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3民终93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赵江**，男，1969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霞：北京市圣奇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任荣彬，男，1969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山东省寿光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袁兆林，男，1957年2月3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北京市通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虹，北京再虹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赵江**、任荣彬因与被上诉人袁兆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5民初180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赵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霞，上诉人任荣彬，被上诉人袁兆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虹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赵江**、任荣彬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法院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袁兆林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袁兆林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判决内容与袁兆林的诉讼请求不符，违反法定程序。依照“不告不理”的原则，法院应当依据当事人提出的案件事实与理由和诉讼请求进行审理和判决，不能随意予以变更。袁兆林庭审结束时最后明确的诉讼请求是要求赵江**返还2017年3月15日《借款条》的借款本金500万元中的200万元，而不是一审法院审理的投资款转为200万元的借款。双方之间的投资及股权转让均是在阿尔及利亚完成，符合当地的法律法规，该转让方式为赠与，并非股权对价转让，所以不存在投资款转为借款的情况，因此袁兆林当庭变更该200万元为借款500万元本金的一部分，并不是投资款转借款。一审法院直接认定投资款转为借款行为违法。根据双方的转账记录来看，赵江**已返还了500万元的本金及利息，双方签订的2017年3月15日《借款条》的权利义务全部履行完毕，不存在200万元借款纠纷。一审法院应依据袁兆林最终确认的诉讼请求及事实与理由审理并判决驳回诉讼请求，而非任意变更诉讼请求并作为审理此案的依据。2.法律关系认定错误。根据法律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为实践合同，只有实际履行出借义务借款才能生效。而本案中，袁兆林没有任何出借行为，故该起诉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2017年3月15日《借款条》中袁兆林只转账给赵江**500万元，赵江**业已经返还借款本金及利息，双方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3.一审法院认定投资款200万元转为借款事实认定错误。首先，根据赵江**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涉案国外公司设立时只有赵江**出资，折合人民币70806.98元，袁兆林无任何出资及投资行为，200万元投资款不知从何而来。其次，即使签订过《股东协商纪要》和《工厂股份转让协议书》，但没有实际履行，因此纪要和协议书未生效。因为约定过通过账目确认并签字才生效，而双方从未对该公司账目进行过核对，该纪要和协议书不能作为本案民间借贷关系形成的依据。最后，如袁兆林有投资，应由其举证证明，涉案国外公司的股权转让是以赠与形式完成的，而不是股权对价转让形式完成，《法定代表人转让书翻译件》可以证明。因为没有投资款转借款行为，双方之间不存在200万元的借款关系。故袁兆林没有投资200万元行为，不能转为借款，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投资款为200万元，而股权转让是在阿尔及利亚发生，适用当地法律，并且是以赠与的形式变更股权，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投资款200万元转为借款的认定错误。4.赵江**只收到2017年3月15日《借款条》中的500万元借款，从未收到过任何的200万元本金，故该借款条中还款本金200万元及利息14.6万元未生效，不能作为民间借贷关系形成的依据，并且担保人的陈述也可确认上述事实。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及陈述足以证明双方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意见》，驳回袁兆林的全部诉讼请求。三、对于争议事实，袁兆林陈述前后矛盾，存在严重的虚假陈述，不能作为认定事实依据。2017年9月16日，袁兆林在三河市人民法院起诉称，《借款条》约定的原借款中本金500万元及利息，起诉费9万元已偿还，诉讼请求中200万元为股权转让款及其产生的利息；2019年两次开庭中，袁兆林均明确200万元为股权转让款及其利息，并且多次承认《借款条》中的500万元本金及利息已经偿还。直到赵江**对袁兆林提交的法定代表人转让书翻译件进行质证，证明股权转让为赠与时，袁兆林以之前所述事实口误为由任意变更诉讼请求，故意虚假陈述事实与理由，变更200万元不是股权转让款而是《借款条》中500万元及诉讼费9万元剩余的未还款项，袁兆林及其代理人明显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故意虚假陈述诉讼请求及事实与理由，妨碍人民法院审理。袁兆林辩称，同意一审法院判决，不同意赵江**及任荣彬的上诉请求，要求驳回其上诉请求。袁兆林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赵江**偿还借款本金200万元；2.要求赵江**支付利息（以200万元为基数，自逾期之日即2017年5月16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年利率15%计算）；3.任荣彬对上述赵江**应付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诉讼费用由赵江**、任荣彬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7月1日，甲方（贷款人）袁兆林与乙方（借款人）赵江**签订《借款协议》，约定：借款金额300万元整，借款利息15%，利随本清。借款期限为180日，自2014年7月至2014年12月31日号。落款处双方签字确认。赵江**称:“该300万元我已还清。与本案无关。”2015年4月28日，赵江**向袁兆林出具借条，内容为：兹有赵江**向袁兆林借用3412500元。到期还清。说定还款日期为2015年5月30日。落款处赵江**签字并附身份证号、家庭住址予以确认，并备注原借条作废，此据为准。双方确认该借条系续签2014年7月1日的借款协议，该借条包含本金300万元，利息41.25万元。但赵江**称该借款已还清。2015年12月20日，赵江**向袁兆林出具欠条，内容为：兹有赵江**还欠袁兆林73万元整。双方商定2016年1月1日还袁兆林30万元，剩余欠款在2016年4月1日前全部还清。落款处赵江**签字捺印并附身份证号、家庭住址予以确认，并备注此款为个人借款，原借条和袁兆林、徐长勤的款项往来全部作废，此据为准。双方确认该欠条系续签2015年4月28日的借条。袁兆林称73万元是341.25万元剩余未还款项，未再增加金额。但赵江**称73万元系利滚利。同日，袁兆林与赵江**签订《股东协商纪要》，约定：1、袁兆林与赵江**共同协商（注中方股东张良因欺诈已走法律程序，徐长勤是挂名股东，没在国内，没能参加本次会议），袁兆林退出工厂股份由赵江**接手工厂的生产经营。2、赵江**大约认可袁兆林的投资计人民币200万元整，但准确金额须通过账目确认并签字。3、详情参照赵江**与袁兆林的框架协议。4、在中国委托律师起草见证并办理手续。5、具体办理时间是在国内完善协议手续到阿尔及利亚做好完整工厂变更手续即生效。落款处袁兆林与赵江**签字予以确认。同日，袁兆林与赵江**签订《工厂股份转让协议书》，内容为：经袁兆林与赵江**共同协商，1、袁兆林退出工厂里的全部股份全部由赵江**接收以及由赵江**负责工厂的生产经营，之后工厂的任何亏损与袁兆林无关；2、赵江**认可袁兆林投入的投资资金200万元人民币准确金额见账目清单确认，并签字认可。3袁兆林所投入的资金200万人民币经过协商确定由赵江**他个人以借款方式承担还款期限为两年（2017年12月20日前）到期由赵江**个人全部还给袁兆林。落款处袁兆林与赵江**签字捺印予以确认。同日，赵江**向袁兆林出具借款条，内容为：今有赵江**与袁兆林协商，袁兆林借给赵江**现金二百万（200万）人民币，借款时间为两年还清（截止到2017年12月20日前），并且赵江**同意承担年息5%的利息。到期由赵江**本人连本代息全部还清。落款处赵江**签字捺印并附身份证号予以确认。2017年3月15日，借款人赵江**、担保人任荣彬向袁兆林出具借款条，内容为：今借袁兆林现金500万元用于解除赵江**兴业银行贷款，解除赵江**兴业银行贷款后，赵江**拿山水文园中园1-7-801室的房产证担保这笔借款。这笔借款的日期为2017年3月15日起，借款期最长两个月，每个月的利息为15万元整，按实际使用天数计算。如果两个月没有还此笔借款，袁兆林全权处理这套房产，价格按市场价格协商借款。卖完这套房产后，赵江**须偿还如下原借款：1.本金55万元整，利息11.68万元；2.本金200万元整，利息14.16万元；3.起诉费9万元整。落款处赵江**签字并附身份证号予以确认，任荣彬作为担保人签字并附身份证号予以确认。下方注：以前借款条全部作废，此据一式两份。任荣彬称:“我签字时只有500万元借款，没有1、2、3项内容。且我也不知晓1、2、3项内容，不可能担保。签字只是为了证明赵江**向袁兆林借款500万元，不知晓担保的意思，以为就是证明。”2014年1月20日，袁兆林通过徐长勤转给赵江**300万元。2015年6月8日，案外人杨华君向袁兆林转账200万元；2015年6月15日，案外人杨华君向袁兆林转账50万元；2015年9月2日，案外人杨华君向袁兆林转账25万元；2016年1月29日，赵江**向袁兆林转账18万元；2017年3月16日，袁兆林向赵江**转账50万元。同日，案外人袁长琴向赵江**转账450万元。2017年6月1日，赵江**向袁兆林转账10万元；2017年6月8日，赵江**向袁兆林转账500万元；2017年6月12日，赵江**向袁兆林转账110万元。一审庭审中，袁兆林还提交了基本章程变更公证文件，证明袁兆林按照转让协议约定于2016年9月1日完成股权转账及法定代表人变更，股权转让款转为借款。赵江**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任荣彬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清楚，并称未见过，也未去过国外。赵江**提交了境外汇款申请书，证明设立马坡拉科回收公司时赵江**出资折合人民币70806.98元，其他股东未出资。该款项由赵江**的出纳转至马坡拉科回收公司。袁兆林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不认可，并称该申请书交易附言一栏明确注明为教育培训支出。任荣彬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清楚，并称不知晓他们国外的事情，只知道赵江**向袁兆林借了500万元。其他事情均不知晓，也未出过国。经询，袁兆林称:“2017年3月15日借款条第一项中的55万元系300万元借款剩余未还款项；第二项200万元是最后到期的500万元借款剩余未还款项；第三项起诉费9万元是我方替赵江**垫付的另案诉讼费用。因赵江**未对应还款，故我方主张的诉讼请求系所有借款剩余未还款项。其中先到期的是55万元，约定2016年4月1日前还清；第二笔到期的是500万元，约定2017年5月15日前还清；第三笔到期的是股权转让产生的200万元，约定的是2017年12月20日前还清；最后一笔到期的是诉讼费9万元，未约定还款时间。”赵江**称:“双方口头约定先偿还500万元。我偿还的110万元包含500万元的利息和300万元中未还的55万元。诉讼费是袁兆林起诉案外人张良案件产生的，并不是赵江**起诉的，我不认可。”双方确认：300万元借款的利息标准为年利率15%，500万元借款的利息标准为月利率3%。另，袁兆林和赵江**一起在阿尔及利亚成立回收公司，中方原股东是袁兆林、张良、赵江**、徐长勤。赵江**称:“签订《股东协商纪要》及《工厂股份转让协议书》后袁兆林将其股份转给我，中方股东变更后只有我和张良。如我不在《股东协商纪要》及《工厂股份转让协议书》上签字，袁兆林就不变更法定代表人，就无法对账。但变更法定代表人后，袁兆林就回国了，也未对账。”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根据袁兆林提供的证据及双方当庭陈述看，袁兆林与赵江**之间已经形成了民间借贷关系，该借贷关系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受法律保护。袁兆林履行了出借款项义务，赵江**作为借款人有义务偿还借款。虽然赵江**抗辩股权转让系赠与行为，没有对价，不存在200万元借款，《股东协商纪要》、《工厂股份转让协议书》及借款条系被迫签订，但赵江**并未提供相应证据，一审法院对其抗辩难以采纳。在《工厂股份转让协议书》中已明确约定袁兆林所投入的资金200万元由赵江**以借款方式承担，还款期限两年，并在借款条中约定了利息标准。根据双方约定，300万元借款最先到期，其次500万元借款到期，最后为由投资款转为借款的200万元。诉讼费9万元因袁兆林并未提供相应凭证，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按照双方约定的利率标准及还款时间核算，截至最后一次还款即2017年6月12日，赵江**尚欠投资款转为借款的200万元，其他借款均已还清。根据2017年3月15日出具的借款条约定200万元借款利息为固定金额14.16万元，并未明确约定还款时间，且借款条中注明以前借款条全部作废，故一审法院对袁兆林要求赵江**偿还借款本金200万元及利息14.16万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超出部分不予支持。关于任荣彬是否承担担保责任。任荣彬作为担保人在2017年3月15日的《借款条》签字确认，说明其同意作为担保人为上述债务承担担保责任，虽然赵江**抗辩其并不知晓袁兆林与赵江**之间的事情，只是作为证明人签字，但其并未提供相应证据，且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故一审法院对其抗辩不予采纳。另，双方未约定保证方式及保证期间，按照法律规定，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现袁兆林确在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任荣彬主张了权利，故一审法院对袁兆林要求任荣彬对上述赵江**应偿还的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任荣彬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赵江**追偿。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一、赵江**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偿还袁兆林借款本金2000000元；二、赵江**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袁兆林支付利息141600元；三、任荣彬对上述第一、二项赵江**应付款项向袁兆林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任荣彬承担上述连带清偿责任后，有权向赵江**追偿；五、驳回袁兆林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另查：袁兆林在二审中明确其本案中主张的200万元对应的是《工厂股份转让协议书》、2015年12月20日借款条及2017年3月15日借款条中第二项中的200万元，此为同一笔钱。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赵江**、任荣彬的上诉及袁兆林的答辩意见，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一、袁兆林能否以借贷法律关系向赵江**主张涉案200万元；二、任荣彬应否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三、一审是否违反法定程序。关于争议焦点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十五条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本案中，根据赵江**与袁兆林签署的《股东协商纪要》及《工厂股份转让协议书》约定，袁兆林退出工厂的全部股份由赵江**接收，且袁兆林所投入的资金200万元人民币由赵江**个人以借款方式承担，即双方对于工厂股份的转让或投入资金的承担等权利义务达成了一致，形成了新的债权债务协议，此系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的结果，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故无论双方之间此前的基础法律关系性质为何，均可直接根据该债权债务协议确定各自的权利和义务。而且，同日赵江**向袁兆林出具涉案200万元借款条，后又于2017年3月15日出具的借款条亦包含涉案200万元，双方均认可《工厂股份转让协议书》中所载的200万元与上述二借款条中的200万元系同一笔钱。故，本案中袁兆林依据双方达成的新的债权债务协议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主张权利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处理并无不当，本院对此予以支持。2017年3月15日借款条中对于赵江**应偿还的借款本金及利息有明确约定，一审法院据此判决赵江**向袁兆林偿还该借款本金及利息处理正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赵江**主张股权转让系赠与行为，没有对价，200万元借款并未出借，袁兆林无任何出资和投资行为，《股东协商纪要》、《工厂股份转让协议书》及借款条系被迫签订，但就此其并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明；赵江**主张《股东协商纪要》、《工厂股份转让协议书》通过账目确认并签字才生效，但该协议中并无此明确约定；且赵江**主张的本案并不存在投资款转为借款，本案不应以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进行审理的意见不符合法律规定。故，本案对赵江**、任荣彬的上述上诉意见不予采纳。关于争议焦点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任荣彬在借款条中担保人处签字，说明其同意作为担保人对借款条中所在债务承担担保责任，借款条中并未约定任荣彬的保证方式及保证期间，袁兆林亦在法定期限内向任荣彬主张权利，故一审法院据此认定任荣彬对赵江**应偿还的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任荣彬主张其在借款条中担保人处签字仅是作为证明人，且其签字时只有500万元借款并无“①②③”的记载，但其所述与借款条所记载内容不符，亦不能提供其他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对其上诉意见不予采纳。关于争议焦点三。根据一审庭审笔录记载，袁兆林确在一审中开庭时表示涉案200万元是最后到期的500万元及诉讼费9万元中剩余的未还款项，股权转让款200万元已转化为借款，该200万元已还清。但袁兆林的陈述仅是其对双方之间借款偿还顺序的理解，且关于还款顺序，一审法院已经根据双方约定作出正确认定。故袁兆林关于还款顺序的主张并不影响一审法院对其诉讼请求的审理。一审法院亦无重大程序违法需发回重审的情形，故本院对赵江**、任荣彬的此项上诉意见不予采纳。综上所述，赵江**、任荣彬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381元，由赵江**、任荣彬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海洋审 判 员 邓青菁审 判 员 孙承松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胡 婧书 记 员 屈赛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