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鲁02民终120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赵彬，男，1978年6月2日出生，汉族，现住青岛市市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牟海峰，山东乾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瑞英，女，1926年9月11日出生，汉族，现住青岛市市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振全，山东孚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蓝文海，山东孚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赵彬因与被上诉人陈瑞英物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2020）鲁0202民初138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赵彬上诉请求：1.撤销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2020）鲁0202民初13815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改判；2.两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在本市上世纪八十年代拆迁时以户籍作为确定被拆迁安置人身份的事实已有生效法律文书作为依据。上诉人在本案中提交的（2014）青民五终字第2290号民事判决书是作为证据进行举证，因其查明的事实对本案的事实查明具有证明力，而非仅仅给一审法院提供参考判例，一审法院对该证据很明显缺乏足够的重视。本案与该案虽然案由不同，但本质上都是物权纠纷，在审判思路上并无差异。两案中，所涉原被拆迁房屋均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拆迁，以公房进行安置，房改之后由原承租人出资购买，且拆迁卷宗均已无法调取。该判决书已查明，青岛市上世纪八十年代拆迁时，确定安置人口的方式系以户籍为依据，且确定安置房屋面积时，超出原被拆迁房屋面积部分系给予被安置人的社会福利，应当归全体被安置人等额享有。据此，上诉人得以计算自己在本案涉案房屋中所享有的产权份额。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规定，已为生效法律文书所确认的事实属于免证事实，可以在本案中直接作为证据使用。原被拆迁房屋（xx路xx号xx户xx）拆迁安置发生于1988年，而我国实行公房出售政策始于1994年，涉案房屋公房出售于2014年，作为1994年施行的公房出售程序中的专有概念，原被拆迁房屋在1988年拆迁时不存在“同住人”的认定。（2019）鲁行再9号判决书中已经查明原被拆迁房屋（xx路xx号xx户xx）在拆迁时房屋中户籍仅有赵彬与陈瑞英二人，应当认定安置房屋（xx路xx号xx号楼xx单元xx户）扩大面积的取得仅有该二人的户籍贡献。赵彬在涉案房屋2014年公房出售过程中不是同住人与原被拆迁房屋1988年拆迁过程中赵彬被认定为被拆迁安置人毫无关联。（2019）鲁行再9号判决书已查明且被上诉人亲口承认部分（第六页第14、15、16行）也显示赵彬作为原被拆迁房屋（xx路xx号xx户xx）的被拆迁安置人的事实，而被拆迁安置人的人数则直接决定安置房屋扩大的面积数。一审法院混淆了“同住人”与“被拆迁安置人”的性质和含义，对于该事实做出了错误认定。二、关于涉案房屋面积取得，上诉人也提供了相应证据，足以认定案件事实。在作为证据提交的判例（2014）青民五终字第2290号民事判决书中，法院对于面积计算给出了详尽的公式，陈瑞英在庭审中对于赵彬提出的计算方式也未进行有针对性地抗辩。本案的原被拆迁房屋拆迁时，陈瑞英是原被拆迁房屋的承租人，也是被拆迁安置人，其本人应当保存有拆迁协议等证据材料。在赵彬无法获取该证据材料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本应妥善分配举证责任以查明事实。在陈瑞英拒不提供的情况下，赵彬通过提供原被拆迁房屋图纸，结合涉案房屋房产证等书证，已足以认定面积差额，但一审法院却仍然对此视而不见，甚至在法庭调查过程中对于该事实未予调查，此后再以当事人不能提供证据为由驳回诉讼请求，实属不当。三、一审法院未能正确理解“物权确认纠纷”的法律含义，机械适用法律。一审法院据以作出判决的法律依据是《物权法》第九条，但该规定旨在明确物权的公示效力，并非是指经过登记的物权就牢不可破。《物权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也正是赋予了隐名权利人确认物权的请求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二条之规定，赵彬已经举证证明涉案房屋物权登记与实际权利不符，则法院应当根据实际情况确认物权，而不能再以《物权法》第九条的规定作为裁判依据。四、一审判决书中仍存有其他错漏。第一，涉案房屋的安置时间为1988年，但一审法院在“原告诉称”部分却抄写成1998年。因1998年已开始公房出售，加之一审判决对于“同住人”与“被拆迁安置人”概念的混淆，若非笔误，则为事实认定错误。第二，在“本院认为”部分，一审法院认为“赵彬主张陈瑞英在购买涉案房屋时因赵彬的原因享受扩大面积”亦为错误认定。赵彬主张的是原被拆迁房屋在拆迁安置时因赵彬作为被拆迁安置人户籍在内，故在以本案涉案房屋安置而享受扩大面积时有其份额贡献，与之后陈瑞英在购买涉案房屋的公房出售程序毫无关联。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屡次将“赵彬经山东省高院判决并非同住人”的概念反复强调，似有诛心之嫌。上诉人再次强调，涉案房屋（xx路xx号xx号楼xx单元xx户）是由原被拆迁房屋（xx路xx号xx户xx）于1988年拆迁安置所得。赵彬户籍因在原被拆迁房屋内是被拆迁安置人，故在涉案房屋（安置房屋）扩大面积取得中具有个人贡献，依法应当确认赵彬的产权份额。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为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请依法判决。 被上诉人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 赵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原告对位于青岛市市南区××路××号××号楼××单元××户房屋享有39%产权份额。诉讼过程中，赵彬变更其诉讼请求为：确认原告对于青岛市市南区××路××号××号楼××单元××户房屋享有42%产权份额。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位于青岛市市南区××路××号××号楼××单元××户房屋现登记于陈瑞英名下。赵彬主张陈瑞英在购买涉案房屋时，因赵彬或赵益生夫妇的原因享受了扩大安置房屋面积，但是未能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其该项主张。经一审法院询问，赵彬陈述其主张的增加面积是根据拆迁之前的房屋面积和现安置房屋面积差计算所得。经原告申请，一审法院依法出具调查令调查涉案房屋拆迁安置档案信息，原告称因年代久远，档案已经不存在。原告曾以其作为涉案房屋同住人，陈瑞英购买涉案房屋时未提交经过公证的同住人意见书为由提起诉讼，要求撤销涉案房屋的产权证书。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鲁行再9号《行政判决书》载明：赵彬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陈瑞英于2014年申请购买涉案房屋时其仍与陈瑞英同住的事实，根据相关政策规定可以认定赵彬不是陈瑞英的同住人，对赵彬主张房产行政登记违法不予支持。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原告曾提起行政诉讼要求确认涉案房产行政登记违法，经审理，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认定赵彬非陈瑞英同住人，对其主张不予支持。现原告提起诉讼主张陈瑞英在购买涉案房屋时，因赵彬或赵益生夫妇的原因享受了扩大安置房屋面积，因而其享有涉案房屋42%产权份额，但亦未能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其该项主张。经询问，其陈述主张的增加面积是根据拆迁之前的房屋面积和现安置房屋面积差计算所得，未有相关证据对此予以支持。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驳回赵彬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933元，减半收取3966.5元，由赵彬负担。 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一致。另查明： 一、一审判决书第二页第二行至第四行中的“青岛市市南区××路××号××号楼××单元××户房屋系由青岛市市南区××路××号××户乙于1998年拆迁安置所得”，存在笔误，应为“青岛市市南区××路××号××号楼××单元××户房屋系由青岛市市南区××路××号××户乙于1988年拆迁安置所得”。 二、赵彬、陈瑞英均称：陈瑞英和赵怀德是夫妻关系，赵怀德于上世纪50年代去世，两人生育4个子女，大儿子赵益民，二儿子赵益生，三儿子赵益勤，女儿赵秀芹。上诉人赵彬是赵益生的儿子，陈瑞英的孙子。涉案房屋由原被拆迁房屋青岛市xx路xx号xx户xx于1988年拆迁安置所得，面积是52.98平，结构是两室套二，也是拆迁后承租的公房，后陈瑞英买下产权。 三、关于被拆迁房屋的面积、性质。赵斌称，面积是8.76平方米，该房相当于国民党时期的难民安置房，拆迁安置之前属于房管所的公房，由陈瑞英承租。陈瑞英称，面积是9平方米，拆迁之前属于房产局的直管公房，由陈瑞英承租。 四、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鲁行再9号行政判决再审查明“由于历史原因，陈瑞英一直居住于青岛市市南区××路××号××户xx，系该房的公房承租人。赵益生系陈瑞英次子，后赵益生因下乡户籍迁到临朐。赵益生之子赵彬于1978年6月2日出生，其户口于1986年7月22日由山东省临朐县拖拉机厂迁入上述陈瑞英的户籍，并与陈瑞英共同居住生活。后赵益生夫妇二人回青岛，与陈瑞英、赵彬共同居住于涉案房屋，但户籍未迁回。1988年左右，该房屋拆迁。原审第三人（陈瑞英）认可，按照当时的拆迁政策陈瑞英原本只能分得套一房屋，因赵彬或赵益生夫妇原因，陈瑞英分得套二房屋一处，即本案争议房屋青岛市市南区××路××号××号楼××单元××户。1989年，陈瑞英、赵彬户籍均迁入该争议房屋。2004年，赵彬持有青岛市市南区××号××路××号××单元××户的房地产权属登记。赵彬认可其于2004年结婚时搬到青岛市市南区××号××路××号××单元××户居住，赵益生夫妇仍与陈瑞英生活于涉案房屋。” 五、被上诉人陈瑞英称：根据山东省高院（2019）鲁行再9号行政判决阐述的原因，本来拆迁安置房屋是套一厅，因赵彬及其父母和陈瑞英居住不便，所以变成了套二。若不考虑赵彬或赵益生夫妇的因素，陈瑞英分得套一厅的面积仍为52.98平方米，与考虑赵彬等因素分得套二的面积是一致的。只是为了居住方便，套一厅变成的套二，面积基本不变。上诉人赵彬称：不考虑赵彬等的因素的话，陈瑞英分得套一厅的房屋应该是42平方米，陈瑞英分得套一厅的房屋也考虑了赵彬户籍的因素。实际分得套二的面积为52.98平方米，也是考虑赵彬的户籍因素。 六、关于赵彬诉讼请求确认其享有涉案房屋42%份额的计算方式。赵彬称，在一审起诉之前其并不清楚房屋实际的建筑面积，当时是按房屋公房出售的使用面积计算的，后一审了解到涉案房屋的建筑面积后，对原诉讼请求进行了修正，计算方式：[（52.98平方米-8.76平方米）÷2]÷52.98平方米=42%。陈瑞英认为涉案房屋就是陈瑞英的，不同意分割，不认可赵彬陈述的分割方式以及计算方式。 本院认为，原被拆迁房屋（青岛市xx路xx号xx户xx）系青岛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的直管公房，承租人为陈瑞英，内有陈瑞英和赵彬的户籍。该房屋拆迁后分得涉案房屋，承租人仍为陈瑞英。陈瑞英于2014年9月9日申请购买并与青岛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签订了《青岛市公住房买卖合同书》，于2015年6月18日取得了涉案房屋不动产权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赵彬认为其享有涉案房屋42%产权份额，应承担举证责任。第一，众所周知，房屋的拆迁档案记载了房屋拆迁安置的信息，是重要的定案依据。一审法院根据赵彬的申请出具了调查令，但赵彬称因年代久远，涉案房屋拆迁档案已经不存在。因此对被拆迁房屋的面积等情况，以及拆迁安置涉案房屋增加面积的构成、数额等，均无法查清。赵彬一审提交的证据三公共房屋实测图，没有注明房号，不能证明涉案被拆迁房屋的面积。第二，赵彬提交的本院（2014）青民五终字第2290号民事判决书，涉及的拆迁房屋与涉案房屋非同一区域，不能必然证明涉案房屋的拆迁安置情况。总之，赵彬诉讼请求的证据不充分，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可待证据充分后，另行主张。 综上所述，上诉人赵彬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933元，由上诉人赵彬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徐 明 审 判 员  李晓波 审 判 员  王昌民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九日 法官助理  栾才玉 书 记 员  王 繁 书 记 员  马博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