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01民终214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湖南麓山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4MA4QAY0B5L。法定代表人：张湘华，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永桂，山东京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郝风才，山东京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德兴汇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济南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103MA3MWDW144。法定代表人：李正兴，执行董事兼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源，山东诚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湖南麓山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麓山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山东德兴汇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兴汇融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20）鲁0103民初119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21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的规定，适用第二审程序，依法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湖南麓山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湖南麓山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将该案发回重审；2.依法判令德兴汇融公司承担一、二审诉讼、保全等全部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一）涉案《委托订购合同》系双方2020年3月13日签订。结合涉案证据及庭审调查，可以证实涉案《委托订购合同》签订过程如下：第一，2020年3月13日下午17：24，德兴汇融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正兴将加盖完毕公章的涉案合同扫描件（20200313164013.pdf）通过微信发送给涉案合同中明确载明的德兴汇融公司的联系人和授权代表范一博；第二，范一博收到涉案合同扫描件（20200313164013.pdf）后，第一时间通过微信发送给谷程；第三，2020年3月13日下午17：25，谷程将收到的涉案合同扫描件（20200313164013.pdf）通过微信转发给湖南麓山公司的业务经理刘凯；第四，2020年3月13日晚上19：00，刘凯打印涉案合同并加盖公章后，将涉案合同扫描（2020031318.55.09.pdf）回传给谷程，谷程再转给范一博。综上，2020年3月份正是我国新冠病毒疫情爆发的高风险期，受疫情原因，双方无法面签涉案合同，故采用微信传输涉案《委托订购合同》扫描件方式签订，完全符合疫情期间的正常交易习惯。（二）《委托订购合同》依法成立并发生法律效力，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首先，德兴汇融公司2020年3月13日签订涉案《委托订购合同》，并在落款处加盖公章（带备案号码），在合同上也加盖了骑缝章，该公章系该公司在公安机关备案的具有公信力的唯一公章。其次，正因为双方采用微信传输合同扫描件方式签订的涉案《委托订购合同》，故湖南麓山公司在原审中提交的涉案《委托订购合同》原件中德兴汇融公司的公章印章为扫描件，这完全符合已查明的客观事实。再者，虽然德兴汇融公司在原审中否认公章的真实性，但他在公安机关备案的具有公信力的公章只有一枚，双方之间除涉案交易外再无其他业务往来，且涉案《委托订购合同》约定的事项与其他证据所体现的事实一致，可以相互印证，足以排除合理怀疑。另外，德兴汇融公司应对公章的真实性负有举证责任，否则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三）本案中，范一博构成表见代理，德兴汇融公司应当退还全部涉案款项，并承担违约责任。第一，涉案《委托订购合同》系加盖公章后发给合同明确载明的德兴汇融公司的联系人和授权代表范一博，可以证实被上诉人不仅对涉案合同内容完全知晓，且认可和授权范一博作为其联系人和授权代表与上诉人对接涉案合同相关事宜。故范一博在本案中具有代理权，并非原审法院认定的无权代理，根本不需要德兴汇融公司事后追认。第二，德兴汇融公司加盖公章的涉案《委托订购合同》明确载明该公司的联系人和授权代表为范一博，且涉案《委托订购合同》也系德兴汇融公司通过范一博传递给我公司的，我公司基于对德兴汇融公司独立法人的信任及其备案公章的公信力，有理由相信范一博有权代表该公司，才在涉案《委托订购合同》上盖章签订，并按照涉案合同约定支付100万元预付款。第三，涉案《委托订购合同》明确载明湖南麓山公司的授权代表为张湘华，德兴汇融公司的授权代表为范一博。涉案合同签订后，因德兴汇融公司违约，张湘华根据涉案合同约定催促范一博退款，符合正常的交易习惯及一般生活法则，双方授权代表均系职务行为。第四，涉案《委托订购合同》第二条第1项约定德兴汇融公司代理湖南麓山公司向标准厂家及其经销商、贸易商采购符合规范标准的产品，第三条约定德兴汇融公司负有产品的交付义务。因此，涉案合同标的物的交付义务主体系德兴汇融公司货款的退还义务主体也系该公司。原审法院认定范一博系涉案合同标的物的交付义务及货款退还义务主体系认定事实错误，采信证据不当。第五，退一步讲，即使范一博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本案中湖南麓山公司也有理由相信范一博有权代表德兴汇融公司。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三条规定，被代理人依照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承担有效代理行为所产生的责任后，可以向无权代理人追偿因代理行为而遭受的损失。因此，即使范一博无权代理，也与我公司无关，基于涉案合同加盖了德兴汇融公司的公章，也应对德兴汇融公司产生法律约束力。二、原审法院认定德兴汇融公司仅是代为收取货款，并根据范一博的指示进行转款或退款，系认定事实错误，采信证据不当。首先，假如双方之间不存在涉案合同关系，而本案中湖南麓山公司与范一博之间也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也没有付款义务。既然湖南麓山公司对德兴汇融公司和范一博均没有付款义务，那何来的代收100万元预付货款呢？且，涉案预付货款高达100万元，若没有书面合同约定代为收款，也不符合正常的交易习惯和一般生活法则。其次，既然德兴汇融公司不认可签订涉案《委托订购合同》，辩解其仅受范一博委托代收预付货款100万元，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诉讼规则，德兴汇融公司应负有举证义务，否则应当承担不利后果。三、退一步讲，即使双方之间买卖合同关系不成立，德兴汇融公司收取100万元预付货款更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也应当将收取的100万元预付货款退还。综上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支持湖南麓山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将该案发回重审。德兴汇融公司辩称，1.德兴汇融公司法人李正兴并未与湖南麓山公司签订涉案合同。2.并未授权范一博与湖南麓山公司签订涉案合同，对于湖南麓山公司提到的不当得利之诉应当另行起诉。湖南麓山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湖南麓山公司与德兴汇融公司签订的《委托订购合同》(合同编号：yy—202003-1013)于2020年4月22日解除；2.判令德兴汇融公司退还湖南麓山公司剩余预付货款80万元，并向湖南麓山公司支付违约金(以80万元为基数，自2020年4月4日起按月利率2%标准计算至德兴汇融公司退还完毕全部预付货款之日止；暂计算至2020年8月17日为72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湖南麓山公司提供合同编号为yy—202003-1013的《委托订购合同》一份，该合同载明：购货方（甲方）为湖南麓山公司，供货方（乙方）为德兴汇融公司；产品名称为莫斯科医用熔喷布，金额196万元；交货时间为签订合同起7个工作日内交完货（打印内容）/3月15日交完货（手写内容，湖南麓山公司加盖合同专用章）……但交货时间延迟不得超出15个工作日，否则甲方有权解除合同，乙方应退还该批次货物的全部货款，还应支付以应退款金额为基数自甲方第16个工作日起按照月利率2%给付甲方的违约损失；甲方支付50%预付款给乙方作为委托采购款项，并委托乙方代为支付并采购相应货物。该合同上加盖的德兴汇融公司公章并非原件，授权代表“范一博”为打印；该合同首页部分载明签订时间为2020年3月9日，签订地点为广州，但落款处载明的签订日期为2020年3月13日。2020年3月13日20时0分50秒，湖南麓山公司向德兴汇融公司转款100万元，德兴汇融公司账户余额显示为1000100元。2020年3月14日，德兴汇融公司向周子涵转款80万元，余额显示为20万元。2020年4月25日，德兴汇融公司向湖南麓山公司退款20万元，余额显示为20元。湖南麓山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湘华与德兴汇融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正兴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20年4月11日李正兴：“没别的事，问下范给你发货了么，或者同意退款么？”张湘华：“没有发！我已告知他了！星期一必须退。”4月14日张湘华向李正兴发送其与范一博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其中张湘华称“老范，我这里是国企，按合同要求你已严重违反合同，货我也不要了，实在是等了，财务天天催！你在明天下班之前把钱退到我们账上吧”、“请准时退款”），并称“我已再次强调，明天下午必须退款！请你协助！”4月17日张湘华：“李总，那个他今天应该会退款给我，我已经给他下了最后通牒。”（注：语音转换成文字）李正兴：“好的，他退回来我到时候退给你。”张湘华在微信中一再要求李正兴催范一博退款，李正兴表示一天一个电话问范一博，并要求张湘华跟范一博沟通，在张湘华表示起诉时，李正兴称“你这个起诉就是经济纠纷，我都问过了，他这个不算，他这个应该算是诈骗，不行咱们可以一起报警”；张湘华回复称“但起诉对你影响大！有记录”、“可以报警”。张湘华、李正兴、范一博三人的微信群的聊天记录显示：4月19日张湘华：“范总，今天钱必须退还，且唯一退款途径只能从李总公司退到我们公司”、“一百万必须一次性退回”，并@范一博“我没同意过分步退的这一说，必须一次性退到我们公司账号上”。4月20日张湘华：“范总，钱打到李总公司账上吗”、“我这边还没收到。”李正兴：“我这边也没有收到。”之后张湘华又@范一博“钱怎么还不退”，范一博回复“你稍等，我刚睡醒，我催下款”（注：语音转换成文字）。李正兴、范一博、李正兴之妻史思源、周子涵的微信群的聊天记录显示：3月13日白天范一博与李正兴讨论关于25%进项税的问题；到了晚上，范一博@史思源称“应该到了100”，周子涵@李正兴“抓紧查一下”，李正兴表示“我给会计打个电话……”，周子涵又称“怎么这么晚才打啊”、“会计刚才在公司等到七点”。李正兴与范一博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20年4月20日李正兴：“老张那到底这是什么局，你跟他怎么说的”、“赶紧把钱退回来我给他退回去吧。本来就是帮忙的事，这给我弄得一身骚。”范一博：“那行，你把你公司的卡号给我一个。”（注：语音转换成文字）关于合同的来源，湖南麓山公司称：2020年3月份为疫情期间，湖南与山东之间不能正常往来，湖南麓山公司方与范一博对合同内容进行沟通、洽谈，范一博将加盖以德兴汇融公司公章的涉案合同通过微信发送给湖南麓山公司的业务员刘凯的同学谷程，谷程通过微信发给刘凯，湖南麓山公司加盖公章后谷程又通过微信发给范一博。湖南麓山公司认可范一博未向其出示过德兴汇融公司对范一博的委托授权手续，仅称范一博自始至终以德兴汇融公司代表的身份与湖南麓山公司进行沟通。一审法院认为，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诉讼规则，湖南麓山公司主张与德兴汇融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对此应负有举证责任。湖南麓山公司提交的银行业务付款回单仅能证实其向德兴汇融公司账户内汇入100万元，不足以证实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湖南麓山公司提供的合同并未加盖有德兴汇融公司公章原件，湖南麓山公司亦未提供有效证据证实范一博有权代表德兴汇融公司与其签订合同；根据德兴汇融公司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及款项的交易记录可以看出，本案双方当事人及范一博均认可涉案合同标的物的交付义务及货款的退还义务主体均为范一博，而德兴汇融公司仅是代为收取货款，并根据范一博的指示进行转款或退款，综合上述情况，湖南麓山公司关于其与德兴汇融公司系涉案合同主体的主张不能成立，其据此提出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驳回湖南麓山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520元，减半收取计6260元，申请费5000元，均由湖南麓山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湖南麓山公司提交以下证据：1.李正兴与范一博微信聊天记录共8页（由范一博发到了张湘华和代理人马永桂的手机）、范一博与谷程微信聊天记录共13页（由范一博发到了张湘华和代理人马永桂的手机）、谷程与刘凯微信聊天记录共5页（由刘凯发到张湘华的手机）、范一博亲笔书写证明一份，拟证明：1、证明涉案合同签订的过程；2、合同确实是李正兴盖章发过来的，德兴汇融公司对合同内容是完全知晓的，签订涉案合同系德兴汇融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3.涉案合同上加盖的德兴汇融公司的公章是真实的，涉案合同依法成立并生效，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4、涉案合同第一页抬头德兴汇融公司为供货方，负有产品的交付义务。因此，涉案合同标的物的交付义务及货款的退还义务主体均为德兴汇融公司。德兴汇融公司质证称，该组证据系微信聊天截图，其原始载体体现的内容也是微信聊天截图，并非微信聊天原始画面，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范一博的书证没有原件，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经审查本院认为，湖南麓山公司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证实案涉合同的签订过程，本院予以采信。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对当事人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谷程、刘凯、范一博分别通过微信聊天确认了案涉合同。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案涉合同中虽然加盖有德兴汇融公司的公章，但根据合同的形成过程及此后湖南麓山公司法定代表人与德兴汇融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聊天记录，德兴汇融公司是根据范一博的要求代收款项和退款。签订合同前，湖南麓山公司并无证据证明范一博系德兴汇融公司的授权代表，代表该公司开展业务。以此，湖南麓山公司基于买卖合同关系要求德兴汇融公司承担还款义务，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湖南麓山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520元，由上诉人湖南麓山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高静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日书记员  杜淼