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21）鲁03行赔终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升泉，男，1963年2月11日出生，汉族，住淄博市博山区。 委托代理人钱亚洲，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淄博市博山区域城镇人民政府，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703040042188407。住所地：博山区西过境路北首。 法定代表人崔建涛，镇长。 委托代理人钱家栋，山东博港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陈玺，山东博港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升泉因诉被上诉人淄博市博山区域城镇人民政府行政赔偿一案，不服淄博市博山区人民法院（2019）鲁0304行赔初6号行政赔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原告系博山区域城镇徐雅村村民，其在蕉磁路徐雅村路段路东占用该村集体土地建设了房屋。2018年9月11日，被告对原告作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以原告在蕉磁路建设房屋未取得乡村建设许可证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为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五条之规定，责令原告于2018年9月14日前自行拆除。法院现已生效的（2019）鲁0304行初33号行政裁定书认定上述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因未依法送达而未生效，对外不产生法律效力。2018年9月17日，被告强制拆除了原告建设的位于博山区域城镇蕉磁路徐雅村路段路东的房屋。原告对被告的强制拆除行为不服，依法提起行政诉讼，现已生效的（2019）鲁0304行初36号、（2020）鲁03行终38号行政判决书，确认被告上述拆除行为违法。关于被拆除房屋的建设经过、建筑面积、被拆除面积等情况，原告在上述（2019）鲁0304行初36号确认强制拆除行为违法一案的庭审中主张：第一，其于1999年在域城镇蕉磁路徐雅村路段路东，建设了一处建筑面积为180平方米的房屋；第二，其于2000年在上述房屋旁边的空闲地，建设了一处建筑面积为150平方米的房屋和一处建筑面积为100平方米的房屋，并于2013年9月29日到徐某民委员会补办了150平方米的用地手续；第三，其于2017年对上述150平方米房屋进行翻扩建，新建一处占地面积为208.2（150+58.2）平方米的两层房屋，总建筑面积为416.4平方米，并于2017年12月24日到徐某民委员会补办了58.2平方米的用地手续；第四，被告拆除了上述2000年建设的建筑面积为100平方米的房屋和2017年翻扩建的建筑面积为416.4平方米的房屋。原告对其上述主张，仅提供了博山区域城镇徐雅村民委员会准许其使用150平方米和58.2平方米土地的村民用地说明，并未提供能够证明其房屋具体建筑面积的相关证据。被告对原告的上述主张不予认可，主张其拆除的原告房屋的占地面积仅为100平方米左右，但其亦未提供证据证实其主张。2019年10月14日，原告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要求被告向其赔偿因违法强拆造成的各项损失7455832元。诉讼中，原告多次变更赔偿请求，最终当庭重新确定各项赔偿请求，同时确定索赔总额为8827054元。在本案庭审中，原告最终确定提出以下行政赔偿请求：一、请求被告赔偿被拆除房屋损失3563160元（南北两幢房屋合计516.4平方米乘以6900元/平方米）及附属物（南北两处院墙及房前水泥地面）的损失，以及被拆除房屋的装修费60万元。对该赔偿请求中被拆除房屋的60万元装修费用，原告无相关票据等证据证明。对该赔偿请求中被拆除房屋及附属物的损失，原告提供以下证据：1号证据博山区域城镇徐雅村民委员会2013年9月29日准许原告使用150平方米和2017年12月24日准许原告使用58.2平方米土地的村民用地说明2份、案涉房屋被拆除前后的照片3张、水泥地面被毁坏的照片2张；3号证据安居客网站中博山区相关二手房的售价信息截图；以及证人聂某、周某、王某的当庭证言。其中证人聂某当庭证称在徐雅村建房的流程是村里收了村民的钱、批了地，村民就可以建房了，没有行政机关说这种行为是违法的，其不知道法律对建设房屋的要求，也没有行政机关对此进行过普法；证人周某当庭证称村里大部分房屋和原告房屋性质是一样的；证人王某证称在徐雅村建房的流程是村里收了村民的钱、批了地，村民就可以建房了，除了占老地基建房的，其他建房的都是有村里的一个用地说明建房。二、请求被告赔偿被拆除房屋内外的财产损失，具体明细如下：线手套3捆共36元；袜子1捆13元；家用镰刀3把共33元；耙子1把30元；铁镢3把共90元；铁锄头3把共90元；铁锨6把共120元；玉米脱粒机1台600元；玉米播种机1台160元；时风三轮车1辆16000元；光明摩托车1辆3600元；农用喷雾器1个90元；东城磨光机2件共320元；东城手枪钻2件共320元；电焊机1台1600元；气泵1台1300元；电刨1台2600元；手提电钻2把共600元；电锤2把共1400元；机用黄油2桶共1200元；黄油枪2把共66元；混凝土地面切割机1台2600元；电风镐2把共1800元；切割机1台1900元；乐化牌油漆4桶共1040元；铁车4辆共640元；卫星天线1个60元；电话座机2部共90元；小钻床1台2600元；砂轮机床1台900元；铲车轮2个共2800元；早年挂钟1个600元；早年缝纫机1台3000元；毛主席纪念章6枚共1800元；500公斤泰衡称1台460元；3.2电焊条1箱160元；长6米、高2.6米架口3个共1800元；水鞋6双共156元；二相震动器1套260元；三相震动器1套600元；打孔钻机1台900元；铝锅6个共180元；铝盆6个共180元；各型号打孔及其它钻头1宗360元；铁锅2口共120元；铝壶、电热壶3把共160元；暖瓶20把共320元；电磁炉2个共600元；电磁壶3把共270元；烧水壶1把20元；烧烤炉1套360元；打包机、线1台600元；站筛3个共180元；小圆筛2个共20元；4平方铜线2盘共600元；6平方铜线2盘共1200元；6米高台合金梯子1个1200元；4米高木桶子1个160元；车辆防冻液2桶共120元；起动机1个400元；瓦工工具一宗600元；木桌3张共1800元；绞叉6个共120元；大小簸箩2个共190元；簸箕1个60元；16升柴机油2桶共780元；1.5米铁撬棍2条共180元；0.6米长铁撬棍2条共120元；铁拨撸4条共80元；八楞铁锤3把共180元；开山铁锤1把90元；拉卯枪1个60元；塑料焊枪1把60元；热熔器1个120元；厨房用具及设施1宗19600元；千斤顶2个共600元；车辆维修工具1宗1000元；煤气炉具1套300元；铁管马凳2个共320元；2.6、1.2长木凳4条共190元；老式落地扇2台共360元、老式单人沙发2套共1000元；祖传泰山石敢当石1块36000元；20米乘6米布蓬3块共6000元；台钳1台600元；皮鞋2双共600元；华为全新手机2部共7200元；洗衣机、洗衣板等1宗1600元；塑料桶18个共3600元；幼儿学步车、自行车等2000元；全新儿童金手镯、项链1宗1690元；铁床、木床、茶机、椅子、餐桌1宗6000元；手锯1把20元；新式实木大床2张共12000元；海尔电视机2台共8600元；影视柜2组共4400元；格力空调4台共32000元；衣柜2组共7200元；沙发2组共12000元；20年树龄香椿树3棵共2400元；核桃树2棵共2000元；大水缸3个共600元；丢失现金69900元；全新钢卷尺10米2个、7.5米2个共90元；新修建楼梯费用20000元（原告原系从案涉被拆除的二层房屋中进入其现居住房屋后面的一个小楼里，现该二层房屋被拆除后，原告无法进入该楼，要求被告支付修建楼梯费2万元）；大门广告牌9600元；损失块煤15吨19500元；换气扇1台160元；跑步机等健身器材1宗20000元；取暖器材1套16000元；长4米、直径0.6米水泥管3套共600元；深水井1口26000元；损毁红砖1.3万块10400元；白沙11立方共2200元；金首饰4件共22400元；卫生间用品1宗76000元；窗帘120平方共9600元；摩托头盔2个共120元；140乘20毫米膨胀螺丝1箱900元；配电箱2个共960元；自喷漆6支共42元；衣帽架6个共720元；锁边机1台1000元。对该赔偿请求，原告提供以下证据：6号证据反映室内物品情况的视频光盘1张（内含2段视频，经当庭播放，该两段视频均系拆除前拍摄的案涉被拆除两层房屋的一层中存放相关生产工具的录像片段）、室内物品照片4张（分别为泰山石敢当石头照片1张、面盆橱照片2张、座便器照片1张）及室内财产明细表。三、请求被告赔偿原告所支付的维权费用，包括资料费（即打印、复印等费用）2500元；交通费605元；代理费30000元；咨询费20000元。对该赔偿请求，原告提供以下证据：4号证据专项法律事务委托代理协议、支付代理费的银行回执单、相关车票及打印、复印等费用的收款收据。原告主张该项赔偿请求中的咨询费是案涉房屋被强拆后，原告到北京去咨询律师时，一个叫创维律师事务所收了原告2万元咨询费，当时通过POS机刷卡支付，没有票据等证据证明。四、请求被告赔偿原告一家四人的精神损失费80万元，即原告及原告妻子孙某、原告的儿子刘某1、原告的女儿刘某2四人。五、请求被告赔偿原告三年的停产停业损失共90万元。对该项赔偿请求，原告提供8号证据中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经营范围为煤炭批发、零售）照片1张，无其他证据证明其损失情况。六、请求被告赔偿原告的误工损失546000元，即铲车司机收入182000元／年×3年。原告主张其系铲车个体经营户，因被告违法强拆导致误工。对该项赔偿请求，原告提供8号证据中的铲车照片1张，无其他证据证明其损失情况。七、请求被告赔偿原告一家四人的名誉损失费60万元。对该项赔偿请求，原告提供7号证据反映拆除过程的视频光盘1张（内含11段视频，系被告实施强制拆除时的相关录像片段，经当庭播放，这些录像片段中未显示原告主张的被告工作人员打人的事实）。八、请求被告赔偿原告现居住的、与案涉被拆除房屋连体房屋所受损害90万元。原告主张因被告的强拆行为导致其现居住的房屋成为危房。对该项赔偿请求，原告提供9号证据原告现居住房屋被损坏的照片4张，以及庭后补充提供的博山区域城镇徐雅村民委员会出具的《通知》（该村委会将在蕉磁路东侧批划商业网点的面积及收费标准等有关情况通知原告）一份和原告向村委会的交款收据一份。九、请求被告赔偿原告的药费、住院费及原告妻子孙某的住院费71435.3元，其中原告的药费3600元、原告的住院费3842.2元、原告妻子孙某两次住院的住院费63993.1元（38581.87元+25411.23元）。原告主张被告强拆原告房屋后，没有将废墟整理干净，原告在整理时造成左脚大拇指受伤住院治疗；同时因为被告强拆原告房屋导致原告配偶原有疾病加重住院治疗。对该项赔偿请求，原告提供7号证据中原告的住院费用汇总单和药店出具的药费证明各1份、原告妻子孙某的住院结算单2份。十、请求被告赔偿原告自行清理建筑垃圾的费用36000元。原告主张被告强制拆除房屋后，原告自行清理建筑垃圾。对该项赔偿请求，原告无证据提供。十一、请求被告赔偿原告的德国牧羊犬（成年2只、幼犬6只）损失共计78000元。原告主张其上述牧羊犬在被告强拆时被砸死在废墟里。对该赔偿请求，原告提供5号证据牧羊犬照片2张。十二、请求被告赔偿出庭作证的三名证人的误工费共计600元。十三、请求法院判令原告自行恢复被拆除房屋原状。针对上述赔偿请求：关于第一项赔偿请求中案涉被拆除房屋及附属物的损失问题，在被告提出对案涉房屋及附属物被拆除后能够二次利用的材料价值进行司法鉴定的申请后，法院已委托淄博方大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进行司法鉴定。该鉴定的委托材料主要是原告庭审中陈述的上述房屋的建筑面积、建筑结构、建筑材料、建设高度、房屋所含门窗的数量和型号、房屋内灯具的类型和数量及其他相关装修情况等内容的描述和附属物水泥地面、两处院墙建设情况的描述，以及案涉房屋及附属物被拆除前后的相关照片，法院已将原告所陈述的上述房屋及附属物的具体信息，整理形成《刘升泉被拆房屋及附属物基本情况明细表》移交给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在此不再对相关内容逐一列明。在鉴定过程中，鉴定机构进行现场查看时，被告对原告庭审中所陈述的房屋面积提出异议，法院遂于2020年10月15日组织原、被告进行现场勘查，在被拆房屋及附属物现存痕迹的基础上，结合原告对房屋四至的指界，经现场测量，重新确定了案涉被拆除房屋及附属物的面积等内容。经原、被告在现场勘查笔录和附图上签字确认后，法院当场将该笔录和附图信息移交鉴定结构，由鉴定机构结合前述委托材料进行鉴定。2020年10月19日，淄博方大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房地产估价报告》，该报告对案涉被拆除房屋及附属物拆除后能够二次利用的材料价值在价值时点2018年9月17日（即现场拆除日）的估价总值为49643元。关于第八项赔偿请求中，原告现居住房屋的地面裂缝、墙面裂缝等情况是否系被告拆除案涉房屋时所致，即上述地面裂缝、墙面裂缝与被告的强制拆除行为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问题，庭审中法院当庭询问原告是否就该因果关系申请司法鉴定时，原告表示申请鉴定，并于庭后提交鉴定申请，但在选定鉴定机构后，原告未在规定期限内预交鉴定费。2020年10月14日，鉴定机构青岛诚祥建筑工程司法鉴定所出具《退案说明》，以申请人未预交鉴定费，鉴定工作无法进行为由，予以退案。关于第九项赔偿请求中，原告之妻孙某的住院治疗是否与被告的强拆行为存在因果关系的问题，庭审中法院当庭询问原告是否就该因果关系申请司法鉴定时，原告明确表示不申请司法鉴定。同时查明，被告强制拆除原告案涉房屋前，未对室内财物进行交接，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对室内财物情况进行了证据保全。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原告以被告违法强制拆除其房屋给其造成损失为由，提出各项行政赔偿请求，故本案的争议焦点即原告主张的各项行政赔偿请求是否成立。现就原告提出的上述行政赔偿请求是否成立，逐一阐述。一、关于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其被拆除房屋及附属物损失、被拆除房屋装修费的赔偿请求。1999年1月1日起施行、2019年8月26日修正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但是，兴办乡镇企业和村民建设住宅经依法批准使用本集体经济组织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或者乡（镇）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经依法批准使用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除外。第四十四条规定，建设占用土地，涉及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应当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的道路、管线工程和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国务院批准的建设项目占用土地，涉及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由国务院批准。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和村庄、集镇建设用地规模范围内，为实施该规划而将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按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分批次由原批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机关批准。在已批准的农用地转用范围内，具体建设项目用地可以由市、县人民政府批准。本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以外的建设项目占用土地，涉及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第五十九条规定，乡镇企业、乡（镇）村公共设施、公益事业、农村村民住宅等乡（镇）村建设，应当按照村庄和集镇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开发，配套建设；建设用地，应当符合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并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其宅基地的面积不得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农村村民建住宅，应当符合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尽量使用原有的宅基地和村内空闲地。农村村民住宅用地，经乡（镇）人民政府审核，由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其中，涉及占用农用地的，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本案中，根据（2019）鲁0304行初36号确认强制拆除行为违法一案中，原告所陈述的案涉被拆除房屋的建设时间，能够证明案涉被拆除房屋建设于上述法律规定施行期间。但原告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占用集体土地建设案涉被拆除房屋时，已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办理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或农村村民建住宅用地由镇人民政府审核、县级人民政府批准的手续，况且原告至今亦未能提供建设案涉房屋其他合法有效审批手续，故案涉被拆除房屋应属于未取得合法建设审批手续的非法建筑。关于原告提供的两份村民用地说明和三名证人证言，一是两份村民用地说明中村委会允许原告使用的土地面积与案涉被拆除房屋实际占用的土地面积并不相符，二是该两份村民用地说明本身亦并非建设房屋的合法审批手续，该两份村民用地说明及三名证人证言均无法证明案涉被拆除房屋系按照上述法律规定，经依法批准后所建设的房屋，对本案待证事实不具有证明力，法院不予采信。关于原告提出的案涉被拆除房屋未办理建造审批手续系行政机关不作为所致的主张，因原告未提供证据证实案涉房屋符合建造审批条件且已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请，故其上述主张缺乏事实根据，法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一）违法实施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的；（二）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的；（三）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的；（四）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第三十二条规定，国家赔偿以支付赔偿金为主要方式。能够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的，予以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第三十六条第四项、第八项规定，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应当返还的财产灭失的，给付相应的赔偿金；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规定，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本案中，关于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其被拆除房屋及附属物损失、被拆除房屋装修费的赔偿请求，如前所述，案涉被拆除房屋系非法建筑，因非法建筑不属于原告合法的财产权益，被告对违法建筑的拆除自然不会产生国家赔偿，故原告要求被告按照6900元/平方米赔偿其房屋损失的赔偿请求，无事实和法律根据，法院不予支持。虽然案涉被拆除房屋系非法建筑，但建设本身违法并不意味着建筑材料亦随之变成非法财物，建筑材料仍属于原告的合法财产。现已生效的行政判决已确认被告拆除案涉房屋的行为违法，鉴于被告拆除案涉房屋未履行法定程序，未给予原告自行拆除的机会，如原告自行拆除可避免不必要的建筑材料损失，故原告的直接损失范围应当为强拆造成的建筑材料损失扩大部分，即被告强制拆除与原告自行保护性拆除两者损失的差额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法院根据上述规定，结合本案查明的事实，要求负有举证责任的被告申请司法鉴定。在被告申请对原告被拆除房屋及附属物拆除后能够二次利用的材料价值进行司法鉴定后，法院依法委托淄博方大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进行鉴定，经淄博方大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依法评估，案涉被拆除房屋及附属物在价值时点2018年9月17日（即现场拆除日）能够二次利用的材料价值评估总值为49643元。同时，在委托鉴定案涉被拆除房屋及附属物能够二次利用的材料价值时，法院已将庭审中原告陈述的门窗、灯具、陶瓷地板砖和踢脚线、木制墙围、刮腻、石膏板吊顶等装修情况逐一列明，由鉴定机构一并作为能够二次利用的材料价值进行鉴定，现案涉被拆除房屋能够二次利用的装修材料价值已包含在上述评估总值中，故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其被拆除房屋装修费60万元的赔偿请求，无事实和法律根据，法院不予支持。综上，被告应当赔偿强制拆除原告房屋所造成的房屋及附属物能够二次利用的材料价值损失49643元。同时，被告给原告造成一定合法财产损失未及时赔偿，应支付相应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为：以49643元为基数，自2018年9月18日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赔偿款付清之日止）。二、关于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其被拆除房屋内外财产损失的赔偿请求。本案中，若案涉被拆除房屋内外存在相关财物，亦属原告的合法财产，被告在实施强制拆除行为时若对原告的室内外财物造成损害，亦应进行赔偿。被告虽主张其实施强制拆除行为时，被拆除房屋内没有原告主张的相关物品，但其并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此外，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十七条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但此处的两种举证责任在证明目的、证明对象、不利后果等方面并非完全一致，具体而言，对于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无法认定巨额损失是否存在时，原告仍应承担初步证明责任，否则主张消极事实的被告将无从举证。而对于损失数额，人民法院应当综合案件实际情况，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结合当事人诉求，合理酌情确定，而非直接支持原告所有赔偿请求。具体到本案而言，原告主张的上述室内外相关财物损失高达数十万元，其应当对该项巨额损失承担初步的证明责任。现就原告的该项赔偿请求，分四部分论述：关于原告要求被告赔偿重新修建楼梯的费用20000元的赔偿请求。原告主张其原系从案涉被拆除的二层房屋中进入其现居住房屋后面的一个小楼里，而被告拆除案涉房屋后，导致其无法进入到后面的小楼里，所以需要重新修建进入现居住房屋后面小楼的楼梯。但是：第一，原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现无法进入上述小楼里；第二，在（2019）鲁0304行初36号确认强制拆除行为违法一案中，原告陈述其现居住房屋建设于1999年，如前所述，原告庭后补充提供的通知和交款收据，不能作为原告占用土地建设现居住房屋的合法审批手续；第三，原告修建进入现居住房屋的楼梯，必然会涉及到占用土地的问题，原告应按照建设占用土地的相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综上，原告的该项赔偿请求，既无事实根据，也无法律根据，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其深水井一口26000元的赔偿请求。原告对该项赔偿请求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况且即使原告在案涉被拆除房屋附近打有深水井，如前所述，案涉被拆除房屋本身无合法用地手续、属非法占用土地的违法建筑，其在该房屋附近占用土地打井亦属非法占用土地，不受法律保护。原告的该项赔偿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根据，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要求被告赔偿丢失现金69900元的赔偿请求。因原告主张的现金数额较大，其应提供进一步证据证明，但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被拆除房屋内存放有69900元现金。根据原告的陈述和其提供的7号证据视频录像来看，在拆除过程中，原告妻子是在拆除现场的，若房屋内存放有数量多且便于携带的现金，原告妻子却不及时取出，而在提起诉讼后再向被告主张该损失，显然有悖常理。故原告主张的现金损失，缺乏事实根据，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要求被告赔偿除上述三项之外的其他各项财产损失的赔偿请求。本案中，原告所列的其他财产损失种类和数量都特别多，原告应对此提供初步的证据证明。第一，虽然原告提供了案涉房屋被拆除前拍摄的1张视频光盘和4张物品照片，但该视频光盘中仅显示有相关生产工具等杂物，4张照片亦仅显示有1块泰山石敢当石头、2个面盆橱及1个座便器。原告的上述视频光盘和物品照片本身不能证明相应物品在拆除过程中被毁坏，且该两份证据所显示的物品与原告主张的财产损失种类和数量相差巨大。第二，从原告提供的7号证据视频录像中，能够看出在拆除过程中，原告方某在进行录像，同时原告还主张被告拆除后没有将废墟清理干净，原告自行清理了相关废墟，但原告却未能提供相关室内财产被砸毁于废墟中的任何有效证据。况且原告主张的财产损失中，有摩托车、三轮车、播种机、混凝土地面切割机、2张实木大床、2台电视机、2组影视柜、4台空调、15吨块煤、洗衣机、跑步机等大型物品，以及其他的大量物品，即使被告清理了部分废墟，也不可能仅清理其中的财产物品，而留下建筑垃圾，若原告主张的上述物品被砸毁于废墟之中，必然会在废墟中有所显现，但原告现在无任何证据证明有财物被砸毁于废墟中。第三，本案中，原告能够提供房屋被拆除前室内部分物品的录像和照片，但在房屋被拆除后，原告自行清理了相关废墟的情况下，却不能提供任何有效证据证明有财物被砸毁于废墟中，而在诉讼中又主张多达上百种类型的财物被砸毁于废墟中，显然有违常理。综上，对原告主张的上述类型、数量众多的财产损失，法院无法全部支持。但是鉴于案涉房屋被强制拆除前，被告未与原告办理财物交接手续，亦未进行相应的证据保全，不能完全排除被拆除房屋内有相关财物被砸毁的可能性，故法院将对原告的该项损失依法合理酌情确定。综合上述分析，法院结合原、被告双方的主张和在案证据，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生活常识，酌情确定被告赔偿原告室内财物损失40000元。同时，被告给原告造成一定合法财产损失未及时赔偿，应支付相应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为：以4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9月18日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赔偿款付清之日止）。三、关于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原告所支付的维权费用的赔偿请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规定，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该规定中的直接损失，是指违法行政行为造成当事人的直接财产损失。本案中，原告主张的因案涉房屋被拆除而支付的代理费、交通费等上述维权费用，不属于被告违法强制拆除行为所造成的直接损失，不属于国家赔偿的范围，故原告的该项赔偿请求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因此，原告就该项赔偿请求所提供的相关证据，亦与本案无关联性，确认为无效证据。四、关于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原告一家四人的精神损失费80万元的赔偿请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规定，有本法第三条或者第十七条规定情形之一，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该法第三条和第十七条规定针对的均是侵犯人身权的情形，即只有在侵犯人身权的情形下，才存在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可能。本案中，原告并无任何有效证据证明被告实施强制拆除行为时侵犯其人身权，故其该项赔偿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根据，法院不予支持。五、关于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原告三年的停产停业损失共90万元的赔偿请求。本案中，原告提供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经营范围为煤炭批发、零售）照片，显然无法证明其主张的停产停业损失。原告现既无有效证据证明其主张的停产停业损失成立，也无有效证据证明被告的强制拆除行为导致其所谓的停产停业损失，故其该项赔偿请求缺乏事实根据，法院不予支持。六、关于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原告三年的误工损失共546000元的赔偿请求。本案中，原告提供的1张铲车照片显然无法证明其主张的误工损失。原告现既无有效证据证明其主张的误工损失成立，也无有效证据证明被告的强制拆除行为导致其所谓的误工损失，故其该项赔偿请求缺乏事实根据，法院不予支持。七、关于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原告一家四人的名誉损失费60万元的赔偿请求。本案中，原告提供的视频录像未显示原告主张的被告工作人员打人的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只有在侵犯人身权的情形下，才存在为受害人恢复名誉、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可能。现原告并无任何有效证据证明被告实施强制拆除行为时侵犯其人身权，故其该项赔偿请求既无事实根据，也无法律根据，法院不予支持。八、关于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原告现居住的、与案涉被拆除房屋连体房屋所受损害90万元的赔偿请求。如前所述，原告庭后补充提供的通知和交款收据，不能作为原告占用土地建设现居住房屋的合法审批手续。原告提供的4张地面及墙面裂缝的照片，无法证明照片中所显示的裂缝系被告在拆除案涉房屋时所致，被告对二者的关联性亦有异议，经法院释明后，原告就其现居住房屋的地面裂缝、墙面裂缝等情况，是否系被告拆除案涉房屋时所致，即上述地面裂缝、墙面裂缝与被告的强制拆除行为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申请司法鉴定。在法院委托鉴定过程中，双方当事人选定鉴定机构后，原告却未在规定期限内预交鉴定费，致使鉴定工作无法进行，原告应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原告无有效证据证明其现居住房屋因被告的拆除行为而受到损害，其该项赔偿请求缺乏事实根据，法院不予支持。九、关于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原告的药费、住院费及原告妻子孙某的住院费共计71435.3元的赔偿请求。第一，关于原告的药费和住院费问题。原告主张其系在清理被告拆除后的建筑废墟时受伤，导致住院治疗并购买相关药品，但原告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系在清理废墟时受伤，况且即使原告确系在清理废墟时受伤，该受伤也并非被告的拆除行为所直接导致的。第二，关于原告妻子的住院费问题。原告提供的两份住院结算单显示，原告妻子系在2020年4月至6月期间住院两次，入院诊断分别为双侧膝关节骨性关节病、膝关节退行性病变。原告主张系被告的拆除行为导致原告妻子原有疾病加重而住院治疗。但庭审中，原告明确表示不对其妻子患病诊疗与被告强拆行为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进行鉴定，原告应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即原告现无证据证明其妻子的患病诊疗系被告的拆除行为所致。综上，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其夫妻二人的上述费用，缺乏事实根据，法院不予支持。十、关于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原告自行清理建筑垃圾的费用36000元的赔偿请求。本案中，原告对该项赔偿请求未提供任何证据，其该项赔偿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根据，法院不予支持。十一、关于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原告的德国牧羊犬（成年2只、幼犬6只）损失共计78000元的赔偿请求。本案中，原告提供的牧羊犬照片不能证明照片中的牧羊犬在拆除过程中被砸死于废墟之中。根据原告的陈述和其提供的7号证据视频录像来看，在拆除过程中，原告妻子是在拆除现场的，原告妻子却不及时将牧羊犬牵出，显然有悖常理。如前所述，在拆除过程中，原告方某在进行录像，在拆除之后，原告自行清理了相关废墟，但原告却未能提供牧羊犬被砸死于废墟中的任何有效证据。综上，原告的该项赔偿请求缺乏事实根据，法院不予支持。十二、关于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出庭作证的三名证人的误工费共计600元的赔偿请求。本案中，三名证人的误工费不属于被告违法强制拆除行为所造成的直接损失，不属于国家赔偿的范围，况且三名证人的当庭证言亦未能证明原告所主张的事实，故原告的该项赔偿请求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十三、关于原告要求法院判令原告自行恢复被拆除房屋原状的请求。该项请求明显不属于行政赔偿范围，况且如前所述，案涉被拆除房屋系非法建筑，原告要求法院判令其自行恢复被拆除房屋原状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据1999年1月1日起施行、2019年8月26日修正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九条、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第四项、第八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淄博市博山区域城镇人民政府应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赔偿原告刘升泉被拆除房屋及附属物损失和室内财物损失共计89643元（即被拆除房屋及附属物损失49643元+室内财物损失40000元）并支付相应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为：以89643元为基数，自2018年9月18日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赔偿款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刘升泉的其他赔偿请求。 宣判后，原审原告刘升泉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法院明显僭越行政权对涉案房屋合法性直接作出认定，且颠倒了房屋合法性的举证责任。1、关于房屋合法性没有任何法律赋予一审法院对建筑的合法性作出定性，因此，一审法院在判决中大谈特谈房屋的合法性正是其违法判决的证据。建筑是否合法应当由有权机关根据《城乡规划法》、《土地管理法》、《行政处罚法》等实体法及程序法作出违建认定书或处罚书，经复议、诉讼或经过一定期限之后产生既定力，此时才能算是对建筑的性质进行定性。而本案中，一审法院直接在判决中认定上诉人的房屋是“违法建筑”，其该行为明显违法。如前所述，建筑是否是违法建筑应根据有关的实体法和程序法认定，而法院并没有此职权依据，其行为属于僭越了行政权，认定行为没有法律依据，当然无效。如果法院的该认定行为被认可，会造成如下恶果：1、司法权扩大。《行政处罚法》、《行政强制法》行政法规形同虚设。司法权由被动转为主动，不利于其保持中立性，容易滋生腐败，行政机关更加肆意妄为。2、鼓励行政机关违法。本案中行政机关已经明显违法，而法院却认为其只需赔偿建造材料的二次利用价值，那么行政机关以后对于相关建筑就会变成消极执法，其不需要进行任何调查，直接强拆即可，且法院会帮助执法，直接作出认定。这样的判决无疑在鼓励行政机关积极违法，而行政赔偿制度的意义尸骨无存。3、完全侵害行政相对人所享有的救济权利。法院直接认定违法建筑会剥夺当事人法定的陈述权、申辩权、复议权、诉讼权。如果行政机关认定其可以享有上述权利，而法院认定当事人其只有上诉这唯一救济途径。4、加重了行政相对人的举证负担。行政相对人不能证明建筑的合法性，不能当然免除行政机关对涉案建筑为违法建筑的举证责任。二、一审法院对上诉人所在村的房屋绝大部分没有审批的历史遗留情况视而不见，反而在本院认为部分进行法条的机械堆砌，认为上诉人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1、上诉人在举证阶段向一审法院提交了2份《调查取证申请书》：“请求人民法院向博山区域城镇徐雅村村民委员会核实本村已建成的房屋是否有相关规划建设许可证（如有，占多少比例）或调取本村建房有关规划许可的证据。”另1份《调查取证申请书》：“请求人民法院向博山区域城镇人民政府调取徐雅村已建成房屋有规划证的户数（有几户，占多少比例）。”一审法院对上诉人的该申请置之不理，反而在本院认为部分（判决书第21页）对上诉人提出的观点轻描淡写，反而逼迫上诉人进行无关举证。在上诉人已经举证上诉人已经按照该村的习惯履行了建房手续，并举证证明上诉人所在村的房屋建造情况。一审法院对此不但没有进行审理查明，且不敢正视该历史遗留情况。2、一审法院简单以法律规定就来断定农村房屋的合法性，不仅体现司法裁判的单纯的裁判思维—简单粗暴，反而把行政机关不作为的职责推卸得干干净净，让人难以接受。一审法院机械堆砌法条认为上诉人违反了《土地管理法》的规定，一边在确定了被上诉人毁坏上诉人室内财物价值为40000元，涉嫌故意毁坏财物罪或其它罪名，但却没有又不依据《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六条“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中，认为有犯罪行为的，应当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检察机关。”及《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条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有权利也有义务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报案或者举报。特别作为国家的审判机关对此却一言不发。《物权法》第四条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在上诉人财产被损毁时，一审法院绝对的法律严苛主义；在公民的财产保护上，貌似忠良的严苛法律主义者亦变得双标。农村的问题一直是复杂而艰深的，行政相对人仅是普通人，法律制定出来需要执行（特别是行政法规），而不是制定出来就束之高阁。行政法规是管理行政相对人和规范执法者，而执法者是要依法履行自己的法律义务，比如行政管理审批义务，违法行为的监督义务，普法的义务。比如涉案中诸多房屋都没有办理行政审批，作为镇政府不仅没有做到监督管理（这种情况不是一天形成的，而是十几年甚至三十年），在明知道该村有成百上千无证建筑且自始存续的前提下，其仍然肆意的拆除，无一以损害百姓的权益而欲掩盖自己的懒散不作为。因为其明明知道该村自始存在这样的建房问题，其根本没有尽到监管职责，其深知其中的利害，深知造成这种现状的历史渊源。因此法律才赋予他们行政处罚的定性权，而不是法院，因为法院不是管理者，他只是评价者，而一审法院在是非不分的情形下，就轻易论断上诉人房屋为违法建筑，还赞同被上诉人对涉案房屋的二次可利用材料价值进行鉴定，明显大错特错。司法裁判者没有倾听这些法律之外的声音，就不可能作出一个令人民群众可接受的判决。三、一审判决鉴定上诉人房屋被拆后能够二次利用的价值，明显违法。按照一审法院论述，能够鉴定上诉人房屋被拆后能够二次利用的价值是上诉人的房屋已经被产生既定力的行政文书认定为违法建筑，且该鉴定的意图，完全没有得到上诉人的认可。对此第一点已经充分论述，不再赘述。四、在证据方面，一审法院明显强人所难和避重就轻。1、涉案的第6号证据―村委会的基本情况说明。该证据是上诉人在博山区国土资源分局拍到的，原件并没有在上诉人的手中，上诉人已经说明完毕，一审法院仍然强人所难；2、在上诉人找证人、要求法院调取证据、村委会的说明等证据，已经充分证明了上诉人的房屋没有审批或规划许可系行政机关不作为造成，并非可归责或苛责上诉人的前提下，却要求上诉人对此进行举证，明显颠倒举证责任，因为涉案存在情况是绝大多数的情况，而非上诉人一家。一审法院应该责令被上诉人对该村建房长此以往没有审批普遍情况进行合理说明，并举证其对此履行了相关管理告知义务，且行政相对人仍不以为意。否则就武断将该结果让上诉人承担，明显没有任何的公平正义可言。五、涉案酌定的赔偿明显过低，不足以赔偿上诉人的损失。确认违法的判决已经明确了被上诉人的强拆行为违法，正是因为其没有履行法定的程序，没有搬移、登记、保存上诉人的室内物品，才使上诉人遭受了该巨大的损失。其具有天然的举证优势，却乱作为，现在还让上诉人对此承担更不利的后果，该部分的判决结果，明显没有公平可言。涉案酌定的赔偿明显过低，不足以赔偿上诉人的损失。六、一审法院论述不予赔偿上诉人牧羊犬才是有悖常理。被上诉人不履行任何的法律程序直接强拆，是违法行为中最为恶劣的行径。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的妻子就在现场，没有及时将狗牵出，有悖常理，让上诉人非常惊讶。上诉人妻子在现场为阻止拆迁已经被打倒在地。在被上诉人的毫无理性恶劣的强拆行径中，还进去牵狗，完全可能让上诉人的家人付出生命的代价。这种常理不是上诉人能理解的常理。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或者发回重审。 被上诉人淄博市博山区域城镇人民政府答辩称，上诉人在上诉状中称：“一审法院超越行政权对涉案房屋合法性直接认定，以及对上诉人所在村的房屋绝大部分没有审批的历史遗留情况视而不见，反而认定上诉人所建房屋是违法建筑和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因此该判决是违法判决。”，上诉人所陈述的这些理由纯属在狡辩，肆意歪曲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法院审判是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上诉人在上诉状中也自称本村的建房有的有合法建房审批手续，也有的没有合法建房手续，现在事实是一审审理查明上诉人没有合法的建房手续，上诉人既然没有证据证明自己建房的合法性，那么法院怎么裁判上诉人的权益应受法律保护?法律是保护合法的行为，否则何谈公平公正。历史遗留问题并不是证明建房合法性的法律依据，上诉人因自己的违法建房行为才产生了今天不利的后果，却让法院来支持和保护这些不合法违法行为，是对法律尊严的极大蔑视。因此，法律不是堆砌而成来认定，而是规定的很明确，法律每一条款都是规范人们哪些行为是可为的哪些行为是不可为的，所以，上诉人上诉理由根本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都是在强词夺理，不应当支持，理应驳回。二、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所称的“一审法院鉴定上诉人房屋被拆后能够二次利用的价值明显违法。”本案一审法院依据相关法律规定，按照法定程序，对涉案房屋拆除后能够二次利用的价值进行了鉴定，鉴定机构作出鉴定评估报告后，双方当事人进行了庭审质证，充分保障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何谈一审认定价值违法?上诉人在收到涉案的鉴定评估报告后，对该鉴定评估报告在法定期限内没有提出申请复议或再申请鉴定，完全足以证明上诉人对该鉴定评估报告的鉴定结论是认可的，并无异议。所以，一审法院依据该鉴定评估报告作出判决是合情合理合法的，上诉人的理由没有任何道理，根本不成立。三、上诉人称：“涉案酌定的赔偿明显过低，不足以赔偿上诉人的损失。”上诉人这一理由不符合事实，关于涉案被拆除房屋内外物品财产价值，一审法院判决依法酌情确定赔偿上诉人室内外财产损失数额40000元，已经是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结合案件查明的事实，充分考虑上诉人的权益，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做出了合情合理合法的裁决。而事实上，涉案房屋内外的物品上诉人早已经将有价值的物品自行搬出和转移，被上诉人拆除时并未给上诉人造成财产损坏，因为涉案房屋进行拆除，被上诉人事先早已通知了上诉人，可见上诉人有意夸大室内外物品和财产损失，脱离事实索要高额赔偿，有失公理，不应当支持。因此，一审法院关于财产损失的判决不存在偏离实际的情况，应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裁决驳回上诉人不合理且不合法的诉讼请求。 各方当事人在原审中提交的证据和依据已随卷移送本院，二审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是涉案房屋是否属于合法建筑的问题。1999年1月1日起施行、2019年8月26日修正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但是，兴办乡镇企业和村民建设住宅经依法批准使用本集体经济组织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或者乡（镇）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经依法批准使用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除外。第四十四条规定，建设占用土地，涉及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应当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的道路、管线工程和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国务院批准的建设项目占用土地，涉及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由国务院批准。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和村庄、集镇建设用地规模范围内，为实施该规划而将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按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分批次由原批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机关批准。在已批准的农用地转用范围内，具体建设项目用地可以由市、县人民政府批准。本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以外的建设项目占用土地，涉及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第五十九条规定，乡镇企业、乡（镇）村公共设施、公益事业、农村村民住宅等乡（镇）村建设，应当按照村庄和集镇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开发，配套建设；建设用地，应当符合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并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其宅基地的面积不得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农村村民建住宅，应当符合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尽量使用原有的宅基地和村内空闲地。农村村民住宅用地，经乡（镇）人民政府审核，由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其中，涉及占用农用地的，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本案中，案涉被拆除房屋建设于上述法律规定施行期间，上诉人提供的村民用地说明、三证人证言，不能证明案涉被拆除房屋系合法建筑，上诉人也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占用集体土地建设案涉被拆除房屋时，已经办理了合法有效的审批手续，依据上述法律规定，上诉人被拆除房屋属于未取得合法建设审批手续的非法建筑，原审判决对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根据已经生效的（2019）鲁0304行初36号行政判决，人民法院已经确认淄博市博山区域城镇人民政府强制拆除行为违法，上诉人为此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法院在处理行政赔偿诉讼过程中，应首先查明涉案建筑物是否属于合法建筑，在认定此基本事实的基础上对上诉人的损失进行依法处理，为查清案件事实，人民法院有权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证据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涉案建筑物的合法性作出认定。关于上诉人主张的损失数额问题，一审法院针对上诉人的各项行政赔偿请求是否成立逐一进行了认定和论述，详细具体明确，符合法律规定，本院同意一审法院的认定和论证意见，不再予以重复。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但对相应利息的计算时间节点认定有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淄博市博山区人民法院（2019）鲁0304行赔初6号行政赔偿判决的第二项，即：驳回原告刘升泉的其他赔偿请求； 二、变更淄博市博山区人民法院（2019）鲁0304行赔初6号行政赔偿判决的第一项为：被告淄博市博山区域城镇人民政府应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赔偿原告刘升泉被拆除房屋及附属物损失和室内财物损失共计89643元（即被拆除房屋及附属物损失49643元+室内财物损失40000元）并支付相应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为：以89643元为基数，自2018年9月18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商利群 审 判 员 陈 磊 审 判 员 荣明潇 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 孙立平 书 记 员 亓钰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