩，位于征收范围内。2016年7月19日，被告将原告的征地补偿款51,217.2元以提存的方式提存于大余县公证处，并于2016年7月21日向原告送达。2019年3月18日，被告将原告的该处土地予以平整。原告认为被告强挖其粮田并将其填平的行为违法，于2019年9月18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原审法院于2019年12月3日作出（2019）赣0702行初418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原告诉请。原告不服，上诉至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年3月30日，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赣07行终94号《行政判决书》，判决因被告违反法定程序，确认被告于2019年3月18日对原告所承包的2.082亩集体土地平整行为违法。原审法院认为，经（2020）赣07行终94号生效判决确认被告对原告所承包土地的平整行为违法，关于原告提出赔偿损失的诉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规定，“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八）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违法行政行为对原告造成的财产损失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准。关于原告提出的第一项诉求，被告已经按照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对征收原告2.082亩集体土地的补偿款在大余县公证处进行提存，并告知原告及时领取。关于原告提出第二项诉请，因大余县国土资源局已于2013年12月17日即发布了案涉土地的《征收补偿安置方案公告》，被告于2016年7月21日即向原告告知其将土地征收补偿款在大余县公证处进行提存，而原告提供的果树树苗购买凭证上显示的日期“2016年”，年份上有“2018年”涂改的痕迹，且大余县人民政府于2017年3月3日发布了《关于严禁在规划区内抢栽抢种的通告》，原告不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原告的果树种植在征地行为实施之前，原告种植案涉果树的行为属于抢种行为，不予赔偿。关于原告提出要求被告赔偿律师费，不是国家赔偿的范围。关于原告的第四项诉请，失地农民并非被告平整土地而导致的直接损失，亦不是国家赔偿的范围。综上，对原告提出的四项诉讼请求不予赔偿。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五条第（三）项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刘运发对被告黄龙镇人民政府提出的国家赔偿申请。上诉人刘运发向本院提起上诉，要求：一、撤销一审法院于2020年11月23日作出的（2020）赣0702行赔初15号《行政判决书》；二、判令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以下损失：1.判令赔偿上诉人因被被上诉人强推上诉人粮田2.082亩行为违法而导致损失共计78,283元，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支付上诉人赔偿款利息（自实际强推行为发生之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2.判令赔偿因被上诉人强挖果树1000颗而导致损失按照市场价格每颗300元（其中包括除草、打药、施肥、人工费等）共计赔偿311,500元，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支付上诉人赔偿款利息（自实际强推行为发生之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3.判令被上诉人支付因征地行为而所享受的农民养老保险缴费补贴每亩不低于6000元，共计12,492元；三、判决被上诉人承担诉讼费用及律师代理费用50,000元。主要事实和理由：一、当事人的行为不属于抢种，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应依法改判。依据《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关于完善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审查报批工作的意见〉的通知》（国土资发[2004]237号）第（十四）规定，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批准文件有效期两年。农用地转用或土地征收经依法批准后，市、县两年内未用地或未实施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的，有关批准文件自动失效。《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菅理的决定》（国发〔2004〕28号）第（十九）规定，严禁闲置土地。农用地转用批准后，满两年未实施具体征地或用地行为的，批准文件自动失效。征收部门及被上诉人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未实施相关的具体征地及用地行为，当时的征地批复早已失效。既然已经失效就不存在被上诉人及一审法院所认定的抢栽抢种行为。即使上诉人认可被上诉人所谓的征收行为，依据（2020）最高法行申4789号的裁判精神，被上诉人考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上诉人的栽种行为属于抢栽，应承担举证不能所带来的消极后果，认可上诉人的栽种行为合法。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购买树苗的凭证及购买农药、化肥、树苗护理等的凭证，政府房屋及附属物征收补偿明细表里也明确显示了柚子树的补偿数目，但一审法院却单独拎出一张书写错误的凭证来概括认定原告购买树苗的时间，属于事实认定不清。上诉人的树苗在2017年之前就进行了栽种，这与其果树在被毁坏搬运走时已挂果相互印证，但一争法院却以大余县人民政府2017年3月3日发布的《关于严禁在规划区内抢栽抢种的通告》来进行约束评价，属于法律法规的适用错误。既然上诉人的栽种行为合法，被上诉人违法平整上诉人土地同时破坏土地上的果树造成的损失311,500元及利息就理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之规定由其进行赔偿。二、按照行政赔偿不低于补偿的原则，被上诉人应支付征地补偿费及农民养老费用。一审法院查明被上诉人已于2016年7月19日将征地补偿款51,217.2元提存于大余县公证处，但依据《提存公证规则》第九条的规定，被上诉人的提存不符合提存的程序和规则，且补偿的款项低于法定标准。同时，依据《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全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的通知》，大余县黄龙镇的区片价是37,600元/亩，由于被上诉人一直未给予合理的补偿，所以上诉人目前以新的补偿标准来主张支付78,283元征地补偿符合法律和政策的要求。在通知的第二大点“进一步落实好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费用”明确规定各地进行用地报批时，以征收实际土地面积计算，按每亩不低于6000元的标准提取，预存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指定的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缴费补贴资金专户，但目前此项费用尚未落实，所以上诉人在此主张符合法律的要求。三、诉讼费、律师代理费属于上诉人因被上诉人的违法行为而产生的直接损失，应当给予赔偿。被上诉人大余县黄龙镇人民政府答辩意见，一、被答辩人在上诉状中称“当事人的行为不属于抢种，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应错误，应依法改判”是在铁的事实面前强词夺理，对一审法院的严重诬陷。1.从被答辩人刘运发在一审期间提供的购果树苗发票可以发现，时间是2018年，为此可以断定其果树是2018年种植的，并非是2016年春天种植，这是被答辩人的谎言。再者，从答辩人大余县人民政府在一审时提供的2017年航拍图可以看出，2017年3月3日前，被答辩人刘运发被征土地上没有种植任何果树。根据2017年3月3日大余县人民政府发布的《关于严禁在规划区内抢栽抢种的通告》，明确了不可以在被征地上种植任何作物，否则为抢种行为，本案的被答辩人刘运发则在发通告以后也即在2018年种植了果树，其行为实属抢种行为。2.对于被答辩人称大余县人民政府的用地批文无效之事，更是信口雌黄。在答辩人大余县人民政府与被答辩人刘运发行政强制纠纷一案中已证明了大余县人民政府征地的合法性，从2020年3月30日，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赣07行终94号行政判决书可以说明，答辩人只是土地平整行为违法，如今被答辩人称征地的批准文件自动失效，这岂不是争着眼睛说瞎话？因此，其在上诉状中称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应错误，这完全是对一审法院的诬陷。二、被答辩人的上诉诉请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应该予以驳回。1.对于被答辩人刘运发在上诉状中称要求答辩人赔偿因被答辩人强推其粮田2.082亩行为而导致损失共计78283元，没有事实依据。对其该2.082亩土地的征收款，答辩人大余县人民政府于2016年7月19日己提存于大余县公证处，并于2016年7月21日上午送达给了被答辩人，该证据在（2019）赣0702行初418号强制拆除一案中有据可查，为此，不存在78283元的损失。2.被答辩人要求答辩人赔偿1000棵果树款311500元更是无理要求。首先，被答辩人该2.082亩土地在2016年7月19日已完成征收，也即从该日起，该2.082亩土地属于征收单位大余县人民政府使用所有，被答辩人无权使用，在2017年3月3日前该土地上没有任何农作物，更没有任何果树，在（2019）赣0702行初418号强制拆除一案中答辩人提供了2017年3月3日的航拍图及照片可证实，同时提供了该日大余县人民政府的通知《关于严禁在规划区抢栽抢种的通知》，证实被答辩人在该土地上种植柚子属于抢种行为，根据该通告第五条规定，抢栽抢种的各种的农作物、林果苗木花卉及其他地上附着物一律不予补偿，为此，被答辩人刘运发要求赔偿缺乏依据。同时，其抢种的1000棵果树根本不合理，一般每亩是种植60株，其2.082亩最多也就是种植125株，然而被答辩人却种植了1000株，其这种做法完全是想以此骗取政府的补偿。所以，被答辩人的该项诉请是不能得到支持的。三、被答辩人要求答辩人赔偿其律师代理费等合计人民币50000元是没有法律依据。对于被答辩人的律师代理费等50000元，这是被答辩人的诉讼成本，不是土地平整行为违法直接导致的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规定“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八）对财产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为此，违法行为对被答辩人刘运发造成的财广损失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准，间接损失则不是行政赔偿的范围。因此，该费用不是赔偿范围，不能得到支持。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上述事实，有原审法院随卷移送的证据以及本院询问协调笔录在卷可以证实。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规定，“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八）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规定：“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关于土地损失。2013年12月17日，大余县政府下发余府字【2013】231号《大余县人民政府土地征收决定书》，上诉人所承包的集体土地共2.82亩，位于征用范围内。因未能与上诉人达成征收补偿协议，2016年7月19日被上诉人按照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的标准对征收上诉人2.082亩集体土地补偿款在大余县公证处进行提存，提存后于2016年7月21日告知上诉人及时领取。因此，对上诉人的土地征收补偿已经足额到位，上诉人再主张土地赔偿，没有事实依据。关于果树损失。大余县人民政府于2017年3月3日发布了《关于严禁在规划区内抢栽抢种的通告》，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航拍图可知在2017年3月3日被上诉人地块上并无任何经济作物，并且被上诉人早在2016年7月21日即向上诉人告知其将土地征收补偿款在大余县公证处进行提存，上诉人早已知晓其土地已被征收的事实，但仍继续购买树苗进行大密度种植，故其抢种果树所产生的损失，不受法律保护。上诉人主张赔偿果树损失，于法无据，应不予支持。关于农民养老保险缴费补贴损失。根据大余县失地农民安置办公室出具的《证明》，上诉人于2016年5月25日办理了失地证（失地类型为全失地，编号05021381），并已办理了失地农民养老保险。上诉人已经享受了了失地农民的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其再主张相应的补贴，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关于律师代理费。上诉人主张的律师代理费，不是土地平整行为违法产生的直接损失，不属于国家赔偿的范围，其主张赔偿于法无据，不予支持。综上，被上诉人土地平整行为虽然违法，但是没有给上诉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对其赔偿请求，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洋发审判员  刘定丰审判员  陈煜龙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王 豪书记员  黄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